总目录

金雀花王朝：缔造英格兰的武士国王与王后们

伊莎贝拉：武士女王

文前辅文

金雀花王朝的初代国王从诺曼王朝手里继承的是一个四分五裂、流血漂橹的残破国家，随后却将它发展壮大成为一个帝国，其版图在巅峰时刻从苏格兰一直延伸到耶路撒冷。在这部史诗式的叙述历史中，丹·琼斯提出了一个观点：都铎王朝的君主们远远比不上之前的金雀花国王们，那些同样血气方刚、英勇无畏而足智多谋的帝王。

金雀花王朝的王后当中也涌现了一批性格刚烈的女强人。征服者威廉的孙女玛蒂尔达宁愿掀起一场血腥的内战，也不肯放弃对王位的权利主张。阿基坦的埃莉诺先是当上了法兰西王后，后来又成了英格兰王后。埃莉诺的儿子之一，狮心王理查在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中勇敢地向萨拉丁发出挑战，不料在归途中遭到暗算。埃莉诺的另一个儿子，约翰国王，则被迫向自己的臣民屈服，签署了《大宪章》，这份契约就是我们今天的《权利法案》的基石。金雀花王朝将英格兰塑造成了我们今天熟知的模样，并制订了许多法律和政治惯例，我们在创建自己的政府时，也借用了这些法律和惯例。

这个时代有骑士精神，有十字军东征，有托马斯·贝克特，有强大修会的崛起，有黑死病，有议会的奠立，有黑太子，也有百年战争。这部《金雀花王朝》的作者是一位天赋异禀的青年历史学家。《冰与火之歌》的粉丝会喜欢这部书。曾经手不释卷地阅读亨利八世历史并且对不列颠最著名君主们的狡黠、奸诈和魅力叹为观止的读者也会喜欢《金雀花王朝》。

本书获誉

第一国际畅销书

《泰晤士报》（伦敦）年度好书

《观察家报》（伦敦）年度好书

“这部历史引人入胜，讲述了一个充满人性优缺点的王朝的故事，足以证明，其作者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历史学家。”

——《星期日电讯报》

“故事讲得扣人心弦……《金雀花王朝》令人满意，读起来也非常享受。这是一部现实版的《冰与火之歌》，不需要增加妖魔鬼怪。”

——《文学评论》

“这是部妙趣横生的叙述史，书页上挤满了极富个性的人物、对战争和比武的生动鲜明的描摹、身披精美天鹅绒华服的贵妇人和甲胄熠熠生辉的骑士。”

——《标准晚报》

“出类拔萃！气度磅礴，叙述紧扣心弦，这是最上乘的叙述历史。横跨两个世纪的英国历史，绘声绘色地讲述宫廷阴谋、凶残诡计和残酷战争，异彩纷呈的王朝史。”

——西蒙·塞巴格·蒙蒂菲奥里，《耶路撒冷三千年》的作者

“这是最具史诗风范、最惊险刺激的历史。我绝不相信会有人不能从中得到无穷乐趣。”

——汤姆·霍兰，《卢比孔河：罗马共和国的胜利和悲剧》的作者

“金雀花王朝在塑造英格兰民族的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而丹·琼斯带着机智、神韵和鲜明的洞见，将他们的故事讲得令人拍案叫绝。这是一部令人欢欣鼓舞的历史，是为一个精彩、残暴而嗜血的王朝所做的绝妙肖像，令人耳目一新。”

——海伦·卡斯托，《母狼：伊丽莎白之前统治英格兰的女人们》的作者

“丹·琼斯是大卫·斯塔基的高足，像他的导师一样渊博，同时表现出小说家一般的灵动和情感……这是一部了不起的通俗历史。《金雀花王朝》足以证明，当代的历史著作也能以优美的文笔、机智和魄力探究中世纪的世界。”

——《观察家报》（伦敦）

“这部惊险刺激的叙述史首先是一个伟大的故事，充满厮杀、个性的冲撞、背叛，以及著名的金雀花王族的暴躁脾气。琼斯是一位优秀的导游，引领我们参观这个动荡的世界。《金雀花王朝》成功地将一个非同一般的家族刻画得栩栩如生、引人入胜。”

——《电讯报》

文前辅文

因为睿智之士应当考虑到，命运的恩宠反复无常，她的轮子始终在旋转……君主务必小心谨慎，铭记在心，尽管仁慈的造物主……有极大的耐心……但他在惩罚冥顽不灵和恣意妄为之徒时，万般严苛，往往在恶人尚在人世时便对他施加惩罚。

——威尔士的杰拉尔德《爱尔兰的征服》

目录

- 谱系

- 序言

- 中文版序

- 地图

- 第一部 灾祸的年代（1120～1154）

- 白船

- 寻找继承人

- 海难

- 雄心壮志

- 惊世骇俗的妻子

- 征服者亨利

- 第二部 帝国的年代（1154～1204）

- 子孙满堂，王国复兴

- 金雀花国度

- 不神圣的战争

- 继承的安排

- 鹰巢

- 胜利者亨利

- 熊熊燃烧的世界

- 理查登基

- 东方称雄

- 背叛

- 意外的绕道

- 狮心王归来

- 至高无上的无地王

- 软剑王约翰

- 胜利与灾难

- 无地王垮台

- 第三部 对抗的年代（1204～1263）

- 挽救危局

- 残酷的主人

- 末日的开端

- 布汶战役

- 《大宪章》

- 巩固遗产

- 迟来的亲政

- 神圣的王权

- 《牛津条例》

- 刘易斯之战

- 从牢狱生涯到伊夫舍姆

- 豹

- 第四部 亚瑟王的年代（1263～1307）

- 登基为王

- 新的亚瑟王

- 最后摊牌

- 国王的城堡

- 征服的代价

- 驱逐犹太人

- 苏格兰的大业和法兰西的诡计

- 征服苏格兰

- 危急时刻

- 旧病复发

- 第五部 暴力的年代（1307～1330）

- 国王和他的兄弟

- 受约束的国王

- 搜捕

- 希望与灾难

- 新的宠臣

- 内战

- 国王的暴政

- 莫蒂默、伊莎贝拉和爱德华王子

- 最终的较量

- 虚假的黎明

- 第六部 光荣的年代（1330～1360）

- 宫廷政变

- 光荣的国王，一贫如洗的王国

- 新的伯爵，新的敌人

- 百年战争爆发

- 爱德华三世在海上

- 雄霸天下

- 公主之死

- 嘉德勋位

- 胜利的十年

- 第七部 革命的年代（1360～1399）

- 家事

- 由盛转衰

- 好议会

- 新的国王，老的问题

- 英格兰群情激愤

- 危机再临

- 背叛与伤痛

- 重塑王权

- 理查二世的复仇

- 理查二世垮台

- 理查二世众叛亲离

- 终章

- 推荐书目

- 译名对照表

谱系

1.诺曼王朝

2.金雀花王朝

卡佩王朝

腓力一世 1060～1108

路易六世 1108～1137

路易七世 1137～1180

腓力二世 1180～1223

路易八世 1223～1226

路易九世 1226～1270

腓力三世 1270～1285

腓力四世 1285～1314

路易十世 1314～1316

约翰一世 1316年11月15日至20日

腓力五世 1316～1322

查理四世 1322～1328

瓦卢瓦王朝

腓力六世 1328～1350

约翰二世 1350～1364

查理五世 1364～1380

查理六世 1380～1422

3.法兰西国王，1060～1422年

序言

金雀花家族是些什么人？其实，本书中的任何人物都不曾用这个名号称呼自己，只有一个例外：安茹伯爵若弗鲁瓦。这个英俊而好斗的红发少年出生于1113年，他在自己的帽子上佩戴了一小枝黄色金雀花，盾牌上则饰有狮子纹章。金雀花家族的名字（Plantagenet）源自金雀花的拉丁文名字（Planta genista），而举右前足向前行进、面部正对观看者的狮子则成了英格兰王室的纹章标志。从寒风萧瑟的苏格兰低地到尘土飞扬的中东平原，英格兰的大军都在这样的徽记引领下徐徐前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若弗鲁瓦本人从未到过英格兰，对这个国家几乎没有任何直接的兴趣，而且，他去世于1151年，三年之后，他的长子才继承了英格兰王位。

不管怎么说，“金雀花”是个霸气十足的威名。若弗鲁瓦的后裔统治英格兰超过两个世纪，其中第一位国王是亨利二世，他于1154年继承王位；最后一位国王是理查二世，他在1399年被自己的堂弟博林布罗克的亨利废黜。金雀花王朝是英格兰历史上延续时间最久的一个朝代，在其统治时期，我们今天所知的英格兰的一些最基本元素得以奠定。王国的边界被确定下来，与邻国——主要是苏格兰、威尔士、法兰西，但也有低地国家、罗马教廷和最终演变为西班牙的伊比利亚半岛诸国——的关系也建立起来。传承至今的法律准则和政府机构的核心模式是在金雀花王朝时期出现的，其中有些是国王们自行缔造的，有的纯属偶然，有的则是国王们被迫建立的。民族历史与传奇的丰富神话被创造出来，对两位民族圣徒——忏悔者爱德华和圣乔治的崇拜也问世了。英语原先是一种低俗落后、相当粗野的地方方言，在这时期演化为议会辩论和诗歌创作的语言。伟大的城堡、宫殿、大教堂和纪念碑拔地而起，其中很多屹立至今，见证了构思、建造和保卫它们的那些人的天才。英雄们呱呱坠地，死得其所，身后留下传奇。还有一些恶棍的名字在历史的书卷中回响，其中一些恶棍还戴着王冠。欧洲历史上最著名和富有戏剧性的一些战役是在这个时期爆发的：布汶战役和班诺克本战役、斯勒伊斯战役和温奇尔西战役、克雷西战役和普瓦捷战役。从诺曼时代到15世纪初期，军事策略发生了革命性转变。在诺曼时代，战争的主体是攻城战；在15世纪初，两军对垒的正面交锋已经变得司空见惯，英格兰军队拥有勇猛无畏的武士和杀伤力极强的乘骑弓箭手，因此能够横扫欧洲。到金雀花王朝末期，英格兰人已经开始探索在开阔海域厮杀的艺术。海战战术的发展落后于陆战，但到了14世纪中叶，英格兰海军已经初具雏形，足以保卫海岸和袭击敌船。无可争议的是，在金雀花王朝的年代，发生了许多野蛮、暴虐、残酷和愚蠢的事情，但到本书结尾的1399年，这个于1066年被诺曼底的私生子威廉征服的寒冷岛国已经演变为基督教世界中最成熟、最重要的王国之一。它的核心便是王室的权力和威仪。

这就是本书描述的历史进程。但本书也致力于娱悦读者。这是一部叙述历史的书，讲述了英格兰的一些最伟大的故事，包括斯蒂芬和玛蒂尔达对抗的内战；亨利二世的骑士们谋杀托马斯·贝克特；1173～1174年的大叛乱；理查一世在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期间针对萨拉丁的战争；诸侯反对约翰国王的战争和《大宪章》的签署；倒霉的亨利三世努力对付诸侯的挑战，其中包括他的妹夫和死敌西蒙·德·孟福尔；爱德华一世在威尔士和苏格兰的南征北战；爱德华二世与皮尔斯·加韦斯顿的奇特恋情和他在1327年的悲惨退位；爱德华三世挑起百年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与他的儿子黑太子并肩作战，俘虏了法兰西国王，后来又设立嘉德勋位，以庆祝英格兰新的军事主宰地位；黑死病的肆虐；1381年农民起义中理查二世勇敢地直面瓦特·泰勒的起义军，随后是理查二世的暴政和最终垮台。这些故事本身令人血脉贲张，但也是历史正典的一部分。即便是在21世纪的文化紊乱中，这些故事仍然能够为作为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英格兰下定义。金雀花王朝的历代君王不仅将英格兰缔造为一个政治和军事实体，还发明了“英格兰”的概念，这个概念在今天和在过去一样重要。

这是一本很长的书，原本或许还可以写得更长。为了方便阅读，我将全书分为七部。第一部“灾祸的年代”讲述的是诺曼王朝末年英格兰的悲惨状况。诺曼王朝从征服者威廉开始，然后是他的两个儿子威廉·鲁弗斯[1]和亨利一世的统治。亨利一世死后，一场残酷恶毒的内战席卷了英格兰和诺曼底，令其陷入瘫痪状态。争夺王位的双方是征服者威廉的外孙斯蒂芬国王和威廉的孙女玛蒂尔达皇后。在近二十年的血腥厮杀之后，问题才终于得到解决，玛蒂尔达一派得胜。在这个时期，英格兰有两个宫廷、两个政府分庭抗礼，公共权力被分割，乡村化为黑烟滚滚的废墟，到处有雇佣兵为非作歹。直到玛蒂尔达与若弗鲁瓦·金雀花的长子亨利·菲茨安普莱斯登基，英格兰才得以统一，恢复良好秩序。亨利·菲茨安普莱斯外表邋遢、脾气火爆，但是非常聪明。他就是后来的亨利二世。借助好运气、充沛的精力、优异的军事才华和沉稳执着的个性，亨利二世确立了自己以及英格兰王室对从苏格兰边境到比利牛斯山麓的一系列领土的主宰权。

第二部“帝国的年代”的主题就是亨利二世统治他的辽阔疆土的故事。他的领地逐渐凝聚为一个帝国，尽管这并非出于他自己的意愿。“帝国的年代”介绍了亨利二世令人惊奇的军事征服，他与昔日好友托马斯·贝克特的灾难性争吵，以及他与不孝之子们和惊世骇俗的妻子阿基坦的埃莉诺之间的斗争。有人认为，他受到自己妻儿的摧残和困扰，是上帝为了贝克特之死而对他做的惩罚。“帝国的年代”还探讨了亨利二世对英格兰的法律、司法和官僚系统的革命性改革，这些改革给了英格兰延续数百年的司法程序和政府原则。

亨利二世虽然功勋卓越、成绩斐然，但他还是金雀花王朝名气较小的一位国王。他的第三子——狮心王理查一世才是真正的威名远播。他于1189年继承了金雀花帝国，当时欧洲正处于最为激情洋溢的十字军东征的白热化时期。理查一世尽管在英格兰度过的时间非常少，但他死后几十年内就成为传奇式英雄。他一生致力于保卫和扩张金雀花王朝的权力视野。他的征服兵锋远至西西里和塞浦路斯，在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期间甚至抵达耶路撒冷王国。随后他在德意志被俘，花费巨额赎金才重获自由，回国后与法兰西国王腓力二世·“奥古斯都”殊死搏斗、争夺遗产。“帝国的年代”于1204年落幕，在这一年，理查一世的弟弟约翰国王被腓力二世打得落花流水，丢失了诺曼底公国，辱没了家族的军事传统。他的统治将影响随后近一百五十年的英法关系。

第三部“对抗的年代”探讨了约翰的军事失败造成的影响。丧失诺曼底之后，英格兰国王被迫永久性地居住在英格兰，这个局面导致约翰和他的诸侯、教士和凯尔特邻居们不断发生冲突。“对抗的年代”始于约翰治下的黑暗日子。当时，英格兰讨伐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连连得胜，但约翰国王有人格缺陷，他异乎寻常的残忍玷污了这胜利的光荣。约翰对父王留下的复杂的政府机制的滥用引发了英格兰历史上最严重的宪法危机之一。1215年，英格兰陷入一场漫长的内战，内战的核心问题是：一个王国应当如何管束一位暴君？为了努力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英格兰人缔结了一项被称为《大宪章》的和约，但无济于事。《大宪章》表达了英格兰政府的一些重要原则。后来，在约翰的儿子亨利三世统治时期，以及约翰的孙子爱德华一世统治的早期，王权的反对派就将《大宪章》当作自己的战斗口号。在13世纪的余下时间里，所有反对王室的人在危机时刻都会援引《大宪章》作为自己的武器。其中一个主要的反对派人士叫作西蒙·德·孟福尔。“对抗的年代”以亨利三世和爱德华一世反对德·孟福尔的战争为结尾。

第四部“亚瑟王的年代”开始于1260年，金雀花国王和诸侯之间断断续续的长期内战快要结束了。这个时代的王室英雄是爱德华一世，他魁梧雄壮、冷酷无情、极其凶悍，据说曾把一个人活活吓死。在好斗成性的爱德华一世统治下，英格兰人终于停止内战，将注意力转向他们的邻居：苏格兰和威尔士。爱德华一世不满足于当英格兰的主人，还打算通过残暴的手段去征服整个不列颠岛，这就是“亚瑟王的年代”的主题。随着英格兰王政的一个新神话被创造出来，亚瑟王传说和搜寻亚瑟王遗迹的活动也越来越受欢迎。爱德华一世将自己打扮为亚瑟王（他原本是传说中的一位威尔士国王）的继承者，力图统一不列颠群岛，开启王政的一个新的辉煌时代。尽管诸侯掀起了一些风波，开始利用一种新生的政治团体（议会）来组织政治上的反对派，但爱德华一世几乎达成了自己的目标，而他对英格兰与苏格兰和威尔士关系的影响始终没有彻底消失。

爱德华一世尽管不是很受人爱戴，但无疑是金雀花王朝最伟大的君主之一。然而，从各方面看，他的儿子爱德华二世都是金雀花王朝最糟糕的国王。本书的第五部“暴力的年代”叙述的就是这位国王的疯狂故事。他完全不能理解王权的最基本责任；他的统治蜕化为一场恐怖的闹剧，外交政策一败涂地，当权者众叛亲离，还爆发了极其残酷的内战。爱德华二世与他的宠臣皮尔斯·加韦斯顿和小休·德斯潘塞的关系给英格兰政治造成了严重破坏。爱德华二世的表兄兰开斯特伯爵托马斯的野蛮行径也造成了很大灾难，他毫不妥协地与国王针锋相对，直到自己于1322年被处决。由于兰开斯特伯爵的好战和爱德华二世的昏庸无能，王权遭到践踏和贬抑，最终遭到臣民的群起而攻之。1307年至1330年的英格兰历史书卷沾满鲜血。本书第五部的目标是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以及暴力流血最终是如何结束的。

金雀花王朝最伟大的国王是爱德华三世，他还在少年时便登基为王，但不得不作为母亲及其情夫罗杰·莫蒂默的傀儡。他很快摆脱了他们的影响，随后三十年的光荣伟大的统治被记录在第六部“光荣的年代”中。百年战争初期，在爱德华三世、他的儿子黑太子和他的表兄格罗斯蒙特的亨利的英明领导下，英格兰扬眉吐气，大败法兰西、苏格兰和其他敌人（包括卡斯蒂利亚）。哈立顿山战役（1333年）、克雷西战役（1346年）、加来战役（1347年）、普瓦捷战役（1356年）和纳赫拉战役（1367年）这些陆地战役确立了英格兰战争机器（以长弓的致命威力为核心）在欧洲首屈一指的地位。斯勒伊斯（1340年）和温奇尔西（1350年）的海战胜利给了金雀花王朝信心，去涉足海战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竞技场。爱德华三世和他的儿子们刻意培植一种民族神话，将亚瑟王传说、对圣乔治的新崇拜和骑士精神的复苏（嘉德勋位得到创建）紧密交织起来。他们创造了一种文化，将英格兰贵族团结一心，在战争中勇往直前。到1360年，金雀花王朝的王权达到了巅峰，在内国泰民安，在外雄霸天下。一个新的伟大时代在招手。

英格兰的强盛兴隆来得突然，去的也突然。第七部描述了命运之轮（这是中世纪常用的一个比喻，指的是人生的跌宕沉浮）翻转得是多么快。1360年之后，爱德华三世的统治开始衰败，到1377年他的孙子理查二世登基时，统治的危机已经浮出水面。理查二世继承了许多非常严重的问题。从14世纪中叶开始，一波波的黑死病在欧洲肆虐，将英格兰的经济秩序彻底摧毁。老国王爱德华三世的儿子们之间的纷争导致英格兰的外交政策发生分裂，而法兰西在查理五世和查理六世治下恢复了元气，又一次开始将英格兰人往海峡方向逼退。理查二世摸到的牌固然糟糕，他的牌技更是奇臭无比。金雀花王朝的王室和宫廷引入了辉煌灿烂的外部装饰；中世纪英格兰的第一批伟大作家——杰弗里·乔叟、约翰·高尔和威廉·郎兰开始他们妙笔生花的文学生涯。但理查二世疑心极重、贪得无厌、凶残暴虐而且满腹恶意，疏远了他的王国里的一些最了不起的人物。到1399年，全国对他都厌倦了，他最终被堂弟博林布罗克的亨利废黜。

本书就此落幕。理论上，这个故事完全可以继续讲下去。爱德华三世的直系后裔统治英格兰一直到1485年，那一年，在博斯沃思，亨利·都铎从理查三世手中夺取了王权。事实上，“金雀花”这个名字最早是在玫瑰战争期间被王室使用的，1460年，议会档案记载道，“理查·金雀花，一般被称为约克公爵”，自命为英格兰国王。后来，爱德华四世和理查三世将这个姓氏赐给他们的一些私生子女，宣示他们是正统王族之外具有王室血统的人，这表明他们与古老而极富传奇性的王室血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将英格兰的金雀花时代划定为1254年至1400年，原因有三。

首先，这是中世纪英格兰绝无仅有的一个时期，王位能够相对稳妥、顺当地从一代人传到下一代人，而不至于发生严重的继承纠纷或争夺王位的战争。除了布列塔尼的阿尔蒂尔和法兰西的路易王子分别在约翰国王暴虐统治的初期和末期对英格兰王权提出了虽然有希望但最终无果的主张之外，在这些年中，英格兰王室没有受到任何竞争者的挑战。诺曼时期（斯蒂芬国王是末代君主）和理查二世被废黜之后的年代就不是这样了。理查二世之后，金雀花王室分裂为两个次级支系：兰开斯特家族和约克家族。

其次，我选择描写1254年至1399年这个时期，仅仅是因为，在我看来，这是中世纪最激动人心、精彩刺激的时期之一，英格兰历史的许多最伟大事件就发生在这个时间段。第三，我将本书局限于这个时期，也是出于实际操作的考虑。这是一部鸿篇巨制，还可以写得更长，达到目前篇幅的好几倍。我也很希望把金雀花王朝的故事一直讲下去，一直讲到该王朝在亨利·都铎登基时悲惨灭亡，但那样的话，卷帙就过于浩繁，不是一册能够在床上轻松阅读的书了。讲完这个故事需要第二本书。

创作这本书的过程非常愉快。我希望，阅读它也是一种享受。我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得到了一些人士的帮助。如果没有我那无可匹敌的代理人Georgina Capel，这本书绝不可能问世。我还要感谢Helen Castor博士，在我们讨论本书几乎方方面面的过程中，她表现出了极大的慷慨和智慧，对我鼓舞甚大。Ben Wilson和Sam Willis博士帮助我处理了海军的问题。Richard Partington就爱德华三世的问题给出了有益的建议。Walter Donohue、Paul Wilson和Toby Wiseman在不同阶段对手稿提出了宝贵意见。当然，所有讹误均由我本人负责。我的编辑Joy de Menil是个维京人，她从最初读到这本书开始，就表现出了极大热情，以极为细致和娴熟的技艺处理了它的文本。同样，我在哈珀出版社的英国编辑Arabella Pike对文本的意见和注解也非常耐心和有洞察力。大英图书馆、伦敦图书馆、国家档案馆、伦敦市立档案馆和市政厅图书馆对我帮助极大。我在研究3个世纪欧洲史的过程中参观了许多城堡、大教堂和古战场，这些地方的管理员、向导和工作人员都热情地帮助了我。

最主要的是，我要感谢Jo、Violet和Ivy Jones，她们忍耐了我持续不断的乱涂乱写，因此这本书理当奉献给她们。

丹·琼斯

[1] “鲁弗斯”（拉丁文：Rufus）意思是“红色”，威廉·鲁弗斯得到这个绰号，或许是因为他是个红脸汉子（本书脚注皆为译注）。

中文版序

一千多年来，英格兰一直是个君主国。今天的英格兰君主势力薄弱，没有政治实权，主要是象征意义的。但君主曾经是非常强大的。但如果要考量英格兰或者联合王国的历史，就必须承认君主的重要性。除了17世纪的11年（1649～1660年，当时国王被废黜，英格兰是一个共和国）之外，君主始终是将英格兰的过去与先进联系起来的单一而恒定的机构。

当我们思考英格兰和英国历史的不同时期时，仍然倾向于用当时在位的王族或君主来给历史时期贴上标签。所以我们将16世纪称为“都铎王朝时代”；将1714～1830年称为“乔治时期”，因为当时连续四位国王都叫乔治。“维多利亚时代”指的是19世纪末，大英帝国的时代，当时在位的是维多利亚女王。尽管今天的英国君主的权力相对来讲较弱，但未来的历史学家在回顾第二次世界大战到21世纪前几十年的时期时，很可能仍然会将其称为“伊丽莎白时代”，因为当前在位的是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她于1952年登基）。另外，我们不仅用国王和女王的名字来定义和划分英格兰与英国共同的历史，我们还用那些国王和女王的故事来构建我们民族历史的叙述。历史学家们会争论，如此研究历史的方式是不是现代的，是不是恰当的。但事实就是，我们就是这么做的。

本书及其续篇《空王冠》是关于金雀花王朝的英格兰的，也就是说，12世纪至15世纪末的英格兰，这个时期也被称为“中世纪晚期”。同时期的中国处于金朝、元朝和明朝初年：这是伟大的科学和艺术创新的时代，也是战争、侵略和瘟疫的岁月。在欧洲，这是伟大的王国和城邦的年代，各国领导人始终互相征伐，各国间的边界也始终在变化。

叛乱和内战肆虐横行。和中国一样，欧洲各国也遭到了14世纪中叶大瘟疫的毁灭性打击，这可能是近两千年来最严重的人口灾难。天主教会是欧洲的最高思想权威，而拉丁语——教会的语言——是知识阶层的通用语，西方所有国家受过教育的人都可以用拉丁语来交谈和通信。艺术和建筑被哥特风格所主宰，这种风格在英格兰与欧洲大陆的那些大教堂中仍可见到。社会等级森严，并且本质上仍然是封建社会。这是一个凶暴而酷爱打官司的社会。技术进步相对迟缓，但在欧洲那些新建的大学，比如巴黎、博洛尼亚、牛津和剑桥的大学，学术非常发达。贸易很繁荣。西方商人与世界各地的商人，包括中国商人，都有着定期的接触，但或许该时期最重要的文化交流活动发生在地中海东部，欧洲的军队在那里与穆斯林世界的军队展开了一系列漫长的战争，这些战争被集合起来称为“十字军东征”。

在这个时期的英格兰，金雀花王朝的十四位国王统治着一个经历了巨大动荡和变化的国家。我在本书的“序言”中解释了这个时期对英格兰历史（以及英国历史）为何非常重要，以及金雀花王朝为何如此非同寻常。但我在考量这两本书的时候，觉得有必要重复一下，这是一个极其激动人心、具有无与伦比的历史意义的时期，它产生的影响时至今日仍然清晰可辨。

2009年我开始写这部关于金雀花王朝的史书时，大多数人对这个时期知之甚少。英国和美国的学校大体上已经不开中世纪历史这门课了。或许就是出于这个原因，流行文化——电视、电影和历史小说——都聚焦于其他领域：都铎王朝的宫廷、两次世界大战、美国独立战争或19世纪和20世纪初英国贵族的生活。值得庆幸的是，这一切在发生改变。HBO的《权力的游戏》（它受到了金雀花王朝晚期历史的启发）这样的电视剧让全世界的大众了解到了中世纪。威廉·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也是以金雀花王朝的历史为基础的）经历了一场复兴，常常在舞台和荧幕上演。2012年，金雀花王朝末代国王理查三世失落的骨骸在英格兰的一个停车场地下被发现，并得到了DNA测试的确认。这个故事在全球媒体引起了轰动。

所以，很幸运的是，这是个写金雀花王朝历史的大好时机。你正在读的这本书是《纽约时报》（美国）和《星期日时报》（英国）强力推荐的畅销书。它在英国已被改编为一部大型电视连续剧。它已经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受到全世界数十万读者的喜爱。所以，我非常高兴地向大家推荐本书的中文版。

丹·琼斯

于伦敦巴特锡

2014年12月

地图

第一部 灾祸的年代（1120～1154）

仿佛基督和他的圣徒们在酣睡。

——《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

白船

王子酩酊大醉。在他借用的这艘船上，水手和乘客们全都醉醺醺的。1120年11月25日晚，在诺曼底的巴尔夫勒，拥挤的港口内停着一艘华丽的白色维京长船，在低沉的笑声中轻轻随波荡漾。在船上，英格兰和诺曼底名门贵胄的近两百名俊秀的青年正在纵情欢宴。他们将要在晚秋的英吉利海峡波浪滔滔的水域航行70英里，但现在，他们的船停泊在这个繁忙的港口城镇的边缘。成桶的美酒被滚着运上船，所有人都受到邀请，一醉方休。

这位王子是威廉·艾特林。他是英格兰国王和诺曼底公爵亨利一世唯一的合法子嗣，他的母亲是苏格兰的玛蒂尔达，这位识文断字、精明强干的王后的祖先是在诺曼征服之前曾统治英格兰的韦塞克斯王族。“威廉”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他的祖父——征服者威廉。“艾特林”则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太子的传统头衔。威廉口含银匙、喜好交际，是个符合人们惯性思维的纨绔子弟：长子往往备受溺爱，甚至会被宠坏。一位诺曼编年史家这样描述他：“身披金线织就的丝绸华服，身边簇拥着一大群扈从和卫兵，大放异彩，几乎拥有天堂的光辉。”方方面面的人都对他奴颜婢膝，致以“过分的尊崇”，因此他常常陷入“放纵的傲慢”。

一大群贵族青年环绕在威廉身边，其中有他的异母弟弟——林肯的理查，以及异母姐姐——佩尔什伯爵夫人玛蒂尔达。亨利一世国王特别丰饶多产，一共生了二十四个儿女，林肯的理查和玛蒂尔达是其中两个私生子。威廉的伙伴还包括他的表兄——布卢瓦的斯蒂芬，即征服者威廉的外孙；二十六岁的切斯特伯爵理查及其夫人莫德；杰弗里·里德尔，一位英格兰法官；王子的教师奥特弗尔；还有为数众多的其他堂表兄弟、朋友和王室官吏。他们代表着盎格鲁—诺曼贵族的黄金一代。他们的旅行方式如此奢华恣肆，乃是理所当然。

这艘白船属于托马斯·菲茨斯蒂芬，他的祖父艾拉尔德曾向征服者威廉的入侵舰队贡献了一艘长船。菲茨斯蒂芬请求国王赏他这份光彩，让他把王子一行人从巴尔夫勒安全送回英格兰南海岸。亨利一世开恩允许他运送王子一行，但向他发出了警告：“我把我的儿子威廉和理查托付于你，我爱他们，如同爱自己的生命。”

威廉的确是一位无比珍贵的乘客。他虽年仅十七岁，却已经富甲天下、春风得意。他在1119年娶了安茹伯爵富尔克五世（未来的耶路撒冷国王）的女儿玛蒂尔达。这门婚事旨在消除诺曼人和安茹人之间持续了好几代的敌意。安茹是卢瓦尔河下游的一个虽小但很重要的省份。大婚之后，威廉陪伴着父亲在诺曼底巡游了一年，学习治国之术。亨利一世与狡猾而肥胖的法兰西国王路易六世（绰号“胖子”）缔结了一项和约，编年史家马姆斯伯里的威廉称其为“极其聪明而小心拟定的和约”。亨利一世这是在手把手地向儿子传授王政的最高艺术，成效显著。一段时期以来，官方公文中将威廉称为“继任国王”（rex designatus），表明他已经出师，将要成为与他父亲共同统治的并列君主。

年轻的威廉生命中的巅峰时刻就发生在几周前，他跪在肥胖的路易六世面前，以诺曼底公爵的身份向后者致敬。这个半是宗教性质的仪式表明，亨利一世已经将诺曼底公国交给了儿子。仪式确立了威廉作为欧洲最主要政治人物之一的地位，还标志着他已经正式成年。新婚宴尔，又得到一个新的公国，再加上必将顺理成章地成为国王：这当然都是欢庆的很好理由，而威廉正在万般陶醉地欢庆。11月的下午时光短暂，晴朗、寒冷的夜晚很快降临，白船停泊在巴尔夫勒，大家纵情狂饮。

白船尺寸很大，足以容纳数百名乘客、五十人的水手队伍和大量财物。诺曼历史学家奥德里克·维塔利斯称它为“装配极其完善，可资御用”。它船身很长，吃水又深，船首和船尾都带有富丽堂皇的雕刻，配有大型中桅和横帆，两舷有划桨用的桨孔。舵在船的右侧，而不是中央，所以船长必须熟悉当地的海洋地理。掌舵的人是看不到船的左舷的。

这时刮起了相当强劲的南风，去往英格兰的旅程应该很快结束。晚间，白船的船员和乘客们向国王的船只道了别。白船原本应当紧随其后，但大家沉溺于宴饮，于是白船在夜幕降临很久之后仍然停泊在港口。白船起航前，神父前来用圣水为其祝福，却在嘲讽和狂笑中被赶走。

酒宴正酣，大家开始自吹自擂。白船及其船员没有携带多少辎重，而配有五十名桨手。船长醉醺醺地吹嘘道，虽然亨利一世国王的船先走一步，但他的白船的横帆吃饱了风，再加上桨手使出全身力气，肯定能比国王先到英格兰。

船上有些人开始担心，水手们都已经酩酊大醉，这种情况下高速航行可不安全。于是，威廉的表兄——布卢瓦的斯蒂芬借口肠胃不适，离开了宴会。他离开白船，另择一艘船回家。还有几个人对王子一行及船员们的狂野和刚愎自用感到不安，也离开了白船。尽管有这些人忧心忡忡地逃离，醉醺醺的水手们还是做好了起航的准备。午夜时分，月朗风清，白船起锚，开往英格兰。“它比有羽翼的箭矢还要迅捷，扫过波光粼粼的海面，”马姆斯伯里的威廉写道。但白船没能航行多远。

不知是由于船上的狂欢，还是简单的导航错误，或是上帝因他的圣水被拒绝而大发雷霆，白船离岸仅仅几分钟时间，就迎头撞上了港湾出口处的一座尖利的岩礁（今天依然可以看见这座岩礁）。白船的木制船首被撞出了一个致命的大洞。猛烈的撞击使得破裂的木板坠入海中。冰冷的海水开始涌入船体。船上所有人的第一要务是挽救威廉的生命。船员们一边尝试舀水，一边在船舷放出了一条救生艇。威廉和几名伙伴及桨手一起爬上小艇，准备返回巴尔夫勒的安全处。这一定是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场面：醉醺醺的水手疯狂地从受损的船中舀水，被猛烈冲击抛入海中的乘客们心惊胆寒地尖叫。很多贵族男女的锦衣华服浸透海水之后变得非常笨重，导致他们无法游到安全处，甚至无力踩水。浪涛声与溺死者的哭喊一同在海面上回荡。

小艇驶向港口的时候，威廉在恐慌的呼喊中听到了他的异母姐姐玛蒂尔达的尖叫声。她在呼喊救命，如果无人伸出援手，她肯定要在寒冷和黑暗中溺死。威廉于心不忍，于是命令小艇的桨手返回，去营救她。

这是个致命的决定。行将溺死的人不止伯爵夫人一个。救生艇接近她的时候，其他在冰冷海水中挣扎的乘客看到了它。许多人拼命爬上小艇，求得安全，结果是小艇也倾覆沉没了。玛蒂尔达没有得救，而诺曼底公爵和英格兰的继任国王威廉·艾特林也丢掉了性命。编年史家亨廷顿的亨利说：“他的脑袋没有戴上黄金的王冠，却在海中礁石上碰了个粉碎。”

白船上只有一个人幸免于难，他是一个来自鲁昂的屠夫，到巴尔夫勒登船收缴欠款，却被纵酒狂欢的人们一起带出了海。白船沉没时，他用羊皮裹住自己的身体取暖，同时紧紧抓住浮木，熬过了一夜。第二天早上，他浑身湿透、跌跌撞撞地爬上岸，将这个噩耗告诉大家。后来，少数死尸被浪潮冲刷上岸。也只有这么几具尸体最终被找到。

亨利一世国王所在船只的水手们清醒冷静，航行得小心谨慎，毫发无损地抵达了英格兰。国王及其家眷开始忙碌起来，准备过圣诞节。巴尔夫勒海难的可怕噩耗传到宫廷时，大家目瞪口呆。起初大家还瞒着亨利一世。权贵和官吏们都不敢告诉国王，他的三个孩子，包括他最心爱的继承人，成了“深海怪物的食料”（这是马姆斯伯里的威廉的说法），人们最后派了一个小男孩去向亨利一世禀报。小男孩跪倒在国王脚下，哭哭啼啼地讲述了这个悲剧消息。据奥德里克·维塔利斯说，亨利一世“跌倒在地，哀恸万分，不能自已”。据说，他后来再也没有笑过。

白船的沉没不仅是亨利一世的个人悲剧，也是诺曼王朝的一个政治灾难。用亨廷顿的亨利的话说，威廉“在将来统治国家的前景，比他父亲实际的统治更重要”。通过威廉·艾特林的婚姻，诺曼底与安茹得以修好。通过他对路易六世的效忠，整个盎格鲁—诺曼国家与法兰西缔结了和平。亨利一世保障自己的土地和遗产的全部计划和努力都依赖于儿子的生存。

威廉·艾特林的意外死亡，以及他的表兄布卢瓦的斯蒂芬的幸运逃生，将把此后三十年的西欧政治推入一场乱局。

寻找继承人

按照一位同时代的编年史家的说法，“除了上帝之外，无人能战胜”亨利一世。他是征服者威廉的第四子，统治英格兰长达三十五年，国泰民安，繁荣昌盛，令英格兰王权达到巅峰。1087年，征服者威廉死后，英格兰和诺曼底被分开了。亨利一世无情地将它们重新统一。1100年，兄长威廉·鲁弗斯死后，亨利一世夺得英格兰王位。1106年，他又在坦什布赖战役中打败了另一个哥哥罗贝尔·柯索斯[1]，夺取了诺曼底，此后将罗贝尔·柯索斯囚禁在加的夫城堡近三十年之久。亨利一世鼓励盎格鲁和诺曼贵族融合，令他们的文化和地产横跨英吉利海峡。同时，他选择玛蒂尔达为王后，这样就将诺曼人和撒克逊人的血脉结合在一起，医治了诺曼征服造成的创伤。

亨利一世是一位伟大的立法者和管理者。他建立了极其复杂和成熟的盎格鲁—诺曼政府体制，对他的父亲征服者威廉或兄长威廉·鲁弗斯治下的体制做了极大改良。他授予英格兰诸侯以《自由宪章》（遵循撒克逊末代国王忏悔者爱德华的法律）[2]，保障诸侯的权益，并对王权加以限制。他向英格兰各郡派遣王室直属法官，组建大型巡回法庭，调查罪案、滥用职权和腐败行为，加强王室在地方政府中的作用。他改革了国库，建立了财政机构，每年清算两次账目，并将英格兰和诺曼底的财会系统统一到一名财政大臣手下。他还做了很多努力，去保障诺曼底在欧洲大陆的地位。总体而言，亨利一世的政府是自罗马时代以来欧洲最先进的行政机器之一。“在他的时代，”《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记载道，“无人敢为非作歹；他为人类和动物都带来了和平。”然而，尽管亨利一世国王建立了丰功伟绩，他在一个关键任务上却一败涂地：他始终无法保障未来。

威廉·艾特林惨死之后，亨利一世努力再生一个合法的儿子，好把自己的领地和头衔传承下去。玛蒂尔达王后于1118年去世，于是他在1121年续弦，娶了一位叫作鲁汶的阿德丽莎的少女。奇怪的是，这个生了二十二个私生子的雄壮男人和新婚娇妻却不能生出一男半女。于是亨利一世只剩下一个相当绝望的选择。他不能将王位传给自己的任何一个私生子（比如非常精明强干的长子——格洛斯特伯爵罗伯特），于是打算指定仍然在世的绝无仅有的一个合法子嗣——玛蒂尔达皇后——为继承人。

弟弟在白船事件中丧生的时候，玛蒂尔达十八岁。此时她在德意志已经生活了十年。她在年仅八岁时就被送去那里，嫁给了德意志国王和神圣罗马皇帝海因里希五世，他的权威从德意志一直延伸到托斯卡纳。她在中欧的城市和宫殿的奢华光辉中长大成人，品尝到了最高级别的政治权力。海因里希五世在自己的广袤疆土上不断巡游，长期不在玛蒂尔达身边，于是她就担任摄政。她曾两次在罗马的盛大仪式场合戴上自己的皇冠。作为欧洲最重要的女性之一，她的身边簇拥着最闻名遐迩和位高权重的伟人显贵。

但在1125年，皇帝海因里希五世出人意料地去世了。她没有子嗣，于是她在德意志的政治生命宣告结束了。亨利一世立刻把她接回英格兰，将自己对国事的安排告诉了她。她返回英格兰的时候，带回了自己的皇后头衔，以及她最心爱的珍贵圣物——圣雅各的手骨。1126年圣诞节，在英格兰宫廷，玛蒂尔达坐在父王身边，他的忠诚的封臣们前来向她宣誓效忠，承认她是英格兰王国和诺曼底公国的继承人。这是个非同寻常的措施，亨利一世和他的封臣们都对此心知肚明。在12世纪，鲜有女性君主的先例。国王的角色是军人、法官和立法者。这些角色在中世纪不可避免地必须由男性承担。一位国王要求臣民发誓要服从他女儿的统治，这样的要求实在太苛刻。但不幸的是，亨利一世没有什么其他选择。

显然，玛蒂尔达需要一个新丈夫来巩固她的继承权。就像威廉·艾特林的婚姻一样，亨利一世寻求与安茹的伯爵们联姻。他与富尔克五世取得联系，安排玛蒂尔达与富尔克五世的长子若弗鲁瓦结婚。1128年6月17日，他们在诺曼—安茹的边界城镇勒芒结为夫妻。这一年，玛蒂尔达皇后二十六岁，她的新郎十五岁。马尔穆蒂耶的约翰记载称，婚礼“一刻不停地庆祝了三周，结束的时候，所有客人都得到礼物的馈赠”。

在婚礼之日，安茹的若弗鲁瓦是个身材高挑、傲慢自负的少年，头发呈姜黄色，精力充沛，还颇有些哗众取宠的天赋。他皮肤白皙，相貌英俊，因此赢得了“美男子”的雅号。传说，他喜欢在头发中佩戴一枝亮黄色的金雀花（拉丁文是Planta genista），于是他得到了另一个绰号：若弗鲁瓦·金雀花。马尔穆蒂耶的约翰后来描述他“令人爱慕，讨人喜欢……擅长辩论……而且特别擅长军事”。在结婚一周前，他在鲁昂被亨利一世封为骑士。他穿着紫色亚麻衣服，外罩双层链甲，配有金马刺，盾牌上绘有金色的雄狮图案，他的剑据说是北欧神话中的铁匠威兰铸造的。婚礼结束后，若弗鲁瓦就成了安茹伯爵，因为他的父亲富尔克五世放弃了这个头衔，前往东方，去登基成为耶路撒冷国王。

虽然拥有荣华富贵，玛蒂尔达仍然兴趣索然。若弗鲁瓦比她小十一岁，而且在诺曼人眼中，安茹人都是些杀害神父、亵渎教堂的野蛮人，在餐桌上的礼节也非常糟糕。传说安茹人是撒旦的女儿梅露西娜的后裔，她嫁给了一位古时的安茹伯爵。她在被强迫观瞻弥撒时显出了魔鬼的原形，飞出了教堂窗户，永远销声匿迹了，但她的魔鬼血液仍然在后裔的血管中沸腾冒泡。这都是远古的传说，但近期也有证据表明，安茹家族的血统是非常危险的。若弗鲁瓦的曾祖父“黑暗的”富尔克三世就因为凶残暴虐而臭名昭著。据说，他发现自己的第一任妻子与一名牧羊人私通之后，就让她穿着婚礼华服，将她烧死在木桩上。而他作为变态强奸狂和强盗的恶名从大西洋海岸一直传扬到圣地。

尽管若弗鲁瓦·金雀花有这样劣迹斑斑的家谱，亨利一世还是认为，他那拥有皇后头衔的女儿还是需要这样一位丈夫。夫妻俩并不琴瑟和谐，但这不是关键。他们在婚后的最初几年争吵不断，以至分居，但在亨利一世的督导下还是安定下来，完成了他们的政治使命。1133年3月5日，在勒芒，玛蒂尔达生下了他们的长子。夫妻俩为孩子取名为亨利，他注定将继承与他同名的外祖父的王位。复活节星期六，在勒芒大教堂，这个婴儿接受了洗礼，并被纳入圣尤里安的保护之下。但要保障这个孩子的未来，仅有圣徒的保佑还远远不够。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亨利一世对外孙寄予的厚望将受到质疑和挑战。

[1] “柯索斯”（Curthose，诺曼法语的写法为courtheuse）意思是“短袜子”，这是罗贝尔的绰号。马姆斯伯里的威廉和奥德里克·维塔利斯记载，罗贝尔的父亲征服者威廉曾嘲笑他为“brevis-ocrea（短靴子）”。

[2] 严格地讲，忏悔者爱德华并非英格兰的最后一位撒克逊国王，但可以算作韦塞克斯王族的末代君主。他死后无嗣，由妻子的哥哥、大贵族哈罗德·葛温森继位，史称哈罗德二世。哈罗德二世是英格兰的最后一位撒克逊国王，在黑斯廷斯战役阵亡，于是诺曼底公爵威廉征服了英格兰，开创诺曼王朝。

海难

1135年11月的最后一周，亨利一世及其扈从抵达了位于上诺曼底的利翁拉福雷。两百年来，这座城堡及其周围的森林一直是诺曼底公爵们常常造访的猎苑。亨利一世于星期一夜间抵达这里，打算于次日像他的祖先一样，尽享狩猎之乐。国王已经六十八岁高龄，但仍然身强力壮、精力充沛。

夜间，他突然病倒，病情迅速恶化。到这一周结束时，状况很明显，他病得非常重。根据鲁昂大主教的一封信，亨利一世“作了忏悔……捶打胸膛，摈弃了自己的仇恨”。12月1日，星期天，在三天的解罪、祈祷和施舍之后，大主教为亨利一世施行了临终涂油礼，随后国王与世长辞。

尽管许多编年史家记载了亨利一世死时的虔敬礼仪，但其中一位编年史家，亨廷顿的亨利，却记录了国王去世不久之后的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细节。国王的遗体被“运到鲁昂，在那里，他的内脏、大脑和眼睛被埋葬在一起”。然后“尸体被用刀子切割出许多口子，撒上大量的盐，然后裹在牛皮里，以遮掩四处蔓延的恶臭，已经有两个看管遗体的人因这恶臭丧命。甚至花了大价钱雇来砍掉他头颅、取出臭气熏天的大脑的那个人也死了，尽管他用亚麻布裹住了自己的脸……”

这是亨利一世之死的具体情况，但他的死亡的政治影响更糟糕。就在他那被涂上香油以防腐的遗体被运回英格兰以便在雷丁教堂下葬的途中，一场宪法危机开始酝酿，并且将会持续近二十年之久。这个时期通常被称为“无政府时期”，但在这个时期生活过的人们更愿意称其为“海难”。亨利一世未能留下一位成年男性继承人，使得盎格鲁—诺曼国家陷入纷争。自玛蒂尔达从德意志归国后，亨利一世曾三次——分别在1126、1131和1133年——要求他的封臣们宣誓对她效忠。但老国王尸骨未寒，臣民们便开始背信弃义。

1135年12月，玛蒂尔达的表兄——布卢瓦的斯蒂芬正在他妻子的家族领地布洛涅。他得知舅舅的死讯后，立刻渡海前往英格兰，直奔伦敦，在那里他被拥立为国王。然后，12月22日，他来到温切斯特，控制了国库，并让坎特伯雷大主教为他施涂油礼。他迅速采取行动，争取海峡两岸的盎格鲁—诺曼权贵的支持。贵族们很少犹豫或耽搁，迅速投入他的阵营。玛蒂尔达皇后、若弗鲁瓦·金雀花和他们的幼子一下子丧失了继承权。

英格兰和诺曼底的诸侯和主教们火速摈弃了玛蒂尔达，这很清楚地说明了12世纪王权的特征。女性统治者并非没有先例——三十年前，托斯卡纳的玛蒂尔达作为卡诺萨女伯爵，独立在意大利北部实行统治——但这些先例数量极少，难以令人信服。有传闻称，亨利一世在临终前将他的封臣们从对他女儿效忠的誓言中解放了出来。这正是大家愿意听到的。被女人统治可不是个吸引人的前景。

当时王权还有很强的选举性质。如果不是这样，亨利一世永远当不了国王。他分别在1100年和1106年攫取了英格兰和诺曼底，尽管他的哥哥罗贝尔·柯索斯比他更符合正统。现在历史在重演。如果遵照长子继承制度，斯蒂芬没有任何真实有力的权利主张。首先，他还有个哥哥——布卢瓦的特奥巴尔德，后者根据血缘的继承权比他更优先。但斯蒂芬毕竟是征服者威廉的女儿阿德拉的儿子，因此是个可以信服的候选人。他在亨利一世的宫廷和王子们一起长大，并且在其他盎格鲁—诺曼贵族中享有崇高地位。威廉·艾特林死前在白船欢宴的时候，斯蒂芬借口腹泻，在船出港前离去，因此躲过一劫，此后他一直受到亨利一世的宠爱。他时年四十出头，富裕、强悍而魅力十足，而且他的妻子玛蒂尔达的布洛涅伯爵领地对英格兰的羊毛贸易非常重要。他的兄弟——温切斯特主教布卢瓦的亨利在英格兰教会中势力很大，得到许多其他主教的支持。但或许最重要的是，斯蒂芬在权力真空中迅速采取了行动，夺取了王位。《斯蒂芬行状录》的不知名作者写道：“当时无人能够取代国王的位置，去铲除威胁着王国的巨大危险。”

这一切与玛蒂尔达形成了鲜明对比。1135年12月，皇后正怀着她的第三个孩子（在亨利于1133年出生后，她在1134年生了第二个儿子，取名为若弗鲁瓦；她的第三子威廉出生于1136年7月），没办法像她的表兄斯蒂芬那样迅速采取行动。她的丈夫若弗鲁瓦是个安茹人，在诺曼底和英格兰受到很大猜忌，而玛蒂尔达自己的名誉显然也好不了多少。据亨廷顿的亨利记载，皇后“极其傲慢，令人无法忍受……她几乎疏远了所有人”。尽管她的两个儿子——两岁的亨利和一岁的若弗鲁瓦的王室血脉比斯蒂芬更纯正，但在12世纪，蹒跚学步的娃娃不可能仅仅因为出身就被推举为王。在亨利一世去世前的几年中，玛蒂尔达与若弗鲁瓦夫妇和国王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因为他们想把诺曼边界的一些城堡占为己有，而老国王已经许诺将这些城堡送给另外一个女儿作为嫁妆。夫妇俩现在能做的就是将这些有争议的要塞纳入自己名下，同时等待时机。与此同时，斯蒂芬在巩固自己不是非常理直气壮的统治。

斯蒂芬发现，夺取王位容易，但真正要统治却很难。他依赖着一小群朋友，听取他们的建议，接受他们的辅佐，却未能控制住那些反抗他权威的诸侯。他没有亨利一世那样的深谋远虑、冷酷无情和政治智慧，把原本应当是他的铁杆支持者的人都疏远了。不到三年时间，斯蒂芬在海峡两岸的统治都摇摇欲坠。从1136年起，若弗鲁瓦·金雀花开始从诺曼底南部边界发动一场征服战争，而斯蒂芬无力抵抗他。国王的全副注意力都集中在英格兰，他相继失去了很多权贵的支持，包括：玛蒂尔达的同父异母兄弟——格洛斯特伯爵罗伯特，国内最强大的诸侯；斯蒂芬自己的兄弟——温切斯特主教亨利，因为斯蒂芬没有将亨利提升为坎特伯雷大主教，而是另择他人；索尔兹伯里主教罗杰，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王室行政官员，他的追随者和儿子被斯蒂芬逮捕，尽管斯蒂芬在登基时曾许诺不会骚扰教会及其主教。

斯蒂芬的统治从一开始就是四分五裂的。他在分配亨利一世小心积攒起来的财富时慷慨大方，但没有做到公平无私。他向朋友——如沃尔伦和罗伯特·德·博蒙特孪生兄弟——大肆赏赐，却没有去讨好强大的、地位巩固的贵族，如切斯特伯爵雷纳夫。斯蒂芬专横恣意的统治严重威胁了国家的稳定，更糟糕的是，他还愚蠢地去攻击亨利一世建立的专业化政府。他解雇了一些著名的职业官吏，而试图通过贵族军人来统治英格兰，根据他们的衔级来封官。

这一切造成了很大混乱，但对玛蒂尔达却是好消息。1138年，玛蒂尔达颇具影响力的异母兄弟——格洛斯特伯爵罗伯特正式从斯蒂芬阵营脱离。次年，在若弗鲁瓦·金雀花继续攻打诺曼底的同时，玛蒂尔达向罗马的第二次拉特朗会议发出呼吁，请求裁决公断，并入侵英格兰；她与格洛斯特伯爵联手，在布里斯托尔建立了大本营和初生的新政府。内战爆发了。

玛蒂尔达的阵营吸引了一群人数虽少但势力强大的对斯蒂芬心怀不满的贵族，包括布莱恩·菲茨康特和格洛斯特的迈尔斯。这两人都是“边界领主”，他们的领地位于英格兰和威尔士之间蛮荒的边界地带。在玛蒂尔达的父亲在位时，迈尔斯曾是英格兰西南部诸郡的一位势力强大的官吏。他们改换门庭的结果是，英格兰被一分为二。迈尔斯向英格兰全境的保王党要塞发动进攻，斯蒂芬无力招架；同时，玛蒂尔达的阵营借此机会发展壮大，越来越踌躇满志。但皇后的实力还远远没有强大到可以一口气将表兄打败。于是，战争打了很久。这一对表兄妹都自称是英格兰的合法统治者，但都没有足够的力量统一全国。

1141年，玛蒂尔达赢得了她的第一场重要胜利。1140年底，斯蒂芬国王将切斯特伯爵雷纳夫垂涎的土地和城堡赏赐给了他的敌人，得罪了这位伯爵。雷纳夫发起了武装反抗，从保王党手中夺取了林肯城堡。1141年2月，斯蒂芬攻打林肯城堡，希望将它收复。格洛斯特伯爵罗伯特抓住这个良机，率军攻入林肯，袭击王军。在随后的正面交锋中，斯蒂芬的部队一败涂地，国王本人被俘。

这本应是玛蒂尔达的天赐良机。她采纳了“英格兰人的女主”这个新奇头衔，尝试在伦敦安排一场加冕礼。斯蒂芬的兄弟温切斯特主教亨利现在是教皇特使，他也全力支持皇后。英格兰的许多主要贵族不愿意挽救一个他们早就怀疑的政权，于是抛弃了国王，各自解甲归田。但皇后未能充分利用她的优势。斯蒂芬的妻子领导了强有力的军事防御，继续抵抗玛蒂尔达；玛蒂尔达很快和温切斯特主教闹僵，她的傲慢自负惹恼了和她打交道的大多数权贵。为了支撑自己的统治，她向伦敦城征收苛捐杂税，不肯开恩减免赋税。伦敦市民不堪忍受，揭竿而起，于1141年6月24日将她赶出了伦敦城。玛蒂尔达的作战昏招迭出，居然试图攻打温切斯特主教亨利的主教区。在一场灾难性的失败中，格洛斯特伯爵罗伯特被俘。为了营救她的异母兄长，玛蒂尔达别无选择，只能安排一场俘虏交换，释放了斯蒂芬国王。她的短暂胜利只维持了不到八个月，现在付之东流了。

到1142年秋季，玛蒂尔达被斯蒂芬的军队一直追杀到牛津。到11月底，她被包围在自己的城堡内，希望越来越渺茫。在海峡对岸的远方，她的丈夫继续推进征服诺曼底的战役，取得了很大成功。格洛斯特伯爵罗伯特努力劝说他放弃手头的作战，去营救被围困的妻子，但无功而返。若弗鲁瓦顶多只愿意派出三百名骑士和他们的九岁儿子亨利。

随着圣诞节一天天临近，玛蒂尔达快绝望了。她没有等待丈夫派来的骑士，而是寄希望于自己的智慧。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她用白色斗篷裹住自己的身躯，静悄悄地溜向城堡的一座边门，从哨兵身边溜走，走向白雪皑皑的原野。她穿的白色伪装服在幽暗的天际线映衬下如鬼魅一般。她就这样徒步8英里，到达阿宾顿，而没有被俘虏。她在冰冻三尺的原野中行走，雪地里随时都会传来马蹄声，宣告追捕她的搜索队伍的到来。但追兵没有来。在阿宾顿，她遇见了一些朋友，在他们帮助下到达了英格兰西南部诸郡的安全地带。她得救了，争夺英格兰王国的战斗焕发了生机。

内战中的这个著名故事对玛蒂尔达来说是上苍保佑，对英格兰王国来说却是灾难。得到了生力部队的增援，并且受到他的异母妹妹奇迹般逃生的鼓舞，格洛斯特伯爵罗伯特继续领导着反抗斯蒂芬的战斗。但战争又一次陷入凶险的僵局。斯蒂芬仍然戴着王冠，但他依旧虚弱无力，不能赢得盎格鲁—诺曼贵族的忠诚。玛蒂尔达比以往强大了许多，但在1141年的溃败之后，在太多人眼中，她已经颜面尽失，没有希望以她自己的名义完成征服。唯一决定性的进展发生在诺曼底，若弗鲁瓦·金雀花迅速占领了这个公国，而斯蒂芬在他的整个统治生涯中只驾临诺曼底一次。到1144年，若弗鲁瓦占领了鲁昂，被推举为诺曼底公爵，于是那些在海峡两岸都有领地的贵族陷入了一个棘手的窘境：为了同一块领地，他们不得不承认两个领主的统治权。

英格兰和诺曼底都在这场战争中元气大伤，尽管诺曼底的损失小一些。从1142年起，英格兰分裂为两个宫廷——一个在斯蒂芬领导下，统治中心名义上在威斯敏斯特和温切斯特；另一个由玛蒂尔达统治，中心在英格兰西南部的迪韦齐斯。法治和公共秩序荡然无存。按照编年史家纽堡的威廉的说法，国家“遍体鳞伤”。英格兰北方没有国王坐镇，于是苏格兰国王大卫一世[1]鲸吞了威斯特摩兰、坎伯兰和诺森伯兰。在亨利一世治下，英格兰曾富饶繁荣、井井有条，边防巩固，现在却变成了诸多封建领主争权夺利的杀场。《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作者写道：“仿佛基督和他的圣徒们在酣睡。”

斯蒂芬和玛蒂尔达都以亨利一世的合法继承人自居，设立了各自的政府：他们都有自己的铸币厂、法庭、施恩庇护体制和外交机器。但一山不能容二虎。两个政府都不稳固，都不能保证自己的命令会得到执行，因此没有一个臣民能够信任法治。正如任何一个缺乏单一的、无可争议的中央权威的国家都会发生的那样，权贵之间爆发了残酷的掠夺冲突。全国各地的城堡和新近建造的设防房屋中都驻扎着佛兰德雇佣兵。为了将乡村武装起来，政府强征劳工徭役。地主们自己组织武装来保护自己的财产，于是普遍的暴力冲突进一步升级。空气中弥漫着庄稼被烧毁的浓烟，老百姓饱受四处侵袭劫掠的外国士兵的蹂躏。

这一时期的编年史充斥着对战争造成的苦难的描述。《斯蒂芬行状录》的作者记录了一个例子：“国王开始蹂躏索尔兹伯里周边那个美丽宜人、遍地好东西的地区；他们把遇到的一切都抢走，纵火焚烧房屋和教堂，并且做出了更残酷和野蛮的事情：将收割完毕、堆放在田野上的庄稼烧毁，把他们找到的粮食都吃个一干二净。他们在马尔伯勒附近的兽行特别残酷，在迪韦齐斯周边的肆虐非常恐怖，还打算对英格兰全境的对手做出同样的暴行来。”

最终，在1148年，玛蒂尔达离开了英格兰。她为这场斗争已经贡献了那么多光阴，现在却要离开，似乎有些奇怪。但是，在领导金雀花王朝的事业十年之久之后，她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在海峡对岸，她的孩子们——亨利和两个弟弟若弗鲁瓦与威廉——正在长大成人。玛蒂尔达打算退隐到普雷圣母小修道院（贝克修道院的一个单元，位于科韦伊），舒适地度过余生。她可以去拜访塞纳河对岸的鲁昂，它是诺曼底的首府，被奥德里克·维塔利斯称为“一座美丽的城市，坐落于潺潺溪水和葱翠绿荫之间……周围环绕着固若金汤的城墙、壁垒和城堞……”这座城市要好好感谢她，因为就是她在英格兰战线的艰苦努力牵制住了斯蒂芬国王，使得若弗鲁瓦·金雀花得以攻占这座城市。现在她打算要好好欣赏鲁昂的旖旎风光。

但她没有忘记英格兰。她的长子已经快十六岁了。现在轮到他来接过战斗的大旗了。亨利·菲茨安普莱斯将要在征服事业中一显身手。

[1] 苏格兰国王大卫一世是苏格兰的玛蒂尔达的弟弟。玛蒂尔达就是英格兰国王亨利一世之妻，即玛蒂尔达皇后的母亲、亨利二世的外婆。

雄心壮志

1149年4月13日，亨利·菲茨安普莱斯在德文郡海岸登陆。这是他第三次来到这个四分五裂的国度。他曾听母亲说，这个王国是属于他的。1142年，在最黑暗的时刻，在玛蒂尔达从牛津冰天雪地的荒原中逃亡之前，他就曾造访这个国家。在英格兰陷入危险僵局之时，他在舅舅格洛斯特伯爵罗伯特的监护和辅导下成长。亨利在布里斯托尔学习了十五个月，在那里邂逅了著名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和经院哲学家——巴斯的阿德拉德，后者将一篇关于星盘的专题论文献给这位年轻人。从1144年起，既是为了安全考虑，也是出于政治上的务实，亨利回到父亲身边，帮助他巩固作为诺曼底公爵的地位。现在，亨利即将成年，而且满怀雄心壮志，他要重返英格兰，夺回理应属于他的东西。

亨利是个相貌奇特的少年，喜怒无常，前一秒钟还是豪爽快活，下一秒钟就可能变得暴跳如雷。从父亲那里，他继承了红彤彤的面貌和充沛的精力；从外祖父那里，他遗传了盛气凌人的个性和捕捉机遇的敏锐。威尔士的杰拉尔德为后来的亨利做了一番生动鲜明的描述：“他面色通红，长着雀斑，圆脑袋很大，灰色眼睛敏锐而犀利地闪耀着，发怒的时候眼睛充血，神情热烈暴躁，嗓门粗且嘶哑。他的脖颈从肩膀上微微前倾，胸膛宽阔方正，胳膊粗壮有力。他身材矮壮，容易发胖，这是由于遗传，而不是因为他生活放纵。他通过锻炼来保持体型。他饮食很有节制。”

自幼年起，亨利就显得特别勇敢，尽管颇有些鲁莽。1147年，他第二次前往英格兰，不是为了学习，而是为了参战。尽管他只有十三岁，还是招募了一小群雇佣兵陪伴他渡过海峡，到英格兰协助母亲作战。这个狂野少年的到来在短期内令整个英格兰为之战栗：传闻他此次驾临，带来了数千士兵和无尽的财富。其实真相比较接近一场闹剧：少年亨利没钱给他的雇佣兵发饷，于是他们抵达英格兰几周后就弃他而去（“他们因懒惰闲散而削弱，因贫穷匮乏而不堪忍受，于是背弃了这位高贵的少年，”纽堡的威廉写道）。少年亨利的入侵让斯蒂芬感到好笑，而丝毫不感到威胁：他给亨利的雇佣兵发了军饷，让他收拾铺盖返回诺曼底。

十三岁的亨利敢于独立入侵英格兰，不管实际执行得多么糟糕，毕竟勇气可嘉，印证了他在父亲身边征战诺曼底得到的磨砺。至迟到1144年，若弗鲁瓦·金雀花就让他的儿子参与政府事务。亨利目睹了在法兰西大陆的极其复杂而四分五裂的政治中，长期军事战役是如何开展的。他知道自己在接受教育，为担任诺曼底公爵做准备；或许还有人向他暗示，他还会成为安茹伯爵。亨利追随父亲在安茹和诺曼底东奔西走，一口气骑马奔驰几个钟头，学会了纵马狂奔，他的速度后来成为传奇（由于常年骑马征战，导致他的双腿变形，成了罗圈腿）。

12世纪的法兰西分裂为许多松散且不断变化的领地，而没有一个中央权威，很多地方的统治者比军阀强不了多少。亨利观察着顽强而狡黠的父亲在征服诺曼底的战役中逐渐得胜，学到了很多东西：政治的生存是一场游戏，需要先发制人地应对权力更迭，控制好复杂多变的敌友关系，并在正确的时机向正确的盟友求助，这样才能开疆拓土。在这场令人眼花缭乱的游戏中，只有最精明和娴熟的玩家才能生存下来。

在这场封建领主的游戏中，亨利知道他有一个巨大的优势：他是一位皇后的儿子，拥有英格兰王位的继承权。法兰西有很多势力强大的公爵和伯爵，但国王只有两个：英格兰国王和法兰西国王。亨利深知，要想在欧洲大陆成为一支主要力量，并与法兰西的新国王路易七世（1137年登基）分庭抗礼，就绝不能满足于当一个强大的伯爵或公爵。他是“亨利，亨利一世国王的外孙，英格兰和诺曼底的合法继承人”。

1149年，亨利抵达英格兰之后，首要任务便是确立自己的地位：他是母亲事业的可信赖的继承人。英格兰不是他的家乡。他能听得懂英语，但不会说。拥有王室血脉很重要，但他现在需要赢得贵族们的认可。在马鞍上度过的漫长岁月没有白费，他纵马奔向北方，从舅公——苏格兰国王大卫一世那里接受骑士头衔的册封。1149年的圣灵降临节，他成为一名骑士。拥有骑士的腰带之后，他决心要让英格兰看看，他也拥有骑士的勇武。在南下途中，他尝试攻击约克，但未能成功，不得不逃往海峡，一路遭到王军的围追堵截。这位十六岁的骑士来到英格兰西南部，为正遭到斯蒂芬之子尤斯塔斯攻打的迪韦齐斯解围，然后迅速返回诺曼底。这次出征虽然不算圆满，但他至少赢得了重要的盟友，在战争中留下了自己的印迹。

1150年，若弗鲁瓦正式册封亨利为诺曼底公爵，其实亨利在事实上扮演这个角色已经有几个月之久。次年8月，亨利向法兰西国王路易七世宣誓效忠，宣示了他作为诺曼底公爵的权利和尊严。9月，若弗鲁瓦·金雀花突然去世，享年三十九岁。据马尔穆蒂耶的约翰记载，若弗鲁瓦从王室的一次会议返回，“在卢瓦尔堡突然病倒，发了高烧，倒在沙发上。然后，似乎是预见到了他的土地和人民的未来，他禁止自己的继承人亨利将诺曼底或英格兰的风俗引入他的家乡安茹，也不准将安茹的风俗引入诺曼底或英格兰”。然后，“彗星的出现预示了这位伟大王公的与世长辞，他的肉体脱离凡间，重归天堂”。

若弗鲁瓦·金雀花风云激荡的一生就这样戛然而止。十八岁的诺曼底公爵如果要实现双亲的雄心壮志，还有漫长的路要走。战斗会很艰难，但它带来的回报却几乎超出想象。

惊世骇俗的妻子

1152年5月18日，在普瓦捷大教堂，诺曼底公爵亨利与阿基坦女公爵埃莉诺喜结良缘。婚礼是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匆忙准备的，而且流程尽可能地迅速进行。和父亲一样，亨利娶的是一个年纪比自己大的女人。埃莉诺时年二十八岁，而他却是个刚刚过了十九岁生日的焦躁的年轻军人。这位新娘的无穷魅力几乎到了无法想象的程度，她凭借非传统意义上的美丽、直言不讳和顽固的政治观点而闻名整个基督教世界。就在两个月前，她还是法兰西王后——路易七世的妻子。埃莉诺为路易七世生了两个女儿，但没有儿子。路易七世以双方有血亲关系为借口，和她离了婚。

亨利与阿基坦的埃莉诺结婚，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抉择之一。对欧洲政治中这位雄心勃勃的年轻玩家来说，不可能有更好的新娘了。埃莉诺带来了财富、权力和广袤的疆土。她的阿基坦公国是法兰西王室势力范围的一个关键部分，从安茹边境一直延伸到比利牛斯山脉。她是个经验丰富的统治者和精明的政治家。对决心要在法兰西贵族中确立显赫地位的诺曼底公爵来说，她前不久被法兰西国王抛弃的事实更是增添了她的价值。

埃莉诺的故事超乎寻常。她生于1124年，是阿基坦公爵和普瓦图伯爵威廉十世的长女。威廉十世赞助艺术，热衷于征战，有时与教廷争吵，有时向教会权威虔诚地屈服。她的祖父威廉九世“行吟诗人公爵”是他那个时代最了不起的才子、诗人和歌谣作者。他用法兰西南部的奥克语创作诗歌，讲述诱惑、英雄主义和宫廷爱情的故事，这些故事是法兰西南部生活的组成部分。阿基坦家族就是以他的形象塑造的。威廉九世于1126年去世，也就是他的孙女埃莉诺出生后不久。十一年后，埃莉诺的父亲在前往孔波斯特拉朝圣的途中突然死去。于是十三岁的埃莉诺成了欧洲最丰厚遗产的唯一继承人。

阿基坦是一片幅员广袤、无序蔓延而组织松散的领地，包括了中世纪法兰西的四分之一以上。它包括加斯科涅领地、波尔多城、巴约讷城，以及圣通日、昂古莱姆、佩里戈尔、利穆赞、奥弗涅和拉芒什等伯爵领地。阿基坦历代公爵领地的北面是普瓦图伯爵领地，南面是西班牙半岛，他们和西班牙的纳瓦拉和巴塞罗那有联系。这是一个温暖、肥沃的地区，通过大西洋海岸上加斯科涅的各个港口经营着葡萄酒和食盐贸易，还拥有重要的旅游业，因为它控制着通往孔波斯特拉的朝圣道路，这些道路在比利牛斯山脉的少数几个山口汇集。不管谁控制这个公国，都可能会得到巨大的财富、权力资源和文化影响。但这种控制权可不是轻易就能到手的。政府的影响力在阿基坦很小。掌握权力的是一大群难以驾驭、桀骜不驯的领主，他们对公爵的效忠往往只是名义上的。世人皆知，这可不是一个十三岁小女孩能够统治的地方。法兰西的路易六世国王迅速采取行动。她父亲去世三个月后，1137年7月25日，在波尔多大教堂，埃莉诺被嫁给了路易六世的长子，十七岁的路易王子。与法兰西王室继承人的婚姻使得阿基坦得到了巴黎的保护。埃莉诺结婚仅七天之后，她的公公就去世了。埃莉诺成了法兰西王后。

这位来自南方的精力充沛而高度活跃的年轻王后在冷若冰霜的巴黎王宫很快显得格格不入。法兰西岛和阿基坦的文化差别极大，甚至语言也不同：北方的奥依语与埃莉诺及其大群侍从说的奥克语迥然不同。埃莉诺是个非常世故圆滑的南方人，既让丈夫如痴似狂，也让他心惊胆战。路易七世举止严峻而虔敬，埃莉诺却非常张扬奔放地展现王后的辉煌灿烂。她和侍从们穿着华贵奢侈，纵情享受穷奢极欲的宫廷生活，这让她丈夫的亲信们惊愕不已。路易七世身着僧衣，饮食简朴。据纽堡的威廉说，埃莉诺后来曾抱怨称，自己嫁给了“一个僧侣，而不是国王”。

从一开始，这段婚姻就在个人和政治两个层面上遇到了严重阻碍。正如法兰西著名的修道院院长——克莱尔沃的伯纳德所说，埃莉诺有能力“采纳坚定不移的政治立场”。她怂恿路易七世加入了好几场欠考虑的冒险，其中包括与香槟伯爵的一场残酷战争。这场战争的起因是，埃莉诺的妹妹彼得罗妮拉与韦尔芒杜瓦伯爵有了一场逢场作戏的私情[1]。很快，埃莉诺就有了热衷于制造丑闻和混乱的恶名。1147年，她陪伴路易七世参加第二次十字军东征，她参与此事的方方面面都引发了流言蜚语。人们（错误地）指责是她导致十字军遭到埋伏、损失惨重，还诬告她与她的叔叔图卢兹的雷蒙亲王（安条克的统治者）共谋，甚至与他有私情。后来的编年史家甚至造谣说，她曾和萨拉丁有过露水情缘，还企图与他一起乘船私奔，这个幻想故事有些奇怪，因为萨拉丁当时只有十岁。在从耶路撒冷回国的途中，路易七世和埃莉诺在图斯库卢姆短暂停留，觐见教皇犹金三世。教皇为这对夫妻做了婚姻辅导，还强迫他们睡在一张床上（配有教皇自己的贵重帷幕），以鼓励他们和解。

这都无济于事。尽管埃莉诺给路易七世生了两个孩子——香槟伯爵夫人玛丽生于1145年，布卢瓦伯爵夫人阿利克斯生于1150年——但到12世纪50年代初，迹象很明显，这段婚姻走到了尽头。如果埃莉诺生了一个男性继承人，或许婚姻还能维持，但事与愿违。1151～1152年的圣诞节，宫廷节庆活动在埃莉诺领土腹地的利摩日举行，一个公开的秘密已经人尽皆知：很快，国王和王后就将像他们之前的许多人那样，分道扬镳。1152年3月21日，一群法兰西主教宣布，路易七世和埃莉诺有较近的血缘关系，属于被禁止的近亲结婚，他们的婚姻无效。阿基坦公国仍然属于埃莉诺，而路易七世就像卡佩王朝自腓力一世以来的所有君主一样，离了婚。离婚让埃莉诺感到的只有如释重负。

但她高兴不起来，因为她虽然已经二十八岁，但地位就像父亲去世那天一样脆弱。单身的阿基坦女公爵重新开始寻找一位丈夫，向她求婚示好的人很多。1152年3月，她从博让西出发，穿过卢瓦尔河谷，前往她的公国的中心城市普瓦捷。这是一段险象环生的旅程。她深知周边的乡村非常危险，于是尽可能轻装急进。消息已经传开：埃莉诺已经不再是法兰西王后了。据说有绑架者从两个方向追击她。据图尔的一位编年史家说，布卢瓦伯爵特奥巴尔德五世和小若弗鲁瓦·金雀花（亨利的弟弟，时年十六岁）都打算埋伏埃莉诺，将她劫持，强迫她嫁给自己。

埃莉诺在巴黎宫廷待了十五年，学会了不少政治生存的技巧。她知道自己躲不过婚姻，而且婚姻也是必需的，但她下定决心，这次结婚一定要按照自己的心愿。所以她在火速前往普瓦捷的途中、甩掉企图绑架她的人时，想到了最有能力保障她未来的那个男人。此时，诺曼底公爵、安茹伯爵、曼恩伯爵和图赖讷伯爵亨利·金雀花正在诺曼底海岸附近的利雪，准备入侵英格兰，打着自己母亲的旗号夺得王位。埃莉诺在前一年见过亨利，当时亨利正和父亲一起访问巴黎，参加和谈。或许在那时候，婚姻不幸的王后和怀揣帝王壮志的亨利就两情相悦，将对方看作可能的未来伴侣。他们当时有没有缔结正式的约定，我们不得而知。

抵达普瓦图之后，埃莉诺向亨利发出消息，请他火速赶来娶她为妻。亨利没有浪费一分一秒时间，取消了入侵斯蒂芬国王的多灾多难王国的所有计划。“公爵被这位妇人的高贵所吸引，被她拥有的极大荣誉所诱惑，心急火燎地带着少数随从出发，快马加鞭，走过漫长道路，很快就称心遂愿，与她结为百年之好。”纽堡的威廉如此写道。于是，1152年5月18日，在普瓦捷的圣母大教堂，亨利·金雀花低调迎娶了阿基坦女公爵埃莉诺。他们的婚礼时间很短，非常低调，但产生了极大的震动。

最大的输家是路易七世。他知道埃莉诺一定会再婚，但他以为，她的未来夫婿是他的封臣，而埃莉诺作为他的前妻，应当事先征求他许可才对。他们没有去征询他的意见，这让路易七世对他们产生了永久的怨恨。亨廷顿的亨利写道，亨利与埃莉诺的婚姻是“法兰西国王与公爵之间深仇大恨的原因和源泉”。埃莉诺嫁给亨利，一下子改变了法兰西的地图。亨利在诺曼底、安茹、曼恩和图赖讷的领地现在与庞大的阿基坦公国融为一体。理论上，亨利一个人就控制着法兰西王国几乎整个西海岸和近一半的陆地领土。为了法兰西王室的未来，路易七世与埃莉诺离婚，这是个可以理解的决定。但让她落入亨利·金雀花手中，却是个不可原谅的大错。

让法兰西国王更郁闷的是，埃莉诺这次闪婚几个月之后就怀孕了，而且是个儿子，亨利也重新启动了征服英格兰的计划。这不仅让路易七世生不出儿子来成为笑柄，还成为夺走他与埃莉诺的女儿们对阿基坦公国的继承权的威胁。金雀花家族的一位继承人即将出世，他或许会同时统治诺曼底、安茹和阿基坦。不到两年之后，他还将拥有英格兰王位的继承权。

[1] 彼得罗妮拉与韦尔芒杜瓦伯爵拉乌尔一世私通。在埃莉诺怂恿下，路易七世允许拉乌尔与其妻布卢瓦的艾莱奥诺尔离婚，而与彼得罗妮拉结婚。艾莱奥诺尔的哥哥——香槟伯爵特奥巴尔德二世（就是英格兰国王斯蒂芬的哥哥）因此向拉乌尔和路易七世开战。战争持续两年，最后王军占领了香槟。彼得罗妮拉和拉乌尔一世被教皇英诺森二世绝罚。后来，新教皇塞莱斯廷二世将他们的婚姻合法化。

征服者亨利

威尔特郡的马姆斯伯里是一座凄凉的小镇，就像英格兰的任何一个小镇一样，在内战的蹂躏中饱受摧残。内战期间，马姆斯伯里的城墙和高地城堡至少遭到三次围攻，居民们多年来惨遭折磨和劫掠。1153年1月的一个寒风刺骨的日子，亨利·金雀花虎视眈眈地站在城墙外，准备摧毁这个小镇所剩不多的残余部分。他在冬季渡过海峡，其间险象环生，最后被暴风吹到这里的海岸。这一天是主显节，基督徒们庆祝东方三王拜访尚在襁褓中的耶稣。但亨利此行不是为了向国王致敬，而是要将他推翻。他带来了全副武装的一百四十名骑士和三千名步兵。

《斯蒂芬行状录》的作者对这一景象描述道：“一群平民百姓跑到环绕城镇的城墙上，好像要防守城墙。亨利命令他带来的步兵进攻。这都是些心狠手辣之徒，有的用弓箭和投射武器攻击守军，有的努力去破坏城墙。”当时的嘈杂声一定震耳欲聋：弩箭的嗖嗖声、城镇平民逃窜的哭喊声以及攻城武器投掷的巨石砸到城堡墙壁发出的巨响。倾盆大雨和狂风鞭笞着攻守双方。烂泥死缠着所有人。云梯被竖起，亨利凶悍的雇佣兵们轻松地爬上城头。居民们惊慌失措地逃向教堂，在僧侣们那里寻求庇护。雇佣兵们翻过城墙，穷追不舍。如果这位编年史家值得信赖的话，那么教堂遭到了洗劫，僧侣和牧师被屠杀，圣坛惨遭亵渎。

斯蒂芬国王已经在等待亨利的入侵，但他没想到马姆斯伯里会遇袭。斯蒂芬的王军正在攻打叛军驻守的城镇沃灵福德，他以为亨利会赶往那里与他交战。然而亨利不肯这么做，斯蒂芬不得不前去迎战入侵者。“这是一支实力雄厚的大军，有许多贵族，他们的旗帜闪着金光，既美丽又令人胆寒。”亨廷顿的亨利记载道，“但上帝并不在他们那一边，而只有上帝才能给人安全。”天气非常恶劣，追随斯蒂芬的那些人对他们的领袖没什么信心。“天堂的水闸洞开，寒风苦雨敲打着他们的脸庞，似乎上帝站在公爵那边作战。王军的士兵们几乎握不住他们的武器，抓不牢滴着水的长枪。”

斯蒂芬的士兵们浑身湿透，士气低落，不肯作战。内战已经拖了太久，而他们却要在如此险恶的条件下为被围的城镇解围。士兵们在此役中得到报偿或者预付金的希望很渺茫，于是斯蒂芬的军队发生了哗变。“国王……未能达成目标，撤退了。”纽堡的威廉写道。入侵者获得了第一场胜利。纽堡的威廉后来写道，在马姆斯伯里战役之后，“英格兰的贵族们逐渐投靠到亨利那边；于是，他权势日增，取得了许多辉煌胜利，公爵的威名令他的对手的君主头衔黯然失色”。但还没有这么简单。亨利在评估形势的时候，发现国民已经对战争万般厌倦。他对这些局势做出的反应，再加上他的军事胜利，使得他能够比他的母亲取得更大的进展。

亨利最先注意到的问题包括，他带来的雇佣兵令人畏惧，却不能赢得人们的信任。英格兰已经遍地都是外国雇佣兵，他们受到群众的深深怨恨。《斯蒂芬行状录》记载道：“贵族们再也不能忍受他们的兽行和野蛮的傲慢，于是向公爵建议，解散他的雇佣兵，让其各自回家，免得这些人的可耻行为招致上帝的复仇，给他，或者他的部下带来灾难。”亨利倾听了这些建议，表现出了灵活的头脑，这在将来对他有很多助益。他将五百名雇佣兵送回海峡对岸的诺曼底。他们渡海的时候遭遇了大风暴，无一生还。

亨利不愿意给已经精疲力竭的王国带来更多战乱，于是向贵族和主教们提出了和平建议。在坎特伯雷大主教特奥巴尔德和温切斯特主教亨利的帮助下，亨利打开了与斯蒂芬谈判的渠道。权贵们渐渐投靠到年轻的公爵这边。

加入亨利阵营的贵族中最重要的一位是莱斯特伯爵罗伯特。他和他的孪生兄弟沃尔伦是盎格鲁—诺曼贵族的精英成员，多年来一直忠于斯蒂芬。莱斯特伯爵是英格兰中部的一位势力极大的地主，这使得亨利在英格兰的心脏地带拥有了关键的领土优势。莱斯特伯爵也给亨利带来了重要的个人品质和丰富的经验，他在此后的余生一直是亨利最受信赖和最可靠的封臣之一。事实上，他就是亨利吸引到的，而且也是他所需要的那种贵族的典型。莱斯特伯爵将近五十岁年纪，识文断字，受过良好教育。他和威廉·艾特林一起长大，和沃尔伦曾是欧洲各宫廷的年轻宠儿，少年时就非常聪慧，能够和红衣主教们辩论。这对孪生兄弟曾对亨利一世和斯蒂芬忠心耿耿，但斯蒂芬无力保护他们在诺曼底的土地，这损害了他们的政治意志。

莱斯特伯爵代表着许多盎格鲁—诺曼权贵面临的复杂处境：他们在诺曼底拥有的领地得到金雀花家族的诺曼底公爵保护，而他们在英格兰的土地则在理论上受到斯蒂芬的保护。亨利的任务是说服更多像莱斯特伯爵一样的人，他有能力保护他们在英格兰和诺曼底的财产，而不会使其继续遭受战乱之苦。毕竟，这才是王权的根本目标。1153年春季，亨利开展了高度活跃的宣传活动。在访问布里斯托尔和格洛斯特（都是支持他母亲的堡垒）之后，他游历了动荡的英格兰中部。在那里，权贵之间错综复杂的条约保障着岌岌可危的和平。这个地区象征着斯蒂芬统治的失败：公共权威完全不存在。

亨利的新策略是做一个好的领主，而不是一位好将军。他没有蹂躏这些地区，而是在乡村坐镇，邀请大贵族们与他和平协商。他没有纵火焚烧庄稼，而是颁布宪章，保障权贵们在英格兰和诺曼底的土地与法律权益。他宣布，他如果要向他人授予英格兰土地，必须得到法律批准，以此表达自己对司法程序的尊重。他周游英格兰，在每一个地方都显示出自己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国王人选，他的巡视越来越像是胜利大游行。

但要完全避免战争是不可能的。1153年7月，亨利在沃灵福德与斯蒂芬交锋。沃灵福德位于泰晤士河一个长河弯内，在牛津东南，离威斯敏斯特和伦敦很近，这对斯蒂芬而言是很危险的。沃灵福德城堡忠于亨利，遭到了斯蒂芬的攻打。王军在该地区建造了一系列较小的城堡和堑壕工事，组成一个半永久性的防御圈。亨利率军前来为沃灵福德解围，但也感到，战争的结局快要降临了。

斯蒂芬国王已经在守株待兔。8月初，他率领一支极其强大的军队，迎战公爵。就像马姆斯伯里战役一样，士兵们普遍拒绝作战。据《斯蒂芬行状录》记载：“双方的首领……都不愿出战，因为这样的冲突不仅意味着手足相残，还意味着整个王国的毁灭。”人们倒不是厌倦了斯蒂芬的统治，而是厌倦了战争。“贵族们，那些英格兰的叛徒……不愿意作战，因为他们不希望任何一方获胜。”亨廷顿的亨利写道。但这些“英格兰的叛徒”已经忍受了近二十年内战之苦，他们知道，任何一方在战场上取胜都很可能导致贵族们的土地被大范围没收，国内的分裂局面会持续下去。停战的时机到了。亨利和斯蒂芬同意谈判。“国王和公爵在一条小溪上单独会谈，商讨缔结永久和平的方案。”亨廷顿的亨利写道，“和约是在这里开始的，但要到另一个时机才会完成。”双方都清楚地认识到了和平所需的条件：斯蒂芬将不得不承认亨利·金雀花为他王位的合法继承人，并开始医治这场手足相残造成的严重创伤。

斯蒂芬国王的长子——布洛涅伯爵尤斯塔斯四世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只知道分裂和战争。有人告诉他，他就是未来的国王，并鼓励他为了保障自己的王位而作战。诺曼编年史家托里尼的罗贝尔称：“几乎所有诺曼人都认为，亨利公爵很快会丧失全部财产。”尤斯塔斯决心要让这尽快成为现实。为了达成这个目标，他与路易七世（尤斯塔斯娶了路易七世的妹妹康斯坦丝）和亨利的弟弟小若弗鲁瓦·金雀花结盟。他们三人要联合起来，尽一切努力反对诺曼底公爵。如果斯蒂芬与亨利和解，损失最大的人就是尤斯塔斯。他的地位超乎寻常地薄弱。

斯蒂芬与教皇犹金三世的争吵导致在1153年的时候，尤斯塔斯尚未被按照习惯指定为共治国王。因此，斯蒂芬可以剥夺自己儿子们的王位继承权（尤斯塔斯还有个弟弟叫威廉），指定亨利为王位继承人，从而获得最终的和平。沃灵福德战役之后，这种方案越来越可能成为现实。《斯蒂芬行状录》的作者称，尤斯塔斯“非常恼火和愤怒，因为他认为战争还没有一个恰当的结局”。为了发泄怒火和挫折感，他向东猛冲，来到贝里圣埃德蒙兹，肆无忌惮地来了一番意义不大的烧杀抢掠。呜呼哀哉，对不幸的尤斯塔斯来说，上帝——或者是圣埃德蒙——对恶人施加了惩罚。疯狂地施暴肆虐不久之后，尤斯塔斯就病倒了。1153年8月初，他暴病身亡，年仅二十三岁。死因可能是变质的食物或者是哀痛过度，但也有人暗示说，他可能是被毒死的。

尤斯塔斯之死让斯蒂芬肝肠寸断，他在前一年还失去了自己的妻子玛蒂尔达。但这也是天意使然，谈判的道路打开了，亨利公爵可以取代尤斯塔斯了。双方达成的协议是一种法律上的领养，将王位交给金雀花家系，并彻底结束了战争。斯蒂芬的次子威廉显然比哥哥更驯良，他接受了一大片土地，作为放弃王位继承权的回报。

双方的谈判在8、9、10月举行，由坎特伯雷大主教特奥巴尔德和温切斯特主教亨利主持。1153年11月，双方在温切斯特的会议上达成了正式的停战。斯蒂芬正式接纳亨利为养子和继承人。“多么无法估量的喜悦！多么有福的日子！”亨廷顿的亨利欢呼道，“国王亲自在温切斯特迎接年轻的公爵，主教和贵族们的队伍在群众的欢呼声中举行了游行。”自1135年以来，英格兰终于可以憧憬在大一统王权之下获得和平与繁荣。

和约是在一个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地点和仪式中进行的。温切斯特是英格兰王权得到圣化的地方：在这里的大教堂，安息着圣斯威森（一位盎格鲁—撒克逊主教，据说曾行许多神迹，如将破碎的鸡蛋复原）和撒克逊诸王，如爱德威，他像斯蒂芬一样，也曾统治着一个战乱不休的国家。全国的达官贵人们群集在清冷的大教堂内，等待斯蒂芬国王和亨利公爵的讲话。

这是多么不同寻常的一对儿啊。六十一岁的斯蒂芬带着尊严履行了自己的义务。《斯蒂芬行状录》将他描绘为：“温和、和善、善良。”站在淘气、邋遢的二十岁红发青年身边，斯蒂芬似乎是一个已经离去的时代的遗存。但他优雅地屹立着，向与会者发言，他说出的话足令自己的长子死不瞑目。

“诸公谨记，我，斯蒂芬国王，指定诺曼底公爵亨利为我百年之后的英格兰王位继承人，”斯蒂芬说道，“我确认，将英格兰王国交给他和他的子嗣。”

亨利发表了一个类似的声明。然后，在他未来的所有臣属贵族众目睽睽之下，他向斯蒂芬宣誓效忠，随后，又接受了斯蒂芬的次子威廉的宣誓效忠。这是新秩序的一个公开而显而易见的象征。新的王族家系公开地建立起来了，避免了篡位或废黜在法律上可能造成的混乱。亨利借助良好的军事领导和卓越的外交手腕，成为王位继承人。

庆祝活动富丽堂皇。斯蒂芬带着他的新养子威风凛凛地来到英格兰的古都。“这位高贵的青年在温切斯特受到热烈欢迎，在国王带领下，主教和贵人们举行了光辉灿烂的游行，”纽堡的威廉写道，“然后国王把公爵带到伦敦，他在那里受到无数平民百姓的欢天喜地的欢迎，举行了盛大的游行……”《温切斯特停战协定》在威斯敏斯特正式签署并公之于众。“和平降临到这个饱经摧残的国度，”亨廷顿的亨利写道，“痛苦的长夜宣告结束。”

从亨利被接纳为王位继承人到斯蒂芬去世这段时间，老国王同意一切政事遵照未来国王的意见来办。他们一道开始了医治破碎王国的漫长过程。他们有三项主要任务：镇压暴力和抢劫行为；驱逐横行全国的外国雇佣兵；拆除斯蒂芬即位以来兴建的大量城堡。当时仍然有极端的派系反对和平进程。1154年3月，在坎特伯雷的一次会议上，亨利得知有佛兰德异见分子要谋害他。据说斯蒂芬的儿子威廉知晓此事。亨利感到，英格兰的局势现已足够稳定，他继续待下去没有必要，也会很危险，于是决定返回诺曼底。斯蒂芬巡视了英格兰北部，并命令官吏们发行一种新货币。与此同时，亨利于当年3月离开了英格兰，选择了一条比较谨慎的路线，途经罗切斯特和伦敦，前往海峡。

1154年10月底，亨利与路易七世联手，在诺曼底和法兰西之间的边境地带（叫作韦克辛）镇压谋反的封臣，这时传来消息，斯蒂芬驾崩了。据编年史家坎特伯雷的杰维斯记载，1154年10月25日，斯蒂芬在与佛兰德伯爵会谈时突然病倒。“国王突然感到内脏剧痛难忍，并且流了血（以前也出过这种状况），”杰维斯写道，“他（在多佛尔小修道院）卧床不起，随后与世长辞。”斯蒂芬被葬在肯特的法弗舍姆的克吕尼修道院，长眠在妻子玛蒂尔达王后和放纵的儿子尤斯塔斯身边。

斯蒂芬临终前郁郁寡欢。他对君主的尊严和仪式心醉神迷，而未能自由地指定自己的儿子为继承人，再加上丧失了自己的封臣的忠诚和支持，他一定感到奇耻大辱。如果说他的统治是个可悲的失败，那么随后的和约却是影响深远的成功，协商进行得很好，而且得到主要贵族们的支持。亨利和斯蒂芬成功地创造了条件，使得近七十年来王权第一次和平地转移。亨利于1154年12月前往英格兰即位的时候，非常轻松愉快，因为他知道国民都需要他，并且毋庸置疑地会接受他成为国王。他的妻子埃莉诺与他一同前来。她在1153年8月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威廉，现在又身怀六甲，很快就要分娩。王位的传承终于安稳无忧了。亨利承诺将给英格兰带来稳定和大一统的权威（这是过去凄惨的九十年中一直为人们所希冀的）。他证明了自己。亨廷顿主教亨利祈祷国王前来的祷文中无疑有阿谀奉承的成分，但确实有真诚的希冀：“英格兰，你长久以来被致命的寒冷所麻痹，现在温暖起来，被一轮新的太阳的热量复苏了。你昂扬起原先低垂的头，擦拭了哀伤的泪水，喜极而泣……带着泪水，你向自己的养子说道：‘你是灵，我是肉：你来的时候，我的生命便复苏了。’”

第二部 帝国的年代（1154～1204）

为自己的权益而奋战的国王更有资格得到遗产。

斗争和慷慨为国王赢得光荣和领土。

——贝尔特兰·德·博恩[1]

[1] 贝尔特兰·德·博恩（12世纪40年代～约1215），奥泰福尔（在法兰西的利穆赞地区）男爵和著名的奥克语游吟诗人。1182年，他曾支持小亨利国王反对理查。小亨利死后，德·博恩为他写了哀悼的诗歌，据说因此感动了亨利二世，得到了宽恕。后来，德·博恩还与理查和解，支持他，反对法兰西国王腓力二世。他在但丁的《神曲》中被置于惩罚骗子和叛徒的第八层地狱。

子孙满堂，王国复兴

1154年12月19日，亨利二世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加冕，身怀六甲的埃莉诺王后站在他身旁。埃莉诺几乎一直在怀孕和生产，这与她做法兰西王后的时候形成鲜明对比。她热情高涨地投入到与亨利二世一起缔造一个王朝的使命中去。年迈的坎特伯雷大主教特奥巴尔德主持加冕礼，英格兰的重要主教和权贵都在座。亨利是第一位在加冕时获得“英格兰国王”头衔的统治者，他之前的国王们都是“英格兰人的国王”。加冕礼带来了普遍的乐观情绪。“在英格兰全境，人们都欢呼：‘国王万岁！’”纽堡的威廉写道，“他们对这位新君主寄予了厚望，尤其是他们看到，他非常审慎、坚定和疾恶如仇，一开始就表现出一位伟大君主的特质。”

亨利二世的加冕宪章向全国贵族保证，他将赋予他们亨利一世曾给他们的“特权、赠礼和自由”，并许诺要废除恶风败俗。他没有做出具体的承诺，而且与他的前任斯蒂芬不同，没有追溯忏悔者爱德华时代英格兰人享有的“完善法律和优良风俗”。但宪章具体地表达了亨利二世努力工作、“复兴我的整个王国”的意愿。

英格兰的二十一岁的新国王受过良好教育，精通法律，并且懂得多种语言，尽管他只会说拉丁语和一些法语方言。在他的同时代人看来，他的目标明确和坚定不移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他喜好鹰犬游猎，在他的广袤领土的森林和猎苑中纵马疾驰。威尔士的杰拉尔德说他“酷爱狩猎；他常常在黎明时分就已经在马背上，穿越原野，深入森林，攀登高峰，终日不停歇。晚上回家之后，他在餐前餐后都很少静坐……他长时间站立，令整个宫廷都疲惫不堪……”“他平易近人，有很强的优越感，头脑灵活而机智，在礼貌方面无人能及……热衷战事……在民政中谨小慎微……他对那些桀骜不驯的人非常严厉凶狠，但对被征服的人宽大仁慈，对仆人严苛，对陌生人慷慨豪爽，在公共开支上挥金如土，私人生活上勤俭节约……他勤奋地保护和捍卫和平，周济穷人时慷慨得无与伦比，是圣地的伟大捍卫者；热爱谦卑，压制贵族，藐视傲慢之徒。”

宫廷作家沃尔特·马普的另一段非常有名的描述提及了他很多与上文相同的品质。亨利“肢体强健，相貌英俊……读书很多……平易近人……总是在四处旅行，像一个信使一样纵马狂奔，在令人无法忍受的道路上行进”。他“对陪伴他的佣人很少有仁慈……对犬类和鸟类经验丰富，热衷于驱赶猎狗”。就算是廷臣们的描绘中有溜须拍马和陈词滥调，我们也能清楚地看出，熟悉亨利二世的人都认为，他是个令人印象深刻、精力充沛的统治者。

亨利二世自幼过着四处漫游的生活。尽管他挥金如土地建造雄伟豪华的城堡和宫殿，却很少在一个地方长时间居留。访客常常觉得他的流动宫廷非常恶心：臭气熏天、鼠患成灾，葡萄酒带有醋味，要通过牙齿过滤才能喝。一个不断旅行的人的生活条件就是这样的。编年史家拉尔夫·德·狄瑟托说，亨利二世常常不作事先通知就突然出现在国土上的任何地方，这令路易七世颇感震惊。法兰西国王说，亨利二世似乎不是骑马的，而是长了翅膀。12世纪的传记家博泽姆的赫伯特说，亨利二世“就像是一辆马车，将所有人都拖在后面狂奔”。

但国王不能把自己的小家庭一起拖着走，因此在盛大的加冕礼之后，金雀花家族感到自己需要一个住的地方。国王的长子威廉在父母加冕的时候只有一岁多一点，次子亨利于1155年2月28日出生。两个孩子和埃莉诺在英格兰的时候都需要宅邸。庞大的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威斯敏斯特宫在内战期间被严重损毁，现在无法居住。于是，在1155年，一家人搬进了泰晤士河另一岸的博门希宫，在伦敦城的另一端。

从这座宫殿，埃莉诺可以随意造访伦敦。她会发现，英格兰首都是一座熙熙攘攘的繁华都市，到处是贸易和娱乐、小丑和杂耍艺人、犯罪、污秽、绝望和人间温情，好不热闹。坎特伯雷的教士和传记家威廉·菲茨斯蒂芬惊奇不已地对这座12世纪的城市作了一番著名的描绘：

伦敦是个福地，气候有益健康，基督徒们非常虔诚，防御工事固若金汤，地理位置优越，市民们体面可敬，他们的妻子们忠贞得体。另外，伦敦人热衷游乐，造就了许多优秀人物……在东侧屹立着王家要塞，规模宏伟，坚不可摧，从深深的地基之上恢宏地矗立，灰浆掺有牲畜的血。西侧是两座巩固的城堡。城墙在北侧连绵不绝，高大宽阔，每隔一段距离建有塔楼，一共有七座双层城门……

离城市两英里远的河畔坐落着王宫，王宫与城市之间有繁华的郊区相连。王宫无与伦比，内外都戒备森严……北面是农田、牧场和风光宜人的平坦草地，有溪水流过，流水推动水车，发出悦耳的声响。不远处是一座巨大的森林，矮树丛非常繁茂，枝叶遮蔽着野生动物——牡鹿、雌鹿、野猪和野牛……

每天早上，各行各业的人们做着自己的营生，有的贩卖货物，有的出卖劳动力，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地方干着自己的活计。我不应当忘记，在伦敦，在河岸上的船只群中，有人兜售葡萄酒，有葡萄酒的仓库，还有一家小饭馆。每天那里都有五花八门的菜肴，根据季节不同，有不同的蒸菜或者油炸食物，大鱼和小鱼，肉类——穷人可以买到质量较差的肉，富人可以享用高质量的肉——野味和家禽（大小都有）……喜爱精美食物的人可以买到鹅肉、珠鸡肉或山鹬肉，找到这些肉并不麻烦，因为它们都在市场有售，任君采撷……世界上任何国家的中间商都可以运来满船商品，在伦敦城出售。

这是一座繁忙、活跃的国际化都市，一定在埃莉诺心中激起了对巴黎的回忆。巴黎是欧洲北部最宏伟的城市，也有自己的河流、宫殿和绵延的绿荫，那是她第一次品尝当王后滋味的地方。但伦敦一定有些地方让王后很开心，因为埃莉诺在英格兰居住的第一段时期做了她当法兰西王后的时候没有做过的事情：生了一连串健康的孩子。1155年9月，她从生亨利的月子恢复之后，很快又怀孕了：这是个女孩，生于1156年6月，取名为玛蒂尔达，以纪念那位为了金雀花王朝的新国度奋战多年的皇后。

1156年6月，埃莉诺的长子威廉夭折，年仅三岁，因此玛蒂尔达的出生一定为埃莉诺减轻了一些悲伤。威廉被厚葬于雷丁教堂，长眠于外曾祖父亨利一世身旁。这对王室来说一定是个哀痛万分的时期。但在中世纪，孩童早夭是稀松平常的事情，哪怕王室也是如此，最好的应对办法就是多生孩子。亨利二世和埃莉诺没有丝毫耽搁，很快又接连生了两个男孩：理查（1157年9月生于牛津）和若弗鲁瓦（差不多是在理查一年之后出生）。

到1158年底，亨利二世和埃莉诺有了四个四岁以下的孩子：亨利、玛蒂尔达、理查和若弗鲁瓦。此后还有三个孩子长大成人：埃莉诺（生于1162年）、琼（生于1165年）和约翰（生于1167年）。两轮生育高峰之间相隔四年，因为亨利二世在这四年中远离妻子，在王国的边陲。在丈夫外出期间，埃莉诺在王室的统治和仪式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向权贵们的会议介绍自己年幼的孩子们，在亨利二世远离朝廷期间担任摄政。她陪同国王到海外的时候——1156年，他们游历了阿基坦，1158年圣诞节期间又在诺曼底主持宫廷——常常带着自己的孩子。但在大部分时间里，她留在英格兰，通常住在索尔兹伯里和温切斯特。

亨利二世在英格兰期间常常四处巡游，处理政事和外交，同时抽出时间来满足自己对狩猎的极大嗜好。他在旅行时熟悉了政府管理和狩猎的最佳地点。在他抵达之后，克拉伦登和伍德斯托克的狩猎小屋开始被扩建为正式的宫殿，其奢华足以与欧洲任何一座宫殿匹敌。但全世界的宫殿加起来也不能解决12世纪50年代的一个紧迫问题：新国王如何能医治一个在内战中遭到严重破坏的国家？英格兰为亨利二世提供了一个有利条件，即编年史家普瓦捷的里夏尔所谓的“他的君主令名的荣誉和尊崇”。但这个富饶的国度，它的港口和城镇，它的嗜酒如命、吃苦耐劳的人民，以及它的悠久历史，需要得到拯救，免得继续萧条衰败下去。亨利二世必须将他的外祖父亨利一世曾享有的王权施加于他的新王国。这差不多算得上一场重新征服。

国家的局面乌七八糟。在斯蒂芬治下，王室收入下降了三分之二。王室的土地、城堡和官职都被封赏出去了，而且往往是永久性授予。郡属农场是王室的一项主要收入来源，由各郡郡长负责收缴其产出，然而收入数额低得可怜。到处是具有半王权的伯爵领地，有些地方不仅是治理失当，而且根本就是无法治理。在斯蒂芬与特奥巴尔德大主教就各自的职权范围发生长期纠纷之后，教会和王室的关系也搞僵了。诺曼人征服威尔士南部时建造的要塞落入了贵族和当地统治者手中。英格兰最北部实际上处于苏格兰国王的统治下。

亨利二世的首要任务是将叛乱的余烬彻底扑灭。他的加冕宪章刻意避免对斯蒂芬向教士或世俗贵族授予的特权或财产加以确认。因此，自亨利一世驾崩以来授予的所有特权或土地，除非得到新国王的确认，否则都是不合法的。他下令将斯蒂芬封赏出去的所有原属王室的城堡、城镇和土地都收回，然后废除了斯蒂芬向其支持者授予的伯爵领地。在很多情况下，没收的土地后来又被归还，但亨利二世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领主的权利源自他本人，所有人的地位和财产都要感谢金雀花王室的恩准。

与此同时，1154年圣诞节之后，亨利二世开始迅速执行一个计划：拆除非法建造的城堡，驱逐外国雇佣兵。在12世纪，挤满雇佣兵的城堡是军事实力的主要表现，国内这种城堡越多，尤其是没有得到王室许可的城堡越多，社会就越暴力横行和摇摇欲坠。于是，在1155年，几百座城堡被拆除，轰然倒地。在城堡木料坍塌的轰鸣中，佛兰德士兵们被驱赶到海岸，编年史家和普通百姓都对他们恨之入骨。

亨利二世只需要对少数几名权贵采取重大的直接措施。欧马勒的威廉在约克郡的地位一度极为稳固，王室对他几乎束手无策，他的斯卡伯勒城堡是一座巍峨耸立的石质要塞，坐落在一处海岬之上，控制着英格兰东北部的海口和海风吹拂的土地。他的土地和斯卡伯勒城堡都被王室褫夺。赫里福德的罗杰是威尔士的一位边疆领主，不肯服从任何王室权威。他的表弟赫里福德主教吉尔伯特·福利奥特说服他向国王交出了位于格洛斯特和赫里福德的城堡。

温切斯特主教布卢瓦的亨利，即斯蒂芬的兄弟，宁愿选择逃离英格兰，也不愿接受他的兄弟的继承人的统治。于是，他的六座城堡都被亨利二世没收。唯一需要动武才能平定的权贵是威格莫尔城堡的领主休·莫蒂默，他在春末死守英格兰中部的三座城堡，亨利二世不得不派遣了一支军队去讨伐他。但休·莫蒂默在向亨利二世正式投降之后，也得到宽大处理，被允许保留自己的土地。

这是一场闪电般迅速的清扫行动，目的是和解，而不是复仇，其精神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亨利二世成功的外交手腕，之前他就是凭借这种手腕确立和执行了《温切斯特和约》。他遇到的抵抗很微弱，王室的生存也不曾受到严重威胁，这印证了亨利二世的强有力、统一的王权的广泛吸引力。他以真正符合君主身份的方式运用着司法的利剑和天平。和解如此神速，是形势所需，而不是一种奢侈，因为英格兰仅仅是金雀花王朝庞大领地的一部分。

1156年，亨利二世不得不离开英格兰，去镇压安茹的叛乱。这场叛乱的领导者是他的弟弟若弗鲁瓦。若弗鲁瓦相信，根据他们父亲的遗嘱，亨利成为英格兰国王之后，安茹、曼恩和图赖讷应当被交给若弗鲁瓦。或许老若弗鲁瓦·金雀花的打算的确是这样。一个人同时统治着英格兰、诺曼底和安茹，是素无先例的。

亨利二世不愿意把自己继承的产业的腹地交给讨厌的弟弟。1151年，若弗鲁瓦曾与路易七世和尤斯塔斯联手，袭击亨利二世在诺曼底的领地，这揭示了若弗鲁瓦的不可靠和不忠诚。如果亨利二世把自己的诺曼底公国与埃莉诺的阿基坦公国之间的土地交给若弗鲁瓦，就是自找麻烦。那样也会影响亨利二世的雄心壮志——独自、直接统治这些广袤领土。

但若弗鲁瓦的问题必须解决。1156年2月2日，一场家庭会议在玛蒂尔达皇后主持下在鲁昂召开了。玛蒂尔达皇后在诺曼底首府颐养天年已经有将近十年，就连亨利二世加冕的时候，她也没有去一趟英格兰。尽管如此，她长期以来一直是长子的知己和谋臣，曾教导他（这是编年史家沃尔特·马普的说法），“理清所有人的事务……绝不要仅仅因为某人的推荐，就向被推荐的人授予任何东西，除非自己对事实有了很好的把握”。在母亲的指导下，亨利二世在与若弗鲁瓦会晤时，还邀请他们最小的弟弟威廉和他们的姑姑佛兰德伯爵夫人西比拉到场，希望能达成一个协议。为了从外交上孤立弟弟，亨利二世在1月底以诺曼底、安茹和阿基坦领主的身份向路易七世宣誓效忠，并向新当选的教皇阿德里安四世派出一个使团，请求教皇允许他不再遵守父亲的遗嘱。他决心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保住安茹。

不足为奇的是，维持和平的努力都是徒劳无益。谈判破裂之后，若弗鲁瓦正式兴兵造反。这一年晚些时候，争吵才得以解决，因为南特和下布列塔尼的人民选举若弗鲁瓦为他们的新伯爵。他幸运地得到了自己的一片富饶的新领地，于是他的失望——在他看来，他的继承权被新登基的兄长剥夺了——消解了。

亨利二世喜出望外，为若弗鲁瓦获得这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地做了担保。若弗鲁瓦放弃了对金雀花王朝遗产的主张，作为回报，亨利二世赠给他仅仅一座边境城堡卢丹，以及一笔金钱。为了消除分歧，这也是可以接受的代价。若弗鲁瓦在南特的新领地使得金雀花王朝的家族产业向卢瓦尔河下游进一步扩张，接近了布列塔尼海岸——这差不多是法兰西海岸唯一尚未被金雀花王朝控制的地区。

若弗鲁瓦得到了安抚，后来在1158年去世，这对亨利二世来说是非常有利的。这也表明，尽管亨利二世在平定自己新王国的过程中表现出了极强的政治手腕，但他若要将自己在欧洲大陆的庞大领地牢牢控制，仍然需要亚历山大或者查理曼那样的不懈努力。

金雀花国度

12世纪50年代对亨利二世来说是意气风发的十年。1151年的时候，他的地位还很不稳，并且四面受敌，随后他的势力得到了扩大。他的攻城略地严酷无情而震撼人心。1155年，教皇阿德里安四世（唯一曾担任教皇的英格兰人）祝福亨利二世，批准他扩张自己在爱尔兰的势力范围，颁布了教皇诏书《褒扬令》，敦促亨利二世改革爱尔兰教会。虽然亨利二世没有立即执行《褒扬令》的条款，但这已经建立了一个原则。1157年，在佩弗里尔城堡，亨利二世接受了苏格兰国王马尔科姆四世的臣服，收复了内战期间沦陷的北方边境各郡，并用亨廷顿伯爵领地（一个传统的苏格兰领地）来交换。同年，亨利二世向威尔士派遣了一支军队，试图恢复自己的诺曼先祖曾在那里享有的主宰地位。在此次战役的一次大型军事行动中，他在弗林特附近的尤洛森林遭到伏击，险些丧命。像他的每一位祖先一样，他也感到，好战的威尔士人极其强悍。最后，面对亨利二世军队强大的实力展示，威尔士的两位主要王公——格温内斯的欧文和德赫巴思的格鲁菲兹之子里斯被说服投降。这让亨利二世在1158年腾出手脚，通过武力威胁，以自己已故弟弟的名义夺取了南特伯爵领地，于是将他的直接控制区扩张到了布列塔尼公国。同年，他安排自己的长子亨利与路易七世的女儿玛格丽特订婚。路易七世许诺，将把韦克辛（法兰西与诺曼底之间边境地带的一部分，虽小但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作为女儿的嫁妆，在婚礼举行的时候交付。

亨利二世一点一点、一条战线一条战线地向和他打过交道的君主和贵族们证明，金雀花王朝是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12世纪50年代快结束的时候，亨利二世主宰的领地已经远远超过他祖先们的想象。但这还不够。

1159年夏季，法兰西南部的山谷赤日炎炎，一支庞大的军队隆隆地向图卢兹城开进。城内的三万五千人战战兢兢地听着步兵的脚步声、战马的奔跑声、大车的嘎吱声、号角和战鼓的轰鸣声，以及拖曳攻城武器的恐怖巨响。这支军队所到之处，留下的尽是焦土。卡奥尔、奥维拉尔和维莱米惨遭洗劫和纵火。庄稼被焚毁，财产遭到劫掠。整个图卢兹地区胆战心惊地等待来自西方的又一次灾难。“亨利二世……不仅令远至罗讷河和阿尔卑斯山的普罗旺斯人惊恐万状，”作家和外交家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写道，“他还攻城略地、征服各民族，打击了西班牙和高卢的君王们。”

亨利二世于1159年6月率领这支军队横穿了法兰西南部，这是他一生中组织起来的最雄壮的大军。仅仅在英格兰招募雇佣兵的开支就超过了9000磅，这比前一年王室的全年收入还多。诗人鲁昂的艾蒂安称，亨利二世带来了“钢铁、投射武器和作战器械”，而诺曼编年史家托里尼的罗贝尔说这支军队是“诺曼底、英格兰、阿基坦和他属下所有其他领地的全部军事力量”。亨利二世的目标路人皆知。他是以征服者的姿态前来的，目标是将图卢兹从其统治者雷蒙五世伯爵手中夺走，纳入阿基坦公国。“国王要收回自己妻子埃莉诺王后赢得的遗产”，托里尼写道。但亨利二世做的还不止这么多。他在开展一场范围极其广大的战役，旨在确立自己对从苏格兰山麓到比利牛斯山脉的广大地区的最高宗主权。

他麾下有许多大贵族。前不久与他和解的邻居苏格兰国王马尔科姆四世指挥一支小舰队南下，在普瓦捷与亨利二世会师。南方的领主们，如巴塞罗那伯爵拉蒙—贝伦格尔四世和贝济耶与卡尔卡松领主雷蒙·特朗卡维尔也参加了，他们很高兴有机会骚扰一下自己的邻居。负责组织这场战役的那位教士在中军骑行，头戴铁盔，身披锁子甲，甲胄在阳光照耀下熠熠生辉。他就是托马斯·贝克特，英格兰大法官和坎特伯雷总执事。据说，贝克特指挥着自己的私人武装，包括七百名骑士。这个数字几乎肯定是夸张的；但即便如此，我们仍可确信，他的确组织了一支强大的部队，这对一名教士而言是非常了不起的。

图卢兹攻城战从1159年6月打到9月，代表着亨利二世统治早期在欧洲的宏图大业的巅峰。为了改革和巩固他在1149年至1154年间积攒的庞大领地，他已经花费了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但他不愿就此满足。在安定英格兰之后，他的政策自然而然地将他送到了图卢兹城下。他动用武力，往往是非常雄壮的大军，去侵犯他已经非常漫长的边境线之外的边缘地区。似乎他不满足于仅仅当一位国王和公爵，还想当皇帝。

但事实上，他的政策比上面的说法更为务实。亨利二世的目标始终是竭尽全力去保障自己的全部权益。他有时动用武力，有时借助外交手段。只要条件允许，他总会努力确立自己的领主地位，并对自己庞大的领土的边缘地带开战，以便将自己版图的边边角角都清理干净。图卢兹只不过是又一个他的权威受到挑战的边境地带。他从事的不是一场征服战争，而是为了让自己的地位得到承认而奋斗。

但图卢兹是出了名的难对付。阿基坦的埃莉诺对这个伯爵领地有非常间接的权利主张，因为她的祖母菲利帕有继承权，但在11世纪90年代被抛到一边，没能继承。1141年，路易七世曾尝试入侵图卢兹，就像亨利二世在1159年做的那样，但被打退了。这并没有让亨利二世知难而退。他拥有合情合理的权利主张和组织一支大军的经济实力，并且在讨伐威尔士人和布列塔尼人取胜之后势头正猛。

根据索尔兹伯里的约翰记载，西班牙和高卢的君王们无疑对亨利二世集结的雄厚兵力吃惊不小。但他们对他的成功概率仍然存疑。图卢兹是一座大城市，防御非常巩固，坐落在加龙河一个急转弯的地方，分成三个设防区域。这座古老的罗马城市毗邻一座有围墙的村庄，是在晚近时期在宏伟而美丽的圣塞宁教堂周围发展起来的。在城市和村庄的外围还有一道城墙，而在它们之间的南面，坐落着另一座城堡，叫作纳博讷城堡，是城市统治者的住地。加龙河为守军提供了持续不断的水源，在夏天也不会干涸，因此要想通过切断水源让守军屈服是不可能的。

亨利二世的大军尽了最大努力，给该地区的乡村和城堡造成很大破坏，但质疑他的人被证明是正确的。正如1141年路易七世的经历，又一位国王率军攻打这座城市，仍旧折戟沉沙。

如此庞大的军队为什么不能攻克这个相对单薄的目标？或许，当地人更喜欢图卢兹伯爵们宽松的统治，而不是亨利二世的入侵大军令人想起的那种严酷的主宰。或许，城市的天然屏障的确使它无懈可击。无论如何，在1159年秋初，亨利二世的战役遭到了决定性打击，因为令他猝不及防的是，路易七世来到了图卢兹。

在法兰西所有的贵族当中，给路易七世制造麻烦最多的就是在12世纪50年代开疆拓土的亨利二世。对卡佩王室来讲，诺曼底公爵升格为国王之后，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封臣，因为他有军事实力和远远优于任何法兰西贵族的血统。在诺曼底公国与法兰西王室领地的边境地带，即所谓韦克辛，麻烦最大。的确，在1156年盛大奢华且极富政治象征意义的仪式上，亨利二世向法兰西国王表示臣服，向路易七世宣誓道：“我，亨利国王，尊法兰西国王为我的领主，保卫他的生命、身体和领地，如果他接纳我为他的忠仆，并保障我的生命、身体和他赐予我的领地，因为我是他的臣属。”如果路易七世坐山观虎斗，任凭亨利二世征服图卢兹的话，他的封建宗主地位就一文不值了，何况路易七世自己差一点就能把图卢兹纳入自己的直接控制范围。另外，雷蒙伯爵还是法兰西国王的妹夫。如果辜负了妹夫，那么路易七世的领主地位就是空中楼阁了。

路易七世抵达图卢兹的时候深知，他只要来到雷蒙伯爵身边，就足以迫使亨利二世深思熟虑一番，是不是要把这场战役继续打下去。攻击雷蒙一个人，是一回事；攻击路易七世和雷蒙两个人，就是明目张胆的侵略，会在更北方的诺曼底和安茹给亨利二世制造出无尽的麻烦，他为了牢牢控制这些地区已经花费了很多心血。另外，如果武装对抗路易七世并且失败的话，整个图卢兹远征的象征价值就泡汤了。

亨利二世和他的贵族及主要谋臣（包括贝克特）商议了一番。贵族们的意见是，在法兰西国王没有侵犯亨利二世的君主荣誉的情况下，是不能攻击法兰西国王的。贝克特表示反对，主张立刻猛攻城市。投票表决的结果是，贝克特落败，被晾在一边。亨利二世放弃了战斗。他声称愿意饶恕卡佩国王和图卢兹城，在米迦勒节前后撤军了。

编年史家豪登的罗杰将图卢兹战役称为亨利二世的“未竟事业”。它还算不得是灾难，但不可否认是个失败。此次战役中最有收获的事件与攻城战本身没有直接关系：布洛涅伯爵威廉，即斯蒂芬国王的幼子，也追随亨利二世参加此役，于1159年10月在返回英格兰途中死去。他在英格兰的大片地产被王室收回。除此之外，攻打图卢兹的这个代价昂贵的夏季的唯一结果就是，亨利二世知道了自己军事实力的极限。

图卢兹战役的失败还有一个代价，它第一次让亨利二世与他最亲信的谋臣——大法官托马斯·贝克特之间的关系产生了裂痕。

不神圣的战争

1158年夏季，也就是托马斯·贝克特率领亨利二世的军队冲向图卢兹城墙的一年之前，他引领着一支更为盛大壮观的队伍，纵马进入巴黎城。他作为英格兰大法官和英格兰国王的仆人，带着和平的善意前来，周身洋溢着严肃的光辉和荣耀。贝克特的使命是与法兰西王室协商，为亨利二世的三岁儿子（也叫亨利）和路易七世尚在襁褓中的女儿玛格丽特缔结婚约，将两个王室联合起来，并为金雀花王朝赢得韦克辛。他理应以他主公的财富和尊严来让法兰西国王肃然起敬。

贝克特做了一番非同寻常的表演。在私生活中，他是个严谨虔诚的人，定期鞭笞自己，身穿粗毛衣服，饮食朴素，从未有过情妇。但亨利二世的大法官懂得如何让群众欢欣鼓舞。他威风凛凛地冲进巴黎，带来了富有异国情调的礼物，举行了奢华的盛典——狗、猴子和似乎无穷无尽的侍从队伍，全都印证了英格兰国王的慷慨和富裕。与贝克特一同前往并且目睹这一切的威廉·菲茨斯蒂芬对此做了生动的记载：

他的扈从中有约两百名骑手、骑士、文书、仆役、佣人、武士和出身高贵的侍从，全都排成整齐的队列。他们所有人和他们的随从，全都穿着崭新的光鲜华丽的服装。他还带去了二十四套衣服……和许多丝绸斗篷，作为礼物，以及各式各样的杂色衣服和外国毛皮、挂毯和地毯，用来装饰一位主教的会客厅。

他的扈从队伍还携带了猎狗和鹰隼……还有八辆马车，每辆车都配有五匹夏尔马。每匹马上都骑着一名身穿新衣的健壮马夫，每辆车上都有一名车夫。有两辆大车专门用来运载啤酒……对不熟悉啤酒的法兰西人，用一种健康的饮料招待他们，清澈，像葡萄酒一样颜色深，口味更精细。其他的大车运送饮食，或幔布、地毯、成包裹的睡衣和一般行李。他有十二匹驮马和八箱金银餐具……一匹马驮着他的小教堂的圣盘、圣坛装饰品和书籍……每匹马都有一名马夫，穿着精神抖擞的衣服；每辆马车都配有一只凶猛的大驯犬，拴在绳索上，要么在车内，要么在车后跟着走。每头役畜背上都坐着一只长尾猴……

然后有大约二百五十人，六人或十人一排，按照英格兰风俗，一边行进一边唱歌。每隔一段距离有成对的猎鹿犬和灵及其管理员……然后是武士，携带盾牌，牵着骑士们的战马，然后是其他武士、男童和驯鹰人……最后是大法官和他的一些朋友……

抵达巴黎……他向每一位贵族、骑士……绅士、学者和市民馈赠了餐具、衣服、马匹和金钱。

这是一场符合国王风范的盛大表演。

1158年，托马斯·贝克特很快成为亨利二世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受信赖的谋臣。起初，贝克特是坎特伯雷大主教特奥巴尔德手下的一名文书。特奥巴尔德很赏识这个年轻人的勤奋肯干，逐步提拔他，直到贝克特于1154年成为坎特伯雷总执事。就是在总执事的任上，他与亨利二世相识。亨利二世感到，贝克特非常精明能干，是英格兰大法官的绝佳人选。1155年，在特奥巴尔德的推荐下，亨利二世任命贝克特为英格兰政府的最高官吏。贝克特不负众望，在为王室服务的工作中如鱼得水。

12世纪的英格兰政府仍然是凌乱和高度个人化的。廷臣沃尔特·马普为我们描绘了亨利二世宫廷全速运转的戏剧性画面，非常令人信服：“国王出门的时候，总会被人群拦住，被推来搡去；人们对他大呼小叫，推推拉拉；但他耐心地聆听所有人说话，没有动怒的意思；直到被烦扰到无法忍受，他才一言不发地退到安静的地方。”国王处于这样的人群的中心，因此需要一个由大量仆役、文书、外交官和官吏组成的复杂系统。贝克特主持的就是这样一个松散的系统。就像随后几个世纪中的那些了不起的王室官吏——亨利八世的首相托马斯·沃尔西或者伊丽莎白一世的耐心的秘书威廉·塞西尔一样，贝克特帮助一位富有领袖魅力的君主绕开了政府日常工作的劳烦，将他的宏伟蓝图化为现实。

1160年前后，贝克特到达了权力的巅峰，当时他四十出头，而国王将近二十七岁。这位大法官身材高大，相貌给人以好感，仪态高雅，擅长宫廷谈话的技巧。他获得权力、财富和光荣的崛起之路是非同一般的。他在苏塞克斯的默顿小修道院和伦敦的一所文法学校（可能是圣保罗学校）接受了很好的教育。他的父亲是商人，后来商铺失火，家道中落，他的生活出现了一个转折点。二十出头的时候，他在巴黎待了两年时间，学习教会法和民事法，这是中世纪所有年轻的文人必学的科目，但他始终未能毕业。学业中断给了他一种自卑感，此后的一生中，他都一直在为此作补偿。贝克特在学术上欠缺的东西，由雄心壮志来弥补。除了担任大法官之外，他还是坎特伯雷总执事，这是英格兰教会的一个要职。从肯特郡到约克郡的许多地方都是他的俸禄来源，他在伦敦的宅邸非常富丽堂皇，好几位权贵都将自己的儿子送到他家里接受教育。

大法官皮肤白皙，头发乌黑，长鼻子；而国王身材矮壮，头发火红，精力充沛，与人交际时轻松自如（这是他的天性所致，并非局势所需）。这两人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贝克特非常重视的那些价值观对国王来说没有什么意义，但对维持王权的尊严至关重要。据贝克特的传记作者菲茨斯蒂芬说，大法官“用膳时往往有多位伯爵和主教作陪”。他的餐桌上总是摆满山珍海味，用精致的金银器皿盛放。贝克特喜欢所有彰显领主身份的奢华仪式，而这些恰恰是亨利二世厌烦的东西，所以他很高兴让贝克特替他执行这些繁文缛节。

国王似乎很喜欢自己与大法官之间的近乎滑稽的对照，有时会取笑自己的朋友。菲茨斯蒂芬记载了一个有名的故事：贝克特和亨利二世在他们友谊的早期阶段，有一次一同在冬季的伦敦街头骑行。国王指着一个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可怜乞丐，对大法官说，如果给他一件厚厚的暖和的斗篷就好了。贝克特同意，这是件很慈善的事情。于是亨利二世抓住他，将他背上的精美的红灰两色斗篷扯下来，送给了不知所措的乞丐。国王的侍从们捧腹大笑，贝克特却笑不起来。亨利二世一有机会就打击朋友的自尊。他常常骑着马闯进大法官的餐厅，跳下马来，坐下就吃。这让贝克特非常恼火，国王却笑逐颜开。尽管有这些烦恼和小小的冒犯之处，贝克特仍然是亨利二世的挚友、受信赖的仆人和可以吐露心迹的知己。

最重要的是，国王将贝克特视为两个世界——王室和教会——之间的桥梁。在12世纪的整个欧洲，国王及其封臣们都在为了职权范围和权威的问题与教会当局斗争。各种冲突频发，争议的主题包括：教士为君主加冕的权力；向教皇而不是王室上诉的权力；主教是否有权出国参加会议；国王们是否能与其妻子离婚。欧洲的几乎每一位国王都受到过停止教权（在全国禁止大多数宗教礼拜和圣礼的禁令）或个人遭绝罚的威胁，或者有可能受到这种威胁。教皇犹金三世曾因约克大主教的任命问题与斯蒂芬国王发生争吵，曾试图向他施加上述的两个惩罚。霍亨施陶芬皇朝的君主弗里德里希一世·巴巴罗萨曾当选神圣罗马皇帝，是绝无仅有的领土比亨利二世还大的君主。1160年，他在与亚历山大三世教皇争夺主宰权的战争中遭到绝罚。

亨利二世知道，自己统治英格兰的计划不会让教廷和教会开心。他认为教会过于强势，损害了他的王权，因此决心要教训教会，使它听话。建设他的帝国不仅仅是拓展疆域的问题，关键是确立和加强君主在国内的权益和权力。他并不是打算完全压制教会，或者以国王和神父合二为一的身份来统治。但他对国王的特权有明确的界定，并且决意要捍卫属于自己的东西。

特奥巴尔德大主教多年疾病缠身，最后于1161年4月18日在坎特伯雷的宫中去世。他去世时已经是古稀高龄，自1138年被斯蒂芬任命为坎特伯雷大主教以来一直担任这个职务。亨利二世看到了一个机会。他的计划（其中最主要的是将他的长子加冕为继任国王，特奥巴尔德曾明确拒绝为斯蒂芬国王提供这样的服务）需要一个驯顺听话的坎特伯雷大主教。亨利二世还希望能够开启重新定义王权与教权界限的进程。如果能有一个英格兰人做坎特伯雷大主教，那对亨利二世来说是再好不过了。

亨利二世认为，贝克特是接替特奥巴尔德的理想人选。弗里德里希·巴巴罗萨曾任命身兼大主教和大法官两职的人士（美因茨大主教和科隆大主教）来治理德意志和意大利。亨利二世决定如法炮制。但对英格兰教会的很多人，包括按照传统有权选举大主教的坎特伯雷大教堂僧侣而言，贝克特的候选人地位越规逾矩了。他没有资格担任大主教，理由有好几个。他实质上是个世俗人物，只有二流的学术水准。他不是法学家，肯定也不算神学家。他显然是站在王室一边的，在为特奥巴尔德服务的时候还曾威胁坎特伯雷的僧侣们。反对的人还不止僧侣们。亨利二世的母亲玛蒂尔达皇后也写信来，强烈反对将他的朋友提升为大主教。

这一切都动摇不了亨利二世的决心。任命贝克特为大法官兼大主教的好处远远胜过坎特伯雷传出的唉声叹气。亨利二世希望将英格兰王国传给自己的长子，由贝克特担任导师和摄政。太子已经将近七岁，按照规矩，贵族子弟到了这个年纪应当离开母亲，开始接受教育，为长大成人做准备。1162年，国王打算让小亨利接受贝克特的教导。如果是在一位大主教家中受教育，岂不更好？1161年6月2日，贝克特被授予圣职。次日，他就被任命为大主教。

在亨利二世看来，贝克特的崛起是一场胜利，但他很快发现，自己的策略有一个严重缺陷。问题不在于教会中其他人的反应，而在于贝克特自己。

尽管得到了冠冕堂皇的头衔和国王的慷慨赠礼，贝克特却感到自己在大主教的位置上很不踏实。部分原因是，遵照传统，英格兰的大主教一般是僧人。贝克特的浅颜色衣服不是僧衣，僧侣们一看就知道他不是他们圈内人。他一辈子都在学习如何做一名优秀的掌控世俗权力的大法官，现在突然间来到了一个新世界，在这里，他所代表的一切都受到鄙视。他的神学造诣很浅，而且因为与王室有密切联系，当即就让人产生恶感。他感到了一种痛苦的需求，一定要向他的新会众和上帝证明自己的价值。这导致他的世界观和态度发生了一个骤然的急剧转变，戏剧性地、灾难性地改变了他与亨利二世的关系。

几乎从就任大主教伊始，贝克特就与王室的政策拉开距离。他的第一个举动是辞去大法官职务，理由是他“一个职位都配不上，何况是两个”。然后，为了教会的土地，他与多位世俗权贵挑起冲突，包括赫特福德伯爵和另一位肯特郡地主——恩斯福德领主威廉。他将自己就职的日子宣布为一个新的宗教节日——圣三位一体日，然后向教皇亚历山大三世发去了一连串书信，请求加强坎特伯雷的权力，而贬抑与他分庭抗礼的约克大主教的权力。王室忠心耿耿的仆人几乎是一夜之间变成了王室的敌对者。亨利二世曾指望他帮忙在教会内推动王室的政策，结果恰恰相反，他处处与王室作对。贝克特在其余生中一直是一个傲慢自负、令人不快和难以驾驭的讨厌鬼，始终阻挠着亨利二世顺畅地治理国家的努力。

不管贝克特旧貌换新颜的原因是什么，同时代人都感到不可思议。不足为奇的是，不知名的战役修道院[1]编年史家认为这是一种光荣的蜕皮，是他地位提升导致的一种精神上的转变：“正如俗语所说，‘地位会改变人的行为’，但他不像几乎所有人那样是变坏，而是一天天变得更好。因为他摒弃了热衷世俗的旧面貌，开始努力做一个忠于上帝的新人。”就连一贯对贝克特没有好感的纽堡的威廉也对他肃然起敬：“很快，他虔诚而睿智地斟酌了如此崇高的荣誉可能造成的负担，习惯和仪态当即发生了变化，人们可以说‘这是上帝之手造成的。’或者‘这是全能上帝之手带来的变化。’”

贝克特从忠实的王室鹰犬摇身一变，成为难以对付的教会权益捍卫者，速度之快，令人咋舌。起初，亨利二世从一定距离之外容忍着朋友这令人恼火的变化。他的注意力集中在诺曼事务，无暇顾及英格兰。但他在1163年1月从欧洲大陆返回后，就决心推动一系列的法律和政府改革，他认为这些改革对改善法律和秩序至关重要。他在1164年发起的改革计划称为《克拉伦登宪法》，得名自它起草的地方——克拉伦登王家猎苑。这份十六点的文件是英格兰宪法历史上最著名的文件之一，亨利二世希望借此厘清教会与国王的职权范围之间模糊的界线。这是个充满激烈争端的领域，但他选择的攻击目标是所谓“犯罪僧”，即那些犯有盗窃、强奸、人身伤害或谋杀罪行的教士。

在12世纪晚期，从技术角度看，或许六个英格兰人中就有一个是教士。尽管大多数人不是，而且永远不会成为神父，但有很多人属于次级神品[2]，或者为了上学读书而进入教会，后来又离开教会，为世俗主公效劳。许多教区神父的教育水平很差，几乎不识字。他们的生活和普通农民没有多大差别。但是，如果某人犯了法，教士的身份是非常有用处的。教会宣称自己有权惩戒犯罪僧，但教会法规定的惩罚比世俗的刑法要轻得多。教会不会实施神明裁判，也不会摧残犯人的身体，或者将其处决。于是，亨利二世眼中的许多罪犯得以可耻地逍遥法外。亨利二世在捍卫自己的王权时是非常强硬的，在他看来，允许犯罪僧在教会法的庇护下胡作非为是对法律的严重滥用，他绝不会容忍这一点。

这个复杂的争议可以如此简化：亨利二世希望，在宗教法庭上受审的犯罪僧被剥夺教士身份，然后移交世俗当局，进行肉体惩罚。在技术层面，这并没有在宗教和世俗法庭之间建立一个孰高孰低的等级关系，但会使得犯罪教士受到亨利二世认为的公正处罚。贝克特则不惜任何政治代价，坚决抵制任何他认为的对教会权益的侵犯。

1163年夏季，在伍德斯托克会议上，贝克特与国王发生争吵的主题是教会为得到郡长的帮助向其付酬的问题。这是一种税收，传统上是由地主直接付给当地的郡长，为他在郡内维持治安的工作提供资金。亨利二世现在要将这笔税收直接抽入国库，将一个很大的收入来源置于中央的监管之下，并含蓄地提醒整个英格兰，所有政治权力都源自国王的直接权威。这是一场具有政治意义的财会制度改革。或许除了郡长们之外，这对任何人来说都算不得是特别重要的问题，但是大主教却自命为国王改革计划的监督人，提出了反对意见。他告诉国王，“将属于别人的东西占为己有，有失陛下的身份”，并补充说，不可以“用法律来强迫”国民。亨利二世大发雷霆，发出了一个重大的誓言。据爱德华·格里姆（贝克特的同时代人，著有贝克特传记）记载，亨利二世向大主教吼道：“以上帝的双眼起誓！它一定会以赋税的形式进入王家金库：你胆敢反对，太不合适了，因为没人会违背你的意志去反对你的人。”

但大主教面无惧色：“陛下，您发誓时提及了上帝的双眼，出于对它们的敬意，我的所有土地或者教会的产业，一个铜子都不会交。”其实贝克特本人从郡长酬金改革中并不会损失一分一毫，所以他的这个举动实在太顽固了。但这显示了他欲在自己的新位置上证明自己的价值和阻挠国王雄心勃勃改革计划的决心。

在这年夏天，先前的朋友反目成仇，关系持续恶化。犯罪僧的问题悬而未决。亨利二世从他的谋臣那里得知，自他登基九年以来，有一百多起谋杀案和数量不详的其他罪案是由教士犯下的，这些人逃脱了王室法庭的惩罚。贝克特将几名犯罪僧处以流放和烙印之刑，将其他罪犯终身监禁，希望借此让亨利二世从根本上改革法庭司法权限的计划流产，但这还不足以说服国王。亨利二世不认为事情可以维持下去。1163年10月1日，亨利二世召集全国的教会权贵们到威斯敏斯特开会。他向听众讲了话，要求他们服从和遵守国家的古老风俗习惯[3]。一场激烈的法律辩论爆发了，王室和教会的律师们唇枪舌剑。亨利二世要求主教们认可，犯罪僧在被教会法庭判处有罪之后，就应当被移交给国王的法庭，进行肉体处罚。如果主教们不肯同意，就必须说明，自己是不是打算遵守“英格兰的风俗习惯”中的任何一条。在贝克特领导下，伍德斯托克的主教们回答说，他们会遵守英格兰的风俗习惯，“但不可违背我们教会的荣誉”，这个回答模棱两可，实际上是保留了将教会法置于比王室法律更高地位的权力。

“在激烈的争吵中，国王不辞而别，离开了伦敦，他的所有事务都被半途搁置，法律纠纷悬而不决，”贝克特的亲密伙伴和传记作者博泽姆的赫伯特写道。次日上午，亨利二世命令贝克特归还在担任大法官期间从国王那里得到的所有城堡，并将自己的儿子从贝克特的管教下带走。这个充满恶意的姿态将长达十年的友情彻底粉碎了。后来，在北安普敦的和解努力失败了。亨利二世表示，他认为，大主教应当停止说教，而记住自己的一切都是国王恩惠的结果。“你的父亲难道不是我的农奴吗？”他向贝克特问道，“你过于依赖自己爬升的方式了。”这话真是入木三分。

威斯敏斯特的争吵让双方都满腹怨恨。双方都向教皇亚历山大申诉。但教皇自己有更急迫的麻烦，现在逃离了罗马，流亡在外。他与神圣罗马皇帝弗里德里希·巴巴罗萨发生了争吵，结果是教廷发生了分裂。现在统治罗马的是对立教皇维克多四世，而亚历山大在威尼斯和意大利半岛其他不是那么恢宏的地方舔舐自己的伤口。亚历山大温和地建议贝克特与国王合作，后来的伦敦主教吉尔伯特·福利奥特、约克大主教罗歇、多位红衣主教，以及倍受尊重的熙笃会修道院院长奥蒙的腓力都是这么建议的。据蓬蒂尼的罗歇记载，在11月，“大主教在教皇、诸位红衣主教的建议下，在这位修道院院长和他的同行者的劝说下”，同意向国王妥协。他是在牛津私下里认输的。1164年1月底，亨利二世在自己的克拉伦登猎苑和宫殿召开了一次大会。他打算在众目睽睽之下彻底羞辱贝克特一番。贝克特如坐针毡，含糊其辞，但亨利二世暴跳如雷，发出了一系列的可怕威胁，迫使贝克特在集会于此的权贵们——贵族、官吏和主教们——面前宣布，自己会无条件地遵守国家的法律和风俗习惯。

这时，亨利二世张开了血盆大口。他没有接受这个精神上的胜利，而是穷追不舍，要求获得有约束力的、明白无误的主宰权。1月29日，《克拉伦登宪法》以骑缝文书的形式颁布，这是书面法律，暗示着它具有永久性和普适性。一份抄本被交给贝克特，一份由国王保管，第三份在皇家档案馆存档，流传后世。贝克特瞠目结舌。这份文件列出了十六个条款，包括他前一天显然已经同意的“风俗习惯”，其中就有亨利二世想要的将犯罪僧移交世俗当局惩罚的计划、限制人们绕过国王的权威向教廷上诉，以及好几个确认王权高于教权的泛泛的条款。

贝克特被国王威逼着接受了他的政策，使得教会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屈从地位。事实证明，贝克特是个被国王愚弄的傻瓜，大家肯定一直都是这么看他的。

贝克特深受打击，暂时停止了教会的工作，谴责了亨利二世为他挖下的陷阱。他写信给教皇，承认自己犯了错误，恳求恕罪。按照博泽姆的赫伯特的说法，他“异乎寻常地惴惴不安和忧郁伤心”。他放声痛哭，哀叹自己的不称职，泪满衣襟。他努力向教会其他领导人、向上帝、向自己证明自身价值的疯狂举动结果是一场空。他完全丧失了国王的善意、政治支持和友谊，却未能获得一位更高领主的恩宠。“我看的一清二楚，上帝理应将我抛弃，将我从这神圣的席位上驱逐出去”，他哭道。手足无措之中，他写信给亨利二世的敌人路易七世，请求支持，在夏季还企图逃往法兰西，但未能成功。

同时，亨利二世一心要报仇雪恨。秋季，他传唤贝克特到北安普敦城堡参加一次权贵们的会议。1164年10月6日，亨利二世之前的朋友被指控在担任大法官期间犯有贪污罪行。贝克特又一次向教皇申诉。亨利二世也去找了教皇，他决心要罢免这位大主教，并恶毒地谴责他向教皇申诉的行为违反了《克拉伦登宪法》。

一方面是侵犯王权的犯罪，一方面是对自己灵魂的亵渎，贝克特在两面夹击之下慌了神。在北安普敦举行的针对他的司法程序已经到了紧要关头，他宣布拒绝听取针对他的判决，拂袖而去，离开了会议厅。他逃离了城堡。次日，天色铅灰，大雨瓢泼，颜面尽失、浑身湿透的大主教在仅四人陪同下徒步离开了这座城镇。1164年11月2日，他逃离英格兰，绝望地冒险乘坐一艘小船强渡海峡，最后在佛兰德登陆，随后去找法兰西国王，寻求他的庇护。在漫长的将近五年之后，他才得以重返英格兰。

[1] 战役修道院位于英国苏塞克斯郡的巴特尔镇（Battle），在黑斯廷斯东北约6英里，是黑斯廷斯战役的古战场所在地，1095年为纪念黑斯廷斯战役而建，这里也是英格兰末代国王哈罗德二世战死的地点。

[2] 即天主教中较低级的神职人员的品位。

[3] 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盎格鲁—撒克逊人入侵不列颠，带来了日耳曼人的习惯法，根据各日耳曼部族的传统，法律由历史上的诸种先例构成，法律只能被发现，而不能被制定，各种法律乃是地方性经验的总结，如果有法典出台，不过是将过往的先例予以编纂，比如《阿尔弗雷德法典》。在诺曼征服以前，英格兰并没有统一的法律，各地依据地方上的习惯法予以治理。这便是后世英美法系（或曰：判例法、普通法）的起源。

继承的安排

贝克特从英格兰溜走的时候如丧家之犬，但很快就义愤填膺起来。他在法兰西境内的蓬蒂尼修道院安顿下来。在那里，他满腔怒火地给教皇写抗议信，向任何愿意倾听的人大倒苦水。他用怒气冲冲的禁欲苦修来惩罚自己，正如他的伙伴爱德华·格里姆的记载：

从这时起，他满足于吃蔬菜和较粗劣的食物，抛弃了较轻的饰物，偷偷摘去了身上携带的一些精美的东西……他还会待在修道院（即蓬蒂尼）作坊旁的溪水中，在那里待很久，超过肉体凡胎所能承受的程度。为了清洗自己体内似乎存在的欲望的刺痛，他用极度寒冷来折磨自己的身体，因此常常生病……他身上长了一个脓肿，一直化脓到喉咙内部，发展成了溃疡。他在这痛苦中煎熬了很久，吃尽苦头，最后拔了两颗牙，才终于康复。

贝克特在蓬蒂尼期间写的信流露出一种高度的愤慨，随着他流亡的延续，又变成了慷慨激昂地宣示自己正义的激辩。他写了很长的文章来抨击亨利二世的主要大臣，尤其是《克拉伦登宪法》的主要作者，首席政法官[1]理查·德·卢西和乔斯林·德·巴利奥尔。1166年的圣灵降临节，在弗泽莱，他发表了怒火冲天的布道文，宣布将他在英格兰的许多敌人逐出教门。

他叫得虽凶，却没有实质性的影响。亨利二世偶尔对贝克特表示一下兴趣，但常常忙于自己各个不同领地的大小事务。随着时间流逝，与大主教的纠纷仅仅显得烦人而已。亨利二世继续自己的生活。他将大法官的职责交给了杰弗里·里德尔[2]，但没有给他这个头衔。为了让贝克特气恼，国王还刻意把贝克特的旧职务——坎特伯雷总执事也赏给里德尔。亨利二世不断向路易七世以及自己的诸多谋反的封臣开展边境战争。他致力于征服布列塔尼；在金雀花王朝领地的东部和南部边缘，从阿尔卑斯山到诺曼人的西西里王国，缔结盟约；镇压阿基坦的多次叛乱；打退法兰西对诺曼底边境的进犯。尽管贝克特不断口诛笔伐，英格兰国王、诺曼底公爵、阿基坦公爵和安茹伯爵在12世纪60年代末有更重要的事情要考虑，毫不理会那个在法兰西穷乡僻壤吃素的自命为道德高尚的前任大法官。

1167年9月，玛蒂尔达皇后病逝，享年六十五岁。在亨利二世统治的最初十三年中，她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为儿子出谋划策，还帮他试探新政策的公共反应，尤其是在神圣罗马帝国（她的少女时代就是在那里度过的）。有时，她还能扮演诺曼底贵妇的角色。全欧洲的大人物，包括路易七世，都来找她征询意见，求她调停。路易七世承认，她在鲁昂事务上很有权威。早在1162年，她就劝说亨利二世不要提升贝克特为坎特伯雷大主教，可谓高瞻远瞩。就在去世前几个月，她还在操持国政，努力弥合儿子与路易七世之间的嫌隙，因为此时这两位国王互相之间的敌意已越来越强烈。

玛蒂尔达去世时，身边簇拥着贝克修道院的僧侣，她漫长的退隐生活就是在他们的陪伴下度过的。僧侣们将她的遗体缝在牛皮内，以盛大的仪式将她厚葬，以感谢她曾为他们的修道院教堂捐赠过的奢华珍宝：两顶来自德意志的沉甸甸的黄金王冠、用大理石和白银制成的可携带的祭坛，以及她自己的极其豪华的镶金边的皇后斗篷。她无论生前还是死后，都是荣光万丈，因为她分别是三位伟大国王的女儿、妻子和母亲[3]。尽管她有两个儿子先于她离世——若弗鲁瓦死于1158年，威廉在1164年突然死去——但她留下的孙子们将来要主宰整个欧洲。

玛蒂尔达的辞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1168年，莱斯特伯爵罗伯特也去世了。他在1153年投靠亨利二世的阵营，这是争夺英格兰王位斗争的一个关键转折；1154年之后，他担任英格兰的首席政法官（这一职务由多人同时担任）。内战的老将们一个个都离开了人世。亨利二世的宏图大业在日渐发展成熟。据索尔兹伯里的约翰说，亨利二世在1168年声称，“现在他终于巩固了外祖父的权威，外祖父在自己的国度里同时是国王、教皇使节、牧首、皇帝和任何他希冀的身份”。亨利二世有了自己的家庭、自己的王国、自己的安全保障。现在是替未来做打算的时候了。

埃莉诺的最后一个长大成人的孩子生于1167年，取名为约翰。于是亨利二世和埃莉诺一共有了七个孩子：四男三女。约翰降生时，埃莉诺四十三岁。她的多产也是一种政治成就，因为有了这七个孩子，亨利二世的王朝可以在整个欧洲生根发芽了。他的孩子们的未来就是他的帝国的未来，他为孩子们做的安排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西方世界的未来数十年。

在12世纪60年代末，亨利二世最关注的问题是与越来越好斗的路易七世建立稳定的关系。1165年8月，法兰西国王的第三任妻子——香槟的阿代勒终于为他生了个儿子，取名腓力。卡佩王朝苦等多年的继承人终于出世了，巴黎街头欢呼雀跃，路易七世心中一块石头终于落地。腓力的出世虽令路易七世心头的磐石落地，但也是个催化剂。法兰西国王非常关注未来，想到自己传给儿子的遗产可能会在领土上锐减、威望也大大衰微，不禁高度紧张。他开始想方设法地给英格兰国王下套使绊（庇护贝克特就是为了和亨利二世作对）。以牙还牙的军事交锋在两国的边境地带不断升级，路易七世还开始鼓励亨利二世的那些比较难以驾驭的臣属起来造反：苏格兰国王、1157年被剥夺领地的威尔士王公们，以及在亨利二世大张旗鼓征服布列塔尼公国的压力下局促不安的布列塔尼人。以昂古莱姆伯爵和拉马什伯爵为首的阿基坦贵族们也看到，路易七世是反对亨利二世欧洲宗主权的核心。这两位伯爵都在考虑背弃英格兰国王，转而向法兰西国王效忠。

或许是为了纪念自己的母亲，在玛蒂尔达皇后去世一年之后，亨利二世将自己的长女玛蒂尔达嫁给了萨克森和巴伐利亚公爵——狮子海因里希，借此维持了英格兰王室与德意志诸侯的联系。但这个小玛蒂尔达有四个兄弟，所以她不大可能像母亲一样，被从德意志召回，为英格兰而战。在亨利二世的计划中，这项荣誉属于他的长子——小亨利。在1162年和1163年，年轻的亨利已经接受了英格兰贵族、苏格兰国王和威尔士王公的效忠。他父亲原想将他加冕为继任国王，但由于和贝克特的争吵，只能作罢，因为只有坎特伯雷大主教可以为英格兰国王加冕。即便如此，亨利二世还是清楚地表示，他希望这个儿子将来统治家族的所有领地：英格兰、诺曼底和安茹。

通过一系列无情的军事和外交压力，花了五年以上的时间，亨利二世成功地为自己的第三子若弗鲁瓦和布列塔尼公爵科南四世的独生女康斯坦丝缔结婚姻。然后，他迫使布列塔尼公爵退位，给了他英格兰的里士满伯爵领地作为交换，而以若弗鲁瓦的名义控制了布列塔尼。亨利二世颁布敕令，若弗鲁瓦成年之后将以布列塔尼公爵的身份统治该地，承认其长兄为封建宗主，而长兄则代表公国向法兰西国王效忠。在若弗鲁瓦长大成人之前，亨利二世将亲自统治布列塔尼。

年纪最大的四个孩子只剩下了理查没有安排。在亨利二世所有儿女当中，次子理查与母亲最亲密，因此亨利二世决定让理查继承金雀花帝国中属于埃莉诺的那一部分，即阿基坦公国和普瓦图伯爵领地。埃莉诺的生育年龄已经快过去了，她希望能够重返阿基坦，就像过去那样，独立作为女公爵来统治。如果有理查在身边，她或许能称心遂愿。

阿基坦的独立对路易七世国王来说仍然很重要，因为埃莉诺在1152年嫁给亨利二世的时候，路易七世就丧失了对阿基坦的控制权。亨利二世建议让理查统治阿基坦，直接向法兰西王室效忠，而与亨利二世的其他领地拉开距离。为了给炮弹装上糖衣，亨利二世还建议让理查与路易七世的女儿艾丽斯（生于1160年）缔结一门具有战略意义的婚姻。

1169年1月，在曼恩的蒙米赖的会议上，亨利二世向路易七世提出了这个建议。这对亨利二世的儿子们和路易七世来说，都是个慷慨大方的安排。亨利二世或许是一位勤勉的帝国建设者，但他并不打算让自己统治的庞大领地永远完全地融为一体。因此，金雀花王朝的国度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帝国——帝国应当是永久性地连接在一起的多个领地，作为一个整体来统治。亨利二世的打算是，自己百年之后，这些领土将成为一个联邦，各领地之间的关系可以松散，也可以紧密。根据亨利二世建议的分割，他的统治的长期影响将是，安茹与英格兰和诺曼底统一，阿基坦的中央权力得到加强，改变布列塔尼与法兰西王室之间的封建关系。但亨利二世去世之后，他所做的这一切改变都被抹去了，又恢复到了1152年的状态。

这离路易七世最害怕的局面——一个永久性的帝国，以鲁昂和威斯敏斯特为统治中心，能够胜过在巴黎的竞争对手——相差甚远。蒙米赖会议使得两位国王之间停战，并为未来的封建关系提供了一个新图景。这次会议之前，双方开展了令人疲惫的军事对抗：亨利二世在1167年和1168年在布列塔尼和阿基坦南征北战，镇压叛乱。他还蹂躏了诺曼底边境和佩尔什的属于路易七世封臣的领地。尽管在12世纪，围城和交战是常态，但双方的对抗也持续了太久。

如果条件合适，蒙米赖会议或许能让两位国王之间出现前所未有的和平安定。但有一个问题，在这座法兰西要塞的谈判桌上无法解决：托马斯·贝克特。在这次弥漫着和平精神的会议上，亨利二世在蒙米赖与他的老朋友再次聚首。这是他们吵翻以来第一次见面。贝克特在外交压力下被迫向亨利二世道歉，并努力解决已经持续了五年、造成很大伤害的争吵。但不幸的是，贝克特在亨利二世面前表现出，虽然流亡了五年之久，他依旧禀性难移。博泽姆的赫伯特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他写的贝克特传记中描绘了当时的情景：

大主教被带到两位国王面前……周遭围着一大群人，都想和他说话……大主教立刻跪拜在国王脚下……但他刚刚跪下，国王立即抓住他，拉他站了起来。

于是，大主教站在国王面前，开始谦卑而热忱地恳求国王对教会开恩。他说，尽管他是个一无是处的罪人，上帝还是将教会托付给了他。按照一般光明磊落之士的做法，他在讲话的开端严厉地自责，将教会遭遇的严重骚乱和残酷苦痛都完全归咎于自己一个人的不足。讲话结束时，他补充道：“因此，陛下，关于您与我之间的整个问题，我现在恳求您，当着法兰西国王陛下、诸位主教、贵人和在场所有人士的面，对我怜悯，给我裁决。”但令国王、调节者，甚至他自己的随从都大吃一惊的是，他补充了一句：“但不可违背上帝的荣誉。”

这真是典型的贝克特的行事之道。在蒙米赖，调停人已经翻来覆去地警告过他，不要在道歉时加上这么一个惹人发怒的限制条件。“但不可违背我们教会的荣誉”这个说法就是围绕《克拉伦登宪法》的激烈争吵的根源。虽然贝克特把它改成“上帝的荣誉”，但他谁都骗不了。亨利二世一听到贝克特最后一句话，就知道他毫无悔改之意。博泽姆的赫伯特写道：“国王对大主教火冒三丈，大发雷霆，向他破口大骂，大肆谴责他、训斥他，猛烈抨击，指控他倨傲自负、忘恩负义，对王室的慷慨封赏不知恩图报。”博泽姆的赫伯特还注意到，就连法兰西国王也厌倦了贝克特的冥顽不灵，向他问道：“大主教阁下，莫非您还不满足于当圣徒吗？”和谈结束了，领土安排得很妥当，但贝克特与亨利二世之间的分歧仍然没有弥合。

“莫非您还不满足于当圣徒吗？”这个问题真是有先见之明。在蒙米赖的和解失败之后，1169年11月，亨利二世和贝克特在蒙马特又试了一次，仍然徒劳无功。这一次，亨利二世不肯向大主教伸出橄榄枝。于是贝克特威胁要对整个英格兰施加停止圣事的禁令，并努力争取教皇支持自己。在亨利二世为自己百年之后的大统继承做安排的背景下，贝克特已经不仅仅是招人厌烦这么简单了。

1170年7月，亨利二世决定采取大胆的行动。他率领自己的长子和一些诺曼主教渡海来到英格兰，抵达威斯敏斯特教堂，让约克大主教罗歇·德·蓬莱韦克将小亨利加冕为继任国王。大约还有十名主教是加冕礼的见证人。贝克特得知自己的特权遭到如此骇人听闻的侵犯之后，暴跳如雷。在一个短暂的惴惴不安的和平时期之后，贝克特于1170年11月30日来到英格兰，打算惩戒那些敢于参加这场不合体统的加冕礼的主教们。圣诞节，在坎特伯雷大教堂的讲坛上，他发泄了自己的怒火，几乎将他记得起来的所有委屈过他的人全都处以绝罚。然后，他对那些参加小亨利国王加冕礼的人做出了严厉的判决。

圣诞节这天，亨利二世正在下诺曼底的比雷主持宫廷节庆活动。他听到贝克特在英格兰肆无忌惮的煽动破坏活动的消息时，给出了如今在历史上已经臭名昭著的一句评论：“我的宫廷里养的都是多么可悲、可鄙的懒汉和叛贼，居然听任他们的主公被这样一个出身卑贱的教士如此可耻地蔑视！”（这句话常被讹传为“没有人帮我除掉这个讨厌的神父吗？”）

12月29日，四名全副武装的男子用斧子劈坏坎特伯雷大教堂的一扇侧门，闯了进来。坎特伯雷大主教贝克特在室内静候他们。这四人怒气冲冲，大主教手无寸铁，他们尝试将他逮捕，他奋起反抗，他们砍掉了他的脑袋上部，用皮靴践踏他的脑袋。

谋杀贝克特的这四名骑士似乎相信，他们是在按照亨利二世的意思办事。在贝克特死后的几周和几个月内，这种说法广泛流传开来。亨利二世前不久还以欧洲第一伟人和亨利一世的继承者自居，现在突然间成了万众唾弃的对象。不仅仅是教会，整个欧洲社会都因这起谋杀而义愤填膺。教皇亚历山大在得知贝克特死讯的一周之内都不肯和任何英格兰人说话，他似乎打算对亨利二世处以绝罚。亨利二世的幸运骤然离他而去。亨利二世通过狡黠的政治手腕和强有力的领导，费尽心机才得到了今天的地位，却因为发怒时的一句话，成了全民公敌。这是他的政治生涯中遭遇的最强大压力，在这重负之下，国王唯一能做的只有逃跑。他去了自己帝国的一个角落，不大可能有人会追踪他到那里：爱尔兰。

1171年10月，亨利二世在爱尔兰的沃特福德登陆。他在那里度过的时光没有白费，因为他的势力范围扩张到了不列颠群岛最西面的极限，并且让他躲开了全欧洲的注视。

爱尔兰的局势错综复杂。早在1155年，教皇阿德里安四世就批准亨利二世入侵爱尔兰，但他一直没有付诸实践。但在前不久，爱尔兰深陷内战，不能自拔。以罗利·奥克罗胡尔为首的联盟将伦斯特国王迪尔梅德·麦克默乌拉哈达废黜，迫使他流亡到英格兰。亨利二世允许迪尔梅德在盎格鲁—诺曼贵族中招兵买马，组织一支军队去复仇。迪尔梅德充分利用了盎格鲁—诺曼贵族的支持，夺回了王位，给了帮助过他的贵族们非常慷慨的报酬。迪尔梅德的恩公包括理查·菲茨吉尔伯特·德·克莱尔，彭布罗克伯爵之子，他的绰号“强弓”在欧洲闻名遐迩[4]。迪尔梅德、强弓及其盟友们扮演起了爱尔兰殖民者的角色，奠定了他们的自治权。亨利二世不喜欢自己的附庸和封臣拥有这种自治权力。尤其强弓是个特别棘手的角色。他身材魁梧，英姿飒爽，颇有政治家风范，那些为他著书立传的人（如作家威尔士的杰拉尔德）对他颇为尊重和仰慕。他娶了迪尔梅德的女儿爱娃。迪尔梅德于1171年5月去世后，强弓继承了伦斯特王位，以及爱尔兰南部的大片土地。

亨利二世此番来爱尔兰，带来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和令人胆寒的攻城器械，但这仅仅是展示武力，而不是真的打算将强弓这样的人逐出爱尔兰。亨利二世对自己的权威得到承认颇感满意。当年随迪尔梅德一同入侵爱尔兰的领主和很多本土贵族都向他臣服，他很高兴。强弓的土地和头衔被剥夺，但其中大部分随后又被归还给他，作为直接效忠于英格兰国王的封建采邑。亨利二世的主宰地位和贵族们的等级制度稳固地确立了。亨利二世对明晰秩序的爱好得到了满足。

亨利二世在爱尔兰一共待了六个月，重组了司法管辖区划，确立了自己作为诸侯共主的权益和特权。在他忙碌的同时，贝克特被害后淹没了整个基督教世界的惊恐开始消退了。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气消了不少，写信给亨利二世，表扬他在爱尔兰的努力。教皇对爱尔兰的主教们说，英格兰国王是“我的笃信基督的最亲爱的儿子”，他“征服了这个不懂得神圣律法的野蛮粗俗的种族”，并要求他们尽其所能地帮助他。1172年春季，亨利二世在教会眼中的地位已经很大程度上恢复了，得以重返欧洲大陆，举行了一次和解会议。国王和教会之间缔结了一项和约，称为《阿夫朗什和解协议》。

这项妥协结束了亨利二世与教会之间痛苦的争吵。这是一份世俗化的条约，规定在理论上教会和国家之间可以缔结政教协定，但绕开了大部分更重要的问题，即这在实践中具体如何操作。亨利二世被迫放弃让英格兰主教们严格遵守《克拉伦登宪法》的要求。协议还包含一些关于十字军东征的善意条款。《阿夫朗什和解协议》让各方都能继续过自己的生活，给所有人一个台阶下，并避免了冲突。但当时很多人仍然认为，应当因亨利二世在1170年圣诞节的严厉言辞对他加以惩罚。果不其然，《阿夫朗什和解协议》签订一年之内，英格兰国王就遭到了天谴。据《战役修道院编年史》记载，“我主的殉道士似乎在为被害的无辜者复仇，或者说，是我主为他的殉道士的无辜鲜血复仇”。惩罚来自对金雀花国王伤害最大的方面：他的亲人。

[1] 首席政法官（Justiciar或Chief Justiciar）是中世纪一段时期内英格兰、苏格兰等国家的一个重要官职，大致相当于现代的首相，是国王的左右手。Justiciar这个词源自拉丁文justiciarius或justitiarius，意思是“法官”。在英格兰，Justiciar起初只是法官，但渐渐掌握军政大权，总是由大贵族或高级教士担任。

[2] 可能是前面“白船”一节中与威廉·艾特林一同乘坐白船的那个杰弗里·里德尔的侄孙。

[3] 玛蒂尔达皇后是英格兰国王亨利一世的女儿、德意志国王及神圣罗马皇帝海因里希五世的妻子、英格兰国王亨利二世的母亲。

[4] 其实，理查·菲茨吉尔伯特·德·克莱尔的父亲，第一代彭布罗克伯爵吉尔伯特·德·克莱尔，也以擅长使用长弓而获得“强弓”的诨名，但他的儿子更有名。

鹰巢

1173年，就在贝克特事件之后，金雀花王朝的领地内爆发了叛乱，这是亨利二世在其长期统治中遇到的最严重的一次危机。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亨利二世的妻子和三个年纪最大的儿子突然起兵，反抗这位三十九岁的国王。金雀花家族的孩子们联合了一批盟友（其中包括基督教世界一些最强大的权贵），在他们的广袤领土内招兵买马，在各地的城堡驻军。亨利二世先是大吃一惊，随后很快意识到，整个欧洲都联合起来反对他，而领导敌对势力的就是他的亲人。他的领土网络摇摇欲坠，他在一年多的时间内不得不在多条战线上同时作战。后来，他把这场战争比作是一只雄鹰被自己的雏鹰攻击和消灭。

麻烦是从小亨利国王开始的。1173年初，小亨利的十八岁生日快到了。他已经接近成年，与路易七世的女儿玛格丽特公主结了婚。小亨利高大魁梧，满头金发，玉树临风，骑术高超，风度翩翩，热爱骑马，喜欢长枪比武，拥有一大群追随者，他们都鼓励他在骑士生涯中建功立业。他已经两次加冕，因为约克大主教罗歇为他举行的加冕礼存在争议，于是在1172年8月，鲁昂大主教罗特鲁在温切斯特再次为他加冕，这次他的妻子也一同接受了加冕。在两次加冕礼上，小亨利都接受了涂圣油礼，当着一大群骑士的面接受了规格极高的尊崇。在其中一次加冕宴会上，他的父王亲自为他斟酒。年轻的国王为自己的高贵富丽而沾沾自喜，人们普遍认为他傲慢、贪婪、软弱无能且油嘴滑舌。

年轻的国王尽管享有继承人的崇高地位，但并不掌握实权。他接近成年的时候，能够动用的土地收入仍然受到严格限制。尽管他得到了许多头衔，但实际上始终没有被真正授予这些土地，而这些表面上面积广大的领地的收入也没有他的份。他过着骄奢淫逸的宫廷生活，却没有足够的收入来源，因此债台高筑。他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亨利二世得到诺曼底公国的全部统治权的时候，年仅十六岁。而他的长子在十八岁的时候还几乎一无所有。他的岳父路易七世竭力煽动他的不满情绪。

亨利二世为六岁的幼子约翰做的婚姻安排激发了他与小亨利之间的矛盾。为了给约翰提供生计，亨利二世将三座城堡——希农、卢丹和米雷博作为结婚礼物送给他。这些要塞坐落于安茹和曼恩之间，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尤其希农是金雀花王朝权力的一个重要中心，小亨利认为希农属于他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三座城堡都是小亨利认为理所当然属于自己的，现在却被剥夺了。在三座城堡被授予约翰的几天之后，恼羞成怒的小亨利偷偷从父亲身边溜走，投向法兰西国王的宫廷。叛乱爆发了。

在亨利二世看来，与长子交恶是意料之中，甚至是不可避免的。更令人吃惊的是，十五岁的理查和十四岁的若弗鲁瓦居然也加入了叛乱，从他们母亲（在普瓦捷）身边出发，去投奔路易七世。“恰逢各地的基督徒都放下武器、庆祝复活节的时候，三个儿子起兵造反，反抗自己的父亲”，编年史家拉尔夫·德·狄瑟托如此写道。舆论认为，是阿基坦的埃莉诺煽动自己三个年纪较小的儿子举兵反抗她的丈夫。亨利二世自己似乎也相信这种指控，因为他授意鲁昂大主教写信给妻子，提醒她“有义务带着你的儿子们到丈夫身边来，你必须服从你的丈夫，并且有义务与他一起生活”。

埃莉诺在对丈夫忠心耿耿这么多年之后，为什么突然间要反对他，至今仍然是个谜。有人说，这是因为亨利二世抛弃了她，养了一个情妇罗莎蒙德·克利福德，但这种理论没有任何事实根据。还有人说，这是由于婆媳关系不佳，亨利二世的母亲玛蒂尔达皇后的影响力太大，这种说法很荒唐，因为玛蒂尔达六年前就去世了。王后应当有更深层次的怨恨。

1173年，在政治上，埃莉诺和她的长子一样失意。在她与亨利二世的婚姻的最初十五年中，她一直忙于生儿育女。1167年，约翰诞生之后，她的这一段生涯结束了，于是她重新作为阿基坦女公爵，治理这个庞大的南方国度，而正是她将阿基坦带给了丈夫。但在1173年，和小亨利国王一样，她感到自己的政治角色遭到了严重削弱。尽管她仍然扮演着阿基坦女公爵的角色，但她对公国的独立控制权逐渐遭到侵蚀。亨利二世无视妻子的特权，开始自作主张地处置阿基坦的部分地区。他们的女儿埃莉诺嫁给卡斯蒂利亚国王的时候，他将加斯科涅给了她做嫁妆。后来，与图卢兹伯爵雷蒙和解时，他指示伯爵向小亨利国王效忠，而后者在阿基坦并没有任何权利。埃莉诺从这看出，丈夫将她的公国视作盎格鲁—诺曼王室的臣属，而不是更广泛的金雀花联邦的一个自治的部分。埃莉诺和她的长子一样，开始感到，自己得到的冠冕华而不实，于是她选择发动叛乱来捍卫对自己领地的合法控制权。

在埃莉诺眼中，阿基坦的独立不仅是她个人威望的问题，阿基坦未来的独立对她最宠爱的儿子理查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按照亨利二世对身后事的安排，理查将成为阿基坦公爵。为了这个目的，亨利二世在12世纪70年代册封理查为普瓦图伯爵，这是成为公爵的自然而然的第一步。埃莉诺为理查设立了一个摄政议事会，对他的政治前途关怀备至。目前，埃莉诺在教导理查如何治理公国，那么等他到了十八岁的时候，他能接受被架空、在自己的公国内只能满足于一星半点儿的权力吗？那对母子俩来说都是不堪忍受的局面。

于是，埃莉诺开始考虑与她之前绝对不会想到的一个人联手——她的前夫法兰西国王路易七世。2月初，她骑马长途跋涉前往巴黎，三个年纪较长的儿子已经在那里安营扎寨。

这是埃莉诺一生中第二次冒着生命危险在法兰西的乡间骑马旅行。编年史家坎特伯雷的杰维斯告诉我们，埃莉诺女扮男装，从普瓦捷附近的费埃拉维纳斯城堡出发，奔赴沙特尔方向。尽管她乔装打扮，但还是未能抵达目的地。埃莉诺现在已经将近五十岁，身体已经不像1152年逃避两名追求者、投靠亨利二世的那个少妇一样强健了。她被亨利二世的部下认出并逮捕，送往希农城堡。当时的编年史家得知消息——王后被捕时穿着男装——的时候，普遍表示愤慨和不相信。

埃莉诺出师未捷，惨遭俘虏，但她已经指导儿子们投奔到法兰西国王的怀抱中。亨利二世发现他们的背叛之后，派遣信使到巴黎，要求孩子们不要再犯傻了。信使发现小亨利国王陪伴在路易七世身边。信使要求他立刻返回父亲身边。路易七世插嘴道：“这是谁的要求？”

回答是：“英格兰国王。”

“并非如此，”路易七世看着小亨利说道，“英格兰国王不就在我身边吗？”

双方都在做持久战的准备。路易七世和金雀花王朝的孩子们吸引了一大群心怀不满的人加入他们的阵营，很多人是被小亨利国王的荒唐许诺——用他的国度的财富来赏赐支持者——诱惑来的。路易七世给小亨利刻了一个国玺，他就开始到处盖章了。小亨利向支持者们发誓许愿，将整个肯特郡赏赐了出去，还有莫尔坦和图赖讷的重要领土，以及数千镑的赋税。得到如此荣华富贵的许诺之后，佛兰德伯爵腓力、布洛涅伯爵马蒂厄和布卢瓦伯爵特奥巴尔德热情洋溢地加入了小亨利的事业。

在英格兰，他们的支持者包括莱斯特伯爵小罗伯特，他的父亲就是曾担任首席政法官、为亨利二世忠心耿耿地效劳的罗伯特，几年前刚刚去世。北部的几位伯爵、达勒姆主教和诺福克伯爵休·比戈德也参加了叛乱。最后，叛军还招募到了苏格兰国王狮子威廉，他在1165年继承了父亲的王位。亨利二世对狮子威廉恨之入骨，据说有一次仅仅听到他的名字，亨利二世就暴跳如雷到了癫狂的地步，在寝室地板上翻腾打滚，甚至去吃床垫上的稻草。叛军对威廉的许诺是，他将得到他的前任马尔科姆四世于“无政府时期”在英格兰曾经占有的全部土地。

拿土地和主权来大肆分封，显示出小亨利对王权的真正认识是多么幼稚和有限。在随后十八个月的大叛乱中，小亨利国王主要的角色就是傀儡，被路易七世和那些希望蚕食金雀花王朝势力的盟友们任意摆布。战争的第一阶段于1173年夏季爆发。5月，叛军攻打了韦克辛的一些城镇，徒劳无功。6月和7月，他们占领了欧马勒和德里安库尔，布洛涅伯爵马蒂厄被城堡射出的一支箭矢击中，丢了性命。7月，路易七世和小亨利围攻韦尔纳伊，但这座城堡坚守了很长时间，亨利二世率军赶来援救。叛军败退，亨利二世的军队追杀上去，将对方的后卫尽数屠戮。

与此同时，6月底，苏格兰人进攻了诺森布里亚。他们的战绩相当糟糕。他们未能攻克沃克或沃克沃思的城堡，在泰恩河畔纽卡斯尔周边地区胡乱蹂躏一番，没有取得什么成果，然后在卡莱尔的宏伟石墙前陷入一场血腥的肉搏混战。英格兰王军在城堡总管罗伯特·德·沃克斯率领下，浴血奋战，缴获了苏格兰人的给养和战利品，因此抵挡住了随后的围攻。苏格兰人得知一支英格兰王军部队在首席政法官理查·德·卢西指挥下从南方逼近时，四散败退，在边境地带的其他地方制造了一些小麻烦。

叛军在1173年的战略粗劣而失败。他们的想法是多线作战，把亨利二世拖来拖去，趁他不在场的时候狠狠攻击他的臣属。但这却迎合了亨利二世最大的优势：他在自己的领地内从容地不断转移，果断地采取行动，准确地把握时机去部署雇佣兵，粉碎敌人的抵抗。他鞭策自己的军队以惊人的速度行军，有一次仅仅花了两天就横亘诺曼底，从鲁昂冲到了多尔。他的军队中有大量令人生畏的布拉班特雇佣兵，他们的军饷花费高昂，但是军事素养极高，机动性强，而且非常凶悍残忍。亨利二世曾写道，他欣赏他们的作战技能、进攻时的英勇无畏和超过野兽的凶猛。

亨利二世充满活力的战术不仅震慑了他的那些不是那么坚决的敌人，还揭示出法兰西国王是一个多么糟糕的指挥官和倦怠无力的领袖。很快，这一点就众人皆知，亨利二世尽其所能地利用这一点，在吉索尔与他的儿子们谈判时提出了非常慷慨大方的投降条件。这次谈判中，莱斯特伯爵罗伯特（他也加入了叛军）大闹起来，拔出利剑，辱骂亨利二世，于是和谈破裂了。国王在自己的庞大领地内还有很多敌人，战争还要持续整个夏天。

战争在多条战线上同时进行，亨利二世的一大优势就是，他在各地都有非常精明强干的部下。他在每一块领地都任命了一位有才干的最高指挥官，在国王外出期间，这位指挥官负责全面执掌军政大权。与他的儿子们及其盟友不同，亨利二世不需要用金钱和土地的贿赂来吸引支持者。英格兰首席政法官理查·德·卢西这样的人支持国王是出于忠心和臣属的效劳义务。尽管之前有过不愉快，教会也支持亨利二世。

9月，战争焦点转移到了英格兰。莱斯特伯爵和另外一位造反的贵族休·比戈德招募了一些佛兰德雇佣兵（这些人以前是纺织工人），要蹂躏英格兰。他们在法拉姆灵厄姆登陆，打算取道东安格利亚，向西北方转移，前往英格兰中部。雇佣兵们在乡间行军的时候，平坦而寒冷的平原回荡着他们的战歌。

对“无政府时期”还记忆犹新的人都不愿意看到佛兰德人又一次出现在英格兰。在邓尼奇，妇女儿童向叛军投掷石块。理查·德·卢西从英格兰权贵们那里得到了极大支持，但即便如此，在弗恩汉姆（位于贝里圣埃德蒙兹附近）的沼泽地交锋时，叛军仍然占据了四对一的兵力优势。但王军赢得了一场辉煌胜利，将莱斯特伯爵的骑士们驱散，将雇佣兵击溃，把他们留给当地百姓去消灭。很多佛兰德雇佣兵溺死在沼泽中。

在中世纪战争中，冬季是传统的停战季节。1174年开春之后，战争再次爆发。这一次，英格兰陷入危局。苏格兰国王在冬季重新集结兵力，他的实力现在非常雄厚。英格兰王军在北安普敦、诺丁汉和莱斯特屡战屡败，诺森布里亚也岌岌可危。更严重的是，佛兰德伯爵腓力已经对圣物发誓，要在7月前全面入侵英格兰。在英格兰权贵们的多次恳求之下，亨利二世终于离开欧洲大陆，乘船前往英格兰。

1174年7月，他从巴尔夫勒出航，率领着一支由布拉班特雇佣兵组成的大军，以及一些直系亲属：小亨利国王的妻子玛格丽特王后，以及亨利二世的孩子琼和约翰。他还带去了一些俘虏，包括他自己的妻子。

海况很糟糕，狂风怒号，波涛汹涌。水手们向亨利二世表达了忧虑，他在全体船员面前说，如果上帝希望他夺回自己的王国，那么一定会把他们安全送到对岸。

亨利二世最关心的问题就是上帝的意志。他抵达南安普敦的时候，在参战之前，心里揣着一个目标。这或许是他在整个战役中的神来之笔。亨利二世没有直接开赴东安格利亚（佛兰德伯爵腓力正在那里集结大军），而是先去了坎特伯雷。亨利二世有时非常顽固，但通常很关注别人对自己的看法。他知道，很多人认为，他之所以遭遇如此普遍的背叛和争吵，是因为上帝在为贝克特之死复仇。他还认识到，只要叛乱还和有福的殉道士托马斯·贝克特的事业搅和在一起，就没有和平的希望。

亨利二世登陆三天之后便来到坎特伯雷，决心要做一番表演。拉尔夫·德·狄瑟托如此描述道：“他抵达坎特伯雷的时候，纵身下马，抛却了国王的尊严，于7月12日，星期五，以朝圣者、悔过者、恳求者的装束和打扮，来到了大教堂。在那里，他泪如雨下，哀恸呻吟，唉声叹气，走到光荣殉道士的墓前。他张开双臂，匍匐在地，在那里祈祷了许久。”

在伦敦主教的注视下，亨利二世向上帝发誓，他绝没有要杀害贝克特的意思，但承认自己鲁莽的言辞导致了贝克特的死亡。狄瑟托记述道：“他请求在场的主教们为他恕罪，然后接受了肉体惩罚，聚集在那里的一大群僧侣，每人鞭笞了他三下，甚至五下……这一天的剩余时间和随后的夜间，他陷入灵魂的极大哀痛，不断祈祷，不曾合眼，斋戒了三天……毫无疑问，他此时已经安抚了烈士的英灵。”此言不虚。亨利二世通过这一场公开忏悔的非同寻常的表演，打赢了战争中最重要的宣传战。许多编年史都写到了国王的这次伟大的忏悔：身体半裸，匍匐在地，在最严酷的鞭笞下血流如注。

在亨利二世国王悔罪的这天上午，在离坎特伯雷很远的地方，狮子威廉正在小憩。他用早餐的时候，头盔就放在旁边。这位苏格兰国王得到了小亨利的许诺，将得到英格兰北部的一些城堡，作为支持小亨利叛军的回报。他又一次对这些城堡发动进攻。苏格兰军队用铁镐、攻城器械和投石机攻打沃克城堡，还试图纵火将其烧毁，但沃克都岿然不动。威廉还派兵攻打卡莱尔和普拉德，同样徒劳无功。他用早餐的时候在考虑下一步行动——向阿尼克多边形城堡令人望而生畏的残存躯壳发动进攻。

但灾难骤然降临。一群约克郡骑士从普拉德追踪苏格兰军队到阿尼克，发动了突袭。一场激烈战斗爆发了，所有苏格兰骑士都战死或者被俘。狮子威廉也成了俘虏。

一名信使从北方快马加鞭，马不停蹄地赶到亨利二世那里，禀报威廉在阿尼克被俘的消息。亨利二世得知此事时正是深夜，他在坎特伯雷安睡。国王欣喜若狂，从床上跳下，叫醒了所有贵族，将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喜讯与他们分享，为自己的好运气感谢上帝和殉道士托马斯。叛军一下子丧失了核心，这对亨利二世来说的确是莫大的幸运。

亨利二世在军事上只做了很小的努力，就巩固了自己在英格兰的权力，战胜了在英格兰中部和东安格利亚的敌人。那些没有被武力征服的叛军也在7月底向老国王举手投降。1174年8月8日，亨利二世回到了巴尔夫勒。他离开欧洲大陆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在此期间，路易七世、小亨利国王和佛兰德伯爵腓力已经攻入诺曼领地，包围了鲁昂。亨利二世之前冒险前往英格兰，是寄希望于鲁昂市民能够在他迅速平定英格兰之前坚守住。他的这个冒险得到了回报。他抱着必胜的信心，集结起另一支军队，由凶悍的威尔士雇佣兵和他信赖的布拉班特雇佣兵组成。法兰西军队迅速放弃了围城。不久之后，路易七世就向他求和。

“在王国的大灾变之后，和平再次来临，”亨利二世的财政大臣理查·菲茨奈杰尔写道，“势力最强大的叛贼……也认识到，要从赫拉克勒斯手中夺走他的大棒，是极其困难，或者根本不可能的。”亨利二世的军事才华和运气远远超过水平很差的法兰西国王和他自己乳臭未干的儿子们，因此能够将他们击败。妻子埃莉诺的背叛也没有打垮他。现在埃莉诺被囚禁在英格兰的一座城堡内，可能是在索尔兹伯里。1174年，在蒙路易，儿子们向亨利二世求和的时候，他有条件大发慈悲。

亨利二世在蒙路易展示了自己的主宰地位之后，赦免了所有反叛者，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土地和财产，恢复到叛乱爆发两周前的状况。他向每一个儿子都赏赐了城堡或收入，但没有给他们渴望的权力，因为他很害怕自己尚在世时就分配土地，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小亨利国王得到了诺曼底的两座城堡和来自安茹的1.5万镑税收，条件是认可将边境城堡送给约翰作结婚礼物的安排。理查得到了普瓦图的两座宅邸和普瓦图年收入的一半。若弗鲁瓦得到了布列塔尼年收入的一半，他与该公国女继承人康斯坦丝的婚姻也正式安排妥当了。除了亨利二世愿意赏赐的财产之外，他不准儿子们向他索要任何东西。然后，他派遣理查和若弗鲁瓦去普瓦图和布列塔尼，镇压他们自己煽动起来的叛乱的余党。

亨利二世对妻子发出了真正的怒火。埃莉诺曾是理查在阿基坦的羽翼初生的摄政议事会的监管者，却滥用了这个职权。她就像在巴黎的前夫一样，麻木不仁地煽动自己年纪最大的三个孩子造反。她的所作所为有违自己的性别和本分。在亨利二世统治的余下时间里，埃莉诺先后被软禁在英格兰南部的多座城堡。这么多年中，她曾在宫廷露过几次面，但再也没有得到过亨利二世的信任。亨利二世还曾在一个短期内努力让教皇批准他离婚，但没有成功。埃莉诺仍然是一个囚徒，远离自己热爱的公国，对她来讲这是最严酷的惩罚。

亨利二世要对付的最后一个比较重要的反叛者是狮子威廉。埃莉诺为了自己的叛变遭受了最残酷的精神惩罚，而威廉则遭到了最严苛的政治惩罚。1174年12月1日，他被迫同意《法莱斯条约》。这项条约在约克签订，规定威廉是直属亨利二世和小亨利国王的封臣，没收了他的许多城堡，并强迫苏格兰贵族、主教和教士向英格兰王室与教会俯首称臣。于是，苏格兰王室成了英格兰王室的臣属，正式丧失了自己的尊严。

但即便是在苏格兰，亨利二世的惩罚也是有限的，因为他对复仇不感兴趣，最看重的还是恢复自己对领地的正常统治。蒙路易的和约体现了亨利二世最精明的一面。这是他整个统治生涯的巅峰。

胜利者亨利

12世纪70年代的金雀花宫廷非同寻常地光辉灿烂。亨利二世成功地镇压了大叛乱，这胜利使他成为欧洲的一位卓越统治者。路易七世一败涂地。1177年，法兰西国王与英格兰国王在伊夫里签订了一项互不侵犯条约，承认两国国王“从此日起，永结友谊，各尽所能、竭尽全力地保卫对方的身体与生命”。亨利二世充分利用三个年纪最长的儿子——他们将是欧洲的下一代统治者——让他们在领地内扫净了他们自己造成的叛乱的余烬。苏格兰国王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法莱斯条约》，承认了亨利二世的宗主地位。1175年，爱尔兰的康诺特国王罗利·奥克罗胡尔签署了《温莎条约》，确认了亨利二世作为爱尔兰大部分地区的最高封建领主的地位，并允许他在两年之后提名自己的幼子约翰为整个爱尔兰的宗主。亨利二世的显赫邻居们似乎没有一个是他的对手。就连弗里德里希·巴巴罗萨皇帝与他相比也黯然失色：英格兰国王在战争中大获全胜，而皇帝与伦巴底联盟之间的漫长战争在1176年5月以失败告终，他在南欧的权力遭到严重削弱。

现在，所有人都敬仰英格兰国王，认为他才是欧洲最伟大的君主。整个基督教世界的使节和大使在他的宫廷纷至沓来。巴巴罗萨、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兰斯大主教、萨伏依公爵、佛兰德伯爵等向他派来使臣。教皇派来了一位特使——于格松红衣主教，他在亨利二世身边待了好几年，试图劝说他正式宣布将会参加教会的圣战，以支持在欧洲重新掀起一场十字军东征。就连狮子威廉也常常造访亨利二世的宫廷，参加他的议事会。南欧的大贵族之间发生纠纷，都来找亨利二世裁决。权贵们纷纷向他的两个幼女提亲。他的长女玛蒂尔达在1166年嫁给了狮子海因里希，已经享有萨克森公爵夫人的地位。玛蒂尔达的妹妹们的前途甚至更加光明。1176年，国王最年幼的女儿，十岁的琼，被送往西西里，嫁给西西里国王威廉二世。次年，十四岁的埃莉诺嫁给了卡斯蒂利亚国王阿方索八世。金雀花王朝的影响力扩展到了欧洲的每一个角落。

亨利二世的国际声望达到了顶峰。在自己的领地内，尤其是在英格兰，他也凭借高超的政治智慧，以惊人的速度恢复了影响力。他统治期间的两大目标是保卫帝国的边界，并在领地内加强自己的权威。大叛乱平定之后，他大体上战胜了那些曾骚扰他边境的敌人。从1174年起，他的注意力转向了第二个目标。

1173年叛乱爆发之后，英格兰又一次兴建了大量城堡和堡垒，被国王的敌人们占据。就像斯蒂芬国王统治时期一样，这些木制或石制要塞从地平线上屹立，其壁垒戒备森严，壕沟难以逾越，彰显了占据这些要塞的地区性强权的实力。对亨利二世来说，在没有得到他明确许可的情况下占据城堡，是对他的统治的冒犯。据豪登的罗杰记载，在1176年，亨利二世“将英格兰的所有城堡占为己有”。他驱逐了这些城堡的总管们，用自己的亲信取而代之。为了强调他这么做是为了展示自己的最高公共权威，而不是为了向敌对派系复仇，亨利二世甚至将自己最忠心耿耿的臣属，包括为赢得英格兰国内战争功勋卓著的理查·德·卢西，逐出自己的城堡。一些城堡被拆除，其他的则被重新分配给国内的达官贵人。这一举动发出了明确无误的信息：英格兰贵族和主教们保有城堡和军队的权力只有一个来源，那就是国王。

亨利二世始终非常重视城堡及其保有者。自诺曼人入侵英格兰以来，城堡始终是军事权威的终极象征。亨利二世在统治期间花费了大量财力物力来修建和维持城堡，仅仅重建英格兰的城堡就耗费了至少2.1万镑。当时，英格兰城堡正在从木质结构转变为更为永久性的、坚固的石制要塞，亨利二世加快了这个变革的过程。他在泰恩河畔纽卡斯尔、诺丁汉、奥福德、温莎和温切斯特等地，修建了特别庞大的城堡。斯卡伯勒和鲍斯的城堡的石质主楼得到改良，以保卫与苏格兰之间的边境地带。诺曼编年史家托里尼的罗贝尔称，在亨利二世统治期间，“不仅在诺曼底，在英格兰、阿基坦公国、安茹伯爵领地、曼恩和图赖讷”也都修建了城堡。

但亨利二世城堡建设工程中最闪耀的明珠还要数多佛尔城堡，它坐落于一座巍峨雄伟的白色峭壁之上，俯瞰从英格兰去往法兰西西北部的航道。征服者威廉曾在一座铁器时代山丘堡垒的遗址之上建造了一座土木工事。亨利二世大规模重建曾外祖父的城堡，花了十二年才竣工，耗资近6.5万镑，这比他在位最后十年中在英格兰所有城堡上花费的总开支的三分之二还多。1179年8月，路易七世首次访问英格兰。在拜访贝克特圣龛的四天旅程中，法兰西国王和旅伴佛兰德伯爵腓力最先看到的就是多佛尔城堡。在客人离开之前，亨利二世自豪地带领他们参观了城堡的建筑工地。此时路易七世已经五十九岁，年老体衰，亨利二世一定是非常开心地带这位老对手参观了这座威武雄壮的要塞。一座气势宏伟的城墙俯瞰着峭壁和下方的通海水道，一座巨大的石质主楼正在施工，建成之后足以与亨利二世在欧洲大陆的帝国的那些伟大城堡媲美：洛什、卢丹、蒙巴宗、蒙里夏尔、博让西的要塞（这几地都在安茹），以及法莱斯、卡昂和与法兰西接壤地带的伟大的诺曼堡垒。

12世纪70年代，亨利二世在诸多方面努力扩大自己的权威，修建城堡还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因为，除了是一位军人之外，亨利二世还是一位精明敏锐、谙熟法律的政治家。在巩固了自己的统治之后，他开启了一场长达十年的司法革命，将会长久地影响此后的英格兰政府。

在大叛乱之前，亨利二世最重要的司法成就是1166年2月颁布的《克拉伦登条令》，它将整个英格兰刑法体系纳入强大的王权制辖之下。在诺曼王朝统治下，司法是由一系列五花八门的地方性法庭和官衙执行的，它们分别向国王、国王的贵族们和教会负责。为了纠正亨利二世眼中的12世纪60年代的漫无法纪状况，处置抢劫、杀人、盗窃和窝藏包庇等罪行的职责被交给了直属王室的郡长和法官们。贵族和教会设立的法庭仍然存在，但在英格兰全境被国王的司法系统取代了。亨利二世引入了处置犯罪的标准操作程序，旨在通过陪审团——通常包括十二人，在宣誓之后，他们应当向郡长或法官报告在其社区内发生的所有犯罪行为——将罪犯根除。法庭会对嫌犯处以“冷水神判”，这是一种恐怖的仪式，被告会被捆缚起来，浸入池塘、河流或湖泊。如果沉下去，就表明嫌疑人是无辜的；如果浮起来，则证明他有罪。处置罪犯的刑罚包括肉刑（砍掉罪犯的右脚）、流放或者死刑。罪犯的财产会被没收，缴纳给王室。

根据《克拉伦登条令》，听命于王室的郡长们在调查犯罪时有权干预大领主的私人司法辖区。“任何人，无论在其城堡之内或之外……不得阻挠郡长进入其宫廷或土地。”这是《克拉伦登条令》的规定。这的确是一项革命性的举措，使得国王的司法权触及（或者意在触及）了英格兰的每一个角落。现在，国王的法律明确无误地凌驾于其他一切司法权之上。在法律和司法方面，亨利二世已经宣示自己是一国之主。

1176年，在叛乱结束之后，这种理念的象征意义比过去更重要了。这年1月，《北安普敦条令》对十年前在克拉伦登颁布的法律予以重新发布、修改和加强。大叛乱造成的动荡大大增加了秩序的败坏和犯罪的滋生，因此刑罚变得更加严酷：被判处肉刑的罪犯现在不仅会失去右脚，右手也会被砍掉；在“冷水神判”中幸存下来的人，如果仍然有重罪嫌疑，就会被放逐。为了给人民带来司法正义，亨利二世及其谋臣将英格兰划分为六个巡回法庭辖区。直属王室的法官们开始巡游全国，他们的使命是惩奸除恶，恢复英格兰的秩序，同时还要将国王的法律确立为最高级和最终形式的公共权威。法官们对过去发生的犯罪也进行了追诉调查，以确保王室法官们能够惩罚（《克拉伦登条令》所称的）“所有罪行……除了在战争期间犯下的性质较轻的盗窃和抢劫行为，如盗窃和抢劫马、牛及价值较低的物品”。

在改革刑法的同时，亨利二世还推进了国王在监管民法方面的新特权。他的巡回法官们报告称，强占土地的犯罪与针对臣民人身的犯罪同样严重，于是亨利二世决定引入一个新制度，允许受害者援引王室法律，快速地解决土地争端。一种被称为《近期土地剥夺法令》的新法律程序推动了这种上诉制度。王室法官在调查土地争端时，有权质询陪审团，原告是否被以不公正的方式剥夺了土地；如果陪审员认为原告的土地确实遭到了不公正的剥夺，那么法官会裁决，此案中的被告是否应对此负责。败诉的一方会被处以罚金，以弥补他造成的损失。

在12世纪的英格兰，土地就是权力，因此裁决大贵族之间的土地争端是国王的一个关键职能。现在，在理论上，臣民可以从国王的文书官衙购买一份令状，来保护、争取和收回英格兰的任何土地。这会引发一个“近期土地剥夺”程序，最终由当地的郡长来处理。令状通常很短，且非常公式化。13世纪的法律作家布拉克顿记载称，为了斟酌令状的措辞，亨利二世和他的谋臣们常常夜不能寐。如果这是真的——听起来的确像是真的——也是有原因的。现在，在以土地为基础的社会的运作中，王室法律和王室官吏不可或缺，不仅在王室权贵与法庭发生接触时如此，而且几乎每天都是如此，一直到郡一级。从贵族们的角度看，国王的一项最重要的职权，如今被下放给了一个简单的官僚机器。人们可以向文书官衙，而不是国王本人提起申诉，以解决争端。这是一项价值不可估量的发展，因为金雀花王朝的领地极其广袤，而且亨利二世喜欢到处巡游，且行动速度极快。

1178年，御前会议得到重组。在过去，御前会议始终陪伴在国王身边，不管国王去了哪里，沿途均可接受司法申诉；现在，御前会议的五名成员长期驻留威斯敏斯特，全职从事审案工作。这实际上就成了英格兰的最高法庭，后来被称为王座法庭。英格兰的法律机器被建立起来，独立于亨利二世国王之外，但行使他的全部权力，并且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收取数额很大的费用。

到1179年，出现了更多涉及土地法的令状，但国王的传统的、个人的权力更多地被下放给一个官署机构。“最近赠予令状”确立了关于教会圣职及其地产授予的权利。“祖先死亡令状”旨在解决遗产纠纷。“权益令状”允许地位较低的人在认为自己被当地领主的私人法庭冤屈的时候，绕过领主，直接向王室法庭上诉。这项令状此前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但现在变得公式化，将在各郡保障司法正义的法律权力授予了郡长。这一切都表明，王国政府开始发生一场革命。

就这样，在大叛乱的剧痛之后，亨利二世重整朝纲，令英格兰渐渐发生了转变。遍布全国的城堡，要么由国王的臣属占据，要么由国王授权使用，成为王室垄断军权的强有力象征。1181年的《军备条令》鼓励免服兵役税的发展，即权贵们可以不必向国王提供军队和兵役服务，而付给国王金钱作为替代，这促进了英格兰贵族的非军事化，并为王室招募雇佣兵提供了经费。在英格兰各郡，王室司法突然间无所不在。王权如今稳固地在英格兰土地上生根发芽了。

1182年2月，在亨利二世四十九岁生日时，他在汉普郡的毕晓普斯沃召开了一次大会，宣布自己已经立下了遗嘱。他的遗嘱是非常明确的非政治性的。他向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作了馈赠，赠给英格兰的宗教机构5000银马克[1]，赠给安茹的宗教机构1000银马克。他捐出200金马克，为诺曼底和安茹的贫家少女提供嫁妆。他命令四个儿子——小亨利、若弗鲁瓦、理查和约翰——“保障遗嘱的坚决执行，不容违背；若有人胆敢反对或违背，愿全能上帝的义愤和怒火，以及上帝与我的诅咒，降临于他”。遗嘱没有提到埃莉诺，她仍然被软禁着。

亨利二世继续在领土各地巡游，主要是待在英格兰和诺曼底。但从某种角度讲，他的使命已经圆满完成了。12世纪70年代的司法改革是他活力四射的统治中最后一个大刀阔斧的阶段。三十多年来，他不知疲倦地四处奔走，勤于政事，兢兢业业。现在是时候考虑自己将给世界留下怎样的遗产了。1182年之后，亨利二世的思绪转移到如何最好地将自己的庞大领地转交给儿子们。但就在这时，数十载的光辉胜利灰飞烟灭，最终给他留下的只有心碎。

[1] 在英格兰历史上，马克（mark）只是财务计算时用的货币单位，从来没有实际发行和流通过。马克起初是流行于西欧的重量单位，专用于测量金银，1马克最初相当于8盎司（249克），但在中世纪不断有所浮动。后来，1马克一般相当于半磅（8盎司）。据说是丹麦人把马克带到了英格兰。根据19世纪的资料，作为货币单位，起初1马克细分为100便士，但在1066年诺曼人征服英格兰之后，改为1马克分为160便士，1马克相当于三分之二镑或约250克白银。

熊熊燃烧的世界

亨利二世尽管才思敏捷、富于创造力，而且天生精力充沛，但在1183年过五十大寿的时候还是感到自己已经垂垂老矣。奔波忙碌的一生损害了他的健康。他在马背上过了一辈子，两腿变形成了罗圈腿，现在常常疼痛难忍。1174年，他的大腿被一匹马踢伤，可能导致股骨骨折，始终未能痊愈。腿伤影响了他的整体健康，使得他步履蹒跚。他的腿永久性地跛了，只能一瘸一拐地走路。他仍然持续不断地在各地巡视，但不时病倒。尽管罗马教廷敦促亨利二世公开宣示参加圣战，并前往东方领导一场新的十字军东征，但他显然没有这个打算。

世界格局日新月异。路易七世国王长期患病，最后遭遇了一连串令他躯体瘫痪的中风，于1180年9月18日去世，享年六十岁。路易七世的十五岁儿子在前一年被加冕为共治国王，现在正式登基，称为腓力二世。突然间，亨利二世不得不与一个十几岁的少年，而不是比自己年长十岁的男人缔结条约、制定政策。腓力二世比亨利二世最年长的三个儿子都要小，比约翰只大几个月。对这个少年国王来讲，亨利二世简直是来自另一个时代的人物。整个法兰西很快就将属于这些少年。

小亨利国王将成为腓力二世新的较量对手。小亨利也已经被加冕为副王，有时自称为“英格兰国王、诺曼底公爵、阿基坦伯爵，亨利国王之子”，而称他的父亲为“闻名遐迩的君主”。腓力二世全面执掌王权，令小亨利愈发蠢蠢欲动。

小亨利仍然几乎没有任何实际的统治经验。1183年2月，他已经二十八岁，尽管拥有冠冕堂皇的诸多头衔，并且还娶了一位卡佩王朝的公主，但实权少得可怜。部分是由于这一点，他在政治智慧和军事技能上进步甚微。在许多同时代人眼中，他仍然虚荣、肤浅、幼稚，虽然崇尚光荣伟大，对真正的朝政却知之甚少。小亨利国王的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花在比武场上。和佛兰德伯爵腓力与埃诺伯爵鲍德温一道，他经常出现在欧洲时髦的竞技场上。小亨利国王花费了数量惊人的金钱，将自己打扮为令人眼花缭乱的骑士英雄。他的武艺教头是威廉·马歇尔。马歇尔自1170年以来担任小亨利的导师。作为欧洲最勇敢的骑士之一，马歇尔赫赫有名。1179年，腓力二世在兰斯加冕的时候，代表金雀花王朝参加庆典的就是小亨利国王，他在游行队伍中捧着卡佩王朝的王冠，并且带领五百名骑士参加了加冕礼之后的比武大会。尽管有光鲜堂皇的外表，但他知道自己没有多少实权。挫败之下，他开始在父亲的领地内施展拳脚，但结果却令人尴尬，几乎酿成灾难。

1182年夏末，小亨利国王再次向父亲索取土地，用编年史家豪登的罗杰的话来说是“一些领地，好让他和妻子能够居住，并供养他属下的骑士”。言外之意是，他希望正式占有诺曼底公国。亨利二世拒绝了。就像在1173年那样，小亨利国王恼羞成怒，暴跳如雷，跑到了法兰西宫廷，与腓力二世结盟，与父亲分庭抗礼。亨利二世多次增加封赏的价码，才把儿子哄回来，在圣诞节之后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会议在勒芒召开，由亨利二世主持，与会者包括小亨利国王、他的两个弟弟理查和若弗鲁瓦，还有萨克森公爵（亨利二世的女婿，前不久和妻子，即亨利二世的长女玛蒂尔达一起被从自己的公国驱逐出来）。

在这次会议上，亨利二世的目标是确保三个儿子仍然服从他在未来分割金雀花领地的计划。这意味着，要安抚一下长子，显示他的突出地位，同时不能过于冷落两个较小的儿子。亨利二世要求儿子们向他庄重地宣誓效忠，然后又要求理查和若弗鲁瓦分别作为阿基坦和布列塔尼的公爵，向小亨利国王效忠。

理查拒不听命。作为阿基坦公爵，他的领主是法兰西国王，不是英格兰国王，他也无意改变这个现状。在大叛乱之后的十年中，他一直在阿基坦巩固自己的至高无上地位，镇压母亲的公国内桀骜不驯的臣属领主们的反叛，在此过程中锻炼了自己优秀的军事头脑。由于哥哥的所作所为，理查的平叛工作最近变得更困难了。小亨利国王与阿基坦的贵族们勾勾搭搭，试图把他们拉拢到自己麾下，暗示说自己将是一个比理查更好的领主，煽动他们举兵作乱。理查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才遏制住这些叛乱。理查在埃莉诺的亲自督导下学习和成长，他的军事天赋得到了很好的培养。他和虚荣自负、装腔作势的哥哥之间的关系冷若冰霜。在勒芒，他们之间的宿怨爆发，两人激烈地争吵起来。理查怒火中烧地冲出会议室，返回阿基坦去加固他的城堡。小亨利国王将自己的妻子送往巴黎的安全地带，与若弗鲁瓦结盟，准备发动进攻。威尔士的杰拉尔德对若弗鲁瓦的描绘令人难忘：“能言善道，油嘴滑舌……他的舌头足以败坏两个王国；不知疲倦，行事伪善，装神弄鬼，撒谎骗人。”亨利二世不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两个儿子向另外一个儿子发动内战，他也没有多少选择，只能支持理查。1183年3月5日，老国王就是这样度过他的五十大寿的：他努力恢复秩序，而金雀花王朝的年轻一代却剑拔弩张，即将展开一场灾难性的内战。与此同时，唯一有可能解决纠纷的人——阿基坦的埃莉诺，仍然被软禁在英格兰。

在随后的短暂战争中，小亨利国王的所作所为令人震惊。他装模作样地与父亲谈判，但毫无诚意。他命令自己的臣属攻击外交使节。为了支付雇佣兵的军饷，他在阿基坦四处抢劫城镇居民、教堂和圣龛。他还企图煽动阿基坦的贵族们反叛理查的统治，但没有取得多少成功。亨利二世和理查招兵买马，从一个城镇狂奔到另一个，尽其所能地遏制危险的局势。

最终结束战争的不是军事策略，而是命运。6月初，在袭击凯尔西的一座教堂之后，小亨利国王患上了痢疾。在短暂但是极其严重的病患之后，他于6月11日在南方城镇马尔泰死去。临死之前，小亨利国王请求威廉·马歇尔（他先前的教师和比武伙伴）将他前不久抢来的十字军的十字架送往耶路撒冷。据说他在合眼前还请求为他母亲减刑。6月底，他的遗体被送到鲁昂下葬。世界少了一个油嘴滑舌、惹是生非的青年。小亨利国王始终没有得到过成长的机会，但他也很少表现出希望成长的意愿。即便如此，他的死亡还是让他父亲精心安排的继承计划乱成了一锅粥。

亨利二世从哀恸中恢复之后，便开始筹划一个新的未来。1183年秋季，他告诉理查，他应当将阿基坦交给最小的弟弟约翰。这意味着，理查将取代小亨利国王，成为英格兰、诺曼底和安茹的继承人，而让约翰接过阿基坦的遗产。

理查坚决拒绝了。阿基坦属于他，他过去不愿意将阿基坦交给哥哥，现在同样不愿意把它让给弟弟。到1184年底，亨利二世认识到，自己已经无法驾驭理查（现在是他最年长的儿子）。于是，他让理查返回阿基坦，同时准备把约翰送往爱尔兰，将他理论上的爱尔兰国王头衔坐实。同时，亨利二世还考虑将小亨利国王的遗产交给若弗鲁瓦，将布列塔尼（由于若弗鲁瓦娶了康斯坦丝，所以成为公爵）与金雀花王朝的祖传遗产永久性地结合起来，让理查自行待在他心爱的阿基坦。理查也不肯接受这个安排。他组织了一支军队，袭击了若弗鲁瓦领地的边界。

亨利二世在倍感挫折之下崩溃了。最后，他把唯一比理查更有权占有阿基坦的人从英格兰接到了欧洲大陆。默默度过多年牢狱生涯的埃莉诺王后被短暂地释放，来到亨利二世身边。老国王命令理查将公国交还给母亲。当然，实际上这意味着将阿基坦交给亨利二世，因为尽管埃莉诺暂时得到了释放，但仍然是亨利二世的俘虏，而不是他的妻子。但理查最终被说服了。他将阿基坦的控制权正式交还给父亲。在随后两年内，亨利二世始终不肯对自己领地的未来做任何决定性的安排。

问题的确是绕开了，但仍然悬而未决。亨利二世支吾拖延，等待时机，以处置欧洲大陆上由于小亨利国王死亡而造成的边境安全问题。但理查和若弗鲁瓦都没有被立为共治国王或王储，因此亨利二世对自己身后事的安排仍然没有把握。

1186年7月，命运再一次插手。据多位编年史家说，若弗鲁瓦是个不忠不孝之徒，他与腓力二世过从甚密，指望自己在反对父亲或兄弟的时候能得到法兰西国王的支持。他在巴黎度夏的时候，在一次比武中负了重伤，于8月19日死去，死因或许是重伤造成的并发症。他被厚葬在巴黎圣母院。据说腓力二世国王哀痛欲绝，曾企图要跳入朋友尚未封闭的墓穴。

就这样，亨利二世失去了两个成年的儿子。尽管很少有人像法兰西国王那样悲痛地哀悼若弗鲁瓦——豪登的罗杰称若弗鲁瓦为“地狱之子”和“邪恶之子”——亨利二世的处境比以往更困难了。他不愿意面对显而易见的办法：立理查为唯一继承人。亨利二世似乎一直不相信任何人的本领——哪怕是才华横溢的理查——能够与自己相提并论，能够将他聚集的庞大领土联合起来。1185年1月，耶路撒冷牧首长途跋涉，来到英格兰，将圣城的城门钥匙以及大卫塔和圣墓的钥匙呈送到亨利二世脚下，哀求他前往东方，接受耶路撒冷国王的头衔。即便如此，亨利二世在与最重要的封臣协商之后，仍然决定，更符合他利益的选择是捍卫他在欧洲的领地，而不是保卫遭到萨拉丁威胁的基督徒领地。正是这种顽强执拗、不肯放手的精神让亨利二世成为如此伟大的一位统治者，但这很快酿成了他的最终失败。

若弗鲁瓦的死使得亨利二世与腓力二世（后来被其支持者誉为腓力·奥古斯都）之间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这位年轻的法兰西国王统治的最初六年中，他们的关系还很融洽。亨利二世曾帮助腓力二世与佛兰德伯爵重归于好。腓力二世和小亨利国王及若弗鲁瓦都有很好的交情。但现在，二十三岁的腓力二世开始对亨利二世在法兰西的影响感到恼怒。理查在1161年与腓力二世的同父异母姐姐艾丽斯订了婚。她一直被寄养在亨利二世的宫廷，长达近二十五年，却始终没有与理查正式结婚。亨利二世从政治角度出发，一直推迟婚礼，等待自己占上风的时候，那时就能从腓力二世那里榨取最丰厚的嫁妆。但也有丑恶的谣言称，亨利二世自己引诱了这个姑娘。

从1186年起，金雀花王室和卡佩王室之间的关系急剧降温。两国之间爆发了好几次重大的边境战争。因为亨利二世不肯让理查和艾丽斯结婚，法兰西和诺曼底之间的韦克辛边境地区（根据婚约，将是艾丽斯的嫁妆）又一次成为争端的主题。腓力二世宣称自己是布列塔尼的最高领主。在布列塔尼，若弗鲁瓦的继承人是两个小女孩和一个叫作阿尔蒂尔的男婴。在贝里和图卢兹伯爵领地（1159年亨利二世和路易七世摊牌的地方），两国间的矛盾逐步升级。这是自1173～1174年以来，英格兰和法兰西国王之间首次出现严重冲突。

腓力二世没有亨利二世那样的财富和经验，在军事上也不如他老谋深算。但在1187年，腓力二世开始寻找其他办法来给自己的对手捣乱。最显而易见的办法当然是借力亨利二世的儿子理查。前任阿基坦公爵和他的父亲之间开始出现了嫌隙，腓力二世开始尝试插上一手。亨利二世刻意避免确立理查为继承人，且对约翰越来越宠爱，这说明理查的未来地位还远远谈不上大局已定。理查坐立不安，急于离开欧洲，去东方参加十字军运动。在自己的继承人地位得到确定以前，他是不能出征的。

1187年夏季，腓力二世尝试与金雀花王朝的第三位王子结交。理查访问巴黎的时候，法兰西国王对其大献殷勤、百般邀宠。据豪登的罗杰记载，“腓力二世对理查极其尊崇，他们每天在同一张桌子上用膳，分享饮食；夜间，他们在同一张床上睡觉。法兰西国王爱他如同爱自己的灵魂，他们互相之间的爱如此深厚，令英格兰国王陛下瞠目结舌”。罗杰关于理查和腓力二世同床的记述后来曾被解释为，理查是同性恋。事实并非如此。它实际上是表明了年轻的法兰西国王与金雀花王朝推定继承人之间突然发生的、强有力的政治友谊。理查害怕自己被剥夺继承权，腓力二世对此善加利用，或许甚至还向他暗示，亨利二世打算让艾丽斯嫁给约翰。

他的招数奏效了。理查离开巴黎，返回在诺曼底的父亲身边。当时十字军东征的狂热席卷欧洲，理查对圣地魂牵梦萦，因此他与父亲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在腓力二世窃窃私语的煽风点火之下，理查开始相信，“他的父亲打算剥夺他的王位继承权，据传闻说，计划将王位传给幼子约翰”（这是坎特伯雷的杰维斯的记载）。1188年11月，事情到了一个重大关头。亨利二世与腓力二世为了争夺贝里和图卢兹发生了战争。在邦穆兰的一次和平会议上，双方都怒气冲冲，亨利二世和腓力二世大吵特吵，差点动手打起来。在会上，理查直截了当地要求父亲向他保证，一定会将王位传给他。亨利二世一言不发。据坎特伯雷的杰维斯记载，理查说：“那么，我只能认为，先前听起来难以置信的事情是真的。”他在腓力二世面前跪下，以阿基坦和诺曼底领主的身份向后者宣誓效忠。这是父子之间最后的、不可弥合的决裂。

1189年1月，亨利二世病痛不断，一直拖到复活节也没有好转。在病榻上，他发出许多书信，恳求理查回到自己身边。但理查不肯动摇，还帮助腓力二世袭扰卧病在床的父亲的边境。6月初，亨利二世身体有所好转，参加了在贝尔纳堡举行的和会，但这一次父子之间又争吵起来。在腓力二世的拼命煽动怂恿下，理查仍然怀疑，老国王要立约翰为王储。

腓力二世和理查向贝尔纳堡发动奇袭，将其占领，还拿下了该地区的所有其他城堡。6月12日，他们迅速攻击了亨利二世的基地勒芒，也就是五十六年前他出生的地方。

勒芒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城镇守军为了阻滞入侵者，采取了在郊区纵火的紧急措施。此时刮起了大风，大火蔓延到城镇，很快整个勒芒就陷入火海。亨利二世及其随从快速撤退了。随后，尽管夏季酷热难当，而且亨利二世身体虚弱，但他们还是尝试北上，以强行军撤往诺曼底。

在行军过程中，亨利二世做了一件他漫长一生中从未做过的事情：他放弃了。在离边境要塞阿朗松10英里处，他原路返回，将自己的大部分随从派往诺曼底，自己却返回了安茹。此时道路和乡间已经到处是腓力二世的兵马，在200英里的危险旅途之后，亨利二世来到了希农城堡巍峨的城墙脚下。这不仅是安茹的，而且是金雀花王朝所有领地上最雄伟的要塞之一，也是亨利二世最喜爱的驻地之一。他进入要塞的时候，已经精疲力竭。在随后两周内，他卧病在床，病情日益严重，身体越来越羸弱。

到7月初，曼恩已经被法兰西军队占领，图尔也陷落了。7月3日，在图尔附近的巴朗，亨利二世强撑病体，与腓力二世面对面谈判。腓力二世滔滔不绝地提出了一大串要求，相当于是要求亨利二世彻底投降，并确立理查为他在海峡两岸所有领地的继承人。老国王此时已经虚弱不堪，随从们扶着他，他才能在马背上坐稳。这一天原本赤日炎炎，暴风雨却骤然降临。亨利二世同意了腓力二世的所有条件。随后，他已经无力骑马返回希农，只得由仆人们用轿子抬回去。

回到希农之后，几乎无力站稳的亨利二世命人呈上所有原先支持他、现在却倒戈到理查那边的人的名单。据威尔士的杰拉尔德记载，名单上第一个名字就是他最宠爱的儿子约翰。老国王大为震惊，悲痛欲绝，无力承受这种打击。他的病情严重恶化，陷入幻觉，胡言乱语。在一个短暂的清醒时刻，他在城堡的小教堂接受了圣餐。1189年7月6日，亨利二世与世长辞，他惊人的传奇一生竟在凄惨中落幕。

他遭到了妻子和所有儿子的背叛，目睹自己的出生地化为浓烟滚滚的瓦砾堆，还遭到了比他年轻三十多岁的卡佩国王的羞辱。但他在法兰西和不列颠群岛全境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在垂暮之年降临之前，他战胜了每一位曾经挑战他的国王、公爵和伯爵。他或许是基督教世界最家喻户晓的名人。他的威名流传千古不朽，因为英格兰国王、诺曼底公爵、阿基坦公爵、安茹伯爵、曼恩伯爵、图赖讷伯爵和爱尔兰领主亨利二世开创了一个新王朝，将会在随后两个多世纪中深刻地影响欧洲。

理查登基

面对父亲的遗体，理查陷入了沉默。他所看到的这副面庞带着近半个世纪的烦恼与光荣留下的印迹。亨利二世死得非常凄凉：孤立无援、哀痛心碎。他给理查留下最后一句话还是在极具侮辱性的《巴朗和约》之后。当时，亨利二世在理查耳边恶狠狠地低语道：“上帝保佑我在死前向你复仇。”但上帝没有保佑他。自1187年，理查与腓力二世联手，已经用武力夺取了自己的许多王室遗产——曼恩、图赖讷和安茹的多座城堡。亨利二世去世后，剩余的财产自然而然地属于理查了。

亨利二世的遗体停放在丰泰夫罗的小教堂。这是坐落在安茹与普瓦图伯爵领地（阿基坦公国的权力中心）之间腹地的一座伟大的修道院产业。为父亲灵柩守夜的时候，理查在教堂中殿的冷风中一定会感到自己的心在怦怦直跳。教堂的穹顶天花板和粗壮冰冷的柱子在他头顶上巍然屹立。站在父亲静默的遗体前，这个擅长行动的人有了一个安静地反思的机会。理查站在灵柩前，没有流露出任何感情。他只是看了看曾经奔波忙碌的父亲一动不动的面庞，然后转过身，走出了教堂。一段史诗般的统治结束了。新的统治——他自己的统治，拉开了帷幕[1]。

1187年，噩耗传到法兰西，萨拉丁麾下的穆斯林军队攻克了耶路撒冷。这位令人生畏而极富骑士风度的阿拉伯将领所向披靡，是全世界妇孺皆知的名人。整个“海外”——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之后在中东建立起来的各个基督教国家的统称——面临灭顶之灾。理查一世曾听说过诸多以萨拉丁的名义犯下的暴行：神圣的骑士被残忍地屠杀；伟大的军人被处死，如沙蒂永的雷诺先是被萨拉丁亲自用剑砍伤，然后斩首。他一定也听说了基督教军队在7月4日哈丁之战中的惨败：成千上万的西欧士兵在熊熊燃烧的灌木地带惨死，他们在穆斯林弓箭手的致命攻击下纷纷倒地，舌头被烈火烤焦。他一定也听说过穷苦的基督徒被卖到北非为奴的悲惨故事。但最让他苦恼的是真十字架的丢失。这是耶路撒冷王国最神圣的圣物，此前每一支基督教军队出征时都会将它抬在队伍前方，而如今它竟在哈丁被萨拉丁的军队缴获了。

无论是作为基督教的战士，还是金雀花王朝的君主，理查一世都对第三次十字军东征兴趣盎然。和所有参加十字军运动的人一样，理查一世对异教徒满怀憎恶。但他也知道，耶路撒冷女王西比拉是他的亲戚[2]，因为她是安茹伯爵富尔克五世的后代，而富尔克五世是他的曾祖父。西比拉的丈夫吕西尼昂的居伊是金雀花王朝的封臣。因此，十字军东征既是宗教圣战，也是理查一世的家事。

1187年秋季，理查一世是阿尔卑斯山以北第一位宣布参加十字军东征的大领主。由于和父亲的争吵，他前往圣地的远征被推迟了差不多两年。尽管他非常希望成为欧洲十字军运动的领导者，但这项殊荣还是落在了他的妹婿——西西里国王威廉二世[3]肩上。得到耶路撒冷失陷的消息之后，威廉二世立即集合了五十艘船和数百名骑士。1188年，年迈的弗里德里希·巴巴罗萨也率军前往“海外”，他的军队开始了途经多瑙河的漫长陆路行军（在此次远征中，巴巴罗萨在一条河中坠马溺死）。理查一世心急如焚，不肯再等。但在自己的衣服上缝上布质白十字（这表示来自英格兰王国的十字军，法兰西的十字军佩戴的十字架是红色的）、动身前往东方之前，他还有两件非常紧迫的事情要处理。首先是保障他的基业。其次，是他与腓力二世的关系。这两件事情是紧密相连的。

1189年9月13日，星期天，理查一世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加冕。这是自诺曼征服以来，王位第二次比较顺利地传承下去。人们蜂拥而至，争相一睹新国王风采。这位三十二岁的国王此前几乎从来没有出现在英格兰人的视线中。他们看到的是一个身材魁梧而优雅的汉子，金红色头发，手脚颀长：比他父亲更高雅堂皇，但面貌同样饱经风霜，这是在马背上度过一生的结果。人们很容易设想，这将是一个光荣的新时代。

理查一世在英格兰的一排排主教、修道院院长、贵族、骑士和尊贵庄严的官吏们引领下走向威斯敏斯特教堂。他最宠信的世俗贵族们走在他前面，捧着黄金长剑和仪式用的权杖。教士们身穿紫色法衣和白袍，灿丽夺目。队伍最前方是一支大十字架，教堂内的烛光影影绰绰。焚香浓郁而令人恶心的气味弥漫着初秋的空气，队伍接近教堂内殿时，身后便留下了这气息。教堂内回荡着庄严的圣歌。理查一世走到圣坛前，英格兰位高权重的教会权贵和威风凛凛的贵族们在四周注视着他。

他们当中最骄傲的或许是阿基坦的埃莉诺。看到理查登基成为英格兰国王，他母亲最大的心愿成了现实，也实现了巫师梅林的一句著名预言：“撕毁契约的鹰将为（她的）第三次筑巢而欣喜。”[4]亨利二世含恨辞世之后，她挚爱的儿子旋即将她释放，并将亨利二世为了惩罚她参与1173年叛乱而剥夺的土地和收入归还给她。甚至在抵达英格兰之前，理查一世就下令在英格兰政府中为母亲（已经六十六岁）安排一个重要位置。在加冕礼之前的几周内，她周游全国，主持宫廷，并迫使国内的达官贵人们向她宣誓效忠。

在圣坛前，理查一世发出了三个誓言。在福音书和诸多圣徒遗物的见证下，他发誓要以和平、荣誉和尊崇来对待上帝、神圣的教会及教士；第二个誓言是为人民主持正义；最后一个誓言是废除严刑苛法，确立完善的法律。他站在那里，只穿马裤，内衣在右肩处撕裂，脚踩金线织就的凉鞋。这位虔诚的战士一定是特别崇敬地思考了自己的第一个誓言。他正在被宣示为上帝之锤。

理查一世右手持节杖，左手握权杖；坎特伯雷大主教鲍德温向他的头部、肩膀和持剑的右臂涂了圣油。鲍德温穿着祝过圣的亚麻布衣服、斗篷式长袍、束腰外衣和宽袖法衣——即宗教仪式所用的祭服，袖子很宽，在他手臂周围鼓起。然后，理查一世被授予全能上帝的武器：鲍德温将一把宝剑呈送给他，他将用这把剑惩罚那些胆敢侵犯教会的恶徒；两位伯爵帮他佩戴王室宝库中珍藏的金马刺。

最后，理查一世披上斗篷，被带到圣坛前。大主教公开警告他，君主的责任极其重大，务必谨慎。理查一世不耐烦地答道：“我明白。”他从圣坛上抓起王冠，把它塞到鲍德温手里，示意大主教将王冠戴到他头上。“就这样”，编年史家豪登的罗杰写道，“已经加冕的国王被引领到宝座前”。

此时，英格兰和基督教世界的其他国家一样，陷入了十字军东征的狂热。教士们周游欧洲，在宗教节日期间举行大型的招募会，拉拢成千上万的信徒参加圣战，并向他们许诺，圣战者若在战斗中牺牲，其罪孽将得到赦免，将享受永生。不足为奇的是，以尚武好战著称的地区受到了教会特别密切的关注：鲍德温大主教游历了威尔士，招募到了三千名强悍的威尔士士兵，他们以擅长使用弓箭和长枪、战斗力惊人而闻名遐迩。伟大骑士威廉·马歇尔的一位13世纪的传记作者记载了国王的备战工作：

在英格兰停留期间，理查国王筹备了一支庞大舰队，好带他去圣地……许多质量上乘的优质船只配备有塔楼，装备精良，船员也很精干，足可以抵挡任何桨帆船或敌对势力的攻击。

理查的舰队装载了如此之多的金银财宝、大量白鼬和灰松鼠皮毛、数不胜数的餐具、不胜枚举的贵重精致的衣服和各式各样的武器，看过它们的人都很难一件一件点数清楚。各种给养物资非常齐备，应有尽有：成条的腌熏火腿、葡萄酒、小麦、面粉和大量硬饼干……胡椒、欧莳萝、蜂蜡、香料和质量最上乘的药糖剂。还有很多其他饮品、果冻、糖浆、弓、弩和飞行迅捷的利箭。

从1189年9月起，在一个月之内，理查一世花了1.4万镑，订购了数量庞大的物资：1.4万扇烟熏整猪、6万只马蹄铁、数量惊人的奶酪和豆子、成千上万支箭。购买这些海量给养和物资的金钱来自王室所有可以动用的收入来源。

亨利二世生前通过所谓的“萨拉丁什一税”积攒了10万镑巨款。萨拉丁什一税是对所有动产征收的10%赋税，谁要是敢不交，就会遭到绝罚的威胁；征收工作由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的骑士们执行。但对理查一世来说，10万镑还只是个开始。他审视着自己继承来的帝国，眼尖地找到了父亲不曾发现的新的收入来源。亨利二世也曾卖官鬻爵，但这样得来的收入基本全都用来供养精明强干的王室忠仆，以妥善地管理政府。理查一世在政府管理上一向都不是太精明敏锐。豪登的罗杰记载道：“他把自己拥有的一切都拿来兜售：官职、领主头衔、伯爵领地、郡长职位、城堡、城镇、土地，无所不包。”他大肆出售土地，还没有到动摇自己统治的地步，但生意做得着实热火朝天。据说，理查一世曾开玩笑，如果能找得到买家，就把伦敦城也卖了。

在英格兰紧锣密鼓地筹备的同时，理查一世还在处理政事。1189年圣诞节之后，他在诺南库尔与腓力二世会面，签订了一项互助防御条约。法兰西国王也许诺要参加十字军东征，若是这两位君主同时离开欧洲，就需要高度的互信。理查一世和腓力二世发誓互不侵犯，保护所有十字军战士的财产，并坦诚相待、诚实守信。他们属下的贵族们也立誓要维护和平。但其实双方都满腹猜忌。两位国王在亨利二世统治时期已经打过很多交道，知道诚实守信是有限度的。

在离开自己的王国时，理查一世面临的最棘手问题是，如何处置二十二岁的弟弟约翰。约翰在他们父亲统治时期被戏称为“无地的约翰”，但现在是爱尔兰领主，并且得到了在英格兰获得价值4000镑的土地的诺言。理查一世兑现了这个诺言。约翰得到了一个诺曼头衔——莫尔坦伯爵，享有德比、诺丁汉、康沃尔、德文、萨默塞特和多塞特这些伯爵领地，英格兰中部的多座城堡，并且还与格洛斯特的伊莎贝尔——布里斯托尔、格拉摩根和纽波特的女继承人——结了婚。这些领地非常广大，构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势力集团，因此约翰可以轻松地破坏政府的稳定。理查一世从来没有信任过自己的弟弟，并且在与父亲议和的时候，还曾坚持要求让约翰和自己一起参加十字军东征。现在他犹豫不决，先是干脆将约翰逐出英格兰，后来又回心转意（或许是因为听了母亲的建议）。约翰的问题没有轻松的解决办法。给约翰很多土地但没有正式权力，是理查一世能想出的唯一办法。

理查一世指定了一些忠诚的官吏，在他远征期间主持朝政。埃莉诺起初的任务是好生关照她的幼子约翰。英格兰的行政工作主要由达勒姆主教休·德·皮伊塞和伊利主教威廉·朗香负责，他们的权责范围以亨伯河为界。理查一世就政府工作向他们作了明确的指示，但他们一定仍然惴惴不安。亨利二世或许曾经证明，一位金雀花国王可以在英格兰境外待的时间比在境内更久，而仍然成功地治国安邦，但亨利二世从来没有到过比法兰西南海岸更远的地方。

最后，理查一世的大军集结完毕，物资也准备妥当，运送兵员和物资的庞大舰队预定将在1190年7月底与他会合。他去了勃艮第，与腓力二世会面。两位国王发誓在战利品方面互通有无，平分得到的所有收益。7月4日，他们在各自的庞大军队护卫下开拔，前往耶路撒冷。在里昂，他们选择了不同的路径：法兰西国王的军队开往热那亚，准备在那里雇佣一支舰队；而理查一世的人马则前往马赛。理查一世很注意培植自己的浪漫的神话气息，携带着一把利剑，据说就是亚瑟王的神剑——“王者之剑”。他决心要让这把剑大显身手。

[1] 从这里起，我们将他称为理查一世。

[2] 安茹伯爵富尔克五世（后来的耶路撒冷国王）的长子若弗鲁瓦就是金雀花王朝的开创者，即理查一世的祖父。富尔克五世的幼子——耶路撒冷国王阿马尔里克一世就是西比拉的父亲。所以，理查一世是西比拉的堂侄，尽管理查一世的年纪比她大三岁。

[3] 西西里国王威廉二世的妻子是理查二世的妹妹琼。

[4] 鹰指代阿基坦的埃莉诺，撕毁契约可能指她与法兰西国王路易七世离婚，第三次筑巢可能指理查一世是她的第三个儿子（前两个是早夭的普瓦捷伯爵威廉九世和小亨利国王）。

东方称雄

1191年初的隆冬，阿基坦的埃莉诺和她负责照顾的孩子在缓缓地通过天寒地冻的阿尔卑斯山隘口。他们在路上已经走了好几周。夜间他们在隐修院借宿，白天在陡峭崎岖的乡间择路缓行。他们乘坐软轿，带着一群仆人，但在这种旅途中根本谈不上什么奢侈。他们是王室成员，但前方的路仍然充满艰难险阻。他们要翻山越岭，下山到伦巴底平原，然后前往比萨。

此前，阿基坦的埃莉诺把一位十八岁的姑娘——纳瓦拉的贝伦加丽亚从她家中接了出来。她的家是奥迪勒的城堡和宫殿（在潘普洛纳附近），巍然俯视着西班牙北部纳瓦拉地区的炽热平原。埃莉诺把贝伦加丽亚送到儿子理查一世身边，好让他们结为连理。据大多数编年史家说，埃莉诺为儿子找到的这位新娘的聪颖胜过美丽，但本性纯良。

贝伦加丽亚姑娘的此次史诗旅程是好几年前就安排好的。理查一世和他的外交官们一定是费尽唇舌，才说服纳瓦拉国王桑丘六世同意让自己的幼女经历这一场漫长而危险的旅途：贝伦加丽亚要经过多个敌对的王国和艰险难行的地域，去追寻一位正在奔赴世界上最危险战区的国王。陪同她的是理查一世的母亲——欧洲最家喻户晓，同时也是最臭名昭著的女人——这既让人宽心，也让人担忧。

贝伦加丽亚知道，自己与理查一世的婚姻将会非常有争议。英格兰国王与腓力二世的姐姐艾丽斯的娃娃亲还没有解除。尽管有流言蜚语说他的父亲已经诱奸了艾丽斯，但理查一世仍然有正式义务娶她。整个基督教世界只有极少数人知道，他的目光早已投向了其他地方。

贝伦加丽亚很紧张，但值得宽慰的是，她的旅伴经历过更糟糕的事情，经验极其丰富。埃莉诺虽然年事已高，但精神矍铄，头脑灵活，沿途处理了许多外交事务，包括在米兰附近的洛迪会见弗里德里希·巴巴罗萨的儿子和继承人海因里希六世。年轻的贝伦加丽亚会发现，她与理查一世的婚姻给她带来了极大的威望，因为她成了金雀花王朝最高层的成员，而这个王朝的势力和影响从德意志帝国一直延伸到耶路撒冷。

埃莉诺和贝伦加丽亚差一点就在比萨赶上了理查一世，最后于1191年3月30日在西西里与他会合。他在那里已经待了六个月，而且已经参加了许多惊心动魄的冒险。他的大军先是在葡萄牙王国的里斯本登陆，在那里奸淫掳掠，发挥了一下自己的“圣战热情”，然后才到马赛与理查一世会合，并驶向西西里。理查一世在沿着意大利海岸南下的途中经历了不少冒险，有一次他看到一群那不勒斯农民在放鹰，就训斥他们竟敢僭越自己的本分，去搞只有贵族才有权享受的娱乐，不料险些被乱石打死。他抵达西西里之后，擅自征服了墨西拿（西西里国王唐克雷德[1]的臣属领地），并在城墙上升起了英格兰旗帜，也就是说，他把与腓力二世缔结的平分战利品的约定抛在了脑后。墨西拿海峡现在挤满了理查一世的重型战船，这让法兰西国王吹胡子瞪眼，因为他感到，自己的这位战友浮夸奢华的旅行方式着实令人讨厌。

腓力二世在看到理查一世盛气凌人的军事风格时还只是恼火，在得知他迎娶纳瓦拉的贝伦加丽亚的计划时，简直是暴跳如雷。理查一世原先将自己的结婚计划严格保密，但在新娘抵达几天前的一次令人丢脸的争吵中，他终于告诉腓力二世，他不会娶艾丽斯。他说自己的父亲勾引了那个姑娘，有了一个私生子。腓力二世别无选择，只能接受自己这么多年一直被蒙骗的事实。理查一世给了他1万马克作为废止婚约的赔偿。腓力二世只得收下赔偿金，忍气吞声，最后在震惊和狂怒之下，于贝伦加丽亚驾到几天前离开了西西里。

埃莉诺在西西里待了三天，与自己最宠爱的儿子和女儿琼团聚。琼是先前的西西里王后，后来被唐克雷德国王囚禁，直到理查一世在征服墨西拿的时候才将她营救出来。从1177年十一岁的小姑娘琼远嫁西西里以来，埃莉诺就一直没有见过她。但亲人团聚很短暂。英格兰和诺曼底的国事（约翰待在那里，对他的兄长来说一直是个隐患）需要埃莉诺回去处置。十字军准备离开西西里、开赴圣地的时候，琼接替母亲，担负起了照顾和监督贝伦加丽亚的任务。婚礼将在圣地举行。

下一个集结点原定是克里特岛，但海上刮起暴风，将理查一世的舰队吹散了。大约二十五艘船被风刮得偏离航行，到了塞浦路斯。当时塞浦路斯是一个独立的希腊领地，由拜占庭的伊萨克·科穆宁统治，他的绰号是“塞浦路斯的暴君”。塞浦路斯对“海外”的海岸城市来说是个至关重要的集结点，但科穆宁是个反复无常的统治者。理查一世的几艘船在塞浦路斯海岸失事，乘客遭到了科穆宁臣民的欺凌。最可恶的是，琼和贝伦加丽亚乘坐的船在利马索尔外海停锚等待的时候，科穆宁居然企图俘获这艘船。

理查一世于4月22日在罗得岛登陆，得知了自己的妹妹和未婚妻的困境。他决定征服塞浦路斯（就像占领墨西拿一样），好好惩罚一下那里的居民，也不管塞浦路斯其实是个基督教国家。5月5日，他在利马索尔猛冲上岸，打了一场血腥的巷战，努力占领这座城镇。塞浦路斯人败退到了东海岸的法马古斯塔。为了庆祝这场胜利，理查一世于5月12日在利马索尔的拜占庭式的圣乔治教堂与纳瓦拉的贝伦加丽亚喜结良缘。诺曼的埃夫勒主教为年轻的王后加冕。婚礼的客人一定包括吕西尼昂的居伊，他是曾经的耶路撒冷国王，因为有普瓦图伯爵的身份，所以也是理查一世的封臣。这无疑是英格兰王室历史上最非同寻常的婚礼和加冕礼之一：在一座塞浦路斯教堂，一位纳瓦拉少女被一位诺曼主教加冕为英格兰王后，到场庆贺的客人包括耶路撒冷流亡者。这彰显了金雀花王朝统治下英格兰王室范围极其广大的影响力。

婚礼结束后，理查一世的军队在随后三周内继续征服塞浦路斯。理查一世将自己的舰队一分为二，让舰队的两部分绕着塞浦路斯岛相向航行。舰队每次停下的时候，空气中一定回荡着恐怖的尖叫，佩戴英格兰圣战者白十字的士兵们猛冲上岸，劫掠城镇、占领城堡、登上敌船。主要的战利品是伊萨克·科穆宁本人。这位暴君坚守了一个短暂时期，但他挚爱的女儿在凯里尼亚要塞被俘之后，他的抵抗意志就瓦解了。他向理查一世俯首称臣，唯一的要求是尊重他的地位，不要用铁镣铐捆缚他。理查一世始终是个风度翩翩的骑士，欣然同意。他特地命人打造了白银镣铐来捆缚科穆宁。

此刻，金雀花帝国扩张到了中东的边缘。理查一世在给英格兰大法官威廉·朗香（留在国内）的信中写道：“我们已经征服塞浦路斯全岛及其所有据点。”他强迫所有塞浦路斯男子剃掉大胡子，确认了当地的法律和风俗，并指派自己的官吏来管理当地。但与他的父亲不同的是，理查一世更感兴趣的是现金，而不是长期的霸主地位。征服完成之后，他立刻把塞浦路斯卖给了圣殿骑士团，价码是10万撒拉森拜占特。

从塞浦路斯的某些制高点可以远眺黎巴嫩海岸。圣地现已触手可及，充满了诱惑。理查一世丝毫没有耽搁，立刻扬帆起航。1191年6月8日，他抵达阿卡，发现此处的围城战已经热火朝天地打了一年多。腓力二世在几个月前抵达了这里，他的军队现在驻扎在城东。此处的基督教大军还包括占据该城的基督徒，以及德意志和比萨军队等。腓力二世的巨型投石机“坏邻居”正在和穆斯林军队的巨型投石机“坏亲戚”对决。“坏邻居”不时被敌人的火力损坏，腓力二世就命人将它修复。巨石被射入城市、深深砸入地表的隆隆巨响和撞击声，以及随后暴风骤雨般的箭矢，一定会让听力所及范围之内的人心惊胆寒。

理查一世从海上接近的时候，看到的是一座陷入消耗战的城市。人们遭受的苦难和折磨达到了想象力所及的巅峰。基督教军队在尝试填平护城河、准备攻城器械的时候，就把臭气熏天、沾染疫病的死马死人当作配重物。

此地已经希望断绝。残忍的暴行遍地肆虐。基督徒妇女们抓住了一艘埃及桨帆船的船员，将他们折磨至死。穆斯林领袖们计划向基督教军队发动恐怖袭击，在敌营里放出数百条毒蛇。法兰西人建造了巨大的攻城器械，穆斯林守军用希腊火[2]将攻城武器的操作人员活活烧死。饥肠辘辘的德意志士兵开始吃骡肉。挖掘战壕的劳工累得精疲力竭，在战场上炽热而充满瘴气的环境中几乎窒息。在基督徒营地里，下等妓院迅速蔓生，敌对双方都光顾这些妓女。附近的海面上到处浮动着膨胀的死尸。

理查一世刚刚抵达，就与法兰西人发生了矛盾。欧洲各国并没有组成一个反对异教徒的基督教统一战线，而是把互相之间的重重矛盾带到了圣地。理查一世比腓力二世富有得多，他麾下的士兵军饷丰厚，渴望胜利和劫掠。理查一世招兵买马时开出的价码比腓力二世高，这让后者愈发恼火。

即便没有围城战和内部的混战，阿卡对入侵者来说也是个危险的地方。理查一世在此安营扎寨不到一周时间就患上了一种类似坏血病的疾病，叫作“阿纳尔迪亚病”或“莱昂纳迪病”。他的牙齿和指甲开始松动，头发大把大把地脱落。但理查一世作为国王，牢牢掌控着自己的宣传工作。患病虽然让他身体虚弱，但他绝不允许疾病耽搁自己的作战计划。为了维持十字军东征的节奏，他向萨拉丁发出书信，要求与他秘密谈判，同时还请求他提供桃子和冰块来帮助他退高烧。萨拉丁派人送来了水果，但不肯与他见面。两位领袖之间建立了信函往来，萨拉丁很快就开始尊重法兰克人[3]的这位新领袖。

理查一世在东征期间多次患病，身体羸弱，但他依然坚忍不拔，不肯屈服。7月初，基督教军队加强了对阿卡的进攻，守军濒临崩溃，理查一世坐着轿子亲临战场。他盖着光彩夺目、尽显帝王威仪的丝绸被子，手持弩弓，在帐幕掩护下向穆斯林守军射击，杀死多人，并鼓舞自己的士兵奋勇直前。7月5日，基督教军队终于突破了阿卡的防御。这项功绩既属于从东面顽强猛攻的腓力二世，也属于从北面攻城的理查一世。近两年时间内，基督教军队用掘堑壕、挖地道、投石机抛掷巨石、云梯登城、射箭等手段，坚持不懈地攻打这场城市。参战者成千上万，包括在东方的几乎每一位有地位的基督徒贵族、金雀花王朝和卡佩王朝的雄厚军力、比萨人、热那亚人、丹麦人、德意志人和其他朝圣的战士。这座城市能够坚守这么久，彰显了穆斯林守军的极度英勇。

在阿卡陷落之前，萨拉丁和基督教骑士们敲定了一个协议，以避免血腥的洗劫。十字军允许阿卡守军以体面的方式投降，在城头上升起了理查一世和腓力二世的旗帜——他们是攻城的主要领导人，而尽量避免更多的暴力流血。作为回报，萨拉丁答应缴纳20万第纳尔的赎金、释放近2000名战俘，并交还在哈丁缴获的真十字架。停在该城港口的埃及桨帆船舰队的大部分都被俘虏，于是基督徒在黎凡特[4]沿海地区的霸权得以大大扩张，穆斯林势力在地中海西进的雄心几乎彻底断送。基督徒们蜂拥冲进阿卡城内王宫之外的部分。经历了漫长而令人神经崩溃的痛苦折磨之后，他们终于可以欢歌狂舞，并在城市比较脏乱的区域狂饮、嫖妓。但这场胜利也播下了灾难的种子，将会在欧洲产生严重的后果。尽管阿卡是被欧洲多国军队联合攻克的，理查一世、贝伦加丽亚和琼还是将王宫占为己有。理查一世的盟友奥地利公爵利奥波德（他自4月起就在圣地作战，在阿卡围城战中贡献很大）已经抢先一步到了这里，在王宫悬挂了自己的纹章。理查一世把这些纹章都撕扯掉了。理查一世的傲慢激怒了利奥波德公爵和腓力二世，他们在理查一世手里遭受了数不胜数的怠慢，这让他们的东征之旅充满了屈辱。

阿卡战役之后，十字军东征运动得到了很大鼓舞，但也遭受了意外的打击。腓力二世在嫉妒、思乡和恼怒的联合刺激之下，宣布要班师回朝，因为他认为自己征服了阿卡，参加圣战的誓言就算是兑现了。人们普遍认为这是懦夫的行为，损害了法兰西王室的尊严。事实上，腓力二世受够了理查一世的侮辱。他们的最近一次权力斗争是关于耶路撒冷国王的人选：理查一世推荐吕西尼昂的居伊，而腓力二世支持蒙费拉的康拉德。

阿卡的胜利不是没有代价的。佛兰德伯爵腓力在攻城战中阵亡。这是欧洲贵族在东方的一个重大损失，但此事在欧洲的影响更大。佛兰德是欧洲的羊毛和纺织中心，富饶兴旺。如果能将它的一部分纳入法兰西王室领地，就可以大大改善法兰西的财务状况。在东方为了上帝的光荣而战是一回事，但腓力二世内心里毕竟还是个卡佩王朝的君主。对他来说，将佛兰德伯爵留下的富裕领地占为己有才是要紧事。法兰西国王当然更愿意在欧洲西北部为法兰西王室赢得新利益，而不是在酷热难当、肮脏污秽的东方为人作嫁、屈居老二。8月3日，腓力二世从推罗启程，离开“海外”，返回法兰西。

理查一世现在成了第三次十字军东征实际上的最高统帅。他拥有强大的军队、雄厚的财力、庞大的舰队和如日中天的崇高威望。现在他还掌握了几乎全部军事指挥权。据编年史家迪韦齐斯的理查记载，理查一世曾宣称，对他来说，如果让腓力二世待在东方，就像是猫的尾巴上被拴了只锤子。现在锤子被拿掉了，猫可以尽情奔跑了。理查一世在中东将会为自己赢得更多的光荣，他现在没有义务与别人分享荣耀了。但随着他在圣地停留的时间延长，国内的问题却愈发严重。

[1] 前文讲到的西西里国王威廉二世（狮心王理查的妹婿）于1189年11月去世，没有留下子嗣。他的堂兄唐克雷德夺取了王位。

[2] 希腊火是最早为拜占庭帝国使用的一种可以在水上燃烧的液态燃烧剂，为早期热兵器，主要应用于海战中。希腊火多次为拜占庭帝国的军事胜利做出巨大贡献，一些学者和史学家认为它是拜占庭帝国能持续千年之久的原因之一。希腊火的配方现已失传，其成分至今仍是一个谜团，但一般认为是以石油为基础。

[3] 伊斯兰世界在此时期所说的“法兰克人”指的是法兰西人，或泛指十字军中的西欧人。

[4] 黎凡特是历史上的地理名称，其指代并不明确。它一般指的是中东、地中海东岸、阿拉伯沙漠以北的一大片地区。“黎凡特”一词原指“意大利以东的地中海土地”，在中古法语中，黎凡特（Levant）为“东方”。

背叛

约克大主教若弗鲁瓦[1]抵达多佛尔的时候，就像其他每一位初次到访的客人一样，目睹正在兴建的宏伟城堡，赞叹不已。到1191年9月，与已故的路易七世参观工地时相比，这项工程已经有了很大进展。现在，若弗鲁瓦仰视它巍峨雄壮的方形主楼，回想起了自己的父亲。他的父亲花费了巨大财富，将这座城堡修建为王室光辉荣耀的象征，彰显着金雀花王朝的世俗权力。

若弗鲁瓦自己也是个威风凛凛的人。他颇具军事才华，是一位学识渊博的教士，还可以算得上是金雀花王朝的一位王子。他是亨利二世与一名叫作伊克奈的女子所生的私生子。据编年史家沃尔特·马普说，伊克奈是一个娼妓。若弗鲁瓦为王室和教会效力，早已飞黄腾达，曾担任父王的大法官，在1173至1174年的大叛乱中还在北方指挥作战，冒着生命危险，取得了不俗的战绩。现在，他是弟弟理查一世属下的第二大宗教权威。在国王远征海外，并且还没有诞下直接继承人的时候，让一个有王室血统的青年留在国内，无疑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何况这个青年还富可敌国、野心勃勃。因此，十八个月前，理查一世在出发前往圣地之前曾迫使若弗鲁瓦像约翰一样，发誓在三年之内不返回英格兰。朝政被交给了威廉·朗香，他综合多重身份于一身：伊利主教、教皇使节、首席政法官和大法官。集政权和教权于一人的最高程度的例子莫过于此。

现在，若弗鲁瓦和他的同父异母弟弟约翰结盟，违背了自己的誓言。理查一世在西西里的时候曾表示，如果他在十字军东征中去世，那么他的侄子——布列塔尼的阿尔蒂尔应当成为英格兰王位继承人。阿尔蒂尔是理查一世的兄长若弗鲁瓦的儿子，若弗鲁瓦于1186年在巴黎的一次比武大会中丧生。理查一世出征“海外”的时候，阿尔蒂尔大约四岁。二十四岁的约翰对自己兄长的王储人选表示强烈不满。他违背了自己的诺言，返回英格兰，占据了诺丁汉和蒂克希尔的大城堡。威廉·朗香的治理不得人心，所以约翰得以招兵买马，反对这位大法官。朗香的出身和背景都是诺曼的，非常专横跋扈，与他试图治理的民众格格不入。为了解决争端，约翰与朗香进行了谈判。约翰迫使朗香抛弃了年轻的阿尔蒂尔，而承认他自己为英格兰的假定继承人。

约克大主教若弗鲁瓦在多佛尔登陆的时候得到了约翰的警报：危险迫在眉睫。若弗鲁瓦返回英格兰的消息已经走漏风声，朗香的部下正在奔赴多佛尔，去逮捕若弗鲁瓦。一旦被捕，若弗鲁瓦会被冠以非法入境的罪名，可能会身陷囹圄。若弗鲁瓦匆匆奔逃，穿过多佛尔城，躲进了圣马丁小修道院。

朗香的部下将修道院团团围住，四天之后失去了耐心，便硬闯进去，抓捕他们的猎物。他们发现约克大主教在圣坛旁。这是一个安全的地方、一个神圣的地方。考虑到前不久发生的时事，这还是个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地方。大法官的部下向若弗鲁瓦大主教扑过去，将他五花大绑，押出修道院。这让人联想起贝克特被谋杀的情景，令人惴惴不安。若弗鲁瓦被拖着手脚，经过多佛尔的街道，沿途脑袋不断撞击地面。这对若弗鲁瓦来说固然不是愉快的经历，但对威廉·朗香来说却是个政治灾难，现在英格兰的几乎所有教士都敌对他。

约翰的宣传家们开始上蹿下跳。忠于约翰的作家，如诺南的于格，对朗香大肆攻击，嘲讽他是猿猴、侏儒、变态和恋童癖。他遭受的指控罪名涵盖了中世纪人们的想象力能够设想的每一桩恶癖和罪行。与此同时，约翰在做控制伦敦的准备。朗香试图阻止约翰入城的时候，伦敦市民封闭了城门，谴责大法官是叛贼。

洋洋得意的约翰将朗香拖到摄政议事会前。约克大主教若弗鲁瓦向朗香发出了一连串贪污腐败的指控，并谴责大法官派人逮捕自己的恶行。朗香的权威几乎荡然无存。他的官职被议事会剥夺，被迫为自己的城堡交出人质，还被关押在多佛尔监狱一周之久。他被释放的时候，已经彻底垮台，忙不迭地逃往佛兰德。摄政议事会指定约翰为全国最高摄政。这恰恰就是理查一世试图阻止出现的局面。

在圣地，理查一世所向披靡。尽管条件恶劣，而且他自己疾患缠身，但他还是稳固地控制了阿卡，并且给萨拉丁制造了许多麻烦，尽管用的是非常煞风景的策略。1191年8月，他在阿卡城外的一块平原上屠杀了两千六百名穆斯林战俘。不久之后，基督教军队南下，攻克了耶路撒冷的港口城镇雅法。理查一世与萨拉丁之间不断有书信往来。两位领袖都在试探对方，看能否通过外交途径达成一个和平协议。其中最淘气的和平建议要数理查一世的一个主意：让他的妹妹琼嫁给萨拉丁的兄弟，条件是这个兄弟必须改信基督教。

约翰兴风作浪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东方。1192年4月初，在亚实基伦，理查一世得到报告，他的大法官被罢免了。这消息令人不安，但理查一世已经制定了紧急预案。他派遣林肯主教——库唐斯的沃尔特回国，调解约翰和朗香之间的关系，并担任首席政法官，在政府工作中扮演高度活跃的角色。5月末，理查一世得到了更令人心惊肉跳的消息。他得知，约翰正在和法兰西国王腓力二世勾结。使节向他警告说，约翰正在进行“可耻的背叛”，英格兰面临沦陷的危险。只有埃莉诺还能遏制住她的小儿子。理查一世从自己的经验深知，如果一位王子与卡佩王朝联手，必将招致灾祸。毕竟，理查一世自己就曾经这样对待父亲。

理查一世目前只是部分收复了耶路撒冷王国，但他在中东待得越久，弟弟约翰和异母弟若弗鲁瓦把英格兰王国搞成瓦砾堆的风险就越大。新的作战季节即将开始。这将是他在“海外”的最后一个作战季节。他只有最后一个机会去战胜萨拉丁、赢得无上光荣了。此后他必须回国，重返诺曼底和英格兰。

1192年4月中旬，意大利贵族蒙费拉的康拉德获悉了喜讯。在圣地征战多年之后，他将要成为耶路撒冷国王了。他与自己的主要竞争对手——吕西尼昂的居伊的漫长斗争终于要结束了。居伊放弃了对耶路撒冷王位的主张，交换条件是塞浦路斯的宗主权。康拉德将成为“海外”的基督徒世界的永久性领导人，负责继续推动针对萨拉丁的战争。这是一项极大的荣誉，他对此已经垂涎许久。

4月28日夜间，仍然沉浸在喜悦气氛中的康拉德去博韦主教腓力家用膳。在欢宴一晚之后，康拉德在两侧卫兵的保护下，骑马穿过推罗的街道，打算回家休息。他策马走进一条小巷的时候，看到路两边分别坐着一个人。他接近的时候，这两人站起身来，迎了上去。其中一人手里拿着一封信。康拉德很好奇，但没有下马。他从马背上探出身来，伸手去接信。这时，拿信的人抽出匕首，向上猛戳，深深刺入康拉德的身体。另外一个人跳上他的马背，猛刺他的身侧。康拉德跌落下马，当场死亡。他担任名义上的耶路撒冷国王还不到两周时间。

杀害康拉德的两名刺客是神秘莫测的拉希德丁·锡南（人称“山中老人”）派来的。他是一个以叙利亚为基地的凶残的宗教派别的领袖，与萨拉丁联手反对基督徒。很快就有流言称，这次暗杀有理查一世在幕后推动，因为理查一世曾支持吕西尼昂的居伊当耶路撒冷国王。“海外”的王权政治又一次陷入危机。这年夏天基督教军队向耶路撒冷的进攻以失败告终。萨拉丁向朱迪亚[2]的所有水井下了毒。于是，基督教方面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应当继续进攻耶路撒冷，还是集中力量攻击巴勒斯坦南部，以扰乱萨拉丁与埃及的交通线？战事陷入僵局，萨拉丁盘踞耶路撒冷，基督徒则控制着沿海地带。

7月底，理查一世在阿卡周边尝试了一次佯攻，希望能够骗到萨拉丁，让他以为自己的目标是贝鲁特。萨拉丁没有上当。在理查一世不在期间，萨拉丁猛攻了雅法，取得了一场辉煌胜利。穆斯林军队以极其致命的专业技术在城墙下掘壕，将其破坏。7月31日，城墙的很大一部分轰然坍塌，一时间尘土飞扬、天崩地裂。撒拉森人横冲直撞，洗劫了雅法城。这对基督徒来说是一场灾难，因为雅法是耶路撒冷的港口，也是基督徒海上优势的一个关键的战略核心所在。

7月31日夜间，理查一世率领一支小规模舰队驶入雅法港。他在绝望之下，选择了逆风航行。国王乘坐的战船上遮盖着红色华盖。红头发的国王涉水上岸，他的红旗在微风中招展。他率领部下逼近城镇，那里每一个街区上方都飘扬着穆斯林的旗帜，街道上回荡着“真主伟大！”的呼喊。一些基督徒船员利用搜罗来的木料搭建了滩头防御工事，而理查一世则指挥部队进攻城镇。

基督徒的进攻猛烈而出人意料。理查一世的人马尽管处于劣势，但仍然扫清了雅法城内的穆斯林入侵者，用弩弓火力将其驱散，将他们赶入内陆。几天后，穆斯林军队重返这座饱受摧残的城市。基督徒骑士组成了刺猬阵型，用弩箭将敌人击退。理查一世又一次赢得了一场不可能的胜利，巩固了他在东方的传奇地位。这是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最后一次军事交锋。

双方都无力再战。理查一世写信给萨拉丁，发出警告，如果战争继续下去，“你我都将死无葬身之地”。双方都没有力量打下去，只能试试外交手段。1192年9月2日，星期三，双方终于签订了为期三年的停战协定。耶路撒冷仍归萨拉丁所有，但他同意允许少量基督徒朝圣者前往圣墓。推罗和雅法之间的所有土地仍归基督徒。真十字架还在萨拉丁手中。

理查一世从未与萨拉丁谋面，也没有去耶路撒冷朝圣过。他写信给这位苏丹称，他会再回来征服圣地。萨拉丁大无畏地接受了这个挑战，回信说，他想不出会有哪一位君主比理查一世更有可能夺取他的帝国。但萨拉丁已经时日无多，不到一年后，于1193年3月4日在大马士革与世长辞。他是这个时代最令人畏惧和尊重的穆斯林领袖。萨拉丁尽管能够做出超乎寻常的屠杀和暴行，同时却以慷慨大方、关心民众疾苦著称。他将自己的家产用于周济穷人，去世时只留下少量钱币。尽管理查一世尽了极大努力，但萨拉丁还是收复了耶路撒冷和圣地的几乎所有十字军城市，只有雅法和推罗之间的狭窄地带仍然在基督徒手中。

1192年10月，理查一世起航返回欧洲。他动身时一定十分忐忑。此时他的王位说不定已经被弟弟篡夺了。理查一世将他的外甥——二十六岁的香槟伯爵亨利[3]留下，担任耶路撒冷国王。但这位国王只拥有半壁江山。以最严格的标准来看，理查一世的东征是个失败。但它在有一个方面是成功的：狮心王的传说诞生了。

[1] 与亨利二世的另一个儿子布列塔尼公爵若弗鲁瓦（阿尔蒂尔的父亲）同名。

[2] 朱迪亚是古巴勒斯坦的南部地区，包括今天的巴勒斯坦南部和约旦西南部。

[3] 香槟伯爵亨利的母亲是法兰西的玛丽，即阿基坦的埃莉诺与法兰西国王路易七世生的女儿。也就是说，狮心王理查是玛丽的同母异父弟弟。

意外的绕道

1193年春末，理查一世创作了一首充满忧郁和沮丧、挫折和思乡之情的歌谣。这首歌用阿基坦的本土语言——奥克语写成，以其第一行“没有一个囚徒”为题，流传了八百多年。其中最著名的两节歌词如下：

没有一个囚徒能将自己的故事

讲得完美，佯装自己并不忧伤；

但作为慰藉，他可以写一首歌。

我有许多朋友，但他们的馈赠都很糟糕；

如果为了等待赎金，我必须被囚两个冬天，

那么他们真够可耻。

我的部下和封臣们都深知，

不管他们是英格兰人、诺曼人、普瓦图人还是加斯科涅人，

我绝不会抛弃一个可怜的伙伴，

让他久留在监牢中。

我这话不是责备他们，

但我依旧身陷囹圄。

理查一世创作这首凄凉歌谣的地点是莫德尔河畔的哈格瑙皇宫，这是一座宏伟的设防猎苑。这座雄伟建筑是由弗里德里希·巴巴罗萨建造的，目前的主人是他的继承人海因里希六世。皇宫内收藏了大量珠宝和神圣罗马帝国的珍奇。

理查一世结束了东征，开始返乡之旅，却发现自己在整个欧洲已经臭名昭著。在东方和他并肩奋战到最后的那些人或许会欣赏他的努力，但那些先走一步回欧洲的盟军却对他没有一点好印象。在这些人看来，理查一世狂傲自负、专横跋扈，理应摔个大跟头。他撕毁了与法兰西国王姐姐的婚约，这对法兰西来说是莫大耻辱。他废黜了塞浦路斯的统治者，而后者与欧洲的多位重要贵族有亲戚关系。他不肯与奥地利公爵利奥波德分享战利品，还在洗劫阿卡的时候将利奥波德公爵的旗帜撕下。有流传甚广的传言说，他就是蒙费拉的康拉德遇刺的幕后黑手。西欧的几乎每一位主要君主都有理由恨他。他离开“海外”回国的时候，很快就发现，能够安全通行的地方实在太少。海因里希六世皇帝现在是法兰西国王腓力二世的盟友，因此皇帝的领土也不安全。所以，理查一世从圣地返回的路径与出发时大不相同。他的第一个停靠港是科孚岛，他在那里得知，敌人已经切断了意大利北部和伊比利亚半岛南端之间的几乎所有海上通道和停泊点。返回自己王国的几乎所有道路都要通过敌境。

11月，海况恶化，波涛汹涌。理查一世和少数亲信雇佣了桨帆船，出发北上。他们在亚得里亚海的伊斯特拉外海遭遇海难。在抵达友好的萨克森公爵狮子海因里希（理查一世的姐夫）的领地（在德意志东北部）之前，理查一世必须走漫长的陆路，穿越中欧，才能最终回家。这条道路的几乎每一段都必须经过敌境。理查一世一行人乔装打扮为朝圣者，开始徒步前进。但欧洲最著名的十字军国王在旅行时怎么可能不被认出呢？刚走了三天，在离维也纳50英里的地方，他们被人认出和告发。理查一世被逮捕，交给了奥地利公爵利奥波德。1193年2月，利奥波德将他卖给海因里希六世皇帝，价码是皇帝能够为这位被俘国王索取的赎金的一半。他被皇帝扣押，听候审判，罪名包括谋杀蒙费拉的康拉德和与萨拉丁缔约、出卖圣地。

理查一世被囚禁在皇帝的宫廷的时候，受到严密监视，但并没有受到虐待。根据贵族的规则，他实际上是被软禁起来的。将一位国王投入地牢是惊世骇俗、极不可能的事情。理查一世是一位十字军战士，因此教皇理应禁止基督徒将他监禁。理查一世的外交官们在罗马愤愤不平地提出了这一点。但理查一世仍然被囚禁起来，就像他的母亲曾被他父亲关押，以及他的叔公罗贝尔·柯索斯被外曾祖父亨利一世囚禁一样。他一定会回想起，自己的母亲身陷囹圄十五年，而柯索斯在狱中度过三十载春秋后含恨死去。他的命运在多大程度上会与他们雷同？

在英格兰，理查一世的弟弟约翰当然乐于看到自己的竞争对手在帝国的监狱把牢底坐穿。这样他就能放开手脚去攫取王位。像之前的任何一位金雀花家族成员一样，约翰雄心勃勃且冷酷无情，自然不需要别人怂恿。1193年1月，在巴黎，二十五岁的约翰以金雀花王朝大部分领土宗主的身份向腓力二世宣誓效忠，并同意迎娶被他哥哥抛弃的新娘艾丽斯（此时已经三十二岁）。然后约翰返回英格兰，企图掀起一场叛乱。

对理查一世和英格兰来说幸运的是，在这个习惯了国王长期在外的国度，还有很多理智的头脑。腓力二世在十字军东征中半途而废，匆匆赶回欧洲将佛兰德攫为己有。现在，他从佛兰德方向对英格兰构成了威胁。为了阻止腓力二世入侵英格兰、支持约翰夺权，阿基坦的埃莉诺和库唐斯的沃尔特加强了海岸防御。苏格兰国王狮子威廉对一位身处异邦的十字军战士的困境表示同情，并且深知理查一世过去的慷慨大方，因此拒绝起兵反对这位身在千里之外的国王。3月，理查一世在狱中提名自己的十字军战友休伯特·沃尔特为坎特伯雷大主教。沃尔特当选之后，主持了一次大型议事会，与会者普遍同意，应当尽快援助国王。

3月，神圣罗马皇帝将理查一世送上法庭。在云集于法庭的权贵和廷臣面前，理查一世慷慨陈词，为自己辩护，表现出了极大的庄严、尊贵、雄辩和优雅，令许多人感动得怆然泪下，当地的许多贵族转而支持他。布列塔尼的纪尧姆写道，理查一世“如此能言善辩和威风凛凛，风度高贵勇敢如雄狮，似乎他不是在受审，而是端坐在林肯或卡昂的祖先王座上”。腓力二世试图将他转移到法兰西法庭受审，而理查一世借助了精明的外交手段，与莱茵兰（在神圣罗马帝国和法兰西王国之间）的叛乱诸侯谈判，帮助他们与帝国和解，卖了个人情给皇帝，于是没有被交给法兰西人。尽管有消息传来，腓力二世的军队横扫诺曼底，占领了吉索尔的大城堡，还正在攻打公国的首府鲁昂，但理查一世没有惊慌失措，而是向在英格兰的支持者发去信函，安抚和鼓励他们，给世人留下一种至关重要的印象：他的获释已经指日可待。

但要重见天日，必须要付出昂贵代价，他的国库会被一扫而空。理查一世的领地原本就因为十字军东征的巨额经济负担而苦不堪言，现在为了筹措国王的赎金，又惨遭横征暴敛，被征收高达25%的收入税和动产税。大贵族们都要为赎回国王出资出力。英格兰全境的隐修院和教堂的羊毛和贵重餐具都被搜刮一空，教士们听到王室官吏走近的沉重脚步声，都会提心吊胆。编年史家拉尔夫·德·狄瑟托记载道：“较大的教堂交出了年代久远的财宝，各教区奉献出了银质圣餐杯……大主教、主教、大修道院院长、小修道院院长、伯爵和诸侯们缴纳了他们年收入的四分之一；熙笃会僧侣和普雷蒙特雷修会的修士们捐出了他们全年的羊毛产出；依靠宗教什一税过活的教士们捐出了自己收入的十分之一。”在埃莉诺和王室首席政法官们的严密监视下，教会和臣民的钱袋都被搜刮一空。在理查一世的王国，全民团结起来为筹措他的高额赎金而努力，几乎完全对他弟弟约翰越来越无耻的夺权努力置之不理，这足以证明，在国民眼中，久经考验的武士理查一世的合法王权的价值是多么崇高。

即便是付出了如此惊人的努力，还是花了足足六个月才筹齐了理查一世的赎金。整个秋天，他郁闷愁苦地听候皇帝发落。被囚禁的狮心王的传说迅速传遍了整个欧洲。多年后流传起了许多关于理查一世最喜爱的吟游诗人布隆代尔的夸张故事，讲述他漫游欧洲大陆，寻找自己的主公，最后终于在远方听见了他们两人曾一起创作的歌曲，于是查明了主公被囚禁的地点。这个故事虽是后人附会，但理查一世在狱中的确是振奋精神、笑脸示人，在到访的外交官们面前表现得爽朗愉快，尽管奸诈的弟弟正在企图抢班夺权。

1194年2月4日，理查一世重获自由。他付了10万马克赎金，并交出人质（包括鲁昂大主教和萨克森公爵海因里希的两个儿子），保证还将交付5万马克尾款，并且在母亲的劝说下，接受了海因里希六世的一项非君子的要求。在谈判末期，海因里希六世要求理查一世将英格兰王冠交给他作为抵押，许诺将来会归还，但要求理查一世臣服于帝国，成为帝国的封臣。这的确是疯狂的价码，是能够赎回国王的天文数字赎金。但这意味着，在一年零六周的牢狱之灾之后，理查一世终于自由了。此时，帝国的边境上已经困难重重。据编年史家豪登的罗杰记载，腓力二世给约翰发去了十万火急的信，将这消息告诉他：“好自为之，魔鬼已出笼。”

3月20日，理查一世在肯特郡的桑威治登陆；他离开英格兰差不多已经有四年之久。据拉尔夫·德·狄瑟托记载，三天后，“在装点一新、金碧辉煌的伦敦城，在教士和民众的欢呼雀跃之下，他在达官贵人的簇拥之下走进圣保罗大教堂”。这是一次喜气洋洋的归途。但理查一世没有时间享受盛大的欢迎宴会。他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狮心王归来

1194年4月17日，在温切斯特大教堂的小隐修院，理查一世身穿国王的全套华服，佩戴王室全副御宝，威风凛凛、昂首阔步地走出自己的房间。他头戴沉甸甸的王冠，身披典礼仪庆专用的华丽袍服，他上一次穿这套华服还是1189年在威斯敏斯特。就像他加冕时一样，三位伯爵走在他前面，手捧宝剑。其中一位是苏格兰国王威廉，以亨廷顿伯爵的身份参加仪式：狮子走在狮心王前面。

理查一世从小隐修院行进到教堂，周围簇拥着英格兰位高权重的伯爵和骑士们。在教堂内，年事已高但在政治上仍然非常精明敏锐的埃莉诺和她的侍女们在等待一睹国王的威仪。教堂外，人头攒动，争相见证君主的风采。这就是圣地的英雄、欧洲君王们的克星。在被囚的一年多中平添许多皱纹的理查一世回到了自己的国度，将要展示一番自己的强大力量。

这是一次正式的戴冠冕的典礼，其庄严隆重几乎可与加冕礼媲美。这种庆典的惯例在以往诺曼王朝诸王治下保存下来，但在亨利二世时期荒废了。复苏这种仪式并非理查一世自己的选择；这是他的主要谋臣们的建议，他们主张举办一次此类仪式，重新确立国王的权威，昭示天下。理查一世通常对仪式庆典和在公共场合作秀很不耐烦，但这一次严格遵守繁文缛节，全面展示了君主的威仪。

1194年春季，他忙于巩固自己的统治。回国几天之内，他就完全扑灭了约翰叛乱的余烬，围攻了蒂克希尔和诺丁汉的城堡，绞死乱臣贼子，向他遇见的所有人宣示自己作为君主已经归来。他从懦弱无能的弟弟及其支持者手中没收了大片英格兰土地，罢免了许多郡长，任命他信任的人来充任这些职位、维持国内秩序并收缴赋税以便填充国库。

理查一世在狱中时曾写信给伦敦方面，提名自己的十字军战友休伯特·沃尔特为坎特伯雷大主教和首席政法官。沃尔特是一位卓越的政府管理者，在十字军东征中因英勇无畏而威名赫赫。他是亨利二世的财政大臣雷纳夫·格兰维尔的外甥，或许是中世纪一系列王室官吏中最了不起的一位。他富裕、慷慨、虔诚而雄心勃勃，虽然没有受过正式的教育，但是通过在实践中学习法律和行政，得以飞黄腾达。他曾是亨利二世的忠心耿耿而高效精干的仆人，在“海外”又是理查一世的成功外交官。理查一世被俘之后，沃尔特是第一个找到他并且开始谈判、努力营救国王的英格兰人。理查一世在狱中写信提名他为坎特伯雷大主教，他则投桃报李，为国王争取到了政治上的支持，阻止约翰损害远在国外的兄长的王权。现在沃尔特被提升为副摄政。这一次，他仍然没有让理查一世失望。他将王室和教会的事务处置得井井有条。他改革了英格兰的司法、财政和行政体系，增加了政府的收益，扩大了它的影响，提高了它的效率。他受到广泛的信任；他一言九鼎，可以代表国王裁断大事。

有了沃尔特执掌朝纲，理查一世大可放心，自己在返回法兰西征战的时候，会得到源源不断的财力支持。尽管英格兰为了支付国王的赎金已经大伤元气，但还是能凑齐一些军费。理查一世通过卖官鬻爵，筹措了一大笔钱。他有时将官职卖给希望晋身的新人，有时向已经占据某职位的人索取金钱。沃尔特亲自巡视英格兰全境，处理司法事务。这部分是为了在平定约翰叛乱之后恢复法律和秩序，但他也特别一丝不苟地查明了王室采邑和地产的情况，以及各种封建权益，如监护权、照管权和王室获得无人继承之地或财产的权利。他任命各地区的骑士去最大限度地征收各郡的王室赋税，将这些金钱送到国库，登记造册。沃尔特还监督了一项新制度的建立，该制度旨在监管、记录和管理英格兰犹太人的放债生意，这对王室财政来说是件值得忧虑的事情，因为如果向犹太人借款的债务人死亡，而债务尚未偿清，那么债务就会转移到王室。

所有这些措施都延续和加强了亨利二世采纳的政策，即加强王国政府对地方社会的影响力，并使这种影响更为普遍和统一。但这并非理查一世主要关心的问题。休伯特·沃尔特的财政政策很有必要，因为理查一世对王室收入的要求已经超过了他之前的任何一位国王。他的无情索取都得到了满足，而没有招致人民起义或宪法危机，这足以证明英格兰的富庶（诺曼底也很富裕，在12世纪90年代末越来越繁荣）。理查一世作为国王的一项伟大之处就是，尽管他迫使国民做出极大牺牲，却仍然令权贵们对他忠心耿耿。他索取的巨额金钱或许被填入了攻城战和血腥战争的贪得无厌的无底洞，但从来没有恣意浪费过。

1194年5月12日，理查一世从朴次茅斯起航，前往诺曼底的巴尔夫勒。此后他再也没有回到过英格兰。在出发之前，他向朴次茅斯授予特许状，开始在此地兴建城镇和宫殿，后来将这个安宁的沿海村庄转变为英格兰南海岸最重要的军港。财富、人员和武器就通过这个渠道，被输送到欧洲大陆的战争中去。随后，他登上舰队中的首舰，离开了自己的王国。在随后的五年中，他在诺曼底待了九或十个月，其余时间都在阿基坦、布列塔尼和安茹，为了金雀花帝国在法兰西的灵魂，与腓力二世殊死搏斗。

理查一世驾临巴尔夫勒的时候，当地人欢欣鼓舞、喜气洋洋。这是一幅胜利的景象：诺曼底公爵回来了，带来了一支包括一百艘船的舰队、攻城器械、旌旗、甲胄、士兵、战马、骑士、雇佣兵和王室扈从。人们载歌载舞、欢庆胜利、纵情饮宴。经历了金雀花王朝近半个世纪风雨的忠诚战士威廉·马歇尔也从未见过这样的景象。“国王抵达诺曼底时，他的所有人民刚看到他，就向他馈赠精美礼物，向他好言赞颂。他身边始终簇拥着脚步轻捷、跳着优雅舞蹈的人们……欢呼雀跃的人群如此拥挤，令人喘不过气来，以至于……如果抛起一个苹果，你都看不到它落地……各处钟声回荡，青年和老人组成长长的队伍，一边走一边唱：‘大能的上帝降临了，法兰西国王要滚蛋了！’”

尽管得到群众的欢迎，理查一世仍然忧心忡忡。他的敌人非常强大。腓力二世中断十字军东征回国抢夺佛兰德的时候，还将富饶的阿图瓦伯爵领地占为己有。这极大地增加了他的财富和权力，法兰西国王趁机穷追猛打，直指对方的要害：诺曼底。自理查一世的祖父若弗鲁瓦·金雀花在12世纪40年代征服诺曼底以来，诺曼底公国还从未遭到过如此猛烈的攻击。在歹毒的约翰的纵容之下，再加上领地横跨法兰西—诺曼底边境的领主们的变节，腓力二世占领了大片土地，包括韦克辛、西诺曼底大部和海滨领地阿尔克与欧城。这些地盘，再加上他在佛兰德的新领地，使得卡佩王朝第一次得以从海上威胁英格兰海岸。在其他地方，约翰将图赖讷的一些关键城堡封赏了出去，还放弃了对昂古莱姆（阿基坦最动荡的部分）的宗主权。这并不会直接影响到诺曼底的安全，但腓力二世可以随时在这些地区煽动战火，分散理查一世在主要战区的精力。

最严重的损失是韦克辛地区的吉索尔城堡。吉索尔是整个法兰西最坚固和强大的城堡之一，足以与多佛尔和希农的要塞媲美。吉索尔城堡的外墙布局呈八边形，内有一座圆柱形主楼和一座石质高地，建有戒备森严的防御工事。它位于鲁昂和巴黎这两座互相争斗的都城之间，占据着一个关键的战略地位。诺曼底历代公爵们以这座城堡为基地，得以控制和保卫西欧最重要的边疆地区之一。现在它落入了腓力二世手中，于是形势发生了逆转。金雀花帝国维持了半个世纪的边境安全被利欲熏心的约翰出卖了。

约翰的所作所为严重侵害了金雀花帝国的利益，因此即便理查一世将他视为毕生死敌，也不足为奇。但理查一世没有这么做。他抵达诺曼底之后，约翰立刻来到他的宫廷，匍匐在地，乞求宽恕。威廉·马歇尔对这情景的记述体现出了理查一世对弟弟的怜悯和鄙夷：“国王将弟弟扶起来，对他说：‘约翰，不必害怕。你还是个孩子，而且照顾你的都是些恶人。那些给你进献谗言的佞臣将会得到应有的惩罚！起身来，去吃饭吧。’”刚有人向国王献上了一条鲑鱼，国王就命令将它做成菜，让行为不端的弟弟享用。

理查一世为什么会原谅约翰？豪登的罗杰认为，这次兄弟和解是阿基坦的埃莉诺促成的。豪登的罗杰出身约克郡，是个编年史家，曾陪同国王参加十字军东征，因此对王室家族政治了如指掌。埃莉诺认识到，王室如果团结一致，势必比手足相残要更强大。在她的建议下，理查一世同意，他的二十七岁弟弟是个奸诈的懦夫，但相信最好与他结盟，而不是和他撕破脸皮。理查一世宽恕弟弟之后，约翰的又一次改换阵营就发挥了作用。他前往埃夫勒（此前他帮助腓力二世驻守这座城镇），将此地的法兰西驻军尽数屠戮，然后宣布自己现在是代表英格兰国王来驻守此地。埃莉诺认为自己的使命已经圆满，于是风风光光地退隐到丰泰夫罗（在希农附近）的家族修道院。她已经七十二岁高龄。

理查一世没有在宫廷久留。他知道，与腓力二世的斗争将会是漫长而艰难的。威廉·马歇尔将其称为“激烈而危险的战争”，“有一段时间不分胜负”。理查一世的军队成分复杂，包括为封建宗主效劳的骑士、凶悍的威尔士雇佣兵、装备希腊火的单位、富有异国情调的少量撒拉森战士、大量攻城器械，以及常规的弩手和弓手。他的基本策略是亲自率军征战，同时不惜代价地贿赂法兰西边境周围的诸侯，维持一个反对腓力二世的统一战线。

腓力二世部署的兵力比他的任何一位前任都要多。他将理查一世从其领地边境的一个地方驱逐到另一个地方。一座又一座城镇遭到围攻。不少盟约被撕毁，人们在两个阵营中朝秦暮楚。双方的骑士们极其凶残地互相厮杀，他们的残忍有时到了滑稽可笑的地步。马歇尔记述称，在一场战斗中，他独自一路冲杀到米利城堡的城堞上，精疲力竭，无力再战，最后一屁股坐在城堡总管身上，就这样将他缴械。

1195～1196年的冬天，理查一世占了上风。他洗劫了重要港口迪耶普（之前被腓力二世赏给了自己的盟友蓬蒂厄伯爵），并挫败了腓力二世攻打伊苏丹（在贝里）的企图。在随后的和约中，腓力二世放弃了除诺曼韦克辛和一些特别敏感的边境城堡之外对金雀花王朝领土的全部主张。更重要的是，他还放弃了与图卢兹的盟友关系，终于结束了在阿基坦西南部已经持续四十年的漫长而令人身心俱疲的代理战争。这一瞬间就改变了整个地区的政治局势，说明腓力二世的优先目标正在明确起来。他暂时没有在南方瓦解金雀花帝国或威胁英格兰的计划。他觊觎的对象是诺曼底和韦克辛。腓力二世决心尽一切努力将诺曼底公爵永久性地逐出韦克辛。1196年，他获得了理查一世九岁的侄子——布列塔尼的阿尔蒂尔的监护权，于是运气开始转变。

阿尔蒂尔是亨利二世唯一合法的孙子，是理查一世的弟弟若弗鲁瓦的遗腹子。若弗鲁瓦去世不久之后，他的妻子康斯坦丝才生下阿尔蒂尔。如果理查一世驾崩且无嗣的话，那么阿尔蒂尔就是除了约翰之外金雀花领地的唯一合法继承人。于是在1196年初，理查一世向康斯坦丝发出了专横的命令，要求她把阿尔蒂尔带到他在诺曼底的宫廷。她拒绝了这个要求，于是理查一世率军入侵布列塔尼。对金雀花王朝的入侵素来没有好感的布列塔尼人立刻将阿尔蒂尔送往法兰西宫廷。

腓力二世现在有了一张制胜王牌。理查一世与妻子——纳瓦拉的贝伦加丽亚的关系并不亲密。他们结婚已经六年，仍然没有一男半女。几十年前，阿基坦的埃莉诺在六年的婚姻生活中已经给亨利二世生了两个儿子和三个女儿。理查一世与妻子两地分居的时间比父母亲要久，但在这么长时间内没有子嗣，要么是因为他不上心，要么是有生理缺陷。但古老的传说，即理查一世对男性朋友比对妻子更感兴趣，已经得到了彻底的驳斥。无论如何，阿尔蒂尔在法兰西宫廷待了好几个月，与腓力二世的幼子路易（和阿尔蒂尔年龄相仿）熟识起来。腓力二世找到了另一个有用的楔子，在时机成熟时便可利用它来打击对手。

但到1197年夏季，理查一世的运气又一次好转。他收买腓力二世的邻居们的政策很成功，战局在向有利于他的方向发展。理查一世从布列塔尼撤军之后，阿尔蒂尔被送回了布列塔尼，康斯坦丝开始辅导儿子参与公国的政事。腓力二世企图与佛兰德伯爵鲍德温结盟，这对理查一世是非常危险的。理查一世对英格兰和佛兰德之间利润丰厚的贸易实施严格禁运，于是破坏了腓力二世和鲍德温的盟约。在攻打加永（法兰西在韦克辛的要塞）时，理查一世的膝盖被弩箭射伤，伤势沉重，但没有生命危险。在诺曼底，他开始建造一个新的前进基地：位于莱桑代利的宏伟而奢华的宫殿、城镇和城堡，称为加亚尔城堡。

加亚尔城堡（意思是“坚固的城堡”）是理查一世最引以为傲的产业，很快成了他最喜欢光顾的驻地。这座巨大的圆形城堡巍然屹立于莱桑代利的岩石之上，距加永只有5英里，象征着向法兰西国王发出的挑战：它是深深插入韦克辛腹地的一根尖桩，也是理查一世军事遗产的纪念碑。加亚尔城堡俯瞰着数百英尺之下的开发完善的城镇和宫殿（包括一个内河港口、一个桥梁体系，以及可供金雀花国王主持朝政的豪华宫殿），施工耗时仅两年（相比之下，亨利二世的多佛尔城堡重建工程花了超过十年时间），是理查一世治下所有城堡修建工程中耗资最大的。为了修建加亚尔城堡，英格兰和诺曼底被搜刮得民穷财尽，据说曾天降血雨，可见民愤之大。从朴次茅斯的新军事基地到鲁昂，再到莱桑代利，是一条防线，而加亚尔城堡是该防线的一个端点。从诺曼底到英格兰的交通畅通无阻，即便国王身在韦克辛，王国亦可顺畅地运转。

1197年7月，理查一世终于说服佛兰德伯爵鲍德温与腓力二世分道扬镳；到秋季，局势对腓力二世十分不利，于是他请求休战一年。在停战期间，理查一世又获得了一个优势：他在被囚期间与德意志诸侯结下的交情开花结果了。海因里希六世皇帝在西西里作战时突然去世。1198年2月，德意志的诸位选帝侯选举了理查一世的侄子奥托——他的姐姐玛蒂尔达与萨克森公爵狮子海因里希的儿子——为皇帝，史称奥托四世。奥托四世是在英格兰亨利二世的宫廷长大的，于1196年被封为普瓦图伯爵，因此与阿基坦公国关系紧密。理查一世可以寄希望于得到他的支持。权力的天平强有力地往理查一世的方向倾斜，腓力二世在东西两面都众叛亲离。法兰西全境的诸侯都认为，诺曼底和阿基坦公爵在军事上又一次稳占上风。当初理查一世被囚禁时，他们争先恐后地背弃他；如今，他们以同样迅捷的速度投奔到他的麾下。

佛兰德伯爵鲍德温在阿图瓦攻击腓力二世，开辟了第二战场；法兰西军队在韦克辛周边转移的时候，理查一世对其大加袭扰。9月，他向位于吉索尔的腓力二世军队发动了一次奇袭。据威廉·马歇尔说，理查一世亲自率军冲杀，高呼“上帝与我们同在！”，“如同饥肠辘辘的狮子一般，向猎物猛扑过去”。法兰西军队溃散的时候，败退的骑士们将一座桥梁压踏了。腓力二世国王很幸运，被人从水里救了上来。“他们把国王从河水中拉上来之后——他唯恐丢掉性命，战战兢兢——他不肯再留在吉索尔……因为他对敌人心惊胆寒。”马歇尔以快活的笔调记述道。

此时理查一世在整个韦克辛几乎取得了完全的控制权。腓力二世在韦克辛的领地差不多只剩下了吉索尔，而这座先前的诺曼要塞与莱桑代利的新要塞相比黯然失色。法兰西国王清楚地认识到，与对手讲和的时候到了。圣诞节刚过，1199年1月13日，腓力二世与理查一世开始谈判，希望能缔结一项长期和约。起初，教皇使节卡普阿的彼得主持了谈判。他希望两位国王尽快和解，以便在新教皇英诺森三世领导下发动一次新的十字军东征。但在唇枪舌剑的谈判中，理查一世显然对教会非常恼火，因为教会在他被囚禁期间抛弃了他，而在腓力二世威胁他领地的时候，也不管不问。理查一世开出的和平条件是，腓力二世从他那里抢走的每一寸土地都必须归还。腓力二世做好了妥协的准备，但希望保留吉索尔城堡，还希望通过联姻来巩固自己对这座城堡的控制权。谈判拖到了3月。

3月底，尽管正是大斋期，理论上不准打仗，但昂古莱姆伯爵和利摩日子爵在南方发动了叛乱。理查一世毫不犹豫地率军前去镇压，并亲自带领一支队伍攻打沙吕—沙布罗尔的城堡。

这不是一座大城堡：城堡内包括妇女只有四十个人，其中只有两人是受过军事训练的骑士。他们人数太少，又缺乏补给，没有作战或据守的条件。理查一世勘察城堡的防御时，无疑认为，短期的围攻便足以粉碎守军的抵抗。

理查一世的军队带来的是战争中司空见惯的恐怖景象：手持刀剑和弩弓的士兵在乡间横冲直撞，在攻打城堡之前先烧毁附近村民的房屋和农场。工兵们在弩箭火力掩护下挖掘坑道。弩箭向城堡的城堞射去，压制守军，使其无法扰乱工兵对他们脚下城墙的破坏。城墙的石料隆隆作响，瓦解坍塌，有时会危及离城墙最近的人的安全。但他们继续挖掘，在破坏石制防御工事的同时，无疑也在削弱守军的意志。

一连三天，他们瓦解坑道，向城墙上的守军射击。一连三天，兵力薄弱的守军顽强抵抗。一连三天，理查一世在士兵们身边扎营，监督他们，指挥他们，动用自己的全部经验，争取尽快迫使城堡屈服。3月26日黄昏，他离开自己的帐篷，去查看敌人防御的情况。他手持弩弓和椭圆形盾牌，头戴铁盔，但没有任何其他铠甲。在越来越昏暗的夜色中，城堡的城堞上几乎空无一人。

但并非完全无人把守。理查一世举目望去，看到有人活动的迹象。一个人从城堞上探出头来。同时代的英格兰编年史家拉尔夫·德·狄瑟托说这个人叫作彼得·巴西利乌斯。他一手拿着弩弓，另一手拿着城堡伙房的一只煎锅，当作临时盾牌。面对不可战胜的绝对优势敌人，不幸的巴西利乌斯向理查一世一行人的方向射去了一支箭。

理查一世惯于亲临前线。从雅法到加永，他都身先士卒，直面敌军，对自己接受过的训练、自己的战场本能和身边士兵的职业素养充满信心。他曾多次亲自带领士兵拼杀，躲过了无数的箭镞流矢。他热衷于战斗的刺激，酷爱搏杀的高贵事业。此地的敌人虽然微不足道、可怜兮兮，但理查一世对这些人临场鼓起的勇气还是颇为欣赏。他在遭到攻击时素来非常自信，花了一点时间来赞扬勇敢的守军，然后才去闪躲。他的这个耽搁是致命的。无论理查一世的反应是慢了一星半点儿，还是他的自负终于让他付出了代价，他这一次的闪避都不够及时。箭射入了他的左肩，伤口深达约6英寸。

理查一世没有喊痛。他是国王，是领袖。他绝不能让城堡守军士气大涨，也不能让自己的部下军心大乱。他就这么沉静地走回了自己的帐篷，木箭还插在他的肩膀上。

理查一世回到帐篷的时候，天已经漆黑。他的伤痛一定相当严重。箭没有切断主要血管，也没有伤到心脏，但伤口毕竟太深了。理查一世试着将箭从肩膀拔出，但他用力的时候，箭的木柄断裂，带倒刺的箭头在他体内插得更深了。

他需要专业的治疗。一名外科医生被唤来。人们小心翼翼，免得国王负伤的消息走漏风声。在火光照明之下，外科医生尝试将凶险的金属箭头从国王肩膀上拔出。他深深挖开国王的肌肉，扩大了伤口，寻找深深嵌入体内的倒刺，最后将箭头取出，将伤口包扎完毕。

但夜色茫茫的中世纪战场可不是做外科手术的理想地点。伤口很快化脓，在随后几天感染了。

理查一世的上半身很快被疾病侵袭。他的命运是显而易见的。在中世纪，如此靠近心脏的伤口一旦感染，将是不可能痊愈的。理查一世一直到最后一息都保持着坚毅的军人风度。

他一直待在帐篷内，伤情一直被隐瞒起来，以免动摇军心。他始终没有离开驻地，只有四名军人被允许觐见他。编年史家科吉舍尔的拉尔夫听到传闻称，在闭门养伤期间，理查一世对医生们的建议置之不理，“行为失控”。后来还流传开了一个关于狮心王的传说：国王在临终前的最后几天内，一直在和当地的青年享受床笫之欢。这个传说不大可能是真实的，因为理查一世已经患上坏疽，奄奄一息。只有少数人得知了国王伤情的严重性，其中就有他的母亲——阿基坦的埃莉诺。沙吕—沙布罗尔终于陷落之后，一名信使被派往丰泰夫罗，禀报年迈的女公爵，她最心爱的儿子已经病入膏肓。埃莉诺十万火急地赶往他身边。1199年4月6日，狮心王理查宽恕了那个拿着煎锅和弩弓的勇敢的守军战士，与世长辞。他的心脏被取出，送往鲁昂，埋葬在他的哥哥小亨利身边。他的遗体、王冠和他加冕时令他非常不耐烦的华服都被送往丰泰夫罗。他被安葬在父亲脚下。他的君主生涯也是从那个地方拉开帷幕的。

至高无上的无地王

1199年4月10日，星期六，漆黑的春季夜晚正在降临。坎特伯雷大主教休伯特·沃尔特正在鲁昂，准备就寝。第二天是棕枝主日，也就是庆祝耶稣胜利进入耶路撒冷的节日。他既是英格兰的最高总主教，也是圣地的英雄，曾抵达离耶路撒冷只有投石之遥的地方。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冥思的时刻。天色已经很晚，这时佣人禀报，有客人到访：威廉·马歇尔。他紧急求见大主教。沃尔特害怕这样的拜访已经有好几天了。

这两人都知晓一个秘密的内情。他们，以及少数几名得到信赖的仆人，知道理查一世国王在沙吕—沙布罗尔负了重伤。他们在等待关于国王伤情的消息，虽然怀揣希望，但也为最坏的结果做好了心理准备。沃尔特知道，马歇尔在深更半夜亲自到访，肯定没有好消息。马歇尔的传记记载了两人在当夜的对话。

“来吧，”沃尔特对走过来的马歇尔说道，“把消息与我分享！”但他的表情一定流露出了极端的疑虑不安。

“我可以告诉您，不是好消息，我亲爱的主教大人。”马歇尔答道。

理查国王已经驾崩。这对两人来说都是灾难性的噩耗。这位享年仅四十一岁的国王去世的惊人消息传遍了欧洲大陆，他的臣民和竞争对手们都为即将到来的巨大动荡做好了准备，因为他们知道，欧洲的政治地图很快就将发生变化。12世纪90年代末金雀花王朝的中兴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理查一世的个性、领导力和对法兰西国王腓力二世的压制。理查一世的热诚使命——与腓力二世作战，将他逐出自己帝国的每一个角落——是他王政的基石，也是将他的所有追随者维系起来的纽带。金雀花王朝和卡佩王朝之间的休战既是两位国王之间私人恩怨的了断，也是两个大国之间的政治解决方案。理查一世已经不在人世，这一切都将陷入危机。沃尔特大主教在当夜仔细斟酌了这个惊人噩耗的后果，说道：“全部力量都被消灭了。”

两人在渐深的夜色中促膝长谈。理查一世的死亡无法解释。是上帝在惩罚他的贪婪吗？抑或惩罚他的欲望？上帝对他发怒了吗？这些问题都无法解答。大主教和国王的忠诚骑士只能设想未来会如何发展。

理查一世死后没有留下合法继承人，去世前也与妻子非常疏远。他对未来没有任何打算，非常鲁莽，在生前没有为王位继承做任何明确的安排。理查一世和他的父亲不同，他是一股脑儿继承了金雀花王朝所有领地的，这就使得继承的问题愈发严重。现在，金雀花王朝的领地比12世纪80年代时（当时阿基坦、安茹和盎格鲁—诺曼王国有可能各自独立，被多个继承者占据）更像是一个帝国的丰厚遗产。自理查一世参加十字军东征起，人们普遍认为，如果这个帝国将由一个人继承，那么就有两个可能的人选：他的弟弟约翰，和他的侄子——十二岁的布列塔尼的阿尔蒂尔。在执政早期，理查一世曾偏爱阿尔蒂尔，打算将继承权交给他。但据编年史家豪登的罗杰说，理查一世在临终前指定约翰为继承人。这个决定很可能是在阿基坦的埃莉诺的建议下做出的。

但对马歇尔和沃尔特来说，王位继承的问题仍然是非常模糊的。他们长谈至深夜，对未来政治局势做了推测。马歇尔是个对金雀花王朝忠心不贰的封建政治家，他支持约翰。沃尔特表示反对。马歇尔认为，阿尔蒂尔身边缺少良臣辅佐。他说阿尔蒂尔“无法接近、傲慢自负”。“如果我们把他召唤到我们这边，他会给我们造成伤害和打击，”马歇尔说道，“他不喜欢在我们国度的那些人。我的意见是，他永远不应当成为国王。请考虑一下约翰的继承权：他最有权利去继承他父亲以及兄长的领地。”

但约翰的继承权远远谈不上不容置辩。国王的兄长（即亨利二世的第三子若弗鲁瓦，也就是阿尔蒂尔的父亲）的儿子和国王的弟弟，谁拥有优先的继承权？律师和作家们意见不一。在欧洲各国，关于继承权的风俗各不相同，往往决定问题的仍然是候选人的个人才干。在这个4月的深夜，休伯特·沃尔特当然没有办法无可辩驳地为阿尔蒂尔的继承权摇旗呐喊。但根据他对约翰本人的评估，而不是继承法律，他向马歇尔发出了一个严正的警示：“我可以告诉你，永远不会有比你现在正在做的事情更值得你后悔的了。”

人们实在没法信任约翰。这或许就是他最重要的特点。诸侯和官僚们都不能完全相信他的言论，也不能信任他的为人。这种不信任往往是有很好的理由的。到目前为止，他丑事缠身、背信弃义、轻薄浮躁，制造了许多祸端。幼年时，他被称为“无地的约翰”，是父亲溺爱的小宝贝，无知无觉地卷入了王朝政治；在兄长被囚禁的漫长时期，他表现出了贪婪无耻的一面。在理查一世统治的末期，约翰的行为无可指摘，但人们很容易回想起，在理查一世身处海外期间，他做出了多么令人惊骇的丑事。他犯上作乱，与理查一世任命的大臣分庭抗礼；干涉教会圣职的任命；打击理查一世的首席政法官威廉·朗香；怂恿苏格兰人入侵英格兰；散布他兄长已死的谣言；哀求法兰西国王帮助他夺取英格兰王位；代表兄长在欧洲大陆的领地向腓力二世臣服效忠，将几乎整个诺曼底公国拱手让给腓力二世；企图贿赂德意志皇帝，让他将兄长永久囚禁；理查一世出狱之时金雀花王朝领地和边境的脆弱几乎是约翰一手造成的。

时至今日，许多人仍然认为约翰不值得信任，这不足为奇。同时代的作家描述了约翰令人不快的仪表，与兄长风度翩翩的骑士光辉形成了鲜明对比。与理查一世和亨利二世相似，约翰对金钱的索求无度和暴躁脾气已经人尽皆知。在人们眼中，他凶狠残忍，常常向挫败他的对手发出恶毒的威胁。但与理查一世和亨利二世不同的是，约翰软弱无能、优柔寡断、心地卑劣。好几位作家提及，约翰及其扈从在听到他人落难时会嘻嘻窃笑。他还年幼的时候，英格兰北部的编年史家纽堡的威廉将斥责他是“天地伦常的敌人”。

1199年，兄长意外去世之后，约翰并不能指望自己会顺利地继承王位。他知道腓力二世会支持阿尔蒂尔的继承权。因此，约翰的第一个行动是控制位于希农城堡的国库。他的这个举措是正确的，因为就在他骑马去丰泰夫罗瞻仰兄长陵墓并慰问嫂子的时候，金雀花王朝腹地的民意已经站到了阿尔蒂尔那边。在复活节星期日，安茹、曼恩和图赖讷——这些地区是亨利二世创建的帝国的心脏——的诸侯宣布效忠阿尔蒂尔，一下子切断了诺曼底同普瓦图和阿基坦其他地区之间的联系。在勒芒（约翰的父亲的出生地和心爱的城市），约翰被当地驻军阻挡在城外，陷入了腓力二世和阿尔蒂尔军队布下的陷阱。

只有在鲁昂（根据此地的公爵继承规则，公爵的兄弟比侄子的继承权更优先），约翰才得到了一些欢迎。1199年4月25日，他成为诺曼底公爵，戴上了金玫瑰的冠冕。至少这还算是一场胜利，因为如果丢掉了诺曼底，就太惨了。

令人敬畏的埃莉诺此时已经七十五岁高龄，她纵横捭阖，努力保障儿子在阿基坦的继承人地位。在12世纪90年代初，她对约翰的恶行伤心透顶，但说到底对自己的孩子还是非常忠诚的。曾经是两位国王的王后的埃莉诺如今要尽一切努力，确保自己成为三位国王的母亲。她部署了一支由著名的雇佣兵统领梅卡迪耶指挥的军队，袭扰忠于阿尔蒂尔的军队，帮助约翰对抗强大的敌人，去争取王位。与此同时，在英格兰，坚信约翰是合法的王位继承人的马歇尔也开始采取行动。他向英格兰诸侯派去使节，说服他们发誓效忠约翰，理由是：约翰已经是诺曼底公爵，因此对那些在海峡两岸都有利益的人来说，约翰更有能力保障他们的地位。于是，在休伯特·沃尔特和首席政法官杰弗里·菲茨彼得的支持下，英格兰诸侯接受约翰为国王。马歇尔在与休伯特·沃尔特的那次夜谈中力挺约翰，但他后来回忆说：“加斯科涅人、利穆赞人、普瓦图人、安茹人、布列塔尼人都不同意，因为他们对约翰的最高宗主权没有好感。”

软剑王约翰

1200年1月中旬，法兰西国王与新登基的英格兰国王在他们领地的边境会面了。他们的年纪只差两岁，但经验却是天差地别。约翰时年三十二岁，当国王只有八个月；腓力二世却已经统治法兰西近二十载。圣诞节过去了，休战（旨在防止在神圣的季节发生战争）在持续。这是约翰登基以来两位国王的首次会晤。他们长谈了正在缔结的停战协定，亲热地互相拥抱。约翰一定感到，自己受到了其他君主的热情笼络。但腓力二世一定知道，金雀花王朝终于出了一个他能对付得了的君主。他对约翰可谓了如指掌。他们曾经并肩作战，也曾互相厮杀，但从未以平等的身份相处过。在他们相处的漫长历史里，约翰的身份始终是娃娃、弟弟、求救者；而腓力二世则是国王和法官。

在理查一世被囚期间，约翰曾打算与腓力二世缔结协约，以便品尝一下王权的滋味。但这些协约表明，约翰虽然渴求权力，但并不真正理解行使权威意味着什么。他在谈判中总是会首先动摇，让对手占尽便宜，自己的权利被一点点抢走，却束手无策。

八个月前的1199年5月25日，约翰在威斯敏斯特教堂由休伯特·沃尔特加冕为王。就像过去曾发生的那样，这一次也没有时间举办盛大奢华的典礼。新国王得到了丰厚赠礼和尊崇，但整个加冕礼有种按照规矩办事的俗套意味，而算不得令人心醉神迷的盛景。约翰不能，也不愿意在自己的新王国待得太久。在受膏和典礼结束之后，他面临着艰巨的任务：防御诺曼底、安茹和新王国边境的薄弱环节。加冕完毕两周之内，约翰便动身前往欧洲大陆。诺曼底局势已经十万火急，他急需盟友。腓力二世支持布列塔尼的阿尔蒂尔；安茹、曼恩和图赖讷都遭到了法兰西—布列塔尼联军的攻击。金雀花王朝领地的中段，即连接诺曼底公国与阿基坦公国的地区，面临沦陷的危险。

抵达迪耶普之后，约翰重新确立了理查一世曾小心构建的与佛兰德伯爵和布洛涅伯爵的盟约。这年秋天，他在安茹与腓力二世交锋。约翰在这里干了一番大事业。安茹伯爵领地内最强大的贵族威廉·德·罗什原本支持阿尔蒂尔，现在突然间改换门庭。神圣罗马皇帝奥托四世和教皇英诺森三世都发来了支持英格兰新王的信函。德·罗什似乎感到，局势在往对约翰有利的方向发展。

为了争夺曼恩的一座城堡，德·罗什与法兰西国王发生了冲突。这对约翰来说是可乘之机。德·罗什在勒芒与约翰会面，正式与其缔结盟约。他给约翰还带来了精彩的礼物：布列塔尼的阿尔蒂尔和他的母亲康斯坦丝。母子俩都已经准备议和。理论上，腓力二世这就没有理由继续打下去了。但这要取决于约翰有没有本事和侄子讲和。他还真没有这个本事。康斯坦丝和阿尔蒂尔在来到约翰的宫廷时，比德·罗什要心惊胆寒得多。他们不相信约翰会善待他们。9月22日，他们正式向约翰投降。但夜幕降临之后，他们秘密出逃，奔向腓力二世的宫廷。

1200年1月，约翰和腓力二世在边境会晤的时候，局势就是这样。阿尔蒂尔虽然已经向约翰屈服，但目前在腓力二世手中，因此仍然是个潜在威胁。另外，约翰的许多盟友都离他而去，参加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去了。1199年11月，在香槟举办的一次比武大会上，佛兰德伯爵、布卢瓦伯爵、佩尔什伯爵和蒙费拉侯爵都宣布要参加圣战。佛兰德伯爵鲍德温抛弃了约翰还嫌不够，还与腓力二世媾和，于是约翰就丧失了在诺曼底的两条战线同时作战的能力。在1月热情拥抱的五个月之后，约翰和腓力二世签订了《勒古莱条约》，似乎是缔造了永久的和平。

编年史家坎特伯雷的杰维斯回顾《勒古莱条约》的时候，记载了朝圣者和商人们的流言蜚语。杰维斯记得，批评约翰的人给他取了一个绰号：软剑王。杰维斯自己不敢苟同，因为他认为，战争害得国家民穷财尽，和平才是谨慎的道路。但毫无疑问，约翰统治伊始就向腓力二世妥协，这不是个好兆头。甚至在和约加盖大印的时候，法兰西北部的一位作家——马尔谢讷的安德烈亚斯就对约翰在战争中的“迟钝”极尽鄙夷之能事，毕竟他的兄长理查一世曾以极大的英雄气概雄赳赳气昂昂地奋战。安德烈亚斯斥责说，在勒古莱，约翰大笔一挥，将作为“整个战争的目标”的那些城堡都拱手交给了对手。

腓力二世同意承认约翰为其父兄在欧洲大陆保有的绝大部分土地的领主，但和约的条件明显有利于法兰西。整个诺曼韦克辛，除了理查一世的雄壮的加亚尔城堡之外，都将由法兰西控制。埃夫勒（法兰西和诺曼底之间边境上的另一个关键的伯爵领地）、伊苏丹、格拉赛和布尔日（在贝里）也将划入法兰西疆界。在约翰看来，这些似乎都只是小小的牺牲，但理查一世和亨利二世都知道，有时候小小的让步会招致莫大的灾难。

自1156年亨利二世第一次向路易七世臣服以来，金雀花王朝的国王们承认，在理论上，他们在欧洲大陆的领地都是法兰西王室的臣属。但总体而言，这只是个形式。《勒古莱条约》签订之后，约翰把这情况变成了事实上的封建关系。为了换取腓力二世对他权利的承认，约翰同意向他缴纳2万马克，作为继承税。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让步，正式确立了他对法兰西国王的依附关系。腓力二世在《勒古莱条约》的文本中插入了许多专横跋扈、居高临下的言辞，这是只有宗主对封臣才能使用的。约翰被迫放弃了与佛兰德和布洛涅的盟约，这不仅仅是求和的友好姿态，而是承认，佛兰德和布洛涅首先是卡佩王朝的臣属，因此其最高的宗主是法兰西王室，而不是英格兰王室。只有阿基坦在理论上由约翰保有，因为他是母亲的继承人，所以阿基坦没有被包含在此项条约中。

约翰在勒古莱做了如此之多的让步，有许多充分的理由。他的哥哥对国民横征暴敛，这是英格兰在史上受到过的最严重的经济剥削之一。贵族和教会都受到严酷的盘剥，他们能够忍受多久？为了将法兰西国王逐出韦克辛（这片土地面积很小，主要是具有战略意义，在经济上产出很少），还需要修建多少座加亚尔城堡？为了让诺曼底保持永久性的防御状态，需要大量雇佣兵，英格兰还能供养这些雇佣兵多久？约翰身边的朋友们纷纷离开欧洲、参加十字军东征，他还怎么能维持兄长建立的盟约？

对所有这些问题，非常诱人的答案就在约翰于1200年5月签订的条约中。英格兰的新国王对权力有胃口，但不愿意大兴刀兵。于是，在13世纪最初的五个月中，约翰将他的兄长、父亲和祖父花了近一百年时间才建立起来的地位放弃了。坎特伯雷的杰维斯听到的那些对软剑王约翰的冷嘲热讽或许没有道理，因为挖苦他的人并不知道，一位国王要面临多少烦恼。但很快人们就将看得一清二楚，更严重的麻烦还在后面。

胜利与灾难

1202年7月29日，一大群骑士人声鼎沸地奔驰到米雷博城堡（希农以南不远处）的城墙下。他们有超过二百五十人，算是一支相当强大的力量，其目标也令人战栗。他们的任务是俘虏阿基坦的埃莉诺。年迈的太后已经七十八岁，她或许认为，自己的年纪已经够大，不会受到敌军的骚扰了。站在城墙上，她可以看到下方挤满了铆接头盔、链甲、铠甲、弩弓、利剑和长枪。她还可以看到其中有一张熟悉的面庞：她的十六岁孙子——布列塔尼的阿尔蒂尔。她一生的冒险还没有落幕。

阿尔蒂尔要俘虏自己祖母的理由是很简单的：在与叔叔约翰争夺继承权的战争中，她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俘虏。

在围城的骑士中还有一位，就是于格·德·吕西尼昂，他也有理由对阿尔蒂尔的竞争对手深恶痛绝。两年前，约翰国王突然冲进昂古莱姆（与吕西尼昂伯爵领地毗邻），在吕西尼昂的眼皮底下抢走了他的年轻新娘——昂古莱姆的伊莎贝拉。伊莎贝拉已经被许配给了于格，这场婚姻将会把阿基坦最重要的两个家族联合起来。但在1200年8月，约翰劫持了这个十二岁姑娘，在波尔多将她霸占为妻。这对吕西尼昂家族来说是奇耻大辱，促使他们公开反对约翰的统治。自那以后，约翰就使出浑身解数，激怒吕西尼昂家族，并提醒他们，他是与他们的宿敌——昂古莱姆伯爵们——结盟的。结婚之后的两年中，他抓住了不计其数的机会来整治吕西尼昂家族：在拉马什和欧城这样相距遥远的地区袭击吕西尼昂家族的人马和城堡；传唤他们到他的封建法庭，要求他们接受比武审判、与他麾下的武士决斗，但吕西尼昂家族对这无理要求不予理睬。

约翰的高压政策迫使吕西尼昂家族投入了腓力二世的热情怀抱。腓力二世在13世纪的最初两年中一直在集结一支强大的军队。到1202年春，已经万事俱备，他可以向约翰国王开战了。他援引《勒古莱条约》——根据该条约，约翰是他的封臣——命令英格兰国王交出在欧洲大陆的所有属地。他为吕西尼昂家族和阿尔蒂尔牵线搭桥。他还将阿尔蒂尔封为骑士，将自己的幼女玛丽许配给他，还承认阿尔蒂尔是布列塔尼公爵、阿基坦公爵、安茹伯爵和曼恩伯爵。然后，他派遣吕西尼昂家族和阿尔蒂尔去攻击约翰在安茹的领地。

身体不适的埃莉诺在病床上持续关注着政局的发展，大为警醒。她认识到，自己的孙子的新朋友们会将她当作目标，这令她非常不悦。果不其然，他们来丰泰夫罗找她了。丰泰夫罗的奢华隐修院一直是她退隐生活的住地。自她的最后一次外交使命以来，她在丰泰夫罗已经住了大约一年。在那最后一次外交使命中，她长途跋涉前往西班牙北部，在自己的女儿（也叫埃莉诺）与卡斯蒂利亚国王阿方索八世所生的孩子们当中，为腓力二世的儿子路易挑选了一位新娘：卡斯蒂利亚的布朗什公主。当得知阿尔蒂尔和于格·德·吕西尼昂的军队逼近的消息时，她便逃离丰泰夫罗，前往普瓦捷，但在米雷博被追上了。在充满敌意的骑士们包围着城堡壁垒的时候，她的唯一希望就是能有援军从北方赶来。在从丰泰夫罗出逃的途中，埃莉诺挤出时间，给约翰写了一封十万火急的求援信。此时，约翰正在诺曼底组织边境城堡的防御，准备迎战腓力二世的大军。如果要约翰在米雷博城堡陷落之前赶到，除非发生奇迹。而埃莉诺唯一能企盼的就是奇迹。

埃莉诺在米雷博惊恐不安地俯视敌人的同时，约翰正在勒芒集结一支雇佣军，这支队伍是英格兰的征兵官们招募来的。在夏季，他这支由唯利是图的恶徒凶手组成的军队不断膨胀。到7月底，他已经有足够兵力，同时在北方对抗腓力二世，以及在南方攻打吕西尼昂家族。

常有人说（往往是亨利二世的火冒三丈的敌人们会这么说），亨利二世能够在自己帝国的全境神不知鬼不觉地突然出现在任意一个角落，总是出乎对手的意料。正是这种驱赶自己的战马和军队在金雀花王朝广袤领土上强行军的超人能力，造就了他的许多胜利。约翰秉承父亲的精神，仅仅花了不到四十八小时就从勒芒赶到了米雷博，这个速度即便对轻装士兵来说也是极其严酷的。

7月31日晚上，他们抵达米雷博，发现阿尔蒂尔和他的部下已经强行进入设防城镇。他们显然预料到会遭到约翰的攻击，于是所有城门用土堆封死，只留一座城门畅通。“他们放心大胆地等待国王的到来，自信满怀，因为他们拥有许多久经沙场的骑士和武士。”科吉舍尔的拉尔夫如此写道。但他们的自信误了大事。

约翰从勒芒开拔的时候，与威廉·德·罗什会合了。威廉·德·罗什是在1200年从阿尔蒂尔的阵营转投约翰的。他与国王做了笔交易。作为安茹总管和国王在该地区的主要管理者，他对米雷博了如指掌。他同意指挥对米雷博城镇和城堡的攻击，条件是，一旦阿尔蒂尔被俘，将由德·罗什决定对他如何处置。约翰很愿意接受这样的条件。他们驻扎在米雷博被泥土封死的城墙下，德·罗什计划黎明时分发起进攻。

拂晓时，于格·德·吕西尼昂的兄弟若弗鲁瓦正在享用早餐——烤鸽子，这时城镇唯一畅通的大门遭到了突袭，令他措手不及。约翰的士兵包围了城镇，很快就打破了城门。随后爆发了一场激烈的巷战。勇猛无畏的德·罗什身先士卒，在带领士兵向城门冲击的过程中，他损失了三匹坐骑。叛军看到对方兵力强大且特别勇猛，纷纷逃往城堡寻求庇护。但他们在那里也守不住。在德·罗什的凶悍指挥下，约翰的士兵将对方打得溃不成军，将埃莉诺从城堡内解救出来。据埃莉诺说，阿尔蒂尔、于格·德·吕西尼昂和若弗鲁瓦·德·吕西尼昂，“以及二百五十二名最高贵的骑士”束手就擒。

这是自1192年理查一世援救雅法以来，英格兰军队赢得的最彻底、最光辉的一场胜利。约翰一下子就粉碎了阿基坦的抵抗，俘虏了阿尔蒂尔。出身高贵的俘虏们身披沉重的镣铐，被押送着游街，一直被驱赶到诺曼底，作为对犯上作乱者的公开警告。阿尔蒂尔和若弗鲁瓦·德·吕西尼昂被押往诺曼底的法莱斯，而于格·德·吕西尼昂则被单独关押在卡昂，那里戒备森严。其余的许多俘虏被送往英格兰的要塞，如位于多塞特郡的科夫堡（它阴森森地俯瞰着珀贝克群山）。他们的铁窗生涯将会凄惨又孤独。

阿尔蒂尔的囚徒生活特别凄凉。法莱斯是一座拥有方形主楼的大型诺曼城堡，是征服者威廉的出生地，与公国的前首府卡昂有紧密联系。在城堡的高墙之后，十六岁的阿尔蒂尔被关押在令人毛骨悚然的恶劣环境中。贵族在狱中的生活条件一般会比穷人要好一些，但不管怎么说，中世纪的监狱都充满了凄凉、危险和孤寂。约翰的监狱则更为恐怖。据熟知战争与骑士规则的威廉·马歇尔说，约翰“将俘虏关押在如此糟糕的环境下，如此恶劣地对待他们，所有和他在一起、目睹此类暴行的人都感到，他真是极其可耻”。

在封建时代，阿尔蒂尔是一个高级别的小卒，受人摆布。约翰对他的关押是13世纪最臭名昭著的政治监禁之一。约翰还没有子嗣，因此阿尔蒂尔是英格兰王位的假定继承人；而阿尔蒂尔对金雀花王朝在欧洲大陆的领地的继承权直追约翰。阿尔蒂尔来自法兰西大陆野蛮的凯尔特边缘，据说传奇英雄亚瑟王就是在那里诞生的，而年轻的公爵就是以亚瑟王的名字命名的[1]。他的地位，以及他与约翰的血亲关系，原本应当为他提供一定程度的保护。阿尔蒂尔知道自己对腓力二世的价值，因此一定推测，叔叔不敢对他怎么样。但约翰不按那个时代的规矩出牌。尽管在米雷博打了胜仗，他却越来越执迷不悟，老是猜疑自己帝国的每一个角落都有人在密谋造反。“国王的自负和傲慢与日俱增，”马歇尔写道，“他的头脑因此变得稀里糊涂、缺乏理智。”

我们不知道，阿尔蒂尔在被囚禁的最初几个月中能够听到多少外界的消息，对约翰的行动了解多少。但如果他的确能得知一些风声，就一定会知道，就在他遭受约翰的惩罚、苦守铁窗的时候，整个诺曼底正在他周围土崩瓦解，到处是背叛和不满。各地的人们突然间记起来了，诺曼人和安茹人原本是宿敌。理查一世凭借其个人的领导魅力赢得的忠诚迅速烟消云散，约翰的统治越来越不得民心。

尽管阿尔蒂尔与世隔绝，他被囚禁造成的影响却非常之广。人们抱怨说，约翰如此虐待俘虏，有违骑士精神。甚至他对自己盟友的待遇也很糟糕。威廉·德·罗什率军攻打米雷博的条件是，要将阿尔蒂尔交给他发落。但在1202年9月，德·罗什被排挤出了权力核心。“国王……始终没有兑现向德·罗什大人许下的诺言，”马歇尔写道，“由于这种怠慢，德·罗什后来投靠了法兰西国王。约翰国王不信任德·罗什，铸成大错。”

丧失威廉·德·罗什的支持已经是个大错了，雪上加霜的是，德·罗什还把约翰的另一位重要盟友——艾默里·德·图阿尔也拉走了。原先完全是由于阿基坦的埃莉诺的坚决调停，艾默里·德·图阿尔才勉强支持约翰。德·图阿尔和德·罗什原本不是一路人，却因为共同反对约翰而团结了起来。他们开始联手袭扰安茹。在背弃英格兰国王一个月之后，他们率军攻占了昂热。约翰坚守安茹，一直死撑到1202年12月，但没有办法抵挡人们纷纷投奔腓力二世的汹涌潮流。安茹的土地一点一点从约翰的掌心溜走，最后金雀花王朝腹地的城池所剩无几了。

在安茹摇摇欲坠的同时，阿基坦也燃起了叛乱的狼烟。1203年初，约翰释放了吕西尼昂兄弟。在之前的两年中，约翰傲慢地拒绝与他们修好，现在却希望向他们伸出友谊之手，让他们在阿基坦北部拥护他。他们当然不会以德报怨。约翰为了保障臣民的忠顺，曾扣押了许多人质，但这些人质被释放之后立刻开始大张旗鼓地反对他的统治。约翰对南方的民情一无所知，也没有足够的经验，因此无法稳定公国的秩序，公国内势力最强大的居民们既不怕他，也不信任他。

到1203年底，约翰的疑神疑鬼已经到了失控的地步。“他看到自己的边疆和土地一天天饱受战争蹂躏，越来越糟糕，法兰西人对他毫无好感，劫掠他的土地……还有许多叛徒跑到了法兰西人那边，助长他们的气焰。”马歇尔写道。12月，约翰返回诺曼底，向各城堡派驻了雇佣兵，进一步疏远了当地人，因为这些雇佣兵为了给养和财富，竟然大肆劫掠当地的城镇和隐修院。

人们越是离心离德，约翰就越是残暴。在英格兰的科夫堡监狱，二十五名犯人企图越狱，被包围起来，断水断粮。他们几乎全都宁肯饿死，也不愿向国王卑躬屈膝。约翰当时离科夫堡很远，但这起暴行也是以他的名义犯下的。

1203年初，约翰命令王室官吏休伯特·德·伯格（阿尔蒂尔的狱卒）弄瞎阿尔蒂尔的眼睛，并将他阉割。对阿尔蒂尔来说幸运的是，德·伯格面对这个十六岁少年的苦苦哀求，于心不忍，下不去手。德·伯格害怕因为抗命不遵而遭到惩罚，放出话去，说阿尔蒂尔因自然原因死亡了。布列塔尼人义愤填膺。他们想到自己的少主惨遭谋害，怒火中烧，发誓要报仇雪恨。看到这种反应，德·伯格尝试纠正自己的谎言，透露消息说，阿尔蒂尔其实还活着。但已经太晚了，覆水难收。布列塔尼人对约翰的攻击现在有了坚定的道义做后盾。

约翰居然认为，如果阿尔蒂尔瞎了、被阉割或者死了，对他会更有利。这种荒唐的结论是如何得出的，我们不得而知。但逻辑思维向来不是这位英格兰国王优先考虑的事情。约翰忧心忡忡几乎到了发狂的程度。1203年1月，安茹被敌军占领的时候，他险些失去了自己的王后伊莎贝拉，她当时被叛军包围在希农城堡。约翰不得不派出一群雇佣兵，将她救出。

1203年春季，约翰被打垮了。腓力二世及其盟友占据着布列塔尼，还控制了安茹、曼恩和图赖讷的几乎全部疆土。重获自由的吕西尼昂兄弟步步紧逼，将约翰的军队驱赶到普瓦图腹地，而约翰的母亲年事已高，无力组织防御。法兰西军队无情地攻打诺曼底边境上的各要塞。在诺曼底公国，诺言已经一钱不值。约翰的盟友们作鸟兽散，他们惊慌失措地寻求庇护。阿朗松伯爵也背叛了约翰，他在和约翰一起用膳两天之后就投奔了腓力二世。“罗贝尔伯爵……的行为非常可耻，因为国王……与他分享财富，并亲吻他的口唇，之后，就在当天，伯爵就背叛了他。”马歇尔写道。

约翰面对的是难以逾越的艰难险阻，同时他还举棋不定，因此陷入了瘫痪状态。阿尔蒂尔还在他手中，这是由于他运气好，而不是因为他果敢理智。他在英格兰的王位还很安全，在下阿基坦的控制力也说得过去。但除此之外，一切都说不准。约翰无力组织有效的抵抗，也没有办法鼓舞其他人抵抗。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枯坐在不断退缩的战线之后，寄希望于上苍。

[1] “阿尔蒂尔”即“亚瑟”的法语读法。

无地王垮台

这一天是复活节前的星期四，对所有基督徒来说都是个哀伤的日子。约翰国王却酩酊大醉、暴跳如雷。他在鲁昂落座用膳的时候，觉得自己周围尽是无影无踪的敌人，阴郁的念头压抑着他的心。他对任何人都不信任，在自己的公国也不能安全地四处骑行，随时都可能遭到伏击或突袭。

这天晚上，布列塔尼的阿尔蒂尔也在鲁昂。当夜，阿尔蒂尔没有像约翰那样放荡不羁地狂饮作乐。此前有谣言称，他遭到了约翰国王的残酷伤害，这谣言促使约翰国王一败涂地。此后，他就被从法莱斯转移到了鲁昂，此后一直在地牢里坐以待毙。负责将他押解到国王身边的是威廉·德·布雷乌泽，一位特别强大和富裕的贵族，他的产业横跨威尔士—英格兰边境。德·布雷乌泽是约翰的一位亲密盟友；在米雷博俘虏阿尔蒂尔的就是他。在交付年轻的公爵时，德·布雷乌泽知道国王的情绪是怎样的，因此宣布，自己不再为阿尔蒂尔的安全负责。

德·布雷乌泽的担忧是很有道理的。濯足节星期四晚饭后，烂醉的约翰变得咄咄逼人。我们永远没办法知道，他的脑子里是怎么想的。我们拥有的最好的证人说，约翰被鬼上了身。他醉醺醺地走向阿尔蒂尔的牢房的时候，看到他的人一定觉得，这是个恐怖的幽灵。对于这个可怕夜晚发生的真相，我们无法完全确定，但约翰极有可能走进了牢房，亲手将这个年轻人杀死，然后在尸体上系了一块大石头，将其推入塞纳河。后来，一名渔夫发现了尸体。普雷圣母修道院的修女们害怕约翰的怒火，只能秘密地以基督徒的礼仪将阿尔蒂尔下葬。

任何一位英格兰国王都不会在复活节期间做出比这更严重的亵渎神明的恶行。但约翰似乎毫无悔意。事实上，侄子的死似乎让他宽心不少。不久之后，他向母亲发去了一封信，附有暗语“上帝的恩典与我们同在，信使的言辞不能尽述其妙”。

但约翰大错特错。上帝的恩典即将弃他而去，他已酿成大祸。诺曼底、布列塔尼和大法兰西在近几个月以来一直传播着关于阿尔蒂尔命运的流言蜚语。直到1204年，腓力二世的宫廷才完全接受他已经死亡的事实。但就算这还只是个丑恶的谣言而尚未确定的时候，约翰也已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在他后来与腓力二世的所有谈判中，法兰西国王始终握着一张王牌。他不厌其烦地告诉约翰：“你先交出阿尔蒂尔，否则永无宁日。”现在，即便约翰想要和平，也办不到了。

1203年夏季，腓力二世开始利用约翰的危险处境——他被困在诺曼底，北面是愤怒的布列塔尼人，南面是兴兵作乱的普瓦图人，而法兰西国王的军队则从东面进逼。约翰继续以鲁昂为基地，在东方战线和鲁昂之间来回穿梭。这两地的消息都不乐观。腓力二世在金雀花王朝的领地恣意行动，不受阻挡。他能够毫发未伤地乘船沿卢瓦尔河行进。卢瓦尔河是一条主动脉，穿过金雀花王朝领地的核心地带。

在这样的环境下，诺曼人的斗志开始涣散。腓力二世刚刚逼近，边境城堡就纷纷投降。约翰丢掉了孔什，然后一瞬间又丢失了沃德勒伊。驻防沃德勒伊的骑士们真够丢人，甚至懒得组织适当的防御。诺曼底的防御就像沙子搭建的城堡一样，迅速土崩瓦解。8月底，法兰西军队大张旗鼓地向众城堡中的明珠——加亚尔城堡进发了。

这座倍受理查一世珍爱的城堡固若金汤、无懈可击，屹立于巨型岩壁之上，塞纳河在其脚下的河弯处波涛滚滚。腓力二世的军队将这座要塞围了个水泄不通，封锁了河流，希望用饥饿迫使对方屈服。夏末的一个夜晚，约翰企图用一队补给船和雇佣兵突击队打破封锁线。约翰的部下在威廉·马歇尔指挥下，在夏末的温暖夜晚发动进攻。但命运残酷地摈弃了他们。在补给船的桨手们与塞纳河的激流搏斗的时候，他们与陆地上的士兵失去了联系。庞大的舰队在波涛汹涌中被法兰西军队消灭，直到河水在黑暗中被鲜血染红。

约翰营救加亚尔城堡的努力就此宣告失败。法兰西军队的围攻持续到1204年3月，但约翰没有再去努力突破敌人的封锁线。他在布列塔尼战线上纵火焚烧多尔镇，希望用这起暴行转移腓力二世的注意力，但徒劳无益。在1203年秋季，人们的普遍共识是，约翰对权力的掌控越来越薄弱。有传闻称，他终日与自己的少女妻子沉溺于床笫之欢。人们请求他振作起来，好好准备，保卫诺曼底的独立，他却漫不经心地回答：“随他去吧。随他去吧。不管他夺去了什么，我终有一天能收复回来。”国王开始漫无目的地在乡间骑行，一个招呼也不打就从宫廷销声匿迹。他害怕在大路上遭到叛徒袭击，所以在自己的公国内也只是在偏僻小径上活动。威廉·马歇尔看到这一切，不禁目瞪口呆。

1203年圣诞节将近的时候，约翰最后一次离开了诺曼底。尽管他许诺说要在自己的公国再停留和战斗一年，12月初的时候他还是私下里做好准备，将自己的辎重送回英格兰。12月5日黎明之前，他从鲁昂出发，纵马疾驰，取道卡昂，赶往巴约。在王后陪伴下，约翰起航前往巴尔夫勒港，经过了那座著名的礁石。1120年，他的舅公威廉·艾特林乘坐的白船上酩酊大醉的乘客们就是在这里命丧黄泉的。这场悲剧是个催化剂，促成了金雀花王朝半个多世纪里对法兰西土地（从鲁昂到图卢兹）的霸权统治。现在，约翰手下那些头脑清醒的船员们绕开危险的礁石、奋力向朴次茅斯航行的时候，金雀花王朝的霸权快要寿终正寝了。在他身后，少数保王党人留在诺曼底继续苦战，希望能够阻挡腓力二世的无情进攻。约翰虽然许诺会回到他们身边，但他始终没有兑现这个诺言。

亨利二世所征服、理查一世所捍卫的广大领土，如今只剩下了其核心部分。除了个别孤立城堡和保王党据点之外，约翰丢掉了诺曼底、安茹、曼恩和图赖讷的绝大部分。在布列塔尼，他是最受唾弃的人。在普瓦图和阿基坦其他地方，他还能够保留名义上的控制，仅仅是因为阿基坦公国的贵族们对他母亲还忠心耿耿。他面对的任务极其艰巨：从英名盖世的国王腓力·奥古斯都统治下的意气风发、繁荣昌盛的法兰西帝国手中收复失地。即便是约翰的父亲和兄长，即便是在他们的巅峰时刻，也是无力回天，何况约翰根本没有那个本事。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夹着尾巴，灰溜溜地逃离土崩瓦解的欧洲帝国残留的余烬。没有比这更凄惨的了。

第三部 对抗的年代（1204～1263）

恶人得志，必然造成残忍暴行。

——威廉·马歇尔

挽救危局

英格兰天寒地冻。这个冬天酷寒难当，生活仿佛停止，希望彻底断绝。在伦敦，泰晤士河冰冻三尺，人们可以徒步从南岸走到北岸。农田被冻得硬邦邦，直到3月才能犁地耕种。冬季作物被严寒一扫而净，饥肠辘辘的人们把尚未开始生长的蔬菜幼苗从地里挖出来吃掉。全国陷入饥馑，物价暴涨。一年之后，燕麦的价格涨到了原先的十倍。哀鸿遍野，民不聊生。科吉舍尔的拉尔夫记载道，民间有传言称，上帝惩罚约翰国王，将诺曼底从他手中夺走，现在英格兰也遭到了惩罚。

约翰困守国内已经有一年。他的日子过得不轻松。尽管他的宫廷生活喜气洋洋又活泼潇洒，放纵地饕餮、被称为“国王的单身汉”的青年们还会提供颇具骑士风度的表演，但大家都能注意到，他们被艰难困苦包围了。到处流传着法兰西即将入侵英格兰的谣言。据说，腓力·奥古斯都找到了讨伐英格兰的借口：布拉班特伯爵和布洛涅伯爵曾对英格兰的部分土地拥有主权，后来在亨利二世统治时期被夺走了。腓力二世攻击金雀花王朝的胃口是没有止境的。约翰丢失自己遗产的本事也令人咋舌。

英格兰朝廷对法兰西入侵的威胁高度重视。在1205年1月举行的一次大型议事会上，约翰命令所有年龄在十二岁以上的男性都宣誓要保卫王国、维护和平。若有人胆敢拒绝宣誓，就等同于承认自己是乱臣贼子。国王还颁布法令，在敌军入侵时不采取行动来保卫王国的人将遭到永久性剥夺继承权或者终身为奴的严惩。在冰冻三尺的各港口，所有船只若没有国王的书面恩准，均不得离港。

约翰为什么如此胆战心惊，是很容易理解的。金雀花王朝的基业在法兰西的崩溃非常迅速、猝不及防和令人心碎。在约翰离去之后，诺曼底公国当即灭亡，现在完全属于腓力二世，这是诺曼底在近期历史中首次被法兰西王国吞并。安茹、曼恩和图赖讷几乎完全落入敌手，只剩希农和洛什的要塞等为数甚少的据点还在死守，优秀的将士据守着这些城堡，被法兰西人包围得水泄不通。随着布列塔尼的阿尔蒂尔被杀害的消息传开，身在千里之外的约翰的名誉在法兰西王国的每一个角落都丧失殆尽。

阿基坦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1204年4月1日，阿基坦的埃莉诺去世了。她享年八十岁，这在中世纪是罕见的高龄。她在丰泰夫罗的修道院度过了最后的时光。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她虽然衰弱不堪，但仍然斗志昂扬，在自己的公国继续支持儿子去对抗不可战胜的噩运。她虽然身披修道服，像修女一样生活，但还在向保王党人赏赐土地和特权，支撑金雀花王朝的事业。

根据她在1202年立的遗嘱，埃莉诺被安葬在丰泰夫罗的教堂，长眠在丈夫亨利二世和最心爱的儿子理查一世身边。12世纪最魅力十足而影响深远的家族的三位成员终于团圆了，他们在生前争斗不休，死后和平共处。埃莉诺墓穴上的肖像保存至今，令这位传奇女性永垂不朽。肖像和她真人一样超乎寻常，捕捉了她的妙龄青春，她眼睛紧闭，手里捧着一本打开的书。在当时，这肖像象征着知识的巨大力量，在今天也是如此。

丰泰夫罗的修女们为埃莉诺撰写了讣告，向她致敬，并感谢她曾向修道院馈赠的丰厚礼物：金银、珠宝和丝绸。修女们还颇有些阿谀地颂扬道，太后“以其王室后嗣的光辉照亮了世界”。考虑到小亨利国王、布列塔尼公爵若弗鲁瓦和英格兰国王约翰的斑斑劣迹，这句颂词并不能令人信服。但埃莉诺的确是一位伟大的王后，她的影响力遍及三个重要地区；尽管她儿子们的行为有时不够理智，她始终疼爱他们、指导他们。

没了母亲的悉心辅佐，约翰在阿基坦希望渺茫。他与昂古莱姆的伊莎贝拉的婚姻，以及他对公国内部微妙的政治的笨拙处置，已经冒犯了阿基坦的诸多贵族。在阿基坦，没有一位头脑健全的领主会向英格兰国王效忠或承认他是埃莉诺的继承人，因为他们都害怕被青云直上的法兰西国王剥夺财产。埃莉诺的死讯传出之后，许多曾接受她权威的领主争先恐后地与腓力二世修好。1204年夏季，法兰西国王春风得意地进入普瓦图，这个伯爵领地是整个阿基坦的统治中心。与此同时，约翰的姐夫——卡斯蒂利亚国王阿方索八世入侵了阿基坦西南部的加斯科涅，声称这个地区理应属于他，因为约翰的姐姐埃莉诺享有继承权。金雀花帝国在欧洲大陆的最后一块基石也崩裂坍塌了。

这一切都让约翰灰心丧气。1205年最初几个月，严冬死死地扼着英格兰的脖颈，似乎他的家族在法兰西境内积攒的所有领地很快都要随风而去了。蜷缩着保卫英格兰海岸，是远远不够的。约翰一定也认识到，如果他不迅速采取行动，他本来就不高的名誉和声望必将万劫不复。他必须奋战一把。像梅尔罗斯编年史家那样的人已经在记载他“万般可耻地丢掉了自己在大海对岸的城堡和土地”，这样的话会流传到子孙后代耳边。

1205年夏季，对英格兰可能遭侵略的恐惧消散之后，约翰开始准备兵分两路，向法兰西发动一次大攻势。一支舰队将从朴次茅斯出发，停靠在诺曼底海岸，从西面收复这个公国；同时，第二支舰队将从达特茅斯出发，进军普瓦图。这支军队将由约翰的异母弟——索尔兹伯里伯爵威廉·朗格斯佩[1]指挥，此人是亨利二世的私生子，与约翰年龄相仿，是久经沙场的名将，与国王是至交好友，常常与他在赌桌上度过许多愉快时光。

为了实施自己的计划，约翰发动了自理查一世参加十字军东征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事动员。他主持了英格兰海军力量的一次大规模扩充。理查一世是金雀花王朝第一位集结了强大的英格兰海军的国王，他在1190年动员了大量舰船，在1196年建造了70艘战船以便在塞纳河上巡逻，并且建立了大型海军基地朴次茅斯，将英格兰与诺曼底联系了起来。现在，约翰继续将海军发展壮大。1203～1204年，他建造了四十五艘战舰，以便在英格兰海岸巡逻；如果要更快地扩充海军，就需要不同的手段。1205年，约翰扣押了所有被认为可以改作军用的船只。即便是只能运载几匹马的船，也被朝廷征用，加入羽翼渐丰的皇家海军。

有了船，还要有足够的士兵和物资来装满这些船。工匠们打造了成千上万的马蹄铁、铁钉、弩箭和箭矢。大量腌猪肉和鹿肉被装上马车，隆隆作响地送到海岸。朝廷铸造了新的全国性货币。各地都发行了印有约翰肖像的新式银便士。为备战服务的人领取报酬时，都会看到银币上的国王肖像：他耳边的头发非常卷曲，胡须修剪得很短；他的眼睛，即便是在钱币的简单肖像上，也死死地瞪着人，看有没有胆大妄为之徒敢于违抗他的王命。

大量这样的钱币被用于招募雇佣兵。仲夏降临之时，水手和武士们被运送到海岸。这一年财政收入中或许有四分之一被用于备战。大量兵员被装载到停靠在索伦特海峡的大型舰船上。据英格兰编年史家科吉舍尔的拉尔夫记载，这是英格兰曾经集结的兵力最雄厚的一支军队，也是在英格兰所有港口集合船只数量最多的一次。

约翰终于坚定决心地行动起来。但英格兰虽然忙碌，却并非团结一心。约翰虽然能够集结一支大军，但诸侯的反复无常却对他处处掣肘。约翰入侵欧洲大陆的筹备工作虽然貌似十字军东征的大集结，但他的事业并不能激起同样高涨的热情。在过去，诺曼底受到威胁的时候，英格兰权贵曾表现出支持国王的极大热情。亨利二世小心谨慎地遵守诺曼底的风俗，保证他的贵族们在海峡两岸的权益都能得到保障。他维护了盎格鲁—诺曼王国的政治统一，确保大贵族们真正具有盎格鲁—诺曼特征——即在两地都拥有利益和土地。辅佐国王、维护英格兰和诺曼底的统一，并保卫它们、抵御外部威胁，符合这些大贵族的利益。

但是，约翰丢失了诺曼底，这造成了深远影响，极大地改变了已经持续近一百五十年的政治格局：1204年，大多数贵族都不得不做出选择，是保留自己在英格兰的土地，还是保留在诺曼底的财产。他们必须在英格兰与法兰西国王中选择其一。几乎一夜之间，他们就不再是盎格鲁—诺曼人，而必须作为英格兰或法兰西臣民，向各自的君主效忠。英吉利海峡成了英格兰王国与诺曼底公国之间的一道壕沟，而不是将它们连为一体的堤道。有一些大贵族，如威廉·马歇尔，与两位国王都达成了秘密协议，因此得以保住自己在两个王国的土地。他们的地位仍然是模糊和暧昧的：有些领主为了保住自己在诺曼底的土地而向腓力二世效忠，而为了自己在英格兰的地产而臣服于约翰。他们如果在其中一位国王的麾下作战，就必然会暴露自己与另一位国王私下取得的谅解。

因此，在1205年，约翰驾临朴次茅斯检阅他的雄壮舰队的时候，他发现英格兰诸侯不愿意同他一起出征。在波切斯特城堡，约翰和马歇尔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国王指控马歇尔与腓力二世私自媾和、吃里爬外；马歇尔则冠冕堂皇地慷慨陈词，诉说国王对自己如何不堪，并向其他贵族发出警示，称国王准备打算剥夺他的权利，并且“一旦他羽翼丰满，会对汝等如法炮制”。

其他诸侯即便信任约翰的军事才干，现在也不愿意为了诺曼底的土地而流血——因为他们在诺曼底并无直接利益；也不愿意得罪腓力二世，毕竟冒犯他也是吃不了兜着走的事情。诸侯普遍激烈地反对前往法兰西海岸，于是马歇尔和休伯特·沃尔特恳求国王不要渡海。沃尔特列举了一些务实的理由：腓力二世的财力和军力都比约翰雄厚得多；约翰在欧洲大陆没有几个可以依赖的安全基地，主要是仰仗与普瓦图人的联盟，而普瓦图人天生是背信弃义的奸佞之徒；在腓力二世的诸侯摩拳擦掌要入侵英格兰的时候，约翰国王不应当离开英格兰，令国内空虚；而且，假如约翰战死疆场，英格兰就没了王位继承人。

英格兰诸侯简直是集体哗变，这对国王来说真是奇耻大辱。集结在朴次茅斯的整个远征大军毫无用处，因为如果没有贵族的领导和他们自己的资源，是根本没有希望收复诺曼底的。约翰暴跳如雷。他出海了几天，在海岸来回游弋，希望贵族们会羞愧难当，或者被他说服，从而改变主意，但这希望落空了。索尔兹伯里伯爵的部队从达特茅斯出发，成功渡过海峡，增援了拉罗歇尔的驻军，但总的来讲，1205年的筹备工作付之东流了。在海峡对岸，腓力二世自行其是，快快活活地巡视那些他的父亲只敢梦想的土地。这年夏季，希农和洛什都陷落了，这意味着，整个图赖讷现在都属于法兰西了。对约翰来说，这又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年头。

1204年和1205年的惨败不大可能重演了。在1206年，约翰的运气有所好转。他并没有为了前一年攻打诺曼底计划的流产而气馁，而是调整了计划。1205年冬季，他向海峡对岸送去了成箱的金银财宝，笼络五花八门的潜在盟友；1206年春季，他巡视了英格兰北部，试图用他的个人魅力劝服约克郡、坎伯兰、柴郡[2]和兰开夏郡的诸侯，拉拢他们支持他的军事谋略。1206年4月，又一支庞大的远征军从英格兰开拔，这一次的目标是普瓦图。约翰御驾亲征、一马当先，被他收买或哄骗来的诸侯追随着他。6月，他抵达拉罗歇尔，率军在法兰西南部沿海地区征伐，收复了阿基坦的部分地区。他夺回了圣通日，巩固了对自己妻子的昂古莱姆伯爵领地的控制，并收复了阿方索八世在加斯科涅占去的土地。夏末，国王与强大的普瓦图领主艾默里·德·图阿尔缔结盟约，北上征讨安茹。在那里，他们得到消息，腓力二世（此前他更愿意优先确立自己在诺曼底的统治）正在组织自己的军队。约翰不愿意让自己一整个夏季的收获都因为战败而丧失，于是选择退避，在1206年10月与腓力二世签订了为期两年的停战协定。

这一次远征还算比较成功。但局势没有发生本质变化：约翰能够统治的只有英格兰、海峡群岛和阿基坦的少量沿海地区，这与他当年继承的广袤领土相比，实在相差甚远。作为英格兰国王，他与前任们的一大区别就是，他只能居留在自己的王国之内。约翰开始学习治理英格兰的时候，整个王国终于明白，让一位焦躁不安、冲动好斗的国王永久地留在国内，究竟意味着什么。

人们发现，他是一位忙碌的君主。约翰希望对自己的王国了如指掌，所以始终在奔波。这算不得新鲜事，因为不断旅行是执政的一部分，而且英格兰乡村很少有什么地方能够长期供养一位国王及其庞大的宫廷。但即便是按照国王们的标准，约翰也是一位不知疲倦、高度活跃的旅行者。他很少在一个地方停留几天以上，总是在王家城堡、猎苑、宫殿和庄园间穿梭辗转，休息片刻便立刻冲向下一个目的地。

约翰比亨利二世更热衷于荣华富贵和夸耀炫富。他定期洗澡，这在当时还不是流行的风尚；他内廷的侍从们也沉溺于宫廷的浮华。但国王的宫廷实际上是一支由大车和驮马组成的浩浩荡荡的队伍，在乡间隆隆行进的时候，队伍足有几百码长。所有器物都是随行携带的：衣饰华丽的仆人们运载着床上用品和贵重餐具、沉甸甸的钱袋、约翰喜爱阅读的珍贵书籍，以及得到严密保护的珍奇珠宝。约翰的小教堂可以在路边迅速搭建起来，他的餐厅亦是如此。车队蜿蜒前进，每天能走20多英里，将泥泞的道路倾轧得泥浆四溅，令路人瞠目结舌。约翰就这样到各地拜访，享受人们的热情款待。

约翰的巡游是一场富丽堂皇的盛景。宫廷的到来固然给负责款待国王及其随行人员的英格兰人造成了很大负担，但也会带来一些好处。因为约翰治下的宫廷不仅是巡回表演的马戏团，还是主持公义的巡回法庭。

约翰不管走到哪里，都会考虑司法事务。他少年时的教师是亨利二世的主要法官和当时最伟大的法律思想家之一——雷纳夫·格兰维尔。所以，约翰对国王作为最高法官的职责兴致勃勃。他抱着前所未有的热情处理法律事务，裁判审案。他对哪怕是最微不足道和平庸无奇的案件也抱有浓厚兴趣。人们也非常需要他来主持公道。他出巡时带着专业法官，到了需要国王的法律来维持正义和裁决的地方，他就和法官们一同审理案件。

约翰的法庭影响了13世纪初普通人的生活，我们对此有一些超乎寻常的了解。他的司法干预给为数众多、形形色色的人带来了好处。有一个小男孩抛掷石块，无意中打死了自己的朋友。约翰缓解了他受到的刑罚。一个神智不健全的人承认自己犯了罪，尽管他显然是清白无辜的。约翰撤销了针对此人的指控。他热情洋溢地投身于各种案件的烦琐细节，而这些案件往往与他的王室特权或利益只有极其细微的关系。他是一位关心平民疾苦的国王。

这一切都非常不寻常，与之前英格兰历代国王的行为迥然不同。亨利二世曾是一位伟大的立法者，但他感兴趣的主要是将英格兰王政的司法工作下放，以保证自己不在国内期间司法机构能够正常运转。理查一世在整个统治期间没有在英格兰待多久，因此效仿了父王的做法。与他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约翰国王对法律和政府的庞大机器非常感兴趣。他是个热衷于实践、亲力亲为的国王，积极参与政府的日常工作，喜欢亲自干预案件审理，不管这案件是大贵族之间的争端还是孩童之间用石子打架。

当然，约翰不可能单枪匹马地处理政事、维持司法系统的运作。1205年7月，坎特伯雷大主教和久经考验的行政管理者休伯特·沃尔特因背部脓毒性痈发作而去世。据多位编年史家记载，约翰得知沃尔特的死讯时宣布：“我终于成了英格兰国王！”沃尔特已经不在人世，约翰在自己身边聚集了一群新的谋臣和官吏。其中有些来自业已沦陷的欧洲大陆领地。彼得·德·罗什、彼得·德·莫莱、法尔克斯·德·布雷奥泰和吉拉尔·德·阿泰等人的外国姓名和举止习惯提醒了英格兰人，他们的国王不是来自英格兰本土的君主，尽管他现在被限制在英格兰境内。但政府并没有被外国人一股脑儿全盘接收。土生土长的英格兰人仍然占据着高位，包括首席政法官杰弗里·菲茨彼得、财政大臣伊利的威廉和主林务官休·内维尔。

1206年之后，这些达官贵人，以及约翰本人的最高目标非常简单明确：他们需要募集金钱。为了维持雇佣军和笼络欧洲大陆的盟友们去反对腓力二世，约翰需要大量金钱。这项任务对他来讲，比对他的任何一位先祖都更为困难。

亨利二世和理查一世在与卡佩王室作战时有一个优势：他们都是在保卫自己的土地，而不是去从头征服新的土地。理查一世沿着塞纳河建立的防线需要大量金钱来维持，他在德意志与佛兰德的盟友也需要数额惊人的巨款去拉拢，但这些开支的一部分是由诺曼底和他的其他欧洲大陆属地承担的。约翰没有这样的有利条件。如果他要夺回自己应得的遗产，只能主要依赖英格兰的财政收入。

约翰开始无所不用其极地搜刮英格兰的金钱，他的横征暴敛世人皆知。敌视他的编年史家文多弗的罗杰散播了许多故事，说约翰吝啬成性，帮助过他的人休想得到慷慨的报答。这总的来讲是诽谤，但它表明，在公众眼中，国王就是一个守财奴，疯狂地将臣民的每一个铜板都搜刮走。当时的确有许多金钱可供他收敛。约翰周游英格兰的时候一定会看到，各地尽管在理查一世治下已经承受了非常沉重的赋税负担，但都还欣欣向荣。13世纪初，贸易和手工业蓬勃发展；欧洲大陆发现了新的银矿，于是，自12世纪80年代起，大量白银涌入英格兰，造成了通货膨胀。

1207年，约翰正式开始努力征敛这些资金。他对全国的所有动产征收了十三分之一的重税，相当于每1马克要缴1先令的税。这为王室的金库征集了数额惊人的款项：57425镑，即两年多的财政收入。在此前的二十年中，朝廷连续进行了一系列此类的税收试验，但在13世纪取得了惊人的成功，这一方面突出说明了英格兰的富庶，另一方面也佐证了王室通过组织有序的行政体系获取收入的能力。约翰当时还不知道，而且这也并非他的本意，但十三分之一的税率后来成为中世纪和都铎王朝时期英格兰国家财政收入的标杆。

对富人征收直接税只是他搜刮金钱工程的一个部分。对约翰来说，通过王权积累更多财富的最显而易见的工具是司法系统。在这方面，他运用了两种互相紧密联系的策略。第一种策略很简单，就是通过司法裁决来获取利润。当年，亨利二世建立了王室司法和政府的深刻而渗透力极强的体制，使得王家法律的影响力遍及整个英格兰，并且使得王室委派的郡长成为地方政府中最重要的官职。他这么做不是因为热爱行政改革，而是因为，他清楚地理解，司法是一门有利可图的生意。王室的文书官衙通过销售令状来营利。刑事案件在法庭审定之后，王室对罪犯进行罚款和没收财产，赚得盆满钵满。大型巡回法庭巡视全境，既恢复了法律与秩序，也给王室带来了一大笔收入；相应的森林巡回法庭专门负责审理在国王名下的林地犯下的罪行，强有力地维护了王室对英格兰全境面积广袤的森林的所有权，这些法庭完全是营利机构。

1207年至1210年，有一系列森林巡回法庭在运作。许多地区的森林受到侵犯，或者有人在未征得王室许可的情况下擅自捕猎。约翰从这些地区榨取了成千上万镑的金钱。在这些年间，仅森林巡回法庭就获利8738镑，比1198～1201年收入的两倍还多。这既说明了王室利用司法体制牟利的高效和范围广泛，也印证了诺曼底失陷之后约翰最大限度利用王室特权的新决心。

约翰利用法律来营利的第二种手段更为政治化，最终也给他造成了更多的麻烦。他把法律当作向英格兰的大贵族征税并控制他们的直接工具。

王室法庭或许能为广大民众主持公道，但它最终还是依赖于国王的决断。要让国王的法庭对私人事务展开调查，就必须交费。约翰往往会为此收取很高的费用。在法律案件的每一个阶段，富裕的诉讼当事人都可以向国王行贿，以便争取对自己有利的裁决，或者延缓法律程序的执行。1207年约翰收取此种费用的一个典型案例是，他从一个叫热拉尔·德·弗尼瓦尔的人那里收了1000镑和十五匹骑乘用马，帮助他在针对奈杰尔·德·拉弗托特的案件中解决麻烦。当事人努力为审判和司法程序争取特定的结果时，往往会有数百，甚至数千镑的巨款易手。这些收入并非全都直接进了国王的腰包——许多钱被他的大臣们截留了——但在约翰统治时期，司法程序的收费猛增，导致司法系统出现了严重的腐败，任何裁决都可以用金钱来收买。从某种意义上讲，世间素来如此，但约翰治下的司法成本激增使得司法系统运转起来越来越笨拙。

与此同时，所谓的“封建附带义务”的成本也迅速增长。英格兰的政治社会建立在领主与其封臣之间联系的复杂体制之上，等级森严，最高层是国王及其诸侯。理论上，国王保障臣民在国内和国外的安全，而臣民们则对其效忠，并遵循风俗习惯，为换取某些特权而支付费用。这些费用中最常见的就是贵族家庭生活的重要仪式：长子受封骑士、女儿出嫁，或者儿子继承父亲的家业。为了这些事情而向国王支付的费用是约定俗成的，国王在加冕誓言中会发誓要维护国家的风俗习惯，并同意遵守这些风俗，或者在决定谁应当支付什么费用时做到公平、理智。

国王也可以行使君主的某些特权。他可以用公开竞价的拍卖方式迫使一位贵族寡妇与出价最高者结婚，或者向这位寡妇收取一定费用，于是就不强迫她再嫁。在成年（男性成年是二十一岁）之前获得遗产的人不被允许控制自己的土地；国王会以监护人的身份控制这些土地，或者将监护权及其赢利的机遇卖给另外一位封臣。

一位大贵族在一生中可能会因为这些封建义务而欠国王一大笔钱。但这种债务往往只是名义上的，国王不会真正去索回所有欠款。这些债务可以分期偿清，或者根本不用付，这取决于国王是否宽大慷慨。这是国王与其臣民之间的一种金钱的纽带。

在丢失诺曼底之后，约翰两眼放光、见钱眼开，因此把封建义务税费视为财富与权力的潜在的重要来源。要继承伯爵头衔，需向国王缴纳100镑。在有些情况下，约翰的开价是这个数字的七倍。他还开始要求贵族们尽快偿清欠王室的债务；他要求债务人们按照固定的还款计划来偿付数百镑，甚至数千镑。如果不能偿清债务，惩罚就是没收土地。

1207年发生了第一起没收地产的重大事件。约翰夺走了莱斯特伯爵领地的产业，这个爵位自第四代伯爵罗伯特·德·博蒙特于1204年去世后一直是空缺的。约翰没有尊重博蒙特的女儿阿米西娅及其丈夫的继承权[3]，而是以他们没有偿清欠国王的债务为由，将其土地占为己有，并没收了该领地的收入。这在法律上是说得过去的，但如果说国王的一项根本义务就是保护臣民的财产，那么约翰显然是辜负了他的子民。

在约翰丧失诺曼底之后的岁月里，英格兰王国开始认识的就是这样一位国王。政府体制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但掌控政府的国王的要求却越来越紧迫，并且完全看不到情况会好转的迹象。1207年10月1日，十九岁的王后——昂古莱姆的伊莎贝拉在温切斯特城堡诞下一个男婴。这是自四十年前约翰降生以来，来到人世的第一位金雀花王朝的王子。这个孩子被取名为亨利，是为了纪念他那杰出的祖父——曾经的诺曼底、安茹、曼恩、图赖讷和阿基坦领主。这无可争辩地宣示了约翰的意图：募集足够的金钱，夺回他父亲曾经赢得的一切。英格兰别无选择，只能俯首帖耳。

[1] 威廉·朗格斯佩英文为William Longespée，法文为Guillaume de Longue-épée，意思是“长剑威廉”。他之所以得到这个名号，是因为身材特别魁梧，使用的兵器也超出常规的尺寸。

[2] 即切斯特郡，也就是理查二世自己的势力范围。

[3] 原文有误。阿米西娅是第四代莱斯特伯爵罗伯特·德·博蒙特的妹妹，而不是女儿。罗伯特死后无嗣，产业由两个妹妹及其丈夫继承。阿米西娅嫁给了法兰西的孟福尔—拉莫里领主西蒙·德·孟福尔，他们的儿子也叫西蒙·德·孟福尔，成为第五代莱斯特伯爵。第五代伯爵的幼子也叫西蒙·德·孟福尔，成为第六代伯爵，也就是亨利三世时期的权臣和反对派领袖，下文会详述。

残酷的主人

当时的编年史家常把金雀花王朝的成员比作魔鬼：这些国王们执掌着极大的权力，但有时会残忍到泯灭人性的地步。在这方面，约翰与他的亲人们没有区别。但即便是从他那个时代的标准来看，他在1208～1211年对王国的统治也算是特别严苛残酷和盛气凌人。这些年里，随着约翰越来越自信满怀、踌躇满志，他对英格兰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加强了控制。作为一位君主，他逐渐成熟起来，不仅实现了自己的梦想——积聚在他以前任何一位英格兰国王都不曾拥有过的巨大财富，还将王室权力扩张到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他冷酷无情地将胆敢反对他统治的家族剥夺财产、流放边远险恶之地。他对英格兰的犹太人大敲竹杠。最令人咋舌的是，他还在争夺教会主宰权的斗争中与教皇分庭抗礼。

1208年2月15日，天空中出现了一个凶兆，预示着约翰暴政的开端。据文多弗的罗杰记载，男女老少带着满心敬畏和不祥预感，举头遥望漆黑的天空，只见月亮“起初呈血红色，然后变得晦暗不明”。这是一次月食，就像其他天象一样，它对中世纪人们的思想带来了极大影响。月食被视为凶兆，不到五周之后，这个凶兆就成了现实。英格兰的教堂钟声戛然而止。由于国王和教皇英诺森三世之间激烈而漫长的争吵，教皇下令对整个王国施行停止圣事的禁令。约翰和英诺森三世之间分歧的根源其实稀松平常，但很快发展成了具有国际影响的大事。双方为了权力、惯例和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争斗不休。这场争端影响到了英格兰每一个人，包括妇女儿童的生活。

故事从1205年开始，约翰入侵诺曼底的行动被迫放弃不久之后，休伯特·沃尔特溘然长逝，于是坎特伯雷大主教的位置就空缺了。约翰决心要把这个职位授予自己中意的人选：诺里奇主教约翰·德·格雷。此人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法律专家、法官，有时还担任外交官，另外还曾担任约翰的秘书，在国王从诺曼底撤退期间还曾借钱给国王（用王室珠宝作抵押）。

但坎特伯雷大主教的选举程序颇有争议。约翰发现，要想把如此崇高的神职授予给自己的亲信，必须与教会做一番斗争。坎特伯雷大教堂的全体教士坚称，他们拥有选举新任大主教的古老权力。他们反对格雷，而支持他们的自己人——修道院副院长雷金纳德。12月，约翰亲自出马，声色俱厉地威吓教士们，强迫他们接受格雷。这个消息传到罗马之后，英诺森三世大发雷霆。这位教皇恪守教条、致力于改革，坚信自己对欧洲的所有君主拥有最终宗主权。1206年3月，他推翻了格雷的当选，也否定了雷金纳德的参选资格，而是推出了自己的人选：红衣主教斯蒂芬·兰顿，这位神学家和学者举止虔诚，是个有才华的赞美诗作者，并且有令英诺森三世满意的改革精神。1207年6月17日，在罗马，教皇向兰顿授予了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圣职。

约翰得知兰顿当选为新的大主教后，不禁暴跳如雷。他向罗马发去了怒气冲天的书信，发誓赌咒要捍卫自己的王权，一直到死，并威胁要禁止任何人从他的港口前往教廷。英诺森三世对此置之不理。于是，约翰将坎特伯雷的所有僧侣驱逐出境，宣布兰顿为王室的敌人，并将坎特伯雷教区的财产据为己有。1208年3月23日，英诺森三世做出了回应：对整个英格兰实施停止圣事的禁令。

教皇颁布的停止圣事的禁令是极其严重的惩罚。它禁止执行教会的几乎所有圣事，有效地断绝了整个民族与上帝的教会之间的联系。在12和13世纪，欧洲有许多王国遭受了这样的惩罚，因为这是教皇与国王们斗争时的标准武器。英诺森三世此前向挪威和法兰西发出过停止圣事的禁令。这种惩罚是无限期的，只要教皇仍然不悦，就可能一直持续下去。于是，从1208年春季开始，约翰的王国陷入沉默，所有的教会圣事都停止了。生活的节奏被中断了。只有告解、临终涂油礼和婴儿洗礼还被允许。除此之外，教堂大门紧闭，教士们闲坐无事。婚礼在门廊上举行，死者被埋葬在城镇的护墙之外、路边壕沟内，没有神父主持葬礼。英格兰被教会逐出门外。

约翰的反应可以与他父亲当年相提并论。起初他怒火中烧：据说，在得知停止圣事的禁令被颁布之后，他陷入狂怒，几乎疯癫，口出恶言、亵渎神灵，诅咒教皇的放肆，以上帝的牙齿起誓要把神父们的眼珠子挖出来，把他们说谎的舌头割掉。但约翰是个实干家。停止圣事的禁令宣布之后的第二天，王室官吏就扫荡了英格兰全境，以国王的名义没收教会财产。约翰的鹰犬将教会名下的粮仓、园林、农田和鱼塘全部充公，让英格兰教士不仅无所事事，而且一贫如洗。约翰命令郡长和其他官吏去代表国王管理这些财产，并委任了各郡的委员会来评估教会的财产，并向教士们支付微薄的津贴，好让他们在下岗期间能够维持生计。两周后，他开始允许财产被剥夺的教士们买回自己的财产，但条件非常苛刻。希望自己的土地和财产免受王室直接干预的教士们不得不将自己收入的很大一部分奉献给国王。

通过这些巧妙的手段，在英格兰教会与罗马互相疏远的五年间，约翰从英格兰教会搜刮到了数额巨大的财富，并且以此为乐。或许他最有创造性的策略就是将教士们的妻子、小妾和情妇扣押，然后向教士们收缴赎金。很多教士家中养着婴儿，所以他们中的很多人别无选择，只能乖乖掏出腰包。

英诺森三世试图通过禁令让约翰国王对教皇服服帖帖，不料却让约翰趁机发了笔横财。但任何人都不能对教皇妄加嘲弄而不受惩罚。约翰喜滋滋地对禁令熟视无睹，他个人付出的代价是，必须承受教会能够施加的最严酷的惩罚。1209年1月，英诺森三世启动了将他绝罚的程序。当年11月，绝罚令已经发出。现在，不仅是约翰的王国，他本人也被教会正式放逐了。

将一位国王绝罚是极其严厉的判决，因为它默许其他基督教国王进攻英格兰，而不必担心受到教皇的谴责。甚至亨利二世在贝克特被害后都能避免绝罚的命运，然而约翰对绝罚似乎仍然无动于衷。没有人入侵英格兰。最糟糕的结果是，许多英格兰主教逃往海外。但就连这对约翰的王权也没有造成任何负担。主教和隐修院长的席位空缺后，其领地的收入会转为王室所有。

于是，又一项处罚被约翰置之不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停止圣事的禁令和绝罚的唯一真实影响就是，普通英格兰人的生活有了一点点不方便，而英格兰教士们遭受了严厉的罚款。约翰从停止圣事的禁令获取的收入累计达到约每年2万马克，差不多是1188年的萨拉丁什一税募集款项的三倍。

停止圣事禁令的危机确立了约翰对教会的暂时主宰权，同时他还努力寻求其他手段来压制自己的其他邻居和臣民。1209～1210年圣诞节期间，他将注意力转向犹太人。犹太人垄断了放债的生意，他们在英格兰虽然人口比例很小，但富得流油。在法律上，犹太人是国王的私人动产，只有在王室的保护下，他们才能生存和工作。起初，约翰搜刮他们财富的途径是征收6.6万马克的摊派税，这笔赋税数额巨大，征收的手段也特别严厉。在英格兰全境，犹太人，无论男女，都遭到了迫害。据编年史家考文垂的沃尔特记载，犹太人被“扣押、囚禁，遭到毒刑拷打，以便压榨出他们的钱财，供国王享用；其中有些人不堪忍受折磨，交出了自己的全部家当，还许诺会给国王更多”。

这一切都并非新鲜事。1187年，亨利二世征收了犹太人动产的四分之一，充作十字军东征的军费。理查一世加冕后，被十字军东征的狂热煽动起来的暴徒在伦敦的犹太人居住区纵火，大肆抢劫，在大街上屠杀犹太人。但即便是以当时的标准来看，约翰的措施也太残忍了。他向犹太人提出严苛的要求，以恐怖的暴力相威胁。在布里斯托尔，有一个犹太人拒绝了国王的要求。他被投入大牢，狱卒们将他的臼齿打掉了。据文多弗的罗杰记载，“国王命令狱卒们每天将这个犹太人的一颗臼齿打落，直到他缴纳1万银马克……一连七天，他们每天打落他的一颗牙齿，令这个犹太人痛不欲生，第八天，他们开始动手的时候，犹太人……交出了上述数额的金钱，以挽救自己的第八颗牙齿，尽管他已经失去了七颗”。

这表明约翰的残暴到了多么令人发指的地步。次年，他开始了最令他恶名远扬的复仇行动，即镇压德·布雷乌泽家族。在此事件中，约翰的所有本能和政策都集中突显出来：他贪财如命；他致力于对不列颠的凯尔特边缘地区实施直接控制；他对自己的一些最富有、势力最强大的臣民抱有强烈的敌意。

威廉·德·布雷乌泽是一位出身古老诺曼世家的贵族，他与王室的联系可以上溯到诺曼征服时期。他的妻子玛蒂尔达也出身高贵。他们一起将德·布雷乌泽家族发展壮大，成为英格兰最伟大的名门望族之一，并在威尔士边境地带建立了势力范围。在那里，他们扮演的角色与彭布罗克伯爵威廉·马歇尔等人相同：压制土著威尔士人、维护英格兰人的强大势力。

在理查一世和约翰统治的许多重要事件中，都能看到威廉·德·布雷乌泽的身影。在理查一世丧生的沙吕战役中，他就在前线作战。在约翰统治的早期，他几乎始终陪伴在约翰身边。在威尔士政策中，约翰仰仗像德·布雷乌泽这样的人，将位于威尔士和英—威边境的伯爵领地授予他们，并鼓励他们开展军事征服、开疆拓土。德·布雷乌泽获得了爱尔兰的利默里克附近的土地所有权，为了获取那里的继承权，每年要向国王缴纳相当多的费用。他的家族在萨里郡、赫特福德郡和德文郡都有地产，还拥有两座利润丰厚的修道院（是停止圣事的禁令期间没收来的）。德·布雷乌泽的次子被任命为赫里福德主教。在约翰在位十年后，德·布雷乌泽成了一位势力非常强大的领主，获取了面积广袤的土地和许多监护权、城堡和采邑。他还知悉了许多秘密。1203年，在诺曼底，他是国王信任的近臣，或许还是知晓布列塔尼的阿尔蒂尔死亡真相的少数人之一。

到1208年，在约翰眼中，德·布雷乌泽已经不再是一位受到丰厚奖赏的、有价值的臣子，而是一个潜在的捣蛋分子，向王室缴纳的金钱远远不够。德·布雷乌泽和大多数其他贵族一样，多年来累积了欠王室的大宗债务。为了获取他的诸多头衔和遗产，他欠了国王许多封建税费，总计超过3000镑，需要向王室金库分期付款。1208年3月，约翰开始勒令德·布雷乌泽偿还全部债务。据文多弗的罗杰记载，约翰在索取金钱的同时还要求交出人质。王室信使奉命到德·布雷乌泽宅邸带走人质的时候，威廉的妻子玛蒂尔达“以女人的大胆莽撞”大呼小叫，将王室信使赶走，声称约翰害死了阿尔蒂尔，现在极有可能还要加害她的儿子们。据文多弗的罗杰说，玛蒂尔达叫嚷道，国王“卑劣地谋害了自己的侄子……原本对这个侄子应当以礼相待才对！”

玛蒂尔达的举动即使往轻了说，也是非常不明智的，令约翰对德·布雷乌泽家族恨之入骨。在随后三年内，他扣押和没收了德·布雷乌泽家族的债务抵押品，并开始罢免他们的职务、削去他们的地位。后来，国王在一封意在为自己辩护的公开信中向全国解释称，他打击德·布雷乌泽家族是“遵循英格兰的习惯和国库的法律”。但这其实是一场充满恶意但的确合法的政治迫害。威廉·德·布雷乌泽被免除了格拉摩根行政长官的职务，约翰将这个位置交给了他从欧洲大陆带来的一名雇佣军人。德·布雷乌泽家族位于海伊、布雷肯和拉德诺的城堡被王室没收。约翰以收缴债款为借口，允许雇佣兵劫掠德·布雷乌泽的土地。他还雪上加霜地命令德·布雷乌泽家族为这些劫掠行动支付军费。德·布雷乌泽家族进行了报复，攻击了被国王夺走的那些城堡，但这种举动令他们丧失了法律的保护。约翰对他们疯狂镇压，令其如丧家之犬般走投无路，最后在1209年初被迫渡过爱尔兰海，逃往伦斯特，到威廉·马歇尔那里避难。

在约翰登基伊始，马歇尔受封为彭布罗克伯爵，但他和国王的关系始终不是很好。在1205年与约翰发生争吵之后，马歇尔便不再受宠。到1209年底，他和其他一些逃离约翰宫廷的流亡者避居在爱尔兰。马歇尔以骑士精神的宽厚善良欢迎德·布雷乌泽家族，其他人也纷纷效仿德·布雷乌泽。爱尔兰人普遍对德·布雷乌泽家族表示同情。那里的许多大贵族都庇护他们，为他们提供安全的居所，等待将来与英格兰国王和解。

但约翰无心讲和，不肯与德·布雷乌泽家族取得谅解。恰恰相反，他们成功逃脱他的法律惩处，更使得他决心加强英格兰王室对爱尔兰的控制。他不肯容忍桀骜不驯的主教（其中很多人在停止圣事的禁令期间逃往爱尔兰）和遭迫害的贵族们在这样一个港湾避难。于是，1210年夏季，他集结大军，在彭布罗克调集数百艘舰船，准备入侵爱尔兰。

庞大舰队即将入侵的消息很快飞过了爱尔兰海，一些流亡主教在约翰大军杀到之前向他屈服了。威廉·马歇尔写道，他“深知国王的意图是什么，他（国王）的唯一目标就是寻找机会来伤害他（马歇尔），而且是毫无缘由地伤害”。马歇尔渡海来到英格兰，向国王投降。然后，马歇尔又陪同约翰征讨爱尔兰。这场战役奉行两项主要战略。“他制定和颁布了英格兰法律与风俗习惯，任命郡长和其他官吏，遵照英格兰法律来统治这个王国的人民。”马歇尔解释道，“此后，国王率领大军攻城略地，占领了敌人的多座要塞。”这场令人胆战心惊的战役仅仅持续了两个月多一点，约翰就消灭了在爱尔兰的绝大多数敌人，瓦解了敌对势力。

德·布雷乌泽家族自然是魂飞魄散。玛蒂尔达和她的长子在爱尔兰无处藏身，从阿尔斯特逃往苏格兰。但他们在约翰的追击下毫无喘息之机。1209年8月，约翰率领一支大军兵锋直指苏格兰边境，迫使苏格兰国王狮子威廉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诺勒姆条约》。苏格兰不再是反抗约翰的堡垒。玛蒂尔达和她的儿子被俘虏，交给了英格兰国王。与此同时，威廉·德·布雷乌泽逃到了法兰西，作为不法之徒了却残生。他将阿尔蒂尔惨死的全部真相告诉了法兰西宫廷，令其心惊肉跳。

玛蒂尔达在被俘的时候，向国王提议，用4万马克的巨款（这是令人目瞪口呆的天文数字）赎回自己和儿子的自由，这印证了德·布雷乌泽家族是多么害怕落到约翰手中。约翰这一次对巨大财富不感兴趣，况且玛蒂尔达显然没有那么多钱给他。他将俘虏送到了温莎或科夫堡。这一年还没过完，他们就丢了性命。

德·布雷乌泽家族最严重的罪行之一就是，他们知道得太多了。他们知道阿尔蒂尔遇害的秘密，所以非常害怕会遭到同样的命运。他们的担忧是非常有道理的。1210年底之前，玛蒂尔达和她的儿子在狱中被活活饿死。据说母子俩的死尸被发现的时候，蜷缩在牢房一角。男孩的尸体上有牙齿印。他的母亲饿得发疯，想把他吃掉。

得罪约翰国王的人就会落到这样的下场。到1210年底，约翰明白无误地向英格兰全境宣示了自己的无上权威。教堂沉寂无声，这提醒着胆战心惊的人们，他们生活在一个被上帝抛弃的国家，统治他们的是一个被绝罚的国王。牙齿被打落的犹太人和死去的女人们佐证了约翰的残忍无道。十年之间，王室金库大幅膨胀，导致全国出现了货币短缺。苏格兰和爱尔兰被打得头破血流，重新对英格兰王室的威力肃然起敬。1211年，约翰率领两支大军杀入威尔士，讨伐主宰此地的王公——约尔沃思之子罗埃林，也叫罗埃林大王。在取得一系列决定性胜利之后，约翰将侮辱性的不平等条约强加给威尔士人。约翰虽然没能在法兰西称雄，但他在不列颠的确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巩固了自己的权威。考文垂的沃尔特写道：“在爱尔兰、苏格兰和威尔士，万民对英格兰国王俯首帖耳，莫敢不从——世人皆知，任何一位先王都不曾享受此等荣耀。”但对约翰来说不幸的是，他的先祖们遭遇的噩运很快就要降临到他头上。

末日的开端

韦克菲尔德的彼得是约克郡的一位隐士，在英格兰北部名气很大。他智力迟钝，以面包和水为主食，却能未卜先知。据说，基督曾三次向他显身，两次是在约克，一次是在附近的一座叫作庞蒂弗拉克特的城镇。救世主化作孩童的形象，被抱在一位神父怀中，对彼得说道，“太平，太平，太平。”并教导他更为纯洁的生活方式。

1212年，彼得看到了一个新异象。他预言，国王的统治将于下一个加冕周年纪念日（1213年5月的耶稣升天节）结束。据文多弗的罗杰记载，这位隐士说：“异象向我揭示，国王的统治不会超过十四年，末了的时候，更令上帝欢欣的人会取而代之。”

在迷信流行、谣言力量无穷的年代，彼得的预言如野火一般迅速传播出去。国王听到这个传言时，放声大笑，但仔细斟酌后，警惕了起来。他命令将彼得逮捕并押送到宫廷，命令他自己向国王解释。据文多弗的罗杰记载，国王亲自审问彼得，询问“他是否会在那一天死去，或者他将会如何失去王位。隐士答道：‘不必怀疑，到了那一天，你就不是国王了；如果到时候证明我是撒谎，那么任凭你处置。’”

约翰不需要这样的鼓励，马上将彼得送往科夫堡，交给威廉·德·哈考特看押，“将彼得披枷带锁，囚禁在那里，等待检验他的预言”。据文多弗的罗杰记载，尽管彼得身陷囹圄，他的宣言还是迅速传遍了英格兰，“几乎所有听到这预言的人都信以为真，仿佛它是从上天传下来的”。

对约翰来说，1212年原本是春风得意的一年。他远征爱尔兰，旗开得胜：他扣押了许多人质，并设立了许多英格兰化的领地和主教辖区，借此遏制住了最好战的土著王公们。在爱尔兰取得成功的同时，英格兰在威尔士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扩张。为了保障在威尔士北部和英格兰西部边境取得的新领土，约翰大兴土木，建造了许多城堡。约翰在威尔士占领的新领土比他的父亲亨利二世或太公亨利一世多得多，令土著王公们蒙羞。许多威尔士贵族子弟被扣押在英格兰宫廷，作为人质，以防止他们的家族谋反。宫廷的人气一下子旺了许多。

苏格兰国王狮子威廉卧病在床，国内有人阴谋起事，对他的统治不利。约翰抓住这个机会，扩大先前的战果。他向狮子威廉示好，条件是后者必须交出人质和数额巨大的现金。随后，在1212年复活节星期日的宴席间，约翰册封狮子威廉十二岁的儿子为骑士，并为这个少年提供雇佣兵，帮助他打败了觊觎苏格兰王位的古特雷德·麦克威廉。英格兰王室在不列颠群岛牢牢占据了主宰地位。

毫不奇怪的是，连续五年在沙场屡战屡胜之后，约翰的自信心开始恢复。更让他踌躇满志的是，他现在掌握着巨大的财富。在丧失诺曼底之后，即便不算从犹太人和停止圣事的禁令获取的意外之财，他也把自己的年收入翻了一倍，常常超过每年5万镑。尽管他的统治时期出现了快速飙升的通货膨胀，他在1212年的可支配收入仍然比他的哥哥理查一世在第三次十字军东征前夕要多得多。多达20万镑的现金被储藏在英格兰的诸多城堡之内。在这些成功的鼓舞之下，约翰感到，重返法兰西、收复诺曼底的时机已经成熟。他拥有足够金钱，可以重新启动理查一世的收效显著的外交政策：贿赂腓力二世的邻居们，组成一个反对卡佩王朝的大联盟。约翰与先前的盟友们（包括他的侄子——新近复位的神圣罗马皇帝奥托四世和布洛涅伯爵雷诺）取得了外交联系。银便士堆积如山，用于招募雇佣兵和装备一支军队。

但是，在1212年夏季，约翰入侵诺曼底的准备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的时候，他对自己的王国的控制却开始松动。麻烦从威尔士北部发源。约翰在那里的城堡建造工程刺激了负隅顽抗的威尔士残余势力，他们联合起来对抗他的统治。就在英格兰各地的四十座城镇收到征兵命令（为欧洲大陆的战事做准备）的时候，威尔士内陆的森林和山区突然杀出一支支反抗军，对英格兰的边境城堡发动了游击战。英格兰骑士和士兵们被残忍地斩首，刺鼻的浓烟从被焚毁的城镇废墟上升起。威尔士叛军四处杀戮和劫掠，然后撤回乡村。

威尔士的叛乱是1205年以来约翰的权威第一次受到严重的挑战。叛乱规模很大，约翰不得不放弃出征欧洲大陆的计划，将军队集结在切斯特，准备对付边境受到的威胁。8月，为了发泄挫折情绪，他在诺丁汉将二十八名威尔士人质绞死。但局势比他想象的还要糟糕。威廉·马歇尔记载道，就在人质们在绞刑架上垂死挣扎的时候，一些匿名信被送到了诺丁汉，发出警告：“假如国王将他开始的这场战争继续下去，他要么会被自己的贵族杀死，要么会被交给敌人，任凭他们发落。”约翰麾下的一些贵族似乎在筹划阴谋，要将他谋害，另立新君。约翰常常臆想自己遭到乱臣贼子的攻击，现在他有充分理由相信，事实的确如此。

弑君阴谋的主要嫌疑人是尤斯塔斯·德·韦希和罗伯特·菲茨沃尔特。德·韦希自狮心王理查的时代就为王室鞍前马后，约翰曾指派他为与苏格兰人谈判中的联络人，因为他在诺森伯兰和约克郡有大片地产，对野蛮的英苏边境了如指掌。他对约翰心怀不满的原因不详，有流传很广的故事说国王曾勾引他的妻子，这几乎可以肯定是对约翰的恶言诽谤。真相更有可能是，德·韦希是一位典型的北方贵族，不赞同约翰将英格兰的财富用于争夺在欧洲大陆的土地。东窗事发之后，德·韦希立刻越过边境，逃往苏格兰避难。

菲茨沃尔特则是艾赛克斯北部和伦敦城的一位强势人物。他声称（可能是撒谎）自己反对国王的原因是，国王曾试图强暴他的长女。但事实上，他的怨恨的根源可能更深，既包括与国王的私人仇隙，也出于政治上的不满。许多英格兰诸侯不喜欢约翰咄咄逼人的强势王政，和菲茨沃尔特有同感。阴谋败露之后，菲茨沃尔特逃到了法兰西。阴谋集团中只有一个倒霉鬼，一个叫作诺里奇的杰弗里的国库官吏落入了国王手中。他死在狱中，这完全没有出乎人们的意料。

在诺丁汉发现的阴谋使得约翰又一次陷入妄想狂。约翰在诺丁汉读到的信不仅表明他有充分理由畏惧外部敌人——英诺森三世、腓力二世、犯上作乱的凯尔特人，还证实了他一贯的猜疑，即他自己的贵族也在蠢蠢欲动、图谋不轨。胜利很快变成了满腹狐疑和惊恐不安。在发现阴谋的一个月内，他彻底解散了自己的威尔士军队，并在雇佣兵的护卫下返回伦敦。北方的王家城堡都进入武装戒备状态。1212年秋，约翰开始准备在英格兰王国的北部打一场内战，士兵和运输武器装备的长长队伍逐渐北上。始终保持高度警惕的约翰向所有贵族发去信函，要求他们各自交出一名人质，以确保他们的忠顺。人质常常是诸侯的儿子或较年轻的亲戚，他们的性命完全掌握在国王手中。编年史家们记载，从1212年夏季开始，约翰无论驾临何处，都带着武装卫队。

约翰和诸侯的关系怎么到了这样的谷底？最简单的解释是，英格兰对这位始终待在国内的国王已经太熟悉、太厌倦了。与金雀花王朝此前任何一位君主相比，人们与约翰相处的时间更久，对他也更熟悉。许多贵族感到很难适应他这种活力四射、亲力亲为的强势统治。他的性格不讨人喜欢，又残忍暴虐；他对德·布雷乌泽家族的镇压违背贵族的价值观，激怒了诸侯。但国王的残忍并不是谋反的理由。亨利二世和理查一世也很残忍，但他们的威望未曾受到如此严重的打击。亨利二世也曾一口气绞死几十个威尔士人质；理查一世在基督教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冷酷无情地大肆屠戮过。

令约翰的问题雪上加霜的是，他患有严重的迫害妄想症。他非常狡猾和深藏不露，曾发明了一种复杂的密文——真的是非常复杂，以至于他自己有时也记不住——在发出自己并不希望得到执行的命令时就使用这种密文。他对威廉·马歇尔和德·布雷乌泽家族的待遇无法令其他贵族产生信任之感。他的确没有义务要和贵族们融洽相处，但先是亲吻他们、百般恩宠，然后又让他们的妻儿活活饿死，这说明他的思维很不稳定，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如果约翰的宠臣们都这么惨，那么不受国王信任的人有多少生存机会？

但除了国王的性格缺陷之外，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自亨利二世的改革以来，英格兰王室和诸侯之间就出现了嫌隙。关于完整的王政的具体性质，还有很严重的问题留待解决。在斯蒂芬与玛蒂尔达的内战留下的灰烬之上，英格兰得到重建，王室权威也得到了大范围的、系统性的扩张。现在，王权的影响无处不在。在12世纪中叶，每五座英格兰城堡中就有一座属于王室。在半个世纪的大兴土木和没收充公之后，到1212年，英格兰的城堡中差不多有一半的主楼上都飘扬着王旗。普通法得以非常强势地扩张；哪怕是最为卑微的案件，王室也在其审理中直接干预，这种情况在约翰统治时期达到巅峰状态，使得王权深入各郡，而诸侯的权力大大削弱。只有在极少数地方，如切斯特伯爵领地[1]，王室的令状还不能随意发号施令。

王室官职越来越多地被出身卑微的人和具有专业技能的外国人占据。在前不久还处于诸侯直接控制之下的地方，这些后来居上者和外国人积累了相当强大的势力。在约翰治下，宫廷高官或者政府大吏中没有一个出身于大贵族家庭。在被排挤到权力核心之外的贵族们看来，这些官吏就是一个低贱的朋党集团。国王军队中越来越多地使用雇佣兵，这进一步削弱了诸侯的影响力，而且导致诸侯对国王的归属感——在过去，王室的军事行动是国王与诸侯的共同事业——大大淡漠了。

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给英格兰的普通自由民带来了很大好处。约翰治下的政府越来越专业化。在王室法律的保护下，老百姓能够捍卫自己的财产，并自由地对其加以处置。他们可以在王家法庭击鼓鸣冤，挑战比自己社会地位高的人。约翰向他们推销的是一种君权神授、近似神明的光辉灿烂的君王形象。1207年的圣诞节，为了制造君主威仪的盛大场面，约翰不惜挥金如土。他头戴祖母玛蒂尔达的皇冠，手持权杖和黄金节杖，身披饰有金刺绣的紫色丝袍。与内战时期（国家四分五裂、诸侯混战、两个朝廷分庭抗礼）相比，约翰国王的英格兰团结统一，国运昌隆。

主要的输家是诸侯。这个集团约有一百六十人，他们和他们的家族在1205年英格兰与诺曼底分道扬镳之时损失的领土最多。他们有最多的机会和约翰相处，因此他们对朝廷的体验就是约翰的喜怒无常、残忍暴虐和贪财无度。对这些诸侯而言，王权既是一个体制，也是私人间的关系。它的运转依赖于国王一个人的善意。曾任亨利二世的首席政法官的理查·菲茨奈杰尔写道：“对有些人，国王自愿无偿地主持正义，这是为了奖赏他们过去的忠诚效劳，或者仅仅是因为国王的善心；但对其他人……国王无论如何也不肯让步。”在约翰这样的国王的统治下，这种内在矛盾得到了戏剧性的突出。随着王室法律和司法的影响力逐渐扩大，贵族们感到自己的权力被从根基自下而上地侵蚀了，而约翰反复无常、专横独断地处置他们，又自上而下地对贵族加以压制。

约翰拥有法学家的头脑，把自己的地位也看得非常崇高，因此在自己的两个角色之间看不到矛盾之处。一方面，他是一位政府领导人，而这个政府逐渐扩张，由程序和体制组成；另一方面，他又是诸侯的封建宗主，有权恣意地剥夺诸侯的财产，对其加以惩罚。这种治理诸侯的私人化手段使得他能够压榨他们的金钱，凭借自己的宗主地位夺走他们的财产，并向他们征收巨额的封建税费或罚金。他认为自己有权裁决诸侯之间的争端和法律案件，或诸侯和他之间的纠纷；他亲自审理这些案件，接受最亲信的谋臣的非正式建议，或者通过国库来查办。案件的审理结果由他本人决定。在他看来，这是国王的特权。的确，这种想法在概念上并不新鲜，但他将其予以实践的规模却是前无古人的。然而，诸侯并不认同这种观点。

1212年底的局势就是这样。约翰仍然急于发动收复诺曼底的战争，并开始投入大量金钱，用于构建实现这个宏图大略所必需的国外联盟。在国内怨声载道的大背景下，他还在追逐自己梦寐以求的目标。如果要收复失地，同时还保证越来越心怀不满的英格兰诸侯不掀起全面叛乱，着实需要英雄的领导力、统治才华和极佳的运气。

[1] 切斯特伯爵领地是中世纪英格兰最强大的伯爵领地之一。12世纪时，切斯特伯爵便享有近似王权的极大权力。1237年，末代伯爵去世且无嗣，后来该领地被王室吞并。从亨利三世开始，该领地及头衔只册封给王储。

布汶战役

英格兰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海战胜利发生在1213年5月30日，对手是法兰西舰队。两天前，五百艘舰船在约翰的异母弟——索尔兹伯里伯爵威廉·朗格斯佩指挥下，扬帆起航。渡过英吉利海峡之后，索尔兹伯里伯爵沿着诺曼底海岸一路劫掠，抵达了佛兰芒海岸，驶入茨温海湾。这是一个潮汐形成的小海湾，是去往沿海贸易城市达默和斯勒伊斯的海上必经之路。

船上满载着军人和武器，包括英格兰骑士和外国雇佣兵，他们的军饷来自约翰自1204年以来就积攒起来的大量金钱。他们在茨温海湾逆流而上，驶向达默的时候，目睹了一幅非同寻常的景象：形形色色、遮天蔽日的法兰西舰船，有的停靠在岸边，有的在港口波浪中摇曳，全都在等待入侵英格兰的军队登船。估计有1700艘船，装配齐全，整装待发。港口中船只发出的咯吱声代表着莫大的威胁。

几个月以来，一直有传言说，教皇英诺森三世看到约翰对停止圣事的禁令和绝罚令满不在乎，非常恼火，已经宣布废黜约翰，而腓力二世做好了执行这个判决的准备（罗马方面的确已经准备了废黜约翰的文书，但始终没有公开）。腓力二世开始将英格兰视为他的儿子路易的潜在封地，于是花了好几个月时间来筹备入侵英格兰的远征。他的致命意图的证据现在就呈现在索尔兹伯里伯爵的眼前。

这位英格兰指挥官没有浪费一分一秒。英格兰战船立即蜂拥冲入港口，攻击防卫薄弱的法兰西舰队，将数百艘载着粮食、葡萄酒、面粉、肉类和法兰西军械库关键部分的船只的缆绳砍断，任其漂流入海。其他士兵则抢滩上岸，抢走停靠的船只上的贵重补给物资，然后将这些木船付之一炬。沥青在水中熊熊燃烧，黑烟窜入天空。

腓力二世当时并不在遭受攻击的城镇。不久之后，他匆匆赶到，看到的是一片狼藉。“法兰西国王看到他的船只在海上熊熊燃烧、喷吐浓烟，似乎大海都着了火，不禁恼羞成怒，”威廉·马歇尔写道，“腓力国王气得发狂，情绪非常恶劣，在暴跳如雷和万般绝望的发作中命令将他的海军的剩余船只烧了个一干二净。”这对英格兰人来说是一次勇敢而意义重大的胜利，消除了随后几年内法兰西人对英格兰海岸的威胁。

腓力二世并不知道，索尔兹伯里伯爵摧毁他的舰队（原定用于执行教皇发出的废黜约翰的判决）的行动其实得到了英诺森三世的大力支持。在向法兰西发动海上攻击之前，约翰在巨大的压力下屈服了，决定与罗马和解，以便减少一个敌人，并削弱腓力二世的力量。劝说他与教皇议和的人当中包括马歇尔，此时他又成了一位重要的谋臣。教皇派出了一位使节——潘德尔夫·马斯卡——去磋商和解的条件。就在索尔兹伯里伯爵的舰队起航几天之前，约翰在多佛尔与潘德尔夫会了面。

在那里，在英格兰诸侯的见证下，国王签署了一项条约，向教皇俯首称臣，使自己的英格兰和爱尔兰王国成为教皇的封建臣属。英格兰一下子从基督教世界边缘的弃儿变成了教皇的臣属领地，就像欧洲的其他一些王国（如西西里、波兰、瑞典、丹麦、葡萄牙和阿拉贡）一样。“王国变成了神权领地，神权领地则变成了神父的王国。”英诺森三世在获悉此消息后写道。显然，约翰的归顺得到了丰厚的报偿，即达默的辉煌胜利。

但与罗马的和解是个漫长的过程，而不是一蹴而就的单一事件。达默战役六周之后的7月20日，约翰站在温切斯特城外的莫恩山上，俯视着下方雄伟的城市。他的五颜六色的丝绸锦缎华服在夏日阳光下光芒耀眼，廷臣和他们的纯血统骏马的披挂也是光彩夺目。温切斯特五光十色、熙熙攘攘。斯蒂芬·兰顿终于就任坎特伯雷大主教，得以照管他的信众。他在盛大的教士队伍中缓步行进，穿过苏塞克斯丘陵地带，进入这座古城。几分钟之后，约翰和兰顿参加了和解的公开仪式，热泪盈眶，焚香庆祝。双方带着和平的善意亲吻，约翰发誓将热爱和保卫教会。

约翰为这次和解付出了很大代价。首先，他答应向教皇缴纳罚金；其次，他放弃了利用空缺的神职牟利的机会，导致收入减少。但浪子终于回头了，约翰现在深得罗马教皇的宠幸。再加上腓力二世的海军丧失殆尽，约翰大受鼓舞，决定投入全部力量，努力收复在欧洲大陆的失地。

他开始筹划一次大规模入侵，计划在普瓦图登陆，然后于1214年春夏向北推进。他必须说服贵族们支持他的计划。但以尤斯塔斯·德·韦希为首的北方诸侯（现在他与国王达成了和解，但仍然忐忑不安）拒绝出兵，声称自己没有出征所需的财力。这是约翰统治期间第二次遭遇诸侯的顽固抵制。他果然陷入狂怒。但这一次与1205年不同，他不会容忍自己的雄心受挫。1213年秋季，他一直在准备入侵欧洲大陆，据他给曾经的盟友艾默里·德·图阿尔的信中的描述，这将是“一支令人难以置信的大军”。

在远征开始前的几个月内，约翰利用自己的封建宗主地位和司法审判的机会大肆征敛钱财。他征收了一笔免服兵役税（贵族的封建义务是向国王的军队提供骑士，或用金钱来代替），税率达到每名骑士3马克，这是有史以来的最高点。封建税费也猛涨到令人咋舌的地步。威廉·菲茨艾伦继承菲茨艾伦家族的男爵头衔时被征收了1万马克的巨款。约翰·德·莱西为了获得庞蒂弗拉克特的领主地位，不得不缴纳7000马克。寡妇们要想保留自己的嫁妆，并且逃避被强迫再嫁的命运，就得缴纳1000镑。最大的一笔生意是，杰弗里·德·曼德维尔为了与格洛斯特女伯爵伊莎贝尔结婚，不得不交给国王2万马克。伊莎贝尔曾经是约翰的妻子，但他在1199年抛弃了她，娶了昂古莱姆的伊莎贝拉[1]。她的确是个富有的女继承人，但德·曼德维尔为了娶她而付出的代价着实是天文数字。而且，这些都不仅仅是名义上的债务：德·曼德维尔为了迎娶这位曾经是王后的新娘，必须在九个月内分四期将这笔钱偿清。

如此横征暴敛来的金钱并没有被堆积闲置，而是开始如潮水般涌入欧洲大陆。约翰在自己的侄儿——神圣罗马皇帝奥托四世支持下建立了一个联盟。在欧洲西北部，荷兰伯爵、布洛涅伯爵和佛兰德伯爵加入了反对腓力二世的斗争。他们的计划是兵分两路，以一个钳形攻势将腓力二世困住：第一支部队由索尔兹伯里伯爵指挥，将从佛兰德攻击腓力二世；第二支部队由约翰亲自统领，从普瓦图出发，从南向北进攻。1214年2月，约翰从朴次茅斯起航前往拉罗歇尔。他乘坐的桨帆船上载满了珠宝珍奇、黄金白银，还运载着许多英格兰贵族，以及伊莎贝拉王后和约翰的五岁儿子——理查王子。这不是一次心血来潮的行动。约翰打定主意要光荣地夺回自己理应享有的权利。

战役起初进展顺利。在整个春季，约翰综合运用外交和攻城，保障了普瓦图及其周边地区。他还与难对付的吕西尼昂家族取得了和解。在1202年，约翰曾在他们眼皮底下将昂古莱姆的伊莎贝拉抢走，娶为自己的王后，这对吕西尼昂家族来说是奇耻大辱。为了赢得他们的好感，约翰的女儿琼（生于1210年）被许配给了于格·德·吕西尼昂的儿子和继承人。6月初，普瓦图已经稳固下来，于是约翰前往布列塔尼，攻克了南特。位于安茹心脏地带的昂热也很快献城投降。腓力二世不肯正面交锋。约翰向世人展示出，金雀花王朝的勇武好战精神长存不衰。

然而灾难降临了。约翰在与一些普瓦图贵族攻打拉罗什奥莫恩城堡（位于普瓦图和布列塔尼的边境上）的时候突然得到消息，腓力二世的二十六岁儿子——路易王子正率军杀来。约翰认为，决战的时机到了。但他的盟友们突然间丧失了信心。与他并肩作战已经几个月的普瓦图贵族们素来以朝秦暮楚著称，果然名不虚传。他们突然临阵脱逃，拒绝与卡佩王朝交战。约翰费了极大精力和资源才构建起来的南方联盟一瞬间就土崩瓦解。约翰无力抵抗路易王子，只得抢在对方兵锋抵达之前撤退，躲到他的行动开始的地方——拉罗歇尔。

尽管这次撤退很不光彩，约翰仍然希望他的南北夹击计划中的北方盟友能够显示出他们的胆量。他在拉罗歇尔等待期间，7月27日，北方盟军在奥托四世皇帝的龙与金鹰的大纛下集结完毕，准备在布汶村附近的平原上歼灭法兰西国王的军队。

在布汶战役中与腓力二世对决的这支大军是典型的中世纪军队：鼓噪、凶暴而组织混乱。每一位指挥官都有自己的人马和自己的旌旗，战略也是非常粗陋的。双方的主要战术就是骑兵冲锋。有的时候，战役很像是比武大会上的混战，但双方的意图更致命。士兵们配备沉重的长枪和好多磅重的链甲，如果他们不幸在战场的污泥中笨拙倒地，链甲有可能会将他们闷死。肉搏战中，布汶平原流血漂橹，到处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惨叫声、沉重的金属兵器切入人肉时发出的令人作呕的咯吱声、奋力搏杀的喘息声，还有垂死挣扎的人的咕噜噜的最后呼吸声。英格兰军队环绕在索尔兹伯里伯爵的旌旗周围。他的旗帜为蓝底，饰有以后腿为支点跃立并扬起前爪的黄色狮子。他们在右翼打得非常英勇。双方的统帅都在中军。奥托四世和腓力二世在战斗中都曾落马。战斗持续了漫长的三个钟头，起初帝国军队占上风，后来逐渐变为对法兰西军队有利。

法兰西人最后取胜。他们的骑兵冲锋由欧洲最优秀的一些骑士率领，逐渐压垮了联军。奥托四世和腓力二世率领各自的骑士展开了一场混战，结果是法兰西人大胜。一群萨克森骑士英勇无畏地保护奥托四世，但他最终别无选择，只得脱离战场，策马狂奔的时候险些被俘。佛兰德伯爵、布洛涅伯爵和索尔兹伯里伯爵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们都被俘虏，押回巴黎。巴黎市民和大学生们在大街小巷载歌载舞地欢庆这场名扬四海的胜利，庆祝活动持续了一周之久。

在遥远的拉罗歇尔，没有人跳舞。消息传来，联军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但仍然败北，约翰陷入了绝望。他在1214年的战役中投入了全部资本，如今却失败了。这年秋季，他被迫与腓力二世签订了五年的停战协定，据说赔款高达6万马克。国王在财政上已经垮台。他将全部财产都投入了战备，并且他与教会和解，就切断了主要的“快钱”来源。他的军事声誉现在一落千丈。布汶战役之后，约翰作为军事统帅的地位已经一钱不值。

[1] 格洛斯特女伯爵伊莎贝尔与约翰国王离婚后，于1214年1月嫁给了第二代艾赛克斯伯爵杰弗里·德·曼德维尔，他因此获得第四代格洛斯特伯爵的头衔。德·曼德维尔于1216年去世。伊莎贝尔又嫁给了休伯特·德·伯格，即后来的首席政法官和亨利三世的摄政者之一。

《大宪章》

布汶战败对约翰来说是莫大的灾难。当他从欧洲大陆返回英格兰之时，他的势力跌到了谷底。如果他能打赢战争收复金雀花王朝的大片土地，国民或许还能原谅他的横征暴敛，就像理查一世在“海外”和法兰西的光辉成就让人们心甘情愿地为他的十字军东征买单，并且乐意花费重金将他赎回。但约翰是灰头土脸、两手空空地返回英格兰的。在法兰西大陆，仍然忠于英格兰王室的领地只剩下加斯科涅和波尔多周边地区，这与曾经疆域广阔的阿基坦公国相比，只是九牛一毛。作为战败的国王返回自己的王国时，约翰的地位是非常脆弱和危险的。

自1212年以来，诸侯就蠢蠢欲动，现在公开骚动起来。许多英格兰贵族越来越深刻地感到，必须对约翰的治国之道加以约束；这位冷酷无情地行使自己权柄与特权的国王应当受到某种控制。难以回答的问题是，在猫的脖子上应当系上怎样的铃铛？

1214～1215年的冬天，国王和诸侯两次会商，都未能解决双方的分歧。1215年1月，约翰在伦敦会见了大约四十名心怀不满的贵族。约翰搪塞拖延地争取了时间，以便写信给罗马，向自己的新的封建宗主——教皇求援。这年春天，双方都写信给英诺森三世。贵族们的要求是，应当迫使约翰遵守亨利一世在1100年加冕时颁布的《自由宪章》。他们提出，应当强迫国王遵守自己在加冕时的誓言——遵从善法、主持公道；他们还认为，国王要求英格兰诸侯缴纳免服兵役税或者提供兵员以便在欧洲大陆作战，既不公平，也不合法。站在约翰那边的教皇使节们认为，国王是蒙罗马钟爱的迷途知返的浪子，不应当受到臣民犯上作乱的烦扰。3月4日，约翰宣布将参加十字军东征，这进一步加强了教皇使节们的主张的力量。作为十字军战士，他得到教会的明确保护，其他基督徒不得攻击他。

贵族们援引亨利一世《自由宪章》精神的做法是非常意味深长的。《自由宪章》在1154年得到了亨利二世的确认。它的规定包括：国王不得掠夺教会财产，不得在臣民继承遗产、结婚或寡妇再婚时收取过高的费用，也不得滥用监护权或扩大王室所属森林的范围。这些指控的确可以被公正地指向约翰国王，但贵族们选择亨利一世的《自由宪章》来为自己辩护，也说明在他们眼里，他们在国王手里遭到的压制是金雀花王朝政府的宏大计划的一部分，可以上溯到一个多世纪以前。贵族们的这个论点是合情合理的，但教皇对其不予理睬。英诺森三世指派大主教兰顿调解国王和诸侯之间的矛盾，并在罗马召开了讨论此争端的听证会。英诺森三世没有努力去公正地仲裁，而是完全支持自己的封臣——十字军战士约翰国王。英诺森三世写信给英格兰诸侯，坚持要他们缴纳免服兵役税，并停止向国王提出要求。这个专断的裁决无助于解决英格兰严重的政治纠纷。唯一可能的结果就是内战。1215年5月5日，一群反叛者正式向约翰发出挑战，宣布与他断绝君臣关系，否认他是英格兰国王。

起事的贵族的领袖就是1212年的密谋者：罗伯特·菲茨沃尔特（他给自己取了一个极尽浮夸之能事的头衔：天佑军大元帅）和尤斯塔斯·德·韦希。德·韦希是一群北方贵族的领头人，这个群体还包括威廉·德·莫布雷、理查·德·珀西和霍恩比（位于兰开夏）领主罗杰·德·蒙特贝冈。这些北方诸侯是一个联系紧密的团体，通过联姻、血缘关系和邻里之情团结起来。他们都有个人的原因去憎恶约翰和金雀花王朝政府。除了这些叛乱领袖之外，还有来自东安格利亚和伦敦周围各郡的一些权贵，其中最重要的包括赫特福德伯爵理查·德·克莱尔和他的儿子吉尔伯特，以及艾赛克斯伯爵与格洛斯特伯爵杰弗里·德·曼德维尔[1]。参加叛乱的其他贵族还有牛津伯爵罗伯特·德·维尔、赫里福德伯爵亨利·德·博汉和威廉·马歇尔的儿子小威廉。起兵造反的贵族中的许多人，事实上是几乎所有人，之所以反对约翰，都是出于自私自利的原因，而有些人，如菲茨沃尔特，完全就是毫无原则的好斗之徒。但这些反叛者的心中也有一种思想的萌芽，他们感到政府需要一次根本性的改革。

但在他们宣布拒绝效忠国王之后，除了诉诸血腥的战争，根本无法进行任何改革。5月10日，约翰写信给叛乱诸侯，称他“不会逮捕或驱逐他们或他们的部下，也不会用武力镇压他们，而是会诉诸法律的裁决和法庭上贵族阶层的审判”。对于那些在普瓦图战役前夕受过他特别严厉对待的贵族，他还亲自发出了和解的建议。他表示愿意接受一个仲裁委员会的裁决，这个委员会将由八名贵族组成，由教皇主持。叛乱诸侯拒绝了这些条件。5月12日，约翰传旨没收叛乱诸侯的土地。可怕的现实已经无法逃避：自1173年以来，英格兰首次爆发了内战。

5月的第三周，索尔兹伯里伯爵（他在布汶兵败被俘，最近被释放）和一群以菲茨沃尔特为首的叛乱诸侯争相冲向伦敦。在夜色茫茫中，他们火速奔向都城，因为控制都城对于控制整个英格兰来说具有关键的象征意义和战略意义。伦敦是经济的动力之源，是文化和繁华之都。雄伟的石墙保卫着城市，征服者威廉的伦敦塔屹立在城东，贝纳德城堡在城西。这座城市的天际矗立着许多小小的教堂塔楼，如同针尖一般，环绕在圣保罗大教堂巨大木制屋顶的中央尖塔周围，这尖塔傲然挺立在拉德盖特山之巅。伦敦是贸易与政治权力的轴心。当年斯蒂芬国王在与玛蒂尔达对抗时能够坚持下来，一个关键因素就是他据守着伦敦城，而在1215年春季，它再一次成为控制英格兰的关键。

5月17日，宁静的星期日上午，阳光还没有将城市屋顶的露水完全烤干的时候，叛军抵达了伦敦。教堂塔楼的大钟发出浑厚、铿锵的晨祷呼唤，这时城市的七座城门被徐徐打开，敌对英格兰国王的军队开进了都城。“富裕市民们支持叛乱诸侯，”编年史家文多弗的罗杰（他居住在北安普敦郡的圣奥尔本斯，也在那里工作）写道，“穷人则不敢窃窃私语地反对他们。”索尔兹伯里伯爵抵达伦敦时，已经太晚了。忠于叛乱诸侯的卫兵们驻守着城门。在城墙之内，文书们在撰写公文。这些公文将被发给所有被认为仍然忠于约翰的伯爵、男爵和骑士们，敦促他们摒弃“发伪誓的国王”，投奔到叛军那边去。抢占伦敦之后，叛乱诸侯们占据了一个优势。约翰粉碎抵抗的希望破灭了。

但也不能说诸侯赢了。约翰或许丧失了许多贵族的信任，但他仍然是合法的国王，并且得到教皇的支持。理论上，他仍然有权力剥夺这些敌人的财产，宣布他们为乱臣贼子。反叛者的意愿是对政府加以改革，不是为了废黜国王，也不是从根本上阉割王权，而是将王权置于合理的界限之内。他们希望国王能够和平地、公正地、守法地治理，但他们自己却违反了法律。对双方来说，这个局面都非常棘手。于是，叛军在伦敦安营扎寨，而约翰将宫廷转移到泰晤士河上游的温莎，两地之间的水路和旱路上来往穿梭着双方的信使，努力寻求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诸侯哄骗国王在一份能够满足反叛者部分诉求的文件上盖章签字。

争吵了一个月之后，一个解决方案浮现出来。6月10日至15日之间，叛乱诸侯的信使们与国王达成了共识，一份称为《诸侯法案》的文件可以作为最终和谈的基础。这份文件包括四十九点，列出了贵族们希望从约翰国王那里得到的东西。它涉及司法和封建惯例，例如国王应该为监护、继承和寡妇再嫁等收取多少费用（双方对这一点争议很大），免服兵役税和在国外服兵役的义务，以及王室直属森林的范围。这份文件为具体的谈判设定了双方认可的时间表，随后就是持续多日的激烈而琐细的讨价还价。最后，在6月18日，双方达成了一项新协议。约翰的官署发出了令状，命令各郡官吏停止对叛军的军事行动。次日，在伯克郡的兰尼美德，贵族们重新向约翰宣誓效忠。约翰佩戴着玛蒂尔达皇后的全副御宝，以强调自己的王权的古老地位。作为交换，约翰、他的盟友和部分叛乱诸侯宣誓将遵守《大宪章》，这是英格兰历史上最著名的协议之一。

在今天读来，1215年的《大宪章》似乎反映了一个艰难地达成的妥协：双方对它都不是特别满意。一方面，它赋予了国民一系列权益：“英格兰教会当享有自由……伦敦当享有其旧有之自由。”另一方面，它充满了对英格兰风俗习惯的极其精确的表达：各条款具体规定了在何种情况下可以向国民征收免服兵役税，何处应当修建桥梁，犹太人债务的问题应当如何处置。它规定，继承伯爵或男爵领地时向国王缴纳的费用应为100镑，骑士爵位继承的费用为100先令。在监护权方面，国王许诺“只收缴合理的收入、合理的习惯费用和合理的服务费”，尽管具体怎样才算“合理”，并没有明文规定。《大宪章》还规定：“寡妇于其夫身故后，应不受任何留难而即获得其嫁资与遗产。寡妇之嫁资……俱无须付任何代价……（自愿改嫁）之寡妇得于其夫身故后居留夫宅四十日，在此期间其嫁资应交还之。”“寡妇之自愿孀居者，不得强迫其改嫁。”国王承诺：“除下列三项税金外，若无全国公意许可，将不征收任何免役税与贡金。即赎回余等身体时之赎金。册封王长子为骑士时之费用。王长女出嫁时之费用。”

《大宪章》的许多条文是涉及约翰的具体政策（如关于招募军队、征收赋税、压制商人或与教会争端的政策）的正式条款，但最著名的条款却旨在对臣民的权利做更深层次的阐释，并设置中央政府的权力界限。第三十九条规定：“任何自由人，如未经其同级人士之依法裁判，或经国法审判，皆不得被逮捕、监禁、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权、流放，或加以任何其他损害。”第四十条更为简明扼要：“余等不得向任何人出售、拒绝或延搁其应享之权利与公正裁判。”这些条款涉及了约翰统治的整个精神，进而也阐述了王权本身的精神。在约翰居留英格兰的十一年中，诸侯体验到了一种暴政。约翰以专横独断、朋党为奸和高度剥削的方式施政，并刻意运用法律程序来削弱和威胁诸侯。他破坏了亨利二世在1153年表现出来的王权精神——亨利二世周游全国，为所有人，无分贵贱，带来团结和公义。

确定王权——以及国王政府的权力——的合适界限并非易事。确定之后，国王能否恪守其条件，也是个问题。《大宪章》以一个保障条款结尾，指定二十五名诸侯组成一个议事会，假如国王违反宪章，即有权向其开战。这不过是内战的契约基础。后来的事实证明，规定国王应当依法治国和确保他确实这么做，完全是两码事。在后来的许多世纪中，这些问题始终处于国王和国民的每一场主要分歧的核心。而在1215年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气氛中，达成协议是不可能办到的事情。

《大宪章》其实是一项和平条约，而作为和约，它是个莫大的失败。6月19日，诸侯向国王宣誓效忠，选举产生了二十五名诸侯组成的“保障委员会”，并且有相当多的叛乱诸侯同意以《大宪章》的条件作为和平的基础。在这个短暂时期，一切似乎都充满希望。“国王大为满意，在各处恢复了公义，取消了他业已展开的攻城战。”考文垂的沃尔特如此写道。《大宪章》文本开始公布和传播，“宪章的抄本被送到各城镇村庄，所有看到的人都表示同意。”但并非所有诸侯都接受《大宪章》的文本，有些人当即起兵造反。“亨伯河对岸的某些诸侯选择离去，重新开始作乱。”这位编年史家记载道。

《大宪章》在各地都激起了争论，而最不愿意接受它的就是约翰国王。不到两个月之内，约翰就获得了英诺森三世的支持。教皇要求废除《大宪章》，用激烈且非常夸张的言辞写道：“我们完全拒绝承认此宪章，予以谴责，并要求国王不得遵守其条款，诸侯及其朋党不得强迫国王遵守，抗命不遵者将被处以绝罚……我们宣布，此宪章完全地、永久地无效。”战端再开，而且这一次大为升级。这年年底之前，法兰西国王腓力二世援引一次宣布约翰为谋害布列塔尼的阿尔蒂尔的凶手的“审判”，宣布约翰已经丧失王位。法兰西国王及其儿子路易王子开始准备，一旦接到英格兰叛乱诸侯的邀请，就兴兵入侵英格兰，废黜暴君。

法兰西军队于1216年5月14日在肯特郡登陆。路易王子发现，伦敦已经恭候他多时。“人们迫不及待、欣喜若狂地接受了他，并向他宣誓效忠。”考文垂的沃尔特记载道。教皇使节红衣主教瓜拉·比基耶里向路易王子发出了停止圣事的禁令和绝罚令，但路易王子置之不理，进军温切斯特，然后又回过头来，向东南方推进，攻打亨利二世的庞大的门户要塞——多佛尔。

约翰在全国到处流动作战，企图攻打叛军的城镇，并躲避图谋废黜他的敌人。他越来越绝望和郁郁寡欢。这年秋天，在渡过林肯郡的小溪时，他对潮水判断失误，丢失了许多辎重。据科吉舍尔的拉尔夫记载，“他丢失了……移动小教堂及圣物，以及一些驮运许多家用器物的驮马。他的许多扈从被海水吞没，陷入流沙。”

在这绝望的旅程中，约翰染上了痢疾，在整个10月身体越来越衰弱。到10月中旬，他已经需要坐轿子才能行进。他的队伍抵达诺丁汉郡的纽瓦克时，通晓医术的克洛克斯顿修道院院长为他医治，但徒劳无益。约翰于1216年10月19日驾崩，他的王国横遭外敌侵犯，他的王权遭到彻底践踏。他的遗体没有被送往父母和兄长安息的丰泰夫罗，而是被安葬在伍斯特大教堂，长眠在圣伍尔夫斯坦（11世纪的一位撒克逊主教，在约翰统治的早期被封圣）的祭坛附近。金雀花王朝第一位在英格兰居留的时间比在国外久的国王被安葬在一座古老的盎格鲁—撒克逊城市，或许是非常恰当的。

对考文垂的沃尔特这样的作家来说，约翰统治的诸多问题是显而易见的。“约翰的确是一位伟大的君主，但并不幸福，”他写道，“像马略[2]一样，他经历了盛衰沉浮。他对外人慷慨大方，却劫掠自己的人民；信任陌生人，而猜疑自己的臣民……最终，他被自己人抛弃，死后也没有多少人为他哀悼。”威廉·马歇尔的说法更有诗意。他写道，约翰最后病倒的时候，万分痛苦。“死亡，那强大的侵袭者，那邪恶而残酷的东西，将他牢牢掌控，不肯放手，直到他与世长辞。”英格兰最冷酷无情的一位国王以这种方式死去，也算是恰如其分。

约翰在身后留下了恶名：英格兰历史上最糟糕的国王之一，恶魔般的谋杀犯，给自己的国家带来了暴政和宪法危机。在他统治的末期，罗宾汉传奇的最初版本开始流行，讲述一位被剥夺财产的英雄如何遭到国王的腐败官吏的虐待，然后对敌人发起血腥的复仇。这些故事的核心就是遭到滥用的权力。在漫长岁月中，约翰的名字与这些故事中最恶劣的邪恶之事紧密联系，他被人们斥责为怪物、失败之徒和魔鬼。但他的所作所为真的比他那广受赞誉的兄长理查一世，或者他的父亲犯下的某些罪行更为邪恶？或许并非如此，但约翰的名誉比他们糟糕得多。

在最同情他的人看来，约翰的最严重罪行是生不逢时，他偏偏在大局崩坏、国运日衰的时节成了国王。他的父兄的那些最残忍无情的本能都在他身上结合起来，但他却没有他们的幸运。诺曼底失陷时，他无力回天，后来两次想收复这个公国，都折戟沉沙。他无法用个人魅力鼓舞人民成就伟业，但我们不禁要想，假如亨利二世或者甚至理查一世处在约翰在1204年的位置上，是不是能有办法夺回诺曼底？我们很容易理解，约翰在1207～1211年为什么走出这条道路，但除了他在迫害妄想狂驱动下镇压私敌之外，我们实在看不出，任何一位其他国王站在他的位置上，采取的措施会有任何不同。在四个虚假繁荣的年头中，约翰不仅是王国的君王，还主宰着英格兰教会、英格兰的凯尔特邻国，以及一个强有力的司法和政府机器，这台机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平民免受贵族的欺压，即使王室残酷无情地利用这机器满足一己私欲。他没有把诸侯当作伙伴，而是以债主的身份虐待和鄙视他们。他没有能够及时地认识到，这样做其实是给自己制造了多么大的麻烦。

约翰给亲人留下的遗产就是一场灾难性的内战，再加上法兰西的入侵。1215年，《大宪章》只不过是一份失败了的和平协议。约翰不可能知道，与他谈判、协商宪章条款的诸侯也不可能知道，他的名字，以及在兰尼美德签订的这份文件的神话，将永远与英格兰历史密不可分。长远来看，事实的确如此。约翰死后的许多年中，《大宪章》被多次重新颁布，13和14世纪的每一场宪法斗争的核心，都是如何阐释这份限制王权的复杂文件。亨利三世努力夺回父亲丢失的权利和领土的时候，《大宪章》逐渐决定了国王与诸侯斗争的具体条件。1225年，《大宪章》被重新颁布，其抄本被钉在教堂大门上，在英格兰全境各城镇公开展出，获得了传奇地位：它的精神代表了英格兰国王的义务，即在其自己制定的法律界限之内统治。这便是约翰的遗产，尽管它的传承颇有些奇特。或许，英格兰诸王中最冷酷无情的一位司法家能够欣赏这其中的讽刺意味。

[1] 就是上文说到的，约翰的前妻伊莎贝尔的第二任丈夫。

[2] 盖乌斯·马略（Gaius Marius，前157～前86年），古罗马著名的军事统帅和政治家，七次担任执政官，这在罗马历史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他在罗马兵败于日耳曼人的危难之际当选执政官，进行军事改革，实行募兵制，最终击败日耳曼三族（阿姆布昂人、条顿人、辛布里人）。但是罗马社会也因募兵制的实行发生变化，职业军人越来越依附于将领个人，成为其个人的政治资产，最终罗马逐渐走向独裁和帝制。马略与苏拉的内战极大地撼动了末期的罗马共和国。

巩固遗产

约翰驾崩时，他的儿子亨利三世只有九岁，加冕是匆匆进行的。加冕礼在英格兰西南部的格洛斯特修道院举行，这是一个安全港湾，位于保王党的大后方。在这座诺曼修道院教堂的中殿，为数不多的教会和世俗诸侯惴惴不安地观摩着典礼。温切斯特主教、伍斯特主教和埃克塞特主教将一顶简单的贵妇小冠冕戴在了这个孩子的头上。仪式上没有荣华富贵，也没有王室御宝，因为所有的神圣礼服和完整加冕礼所需的器物都在威斯敏斯特，而威斯敏斯特处于叛军控制之下。这是一次临时拼凑、大为简化的仪式，旨在将约翰权威的残余部分转交给这个幼童。

亨利三世是约翰的长子（次子理查当时仅七岁），虽然年纪还小，但已经以仪态严肃、言语庄重而闻名。他长大成人之后特别虔诚，热衷于各种崇拜仪式（尤其是对圣母玛利亚的崇拜），而且特别痴迷于听弥撒，以至于有时会影响朝政。年幼的国王站在格洛斯特修道院内，在大祭坛前以脆弱的声音宣誓，将终生以荣誉、和平与尊崇对待上帝与神圣教会及其教士；他将为人民主持公道；他将废除严苛的法律和风俗，遵守公正的法律与习惯。

这些誓言有多少现实性？亨利三世当然必须发出这些誓言，因为它们是国王必需的宣誓。但真正维护英格兰、使其免于崩溃的权威在于教皇。孩童国王代表英格兰和爱尔兰，向教皇的代表——红衣主教瓜拉·比基耶里宣誓效忠。他发誓，要将国家置于教会及少数上帝忠仆的治理之下。

90英里之外的威斯敏斯特处于腓力二世之子路易的控制之下。全国各地许多城堡由法兰西骑士驻守。叛乱诸侯邀请法兰西军队到英格兰，因为他们希望从卡佩王族选出一位新国王，而不是忍受金雀花王朝的第四位国王。约翰统治的悲惨结局令英格兰陷入了致命的分裂。王位继承又一次不仅是合法地位的问题，而且是实力的比拼。

在修道院教堂内的那一小群人肯定会意识到，如此这般地开始一段统治生涯，的确是糟糕透顶。自诺曼征服之前的阿特尔雷德时代以来，没有一个孩子能当国王。而阿特尔雷德的统治也是个凄惨的榜样：在他统治时期，维京人劫掠和侵犯了英格兰，他被废黜一年之久。如果英格兰又一次陷入撒克逊时代的混乱，那么未来不堪设想。

有少数人致力于阻止这样的局面出现。亨利三世非常幸运，他身边有一群忠诚的支持者，他们并不想自己抢班夺权，而是努力去维护脆弱的王权。约翰在临终前托孤给年迈的彭布罗克伯爵威廉·马歇尔，要他做儿子的监护人。已经七十多岁的马歇尔起初以骑士的克制谨慎接受了这使命，然后又以他非常典型的浮夸风格宣布：“假如除了我之外，全世界都背弃这个孩子，陛下知道我会怎么做吗？我会把他扛在自己肩头……我会永远和他在一起，绝不会辜负他，从一个岛屿奔波到另一个，从一片土地到另一片，哪怕我要乞讨为生。”尽管他喜好戏剧性的华丽辞藻，但英格兰的少数忠臣抱有这种态度，得益的不仅仅是年仅九岁、仪态庄严的亨利三世。王朝的未来依赖于此。国王如果要施行自己的全部权力，必然需要一群致力于恢复他权威的忠臣，去对抗王朝面临的严重的、根本性的威胁。

新国王身边的另外一位重臣是彼得·德·罗什，他曾担任约翰的首席政法官，现在是温切斯特主教。就是他为亨利三世加冕。尽管他在国内不得民心，但在随后的二十年中断断续续地做了亨利三世的良师益友。还有瓜拉，他在王室阵营中，代表教皇赋予国王合法性。最后还有休伯特·德·伯格[1]，这位出生在诺福克的保王党人为约翰效劳了十多年。德·伯格被任命为新的首席政法官，好让那些不信任“外国人”的民众也能接受新政府。这些大臣组成了一个联盟的核心，他们的首要和最紧急的任务是抵御外敌入侵、消除淹没了整个王国的重重危机。

北方叛乱诸侯的领袖——路易王子是个危险人物。他和盟友攻占和据守着英格兰全境的许多城堡。很多城堡由外国雇佣军驻防。路易王子控制着英格兰东南部的广大地区，法兰西战船在英吉利海峡游弋。要将法兰西人赶出英格兰土地的唯一手段就是战争。

亨利三世的命运是在林肯决定的。这是威廉·马歇尔金戈铁马的漫长而辉煌的一生中最后一次军事行动，或许也是最伟大的一次。1217年圣灵降临节过后不久，马歇尔从全国各地召集了四百名骑士和二百五十名弩手，在纽瓦克集结完毕后，立刻奔赴林肯。5月20日，他抵达那里，发现路易的军队已经进入这座设防城市，正在攻打城堡。法兰西王子本人正在南方攻打多佛尔，在林肯的法兰西军队的指挥官是佩尔什伯爵，英格兰的大部分叛乱诸侯也在这里。法兰西人知道马歇尔正在开赴林肯，但犹豫不决，未能就应对策略达成一致。就在他们逡巡不前的时候，马歇尔向他的骑士们慷慨陈词，足以与莎士比亚为亨利五世写的演讲词媲美。“这些人用武力抢夺了我们的土地、我们的财产，”他呼喊道，“今天谁要是不奋力拼杀，就是可耻的懦夫……如果我们打败了他们，就一定会为自己的余生赢得永恒的荣耀！”

这番雄壮的言辞想必是收到了效果。在城市的北门前方有一大片开阔地。马歇尔指挥着忠于他的骑士们，告诉他们，如果在开阔地上需要掩蔽，就割断自己马匹的喉咙，躲在死马后面。德·罗什主教指挥弩手，切斯特伯爵雷纳夫率领一群骑士。马歇尔亲自率军向城市发起正面的骑兵冲锋，这令德·罗什和切斯特伯爵心生敬畏、颇为赞叹。这位老将急于交手，在向敌人冲锋之前差一点忘记戴上头盔。他调整好自己的甲胄，率军发动第一波冲锋，迅猛无比地杀入法兰西守军战线，打开了一个缺口，足有三支长枪首尾相接的长度那么深。如果这是挽救他效忠了一辈子的王朝的最后机会，他决心全力以赴。

随后是长达六个钟头的血腥厮杀。战场的惨状令人毛骨悚然、胆战心惊：兵器撞击头盔的声音，长枪折断、碎片四溅的声音，肢体被利剑和硬头锤劈砍得粉碎的声音，以及锋利的匕首刺入人和马的身侧的声音，混合起来，不绝于耳，震耳欲聋。他们在街巷中鏖战，直到街道上流血漂橹、人的五脏六腑堆积起来。马歇尔回忆道：“声响极大，哪怕上帝降下雷霆，我们也听不见。”

战斗结束，法兰西人溃不成军。几乎所有领头的叛乱诸侯都被俘虏，而佩尔什伯爵被一支长矛刺穿眼睛、戳入大脑，悲惨死去。战败消息传到身在多佛尔的路易王子那里时，他立刻停止攻城，奔赴伦敦，开始考虑撤退的条件。

但战争还没有结束，等待法兰西人的是更严重的耻辱。8月，休伯特·德·伯格在桑威治海战中大败法兰西人。法兰西人的指挥官是海盗头子——僧人尤斯塔斯，他后来也成为类似罗宾汉的传奇故事的主角。英格兰人向敌人射出倾盆大雨一般的箭矢，并顺风投掷生石灰，烧灼敌人的眼睛。僧人尤斯塔斯躲在船舭内，最后束手就擒。英格兰人给了他两个选择：在攻城器械上被斩首，或者在船栏杆上被斩首。他选择了哪一种命运，我们不得而知。

路易王子感到吃亏已经吃够了。亨利三世的摄政政府已经在战场上显示了自己的勇气，法兰西王子很乐意收取一笔贿赂，然后撤军。英格兰王室在一个世纪中受到的最大的外部威胁就此解除了。

在林肯指挥英勇的冲锋之后，威廉·马歇尔担任英格兰摄政超过两年时间。他到了七十三岁的高龄之后，健康才开始衰弱。在忠心耿耿地为金雀花王朝效劳一生之后，他于1219年春溘然长逝。对英格兰的许多人来说，这是个令人哀伤和沮丧的噩耗，因为马歇尔是一个极其公正和中立的人物，对金雀花王朝忠贞不贰、坚定不移，但如果他相信国王的行为不端或者治国失当，总会加以严厉批评。马歇尔一生的故事与他的时代的所有伟大国王们紧密联系：亨利二世、小亨利国王、理查一世、约翰、路易七世、腓力二世，而且最后还和未来的路易八世在战场上交过手。他是一位精明强干的摄政，如果没有他的指导和坚定的原则，世界注定会更为动荡不安。

在临终前的几天内，马歇尔处理了许多事务，包括他的儿女的未来，并了却自己的一桩心愿：他曾发誓要参加十字军东征，因此希望成为圣殿骑士团的一员。最重要的是，他考虑了亨利三世的未来，以及如何教育这位孩童国王，以保障他的王国繁荣昌盛。他卧病在床、忍受病魔摧残的时候，唤来了十二岁的国王，拉住了他的手。他告诉国王，他希望由新任教皇使节潘德尔夫（他于1218年接替了瓜拉）来照顾国王，然后告诫国王要比他的父亲更恪守美德。

“我哀求上帝我主，如果我曾经让他满意过，那么请他一定保佑陛下，让陛下成长为一个可敬可佩的人，”马歇尔说道，“如果陛下追寻某位邪恶的先人的足迹，希望像他一样，那么我向上帝、玛利亚之子祈祷，让陛下早点死掉，免得堕落。”

“阿门。”国王答道。

马歇尔去世的时候，亨利三世的年纪已经够大，臣子们可以就政事征询他的意见，他也得到了自己的国玺，可以批准那些以他的名义做出的决定。但是，如果说他认识到了政府工作的刻板现实，却并不意味着，臣子们对他足够信任，允许他自行处理国家大事。只要他还是个孩子，就注定会有派系斗争，时局注定不可能安定下来。

接替马歇尔的是三个人：潘德尔夫、彼得·德·罗什和休伯特·德·伯格。在内战的浩劫之后重建英格兰四分五裂的政府的工作中，他们三人都发挥了作用。1220年，亨利三世接受了第二次加冕，这也是更为光辉堂皇的加冕，这一次是在更为豪华富丽的坎特伯雷。在此之后，德·罗什失去了国王的恩宠，最终前往圣地。此后主持政府的是德·伯格。在13世纪20年代，亨利三世极大地依赖于这位首席政法官，聆听他的意见，仰仗他的支持，去重建王室财政、镇压好战诸侯的叛乱，以及抵御格温内斯的罗埃林大王领导下的威尔士人的侵犯。

德·伯格向西方征讨，尽了最大努力去遏制罗埃林，同时压榨王室任命的郡长们，迫使他们从各自的郡征敛更多收入，以便充实国王空空如也的金库。但是，没有一位成年君主的王国仍然是一艘由多人共同当船长的航船，任何由孩童统治的国家都显得软弱。1223年，腓力二世驾崩，他的三十五岁儿子路易——他曾经入侵英格兰——登基为王，史称路易八世。他几乎立刻决定攻击英格兰王室在普瓦图的领地。

在早年的国内动荡之后，这是亨利三世统治时期的第一次严重的外部威胁。至关重要的一次打击发生在1224年夏季，拉罗歇尔的市民们听到车辚辚马萧萧的喧哗，一支法兰西军队兵临城下。精力充沛的法兰西新王从陆路将攻城器械搬运到城下。英格兰国王年幼、势单力薄、仍然穷得叮当响，而且远在海峡的另一边，因此拉罗歇尔市民们几乎立刻举手投降，向法兰西人出卖了自己的忠诚。

自约翰1214年命途多舛的突击行动以来，普瓦图的防守一直摇摇欲坠。拉罗歇尔失陷之后，英格兰在欧洲大陆的一个关键立足点就丧失了，海峡的航运也受到严重威胁。编年史家文多弗的罗杰解释称：“拉罗歇尔……是英格兰国王及其骑士防御这些地区时通常登陆的地方；但从这时起，这条道路就对国王封闭了。”

与此同时，于格·德·吕西尼昂（他娶了约翰的寡妻伊莎贝拉王后[2]，因此算得上是亨利三世的继父）占领了加斯科涅的大部分地区。英格兰控制下的阿基坦原本就缺头少尾，现在只剩下了波尔多和几个海岸城镇。金雀花王朝在欧洲大陆所剩无几的领地现在面临完全丧失的危险。

对德·伯格和年轻的国王来说，收复加斯科涅和普瓦图是头等大事。家族的骄傲取决于此。但对其他人来说，这有什么意义？葡萄酒商人在这一地区生意兴隆，但他们不是政治家。英格兰诸侯中没有一个人在那里拥有利益。因此收复普瓦图和加斯科涅的需要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英格兰王室如何为欧洲大陆的战争提供资金？约翰的诸侯拒绝参加他的许多远征，这触发了一场危机，最终的结果是《大宪章》的颁布和内战的爆发。十一年后，德·伯格和亨利三世如何能说服这些英格兰诸侯，让他们奋战流血、去争夺与自己没有关系的土地？

这就是亨利三世的漫长统治的余下时间里，王权面临的核心困难。尽管亨利三世并不真正熟悉他的任何一位王室先祖，他却敏锐地感到了历史的责任感：他必须恢复先祖的威望。要完成这一使命，他就需要保卫金雀花帝国在欧洲大陆剩余的土地，将权力扩张到法兰西中部和西部的旧领地，在亨利二世与理查一世在德意志、西西里和卡斯蒂利亚建立的帝国的边缘扩大影响。但恰恰就是这些负担，在约翰统治时期被英格兰诸侯认为无法忍受。1224～1225年，新政权的复兴金雀花帝国的计划急需得到支持。

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有两个。其一是诉诸恐惧。当时流传着疯狂的流言蜚语，称海峡内遍布法兰西船只，卡佩王朝的王座上又来了一位饥肠辘辘的新国王，英格兰将遭到又一次入侵。如果英格兰诸侯对收复大陆失地不感兴趣，那么防御沿海地带是一项能够鼓舞士气的事业。休伯特·德·伯格充分利用人们对法兰西入侵的恐惧，成功地——至少在短期内——使之成为增加全国军事开支的合理理由。

第二个策略在亨利三世统治的政治史和随后两百年金雀花王政宪法的发展过程中起到更大的作用，即重新颁布《大宪章》，借以医治约翰的统治留下的伤痛。1225年1月，英格兰的教会和世俗贵族在一次大会上云集，国王政府宣布将重新颁布《大宪章》。作为政治交换的价码，诸侯同意国王向英格兰的全部动产征收十五分之一的赋税。至少在文多弗的罗杰看来，《大宪章》的重新颁布无疑代表了国王与诸侯之间的投桃报李：“与会的所有主教、伯爵、男爵、修道院院长……都表示，如果国王赋予他们追寻已久的自由，他们将心甘情愿地接受国王的要求（十五分之一的赋税）。”

《大宪章》在1215年首次颁布之后，还分别在1216和1217年重新颁布过。1217年，与《大宪章》一同颁布的还有《森林宪章》，它限制了国王对英格兰各地大片林地享有的权利，允许平民百姓在这些森林里放牧牲畜、挖掘水渠和从事其他关键的农业活动。在此之前，森林法极其严苛，受到土地所有者们的极大怨恨。王室森林不仅仅是林地，还包括牧场，甚至农场和村庄的一部分。管理这些土地的特殊法律恣意蔓延，若对其加以抵抗，则意味着与王权最强有力的臂膊发生冲突。朝廷委派了委员会去实地勘察王家森林的边界，并上报其地理范围。

长远看来，1225年重新颁布的《大宪章》比约翰在兰尼美德被迫接受的最初版本（在血腥的内战之后，威廉·马歇尔向国民颁布了这个版本）重要得多。《大宪章》的这些版本合在一起，不仅改变了亨利三世的统治，还影响了未来每一位英格兰国王和女王的统治。《大宪章》不再是形形色色的权利的大杂烩，而成为政治原则的象征表达。

1225年2月15日和16日，朝廷向英格兰的每一位郡长发布了命令，要求他们宣示和遵守《大宪章》，对王室森林的边界进行新的勘察，同时还对一笔新赋税的评估和征收做了准备。这笔新赋税将收纳数万镑巨款，为一次远征提供资金。尽管朝廷将此次远征宣传为保卫沿海地带的防御战，但它实际上是王室收复欧洲大陆失地的再征服。

从短期的政治影响来看，这笔赋税极其成功，征集了4.5万镑资金，比朝廷通过封建赋税征集的钱款要多得多。有了这笔钱，亨利三世和德·伯格得以集结一支装备精良的军队，在夏季出征，为加斯科涅解围。此次军事行动的指挥官是国王的弟弟理查（时年十六岁，精力充沛，他在这年年初被册封为康沃尔伯爵，作为生日礼物），辅佐他的是四十九岁的政治家、沙场老将和国王的叔叔——索尔兹伯里伯爵。

这次远征准备充分，装备精良，且有经验丰富的老将指挥，取得了成功。英格兰军队火速赶往前线，奋勇作战，逐退了法兰西人，阻止他们侵犯阿基坦的最后一部分。索尔兹伯里伯爵很快发现，他无力在一个作战季节之内收复普瓦图。但他的努力为英格兰王室保障了加斯科涅及其利润丰厚的葡萄酒贸易，确保了加斯科涅此后两百多年间对英格兰王室的依附关系。这是亨利三世幼年时期的一个高潮。

但领土和贸易收获的意义也许比不上在国内达成的协议。英格兰王旗在加斯科涅诸城堡上空迎风招展的时候，在海峡对岸的英格兰，两份宪章在全国开始流通。王室律师们绞尽脑汁地在宪章中寻找漏洞，尽可能地维护国王的特权。但妖魔已经被放出了瓶子。宪章无论传播到何方，都受到推崇。很快，人们就清楚地认识到，一个宪法层面的协议业已达成。亨利三世的政府启动了一个进程，从此以后，朝廷将用具体的政治自由方面的让步来换取诸侯对王室军事行动的资金支持，这个进程被固定为书面宪章的形式，被分发、传播到全国各地。与国王达成这项协议的是一群诸侯、主教和其他权贵，这些人的集合或许还不能称为议会，但已经算得上后世议会的雏形。如今，国王的封建特权和相对于臣民的权利成了需要辩论和商榷的议题。这项协议将会在中世纪的剩余时光里维持下去，将会勾画英格兰王政的未来，并为遥远海外的政治叛乱埋下种子。

[1] 前文讲到，休伯特·德·伯格曾在法莱斯看押布列塔尼的阿尔蒂尔。约翰命令德·伯格将阿尔蒂尔弄瞎并阉割，德·伯格没有遵命。

[2] 读者请注意，这里的于格是于格十世·德·吕西尼昂（约1183或1195～约1249）。前文说过的与约翰争夺伊莎贝拉的是他的父亲——于格九世（1163/1168～1219）。于格九世曾与昂古莱姆的伊莎贝拉订婚，但伊莎贝拉被约翰抢走。于格十世终于把伊莎贝拉娶了回来，可以说替父亲报了仇。

迟来的亲政

1225年，亨利三世十八岁了。他可以算得上已经成年，或许也理当被视为成年人。《大宪章》的重新颁布标志着他与父王的统治划清了界限，他原本可以借此决定性地开启自己的统治时代。1226年11月，三十九岁的路易八世因痢疾病逝，他的十二岁儿子路易九世登基为王。敌国由孩童执掌朝纲，这对亨利三世本应是特别有利的。

但1225年并不是一个承前启后的转折之年。1227年1月，十九岁的亨利三世[1]在牛津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宣布自己成年。但这仍然未能成为一个划时代的重大关头。尽管国王开始独立于谋臣们，自行组织自己的内廷，但他行使权力的本领还远远不够。他被两方面的力量牵扯着，尤其是在法兰西事务上。1228和1229年，亨利三世努力为收复诺曼底和普瓦图征集资金，同时尽其所能地逃避1225年颁布的宪章规定的义务。但实权显然还掌握在德·伯格手中，他不愿意在欧洲大陆再开战端，这浇灭了国王和他的弟弟康沃尔伯爵理查的热情。亨利三世在1229和1230年企图入侵诺曼底，但以惨败告终；德·伯格谨小慎微，阻止了国王的雄心壮志所要求的那种大规模攻势。

这种幼稚和缺乏独立反映了国王的性格。亨利三世自幼一直优柔寡断，且有些单纯天真。他有宏图大略，却没有本事将其付诸实施，也没有胆量像他的先祖（哪怕是其中最糟糕的国王）那样独断专行。德·伯格作为终身首席政法官，贪权恋栈，而亨利三世缺乏掌控朝廷的力量和自信，于是这种现状又持续了将近十年。直到1234年，亨利三世才摆脱了他父亲时代的顾命大臣们。他能够做到这一点，也是因为出现了极其严重的危机。

亨利三世在成长过程中没有父亲相伴，因此过分依赖于那些父亲式的人物。而且他有个令人恼火的特点：耳根子软，很容易被人说服，往往会被最新一个建议所左右，而不是听信良策。他继承了金雀花王族的暴躁脾气，曾多次对朋友和大臣们暴跳如雷、出言不逊，有时甚至抓起附近的东西去殴打他们。有一次脾气发作的时候，他曾想用一支钝剑攻击休伯特·德·伯格。但他的怒火来得快，去得也快，不会将自己的谋臣们免职，于是他们继续代表他执掌朝纲，时间久得有些不合宜了。

德·伯格牢牢掌控权力的时间越久，亨利三世的统治就越是百病缠身。首席政法官利用大地产的监护权中饱私囊，而他与主要的年轻诸侯之间争吵的政治后果却要由亨利三世承担。这些年轻诸侯包括威廉·马歇尔的儿子理查和御弟康沃尔伯爵理查，他们原本应当成为新国王身边的保王党的核心，却被德·伯格激怒，在1231年举兵谋反。

德·伯格在主持国政的过程中营私舞弊，且与国王本人的治国理念格格不入。但1231年，亨利三世先前的导师——温切斯特主教彼得·德·罗什从十字军东征回国后，局势严重恶化了。专横跋扈的德·罗什不肯眼睁睁看着德·伯格专权渔利，通过一系列活动，很快又在国王身边占据了一个有影响力的地位。在一个短暂时期内，这两人展开了争夺亨利三世恩宠的拉锯战。他们都在国王幼年对他产生过父亲般的影响，但始终不能精诚团结。最后，德·罗什得胜了。1232年7月，在伍德斯托克，亨利三世和德·伯格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争吵，二十四岁的国王指控他的恩师犯有一系列令人震惊的罪行，包括毒杀索尔兹伯里伯爵和彭布罗克伯爵（这两人都在前不久去世了，几乎可以肯定德·伯格与他们的死无关）。首席政法官被罢免，在伦敦受到与他同级别贵族的审判（这毫无疑问是在遵守《大宪章》的要求，也符合新的政治现实的需求），被判处终身囚禁于迪韦齐斯城堡。

现在德·罗什掌握着亨利三世和他的朝廷。亨利三世从德·伯格家中查抄了许多贵重珠宝和首饰，在一个短暂时期内很开心，而且这是他少有的没有债台高筑的时期：1232年9月，德·罗什帮助他征收了一笔赋税，以支付在布列塔尼作战的军费；1233年，朝廷向犹太人横征暴敛。但对大部分国民来讲，局势依然如旧。德·罗什的治理与之前相比没有什么进步；这位主教甚至比德·伯格更不得人心和盛气凌人，而且他的许多追随者就是曾经给约翰制造了灾祸的恶徒，令人憎恶。英格兰需要一位能够亲自执掌朝纲的国王，而不是通过代理人统治的傀儡。随后两年内，专横跋扈的大臣德·罗什的统治比以前更加蝇营狗苟。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德·罗什将政敌从朝廷排挤出去，为自己和追随者们搞来油水丰厚的王室官职、城堡和土地。据文多弗的罗杰记载，在德·罗什的辅佐下，亨利三世“不经同等人士审判就放逐了许多贵族和诸侯，烧毁他们的村庄和宅邸，砍伐他们的树林和果园，摧毁他们的园林和鱼塘”。《大宪章》的原则横遭践踏。这无助于改善国王与理查·马歇尔之间的关系，后者在1233年发动了两次叛乱，激起了一场小规模内战，并且破坏了亨利三世镇压威尔士叛军的计划。

所有人都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形势是不可能长久的。据文多弗的罗杰记载，到1233年6月，亨利三世的权贵们已经开始讨论将他废黜。次年2月，在威斯敏斯特的一次大会上，英格兰主教们恳求国王罢免德·罗什及其歹毒的鹰犬走狗，并独立亲政。亨利三世同意了，但就像他在面临危机时常做的那样，他一想到要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国民，就胆战心惊。他没有果断地扫清门户、安插新的大臣，而是离开了威斯敏斯特一个多月，参观了东安格利亚的诸多圣所，向博罗穆霍姆修道院的真十字架碎片、沃尔辛厄姆的圣母玛利亚神龛以及其他心爱的修道院祈祷。理查·马歇尔和威尔士的罗埃林大王兴兵作乱，国王却在朝圣。

1234年4月，理查·马歇尔在爱尔兰的一次战役中负伤，后来伤重不治死亡。有些地区的人们指控亨利三世是杀害理查·马歇尔的幕后元凶。这种指控非常荒诞，没有一丝一毫的根据。到5月，政府危机如此严重，以至于英格兰主教们在新任坎特伯雷大主教埃德蒙·里奇的领导下，威胁要对他施以绝罚。亨利三世终于振作起来，采取行动。他颇感遗憾地命令德·罗什退隐到自己的主教管区，然后第一次亲自执掌政权。他对治理国家不是很感兴趣，但很显然，如果他确实热衷于执政，那么一定会很快落入与他父王同样的严重境地。在德·罗什倒台不久之后在格洛斯特召开的一次大会上，亨利三世承认，他的大臣们没有遵守规定、允许被指控犯罪的诸侯“在同等贵族面前接受审判”。他撤销了德·罗什的一些强行征地的专断决定，并又一次承诺要遵守《大宪章》的精神，许诺在做出重大决定之前一定与权贵们的大议事会协商。这次危机之后，亨利三世尽管并不情愿，还是成了一位符合国民精神的国王。英格兰人民现在最为重视的就是国王和诸侯双方都遵守《大宪章》的原则。

但奇怪的是，就在亨利三世开始执掌王权的同时，他经历了一种精神上的变革。在国民怨声载道之际，亨利三世面对着专横独断的权臣、犯上作乱的诸侯和凶暴好斗的威尔士人，这些动荡深深地伤害了他，也让他困惑。于是，他放眼英格兰历史，去寻找灵感。他希望这些灵感能够帮助他最终成为一位了不起的国王。他为自己找到的榜样不是他的伯父或祖父，而是一位更遥远的先祖，即盎格鲁—撒克逊王朝的最后一位国王——忏悔者圣爱德华。[2]

爱德华的统治于1066年结束，他没有留下子嗣，于是哈罗德·葛温森和征服者威廉争夺王位的战争旋即爆发。在金雀花王朝治下的英格兰，爱德华并不受到尊崇。1161年，由于亨利二世的推动，爱德华被封圣，但人们对他并没有特别狂热的崇拜。约翰要求自己被葬在伍斯特的圣伍尔夫斯坦身边，而不是威斯敏斯特的圣爱德华身边，也说明他对爱德华没有多少感情。但对钻研古代史以寻找一位新的父亲式偶像的亨利三世来说，忏悔者圣爱德华似乎是个颇具诱惑力的人格榜样。

在亨利三世看来，爱德华统治时期的历史很像他自己所处的时代。和爱德华一样，他也是在内战兵燹肆虐、人民饱受压迫的时期登基为王的。和爱德华一样，他也在某种程度上遭到了大臣们的背叛（德·伯格和德·罗什操控亨利三世，借此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忏悔者爱德华因为戈德温伯爵的背叛而垮台[3]）。爱德华身为君主，忍受重重磨难，最终在福音书作者约翰的陪伴下升上天堂。值得一提的是，亨利一世的《自由宪章》里援引爱德华的法律，视其为贤君的榜样。约翰国王在1213年被斯蒂芬·兰顿解除绝罚令的时候也宣誓要遵守爱德华国王的法律。对笃信宗教且本性善良的年轻国王来说，忏悔者爱德华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模范。

从1234年开始，亨利三世越来越痴迷于对忏悔者爱德华的崇拜。他研读爱德华的生平和传说；订制描绘这位圣徒一生中著名场景的图画，张挂在威斯敏斯特和其他宫殿；以越来越癫狂的热情庆祝他的宗教节日——10月13日；并在宪章中提及“光荣的爱德华国王”，将其称为他的“特别主保圣人”。亨利三世打算在自己的余生中始终效仿这位榜样。

尽管在中世纪人们的思维中，对圣徒和虔诚国王的原型人物的崇拜根深蒂固，但亨利三世对忏悔者爱德华越来越强烈的五体投地却有些过火。但这对他的确产生了影响，没有人可以抱怨这一点。从1234年开始，亨利三世终于开始亲政，并且恪守《大宪章》的精神。全国人民多年来的要求终于得到了满足。

在成年之路上走了太久的这个人极富个性，独一无二。亨利三世身高约5英尺6英寸。据说他有一个眼皮耷拉下来，这使得他的面容有了一种狡黠的庄重色彩，与他颇有些沉闷迟钝的性格相当契合。当时国王们的时尚是苦行修道和引人注目的虔诚（与亨利三世同时代的法兰西国王路易九世就是个狂热的信徒，他筹划了庞大恢宏的教堂建设计划，如光辉灿烂的巴黎圣礼拜教堂，并且不遗余力地搜集和收购圣物遗迹。1239年，路易九世花费13.5万里弗的令人咋舌的巨款，从君士坦丁堡的鲍德温二世那里买了耶稣受难时所戴的荆冠和真十字架的一个碎片），但即便是在这个时代，他的笃信宗教也显得非常突出。西欧国王们之间在宗教方面的竞争是一场精神上的游戏。亨利三世决心要成为基督教世界最神圣的国王之一。

他的外貌和性格都不及他的先祖们那样有魅力，但他比任何一位先王都更热衷于君主威仪的外在表达。他或许是中世纪英格兰历代君主中最热衷于扶持艺术的一位，用赞美古代贤君的绘画和建筑重塑了伟大的宫廷生活中心的面貌。墙壁和窗户上的绘画满是他钟爱的历史场景和人物。忏悔者圣爱德华的形象随处可见，还有拉撒路与财主[4]、四大福音书作者、所罗门床榻守护者，以及圣尤斯塔斯这样的军人圣徒（在威斯敏斯特宫，国王御床上方就有圣尤斯塔斯的画像守护）。亨利三世还请艺术家创作了描绘亚历山大大帝、安条克攻城战和他的伯父狮心王理查在圣地的传奇事迹的作品。他逐渐成为一位大师级的宣传家，深切地懂得捕捉历史的奥义，具有宣扬王权光荣的本能。平均每年他要花费3000镑用于建筑，这相当于国家财政年收入的十分之一。在构建王政光辉形象的工作中，他的得力大将是一位叫作奥多的金匠。从1240年起，奥多的儿子和继承人——威斯敏斯特的爱德华担任御用匠人和国王艺术品的保管人，他制作了许多金杯、王冠、令人眼花缭乱的华丽服饰、美丽的蜡烛和精美的珠宝首饰。亨利三世喜欢处于这些美丽艺术品的环绕之下。

在谨慎地向诸侯议事会征求许可之后，二十八岁的亨利三世于1236年1月迎娶了十二岁的普罗旺斯的埃莉诺。表面上看，他对新娘的选择有些奇怪。此前他与蓬蒂厄伯爵领地的继承人琼订了婚；但法兰西朝廷坚决反对英格兰国王与法兰西北部海岸的一个伯爵领地联姻，于是婚约就被解除了。亨利三世随后向埃莉诺求婚，她是普罗旺斯伯爵拉蒙—贝伦格尔四世四个女儿中的第二个。拉蒙—贝伦格尔四世的长女玛格丽特已经嫁给了路易九世。与亨利三世著名的祖母——阿基坦的埃莉诺一样，普罗旺斯的埃莉诺也带来了法兰西南部的活力四射的影响力和丰厚的利益。颇有争议的是，她没有给亨利三世带来法兰西境内的任何土地。不过，她的人脉极广，不仅通过她的姐姐玛格丽特与法兰西朝廷有联系，而且还通过她母亲的家族，与神圣罗马帝国和教廷有关系。埃莉诺的母亲——萨伏依的贝亚特丽斯[5]有五个兄弟，个个都是精明强干的外交家，在全欧洲都有盟友和关系网络。萨伏依伯爵们控制着进入意大利的北方通道，因此处于神圣罗马皇帝弗里德里希二世和教廷之间外交斗争的核心地带。亨利三世在1235年将自己的妹妹伊莎贝拉嫁给了弗里德里希二世，显示出了对神圣罗马帝国政治的极大兴趣。他本人与埃莉诺的婚姻加强了这种联系。即使金雀花王朝被限制在英格兰和加斯科涅，亨利三世也仍然决心要在欧洲复杂的权力政治中扮演一个角色。

1236年1月20日是亨利三世与埃莉诺的大婚日，新王后的加冕礼则在六天后举行。亨利三世知道，这两次典礼将吸引整个欧洲的眼球。“世界各地五花八门的娱乐和荣华都集中于此，”编年史家马修·巴黎[6]（他与亨利三世的宫廷关系密切）写道。伦敦车水马龙、熙熙攘攘，挤满了英格兰的名流贵妇、仆役、扈从和争相一睹国王大婚典礼的人们。“整个城市都装点一新，张挂起了大小旌旗、花环、帷幕、蜡烛和灯火，以及各式各样巧夺天工的装饰和令人叹为观止的饰物。所有道路都被打扫得干干净净，扫去了泥土、树枝和所有令人不快之物。”巴黎写道，“市民们……前去迎接国王和王后的时候，人人身穿华服，争先恐后。”

英格兰的大主教、主教、修道院院长、伯爵和各古城的市民们互相争夺在庆典仪式中扮演角色的权利，竞争非常激烈。从威望极高的任务（比如为王后加冕，或手捧忏悔者圣爱德华的仪式宝剑），到比较平庸的职责（比如挥舞棍棒、勒令拥挤得过于靠前的观众退后，或安排餐桌上的酒杯），仪式中的每一个步骤都能为它的执行人带来光彩，将所有人团结在王权的盛典中。亨利三世终于拥有了一位能够将他与欧洲高级政治直接联系起来的新娘，确认了自己已经成年，并且有了一个天赐良机来引导英格兰诸侯和平民来热情洋溢地表达他们的忠诚。他的蜜月旅行是在夏季带着新王后游览格拉斯顿伯里，参观亚瑟王的埋葬地。

国王大婚已经足够令全国陶醉，但亨利三世与埃莉诺结婚后又发生了一件对他们的统治同样意义重大的事件。1238年1月，正在飞黄腾达的宫廷贵人西蒙·德·孟福尔与亨利三世的二十三岁妹妹——莱斯特的埃莉诺喜结良缘。这位公主不仅是约翰和昂古莱姆的伊莎贝拉的最小的孩子，还是小威廉·马歇尔（已故的彭布罗克伯爵，国王先前的摄政威廉·马歇尔的长子）的寡妻。在第一任丈夫去世后，十六岁的埃莉诺在坎特伯雷大主教埃德蒙·里奇面前发誓要保持贞节、永不再嫁。后来，在德·孟福尔的追求下，她放弃了自己的誓言。

德·孟福尔于1230年来到英格兰，来争取莱斯特伯爵领地的继承权，因为他是阿米西娅·德·博蒙特的孙子。德·孟福尔是个魅力十足、出身高贵的法兰西人，比国王只小两岁。他精明的政治头脑、优异的文学天赋、卓越的军事才华、令人望而生畏的强大人脉和宗教狂热令国王颇为欣赏，后来国王还受到了他的威吓与胁迫。西蒙·德·孟福尔是个很难对付的人：他固执己见、野心勃勃，身穿毛衬衣，饮食有度，常常做礼拜到深夜。德·孟福尔和亨利三世年纪相仿，却又成了国王的一位父亲式人物，亨利三世用孩童仰慕成年人的目光仰视着他。很快，他就成为国王最亲密的伙伴和最受信任的谋臣。即便如此，他突然与埃莉诺结婚，还是令全国惊愕了一番。

埃莉诺是英格兰最令人垂涎的一位新娘。她是王室成员，拥有大片土地和极高的地位。尽管亨利三世在自己以及妹妹伊莎贝拉结婚前都征询了诸侯与高级教士的大议事会的许可，但没有询问他们的意见就把埃莉诺嫁给了德·孟福尔。这对夫妻是秘密结婚的。这似乎违反了亨利三世在亲政时的诺言（凡遇大事，必与诸侯协调一致），令英格兰的世俗与教会诸侯都大为恼火。

诸侯们反对德·孟福尔与公主结婚的理由是，这会严重扰乱全国和地区性的权力结构，在他原先继承的莱斯特伯爵领地之外，还将给他带来巨额收入和英格兰南部的大片土地。而主教们认为，埃莉诺既然已经发下独身誓言，现在允许她再嫁就有些不像话了。诸侯普遍怒火中烧，以至于亨利三世的弟弟康沃尔伯爵理查与吉尔伯特·马歇尔（新任彭布罗克伯爵）和温切斯特伯爵联手发动了又一次武装叛乱，国王花了六个月时间才把这次叛乱平息下去。

对亨利三世来说幸运的是，尽管弟弟康沃尔伯爵理查制造了许多麻烦，但他一般会努力与其和解，因此这次危机很快就解除了。德·孟福尔的地位巩固了，他现在是国王的宠臣和妹夫。他还前往罗马，请求教皇英诺森四世核准他的婚姻。1238年11月，他回国不久之后，埃莉诺·德·孟福尔在凯尼尔沃思为他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是个男孩。夫妇俩为他取名为亨利，也就是国王的名字。

与此同时，亨利三世的年轻王后在宫廷与一群萨伏依人相聚，包括她的三位外交家舅舅：萨伏依的彼得、托马斯和博尼法斯。彼得和托马斯在英格兰期间对公共政策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三位萨伏依贵族的优雅尊贵、老练世故和广交天下豪杰令亨利三世肃然起敬，对他们慷慨地予以封赏。托马斯继承了佛兰德伯爵领地，因此不需要国王的封赏，但彼得在1241年被册封为骑士，并被封为约克郡的里士满领主。埃德蒙·里奇去世后，博尼法斯于1240年被选为坎特伯雷大主教，并于1244年正式就任。在亨利三世赏赐土地和头衔的同时，埃莉诺则忙于安排英格兰和萨伏依各家族联姻，为一些英格兰贵族世家带来了一种新气息。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这种局面，但总的来讲，萨伏依人给英格兰带来的益处要多于他们的索取。

1239年6月中旬，十六岁的埃莉诺王后生下了第一个孩子。国王自结婚以来就与王后同床（两年前，一个疯子手持利刃冲进亨利三世的卧房，却发现国王并不在那里，因为国王正在别处与十五岁的妻子同床，于是他躲过一劫），现在她终于诞下麟儿，能够延续王室子嗣，令大家都欣喜若狂。

王后产下男婴的喜讯传出后，整个威斯敏斯特宫一派狂热的节日气氛。王宫小教堂的教士们吟唱了《基督得胜！基督为王！基督显权能！》。消息传到伦敦时，人们走上街头，全城举行了庆祝活动。亨利三世对他的臣民要求很高，希望他们为自己的喜事而高兴，并做出足够的表示。毕竟这是三十年来第一个降临人世的金雀花王朝继承人。信使们携带着英格兰的大诸侯和主教们的贺喜礼物返回时，国王检查了这些礼物。有些礼物被认为不够分量，配不上这个大喜的场合，于是被退回。国王要求臣民们奉上更贵重的礼物。

这个男孩应该取个什么名字呢？金雀花家族的传统名字包括亨利、约翰、理查、威廉，或者若弗鲁瓦。但亨利三世盘算的是一个更异乎寻常的名字。他决定给自己的儿子取名为爱德华，以纪念他挚爱的忏悔者。对一位金雀花王朝的王子，或者13世纪英格兰的任何一位贵族子弟来讲，这都是个怪诞的名字。在出身高贵的人看来，这个名字听起来有些奇怪和古旧。但在亨利三世的设想中，王政会把金雀花王朝征服的历史与古代君王的圣洁联系起来。就像之前的威廉·艾特林一样，爱德华王子（后来人们就如此称呼这个孩子）既代表着英格兰的古老往昔，也象征它的未来，并将给金雀花王朝的王权带来一种崭新的色彩。

在埃莉诺王后的安产感恩礼拜（庆祝妇女产后恢复的宗教仪式）上，国王与德·孟福尔爆发了激烈的争吵。这对双方都造成了无法预见但极其致命的后果。德·孟福尔自平步青云以来，财政上一直有一些困难。为了将自己的哥哥阿莫里[7]理应享有的莱斯特伯爵领地的一半份额买下，他已经花了一大笔钱；1237年，他又宣誓要参加十字军东征，这又带来了新的开支。他的妻子又以生活奢靡著称，因此国王的妹婿在金钱上有些支撑不住了。1239年，他从萨伏依的托马斯那里借了2000镑，并在契约上将亨利三世列为担保人，但并没有征询国王的意见。亨利三世对此颇为不满，在安产感恩礼拜仪式上大发雷霆。或许国王龙颜大怒还有其他原因，比如亨利三世因为允许德·孟福尔娶自己的妹妹而付出了政治上的代价，因此对德·孟福尔一直有怨恨。总之，亨利三世对德·孟福尔的态度从慷慨大方、言听计从一下子变成了怒不可遏，他狠狠训斥了德·孟福尔和埃莉诺（此时在怀第二胎），并指控德·孟福尔在婚前就勾引了他的妹妹。国王如此火冒三丈，以至于他的有孕在身的妹妹和先前的挚友不得不逃离英格兰。

德·孟福尔实际上等于是被放逐了，于是决定兑现自己参加十字军东征的誓言。康沃尔伯爵理查像他的伯父狮心王理查（与他同名）一样，在1239～1241年领导了一场远征，前往巴勒斯坦。德·孟福尔热情洋溢地加入了此次行动。这次东征被称为“诸侯的十字军东征”，相当成功。理查与香槟伯爵特奥巴尔德四世联手，收复了加利利，重新修建了亚实基伦的防御工事。在丈夫远征“海外”期间，埃莉诺·德·孟福尔隐居在意大利南部的布林迪西，得到了姐夫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庇护。

1242年，德·孟福尔从东方返回之后，发现亨利三世踌躇满志，已经准备重新接纳和恩宠他。亨利三世利用威尔士的罗埃林大王的两个儿子之间争夺继承权的争端，支持罗埃林的一个儿子大卫成为格温内斯的新统治者[8]，并在格洛斯特迫使大卫向自己臣服，建立了金雀花王朝对格温内斯的宗主地位。和他的父亲约翰一样，在不列颠岛内的主宰地位鼓舞了亨利三世又一次开始考虑远征海外、开疆拓土。他打算讨伐普瓦图。权贵们对此不感兴趣，拒绝批准他征税以便为大规模征服准备军服。因此亨利三世的计划完全是他私人的一次军事行动，他需要尽可能地网罗资金和人才，所以很乐意让自己的妹婿——此时已经是一位经验丰富、本领高强的大将——重新回到自己麾下。

最后，远征普瓦图的行动酿成了大祸：英格兰军队规模太小，资金不足，仅有两百名骑士，常常遭到所谓的普瓦图盟友的背叛，而且被路易九世玩得团团转。西蒙·德·孟福尔战绩不俗，但整个行动毫无前景可言。亨利三世遭受了一系列丢人现眼的惨败，事实证明他是金雀花家族中最没有军事才干的一位成员。这次战役导致国王与弟弟理查又大吵了一顿。亨利三世曾许诺，为了奖赏理查在这次必败的战役中的英勇作战，将加斯科涅赏赐给他，但在王后的建议下，又反悔了。在桑特，有人听到，德·孟福尔将亨利三世比作“糊涂王”查理，这位10世纪的法兰西加洛林王朝的国王在军事上一败涂地，最终被自己的臣民囚禁了起来。尽管德·孟福尔和亨利三世表面上已经和好如初，但他们不大可能长时间和平共处。亨利三世的亲戚们为数众多、成分复杂，越来越不可能忠诚地辅佐这位虔诚但不幸的国王度过更多风雨飘摇的岁月。

[1] 亨利三世出生于1207年10月1日，因此在1227年1月还是十九岁。

[2] 前文已有译者注，严格地讲，忏悔者爱德华并非撒克逊王朝的末代国王，但可以算作韦塞克斯王族的最后一位君主。

[3] 韦塞克斯伯爵戈德温（1001～1053）是英格兰的丹麦王朝和韦塞克斯王朝时期的强大领主。忏悔者爱德华在登基前长期在诺曼底生活，成为英格兰国王后带了大批诺曼人到英格兰。英格兰当地人与这些外来者之前矛盾很大，戈德温代表英格兰诸侯与国王及其诺曼亲信对抗。戈德温的女儿伊迪丝是忏悔者爱德华的王后。忏悔者爱德华死后无嗣，戈德温的儿子哈罗德·葛温森成为国王。

[4] 典出《新约·路加福音》，主要是讲财主生前富贵，死后在阴间受苦；名叫拉撒路的讨饭的人生前受苦，死后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这是耶稣讲的最有名的寓言之一，在中世纪经常成为艺术作品的主题。

[5] 值得一提的是，萨伏依的贝亚特丽斯与普罗旺斯伯爵拉蒙—贝伦格尔四世的四个女儿全都成了王后。长女玛格丽特嫁给了法兰西国王路易九世。次女埃莉诺的丈夫是英格兰国王亨利三世。三女桑琪娅嫁给了康沃尔伯爵理查（亨利三世的弟弟），后来的德意志国王。幼女贝亚特丽斯嫁给了西西里国王查理一世。

[6] 马修·巴黎（约1200～1259），本笃会修士、编年史家、画家、地图绘制师。他虽然姓“巴黎”，而且懂得法语，但其实是英格兰人。

[7] 阿莫里继承了他们的父亲在法兰西的领地。

[8] 罗埃林大王有两个儿子，长子（非婚生）格鲁菲兹，次子大卫（其母琼是罗埃林大王的合法妻子，是英格兰国王约翰的女儿）。罗埃林大王安排让自己的合法儿子大卫继位，但由于大卫有一半英格兰血统，所以还有许多威尔士人支持格鲁菲兹。格鲁菲兹长期被英格兰囚禁，从伦敦塔越狱时身死。格鲁菲兹的儿子就是下文的“末代”罗埃林，即威尔士的最后一位独立君主。

神圣的王权

1247年10月12日，在国王寝室内，烛光亮了整整一夜。这是圣爱德华（英格兰历史上最神圣的国王，与亨利三世的长子同名）升天节的前夜。国王跪在地上，沉浸于祈祷中。此前他斋戒净身，食谱里只有面包和水，现在要彻夜不眠地虔诚祷告，为极其神圣和庄严的仪式做准备。

亨利三世从“海外”的贵族那里购买了一只精细的水晶杯，里面盛放着一些基督圣血，据说是基督在受难时从他的伤口流下的。除此之外，王室还收藏了许多圣物，包括一块印有耶稣脚印的石头，据说是在他升天之前留下的。在圣爱德华的宗教节日，亨利三世将向威斯敏斯特教堂的信众展示这份最新的收藏品。他认为，自己的收藏胜过路易九世名下的耶稣受难时所戴的荆冠，是西欧最伟大的基督教圣物。

他终于又有了一些值得庆贺的喜事。国王和弟弟一反常态，进行了一次安安稳稳的合作。理查监管了对货币的改革，铸造了一种新的钱币，旨在恢复人们对贬值的英格兰货币的信心，同时为国库和他的康沃尔伯爵领地挣得一大笔收益。更妙的是，威尔士也传来喜讯。罗埃林之子大卫在1241年向亨利三世臣服之后，威尔士又一次爆发叛乱。此后，在1247年4月，威尔士王公的联盟又与英格兰王室达成共识，接受亨利三世为他们的封建宗主，于是英格兰在威尔士的统治大大扩张，势力范围达到了自亨利三世的父亲统治以来的顶峰。同时，王族也继续添枝增叶。5月，亨利三世将王后的两位女性亲戚嫁给了他的两个监护人——林肯伯爵和康诺特领主。这就将两个重要的诸侯世家直接纳入了王族。

在这个10月的清晨，伦敦的全体教士聚集在圣保罗大教堂雄伟的木制尖塔下，个个都身穿配有白色法衣和兜帽的华丽仪式盛装，他们的下级神职人员围绕在周围，手捧宗教符号和十字架。数百支蜡烛照耀着天色依然晦暗的秋日清晨。他们在恭候国王驾到。

亨利三世来了，只见他衣着简朴，身披没有兜帽的粗劣斗篷，这是一位普普通通的悔罪者的衣着。他身边侍从衣饰的华丽更是突出了他的朴素。他步入大教堂，双手紧紧握住那小小的水晶杯，举过头顶，目光仰视着这精美的圣物以及更上方的苍天。就这样，他开始了从伦敦到威斯敏斯特的徒步之旅。

这是件非常辛苦的事情。国王在前一晚彻夜不眠，已经疲惫不堪，而且路上坑坑洼洼，他经常会跌跌撞撞，险些摔倒。但在某种意义上，他酷爱将自己的虔诚表现出来，因此甘愿接受这些不适。十三岁时，他曾在坎特伯雷大教堂的圣三一小堂瞻仰圣托马斯·贝克特的遗体被转入镶嵌珠宝的黄金棺材的过程，肃然起敬，从此以后就热衷于王室虔敬的华丽盛景。他捧着圣血前进的时候（他的双臂高举珍贵的圣物，相当痛苦，因此有两名助手扶着他的胳膊），或许回想起了那一天。

游行队伍在抵达威斯敏斯特教堂的大门之前，一定就已经听到了等待他们的喧嚣。修道院教堂内传出歌声、哭泣声和对圣灵的颂扬声。教堂处于大规模重建工程的初期，这项工程于1245年启动，目标是将教堂改为法兰西哥特风格。为了让这座教堂能够效仿和媲美法兰西的那些伟大教堂——圣礼拜教堂、圣德尼大教堂和兰斯大教堂——英格兰朝廷将投入约4.5万镑巨款。工程将增添纤细而高耸的石柱、尖顶窗户和彩色玻璃，其重量将由墙外的飞扶垛支撑。

国王沉浸于祷告中，他率先抵达教堂的时候没有停下脚步。他高举圣血杯，继续前进，绕了教堂一周，然后是附近的宫殿，最后是他自己的寝宫。游行结束后，他返回教堂，将这份无价之宝奉献给上帝、他挚爱的忏悔者爱德华、威斯敏斯特的圣彼得教堂和修道院僧众。

这奢华的盛景是亨利三世的王室豪华排场的高潮。在云集于此的英格兰骑士、诸侯和主教面前，他成功地制造了一个胜利的场面，即便是路易九世和弗里德里希二世的高雅宫廷也会艳羡不已。诺里奇主教后来在一次布道中指出，亨利三世的圣物比欧洲的其他任何一件圣物都更珍贵：“十字架是极其神圣之物，因为更神圣的基督之血流在它上面；而非基督之血因十字架而神圣。”据马修·巴黎记载，他补充道：“正是由于英格兰国王的莫大虔敬和圣洁——他是所有基督教君主中最笃信宗教的一位——耶路撒冷牧首送来了这份无价之宝……因为世人皆知，在英格兰，信仰和圣洁比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更繁荣昌盛。”

这就是亨利三世对王权的概念。国王是一个神圣的位置，其王族血脉一直上溯到诺曼征服之前的年代。像亨利一世一样，亨利三世在将自己的统治与古老的撒克逊王族联系起来，既颂扬王权的英格兰源头，也讴歌它的欧洲大陆式的成熟完善。

但此次典礼的意义绝非仅仅简单地确认王室谱系。它向世人昭示，亨利三世的王权不仅是权利和征服的问题，而且是具有神圣性。国王扮演起了教士的角色，他不像自己的父亲和祖父经常做的那样，与教会分庭抗礼，而是丰富和保护教会。亨利三世是教会与王权之间的调解人，是朝圣者，是施恩于教会的恩主。他与英格兰的灵魂和它的历史交流。

仪式结束后，亨利三世抛去简朴的服饰，换上光彩夺目的华服，它由珍贵的布料制成，缀有金属丝线和黄金。他头戴一顶朴素的金冠，册封自己的同母异父弟弟威廉·德·瓦朗斯和其他几位普瓦图与加斯科涅贵族为骑士。国王从教士—朝圣者摇身一变，成为骑士的领主。

尽管在威斯敏斯特宫墙之外，有许多人很怀疑，耶稣的圣血在髑髅地流下之后，已经过了十三个世纪之久，怎么可能保存下来，但亨利三世的虔诚仪式非常契合当时的风尚，是春季基督圣体圣血节（前一年，列日主教宣布基督圣体圣血节为一年一度的节日）的秋季版本。而且仪式的宏伟奢华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国王要求身在现场的马修·巴黎写一份记录。巴黎对典礼的富丽堂皇的描绘极尽笔墨之能事。但它在政治上起到了预期的效果吗？

呜呼哀哉，并非如此。尽管亨利三世在13世纪40年代创造了一个异彩纷呈的新的王朝神话，但随着他的统治进入第五个十年，他开始遭遇了一系列麻烦，其中大多数都是他自作自受。1258年，爆发了英格兰半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

西蒙·德·孟福尔原本打算再去参加一次十字军东征，但在1247年5月，他被说服放弃了这个念头。他被派去平定亨利三世海外领地的一个动荡不安的地区：加斯科涅。在1242～1243年远征普瓦图失败之后，亨利三世不得不对法兰西大陆的这个地区加强统治。加斯科涅对他还算忠诚。德·孟福尔被派去加斯科涅担任总督，拥有独揽专断的军政大权，可以半独立地统治该地，以保卫国王的利益，抵御加斯科涅边境周围各个势力的威胁：法兰西、卡斯蒂利亚、阿拉贡和纳瓦拉。

得到了这个新职位，德·孟福尔欣喜若狂。他在叛乱地区几乎大权独揽、独断专行，而且远离英格兰王国政府的核心。他起初的表现非常精彩，与该地区的大领主们结盟，在公国的边境周围建立起了一层外交护盾。但没过多久，他的资金就告罄了，于是开始树敌。以难以驾驭、犯上作乱的加斯东·德·贝阿恩为首的加斯科涅贵族不肯屈从于他的高压统治。德·孟福尔严厉地镇压了抵抗他的人。德·孟福尔没收了叛乱者的土地，摧毁他们的房屋，最糟糕的是，砍伐了他们的葡萄树——这是一个极其可怕的惩罚，因为该地区的主要收入来源就是葡萄酒。到1252年，加斯科涅民情激愤、怨声载道。

绝望之下，亨利三世将德·孟福尔召回，命令御前议事会对其审判。此事非常棘手，令双方都感到大受冤屈。德·孟福尔受到的指控非常严重。加斯科涅人控诉他是“臭名昭著的叛徒”，对人民敲诈勒索，将政敌囚禁并活活饿死。据马修·巴黎记载，德·孟福尔听到这些对他人格的攻击，感到自己受到了极大侮辱。他第一次听到加斯科涅人的指控时，向亨利三世怒吼道：“陛下的耳朵和心灵莫非倾向于这些逆贼？您莫非相信这些乱臣贼子，而不相信我——您的忠实臣子？”

亨利三世却漫不经心地回答：“如果你清白无辜，那么审查对你有什么害处？”

诸侯对德·孟福尔非常同情。他受审的时候，双方都直抒胸臆，毫不克制地让自己喜怒形于色。德·孟福尔怒火中烧地滔滔不绝，谴责亨利三世软弱无能，居然相信加斯科涅人的牢骚，然后询问国王：“谁敢相信，陛下是个基督徒？陛下是不是从来没有告解过？”

亨利三世冷冷地答道：“我告解过。”

据马修·巴黎记载，德·孟福尔悲愤地反驳道：“但如果不悔过、不赎罪，告解又有何用？”

在英格兰的权臣显贵和社会名流面前如此谴责这样一位虔诚的国王，是个糟糕的选择。尽管御前议事会判决德·孟福尔无罪，并且他还在一个短暂时期返回了加斯科涅，但他一在那里露面就会激起叛乱。亨利三世不得不亲自前往加斯科涅，大肆封赏一番才平息了骚乱，并做好让自己的儿子接管加斯科涅作为封地的准备。爱德华王子于1254年11月1日在卡斯蒂利亚的拉斯·乌埃尔加斯·圣玛利亚王家修道院与卡斯蒂利亚的埃莉诺结为伉俪。随后，亨利三世将加斯科涅公国封给了儿子，作为结婚礼物。这为加斯科涅的灾难性治理画上了句号。

作为安排的一部分，亨利三世向德·孟福尔付了一笔赔偿金，以弥补他失去总督地位而蒙受的经济损失。但国王对自己曾经的朋友的愤慨言辞很好地概括了随后十年中两人之间的敌意：“我此生最追悔莫及的事情莫过于允许你来到英格兰，以及允许你在英格兰占据土地和头衔。你的翅膀硬了，吃肥了，就来反抗我的权威。”

亨利三世自成年以来，就念念不忘要恢复金雀花王朝的遗产，将诺曼底、安茹和阿基坦收回到英格兰王室统治之下，但他却没有实现这宏图大略的经济实力。路易九世能够花15万里弗去买耶稣受难时所戴的荆冠，并筹措100万里弗巨款作为十字军东征的军费，而亨利三世为了每隔四五年发动一次简单的跨越海峡的战役，攒起钱来都非常吃力。

现实是无法逃避的：与他的祖先和竞争对手相比，亨利三世太穷了。他从在英格兰的领地，以及行政、司法和贸易中获取的收入，如果是在和平时期，并且管理得当的话，或许是足够了——事实上，在亨利三世没有在努力夺回自己遗产的时候，他的收入是相当稳定的——但却无力承担开展大规模战争、征服外邦的任务。

亨利三世竭尽全力去掩饰这个令人不快的现实。他的箴言装点着威斯敏斯特的“彩室”的墙壁：“不肯付出自己所爱，必不能得到自己所愿。”他希望自己的形象是一位慷慨大方、仗义疏财的君主，能够获得丰富的报偿。他非常喜爱宝石和闪闪发光的金属。他大量投资于建筑工程，并且花钱如流水地收藏艺术品和珠宝（但在13世纪60年代，他不得不将自己的很大一部分财宝典当）。像路易九世一样，他在旅行时极尽奢侈之能事，向自己最钟爱的宗教机构和圣所慷慨解囊予以捐赠，每天的弥撒都由身穿华服的教士主持。他在自己的私人房间内储藏黄金——这是欧洲正在看涨的货币——在成堆的金锭、金叶子和金粉中生活。但与路易九世（其年收入超过7万镑，差不多是英格兰国王的两倍）不同的是，亨利三世在光鲜的外表之下面临着严重的财政结构问题。

亨利三世自己没有足够的财力去发动成功的海外军事行动，因此他依赖对边缘群体（如犹太人）的没有定规的劫掠和赋税，而这些赋税必须在与最有势力的臣子们协商之后才能征收。我们已经看到，在1225年的协议签订后，亨利三世建立了以政治上的妥协交换征税权的原则。到13世纪40年代末，这种关系已经成熟，英格兰的权贵们已经开始认为，他们与国王的会议是合法且符合惯例的用于批评政府政策的场所。1236年，亨利三世将一起法律案件交给“议会”处理，于是这种会议后来就被称为“议会”。

1248～1249年，亨利三世四次请求议会批准征税，以资助西蒙·德·孟福尔对金雀花王朝旧领地的征服，均被否决。议会除了拒绝提供军费之外，还大声疾呼地抗议地区政府蔓延的腐败。亨利三世别无办法，只得出售王室珍宝来筹措资金，在1257年还进行了一次滑稽可笑的货币重铸（使用黄金而非白银作为货币），并大量举债，向强大的诸侯（包括他的弟弟理查）借款。因为诸侯坚决抵抗他征税的企图，亨利三世被迫去压榨其他的、管理不是那么严格的收入来源。他如今集中力量去搜刮骑士和地位较低的臣民。

在13世纪50年代，朝廷多次对犹太人征收沉重的摊派税，但利润越来越微薄。亨利三世的王室巡回法庭努力去填补这个空缺，更加卖力地从司法程序中榨取利润。郡长们常常是出生在外国、被朝廷空降到各郡的官吏，负责监管地方政府，在敛财时越来越贪得无厌。亨利三世会向自己的追随者授予多重郡长职位，全然不顾这种政策对地方政府造成的可耻的、破坏性的影响。郡长们与自己治下的人民毫无感情联系，对人民也无须负责，于是更加残酷地压榨和剥削他们。与此同时，王室大量贩卖封建豁免权，导致王室的横征暴敛在各地难以预测，并且很不均衡。这些政策中的多项直接违背了《大宪章》的精神，有时还悖逆了它的文本。

13世纪50年代一天天过去，亨利三世的政府又一次开始自相冲突。在宫廷，党争制造了许多麻烦，尤其是其中的一派是王亲国戚，前不久才来到宫廷，他们被称为吕西尼昂家族。

吕西尼昂兄弟——威廉和艾默尔·德·瓦朗斯是亨利三世的同母异父兄弟，他们是亨利三世的母亲——昂古莱姆的伊莎贝拉王后在第二段婚姻中和于格十世·德·吕西尼昂生的孩子。在1241～1242年亨利三世命途多舛的普瓦图战役中，吕西尼昂兄弟起兵反抗路易九世，因此法兰西国王对吕西尼昂家族非常仇恨。威廉、艾默尔和他们的兄弟居伊与若弗鲁瓦，以及妹妹艾丽斯在1247年来到了英格兰。亨利三世热情洋溢而大张旗鼓地接纳了他们，还在1247年10月13日威斯敏斯特的盛大典礼上册封威廉为骑士。国王明显偏袒一方的慷慨引起了普遍的怨恨，何况民众原本就不喜欢外国人。威廉·德·瓦朗斯除了被封为骑士外，还被安排与琼·德·蒙琴西（第一位威廉·马歇尔的外孙女）结婚，于是一跃成为彭布罗克领主，以及威尔士和边境地带许多采邑与城堡的领主。与此同时，艾默尔成了温切斯特的继任主教，而居伊和若弗鲁瓦都获得了一些监护权和金钱。但更重要的是，作为国王的朋友，他们常常能够为非作歹而逍遥法外。

吕西尼昂家族是一个小集团。他们一起来到英格兰，又作为一个整体被植入英格兰社会，就像王后的萨伏依舅舅们在13世纪30年代那样。但是吕西尼昂家族比王后的亲戚粗暴得多，行为举止也更招人讨厌，这两个集团之间也有相当程度的矛盾。在人们眼中，吕西尼昂家族傲慢自负、缺乏礼貌、凶暴野蛮、目空一切，而且生性好斗。即便是在暴力司空见惯的社会里，他们的行径也到了令人侧目的地步。艾默尔与王后的萨伏依舅舅——坎特伯雷大主教博尼法斯之间发生争端，导致吕西尼昂家族的一群支持者武装洗劫了兰贝斯宫，抢走金钱、白银和餐具，随后劫持了人质，匆匆赶往他们在法纳姆的城堡。国王依赖吕西尼昂家族借钱给他，于是没有认真处罚他们的此次不端行为，对其他违法犯罪也听之任之。事实上，国王的处理决定恰恰相反：1256年，亨利三世发布命令，要求不得执行针对他的宠臣们的司法处罚决定。这是政府的一次严重渎职，不足为怪地被视为直接违反了《大宪章》中“不得向任何人……拒绝或延搁……公正裁判”的条款。

到13世纪50年代，宫廷的诸侯和许多国民都认为，国王被他的新宠臣们玩弄于股掌之间，荒废了国政。一群诸侯后来在给教皇的信中写道：“若有人起诉吕西尼昂家族，期望得到判决……国王以最非同寻常的方式迫害原告。本应当是主持公道的法官一下子变成了可怕的敌人。”

至少在诸侯看来，亨利三世对亲戚的过分偏袒越来越违逆了他的基本义务：主持公道，尽可能做到让全体国民都能享有公义，并且尽可能地不偏不倚。他侵害了公共权威，贪图私利。尽管国王生性温和，但从古典政治哲学的角度看，他正在变成一位暴君。更糟糕的是，他还陷入了越来越深的妄想狂。13世纪50年代的最终问题发生在一个远离英格兰边境的岛屿：西西里。此事既突显了亨利三世对王权的概念，也暴露了他的愚蠢已经到了何种地步。

1250年，亨利三世决定参加十字军东征，于是他的外交政策发生了一个显著的转变。他在统治期间一直努力在东方建立一个反法联盟，尤其是和神圣罗马皇帝弗里德里希二世结盟（亨利三世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了皇帝），现在却改变了大政方针，幻想着派遣一支大军到中东，去帮助收复耶路撒冷。弗里德里希二世于1228年夺回了耶路撒冷，但在1244年，凶悍的花剌子模部族从遥远的东方纵马杀到，进犯这座城市，几乎将其夷为平地。路易九世于1248年加入了十字军东征，亨利三世打算效仿他。在短期内，他得以征收一笔十字军税，但这并非敛财的诡计。虔诚的亨利三世在宫殿里悬挂着狮心王理查与萨拉丁决斗的图画（这当然是虚构的，两人从未谋面），他真的在幻想，如果自己恢复了家族的圣战传统，他将赢得万世荣光。

但不幸的是，在沉溺于这些异想天开计划的同时，亨利三世在加斯科涅还有真实的义务，这消耗了他的时间，更重要的是，还花光了他的金钱。尽管他通过宗教税积累了一大笔资金，但到1255年的时候，为了恢复海峡对岸的秩序，这些钱差不多已经告罄。但国王依然雄心勃勃地要参加十字军东征。他没有放弃自己的宏图大略，而是调整了自己的目标，从“海外”转为离家更近的地方。1254年，教皇英诺森四世开始向全欧洲的君主们兜售理论上空缺的西西里王位，声称自己是该岛的封建宗主，因此有权将它转让。亨利三世看到了一个机会。他希望收复一个遥远的金雀花王朝领地，这个计划将会把他的东征热情和恢复失地的雄心结合起来。

亨利三世的姑姑琼（亨利二世和阿基坦的埃莉诺的女儿）在12世纪80年代曾是西西里王后，在90年代被国王唐克雷德二世囚禁。理查一世在东征途中将她解放出来，然后征服了西西里，给了唐克雷德一个教训。此后，西西里王国卷入了神圣罗马皇帝与教廷之间漫长的战争，成为席卷意大利和中欧的权力斗争的一枚具有战略意义的棋子。1254年，亨利三世派出使节，请求教皇将西西里王国封给他的次子埃德蒙。当年3月，教皇通过使节热情洋溢地批准了这个请求。

如果亨利三世的国库更充实，困扰他的其他问题少一些，并且他拥有更多的军事战略才干，那么为次子保障西西里或许还算是个实际可行的使命。不幸的是，他是个幼稚的幻想家，热衷于不切实际的空中楼阁。康沃尔伯爵理查是个惹是生非的刺儿头，但比国王要精明睿智得多。他在1252年也接到了请他出任西西里国王的邀请，他断然拒绝，并对教廷大使说：“你还不如对我说：‘我把月亮送给你，或者卖给你，你自己爬上去拿吧。’。”

不管怎么说，从1254年开始，亨利三世的东征计划演变为以教皇的名义征服西西里的义务。1255年5月，此事正式确定了。1255年10月13日，圣爱德华的节日，出席议会的权贵们得知，为了参加远征西西里的行动，亨利三世欠了新教皇亚历山大四世高达135541马克的债务，不禁瞠目结舌。这是令人头晕目眩的天文数字，差不多是亨利三世有可能从宗教税中征集的数目的三倍，而且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个数字离理查一世在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之后的赎金也相差不远。

诸侯得知，亨利三世将用这笔数额庞大、海市蜃楼一般的巨款资助一支军队，穿过法兰西，开赴西西里，取道阿尔卑斯山隘道（由于亨利三世和萨伏依家族的亲戚关系，他可以使用这些隘道），然后从意大利南部发动一场两栖入侵，夺取西西里王位。有鉴于亨利三世平庸的军事才干，这个计划的确是过于雄心勃勃了。雪上加霜的是，亨利三世还同意，如果他没有完成这些义务，英格兰将被处以停止圣事的禁令，他本人则将遭到绝罚。

局面真是一塌糊涂。然而，亨利三世对他的新事业却自信满怀、踌躇满志。他在正式宣布此计划时大张旗鼓。他接纳了西西里教士进入英格兰。1256年，他的弟弟康沃尔伯爵理查当选为德意志国王，于次年就任[1]。亨利三世认为自己在西西里计划中得到了一个有利的盟友，为之欢呼雀跃。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1257年3月，亨利三世将自己十二岁的儿子埃德蒙——所谓的西西里国王——引见给他的诸侯和高级教士们，令大家目瞪口呆。那孩子穿着全副阿普里亚[2]装束。

真相是，西西里冒险没有一个方面是实际可行的。“王国的贵族们悲哀地看到，仅仅一个人的头脑简单就将他们拖到了这样的败局。”马修·巴黎如此写道。亨利三世的新“十字军东征”不仅没有得到贵族们的支持，他还因如此鲁莽愚蠢的冒险遭到鄙夷。权贵们不愿意为他的计划付出一个铜板，并且一有机会就指出该计划的一连串漏洞。但亨利三世已经发誓要去征服这个实用价值微乎其微的遥远岛屿。而且他和父亲不一样，是打算信守诺言的。

到1257年，全国对亨利三世究竟有没有治国能力越来越感到怀疑。他的金库空空如也。吕西尼昂家族不得人心。亨利三世致力于完成疯狂的征服西西里的计划，将自己的王国和灵魂都抵押了进去，而没有任何办法偿付军费。教皇亚历山大四世在发出不祥的（尽管或许并非是完全当真）的威胁，要执行停止圣事的禁令和对国王的绝罚令。1258年，亨利三世希望能够发生奇迹，于是寄希望于诸侯会帮助他为西西里计划付账，将他们召集到威斯敏斯特的议会。但诸侯心意已决，要进行一场激进的改革。

如果有任何一个场景能够概括亨利三世在他统治的第四十年的心态，那么一定是在1256年，他命人在威斯敏斯特宫衣帽间内绘制的图画。衣帽间是一个非常私密的房间，国王在这里洗头，有时会在这里度过几个钟头最私密的时间。在这幅图中，国王的臣子密谋反对他，是一群狗营救了国王。亨利三世年幼时曾目睹父亲的王国遭受入侵。1216～1217年，孩提时代的他曾亲眼看到他自己的诸侯起兵反对他的家族，并且恳求一位法兰西王子来当他们的国王。四十年之后，英格兰诸侯又一次蠢蠢欲动，这些可怕的记忆显然又回来折磨他了。亨利三世终于证明自己的确是继承了约翰的血脉。

[1] 理查在德意志并无实权，仅数次到访德意志，也没有被教皇加冕为神圣罗马皇帝。

[2] 意大利南部一地区。

《牛津条例》

1258年4月30日清晨，一大群贵族、骑士和他们的扈从向威斯敏斯特宫的御座厅走来，甲胄和身侧佩带的宝剑铿锵作响。领头的是四个人：王后的舅舅萨伏依的彼得、格洛斯特伯爵理查·德·克莱尔、诺福克伯爵罗杰·比戈德和莱斯特伯爵西蒙·德·孟福尔（他越来越成为亨利三世最深恶痛绝的人物）。

这些人拂晓便已起床，对即将展开的冲突期待已久，高度紧张。他们走向亨利三世金碧辉煌的厅堂的大门时，深知自己将给国王送去的信息是非常不受欢迎的。他们此次前来，表面上是要回复国王前不久提出的让他们支援远征西西里的要求。但事实上，他们的目的是清君侧，将国王与佞臣吕西尼昂家族分隔，并处理一场已经无法继续忽视的政治危机。他们紧密团结起来，组成一个联盟，“互相帮助……对抗任何敌人，主持正义，杜绝无礼无义之事，挽救对我们的领主——英格兰国王和王权的信心”。

此时，英格兰陷入了一个可悲的乱局。1257年夏季，一种呼吸道疾病横扫全国，后来秋季又大雨瓢泼，毁掉了庄稼，随后又是天寒地冻的严冬，导致开春之后无法耕种土地。疾病和瘟疫在全境肆虐，村庄中有成千上万人饿死。“到处是肿胀而瘀青的死尸，三三两两地倒毙在猪圈内、粪堆上或泥泞街道上。”马修·巴黎记述道。

三周前，伯爵们及其追随者被传唤出席议会的时候，威尔士爆发了叛乱，叛军的领导者是令人望而生畏的格温内斯亲王——格鲁菲兹之子罗埃林[1]；教皇使节阿尔洛特仍在喋喋不休地威胁，如果国王不付清征服西西里所需的军费，就将执行绝罚令和停止圣事的禁令；吕西尼昂家族则肆无忌惮、横行霸道。4月初，温切斯特主教艾默尔的扈从杀死了重要贵族约翰·菲茨杰弗里的一名追随者，而亨利三世拒绝惩罚凶手。议会在威斯敏斯特召集以回应国王的新一轮募款要求时，诸侯普遍认为，国王已经无力制裁把持朝廷、为非作歹的吕西尼昂派系。

4月30日发生的事情被记载在蒂克斯伯里修道院的编年史中。这部编年史连续记载了这座修道院及全国的历史，其作者或许是从当天事件亲历者口中得知了当时的情况。“将近上午九点，贵族、权臣、伯爵、男爵和骑士们来到威斯敏斯特宫，”编年史家记载道，“他们将自己的剑放置在国王大厅的入口处，然后来到国王面前，忠顺有礼地向他致敬。”这些人可不是叛贼。他们在亨利三世面前表现出自己是英格兰王室的朋友，忠于王室理应代表的价值观。但亨利三世看到他们全副甲胄，还是不能释怀。剑或许被放在了门口，但一大群势力强大的诸侯身披铠甲出现在王座前，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

“诸位爱卿，这是为何？”他问道，“你们要俘虏我这可怜人吗？”

“并非如此，”诺福克伯爵答道，“但是，让可耻的普瓦图人（指吕西尼昂家族）和所有外邦人从陛下面前、从我们面前逃走，就像从狮子面前逃走一样，那么‘天上的上帝将尽享荣光，在陛下的土地上，善心的人们也将享有和平’。”

亨利三世或许很震惊，但肯定也有所预料。几乎所有人都仇恨吕西尼昂家族，而且冲到他面前的这些人或许还得到了王后的幕后支持。休·比戈德[2]说，他代表英格兰的所有诸侯，要求国王宣誓遵从他们的建议；他还要求组建一个包括二十四名诸侯的委员会，其中一半人由国王指定，一半由权贵们推选，亨利三世和爱德华王子应手按福音书起誓，要遵从这个委员会的决定；亨利三世还应许诺，不再尝试征税；他还应当将御玺——政府的终极工具——交给一名负责任的人士，此人将由二十四名诸侯的委员会选出。该委员会还将选举产生十五人的长期议事会，来辅佐国王的日程政务，同时议会将三年召开一次，以任命各部大臣。

这些要求真是非同寻常，但在这个4月的早上，国王似乎没有绕过它们的办法。诸侯们的集体政治意志是无法抗逆的。当天，亨利三世和他的儿子爱德华手按福音书起誓，唯比戈德马首是瞻。在灾难重重的十年之后，王权将由一个委员会来行使，其核心功能被交给了诸侯来掌控。

但是，这些诸侯的父辈在兰尼美德的经验表明，国王或许会在纸面上同意受到新的约束，但要具体执行这些约束，却有很多困难。亨利三世就像之前的约翰那样，签字画押之后就变了卦，努力利用自己任命二十四人委员会一半人选的权力，拼命把吕西尼昂家族的人往里面塞。但他这番努力没有奏效：他甚至连十二个仍然支持他的王权并且拥有足够的地位和衔级的人都找不到。八周之后，另一次议会在牛津召开。这座城镇挤满了斗争双方的骑士们，个个武装到牙齿，他们都打着讨伐威尔士的旗号，但实际上都是在那里准备应对全面内战的爆发。在牛津，亨利三世的抵抗瓦解了。诸侯们竹筒倒豆子一般数落他的罪过，并指控他没有遵守《大宪章》。“议会启动议程之后，权贵们的建议和不容改变的意愿通过了，坚定不移地要求国王真诚地遵守英格兰的自由宪章。”马修·巴黎记载道，“他们还要求任命一位首席政法官，以主持公道，扶助贫弱，无论对方富贵或贫贱，皆应不偏不倚。他们还就其他国政，为了国民的福祉、和平，以及国王与王国的荣誉，提出了一些要求。”

亨利三世和爱德华还发出了另一个誓言，即支持诸侯的改革。但吕西尼昂家族坚决拒绝放弃国王赏赐给他们的土地和城堡。诸侯斩钉截铁地告诉他们，如果他们继续抵抗，将会遭到严厉惩处。据马修·巴黎记载：“威廉·德·瓦朗斯最为气势汹汹。莱斯特伯爵（西蒙·德·孟福尔）回答他说：‘你不必怀疑，你要么交出从国王那里得到的城堡，要么掉脑袋。’”吕西尼昂家族惊恐万状，逃离牛津，躲到艾默尔的温切斯特主教辖区避难。这一年的晚些时候，他们被正式驱逐出境，但在此之前，按照编年史家的说法，议会“在犹疑不决、充满不确定性的气氛中”解散了。

诸侯在牛津提出的建议是征询了英格兰各郡的骑士们之后做出的，提出了涉及范围极广的改革。它的目的不仅是管理中央政府，还要处理郡一级的严重腐败问题。提出的措施被称为《牛津条例》，几乎和在兰尼美德签订的更为闻名遐迩的宪章一样，涉及了极广的范围。《牛津条例》规定，每个郡由四名骑士负责调查王室官吏的不端行为，并建立了二十四人委员会来监管王国政府。权贵们任命休·比戈德为首席政法官，而所有的主要王室官吏——从财政大臣和大法官到各郡的郡长，以及在各郡执行王权的执行吏、充公产业保管人和城堡总管——都将由议会任命。

1258年10月18日，诸侯以国王的名义向英格兰人民和爱尔兰臣民发布宣言，宣告业已建立的新秩序，要求人民恪守本分，遵守该秩序。集结在牛津的骑士们后来并没有出征威尔士，那里的战争被搁置了。宣言是用法语、拉丁语和中古英语起草的，这凸显了此次改革的全国普遍性质。宣言写道：“望我国子民皆知，我特此认可，我的诸位谋臣，或其中的大部分人，由我本人或国民选出；他们为了上帝的荣光，秉承对我的忠诚，为了国家的福祉，业已做出或即将做出的决断，理应坚定不移、世世代代永久有效。若有人胆敢违逆，我将命令所有忠诚臣民，视其为不共戴天之敌。”两天后，又发布了另一项宣言，核准了一个具体程序。根据此程序，每个郡将根据《牛津条例》，指派四名骑士调查王室官吏的腐败行为。

这两道宣言都是以亨利三世的名义发布的，但事实是，政权已经被从他手中夺走了。诸侯在骑士们（这些骑士将自己的利益写进了《牛津条例》）的支持下，牢牢地掌控了权力。亨利三世的朋友们被驱逐出境，在随后三年内，诸侯议事会执掌朝纲，诸侯的使节接管了与威尔士和法兰西的和谈，并努力说服教皇，请他忘记西西里那桩讨厌的事情。西蒙·德·孟福尔的地位非常突出，他在政治中心具有专横跋扈的影响力，虽然还算不是摄政，但在新政权中处于主宰地位。

亨利三世在遇到危机时往往会选择逃避，并沉溺于宗教。这一次他依然如此。牛津会议之后，他游览了自己最喜爱的圣所——圣奥尔本斯、贝里圣埃德蒙兹和沃尔瑟姆修道院，哀悼自己挚爱的亡女凯瑟琳，她出生时便有严重的残疾，在前一年夭折了，年仅三岁。在国王不理朝政的时候，诸侯继续加速改革进程。1259年10月发布的《威斯敏斯特条例》制定了法律和政府方面影响深远的改革计划，并设立了一个时间表，将会派遣巡回法庭，系统性地调查王室官吏的滥用职权和贪腐罪行。到1259年底，亨利三世已经到了不知所措、完全被架空的地步。

1259年12月4日，路易九世在巴黎的奢华宫殿的果园内，五十二岁的亨利三世跪在苹果树饱经风霜的枝干之间，站在他面前的是比他年幼七岁的法兰西国王、欧洲最圣洁的君主。这两个非常虔诚的男人将执行王权中最神圣的仪式之一。亨利三世花了很长时间才抵达巴黎，而且在前往巴黎途中，他试图每遇到一座教堂就停下来听弥撒，所以原本可能会更慢。就连路易九世也厌倦了英格兰国王的强迫症，于是命令将他途中的教堂尽可能都关闭，这才加快了他的行程。

亨利三世从来就没有快活过，现在是特别地庄严肃穆。尽管西蒙·德·孟福尔和爱德华王子强烈反对，诸侯议事会还是与法兰西缔结了和约。把两国之间的战争继续打下去对德·孟福尔本人有利；至于爱德华王子，虽然只有二十岁，但坚决抵制任何对王权的削减。和约的代价是非常沉重和苛刻的：亨利三世被迫向路易九世俯首称臣，永远放弃对帝国的权利主张，并承认自己是以一名法兰西贵族的身份，而不是以国王的身份，继续保有在法兰西境内的土地。当然，过去的英格兰国王也曾向法兰西国王臣服过——1156年，亨利二世在其征服的第一阶段曾向路易七世称臣，以便争取路易七世的支持，去镇压自己的弟弟若弗鲁瓦；约翰在登基之前，为了篡夺兄长理查一世的王位，也曾代表诺曼底向法兰西国王宣誓效忠。但这些仪式都不像亨利三世的臣服那样一边倒。

在典礼上，鲁昂大主教高声朗读《巴黎条约》的条文。他的嗓音回荡在整个果园。亨利三世放弃了对亨利二世和理查一世曾经统治的许多领地——诺曼底、曼恩、安茹和普瓦图——的权利主张。在法兰西南方，他仅拥有加斯科涅和他妻子的领地（在内陆，包括圣通日和阿热内，在波尔多以北和以东）。为了自己大大削弱的地位，亨利三世还不得不向路易九世“感恩戴德”，向其支付1.5万马克，并向法兰西国王提供五百名十字军骑士两年的军费。就这样，英格兰国王被接纳进了法兰西贵族的班列：他不再是一位只臣服于上帝的君主，而是一名公爵，受命于他的领主——法兰西国王。

聚集于此、见证仪式的人们离西方世界的一些最神圣的圣物遗迹只有几百码远：圣礼拜教堂收藏着耶稣受难时所戴的荆冠和真十字架的一个碎片。然而，在亨利三世跪在法兰西国王面前的时候，即便是周围环境的神圣和辉煌，也无法掩盖这样的事实：英格兰王政的一个伟大章节宣告结束了。

亨利三世一直到死都认为自己是个诺曼人和安茹人。但世人再也不能假装英格兰国王与勒芒、昂热、鲁昂或图尔这些城市有任何关联。就连独立于法兰西并以此为豪的阿基坦公国的残余部分，现在也被承认是一个封建采邑。亨利三世的诸侯确保了这一点。在离真十字架只有几百码的这座果园内，金雀花帝国从地理上、政治上和封建关系上被宣布寿终正寝。13世纪，整个欧洲的趋势是巩固和守成。路易九世完成了他的祖父腓力二世开启的洪业，将法兰西主权从佛兰德扩张到了图卢兹。在12世纪，欧洲版图瞬息万变，这种情况不复存在，疆界逐渐稳定成形。西西里的惨败表明，金雀花王朝统治的早期年代——当时它的王权和亲缘关系从苏格兰一直延伸到“海外”——在经济和政治上都已经无以为继。英格兰的视野变得狭窄了许多。

从某种意义上讲，《巴黎条约》是亨利三世统治最初四十三年中王政性质的根本性演变的必然结果。国王频繁地重新发布《大宪章》和《森林宪章》，以此换取在海外作战的资金，这就重新划定了王权的界限，重写了王权的规则，构建了国王与诸侯之间治理国家的一个新契约的基础。亨利三世异想天开、雄心勃勃地致力于收复在欧洲大陆的失地，这促进了上述的进程，使得他不断地与诸侯发生矛盾，最终导致诸侯发动了合法的“叛乱”，出现了《牛津条例》。国王和贵族的关系曾经是严格的等级制，现在却变成了合作伙伴的关系。王权被纳入英格兰政府的结构，虽然仍具有普遍性，但受制于越来越抽象的法律，如果误入歧途，就可能会受到诸侯的纠偏。

与亨利三世差不多生活在同时代的人对他的评价五花八门。1258年，教皇亚历山大四世恭维他是“极其虔诚的国王”。然而流传至今的是但丁对他的描述：一个头脑简单的人。他用荣华富贵和光辉灿烂将自己打扮为一位光荣的国王，但事实上他软弱无能，有艺术鉴赏力，对政治却毫无感觉，始终不能适应瞬息万变的形势，也不能有效地决断行动。他志大才疏，有雄心勃勃的计划，却没有执行的才干，因此陷入了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深重灾难。他身边虽然有一群良臣勇将，却往往在错误的时间从错误的人那里接受错误的建议。他缺乏理智和判断力，自己招来了麻烦之后，从来没有办法摆脱。而危机降临的时候，这位“极其虔诚的国王”一般会选择逃避，去游览他最心爱的圣所。亨利三世在幼年没有父亲相伴，又被母亲抛弃，在成长过程中始终没有机会观察和学习另外一位国王治理国家。他一生中都被他人支配，因此从一开始就是君主的糟糕人选，因为身为君王，需要极端的自信和自我约束。

奇怪的是，如果形势需要的话，亨利三世可以完美地扮演最高祭司的公共角色，而且显然乐在其中。他理解王权的形象应当是怎么样的，尽管他并不知道它应当如何运作。在他处于大危机的一个年头铸造的金币很能说明问题。这些金币作为货币是非常不合适的，上面闪耀着亨利三世的肖像，将他画作忏悔者爱德华（英格兰古老王政的代表）和未来的民族圣徒。这些钱币还企图将英格兰王权与神圣罗马皇帝的威严比肩，效法神圣罗马帝国的货币——奥古斯都金币[3]。亨利三世的思维很宏大，并且创建了一种对王室的崇拜，其具体表现为彩色玻璃画和檐壁雕刻、改建后变得令人叹为观止的威斯敏斯特宫殿和修道院，以及不计其数的王室宅邸，包括克拉伦登宫（在索尔兹伯里附近）。亨利三世的王朝宣传工作做得极好，这是他最珍贵的遗产。

但在1259年之后，他在很多方面已经是个彻头彻尾的傀儡。他老迈衰弱，受尽屈辱，被局势压垮。德·孟福尔和诸侯努力以国王的名义统治的时候，王权的核心逐渐但不可避免地从亨利三世转移到了他的二十岁的儿子——进取心很强而颇具军人气概的爱德华王子手中。爱德华要再等十年时间才能成为国王，他无疑是金雀花王朝的未来，如果这个显赫王族还能有未来的话。

[1] 即下文所说的“末代罗埃林”。

[2] 休·比戈德（约1211～1266）是第四代诺福克伯爵罗杰·比戈德的弟弟，反对派诸侯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曾担任首席政法官，但后来对西蒙·德·孟福尔的新政权不满，倒戈加入了保王党，参加了刘易斯战役。

[3] 指的是神圣罗马皇帝弗里德里希二世在位时发布的augustalis金币，在西西里王国铸造，在意大利普遍流通。正面为戴桂冠的皇帝胸像，反面为帝国的鹰徽。

刘易斯之战

1264年5月14日破晓后不久，一支小规模军队鸦雀无声地肃立在苏塞克斯郡刘易斯镇外的山丘上。他们兵力不多，但斗志昂扬。在前一宿夜深人静之时，他们溜过茂密的林地，占据了有利地形。现在他们做好了准备，要进行中世纪军事行动中最罕见的正面交锋。

这支军队仅有数百名骑兵，步兵和仆役的数量是骑兵的好几倍。清晨的太阳升起在天际时，他们俯视着下方人数众多的敌军。在从刘易斯小隐修院到附近城堡之间的将近一英里的战线上，一支王家军队正在排兵布阵，其中有一千多名装备精良的骑士，就像是为讨伐威尔士做准备一样武装到牙齿，还有数千名步兵，由王亲国戚指挥。他们怒火中烧，嗜血好战，一心要向这些玷污王权太久的逆贼复仇。叛军提出谈判。王军冷嘲热讽地拒绝了这个建议。他们说，除非叛军自己脖子上绕着绞索来投降，否则不会与其议和。

这支小小的叛军的指挥官是五十六岁的西蒙·德·孟福尔，他一条腿断了，所以是坐在大车上亲临战场的。自《牛津条例》签订以来，已经过去了六年，德·孟福尔仍然是国王的死敌。1262年，亨利三世从教皇那里获得了一份允许他不遵守《牛津条例》义务的诏书，德·孟福尔短暂地离开了英格兰。但在1263年，他又回国，率领一群诸侯发动了叛乱，因为他坚信只有用武力才能迫使亨利三世遵守《牛津条例》。从那以后，他无论行至何处，均不遗余力地煽动反对国王的烈火。年轻的贵族蜂拥而至，云集在他周围。他们对他的军事声望和对抗昏君的决心肃然起敬。敌视亨利三世的作家们将他描述为昏庸堕落、败坏国家。战争起初进展良好，叛军成功地占领了英格兰南部的很大一部分地区，但在1月，战局转为对保王党有利。亨利三世和爱德华在牛津召集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在一系列攻城战中打击了德·孟福尔的叛军。到复活节，王军已经收复了大部分地区，只有伦敦还被叛军占据。德·孟福尔打算在刘易斯最后摊牌。

这是一个绝望的行动。英格兰本土已经近五十年没有打过正面交锋的对决了。与主要的战争模式——攻城和劫掠——相比，正面交锋浪费兵力，不确定性太大，而且非常混乱。中世纪的军事指挥官们都努力避免两军对垒，因此双方都很少有骑士曾经参加过这样的作战，或许一个人也没有。两军在山丘边缘面对面的时候，算总账的时间显然已经到了。德·孟福尔部下的衣服上配有白色十字徽记，个个摩拳擦掌，士气高涨。王军的情绪则坚定不移、不肯让步，这也反映了其指挥官——爱德华的精神。

爱德华王子此时还差一个月就到二十五岁生日了。在诸侯起事反抗他父王的六年中，他已经目睹了太多的暴力流血和棘手难题。他曾亲眼看到父亲挣扎反抗德·孟福尔遏制和改革王权的企图，还见证了父亲的君主特权的瓦解。叛乱诸侯为了控制王室，迫害王族中被他们认为影响太坏的成员，将法律强加于国王。

爱德华对于改革的态度是反复无常的。1258年，他站在自己的吕西尼昂亲戚一边。次年，他又与改革派结盟。在1260～1263年，他还改换了三次阵营。但到了1264年，爱德华是一位铁杆的保王党。

《刘易斯之歌》的作者大体上概括了爱德华对他的敌人的看法：在德·孟福尔的影响下，“曾经侍奉国王的英格兰民族，如今堕落败坏了，颠倒了自然的秩序，统治着国王和他的儿女”。在战斗的前一天，爱德华命人将一封信送到德·孟福尔军中，指控这位伯爵是“奸诈的逆贼、说谎的恶徒”，并向叛军发誓，“从此刻起，我们将以全副精神和力量，寻找一切机会，竭尽我们所能，去伤害你们的身体和财产”。爱德华负责指挥军队的右翼，在他借宿的刘易斯城堡前方。围绕在他身边的是一群好战的边境领主——来自威尔士边境的久经沙场的诸侯，爱德华在少年时代便与他们交好。他的叔叔——康沃尔伯爵理查作为德意志国王的地位垮台后，便返回了英格兰，现在指挥着中军。爱德华的父亲，亨利三世国王亲自统领左翼，在小修道院前方。

面对爱德华的是一群来自伦敦的叛军。他们不是军人。在爱德华看来，这是一群不堪忍受的乌合之众。前一年，爱德华的母亲，即王后，在伦敦街头被暴民用垃圾投掷，这是奇耻大辱。战斗打响之后，爱德华的骑兵发出一声振聋发聩的咆哮，向这些伦敦人杀去。

爱德华率领骑兵奋勇冲锋，声势极其猛烈，足以佐证他是一位热爱近距离混战的经验丰富的好骑手。他少年时在国外度过了多年，在欧洲贵族举办的时髦的比武大会上拼搏良久。现在的混战是真实的，而不是比武了。他的攻击如此凶悍，轻松地冲垮了对方的骑兵，将其驱赶过山谷，一直追杀到乌兹河边。他们把叛军战线杀得七零八落，继续追击溃败的伦敦人，在苏塞克斯乡间一直追逐了好几英里，他们触手可及的敌人非死即伤。爱德华的人马重新集结并返回战场的时候，已经过了中午时分。他们所向披靡，因此估计剩余的叛军都已经被斩杀殆尽或者俘虏。然而，他们看到的却是王军土崩瓦解的惨状。

爱德华离开己方战线，去追击叛军的左翼，这导致战局转为对王军不利。亨利三世的左翼在叛军的冲锋下败退到了小修道院的墙后。康沃尔伯爵理查率领王军的中路[1]猛攻敌人，但冲到高地上之后发现自己被包围了，于是不得不躲避在一座磨坊内。爱德华返回战场时听到叛军粗哑地唱着歌，对他的躲在这临时城堡内的叔叔大发嘲讽。爱德华还得知，他的父亲也被包围，实际上已经被打败。

王军蒙受了一场可耻的惨败。唯一务实的解决方案就是谈判投降。德·孟福尔威胁说，如果国王不投降，他就会把俘虏来的贵族，包括康沃尔伯爵理查，尽数斩首。这既突出了他用意的严肃，也表明英格兰政治瓦解到了多么令人胆寒的地步：自威廉一世在11世纪将瓦尔塞奥夫伯爵斩首以来，还不曾有一位英格兰贵族被处决。德·孟福尔提出，可以给亨利三世自由，并保留名义上的国王头衔（为了防止国家陷入彻底的无政府混乱状态，这是必须的），条件是，必须交出爱德华和他的堂弟——日耳曼的亨利[2]（康沃尔伯爵理查的长子）作为人质。

在战役当天敲定的和约被称为《刘易斯协定》。它的政治条款恢复了《牛津条例》，尽管对其做了一些缓和处理，并要求爱德华的许多边境领主盟友到议会受审。有几个问题被交给法兰西人仲裁，而爱德华和日耳曼的亨利被囚禁起来。亨利三世仍然是国王，但无权指定自己的内廷幕僚人选。他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更加是一个傀儡。国王背后的实权不再由一群诸侯的广泛同盟掌握，而是控制在西蒙·德·孟福尔一个人手中。

[1] 原著中对王军的左中右三路描述混乱，这里参考了维基百科上的Battle of Lewes条目。

[2] 日耳曼的亨利（Henry of Almain）之所以被称为“日耳曼的”是因为他父亲是德意志国王，其实他本人和日耳曼没有多大关系。Almain来自法语Allemagne，即“日耳曼”。

从牢狱生涯到伊夫舍姆

1264年对金雀花王朝来说是跌至谷底的灰暗时期。刘易斯战役之后，国王被带回伦敦，虽然享有自由，但丧失了所有权力。埃莉诺王后被流放。她在法兰西筹划征集一支军队夺回王国，但徒劳无益。爱德华王子、日耳曼的亨利和康沃尔伯爵理查被德·孟福尔授意严密监禁起来，起初被关押在多佛尔城堡，后来转到了沃灵福德。英格兰依然动荡不安、暴力横行，治理得非常糟糕。刘易斯战役之后，内战仍然在继续，这一时期的编年史包含了许多这样的故事：乡村被纵火焚烧，城堡遭到围攻，国家四分五裂，人们严密防守海岸，以抵御外敌入侵。

德·孟福尔获得近似王权的军政大权，原非他的本意，他感到自己的任务非常棘手。他是个私有产业的领主，却要努力去掌控一个公职。尽管他挟天子以令诸侯，且控制着国玺，但他的统治权却来自这样的事实：他在战场上打败了自己的主公。他的天性就容易造成不和。爱德华与边境领主们——如威格莫尔的罗杰·莫蒂默爵士、罗杰·克利福德和罗杰·利伯恩——缔结了紧密的私人友谊，而这些人都是德·孟福尔政权的死敌。曾在刘易斯与德·孟福尔并肩作战的愤怒的年轻贵族们渐渐远离他的朝廷，于是反对派的数量很快开始猛增。在军事胜利之后，他们发现德·孟福尔的政府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德·孟福尔的政府和亨利三世与吕西尼昂家族沆瀣一气时一样以权谋私、朋党为奸，甚至比以往更严重。不管是以保障安全为借口，还是为了谋取自己家族的私利，德·孟福尔在分配胜利的战利品时都不公平。他将从保王党手中夺来的许多土地、辖区和城堡纳入了自己和两个儿子（亨利和小西蒙）囊中。

异议最多的是二十岁的格洛斯特伯爵吉尔伯特·德·克莱尔[1]。1262年，国王势力恢复的时候，德·克莱尔被褫夺了继承权，于是他加入到德·孟福尔那边。在刘易斯战役中，他在叛军阵营中作战骁勇，战功卓著，于是得到了一个政府高位的奖赏，这个位置与他作为格洛斯特伯爵的强大势力（在英格兰全境拥有广袤土地）是相称的。但他很快就对德·孟福尔的独裁专断产生了保留意见。他不赞成他雇佣外国骑士的做法，尤其反对将爱德华囚禁在狱中。为了缓解他的这些担忧，德·孟福尔在1265年3月将爱德华释放，但是条件非常苛刻：爱德华丧失了绝大多数王室土地，这些土地都被德·孟福尔家族夺走；另外，尽管他不再被囚禁在城堡牢房内，但德·孟福尔的儿子亨利始终在他身边监视。到1265年初，格洛斯特伯爵和很多像他一样的人开始害怕，或许德·孟福尔家族的意图远远不只是改革，说不定在图谋篡位。

1265年2月，格洛斯特伯爵离开了德·孟福尔的宫廷，向西行进，前往自己的威尔士领地，借口说这些领地正遭受格鲁菲兹之子罗埃林的蹂躏。4月，他拒绝参加一次比武大会，到5月已经很明显，他已经彻底背弃了德·孟福尔的事业，开始与保王派的边境领主们一同筹划营救爱德华，推动保王党的事业。在新的条件下，爱德华受到监督，但相对自由，可以接待访客。5月28日，他骑马来到赫里福德，这里正是英威边境地带的心脏。他的监管人兼狱卒亨利·德·孟福尔像往常一样陪伴在他身旁，但爱德华的一些骑士朋友也加入了他的队伍，包括格洛斯特伯爵的弟弟托马斯·德·克莱尔。爱德华此次出行时情绪高涨，似乎困扰他的所有问题都不足挂齿。这些青年骑行的时候，开始玩一个游戏：每个人都被允许试骑所有的马，以判断哪一匹马的速度最快。

这个游戏虽然好玩，但还有一个更实用的目的：让爱德华找到最适合帮助他逃跑的坐骑。他找到了最快的马之后，没有浪费片刻时间。他狠踢坐骑的身侧，向监视他的人喊道：“诸位大人，后会有期！代我向父王问候，告诉他，我希望很快就能见到他，给他自由！”就这样，他以娴熟的骑术纵马奔向远方，几位已经知晓逃跑计划的朋友陪同他扬长而去。他们与藏在附近树林内的罗杰·莫蒂默爵士会合。他们一起骑马赶到莫蒂默在威格莫尔的城堡，然后前往拉德洛。在那里，爱德华与格洛斯特伯爵会面，向他发誓，如果他们能够除掉德·孟福尔，他一定会恢复古老的优良法律，废止恶风劣俗，驱逐外国人，并将政府交还给英格兰人。这个诺言差不多与1258年诸侯冲进威斯敏斯特宫时向他父亲提出的要求一模一样。爱德华终于找到了他的中庸之道。

爱德华与格洛斯特伯爵之间的共识形成了一个新的王室联盟的基础，这个联盟还包括以威廉·德·瓦朗斯[2]为首的流亡归国的保王党人和许多边境领主，这些领主们始终把德·孟福尔政权看作休伯特·德·伯格和彼得·德·罗什的贪得无厌统治的又一个版本。他们将在自己的领地，即英威边境地带作战。德·孟福尔匆匆召集军队以抵抗东山再起的保王党人时，爱德华的部下已经构筑起了防御工事。他们摧毁了塞文河上的所有渡口，切断了英格兰的大部分地区，将德·孟福尔困在塞文河的西岸，也就是属于威尔士的那一岸，于是限制了战场的规模。

夏季，双方的最后决战一触即发。在威尔士，德·孟福尔（他仍然控制着国王）被爱德华的军队打得狼奔豕突；他拖延时间，从格鲁菲兹之子罗埃林那里借兵，同时他的儿子小西蒙从东面派来了一支骑兵增援部队。德·孟福尔家族处于守势，被保王党联军穷追猛打。由于好斗的爱德华王子亲临一线，保王党军队士气大涨。

8月1日，王军在凯尼尔沃思攻击小西蒙。小西蒙的军队驻扎在英格兰中部的这座大型要塞中，而他本人则住在邻近的小修道院。小西蒙的部下以为爱德华的人马还在伍斯特，离他们还远，因此毫无戒备。他们并不知道，爱德华和格洛斯特伯爵在他们当中安插了探子，包括一个叫作马尔格斯的女扮男装的人。黎明时分，小西蒙和他的部下还在呼呼大睡的时候——严格地说，小西蒙其实已经醒了，但还没穿好衣服——修道院门外响起了马蹄声。小西蒙光着身子抱头鼠窜，逃离战场，躲进了城堡，救了自己的性命。但他的许多骑士就没有这么临场应变的机智了。他们和他们的军旗都被王军俘获。

德·孟福尔得知儿子的支援部队遭到袭击时，不禁大吃一惊。危机已经迫在眉睫。他匆匆将自己军队的两支会合起来，逃离这个四面受敌的危境。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渡过塞文河的地方，然后向东进逼伍斯特。爱德华的军队就在几英里外。8月3日夜间，德·孟福尔又一次开拔，这次是向南，前往伊夫舍姆。

次日，德·孟福尔的部下在伊夫舍姆修道院（位于埃文河的一个河弯处）稍事停留，并用早餐。在他们头顶上，天空漆黑，阴云密布。一场雷暴雨正在酝酿。塔上安排了一名瞭望员，透过阴云去观察，等待爱德华或者小西蒙的军队接近。天亮三个钟头之后，地面上响起欢呼声。远方出现了小西蒙的军旗。他们得救了。

真的得救了吗？瞭望员从高塔上发出致命的讯息：赶到的并非小西蒙的军队，而是爱德华的人马，打着从凯尼尔沃思俘虏的小西蒙旗号。

德·孟福尔匆匆跑上瞭望塔，观察爱德华军队的逼近，只见他们的铠甲上佩戴着红色十字徽记，这是模仿刘易斯战役中叛军的白色十字徽记。德·孟福尔伯爵对王军的纪律森严和整齐的进军步伐肃然起敬，以他典型的恢宏风格宣布道：“以圣雅各的臂膊起誓，他们的行军很好。他们这不是自己学来的，而是从我这里偷师。”这不仅仅是一位指挥官的自傲。德·孟福尔知道，对方的机动胜过了自己。

他无路可逃。在埃文河南岸，莫蒂默率领一支队伍守株待兔，堵死了通过桥梁逃跑的道路。德·孟福尔的部下被困在河弯内，目睹着爱德华的军队进入各自的阵地，占据了修道院以北的制高点——绿山。德·孟福尔的士兵们面对王军，毫无惧色，尽管对方的兵力是他们的三倍。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他们仍然控制着亨利三世国王，且他就在军中，爱德华的部下或许会因此而束手束脚。决战就在眼前。德·孟福尔和他的部下静候战斗打响。

他们不需要等多久。乌云消散，大雨瓢泼而下，浸透了战场，爱德华的军队发动了进攻。

在寒冷刺骨、浑身湿透的条件下，双方都打得非常英勇。德·孟福尔在他漫长的军事生涯中始终勇往直前、作风凶悍，此时仍然如此。但是王军兵力雄厚，再加上爱德华和格洛斯特伯爵指挥有方，德·孟福尔被打败了。他不得不目睹他的年轻骑士们被从坐骑上拉下刺死。他的儿子亨利战死，另一个儿子盖伊被俘。国王身穿德·孟福尔军的铠甲，因此在战斗中也负了伤。他拼命向企图杀死他的骑士呼喊自己的名字，才幸免于难。

德·孟福尔本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一个独立于爱德华军队主力的十二人小分队在战场上游弋，唯一目标就是找到并杀死这位伯爵。最后，罗杰·莫蒂默找到了他，将长枪深深刺入德·孟福尔的脖颈，将他当场杀死。随后，他的尸体遭到了令人作呕的摧残。各郡的郡长和伦敦市长得到消息，“莱斯特伯爵的头颅……被砍下，他的睾丸被割掉，悬挂在鼻子两侧；他的头就这样（作为战利品）被送到威格莫尔城堡的罗杰·莫蒂默爵士的夫人那里。他的两手两脚都被砍掉，送到不同地方，交给他的敌人们。这是对死者的莫大亵渎。只有他的躯干被埋葬在伊夫舍姆（修道院）”。出人意料的是，仅仅几周之内，国内就兴起了对德·孟福尔的崇拜，把他视为圣徒。传说他的墓地和他阵亡的战场上都发生了许多神奇的异象。

这一天落幕的时候，战场上遍布贵族的死尸，这些骄傲的大人物就这样倒毙在夏季的倾盆大雨中。德·孟福尔、他的儿子亨利，以及叛军的主要领导人，如亨利·德斯潘塞、拉尔夫·巴西特和彼得·德·孟福尔都死了。还有更多的人被俘或负伤。国王欣喜地与儿子爱德华团圆，然后被送到格洛斯特城堡和马尔伯勒城堡休养。在那里，他按照惯常的方式忙碌着，为教堂祭坛收回圣餐盘。

英格兰的权力被转移到另一个近似国王的人物手中。但这一次掌权的是一位有王室血统的王子。此前，在英格兰13世纪中叶互相争斗的各派系间，爱德华王子长期摇摆不定。此时，他比以往更接近了政治中心。他还不是国王，甚至也不算是英格兰政府中的主导人物。但在从刘易斯战役到伊夫舍姆战役的十四个月中，这位王储已经证明，他是一位务实的政治家和勇猛的战士。

[1] 这是第七代格洛斯特伯爵。下文中班诺克本战役中阵亡的是他的儿子第八代伯爵，也叫吉尔伯特。

[2] 即吕西尼昂家族的领头人之一，亨利三世的同母异父弟弟。

豹

这位年轻的王子在13世纪60年代受到世人关注，被他的同时代人视为一个难解之谜。他在英格兰长大成人，曾深深卷入他父亲统治时期的政治动荡。有些人认为他英勇无畏，有些人却说他是个可耻可鄙的变节者。马修·巴黎记载道：“爱德华身材魁梧，英勇无畏，极其孔武有力，”但民间也流传着一些丑恶的故事，说他是个愚蠢的青年；他的支持者未经允许便擅自闯入沃灵福德和萨瑟克的小修道院，伤害在路上遇到的陌生人，还偷窃英格兰百姓的粮食；他是一位风光无限的王子，酷爱比武，但本性轻浮且残忍。

爱德华的外貌令人难忘。尽管他孩提时代病病怏怏，但成年之后却身高6英尺2英寸[1]，比其他所有人都高一个头。苏格兰人后来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作“长脚王”。他胸膛宽阔，强健有力，这副体格是在比武赛场上长期磨炼出来的。他自十七岁起就参加比武。爱德华十五岁时与卡斯蒂利亚的埃莉诺结婚，这位王后比他小两岁。他是一位多产的父亲，也是溺爱妻子的丈夫。他从性情上是一位凶悍的军人，很像他那著名的伯祖父——狮心王理查。在爱德华的少年时代，他的宫殿和猎苑墙壁上到处是狮心王理的肖像。他满头金发，从父亲那里遗传了一个耷拉的眼睑，拥有金雀花家族的暴躁脾气，或许是整个家族历史上脾气最坏的一位。据说，他有一次大发雷霆，把一个人活活吓死。在从德·孟福尔家族手中逃脱以及前往伊夫舍姆途中，他表现出自己是一位富有感召力的领袖，也是一位极具军事才华和睚眦必报的征服者，会毫不犹豫地对被打垮的敌人施加凶残的暴力。

因此，他声望极高，但得到的并不完全是美誉。在诸侯战争之前的政治危机中，爱德华是个朝秦暮楚的骑墙派，赢得了狡猾政治家的名声。在他父亲的派别与改革派之间的斗争中，他多次改换门庭，但这并不能说明他是个阴险奸诈之徒，而是因为他的确感到困惑不解和难以抉择，毕竟他和母亲那边的萨伏依亲戚和父亲那边的吕西尼昂宠臣的关系都很亲密。但是，人们不会轻易忘记他的反复无常。在诸侯战争中，爱德华经常为了夺取政治或军事优势而食言背信。1264年的格洛斯特攻城战（这是伊夫舍姆战役之前的一次重大军事行动）中，他仰仗包围该城的叛军的骑士风度，逃脱了被俘的命运，但随后马上就背弃了停战的誓言，将该城的居民扣为人质，索取赎金。

因此，在他的支持者和攻击者眼中，年轻的爱德华都不是一位狮心王，而是一只豹子，凶猛而易变。他加冕时的一首颂扬他的歌曲将他描述为“像豹子一样好斗，像芳香油膏一样甜美”。支持德·孟福尔的《刘易斯之歌》作者则对此阐述道：“他的骄傲和凶猛像狮子；他的反复无常和生性易变却像豹子，从不信守诺言，用甜言蜜语为自己开脱。”

爱德华在伊夫舍姆得胜之后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帮助医治父亲的满目疮痍的王国。德·孟福尔家族的人或许在伊夫舍姆战役中死亡或者被打散了，但国家还处于内战的状态。在重建国王政府的过程中，爱德华、他的弟弟埃德蒙[2]和他们的表弟日耳曼的亨利（他此前被叛乱诸侯的狱卒送到国外，因此错过了伊夫舍姆战役）这样的保王党人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他们的任务并不轻松。全国各地都有小股叛军的据点。1265年9月，亨利三世在温切斯特举行的议会上发表了非常有争议的说明，宣布所有孟福尔派叛乱者都将被永久剥夺继承权，他们的土地将被分配给证明了自己对王室忠诚的人。

熟悉金雀花王朝历史的人会向亨利三世指出，他的祖父亨利二世在12世纪50年代为了医治分裂的王国的创伤，施行了迥然不同的政策，在1173～1174年的大叛乱之后为了团结和睦也特别宽大为怀。对曾经挑战自己的诸侯，亨利二世给予的是公道、和平与和解，于是平定了蒙受大灾大难的王国。亨利三世现在做的完全相反：他拒绝接纳曾经反叛他的人。他一下子就毁掉了差不多三百个家族。这不会让国家安定，只会促使失败者愈发心怀不满，而保王党人更加睚眦必报，这最终延长了反对亨利三世的叛乱。

爱德华在伊夫舍姆战役之后的所作所为是非常典型的自相冲突。战斗结束后，看到这么多人丧命，他怆然泪下。在随后几天内，孟福尔派的一些主要叛乱者哀求他开恩，不要剥夺他们的继承权，他对这些人的处理很宽大。但在亨利三世宣布向叛乱者报复之后，爱德华违逆了自己本能的理智，和他的支持者一道索取奖赏。1265年秋季，朝廷开始论功行赏，将叛军的财富重新分配。在这种非常值得怀疑的再分配过程中，王子始终站在他父亲那边。在伦敦，亨利三世无情地剥夺了不忠诚市民的财产，爱德华接受了其中一部分战利品。爱德华的一些支持者得到了被没收充公的反叛者宅邸，而爱德华接管了一名非常有价值的俘虏：伦敦市长。

在英格兰全境，各处都有土地和财产易手，许多被剥夺财产的反叛者啸聚山林，组成游击队一样的群体，在户外生活，就像民间歌谣中的罗宾汉的队伍。孟福尔派抵抗的主要中心是凯尼尔沃思城堡，但到1265年圣诞节，全国各地都出现了叛军据点。爱德华南征北战，鞍马劳顿地四处奔波，去扑灭抵抗的火焰。这些落难的叛军后来被称为“被剥夺继承权者”。爱德华指挥了清剿叛军的许多军事行动。他渐渐认识到，与嗜血的残酷镇压相比，和解是更有力的工具。12月，他在林肯郡埃克斯霍尔姆的沼泽地带发现了一群叛军在扎营，说服他们投降，避免了流血冲突。随后，他与罗杰·利伯恩一起平定了五港同盟（英格兰东南沿海的五座城镇的集体名称）：黑斯廷斯、桑威治、新罗姆尼、海斯和多佛尔。罗杰·利伯恩的攻城战术非常有效但残暴，爱德华对其加以缓和，向叛军许诺，他们只要臣服，就能得到赦免和自由。

不幸的是，爱德华和平解决争端的努力受到了很大掣肘，因为亨利三世缺乏理智，渴求报复。到1266年复活节，英格兰的一个狭长地带，从东安格利亚到英格兰中部，又爆发了叛乱，于是军事镇压又一次成为唯一可行的手段。5月底，在汉普郡的埃尔顿树林，爱德华与叛军将领亚当·格登（一位经验丰富的骑士）单挑，打败了这支叛军。尽管这次对决的政治意义很有限，但却成了内战的一个较为令人难忘的插曲。两人是在一片林中空地上决斗的，爱德华的支持者们在一旁观战，与他之间有一条壕沟隔开。这场非常浪漫的决斗的故事后来得到了许多美化。据说，爱德华对格登的高超武艺肃然起敬，在战斗结束后将他纳入自己麾下，并赏赐给他一笔金钱。真相是，爱德华把格登打得俯首称臣，绞死了他的叛军朋友们，然后将这名被打败的骑士交给了自己的母亲，即王后。格登不得不付出极大代价，从王后那里赎回自己的自由和财产。

王军虽然进展缓慢，但地位越来越稳固，到仲夏时节便开始进军凯尼尔沃思大城堡。这座巨大的要塞是约翰国王建造的，后来被西蒙·德·孟福尔加以巩固，几乎无懈可击。城堡被宏伟的高墙、防御工事和一座巨大的人工湖环绕，驻扎着一千多人。要突破防御，可能需要几个月时间去开展肮脏的工程。王军调来了投石机和巨大的木制攻城塔（内设可供弓箭手射击的平台）。攻城现场由爱德华的弟弟埃德蒙指挥，到处是工兵和技师。王军从切斯特调来特制的驳船，尝试从湖上攻击城堡。攻城者在要塞墙外大规模征集兵员，导致英格兰中部各郡的粮食供应都穷尽了。但爱德华的士兵在这场战斗中没有多少用武之地。他在东安格利亚继续镇压孤立的叛军，并和妻子一起愉快地度夏。她在7月14日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儿子。王储夫妇给这个孩子取名为约翰，以此向诸侯挑衅。

在代价昂贵、损失惨重的几个月围攻之后，王军发现，让凯尼尔沃思屈服的唯一办法就是等待守军粮食耗尽，这个痛苦的过程可能要持续一年多。“被剥夺继承权者”仍然在英格兰各地制造麻烦，于是保王党人不得不采纳和解的策略。其中政治头脑最睿智的就是教皇使节奥托布奥诺，他和日耳曼的亨利一起领导一个委员会，起草了一份和约，目标是让叛军离开臭气熏天的要塞与保王党人和解（这些叛军的土地和财产已经被封赏给了保王党人）。他们联手起草了《凯尼尔沃思声明》。这份声明有四十一条，由英格兰的主要保王党主教和诸侯向国王、全国人民和神圣的教会发出。它捍卫了国王“自由地行使其宗主权、权威和王权，不受任何阻碍和冲突”的权利，但请求他“任命公正廉洁、不谋求私利、追求上帝的认可和正义的人士，去主持公道，裁断案件”。在强制性地要求国王遵守《大宪章》和《森林宪章》之后，声明继续指出了让追随德·孟福尔的反叛者恢复社会地位和产业的办法：“应采取的手段并非剥夺继承权，而是救赎。”它允许“被剥夺继承权者”赎买原属自己但已经被没收的土地，或者能买得起多少就买多少，但是代价非常昂贵，是地价的五倍至七倍，赎金应当交付给这些土地被朝廷没收之后授予的保王党人。这些条件固然还非常严苛，但至少是提供了一个恢复和平的机制。1266年10月31日，这份声明在城堡护墙前被公之于众。城堡守军污秽不堪、瑟瑟发抖并且饥肠辘辘，在12月中旬投降了。

这是走向和平的重要一步。和平是通过共识和谈判达成的，而非血腥的军事镇压。春季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危机，格洛斯特伯爵侵犯伦敦，抗议朝廷处理“被剥夺继承权者”的政策——“被剥夺继承权者”必须先交付全部罚金，才可以重返自己被没收的领地。好在奥托布奥诺和康沃尔伯爵理查加以干预，危机被化解了。奥托布奥诺说服了英格兰比较富裕的诸侯捐款资助“被剥夺继承权者”，而康沃尔伯爵理查通过谈判为《凯尼尔沃思声明》增加了一个修正案，允许反叛者立刻返回家园，而不是在付清罚金之后。格洛斯特伯爵被劝服从都城撤军，亨利三世得以返回伦敦，于是平定全国的进程算是真正启动了。

亨利三世和爱德华现在致力于和解，于是在1267年9月颁布了《蒙哥马利条约》，作为《凯尼尔沃思声明》的后续，将极大的封建权力交给格鲁菲兹之子罗埃林，借此与威尔士媾和。这位威尔士王公曾与德·孟福尔结盟，在诸侯战争的风雨飘摇的年代里，建立了对格温内斯的主宰权。英格兰朝廷没有强迫罗埃林签订丧权辱国的和约，而是将威尔士西北部的大片土地交给他，以换取2.5万马克的贡金。这对爱德华来说是极大的代价，因为它有效地削弱了他在英威边境之外的势力。后来他登基之后费了很大工夫才逆转了这个局面，恢复了英格兰对威尔士的控制，但在1267年，为了和平，他不得不咬紧牙关，表示同意。

两个月后，朝廷颁布了《马尔伯勒法令》，这是和解与改革的最后支柱。爱德华批准了此法令，但可能没有具体参与其中。这道法令是一整套范围极广、影响深远的法律条款，涉及了1258年以来一直是探讨话题的政府工作领域。《马尔伯勒法令》在其序言中承认“英格兰王国近期深受诸多磨难和毫无益处的纷争之苦，急需对其法律规章加以修正，以保障人民的和平安定”。法令正文分为二十九章，极其详尽，涉猎极广，探讨了诸多法律问题，从法庭的司法权限到王室司法在土地纠纷中的最高权力，到监护权、特许状撤销和集体罚金。法令的文字有很高的技术性，涉及程序、先例和司法权限。这并不是像《大宪章》那样裁定根本性原则的法令，但启动了一个法令改革的漫长进程，这个进程将会一直延续到该世纪末。

爱德华时年二十八岁，接近盛年，他仍然更热衷于南征北战，而不是制定法律。颇为矛盾的是，现在王国开始了疗伤的进程，他的用武之地却越来越少了。英格兰朝廷与叛乱诸侯和威尔士人都已议和，亨利三世又开始制定耗资巨大的计划，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为忏悔者爱德华修建一座新陵寝，这位圣徒的遗体于1269年10月13日被转入了新陵寝。王子和他的朋友们没有多少机会去赢得更大的军事声誉了。爱德华、他的弟弟埃德蒙和他的表弟日耳曼的亨利联合资助了一道敕令，允许在英格兰举办比武大会，但这还不足以满足他们对军事冒险的胃口。爱德华如果想要继续他的军人生涯，只能将目光投向更远方——圣地。

自1267年起，路易九世国王就在筹备一次新的十字军东征，预计于1270年离开欧洲，目标是击退马木留克王朝[3]的苏丹拜巴尔的进军。拜巴尔已经深入“海外”残余的基督教国家腹地。对爱德华来说，这个战场可以为他的声望镀金。他渴望在东方扬名立威，对此心醉神迷，于是尽其所能地拼凑起一笔钱，努力组建一支十字军。为此，他从路易九世那里借了1.7万镑巨款，将用波尔多的收入来偿还。1270年复活节之后，爱德华和他那些同样热衷于十字军东征的伙伴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终于说服参加议会的各郡骑士们（这些人对爱德华的计划满腹狐疑），允许他们征收一笔十字军税。交换的价码则是更新《大宪章》，并对犹太人的放债加以限制，这就让各郡的地主从债务重压之下得到一个喘息之机，腾出钱来资助爱德华的冒险。从5月底开始，英格兰迅速行动起来，爱德华为出发做好了各项准备。他将自己与格洛斯特伯爵吉尔伯特之间渊源已久且非常激烈的矛盾交给他人来仲裁。他将自己的土地交给一个以叔叔康沃尔伯爵理查为首的委员会来打理。他的妻子——卡斯蒂利亚的埃莉诺决心要陪他一起参加东征，于是他还指定理查为他的三个幼子（四岁的约翰、两岁的亨利和一个叫作埃莉诺的女婴）的监护人。最后，1270年8月20日，王家的十字军队伍从多佛尔起航，将英格兰的忧愁困扰抛在脑后，奔赴尘土飞扬的东方。

[1] 约1.88米。

[2] 即埃德蒙·“十字背”（1245～1296），前文讲到，他幼年时，父王亨利三世曾打算培植他成为西西里国王，未果。西蒙·德·孟福尔死后，其莱斯特伯爵领地被赏给埃德蒙。埃德蒙后来还获得了兰开斯特伯爵的头衔和其他诸多领地与头衔。他参加了第九次十字军东征，衣服后背上可能曾缝有十字，因此获得了“十字背”的绰号。他是一位勇猛无情的军人，屡建战功，对哥哥爱德华一世忠心耿耿。他的儿子，第二代兰开斯特伯爵托马斯就是后来爱德华二世的对头，详见下文。埃德蒙的另一个儿子，第三代兰开斯特伯爵托马斯就是爱德华三世时期名将——格罗斯蒙特的亨利（后晋升为第一代兰开斯特公爵）的父亲。

[3] 马木留克王朝在约1250～1517年统治埃及和叙利亚。“马木留克”是阿拉伯语，意为“奴隶”。自9世纪起，伊斯兰世界就已开始起用奴隶军人。奴隶军人往往利用军队篡夺统治权。马木留克将领在阿尤布苏丹萨利赫·阿尤布（1240～1249年在位）去世后夺取王位。1258年，马木留克王朝恢复哈里发的地位，并保护麦加和麦地那的统治者。在马木留克王朝统治下，残余的十字军被赶出地中海东部沿岸，而蒙古人也被赶出巴勒斯坦和叙利亚。文化上，他们在史书撰写及建筑方面成就辉煌。最后他们被奥斯曼帝国打败。

第四部 亚瑟王的年代（1263～1307）

如今，岛民团结一心，

奥尔巴尼[1]天下一统，

爱德华国王是最高领主，

康沃尔和威尔士都在他手中，

伟大的爱尔兰也屈从于他的意志……

亚瑟王也不曾有这么多采邑。

——布里德灵顿的彼得·兰托夫特的编年史

[1] 不列颠之古名。

登基为王

爱德华的十字军东征起初便布满阴霾，并不顺利。他前往圣地，选择的是一条熟悉的路途：从法兰西南部到西西里（他父亲的雄心壮志就葬送在那里），随后打算取道塞浦路斯前往“海外”。但还没有抵达西西里，他就发现，十字军东征这场全欧洲联合的冒险已经开始分崩离析。路易九世军队的进度比爱德华超前几周。路易九世经过西西里的时候，与自己的弟弟——安茹的查理会了面。安茹的查理完成了亨利三世不曾成功的事业，夺得了西西里王位。爱德华还在法兰西行军的时候，查理说服了他的哥哥路易九世，不去“海外”，而是去讨伐突尼斯，因为西西里的许多敌人正躲在突尼斯，逍遥法外。

法兰西军队起航时志得意满，认为自己必然所向披靡，不料在北非海岸登陆几天之后，军中暴发瘟疫，路易九世也病逝了。目瞪口呆的查理将十字军带回西西里，但法兰西舰队在特拉帕尼港停靠时遭风暴袭击，大部分船只被毁。爱德华、日耳曼的亨利和其他英格兰人于1270年11月抵达西西里，发现法兰西人鸡飞狗跳、溃不成军。他们在岛上过冬，希望来年春天运气会好转，但在1271年1月，路易九世的二十五岁的儿子——怯懦的腓力三世国王认为天意对法兰西人不利，于是率军从陆路班师回朝，途经意大利返回巴黎。

但爱德华坚定不移。春季，他将日耳曼的亨利派遣回国，以确保法兰西新国王不会试图威胁他在加斯科涅的土地，然后率领剩余的人马继续开赴“海外”。他们抵达那里的时候已经是5月中旬了。

离开英格兰一年多之后，爱德华发现自己处于中东错综复杂的政治迷宫的心脏。基督徒在“海外”的领地已经缩减到微不足道的地步。法兰克人的统治危机四伏。尽管康沃尔伯爵理查在13世纪40年代曾努力恢复对耶路撒冷的控制，并且路易九世花费巨款来加强恺撒利亚城的防御，但基督教巴勒斯坦的绝大多数大城市都已经被马木留克入侵者占领。恺撒利亚和耶路撒冷已落入异教徒手中。安条克和据说固若金汤、无懈可击的十字军要塞——骑士堡[1]均已陷落。骑士堡的雄伟护墙曾经抵挡住了投石机的捶打，却因为叛徒出卖而落入敌手。基督教王国残余部分的都城是阿卡，一座斗志涣散的城市，周围都是虎视眈眈的敌国，每天都提心吊胆地害怕会有一支数千人的马木留克军队冲杀到城下。

从一开始，形势就很明显，爱德华的东征注定顶多只能是在无望的战场上的一次小规模出击。基督教势力已经衰微，在中东最宏伟城市的城墙脚下取得辉煌胜利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在巴勒斯坦的穆斯林军队的主要敌人已经不再是西欧的法兰克骑士，而是从北方和东方杀来的令人心惊胆寒的蒙古骑兵。爱德华和他的伙伴们加入的不是一场宏大的战争，而是错综复杂、令人困惑的外交斗争。

但爱德华在那里待了一年多，组织向穆斯林领土的突袭；与在马拉盖（一座离阿卡约700英里的城市）的蒙古领袖阿八哈汗通信；并欢迎偶尔从西欧抵达的生力部队，包括他的弟弟埃德蒙率领的一支队伍。他决心在东征中竭尽所能。1272年6月17日夜，爱德华的三十三岁生日这天，他与妻子躺在阿卡的卧室内。他恍恍惚惚快要进入梦乡的时候，心头要考虑的事情很多。他的小群士兵饱受酷热和痢疾的折磨。马木留克领袖拜巴尔的兵力和物资补给远胜于他。名义上的耶路撒冷国王于格三世更倾向于和平，而不愿打仗，在前一个月与拜巴尔签订了一份为期十年的和约，这就让爱德华在战场上争取荣耀的希望进一步破碎了。这项和约签订的时候，爱德华不禁暴跳如雷。他拒绝跟和约扯上任何关系，这天晚上入睡的时候很可能还在因此而恼火。

爱德华在这一夜的经历后来很快成了传奇的素材。他在睡觉的时候，突然来了一名使者。此人声称自己是一名变节的外交官，背叛了拜巴尔。他带来了丰厚的礼物，准备将自己那边的秘密出卖给爱德华。不管他对爱德华的仆人和卫兵说了什么，他们一定是被说服了，并且感到十万火急，于是唤醒了正在睡觉的王子，请他接见这名访客。爱德华还穿着睡衣，便跌跌撞撞地走出了卧室，接见了这个不速之客。

这名使者给爱德华奉上的确实是一件非常特殊的生日礼物：致命一击。爱德华是唯一没有在和约上签字的主要领导人，因此他在圣地成了一个危险人物。拜巴尔希望将他除掉。使者手持匕首向爱德华冲去，刺向他的髋部。但爱德华武艺高强，立刻迎战。“撒拉森人向他冲过去，用匕首刺向他的髋部，刺出了一个深深的危险的伤口。”被称为“推罗的圣殿骑士”的编年史家记述道，“爱德华王子感到自己受了伤，一拳向撒拉森人猛击过去，正好打到太阳穴上，把对方打倒在地昏迷了片刻。然后，爱德华王子从室内桌上抓起一把匕首，刺入撒拉森人头部，将他杀死。”在近距离肉搏战中，很少有人能够与这个四肢颀长的英格兰人匹敌。

但爱德华从刺客的尸体前站起身来的时候，才意识到自己伤势沉重。冲到现场的侍从们担心刺客的武器有毒。据传说，卡斯蒂利亚的埃莉诺试图将毒液从丈夫的伤口中吸出来，但后来证明，这把匕首几乎可以肯定是无毒的。

但爱德华还蒙受着伤口感染的风险，一旦发生感染，就可能导致他像理查一世在沙吕—沙布罗尔负伤后那样，患上坏疽，痛苦万分地惨死。一名医术精良的外科医生挽救了爱德华，使他没有蒙受同样的命运。医生割去了他伤口周围已经化脓的腐肉。爱德华花了一段时间慢慢康复，在9月底与卡斯蒂利亚的埃莉诺和他们的小女儿琼（出生在阿卡），离开了“海外”，返回欧洲。他们在返乡途中在西西里稍事停留，然后前往意大利大陆过圣诞节。在那里，他们遇到了一些带来噩耗的英格兰信使。亨利三世在短暂患病之后，于11月去世了，享年六十五岁。在盛大的葬礼之后，他被安葬在忏悔者爱德华的旧陵寝（不久之前，忏悔者爱德华的遗体被迁走）。爱德华在金雀花家族惊涛骇浪的历史中度过了最不凡的见习时光之后，终于成为国王，史称爱德华一世。

他并没有着急赶回英格兰。他将政务托付给罗伯特·伯内尔等大臣，继续留在国外，享受自己作为十字军战士的魅力十足的声望。他在法兰西参加比武大会，代表自己在法兰西的领地向腓力三世宣誓效忠，平定了加斯科涅犯上作乱的骚动。然后，在盛夏的酷暑时节，他起航返回英格兰，准备接受加冕。他的加冕礼预定于1274年8月19日举行。

爱德华一世于8月4日在多佛尔登陆，这是他近四年来首次踏上故土。英格兰此前一直在耐心地等待他，现在则隆重而热情地欢迎他归来。在他回国之前，国民有充足的时间准备。爱德华一世是五十多年来第一位加冕的国王。国民要欢迎的是一个崭新的王族家庭。在加冕礼举行时，埃莉诺王后正处于第十次怀孕的初期，这个孩子于1275年出生，是个女孩，取名为玛格丽特。在亨利三世漫长而动荡的统治之后，终于有了崭新一代的王政和王族。

尽管伦敦市民与爱德华一世曾有过激烈冲突，或许恰恰是这个缘故，他们抓住这个机会大搞排场，极尽富丽堂皇之能事。“看呐，爱德华繁荣昌盛的时候，”一个热情洋溢的伦敦人写道，“就像一个新的理查，光辉璀璨！”不幸的是，关于加冕礼没有一份详细描述保存至今，但我们知道，城内悬挂起了金线织就的帷幕，举行了华丽的盛典，国王及其扈从骑马入城，大街小巷人声鼎沸、欢天喜地。在加冕礼的前一天，爱德华一世很有可能从伦敦塔出发，来到威斯敏斯特宫，然后在“彩室”内过夜。这个房间装饰华丽，遍布圣经故事的图画和金雀花家族历史的场景。

爱德华一世徒步走向教堂内十字交叉点处的巨大木制平台时，教堂内一定摩肩接踵，挤满了来自英格兰及邻国的权贵。他们一定目睹了他在祭坛前向两座黄金人像献祭，其一是忏悔者圣爱德华，另外一个是福音书作者圣约翰。然后，他发出他的先祖曾经许下的誓言。这个誓言到此时已经算是历史悠久。爱德华一世承诺要捍卫教会，为所有人主持正义，废除败风恶俗，并保卫王室的权益。但与他的许多前任不同的是，爱德华一世在向教堂内熙熙攘攘的人群发出这些誓言的时候，每一个字都是当真的。

爱德华一世的首要任务就是兑现他的加冕誓言中关于保卫王室权益的部分。加冕礼刚刚结束，王室官吏就开始对英格兰全境的王室权益进行一次规模极大的调查，只有威廉一世统治时期的《末日审判书》[2]能与之相提并论。这次调查被称为“百户邑普查”，因为它的主要对象是英格兰各郡下属的百户邑一级，这是地方行政和司法的一个区划级别。1274年11月至1275年3月，王室调查专员走访了英格兰的每一个百户邑，向当地的陪审团提出极其详尽的问题，调查“在爱德华国王治下的1274～1275年，国王陛下被盗用的权益和权力，以及郡长、王室私产管理官、充公产业管理官和国王陛下的其他行政官吏，或者与国王陛下有任何从属关系的官吏的非法要求”。至少在登记在册的普查结果（其信息都是调查专员们搜集来的）报告上，对此次普查的目的是这么描述的。

“百户邑普查”涉及范围极广，也极其细致。它是爱德华一世的新任大法官罗伯特·伯内尔（此时还担任巴斯暨韦尔斯主教，并且是一位深受信赖、精明强干的外交官）的第一项大型工程。在爱德华一世远在圣地参加十字军东征期间，伯内尔就曾代为执掌英格兰的朝纲。一直到他于1292年去世，他都一直主管着英格兰的政府和行政改革。他任命的调查专员们搜集到了海量的材料，从令人震惊的滥用职权案例（在某些地区，王室官吏殴打、刑讯和非法监禁他人的罪行不时出现）到滑稽愚蠢的阴谋（艾赛克斯的郡长被指控在1267年动乱期间曾密谋用携带燃烧弹的小公鸡对伦敦发动空袭）。调查专员搜集到的涉及违法犯罪和王室权益受侵害的信息之多，远远超过了朝廷的处理能力。尽管国王派出了一个普通巡回法庭来处置大白于天下的罪案，但他显然没有办法处罚国内所有行为失检的王室官吏。尽管如此，对官吏犯罪的严厉调查惩处还是向所有英格兰人传达了这样的信息：新国王下定决心，要肃清王室官吏的腐败，正是腐败损害了亨利三世的统治，激起了骑士阶层对朝廷的反抗。

“百户邑普查”的象征意义比实际效果更重大。它表明，爱德华一世吸取了13世纪50年代诸侯改革计划的教训，并且认真领会了《牛津条例》的精神。爱德华一世将改革纳入王室羽翼之下，并对其加深拓宽，为自己的统治做出了一个明确的表达：他要做一位清扫积弊的君主。

爱德华一世并不像他父亲那样，对政治改革有本能的憎恶，但和父亲有一个共同点：花钱的本事超乎寻常。他从圣地返回时，债务已经累计超过10万镑，大部分债权人都是意大利银行家。要妥善处理数额如此庞大的债务，就需要政治共识和财政创新。何况爱德华一世即将昭示天下的外交政策比他父亲的更为雄心勃勃和代价昂贵，因此他需要全国人民的支持。英格兰和不列颠都将在法律上、财政上和政治上发生变化。第一个发生变化的地区是威尔士。

[1] 骑士堡位于今天的叙利亚境内，由十字军建立。1142年，的黎波里伯爵将该城堡封赏给医院骑士团。骑士团经营这个城堡一直到它于1271年被阿拉伯人占领。

[2] 《末日审判书》（Domesday Book）是1086年完成的大规模调查英格兰的记录，由征服者威廉实施，类似于现在政府的人口普查。威廉需要知悉他刚刚征服的国家的信息，以便妥善管理英格兰。调查的主要目的是找出谁拥有什么并使他们交税。书名Domesday（Doomsday的中古英语拼法，意为“世界末日”）从12世纪开始使用，强调了这本书的最终性和权威性。根据其调查结果，当时的英格兰约有150万人口，其中90%以上是农民。

新的亚瑟王

在13世纪的欧洲，亚瑟王的传说风靡一时，令不少人心醉神迷。亚瑟王传奇在当时的艺术、文学和旅游业中得到体现，拥有强大的神奇魔力，令从西西里到苏格兰的男男女女为之癫狂，给他们带来灵感和娱乐。很少有人比新国王爱德华一世对亚瑟王的故事和所谓遗物更为痴迷。

亚瑟王主要是一位想象力创造的虚构人物，并非史实。关于他的传奇自9世纪初就成为欧洲文学传统的一部分。那时就流传着这样的故事：一个不列颠人崛起成为国王，与罗马和盎格鲁—撒克逊入侵者对抗。几百年来，他的传奇不断得到改写和翻译，以适应对其感兴趣的不同文化背景人们的口味。12世纪30年代，作家蒙茅斯的杰弗里在他极受欢迎的《不列颠诸王史》一书中插入了记述亚瑟王生平和统治的故事，扣人心弦而极富戏剧性。杰弗里笔下的亚瑟王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国王，勇敢地讨伐异教徒（不管是撒克逊人还是罗马人），将侵略者逐出不列颠群岛，统一了不列颠王国，征服了爱尔兰、冰岛、德意志的一部分和奥克尼群岛，并打败了挪威、阿基坦、高卢和巴尔干半岛上的达西亚王国。他是一位充满英雄气概而慷慨大方的国王，他统治下的不列颠王国令全世界艳羡不已。杰弗里记述道，在亚瑟王的时代，“不列颠达到了光辉灿烂的巅峰，财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饰物奢华无比，人民高雅文明，远远胜过任何其他王国。不列颠的骑士以丰功伟绩而闻名遐迩，他们的衣服和武器颜色相同，风格无二；女人们则以机智享誉四方，也穿着相同的服装；除了在南征北战中证明了自己勇气的猛士，没有人配得上她们的爱情。因此，男人的勇敢鼓励了女人的贞洁，而女人的爱情振奋了战士的大无畏。”在这个骑士的天堂，尽是浪漫情怀、骑士风度和美艳无双。听到这些传奇的中世纪晚期的贵族、骑士和贵妇人们为之心旌摇荡，自然不足为奇。

在亚瑟王传奇被其他作家传播、改写和美化的同时，蒙茅斯的杰弗里的故事被视为不列颠群岛的真实历史，开始被人们信以为真。到爱德华一世呱呱坠地的时候，围绕亚瑟王的虚构传奇，已经出现了一个繁荣的行业。1184年，格拉斯顿伯里修道院毁于火灾，亨利二世鼓励僧侣们散播这样的说法——他们在修道院废墟之下“发现”了亚瑟王和他的王后格温娜维尔的墓穴。亚瑟王原本是威尔士人，因此威尔士人都坚信，他终有一日会重返人间，将他们从英格兰人的桎梏下解放出来；现在，亚瑟王却被宣传为英格兰人[1]，而且格拉斯顿伯里修道院的僧侣们鼓励到访的游客查看他们发现的所谓的亚瑟王骨骸。在12世纪，亚瑟王传奇已经成为英格兰贵族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英格兰贵族举办所谓的圆桌比武大会，以褒奖英勇精神和技艺高超的骑枪技艺。爱德华一世是个具有传统贵族趣味的青年，自幼便和其他贵族一样对亚瑟王神往不已；他迎娶卡斯蒂利亚的埃莉诺的时候，便在蜜月中带她去参观格拉斯顿伯里的亚瑟王墓穴，这是不足为怪的。

但对爱德华一世而言，英格兰化的亚瑟王绝非仅仅是娱乐或者宫廷消遣的谈资。这是他整个为王之道的思想模板。正如亨利三世痴迷忏悔者爱德华，视其为自己的导师、灵感之源和拯救者一样，爱德华一世也是通过亚瑟王传奇的棱镜来观察世界的（不过他信仰的亚瑟王传奇是他自己的特殊版本）。他眷恋亚瑟王的神话，就像他的父亲痴迷于忏悔者爱德华那样，对他本人的处境很适宜，因为他所面对的问题与亚瑟王的问题如同镜像一般。简单地说，亚瑟王是一位威尔士国王，他的使命是打败英格兰人。而1277年的爱德华一世的任务则恰恰相反。

1277年夏季，爱德华一世集结起了他的第一支大军。超过1万5千精兵强将，配备着战马、给养和精良武器，从切斯特出发，沿着滨海道路，开进了威尔士北部。在他们头顶上迎风招展的是五花八门的大小旌旗，标示了这支封建时代大军的不同组成部分。他们声势浩大地开赴格温内斯，目标是击败和铲除威尔士的末代君主——“叛贼和扰乱和平者”罗埃林。

这是一支英格兰民族的军队，爱德华一世、他的权贵们和各郡骑士的代表在一次议会上对集结这支军队达成了共识。爱德华一世从登基一直到驾崩，几乎每个复活节和米迦勒节都要召开议会（一年两次）。1176年11月12日或者在这个日子前后，英格兰人向罗埃林宣战，决心彻底铲除这个惹是生非的威尔士王公，确保王国的安全和稳定。爱德华一世在远赴“海外”的时候只能召集到他自己麾下的少量骑士，但现在有了议会中的诸侯和骑士的支持，他可以调动英格兰举国之力去讨伐威尔士人。

对金雀花王朝历代君主而言，威尔士始终是个棘手的难题。自诺曼征服以来的每一位英格兰国王都会发现，要遏制，或者哪怕仅仅是安抚威尔士，都需要极其丰富的资源，以及超常的耐心和意志。约翰国王曾短暂地主宰过不列颠，打压了威尔士人的风头，但在那之后，英格兰在英威边境之外的势力就越来越式微。罗埃林大王在1240年去世之前，一直以威尔士西北部的格温内斯省为基地，实际上是威尔士的唯一统治者。后来，在诸侯战争期间，他的孙子格鲁菲兹之子罗埃林（后来被称为“末代罗埃林”）与德·孟福尔联手，进一步利用英格兰王室的软弱。1267年，亨利三世安抚全国时签订的《蒙哥马利条约》更是巩固了威尔士人收获的成果。事实上，从罗埃林的角度看，《蒙哥马利条约》是威尔士历史上最伟大的条约之一：罗埃林被承认是独立自主的威尔士君主，直接控制格温内斯，并对威尔士的其他所有领主拥有封建宗主权。《蒙哥马利条约》让爱德华一世不爽，有很多原因。从他个人的角度来讲，这项条约迫使他放弃了自己在威尔士境内的领地。而在王权的背景下审视，它还代表着王室权益的巨大损失。

仅仅这些就足够作为发动征服战争的理由了，而在13世纪70年代初，罗埃林更是发出了不断升级的挑衅。他侵犯了什罗普郡和英威边境的几个英格兰伯爵领地，令一些重要的边境领主（包括罗杰·莫蒂默和赫里福德伯爵汉弗莱·德·博汉）火冒三丈。1270年，罗埃林入侵了格拉摩根，与他先前的盟友——格洛斯特伯爵吉尔伯特撕破了脸皮。在威尔士国内，罗埃林与他的两个兄弟发生争斗，将其中一个兄弟欧文囚禁，另一个兄弟大卫则流亡到英格兰宫廷。尽管英格兰朝廷屡次要求罗埃林觐见爱德华一世，但他始终拒不听命。他也不肯遵守《蒙哥马利条约》的规定，向英格兰王室缴纳其应承担的1.5万马克贡金[2]。

1275年，罗埃林最后一次致命的放肆给了爱德华一世无可争议的开战理由。罗埃林已经五十岁了，还没有继承人，于是开始谈判，要将埃莉诺·德·孟福尔带到威尔士。埃莉诺是已故的西蒙·德·孟福尔的女儿，她象征着威尔士人在诸侯战争期间与德·孟福尔结盟，从而给英格兰王室带来巨大伤害的事实。她曾在1267年被许配给罗埃林，但一直在法兰西流亡。1275年，她与这位威尔士王公结婚（罗埃林并不在婚礼现场，而是有人代表他），当年年底从欧洲大陆动身，与丈夫团聚。这一系列挑衅令英格兰忍无可忍，爱德华一世感到自己必须做出回应。他命人在布里斯托尔海峡俘获了埃莉诺乘坐的船只，将这位女士囚禁在温莎。但仅仅阻止威尔士王公和西蒙·德·孟福尔的女儿结婚还不够。爱德华一世需要狠狠教训罗埃林一顿。

爱德华一世于1277年入侵威尔士，他的军队在夏季从切斯特沿着滨海道路开进。在骑士、士兵和补给大车沿着海岸前进的同时，还有一支舰队紧随其后，负责阻止威尔士人逃跑或者从爱尔兰获得补给，同时为正在西进的庞大的英格兰军队提供良好的给养。

整个战役的组织工作非常完善。爱德华一世的将领们管理着后勤。他的得力干将包括罗杰·克利福德、奥托·德·格朗松和约翰·德·韦希这样曾参加十字军东征的猛士，也有沃里克伯爵威廉·德·比彻姆这样的内战老将。英格兰军队在伍斯特设立基地，然后开始集结令人魂飞魄散的攻城武器，准备狠揍罗埃林一把，迫使他俯首称臣。爱德华一世相信他的久经考验的盟友们能够胜任这工作，于是允许他们自行组织战争动员，自己去游览了东安格利亚的各个圣地，在亨利三世最喜爱的圣物前祷告，给人留下爱好和平的印象。看来他父亲的秉性还是有一些遗传给了他。

但在伍斯特的英格兰军队可不是在为和平做准备。他们从格洛斯特郡订购了数十万支弩箭；在法兰西的专门市场上收购战马；爱尔兰的首席政法官征收了小麦和燕麦。朝廷在英格兰全境征用车辆。王室铸币厂制造了大量银便士，用以支付为英格兰的安全和金雀花王族荣耀而战的数千名士兵的军饷。爱德华一世的王家步兵部队中包括威尔士雇佣兵，这足以说明罗埃林的统治并不是铁板一块。

比步兵更重要的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大队工兵，他们的任务是开辟横穿威尔士北部的道路，好让爱德华一世的大军顺利通行。来自英格兰内地的成群工兵在弩手和骑士的保护下，修建了一条规模庞大的道路，好让入侵的大军顺利前进。工兵们砍伐了格温内斯心脏地带——斯诺多尼亚山区的茂盛而静谧的森林，肃清了道路两侧，形成了一条开阔、通透的道路，有的地方有数百英尺宽，铲除了威尔士人的游击战所依赖的树林（威尔士人的惯用策略是突然间从树丛中冲出，砍杀毫无防备的敌人，然后消失在茫茫林海中）。在弗林特（亨利二世当年在这里遭到威尔士人的伏击，险些丧命），英格兰军队开始建造一座巨大的木制要塞，作为前进基地。

整个行动是军事动员、筹划和工程上的卓越成就。仅从数字上看，爱德华一世的这支军队不如亨利二世麾下进攻图卢兹的那支军队强大，也比不上理查一世为第三次十字军东征而集结的军队。但此次战役在后勤组织上极其得力，有效地消解了罗埃林的唯一一种战斗力。这位威尔士王公没有办法运用游击战术来袭扰行进中的英格兰军队，因为爱德华一世的工兵砍伐了道路两侧的树木，除掉了游击战依赖的掩护。

英格兰军队深入了罗埃林的领地。8月，他们从弗林特前进到里兹兰，然后进逼康维。他们稳步深入格温内斯的时候，逐渐切断了敌人的补给线和交通线，包围了威尔士人，用饥饿迫使他们屈服。英格兰军队每逢主要据点都要停下，工兵们会挖掘地基，以备将来修建永久性的城堡。

罗埃林退缩到山区。爱德华一世推进到康维河，然后在迪甘韦安营扎寨。这里地处敌境腹地，亨利三世曾在这里建造一座城堡，如今只剩残垣断壁，佐证了威尔士人对金雀花王朝统治的敌意。

很快，势力较小的威尔士王公们开始背弃罗埃林的事业。致命的打击发生在9月初，英格兰海军在安格尔西岛登陆，将其占领，将那里的庄稼尽数收割，夺走了威尔士最富饶的农田，同时将格温内斯的粮仓一扫而空。这足以让罗埃林认识到，这位英格兰国王是个不可小觑的敌手。几天之后，罗埃林举手投降，并于11月9日在里兹兰签署停战协定。他被允许保有格温内斯，但除此之外的所有领地都被夺走了。罗埃林同意缴纳5万镑罚金，并放弃对与格温内斯交界的四个小郡，以及爱德华一世西征过程中占领的所有领土的权利主张。他与兄弟欧文和大卫的争端将得到解决；罗埃林承认英格兰国王对威尔士王公的宗主权，同意不仅在边境地带的里兹兰，还要在威斯敏斯特（英格兰政府和权威的所在地）向爱德华一世宣誓效忠。

罗埃林输得很惨。在爱德华一世看来，《里兹兰条约》是结束此次远征的令人满意的途径。为了巩固英格兰的地位，爱德华一世计划在阿伯里斯特威斯、比尔斯、弗林特和里兹兰建造城堡。现在，英格兰人在威尔士领土的外围控制了大量军事据点。这次远征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功。罗埃林并不知道，这还仅仅是开始。

[1] 原本为凯尔特民族英雄的亚瑟王之所以能够被英格兰朝廷接受和发扬光大，还有一个原因是，亚瑟王的敌人是盎格鲁—撒克逊人，而盎格鲁—撒克逊人后来被诺曼人征服。成为英格兰主宰的诺曼人将敌人的敌人视为朋友，可以理解。

[2] 前文说是2.5万马克。

最后摊牌

1278年的复活节，爱德华一世在格拉斯顿伯里修道院举行了一次气氛神秘而诡异的黄昏仪式，打开了亚瑟王和格温娜维尔的墓穴。据当地的编年史家——达默勒姆的亚当记载，亚瑟王夫妇的骨骸分别装在一只棺材内，两具棺木紧挨着，棺材两侧绘有图画和纹章。次日，骨骸被转移到修道院内更为豪华的新陵寝。这个陵墓后来在“解散修道院”[1]期间被摧毁了，但据16世纪的历史学家约翰·利兰记载，墓穴是由黑色大理石制成的，两端各有两只狮子，顶端有亚瑟王的雕像。这次仪式传播着关于新政权的信息：一方面，威尔士人特别尊崇的亚瑟王已经死了；但另一方面，他的精神不死，由爱德华一世承袭。国王与王后伉俪此时在格拉斯顿伯里修道院瞻仰亚瑟王骨骸，是在努力将亚瑟王的神话编织到金雀花王族的传说中去。残暴而高效的战役有了一个精心设计的结局。

爱德华一世在首次战胜罗埃林之后，将注意力转向内政。他的大法官罗伯特·伯内尔大力推进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法律改革的最初几个阶段。1275、1278和1279年，分别颁布了三道涉及范围极广的条例，分别为《第一威斯敏斯特条例》、《格洛斯特条例》和《永久管业条例》[2]。它们针对的问题五花八门，不一而足，包括土地保有的规则、保障议员的自由选举、所有自由公民（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的权益、司法（《威斯敏斯特条例》）；建立新的巡回法庭制度，在全国调查侵犯王室权益的罪行（《格洛斯特条例》）；以及阻止某些人为了逃避封建赋税而将土地转交给教会（《永久管业条例》）。它们标志着一场通过条例实现的法律革命的开端，这场革命将持续十年以上。

教会的问题也开始让国王烦恼。他希望将伯内尔提升为坎特伯雷大主教，但教皇尼古拉三世横加干预，任命极其虔诚的圣方济各会修士约翰·佩卡姆为大主教。国王不得不忍气吞声。佩卡姆是一位有高度原则性的教会政治家，而且严守圣方济各会的规章制度。他摈弃所有私人财产（这意味着他没有收入，因此常常债台高筑，欠了意大利银行家们大笔债务），坚持要求英格兰教士们严格遵守纪律，并且相信自己有一项神圣的使命，要铲除教会中的腐败和弊端，尤其是通过兼任教职（一名教士拥有多个教区）中饱私囊的行为。他的印章的背面刻着托马斯·贝克特殉道的图景，这强有力地表明了他对教会与王权关系的看法。

丝毫不令人奇怪的是，佩卡姆从就任大主教以来，与爱德华一世发生了多次冲突。他对兼任教职行为的立场令国王非常恼火，因为国王通过向教士们授予多重利润丰厚的教职，作为对他们的赏赐，换得了很多好处。关于王家法庭和教会法庭的司法权限的冲突（贝克特当年就是为了这个问题而与亨利二世对抗），国王和大主教之间也发生了长时间的争吵。佩卡姆喋喋不休地向国王抗议说，他对不少人处以绝罚，王室大臣们却不肯帮助他执行对这些人的处罚。1279年，佩卡姆要求在英格兰所有的主教座堂和牧者团教堂[3]悬挂《大宪章》的抄本。为此国王与他大吵特吵起来。他虽然最后被迫让步，但和国王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了。

尽管爱德华一世和佩卡姆的个性都非常火爆，但他们都足够明智，没有让他们的矛盾激化到暴力流血的地步。尽管在政治上有很大分歧，但他们总的来讲相处得还算不错，在有些问题上是全心全意地高度一致。他们意见一致的话题之一就是威尔士人。国王和大主教都认为，威尔士人是冥顽不灵的野蛮人。佩卡姆能有这样的看法，对他自己的性命是件好事，因为爱德华一世在1282年再一次对威尔士开战，这一次甚至比先前更为血腥。

1282年棕枝主日的前夜，罗埃林的兄弟大卫（曾经是英格兰朝廷的盟友）出人意料地来到哈登城堡——爱德华一世的盟友罗杰·克利福德的住地。这是一座位于圆形土丘之上的40英尺高的雄伟石塔。罗杰·克利福德以为这位威尔士王子会来过复活节，但他来得太早，带领着人马，而且全副武装。深夜，大卫率领一队人马突袭了城堡，将克利福德从床上抓起来。这座石制要塞的走廊里回荡着在黑暗中被割断喉管的人的闷声惨叫。这可不是复活节的拜访。这是宣战。

在随后几天内，威尔士人对英格兰王室官吏加以欺骗、绑架，将他们扣为人质。英格兰人控制的城堡遭到袭击，被成群的威尔士武装叛军闪电般占领；威尔士陷入流血冲突，爱德华一世在里兹兰规定的和平几乎一夜之间土崩瓦解。这一次煽动叛乱的是大卫，但他的兄弟罗埃林也在幕后操纵。1277年的叛贼罗埃林曾被接纳进了爱德华一世的内层圈子，被允许与埃莉诺·德·孟福尔结婚，而且爱德华一世在婚礼上亲自担任新娘的监护人。罗埃林被温和地拉进了爱德华一世的贵族阶层。但他始终不曾忘记自己家族的传统。尽管在叛乱再次爆发之前，他一直否认自己对此知情，但在1277年之后，他一直在静悄悄地重建自己对威尔士小诸侯的主宰权。

尽管爱德华一世精明地与这兄弟俩都取得和解，但在13世纪80年代初，大卫和罗埃林对爱德华一世仍然有私人的怨恨，根源在于第一次战争之后对没收土地的再分配。在《里兹兰和约》之后的岁月里，他们对英格兰国王越来越憎恨，并且非常巧妙地将自己的怨恨扩大为更大范围的争议，即爱德华一世显然意图压制威尔士的法律和风俗习惯。

在得胜之后，爱德华一世将英格兰的法律、风俗习惯和行政规章强加于威尔士人，其力度比金雀花王朝之前的任何一位国王都更强。罗埃林和大卫向他们的同胞们宣传，英格兰国王这么做，是刻意要压垮威尔士人民的精神。在罗埃林与他的同胞——格温文文之子格鲁菲兹争夺阿尔维斯特里（格温内斯东南部的一个郡）的复杂的法律纠纷中，罗埃林的上述观点得到了具体体现。罗埃林希望根据威尔士法律来裁决这个争端；爱德华一世坚持将其纳入英格兰的司法权限。关于一小片寂寂无名的土地的争端被有效地演化为一个严重问题，事关威尔士的法律和风俗习惯能否生存下去。结果就是，威尔士人再次起兵反抗英格兰朝廷，而这次反抗与爱德华一世在统治早期面对的那一次迥然不同。在过去，是他自行决定要惩戒一个不听话的邻居。现在，他面对的是一场事关民族身份认同的战争。

他采纳的入侵蓝图与1277年奏效的计划相似。军队和工兵又一次通力协作，在威尔士乡村开辟道路，所到之处都建立起施工工地。朝廷向英格兰的伯爵们发出征集军队的要求，以获取军事援助。为了解决建筑工程的开支，朝廷向意大利银行家们借了大笔款项。军队又一次在伍斯特集结起来，途经切斯特，进军里兹兰。五港同盟又一次为朝廷提供船只。朝廷又一次依赖边境领主们在南方进行秘密行动。威尔士军队主力被包围在斯诺多尼亚；英格兰军队征集了切斯特的大量木匠，修建了四十艘浮桥船只，搭建了一座巨大浮桥，将安格尔西岛与大陆连接起来。金雀花王朝在海外剩余的据点都受命提供支持，爱尔兰、加斯科涅和埃莉诺王后的蓬蒂厄伯爵领地[4]都派来援兵。

这次进军的速度没有五年前那么快。威尔士人不肯屈从于爱德华一世的又一次惩罚性条约。国王也下定决心，绝不让步。他愿意给罗埃林开出的最好条件，就是将斯诺多尼亚划归英格兰，用英格兰的一个富庶的伯爵领地来交换。罗埃林断然拒绝了这个条件。斯诺多尼亚对威尔士人来说是极其珍贵的土地，在上个世纪，威尔士的杰拉尔德曾写道：“如果威尔士的所有牛羊都聚集起来，斯诺多尼亚也能为它们提供足够的牧场。”如果将斯诺多尼亚交给英格兰人，那么格温内斯的领土完整必将遭到破坏，而格温内斯是威尔士人抗拒外辱、捍卫民族身份的中心。爱德华一世对此心知肚明。佩卡姆尝试进行仲裁，但从一开始就显而易见，双方都在准备决一死战。

威尔士人像往常一样，作战非常骁勇。罗埃林在北方运筹帷幄，而大卫在公国各地更为自由地游击（他们的兄弟欧文退隐到了自己的领地，没有参加这次叛乱）。1282年11月，威尔士人取得了一场重要胜利。爱德华一世的加斯科涅支持者卢克·德·塔尼指挥的部队在安格尔西岛的浮桥附近遭到伏击，大批骑士因为沉重甲胄的拖累，溺死在冰冷的海水中。但这些损失还不足以震慑英格兰国王、令其罢手。

英格兰军队一直打到冬天，并得到了数百名加斯科涅士兵的增援。他们对斯诺多尼亚施加了极大压力。12月，罗埃林粮草断绝，害怕会被饿死，于是尝试从自己的藏匿地突围。1282年12月11日，他在边境地带中部的伊尔冯桥（在比尔斯附近）遭到伏击，战死沙场。关于他的死状有太多互相矛盾的说法，他或许是被一支长枪刺穿，浑身血污地俯卧在地，然后首级被砍下送往伦敦。

在圣诞节前不久，罗埃林惨死在一座被枯树环绕的天寒地冻的山坡上，这是威尔士独立运动遭受的最后打击。威尔士人在大卫领导下一直坚持到次年春季。但在1283年4月，威尔士人的最后要塞——拜里城堡在短暂围城后被占领。6月，大卫遭叛徒出卖，被忠于爱德华一世的威尔士人俘获。他被押往里兹兰，然后送到什鲁斯伯里，在米迦勒节的议会前受审。

爱德华一世认为，大卫辜负了自己对他的热情款待和庇护，背叛了自己的宗主权，并且是一个盛产叛徒的家族的孽种，于是对他施加了最严酷的惩罚。大卫被粗暴地拖到绞刑架上，被当作一个卑贱的谋杀犯绞死。但惩罚还不止这些。在他咽气之前，他的肠子被用一把杀猪刀从体内挖出，放在他眼前烧掉。他的尸体被分成四块，分别送到四座英格兰城市。他的首级被送到伦敦，插在伦敦塔的矛尖上。这是叛徒的死法。在伦敦，大卫在死后与他的兄弟团聚了。两位威尔士王公毫无生息地凝视着英格兰的最大城市。与此同时，他们为之献身的国家开启了一场雄心勃勃的建筑狂潮。爱德华一世决心要让自己的胜利圆满。为了确保威尔士永远不会再兴风作浪，他启动了不列颠史上前所未有的最大规模的城堡建造工程。

[1] 亨利八世在位期间与罗马教廷决裂，自立为英格兰教会首领，对天主教的修道院和宗教设施进行镇压，剥夺其财产。

[2] 永久管业（mortmain）指的是教会等组织机构（而非个人）拥有的地产。在中世纪的英格兰，封建领主在一些关键节点（继承产业、受封产业、成年礼或因叛国而被剥夺财产）时要向国王交税。但如果某产业属于教会，那么就永远不需要缴纳这些赋税。有些领主为了逃避纳税，就将土地在名义上转给教会。1215年的《大宪章》就提及要禁止这种逃税行为。约翰国王在《大宪章》签署之后不久就死去了，而他的儿子亨利三世因为特别虔诚，没有执行这些禁令。但随后的爱德华一世为了阻止土地落入教会手中、保障政府税收，颁布了《永久管业条例》，规定任何土地除非得到国王批准，否则不得被转给教会所有。教会占有土地的问题到亨利八世时期才最终解决。他解散了修道院，没收了教会的土地。

[3] 牧者团教堂（Collegiate church）是由非住院僧侣的神职人员（即所谓牧者，canon）维持的教堂，其组织机构类似于主教座堂（Cathedral），但没有主教常驻，也没有教区管理的职责。在宗教改革之前的英格兰，每个教区一般都有几座牧者团教堂，全国有数百座，大多在1547年爱德华六世在位期间推动宗教改革时被解散，只有少数牧者团教堂（如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和伊顿公学的）维持至今。今天，牧者团教堂主要在大学落脚，因此常被误译为“学院教堂”。

[4] 埃莉诺王后的母亲琼是蓬蒂厄的女伯爵。1279年，埃莉诺继承了这个伯爵领地。

国王的城堡

中世纪的建筑工地嘈杂刺耳、肮脏污秽而臭不可闻。每年有七个月——4月至11月，在此期间，坚硬的土地有所松动，天气也允许不间断的室外劳动——城堡建造工程热火朝天地开展着。在大型要塞修建的地方，周边的环境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树木被砍伐，林地得到平整，石料被开采出来、拖运到工地；熔炉不断轰鸣。延绵不绝的大车队伍运来巨大的圆木和木材，这些都是在遥远的森林中砍伐的。不计其数的技师、劳工、木匠和石匠在新建的大小道路上川流不息。人们在工地周围挖掘深深的壕沟，作为防护，挖出的泥土堆积成山。工人的营地弥漫着拥挤在一起的人体的臭气和热气，他们在炽热的夏日阳光下辛劳，也制造出大堆的垃圾和污秽。

圣乔治的詹姆斯大师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城堡建造家。他是在意大利与爱德华一世结识的，当时后者正在从“海外”慢悠悠地回国继位的途中。国王没有忘记他。詹姆斯出身于建筑世家。他从自己的父亲那里学会了石匠手艺，青年时代为萨伏依伯爵们建造了许多城堡。詹姆斯父子在阿尔卑斯山两侧建造了许多城镇和城堡，使他们的宏伟工程如量体裁衣般满足意大利北部富裕贵族们的品位和安全需求。詹姆斯大师是一位军事工程师，是组织和管理工地的专家，而不是建筑师，但他能够以极其严苛的高标准完成雄心勃勃的工程，因此对雇用他的那些国王和诸侯来说，他是一个极其宝贵的仆人。他熟悉欧洲各领域（比如运河开凿）的最优秀专家，并且长期在阿尔卑斯山区困难和危险的地形条件下建造城堡，经验非常丰富。

1278年，爱德华一世雇佣詹姆斯大师去完成那个时代最宏伟的工程之一：一系列庞大的要塞，旨在帮助金雀花王朝稳固地控制威尔士亲王领地。这一工程既改变了威尔士的地形地貌，也改变了这个国家的政治版图。除了理查一世之外，金雀花王朝的每一位国王都曾涉足威尔士，但全都不曾在那里留下一个脚印。爱德华一世彻底改变了这种趋势。他的两次入侵消耗了海量的金钱和政治资本，因此他从一开始就打定主意，要强行在威尔士建立永久性据点，永远阻止威尔士人作为一个独立民族兴风作浪。他决意在格温内斯的心脏周围修建一圈雄伟的城堡，让威尔士人无法将英格兰人排斥出去，并且让他们一抬头就看见这些城堡，提醒他们自己是英格兰的臣民。

爱德华一世和他的谋臣们对这些城堡的需求非常明确。它们将被建造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点，并吸收法兰西西北部和英威边境地带南部的最佳要塞的特点。这两个地区在上个世纪经历的战乱最多，战争持续时间也最久，因此防御工事也发展得最为完善。国王亲自与詹姆斯大师直接交流，指示他建造塔楼和护城河的地点、门柱的具体细节、应当使用的石料与木材的类型和颜色，甚至厕所应当安排的地方。

詹姆斯大师主持建造的大部分城堡屹立至今。其中有些是对现有城堡的大规模改建。其他的则是全新的工程。最早开工的城堡位于威尔士—英格兰北部边境的弗林特和里兹兰、西海岸的阿伯里斯特威斯和边境地带南部的比尔斯。这些都是1277年爱德华一世第一次讨伐威尔士取胜之后启动的规模有限的建造工程的一部分。前面三座城堡在1282年威尔士人的叛乱（这次叛乱促使爱德华一世第二次征讨威尔士）中遭到袭击，阿伯里斯特威斯城堡的结构当时只修建了一半，遭到严重破坏，战争结束后不得不从头开始。但阿伯里斯特威斯城堡得到重建的时候，整个建造工程的规模和目标都被大大扩充了。除了里兹兰、弗林特和阿伯里斯特威斯的城堡之外，国王还命令在登比、哈莱克、康维和卡那封建造城堡。最后一座城堡，或许也是其中最雄伟的一座，于1295年在博马里斯破土动工。

爱德华一世的城堡群巍峨雄壮、咄咄逼人，令人叹为观止。它们和其他所有城堡一样，是征服王朝的财富、军事力量和艺术水准的外在符号。但它们也暗含着亚瑟王的意义。爱德华一世修建的不仅仅是军事据点；他在扭曲威尔士人的民族想象，吸收他们的传说，将其编织到金雀花王朝的神话中去。

这些城堡的建造花费了许多年，其中有些城堡，如卡那封城堡，始终未能完工。其中有些是对现存建筑的务实的改造，因此遵守着原先就设定完毕的蓝图。但在北方的那些伟大要塞——其中最优秀的是康维、卡那封、哈莱克和博马里斯——詹姆斯大师运用了一种新的建造模式：多层城墙呈同心圆状，环绕着主楼，城墙上每隔一段距离就建有塔楼和两侧都有警戒塔的门楼，并且配有箭眼，这是一种可怕的新发明。敌人几乎不可能将箭射入箭眼，但守城的人可以轻松地通过箭眼向外发射弩箭。

威尔士城堡受到的建筑学和历史影响五花八门，不一而足。最能表达爱德华一世想象力的是卡那封城堡，它建在一座古罗马要塞——塞贡蒂乌姆的地基之上。据说塞贡蒂乌姆是罗马皇帝马格努斯·马克西穆斯[1]建造的，传说他就是君士坦丁的父亲。卡那封是用多种颜色的石料建造的，并且塔楼都是八角形，而不是威尔士其他城堡的圆形。卡那封城堡的灵感来自君士坦丁堡的棱角分明的城墙。在施工期间，据说还发现了马克西穆斯的遗骸，这个“发现”赋予了这座城堡更大的历史意义。马克西穆斯的遗骸被发掘出来，安葬在塔楼教堂内。

在许多情况下，爱德华一世的城堡旁还建有新的设防城镇，设立这些定居点的目的是加强驻军在当地的根基，并提供一些收入，以偿付城堡建造的巨额开支。13世纪是个人口猛增的年代，很多英格兰定居者和工匠都愿意向西迁往威尔士，到那里开始自己的新生活，尽管这意味着他们必须与充满敌意的被征服的当地人斗争。

1284年春季，在卡那封城堡施工的早期，埃莉诺王后被送到这座城镇，在那里分娩。这或许是她的第十六个孩子。国王夫妇现在有六个孩子：五个女孩，分别叫作埃莉诺、琼、玛格丽特、玛丽和伊丽莎白；还有一个男孩，叫作阿方索，这是为了纪念他的外祖父（至少有另外八个孩子，包括国王的长子约翰和次子亨利，都夭折了）。4月25日，王后生下了另一个儿子，取名为爱德华，与他的父亲同名。婴儿的诞生日与圣乔治的宗教节日相差几天，但除此之外，一切迹象都是大吉大利。一位与父亲一样拥有撒克逊—金雀花式名号的王子，降生在一座历史悠久的不列颠城镇。这个小男孩叫作卡那封的爱德华，他是一面征服的大纛，也是宣传的工具。他是埃莉诺的第四个儿子，他的出世是王朝神话的一部分，这神话以亚瑟王、马克西穆斯和远古不列颠人为素材。这个孩子能够登基为王，或许也是上天注定。1284年8月，十岁的阿方索在温莎去世。突然间，四个月大的爱德华成了在想象中重新构建的不列颠王国的继承人。爱德华一世征服了威尔士，创造了王朝神话，还得到了一位新继承人，他的君主理想正在一步步实现。他现在要做的，就是为这一切买单。

[1] 马格努斯·马克西穆斯（约335～388），原为罗马帝国驻不列颠的将领，后率军反叛，与东部的皇帝狄奥多西一世达成协议，成为统治不列颠、高卢、西班牙、阿非利加等地的皇帝，后被狄奥多西一世击败并处决。马克西穆斯起兵谋反时曾率领大批本土不列颠人（凯尔特血统）前往欧洲大陆，据说布列塔尼（在今天的法兰西西北部）的凯尔特血统民族就是这么来的。马克西穆斯在威尔士传说中是重要人物，据说曾在塞贡蒂乌姆遇见一位当地少女，与其喜结良缘，后将大片土地赐予其父兄。威尔士后来许多王公诸侯都自名为马克西穆斯的后代。

征服的代价

征服威尔士需要巨大的投资。据估算，第一次威尔士战争的开支还不算多，为2.3万镑；第二次战争却消耗了约15万镑巨资。其中大部分开支是为了巩固胜利而建造城堡的成本，每一座城堡的开支都在1.4万镑（这是始终未能完工的博马里斯城堡的最终总费用）和2万镑（安格尔西岛城堡的开支）之间。

投资并不全在城堡工程上。作为征服者，爱德华一世强加给威尔士的和平条件非常严厉，就像诺曼人征服英格兰之后那样。与罗伯特·伯内尔主导下的英格兰法律革命相一致，平定威尔士的政策也以法律改革为基础。1284年通过的《威尔士条例》推翻了威尔士本土的大部分法律和行政制度。弗林特、安格尔西岛、梅里奥尼斯和卡那封都被改编为英格兰风格的郡，配有郡长和法庭的行政机器，这种机制组成了地方政府的神经中枢。英格兰的刑法正式取得了比威尔士风俗习惯和司法程序更高的优先权。爱德华一世此次严厉地处罚了威尔士诸侯：许多豪门望族被消灭，他们的土地被占领，财产被没收。然后，英格兰朝廷空降了大批忠于爱德华一世的人，去加快英格兰化的进程。

征服给威尔士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给英格兰造成的变化也同样非同寻常。国外（哪怕仅仅是越过英威边境）征服的巨大代价给爱德华一世施加了很大压力，他必须要保证国内能够维持政治上的共识。在第二次诸侯战争期间，还是个少年的他曾目睹父亲在外交政策上愚蠢地一掷千金，却遭到诸侯的反叛，后者在出钱资助军事行动时已经很不情愿。他决心避免重蹈覆辙。

因此，在征服威尔士的战争进行的同时，爱德华一世还在英格兰开展了规模宏大的立法和财政改革。爱德华一世的政府努力一边扫净王国政府中的奸佞宵小，一边向各郡扩张自己的影响力。英格兰行政、司法和财政监管的几乎方方面面都有所涉及。这些改革是亨利二世以来法治国家建设的声势浩大的第一步。在亨利三世的昏庸统治之后，有些改革的确是国家急需的，但爱德华一世的政府愿意大刀阔斧地改革的另一个原因是，国王在不列颠群岛的积极进取的外交政策需要巨额资金。要筹措这些资金，他必须改革。

改革的关键措施是若干条例，这项工作由伯内尔主持。他在英格兰新政府结构的设计中扮演的角色就像是詹姆斯大师在城堡建造工程中的作用一样。在第二次入侵威尔士之前颁布的三道条例——《威斯敏斯特条例》、《格洛斯特条例》和《永久管业条例》——启动了这一进程。战争结束之后，大规模的立法继续进行。1283年的《阿克顿伯内尔条例》和1285年的《商人条例》涉及债务问题。1285年的《第二威斯敏斯特条例》就像《第一威斯敏斯特条例》一样，是一整套涉猎极广的立法，有五十个极其详尽的条款，规定了新的程序、规章和令状，涉及范围包括：土地的继承和让渡；男性死者的土地被转让给其遗孀；非常棘手的谋杀罪的错误指控；富人贿赂郡长以逃避陪审义务等问题。

这些法律改革的目的不仅仅是让王国的诸侯处理起土地纠纷和贸易协定来更为轻松。事实上，这些改革深入社会的最底层。1285年的《温切斯特条例》对村一级的刑法进行了革命性的改革。朝廷相信，许多罪犯在村一级逍遥法外，因为陪审团不愿意指控乡邻亲朋、将其判罪，于是庇护他们逃避法律的惩戒。“普通的抢劫、杀人和纵火罪行比以往出现得更为频繁，”该条例写道，“陪审员……对针对外乡人的重罪听之任之，不予惩罚，而不愿意指控罪犯，因为许多罪犯是他们的同乡……国王陛下为惩处此等重犯，在此种案件中确立刑罚，对胆敢庇护或隐匿重犯者严惩不贷。”

《温切斯特条例》要求地方社区负起责任来，检举和揭发重犯，令其无处藏身。如果发生罪案而未能擒获罪犯，那么整个百户邑都将被株连。整个法律和秩序的体制现在变成了每一个臣民都有责任帮助朝廷维护治安。“居住在某地区的居民将对此地区发生的抢劫和其他重罪负责，”《温切斯特条例》严厉地规定，“在有城墙的大城镇，日落至日出之前，城门必须关闭……任何窝藏或接纳破坏治安嫌疑犯的人”都将被视为同犯。

最一目了然的是，《温切斯特条例》改变了英格兰城乡的面貌。就像爱德华一世的工匠在威尔士的林地开辟道路以推动他的征服一样，现在英格兰的所有商业道路都将被肃清扫净，以保障安全：“连接两座贸易城镇的道路，在有树林、树篱或壕沟的路段，应当拓宽；道路两侧200英尺范围内不应有任何壕沟、矮树或灌木丛，以免有歹人潜伏其中。”英格兰的商业动脉被转化成了没有树木的开阔道路，以促进货物和金钱在全国自由流动。

除了法律改革之外，爱德华一世政府还努力精简王室财政。据马修·巴黎说，亨利三世统治时期的货币“由于剪钱币的人和伪币制造者肆虐，出现的严重贬值到了令人无法忍受的地步，不论是本土人，还是外国人，看到这种钱币，只会怒目而视、满腹怨恨”。朝廷在1279年重新铸币，力图改变这种现状。爱德华一世还对王室的会计制度进行了改革。1284年的《里兹兰条例》采取措施，将记录政府金钱往来的卷筒卷宗[1]上的旧债收回，王家法庭加快催债和收缴罚金的进程，王室官吏常常被派遣到全国各地去调查人们欠王室的债务。

即便采取了这些措施，王室财政仍然出现了惊人的赤字。到1289年，爱德华一世的收入严重依赖外国银行家的贷款和向僧俗征收定期赋税。他在统治早期就能向僧俗征收高达十五分之一的财产税，在后来多年中仍然能维持这么高的税率，这足以说明他通过改革项目赢得了很大的政治资本和公信力。

就像在战争中一样，爱德华一世在法律领域也决心要让他的政府执行激进的、长期性的政策，以便巩固自己百年之后给国家留下的遗产。只有通过这种积极进取的政策，他才有希望将全国团结在自己背后，去支持自己代价昂贵的外交政策。但如果说他的改革是国家急需的，而且对王室的财政和政治安全也至关重要，那么改革也有阴暗面。爱德华一世改革的一个可怕的污点就是他对英格兰犹太人的态度。

[1] 12～19世纪英国的财政记录，又称财政部大档。

驱逐犹太人

1290年10月10日，星期二，伦敦的一群穷苦犹太人登上一艘船，沿泰晤士河而下。他们手中拿着王室签发的安全通行证。他们的外衣上佩戴着黄色的、形状像书本的徽章。法律规定，他们必须随身佩戴这种徽章，以便将他们与基督徒区分开。他们的全部家当都装在自己的包袱里。他们的目的地是海岸，到了那里之后要前往欧洲大陆。他们知道，自己再也不会回到英格兰了。

船离开了伦敦城，穿过都城周边的乡村。他们离开的是一座让他们越来越难以生存的城市。在伦敦，朝廷颁布了越来越严厉和苛刻的法律，对他们加以迫害，禁止他们从事贸易或者挣钱，或者甚至不允许他们与基督徒邻居交往，尽管他们的祖先曾在这里自由自在地生活。他们的会堂遭焚毁，他们的朋友被毒打或绞死，急性子的布道者们要求他们皈依基督教。伦敦再也不欢迎他们，也不要他们。他们别无选择，只能背井离乡。

他们顺流而下。行进了数英里之后，河面变宽，右舷的肯特郡土地逐渐变得细碎，出现了许多岛屿和沙洲。前方就是开阔的大海，正在退潮。船长是个基督徒，他将船转向南方的谢佩岛。潮水越来越低，他抛下船锚，让船停靠在泰晤士湾落潮后出现的沙岸上。他告诉犹太乘客们，在涨潮之前，他们没办法继续前进了。他对他们说：“你们可以自由离船，到沙洲上活动活动腿脚。”

所有乘客都听从了他的建议，走下船，在湿漉漉的沙滩上行走。他们没有注意到，潮水已经在上涨了。

船长当然是注意到了。他和他的水手们都知道，在落潮之后，泰晤士河会重新吞没前不久还显露出来的沙滩，将沙滩上的一切都席卷而去。他匆匆跑到船边，爬了上去。犹太乘客们在沙洲上漫步，现在身处险境，孤立无援。船长向他们呼喊，叫他们向摩西祈祷，摩西曾经为他们分开海水，让他们安全通行，那么就让摩西再这么干一次吧！然后，航船扬长而去，乘客们的行李还在上面。潮水汹涌而至，将犹太人卷走，无一生还。

船长和他的水手们后来因为这桩罪行被投入监狱。他们的所作所为是1290年爱德华一世驱逐英格兰的少量犹太人期间发生的最丑恶的行径之一。总的来讲，犹太人是安宁地离开英格兰的，上述的残忍行为并不典型。但它印证了13世纪欧洲基督徒和政府对犹太人的冷酷无情。

爱德华一世在位期间，英格兰犹太人的人口约有2000，居住在大约十五个主要的城市定居点。犹太人仍然像约翰国王时期那样，遵循着忏悔者爱德华的法律：“犹太人的人身及其动产均属于国王。”（这可能是杜撰的）但自约翰统治时期以来，犹太人越来越不受欢迎。1240年，三名犹太人在诺里奇被处决。他们的所谓罪状是为一名五岁男童施行割礼。据说他们计划在复活节将这名男童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案件煽动了民众对犹太人及其财产的侵犯。1255年，一个叫作乔平的犹太人被指控与一群同谋施展巫术，将一名八九岁的基督徒男童折磨致死。据传说，受害男童的尸体在溪流中不会沉下去，也没办法下葬；据说尸体被投入井中后，发出了香甜的气味和明亮的光芒。亨利三世巡视林肯的时候，下令将乔平处决，还逮捕了九十一名犹太人，将其全部押往伦敦、判处死刑。其中十八人被处死，这时康沃尔伯爵理查干预此事，救下了其他人的性命。13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伦敦和北安普敦都发生了类似的案件。

1269年，亨利三世限制犹太人从事贸易活动，并规定犹太人亵渎神明为死罪，应判处绞刑。爱德华一世从十字军东征返回后，通过了《犹太人条例》，禁止绝大多数形式的高利贷（或放债）；限制犹太人只能居住在某些城市；规定犹太人必须佩戴黄色徽章，以此对其进行羞辱，此徽章“为两张祭桌拼接之形状，以黄色毛毡制成，长6英寸，宽3英寸”；并对所有年龄在十二岁以上的犹太人征收每年3便士的人头税。大约在《犹太人条例》在英格兰颁布的同一时期，太后——普罗旺斯的埃莉诺驱逐了她属地内的所有犹太人。

爱德华一世颁布了严刑峻法，打击剪钱币的罪行（即将银币的边缘剪下一点，积少成多地积攒贵金属），他的法官们在1278～1279年开始惩处此类罪犯，导致犹太人遭受了一场司法屠杀；尽管剪钱币的罪犯中犹太人和基督徒人数差不多，但因此罪行被处决的犹太人的数量却是基督徒的十倍。在13世纪70年代晚期，英格兰的每一个犹太人家庭的户主都曾因剪钱币的嫌疑而坐过牢。在司法恐怖的气候下，常常发生对犹太人家庭敲诈勒索的事件。利欲熏心的邻居们威胁要揭发他们剪钱币，借此讹诈。13世纪80年代出现了更多的大规模逮捕和强征摊派税的情况。1283年，犹太人不再享有法律对普通商人的保护。1284年，大主教佩卡姆颁布敕令，要求摧毁伦敦的所有犹太会堂，只留下一座。两年后，教皇霍诺里乌斯四世要求坎特伯雷大主教和约克大主教禁止基督徒与“受诅咒的、奸诈的”犹太人交往。

这一切并非英格兰的特殊情况。13世纪或许是整个中世纪反犹浪潮最为汹涌的世纪。欧洲各国君主都采取了类似的压迫措施，镇压各自国内的犹太人。弗里德里希二世命令西西里的犹太人佩戴T形的蓝色徽章，并将胡须留长。腓力·奥古斯都以来的法兰西诸王要求法兰西犹太人佩戴轮子形状的徽章。不管犹太人居住在何方，虐犹、屠杀、隔离、歧视性法律、迫害和虐待都愈演愈烈。爱德华一世所信仰的基督教咄咄逼人、强悍有力而缺乏宽容，他的所作所为顺应这个充满偏见的年代的大潮。

尽管遭到越来越严重的虐待，并且他们的贸易遭到法律阻挠，犹太人仍然几乎掌控着英格兰的财政领域。他们继续进行非法的放债，还买卖债权。投机商们购买债权，一旦债务人不能按期清偿债务，就将其作为抵押的土地占为己有。显然，落入这个陷阱的地主阶层十分憎恶犹太人。爱德华一世在位时受到了宗教和政治上的极大压力，去一劳永逸地消灭犹太人的放债行当。国王一方面非常虔诚，另一方面又急于充实自己空荡荡的国库，因此很容易被这种压力所左右。

爱德华一世从英格兰犹太人那里捞到了不少私人油水。他的父亲为了十字军东征，从犹太人那里一共征收了6000马克。1272～1278年，爱德华一世的财政部试图再从他们手中征敛2万镑以上，但没有成功。爱德华一世也是一位曾参加十字军东征的君主，他对其他宗教的权益的鄙夷很容易被激发出来。他是个传统的抱有成见的人，并不比他的英格兰同胞更开明，他的态度也并非不寻常。大部分英格兰人的观点与大主教佩卡姆及赫里福德主教托马斯·德·坎蒂卢普相同——犹太人要么皈依基督教，要么承受迫害。

犹太人遭驱逐的直接导火索，就像爱德华一世治下的许多事情一样，是财政。平定威尔士之后不久，国王不得不亲自驾临加斯科涅，去整顿自己对这个公国的统治。他于1286年5月13日离开英格兰，在加斯科涅待了三年多，重新确立自己的封建权利，建设新城镇，并对公国政府进行系统化。加斯科涅经历了一场范围广大、井井有条、管控有序的爱德华一世风格的改革，当然这都需要金钱做后盾。爱德华一世离开公国的时候，已经欠了卢卡的里卡尔迪银行家族10万镑以上的巨款。

他于1289年8月12日返回英格兰，发现那里的政治气氛高度紧张。他的一些重臣，包括英格兰的两位最高级的法官——王座法庭和民事诉讼法庭的主审法官，被指控犯有严重的腐败罪行。国王的官吏深入调查已经失效的王室权益，招致许多不快和风波，有好几位英格兰伯爵在咕哝着提出质疑——爱德华一世身处国外，却要求诸侯对其在国外的事业提供经济支援，这么做是否合法？10月，爱德华一世不得不写信给英格兰的每个郡，邀请所有对王室大臣或官吏有怨言的人都到威斯敏斯特，向他的专员们申诉。在这种政治环境下，如果不做出重大的让步，他没有办法向议会索要更多金钱。

爱德华一世在思忖金钱的问题，因为他开始考虑重返圣地、再来一次十字军东征的可能性。蒙古人通过外交途径发出讯息，询问他是否会返回圣地、讨伐马木留克王朝，而他高度信赖的盟友奥托·德·格朗松已经在去往圣地的途中，执行侦察任务。爱德华一世已经开始与教廷谈判，以便征收一笔十字军税，但如果他的这次东征要比第一次更成功，就必须从诸侯和国内较小的地主那里获取相当规模的资金。囊中羞涩，并且为了筹资愿意采纳任何政策，于是他采取了金雀花王朝惯用的手段：向犹太人要钱。地主阶层希望除掉犹太人；爱德华一世对这个主意的态度模棱两可，有可能甚至是举双手赞成的。他在1287年驱逐了加斯科涅的所有犹太人。现在，他要在英格兰落实同样的措施。这会为他赢得政治资本，征收一笔赋税，或许还能没收离去的犹太人的财产，从中获取一笔收入。

于是，1290年7月，英格兰的贵族和骑士们在威斯敏斯特召开议会的时候，他们与国王做成了一笔交易。议会批准国王征税，条件是驱逐犹太人。1290年7月18日，《驱逐敕令》被公之于众，命令英格兰的犹太人在11月1日前出境，违者格杀勿论。这道敕令被发布到全国各地，在犹太会堂中高声宣读。犹太人没有进行实质性的反抗。他们在夏季开始离开，到秋天的时候，大部分犹太人要么已经离去，要么，就像10月10日乘船沿泰晤士河而下的那些不幸的人一样，丢了性命。

近一个世纪以来，爱德华一世及其先辈对犹太人的敌意越来越强烈，《驱逐敕令》是这敌意的必然结局。被逐出英格兰的犹太人蒙受了极大痛苦，流离失所，他们抵达的欧洲大陆对他们同样不欢迎。但是，驱逐犹太人的行动在英格兰颇得民心，取得了极大成功。在爱德华一世统治的最初十八年中逃脱了死亡或破产的大约两千名犹太人接过通行证离开英格兰的时候，王室税吏开始对留在国内的基督徒民众征税。英格兰的地主阶层，或者至少是那些在议会中得到代表的人，欢呼雀跃，批准爱德华一世向所有动产征收十五分之一的赋税。王室最后收到了令人惊愕的11.6万镑巨款，这是英格兰在整个中世纪收到的最大一笔税款。“人们痛苦不堪，哀鸿遍野，”欧斯尼编年史家对这笔赋税给普通英格兰人造成的负担作了这样的描述。犹太人在欧洲各地离散的时候，发出了更为凄惨的哀鸣，但没有人理会他们。爱德华一世又一次表现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他愿意施行立法、践行改革。

苏格兰的大业和法兰西的诡计

1290年秋，犹太人离开英格兰的时候，一切迹象都表明，爱德华一世也将启程，发动一次新的十字军东征，收复在“海外”的失地。他的税吏强取豪夺、压榨僧俗财产的时候，这位“新的理查”似乎即将开启新的死亡与光荣的年代，为耶路撒冷而战。但几个月之后，国际形势就决定，他不会远征东方，金雀花王朝参加十字军东征的历史也不再会有新篇章了。爱德华一世的统治在余下的时间里将主要处置离家乡更近的事务：威尔士再次发生叛乱，新近变得咄咄逼人的法兰西王室企图将金雀花王朝逐出加斯科涅，以及与苏格兰的最为血腥的新战争。“所有的威尔士暴君被镇压下去的时候，衣衫褴褛的苏格兰人举起了长矛。”这是1298年流行的一首歌谣中轻松活泼的一句，简明扼要地描述了爱德华一世统治时期过半的时候，他的战略转折：从对威尔士人的战争改为对苏格兰人的战争。当然，真相往往并非如此简单明了。

1290年9月初，一支船队从挪威西南海岸的卑尔根起航，前往苏格兰。船上的乘客是位大贵人：一个名叫玛格丽特的女孩，年纪只有六岁。她被称为“挪威的少女”，时局决定，她即将成为苏格兰的女主人。一个处于困境的国家的希望和安全就寄托在她的肩膀上。玛格丽特是苏格兰国王亚历山大三世（1286年驾崩）的外孙女。亚历山大三世死后，他的国家陷入一场混乱。王位没有显而易见的继承人。亚历山大三世的妻子约兰达王后在国王死时身怀六甲，但那孩子后来胎死腹中，而他们没有其他的儿女。

邓凯尔德王族无嗣，这对国家来说意味着灾难。14世纪的编年史家——温顿的安德鲁在几十年后追溯国无君主的动荡时期，写道：“童贞女所生的基督啊，援助和拯救苏格兰吧，这个国家现在一片混乱。”

1286～1290年，苏格兰处于半死不活的状态，一群摄政者组成的议事会执掌朝纲，努力维持局面，等待找到合适的继承人。他们最终选择了玛格丽特。1290年夏季，英格兰和挪威朝廷与苏格兰权贵们经过漫长的谈判，同意将玛格丽特送到苏格兰。让一个小女孩来统治当然无法解决宪法危机，于是苏格兰人说服了爱德华一世，让他的儿子，也就是六岁的卡那封的爱德华与玛格丽特结婚。这将是三个王朝的联姻，将英格兰、苏格兰和挪威王族结合起来。1290年7月18日签订的《伯厄姆条约》确认了此次联姻，并保证“苏格兰王国将独立于英格兰王国……永享自由，不臣服于后者”。

玛格丽特从挪威去往苏格兰的旅途并不特别，也不算危险。两国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只有一小段北海相隔，有频繁的贸易往来。海上路线的停歇点是奥克尼群岛，这个群岛在苏格兰高地的外海，此地的伯爵们同时向苏格兰和挪威国王效忠。玛格丽特于1290年9月第一周出海，到第三周已经在奥克尼群岛登陆。苏格兰和英格兰的外交渠道不断交换着她驾临的消息，以达勒姆主教安东尼·贝克为首的英格兰外交官们携带着贵重珠宝前往苏格兰，作为欢迎这位少女的礼物。

英格兰外交官们永远没有机会向这个孩子呈上爱德华一世为她准备的厚礼了。9月的最后几天，噩耗从奥克尼群岛传到苏格兰：玛格丽特在岛上患病一周，随后死去了。死因至今不详，但很可能是在海上吃了腐败食物导致严重的食物中毒。玛格丽特这么一死，拥有近三百年历史、可以上溯到千年之交邓肯一世时代的邓凯尔德王族就灭绝了。苏格兰真正是无父无君了。寻找一位新的统治者的努力几乎令国家分崩离析。

从最初得知玛格丽特的死讯开始，爱德华一世的宫廷与苏格兰的显要权贵之间就频繁传递着信函和请求。苏格兰的圣安德鲁斯城的主教写的一封书信表明，在玛格丽特死后，苏格兰人普遍担心会爆发内战。权贵们在秣马厉兵，准备用鲜血来填补权力真空。只有爱德华一世这样实力雄厚且威名赫赫的国王能够阻止苏格兰陷入无政府状态。“恳请陛下屈尊俯就，前往边境地带，安抚苏格兰人民，制止流血冲突，好让王国的忠臣良民……拥立依法享有继承权的人士为王……”这位主教如此写道。他暗示，如果没有爱德华一世这样的极大权威来主持，那么就没有推举新国王的合法程序可言。

玛格丽特的死讯送抵爱德华一世那里的时候，他刚得知埃莉诺王后于1287年访问加斯科涅时染上的一种热病复发了。她原本在前往林肯与他相见的途中，却于1290年11月28日在诺丁汉郡的哈比村病倒。爱德华一世快马加鞭地去见她，在她病逝前赶到了她身边。埃莉诺享年四十九岁；这对夫妇度过了三十六年的婚姻时光，她为他生了十六个孩子。

爱德华一世在世人面前毫无避讳地为爱妻哀悼，他在次年写道，对于这位妻子，“我的爱永无停息之日”。埃莉诺的遗体被做了防腐处理，体腔内塞入大麦，然后被分十二段旅程辗转运回威斯敏斯特。爱德华一世命令在遗体曾停放的地方树立起一些大型分层石制十字架，其顶端有尖顶。这些所谓“埃莉诺十字架”是非常公开的哀悼纪念碑，受到了为法兰西国王路易九世而建的蒙茹瓦十字架[1]的启发。另外，爱德华一世慷慨地提供资金，举办奢华的弥撒，帮助埃莉诺王后的灵魂尽早通过炼狱；埃莉诺去世六个月之后，约克大主教向国王吹嘘说，已经为了他亡妻的灵魂举办了4.7万次弥撒（这个数字不大可能是真实的）。

有多达十三人宣称自己对苏格兰王位享有继承权。他们之间复杂的法律斗争被称为“大业”，爱德华一世对监管“大业”抱有极大的兴趣。争端持续了两年，最后两名竞争者是巴纳德城堡（在达勒姆郡）领主约翰·巴里奥和罗伯特·布鲁斯[2]（一位年迈的贵族，曾担任坎伯兰郡的郡长，还曾陪伴爱德华一世参加十字军东征）。在玛格丽特去世后写的一封吊唁信中，爱德华一世自称是苏格兰的“朋友和睦邻”，但他显然把“大业”当作增强自己对苏格兰事务影响力的良机。他坚信英格兰国王对苏格兰王室拥有封建宗主权，而在此前，英格兰国王只是间或地宣示过自己的这种宗主权。爱德华一世将尽一切努力，宣告自己是整个不列颠群岛的领主和主人。

“大业”的最终司法判决结果对约翰·巴里奥有利，但这个案件错综复杂，如同迷宫一般难以把握。谁有资格对一位国王的任命做出判决呢？争夺王位的人们最后不情愿地得出结论，要回答这个问题，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向爱德华一世臣服。但这个决定不是轻率地或漫不经心地做出的。挪威的少女去世一年之后，一次会议在英格兰—苏格兰边境上的诺勒姆城堡召开，苏格兰人在此次会议上承认了爱德华一世的宗主权。到1292年11月，案件已经做出定夺。11月30日，巴里奥在苏格兰的古都斯昆登基，成为苏格兰的约翰国王。

如果巴里奥认为自己当了国王之后，就可以与南方的“朋友和睦邻”平起平坐，那么他就大错特错了。爱德华一世主持的是选举一位封臣的会议，而不是选举一位和他地位相等的君王。亨利二世和约翰都仅仅让苏格兰国王对他们宣誓效忠，满足于理论上的而非实际上的权力。许多代苏格兰国王都和英格兰朝廷和睦相处，保有英格兰的伯爵头衔（主要是亨廷顿伯爵），并在英格兰的封建制军队中服役。但爱德华一世认为这都还不够。他要求苏格兰国王完全地、公开地臣服于他，不仅仅是在仪式中，在实践中亦是如此。

在登基十天之前，巴里奥用法语向爱德华一世宣誓效忠，承认他以英格兰王室的臣属的身份保有苏格兰，并“对您忠心不贰，恪守人世间的荣誉，反对您的一切敌人……”10月26日，他在二十三位苏格兰权贵面前，向爱德华一世俯首称臣。

这并不是罕见的事情，但除了王权的简单仪式之外，爱德华一世还提出，作为最高宗主，他有权听取人们对苏格兰国王做出的法律决定的上诉。这直接违背了1290年的《伯厄姆条约》设想的局面。根据这项条约，尽管卡那封的爱德华和挪威少女将共同统治苏格兰，但有条文规定“苏格兰王国在国内和边境地带的一切权益、法律、自由和习惯，将完整地、彻底地、永久性地得到保全，不受任何侵犯”，并且“苏格兰王国的任何子民，无论缔结任何契约，或犯有任何罪行，或由于其他任何事务，都不受该王国境外任何法律的约束”。今非昔比，爱德华一世决定要更严格地行使自己的权威。在涉及苏格兰权贵——法夫的麦克达夫（他声称自己享有法夫北部一些土地的继承权，但这继承权被人夺走了）的一起案件中，爱德华一世传唤约翰·巴里奥本人到1293年米迦勒节的英格兰议会答话。巴里奥拒绝承认英格兰议会有权听取来自苏格兰的上诉，但在爱德华一世的威胁下，他不得不让步，撤回了自己的抗议，再次宣誓效忠。这奇耻大辱令巴里奥抱恨终身，始终未能从这打击之下恢复。这位附庸国王和所有服从他的王权的人很快认识到，有了爱德华一世这样一位跋扈的邻居，苏格兰国王只是个虚衔。

但爱德华一世做得太过头了。将英格兰的意志强加于苏格兰王国固然不错，但他丝毫不肯妥协的立场使得巴里奥在两个不可调和的位置之间左右为难。苏格兰国王一方面要满足爱德华一世的亚瑟王式的雄霸天下的野心，同时又要捍卫苏格兰王室的独立性。最终结果就是，巴里奥的王权土崩瓦解，而整个苏格兰掀起了对英格兰人的激烈反抗。爱德华一世远远没有巩固自己对苏格兰事务的权威，反而将苏格兰人推进了法兰西人的怀抱。

[1] 蒙茹瓦十字架是中世纪法兰西的一种路标或界碑，碎石堆上方有十字架。“蒙茹瓦”（montjoie）是中世纪法兰西军人惯用的战斗口号，据说源自查理曼时代，其意义并不明确。法兰西王国的纹章上就有“蒙茹瓦”的字样。

[2] 第五代安嫩代尔领主罗伯特·布鲁斯（约1210～1295），他的孙子也叫罗伯特·布鲁斯，最终率领苏格兰取得独立，成为苏格兰国王罗伯特一世。

征服苏格兰

在13世纪，横跨英吉利海峡的航道以及法兰西的大西洋沿海的航道，都是主要的贸易动脉。欧洲富裕国家的商人们在相距遥远的地区之间转运货物，克服恶劣的条件，冒着茫茫大海的风险，在从佛兰德到伊比利亚半岛，甚至更遥远地方的诸多港口城镇和市场经营获利。商业活动欣欣向荣，各国商人络绎不绝。但在13世纪90年代初，英格兰、诺曼底、佛兰德、加斯科涅和卡斯蒂利亚的众多航海商人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贸易战。它导致从五港同盟到葡萄牙的里斯本的广袤地区争斗不休，还发生了许多海盗劫掠活动。战旗扯起，私人之间的海战爆发，各民族的鲜血飞溅到大海中，这些海上通道和海湾成了危险的杀戮场。

这场贸易战的起因现在已经难以解释。麻烦最初是从1292年诺曼底的一场纠纷发端的。次年，矛盾升级。到1293年5月15日，升着英格兰和诺曼底旗帜的私人武装之间已经发生了一系列流血冲突。到这时，混乱的严重性要求政府加以干预。爱德华一世不愿意被私掠商人的活动卷入到国际矛盾中去，因此尽其所能地加以安抚。他向法兰西派遣了一个外交使团，希望与腓力四世商定和平条件。腓力三世于1285年在入侵阿拉贡的战事中染上痢疾，后来病逝，他的儿子腓力四世继承了王位。

腓力四世以屈尊俯就的态度对待爱德华一世，就像爱德华一世居高临下地俯视新的苏格兰国王一样。腓力四世是个英俊潇洒的青年，民间称他为“美男子”（金雀花王朝的缔造者——安茹伯爵若弗鲁瓦也拥有这个绰号）。但在这俊美的外表之下，却是一颗冷酷而顽固的心。但丁称他为“法兰西的大害”，帕米耶主教则写道：“他不是人，也不是野兽。他是一尊雕像。”腓力四世在其统治期间迫害了许多抗拒他权威的群体和臣民。他对圣殿骑士们毒刑拷打，镇压了他们的骑士团。1306年，他搜捕并驱逐了法兰西的犹太人（后来在1315年，路易十世将犹太人邀请了回来；但在1394年，查理六世又驱逐了犹太人）。在臭名昭著的所谓“奈斯勒塔”事件[1]中，他以通奸罪将三个儿媳投入监狱，而将她们的所谓奸夫公开折磨致死。他的固执己见和残忍无情甚至超过了爱德华一世。尽管爱德华一世在1286年的一次盛大仪式中以加斯科涅领主的身份向腓力四世宣誓效忠，但是法兰西毕竟太小，一山不能容二虎，金雀花王朝和卡佩王朝的国王无法和平共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爱德华一世试图将自己的封建宗主权强加于约翰·巴里奥的同时，腓力四世却打算在加斯科涅羞辱爱德华一世一番。腓力四世以贸易战为借口，主张自己有权审判参与袭击的一些加斯科涅公民和官吏。这些人犯没有被交给他，于是他传唤爱德华一世到1293年圣诞节后的法兰西议会答话。爱德华一世派了他的弟弟——兰开斯特伯爵埃德蒙代表他去谈判。但腓力四世在谈判中言而无信。他告诉英格兰人，如果爱德华一世公开宣布放弃加斯科涅，并拱手交出那里的城镇和要塞，并迎娶腓力四世的妹妹——十一岁的法兰西的玛格丽特，那么法兰西朝廷将归还他们在加斯科涅的收益，并撤销传唤爱德华一世参加法兰西议会的命令。

英格兰人上了这个大当。法兰西的新国王厚颜无耻、侵略成性且热衷于对外扩张，而爱德华一世或他的使臣竟然信以为真，的确令人费解。当时的编年史家也感到这不可思议，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英格兰国王一定是贪恋法兰西小公主的美色，就像他的祖父约翰国王劫持昂古莱姆的伊莎贝拉从而危害了自己在欧洲大陆的领地一样，丧失了理智。但这种解释忽略了这样的事实：爱德华一世是一位久经考验的政治家，会敏锐地捕捉任何政治机遇来扫清外交渠道上的障碍，以便为自己新的十字军东征做准备。无论动机如何，英格兰人都被蒙骗了。传唤爱德华一世去法兰西议会的命令不但没有被撤销，反而三令五申。爱德华一世拒绝到腓力四世面前受辱，就像不久前约翰·巴里奥在他面前受辱那样。于是，英格兰和法兰西之间再次燃起狼烟。

结婚计划被搁置了。爱德华一世采纳了13世纪传统的战略：他与法兰西以北和以东的君主们结盟，并计划直接入侵法兰西，以保卫和巩固自己在南方的领地。他的外交官们在安东尼·贝克领导下，开始与德意志国王和低地国家与勃艮第的权贵们谈判。英格兰与这些国家交换现金，并承诺联姻，以换取他们的合作、共同对抗法兰西。同时，英格兰朝廷开始征兵，准备入侵欧洲大陆。

这个计划在理查一世治下奏效，但在约翰和亨利三世时期却遭遇惨败。爱德华一世也没有取得多少成功，因为就像他之前和之后的许多统治者一样，他的战线拉得太长，处境非常危险。1294年10月，一支军队在国王经验不足的侄子——布列塔尼的约翰——指挥下被派往加斯科涅，但这支军队的规模比计划得要小。法兰西战线所需要的部队必须留在国内，以维持威尔士的秩序。

就在布列塔尼的约翰起航一个月前，威尔士人在罗埃林之子马多格（末代罗埃林的一个远亲）领导下发动了大规模叛乱。马多格自称是罗埃林的头衔的继承人，但实际上他的叛乱是在反对1292年针对动产的苛捐杂税。这笔动产税的最后一批是在1294年9月征收的，与此同时朝廷还要求威尔士人去加斯科涅作战。

马多格与威尔士的其他小诸侯携起手来。他的盟友们——梅雷迪思之子凯南、里斯之子梅尔格温和梅雷迪思之子摩根都不是威尔士本土的重要权贵，但爱德华一世在1282年入侵之后已经有效地消灭了威尔士贵族的上层，因此马多格没有多少选择。马多格的人马攻击了威尔士各地的新建的英格兰城堡。所有主要的城堡都坚守下来，但爱德华一世仍然需要从预定用于保卫加斯科涅的军队中抽调很大一部分兵马去伍斯特，以镇压威尔士人。这严重消耗了他的资源。爱德华一世在威尔士或许是最强大的霸主，但即便是在法兰西战事爆发之前，为了迅速而强有力地保卫在欧洲大陆的领地，他对整个不列颠群岛的主宰也受到了消极影响。

爱德华一世第三次入侵威尔士的战争于初冬开始，是他在位时期最大规模的一次入侵。他的军队于1294年12月开进威尔士，恪守老战术，即由王军从切斯特发动向康维的大规模攻势，同时南面的边境地带的保王党诸侯半独立地发动袭击。此次战争中，爱德华一世遭遇了一些小挫折。威尔士人缴获了英格兰军队辎重的相当大一部分。这年冬天，爱德华一世被包围在康维城堡，汹涌的山洪将他与外界的援兵隔断了。据说他不肯喝自己的少量葡萄酒配额，而坚持将它平分给所有官兵，自己只喝掺蜂蜜的水。他这个姿态是很容易做出来的，因为洪水退去之后，他很轻松地解除了围困。

春暖花开之际，英格兰人取得了胜利。3月5日，沃里克伯爵指挥的部队在迈道格原野击溃了马多格的人马。“他们是世间有过的最优秀、最勇敢的威尔士人，”哈格内比编年史中保存至今的一封信如此写道。英格兰的战争机器极其强大、满怀自信并且拥有巩固的基础设施，因此威尔士人没有任何胜算。迈道格原野战役之后，爱德华一世感到可以安全地离开康维，于是巡视了威尔士各地。他在这个亲王领地周游三个月，扫清了叛军余孽。1295年6月中旬，威尔士得到平定，叛军魁首均已落网。

这一次，英格兰军队又是轻松得胜，遇到的抵抗极其微弱。但此次战役的军费开支超过了5.4万镑，而在1295至1300年间又花了1.13万镑在安格尔西岛建造博马里斯城堡。此外，加斯科涅战事的珍贵时间也丧失了。

现在他时间紧迫，金钱也少得可怜。加斯科涅急需增援，而英格兰南部海岸在1295年遭到了法兰西战船的袭击：多佛尔被烧毁，多人被杀。但在这个月的威斯敏斯特议会上，国王向诸侯发言时，对方的态度却令他发狂：大约四分之一的英格兰权贵宣布自己不愿意参加国王的海外军事行动。13世纪最大的抱怨在1295年和1214年一样振聋发聩：加斯科涅是国王的私事，不是英格兰的公事。

爱德华一世怒不可遏。对那些不愿意出钱支援加斯科涅战役的人，他施加了严厉的经济制裁。他还命令一支舰队（由新建的桨帆战船组成）加强海岸的防御。但恐慌情绪在迅速蔓延。有谣言开始传播，说法兰西已经发起对英格兰的全面入侵。国王内廷的一名骑士托马斯·特伯维尔被发现是敌人的奸细。从肯特到康沃尔的南部海岸设置了瞭望哨，心急如焚的人们扫视着海平线，唯恐法兰西舰队的旗帜和风帆会出现，来摧毁英格兰王国。

绝望之下，爱德华一世转而采用一项在过去给他带来很大好处的策略：让步和协商。11月底，他召集了数量极多的诸侯、主教、骑士、市民、各郡人民代表、大小城镇代表，召开议会。这是自爱德华一世筹划入侵威尔士以来召开的最大规模的政治集会，而且他带着和解的情绪，向大家许诺，不会让任何人因为国王的军事行动而倾家荡产。这次议会后来被称为“模范议会”。传唤议员们开会的令状描述了国家面临的危险：“法兰西国王不满足于奸诈卑劣地入侵加斯科涅，还集结了一支庞大的舰队和陆军，图谋进犯英格兰，从世界上消灭英语。”

于是，整个英格兰都得到号召，奋起保卫王国、抵御卑陋的法兰西人。但在全国人民响应国王的号召、议会开始商讨的时候，又一场离家园更近的危机迫使朝廷暂时搁置加斯科涅的防务。爱德华一世刚刚重新奠定自己在威尔士的统治，他在苏格兰的傀儡——约翰·巴里奥国王就被推翻了。爱德华一世不得不再次推迟对法战争，将注意力转向苏格兰。

苏格兰战争的起因很复杂，其中最重要的是爱德华一世的傲慢。爱德华一世致力于将自己的权威施加于北方的王国，这远远超越了他的合法的本分。1294年夏季，英格兰朝廷开始征兵，准备干预加斯科涅，爱德华一世传唤约翰·巴里奥和另外十八位苏格兰权贵提供封建军事服务，一同对抗法兰西人。后来爆发了对威尔士的战争，所以这些传唤没有生效，但这又一次证明，爱德华一世不满足于仅仅享有对苏格兰的理论上的宗主权，而是要严格地行使自己的王权。

随着爱德华一世越来越咄咄逼人，约翰·巴里奥在苏格兰的地位越来越弱。苏格兰权贵们的结论是，他无力抵抗苏格兰的邻国，因此根本不配当国王。1295年，他们剥夺了巴里奥的权力，又一次组建了一个十二人的议事会，以他的名义统治国家。

爱德华一世犯了一个弥天大错，他没有意识到，他对苏格兰国王的凌辱致命地破坏了苏格兰王权的整个机制。或许他真的没有看到，他对巴里奥的态度和法兰西王室就加斯科涅事务对他提出的要求是多么相似。爱德华一世统治时期绝大多数叛乱和危机的原因就是，他不能真正理解他的对手们受到的压力。1295年，他把两个敌人赶到了一起。这两个敌人在随后的三百六十五年里将紧密合作，共同对抗英格兰。1296年，苏格兰政府批准了与法兰西的友好条约。“苏法老同盟”诞生了。

1296年2月，爱德华一世的军队开拔北上，进攻苏格兰，目标是给这个犯上作乱的附庸国一个痛苦而长久的教训，让它知道，胆敢放肆地与法兰西结盟，将要付出何种代价。国王的驾临突显了边境人民归属感的模糊。苏格兰和英格兰之间的边界是政治上的，而不是文化上的；在这个忠诚瞬息万变的地带，两个王国之间并没有一条清晰、持久的边界。如果说边界是含糊不清的，但战争的血腥后果却是非常真实的。

爱德华一世率军北上的时候，苏格兰人的袭击劫掠队伍侵犯了诺森伯兰，恐吓和摧毁卡莱尔附近的村庄。英格兰人则一直等到复活节的庆祝活动结束，才开始作战。他们的第一个攻击目标是特韦德河畔伯立克，这是英格兰东北部的一个边境城镇，两个王国对它的争议无休无止，部分原因是它是军事进攻（无论是北上还是南下，取决于谁控制着它）的一个绝佳的出发基地。伯立克战役就像它开启的这场短暂、决定性而凶残的战争一样，非常野蛮残暴，终至流血漂橹。两国的歌谣作者和编年史家都将长久地吟唱和纪念这场战役。

伯立克战役于1296年3月30日，也就是爱德华一世抵达苏格兰边境的整整一个月之后开始，对英格兰人来说起初并不顺利。离六十岁生日已经不远的爱德华一世已是满头银丝，但仍然孔武有力。他按照战前的惯例正忙着册封一些年轻人为骑士的时候，灰蒙蒙的海平线上突然间升起了滚滚浓烟。原来，三艘英格兰战船过早地展开了进攻，其中一艘在城镇附近搁浅。苏格兰人欢天喜地地冲上船去，将它烧毁。

爱德华一世的军队在罗伯特·克利福德勋爵（一位贵族出身的将领，对边境地带的经验非常丰富）指挥下，在军号鼓舞下，开始推进。伯立克的街道很快被血染红。他们屠杀了伯立克的数千名居民。后来，苏格兰人指控说他们还屠戮了妇女儿童，其中一名孕妇被砍成了肉酱。英格兰人在备战的时候，苏格兰人对他们冷嘲热讽；但战斗打响之后，苏格兰人就笑不出来了。苏格兰人在街道上被砍瓜切菜一般扫倒在地，尸骸太多，无法全部埋葬入土。伯立克成为一场丑恶而恐怖的大屠杀的牺牲品，死尸被恣意投入水井、丢进大海。据编年史家吉斯伯勒的沃尔特估计，在城镇的教士们恳求国王开恩得到批准之前，有11060人丧命。

战斗结束了，英格兰人占领了城镇，在它周边挖掘了大型防御壕沟。他们欢呼雀跃。壕沟宽80英尺，深40英尺。国王亲自用手推车运送第一批泥土。这是英格兰的强力与胜利的象征。工人们一边干活，一边唱起了一支喜气洋洋的歌。编年史家彼得·兰托夫特记录了这首歌谣的一部分：

苏格兰人溃不成军，

缩在自己的茅屋里，

永远不能繁荣昌盛。

我读的不错，

住在海边的人，

跌进了特韦德河！

爱德华一世就是用这种手段征服了苏格兰。他的三万大军在北方王国推进，屠戮所有胆敢反抗的人。

讥讽和侮辱性的言辞漫天飞扬。苏格兰人把英格兰人蔑称为“长尾巴的恶狗”，因为中世纪普遍流传着一种说法：英格兰人长着尾巴。苏格兰人只能打打嘴炮，但英格兰人拥有比嘲讽更强大的武器——精良的战争机器，苏格兰人完全无法与之匹敌。伯立克大捷之后，爱德华一世收到了约翰·巴里奥的一封信，后者悲愤地撤销了自己对爱德华一世的效忠誓言。边境地带的其他地方传来消息，诺森布里亚的农田遭到焚烧，人民遭到屠杀。苏格兰劫掠者报复英格兰人的暴行，以牙还牙地将两百名学童活活烧死在一座教堂内。

下一场战役的地点也确定了。三位势力强大的苏格兰伯爵占领了邓巴的城堡，这是一座古老的石制防御工事，位于苏格兰东海岸一处山丘上。自罗马时代以来，这里一直是军事堡垒的所在地。爱德华一世派遣萨里伯爵北上去攻打这座城堡。萨里伯爵遭到巴里奥派出的部队的袭击，结果是，苏格兰人又一次遭受奇耻大辱的惨败。据守城堡的三位苏格兰伯爵以及众多男爵、从男爵和骑士都被俘虏。彼得·兰托夫特写道：“三位伯爵被押往伦敦塔……其他人被押往不同的城堡，两人一组骑着一匹马，有的人脚上拴着镣铐，被束缚在大车上。”这对俘虏来说是极其悲惨和可耻的结局，也有力地象征着爱德华一世对苏格兰人的压倒性打击。

邓巴战役之后，苏格兰人的抵抗冰消瓦解。战役只持续了二十一周，时间很短，而且英格兰人大体上没有遇到抵抗。爱德华一世耀武扬威地在苏格兰各地巡视，率军北上，一直前进到埃尔金和班夫。苏格兰的抵抗如此脆弱，主要原因是约翰·巴里奥的软弱无能。巴里奥分两天（1296年7月2日和10日），在四个地点（金卡丁、斯特拉卡斯罗、布里金和蒙特洛兹）在仪式上遭到公开羞辱。他的短大衣上的纹章被扯下，因此苏格兰人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作“空荡荡的大衣”。他被送到伦敦塔，与被俘的伯爵们待在一起。最致命的打击是，爱德华一世的部下将苏格兰政府档案从爱丁堡掳走，还抢走了苏格兰王室的所有御宝（包括来自斯昆的神圣的宝座基石命运石[2]），将其全部送回了伦敦。

命运石被送到南方的威斯敏斯特教堂，做成了一尊特别的加冕宝座的一部分。此后，金雀花王朝在传承王位时都要用到这尊包含了苏格兰王权最神圣遗物的宝座。爱德华一世没有在苏格兰培植一位新国王，而是决定自己直接统治，就像在威尔士那样。曾在宫廷与巴里奥争夺王位的那个罗伯特·布鲁斯的继承人，也叫罗伯特·布鲁斯[3]，曾希望英格兰人得胜之后会安排他当国王，因此在爱德华一世军中为他效劳。现在，他被鄙夷地甩到了一边。“你以为我们闲得无聊，一定要替你赢得一个王国吗？”爱德华一世这样问他。

伯立克得到重建，变得金碧辉煌，成了苏格兰境内英格兰权力的中心。在这个城镇召开了一次议会。成千上万苏格兰人南下到这里，直接向爱德华一世宣誓效忠。爱德华一世向苏格兰强加了一个英格兰政府和行政的新网络，以萨里伯爵为领导人。爱德华一世在将苏格兰国玺交给萨里伯爵的时候开玩笑道：“拉屎对人来说是好事。”苏格兰人就这么被制服了。在为期两年的危机处理之后，爱德华一世终于做好了对法兰西开战的准备。

[1] “奈斯勒塔”事件是腓力四世在位期间的著名丑闻，发生在1314年。国王的三个儿媳被指控犯有通奸罪，这起丑闻对卡佩王朝末期产生了极大影响。
腓力四世有三个儿子，路易（后来的国王路易十世）、腓力（后来的国王腓力五世）和查理（后来的国王查理四世）。路易娶了玛格丽特（勃艮第公爵的女儿），两人感情冷淡，据说路易更喜欢打网球而不是与妻子相处。腓力娶了琼（勃艮第伯爵奥托四世的长女），夫妻关系不错。查理娶了布朗什（奥托四世的另一个女儿）。1313年，腓力四世的女儿伊莎贝拉及其丈夫英王爱德华二世访法期间，伊莎贝拉向她的三个哥哥和嫂子分别赠送了刺绣荷包。当年晚些时候，在伦敦的一次宴会上，伊莎贝拉发现自己赠给嫂子的荷包被两名诺曼骑士戈蒂埃和腓力·德·奥耐带在身上。伊莎贝拉据此判断，嫂子和这两人有奸情，于是告诉了父亲。腓力四世对这两名骑士加以监视，断定布朗什和玛格丽特与这两人在巴黎的奈斯勒塔中通奸已有一段时间。起初认为琼没有通奸，但对两个嫂子的丑事知情；后来断定，琼也参加了通奸。
现在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布朗什和玛格丽特的确犯有奸情。也有人认为伊莎贝拉是在陷害嫂子，好让自己的儿子继承法兰西王位的机会更大。涉案人员全部被捕。两名骑士被酷刑处死。布朗什和玛格丽特被剃去头发，终身监禁。琼则被宣布无罪，这可能是因为她丈夫腓力的干预。
这起丑闻严重打击了法兰西王室的威望，使得贵族阶层对女性的歧视增加，因此不接受女性继承王位。路易十世没有儿子，他死后，女儿不被允许继承，因为她是否国王的骨血，值得怀疑。于是腓力五世登基，他也英年早逝，随后弟弟查理四世继位。查理四世死后无嗣，与他血缘关系最近的是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三世（伊莎贝拉的儿子，也就是查理四世的外甥）。但法兰西人依据萨利克法，拒绝让爱德华三世继位，而是推举瓦卢瓦的腓力（腓力四世的弟弟瓦卢瓦伯爵的儿子）为王。对法兰西王位的争夺就是后来的英法百年战争的起因之一。

[2] 即所谓斯昆石（Stone of Scone），或“命运石”、“加冕石”，乃苏格兰历代国王加冕时使用的一块砂岩。据凯尔特传说，雅各看见天使时（《旧约·创世记》28：10—22），正是头枕此石，因此又名“雅各的枕头”、“雅格的支柱”或者“酋长石”。该石曾被保存在现已废弃的珀斯郡的斯昆修道院中，因而得名。
早在来自爱尔兰的达尔瑞达王朝征服苏格兰之前，他们就有用斯昆石作为加冕石的传统。他们征服苏格兰后，这也变成了苏格兰的传统，斯昆石也因此成为苏格兰的国家象征之一。四百多年间，这块石头始终没有离开斯昆修道院。
1296年，爱德华一世将斯昆石作为战利品掳回英格兰，安置在威斯敏斯特教堂英王加冕宝座“圣爱德华宝座”之下，象征英格兰和苏格兰统一在英王的主权下。不过，爱德华是否确实带走了真正的斯昆石，这一直都有争论。据传，斯昆修道院的僧侣们将真正的斯昆石藏在了泰河之中（一说埋在Dunsinane Hill）。这很可能是真实的，因为现有的这块斯昆石并不完全符合古人的描述。随着这些僧侣的逝去，没有人能再寻找到真相。
1328年，根据苏格兰和英格兰签署的《爱丁堡—北安普敦条约》，英王爱德华三世同意将斯昆石送还苏格兰，不过，这一允诺从未兑现。
1950年，四名苏格兰学生从威斯敏斯特教堂窃走斯昆石，送回苏格兰，后被警方追回。1996年，英国政府终于决定将斯昆石归还苏格兰。虽然斯昆石现在已经回到苏格兰，但是英国政府仍然发布了法令，规定将来英王举行加冕典礼时，斯昆石仍然需要运回威斯敏斯特教堂，安放在圣爱德华宝座下。

[3] 即第六代安嫩代尔领主，他的儿子也叫罗伯特·布鲁斯，后来打赢了苏格兰独立战争，成为国王，史称罗伯特一世。

危急时刻

1297年2月，议会在索尔兹伯里召开。爱德华一世国王心意已决，在多年的耽搁和分心之后，他终于要与法兰西国王腓力四世决一雌雄了。要打仗就需要金钱，要金钱就需要达成共识。爱德华一世在召集政界各种力量开会的时候，发明了一句新的箴言“关系到所有人的事情，应当由所有人一同批准”。而爱德华一世在此次议会上提出的要求确实与每一个英格兰人息息相关。

法兰西局势要求即刻采取行动。在几年的外交努力之后，爱德华一世在法兰西以北建立起了一个同盟。在前一个月，宫廷驻在伊普斯威奇的时候，十二岁的荷兰伯爵娶了爱德华一世的女儿伊丽莎白，于是这个同盟算是圆满了。与荷兰结盟的有德意志国王、勃艮第多位诸侯、高尔登伯爵和佛兰德伯爵，他们都迫不及待地要对腓力四世动武。加斯科涅命悬一线。1月30日，林肯伯爵指挥下的英格兰军队在巴约讷和博内加尔德之间遭到了毁灭性的伏击，一败涂地。他们急需援救。

但对爱德华一世来说不幸的是，在索尔兹伯里召开的议会并不渴望更多的荣光。议员们群情激愤、怒火中烧，顽固地拒绝出钱去开展又一场昂贵的战争。

英格兰怨声载道。爱德华一世对军费的苛刻要求给每一位地主都造成了极大损失，到13世纪90年代末，国家的开支已经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即便不算苏格兰战役的开销，近期的战争开支也已经高达25万镑。仅仅为了组建欧洲大陆的北方联盟，爱德华一世就已经欠下了7.5万镑债务。在法兰西和加斯科涅作战的费用会更比这高得多。

爱德华一世征收的赋税是常态化的，而且极其沉重。朝廷对羊毛征收非常严苛的关税（民间称其为“坏关税”），导致商人们向普通农民和羊毛供应者付的价码持续走低。1295年和1296年分别征收了一笔重税。自1294年，王室官吏就开始强行征用粮食和装备。“人民备受压迫，”编年史家吉斯伯勒的沃尔特写道。朝廷在经济上的横征暴敛给全国都造成了打击，教士第一个起来，拒绝继续与国王合作。

佩卡姆于1292年12月8日去世，此后英格兰教会的新任领导人是罗伯特·温奇尔西，他是一位卓越的知识分子和学者，他的暴躁脾气和犀利头脑可以与爱德华一世相比肩。温奇尔西以教皇诏书为靠山（教皇博尼法斯八世的这道诏书谴责君主们向教会征税的行为），率领英格兰教士们，公然拒绝为爱德华一世的法兰西军事行动提供任何资金。爱德华一世暴跳如雷，宣布英格兰教会的所有成员都是不法之徒，然后派遣他的鹰犬到全国各地没收教士们的世俗财产。“教士们遭受不公正的待遇……受了许多冤屈，”吉斯伯勒的沃尔特写道，“神职人员在国王的大道上被抢走马匹，正义得不到伸张，直到他们救赎自己，重新回到国王的保护之下。”爱德华一世获得了一场小小的胜利，但他很快就被更多的抵抗缠得脱身不得。

在索尔兹伯里议会期间，国王要求权贵们到加斯科涅作战，而他自己则在法兰西北部领导作战。他的弟弟埃德蒙在1296年初曾率领一支英格兰远征军保卫加斯科涅公国，但在前一年夏天去世了。爱德华一世计划两面夹击腓力四世，因此自然需要兵分两路。他在1294年和1295年都曾提议过此种战术，但诸侯在这两次都表示不满，或者直截了当地拒绝。诸侯和骑士们可以被说服在国王身边作战，但要求他们在外国独立作战，既超出了他们的义务，也不是他们的法律责任。1297年，诸侯普遍不愿出兵作战。在诺福克伯爵罗杰·比戈德（他同时还是英格兰的最高军务官[1]）领导下，权贵们向爱德华一世指出，国王自己打算在法兰西北部作战的时候，没有权力要求诸侯在加斯科涅为他尽军事义务。比戈德的论点特别有力，因为，正如他指出的那样，作为最高军务官，他的义务是在国王身边为他效力，而不是独立于他、单独行动。吉斯伯勒的沃尔特记载了双方的唇枪舌剑：

“国王陛下，若是与您一同作战，我求之不得，甘愿鞍前马后，冲杀在前，因为这是我的世袭权利，”他说道。

“没有我在场，你也一样要去，其他人也要去。”爱德华一世答道。

“哦，国王陛下，我没有这个义务，也没有这个打算。”伯爵答道。据说国王暴跳如雷，脱口而出：“凭上帝起誓，伯爵大人，你要么去打仗，要么就得上绞刑架！”

“我也凭上帝起誓，”诺福克伯爵答道，“我不去打仗，也不会上绞刑架。”

比戈德的话触及了问题的核心：即便国王再强大、意志再顽强，也受到法律的约束，而法律写得一清二楚，他的诸侯没有义务在他不在场的时候为其服兵役。爱德华一世怒不可遏，继续推动向加斯科涅派遣援兵并在法兰西北部筹划作战的努力。他扣押了教会财产，并收回了世俗权贵欠他的全部债务。而有些教士，以及四位最重要的诸侯——诺福克伯爵、赫里福德伯爵、阿伦德尔伯爵和沃里克伯爵则咬紧牙关，拒绝与国王合作。

议会于1297年3月解散，计划于7月在威斯敏斯特再次召集。但到那时，爱德华一世已经与温奇尔西大主教和一些伯爵取得了谅解。诸侯同意允许他征收一笔赋税，条件是重新颁布《大宪章》和《森林宪章》。7月14日，国王屹立在威斯敏斯特宫外的木制讲台上，向一大群臣民发表演说。他为自己的主张辩护，承认自己犯了错误，但坚持说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国家的福祉。据编年史家彼得·兰托夫特记载，国王对听众说：“我是诸位的城堡、城墙和宅邸。”温奇尔西大主教站在他身旁，潸然泪下。爱德华一世宣布他要去法兰西打仗，并要求所有人在他征战海外期间向十三岁的卡那封的爱德华宣誓效忠。

并不是所有人都被说服了。诺福克伯爵和赫里福德伯爵的显赫军职（分别是英格兰的最高军务官和司厩长[2]）均被撤除，他们都固执己见。他们开始编纂一个清单，例数国王的罪状。8月，遭到群起攻之的爱德华一世愈发好斗，下令再次对教会征收一笔苛刻的重税，并普遍征收八分之一的动产税，同时还传令出去，从全国各地征用价值5万镑的羊毛。他声称这些措施得到了议会的批准；他的政敌则讥讽地说，他所谓的“议会”就是“站在他房间里的那些人”。8月22日，反对派诸侯冲进威斯敏斯特的国库，阻止羊毛与八分之一动产税的征收工作，并怒斥国王，指责他对待他们就像对待农奴一样，横征暴敛。国家在快速地往内战的方向发展。

王国似乎濒临混乱的边缘，爱德华一世却毅然决然地动身前往欧洲大陆。他这个选择是极其冒险的，但他可不打算在加斯科涅即将丧失的时候枯坐在国内。1297年8月24日，他起航前往佛兰德，开启了入侵法兰西的北线作战。

敌人对他的入侵早有准备，已经严阵以待。他的作战一塌糊涂、徒劳无益。尽管他多次发誓许愿，但花了大价钱才收买来的一些盟友却不愿意出战。德意志国王没有派来援军。爱德华一世麾下来自东安格利亚和五港同盟的水手们更愿意内耗，而不是同仇敌忾。那些愿意参战的佛兰芒盟军则于爱德华一世抵达一周前在弗尔内战役中被腓力四世打败了。抵达欧洲大陆不久之后，爱德华一世被牵制在根特，那里发生了反对他领导的暴乱。没过多久，东方又传来坏消息，德意志国王背弃了盟约。爱德华一世的同盟就像八十多年前约翰的北方联盟在布汶土崩瓦解一样，迅速作鸟兽散，只是或许没有当年那么戏剧性。秋风萧瑟之时，爱德华一世不得不选择求和。10月，英法双方宣布停战。1298年1月底，双方签订了为期两年的停战协定。

英格兰在战争重压下喘不过气来，急需稳定和恢复。与法兰西的和约或许能够起到这个效果。但苏格兰局势又一次激化了。爱德华一世出征海外期间，苏格兰爆发了反对萨里伯爵的伯立克政府的叛乱。1297年9月11日，一支苏格兰叛军在斯特灵桥大败萨里伯爵指挥的英格兰军队。苏格兰人选择这个作战地点的确是非常巧妙，这是伯立克以北约100英里处福斯河上的渡口。在此之前，萨里伯爵的治理毫无章法、懒散怠惰而收效甚微。打败萨里伯爵及其部下的叛军领袖是一个叫作威廉·华莱士的土匪强盗[3]。华莱士是一位颇得民心的英雄。在战斗打响之前，他怒斥英格兰谈判代表：“回去告诉你们的人，我们此行不是为了苟且偷安，而是为了决一死战，为我们自己报仇雪恨，也为了解放我们的王国！”

1297年，华莱士领导苏格兰的叛乱，短暂地将这个王国团结了起来。华莱士的同胞们册封他为骑士，并宣布在约翰·巴里奥不在国内期间，他就是苏格兰的唯一摄政。他领导着独立运动，决心死战到底，从南方的篡位者手中恢复苏格兰王权。与此同时，在边境以南，爱德华一世不得不直面5月的议会。抱着和解的精神，他安抚了诸侯，许诺对官吏腐败行为进行审理，并支持重新颁布（他儿子的摄政政府在）前一年秋季发布的宪章。

1297年10月10日，爱德华一世颁布了《宪章确认法令》，并加盖国玺。此前，华莱士在斯特灵桥得胜的消息已经传来。《宪章确认法令》重新发布了《大宪章》和《森林宪章》的内容——此时这两部宪章都已经具有传奇色彩——并增补了一些新条款，包括废除对羊毛征收的“坏关税”，并承认，在将来只有在“全国人民认可”的情况下才可以征税。除了确认宪章之外，爱德华一世还许诺，不再以“怨恨和愤怒”对待曾反对他的伯爵们。

5月议会召开的时候，北方已经高度军事化。国库从伦敦搬迁到北方的约克，并开始分配资金，准备在罗克斯堡征集一支超过三万人的军队。6月底，这支军队开拔了。物资补给上出了一些问题，葡萄酒供应得比粮食多。没过多久，步兵部队中的威尔士人和英格兰人就开始斗殴。由于缺乏讨伐威尔士时那样的海军支持，这支大军只能饥肠辘辘地北上。在此期间，威廉·华莱士潜伏在苏格兰山区，不断撤退并坚壁清野，将英格兰军队诱骗到苏格兰内地，等待与之对抗的时机。

爱德华一世正打算撤回爱丁堡，这时得知华莱士正在福尔柯克附近的卡伦德树林扎营。他率军星夜急进，于1298年7月22日清晨与苏格兰人交锋。前一夜国王是在户外度过的，不幸被自己的战马踩踏，断了两根肋骨，痛苦不堪。这提醒人们，战争是不可预测的，充满不确定性。黎明的微光播洒在雾气弥漫的战场上时，安东尼·贝克主持了晨间弥撒。英格兰官兵的目光越过一片沼泽地，看到苏格兰人在卡伦德树林前方排兵布阵，组成了稳固的防御阵势。华莱士将他的人马分为四个刺猬阵型，密密麻麻的长矛指向敌方。这场战斗注定将是激烈而血腥的。

爱德华一世兵分两路，绕过前方的沼泽地，从两个方向夹击苏格兰人。诺福克伯爵、赫里福德伯爵和林肯伯爵从西面进攻，安东尼·贝克从东面冲锋。苏格兰骑兵没有被包含在刺猬阵型之内，临阵脱逃。同时，英格兰军队发射箭矢、投掷石块，将对方的刺猬阵型分割开。阵势被破坏之后，苏格兰人的防御迅速瓦解，溃不成军，作鸟兽散。英格兰军队损失了两千步兵，苏格兰人则惨遭灭顶之灾。

此役对威廉·华莱士来说是奇耻大辱，严重损害了他的军事声誉。但苏格兰贵族，包括华莱士自己，都得以安全逃脱，因此，尽管卡伦德树林的沼泽被鲜血染红，但对英格兰人来说，这算不上是全胜，不能够与邓巴战役相提并论。爱德华一世的军队羸弱、饥饿、患病而且内部不和，没有能力控制战场。国王与诺福克伯爵和赫里福德伯爵之间的关系依然很紧张，而爱德华一世对占领的苏格兰土地的分配更是使得这种矛盾愈演愈烈。国王能做的仅仅是撤回卡莱尔，并派人深入苏格兰、搜捕年轻的伯爵和王位竞争者罗伯特·布鲁斯[4]。

[1] 最高军务官（marshal）这个词源自古诺曼法语，最初的意思是马夫或马厩管理人，在中世纪早期指的是英格兰王室的近卫队长，负责王室内廷的安保，后来演化为高级军事指挥官。这个头衔一般是世袭的。本书的重要人物之一，第一代彭布罗克伯爵威廉·马歇尔凭借赫赫武功从默默无闻的骑士崛起为权倾朝野的重臣，侍奉金雀花王朝四代国王。Marshal一词曾专指威廉·马歇尔一个人。

[2] 司厩长（constable）的官职起源于罗马帝国，最初是管理马匹的官员，后来在中世纪欧洲演变成负责国王的军械保管和维护的官员，再后来变为军队的重要指挥官。

[3] 威廉·华莱士的早年生平不详，众说纷纭，可能是苏格兰小贵族出身。从英格兰人的角度看，他或许真算得上是土匪。

[4] 后来的苏格兰国王，此时的身份是卡里克伯爵。福尔柯克战役后，威廉·华莱士辞去了苏格兰摄政职务。约翰·科明与罗伯特·布鲁斯共同接任摄政。两人素来不和，下文会讲到科明的结局。

旧病复发

爱德华一世虽然已逾花甲之年，但仍然魁梧雄壮，不怒而威。他的暗金色头发变白之后，甚至愈发威风凛凛。他始终是一位极具男性气概的骑士，在1299年迎娶腓力三世的幼女——法兰西的玛格丽特（这是遵守1297年和约的义务）之后，继续为人丁兴旺的王族添枝加叶。十七岁的玛格丽特是第一位来自法兰西的英格兰王后，成为这位精力充沛的国王的贤妻良伴。他们在坎特伯雷结婚之后，一同返回约克郡。1300年6月，她在那里生下了一个男孩。玛格丽特在分娩期间曾向圣托马斯·贝克特祈祷，于是给这个孩子取名为托马斯，世称布拉泽顿的托马斯。

国王为托马斯和他的弟弟——伍德斯托克的埃德蒙（1301年夏季出生）准备了豪宅和大群仆役。王后喜好时尚和珠宝，生活奢侈，因此两位小王子也是尽享荣华富贵。他们还是婴孩的时候，就睡在装饰华丽、配有猩红色和蓝色华盖的摇篮中。五十多名仆人奔前跑后地侍奉着他们。他们遍尝山珍海味，生活富足无忧，在最奢华的环境中学习着贵族生活的艺术。曾经有过十四个孩子的老国王对幼子溺爱有加，而年轻的少妇对欧洲贵族的奢侈生活方式有敏锐的把握，而且生性热情奔放。这一对父母为孩子的成长不遗余力地给予了最好的条件。但是，尽管布拉泽顿的托马斯和伍德斯托克的埃德蒙生活舒适奢侈，但他们并不是最重要的王室子女。那项荣誉属于卡那封的爱德华，即爱德华一世在第一段婚姻中与卡斯蒂利亚的埃莉诺生的仍然在世的儿子中最年长的那位。

1300年，卡那封的爱德华十六岁了，这个年龄理应开始承担王权的一些责任。虽然13世纪90年代有诸多风波，但这个少年长大成人的时候还是比他父亲当年要轻松得多。英格兰与法兰西缔结了和约。他自己的威尔士亲王领地大体上已经平定，詹姆斯大师所建城堡的壁垒开始雄起于地平线之上，象征着英格兰的永久统治地位。

诸侯中仍然存在一些耿耿于怀的情绪，但在1302年，爱德华一世与诺福克伯爵罗杰·比戈德之间达成了和解，于是摩擦的一个主要来源消失了。但是，爱德华一世与他曾经的朋友和亲信谋臣——达勒姆主教安东尼·贝克（他是苏格兰战争的中心人物）之间却出现了一系列极其复杂的纠纷，事关司法权限和特权。1305年，爱德华一世没收了贝克的土地，表现出自己依然有足够的胃口去压服任何一位胆敢冒犯他的权贵，管他是世俗诸侯，还是教会人士。

但苏格兰依然麻烦不断。1300年、1301年、1303年，英格兰集结军队去镇压苏格兰人，但后者从福尔柯克吸取了教训。他们不肯迎战，因此爱德华一世没有办法像平定威尔士那样令北方王国俯首帖耳。英格兰取得了一些成功：年轻的罗伯特·布鲁斯（“大业”中王位竞争者罗伯特·布鲁斯的孙子）在1301～1302年冬季变节到英格兰人这边；威廉·华莱士于1305年被俘，在伦敦惨遭虐杀，他的首级被涂上焦油，插在伦敦桥的矛尖上示众。然而苏格兰仍然不肯屈服。英格兰政府高层需要新的理想、新的领导人和新的生命力，去将这张战争继续打下去。

卡那封的爱德华为这一切做好准备了吗？这位王储肯定是一位强健有力的青年，继承了父亲在马背上的功夫。他还热衷于信守和维护家族的神话。1301年，他命人为切斯特城堡绘制了一幅托马斯·贝克特受难图。次年，他接受了一件礼物：附有插图的忏悔者爱德华传记。

卡那封的爱德华虽然表现出对金雀花王朝传统的尊重，但人们还是担心，他缺乏坚强的意志力，而正是这种意志力使他父亲成为一位英明君主。他不喜欢比武，这说明爱德华一世对前线厮杀混战的爱好没有遗传给在世的最年长的儿子。从1300年开始，宫廷普遍产生了猜疑，认为王子跟一个叫作皮尔斯·加韦斯顿的青年学坏了，行为举止与金雀花王朝王子的身份不相称。在加韦斯顿的怂恿下，王子颇为放肆无礼，令人难以忍受。1305年，年轻的爱德华与国王的重臣沃尔特·兰顿发生争吵。他对这位财政大臣当面“口出粗鄙刻薄的恶言”，国王一怒之下将王子逐出宫廷几个月之久。

尽管这些事情令人担忧，但在1306年，形势所迫，卡那封的爱德华必须被推到前台。北方王国又一次爆发了动乱，这一次的起因是约翰·科明遭到恶毒的谋杀。他是巴德诺赫领主，曾经担任苏格兰摄政，在邓弗里斯的圣方济各会教堂祭坛前被刺杀。凶手不是别人，正是罗伯特·布鲁斯。他在1302年叛逃到英格兰人那边，在1306年3月又在斯昆修道院自立为苏格兰国王罗伯特一世。苏格兰战争狼烟又起。

准备再一次进军苏格兰的时候，爱德华一世的健康开始恶化。罗伯特一世加冕的时候，爱德华一世在温切斯特卧病在床。从1306年春末开始，他只能坐轿子行动。他没有耽搁，立刻着手为卡那封的爱德华掌权做准备。1306年4月，加斯科涅被授予王子，作为封地。圣灵降临节（复活节之后的第七个星期日），他在威斯敏斯特获得骑士勋位。他和另外三百名年轻人在典礼上得到册封，火炬被传递给了新一代的英格兰人。这次典礼被称为“天鹅庆典”，因为在用餐之后，爱德华命人呈上了一对金天鹅，示于众人。国王以亚瑟王的风格发誓，在向罗伯特·布鲁斯复仇之前将永不停歇；大仇得报之后，他将在不列颠永远放下武器，而前往圣地，讨伐异教徒。年轻的爱德华表示同意，也以类似的亚瑟王风格起誓，在打败苏格兰人之前，绝不在同一个地方连续度过两个夜晚。其他骑士们也对着金天鹅起誓。为了显示他们的恪守诚信，一支军队在国王的堂弟艾默尔·德·瓦朗斯[1]指挥下被派往北方，镇压犯上作乱的苏格兰人，主持英格兰的公道。

又一次出征苏格兰的时候，爱德华一世知道，他在日渐衰老。要将整个不列颠统一在一个王权之下，他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在接下来的两年里，追踪布鲁斯的战斗是他一生中最残暴的事件之一。许多伯爵、主教和妇女遭到囚禁，或者被以最为残忍和可耻的方式处死。但这还不够。老国王的部下拼命努力缉拿布鲁斯的时候，王子和继承人却继续在辜负他。父子之间爆发了激烈争吵，尤其是为了儿子对皮尔斯·加韦斯顿过分的宠信。

爱德华一世在率领又一支大军北上的途中，于1307年7月7日（星期五）下午在布拉夫驾崩。仆人们努力扶他起来用餐的时候，死神降临了，这样的死法颇为可悲。他已经患病好几个月，尽管在6月底还生龙活虎地跨上自己的老战马、率军从卡莱尔出征，但他的身体已经毁坏了。漫长的戎马生涯、顽强的政治斗争和勤勉的统治摧毁了他的健康。他享年六十八岁，去世前即便与两年前相比，也憔悴了太多。与此同时，他的儿子却离战区有千里之遥，躲在英格兰东南部逍遥快活。1307年5月，他被迫服从国王的命令，将他的朋友加韦斯顿流放了。

爱德华一世在世时是豹子，是雄狮，是建设者，也是猛击敌人的战锤。死后，他进入了传奇的国度，就像他的英雄亚瑟王一样。在亨利二世之后，为了加强金雀花王室的统治、增长它的威严，他的贡献比任何一位国王都更多。他确立了英格兰对不列颠群岛大部分地区的主宰，保卫了金雀花王朝残余的海外领地。他整肃了英格兰的法律和体制，铲除贪官污吏，以此换取将战争继续下去的经费。在1290年，他迎合了民众的偏见，驱逐了犹太人。尽管他曾将几位大诸侯逼迫到武装叛乱的边缘，但还是避免了内战，王室的威望和地位从来没有跌落到他父亲治下的那种低谷。

当然，一切成就都是要付出代价的。爱德华一世为不列颠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却把他的国家搞得几乎民穷财尽。他在行使王权时的残忍和偏执也令人震惊。他给王室留下了高达约20万镑的债务。即便以当时的标准来看，他也是个凶暴而粗鲁的人。英格兰在他强加的经济负担重压之下呻吟哀哭。苏格兰人和威尔士人满腹怨恨地排斥他自上而下强加的统治。但没过多久，英格兰就开始为豹子的辞世而懊悔不已。

[1] 第二代彭布罗克伯爵艾默尔·德·瓦朗斯（约1275～1324），当时最富裕和强大的诸侯之一，是爱德华二世与其诸侯（以第二代兰开斯特伯爵托马斯为首）冲突中的关键人物，下文会有详述。他属于亨利三世时期的权臣吕西尼昂家族，他的父亲就是亨利三世的同母异父弟弟威廉·德·瓦朗斯。他的叔叔也叫艾默尔·德·瓦朗斯，是温切斯特主教，详见前文。

第五部 暴力的年代（1307～1330）

哦，灾祸啊！不久之前还身穿紫袍和精细亚麻华服的人，现在居然衣衫褴褛，披挂镣铐，身陷囹圄！

——《爱德华二世传》

国王和他的兄弟

“你这狗东西！你竟想把土地挥霍出去？你从来没有赢得过任何土地！上帝明鉴，若不是害怕分裂国家，你本不应继承大统！”

据编年史家吉斯伯勒的沃尔特（他是有名的不可靠的史家，常有虚构捏造的劣迹）记载，在1307年2月，爱德华一世与他的儿子——卡那封的爱德华的最后几次争吵中，曾经这样怒斥儿子。沃尔特说，小爱德华曾通过一名中间人，请求爱德华一世将蓬蒂厄伯爵领地封赏给他的亲信、密友和同僚骑士皮尔斯·加韦斯顿。蓬蒂厄是小爱德华的母亲——深受缅怀的卡斯蒂利亚的埃莉诺——带给金雀花王朝的。老国王狂怒之下先是痛骂儿子，然后动起手来，将这个年轻人的头发撕扯掉许多，然后气喘吁吁地将他赶了出去。

这个故事是真的吗？一定有很多人愿意相信它的真实性。卡那封的爱德华是个怪异的年轻人。在有些方面，他和父亲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魁梧强壮，骑术高超，相貌英俊，但不像他父亲那样口齿不清，也不像祖父那样眼皮耷拉。《阿诺尼玛莱编年史》的作者称，他“容貌俊朗，体格健壮”，“但他没有父亲的品格和才华，因为他不关心骑士功业或者威权，而只贪图享乐”。尽管他的外貌颇具王者之风，但从他的统治一开始就显而易见，他是个非常糟糕的国王。

这非常令人遗憾，因为爱德华二世继位的时候，形势一片大好。他父亲麾下两名最惹是生非的贵族——诺福克伯爵和赫里福德伯爵——前不久去世了。剩下的势力最大的两位伯爵——兰开斯特伯爵托马斯和格洛斯特伯爵吉尔伯特分别是爱德华二世的堂兄和外甥。坎特伯雷大主教温奇尔西因为1306年与爱德华一世的争吵而被流放；而在前一年曾与爱德华二世发生冲突的王室财政大臣沃尔特·兰顿则被迅速撤职、褫夺土地并囚禁。虽然王室负有约20万镑的巨额债务，但一位精明强干的国王在主要臣民的积极帮助之下，应该能轻松地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从爱德华二世登基最初的几个月起，臣民们就以怀疑和敌意打量这位国王。他的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似乎都与他的地位格格不入。在这个时代，骑士风度和军人勇武仍然是一位理想国王的关键品质，而爱德华二世却常常被描述为腐化堕落之徒。编年史家们对他的许多最恶毒的攻击是在他的统治蒙受灾难的时候写下的，但人们确实普遍地、鄙夷地指责，他沉溺于游泳和划船这样的农民活动。

编年史家雷纳夫·希格登指责爱德华二世更愿意与“弄臣、歌手、伶人、车夫、挖掘工人、桨手和水手”待在一起，而不愿意与贵族和骑士们称兄道弟。的确，他在位时，常有水手、驳船主和木匠在国王内室与他一同用餐。“如果他能把对村俗活动的注意力转移到军事上，定能大大增添英格兰的荣光。”《爱德华二世传》（当时一部记载国王统治事迹的史书）的匿名作者如此哀叹道。王室的一位信使曾说，国王更喜欢用茅草盖屋顶和挖掘水渠（这是农村的活动，更适合下层阶级的工匠，而不是王亲国戚），而不愿听弥撒。尽管其他证据表明爱德华二世是个传统的虔诚信徒，在战斗中也能独当一面，但他不喜欢比武，也不举办这些活动，更不会赞助天鹅庆典那样的大型骑士活动（他自己就是在这次庆典上被封为骑士的）。他对君主在公开场合的恰当举止毫无兴趣，这最终导致他成为老百姓的笑柄。

爱德华二世还特别任人唯亲，这对他的损害要比其他事情大得多。他的整个成年生涯都处在密友们的阴影之下，他对这些狐朋狗友产生了不健康的痴迷。“国王羞辱善良的国民，而将荣誉交给国家公敌，如谄媚逢迎、进献谗言和为非作歹之徒，这些人给他的建议违背王室的利益，也违背国家的利益。他却非常宠爱这些佞臣。”《阿诺尼玛莱编年史》的作者写道。爱德华二世一生中有过多位这样的宠臣，但最得恩宠的只有一位。从1300年起，爱德华二世便被一个叫作皮尔斯·加韦斯顿的臭名昭著之徒牢牢掌握在手心。

加韦斯顿是一名加斯科涅骑士。他的年纪比爱德华二世稍微大一点，曾于1297年追随爱德华一世在佛兰德征战，后来又于1300年参加讨伐苏格兰，凭军功得到老国王信任，被纳入王子的内廷。据编年史家杰弗里·贝克尔说，加韦斯顿“身形优雅敏捷，头脑机智，谙熟礼仪……并且精通军事”。爱德华一世一定认为他是个骑士精神的完美榜样，于是让儿子效仿和学习他。

不料事与愿违。从结识伊始，两人之间就显然产生了一种不健康的亲密关系。爱德华二世容易受人摆布，被聪明狡黠、野心勃勃而且贪得无厌的加韦斯顿牵着鼻子走。加韦斯顿魅力十足，但傲慢到了令人无法忍受的地步，《爱德华二世传》的作者称，他的自负“让诸侯无法忍受，令众人憎恶和愤怒”。他的洋洋自得让国王喜笑颜开，却让其他人怒火中烧。“如果一位伯爵或男爵走进爱德华二世的房间……而皮尔斯在那里的话，爱德华二世就只对皮尔斯一个人说话，”这位编年史家记载道，他还暗示，“皮尔斯被人们看作是巫师”。

爱德华二世和皮尔斯·加韦斯顿究竟是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那种情人关系，或者是其他类型的关系，我们永远不得而知。他们之间可能是一种结义金兰的纽带关系，就像《旧约》里的约拿单和大卫的友情一样，“约拿单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就与他结盟。”[1]记载爱德华二世统治事迹的每一位主要的编年史家都说，爱德华二世对待加韦斯顿就像对待亲兄弟一样，而国王在正式公文中也这样称呼自己的朋友。或许两人之间的关系的确有性的意味，但这在爱德华二世统治初期并不为人所知。他与法兰西国王腓力四世的女儿伊莎贝拉订了婚。像腓力四世这样特别传统和保守的国王绝对不会同意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鸡奸者和异端分子。但爱德华二世与加韦斯顿的关系的确过于亲密，令同时代人震惊和反感，被臣民们认为是丑恶可憎、不符合国王身份的。

1305年，此事对全国政局产生了影响。当时，年轻的爱德华与父王的财政大臣沃尔特·兰顿发生激烈争吵。为了惩罚儿子，爱德华一世将加韦斯顿放逐了。次年，在爱德华一世最后一次讨伐苏格兰之前举行的盛大典礼上，加韦斯顿被重新接纳到王室圈子，并被册封为骑士，但他却和另外二十一名骑士一道溜走，到海外参加比武大会去了。为了惩罚他的这种轻率行为，他再次被逐出英格兰，但获准领取每年100马克的年金。

卡那封的爱德华得知父亲在布拉夫驾崩、自己已经成为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二世之后，第一个举动就是将加韦斯顿从流亡中召回。他将康沃尔伯爵领地封赏给加韦斯顿，并安排他与玛格丽特·德·克莱尔（格洛斯特伯爵吉尔伯特与爱德华二世的妹妹——阿卡的琼的女儿）结婚。

这个晋升超乎寻常，配得上王亲国戚。康沃尔伯爵是金雀花王朝最显赫的头衔之一，曾保有这个头衔的最著名的贵族便是亨利三世的弟弟理查，他在当年是欧洲最高级的贵族之一，曾享有德意志国王和普瓦图伯爵的地位。与这个头衔一同封赏的不仅有英格兰西南部的土地，还有伯克郡、牛津郡和约克郡的大片领土，其年收入高达约4000镑。它既是王亲国戚的头衔，也具有极大权力和深远影响。将如此高贵的头衔赐给加韦斯顿这样一名内廷骑士，不仅过分慷慨，在政治上也是非常危险的。

加韦斯顿的荣升激怒了很多人。其中主要的反对者是太后——法兰西的玛格丽特，已故的老国王曾告诉她，会把康沃尔伯爵领地封给她的两个儿子（布拉泽顿的托马斯和伍德斯托克的埃德蒙，也就是爱德华二世的异母弟）之一。这两个小王子尽管年幼，但爱德华二世在1308年去法兰西迎娶腓力四世之女伊莎贝拉的时候，他们有可能会被指定为英格兰政府的名义摄政。但他们没有得到这个任命，这项荣誉又被赐给加韦斯顿。

根据传统，摄政的职位一般被交给一位王室重臣、王族成员或者王后。爱德华二世对此漫不经心，但他身边的所有人都大感警醒。加韦斯顿绝对不是金雀花王族的成员。他也不是一位首席政法官、大法官或者大主教。“昨天还是流亡者和丧家之犬，今天却成了国家的摄政和守护者，”《爱德华二世传》的作者震惊地写道。但国王的加冕礼表明，摄政还不是加韦斯顿飞黄腾达的最顶峰。

1308年2月25日，爱德华二世在威斯敏斯特加冕。英法两国的贵族都参加了庆典。人们蜂拥进入威斯敏斯特教堂，争相目睹新国王的受膏礼。十二岁的王后伊莎贝拉陪伴在国王身边，他们是于前一个月在布洛涅结婚的。那次婚礼奢华灿烂，有五位国王和三位王后到场庆贺。

修道院教堂和周围大街小巷都挤满了参加婚礼的宾客和观众。人潮如此汹涌，以至于挤塌了一堵墙，导致骑士和蓬蒂厄前任总管约翰·贝克韦尔爵士丧命。云集于教堂的贵人们的金丝华服熠熠生辉。法兰西人派来了富丽堂皇的代表团，包括瓦卢瓦伯爵、埃夫勒伯爵、伊莎贝拉的哥哥查理（未来的法兰西国王查理四世）、布拉班特公爵约翰及夫人玛格丽特（爱德华二世的姐姐）、卢森堡伯爵海因里希（很快将成为神圣罗马皇帝海因里希七世），还有很多其他贵客。英格兰的伯爵、男爵和各郡骑士们挤在这些贵宾身旁，见证这最重要的政治典礼。

老国王的遗体也在现场，一言不发。爱德华一世的新陵寝是用珀贝克黑色大理石制成的，外表光滑，庄严肃穆，上面刻着“在此长眠着爱德华一世，苏格兰人之锤。尊崇誓言”。这箴言冷静地提醒众人，君主负有军事责任。所有曾宣誓要实现统一的、亚瑟王式不列颠的人，都负有这样的责任，并且受到在天鹅庆典上发出的誓言的约束。

新国王走进了修道院教堂。他身披绿色长袍，穿着黑色紧身短裤，赤足走在撒着花瓣的地毯上，年轻的新娘陪伴在他身边。国王夫妇头顶上张挂着美丽的刺绣华盖，英格兰的权贵和高级教士们走在他们前面。队伍的排列顺序有严格的规矩，这在加冕礼的时候总是会造成争执。每一位伯爵都有特定的使命。在爱德华二世的加冕礼上，兰开斯特伯爵、沃里克伯爵和林肯伯爵负责捧着宝剑；国王的堂兄兰开斯特的亨利[2]捧着权杖；另外四位诸侯——老休·德斯潘塞、彻克的罗杰·莫蒂默[3]、牛津伯爵之子托马斯·德·维尔和阿伦德尔伯爵埃德蒙·菲茨艾伦抬着一张礼仪板，加冕礼专用的沉重而奢华的袍子就摆放在那上面。

出人意料的是，皮尔斯·加韦斯顿也出现在了这些达官贵人当中，他走在爱德华二世和伊莎贝拉的前方，这是非常尊贵的位置。据圣保罗大教堂的编年史家记载，加韦斯顿浑身装束仿佛是“战神玛尔斯”。云集于此的贵族们身穿缀有金线的华服，但加韦斯顿更胜一筹，穿着紫色的绸缎（只有王室才可以用紫色）衣服，上面装饰着珍珠。他捧着忏悔者爱德华的王冠，这是王室御宝中最神圣的一件。聚集在此的贵族们必然会将这视为一种恶毒的侮辱。

在瞠目结舌的人们面前，爱德华二世用法语，而不是惯常的拉丁语发出了加冕誓言。他对加冕誓言有所发挥，承诺要维护忏悔者圣爱德华的法律，以及“国民所选择的法律和合法的风俗习惯”。在先王治下，议会经常召开，是表达政治异议、讨论、辩论和谈判的场所。神圣的加冕誓言中认可了国民越来越强有力的作用，这反映了新的政治现实。

但吸引所有人注意力的不是新的加冕誓言，而是加韦斯顿。在每一个环节，他的在场都令其他贵族愤愤不平。仪式进行到为国王穿靴的阶段时，加韦斯顿与瓦卢瓦伯爵和彭布罗克伯爵共同承担这个光荣义务，为国王配上左脚的马刺。爱德华二世和伊莎贝拉受膏之后，国王端坐在包含斯昆石的御座上，接受群臣的效忠。加韦斯顿手捧国王的宝剑“慈悲之剑”[4]，引领着队伍走出教堂。先前进入教堂的时候，宝剑是由兰开斯特伯爵捧进来的。在等级森严、受制于神圣信仰的社会中，这是严重违反规程的行为。这场哑剧继续演下去的时候，人群中发出了不合时宜的抗议声。但更糟糕的还在后面。

加韦斯顿负责组织加冕礼之后的宴会，他利用这个机会为自己争夺了更多荣誉。宴会厅的墙壁上张挂着华丽的壁毯。壁毯上绘制的不是爱德华二世和伊莎贝拉的纹章，而是爱德华二世和加韦斯顿的纹章。如此明目张胆地怠慢新王后，令到访的外戚怒火中烧。雪上加霜的是，在宴会中（菜肴上得太晚，基本上无法下口），爱德华二世一直和加韦斯顿谈笑风生，而对新娘置之不理。甚至在仪式之前，年轻的王后就写信给父亲，抱怨自己的生活条件太寒酸，而且受到轻视怠慢。她遭受的虐待在此被展示于众目睽睽之下。更糟糕的是，后来人们得知，爱德华二世将王后的珠宝首饰和结婚礼物中最好的部分都馈赠给了自己的宠臣。

加冕礼是场不折不扣的灾难。它向整个英格兰政界，以及伊莎贝拉的家人证实，国王对皮尔斯·加韦斯顿非常痴情，这非常危险，不仅不合体面，而且很可能会招致政治灾祸。就这样，爱德华二世疏远和激怒了所有原本希望支持他的人。

仅仅几天之后，加冕礼造成的怒火就演化成了政治危机。预定议会将于4月召开，有传闻说，权贵们将全副武装地前来，惩罚加韦斯顿的丑恶行径。为了防止可能出现的麻烦，泰晤士河上的桥梁在3月底被拆毁了，国王则逃遁到了温莎城堡。新王登基往往能够带来政治资本、得到人民的善意，但加冕刚过几天，爱德华二世就把这好机会败了个精光。

议会于1308年4月召开时，以林肯伯爵亨利·德·莱西为首的权贵提出了三条宣言，对宪法造成了翻天覆地的影响。他们宣布：“臣服和效忠誓言是针对国王的位置，而不是国王本人。”这是历史上首次将国王与他所占据的位置明确地做了一个区分。权贵们要求将加韦斯顿流放，并褫夺他的伯爵领地，因为“他侵犯王室权益……盗窃王家财产……并在国王与其人民之间制造纠纷”。

这不是心怀不满的少数派发出的宣言，而是宪法意义上的反对派发出的明确信号，几乎所有英格兰诸侯都支持它。兰开斯特伯爵、彭布罗克伯爵、沃里克伯爵、赫里福德伯爵和萨里伯爵都支持林肯伯爵，并在威斯敏斯特展示武力，以强调他们是多么认真。温奇尔西大主教在加冕礼期间在国外，现在被国王召回到英格兰。他一回国就站到诸侯那边，威胁说如果加韦斯顿不在6月底之前离开英格兰，就将他绝罚。只有一位贵族，老休·德斯潘塞爵士支持国王。德斯潘塞是一位深受信赖的外交官和赤胆忠心的保王党，他花了一笔巨款（2000磅）安排自己的独生子——小休·德斯潘塞与格洛斯特伯爵的妹妹于1306年结婚。在今后的岁月里，他将紧随国王左右。

尽管支持爱德华二世的诸侯屈指可数，他却仍然犹豫不决。显然加韦斯顿必须离开，也不可能保住他的伯爵领地。但爱德华二世没有直接屈从于反对派、将宠臣流放，而是任命加韦斯顿为爱尔兰总督，并将英格兰和加斯科涅的一些城堡和地产赏赐给他，好让他维持生计。他陪伴加韦斯顿到了布里斯托尔，然后在那里庄严地目送他登船离开英格兰海岸。

爱德华二世应当能够从他父亲治国的点点滴滴中学到，英格兰王国政治的基础是共识和妥协。诸侯并不是天生就惹是生非或者敌对王权，但他们对君主统治的缺陷或不公特别敏感，如果相信国王没有尽到自己的本分，就会毫不犹豫地采取行动、控制政权。令人遗憾的是，爱德华二世看不到这一点。在他眼里，诸侯流放加韦斯顿，是对他挚爱的人的攻击，而不是为了国家利益而采取的政治行动。因此，在1308年，他唯一关心的就是通过谈判把他的宠臣接回国来。在随后四年中，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做着这种努力，导致英格兰又一次走到了内战的边缘。

[1] 典出《旧约·撒母耳上》，18：3。

[2] 即第二代兰开斯特伯爵托马斯（爱德华二世的死对头）的弟弟，后来继承爵位，称第三代兰开斯特伯爵亨利。

[3] 彻克的罗杰·莫蒂默是第一代莫蒂默男爵罗杰·莫蒂默（上文讲到的爱德华一世的盟友，在伊夫舍姆杀死西蒙·德·孟福尔的大将）的第三子。

[4] 慈悲之剑（Curtana或Sword of Mercy）传说是忏悔者爱德华的剑，前端截断钝平，以示并非用于杀戮，所以称为“慈悲之剑”。它是英王加冕礼所用的五把仪式用剑之一，另外四把分别是献纳之宝剑（The Jewelled Sword of Offering）、国剑（Great Sword of State）、天界正义之剑（Sword of Spiritual Justice）和俗界正义之剑（Sword of Temporal Justice）。

受约束的国王

令人尴尬的加冕礼之后，国民对加韦斯顿群情激愤，怒不可遏。在爱德华二世眼里，这种民愤是毫无根据的。他似乎当真把加韦斯顿当作亲兄弟看待，并且以奢侈的礼物封赏他，情深意切。王后只能可怜兮兮地站到第三位，这让法兰西人怒火中烧；但她毕竟只是个十二岁的孩子，还没有做好成为国王性伴侣的准备，也不是一个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在加韦斯顿被流放到爱尔兰之后，爱德华二世不思进取，没有坚决果断地满足政府的急切需求，而是将全副精力花在撤销他的宠臣受到的刑罚上，并向教皇请愿，求他解除温奇尔西大主教对加韦斯顿的绝罚令（暂时没有切实执行）。国王的所作所为给国家带来了致命的恶果。

爱德华二世并不愚蠢，他认识到，要想让加韦斯顿回国，必须对权贵们发起一轮魅力攻势。他启动了一项改革计划，努力赢得主要诸侯和主教们的好感。1309年，朝廷在斯坦福颁布法令，处理官吏强行收购物资以供给王军的问题，以及王室官吏在各郡滥用职权的罪行。作为交换，加韦斯顿被允许于8月返回英格兰，并被重新授予康沃尔伯爵领地。英格兰许多势力最强大的权贵见证了这个事件，包括达勒姆主教、奇切斯特主教、伍斯特主教、伦敦主教、格洛斯特伯爵、林肯伯爵、萨里伯爵、彭布罗克伯爵、赫里福德伯爵和沃里克伯爵。但国王的堂兄——兰开斯特伯爵托马斯、阿伦德尔伯爵和温奇尔西大主教并不在场，没有认可加韦斯顿的回归。

加韦斯顿归国之后变本加厉，更加放肆妄为。据多位编年史家记载，他给其他几位伯爵取了侮辱性的绰号。他把沃里克伯爵叫作“阿登的黑狗”，把格洛斯特伯爵称为“婊子养的”，把林肯伯爵称为“大肚子”，称兰开斯特伯爵为“匹夫”，称彭布罗克伯爵称为“犹太人约瑟夫”。加韦斯顿还撤除了兰开斯特伯爵一名亲信在王国政府中的职务，以自己的人取而代之，这令兰开斯特伯爵愈发恼怒。加韦斯顿对国王的影响力仍然非常强大，而且极其令人担忧，原因之一是，国家理应积极备战，准备对抗苏格兰人。

1309年，局势愈发紧张。朝廷命令于9月在苏格兰征集一支军队，但后来没有落实。但爱德华二世的官吏们仍然继续征用和强行收购物资，用征来的粮食和给养供给北方的王室驻军。另外还征收了二十五分之一的赋税。苛捐杂税非常沉重，有传闻说，一场农民起义一触即发。

1310年初的议会上，权贵们表达出了极大的愤慨。诸侯普遍拒绝去威斯敏斯特参加议会，而要求将加韦斯顿逐出宫廷。《爱德华二世传》记载称，国王向诸侯妥协之后，议会发表了急迫的抱怨，称“自先王爱德华驾崩以来，君主和国家的状况大为恶化……整个王国受到极大损害……”他们将自己的怨言概括在一份请愿书中。请愿书的作者们指出，自1307年以来，爱德华二世受到奸臣蛊惑，将国库挥霍一空，以至于他的大臣们不得不违反《大宪章》规定的义务，从人民和教会手中勒索物资和钱财。爱德华二世被指控懒散怠惰，丢失了苏格兰，并且败坏了王室在英格兰和爱尔兰的产业。

这是非常严重的指控。将苏格兰的险恶局势归罪于爱德华二世，这忽略了一个事实，即战线拉得过长主要是他的父亲造成的。但其他方面的指控是有理有据的。为了挽救时局，议会的请愿者们要求“选举十二名谨慎、强大而声誉良好的人士，凭借其判断和决策，改良和处置局势；若发现王国蒙受任何负担，他们应颁布法令，将其铲除……”爱德华二世在位只有三年而已，却需要采取这样大胆和紧迫的措施，表明整个政界对爱德华二世的领导忧心忡忡。诸侯并非被狼子野心和无耻贪欲驱动着去侵犯王权的恶徒，也不是不通情理的宵小。总的来讲，他们只是希望有一位强大而公正的国王。

爱德华二世在议会刚开始的时候或许还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他很快就发现，诸侯的确是玩真的。《爱德华二世传》记载称，诸侯指控国王违背了自己的加冕誓言，并威胁他，如果不满足他们的要求，就要将他废黜：“诸侯团结一致……表示，假如国王不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就不要他当国王，也不遵守对他发出的效忠誓言，这尤其是因为，他自己也没有遵守在加冕时许下的诺言。”

爱德华二世意识到别无办法，只能屈从于民意。1310年3月20日，二十一名改革派诸侯——负责执行改革条令的领主们——被选举出来，并宣誓就职。这个委员会中的保王党和改革派势力均衡，包括坎特伯雷大主教和英格兰的多位主教，以及除了牛津伯爵、萨里伯爵以及康沃尔伯爵皮尔斯·加韦斯顿之外的所有英格兰伯爵（加韦斯顿被排除在外，不足为奇）。他们同意于1311年9月公布改革条令。

1310年9月，为了与改革派诸侯保持距离，爱德华二世动身前往苏格兰边境。改革派诸侯正在忙碌地（在国王看来，是放肆地）制定改革王政的计划。爱德华二世在边境一直待到1311年7月。与十年前他父亲在宏伟战役中指挥北上的大军相比，爱德华二世的军队逊色不少，但约三千步兵、一千七百骑兵仍然是一支相当强大的力量。

但他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罗伯特·布鲁斯继续游击和撤退，避免正面交锋。苏格兰和英格兰国王之间有一些外交接触。加韦斯顿率领一支强大的部队奔赴珀斯，希望能够通过军功赢得民心，但无功而返。最终，爱德华二世的资金和给养消耗殆尽，也没能在爱尔兰或英格兰招募到更多军队，于是结束了这场失败的远征，于1311年夏季南下回国。爱德华二世刚刚离开，罗伯特·布鲁斯就入侵了英格兰北部，造成了很大破坏和苦难。国王返回威斯敏斯特时发现，政治改革的完整方案已经在运作，而他的政敌们力量大增、对他虎视眈眈。

在他讨伐苏格兰期间，有好几个重要人物去世了。达勒姆主教安东尼·贝克就是其中一个。对国王统治生涯余下时光更为重要的，是林肯伯爵亨利·德·莱西的死。林肯伯爵（同时拥有索尔兹伯里伯爵领地）在很多方面算得上是权贵中的元老政治家。他威名远播、经验丰富、德高望重。他的辞世使英格兰政治损失了一位有影响的人物，还改变了英格兰贵族权力的微妙平衡。

林肯伯爵的女儿艾丽斯嫁给了国王的堂兄——兰开斯特伯爵托马斯。林肯伯爵没有儿子，所以在他死后，兰开斯特伯爵继承了林肯和索尔兹伯里这两个伯爵领地。于是，兰开斯特伯爵得到了一个极其强大的势力范围，他会毫不犹豫地对其加以利用。甚至在林肯伯爵去世之前，三十三岁的兰开斯特伯爵就已经是一个令人生畏的强悍角色。他已经拥有三个伯爵领地：兰开斯特、莱斯特和德比。他的父亲是爱德华一世的弟弟埃德蒙；他的母亲曾经是纳瓦拉国王亨利一世的王后；他的同母异父妹妹——纳瓦拉的琼是法兰西王后。因此，兰开斯特伯爵是英格兰国王亨利三世和法兰西国王路易八世的直系后裔[1]。他比国王年长约六岁，两人在孩提时代是亲密伙伴。兰开斯特伯爵在国王统治早期的困难时期曾支持他，但就像其他许多英格兰贵族一样，他也被加韦斯顿的放肆行为和政府权力的滥用（尤其是强行收购物资的严厉举措）激怒而走到了改革派阵营。1308～1309年冬季，他离开了国王的亲信圈子。他往往远离威斯敏斯特，待在自己在北方的领地，在那里随心所欲地扮演该地区最强大诸侯的角色。

兰开斯特伯爵继承了林肯伯爵的领地之后，一夜之间成了英格兰实力最雄厚的领主。林肯伯爵的遗产使得他的收入猛增到1.1万镑——差不多是第二强大的权贵格洛斯特伯爵吉尔伯特的两倍——并且使得他的领地遍布王国全境。他有资本招募数量庞大的私人武装，在全国和地区两个层级都拥有极大权力。

就像历史上的另一位伯爵和金雀花王朝的王亲国戚——西蒙·德·孟福尔（他是亨利三世的克星）一样，兰开斯特伯爵托马斯也是个粗暴无礼的角色。他傲慢、易怒、专横跋扈，往往会疏远其他诸侯，很少赢得下属的忠诚。他是个非常不得人心的地主，常常违法侵犯佃户的利益。他得不到人们的爱戴，而他崛起成为英格兰第二强大的人物之后，他的缺乏政治头脑也令人担忧。兰开斯特伯爵终其一生都是改革派诸侯中最狂热的一位。四十一条的改革计划于1311年8月底被呈送给爱德华二世，并在当年11月昭示天下。兰开斯特伯爵在这一计划的筹划起草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1311年的改革条令包罗万象，极其详尽。它攻击了一些司空见惯的滥用权力的行为（这些行为可以追随到爱德华一世统治时期）：强行征用和收购物资；为了还债，海关关税被交给意大利银行家；国王不与议会协商，就发动战争。爱德华二世受到了极大的束缚：在偿清债务之前，他如果要以土地封赏他人，必须征得议会中诸侯的许可；税收被直接交付国库，而不是国王内廷；议会应每年召开一次或两次，并设置特别委员会，以听取对国王滥用权力行为的指控。爱德华二世的整个官僚系统，从他的大法官和财政大臣到各郡的郡长，都将由相应的委员会任命。

1258年的事件又重演了一遍。诸侯夺走了一位昏庸无能的金雀花国王的政权，然后以严格和规范性的方式将政权重新强加于他。但是，国王盛气凌人而满心不情愿，诸侯在实践中如何对抗他的意志，并执行这些改革条令呢？这个问题在过去的宪法危机时没有得到解答，在1311年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答。在此之前，这样的事情在历史上一再上演——诸侯试图强迫金雀花国王践行改革，后者坚决抵触——都以内战告终。但诸侯别无选择，只能尝试。

有一个要求是可以执行的：放逐皮尔斯·加韦斯顿。就像1308年一样，改革派诸侯向加韦斯顿发起了新一轮攻击，指控他是王政所有欠缺不足的罪魁祸首。改革条令中写道，加韦斯顿“蛊惑国王误入歧途”，“巧舌如簧，以各种伎俩诱骗国王，败坏朝纲”，并且“使国王与他的封臣们疏远”。诸侯还怪罪加韦斯顿在没有得到他们许可的情况下就发动战争，控诉他在空白的特许状上盖章，“欺骗国王和王室，盗窃其产业”，并“举止狡猾、奸诈和阴险，令王国蒙羞、遭受损害”。这是爱德华二世一生中第三次面对诸侯的愤怒要求：将他的义兄加韦斯顿流放，这一次不仅“逐出英格兰，还应逐出苏格兰、爱尔兰和加斯科涅，以及英格兰国王治下的每一块海外领地，永远流放，不得归国”。

11月3日，加韦斯顿从多佛尔起航，离开了英格兰，在佛兰德登陆。爱德华二世事先已经给布拉班特公爵及夫人写了信，请求他们好好照顾自己被流放的朋友。但这次流放又是很短暂的。11月底，英格兰诸侯颁布了第二套改革条令，可能是兰开斯特伯爵和沃里克伯爵下令发布的。新的改革条令的唯一目的是：将国王亲信圈子中所有与加韦斯顿有关系的人清洗出去。但事与愿违。这些新条款极其严厉、充满挑衅，只是让国王反抗的决心更强。备受羞辱、怒火中烧的国王在加韦斯顿流亡仅几周之后就将他秘密召回。1312年1月初，失势的伯爵又一次返回英格兰，刚好赶上在约克郡见到自己的妻子玛格丽特，后者刚刚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一个叫作琼的女婴。

爱德华二世几乎立刻开始向全国发布公告，宣布他拒绝同意改革条令，并证实自己已经将加韦斯顿召回，并恢复了他的伯爵地位。2月底，爱德华二世和加韦斯顿庆祝了玛格丽特的安产感恩礼拜。这是他们一起度过的最后一次节庆活动。

[1] 第二代兰开斯特伯爵托马斯的外祖父是第一代阿图瓦伯爵罗贝尔，即法兰西国王路易八世的儿子。

搜捕

牛津郡的德丁顿村坐落在一座城堡周围。征服者威廉的兄弟——巴约主教奥多在诺曼征服不久之后建造了这座城堡。彭布罗克伯爵艾默尔·德·瓦朗斯对这个地区非常熟悉。1312年6月9日晚上，他抵达德丁顿村的时候，他的妻子就在22英里之外的班普顿庄园。

他押解着一个臭名昭著的犯人：皮尔斯·加韦斯顿。彭布罗克伯爵、萨里伯爵和另外两位诸侯攻打了国王宠臣的斯卡伯勒城堡。加韦斯顿于5月19日向他们投降，随后一直被关押着。彭布罗克伯爵以英格兰诸侯的名义羁押着加韦斯顿。他对自己的职责非常认真：在约克与爱德华二世谈判的时候，彭布罗克伯爵同意，如果加韦斯顿在他手中遇到任何伤害，他将交出自己的全部财产。

英格兰的大权贵们精诚团结，一同筹划和执行搜捕加韦斯顿的计划。加韦斯顿回到英格兰几周之后，伯爵们就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全境征集兵马，借口要组织比武大会，“以免国民被动刀动枪的景象吓坏”（这是《爱德华二世传》的记载）。招兵买马的真正目的当然是准备向国王和他令人憎恶的宠臣开战。密谋的主要领导人包括温奇尔西大主教（他向加韦斯顿发出了绝罚令）、兰开斯特伯爵、彭布罗克伯爵、赫里福德伯爵、阿伦德尔伯爵、沃里克伯爵，以及两位势力较小的男爵——亨利·珀西和罗杰·德·克利福德。其他诸侯，如萨里伯爵和格洛斯特伯爵知晓密谋，也参与其中，但起到的作用较小。每一位权贵都负责在王国的某个地区维持治安，而彭布罗克伯爵和沃里克伯爵则负责抓捕加韦斯顿。

彭布罗克伯爵、萨里伯爵、珀西和克利福德在一场短暂的围攻之后将加韦斯顿从他的藏身之地——斯卡伯勒城堡揪了出来。诸侯马上开始与爱德华二世就释放加韦斯顿的问题开展谈判，谈判预定于夏季在更靠近伦敦的地方继续。彭布罗克伯爵押解着加韦斯顿南下，在6月一个温暖的夜晚抵达了德丁顿。彭布罗克伯爵尽管庄严宣誓要保障加韦斯顿的安全，在这个夜晚却做出了一个奇怪的决定。他宣布自己要离开德丁顿，去班普顿与自己的妻子团聚。他将加韦斯顿留下，只安排了少量卫兵警戒。

这是愚蠢，还是阴险的有意为之？彭布罗克伯爵始终坚持这是疏忽大意，但让英格兰最受仇恨的人单独过夜，并被大量敌人环绕，实在是太天真了。彭布罗克伯爵刚动身几个钟头，沃里克伯爵就率领一大群武士冲进了村。被加韦斯顿鄙夷地称为“黑狗”的那个人现在要来撕咬他的仇敌了。《爱德华二世传》将这个故事描绘得绘声绘色：

沃里克伯爵得知皮尔斯的境况之后，便率领一支强大的队伍，秘密接近了皮尔斯的所在地。星期六清晨，他冲进村庄，进入庭院大门，包围了加韦斯顿待的房间。

然后，沃里克伯爵厉声喝道：“叛贼，起来，我抓住你了！”皮尔斯听到伯爵的呼喊，还看到对方兵力雄厚，而看守自己的卫兵没有反抗的意思，于是穿上衣服，从房间走出来。皮尔斯就这样被抓住，没有被当作一位伯爵，而是被视为窃贼，被押走了。他惯于骑乘骏马，现在却不得不步行。

沃里克伯爵春风得意地离开了德丁顿村，他的扈从们吹响号角，在牛津郡延绵起伏的田野上大肆宣扬这场胜利。熙熙攘攘的人群挤在队伍两旁，辱骂失势的宠臣。加韦斯顿被押解到沃里克城堡，在那里作为叛国贼被投入监牢。

这并不仅仅是一位伯爵的谋逆行为。加韦斯顿被抓一周之内，兰开斯特伯爵、赫里福德伯爵和阿伦德尔伯爵都率领着他们的私人武装和仆役，前往沃里克。参与密谋的小诸侯也动身前往那里。彭布罗克伯爵现在开始对其他诸侯的冷酷无情感到恐惧，向兰开斯特伯爵抗议说，自己曾宣誓要保护加韦斯顿，诸侯却让他非常为难。诸侯置之不理，只是告诫他，将来再宣誓的时候要格外小心。

作为王亲国戚，兰开斯特伯爵是在场诸侯中资历最深的一位，于是开始掌控加韦斯顿的命运。兰开斯特伯爵和沃里克伯爵主持法庭，对犯人加以审判，罪名是违反了禁止他归国的改革条令。他显然是有罪的：这个法庭之所以组成，就是为了定他的罪，法庭所依据的法律也是专门为了消灭他而制定的。

加韦斯顿被判处死刑。6月19日，他被带出牢房，押到兰开斯特伯爵面前。编年史家们描绘了一个凄惨的场景：犯人涕泗横流、哀求开恩。兰开斯特伯爵铁石心肠，将加韦斯顿交给两名武装卫兵。卫兵将他拖了两英里，抵达沃里克以北的布莱克洛山。在山顶上，他被交给两个威尔士人。两人各自向加韦斯顿发出了致命打击：其中一人刺穿了加韦斯顿的身体，另一人砍下了他的首级。首级被送到兰开斯特伯爵面前，验明正身。尸体被丢弃在原地，后来有一些多明我会修士收殓了遗体，将首级缝合到躯干上，然后将遗体送往牛津。多明我会与国王的关系特别亲密，爱德华二世的教师就是多明我会修士，他在成年之后对这个修会也格外恩宠，予以慷慨赏赐。因此，国王的朋友的尸体被加以防腐处理，穿上金线织就的华服，停放在多明我会的房舍内达两年半之久。慈善也只能做到这一步了：加韦斯顿死时仍然处于绝罚状态，因此不能下葬。尽管加韦斯顿傲慢自负而且恣意横行，作为国王宠臣，死得如此凄惨，也着实令人震惊。

爱德华二世得知自己义兄的命运之后，悲痛欲绝。他没有检讨自己的错误，却更加顽固地抗拒改革条令。他永远不会原谅自己的堂兄兰开斯特伯爵如此傲慢的暴行。在随后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两人之间的血仇愈演愈烈。

加韦斯顿的死远远没有让英格兰团结起来，而是令政界愈发四分五裂。诸侯当中出现了永久性的分裂：对加韦斯顿被害负有责任的诸侯彻底失去了国王的好感，而彭布罗克伯爵和萨里伯爵感到自己在某种程度上被兰开斯特伯爵和沃里克伯爵欺骗了，于是变成了坚定不移的保王党。

一百五十多年来，金雀花王朝依法治国。在政治和宪法纠纷中，只有在极端的情况下，才有达官贵人因斗争而丧命：托马斯·贝克特悲惨地遇害；西蒙·德·孟福尔战死沙场；布列塔尼的阿尔蒂尔在自己牢房中被残忍杀害。现在，国王的一名亲信在另外一名伯爵的命令下，被深思熟虑地蓄意杀死。加韦斯顿罪过再大，根据王国的法律，也罪不至死。皮尔斯·加韦斯顿是一位贵族，却在布莱克洛山被刺穿身体和斩首。不管其他贵族愿不愿意承认，他是被谋杀的。

绑架、暴力和谋杀在中世纪社会屡见不鲜，但除非在极其严重的情况下，它们在王国政府的正常运作中是绝对不可接受的。现在暴力变成了英格兰的政治工具。潘多拉的盒子被打开了。爱德华二世和兰开斯特伯爵陷入了不共戴天的仇恨中，金雀花王族出现了自相残杀的危险，而英格兰将随之受苦受难。

希望与灾难

1313年夏天的巴黎见证了中世纪法兰西的顶级愉悦和福乐。6月初，街头熙熙攘攘，客栈挤满了不计其数的贵族老爷、年轻骑士、欧洲各国的年轻贵妇小姐，以及来自外国的贵宾。人山人海的观众欣赏各种表演、仪式和游行。五光十色的织物装饰着大街小巷，市民们建造了一座能够喷洒葡萄酒的喷泉，喷泉上还雕刻着各种奇思妙想的生物：美人鱼、狮子、豹子和神秘动物。在某城区一座有天蓬遮挡的市场内，人们建造了一座有栅栏环绕的人工树林，在里面放养了许多兔子，游客们可以追逐这些驯良的动物，以此为乐。露天戏剧演出和音乐会令人们流连忘返。法兰西的编年史家们断言，这是法兰西曾有过的最辉煌隆重的节庆活动。这个夏季有众多奢华典礼和仪庆。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二世和伊莎贝拉王后处于这一切的中心。

英格兰国王和王后于5月底到访，陪同他们的有彭布罗克伯爵、里士满伯爵和其他保王党人，包括老休·德斯潘塞和亨利·博蒙特。他们应爱德华二世的岳父——腓力四世的邀请，来到法兰西，参加后者册封近两百名青年为骑士的典礼，受封的青年当中包括腓力四世的儿子们——纳瓦拉国王路易[1]、腓力和查理。这次典礼有点像1306年爱德华一世最后一次出征苏格兰前夕举行的盛大的天鹅庆典，当时爱德华一世和他的新骑士们发誓先要征服苏格兰，然后要夺回圣地。但如同在其他事务中一样，法兰西王室下定决心，要让这次庆典胜过之前的任何仪式，令它的光辉灿烂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英格兰人于6月1日骑马进入巴黎时，受到了万众欢呼、热情洋溢的欢迎。为了庆祝他们的到来，一连举办了六次盛大宴会，爱德华二世为此付出了相当昂贵的代价：为了筹办这些宴会，他为岳父提供了近100头牛、200只猪、380只公羊、200条狗鱼、200条鲤鱼和80桶葡萄酒。在英格兰人主持的宴会上，人们可以在帐篷内纵情飨宴。帐篷是敞开式的，可供公众观赏和仰慕。爱德华二世为宴会安排了马背上的服务。即便是在白天，也有数百支火炬照亮宴会所在的帐篷。他雇用了著名的歌手和音乐家为客人助兴，而纳瓦拉国王的部下则建造了一座“爱情的城堡”，在各道菜之间提供娱乐。

爱德华二世在国内软弱无能、不得人心，但在法兰西却受到万般尊崇，被接纳进了王室的狂欢。《爱德华二世传》的作者将他最初六年的统治一笔勾销，称其悖逆了金雀花王朝的价值观，还说国王“除了缔结了光耀门庭的婚姻、生了一个俊美的儿子之外，没有取得任何值得赞扬或者令人难忘的成绩……理查一世国王的开端是多么不同啊，他在位还不到三年，就将他的勇武的光辉播散到远近各地。”但在法兰西，爱德华二世是国王的女婿，因此受到了与他地位相称的欢迎。

英格兰和法兰西王室之所以欢聚一堂，有许多理由。腓力四世在与罗马的长期斗争中最终得胜，可喜可贺：一个法兰西人，而且是他孩提时代的朋友，成为教皇，史称克雷芒五世；罗马教廷还在1309年迁往阿维尼翁（此后教皇常驻阿维尼翁，一直到1377年，这个时期被意大利诗人和学者彼特拉克称为教廷的“巴比伦之囚”）。法兰西国王还彻底消灭了圣殿骑士团，这个参加十字军东征的骑士团的巨大财富和放债的本领使他们在欧洲四面树敌。腓力四世凶残地镇压圣殿骑士团，而教皇克雷芒五世以圣殿骑士团犯有异端罪和鸡奸罪的理由支持腓力四世，导致数百名骑士遭到毒刑拷打和杀害。1311年，教皇正式解散了圣殿骑士团，它的大部分财富直接落入了法兰西王室手中。另外，英格兰和法兰西关于加斯科涅的纠纷也将得到解决，两国会缔结一项和约。爱德华二世和腓力四世还做出了最符合基督教精神的决定：发动一场新的十字军东征，讨伐埃及的穆斯林。6月6日，他们在巴黎圣母院宣誓将发动十字军东征。爱德华二世是金雀花王朝连续第六位发出如此神圣誓言的国王。

前一年6月，加韦斯顿被害，导致险些爆发内战，自那以后，局势有了很大好转。爱德华二世在公开场合哀叹加韦斯顿是多么愚蠢，居然落到了沃里克伯爵的手里，但私下里打算对兰开斯特伯爵及其盟友实施军事讨伐。他身边的谋臣们进谏说，如果开启内战，就会给罗伯特·布鲁斯一个入侵的可乘之机，国王这才作罢。

花了六个月时间，好不容易才阻止英格兰发生叛乱、陷入无政府状态。爱德华二世和伊莎贝拉参加巴黎的游乐活动时，都会觉得，现在局势正在好转。首先，他们已经为人父母了。加韦斯顿死后，伊莎贝拉王后在她的姑姑——法兰西的玛格丽特（即国王的继母）教导下，逐渐成长起来，成了一位称职的王后。夫君糗事缠身，而她矢志不渝，最后于1312年11月13日在温莎诞下麟儿。法兰西人希望这个孩子能够叫作路易或腓力，但爱德华二世坚持为他取名为爱德华。据圣奥尔本斯的一位僧侣说，这个男孩的降生使得国王暂时忘却了加韦斯顿之死带来的哀伤。王后写信给伦敦市民，宣布王子的出生，首都街头为此欢呼雀跃。温莎的爱德华的出生让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他在出生十二天的时候便被册封为切斯特伯爵。他的存在给政权增添了一分稳定性。喜得麟儿之后，爱德华二世还将自己十二岁的异母弟——布拉泽顿的托马斯晋升为诺福克伯爵。

7月中旬，爱德华二世和伊莎贝拉结束了在法兰西的奢华旅行，启程回国。此刻，他们最严重的危机似乎已经安然度过了。国王和诸侯政敌之间的关系仍然很紧张，这些诸侯继续对国王的其他一些伙伴抱有莫大的鄙夷，其中最重要的是休·德斯潘塞，他差不多是唯一支持国王、为加韦斯顿辩护（一直到他被杀）的贵族。德斯潘塞在诸侯当中是个稀罕的角色，他为了晋升和财富，为了获得土地、官职和头衔，愿意姑息国王的毛病。他大力为加韦斯顿摇旗呐喊，毫无保留地力挺王室政策，这都使得他成为兰开斯特伯爵及其盟友怀疑的对象。

尽管如此，在10月份的威斯敏斯特议会上，国王和诸侯间正式取得了和解。法兰西和教廷派出使节，花了几个月时间，从中斡旋调解。最终，爱德华二世同意赦免兰开斯特伯爵、赫里福德伯爵、阿伦德尔伯爵、亨利·珀西和罗杰·德·克利福德及其盟友，饶恕他们杀害加韦斯顿的罪行。作为交换条件，诸侯同意原谅加韦斯顿生前的盟友，如德斯潘塞。双方都没有提及改革条令，诸侯也没有要求罢免任何大臣的职务。加韦斯顿及其支持者不再被描述为君主和国家的敌人。这不算是完全的和解，但也向那个方向走了重要一步。

更多喜讯接踵而至。11月底，爱德华二世获得了议会的许可，向苏格兰人开战。12月，他出访法兰西，寻求岳父的许可，以加斯科涅公国为抵押，向教皇借款。此事取得了成功，次年春天，罗马送来了2.5万镑贷款，于是爱德华二世得以在北方开展一场大战役。看来，他终于要接过父亲的衣钵，完成他的未竟事业了。

爱德华二世的苏格兰战役起初进展顺利，前景一片大好。1314年，6月17日或18日，国王率领一支声势浩大的军队从伯立克出征。这支队伍装备精良、资金充裕、物资充足。据说，辎重车队从头到尾足有7里格（约20英里）长，此外还有船只在近海航行，随时为部队补充给养。这是1298年爱德华一世的福尔柯克战役以来英格兰征集的兵力最雄厚的一支军队。格洛斯特伯爵、赫里福德伯爵、彭布罗克伯爵、休·德斯潘塞和罗杰·德·克利福德都带来了相当强大的队伍，此外国王的私人武装和整个军队中还有数千名骑士和步兵。兰开斯特伯爵、沃里克伯爵、阿伦德尔伯爵和萨里伯爵没有亲自到场，只是派来了（按照他们的说法）法律义务规定的最少数量的士兵。他们声称，这场战役没有得到议会的批准，但这是一派胡言。他们不肯出兵的真正原因是，如果爱德华二世在苏格兰得胜，就有能力转过来对付他们，剥夺他们在英格兰的土地。

爱德华二世率军从伯立克北上50英里。根据《爱德华二世传》的说法，英格兰大军气势汹汹的推进给人的印象是“它足以横扫整个苏格兰……有人认为，就算把苏格兰全国的兵力都集结起来，也无力抵挡国王的军队”。但对爱德华二世来说不幸的是，事实并非如此。他于6月23日抵达斯特灵附近，发现罗伯特·布鲁斯的军队驻扎在“新猎苑”，这是通往斯特灵道路上的一座林木茂盛的猎苑。罗伯特·布鲁斯只有五百轻骑兵和不到六百步兵。半英里之外流淌着一条叫作班诺克本的小溪，它常常淹没周围的土地，形成一片险恶的沼泽地。布鲁斯的部下对这个地利加以利用，特意在地面上挖掘了一些坑洞，然后用成堆的树枝和野草将其伪装起来。

班诺克本战役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发生在6月23日，英格兰和苏格兰骑士之间发生了一些小规模交锋。赫里福德伯爵的侄子亨利·德·博汉向罗伯特·布鲁斯发出挑战，要和他单挑。苏格兰国王挥动战斧，将亨利·德·博汉的天灵盖削去了一半，当场将他斩杀。然后，二十三岁的格洛斯特伯爵吉尔伯特[2]与赫里福德伯爵（英格兰的司厩长）争抢前锋的指挥权，给英格兰阵营造成了纠纷。当时的军队按照传统分为三个部分，前锋是其中最靠前的部分，指挥前锋是相当大的荣誉。格洛斯特伯爵虽然赢得了前锋指挥权，但没能从中得到多少好处。在战斗中，他被打落马背，好在逃脱了性命。在当天的另外一场交锋中，英格兰骑兵对斯特灵城堡实施侦察，为攻城做准备，遭到了苏格兰长枪兵的攻击。托马斯·格雷爵士胯下的战马被刺死，他落马被俘。还有许多骑士也被俘虏。

出师不利，但很快，英格兰军中又出现了更多争端。格洛斯特伯爵当晚与国王吵了一架。伯爵认为，官兵在北上的行军过程中已经精疲力竭，急需休整，才能与布鲁斯再战。爱德华二世则希望打下去。他责骂伯爵是叛徒和骗子，两人吵得不可开交。

次日上午，两军再次对垒。格洛斯特伯爵努力捍卫自己的荣誉，率领英格兰前锋猛攻苏格兰步兵，这是个鲁莽而冲动的决定。格洛斯特伯爵固然是个勇冠三军的骑士，却未能建立奇功，而是惨遭包围，在混战中血洒疆场。苏格兰长枪兵就像1298年在福尔柯克那样，组成刺猬阵型，大肆屠戮英格兰骑兵。当年爱德华一世的弓箭手以致命的箭雨消灭了对方的长枪兵，但在班诺克本，爱德华二世的弓箭手待在后方，没能及时介入，导致他的骑兵被锋利的苏格兰长枪打得七零八落。

战斗演化成了一场混乱的屠杀，彭布罗克伯爵和贾尔斯·德·阿让唐爵士（他享有基督教世界第三大骑士的美誉）不得不将爱德华二世从战场拖走。国王在撤退时战斗非常勇敢，他的战马被杀死后，他用硬头锤猛击扑过来的苏格兰人。彭布罗克伯爵和贾尔斯爵士使出浑身解数，才将爱德华二世救到安全地点（国王若是被俘，后果不堪设想）。但就连国王的逃跑也有一个令人胆寒的结局。贾尔斯爵士直面悲惨的失败，为了践行骑士的义务，离开国王，重新返回战场，被砍得粉身碎骨。

爱德华二世和五百人的卫队匆匆从邓巴乘船撤退，逃离了苏格兰。他们将数千名士兵抛弃在战场上，任其自生自灭。班诺克本、福斯河和四面八方的沼泽地中到处是已经死亡或垂死挣扎的英格兰人。污泥被鲜血染红，渗入战场上的各条小溪。基督教世界一些最伟大的骑士惨死在罗伯特·布鲁斯军队手中，有的阵亡沙场，有的在企图渡过班诺克本或福斯河时溺水。除了格洛斯特伯爵和贾尔斯·德·阿让唐爵士之外，至少有两百名骑士战死，包括罗杰·德·克利福德爵士。彭布罗克伯爵幸免于难。爱德华二世的御玺在战斗中被敌人缴获。赫里福德伯爵和其他许多高贵的骑士被苏格兰人俘虏。英格兰人狼狈撤退，苏格兰人驱赶他们，一直跨过边境。英格兰人之前劫掠的战利品都被抛弃。《爱德华二世传》的作者哀叹道：“如此之多优秀的贵族，如此之多军械、贵重服饰和金餐具——全都在一个残酷的日子、一个转瞬即逝的钟头丢失殆尽。”

金餐具和贵重服饰都算不得主要的损失。尽管14世纪初军事策略已经发生变革，步兵与骑兵对抗时不再必然会吃亏，但在班诺克本的惨败仍然是奇耻大辱。布鲁斯在苏格兰达到了空前的强势，甚至有能力自由地在爱尔兰开辟新战线。

而爱德华二世在与诸侯死对头的关系中又一次处于下风。兰开斯特伯爵、沃里克伯爵、阿伦德尔伯爵和萨里伯爵此前拒绝出兵参加苏格兰战役，因为他们觉得，爱德华二世在军事上无能。现在他们扬眉吐气了。得胜的国王南下镇压境内敌人的局面不曾出现，而是一位灰溜溜的国王逃回来面对他的死敌。国王的时运达到了登基以来的最低点，于是心怀不满的诸侯可以再一次强迫他实施改革了。

[1] 路易是腓力四世的长子，1305年继承其母纳瓦拉女王琼一世的王位，1315年父王死后他又成为法兰西国王。

[2] 这是第八代格洛斯特伯爵吉尔伯特（约1291～1314），他的父亲第七代伯爵也叫吉尔伯特，曾支持爱德华一世反对西蒙·德·孟福尔（前文有详述），注意不要混淆。

新的宠臣

1315年1月2日，皮尔斯·加韦斯顿的遗体（用香料做过防腐处理）被安葬在兰利，这是爱德华二世最喜爱的居所之一。这座庄园位于赫特福德郡，曾经属于他的母亲埃莉诺太后。他年幼时曾经到访此地，后来对其加以大规模装修和重建，为王族创造了一座豪华宅邸。粉刷成鲜亮色彩的厅堂被大型壁炉的火光照得通亮，面积足以举办比武大会的场地里豢养着野兽。在主宅周围的园林和葡萄园中有一座叫作“小伦敦”的小屋。它曾经是王室享乐的场所，现在则是国王寄托哀思之地，因为他先前的宠臣终于得到了爱德华二世为他希冀的纪念碑。我们几乎可以肯定，比较顺从听话的新任坎特伯雷大主教沃尔特·雷诺兹解除了加韦斯顿的绝罚令。于是，他的遗体得以从多明我会的停尸所转移到兰利的冰冷土地中。经过防腐处理的遗体被包裹在金线织就的布匹中，国王为此花费了300镑。在英格兰大多数主教的注视下，遗体被隆重地下葬。

参加下葬仪式的英格兰伯爵不多。即便是奢华的守灵仪式（其间至少喝了二十三桶葡萄酒）也不足以吸引兰开斯特伯爵及其盟友们来观看他们杀死的那个人终于入土为安。爱德华二世和他的堂兄的支持者之间仍然存在着许多政治上的矛盾。1312年的幽灵也不大可能帮助他们握手言和。班诺克本战役之后的岁月里，国王和兰开斯特伯爵努力去和平共处，但是最终徒劳无益。政治上的和好如此困难，一方面是因为伯爵顽固而傲慢，另一方面是由于国王又一次退缩到一个亲信圈子当中，他对这些亲信百般信赖，但其他人却觉得难以忍受这些新宠。

国王新的小团伙的核心成员都来观摩老宠臣的葬仪。其中最主要的是两位最忠君的伯爵：彭布罗克伯爵和赫里福德伯爵。彭布罗克伯爵在班诺克本救了国王的性命。而赫里福德伯爵前不久被布鲁斯释放，以交换布鲁斯的妻子伊丽莎白·德·伯格（她此前被英格兰人俘虏了）。参加葬仪的还有亨利·博蒙特和巴塞洛缪·巴德勒斯米尔（他曾是已故格洛斯特伯爵的最重要臣属之一，现在自己成了一位影响力越来越大的领主），以及五十多名骑士和爱德华二世的大部分王室官吏。但保王党中最重要的还是休·德斯潘塞和他的儿子，也叫休·德斯潘塞。

“国王朝中的所有奸邪之事，莫不出自他的谋臣，”《爱德华二世传》的作者如此写道。他指的是德斯潘塞父子。德斯潘塞家族对爱德华二世的忠诚从来没有动摇过一分一毫，加韦斯顿死后，他们就填补了他留下的空缺。父子俩都对国王忠心耿耿，因此不断得到奖赏，获取了土地、权力和国王的信任，因此他们得以为非作歹、逍遥法外。老休始终是国王的亲密伙伴，常常陪同国王出国访问。他在英格兰西部逐渐积攒了许多头衔和城堡，同时与兰开斯特伯爵势不两立。《爱德华二世传》的作者称，老休“以权谋私，不公正地伤害了许多人；他剥夺了许多贵人和富人的财产”。小休也是如此，他逐渐成了国王的密友和同盟者，甚至比他父亲更受国王信任。这父子俩对爱德华二世的影响越来越深远，破坏性也越来越大，国王的统治正快速奔向大灾祸。

1314～1317年，欧洲北部惨遭天灾，先是毁灭性的寒冬，然后是大雨瓢泼的盛夏。1315年5月至10月，倾盆大雨无休无止，引发了滔滔洪水，许多村庄被卷走，耕地被冲毁（有的耕地被永久性摧毁），并在约克和诺丁汉的低洼地区形成了巨大的湖泊。全国各地都有庄稼被暴雨摧毁，导致英格兰陷入了一场持续两年之久、触目惊心的大饥荒。乡村饿殍遍野。农作物收成骤然减少80%，全村人沦为乞丐。老百姓能找到什么就吃什么：鸟粪、宠物、潮湿腐烂的作物，有时甚至吃人肉。为了少得可怜的食物，或者淹水庄稼地的少量收成，发生了许多暴力事件。牛羊染上疫病，英格兰的羊毛收入和肉食供应惨遭打击，给毗邻苏格兰的驻军增添了压力。粮食短缺和潮湿环境使得边境上的人们饥肠辘辘，且生活条件极不卫生。

在这令人灰心丧气的大环境下，英格兰权贵竭尽全力地缔造长期性的政治局面。加韦斯顿的葬礼过后不久，议会再次召开。为了稳定王室财政并处置中央和地方蔓延的腐败，诸侯重新颁布了改革条令，清洗了一些王室大臣，撤换了英格兰的所有郡长，命令撤销国王的土地封赏，并向爱德华二世施加压力，敦促他听取来自全国各地的上诉和请愿。在有些情况下，兰开斯特伯爵和沃里克伯爵似乎愿意与保王党权贵（如彭布罗克伯爵）和国王内廷大臣们合作。

合作是必需的，因为内政外交有诸多事务需要处理。腓力四世国王于1214年驾崩，由他的儿子路易十世继承王位。法兰西有了新国王，因此需要派出新的外交使臣，以保障加斯科涅的地位。苏格兰人在班诺克本得胜，并且英格兰北部的多位强大领主与世长辞（包括沃里克伯爵，他于1315年8月去世），于是苏格兰人胆子大了起来，开始侵犯英格兰地界。罗伯特·布鲁斯的弟弟爱德华·布鲁斯于1315年5月率领一支军队出征爱尔兰，开辟了英苏战争的新战线。恶劣天气和严重饥馑使得英格兰人无法维持军队长时间作战，因此边境受到的威胁越来越严重。这一切又给爱德华二世施加了极大压力。1316年初，在林肯召开的议会上，兰开斯特伯爵被任命为御前会议的领导人，受命执行改革条令、改革王国的行政体系。

不幸的是，事实证明，兰开斯特伯爵和他的表弟一样无法做到君臣两相情愿、精诚团结的统治。他审视一切政务的视角是：必须执行改革条令，并且国王的所作所为应当受到诸侯集体意志的控制和核准。但在兰开斯特伯爵看来，这就是目的本身。尽管他气势汹汹地坚持重新颁布和确认改革条令，但他没有多少时间待在威斯敏斯特去真正处理朝政。他暴躁易怒，对国王的宠臣们满腹狐疑（他相信宠臣们在阴谋勾结，要谋害他），因此在北方维持着自己的宫廷，装腔作势，却很少有实际的作为。改革条令要求撤销国王的土地封赏，并规定将来的任何封赏都要经过议会确认。兰开斯特伯爵顽固地死死咬住这一点不放，这时常令人回想起1312年的争端。他的这种态度也使他与英格兰的其他诸侯日渐疏远，其中好几位诸侯仍然对加韦斯顿被草率地杀害感到非常愤怒。

兰开斯特伯爵近似摄政者的统治只持续了几个月。从1316年4月起，他退回自己在北方的领地，常驻在庞蒂弗拉克特城堡。他不在朝中期间，爱德华二世的新宠臣们权势日增，炙手可热。其中德斯潘塞父子的地位最为显赫。兰开斯特伯爵一呼百应，领地又特别庞大，因此他仍然是英格兰政治的主导力量，而且他在北方的幅员辽阔的领土和极大的权力使得他成为苏格兰战争中的关键人物。但除了坚持要求国王遵守改革条令（国王对条令深恶痛绝）之外，兰开斯特伯爵并不愿意参与朝政。

爱德华二世也没有努力去安抚自己的堂兄。他如天女散花一般向自己的新宠臣们（包括德斯潘塞父子、休·奥德利、罗杰·达默里和威廉·蒙泰古）封赏土地，其中大部分土地在威尔士和英威边境。在班诺克本阵亡的格洛斯特伯爵没有儿子，于是国王安排小休·德斯潘塞、奥德利和达默里在不同时期分别与他的年轻女继承人们结婚，将他的产业瓜分了。全部五位宠臣都一夜暴富，这公然违反了改革条令，因为改革条令要求国王收回已经封赏的土地，并且将来的封赏要得到议会确认。就连那些比较温和的诸侯（如彭布罗克伯爵和赫里福德伯爵，他们并不对国王阿谀奉承，而是秉承原则地支持国王），国王也给了他们利润丰厚的使命，在战争与和平中为国王效力。爱德华二世并不指望诸侯和领主们出于臣子的本分而效忠他，而是用金钱收买他们，将他们与王室联系在一起（这种手段非常有效）。他把王政变成了私人事业，而非公共事业，促成了一种执政党与在野党对立的文化，使得敌视他的堂兄愈发站到了朝廷的对立面。

1317年，危机愈发严重。夏季，爱德华二世率领一支相当强大的军队北上讨伐苏格兰人，却发现兰开斯特伯爵正在庞蒂弗拉克特城堡附近集结自己的军队。在无政府状态一触即发、国王权威遭到兰开斯特伯爵破坏（兰开斯特伯爵的权威也遭到了国王的压制）的气氛下，混乱开始升级。9月，继任达勒姆主教的刘易斯·博蒙特和两名到访的红衣主教在从达灵顿赶去参加主教就职典礼的途中，遭到国王内廷骑士吉尔伯特·米德尔顿爵士的抢劫。这一事件让国王和诸侯双方都陷入了莫大的窘困。爱德华二世南下回国后，兰开斯特伯爵的支持者开始攻击属于国王亲信的城堡。

公共权威瓦解之后，彭布罗克伯爵和巴德勒斯米尔这样的温和派诸侯开始采取绝望的措施，努力挽救和平。他们向爱德华二世的宠臣们表示愿意与他们签订私人契约。罗杰·达默里就签订了这样一份契约，彭布罗克伯爵和巴德勒斯米尔承诺保护达默里免受任何人（其实就是指兰开斯特伯爵）的攻击，而作为交换，达默里承诺不再骚扰国王、寻求土地封赏，或者做任何有损王室利益的事情。彭布罗克伯爵等人出了如此昏着，说明他们确已无计可施。可以说，王权已经荡然无存，仅仅是由于英格兰主教们的调停，彭布罗克伯爵、赫里福德伯爵和巴德勒斯米尔等温和派谋臣的斡旋和教皇使节的调节，内战才没有在1317年爆发。

在随后三年中，爱德华二世的亲信圈子越来越小，他也越来越受到德斯潘塞父子的深刻影响。尤其是小休在1318年被任命为国王内廷的宫务大臣，于是他得以与国王朝夕相处。这个职务曾经由加韦斯顿担任，这可不是巧合。小休·德斯潘塞利用自己在爱德华二世那里的受宠，逐渐扩张自己在威尔士南部原属于格洛斯特伯爵的领地。他通过自己的妻子[1]继承了格洛斯特伯爵产业的一部分，但继承格洛斯特领地其他部分的受宠诸侯，如罗杰·达默里和休·奥德利对此十分不满，与他产生了矛盾。爱德华二世允许德斯潘塞气势汹汹地吞并土地、城堡，并在威尔士南部出租土地，这导致国王亲信圈子内部彼此间的关系也变得凶险歹毒、冲突一触即发。

1318年初，一个叫作鲍德勒姆的约翰的制革工人从埃克塞特来到牛津，面见国王，声称自己是爱德华一世的儿子，因此英格兰王国“理应属于他”。他说自己在襁褓之中被换走，而国王并非王室血脉。他还提出与国王单挑、争夺王位。鲍德勒姆坚持自己才是真正的英格兰国王，而爱德华二世是冒牌货。这个人显然是精神失常，但他的故事不胫而走。据多位编年史家记载，国王起初对这个怪诞奇谈感到好笑，但后来随着鲍德勒姆的故事开始流传到英格兰各地，不禁怒火中烧起来。战争、洪灾、饥荒和政治动荡给人民造成了莫大苦难，他们非常愿意相信这个丑闻和身份交换的传说。

鲍德勒姆的约翰没有蹦跶多久。爱德华二世在一个短暂时期曾想把他当作滑稽的弄臣养起来，但这实在太危险了。约翰的父母被传来审讯，他自己则受到审判，于7月23日在北安普敦被处以绞刑（在受审时，他声称自己的宠物猫被魔鬼附身，唆使自己犯罪。这只猫也被绞死了）。但爱德华二世为自己的合法地位如此大动干戈，是否反应过激了？在鲍德勒姆的约翰的故事在全国流传的同时，爱德华二世正处于一个招摇撞骗的多明我会修士——威斯贝奇的尼古拉斯——影响之下。尼古拉斯自称拥有一小瓶圣油，是托马斯·贝克特大主教流亡法兰西期间给他的。爱德华二世开始相信，如果用这圣油给自己施行涂油礼，那么不仅他的政治烦恼会消失，他自己还会拥有美德和力量，能够从异教徒手中收复圣地。他急于奇迹般地重整朝纲，于是向阿维尼翁的教皇发出紧急请求，希望教皇允许他重新举行一次涂油礼。即便在充满迷信和陈腐观念的中世纪社会，这也显得荒诞不经，突显了爱德华二世脆弱的政治地位和他的愚蠢轻信。最终，他之所以能够避免内战，不是因为圣托马斯加以干预，而是要感谢与兰开斯特伯爵进行漫长而令人疲倦的政治谈判。1318年8月，问题终于解决，国王和他的堂兄之间达成了正式的和约：《利克条约》。根据该条约，一个永久性的十六人御前议事会（包括八名主教、四名伯爵和四名男爵；兰开斯特伯爵不是成员）组建起来，爱德华二世则再一次同意遵守1311年的改革条令。

但这项和约与之前的所有和约一样，非常脆弱，因为它的基础原则无法令任何一方满意。不到四年时间，和约就宣告破产。1317至1321年间，英格兰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内战。

[1] 小休·德斯潘塞的妻子是埃莉诺·德·克莱尔（1292～1337），第七代格洛斯特伯爵吉尔伯特的长女、第八代伯爵的妹妹。第八代伯爵在班诺克本战死后，埃莉诺与其妹妹伊丽莎白（第三任丈夫是罗杰·达默里）和玛格丽特（她的第一任丈夫就是皮尔斯·加韦斯顿，第二任丈夫休·奥德利获得了第一代格洛斯特伯爵的头衔）分别继承了格洛斯特伯爵领地的一部分，并将其带给各自的丈夫。

内战

1321年5月，大批武装人员或徒步，或骑马，穿过了威尔士南部和英威边境。他们劫掠财物，洗劫庄园，摧毁禁猎区的篱笆，屠戮其中的动物。胆敢阻挡他们的仆役和卫兵都被他们杀害或者掳走。他们偷窃武器和粮食，销毁珍贵的特许状和法律文件。他们抢走马匹、牛羊、猪、大车、马车和犁铧。他们闯入民宅，捣毁或偷走贵重物品。据后来的法律档案记载，失窃物品包括一副配有水晶棋子的坚果木棋盘、象牙饰品、黄金的宗教物品和富丽堂皇的壁毯与衣物。

这些人打着国王的旗号，宣称对王室效忠。但他们并不是爱德华二世的部下，而是威尔士边境领主们麾下的士兵。这些领主包括赫里福德伯爵、彻克的罗杰·莫蒂默及其侄子——威格莫尔的罗杰·莫蒂默[1]、休·达默里、休·奥德利、罗杰·达默里，还有很多贵族。其中很多人曾经是德斯潘塞父子的盟友，但现在他们竭尽全力去消灭德斯潘塞父子的势力和财产。诸侯对德斯潘塞父子的憎恶到了非理性的地步，就像之前痛恨加韦斯顿一样。温和派诸侯和教士们不知疲倦地努力维持和平，但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爱德华二世在恬不知耻、肆无忌惮的佞臣怂恿下，疏远了国内两个极其强大的势力集团：以兰开斯特伯爵为首的北方诸侯和西部的边境领主。

在这次叛乱之前的几年中，爱德华二世显示出了一些令人信服的迹象，表明他有能力做一个强有力的国王。1318年8月，他与兰开斯特伯爵达成和解，10月又在苏格兰取得一场辉煌胜利。保王党劳斯伯爵率领王军，在爱尔兰的福格哈特战役中击败并杀死了罗伯特·布鲁斯的弟弟爱德华。这是爱德华二世在位期间最重要的军事胜利，一下子就彻底挫败了布鲁斯的图谋——将金雀花王朝逐出爱尔兰，让苏格兰统治爱尔兰。这表明苏格兰战争的整体局势大有希望。

然后，在1320年，国王访问了法兰西，以蓬蒂厄和阿基坦领主的身份向法兰西的新国王腓力五世臣服。法兰西人要求他以个人身份向他的内兄效忠，这意味着比仅仅臣服更为卑躬屈膝的从属关系。爱德华二世坚决不从，即席发表了态度强硬的演说，捍卫自己的王权。他告诉腓力五世及其谋臣，两位国王之间的臣服关系是“根据我们的先祖之间缔结的和约来进行的，依照他们当年行事的方式……没有任何人能够合理地要求我们按照其他方式进行；我们也绝不会那么做”。爱德华二世流露在外的愤怒令法兰西代表团大为震撼、噤声不语。

另外，这些成功的背景是，爱德华二世似乎的确是真正在重视王权。伊莎贝拉王后于1316年生下了另一个儿子——埃尔特姆的约翰，在1318年生下了一个女儿——伍德斯托克的埃莉诺。爱德华二世在考虑传承大统的事情。据说他很早起床，关注议会事务，在案件审理中宽大为怀。尽管如此，他的朝政已经被宠臣们牢牢控制了。这一次的宠臣不是皮尔斯·加韦斯顿那样的轻浮傲慢之徒，而是满肚子阴谋诡计的国民公敌。

1317～1321年，德斯潘塞父子飞黄腾达。他们在威尔士和英威边境的实力日渐强大。小德斯潘塞的势力范围是格拉摩根的土地和城堡，包括加的夫、兰特里森特和卡菲利，其迅猛扩张令该地区的几乎所有领主都大为光火。德斯潘塞父子，尤其是小休，利用他们在国王身边的受宠地位，残暴地践踏其他领主的土地权益，攫取英威边境的土地，并巩固他们在那里原本就已经占地面积广阔的产业。他们不仅激怒了无力运用王室司法体制保护自己权益、抵抗他们的小民，还得罪了大部分边境领主。边境领主们认为，国王偏袒一个人的私利，全然不顾边境地区传统的力量平衡，践踏了该地区的传统法律。德斯潘塞父子还开始把持朝政、隔绝中外。其他诸侯若要接触国王，都必须经过他们这一关。编年史家亚当·穆里穆斯记载称，任何人与爱德华二世面谈的时候，小德斯潘塞都会在一旁，并且放肆地代国王回答。冒犯德斯潘塞父子的人就有可能会被剥夺土地或财产，或者被投入监牢。

1320年底，格洛斯特伯爵的孀居母亲去世了，她名下的高尔领地（其统治中心在斯旺西）成为多位诸侯（包括赫里福德伯爵、威格莫尔的罗杰·莫蒂默和另一位边境领主约翰·德·莫布雷）争夺的对象。爱德华二世悍然插手，将该领地收归王室所有，然后将其赏给小德斯潘塞。许多边境领主，包括赫里福德伯爵、奥德利、达默里和罗杰·德·克利福德都对此极为不满。两个罗杰·莫蒂默（分别来自彻克和威格莫尔）原本就敌视德斯潘塞，这下子更加义愤填膺（爱德华一世的盟友，早年的一位罗杰·莫蒂默曾在伊夫舍姆战役中帮助他抓捕和杀死了一位早先的休·德斯潘塞，因此两家是世仇）。诸侯向国王参奏的时候，国王直截了当地不肯听取他们的抱怨，而德斯潘塞指控他们叛国。1321年初，边境领主们开始自行其是，入侵德斯潘塞的领地。战争爆发了。

边境领主们怒气冲天。兰开斯特伯爵则对国王虎视眈眈，在1321年开始组成一个北方诸侯的联盟，共同反对国王。爱德华二世显然是将英格兰诸侯的大部分都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就连巴塞洛缪·巴德勒斯米尔和彭布罗克伯爵这样的温和派诸侯也倾向于反对派阵营（彭布罗克伯爵只是短期动摇，后来又回到了国王那一边）。1321年8月，在威斯敏斯特召开的议会列举了德斯潘塞父子的罪状，要求在月底之前将他们逐出英格兰。发出这个放逐令的是伯爵和男爵们，得到了议会批准。反对派诸侯声称他们的权威高于国王的权力。伊莎贝拉王后（她在1321年7月初生下了夫妇俩的第四个孩子，一个叫作琼的女孩）跪在地上苦苦哀求爱德华二世，为了江山社稷向诸侯让步。他妥协了，于是德斯潘塞父子被流放了。但爱德华二世的投降绝非心甘情愿。他虽然答应了妻子的恳求，却语气激烈地发誓赌咒，说在六个月之内他“会做出改正，令世人瞩目、为之战栗”。

1321年12月1日，坎特伯雷大主教雷诺兹在圣保罗大教堂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提及了金雀花王族古代史的一个不吉祥的篇章。在召集其他高级教士前来开会的书信中，他强调了局势的紧迫。他写道，国家曾经安享太平，如今却面临内战和触礁的危险。

一百八十多年前，一对表兄妹打了近二十年内战，山河变色、哀鸿遍野。当时的编年史家曾经用“触礁”来比喻国家所处的危局。当年，斯蒂芬国王的权威受到他的表妹——玛蒂尔达皇后的挑战。而现在，以国王的堂兄——兰开斯特伯爵托马斯为首的叛乱诸侯兴兵作乱，爱德华二世面临着丧失权柄甚至丧失整个王国的危险。

小德斯潘塞的流亡仅仅持续了几周。10月初，他被召回英格兰，在朴次茅斯和南安普敦之间的南海岸与国王会合。爱德华二世在内战中的第一个举动是攻打他的前盟友巴塞洛缪·巴德勒斯米尔在利兹（位于肯特郡）的城堡。巴德勒斯米尔的一些部下被处决，他的妻儿被关入伦敦塔。这场攻城战由爱德华二世亲自指挥，所以他对此应负有直接责任。

爱德华二世并非孤立无援。尽管德斯潘塞父子不得人心，但还是有很多人害怕与国王决裂，因此选择和德斯潘塞站在同一阵营。在伯爵当中，支持爱德华二世的有他的两个异母弟——诺福克伯爵（布拉泽顿的托马斯）和肯特伯爵（伍德斯托克的埃德蒙），还有彭布罗克伯爵、里士满伯爵、阿伦德尔伯爵和萨里伯爵。爱德华二世还指挥着一支由国王内廷骑士组成的精锐部队。

反对派诸侯的成分比较复杂。其中为首的是边境领主——赫里福德伯爵、两个罗杰·莫蒂默、巴德勒斯米尔和之前的宠臣达默里和奥德利，并得到兰开斯特伯爵的有限支持。兰开斯特伯爵自己一直到1322年1月才参战。反对派尽管不够团结，但起初打得很好，于1321年秋冬占领了格洛斯特、布里奇诺斯和伍斯特这几座边境城镇。但在1322年初，他们遭到了一个沉重打击：两个罗杰·莫蒂默麾下出了不少叛徒，而且他们遭到忠于爱德华二世的威尔士领主的攻击，支撑不住，于是向国王投降，被关进了伦敦塔。他们的投降使得反对派同盟开始垮台：2月，莫里斯·德·伯克利和老休·奥德利也投降了。爱德华二世没收了莫里斯爵士的伯克利城堡，这个决定后来会给国王造成很大困扰。

爱德华二世在政治上愚不可及，在军事策略上却相当精明。他继续逐个击破敌手，使得边境领主们越来越惊慌失措。突然间，反对派开始紧急集合。1322年1月底，赫里福德伯爵、小休·奥德利和罗杰·达默里与兰开斯特伯爵联起手来。但到这个阶段，国王已经占据了军事主动权。爱德华二世开始攻打兰开斯特伯爵的城堡，并且成功地占领了其中一些，包括凯尼尔沃思要塞（它在13世纪反对西蒙·德·孟福尔的战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整个战役中，兰开斯特伯爵逐渐众叛亲离。他的至少十名臣属要么是不愿意与国王对抗，要么是害怕兰开斯特伯爵一旦战败自己要跟着倒霉，于是改换了门庭。

尽管英威边境和英格兰北部倾向于反对爱德华二世，但他在1321和1322年还是从威尔士本土的领主们，尤其是格鲁菲兹之子里斯和卢伊德之子格鲁菲兹那里获得了宝贵的支持。威尔士领主们受到的威胁主要来自英格兰的边境领主，而不是国王。而且他们与爱德华二世结盟，希望由此获得国王的支持，从他们的邻居那里夺得更多领土利益。

除了军事镇压之外，爱德华二世还发动了极其精彩的宣传攻势。1322年2月，朝廷起获了足以证明兰开斯特伯爵企图勾结苏格兰人、共同反对英格兰国王的书信。于是兰开斯特伯爵在道义上垮台了，他的军事防御也土崩瓦解。爱德华二世将证明兰开斯特伯爵通敌的书信在全国大肆宣扬。朝廷向大主教、主教和郡长们发出命令，指示他们公开宣读这些信件。兰开斯特伯爵在信中力劝苏格兰人入侵英格兰，以帮助他与国王对抗。这对伯爵来说是致命打击。书信被公开十天之后，爱德华二世和效忠于他的诸侯便宣布兰开斯特伯爵是卖国贼，并命令肯特伯爵和萨里伯爵攻打庞蒂弗拉克特城堡。

叛乱诸侯逐渐垮台，庞蒂弗拉克特城堡内部鸡飞狗跳、手足失措。诸侯们发生了激烈争吵，有的人主张留下来坚守城堡，有的人则主张突围北上、逃往苏格兰。罗杰·德·克利福德拔剑威胁兰开斯特伯爵，后者才答应放弃自己的要塞。

最后的摊牌发生在约克郡的巴勒布里奇。兰开斯特伯爵及其盟友企图逃往诺森伯兰，在途中被安德鲁·哈克雷爵士（卡莱尔城堡的总管）截住。哈克雷麾下有四千人，将兰开斯特伯爵的人马打得溃不成军。赫里福德伯爵在战斗中被长矛刺死；其他诸侯，包括兰开斯特伯爵，虽然杀出一条血路，后来乔装打扮成乞丐，企图逃走，但几天后也被擒获。

3月21日，兰开斯特伯爵从约克的监狱被转往庞蒂弗拉克特城堡，此时这座城堡已经被王军占领。他抵达的时候，国王冷嘲热讽地迎接了他。据《爱德华二世传》的作者说，后来兰开斯特伯爵被囚禁在他自己建造的、打算用来囚禁爱德华二世的一座塔楼内。

次日上午，他被从牢房带出，押解到法庭前。裁判团包括爱德华二世、德斯潘塞父子、保王党诸侯和一位专业法官。“他的诸多罪行被逐项审理，每一项都获得了相应的刑罚。”《爱德华二世传》记载道。兰开斯特伯爵受到的判决是绞刑、开膛和斩首。鉴于他是王亲国戚，绞刑和开膛被取消，但他自我辩护的权力也被剥夺。命运得到裁决的时候，兰开斯特伯爵气急败坏地说道：“这是一个仗势欺人的法庭，气焰嚣张，不听被告的辩护，也不肯开恩。”随后，他被带离自己的城堡，遭到斩首。他是自诺曼征服以来在英格兰被处决的地位最高的贵族。刽子手用斧子砍了两三次，才将他的首级砍下。

在有些人看来，他是罪有应得。“兰开斯特伯爵砍掉了皮尔斯·加韦斯顿的脑袋，如今在国王的命令下，伯爵丢掉了自己的脑袋。”《爱德华二世传》的作者写道，“国王对伯爵以牙还牙，这或许是相当公道的，因为《圣经》里写道，‘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2]。

但这绝非伸张正义、惩处恶人，而是朝纲沦丧、尔虞我诈的政治斗争的丑恶升级。爱德华二世在位时惨死的伯爵和男爵的数量超过了他之前五位国王统治时期的总和。兰开斯特伯爵无数次向自己的表弟挑衅。他谋杀了国王的宠臣，向国王开战，还勾结他的敌人。但不管怎么说，他毕竟是王亲国戚。他受到了审判，被草率地处决，这没有纠正杀害加韦斯顿的错误，而是恶化了以加韦斯顿之死为开端的暴力流血、政治紊乱的危机。内战或许是结束了，但英格兰仍然处于触礁的险境。

[1] 上文讲到的第一代莫蒂默男爵罗杰·莫蒂默（爱德华一世麾下大将，在伊夫舍姆战役中杀死西蒙·德·孟福尔）的孙子，后来成为第一代马奇伯爵，详见下文。

[2] 典出《旧约·路加福音》，6：38.

国王的暴政

1322年5月在约克召开的议会被描述为国王与臣民“研讨”和“磋商”的机会。传唤开会的命令被发送到全国各地。五港同盟在德斯潘塞父子流亡期间曾经庇护他们，因此得到奖赏，在议会有了自己的代表；威尔士亲王领地在对抗边境领主的战争中协助国王，也得到了类似的奖励。尽管吸纳了新代表，并且侈谈协商与议和，但爱德华二世召开此次议会只有一个明确的目的：赏赐德斯潘塞父子，恢复其地位，并正式铲除已故兰开斯特伯爵的整个改革计划。

爱德华二世对叛乱诸侯的报复可以说是冷酷无情。议会代表在约克能看到绞刑架，上面悬挂着约翰·德·莫布雷、罗杰·德·克利福德和乔斯林·德·艾维尔的肿胀的尸体，他们都曾是拥有相当的声望与财富的领主，在兰开斯特伯爵死后的第二天被绞死，死时还身披镣铐。4月14日，温和派诸侯巴塞洛缪·巴德勒斯米尔（在爱德华二世统治早期，他曾充当重要的议和调停者角色）在坎特伯雷被凶残地处决。他被拖过大街小巷，被吊上绞刑架，然后斩首，他的首级被放在博盖特城门上方示众。

随后更多人被处决。除了上述的几个牺牲品之外，还有二十人因为起兵反叛爱德华二世的统治而被处死。爱德华二世疯狂报复敌人，造成了极大恐怖气氛，令国人震惊不已。伦敦、温莎、布里斯托尔、加的夫和斯旺西都树立起了绞刑架。死刑犯的尸体披挂着镣铐，肿胀腐烂，在绞刑架上悬挂了两年之久。1322～1324年，几乎在每一座大城镇都能看到这样的惨景，令人心惊胆寒：曾经的达官贵人像猪一样惨遭屠戮，被悬挂起来。《历史之花》编年史的作者——文多弗的罗杰记载道，国王“对他的权贵们恨之入骨，到了疯狂的地步，企图彻底地、永久性地消灭国内所有显贵”。

两个罗杰·莫蒂默，即最早攻击德斯潘塞领地的两位边境领主，被判处死刑，但后来被减刑为终身监禁。在血雨腥风的大环境下，这种宽大有些出人意料。莫里斯·德·伯克利、老休·奥德利和小休·奥德利——他们曾经是国王的忠臣，但后来因为对德斯潘塞父子的仇恨而转到了国王的对立面——也保住了性命，只是被囚禁。伦敦塔挤满了出身显贵的犯人，而反对派诸侯的亲人则被剥夺土地和财产，被关押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各地的城堡内。

1322年5月在约克召开的议会几乎取消了1311年以来兰开斯特伯爵及其盟友企图向国王施加的所有限制。改革条令大部分被撤销，只有六条所谓的“好条款”被保留下来，重新发布在《约克条例》中。内战爆发前启动的针对德斯潘塞父子的诉讼程序被中止，而兰开斯特伯爵的广袤领土开始被收回国王手中。议会还商讨了其他一些事务，如贸易管制和法律程序，并将其交给御前会议处置，但所有在约克的与会者都深知，这些仅仅是国王报复政敌之外的小事。

在很有限的范围内，没有在大清洗中丧命的反对派诸侯被允许以天价买回自己的土地，但总的来讲，爱德华二世把没收充公的财产都分发给了自己的支持者。擒获兰开斯特伯爵的安德鲁·哈克雷被晋升为卡莱尔伯爵（这是一个新设立的头衔）。保王党诸侯彭布罗克伯爵和萨里伯爵在1318～1319年曾有一些土地被兰开斯特伯爵没收，现在这些土地被归还，另外兰开斯特伯爵自己的一些土地被赏赐给了他们。彻克的罗杰·莫蒂默的土地以及“威尔士大法官”的头衔被赏给了阿伦德尔伯爵。国王的异母弟——肯特伯爵埃德蒙得到了英格兰中部和威尔士的一些城堡，而爱德华二世的幼子——埃尔特姆的约翰在1322年虽然只有六岁，也得到了原属于兰开斯特伯爵的塔特伯里城堡。

丝毫不足为奇的是，得到赏赐最多的当然是德斯潘塞父子。时年六十一岁的老休被晋升为温切斯特伯爵，并得到五片领土以支持他的新头衔，包括珍贵的登比领地，它位于威尔士北部，是从兰开斯特伯爵名下夺来的。小休则得到了格洛斯特伯爵领地的几乎全部土地（尽管没有得到这个头衔）。他在内战中遭袭击和丧失的所有威尔士领地——格拉摩根、茅尔郡和高尔——都被重新收回。随后两年内，国王又将阿斯克、凯南、布雷肯、切普斯托和彭布罗克的一些领地赏赐给他，帮助他把这些西部地产连成一片。他成了南威尔士事实上的主人，富可敌国，年收入或许达到5000镑，而且是王权在西部的托管人，不受任何约束。1322年之后，德斯潘塞父子和爱德华二世一共控制了威尔士差不多四分之三的领土。

德斯潘塞父子平步青云，国王也获利丰厚。充公土地的数万镑收入和失势诸侯缴纳的罚金如今直接流入国王的金库。约克议会批准他征收一笔超过4万镑的赋税，以开展针对苏格兰人的战争。但在1322年8月和9月，爱德华二世入侵苏格兰的军事行动一败涂地，伊莎贝拉王后险些被俘。于是国王很快放弃了军事行动，与苏格兰人缔结了为期十三年的停战协定。为保卫北方边境而筹措的款项中有一大半都没有花出去，被装在大木桶里，送回伦敦塔保管。随后国王又以对苏格兰作战为由向教会征税，得到了一笔新的款项。国王对征税非常关心，他的金库也越来越充实。《布鲁图编年史》的作者称，爱德华二世是征服者威廉以来最富有的一位国王。

钱包鼓起来之后，爱德华二世胆子越来越大，变成了一位暴君。在国民看来，他似乎是在和德斯潘塞父子一起统治国家；后来的编年史家托马斯·德·拉·莫尔写道，爱德华二世在位期间，英格兰同时拥有三位国王。小德斯潘塞主宰着国家的最高层，在国王签章的文件上附加自己的指示，插手朝中大事，并在政府中扩张自己的党羽网络。

残酷的暴行司空见惯。入侵苏格兰的战役失败之后，爱德华二世向新任卡莱尔伯爵安德鲁·哈克雷——仅仅几个月前，他还享受着君主的恩宠——发起了疯狂报复。哈克雷东窗事发：他在1323年初曾私下里与罗伯特·布鲁斯谈判。他被当作一个普通叛国贼，先被处以绞刑（一直到濒死，随即解开绞索），然后开膛、肢解。巴勒布里奇的英雄在忠君报国的最伟大壮举几个月后就丢掉了性命。

国王的所有敌人都无处藏身、不堪一击。从加韦斯顿被杀，到德斯潘塞父子1321年遭攻击，彭布罗克伯爵对国王一直忠心耿耿，就连他也被迫向国王宣誓效忠，以自己的生命、土地和财产作保。他在政治上失意，后来在1324年死去。与此同时，兰开斯特伯爵死后，他的年轻孀妻艾丽斯·德·莱西和她母亲被关押在约克城堡。德斯潘塞父子强迫这母女俩交出自己的土地，而只给她们一些空洞的头衔和一小笔现金；如果不从，就要将母女俩烧死。被株连的有数百人之多。同时，小休·德斯潘塞在卡菲利城堡为自己建造了一座配得上君王威仪的豪华厅堂，花费巨款去聘请工艺大师、购买最精美的建材。他是国王最信赖的谋臣，尽情享受这地位带来的好处，把持朝政，处处伸手。

在他影响下，1322～1326年，国王的暴虐残忍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步。“国王越来越残暴，任何人，不管他多么强大或者睿智，都不敢违逆国王的意志，”《爱德华二世传》的作者写道，“议会、协商和御前会议没有任何决断的权力……因为国内的贵族看到其他人遭到的威胁和惩罚，噤若寒蝉，任凭国王恣意妄为。因此，国王的意志压倒了理智。国王打定主意的事情，哪怕缺乏理智，也具有法律的效力。”

爱德华二世打败了自己的敌人，充实了王室的金库。但他却没有做任何事情去加强自己的统治。他行使王权，却只为自己和宠臣们的利益服务，因此对于所有那些得不到他的法律保护、正义得不到伸张的人们来说，他的宗主地位一钱不值。尽管在内战中赢得了许多光荣，他却毁坏了自己的统治根基。

莫蒂默、伊莎贝拉和爱德华王子

1323年8月1日夜，伦敦塔内静悄悄地活跃了起来。塔内挤满了爱德华二世的政治犯，其中最主要的是两个来自英威边境的领主：彻克的罗杰·莫蒂默（时年六十多岁）和他的侄子——威格莫尔的罗杰·莫蒂默（二十六岁）。这些曾经的反对派诸侯自向国王投降以来一直被羁押在此。他们接受了审判，被判处死刑。到目前为止，叔侄俩都保住了性命，但国王喜怒无常，而且处在德斯潘塞父子的控制之下，而德斯潘塞父子对整个莫蒂默家族恨之入骨，因此莫蒂默叔侄前景堪忧。

他们在威尔士和英威边境地带的土地被敌人们瓜分，而他们束手无策。但他们打定主意，绝不能无限期地任人宰割下去。在铁窗生涯的几个月中，小莫蒂默设计了越狱计划。8月1日深夜，伦敦塔的副狱长杰拉德·德·艾尔斯佩在狱长和莫蒂默叔侄的警卫们的饮料中放入了蒙汗药。然后，他匆匆跑到威格莫尔的罗杰·莫蒂默的牢房，打开牢门，带着这位骑士穿过城堡的厨房，来到伦敦塔的南墙下。

两人爬到城墙顶端，放下一具绳梯。绳梯悄无声息地沿着石墙滑了下去，落到下方的泰晤士河中，那里已经有几个接应的人驾着小船恭候多时。莫蒂默和德·艾尔斯佩从绳梯爬下，钻进逃命小舟，划到泰晤士河南岸，然后骑马逃往英格兰南海岸。莫蒂默在波切斯特搭船出海，几天后就逃到了法兰西。

这是一场精彩的大逃亡，令爱德华二世的宫廷手足无措、陷入迫害妄想狂。伦敦塔被认为是国内戒备最森严的要塞，国王的不共戴天之敌竟然从那里成功出逃了！内廷得知了一些传言，声称这只是一个规模更大的阴谋的一部分，乱臣贼子图谋夺取王室城堡，甚至派遣刺客去暗杀爱德华二世和德斯潘塞父子。从1323年秋季开始，欧洲大陆各地的间谍开始发出报告，大谈涉及莫蒂默的阴谋和入侵英格兰的计划。毁灭性的连锁反应开始了。

莫蒂默得到了法兰西新国王的欢迎。1322年1月，查理四世继承了他的兄长腓力五世，成为自1314年腓力四世驾崩之后七年中的第五位法兰西君主。就像所有刚登基的法兰西国王一样，他急于表明，自己对英格兰国王对加斯科涅公国的权利非常质疑，甚至抱有敌意。法兰西人在属于英格兰领土的圣萨尔多（位于阿热内）建造了一座设防城镇，双方为此发生了激烈冲突。查理四世以这番争吵为借口，举兵入侵了加斯科涅。爱德华二世派遣肯特伯爵和彭布罗克伯爵去抗议，这两位伯爵却被法兰西国王傲慢地打发走了。查理四世的目的是尽可能多地给英格兰人制造麻烦。1324年8月，他调动数千军队到加斯科涅公国的边境，开始攻打它的主要城镇。英格兰和法兰西一夜之间又开战端。

在英格兰，战争的爆发使得爱德华二世陷入了一个莫大的困境，也暴露出了这样的事实：他咄咄逼人、制造纷争的治国之道只能毁掉他自己。他没有办法信任自己的臣民会服从他的统治，因为除了一小撮得到丰厚赏赐的宠臣之外，绝大多数臣民都没有理由对他死心塌地。他逮捕了在英格兰的所有法兰西人，没收了所有法兰西公民的土地（包括王后名下的土地）。但他开始筹划御驾亲征加斯科涅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困题。如果他要率军离开英格兰，就必须将大多数仍然忠于他的官吏和权贵一并带在身边，而信任自己十一岁儿子和继承人——切斯特伯爵爱德华的摄政政府。但那样的话，英格兰面对阴谋、叛乱和入侵就显得非常脆弱。如果他将德斯潘塞父子留在国内维持秩序，那么他就很可能像失去加韦斯顿一样失去他们。另外，关于罗杰·莫蒂默在欧洲大陆搞阴谋的传闻还让他胆战心惊，他想象着自己或者德斯潘塞父子如果在海外遇到莫蒂默的鹰犬，可能会被其劫持。

爱德华二世没有率军渡过海峡，而是派出了更多使节去求和。他派出的第一个使团包括温切斯特主教、诺里奇主教、里士满伯爵和亨利·德·博蒙特。失败之后，他派出了规格高得多的使节：伊莎贝拉王后。她之前就有两个哥哥被加冕为法兰西国王，查理四世是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当上国王的哥哥。她和自己的家族一直有亲密的关系，尽管她也曾卷入1314年的奈斯勒塔丑闻。在这桩丑闻中，查理四世的妻子布朗什因通奸被囚禁，她的所谓奸夫则被当众活活打死。爱德华二世和德斯潘塞父子认为，伊莎贝拉王后应该能够说服她的哥哥查理四世，停止对加斯科涅的侵犯。

事实证明，这是个致命的决定。尽管王后在夫君的统治风雨飘摇的时期对他始终忠心耿耿，但国王给她的却仍然是侮辱和冷落，就像她在少女时代在自己的加冕礼上被加韦斯顿排挤那样。战争爆发之后，她也被迫忍受了许多凌辱：她的土地被没收，她的仆人被流放或者囚禁，她的日常开销被小德斯潘塞缩减或挪用（她曾写信给自己的哥哥查理四世，抱怨爱德华二世把她当成女仆来对待）。除此之外，小德斯潘塞还派自己的妻子埃莉诺·德·克莱尔去偷看伊莎贝拉的书信。王后忍受了这一切羞辱，在公共场合不动声色，但内心里一定是怒火中烧。“王后万般喜悦地离去了。”《爱德华二世传》的作者如此写道。她“很高兴访问自己的故国和亲属，很愿意离开自己不喜欢的人”。这么说实在是轻描淡写。伊莎贝拉是心急火燎、唯恐避之不及地离开了德斯潘塞父子和她那软弱无能、令人生厌的丈夫。

3月底，英格兰王后和她的哥哥欢乐地团聚。1325年4月1日，伊莎贝拉在盛大仪式中进入巴黎。她身穿黑色骑马装，脚踩黑色皮靴，头戴金色帽子。她的谈判技巧并不比任何一位英格兰外交官更厉害，但她尽了自己的义务，尽可能维持了加斯科涅的脆弱的停战状态。使命完成后，伊莎贝拉理应返回英格兰，但她没有这个打算。她在法兰西度过了1325年的夏天，周游兄长的领地，并等待自己的丈夫来访法兰西并在博韦向法兰西国王宣誓效忠。

她等了又等，但爱德华二世就是不肯离开英格兰。他既不愿意离开自己的王国，也不肯和德斯潘塞父子分离。何况，他也不愿意降低身份、向比自己年轻的法兰西国王卑躬屈膝。最后，双方达成了妥协，决定让年轻的温莎的爱德华代替父亲去法兰西。他将得到蓬蒂厄和阿基坦领地，然后前往法兰西，亲自向国王宣誓效忠。

爱德华二世对这个解决方案很满意，但伊莎贝拉更高兴。她的十二岁儿子被父亲指定为阿基坦公爵，于1325年9月中旬来到法兰西的文森，代表自己的新领地向法兰西国王宣誓效忠。危机顺利度过之后，伊莎贝拉和她的儿子原本应当即刻返回英格兰，但他们坚决拒绝回到那个危机重重的王国。11月底，伊莎贝拉写信给自己的丈夫，措辞激烈地表达了自己对德斯潘塞父子的憎恶和鄙夷，并直截了当地宣布自己不想回国。《爱德华二世传》的作者转述了她这封信的内容。“我觉得，婚姻将男女结合在一起，夫妇理应共同生活、其乐融融，”伊莎贝拉写道，“但有人硬挤到了我和丈夫之间，企图打破婚姻的纽带；我宣布，在入侵者消失之前，我绝不回国；我要抛弃为人妻的服装，而穿上寡妇哀悼亡夫的黑袍，直到我的大仇得报，直到这个法利赛人[1]被铲除。”

王后此处的意思应当是，小德斯潘塞破坏了她的婚姻的政治层面的纽带；而不是抱怨爱德华二世和德斯潘塞之间存在性关系。无论如何，伊莎贝拉都在兄长心满意足的支持下留在了法兰西。她对严重羞辱自己的英格兰国王百般嘲讽，并吸引了一群心怀不满的英格兰贵族和高级教士围绕在自己身边，形成了一个联盟。她信守诺言，果然穿上了寡妇的黑袍，脸上罩着面纱。这是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宣言，表达了她遭受的不公，以及她逃离的国家的颓败。

在英格兰，爱德华二世暴跳如雷。他给妻子写去了怒气冲冲的书信，并指示英格兰的所有重要主教都写信给王后，告诉伊莎贝拉，她拒不回国的行为让国民担心法兰西人会入侵英格兰，还指控她“因为对一个人的仇恨，竟企图摧毁如此爱戴你的整个民族”。但伊莎贝拉不为所动。她控制着他的继承人，而且还得到自己的兄长——法兰西国王的保护。她的特殊地位将会使得她的丈夫更加窘困。1325年底，伊莎贝拉犯下了在爱德华二世看来是最怙恶不悛的罪行：她和逃犯——威格莫尔的罗杰·莫蒂默——组成了同盟。

[1] 法利赛人（Pharisees）是犹太人历史上第二圣殿时期（公元前536—公元70）的一个政党、社会运动和思想流派。法利赛人是当时犹太教的四大派别之一，另外三大派别为撒都该人（Sadducess）、艾赛尼人（Essenes）和奋锐党（Zealots）。法利赛人为保持纯洁而与俗世保持距离，与撒都该人追求俗世的权力及物欲相对。“法利赛”成为英语常用词，用于形容伪善自大并将律法教条凌驾于精神纲领之上的人。

最终的较量

从低地国家到英格兰的海路非常艰险。九十五艘船组成的舰队挣扎着航向艾赛克斯海岸，风暴捶打着它们，迅猛疾风和惊涛骇浪颠簸着它们。两天内，舰队七零八落，但在1326年9月24日终于看到了海岸线。舰队在萨福克海岸的奥威尔河口靠岸，匆匆卸下了货物。人员、马匹和物资上岸之后，这些船只就迅速出海，返回欧洲大陆。

这支在东安格利亚港口登陆的军队规模不大。其核心力量是七百名荷兰和德意志雇佣兵。此外还有一群英格兰流亡者，包括曾参加巴勒布里奇战役的出身高贵的老将、逃离内战之后国王血腥报复的逃亡者，以及一些在德斯潘塞父子把持朝政期间逃离英格兰而始终未回国的著名权贵。其中有国王的异母弟——肯特伯爵埃德蒙，还有里士满伯爵（布列塔尼的约翰），他们在爱德华二世统治期间几乎始终毫不动摇地忠于国王，但现在终于加入了反对派。

这支入侵军队的领导人是英格兰王后伊莎贝拉、威格莫尔的罗杰·莫蒂默和英格兰王位继承人——切斯特伯爵与阿基坦公爵爱德华。这些流亡者终于回到了英格兰。但他们不是忧心忡忡地前来悔罪的。他们的目标是一劳永逸地除掉国王及其宠臣。

伊莎贝拉王后和罗杰·莫蒂默是一对惊世骇俗的鸳鸯。他们于1325年圣诞节前后相识，很快成为情人。不久之后，他们就相当公开地同居。1326年5月，在查理四世的第三任妻子让娜·德·埃夫勒的加冕礼上，伊莎贝拉王后和罗杰·莫蒂默以夫妻的姿态正式出席，莫蒂默还为爱德华王子捧着袍子（查理四世的第一任妻子——勃艮第的布朗什在所谓的奈斯勒塔丑闻中因通奸罪而被囚禁，与国王的婚姻被撤销；他的第二任妻子——卢森堡的玛丽于1324年在一起马车事故中丧生）。1326年2月，爱德华二世得知了自己妻子的不忠，恼火地说道：“王后不肯到国王身边来，也不允许他的儿子回国。国王还知道，她对莫蒂默言听计从。而莫蒂默是国王最恶名昭彰的敌人和叛贼。”爱德华二世向教皇约翰二十二世施压，要他谴责法兰西国王庇护这对奸夫淫妇的行为。在绝罚的威胁之下，查理四世只得命令伊莎贝拉和莫蒂默离开法兰西。莫蒂默在欧洲大陆的时候已经建立了一个盟友圈子。这对情人在低地国家的埃诺伯爵领地找到了一个安全的避风港。年轻的爱德华王子与埃诺伯爵的女儿菲利帕订了婚，这让伯爵很高兴。

有了埃诺人的支持，伊莎贝拉和莫蒂默成功组建了一支军队。他们能够安全登陆，要感谢爱德华二世和德斯潘塞父子的偏执狂。英格兰处于戒备状态，但防备的是另一场入侵。爱德华二世坚信查理四世会从诺曼底出发入侵英格兰南海岸。他错了。查理四世没有这样的打算。

伊莎贝拉和莫蒂默率军抵达东海岸的消息传到伦敦的时候，爱德华二世正在伦敦塔和小德斯潘塞一起用膳。听到这消息，他垂头丧气。抵达萨福克的那支军队兵力不多，可能不到1500人。但国王做出了正确的结论：他的大部分敌人早已在英格兰国内。据《布鲁图编年史》记载，他哀呼道：“呜呼！呜呼！我们全都被出卖了，因为若是没有全国民众的支持，她绝不会带领这么少的军队登陆。”就像之前的约翰国王一样，爱德华二世癫狂的偏执和迫害妄想症导致人们当真背叛了他。

伊莎贝拉和莫蒂默抵达的消息传遍了英格兰，人们争先恐后地投奔她的阵营。《阿诺尼玛莱编年史》中记载了王后发给伦敦市民的一封用法文写的公开信，其中宣称王后“此行对神圣教会及亲爱的我主国王陛下抱有极大善意，旨在维护和保障全国”。她向所有公民悬赏缉拿“休·德斯潘塞爵士，我们的敌人，也是国家公敌，此乃众所周知”。这封公开信的抄本被贴在窗户上，而带有封印的原本被钉在伦敦齐普赛大街的埃莉诺十字架上，王后的宣传攻势选择这样的地点，大有深意。伊莎贝拉此举意在声明，她是在继承先王及其挚爱的王后的衣钵。她得到了群众的信服。

10月15日，伦敦市民揭竿而起。他们将小德斯潘塞的亲密盟友约翰·马歇尔从其家中拖走，带到齐普赛大街（贯穿伦敦城的通衢大道）上，斩首示众。曾任王室财政大臣的埃克塞特主教被人发现藏匿在圣保罗大教堂的门廊上，企图在这座圣殿避难。尽管他全副甲胄，还是在接近大教堂北门的时候被群众从马背上拖下，带到了齐普赛大街。马歇尔残缺不全、血淋淋的尸体还俯卧在地上。市民剥去了主教的铠甲，用一把切面包的刀砍掉了他的脑袋。他的两名扈从也被杀死。

王国陷入无政府状态。国家上层人士，不管是主教、伯爵、法官还是下级仆役，都抱头鼠窜、四散逃命。爱德华二世最宠爱的多明我会修士们藏匿起来保命。与德斯潘塞政权有关联或者为其效劳的官衙都遭到抢劫、纵火和破坏。兰开斯特伯爵托马斯曾树立铭碑，以纪念1311年的改革条令，后来铭碑被拆除。如今，这些铭碑自伯爵丧命以来第一次在圣保罗大教堂被重新树立起来。

与此同时，伊莎贝拉率军西进。爱德华二世和德斯潘塞父子几乎刚得知她抵达的消息，就仓皇逃离伦敦塔，奔向他们在威尔士的实权基地，那些领地在1321～1322年的内战中岿然不动。他们发出消息，请他们的老盟友——格鲁菲兹之子里斯和卢伊德之子格鲁菲兹——招兵买马，准备抵抗。国王名下有差不多3万镑巨款，当然有足够的资金征集一支大军来保护自己。

到10月底，爱德华二世和小德斯潘塞在塞文河湾西岸的切普斯托，而温切斯特伯爵（老德斯潘塞）则据守布里斯托尔城堡。王后和莫蒂默稳步追击。埃克塞特主教的首级被送到王后面前的时候，她已经到了格洛斯特。他们率军穿过英格兰的时候，权贵们纷纷前来投奔。国王的另外一个异母弟——诺福克伯爵（布拉泽顿的托马斯），以及已故兰开斯特伯爵的弟弟——莱斯特伯爵（兰开斯特的亨利[1]）都加入了他们。

10月18日，布里斯托尔城堡遭到兰开斯特军队的围攻。温切斯特伯爵拼命想讨价还价，保住自己的性命，但莫蒂默和兰开斯特的亨利都不肯饶恕德斯潘塞家的任何人。攻打八天之后，他们的军队杀入了布里斯托尔城堡，用镣铐锁链将温切斯特伯爵五花大绑，押了出来。

布里斯托尔城堡遭到攻打的时候，爱德华二世和小德斯潘塞决定，他们最佳的生存机会就是逃往爱尔兰。他们在一小队武士的护卫下，在切普斯托登上一艘船。但是风向不对。一位修士的绝望祷告也没能换来上帝的支援，国王一行人在惊涛骇浪的大海上挣扎了五天之后，被迫在加的夫登陆，逃往恢宏雄伟、据说坚不可摧的德斯潘塞家族城堡卡菲利。

在他们亡命的同时，伊莎贝拉和莫蒂默在布里斯托尔发布公告，宣布既然国王已经逃离国家，他的儿子爱德华应当掌管政府。这份公告被保存在王室书记处档案中，据说得到了许多高级教士和诸侯的支持，其中包括都柏林大主教、温切斯特主教、伊利主教、林肯主教、赫里福德主教、诺里奇主教、国王的两个异母弟、兰开斯特的亨利，以及“在布里斯托尔的其他诸侯和骑士”。

根据这份公告，爱德华公爵被推举为国家领导人，“得到了在场所有人士的同意……公爵和摄政应以其父国王陛下的名义和权力统治和治理国家”。国王被剥夺了权力，而权力被暂时交给了一个十四岁的孩子，这个孩子完全处于王后及其情夫的控制之下。他于10月26日正式接管政权。

次日，老德斯潘塞被押解到一个法庭面前，法庭由威廉·特拉塞尔爵士主持，刻意模仿当年审讯兰开斯特伯爵托马斯的那个法庭。老德斯潘塞被指控犯有抢劫、叛国和侵犯教会罪。法庭还告诉他，由于他当年在审判兰开斯特伯爵时拒绝给予后者自辩的权利，现在对他要以牙还牙。披着司法程序外衣的暴力循环在继续：在布里斯托尔的行刑台上，众目睽睽之下，老德斯潘塞先被处以绞刑，然后开膛、肢解，最后被斩首。他的首级被送往温切斯特示众。

在爱德华二世身边的人看来，他们显然彻底完蛋了。德斯潘塞在威尔士领地的佃户们对他没有好感，不愿出来保卫他。10月31日，国王的内廷近侍也抛弃了他们，只剩下爱德华二世和他的宠臣，以及少数仆人。

国王越来越手足无措、走投无路。他原本可以在卡菲利待很长时间，因为这座城堡固若金汤，物资储备也很充足。他还拥有大量金钱和珠宝，以及国玺、御玺和政府的其他重要物件。但在11月初，爱德华二世和小德斯潘塞动身前往马格姆和尼思的熙笃会修道院。在尼思，他们发现兰开斯特的亨利和一群诸侯正在到处搜捕他们，这些诸侯或其亲人在内战期间或战后蒙受了冤屈，现在要报仇雪恨。国王、小德斯潘塞和王室大法官罗伯特·鲍多克企图逃跑，可能是沿着一座高山小径逃跑，目的地是兰特里森特城堡。途中，他们遭遇了搜捕他们的人马。国王和他所剩无几的追随者们躲在一座树林里瑟瑟发抖的时候被俘虏了。

11月24日，赫里福德全镇百姓都聚集在集市广场上。他们看到的是一个已经很熟悉的法庭，为首的是威廉·特拉塞尔爵士。不到一个月前，他把温切斯特伯爵老德斯潘塞送上了绞刑架。曾经挟天子以令诸侯、气焰嚣张、好不威风的小休·德斯潘塞站在法庭前，蓬头垢面，如同丧家之犬。当天早些时候，在鼓点和号角声中，他被押解到了这座城镇。

垮台的宠臣被押进城镇的时候，一大群百姓聚集起来，欢呼雀跃，向他发出嘘声。他骑在马背上，头戴荨麻编成的王冠，以象征他篡夺王权的罪行，他短上衣的纹章被颠倒过来，以宣示他是个乱臣贼子。他的短上衣的正面写着一句出自《新约》的诗句：你为何以作恶自夸？[2]在被押解到赫里福德之前的近一周时间里，这个犯人都在绝食，想把自己饿死。但他可没有资格这么轻松地死掉。群众将他拖下马背，剥去他的衣服，在他身上乱涂乱画《圣经》里的口号。然后他被拖到法庭前。

毫无疑问，被告一定会丢掉性命，而且一定会被剥夺自我辩护的权利。阿伦德尔伯爵于一周前在赫里福德被枭首，国王的宠臣也一定会遭遇同样的命运。

法庭宣读了德斯潘塞的罪状。他的罪状清单非常长，也非常详细，包括违反流亡法令、违反《大宪章》和1311年的改革条令、谋杀、非法监禁、对国民施以暴政、唆使国王在苏格兰开战从而导致数千人丧命、篡夺王权，以及图谋在伊莎贝拉王后及其子爱德华公爵在法兰西期间杀害他们。审案的威廉爵士判处德斯潘塞死刑，按照强盗、叛徒和暴君的死法处置。他将被处以绞刑，然后开膛、阉割，内脏将被挖出并在他面前烧毁，最后被斩首。“受死吧，叛徒、暴君、逆贼！”特拉塞尔咆哮道，“接受正义的裁决吧，卖国贼、恶棍、罪犯！”

德斯潘塞和一同受审的同伙——西蒙·德·雷丁一起被拴到四匹马上，被拖过了赫里福德的大街小巷，一直拖到城堡的外墙下。在那里，刽子手在两名死刑犯的脖子上系好绞索。德斯潘塞被吊到一座特制的50英尺高的绞架上，好让全镇百姓都能目睹他的下场。绞刑架下燃起大火。刽子手登上梯子，用刀割掉德斯潘塞的阳具，然后将其丢进大火。然后他被开膛破肚：肠子和心脏被挖出来，也丢进火焰。最后，他的身体被放回地面，遭到肢解。他的首级被砍下送往伦敦，围观群众欢呼雀跃。他的躯体则被大卸八块，分送到全国各地。

这就是英格兰最臭名昭著的叛徒的结局。在爱德华二世登基以来席卷全国的暴力狂潮中，又有一位大贵族惨遭屠戮。但如何处置国王本人呢？这是个棘手的难题。

二十个灾祸连连的年头向世人证明，国王没有治国理政的本领。但金雀花王朝近一百七十五年的统治一直都建立在国王与诸侯之间不断演化的关系的基础之上。曾有国王受到废黜的威胁——约翰、亨利三世和爱德华一世在危机时刻都曾得到可能丧失王位的警告——但并没有国王被真正废黜。英格兰的法律和政府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能高效运转，并且符合大多数英格兰臣民的利益，而法律和政府的最终根基是王权。国王听取谋臣的谏言，在征税和战争的问题上还要征询议会的意见。但他仍然是全部公共权力的源泉，而且如果政府运作正常的话，他还是抵御无政府混乱的坚强壁垒。谁有权力去废黜他，并宣布另外一个人是国王？谁能代表这更高的权威？如果王国单方面地废黜，或者（更糟糕地）弑君，那么王国难道不是在自杀？如果一位国王因为得罪了国内的一个派系就被草率地废黜，那么国家还能有什么秩序可言？

在某种程度上，这些都是没办法回答的问题。但所有人都认同这样的事实：必须剥夺爱德华二世的权力。为了这个目的，伊莎贝拉和莫蒂默的宣传机器开始运作。赫里福德主教亚当·奥莱顿非常活跃地宣传，伊莎贝拉及其子之所以返回英格兰，是因为国王和德斯潘塞是鸡奸者和暴君。他们究竟是不是同性恋关系，我们不得而知；但第二项指控是毋庸置疑的。从那以后，当代的编年史开始大肆传播爱德华二世是个堕落败坏的同性恋者的说法。

圣诞节的节庆刚刚结束，议会就在威斯敏斯特磋商，该如何裁断国王的命运。就连王后也不被允许去凯尼尔沃思城堡探望丈夫，他在1326年的圣诞节期间一直被关押在那里。奥莱顿主教说，如果爱德华二世见到妻子，有可能会谋害她。有人说，奥莱顿曾有过这样的言论（尽管奥莱顿本人否认），爱德华二世“在紧身裤里藏着刀子，要谋害伊莎贝拉王后，如果他没有别的武器，就用牙齿把她咬死”。爱德华二世坚决拒绝离开凯尼尔沃思去接受审判。他或许认为，他若是不在场，议会就没有合法性。但他又一次判断错了，司法程序在没有他在场的情况下仍然照常进行。1月12日，赫里福德主教在议会发言，询问众人，应当让爱德华二世继续当国王，还是让他的儿子继位。到当晚，议会决定废黜国王，请王子继位，于是撰写了指控国王的罪状录。

次日，罗杰·莫蒂默在威斯敏斯特厅发言，宣示于聚集在那里的高级教士和世俗贵族，权贵们集体决定将无道昏君废黜。随后，威斯敏斯特议会听取了国内主要的主教的布道，给这个决定增添了宗教意义。赫里福德主教围绕《旧约·箴言》第十一章第十四节（“无智谋，民就败落”）做了布道。温切斯特主教援引“我的头疼痛”（Caput meumdoleo）[3]这种说法，解释道，王国的首脑若是奸邪，便会在政体中散布邪恶。最后，坎特伯雷大主教用法语做了布道，援引了中世纪流行的警句“人民的声音便是上帝的声音”（Vox populi，vox dei）。他告诉众人，上帝已经听到了他们纠正爱德华二世统治弊端的祷告，然后向大家介绍了即将成为新国王的十四岁的阿基坦公爵爱德华。大家吟唱了《荣耀尊贵和颂赞》赞美诗。当天晚些时候，诸侯在伦敦市政厅宣誓保护和捍卫伊莎贝拉王后和她即将登基的儿子的荣誉。

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劝服爱德华二世接受国民的意愿，知趣地自动退位。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二十四名贵族组成的代表团前往凯尼尔沃思，与他当面交涉。

兰开斯特的亨利、温切斯特主教和林肯主教在代表团大部分人之前被派往凯尼尔沃思，他们在1月20日见到了国王，告诉他，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爱德华二世顽抗不从。编年史家杰弗里·贝克尔记载称，诸侯告诉国王，若不主动退位、让他的儿子继承，就将面临废黜；然后诸侯会选出一位非金雀花血统的新国王，于是不仅仅他自己，他的整个家族都将被剥夺王权。国王潸然泪下，与诸侯继续争执。到剩余的二十一名代表抵达的时候，爱德华二世已经伤心欲绝，必须由兰开斯特的亨利和温切斯特主教扶着他，才能站稳。

1327年1月24日，伦敦市民一觉醒来，听到这样的宣言：爱德华二世“完全自愿地退位，并得到了王国全体高级教士、伯爵、男爵、其他贵族和所有平民的同意”，同时还指定了一位新国王。阿基坦公爵爱德华现在成了爱德华三世国王，而老国王则又一次仅仅被称为“卡那封的爱德华”。法官威廉·特拉塞尔爵士（他曾随王后杀回英格兰，后来又将德斯潘塞父子处死）代表整个王国，正式撤销了对爱德华二世的效忠誓言。诸侯向新国王宣誓效忠。所有反对的声音暂时都被革命派的喧嚣鼓噪淹没了。

[1] 后来继承了哥哥的兰开斯特伯爵头衔，称为第三代兰开斯特伯爵。

[2] 典出《旧约·诗篇》，51：1。

[3] 典出《列王纪下》4：19，和合本译为“我的头阿”。

虚假的黎明

2月1日，孩童国王爱德华三世在威斯敏斯特加冕，此次典礼安排的速度之快，史上前所未闻。在他父亲治下，王权崩坍到了可悲的境地；新国王及辅佐他的大臣的当务之急是重新确立王权的尊严。好在1月底的时候英格兰的绝大多数诸侯都聚集在伦敦，因此尽管时间仓促，还是能够将他们召集在威斯敏斯特，去见证爱德华三世及罗杰·莫蒂默的三个儿子被三十六岁的兰开斯特的亨利（已故兰开斯特伯爵托马斯的弟弟）册封为骑士。加冕礼那一天，威斯敏斯特教堂内挤满了权贵和高级教士。坎特伯雷大主教雷诺兹将忏悔者爱德华的王冠戴在了这位十四岁国王的头上。这顶王冠对小国王来说太大，也太重，因此在王冠内放置了额外的软垫，免得它在什么关键时刻从国王头顶上滑落，那样的话就太不吉利了。

爱德华三世发出了爱德华二世在1307年曾发出的誓言，包括他父亲严重违反了的第四条誓言：他将“维持和捍卫国民所选择的法律和符合公义的风俗习惯”。加冕礼之后，在威斯敏斯特厅举行了更为奢侈华丽的宴会，庆祝新国王的登基，这样的奢华在此后的半个世纪中将不复出现。大厅内价值连城的珍贵织物和贵重餐具熠熠生辉。宝座的每一边都悬挂着金线织物。欢庆气氛平衡了前一年的血雨腥风（人们的确也急需这样的平衡），并且发出了明确无误的政治信息：老国王或许是垮台了，但王室本身仍然是至高无上、光辉灿烂的。

但显而易见的是，王权并未真正恢复元气。十四岁的爱德华三世已经有充分的理智，但还没有能力独立主持朝政。这是一种非常尴尬的局面：国王年纪已经够大，不能仅仅将他当作傀儡；但又不够成熟，无法自行统治。尽管他从1327年3月开始掌控自己的内廷，但真正的社稷大权很快落入伊莎贝拉太后手中，国王受到怎样的影响、谁能接触到国王，全部取决于太后的喜怒。罗杰·莫蒂默则控制和影响着太后。没过多久，这对情人就扭曲了他们理应保护的王权准则。

新政权的第一个使命是恢复老国王统治时期流亡者的地位。加冕礼之后第二天举行的议会撤销了1322年对兰开斯特伯爵托马斯及其盟友的叛国罪判决，并允许其家族产业和头衔正常地传承下去，其大部分利益都归属兰开斯特的亨利。莫蒂默收复了自己的土地和头衔，然后开始气势汹汹地吞并其他边境领主的土地，从他的叔叔——彻克的罗杰·莫蒂默（他前不久去世了）的财产开始。这一切都不算稀罕，因为莫蒂默和兰开斯特的亨利一样，完全有权收回被爱德华二世和德斯潘塞父子不公正地夺走的财产。但很早就出现了一些迹象，表明伊莎贝拉和莫蒂默和之前的掌权者一样贪得无厌。

在丈夫退位、爱德华三世加冕之前血洗政敌的混乱时期，伊莎贝拉太后就已经收回了作为她嫁妆的所有土地，价值约4.5万镑。她的儿子加冕时，她又得到了更多土地，于是她的土地收入达到了2万马克。她一跃成为英格兰最大的地主，比任何一位权贵都富有。太后的富可敌国，再加上她能够得到丈夫和德斯潘塞父子的大量金银珠宝，令旁观者忧心忡忡。

但更令人烦恼的是，太后悍然插手外交政策。在这方面，新政府有三件紧急的大事要处理。阿基坦领地饱受困扰，为了防御它的有争议边界，必须与伊莎贝拉的哥哥——法兰西国王查理四世正式缔结和约。苏格兰人也蠢蠢欲动——在2月1日，也就是爱德华三世加冕的当天，一群苏格兰人成功地袭击了英格兰人控制的诺勒姆城堡——因此需要动用武力，平定苏格兰人的骚动。最后，爱德华三世还需要一位新娘，为王室添枝增叶、传承大统。

英格兰朝廷的每一个举措都失败了。匆匆与法兰西王室签订的《巴黎条约》的条款于4月中旬被呈送给身在林肯郡的国王。显然，这项条约不仅要羞辱他，还要在经济上严重地挫伤他。英格兰在法兰西西南部的领地被压缩为波尔多与巴约讷之间的加斯科涅海岸。其他领地将由法兰西国王直接控制。为了保住曾经的金雀花帝国剩下的这一山半水的代价是，爱德华三世必须缴纳5万马克的巨款。伊莎贝拉和莫蒂默显然也深知为了和平而付出的代价太高，于是他们在英格兰境内隐瞒了条约的具体细节。这表明，英格兰朝廷在绝望无助之下默认了既成事实，承认英格兰陷于内部纠纷，无暇考虑在法兰西收复失地。

1328年，查理四世驾崩，没有留下直接的继承人。但英格兰朝廷没有做多少努力，去利用这个天赐良机。爱德华三世是腓力四世的三个仍然在世的外孙之一，因此对法兰西王位拥有继承权，但查理四世的表弟——瓦卢瓦的腓力按照严格的男性继承顺序（这后来被称为萨利克法[1]）被加冕为王（史称腓力六世）的时候，英格兰朝廷只是做了象征性的抗议。爱德华三世通过他的母亲对法兰西王位拥有继承权，但他只能在1329年前往亚眠，作为阿基坦残部和蓬蒂厄伯爵领地的领主，向法兰西新王宣誓效忠。英格兰人显然没有打算利用他对法兰西王位的继承权作为谈判的杠杆，去为他在欧洲大陆的领地争取更多的安全。

苏格兰的局面更糟糕。从2月到夏季，边境屡次遭到袭击，成群苏格兰人越境进入英格兰北部，恣意烧杀抢掠。就在爱德华三世在林肯郡读到《巴黎条约》条款而大失所望的时候，王室的命令正在被送往北方，准备按照老规矩，在泰恩河畔纽卡斯尔和约克征集一支军队。

爱德华三世和他的母亲于5月底前往约克，在那里与五百名佛兰芒骑士会合，他们是伊莎贝拉在欧洲大陆的盟友——埃诺的约翰的属下。这支精锐部队在约克（英格兰的第二大城市）与英格兰士兵打架斗殴，在街头横冲直撞，很快就让市民怨声载道。尽管这个开头很不吉利，爱德华三世还是于7月初将伊莎贝拉留在约克，自己动身前往苏格兰边境，打算在那里迎战敌人（由老将詹姆斯·道格拉斯爵士指挥）。此次行动一败涂地。道格拉斯一连几周都在逃避追击他的英格兰军队，在月底突然杀了个回马枪。他袭击了斯坦诺普园林（达勒姆附近）的国王营地，将国王的侍从杀散。据一部编年史记载，他还冲到国王营地的正中，高呼“道格拉斯！”，砍断了国王大帐的两三根绳索。几天后，道格拉斯率领横冲直撞的军队，撤回了苏格兰境内。

据多位编年史家记载，爱德华三世为了自己的失败怒不可遏、潸然泪下。他的确有理由哭泣：这场战役耗资巨大，为了让英格兰政府免于资不抵债，不得不将王室珠宝典当出去。莫蒂默和伊莎贝拉接受了事实——他们没有力量在北方开展一场战争，于是签订了《爱丁堡—北安普敦条约》（之所以如此命名，是因为它是由罗伯特·布鲁斯于1328年初在爱丁堡签署，后于5月在北安普敦由英格兰议会批准的）。他们与苏格兰人达成和解，可耻地放弃了英格兰对苏格兰的宗主权，仅收了区区20镑贡金。条约承认苏格兰为独立王国，由布鲁斯及其后嗣统治，两国边界与亚历山大三世时期相同。爱德华三世年仅六岁的妹妹琼被许配给布鲁斯尚在襁褓中的儿子大卫，并很快结婚。但这掩盖不了这样的事实：自1295年爱德华一世的辉煌战争以来，英格兰人为之奋斗的一切在一夜之间灰飞烟灭了。

至少爱德华三世的婚姻已经安排妥当了。伊莎贝拉和莫蒂默在入侵英格兰之前与埃诺伯爵缔结的联姻盟约得到遵守，于是年轻的埃诺的菲利帕（她出生于1310至1315年间，与爱德华三世年龄相仿）于1327年底被带到了伦敦。这对年轻人于1328年1月26日在约克大教堂喜结连理，婚礼非常奢华隆重，旨在向爱德华三世的北方臣民宣示，王权并没有衰败，就像他的加冕礼向他的南方臣民发出同样的信息那样（在兵荒马乱、民穷财尽的背景下还能维持这般奢华，要感谢慷慨大方的意大利银行世家——巴尔迪家族。多年之后，巴尔迪家族才会吸取到教训，爱德华三世屡次欠款不还，致使巴尔迪家族破产，这场财政灾难也导致了美第奇家族在意大利崛起）。联姻是伊莎贝拉和莫蒂默的外交政策中唯一成功的方面，尽管伊莎贝拉希望继续行使摄政太后的权力，因此直到差不多两年之后才允许年轻的王后加冕。但在爱德华三世婚礼期间，英格兰本土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1327年9月23日深夜，年轻的国王在林肯的寝室内被唤醒，得知自己的父亲去世了。自4月以来，卡那封的爱德华就被关押在格洛斯特郡的伯克利城堡的地牢内。据信使说，他于两天前在狱中因自然原因死亡。因为年轻的国王急需处理与苏格兰局势相关的议会事务，于是指定于12月将老国王下葬。卡那封的爱德华去世时，很少有人质疑他的死因。爱德华三世肯定接受了他父亲自然死亡的说法，并为他安排了葬礼。但随着时光流逝，逐渐流传开了一些对卡那封的爱德华死因的描述，开始向人们暗示，他的死没有那么简单。最初的说法是，老国王是因悲伤或疾病，或某种痛楚而死的。但很快就有人推测，他是被谋害的。

卡那封的爱德华被囚期间，朝廷破获了三起企图营救他的阴谋：第一次是在4月，当时他被囚禁在凯尼尔沃思；后两次分别在7月和9月他被关押在伯克利期间。前两起阴谋的策划者是多明我会的修士；最后一次营救企图的主谋是威尔士人，其中为首的是格鲁菲兹之子里斯，他是爱德华二世的长期盟友，曾在1321年和1322年援助他，在他1326年最后逃亡中也在他鞍前马后。有传闻称，连续发生的营救企图让伊莎贝拉和莫蒂默耗尽了耐心，于是莫蒂默命人将老国王杀死在狱中。1330年10月，有人在议会宣称，卡那封的爱德华是被谋杀的。卡那封的爱德华死亡二十年之后，见闻广博的编年史家——穆里穆斯的亚当记载道，国王死于奸险诡计，是罗杰·莫蒂默指使人将他扼死的。

随着卡那封的爱德华的死讯传播到全国各地，他死于谋杀的怀疑也越来越烈，而关于他死因的说法也变得更为极端。逐渐出现了这样一种传说：凶手先是将一个小号状的装置插入他的直肠，然后将烧得红热的拨火棍从肛门插进他体内，令他内脏灼烧、生不如死，然后才将他扼死。这成了描述卡那封的爱德华死因的标准说法，因为炮制这种说法的始作俑者似乎刻意营造了一种恐怖的、诗意的象征主义：娘娘腔的、腐化堕落，有同性恋者嫌疑的国王被爆菊至死。这种说法几乎可以肯定是捏造的。但是，卡那封的爱德华很有可能确实是被谋杀的，而幕后元凶的确是罗杰·莫蒂默。凶手可能是莫蒂默的盟友威廉·奥格尔和托马斯·格尼爵士，负责看押爱德华的王室内廷总管约翰·梅尔特莱弗斯爵士也是同谋。

无论如何，卡那封的爱德华于1327年12月20日入土为安。他没有被安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的金雀花王室陵墓、长眠在祖父和父亲身边，而是被埋葬在格洛斯特的圣彼得修道院（1217年的内战期间，年仅九岁的亨利三世就曾在那里加冕）。除了他之外，唯一被埋葬在那里的王族成员是罗贝尔·柯索斯，即征服者威廉的儿子。柯索斯原本可以成为英格兰国王，但被他的弟弟亨利一世囚禁在迪韦齐斯和加的夫近三十年之久。将卡那封的爱德华埋葬在柯索斯身边，恰如其分。爱德华下葬时穿着他在1308年倒霉的加冕礼上穿的内衣。他的墓地上饰有他的肖像雕刻，这是英格兰历史上的第一次，后来几百年中历代国王的陵寝都带有雕像。这固然算不上一场盛大的王室葬礼，但对这样一位国王来说，仍然是个出人意料的庄严尊贵的结局。毕竟，他玷污了英格兰王室，遭到了能够想象得到的最为严重的判决，即他的政敌于1327年1月指控他的罪行录。这些指控对他的描述是“没有独立治理国家的本领……被奸臣控制和影响，听信谗言”，并且不肯“从善如流，不肯采纳良谏，也不肯致力于妥善地处理朝政”。在他被废十一个月之后，所有人都清楚地认识到，爱德华二世“将国家压榨得山穷水尽，无所不用其极地毁坏自己的王国和人民。更糟糕的是，他生性残忍、缺乏个性，没有丝毫悔过，不可救药。这些事情如此臭名昭著，无可否认”。

但是，取代他的新政权就比他好多少吗？迹象越来越明显，答案是否定的。人们忧心忡忡，伊莎贝拉和莫蒂默牢牢把持着年轻国王，而且他们控制的远不止于外交政策方面。在国内，这对情人的行为举止越来越和爱德华二世如出一辙。到1330年，他们变本加厉，英格兰又一次陷入了阴谋诡计、血雨腥风的深渊。

莫蒂默受宠于太后，日渐踌躇满志。他和加韦斯顿、德斯潘塞一样，无法抵制利用自己御前近臣的身份中饱私囊的诱惑。他逐渐在威尔士和英威边境积攒了许多领地，其中很多都是从1326年的叛军那里没收的。在英格兰各地举办的一系列比武大会上，莫蒂默以近似国王的身份照顾着爱德华三世，主持圆桌会议，将自己打扮成亚瑟王（这是暗示他有威尔士血统）。他纵情享受自己作为太后情夫的地位，在1328年的索尔兹伯里议会上，他终于完成了飞黄腾达的最后一步，崛起成为上层贵族的一员。他获得了一个超常而新颖的头衔：马奇伯爵[2]。

德斯潘塞扰乱朝纲的事情还没过去多久，莫蒂默就开始气焰嚣张地行事。在他主持下，英格兰在战争和外交这两条战线上都蒙受了奇耻大辱；国王的年轻妻子还没有得到加冕；负责审理盗匪案件的专门巡回法庭被派往各郡，处置肆虐蔓延的暴力和扰乱治安罪案，但都不了了之；而王室虽然从老国王那里继承了许多财产，还从巴尔迪银行大量借款，但还是濒临破产，危机重重。然而，新任马奇伯爵却以公谋私，达到了富可敌国的地步。对新政权的幻想破灭后，英格兰再次分裂为许多互相攻杀的派系。到1329年1月，以兰开斯特伯爵亨利[3]为首的反对派已经威胁要起兵反抗。许多人大肆宣扬，国王没有听取良谏、合理治理国家，因此违反了《大宪章》和他自己的加冕誓言。战争似乎一触即发，以至于朝廷为爱德华三世定做了一套新的甲胄。在差不多整个1329年，十七岁的国王都一直被挡在威斯敏斯特和伦敦之外，被阻止亲自执掌政权；他的贪婪母亲及其情夫就像对待娃娃一样娇宠着他。

好在全面内战最终被避免，但到了1330年春季，爱德华三世不可能再被当成小娃娃架空起来了。埃诺的菲利帕怀孕了，因此她必须于2月在威斯敏斯特教堂接受加冕。同时，非常令人担忧的消息传到了宫廷。有传闻说，两年前在格洛斯特下葬的卡那封的爱德华仍然活着，藏匿在民间。关于爱德华二世保住了性命的故事一直流传到今天，尤其是在有一个版本的故事中，这位被废黜的国王逃脱了牢狱之灾，躲到意大利，隐居起来，了却残生。这些故事并没有说服力，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在1330年，曾经参与逼迫老国王退位的人们都非常害怕他会突然出现。

这些谣言的来源之一很可能就是谋害国王的元凶。到1330年，马奇伯爵已经极其不得人心。法兰西人极有可能在筹划吞并阿基坦的残余部分，而莫蒂默企图强行从地方社区和诸侯手中征敛军费去保卫加斯科涅，他这个做法遭到了普遍的唾骂。他树敌甚多，不仅包括兰开斯特伯爵亨利，还有国王的叔叔们——诺福克伯爵托马斯和肯特伯爵埃德蒙。尽管两位王叔都宣称效忠王室，但莫蒂默认为，他们威胁了自己作为国王守护者和监护人的地位。

1330年3月，在温切斯特召开的议会紧急商讨了筹措军费以保卫加斯科涅的问题。在议会的末尾，莫蒂默向肯特伯爵发起了攻击。正要散会时，肯特伯爵突然被以叛国罪逮捕。莫蒂默指控他阴谋勾结（据说还活着的）异母兄爱德华二世（据说在科夫堡）。肯特伯爵被拖到一个匆匆组建、以莫蒂默为首的法庭前。他被指控叛国，法庭上出示了证明他有罪的书信，于是他被判定有罪。他被草率地剥夺财产，他的妻儿被关押到索尔兹伯里城堡，而他自己被带到温切斯特城堡墙外，执行死刑。莫蒂默的裁决野蛮残暴，令人毛骨悚然，一时间竟然找不到敢于执行这个判决的人。最后，被监禁在温切斯特的另一名犯人（负责扫厕所）砍下了可怜的肯特伯爵的首级，以此换取了自己的自由。又一位伯爵丧了命，而且是一位拥有王族血统的伯爵。埃德蒙是爱德华一世的儿子，因此地位比之前的兰开斯特伯爵托马斯更高。

议会解散了，国王前往伍德斯托克去探望临产的妻子（这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生于6月15日，取名为爱德华）时，心情非常颓丧。他曾打算赦免肯特伯爵，但莫蒂默推翻了他的决定。爱德华三世是一位丈夫、父亲和国王，但另一个男人统治着国家，与他母亲上床，而且恣意谋杀他的亲属。国家被爱德华三世的父亲败得一贫如洗，而在莫蒂默残忍、贪婪的暴政之下，濒临土崩瓦解。莫蒂默暴政的三个灾难性年头给英格兰带来的祸端几乎和老国王在位时一样多。行动的时刻到了。爱德华三世处于绝望之中，但他勇敢大胆，开始秘密筹划夺回自己的王权。贤君明主的光辉新时代即将拉开大幕。

[1] 萨利克法（拉丁语：lex Salica），是中世纪西欧通行的法典，因发源于萨利克部族（法兰克人的一支）通行的习惯法而得名。6世纪初，这些习惯法被法兰克国王克洛维一世汇编为法律。萨利克法是查理曼帝国法律的基础。
萨利克法包括女性后裔不得继承土地的条款。在欧洲的大多数国家，女性无权继承土地的规定逐渐演变为对女性继承权的剥夺，并对中世纪和近代欧洲历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西班牙的历次王位继承战争，起源都是旁系男性继承人对直系女性继承人权利的争议。
英法百年战争的诱因之一，就是法兰西卡佩王朝查理四世死后没有男性继承人，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三世因是查理四世妹妹伊莎贝拉的儿子，要求得到法兰西国王宝座，法兰西方面则认定萨利克法不支持女性系后裔的继承权，查理四世的堂兄腓力六世随之加冕，开创法兰西的瓦卢瓦王朝，爱德华三世虽然妥协，但冲突的火种已然埋下。
英国君主允许女性继承，但汉诺威实行萨利克法，因此汉诺威王朝的维多利亚女王在继承英国王位时，不得不把汉诺威王位转让给其叔父恩斯特亲王。此外，在唯一仍由英国统治的原诺曼底公国领土——海峡群岛上，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头衔是诺曼底公爵（Duke of Normandy），而非“女公爵”（Duchess）。
为了回避萨利克法的不利影响，波兰女王雅德维加在1384年继承波兰王位时，宣布自己为国王（Hedvig Rex Poloniæa），而非女王（Hedvig Regina Poloniæa）。

[2] 马奇（March）的意思是边境，这里指英格兰与威尔士的边境，此爵位通常被授予居住在此边境地区的大封建主。后来它逐渐演化成仅仅是头衔而已，领有者不必真的在边境拥有领地。

[3] 第三代兰开斯特伯爵亨利，就是前文所说的“兰开斯特的亨利”，即与爱德华二世做对的第二代兰开斯特伯爵托马斯的弟弟，他继承了哥哥的爵位。

第六部 光荣的年代（1330～1360）

愿年轻的爱德华福寿永昌！愿他拥有曾令历代先祖得益的美德。愿他像亨利二世国王一样勤勉，像威名显赫的理查国王一样勇猛无畏，愿他像亨利三世国王一样高寿，愿他拥有爱德华一世国王的智慧，并像他的父亲一样体格健壮、相貌英俊。

——《爱德华二世传》中写到爱德华三世出生的段落

宫廷政变

密谋者小心翼翼、尽可能悄无声息地走过诺丁汉城堡地下深处的一条秘密通道。他们至少有十六人，或许超过二十人，全副武装，大多很年轻，对国王忠心耿耿。为了自保，他们都豁出去了。在他们头顶上，城堡正在安静下来，准备过夜，白天的访客都离开城堡，返回城堡之外城镇中的住宿地。地道中只能听得见粗重的呼吸声、铠甲移动时沉闷的撞击声，以及火把燃烧的噼啪声。

他们此行是遵照御旨。当天早些时候，此刻在地道中的五名密谋者和十七岁的国王被带到一个对他们满腹狐疑的议事会面前。为首的是马奇伯爵罗杰·莫蒂默，王后的情夫，他把持英格兰朝政已有三年之久。探子向莫蒂默报告称，国王身边的一群人正在企图刺杀莫蒂默。所有人都坚决否认这个指控。在离开这个审讯时，他们都知道，必须采取行动了。

密谋者的首领是二十九岁的威廉·蒙泰古，他是爱德华三世内廷的一名方旗骑士[1]，是国王的朋友。不久前，他曾陪伴爱德华三世前往法兰西处理要务，刚从阿维尼翁的教廷返回，他在那里向教皇约翰二十二世传达了一些密信。蒙泰古是一个军人、保王党人和国王亲信，就像他父亲曾经是爱德华二世的亲信一样。他担心莫蒂默会谋害国王，因此在这一天告诉国王，必须立刻采取行动。他对国王说：“把狗吃掉，总比被狗吃掉强。”爱德华三世听取了他的建议，批准了他们的计划。这要么是一场自杀行动，要么是拯救王权的伟业。

在蒙泰古身边弯腰行进的还有爱德华三世内廷的另外四名伙伴：爱德华·博汉、罗伯特·厄福德和威廉·克林顿（三人均为方旗骑士），以及内廷骑士霍恩比的约翰·内维尔。他们都是勇士，做好了在凶险的行动中以死报效主公的准备。行动的关键是第六个人，威廉·伊兰，诺丁汉城堡的警卫。伊兰比在世的任何人都更熟悉这座要塞的众多走廊和通道。

莫蒂默控制着城堡的钥匙，夜间会将钥匙放在王后枕下，因此蒙泰古及其伙伴正在潜行的这条地道是进入城堡的唯一路径。地道一头连接着城堡外的河岸，另一头是处于城堡心脏位置的伊莎贝拉太后寝室。1330年10月19日，伊兰脱离了自己的岗位，故意将地道内的边门敞开，没有关闭。现在，他利用自己对城堡的熟悉，引导密谋者们在黑暗中行进。

诺丁汉城堡内到处上演着阴谋诡计。密谋集团成员——御医潘西奥·德·孔特罗内为国王在当晚脱身打掩护，甚至帮忙打开了连接密道与城堡主楼的门。伊兰和蒙泰古带领部下从地下深处登上螺旋形楼梯来到王室居所心脏位置时，一定会祈祷，在他们抵达最终的那扇门之前，密谋不要败露。如果莫蒂默抓获了他们的任何一名盟友并从其口中得到真相，那么或许已经派兵在地道中尾随他们了。等待他们的将是死亡和彻底垮台。在太后的大厅内，伊莎贝拉正与莫蒂默、他的两个儿子杰弗里和埃德蒙、西蒙·贝里福德、休·特平顿爵士和林肯主教亨利·伯格什一同商议如何处置密谋者。他们全然不知，这些密谋者已经离开了地道，进入城堡主楼，正在杀气腾腾地逼近会议厅。

蒙泰古和伙伴们冲进王室寓所时，撞上了内廷总管特平顿，他是安保的最终负责人，当然现在安保已经被破坏了。约翰·内维尔上前杀死了特平顿。这声响令守卫在大厅入口处的少数几名内廷侍从警觉起来。密谋者猛冲进去，将两名卫兵砍死在原地。

莫蒂默拔腿就跑，冲向自己的房间去拿剑。但他和两名谋士被抓住并逮捕。密谋者留了马奇伯爵一条性命，准备将其作为叛国贼送上法庭。莫蒂默的两个儿子和西蒙·贝里福德也被俘虏。据布鲁图编年史家记载，伯格什主教将自己作为教士的尊严丢了个一干二净。他跑向厕所，企图钻进向城堡外护城河内排放粪尿的滑道。蒙泰古的部下追了上去，最终将主教从这肮脏的逃命场所拉出来。伊莎贝拉太后站在大厅门口，在黑暗中哀号，呼喊她的儿子，她相信自己的儿子躲在密谋者的背后。

借助这戏剧性的手段，十七岁的爱德华三世粉碎了束缚自己的镣铐，亲自执掌了政权。政变的次日，国王向英格兰各郡的郡长发布宣言，通知他们，马奇伯爵罗杰·莫蒂默已经被逮捕，爱德华三世“从此将遵循法理和理智，以符合自己君主尊严的方式，统治他的人民。国家大事将由全国的权贵公议裁决，别无他途”。

莫蒂默被捕后遭到羁押，等待议会发落。这次议会于1330年11月在威斯敏斯特厅召开。他被五花大绑，口里塞着东西，丧尽颜面地被押解到全国诸侯面前。根据议会的官方记载，他受到的指控是“篡夺王权，把持朝政，以君主自居”，并驱使仆人约翰·雷“监视（爱德华三世）的言行，以致我主国王陛下被歹人环绕，无法自行决断，如同生活在牢狱之中”。莫蒂默受到十四项罪名的指控，其中包括以自己的伯爵领地分裂王室土地、向兰开斯特伯爵及其盟友开战、诬陷肯特伯爵叛国，以及贪污王室金钱（包括苏格兰人遵照合约缴纳的贡金）。

但最重要的是，议会明确地指控莫蒂默谋杀了爱德华二世。“罗杰擅用篡夺来的权力……命令将（老国王）押解至伯克利城堡。在那里，罗杰及其走狗恶毒、阴险、虚伪地将国王杀害。”档案如是说。这是官方第一次声明爱德华二世是被谋杀的，光是弑君这一项罪名就足以让莫蒂默这“背叛国王和江山社稷的逆贼，被开膛和绞杀”。就像之前几位被判死刑的大贵族一样，莫蒂默也不被允许为自己辩护。但是，随着他于1330年11月29日在泰伯恩被作为叛国贼处死，英格兰历史上一个血雨腥风的一个章节便结束了。

伊莎贝拉没有受到严惩。作为太后，她被解除政权，进入退隐状态。在随后二十七年中，她居住在诺福克的赖辛城堡，过着锦衣玉食、奢华富丽的生活，在王室的外交事业中扮演重要角色，并参加她儿子的越来越奢侈辉煌的典礼宴会和家庭节庆活动。

爱德华三世还不到十八岁，就能够大胆地发动如此戏剧性的宫廷政变，决定性地夺取了政权。这是让人心头燃起希望的迹象，看来他有足够强大的性格和才干，去恢复这个朝纲败坏的王国的秩序，令其走上正轨。事实证明，他果然是一位盖世明君。从青年时代开始，他的一举一动便很好地体现了他的施政之道：发现问题之后，他便会采取激进的，甚至是鲁莽的行动去解决它；他身边围绕着一群亲密而深受信赖的谋臣。他的统治效率很高，令人心醉。但在爱德华三世被普遍尊为英明贤君（或许是金雀花王朝最伟大的一位国王）之前，还有许多困难重重的年头。

[1] 方旗骑士（Knight Banneret）是中世纪的一种骑士。他们在战争中可以在自己的旗帜下率领部队，而比他们级别更低的骑士则不得不打着别人的旗号来率领部队。方旗骑士的旗帜是方形的，以区别于更低级的骑士们的三角旗。方旗骑士高于下级骑士（Knight Bachelor），而低于男爵。虽然大多数方旗骑士都出身贵族，但这个头衔通常不是贵族头衔，也不是世袭的。

光荣的国王，一贫如洗的王国

诺丁汉政变之后，爱德华三世在国内受到普遍赞誉。1330年11月，他十八岁了，终于可以独立自主地掌控自己的王权和命运。他的私人纹章图案是灿烂的旭日——金色的阳光从浓云背后迸射出来。年轻的国王希望他的臣民们认识到，他挣脱了母亲的情夫的束缚之后，独立掌权，必将拨开乌云见天日；新国王能够为人民带来光明、勇气和希望。

亲政伊始，他便举办了一系列比武大会，主要是在伦敦周边和东南部。他表现出绝佳的骑士风度；他的宫廷是狂欢、享乐、浪漫和武艺较量的中心。“这位国王热衷于比武大会和与贵妇相伴，不亦乐乎？”北方的编年史家托马斯·格雷爵士如此记载道。这是他在位时期的一大特色，几乎每个月都要举办比武大会。这是王国的贵族男女纵情狂欢的好机会，他们换上五光十色、奢侈富丽的服装，扮演起猛兽、神话传说中的异兽和天使仙女的角色，重演历史和传奇中脍炙人口的精彩故事，或者淘气地打扮成修士、商贩或神父，嬉戏打闹，以此为乐。大型的模拟战争打得煞有介事，既让参与其中的贵族们增强了彼此之间的纽带，也是非常有价值的军事训练，毕竟这个时期又狼烟四起、战火延绵。

国王处于这一切热火朝天活动的正中间。他是一个身强体健、具有运动员体魄且雄心勃勃的青年。大多数肖像都将他描绘得面貌略显清秀，眼睛宽阔，眼窝深陷，眉脊平坦，鼻子又长又细。他天庭饱满，并且遵照当时的风俗，成年之后始终蓄着长胡须，14世纪50年代的一首诗说他的胡子是“浆果一般的褐色”。他要么戴着精美的帽子，要么佩戴军事统帅的头盔，浓密而波浪形的头发遮挡住了他的耳朵，从帽子或头盔下凸显出来。他精通骑术，武艺高强，是骑士威严的典范。他和菲利帕王后都嗜好精美的衣服，并且衣服上绣有口号和神秘莫测的王室箴言。爱德华三世后来最喜爱的一些箴言包括“事当如此”（It is as it is）和“白天鹅啼鸣，以上帝之灵起誓，我是你的男人”（Hay Hay the wythe swan/By Godes soule I am thy man）以及“像忍冬一样坚强”（Syker as ye wodebynd）。菲利帕王后喜爱的口号包括“我缠绕着你”（Ich wyndemuth）和“我的吩咐”（Myn biddeneye）。为纪念爱德华三世加冕而打造的钱币上印有这样一句口号，突显了国王一生的自信和治理国家时的从容：“我不曾索取，只是接受。”

外在的作秀和华丽典礼是任何一位国王必备的核心技能，但爱德华三世在这方面的直觉比任何一位前任都更敏锐——只有亨利三世是个例外。他从远东进口最精美的金线织物，他的袍服上装饰着充满异国情调的动物形象：豹子、猛虎、鹈鹕和隼。他酷爱音乐，他的宫廷旅行的时候，总伴有行吟歌手的曲调，有鼓点和笛子助兴。国王处在这一切的中心，为自己创造的盛景笑逐颜开。他开设了一座动物园，豢养着狮子、豹子、一头熊和形形色色的猿猴。他像之前的国王们一样，对狩猎兴致勃勃。他在自己的猎苑、森林和英格兰乡间纵马奔驰、追逐和猎杀野兽，从中得到极大的乐趣。他的先祖当中，或许只有亨利二世在这方面能和他相比。他挥金如土，在奢华的服装和盛大的娱乐活动上花费数千镑，供自己、朋友和家人享受，展现出了值得颂扬的王室光辉。爱德华三世是个魅力无穷的人，把宫廷中的女士们迷得神魂颠倒，和男人们则能建立起亲密的、兄弟一般的深情厚谊。自亲政伊始，他便将英格兰的贵族和骑士们——所有成功的国王都会将这个阶层团结到自己身边——与自己的统治紧紧地联系了起来。

爱德华三世受过传统的贵族式教育，精通与他地位相称的知识和文化。他既会说英语，也会讲宫廷语言——法兰西北部方言。在成长过程中，他身边簇拥着理查·伯里（牛津大学的学者和教士，后来成为政府高官和国王最亲信的谋臣之一）这样的学者，从他们那里汲取到了极大的知识养分，文化水平远远超过当时的一般标准（能阅读拉丁文和法文即可）。他是第一位有御笔墨迹留存至今的英格兰国王。他从五花八门的古典文本中学习为君之道。这些文本被称为“君主明鉴”，是欧洲学者们编纂起来的，分析了古今统治者的伟大成就和可耻失败，旨在向他们的君王解释优良的统治原则。

自孩提时代起，爱德华三世就对历史和神话中的伟大英雄心醉神迷，尤其仰慕14世纪流行文学的主流故事，即所谓“九位伟人”的传说。九位伟人包括三位“好的异教徒”——赫克托耳、亚历山大大帝和尤利乌斯·恺撒，三位圣经中的贤君——约书亚、大卫和犹大·马加比[1]，以及三位伟大的基督教国王——亚瑟王、查理曼和第一代耶路撒冷国王布永的戈弗雷。他认真研读了帝王们的生平，努力学习他们的优良品质，而避免他们的错误。他对历史的天意注定非常着迷，因为历史既能够预示他一生中的一些事件，也能够为后人的生活奠定基础。同时代人对他在诺丁汉宫廷政变中表现出的勇敢非常景仰，急切地希望看到他实现梅林的预言。爱德华三世没有让群众失望，他于1331年访问格拉斯顿伯里，参观了亚瑟王和格温娜维尔的宏伟陵寝，这座陵墓是他的祖父当年下令建造的。事实上，在金雀花王朝的所有先王之中，爱德华三世特别崇敬爱德华一世，命人用金线织物装饰位于威斯敏斯特的爱德华一世陵墓，像祖父一样热衷于亚瑟王传说，并保证每年都隆重地纪念“苏格兰人之锤”（爱德华一世的绰号）的冥寿。爱德华一世年轻时的贬义绰号“豹子”如今成了爱德华三世王权的象征。爱德华三世的纹章是举右前足向前行进、面部正对观看者的狮子。[2]

虽然酷爱荣华富贵，但爱德华三世深切地懂得，王权是国家与君王之间的神圣纽带。当前如此，甚于以往。在有些比武大会上，他喜欢隐去自己的真实身份，乔装打扮成普通战士，与同时代人和伙伴们一起比拼。虽然喜爱亚瑟王传说，但他小心谨慎，不去效仿罗杰·莫蒂默的狂妄做法——竟企图扮演这位传奇国王的角色。14世纪30年代，爱德华三世更愿意将自己比作一位比较普通的圆桌骑士，常常是莱昂内尔爵士。最早给他赋予这个角色的恰恰是莫蒂默。1329年，在威格莫尔举办的一次比武大会上，莫蒂默向国王献上了一只带有莱昂内尔爵士纹章的杯子。爱德华三世一直坚持扮演莱昂内尔爵士的角色，在14世纪30年代的许多比武大会上始终佩戴他的纹章，而且还用这位传奇骑士的名字给自己的第三子（1338年出生于安特卫普）取名。这表明，他没有忘记积极进取和努力奋斗的价值，正是这些价值观帮助他推翻了莫蒂默的统治。当然这或许也是个诙谐的玩笑。

从1330年爱德华三世亲政开始的七年中，他逐渐熟悉了自己的王国。几乎持续不断的比武大会使得他在象征意义和社交这两个层面都与自己的臣民走得更近。他与菲利帕王后的婚姻非常多产，1330年生下了王子——伍德斯托克的爱德华之后，每隔一段时间就有儿女呱呱坠地：伍德斯托克的伊莎贝拉于1332年5月出生，伦敦塔的琼生于1333年底，哈特菲尔德的威廉生于1336年12月（后来夭折），安特卫普的莱昂内尔生于1338年。尽管这位年轻的国王踌躇满志、八面威风，但英格兰仍然处于极大的困境中。14世纪的最初三十年中，朝纲败坏，公共秩序荡然无存。1315～1322年发生大饥荒，哀鸿遍野。爱德华二世自登基一直到去世的几十年中始终动荡不安，给无法无天的犯罪造就了滋长的温床。在英格兰中部，福尔维尔匪帮（一个来自莱斯特郡的腐化堕落的乡绅家族）公然大规模烧杀抢掠，目无王法，肆无忌惮地杀害自己的政敌，甚至将巡回法官扣为人质。峰区[3]也有一个类似的匪帮，叫作科特里尔家族。朝廷虽然多次尝试向各郡派遣司法团队，去恢复秩序、执行王法，但都遇到了抵抗，地方上的滥用职权使得中央政府无力打击犯罪。

为了处置这种局面，爱德华三世决心开展激进的司法改革。巡回法庭制度——郡一级的法庭缓慢地周游各地，一个巡回可能需要七年，甚至更久——已经过时，而且过于笨重。在1332年3月的议会上，爱德华三世听取了大法官杰弗里·斯科罗普爵士主持的关于法律和秩序改革的辩论。最终形成的新体制是，在各郡设立长期性的王室司法机构，以制裁刑事犯罪。这次改革产生了所谓治安官（keeper of the peace）的职位（后来演化成治安法官，justice of the peace）。在这个世纪余下的时间里，这些官吏将负责地方治安。在某些特殊案件中，比如福尔维尔匪帮案和科特里尔匪帮案，治安官会得到王室指派的临时委员会的支持，包括听证与裁判委员会（oyer and terminer）。王座法庭有时也会零星地处理一些地方治安事务。英格兰司法制度比以往更加完备；此后，再也没有一位国王像约翰国王那样亲自周游全国处理司法事务。但如果说国王的司法角色逐渐淡化，那么爱德华三世则坚决要将国王作为军事统帅的角色发扬光大。

他的第一个目标是爱尔兰。自约翰于1210年御驾亲征的一百二十年以来，不曾有一位英格兰国王踏上爱尔兰的土地。但爱尔兰秩序极其混乱，一派血雨腥风，英格兰国王对定居当地的盎格鲁—诺曼诸侯的控制几近丧失。1332年夏，爱德华三世筹划派遣一支大军，渡过爱尔兰海，重新确立自己在当地的统治。但计划正要实施的时候，却不得不放弃了。1332年8月11日，在苏格兰珀斯附近的杜普林沼泽，支持苏格兰新国王大卫二世（罗伯特·布鲁斯的儿子，也是爱德华三世的妹夫）的军队与叛军（被称为“被剥夺继承权者”[4]）发生了冲突。这些叛军主要是在班诺克本战役后丧失了自己全部土地的苏格兰人。他们的领导人是约翰·巴里奥的儿子爱德华·巴里奥，还得到爱德华的盟友亨利·博蒙特的支持。博蒙特是一位两鬓斑白的老将，参加过自1298年福尔柯克战役以来苏格兰的每一场主要战役。

“被剥夺继承权者”兵力很少，大约只有一千五百人，是布鲁斯军队的十分之一，却以少胜多，赢得了一场辉煌胜利，杀死了许多苏格兰骑士和伯爵。9月24日，爱德华·巴里奥在斯昆被推举为王，苏格兰再一次陷入混乱。爱德华三世放弃了入侵爱尔兰的计划，将自己的注意力转向北方边境。1333年1月，在约克召开的议会上，他宣布了入侵苏格兰的意图。这将打破《爱丁堡—北安普敦条约》建立的停战状态，重新开启争夺苏格兰主宰权的战争（这场战争自爱德华一世死后就一直很不顺利）。

1333～1337年，英格兰以约克为陪都。爱德华三世将整套政府机关迁往北方，以便集中精力作战。他的军队中包括王室直属的部队、按照封建制征集的贵族及其骑士，以及外国雇佣兵，包括曾在伊莎贝拉和莫蒂默指挥下讨伐苏格兰的那些埃诺雇佣兵（尽管那次战役命途多舛）。普通士兵是强行征募的，士兵们离开自己家乡所在的郡之后，会得到按日支付的军饷。除此之外还有轻骑兵、以长矛和刀剑为武器的步兵，以及乘骑机动、下马作战的弓箭手。乘骑弓箭手将会成为中世纪英格兰军队中战术水平最高、杀伤力最强的单位。爱德华三世在其统治期间依赖乘骑弓箭手，视其为自己的精锐，将其地位提高到超过一般士兵。乘骑弓箭手的地位虽然还比不上贵族骑兵，但仍然是14世纪欧洲最令人尊重和畏惧的一群战士。他们和其他士兵的给养都来自对全国人民的横征暴敛，这对英格兰臣民来说是长期的沉重负担。

爱德华三世的战役于1333年春季拉开帷幕。这年夏天，他的指挥官们——包括威廉·蒙泰古、亨利·珀西、兰开斯特伯爵亨利的儿子格罗斯蒙特的亨利，这些诸侯的年纪与国王相仿——协助爱德华·巴里奥，越过边境，发动袭扰作战。随后，英格兰军队攻打了伯立克，最后在距伯立克两英里的哈立顿山与苏格兰人交锋。

英格兰军队在哈立顿山采纳的战术就是亨利·博蒙特在杜普林沼泽设计的策略。在爱德华三世统治期间，这种战术将为他赢得许多胜利。爱德华三世的兵力或许只有苏格兰人的一半，但他在哈立顿山上建立了巩固的防御阵地，部队分成三支，每一支的侧翼都有弓箭手掩护。国王亲自指挥中军；爱德华·巴里奥指挥左翼；国王的叔叔诺福克伯爵[5]统领右翼，国王的弟弟康沃尔伯爵（埃尔特姆的约翰）在诺福克伯爵身边。英格兰军队不会向苏格兰人的刺猬阵型发动骑兵冲锋。班诺克本战役已经教会了他们，这种战术就是自杀。大群苏格兰长枪兵冲上山的时候，英格兰弓箭手向他们射出冰雹一般的箭雨，令其阵脚大乱、惊慌失措。苏格兰人还没有冲到英格兰武士面前，大多就已经溃乱。两军展开白刃战的时候，苏格兰人已经疲惫不堪、胆战心惊。爱德华三世率军勇猛地攻击敌人，国王与罗伯特·斯图尔特[6]（罗伯特·布鲁斯的外孙，年仅十七岁，担任苏格兰的王室总务官）展开了一对一的拼杀。苏格兰人很快溃不成军，爱德华三世和巴里奥的部下重新上马，追杀抱头鼠窜的苏格兰人。战斗结束了，苏格兰的贵族精英又一次遭到灭顶之灾，有六位伯爵战死。国王以恰当的骑士礼节安葬了这些敌人。

爱德华三世在哈立顿山取得了压倒性胜利，于是扶植爱德华·巴里奥当苏格兰国王，夺回了伯立克，并对苏格兰低地的大片土地提出要求。1333年的下半年，他待在英格兰东南部游猎享乐，举办比武大会。1334年初，巴里奥同意让苏格兰恢复到一个附庸国的地位。苏格兰王室又一次成为英格兰王室的臣属。胜利来得实在太轻松。

这么容易当然是不可能的。自1326年起，苏格兰便与法兰西结盟。1334年6月，爱德华·巴里奥在纽卡斯尔向爱德华三世宣誓效忠的时候，消息传来，法兰西国王腓力六世把已经被废的苏格兰国王大卫二世及其妻子琼[7]从苏格兰接走，庇护他们生活在诺曼底。大卫二世夫妇居住在加亚尔城堡，也就是狮心王理查建造的伟大要塞。大卫二世不在国内期间，苏格兰的抵抗力量团结在年轻的罗伯特·斯图尔特和马里伯爵约翰·伦道夫周围。1334年冬季和1335年夏季的大部分时间里，爱德华三世都忙于率军在苏格兰低地以恐怖手段镇压反抗者，杀得苏格兰噤若寒蝉。1336年7月，他又率军讨伐苏格兰高地，从洛赫因多布城堡营救了一群被关押在那里的贵妇，给自己的骑士传奇增添了不少光辉。除此之外，这场残酷的战役中就没有什么骑士风度可以称道了。除了御弟——埃尔特姆的约翰于9月病逝之外，英格兰人春风得意。爱德华三世的策略——在敌国乡村烧杀抢掠、血腥镇压，以此震慑和威吓敌国百姓——后来被运用到了欧洲大陆，英格兰士兵获得了基督教世界最凶悍军人的威望。

尽管对苏格兰人施加了恐怖统治，但爱德华三世还是没能平定这个国家。爱德华三世和他的朋友们——尤其是格罗斯蒙特的亨利——逐渐赢得了骁勇善战的猛将的美名——学到了战争的技艺，但他们仅仅通过屠杀是不能迫使苏格兰人去爱戴巴里奥的。问题的核心是，叛乱的苏格兰人和法兰西国王之间有盟约。在腓力六世看来，金雀花王朝在苏格兰的行动与金雀花王朝在阿基坦领地的地位是紧密联系的。只要英格兰人不肯接受法兰西对加斯科涅的完整宗主权，腓力六世就支持苏格兰人为其独立而奋斗。到1337年，爱德华三世对通过烧杀抢掠来迫使苏格兰屈服已经不感兴趣。他为君之道的核心在于，直接地、强有力地处理问题。1337年的问题已经不再是苏格兰，而是法兰西。开辟新战场对他的诱惑是不可抵挡的。金雀花王朝最宏大的一场战争一触即发。

[1] 犹大·马加比（Judas Maccabeus，即“铁锤”犹大），是犹太人历史中与约书亚、基甸、大卫齐名的英勇战士。他是古以色列人祭司长亚伦的后裔，犹太祭司玛他提亚的第三个儿子。犹大·马加比继承父亲对抗塞琉古帝国的统帅职位，是犹太人的民族英雄。犹太人的马加比节，就是为了纪念犹大·马加比在公元前165年收复耶路撒冷的圣殿。

[2] 纹章学里的豹子和狮子外形差不多。行走（passant）中的狮子一般被称为“豹子”，而扬起前爪跃立（rampant）的狮子才被称为“狮子”。这种区分源自法国纹章学，英国纹章学后来不再做此区分。

[3] 英格兰中部和北部的高地，主要位于德比郡北部，也覆盖柴郡、大曼彻斯特、斯塔福德郡、约克郡南部和西部等部分地区。

[4] 此处的“被剥夺继承权者”与亨利三世时期英格兰境内的“被剥夺继承权者”（西蒙·德·孟福尔的支持者）不是一回事。

[5] 即布拉泽顿的托马斯。

[6] 后来继承大卫二世的王位，成为苏格兰国王罗伯特二世，开创了斯图亚特王朝（1371～1714年统治苏格兰，1603～1714年统治英格兰和爱尔兰）。

[7] 即爱德华二世的女儿，伦敦塔的琼，也就是爱德华三世的妹妹。

新的伯爵，新的敌人

1337年3月，议会召开之时，威斯敏斯特处于兴奋和焦躁之中。人们有足够的理由去兴奋。激进的法律即将颁布。朝廷计划对羊毛贸易实施改革。两条战线上都即将燃起狼烟。但至少在议会的观察者和热爱金雀花王朝富丽堂皇的仪式典礼的人们看来，比这一切都更激动人心的是，王国即将设立六个新爵位。爱德华三世在位已经十年了，亲政也已经七年，他在此期间表现出对贵族的友好和善意。在他举办的比武大会上，他与国内富有的精英武士们耳鬓厮磨。很自然，他对这些人最为亲近。

在此前几十年中，英格兰贵族阶层存在普遍衰败的趋势。爱德华一世对贵族们很不信任，因此很少封赏伯爵领地。他质疑贵族的权利，最显而易见的证据就是所谓的“根据谁的权威？”（Quo Warranto）调查：他的法官们质询诸侯，询问他们行使了哪些权力和司法管辖权，以调查他们是否僭越了王权。爱德华二世在册封大地产和高级头衔时比较有创造性，也很慷慨，但他一般把重要的封赏保留给自己的亲信宠臣，而不愿意扶植大贵族世家，因为他害怕这些人会挑战他的权威。爱德华二世封加韦斯顿为康沃尔伯爵，安德鲁·哈克雷为卡莱尔伯爵，休·德斯潘塞为温切斯特伯爵，他的两个异母弟被封为诺福克伯爵和肯特伯爵；但在这些新册封的伯爵中，只有诺福克伯爵活过了1330年。1328年受封为康沃尔伯爵的埃尔特姆的约翰在苏格兰作战期间病逝，现在长眠在威斯敏斯特教堂。

与他的祖父和父亲不同，爱德华三世相信，国王和大贵族之间应当有休戚相关的利益关系，而不是互相对抗。在1337年的议会上，爱德华三世清楚地表达了这种哲学。他向与会的贵族们宣称，“我认为，君主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分封地位、头衔和官职，以此换取睿智的谏言和强大力量的支持”。他认为，恰恰是因为英格兰贵族（以强有力的伯爵和男爵为首）人丁减少，“长期以来，国家的名望、荣誉和尊严蒙受了莫大损失”。

爱德华三世向全国宣布，他要采取决定性的措施，培植新一代的英格兰贵族，与其分享王权的威望、分担王权的责任。这些新诸侯都是在他统治十年间证明了自己的精英，其中有几位当年和他一同参加了诺丁汉城堡的政变。他们是雄心勃勃的年轻国王的天然盟友和好伙伴，很快将会与他并肩作战。

这次议会册封了六位新伯爵。首先是威廉·蒙泰古，1330年政变的领导者。自那次政变以后，蒙泰古向国王证明，他既是一位优秀的外交官，也是苏格兰战争中的一员猛将。在这场战争中，他失去了一只眼睛。国王已经赏给他大量战利品、财富和土地，现在又将他晋升为索尔兹伯里伯爵。

1330年政变的其他参与者也同样得到了赏赐。罗伯特·厄福德被封为萨福克伯爵，威廉·克林顿成为亨廷顿伯爵（这个头衔此前是由苏格兰国王保有的）。同时，英格兰名门望族的后嗣们也得到了头衔，以彰显其高贵地位。格罗斯蒙特的亨利被封为德比伯爵。威廉·博汉，1330年政变的参与者和苏格兰战争的老将，成为北安普敦伯爵。为王室效力多年的军人和罗杰·莫蒂默的早期反对者休·奥德利被封为格洛斯特伯爵。

1337年3月，爱德华三世和菲利帕的长子——伍德斯托克的爱德华是个健康的六岁男孩。从都铎王朝时期开始，他被称为“黑太子”，因为（据说）他的盔甲是黑色的，而且他极其骁勇善战。1337年，他获得了一个新头衔，以反映他作为英格兰王位继承人的重要地位。爱德华三世册封他为康沃尔公爵。“公爵”（duc）这个头衔源于法兰西。这是公爵的头衔第一次出现在英格兰本土，以彰显康沃尔这个王室直属的伯爵领地如今享有的特殊地位。已故的埃尔特姆的约翰的头衔被迅速重新授予，这也是在暗示，像加韦斯顿那样出身卑微的人再也不可能获得如此崇高的王室头衔了。

为了恭贺这些新诸侯，国王举办了一场盛大奢华的宴会，仅仅在膳食和娱乐上就花费了数百镑。还有二十名骑士得到册封。大家欢声笑语、载歌载舞。爱德华三世和菲利帕各自主持着自己的欢庆典礼。

此次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土地封赏不是因为爱德华三世心血来潮、慷慨大方。这其实是1337年的形势所迫。国王需要军事上的支持者，这些支持者应当拥有资源、强大的私人势力和为王室作战的义务。不仅苏格兰始终动荡不安，而且与法兰西的战争也又一次迫在眉睫。但这一次，英法对抗的激烈程度将大大升级，风险也更大，而且两位敌手也是自12世纪末理查一世与腓力·奥古斯都较量以来最为桀骜不驯和咄咄逼人的一对。金雀花王朝即将面临的这场战争不会仅仅持续几个月或几年，而是好几个世代。

百年战争爆发

1340年1月26日，爱德华三世率领他的内廷进入佛兰芒城市根特。身怀六甲的王后也随行抵达（这是他们在十年中的第六个孩子，于当年3月6日出生，被称为冈特的约翰，“冈特”是英语中对“根特”的称呼）。为了欢迎国王驾临，当地人准备了盛大的典礼，星期五集市所在的大型开放式广场被加以奢华装饰，以迎接大群观众。广场中心搭建起了平台，周围悬挂着饰有爱德华三世纹章的旗帜。但旁观者对这些纹章非常陌生。

自1198年（狮心王理查在位的倒数第二年）开始的一百四十二年中，历代金雀花国王的纹章都是三只（一般被称为豹子）举右前足向前行进、面部正对观看者的狮子，背景是鲜红色。现在的王室纹章却发生了巨大变化。如今，三只狮子不是骄傲地横跨整个纹章，而是变成了这种样式：纹章分为四个部分，狮子只占右上和左下部分，其他部分则是蓝色底纹上的金色百合花，这是古老的法兰西王室纹章。而且，法兰西的百合花的位置更优先，处于整个纹章的左上角和右下角。对历史悠久的英格兰纹章所做的改造着实令人震惊。对聚集在广场上的人们来说，爱德华三世即将传达的信息是毋庸置疑的。

爱德华三世走到平台上，两侧簇拥着他的宫廷显贵，以及佛兰德最重要的三座城镇的市政官。他高声疾呼，压过人群的嘈杂，呼吁根特人民承认他不仅是英格兰国王，还是法兰西国王。他要求他们服从自己，并接受了许多佛兰芒人的宣誓效忠，其中包括佛兰德的居伊（佛兰德伯爵的异母弟）。爱德华三世向在场的人保证，将会尊重他们的自由，保护他们的商业权益。然后他主持了一场典型爱德华三世风格的庆祝活动：比武大会。

在人山人海的根特集市广场上发生的这个事件，是自爱德华一世决心将自己打造为亚瑟王再世以来，金雀花王室形象的最深刻变革。爱德华三世正式自立为法兰西国王，打起了这样的旗号，这个举动从根本上改变了英法两国的关系，即便是在亨利二世时代也不曾有过这么重大的变革。它也引发了两国之间一场几乎无休无止的战争（即百年战争），将两国都拖得民穷财尽。

这场战争的根源错综复杂，涉及金雀花王朝历史的深处，以及14世纪的政治。英法两国之间争议的传统焦点，是英格兰国王作为阿基坦公爵的地位。1259年，亨利三世同意签订《巴黎条约》，以阿基坦公爵的身份向路易九世宣誓效忠，放弃了金雀花家族对诺曼底、安茹和曾经的金雀花帝国其余部分的权利主张。自那以后，两国摩擦不断，议题都是阿基坦。

整个14世纪，在欧洲西北部，英格兰和法兰西的利益连续发生冲突，而法兰西王室也进入了大举扩张的新阶段。法兰西历代国王执着于确立自己的权益，开疆拓土，并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力。自腓力二世时代以来，法兰西还不曾如此咄咄逼人地对外扩张过。这导致法兰西与英格兰在低地国家的贸易战中发生了直接的竞争；苏格兰自1295年便与法兰西结盟，这是英法矛盾的另一个根源；英吉利海峡的航道和贸易路线的控制权也是双方争夺的焦点，英格兰人渡过海峡向佛兰德输送羊毛（后来还有纺织品），并从波尔多进口葡萄酒。但在这些互相挑衅和冲突的表象之下，是两国王室地位上的根本变化。

1328年，查理四世驾崩，腓力六世继位。自987年于格·卡佩登基以来一直统治法兰西的卡佩王族的直系绝嗣了，法兰西王国迎来了充满不确定性的新时代。爱德华三世年轻时曾访问亚眠，代表自己在欧洲大陆的领地向腓力六世宣誓效忠，这表明他接受了腓力六世的继承权，承认他根据萨利克法继承法兰西王位的权利。由于爱德华三世在位早期国内政局动荡，英格兰朝廷当时并没有积极地推动他对法兰西王位的主张，就这么放弃了。

莫蒂默和伊莎贝拉垮台之后，腓力六世作为法兰西国王的地位已经得到巩固。年轻的爱德华三世国王远远没有力量去要求对法兰西王位继承的问题进行更正，首先是因为1333～1337年所有适合作战的季节都被用于讨伐苏格兰。因此英法两国之间没有发生武装冲突，而是小心谨慎地进行外交。1332年，两国进行了探索性质的对话，商讨发动新的十字军东征的可能性。但在1334年，腓力六世决定支持大卫·布鲁斯，这对英格兰来说是不可接受的挑衅。

并非只有腓力六世在庇护逃亡者。1334年，爱德华三世将阿图瓦的罗贝尔纳入自己的羽翼之下。罗贝尔曾经是腓力六世最亲信的谋臣和密友，后来非常不幸地变成了他的不共戴天死敌。虽然年事已高，他还是勇敢地逃脱了法兰西法律的制裁。爱德华三世欣赏罗贝尔的骑士风度和军事才华，慷慨地庇护他，这招致了法兰西国王和贵族的怒火。14世纪40年代一首佛兰芒语的宣传诗《鹭的誓言》责怪罗贝尔引发了战争，因为他怂恿爱德华三世去夺回自己的合法遗产（即法兰西王位）。

据这首诗的描述，在一场奢靡而浪漫的宴会上，罗贝尔走到国王面前，呈上一只烤熟的鹭，这是他的猎鹰在当天捕获的猎物。“我相信，我抓住的是最怯懦的鸟儿，”罗贝尔向国王和他的廷臣们说道，“它看到自己的影子，都会吓个半死。它惨叫起来，就好像要丢掉性命一样……我打算将这只鹭奉献给人世间最怯懦的人，或者说是世间曾有过的头号胆小鬼，那就是爱德华·路易（即爱德华三世），他原本是高贵的法兰西土地的合法继承人，却被剥夺了这继承权；但他没有胆量，所以一直到死也不会得到法兰西。”

在这首诗中，爱德华三世听了这话，当即发誓“统领我的子民，渡过大海……在那国度点燃战火……迎战我的死敌，瓦卢瓦的腓力，他佩戴着百合花……诸君大可放心，我谴责他，用言辞和行动向他开战”。

《鹭的誓言》纯粹是宣传作品，目的是将阿图瓦的罗贝尔描绘为刁滑的煽动者，而把爱德华三世丑化为大呼小叫、无耻放肆的侵略者。它活灵活现地描绘这图景，令听众们信以为真。的确，爱德华三世对阿图瓦的罗贝尔的庇护为腓力六世提供了开战的借口。1336年12月，腓力六世派遣使臣到加斯科涅，要求遣返罗贝尔。英格兰朝廷拒绝了这个要求，不到一年之后，爱德华三世就派遣使臣到巴黎，去面见“自诩为法兰西国王的瓦卢瓦的腓力”，收回了英格兰国王对其的效忠誓言。可以预见的是，腓力六世立即正式将蓬蒂厄和加斯科涅收为己有。战争爆发了。

1340年，爱德华三世在根特的广场平台上发表演说的时候，英格兰和法兰西在理论上已经处于战争状态三年之久。这三年之中，主要还是一场虚假的冲突，双方都在笼络盟友、拉帮结派。爱德华三世的战争努力主要集中在低地国家，他向埃诺伯爵、布拉班特公爵和其他盟友送去了数万镑的贿赂，以建立一个反对法兰西国王的大同盟。这是一项传统的代价昂贵的策略。除此之外，爱德华三世还从德意志皇帝路德维希四世那里购买了帝国总督的头衔，这个头衔赋予他对低地国家诸侯的完整宗主权。这场代价极高的外交活动中唯一的重要军事行动发生在1339年秋季，爱德华三世率军来到法兰西北部，在康布雷西和韦尔芒杜瓦的边境地带打了一场激烈而凶残的战役。同时，腓力六世派遣军队深入加斯科涅，往南一直进逼到波尔多。

但这都只是初步的小规模冲突。1340年，爱德华三世正式宣称对法兰西王位享有权利，于是战事升级。这不再是传统的英法战争。的确，这场斗争的实质仍然是法兰西国王坚持自己应当享有的权利，而金雀花王朝的阿基坦领主不愿对其俯首称臣。英格兰人的策略是历史上常见的手段：贿赂佛兰德和法兰西东部边境的领主与诸侯，以建立一个北方联盟；同时集结一支军队，从南面进攻。但是，爱德华三世对法兰西王位宣示了主权，于是英法王室斗争的整个性质都发生了变化。

到1337年10月，爱德华三世已经在书信中自称为“法兰西与英格兰国王”。三年后，在根特的典礼上，他将自己的权利主张昭示天下。这不再仅仅是领主与封臣之间的战争。这将是一场争夺王位继承权的战争，必定只有一方能够生存下去。

爱德华三世在海上

1340年6月24日黄昏，也就是爱德华三世宣称自己是英法（差不多是西欧大部分地区）国王的六个月之后，他站在自己的旗舰“托马斯”号上，纵览佛兰德的斯勒伊斯的大海。“托马斯”号是一艘形似商船的大型柯克船[1]，只有一具方形风帆。翻腾的海水被成千上万法兰西人的鲜血染红了。国王腿部负伤，但这个伤痛也是值得的。在他眼前，腓力六世的“大海军”所属的213艘法兰西和热那亚战船正与120～160艘英格兰战船鏖战。两天前，这支英格兰舰队在爱德华三世的亲自指挥下从东安格利亚起航。英格兰人取得了压倒性胜利，正在屠戮敌人。

爱德华三世此次渡过海峡，目的是将一支军队送到佛兰德。这是孤注一掷之举，也是形势所迫。两个月前，他的伙伴和盟友索尔兹伯里伯爵与萨福克伯爵在里尔城外作战时被俘。佛兰德被法兰西军队占领，菲利帕王后在根特被扣押为人质。英吉利海峡上有法兰西战船游弋，它们威胁要摧毁英格兰的羊毛贸易。近两年来，英格兰南海岸一直受到法兰西海盗的困扰，南安普敦已经被海盗几乎夷为平地。

爱德华三世筹备一场大规模入侵已经有几个月之久，不可避免地走漏了风声到腓力六世那里。于是，一支庞大的法兰西舰队从诺曼底和皮卡第滨海地区集结起来，受命前去封锁各港口，阻止英格兰军队登陆。爱德华三世向海岸眺望，可以看见法兰西舰队排成了密集队形，战船停泊在茨温河口，用铁链锁起来，分列三排。

整整一夜，英格兰舰队停泊在肉眼可以看到敌人的地方，只见法兰西舰队桅杆如林、有装甲防护的船首虎视眈眈。次日，爱德华三世命令己方舰船于下午三点左右接近茨温河口。英格兰舰队从西南方接近河口，阳光在他们背后，而且顺风。看见敌人雄壮森严的樯橹之后，爱德华三世一定感到焦虑，甚至是畏惧。他即将迎战的是英吉利海峡上曾经集结起来的最庞大的海军力量之一。一旦战败，他必将彻底垮台。

法兰西舰队的第一线包括曾经投入英吉利海峡的一些最大的船只。那些柯克船运载着成百上千的士兵，弩弓像鬃毛一样密密麻麻。其中包括“克里斯托弗”号，这是一艘巨型战船，是前不久从英格兰人那里掳得的。第二线是较小的船只。第三线是商船和王室的桨帆船。

在进攻斯勒伊斯的英格兰舰队起航前往法兰西之前，爱德华三世的大臣们（以坎特伯雷大主教斯特拉特福德为首）曾强烈反对，并苦言力谏：法兰西舰队实力远胜于己方，一旦交战，处于弱势的英格兰舰队将必败无疑。但爱德华三世心意已决，执意率军从奥威尔河口出征。临行前，他对谋臣们训斥道：“谁要是害怕，就留在家里好了。”

中世纪的海战和陆战十分相似，很少有机动作战，或者追击。两支海军交锋时，先是猛烈冲撞，然后是登上敌船，展开绝望而血腥的近距离厮杀。尽管战船会携带投石机和巨型弩弓等重型武器，但发挥作用的主要还是弩箭和武士们的钉头锤和棍棒的凶残猛击。“这场大海战如此恐怖，”编年史家杰弗里·贝克尔写道，“哪怕是只敢从远距离观看的人，也是傻瓜。”

法兰西舰队的指挥官是于格·齐艾莱和尼古拉·贝于歇，他们为了密集阵型的所谓安全感，牺牲了全部机动性，用铁链将船只锁在一起，分成三列，排布在茨温河口。这个决定毁掉了整个舰队。后两排船只被最前方的一排挡住，没有办法参加战斗。英格兰人进攻的时候，法兰西人发现自己没有办法躲避正面冲击。

空中充满号角声、战鼓声、箭矢的嗖嗖声，以及巨型战船碰撞时的木材崩裂声。英格兰舰队向法兰西人发动了一波波攻击。每艘英格兰战船都撞上一艘敌船，用钩子和多爪锚死死咬住对方，同时英格兰和法兰西弩手、弓箭手们向对方射出凶残的箭雨。弓箭手们占据制高点，要么是在战船的高高艉楼，要么是在桅杆上。英格兰弓弩手杀死了足够多的守军之后，武士们就登上敌船，展开白刃战。

法兰西人被困在原地，动弹不得，惨遭屠戮。“这着实是一场血腥残忍的战役。”法兰西诗人和编年史家让·傅华萨（他对百年战争的记述是关于14世纪历史的最伟大著作之一）写道。他记载称：“由于无处撤退和逃跑，海战总是比陆战更激烈。每个人都不得不依赖自己的英勇和武艺，冒着生命危险去争取胜利。”此役中有1.6万至1.8万法兰西和热那亚士兵死亡，要么是在甲板上战死，要么是溺死。法兰西的两名指挥官都丢了性命：齐艾莱的旗舰被攻陷，他本人阵亡；贝于歇则被吊死在自己旗舰的桅杆上。

斯勒伊斯战役是英格兰历史早期最伟大的海战胜利之一。英格兰人自己及其佛兰芒盟友也不敢相信取得了如此辉煌的胜利，不禁欢呼雀跃。法兰西舰队几乎全军覆没，要么被俘，要么被摧毁，英格兰商船在英吉利海峡受到的威胁一下子就被解除了，而腓力六世丧失了封锁欧洲大陆海岸线的能力。法兰西方面的死亡人数令人震惊。英格兰僧侣和编年史家伯顿的托马斯写道：“战役三天之后，茨温河中……血似乎比水还多。溺死的法兰西人和诺曼人极多，有人讥讽地说，鱼儿吃了那么多死人，如果上帝给它们说话的本领，它们一定会说流利的法语。”

几个世纪之后，伊丽莎白一世和詹姆斯一世时代的英格兰人追溯斯勒伊斯战役，会认为它是英格兰大败西班牙无敌舰队的先兆。16世纪的戏剧《爱德华三世》（莎士比亚可能是其作者之一，但下面的段落一般不被认为是他写的）的作者对战役的结局做了这样的设想：

海水化为紫红色，海峡迅速充满了

汩汩的污血，从伤者身上流下，

海水汹涌地冲进

被击穿的木板的狭窄缝隙。

这里有一颗头颅飞过，与躯干分离，

那里有残缺的手脚被高高抛起，

仿佛旋风卷起夏日的灰尘，

抛撒在半空中。

于是，斯勒伊斯战役成为英格兰航海史的一部分，永载史册。但在当时，这只是民情怨愤的浪潮中的仅仅一场胜利而已。

三年时间里，爱德华三世与法兰西的战争已经对英格兰政府和王室财政造成了自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以来最严重的压力。斯勒伊斯战役无疑是一场伟大胜利，但它的代价也是极沉重的。

爱德华三世的战争被人们想象得极其宏伟辉煌。拉纳科斯特编年史家估计，从1337年至1340年，向佛兰芒和德意志盟友支付的费用“有人说达到了每天1000马克，也有人说是2000马克”。这是有些夸张了，但并没有过分夸大其词。

1340年，爱德华三世屹立在“托马斯”号上观看法兰西舰队熊熊燃烧的时候，他已经花费了40万镑军费，其中大部分来自向意大利银行的借款，供款人主要是佛罗伦萨的巴尔迪和佩鲁奇家族，但他也向佛罗伦萨的波尔蒂纳里家族、卢卡的布斯德拉吉家族，以及德意志汉萨同盟和低地国家的银行和商人借了很多钱。在国内，北方商人威廉·德·拉·波尔组织伦敦和约克的商人协会向王室借了数目甚至更大的款项，达到几十万磅。尽管当时仍然禁止高利贷，但基督徒的银行和商人们动用了一系列巧妙手段以掩盖这样的事实：他们的贷款利率高达40%。王冠和王室珠宝，以及从英格兰宗教机构强借来的大量贵重餐具被当作贷款的抵押品。爱德华三世在欧洲各地债台高筑，这已经开始给他带来了一些政治上的困难。就在法兰西舰队被歼灭的整整一个月之后，北安普敦伯爵、沃里克伯爵和德比伯爵在布鲁塞尔被债主扣押。他们是贷款的担保人，而贷款仍然逾期未付。爱德华三世颇花了一些力气才把他们救出来。

在爱德华三世新战争的沉重负担下，英格兰民不聊生，苦不堪言。社会各阶层都感受到了这压力。赋税极重，而且三天两头就有一笔新税。从1337年至1339年，每年都要征收十分之一或者十五分之一的财产税。1340年，甚至征收了普遍的九分之一的重税。官吏强行征用物资的行为非常猖獗，遭到人民的极大痛恨。朝廷试图操控羊毛市场，将贸易专有权卖给巨商富贾，但这个计划后来失败了。王室的横征暴敛比以往更加严重，穷人不堪忍受其苦，在歌谣中表达了自己的抗议。其中一首叫作《反对国王赋税之歌》的诗抱怨道：“如此沉重的赋税不可能维持长久；钱袋空空如也，谁还能拿出东西来，或者用手触摸任何物事？民穷财尽，再也拿不出一分一厘；我担心，若是有个领袖，他们会起来造反。失去财产，人们往往会变成傻瓜。”

在斯勒伊斯战役时期，出生在1300年的农村劳工很少有人能活过四十岁。当时在两条战线上狼烟滚滚，大饥荒一连持续了七年，碰巧又遇上薪资暴跌，再加上严酷的捐税，而且还有传闻说，爱德华三世非常喜欢自己在佛兰德的代价昂贵的战役，因为这样就有借口举办奢侈靡费的比武大会。要到四十年之后，英格兰才会爆发一场人民起义，但在1340年，爱德华三世对金钱的持续苛求已经逼得国家濒临一场政治危机，就像他的祖父在1297年、他的父亲在位的大部分时间面对的境况一样。他对金钱的极大胃口很快就将遏制他在法兰西的进展，并令国内怨声载道。

国王乘坐的船只从佛兰德海岸挣扎着前往泰晤士河口的途中，在惊涛骇浪中苦熬了三天。此时是1340年11月，也就是斯勒伊斯战役的五个月之后，冬季已经近在眼前，渡过海峡的航程险象环生。但爱德华三世心急如焚、怒火中烧，急不可耐地要回去，用自己的每一分精力鞭笞英格兰和他的大臣们。他的对法战争正在土崩瓦解——缺乏资金、没有赢得光荣、缺少盟友。爱德华三世坚信不疑，问题出在他留在国内的摄政政府（以坎特伯雷大主教约翰·斯特拉特福德为首）。国王确信，大臣们故意掐断他的资金来源，阻挠他继续作战。“我相信，大主教希望断了我的资金，好让人背叛和谋害我。”他后来在给教皇的信中如此写道。

他的解决办法就是从佛兰德回国，亲自对违逆他旨意的人加以严惩。

1340年11月30日夜，国王乘坐的船只艰难驶过灰蒙蒙、波涛汹涌的泰晤士河口，在伦敦城例行的宵禁开始许久之后才抵达城市。这段航程极其凶险，据《阶梯编年史》（当时的一部史书）的作者说，爱德华三世本人“险些溺死”。午夜前后，船停靠在了伦敦塔旁的码头。

浑身湿透、面色阴沉的乘客们在摇曳的火把光亮中登岸。他们疲惫不堪、瑟瑟发抖且周身湿漉漉的，举目望去，整个伦敦塔似乎都在酣睡。城墙顶端没有任何动静，也没有人活动。大家没有预料到，国王会在此时回国。天黑之后，要塞理应有严密的守备，但没有人迎接国王一行的到来。

伦敦的这座要塞在战时居然无人守卫，爱德华三世不禁暴跳如雷。他冲进伦敦塔，怒气冲冲地四处查看，然后开始列了一个名单，命令部下将这些人带来见他：他的财政大臣、大法官及各自官衙的官吏，他的法官们，伦敦市长，负责管理羊毛贸易的伦敦商人们，当然还有伦敦塔的总管——在他负责下，都城的关键要塞居然无人把守，实在可耻。爱德华三世如此大发雷霆，也是可以理解的。在三年的零星战斗之后，他已经濒临破产。斯勒伊斯战役是一场辉煌胜利，但它之后的几个月却是一场代价昂贵的僵局，腓力六世竭力避免交战。英格兰国王提出了怪异的要求——与腓力六世单挑决斗，或者双方各出一百名骑士决斗。法兰西国王已经快五十岁了，而且身材矮胖，在决斗中肯定不是二十八岁且身强力壮的英格兰国王的对手；何况在一场以生命为赌注的决斗中，他赢了也没什么好处，输了却后果不堪设想。在爱德华三世看来，腓力六世拒绝迎战，是对他个人的侮辱。此后，英格兰军队发动了两次军事行动，并且攻打边境城镇图尔奈和圣奥梅尔，花费了大量金钱和人力，但都伤亡惨重，被迫撤退。骑兵扫荡乡村（chevauchée）的唯一目的是在平民中制造恐惧和混乱，或许能让参加行动的士兵们爽一爽，但不能带来战略上的进展。最后，英法两国签订了《艾普勒尚停战协定》，宣布从苏格兰到加斯科涅的各地均停止军事行动，于是一个作战季节就这么徒劳无益地结束了。这可不是爱德华三世三年前宣战时希望取得的决定性胜利。

在爱德华三世眼中，英格兰在斯勒伊斯战役之后诸多失败的原因就是长期缺乏资金。爱德华三世拖欠了佛兰芒盟友巨款。他曾向盟友们许诺大笔金钱，以换取他们的支持。在得到这些金钱之前，盟友们不愿意继续作战。因此，他需要大臣们想方设法从国内榨取更多资金。这个问题症结触发了他在位期间最严重的危机。

1340年12月1日，也就是在伦敦塔大发雷霆的次日上午，爱德华三世启动了对自己政府的大规模清洗。他先是罢免了一些高层官吏，然后顺藤摸瓜地处理级别较低的官吏。首先被撤职的是大法官和财政大臣；然后，民事诉讼法庭的主审法官（英格兰级别最高的两名法官之一）遭到逮捕；被捕的还有其他四名法官、伦敦塔总管以及三名英格兰大商人。财政部的一些官吏被免职，国王还指示财政部的剩余职员们对近期的资金流水进行全面审计。随后爱德华三世做了安排，让赋税收入直接交付设在伦敦塔的紧急金库。在伦敦之外，爱德华三世清洗了海关官吏，撤换了大约一半郡长，罢免了全部王室私产管理官和充公产业管理官（这些官员负责在英格兰各郡征收王室赋税）。他还建立了一个称为“听证和裁决委员会”的公共司法调查机构，令其周游各郡，铲除腐败，听取对王室官吏滥用职权行为（可以上溯至他父亲在位期间）的控诉。

然后，爱德华三世开始报复坎特伯雷大主教。斯特拉特福德是摄政议事会的主席，因此在国王看来，英格兰政府的一切弊端均应由斯特拉特福德负最终责任。斯特拉特福德的兄弟——奇切斯特主教罗伯特·斯特拉特福德担任大法官，已经被爱德华三世撤职了。在言辞激烈的一系列书信和公开指控中，国王指控约翰·斯特拉特福德拒不向自己提供资金、阻挠议会的征税请求，以及滥用职权。

斯特拉特福德面无惧色。在他看来，错误不在他的政府，而在于国王本人。国王对国家的要求太苛刻，听信无知亲信的谗言，草率地逮捕自己的臣民且威胁教会的权利，形同暴君。他给爱德华三世的回信同样措辞强硬、怒气冲冲。他称国王为当代的罗波安。这是《圣经》中的一位国王，无视其年轻朋友的忠义良言，压迫自己的人民。

这是一个尖刻的评论。罗波安的一个有名的故事是，他曾告诉以色列人民：“我父亲使你们负重轭，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轭。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我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列王纪上》12：14）为了防止这位更喜欢比武大会而不是读书的国王读不懂这个典故，斯特拉特福德还一字一句地解释了自己的比喻。他指控爱德华三世违背了《大宪章》和自己的加冕誓言，并警告他说：“陛下对先王的遭遇一定心知肚明。”

圣诞节和次年初春，爱德华三世在全国各地举办了一系列比武大会，都是典型地属于他的风格。同时，他还公开地与斯特拉特福德在书信中交火。在一封信中，国王将对大主教的诋毁升级，控诉他犯有叛国罪。斯特拉特福德将这封令人震惊的语气暴怒的控诉信称为“臭名昭著的诽谤”。

这是个危险的举动。爱德华三世判断得很正确，在他征战海外期间，国内朝政出现了许多纰漏，但要指控一位坎特伯雷大主教叛国，却有可能被国民视为暴君。斯特拉特福德面对国王的攻击岿然不动，否认了大多数针对自己的指控，并要求在议会为自己辩护。七窍生烟的国王开始在信中对大主教进行人身攻击。斯特拉特福德在与国王激烈对抗的过程中，深知道自己的前任托马斯·贝克特的先例。

1341年3月，议会召开，局势到了一个关键时刻。爱德华三世以赋税未交付为借口，命令他的仆人阻止斯特拉特福德进入威斯敏斯特宫的彩室（即议会召开的场所）。同时，他让一些根本无权出席议会的内廷仆役和谋臣进入了彩室。斯特拉特福德义愤填膺，站在彩室门外，手执大主教的节杖，要求允许他入内，否则就不离开。就这么僵持了三天，最后萨里伯爵从中调解，告诉国王：“议会在过去不是这个样子的。在议会中理应占据最高位置的人被关在门外，身份低贱、无权参加议会的人却高坐堂上，这很不应该。”斯特拉特福德最终被允许进入彩室，国王却向他提出了三十二项罪名的指控。

如果爱德华三世觉得自己赢了这一轮，就大错特错了。在随后的辩论中，大家很快就清楚地看到，怒火中烧的国王做得太过分，僭越了自己的本分。全体国民都站在大主教那边。一份请愿书被呈送到国王面前，表明大主教得到了一些大贵族、高级教士、伦敦市民和议会中平民代表的支持。面对如此强大的抵抗，国王如果还想保住自己的王位，别无选择，只能让步。

1341年5月3日，爱德华三世被迫灰溜溜地妥协。索尔兹伯里伯爵和其他保王党人说服了国王，让他在议会上与大主教和解，并同意一项改革计划。征税官吏从此要对议会负责，并且还对强征物资的行动进行了调查。国王承诺，在将来，国家重臣——大法官、财政大臣、法官、掌玺大臣和王室内廷的主要官吏——将在议会上宣誓就职，而诸侯和王室大臣只能“在议会上，由与其地位相当的人”逮捕和审判。

对爱德华三世来说幸运的是，这是自1297年以来英格兰的全面政治危机第一次得到和平解决。他夸夸其谈地发誓赌咒（这种浮夸的风格倒是很符合亨利二世的秉性），将来再也不会任命一名教士做大臣；他任命的大臣必须是这样的人，即在令国王失望的时候，国王可以随意地将其绞杀、开膛和斩首。但他这是哗众取宠，而且忽视了1341年危机对法兰西战争和王国政府未来的重大意义。爱德华三世与大主教的私人争吵造就了一项原则：议会有权对王室的主要官吏进行调查和审视。一个机制被建立了起来，将来英格兰可以借此和平地解决政治危机，而不至于再次陷入血腥的内战。

爱德华三世不情愿的妥协为他赢得了足够的政治资本，使得他可以与诸侯协商，筹措新的军费。他不需要征收九分之一的动产税，也不需要被迫借款。议会授权国王对羊毛征收一笔直接税。羊毛是英格兰的主要出口商品之一，利润极其丰厚。近3万袋羊毛被王室征收，用来出售；其价值约为12.6万镑，这是自约翰国王统治末期以来在英格兰征收的最沉重的一笔赋税。

与此同时，菲利帕王后于1341年6月5日在赫特福德郡的兰利王宫生下了又一个儿子。国王为这个婴儿取了一个传统英格兰式的名字——埃德蒙，并举办了比武大会，以庆祝小王子的诞生。随后，诸侯又集体赶往伦敦，参加一系列作战会议，商讨对法战争的下一阶段。爱德华三世一定注意到，他在最近与斯特拉特福德的争吵中幸免于难，一个主要原因是，没有一位大贵族起兵反抗他，就像兰开斯特伯爵托马斯或西蒙·德·孟福尔反叛他的先祖那样。尽管爱德华三世在法兰西遇到的困难造成了很大压力，他的经济要求非常严苛，而且他自己的行为举止非常冲动鲁莽，但他与大贵族的关系还是异乎寻常地友好。将来他们会有机会享受这种友好关系的回报。

[1] 柯克船（cog）是10世纪出现在波罗的海地区的一种单桅帆船，汉萨同盟在北欧的海上贸易中大量使用这种船只。

雄霸天下

1346年7月的酷暑，英格兰军队在诺曼底滨海地区炽热的土地上行进着。在他们周围，四处侵袭的成群纵火犯点燃了农田，周遭尽是诡异的橘红色火焰。在他们身后留下的是一座座鬼影幢幢的城镇和村庄，它们惨遭破坏、焚烧和洗劫，惊恐万状的老百姓抛弃了自己的家园。通往内陆的道路上挤满了逃难的平民。7月中旬，七百五十艘舰船在诺曼底登陆，成千上万桀骜不驯的英格兰和威尔士士兵潮水般涌上岸，指挥他们的是英格兰贵族和乡绅阶层的军人。

他们行军的时候，在富饶的诺曼底乡村分散开来，以12～15英里宽的正面前进，一路烧杀抢掠。夏季的空气中一定弥漫着呛人的浓烟，回荡着行动太慢或者太羸弱的村民们的惨叫。军队在离海岸几英里处前进，同时还有两百艘英格兰舰船在近海航行，为地面部队提供给养，经过定居点的时候就派遣士兵上岸，将其摧毁。一位王室书记官估计，在离海岸线5英里的范围内，所有村镇都已经被彻底破坏或洗劫一空。

这里曾经是金雀花王朝的土地。很久以前，约翰在位的时候，卡佩王朝的国王们向西征讨，对诺曼底烧杀抢掠。此刻，约翰的玄孙爱德华三世正在进行残暴的复仇。他率领着一支或许有一万人的入侵军队，朝相反的方向进攻：穿过诺曼底公国，开赴塞纳河、鲁昂和巴黎。

1341年7月，爱德华三世在苏格兰遭遇了一个挫折。大卫二世从诺曼底返回苏格兰，驱逐了罗伯特·斯图尔特，复辟了布鲁斯王朝。爱德华三世最终于1343年被迫同意与苏格兰缔结为期三年的停战协定。在他的妹夫复辟之后，他竟然没有去欺凌他，是因为海峡对岸的局势发生了变化。1341年4月，布列塔尼公爵约翰三世去世，爱德华三世得到了一个机会，利用他人之力去继续对抗法兰西。金雀花王朝与腓力六世崭新的瓦卢瓦王朝之间战争的焦点转移到了布列塔尼的继承危机。爱德华三世支持约翰·德·孟福尔[1]去继承公爵的位置，而腓力六世力挺自己的外甥查理·德·布卢瓦[2]。布列塔尼继承战争断断续续地打了五年。在法兰西西北部作战的后勤问题很大，爱德华三世蒙受了相当严重的损失。他的最大损失就是阿图瓦的罗贝尔，即第一个鼓励英格兰国王争夺法兰西王位的人。罗贝尔成了爱德华三世军中备受信赖的指挥官；他在攻打瓦讷城的战斗中负伤，后来因并发症死亡。

1341～1343年的某个时候，爱德华三世命人制作了纽堡的威廉记载亨利二世统治事迹的史书，该书回溯了那个光荣年代，当时的英格兰国王统治着诺曼底、曼恩、图赖讷、安茹、布列塔尼和大阿基坦。在爱德华三世心中，战争的目标扩大了，不再是仅仅保卫他的加斯科涅和蓬蒂厄领地。他的雄心壮志在逐渐增长，他开始考虑逆转时间的大潮，回到1259年《巴黎条约》之前的时代，甚至回到1204年诺曼底丢失之前。那个时候，他的祖先统治着一个庞大的欧洲大陆帝国。1344年铸造用来在国际交换市场上流通的一种新金币向全欧洲的商人宣示，爱德华三世的头衔是“英格兰与法兰西之王”。这不再仅仅是简单的策略上的说辞。

1345年，英法双方在阿维尼翁就布列塔尼问题进行和谈，由教皇克雷芒六世从中斡旋。和谈失败之后，爱德华三世将战事升级。他计划发动三面夹攻。北安普敦伯爵威廉·德·博汉率领一支军队进入了布列塔尼。德比伯爵（格罗斯蒙特的亨利，他很快成为国王最好的朋友和最受信赖的指挥官）率领另外一支规模较小的军队南下，前往加斯科涅。他被任命为阿基坦总督。爱德华三世则亲自率领1.4万至1.5万人的军队渡过海峡，前往诺曼底。总的来讲，这是自约翰于1214年尝试收复诺曼底以来，被派往法兰西的兵力最雄壮的一支军队。

自1340年起，英格兰战争努力的性质发生了变化。爱德华三世抛弃了旧有的战略，即在西北方建立同盟，而是同时在南方直接入侵。建立同盟的代价太昂贵，而盟友们太容易反戈一击。爱德华三世重磅贿赂盟友的受害者之一是巴尔迪银行。英格兰国王没有遵守协定，向盟友们支付巨额资金，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巴尔迪银行的破产。到1346年，爱德华三世仅剩的朋友就是布列塔尼的亲英格兰派和佛兰芒人。1346年在王旗下作战的每一名士兵都是英格兰人。

因此，在国王麾下于1346年7月12日在诺曼底沿岸的圣瓦阿斯拉乌盖登陆的那些凶暴的军人说的是同一种语言。他们的战斗口号是“圣乔治！”（法兰西人的战斗口号是“蒙茹瓦—圣德尼！”）他们有不同的专长。差不多一半人是弓箭手，在家乡的村庄里接受过训练，擅长使用杀伤力极强的长弓，精度也不错。其他人是工程师、坑道工兵、挖掘工人、书记员或仆役。很多人是被强征来的，也有一些是获得赦免的罪犯，以服兵役换取自由。令人生畏的物资动员机器收购来大量给养和武器，为士兵们提供装备和补给。他们带来了成千上万张涂成白色的弓、大量箭矢，以及多得吃不完的粮食。

爱德华三世指示军队不得骚扰平民，不得抢劫神龛和教堂，不得恣意纵火。国王命令士兵们保持节制，对“他的法兰西人民……的悲惨命运”（这是一份王室宣言中的说法）哀叹不已。但这只是空想。爱德华三世带来了许多久经沙场、手段高强的老兵，他们统领着专业化程度很高的乘骑弓箭手、轻骑兵和武士，但国王指挥的远远谈不上是一支纪律森严、训练有素的军队。入侵军队的规模如此庞大，其中包括了相当数量的强征来的步兵，他们都是些装备很差、纪律涣散的村民。在英格兰，王室的宣传机器谴责腓力六世和法兰西人都是奸细和侵略者，指控他们企图入侵英格兰、让英格兰人全都说法语，还煽动苏格兰人入侵英格兰北部。英格兰平民受到了这种宣传的极大刺激和怂恿。即便是国王下了御旨，也不能阻止这些士兵像疯狗一样把诺曼底撕个粉碎。

大军在乡间前进，一路烧杀抢掠。旌旗和长枪在头顶上晃动。后卫部队的指挥官是勇武好战的达勒姆主教托马斯·哈特菲尔德。国王亲自指挥中路主力部队。前锋指挥官名义上是爱德华三世的长子，威尔士亲王与康沃尔公爵爱德华，他在多年后享有“黑太子”的绰号。黑太子时年十六岁，魁梧而引人注目，已然是一个骁勇的青年，和他父亲如同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登陆法兰西之后，他立刻和其他青年一道接受了骑士勋位的册封。与他一起成为骑士的伙伴包括威廉·蒙泰古（索尔兹伯里伯爵的儿子）和罗杰·莫蒂默（伊莎贝拉王后情夫的孙子[3]）。北安普敦伯爵和沃里克伯爵在黑太子身边辅佐。

爱德华三世此次入侵的准备工作是严格保密的。在大军离开英格兰海岸之前，很少有人知道它的目的地。腓力六世得到的情报是，英格兰国王的意图是前往加斯科涅，增援格罗斯蒙特的亨利（在其父于1345年去世后，继承了兰开斯特伯爵的头衔），防守艾吉永（在法兰西西南内陆，位于洛特河与加龙河汇流处）。腓力六世的儿子——诺曼底公爵约翰正在指挥军队攻打艾吉永。所以，爱德华三世的主力部队在圣瓦阿斯拉乌盖登陆的时候，那里几乎无人防守。

大军于7月26日抵达卡昂。与城堡守军简短谈判之后，英格兰人猛攻城郊的居民区，在大街小巷抛下了2500具死尸，将富裕市民作为俘虏押回英格兰。然后，英格兰军队在塞纳河南岸前进了两周。法兰西军队这才缓过劲来，开始准备防御，拆毁了塞纳河上的桥梁，以阻止英格兰人过河，并沿着塞纳河北岸前进，追踪英格兰军队。

到8月12日，英格兰人已经进抵离巴黎只有20英里的地方。欧洲最大的城市风声鹤唳，巴黎人意识到，如此凶暴残忍而道德败坏的军队将对他们的生命和财产造成不堪设想的冲击。腓力六世政府不得不调来五十名武士，努力维持都城的秩序。在整座城市及其郊区，人们都在为巷战做准备，每一座房屋都建立了防御工事，大门紧闭。在远方，塞纳河下游的地区，圣克卢和圣日耳曼昂莱等城镇冒出了滚滚浓烟。英格兰人已经近在咫尺。

在圣德尼，腓力六世和谋臣们张皇失措。8月16日，英格兰人修复了塞纳河上的桥梁。为了挡住他们，腓力六世在绝望之下，准备在巴黎以南4英里处的平原与英格兰军队正面交锋。法兰西军队进入了指定地域。但英格兰人既没有南下迎战，也没有东进巴黎，而是迅速北上、奔向佛兰德，打算与贝蒂讷附近的一支佛兰芒军队会师。英格兰军队北上强行军超过一周，速度如此迅疾，以至步兵精疲力竭，鞋底磨坏，而搜罗粮草的队伍将乡村盘剥得一干二净。但他们抵达预定的会师地点时，却发现佛兰芒军队已经放弃作战，开拔回家了。这对英格兰军队来说是个打击，因为法兰西人得到了一个喘息之机，重组自己的军队。腓力六世的长子诺曼底公爵约翰于8月中旬放弃了对艾吉永的围攻，迅速北上，以保卫自己遭到攻击的公国。英法两军都在奔向战场。

1346年8月26日，星期六，两军终于在克雷西村与瓦丹库尔村之间的一座森林相遇。英格兰军队的阵型分成两列，由步兵和身穿令人生畏的板甲的武士组成，他们在行军途中骑马，但战斗打响后都是徒步。黑太子、沃里克伯爵和北安普敦伯爵指挥第一线。国王命令士兵们各就各位，和他们说笑打趣；然后，他摆好了指挥后卫的阵势。步兵的两翼各有一大群弓箭手，他们已经下马，周围是辎重大车，以保护他们免遭骑兵的冲杀。这些弓箭手将会决定这场著名战役的结局。

法兰西军队是一群一群分批抵达克雷西的，但他们的总兵力远远超过英格兰人。腓力六世向战场投入的兵力可能多达2.5万人，其中包括大量热那亚雇佣兵。英格兰军的兵力不超过对方的一半。法兰西国王将他的军队分成三路：最前方是弩手，后面是两支骑兵，侧翼是步兵。

双方士兵互相咒骂，等待命令。傍晚6点左右，天空飘起雨来。在震耳欲聋的军号和战鼓声中，命令传达下来，法兰西弩手和英格兰弓箭手开始齐射。英格兰军队的箭矢杀伤力极强：每名弓箭手每分钟能射出五或六支箭，箭雨从天而降，如同暴雪一般。而腓力六世的热那亚弩手的射速不到对方的一半，而且射程不够。这就是双方的一个关键的差别，而英格兰的这个优势将在百年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发挥作用：长弓是战场上最致命的武器。

苏格兰国王大卫二世也许曾告诉腓力六世，英格兰长弓在哈立顿山造成了多么恐怖的杀伤。就算他说过，腓力六世也没有吸取到教训。法兰西骑兵长久以来是法兰西的骄傲，令全欧洲胆寒。他们看到自己前方的弩手溃乱，以为他们胆小怯战。骑兵追逐溃败的弩手时，自己也被致命的箭雨席卷其中，白色木杆和金属箭头如倾盆大雨一般将骑兵掀翻下马。箭杆深深插入人体和马肉，中箭的战马嘶鸣踢打，尖声惨叫，垂死的人则魂飞魄散，扭曲挣扎，出现了极大的混乱。

箭矢嗖嗖地射向敌阵的时候，爱德华三世命令发动一场非常新颖的攻击。法兰西的战场上第一次响起了炮声。英格兰人带来了几门大炮，这些是非常原始的火器，利用火药的力量将金属箭和弹丸向敌人的大致方向发射，精度很差。大炮的杀伤力没有长弓那么致命，但是大炮的恐怖轰鸣，再加上箭雨的嗖嗖声，近距离厮杀的武士们疯狂的战斗呐喊声，受惊的马匹的痛苦嘶鸣声，肢体断裂、内脏流出的人们垂死挣扎的惨叫声，以及傍晚时分的战鼓和军号声，使克雷西的战场听起来一定仿佛地狱。

根据后来的评判，这场战役的英雄首推黑太子。他初次喋血，勇猛搏斗，斩杀敌人，砍倒战马，向周围的士兵们呼喊命令。有一次，他被击倒在地，他的旗手在绝望之下不得不暂时丢弃旗帜，将负伤的王子扶起。这个故事后来成为英格兰传说的一部分，被傅华萨付诸笔端。战况越来越激烈，王子担心自己的部下损失太大，于是传话给父亲，请求增援。

“我的儿子死了？还是负伤了？”据编年史家傅华萨记载，爱德华三世如此问道。得知王子并未战死，而是处境艰难后，爱德华三世答道：“回到他那里，以及派遣你的人那里，告诉他们，不准再向我索要援兵……只要我的儿子还活着，他们就应当给他机会，在今日建功立业。”

激战几个钟头之后，腓力六世国王及其盟友溃不成军。他们的骑兵冲锋非常有技巧。骑兵每次冲锋失败，都会重新组队，以极大的勇气和技艺再一次发动进攻。但他们面对英格兰军队的巩固阵地，就像爱德华二世在班诺克本面对苏格兰人的刺猬阵一样，无计可施。法兰西国王损失了数千人。英格兰战线前方堆积了一千五百四十二名骑士和骑士侍从的尸体，普通士兵的伤亡更是惨重。与腓力六世结盟的许多重要贵族也丢了性命，其中包括盲目的波西米亚国王约翰，他效仿了班诺克本的悲剧英雄贾尔斯·德·阿让唐爵士。这位盲人国王得知法兰西人大难临头，深知自己一定会殒身沙场，于是命令部下将他带到战斗最激烈的地方。他的战友们用绳子将他系在自己身上，勇敢地执行这个自杀任务，将他带到鏖战正酣处。除了约翰国王之外，还有两名公爵和四名伯爵阵亡。得胜的英格兰人后来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克雷西战役是中世纪军事史上的一座里程碑。英格兰人更专业化的征兵模式和自14世纪30年代以来便发生了重大变革的战场策略使得他们不仅轻松打败了苏格兰人，还压垮了法兰西军队的全部力量。爱德华三世将捷报发回英格兰，在一封信中吹嘘“整个法兰西大军都被打垮了”。通过多明我会修士（王国政府雇佣他们，作为流动的新闻传播员）的奔走相告，喜讯很快传播全国。克雷西战役是一场振聋发聩、扬眉吐气的大胜利。英格兰人民为了供养横冲直撞的军队而忍受的艰难困苦，现在都得到了触手可及的回报。它还具有极大的宣传价值。10月，又有新的捷报传来。拉尔夫·内维尔、亨利·珀西和约克大主教威廉·朱什指挥的军队在达勒姆郡的内维尔十字大败进犯的苏格兰大军。四名苏格兰伯爵被俘，苏格兰的最高军务官、宫务大臣和司厩长全都战死，高级贵族马里伯爵阵亡。苏格兰的整个军事领导层几乎一天之内被消灭殆尽，大卫二世国王被俘虏，然后被押解到英格兰，在那里度过了十一年的铁窗生涯。

所以，1346年对英格兰军事来说是个好年头。但战争还没有结束。因为爱德华三世策略的核心是自相矛盾的：尽管他的军队击溃了法兰西国王及其儿子的联军，但却没有赢得诺曼底的民心，没有把群众从法兰西国王的阵营笼络到自己这边来。尽管严重挫伤了腓力六世和诺曼底公爵及其盟友，但爱德华三世在克雷西的大胜没有彻底摧毁法兰西的军事实力，也没能彻底压制腓力六世的整体政治力量。

于是双方继续厮杀。在当年夏天的余下时间里，兰开斯特伯爵继续指挥加斯科涅附近的作战。托马斯·达格沃斯爵士在布列塔尼赢得了一场辉煌胜利，在拉罗什代尔里安击败并俘虏了查理·德·布卢瓦。与此同时，1346年9月，爱德华三世和黑太子开始攻打加来。这场残忍而恐怖的围城战一直持续到1347年10月。

从某些角度看，加来攻城战可以说是一场比克雷西战役更宏大的军事行动。参战的英格兰军队多达近2.6万人，这是整个百年战争期间规模最大的一支英格兰军队。英格兰的每一位伯爵，除了四位年事已高或身体衰弱的伯爵之外，都在某个时段参加了这场战役。为了维持这支大军一年多的作战，英格兰财政承受了超乎寻常的压力，征收了许多新的商品税和出口税，在国内引起了普遍的怨愤。但克雷西的胜利改变了爱德华三世的地位。编年史家让·勒贝尔记载道，1346年重塑了英格兰人的形象，使他们从一个可鄙的民族变成了世界上最优秀和最具骑士风度的民族。英格兰人在加来城墙下安营扎寨的时候，全国的骁将猛士都云集在那里，这既是一场骑士的盛会，也是一支大军的入侵。

与此同时，加来城内粮草告罄，市民们绝望之下开始以马鞍皮革为食。他们死守了一年之久。其间，腓力六世曾将自己的军队派遣到距加来不远的地方，希望诱惑英格兰人放弃攻城，与其交锋。1347年10月，加来市民终于认识到，英格兰人不会放弃，他们也没有办法将其逐退，于是市民代表团在脖子上戴着绞索，以象征自己的彻底屈服，出城向爱德华三世投降。为了展现自己的骑士风度和强大力量，爱德华三世安排菲利帕王后为加来市民求情，最后慷慨地恩准。衣衫褴褛的哀求者们得到了饶恕，但他们的城镇被占领，在此后两个多世纪中始终处于英格兰人控制之下。国王及其伙伴作为征服加来的英雄，凯旋回国。

1346与1347年，发生了金雀花王朝历史上一些最伟大、最致命的战役。但抛却英雄壮举、残忍暴行、顽强抵抗和艰难困苦的场景不谈，另一种毁灭性更强的死亡方式正在欧洲的边缘蓄势待发，它来自亚洲大草原，通过欧洲与东方开展贸易的商埠进入了欧洲。它前进的速度就连基督教世界最强大的军队也无法与之匹敌。1347年，瘟疫到来了，而且无法阻挡。

[1] 约翰·德·孟福尔是布列塔尼公爵约翰三世的异母弟，拥有第六代里士满伯爵的头衔，后来成为布列塔尼公爵约翰四世。布列塔尼公爵与英格兰素来联系紧密，历代公爵或其亲属常同时是英格兰的里士满伯爵。

[2] 查理·德·布卢瓦对布列塔尼公爵位置的权利主张来自他的妻子琼，琼是布列塔尼公爵约翰三世的侄女。

[3] 后来他凭军功，逐渐重新获得了属于自己祖父的土地和头衔，恢复了莫蒂默家族的地位，受封为第二代马奇伯爵，并且是嘉德勋位最早的获得者之一。

公主之死

1348年的英格兰夏季，阴雨绵绵。尽管天公不作美，英格兰还是洋溢着喜气洋洋的气氛。国王于10月凯旋归国。加来既克，法兰西军队在加斯科涅的进攻被阻断。腓力六世在战场失利，在外交会议上也蒙了羞，两国达成了为期一年的停战协定。苏格兰人已经被击溃。英格兰王室和全国人民以奢华的方式欢庆胜利。圣诞节期间，宫廷举办了化装舞会，大家用充满异国情调的面具和服饰打扮自己，各种盛典和节庆活动目不暇接。贵族男女乔装打扮成兔子、龙、雉鸡和天鹅，纵情取乐；国王和骑士们身穿绿色长袍，佩戴孔雀羽毛。圣诞节过后，朝廷组织了一系列比武大会。2月至9月间，雷丁、贝里圣埃德蒙兹、利奇菲尔德、埃尔特姆、温莎、坎特伯雷和威斯敏斯特举办了比武大会和浪漫的戏剧演出及游戏。

每一次比武大会上，国王都密切关注景观的装饰。这些场合总是非常富丽堂皇，王室成员身穿精美紫袍，衣袖和胸前以复杂的图案缀着珍珠和钻石，令人眼花缭乱。有时这些场合显得非常超现实。在一次比武大会上，国王打扮成一只大鸟的样子；另一次，他让伙伴们穿上互相匹配的蓝色和白色制服，或许是为了象征他从法兰西纹章中借用的百合花。在利奇菲尔德，他借用麾下一名久经沙场的骑士托马斯·布莱德斯通爵士的纹章，参与打斗。这是一次展示虚伪的谦卑和战友情谊的奢华表演。爱德华三世在内心深处热爱骑士精神和表演，他还让有名的俘虏穿上华丽的衣服，将其展示在公众面前：苏格兰国王大卫二世和被俘的全部巴黎贵族都得到了华美的衣服，沐浴在国王慷慨恩德的阳光中。

爱德华三世的王族人丁兴旺，有的儿女已经成年，同时还不断有新丁诞生。虽然爱德华三世只有三十五岁，菲利帕王后比他小两岁，但他们已经生了九个孩子。伍德斯托克的爱德华时年十八岁，已经是个战争英雄和不折不扣的武士；温莎的威廉还是个婴儿，是6月出生的，后来没有成年便夭折了。

黑太子——伍德斯托克的爱德华享受着父亲的恩宠。1343年，索尔兹伯里伯爵威廉·蒙泰古在一场比武大会中丧生，黑太子填补了他留下的空缺位置。目前他是国王唯一处于能够打仗年龄的儿子，在对法战争中既扮演了政治角色，也做了军事贡献。安特卫普的莱昂内尔九岁，冈特的约翰八岁，兰利的埃德蒙七岁（1355年又有一个男孩降生，即伍德斯托克的托马斯）。国王伉俪还有四个女儿：伊莎贝拉（十六岁）和琼（十五岁）是和黑太子一起长大的，他们的表妹——肯特的琼是他们的童年玩伴；玛丽和玛格丽特在1348年分别是三岁和两岁，还在蹒跚学步。

爱德华三世通过对法兰西王位提出主张，开启了在欧洲大陆争夺荣光的事业。14世纪40年代末，他还为自己的战略增添另一个成分：他计划为自己的儿女安排门当户对的婚姻，把自己的家族编织进欧洲大陆的贵族当中去。自亨利二世以来，金雀花王朝还不曾有一位国王生养了这么多健康成年的儿女。安特卫普的莱昂内尔在三岁时便与阿尔斯特伯爵领地的一位女继承人缔结了婚约，但爱德华三世为自己的孩子们，尤其是女儿们，找到了更多机会。

1348年8月，比武大会的季节到达巅峰时，他的次女琼即将离开父母，远嫁卡斯蒂利亚国王阿方索十一世的儿子佩德罗[1]。金雀花王朝在卡斯蒂利亚有过一些根基：亨利二世的女儿埃莉诺曾嫁给阿方索七世，他们的孙女，也叫埃莉诺，则回到英格兰，成为爱德华一世的爱妻。对十五岁的琼来说，这是一桩光耀门庭的好婚事，因此为她的远嫁做的准备也是极尽奢侈。

琼从朴次茅斯起航，四艘戒备森严的战船负责运送她的仆役和财物。她的大婚礼服能够让我们管中窥豹，了解一下她被期待着以怎样的光辉灿烂来代表她的王朝：这件礼服以450英尺的金线锦缎制成，这是一种掺有金线的厚重丝绸织物。她的第一个停靠港是波尔多，她将在那里上岸，然后南下前往卡斯蒂利亚。船上载着一名才华横溢的西班牙歌手（是新郎在结婚前赠送的礼物）、两名高级王室官吏和一百名直属王室的弓箭手。虽然英法两国处于停战状态，但海峡和加斯科涅仍然是战区。

波尔多市长雷蒙·德·毕卡勒在港口心急如焚地等待客人抵达。琼的船只刚刚进入视野，他就向其乘客和船员发出了一个严重的警告。波尔多爆发了一种致命的瘟疫。公主一行不能登陆。

船上的每个人应该都听说过这种瘟疫，它在仅仅三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就从亚洲大草原蔓延至欧洲腹地。欧洲大陆已经付出了惨重代价。法兰西人称之为“大疫”（la très grande mortalité），英格兰人将它的名字译为“the huge mortalyte”。自16世纪起，历史学家称之为“黑死病”。很不幸，这是个非常准确的冠名。在瓦卢瓦王朝与金雀花王朝互相凶残攻杀的背景下，黑死病的降临改变了中世纪人们的生活和心态。在塞纳河沿岸的村庄、波尔多的葡萄园、克雷西的森林和加来城下，已经有成千上万人被战争夺去生命。黑死病则将杀死数百万人，令民众无处藏身。

此前，黑死病业已横扫塞浦路斯、西西里、圣地和意大利各邦。它在冬季途经马赛传入法兰西，然后以不可阻挡的速度向南北两个方向蔓延。它南下通过阿拉贡，冲向卡斯蒂利亚；北上传播至鲁昂和巴黎。腓力六世逃离了都城，但他的王后——勃艮第的跛脚的琼于9月12日染病去世。黑死病传播到一个村庄，那里就升起黑旗。警告人们远离传染地，是唯一的预防措施。

黑死病已经在欧洲大部分地区肆虐许久，但英格兰目前为止幸免于难。琼公主一行人对毕卡勒市长和他的警告不以为然。英格兰人相信，自1340年以来，上帝已经赐予他们如此之多的胜利；公主及其谋臣或许相信，上帝会保佑他们免受这最近一次威胁的困扰。他们在波尔多上岸，进入城镇。8月中旬，公主随行人员中的安德鲁·阿尔福德（一位曾参加克雷西战役的老兵）染上了黑死病。自1347年秋季以来，黑死病便以每天2.5英里的速度席卷西欧。爱德华三世的家庭在享受比武大会的荣耀狂欢的同时，阿尔福德躺在隆布利埃尔城堡，像数百万其他欧洲人一样，痛苦不堪地渐渐死亡。典型黑死病患者的皮肤会长出很大的肿瘤一般的肿块，开始的时候有杏子那么大，后来会长到鸡蛋那么大。肿块触摸起来非常疼痛，变大之后会令人体畸形，非常丑陋。如果肿块长在腋下，胳膊就会无法控制地往一侧偏；如果肿块长在脖子上，就会迫使头部永久性地向上抬起。

肿块常常与黑斑相伴，黑斑被称为“上帝的标记”，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症状，表明患者已经被死亡的天使触碰过了。除了这些严重的畸形之外，患者还往往会出现干咳的症状，常常会咯血，并发展成连续不断的呕吐。患者会发出令人作呕的臭气，似乎他的身体每个部分都会泄露出臭气——他的唾液、呼吸、汗水和粪便都臭不可闻——最终他会精神失常，惨叫着四处游荡，最后痛苦不堪地倒下。

阿尔福德于8月20日病逝。自他踏入疫区的那一刻，他的命运便注定了。公主一行的其他人也很快病倒。9月2日，琼公主病逝。她永远未能穿上美丽的嫁衣，也没能见到在卡斯蒂利亚的丈夫。这个十五岁的少女，正值长大成人的过渡期，却鲜血淋漓、臭气熏天地惨死了。唯一的小小安慰是，她死时还是个处女，而不是孕妇。染上黑死病的孕妇往往会在临终的痛苦中分娩。

1348年9月对爱德华三世来说是个灰暗的月份。噩耗传到英格兰，他的女儿死了。同时，黑死病开始侵袭南部各郡。然后他又得知，他尚在襁褓中的儿子——温莎的威廉也死了，只活了三个月。这个婴儿得到了完整的国葬，而琼却没有享受这样的荣耀，她的遗体在波尔多神秘失踪，始终没有找到。

一个月之中失去了两个孩子，国王夫妇悲痛欲绝。但他们没有时间沉溺于私人的哀恸，因为整个王国猛然间陷入了毁灭和绝望的深渊。黑死病横扫全境。它从停泊在南安普敦或梅尔库姆（现在是韦茅斯的一部分，位于多塞特）的一艘船进入英格兰，然后迅速蔓延到威尔特郡、汉普郡和萨里郡。10月24日，温切斯特主教写道，瘟疫“对英格兰沿海地区发动了野蛮进攻”，他一想到瘟疫扩散，就“胆战心惊”。

它仍然继续传播。1348～1351年，许多村庄损失了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人口。除了黑死病肆虐之外，碰巧还爆发了羊瘟，给人们的生活增添了许多苦难。编年史家亨利·奈顿写道：“自不列颠之王沃尔蒂格恩的时代以来，还不曾有过如此严峻和残酷的死亡记忆。比德[2]说，在沃尔蒂格恩在位时，没有足够的活人去埋葬死人。”在1315～1322年的洪水和大饥荒中被严重削弱的定居点现在被完全消灭了。不论宗教信仰和社会阶级，无人能够幸免。从贵为公主的琼，到在大街上流血呕吐至死的乞丐，没有人能够逃脱黑死病的魔爪。爱德华三世能够歼灭腓力六世的大军，面对鼠疫杆菌却束手无策。

[1] 就是下文讲到的“残酷的佩德罗”，黑太子曾帮助他争夺王位。

[2] 比德（672～735），英国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编年史家及神学家，亦为本笃会修士，著有《盎格鲁人教会史》，被尊为“英国历史之父”。他的一生似乎都是在英格兰北部韦尔茅斯-雅罗的修道院中度过的。据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文献记载，比德精通语言学，对天文学、地理学、神学甚至哲学都深有研究。传闻就是他发现地球是圆的这个事实，此事记载于他的作品《论计时》中。

嘉德勋位

1349年4月23日是圣乔治的宗教节日，爱德华三世在为全国骑士举办一场比武大会。黑死病正在摧残他的国民，但国王不愿放弃自己酷爱的消遣。他在温莎主持了由比武大会和祷告组成的节庆活动。这座城堡是他的出生地，他还打算于次年在此启动一系列大规模建筑工程。受邀参加比武大会的二十五人大多是法兰西战争的老将。他们包括黑太子、兰开斯特伯爵、沃里克伯爵、德文伯爵、罗杰·莫蒂默（他很快将会重新获得他祖父曾经享有的马奇伯爵头衔）、威廉·蒙泰古的儿子（也叫威廉，现在是新的索尔兹伯里伯爵）以及王室的其他伙伴和战友。

比武大会的形式是预先设定好的。骑士们分成两队，每队十三人，骑马对抗，直到其中一队获胜。这一次，竞赛多了几分刺激。索尔兹伯里伯爵和他的总管托马斯·霍兰爵士在敌对的队伍里。他们两人的地位相当不同寻常，因为他们娶了同一个女人——爱德华三世的堂妹肯特的琼。琼是王亲贵胄，时年二十岁，曾与黑太子一起长大。她是爱德华一世的孙女，傅华萨赞誉她是“英格兰第一美人”。

琼年仅两岁的时候，其父肯特伯爵就被罗杰·莫蒂默下令处死。她被菲利帕王后收养，在王室内廷长大，在那里认识了霍兰。她在十二岁时秘密与他结婚，显然也已圆房。但由于他们的婚姻没有得到恰当的许可，或许因为他们的关系仍然保密，所以后来在霍兰征战欧洲大陆的时候，琼被安排与索尔兹伯里伯爵结婚。霍兰回国后，公开宣称自己才是琼的丈夫。琼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因为两个男人都声称自己是她的合法丈夫。她自己更喜欢霍兰，但在中世纪大贵族的婚姻中，个人偏好并非决定性因素。这个案件被一直呈送到教皇，请他裁断。1349年11月，最终的裁决下达，宣布霍兰是琼的合法丈夫。在此之前，琼的两个“丈夫”之间的争斗非常激烈。

这位光彩夺目的女主角准备观看两个争夺她芳心的骑士拼杀的时候，盛大的舞台也准备就绪了。但这次比武大会还有别的特点，因为爱德华三世决定建立一个后来享誉全球的骑士勋位。在温莎的比武大会上，嘉德勋位正式诞生，这是英格兰最高端、最群英荟萃的骑士团，也是爱德华三世极其成功的两大宣传行动之一。

国王和他的祖父爱德华一世一样，醉心于亚瑟王传奇，热衷于那些英雄伟业、令人生畏的军事声誉和骑士们温柔和善地对待女性与弱者的故事。和祖父一样，他也下定决心，要让金雀花王朝吸收并反映亚瑟王世界的伟大价值观。1344年1月，与腓力六世战争的布列塔尼阶段激战正酣，他在温莎举办了一次比武大会，组建了圆桌骑士团。编年史家亚当·穆里穆斯记述道，国王“主持了一次盛大晚宴，建立了圆桌骑士团，挑选了一些伯爵、男爵和骑士加入，接受了他们的宣誓”。据穆里穆斯记载，国王随后下令在温莎城堡添建一座“最高贵的厅堂”，“以便在指定时间举行圆桌骑士的会议”。这座高贵的厅堂将由石料建成，直径200英尺，外面可能有瓦片筑成的屋顶，就像后世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环球剧场一样。在建造的第一年，开支就高达50717先令又11.5便士。为了效仿亚瑟王传奇，国王即使挥金如土也在所不惜。1345年，爱德华三世为自己的计划添砖加瓦，命令寻找亚瑟王的所谓祖先——亚利马太的约瑟遗骸。

14世纪40年代中期，随着战争升级，圆桌计划因为缺乏资金而中止了。布列塔尼战事开支极大，迫使国王将所有资金都用于作战。但是，即使过了五年，爱德华三世也没有放弃他的雄心壮志：建立一个高端、精选的兄弟会，将全国的精英骑士和贵族与王室紧密联系起来。1348年的整个比武季节中，国王都在斟酌设立嘉德勋位。1349年，在温莎，他的想法正式成形，并确定了该骑士团的人员。

用袜带[1]来象征一个军人俱乐部颇有些奇怪。关于这个名字的来源，传说是这样的：一次舞会上，索尔兹伯里伯爵夫人不慎将自己的袜带（戴在大腿上的一种饰物）脱落，爱德华三世将其捡起，说道：“心怀邪念者蒙羞。”（Honi soit quimal y pense），这句话于是成为嘉德勋位的箴言。但这个故事是捏造的，可能混淆了关于肯特的琼的惊世骇俗的婚姻状况的故事，也涉及宫廷的风流浪漫，或者说放荡的男女关系。爱德华三世的伙伴们以淫乱浪荡而声名狼藉，古板而自命不凡的道学先生们很乐意听到这种劲爆的故事，对英格兰宫廷的腐化堕落嗤之以鼻、大摇其头。

嘉德勋位这个名字的真正来源可能是兰开斯特伯爵（格罗斯蒙特的亨利），他是英格兰在加斯科涅和加来的战争英雄，年轻时是个风流倜傥的花花公子，曾佩戴袜带作为装饰，当时袜带还是骑士的穿戴饰物，后来才变成女性服饰。1333和1334年，国王统治的早期，他也曾佩戴镶嵌珍珠和黄金的袜带去参加比武大会。嘉德勋位设立的时候，兰开斯特伯爵三十九岁，爱德华三世三十七岁。或许袜带这个标志物有两层用意：既指涉他们青年时代作为骑士的强悍勇武，也是一个内部笑话，象征他们放荡不羁的青春。

无论缘由究竟如何，爱德华三世遵循的是当时欧洲的时尚：自卡斯蒂利亚国王阿方索十一世于1330年设立“缎带骑士团”以来，在14世纪中叶，欧洲各地雨后春笋般出现了许多骑士团。14世纪50年代，德意志皇帝卢森堡的卡尔设立了“带扣骑士团”，萨伏依伯爵阿梅迪奥六世创建了“黑天鹅骑士团”。14世纪60年代，西西里国王路易建立了“花结骑士团”，法兰西国王约翰二世设立了“星辰骑士团”。后来这种风尚越来越流行。

就这样，在圣乔治的宗教节日，嘉德勋位诞生了。二十六名创始成员庄严宣誓，在每年的圣乔治日举行庆祝活动，如果条件允许，所有成员应当在一起共度这个节日。如果不能在温莎参加庆祝活动，无论身处何方，都应当以同样方式庆祝。骑士团是个神圣的团体，除非有成员去世，否则不会增加新成员。一些伟大的军人，如托马斯·达格沃斯爵士、沃尔特·曼尼爵士、北安普敦伯爵和亨廷顿伯爵都不属于创始成员。在建立嘉德勋位的比武大会时期，这四位骑士恰好在法兰西，因此他们不得不等待新的机会。亨廷顿伯爵直到1372年才得以加入。达格沃斯还未来得及接受嘉德勋位的著名袍服便去世了。

在许多同时代人眼中，设立嘉德勋位的举动非常粗鲁无礼。在亨利·奈顿这样的编年史家看来，英格兰正处于遭受黑死病蹂躏、被战争的财政要求摧残得民穷财尽的时候，国王竟然沉溺于无忧无虑的比武大会，着实麻木不仁。但对爱德华三世而言，设立勋位的目的不仅仅是简单的纵情享乐。自约翰以来，金雀花王朝历代国王都受到过这样的困扰：骑士和伯爵们不肯在海外作战，导致国王没有办法保卫自己的海外领土。爱德华三世非常幸运地赢得了一些胜利，所以法兰西战争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至少部分地可以说得过去。他知道自己家族的历史。如果上帝收回了对英格兰的恩典、战事受挫的话，国民很快就会质疑，为什么要在海外作战。

爱德华三世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把海外兵役变成一种荣誉的象征，而不是封建军役时代遗留的令人厌倦的负担。做一名骑士要付出许多金钱的代价，要承担许多艰难困苦，有时甚至有生命危险，因此爱德华三世要用一种新的精英荣誉感将骑士们团结在自己周围。嘉德勋位就像是一种新的特权阶级，爱德华三世可以通过它来颂扬和褒奖骑士精神。它是一种手段，能够在将来的几十年中，将国王和王子们与他们率领在欧洲大陆作战的官兵紧密联系起来。富有异国情调的法语箴言提醒了所有希冀成为骑士团一员的人们，贵族阶层是一个泛欧洲的兄弟会。爱德华三世之前被迫放弃了在温莎修建圆桌厅堂的计划，现在命令在温莎建造一座教堂。这便是圣乔治礼拜堂，它将成为嘉德骑士团精神上和仪式上的家园。黑死病最凶险的浪潮消退之后，该项工程于1350年启动，花了七年时间才竣工，其开支抵得上爱德华一世在威尔士建造的一些最宏大的城堡。1350～1357年，朝廷在温莎花费了6500镑巨款，其中绝大部分花在这座礼拜堂上。为了给礼拜堂增添一分真正神圣的神秘气息，爱德华三世把格奈斯十字架送到了那里。格奈斯十字架是真十字架的一个碎片，是1283年最终征服威尔士期间从末代罗埃林手中夺来的。

随后几个世纪中，圣乔治礼拜堂始终代表着爱德华三世及其伙伴所推崇的强大武力、宗教虔诚、浪漫情怀和奢华仪式，这几个方面的组合令人心醉神迷。在爱德华三世身上，亨利三世那种对辉煌的视觉效果和优美建筑的敏锐把握力和爱德华一世令人生畏的军事才华熔为一炉。圣乔治礼拜堂的确是金雀花王朝历史的一个高潮，是一位踌躇满志的国王所做的视觉宣传。

[1] 嘉德（Garter）是音译，字面意思就是“袜带”。当时还没有松紧带，女性将袜带（一般是皮革或织物，常带有缎带等装饰）系在大腿上，将长筒袜束住。

胜利的十年

在爱德华三世的早年和统治早期，在宫廷的亚瑟王传奇式华丽排场中，他将自己打扮为圆桌骑士团的谦卑成员莱昂内尔爵士，这是一位和部下并肩作战的好战友。到14世纪50年代，成就既然如此辉煌，自然无须再谦虚，国王开始以亚瑟王自居，从新的卡美洛（即温莎）统治着他的光荣王国。国王在战争中花费了几乎无法想象的巨款，而这些金钱为他带来了震撼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光荣与威望。英格兰的繁荣与它在战争中的运气是紧密相关的。爱德华三世所到之处都张挂圣乔治的纹章，以提醒敌友，这是他统治下的新的军事秩序。他的海军舰船桅杆上飘扬着红十字旗，舰队的旗舰是柯克船“托马斯”号，得到数十艘其他舰船的支援，游弋在英吉利海峡。他在英格兰的御玺图案中添加了圣乔治，将其与圣母玛利亚并置。1348年，德意志国家的选帝侯们请求他接任神圣罗马皇帝。对自己的强大王权极其自信的爱德华三世拒绝了这个请求。

与法兰西和苏格兰的关系现在完全掌控在国王手中。英格兰宫廷挤满了出身高贵的人质。一大群价值极高的法兰西和苏格兰俘虏被扣押在英格兰，为首的是苏格兰国王大卫二世、欧城伯爵和唐卡维尔伯爵。尽管黑死病给国家造成很大损失，给大规模作战也增添了许多不确定性，但爱德华三世仍然继续讨伐法兰西和苏格兰。英格兰军队时常渡过海峡，发动突袭，有的行动由国王御驾亲征，有的任务则被托付给备受信赖的副手，如兰开斯特伯爵（格罗斯蒙特的亨利），他于1349～1350年冬天率领一支小规模军队远征加斯科涅。

1349年12月24日，在艾赛克斯的黑弗灵，宫廷正准备开始圣诞节庆祝活动的时候，爱德华三世收到了令人警醒的告急：有叛徒要将加来出卖给法兰西人。他没有时间征集一支军队，于是率领自己的长子爱德华和一小群值得信赖的士兵，立即秘密前往法兰西。1350年1月1日，爱德华三世的这支精锐小分队抵达了加来，秘密进城。次日黎明前，一个奸诈的意大利雇佣兵在加来城堡上升起了法兰西旗帜，这是个信号，随后一群法兰西骑士通过城门冲了进来。国王已经严阵以待。他和部下向入侵者冲杀过去，打着沃尔特·曼尼爵士的旗号，而爱德华三世则乔装打扮成一名普通骑士，以防被认出和俘虏。加来街头爆发了激烈的肉搏战，国王和他的部下将敌人打退，高呼：“爱德华和圣乔治！”几个小时之内，加来得救了。加来守军的勇猛无畏和这场扣人心弦的战斗为世人称颂，为歌颂爱德华三世和黑太子勇气的民间传说增添了更多素材。

1350年8月22日，腓力六世驾崩。他的儿子诺曼底公爵约翰继承了王位，史称约翰二世。约翰二世曾在加斯科涅对抗兰开斯特伯爵，还曾率军参加克雷西战役。他登基的这一年，英法两国恰好处于一年的停战期。1350年夏，爱德华三世将注意力转向英格兰在欧洲大陆的另一个竞争对手：卡斯蒂利亚。这个王国位于西班牙半岛北部，恰好也有一位新王登基，即“残酷的”佩德罗一世。爱德华三世很快发起宣传攻势，造谣说佩德罗一世图谋入侵英格兰。事实上，两国之间进行的是一场贸易战。卡斯蒂利亚船只通过英吉利海峡，去佛兰德从事羊毛贸易，在途中常常袭击英格兰船只，这非常恼人。对爱德华三世来说，这已经是足够的开战理由。1350年8月29日黄昏，在温奇尔西（位于英格兰南海岸，黑斯廷斯以东几英里处）外海，一支大型英格兰舰队（约有五十艘柯克船）遭遇了二十多艘尺寸更大的卡斯蒂利亚桨帆船。英格兰舰队由国王、黑太子、兰开斯特伯爵、北安普敦伯爵和沃里克伯爵指挥。他们将毫不示弱的卡斯蒂利亚人诱入了一场血腥的海战。

在过去的一百年中，舰船的设计已经有所进步，但在地中海以北惊涛骇浪的海域，中世纪的海战策略还是很原始的，尤其是与陆战相比，毕竟陆军已经发展出了下马作战的武士和乘骑弓箭手。在开阔海域的作战仍然比混战厮杀强不了多少。爱德华三世的战船像撞城槌一样冲向卡斯蒂利亚桨帆船，他的部下则向敌船抛掷系在绳子或铁链上的锋利抓钩，死死咬住敌船侧舷，阻止它们逃跑。然后，成群的骑士尝试强行登上敌船，杀死敌人的水手，将其尸体投入汪洋大海。当时还很少注意船队的阵型和机动，或者远距离攻击。战斗是在近距离开展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偶然。

在温奇尔西，国王险些丧命。在号角声和痛苦与愤怒的呼喊声中，他乘坐的柯克船与一艘桨帆船相撞，受到了严重破坏，最终彻底损毁。爱德华三世在甲板上拼死奋战，在卡斯蒂利亚人的箭雨和投掷的铁棍的冲击下，夺得了敌船，才躲过了葬身大海的噩运。与此同时，黑太子的战船与另一艘卡斯蒂利亚船只对战，也受到了严重损坏，幸亏兰开斯特伯爵的战船赶来救援，王子才保住性命。最后，夜色笼罩海峡的时候，一艘敌船差一点就将一艘英格兰船只拖走，而后者运载着国王内廷的许多成员。一名机智的王室仆人沉着冷静地偷偷爬上敌船，砍断了船帆的升降索，才阻止这艘桨帆船带着珍贵的战利品逃走。最终，尽管遭遇不少挫折，但英格兰人还是得胜，并俘虏了多艘桨帆船，将其他敌船摧毁，将数百名负伤的敌人水手投入无情的大海，任其溺死。多年后，温奇尔西战役被称为“海上西班牙人之战”。

在这场海战中，爱德华三世及其主要指挥官和副手毫发无损，这可以说是极大的幸运，而这位英格兰国王在他光彩夺目的戎马一生中常常仰仗自己的好运气。在随后多年中，卡斯蒂利亚舰队被有效地阻挡在海峡之外，而爱德华三世的海军建立了自己的霸权，护送着商船在波尔多和繁荣的英格兰港口布里斯托尔、伦敦和南海岸之间川流不息。

国王在坎特伯雷的托马斯·贝克特圣龛前感恩，以庆祝这场胜利，随后移驾北方，游猎享乐。同时，他的副手们则返回法兰西，在阿基坦的边缘继续作战。英法的停战协定已经过期，英格兰军队在布列塔尼和加斯科涅赢得了好几场辉煌胜利，于是到1352年秋季，爱德华三世已经牢牢控制了阿基坦、布列塔尼和加来周边地区。由于大卫二世被扣押在英格兰，苏格兰出现了权力真空，英格兰领主们得以将自己的势力范围扩张至苏格兰低地。在随后八年中，爱德华三世忙于巩固自己的霸主地位，努力使其能够延续千秋万代。

在制定入侵苏格兰计划的同时，爱德华三世牢牢控制着英格兰政府。第一波黑死病严重扰乱了英格兰的劳工经济，而在14世纪50、60和70年代，黑死病多次卷土重来，使得经济进一步恶化。数十万劳工因瘟疫死亡，导致劳工薪水猛涨。这对骑士地主阶层损伤极大，甚至导致了灾难。而正是这些骑士地主参加爱德华三世的议会，授权他征税，并在地方政府中担任官吏。王室是英格兰最大的地主，因此如果地产管理的成本增长过快，王室也会遭到类似的损失。爱德华三世迅速采取措施，应对这个威胁，在1349年制定了《劳工条例》，并于1351年在议会通过，称为《劳工法》。《劳工法》为能够想象得到的所有行业的工人制定了固定的薪金标准，人为地将工资压制在一个较低水平上。“马具制造工、剥兽皮工、鞣皮工、皮鞋匠、裁缝、铁匠、木匠、泥瓦匠、瓦匠、造船匠、赶车人和其他所有手工匠人及劳工在其工作的地点，薪金不得超过第二十年（1347年）及其之前普通年份的一般工资水平。”法令的一个典型条款是这样规定的，“若有人胆敢收取更多薪金，应将其投入最近的监牢。”领主有权强制劳工——不管是法律上的自由人还是丧失自由的农奴——为自己服务。同时，食品价格也被人为地控制在较低水平。法令规定道：“屠夫、鱼贩、旅店老板、啤酒酿造商、面包师、顾客招揽人和其他食品销售者应……以合理的价格出售食品。”

《劳工法》旨在保护地主阶层。这个阶层的成员相当严格地执行了该法律。朝廷派遣专员去调查过高的薪金和物价。随后几十年中，这些调查专员频频出现在各地，调查违法行为，向违令者罚款。他们的所作所为在各郡的精英阶层和社会下层之间酝酿出了一种严重的阶级仇恨。令阶级仇恨更深刻的是，这些劳工调查委员会只是地方执法制度大规模整顿的一部分而已，英格兰的掌权阶层等待这种大整顿已经将近半个世纪。爱德华三世不再依赖不定期的、大型的、周游全国的巡回法庭，而是开始利用小型的、常规化的法庭，这些法庭的成员是各地的主要地主。他们是治安委员会的成员，即所谓治安法官（就是爱德华三世统治早期设立的治安官的新形式），同时还参加许多其他的地方性委员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执行《劳工法》的委员会。王国政府的权力正在汇聚到一个有切身利益参与其中的政治阶层手中，这在后来的岁月里将会造成极大的社会矛盾和暴力冲突。但从短期来看，爱德华三世的做法——迅速采取行动，处置黑死病造成的最明显经济后果——为他赢得了骑士地主阶层的信任，而他的军费来源就高度依赖这个阶层。

国内安定之后，爱德华三世得以集中精力，努力去永久地平定法兰西和苏格兰。问题的部分所在是，爱德华三世也不知道，永久和平应当是什么样子。他自豪地固守自己对法兰西王位的主张，但局势越来越明显，这其实是个讨价还价的杠杆，用来推动谈判、重建一个金雀花帝国。1354年，在吉讷举行的和谈上，爱德华三世提议，他可以放弃对法兰西王位的主张；条件是，英格兰将获得对阿基坦、普瓦图、安茹、曼恩、图赖讷、利摩日和蓬蒂厄的完整主权，尽管关于布列塔尼、诺曼底和佛兰德宗主权的争端还远远没有解决。后来，1354～1355年冬季，在阿维尼翁，教皇亲自主持了和谈。格罗斯蒙特的亨利（他于1351年被晋升为兰开斯特公爵）和阿伦德尔伯爵开始提出更为咄咄逼人的要求：英格兰应对阿基坦、普瓦图、曼恩、图赖讷、安茹、昂古莱姆、诺曼底、蓬蒂厄、凯尔西和利穆赞享有主权。

英格兰人的要求如此严苛，兰开斯特公爵的谈判策略又如此仗势欺人，因此和谈不欢而散也不足为奇。约翰二世的使臣争辩说，将如此广大的法兰西领土拱手交出，会使得法兰西国王违背自己的加冕誓言。双方都在准备继续作战。到1355年秋，爱德华三世已经组织好了两支庞大的入侵军队，其中一支由他亲自指挥，另一支则交给他的儿子黑太子。目标是给约翰二世一个狠狠的教训，就像他的父亲于1346年在克雷西和1347年在加来受到的教训一样。

英格兰的两支大军于1355年底起航前往法兰西，其中只有黑太子的军队在那里待了较长时间。国王于10月底在加来登陆，要求约翰二世与他交战，但法兰西国王不肯迎战，于是爱德华三世在11月12日班师回朝了。在这年冬天的余下时间里，他集中力量扫荡和镇压苏格兰低地，给当地人造成了极大苦难，将他们的大部分土地和财产付之一炬，以至于1356年1月被称为“燃烧的圣烛节”。

但苏格兰低地遭到的破坏还远远不能与黑太子及其伙伴在法兰西西南部的肆虐相提并论。1356年春，约翰二世和英格兰人的最终摊牌看样子已经不可避免。黑太子在波尔多过了冬，英属阿基坦的前线到处是武装人员，有的是黑太子旗下的部队，有的则刚刚脱离军队，自行劫掠。5月，又一支英格兰军队在兰开斯特公爵指挥下被派往诺曼底。这支军队严重破坏了诺曼底的好几座重要城镇，然后撤退，约翰二世对其奈何不得。法兰西贵族当中存在着普遍的不满情绪，约翰二世的亲戚——恶人查理[1]（纳瓦拉国王和诺曼底的埃夫勒省的伯爵）开始与国王公然分庭抗礼。恶人查理希望废黜约翰二世，然后扶植王太子（也叫查理）登基。1356年4月，恶人查理因为犯上作乱被捕，但他的弟弟——纳瓦拉的腓力于8月渡海来到英格兰，在克拉伦登与爱德华三世进行了会谈，承认后者为“法兰西国王和诺曼底公爵”，向他宣誓效忠。约翰二世承受的压力到了不堪忍受的地步，他必须对英格兰人采取决定性的行动。

1356年9月19日，决战时刻到了，战场是普瓦捷城外的原野。传统上来讲，普瓦捷是阿基坦公国最重要的城市。黑太子的军队包括六千至八千英格兰和加斯科涅士兵，按照当时的常规战术分为三路，黑太子亲自指挥中军。法兰西军队的兵力是英格兰—加斯科涅联军的差不多两倍。但英格兰军队训练有素、组织有序，而约翰二世的人马纪律涣散、七零八落。尽管法兰西人从克雷西吸取到了一些教训，准备让他们的骑兵徒步进行防御作战，而不是把他们浪费在自杀式的骑兵冲锋当中，但他们缺乏有效的领导，无法将己方的兵力优势发挥出来。黑太子的部下在法兰西战线前方来回运动时，两名法兰西指挥官抵制不住诱惑，发动了进攻。他们向英格兰军队的前锋和后卫发起了传统的骑兵冲锋。两军之间有茂密的树篱阻挡，法兰西骑兵在企图突破树篱时惨遭屠戮。

对法兰西人来说，这是惨遭屠杀、流血漂橹的一天，而这一天刚刚开始。在1415年的阿金库尔战役之前，这是法兰西人败得最惨的一次。在激战中，他们损失了超过两千人，包括波旁公爵、法兰西司厩长、两名最高军务官之一和“金黄火焰”军旗（法兰西军队的神圣红色战旗，据说是用圣德尼的鲜血染红的）的旗手。被俘的法兰西贵族不计其数，包括国王的幼子腓力、桑斯大主教、多位伯爵、另外一名最高军务官，以及约翰二世自己，这是最糟糕的。英格兰军伤亡仅数百人，抓的俘虏价值数十万镑赎金。这是一位金雀花王朝的王子对法兰西国王的最具压倒性的辉煌胜利，永久性奠定了黑太子光荣的军事荣誉。得胜之后，英格兰军中举行了宴会。黑太子及其高贵的指挥官们以翩翩君子之风，充满敬意地招待大批法兰西俘虏，向其敬酒。约翰二世被颂扬为一位伟大的国王，在战场上比任何其他人打得都更英勇。但在这骑士风度的礼节之外，政治的现实是很清晰的：法兰西陷入了危机，而英格兰人（他们开始非正式地将黑太子称为爱德华四世国王）占了上风。普瓦捷战役中抓获的俘虏被押回英格兰，送到国王那里。国王开始筹划索取这些俘虏的赎金，这将最终达成他的目标——在法兰西重建曾经的金雀花帝国。

漫长而复杂的和谈之后，到1358年1月，约翰二世的赎金被敲定为400万金埃居——相当于666666镑。这是个不可能凑齐的天文数字，即便考虑通货膨胀的因素，这一数字也让狮心王理查的赎金黯然失色。此外还拟定了《伦敦条约》的草案，其条款和未能执行的《吉讷条约》差不多。爱德华三世放弃对法兰西王位的主张的条件是，对南方的阿基坦、圣通日、普瓦图和利穆赞，以及北方的蓬蒂厄、蒙特勒伊和加来享有主权。如果不是法兰西国内形势急剧恶化的话，双方也许就签约了。在约翰二世国王被俘之后的混乱中，激进改革派将王太子逐出巴黎；而从狱中获释的纳瓦拉的恶人查理向英格兰人提议，将法兰西一分为二，由爱德华三世保有王位和三分之二领土。1358年夏季，法兰西北部爆发了所谓扎克雷起义（“扎克雷”是贵族对农民的蔑称），大量农民揭竿而起，意图消灭贵族和骑士们，因为农民认为这些人是卖国贼。编年史家记载了许多恐怖的暴行，平头百姓向贵族老爷们发起了血腥报复。编年史家让·勒贝尔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农民们杀死了一名骑士，将他挂在火坑上烤熟，轮奸了他的妻子，然后强迫这个不幸的贵妇人和她的孩子们去吃骑士的烤熟的肉。

另一位法兰西编年史家让·德·韦内特栩栩如生地描绘了14世纪50年代末法兰西乡村的情景。他描述的是自己的出生地，在贡比涅附近，屡次遭到英格兰人的进攻，已经破败不堪：

这个地区的葡萄藤……无人修剪，任凭它腐烂……农田里无人播种，无人犁地……田野里看不见牛，也没有家禽……路上没有人扛着自己最好的奶酪和奶制品去集市出售……房屋和教堂不再像以前那样——屋顶有人修整，以笑脸迎人——而是化为一座座冒烟的废墟，这情景多么凄惨，是吞噬一切的烈火将它们变成这样……悦耳的钟声还能听得见，但不是召唤信众祷告的信号，而是警报，让大家趁着敌人还远，赶紧躲藏起来……每个人遭受的苦难都越来越严重，尤其是在农村……但他们的领主们不去……击退敌人，或者尝试攻击敌人，只有少数例外。

到1358年11月，爱德华三世已经不再相信和平是最好的选择。他开始筹划发动第三次大规模入侵。俘虏约翰二世暂时成功说服了他不要那么做，建议他拟定《伦敦条约》的第二稿。在新版本的条约文本中，国王的赎金仍然是400万埃居，但金雀花王朝将得到的领土包括诺曼底、安茹、曼恩、图赖讷和布洛涅，以及布列塔尼的最高宗主权。

《巴黎条约》的一百周年纪念日快要到了，爱德华三世急于将它彻底废除，回到亨利二世和理查一世压倒腓力·奥古斯都的好时代。不足为奇的是，巴黎方面严词反对《伦敦条约》的第二稿。1359年夏季，英格兰朝廷制定了入侵法兰西的计划；10月，国王、兰开斯特公爵和黑太子率领约一万人的军队，兵分三路，从加来出征，向西南方进逼兰斯。这是他们能够挑选的最具挑衅性的目标，因为自公元816年的路易一世登基起，法兰西历代国王均在兰斯大教堂加冕。兰斯离巴黎只有几天的路程。如果英格兰国王攻占了兰斯，一定会在那里自立为法兰西国王爱德华一世。

对法兰西人来说幸运的是，兰斯的防御非常巩固。爱德华三世在兰斯城下仅仅待了五周时间，就于1360年1月放弃了攻城。他通过谈判与勃艮第公爵结盟，然后开赴巴黎，希望诱使法兰西王太子出来与他决战。王太子很聪明，不肯步瓦卢瓦王朝前两位国王的后尘，去直面英格兰武士和弓箭手、拿自己的自由和主权冒险。他固守巴黎，而这座城市固若金汤，即便是踌躇满志的爱德华三世也没有把握能够攻得下巴黎。于是在4月，英格兰国王被迫率领他的军队（由于瘟疫和几个月的连续作战，军队已经相当衰弱）向布列塔尼方向撤退。他们向西撤退的途中，在沙特尔城外遭遇了雷暴雨，损失了相当多的辎重。天降冰雹，雹块大得能够杀死马匹，这个日子如此恐怖，以至于后来被称为“黑色星期一”。英格兰国王开始走背运。1360年不会有克雷西或普瓦捷那样的胜仗。5月1日，双方在布雷蒂尼村开启和谈。谈判持续了七天。爱德华三世接受了一项条约，他将享有南方的阿基坦、普瓦图、圣通日和昂古穆瓦，以及北方的蓬蒂厄、蒙特勒伊、加来和吉讷的主权。他放弃了对法兰西王位、诺曼底和布列塔尼的主张，并将约翰二世的赎金缩减至300万埃居。约翰二世同意不再帮助苏格兰人抵抗英格兰，而爱德华三世同意不再支持佛兰芒人（他们经常反叛法兰西）。诺曼底、曼恩、安茹和图赖讷仍然是法兰西王国的领土。这与一度触手可及的重建亨利二世帝国的雄图霸业相差不少，但仍然是一场胜利。

爱德华三世返回英格兰去过1360年的圣诞节，去宣布并庆祝和平以及他的成就。他和盟友们为了这一切，已经奋战了二十三年之久。1361年1月，议会召开，批准了和约。1361年的圣乔治日，在温莎城堡，爱德华三世的三个儿子——安特卫普的莱昂内尔、冈特的约翰和兰利的埃德蒙都被授予嘉德勋位，以表彰他们在战争中的功业（爱德华三世的幼子伍德斯托克的托马斯生于1355年，在国王最近一次出征期间，托马斯是名义上的摄政）。漫长而代价昂贵的战争显然结束了，全国为之欢呼雀跃。

在法兰西，人们情绪低沉。约翰二世国王于1360年12月5日获释返回法兰西，去筹措他的赎金，为此铸造了史上第一种金法郎。但是国家哀鸿遍野，到处是英格兰雇佣兵，他们被爱德华三世的军队解散，现在需要新的活计。他们的主要谋生手段是继续摧残布列塔尼和西南部的居民，夺取村庄和城堡，然后将它们卖给不幸的原主人。英格兰沐浴在胜利的光辉中，而法兰西饱经蹂躏。为了筹集约翰二世的赎金，整整一代人掏空了腰包，而且领土也遭到了肢解。这是金雀花王朝历史的一个巅峰。令人震惊的是，命运之轮迅速逆转，光荣的年代突然间灰飞烟灭。

[1] 恶人查理是法兰西国王路易十世的外孙。约翰二世是法兰西国王腓力六世的儿子。腓力六世是路易十世的堂弟。

第七部 革命的年代（1360～1399）

我的上帝啊。这是一个怪异又反复无常的国度。

——理查二世（据阿斯克的亚当记载）

家事

1362年11月13日，爱德华三世庆祝了他的五十大寿。年事渐高的他有资格为自己的成就感到自豪。他掌握着海量的财富，是一位强大而闻名遐迩的国王，以自己的形象塑造了英格兰，无论是在法律上、文化上、军事上，还是审美上。他正在奔向自己的暮年——金雀花王朝历代君主的预期寿命是约六十岁——但是走得潇洒而矫健。

他和菲利帕王后过着光辉灿烂、奢侈华丽的生活。有了大量战利品和从法兰西人那里征收的巨额赎金，爱德华三世享受的的确是帝王的富丽堂皇。1360年，国王与王后的内廷合二为一，因为在《布雷蒂尼条约》之后，国王再也不需要在欧洲大陆四处奔走、居住在临时营地中。国王在比武大会、珠宝首饰、飞鹰走犬、精美服饰和奢侈的生活条件上挥金如土。他的登基四十周年纪念日快要到了，宫廷纵情享受许久以来第一次较长的和平时期，无休无止地狂欢宴饮。

王室巨大财富的很大一部分被用于整修国王的居所。温莎城堡是其中的典范。在出身平民但才华横溢的新大臣——威克姆的威廉主持下，国王斥巨资（14世纪60年代中期每年耗资8500镑）去重新设计温莎，将它变成一座军事王政和宫廷爱情的纪念碑。旧建筑被拆除，在其旧址建造了庞大而奢华的崭新厅堂、小教堂和房间。穹顶和大理石回廊将美丽的各套房间连接起来（菲利帕王后一个人就拥有四个正在施工的私人房间）：一个是卧房，一个祈祷用的小教堂，一个装饰着镜子的房间，还有一个舞厅。这还只是王室的一处居所而已。国王夫妇在泰晤士河流域和新森林[1]还拥有许多星罗棋布的华美宫殿与猎苑。

爱德华三世并非沉溺于寻欢作乐。他非常关心民众，关注自己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1361～1364年，又一轮严重的黑死病重返欧洲，对儿童的致死性特别强。在普遍受苦受难的环境下，国王努力去缓解臣民的痛苦、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因此，他的生日的公共庆祝活动主要是议会的磋商，与会者包括骑士、自治市民和其他公民；王室慷慨解囊。议会听取了数量极多的请愿，尽力去解决尽可能多的问题。议会通过了《征发条例》，极大限制了危害极大的战时物资征用政策，将强征粮食和物资的权限仅限于国王、王后与太子所有。从此刻起，王室的物资征用官吏被称为“收购官”，并且遵照严格的规章办事。当然，在和平时期，爱德华三世更容易做出这样的让步，但是他能制定这样的法律，说明他理解和同情臣民的艰难困苦。

在爱德华三世在位期间，英格兰王国的生活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王国的语言逐渐从法语变成了英语。本土的英语一度被认为是粗鲁野蛮的方言，不适合出身高贵的人士或官吏使用，现在却大大普及了。国王本人说英语。当时所有的贵族都懂英语。云游四方的歌手们用英语吟唱新编的时髦的“罗宾汉”歌谣。在高等学府声名鹊起的约翰·威克里夫在14世纪60年代初令牛津大学的同僚刮目相看，他将《圣经》翻译成了英语，这又导致了罗拉德派的兴起。这是一个异端运动，鼓吹个人对《圣经》和教会训诫进行解读。《圣经》等材料被翻译成英语，大大有助于罗拉德派运动的发展。第一批伟大的英语诗人（杰弗里·乔叟、威廉·郎兰、约翰·高尔和《珍珠》与《高文爵士与绿骑士》的作者）的时代降临了。爱德华三世认识到了这一点，利用自己五十大寿期间的议会，引领了英语的新时代。《申辩条例》正式将议会发言和王家法庭辩论的语言从法语改为英语（书面档案仍然用拉丁文）。这是又一项颇得民心的法令，旨在改正这样的局面，即“在国王的法庭……申辩的人们……听不懂他们的律师或其他申诉人支持或反对他们所用的语言”。

最后，爱德华三世将注意力转向自己的家人。他已经五十岁了，是时候为自己的子嗣做些安排了。在五十大寿期间的议会上，他的最后举措是为自己已经成年的儿子们授予高贵的新头衔和角色，巩固他们的地位，以便自己百年之后儿子们能够掌控英格兰这个伟大国家。他一共有十二个儿女，其中九个长大成人。到1362年还有六个儿女在世。年轻的琼死于黑死病。1361年，第二波瘟疫袭击英格兰时，她的两个姐妹被夺去生命。儿童疫病杀死了英格兰四分之一的青少年，包括十七岁的玛丽公主和十五岁的玛格丽特公主。国王只剩下了一个女儿：快要过三十岁生日的伊莎贝拉。爱德华三世曾打算把她嫁给一位加斯科涅领主，但被她急躁地拒绝。她坚持除非找到真爱，否则绝不结婚，彻底退出了爱德华三世外交联姻的计划[2]。

除了这个倔强的女儿之外，爱德华三世还有五个健康的金雀花王子。除了年仅七岁的伍德斯托克的托马斯之外，四位王子在1362年得到了丰厚的赏赐。王长子爱德华（王位继承人和英格兰最优秀的军人）做了一件惊世骇俗的事情：他娶了堂姑肯特的琼[3]。据被称为“钱多斯传令官”的作家（他是爱德华王子的好友约翰·钱多斯的仆人）记载，琼“是一位特别高贵的女士……倾国倾城，美艳动人，聪颖智慧”。并不是所有人说话都这么客气。他们的婚姻的确是出于爱情，而不是政治利益。琼在此之前已经结过两次婚了。她和托马斯·霍兰爵士生了五个孩子，而她的另一位前夫索尔兹伯里伯爵仍然在世。她酷爱珠宝和华丽服饰，也不能带来任何有利的海外同盟。自亨利二世迎娶阿基坦的埃莉诺以来，黑太子是金雀花王朝第一位娶了个拖油瓶的离婚女人的王公。而且从技术上讲，教会也禁止他们的婚姻，因为他们是堂姑侄，属于被禁止结婚的近亲。

尽管如此，爱德华王子得到了父亲的丰厚奖赏。他结婚的时候，已经享有切斯特伯爵、康沃尔公爵和威尔士亲王的头衔，年收入超过8000镑。他和琼结婚后，就住在伦敦以南不远处的坎宁顿，这是一座崭新的宫殿，由石匠大师亨利·伊夫利设计。伊夫利后来成为当时最了不起的建筑师。在国王大寿不久前，国王赏赐给太子夫妇一座新宅邸。他还将阿基坦公国赏赐给了自己的长子。爱德华王子曾在阿基坦北部边界上的普瓦捷赢得了当时最伟大的一场胜利。国王以这个姿态宣示了一条无可争辩的信息：黑太子已经有能力从领兵打仗的军事统帅的角色转变为一个强大采邑的统治者，而他执掌王权的时刻也不远了。1363年2月，爱德华王子和琼迁往阿基坦公国，主要居住在昂古莱姆和波尔多。

爱德华三世对其他儿子也有安排。他曾读过纽堡的威廉在12世纪写下的记载金雀花王朝早期岁月的编年史。现在，随着他的五十大寿将近，他开始效仿两百年前的亨利二世，为自己的儿子们安排归宿和地位。每个儿子都将在欧洲的不同角落得到自己的土地。

爱德华三世的生日是11月13日，这也是议会的最后一天。他带着自己的第三子——冈特的约翰和第四子——兰利的埃德蒙来到议会，向他们授予了尊贵的新头衔。议会档案简明扼要地记录了当时的庄严仪式。“然后，大法官向贵族和平民发言，讲到我主国王陛下与一些贵族商谈，上帝在多方面对他恩典有加，尤其是赐予他这么多儿子，他们已经到了法律规定的成年年龄，因此他决定增加他们的名望和荣光。即，他的儿子莱昂内尔，当时在爱尔兰，应当被册封为克拉伦斯公爵……”莱昂内尔当时在海外，但冈特的约翰和兰利的埃德蒙在现场，他们亲自接受了册封：“然后，我主国王陛下为儿子约翰配上长枪，为他戴上配有一圈黄金和宝石的冠冕，并册封他为兰开斯特公爵[4]，并授予他册封诏书。然后，国王陛下为自己的儿子埃德蒙配上长枪，册封他为剑桥伯爵，并赐予他剑桥伯爵的册封诏书。”

克拉伦斯公爵、兰开斯特公爵、剑桥伯爵：这些的确是非常尊贵的头衔。他们每个人都在名义上对金雀花王朝领地的一个角落负有责任。

安特卫普的莱昂内尔的头衔是相当新奇的。克拉伦斯公爵是一个爱尔兰头衔，其领土在爱尔兰西海岸（克拉伦斯这个名字来自这些土地早先的领主克莱尔家族）。莱昂内尔在此之前已经通过自己的妻子——阿尔斯特女伯爵伊丽莎白·德·伯格获得了阿尔斯特伯爵领地，现在得到了克拉伦斯公国之后，便成了爱尔兰最强大的领主。莱昂内尔的新头衔在议会宣布的时候，他已经在都柏林。他于1361年被任命为爱尔兰总督，指挥着五十名骑士、三百名武士和五百四十名乘骑弓箭手，并受命在爱尔兰征募更多军队。他的命运已经被计划妥当：他将维持和扩张金雀花王朝在狂野的爱尔兰西部的势力。他是自约翰国王以来第一位涉足爱尔兰的金雀花王公。

同时，冈特的约翰被擢升为兰开斯特公爵。之前的兰开斯特公爵是格罗斯蒙特的亨利，即爱德华三世的朋友和将领，他于1361年去世，可能是死于瘟疫。冈特的约翰于1359年在雷丁教堂娶了格罗斯蒙特的亨利的女儿——兰开斯特的布朗什。岳父死后，冈特的约翰继承了英格兰最庞大、最重要的一系列领地。于是，他将爱德华二世的死敌——兰开斯特的托马斯的遗产重新收归王室，这对在英格兰北部维持秩序和稳定非常关键。

14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爱德华三世多次要求苏格兰人接受他的第三子为苏格兰国王大卫二世的继承人。大卫二世于1357年获释，但还在巨额赎金的沉重负担下挣扎。爱德华三世的这个要求是不是谈判桌上的姿态，而仅仅是为了诱使苏格兰人支付国王赎金而虚晃一枪，是值得商榷的。但在14世纪60年代初，如果黑太子掌管了阿基坦，莱昂内尔指导着爱尔兰的政策，那么冈特的约翰理应接受培养，去主管苏格兰防御和政事。伍德斯托克的托马斯还是个婴儿，所以就只剩下了兰利的埃德蒙。国王的第四子被安排参与外交政策的最重要领域之一，即佛兰德和低地国家。

1361年11月，勃艮第公爵去世，留下了十二岁的寡妇玛格丽特。她是佛兰德伯爵（马勒的路易）的女儿，是五个伯爵领地（讷韦尔、佛兰德、勒泰勒、勃艮第和阿图瓦）与两个公国（布拉班特和林堡）的继承人。这些土地加起来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潜在的独立势力，如果联合在一个统治者手下，便有能力制衡法兰西王室的力量。佛兰德拥有许多富庶的贸易城镇，不管谁得到它，都将得到一个金库。

勃艮第公爵去世的消息刚刚传出，爱德华三世就开始秘密谈判，打算安排自己的儿子埃德蒙与玛格丽特结婚。就像黑太子和肯特的琼一样，埃德蒙和玛格丽特也是被禁止结婚的近亲，他们的共同祖先是法兰西国王腓力四世。这使得问题更加复杂，因为他们的婚姻需要得到教皇乌尔班五世的批准，而这位教皇是个法兰西人，住在阿维尼翁，因此他未必会支持英格兰的利益，而背弃法兰西国王的利益。但爱德华三世对这个挑战毫无惧色。他册封二十一岁的埃德蒙为剑桥伯爵，并将法兰西北部的蓬蒂厄和加来这两个伯爵领地赏赐给他，让他在该地区拥有长期利益，然后开始了一场高度活跃、极其精明的外交活动，将自己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其中。

就这样，爱德华三世度过了自己的五十大寿。他制定了重大法律，在议会慷慨扶助国民，为亲人加官晋爵，并为他的满堂子孙（尽管已经有不少人辞世）做了千秋万代的安排。他似乎是期望和希望自己的四个成年儿子各自开疆拓土，而不至于互相之间发生冲突，毕竟手足相残恰恰是亨利二世统治末期的一大难题。爱德华三世从纽堡的威廉的史书中学到了一点：如果将好几只小鹰留在同一个巢穴中，它们很快就会互相残杀。

后来的几十年证明，他的孩子们之间的手足情谊比亨利二世的儿子们要深厚得多。不幸的是，尽管王子们血浓于水，爱德华三世在14世纪50年代享有的好运气快要耗尽了。

[1] 新森林地处英国南部，有大量无围栏牧场、低矮灌木丛和森林。它包括汉普郡西南部，并延伸至威尔特郡东南部和多塞特郡东部。今天是国家森林公园。

[2] 伊莎贝拉自幼得到父亲爱德华三世的溺爱和娇宠，特别任性倔强。她拒绝了父亲为她安排的多门婚事，但父亲并不动怒。1351年，她终于同意嫁给加斯科涅贵族贝尔纳·德·阿尔布雷，但在最后一刻改了主意。爱德华三世仍然宠爱她，没有因此发火，还封赏她土地和年金。她三十三岁时还是个老姑娘，这在当时是极其罕见的。后来，她终于遇见自己的真爱——库西领主昂盖朗七世。昂盖朗是法国贵族，1360被押往英格兰，作为法兰西国王约翰二世筹集赎金期间的人质。昂盖朗和伊莎贝拉于1365年结婚，爱德华三世对女儿女婿大加赏赐，未索要赎金便释放了昂盖朗，还封他为英格兰的贝德福德伯爵。后来，理查二世登基后，昂盖朗放弃了自己在英格兰的土地和头衔。伊莎贝拉远离丈夫，在英格兰去世，死状可疑。

[3] 肯特的琼的父亲是第一代肯特伯爵伍德斯托克的埃德蒙，即爱德华一世的幼子、爱德华二世的异母弟。因此，肯特的琼是爱德华三世的堂妹，也就是黑太子的堂姑了。

[4] 冈特的约翰是后来的兰开斯特王朝的始祖。

由盛转衰

1369年对爱德华三世及其家人来说是惨淡的一年。在这一年中，失败接踵而至，死神不肯离去，病魔逡巡徘徊。14世纪50年代的光荣似乎突然间消逝了。6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国王夫妇及其联合内廷都待在新森林的猎苑，避开威斯敏斯特。夫妇俩垂垂老矣。爱德华三世从妻子的女仆艾丽斯·佩勒斯那里得到了不少慰藉。艾丽斯是个二十出头的姑娘，嗓音甜美诱人，擅长捕捉上位的机遇。1364年，她为国王生下了他的第一个私生子，后来利用自己作为国王情妇的地位，在宫廷为自己攫取了更多特权。

爱德华三世睿智地利用了在国内的时间。他继续出席重大的场合，比如1364年，他在伦敦同时招待了苏格兰、法兰西和塞浦路斯的国王。他监督了一系列国内改革，通过了新的法律，授权治安法官管理郡一级的治安。议会还通过了反奢靡的规范性法令，规定不同阶层的人可以穿戴何种衣物，禁止下层群众穿戴较奢侈的毛皮、斗篷或鞋子。国王还继续努力将金雀花帝国的遗产连贯地分给孩子们。

但在这光鲜的外表之下，却涌动着朽坏的暗流。尽管爱德华三世的计划很谨慎，14世纪60年代的开支也比较宽裕，但他还是不得安闲。从大约1365年起，他的健康状况开始走下坡路。1364年，法兰西国王约翰二世在属于冈特的约翰的萨伏依宫（位于伦敦城外）去世。法兰西人立即停止支付约翰二世的赎金。法兰西王国得到了一个机会，在瓦卢瓦王朝新王查理五世领导下重整山河。新国王下定决心要打败英格兰人，并且非常幸运地得到了一位极其善战的将领来辅佐自己。贝特朗·杜·盖克兰是漫长的布列塔尼继承战争的老将。他与英格兰人为敌已经有二十多年，曾经勇敢坚定地击败兰开斯特公爵（格罗斯蒙特的亨利）这样的名将。他逐渐成为英格兰人的灾星，以及游击战和消耗战的大师，将英格兰入侵军队的生命力一点一点磨损掉。

再次燃起狼烟的第一个战区并非法兰西北部或阿基坦（英格兰人前不久在这些地区赢得了许多胜利）。法兰西人利用黑太子的雄心，将英格兰诱骗进了一场错综复杂而特别消耗力量的代理战争，战场则是赤日炎炎、疾病肆虐的伊比利亚。卡斯蒂利亚国王阿方索十一世死后，他的两个儿子——私生子特拉斯塔马拉的恩里克和继位国王残酷的佩德罗（即恩里克的异母兄）为了争夺王位，发生了冲突。编年史家托马斯·沃尔辛厄姆称佩德罗为“卑鄙的恶棍和暴君”，他的名字在西班牙语里与残忍嗜血是同义词。

佩德罗于1350年继承了父亲的王位，然后撕毁了与法兰西的长期盟约，转而向英格兰效忠。他自1362年起开始向英格兰示好。查理五世继承法兰西王位之后，决定惩罚卡斯蒂利亚国王的背信弃义。讨伐佩德罗也能给查理五世一个机会去夺回军事主动权。或许更重要的是，众多凶残的雇佣兵长期以来在法兰西乡间游荡肆虐，现在南方有了一场新的利润丰厚的战争，也许会把他们吸引过去。这些雇佣兵多年来盘踞在法兰西，尤其是布列塔尼、诺曼底和卢瓦尔河谷等地，一直是动荡的根源。脱离军队的士兵们独立行动，控制城堡、庄园和教堂，利用这些地方为基地，对周边地区实施军事占领。他们肆无忌惮地偷窃、谋杀和强奸。一旦一个地区被盘剥得一贫如洗，他们就转向下一个目标。许多法兰西人认为，这些雇佣兵是上帝派来惩罚他们的。新国王则认为他们是稳定治国的障碍。于是，机会来临的时候，查理五世立刻选择支持特拉斯塔马拉的恩里克，帮助他去废黜佩德罗。1366年，佩德罗被逐出卡斯蒂利亚，在边境城镇巴约讷会见了黑太子。黑太子把佩德罗当作朋友，收留了他，并立即同意让英格兰参加这场新的战争。

就像爱德华三世的其他战争一样，争夺卡斯蒂利亚王位的战争同样代价昂贵。黑太子自1363年抵达阿基坦以来，征收了一系列不得民心的炉火税[1]，这无助于团结他的新公国，也不利于赢得民众的支持。1366年，他大胆地同意独立承担入侵佩德罗的王国、驱逐法兰西人的全部军费。作为回报，佩德罗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康斯坦丝和伊莎贝拉作为抵押人质（这两位公主后来分别嫁给了黑太子的两个弟弟，冈特的约翰和伍德斯托克的托马斯），承诺将来偿付高达27.6万镑的军费。但是，卡斯蒂利亚这样穷困的小国绝不可能支付这么庞大的战争开支，黑太子一定也知道这一点。

战役起初很顺利。1367年1月6日，大军正在集结的时候，黑太子的王妃琼生下了他们的第二个儿子（他们的长子爱德华生于1365年）。这个孩子出生在波尔多，被取名为理查，以纪念狮心王理查，阿基坦的埃莉诺最有出息的一个儿子。据坎特伯雷的编年史家威廉·索恩的说法，三位“国王”[2]参加了他的洗礼：卡斯蒂利亚国王佩德罗、马略卡国王詹姆斯四世和亚美尼亚国王理查。三位国王到访，而且小王子出生于第十二夜[3]：这被认为是极好的兆头，预示这个男婴将来会成就伟大的事业。而对他的父亲来说，这是战役的一个很吉利的开端。

黑太子和弟弟冈特的约翰一道，率领一支由加斯科涅臣民和雇佣兵组成的军队，翻过了比利牛斯山脉，途经洛格罗尼奥，开赴纳赫里利亚河岸，特拉斯塔马拉的恩里克正在那里严阵以待。黑太子此时正处于其军事力量的巅峰，而且特拉斯塔马拉的恩里克过于轻敌。查理五世曾写信给恩里克，明确告诫他，不要与英格兰人正面交锋，但他充耳不闻。法兰西国王在信中说，英格兰军队包括“全世界骑士的精英”。的确如此。约翰·钱多斯爵士、斯蒂芬·卡辛顿和普瓦图贵族吉夏尔·德·安格勒都是骁勇善战的指挥官。在从比利牛斯山脉下山的途中，黑太子还将两百名士兵册封为骑士。

英格兰军队的新老骑士们从山区走出，接近纳赫拉镇附近平原时，特拉斯塔马拉的恩里克惊慌失措。他没有避免战斗，反而在河边摆开防御阵势，准备背水一战。这恰恰是查理五世明确告诫他不要做的事情。4月3日清晨，英格兰军队向法兰西—卡斯蒂利亚联军（由特拉斯塔马拉的恩里克和杜·盖克兰指挥）发动突袭，攻击其左翼，造成了极大混乱。英格兰人运用的是惯用的老战术，先是用长弓猛射，然后由徒步的武士猛烈攻击。法兰西—卡斯蒂利亚联军大败，随后被英格兰骑兵冲杀到河岸边。至少五千人惨遭屠戮或溺死在河里。特拉斯塔马拉的恩里克逃了一条命，但是杜·盖克兰和法兰西—卡斯蒂利亚联军的几乎全部贵族都被俘虏。

从战术上讲，这是爱德华王子最辉煌的一次胜利，尽管抓获的俘虏的级别没有1356年在普瓦捷的收获那么高。黑太子又一次证明，他在激战之中头脑敏捷、冷酷无情而骁勇善战。但是，如果说纳赫拉战役在军事上是一场彻底的、光荣的胜利，在政治上和爱德华王子个人的层面却是个灾难。残酷的佩德罗虽然夺回了王位，但没有能力筹集资金来偿付自己的拯救者。于是爱德华王子基本上是破产了。加斯科涅领主们对他施加了极大压力，要求他支付报酬。虽然兜售了佩德罗的珠宝，并且从纳赫拉战役的战俘那里收取了赎金，但还是没有办法偿付战争的开支。

更糟糕的是，在西班牙的炽热夏季，感染和疾病横扫英格兰军营。1367年，黑死病虽不算严重，但是爱德华王子的士兵们染上了其他疾病，包括传染非常普遍的痢疾。英格兰军队撤回波尔多的时候，把痢疾也带了过去。无论贵族还是穷人，染上了痢疾之后，都受到极大摧残。大约在纳赫拉战役期间，黑太子染上了一种严重的疾病——有时被认为是痢疾，但也有可能是疟疾，更有可能是水肿。在他的余生，这种疾病始终没有治愈，常常令他卧床许久。他返回加斯科涅之后，一位传道士作了布道，将他比作圣子。爱德华王子后来在病重的时候回忆道：“即便是最伟大的王公，也不可以被如此当面吹捧。因为命运随时随地都可以将他击倒，然后他所有闻名遐迩的功绩都会被遗忘，化为尘埃。”

纳赫拉战役之后，黑太子完全变了个人。他疾病缠身，财政破产。这对阿基坦政府以及英格兰在法兰西的整体地位造成了灾难性后果。卡斯蒂利亚的佩德罗保住了自己的王位，却不肯为此支付一个铜板。尽管杜·盖克兰这样的俘虏带来了丰厚的赎金，但这与爱德华王子的巨额债务相比是杯水车薪。他的唯一办法是对阿基坦征收更沉重的赋税。当地的领主们对此极为不满，于是在1368年承认查理五世为“公爵及整个阿基坦公国的宗主”，向他求援。这求援其实就是赤裸裸地请求法兰西国王再次与在法兰西的英格兰人开战。查理五世可不需要多少鼓励。1368年底，法兰西重兵云集在阿基坦边境。到1369年春季，数百座城镇加入了反对金雀花王朝统治的行列，阿基坦的大片地区被法兰西人占领。

与此同时，在卡斯蒂利亚，特拉斯塔马拉的恩里克卷土重来。1369年3月，他在一座营帐内用匕首刺死了自己的异母弟佩德罗。不久之后，他与查理五世签订了一项条约，为其提供一支大舰队，驶向加斯科涅海岸。不仅加斯科涅的沿海城镇，就连英格兰南部也陷入了恐慌，英格兰人感到海峡又一次受到了威胁。卡斯蒂利亚战役的毫无意义现在昭然若揭。爱德华王子病势沉重，无力再次集结军队来保卫自己的领地、抵抗已经恢复元气的法兰西人。到1370年，他已经在准备带领自己的妻儿和军队残部，返回英格兰。1371年1月，他返回了故国，已然心力交瘁。

在黑太子远征海外期间，他的亲人们的运气也不好。克拉伦斯公爵（安特卫普的莱昂内尔）就像他之前的每一位试图将英格兰的风俗和秩序强加于爱尔兰的王公一样，发现自己的任务特别棘手和艰巨。他的第一任妻子伊丽莎白·德·伯格于1363年去世，留下了一个叫作菲利帕的女儿。到1366年，他彻底放弃了治理爱尔兰的使命。爱德华三世为他安排了一场纯粹出于利益考虑的新婚姻。莱昂内尔的第二任妻子是十三岁的维奥兰特·维斯孔蒂，帕维亚的继承人和著名的维斯孔蒂家族的成员。维斯孔蒂家族统治着米兰，非常好战，将他们周边的意大利各城邦打得俯首帖耳。莱昂内尔和维奥兰特在米兰大教堂门前举行了盛大的婚礼，一连庆祝了好几个月，极尽奢侈之能事。据说诗人彼特拉克曾是这对夫妻某次盛宴的高朋。但如此奢侈的生活方式让莱昂内尔丢了性命。结婚几个月之后，他就病倒，最后于1368年10月17日在皮埃蒙特的阿尔巴去世。他的遗体最终被送回英格兰，安葬在萨福克的克莱尔小隐修院。

菲利帕王后的健康也在恶化。1357年，在一次狩猎事故中，她的肩膀脱臼，始终未能痊愈。从1365年开始，她已经不能自由行动。到1367年，她只能依赖轿子和驳船出行。1369年8月15日，她去世了，爱德华三世和他们的年仅十四岁的儿子伍德斯托克的托马斯守在她的临终榻前。国王握着她的手，潸然泪下。在爱德华二世葬礼四天之后抵达英格兰的那个小姑娘成长起来，目睹她的丈夫和他们的家族从莫蒂默—伊莎贝拉政权的傀儡变为欧洲最令人畏惧的王朝。她生活的奢华到了神话的程度。她曾庇护傅华萨，与他熟识。据傅华萨在其史书中记载，她临终前的最后遗愿是请国王帮她偿清欠外国商人的债务。但是，总的来讲，英格兰人民对她还是百般敬仰，视其为一位有文化修养、虔诚、稳重而根基牢固的人物，对她的丈夫和儿子们施加了相当大的积极影响。她与欧洲的名门望族有很好的联系，给英格兰带来了许多外国骑士，并帮助他们融入英格兰社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给国家增光添彩。托马斯·沃尔辛厄姆称她为“一位非常高贵的女士，对英格兰人民的爱恒久不变”。菲利帕是一位优秀的伴侣，也是一位称职的母亲。她的与世长辞令爱德华三世万分哀痛。

国王自己的健康状况也不好。从60年代中期开始，他越来越依赖开价极高的医生，这也是六十多岁老人的命运。随着亲人和朋友一个个辞世，爱德华三世开始深居简出。他的最伟大胜利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是战争又一次降临。面对查理五世的进犯，战争是爱德华三世懂得的唯一一种反应。据档案记载，在1369年的一次议会上，“全体高级教士、诸侯和英格兰各郡平民一致决定……并得到议会全体议员的赞同，英格兰国王应当重新启用英格兰与法兰西国王的名号，如同和约之前的情形……”与法兰西的和约被正式抛弃了。身体孱弱、满心哀恸的爱德华三世不得不在他心力交瘁的长子帮助下，动员全国，准备新一轮战争。

[1] 以灶台的数量，也就是以家庭为单位征收的赋税。

[2] 原文为Magi，典出《新约·马太福音》第2章第1～12节的记载，在耶稣基督出生时，有来自东方的“博士”或“国王”或“术士”朝拜初生的耶稣。

[3] 即主显节前夕，是一个基督教节日，指1月5日。那天晚上是十二天圣诞季的最后一夜，之后就是圣诞节后第十二日（1月6日）的主显节。主显节纪念的是东方三博士对耶稣基督的朝拜。主显节过后就是狂欢季的开始，一直持续到忏悔星期二（即四旬节的前一天）。莎士比亚的戏剧《第十二夜》就是为庆祝主显节前夕而作的。

好议会

威斯敏斯特教堂的礼堂内人头攒动，与会者的目标十分明确。这是1376年4月29日，议会的第二天。此前三周内，英格兰大多数权贵从全国各个角落奔赴威斯敏斯特，去参加议会。此外，各郡平民代表、骑士和乡绅也聚集于此。

前一天，议会全体成员进行了会商。病痛缠身的国王从黑弗灵赶来参加议会开幕式，但这是议员们最后一次见到他。在议会余下的议程里，冈特的约翰作为国王的代表，与其他达官贵人们一起端坐在威斯敏斯特宫的彩室。平民代表坐在修道院的礼堂，这是一座八角形的大型石质建筑，僧侣们每天在这里祈祷、阅读并讨论圣本笃规章制度的一个章节。这座礼堂是亨利三世在动荡不安的13世纪50年代改建威斯敏斯特教堂工程的遗物，当时亨利三世的妹夫西蒙·德·孟福尔正以改革朝纲的名义对金雀花王朝的统治造成极大破坏。地板上的砖块构成了历代国王与王后的肖像、金雀花王朝的王室纹章，以及一句宣示礼堂之美及其建筑者之慷慨大方的铭文：“玫瑰是众花之精英，这座建筑也是建筑中的精英。亨利国王，基督和圣三位一体的朋友，奉献了这座厅堂……”如今，爱德华三世国王的平民议员们踏过砖石砌成的地面，在沿着四墙的石阶上各自就座。在他们头顶上，阳光透过彩色玻璃窗倾泻而下，玻璃窗上装饰着纹章符号，旨在向在座众人提醒，金雀花王朝的王权是多么强大。但是，平民议员来此不是为了尊崇王室历史。他们是秉承着德·孟福尔的精神前来的，目的是呼吁国王涤荡朝纲、扫除积弊。

英格兰与法兰西再开战端之后的岁月里，英格兰遭受了一次又一次屈辱。无人可以对这样的事实视而不见。在军事上，英格兰蒙受了一系列灾难。在战争新阶段的初期，英格兰人力图再续1359年的功业。但这一次，敌人更为强大，而英格兰人缺乏有力的领导，而且一直没有好运气。老将和私掠者罗伯特·诺尔斯爵士在1370年指挥的扫荡因缺少军费而中止，这次预计两年完成的战役刚打了六个月，诺尔斯的队伍就被迫解散。同一年，冈特的约翰和剑桥伯爵埃德蒙前来援助他们的兄长——疾病缠身的黑太子，帮助他阻挡法兰西人越过阿基坦边境的进攻。他们的努力只是徒劳。阿基坦民众对英格兰的统治没有好感。法兰西大军抵达的时候，一座座城市主动开门投降。1370年9月中旬，利摩日向贝里公爵[1]投降。后来黑太子对利摩日进行了血腥报复，将其洗劫一空并纵火焚毁，作为惩罚。傅华萨可能对此事作了渲染，将死亡人数夸大了十倍，但他成功地捕捉了这次屠城的恐怖：

黑太子、兰开斯特公爵、剑桥伯爵、彭布罗克伯爵、吉夏尔·德·安格勒爵士和其他人率领军队和大群扈从徒步进城。他们全都武装到牙齿，准备大开杀戒……他（黑太子）经过的时候，市民们匍匐在地，哭喊着：“开恩，高贵的老爷，开恩！”这情景令人肝胆俱裂。他暴跳如雷，对他们置之不理。入侵者一路见人就杀，无人理睬市民的求饶……这一天，三千人，包括男女老少，丢了性命……英格兰军队大肆抢劫，直到城市被洗劫一空，陷入火海。

这是一幅可悲的景象：黑太子坐着轿子，施行毫无意义、十分恶毒的报复，命令将无辜民众斩尽杀绝。这场可悲的大屠杀是他对战争的最后一次重要贡献。到1371年，爱德华王子身体羸弱，无力继续作战，于是返回了英格兰。

次年，英格兰人两次尝试从海上进攻阿基坦。彭布罗克伯爵指挥的舰队被敌人俘虏。第二支舰队由国王亲自指挥，从加来出发，遇上逆风，被迫返回港口。这是国王最后一次御驾亲征。失败之后，他离群索居，头脑和身体都已经濒临衰竭。阿基坦公国已经锐减到沿岸的一小片英格兰领地。

现在，冈特的约翰掌握了作战和朝政，而他的军事才干远远比不上自己的父亲或长兄。在布列塔尼，亲英派公爵约翰·德·孟福尔被逐出自己的家园，逃亡到爱德华三世的宫廷。1373年，冈特的约翰指挥了一次军事扫荡，但是法兰西人运用费边[2]的拖延战术，不肯正面迎战，而是游而击之，消耗英格兰军队的实力。英吉利海峡内海盗多如牛毛。对很多人，尤其是伦敦的羊毛巨商来说，航运路线受到的威胁太大，他们不得不自行组织私人舰队来自卫。英格兰国王对法兰西王位的主张就像14世纪40年代以来的任何时刻一样，只是个法理上的空中楼阁。唯一能做的就是求和。1375年，在布鲁日，双方达成了为期一年的停战协定。

坐在礼堂的平民议员和其他国民一样，对这些失败非常熟悉。毕竟，朝廷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平民征税，好去为这些徒劳无功的军事行动提供资金。《阿诺尼玛莱编年史》的作者记载道，议会开幕后，大法官约翰·尼维特爵士描述道：“英格兰处于危急之中，濒临被敌人消灭的绝境……因此约翰爵士（冈特的约翰）代表国王，请求国民提供支援，以抵抗国王的敌人。”他说，国王希望“向教会征收十分之一的财产税，向俗民征收十五分之一的财产税”。布鲁日的停战协定在一年后会废止，因此战争必须继续下去。这已经是老生常谈。

但在海外的失败还不是全部。人们越来越清晰地感到，爱德华三世强大自信、魅力无穷的统治已经走到了尽头，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权力真空。“渐渐地，所有美好愉悦的事物，所有的好运气和繁荣昌盛，都减少了，扭曲变形了。”编年史家托马斯·沃尔辛厄姆后来写道。国王及其长子都是病怏怏的，无力主持大政。爱德华三世的内廷不再是骑士精神的中心，而是挤满了贪婪歹毒的钻营阿谀之徒，其中最令人鄙视的便是国王的情妇艾丽斯·佩勒斯。前一年，在史密斯菲尔德的比武大会上，她将自己打扮成“太阳女士”，身穿光彩夺目的华丽服饰（全都是年迈的国王给她买的），从伦敦塔出发，骑马去观看比武大会，这令公众议论纷纷。与此同时，在地方上，法律和秩序的危机越来越严重。一些势力最大的权贵之间爆发了冲突。主教们也不高兴，因为冈特的约翰为了换取教皇在1375年布鲁日和谈的调停，同意教廷对英格兰教士征税，这是14世纪40年代以来的第一次。腐败蔓延，人心尽失。为了从意大利商人那里快速敛财，英格兰朝廷向商人们出售不在加来市场（是英格兰羊毛贸易的指定市场，政府在那里征税）出售羊毛的特许状。其他商人要么以敲诈勒索的高利率向政府贷款，要么以折扣价收购政府的债权，从中套现。这种做法能够帮助王室在短期内偿还债务，但是却滋长了富人阶层的投机倒把。在伦敦，商人行会和外国商人之间的派系斗争愈演愈烈。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在瓦解。这是个危急关头。

因此，平民议员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情绪异常激动。不同的利益集团——商贾、骑士和乡绅——达成了共识，即他们有责任向国王及其政府进谏，以纠正流弊。他们知道自己有权这么做，因为如果他们不批准征税，战争就打不下去。他们在礼堂内宣誓互相支持，然后将自己的申诉写成一份篇幅很长的请愿书，呈送上去。随后，他们选举产生了自己的发言人，彼得·德·拉·梅尔爵士，即马奇伯爵的总管。在长达十周的议会期间（这是有史以来时间最长的一次议会），他们提出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改革和司法程序，旨在对王国政府实施改革，并遏制那些他们认为正在败坏朝政的人。这次议会后来被称为“好议会”，于1376年4月28日开幕，7月10日散会，几乎每一天都向全国发出了巨大的冲击。

德·拉·梅尔爵士是赫特福德郡骑士阶层的一位重要成员，曾担任该郡的郡长，在1373年爱尔兰战役期间还为马奇伯爵招兵买马。他能言善辩，勇敢无畏，政治上精明强干，而且与议会的贵族议员有良好关系。5月初，德·拉·梅尔爵士向以冈特的约翰为首的贵族呈送了平民的长篇请愿书，并请求组建一个十二名贵族的委员会，与平民代表协商如何重整朝纲。

在好议会期间，德·拉·梅尔爵士讨价还价所用的条件是历史上屡见不鲜的。他多次告知冈特的约翰及贵族委员会，若不改革，他们就不批准征税。但德·拉·梅尔爵士和平民议员此次要求直接参与改革具体事务，在政府中占据的地位比以往更加接近核心。上一次严重的政治危机发生在1341年，当时的争吵发生在贵族和国王之间，而平民只在背景中扮演了非常小的角色。1376年，他们已经处于斗争的最前沿。

王室急需资金，以便在《布鲁日条约》到期之前做好战备，因此冈特的约翰别无选择，只能倾听。平民议员们七嘴八舌地抱怨王室政策，口诛笔伐的主要对象是越来越年老昏聩的国王身边亲信的腐败。在耗时甚久的商讨之后，议员们在议会上向三个人提出了正式指控：拉蒂默勋爵，一名老将，目前担任国王内廷的宫务大臣；理查·莱昂斯，富商和王室谋臣，他向王室预支了一大笔钱；国王的情妇艾丽斯·佩勒斯，她攫取了曾属于菲利帕王后的地产、监护权和珠宝，而且她对国王的狐媚蛊惑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托马斯·沃尔辛厄姆写道，她“在那些日子里，权力如此之大，气焰如此嚣张，以至无人敢指控她”。拉蒂默勋爵和莱昂斯遭到了贪污腐化和逃避加来市场的指控。平民议员们要求将艾丽斯·佩勒斯逐出内廷。到5月底，又有更多人受到了指控：王室内廷总管内维尔勋爵以及三名商人。

面对如此气势汹汹的指控，冈特的约翰除了拖延时间之外别无他法。他命令议会暂时休会，然后通知父亲，如今国内出现了严重问题，而且王室内廷的许多人将遭到逮捕。据《阿诺尼玛莱编年史》记载，“公爵派遣一些领主去向爱德华三世宣布平民议员们的建议，以及贵族对这些建议的认可，并劝诫国王从自己身边驱逐那些无益之徒……国王和蔼地告诉领主们，他完全愿意做任何对国家有利的事情……并且他非常乐意遵照他们的建议和良言行动”。国王的回应如此怯懦，的确出人意料。1341年的怒吼雄狮现在已经是一只闷声闷气的老鼠了。

1376年6月，所有遭到平民议员指控的人都在议会受审。有人询问彼得·德·拉·梅尔，是谁提出这些指控，他答道，他们是“共同地”提出指控。议会弹劾的程序就这样诞生了。拉蒂默被指控在布列塔尼犯下了累累罪行，包括勒索国王的钱财和荒废公国的防务。他的罪名还有侵吞大量军费等。他罪名成立，被投入监狱。内维尔勋爵被免职，莱昂斯的财产和土地被没收，艾丽斯·佩勒斯则被勒令离开宫廷，否则将遭流放（尽管没过几个月，她就得到赦免，回到爱德华三世身边）。议会还指定了九人的御前会议来辅佐国王。

这是一次对政府的清扫和整顿，用意良好，但后来产生了当时无法预见的长期后果。议会进行弹劾程序的时候，1376年6月8日，圣三一主日，黑太子去世了，离他的四十六岁生日还有一周。甚至在他卧病在床的时候，好议会互相争斗的各派系都在争夺他的支持。理查·莱昂斯爵士给他送去了一大桶黄金，希望得到他的支持去对抗平民议员。黑太子拒绝了这一贿赂，于是莱昂斯把黄金送给了国王，国王坦然笑纳，并说：“他送的东西原本也是属于我的。”

托马斯·沃尔辛厄姆对黑太子之死的评论是：“英格兰人的希望破灭了。”1376年，很多人感到，爱德华王子的死夺走了英格兰最后一位伟大的英雄。在很多英格兰人心目中，祖国曾赢得的最伟大胜利都是黑太子的功绩：克雷西战役、普瓦捷战役、纳赫拉战役和血洗利摩日。他得到了一场盛大豪华的军事葬礼。他的遗愿是长眠在坎特伯雷，在托马斯·贝克特身边，而不是被安葬在威斯敏斯特。他对自己的葬仪做了非常具体和细致的指示：“我的遗体被运送经过坎特伯雷镇前往小隐修院的时候，应当有两匹饰有我的纹章的骏马和两名佩戴我的纹章、戴着我的头盔的武士走在灵柩前。其中一人应佩戴我的全副战时纹章，纹章分为四等分；另一人佩戴我的和平纹章，饰有鸵鸟羽毛。应有一套四面旗帜，每一名旗手都应戴着饰有我纹章的帽子。佩戴战时纹章的人身边应有一名武装军人，举着带鸵鸟羽毛的黑色燕尾旗。”这是一位军人的葬礼。他的陵寝装饰着圣三位一体的象征图案（他对此抱有极大尊崇）、他的甲胄（他的赫赫武德的象征）以及他的箴言“Ich dien”[3]（我效劳）。在辞世前的几年中，黑太子因饱受疾病摧残，心理变得有些病态。他的武士精神竟然不能克服脆弱的肉体，这让他非常忧郁。他的遗嘱要求在他的陵墓（在坎特伯雷大教堂内）周围雕刻一首法文诗，以警世人：

我曾像你一样，享受生命之乐，

终有一日，你也会如我一般。

我还在人世之时，

何曾想过死亡的时刻。

如今我是个可怜的俘虏，

深埋地下，长眠于此。

我的雄伟壮美，已经消逝，

我的肉体业已化作枯骨。

黑太子的去世对爱德华三世的统治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黑太子死后，金雀花王朝的末代君主，一个叫作波尔多的理查的九岁男童被推到了英格兰政治舞台的中心。

[1] 贝里公爵的头衔常被封给法兰西王室幼支。当时的贝里公爵是约翰，法兰西国王约翰二世的第三子。

[2] 费边·马克西穆斯（约前280～前203），古罗马政治家、军事家、杰出的统帅。费边以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采用拖延战术对抗汉尼拔，挽救罗马于危难之中而著称于史册。所谓费边战术，就是避开强敌的锋芒，不与其正面交锋，利用己方地利，拖延交战，零敲碎打，袭扰敌人补给线，将敌人拖垮。

[3] 这是德语，不过是缩略形式，完整写法应当是Ich diene。黑太子的这句箴言来源不详，有两种说法，不过都没有确凿证据。第一种说法是，这原是波西米亚国王盲人约翰的箴言，他在克雷西战役英勇阵亡，黑太子为纪念他，借用了他的箴言。第二种说法是，英军在克雷西战役得胜，立下大功的是威尔士长弓手。威尔士语“Eich Dyn”（意思是“你的人”）发音接近Ich dien。

新的国王，老的问题

在好议会上，波尔多的理查来到云集于此的贵族和平民议员们面前。数百人为他欢呼，要求赏赐他头衔和荣誉。四面八方都端坐着衣着华丽的权贵、庄重威严的主教与修道院院长、身穿锦衣佩戴珠宝的商人，以及各郡的骑士。他们全都充满希冀地看着这个孩子。这里有的是老人、智者和富人。小理查一定会意识到，这些人是在为他一个人而欢呼。对王位的新继承人来说，开始公共生活的方式非同寻常。

这一天是1376年6月25日，距他父亲辞世仅过去了两周多一点时间。好议会的议程仍然在进行中，在努力铲除奸佞、清君侧，法办那些把战争搞得一团糟的罪魁祸首。彼得·德·拉·梅尔爵士勇敢地将改革斗争直接推到冈特的约翰面前。黑太子去世了，斗争面临着一个新的紧迫问题：若是老国王随着自己的长子撒手人寰，那么该怎么办？谁能保障金雀花王位安全地传承下去？

爱德华王子死后，他的长子波尔多的理查是王位的第一顺序继承人。这一点是很明确的。但问题是，他会不会被允许和平地继承王位。这孩子年仅九岁。爱德华三世多次中风，现在卧床不起，神志不清，所以几乎可以肯定，未来的国王要过很长时间才能亲政。自诺曼征服以来，孩童当政的情况只出现过一次。了解英格兰王室历史的人都知道，在亨利三世冲龄期间，英格兰横遭法兰西侵犯，还发生了漫长而损害极大的内战。此外，爱德华三世1327年至1330年也是幼年执政，大权旁落，朝政被贪婪的罗杰·莫蒂默和伊莎贝拉太后把持，造成了灾难性后果。

国民，尤其是伦敦市民，普遍担心冈特的约翰会图谋不轨、攫取王位。这种看法是很不公平的。冈特的约翰虽然缺乏政治智慧，而且是个残忍无情而雄心勃勃的权贵，却几乎没有篡位的念头。他内心深处是个保王党人。但在1376年，在威斯敏斯特开会的许多人可不是这么想的。平民议员们要求将波尔多的理查带到他们面前，以便（按照官方档案的说法）“贵族和平民议员可以面见并礼拜理查，尊他为王国的真正当然继承人”。理查在他未来的子民面前登场的时候，空气中一定弥漫着焦虑和绝望的气氛。

他站在议员面前时，花甲之年的坎特伯雷大主教——萨德伯里的西蒙向在座的贵族和平民代表发表了讲话。他告诉众人，国王已经授意他代表国王讲话。根据议会档案记载，他说：“尽管前任威尔士亲王，尊贵而强大的爱德华王子已经与世长辞，魂归上苍，但他仿佛还在我们身边，因为他身后留下了如此高贵而优秀的儿子，与父亲一模一样，如同镜像。”

西蒙话音刚落，平民代表便大声疾呼，“一致要求国王陛下将威尔士亲王的头衔和荣誉赏赐给理查”，就像曾册封他的父亲那样。代表们得知，只有国王一个人才有权册封如此崇高的头衔。但理查就像簇拥在他身边的其他人一样，一定知道，他很快就会享有与他的新地位相称的所有头衔和荣誉。

差不多整整一年之后，被一连串中风摧残得头脑昏聩的爱德华三世驾崩了，临终前身边只有一名神父。托马斯·沃尔辛厄姆记载道，艾丽斯·佩勒斯在最后一次离开国王之前，将他手上的戒指偷走了。他最后一次在公共场合露面是接见一群伦敦市民代表。他们从泰晤士河上来到位于西恩的王宫，却发现国王羸弱不堪，只能用金线织物捆缚着身体，才能在椅子上坐起身来。1377年6月21日，国王终于与世长辞，得年六十四岁，享国五十年有余。

7月5日，老国王入土为安，他的葬礼是英格兰历史上最奢华的葬仪之一。葬礼为期三天，耗资数千镑。几乎整个伦敦城和威斯敏斯特都以黑布装点，数千名身着黑衣的火炬手照亮了城市。大主教萨德伯里的西蒙主持葬礼。国王的遗体穿着红色锦缎，饰有白色十字，被安放在棺木内，埋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长眠于妻子菲利帕王后身侧。在下葬时，一名骑士走进修道院教堂，呈上一支剑和一面盾牌，作为供奉。在温莎，另一支仪式宝剑被放置在圣乔治小教堂的王室专用座位上方。随后，英格兰和金雀花王朝的命运被托付给了他的孙子。整个国家将目光投向理查二世。

他的加冕礼就在一周多之后的7月16日，星期四。前来伦敦观摩王室葬礼的人们看到城市变成了充满光明和希望的轴心。圣戴维斯主教亚当·霍顿在议会演讲中称，理查二世是上帝赐给英格兰的，正如上帝派遣耶稣基督到世间拯救万民一样。都城人头攒动、熙熙攘攘，以至于在加冕礼前夜，王室从伦敦塔前往威斯敏斯特的途中，冈特的约翰不得不拔剑，才在人群中开出一条路来。在齐普赛大街，即横亘全城的东西向通衢大道上，一根管道输送葡萄酒达三天之久，这条暗紫色的河流通向街道西端的一座大型城堡模型处。在城堡模型的塔楼上坐着一些与理查二世年龄相仿的小姑娘，全都身穿白衣，仿佛象征着半个世纪以来第一位新国王登基所带来的重生和净化之感。

理查二世在王室队伍的中心，沐浴着群众的颂扬。在他身边骑行的是他的教师和父亲式人物西蒙·伯利爵士，这是一位忠心耿耿的军人，曾追随他父亲在阿基坦南征北战，曾在纳赫拉建功立业，还参加过血洗利摩日。理查二世自幼便熟识他，而伯利在小国王加冕前的几年中对他悉心培养和教导。应当就是他辅导理查二世为自己的加冕礼游行做准备。但他也没有办法帮助小国王为大街上人山人海的嘈杂和激动情绪做好心理准备。

十岁的理查二世立在全国人民面前，庄严宣誓要维护祖先的法律和风俗习惯，保卫教会，为所有人主持公道，并遵守他的人民“公正而合理地”选择的法律。然后，他被带到整个修道院人们面前，接受他们的欢呼。这与惯例颠倒了过来，因为一般的情况是人们在国王宣誓之前为他欢呼。这样的安排是为了清楚地表明，这位国王是凭借家族世袭继位的，而不是由群众推举产生的。欢呼平息之后，理查二世接受了涂圣油礼。其间，一块金线布匹挡住了众人的视线。他的手、胸膛、双肩和头部都接受了圣油，这个仪式将他与所有其他人区分开。他接受了象征王权的权杖、宝剑和戒指，然后由大主教萨德伯里的西蒙和马奇伯爵为他加冕。对这个小男孩来说，这是一次令他心生敬畏的仪式。理查二世心中也明确地知晓，他的王权来自神授。他被西蒙·伯利爵士高高地扛在肩膀上，带出修道院。周围人潮汹涌，以至于他丢失了一只鞋。

这是他早期岁月的一个典型事件。在一次又一次的公共场合，人们向他欢呼，尊崇他为基督一般的救世主，要来拯救受苦受难的人民。达官贵人多次呼吁国民服从新国王。加冕礼次日，罗切斯特主教布林顿作了布道，要求所有人为了江山稳固，服从理查二世的统治。在内廷，他常常被装扮成他父亲的形象，周围簇拥着他父亲的老友，并被告诫，一定要成为黑太子没有机会成为的那种英明君主。

尽管国民为了新国王欢欣鼓舞，但对他也有十万火急的要求。英格兰处于严重的危难之中，安全危机愈演愈烈。被称为“伊夫舍姆僧人”的编年史家写道：

这一年……与法兰西的和谈彻底破裂；法兰西人拒绝和平，除非能够达成对他们特别有利的协定……同一时期，苏格兰人烧毁了罗克斯堡……此后，法兰西人于8月21日在怀特岛登陆：他们烧杀抢掠，然后索取1000马克，作为该岛的赎金。然后，他们回到海上，沿着英格兰海岸持续航行，一直到米迦勒节。他们烧毁了许多地方，杀死了……他们能找得到的所有人……人们相信，这一时期英格兰遭到的创伤比此前四十年中敌人攻击造成的损失的总和还要大。（在刘易斯[1]与法兰西海盗作战期间）抓获了一名法兰西人……他在临死前宣称，“如果英格兰人选择兰开斯特公爵做他们的国王，现在就不会遭到法兰西人这样的侵犯了。”

孩童国王能做些什么，来应对这局面？

他能做的实在太少。英格兰需要一个自治的机制，等待它的救世主长大成人。很自然的一个先例就是亨利三世幼年时，由威廉·马歇尔摄政。但在1377年，能够摄政的唯一人选就是冈特的约翰。尽管他与议会的平民代表已经和解，但人们还是很怀疑他的动机和能力。1377年2月，冈特的约翰的门客，激进的学者约翰·威克里夫在伦敦受审。冈特的约翰强硬地插手庭审，在都城引发了暴乱。他的行为令人恼火和恐惧，因此他不适合在新政府中扮演一个官方角色。

英格兰做了一个糟糕的选择。理查二世从加冕起便被视为一位亲政的国王。大臣们假装他有能力亲政。由十二名权贵组成的一连串御前会议受命辅佐他理政，但是令状和特许状都加盖理查二世本人的御玺。政府以他的名义运作，但权力实际上来自他的内廷。国王最亲信的人都是黑太子先前的扈从和仆人，如西蒙·伯利爵士、吉夏尔·德·安格勒爵士（加冕礼之后被擢升为亨廷顿伯爵）和奥布里·德·维尔。这远远谈不上一个完美的安排，但是南海岸处于危急中，而在法兰西和阿基坦，英格兰控制的最重要的两个海港——加来和波尔多也受到了严重威胁。为了保卫英格兰以及金雀花王朝在欧洲大陆的越来越少的残存领地，政府必须快速运作起来。一个紧迫需求就是找到足够的军费去抵抗法兰西人。必须向全国征税。但不幸的是，这次征税激发了英格兰历史上最暴烈的一次民变。

[1] 苏塞克斯郡城镇，亨利三世曾在此与西蒙·德·孟福尔大战，详见前文。

英格兰群情激愤

大叛乱，或者用历史学家们更常用的说法，农民起义，是英格兰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民变。起义的源头是1381年5月底和6月初在艾赛克斯和肯特郡发生的一系列农民暴动。1380年11月，议会宣布征收一笔人头税，次年春天开始执行，但收获甚微。王室税吏和法官在各郡对此展开调查的时候，遭到了激烈的反抗。有王室官吏被杀死，而艾赛克斯和肯特的郡长被绑架。

抵抗力量越来越声势浩大，成群起义军聚集起来，开始骑马扫荡肯特郡的主要城镇，抢掠和烧毁梅德斯通、罗切斯特和坎特伯雷的政府档案。起义军的来源是乡村的普通农民，领导人则是“地位较高”的自耕农——教区神父、乡村警官和富农。起义军以律师、王室官吏，尤其是地主恶霸为敌，但其行动有节，有政治意识。据一位编年史家记载，起义军发布了一道命令，“居住在离海岸12里格范围之内的人不准参加他们的队伍，而须留在海岸，准备抵御敌人”。

到6月中旬，肯特郡起义军有了一位领袖，瓦特·泰勒。后来有传闻说，他曾是法兰西战争的老兵，但我们对他的真实生平几乎一无所知。泰勒的副手是来自约克郡的叛教神父约翰·鲍尔，他与罗拉德派运动有联系，对教会权威和教条极其不满。鲍尔曾因在星期日在教堂之外鼓吹异端和煽动性教义而多次被萨德伯里大主教囚禁。他用朗朗上口的歌谣和通俗易懂的口号来宣扬一种无阶级的理想社会：废除领主地位，土地和财富由全民共享。他最有名的一句口号是：“亚当耕种、夏娃织布的时候，哪有什么贵族？”

肯特和艾赛克斯的起义军劫掠自己的地区时，也与伦敦城的一些心怀不满的群体建立了联系。14世纪7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伦敦城一直处于派系斗争和宿怨世仇的血雨腥风之中。互相竞争的商人团体和行会之间不共戴天；本土商人与外国商人互相敌视；牛津学者约翰·威克里夫（在很多方面，他算得上是罗拉德派之父）的支持者和敌对者之间仇隙极深；更普遍的是，学徒阶层和他们的富裕师傅之间也有莫大矛盾。在伦敦人的邀请下，起义军于6月11日向伦敦进发。肯特郡起义军取道格林尼治和布莱克希思，从东南方进军；艾赛克斯起义军则途经麦尔安德，从东北方前往伦敦。

在此期间，理查二世一直在威斯敏斯特。围绕在他身边的有他的内廷谋士、好几位伯爵和商人，以及他的一些亲人，包括他的母亲琼、他的同母异父哥哥托马斯和约翰·霍兰，和他的堂弟——博林布罗克的亨利（冈特的约翰的年幼儿子）。在起义的初始阶段，国王的谋臣向各郡派遣了武士，企图通过威吓令起义军屈服。武士们被起义军逐退，有的武士甚至被杀。政府终于认识到了起义的规模之大，但已经晚了。萨德伯里大主教惊慌失措，辞去了大法官的职位，交出了大印。王室躲进伦敦塔以求自保。他们向起义军发出消息，要与他们会谈。6月12日，来自肯特郡的数万名起义军抵达布莱克希思，在那里扎营过夜。当晚，十四岁的国王乘船沿泰晤士河而下，去罗瑟海斯与他的部下磋商，但他的谋臣看到河岸上起义军的庞大人群，手足无措，于是带着国王原路返回了。

瓦特·泰勒和他的部下为此愤怒不已，他们声称自己对国王忠心不贰，目的是除奸臣、清君侧。“平民之间有一句英语的暗号，”《阿诺尼玛莱编年史》的作者写道，“那就是‘你站在哪一边？’回答是：‘站在理查国王和真正的平民那边。’答不出暗号的人就被斩首……”起义军被剥夺了与他们爱戴的国王会谈的机会，恼羞成怒，当晚纵火烧了萨瑟克。次日，即6月13日，星期四，他们说服了伦敦城内的同情者，让他们放下伦敦桥处的吊桥。他们欢呼雀跃地蜂拥进城，开进河岸街。此处是伦敦与威斯敏斯特之间的富庶郊区，星罗棋布着宫殿和豪宅。最雄伟奢侈的宫殿是萨伏依宫，即冈特的约翰在伦敦的宅邸。起义军纷纷越过这座宫殿的围墙，纵火焚烧其附属建筑，然后开始破坏宫殿。他们在宫殿内奔来跑去，捣毁能够找到的一切东西，将贵重物品拖到大街上，投入篝火中。他们在地窖内发现了成桶的火药，于是将宫殿彻底炸毁了。

同一天，圣殿区域（都城许多律师的住宿地和大本营）遭到市民洗劫，成堆的法律档案被烧毁在大街上。全城的监狱都被打开，曾经逍遥法外的臭名昭著的恶棍被群众揪住，在群众自发组成的法庭上被斩首。白天的暴乱是有目标的，到了晚上，就蜕变成了恣意放荡和酗酒闹事，火舌舔着夜空，抢来的葡萄酒桶被滚到大街上，随意泼洒。

在暴乱的第一夜，理查二世郁闷地站在伦敦塔的一座塔楼上，俯视着在要塞城墙下原野上宿营的这支乌七八糟的大军，那些人都是他的子民。伦敦在燃烧的时候，他和他的谋臣们事实上就是战战兢兢的囚徒，被圈禁在伦敦塔内。尽管14世纪下半叶欧洲爆发了一些类似的起义——1358年法兰西的扎克雷起义是其中最糟糕的例子——但国王的谋臣们还是没有想到，伦敦和东南部的普通百姓竟然会如此凶暴地犯上作乱。遥远的约克和萨默塞特也发生了暴动，情况最严重的是剑桥郡、赫特福德郡、萨福克郡和诺福克郡。仅仅四年前还异口同声地支持新国王的英格兰人民现在似乎是陷入了目无法纪的无政府状态。

是什么促使英格兰人民如此暴跳如雷？在某个层面上，这个问题很容易解答。1377年至1381年，朝廷征收了三次人头税，这是一种革命性的试验，因为在此之前，从来没有对国民财富征收过直接税。以前是对财产和土地进行评估，并以此为基础征税，如今却是按人头征税。尽管第二次人头税是根据纳税人的社会地位分级征收的，富人缴税最多，穷人负担最小；但是第一和第三次却是统一税率的，而且显然是累退税，穷人受到的打击比富人要严重得多。起初人头税就招致了群众的不满，后来朝廷派人调查非常普遍的逃税现象，对逃税者加以严惩，于是人们愈发怒不可遏。

自14世纪中叶以来，英格兰城乡就在积累怨恨的情绪，而人头税激发了国民的愤怒。1379年，黑死病再次横扫英格兰，这次瘟疫一直持续了四年。此次黑死病爆发，再加上1348年和1349年的第一波黑死病，以及1361年和1362年的儿童疫病，撼动了中世纪社会的整个结构。在这个曾经人口过剩的国家，劳动力变得稀少而昂贵。为了应对地主受到的威胁，爱德华三世的政府通过了约束性的劳工法律，制定工资限额，严惩那些索取或接受超过法定工资水平薪金的人，不管其从事的工作是给农田除草、收割庄稼、修理屋顶还是装马蹄铁。

这些法律的执行者是地区性的法律委员会，其成员中有很多人属于富裕的乡绅阶层，也就是劳工法律的受益者。他们惩罚那些雇佣邻人为自己工作的中富农，还要惩罚这些工人，罪名就是收取非法的工资。为了保障农村精英阶层保有自己的特权地位，律师和王室官吏忙得不可开交。劳工法律委员会的成员往往同时也担任郡长、议员和治安法官。人们真切地感到，整个腐败的阶级在压迫英格兰的平头百姓。14世纪末，农奴制作为一种制度已经濒临灭绝，但在1381年揭竿而起的很多人看来，新的制度和农奴制一样具有极强的剥削性，律师和法官利用这种新制度残酷地压榨穷苦农民，他们的生活和之前作为依附于土地的农奴时一样凄惨。

对穷人打击最大的人头税；阻止穷人获得合理工资的劳工法律；对瘟疫的恐惧；惨败的战争，其间艾赛克斯和肯特郡的老百姓直接遭到游弋在海峡的法兰西海盗舰队的威胁；人们普遍担心，原本应成为英格兰救世主的年轻国王被其身边的奸臣腐蚀了。这一切，足以在1381年掀起一场撼动英格兰根基的起义。理查二世站在伦敦塔目睹英格兰燃起熊熊大火的时候，对起义的根本原因究竟理解多少，我们不得而知。但他的确感到自己受到了鞭策，要采取行动，承担起国王（何况他还是金雀花王朝的国王）的责任。驱散农民起义军的过程告诉我们，这个面色苍白的十四岁男孩拥有极大的个人勇气，以及对统治的胃口。但此事也对他的一生造成了负面影响。

随后发生的事件极富戏剧性，超乎人们的想象。6月14日，星期五上午，理查二世说服了起义军的一大群代表，让他们离开伦敦，前往麦尔安德的原野，他许诺将在那里与他们面谈，商讨他们的请求。起义军散去后，国王一行立刻穿过仍然处于动荡中的城市，召开会议。陪伴理查二世骑行的有他的同母异父哥哥们（他的母亲肯特的琼与托马斯·霍兰的儿子们）、他的年轻叔叔伍德斯托克的托马斯（现在是白金汉伯爵）、沃里克伯爵、牛津伯爵、伦敦市长威廉·沃尔沃思、老将罗伯特·诺尔斯爵士，还有其他一些人。太后肯特的琼坐着马车跟在他后面。她在伦敦城颇得民心，在国王亲政之前一般能够起到促进和解的政治作用，但即便是她，面对暴民也束手无策。在他们周围，激动不安的起义军和市民们叫嚷着，呼喊着，但国王一行人稳步奔向麦尔安德。他们知道，起义军希望杀掉萨德伯里大主教、财政大臣黑尔斯和几名王室官吏，于是把他们留在伦敦塔内。他们打算以国王的出行转移起义军的注意力，掩护这些人从河上逃命。

这个想法落空了。躲在伦敦塔内的人胆战心惊地从塔门处登上一艘小船，准备逃跑，却被岸边的一名老妇发现。老妇发出了警报，于是他们不得不撤回要塞。与此同时，在麦尔安德，理查二世答应了起义军的所有要求。他命令发布特许状，保证绝不会重新回到农奴制，劳动力将获得自由，并且土地租金不得超过每英亩4便士。他还天真地答应泰勒及其部下，允许他们自由地抓捕他们鄙夷的所有卖国贼，并将他们押到国王面前审判。

萨德伯里和黑尔斯的命运就这么注定了。他们未能逃出伦敦塔，后来暴民冲进要塞，将他们杀死。他们的首级被挑在长竿上，于伦敦各地示众，然后被插在伦敦桥上，俯视城门数天之久。萨德伯里的红色主教冠被野蛮地钉在他的头骨上。还有另外八人被暴民杀死，包括冈特的约翰的私人医生和理查二世的保镖约翰·莱格。冈特的约翰的儿子——博林布罗克的亨利当时也在伦敦塔内，幸亏一名机智的士兵将他藏在壁橱内，他才逃脱了起义军的屠刀。此事将对王国的未来产生深远影响。据编年史家托马斯·沃尔辛厄姆说，暴民的吵嚷“不像人类的喧哗，而远远超过所有的人声，只能与地狱居民的哭号相提并论”。

伦敦塔陷落后，都城一片混乱。在齐普赛大街，几年前曾有葡萄酒之河流淌的地方，现在树立起了一座木制刑台，地面浸透了被暴民杀害的牺牲者业已凝结的血液。在温特里区的圣马丁，超过一千名佛兰芒商人被杀害，尸体被堆积在大街上。他们曾在教堂避难，但也无济于事，被暴民拖出来屠戮。暴民们认为佛兰芒人从朝廷那里得到了特殊待遇，因此对外国人非常憎恨。整座城市淹没在烧杀抢掠的狂潮中。有目标、有选择的暴动很快蜕化成了普遍骚乱。“暴乱持续了整个白天和随后的夜晚，丑恶的呼喊此起彼伏，动荡不安，非常恐怖。”《阿诺尼玛莱编年史》的作者如此写道。

到星期六，局势很明显，必须采取强力措施了。金雀花王家陵寝最神圣的部分——威斯敏斯特教堂的忏悔者爱德华圣龛遭到了亵渎。马歇尔希监狱臭名远扬的狱长躲在那里，被一群起义军拖到齐普赛大街，在那里斩首示众。有传闻说，瓦特·泰勒和约翰·鲍尔打算将整个伦敦城烧毁，俘虏国王，将他作为新秩序的傀儡；在这个新秩序中，除了泰勒和鲍尔之外，没有任何领主。

国王及其谋臣（人数已经缩减不少）躲在黑修士区的沃德罗布（这是一家储备丰富的兵器店），制定了一个新的绝望计划。官衙的书记员们快速抄写特许状，大量发布出去，授予英格兰人民自由，同时国王向伦敦的起义军传话，说国王要在城外的史密斯菲尔德的演武场与他们再次面谈。理查二世在忏悔者爱德华的圣龛前祷告，为自己鼓劲打气，以便去面对自己有生以来最危险的时刻。就在几个小时之前，起义军曾在这座圣龛抓走又一名受害者。下午三点左右，他抵达史密斯菲尔德的时候，伦敦市长沃尔沃思陪伴在他身边。沃尔沃思和诺尔斯已经通知城内的保王党人，很快就会需要他们。预计会发生武装冲突。

理查二世与瓦特·泰勒面对面相会了。这是金雀花王朝历史上最诡异的会面之一。这位起义领袖统治了整个伦敦（控制了都城也就是控制了全国）一个周末之后，似乎已经不知天高地厚。他抓住理查二世的手，猛烈地摇晃（这让国王大吃一惊），并告诉他“尽管放心，两周之内会有新的四万平民到此，我们会成为好伙伴”。

对这个男孩（为他加冕的大主教就是被眼前这个暴徒下令杀死的）来说，这话令他胆寒。但理查二世保持镇静。据《阿诺尼玛莱编年史》的作者记载（可能是现场目击者的叙述），国王亲自与泰勒谈判：

国王问泰勒，希望讨论哪些问题，并许诺一定会以书面方式、加盖御玺，批准他的要求，绝不违逆。于是泰勒重述了他的诉求。他要求废除《温切斯特法》之外的一切法律（也就是说，回到爱德华一世时代的司法权由中央直接控制的制度，而不是爱德华三世在位时发展起来的由地方乡绅担任治安法官的制度），从今往后任何法律程序不得有违法行为，只尊崇国王一个人的宗主权，除此之外任何领主都不应拥有宗主权，而应由所有人分享权力（也就是说，废除社会和法律上的一切等级制）。他还要求，神圣教会的财产不应由教士、教区神父、牧师或其他教会人士控制，教士……应有足够的生活费，除此之外，所有财产应分给教民。他还要求，英格兰应当只有一名主教……他还要求，英格兰不应当再有奴仆、农奴或佃农，所有人应当都享有自由、互相平等。

这些要求非同寻常，泰勒的宣言如此激进和极富革命性，和疯狂相差无几。但理查二世为了稳住泰勒，就像在麦尔安德安抚他那样，又一次同意“泰勒的全部可以公正地批准的要求，都应得到批准，国王则保留王室的尊严。然后，国王命令泰勒立即回家，不得延误。在国王说话的时候，没有一位贵族，没有一位御前会议成员有胆量回答平民的话，只有国王一个人有这样的勇气”。理查二世表现出了与其年龄不符的镇静自若。

泰勒要求国王送一瓶水来，并粗鲁地往国王脚下吐唾沫，王室一行中有人辱骂了这位起义领袖。随后爆发了一场打斗。混战中，威廉·沃尔沃思市长抽出匕首，刺入泰勒身侧，给了他致命一击。随后市长离开了现场，去召集由诺尔斯指挥的城市民兵，以便将余下的起义军驱散。

理查二世最精彩的时刻到了。泰勒的军队在史密斯菲尔德的另一端，离谈判地点较远，但他们明白，大事不妙。泰勒骑上他的小马，跑回到自己的部下那边，高呼国王背信弃义。他半死不活地跌落下马，起义军才认识到，自己被耍了。“他们开始弯弓射击。”编年史家写道。理查二世深知必须采取行动，于是做出了令自己的臣下震惊的事情：他催动坐骑，径直奔向起义军，宣布他才是他们的统帅和领袖，他们应当服从他。

他的勇气如此之大，思维如此之敏捷，可以与爱德华三世、黑太子或者他的任何一位杰出的先祖相媲美。起义军被他的威严震慑了，纷纷向国王鞠躬。他转移了他们注意力的时候，城市民兵开始抵达。民兵包围了史密斯菲尔德的起义军，将他们赶出伦敦，没有造成多少流血。局势得到了挽救，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居功至伟的是这个十四岁的孩童国王。革命被避免了，尽管只是暂时避免。

危机再临

十四岁的理查二世表现出了一位国王的胆略。很快人们就会知道，他也有一位国王的雷霆之怒。起义平息之后，朝廷对起义者进行了血腥报复，理查二世在其中起到了很大作用。理查二世在史密斯菲尔德的危机中将自己表现为起义军的朋友，但秩序恢复之后，他的本能却是凶狠而无情的复仇。起义者拿着先前朝廷颁发的特许状，请求他恢复其地位，他当着他们的面撕毁了特许状，说出了这句有名的话：“你们是农奴，将来也永远是农奴；你们永远是奴才，将来我对你们不似先前，而是比先前不知严酷多少倍……蒙上帝洪恩，我统治着这个王国，我将……永远奴役你们，让你们做牛做马，以警戒后世！”这非常残酷，甚至是睚眦必报，但也非常果断。总的来讲，这个十四岁男孩在1381年危机中的举动说明他是个大有前途的君主。

这些事件也说明，他已经接近了能够亲政的年龄。他统治初期的摄政会议只维持了三年，现在政府工作是直接由国王内廷执行的。从1381年5月起，档案中出自国王本人——或者至少是加盖御玺——的王室命令越来越多，表明国王在一定程度上亲自批准朝政。

十四岁已经是结婚的年龄，他很快就喜结连理。他的新娘是波西米亚的安妮，即波西米亚国王和继任神圣罗马皇帝瓦茨拉夫四世[1]的妹妹。瓦茨拉夫四世和教皇乌尔班六世花了三年时间，终于劝服英格兰朝廷，让其相信这是一门有利的婚姻。安妮的姐姐是匈牙利与波兰王后，而她的姑姑博纳曾是法兰西国王约翰二世之妻。但更重要的是，理查二世的婚姻将在更广泛的欧洲政治中发挥作用。

1309年，教廷从罗马迁往阿维尼翁，此后一直处于法兰西人的保护之下，一连好几位教皇都是法兰西人。但在1377年，教皇格里高利十一世（也是法兰西人）将教廷迁回了罗马的精神家园。但他在那里没能统治多久，于1378年3月27日去世。永恒之城爆发了动乱，暴民要求选举一个意大利人为新教皇。于是，出生于那不勒斯王国的巴尔托洛梅奥·普里尼亚诺当选教皇，称乌尔班六世。一些法兰西红衣主教对此极为不满，于是逃离罗马，返回阿维尼翁，选举产生了他们自己的教皇——日内瓦的罗伯特，称对立教皇克雷芒七世。在随后的三十九年中，欧洲有两位教皇，一个在阿维尼翁，另一个在罗马。这个时期被称为天主教会大分裂。

宗教分裂的结果是，欧洲大陆的分野越来越清晰。理查二世与波西米亚的安妮的婚姻巩固了他的王国在这场争端中的地位。英格兰将像德意志和意大利统治者们一样，追随罗马教皇乌尔班六世，反对法兰西的对立教皇。克雷芒七世的支持者包括法兰西、苏格兰和卡斯蒂利亚等。如果英法之间曾经有过结束互相敌视的机遇，天主教会大分裂也将这机遇粉碎了。

理查二世的婚姻对肩负重压的英格兰财政来说也是个负担。理查二世的内兄瓦茨拉夫四世国王已经破产。如果理查二世娶了一位意大利公主，或许能收到一大笔嫁妆。结果他不但不能从婚姻中得利，还得向瓦茨拉夫四世借款1.5万镑，以巩固联姻。这的确是一笔不划算的买卖。1382年1月，国王大婚、安妮接受加冕的时候，伦敦市民撕毁了装饰城内一座喷泉的挂毯（带有英格兰王室和神圣罗马帝国的纹章），以表达对国王婚事的不满。

这是一对怪异而羸弱的夫妇。威斯敏斯特编年史家将安妮描述为“可怜兮兮的小身板”。理查二世金发碧眼，稚气未脱，带有晚期金雀花王族的典型特征：微微突出的眼睛，长长的忧伤面庞。他没有蓄须；尽管在感到自己的君主威严受到威胁时往往会暴跳如雷，但他说起话来却很羞怯，而且口吃。不管怎么说，十四岁的安妮于12月抵达英格兰时，一段相亲相爱的关系总算开始了。后来的事实证明，国王对自己的新娘非常忠诚和爱慕。

在这两个纤弱的孩子周围，开始聚集起了一个优雅而奢华的宫廷。理查二世在幼年时便对君王的精美奢华的生活方式很有品位。他像祖父和父亲一样，酷爱豪华庆典和宫廷盛景，但始终没有像他们那样热衷于骑马参加比武大会，或者亲自参加厮杀。他更注重视觉效果和审美，强调公开地表达君权神授的观念和复杂精美的仪式。他在埃尔特姆、兰利和西恩的王宫，添加了美丽的私人浴室、舞厅和御膳房（厨艺高超）与香料房，为国王奉上最时髦、富丽、精细而香料极多的膳食。理查二世、安妮和他们的廷臣追寻着最新的时尚：男人们穿着紧身裤、股囊[2]、饰有珠宝的高领袍子和昂贵的紧身上衣；女人们穿着量身剪裁的长服，佩戴精美的首饰，鞋子非常长，鞋尖非常尖，以至于必须用袜带将鞋连接到膝盖上。他们的宫廷致力于反映爱德华三世宫廷的光辉灿烂，也和后者一样，很快就债台高筑。

内廷逐渐发展出自己的风格，其人员构成也慢慢开始变化。西蒙·伯利爵士这样的老友仍然是国王的亲信，但黑太子的一些年纪较大的仆人逐渐被一群年轻的内廷骑士取代，如约翰·比彻姆、詹姆斯·伯纳斯和约翰·索尔兹伯里。政府日常工作的主导人物是迈克尔·德·拉·波尔，他曾是黑太子的仆人，五十出头年纪，起初是由议会指派到国王内廷的。德·拉·波尔的父亲曾是富商和爱德华三世的主要金融家。他自己也深得理查二世宠信。但理查二世宫廷的真正明星是年轻的牛津伯爵罗伯特·德·维尔。德·维尔比国王只大五岁，他与国王的亲密关系引起了一些狐疑和抱怨，就像当年另一位王室宠臣皮尔斯·加韦斯顿的崛起引起窃窃私语和极大怨恨一样。托马斯·沃尔辛厄姆措辞严厉地指责德·维尔用黑魔法操纵理查二世，还暗示他们之间存在同性恋关系。

这不大可能是真的。但理查二世的确像所有少年为君的国王一样，一心要栽培自己的党羽。这意味着他逐渐疏远了年纪较大的人，尤其是国王的叔叔们：兰开斯特公爵（冈特的约翰）、剑桥伯爵（兰利的埃德蒙）和白金汉伯爵（伍德斯托克的托马斯）。年纪较大的权贵们发现，理查二世及其亲信常常对他们不恭不敬，甚至抱有敌意。国王封赏土地和城堡给自己宠信的骑士们，扰乱了贵族们的既有权力结构。与此同时，理查二世自己的幼稚和毛躁疏远了好几位最资深的诸侯。

这不仅仅是少数人心怀不满的问题。尽管每一位国王都有权选择自己的谋臣，但如果他疏离了有权势且经验丰富的人，导致公共秩序紊乱、海外丧师失地的话，那么一定会遭到严厉的批评。理查二世的情况就是这样。1384年在索尔兹伯里召开的议会上，阿伦德尔伯爵批评国王纲纪败坏，理查二世气得脸色煞白，（据威斯敏斯特编年史记载），对阿伦德尔伯爵说：“你竟胆敢说，朝纲败坏是我的错！一派胡言！滚去见魔鬼吧！”一年后，他又与坎特伯雷大主教考特尼大吵特吵。考特尼批评他治国不力，理查二世当场拔剑要砍杀大主教。幸亏王叔白金汉伯爵托马斯上前阻拦。

这些行为举止显然不符合一位国王的身份。他往往不负责任地对出力极少的亲信大加赏赐，令全国各地的许多人愤愤不平。但他的祖先们已经学到，如果国王的亲信不至于影响英格兰的军事行动，也不曾利用自己的地位攫取其他权贵的财产的话，那么国人对这些亲信还能容忍。但在军事方面，理查二世非常倒霉。14世纪80年代，战局不可阻挡地往有利于法兰西的方向发展。他的宫廷夸耀华丽的排场、新的狐朋狗友济济一堂的时候，海峡对岸的战局一溃千里。

14世纪80年代初，英格兰在欧洲大陆的地位摇摇欲坠，前景惨淡。与爱德华三世在位时的辉煌相比，如今真是不堪。只有加来和加斯科涅的一小片沿海地区还在英格兰手中。海峡被法兰西和卡斯蒂利亚舰船占据，而英格兰海军师老兵疲，停在港内慢慢腐朽。海上贸易险象环生，无以为继，以至于羊毛收入跌入谷底。局势如此危急，伦敦市民甚至考虑在泰晤士河口建造一条巨大的铁索，以保护城市免遭敌人纵火劫掠。1380年，查理五世驾崩，查理六世继位，法兰西人的扩张暂停了片刻，但新国王同样决心要将英格兰人逐出欧洲大陆。没了爱德华三世那样的英明君主——他全身心投入战争，有能力、有想法去取得胜利，并能团结全国人民——英格兰的战争机器土崩瓦解、乱七八糟。

人们提出了五花八门的战略。冈特的约翰主张，未来在卡斯蒂利亚。他在1372年娶了残酷的佩德罗的女儿——卡斯蒂利亚的康斯坦丝，这是纳赫拉战役前盟约的一部分（同时，他的弟弟兰利的埃德蒙娶了佩德罗的幼女伊莎贝拉）。1379年，佩德罗驾崩无嗣，冈特的约翰立即正式宣示自己拥有继承权。他相信能够通过“葡萄牙战争”，来帮助英格兰征服伊比利亚。他的兄弟们都支持他，但这实质上是一场私人的、争夺王朝继承权的事业，令冈特的约翰越来越偏离14世纪80年代的政治核心，对英格兰国家利益没有任何贡献。

在大多数英格兰人看来，战争之路在佛兰德。佛兰德离家乡更近，而且欧洲西北部各贸易城市的财富对英格兰羊毛贸易来说至关重要。羊毛贸易仍然是国家经济的支柱产业，也是王室收入的一项关键来源。另外，佛兰德伯爵领地受到了查理六世的叔叔——勃艮第公爵的直接威胁，他打算将这些富庶的贸易城市逐个收入囊中。1383年，尚武的诺里奇主教德斯潘塞（他是爱德华二世的宠臣小休·德斯潘塞的孙子，在镇压1381年东安格利亚叛乱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发动了一场远征佛兰德的“圣战”，希望借助教皇的权威保护这些领土，防止它们落入勃艮第公爵手中。

遗憾的是，尽管资金充裕，而且得到了议会批准，但此次远征装备非常糟糕，出师未捷，不得不撤回英格兰。1385年，佛兰德陷落了。情势越来越明显，逃脱困局的最佳途径就是与法兰西议和。重建古老的金雀花帝国——更不要说将法兰西与英格兰王室合二为一——的梦想破灭了。

1385年，理查二世十八岁了。他不是和平主义者，但对再次远征法兰西实在提不起劲头来，因为这样的攻势必然代价昂贵而徒劳无功。尽管他的三个叔叔——冈特的约翰、白金汉伯爵和剑桥伯爵都敦促他开战，理查二世倾向于听取大法官迈克尔·德·拉·波尔等人的意见：小心谨慎。即便他想要打仗，在农民起义之后如坐针毡的议会也极不可能批准征税以筹措军费。这年夏天，他打算亲自率军将苏格兰境内的法兰西驻军驱逐出去。这是个务实的选择。国王可以率领贵族远征，展示自己的军事才干，稍稍鼓舞一点士气，而不至于花费太多。

然而这场远征也是个大灾祸。理查二世此次北伐率领的军队包括几乎所有贵族、英格兰的全部方旗骑士和约一万四千士兵。大军抵达苏格兰边境时，他为了庆祝这个时节，将兰利的埃德蒙从剑桥伯爵擢升为约克公爵[3]，将伍德斯托克的托马斯从白金汉伯爵晋升为格洛斯特公爵。他册封德·拉·波尔为萨福克伯爵，并授予他的朋友德·维尔一个史上前所未有的新头衔：都柏林侯爵。一夜之间，德·维尔的地位超过了英格兰的其他所有伯爵，差不多与有王室血统的公爵们平起平坐。“恰如星辰令夜空皎洁明朗，尊严使得不仅是王国，还有君王的冠冕熠熠生辉。”理查二世后来对议会如是说。

如此隆重的封官晋爵并没有为理查二世的军事行动增添半点彩头。他的军队向前推进，苏格兰人不肯迎战，而是撤入山区，同时对乡村坚壁清野。这就是1328年令爱德华三世垂泪的那种战术。苏格兰人躲过了进逼的英格兰军队，溜到南方，焚毁了卡莱尔。英格兰人于8月中旬抵达爱丁堡，但是粮草断绝，敌人不见踪影，于是在三周内撤回了威斯敏斯特。这是一次虚弱无力的远征，毫无建树。

1386年10月议会召开的时候，国民情绪愤慨激昂，濒临叛乱。议员们的抱怨和申诉状连篇累牍。英格兰的外交政策萎靡不振。王室财政危机四伏，人们越来越质疑迈克尔·德·拉·波尔经营王室资金的能力。冈特的约翰怒气冲冲地离开了英格兰，因为他在苏格兰战役期间提出的建议都遭到冷遇，而且有传闻说，内廷骑士们在阴谋刺杀他。据说，在海峡对岸的斯勒伊斯，查理六世集结了一支庞大的舰队，樯橹铺天盖地，犹如森林，这是史上针对英格兰的最宏大的入侵舰队。讨伐苏格兰失败之后，议会对收到的建议置之不理。有人给理查二世发去了一份不寻常的备忘录，其中包括了这样不祥的暗示：理查二世应当“招贤纳士，寻找有地位、德行正直笃实和有荣誉感的人来辅佐自己，与之交好，并避开奸佞小人；他若是这么做，必将赢得莫大的利益和荣耀，争取到民心和爱戴。但如果他反其道而行之，就会发生与之相反的局面，他本人和他的王国都将遇到极大危险”。国王对这份备忘录的回应没有被记载下来。但议会召开时也有人向他提出类似请求，他的答复被记录在案，非常简洁但很能说明问题：“国王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议会曾经批准的少量赋税收入也被白白浪费了，国王虽然身无分文，却将他的朋友德·维尔再次擢升为爱尔兰公爵。他获得了在爱尔兰的全部军政大权，正式与理查二世的叔叔们平起平坐。德·维尔是第一个异姓公爵。第一代兰开斯特公爵（格罗斯蒙特的亨利）至少还是爱德华三世的远房堂兄[4]。人们很难不把德·维尔的飞黄腾达与加韦斯顿获得原先专属于王室的康沃尔伯爵领地相提并论。

参加1386年10月所谓“美妙议会”的人们都很清楚，国家正处于领导力的危机中。议会刚刚开幕，议员们就发起了唇枪舌剑的攻击。萨福克伯爵迈克尔·德·拉·波尔站在全体议员面前，宣布开幕，并宣示国王入侵法兰西的计划，平民代表高声疾呼，发出怨言。他们直截了当地指责萨福克伯爵将国王的财政管理得一团糟，将钱花在议会没有核准的用途上去，听凭英格兰海军年久失修，拒绝援救在根特的英格兰盟军，辜负了他们，导致根特被勃艮第公爵吞并。他还被指控贪污腐化，为了一己私利挪用王室收入。萨福克伯爵被当作国王身边所有奸臣的典型。平民代表要求撤销他的职务，以渎职和疏忽等多项罪名对其加以弹劾。在此事解决之前，他们不肯继续议会的议程。

这时国王露出了真面目。理查二世已经结婚，还曾率军征战过。平民代表的放肆令他大发雷霆，他拒绝到威斯敏斯特开会，还从埃尔特姆庄园发信来说，他不会仅仅因为议会的要求，就解雇哪怕只是一个御厨帮佣。为了从中调解，他的叔叔（新晋格洛斯特公爵）伍德斯托克的托马斯和伊利主教托马斯·阿伦德尔被派遣到埃尔特姆，与国王当面商谈。

他们发现，国王大呼小叫、咄咄逼人。他们尝试对他晓之以理，却遭到训斥。编年史家亨利·奈顿记载了他打听到的这次对话的细节：格洛斯特公爵和阿伦德尔对理查二世说，如果国王“由于自己不负责任的决心”拒绝参加议会，那么议会有权在四十天后自行解散。理查二世听了之后暴跳如雷。他的叔叔和主教显然触及了他内心深刻的偏执狂（无疑是他幼年的经历催生了这种偏执狂）。“我早就知道，我的子民和平民议员图谋不轨，企图犯上作乱，”他吼道，“面对这等威胁，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寻求我的亲戚——法兰西国王的支持和帮助，镇压我的敌人。我宁愿向他臣服，也不愿意屈服于自己的臣民。”

法兰西的入侵舰队就在不到100英里之外的地方，格洛斯特公爵和阿伦德尔简直不敢相信国王居然说出了这样的话。“法兰西国王是陛下的头号敌人，也是王国的最大敌人。”他们与理查二世摆事实、讲道理，哀求他“想一想陛下的祖父爱德华三世国王，以及陛下的父亲爱德华王子，如何以他的名义，一辈子披荆斩棘、历经千难万险，无论酷暑还是寒冬，不知疲倦地辛劳，去征服法兰西王国……请陛下谨记……不计其数的人在那场战争中面对死亡，平民又是如何毫不吝惜地捐赠自己的物资和财产以及无法计数的财富，去维持那场战争”。最后，格洛斯特公爵和阿伦德尔隐晦地提及了爱德华二世被废黜的事情（“陛下的臣民……有一项古老的法律，遗憾的是，不久以前还动用过”），才平息了理查二世的发作，迫使他承认，他的政府需要改革。

理查二世受到这样的恫吓，才最终来到威斯敏斯特。在那里，他屈辱地目睹“美妙议会”免除了迈克尔·德·拉·波尔和财政大臣约翰·福德姆爵士的职务，并组建了一个任期一年的委员会，负责审计王室财政、控制国库并掌控御玺和国玺。实质上，它将政权完全从理查二世手中剥夺了。十九岁的国王一下子又变成了无计可施的小男孩，他的王权实际上已经被罢免了。他那骄傲的、年轻的心几乎无法忍受这一切。

[1] 瓦茨拉夫四世是波西米亚国王与神圣罗马皇帝查理四世之子，于其父去世后继承了在波希米亚和德意志的头衔。尽管他事实上已经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的君主，但他从未加冕为皇帝。直到他被诸侯废黜为止，瓦茨拉夫的头衔一直是“罗马人民的国王”。

[2] 股囊（codpiece）为欧洲古时男子裤子的一部分，是裆部的一个布盖或囊，以保护阳具。

[3] 兰利的埃德蒙是后来的约克王朝的始祖。

[4] 格罗斯蒙特的亨利是前文讲到的第二代兰开斯特伯爵亨利的儿子。亨利三世的两个儿子——爱德华一世和第一代兰开斯特伯爵埃德蒙（绰号“十字背”）——分别是爱德华三世与格罗斯蒙特的亨利的祖父。

背叛与伤痛

“美妙议会”解散一年多一点之后，1387年12月20日，爱尔兰公爵罗伯特·德·维尔小心翼翼地穿过冬雾，奔向莱德考特大桥（在牛津郡的奇平诺顿附近）。他率领着数千人马，都是在国王直属的切斯特伯爵领地及其周边地区招募来的。他经过的这个乡村地区到处是他的敌人。每个角落都危机四伏。

他正在快马加鞭地赶往东南方，去拜见国王。金雀花王室又遇到了一个危机。1386年10月的“美妙议会”之后，国王与他的主要臣民之间的关系不但没有得到和解，反而彻底势不两立了。德·维尔得知英格兰很快就会陷入血雨腥风，于是迅速赶往伦敦。理查二世又一次被他的臣民控制了起来，这些人揭竿而起，反对他的统治，尤其是反对德·维尔对国王的影响。德·维尔知道，他的时间非常紧迫。英格兰一些最强大的诸侯已经派遣军队来追捕他。英格兰全境到处是他的敌人，他们不仅占领了他目前正在小心通过的科茨沃尔德地区的村庄，还控制了整个英格兰中部。北安普敦以北的所有地方都密布敌军。他们大军杀到只是个时间问题。

局面怎么会败坏到这种地步？罪责主要在理查二世。“美妙议会”末尾指定了一个改革委员会，而国王对委员会不恭不敬，态度蛮横。蒙受屈辱而悲愤交加的国王在最初几个月待在泰晤士河谷的猎苑，整日生闷气。1387年2月，对自己受到的待遇满腹怨恨、愤愤不平的理查二世离开了伦敦，故意与议会对抗，开始了一位编年史家所谓的“大巡游”，即巡视全国。他逃避改革委员会的检查和干预，而检视自己在全国各地能够得到多少支持。

大巡游持续了九个月。他从贝弗利巡游至什鲁斯伯里，集中视察了英格兰中部地区的北部和西北部，即临近他的王室领地切斯特的地区。他在巡游途中带上了自己的朋友德·维尔和迈克尔·德·拉·波尔。途中，理查二世开始制定计划，打算在改革委员会一年期满后重新确立自己的权威。他注意到，权贵们动员武力的办法是：维持私人武装，用金钱换取士兵的忠诚；士兵从领主那里定期领取薪金，佩戴领主的徽章，往往还穿着领主的制服，保护领主的利益，如果需要，还要为领主作战。作为切斯特伯爵，他也可以做类似的事情。他可以建立一支常备的私人军队，他不需要害怕他们，也不必担心他们会反对他，更不必害怕遭到公开的谴责，就像原本应当忠于他的贵族和平民对他发难那样。他想出了一个计划。理查二世打算培植自己的党羽，除了当国王之外，还要有自己的强大的私人势力。

1387年夏季，理查二世还开始寻找法律手段来撤销“美妙议会”的决议。8月，他两次秘密召集了国内顶尖法官开会，其中为首的是罗伯特·特里希林爵士（他是个康沃尔人），作为王座法庭大法官，他是英格兰最高级的两名法官之一。理查二世向他们咨询了约束自己的法律。国王对几名法官以死相威胁，迫使他们做出了裁决，并以司法裁定的形式发表：“上届议会订立的法令、条例和委员会”“有损我主国王陛下的王权与特权”。另外，“有人问法官们，那些强迫国王订立上述法令、条例和委员会的人该当何罪时……他们一致表示，这些人是乱臣贼子，理应受到相应惩罚”。理查二世显然对法官们进行了欺骗和威逼。

上述的回答意义重大。叛乱的幽灵曾经困扰爱德华二世的统治，叛国是个无法挽回的严重罪名，皮尔斯·加韦斯顿、兰开斯特伯爵托马斯、肯特伯爵埃德蒙和马奇伯爵罗杰·莫蒂默都因此殒命。为了防止这样的血腥暴行再次发生在英格兰土地上，爱德华三世通过的《1351年叛国罪法案》，将这项罪名仅限于如下行为：谋害或企图谋害国王、王后、王长子的生命，强奸王长女，谋杀大法官、财政大臣或主要法官，或者在国内向国王开战。现在理查二世将叛国罪的定义再次扩大了。叛国犯不再仅仅是企图杀害国王、王亲国戚及最高级官员的人。任何尝试改革或管制王室内廷的人都可能背上这个罪名。法官们在国王的威吓下，裁定那些曾在1386年压制国王的人都可以被视为叛国贼。任何无视国王解散议会的命令、弹劾王室大臣或者向理查二世提醒其曾祖父爱德华二世命运的人，都可能被视为叛国贼。

法官们的意见令人不寒而栗。理查二世于1387年11月返回伦敦的时候，局势很清楚，这年夏天的活动只可能有两个结果：司法大清洗，或者内战。德·维尔疾驰穿过牛津郡的时候，就是在为内战做准备。

战争的起因就在于他。在国王大巡游期间，一个反对派形成了，其具体目标就是让德·维尔及其同党滚出国王内廷。这个反对派被称为“上诉诸侯”，因为从11月4日起，格洛斯特公爵托马斯、阿伦德尔伯爵和沃里克伯爵就正式向国王提起“上诉”（或者说是正式的起诉），指控国王身边的奸佞宵小。被告包括五个人：约克大主教亚历山大·内维尔、萨福克伯爵迈克尔·德·拉·波尔、法官罗伯特·特里希林、商人和伦敦前市长尼古拉斯·布雷姆布利（农民起义期间保王党的英雄）和爱尔兰公爵罗伯特·德·维尔。

国王对诸侯的大胆行为怒不可遏，企图征集军队，但失败了。各郡郡长不肯为他招兵买马，声称平民全都支持上诉诸侯。理查二世直接请求伦敦市民的帮助，他们也不肯以他的名义起兵。德·维尔的柴郡兵马是国王的唯一希望。

德·维尔率军穿过潮湿而寒冷的乡村时，深知自己应该畏惧何人。格洛斯特公爵、沃里克伯爵和阿伦德尔伯爵着意敌对他，而且还找到了两个强有力的盟友：冈特的约翰的儿子——博林布罗克的亨利（此时的头衔是德比伯爵）和诺丁汉伯爵——托马斯·莫布雷。这五个人是一个令人生畏的团队。伦敦的许多名门世家、英格兰各地的骑士乡绅中都有他们的拥护者。他们的军队就像手指一样在科茨沃尔德周围张开，准备将德·维尔紧紧攥在手心里。

12月20日上午，德·维尔在波顿附近与格洛斯特公爵的支持者发生小规模交锋，这是他与上诉诸侯军队的第一次遭遇。战况非常混乱，德·维尔麾下的许多切斯特人临阵脱逃。当天晚些时候，可能是在伯福德附近，他与阿伦德尔伯爵的人马发生了另一场小规模战斗。德·维尔的副将托马斯·莫利纽克斯爵士阵亡。爱尔兰公爵颇有些绝望，于是催动部下拼命冲向莱德考特大桥，希望在那里过河。据编年史家亨利·奈顿说，德·维尔相信“如果他能过桥，就能避开敌人”。他认为，杀过泰晤士河、到达南岸，才是安全抵达伦敦、与理查二世会合的唯一办法。

但他很倒霉。他率军冲向那座12世纪桥梁的尖尖的石拱时，发现自己被敌人逮个正着。大桥两侧都站着身穿德比伯爵号衣的武装士兵和弓箭手。他掉转过头，却发现德比伯爵本人率领一大队士兵从背后夹击过来。德·维尔腹背受敌。他别无选择，只得应战。

号角吹响，王旗被匆匆展开，士兵们却窃窃私语地说，双方兵力差异太大，以少敌多很不明智。“他们的人数与敌人相差甚远，”亨利·奈顿写道，“他们也不敢冒犯这么多的诸侯和贵族。”

德·维尔张皇失措。如果他被俘，不知道会落个什么下场。暴力的恶性循环已经开始了，他不大可能仅仅被逐出朝廷。他必须挽救自己的性命。他率军冲向大桥，企图强行通过，但接近大桥时发现，那里已经树立起了路障，道路也有三处被切断。一次顶多只能有一匹马通过。“我们上当了！”公爵呼喊着，然后换了马，企图单人独骑沿河岸逃跑。

但迎接他的是更加凶险的命运。德比伯爵亨利从他背后追击，而格洛斯特公爵本人则从他前方迎来。德·维尔只剩下了一个选择。他拿自己的生命赌了一把。“他催动坐骑，抛弃了铁手套和剑，然后一头跳进泰晤士河，”奈顿记述道，“就这样，他凭借极大的勇气，逃脱了。”德·维尔逃走了，最终渡海流亡法兰西。他的部下则当即举手投降。

理查二世在温莎度过了一个忧郁的圣诞节。12月30日，他在伦敦塔与五位得胜的上诉诸侯会面。他们带来了五百名全副武装的士兵，进入要塞后便紧闭大门。这次会谈气氛非常火爆。上诉诸侯训斥了理查二世的不端行为。他们拿出了国王与德·维尔之间的书信，指责他企图借助法兰西国王的力量来镇压自己的臣民。他们要求法办他们指控的五名奸臣，并对国王内廷进行清洗。理查二世仍然盛气凌人，于是他们威胁要废黜他，还暗示说，已经选好了继任的人选（一位编年史家说，他们告诉国王，他其实已经被废黜了，但格洛斯特公爵和德比伯爵在争吵谁应当继承王位，所以还没有具体执行废黜国王的决定）。理查二世不得不向他们妥协，并召开议会，商讨新的解决方案。

议会于2月3日开幕。贵族和平民代表聚集在威斯敏斯特的白厅，这里装饰着描绘爱德华一世生平的一系列图画（至今白厅仍然是英国政府行政中心的代名词）。国王在聚集于此的议员面前坐下，做好了最坏的心理准备。然后，据编年史家托马斯·法温特记载，“五位高贵的上诉诸侯……前呼后拥地一同走进大厅，手牵手，身穿金线华服，瞪了瞪国王，然后向他屈膝致敬。大厅内人山人海，甚至挤到了角落里”。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议会对被起诉的王室官吏的案件做了细致的法律研讨。最早一稿的起诉状需要两个多小时才能宣读完毕。被告的罪名包括向国王进献叛国的谗言，提议将法兰西境内的英格兰城堡出卖给法兰西国王，以及贪污王室公款、中饱私囊。令人尴尬的是，五名被告中已有四人畏罪潜逃，只能对其进行缺席审判。只有前市长尼古拉斯·布雷姆布利到庭，对他的审判于议会开幕两周之后正式启动。

但无论被告是否到庭，裁决都是一样的。坎特伯雷大主教亚历山大·内维尔、爱尔兰公爵、萨福克伯爵和罗伯特·特里希林爵士都被缺席定为叛国罪。爱尔兰公爵、萨福克伯爵和罗伯特·特里希林爵士的刑罚是在伦敦城示众，然后作为叛贼和国王的敌人被绞死。大主教最终被判流放。四名被告都被剥夺财产。布雷姆布利出席了议会，并大声抗议，申辩自己是无辜的。他的罪名包括非法处决伦敦监狱中的犯人、篡夺王权、反抗上诉诸侯、强迫公民宣誓忠于国王并反对其敌人。他表示愿意与指控他的人决斗，听候神裁，但被驳回。他被宣布为叛国犯，受到严刑：用囚车拖到泰伯恩，然后被绞杀、开膛并分尸。在前往刑场的途中，他一直在为死者祷告。

随后还发生了许多极富戏剧性的事情。大主教内维尔、罗伯特·德·维尔和萨福克伯爵都已逃亡海外，但特里希林没有。议会正式判他有罪的六天之后，有人发现，威斯敏斯特附近的屋顶上有个奇怪的人在偷窥议会议程。人们搜查了这座房屋后，发现残酷无情地镇压1381年起义的法官——罗伯特爵士躲藏在桌子下。他穿着乞丐的褴褛衣衫，而且戴着假胡须，但他的独特嗓音出卖了他。人们高呼“抓住他了！”特里希林被从藏匿处拖走，押解到议会，他的妻子当场昏厥，他自己则嘶喊着，要求得到威斯敏斯特教堂的庇护。但他没有得到教堂的庇护。特里希林很快被关入囚车，拖到泰伯恩，押到绞刑平台上，他一直战战兢兢地哭喊着。他的衣服被剥去之后，人们都看见，他身上贴满了护身符。这位法官企图依赖迷信来躲避绞索，真是黑暗的讽刺。特里希林赤身露体地被吊起；最后，刽子手割断了他的喉咙，结果了他的性命。

但上诉诸侯还没有称心遂愿。他们处决了布雷姆布利和特里希林，并缺席判处另外三名被告死刑之后，议会开始对理查二世的内廷进行血腥清洗。很多被认为诱导国王误入歧途的亲信遭到起诉。到5月，理查二世挚爱的教师西蒙·伯利爵士，以及他的内廷骑士约翰·比彻姆爵士、约翰·索尔兹伯里爵士和詹姆斯·伯纳斯全被定罪为叛国，被处以极刑。上诉诸侯进行了一场疯狂的清洗，旨在消灭任何被他们认为与理查二世的倒霉政权有哪怕是细微联系的人，有数十人受害。帮助理查二世宣布“美妙议会”法令是叛国行为的法官们如今自己被判死刑。直到议会解散时，这些法官才被饶了死罪，被改判流放爱尔兰。

理查二世列席了近四个月的审判，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伙伴和盟友一个个被拖去绞杀、开膛和斩首。他被迫主持议会，随着议程继续下去，越来越感到绝望。伯利受审时，国王与格洛斯特公爵大吵特吵，差点动起手来。理查二世不顾一切地为这个老人辩护，恳求饶他一命；王后甚至向三位主要的上诉诸侯跪下，请求他们开恩。的确，好几位比较温和的诸侯，包括约克公爵（兰利的埃德蒙），甚至还有两位地位较低的上诉诸侯——德比伯爵亨利和诺丁汉伯爵托马斯也主张放伯利一条生路。但在这次“无情的议会”上，任何人都没有办法逃脱死亡和毁灭。二十岁的理查二世已经尝够了一生的耻辱。

重塑王权

“无情的议会”之后的五六年中，理查二世过得很平静。他的许多亲密朋友要么被流放，要么被上诉诸侯处决，但清洗结束之后，英格兰重新安定下来，尽管这安定有些诡异。上诉诸侯达成了他们的所有目标。理查二世受到了管教。双方都没有什么东西值得去争斗了。

有迹象表明，理查二世似乎吸取到了时事的一些教训。至少在表面上，他努力更勤奋地理政。1389年5月3日，他在御前会议上做了一件戏剧性的事情。他坐在大臣们面前，打断了议程，问在座的所有人，他今年多大年纪。他们答道，他今年二十二岁。理查二世随后发表了一番长篇大论，好几位编年史家都将这演说记载了下来。据亨利·奈顿记载，他说道：“若干年来，我接受了诸位的劝诫和教导，我向上帝及诸位深表感激，因为你们管理和维护了我本人，以及我的遗产……但是现在，蒙上帝洪恩，我已经是个成年人了，已经二十二岁了。因此我希望能有自由……拥有我的王国……任命官吏与大臣，并自由地罢免一些在任的官员。”

据托马斯·沃尔辛厄姆记载，理查二世随后命令约克大主教托马斯·阿伦德尔辞去大法官职务，交出大印。“国王将大印纳入自己衣服的褶皱中，然后突然起立，走了出去；过了片刻，他走了回来，重新坐下，将大印交给了温切斯特主教威廉·威克姆，尽管他很不情愿接受。然后，他任命了九名官员……全都是凭借他自己的判断和权威。他将格洛斯特公爵和沃里克伯爵……从御前会议罢免了。”

这有可能酿成灾祸，但事实上并没有。理查二世开始主持朝政，比以往负责任得多。他申明了自己选拔御前会议成员和非正式谋臣的权利，但也接受事实，即他必须听取有经验的人的建议，比如威克姆（他在理查二世祖父在位时，在14世纪60年代曾担任大臣）。

冈特的约翰前不久从卡斯蒂利亚回国，与理查二世和解，并成为国王的强有力支持者。冈特的约翰帮助理查二世缓和了与先前的上诉诸侯之间的关系，为国王夫妇举办奢华的狩猎聚会，并尽可能多地与国王手挽手散步，与他长谈。国王公开佩戴约翰的号衣衣领（两个互相缠绕的S形），以此表达对最年长的叔叔的感激。1390年，他授予冈特的约翰在兰开斯特公爵领地近似王权的军政大权，并且可以将其传承给男性继承人。另外，国王还将阿基坦公国封赏给冈特的约翰，由他终身享有。这个决定抵触了金雀花王朝的传统：自13世纪以来，阿基坦就一直是王长子和继承人的封地。于是，冈特的约翰有了同法兰西议和的动机，因为那符合他的利益。

冈特的约翰参加了1390年3月的御前会议，这次会议达成了一个协定：所有涉及财政的决定都必须由国王的全部三个叔叔一致批准。理查二世显然接受了这个协定，于是达成了一种新共识，国王和诸侯可以再一次合作了。王室财政恢复了元气（1389～1396年，王室收入增长了36%），议会不再是国王、贵族和平民的战场，而重新恢复了其固有职能，即磋商王国政务的论坛。

如果说爱德华三世的宫廷宣扬的是骑士精神和战争，那么理查二世的宫廷标榜的则是受膏国王的辉煌。宏伟尊贵的新称呼得以普及。在过去，臣民称英格兰国王为“主公”，而如今首次启用了“殿下”和“陛下”这样的称呼，这是对法兰西时尚的效仿。书面的称呼甚至更加浮夸和戏剧性，比如“最高贵、最强大的君主”和“无比尊贵的陛下”。敌视理查二世的沃尔辛厄姆说这些称呼“不应属于凡人，而是神圣的荣誉”，“尽是怪异而谄媚的词语，凡人不配享有”。

理查二世的宫廷变成了文学和艺术创作的中心，当时的一些最伟大的作家就是在王室庇护下笔耕的。理查二世本人对文学的兴趣很短暂，也没有赞助多少文学作品，但他的宫廷是将英格兰本土语言改造为高雅文学语言的核心场所。伟大的伦敦学者约翰·高尔声称，他于1386年在一艘驳船上拜见了理查二世，在后者的亲自要求下写了《情人的忏悔》（Confessio Amantis），这是一部长达三万多行的卷帙浩繁、高度复杂的爱情诗。《情人的忏悔》是用英语写的，首版于1390年发表，是献给国王和杰弗里·乔叟的。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也是在他与理查二世的宫廷有交情的时期写下的。年事已高的法兰西编年史家傅华萨访问了英格兰宫廷，向理查二世献上了一部法语诗集。约翰·克兰沃爵士创作了一些优雅的抒情诗；阿尔伯马尔公爵爱德华（约克公爵埃德蒙的儿子，也就是理查二世的堂弟）将一部著名的狩猎教科书从法语翻译成了英语。就连军人廷臣约翰·蒙泰古爵士，也在国外因为对文学的鉴赏和诗歌的创作技巧而得到杰出的威尼斯女作家克里斯蒂娜·德·皮桑的赞誉。

国王慷慨大方地资助艺术家和建筑师。到14世纪90年代，本世纪的伟大建筑师亨利·伊夫利已经是个古稀老人。他于爱德华三世在位时最为丰产，现在则为理查二世开始创作他最著名的杰作：威斯敏斯特厅的改建。他加高了外墙，并增添了巨大的锤梁式屋顶和华丽的类似大教堂的入口。他在大厅内装饰了一系列白色雄鹿（理查二世的私人徽记），并安置了十三座雕像，他们是从忏悔者爱德华到理查二世的英格兰历代国王，象征着英格兰王政一直到金雀花王朝时代的延续性。

不久之后，理查二世得到了一件宝物：威尔顿双联画。这是一幅令人魂牵梦萦的美丽图画，描绘三位圣徒——忏悔者爱德华、撒克逊时代的孩童国王圣埃德蒙和施洗者约翰——将国王引见给圣母和圣婴。理查二世对忏悔者爱德华的痴迷几乎和亨利三世一样强烈。爱德华一世和爱德华三世那样的武士国王喜欢传奇中的军人，如亚瑟王和圣乔治，理查二世却自诩为和平的君主，而忏悔者爱德华的爱好和平为编年史家们所称道。1395年，国王修改了王室纹章，在百合花和举右前足向前行进、面部正对观看者的狮子上添加了忏悔者爱德华的纹章。

威尔顿双联画富含神秘莫测的象征主义：既指涉了理查二世古老的盎格鲁—法兰西血脉，也含有确凿无误的标志，说明他当真相信君权神授。围绕着圣母的天使们佩戴着白鹿的徽章，似乎他们是国王的仆役，来保护他的。在双联画的背面有一只更大的鹿，斜躺着，脖子上戴着项链，项链的坠子是一顶王冠。

然而，在这普天同庆、光辉灿烂的王权重塑的表象之下，理查二世虽然比以前冷静沉稳了许多，似乎也更讲道理，但实际上禀性难移。14世纪90年代初，他积极地以更专制、更独裁的方式改造自己的统治。王权并不在于王位或它对公共权威的代表，而是在于理查二世本人。英格兰全国各地的骑士和乡绅们开始接受国王的白鹿号衣。其中有很多人已经在王室政府中任职。国王不信任他的公共权威机器；他感到自己需要私人的、可见的、仪式性的方式，将国民与自己维系起来，成为他们的直接领主。

在盛大的公共场合中，有时理查二世的典礼会带有一种恶意。1392年，他与伦敦市民因为一笔贷款的事情闹僵，为了和解，需要举行一场正式加冕礼那种规模的大型盛典。理查二世国王和安妮王后身穿华服，走过街头，而城市行会的人们逢迎巴结地恭候着。国王夫妇得到了奢侈的礼物：打扮成天使的小男孩们向他们送上金币；在圣殿区域，有人呈上了一张黄金桌子；威斯敏斯特教堂举行了一场盛大的感恩礼赞，包括前往忏悔者爱德华圣龛的游行。一连几个月，伦敦市民仍然在向国王赠礼，以表忠心；1393年的主显节，理查二世收到了一头骆驼，王后得到的礼物则是一只鹈鹕。

在某种意义上讲，接受臣民的卑躬屈膝，是君主生活的一部分。但是金雀花王朝最成功的国王们——亨利二世、理查一世和爱德华三世都倾向于和臣民们亲热地打成一片，而不是高高在上、和他们隔绝。亨利二世对王权的尊贵不感兴趣，而是喜欢骑马四处奔走，住在临时搭建的营地里，与所有面见他的人嬉笑打闹。爱德华三世乔装打扮为普通人，在比武大会上和自己的骑士打斗，而且非常强调平民在政府中的作用。即便是恶名昭彰的约翰国王也曾亲自审理涉及最低贱臣民的案件。然而，理查二世似乎打定主意，要通过宫廷的豪华排场来突出自己的独一无二和优越。

到14世纪90年代中期，国王渴望得到尊崇的欲望已经到了病态的地步。他的心理一直非常脆弱和敏感，现在似乎已经开始精神失常。1394年6月7日，安妮王后在西恩去世，年仅二十七岁。她多年来一直是理查二世的好伴侣，他对她感情甚笃。悲痛之中，他命令将她去世时所在的宫殿拆毁，尽管他曾花费巨资来改建这座宫殿作为他们的家。然后，他发了一个非常戏剧性的誓言：一年之内，绝不踏入任何他曾与亡妻一起待过的房屋，教堂除外。他极其关注仪式，为了等待从佛兰德进口合适的蜡烛，竟然推迟王后的葬礼两个月之久。但这远远不止是对亡妻的哀悼。安妮的去世似乎触发了什么，理查二世又变回了那个急躁暴跳的孩子。他召唤所有权贵于7月29日到伦敦参加葬礼。阿伦德尔伯爵迟到了，来到国王面前的时候，理查二世竟猛击他的面部，打得他满脸流血地倒在地上。

这不是唯一一场国王严重失态的葬礼。1392年，罗伯特·德·维尔在法兰西流亡期间被一头野猪弄伤，不治身亡。他的遗体被施以防腐处理，最终于1395年11月被送回英格兰。许多英格兰权贵拒绝参加他的葬仪。那些参加了葬礼的人看到，国王命令打开他朋友的棺材，给德·维尔冰冷僵死的手指戴了金戒指，并最后一次凝视这个已经死了三年的人的面庞。

安妮去世以及德·维尔下葬之后，理查二世对爱德华二世的生平越来越痴迷。他鼓励格洛斯特修道院（爱德华二世的安葬地）的僧侣每年纪念这位被谋杀的国王。1395年，他请求教皇将自己的曾祖父封为圣徒。同一年，他命人为自己在威斯敏斯特的墓穴制作了一道奇怪的碑文：“他打倒了所有侵犯王室特权的人；他消灭了异端分子，驱散了他们的党羽。”这可以解释为理查二世对罗拉德派（遵循约翰·威克里夫教导的基督教改革派）的警惕，但也有些潜在的令人不安的成分。

就像他希望封圣的那位先祖一样，理查二世始终没有真正懂得成功王政的本质——将他的公共权威和王国的需求与他私人的意愿、朋友和品味平衡起来。他对爱德华二世五体投地，而这位国王给国家带来的只有分裂、暴力、腐败和流血，这足以说明理查二世对君主义务的理解是何等扭曲。他感到有必要维持他自己的公务人员，说明他有植根于内心深处的迫害妄想狂，他在幼年时便已经有了这种毛病。

但在理查二世的性格里还有另外一种本能，主宰了14世纪的最后几年，而且与国王的爱好和平的自我标榜格格不入。那就是，睚眦必报，复仇的渴望永远得不到满足。

理查二世的复仇

理查二世统治的最初十年中，国家动荡不安。在第二个十年里，他花了很大精力让国民恢复对他统治的信任。14世纪90年代上半叶，国王与御前会议紧密合作，朝政运转良好。议会没有试图清洗行政部门，也没有再羞辱国王。王室财政好转。1394年，理查二世花了七个月时间远征爱尔兰，带去了不计其数的年轻贵族和七千士兵。他在一封信中宣示了此次远征的目标：“讨伐那里的叛贼，建立良好的政府，公正地统治我们的忠实臣民。”这次行动非常成功。理查二世在爱尔兰取得的成就（至少在短期看来）超过了自亨利二世以来的任何一位国王。

1396年3月，英格兰终于和法兰西缔结了为期二十八年的停战协定，并敲定了联姻：理查二世将迎娶查理六世年仅七岁的女儿伊莎贝拉，嫁妆丰厚，高达80万法郎。1396年10月，新娘被送来时，理查二世与查理六世在阿德尔（离加来不远）会面，庆祝协定的达成。这是一次富丽堂皇的盛会，原野上到处搭建着华美的帐篷，随处可见珠宝和礼物：黄金的船模、配有银鞍具和珍珠项圈的骏马。两位国王以基督教世界的救星自诩，因为英格兰和法兰西终于和平了，或许能够选出一位教皇，结束罗马—阿维尼翁的宗教大分裂。会议还谈到了发动一次新的十字军东征，这一次是反对突厥人。在托马斯·沃尔辛厄姆看来，英格兰终于“沐浴在和平中，但愿能够借助国王的光辉，享有一个繁荣昌盛的未来”。

1397年1月6日，理查二世三十岁了。三十而立，这是他成年旅途中最后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国王终于成了一个男子汉。或者，他真的是男子汉了吗？即便在他最成功的时候，也有一些不祥的迹象，表明理查二世在内心深处仍然受到很多困扰，他过于敏感，缺乏安全感，觉得自己受到威胁的时候往往会大发雷霆、进行血腥的报复。在与法兰西谈判过程中，他的严重的迫害妄想狂的一个早期症状暴露了出来。国王希望在和约中加上这样一条：若有必要，查理六世有义务提供军事援助，帮助他镇压英格兰人民。和约的最终文本没有包括这一条，但仍然令人担忧。1386年，理查二世曾向阿伦德尔主教和他的叔叔格洛斯特公爵托马斯咆哮，说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会邀请法兰西人入侵英格兰，来保障他的王位。这表明，借助法兰西之力维护自己地位的想法始终萦绕在他心头。

在1397年1月的议会上，国民的不满情绪更明显地表露了出来。这届议会是在与法兰西签订停战协定之后召开的，有人向国王明确表示，并非所有人都像国王一样，对新的和约感到满意。有人在发牢骚，主要是格洛斯特公爵（据傅华萨记载）认为，“这个国家的人民希望打仗。没有战争，他们就没办法体面地生活。对他们来说，和平百无一用。”其他人则抱怨，国王已经三十岁了，至今膝下没有一男半女，王后年仅七岁，于事无补。还有人对阿德尔庆祝活动的奢侈排场表示不满，因为它耗资高达1.5万镑，差不多是一场相当规模的军事入侵的经费了。理查二世向议会要钱以帮助法兰西国王远征米兰，被议会冷冷地拒绝了。他焦躁起来，亲自到议会为了这项政策摇旗呐喊。“教士托马斯·哈克西”向议会呈送了一份请愿书，抱怨王室官吏的流氓行径、苏格兰边境的糟糕状况、国王在各郡持续维持私人军队的行为以及国王内廷的“过分奢靡”。理查二世看了请愿书，当即发作，命令将哈克西逮捕，以叛国罪处死（后来考虑到哈克西是教士，撤销了这个判决）。

所有这些迹象表明，在1397年初，国王（他在同一届议会上自夸为“英格兰王国全境之皇”）为了自己的帝王尊严受到攻击而越来越恼羞成怒。最令理查二世恼火的就是别人的公开批评。理查二世被逼退到墙角的时候最为危险。

1397年7月，曾与国王对抗了十年之久的三位最资深的上诉诸侯再一次与国王交恶。格洛斯特公爵是批评对法停战协定的贵族的领头羊，他一般都躲在自己的普莱西城堡内，（据傅华萨记载）“对国王深恶痛绝，没有一句好话说”。与此同时，沃里克伯爵这些年来一直没有参与政治。理查二世确保两项高规格的法律争端对沃里克伯爵不利。阿伦德尔伯爵与国王和冈特的约翰争吵过多次，被完全孤立了。他对国王越来越不满，开始拒不参加御前会议。理查二世突然决定开始报复他们，不足为怪。

1397年7月10日，理查二世亲自带人去普莱西城堡抓人。全副武装的士兵在死寂的黑夜中疾驰，他们的白鹿号衣表明他们是国王的忠仆。他们的任务非常特别而且重大：逮捕国王的叔叔——格洛斯特公爵。在他们背后的伦敦，沃里克伯爵已经被投入伦敦塔。理查二世邀请沃里克伯爵赴宴，把酒言欢，宴席快结束时，国王突然站起来，命令将伯爵逮捕、关入监牢。现在轮到格洛斯特公爵了。

天亮之前，他们来到了要塞的雄伟石墙下。他们做好了武装对抗的准备，但很快就发现，格洛斯特公爵在城堡内的人马极少。国王的兵马远远超过他，因此轻松地冲进了要塞。理查二世向格洛斯特公爵问候，称他为“亲爱的叔叔”。然后，国王命令将他逮捕，武装押解到一艘船上，然后将他送往一座位于加来的监狱。

理查二世此次政变的速度和效率就像爱德华三世于1330年逮捕罗杰·莫蒂默一样。二十四小时之内，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理查二世逮捕了1386年的全部三位资深上诉诸侯。格洛斯特公爵和沃里克伯爵是国王亲自逮捕的。阿伦德尔伯爵被他的兄弟坎特伯雷大主教说服自首，理查二世把他关到了怀特岛。上诉诸侯一夜之间就遭到了惩罚，被打了个措手不及。用托马斯·沃尔辛厄姆的话说，王国“突然间、出乎意料地陷入了混乱”。在随后两年内，英格兰在理查二世的暴政下噤若寒蝉。

此次政变之后，朝廷发出一系列声明，称这三位诸侯被捕的罪名是“冒犯国王的尊严”，但否认这些罪名与1386年的事件有关。很少有人相信这话。国民众说纷纭，流言蜚语层出不穷。当时的编年史家记述了自己的怀疑。《英格兰国王理查二世遭背叛及遇害编年史》（一部记述理查二世末年的史书，对他比较同情）的法兰西作者听说，上诉诸侯图谋反对理查二世、冈特的约翰和约克公爵。托马斯·沃尔辛厄姆声称，理查二世相信自己即将被选为神圣罗马皇帝，而选帝侯们要确信他有能力惩戒自己的臣民，才会放心把数十万德意志臣民交给他。其他人，如编年史家阿斯克的亚当，干脆就不相信国王的宣言，他在书中写道，理查二世对之前的敌人素来怀恨在心，之前是在韬光养晦，等待自己政治上羽翼丰满之后对其进行报复。不管动机如何，理查二世这么快速和轻松地铲除了敌人，的确了不得。在1397年7月10日逮捕三名大贵族之后，国王只花了三个月时间就彻底扫清了之前的所有敌人。

1397年9月17日，议会开幕，与会者大多是保王党人，议程是在士兵的监视下进行的。威斯敏斯特厅正在重新装修，所以会议是在一座大型的四边敞开的木屋内进行的。平民和贵族议员在理查二世的三百名柴郡弓箭手的监视下鱼贯进入会议厅。据伊夫舍姆的僧人记载，国王端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发布裁决”，以“超过之前任何一位国王的庄严”主持会议。

大法官——埃克塞特主教斯塔福德起立发表开幕讲话，告诉议员们，政府已经采纳了新的准则。他以《以西结书》37：22为主题：“有一王作他们众民的王。”这是个不祥的开端。斯塔福德主教讲到正题，向议员们宣布：“若国王拥有足够权威来统治，则必须完全掌控全部的君主尊严、特权和权益。”然后宣布了大赦，但“国王指定的五十人”不在赦免之列。但理查二世没有具体指出这五十人是谁，而是让所有心中有愧的人来恳求他的宽恕。随后一年中，有五百人向国王请求宽恕，并得到了赦免。理查二世这是在强迫他的敌人们自己露头。那些得到宽恕的人为此付出了极大代价。

议会开幕一个月之后，理查二世模仿当年上诉诸侯的做法，让七名贵族（理查二世的侄子肯特伯爵[1]和同母异父哥哥亨廷顿伯爵[2]、萨默塞特伯爵、诺丁汉伯爵、索尔兹伯里伯爵、托马斯·德斯潘塞勋爵和威廉·斯科罗普爵士）向他的三个敌人提出抗诉。这七名原告后来大多申辩自己是被国王强迫，才这么做的。但他们的起诉得到了充分利用。在国王本人挑选的议长约翰·布希爵士（沃尔辛厄姆称他在理查二世面前卑躬屈膝，“仿佛在向他祈祷”）率领下，胆战心惊的议会撤销了组建改革委员会的法令，并收回了“无情的议会”后对格洛斯特公爵、阿伦德尔伯爵和沃里克伯爵的赦免令。几天后，坎特伯雷大主教阿伦德尔（阿伦德尔伯爵的兄弟）被罢免，遭到流放。

在此期间，冈特的约翰作为总管大臣主持着议会。让这位年迈的公爵扮演这样的角色实在是残忍，但他毕竟有自己的利益要考虑。他的健康状况很糟糕，而且在1394年至1396年期间远在阿基坦公国，因此被排挤出了政治核心。现在他必须讨好理查二世，以保护自己的长子——曾经的上诉诸侯德比伯爵博林布罗克的亨利，并赋予自己与凯瑟琳·斯温福德（他的长期情妇，最终成为他的第三任妻子）生的孩子[3]合法地位。冈特的约翰在议会上身穿带有鲜红色兜帽的长袍。他尽了自己的义务。9月21日，星期五，阿伦德尔伯爵被带到议会受审。冈特的约翰支持国王。阿伦德尔伯爵因为自己在1386年的所作所为被正式控告叛国，而新的抗诉者们在他周围上蹿下跳，对他出言不逊。“你的赦免令被撤销了，叛贼。”冈特的约翰告诉他的宿敌，然后宣布他犯有叛国罪，死罪难逃。“忠诚的平民议员在哪里？”阿伦德尔伯爵悲愤地环视四周，问道。然后他告诉议长布希：“我对你和你那一伙了如指掌，也知道你是怎么爬上来的。”这话对他没有任何助益。他被带出议会，在伦敦塔山被用剑斩首。行刑人手起剑落，阿伦德尔伯爵的首级干脆利落地滚下，而躯干仍然笔直地站立着，直到足以背诵完主祷文的时间过去，才轰然倒地。

托马斯·沃尔辛厄姆记述称，阿伦德尔伯爵的鬼魂一直纠缠着理查二世，“以无法言喻的恐怖威胁他”。如果这是真的，理查二世也没有放弃报复。随后的星期一，轮到格洛斯特公爵了。这的确是令人忧伤的场面，又一位英格兰国王企图处决一位拥有王室血统的公爵。此前，诺丁汉伯爵托马斯·莫布雷被派往加来，押解格洛斯特公爵到议会。诺丁汉伯爵走进噤若寒蝉的议会，宣布了令人震惊的消息：格洛斯特公爵已经死了。

诺丁汉伯爵没有告诉议会的是，公爵是在加来被谋杀的，下令的就是他自己，当然最终的幕后黑手是国王。格洛斯特公爵被从监狱牢房带出，带到一座房屋内，在那里被用羽毛床垫闷死，死亡时间可能是9月9日夜间，也就是议会开幕的九天之前。

诺丁汉伯爵宣读了一份所谓的格洛斯特公爵政治悔罪书，其中格洛斯特公爵承认自己犯有许多与1386年事件相关的罪行，承认上诉诸侯曾在几天之内决定废黜国王，但是因为不能决定由他们中的哪一个来继承王位，于是放弃了计划，重新对理查二世宣誓效忠。这个所谓认罪非常可疑。悔罪书的结尾是恳求国王“对我开恩，宽恕我，……尽管我配不上他的恩典”。即便已经死了，他还是没有得到宽恕。他被追加了叛国的罪名。

9月28日，星期五，轮到沃里克伯爵了。他被带到议会时号啕大哭，将自己参与政变归咎于他人，哭喊着哀求国王饶命。一个衰弱的老人哀求饶命，这是一幅可悲的情景。在其他贵族为他求情之后，理查二世判处他在马恩岛终身监禁，并没收了他的全部土地和财产。1386年的上诉诸侯终于被消灭了。新的政治秩序即将开始。

理查二世将垮台的敌人的广袤领地重新分配，建立了一个新的高级贵族阶层。逃脱了惩罚的两位上诉诸侯是冈特的约翰的儿子——德比伯爵（博林布罗克的亨利）和诺丁汉伯爵（托马斯·莫布雷）。他们分别被晋升为赫里福德公爵和诺福克公爵，而莫布雷的外祖母——布拉泽顿的玛格丽特被册封为诺福克女公爵。约克公爵埃德蒙的儿子爱德华成为阿尔伯马尔公爵。理查二世的侄子——肯特伯爵托马斯·霍兰被擢升为萨里公爵；国王的同母异父哥哥亨廷顿伯爵约翰·霍兰则成为埃克塞特公爵。萨默塞特伯爵约翰·博福特被晋升为多塞特侯爵[4]。此外册封了四位新伯爵：国王的朋友和廷臣拉尔夫·内维尔、托马斯·德斯潘塞、托马斯·珀西和威廉·斯科罗普分成被封为威斯特摩兰伯爵、格洛斯特伯爵、伍斯特伯爵和威尔特伯爵。这些封官加爵意味着地产、权力和财富的大规模转移。这是令人眼花缭乱的两周。

9月30日，议会闭幕，最后的仪式是对“无情的议会”的模仿，诸侯在忏悔者爱德华圣龛前宣誓支持此次议会的决议。理查二世高坐在宝座上，威风凛凛、大权在握。整个国家在他面前战战兢兢。他的少数文学门客之一约翰·高尔鄙夷地写道：“在9月，残忍的暴行执利剑横行肆虐。”

[1] 是第三代肯特伯爵托马斯·霍兰，后来晋升为第一代萨里公爵。他的父亲是第二代肯特伯爵托马斯·霍兰。

[2] 第一代亨廷顿伯爵约翰·霍兰，后来晋升为第一代埃克塞特公爵。他是肯特的琼的儿子，因此是理查二世的同母异父哥哥。

[3] 即后来的权臣博福特家族，都铎王朝的法统便来自冈特的约翰与凯瑟琳·斯温福德的儿子约翰·博福特。

[4] 约翰·博福特是冈特的约翰与凯瑟琳·斯温福德所生的长子，因为是非婚生子，所以尽管有金雀花王族血统，仍被排除在王位继承权之外。约翰·博福特的孙女玛格丽特嫁给了埃德蒙·都铎，生下了后来的都铎王朝首位君主亨利七世。埃德蒙·都铎没有金雀花王族血统，因此都铎王朝的法统继承自约翰·博福特。所以说，都铎王朝的继承权非常微弱，得国不正。

理查二世垮台

考文垂全城欢呼雀跃。1398年9月16日，星期一，自破晓以来，城外不远处戈斯福德的比武竞技场上便熙熙攘攘，挤满了骑士和诸侯、主教和到访的外国权贵，以及围观的平头百姓。到处是装饰精致华美的营帐，到处是风流倜傥的骑士侍从，他们身穿五颜六色的鲜亮号衣，佩戴着银带扣和甲胄，兵器在他们身侧闪闪发光，令人不寒而栗。这天上午九点，将会发生一个稀罕的事件，吸引整个英格兰的注意力。两位公爵将在国王面前决斗，接受神裁。到这一天结束的时候，赫里福德公爵（博林布罗克的亨利）和诺福克公爵（托马斯·莫布雷）之间很可能有一个人会丢掉性命。胜利者将被证明是清白无辜的。这将是当时最伟大的骑士场合之一。

博林布罗克的亨利和莫布雷在1386年时曾是盟友，两人一起加入了上诉诸侯，与国王分庭抗礼。在1397年的清洗中，他们仍然享有国王的恩宠，逃脱了格洛斯特公爵、阿伦德尔伯爵和沃里克伯爵的命运，并且在随后瓜分土地和头衔的狂潮中大赚了一笔。然而，现在他们却是不共戴天之敌。两人不断发生激烈争吵，在议会上、在国王面前互相指责谋逆。威严富丽的理查二世决定，解决争端的唯一办法是武装决斗。

两人的纠纷根源极深，非常复杂。其核心问题是博林布罗克的亨利于1398年在议会上的发言。他告诉国王和与会的诸侯，理查二世在议会上的报复令莫布雷十分恐惧，于是莫布雷向亨利警告说，他们两个曾经也是上诉诸侯的支持者，很快就会“完蛋”。博林布罗克的亨利说，莫布雷告诉他，他们得到的赦免令一文不值，国王正在阴谋杀死亨利及其父亲冈特的约翰、撤销1327年对兰开斯特的托马斯的赦免，并将整个兰开斯特公爵领地收归王室所有。这是干系重大的指认。要么是莫布雷在势力强大的诸侯和国王之间挑拨离间，要么他的确相信理查二世正在打算铲除整个兰开斯特家族，将冈特的约翰和他的儿子从金雀花王朝的继承顺序中彻底排除，并借此将英格兰最丰厚的遗产之一占为己有。

事实上，两人的矛盾比这更深。理查二世的宫廷形成了两个派系，一派是冈特的约翰、博林布罗克的亨利和兰开斯特家族，另一派则是猜忌、敌视和嫉妒兰开斯特家族的人。现在看来，阴谋杀害他们的不是理查二世，而恰恰是莫布雷。理查二世强烈地相信自己的堂弟博林布罗克的亨利说的是实话，于是将莫布雷囚禁在王室掌袍部[1]。但莫布雷的罪名无法得到证实。而且莫布雷坚决否认有过这样的叛逆言论，拒绝与博林布罗克的亨利和解，并且要求与他决斗，于是国王做了这样的选择。

于是考文垂一派紧张气氛，狂热的观众和大诸侯的武装扈从们都急切地等待着，看谁能够从理查二世暴政的最新一出恐怖大戏中生存下来。

上午九点，博林布罗克的亨利催动白色骏马，从戈斯福德冲出。这匹高头大马的马鞍上装饰着蓝色和绿色天鹅绒，绣着金色的天鹅和羚羊。他身旁跟随着六名身穿号衣的侍从。他身穿熠熠生辉的板甲和链甲，这都是花了很大价钱从米兰公爵吉安·加莱亚佐·维斯孔蒂那里买来的。他携带着一支长剑、一支短剑和一把匕首，他的银盾牌上绘有鲜红色十字，这是英格兰和圣乔治的纹章。他向英格兰的司厩长和最高军务官宣布，自己的目标是“以武力抗诉诺福克公爵托马斯·莫布雷，他是叛贼，对上帝、国王、国家和我撒谎”。他宣了誓，检查了自己的武器，并让神父为其祝圣，并吃了点东西，因为战斗可能会持续到黄昏时节。然后，他将头盔上的面罩拉下，在胸前划了十字，从一名侍从手中接过长枪，骑到自己的营帐处，等待莫布雷。他的营帐装饰着许多红玫瑰[2]。

在传令官的号角声中，国王驾到了。理查二世像以往一样衣着华丽，大队私人武装士兵（来自柴郡的弓箭手和武士）前呼后拥。理查二世的忠实的平民议长约翰·布希爵士向围观群众宣布，任何人都不得触碰比武场的木栏杆，否则会被砍手。空气中一派杀气腾腾。这时诺福克公爵到了，身穿红色天鹅绒，战马的披挂上饰有银色狮子和桑树。他也宣了誓，然后走进自己的营帐。他纵马穿过栅栏时，高呼道：“上帝保佑义人！”

战斗的时间到了。两位公爵的长枪都接受了测量，然后他们的营帐都被迅速拆除，以便为比武场留出空地。双方各自上马。司厩长和最高军务官撤离比武场。伸张正义的时刻到了。博林布罗克的亨利向对手冲去。莫布雷在原地一动不动。所有人都在等待第一回合的交锋。

突然间，理查二世站起身来，高呼：“停下！停下！”所有人都呆若木鸡。两位公爵被送回各自的帐篷，长枪都被没收，人们议论纷纷。国王开始斟酌此事，人们就在那里枯坐了两个钟头。最后布希终于站出来，向群众宣布了国王的命令。裁判结束了。不会有决斗。热衷于戏剧性事件和君主威严到了强迫症地步的理查二世宣布将两人都放逐国外，博林布罗克的亨利流放期为十年（后来减为六年），莫布雷则是终身流放。

编年史家托马斯·沃尔辛厄姆将1397～1399年称为理查二世的“暴政”，是很有道理的。王权原本用于保护国王的臣民，现在却被用来镇压他们，让国王从中渔利。莫布雷和博林布罗克的亨利的决斗被中止之后，理查二世戏剧性的绝对专制（于1397年开始）到达了顶峰。金雀花王朝的统治基础原先是对领土、地产和财富的保护。理查二世被自己的权力搞得神魂颠倒，就像他之前的爱德华二世一样，肆无忌惮地滥用王权。

簇拥在国王周围的是他的柴郡人马：骑士、骑士侍从和弓箭手，全都穿着白鹿号衣，他们虽然原本就有义务保卫国王，却为此领取日薪。理查二世不管走到哪里，都带着这群暴徒一般的弓箭手和武士，他们互相之间用浓重的北方方言对话，亲热地称呼国王为“迪肯”。夜间，膀大腰圆的卫兵手执粗大的战斧，侍立在国王寝室外，并对他说：“迪肯，有我们守卫，你大可以高枕无忧。”据阿斯克的亚当（他是兰开斯特家族的支持者，消息灵通）记载，柴郡人目无法纪，犯下了累累罪行却能逍遥法外：“不管国王去哪里，他们都守护着他……犯下了通奸、谋杀和不计其数的其他罪行。”理查二世所到之处都带着一只凶猛的大灵，它曾是已故肯特伯爵的宠物。理查二世毫无人君之风。他时刻小心戒备，时刻威胁着自己的人民，更像是个骄横跋扈的领主，与他的整个王国为敌。

1397年夏季，国王开始强迫臣民向他借款。他向各郡发出盖着御玺的书信，索要具体数目的金钱。信中债权人的名字是空白。理查二世的官吏向所有他们认为有油水的人发出这种信，实际上是合法的盗窃。大约在同一时期，国王还开始迫使臣民签署文书，承诺将自己的生命和财产无条件奉献给国王。如果这些人得罪了国王，国王就可以用这些文书，一夜之间让他们倾家荡产。随着国王的妄想狂越来越严重，他甚至要求臣民在“空白特许状”上加盖印章。据沃尔辛厄姆说，“不管国王何时想对签章的人发起攻击，都可以各个击破”。实在找不出比这更明目张胆地违反《大宪章》的做法了。《大宪章》是英格兰政体的神圣的奠基文档，每一届议会上都会按照惯例重新颁布一次。

这是理查二世最强大的时候，他编织着一张经济掠夺和人身威胁的大网。整个郡和整座城市被强迫以天文数字的巨款购买国王的赦免令，被迫以数千镑的数额作为忠顺的保证金。1397年，国王向全国发布了“普遍大赦”，赦免所谓的侵犯国王尊严的集体罪行，但条件是，理查二世要终身享有一笔岁贡。两位新晋大员——阿尔伯马尔公爵和肯特伯爵（分别是理查二世的堂弟和侄子）得到授权，利用叛国法令猎捕国王的敌人。理查二世似乎相信，他的复仇铁手给国家带来了和平。1397年，在给巴伐利亚的阿尔伯特的信中，他写道，他“铲除和消灭了”他的敌人，进行了“严酷的复仇”，“给我的臣民带来了和平，蒙上帝保佑，这和平也许能永世长存”。

这与事实相差甚远。他的恐怖统治远远没有安抚全国。他的私人武装越来越膨胀，将国家逼到了内战的边缘。国王建立自己的私人军队的时候，贵族们也纷纷效仿。他对土地的大规模重新分配严重扰乱了地方上的权力结构。他所到之处都带着自己的武士的习惯影响了权贵们的势力范围，破坏了各郡的稳定，因为地方上的稳定得益于人民对当地权贵的忠诚。理查二世有时显得心理变态，让他自己的廷臣也胆战心惊。有人生动地回忆道，“在一些庄严的场合，他照例执行了君主的仪式后，便命人在室内安排宝座。从晚饭之后到晚祷时分，他就威风凛凛地坐在上面，一声不吭，注视着所有人；他的目光落到任何人身上，不管他的阶级地位如何，都必须向国王屈膝鞠躬”。

恐怖的气氛令人民如坐针毡。不仅仅是贵族坐立不安，普通百姓也掀起了起义和暴动。1398年3月牛津郡自耕农的起义威胁要杀死国王和贵族；同时期伯克郡也爆发了起义，企图在国王巡游该郡时伏击他。大多数新贵的地位全都来自理查二世的恩典，一个不小心就会失去一切，因此对他争相表忠心，但是这种忠诚是毫无深度的。

理查二世刻意让他的贵族们争吵不休、互相敌视和阴谋暗算。博林布罗克的亨利和莫布雷的纠纷体现了理查二世暴政的许多特点，成为全国瞩目的一场戏剧，其高潮部分是，国王重新申明了自己对臣民的生杀予夺大权。1398年10月，博林布罗克的亨利离开伦敦，开始他的六年流亡时，街头挤满了为他送行的忧伤群众，对他说：“在您回国之前，这个国家永远不会喜悦。”（这是傅华萨的说法）这恰恰就是理查二世害怕的——其他人得到民心，也是放逐亨利的动机之一。但他们都不可能想到，国王的堂弟很快就回卷土重来。

1399年2月3日，冈特的约翰在莱斯特城堡去世，享年五十八岁。他的灵柩被缓慢地运过英格兰乡村，送葬队伍周围挤满了身穿丧服的哀悼者。据阿斯克的亚当记载，他被“隆重地”安葬在伦敦的圣保罗大教堂。国王在叔叔临终前拜访了他。后来有个故事，说冈特的约翰在死前将自己阳具周围的溃烂处给理查二世看，警告他以此为戒，不要纵欲宣淫，尽管这警告有些多余。

冈特的约翰在其漫长一生中不曾得到普遍的爱戴，但他在一些非常艰难的时刻忠诚地为金雀花王朝效劳，参与了一些重大的冒险。他曾经指挥大军征战，也曾率领雄壮华丽的外交使团。他曾长期奋斗，希望夺得西班牙的一个王位，虽然最终没能登基，但他养育的两个女儿分别成为葡萄牙和卡斯蒂利亚的王后。在国内，在爱德华三世晚年，冈特的约翰曾同样顽强地捍卫金雀花王朝的权益；理查二世在位时，他也努力保护兰开斯特公爵领地的权利。他是激进的神学家约翰·威克里夫的早期支持者，也是伦敦的派系政治斗争中的关键人物。最重要的是，他积累了无与伦比的大地产，年收入高达1.2万镑。谁要是继承了兰开斯特公爵领地，就会成为英格兰除了国王之外最富有、最强大的权贵。理查二世在构建自己强大的领地势力范围时，不可避免地与兰开斯特公爵领地发生冲突。在英格兰中部的广袤地区，国王与冈特的约翰的私人势力范围互相交叠，造成了许多矛盾，双方也为了争夺追随者而发生了竞争。

冈特的约翰的去世对他的长子——博林布罗克的亨利——的意义最为重大。因为他是整个兰开斯特公爵领地的继承人，因此在1399年，他对表兄理查二世来说是个可怕的幽灵。在考文垂的决斗被取消后，博林布罗克的亨利和莫布雷都离开了英格兰。莫布雷的公爵领地被剥夺，于是他决定前往耶路撒冷朝圣，但途中在威尼斯死于瘟疫。而博林布罗克的亨利的流放一般被认为是不公正的，他到了巴黎，受到查理六世宫廷的欢迎，可以近距离地监视英格兰局势。他看到的情景是，一位国王在努力征服自己的国家。伟大而古老的英格兰领地一个个落入了理查二世及其伙伴手中。曾经属于沃里克伯爵、格洛斯特公爵、阿伦德尔伯爵和诺福克公爵的土地和城堡都被收归王室。1398年，第四代马奇伯爵罗杰·莫蒂默（他有一定的王室继承权，因为他的母亲菲利帕是安特卫普的莱昂内尔的女儿，因此他是爱德华三世的曾外孙）在爱尔兰被杀。他的儿子埃德蒙还是个小男孩，于是马奇伯爵领地被国王收入囊中，对其进行监护。

冈特的约翰的葬礼结束后，理查二世去了兰利，那是爱德华二世最喜爱的地方，皮尔斯·加韦斯顿的遗体被葬在那里，爱德华二世曾在那里考虑对死敌兰开斯特伯爵托马斯进行报复。理查二世抵达兰利的时候，做出了一个命运攸关的重大决策。据理查二世的忠仆威廉·巴戈特爵士记载，国王宣布，他宁愿让格洛斯特公爵、沃里克伯爵和阿伦德尔伯爵的后代恢复继承权，也不愿意让博林布罗克的亨利回到英格兰。巴戈特写信给博林布罗克的亨利，告诉他，现在国王已经和他“势不两立”。理查二世于3月18日在威斯敏斯特召开会议，正式宣布剥夺博林布罗克的亨利对兰开斯特公爵领地的继承权，并判处他终身流放。

理查二世攫取土地到了最厉害的地步。冈特的约翰晚年害怕的事情果真发生了。1399年春季，他的大片遗产被瓜分给理查二世的主要党羽：兰开斯特、塔特伯里和凯尼尔沃思被封给萨里公爵托马斯·霍兰；在威尔士的领地被封给埃克塞特公爵约翰·霍兰；莱斯特、庞蒂弗拉克特和博林布罗克被赏给理查二世的堂弟阿尔伯马尔公爵。剩余的大部分领地都被掌握在王室手中，其丰厚的收入直接流进了理查二世在诸多王家城堡内建立的金库。正如沃尔辛厄姆所说，此刻英格兰全国人民都明白，理查二世放逐自己的堂弟，不是因为后者与莫布雷的争吵，而是“因为这是个攫取公爵的财产的良机”。理查二世不像是个国王，而是个放纵的盗贼。由于这最后一次攫取土地的恶行，他奠定了自己的命运。

博林布罗克的亨利在巴黎得知自己被剥夺继承权时，并不感到意外。他自幼与理查二世熟识，在1381年的农民起义期间曾躲在伦敦塔的壁橱内，在理查二世与上诉诸侯的长期斗争中曾经反对过他，也曾支持过他。他知道，国王不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但在同一时间传到巴黎的其他消息也许会让他吃惊：国王打算率军第二次远征爱尔兰。他会将自己的支持者和大部分私人武装都带过爱尔兰海，英格兰在几个月之内会几乎没有军队驻守。

这是个天赐良机，实在不容错过。理查二世在英格兰和法兰西都有敌人，于是博林布罗克的亨利和他们所有人取得了联系。他的第一个盟友是托马斯·菲茨艾伦，即前任坎特伯雷大主教，他在自己的兄弟阿伦德尔伯爵被处决的时候，遭到了理查二世的罢免。阿伦德尔家族和兰开斯特家族的关系也许不算太好，但他们都对国王恨之入骨。他们还联系到了英格兰国内对国王心怀不满的分子：诺森伯兰伯爵亨利·珀西、威斯特摩兰伯爵拉尔夫·内维尔。亨利从这些人那里得知，如果他入侵英格兰以夺回自己的遗产，应该会得到许多贵族的支持，大有希望成功。

理查二世于5月底出征，于6月1日抵达爱尔兰。他一定知道英格兰本土可能遭到入侵，因为他将王冠和王室御宝——金雀花王权的关键标志物——以及博林布罗克的亨利的儿子蒙茅斯的亨利[3]，带去了爱尔兰。他还带去了大部分保王派贵族和大量武士与弓箭手，准备讨伐一些爱尔兰酋长。

法兰西国王查理六世的精神病经常发作，因此法兰西政府朝政紊乱，对博林布罗克的亨利不构成威胁。他于6月底离开了法兰西。1399年7月4日，他在亨伯河口的雷文斯伯恩附近登陆。他身边只有不到一百人，算不得令人畏惧的入侵。但据柯克斯托尔编年史家记载，他刚刚登陆，“大群骑士和骑士侍从闻风蜂拥而来投奔他”。他的拥护者包括许多北方伯爵和骑士，包括诺森伯兰伯爵的儿子哈里·“热刺”[4]，他享有英格兰第一骑士的威名。

理查二世的国民长期以来饱受欺凌和敲诈，于是纷纷倒向博林布罗克的亨利的阵营。《英格兰国王理查二世遭背叛及遇害编年史》的作者写道，“人们争先恐后地奔向公爵，为他效力，向他献上自己的财产，无一例外”。整个英格兰为博林布罗克的亨利驾临的消息而欢欣鼓舞。理查二世留在国内的政府以约克公爵（兰利的埃德蒙，博林布罗克的亨利和国王的叔叔）为首，主力干将则为国王的宠臣，包括约翰·布希爵士和理查·斯科罗普爵士。他们于7月中旬企图在牛津组建一支保王党军队，但英格兰中部人民都奔向博林布罗克的亨利的阵营，因此他们不得不向西一退再退。阿斯克的亚当估计，博林布罗克的亨利麾下拥有十万大军。虽然编年史家们惯于夸大其词，但这一次应该没有夸张。

理查二世于7月底回国，企图在威尔士南部召集一支自己的军队。但博林布罗克的亨利已经到了布里斯托尔。从英格兰到威尔士，消息纷至沓来，声称差不多全国都已经背叛了国王。国王乔装打扮为圣方济各会修士，和少数亲信一起，抛下了在威尔士南部征集的兵马，向北横穿威尔士，抵达康维，索尔兹伯里伯爵正在那里征集一支保王党军队。国王抵达那里的时候，愈发垂头丧气。索尔兹伯里伯爵的四万军队作鸟兽散，士兵们纷纷逃离，还把国王的财物——金银珠宝、骏马华服——都抢走了。

到8月初，博林布罗克的亨利几乎已经是英格兰无可争辩的主宰。理查二世无助地枯坐在康维城堡，向上帝和圣母玛利亚祈祷，并向朋友们絮絮叨叨，希望法兰西国王会来援助他。而全体国民却证明了他们对国王的忠诚少得可怜。8月5日，切斯特伯爵领地（理查二世势力的心脏）向博林布罗克的亨利求和。8月9日，切斯特城堡未作任何抵抗，便向亨利的军队投降。尽管公爵命令部下不得屠杀柴郡人，但士兵们还是烧杀抢掠一番。编年史家阿斯克的亚当去考丁顿教堂做弥撒的时候发现，教堂被洗劫一空，只剩下门和破碎的箱子。

理查二世完蛋了。他的盟友阿尔伯马尔公爵和伍斯特伯爵投靠了博林布罗克的亨利。他的同母异父哥哥埃克塞特公爵和侄子萨里公爵被俘。博林布罗克的亨利以英格兰总管大臣的身份派遣诺森伯兰伯爵去康维城堡逮捕理查二世。对仍然痴迷于自己君主权威的国王来说，投降的条件非常可怕。他被传唤自行前往议会，博林布罗克的亨利将在议会上担任英格兰的“主审法官”，而国王的五位盟友——埃克塞特公爵、萨里公爵、索尔兹伯里伯爵、卡莱尔主教和理查·莫德林将受到审判，罪名是叛国。国王像往常一样暴跳如雷，大呼小叫地要将自己的敌人处死。“其中有些人，”他说道，“我要活活剥了他们的皮！”但他别无选择。他不得不跟着诺森伯兰伯爵走。

理查二世和博林布罗克的亨利在弗林特会面了。尽管国王显然已经是公爵的囚徒，但两人还是假惺惺地按照贵族礼节寒暄了一番。亨利向国王鞠躬致敬，理查二世称他为“亲爱的兰开斯特堂弟”。《英格兰国王理查二世遭背叛及遇害编年史》的作者是这次会谈的现场目击者，据他记载，博林布罗克的亨利告诉理查二世，他在“您召唤我回国之前”就回到了英格兰，是因为“您这二十二年来朝纲败坏……因此，在平民的认可下，我将辅佐您治理国家”。

“亲爱的堂弟，如果你愿意这么做，那么我也很高兴。”理查二世答道。然后他正式向堂弟投降。他和索尔兹伯里伯爵得到了两匹劣马，在武装押解之下，和博林布罗克的亨利一起出发，前往切斯特。切斯特城堡不再是患有妄想狂的国王的军事要塞，而是他的监狱。

[1] 掌袍部（wardrobe）是国王内廷的一个部门，负责保管王室的衣服、财宝和甲胄等。掌袍部控制的资金不受财政部监管，可以算作国王私产，由国王自行支配。

[2] 红玫瑰是后来兰开斯特王朝的标志。

[3] 即后来的亨利五世国王。

[4] 即亨利·珀西爵士（1364～1403），第一代诺森伯兰伯爵亨利·珀西的长子，当时的英格兰名将，在与苏格兰的战争中屡建奇功。珀西家族支持博林布罗克的亨利。但后来他们又起兵反叛亨利四世，亨利·珀西爵士阵亡。亨利·珀西爵士是莎士比亚名剧《亨利四世》的主要人物之一。

理查二世众叛亲离

1399年9月21日，沃里克伯爵的兄弟威廉·比彻姆爵士去伦敦塔拜访了被囚禁在那里的理查二世国王。阿斯克的亚当陪同威廉爵士一同前往，他在自己的编年史中写道，这一天恰好是阿伦德尔伯爵被斩首的两周年纪念日。比彻姆和亚当都是博林布罗克的亨利的忠实支持者，他们此行的目的是“专门确定理查二世的情绪和行为”（这是亚当的说法）。

理查二世在伦敦塔已经被关押了十九天。他的年轻妻子伊莎贝拉也在博林布罗克的亨利手中，被软禁在伯克郡的索宁，待遇优厚。8月底，博林布罗克的亨利命令将国王从切斯特城堡送到伦敦，他于9月2日抵达那里。尽管国王被软禁在舒适的住宅内，而不是被锁在地牢里，但访客们还是发现他情绪低沉。失去了日常的仆役，周围尽是兰开斯特家族的间谍，虎落平阳的国王终于形影相吊、众叛亲离。就连他的灵也不见了踪影。国王在威尔士南部的时候，灵弃他而去。

理查二世感到非常凄凉，这是可以理解的。公爵选择伦敦塔作为囚禁他的场所，实在是刻意刺激他。1381年农民起义的时候，国王和公爵两人都曾在这座王室监狱避难，亨利侥幸躲过了被俘和丧命的噩运。理查二世一定回忆起了他童年的那段经历：他站在伦敦塔的一扇孤窗前，俯视着正在燃烧的伦敦城，目睹整个国家揭竿而起。现在他故地重游，国家虽然没有陷入农民起义的无政府状态，但又一次反对他的统治。

据阿斯克的亚当记载，理查二世坐下和客人们一起用晚餐的时候，“悲哀地说起话来”。“我的上帝啊。这是一个怪异又反复无常的国度。”国王说道，“这么多国王，这么多统治者。这么多伟人垮台、丧命。国家无时无刻不钩心斗角、四分五裂，人们自相残杀、互相仇恨。”然后，他开始例数历史上被自己的人民推翻的英格兰国王们。阿斯克听他讲述了“自王国草创以来，遭遇过这等命运的君王们的名字和历史”。这情景多么可悲：喜爱自己祖先的古老故事的国王，如今发现历史在重演，而他自己成了牺牲品。

“看到……他的灵魂所受的折磨，”阿斯克写道，“并且被派来侍奉他的人都对他毫无感情可言，也不习惯于伺候他，而都是些被派来监视他的陌生人，我走时心头颇受触动，自己思忖着他先前的光荣，以及世间命运的反复无常。”

阿斯克的亚当没有具体说理查二世讲的是哪几位国王的悲惨命运，但也不难猜到：他的英雄——忏悔者爱德华在位期间，国内多次爆发叛乱，最后他在诺森布里亚叛乱之后死去；约翰国王，金雀花王朝第一位被诸侯的意志限制了自己特权的君主；亨利三世，曾经被自己的诸侯俘虏；以及爱德华二世，理查二世曾努力为他正名，洗去他名字上的污点。

作为国王，理查二世比上述几位昏君和暴君加起来还要糟糕。像忏悔者爱德华一样，他标榜自己的神性，却不知道生儿育女，传承法统。像亨利三世一样，他痴迷于神圣的仪式，却让英格兰在法兰西的征服事业土崩瓦解。像约翰一样，他对自己的人民施虐。像爱德华二世一样，他与兰开斯特家族敌对，攫取自己贵族的土地，以阴谋诡计污染了政治，虽然在很长时期内得到了许多机会来痛改前非，却冥顽不灵。更普遍的情况是，他听信奸臣谗言，攻击和掠夺自己臣民的财产，而不是保护他们的财产。他培植自己的势力，以一个领主的身份与诸侯争夺利益，却没有尽到更高层的义务：提供公共权威。他相信王权就是威望和辉煌外表，却不懂得去领导。最后，他变得一无所有。

阿斯克的亚当与国王共进晚餐九天之后，即9月30日，星期二，英格兰诸侯与平民代表在威斯敏斯特厅开会。这其实就是一次议会，尽管没有国王的批准，它没有完整的议会地位。大厅一端是空荡荡的宝座，上面盖着金线织物。理查二世仍然在伦敦塔。约克大主教理查·斯科罗普起立，向与会者宣读了一份声明。他说，理查二世因为自己无能，已经同意逊位。重新获得坎特伯雷大主教地位的托马斯·阿伦德尔起立，询问众人是否接受这个事实。据官方档案记载，每一位贵族都表示同意。然后平民代表们呼喊着表示同意。

理查二世真的是自愿退位的吗？他肯定是别无选择。官方档案给人制造的印象是，他是完全自愿地退位的，说自己“无德无能，不配享有王位”。但同情理查二世的史书《英格兰国王理查二世遭背叛及遇害编年史》的说法迥然不同。它记载了此次“议会”前一晚博林布罗克的亨利与理查二世的激烈争吵。理查二世口出恶言，大发诅咒，要求见自己的妻子，而亨利拒绝在没有经过议会程序的情况下将他从伦敦塔释放，什么都不肯答应。《英格兰国王理查二世遭背叛及遇害编年史》记载：

国王大发雷霆，但束手无策，他对公爵说，他（公爵）对他（国王）和国家都犯下了滔天大罪。公爵答道：“议会召开之前，我们什么也不能做。”国王气得简直说不出话来，在室内踱了二十三步，一言不发；然后他脱口而出：“……这二十二年来，你一直当我是你的国王，却怎敢这样残酷地对待我？你像奸诈之徒一样对待我，像叛贼对待主人一样；我发誓，要和你们当中四个最优秀的人决斗。”国王这么说着，将自己的帽子丢到地上。

这仍然无济于事。会议代表们同意将国王废黜，通过一项前所未有的司法程序快速采取了措施。圣艾瑟夫主教向众人宣读了三十三条废黜国王的条款。这是理查二世的罪状录，从他登基伊始，一直讲到他暴政的最后日子。其中包括：他在14世纪80年代的“邪恶统治”；他对上诉诸侯的摧残（“国王对这些人特别仇恨，因为他们希望国王受到良好的节制”）；他让德·维尔组建一支军队以镇压自己的人民；他驱使来自柴郡的“大群为非作歹之徒”镇压自己的臣民；出售赦免令以敲诈勒索；篡改议会档案、对博林布罗克的亨利的不公；滥用赋税与贷款；拒绝“维护和捍卫国家的公正法律和风俗习惯”；数不胜数的勒索和欺骗罪行；将王室珠宝运往爱尔兰；违反《大宪章》；一项泛泛而谈但极其严厉的谴责，即“国王的言辞和文字如此反复无常、虚伪矫饰，尤其对教皇和外国君主亦是如此，以至于无人敢信任他”。

罪状宣读完毕之后，圣艾瑟夫主教发出了废黜国王的裁决。然后，博林布罗克的亨利从议会席位上起立，划了十字，然后宣布王国属于他，用英语说道：“以圣父、圣子与圣灵的名义，我，兰开斯特的亨利，在此宣布，英格兰王国、王位及其所有权利与附属物，均归我所有，因为我拥有善良的亨利三世国王的正当血统。由于朝纲败坏、良好法律被废止，国家几乎已经到了崩溃边缘。上帝赋予我莫大恩典，让我在亲朋的援助下，收复了王位。”他拿出理查二世的御玺，向众人展示，然后拉住阿伦德尔大主教的手。坎特伯雷大主教领着博林布罗克的亨利走到大厅前部的金御座前。亨利在御座前跪下，作了祈祷。他睁开眼睛，坎特伯雷大主教和约克大主教分别扶着他的一只胳膊，帮他在御座上坐下。威斯敏斯特大厅回荡着贵族和平民代表们的欢呼和掌声。

英格兰人民的呼唤震撼着大厅。巨大的声响向锤梁屋顶（王室耗费巨资请亨利·伊夫利建造的）飞去，环绕着四壁上的白鹿图案，在从忏悔者爱德华到理查二世的十三位英格兰国王的雕像间回荡。这声响还回荡在一个新王朝的第一位君主的耳际。博林布罗克的亨利成为兰开斯特王朝的第一位国王。

一位新国王被选举产生了。或者，从另一个角度看，英格兰王位被突然篡夺了。1399年10月1日，理查二世被正式褫夺全部宗主权和王位。四个月之后，他将会在庞蒂弗拉克特城堡的狱中活活饿死。10月13日，忏悔者爱德华的宗教节日，兰开斯特公爵亨利被加冕为英格兰国王亨利四世。之所以选择这个日期，是为了强调这位新国王的王族血统。但这无法掩盖赤裸裸的现实。在连续八代君主、245年统治之后，金雀花王朝的法统传承中断了。今后，大贵族也能互相攻杀、争夺王位了。理查二世愚蠢而贪婪，他对王权的几乎所有方面都理解错了，造成了可怕的、破坏性的后果，终于将他继承的一切抛进了历史的火堆。

英格兰王政的一个新时代拉开了帷幕。

终章

亨利四世成功篡位之时，他的热诚拥护者阿伦德尔大主教将他比作犹大·马加比，即《圣经》时代的传奇英雄，他率领上帝的选民揭竿而起，反抗压迫者，将恶人逐出耶路撒冷，并重新净化了圣殿。这是个很有针对性的比拟：与亨利四世一样，马加比也是凭借个人勇气和军事天才，成功地领导人民奋起反抗。他是凭借自己的正义性，而不仅仅是靠出身才成为君主的。

亨利四世登基之后，便开始了强有力的宣传攻势，强调新国王的神圣性，以及他在务实的层面上是多么适合当国王。他不仅是在1399年的圣爱德华日加冕的，而且在加冕礼上，他的涂油礼所用的圣油就是据说由圣母玛利亚直接送给托马斯·贝克特大主教的那一瓶，后来这瓶圣油成为新国王的外公——爱德华三世的得力大将格罗斯蒙特的亨利——的财产。在庆祝亨利四世加冕礼的宴会上，一位骑士——托马斯·迪莫克爵士来到了威斯敏斯特厅。他宣称自己是国王的捍卫者，并向众人宣布，谁要是敢质疑亨利四世当英格兰国王的权利，“他做好了准备，要在此时此地，用自己的身体来证明”。没有人敢回应他的挑战。

如果亨利四世作为英格兰新国王的地位无可争辩，那么理查二世在被废黜四个月之后的死亡就是不可避免的了。阿斯克的亚当对老国王垮台的速度之快深感惊异，“（理查二世）被命运之轮掀翻，在人民的沉默的唾骂声中，悲惨地落入亨利公爵手中”。阿斯克的亚当在给理查二世的信中写道，若国王“顺应天意和民意来理政，那么您一定会配得上人民的颂扬”。博林布罗克的亨利如此轻而易举地夺得王位，人民对理查二世的死也没有流下一滴眼泪。

但就和爱德华二世一样，只要理查二世还活着，旧政权的倒台宠臣们就有可能寻衅滋事。1399年12月，一群前保王党人炮制了一起阴谋，为首的是拉特兰伯爵爱德华（即理查二世的侄子、先前的阿尔伯马尔公爵，后被议会削去了公爵头衔）、索尔兹伯里伯爵约翰·蒙泰古、理查二世的同母异父哥哥约翰·霍兰和侄子托马斯·霍兰（他们的埃克塞特公爵和萨里公爵头衔也被削去了）。阴谋集团企图在1400年1月6日主显节这一天（理查二世的四十三岁生日）冲击温莎城堡，扰乱第十二夜庆祝活动，绑架新国王及其儿子哈里王子（已被册封为威尔士亲王、阿基坦公爵、兰开斯特公爵、康沃尔公爵和切斯特伯爵），并营救老国王。但幸运女神早就抛弃了理查二世及其同党；由于内鬼出卖，这次阴谋很快就东窗事发，被粉碎了。亨利四世和王子都安然无恙，叛贼分散到英格兰全境，企图煽动民众暴动，但都失败了。托马斯·霍兰和索尔兹伯里伯爵被赛伦塞斯特的愤怒群众斩首，约翰·霍兰则在群众的呼吁下在普莱西（恰好是1397年理查二世逮捕格洛斯特公爵的地方）于傍晚时分被斩首。另一名密谋者托马斯·德斯潘塞爵士在布里斯托尔被平民杀死。人民并没有发动起义来支持老国王，而是对他的党羽再次企图破坏英格兰政体而普遍感到义愤填膺。

主显节阴谋的败露推动了理查二世的最终死亡。被废黜的国王被羁押在庞蒂弗拉克特，终身服刑。据托马斯·沃尔辛厄姆记载，“得知这些不幸的事件后，他精神失常，自行绝食，丢了性命，传闻就是这样的”。《英格兰国王理查二世遭背叛及遇害编年史》的作者对理查二世较为同情，暗示他是被谋杀的，宣称国王是被一个叫作“皮尔斯·艾克斯顿爵士”的人害死的，他用斧子砍碎了国王的脑袋。真相很可能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理查二世可能是被新国王的政权下令饿死的，因为新政权再也不能容忍他继续存在，就像罗杰·莫蒂默在1327年不能容忍爱德华二世活下去一样。阿斯克的亚当认为，饿死理查二世的凶手是一个叫作“N. 斯温福德爵士”的人（最有可能是亨利四世的内廷骑士托马斯·斯温福德爵士）。

理查二世的死亡日期可能是1400年的圣瓦伦丁日，到2月17日肯定已经死了。他死后，亨利四世煞费苦心地将自己表兄的尸体展示给全国。理查二世瘦骨嶙峋的遗体被从庞蒂弗拉克特运往伦敦，脸部露出来让所有人见证。遗体在圣保罗大教堂停放两天之后，被运往兰利（位于赫特福德郡）比较私密的王室宅邸下葬。

理查二世被废和亨利四世登基令同时代人颇感惊愕和困惑。阿斯克的亚当的“命运之轮”的比喻特别恰当。老国王将博林布罗克的亨利放逐，处于自己暴政的巅峰时，似乎是整个金雀花王族最强盛的一位国王。然而仅仅过了几个月，他的政府就垮台了，他自己也丢了性命。天意真是不可预测。但理查二世的倒台并非仅仅是由于上苍的反复无常。人们普遍认为，他的残暴行为、凶恶荒政、宠信奸佞给他自己带来了噩运，是咎由自取。他无视自己的王国，一心中饱私囊，持续地蔑视自己的加冕誓言、《大宪章》和议会的尊严。理查二世如此倒行逆施，导致他的血缘最近的男性继承人博林布罗克的亨利很轻松地夺得了王位。亨利打出的旗号是金雀花王朝最古老的原则，它是自1215年以来每一场政治和宪法危机的核心：国王应当在守法的前提下统治，并接受国内贤良的进谏和辅佐。

尽管新政权竭尽全力地将自己的地位合法化，并为废黜老国王的行为作辩解，但王室始终没有从理查二世被废的伤痛中痊愈。爱德华二世是被自己无可争议的继承人取代的，而理查二世的情况不同，攫取他王位的是一个自称拥有王室血统的贵族，并且在相当程度上是单方面地抢夺王位的。从父系血统来看，亨利四世或许是最优先的王位继承人，但若考虑母系，埃德蒙·莫蒂默的继承权或许比他更优先，因为埃德蒙·莫蒂默是安特卫普的莱昂内尔的女儿——阿尔斯特女伯爵菲利帕的孙子。爱德华三世是被废国王的儿子，而亨利四世不是。他只是理查二世好几个堂表兄弟中的一个，大家都是王室宗亲，都有继承权。亨利四世的篡位等于是跨过了卢比孔河[1]，再也不能回头。15世纪中叶爆发的战争（今天被称为玫瑰战争），起初是一场事关政治的战争，但由于亨利四世篡位而引发的问题始终悬而未决，很快演变成了金雀花王朝的继承战争，直到亨利七世登基，才终于尘埃落定，而亨利七世简直算不上金雀花王族的人（亨利七世登基之后，企图利用大量的浮华排场证明自己拥有爱德华三世的血脉，以将自己的篡位合法化，他和他的儿子亨利八世后来杀害和铲除了英格兰贵族中每一个有金雀花王族血统的人）。理查二世的被废标志着这个悲惨故事的开端。

在某些意义上，亨利四世的登基将英格兰王政倒退回了一个几乎被遗忘的时代。自12世纪50年代亨利二世排挤了斯蒂芬的儿子尤斯塔斯，成为英格兰王位继承人以来，王室法统的传承还从来没有如此明显地将血缘关系和选举原则及争权夺利的残酷的政治现实结合起来。此后再也没有一个王朝能够像金雀花王朝在1189～1377年那样，如此稳定而轻松地传承大统。

当然，理查二世的被废并没有将时光逆转到诺曼时代。金雀花王朝遗产的影响极其深远，到1400年，英格兰已经不再是12世纪中叶的那个盎格鲁—诺曼王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国王这个位置已经被完全翻新了。到1400年，国王不再仅是国内最有权势的人，拥有司法裁判、收取封建贡金和代表全国开战的特权，而且是一个保有职位的人。然而，国王虽然有极大权力，但也有极大的责任，受到复杂的宪法契约的约束（这种契约将国王与各阶层联系起来）。诺曼时代的国王们（以及他们之前的撒克逊诸王）有时会授予臣民有限的、极其含糊的自由特许状，并根据习惯法来统治，但在金雀花王朝的年代，出现了极其复杂和精细的政治哲学，向全国人民阐释了国王的义务，也向国王阐释了国民的义务，还发展出了一大批普通法和法令，借以治理国家。国王仍然是国内普遍权威的来源，但他的权力支撑着司法与立法的复杂体制。

虽然统治的条件发生了变化，但国王的行动和个人意志仍然起到极大的作用。国王们的个性，以及他们的直系亲属——妻子、兄弟、儿女和堂表兄弟——的个性，极大地塑造了他们的统治和他们的世界。在这层意义上，政治在根本上仍然是无法预测和不稳定的。但是，如今王权与国王本人已经是迥然不同的两个概念，君主统治的制度和哲学与国王本人之间的区分比以往历朝历代都更明显。金雀花王朝的每一位国王都比前一位国王受到政治体制更多的影响，这种体制将广泛的国民吸纳进了政府当中。议会包括各郡平民的代表，而不仅限于大贵族和教会权贵。议会保留着批准征税的权力，以此换取国王听取他们的申诉、为他们主持公道。国民可以审视政府，可以弹劾不称职的大臣，最终连国王也可能被废黜。即便是金雀花王朝晚期最精明强干和最成功的国王——爱德华一世和爱德华三世——也在1297年、1341年和1376年经历过不舒服的时刻。在接下来的15世纪里，议会和战场都将成为政治动荡的论坛。

除了议会之外，金雀花王朝还赋予英格兰一个复杂而根基很深的制度，即王国政府直接参与地方事务。政府工作不再仅仅是侍奉国王的教士、文书和主宰各自领地的大权贵的专利。政务由威斯敏斯特的一群训练有素的职业官吏和各郡的世俗官吏执行，这些人来自平民，但代表王室工作。法官、律师、文书、会计、郡长、执行吏、王室私产管理官和充公产业管理官都来自中层阶级，他们这种出身的人现在可以从军，也可以当官。在诺曼时期，参政议政的人只包括少数地位最高的主教和诸侯，而现在甚至扩大到了富裕农民。这些农民就像1381年的起义者那样，感到自己有责任和义务参与王国政府，并有权以非常高端的方式（高端到令人意外）表达自己的不满。在13世纪，《大宪章》不断得到重新颁布，其文本被钉在几乎每一座教堂的大门上。《大宪章》的精神已经深深渗透到所有阶层和背景的人们的意识中。1450年，杰克·凯德揭竿而起反对亨利六世，当时的英格兰下层阶级显然比历史上任何时刻都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英格兰政体中的地位。诺曼王朝治下的英格兰比一个殖民地强不了多少，统治者高高在上，从遥远的地方遥控英格兰。而金雀花王朝的英格兰已经成为欧洲最有影响力和最成熟的王国之一。

王权的象征也经历了演化。现在英格兰有了两位全国性的圣徒：忏悔者圣爱德华和圣乔治。他们代表着金雀花王朝的两副面孔：虔诚的神圣受膏君主和得到上帝佑助的战士。早期的英格兰圣徒，如殉道者圣爱德华和圣埃德蒙，现在大多已经被遗忘了，而忏悔者圣爱德华和圣乔治则被巧妙地编织进英格兰历史的叙述，成为雄伟建筑的装饰，以及王权的象征图像。这两位圣徒仍然继续对英格兰人的想象施加极大的影响。尤其是圣乔治成了英格兰军事荣耀的象征。莎士比亚在《亨利五世》中追忆这位贤君的统治及百年战争中英格兰命运的最辉煌时刻时写道：“呐喊吧，上帝保佑哈里、英格兰和圣乔治！”爱德华三世鼓励对圣乔治的崇拜，并设立嘉德勋位，给这种崇拜赋予具体的形式。圣乔治成为国民想象的一部分，永垂不朽。

金雀花王朝的两位圣徒为英格兰王权的两个关键核心赋予了神圣的光辉。忏悔者爱德华的光荣陵寝设在改建后的威斯敏斯特教堂的中心，金雀花王朝的家族陵墓就环绕着它。有趣的是，并非所有国王都会被安葬在这座陵墓中。爱德华二世尽管与忏悔者同名，但一生作恶多端，死去的时候没有国王的名分。为了惩罚他可耻的暴政，他被孤零零地埋葬在格洛斯特修道院，与其他国王分开。理查二世同样也没有资格安息在威斯敏斯特。他于1395年命人建造的超级豪华的双人陵墓（以珀贝克大理石为基座，带有铜像）中最后只安葬了波西米亚的安妮。理查二世的长眠之地是兰利，臭名昭著的恶棍皮尔斯·加韦斯顿就被埋葬在那里。直到1413年，亨利五世继位的时候，理查二世的遗体才被转移到威斯敏斯特，终于来到他的妻子和忏悔者爱德华的身边。1381年，在前往史密斯菲尔德面对瓦特·泰勒的起义军之前，理查二世曾在忏悔者爱德华的陵墓前祷告。

圣爱德华享受尊崇最多的地方是威斯敏斯特的王陵，而在较近期受到膜拜的另一位国民圣徒接受景仰的场所则是温莎圣乔治小教堂的嘉德骑士座位。这座小教堂后来由爱德华四世重建，成为英格兰历代君主的另一个长眠之地。爱德华三世建立了嘉德骑士团，礼拜圣乔治，推崇尚武骑士的光荣法则，重新塑造了这位军人国王与大诸侯之间的关系。它为爱德华三世及其儿子们与法兰西的残酷战争提供了一种精神上的、荣誉性的叙述。在一定程度上，圣乔治甚至取代了神话中的亚瑟王，成为英格兰征服的英雄。毫无疑问，对亚瑟王（其实他原先是威尔士的英雄，于爱德华一世在位时被英格兰人窃取）的崇拜是在金雀花王朝时期发展起来的，亚瑟王传说也从民间传说故事的主题演化成了王室排场的可靠元素（而民间传说故事的最早代表是不法之徒替天行道的故事，如罗宾汉的歌谣）。但在爱德华三世时期发展起来的圣乔治崇拜则更强大有力。亚瑟王给了爱德华一世借口去征服威尔士和压倒苏格兰（尽管这种借口纯属谎言），而圣乔治的大旗的作用甚至更大：它将国王与贵族和骑士阶层联合起来，共同奋战，并最终鼓舞整个英格兰在海峡对岸征战。自1204年约翰丢失诺曼底、盎格鲁—诺曼王国开始痛苦而永久性地破裂以来，除了爱德华三世，没有一位国王能够完成这样的功业。

在金雀花王朝时代声名远扬的圣徒不只是圣爱德华和圣乔治。除了他们之外，还有许多英雄，他们都被认为得到了上帝的祝福，尽管并不是全都被封为圣徒。这些英雄是在对抗国王的过程中丧命的伟人。在坎特伯雷，圣托马斯·贝克特的墓地是英格兰最利润丰厚的朝圣地。这位喜好争吵的大主教被亨利二世谋杀，他的圣龛浸染着鲜血和传说，其神圣程度足以与欧洲大陆上的许多朝圣地（从巴黎的巴黎圣礼拜教堂到加利西亚的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条条朝圣路上有诸多这样的圣所）媲美。从亨利二世本人开始，金雀花王朝历代君主都来到圣托马斯的圣龛前，要么是祷告以寻求坚毅的勇气，要么是为了胜利而感恩。圣托马斯的圣龛一直是最神圣的场所，直到1538年，亨利八世解散天主教修道院期间命令将它拆毁。圣龛被拆除，贝克特的遗骨被抛弃在小溪里。今天，贝克特圣龛只剩下了一支小蜡烛和一块匾铭，但贝克特仍然是英格兰历史上最著名的人物之一，他的被害也是英格兰历史正典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他肯定比另外两个与金雀花国王对抗的人——西蒙·德·孟福尔和兰开斯特伯爵托马斯更有名，尽管这几个人的遗体和圣龛都有所谓的奇迹异象出现。

金雀花王朝历代国王的遗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在战场上的成功，王朝也正是通过他们的军事成就给英格兰留下了印迹。在金雀花王朝的年代，正如英格兰政府和政治文化发生了变化一样，军事战略和战术的几乎每一个方面都发生了革新。亨利二世、理查一世和约翰与他们的诺曼祖先有很多共同之处，在他们的时代，战争艺术就是攻城的艺术。12世纪和13世纪初的大战役几乎全都发生在城堡和设防城镇的城墙下。亨利二世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部署是1159年将金雀花王朝各领地的联军调遣到图卢兹城下，但攻城失败；理查一世的威名是在攻打阿卡和雅法的战斗中建立的，他也死于另一场攻城战，即沙吕—沙布罗尔城下。约翰丢掉了诺曼底，因为他在1203年从腓力·奥古斯都手中争夺加亚尔城堡的大胆尝试失败了；1214年，他率领盟友们企图在布汶与法兰西国王正面交锋，却吃了败仗，这是他的统治的标志性失败。三个风云变幻的年头之后，腓力二世的儿子路易王子兴兵攻打林肯城，威廉·马歇尔以亨利三世的名义冲进城，将法兰西军队打退到海峡处，挽救了金雀花王朝。

但从13世纪中叶开始，正面交锋的对阵取代了攻城战，成为英格兰人作战的决定性手段。起初，正面对阵是遭到内战挑战的金雀花国王们的不得已手段：1263年的伊夫舍姆战役中，西蒙·德·孟福尔被残忍地砍成肉泥；1322年，兰开斯特伯爵托马斯被自己的堂兄爱德华二世打败之后遭到斩首。从13世纪末开始，英格兰国王们也开始越来越频繁地依赖正面交锋来对付国外敌人。爱德华一世的军队在福尔柯克和邓巴的大胜令苏格兰闻风丧胆；爱德华二世在班诺克本一败涂地。在1327年凄惨的夏季，爱德华三世在斯坦诺普园林大败，丢尽了颜面，但从中学到了战争艺术的许多教训。1333年，他在哈立顿山报仇雪恨。自此之后，英格兰军队在战场上的排兵布阵成为最令人心惊胆寒的场面之一。

爱德华三世在位期间，军事上出现了一些变革。他让乘骑武士下马，在近距离作战，并利用乘骑弓箭手扰乱敌人骑兵的冲锋、向敌人步兵射出致命的箭雨。这些军事变革为他赢得了英格兰历史上一些最著名的胜利。百年战争使得英格兰人感到自己的军事实力与法兰西可以一决高下，这种观念影响着两国关系，一直到拿破仑时代。克雷西和普瓦捷这样的胜仗永载史册，闻名遐迩，而军事策略的革命后来在亨利五世时代达到巅峰。1415年的圣克里斯宾节，亨利五世在阿金库尔取得了令人咋舌的辉煌胜利，英格兰弓箭手不可战胜的威名得到了确立。在英格兰神话、传说和传奇的发展过程中，这些令人畏惧的弓箭手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英格兰弓箭手在圣乔治的十字和英格兰狮子与法兰西百合花并置的大旗下纵马奔向战场；英格兰国王在敌境亲自与法兰西人肉搏；黑太子在克雷西赢得他的马刺（骑士勋位）：这些故事始终是英格兰历史上的标志性画面，被一代代人传颂。

克雷西战役激战正酣的时候，爱德华三世正在考虑设立嘉德勋位。克雷西战役也是黑太子的军事生涯和英格兰在军事上的短暂但辉煌的主宰时期的开端，这段辉煌始终被人们所景仰与讴歌。英格兰王室图像符号中有这么多部分，尤其是与嘉德勋位相关的部分，都源自金雀花王朝在法兰西的军事胜利。我们也不能忘记，与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狮心王理查一世相关的神话和传说是多么脍炙人口。对于在21世纪努力共存的基督徒和穆斯林来说，“十字军东征”这个词仍然有浓重的政治意义。有些现代宣传家会追溯既往，将我们今天的文化冲突视为八百多年前理查一世与萨拉丁的战争的延续。这种看法不符合历史真实，但很有诱惑力。但在当年，“十字军东征”具有关键性意义，将英格兰王室的视野扩展到了中东，让英格兰国王们在最具威望的军事舞台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金雀花王朝军事遗产的另一个方面奠定了英格兰与不列颠群岛其他部分关系的基础，这种关系大体上延续至今。在金雀花王朝之前，只有神话中的亚瑟王据说曾统一威尔士、爱尔兰、苏格兰和英格兰王国。但从亨利二世开始，金雀花王朝历代国王一直构想着由英格兰统一不列颠群岛，并且只差一点就实现了。为了报复狮子威廉参与1173年的大叛乱，亨利二世第一次将苏格兰变成了英格兰的附庸国。爱德华一世则更进一步，羞辱了苏格兰国王，迫使其向自己俯首称臣，并将苏格兰神圣的加冕石从斯昆修道院抢走，做成了自己的加冕宝座的基石，放在威斯敏斯特。苏格兰的加冕石就一直留在那里，一直到1996年才被归还给苏格兰。但爱德华一世及其孙子爱德华三世发现，他们永远没有办法强迫苏格兰人爱戴英格兰国王。金雀花王朝在英苏边境以北的残酷镇压使得苏格兰人对英格兰的仇恨永远不能彻底平息。苏格兰的民族主义运动植根于13和14世纪的事件，如果苏格兰民族主义者能够在21世纪达成心愿，切断与不列颠的联合，那么很多人会认为，苏格兰的独立是始自中世纪全盛期的漫长历史进程的最终结果。

在威尔士，金雀花王朝留下的印迹同样不可磨灭。爱德华一世从13世纪80年代起建造的一系列城堡至今屹立。它们是很久以前的征服的纪念碑，并提醒威尔士北部和西部的居民们，那场争夺威尔士主宰权的斗争决定了英威关系的许多条件，直至今日。爱尔兰人对英格兰征服者的怨恨同样恒久。在有些人看来，英国—爱尔兰漫长而困难重重的关系史的开端要追溯到1155年，唯一一位出身英格兰的教皇——阿德里安四世向金雀花王朝的第一位国王亨利二世授予了《褒扬令》诏书。在金雀花王朝历代君主中，只有亨利二世、约翰和理查二世曾涉足爱尔兰，但没有什么特别光彩的影响。他们的所作所为确立了英格兰人在爱尔兰海对岸称王称霸的观念，也招致了本土爱尔兰人激烈的反抗。这是一个尚未结局的故事的开端，但毕竟是个开端。

除了这一切之外，金雀花王朝还以非常显而易见的方式改变了英格兰。国家在1400年不仅仅是组成结构发生了变化，外观也与过去截然不同。八代英格兰君主大兴土木、赞助艺术，改造了英格兰的外貌。金雀花王朝建造了宏伟的城堡、宫殿和猎苑。他们雇用了各自时代的伟大艺术家和建筑师。威斯敏斯特、温莎和威尔士诸城堡是最明显的例子，但在两个半世纪的统治中，王国在许多其他方面也成熟了。伦敦旧貌换新颜；都城快速扩张，正在成长为一个主要的国际贸易中心。在多佛尔，亨利二世晚年改建的雄壮要塞巍峨地俯视白色的峭壁，恫吓着法兰西侵略者。教堂建筑的黄金时代造就了全国各地的诸多哥特式尖塔和飞扶垛。自罗马人离去之后，砖石建筑第一次被重新引入英格兰。新城镇和港口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大多是在黑死病造成的人口骤降之前建成的。朴次茅斯是理查一世建立的军事城镇，但其他港口，如哈里奇（1238年从亨利三世那里获得特许状）和利物浦（约翰国王1207年建立）在王室的恩宠下也欣欣向荣。同时，14世纪的人口暴跌，许多村庄十室九空，但不能说这是金雀花国王们直接造成的后果。

最后，在金雀花王朝的英格兰，英语终于成为主流语言。12世纪40年代，年轻的亨利二世在寒风中登陆英格兰海岸时，他对英语只有最基础的理解。他肯定不会认为英语是一种有用的语言，因为重要的对话都用不到它。当时没有一个有地位或有才能的人会用英语和他说话。亨利二世宫廷的语言是诺曼法语，或许还有阿基坦的埃莉诺及其来自法兰西南方的侍从们说的奥克语。官方文档的语言则是拉丁语。

语言的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金雀花王朝末期，甚至更晚近，因为法语仍然是最高雅的宫廷语言，适合贵族们说，而拉丁语仍然是法庭和政府工作的重要语言。但到了14世纪，英语的地位已经崛起。1362年为了庆祝爱德华三世的五十大寿而在议会上颁布的《申辩条例》规定，英语为王家法庭和议会的工作语言。这次议会也是中世纪英格兰王权的一个巅峰。于是，原先被认为粗鄙不堪的本土语言的地位逐渐提高。到理查二世在位时，杰弗里·乔叟、约翰·高尔、威廉·郎兰和《高文爵士与绿骑士》作者正在将英语从一种愚民和农奴的语言转变为诗歌和学术的语言。后来，英语不仅变成了帝王将相的语言，甚至成了世界上极其重要的一种语言。

理查二世的遗体被从庞蒂弗拉克特运往伦敦的时候，一个旧王朝凄惨地终结了，英格兰历史上一个新的动荡不安的世纪拉开了大幕。理查二世的被废和惨死中断了从亨利二世开始的直系继承的法统，给国家带来了耻辱。但这也标志着一个变革、发展、成长的时代的终结，在这个时代，英格兰成长为一个朝气蓬勃而踌躇满志的国家。在二百四十六年风云激荡的统治中，金雀花王朝历代国王以自己的形象塑造了英格兰。他们将一个政体松散、脆弱、容易分裂的国家转变成了当时最强大、最进步的国度之一。更重要的是，他们给英格兰人的想象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

[1] 卢比孔河是意大利北部的一条约29公里长的河流。在西方，“渡过卢比孔河”是一句很流行的成语，意为“破釜沉舟”。这个习语源自前49年，根据当时的罗马共和国法律，任何将领都不得带领军队越过作为意大利本土与内高卢分界线的卢比孔河，否则就会被视为叛变。恺撒冒险破除此禁忌，带兵进军罗马与格奈乌斯·庞培展开内战，并最终获胜。

推荐书目

读者诸君若希望对本书探讨的一些重要主题和人物有更多了解，不妨参考这个书单。

若要研究英格兰历代国王生平或英国历史上的任何关键人物，都应从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l Biography开始，目前在oxforddnb. com网站上可以付费使用（许多图书馆和研究机构都可以提供免费访问）。

另一个有价值的在线资源是British History Online（british-history.ac. uk），它提供了许多珍贵的原始资料和第二手资料，以及政府档案。很多图书馆都可以免费访问这个网站。这里特别有用的是中世纪英格兰的议会档案（在sd-editions. com/PROME/home. Html也可找到）。

希望阅读关于金雀花王朝的原始文献的读者可以从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主编David C. Douglas）开始，该书的第2、3、4卷覆盖了1042年至1485年这个时期。关于该时期建筑工程的详细资料，可参阅The History of the King’s Works（作者H. M. Colvin，两卷本，1963年出版）。

第一部：灾祸的年代（1120～1154）

关于英格兰早期历史，Robert Bartlett的England Under the Norman and Angevin Kings（2000年出版）很有帮助。亨利一世的标准传记是C. Warren Hollister的Henry I（2001年出版）。

近期研究玛蒂尔达生平的最佳著作是Helen Castor的She-Wolves：The Women Who Ruled England Before Elizabeth（2010年出版）。最新一部专门研究玛蒂尔达的著作是Marjorie Chibnall的The Empress Matilda：Queen Consort，Queen Mother and Lady of the English（1993年出版）。关于玛蒂尔达和该时期的其他英格兰王后，还可参考Lisa Hilton的Queens Consort：England’s Medieval Queens（2008年出版）。关于斯蒂芬，可参阅David Crouch的The Reign of King Stephen（2000年出版）和Edmund King的The Anarchy of Stephen’s Reign（1994年出版）。

重要的第一手编年史包括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Orderic Vitali（Marjorie Chibnall编译，1968～1990年出版）、William of Malmesbury的Historia Novella（K. R. Potter译，Edmund King编，1998年出版）和Gesta Stephani（K. R. Potter编译，1976年出版）。

第二部：帝国的年代（1154～1204）

W. L. Warren的Henry II仍然是金雀花王朝创始人最佳的一部完整传记，但最好同时参阅Henry II：New Interpretations（Nicholas Vincent与Christopher Harper-Bill编，2007年出版）。Ralph V. Turner的Eleanor of Aquitaine（2009年出版）是对金雀花王朝第一位王后的最新研究著作。另可参考Eleanor of Aquitaine：Lord and Lady（Bonnie Wheeler与John Carmi Parsons编，2003年出版）。给亨利二世制造麻烦的大主教的最新传记是John Guy的Thomas Becket（2012年出版）。关于贝克特生平和死亡的原始资料，可参阅The Lives of Thomas Becket（Michael Staunton编译，2001年出版）。Frederick Pollock和F. W. Maitland的A History of English Law Before the Time of Edward（1968年出版）中记述了亨利二世的司法改革。

John Gillingham的Richard I（1999年出版）是狮心王的权威传记。Thomas Asbridge的The Crusades（2010年出版）概述和分析了理查一世在圣地的冒险。Frank McLynn的比较传记Lionheart and Lackland：King Richard，King John and the Wars of Conquest（2006年出版）详细记述了理查一世与腓力二世的战争。W. L. Warren的King John（1978年出版）努力将约翰的缺陷与他在行政上的成就并置。较老的、对约翰批评较严厉的传记包括Kate Norgate的John Lackland（1902年出版）和J. T. Appleby的John，King of England（1959年出版）。阅读这些书的同时都应当参考King John：New Interpretations（S. D. Church编，1999年出版）。关于金雀花王朝在不列颠和爱尔兰的战争的综述，David Carpenter的The Struggle for Mastery：Britain 1066-1284（2003年出版）非常关键。关于诺曼底失陷的意义，请参阅Daniel Power的The Norman Frontier in the Twelfth and Early Thirteenth Centuries（2004年出版）。约翰的死敌法兰西国王的最新传记是Jim Bradbury的Philip Augustus：King of France 1180-1223（1998年出版）。

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第2、3卷包括古代编年史的长篇选摘，来源包括William of Newburgh、Walter Map和Geraldof Wales的。The History of William the Marshal（A. J. Holding编，S. Gregory译，David Crouch注释，三卷本，2002～2006年出版）是一部值得细读的重要著作。Roger de Hoveden编年史的英译本是The Annals of Roger de Hoveden（H. T. Riley编，1853年出版）。Richard Fitz Nigel关于政府和行政的洞见被收入Dialogus de Scaccario and Constitutio Domus Regis（Emilie Amt与S. D. Church编译，2007年出版）。

第三部：对抗的年代（1204～1263）

关于约翰在位时期诸侯叛乱的经典研究著作是J. C. Holt的The Northerners：A Study in the Reign of King John（1961年出版）。J. C. Holt的Magna Carta是对《大宪章》的精彩研读，并收入了从1215年至1225年《大宪章》的完整文本。Ralph V. Turner的The King and His Courts：The Role of John and Henry III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1199-1240（1968年出版）研究了约翰在司法中扮演的角色。H. J. Richardson的The English Jewry Under Angevin Kings（1960年出版）研究了约翰对英格兰犹太人的处置。Anthony Julius的Trials of the Diaspora（2010年）将这段历史置于大的背景当中。

耶鲁的书系包括大部分英格兰君主的现代传记，只有极少数君主没有传记，亨利三世是其中一位。读者可参考F. M. Powicke的Henry III and the Lord Edward：The Community of the Realm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1947年出版）、D. A. Carpenter的The Minority of Henry III（1990年出版）和D. A. Carpenter论文集The Reign of Henry III（1996年出版）。D. A. Carpenter的“King Henry III andSaint Edward the Confessor：The Origins of the Cult”一文（载于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第122期，2007年出版）探讨了亨利三世对忏悔者爱德华的痴迷。Nicholas Vincent的Peter des Roches，Bishop of Winchester 1205-38：An Alien in English Politics（1996年出版）也很重要。关于13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战争，请参阅J. R. Maddicott的Simon de Montfort（1994年出版）。Marc Morris的A Great and Terrible King：Edward I and the Forging of Britain精彩地记述了爱德华王子在政治危机中的早期参与情况。关于爱德华王子在登基前的政治教育，见“Edward I and the Lessons of Baronial Reform”一文（载于Thirteenth Century England的1986年第1期）。

关于约翰与诸侯的斗争，Roger of Wendover的Flowers of History（J. A. Giles译，1849年出版）非常有价值。Matthew Paris续写了Wendover的编年史，他和亨利三世的宫廷非常亲近。他的作品以拉丁文出版为Matthaei Parisiensis，Monachi Sancti Albani，Chronica Majora（H. R. Luard编，七卷本，1872～1873年出版）。亨利三世宫廷的书信被收入Royal and Other Historical Letters Illustrative of the Reign of King Henry III（W. W. Shirley编，两卷本，1862～1886年出版）。Documents of the Baronial Movement of Reform and Rebellion 1258-1267（R. F. Treharne与I. J.Sanders编，1973年出版）收入了关于亨利三世与德·孟福尔战争的论文。Thomas Wright’s Political Songs of England（P. Cross编，1996年出版）收录了当时的诗歌和原始文献。

第四部：亚瑟王的年代（1264～1307）

爱德华一世的全面传记包括Michael Prestwich的Edward I（1988年出版）和E. L. G. Stones的Edward I（1968年出版）。Marc Morris的A Great and Terrible King，以及R. S. Loomis的论文“Edward I：Arthurian Enthusiast”（载于Speculum的1953年第28期）详细探讨了爱德华一世对亚瑟王的痴迷。关于爱德华一世的城堡，可参阅A. J. Taylor的论文“Master James of St.George”（载于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的1950年第65期）和Marc Morris的Castle：A History of the Buildings that Shaped Medieval Britain（2003年出版）。关于具体的城堡，请参考The History of the King’s Works（H. M. Colvin编，两卷本，1963年出版）。

关于爱德华一世和威尔士的关系，见R. R. Davies的The Age of Conquest：Wales 1063-1415（2000年出版）和Domination and Conquest（1990年出版）。关于苏格兰，可参阅A. A. M. Duncan的The Kingship of the Scots，842-1292（2002年出版），以及F. Watson的Under the Hammer：Edward I and Scotland 1286-1306（1998年出版）。英格兰通过法令进行的立法工作在爱德华一世在位期间有了长足进步，M. T. Clanchy的From Memory to Written Record（第二版1993年出版）描述的长期过程涉及了这一点。关于爱德华一世处境最艰难的一年，见Michael J. Hodder的Baronial Opposition to Edward I：The Earls and the Crisis of 1297（1976年出版）。

亚瑟王传说的最早作者依然值得关注，可参阅Geoffrey of Monmouth，History of the Kings of Britain（L. Thorpe编，1966年）。爱德华一世的法律被收录在The Statutes of the Realm第一卷中（A. Luders、T. E. Tomlins、J. France、W. E. Taunton与J. Raithby编，1810年出版）。关于苏格兰继位大业的文件收录在Edward I and the Throne of Scotland 1290-1296：An Edition of the Record Sources for the Great Cause（E. L. G.Stones and G. G. Simpson编，两卷本，1977年出版）中。关于爱德华一世政府遭到攻击的一些原始文献，见Documents Illustrating the Crisis of 1297-98 in England（M. Prestwich编，1980年出版）。关于爱德华一世的对苏战争，一部虽然不是当时撰写但非常有价值的苏格兰编年史是Scalacronica by Sir Thomas Gray of Heton，Knight（J. Stevenson编，1836年出版）。

第五部：暴力的年代（1307～1330）

爱德华二世最新的权威传记是Seymour Phillips的Edward II（2010年出版），是对之前的传记——Roy Martin Haines的King Edward II（2003年出版）的补充。其他参考书包括The Reign of Edward II：New Perspectives（Gwilym Dodd和Anthony Musson编，2006年出版）。Natalie Fryde的The Tyranny and Fall of Edward II 1321-1326（1979年出版）探讨了爱德华二世统治的末期。J. S. Hamilton的Piers Gaveston，Earl of Cornwall（1988年出版）和J. R. Maddicott的Thomas of Lancaster（1970年出版）分别研究国王的宠臣和敌人。关于他后期的宠臣，可参阅Michael Prestwich的论文“The Charges Against the Despensers，1321”（载于Bulletins of the Instituteof Historical Research的1985年第48期）。

M.McKisack的The Fourteenth Century（1959年出版）和Michael Prestwich的Plantagenet England，1225-1360（2005年出版）介绍了爱德华二世统治的背景。关于爱德华二世的妻子的生平，参阅H. Johnstone的文章“Isabella，the She-Wolf of France”（载于History新系列，1936～1937年第21期）。关于爱德华二世劫后余生的猜想，见Ian Mortimer的The Greatest Traitor：The Life of Sir Roger Mortimer，Ruler of England 1327-1330（2003年出版），以及Ian Mortimer的文章“The Death of Edward II in Berkeley Castle”（载于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的2005年第120期）。

关于这一时期的重要编年史（在本书正文中被称为《爱德华二世传》）是Vita Edwardi Secundi（Wendy R. Childs编译，2005年出版）。爱德华二世与布鲁斯家族之间战争的一个很好的资料来源是The Chronicles of Lanercost，1272-1346（Sir Herbert Maxwell编译，1913年出版）。PeterLangtoft’s Chronicle（T. Hearne编译，两卷本，1725年出版）也很有用。其他的古代编年史的选摘和翻译被收入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第三卷（H. Rothwell编，1975年出版）。

第六部：光荣的年代（1330～1360）

爱德华三世有一部非常出色的新传记，W. Mark Ormrod的Edward III（2011年出版）。Ian Mortimer的The Perfect King：The Life of Edward III，Father of the English Nation（2006年出版）也是近期一部可读性极强的作品。另可参阅J. S. Bothwell编辑的The Age of Edward III（2001年出版）一书中的文章，尤其是关于军事发展的文章。R. Barber的Edward，Prince of Wales and Aquitaine（1978年出版）研究了黑太子的生平。另可参阅Anthony Goodman的John of Gaunt：The Exercise of Princely Power in Fourteenth-Century Europe（1992年出版）。

关于百年战争初始阶段，最好的入门著作是Jonathan Sumption的The Hundred Years War I：Trial by Battle（1990年出版）以及他的The Hundred Years War II：Trial by Fire（1999年出版）。关于1341年危机，见Natalie Fryde的文章“Edward III’s Removal of His Ministers and Judges，1340-1341”（载于Historical Research的1975年第48期）。关于爱德华三世统治初年英格兰的混乱状况，见E. L.G. Stones的文章“The Folvilles of Ashby-Folville in Leicestershire，and Their Associates in Crime”（载于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的1957年第5系列第7期）。John Hatcher的The Black Death：An Intimate History（2008年出版）是近期关于1348年人口危机的最佳著作。关于爱德华三世时代的骑士风尚，见Hugh E. L. Collins的The Order of the Garter，1348-1461（2000年出版）。

关于爱德华三世对法战争的所谓起源，见The Vowsof the Heron（J. L. Grigsby与N. J. Lacy编，1992年出版）。Froissart’s Chronicles（G. Brereton译，1978年出版）是关于百年战争及其背景的一部重要而生动（尽管有些不可靠）的编年史，其效仿的榜样是Chronique de Jean le Bel（J. Viard and E. Deprez编，两卷本，1904～1905年出版）。Thomas Walsingham的The St. Albans Chronicle：The “Chronica Maiora”（J. Taylor、Wendy Childs和L. Watkiss编译，2003年出版）是从修士的视角写百年战争的。

第七部：革命的年代（1360～1399）

George Holmes的The Good Parliament（1975年出版）详细记述了1376年诸侯反对国王的事件。G. L.Harriss的Shaping the Nation：England 1360-1461（2005年出版）对当时的内政外交做了背景介绍、概述和分析。Nigel Saul的Richard II（1997年出版）是金雀花王朝末代君主的权威传记。Michael Bennett的Richard II and the Revolution of 1399（1999年出版）集中分析了金雀花王朝的最后几年。

关于英格兰势力在法兰西的衰败，见Jonathan Sumption的The Hundred Years WarIII：Divided Houses（2009年出版）。Dan Jones的Summer of Blood：The Peasants’ Revolt of 1381（2009年出版）叙述了瓦特·泰勒农民起义及其后果。Nigel Saul的文章“Richard II and the Vocabulary of Kingship”（载于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的1995年的第60期）分析了理查二世对君主威严的理解。Caroline Barron的文章“The Tyranny of Richard II”（载于Bulletins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Research的1968年第41期）描写了理查二世在其统治最后几年对人民的压迫。B. Wilkinson的文章“The Deposition of Richard II and the Accession of Henry IV”（载于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的1939年第54期）描述了理查二世被废黜的过程。

关于理查二世被废黜的原始文献载于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第三卷。R. B. Dobson的The Peasants’ Revolt of 1381（第二版1983年出版）探讨了大起义和理查二世统治的其他方面。记载理查二世统治的其他编年史包括Thomas Walsingham的编年史Knighton’s Chronicle，1337-1396（G. H. Martin编，1995年出版）和The Chronicle of Adam of Usk，1377-1421（C. Given-Wilson编译，1997年出版）。同情理查二世的史书Chronicque de latra？son et mort de Richart Deux roy Dengleterre由英国史学研究会在1846年出版，提供了理查二世被废黜的许多细节信息。

译名对照表

A

Abagha Khan阿八哈汗

Acton Burnell，Statute of《阿克顿伯内尔条例》

Adam of Usk阿斯克的亚当

Adela（daughter of William the Conqueror）阿德拉（征服者威廉的女儿）

Adelard of Bath巴斯的阿德拉德

Adele of Champagne，Queen of France香槟的阿代勒，法兰西王后

Adeliza of Louvain，Queen of England鲁汶的阿德丽莎，英格兰王后

Adrian IV Pope阿德里安四世，教皇

Agincourt，Battle of阿金库尔战役

Aimery de Thouars艾默里·德·图阿尔

Alexander III，king of Scotland亚历山大三世，苏格兰国王

Alexander III，Pope亚历山大三世，教皇

Alexander IV，Pope亚历山大四世，教皇

Alfonso VIII，king of Castile阿方索八世，卡斯蒂利亚国王

Alfonso XI，king of Castile阿方索十一世，卡斯蒂利亚国王

Alice of France法兰西的艾丽斯

Alix，Countess of Blois阿利克斯，布卢瓦伯爵夫人

Alspaye，Gerard d’杰拉德·德·艾尔斯佩

Amadeus，Count of Savoy阿梅迪奥，萨伏依伯爵

Andreas of Marchiennes马尔谢讷的安德烈亚斯

Andrew of Wyntoun温顿的安德鲁

Angle，Guichard d’，Earl of Huntington吉夏尔·德·安格勒，亨廷顿伯爵

Anglo-Saxon Chronicle，The《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

Angoulême，Count of昂古莱姆伯爵

Anne of Bohemia，Queen of England波西米亚的安妮，英格兰王后

Anonimalle Chronicle《阿诺尼玛莱编年史》

Argentein，Giles d’贾尔斯·德·阿让唐

Arlot，papal envoy阿尔洛特，教皇使节

Arms，Assize of 《军备条令》

Arthur，King亚瑟王

Arthur of Brittany布列塔尼的阿尔蒂尔

Arundel，Earls of阿伦德尔伯爵

Arundel，Thomas，Archbishop of Canterbury托马斯·阿伦德尔，坎特伯雷大主教

Audley，Hugh the Elder老休·奥德利

Audley，Hugh the Younger小休·奥德利

Avranches，Compromise of《阿夫朗什和解协议》

B

Badlesmere，Bartholomew巴塞洛缪·巴德勒斯米尔

Bagot，William威廉·巴戈特

Baker，Geoffrey杰弗里·贝克尔

Baldock，Robert罗伯特·鲍多克

Baldwin，Archbishop of Canterbury鲍德温，坎特伯雷大主教

Baldwin，Count of Flanders鲍德温，佛兰德伯爵

Baldwin，Count of Hainaunlt鲍德温，埃诺伯爵

Balliol，Edward，king of Scotland爱德华·巴里奥，苏格兰国王

Balliol，Jocelin de乔斯林·德·巴利奥尔

Balliol，John，king of Scotland约翰·巴里奥，苏格兰国王

Bannockburn，Battle of班诺克本战役

Bardi，family of巴尔迪家族

Baybars，Mamluk sultan拜巴尔，马木留克王朝苏丹

Béarn，Gaston de加斯东·德·贝阿恩

Beatrice of Savoy，Countess of Provence萨伏依的贝亚特丽斯，萨伏依伯爵夫人

Beauchamp，Guy de，10thEarl of Warwick盖伊·德·比彻姆，第十代沃里克伯爵

Beauchamp，John约翰·比彻姆

Beauchamp，Thomas de，11thEarl of Warwick托马斯·德·比彻姆，第十一代沃里克伯爵

Beauchamp，Thomas de，12thEarl of Warwick托马斯·德·比彻姆，第十二代沃里克伯爵

Beauchamp，William威廉·比彻姆

Beauchamp，William de，9thEarl of Warwick威廉·德·比彻姆，第九代沃里克伯爵

Beaufort，John，marquis of Dorset约翰·博福特，多塞特侯爵

Beaumont，Henry de亨利·德·博蒙特

Beaumont，Louis，Bishop of Durham刘易斯·博蒙特，达勒姆主教

Beaumont，Robert de，3rdEarl of Leicester罗伯特·德·博蒙特，第三代莱斯特伯爵

Beaumont，Robert de，4thEarl of Leicester罗伯特·德·博蒙特，第四代莱斯特伯爵

Beaumont，Waleran de沃尔伦德·博蒙特

Becket，Thomas，Archbishop of Canterbury托马斯·贝克特，坎特伯雷大主教

Bechuchet，Nicolas尼古拉·贝于歇

Bek，Anthony，Bishop of Durham安东尼·贝克，达勒姆主教

Bereford，Simon西蒙·贝里福德

Berengaria of Navarre，Queen of England纳瓦拉的贝伦加丽亚，英格兰王后

Berkerley，Maurice de莫里斯·德·伯克利

Bernard of Clairvaux克莱尔沃的伯纳德

Berners，James詹姆斯·伯纳斯

Berwick，Battle of伯立克战役

Bicchieri，Cardinal Guala瓜拉·比基耶里，红衣主教

Bigod，Hugh，Earl of Norfolk休·比戈德，诺福克伯爵

Bigod，Roger，Earl of Norfolk罗杰·比戈德，诺福克伯爵

Birgham，Treaty of《伯厄姆条约》

Bisquale，Raymond de雷蒙·德·毕卡勒

Black Death黑死病

Blanch，Duchess of Lancaster布朗什，兰开斯特公爵夫人

Blanch of Castile，Queen of France布朗什，法兰西王后

Blois，Count of布卢瓦伯爵

Bohun，Edward爱德华·博汉

Bohun，Henry de，1stEarl of Hereford亨利·德·博汉，第一代赫里福德伯爵

Bohun，Henry de亨利·德·博汉

Bohun，Humphrey de，2ndEarl of Hereford汉弗莱·德·博汉，第二代赫里福德伯爵

Bohun，Humphrey de，3rdEarl of Hereford汉弗莱·德·博汉，第三代赫里福德伯爵

Bohun，Humphrey de，4thEarl of Hereford汉弗莱·德·博汉，第四代赫里福德伯爵

Bohun，William de，Earl of Northampton威廉·德·博汉，北安普顿伯爵

Bolingbroke，Henry博林布罗克的亨利

Boniface of Savoy，Archbishop of Canterbury萨伏依的博尼法斯，坎特伯雷大主教

Boniface VIII，Pope博尼法斯八世，教皇

Bouvines，Battle of布汶战役

Bracton布拉克顿

Brembre，Nicholas尼古拉斯·布雷姆布利

Bretigny，Treaty of《布雷蒂尼条约》

Briouze，William de威廉·德·布雷乌泽

Bruce，Edward爱德华·布鲁斯

Bruce，Robert，5th Lord of Anandale罗伯特·布鲁斯，第五代安嫩代尔领主

Bruges，Treaty of《布鲁日条约》

Brut Chronicle《布鲁图编年史》

Burgh，Elizabeth de，Duchess of Clarence伊丽莎白·德·伯格，克拉伦斯公爵夫人

Burgh，Elizabeth de，Queen consort of Scotland伊丽莎白·德·伯格，苏格兰王后

Burgh，Hubert de休伯特·德·伯格

Burghersh，Henry，Bishop of Lincoln亨利·伯格什，林肯主教

Burley，Simon西蒙·伯利

Burnell，Robert，Bishop of Bath and Wells罗伯特·伯内尔，巴斯暨韦尔斯主教

Bury，Richard理查·伯里

Bushy，John约翰·布希爵

C

Calais，siege of加来围城战

Cambridge，Edmund，Earl of埃德蒙，剑桥伯爵

Cantelupe，Thomas de，Bishop of Hereford托马斯·德·坎蒂卢普，赫里福德主教

Carlisle，Andrew Harclay，Earl of安德鲁·哈克雷，卡莱尔伯爵

Carlisle，Bishop of卡莱尔主教

Chandos，John约翰·钱多斯

Chandos，Herald钱多斯传令官

Charles IV，king of France查理四世，法兰西国王

Charles V，king of France查理五世，法兰西国王

Charles VI，king of France查理六世，法兰西国王

Charles de Blois布卢瓦的查理

Charles of Anjou，king of Sicily安茹的查理，西西里国王

Charles “the bad，” king of Navarre恶人查理，纳瓦拉国王

Charter of the Forest《森林宪章》

Chaucer，Geoffrey杰弗里·乔叟

Chester，Alfonso Earl of阿方索，切斯特伯爵

Chester，RanulfEarl of雷纳夫，切斯特伯爵

Chester，Richard，Earl of理查，切斯特伯爵

Children’s Plague儿童疫病

Chronicle of Battle Abbey《战役修道院编年史》

Chronicque de la traison et mort de Richart《英格兰国王理查二世遭背叛及遇害编年史》

Clanvowe，John约翰·克兰沃

Clare，Eleanor de埃莉诺·德·克莱尔

Clare，Gilbert de，5thEarl of Gloucester吉尔伯特·德·克莱尔，第五代格洛斯特伯爵

Clare，Gilbert de，7thEarl of Gloucester吉尔伯特·德·克莱尔，第七代格洛斯特伯爵

Clare，Margaret de，Countess of Cornwall玛格丽特·德·克莱尔，康沃尔伯爵夫人

Clare，Richard de，3rdEarl of Hertford理查·德·克莱尔，第三代赫特福德伯爵

Clare，Richard de，6thEarl of Gloucester理查·德·克莱尔，第六代格洛斯特伯爵

Clare，Richard FitzGilbert de理查·菲茨吉尔伯特·德·克莱尔

Clare，Roger de，2ndEarl of Hertford罗杰·德·克莱尔，第二代赫特福德伯爵

Clare，Thomas de托马斯·德·克莱尔

Clarendon，Assize of《克拉伦登条令》

Clarendon，Constitutions of《克拉伦登宪法》

Clement V，Pope克雷芒五世

Clement VI，Pope克雷芒六世

Clement VII （anitpope）克雷芒七世，对立教皇

Clifford，Robert，1stBaron deClifford罗伯特·克利福德，第一代克利福德男爵

Clifford，Robert罗伯特·克利福德

Clifford，Roger，2ndBaron deClifford罗杰·克利福德，第二代克利福德男爵

Clinton，William，Earl of Huntington威廉·克林顿，亨廷顿伯爵

Comnenus，Isaac，ruler of Cyprus伊萨克·科穆宁，塞浦路斯君主

Comyn，John约翰·科明

Conan IV，Duke of Brittany科南四世，布列塔尼公爵

Conrad of Monteferrat，king of Jerusalem蒙费拉的康拉德，耶路撒冷国王

Constance，Duchess of Brittany康斯坦丝，布列塔尼公爵夫人

Constance of Castile，Duchess of Lancaster卡斯蒂利亚的康斯坦丝，兰开斯特公爵夫人

Controne，Pancio de潘西奥·德·孔特罗内

Cornwall，Earls of康沃尔伯爵

Courtenay，Archbishop of Canterbury考特尼，坎特伯雷大主教

Crecy，Battle of克雷西战役

Cusington，Stephen斯蒂芬·卡辛顿

D

Dafyddap Gruffudd格鲁菲兹之子大卫

Dafyddap Lywwelyn罗埃林之子大卫

Dagwoth，Thomas托马斯·达格沃斯

Damme，Battle of达默战役

Damory，Hugh休·达默里

Damory，Roger罗杰·达默里

Dante，Aleghieri但丁·阿利吉耶里

David I，king of Scotland大卫一世，苏格兰国王

David II，king of Scotland大卫二世，苏格兰国王

Despenser，Bishop of Norwich德斯潘塞，诺里奇主教

Despenser，Hugh the Elder，Earl of Winchester老休·德斯潘塞，温切斯特伯爵

Despenser，Hugh the Younger小休·德斯潘塞

Despenser，Thomas，Earl of Gloucester托马斯·德斯潘塞，格洛斯特伯爵

Devon，Earl of德文伯爵

DairmaitMacMurchada，king of Leinster迪尔梅德·麦克默乌拉哈达，伦斯特国王

Diceto，Ralph de拉尔夫·德·狄瑟托

Disinherited被剥夺继承权者

Douglas，James詹姆斯·道格拉斯

Dunbar，Battle of邓巴战役

Dupplin Moor，Battle of杜普林沼泽战役

Dymock，Thomas托马斯·迪莫克

E

Edict of Expulsion《驱逐敕令》

Edinburgh-Northampton，Treaty of《爱丁堡—北安普敦条约》

Edmund of Langley，Duke of York兰利的埃德蒙，约克公爵

Edmund of Woodstock，Earl of Kent伍德斯托克的埃德蒙，肯特伯爵

Edward，Duke of Albemarle爱德华，阿尔伯马尔公爵

Edward I，king of England爱德华一世，英格兰国王

Edward II，king of England爱德华二世，英格兰国王

Edward III，king of England爱德华三世，英格兰国王

Edward III （play）《爱德华三世》（戏剧）

Edward （son of the Black Prince）爱德华（黑太子的儿子）

Edward of Woodstock，prince of Wales伍德斯托克的爱德华（黑太子），威尔士亲王

Edward the Confessor，king of England忏悔者爱德华，英格兰国王

Eland，William威廉·伊兰

Eleanor，Queen of Castile埃莉诺，卡斯蒂利亚王后

Eleanor （daughter of Edward I）埃莉诺（爱德华一世之女）

Eleanor of Aquitaine，Queen of England阿基坦的埃莉诺，英格兰王后

Eleanor of Castile，Queen of England卡斯蒂利亚的埃莉诺，英格兰王后

Eleanor of Leicester莱斯特的埃莉诺

Eleanor of Provence，Queen of England普罗旺斯的埃莉诺，英格兰王后

Eleanor of Woodstock伍德斯托克的埃莉诺

Elizabeth （daughter of Edward I）伊丽莎白（爱德华一世之女）

Elizabeth de Burgh，Queen consort of Scotland伊丽莎白·德·伯格，苏格兰王后

Eugene III，Pope尤金三世，教皇

Eustace IV，Count of Boulogne尤斯塔斯四世，布洛涅伯爵

Evesham，Battle of伊夫舍姆战役

Evesham，monk of伊夫舍姆的僧人

évreux，Count of埃夫勒伯爵

Exeter，Bishopof埃克塞特主教

Eynsford，William，Lord恩斯福德领主威廉

Eyville，Jocelin乔斯林·德·艾维尔

F

Falaise，Treaty of《法莱斯条约》

Falkirk，Battle of福尔柯克战役

Favent，Thomas托马斯·法温特

Ferrand，Count of Flanders费朗，佛兰德伯爵

FitzAlan，Edmund，9thEarl of Arundel埃德蒙·菲茨艾伦，第九代阿伦德尔伯爵

FitzAlan，Richard，10thEarl of Arundel理查·菲茨艾伦，第十代阿伦德尔伯爵

FitzAlan，Richard，11thEarl of Arundel理查·菲茨艾伦，第十一代阿伦德尔伯爵

FitzAlan，William威廉·菲茨艾伦

FitzCount，Brian布莱恩·菲茨康特

FitzGeoffrey，John约翰·菲茨杰弗里

FitzNigel，Richard理查·菲茨奈杰尔

FitzPeter，Geoffrey杰弗里·菲茨彼得

Fitzstephen，Thomas托马斯·菲茨斯蒂芬

Fitzstephen，William威廉·菲茨斯蒂芬

Fitzwalter，Robert罗伯特·菲茨沃尔特

Fordham，John约翰·福德姆

Frederick I，“Barbarossa，” Holy Roman Emperor弗里德里希一世·“巴巴罗萨”，神圣罗马皇帝

Frederick II，Holy Roman Emperor弗里德里希二世，神圣罗马皇帝

Froissart，Jean让·傅华萨

Fulk III，Count of Anjou富尔克三世，安茹伯爵

Fulk V，king of Jerusalem富尔克五世，耶路撒冷国王

G

Gaveston，Piers，Earl of Cornwall皮尔斯·加韦斯顿，康沃尔伯爵

Geoffrey，Archbishop of York若弗鲁瓦，坎特伯雷大主教

Geoffrey，Count of Nantes若弗鲁瓦，南特伯爵

Geoffrey，Duke of Brittany若弗鲁瓦，布列塔尼公爵

Geoffrey，of Monmounth蒙茅斯的杰弗里

Geoffrey Plantegenet，Count of Anjou若弗鲁瓦·金雀花，安茹伯爵

George，Saint圣乔治

Gerald of Wales威尔士的杰拉尔德

Gervase of Canterbury坎特伯雷的杰维斯

GestaStephani《斯蒂芬行状录》

Glanvill，Ranulf雷纳夫·格兰维尔

Gloucester，Robert，1stEarl of罗伯特，第一代格洛斯特伯爵

Gloucester，Statute of《格洛斯特条例》

Godwinsson，Harold哈罗德·葛温森

Good Parliament好议会

Gower，John约翰·高尔

Grandison，Otto de奥托·德·格朗松

Gray，John de，Bishop of Norwich约翰·德·格雷，诺里奇主教

Gray，Thomas托马斯·格雷

Great Revolt大叛乱

Gregory XI，Pope格里高利十一世，教皇

Grim，Edward爱德华·格里姆

GruffuddapGwenwynwyn格温文文之子格鲁菲兹

GruffuddapLlwyd卢伊德之子格鲁菲兹

Guesclin，Bertrand du贝特朗·杜·盖克兰

Gurdon，Adam亚当·格登

Gurney，Thomas托马斯·格尼

Guy de Lusignan，king of Jerusalem居伊·德·吕西尼昂，耶路撒冷国王

Guy of Flanders佛兰德的居伊

H

Hales，Treasurer黑尔斯（财政大臣）

Halidon Hill，Battle of哈立顿山战役

Harclay，Andrew，Earl of Carlisle安德鲁·哈克雷，卡莱尔伯爵

Harcourt，William d’威廉·德·哈考特

Hatfield，Thomas，Bishop of Durham托马斯·哈特菲尔德，达勒姆主教

Henry，Count of Champagne，king of Jerusalem亨利，香槟伯爵，耶路撒冷国王

Henry I，king of England亨利一世，英格兰国王

Henry II，king of England亨利二世，英格兰国王

Henry III，king of England亨利三世，英格兰国王

Henry IV，king of England亨利四世，英格兰国王

Henry V，Holy Roman Emperor海因里希五世，神圣罗马皇帝

Henry V，king of England亨利五世，英格兰国王

Henry VI，Holy Roman Emperor海因里希六世，神圣罗马皇帝

Henry VII，king of England亨利七世，英格兰国王

Henry VIII，king of England亨利八世，英格兰国王

Henry of Almain日耳曼的亨利

Henry of Blois，Bishop of Winchester布卢瓦的亨利，温切斯特主教

Henry of Grosmont，Duke of Lancaster格罗斯蒙特的亨利，兰开斯特公爵

Henry of Huntington亨廷顿的亨利

Henry of Trastamara，king of Castile特拉斯塔马拉的恩里克，卡斯蒂利亚国王

Henry the Lion，Duke of Saxony and Bavaria狮子海因里希，萨克森和巴伐利亚公爵

Henry the Young King小亨利国王

Herbert of Bosham博泽姆的赫伯特

Hereford，Earls of赫里福德伯爵

Hertford，Earls of赫特福德伯爵

Holland，Count of荷兰伯爵

Holland，John，Duke of Exeter约翰·霍兰，埃克塞特公爵

Holland，Thomas，Duke of Surrey托马斯·霍兰，萨里公爵

Holland，Thomas，1stEarl of Kent托马斯·霍兰，第一代肯特伯爵

Holland，Thomas，2ndEarl of Kent托马斯·霍兰，第二代肯特伯爵

Honorius IV，Pope霍诺里乌斯四世，教皇

Houghton，Adam，Bishop of St. David’s亚当·霍顿，圣戴维斯主教

Hugh III，king of Jerusalem于格三世，耶路撒冷国王

Hugh of Nonant诺南的于格

Huguzon，Cardinal于格松

Hundred Years War百年战争

Huntington，Earls of亨廷顿伯爵

I

Innocent III，Pope英诺森三世，教皇

Innocent IV，Pope英诺森四世，教皇

Isabella of Angoulême，Queen of England昂古莱姆的伊莎贝拉，英格兰王后

Isabella of Castile，Duchess of York卡斯蒂利亚的伊莎贝拉，约克公爵夫人

Isabella of England，Holy Roman Empress英格兰的伊莎贝拉，神圣罗马帝国皇后

Isabella of England英格兰的伊莎贝拉

Isabella of France，Queen of England法兰西的伊莎贝拉，英格兰王后

Isabella of Valois，Queen of England瓦卢瓦的伊莎贝拉，英格兰王后

Isabella of Woodstock，Countess of Bedford伍德斯托克的伊莎贝拉，贝德福德伯爵夫人

Isabella of Gloucester，Queen of England格洛斯特的伊莎贝尔，英格兰王后

J

James IV，king of Majorca詹姆斯四世，马略卡国王

James of St. George圣乔治的詹姆斯

Jean de Venette让·德·韦内特

Jean le Bel让·勒贝尔

Jewry，Statute of《犹太人条例》

Joan，Queen of Sicily琼，西西里王后

Joan de Munchensi琼·德·蒙琴西

Joanna of England，Queen of Scotland英格兰的琼，苏格兰王后

Joan of Acre，Countess of Gloucester阿卡的琼，格洛斯特伯爵夫人

Joan of England英格兰的琼

Joan of Kent，princess of Wales肯特的琼，威尔士王妃

Joan of Navarre，Queen of France纳瓦拉的琼，法兰西王后

Joan of the Tower伦敦塔的琼

Joan the Lame of Burgundy，Queen of France勃艮第的跛脚的琼，法兰西王后

John，Duke of Brabant约翰，布拉班特公爵

John，Duke of Brittany约翰，布列塔尼公爵

John，king of Bohemia约翰，波西米亚国王

John，king of England约翰，英格兰国王

John II，king of France约翰二世，法兰西国王

John III，Duke of Brittany约翰三世，布列塔尼公爵

John XXII，Pope约翰二十二世，教皇

John （son of Edward I）约翰（爱德华一世之子）

John of Brittany，Earl of Richmond布列塔尼的约翰，里士满伯爵

John of Eltham，Earl of Cornwall埃尔特姆的约翰，康沃尔伯爵

John of Gaunt，Duke of Lancaster冈特的约翰，兰开斯特公爵

John of Hainault埃诺的约翰

John of Hasting，Earl of Pembroke黑斯廷斯的约翰，彭布罗克伯爵

John of Martmoutier马尔穆蒂耶的约翰

John of Salisbury索尔兹伯里的约翰

K

Karl von Luxemburg，Holy Roman Emperor卢森堡的卡尔，神圣罗马皇帝

Kenilworth，Dictum《凯尼尔沃思声明》

Kent，Earls of肯特伯爵

Kirkstall chronicler柯克斯托尔编年史家

Knighton，Henry亨利·奈顿

Knolles，Robert罗伯特·诺尔斯

Knyvet，John约翰·尼维特

L

Laborers，Statute of《劳工法》

Lacey，Alice de，Countess of Lancaster艾丽斯·德·莱西，兰开斯特伯爵夫人

Lacey，Henry，Earl of Lincoln亨利·德·莱西，林肯伯爵

Lacy，John de约翰·德·莱西

La Marche，Count of拉马什伯爵

Lancaster，Edmund，Earl of埃德蒙，兰开斯特伯爵

Lancaster，Henry，Earl of Leicester亨利，莱斯特伯爵

Lancaster，Thomas，Earl of托马斯，兰开斯特伯爵

Lanercost chronicler拉纳科斯特编年史家

Langland，William威廉·郎兰

Langtoft，Peter彼得·兰托夫特

Langton，Stephen，Archbishop of Canterbury斯蒂芬·兰顿，坎特伯雷大主教

Langton，Walter沃尔特·兰顿

Latimer，Lord拉蒂默勋爵

Leake，Treaty of《利克条约》

Legge，John约翰·莱格

Le Goulet，Treaty of《勒古莱条约》

Leicester，Earls of莱斯特伯爵

Leicester，Henry，Earl of Lancaster and亨利，兰开斯特与莱斯特伯爵

Leland，John约翰·利兰

Leopold，Duke of Austria利奥波德，奥地利公爵

Lewes，Battle of刘易斯战役

Leybourne，Roger罗杰·利伯恩

Life of Edward II，The《爱德华二世传》

Lincoln，Battle of林肯战役

Lincoln，Henry de Lacey，Earl of亨利·德·莱西，林肯伯爵

Lionel of Antwerp，Duke of Clarence安特卫普的莱昂内尔，克拉伦斯公爵

Llywelyn ap Gruffudd格鲁菲兹之子罗埃林

Llywelyn the Great罗埃林大王

Longchamp，Willam，Bishop of Ely威廉·朗香，伊利主教

Louis，king of Navarre路易，纳瓦拉国王

Louis，king of Sicily路易，西西里国王

Louis VI，king of France路易六世，法兰西国王

Louis VII，king of France路易七世，法兰西国王

Louis VIII，king of France路易八世，法兰西国王

Louis IX，king of France路易九世，法兰西国王

Louis X，king of France路易十世，法兰西国王

Lucy，Richard de理查·德·卢西

Ludwig IV，Holy Roman Emperor路德维希四世，神圣罗马皇帝

Lusignan，Geoffrey de若弗鲁瓦·德·吕西尼昂

Lusignan，Guy de居伊·德·吕西尼昂

Lusignan，Hugh X de于格十世·德·吕西尼昂

Lusignan family吕西尼昂家族

Lyons，Richard理查·莱昂斯

M

MacWilliam，Guthred古特雷德·麦克威廉

Madog ap Llywelyn罗埃林之子马多格

Magna Carta《大宪章》

Malcolm IV，king of Scotland马尔科姆四世，苏格兰国王

Maltravers，John约翰·梅尔特莱弗斯

Mandeville，Geoffrey杰弗里·德·曼德维尔

Mandeville，Georffrey de，Earl of Essex and Gloucester杰弗里·德·曼德维尔，艾赛克斯与格洛斯特伯爵

Manny，Walter沃尔特·曼尼

Map，Walter沃尔特·马普

March，Earls of 马奇伯爵

Margaret，Countess of Pembroke玛格丽特，彭布罗克伯爵夫人

Margaret，Duchess of Brabant玛格丽特，布拉班特公爵夫人

Margaret，Duchess of Burgundy玛格丽特，勃艮第公爵夫人

Margaret，the Maid of Norway玛格丽特，挪威的少女

Margaret （daughter of Edward I） 玛格丽特（爱德华一世之女）

Margaret of France，Queen of England （wife of Edward） 法兰西的玛格丽特，英格兰王后（爱德华一世之妻）

Margaret of France，Queen of England （wife of Henry the Young King） 法兰西的玛格丽特，英格兰王后（小亨利国王之妻）

Margaret of Provence，Queen of France普罗旺斯的玛格丽特，法兰西王后

Marie，Countess of Champagne玛丽，香槟伯爵夫人

Marlborough，Statute of 《马尔伯勒法令》

Marshal，Gilbert吉尔伯特·马歇尔

Marshal，John约翰·马歇尔

Marshal，Richard理查·马歇尔

Marshal，William，1stEarl of Pembroke威廉·马歇尔，第一代彭布罗克伯爵

Marshal，William，2ndEarl of Pembroke威廉·马歇尔，第二代彭布罗克伯爵

Mary （daughter of Edward I） 玛丽（爱德华一世之女）

Mary，Duchess of Brittany玛丽，布列塔尼公爵夫人

Mathilde of Tuscany Countess of Canossa托斯卡纳的玛蒂尔达，卡诺萨女伯爵

Matilda，Countess of Perche玛蒂尔达，佩尔什伯爵夫人

Matilda，Duchess of Saxony and Bravaria玛蒂尔达，萨克森与巴伐利亚公爵夫人

Matilda，Empress玛蒂尔达皇后

Matilda （wife of William de Briouze）玛蒂尔达（威廉·德·布雷乌泽之妻）

Matilda of Boulogne，Queen of England布洛涅的玛蒂尔达，英格兰王后

Matilda of Scotland，Queen of England苏格兰的玛蒂尔达，英格兰王后

Matthew，Count of Boulogne马蒂厄，布洛涅伯爵

Maudelyn，Richard理查·莫德林

Mercadier梅卡迪耶

Merchants，Statutes of《商人条例》

Merciless Parliament无情的议会

Middleton，Gilbert吉尔伯特·米德尔顿

Miles of Gloucester格洛斯特的迈尔斯

Molyneaux，Thomas托马斯·莫利纽克斯

Montagu，John，3rdEarl of Salisbury约翰·蒙泰古，第三代索尔兹伯里伯爵

Montagu William，1stEarl of Salisbury威廉·蒙泰古，第一代索尔兹伯里伯爵

Mantagu，William，2ndEarl of Salisbury威廉·蒙泰古，第二代索尔兹伯里伯爵

Montbegon，Roger de罗杰·德·蒙特贝冈

Montfort，Amaury de阿莫里·德·孟福尔

Montfort，Eleanor de埃莉诺·德·孟福尔

Montfort，Guy de 盖伊·德·孟福尔

Montfort，Henry de亨利·德·孟福尔

Montfort，John de约翰·德·孟福尔

Montfort，Simon de，Earl of Leicester西蒙·德·孟福尔，莱斯特伯爵

Montfort，Simon the Younger小西蒙·德·孟福尔

Montgomery，Treaty of《蒙哥马利条约》

Moray，John Randolph，Earl of约翰·伦道夫，马里伯爵

More，Thomas de la托马斯·德·拉·莫尔

Mortimer，Edmund，5thEarl of March埃德蒙·莫蒂默，第五代马奇伯爵

Mortimer，Edmund埃德蒙·莫蒂默

Mortimer，Geoffrey杰弗里·莫蒂默

Mortimer，Hugh休·莫蒂默

Mortimer，Roger，2ndEarl of March罗杰·莫蒂默，第二代马奇伯爵

Mortimer of Chirk，Roger彻克的罗杰·莫蒂默

Mortimer of Wigmore，Roger，1st Baron罗杰·莫蒂默，第一代威格莫尔男爵

Mortimer of Wigmore，Roger，1stEarl of March威格莫尔的罗杰·莫蒂默，第一代马奇伯爵

Mortmain，Statue of《永久管业条例》

Mowbray，John de约翰·德·莫布雷

Mowbray，Thomas，Duke of Norfolk托马斯·莫布雷，诺福克公爵

Mowbray，William de威廉·德·莫布雷

Murimuth，Adam亚当·穆里穆斯

N

Najera，Battle of纳赫拉战役

Neville，Alexander，Archbishop of York亚历山大·内维尔，约克大主教

Neville，Hugh休·内维尔

Neville，Lord内维尔勋爵

Neville，Ralph，2nd Baron of Neville拉尔夫·内维尔，第二代内维尔男爵

Neville，Ralph，Earl of Westmoreland拉尔夫·内维尔，威斯特摩兰伯爵

Neville of Hornby，John霍恩比的约翰·内维尔

Neville’s Cross，Battle of内维尔十字战役

Nicholas of Wisbech威斯贝奇的尼古拉斯

Norfolk，Earls of 诺福克伯爵

Norham，Treaty of《诺勒姆条约》

Northampton，Assize of《北安普敦条令》

Northampton，William Bohun，Earl of威廉·博汉，北安普敦伯爵

Northumberland，Henry Percy，Earl of亨利·珀西，诺森伯兰伯爵

O

O’Connor，Rory，king of Connaught罗利·奥克罗胡尔，康诺特国王

Ogle，William威廉·奥格尔

Orleton，Adam，Bishop of Hereford亚当·奥莱顿，赫里福德主教

Ottobuono，papal legate奥托布奥诺，教皇使节

Otto IV，Holy Roman Emperor奥托四世，神圣罗马皇帝

Owain ap Gruffudd格鲁菲兹之子欧文

Owain of Gwynedd格温内斯的欧文

Oxford，Aubrey de Vere，10thEarl of奥布里·德·维尔，第十代牛津伯爵

Oxford，Provisions of《牛津条例》

Oxford，Robert de Vere，3rdEarl of罗伯特·德·维尔，第三代牛津伯爵

P

Pamiers，Bishop of帕米耶主教

Pandulph Masca，papal legate潘德尔夫·马斯卡，教皇使节

Paris，Matthew马修·巴黎

Paris，Treaty of （1259）《巴黎条约》（1259年）

Paris，Treaty of （1327） 《巴黎条约》（1327年）

Pedro I，“the cruel，” king of Castile“残酷的”佩德罗一世，卡斯蒂利亚国王

Pembroke，Earls of彭布罗克伯爵

Perche，Count of佩尔什伯爵

Percy，Harry “Hotspur”哈里·“热刺”·珀西

Percy，Henry，Earl of Northumberland亨利·珀西，诺森伯兰伯爵

Percy，Richard de理查·德·珀西

Percy，Thomas，Earl of Worcester托马斯·珀西，伍斯特伯爵

Perrers，Alice艾丽斯·佩勒斯

Peruzzi family佩鲁奇家族

Peter of Capua卡普阿的彼得

Peter of Savoy，Earl of Richmond萨伏依的彼得，里士满伯爵

Peter of Wakefield韦克菲尔德的彼得

Philip，Count of Flanders腓力，佛兰德伯爵

Philip II Augustus，king of France腓力二世·“奥古斯都”，法兰西国王

Philip III，king of France腓力三世，法兰西国王

Philip IV，king of France腓力四世，法兰西国王

Philip V，king of France腓力五世，法兰西国王

Philip VI，king France腓力六世，法兰西国王

Philip of Navarre，Count Longueville纳瓦拉的腓力，隆格维尔伯爵

Philippa of Hainault，Queen of England埃诺的菲利帕，英格兰王后

Philip the Bold，Duke of Burgundy勇敢的腓力，勃艮第公爵

Pisan，Christine de克里斯蒂娜·德·皮桑

Plantagenets，legacy of金雀花王朝的遗产

Poitiers，Battle of普瓦捷战役

Pole，Michael de la，Earlod Suffolk迈克尔·德·拉·波尔，萨福克伯爵

Pole，William de la威廉·德·拉·波尔

Powderham，John鲍德勒姆的约翰

Puisat，Hugh de，Bishop of Durham休·德·皮伊塞，达勒姆主教

Purveyance，Statute of《征发条例》

Q

Quieret，Hugues于格·齐艾莱

R

Ralph of Coggeshall科吉舍尔的拉尔夫

Ramon-Berengar IV，Count of Provence拉蒙—贝伦格尔四世，普罗旺斯伯爵

Randolph，John，Earl of Moray约翰·伦道夫，马里伯爵

Rashid ad-Din Sinan拉希德丁·锡南

Raymond-Berengar IV，Count of Barcelona拉蒙—贝伦格尔四世，巴塞罗那伯爵

Raymond V，Count of Toulouse拉蒙五世，图卢兹伯爵

Reading，Simon de西蒙·德·雷丁

Reinauld，Count of Bologne雷诺，布洛涅伯爵

Reynolds，Walter，Archbishop of Canterbury沃尔特·雷诺兹，坎特伯雷大主教

Rhuddlan，Statute of《里兹兰条例》

Rhys ap Gruffudd格鲁菲兹之子里斯

Rhys ap Gruffudd of Deheubarth德赫巴思的格鲁菲兹之子里斯

Rich，Edmund，Archbishop of Canterbury埃德蒙·里奇，坎特伯雷大主教

Richard，Earl of Cornwall and kings of Germany理查，康沃尔伯爵，德意志国王

Richard，king of Armenia理查，亚美尼亚国王

Richard I，king of England理查一世，英格兰国王

Richard II，king of England理查二世，英格兰国王

Richard of Devizes迪韦齐斯的理查

Richard of Lincoln林肯的理查

Richard of Poitiers普瓦捷的理查

Richmond，John of Brittany，Earl of布列塔尼的约翰，里士满伯爵

Richmond，Peter of Savoy，Earl of萨伏依的彼得，里士满伯爵

Ridel，Geoffrey杰弗里·里德尔

Robert，Count of Alen？on罗贝尔，阿朗松伯爵

Robert I，king of Scotland罗伯特一世，苏格兰国王

Robert Curthose，Duke of Normandy罗贝尔·柯索斯，诺曼底公爵

Robert of Artois阿图瓦的罗贝尔

Robert of Torgini托里尼的罗贝尔

Roches，Peter des，Bishop of Winchester彼得·德·罗什，温切斯特伯爵

Roches，William des威廉·德·罗什

Roger，Bishop of Salisbury罗杰·索尔兹伯里主教

Roger de Pont l’Eveque，Archbishop of York罗歇·德·蓬莱韦克，约克大主教

Roger of Howden豪登的罗杰

Roger of Pontigny蓬蒂尼的罗歇

Roger of Wendover文多弗的罗杰

Rotrou，Archbishop of Rouen罗特鲁，鲁昂大主教

S

Saladin萨拉丁

Salisbury，Earls of索尔兹伯里伯爵

Salisbury，John约翰·索尔兹伯里

Sancho VI，king of Navarre桑丘六世，纳瓦拉国王

Savoyards萨伏依家族

Scalachronica《阶梯编年史》

Scrope，Geoffrey杰弗里·斯科罗普

Scrope，Richard，Archbishop of York理查·斯科罗普，约克大主教

Scrope，William，Earl of Wiltshire威廉·斯科罗普，威尔特伯爵

Second Crusade第二次十字军东征

Sibylla，Countess of Flanders西比拉，佛兰德伯爵夫人

Sluys，Battle of斯勒伊斯战役

Stafford，Bishop of Exeter斯塔福德，埃克塞特主教

Stanhope Park，Battle of斯坦诺普园林战役

Stephen，king of England斯蒂芬，英格兰国王

Stephen of Rouen鲁昂的艾蒂安

Stewart，Robert罗伯特·斯图尔特

Stirling Bridge，Battle of斯特灵桥战役

Stratford，John，Archbishop of Canterbury斯特拉特福德，坎特伯雷大主教

Stratford，Robert，Bishop of Chichester罗伯特·斯特拉特福德，奇切斯特主教

Sudbury，Simon，Archbishop of Canterbury萨德伯里的西蒙，坎特伯雷大主教

Suffolk，Michael de la Pole，Earl of迈克尔·德·拉·波尔，萨福克伯爵

Suffolk，Robert Ufford，Earl of罗伯特·厄福德，萨福克伯爵

Surrey，John de Warenne，6thEarl of约翰·德·瓦伦，第六代萨里伯爵

Swynford，Katherine凯瑟琳·斯温福德

Sybil，Queen of Jerusalem西比拉，耶路撒冷女王

T

Tancred II，king of Sicily唐克雷德二世，西西里国王

Tany，Luke de卢克·德·塔尼

Templar，of Tyre推罗的圣殿骑士

Theobald，Archbishop of Canterbury特奥巴尔德，坎特伯雷大主教

Theobald，Count of Blois布卢瓦伯爵特奥巴尔德

Theobald IV，Count of Champagne特奥巴尔德四世，香槟伯爵

Theobald V，Count of Blois特奥巴尔德五世，布卢瓦伯爵

Third Crusade第三次十字军东征

Thomas of Brotherton，Earl of Norfolk布拉泽顿的托马斯，诺福克伯爵

Thomas of Burton伯顿的托马斯

Thomas of Savoy，Count of Flanders萨伏依的托马斯，佛兰德伯爵

Thomas of Woodstock，Duke of Gloucester伍德斯托克的托马斯，格洛斯特公爵

Thorne，William威廉·索恩

Tinchebrai，Battle of坦什布赖战役

Toulouse campaign图卢兹战役

Treason Act《叛国罪法案》

Trencavel，Raymond，lord of Beziers and Carcassonne雷蒙·特朗卡维尔，贝济耶与卡尔卡松领主

Tresilian，Robert 罗伯特·特里希林

Trussel，William威廉·特拉塞尔

Turpington，Hugh休·特平顿

Tyler，Wat瓦特·泰勒

U

Ufford，Robert，Earl of Suffolk罗伯特·厄福德，萨福克伯爵

Ulford，Andrew安德鲁·厄福德

Urban V，Pope乌尔班五世，教皇

Urban VI，Pope乌尔班六世，教皇

V

Valence，Aymer de，Bishop of Winchester艾默尔·德·瓦朗斯，温切斯特主教

Valence，Aymer de，Earl of Pembroke艾默尔·德·瓦朗斯，彭布罗克伯爵

Valence，William de，Earl of Pembroke威廉·德·瓦朗斯，彭布罗克伯爵

Valois，Count of瓦卢瓦伯爵

Vaux，Robert de罗伯特·德·沃克斯

Vere，Aubrey de，10thEarl of Oxford奥布里·德·维尔，第十代牛津伯爵

Vere，Robert de，3rd ear of Oxford罗伯特·德·维尔，第三代牛津伯爵

Vere，Robert de，Duke of Ireland罗伯特·德·维尔，爱尔兰公爵

Vere，Thomas de托马斯·德·维尔

Vesci，Eustace de尤斯塔斯·德·韦希

Vescy，John de约翰·德·韦希

Victor IV，anitpope维克多四世，对立教皇

Violante Visconti，Duchess of Clarence维奥兰特·维斯孔，克拉伦斯公爵夫人

Vitalis，Orderic奥德里克·维塔利斯

W

Wales，Statute of《威尔士条例》

Wallace，William威廉·华莱士

Walsingham，Thomas托马斯·沃尔辛厄姆

Walter，Hubert，Archbishop of Canterbury休伯特·沃尔特，坎特伯雷大主教

Walter of Coutances，Bishop of Lincoln库唐斯的沃尔特，林肯主教

Walter of Coventry考文垂的沃尔特

Walter of Guisborough吉斯伯勒的沃尔特

Walworth，William威廉·沃尔沃思

Warenne，John de，6thEarl of Surrey约翰·德·瓦伦，第六代萨里伯爵

Warenne，John de，7thEarl of Surrey约翰·德·瓦伦，第七代萨里伯爵

Wars of the Roses玫瑰战争

Warwick，Earls of沃里克伯爵

Wenceslas IV，king of Bohemia瓦茨拉夫四世，波西米亚国王

Westminster，Provisions《威斯敏斯特条例》

Westminster，Statute of （1275）《威斯敏斯特法令》（1275年）

Westminster，Statue of （1285）《威斯敏斯特法令》（1285年）

Westminster Chronicle《威斯敏斯特编年史》

Westmoreland，Ralph Neville，Earl of拉尔夫·内维尔，威斯特摩兰伯爵

White Ship白船

William，Count of Boulogne威廉，布洛涅伯爵

William，Count of Poitou威廉，普瓦图伯爵

William II，king of Sicily威廉二世，西西里国王

William II，“Rufus，” king of England威廉二世·“鲁弗斯”，英格兰国王

William IX，Duke of Aquitaine威廉九世，阿基坦公爵

William X，Duke of Aquitaine威廉十世，阿基坦公爵

William （son of Henry II）威廉（亨利二世之子）

William de Longespee，Earl of Salisbury威廉·朗格斯佩，索尔兹伯里伯爵

William of Ely伊利的威廉

William of Malmesbury马姆斯伯里的威廉

William of Newburgh纽堡的威廉

William of Windsor温莎的威廉

William of Wykeham威克姆的威廉

William of the Aetheling，Duke of Normandy威廉·艾特林，诺曼底公爵

William the Breton布列塔尼的威廉

William the Conqueror征服者威廉

William the Lion，king of Scotland狮子威廉，苏格兰国王

Wiltshire，William Scrope，Earl of威廉·斯科罗普，威尔特伯爵

Winchelsea，Battle of温奇尔西战役

Winchelsea，Robert，Archbishop of Canterbury罗伯特·温奇尔西，坎特伯雷大主教

Winchester，Bishop of温切斯特主教

Winchester，Earl of温切斯特伯爵

Winchester，Statute of （1285）《温切斯特条例》（1285年）

Winchester，Treaty of （1153）《温切斯特条约》（1153年）

Windsor，Treaty of （1175）《温莎条约》（1175年）

Wonderful Parliament美妙议会

Worcester，Thomas Percy，Earl of托马斯·珀西，伍斯特伯爵

Wray，John约翰·雷

Wyclif，John约翰·威克里夫

Wykeham，William，Bishop of Winchester威廉·威克姆，温切斯特主教

Y

Yevele，Henry亨利·伊夫利

Z

Zouche，William，Archbishop of York威廉·朱什，约克大主教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雀花王朝：缔造英格兰的武士国王与王后们/（英）琼斯（Jones，D.）著；陆大鹏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8

ISBN 978-7-5097-6812-9

Ⅰ.①金… Ⅱ.①琼…②陆… Ⅲ.①安茹王朝（12世纪～15世纪）-历史 Ⅳ.①K5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80051号

金雀花王朝：缔造英格兰的武士国王与王后们

著者/〔英〕丹·琼斯（Dan Jones）

译者/陆大鹏

出版人/谢寿光

项目统筹/段其刚 董风云

责任编辑/冯立君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010）59366551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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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装/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开本：889mm×1194mm 1/32

印张：22.625 插页：0.75 字数：516千字

版次/2015年8月第1版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097-6812-9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4-1779号

定价/8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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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前辅文

Isabella：The Warrior Queen

Copyright © 2014 by Kirstin Downey

文前彩插

伊莎贝拉坐在圣母玛丽亚与圣婴脚下。我们相信这幅画创作于1520年，作者是伊莎贝拉最宠爱的宫廷画家米歇尔·西托。

Colegiata de Santa María la Mayor，Toro，Spain.（Album/ Art Resource，NY）

阿雷瓦洛城堡。伊莎贝拉和弟弟阿方索的童年大部分时间是在此处度过的，远离腐化的塞哥维亚宫廷。他们的同父异母兄长，“无能的”恩里克四世国王在塞哥维亚。

（Guillermo Pis Gonzales/ Shutterstock.com）

拉莫塔要塞巍峨庄严的城堡，位于梅迪纳·德尔·坎波。伊莎贝拉童年在此度过了一些愉快的时光。后来她把切萨雷·博吉亚囚禁于此，打算以谋杀罪审判他。

（Marques/ Shutterstock.com）

有城墙环绕的阿维拉城。贵族们在这里掀起了政变，推翻恩里克四世国王，以他的异母弟取而代之。

（Lukasz Janyst/ Shutterstock.com）

阿特丽斯·德·博瓦迪利亚的雕版画像。她是伊莎贝拉最好的朋友。保存在马德里历史博物馆。

（Album/ Art Resource，NY）

恩里克四世国王，伊莎贝拉的异母兄。塞哥维亚城堡的彩绘玻璃窗。

（Roberaten/ Shutterstock.com）

贡萨洛·费尔南德斯·德·科尔多瓦，伊莎贝拉终生的盟友和保护者。雕刻师为Salvador Amaya。

Parque histórico de Navalcarneo，Madrid.（Salvador Amaya）

恩里克四世国王在塞哥维亚的宫殿和要塞。伊莎贝拉在此地精心筹划了一场政变，为自己登基做准备。

（matthi/ Shutterstock.com）

塞哥维亚城堡内的御座厅，伊莎贝拉的祖先（一直追溯到佩拉约，他被认为是8世纪开始了基督徒收复伊比利亚半岛的西哥特先驱者）的雕像。

（Anton Ivanov/ Shutterstock.com）

斐迪南和伊莎贝拉的结婚画像。Madrigal del las Altas Torres，Augustinian convent，vila。

（Album/ Art Resource，NY）

伊莎贝拉的女儿，阿拉贡的凯瑟琳画像，胡安·德·佛兰德作。Thyssen-Bornemisza Museum，Madrid.

（Museo Thyssen-Bornemisza/ Scala/ Art Resource，NY）

卡斯蒂利亚的胡安娜（伊莎贝拉的女儿）及其丈夫，美男子腓力。Royal Chapel，Granada.

（Album/ Art Resource，NY）

伊莎贝拉请人绘制的四十七幅宗教画之一，取材基督生平。在《鱼和饼的奇迹》中，伊莎贝拉被描绘为人群中的旁观者。

（Album/ Art Resource，NY）

伊莎贝拉请人绘制的另一幅宗教画，描绘迦拿的婚礼。伊莎贝拉的儿子胡安王子被描绘位新郎，他的妻子奥地利的玛格丽特被描绘为新娘。Metropolitan Art Museum，New York.

（Copyright © The Metropolitan Art Museum. Image Source：Art Resource，NY）

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伊莎贝拉青年时代不断扩张的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Topkap·Museum，Istanbul.

（Gianni Dagli Orti/ The Art Archive at Art Resource，NY）

15世纪画作，描绘圣母玛丽亚佑护斐迪南与伊莎贝拉、他们的三个最年长的孩子和一群修女，恶魔在他们头顶上飞舞。作者是Diego de la Cruz。Monasterio de Las Huelgas，Burgos.

（Album/ Art Resource，NY）

16世纪画作，描绘土耳其人与基督徒之间的一次海战，作者是威尼斯画家雅各布·丁托列托。

Prado Museum，Madrid.（Album/ Art Resource，NY）

塞维利亚著名的吉拉达塔。

（Ethan Pilla）

科尔多瓦的大清真寺，在“收复失地”运动早期被改为基督教的大教堂，在伊莎贝拉时代也是教堂。

（Francesco R. Iacomino/ Shutterstock.com）

格拉纳达的阿尔卡萨瓦要塞。“收复失地”运动期间，此处是伊莎贝拉的军事大本营。这场战争持续了十年，给双方造成严重伤亡和损失。

（Anibal Trejo/ Shutterstock.com）

龙达位于山巅，由崇山峻岭环绕。卡斯蒂利亚军队攻克龙达，是伊莎贝拉的一大胜利，尤其是因为解放了约四百名被囚禁在那里的基督徒奴隶。

（Cornfield/ Shutterstock.com）

针对比阿特丽斯·德·博瓦迪利亚的自杀攻击。这是伊莎贝拉请人为托莱多大教堂合唱区制作的五十四幅木刻画之一。

（Album/ Art Resource，NY）

伊莎贝拉女王赞助的第一个大型建筑项目，托莱多的王家圣约翰教堂。女王命令将被解放的基督徒奴隶的镣铐悬挂在教堂外墙，以纪念他们遭到的磨难。

（Madrugada Verde/ Shutterstock.com）

格拉纳达的阿兰布拉宫，纳斯尔王朝摩尔人建造的宫殿，墙上铭刻有阿拉伯文的诗歌与经文。

（Madrugada Verde/ Shutterstock.com）

19世纪画作，描绘格拉纳达投降时的伊莎贝拉、斐迪南和巴布狄尔。这是数百年来基督徒针对伊斯兰世界的第一次重大胜利。

（Album/ Art Resource，NY）

木刻画，描绘“收复失地”运动之后穆斯林妇女被强迫接受洗礼。

（bpk，Berlin/ Capilla Real de Granada/ Alfredo Dagli Orti/ Art Resource，NY）

弗朗西斯科·西门尼斯·德·西斯内罗斯，托莱多大主教，伊莎贝拉的忏悔神父，后来是西班牙红衣主教和摄政。雕刻师为Salvador Amaya。Parque histórico de Navalcarneo，Madrid.

（Salvador Amaya）

修士埃尔南·德·塔拉韦拉，伊莎贝拉的长期忏悔神父和格拉纳达大主教，出身改宗犹太人家庭，后被指控将其住宅当作犹太教圣殿，遭到异端裁判所的迫害。San Lorenzo de El Escorial，Spain.

（Album/ Art Resource，NY）

19世纪画作，描绘1492年犹太人被驱逐出西班牙。主宗教法官托马斯·德·托尔克马达愤怒地拒绝一名犹太人留在家园的哀求。Prado Museum，Madrid.

（Copyright of the image Museo Nacional del Prado/ Art Resource，NY）

罗德里戈·博吉亚（臭名昭著的亚历山大六世教皇），沉溺肉体享受，但也高度欣赏文化，与伊莎贝拉女王发生了激烈冲突。Museo Diocesano A’Arte Sacro，Orte.

（Gianni Dagli Orti/ The Art Archive at Art Resource，NY）

切萨雷·博吉亚，亚历山大六世教皇的儿子，伊莎贝拉认为他是社会公害。Palazzo Venezia，Rome.

（Scala/ Art Resource，NY）

小圣殿，建筑师多纳托·布拉曼特的作品，文艺复兴全盛期艺术的杰作。由斐迪南和伊莎贝拉赞助，以纪念他们的儿子胡安。Vatican Hill，Rome.

（Daniele Silva/ Shutterstock.com）

探险家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他认为伊莎贝拉是他最重要的恩主。雕刻师为Salvador Amaya。Parque histórico de Navalcarneo，Madrid.

（Salvador Amaya）

美洲国家组织华盛顿总部入口处的伊莎贝拉雕像。该组织有三十五个成员国，包括阿根廷、巴哈马、巴巴多斯、玻利维亚、巴西、加拿大、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古巴、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海地、洪都拉斯、牙买加、墨西哥、尼加拉瓜、巴拿马、巴拉圭、秘鲁、美国、乌拉圭和委内瑞拉等。

（Rene and Peter van der Krogt，http：//www.vanderkrogt.net/）

《名望的胜利》是伊莎贝拉女王拥有的约370幅美丽挂毯之一，描绘的是彼特拉克关于光荣与记忆的诗歌。Metropolitan Art Museum，New York.

（Copyright © The Metropolitan Art Museum. Image Source：Art Resource，NY）

本书获誉

克斯汀·唐尼成功地恢复了伊莎贝拉在历史中应有的地位。伊莎贝拉是史上最令人着迷也最有争议的女性之一，这是一部令人手不释卷的新传记。

——阿曼达·福尔曼，《纽约时报》畅销书《乔治亚娜：德文郡公爵夫人》作者

伊莎贝拉女王是欧洲历史上最重要的女性之一。她为现代欧洲与美洲奠定了基础，在这方面的功绩超过当时的任何人。克斯汀·唐尼运用穆斯林、犹太和基督教史料，写下这部精彩纷呈的传记，揭示了伊莎贝拉如何变得如此重要，并娓娓道来地讲述了她令人难以置信的充满戏剧性的故事。

——杰克·韦瑟福德，《纽约时报》畅销书《成吉思汗与现代世界的构成》作者

克斯汀·唐尼笔下的中世纪历史如同现代悬疑小说一般引人入胜。伊莎贝拉女王的时代是人类历史的一个关键时刻，旧大陆因为新大陆的发现而震惊。这部文笔优雅而充满洞察力的传记揭示了她在此过程中的关键作用。

——迪尔德丽·贝尔，美国全国图书奖获奖作品《塞缪尔·贝克特》作者

在这部令人惊艳的传记中，克斯汀·唐尼将历史上最强大的女王的故事讲述得栩栩如生。伊莎贝拉对世界的重大影响（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方面）一直延续到今日。唐尼特别擅长揭示伊莎贝拉人性的一面，她的人生是一场无止境的斗争，始终在努力捍卫自己的地位，战胜企图推翻她的男人们（包括她自己的不忠实而妒火中烧的丈夫）的阴谋诡计。这个故事在今天仍然很有意义。

——琳内·奥尔森，畅销书《那些愤怒的日子：罗斯福、林白与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斗争》作者

文前辅文

这是卡斯蒂利亚女王伊莎贝拉的一部扣人心弦的革命性传记。这位颇有争议的西班牙女王赞助了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向新大陆的远航，建立了异端裁判所，成为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女性统治者之一。

伊莎贝拉出生的时候，基督教渐显颓势，奥斯曼帝国咄咄逼人地迅猛扩张。少女时代的伊莎贝拉受到了圣女贞德的激励。虔诚的贞德将她的人民团结起来，领导他们抗击外国侵略者，赢得胜利。1474年，在绝大部分女性几乎没有任何权利的时代，二十三岁的伊莎贝拉挑战自己充满敌意的兄长和反复无常的丈夫，夺得了卡斯蒂利亚与莱昂的统治权。她此后的功勋业已成为传奇。她结束了延续二十四代人时间的穆斯林与基督徒的斗争，迫使北非入侵者退过地中海。她为统一的西班牙奠定了基础。她赞助哥伦布去往西印度群岛的远航，并在罗德里戈·博吉亚（臭名昭著的亚历山大六世教皇）帮助下，通过谈判，为西班牙争取到新大陆很大一部分的控制权。她还建立了嗜血的异端裁判所，消灭所有反对她的人。此后数百年中，异端裁判所将严重损害西班牙的名誉。不管她是圣人还是魔鬼，没有一位女性统治者比她更有力地塑造了我们的现代世界。在今天的世界，东、西两个半球有数亿人说西班牙语，信奉天主教。但由于几个世纪的错误报道，她的成就常常被归功于她的丈夫斐迪南（他勇敢无畏，花天酒地，但伊莎贝拉非常爱他），所以如今历史几乎遗忘了伊莎贝拉的影响。唐尼运用新的学术成果，创作了这部明晰晓畅的传记，讲述了这位聪明绝顶、热忱如火但被遗忘的女性的故事；描摹了驱动她一辈子的那种信仰，以及她主宰的那片充满古老矛盾与阴谋的土地。

献给Laura Gregg Roa，她曾和我一起坐在巴拿马可可索罗的防波堤上，梦想着航船与远方的土地，以及那位派遣探险家到我们海岸的女王。

目录

- 序章

- 一 平平淡淡的出生

- 二 阴影中的童年

- 三 令人胆寒的岁月

- 四 伊莎贝拉孤身面对命运

- 五 结婚

- 六 斐迪南和他的家人

- 七 新婚夫妇

- 八 博吉亚家族

- 九 准备统治

- 十 伊莎贝拉登基

- 十一 伊莎贝拉的部落

- 十二 整个世界在战栗

- 十三 女王的战争

- 十四 异端裁判所的建立者

- 十五 在天堂登陆

- 十六 博吉亚把新大陆给了她

- 十七 虚妄与幻想之国

- 十八 信仰与家庭

- 十九 土耳其人兵临城下

- 二十 流亡的以色列人

- 二十一 三个女儿

- 二十二 失去牧者的教会

- 二十三 伊莎贝拉女王之死

- 二十四 伊莎贝拉之后的世界

- 后记

- 致谢

- 译名对照表

- 参考文献

文前彩插

伊莎贝拉的西班牙

伊莎贝拉时代的欧洲

基督教世界，600年

伊斯兰世界，750年

扩张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1451～1574年

格拉纳达

伊莎贝拉赞助的成功的探索之旅，1492～1504年

卡斯蒂利亚、阿拉贡、西西里与那不勒斯王室，特拉斯塔马拉王族

葡萄牙王室

序章

在西班牙中北部，一座高耸险峻的悬崖俯瞰着饱经风雨的平原。在悬崖之上的城堡内，一位身材苗条的红发公主正在最后敲定一场典礼的计划。她的国家已经摇摇欲坠，即将陷入无政府状态，而这场典礼有可能引发一场全面内战。

她的名字是伊莎贝拉。她刚刚得到消息，她的兄长，恩里克四世国王（人称“无能的恩里克”，既指他在政治上的昏庸无能，也指性无能）驾崩了。

恩里克四世国王淫荡的年轻妻子忙着和宫廷的其他绅士寻欢作乐，后来生了个孩子。很多人怀疑这孩子不是国王的血脉。伊莎贝拉决定自立为女王，结束王位继承的争议。这位二十三岁的女子实际上是在谋划一场政变。

卡斯蒂利亚与莱昂联合王国是伊比利亚半岛最大的国家。两百多年来，没有一个女人曾统治这个国家。欧洲的很多国家不允许女性单独执政。少数能够执政的女人一般也是以摄政者的身份，辅佐年幼而不能理政的儿子。伊莎贝拉的丈夫斐迪南是邻国阿拉贡的王储，但恩里克四世死讯传来时，他不在伊莎贝拉身边。于是她决定抢占先机，为自己夺取王冠。

在1474年12月这个寒冷的清晨，伊莎贝拉为自己的仪容作了最后的修饰。她希望用自己的雍容华贵和君临天下的辉煌排场震撼人们。她穿上一件缀着宝石的雅致长袍，脖子上戴着一颗熠熠生辉的深红色红宝石。

原本就对这盛大排场肃然起敬的观察者如今又惊呼起来，因为他们看到了一个出乎意料的景象。根据伊莎贝拉的命令，一位宫廷官员走在她的坐骑前方，高高举起一支出鞘的宝剑，直指天顶，这宝剑是代表君王主持正义之权力的古老象征。这是一个充满戏剧性的警示姿态，象征伊莎贝拉决心要夺得权力，并强有力地行使权力。

伊莎贝拉镇静自若地在广场上临时搭建的高台落座。一顶银冠被戴在她头上。在群众的欢呼声中，伊莎贝拉被宣布为女王。随后她前往塞哥维亚城的大教堂。她拜倒在祭坛前祷告，向上帝表示感谢，并恳求上帝帮助她睿智地统治，保佑国泰民安。她面临的使命是非常艰巨的。她相信基督教正面临致命的危险。

奥斯曼土耳其人在东欧和南欧咄咄逼人，不断开疆拓土。穆斯林在安达卢西亚的格拉纳达王国仍然势力稳固。伊莎贝拉和其他人担心，格拉纳达将是穆斯林向西班牙其他地区进攻的桥头堡。连续多位教皇希望有一位具有钢铁意志的统帅、一位坚忍不拔的武士能够挺身而出，抵挡穆斯林的威胁。然而接过战旗的却是一位年轻女子，一个小女孩的母亲。

她运用的手段高效但残酷。在未来的几个世纪里，历史学家将争论她一生的意义。她是一位圣人？还是魔鬼？

但在那个冬日的下午，她站在塞哥维亚的阳光下时，没有流露出任何畏惧或犹豫。在圣女贞德榜样的激励下（圣女贞德死于伊莎贝拉出生的仅仅二十年前，伊莎贝拉在童年经常听到圣女贞德的故事），伊莎贝拉开始将自己塑造为宗教偶像。她的内心强烈地感受到自己的命运，洋溢着“热烈、神秘和强有力”[1]的信念。她坚信上帝站在她这边，上帝希望她统治国家。很多年后，她才对此产生了怀疑。

[1] J.H.Elliott，Imperial Spain：1469-1716（London：Penguin，1990），p.103.

一 平平淡淡的出生

在西班牙历史的绝大部分时期，尤其在中世纪，血统决定了谁是统治者，所以卡斯蒂利亚王子或公主的诞生是普天同庆的喜事。人们屏住呼吸，等待婴儿降生。国内最高贵的家族往往有机会在近处期待，他们互相竞争，争夺观看王室婴儿出生的机会。人们在大街小巷组织庆祝活动，互相交换礼物；孩子的洗礼是特别庄重虔敬的庆祝仪式。

但在1451年4月底，胡安二世国王的女儿伊莎贝拉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却没有这样欢乐的节日气氛。卡斯蒂利亚已经有一个男性继承人了，即伊莎贝拉的异母兄恩里克（他的母亲是胡安二世的第一任妻子），所以大统的继承似乎已经确定无疑了。恩里克王子二十六岁，已婚，已经有自己的宫廷。他的孩子将会继承他。

伊莎贝拉的母亲时年二十三岁，是胡安二世的第二任妻子。她分娩的时候，国王并不在她身边。伊莎贝拉于星期四下午出生在一座其貌不扬的砖石宫殿（它环绕着一座罗马风格的庭院）的“一个空气不通畅的二楼卧室的小凹室内”[1]。卧室内连壁炉都没有，唯一的取暖设备是一个冒烟的火盆。宫殿位于伊比利亚半岛中北部的一座偏僻的农业城镇——马德里加尔·德·拉斯·阿尔塔斯·托雷斯[2]，王族的男性成员常将他们嫌弃的女性亲属藏匿在此地。小镇只有几千居民，躲在保护他们免遭攻击的城墙后。婴儿的母亲，胡安二世的妻子，是葡萄牙的伊莎贝拉，而她的母亲则是巴塞卢什的伊莎贝拉，也是葡萄牙人。女婴也被取名为伊莎贝拉。她有一半葡萄牙血统。伊比利亚的各个王族，无论是葡萄牙的、卡斯蒂利亚的，还是阿拉贡的，都有一个历史悠久的习惯，即用祖辈的名字给孩子取名。所以伊莎贝拉得名自她的葡萄牙外祖母。

妻子分娩几天后，胡安二世国王派遣信使到几座大城市，向官员通知公主诞生的消息。但他有些漫不经心，所以我们很难确定伊莎贝拉出生的准确日期。有可能是4月22日。在一封日期为4月23日、从马德里发出的信中，胡安二世告诉塞哥维亚的官员，“感谢我主的恩典”[3]，他的妻子在星期四生了一个小公主。

档案保管人同样说不准，伊莎贝拉是在何地接受洗礼的。王室的洗礼通常蕴含政治和宗教意义。王储的洗礼一般在国内最宏伟的大教堂之一，以隆重的典礼进行。但编年史没有提到国王参加了伊莎贝拉的洗礼。洗礼的地点可能是马德里加尔本地的圣尼古拉教堂。竟然无人知道伊莎贝拉是在何处接受洗礼的，说明大家对她的出生是多么缺乏兴趣。

在很多方面，小伊莎贝拉的出生简直可以说是分散了她父母的注意力，因为他们正忙于应对围绕他们的政治阴谋。她的父亲即将与最亲密的朋友和谋臣阿尔瓦罗·德·卢纳爆发冲突、分道扬镳。阿尔瓦罗才华横溢，但冷酷无情。小伊莎贝拉的母亲正在怂恿丈夫与阿尔瓦罗决裂。这很可能引发意义重大的结果。正是阿尔瓦罗撮合了伊莎贝拉父母的婚姻，并且可能毒死了胡安二世的第一任妻子——阿拉贡的玛丽亚。她曾命令阿尔瓦罗·德·卢纳离开宫廷，随后她突然全身长出肿胀的粉红色斑块，就这样丧命了。她的妹妹[4]是她的盟友，生活在一座遥远的城市，却在同一个星期死于同一种怪病。[5]阿尔瓦罗牢牢把持着国王和朝政。伊莎贝拉王后感到，如果阿尔瓦罗觉得她威胁了他的控制力，她自己恐怕也会朝不保夕。但她仍然执意与阿尔瓦罗作对。

她或许是相信自己别无选择。胡安二世的年轻王后从一开始就如履薄冰。想赢得国王的好感，实在太难。胡安二世本来更愿意娶一位甜美的法兰西公主，但阿尔瓦罗“秘密地瞒着国王”，认定与葡萄牙联姻对国家更有利。[6]他在胡安二世不知情的情况下为国王商谈联姻条件。国王得知自己在此事中没有决定权，不禁勃然大怒。宫内人人皆知国王的不悦。

不受丈夫欢迎的新娘伊莎贝拉于1447年在一群葡萄牙侍从的护卫下抵达卡斯蒂利亚，马上开始竭尽全力地取悦丈夫。胡安二世时年四十二岁，是一个非常有文化和精明世故的人，喜欢读哲学和文学，并且酷爱正在勃艮第发源的文艺复兴早期绘画技法。他身材魁梧，双眼碧蓝，皮肤红润，同时也非常精于世故和沉溺于享乐，非常好色。十九岁的新娘很快发现，有其他女人和她竞争国王的恩宠。她努力讨好国王，对他百依百顺。但她没有很快怀孕，这让她有些担忧。[7]如果她不能生育，丈夫就可能与她离婚，或者把她送走、过上与世隔绝和耻辱的弃妇生活。当时绝大多数女性的主要价值就是生儿育女的能力，在王族尤其如此。如果她生不出一个孩子，她就会被认为是简直一钱不值。

不足为奇的是，王后感到宫中的年轻佳丽对她构成了威胁。就连她自己的侍女之一比阿特丽斯·德·席尔瓦也吸引了国王的眼球。伊莎贝拉王后一定是愤怒到了极点，命人将这名侍女抓起来，锁进地下室一个壁橱内，一连三天不给她吃喝。比阿特丽斯·德·席尔瓦被释放后声称自己被囚禁期间得到了宗教的启示，此后终身遮住自己的脸，以掩盖美丽的面容，后来还创建了自己的女修会。伊莎贝拉王后如此大动肝火地对待被她认为是竞争对手的女人，说明她的婚姻摇摇欲坠。但随着时间流逝，胡安二世渐渐对妻子产生了好感。小伊莎贝拉出生后，伊莎贝拉王后又在两年后为国王添了第二个孩子阿方索王子。王子吸引到了比小伊莎贝拉多得多的关注。胡安二世国王现在有一个男性继承人，还新得了一个“备胎”。

伊莎贝拉王后与阿尔瓦罗·德·卢纳的关系高度紧张，这让她巩固自己婚姻的过程更加复杂。阿尔瓦罗和胡安二世国王常常一起外出寻欢作乐。一座由女修院改成的妓院是他们最喜欢的去处之一。阿尔瓦罗对胡安二世的来去行踪保持着紧密控制，甚至国王和王后何时可以享受床笫之欢也要听他的。他对国王的影响力极大，操纵国王将大量财产和荣誉交给他，于是他成了国内首富。阿尔瓦罗被任命为卡斯蒂利亚的司厩长[8]，这是国内最高的军职；同时他被任命为圣雅各骑士团的大团长，这是卡斯蒂利亚最富裕的军事修会。仅仅以圣雅各骑士团大团长的身份，阿尔瓦罗就控制着超过六十座城镇和城堡，统治着十万臣民。[9]

胡安二世国王几乎把整个王国都拱手交给了阿尔瓦罗。卡斯蒂利亚的才子们开玩笑说，由于阿尔瓦罗·德·卢纳的存在，胡安二世“除了吃没有别的事情”[10]。

不足为奇，伊莎贝拉对这种局面很不满意。有一次她突然来到卡斯蒂利亚的重镇巴利亚多利德，去拜访丈夫，当晚和他一起过夜。阿尔瓦罗得知她到了那里，大为光火，匆匆赶到宫殿，猛敲国王卧室的门。“我不是告诉你不要来吗？”他当着一群宫廷成员的面，怒斥王后。大家都被他的愤怒惊呆了。[11]此后伊莎贝拉对阿尔瓦罗更加憎恶。还有一次，他明目张胆地威胁王后：“是我让你当上王后，我也能让你当不了。”[12]

敌视阿尔瓦罗·德·卢纳的绝非伊莎贝拉一个人。他享受各种特权的崇高地位令其他许多贵族满腹嫉妒，尤其是王亲国戚，他们觉得享受胡安二世国王恩典的应当是他们，而不是阿尔瓦罗·德·卢纳。几乎所有人都批评阿尔瓦罗的傲慢和贪婪。胡安二世国王的第二段婚姻已经到了第六个年头，他终于鼓起勇气，直面阿尔瓦罗，下令将他处决。1453年，在巴利亚多利德的主广场，阿尔瓦罗遭到公开羞辱，并被斩首。国王大胆地展示自己的权威，令全国为之震惊。但胡安二世几乎马上就后悔了，因为没了阿尔瓦罗，他就不得不自己承担治国重担，他从来就不想这么做。他陷入抑郁，不到一年就驾崩了，享年四十九岁。

丧夫对不幸的年轻王后来说是又一个打击。她陷入了编年史家所说的“深切的悲伤”，很少说话，常常木然地凝视虚空，起初可能是因为产后抑郁症，后来是因为孤独和悲恸。[13]她相信阿尔瓦罗·德·卢纳的鬼魂在纠缠她。有时在凄苦的夜风中，她幻想自己听到了他的哀号。小伊莎贝拉几乎成了孤儿，这让她与弟弟的关系更加亲近，他俩共同承受着不幸的童年。两个孩子紧紧拥抱，互相安慰。

对卡斯蒂利亚来说，国王和阿尔瓦罗·德·卢纳一辈子政治联盟的崩溃发生在一个不幸的时刻，此时国家正处于其历史上的一个低潮。由于贵族之间的政治斗争，国家分崩离析。更危险的是，国王和在邻国阿拉贡的亲戚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后者一直企图控制卡斯蒂利亚。乡村犯罪猖獗，但统治者因为几乎持续不断的内战而无暇顾及乡村治安。

胡安二世驾崩后，伊莎贝拉的异母兄恩里克登基为王，史称恩里克四世，此时她只有三岁。恩里克四世统治的最初几年还比较成功，但曾经困扰他父王的相同问题再次浮现出来。

个人生活和政治的动荡深刻影响了伊莎贝拉的生活。恩里克四世有很多优点，但也有一些人格缺陷。由于王室内部的紧张关系，恩里克四世的缺陷越来越突出。作为卡斯蒂利亚的统治者，恩里克四世国王如今完全控制着他的继母伊莎贝拉太后。国王理应像尊重母亲一样尊重太后，但她其实比自己的继子还年轻三岁。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更是一锅沸水，爱恨交织。恩里克四世国王很少下功夫去抚育自己的妹妹和弟弟，他们与他之间的关系造成了许多紧张和恐惧。

童年生活这样风波迭起，伊莎贝拉很自然地从唯一给她的日常生活提供一些安全感的机构那里获得慰藉——天主教会。在中世纪，天主教会的仪式主宰着欧洲基督徒的生活。在中世纪世界，教会和教会日历就是人们的生活遵循的节律。每天的宗教仪式都伴随着教堂钟声：晨祷、晚祷、午夜的守夜仪式；一年中的每一天都属于某位特定的圣徒，人们应当向这位圣徒表达虔敬，举行特定形式的尊崇礼拜。相对于当时的绝大多数人，在伊莎贝拉的生活中，宗教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因为卡斯蒂利亚宫廷实质上是流动的，在国内从一座宫殿转移到另一座。每一座宫殿也是僧院或女修院，王族不在那里的时候，由僧侣和修女照管宫殿。而王族到达某一座宫殿的时候，僧侣和修女一定会在那里。伊莎贝拉从小到大，身边围绕着神职人员。

这个很早就失去父母的孩子很自然地转向教会，寻求它的教诲作为道德的指导。伊莎贝拉变得特别容易受到教会官员的影响，尤其是那些被证明是过着节制克己生活的教士。清扫和建造教堂、涤荡教会的腐败、促进教会发展，并洗净教会的污点和异端思想，成了她一生执着的事业。伊莎贝拉不断思考着罪与罚的主题，她相信所有人都是挪亚的幸存儿子们的后裔。上帝被人类的恶行激怒，用大洪水消灭了其他人类，只有挪亚及其儿子们乘船到了安全地带。她热爱《新约》，但她的生活遵守的是《旧约》的严苛道德观。她总是更愿意以眼还眼，而不是伸过另外一面脸给人打。

她的世界观和宗教观受到了她出生的数百年前、发生在地中海另一端的事件的影响。尤其是四个人（其中三人来自黎凡特[14]，第四个人是穆罕默德，他出生在阿拉伯半岛）宣称自己听到了神与他们对话，他们的言行将对此后许多世纪产生深远影响。前三个人是亚伯拉罕、摩西（他们都是犹太人）和耶稣（生为犹太人，长为犹太人，但后来创立了一门新宗教）。在伊莎贝拉周围，在她度过白天与黑夜的教堂和宫殿，到处是描绘这三位生平故事与言行的绘画、挂毯、雕塑、书籍和插图手稿。

亚伯拉罕是一位先知，摈弃了偶像崇拜，接受了全能的唯一真神的概念，并且相信人必须无条件地服从神。他被认为是犹太人的祖先。摩西也是一位先知，为犹太人带来了十诫，这是道德生活的基本准则。他宣称十诫是由神直接传给他的。耶稣是犹太人，他提倡的宗教以犹太教为基础，但也有一些差异。他呼吁他的追随者向天下人传教，让更多人接受他们这种改革信仰（后来被称为基督教）。

在上古时代发生的冲突，一直到伊莎贝拉时代的西班牙还触手可及。基督徒对犹太人很愤怒，因为犹太人不接受耶稣的教诲，也不信耶稣复活的说法。更重要的是，基督徒相信，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部分罪责在于犹太人的统治者，并且犹太人的统治者后来迫害了耶稣的追随者。而犹太人相信，耶稣是被罗马人处死的，基督徒指责犹太人害死了耶稣是没有道理的。犹太人也不愿意改变自己的信仰。很多人对这些不同的观点非常沉迷和执着，所以即便在遥远的西班牙，即便过了这么多年，仍然有许多清白无辜的人因为这些事情而遭到残害。

《新约》多次提及西班牙。圣保罗有一次说他打算拜访西班牙。圣哲罗姆[15]后来描述了保罗去西班牙的路线。耶稣的另一位使徒圣雅各据说也去过西班牙，尽管证据很少，但西欧的虔诚基督徒坚信他到过西班牙北部。于是，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16]这座城镇成了基督教世界最重要的朝圣地之一。[17]这意味着，欧洲的很多基督徒长途跋涉来到西班牙北部，穿过被称为加利西亚的地区。所以，在中世纪，西班牙内部的问题对其他地区也有政治和宗教上的影响。

西班牙也仍然浸润在古典希腊和罗马文明的氛围中。伊莎贝拉和她的家人相信他们是传说中的武士与半神英雄赫拉克勒斯的后代。他们相信赫拉克勒斯建立了阿雷瓦洛、塞哥维亚，阿维拉和萨拉曼卡等城市，这些都是伊莎贝拉耳熟能详的地方。赫拉克勒斯尤其与一座古老的灯塔有密切联系。它坐落于西班牙北部加利西亚沿海一个因为常发生海难而臭名远扬的地方，高180英尺，是腓尼基时代建造的。即便在伊莎贝拉的时代，这座灯塔也会被视为了不起的建筑伟业。这个历史遗迹表现了希腊神话和《圣经》故事如何在西班牙人的脑海中水乳交融。伊莎贝拉命令编纂并帮助编辑整理的一部史书——1493年出版的迭戈·德·巴莱拉的《西班牙编年史》，就突出表现了卡斯蒂利亚王国与希腊的联系。该书的献词甚至刻意提及伊莎贝拉的雅典公爵夫人头衔（因为她的丈夫斐迪南享有雅典公爵的头衔）。

对当时的西班牙人来说，赫拉克勒斯这样的神话人物在西班牙的历史中发挥作用，并非一个特别牵强附会的理论，因为西班牙随处可见令人肃然起敬的罗马遗迹。塞哥维亚这座宝石般的美丽小镇对伊莎贝拉的成长施加了深远影响。在这座城镇，古罗马的高架渠从20多英里之外的地方送来清澈的山泉水，高架渠在接近城镇的最后一段路程要越过一座94英尺深的山谷。西班牙的其他许多城市也曾是繁荣的罗马重镇，包括塞维利亚、萨拉曼卡和萨拉戈萨。一些最著名的罗马作家就来自伊比利亚，包括马提亚尔[18]、卢坎努斯[19]和老塞内卡[20]；哈德良和图拉真这两位罗马皇帝出生在塞维利亚附近。[21]

奥古斯都皇帝于前38年宣布西班牙成为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在随后将近六个世纪里，伊比利亚半岛的历史就和伟大的罗马帝国的历史交织在一起。“罗马人不仅建造公路、剧场、竞技场、桥梁、高架渠和神庙，还引入了他们的政治和司法体制，以及他们的社会和家庭生活理念。”法兰西史学家让·德科拉写道。[22]

伊莎贝拉的出生地，即马德里加尔的那座宫殿，中间有一座庭院，这是典型的罗马设计风格。但罗马风格的建筑不只这么一座。很多住宅也是以类似风格建造的，所有房间的门都面向一条拱廊，围绕着一个天井。伊比利亚半岛的居民采纳了希腊—罗马的风俗习惯。渐渐地，西班牙人有时会自称希腊人。遵循历史悠久的惯例，宗教跟随着政治权力而来。希腊和罗马诸神主宰着罗马帝国的精神生活，直到312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宣布基督教合法，开始了基督教会与国家合作的新时代。基督教战胜了希腊罗马的异教崇拜，罗马人对基督徒的迫害最终停止。罗马帝国官方对基督教的支持使得信徒数量发生爆炸式猛增。就连小村庄也建起了自己的教堂。教会的层级结构把罗马帝国全境的基督教会联系起来。五个主要的基督教中心发展起来：安条克、耶路撒冷、亚历山大港、罗马和君士坦丁堡。基督教成了欧洲、近东和北非的主要宗教。

许多个世纪流逝了，罗马的力量分崩离析。腐败和外族的不断入侵严重削弱了旧的罗马帝国的西部。5世纪，西哥特人（一个日耳曼蛮族）通过比利牛斯山脉蜂拥进入伊比利亚半岛，在新的权力真空中迅速占据了统治地位。他们是北方人，一般是金发，比地中海周边的各个黑发民族更魁梧一些。西哥特人会制作精美的首饰，并发展了自己独特的建筑风格。他们定都于半岛腹地的托莱多，后来宣布基督教为他们的国教。历史学家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23]骄傲地说，西哥特人统治的王国是“世界的美丽装饰”[24]。伊莎贝拉拥有西哥特人的红金色头发和灰蓝色眼睛，自认为是西哥特人的后代。她热情地阅读伊西多尔记载西哥特时代的史书，并收藏了他的好几部作品。

罗马的传统和基督教互相交织，帝国的文化和文学遗产以多种形式在欧洲各地得以保存。此时罗马帝国已经一分为二。欧洲东部以大都市君士坦丁堡为首都，成了基督教的心脏和古典传统的文化中心，以及拜占庭帝国的家园。西欧则在蛮族入侵的打击下四分五裂，但宗教中心仍在罗马。最终，基督教的东、西两支逐渐疏远了，教义也出现了差异。君士坦丁堡的东正教自认为是古代传统的守卫者。在西欧（包括西班牙），罗马天主教占据主宰地位。基督教的两支结下宿怨，各自都认为自己比另一方优越。怠慢演化成了侮辱。

西班牙也有大量犹太人居住，他们的祖先因为遭到罗马人的迫害，被分散到地中海的各个角落。他们渐渐繁荣昌盛起来。西哥特人开始嫉妒犹太人，产生了反犹主义情绪。7世纪，金蒂拉国王命令将所有犹太人驱逐出境，或强迫他们皈依基督教。702年，托莱多第十七次宗教会议召开，命令将犹太人奴役，并禁止他们结婚[25]。但西班牙人没有完全执行这些严酷的法律，很多犹太人在西班牙继续生活。有些犹太人为了生存，自称是基督徒。他们当然不是自愿的，而是非常怨恨虐待他们的西哥特人。

8世纪初，后罗马时代的西欧分成许多日耳曼王国，一盘散沙，日渐式微。新一代外来入侵者开始袭击西欧。在北方，来自冰岛、格陵兰和斯堪的纳维亚的维京探险家与海盗蜂拥冲进英格兰、法兰西和爱尔兰，烧杀抢掠，令当地人噤若寒蝉。[26]

对西班牙来说，威胁来自南方。一种新的宗教出现了，它以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一神论信仰为基础，但增添了一些突出特点。这种新宗教的创始人是先知穆罕默德，他曾是商人，相信神向他启示了宗教真理。他生于570年，在613～632年传播新的信仰。他尊重犹太人和基督徒，因为他们的教诲对他有启发，但他相信伊斯兰教才是真正的信仰，是神直接给他的最终版本的启示。伊斯兰教（源自一个阿拉伯语的词，意思是“顺从”，或忠顺于神）开始吸引到数十位信徒。它越来越受欢迎，威胁到了阿拉伯半岛的既有社会秩序。

穆罕默德住在麦加，但随着他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他迁往邻近的麦地那城。以麦地那为基地，他开始了一场征讨自己故乡的军事行动。他袭击贸易商队，掳掠贵重的战利品，扣押人质。一些基督徒和犹太人支持穆罕默德。反对他，或者与他的敌人合作的基督徒和犹太人则被剥夺土地、自由或被处决。到穆罕默德去世时，他已经是阿拉伯半岛西部的统治者。穆斯林奋力传播伊斯兰信仰，也派遣成群结队的武装信徒去攻击反抗的中心。7世纪30年代，他们占领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大部；642年，他们占领了埃及。这是一场规模宏大的殖民扩张。穆斯林攻占了拜占庭帝国的南半部分，以阿拉伯人取代当地原先的领导人。“地产和财富……被大规模地重新分配。”[27]历史学家约翰·埃斯波西托写道。

伊斯兰教对基督教发起了特殊的挑战。伊斯兰教是与基督教相竞争的一种宗教哲学，是一种新的致力于自我传播的信仰。它确立了固定的崇拜模式和行为准则，能够为信徒所接受，也有助于社会运转得更为顺畅。“诞生伊始，伊斯兰教便成为基督教的主要竞争对手，与它争夺人心；伊斯兰文明是欧洲基督教世界最近的邻居，也是最致命的敌手。”[28]历史学家伯纳德·刘易斯写道。

领土扩张的绝佳蓝图，乃是效仿他们的武装先知穆罕默德的行为。穆罕默德确曾敦促追随者扩张领地，呼吁他们借助武力夺取地产和财富。他们在袭击作战中抓获了许多俘虏。俘虏被分配给各部落和家庭。被击败的敌方统治者的女眷被穆斯林当作妻妾。这种过程建立了一种行政和军事机器，使得伊斯兰教几乎同时迅速扩张到许多地区。很多人热切希望加入袭击敌境的穆斯林军队，传播他们的信仰，为自己敛财，或者寻求冒险。

时机对伊斯兰教的成功也是一大关键。拜占庭和波斯这两个帝国刚刚结束漫长的冲突，双方都已经精疲力竭。穆斯林发动进攻的时候，拜占庭和波斯都缺乏自卫的意志和资源。

711年，穆斯林迅速征服了西班牙，速度之快令人瞠目。就在十二年前，他们占领了北非。穆斯林征服西班牙的全部细节已经消失在史海中，因为西哥特文明被消灭了，穆斯林文化占据主宰地位。就像通常发生的那样，历史是由胜利者讲述的。一份罕见的保存至今的基督教文献，称为《754年编年史》，责怪西哥特的内乱导致了国家的迅速灭亡，因为西哥特王国无法动员力量以抵抗外来威胁。711年，一位新国王罗德里克登上王位，但他不得民心，且缺乏统治经验。他的竞争对手痛恨罗德里克，于是帮助和鼓励穆斯林入侵。基督教编年史家称此次入侵特别恐怖，许多城市被付之一炬，男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孩童遭屠杀，各地均遭洗劫。历史学家罗杰·科林斯将此次入侵与历史上的大灾祸相提并论，如“亚当的堕落、特洛伊的陷落、巴比伦人占领耶路撒冷、罗马遭洗劫，”他如此写道。[29]

穆斯林方面的记载与之类似，不过是从胜利者的角度来展现事件的。在他们看来，入侵西班牙在宗教上是正义的，因为穆罕默德说安拉的意志就是“各地区……都将被我的人民征服”[30]。

最全面地记载此次入侵的作者是阿拉伯历史学家艾哈迈德·伊本·穆罕默德·马喀里。据他记载，入侵的开端是，先遣部队（两船士兵）袭击了西班牙南部的安达卢西亚，“满载战利品”而归。这些士兵报告称，他们发现了“一个富饶国度，那里尽是美丽的山谷、肥沃的土地，丰产各式各样的农产品，得到许多大河的浇灌，遍布甜美的甘泉”[31]。此次行动的指挥官惊讶地发现，这片富饶土地离北非只有咫尺之遥。“两地相隔的不是大洋，而仅仅是一条狭窄海峡。”其中一人对另外一人说道。这解释了征服西班牙将会多么轻松。[32]

随后，一位名叫塔里夫·阿布·扎拉赫的柏柏尔武士发动了一次较大规模的袭击，投入了500～1000人，并带回来“丰厚的战利品和好几名俘虏，他们非常英俊，穆萨[33]和他的伙伴都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俊美的人”。塔里夫·阿布·扎拉赫成功远征的消息不胫而走，“人人想去安达卢西亚”，马喀里写道。[34]

不久之后，穆斯林军队发动了第三次，也是破坏性更大的袭击，仍然由阿布·扎拉赫指挥。据马喀里记载，他大肆杀戮破坏，烧毁房屋，摧毁了一座当地人“非常尊崇”的教堂。“随后他处死了遇见的居民，抓了一些俘虏，然后安全返回非洲”[35]。

穆斯林开始制定大规模入侵并永久征服西班牙的计划。负责此事的人是一位名叫塔里克·伊本·齐亚德·伊本·阿卜杜拉的武士。他率领数千士兵进入西班牙南部，用四艘船在80英里宽的海峡来回摆渡，将军队运往对岸，直到他的所有部下都抵达欧洲。据说，在渡海过程中，塔里克梦见穆罕默德承诺他的入侵一定成功。这种神秘的体验让塔里克信心满怀，他抵达西班牙之后，立刻横冲直撞，“开始攻击和摧毁附近的国度”（马喀里的话）[36]。他们在西班牙最南端登陆的地点是一块巨岩，这个地方后来被称为“塔里克山”，再后来就成了“直布罗陀”。[37]

参加此次远征的可能有一万五千名阿拉伯和柏柏尔士兵。来自非洲的柏柏尔人似乎发挥了关键作用。阿拉伯历史学家伊本·赫里康说塔里克是柏柏尔人，他的士兵也大多是柏柏尔人。[38]一般来讲，西班牙男人被屠杀，妇孺被变卖为奴。穆斯林军队没有杀死当地女人，而是将她们俘虏，说明很少有阿拉伯人将妻子家眷一并带到西班牙。阿拉伯军队进展神速，也说明他们没有受到家眷的羁绊。[39]

这些意想不到的攻击令伊比利亚人呆若木鸡。他们努力做出反应，但他们的军队陷入混乱，一盘散沙。第一次大规模攻击发生时，罗德里克正在遥远的北方。他火速南下，从王国各地征集增援部队。塔里克也从北非调来增援部队。成千上万的穆斯林士兵蜂拥来到他麾下。这可能是第一次有穆斯林从非洲调来援兵，以对付基督徒。

据马喀里记载，塔里克敦促他的士兵以安拉的名义英勇拼杀。塔里克告诉士兵们：“大家要知道，你们只要忍受一时的苦难，最终将收获丰厚的愉悦和快乐。你们必须知道……美丽的少女在等待你们，她们像天堂处女一样美丽，脖子戴着闪闪发光、不计其数的珍珠和珠宝，她们的身躯穿着贵重的点缀黄金的丝绸衣服，她们侧卧在君主和帝王奢华宫殿的柔软卧榻上，等待你们！”[40]

士兵们欢呼万岁，奔向战场。罗德里克丧命，西哥特军队土崩瓦解，基督徒抱头鼠窜。罗德里克的尸体始终没有找到；据说他淹死在一条溪流中。“基督徒不得不躲在自己的城堡和要塞内，逃离平坦的乡间，躲藏到山区。”[41]

塔里克身先士卒，发动了一次又一次进攻，征服了一座又一座城市。“安拉让崇拜偶像的人心惊胆战，”马喀里写道，因为基督徒原以为穆斯林只是来掳掠财物，然后会返回位于北非的家园。现在他们意识到，穆斯林是来夺取和占领整个王国的。[42]有些城市很快投降；其他的城市则羸弱地坚持抵抗。

据马喀里记载，塔里克努力用如下手段进一步威吓基督徒：

他命令士兵在营地内当着哥特俘虏的面，将死人的肉烧熟。在大铜锅里把人肉烧好之后，他命令将肉切成许多份，就像要分给士兵们吃一样；然后他故意把一些俘虏放走，让他们回去告诉同胞，他们目睹了多么可怕的事情。果然，这种策略收到了预想的效果，这些逃亡者的报告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异教徒的恐慌。[43]

穆斯林横扫乡村，骑着从基督徒手中夺来的马匹，而既存的罗马道路让他们得以轻松地快速行动。一位名叫穆格赫斯·鲁米的穆斯林将领奉命攻击西班牙南部重镇科尔多瓦，而其他部队则奔向马拉加和埃尔维利亚。塔里克开赴西哥特首都托莱多（位于半岛的中心附近）。在科尔多瓦，穆格赫斯的军队打得岗哨出其不意，战胜了那里的驻军。部分基督徒士兵和总督逃走了，躲在城市附近的一座教堂内。据阿拉伯历史学家记载，穆斯林军队攻打教堂三个月之久，最后厌倦了等待。他们命令难民要么改信伊斯兰教，要么称臣纳贡。难民拒绝了，于是穆斯林军队纵火焚烧教堂，将教堂内的人全部烧死。[44]

“攻克科尔多瓦之后，”马喀里写道，“穆格赫斯集合了城内所有犹太人，让他们掌管城市，更信任他们而不是基督徒，因为犹太人痛恨和敌视基督徒。”随后穆格赫斯将城内宫殿据为己有，让穆斯林在城市的其余部分安顿下来。[45]

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地中海沿岸城市埃尔维利亚，穆斯林运用了同样的策略：“他们将这座城市的要塞交给犹太人管理，这种做法在后来的岁月里变得几乎很普遍；每当穆斯林占领一座城镇，便将其交给犹太人管理，只留下少量穆斯林，大军则继续新的征服。如果犹太人太少，就留下比较多的穆斯林来掌管城市。”[46]

据马喀里记载，塔里克将一群犹太人带在身边，去控制都城托莱多。在那里，他们掳掠了大量珍奇财宝，包括：

二十五顶金冠，每一顶都属于一位曾经统治安达卢西亚的哥特国王（哥特人的习俗是，每一位国王都要在这个神圣的地方存放一顶金冠，上面镌刻着他的名字、肖像、子女的数量、他的寿命和在位时间）；二十一部《摩西五经》《福音书》或《诗篇》抄本；亚伯拉罕的书，摩西的书，其他几部包含自然与艺术奥妙的书，或者关于用动植物和矿物造福人类的书；一部包含古希腊哲学家的护身符的书，还有一些食谱、草药与万灵药的集子；好几个装满珍珠、红宝石、翡翠、黄玉和五花八门宝石的金瓶；许多高大的房间，摆满黄金和精美袍服，各式各样的昂贵丝绸锦缎服装，更不要说镀金甲胄，精美的匕首和剑、弓、长矛和各种各样的进攻与防御性兵器。[47]

他们还发现了一张镶嵌珠宝的金银桌子，据说曾属于所罗门王。这些令人垂涎欲滴的战利品，被士兵们敲成碎片、瓜分一空。

马喀里记载道，基督徒向北逃跑，留下的人则被迫纳贡。被抛弃的房屋被入侵者占为己有。“阿拉伯人在基督徒抛弃的城镇居住下来；因为只要阿拉伯人或柏柏尔人奉命在某地定居，他就毫不犹豫地带着家眷住进来。通过这种方式，伊斯兰教深入这个国度，基督徒的偶像崇拜被消灭和摧毁。”更多北非人和阿拉伯人潮水般涌过海峡：

伟大征服的捷报传遍穆斯林居住的各国，叙利亚和其他遥远地区的许多人渴望去安达卢西亚，在那里安居乐业。于是，阿拉伯半岛的许多精英和显要人士离开了他们父亲的帐篷，定居到安达卢西亚。[48]

在这过程中，许多重要的文化和宗教场所遭到毁坏；神圣的遗物被抛弃。马喀里记载道，著名的科尔多瓦清真寺“用基督教大钟熔化铸成的青铜灯来照明……还让基督徒俘虏将许多被拆毁的教堂的材料搬运到科尔多瓦，以扩建清真寺”。[49]

这一系列事件令伊比利亚的许多居民刻骨铭心。伊莎贝拉命人撰写的《西班牙编年史》从被打败的伊比利亚人的视角记录了穆斯林征服的许多细节。编年史家迭戈·德·巴莱拉写道：“国内十室九空，哀鸿遍野，尽是血泪。”女人“遭到强暴”，“孩童被屠杀”，而在有些城市，“大部分”平民惨遭屠戮。[50]

732年，法兰克国王“铁锤”查理[51]在图尔击败阿拉伯军队。穆斯林向西欧的进军终于止步于比利牛斯山脉，即法兰西与西班牙之间重峦叠嶂的边境。

* * *

最终，只有一小股基督教势力还在西班牙活跃，主要在最北端的阿斯图里亚斯。马喀里写道：“一个可鄙的野蛮人，叫佩拉约[52]，在加利西亚崛起。他斥责同胞可耻的奴隶状态和怯懦的逃跑，开始煽动他们为过去的伤害而复仇，将穆斯林从他们祖先的土地驱逐出去。”

从这个时期起，安达卢西亚的基督徒开始在他们仍然占据的地区抵抗穆斯林的进攻，并保卫自己的妻女。而在此之前，他们完全没有表现出任何御敌自卫的意愿。抵抗是这样发端的：加利西亚的所有大小城镇和村庄都在穆斯林手中，仅有的例外是一座险峻的山峰。佩拉约带着一小群人躲在那里。他的追随者在那里一个个饿死，最后只剩下大约三十个男人和十个女人，除了从石缝中收集的蜂蜜，没有任何食物。他们自己也像蜜蜂一样，居住在石缝之间。但佩拉约及其部下逐渐在山区各个隘道设防，直到穆斯林得知了他们的防御准备；但穆斯林觉得佩拉约的人太少，因此不以为意，放任佩拉约的力量逐渐增强。穆斯林说：“三十个住在岩石上的野蛮人不足为虑。他们迟早一死。”[53]

这些残余的西哥特人在风雨飘零、寒风刺骨的加利西亚和阿斯图里亚斯顽强地生存下来，他们一度作为伊比利亚半岛主人而享有的舒适和繁华已经恍若隔世。马喀里的史书描写了他们艰苦的生存斗争。佩拉约的兄弟法维拉在打猎时被一头熊杀死，这说明他们不得不为了生存而拼命。西哥特人的后裔在此后二十四代的人的时间里一点一点、一英里一英里地收复半岛，大部分时间都是逐步蚕食，直到伊莎贝拉诞生的时期，穆斯林在西班牙的地盘只剩下了南方的格拉纳达王国。基督徒的生存和发展建立在教会与国家紧密合作的基础上，使得他们在收复失地的漫长反攻中能够维持凝聚力。于是，在伊比利亚半岛，教会与国家“紧密团结”起来。[54]

佩拉约的故事令伊莎贝拉魂牵梦萦。她相信自己就是这位坚强的西哥特英雄的直系后裔，是他的事业的继承者。她的童年大部分时光是在塞哥维亚的城堡宫殿度过的，这里的壁龛内到处是她祖先的雕像，佩拉约被刻画为她的第一位祖先。他的雕像屹立在御座厅，默默地参与政府管理的每一个事件。

但在西班牙的其余地区，对那些接受穆斯林（在西班牙，穆斯林也被称为摩尔人，因为他们最初来自摩洛哥[55]）统治的基督徒和犹太人来说，生活并不是特别严酷。其中很多人过得很舒适。他们被允许保留自己的宗教信仰，只要他们为了这项特权缴纳额外的税赋。在穆斯林征服之后的岁月，很多西班牙人皈依了伊斯兰教。其中有些皈依者（被称为穆拉迪人）是真诚的。也有人是假装皈依，目的是从统治阶级那里得到好处。同样，有些参与入侵的柏柏尔人也是不情愿的或者被强迫的穆斯林。有些改信伊斯兰教的犹太人也是这样。

若没有历来受歧视的少数民族——犹太人的帮助，穆斯林不可能如此彻底、如此迅速地打败西哥特人。有些犹太人欢迎新来者，帮助他们管理他们的新领地。对犹太人来说，穆斯林的统治极大地改善了他们的生存状态，与他们在西哥特人统治下遭受的虐待不可同日而语。犹太人逐渐发展出了一个文学、科学、医学和诗歌的黄金时代。

但对基督徒来说，犹太人帮助穆斯林打败西哥特人的事实，再加上基督徒对犹太人的宿怨（因为早期基督教殉道者在圣地遭到犹太人迫害），成了黑暗和痛苦的回忆。在随后七百年中，尽管三种信仰共存，并且赞颂对方的艺术、文学与美食成就，但愤怒的痛苦仍然潜伏在表面之下。

历史学家简·I.史密斯写道：“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人在伊比利亚半岛为邻的时代，常被认为是跨宗教信仰的和谐共存的理想时期。”

在一定程度上，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但这个时代很短。没过多久，就出现了紧张、偏见，以及穆斯林和基督徒对少数派的迫害，这些方面才是三大群体之间关系的典型特征。到10世纪，早期入侵的混乱已经平息，伊比利亚半岛出现了两大阵营对峙的清晰局面：北方是基督教王国莱昂[56]，南方是幅员更辽阔、穆斯林统治的安达卢西亚。二者之间存在一个薄弱的边疆地带。阿卜杜·拉赫曼三世统治科尔多瓦时期（912～961），西班牙的伊斯兰国家达到了力量和名望的巅峰。这是欣欣向荣和成果斐然的时期，穆斯林、犹太人和基督徒知识分子在阿卜杜·拉赫曼三世的赞助下，为艺术、文学、天文学、医学和其他文化与科学做出了极大贡献。穆斯林对所谓“有经者”[57]高度宽容，社会各群体间的交流也是轻松而稳定的。在这个时期，相当多的基督徒选择皈依伊斯兰教，尽管直到10世纪下半叶，安达卢西亚的基督徒人数一直多于穆斯林。[58]

在这些年里，很多基督徒和犹太人采纳了阿拉伯人的风俗和衣着打扮。

10世纪末，在阿布·阿米尔·曼苏尔[59]治下，宽容逐渐成为过去。“他开始对基督徒进行一系列残酷无情的迫害，包括抢劫教堂和其他基督教场所。”[60]社会各群体间的交流变得紧张。史密斯写道：

虔诚的穆斯林避免与异教徒说话，除非隔着一段距离。如果一位穆斯林和一位基督徒在公共道路上相遇，基督徒必须为穆斯林让路。基督徒的房屋高度不能超过穆斯林的房屋。作为“异教徒”的基督徒不能雇佣穆斯林……基督徒被安葬在他们自己的墓地，远离穆斯林墓地……皈依基督教的穆斯林会当即被判处死刑……于是，西班牙的穆斯林和基督徒和谐共处的时代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不宽容、偏见和互相猜忌。[61]

学者达里奥·费尔南德斯—莫雷拉认为，西班牙是各宗教和平共处的天堂的说法是“不符合史实的，是一个神话”，[62]因为在西班牙有很多基督徒和犹太人被穆斯林杀死或迫害。例如，穆斯林统治者曼苏尔令其他宗教信仰的人噤若寒蝉。他洗劫了萨拉戈萨、奥斯马、萨莫拉、莱昂、阿斯托尔加、科英布拉和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等城市。985年，他将巴塞罗那付之一炬，将侥幸活命的居民变卖为奴。1066年，格拉纳达的穆斯林掀起暴乱，摧毁了整个犹太人社区，屠杀了数千人。这比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开始时基督徒在莱茵兰屠杀的犹太人还要多。12世纪，穆斯林将居住在马拉加和格拉纳达的全体基督徒驱逐出境，押送到摩洛哥。[63]

令基督徒人心大振的是，他们在莱昂王国的最西北方发现了所谓的圣雅各（西班牙语称圣地亚哥）墓，即据说曾造访西班牙的那位圣徒。他们建造了一座泥土墙壁的简陋教堂来安放圣雅各的遗骸。不久之后，这个地方，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就成了整个西欧基督徒朝圣的重要目的地，于是建起了一座更华美的教堂。997年，穆斯林攻占了圣地亚哥城。他们保留了圣雅各墓，但摧毁了所有公共建筑，拆毁了许多教堂。[64]这样的行动造成的结果是，基督徒收复失地的运动变成了一场十字军圣战。

即便是比较宽容的穆斯林统治者，对非穆斯林也是抱着鄙夷的态度。“禁止穆斯林为犹太人或基督徒按摩；禁止穆斯林为他们清理垃圾或厕所，”穆斯林法学家伊本·阿卜敦写道，

事实上，犹太人和基督徒更适合做这样的工作……若一件衣服曾经属于一名麻风病患者、犹太人或基督徒，在出售时必须告知买主，否则不得出售；如果这件衣服曾经属于一个道德堕落的人，也是如此……任何犹太人或基督徒不得穿戴贵族、法学家或富人的服饰……犹太人和基督徒必须佩戴特定的标志，以便大家识别他们，这对他们也是一种耻辱的标志……禁止向犹太人和基督徒出售科学书籍。[65]

伊莎贝拉特别关心与女性有关的事情，而性别关系也影响了居住在西班牙的人民的观念。三大宗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在某些方面尊重女性，但也都是父权主义的，在一些重要方面视女性为二等公民。在基督教的卡斯蒂利亚，女性的地位远远谈不上理想，但在穆斯林地区却更糟糕。在这些地区，女性的活动在法律上受到种种限制：她们被禁止与男人一起乘船旅行；不能在室外洗衣服；不能在夏季坐在河边，因为会有男人在那里。更重要的是，尽管西班牙南部气候炎热，她们被要求穿厚重肥大的衣服，如“希贾布”。她们被与男性隔开；她们一般不能迈出家门。[66]这样的禁足对伊莎贝拉来说会是不可想象的糟糕。她逐渐成长为一位性格坚强、精力充沛而热衷于活动的女子，常骑马外出，有时身边只带少量侍从。

对伊莎贝拉这样有独立精神的女性来说，另一件令人不安的事情是，成千上万的女性在摩尔人统治下形同性奴。文学和艺术中很少描绘性奴，而男性历史学家很少提及她们，或只是一笔带过，所以我们很难判断这些女性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的。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的一套插图版手稿中有一些罕见的描绘小妾的图画，其中有女人身穿轻薄透明的长袍，侍候正在下棋或玩其他桌面游戏的男人饮食。她们脸上露出悲哀的表情。[67]

一夫多妻是另一个引发争议的问题。在三大宗教的早期，都曾有过一夫多妻制，但在犹太教和基督教中逐渐消失了，而在伊斯兰教中始终没有完全隐退。穆斯林文化允许男人娶多达四位妻子，但不允许女人拥有多位丈夫。穆罕默德拥有十一位被公开认可的妻子，年龄不一。富裕的穆斯林可以效仿先知，维持庞大的后宫，而战争源源不断地为此提供新的女性。男人们向往这种生活。穆斯林统治者阿卜杜·拉赫曼三世，就是那位常被描述为格拉纳达黄金时代引领文明之光的贤君，拥有200个孩子，其中150个是男孩，其余是女孩。[68]据说他的后宫有6300个女人。

伊莎贝拉若是想到穆斯林世界各地那许许多多被搁置的结发妻子们，一定会感到不安。这些女人在夜间听到丈夫与更年轻的女人（进入家门的新妻子）做爱，一定孤枕难眠。穆斯林统治者拥有这么多女人，肯定不是全靠追求得来的，于是绑架和拐卖基督徒及犹太女人的生意迅速火爆起来。她们被奴役后便会被改掉名字，怀孕后又会被改名，名字常带有“乌姆”的前缀，意思是“……之母”。不幸的西哥特国王罗德里克的妻子埃吉罗娜就这样被嫁给了一名穆斯林军人，被更名为乌姆—阿西姆，即“阿西姆的母亲”。

很多女人不会喜欢后宫生活，所以必须守卫和监视她们。一大群宦官奴隶承担这个责任。来自东欧的白奴会被切除睾丸，但来自非洲的黑奴一般会被切除睾丸和阴茎，以确保他们无法与主人的女人们发生性关系。

伊莎贝拉童年时期发生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让711年的摩尔人入侵显得仿佛就在昨天。1453年，她还只有两岁的时候，大约也是她父亲驾崩的时间，君士坦丁堡被穆斯林土耳其人攻克。这座城市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奄奄一息，但终于被征服的时候，还是惊天动地。一千年间，这座充满异国情调的位于遥远东方的城市，一直是基督教世界的伟大都市。查士丁尼建成圣索菲亚大教堂的时候，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教堂，九百多年后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教堂。这么多世纪以来，君士坦丁堡是古典世界的一个活生生的遗迹。那里的居民仍然自称“罗马人”；他们经常阅读希腊经典，包括《荷马史诗》；他们自认为是罗马帝国东半部分的延续。在这一千多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君士坦丁堡也是欧洲的军事堡垒。它守卫着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关键渡口，将亚洲的游牧民族军队阻挡在欧洲之外。674～678年，这座城市抵挡住了阿拉伯军队的连续多年攻打；并在717～718年打退了阿拉伯军队第二次更坚决的进攻。防御的胜利被归功于君士坦丁堡坚固的城墙和“希腊火”的神奇武器，这是一种类似凝固汽油的物质，其配方是一个严密保守的秘密。

但君士坦丁堡在1204年惨遭洗劫，受到了致命打击。由于金钱纠纷，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基督徒军队蹂躏了这座城市。此后，君士坦丁堡陷入了漫长的衰落。它的领土一年年锐减，直到只剩下城市本身和城外的零星土地。君士坦丁堡向西欧求援，但西欧人忙于互相厮杀，不愿意去关注一座遥远城市的危境，而且西欧人还在为东西方基督教会大分裂而恼怒，所以对君士坦丁堡的东正教徒没有什么同情心。1453年，土耳其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发动最后进攻时，君士坦丁堡只能召集七千守军，包括七百名热那亚人，去抵挡杀到城下的八万大军。在七周的鏖战之后，城市于5月29日陷落。拜占庭末代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的命运无人知晓。大多数史料都说他身先士卒，阵亡沙场。据说后来只能通过他脚上的紫色鞋子判断他的身份。在他身边死战到底的有一位来自西班牙的贵族，他是极少数前来帮助守城的西欧人之一。

君士坦丁堡遭到的最后猛攻和毁灭，是一场令人胆寒的壮观盛景。目击者，如米蒂利尼的热那亚人大主教“希俄斯岛的莱奥纳德”和威尼斯的尼科洛·巴尔巴罗，描述了城市遭到残酷洗劫的场面，谈及大屠杀、强奸和奴役。教堂被烧毁，珍贵的圣物被抛弃，约十二万本书籍和手稿（有的出自上古）丢失、被烧或损毁：“在三天之内，土耳其人洗劫了城市，恣意毁坏书籍，因为书对四处掳掠的士兵来说没有什么价值。于是，在西方学者眼中，土耳其人成为欧洲曾经遇到的对高雅文化和学术的最大威胁。”[69]

西欧的观察家大为警醒，感到整个欧洲文明都受到了威胁。对伊莎贝拉来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是一个凶险的预兆，说明有可能发生很多恶事。她的宫廷编年史家阿隆索·德·帕伦西亚（伊莎贝拉雇佣他，让他给她讲故事）记载当时的历史事件时，对伊莎贝拉的诞生只用了大约一页纸，而对君士坦丁堡陷落却用了三页。帕伦西亚说此事是“灾祸”和“大难”，可能意味着“基督教的毁灭”[70]。

在随后一些年里，君士坦丁堡的幸存者精神恍惚、满腹忧伤地离散到欧洲各地。很多人的个人生活被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毁掉了。穆斯林处置君士坦丁堡的妇孺，就像他们于711年在西班牙做的那样。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属下的外交官乔治·斯弗朗齐斯记载道，他的妻子和孩子在破城之后被抓走，后来成了苏丹的御马总管的奴隶，此人“通过出售其他许多美丽的贵妇，积攒了巨额财富”。[71]

西欧人，尤其是西班牙人，心惊胆战地揣测穆斯林的下一个攻击目标是哪里。穆罕默德二世发誓，要将罗马圣彼得大教堂的大祭坛变成喂马的食槽。而且，西班牙比罗马更接近穆斯林人口中心，距北非只有8英里[72]。“伊斯兰教两次对基督教构成了普遍的军事威胁，”历史学家约翰·麦克曼纳斯写道，“第一次是7世纪中叶到8世纪中叶的快速征服，一时间似乎整个基督教世界都摇摇欲坠。第二次是15～17世纪，奥斯曼人图谋主宰世界。”[73]

伊莎贝拉公主诞生的时期正是基督教世界第二次受到严重威胁的时代。虽然我们对她的童年生活知之甚少，既不知道她的出生日期，也不确定她的洗礼地点，但有一点非常重要，被记载下来。这是伊莎贝拉还是小姑娘的时候自己决定的第一个正式举措。她捐赠了大约200马拉维迪[74]，用来资助收复格拉纳达——穆斯林在伊比利亚半岛的最后堡垒——的军事行动。

[1] Nancy Rubin，Isabella of Castile：The First Renaissance Queen （New York：St. Martin’s Press，1991），p. 16.

[2] 以下简称马德里加尔（本书脚注皆为译者所加）。

[3] King of Castile Don Juan Ⅱ to the City of Segovia on the birch of his daughter Isabel，Madrid，April 23，1451，Archivo Exmo，Ayuntamiento de Segovia.

[4] 阿拉贡的玛丽亚的妹妹埃莉诺（1402～1445）是葡萄牙国王杜阿尔特的妻子。

[5] Jerónimo Zurita，Anales de Aragon（Zaragoza：Instituto “Fernando el Católico”［C.S.I.C］de le Exma Diputación Provincial，1975），vol. 6，p.33，“that they had been given herbs，” poisonous herbs，by Luna.

[6] Fernán Pérez de Guzmán，Comienza la crónica del serenísimo ptíncipe Don Juan，segundo rey deste nombre（Madrid：Librería y Casa Editorial Hernando，1930），p.633.

[7] Peggy K. Liss，Isabel the Queen：life and Time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p.17.

[8] 司厩长的官职起源于罗马帝国，最初是管理马匹的官员，后来在中世纪欧洲演变成负责保管维护国王的军械的官员，再后来变为军队的重要指挥官。

[9] Rubin，Isabella of Castile，p.19.

[10] Rubin，Isabella of Castile，p.19.

[11] Didier T. Jaén，John Ⅱof Castile and the Grand Master Álvaro de Luna （Madrid：Editorial Cascalia，1978），pp.189-90.

[12] Nicholas Round，The Greatest Man Uncrowned：A Study of the Fall of Don Álvaro de Luna（London：Tamesis Books，1986），p.42.

[13] Rubin，Isabella of Castile，p.19.

[14] 黎凡特是历史上的地理名称，指代并不精确，一般指的是中东、地中海东岸、阿拉伯沙漠以北的一大片地区。历史上，黎凡特在西欧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贸易中担当重要的经济角色。

[15] 圣哲罗姆（约347～420）是天主教神父、神学家与历史学家，出生于意大利东北部。他将《圣经》的大部分译为拉丁文，即著名的“武加大译本”。

[16] “圣地亚哥”就是西班牙语的圣雅各。

[17] Jean Descola，A History of Spain （New York：Alfred A. Knopf，1963），pp.40-42.

[18] 马提亚尔（约38～约104），出身西班牙的古罗马诗人，以其十二卷本讽刺短诗闻名。

[19] 即马尔库斯·安奈乌斯·卢坎努斯（39～65），他的未完成史诗《法萨利亚》描述恺撒与庞培之间的内战，被誉为维吉尔的《埃涅阿斯》之后最伟大的拉丁文史诗。

[20] 老塞内卡（前54～39），出身西班牙科尔多瓦的古罗马著名修辞学家和作家。他的儿子小塞内卡（约前4～65）是著名斯多噶派哲学家、政治家、戏剧家、幽默家，还是尼禄皇帝的教师和谋臣。

[21] Townsend Miller，The Castles and the Crown：Spain，1451-1555（New York：CowardMcCann，1963），p.17.

[22] Descola，History of Spain，pp.32 and 33.

[23] 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约560～636）担任塞维利亚大主教三十多年，被认为是“古典世界的最后一位学者”。他对促使西哥特人从阿里乌异端改信天主教做出了很大贡献。他被奉为圣徒，著作很多，包括《词源》和多部史书。

[24] Isidore of Seville’s History of the Kings of the Gotbs，Vandals and Suevi，trans. Guido Donini and Gordon B. Ford （Leiden：Brill，1966），p.1.

[25] 原文有误。托莱多第十七次宗教会议的时间是694年，宣布镇压犹太人的法令。第十八次会议大约在702年举行，但我们今天不知道其议程。

[26] Didier T. Jaén，John Ⅱof Castile and the Grand Master Álvaro de Luna （Madrid：Editorial Cascalia，1978），pp.189-90.

[27] John L.Esposito，The Oxford History of Islam（Oxford，U.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13.

[28] Bernard Lewis，Islam：From the Prophet Muhammad to the Capture of Constantinopl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p.2：xvi.

[29] Roger Collins，The Arab Conquest of Spain：710-797（New York：Wiley-Blackwell，1995），P.63.

[30] Ahmad ibn Muhammad Al-Maqqari，The History of the Mohammedan Dynasties in Spain，trans. Pascual de Gayangos，2 vols.（London：Oriental Translation Fund，1840-43），p.1：250，referring to quote from Ayyeshah，widow of the Prophet.

[31] Ahmad ibn Muhammad Al-Maqqari，The History of the Mohammedan Dynasties in Spain，trans. Pascual de Gayangos，2 vols.（London：Oriental Translation Fund，1840-43），p.1：18.

[32] Ahmad ibn Muhammad Al-Maqqari，The History of the Mohammedan Dynasties in Spain，trans. Pascual de Gayangos，2 vols.（London：Oriental Translation Fund，1840-43），pp.1：264-65.

[33] 指的是穆萨·本·努赛尔（640～716），倭马亚王朝哈里发瓦利德一世时期的重臣和名将。他是穆斯林北非的总督，并指挥了在西班牙的征服战争。

[34] Ahmad ibn Muhammad Al-Maqqari，The History of the Mohammedan Dynasties in Spain，trans. Pascual de Gayangos，2 vols.（London：Oriental Translation Fund，1840-43），p.1：265.

[35] Ahmad ibn Muhammad Al-Maqqari，The History of the Mohammedan Dynasties in Spain，trans. Pascual de Gayangos，2 vols.（London：Oriental Translation Fund，1840-43），p.1：265.

[36] Ahmad ibn Muhammad Al-Maqqari，The History of the Mohammedan Dynasties in Spain，trans. Pascual de Gayangos，2 vols.（London：Oriental Translation Fund，1840-43），p.1：267.

[37] Lewis，Islam from the Prophet Mubammad，p.2：111.

[38] Collins，Arab Conquest of Spain，p.97.

[39] Collins，Arab Conquest of Spain，p.105.

[40] Al-Maqqari，Mohammedaan Dynasties，p.1：272.

[41] Al-Maqqari，Mohammedaan Dynasties，p.1：275.

[42] Al-Maqqari，Mohammedaan Dynasties，p.1：275.

[43] Al-Maqqari，Mohammedaan Dynasties，p.1：276.

[44] Al-Maqqari，Mohammedaan Dynasties，p.1：279.

[45] Al-Maqqari，Mohammedaan Dynasties，p.1：280.

[46] Al-Maqqari，Mohammedaan Dynasties，pp.1：280-81. Gayangos said he believes this pattern was so consistent because Jews in Iberia may have already been in communication with North Africans. Of the Berbers who came from North Africa，some were of Jewish descent，and allied themselves with the Jews in Spain upon their arrival. Others may have been only superficially Muslim，and retaining Jewish customs and beliefs “felt great sympathy for their former brethren”（pp.511，531）.

[47] Al-Maqqari，Mohammedan Dynasties，pp.1：282-88.

[48] Al-Maqqari，Mohammedan Dynasties，pp.1：291，2：20.

[49] Al-Maqqari，Mohammedan Dynasties，p.2：41.

[50] Diego de Valera，Crónica de Españia（Salamanca，1499）. Only three copies of this book survive，including one at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in Washington，D.C.

[51] 严格地说，“铁锤”查理是法兰克王国墨洛温王朝的宫相，并非国王。当然他是实际掌权者。后来他的儿子“矮子”丕平成为加洛林王朝的第一位国王。

[52] 佩拉约（约685～737），西哥特贵族，在穆斯林占据伊比利亚半岛绝大部分的时期，他坚持抵抗，于718年在西班牙北方一隅建立了阿斯图里亚斯王国（穆斯林征服伊比利亚之后建立的第一个基督教政权），开始了伊比利亚半岛基督徒从穆斯林手中“收复失地”的历史进程。910年，阿斯图里亚斯王国一分为三：莱昂、加利西亚、阿斯图里亚斯。924年，莱昂统一了三国，从此改称莱昂王国。

[53] Al-Maqqari，Mohammedan Dynasties，p.2：34.

[54] Descola，History of Spain，p.82.

[55] 在中世纪，北非、伊比利亚半岛、西西里岛和马耳他岛等地的穆斯林被欧洲基督徒称为“摩尔人”，他们并不一定是来自摩洛哥的穆斯林。摩尔人并非单一民族，而是包括阿拉伯人、柏柏尔人和皈依伊斯兰教的欧洲人等。“摩尔人”也被用来泛指穆斯林。

[56] 前面的脚注已经讲了莱昂王国的由来，它的后续是：1065年，东部一地区分裂出去，建立卡斯蒂利亚王国；1139年，葡萄牙地区分裂出去，建立葡萄牙王国；1230年，卡斯蒂利亚与莱昂永久性联合。

[57] 伊斯兰教所说的“有经者”指的是受神启示者，具体常指犹太人和基督徒。有经者的特征：信仰唯一神；有共同的先知，如摩西（天主教称梅瑟，伊斯兰教称穆萨）；信世界末日、死后复活、审判、天堂、天使；相信创造说。

[58] Jane I. Smith，“Islam and Christendom：Historical，Cultural，and Religious Interaction from the Seventh to the Fifteenth Centuries，” in Esposito，ed.，The Oxford History of Islam，pp.318-19.

[59] 阿布·阿米尔·曼苏尔（约938～1002），科尔多瓦哈里发国的权臣和实际统治者，对基督教势力发动57场战役，攻无不克，一度是伊比利亚半岛穆斯林势力范围的世纪主宰。

[60] Jane I. Smith，“Islam and Christendom：Historical，Cultural，and Religious Interaction from the Seventh to the Fifteenth Centuries，” in Esposito，ed.，The Oxford History of Islam，p.320.

[61] Jane I. Smith，“Islam and Christendom：Historical，Cultural，and Religious Interaction from the Seventh to the Fifteenth Centuries，” in Esposito，ed.，The Oxford History of Islam，p.320.

[62] Dario Fernández-Morera，“The Myth of the Andalucian Paradise，” Intercollegiate Review 41，no.2（Fall 2006）.

[63] Smith，“Islam and Christendom，” pp.22，23，25，29.

[64] Al-Maqqari，Mohammedan Dynasties，p.2：195.

[65] Fernandez-Morera，“Myth of Andalusian Paradise，” p.27.

[66] Fernandez-Morera，“Myth of Andalusian Paradise，”，pp.27-28.

[67] Bradley Smith，Spain：A History in Art（Garden City，N.Y.：Doubleday，1971），pp.60-62，depicting works held at El Escorial.

[68] Al-Maqqari，Mohammedan Dynasties，pp.2：124-25.

[69] Nancy Bisaha，Creating East and West：Renaissance Humanists and the Ottoman Turks（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04），p.68.

[70] Alonso Fernández de Palencia，Crónica de Enrique Ⅳ，ed. Antonio Paz y Meliá（Madrid：Ediciones Atlas，1973-75），PP.50-52.

[71] George Sphrantzes，The Fall of the Byzantine Empire：A Chronicle，1401-1477，trans. Marios Philippides（Amherst：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1980），p.70.

[72] 直布罗陀海峡最窄处为8.9英里，合14.3公里。

[73] John McManners，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Christianity（Oxford，U.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p.166.

[74] 马拉维迪是11～19世纪伊比利亚半岛多种货币和记账单位的名称，币值非常混乱。

二 阴影中的童年

伊莎贝拉的母亲始终没有真正恢复清醒的神智，于是，伊莎贝拉的异母兄，恩里克四世国王（有人称他为“可能是中世纪西班牙历史上争议最大的人”[1]）成为伊莎贝拉童年的主宰。国王的喜怒无常和心血来潮影响着她的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我们不确定伊莎贝拉最早是在何时、以何种方式接触恩里克四世的，因为她的童年的太多细节已经湮灭在历史中。

在她的幼年，兄妹俩很少见面。伊莎贝拉的父亲驾崩的时候，她只有三岁，而弟弟阿方索还是襁褓中的婴儿。1454年，在国王驾崩后的某个时间，伊莎贝拉太后带着两个孩子退隐到一个偏僻的乡村小镇阿雷瓦洛，距离伊莎贝拉的出生地马德里加尔·德·拉斯·阿尔塔斯·托雷斯大约15英里，远离宫廷的浮华。阿雷瓦洛也是一座戒备森严的城镇，位于阿达哈河与阿雷瓦利略河交汇处，那里有一座强大的要塞，曾有一位王后被囚禁在那里。伊莎贝拉的新家是一座拥有厚重石墙的城堡，在高处有很小的窗户，城堡外环绕着护墙和干壕沟。这座城堡从来没有得到改建，缺乏舒适的生活条件、采光和通风。它的位置非常偏僻。与宫廷有联系的著名学者罗德里戈·桑切斯·德·阿雷瓦洛说它非常孤苦凄凉，“阿雷瓦洛是座荒凉的小镇”。[2]恩里克四世原本希望太后和她的孩子们留在宫廷，但她拒绝了。于是国王派遣两百人作为他们的卫兵，保护他们免遭强盗和绑架者的袭击，但也将他们严密隔离起来。[3]这个地方的环境也很严酷，冬季滴水成冻，夏季酷热难当。白雪皑皑的瓜达拉马山就在远方，在几英里之外，与阿雷瓦洛之间隔着平坦干旱的乡村。

伊莎贝拉家庭生活的不稳定，是整个王国的动荡的缩影。恩里克四世国王的庸碌无能造成了权力真空，使得王国陷入混乱。贵族们原本可以在各自领地维护国王的统治，却变成了残暴而互相杀伐的军阀。他们恐吓农民，搜刮越来越贫困的土地。强奸、盗窃和谋杀司空见惯。

社会发生这样的瓦解，是因为伊莎贝拉幼年的伊比利亚半岛分裂为多个互相仇视的国家：伊莎贝拉的家园——卡斯蒂利亚与莱昂王国，占据着今天的西班牙的北部和中部；葡萄牙人占据着半岛西侧边缘的土地，直接面向大西洋。伊比利亚东部的几个王国，巴伦西亚、阿拉贡和加泰罗尼亚结成了一个紧张的、不稳定的联邦，并通过联姻与纳瓦拉（位于伊比利亚半岛最北端边缘的一个王国）绑在一起，这些国家都面向东方，朝向地中海。摩尔人的格拉纳达王国横跨西班牙南部，从直布罗陀一直延伸到阿尔梅里亚港（这个地区被称为安达卢西亚），控制着与非洲隔海相望的地中海沿岸。

半岛没有中央权威，一片混乱，西班牙的大多数居民都像伊莎贝拉一样，住在戒备森严的建筑群或其附近。随处可见这些石制或木制防御工事，其中很多耸立在陡峭的悬崖之上，以至于半岛中部的这个王国被称为卡斯蒂利亚，即“城堡的土地”。西班牙人住在室内，躲在厚厚的石墙之后，从可作箭眼的小窗向外眺望，在天际线上寻找危险的迹象。他们始终生活在戒备状态中。伊莎贝拉长大成人的这片土地始终战乱不休。

虽然有这些困难，但伊莎贝拉也有一个突出的优势。在她童年时期，一个由精明强干的成年人组成的小圈子填补了伊莎贝拉和阿方索双亲的缺失，在他们蹒跚学步、牙牙学语的时期抚育和教导他们。他们的祖辈只有一人还在世，即伊莎贝拉太后的母亲——巴塞卢什的伊莎贝拉。这位五十多岁的葡萄牙寡妇出身于富裕而强大的布拉干萨家族。小公主伊莎贝拉还在学走路的时候，外祖母伊莎贝拉来到阿雷瓦洛，和女儿的两个孩子一起生活。外祖母认真地监督着家庭。巴塞卢什的伊莎贝拉是一个聪明能干的女人，阅历丰富，能够帮助塑造小伊莎贝拉的世界观，为她将来的执政做准备。据编年史家迭戈·德·巴莱拉说，她是“能够出谋划策的了不起的女人”，“对她女儿是极大的帮助和安慰”。[4]

外祖母伊莎贝拉是葡萄牙人所说的“光辉一代”的成员，即葡萄牙国王若昂一世（1358～1433）的儿女。若昂一世的长子杜阿尔特是一位哲学家[5]；次子佩德罗是艺术赞助人；另一个儿子恩里克就是著名的“航海家恩里克”；最小的儿子费尔南多率军入侵摩洛哥，兵败战死，被封为圣徒。伊莎贝拉的丈夫是若昂一世的儿子若昂，以睿智著称，曾担任要职——葡萄牙的司厩长。伊莎贝拉也有王族血统，因为她是若昂一世国王的孙女[6]。葡萄牙王室相信未来的关键在于航海和国际贸易，于是非常积极进取地推动这两项事业。海外扩张给葡萄牙带来许多财富，让它在国际事务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小伊莎贝拉公主也受到了这方面的教育，并且将其牢记在心。

依附于卡斯蒂利亚王室的一对夫妇也将对小伊莎贝拉的生活产生重要影响。妻子是伊莎贝拉的家庭教师克拉拉·阿尔瓦尔那埃斯，她是和伊莎贝拉的母亲与外祖母一起从葡萄牙来到卡斯蒂利亚的。克拉拉的丈夫贡萨洛·查孔曾是伊莎贝拉的父亲胡安二世国王的廷臣，也是国王指派掌管孩子们教育的几个人之一。查孔是伊莎贝拉太后宫廷的管理者，也曾是阿尔瓦罗·德·卢纳的管家，所以查孔和伊莎贝拉的母亲与外祖母一样，都曾参与治国理政。他们现在都已经脱离了政治舞台的中心，但都曾经是权势炙手可热的人，处在政治、家族和统治相交织的核心。并且他们都雄心勃勃，渴望重返权力核心。

阿雷瓦洛城堡的总督名叫莫森·佩德罗·德·博瓦迪利亚，已婚，有三个孩子，他们成了伊莎贝拉的玩伴。[7]两家人变得很亲近。博瓦迪利亚家族为王室效力的历史很悠久，有一位祖先曾是阿方索十一世的财政大臣，并曾作为大使去阿维尼翁觐见教皇。佩德罗的女儿比阿特丽斯差不多比伊莎贝拉年长十岁，扮演起了小公主的姐姐的角色。她秀气漂亮、能言善辩、聪明机敏，成了伊莎贝拉最忠实的伙伴和可以吐露心迹的密友。这两个女人从平平淡淡的开端，一直崛起到成为西班牙的主宰。比阿特丽斯不仅仅是一位朋友。她是一个非常高明的盟友和策略家，擅长缔结联盟和拉拢新朋友。

在这些年里，宫廷档案或编年史很少提到伊莎贝拉的存在。有只言片语表明，公主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或者喜欢参观历史名胜。有一次她参观了历史上西哥特的都城托莱多。但没有人对她投去很多注意力。她渐渐长得相当漂亮、娴静和虔诚。她是第三顺序王位继承人[8]，但在国王的眼里，她的主要价值是将来用作联姻的潜在棋子。西班牙和外国的都城对她的诞生几乎完全没有注意到，而她的童年也是默默无闻的。话又说回来，她为什么会吸引很多注意呢？在当时，不仅在基督教文化，而且在希伯来和阿拉伯世界，女孩都是不值一提的。人们很难想象一个女人会行使真正的权力，更不要说改变世界了。

在阿雷瓦洛，公主上课学习，变得酷爱读书。她对世界兴趣盎然，喜欢关于遥远国度怪异动植物的故事。她喜欢关于亚瑟王宫廷的故事和描述人们面对困难做出高贵行为的英雄传说（不管是神话、《圣经》故事还是传奇）。一部西班牙化的圣女贞德传记《法兰西少女》被伊莎贝拉当作指导自己举止的指南，而圣女贞德积极的虔诚也被明确描述为“比任何其他女士”的生平事迹更值得伊莎贝拉去效仿。[9]伊莎贝拉还喜欢《伊索寓言》，这是用动物故事进行道德教谕的故事集。

她的正式教育很扎实，但比较肤浅。她学习了礼仪和家政技能，并初步学习了语法、哲学和历史。她懂多种语言，能阅读法语和意大利语书籍，不仅会说卡斯蒂利亚的西班牙语，还会说葡萄牙语，即她的母亲和外祖母的语言。她像母亲一样有音乐天赋，好几样乐器都演奏得很好，唱歌也很出色。她也擅长舞蹈。

但她没有得到男人，尤其是将来要执掌朝纲的男人会得到的那种教育。例如，她幼年没有学过拉丁语，那是国际外交的语言。她很快就敏锐地认识到，这在她的教育中是一个明显的、令人尴尬的缺陷。

她学习了女红和刺绣，这在当时是教育女孩的必备课程；还学习了一位统治者的妻子需要的其他技能。她还获得了必需的社交技能。她坚强而活跃，勇敢，精通骑术。她喜欢打猎、聚会、游戏、艺术和建筑。她的行为举止被认为符合她的年龄和地位，没有得到额外的关注。

对她的未来最重要的是，在这些年里，她掌握了钢铁意志的自制力，这让她能掩饰自己的真情实感，而借机思考如何应对遇到的情况。这后来成为她的性格的一个重要部分，因为她学会了保持城府、严守秘密。很快她就会意识到，这种技能是她生存的关键。

她变得非常虔诚。基督教是中世纪欧洲生活的基石，宗教是伊莎贝拉受到的教育的很大一部分。阿雷瓦洛有一座很活跃的圣方济各会修道院，所以那里总会有宗教学者。伊莎贝拉变得非常喜爱这个修会及其创始人圣方济各，他投身于清贫和简朴的生活。她认为自己的主保圣人是施洗约翰和福音书作者约翰，后者是十二使徒中唯一没有在基督教早期岁月殉难的，在以弗所照料了耶稣的年迈母亲。就是这第二位圣约翰写下了《约翰福音》，记述耶稣基督生平的四大经典之一。

她母亲的很多朋友也都笃信宗教。比阿特丽斯·德·席尔瓦，就是那个曾吸引国王注意、被锁在壁橱内、最后成为修女的葡萄牙贵族女子，也参与了伊莎贝拉的教育。伊莎贝拉母亲的一位侍女特雷莎·恩里克斯也是伊莎贝拉的教师之一。比阿特丽斯创立了一个新的女修会，圣母无染原罪会，赞颂耶稣母亲发挥的特殊的精神作用。恩里克斯特别热衷于领圣餐，因此得到了“酷爱圣餐的疯子”的绰号。在伊莎贝拉的少女时代，除了这些一对一的宗教课程之外，她还阅读了恰当的宗教书籍，如马丁·德·科尔多瓦修士的《贵妇的花园》，这是一部女性人格培养的指南，作者写书的时候特别考虑了伊莎贝拉的情况。该书强调绝对的虔诚，甚至列出了可以接受的活动的清单，包括每天做弥撒、背诵祷文、聆听布道和与教会长老讨论教义。马丁说，女性的贞洁也很重要：“即便一个女人道德高尚，若是没了贞洁，她只是风中的浮渣和灰尘；因为不贞洁的女人即便美丽，也会让自己变脏。她越是美丽，就越是肮脏和腐朽。”[10]

* * *

但伊莎贝拉的童年过得并非如此严苛。尽管阿雷瓦洛和马德里加尔相对来讲是偏僻的小地方，附近有一座城镇成了公主最喜欢拜访的地方。梅迪纳·德尔·坎波距阿雷瓦洛12英里，骑马或骡子需要一整天，是欧洲最重要的购物场所之一。这是一个集市城镇，吸引了来自已知世界各地的商人，他们在此处买卖华贵的织物、珠宝、食品、皮具、工具、玩具、化妆品、药品、罕见香料和充满异国情调的水果。这是一座美丽的城镇，屹立着四十座教堂和修道院尖顶，街道两边是富商、金融家和贵族的豪华宅邸。[11]它的国际化色彩很鲜明，使它成为卡斯蒂利亚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城镇之一。“在整个欧洲，哪怕是意大利君主的宫廷，没有一座奢侈品市场可以和卡斯蒂利亚的市场媲美。”历史学家海梅·比森斯·比韦斯写道。[12]

经济繁荣的来源是羊毛贸易。卡斯蒂利亚王国是养羊大国，羊毛产量很高，是该国贵族的主要财富来源，也是梅迪纳·德尔·坎波的核心商品。对伊莎贝拉和其他贵族来说，这座城镇的富庶似乎表明羊毛是稳定的财源，所以他们没有去注意欧洲大陆其他地区正在发展的工商业，以及那些正在改变欧洲其他国家经济的新趋势。

伊莎贝拉看到梅迪纳·德尔·坎波出售的五彩斑斓的各色商品，一定满怀渴望，因为她的家庭的财政常常很紧张。这种情况是本不应当出现的。胡安二世国王的遗嘱为孀居的太后及其儿女提供了舒适的生活条件。太后“只要保持贞洁”，就可以保留对孩子们的监护权。[13]阿雷瓦洛、马德里加尔、索里亚和马德里郊区的税收也属于她。伊莎贝拉将得到库埃利亚尔城的税收，在十二岁生日那天将从马德里加尔城得到100万马拉维迪。她母亲去世后，马德里加尔的税赋收入也将被留给伊莎贝拉，这足以保障她舒适的生活。阿方索是王位继承人，得到的收入更为可观。他将成为圣雅各骑士团的大团长（阿尔瓦罗·德·卢纳曾占据这个油水丰厚的位置），十四岁生日那天将获得卡斯蒂利亚司厩长的职位。四座城镇的税收归他所有，并且在她母亲去世后，她曾经享有的所有城镇（除了马德里加尔）也将由他继承。

但据编年史家记载，恩里克四世国王“不尊重父亲的遗愿”，将胡安二世为了供养自己第二位妻子和子女的土地和财产都挪作他用。[14]他把圣雅各骑士团大团长职位赏给了自己的一名亲信，并将另外一名宠臣任命为司厩长。后来他从伊莎贝拉手中夺走了库埃利亚尔的税收，将其赏给他人。学者玛丽亚·伊莎贝拉·德尔·巴尔·巴尔迪维索写道，恩里克四世“积极地活动”，剥夺伊莎贝拉理应享有的遗产，这给公主造成了“经济上的困难”。[15]

所以，伊莎贝拉的家庭在经济上相当拮据。宫廷编年史家埃尔南多·德尔·普尔加尔记载道，伊莎贝拉童年时“严重匮乏生活必需品”，这对渴望拥有美丽衣服和首饰的少女一定是非常痛苦的。她后来特别喜好华丽炫目的打扮，让外国外交官觉得她的仪表奢华得惊人。[16]

其他迹象也表明，恩里克四世国王并不关心伊莎贝拉及其家庭的利益。胡安二世驾崩不久之后，恩里克四世去阿雷瓦洛拜见他的继母，伊莎贝拉太后。一位廷臣佩德罗·希龙陪他一同前往。此人名义上是卡拉特拉瓦修会的大团长，这是一个要求成员单身守贞的宗教和军事修会，立誓捍卫基督教信仰。但希龙可不是什么圣人，而是一个腐化堕落的酒色之徒，把自己的身份当成笑话。他的职位非常无聊，不过能够带来丰厚的收入。佩德罗的社会地位显然比太后低，恩里克四世却允许他下流无耻地追求这位二十六岁的寡妇。据编年史家阿隆索·德·帕伦西亚说，太后非常生气。此事对伊莎贝拉太后是个侮辱，也表明这位曾经的王后如今的势力是多么薄弱。她感到自己受到了很大威胁。帕伦西亚记载道，此后，她“将自己关在一个黑暗的房间内，保持沉默，陷入抑郁，后来发展到了疯狂的程度”。[17]

国王和他的朋友是怎么想的？佩德罗·希龙或许仅仅是个粗鄙之徒，但也可能是真诚地向风韵犹存的太后求爱。恩里克四世国王在干什么？新国王可能觉得这样贬低自己年轻漂亮的继母，非常好玩。他可能觉得这种场面很滑稽。

或者他有一个更阴险的动机。如果年轻而寂寞的太后接受了希龙的求爱，恩里克四世就可以说太后违反了她丈夫的遗嘱，没有保持贞洁。那么她就会失去对孩子的监护权。

所以此事表明了一个令人不安的可能性，即恩里克四世及其盟友可能在某个时间曾企图控制两个孩子。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太后和她的母亲将孩子们留在阿雷瓦洛，避开外界的目光，在那里一待就是至少七年。

上述的丑恶事件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表明了恩里克四世国王性格的内在矛盾。因为他有时候很敏感，有时却是个笨拙的傻瓜。就连他的外貌也具有奇怪的二元对立。他高大魁梧，金发碧眼，手掌和手指都很粗大，“外貌凶悍，几乎像雄狮”，令人畏惧。[18]但他的习性癖好却与粗犷的外表有很大矛盾，因为他爱好唱歌，嗓音“甜美，富于抑扬顿挫”，而且喜欢忧伤的歌曲。他的仪态粗暴生硬，却是软心肠，容易受到那些懂得如何操纵他的人的影响。他的肖像保存至今的不多，其中一幅描绘他戴着一顶装饰鲜花的帽子，侧身骑在马背上[19]，马的身上点缀着缎带和铃铛。

恩里克四世登基伊始在卡斯蒂利亚广受爱戴，享有“慷慨的恩里克”的美誉。他建造了许多房屋，是教堂和修道院的大赞助人。我们知道他常常深思熟虑，喜欢在美丽和宁静的环境里与教士进行富有教诲意义的交谈。[20]

他最喜爱的家是宏伟的塞哥维亚城，那里有高耸的罗马高架渠和许多美丽的教堂。自童年以来，他常在那里找到安宁与幸福。西班牙宫廷实际上是巡回的，所以他在国内不断走南闯北，但塞哥维亚始终是他最喜爱的地方。他亲热地称它为“我的塞哥维亚”，而从来不曾这样称呼卡斯蒂利亚的其他地方。在很多方面，他都格外恩宠塞哥维亚，资助公共工程和建筑项目，为当地人民提供很多就业机会，提高群众的生活水准。塞哥维亚的市民感到自己得到了特权，并因为与王室有这样紧密的联系和因此得到繁荣而骄傲。每次他抵达这里，都会受到热烈欢迎。

他还是孩子的时候，塞哥维亚就为他专门建造了一座宅邸。他始终喜爱这座宅子。它的名字是王家圣安东尼修道院，位于城郊，他从那里可以轻松地进城，或去往城堡和大自然环境，因为他会花许多时间在乡村骑马，享受自然。他可能打算自己将来就葬在塞哥维亚，因为修道院中殿旁有一个很大的房间，似乎是墓室或纪念堂的合适场地。他在塞哥维亚感到很安全。

恩里克四世也是个温和的动物爱好者，有自己的动物园，豢养着狮子、豹猫、鹿、熊崽、豹子，以及他的最爱，一头体型很大的山羊。他长期在塞哥维亚和马德里周边的森林狩猎。但他沉溺打猎，是为了逃避治国理政的麻烦。但拖延并不能解决问题，他的懒惰和对辛苦工作的厌恶使得原本很小的问题渐渐恶化。

简而言之，恩里克四世是个温和善良的人，不喜争斗，热衷于交友而不是树敌。若是生在另一个时代，他或许能成为一个备受爱戴的人。在恩里克四世青年时代的大部分时间，他都与父王针锋相对，但父王驾崩时，他守候在父王身边。他登基后最早一批决策包括允许他父亲任命的一百五十九人保留原职，而不是安插自己的亲信到这些职位上去。“先王——我的父亲已经上天堂了。我毫不怀疑，他的去世给你们造成了极大的痛苦和悲伤。”他对这些人说道。[21]他还赦免了一些被流放、排挤或监禁的政敌，归还他们的财产和头衔，让他们得以又一次在国内活跃起来。

这是一个和善且宽容的人的举动，却产生了不幸的政治影响。很快，恩里克四世就被一群忘恩负义的小人包围了，他们对国王没有忠心，还觉得自己享有的闲职美差是理所应当。更糟糕的是，他的家族的敌人，尤其是阿拉贡亲戚们（他们嫉妒他的卡斯蒂利亚领地），得以自由地从事破坏他统治的叛乱行动。被国王宽恕的人不知报答，却不断想方设法地与他作对。这是一个冷酷无情的时代，恩里克四世犯了一个致命错误。

* * *

恩里克四世生活的另一个方面使得他面对攻击时特别脆弱。他喜欢和一些英俊潇洒的小伙子一起出游，这种享乐活动很频繁，时间也很长。他常在郊外的狩猎小屋与他们相会。我们几乎可以肯定他是同性恋。只要他能生出足够多的王位继承人以确保大统的顺利传承，同性恋也不是个政治问题。但他没有孩子，而且这个时期欧洲人对同性恋的态度在变得更强硬。在中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人们对同性恋比较宽容，甚至将其浪漫化，但随着经济形势恶化、社会变得萧条，文化立场也开始发生变化。文艺复兴早期的享乐主义和文化繁荣也导致了保守派的反击。宗教狂热分子敦促信徒摈弃世俗的生活方式和肉体享乐，并积极地惩罚那些拒绝服从的人。例如，在伊莎贝拉出生前后一年内出生的，有两个佛罗伦萨人，画家和科学家列奥纳多·达·芬奇，他是个高调浮夸的同性恋者；另外一人是吉罗拉莫·萨伏那洛拉，他是一个热忱如火、清心寡欲的教士，坚决反对艺术，因为艺术促进了伤风败俗和精神腐朽。这个时代的文化价值观的冲击不仅限于西班牙。

恩里克四世国王在塞哥维亚明目张胆的同性恋行为受到了许多西班牙人的批评，甚至一些外国人也注意到了。捷克朝圣者沙塞克与一位贵族同行。恩里克四世国王在塞哥维亚的城堡款待了他们。沙塞克目睹了恩里克四世宫廷的活动，大为震惊。“他们过着这样邪恶的鸡奸生活，人们不愿意、羞于谈及他们的罪行。”沙塞克在他的旅行回忆录中写道。他回国后，这部回忆录流传甚广。[22]

并且，遗憾的是，就像他的父王一样，恩里克四世也对某些人过于依赖，导致这些人能够轻松地操纵他，往往会损害他自己的利益或伤害他的家人。他起初最喜爱的宠臣是胡安·帕切科，他是佩德罗·希龙（曾向伊莎贝拉太后求爱的那个人）的兄弟。

帕切科曾是恩里克四世父亲的朋友阿尔瓦罗·德·卢纳的门客，而且实际上就是阿尔瓦罗（当时阿尔瓦罗是年轻的恩里克的保护人）把他介绍到宫廷的，且得到了他父王的默许。恩里克四世登基不久后，便封帕切科为比列纳侯爵，这让帕切科得到了许多财富，并得以帮助他的兄弟（招人讨厌的佩德罗·希龙）晋身，包括帮助希龙得到卡拉特拉瓦修会大团长这个威望极高、油水极多的职位。

恩里克四世被胡安·帕切科玩弄得心醉神迷，受到他的极大影响，甚至完全被他主宰，往往造成了严重后果，因为帕切科不像阿尔瓦罗·德·卢纳对胡安二世国王那样，至少是忠心耿耿的。帕切科狡猾、奸诈、自私自利，哪怕仅仅为了一丁点好处也毫无顾忌地拼命害人。一般笔调比较温和的编年史家恩里克斯·德尔·卡斯蒂略称帕切科为“忘恩负义、暴政、难填欲壑的典型”。[23]

占恩里克四世便宜的不只帕切科一个人。国王的慷慨大方过了头，向他的男宠们一掷千金地赏赐礼物和特权，这些人只会变得更加贪得无厌，国王完全没有办法满足他们。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原本应属于伊莎贝拉家庭的税收和财产才被挪用，而不是因为恩里克四世故意与伊莎贝拉姐弟为敌。

恩里克四世的编年史家卡斯蒂略记载道，国王的总会计师和国库总管迭戈·阿里亚斯警示国王，说国库已经吃紧：“陛下的开销实在太多了，却没有什么收益，因为很多人完全没有在为陛下效力，也不配得到赏赐，陛下却给了他们很多；陛下最好改变习惯，只赏赐那些为陛下效劳的人，而不是那些对陛下无益的人。”恩里克四世哀伤地答道，他没有选择，因为若要维持臣民的支持，国王就必须慷慨大方。[24]

1454年和1455年，恩里克四世国王将宫廷临时迁往阿雷瓦洛，此时伊莎贝拉大约四岁。在这个年龄，大多数孩子开始对自己周围的世界有了认识。恩里克四世很快向格拉纳达的穆斯林宣战，一时间群情激昂。根据王室惯例，恩里克四世举起了他的祖先——西哥特领袖佩拉约的旗帜。“作为虔诚的基督徒……我们必须消灭迫害我们信仰的敌人”，他向国民如此宣讲，赢得了欢呼和掌声。[25]很多人热切期待一场新的战争。有些人当然是出于宗教原因，但战利品的诱惑也很重要。仅仅是宣布即将开展军事行动，就为国王开拓了财源：朝廷向贵族、各城镇和教会征收额外的税赋以提供军费，而西班牙裔的教皇卡利克斯特三世（他是阿拉贡人）授权恩里克四世向士兵销售赎罪券，以此敛财。教皇后来还允许恩里克四世出售赎罪券以洗脱已经死去的人的罪孽，好让死者的亲属有机会确保他们的亲人升天堂，不管他们生前犯过什么罪行。[26]

另外，王室即将举行一场婚礼。婚礼通常是充满节日气氛的欢乐活动，所有人都会开心。恩里克四世正在进行谈判，希望迎娶一位美丽的葡萄牙公主，名叫胡安娜[27]，她凭借美丽的舞姿受到世人仰慕。人们对即将举行的婚礼兴奋地大谈特谈，因为恩里克四世很可能从此次婚姻中得到一个继承人。随后，恩里克四世及其廷臣又一次离开阿雷瓦洛，动身出发了，这一次是前往科尔多瓦的婚礼地点。他年幼的兄弟和妹妹没有被允许参加婚礼。

胡安娜丰满健美而风骚轻浮。1455年5月，她带着一群俊俏的葡萄牙侍女（她们穿的袍服“主要是为了露，而不是为了遮”），抵达科尔多瓦。[28]但恩里克四世对婚礼没有多少热情，始终闷闷不乐，似乎没有“庆祝”的兴致。[29]

廷臣们很快发现，最容易取悦年轻王后的东西，就是奢华的礼物和昂贵的娱乐活动。在科尔多瓦的一次奢侈盛宴上，一位希望讨得她欢心的主教将一只装满镶嵌宝石的戒指的碗传来传去，让胡安娜及其侍女各自挑选自己喜欢的。

恩里克四世国王能够以自由之身迎娶胡安娜，是因为他已经成功获得与前妻——他的表姐布兰卡[30]，一位来自阿拉贡的“有德而美丽”的公主——离婚的许可。[31]他和布兰卡的婚姻持续了十三年，从一开始就很不愉快，因为当时只有十五岁的恩里克非常害羞而笨拙，在新婚之夜未能圆房。这一晚的气氛非常紧张，布兰卡的父亲阿拉贡国王胡安二世[32]，与恩里克的父亲有仇，在新婚洞房外的走廊里踱来踱去，所以年轻的夫妻未能办成事，也不足为奇。但过了十三年之后，他们仍然没有一男半女。最后恩里克四世决定与布兰卡离婚，理由就是未能圆房，他“中了邪”，和布兰卡公主亲近的时候无法勃起，十之八九是因为中了巫术。[33]他把这一切都怪罪在不幸的公主身上，并让两名妓女来证明，他和她们睡觉的时候就毫无问题。三位教士组成的委员会批准了离婚，布兰卡被送回了阿拉贡。

但和恩里克四世的第一次新婚之夜一样，他与第二任妻子胡安娜的第一夜也未能成功。这一次，又有一群宫廷官员聚集起来，等待看沾上血迹的床单，但这一次他们又失望了。新婚之夜“让所有人都不满意”，一位宫廷人士说道。[34]

在公开婚礼不久之后，恩里克四世和新娘去了他在塞哥维亚的家。夫妻俩在那里受到了似乎无休止的舞会、狩猎和娱乐活动的热烈欢迎。他们的时间在塞哥维亚的两个地方度过——城堡和附近的一座称为圣马丁宫的宅邸。恩里克四世对圣马丁宫进行了改建。在国王亲自监督下，城堡被“彻底翻新”，增添了许多华丽装饰。历史学家堂爱德华多·德·奥利弗-果波恩斯写道，宫廷“辉煌奢华的名声与日俱增”。[35]

有些人对国王的建筑工程表示仰慕，但也有很多人认为，国王的这些消遣让他忽视了王国最紧迫的大事。对他的统治的批评之声越来越大。看到自己力量逐渐削弱的领袖，往往会发动战争来获取自负的爱国主义的支持，但恩里克四世国王最终启动收复格拉纳达的战争时，这种历史悠久、久经考验的政治工具也适得其反了。

此次战争的军费来自教会信众。世人皆知，军费的很大一部分被贝尔特兰·德·拉·奎瓦贪污了（此人是一位魅力十足、风流倜傥的廷臣，深得国王和新王后的宠爱），而士兵们却没有得到军饷。[36]恩里克四世率领宫廷人士出征后，把远征视为儿戏，而非真正的战争。轻浮的年轻王后及其侍从跟随着军队。有一次，贵妇们骑马到了战场上，胡安娜哈哈大笑地向空中射箭，表示自己参加了战争。国王似乎把战争当成一个大笑话。事实上，他收了一些北非领导人的礼物，同时却自称在攻击他们的盟友。非斯[37]国王给他送去了西瓜、莲子和特制的马具，给他的妻子送来了麝香、乳香和香草味的香膏。[38]久经沙场的军人和那些深谙西班牙南部伊斯兰国家意图的人感到“羞耻和愤怒”，将自己的担忧告诉了托莱多大主教阿方索·卡里略。大主教越发坚信，卡斯蒂利亚局势在日渐恶化。在君士坦丁堡陷落仅仅几年之后，恩里克四世对穆斯林的漫不经心或和善态度在卡斯蒂利亚遭到了许多批评。有人认为他背叛了卡斯蒂利亚的文化与宗教。

考虑到当时的局势，恩里克四世的作战方式也让他成了笑料。在那个时期，战争的很大一部分行动就是打击敌人的经济，比如纵火烧毁敌人的庄稼或杀死敌人的牲畜，迫使弱势一方向强者行贿，使其退兵。这种破坏行动的部分乐趣在于，人们可以有机会从事在和平时期绝对不会被允许的行为。尤其是年轻人热衷于大胆地袭击破坏，展示自己的英雄气概，与敌人直接发生接触。但恩里克四世不准部队烧毁敌人的橄榄林，因为橄榄树长成和结果需要很长时间。他教导士兵们，人和动植物的生命都是非常珍贵的，这让士兵们“瞠目结舌”。[39]

* * *

在这些年里，恩里克四世的同父异母妹妹伊莎贝拉和弟弟阿方索同他们的母亲、外祖母与家族朋友一起，待在阿雷瓦洛。阿方索是王位继承人，因此拥有特殊地位。但他所在的小群体仍然生活在远离朝廷喧嚣的小小世界里，只听到了前线传来的只言片语。照顾他们的那群成年人——外祖母伊莎贝拉、博瓦迪利亚一家、贡萨洛·查孔夫妇，保护着两个孩子，赋予他们一些安全感和稳定性。

伊莎贝拉渐渐长大，开始对关于其他女孩及其生活的故事感兴趣，她这个年纪的姑娘往往是这样的。伊莎贝拉五岁的时候，法兰西传来了激动人心的消息。欧洲正在大幅度地重新审视圣女贞德这个人物，她是一位法兰西姑娘，组织自己的同胞站在一面宗教大旗下，抵抗外国入侵者。贞德出生于一个小村庄，相信自己得到了圣徒的启示，要团结法兰西人民抵抗英格兰人，并保卫法兰西王储查理。贞德让她的同胞羞愧地看到，战争不应当是中饱私囊的经济活动，也不是为了展示个人英勇，而是一种精神的使命。她被英格兰人俘获，于1431年被以异端罪处以火刑，那是伊莎贝拉出生的二十年前。[40]贞德受到的具体指控是，在战争期间和在狱中，她穿着男人的衣服，这是被《申命记》禁止的。法兰西朝廷于1456年进行了第二次审判，重新审视了所有证据，洗脱了贞德的罪名，为她最终被封圣铺平了道路。在中世纪的最后岁月，贞德的经历和牺牲让很多虔诚的男女心向往之。各地的人们都在辩论，在贞德赢得辉煌胜利的过程中，上帝发挥了何种作用。

这种辩论对阿雷瓦洛的宫殿有特别的影响力。负责教育伊莎贝拉的一些人对贞德及其军事胜利特别着迷。卡斯蒂利亚宫廷的一位教士罗德里戈·桑切斯·德·阿雷瓦洛在贞德璨若流星的军事生涯期间居住在法兰西，对她非常景仰。伊莎贝拉的家庭总管贡萨洛·查孔（也是伊莎贝拉的家庭教师的丈夫）回忆道，伊莎贝拉的父亲曾经非常尊重地迎接贞德的使者。查孔随身携带着一封据说是贞德亲笔写下的信，并将它像圣物一样展示。据说，查孔创作了一部匿名编年史，其中描写了一个类似贞德的人物，并说是上帝激励了她。[41]这部编年史的一些版本，即《法兰西少女》是特意献给伊莎贝拉公主的。在这个版本的故事中，法兰西少女没有死，而是欢乐地骑马走入夕阳。[42]

伊莎贝拉身边的一些人可能把圣女贞德描绘为值得伊莎贝拉学习的楷模，是“天降”奇女子，从外国入侵者手中“挽救了国家”。[43]贞德的事迹得到了重新审视和改编，成为女性在战争中可以效仿的角色。传播这些故事的人的目的可能是影响伊莎贝拉，让她自视为圣女贞德第二。无论如何，不管这种想法是别人灌输给她的，还是她自己想出来的，伊莎贝拉的想象力都受到了极大激发，因为她已经倾向于将自己看作某种事业牺牲的殉道者。而且她天性浪漫，喜爱和尊重那些为了天下人福祉而做出极大牺牲的英雄。更重要的是，她深切而热忱地相信奇迹和上帝的神迹。不久之后，她就会找到一些与她英雄所见略同的人，与他们合作。

但在生命的这个阶段，伊莎贝拉的主要价值仍然是王室婚姻市场上的政治棋子。1457年，她年仅六岁时，恩里克四世为伊莎贝拉和阿方索都安排了婚姻。伊莎贝拉将嫁给他们的阿拉贡亲戚胡安二世国王的幼子斐迪南。阿方索将要娶胡安二世国王最小的女儿胡安娜。[44]对伊莎贝拉来说，这门婚事不错，但只能说是次级的选择，因为斐迪南不是王位继承人。斐迪南有一个哥哥卡洛斯，他才是阿拉贡和纳瓦拉（这两个王国与卡斯蒂利亚毗邻）的王储。能与胡安娜结婚，对阿方索来说已经很好了，因为恩里克四世相信自己将来会有自己的儿子，他将成为国王，并迎娶一位地位高贵的女子。对伊莎贝拉来说，与斐迪南结婚是不错的前景。他与她年龄相仿，据说身体健壮、讨人喜欢且机智敏锐。他也是她的远房堂弟[45]。由于这种紧密的联系和家族内部激烈的竞争，关于这个男孩的消息经常传到伊莎贝拉耳边。她渐渐开始相信，斐迪南是她的真命天子，她将来很可能要到阿拉贡生活。

但是，伊莎贝拉大约十岁的时候，恩里克四世宣布与斐迪南的异母兄卡洛斯缔结盟约，并提议将伊莎贝拉改为许配给他。卡洛斯热切希望巩固与卡斯蒂利亚的关系，很快同意了。于是，伊莎贝拉不再是一个同龄人的未婚妻，却被许配给一个四十岁的中年人。这肯定让公主很沮丧，尤其是这么多年来大家一直告诉她，她会嫁给一个同龄的帅小伙。但她没有流露出自己的心迹。事实上，大家不觉得她有资格发表意见。这种事情是她控制不了的。她的王兄对她的人身有绝对控制权，有权按照自己的利益需求将她嫁出去。在随后一年里，伊莎贝拉调整自己的心态，去应对新形势。

* * *

大约在同一时间，伊莎贝拉的生活突然发生了更为直接的突然变化。大约在1461年或1462年年初，她十岁，弟弟八岁，恩里克四世国王命令两个孩子立刻到他身边。伊莎贝拉和阿方索被突然从与母亲一起居住的安全环境中拉走，在武装护卫下被永久性地搬到了宫廷。他们从一个安定的乡村环境搬迁到一连串繁华而复杂的大都市，而这个时期正是国际形势日益紧张的阶段。婚姻谈判是瞬息万变的政治策略的一部分，而此种策略即将导致令人不快的结局。邻国阿拉贡的胡安二世国王，也就是卡洛斯、斐迪南和胡安娜的父亲，正在给恩里克四世国王及卡斯蒂利亚贵族制造麻烦。恩里克四世国王则在怂恿阿拉贡人反叛胡安二世国王。恩里克四世要确保自己控制着两个孩子，因为他们是婚约的主人公，也是当前的王位继承人。但其他事件也发挥了作用。卡斯蒂略是对恩里克四世最为同情的编年史家，但他也承认宫廷的某些人“图谋不轨”，想要控制两个孩子。[46]只要恩里克四世还没有自己的骨肉，两个孩子就是潜在的王位竞争者。而且他们是国王的继妹和继弟，所以在他的心血来潮面前显得很脆弱。

两个几乎可算孤儿的孩子来到的宫廷正在变得越来越荒淫无耻和放纵不羁。显然国王几乎完全没有抚育他们的计划。胡安娜王后太年轻，自己还乳臭未干，在宫廷里很少有年长的男子能监督她。她和侍女们放纵地与男性廷臣打情骂俏。他们的淫荡享乐激怒了年纪较长、更保守和虔诚的宫廷观察者。有一位才子描述这些女人为“慷慨的少女”，这里的慷慨指的可不是对金钱的大方。[47]

恩里克四世也不是一个理想的家长式人物。主宰宫廷的是他的全部为男性的朋友们，包括“农夫、杂耍艺人、演员、骡夫、精明的小贩”。在非常注重阶级的社会，这样的人理应受到贵族家庭的鄙夷。恩里克四世却喜欢在私人场合与这些人结交。[48]他喜欢摩尔人的生活方式，不坐王座，却喜欢坐在软垫和地毯上，常常头上戴头巾或斗篷兜帽。若不是卡斯蒂利亚与格拉纳达正处于战争状态，他这种矫揉造作原本会显得无害或甚至浪漫。富于魅力的年轻廷臣贝尔特兰·德·拉·奎瓦也吸引了很多注意力，尤其是在他得到国王和王后两人的恩宠之后。“他既能取悦国王，也能满足王后。”学者特奥菲洛·鲁伊斯辛辣地写道。[49]

大约十岁的伊莎贝拉开始担任胡安娜王后的侍女，并在王后扈从队伍中观察到了宫廷的一举一动。她几乎全天候待在胡安娜身边。伊莎贝拉在很小的年纪就观察到了宫廷中泛滥的风流韵事。但她自己没有卷入其中，而是保持一种超然和不同寻常的严肃与虔诚。对这么小的孩子来说，这样的姿态一定显得少年老成，肯定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在随后几年里，她仍然是王后宫廷的一员，主要居住在塞哥维亚的雄伟城堡内。[50]阿方索的教育被交给宫廷的一位训练有素的绅士。伊莎贝拉则被交给不负责任的年轻王后来教导。

伊莎贝拉后来回忆道，这个阶段让她恐惧、孤立而凄苦。“我和弟弟阿方索小的时候，”她写道，“我们被强行地、刻意地从母亲怀抱中带走，在胡安娜王后监管下受教育……这对我们来说，是危险的监护……影响很坏。”[51]多年后，她在给哥哥恩里克四世的一封信中写道，她当时为了保护自己，尽可能隔绝自己：“为了避开你的不道德行为，我留在宫中，保护自己的荣誉，为自己的生命提心吊胆……在上帝恩典下才活下来。”[52]

她学会了从宗教中寻找慰藉。终其一生，宗教都是她的避风港。西班牙最著名的教士之一恰好住在塞哥维亚城堡山坡下的修道院内，他的显赫家世让他得到很大尊重。他是多明我会的修士，穿着简朴，克己复礼，常常隐居在一座洞穴内安静地冥思。他的叔叔是一位著名的红衣主教，住在罗马，但他没有和富有的叔叔一起生活，而是留在国内，在当地社区的精神生活中发挥关键作用。他的名字是托马斯·德·托尔克马达，后来在伊莎贝拉和阿方索的童年时期成为他们的忏悔神父（至少是间或地担当这个角色）。

伊莎贝拉信任这样一位理智而清醒的当地教士，不足为奇。两个孩子都需要尽可能地寻找强有力的盟友。

* * *

宫廷传来了更多消息。让大家都颇感意外的是，胡安娜王后终于怀孕了。1462年2月，她生下了大家期待已久的继承人。胡安娜分娩的时候，伊莎贝拉作为她的侍女之一，也在场。根据宫廷礼仪的特殊规定，王后必须蹲着分娩，两侧站着一群观察者。王后在阵痛中挣扎的时候，一名贵族扶着她的身体。王后一侧站着国王的宠臣胡安·帕切科，观察分娩过程。另一侧是托莱多大主教阿方索·卡里略和另外两名显贵。这次分娩并不顺利，生了一个女儿，按照家族的习惯（用父母的名字给孩子命名），取名为胡安娜。不久之后，婴儿在卡里略手中接受洗礼。伊莎贝拉公主担任孩子的教母。[53]

恩里克四世国王之前的性生活不成功，所以有人窃窃私语，怀疑这孩子不是国王的血脉。恩里克四世在第一段婚姻的十三年里一直性无能，所以大家会产生这样的怀疑。不过他后来可能治愈了自己的不育症。在这些年里到访西班牙的德意志医生希罗尼穆斯·闵采尔说，他听说，恩里克四世的“阳具根部细而弱，但前端很大”，所以他很难维持勃起，但王后接受了人工授精，即将装满恩里克四世精液的金管插入她的阴道。[54]然而一些接受过咨询的犹太医生相信恩里克四世患有无法治愈的不育症。

恩里克四世自己的行为也更加招致人们议论纷纷。在胡安娜出生一周之内，他封贝尔特兰·德·拉·奎瓦为莱德斯马伯爵，这对一位出身比较寒微的贵族来说是很重大的新荣誉。这让宫中风言风语更加猖獗。

为了庆祝胡安娜的诞生，举行了很多庆祝活动，包括一场比武大会。5月，恩里克四世将贵族们召集到马德里，令其向新生的公主宣誓效忠。7月，王国议会在托莱多开会，重复了效忠誓言。

卡斯蒂利亚贵族们向新出世的公主效忠，视其为当然继承人。但因为恩里克四世在与布兰卡离婚时的证词中说自己性无能，他的政敌很快开始质疑胡安娜的合法性和继承权。他们把这孩子称为“贝尔特兰之女胡安娜”，贝尔特兰就是那个双性恋廷臣。恩里克四世的密友胡安·帕切科在向公主宣誓效忠的当天，写了一份文件，质疑这孩子的王位继承权，并在文件上签名。在这份声明中，帕切科说他是因为“畏惧”国王才宣誓的，但“不打算……也不愿意危害王国的大统传承”。[55]

怀疑女婴的血统，自然是有一些理由的。胡安娜王后的招蜂引蝶令人怀疑她的贞洁。人们开始回忆起一个特殊的事件，当时有外国外交官在场见证：德·拉·奎瓦参加了一场比武，刻意戴着字母“J”符号，即他为之奋战的女士的名字的首字母。很多人推测，他的爱情对象就是王后胡安娜（Juana）。[56]

在这种风流韵事、流言蜚语的环境中，伊莎贝拉几乎无声无息，不引起任何注意。但她的名字常常作为潜在外国联盟讨价还价的砝码，出现在对话中。她成了一个又一个政治阴谋的棋子，尤其是在1461年之后，阿拉贡的太子卡洛斯（也就是她的未婚夫）突然去世之后。卡洛斯的死亡为恩里克四世提供了新的机遇，因为胡安二世国王在阿拉贡王国不得人心。一群加泰罗尼亚[57]人提议，卡洛斯死了之后，恩里克四世应当成为阿拉贡的下一位国王。恩里克四世喜欢这提议。这种争议很容易造成流血谋杀，因为卡洛斯的父亲，阿拉贡国王胡安二世仍然健在，他可不喜欢这种设想。

胡安·帕切科按照他一贯的两面耍滑的手段，提议请法兰西国王路易十一（他因为精明狡猾而获得了一个新绰号“万能蜘蛛”）调停阿拉贡的继承纠纷。这就给了法兰西国王一个良机，而帕切科也会得到丰厚的报偿。在帕切科敦促下，恩里克四世愚蠢地同意了。随后路易十一国王也接受了阿拉贡的慷慨贿赂，转而支持卡洛斯的父亲，而不是恩里克四世，令后者恼羞成怒。这让帕切科和恩里克四世之间的关系紧张起来，也让卡斯蒂利亚与阿拉贡和法兰西都争吵起来。

如今恩里克四世需要新的盟友，一个能够为他提供军事援助的新的王国。1463年，他开始与英格兰谈判。一时间，这个遥远国度的婚姻提议为年轻的伊莎贝拉公主带来了许多新的可能性。英格兰大使来到西班牙，希望她能与“欧洲条件最好的单身汉”——英俊潇洒的英格兰国王爱德华四世喜结良缘。[58]

似乎，卡斯蒂利亚的御妹伊莎贝拉不久之后就将成为英格兰王后。

[1] Ana Sánchez Prieto，Enrique Ⅳ el Impotente（Madrid：Alderabán Ediciones，1999），p.7.

[2] Peggy K. Liss，Isabel the Queen：Life and Time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p.18.

[3] Peggy K. Liss，Isabel the Queen：Life and Time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p.20.

[4] Diego de Valera，Crónicas de los reyes de Castilla：Memorial de diversas hazañas. Crónica del rey Enrique Ⅳ，ed.Juan de Mata Carriazo y Arroquia（Madrid：Espasa-Calpe，1941），doc.33，cited Peggy K. Liss，Isabel the Queen：Life and Time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p.14.

[5] 后成为葡萄牙国王，1433～1438年在位。

[6] 巴塞卢什的伊莎贝拉的父亲是布拉干萨公爵阿方索，葡萄牙国王若昂一世的儿子。她嫁给了自己的叔叔。

[7] Condesa de Yebes，La Marquesa de Moya：la dama del descubrimiento（Madrid：Ediciones Cultura Hispánica，1966），p.13.

[8] 排在她前面的是国王的女儿和伊莎贝拉的弟弟阿方索。

[9] La Poncella de Francia，cited in Nancy Bradley Warren，Women of God and Arms：Female Spirituality and Political Conflict，1380-1600（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05），p.107.

[10] Friar Martín de Córdoba，p.94，cited in Nancy Bradley Warren，Women of God and Arms：Female Spirituality and Political Conflict，1380-1600（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05），p.107.

[11] Antonio Blanco Sánchez，Sobre Medina del Campo y la reina agraviada（Medina del Campo：Caballeros de la Hispanidad，1994），pp.76-77 and 94-99.

[12] Jaime Vicens Vives，“The Economies of Catalonia and Castile，” in Spain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1369-1516：Essays and Extracts by Historians of Spain，ed.J.R.L.Highfield，trans. Frances M. López-Morillas（New York：Harper&Row，1972），p.43.

[13] Memorias de Don Enrique Ⅳ de Castilla. vol.2，La colección diplomática del mismo rey （Madrid：Real Academia de Historia，1835-1913），doc.96，cited in Liss，Isabel the Queen，p.17.

[14] “Cierto es que el nuevo monarca，Enrique Ⅳ，que subió al trono en 1454，no respetó los deseos paternos y entregó el maestrazgo de Santiago a su favorite Beltra’n de la Cueva y el cargo de condestable a otro de sus fieles，Miguel Lucas de Iranzo.”

[15] María Isabel del Val Valdivieso，“Isabel，Infanta and Princess of Castile，” in Isabella la Católica，Queen of Castile：Critical Essays，ed.by David A.Boruchoff（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3），p.42.

[16] Liss，Isabel the Queen，p.13.

[17] Alonso Fernandez de Palencia，Crónica de Enrique Ⅳ，ed. Antonio Paz y Meliá（Madrid：Ediciones Atlas，1973-75），dec.1，bk.3，chap.2，cited in Liss，Isabel the Queen，p.14.

[18] Diego Enríquez del Castillo，Crónica de Enrique Ⅳ，ed Aureliano Sánchez Martín（Valladolid：Universidad de Valladolid，1994），pp.133-35.

[19] 用横鞍侧身骑马（两腿都放在马匹一侧），通常是贵族女性骑马的方法。

[20] Diego Enríquez del Castillo，Crónica de Enrique Ⅳ，ed Aureliano Sánchez Martín（Valladolid：Universidad de Valladolid，1994），p.134.

[21] Diego Enríquez del Castillo，Crónica de Enrique Ⅳ，ed Aureliano Sánchez Martín（Valladolid：Universidad de Valladolid，1994），pp.138-39.

[22] Malcolm Letts，ed. and trans.，The Travels of Leo of Rozmital Through Germany，Flanders，England，France，Spain，Portugal and Italy，1465-1467. Hakluyt Society（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7），p.96.

[23] Enríquez del Castillo，Crónica de Enrique Ⅳ，p.248.

[24] Enríquez del Castillo，Crónica de Enrique Ⅳ，p.163.

[25] Enríquez del Castillo，Crónica de Enrique Ⅳ，pp.146-47.

[26] Liss，Isabel the Queen，p.48.

[27] 葡萄牙国王杜阿尔特的女儿。

[28] Mary Purcell，The Great Captain：Gonzalo Fernández de Córdoba（New York：Alvin Redman，1963），p.29.

[29] Alonso de Palencia，“Fiesta，” in Crónica de Enrique Ⅳ，ed. Antonio Paz y Meliá（Madrid：Atlas，1973），p.75.

[30] 恩里克四世的母亲（阿拉贡的玛丽亚）与布兰卡的父亲（阿拉贡国王胡安二世）是姐弟，他们的父亲是阿拉贡国王斐迪南一世。

[31] Crónica incompleta de los Reyes Católicos，1469-1476，ed. Julio Puyol（Madrid：Academia de la Historia，1934），p.55.

[32] 请读者注意，不要与恩里克四世的父亲卡斯蒂利亚国王胡安二世混淆。

[33] Emilio Calderón，“Maleficio，” in Usos y costumbres sexuales de los Reyes de España（Madrid：Editorial Cirene，1991），p.70.

[34] Memorias de Don Enrique Ⅳ de Castilla，vol.2，p.638.

[35] Eduardo de Oliver-Copóns，El Alcázar de Segovia（Valladolid：Imprenta Castellana，1916），pp.99-105.

[36] Purcell，Great Captain，p.32.

[37] 非斯是今天摩洛哥的第二大城市，一度是首都，也指摩洛哥北部地区。在本书涉及的时代，非斯王国指的是统治摩洛哥的柏柏尔人的马林王朝，其首都就是非斯。

[38] Purcell，Great Captain，p.31.

[39] Nancy Rubin，Isabella of Castile：The First Renaissance Queen（New York：St. Martin’s Press，1991），p.25.

[40] Felix Grayeff，Joan of Arc：Legends and Truth（London：Philip Goodall，1978）.

[41] Liss，Isabel the Queen，p.18.

[42] Warren，Women of God and Arms，pp.89，106-18.

[43] Nancy Bradley Warren，“La Pucelle，the ‘Puzzel，’ and La Doncella：Joan of Arc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and Spain，” presentation at the 46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Medieval Studies，Kalamazoo，Mich.，May 12-15，2011.

[44] Liss，Isabel the Queen，p.52.

[45] 伊莎贝拉的祖父（卡斯蒂利亚国王恩里克三世）和斐迪南的祖父（阿拉贡国王斐迪南一世）是兄弟，都是卡斯蒂利亚国王胡安一世的儿子。

[46] Enríquez del Castillo，Crónica，p.183.

[47] Purcell，Great Captain，p.29.

[48] Rubin，Isabella of Castile，p.23.

[49] Teofilo Ruiz，The Other 1492：Ferdinand，Isabella and the Making of an Empire（Teaching Co.，2002）.

[50] Liss，Isabel the Queen，p.53.

[51] Memorias de Don Enrique Ⅳ de Castilla，vol.2，p.638.

[52] Isabel I of Castile，letter of March 1471，in Memorias de Don Enrique Ⅳ de Castilla，vol.2，cited in Liss，Isabel the Queen，p.60.

[53] Liss，Isabel the Queen，p.53.

[54] Liss，Isabel the Queen，p.47.

[55] Nancy F.Marino，Don Juan Pacheco：Wealth and Power in Late Medieval Spain（Tempe：Arizona Center for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Studies，2006），p.92.

[56] Rubin，Isabella of Castile，pp.31-32.

[57] 此时加泰罗尼亚是阿拉贡王国的一部分，在今天西班牙的东北角。

[58] Charles Derek Ross，Edward Ⅳ（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4），p.84.

三 令人胆寒的岁月

1464年，伊莎贝拉还不到十三岁的时候，她的哥哥恩里克四世接受了英格兰的提议，同意将她许配给爱德华四世国王，以缔结两国之间的政治联盟。[1]伊莎贝拉将成为王后。

这可能是恩里克四世的一个慷慨举动，为的是给自己的同父异母妹妹争得美好的未来。伊莎贝拉和恩里克四世互相之间不时流露出明显的亲情。他们都喜爱音乐，有时他会唱歌，让她伴着音乐跳舞。他们还有其他一些共同兴趣——骑马、打猎、深刻而高水平的谈话。他们还有相同的宗教信念。但是，与英格兰国王的婚约也许是因为恩里克四世企图将伊莎贝拉排挤出卡斯蒂利亚的王位继承体系，将她迁往遥远的外国，尤其是当时有传闻人们在质疑胡安娜的合法性。

不管恩里克四世的动机是什么，与英格兰国王结婚的前景会让大多数少女心花怒放。二十二岁的约克的爱德华刚刚登上英格兰王位。他魅力十足、金发碧眼、身强力壮，身高6英尺4英寸[2]，聪明机敏，擅长宫廷的狩猎和比武游戏，穿着雅致的毛皮大衣，佩戴富丽的首饰，并且热爱骑士罗曼司。这些特点结合起来，让女人们无法抗拒他的魅力，而好色的年轻国王也热情洋溢地在风月场纵横捭阖。

即便排除廷臣照例奉上的阿谀奉承，爱德华四世也吸引到了一些真诚的赞誉。“他外貌英俊……非常有君主气派……面容俊秀，身材魁梧，健壮，清爽，”托马斯·莫尔爵士写道。德意志旅行家加布里埃尔·特策尔于1466年写道：“他远远超过其他所有人。”就连他的批评者也承认，他非常俊美。法兰西廷臣菲利普·德·科米纳[3]则称：“我不记得见过更英俊的君王。”[4]

嫁给爱德华四世的前景，对喜爱打猎和宫廷爱情故事的伊莎贝拉一定是特别诱人甚至是令她眼花缭乱的美事。她将得到一位了不起的丈夫，成为全天下的嫉妒的对象，并且她将成为英格兰王后。何况她与英格兰也有血统上的联系。伊莎贝拉相信西班牙和英格兰有与生俱来的王朝血脉亲缘。她的祖母是兰开斯特的凯瑟琳，而凯瑟琳的父亲是英格兰著名的大贵族冈特的约翰（爱德华三世的儿子），约翰娶了卡斯蒂利亚的康斯坦丝[5]，所以对卡斯蒂利亚王位也有权力主张。爱德华四世是冈特的约翰的后代[6]，所以他是伊莎贝拉的远房亲戚。如果这门亲事顺利结成，旧的亲戚关系又重新续上了。

这门婚事为英格兰也能带来一些战略机遇。爱德华四世是“残酷的”佩德罗国王的女儿[7]的后代，所以他对卡斯蒂利亚王位也有权力主张，如果他再娶了伊莎贝拉，他的继承权就更有力了。英格兰诗人们已经在写打油诗，颂扬爱德华四世不仅是英格兰国王，理应享有法兰西王位，还将成为西班牙王位的继承者：“英格兰和法兰西都是你的，你为何否认？西班牙那美丽国度也属于你。”[8]

婚姻的建议提出后，伊莎贝拉便在家中等待决定。当时交通困难，从一个朝廷送消息到另一个的朝廷可能要花几个月，因为廷臣们必须从一个地方旅行到另一个地方。但最后让她大失所望的是，爱德华四世以极其不寻常的方式，选择了另一个女人。

英格兰的谋臣们在法兰西和西班牙为爱德华四世谋求婚姻，然而他们被蒙在鼓里，因为国王已经非常冲动地娶了一个美丽的寡妇伊丽莎白·伍德维尔。她是少数成功抵挡住国王求爱攻势的女人之一。既然搞不到手，在狂热之中，他选择了将她娶进门。1464年4月30日，他们在她家族友人的家中秘密结婚，参加婚礼的人很少。[9]爱德华四世一定很快就对自己的私订终身后悔了，因为他在随后六个月里隐匿此事。就连他的朋友们也不知道此事。

这种局面让在国外为他谈判与外国公主结婚条件的大臣们更为尴尬。法兰西国王路易十一直到1464年10月10日才被正式通知爱德华四世的秘密婚姻。商讨让路易十一的妻妹博娜嫁给爱德华四世的谈判已经持续了六个月。爱德华四世的重要盟友沃里克伯爵之前代表他在法兰西谈判，这下子遭到了极大羞辱，十分愤怒，因为他在“积极促成”英法联姻的时候，国王竟欺瞒了他。[10]一位英格兰编年史家如此描述沃里克伯爵的反应：“沃里克伯爵回国之后得知此事，大为不悦。”[11]

英格兰国王勇敢骄傲，但目光短浅而喜好寻欢作乐。如果伊莎贝拉能够嫁给他，赢得他的心，并辅佐他治国理政，那么欧洲历史会在很多方面改写，英格兰和卡斯蒂利亚两国都可能会向更好的方向发展。爱德华四世的婚姻给他造成了灾难性后果，因为他娶的那个女人“贪得无厌，野心勃勃地扩张她的家族的利益，暴躁易怒，心胸狭隘”。[12]她也是兰开斯特派[13]（约克王朝的敌人）的一员。为了取悦妻子，爱德华四世不得不为她在前一段婚姻中生的两个孩子、五个兄弟和七个未婚姐妹在宫廷安排职位。和恩里克四世国王一样，爱德华四世最后被奸佞小人团团包围。他派往法兰西的使臣和曾经的盟友沃里克伯爵因为受骗而大怒，转而反对他。爱德华四世的王朝幻梦粉碎了，尽管他和伊丽莎白生了十个孩子。他驾崩后，他的两个年纪最大的儿子，分别是十岁和十三岁，神秘地失踪，据说在伦敦塔被身份不明的人杀害。[14]

在遥远的卡斯蒂利亚，还是小姑娘的伊莎贝拉因为自己被抛弃而愤怒，多年后告诉外国使节，她竟然被“英格兰的一个寡妇”给比了下去。这清楚地说明她在随后的二十年中仍然为自己被抛弃而感到怨恨。和伊丽莎白·伍德维尔一样，她也不会容忍怠慢冷落，更不会宽恕侵害自己的人。[15]伊莎贝拉除了那些好的品质之外，也逐渐养成了一种强硬的作风。这帮助她在童年和少女时代的重重困难中生存下来，但也让她变得严苛和冷酷。

恩里克四世在等待英格兰的消息时，开始猜到这门婚事不会成功，于是开始考虑将伊莎贝拉嫁给葡萄牙国王阿方索五世，他是一位战争英雄，若得到他的支持，卡斯蒂利亚的国防会更为巩固。这样的婚事同样能够有效地将伊莎贝拉迁出卡斯蒂利亚王国，免得她妨碍小胡安娜继承王位，同样还可以改善与葡萄牙的关系。而且葡萄牙已经有一位继承人，即阿方索五世的儿子若昂。所以，若昂的孩子将统治葡萄牙；胡安娜的孩子将统治卡斯蒂利亚。而伊莎贝拉的孩子不会继承任何一个王位。

1463年4月，恩里克四世将刚刚十三岁的伊莎贝拉和胡安娜王后带到了埃尔蓬特—德尔阿索维斯波（卡斯蒂利亚中西部，靠近葡萄牙边境），去会见阿方索五世国王。三十一岁的葡萄牙国王大腹便便、人到中年且自命不凡，对自己的小亲戚“颇为钟爱”。而伊莎贝拉在王后和她自己母亲（是葡萄牙人）的压力下，无疑也是为了争取时间、等待英格兰联姻的消息，机巧地或者天真地让葡萄牙国王相信，她也喜欢他。[16]这是她犯的一个错误。

但恩里克四世国王在卡斯蒂利亚的支持率在猛跌，而他提议的与葡萄牙的联姻也不得民心。尤其是，有两个人感到自己受到了侮辱。有钱有势的托莱多大主教阿方索·卡里略已经厌倦了恩里克四世摇摆不定的领导。他还支持那些百般嫉妒恩里克四世的阿拉贡亲戚，早就希望引导卡斯蒂利亚的公共政策，去亲近阿拉贡而非葡萄牙。同时，胡安·帕切科因为自己的宠臣地位被其他人取代而恼羞成怒。卡里略和帕切科开始煽动针对恩里克四世的叛乱。首先，他们打算控制年轻的阿方索王子和伊莎贝拉公主，于是坚持要求得到两个孩子的监护权，表面理由是保证他们的安全。他们警示称，有“图谋不轨”的人企图杀害阿方索，并将伊莎贝拉嫁出去，“以便将我国的继承权交给一个没有资格的人”，他们指的是小胡安娜。[17]

他们向全国发表公开信，并广泛传播，宣布自己与国王决裂。这封公开信被称为《布尔戈斯声明》，流露出对国王的鄙夷和嘲讽，并提出了一系列要求。他们要求恩里克四世解散他的摩尔人卫队，指控这些卫兵强暴男人和女人；要求恩里克四世摈弃他的新宠臣贝尔特兰·德·拉·奎瓦；并不再假装胡安娜是自己的合法孩子。声明中写道：“显而易见，她不是陛下的女儿。”[18]

恩里克四世总是急于抚慰自己的批评者，于是屈服于帕切科和卡里略，同意了他们的要求，甚至剥夺了自己女儿的王位继承权，将继承权交给了他的异母弟阿方索：“诸位周知，为避免任何形式的丑闻……我宣布本王国的合法继承权属于我的弟弟阿方索王子，不属于其他任何人。”贝尔特兰被送走。在卡韦松举行的一次典礼上，贵族们宣誓效忠，支持阿方索为继承人。圣雅各骑士团大团长的职位也被转给阿方索。阿方索被交给比列纳侯爵胡安·帕切科监护，后者在恩里克四世自己的青少年时代也发挥了关键作用。[19]

* * *

这是阿方索人生的一个不幸阶段，因为有传闻说他在帕切科监护下遭到了虐待，甚至遭到性侵。编年史家帕伦西亚称，帕切科是恋童癖，企图引诱阿方索，以便更容易摆布他。很多人相信，恩里克四世自己小的时候就遭到过性侵。事实上，到此时，特拉斯塔马拉王朝[20]已经有三人据说遭到过性侵：胡安二世与他的两个儿子恩里克四世和如今的阿方索。

这有可能是真的。用性来操纵政治家和其他权贵的事情历史悠久，屡见不鲜。在特拉斯塔马拉王朝的故事里，一系列非同寻常的事实似乎能够说明，确实存在性侵儿童的丑事。恋童癖者常常在受害者年纪很小的时候下手，常常几乎在其父母或监护人的眼皮底下，用所谓“栽培”的模式勾引受害者，在与其发生性关系之后，在其他方面也主宰受害者。伊莎贝拉家族的男人们确实有被侵害的典型特征。在三个案例中，受害者的父母都不在场，或者被严重问题纠缠而不得脱身，使得男童的生活中出现一个空白。恋童癖者在这些条件下如鱼得水。

伊莎贝拉的父亲胡安二世国王受到十八岁的阿尔瓦罗·德·卢纳影响时，只有六岁。德·卢纳很快就开始在孩子的床上睡觉。胡安二世的父亲已经去世了，而他的母亲正忙于统治一个处于可怕内乱中的国家；阿尔瓦罗起初对男孩表示关怀的时候，她还很感激。当时的一位编年史家写道：“国王不分昼夜，都和堂阿尔瓦罗·德·卢纳待在一起。”[21]但据历史学家特奥菲洛·鲁伊斯记载，后来太后发现胡安二世与德·卢纳的关系变得太“亲密”。她命令“将堂阿尔瓦罗送离宫廷，后来在儿子的恳求和坚持下才允许他回来”。[22]

阿尔瓦罗是一名贵族的私生子，父亲对他丝毫不关心。他被从母亲身边带走，在他的叔叔——天主教教皇[23]家中被抚养长大，身边环绕着一群因守贞誓言而不能结婚的教士。阿尔瓦罗·德·卢纳英俊潇洒，有魅力，温和可亲；他最终结了婚，生了孩子。但在他二十多岁的时候，虽然很多女人喜欢他，他却没有公开地与其中任何一个有过瓜葛。他鼓励其他人相信，这证明了他对宫廷贵妇超乎寻常的殷勤。但这也许说明他的性兴趣主要在别的方面。例如，在阿尔瓦罗家中，有一个颇不寻常的男孩胡安·帕切科担任侍从。帕切科重复了阿尔瓦罗·德·卢纳设定的模式。

胡安二世国王长大成人、结婚生子（恩里克）之后，阿尔瓦罗·德·卢纳将胡安·帕切科（年纪比恩里克大六岁）介绍给年轻的王子，将他安插在王子家中。很快，胡安·帕切科就牢牢控制了恩里克，就像当初阿尔瓦罗迷住恩里克的父亲一样。

阿尔瓦罗·德·卢纳和胡安·帕切科分别对胡安二世和恩里克四世施加了相当程度的个人影响。这非常引人注目，以至于有人说这是巫术。这种现象在恋童癖者与其受害者之间是常见的。这种性行为不是浪漫，而是一种侵害。侵害者常常通过羞辱受害者来获得愉悦，有时在公共场合羞辱受害者，目的是展示自己对受害者的主宰。受害者常既感到愤怒又觉得羞耻，因为有的时候性行为会给他们快感。年幼时被性侵过的人成年之后常常难以维持感情关系，要么太容易产生性兴奋，要么变成性无能。另外，受害者常因为负罪感而变得非常虔诚，为了他们眼中自己的错误造成的罪孽寻求救赎。

生活在胡安二世宫廷的一位编年史家写道：“胡安二世……始终受到堂阿尔瓦罗·德·卢纳的影响，直到在贵族们的压力下，国王泪流满面地下令将他斩首。”[24]另一位编年史家补充道：胡安二世“性格软弱，易受暗示影响，到了可耻地屈服于”堂阿尔瓦罗·德·卢纳的地步。[25]当然，这种关系对伊莎贝拉的母亲来说是无法逾越的障碍，她拼命努力让丈夫摆脱阿尔瓦罗的魔咒，随后眼睁睁看着丈夫因为阿尔瓦罗的死而陷入黑暗的抑郁。

几十年后，恩里克四世和胡安·帕切科之间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恩里克四世的一位编年史家是目击证人，他说，在胡安·帕切科影响下，“凌辱和享乐成了国王的习惯”。他成了“堂胡安·帕切科的被动的工具。帕切科是阿尔瓦罗·德·卢纳刻意安插在国王身边的……没有一件事情不需要堂胡安·帕切科的命令”。[26]当时的一位历史学家甚至说帕切科是“天生的怪物”。[27]历史学家费尔南多·德尔·普尔加尔[28]称，恩里克四世在十四岁时被人教会了“不得体的享乐”，因为他没有性经验，所以无法抵御这种快乐。[29]

对胡安二世和恩里克四世来说，国王与宠臣之间的关系都引发了批评和讥讽，这损害了国王的权威，导致国内出现针对国王的公开敌意。即便为了一点点好处，胡安·帕切科也毫无顾忌地杀人，有时会有无辜的旁观者因为他的阴谋诡计而丧命。

* * *

但在这个阶段，长期蒙受胡安·帕切科羞辱的恩里克四世国王怒气冲冲，出乎意料地开始抵抗帕切科的控制。不幸的是，这导致了恩里克四世的末日。恩里克四世将他的新宠堂贝尔特兰召回宫中，进一步提升他的地位，让他不仅是一位伯爵，还成为阿尔布开克公爵。对卡斯蒂利亚的很多人来说，这是致命的最后一根稻草。一大群贵族愤怒地爆发了。布尔戈斯、塞维利亚、科尔多瓦，甚至古都托莱多，都揭竿而起，反对恩里克四世。国王撤退了，躲在塞哥维亚。他的头号死敌竟然是高级教士、好战的托莱多大主教阿方索·卡里略。恩里克四世写信给大主教，请求他的支持。卡里略简慢无礼地对信使说：“回去告诉你的国王，我烦透了他和他的事情。我们现在要看看，谁才是真正的卡斯蒂利亚之王。”[30]

1465年6月5日，在一场命运攸关的革命中，贵族们聚集在高墙环绕的阿维拉城，举行了一场不同寻常的典礼。他们制作了一个假人，代表恩里克四世，发动政变，将他废黜。代表国王的真人大小的假人被放在高台的椅子上。一名贵族走上前来，将王冠从假人头顶上打落。另一名贵族取走了权杖。这是一场展示给公众的仪式，就像阿尔瓦罗·德·卢纳被处决虽然是真的，但也是象征意义的事件一样。假人被踢倒在地。典礼的最后步骤是，十二岁的阿方索王子被带到广场，由官员抬在肩膀上，王冠被戴在他头上。反叛者现在控制了一个孩童，作为王位竞争者。恩里克四世身边的廷臣之所以坚持要求控制御弟的原因，一下子变得很清晰了。

恩里克四世国王大为恐慌，面对这攻击简直毫无还手之力。叛军的行动不仅仅是在戏仿卡斯蒂利亚的王位传承大统，简直就是亵渎神灵。他措手不及，急于获得盟友，因为王国的许多主要贵族参加了阿维拉的叛乱。这正中胡安·帕切科的下怀。他向恩里克四世承诺，他可以将阿方索还给他，并率军来保卫国王，条件是恩里克四世必须允许他的兄弟佩德罗·希龙（卡拉特拉瓦骑士团的大团长）迎娶伊莎贝拉公主。这个超乎寻常的提议如果落实，一旦阿方索死亡且胡安娜的合法性仍然受到质疑，帕切科家族就进入了王位继承体系，甚至能让他们统治卡斯蒂利亚。

这个建议成了高层次磋商的议题，显然说明伊莎贝拉已经不再处于被人遗忘的阴影中。恩里克四世国王的象征性被废，意味着她也成了最高统治权的竞争者之一。从这以后，伊莎贝拉的存在就成了宫廷编年史家感兴趣的话题，她的活动也得到了更详细的记载。国王在胡安娜合法性的问题上屈从于贵族之后，胡安娜的继承权就彻底消失了；现在恩里克四世自己的统治权也受到了挑战。

恩里克四世国王又一次屈服了。这位意志薄弱的国王始终可怜兮兮地热切寻求和平解决方案，他同意了胡安·帕切科的提议，将十五岁的妹妹许配给了一位修会领导人，后者虽然宣誓要守贞，其实过着荒淫无度的生活。恩里克四世派遣了一名使者去拜见教皇，请求允许希龙不再遵守所谓的守贞誓言。[31]

现在轮到伊莎贝拉惊恐了。仅仅在一两年前，她还相信自己将要嫁给欧洲最受人仰慕的年轻国王之一；现在她却被卖给了一个常常寻花问柳的堕落淫棍。何况他的出身比她低微得多，年龄却比她大得多。令人尴尬的是，佩德罗·希龙还曾向伊莎贝拉的母亲发起下流的求爱。

佩德罗·希龙骑马奔向伊莎贝拉所在的马德里，急于将她收入囊中。这是伊莎贝拉人生中被宫廷档案详细记载的第一件事情。编年史家写道，她恳求上帝的佑助和指引，哀求躲过这门婚事，跪着祈祷几乎两天之久。[32]绝望之下，她请求上帝用死亡来阻止这门婚事，要么是她死，要么是佩德罗·希龙死。

她家中的亲信和侍从同样被新的形势震惊和激怒了。据某些故事说，伊莎贝拉的忠实朋友比阿特丽斯·德·博瓦迪利亚抓起一把刀，发誓要杀掉佩德罗·希龙。但幸运的是，至少对伊莎贝拉的支持者和编年史家来说幸运的是，希龙暴毙了。他匆匆赶来娶伊莎贝拉，但在途中扁桃体严重感染，阻碍呼吸，就这么死掉了。希龙突然而出乎意料的死亡让伊莎贝拉及其朋友长舒了一口气。后来，在发生了很多事情之后，甚至有人开始说，这是一个奇迹。

* * *

伊莎贝拉公主被送到恩里克四世最巩固的基地，美丽的塞哥维亚城，那里的雄伟城墙、牢固要塞和高踞于崎岖悬崖之上的位置给了它固若金汤的形象。希龙的死亡解除了她的恐惧，但也对恩里克四世和卡斯蒂利亚贵族之间的和平谈判造成了致命打击。阿方索仍然在贵族手中，并继续宣称对王位的权力主张，而敌意又一次公开爆发。伊莎贝拉躲在塞哥维亚，由恩里克四世的妻子胡安娜王后陪伴。此时胡安娜更像是伊莎贝拉的狱卒，而不是伴侣。长期以来，年轻的王后对伊莎贝拉视若无物，但如今伊莎贝拉对她、她的丈夫和女儿构成了威胁。所以，伊莎贝拉处于如履薄冰的境地，有些廷臣担心王后会杀害她。

塞哥维亚的紧张气氛蔓延到整个王国。所有人都必须在恩里克四世和年轻的竞争者阿方索之间做出选择，零星的暴力活动演化成了内战。“整个王国都拿起武器，陷入流血冲突：没有一个贵族或一座城市保持中立。”编年史家迭戈·德·科梅纳雷斯写道。[33]

各地陷入混乱；犯罪分子利用这种局面兴风作浪。这一年，有一群来自中欧的贵族到西班牙朝圣，他们得到了一位嫁给神圣罗马皇帝的葡萄牙公主[34]发放的安全通行证，但这几乎一点用也没有。他们报告称，在西班牙极北部的卡达瓜河两岸遭到了一群由基督徒、犹太人和穆斯林组成的匪徒的袭击，后来用钱买命才逃脱；在毕尔巴鄂附近的巴尔马塞达，他们险些被谋杀，又一次不得不用钱买命；在奥尔梅多，武装匪徒三次企图冲进他们借住的房子，他们离开房子时，匪徒用石头击打他们，企图激怒他们，然后就有借口发动更公开的袭击。一名朝圣者失踪，据信被绑架到穆斯林的土地，被卖为奴隶；在巴塞罗那附近的莫林斯·德雷伊，他们险些被当地一群搜寻犯有谋杀罪的陌生人的义务警员处决。这群朝圣者离开伊比利亚半岛之后去了意大利，觉得那里的生活比在西班牙安全多了。

1467年8月，阿方索的军队和恩里克四世的军队在奥尔梅多附近发生冲突，但没有分出胜负。阿方索王子时年十三岁，自称阿方索国王，和托莱多大主教阿方索·卡里略并肩作战。大主教的教袍里穿着铠甲。恩里克四世国王临阵脱逃，出了大丑，躲在邻近一座村庄，直到战斗结束。但阿方索在战场上打得很英勇。随后几天内，恩里克四世的一些支持者叛变。最让他震惊的是，他的故乡塞哥维亚城，曾经享受过他慷慨馈赠和支持的塞哥维亚城，也公然为阿方索及其军队打开大门。就连塞哥维亚都放弃了恩里克四世。

阿方索在恶毒的胡安·帕切科（就是他煽动了叛乱）陪伴下入城。阿方索用一种特别令人不安的方式对自己的异母兄复仇。他原本是个天性和善的孩子，却命令将恩里克四世动物园内的动物全部杀死。只有一只动物被饶了性命，那就是恩里克四世心爱的山羊，胡安·帕切科特意请求阿方索饶了它。阿方索的暴行既怪异又令人不安，十分不寻常，或许也能说明他的确经受过某种羞耻的虐待。虐待动物是遭性侵的儿童的常见行为。社会学家发现，90%的家庭暴力活动和虐待动物行为之间有联系。

阿方索的到来让伊莎贝拉陷入了两难境地。被关在塞哥维亚、受到王后监视的年轻公主如今面临一个艰难抉择。她可以继续支持异母兄恩里克四世国王，但如今塞哥维亚城即将陷落，这将使她陷入危险；或者她可以冒险站到年轻的暴发户、亲弟弟阿方索那边。她做了决定。她选择了阿方索，改为对他效忠。她的少年弟弟胜利入城，伊莎贝拉冲上去迎接他。随后几个月里，她常常与他一同旅行，热情地支持他的王位继承权。他们一同骑马来到他们的第一个目的地：家，他们的母亲身边，位于阿雷瓦洛的安全避难所。

* * *

伊莎贝拉及其随行人员成为阿方索宫廷的一部分，而王子继续开展针对他们的异母兄的激烈内战。在这期间，伊莎贝拉生命中的另一个重要人物第一次露面了。围绕在年轻的姐弟俩身边的反叛者当然大多是成年人，其中有些已经很成熟，甚至老迈。但这个年轻人只有大约十四岁，比阿方索大一岁，比伊莎贝拉小一岁。他的名字是贡萨洛·费尔南德斯·德·科尔多瓦。反对恩里克四世的叛乱爆发时，贡萨洛的家族迅速加入了叛军。他的哥哥将会继承家族在安达卢西亚的繁荣地产，贡萨洛则接受训练，要进入军旅。1467年，贡萨洛在一名教师的照料下被送往卡斯蒂利亚，成为阿方索的侍从，希望能够与宫廷建立联系，为他的未来生活提供保障。很快，他就和阿方索与伊莎贝拉亲近起来，姐弟俩同样也在努力，在成年人的世界里站稳脚跟。

贡萨洛和伊莎贝拉一同辗转旅行，应对着征途上的各种不确定性，逐渐成了挚友。他们的友谊应当是纯洁的，毕竟她将会成为一位王后，而他始终只是个贵族的次子。但在那个时代，宫廷爱情被浪漫化，品行无可挑剔的男性贵族可以向贵族女子表达至死不渝的爱。贡萨洛很早就发誓要捍卫伊莎贝拉的利益，她也很快投桃报李。

在很多方面，他们非常相像。贡萨洛虽然只是个十几岁的少年，但已经十分理智、能言善辩和沉着冷静。他拥有语言天赋，酷爱读书，喜欢钻研军事历史，将军事力量视为宗教虔诚的一种表现。他为自己选择的箴言是：“为了荣誉，献出生命；为了上帝，献出荣誉和生命。”[35]

他每天要花好几个小时操练武艺，随时为作战做好准备。“我曾经避开其他人，一个人躲在房间里，用细剑练习剑术，一练就是几个小时。”他后来回忆道，“因为剑术对我来说就像走路或跑步一样自然而然，而且我觉得它是非常适合人体自然运动的一项运动。”[36]

贡萨洛英俊而时髦。他的哥哥很爱他，给了他足够的金钱，让他在宫廷过得舒适而优雅。他的服饰非常华美，曾有人描述他在“并非重大节日的”一天穿着“一件红色天鹅绒斗篷，镶着紫貂皮边，价值2000杜卡特[37]”。[38]他小的时候身材不高，但后来长得非常魁梧健壮，擅长骑术，武艺娴熟。他特别擅长中世纪一种流行的游戏，名叫“抓杆子”：“他……有时纵马疾驰，有时轻盈地掉头狂奔，保持最高速度，在马背上弯下腰来，从地面上抓起杆子……然后他突然调转方向，快速奔驰，举起盾牌，即便其他人向他投掷一千根杆子，也没有人伤得了他。”[39]

伊莎贝拉相当宠信贡萨洛，称他为骑士王子。[40]没过多久，他就凭借自己的赫赫战功被赞誉为“骁将”。他自信一定会有一个光辉的未来。

他的哥哥控制着家族财政，恳求他约束自己，不要太奢靡，免得他“一年之内就要破产”。但贡萨洛置之不理。他在给哥哥的信中写道：“你肯定不会因为受到如此无聊的贫困的威胁，就放弃上帝给我的锦绣前程。但我坚信，你永远不会停止供养心爱的弟弟，因为一贯正确的上帝永远宠爱那些除了荣誉没有别的目标的人，上帝不会让我缺少自信，一定会保佑我取得我的星相预言的辉煌成就。”[41]

* * *

在这个时期，阿方索国王的宫廷似乎形势一片大好。年轻的姐弟欢欣鼓舞地准备统治国家，幻想自己是一个更美好世界的主宰。伊莎贝拉坚信阿方索注定会赢得荣誉。她为他的十四岁生日组织了盛大的聚会，在庆祝活动上参加了假面剧的表演，用诗歌预言他的伟大成就：他会继续主持正义、屡战屡胜，对臣民慷慨大方，上帝会发现他值得赞美；“他的领地将会扩展到目力所及之处”。[42]她说，他的财富将会与米达斯[43]国王媲美，他的军事胜利将与亚历山大大帝比肩。她预言，他将赢得永恒的名望，他的行动将为他赢得“人间和天堂的光荣”。[44]

阿方索投桃报李地向伊莎贝拉表达挚爱和亲情，热情地回应她的预言。在阿雷瓦洛，他们在母亲家中时，他赠予她一件丰厚的礼物。他将梅迪纳·德尔·坎波（这是较早宣布支持他的城市之一）的主宰权和税收送给了她。这是对她的感谢，让她非常开心，因为她一直喜欢去那里的集市，在那里琳琅满目、五光十色的店铺和货摊度过了童年的许多愉快时光。

这是阿方索及其盟友的巅峰时刻，此后政治局势就转为对这个自封为国王的王子不利。伊莎贝拉家庭的多年好友贡萨洛·查孔担任伊莎贝拉的幕僚长，代表她去占领梅迪纳·德尔·坎波，遭到了当地人的抵抗。梅迪纳·德尔·坎波的居民又改弦易张，重投恩里克四世国王的阵营。随后，托莱多传来了坏消息。托莱多是阿方索最强大的基地，他的盟友卡里略是那里的大主教。那里的一系列爆炸性事件在大街上激发了武装冲突，阿方索的善良天性在政治上却成了障碍。具体事实晦暗不明且错综复杂，但涉及正在将卡斯蒂利亚人向不同方向拉扯的宗教争端。托莱多很早就宣布支持阿方索，但随着内战延续下去，有效的中央政府的缺失引发了社会动乱。

以色列历史学家本齐恩·内塔尼亚胡对这些关键事件作了最详尽的记述。他将事件的起源追溯到1467年夏季，当时托莱多的教会官员雇用了一名犹太税吏去收缴外人欠教会的债款。一名改信基督教的犹太法官支持阿方索，反对任用此人，说自己没有批准。教会官员的回应是将这名法官绝罚。法官怒火中烧，集合了一群全副武装的改宗犹太人，攻击了正在做礼拜的教堂，杀死了两名卷入争吵的官员。一些基督徒害怕那些假装基督徒的人发动普遍的攻击，于是准备用武力对抗改宗犹太人。

改宗犹太人则害怕再次爆发1391年那样的反犹大屠杀，于是动员了4000人，以大教堂为基地，在教堂门口安放火炮，向过路人和他们怀疑在准备攻击他们的人开炮。他们占据这个阵地几乎一天之久，造成了许多伤亡。但基督徒已经做出了反应，人数比改宗犹太人多得多。成群结队游荡的基督徒和改宗犹太人之间发生了正面冲突。整个街区被付之一炬。在随后的战斗中，150多名改宗犹太人被杀，更多人的房屋和财产被夺走。有些基督徒相信改宗犹太人受到了不公正待遇，保护了他们的改宗犹太人邻居。

局势高度紧张，很多人相信在托莱多不可能出现宗教和平了。在此次暴乱之后，许多改宗犹太人离开了托莱多，迁往别地。贪得无厌的基督徒官员利用这机会，颁布法令，撤销政府内所有改宗犹太人的职务，并允许抢劫改宗犹太人财产的人保留赃物。

托莱多的基督徒官员写信给阿方索，请求他确认新的法规，并赦免针对改宗犹太人的所有违法犯罪行为。这些官员推断，阿方索势单力薄，又这么年轻，一定会同意。不料，他告诉他们，基督徒在托莱多的行为是“不名誉和可耻的”，他宁愿冒丧失托莱多的风险，也不愿意宽恕他们的罪行。恩里克四世国王对此事也犹豫不决，但最终同意基督徒提出的要求，并允许他们保留从改宗犹太人家庭抢劫的财产。于是，托莱多在内战中回到了恩里克四世的阵营。这对阿方索是一个沉重打击，因为托莱多是战略要地，而且具有历史意义。

阿方索与伊莎贝拉在梅迪纳·德尔·坎波的集市玩乐的时候，得知了托莱多的近况，以及那里的官员背叛了他们。阿方索决定火速赶往托莱多，攻打和收复它。伊莎贝拉和他一起骑马南下，赶往高墙环绕的大城市阿维拉，这是通往托莱多道路上的一个必经之地。

随后，在卡尔德尼奥萨（毗邻阿维拉的一个小村庄），阿方索病倒了。一位编年史家记述了当时的情况：

阿方索国王身边有……他的姐姐，伊莎贝拉公主殿下。他们坐下来用膳，菜肴当中有一道鳟鱼馅饼，他主动去尝，虽然只吃了一点。饭后他陷入熟睡，这在他身上是很稀罕的事情。他没有和任何人说话，就上床睡觉了，一直到第二天第三课（上午九点）。他之前从来没有起这么晚过。

他的内侍赶来，触摸他的手，发现他身体没有了热量。他没有醒来，于是他们开始呼天抢地地喊叫，但他仍然没有反应。他们的喊声极大，托莱多大主教、圣雅各大团长（比列纳侯爵胡安·帕切科）和公主殿下都赶来了，但他仍然毫无反应。他们触摸了他的所有肢体，没有发现肿胀。

医生匆匆赶来，命令给国王放血，但没有血流出来；他的舌头肿了，口腔发黑，但没有疫病的迹象。那些深深爱他的人为国王的生命担忧，惊恐万状，开始高喊，哀求我主保佑他的生命。有的人宣誓要出家，有的人发誓要去远方朝圣。其他人许下了不同的诺言。但任何治疗都没有用，纯洁的国王于1468年8月5日将他的灵魂复归上帝……据信，他的死因是吃了有毒的草药，因为他虽然年轻，在大家眼里却很可能成为比他哥哥更精力充沛的君王。[45]

我们不清楚阿方索是患疫病而死（如果是疫病作祟，那么无人知道它下一次在何处发作），还是被毒死的。伊莎贝拉突然间孤身一人，处于非常脆弱的地位。而她之前以最戏剧性的方式挑战了恩里克四世。她的外祖母此时也已经去世；她母亲帮不了她的忙。伊莎贝拉目前在王位继承人的顺序中排在很靠前的位置，这很危险，因为在这个王国，王位继承人常常英年早逝。肯定有很多人希望她也很快离开人世。

[1] James Gairdner，ed.，Letters and Papers Illustrative of the Reigns of Richard Ⅲ and Henry Ⅶ，p.1：31，cited in Charles Derek Ross，Edward Ⅳ（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4），p.85；Cora Louise Scofield，The Life and Reign of Edward the Fourth，King of England and of France and Lord of Ireland（London：Frank Cass&Co.，1967），p.1：320.

[2] 约合193厘米。

[3] 菲利普·德·科米纳（1447～1511年），勃艮第和法兰西政治家、外交官和作家。他的回忆录是15世纪欧洲历史的主要资料来源之一。

[4] Ross，Edward Ⅳ，p.10.

[5] 卡斯蒂利亚国王“残酷的”佩德罗的女儿。

[6] 原文有误，爱德华四世应当是兰利的埃德蒙（冈特的约翰的弟弟）的后代。

[7] 伊莎贝拉，即康斯坦丝的妹妹。冈特的约翰和兰利的埃德蒙分别娶了“残酷的”佩德罗的两个女儿康斯坦丝和伊莎贝拉。

[8] Scofield，Life and Reign of Edward the Fourtb，p.1：154.

[9] Ross，Edward Ⅳ，p.85.

[10] Ross，Edward Ⅳ，p.90.

[11] John Warkworth，A Chronicle of the First Thirteen Years of the Reign of King Edward the Fourth，ed. James Orchard Halliwell（London：Camden Society，1839），p.3.

[12] Ross，Edward Ⅳ，p.89.

[13] 伊丽莎白·伍德维尔的母亲是亨利五世的弟妹，因此是兰开斯特王朝的支持者。伊丽莎白的第一任丈夫在玫瑰战争中为兰开斯特王朝效忠并战死。

[14] 即“塔楼内的王子”的传说，指的是英格兰国王爱德华四世的两个儿子——爱德华（被加冕为爱德华五世）和理查（受封约克公爵）。爱德华四世去世时，这两位王子年仅十岁和十三岁，由爱德华四世的弟弟理查（格洛斯特公爵）摄政。但这位摄政王随后攫取王位，史称理查三世，并将自己的两个侄子囚禁在伦敦塔。后来这两位王子就销声匿迹了。人们普遍相信，他们是被谋杀的。幕后元凶有可能是理查三世，但没有过硬的证据。这个谜团至今没有解开。

[15] Scofield，Life and Reign of Edward the Fourth，p.1：320；Henry Ellis，ed.，Original Letters，Illustrative of English History，Including Numerous Royal Letters（London：Richard Bentley，1846），series 2，p.1：152；Gairdner，Letters and Papers Illustrative，p.1：31；Cora Louise Scofield，“The Movements of the Earl of Warwick in the Summer of 1464，”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October 1906），pp.732-33.

[16] Alonso Fernández de Palencia，Crónica de Enrique Ⅳ，ed. Antonio Paz y Meliá（Madrid：Ediciones Atlas，1975），dec.I，bk.5，chap.2，cited in Peggy K. Liss，Isabel the Queen：Life and Time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p.54.

[17] Alonso Fernández de Palencia，Crónica de Enrique Ⅳ，ed. Antonio Paz y Meliá（Madrid：Ediciones Atlas，1975），dec.I，bk.5，chap.2，cited in Peggy K. Liss，Isabel the Queen：Life and Time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p.56.

[18] Townsend Miller，The Castles and the Crown：Spain 7451-1555（New York：CowardMcCann，1963），pp.40-41.

[19] Townsend Miller，The Castles and the Crown：Spain 7451-1555（New York：CowardMcCann，1963），p.41.

[20] 在本书涉及的时代，特拉斯塔马拉家族统治着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两国王室是亲戚。特拉斯塔马拉家族的由来是这样的：1350年，卡斯蒂利亚国王阿方索十一世死后，他的两个儿子——私生子特拉斯塔马拉的恩里克和继位国王“残酷的”佩德罗一世（即恩里克的异母兄）为了争夺王位，发生了冲突。恩里克与阿拉贡和法兰西结盟，佩德罗一世与英格兰结盟（当时正是英法百年战争期间）。1369年，恩里克亲自刺死了佩德罗一世，篡位成功，在卡斯蒂利亚建立特拉斯塔马拉王朝，称恩里克二世，他就是卡斯蒂利亚国王胡安二世（伊莎贝拉女王的父亲）的曾祖父。另外，1410年，阿拉贡国王马丁二世驾崩无嗣，国民推举卡斯蒂利亚的斐迪南（卡斯蒂利亚国王胡安二世的叔叔，曾为其摄政）为国王，称斐迪南一世。于是，在阿拉贡也建立了特拉斯塔马拉王朝。最后，通过伊莎贝拉与斐迪南的婚姻，两国的特拉斯塔马拉王朝合并起来。

[21] Josef Miguel de Flores，Crónica de Don Alvaro de Luna，condestable de los reynos de Castilla y de León（Madrid：Imprenta de Antonio de Sancha，1784），p.15.

[22] Teofilo F.Ruiz，Spain’s Centuries of Crisis：1300-1474（West Sussex，U.K.：Wiley Blackwell，2011），p.89.

[23] 他的叔叔是对立教皇本笃十三世，不被罗马天主教会正式承认。

[24] Ana Sánchez Prieto，Enrique Ⅳ el Impotente（Madrid：Alderaban Ediciones，1999），p.13.

[25] Gregorio Marañón，Ensayo biólogico sobre Enrique Ⅳ de Castilla y su tiempo（Madrid：Colección Austral，1997），pp.30-31.

[26] Gregorio Marañón，Ensayo biólogico sobre Enrique Ⅳ de Castilla y su tiempo（Madrid：Colección Austral，1997），p.33.

[27] Fray Gerónimo de la Cruz，an eighteenth-century historian who based his account on a fifteenth-century Castilian chronicle，cited in Nancy F. Marino，Don Juan Pacheco：Wealth and Power in Late Medieval Spain （Tempe：Arizona Center for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Studies，2006），p.51.

[28] 就是前文说到的埃尔南多·德尔·普尔加尔。在古西班牙语中，埃尔南多和费尔南多其实是同一个名字。

[29] Barbara Weissberger，“Alfonso de Palencia，” in Queer Iberia，ed. Josiah Blackmore and Gregory S. Hutcheson （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1999），p.315.

[30] Miller，Castles and Crown，p.42.

[31] Miller，Castles and Crown，p.45.

[32] William Prescott，History of the Reign of Ferdinand and Isabella（Philadelphia：J.B.Lippincott，1873），p.181-82.

[33] Diego de Colmenares，Historia de la insigne ciudad de Segovia，revised by Gabriel María Vergara（Segovia：Imprenta de la Tierra de Segovia，1931），p.276.

[34] 葡萄牙的埃莉诺（1434～1467），葡萄牙国王杜阿尔特的女儿，嫁给了哈布斯堡家族的首位神圣罗马皇帝弗里德里希三世。

[35] Mary Purcell，The Great Captain：Gonzalo Fernández de Córdoba（New York：Alvin Redman，1963），p.35.

[36] Mary Purcell，The Great Captain：Gonzalo Fernández de Córdoba（New York：Alvin Redman，1963），p.34.

[37] 杜卡特是欧洲历史上很多国家都使用过的一种金币，币值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差别很大。

[38] Mary Purcell，The Great Captain：Gonzalo Fernández de Córdoba（New York：Alvin Redman，1963），p.42.

[39] Mary Purcell，The Great Captain：Gonzalo Fernández de Córdoba（New York：Alvin Redman，1963），p.41.

[40] Mary Purcell，The Great Captain：Gonzalo Fernández de Córdoba（New York：Alvin Redman，1963），p.42.

[41] Mary Purcell，The Great Captain：Gonzalo Fernández de Córdoba（New York：Alvin Redman，1963），pp.42-43.

[42] Liss，Isabel the Queen，p.63.

[43] 希腊神话中能够点石成金的弗里吉亚国王。

[44] María Dolores Cabanas Gonzalez，Carmelo Luis López，and Gregorio del Ser Quijano，Isabel de Castilla y su época：Estudios y selección de textos（Alcalá de Henares：Universidad de Alcalá，2007），pp.22-23.

[45] Purcell，Great Captain，p.37.

四 伊莎贝拉孤身面对命运

在中世纪，人的生命随时都可能骤然熄灭，伊莎贝拉对此已经有过多次体验。她父亲在四十九岁时驾崩，让她几乎成了孤儿；她的未婚夫佩德罗·希龙感染了咽喉疾病，几个小时就死去了。

但年轻、强壮而健康的阿方索，在纵马疾驰的越野旅行的过程中突然暴死，让很多人产生了压抑的猜疑：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这样？前一天，他还春风得意；后一天，他的旅行伙伴就不得不决定如何运输他的遗体。阿方索的遗体被运往他的家乡阿雷瓦洛，准备安葬在圣方济各修道院，那里的教士在他和伊莎贝拉最年幼的时期对他们的生活发挥过稳定作用。

他临终最后时光的细节被镌刻在他身边每个人的记忆中：如果他感染了疫病，那么同行的其他人为何奇迹般地毫发未伤？他吃了什么不洁净的食物吗？最令人警醒的是：有没有可能，他是被毒死的？

这种猜测并非天方夜谭。数千年来，在艰险的时代，毒药常常在王位传承中发挥作用；一张埃及纸莎草纸上就记载了上古的一份毒药配方。西班牙人的祖先古希腊人[1]长期用毒药处决罪犯，或者自杀。据说赫拉克勒斯就是被涂在他衣服内侧的毒药杀死的。而用毒药自杀的最著名例子之一就是苏格拉底，他于前402年用毒芹自杀[2]。在伊莎贝拉的时代，人们在谈到用毒药杀人时常常提及“草药”，例如毒芹，但也包括乌头、洋地黄或蒿。编年史家们很快就猜测，阿方索是被他们所说的“草药”毒死的。

安排毒杀一个人，是很容易的事情。毒药可以随身携带，也容易伪装，易于混入其他物质，造成怪异和神秘的症状。大多数毒药通过饮食来害人，轻松程度令人惊诧。有些毒药的毒性极强，即便是尝一小口，不到七滴的剂量，也能置人于死地。[3]其他很多毒药的致死剂量不到1盎司。砒霜可以碾成粉；毒蘑菇可以干燥起来，掺入鲜美的肉酱汁；有些毒药可以通过皮肤吸收，比如受害者戴着美观但被动过手脚的手套散步，就会中毒。

成功的毒杀可以模仿自然疾病，这样就较难发现真实死因。例如砒霜会导致严重的肠胃紊乱和低血压，而严重的食物中毒也可能造成这些症状。毒蘑菇若是切成片放入色拉或与肉一起油炸，可能让受害者皮肤出现紫红色斑点，毒蘑菇是当时很流行的一种谋杀手段，因为某些传染性的疫病会造成类似的变色。[4]卡斯蒂利亚国王胡安二世的第一任妻子玛丽亚王后和葡萄牙王后埃莉诺（玛丽亚的妹妹、胡安二世的小姨子）这对阿拉贡姐妹在相继几天内死去，据说身体上就布满了这样的斑点。如果姐妹当中只有一人死亡，那么看上去就像是疫病，然而姐妹俩在相距遥远的两座城市，在很短时间内突然相继死亡，而且症状惊人的相似，所以人们普遍相信她们是被谋杀的。

对投毒者来说，巧妙的下毒手段是成功的关键。波斯王后帕丽萨提斯在一把刀的一面刀刃涂了毒药，然后用这把刀切肉，将有毒的一面肉给她的儿媳，同时自己吃了无毒的一面。另一种毒药锑可溶于水，很容易用其他味道掩盖它的气味，所以常被当成谋杀工具。

中世纪晚期向文艺复兴时期过渡的阶段，大约也就是伊莎贝拉长大成人的时期，毒药的流行程度大大提升。威尼斯和罗马出现了传授毒药技术的学校。一家这样的谋杀学校竟大胆地发放了一张价目表，根据客户地位和目标身份的不同，杀人的价码也不同。在意大利半岛，下毒害人的现象司空见惯，以至于出现了一个新的词“被意大利”，意思是被毒死。一个来自巴伦西亚的西班牙名门望族——博吉亚家族，在搬到罗马之后成了著名的毒药专家。

但也有人观察到，阿方索的死状不完全符合任何一种已知的毒药。那么也许阿方索真的是病死的？疫病在当时的确是无处不在的威胁。不时有致命的传染病横扫欧洲。14世纪50年代的黑死病从中国通过丝绸之路来到欧洲[5]，据估计杀死了欧洲人口的四分之一。据称阿维拉城在阿方索去世的这一年夏季爆发了一种传染病。

不过阿方索被毒杀仍然是一种可能性。很快，就有流言蜚语传开，说阿方索是被谋杀的。恩里克四世国王有充足的理由憎恨自己的异母弟。阿方索占领了恩里克四世钟爱的塞哥维亚城，还屠杀了他心爱的动物，这就足够让恩里克四世成为阿方索的不共戴天之敌，何况阿方索还在努力夺走他的王位。如果阿方索真的是被谋杀的，那么具体执行的凶手会是谁呢？

当然，凶手可能是匿名的职业杀手，受命于恩里克四世。或者，下毒的可能是胡安·帕切科，恩里克四世的情人和对手。帕切科历来奸诈阴险，常常背信弃义，假装友好而从背后捅人一刀。或许他相信阿方索的前景不妙，于是决定重新回到恩里克四世身边。除掉阿方索，会让他更容易转换阵营。很快就有确凿迹象表明，帕切科不仅在与反对恩里克四世的叛军联络与合作，还和恩里克四世一直互通消息。

也许还有其他方面的动机。阿方索支持托莱多的改宗犹太人，这说明这位年轻王子不像他的支持者希望的那样容易操纵；也许他们决定及时止损。西班牙历史学家玛丽亚·多洛雷丝·卡门·莫拉莱斯·穆尼斯撰写了阿方索的传记。她花费多年时间检查证据，最后结论是，他是被谋杀的。[6]

如果阿方索是被杀害的，那么具体是如何发生的呢？我们几乎马上就会想到他在卡尔德尼奥萨吃的鳟鱼馅饼。所有人当中，只有阿方索吃了馅饼；其他人都没有生病。但剩饭被喂给了村里的狗，这些狗全都没有生病的明显迹象。不过，狗消化残羹剩饭的能力比人类强，或许它们也吃了有毒的馅饼，但并没有受到影响。

年轻的公主远离亲人和朋友，万分悲痛。面对这新的灾祸，她脑子里思索着这些问题，因为她必须打定主意，如何将此事告知天下。在考虑这问题的同时，她也必须对自己的未来做出决定。阿方索死了，伊莎贝拉现在是王位继承人。如果阿方索被某人视为致命威胁，因而被除掉，那么伊莎贝拉显然也处于危险中。如果她高声疾呼，说自己的弟弟是被谋杀的，那么她自己的处境就更危险了。如果她提出这样的指控，那么凶手几乎一定会再度出手。于是她宣布阿方索死于疫病。这至少能为她争取一点时间。她写信通知官员们，阿方索“于三点钟病逝”。[7]

* * *

与此同时，阿方索的支持者突然间变得对伊莎贝拉不是那么殷勤保护了。他们迅速把她送到阿维拉，在那里激烈争论，应当如何处置她。这是一个奇怪的决定。如果阿方索不是被毒死的，那么就是死于疫病。伊莎贝拉却被送到正在爆发新一轮瘟疫的阿维拉城。这些决定突出体现了，这些人对伊莎贝拉的福祉是多么冷漠。

有两个人希望伊莎贝拉自立为女王。胡安·帕切科希望将她从阿维拉迁走，送到他选的一个地方。年轻的公主对他的意图肯定大为警觉。卡里略希望伊莎贝拉留在阿维拉，那里虽然爆发了瘟疫，但卡里略控制着那里的驻军。帕切科说他希望伊莎贝拉嫁给葡萄牙国王阿方索五世。卡里略要把她嫁给阿拉贡的斐迪南。[8]所有人都打算让她成为傀儡，听自己调遣使唤。在权贵们争吵的时候，伊莎贝拉发现自己只是个旁观者。

她有很好的理由去争夺王位。她参加了叛乱，与相信必须废黜恩里克四世的人为伍，所以她现在可以顺理成章地自己攫取王位。这很可能也是最安全的选择。她已经冒犯了国王，不能指望他宽宏大量。她对王位的权力主张似乎也能得到政治支持：王国最大的商业中心之一塞维利亚城迅速推举她接替阿方索，成为女王。[9]她在等待其他城市的消息。例如，穆尔西亚的官员已经得知阿方索的死讯，承诺尽快给出答复。[10]

在这时刻，伊莎贝拉做出了她的许多改变人生命运的重大决定中的第一个，体现出了她钢铁般的自制力。在历史上，品尝过权力的滋味的人，比如阿方索与伊莎贝拉，通常非常不愿意放弃权力。争夺王位者会拼命努力，往往至死方休。贵族们敦促她自立为王，向她施加极大压力，要求把叛乱继续下去，因为那样能够延迟他们面对国王的日子，并且，当然她也有可能会胜利。

伊莎贝拉隐居到阿维拉的圣安娜修道院，居住在修女当中，与她们一起祈祷。她思考着下一步如何是好。事实证明，她加入阿方索的决定是大错特错。她掂量着自己对兄长恩里克四世的忠诚，以及她自己的政治雄心。这一次，她选择了比较安全的道路。她理智地认识到，自己的王位继承权比阿方索弱，因为她是女人；而且就连阿方索也没有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于是她发表了宣言：“把王国归还我的兄长堂恩里克，那样才能恢复卡斯蒂利亚的和平。”她在对全国的公开信中写道：“但如果你们把我看作胡安二世国王——吾君吾父——的女儿，觉得我配得上他的姓氏，那么就让国王（我的兄长）、贵族和教士宣布，在他百年之后，我将继承王国……在我看来，这是你们能够做的最大贡献。”[11]

她告诉天下人，恩里克四世是真正的国王，她目前不是君主，但她应当成为他的继承人。她强调自己支持他的统治，但补充说，她希望他会统治得更贤明。“上帝取走了我的弟弟阿方索的生命，”她在给胡安·帕切科和大主教卡里略的信中写道，“只要恩里克四世国王在世，我就不会接管政府，也不会自称女王，而是尽我所能，辅佐恩里克四世国王，将国家治理得比先前更好。”[12]

恩里克四世感激地做出了积极回应，他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把不愉快的事情抛于脑后。1468年8月，在阿维拉和其他地方进行了一连串匆忙的谈判之后，伊莎贝拉和兄长在很多方面达成了协议。她被接纳为他的继承人，并得到了一些属于她自己的财产：阿维拉城；繁荣的梅迪纳·德尔·坎波，那里的集市吸引了欧洲各地的商贩和购物者；以及韦特、莫利纳、埃斯卡洛纳和乌韦达等城镇。于是她拥有了在全国星罗棋布的产业。国王还向她保证，再也不会强迫她接受不符合她意愿的婚事。作为交换条件，她承诺在结婚前首先征询恩里克四世的意见。恩里克四世答应与给自己制造了许多尴尬的妻子离婚，将她送回国。[13]

很快，双方就达成了初步协定。两周后，她写信给自己的老师贡萨洛·查孔，署名是“蒙上帝洪恩的伊莎贝拉公主，卡斯蒂利亚与莱昂王国的合法继承人”。[14]

后来有观察者说，伊莎贝拉一生奉行“超乎寻常的审慎”。这就是此种审慎的第一个例子。[15]没过多久，一些城市改弦易张，向国王宣誓效忠。穆尔西亚的官员始终没有回复伊莎贝拉的关于阿方索死亡的信。如果她上了胡搅蛮缠的贵族的当，就会丧失很多支持，并且直接与国王分庭抗礼。恩里克四世很快开始努力巩固自己的地位。

伊莎贝拉向恩里克四世效忠，给了国王一件无价之宝：保住脸面、顺利地下台阶。双方正式确定了和解的条件。国王以卡达尔索为基地，伊莎贝拉则搬到附近的塞夫雷罗斯。这两座城市都在西班牙中部，他们就在那里敲定协定的细节。两个阵营之间有使者穿梭往返。最后，1468年9月18日，也就是阿方索去世大约两个月之后，兄妹俩在吉桑多公牛（距阿维拉约50英里）的田野（此地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正式会面。此地一座山隘脚下树立着一些古老的公牛雕像，有真实的公牛尺寸，饱经风霜。这些雕像为何被安放于此，已经无人知晓。这是一个鬼气弥漫的地方，来自世界的另一个时代，令人想起希腊神话中对公牛的尊崇，以及与公牛的生死有关的游戏和节庆活动。

在这风声萧瑟的原野，伊莎贝拉与恩里克四世公开和解了。伊莎贝拉骑着一头骡子赶来，这是象征性地展示自己的王室贵胄地位和谦逊态度。卡里略大主教徒步陪伴她。在随后的典礼上，她被正式指定为王储。她也宣誓仅在得到恩里克四世批准的情况下才结婚。国王将自己承诺给她的城镇全都交给了她。更具有象征意义的是，他还把阿斯图里亚斯亲王领地也给了她，阿斯图里亚斯亲王是王储的世袭头衔。[16]教皇使节表示支持此项协定，赋予了典礼一种宗教气氛。

始终奸诈狡猾的胡安·帕切科也出现在此次会议上，这一次是在国王身边。他又一次改换阵营，几乎当即重新得到国王的恩宠，又一次成为国王的亲信谋臣和密友。恩里克四世国王似乎宽恕了帕切科的作奸犯科。在这个危险时刻站在伊莎贝拉身旁、全力支持她的，是托莱多大主教卡里略。反复无常的国王可能会将怒火发泄到卡里略身上。

在随后几周内，国王公开指认伊莎贝拉为自己的继承人，甚至丢人现眼地承认小女孩胡安娜不是他的骨肉。他在给全国各城镇官员的信中写道：“我婚姻不幸，未能生育自己的合法继承人。”[17]

胡安娜王后进一步丧失了名誉，因为她在内战期间与恩里克四世两地分居，却又生下了一个孩子。阿方索和恩里克四世领军互相厮杀的时候，胡安娜被安顿在丰塞卡主教宅邸。令人窘迫的是，她怀上了主教的侄子的孩子。即便如此，她得知国王与伊莎贝拉之间的谈判后，仍然暴跳如雷。她还没有放弃让自己的女儿成为女王的希望。虽然身怀六甲，她却企图在夜间离开丰塞卡主教的宅邸。她安排仆人帮她从一扇敞开的窗户逃走，坐在篮子里，降落到地面上。然而绳子断了，于是王后跌落倒地，受了一些擦伤。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说，衣衫不整的王后随后闯入自己曾经的追求者贝尔特兰·德·拉·奎瓦家中，寻求庇护，却发现他正与一群男性朋友嬉戏作乐。据说他粗鲁地让她走开，然后告诉那些正在窃笑的朋友们，他从来不喜欢她“瘦骨嶙峋的腿”。胡安娜王后不得不继续跋涉，去寻找朋友和盟友，最后抵达了势力强大的门多萨家族的地盘。门多萨家族是传统派，支持王室特权，他们庇护了落难的王后。

与此同时，国王和伊莎贝拉离开了吉桑多公牛，一同前往卡达尔索。恩里克四世近期住在那里。在卡达尔索，他们一同用膳，弥合关系。据一位编年史家记载，伊莎贝拉全心全意地与恩里克四世冰释前嫌，以“喜悦的面容”和“完全的顺从”应对他。不久之后，恩里克四世去往奥卡尼亚城，伊莎贝拉也随他一同前往。[18]

随后的九个月，伊莎贝拉待在奥卡尼亚，这座城市处于帕切科的控制之下，距离她最熟悉的城市——塞哥维亚和马德里加尔有一段距离，并且她对奥卡尼亚完全陌生。但这个新环境也有好处：她居住在古铁雷·德·卡德纳斯家中，此人是她在阿雷瓦洛的童年老师贡萨洛·查孔的外甥。所以她可以说是来到了友人当中。卡德纳斯和查孔都曾支持阿方索，而恩里克四世允许她住在卡德纳斯家，说明国王又一次信任她，允许她选择自己的追随者。伊莎贝拉的财政状况也有所改善，恩里克四世终于将梅迪纳·德尔·坎波的管辖权和税收交给了她。伊莎贝拉开始为自己将来执政做准备，给贵族们写信，并主持一些典礼仪庆。她现在是阿斯图里亚斯亲王。[19]

但几周之后，叛军被解散之后，恩里克四世的诺言就显得转瞬即逝和不可靠了。很显然，他不打算兑现自己的所有承诺。他没有把承诺给伊莎贝拉的其他地产交付，并在胡安·帕切科的敦促下，开始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打击她的地位。卡里略大主教非常担忧，住进了距离奥卡尼亚7英里的一座要塞，在那里监视伊莎贝拉宫廷的动向，并贿赂那里的仆人，让他们向他报告事态发展。[20]

很快，值得担忧的事情就越来越多了。随着时间流逝，胡安娜坚定不移地宣称小胡安娜是国王的亲生女儿，说服了更多人，而国王也因为自己剥夺了这孩子的继承权而感到羞耻，因为他真心爱这个孩子；他也为关于他性无能和“软心肠”的传闻而羞耻。很快，他就把自己和王国受到的一切伤害都怪罪到伊莎贝拉头上。“于是国王……不仅失去了对公主的爱，还开始恨她。”一位见证人后来回忆道。[21]

恩里克四世食言了，又一次开始想办法把伊莎贝拉嫁到国外。她新近获得的战略价值和地位使得很多人前来追求她。她的美貌和在社交场合的优雅更是增添了她作为结婚对象的魅力。此时她的身体已经完全成熟，很多人觉得她非常可爱。一位编年史家描绘她“身材中等，婀娜多姿，肢体匀称，非常白皙；眼睛颜色介于灰色和蓝色之间，目光优雅娴静，面容姣好，非常美丽和快活”。[22]

在随后一年里，恩里克四世至少认真考虑了四名求婚者。

首先是又一位来自英格兰的上佳人选：与伊莎贝拉年龄相仿的理查，爱德华四世的弟弟，不久之后变得闻名遐迩。[23]据说他身材中等；他的金雀花王朝血统的兄弟都是金发碧眼、身材魁梧，而他的发色和肤色都比较深，身材矮一些。不幸的是，他天生一只肩膀比另一只高。但他有很多优点。他曾率军保卫爱德华四世，屡立战功，威名赫赫，成了英格兰仅次于国王的二号人物。此时他被认为是伊莎贝拉的合适丈夫人选。但理查是第一个被恩里克四世否决的人选，因为卡斯蒂利亚没过多久就与英格兰断绝了外交关系（具体时间是1469年7月），有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原因，这些原因的组合是转瞬即逝的。[24]

这对伊莎贝拉来说可谓大幸，因为虽然理查最终成为英格兰国王，史称理查三世，但后来在残酷的内战中兵败身死，导致篡位的都铎家族攫取了权力，亨利七世当上了国王。作家V.B.兰姆如此评价理查三世：“他自己忠心耿耿，却不能看透他人的奸诈；在奸佞小人的阴谋昭然若揭的时候，他又不能以足够无情的手段消灭他们。他对叛徒的宽宏仁慈令人瞩目，又是致命的，让他丢掉了王冠、生命和名誉。”[25]

理查三世的名誉后来遭到了威廉·莎士比亚的诋毁。莎士比亚为了取悦都铎王朝，将理查三世描绘成阴森恐怖的驼背恶棍，谋杀了自己年幼的两个侄子。“亨利七世篡位之后，文人的立场几乎一夜之间发生变化，真是有意思。”一位历史学家尖刻地评论道。[26]伊莎贝拉避免了与历史上这黑暗一页扯上关系。

第二位候选的单身汉是贝里公爵[27]瓦卢瓦的查理，即法兰西国王路易十一的弟弟。西班牙和法兰西之间在历史上长期互相敌视，因此这门婚事不大可能成真。但伊莎贝拉还是谨慎地打听了他的情况。她派了一位教士秘密地去法兰西，一窥这位公爵的究竟。教士回来之后报告称，查理“软弱而女人气，两腿瘦长，眼睛半盲，总是泪汪汪的”。[28]这样的评价不大可能赢得一位少女的心。

但路易十一还是希望促成此事，派了使者去马德里加尔·德·拉斯·阿尔塔斯·托雷斯见伊莎贝拉，此时她待在母亲身边。伊莎贝拉小心地没有表明自己的态度。“她仅仅表示，她会遵守王国的法律，以卡斯蒂利亚和卡斯蒂利亚王室的荣誉、声望和荣耀为重。”这含糊的回答让她能够保持沉稳，而同时仍然表现出顺从于男人们为她的未来所做的谈判。[29]不久之后，查理也被排除了。

这样伊莎贝拉的人生伴侣就只剩下两个选择，而且都来自伊比利亚半岛，都是她的亲戚。首先是葡萄牙国王阿方索五世，三十七岁，她母亲的亲戚[30]。强大的门多萨氏族、胡安·帕切科和恩里克四世都支持他，不过他对十七岁少女来说不是特别有吸引力的选择。

就连阿方索五世在公共场合的仪态也不讨少女的喜欢。葡萄牙国王命人制作的壁毯将他描绘为穿着过于雕琢、老套的盔甲，而不是较年轻的武士和贵妇们喜爱的新风格。

出于个人原因，恩里克四世也更愿意选择阿方索五世。恩里克四世对小胡安娜的感情非常复杂，因此饱受折磨。她的血统是可疑的，但他坚信她是自己的女儿，他必须想办法保护她的前程。根据他的计划，伊莎贝拉将嫁给阿方索五世，胡安娜会嫁给阿方索五世的儿子，即葡萄牙王储若昂。那么，胡安娜的孩子将极有可能统治两个国家（卡斯蒂利亚和葡萄牙），而伊莎贝拉会被排挤出去，嫁给一个她觉得“可憎”的男人，没有出头之日。[31]

局势对阿方索五世有利，因为恩里克四世国王寻求向自己的妹妹复仇，把她嫁给一个她讨厌的人。阿方索五世则对年轻貌美的公主印象极佳，相信她也喜欢自己。在他脑子里，爱情和王朝野心是一体的。他开始觉得，这门婚事已经板上钉钉了。1469年4月30日，恩里克四世和阿方索五世就婚姻条件达成了最终协议。婚礼将在阿方索五世抵达卡斯蒂利亚的两个月后举行，如果伊莎贝拉不同意，她和她的支持者将被宣布为不法之徒。这等于是说，如果婚礼未能举行，阿方索五世有权向卡斯蒂利亚发动战争。协议的条件允许阿方索五世开始自称为阿斯图里亚斯亲王，这是卡斯蒂利亚王位继承人的传统头衔。还有一个后备方案：如果婚礼未能举行，阿方索五世有权迎娶小胡安娜，并与恩里克四世结盟，一同向伊莎贝拉及其盟友开战。[32]

但伊莎贝拉还有一个选择，也是她最喜爱的人，即她童年时代就相信会成为自己真命天子的那个青年。他就是斐迪南，时年十六岁，英俊潇洒，她的远房堂弟，将来注定要统治邻国阿拉贡和加泰罗尼亚。斐迪南的哥哥卡洛斯已经去世，所以他比之前更有吸引力了。并且，他已经是拥有自己王冠的国家元首：他父亲在前不久立他为西西里国王。所以如果伊莎贝拉嫁给她，马上就会成为王后。斐迪南也是托莱多大主教阿方索·卡里略偏向的人选。多年来，卡里略一直在秘密地与斐迪南的父亲——阿拉贡国王胡安二世合作，不断促进斐迪南的利益。

恩里克四世国王直截了当地禁止伊莎贝拉与斐迪南结婚。

虽然兄长坚决反对，但即将十八岁的公主相信斐迪南会成为她的理想夫君。她瞒着兄长，已经开始秘密与斐迪南谈婚论嫁。

“只能是他，不能是别人。”伊莎贝拉私下里告诉她的盟友。[33]

[1] 当然这是中世纪西班牙人自己的想法。不过古希腊人在西班牙沿海地区曾有殖民地，因此西班牙人或许有一些希腊血脉。

[2] 原文有误，苏格拉底死于前399年，而且他是被判死刑，被迫服毒的，很难说这是自杀。

[3] Serita Deborah Stevens and Anne Klarner，Deadly Doses：A Writer’s Guide to Poisons（Cincinnati：Writers Digest Books，1990）.

[4] Charles Thompson，and John Samuel，Poisons and Poisoners（London：Harold Shaylor，1931），p.83.

[5] 据欧洲的传说，1347年蒙古军队攻打位于克里米亚半岛的热那亚人据点卡法，将黑死病死者尸体投入城中。乘船逃跑的热那亚人将黑死病带到了南欧，随后黑死病向西欧和北欧传播。

[6] Maria Dolores Carmen Morales Muñiz，Alfonso de Ávila，Rey de Castilla（Ávila：Diputación Provincial de Ávila，Institución Gran Duque de Alba，1988），p.363.

[7] Nancy Rubin，Isabella of Castile：The First Renaissance Queen（New York：St. Martin’s Press，1991），p.50.

[8] Peggy K.Liss，Isabel the Queen：Life and Time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p.68.

[9] John Edwards，The Spain of the Catholic Monarcbs，1474-1520（Oxford，U.K.：Blackwell，2000），p.8.

[10] Rubin，Isabella of Castile，p.50.

[11] Townsend Miller，The Castles and the Crown：Spain 1451-1555（New York：CowardMcCann，1963），p.52.

[12] Diego de Valera，Memorial de diversas hazañas，ed. Juan de Mata Carriazo（Madrid：1941），p.139，cited in Warren H. Carroll，Isabel of Spain：The Catholic Queen（Front Royal，Va.：Christendom Press，1991），p.35.

[13] Miller，Castles and Crown，pp.51 and 52.

[14] Liss，Isabel the Queen，p.68.

[15] María Dolores Cabanas González，Carmelo Luis López，and Gregorio del Ser Quijano，Isabel de Castilla y su época：studios y selección de textos（Alcalá de Henares：Universidad de Alcalá，2007），p.27.

[16] Edwards，Spain of the Catbolic Monarchs，pp.8，9.

[17] Archivo General de Simancas，Patrimonio Real，7-112，leg.738，cited in Rubin，Isabella of Castile，p.57.

[18] Crónica incompleta de los Reyes Católicos，1469-1476，ed. Julio Puyol（Madrid：Academia de la Historia，1934），p.69.

[19] Liss，Isabel the Queen，p.69.

[20] Rubin，Isabella of Castile，p.59.

[21] Crónica incompleta，p.70.

[22] Salvador de Madariaga，Christopher Columbus：Being the Life of the Very Magnificent Lord Don Cristóbal Colón（New York：Macmillan，1940），p.5.

[23] Vivien B. Lamb，The Betrayal of Richard Ⅲ：An Introduction to the Controversy（London：Mitre Press，1968），p.43.

[24] María Isabel del Val Valdivieso，“Isabel，Infanta，and Princess of Castile，” in Isabella la Católica，Queen of Castile：Critical Essays，ed. David A. Boruchoff（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3），p.49.

[25] Lamb，Betrayal，p.43.

[26] Lamb，Betrayal，p.57.

[27] 贝里公爵的头衔常被封给法兰西王室幼支。

[28] Liss，Isabel the Queen，p.73.

[29] Maria Isabel del Val Valdivieso，Isabel the Queen，p.50.

[30] 葡萄牙国王阿方索五世的父亲是杜阿尔特一世。伊莎贝拉的外祖父是葡萄牙司厩长若昂。杜阿尔特一世是若昂的哥哥，他们都是葡萄牙国王若昂一世的儿子。

[31] Crónica incompleta，p.70.

[32] Edwards，Spain of Catholic Monarchs，p.12.

[33] Juan Ferrer to Juan Ⅱ of Aragon，January 30，1469，cited in Carroll，p.47.

五 结婚

伊莎贝拉私下里判定，年轻健美的阿拉贡的斐迪南是她的最佳选择。斐迪南也是这么想的。但和任何动人的浪漫史一样，他们之间也存在难以逾越的障碍。一段精彩的故事就这样开始了，始终非常浪漫的西班牙人会把他们的故事谱写成传奇。

伊莎贝拉和斐迪南之间的婚姻协商必须秘密进行，借助于密信和地下通信。恩里克四世已经打破了自己对伊莎贝拉的许多诺言，但她仍然奉行自己的承诺，即在结婚前必须得到他的许可。于是年轻的恋人起初是鸿雁传书。早期的一封信已经流露出伊莎贝拉那种谨慎的调情技巧和聪明地操纵男性心理的本领，这将是她的标志。她在给斐迪南的一封回信中写道：“你必须告诉我，你希望我怎么做。你要我怎么做，我就一定办到……恭顺地服从你的命令的公主。”任何一个十七岁男孩读到这样的话，感受到女性的温柔如水和将来必然得到的性愉悦，都肯定心花怒放。[1]

他们的婚约于1469年3月5日正式敲定。斐迪南承诺尊重卡斯蒂利亚各城市的权力，承认伊莎贝拉是卡斯蒂利亚的真正君主。他还承诺要永久定居于卡斯蒂利亚。[2]

这对恋人还必须排除宗教的障碍。506年，罗马帝国灭亡之际，在阿格德[3]举行的天主教会议禁止堂表兄妹或远房堂表兄妹结婚，除非得到教会的特别许可。斐迪南和伊莎贝拉是远房堂姐弟，他们的曾祖父是卡斯蒂利亚国王胡安一世，所以他们需要得到教皇的许可才能合法地结婚。这样的许可很难获得，代价很大，因为他们必须说服教皇批准他们结婚。阿拉贡国王胡安二世解决了这个问题，从塞哥维亚大主教胡安·阿里亚斯那里获得了许可。阿里亚斯做出此决定的理由是，胡安二世国王告诉他，自己在过去从教皇那里得到了婚姻许可。

伊莎贝拉的盟友，包括卡里略大主教和贡萨洛·查孔，为她和斐迪南操办的一场相对安全的代理婚礼仪式，很快就举行了。据说她得到的礼金高达4万金弗罗林[4]。[5]承诺的礼金没有全部到位，但到了一部分，还送来了一些珠宝。伊莎贝拉很快就开始炫耀这些珠宝。

随后，这对少年夫妻决定举办一场两人都亲自到场的婚礼。这很难安排，因为障碍很多。强大的葡萄牙国王正在踌躇满志地为自己继承的航海国家打造一个全球帝国，他相信伊莎贝拉注定是他的新娘。恩里克四世国王察觉有些不对劲，威胁伊莎贝拉，她若是企图离开马德里，就把她囚禁在那里。胡安二世国王担心自己的儿子若是在卡斯蒂利亚被捕，可能丢掉性命。因此，十七岁的斐迪南和十八岁的伊莎贝拉的首次相会笼罩在机密气氛和极强的戏剧性当中。少年夫妻和他们的盟友炮制了一场复杂的欺骗把戏，静候机会降临。

首先，他们等待恩里克四世国王离开奥卡尼亚（位于卡斯蒂利亚中部），去处置安达卢西亚的一些紧迫的行政问题。国王临走之前特地要求公主承诺不会趁着他不在家结婚。但他刚刚出城，伊莎贝拉公主就宣布打算去阿雷瓦洛为弟弟扫墓，阿雷瓦洛也是她母亲的住地和她自己童年的居所。这是一个说得过去的借口，因为她心爱的弟弟仅仅去世了一年，而且他的追思仪式还没有举行。夜间，她在两名侍从陪伴下，骑马离开奥卡尼亚。

旅途的开端不顺利。恩里克四世国王把阿雷瓦洛给了他的盟友普拉森西亚伯爵，而伯爵害怕伊莎贝拉将这座城市收回、转交给她的母亲，于是在城门前拦截她，不准她入城。伊莎贝拉不得不在安葬阿方索的圣方济各会修道院缅怀他。随后她去拜访自己的母亲，后者已经搬到了马德里加尔·德·拉斯·阿尔塔斯·托雷斯。

在这几周里，伊莎贝拉比之前的任何时段都更茕茕孑立。她直接地、公开地与王兄和葡萄牙国王分庭抗礼。葡萄牙国王为了阻止她嫁给其他人，威胁发动战争。她的母亲帮不了她，因为母亲的精神有问题，完全依赖伊莎贝拉，而不能为女儿提供帮助。伊莎贝拉敬爱的外祖母已经去世，而胆怯的朋友也离她而去。就连伊莎贝拉的一些最亲密的朋友也转而反对她。胡安·帕切科说服了伊莎贝拉的侍女比阿特丽斯·德·博瓦迪利亚和门西亚·德·拉·托雷，让她们相信伊莎贝拉与斐迪南结婚是件坏事，于是企图阻止。这两个女人参加了跟踪和监视伊莎贝拉的计划。

在马德里加尔，伊莎贝拉得知自己受到了严密监视。恩里克四世国王知道她住在何处。在他提示下，法兰西使者来到马德里加尔，代表法兰西国王的弟弟贝里公爵向伊莎贝拉求婚。使者抵达后，她冷静地与他们周旋，尽管她此时已经通过代理秘密地与斐迪南结婚了。她把法兰西外交官操纵得团团转，让这些傲慢的外交官离开时误以为已经成功地说服了公主，她很快就会成为贝里公爵的新娘。他们带着喜讯返回法兰西了。

但恩里克四世国王知道伊莎贝拉违抗御旨、离开了奥卡尼亚，于是生了疑心，警示马德里加尔的官员，若她成功地与斐迪南结婚，就严惩他们。公主带着一些随从逃到了一座邻近城镇，躲进一家修道院，随后去了阿维拉。在那里，中世纪风格的高耸城墙上的狂躁的卫兵挥手让她们离去，因为城内又一次爆发了瘟疫。在几乎延续一整天的旅途之后，疲惫的公主终于来到巴利亚多利德城，那里的官员答应保护她。托莱多大主教的侄女玛丽亚（她的丈夫是一位名叫胡安·德·比韦罗的贵族）欢迎公主投宿她家（在城市中央广场附近）。伊莎贝拉于1469年8月30日夜间抵达那里。

与此同时，斐迪南也在艰险地奔波跋涉。伊莎贝拉派了两名使者——贡萨洛·查孔的外甥古铁雷·德·卡德纳斯和廷臣阿隆索·德·帕伦西亚，去阿拉贡护送斐迪南到卡斯蒂利亚。他们在返回卡斯蒂利亚的途中得知，沿途将会有层层堵截，边境上的城堡都在高度戒备地监视年轻的夫妻。卡德纳斯觉得斐迪南不会去了。帕伦西亚认为斐迪南一定会去，因为帕伦西亚之前去斐迪南那里取赠给伊莎贝拉的珠宝时，斐迪南非常急切地希望奔去营救伊莎贝拉，帮助她摆脱蛮不讲理的哥哥。[6]

帕伦西亚和卡德纳斯抵达了萨拉戈萨，在一座圣方济各会修道院的地下室内秘密会见了年轻的王子。[7]斐迪南果然急于奔赴伊莎贝拉身边。

但斐迪南必须想办法偷偷溜过戒备森严的边境，悄无声息地从阿拉贡潜入卡斯蒂利亚。这趟旅程超过225英里，要翻越一座险峻山岭。斐迪南决定夜间行动，隐姓埋名，只带五名密友作为保镖。这是一个勇敢的决定，因为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的治安都很糟糕，大多数人为了保障安全，会成群结队地旅行。

年轻的王子英俊、瘦削和强健。他穿上了破衣烂衫，乔装打扮为赶骡子的人，在一处客栈时甚至扮作同行伙伴的仆人，以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他们隐秘行动，十分顺利，通常在夜间行进，以避开恩里克四世的探子。有一次，他们躲藏在奥斯马镇附近的一座要塞内，此地大约是他们旅途的中点。他们到得比预期要早，惊扰了一名不知道他们即将前来的哨兵。哨兵发出警报，大呼小叫，向企图进入城堡大门的陌生人投掷一块大石头，险些击中王子。但斐迪南最终被城堡内的贵族认出，受到欢迎。这些贵族支持他的事业。于是他在两百名士兵的护卫下继续前进，抵达巴利亚多利德。伊莎贝拉已经在那里等候多时。

1469年10月12日，伊莎贝拉公主写信给兄长，告诉她自己的打算，请求他接受她的决定。她将自己的婚姻告知了他，却未得到他的同意。如今骰子已经掷出去了[8]。

* * *

10月14日午夜，伊莎贝拉与斐迪南终于在胡安·德·比韦罗（卡斯蒂利亚贵族，托莱多大主教的亲戚，而大主教帮助促成了这门婚事）家中相遇。斐迪南及其侍从骑马来到这座设防宫殿（位于巴利亚多利德市中心），从后门进入。他走进房间时，古铁雷·德·卡德纳斯兴奋地喊道：“是他！是他！”并兴高采烈地向伊莎贝拉指出斐迪南。

但他俩立刻发现了对方。他们第一次相遇，都带着爱慕凝视着对方。有些贵族坚持让伊莎贝拉要求斐迪南吻她的手，以示臣服。她说这没必要，他们的地位是平等的，而且他是已经在位的国王，地位说不定比她更高。

伊莎贝拉看到的是一位翩翩少年，比她略矮一点点，头发按照当时欧洲的时尚剪成很长和向下梳的发型。他已经脱去旅行的衣服，换上“精美华服”，因为斐迪南总是注重优雅的仪表。[9]他不算很帅，但强健有力，肤色比伊莎贝拉深一些，是那种放荡不羁的黝黑。在她眼中，他是一个优秀的男子汉。

年轻的斐迪南“身材中等，肢体匀称，面容俊秀，眼神欢快，头发漆黑且笔直，面色健康”。编年史家埃尔南多·德尔·普尔加尔如此描述道，“他擅长骑术；精于长枪比武……喜爱运动，骁勇善战……他拥有一种特殊的优雅，特别有亲和力，所有和他说话的人会立刻喜欢上他，心甘情愿为他效劳，因为他谈吐非常好”。[10]

这位少年激情澎湃，漂亮的年轻公主无疑很快就发现了这一点。帕伦西亚回忆道，他们一见钟情，情意绵绵；他们“爱的冲动”显而易见，若不是五十九岁的托莱多大主教在场主持会面（此次会见一共两小时），他们就要拥抱起来了。

他们交换了结婚的正式承诺，由一名公证人记录在案，成为法律事件。大主教高声朗读了婚约以及教皇的许可书（因为新娘和新郎是血亲关系）。法律程序结束后，卡里略大主教觉得他们最好尽快成婚，以防恩里克四世出人意料地从安达卢西亚返回。

五天后，1469年10月19日，伊莎贝拉和斐迪南在比韦罗宅邸的大厅正式举行婚礼。礼毕后设宴。这对新人囊中羞涩，为了支付婚礼的开销，不得不借钱。[11]正式证婚人是斐迪南的外祖父（卡斯蒂利亚海军司令）和姨母玛丽亚。一大群当地显贵也参加了婚礼。

当晚新人圆房，十分顺利，令各方都颇为满意。见证人演奏着喇叭、长笛和鼓，走进新房，沾着血迹的床单被展示给候在室外的人群。[12]随后在巴利亚多利德举行了七天的盛大欢庆；市民们欢呼着围观新人走上街头向大家致意。

他们的首次相遇和婚礼已经成为传奇。伊莎贝拉深深爱上了勇敢的年轻王子；事实证明他是一位热情的追求者。她哥哥的反对值得忧虑，但他肯定会看到这是门当户对的婚事，一定会祝福他们的结合。

有一个潜在的麻烦：斐迪南聪明、魅力十足而激情洋溢，虽然年纪轻轻，但已经生了两个私生子。不过若认真考虑，这也不是坏事。这两个私生子需要供养，但考虑到伊莎贝拉家族的生育难题，斐迪南已经被证明的生育能力或许是件好事。

天空中只有一朵阴云。坠入爱河的年轻女子可能没有注意到此事，但参加婚礼的很多客人无疑想到了这一点。斐迪南是条件极佳的夫君，因为他是好几个富裕而重要的王国的继承人。他已经是西西里国王，将来还会继承阿拉贡、巴伦西亚和加泰罗尼亚（光辉的巴塞罗那城是其明珠）。但他之所以成为继承人，是因为他的哥哥和姐姐出人意料地突然死亡。卡洛斯和布兰卡究竟是怎么死的？

[1] Félix de Llanos e Torriglia，Así llegó a reinar Isabel la Católica（Madrid，1927），p.163，cited in Peggy K. Liss，Isabel the Queen：Life and Time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p.73.

[2] John Edwards，The Spain of the Catholic Monarchs，1474-1520（Oxford，U.K.：Blackwell，2000），pp.11，13.

[3] 法国南部港口城市。

[4] 金币名，1252年首先在佛罗伦萨铸造，后来欧洲许多国家均有仿造，币值不等。

[5] Liss，Isabel the Queen，p.71.

[6] Liss，Isabel the Queen，p.75.

[7] Liss，Isabel the Queen，p.75.

[8] “骰子已掷出”（iacta alea est）是恺撒渡过卢比孔河向共和国元老院开战时的名言。意为这是一场赌博。

[9] Crónica incompleta de los Reyes Católicos，1469-1476，ed. Julio Puyol（Madrid：Academia de la Historia，1934），p.90.

[10] Salvador de Madariaga，Christopher Columbus：Being the life of the Very Magnificent Lord Don Cristóbal Colón（New York：Macmillan，1940），p.8.

[11] J.H.Elliott，Imperial Spain，1469-1716（London：Penguin，1990），p.15.

[12] Liss，Isabel the Queen，p.79.

六 斐迪南和他的家人

在邻国阿拉贡，斐迪南的七十一岁老父亲胡安二世国王，正在热切关注巴利亚多利德的事态。这门成功的婚姻代表着他毕生努力（目标是控制邻国卡斯蒂利亚）的巅峰。甚至在孩提时代，他就已经对卡斯蒂利亚垂涎欲滴。

胡安二世国王把心爱的儿子斐迪南送去拿自己的生命冒险（他们家族的敌人若有机会一定会杀死这个年轻人），是为了他自己的父亲为之奋斗了几十年的目标，即主宰卡斯蒂利亚。所以胡安二世密切关注着巴利亚多利德的事态，利用一个通信和间谍网观察和了解那里的一举一动。

胡安二世国王能够看得见，足以证明他克服困难的钢铁意志。年过六旬之后，他的双眼都生了白内障，因为那个时代没有抗生素、麻醉剂和现代手术技术，他最终失明了。1466年夏季，他六十八岁的时候，决定接受一名技艺高超的犹太医生的治疗，此人学习过古印度和罗马摘除白内障的技术，方法是将一根锋利、烧得红热的针插入眼球。胡安二世的家人努力劝他放弃这个念头，警示说这种手术太危险，尤其是对他这样年纪的人。就连医生也犹豫了。但胡安二世愿意为了重见光明而拿自己的健康冒险。手术取得了圆满成功。此事体现出了他毕生的顽强决心和为了自己的目标愿意豪赌的意志。

胡安二世国王所在的卡斯蒂利亚王族素来善于利用机遇。他的父亲是卡斯蒂利亚国王胡安二世（伊莎贝拉的父亲）的叔叔，通过政治交易成为阿拉贡、巴伦西亚和加泰罗尼亚诸王国的国王。阿拉贡的胡安二世本人在兄弟姊妹七人中排行第三，但也想当国王。1419年，他二十一岁的时候，娶了纳瓦拉王国的三十二岁寡妇女王（且没有孩子），就这样通过婚姻成了纳瓦拉国王。但他只是女王的夫君，自己不是真正的君主，而且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待在阿拉贡。他们生了三个孩子，即纳瓦拉王储卡洛斯，以及两个女儿布兰卡与埃莉诺。但胡安二世不满足于自己已经有的东西——正在发展壮大的家庭和纳瓦拉的治理，而是渴望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纳瓦拉女王于1441年去世，享年五十四岁。胡安二世保留了国王的头衔，尽管这个头衔实际上属于他的儿子，二十岁的卡洛斯。随后胡安二世国王续弦了，这一次娶了十九岁的卡斯蒂利亚贵族女子胡安娜·恩里克斯，生了两个孩子，斐迪南和胡安娜。他的后两个孩子比之前的子女小二十多岁。从一开始，胡安二世国王就在方方面面表现出更偏爱斐迪南和胡安娜。他对斐迪南（后来娶了伊莎贝拉公主）尤其疼爱，和他始终有一种特别的亲近。

阿拉贡国王胡安二世对卡斯蒂利亚的渴望从他幼年便生根发芽了，因为他的家族的两代人曾经梦想统治卡斯蒂利亚。胡安二世的父亲（也叫斐迪南）是卡斯蒂利亚王室的幼子，曾在卡斯蒂利亚国王胡安二世（伊莎贝拉的父亲，六岁时继承了卡斯蒂利亚与莱昂王位，但因年幼无法理政）幼年摄政，品尝到了卡斯蒂利亚权力的滋味。斐迪南仅仅是摄政，这让他非常不爽，渴望自己当国王。邻国阿拉贡的国王驾崩无嗣，其臣民推举斐迪南为国王，于是他愉快地接受了，将自己一家从卡斯蒂利亚迁往阿拉贡。他成了阿拉贡国王斐迪南一世。但阿拉贡绝不是他渴望的天堂。

它其实是三个相对独立的国家——阿拉贡、加泰罗尼亚和巴伦西亚拼凑而成的笨拙的联合体，并且有一系列令人失望的难题，难以治理和管束。

斐迪南一世在阿拉贡王位上没有坐多久就驾崩了，把王国留给了自己的儿子阿方索五世，即胡安二世的长兄。阿方索五世以阿拉贡为基地，征服了那不勒斯，那是意大利半岛沿海的一座繁荣的大城市。[1]阿方索五世迷恋意大利的文化、知识、美食和温和气候，不肯回国，让妻子和弟弟们（包括胡安二世）以他的名义治理阿拉贡。他的弟弟们，就像他们的父亲斐迪南一世一样，不满足于仅仅担任摄政，毕竟治国理政是一项艰苦工作。

胡安二世和兄弟们开始在阿拉贡回忆自己曾经在卡斯蒂利亚的美好生活，于是开始密谋夺回那里的权力。他们对伊莎贝拉父亲（此时已经成年）的卡斯蒂利亚王国垂涎欲滴，幻想取而代之。卡斯蒂利亚国王胡安二世的荒政让阿拉贡的胡安二世等人觉得自己可以做得更好。

于是，伊莎贝拉的父亲终其一生都不得不对自己的堂兄弟的侵犯保持警惕。这就是他完全依赖阿尔瓦罗·德·卢纳的原因之一，因为阿尔瓦罗非常有效地保护了他的利益。1445年，也就是伊莎贝拉出生的六年前，爆发了一场激烈冲突，阿拉贡堂兄弟们入侵了卡斯蒂利亚，企图夺权。阿尔瓦罗·德·卢纳勇敢地保卫卡斯蒂利亚，击败了入侵者。阿拉贡的胡安二世的一个兄弟在战斗中负伤，后来死亡；一些重要的盟友被俘，于是胡安二世孤零零地撤回阿拉贡，回到作为摄政者的生活中，为了失败的耻辱而闷闷不乐。

随后二十年里，伊莎贝拉长大成人，而阿拉贡的胡安二世在谋划复仇。他打算用计谋来得到自己当年用武力未能得到的东西。现在他的计划是借助自己的后代夺回卡斯蒂利亚，手段则是让自己最宠爱的儿子迎娶伊莎贝拉。

* * *

胡安二世对王朝联姻的第一个尝试是把自己的女儿布兰卡嫁给恩里克四世，那是在1440年。但布兰卡没有生育，于是他的梦想破碎了。

更重要的是，恩里克四世国王与自己的岳父阿拉贡的胡安二世国王的不愉快经历使得前者对后者提高了警惕。恩里克四世与布兰卡的十三年婚姻始终没有圆房，并且他很可能持续遭到布兰卡父亲的鄙夷。三十年前，在恩里克四世的新婚之夜，正是阿拉贡的胡安二世国王在新房外踱来踱去，而恩里克四世在新房内无法完成作为丈夫的义务。

如今，斐迪南与伊莎贝拉的婚姻给了胡安二世国王达到自己目的的第二次机会。控制身为卡斯蒂利亚王储的公主，是控制卡斯蒂利亚的另一种手段，如今也近在咫尺了。这就是恩里克四世坚决反对伊莎贝拉嫁给胡安二世之子斐迪南的原因之一。就连伊莎贝拉的忠实朋友比阿特丽斯·德·博瓦迪利亚也企图阻止这门婚事，向恩里克四世通风报信。她的动机可能是担心伊莎贝拉出了油锅又入虎口。

换句话说，伊莎贝拉通过结婚扩张了自己的势力，确立了自己相对于兄长的独立性，但在这一过程中也承担了一些风险。她的新公公是一个恶毒、睚眦必报和自私的人，为了控制她的土地可以不择手段。他在阿拉贡的绰号是“无信誉的胡安”。

胡安二世的不守信誉在他自己的家庭关系中也暴露无遗。他与长子卡洛斯的关系很紧张。卡洛斯的性格与父亲迥然不同。卡洛斯风度翩翩，有文化修养，聪慧渊博，是文艺复兴式的文人，在社会品位发生变化的年代非常受欢迎。而他的父亲胡安二世更像是中世纪的产物，是英勇无畏的武士，更喜欢戎马倥偬，而不是阅读诗歌或观看戏剧。卡洛斯的喜好使得他在阿拉贡和他伯父阿方索五世的意大利领地都颇得民心。事实上，卡洛斯曾旅行到那不勒斯，与阿方索五世一起生活。他们都是绅士，热爱艺术、文学、诗歌和音乐，这让胡安二世非常恼火。历史学家艾伦·赖德写道：“胡安二世对任何形式的艺术都没有任何品位，也没有时间去欣赏。而卡洛斯酷爱艺术，因此得到了文化修养很高的伯父的钟爱。”[2]

胡安二世国王与他的第二任妻子胡安娜·恩里克斯比较投机，他们是在1447年（他的第一任妻子去世三年后，恩里克四世和布兰卡结婚七年后）结婚的。胡安娜·恩里克斯和他一样，也有吞并卡斯蒂利亚的梦想。借用一位阿拉贡历史学家的话，她的“顽强精神和毫无底线的野心”与胡安二世相仿。[3]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斐迪南生于1452年。他们的女儿胡安娜在几年后呱呱坠地。

嫉妒是这个新家庭的标志。作为继母，胡安娜王后怨恨和敌视卡洛斯，因为他获得了权势和地位的优势。她希望自己的儿子，而不是胡安二世第一任妻子的儿子，得到纳瓦拉王位。胡安二世国王也开始讨厌自己受到民众爱戴的长子，后者似乎能够无比轻松地赢得新朋友。于是胡安二世开始密谋提携自己的宠儿斐迪南。王室充满了高度紧张的气氛，受伤害的情感和侮辱在这里发酵，年长的孩子们意识到，他们在父亲心中的地位被父亲的新家庭排挤掉了。

胡安二世国王在第一段婚姻中生的女儿布兰卡悲伤地抱怨自己在被恩里克四世抛弃（理由是未能圆房）后，又遭到父亲的冷遇。布兰卡回家之后，胡安二世没有帮助这位不幸的公主疗伤，反而觉得她是个令人尴尬的失败者，尽管她并没有做什么错事。在布兰卡死前不久签署的一份语调凄凉的文件中，她写道，“国王堂胡安忘记了”对自己第一段婚姻所生的孩子们应有的“父爱与亲情”。[4]

1458年，阿拉贡局势发生了巨变。在意大利享受生活的阿方索五世终于去世。他的弟弟胡安二世是他的继承人，于是成为阿方索五世在伊比利亚和西西里岛领地的统治者，而阿方索五世的孩子们保留了那不勒斯的控制权。胡安二世本应公开指定自己的长子卡洛斯为阿拉贡和纳瓦拉的继承人，但他拒绝这么做。

与此同时，阿拉贡臣民越来越骚动不安，因为经济萧条，国王却劳师远征，王族内部争吵不休。加泰罗尼亚亲王领地的核心巴塞罗那，也是它的最大城市和历史上最繁华的都市，遭遇了外贸的衰落。加泰罗尼亚人开始相信，朝廷的玩忽职守、目光短浅和远距离遥控统治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巴塞罗那城的两百豪门望族主要依靠投资的收入，在近百年来收入不断减少。他们热切期待卡洛斯继位。然而，他们逐渐意识到，胡安二世国王没有要把加泰罗尼亚交给卡洛斯的意思。

* * *

公民们忧心忡忡。在15世纪初，特拉斯塔马拉家族迁往他们的新王国时，加泰罗尼亚欣欣向荣、繁荣昌盛，从事着高度活跃的布料、珊瑚、香料、丝绸和棉花贸易。但阿方索五世国王航向意大利，占据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岛，将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意大利半岛。似乎没有人关注阿拉贡的利益了。

到1452年斐迪南出生时，阿拉贡人，尤其是加泰罗尼亚人，感到自己的国家正在分崩离析。“加泰罗尼亚曾经非常幸运和光荣，也是最虔诚的国度，无论在陆地还是海洋都受到人们敬畏。”绝望的埃尔恩[5]主教若昂·马加里特于1454年告诉巴塞罗那的立法者，“现在加泰罗尼亚被完全毁掉了，迷失了，因为它失去了自己的光荣君主。看哪，它丧失了全部力量、荣誉和宗教管辖；曾经有权有势的诸侯和骑士垮台破产；大小城镇土崩瓦解，腐蚀了全民的福祉；骑士没有骏马，只能骑骡子；寡妇、孤儿和儿童寻求慰藉，却是徒劳；海盗掳掠港口，恣意纵横四海。”[6]

阿拉贡受到一系列特别残酷的政策（称为“恶政”）的压迫，导致绝大多数人民的生活非常艰难。这是一种强制性的农奴制，主宰着阿拉贡、加泰罗尼亚和巴伦西亚的经济生活。这种制度在欧洲其他地方也很普遍，但卡斯蒂利亚却并非如此，那里的农民不是农奴，有行动和结婚自由，有权选择职业，不过事实上绝大多数农民的选择非常有限，因为贵族的人口极少，却拥有极大权力，占据着王国97%的财富。

而在加泰罗尼亚，农民的处境要黑暗得多，并且在大约连续五个世纪里不断恶化。在9世纪和10世纪，加泰罗尼亚的农民是自由民，拥有自己的小农场，分布在全国各地。那时女性享有与男性平等的财产继承权。已婚妇女有权控制自己带来的财产，并在丈夫去世后享有其财产的10%，这让大多数妇女在老年能有一些经济保障。[7]

但随着欧洲遭到入侵者的袭击，为了自卫，人们建造起了许多城堡。到11世纪末，加泰罗尼亚已经有超过八百座城堡，其中很多间隔只有三五英里。居民们在这些防御工事周围搭建自己的房屋，以求得保护，或者在教堂周围建房居住，因为他们相信，居住在教堂周围三十步距离内的人不会遭到暴力伤害，享有和教堂本身一样的神圣避难权。这种局面使得农民越来越依赖他们的保护者（要么是世俗领袖，要么是教会长老）。这些地区性领导人渐渐认为自己有权支配这些农民，因为农民成了他们的臣子。

贵族权力逐渐增长，女性地位随之下降。嫁妆，即新娘的家族向新郎家族支付的款项，变得越来越重要，结果是女孩的经济价值低于男孩。后来财产继承制度越来越倾向于将绝大部分或全部财产传给一个孩子，不给其他孩子任何财产。这有利于维持强势的家族产业，但年幼的孩子们就惨了。

于是，越来越少的人对越来越多的人拥有了越来越强的主宰权。农民被迫接受世俗或教会领主的统治，承认自己是服从他们权威的臣民。农民一般被要求居住在地主的土地上。财产交易不仅转移了地产本身的控制权，还包括居住在土地上的农民的人身权。要想搬走，农民必须花钱购买自由，即赎身。有些农民还被迫指定自己农奴地位的继承人，具体是指他们孩子中的哪一个。如果农民的妻子与人通奸或地主土地上的房屋被烧毁，农民会被罚款。

据阿拉贡历史学家记载，疾病对阿拉贡的打击比对欧洲其他地方更为严重，造成了灾难性后果。14世纪初，黑死病横扫欧洲，杀死了欧洲人口的至少25%，加泰罗尼亚作为跨地中海航运和世界贸易的中心，损失更为惨重，在黑死病首次爆发之后的几十年里损失了高达50%人口。[8]虽然劳动力的减少让很多地方的劳动者获得了更大权利，但在阿拉贡产生的效果却恰恰相反，因为此时阿拉贡的经济也崩溃了。贵族应对收入减少的办法就是更残酷地压迫幸存的农民。

很多农场十室九空，因为居住在那里的农民要么死去，要么逃亡。贵族开始追捕逃离田地的农奴。想要离开的农民必须支付越来越高的赎身钱。一个女人若是想和自己地主的领地之外的人结婚，必须缴税。有些领主拒绝接受这些赎金和税金，因此等于是阻止农民离开。另外，新的法律禁止不肯接受这些压榨的农民起诉其领主。农民被要求服从领主的要求，不管这些要求是否公平。

换句话说，加泰罗尼亚的贵族应对疫病的对策就是，寻找新的办法来剥削人口已经大大减少的农奴。1402年，阿拉贡王后玛丽亚写信给教皇本笃十三世，谈及农民的绝境，称此种局面“害处极大”，并说教会本身就是最大的地主。[9]但局势却更加恶化下去。

体制变得越来越严苛，剥削越来越残酷，于是出现了“恶政”的说法。据1462年撰写的一份报告，阿拉贡的哺乳期妇女通常必须还要为地主的孩子喂奶，于是她们自己的孩子能吃到的奶就少了。农民还说，领主常要求新婚女子的初夜权。领主说这是子虚乌有的虚假指控，但同意禁止初夜权。[10]

特拉斯塔马拉家族的阿拉贡分支，即斐迪南一世、阿方索五世和胡安二世这三位国王，意识到了体制内在的问题，但不愿意采取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恰恰相反，他们利用这种局面，既压榨贵族，也剥削农奴，以支持自己在国外的冒险。“阿方索五世经常承诺要从意大利南部返回，去处理他那越来越绝望的都城的问题。”历史学会艾伦·赖德写道，“但从1435年他远征西西里岛，到二十三年之后他驾崩，他始终没有返回，而是遥控加泰罗尼亚，对它的控制力越来越弱。”[11]

阿拉贡的特拉斯塔马拉王朝统治者在这个问题上摇摆不定。1455年，他们禁止了农奴制，但一年后为了笼络贵族又恢复了农奴制。1458年，朝廷的政策又一次发生变化。类似地，1461年12月，胡安二世国王的第二任妻子胡安娜王后命令贵族停止对农民的压迫，但一个月后她又反悔了。她赞扬贵族遏制农民的努力，与此同时她却利用农民的支持，组建一支军队，抵抗那些越来越憎恶王室朝三暮四的贵族。[12]没过多久，特拉斯塔马拉家族就不得不同时对付蠢蠢欲动的农民和兴风作浪的贵族。

* * *

胡安二世国王在努力应对这些问题的同时，他那颇得民心又温和可亲的儿子卡洛斯始终是他的眼中钉。1459年10月，阿方索五世在意大利驾崩，胡安二世企图在都城萨拉戈萨将自己和妻子加冕为阿拉贡君主，但加泰罗尼亚人发出抗议，要求比亚纳亲王[13]卡洛斯必须在场，否则不为他们加冕。卡洛斯王子于1460年从意大利返回巴塞罗那。

就是在这个时期，卡洛斯王子决定，为了加强自己对阿拉贡王位的继承权，他需要迎娶卡斯蒂利亚的伊莎贝拉公主。他对这门亲事非常热情，称伊莎贝拉为“我最美丽的公主”。[14]卡斯蒂利亚的恩里克四世国王有一段时间曾积极推动伊莎贝拉和卡洛斯的婚姻，部分原因是为了向自己的前岳父胡安二世国王复仇，因为胡安二世希望伊莎贝拉嫁给自己最心爱的儿子斐迪南。

但胡安二世国王的妻子得知消息后，大发脾气，因为这阻碍了她为自己的儿子斐迪南做的安排。阿拉贡编年史家赫罗尼莫·苏里塔称，王后“大哭大闹，放声咒骂”。[15]胡安二世国王决定推动卡洛斯与葡萄牙公主卡塔利娜结婚。用一位历史学家的话说，卡洛斯被“言之凿凿的父爱的表示”诱骗到了父亲身边。[16]然而胡安二世逮捕了卡洛斯，将他投入监牢。此事令加泰罗尼亚人大为沮丧，因为他们视卡洛斯为合法继承人，相信胡安二世国王此举是违法的。“卡洛斯已经悔罪，却遭到睚眦必报的父亲虐待，人们普遍对卡洛斯非常同情。”[17]

1461年2月6日，在加泰罗尼亚的列伊达，危机发展到了一个巅峰。加泰罗尼亚使者坚持要求胡安二世国王释放卡洛斯并认可他是自己的继承人。胡安二世干脆拒绝接见这些使者，说自己太忙。他企图离开列伊达，但发现城门紧闭。

然后，胡安二世直面使者，冷冰冰地坚称，斐迪南才是他的继承人。“使者们，你们除了我的儿子堂斐迪南之外，没有别的王子。”他发表了这声明之后，鼓乐喧天，随后列数了斐迪南的所有头衔，包括阿拉贡王子。加泰罗尼亚人怒吼道：“上帝保佑，我们要的是堂卡洛斯！”[18]

胡安二世国王最后被迫认可卡洛斯为王储，但很难掩饰自己的怒火。“在公开场合，胡安二世命令在萨拉戈萨举行庆祝活动和装点城郭，以示和解；私下里，他更加憎恨卡洛斯和迫使他可耻地屈服的加泰罗尼亚人。虽然已经上了年纪，他对那些挫败他的敌人，仍然是满腔怒火，丝毫未减。”[19]

加泰罗尼亚人几乎可以确信，疾病缠身且盲眼的六十三岁老国王胡安二世已经时日无多；他们只要坚持反抗，最终必然能战胜他。不料胡安二世让他们所有人都大吃一惊，仍然顽强地活着，而且做了手术，恢复了视力。

先走一步的却是卡洛斯，他在短暂患病后于1461年9月23日在巴塞罗那去世。很多人相信他是被毒死的，凶手可能就是他的继母胡安娜王后，她公开要求推举她的儿子斐迪南为王储。卡洛斯的死因不是很清楚。他曾经得过肺炎；历史学家艾伦·赖德认为他的死因是“肺部感染，由于压力而加重了病情”。

但卡洛斯的死亡时间实在太可疑。即便胡安二世没有命令杀死自己的儿子，卡洛斯的死亡肯定对他有利，铺平了他与妻子的宠儿——九岁的斐迪南成为王储的道路。

但斐迪南通往宝座的道路并不平坦。加泰罗尼亚公众因卡洛斯的死而悲痛万分，不太愿意接受新王储。在巴塞罗那，群众举行盛大集会，表达对卡洛斯的哀思，有些人开始将刚刚去世的卡洛斯奉为圣徒，尊崇他的遗迹。据说只要触摸他的棺材，就能治愈肿瘤、皮肤病，还能让盲人恢复视力。成千上万人聚集起来，见证这些奇迹的痊愈。民间流传的说法是，“长嗣大人”去世后，仍然通过体内蕴含的“神圣力量”做出伟大的业绩。[20]

胡安二世国王力图辟谣，说穷人收了贿赂，所以传播这些奇迹治愈的故事。但他很难维持道德权威，因为他与此同时还宣布，斐迪南的母亲胡安娜（人们相信是她谋害了卡洛斯）将担任王储斐迪南的摄政者，因为这孩子年纪还太小。从某些角度看，卡洛斯的死亡增加，而不是减少了阿拉贡的紧张气氛。

因此，小斐迪南在国内旅行时，必须带着大群侍从和保镖，以防他自己的臣民伤害他。他母亲前往巴塞罗那，但因为害怕遭到民众攻击，又突然离开。斐迪南和他母亲离开巴塞罗那之后，他们的政敌声称，王后参与了屠杀“敬拜有福的圣卡洛斯”的群众的阴谋。反叛者公开处决了好几名据说与王后共谋的官员。

群众对王室没有多少尊重。在乡村各地，贵族与成群结队的武装农民之间发生对抗，导致暴力流血。为了赢得支持去镇压反叛的臣民，胡安二世缔结了一系列错综复杂、阴险歹毒的条约，做了相应安排。这将造成持久而复杂的后果。

下一个成为阴谋诡计的牺牲品的，是他的长女布兰卡，她在与恩里克四世离婚后回到了娘家。她曾热爱和支持自己的哥哥卡洛斯。现在，卡洛斯去世后，她成了纳瓦拉王位的继承人，尽管在纳瓦拉王国，单身女性不能统治。不过这让她成了胡安二世国王的绊脚石。胡安二世将自己不幸的布兰卡交给她的妹妹富瓦伯爵夫人[21]监管。布兰卡被“强行带到法兰西，死在狱中”。人们普遍相信，她是被毒死的。[22]

布兰卡的死亡，对胡安二世国王和他的第二个家庭来说，又是“天助我也”的好事。但布兰卡在死前重新对纳瓦拉王位提出了权力主张，并将自己的继承权赠给自己的前夫，卡斯蒂利亚的恩里克四世国王。换句话说，她宁愿把继承权交给抛弃她、羞辱她的前夫，也不愿意交给阴险的父亲和异母弟。

把女儿送往法兰西，仅仅是胡安二世国王新计划的第一步。他与法兰西国王路易十一缔结了秘密协定，请他帮忙镇压阿拉贡的反叛者。根据密约，路易十一将出兵帮助胡安二世镇压加泰罗尼亚的叛乱。作为交换，胡安二世承诺允许法兰西军队占领阿拉贡的两座城堡——佩皮尼昂和科利乌尔。通过这种非同寻常的举动，胡安二世国王将国土割让给了阿拉贡的宿敌法兰西。“通过这鲁莽轻率、决断失当的协议，”赖德写道，“胡安二世彻底粉碎了和平解决加泰罗尼亚难题的任何残余希望。这协议将在他的余生始终困扰他。”[23]

胡安二世国王决心不惜一切代价迫使他的臣民屈服。他向列伊达发动袭击，摧毁了那里的庄稼收成，威胁要让那里的居民饿死。国王的残暴令加泰罗尼亚人震惊而恐惧，更加决心要颠覆胡安二世及其家族。加泰罗尼亚官员告诉胡安娜，他们要褫夺她的王后身份，要求她离开，如果愿意，可以将斐迪南带走。王后决定反抗。她盘踞在赫罗纳的要塞，在国王的鼓舞下准备作战。1463年6月6日，要塞开始遭到攻击。6月26日，一大群士兵短暂地突破了城墙，令守军惊慌失措。据说胡安娜满大街乱跑，寻找她的儿子，最后发现十二岁的儿子正在大教堂外玩耍。她心力交瘁地晕倒了。7月22日，士气低落且资金耗尽的攻击者最终撤退了，但对遭到围攻的母子来说，这是漫长的七周。胡安二世国王的强硬路线成功了。

但胡安二世国王的臣民越来越憎恨和鄙视他。胡安二世与法兰西签订密约的消息令加泰罗尼亚人愤恨，因为他们将法兰西视为不共戴天之敌。他们把为法兰西人打开阿拉贡王国大门的胡安二世看作卖国贼。一位历史学家写道：“胜利的保王党如今被人看作外国压迫和暴行的走狗。”[24]

为了对抗胡安二世，加泰罗尼亚人需要强有力的盟友。正如胡安二世求助于法兰西，加泰罗尼亚贵族现在去找卡斯蒂利亚的恩里克四世国王（他曾是卡洛斯的朋友）。加泰罗尼亚贵族否认斐迪南的继承权，将其奉献给恩里克四世，而恩里克四世的第一个冲动不是抓住机遇，而是犹豫不决。他说，在接受这个提议之前，他必须寻求议事会的建议。这就造成了几周的耽搁。但与此同时，他占领了胡安二世国王的一些零星城镇。这当然让胡安二世国王十分恼火。胡安二世国王没有能够从一位虚弱的昏君手里夺走卡斯蒂利亚，这位昏君却占据了胡安二世的一些领土。胡安二世现在内外交困，不仅要镇压国内叛乱，还要面对卡斯蒂利亚人。

卡斯蒂利亚与阿拉贡之间出现了战争的风险，恰在这时，法兰西国王路易十一狡猾地自告奋勇为两国仲裁。他为了得到这个仲裁使命，接受了胡安二世国王的贿赂，同时又向胡安·帕切科行贿，以便确保能够进行仲裁。恩里克四世国王抵达了会面地点，以探讨仲裁事宜。他非常典型地既笨拙又缺乏安全感，冠冕堂皇地到场，身边环绕着三百名摩尔人保镖，但路易十一国王劝诱他渡过比达索阿河，去谈判地点。迫使恩里克四世衣着光鲜地渡河，使他陷入了守势，让他既狼狈又显得过于华丽。路易十一则刻意衣着朴素。他发出了致命打击。他宣布，恩里克四世应当放弃加泰罗尼亚，将其交给胡安二世；并归还卡斯蒂利亚人占领的位于纳瓦拉、巴伦西亚和阿拉贡的土地。路易十一要求加泰罗尼亚服从这裁决，尽管加泰罗尼亚人并没有被允许参与谈判。

卡斯蒂利亚人和加泰罗尼亚人目瞪口呆。恩里克四世国王又一次屈服，灰溜溜走了。他渐渐意识到，他被自己最好的朋友胡安·帕切科和前岳父阿拉贡国王胡安二世当猴耍了。这是恩里克四世国王反对伊莎贝拉与斐迪南结婚的另一个原因。

同时，加泰罗尼亚人找到了鄙视他们的君主胡安二世的另一个理由，因为他又一次背叛了他们的利益。1463年6月，加泰罗尼亚议事会宣布，凡以美言赞誉胡安二世者，一律处死。

但胡安二世国王为自己和儿子的雄心壮志仍然强劲。1464年9月21日，斐迪南被指定为阿拉贡和西西里国王。即便是斐迪南的政敌也认识到，他身心强健而精明强干，而且年轻人总是让人产生乐观情绪。所以，人们希望，斐迪南登基之后，阿拉贡的局面会改善。

到1465年7月，伊莎贝拉公主十四岁，斐迪南十三岁，胡安二世国王又故技重演，企图颠覆卡斯蒂利亚，尽管他自己在阿拉贡王位上也立足不稳。这一次，他支持了起兵反抗恩里克四世的卡里略领导的贵族，促使恩里克四世认可弟弟阿方索为自己的继承人。这是又一次给卡斯蒂利亚国王的伤口上撒盐。据历史学家亨利·约翰·蔡特说，胡安二世国王“更急于在卡斯蒂利亚搞阴谋诡计，以便干预其政治，从中渔利，而不是确保自己领地的和平与繁荣”。[25]

但阿方索王子的早逝意味着，卡斯蒂利亚的政治局势又一次发生了变化。胡安二世国王又开始努力促成伊莎贝拉和他的儿子斐迪南的婚姻。他求助于老友托莱多大主教阿方索·卡里略。卡里略和胡安二世国王操纵政局，让年轻的卡斯蒂利亚公主伊莎贝拉与年轻的阿拉贡王子斐迪南结婚。如今在婚礼上站在伊莎贝拉旁边的，就是这样的斐迪南，这样一个人的儿子。

伊莎贝拉嫁给了胡安二世国王最宠爱的孩子。年轻的斐迪南虽然眼睛里带着喜悦，常常喜笑颜开，但秉性却和父亲如出一辙。

[1] 他征服的不仅是那不勒斯这座城市，还有那不勒斯王国（今日意大利的南半部分）和西西里王国。

[2] Alan Ryder，The Wreck of Catalonia：Civil War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77.

[3] William Prescott，History of the Reign of Ferdinand and Isabella（Philadelphia：J.B.Lippincott，1873），p.63.

[4] “El dicho Rey Don Juan...，” order granted by Blanca de Navarre，April 30，1462，Real Academia de la Historia，p.19，A-7，folio 16 to 20，cited in Indice de la colección de don Luis Salazar y Castro，formado por Antonio de Vargas-Zúñiga y Montero de Espinosa y Baltasar Cuartero y Huerta，vol.1（Madrid：Real Academia de la Historia：1949）.

[5] 今天西班牙与法国边境的一个城镇，属于法国，当地人多讲加泰罗尼亚语。

[6] Joan Margarit，bishop of Elna，addressing the Cortes of Barcelona，Oct.6，1454；published in R. Albert and J. Gassiot，Parlaments a les corts catalanes（Barcelona：Editorial Barcino，1928），pp.209-10；cited in Ryder，Wreck of Catalonia，p.29.

[7] Paul H. Freedman，Origins of Peasant Servitude in Medieval Catalonia（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p.46.

[8] Ryder，Wreck of Catalonia，pp.156，163.

[9] Ryder，Wreck of Catalonia，p，183.

[10] Ryder，Wreck of Catalonia，p.193.

[11] Ryder，Wreck of Catalonia，p.186.

[12] Ryder，Wreck of Catalonia，p.186.

[13] 比亚纳亲王此时为纳瓦拉王储的称号，后成为西班牙王储的称号。

[14] Jerónimo Zurita，Andes de Aragón（Zaragoza：Instituto “Fernando el Católico”［C.S.I.C.］de le Excma Diputación Provincial，1977），vol.8，p.242.

[15] Jerónimo Zurita，Andes de Aragón（Zaragoza：Instituto “Fernando el Católico”［C.S.I.C.］de le Excma Diputación Provincial，1977），vol.8，p.281.

[16] Ryder，Wreck of Catalonia，p.83.

[17] Ryder，Wreck of Catalonia，p.87.

[18] Ryder，Wreck of Catalonia，pp.88 and 89.

[19] Ryder，Wreck of Catalonia，p.92.

[20] Ryder，Wreck of Catalonia，pp.94-95.

[21] 即阿拉贡的埃莉诺（1426～1479），阿拉贡国王胡安二世与纳瓦拉女王布兰卡一世的女儿，卡洛斯和布兰卡的妹妹。她嫁给了法兰西的富瓦伯爵。在兄长和姐姐死后，她是纳瓦拉王位的继承人，但将这个继承权转移给了父亲。胡安二世死后，埃莉诺短暂地成为纳瓦拉女王，两周后去世。

[22] Ryder，Wreck of Catalonia，p.104.

[23] Ryder，Wreck of Catalonia，p.105.

[24] Ryder，Wreck of Catalonia，p.124.

[25] Henry John Chaytor，A History of Aragon and Catalonia（London：Methuen，1933）.

七 新婚夫妇

这对新婚夫妇的家庭历史盘根错节、错综复杂，但他们早期生活有一个方面简单而显而易见：他们之间有强烈的性吸引。1469年10月14日，他们第一次见面，在这一周内就结婚了。不到三个月，伊莎贝拉就有了身孕。恩里克四世国王的不育症对国民来说是耻辱和担忧的来源，而伊莎贝拉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就证明了自己的生育能力。对促成这门婚事有功的人们满意地看到，夫妻关系暖意融融而充满激情。

两人都身体健康而强壮，精力充沛而果断有力。伊莎贝拉的文化修养更高，喜欢与学者和有浪漫情怀的人相伴；斐迪南是实干家，具有非凡的个人魅力。伊莎贝拉很想要个孩子，斐迪南也很乐意帮她实现这个梦想。

除了身体的互相吸引之外，这对年轻人在其他方面也有很多共同点。他们都是西班牙人，从小就被灌输了关于西班牙民族历史、命运和挑战的相同信念。斐迪南第一次走进塞哥维亚城堡的大厅，仰望长长的西班牙基督徒君主的雕像群时，他在注视自己的祖先，也在观察伊莎贝拉的祖先。

伊莎贝拉和斐迪南开始婚姻生活时，遵从了中世纪晚期常见的具有象征意义的习俗。例如，王室夫妻要用一种符号或图画来代表他们的结合，以便将他们的婚姻昭告天下，因为当时很多人是文盲。伊莎贝拉选择的符号是箭（flecha），因为字母f代表斐迪南；斐迪南的符号是轭（yugo），因为字母y代表Ysabel，这是伊莎贝拉的名字在当时的卡斯蒂利亚的常见拼法。箭和轭的符号被以艺术形式互相交织起来，并用链条连接起来，用图像来代表他们的婚姻。这种图像最终出现在西班牙全境的政府建筑和教堂。

夫妻俩的宗教礼拜也反映了对仪式的尊崇，不过伊莎贝拉更虔诚。两人都是天主教徒，从小在教士的环绕下长大。两人现在都供养了忏悔师，并定期与神父交谈，以审视自己的灵魂。

斐迪南轻松地赢得了很多人的爱戴。他是个有天赋的骑手，精通长枪比武和鹰猎，并且擅长球类游戏，如回力球。他喜欢下棋、打牌和赌博。他读书不多。伊莎贝拉对刺绣和编织感兴趣，所以他们可以各自从事自己的兴趣爱好，同时互相聊天逗乐，身边常常围着急于讨好他们的廷臣。白天，宫里开展娱乐活动，人们进行轻松风趣的闲聊；晚间，他们欣赏音乐和舞蹈。

斐迪南和伊莎贝拉在心理和情感上也有共同点。他俩都是在即将继承王位的长兄的阴影下成长起来的。他俩的成长过程中，周围都环绕着权力真空造成的战争和骚乱，让孩提时代的他们感到自己暴露在危险中，十分脆弱。他俩都决心一扫前朝的颓唐，用此前缺乏的那种坚定决心来统治国家。

他俩都曾有不寻常的童年。伊莎贝拉从未见过自己的父亲。她按照自己想象的婚姻生活理所应当的样子，去经营自己的婚姻。她从修女那里学会了纺线、织布和刺绣，亲手给斐迪南制作所有衬衫。[1]他们几乎总是需要为金钱拮据而担忧，但至少他们这种共同承担牺牲、一同经历风雨的感觉给了他们一些兴奋。一位阿拉贡编年史家写道：斐迪南“去卡斯蒂利亚时身无分文，公主也没有钱”。[2]斐迪南常向父亲要钱，但因为阿拉贡国王陷于内战不能自拔，没有多少钱分给儿子，所以斐迪南时常空手而归。

对年轻的夫妻来说，这是个激动人心而充满乐观的时期。如果他们生了个儿子，伊莎贝拉的王位继承权就会得到很大的加强，因为她是下一位男性继承人的母亲。他们的孩子将同时统治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将两个王国融合成统一的西班牙。自佩拉约离开山洞开始收复伊比利亚半岛以来，统一的西班牙就始终是人们的夙愿。

最后，通过她的婚姻，伊莎贝拉为自己确立了无可争议的王室地位。斐迪南是西西里国王，伊莎贝拉是他的王后。曾为自己寻找一个合法身份而挣扎的那位公主如今成了一位国家元首的夫人。她骄傲地采纳了他的诸多头衔，对他们共同的高贵血统非常自豪。因此她不仅成了他的爱人，还是他最坚强的捍卫者，热切地保卫他们的辉煌地位，甚至不惜与血亲（即斐迪南的外祖父——卡斯蒂利亚海军司令的男性继承人们）为敌。“有一天，海军司令在和斐迪南打牌时突然非常不客气地说话，”一位观察者回忆道，“一位廷臣说，海军司令毕竟是国王的亲戚。伊莎贝拉立刻驳斥说，斐迪南没有亲戚，只有臣民。”[3]

* * *

但伊莎贝拉的婚姻使得她自己家族的问题越发严重。伊莎贝拉为自己和兄长恩里克四世国王关系的裂痕而担忧，希望能够尽快与他重归于好。婚礼之后，她和斐迪南派了三名使者去见恩里克四世，请求他接受木已成舟的现实，并承诺尊重他、向他效忠。他们恳求国王原谅他们，说他们自己是国王的“顺从的儿女”，希望“辅佐他，给他的国度带来和谐与和平”[4]。

恩里克四世很久才给予答复，并且非常冷淡。他说，他要与谋臣商议后再作打算。但此后就没有书信送来。他对这门婚事肯定是怒气冲冲，也不肯原谅伊莎贝拉。他一定觉得，他的宿敌——阿拉贡国王胡安二世，也是他的前岳父——又一次打败了他，而胡安二世的儿子斐迪南最终会取代小胡安娜，统治卡斯蒂利亚。

1470年3月，伊莎贝拉和斐迪南又给恩里克四世写了一封信。他们再次恳求国王宽恕他们，并询问，若请教会法庭裁决，是否有助于解决分歧。这一次，恩里克四世根本没有回信。

他身边的人煽动兄妹间的嫌隙越来越严重。每个人这么做都有自己的理由。卡斯蒂利亚的胡安娜王后希望保护她自己女儿的王位继承权。胡安·帕切科最自豪的，就是他的比列纳侯爵头衔，他如今对伊莎贝拉的婚姻忧心忡忡，因为比列纳侯爵头衔曾属于阿拉贡国王胡安二世，那还是在奥尔梅多战役之前，在那场战役中阿尔瓦罗·德·卢纳打败了胡安二世；胡安·帕切科担心胡安二世一家可能会把他们相信属于他们的东西收回。国王身边的其他人也肯定热切地指出，御妹嫁给斐迪南，就是公然向王兄挑战，在那个时代，绝大多数国王都不会对这种放肆行为善罢甘休。在那个时代，一个年轻女子居然为自己的婚姻大事当家做主，而不请求族长的批准，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为了争取民意支持，伊莎贝拉发表了公开声明，解释她为什么嫁给斐迪南。为了确立自己的公信力并强调自己目的的严肃性，他们在10月22日，也就是婚礼没几天之后，召开了第一次正式的国务会议。

伊莎贝拉求助于那些她觉得有可能帮助恢复王族和睦的人。恩里克四世国王将阿雷瓦洛城（伊莎贝拉母亲的产业）封给了普拉森西亚伯爵，这举动让伊莎贝拉十分恼火。但伊莎贝拉还是给伯爵夫人写了一封亲切友好的信，讨论了局势，并强调自己对国王的忠诚；她请求伯爵夫人帮她向恩里克四世说情。“亲爱的伯爵夫人，”她写道，“您一定已经看到了我给王兄的一封信的副本，我在此信中解释了我为何离开马德里加尔，前往高贵的巴利亚多利德城。”[5]她告诉伯爵夫人，她正在恳求恩里克四世批准她的婚姻；她说自己选择这门婚事是“为了侍奉上帝，并为国王效劳，为了国家的安宁，用我的意志和坚强的心为他效力，并追随他”。在信的末尾，她提出了“一个饱含爱意的请求”，请求伯爵夫人将此信转给恩里克四世。

伊莎贝拉的这番努力没有结果。恩里克四世仍然不答复。他的沉默显得阴森可怖。年轻的夫妇现在认识到，他们已经和恩里克四世国王与胡安娜王后及其冷酷无情的盟友胡安·帕切科结成了死敌。伊莎贝拉和斐迪南越来越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于是请求斐迪南的父亲出兵保护他们。但胡安二世手头拮据，受困于阿拉贡内战，无兵可派。他敦促儿子和儿媳征求斐迪南的卡斯蒂利亚外祖父和托莱多大主教阿方索·卡里略的建议。这位大主教仍然是他们最忠实的朋友。[6]

伊莎贝拉的政治盟友几乎立刻作鸟兽散。就连她与斐迪南的婚礼所在地——巴利亚多利德城，也放弃了她的事业，转而与恩里克四世结盟。恩里克四世切断了伊莎贝拉的经济来源，使夫妇俩的财政状况极为恶化。不久之后，伊莎贝拉和斐迪南的领地就只剩下梅迪纳·德尔·坎波（始终大力支持他们的贡萨洛·查孔帮助他们镇守此地）和阿维拉（由查孔的儿子胡安驻守）。[7]伊莎贝拉和斐迪南撤到了巴利亚多利德附近的杜埃尼亚斯镇（距巴利亚多利德约20英里），此地是卡里略大主教的势力范围，他们在此处寻找避风港。

恩里克四世国王对伊莎贝拉和斐迪南的敌意在卡斯蒂利亚人所共知，很快许多西班牙人便开始对他俩避之不及。一位阿拉贡大使在给胡安二世国王的信中写道：“很少有权贵愿意让别人知道，他们支持两位年轻的君主。”[8]

雪上加霜的是，斐迪南与最重要的盟友卡里略大主教发生了冲突，此时夫妇俩的衣食住行其实都是卡里略大主教在供养。胡安二世国王特别指示儿子要听卡里略的话，遵照他的建议办事，然而斐迪南觉得大主教太飞扬跋扈。卡里略则认为斐迪南任性顽固。斐迪南告诉卡里略，“他不会像卡斯蒂利亚的许多君王一样任由他（卡里略）摆布”[9]。卡里略很快就向胡安二世国王发出潮水般的书信和消息，抱怨少年斐迪南不听他的管教。

这番争吵让伊莎贝拉陷入了尴尬境地。斐迪南是她丈夫，她应当对他忠心耿耿，但卡里略始终是她忠实的朋友，其他人抛弃她的时候，卡里略也一直站在她那边。胡安二世国王也觉得斐迪南太鲁莽，多次写信给他，要他服从卡里略的意见。

随后，一个新问题给年轻的夫妻带来了更多麻烦。允许斐迪南与伊莎贝拉结婚的教皇许可书被证明是匆匆伪造出来的，是卡里略大主教和胡安二世国王的使臣莫森·皮埃雷斯·德·佩拉尔塔安排伪造了这份教会文书。[10]这两人急于促成婚事，于是将另一时期发布的许可书伪装成教皇对斐迪南和伊莎贝拉结婚的许可。斐迪南与伊莎贝拉未能从教皇那里获得正式的文书许可，意味着他们的婚姻可以说是乱伦。斐迪南对自己的父亲施加了很大压力，要求他获得正式的许可，把事情办好。

这些事件让伊莎贝拉颇感不安。她必须获得恰当的许可，那样她即将出世的孩子才具有合法性。但如果教皇害怕得罪恩里克四世国王而拒绝批准，事情就难办了。果不其然，教皇保罗二世支持恩里克四世，拒绝为伊莎贝拉提供必需的文书。

他们等待了漫长的好几个月。五十三岁的教皇保罗二世不肯回心转意，最终大家认清了形势：只有一位新的教皇才有可能解决这个问题。这个等待的过程给伊莎贝拉造成了很大伤害。即便此事圆满解决过后，她也花费了很大气力，血亲若想结婚，必须提前很长时间从梵蒂冈获得许可，这样就能预先杜绝类似问题。欧洲各王室常常通婚，因此经常需要得到教皇的许可。后来，伊莎贝拉对教皇许可书的关注将造成长期而灾难性的后果。

但在目前，等待教皇批准的不确定性给第一次当母亲的伊莎贝拉造成了更多压力。毕竟从教会或政府的角度看，她的婚姻并不合法。她就这样煎熬着等待孩子的诞生。若这是个男孩，她的地位将得到大大巩固，因为那样她就是阿拉贡无可争议的王位继承人的母亲，而且男孩继承卡斯蒂利亚王位的优先权会比另外两个候选人——伊莎贝拉自己和胡安娜公主——强得多。

10月1日，伊莎贝拉开始阵痛。漫长而艰难的分娩持续了一整夜：“骑士们和斐迪南度过了许多个心急如焚的钟头，对伊莎贝拉的危险状况忧心忡忡。”[11]孩子于1470年10月2日上午晚些时候诞生。分娩过程中，伊莎贝拉自己的生命可能都受到了威胁。在当时，分娩一般都是有危险性的，许多产妇因为并发症、感染或失血而死亡。

五位见证人待在产房，以确保被展示给世人的孩子的确是产妇本人所生。没有人希望产生替换婴儿的谣言而使王位继承的问题更加复杂。根据15世纪的风俗，为伊莎贝拉接生的可能是一位产婆，而不是医生。她还要求在阵痛过程中给她的脸罩上一块丝绸面纱，不让见证人看到她脸上的痛苦表情。她生了个女孩。卡里略大主教为孩子取名为伊莎贝拉，与其母亲、外祖母和曾外祖母同名。

当天下午，新妈妈伊莎贝拉向国民宣告了令人失望的消息。“天主给了我们一位小公主，”她在一封信中宣布。[12]这是很糟糕的消息，在阿拉贡尤其不妙，因为女性不能继承阿拉贡王位。胡安二世国王得知消息时“公开表示沮丧”[13]，因为他精心谋划的计划——让他的后代统治卡斯蒂利亚——受到了威胁。

但对恩里克四世国王来说，这是喜讯。对小胡安娜来说，女孩的威胁要比男孩小得多。他得知女婴诞生的消息后，立刻采取行动，剥夺伊莎贝拉所剩无几的封地和头衔。他占据了她钟爱的梅迪纳·德尔·坎波城。他还宣布，九岁的胡安娜将与一位法兰西贵族结婚，即贝里公爵查理，也就是曾谈判要娶伊莎贝拉的那个两腿瘦长的家伙。恩里克四世这么做，只能理解为刻意火上浇油。查理不再是法兰西王储，因为他兄长的妻子生了个儿子，但胡安娜与一位法兰西贵族的婚姻可能导致法兰西对卡斯蒂利亚王位蠢蠢欲动。很快法兰西的野心就昭然若揭了：他们坚持要求，为了让小胡安娜配得上法兰西王位的第三顺序继承人，应当立小胡安娜为卡斯蒂利亚王储。恩里克四世同意了。他这个欠考虑的举动，表现出对异母妹的满腔怒火。他宁愿把王国交给不共戴天之敌法兰西，也不愿交给伊莎贝拉和斐迪南。

1470年10月26日，在洛索亚山谷（阿拉贡边境附近）举行的一次公开典礼上，恩里克四世正式宣布，他剥夺了伊莎贝拉的王位继承权，要求卡斯蒂利亚人“不得将公主视为合法继承人，也不得服从她”。[14]这只是个空虚的姿态而已。恩里克四世为了强调剥夺伊莎贝拉和斐迪南继承权的意图，还宣布，胡安娜与法兰西的贝里公爵结婚后，贝里公爵将被加封为阿斯图里亚斯亲王，成为卡斯蒂利亚王位的继承人。[15]

* * *

这对年轻的夫妇来说，真是一个糟糕的月份。伊莎贝拉还在休养。斐迪南骑马时摔成重伤，高烧不退，而在那个时代没有抗生素，所以这是非常危险的。这已经很倒霉了，卡斯蒂利亚与法兰西的新联姻更是令人警觉。胡安二世国王担心儿子、儿媳和小孙女的人身安全，告诉谋臣，他相信他们处于“莫大危险”中。[16]在此前的阿拉贡内战中，他将一些城镇割让给了法兰西。如今为了夺回这些城镇，他又与法兰西交战。他还相信，法兰西军人可能在恩里克四世国王的怂恿下扣押斐迪南，以防止他和伊莎贝拉争夺卡斯蒂利亚王位。这种担忧是有道理的。12月8日，恩里克四世国王给贝里公爵查理（伊莎贝拉的前追求者）写了一封密信，敦促他派遣“最强悍的士兵”去抓捕伊莎贝拉和斐迪南。[17]

伊莎贝拉和斐迪南早有戒心，并认识到恩里克四世的间谍在监视自己的行动，于是不断搬迁，寻求庇护。他们躲进了恩里克斯家族（斐迪南母亲的亲戚）的一处庄园，后来又搬进卡里略家。和大主教一起生活是高度紧张的，因为他和斐迪南还在不断争吵。

随后三年（1470～1473），伊莎贝拉常常举步维艰。阿拉贡国王胡安二世仍然深陷与法兰西的战争，要求斐迪南前去助战。这是一场愚蠢的战争，原因是胡安二世对自己国度的管理不善，但风险仍然是很大的。胡安二世国王已经八十多岁了，需要斐迪南的青春活力和强悍精神，才有可能打败法兰西。1472年2月，斐迪南动身前往阿拉贡。[18]在随后两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在远方；伊莎贝拉和她的小女儿留在卡斯蒂利亚，囊中羞涩，几乎没有任何朋友。

雪上加霜的是，斐迪南回到阿拉贡之后，并不洁身自好，而是与其他女人寻欢作乐。从他们婚姻的早期，伊莎贝拉就不得不忍受斐迪南几乎持续不断的不忠。毕竟他在结婚前就有了两个私生子。起初，伊莎贝拉还能比较容易地、慷慨地接受他们结婚前发生的事情。

但他们新婚宴尔，没过多久，斐迪南就开始拈花惹草，而且有时他的私情维持很长时间，令人窘迫。斐迪南出征作战时，带着情妇阿尔东萨·罗伊格·德·伊瓦拉（后来被加封为埃沃尔子爵），她是个年轻漂亮的加泰罗尼亚女人，来自塞尔韦拉。阿尔东萨随同斐迪南征战时女扮男装，但这怎么可能遮人眼目呢。他俩已经生了两个孩子，阿隆索和胡安娜，而且斐迪南公开承认他们是他的骨肉。

很快，又有一个女人进入他的视野，他于1472～1473年冬季，在佩皮尼昂（法兰西—加泰罗尼亚边境附近）的战场附近，与她嬉戏取乐。她叫华纳·尼古劳，是个下级官员的女儿。他俩生了一个孩子，也叫胡安娜。几年后，斐迪南访问毕尔巴鄂时，发现了一个名叫托达·德·拉雷亚的年轻女子。他俩的热恋制造出又一个孩子，取名为玛丽亚。玛丽亚的母亲对自己和王子的私情非常自豪，公开展示自己的女儿。玛丽亚没有正式头衔，被民众称为“绝妙女”。斐迪南的情妇远不止这么多。宫廷编年史家普尔加尔叹息道：“他深爱自己的妻子，却与其他女人行淫作乐。”[19]

斐迪南的不忠让伊莎贝拉非常吃醋，对她伤害很深，尽管她在世人面前表现得坦然而淡泊。有一次在塞哥维亚城堡的一个房间，夫妻俩因为这事争吵起来。廷臣们听见了呼喊和殴打的声音，然后是凄惨的闷声抽噎。

愿意观察的人都能发现伊莎贝拉的不幸处境。例如，卡斯蒂利亚贵族诗人戈麦斯·曼里克写了一首关于伊莎贝拉的诗，提到了她“悲哀的美丽的”面庞，并补充说，“这位女士就像无人居住的空城一样孤寂”。[20]

1473年4月，斐迪南再次准备前往佩皮尼昂，与法兰西交战。伊莎贝拉对此颇为不悦。她的女儿小伊莎贝拉出生已经三年多了，她担心自己不能再次怀孕。而且她正处于脆弱的时期，独自一人住在卡斯蒂利亚，而恩里克四世国王敌视她。她给公公写了一封信，巧妙地表达了自己的恼怒：“我得知法兰西入侵陛下的王国，感到极其焦虑。若我这里的条件允许，我绝不会忍受与我的夫君分离，而一定会陪伴他去营救陛下，因为对我来说，留下来比与他一同出征更痛苦难熬。”[21]

不过这一次斐迪南抵达前线的时候，战役已经打赢了。但他还是在那里待了七个月，帮助父王重整防御，无疑还与旧情妇们再度欢聚。他直到1473年12月才回到伊莎贝拉身边。

这年11月，伊莎贝拉写信给斐迪南，恳求他回来。她告诉他，恩里克四世国王身患重病，随时可能驾崩，或者丧失行动能力，因此她需要丈夫的支持。斐迪南拒绝了，强调战事吃紧，但他显然在利用自己与伊莎贝拉的分离向她施压，要她劝说恩里克四世国王立他为卡斯蒂利亚王储，并向他，而非伊莎贝拉，发出传位誓言。斐迪南的信是他们夫妻间保存至今的少量信件之一，也是极其巧妙的杰作，用浪漫的渴望掩饰狡猾的欺骗、威胁和恫吓：

我不知道天主为何给了我最美好的东西，却不让我纵情享受，因为这三年里我和你在一起的时间还不到七个月。现在我必须告诉你，我必须去劝导这些人尽自己的义务。但这些事情在圣诞节之前还不能做。不过在这期间，如果你能安排国王（恩里克四世）传唤我去，宣誓向我传位，那么我立刻可以上路，到你身边。但如果不能，我就没有理由离开我的父王。虽然我尽自己所能，但这不幸的困境让我情绪很坏，不知何去何从。我恳求你努力，至少写信给大主教和红衣主教。我不是说这是你的任务，也不是否认我最高的职责是满足你的愿望……我求你，我的夫人，求你原谅我迟迟不能到你身边，给你造成的烦恼与麻烦。我恭候你的回信。从现在一直到永远，你的奴隶。[22]

事实上，斐迪南虽然甜言蜜语，但思绪常常在别处。在这些年里给父王的信中，斐迪南常常谈及自己的私生子，尤其是阿隆索，而很少提及他的合法孩子小伊莎贝拉。1474年夏季，他公开承认阿隆索为自己的儿子，开始为他寻找稳定的收入来源。虽然伊莎贝拉很悲伤，但还是热切地保障斐迪南的私生子得到良好的教育。她有一次谈及阿隆索时曾说：“他是我高贵的夫君的儿子，理应得到与他的高贵血统相衬的教育。”[23]

婚姻中另一个令人不快的地方就是，斐迪南和其他女人生了很多孩子，和自己的妻子却只有一个女儿。伊莎贝拉需要更多王位继承人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但斐迪南长期不在她身边，所以这就不可能办到了。刚结婚不久，她就怀了孕，此后过了许多漫长岁月，再也没有成功地怀孕。小伊莎贝拉成长过程中，一直是独生女。随着时间流逝，形势变得很明显了：斐迪南固然爱伊莎贝拉，但对她也有怨恨，所以尽可能远离她。他或许在盘算，假如伊莎贝拉生不出男孩，那么他自己或许能成为卡斯蒂利亚王储。他自己也有卡斯蒂利亚王族血统，因此对王位有不错的权力主张。他或许在静观其变，为多种结局做准备，给自己尽可能大的灵活机动空间。

但宫廷的另一个男人，与伊莎贝拉的花心丈夫形成了鲜明对比。那就是她的多年好友贡萨洛·费尔南德斯·德·科尔多瓦，此时只有二十出头。他曾是她的弟弟阿方索的扈从之一，阿方索死时，他就在伊莎贝拉身边。他非常喜爱伊莎贝拉，从十几岁时就对她赤胆忠心。阿方索去世不久之后，恩里克四世重新执政，贡萨洛和他的教师一起回到伊莎贝拉居住的那座城镇，在她家附近住下。有人问他为什么要来，他答道：“我不是为了任何私利，而完全是为了能够以某种方式侍奉公主殿下。”[24]

贡萨洛加入了伊莎贝拉的宫廷，随后几年里常作为她的侍卫之一陪伴她旅行，始终与她保持一个尊重的距离。伊莎贝拉准备嫁给斐迪南的几个月里，贡萨洛随同她的卫队从恩里克四世的宫廷（位于奥卡尼亚）去了马德里加尔。后来恩里克四世的军队前来抓捕伊莎贝拉时，贡萨洛陪伴她从马德里加尔去了巴利亚多利德。[25]伊莎贝拉与斐迪南的婚礼上，贡萨洛担任她的侍从。

伊莎贝拉婚后的最初几个月，贡萨洛待在宫廷，但她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前后，贡萨洛离开了。他去了家乡科尔多瓦附近的一座修道院，希望加入修会。修道院长拒绝了他，说上帝对他有别的安排；[26]贡萨洛在科尔多瓦的时候，就待在卡拉特拉瓦骑士团（一个军事修会）的会堂。在那里，他遵守本笃会的规章制度，奉行贞洁，在宿舍内保持静默，每周只吃三次肉，并定期斋戒。即便如此，他夜间还是佩着剑，随时做好战斗准备，为了扶贫济弱而战斗。[27]

他对女性的骑士风度使他成了当地的一个传奇。有一个故事说，一位富有的单身汉是个“大胆的浪荡子”，爱上了一个贫穷的美丽孤女。她拒绝他的放肆行为，于是他打算绑架她，将她强行带回自己家。贡萨洛在大街上走路，突然听到年轻女子的呼喊声，看到三名武装人员将那女子拖走。贡萨洛冲上前去，抽出利剑，打伤了那贵族，杀死了他的一名走狗。然后贡萨洛护送女子安全回家，赢得了当地居民的爱戴和尊重。[28]

贡萨洛最终返回宫廷，侍奉伊莎贝拉公主，直到1473年底斐迪南终于从对法战争中返回。此时，贡萨洛又一次离开，走得非常突然，引发了一些议论。他结了婚，但妻子生产不久后去世了。贡萨洛没有着急续弦，当了十多年的单身汉。他对伊莎贝拉的殷勤侍奉让有些人怀疑，他爱公主，或者她爱他。但没有任何记载表明两人之间有越轨行为，只是斐迪南“当伊莎贝拉指责他不忠的时候”曾有一句暧昧不明的评论，“……暗示她也有一个情夫，即贡萨洛·费尔南德斯·德·科尔多瓦”。为斐迪南作传的玛丽·珀塞尔写道：“这个猜测没有任何根据……斐迪南可能是对贡萨洛吃醋，因为贡萨洛的勇敢和运动技能与他旗鼓相当，相貌和谈吐比他还好。所以斐迪南让贡萨洛离开了。更有可能的真相是，伊莎贝拉的道德观极其敏感，而且决心要在方方面面都做臣民的表率，于是刻意让贡萨洛离开宫廷，免得给人嚼舌根的口实，尽管他俩的关系再纯洁不过了。”[29]

伊莎贝拉的确极其小心地保护自己贞洁的声誉。她曾目睹胡安娜王后因为淫荡而毁了自己，于是非常小心谨慎地确保任何人都不能质疑她的孩子的血统。丈夫不在身边的时候，她格外小心，让所有侍女都睡在自己房间，互相见证。在阿尔卡拉的一次聚会上，国王不在，王后想跳舞，就刻意让一名侍女陪舞，而不是公开与不是自己丈夫的男人跳舞。

最重要的是，伊莎贝拉是一个高度虔诚的天主教徒，对她来说，婚姻是毕生的承诺，离婚是不可想象的。她已经与斐迪南结为连理。但在某个时间，伊莎贝拉认识到，斐迪南的政治利益与她的并不吻合，她需要自己打理自己的生活，开辟自己的道路。如果她想与恩里克四世国王修复关系、赢得卡斯蒂利亚贵族的支持并重新成为王储，她必须自己想办法。

[1] Townsend Miller，The Castles and the Crown：Spain，7451-1555（New York：CowardMcCann，1963），p.69.

[2] Jerónimo Zurita，Andes de Aragón（Zaragoza：Instituto “Fernando el Católico”［C.S.I.C.］de le Excma Diputación Provincial，1975 and 1977），p.7：620.

[3] Miller，Castles and Crown，p.69.

[4] Aureliano Sánchez Martín，Crónica de Enrique Ⅳ de Diego Enríquez del Castillo（Valladolid：Secretariado de Publicaciones，Universidad de Valladolid，1994），Chapter 137，P.335.

[5] Isabella to the Countess of Palencia，October 30，1469，in María Isabel del Val Valdivieso，Isabella la Católica，Princesa，1468-1474（Valladolid Instituto Isabel la Católica de Historia Eclesiástica，1974），citing Real Academia de la Historia，9-30-7-6483，folios 485-486.

[6] Peggy K.Liss，Isabel the Queen：Life and Time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p.40.

[7] Peggy K.Liss，Isabel the Queen：Life and Time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p.83.

[8] Tarsicio de Azcona，Isabella la Católica：Estudio crítico de su vida y su reinado（Madrid：Biblioteca de Autores Cristianos，1993），p.162.

[9] William Prescott，History of the Reign of Ferdinand and Isabella（London：Richard Bentley，1838），p.225.

[10] William D. Phillips，Jr. Enrique Ⅳ and the Crisis of Fifteenth-Century Castile，1425-1480（Cambridge，Mass.：Medieval Academy of America，1978），p.113.

[11] Nancy Rubin，Isabella of Castile：The First Renaissance Queen（New York：St. Martin’s Press，1991），p.92.

[12] Jaime Vicens Vives，Historia crítica de la vida y reinado de Ferdinand Ⅱ de Aragón（Zaragoza：Instituto Fernando el Católico，1962），p.279，no.912.

[13] Rubin，Isabella of Castile，p.93.

[14] Diego Clemencin，Elogio de la reina Católica Doña Isabella（Madrid：Imprenta de Sancha，1820），p.6：100.

[15] Archivo General de Simancas，Diversos de Castilla，leg.9，number 65，folio 2v，cited in María Isabel del Val Valdivieso，Isabel la Católica，Princesa，p.497.

[16] Vicens Vives，Historia crítica，p.288.

[17] Rubin，Isabella of Castile，p.97.

[18] Liss，Isabel the Queen，p.85.

[19] Fernando del Pulgar，Crónica de los Señores Reyes Católicos，ed. Juan de Mata Carriazo（Madrid：Espasa-Calpe，1943），p.75.

[20] Peggy K. Liss，Isabel the Queen：Life and Times（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04），p.74.

[21] Isabella to Juan Ⅱ of Aragon，April 29，1473，in Antonio Paz y Meliá，El cronista Alonso de Palencia，su vida y obras，sus decadas y las crónicas contemporáneas（Madrid：Hispanic Society of America，1914），p.127，cited in Warren H. Carroll，Isabel of Spain：The Catholic Queen（Front Royal，Va.：Christendom Press，1991），p.65.

[22] Vicente Rodríguez Valencia，Isabella la Católica en la opinión de españoles y extranjeros，siglos XV al XX（Valladolid：Instituto “Isabel la Católica” de Historia Eclesiástica，1970），p.3：74，trans. Warren Carroll and Maria Barone，Isabel of Spain，p.72.

[23] Fusero Clemente，The Borgias，trans. by Peter Green（New York：G，P.Putnam’s Sons，1913），p.16.

[24] Mary Purcell，The Great Captain：Gonzalo Fernández de Córdoba（New York：Alvin Redman，1963），p.41.

[25] Mary Purcell，The Great Captain：Gonzalo Fernández de Córdoba（New York：Alvin Redman，1963），p.43.

[26] Mary Purcell，The Great Captain：Gonzalo Fernández de Córdoba（New York：Alvin Redman，1963），pp.46-47.

[27] Mary Purcell，The Great Captain：Gonzalo Fernández de Córdoba（New York：Alvin Redman，1963），p.46.

[28] Mary Purcell，The Great Captain：Gonzalo Fernández de Córdoba（New York：Alvin Redman，1963），pp.48-49.

[29] Mary Purcell，The Great Captain：Gonzalo Fernández de Córdoba（New York：Alvin Redman，1963），p.49.

八 博吉亚家族

这些年里，伊莎贝拉陷入孤立，被丈夫抛在一边，前途得不到保障。但从东方来了一位盟友和谋士，我们可以说此人是代表上帝来帮助她的。

红衣主教罗德里戈·德·博吉亚身体强健、耽于肉欲、风度翩翩而且对女性有磁石般的吸引力。他是西班牙人，是教皇卡利克斯特三世的外甥。这位教皇在位期间的作为更像是一个皇朝的初创，而非宗教使命。卡利克斯特三世将年仅二十五岁的罗德里戈提携为红衣主教，那时罗德里戈连神父都不是。不久之后，卡利克斯特三世又授予罗德里戈许多教会荣誉。舅舅去世后，罗德里戈巧妙地保住了自己的这些崇高地位，要做到这一点的确需要特别的狡黠。主宰梵蒂冈厅堂的意大利红衣主教一般憎恶和鄙视外国人，尤其是那些威胁到他们在基督教世界主宰权的外国人。他们会运用罗马黑帮匪徒去攻击那些对他们构成潜在威胁的外来者。这些匪徒会非常愿意把罗德里戈杀掉，让他去冥界陪伴舅父。

面对这可怕的障碍，罗德里戈成功地维持了自己的地位——罗马天主教会最高级的教士之一。1471年夏季，伊莎贝拉是个处境岌岌可危的二十岁新婚少妇，而罗德里戈已经拥有相当大的权力。这对伊莎贝拉很重要，因为保罗二世教皇拒绝给她颁发结婚许可书，而她必须得到这样一份许可书，才能将自己的孩子合法化。1471年7月，他们得知，保罗二世去世了，一位新的教皇，意大利人弗朗切斯科·德拉·罗韦雷已经继位，称号为西克斯图斯四世。罗德里戈在梵蒂冈的典礼上为新教皇加冕，因此有能力帮助伊莎贝拉获得正确的文书。

随后，1472年，伊莎贝拉的小女儿还在蹒跚学步的时候，罗德里戈宣布自己要回到西班牙故乡，作一次访问。西克斯图斯四世教皇决定组建一支军队打退穆斯林的进犯，于是派遣使者到欧洲各国宫廷游说，寻求支持。博吉亚奉命去安抚卡斯蒂利亚的紧张情绪，为新的军事行动赢得恩里克四世国王的支持。斐迪南和伊莎贝拉很快意识到，博吉亚的访问给了他们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去拉拢一位非常有价值、能够在许多深层次方面帮助自己的盟友。

到此时，罗德里戈已经在意大利生活了二十多年，但他对西班牙的忠诚和热爱，在他心中仍然是第一位的。他的第一语言仍然是加泰罗尼亚语。历史学家玛丽昂·约翰逊写道：“对罗德里戈来说，重返西班牙也是一次感伤之旅，得到了一个机会在家乡重新获得力量，提醒自己，他的根在巴伦西亚省。”[1]

斐迪南和伊莎贝拉看到博吉亚对故乡的热爱，觉得这是与他交际的一个机会。他们认识到，博吉亚也需要自己的盟友。他是个野心勃勃的人，一定已经认识到，如果他妥善行事，并在需要帮助的时候得到支持，教皇的位置在他唾手可得范围内。博吉亚家族这样的外国人在罗马的地位如履薄冰，因为意大利人对外国人有很强的偏见。罗德里戈知道自己在西班牙故乡需要强大的靠山。

罗德里戈·德·博吉亚于1431年出生在哈蒂瓦，那是巴伦西亚附近一座位于崎岖山峰之上的小镇，制高点是一座中世纪城堡。博吉亚对阿拉贡王国有很强的认同感，相信自己是一个古老而高贵的家族的后裔，他的祖先曾在从穆斯林手中收复失地的事业中英勇奋战。博吉亚家族人丁兴旺，骄傲、无畏，而且寡廉鲜耻、毫无道德顾忌。年轻的罗德里戈很早就用了母亲的姓氏，以便与舅舅拉近关系。博吉亚家族并不富裕，而擅长最大限度地利用任何优势。

博吉亚家族最早参与到教会高层政治中，是借助他们与一位名叫佩德罗·德·卢纳的西班牙裔红衣主教的联系。佩德罗·德·卢纳就是阿尔瓦罗·德·卢纳的叔叔。在梵蒂冈的精英团体——红衣主教当中，西班牙人很少。1378年格里高利十一世教皇去世时，佩德罗·德·卢纳是唯一一位西班牙裔红衣主教，其他人都是法兰西人或意大利人。为了在教会的会议中发挥影响力，佩德罗·德·卢纳需要在西班牙国内有自己的盟友，这种情况很快就非常明显了。格里高利十一世是法兰西人，他去世几天之后，梵蒂冈就爆发了种族主义的冲突。红衣主教们，包括佩德罗·德·卢纳，遵照习惯和传统，举行了盛大仪式，召开秘密会议，选举新教皇。但这一次，会议场所之外聚集了群情激昂的罗马暴民，他们要求必须选出一位来自罗马的意大利教皇。胆战心惊的红衣主教们害怕被暴民撕成碎片，在室内环视，发现了一位上了年纪的教士，他们相信他是在罗马城出生的。尽管这位老人极力抗议，他们还是给他披上了教皇的袍服，为他戴上冠冕，把他推搡到祭坛前，就这样推举出了下一位“基督在人间的代表”。然后他们快速逃离了会场。

这个出乎意料地当上教皇的人，即乌尔班六世，就职之后决定要严肃对待自己的职责。他开始改革教会，谴责奢靡之风和不道德的罪行。红衣主教们之前被大街上的暴民吓倒，现在被新教皇的改革吓坏了，又一次逃离罗马。不久之后，他们提名一个法兰西人为新教皇，称克雷芒七世。但乌尔班六世坚决不肯退位，于是基督教有了两位互相对立的教皇，一个在罗马，一个在阿维尼翁。意大利和北欧支持罗马教皇乌尔班六世；法兰西和西班牙力挺阿维尼翁教皇克雷芒七世。各地的各级教士都必须选择一个阵营，于是众多国王、主教、修道院、慈善机构和大学都必须支持两位教皇中的一位。乌尔班六世和克雷芒七世死后，又有新人接替他们各自的位置，于是教会的分裂一直持续到1418年。信众们目睹高级教士像小孩子一样互相争吵不休，教会的道德权威受到损害。佩德罗·德·卢纳这样的西班牙人发现自己处于比较孤立的位置，如履薄冰地应对这些前所未有的新情况。

与此同时，在阿拉贡，在这消磨意志的环境中，一个来自哈蒂瓦名叫阿隆索·德·博吉亚的虔诚青年正在成长。他虔诚、坚定而勤奋，很快吸引到教会长老们的注意。一位四处巡游的巴伦西亚布道者文森特·费雷尔也注意到了阿隆索·德·博吉亚。费雷尔的宣讲极具煽动性，吸引了南欧各地的大量群众。费雷尔成功地让大量犹太人改信基督教，要么是通过威吓，要么是借助他的雄辩。他的信徒很快占据了西班牙的很多政府高层职位。文森特·费雷尔一次讲道时看到了人群中的阿隆索·德·博吉亚，预言他有一天会成为教皇。这样的推荐对阿隆索很有用，对他也是很大的激励。他开始相信自己或许有特殊的使命，将要弥合教会的分裂。

阿隆索·德·博吉亚最终成为阿拉贡国王阿方索五世的宗教顾问。阿方索五世去了那不勒斯，再也没有回国，他兢兢业业的顾问阿隆索·德·博吉亚也去了那不勒斯。博吉亚就像自己希冀的那样，努力促进弥合教会分裂的鸿沟，表现出了极大勇气，并赢得了调解人的声誉。他开始在教会攀升。为了奖赏他对国王和教皇的忠实效劳，阿隆索于1444年被任命为红衣主教。而他依赖于另一位西班牙盟友——红衣主教胡安·德·托尔克马达的大力支持。很快，西班牙人就开始在梵蒂冈组成了他们自己的小集体。

1451年，伊莎贝拉公主出生的时候，教皇尼古拉五世（意大利人）统治着梵蒂冈。文艺复兴即将拉开大幕，尼古拉五世是文艺的赞助人，收藏了大量书籍和手稿，他的收藏后来成为梵蒂冈图书馆的核心。他安排将许多古希腊著作翻译成拉丁文，收集整理古罗马作品，并重建了许多古典时期的纪念性建筑，以及宫殿、桥梁和道路。所有这些文化活动和公共工程意味着，他在梵蒂冈的朋友们有了很多发横财的途径。

到此时，红衣主教阿隆索·德·博吉亚已经身居高位，财政状况得到改善，有能力帮助自己的亲戚，包括他那精明强干而雄心勃勃的外甥罗德里戈。罗德里戈是在阿拉贡王国的领地内长大成人的。罗德里戈只有十四岁的时候，阿隆索为这个前程大好的外甥在巴伦西亚搞到了他的第一个教会职位。几年后，阿隆索带罗德里戈去了罗马。年轻的罗德里戈在梵蒂冈很快就帮上了舅舅的忙。

1455年，尼古拉五世教皇去世，红衣主教团选举阿隆索为新教皇，名号为卡利克斯特三世。有些观察者说，红衣主教团之所以选这个西班牙人，是因为他身患痛风，看上去非常衰老。其他红衣主教觉得他很快就会去世，这样他们能有时间准备自己竞选。但卡利克斯特三世的身体比看上去强健得多。他成为教皇对西班牙人来说是激发民族自豪感的美事，西班牙人认为这是伊比利亚半岛作为基督教堡垒理应得到的认可。在伊莎贝拉早年岁月，这位西班牙教皇就是基督在人间的代表和基督教世界的领袖，一切宗教事务的最终裁决者。信徒们为他和他的持续健康祈祷。

为了加强自己的地位，卡利克斯特三世很快大力提携西班牙亲友。他继位后最早的正式举措之一是就是将已故的文森特·费雷尔封为圣徒。费雷尔非常幸运地成功预言了阿隆索·博吉亚出乎意料的伟大前程。

卡利克斯特三世继位三周之后，二十四岁的罗德里戈被任命为教廷秘书，并获得位于巴伦西亚的一些油水很足的圣职，这给了他丰厚的收入。二十五岁时，尽管他并不是神父，特别宠爱他的舅舅还是任命为他为红衣主教。次年，他获得了在梵蒂冈威望仅次于教皇的最高职务——教廷副秘书长，即“基督教世界的政府”[2]的行政管理者，这个职位给了他2万杜卡特的年收入。随后他被任命为巴伦西亚主教，年收入又多了2万杜卡特，他由此成为阿拉贡国内第二大领地的宗教首脑。

教皇卡利克斯特三世将其他亲戚也提拔到梵蒂冈的各个实权职位上。“这些亲戚和亲戚的亲戚不断涌现，他们每个人都在阳光下得到自己的一个角落，”教廷历史学家克莱门特·富塞罗写道，“每一个前来求助的人都会得到一个闲职或古怪的职位。几百年来，教廷变得越来越臃肿膨胀，设立了不计其数的此类闲职。”[3]意大利人将教皇的这些党羽轻蔑地称为“加泰罗尼亚人”。

作为西班牙人，教皇卡利克斯特三世胸中一直抱有伊比利亚人自古以来对穆斯林威胁的担忧。自711年以来，这种担忧就是伊比利亚半岛文化的一部分。1453年，也就是他当选教皇的两年前，君士坦丁堡陷落，他深感震动和不安，如饥似渴地倾听关于此后东欧局势的报告。富塞罗写道：“他登上教皇圣座，心里带着一个伟大的、压倒一切的计划，即从土耳其人的弯刀下解放基督教欧洲。尤其是因为自君士坦丁堡陷落以来，土耳其人的弯刀威逼着基督教欧洲的咽喉。他的所有努力、所有思绪、所有政治活动，都聚焦于挽救基督教欧洲的目标。”[4]

欧洲的基督徒统治者很少像他一样对此忧心忡忡。欧洲各国沉溺于互相之间的领土争端，没有做多少努力去挽救君士坦丁堡。后来他们反对穆斯林的努力也是三心二意、缺乏效力。这种状况让欧洲的城市在土耳其人面前显得特别脆弱；似乎任何土耳其人，只要有勇气和决心，都能轻易掳走欧洲的财富和妇女。15世纪50年代，在征服君士坦丁堡的胜利之后，穆罕默德二世开始自称恺撒，以罗马皇帝自命，率领30万大军，再一次准备发动攻势。教皇卡利克斯特三世发布命令，号召欧洲各国提供资金和军队，去抵抗土耳其人，但收效甚微。尤其对北欧人和在意大利北部互相厮杀的各城邦而言，土耳其的威胁似乎太遥远，转瞬即逝。

教皇卡利克斯特三世决心凭借自己的力量保卫基督教。为了征集资金，他在梵蒂冈厉行节约，这与尼古拉五世的挥金如土相比，自然是截然相反。卡利克斯特三世命令将教廷宝库内的金银餐具熔化，以便为军备筹款。有人发掘出了一座大理石墓穴，内有两具身穿金线丝袍的干尸。卡利克斯特三世大喜过望，命令将这些宝物送到梵蒂冈，不是为了保管或研究，而是为了卖掉换钱。

卡利克斯特三世还鼓励公众去敬仰虔诚信教的武士，以鼓动民众。他敦促重新审视圣女贞德的生平，将她的形象重塑为敬畏上帝、抵抗侵略者的解放战士。圣女贞德身上的异端污点被洗净，她的传奇流传得越来越广。圣女贞德的平反发生在伊莎贝拉六岁时。圣女贞德被教会宣布为纯洁无辜，名誉得到恢复，并在被封圣的道路上迈了一大步。教皇卡利克斯特三世曾说：“只有在战场上，光荣的棕榈才会生长。”[5]

从东欧传来的报告越来越急迫和严重，他对基督教自卫的关注也越来越密切。土耳其军队在进军匈牙利，并沿着多瑙河西进。1456年，土耳其军队包围了雅典；当地居民意识到无人来援助他们，于是选择投降。雅典人未曾抵抗，因此得到饶恕，被允许继续信奉自己的宗教传统。但曾经发明了“民主”这个词的雅典人，如今被奥斯曼人视为奴隶。帕提农神庙被改为清真寺。带有女像柱的厄瑞克忒翁神庙被当作后宫。强壮的男孩被送去接受训练，成为奥斯曼士兵；漂亮女孩被送走，成为富裕穆斯林男人的小妾。历史学家T.C.F.霍普金斯说：“1456年，雅典被奥斯曼人占领，这对欧洲人和基督徒来说，是一记晴天霹雳，因为大家原以为雅典会作为西方思想与道德优越性的堡垒，抵挡住任何进攻……很多欧洲人担心，奥斯曼帝国即将征服他们，而他们无力反抗。”[6]

卡利克斯特三世在位期间，运用自己积攒的资金，开展了到当时为止基督教世界发动的最大规模的反击。他装配了一支舰队去对抗土耳其人，起初取得了一些成功。土耳其人在希腊诸岛的一场海战中被击败。而贝尔格莱德城遭到奥斯曼人攻打，成功地将其击退。

但卡利克斯特三世已经八十岁了，而且他之所以当选教皇，就是因为身体状况不好。1458年夏季，伊莎贝拉七岁时，他病倒了，据说已经奄奄一息。基督教世界各地的教堂都得到了警示；人们举行守夜，热忱地为他恢复健康而祈祷。罗德里戈得知舅舅病重时正在蒂沃利休假。他匆匆赶回罗马，但他抵达时，消息已经传遍天下。意大利人的乌合之众聚集起来，攻击那些在阿拉贡教皇在位时期获利发迹的西班牙人。罗德里戈的仆人逃之夭夭，他的宅邸遭到洗劫。大多数西班牙人逃离罗马城。罗德里戈留下来照顾舅舅。卡利克斯特三世于8月6日去世。只有一位坚定的朋友，威尼斯红衣主教彼得罗·巴尔博在这惊心动魄的时刻留在博吉亚身边。他的忠诚赢得了博吉亚毕生的感激。

教皇卡利克斯特三世去世了。尽管意大利人对西班牙的敌对情绪高涨，年轻的博吉亚还是坚持下来。红衣主教们召开秘密会议以选举新教皇时，罗德里戈·博吉亚和彼得罗·巴尔博还在罗马。他们联合起来支持一位意大利人，即后来的庇护二世，赢得了他的感激。

* * *

罗德里戈在随后一些年里春风得意。他巧妙地操纵教皇传承的政治活动，保住了自己的所有产业，甚至保住了梵蒂冈副秘书长的职位。在随后的岁月里，他继续扩张自己的领地，有几次是继承了卡利克斯特三世在位期间赏赐给其他亲戚的财产。

罗德里戈利用这些资本，为自己攀登到教皇的高峰铺平道路。他一掷千金地奖赏朋友和盟友，并举办奢华的娱乐活动，让他的豪宅成为罗马市民注意力的焦点，而当时的罗马特别喜好世俗的繁华。罗德里戈是个不折不扣的文艺复兴式巨人，既纵情享受肉体愉悦，又有很高的文化素养。诗人、艺术家和音乐家得到他的赞助；他是印刷机的最早赞助者之一，当时人们已经开始用印刷机生产古代和现代作家的作品。造访他在罗马的宅邸的意大利客人无不感到惊艳，兴高采烈地谈及他家的“描绘故事的挂毯”、配有“深红色帷幕”的巨大床榻和“装满精致的金银器皿”的餐具柜。[7]

他是个性格复杂多面的人。他笃信宗教，饮食有节，饮酒有度，而且任何人都不能否认他的虔诚。不过他也英俊潇洒，他的神职人员身份对很多女人来说，更增添了禁果的诱惑力。罗德里戈发现自己很难抗拒诱惑。要让文艺复兴时期的罗马人震惊，是非常困难的，但即便按照当时的放荡不羁的风尚，罗德里戈的风流也很快引发了丑闻。1460年5月的一次新生儿洗礼庆祝活动不知怎的变成了长达两周的纵欲狂欢。此次聚会邀请了许多美女，她们的丈夫则被刻意排除在外。很快罗德里戈的拈花惹草就变得臭名远扬，以至于即便在这个特别淫荡放纵的年代，也有连续多位教皇敦促他克制自己，以维护教会的尊严。

此时教会还在摆脱分裂造成的耻辱，因此不能承受这样的臭名。当教会领导人，尤其是教皇卡利克斯特三世和庇护二世，在努力强调国外威胁（即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威胁）的时候，他们无法对教会内部的威胁熟视无睹。罪恶和腐败在伤害基督教会，使得它无力行使道德权威，去动员信众以反抗步步紧逼的穆斯林力量。

教会人士越来越猖獗的不端行为吸引了教会批评者的注意。这些不端行为有宗教方面的，也有世俗方面的，包括买卖圣职、裙带关系（尤其是教皇卡利克斯特三世的行为）和普遍存在的教士不守贞洁的行为。另一种越来越严重的恶行是销售赎罪券，即富人不管犯下多大罪过，均可用金钱来赎罪，并收买教会领导人。与此同时，世俗统治者在干涉主教与修道院长的提名和任命，这种做法被称为“俗人授职”。这就使得统治者能够把自己的人选（往往是庸碌无能和没有资格的人，经常是他们的私生子）安插到教会职位上。

上述的很多弱点和罪过在罗德里戈身上都很突出，他代表着文艺复兴最好的一面，也代表最坏的一面。他文化素养极高，非常宽容，但也是个风流快活的浪荡子，玩世不恭，没有道德底线。对博吉亚和教会来说，他的虚伪都造成了严重问题。

但罗德里戈的财富和权力还在蒸蒸日上。他的朋友彼得罗·巴尔博成了下一位教皇，即保罗二世。彼得罗·巴尔博死后，罗德里戈处于极有利的位置，有能力帮助弗朗切斯科·德拉·罗韦雷夺得教皇圣座，头衔为西克斯图斯四世。西克斯图斯四世开始了一段了不起的文艺复兴风格的统治，建造了西斯廷教堂，建立了梵蒂冈档案馆，并重建罗马城。

由于博吉亚的干预，在西克斯图斯四世教皇在位期间，伊莎贝拉和斐迪南终于获得了他们渴望已久的教皇许可书，他们的婚姻得到了合法化。

如今，博吉亚、斐迪南和伊莎贝拉的命运紧密交织起来。西克斯图斯四世就职时，传来了土耳其人侵犯欧洲的更多消息。新教皇决定派遣使者到西欧各国，保证在他的精神统治下基督教世界内部保持安定，并筹集打退土耳其人所需的资金。于是他派遣博吉亚作为大使，访问西班牙。

罗德里戈于1472年年初开始了奢华的旅行，5月抵达阿拉贡，以一位教会亲王的身份衣锦还乡。有三位主教陪同他，他还带来了两名意大利画家，安排他们美化巴伦西亚（罗德里戈自己原先的主教区）的大教堂。

在巴伦西亚，博吉亚会见了阿拉贡国王胡安二世和斐迪南。进入巴伦西亚城时，博吉亚前呼后拥，骑马在丝绸华盖下行进，鼓乐喧天，好不热闹。博吉亚举办了盛大宴会，款待众人，席间尽是山珍海味、琼浆玉液。在随后十五个月里，他与斐迪南及其父王多次会谈。这些会谈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三人发现，他们相当投机。

罗德里戈是他们的臣民，因为他虽然居住在罗马，仍然是阿拉贡人。廷臣们说，胡安二世和斐迪南对此非常敏感。意大利的动荡让罗德里戈深刻体会到，他在意大利的命运永远得不到保障，非意大利裔的教皇一定会招致群众的怨恨。虽然他野心勃勃，但也是个目光长远、小心谨慎的人，所以他需要一个后备方案，以防某一天他需要仓皇逃离罗马。因此他倾向于帮助他的国王。而他和斐迪南相遇之后，都觉得对方是一个可以合作的、非常有价值的人。

斐迪南小心地将这些情况都报告给父王。例如，在1472年8月，他写信给父王，汇报了自己与博吉亚会谈的进展。[8]1473年3月，在给父王的一封信中，他若无其事地将博吉亚称为自己的“伙伴”[9]。

另一次重要的会晤发生在1472年9月中旬，地点是巴伦西亚。这一次，与会者还有佩德罗·冈萨雷斯·德·门多萨，他是富裕而极具影响力的门多萨家族的后裔，还是西贡萨主教。博吉亚进入家乡城市时大摆排场，门多萨的排场更豪华。[10]博吉亚野心勃勃，门多萨也是如此。

2月底，博吉亚前往埃纳雷斯堡，在托莱多大主教阿方索·卡里略（伊莎贝拉的最忠实支持者）家中见到了伊莎贝拉，并在那里待了三周。卡里略为了招待博吉亚挥金如土，大摆筵席，因为他希望梵蒂冈提携他为西班牙的红衣主教，他相信自己有资格得到这个位置。[11]博吉亚似乎对伊莎贝拉印象不错。伊莎贝拉对他的印象不是很好。但毕竟博吉亚此行得到了教皇的支持，因此他拜访伊莎贝拉，有利于她作为恩里克四世继承人的权力主张。

罗德里戈无疑也在寻求推进自己的地位，但他渐渐相信，这对年轻夫妻是西班牙充满希望的未来。他给了他们良好的祝愿和实际的支持。他是建立战略性同盟的大师，很快就发现，伊莎贝拉的团队还需要什么人。那就是西贡萨主教佩德罗·冈萨雷斯·德·门多萨，也是贵族当中最坚决地支持恩里克四世的人。恩里克四世国王无意中帮助了伊莎贝拉与门多萨结盟，因为他派遣门多萨去面见博吉亚，希望在自己与妹妹的斗争中能得到梵蒂冈的支持。然而门多萨转而效忠于伊莎贝拉。

很快，各方就做了一些交易。博吉亚得到承诺，将在阿拉贡获得更多土地和头衔。胡安二世国王通过谈判让门多萨成为红衣主教，并被任命为塞维利亚大主教。梵蒂冈给了门多萨这些高级头衔，而伊莎贝拉和斐迪南最终得到了强大的门多萨家族的支持。这个家族不仅包括西贡萨主教，还包括滕迪利亚伯爵迭戈·乌尔塔多·德·门多萨，以及他们庞大的封臣和盟友网络。[12]

这些帮助对伊莎贝拉和斐迪南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在恩里克四世统治的末期，”恩里克四世的传记作者威廉·菲利普斯写道，“门多萨家族同意，他们虽然不会反对国王，但在他驾崩后也不会支持他的女儿胡安娜。”[13]罗德里戈承诺给门多萨家族成员之一红衣主教的冠冕，于是将门多萨家族拉拢到伊莎贝拉一方，给了她至关重要的支持。恩里克四世国王在世期间，门多萨将对他保持效忠，但他获得红衣主教地位，象征着他作为新的红衣主教（梵蒂冈在卡斯蒂利亚的最高代表，即卡斯蒂利亚的精神领袖）与伊莎贝拉公主（希望成为卡斯蒂利亚的世俗领袖）之间的联盟。

在这些谈判之后，伊莎贝拉对罗德里戈的看法是什么呢？我们很难知道她的真实想法。她热忱地主张改革教会，洁净基督教，铲除腐败。她自己的宗教顾问都是非常虔诚的人，效仿耶稣和阿西西的圣方济各的简朴清贫。但伊莎贝拉愿意对某些高级教士的世俗罪孽视而不见。博吉亚不是教士当中唯一的浪荡子。门多萨也以贪恋女色而闻名，已经生了好几个孩子。伊莎贝拉曾将大主教的孩子称为他的“可爱的小小的罪过”。

在某些层面上，伊莎贝拉一定接受了人性的本来面目，尤其是当这样做对她有利时。她一定会喜欢罗德里戈个性的某些方面，尤其是他对文化和学术的浓厚兴趣。他的文化素养比她丈夫高，肯定对罗马文化与艺术的最新潮流了如指掌，她对这些话题非常着迷，从中受到很大启发。他在西班牙的时候，或许与伊莎贝拉探讨了新的艺术风格。在很短时间内，她就对这个主题有了很多了解。他起航返回罗马的时候，已经处于她的影响之下，她也受到他的影响。他同意将她的女儿——小伊莎贝拉公主合法化，甚至承诺要做这孩子的教父。

博吉亚的承诺或许体现了他的信念，即他相信伊莎贝拉有执政的能力。或者他相信，斐迪南很快将会以伊莎贝拉夫君的身份统治国家。但博吉亚做的交易肯定对他自己的未来利益有好处。罗德里戈四十二岁，虽然是个教士，也在考虑自己的后代。这位擅长阴谋诡计的教士正在向教皇的高峰攀登。虽然曾发过守贞的誓言，他却有了自己的家庭。他已经有了一个私生子佩德罗·路易斯。他返回罗马后，将与一位年轻的罗马妇人（名叫瓦诺莎·代·卡塔内）开始长期的同居关系，和她又生了四个私生子：切萨雷、乔万尼、卢克雷齐娅和焦弗雷[14]。他是个溺爱孩子的慈父，一定知道自己需要很多闲职、财产和头衔，以便安排孩子们的未来。他憧憬自己的孩子终有一日以贵族地主的身份重返西班牙。胡安二世国王承诺为他的家人提供土地和头衔。如果伊莎贝拉和斐迪南成为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的新统治者，将有能力保障他的孩子们的未来。

罗德里戈就是后来历史上臭名昭著、极其腐化的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他成了伊莎贝拉的一个新的价值无法估量的盟友。[15]伊莎贝拉与博吉亚的联盟将产生改变世界的深刻影响。但目前，卡斯蒂利亚在酝酿麻烦。

卡里略大主教意识到，自己被耍了，他坚信自己有资格得到红衣主教位置，却被门多萨捷足先登。他盛情款待博吉亚，却没有收到自己希望的效果。何况，伊莎贝拉和斐迪南与博吉亚和门多萨做了交易。而卡里略之前花了很大力气去帮助和支持这对年轻人；还远远不能确定伊莎贝拉有机会成为君主的时候，他就力挺伊莎贝拉，在动荡的年代支持和庇护她。结果公主和她的丈夫却加入了一场阴谋，把红衣主教职位给了那个曾经是恩里克四世盟友的人。

怎么会这样？原因之一可能是，公主和王子并非总能知恩图报。卡里略在过去对伊莎贝拉和斐迪南鼎力相助，但门多萨对他俩的未来更关键，这方面的考虑可能更重要。也许，斐迪南对自己少年时与卡里略的摩擦记忆犹新，心怀怨恨。还有一种可能。门多萨广受尊重，人品比卡里略更好。不久之后，门多萨的睿智裁断就对年轻的夫妇产生了极大益处。

无论如何，木已成舟。佩德罗·门多萨于1472年春季获得红衣主教冠冕。塞哥维亚城举行了游行活动，庆祝此事。在游行队伍中，安德烈斯·德·卡布雷拉手捧红衣主教冠冕。他是恩里克四世的幕僚长，负责监督塞哥维亚要塞和王室宝库，同时也是塞哥维亚市长。他是塞哥维亚的改宗犹太人的领袖，是当时很多朝秦暮楚的人的典型。在阿维拉的闹剧（恩里克四世国王被按照仪式要求废黜）时，卡布雷拉在胡安·帕切科身边，后来脱离帕切科，重归恩里克四世阵营，并再次得宠。安德烈斯·德·卡布雷拉与伊莎贝拉的儿时朋友比阿特丽斯·德·博瓦迪利亚结了婚，现在又向伊莎贝拉阵营靠拢。

到1473年3月，权力平衡开始明显地偏向伊莎贝拉。斐迪南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确保最尊贵的公主，即我的夫人，顺利继承王位的一切工作，均已完成。”[16]现在所有的棋子——罗德里戈·博吉亚、安德烈斯·德·卡布雷拉、红衣主教门多萨均已就位。伊莎贝拉开始布棋子。她为自己的下一步棋做好了准备。

[1] Marion Johnson，The Borgias（New York：Holt，Rinehart&Winston，1981），p.74.

[2] Clemente Fusero，The Borgias，trans. Peter Green（New York：Praeger，1972），p.75.

[3] Clemente Fusero，The Borgias，trans. Peter Green（New York：Praeger，1972），p.77.

[4] Clemente Fusero，The Borgias，trans. Peter Green（New York：Praeger，1972），p.78.

[5] Clemente Fusero，The Borgias，trans. Peter Green（New York：Praeger，1972），p.79.

[6] T.C.F.Hopkins，Empires，Wars and Battles：The Middle East from Antiquity to the Rise of the New World（New York：Forge Books，2006），p.213.

[7] Fusero，Borgias，p.119.

[8] Ferdinand to Juan Ⅱ，August 1472，Biblioteca Nacional，Índice de la colección de don Luis Salazar y Castro，formado por Antonio de Vargas-Zúñiga y Montero de Espinosa y Baltasar Cuartero y Huerta，vol.1（Madrid：Real Academia de la Historia：1949），appendix letter 55.

[9] Ferdinand to Juan Ⅱ，March 1473，Biblioteca Nacional，Índice de la colección de don Luis Salazar y Castro，formado por Antonio de Vargas-Zúñiga y Montero de Espinosa y Baltasar Cuartero y Huerta，vol.1（Madrid：Real Academia de la Historia：1949），appendix letter 65.

[10] José Sanchis y Sivera，“El cardenal Rodrigo de Borgia en Valencia，” Boletín del Real Academia de Historia 84（1924），p.149.

[11] Peggy K. Liss，Isabel the Queen：Life and Time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p.91.

[12] John Edwards，The Spain of the Catholic Monarchs，474-1520（Oxford，U.K.：Blackwell，2000），p.18.

[13] William D. Phillips，Jr.，Enrique Ⅳ and the Crisis of Fifteenth-Century Castile，1425-1480（Cambridge，Mass.：Medieval Academy of America，1978），p.117.

[14] 焦弗雷（Gioffre）也叫乔弗雷（Jofré）。另外，罗德里戈·博吉亚一家虽然是西班牙人，但他的这几个孩子主要在意大利活动，他们的意大利名字更有名。为了逻辑上的一致性，本书中这四个孩子的名字全部用意大利语形式，不用西班牙语。例如，用“乔万尼”而不是“胡安”，用“切萨雷”而不是“塞萨尔”。“切萨雷”其实就是意大利语的“恺撒”。

[15] Richard P. McBrien，Lives of the Popes：The Pontiffs from St. Peter to John Paul Ⅱ（New York：HarperCollins，1997），p.182.

[16] Tarcisio de Azcona，Isabel la Católica：Estudio crítico de su vida y su reinado（Madrid：Biblioteca de Auto res Cristianos，1993），p.186，cited in Rubin，Isabella of Castile：The First Renaissance Queen（New York：Sc. Martin’s Press，1991），p.108.

九 准备统治

为了恢复自己的王位继承权，伊莎贝拉开展了多方面攻势，与罗德里戈·博吉亚的联盟只是其中一部分。她的行动主要是独立完成的，利用了斐迪南及其父王提供的帮助，也运用了自己的资源。从1471年到1474年，斐迪南通常都远离伊莎贝拉，在法兰西—阿拉贡边境。在他外出期间，她寻求与一些贵族重结旧好，巩固各城市对自己的支持，并尽可能与兄长恩里克四世修复关系。她做了这些方面的工作，为当卡斯蒂利亚女王做准备，尽管国内局势迅速恶化，但她的任务越来越艰巨。

伊莎贝拉以阿方索·卡里略在埃纳雷斯堡的要塞为基地，同时在多条战线上活动。对某些人，她简单地以新头衔和土地作为诱饵，拉拢他们到自己这边。有些城市曾经支持恩里克四世国王，但后来被他胡乱分封城市的做法激怒。对这些城市，伊莎贝拉也以精明的手段去拉拢，表示自己会比恩里克四世更照顾它们的利益。一些城市秘密地改为效忠于她。

她还找到了一些外国盟友。例如，1472年夏季，她设宴招待勃艮第外交官。没过多久，勃艮第人就开始敦促恩里克四世恢复伊莎贝拉的王位继承人地位。

她还独立自主地执行自己的外交政策，与法兰西（此时法兰西正与她丈夫的阿拉贡王国交战）建立联系，提议将自己的女儿嫁给路易十一的儿子查理。学者玛丽亚·伊莎贝拉·德尔·巴尔·巴尔迪维索写道：“她培植与法兰西的友谊，后来1474年6月法兰西入侵鲁西永[1]的时候，她不仅没有与路易十一对抗，还告诉他，她依然打算让她的女儿与法兰西的查理成亲。”[2]换句话说，她没有屈从于自己夫家的利益，而是在追寻自己的利益。

伊莎贝拉将自己建设为一支独立力量的努力很复杂，卡斯蒂利亚全境爆发的激烈内乱对她也有帮助。王国深陷危机，虽然这让她或者其他任何人都难以掌控局面，但也使得她能够自命为国家的救星，能够给国家的混乱局面带来解决方案。

恩里克四世国王优柔寡断、软弱无能，以至于国内的犯罪分子能够恣意偷窃、抢劫、谋杀和强奸，而不必过于担心法律的惩罚。假币四处通行，人们担忧钱币再也没有价值。通货膨胀十分嚣张，人民难以购买生活必需品。饥荒肆虐，开始有人饿死。在加利西亚，有五十多座城堡化为强盗巢穴。小军阀横行乡里，从朝圣者、农民和旅客手中掳掠食物和钱财。

动乱的一大原因是宗教纷争。在卡斯蒂利亚各地，基督徒和近一个世纪以来才改信基督教的犹太人之间爆发了冲突。许多犹太人家族在改宗之后繁荣昌盛起来，招致了基督徒的嫉妒。有人指责这些犹太人的改宗是不真诚的。事实上，有些犹太人是真诚地改信了基督教，也有的是假装改宗。每个人的具体情况是很难查明的。

1473年3月，科尔多瓦城爆发了反对改宗犹太人的暴乱。一个宗教游行队伍经过一个改宗犹太人社区时，有个小孩从一座楼房的顶层窗户里倾倒了某种液体，可能是尿，洒到了圣母玛丽亚塑像头上。一名铁匠因此大怒，说那小孩是故意的，呼喊着要求基督徒攻击改宗犹太人的家庭，报复他们的亵渎行为。人们涌上街头。一些基督徒，包括贵族阿隆索·德·阿吉拉尔（伊莎贝拉年轻的军人朋友贡萨洛·费尔南德斯·德·科尔多瓦的哥哥），力图阻止暴民伤害改宗犹太人，但人群同样凶残地攻击这些见义勇为的基督徒。全城爆发了公开对垒的武装冲突。这一天结束时，改宗犹太人惨遭屠杀，男人被杀死，女人被强暴，住房被掳掠和烧毁。

此次冲突的消息传遍了伊比利亚半岛南部。犯罪分子和歹徒恶棍利用政府权力真空，效仿科尔多瓦的暴乱，对改宗犹太人烧杀抢掠，不过这些都是无端的暴行了。据以色列历史学家本齐恩·内塔尼亚胡记载，一些城市发生了暴乱，包括蒙托罗、拉兰布拉和桑泰利亚。[3]在阿尔莫多瓦尔、赫雷斯和埃西哈，当地官员采取了严厉措施，防止类似的暴力活动。

在塞维利亚，成千上万的改宗犹太人动员起来自卫，让基督徒胆战心惊，害怕他们会为其他地方的改宗犹太人遭受的迫害而复仇。随后一名改宗犹太人用刀刺了一名基督徒，暴民开始洗劫一个改宗犹太人社区。但这一次，由基督徒、武装的改宗犹太人和市政府组成的联盟遏制住了暴民，恢复了秩序。

国家原本就因为战争和内乱而风雨飘摇，宗教暴力更是进一步损害了稳定性。这些暴力活动发生的时机，正是国际形势迅速恶化的时候。土耳其穆斯林军队继续向欧洲进犯。穆斯林军队在君士坦丁堡和希腊取胜之后，又乘胜进军，入侵了塞尔维亚，即后来的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地区。1474年2月，布罗塔迪伯爵给西班牙朝廷的一封信发出警示，一支“极其强大的”军队正在开赴意大利，“企图毁灭欧洲……和基督教”[4]。

当年晚些时候，阿尔巴尼亚的要塞城市斯库塔里[5]（与意大利只隔着亚得里亚海，当时属于威尼斯帝国）遭到土耳其人攻打，9月曾险些被占领。土耳其人最后撤军，但城内有三千军民死于饥饿或干渴。意大利人文学者乔治·梅卢拉是这些事件的目击者，他警示称，土耳其人只是暂时撤回君士坦丁堡，他们正在那里“建造一支强大的舰队”，以便再次发动进攻。梅卢拉写道，土耳其人的最终目标是西欧。[6]

1474年10月，意大利传来消息，土耳其人果然在准备攻打巴尔干半岛的基督教城市。使者告诉西班牙官员，塞尔维亚人和意大利人非常担心土耳其人的下一次入侵迫在眉睫。[7]这些报告让居住在地中海周边尤其是西西里岛的人们噤若寒蝉。如果土耳其人决定攻击意大利半岛，斐迪南在西西里岛的领地极有可能首当其冲遭到打击。

伊莎贝拉越来越坚信，卡斯蒂利亚的未来受到了威胁，她的命运就是统治国家，而只有她能够以铁腕保护自己的王国。恩里克四世国王太消极，假如情势危急，他显然无法组织有效的防御。所以伊莎贝拉越来越需要赢得他的祝福，并劝服他再一次指定她为王位继承人。她向自己幼年的玩伴比阿特丽斯·德·博瓦迪利亚（如今是塞哥维亚一位颇具影响力的少妇）求助。

伊莎贝拉有能力帮忙的时候，给了比阿特丽斯很大帮助。在伊莎贝拉帮助下，比阿特丽斯嫁给了安德烈斯·德·卡布雷拉，即塞哥维亚城堡王室宝库的管理人和塞哥维亚市市长。这对夫妻感情很好，已经生了好几个孩子。比阿特丽斯长成了一位美丽聪慧的女性，受到宫廷其他男人的尊重，包括好色的红衣主教门多萨和恩里克四世国王。安德烈斯·德·卡布雷拉有一次病倒，比阿特丽斯代替丈夫管理城市和守卫城堡。现在比阿特丽斯有能力报恩，在伊莎贝拉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施以援手。

比阿特丽斯是一位非常值得仰慕的女性。一位同时代人描述她是“举止高贵，兼具审慎、美德与勇气”的典型。[8]一幅木刻画显示她身段苗条，鼻梁挺直，樱唇饱满；她也像伊莎贝拉一样，身体强健，虽然多次怀孕，最终一共生了九个孩子（七男两女），但身体一直很好。她给伊莎贝拉带来的，不仅是友谊，还有一个友好的大家族。

她的丈夫安德烈斯·德·卡布雷拉据说外貌英俊，品行高尚。他是一位魅力十足的廷臣，比平均身材高一些，眼睛碧蓝，相貌端正，满头栗色直发。他是恩里克四世最信任的官员之一，早先是恩里克四世的内廷管家，从恩里克四世继位开始就为他打理内廷。后来他负责管理国王在塞哥维亚的主要基地，打理他的金库。在这样一个因为腐化堕落而遭到普遍抨击的宫廷，作为改宗犹太人的卡布雷拉凭借品行端正、尽忠职守和办事高效而鹤立鸡群。

比阿特丽斯劝说丈夫，他俩需要着眼未来，与伊莎贝拉结盟是明智之举。而她的丈夫在此期间与胡安·帕切科发生了不愉快的争吵，准备改换阵营。1473年6月15日，伊莎贝拉与安德烈斯·德·卡布雷拉签署了一项协定，承诺自己若成为女王，将加封他为莫亚侯爵。莫亚是昆卡附近的一座城镇，距离他的出生地不远。[9]

伊莎贝拉在此项协定中的主要谈判代表是她的主财务官阿方索·德·金塔尼利亚，他在塞哥维亚的宫廷和埃纳雷斯堡（伊莎贝拉和卡里略大主教住在这里）之间来回穿梭，办成了此事。除了与比阿特丽斯和安德烈斯·德·卡布雷拉达成战略合作之外，伊莎贝拉还指示金塔尼利亚尽一切努力弥合她与王兄之间的裂痕。这意味着伊莎贝拉与宫廷之间有着长期的、紧密的联系。比阿特丽斯和卡布雷拉私下里劝诫国王，和御妹重归于好的时候到了。

最终比阿特丽斯决定一鼓作气，促成和解。据几十年后撰写史书的一位编年史家说，她将恩里克四世带到塞哥维亚城堡的一个僻静房间，开诚布公地，甚至是严厉地向他谈及国内局势。比阿特丽斯提醒他，他曾遭到胡安·帕切科背叛；并指出，伊莎贝拉一直忠于和热爱国王。她敦促他切断与胡安·帕切科的情感联系，与伊莎贝拉和好，立她为继承人，并重整朝纲。她告诉他，如果他与伊莎贝拉议和并允许她回到宫廷，王国会“枯木逢春”。[10]

忧伤的国王承认，她说的大部分是正确的，并说他觉得这一切都怪他自己。他的回答反映了他深深的抑郁和悲伤。那么多他爱的人背叛了他，如今他对生活中其他的人也不再信任。“我的国家和我的人民……遭到的严重伤害，”他对她说，“如你所言，是我的罪孽的结果；我的大错让我在上帝面前蒙羞。”[11]他说自己由于大失所望和受到的精神上的打击，备受困扰，垂头丧气，有时无视了“良言”，而坚持在自我毁灭的道路上走下去。

他说，局势已经令人绝望：“即便我按照你说的，与王子和公主和解，国家也无药可救了，因为它已经败坏了。国内紊乱到了极点，在世的任何人都无力修补。虽然我知道，与妹妹和解是最好的办法，但没有办法弥补已经造成的损害了。”

恩里克四世最后同意会见伊莎贝拉，两人已经四年没有相见了。他们在圣诞节期间在塞哥维亚相见。比阿特丽斯·德·博瓦迪利亚和卡里略大主教一同骑马前往埃纳雷斯堡，向伊莎贝拉发出邀请。斐迪南刚刚从阿拉贡抵达，所以也在埃纳雷斯堡。公主得到的建议是，尽快前往塞哥维亚，但轻装简从，以免节外生枝。[12]她特地带上了贡萨洛·费尔南德斯·德·科尔多瓦，然后准备迅速出发。她告诉斐迪南在一小段路程之后跟随她，提高警惕，以防被俘。为了防止局势恶化，她决定把女儿留下。

伊莎贝拉及其伙伴趁夜色骑马行进，沿着一千年前古罗马人建造的、现已损坏的道路，快速穿过干旱的平原，于1473年12月29日拂晓抵达塞哥维亚。有贡萨洛在身边，伊莎贝拉无所畏惧。喜怒无常的恩里克四世国王完全有可能在伊莎贝拉抵达之前改变主意，而在胡安·帕切科的撺掇下，他完全可能伤害她。斐迪南紧随伊莎贝拉之后，在塞普尔韦达镇（距离塞哥维亚约35英里）投宿，等待进一步消息。大家都心急如焚地等着看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情。自兄妹上次见面，已经过去了四个漫长年头，有很多分歧没有得到解决，积累起来。

但恩里克四世与伊莎贝拉真正重逢的时候，一笑泯恩仇。虽然这些年里互相敌视，但兄妹再次相逢，的确非常高兴。恩里克四世刚刚打猎回来，情绪很好，而她在城堡等待他，并“以极大的谦卑”欢迎他。他欣喜地向她致意，“亲热地与她拥抱”。[13]他俩来到附近一个房间，一起落座。她向他宣誓效忠，为之前的冒犯赔礼道歉，并请他考虑，她与斐迪南的婚姻对卡斯蒂利亚“福祉”的好处。[14]

起初他的反应和蔼可亲，但没有做任何承诺。当晚他们在城堡用膳，他甚至允许她从宝库中挑选一件喜欢的饰品。然后他们按照多年前的习惯，一同欣赏音乐，恩里克四世唱歌，伊莎贝拉跳舞。随后几天，他们一同在城里漫步，并骑马出游。塞哥维亚人注意到他俩之间的和谐气氛。

一切顺利，恩里克四世和伊莎贝拉相处非常愉快，很快就邀请斐迪南也来。他于新年抵达宫廷。两个男人——伊莎贝拉的兄长和丈夫——第一次见面。气氛友好而热情。在随后一周内，他们一同欢度节日。

1月9日，三人和比阿特丽斯·德·博瓦迪利亚与安德烈斯·德·卡布雷拉夫妇一同用膳。[15]席间，恩里克四世突然弯下身去，胃病发作了。他被匆匆送回城堡，伊莎贝拉和斐迪南在他房间外焦急地等候消息。没过多久，胡安·帕切科出现了，提出了疑问：恩里克四世国王中毒了吗？此时大家心头一定都有了这个疑问。没人说得准。帕切科敦促国王逮捕伊莎贝拉，国王拒绝了，但伊莎贝拉和兄长之间的关系迅速冷淡下来。衰弱的国王很快离开塞哥维亚，去了他认为安全的马德里。伊莎贝拉和斐迪南留在塞哥维亚，决心这一次不再逃跑。不管发生什么事，伊莎贝拉都决定留在塞哥维亚。她甚至派人把女儿接到身边。她要昭告天下，自己是国王的继承人。

随后一年里，恩里克四世的健康日渐恶化，而伊莎贝拉的势力越来越强。但在这几个月里，国家动荡不安。权力易手的时候，往往是这样的。廷臣们不得不再一次选择阵营。站错队的人，就可能成为牺牲品。他们有理由相信年轻的夫妻能成功：伊莎贝拉和斐迪南拥有青春活力，有政治力量，是未来的希望。而恩里克四世国王毕竟只有四十八岁，还是有可能恢复健康的。他犯过错误，但不是个坏人，而且也在努力妥善治理国家。

就连安德烈斯·德·卡布雷拉和比阿特丽斯·德·博瓦迪利亚也缠身于宫廷错综复杂的结盟关系。国王的两位长期盟友贝纳文蒂伯爵和红衣主教门多萨请求他们劝伊莎贝拉将她的女儿的监护权交给他们（贝纳文蒂伯爵和门多萨），以担保假如伊莎贝拉成为女王，会善待他们。伊莎贝拉起初不同意，但最后不情愿地答应了。[16]

据宫廷编年史家阿隆索·德·帕伦西亚记载，虽然伊莎贝拉做了这个让步，但贝纳文蒂伯爵随后参与了一起绑架伊莎贝拉的阴谋。德·帕伦西亚说自己无意中听到一群密谋者，包括贝纳文蒂伯爵，在商讨计划。伊莎贝拉得知此事后，劝斐迪南逃跑，因为她觉得斐迪南处境危险，而她自己毕竟是御妹，相对安全。斐迪南假装出猎，离开了。年轻的伊莎贝拉果然被带走，不过被送到了塞普尔韦达的一个更安全的地方，由斐迪南的卡斯蒂利亚外祖父照料。[17]8月，斐迪南离开卡斯蒂利亚，前往阿拉贡，再一次去阿拉贡—法兰西边境帮助他的父王。随后几个月里，伊莎贝拉又是孤身涉险。

伊莎贝拉在塞哥维亚居住期间，与红衣主教门多萨越来越亲近，这让他的长期竞争对手——妒火中烧的托莱多大主教卡里略十分恼怒。伊莎贝拉和红衣主教做了很多工作去抚慰卡里略大主教，为他的一个侄女安排了非常有利的婚事，帮助他的一个侄子在潘普洛纳搞到一个主教职位。但大主教仍然因为被门多萨抢走了红衣主教职位而闷闷不乐。由于一件不起眼的小事，他对门多萨的怨恨一下子爆发成了公开的敌意。卡里略大主教对炼金术很感兴趣，雇用了一个江湖医生和所谓的巫师，此人告诉他，有办法制造黄金。伊莎贝拉的忏悔神父阿隆索·德·布尔戈斯修士与这个炼金术士争吵起来，最后竟然斗殴起来。伊莎贝拉认为炼金术是扯淡，将炼金术士逐出了塞哥维亚的宫殿。[18]卡里略感到这是对他的侮辱，气哼哼地出了城。

对卡里略大主教来说，这是压断骆驼脊背的最后一根稻草。他戏剧性地背弃了斐迪南和伊莎贝拉，奔到恩里克四世国王那边，敦促他立小胡安娜为继承人。兄妹间的裂痕再次扩大。很快就爆发了暴力冲突，恩里克四世和伊莎贝拉的支持者在国内一些城镇发生斗殴。[19]

随后，恩里克四世国王遭到了心理上和情感上的一次严重打击。1474年10月4日，胡安·帕切科突然出人意料地去世了，死于喉疾，病情和死状非常像他的兄弟佩德罗·希龙，这非常奇怪。他的仆人们立刻偷走了他的财产，将他的尸体藏在一些酒罐之间。[20]这对恩里克四世来说是一个沉重打击，因为尽管胡安·帕切科奸诈阴险而贪得无厌，却是恩里克四世最重要的试探民意的工具、毕生盟友和卡斯蒂利亚仅次于国王本人的二号人物。恩里克四世一生中对爱知之甚少。他与父亲的关系充满矛盾；他母亲去世得非常突然，可能是被敌人毒死的；他与两任妻子的关系也是灾难性的，令他十分孤独。胡安·帕切科是他一生中最恒定的因素，他的死似乎让国王连生存的意志都没有了。我们似乎很难理解这一点，但恩里克四世似乎很爱帕切科。

恩里克四世国王凄楚地哀叹，帕切科对他就像父亲一样。为了表示对帕切科家族的恩宠，他立刻任命帕切科的儿子为圣地亚哥骑士团大团长，将这个令人垂涎欲滴的职位，连同一个强大的修会的控制权和大片土地，都给了他。伊莎贝拉原本希望将这个大团长职位收归王室，使之成为王族的财产，她父亲也曾这样设想。但恩里克四世这样一下子就在卡斯蒂利亚树立了一个新的重要竞争对手，即帕切科的儿子，新的比列纳侯爵。[21]

感情上受到的打击往往导致身体健康的恶化。恩里克四世愈发沮丧抑郁，身体越来越差。而伊莎贝拉的力量和势力日渐增长。国民的支持越来越转向她，她也改变了自己的语调，变得更加倾向于和解。她向恩里克四世的盟友保证，她不会因为他们的反对而报复他们。例如，她写信给阿罗伯爵，请求与他面谈。她下了很大功夫去强调，他无须畏惧她、斐迪南或托莱多大主教；她还“向上帝、向圣母玛丽亚宣誓，用我的右手画十字”。[22]

恩里克四世的健康持续走下坡路，现在开始咯血。他去了马德里，“希望在那里休养并恢复元气”，[23]但他到了那里之后，在秋风中散步时很快头晕目眩。随后他在自己寝室内病倒了。到12月，他已经衰弱到不能骑马去城外的狩猎小屋。12月的第一周，恩里克四世国王的病情急剧恶化，他意识到自己时日无多了。在他的最后一天，一连十多个小时，他时而昏迷，时而清醒。一名修士被传来，听他告解。两人谈了漫长的一个钟头。国王告诉修士，他要把国家大事留给红衣主教门多萨、年轻的新任比列纳侯爵和其他一些官员。他要求用他的珠宝和财产来还债，并将他安葬在瓜达卢佩圣母教堂，长眠在他母亲身侧。这座教堂是一个著名的有神迹的场所，人们在埃斯特雷马杜拉山区找到了一尊圣母玛丽亚的雕像。

1474年12月11日约凌晨2点，他与世长辞，享年四十九岁。他临终时，有红衣主教门多萨、贝纳文蒂伯爵、新任比列纳侯爵和其他几名议事会成员侍奉在卧榻前。[24]一名骑手火速将国王驾崩的消息送给伊莎贝拉。自一年前圣诞节时恩里克四世在塞哥维亚城堡病倒以来，伊莎贝拉就住在城堡。

关于恩里克四世去世时床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众说纷纭。[25]编年史家帕伦西亚说，恩里克四世宣布立自己的女儿为继承人。但他没有留下遗嘱，或者至少人们没有找到遗嘱。一些目击者和其他历史学家宣称，国王曾立过遗嘱，但它被偷走、隐藏或销毁了。的确，我们很难相信恩里克四世国王没有为小胡安娜留下具体的安排，因为他非常疼爱这孩子。小胡安娜此时只有十三岁，虽然没有和他一起生活，但他向朋友写信，殷勤细致地询问她的健康状况。[26]我们也很难相信，经历了这么多风风雨雨，国王居然没有为王位继承做过安排。

不过，在临终时刻，恩里克四世显然摈弃了自己一生中曾经爱过的很多东西。他曾赞助自己钟爱的城市塞哥维亚的多座美丽教堂，却要求将自己埋葬在母亲身边。他的母亲是阿拉贡的玛丽亚，即阿拉贡国王胡安二世的姐姐。也就是说，恩里克四世的残酷的岳父胡安二世也是他的舅舅。这些家庭关系是恩里克四世与伊莎贝拉矛盾的促成因素之一。恩里克四世选择长眠于母亲身旁，这又一次展现了特拉斯塔马拉王族内部的亲缘和权力关系是多么错综复杂、扭曲而可悲。

贵族们急于尽早奔到新女王身边，所以给恩里克四世做的宗教仪式匆匆结束了，他的遗体被迅速埋葬到瓜达卢佩圣母教堂。恩里克四世甚至把自己最喜爱的塞哥维亚城都输给了异母妹。他的朋友比阿特丽斯·德·博瓦迪利亚和安德烈斯·德·卡布雷拉已经在将宝库转交给伊莎贝拉女王。

[1] 鲁西永伯爵领地在当时是加泰罗尼亚的一部分，今天则属于法国。

[2] María Isabel del Val Valdivieso，“Isabel，Infanta and Princess，” in Boruchoff，53.

[3] Benzion Netanyahu，The Origins of the Inquisition in Fifteenth-Century Spain（New York：Random House，1995），p.804.

[4] Conde Brotardi，in Trento，February 7，1474，Real Academia de la Historia，A-7，folio 158，S&Z，p.164，cited in Biblioteca Nacional，Índice de la colección de don Luis Salazar y Castro，formado por Antonio de Vargas-Zúñiga y Montero de Espinosa y Baltasar Cuartero y Huerta，vol.1（Madrid：Real Academia de la Historia：1949），letter 632.

[5] 今阿尔巴尼亚北部城市斯库台。

[6] George Merula，“The Siege of Shkodra” （1474），trans. George Elsie，in Texts and Documents of Albanian History，http：//www.albanianhistory.net/en/texts1000-1799/AH1474.html.

[7] Karolus Vitalus Caurell to unknown person，“remitiendo el juramento que se menciona en la ficha siguiente y el gran temor que había sobre una invasion de los turcos en Ragusa y Venecia.” Real Academia de la Historia，October 27，1474.A-7，folio 158，p.164，cited in Indice de la colección de don Luis Salazar y Castro，vol.1，letter 631.

[8] Gonzalo de Oviedo y Valdés，cited in Don Eduardo de Oliver-Copóns，El Alcázar de Segovia（Valladolid：Imprenta Castellana，1916），p.129.

[9] Andrés de Cabrera，June 15，1473，A-7，folio 89-91，in Índice de la colección de don Luis Salazar y Castro，vol.1，letter 617.

[10] Crónica incompleta de los Reyes Católicos，1469-1476，según un manuscript anónimo de la época，ed. Julio Puyol（Madrid：Tipografía de Archivos，1934），pp.113-21.

[11] Crónica incompleta de los Reyes Católicos，1469-1476，según un manuscript anónimo de la época，ed. Julio Puyol（Madrid：Tipografía de Archivos，1934），pp.113-21.

[12] Diego de Colmenares，Historia de la insigne ciudad de Segovia，revised by Gabriel María Vergara（Segovia：Imprenta de la Tierra de Segovia，1931），p.319.

[13] Diego de Colmenares，Historia de la insigne ciudad de Segovia，revised by Gabriel María Vergara（Segovia：Imprenta de la Tierra de Segovia，1931），p.320.

[14] Diego de Colmenares，Historia de la insigne ciudad de Segovia，revised by Gabriel María Vergara（Segovia：Imprenta de la Tierra de Segovia，1931），p.320.

[15] Peggy K. Liss，Isabel the Queen：Life and Time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p.93.

[16] Peggy K. Liss，Isabel the Queen：Life and Time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p.93.

[17] Peggy K. Liss，Isabel the Queen：Life and Time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p.94.

[18] Peggy K. Liss，Isabel the Queen：Life and Time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p.95.

[19] Peggy K. Liss，Isabel the Queen：Life and Time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p.95.

[20] Nancy F. Marino，Don Juan Pacheco：Wealth and Power in Late Medieval Spain（Tempe：Arizona Center for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Studies，2006），pp.163-64.

[21] Liss，Isabel the Queen，p.95.

[22] María Isabel del Val Valdivieso，Isabel la Católica，Princesa，pp.506-8，Real Academia de la Historia，Colección Salazar，M-26，folio 92-92V.

[23] Diego Enríquez del Castillo，Crónica de Enrique Ⅳ，ed. Aureliano Sánchez Martín（Valladolid：Universidad de Valladolid，1994），p.398.

[24] Diego Enríquez del Castillo，Crónica de Enrique Ⅳ，ed. Aureliano Sánchez Martín（Valladolid：Universidad de Valladolid，1994），p.96.

[25] Townsend Miller，The Castles and the Crown：Spain，1451-1555（New York：CowardMcCann，1963），p.79.

[26] Liss，Isabel the Queen，p.96.

十 伊莎贝拉登基

在塞哥维亚，伊莎贝拉得知恩里克四世死讯后，放声大哭，说自己感受到“极大的悲伤”[1]。她的心情一定很复杂，因为尽管恩里克四世对她做了很多残酷的事情，兄妹俩的确有过真挚的感情。他是她最后一位活跃的近亲。她的父亲和弟弟阿方索均已去世；她的母亲尽管还在世，却神志不清，在公共生活中不能发挥任何作用。斐迪南远在阿拉贡，伊莎贝拉必须独自面对恩里克四世的死亡。他的去世是她一生中的一个重大转折。

然而，不管伊莎贝拉多么悲恸，似乎都已经为这消息做好了准备。她迅速开始采取行动。她的朋友们——比阿特丽斯·德·博瓦迪利亚及其丈夫安德烈斯·德·卡布雷拉、她的幼时教师贡萨洛·查孔及其外甥古铁雷·德·卡德纳斯——很快聚集到她周围。除了他们，塞哥维亚还无人知道国王驾崩的消息。伊莎贝拉的团队希望利用出其不意的因素，决定性地确立她的统治权，并迅速造成既成事实，以排除小胡安娜的竞争。几个小时内，伊莎贝拉及其盟友就开始落实计划。准备工作完成后，伊莎贝拉换上丧服，向王国各地发出书信，告知卡斯蒂利亚人民恩里克四世国王已经驾崩，并在城内准备葬礼。

恩里克四世死后的那一天，从早到晚都是风云激荡。塞哥维亚市民几十年后还记得这一天。上午10点，圣米迦勒教堂（塞哥维亚的主要教堂，距城堡约1/4英里）敲响了大钟；很快城内其他教堂也开始鸣钟，这刺耳的钟声传遍大街小巷。从上午11点开始，神父们在圣米迦勒教堂举行哀思弥撒。一切按照既定仪式举行，包括吟唱赞美诗、诵读经文、进行特定的祷告，信众做出回应等。仪式是用拉丁文进行的，由钟声和歌声伴奏，为了让亡魂安息，点燃了蜡烛。

11点半，仪式结束，官员和市民从教堂鱼贯而出，走上大街，聚集到中央广场。一位官员向群众呼喊，宣布恩里克四世国王驾崩，并且没有留下一个合法继承人，所以他的妹妹伊莎贝拉将继承王位。两名在恩里克四世病榻前见证他去世的人士公开确认，国王已死。

伊莎贝拉公主也参加了弥撒。仪式结束几个小时之后，她脱下黑色丧服，身穿光彩夺目的华服，佩戴黄金和珠宝首饰，再次出现。她走回同一座教堂，让大家宣布她为女王。她在短得让人惊讶的时间里，成功安排好了威风堂堂的象征性的权力交接。她显然为此已经准备了几个月。

很快，游行队伍走进广场。领头的是手捧伊莎贝拉和特拉斯塔马拉王族（伊莎贝拉和斐迪南都是该家族的成员）纹章的武士，然后跟着伊莎贝拉的忠实教师贡萨洛·查孔的外甥古铁雷·德·卡德纳斯。随后就是满身珠光宝气的公主，她骑着一匹乳白色的骏马，而不是像吉桑多公牛条约时那样骑着表示谦卑的骡子。她来到主广场，身边陪着乐师，鼓乐齐鸣。在圣米迦勒教堂门口，她登上阶梯，走到一处覆盖锦缎的平台上。[2]

紧随她身后和陪伴在她身侧的有安德烈斯·德·卡布雷拉（恩里克四世信任的宝库管理人和塞哥维亚市市长）及其夫人比阿特丽斯·德·博瓦迪利亚。塞哥维亚主教（改宗犹太人）胡安·阿里亚斯·达维拉和其他一些市政官员和教士全部步行跟随女王的队伍。犹太人社区的一些成员也在队伍中，包括拉比亚伯拉罕·塞尼奥尔及其追随者，他们以此公开表达对公主成为女王的支持。根据一位公证人的记载，人群中还有教皇使节、一些骑士和贵族、一群圣方济各会与多明我会修士、塞哥维亚的巨商富贾和一大群普通市民，其中大多数市民都是羊毛制造业（本城的支柱产业）的雇员。

伊莎贝拉以响亮和清晰的嗓音向人群讲话。二十三岁的公主站在高台上，宣誓要捍卫教会和卡斯蒂利亚与莱昂人民。她右手按着《圣经》，以上帝之名发誓，要服从教会的训诫。她宣誓要促进人民的福祉，改善他们的生活，伸张正义，并保护贵族的特权。人群用传统的言辞向她宣誓效忠，表示接受她为统治者。

随后，官员们在她面前跪下，向她宣誓效忠，认可她为女王，并向她的丈夫斐迪南宣誓。卡布雷拉将城堡和宝库的钥匙交给伊莎贝拉，因为现在城堡和宝库属于她了。她又将钥匙还给卡布雷拉，请他保管。他向她宣誓效忠，承诺要妥善管理该地区的“各城堡与要塞”。伊莎贝拉很快奖赏了她的最亲密朋友卡布雷拉和查孔。按照伊莎贝拉的承诺，卡布雷拉和比阿特丽斯很快成为莫亚侯爵和侯爵夫人。查孔则被晋升为女王的幕僚长。女王的意思是很清楚的：在过去曾经忠诚对待她的人，将会得到伊莎贝拉女王的恩宠奖掖。

伊莎贝拉的四岁女儿被抬起，作为下一位王位继承人，展示给群众。这强调了卡斯蒂利亚当下和未来对女性继承权的认可。自乌拉卡（1109～1126年在位）和1217年的贝伦加利亚女王以来，卡斯蒂利亚与莱昂还不曾有一位独立统治的女王。近两百多年来，王位都是传承给男性的。现在伊莎贝拉成为君主，她的女儿成了王储。

伊莎贝拉女王是自行发布“宣言”、自立为王的，而不是按照卡斯蒂利亚的传统由国民推举为王。事实上，她是自己给自己加冕的。[3]随后武士们呐喊道：“卡斯蒂利亚，卡斯蒂利亚，卡斯蒂利亚，无比尊贵、无比强大的公主，我们的女王伊莎贝拉万岁！无比尊贵、无比强大的国王，她的合法丈夫，堂斐迪南万岁！”据市民回忆，当时人群掌声雷动，鼓乐喧天，所有人都欢呼雀跃。

随后女王及其队伍返回了教堂，走进有穹顶的大门，人群跟在后面。她在主祭坛前跪下，然后匍匐在上帝面前。随后她站起身来，将王室的挂饰捧在手中，放在祭坛上，仿佛在献上祭品。尽管她表现得仿佛她的君权来自神授，但实际上她发动了一场政变。恩里克四世国王曾犹豫不决，不知道立谁为自己的继承人，但在他最后的五年里曾明确表示，要小胡安娜接替他成为统治者。现在没有人提起胡安娜的名字了。

自那一天起，历史学家就大感困惑，不知道卡斯蒂利亚与莱昂的合法统治者究竟是伊莎贝拉，还是胡安娜。或许胡安娜的确是国王的亲骨肉，如果这是真的，那么伊莎贝拉就是个篡位者。但胡安娜或许并非国王的孩子。无论如何，在这个日子，在塞哥维亚（恩里克四世及其两位妻子的婚姻时光大部分是在这里度过的），当地人民倾向于相信伊莎贝拉是卡斯蒂利亚与莱昂的真正的合法统治者。

伊莎贝拉女王走出教堂后，游行队伍又在她周围聚集。这一次，古铁雷·德·卡德纳斯骑马打头阵，举起一支宝剑，剑尖指向天空，象征主持正义。据帕伦西亚记载，人群震惊之下喃喃低语，因为这是第一次有一位女性宣示自己主持正义、施加惩罚的权力。伊莎贝拉有意识地选用男性气概的象征，后来在一些典礼场合，她也是这么做的。她甚至命人制作了一幅挂毯，描绘女王握着剑的形象，标题为《名望》。[4]

这显然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表演。用那种方式竖直地举起剑，这是一个“军事十字”的视觉符号。从登基的最初时刻起，伊莎贝拉女王就开始为自己打造一种形象：泰然自若、沉着冷静、光辉灿烂、神圣、血统高贵、得到上帝佑助。

她穿过城市，经过犹太人区的边缘，进入那座由摩尔人装饰的宫殿，即她的家。她骑马前进，周围簇拥着徒步的贵族，市政官员跟在后面。她威风凛凛地走过这座中世纪城市的蜿蜒街道，走向自己祖先的家园，即悬崖边上的要塞，以一位当世女性的身份在祖先雕像之间占据自己的位置。

她是独自登上王座的。她进入城堡，将它和城堡塔楼内储藏的金银财宝都据为己有，因为她是它们的合法主人。“当夜，她就住在这宫中”，一位塞哥维亚学者后来记载道。[5]

* * *

随后几天内，伊莎贝拉开始得到消息，国家其他地区的臣民对她的加冕做何反应。大主教阿方索·卡里略迅速宣布支持她，于是王国的主要教区托莱多的精神领袖就站到了她的阵营。卡里略还旅行到塞哥维亚，向她宣誓效忠。红衣主教佩德罗·冈萨雷斯·德·门多萨在将恩里克四世的遗体送到最后安息之所之后，也匆匆赶到伊莎贝拉女王身边。罗德里戈·博吉亚帮助门多萨当上红衣主教的努力在恩里克四世死后立刻结出了果实：门多萨当即宣布支持伊莎贝拉，而非胡安娜。

全国各地传来了消息。伊莎贝拉的自我加冕在北方得到赞扬，尤其在老卡斯蒂利亚[6]，包括阿维拉、塞普尔韦达、巴利亚多利德、托尔德西利亚斯、托莱多和穆尔西亚。在安达卢西亚的基督徒控制区和埃斯特雷马杜拉，有人提出了一些质疑，因为那里的人们不是很了解伊莎贝拉。她显然需要尽快去那里，让大家感受到她的存在。加利西亚似乎处于叛乱边缘[7]，但那里的局面也比王国其他地区更糟糕。

但是，给新政权造成最初两次危机的，是比较私人的问题。第一次危机是夫妻间的争吵威胁到了王国的稳定性；第二次危机是一个被抛弃的求婚者造成的。这些问题是在卡斯蒂利亚普遍而持续的社会紊乱、经济崩坏的大环境下爆发的。因此伊莎贝拉不得不同时处置许多难题。

首先是婚姻的危机。恩里克四世死后，伊莎贝拉并没有着急通知斐迪南。当时他正在自己家中，即阿拉贡王国的首都萨拉戈萨，距离塞哥维亚约175英里。历史学家约翰·爱德华兹写道：“她似乎并不着急希望丈夫到身边来。”[8]她派了一名行动迟缓的信使去见斐迪南，通知恩里克四世的死讯，并建议他考虑阿拉贡的当前局势，自行斟酌如何决策。她没有敦促这名信使快速行动。她故意没有及时通知斐迪南来参加加冕典礼，就是为了断绝他自己索取卡斯蒂利亚王位的希望。

所以斐迪南一直到加冕礼好几天之后才得知了这一系列重大事件：国王驾崩，伊莎贝拉登基。他父亲的老友卡里略大主教派了一名信使火速给斐迪南通风报信，强调他必须立刻到卡斯蒂利亚。恩里克四世奄奄一息的时候，红衣主教门多萨也给斐迪南送了信，同样建议他迅速赶到塞哥维亚。

伊莎贝拉女王身边还有其他一些人也急于将新进展告诉国王。例如，古铁雷·德·卡德纳斯写信给斐迪南，天真地描述了自己在加冕礼上扮演的独特角色，即捧着正义之剑。斐迪南于12月21日收到了信，也就是塞哥维亚加冕礼的一周之后。他得知妻子独立登上了王位，不禁暴跳如雷。[9]他立刻跳上马背，奔向塞哥维亚。

他对陪他从阿拉贡出发的编年史家帕伦西亚说：“我从未听说过，竟然有女人篡夺男性的特权。”[10]帕伦西亚努力安慰国王，说她“毕竟只是个妇道人家”，等她认识到自己需要男性的保护之后，一定会重新考虑自己的行动。斐迪南身边的其他人更为不安；一位男性编年史家说，伊莎贝拉做的事情“有些阴险”。[11]

斐迪南压抑自己的怒气，自我安慰说，伊莎贝拉一定只是一时糊涂。他告诉自己，等他到了塞哥维亚之后，她就会意识到自己做得太过分了，一定会顺从于他的权威。他对自己的床上功夫无比自信，相信一定能够凭这个让她服服帖帖。一位编年史家记载道，斐迪南“相信自己只要耐心，一定能够满足妻子的爱欲需求，那样就能轻松地克服妻子的顽固，那顽固是奸臣在他妻子心里撺掇起来的”。[12]

斐迪南抵达时，伊莎贝拉已经独立执政两个多星期了，所以有时间细细考虑自己要对斐迪南采取什么样的立场。斐迪南也在争取时间。12月30日，他接近了塞哥维亚，但没有直接进城，而是在附近的图雷加诺要塞等待。伊莎贝拉及满朝文武为欢迎他的典礼做了安排。准备工作进行的时候，双方不断传递消息。

1月2日，斐迪南从塞哥维亚的大门进入城市，身穿奢华的皮毛和金线华服。伊莎贝拉女王没有亲自去迎接他，而是让一大群官员和教士，包括门多萨和卡里略，去迎接他，并打着华盖，将他护送到圣米迦勒教堂（也就是两周前伊莎贝拉登基的地点）门廊上。人们正式询问他，是否愿意以女王的丈夫的身份统治，他表示同意。塞哥维亚的市议员然后宣誓支持他，称“他们将服从和接纳殿下，因为殿下是我们的女王陛下的合法夫君”。[13]

然后斐迪南在游行队伍的护送下来到城堡。伊莎贝拉在大门内等候。现在他俩的角色逆转了。掌控局面的人是她。现在他需要来拜见她，而不是她求见他。她遵循卡斯蒂利亚与莱昂历史上女王们立下的法律先例来行事，不过那些女王是几百年前统治的，她们的事迹主要是被记载在古老的编年史里。伊莎贝拉的登基被认为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人们相信女人有可能有能力独立统治），但在现实中仍然是惊世骇俗的，宫廷的男人们尤其感到震惊。男性主宰世界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就连伊莎贝拉的支持者对如何处置局面也有点困惑和糊涂。学者在史册中寻找女性君权的先例。伊莎贝拉的登基虽然不是史无前例的，但的确十分不寻常。

因此，伊莎贝拉的举动违反了西班牙的传统。对欧洲大陆其他地方的人来说，这更是令人瞠目结舌。学者努莉亚·西列拉斯-费尔南德斯写道：“欧洲各地的情况是相似的，女王一般只有在如下情况才能以丈夫的名义统治：国王亲自指定女王，并且有能力将自己的抉择强加于他的臣民。”[14]

不过贝伦加利亚女王只统治了几个月，就将王权交给自己的儿子。只有乌拉卡（1109～1126年在位）统治的时间比较长。她结过婚，但婚姻后来破裂，于是她独立地统治国家。

学者特雷莎·艾伦菲特写道：“乌拉卡推翻了这样的观念：娶了女王的男人将自动分享妻子的国度的统治权。”[15]

斐迪南的谋臣感到特别沮丧，努力去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帕伦西亚说，这局面全怪那些“持续不断地怂恿”伊莎贝拉的人促使她产生“女人的……耍性子”。[16]但事实似乎并非如此。伊莎贝拉是出于自己的原因，自行决定独自统治的。她不愿意冒险让斐迪南分享王权，从而造成不愉快的后果。或许她再也不信任他了。他长期远离卡斯蒂利亚，在伊莎贝拉需要他的时候却不肯回来，他的风流成性，肯定都让伊莎贝拉觉得他不靠谱。而且他也可能会企图将她排挤到继承体系之外。

夫妇终于见面时，双方都大发脾气，发生了一场“不愉快的争执”。[17]正如她担心的那样，斐迪南及其亲戚认为他才应当是无可争议的统治者，因为他是伊莎贝拉父亲的血缘最近的仍然在世的男性亲属。他的一些支持者相信女人没有治国理政的能力。但伊莎贝拉及其支持者坚称，卡斯蒂利亚与莱昂由女王独自统治的历史很悠久，最突出的就是乌拉卡女王，她在12世纪初执掌王权。他们说，伊莎贝拉是卡斯蒂利亚国王胡安二世的直系后裔，斐迪南在卡斯蒂利亚王国的权力只能是源自他和伊莎贝拉的婚姻关系。换句话说，伊莎贝拉和斐迪南都觉得自己是合法统治者，对方只是统治者的配偶。

斐迪南大发雷霆，觉得自己受到了公开的羞辱，损害了他的男性气概。他宣布自己要回阿拉贡。伊莎贝拉恳求他留下，辩称，“她绝对不会有任何理由想要对她最亲爱的夫君造成哪怕是一丁点的羞辱。为了夫君的幸福和荣誉，她甘愿牺牲不仅是王位，还有她自己的健康”。她说，她“不愿意，也不能够与他分离”。

伊莎贝拉的婚姻真正陷入了危机，这种分歧有可能毁掉她的婚姻和她的王国。此时，她完全可能在压力下退缩，仅仅为了婚姻的和谐就将王国的控制权交给他。

她需要一个男人在自己身边，以克服她的性别造成的问题。历史学家詹娜·比安基尼在写到贝伦加利亚女王时说：“女性，即便那些很明显拥有王位继承权的女性，如果没有结婚，也很少被接受为君主。”[18]

而且，为了确立伊莎贝拉的权威，她的婚姻必须要开花结果，所以她需要斐迪南。学者米丽娅姆·沙迪斯写道：“中世纪的女王之所以能够成为女王，是因为她是一位国王的妻子或女儿。但几乎不可避免的情况是，成功的女王必须是一位母亲。”[19]

所以伊莎贝拉必须找到办法，保住自己与斐迪南的婚姻。所以，虽然她继续坚守自己的立场，但非常温柔和气。她努力抚慰斐迪南，最后他停止了反抗。她劝服了他，他俩的权力分割主要是表面上的，不是实质的；作为她的丈夫，他将享有个人权力和自治权。她指出，如果他反对她的统治权，那么他就损害了他们的独生女的权益。他还必须承认与伊莎贝拉签的婚前协议的有效性，他在协议中同意，他的身份将是女王的配偶，而不是国王。[20]他当时在婚礼前的兴奋情绪中匆匆签署了协议，或许没有注意到这个条款的重要性。

伊莎贝拉用一种分享权力的协议，想办法安抚了他。托莱多大主教和塞维利亚大主教帮忙起草了一份新协定，称为《塞哥维亚协定》，给了斐迪南很少实权，但很多象征性的重要地位。伊莎贝拉仍然是卡斯蒂利亚的“主权女王”，她的孩子，而不是斐迪南与其他女人所生的孩子，将继承王位。但他们提议，在公文、宣言、钱币铭文中，将同时签署伊莎贝拉与斐迪南的名字，并且斐迪南的名字在前面。但卡斯蒂利亚与莱昂的主权以及任命官员和财政决定权都仅属于伊莎贝拉。

为了向世人展示夫妻的团结，他们拟定了一句箴言：Monta tanto，tanto monta。意思是伊莎贝拉和斐迪南两人一样，完全平等。这为斐迪南挽回了颜面，让他能够宣称，伊莎贝拉在他们婚姻余下时光里做的大部分事情，都有他的部分功劳。但这种平等只是表面上的，因为事实上，按照伊莎贝拉的盟友的说法，假如她不认可斐迪南写的文件，就对其加以修改，或者撕掉；而斐迪南的拉丁文很差，所以看不懂卡斯蒂利亚宫廷与其他国家元首之间的书信。而伊莎贝拉很快开始下大力气学习拉丁文，以便更好地掌握国际外交的语言，并要求她的女儿和侍女都一同听课学习。

但当斐迪南和伊莎贝拉不在一起的时候，他将享有与女王相同的权力，并有权代理她行事。《塞哥维亚协定》的谈判是在圣诞节期间进行的，随后五个月他一直在卡斯蒂利亚。[21]这是自他们结婚第一年以来，他俩待在一起最久的时段。

伊莎贝拉坚持了自己的立场——卡斯蒂利亚的统治权将属于她，但她的做法损害了自己在史册中的形象。她在世的时候，地位比斐迪南优先，事实上她主宰着卡斯蒂利亚，而卡斯蒂利亚比阿拉贡幅员更辽阔也更重要。但名号的问题，即他的名字在她前面，产生了长期影响，因为他们后来被世人称为“斐迪南和伊莎贝拉”，这似乎暗示他处于主宰地位。西班牙语的特点更加剧了这个问题：在英语中，这对夫妻君主被称为国王与女王，而在西班牙语里，斐迪南和伊莎贝拉的名号是“国王”的复数，所以他们是“双王”。英语国家的人很容易误会卡斯蒂利亚的统治者是国王，而实际上是女王。伊莎贝拉在卡斯蒂利亚的女王地位在世界历史上非常罕见，以至于观察者与评论者似乎无法理解，一个女人居然能成为君主，于是他们坚持认为斐迪南是统治者，尽管事实并非如此。于是，在公文、远离伊比利亚半岛的外交圈子（那里得到的关于西班牙的消息都是二手的）和最终的历史书里，斐迪南的名字都被置于伊莎贝拉之前。后来，她的一些成就也被归功于他。

为了让丈夫开心，伊莎贝拉愿意做这样的妥协。在某些方面，斐迪南的确开心了。他还年轻，只有二十二岁左右，但已经非常玩世不恭，他可能意识到，只要世人觉得他有权，那么和他真正有权也差不多。

伊莎贝拉和斐迪南关于婚姻的漫长谈判与和解最终导致命运发生了另一个奇怪的扭转。当地的一名教士，多明我会修士托马斯·德·托尔克马达（他的叔叔是罗马的一位势力强大的红衣主教），在促成夫妻和解、达成联合统治协议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伊莎贝拉童年时见过托尔克马达，不过我们很难说他们之间有多少交集。她肯定认识他，因为他是王家圣十字修道院（多明我会的一座古老的修道院）的院长，在塞哥维亚是一位相当有地位的教士。托尔克马达和斐迪南很快发现，他们非常投缘；托尔克马达成了斐迪南最喜爱的忏悔神父和私人密友。德·托尔克马达很快开始陪伴国王在卡斯蒂利亚各地巡游，始终在御前，以至于其他官员都注意到了这一点。例如，1475年6月，斐迪南前往巴利亚多利德和布尔戈斯，将伊莎贝拉留在阿维拉。此行托尔克马达就陪在他身边。两个月后，托尔克马达和国王一起在巴利亚多利德；这年11月，他也和斐迪南一同旅行。1476年1月和2月，他又在国王的随员队伍中。这一年余下的时间里，他至少陪国王进行了两次长途旅行。

当时的婚姻很脆弱，所以夫妻俩通过特别恩宠托尔克马达（是他帮助他们在精神上、婚姻上和政治上合为一体），来突显自己的团结一心。他们下令扩建他的修道院，最重要的工程是给修道院建造了一座新的大门，以赞颂他们的和睦。这座大门装饰着大量象征他俩的精美符号，还带有Manto tanto，tanto monta的铭文，这是一个被大量运用的建筑主题。这是夫妻俩共同开展的第一项主要的建筑工程。大门纪念了他们登上卡斯蒂利亚王位的大事。他们还对最亲密的朋友安德烈斯·德·卡布雷拉和比阿特丽斯·德·博瓦迪利亚表现出极大的恩宠，在雕塑中给了他们突出的地位。在雄伟大门的正上方有一座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像，他脚下则是巴伦西亚的走遍天下讲道的修士文森特·费雷尔（如今已被封为圣徒）。在基督像之下是一幅场景画，中央是亚利马太的约瑟、圣母玛丽亚、婴孩耶稣和抹大拉的玛丽亚。但伊莎贝拉女王和她的朋友比阿特丽斯的石像就在耶稣一家的右侧，安德烈斯·德·卡布雷拉在左侧。用这种方式，伊莎贝拉和斐迪南告诉后人，比阿特丽斯·德·博瓦迪利亚、安德烈斯·德·卡布雷拉和托马斯·德·托尔克马达在他们掌权的过程中起到了重大作用。

伊莎贝拉女王肯定需要托尔克马达帮助她维持婚姻的稳定，因为有的时候分享权力的安排更像是表面文章，而不是实际。伊莎贝拉努力让大家都觉得斐迪南的地位极高，因为这有利于减少他们婚姻的摩擦，因为如果让一个男人貌似掌握主宰权，她的地位就更稳固。她确立自己为王国的唯一掌权者之后，就开始假装她是与丈夫合作统治的。女王的忏悔神父埃尔南·德·塔拉韦拉回忆说，她口述了王室命令，让他起草，并让他签名，仿佛这是两人共同的决策。她对他说：“签成‘国王和女王’。”[22]

伊莎贝拉努力让世人相信，他们的婚姻非常幸福和谐，夫妻为了国家的福祉精诚合作。但许多证据表明，幸福的婚姻只是假象，也就是后人所说的“婚姻的虚构”[23]。他们分开居住的时候，他的权威比他们生活在一起时更大。他常常旅行，往往是去和她相反的方向。

伊莎贝拉和斐迪南联合为内廷和行政幕僚任命官员。伊莎贝拉的多年好友贡萨洛·查孔被任命为财政大臣，古铁雷·德·卡德纳斯是副财政大臣。阿拉贡的加夫列尔·桑切斯被指派管理内廷财务。很多高级职位被交给了受过良好教育、才干得到证明的改宗犹太人，这些人是通过自己的才华获得职位的，而不是通过世袭。例如，卡斯蒂利亚人阿隆索·德·布尔戈斯是布尔戈斯一位前拉比的孙子，他担任宫廷的政治与宗教顾问和伊莎贝拉的忏悔神父。与伊莎贝拉同样亲近的安德烈斯·德·卡布雷拉也是改宗犹太人，他就是她的朋友比阿特丽斯·德·博瓦迪利亚的丈夫。

然而，就在伊莎贝拉与家族的一名成员缓和关系的同时，另一名成员却制造了难题。

* * *

葡萄牙国王阿方索五世是伊莎贝拉的远房舅舅[24]，还是恩里克四世的第二任妻子胡安娜王后的哥哥。他仍然觉得，伊莎贝拉与斐迪南私订终身，让他失去了伊莎贝拉和卡斯蒂利亚王位。在斐迪南和伊莎贝拉结婚后的四年中，阿方索五世威望日增。1471年，他赢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成功入侵北非的艾西拉和丹吉尔[25]，控制了那里储量丰富的金矿。阿方索五世变得很富有。他是个虚荣而骄傲的人，用羊毛和丝绸挂毯来记载和宣扬自己的胜利。挂毯上画着他的军队潮水般翻越城墙、占领城市，将妇女儿童从家中驱赶出去。

在这些挂毯里，阿方索五世把自己的形象描绘得非常伟岸英武。画中，他和儿子若昂骑马位于战场中央，身披精美铠甲，身旁是黑压压的步兵。他在战场的实际表现远远没有图画中那么光荣。艾西拉的穆斯林想投降，阿方索五世与其进行停战谈判的时候，他那些受到肾上腺素刺激的士兵却自作主张地攻打城墙，而不愿意接受谈判得来的胜利。阿方索五世很快不得不加入混战，与士兵们一起冲上城墙。穆斯林守军措手不及，阿方索五世及其士兵屠杀了约2000名穆斯林，俘虏5000人，对一些居民躲避进去的清真寺发动了特别残酷的攻击。[26]尽管基督教会禁止奴隶贸易，但阿方索五世有权将俘虏卖为奴隶，因为他从教皇尼古拉五世那里获得了特别许可，只要被卖的人是“撒拉森人、异教徒和其他不信基督的人”。

阿方索五世刚愎自用，鲁莽冲动，并且极其执拗。他曾设定某个日期为登陆日，但那一天黎明时乌云密布、狂风怒号，他仍然坚持要求部队冲上海滩。士兵们跟随他登上适航性很差的船只，一些船只被波涛吞没，或者在礁岩上撞得粉碎。这一天有约200名骑士和步兵溺死，他们的沉重装备把他们拖向海底。这个恐怖事件被记载到某张挂毯上，告诉大家，阿方索五世愿意付出昂贵的生命代价，来换取自己的光荣胜利。

因为阿方索五世惯于呼风唤雨，所以被伊莎贝拉“抛弃”（这是他的看法）后感到“特别恼火”。他可不是那种可以轻易忘记这种怠慢的人。[27]现在伊莎贝拉的敌人找到办法，煽动他的旧恨，从中渔利。他们提议让他成为卡斯蒂利亚（葡萄牙的长期竞争对手）的国王。对他来说，卡斯蒂利亚是非常有价值的：它囊括了伊比利亚半岛的大约三分之二，而葡萄牙只相当于半岛的四分之一。[28]阿方索五世因为近期在北非的胜利已经得意忘形，若再掌控卡斯蒂利亚与莱昂，那么他将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君王之一。

伊莎贝拉的敌人甚至可以提出新的联姻，因为小胡安娜（已故的恩里克四世和他的葡萄牙裔王后的女儿）也对卡斯蒂利亚王位有权力主张，并且尚未婚嫁。胡安·帕切科（恩里克四世国王那位宠臣的儿子，与父亲同名）在父亲死后，控制了胡安娜公主。这位公主现年十三岁，被当作与葡萄牙国王阿方索五世联姻的棋子。伊莎贝拉和斐迪南也提出了自己的联姻建议，提议将斐迪南的妹妹（目前在阿拉贡）嫁给阿方索五世。

阿方索五世拒绝了这项提议，而要求伊莎贝拉和斐迪南退位，坚称他的外甥女小胡安娜才是真正的女王。伊莎贝拉回应说，现在那些鼓吹胡安娜有统治权的人，恰恰就是过去坚持说她是野种的人。

卡斯蒂利亚与葡萄牙的争端显然值得忧虑。但在统治的早期——此时她的加冕礼刚刚过了几个月，伊莎贝拉女王还有更优先的事务要处理。为了巩固对自己王国的权威，她用盛大排场来提高王室的地位，增强她的统治。她终于完全自由，并且拥有自己的资源，所以可以采纳奢华的穿着打扮了。斐迪南也是这样。他们的衣服里编织着金线，身上佩戴珠宝，身穿皮草。他们志得意满，衣锦还乡，重返自己之前去过的地方，接受群众的赞颂和崇拜。他们来到巴利亚多利德，他们曾在此地匆匆成婚，以逃避恩里克四世的卫兵和爪牙。但这一次，他们在这里受到了热烈欢迎，人们为他们举办了丰富多彩的聚会、比武大会、斗牛赛、盛大宴会和音乐演出，年轻人在这些场合表演了最时髦的舞蹈。

但两位君主得知阿方索五世的军队正在边境集结，打算入侵卡斯蒂利亚，于是庆祝活动戛然而止。小胡安娜指控伊莎贝拉毒死了她的父亲，非法窃取王位。葡萄牙国王阿方索五世决定帮助小胡安娜报仇，并夺取卡斯蒂利亚王位。

5月底，战争爆发了。阿方索五世率领超过1万步骑兵、200车补给物资、重型火炮和其他辎重，杀入卡斯蒂利亚国境。他大肆炫耀自己的财富，运来了大量黄金十字架、金币和有雕刻图案的银盘，以展示自己的优势力量和资源。“他一掷千金”地笼络卡斯蒂利亚贵族，希望他们接受他与外甥女胡安娜结婚，并成为他们的国王。[29]舅舅与外甥女结婚需要教皇的特别许可，但国王仍然大力推动自己的计划。阿方索五世在埃斯特雷马杜拉（靠近葡萄牙边境）举办奢靡的庆祝活动，欢庆他与胡安娜的订婚和婚礼，然后又开始备战。

伊莎贝拉和斐迪南也在备战。她负责后勤，他领兵作战。这很快成为他们固定的合作模式。她激烈地敦促他奋勇杀敌，他几乎立刻率军出征。

伊莎贝拉命令国民将战火燃到葡萄牙，攻击葡萄牙大小城镇，而不是坐等葡萄牙军队杀到眼前。她在给全国的一封公开信中写道：“诸位知晓，葡萄牙国王堂阿方索及其军队入侵了卡斯蒂利亚，目标是挑起令人发指的暴行。”所以，她宣布，她已经命令堂阿方索·德·卡德纳斯“以血与火对付葡萄牙国王”，攻入他的王国，摧毁那里的城镇和村庄。她希望臣民拿起武器，保卫卡斯蒂利亚，以展现他们对王室的“古老而惯常的忠诚”。[30]

随后是长达九个月的越境袭掠，战线不断转移。伊莎贝拉和斐迪南的动员速度相当快，但还是占下风，因为阿方索五世享有盛誉，是一位久经沙场、老谋深算的老将。战局对伊莎贝拉和斐迪南非常不利。在这场所谓“1475～1479年战争”中，卡斯蒂利亚的权贵不得不再一次选择阵营。很多权贵仍然忠于伊莎贝拉，而其他一些人比较暧昧，还有一位重要的前盟友——反复无常的托莱多大主教阿方索·卡里略干脆叛变投敌了。这位势力强大的高级教士对斐迪南和伊莎贝拉渐渐怨恨起来。斐迪南对他不够尊重，让他恼火；而且斐迪南和伊莎贝拉越来越多地和他的竞争对手门多萨（他夺走了卡里略的红衣主教位置）合作，也让他不爽；而且为了炼金术士的事情，他还和伊莎贝拉发生了令人窘迫的公开冲突。如今，伊莎贝拉最需要卡里略帮助和支持的时候，他背叛了她。

伊莎贝拉骑马来到卡里略的要塞，希望他能帮忙防御外敌。然而大主教通过一名信使粗暴地通知她，他已经改换了阵营。他对自己的仆人说：“如果女王从一扇门进来，我就从另一扇出去。”[31]她被这骤然的形势逆转震惊了，因为卡里略大主教在将近十年里一直是她的盟友。有观察者说她跪了下来，向上帝祷告，感到自己孤立无援。自从她和卡里略大主教一起支持她的弟弟阿方索王子以来，大主教就一直在她身边，如今他的背叛对她伤害极深。

但她到人生的这个阶段已经体验了许多失望，所以她像往常一样，很快重整旗鼓，继续前进。她大力笼络叛变的贵族，表示只要他们放下武器，就宽恕和奖赏他们。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她的努力收到了成效，大局开始向她的方向扭转。阿方索五世不得不将军队撤离卡斯蒂利亚，以保卫葡萄牙境内的遭到伊莎贝拉攻击的各城市。

1476年3月1日，在规模很大的托罗战役中，双方终于发生了大决战。葡萄牙军队的指挥官是阿方索五世、他的二十一岁儿子若昂王子和反戈一击的托莱多大主教卡里略。另一方是伊莎贝拉的军队，指挥官是斐迪南、阿尔瓦公爵、红衣主教门多萨和其他的卡斯蒂利亚贵族。当天雾气弥漫、大雨瓢泼，战场血腥而混乱，爆发了激烈的肉搏战。这一天有数百人，可能多达一千人阵亡。死亡的葡萄牙人当中有些不是战死的，而是在黑暗与混乱中溺死在杜罗河。

我们很难准确地了解当时的战局，因为葡萄牙和卡斯蒂利亚的记载不同。若昂王子指挥的部队打赢了他们那部分的战斗；斐迪南国王指挥的部队打赢了另一部分的战斗。但最能说明问题的，是阿方索五世率领溃败的军队逃离了战场。卡斯蒂利亚人缴获了他的战旗，即葡萄牙王旗。一位名叫杜阿尔特·德·阿尔梅达的葡萄牙勇士努力夺回王旗，但失败了。德·阿尔梅达用右臂举着王旗，对方砍断了他的右臂，于是他将王旗转移到左臂，坚持战斗。然后他的左臂也被砍断，于是他用牙咬着王旗，直到最后牺牲。不过葡萄牙人后来收复了王旗。

此役的结局没有决定性。但伊莎贝拉运用天才的政治宣传手段，将此役描绘为卡斯蒂利亚的辉煌胜利。双方其实互有胜负，但在卡斯蒂利亚，斐迪南被追捧为胜利者，而阿方索五世被描绘为怯懦的败军之将和笑柄。按照中世纪的习惯，抢占敌人军旗也算是胜利。伊莎贝拉宣布这是上帝的意愿和对他们统治的佑护。在托尔德西利亚斯的圣保罗修道院，冬季寒风中，她赤足行走，向上帝感恩，并起誓在托莱多建造一座修道院和教堂，以永久纪念此次胜利。

操控国民对战役的观感，比战役实际的结果更能有力地影响民意，最终让他们相信政府宣传的版本。一群研究了此次战役及其后果的西班牙历史学家写道：“托罗战役不是军事胜利，而是政治胜利，所以它是一个决定性事件，因为它结束了卡斯蒂利亚的内战，有利于天主教双王。”[32]

但和平并没有很快降临，而是在随后四年里渐渐促成的，双方还蒙受了一些生命损失。战争直到1479年才正式结束，伊莎贝拉直接与她的葡萄牙姨母比阿特丽斯（伊莎贝拉母亲的妹妹）谈判，缔结了和约。这些谈判的级别很高，因为他们代表着家族的关系。比阿特丽斯是阿方索五世的堂姐，也是若昂王子的岳母，所以与战争双方都既是血亲又是姻亲。她是个非常睿智的女人，就像她的母亲（即伊莎贝拉的外祖母）一样。最终大家都同意遵守她制定的和平条件，以解决争端。

战争的第一年之后，阿方索五世本人就不再参战。不过由于他原本享有极高的军事声誉和地位，所以打成平手的托罗战役对他仍然是一次可耻的失败。他有些沮丧，寻求法兰西的增援和支持，在那里待了一年，恳求法兰西出兵，但完全是白费工夫。他逐渐认识到，不讲信誉的路易十一国王在考虑将他转交给斐迪南。他开始计划乔装打扮，逃离法兰西，路易十一羞愧地命令安排船只送这位受辱的国王回国。[33]阿方索五世回到葡萄牙，与儿子若昂分享权力，后者使用了“若昂二世国王”的头衔。阿方索五世于1481年在一家修道院去世。他曾轻蔑地把斐迪南和伊莎贝拉视为不过是任性的黄口小儿，最后却被他们打得一败涂地。年轻的若昂二世国王接受了停战协定，但满腹怨恨，继续敌视伊莎贝拉女王。她则在卡斯蒂利亚警惕地观察他的动向。

小胡安娜的生活也垮掉了。她的父亲恩里克四世国王（如果真的是她父亲的话）没有为她的未来做有效的保障。她的母亲胡安娜王后，即恩里克四世的妻子，后来又生了两个私生子，于1475年在马德里去世，享年只有三十六岁，死因不明。她给自己曾经非常骄傲的兄长葡萄牙国王阿方索五世丢尽了脸，后者为了支持她女儿的事业和捍卫家族荣誉所做的努力酿成了凄惨的大祸。“有人说她是被兄长毒死的……也有人说她是因为企图堕胎而死的，”学者南希·F.马里诺写道，“她死的时候，无人为她哀哭。”[34]

母亲死了，丈夫阿方索五世又跑到法兰西，抛弃了她，小胡安娜孤苦伶仃。伊莎贝拉与比阿特丽斯商定的停战协定给了胡安娜进入女修院的选择，她同意了，要么是自愿当修女，要么是因为相信自己别无选择。战争爆发四年后，胡安娜进入了葡萄牙科英布拉的圣克拉拉女修院，后来搬到圣乔治城堡。她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信念，即她才是合法的女王，毕生都用“我，女王”来给书信签名。但她深居简出，没有给任何人制造麻烦，似乎一直过着正常生活，直到1530年去世。

伊莎贝拉有没有篡夺胡安娜的王位，取代她成为女王？小胡安娜可能真的是恩里克四世的女儿，理应成为女王。但她母亲的放荡成性肯定让人怀疑小胡安娜的合法性。恩里克四世自己的性行为也招致更多质疑。

在三十四年的成年生涯中，恩里克四世度过了二十年的婚姻，先是娶了布兰卡，然后是胡安娜，却没有生出别的孩子来，不管是合法的还是私生子。与他同时代的其他君主，生的孩子比他多得多。英格兰国王爱德华四世有十个合法儿女，可能还有五个私生子；马克西米利安一世有两个合法孩子，十二个私生子；作为红衣主教，罗德里戈·博吉亚理应守贞，却有四到八个孩子。法兰西国王路易十一至少有八个孩子；阿方索五世至少有五个儿女。很多女人若能为国王生孩子，一定会感到万分荣幸。我们简直可以肯定，恩里克四世国王有某种生殖系统疾病，他的医生也认为他不育。如果他是同性恋，那么可能对女性也有很低程度的性欲。

伊莎贝拉对这些情况知晓多少？或许很多。她曾作为胡安娜王后的侍女，在宫廷生活，所以能够直接地、近距离地、全天候地与年轻的王后接触。她可能亲眼看到过一些事情，因此确信小胡安娜不是恩里克四世的骨肉。

或许，伊莎贝拉对胡安娜的合法性不能百分之百确定，但相信自己是上天注定要统治国家，国家也需要她的统治。她显然对王国的许多问题高度关注和尽心尽责，登基之后就立刻开始处置近几十年来持续恶化的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胡安娜对广大公民有任何责任感。

* * *

不管伊莎贝拉女王登基是否具有合法性或最终的正当性，葡萄牙的威胁开始消散之后，她就将全副精力转向卡斯蒂利亚面对的问题。1476年4月，她召开了她的第一次行政议事会，即国会。她面临着令人生畏的巨大挑战。王国的货币贬值，财政一团糟，消费者遭到欺骗，犯罪分子猖獗而有恃无恐。她开始努力解决这些问题，没过多久就取得了一些了不起的成功。

她恢复了武装民兵的旧制度，即所谓“神圣兄弟会”。神圣兄弟会其实就是各城镇授权的执法武装力量，任务是抓捕罪犯。这些神圣兄弟会单位的开销由各城镇承担，很快被组织成一种独立的、向王室负责的民兵，得到训练，负责维持治安，听命于卡斯蒂利亚女王伊莎贝拉。伊莎贝拉亲自主持了很多审判。有些批评者或许会质疑，被指控的犯罪嫌疑人在遭到草草的判决（最高惩罚是死刑）之前，有没有受到正当程序的审判。但大多数人很感激，因为在几十年的无法无天之后，治安终于得到了恢复。

伊莎贝拉还调整了御前议事会的人员构成。在她兄长当政期间，御前议事会被贵族主宰。她的新议事会里有三名贵族和九名律师。议事会的领导人是一位教士；她早期的人选之一是改宗犹太人阿方索·德·布尔戈斯。通过这种手段，她提高了政府管理的专业化程度，培养了一个官僚系统，其成员为受过教育的精英人士，凭借功绩而非高贵的出身得到任命。她常选择改宗犹太人担任要职，这凸显了从中世纪的管理原则转变为近代化的原则。这种做法也鼓励更多犹太人看到皈依基督教的好处。

她还对教会进行了新的审查。她鼓励学术，重视教士的教育，并努力涤荡教会的腐败。在整个基督教世界，教会的腐败都越来越引人关注。

伊莎贝拉女王努力处置各式各样问题的时候，她的盟友们关切地观察着她。改宗犹太人廷臣埃尔南多·德尔·普尔加尔在给西班牙驻罗马大使的信中写道，她“太年轻”，就承担起了管理“这么桀骜不驯”的民族的重任，“每个钟头都在听取这么多建议、这么多信息，而且它们互相矛盾……包含那些让普通人的耳朵难以分辨的弄虚作假的言辞”[35]。他补充道，犯罪非常普遍和猖獗，所以她不得不肩负这些重担，因为“由于缺乏司法，国家面临遭到永久天罚的威胁”。

但伊莎贝拉一直在考虑她的日程表上最重要的一项任务：组建并维持一支大军，去攻击信奉伊斯兰教的格拉纳达埃米尔国，她相信格拉纳达可能成为穆斯林力量再度进攻伊比利亚半岛的桥头堡。放眼未来，她担心与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不断扩张的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必有一战。她还为保护自己的家庭而担忧。她的家庭终于又开始增添枝叶了。

[1] María Isabel del Val Valdivieso，“Isabel，Infanta and Princessa，” in Isabella la Católica，Queen of Castile：Critical Essays，ed. David A. Boruchoff（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3），p.54.

[2] Peggy K. Liss，Isabel the Queen：Life and Time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p.96.

[3] Peggy K. Liss，Isabel the Queen：Life and Time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p.97.

[4] Liss，Isabel the Queen，pp.97，98.

[5] Diego de Colmenares，Historia de la insigne ciudad de Segovia，revised by Gabriel María Vergara（Segovia：Imprenta de la Tierra de Segovia，1931），p.330.

[6] 老卡斯蒂利亚是相对于新卡斯蒂利亚而言，都是西班牙的地区名，老卡斯蒂利亚在北，新卡斯蒂利亚在南，是比老卡斯蒂利亚更晚从穆斯林手中收复的。

[7] John Edwards，The Spain of the Catholic Monarcbs，1474-1520（Oxford，U.K.：Blackwell，2000），p.21.

[8] John Edwards，The Spain of the Catholic Monarcbs，1474-1520（Oxford，U.K.：Blackwell，2000），p.21.

[9] John Edwards，The Spain of the Catholic Monarcbs，1474-1520（Oxford，U.K.：Blackwell，2000），pp.21，22.

[10] Alonso Fernández de Palencia，Crónica de Enrique Ⅳ，ed. Antonio Paz y Meliá（Madrid：Ediciones Atlas，1975），pp.160-61.

[11] Crónica incompleta de los Reyes Católicos，1469-1476，ed. Julio Puyol（Madrid：Academia de la Historia，1934），p.145.

[12] Memorias de Don Enrique Ⅳ de Castilla，vol.2，La colección diplomática del mismo rey（Madrid：Real Academia de Historia，1835-1913），doc.206.

[13] M.Grau Sanz，“Así fue coronado Isabel la Católica，” Estudios Segovianos 1（1949），pp.24-39.

[14] Nuria Silleras-Fernández，Power，Piety and Patronage in Late Medieval Queenship（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8），p.5.

[15] Theresa Earenfighc，ed.，Queenship and Political Power in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Spain（Hampshire，U.K.：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2005），p.xiv.

[16] Liss，Isabel the Queen，p.105.

[17] William Prescott，History of the Reign of Ferdinand and Isabella（Philadelphia：J.B.Lippincott，1896），p.118.

[18] Janna Bianchini，The Queens Hand，Power and Authority in the Reign of Berenguela of Castile（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12），p.21.

[19] Miriam Shadis，Berenguela of Castile（1180-1246）and Political Women in the High Middle Ages（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9），p.23.

[20] Edwards，Spain of Catholic Monarchs，p.22.

[21] Edwards，Spain of Catholic Monarchs，p.22.

[22] Peggy K.Liss，“Isabel，Myth and History，” in Boruchoff，p.60.

[23] Barbara F.Weissberger，“Tanto monta：The Catholic Monarchs’ Nuptial Fiction and the Power of Isabel I of Castile，” The Rule of Women in Early Modern Europe，eds. Anne J.Cruz and Mihoko Suzuki（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9），PP.43，46.

[24] 葡萄牙国王若昂一世的儿子杜阿尔特国王是阿方索五世的父亲。若昂一世的另一个儿子司厩长若昂是伊莎贝拉女王的外祖父。

[25] 丹吉尔在今天摩洛哥北部，位于直布罗陀海峡入口处的北非一侧，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

[26] Ruy de Pina，1902，ch. 165，cited in Miguel Ángel de Bunes Ibarra et al.，The Invention of Glory：Afonso V and the Pastrana Tapestries（Madrid：Fundación Carlos de Amberes，2011），p.75.

[27] Edwards，Spain of the Catholic Monarchs，p.5.

[28] Edwards，Spain of the Catholic Monarchs，p.1.

[29] Andrés Bernáldez，Historia de los Reyes Católicos Don Fernando y Doña Isabel：Crónica inedita del siglo XV（Granada：Imprenta y Librería de Don José María Zamora，1856），p.51.

[30] Queen Isabella，June 21，1475，from Àvila，in Documentos referentes a las relaciones con Portugal durante el reinado de los Reyes Católicos，ed. Antonio de La Torre and Luis Suárez Fernández（1858；Valladolid：Consejo Superior de Investigaciones Científicas，Patronato Menéndez Pelayo，1963），letter 524，pp.1：85-87.

[31] Fernando del Pulgar to Obispo de Osma，in Letras：Glosa a las coplas de Mingo Revulgo（Madrid：Ediciones de la Lectura，1929），letter 5，pp.27-29.

[32] Luis Suárez Fernández，Juan de Mata Carriazo y Arroquia，and Manuel Fernández Álvarez，La Espana de los Reyes Católicos，1474-1516（Madrid：Espasa-Calpe，1969），p.163.

[33] Cora Louise Scofield，The Life and Reign of Edward the Fourth，King of England and of France and Lord of Ireland（London：Frank Cass & Co.，1967），p.1：195.

[34] Nancy F.Marino，Don Juan Pacheco：Wealth and Power in Late Medieval Spain（Tempe：Arizona Center for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Studies，2006），p.172.

[35] Fernando del Pulgar to Obsipo de Osma，in Fernando del Pulgar，Letras：Glosa a las coplas de Mingo Revulgo（Madrid：Ediciones de la Lectura，1929），letter 5，pp.27-29.

十一 伊莎贝拉的部落

小伊莎贝拉（与母亲和外祖母同名）快到八岁的时候，终于有了个弟弟。

她的母亲伊莎贝拉女王在漫长七年中未曾生育，一直在等待和希冀，因为对王室来说，繁衍子嗣是最重要的责任。伊莎贝拉女王焦急地求医问药；她在圣所祷告，寻求那些被认为能帮助生儿育女的圣徒的佑助；她斋戒禁食，自我惩罚。在这些年里，她至少流产过一次，而且是个男孩，所以尤其令人失望。

1477年秋季，斐迪南回家待了几个月，问题就自然解决了。伊莎贝拉又一次怀孕，这让大家长舒了一口气。她之前承受了极大的压力。1478年3月，一位廷臣在给斐迪南的信中写道：“这真是喜事，陛下，因为这是西班牙最重大的事情，没有比它更重要、更让人渴望的了。”[1]等待孩子降生的时候，斐迪南热切地祈祷这是个儿子，并发誓，如果他的愿望实现，他会好好感谢上帝。而伊莎贝拉已经有了如何表达对上帝的感激的想法。

1478年6月30日，孩子出生了。这一年伊莎贝拉二十七岁。分娩是按照王室的规矩办的：伊莎贝拉由产婆照料，室内挤满了贵族和市政官员，他们将见证这孩子的确是女王所生。伊莎贝拉终于产下婴儿时，整座城市欣喜若狂。疯狂而喧闹的庆祝活动持续了三天三夜。

这是个男孩，是大家期待已久的男性继承人，小伊莎贝拉的出生造成的失望被迅速抛在脑后。他们给婴儿取名为胡安，与他的祖父和外祖父同名。胡安也是伊莎贝拉的主保圣人（福音书作者约翰）[2]和斐迪南的主保圣人（施洗约翰）的名字。但伊莎贝拉因为特别喜悦，在说到自己儿子时，常常称他为她的“天使”。他长着淡金色头发，容貌精细，看上去还真有点像小天使。全国的西班牙人都兴高采烈，这个男孩的诞生被认为是上帝恩宠的明证。这孩子将同时统治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让两个目前仅仅由联姻而维系的王国得到永久性的政治联合。

与伊莎贝拉女王及其女儿伊莎贝拉出生的冷清不同，这个男孩的降生受到了无比热烈的隆重欢迎。胡安王子诞生大约一周后的7月9日，塞维利亚街头举行了盛大游行，从王宫一直走到大教堂，成群结队的观众和祝福者挤进狭窄街巷，为男性继承人的诞生而欢呼雀跃。孩子的保姆骑着一匹骡子，怀抱裹着锦缎的婴儿，在锦缎华盖下前进，两侧是八名身穿黑色天鹅绒大氅的市政官员。后面跟着三名年轻的宫廷侍从，捧着黄金和钱币的赠礼。衣着光鲜的廷臣争抢游行队伍中的位置；教士高举白银十字架。塞维利亚大主教佩德罗·冈萨雷斯·德·门多萨（他对王室的支持换来了红衣主教冠冕的奖赏）亲自主持洗礼。

“城里所有教堂的所有十字架”都被搬到室外，以迎接游行队伍。“数不胜数的乐师演奏着五花八门的乐器，包括喇叭、鼓和笛子”，欢迎小王子。[3]

一个月后，举办了第二场典礼，比之前那一场更豪华。这一次，身体已经恢复的伊莎贝拉女王也在游行队伍中，身披镶嵌珠宝、带有闪闪发光珍珠的长袍，周围环绕着卡斯蒂利亚的最高级廷臣。她在教堂主祭坛前，参加了大弥撒。

编年史家安德烈斯·贝纳尔德斯记载道：“女王去做弥撒，将王子展示给圣殿，并按照神圣教会的规矩，胜利地将孩子奉献给上帝。”这话显然是在类比《新约》中婴儿耶稣被展示给上帝的故事。[4]根据《路加福音》，玛丽亚和约瑟在耶稣出生四十天之后，按照犹太人的风俗，将他带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女王的这种仪式在中世纪很流行，目的是向上帝祈祷，为母亲的安然无恙和婴儿的健康而感恩上帝。

的确，在忠诚的西班牙人看来，胡安的诞生是个神圣的奇迹。伊莎贝拉和斐迪南越来越多地被比作神圣家族，尤其是伊莎贝拉被认为是丰饶的母亲的典型，在天主教的思维中是玛丽亚那样的人物，即生育了神圣的男孩的女人，不仅是世俗的女王，也是上天的女王。对宫廷的改宗犹太人（即犹太人血统的天主教徒），如迭戈·德·巴莱拉、埃尔南多·德尔·普尔加尔和伊莎贝拉的新任忏悔神父埃尔南·德·塔拉韦拉来说，这孩子的诞生简直就是《圣经》里预言的那种事件。普尔加尔在给一位同僚的信中写道：“很显然，我们相信，这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因为在漫长的等待之后，上帝把小王子赐给我们。”

女王有义务给王国生下男性继承人，这是她欠王国的债，如今还清了。至于我，我相信他一定会成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王子，因为所有受到热切期待而生的孩子都是上帝的朋友，正如以撒、撒母耳和圣约翰……并非没有理由。因为他们都是在许多祈祷和牺牲之后被怀上并出生的……因为上帝摈弃了恩里克四世的神庙，也没有选择阿方索的部落；而选择了他更喜爱的伊莎贝拉的部落。[5]

儿子出生的喜悦抵消了前些年的一些愤恨。伊莎贝拉那么长时间没有怀孕，一点都不奇怪，因为斐迪南在她成为女王之后的几年里几乎一直不在家。首先是针对葡萄牙人的战争，这是说得过去的理由，因为斐迪南常常需要领兵作战。但夫妻异地的时间往往很久。在她统治初期的几个月，伊莎贝拉和丈夫在一起，但1475年的余下时光他们是分开的。1476年，夫妻俩在一起的时间只有大约十一周，有四十一周是分开的。1477年、1478年和1479年，他们一起待的时间是每年只有一半。我们很难想象，互相深爱的人会甘愿如此长期分居。

1475年5月斐迪南的一封信表明，如今夫妻分居是伊莎贝拉的主意，而不是他希望的，或许是因为她一直在马不停蹄地拼命工作，并奔波忙碌，以处理朝政：

我的夫人，现在很清楚了，我们俩当中谁更爱对方……我看到，我在辗转难眠的时候，你还可以快活，因为信使接踵而至，却没有你的信。你不写信给我，不是因为没有纸，也不是因为你不会写字，而是因为你不爱我，因为你骄傲……啊！有一天你会恢复旧时对我的爱。如果没有的话，我一定会死，那就是你的罪责了。[6]

伊莎贝拉是否真的有时对斐迪南不好？至少有一位观察者说，她对他漫不经心，对他发号施令。一位外国宾客写道：“女王才是君主，国王不过是她的仆人。不管她做出什么决定，他马上照办。”[7]

他们肯定有过口角。1475年7月，在托尔德西利亚斯，当着别人的面，他们发生了激烈争吵。斐迪南此前离开了托尔德西利亚斯去讨伐葡萄牙人。敌人来了，严阵以待，而斐迪南的补给不多了。他寡不敌众，决定撤回托尔德西利亚斯，收集补给和增援部队。伊莎贝拉认为这是他的怯战和失败，对他加以苛评，话里带着讥讽：“虽然我们妇道人家没有智力去判断，没有勇气去实践，也没有舌头可以说话，但我发现，我们有眼睛去看。真相就是，我看到一支大军在托尔德西利亚斯离开了战场。虽然我是女人，也能看得出，有了这样一支大军，我一定能征服世界，因为它包括那么优秀的骑士、战马和士兵。”[8]她告诉他，他必须更勇敢：“任何事情不开头，就不可能有成效。”

斐迪南则为自己辩护，说他的兵力只有敌人的十分之一，如果交战，必然造成大量人员死亡。他说，她似乎对他们没有取得胜利而活着回来感到失望，却没有给出更合适的“慰藉之词”。[9]“天下的男人没有一个能让你满意。”他愤恨地对妻子说。不久之后，就爆发了托罗战役，至少在实际的层面上，他们胜利了。

托尔德西利亚斯的那次争吵不是他们的唯一一次。他们还因为其他女人，以及斐迪南对女王不忠而争吵。我们知道的他的荒淫作乐都是在远离宫廷的地方，比如他回到家乡巴塞罗那，或者在他自己的王国其他地方旅行的时候，但有时他在离宫廷很近的地方也会偷腥。

有一个因为擅长勾引男人而臭名远扬的年轻女子通过与伊莎贝拉的密友比阿特丽斯·德·博瓦迪利亚的关系，来到了宫廷。比阿特丽斯深得女王宠信，因此她的亲戚也能接近宫廷。这名女子是比阿特丽斯的侄女，也叫比阿特丽斯·德·博瓦迪利亚，十分美艳迷人。她很快吸引了斐迪南的眼球，没过多久就与他打得火热。这名年轻女子的父亲曾是王室狩猎官，这在宫廷引发了许多粗俗下流的笑话，人们讲到情人们跟踪和捕捉猎物，不禁窃笑。有人在年轻的比阿特丽斯的家门上用木炭作画，意大利廷臣巴尔达萨雷·卡斯蒂廖内说画的是“淫荡的动物”。女王恰好有一次经过，看到了这些画。宫廷的一位才子大胆地向女王指出这些画，说道：“陛下，请看博瓦迪利亚小姐每天打猎时杀死的猎物的脑袋。”[10]这句笑话很聪明，但一定让女王感到羞耻和尴尬。

女王最后命令让年轻的比阿特丽斯嫁给访问宫廷的一名贵族，然后把新婚夫妇派到遥远的加那利群岛，去镇压造反的土著。以这种方式被嫁出去然后送走的年轻女人，不止比阿特丽斯一个。这种处理男女关系的手段变得单调乏味或笨拙，但没有记载表明斐迪南对此发表过抗议。或许他自己也对这些年轻女人腻烦了，并不介意妻子帮他解决掉潜在的不愉快结局。

在教会的管理上，国王和女王的意见也不一致。伊莎贝拉致力于改革教会，罢免那些把教会职位当作捞油水的闲职的人，代之以真正有心布道和领导信众的神父与修女。她一定感到非常恼火，因为斐迪南在为他的私生子谋求一个教会职位，而这种行为恰恰就是教会改革家们正在大力抨击的。

1475年年末，斐迪南的私生子哥哥阿拉贡的胡安去世了。他们的父亲曾安排让胡安成为萨拉戈萨大主教，这是阿拉贡王国最高的教会职位，负责督导许多信徒的灵魂，并且控制着大量财富、大片土地和许多臣民。现在，这个职位空缺出来了，斐迪南请求父王将这个职位交给他自己的私生子，阿拉贡的堂阿隆索，他此时六岁。[11]他的请求是有问题的：一个六岁的孩子如何为信众提供精神上的指导？而且这显然是腐败行为，因为它的目的很明显是控制教会资金，这些资金将由六岁的大主教或其父亲管理和使用。更糟糕的是，这个职位已经被许给了一位非常有资格的成熟的教士奥西亚斯·德·普吉奥，他已经在做接任大主教的准备工作了。

1476年3月，斐迪南又一次提出了请求。梵蒂冈更认可的人选奥西亚斯拒绝让步。斐迪南和他的父亲警告奥西亚斯，若他坚持要求这个职位，他的家族在阿拉贡的地产将被没收。此时奥西亚斯明智地放弃了。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很快妥协，任命斐迪南的儿子（此时已经七岁了）为萨拉戈萨大主教。

伊莎贝拉真诚地希望消灭买卖圣职，以及授予圣职过程中的贪腐恶行。对她来讲，上述谈判在多个层面是非常敏感的。她非常不赞同斐迪南为其私生子做的那种事情。与丈夫不同，她始终为教会职位寻找最坚强和最优秀的人选。梵蒂冈官员一般不喜欢被国王和女王们强迫任命他们选择的人到教会职位上，并称这种举动为俗人授职。但伊莎贝拉选择的人都非常符合教会的无私利他的理想。梵蒂冈历史学家路德维希·帕斯托尔写道：“但我们必须说，伊莎贝拉运用自己的特权，去提携那些真正出类拔萃的人。”而在那个时代，大多数教会职位都被富人和人脉强的人纳入囊中，而不是那些真正有资格配得上的人。[12]

* * *

伊莎贝拉和斐迪南在某些方面有分歧，但在其他方面，他们的宗教信念、王朝雄心和神圣使命感将他们凝聚在一起。为了庆祝斐迪南在托罗战役“打败”葡萄牙人的所谓“胜利”，伊莎贝拉开始在托莱多建造一座新教堂。她将其命名为“王家圣约翰教堂”，以纪念她已故的父亲（卡斯蒂利亚国王胡安二世）和斐迪南仍然在世的父亲（阿拉贡国王胡安二世）。这个名字也能同时纪念他们夫妻的主保圣人：福音书作者约翰和施洗约翰。

伊莎贝拉对建筑越来越感兴趣，在这座教堂的工程里开始研发自己的风格和品味，将所谓的银匠式风格[13]发展和改造为后来所称的伊莎贝拉风格。这种风格包含传统的伊比利亚元素，有朴素但高耸且洞穴状的哥特式内部结构，外部有丰富的雕塑装饰，这些雕塑全都是用金色岩石制作的。很快，萨拉曼卡、塞哥维亚、巴利亚多利德、杜罗河畔阿兰达、布尔戈斯和塞维利亚就涌现了以这种风格建造的教堂、大学和医院，全都带有她的个人徽记，包括她的纹章和“轭与箭”图案，即象征她与斐迪南婚姻的铭刻符号。代表戈耳狄俄斯之结的绳索将这些元素连接起来。这是著名的传说中亚历山大大帝遇到的戈耳狄俄斯之结的典故，他解开这个难解的结的办法，就是用剑将它砍断。这本身就带有含义：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第一座伊莎贝拉风格建筑，也是最清晰地带有她个人徽记的，就是王家圣约翰教堂。1477年开工，不到一年的时间，教堂和它附带的修道院已经有一些圣方济各会修士住下。但1479年女王和国王前来视察工程的时候，她发出了极其严苛的批评。据说，她问道：“你们就给我造了这么个玩意儿？”[14]

在女王监督下，建筑师胡安·瓜斯迅速设计了更复杂和精美的方案。伊莎贝拉的品位也在发展，符合正在开始时髦的文艺复兴风格的最新潮流，后来她在罗马赞助了风格完全不同的建筑。但在卡斯蒂利亚，这种风格成为她的标志，融合了古典、伊比利亚和穆斯林主题。这些建筑成了她来，她见，她征服[15]的地点的永久性视觉记载。

斐迪南和伊莎贝拉在罗马联合建造的建筑，是为了纪念他们的儿子胡安的出生，后来成为世界建筑史上的一大杰作，称为小圣殿。它的位置在伊莎贝拉和斐迪南相信圣彼得于约公元64年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地方。耶稣曾称圣彼得为“磐石”，要将自己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16]据说圣彼得死在尼禄皇帝发起的对基督徒的一次大镇压期间，尼禄怪罪罗马的基督徒纵火烧毁了城市。圣彼得受难的具体地点已经不可考，但斐迪南和伊莎贝拉选择的地点很有传奇意义，并且与一座更早期的纪念性建筑——古罗马的灶神庙有联系。灶神是炉灶、家和家庭的女神。

后来，这个地点建造起了一座古老的修道院，称为蒙托里奥圣彼得修道院，有几百年历史。到15世纪70年代，这座修道院年久失修，被人遗弃。1472年，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决定翻修它。他要求自己的私人忏悔神父阿马德奥·梅内斯·达·席尔瓦承担此项翻修工程。[17]这就与伊莎贝拉女王拉上了关系，因为僧人梅内斯·达·席尔瓦曾是一位葡萄牙贵族，巧合的是，就是比阿特丽斯·德·席尔瓦（前文提到的创立了圣母无染原罪会的圣徒般贵妇）的兄弟。

比阿特丽斯的兄弟阿马德奥对翻修神圣场所的新职责特别上心，声称自己在那里的一座洞穴曾目睹神秘的幻象。这为翻修工程吸引到了更多赞助。1480年，小王子胡安两岁的时候，斐迪南国王宣布自己打算为工程付款，因为他曾起誓要为圣彼得建造一座教堂。[18]这就是斐迪南和伊莎贝拉为得到一个儿子的恩赐而感谢上帝的办法。

阿马德奥·梅内斯·达·席尔瓦于1482年去世。几年后，斐迪南和伊莎贝拉将工程交给他们派驻罗马的大使贝尔纳迪诺·洛佩斯·德·卡瓦哈尔。他则将建造这座特别有纪念意义的建筑的任务交给了一位默默无闻、来自米兰的中年建筑师。此人凭借融合古代与现代的建筑风格以及建造装饰性建筑，开始声名鹊起。他的名字是多纳托·布拉曼特，他为斐迪南和伊莎贝拉建造的建筑后来被誉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极盛期建筑的第一个典型。许多代的艺术史学家将为之喜悦和惊艳。这座教堂有穹顶和多利亚式立柱，据《世界建筑地图集》的说法，“圆形的平面图象征神圣的完美”，“受到古代神庙的启发，小圣殿既是对古典世界的颂扬，也是基督教的纪念建筑”。[19]

* * *

胡安1478年出生时，似乎缓解了他父母间的紧张气氛，并让他们得以将自己宣扬为蒸蒸日上的基督教王室，拥有悠久历史和大好前程。1479年之后，斐迪南和伊莎贝拉相伴的时间比分离的时间多。孩子们接踵而至。

1479年11月，在托莱多，伊莎贝拉又一次分娩，这一次生了个女儿，取名为胡安娜。她的名字也是为了纪念所有名叫约翰/胡安的伟人。一位游吟歌手在歌颂孩子的出生时说：“就这样，他们用光荣的约翰的名字给她命名，就是上帝在凡人当中选择的约翰。”[20]

但这一次，这个名字有特别意义，因为在这年1月，斐迪南的生性好战而坚忍不拔的父亲终于去世，享年八十一岁。斐迪南继承了他，终于成为阿拉贡、巴伦西亚、加泰罗尼亚和西西里岛的统治者。他新出生的女儿是对祖父胡安二世的坚定决心——他的亲骨肉将要统治整个伊比利亚——的纪念和佐证。这是个非常漂亮的孩子，比恭敬顺从的姐姐伊莎贝拉公主和可爱可亲的哥哥胡安更冲动和任性。

伊莎贝拉又怀孕了，与之前几次怀孕相比，身体笨重得多，也难受得多，所以难以旅行。1482年6月，三十一岁的女王在科尔多瓦分娩，很快就发现，这次分娩有些不同寻常。她很快生了个孩子，但又阵痛了一天半，生了第二个孩子，即双胞胎的第二个，然而是个死胎。双胞胎中活下来的那个，是个金发的女孩，被取名为玛丽亚。但在这戏剧性的出生之后，玛丽亚的童年很少引起大家注意。她已经有三个哥哥姐姐，因此在人群中默默无闻，恭顺地服从父母。

十年后，伊莎贝拉女王又生了个小女孩，取名为卡塔利娜（即凯瑟琳），以纪念他们的祖先兰开斯特的凯瑟琳。1485年12月16日，这个孩子降生于一个越来越辉煌壮丽的世界，出生在埃纳雷斯堡一座宫殿的一个装饰着美丽挂毯的卧室，排场富丽堂皇。她强健、聪明而坚定，外貌很像姐姐们，皮肤白皙，草莓金色头发，长大一些后发色变深，成了浅红褐色。她后来获得了一个绰号，在未来人们的心目中与她父亲的世袭王国联系起来。她后来被称为阿拉贡的凯瑟琳，不久之后就被称为威尔士王妃，未来的英格兰王后。在伊莎贝拉的所有儿女当中，凯瑟琳最像母亲。

伊莎贝拉女王在分娩时总是带着她一贯的坚忍不拔和超乎寻常的刚毅。一位宫廷观察者说：“我从侍奉她的侍女那里得知，不管是她患病还是生产而蒙受痛苦的时候……她们从未见过她抱怨，而是以令人惊叹的坚毅默默承受。”[21]

伊莎贝拉三十五岁的时候有了五个孩子，她的家庭圆满了。这位独立的女王曾经轻松地跳上马背，毫无困难地到处旅行。如今，她旅行时必须带着庞大的随行队伍。宫廷仍然是巡回式的，所以女王不仅需要到处搬运她自己的器物，还有一大群孩子在不同的成长阶段需要的各种东西。

他们经常旅行，因为治国理政的需求从来不会放松。例如，1481年年初，伊莎贝拉女王在梅迪纳·德尔·坎波，2月去往巴利亚多利德，在那里一直待到4月，然后去了阿拉贡的卡拉泰乌德。6月，她去了拉穆埃拉，然后是萨拉戈萨。从8月到11月，她在巴塞罗那。12月，她和斐迪南几乎每天都在旅途中，从莫林斯—德雷伊到塔拉戈纳、康布里拉、佩雷略、托尔托萨、圣马特奥、阿尔梅纳、莫维德罗、巴伦西亚，在这一年的最后几天回到了莫维德罗。

旅行可不是轻松的事情。1489年，伊莎贝拉女王雇用了约四百名廷臣、内廷幕僚和仆役，他们全都要随同她旅行。[22]她的薪水最高的侍女代表着国内地位最高的贵族女子，不仅包括比阿特丽斯·德·博瓦迪利亚（如今的头衔是莫亚侯爵夫人），还有特雷莎·恩里克斯、伊内斯·曼里克、玛丽亚·德·卢纳，埃莉诺·德·索托马约尔和安娜与比阿特丽斯德·门多萨。随行人员还有卫兵、侍从、侍酒、厨师、洗衣女工、乐师和御医。伊莎贝拉的职责包括为所有这些人提供衣食住行。

她的孩子们各有自己的内廷人员。1493年，胡安王子十五岁，有八十二人侍候。凯瑟琳十三岁的时候，有十五人为她服务。[23]

长途旅行的时候，女王的队伍很长。大约在这个时期访问卡斯蒂利亚的朝圣者特策尔描述了他目睹一位贵族的巡回宫廷旅行的盛况。据他记载，贵族本人会骑骡子，仆人们步行跟在他旁边，有时沿途要搜寻饮食，然后迅速及时为主子准备餐饮并安排住宿地或露营地。他看到有些仆人累得“路都走不动”。他对他们的坚毅肃然起敬。特策尔说：“西班牙人是能够忍耐饥饿和吃苦耐劳的民族。”[24]

骑马或骑骡子旅行，并带着满载物资的大车，不仅让人疲劳，而且对安排筹划工作也是个考验，因为伊莎贝拉和斐迪南在各地旅行时需要保持王家的气派和风度。例如，孩子们的服饰和外表不仅是值得骄傲的，也是统治国家的必需条件，表达了家族的社会地位和重要性。他们穿的是镶嵌珠宝的天鹅绒或锦缎袍子。这些衣服都需要清洗、缝补和运输。每到一处，都需要摆出王室的排场，这意味着画作、配插图的手稿、挂毯和地毯也需要跟随王室，运输到各地。宫廷文书、司法命令和书信被装在大型皮箱和金属箱里运输。

伊莎贝拉深刻认识到自己的教育有空白，所以特别重视孩子们的成长和教育。她童年时没有学过拉丁文，不得不在成年之后恶补。她为自己雇用了一名教师，即女学者比阿特丽斯·加林多。伊莎贝拉和宫廷的所有女士，包括她的女儿们，都要学拉丁文。

伊莎贝拉在用拉丁文时犯过错，感到羞耻，于是小心地避免她的孩子们重蹈覆辙。她一定要让自己的孩子享有第一流的教育，因为他们将来要在文化水平最高的圈子里活动。伊莎贝拉对女童教育的高度重视促使欧洲各地的女性教育发生了一场革命，因为她的宫廷为独立统治或与丈夫合作统治的女王/王后设立了新的标准。在伊莎贝拉女王的督促和严格要求之下，她的孩子们得到了水平极高的教育。

伊莎贝拉的孩子们不仅学习《圣经》，圣奥古斯丁、圣哲罗姆和圣格里高利的著作，还学习古典作品，如塞内卡、普鲁登提乌斯[25]和罗马历史学家们的作品。她和其他西班牙贵族自认为是希腊人的后代，因此既熟悉《圣经》世界，也热爱古典世界。

伊莎贝拉为男孩们聘请的教师是聪明绝顶的意大利人文主义作家和学者安杰拉的彼得·马特，也叫佩德罗·马蒂尔·德·安杰拉，他在宫廷的位置给了他一个独特窗口，得以了解西班牙历史和国际事务。他把孩子们培养成令全欧洲惊叹的神童。荷兰学者伊拉斯谟后来说凯瑟琳“作为一个女人，渊博到了奇迹的程度”，并且比她最终的丈夫、博学的亨利八世国王更精通学术。[26]胡安娜公主能够和外国廷臣轻松而随意地用拉丁文交谈。她十几岁的时候，已经可以背诵拉丁文诗歌，并自己写诗。

宫廷教育是以学院的形式，著名学者引领孩子们进行亚里士多德式的研讨和辩论。艺术家和学者与贵族耳鬓厮磨，分享思想和观点，创作诗歌、谣曲、警句。很快，他们还开始创作早期的小说。一位研究文艺复兴艺术的学者说：“伊莎贝拉宫廷的一大特点就是她大力赞助艺术家，以及她对文化的热爱。她是这种艺术政策背后的推动力量。一些画家完全靠王室的赞助为生，例如胡安·德·佛兰德、梅尔希奥·阿莱曼（米歇尔·西托）[27]……伊莎贝拉对艺术的慷慨赞助成为一时风尚，西班牙的豪门大族纷纷效仿。”[28]

除了创作文艺作品之外，这些艺术家还要教导王室的孩子及其侍从与仆人。胡安王子早年是由一名多明我会修士教导的，此人是萨拉曼卡大学的教授。孩子们长大之后，课程的范围也扩大了，包括教理问答[29]、拉丁文、卡斯蒂利亚语语法、教会史、世俗历史、哲学、纹章学、绘画、音乐和歌唱。一位德意志学者描写了彼得·马特上的一堂拉丁文课，孩子们围绕在他身旁：“他的弟子包括比亚埃尔莫萨公爵、卡尔多纳公爵、堂胡安·卡里略、堂佩德罗·德·门多萨，和其他许多贵族子弟。我看到他们在背诵尤维纳利斯[30]和贺拉斯的作品。”他写道：“这些活动在西班牙唤醒了人们对文学的兴趣。”[31]

很快，有两个新来的孩子加入了这些学童。他们是热那亚探险家克里斯托瓦尔·科隆（英语称为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儿子。这两个男孩，十六岁的迭戈和六岁的斐迪南（以国王的名字命名）来到伊莎贝拉的宫廷，担任她的儿子胡安的侍从。他们成了宫廷的固定人员。据历史学家巴尔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记载，迭戈“像他父亲一样魁梧，彬彬有礼，身材匀称，长脸，天庭饱满”，很讨人喜欢，不过没有他父亲那样聪明绝顶。弟弟斐迪南·哥伦布可爱而受欢迎，“非常亲切友好，谈吐优美”，对激动人心的新环境充满热情。[32]他的父亲常常旅行，所以迭戈和斐迪南·哥伦布是在伊莎贝拉手下长大成人的，起初在她儿子的内廷担任侍从，后来成为女王本人的侍从。

两个男孩很好地利用了他们周围的机遇。当时书籍稀罕又昂贵，但年轻的斐迪南·哥伦布到十六岁时已经拥有238本书。[33]他是个非常聪慧的学生，成为彼得·马特的非正式助手和高徒，因此对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发展有了直接的了解。斐迪南·哥伦布后来为了捍卫自己父亲的功业，写了一本异彩纷呈的传记《海军上将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传》。学者本杰明·基恩在为该书写的序言中写道：“天主教双王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文化的赞助者，在他们的宫廷……斐迪南·哥伦布形成了对书籍和学术的兴趣，后来这兴趣演化成一种压倒一切的激情。”[34]

后来，斐迪南·哥伦布长大成人之后变得富有，并成为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学者之一。他的私人藏书数量在欧洲是第一。他为西班牙双王效劳五十多年，在代表他们旅行的过程中收集了大约15400本书。他的私人图书馆有精心编写的目录，藏有珍贵的古代手稿、古典时期著作、数学和科学论著、宗教著作和最早的印刷机制作的书。他还收藏了3200幅印刷画作，包括画家阿尔布雷希特·丢勒的许多作品。

在这种环境中，知识的竞赛如火如荼，很快宫廷的很多孩子就吸引了欧洲其他地区学者的注意。彼得·马特对自己培养的学生非常自豪。后来他的弟子们的成就吸引了全欧洲的赞誉时，他说：“我是西班牙几乎所有王子和全部公主们的文学上的养父。”[35]

被吸引到伊莎贝拉宫廷的许多学者和艺术家依赖她的赞助生活，他们之间往往缔结了维系几十年的深厚情谊，他们的纽带将欧洲的许多宫廷联系起来。这些联系还延伸到他们培养的年轻贵族，这些贵族很快自己也能成为文艺的赞助人。

在伊莎贝拉的宫廷，女孩接受的教育与男孩类似，但也学习家政，仿佛她们不仅仅被培养成为王后，还要学会尽职尽责的家庭主妇的务实本领。她们学习缝纫、编织、刺绣和烘焙。凯瑟琳结婚后为自己的丈夫制作衬衫的故事已经很有名，就像她母亲当年那样。

王室的女儿们被敦促以母亲为榜样（伊莎贝拉正在打造自己的光辉形象），同样也将自己视为基督教的战士。例如，一本歌谣集中的一首带有军事意味的歌曲教育胡安娜公主要“学习光辉夺目的卡斯蒂利亚伟大女王，她是美德的源泉”，并在征服中“举起十字架”。[36]

王室的孩子们被教育要敏锐地知晓自己未来的地位和职责。除了接受在宫廷的孩子们都享有的普通教育之外，王子和公主们还要学习宫廷礼仪和自我展示的艺术。他们要表现得端庄得体、饱含尊严并且令人肃然起敬。关于他们的服饰有特别的规矩，以使服饰保持整洁笔挺的完美状态。

为了保持最佳仪表，胡安王子每个月要定做两双新鞋，每周定做两双新的拖鞋或摩尔式靴子。他的帽子和其他衣物都只能穿戴三次，就要换掉。他每天都要用一条新的腰带。他要遵照特别的时间表，将自己不再使用的衣物交给仆人，送给他们使用，或者转售。女王有一次得知胡安王子和胡安娜公主把自己最喜爱的衣物藏起来，而没有交给仆人，非常生气。她还要求孩子们将没有吃的或多余的食物送给仆人，以免浪费。有时剩余的食物非常多，因为宫廷的膳食有很多仪式。[37]这些作为礼物的食物也是为内廷工作的廷臣们获得的补偿的一部分，所以伊莎贝拉的怒气也表现了她强烈的“贵人理应行为高尚”的观念，即地位高的人必须做到慷慨和公正。

伊莎贝拉和斐迪南只有一个儿子，这让他们有点担心。如果有更多男孩，王室的未来就更有保障。胡安的身体不是特别强健，所以更加让人担忧。但生的女儿多也有优点，因为她们都可以与另一个王国联姻以构建外交联盟。每一个远嫁外国的女儿都是一份活生生的条约，也是在外国都城的大使。

胡安出生并确立了大统继承之后没多久，就有人预言了王室生女儿的好处。1478年，埃尔南多·德尔·普尔加尔在给伊莎贝拉的信中写道：“若陛下再给我们两到三个女儿，二十年后，陛下就会欣喜地看到，您的儿孙坐在欧洲所有的王座上。”[38]果然，伊莎贝拉和斐迪南会努力利用女儿们的婚姻来巩固盟约，加强他们在西欧的防御。

他们对前不久与葡萄牙的战争还记忆犹新。他们虽然为长女伊莎贝拉考虑了好几桩潜在的婚姻，但最终与葡萄牙人谈判，决定将她嫁给葡萄牙王储。这门婚事是他们与葡萄牙签订停战协定时有人提议的。小伊莎贝拉公主很快就被称为葡萄牙的未来王后，并被当作“见习的”王后来对待。她将会嫁给阿方索五世国王的孙子，即若昂二世的儿子阿方索。葡萄牙王室和卡斯蒂利亚与阿拉贡王室一样，习惯用父亲、母亲和祖父母的名字给孩子命名，所以重名非常多。

伊莎贝拉和斐迪南决定与哈布斯堡家族缔结两门婚事，以便对他们的竞争对手法兰西形成包围。未来的神圣罗马皇帝——奥地利的马克西米利安统治着德意志，娶了勃艮第的玛丽，生了两个孩子，与伊莎贝拉的孩子胡安和胡安娜年龄相仿。胡安娜被许配给奥地利大公腓力（绰号“美男子腓力”），胡安则与腓力的妹妹——奥地利的玛格丽特订婚。这两桩婚事将卡斯蒂利亚与勃艮第宫廷和哈布斯堡家族紧密联系起来。

奥地利的玛格丽特虽然还只是个孩子，却已经有了一段惊世骇俗的婚史。三岁时，她被许配给法兰西太子，未来的国王查理八世，所以是在法兰西宫廷长大的，身份是查理的未婚妻和未来的法兰西王后。但查理八世抛弃了她，娶了布列塔尼的安妮（布列塔尼公国的继承人和欧洲最富有的女人）。不幸的玛格丽特在法兰西滞留两年，才被接回国。这段屈辱的经历让年轻的玛格丽特公主更愿意嫁给法兰西的竞争对手，所以她欢迎，并且热切期待着与卡斯蒂利亚的胡安王子的婚姻。

伊莎贝拉的两个年幼的女儿玛丽亚和凯瑟琳的未来婚姻大事也得到了考虑。最终，最年轻的凯瑟琳被许配给了英格兰王子亚瑟，即亨利七世国王的长子和可能的继承人。英格兰王国的实力比法兰西和卡斯蒂利亚弱很多，因此更适合“安排”一个幼女。亨利七世热切希望为自己的儿子和继承人获得一位西班牙新娘，在1487年就向卡斯蒂利亚提议迎娶凯瑟琳，当时她还只有两岁，而亚瑟还是个婴儿。[39]

孩子们逐渐长大，外国外交官们不吝溢美之词地描写伊莎贝拉和斐迪南的家庭，既讴歌他们的辉煌排场，也赞颂他们家人之间的亲热。法兰西使臣罗歇·马夏多看过一场斗牛赛，国王和女王带着孩子们也在观看。马夏多注意到，在比赛过程中，伊莎贝拉女王一直把婴儿凯瑟琳抱在怀里，疼爱地与她交流互动。[40]

但并不是所有人看到伊莎贝拉家庭的人丁兴旺都感到喜悦。据普尔加尔记载，1478年，格拉纳达的埃米尔[41]阿布·哈桑·阿里派遣了使者，为胡安王子的出生道贺，但利用这个机会通知伊莎贝拉和斐迪南，他们将不再按照两国的停战协定纳贡，并将立即停止。阿布·哈桑·阿里甚至可能更进一步。据说他还说，曾向基督徒纳贡的格拉纳达君主都已经死了，如今他打算把造币厂改为打造长枪的工厂，准备攻击基督徒。

这些威胁传来的时候，卡斯蒂利亚人还得到消息，一支强大的奥斯曼军队正在集结，准备攻打地中海东部的罗得岛，或许甚至更凶险，要袭击南欧某地。年轻的女王刚成为母亲，像绝大多数女人一样对自己的脆弱的孩子有极强的保护天性，因此她对这些消息感到忧心忡忡，因为她的王国也受到了极严重的威胁。

她在从15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这些年里的心境，被描绘在一幅不寻常的画里。这幅画如今被保存在布尔戈斯的拉斯维尔加斯修道院，在她父母的陵墓和圣龛附近。在画中，伊莎贝拉和斐迪南并肩而立祈祷，三个孩子（可能是伊莎贝拉、胡安和胡安娜）聚拢在他们身后。这幅画可能是在玛丽亚和凯瑟琳出生以前创作的，那就是15世纪80年代初。伊莎贝拉的面部表情显得悲伤而焦虑。附近站着一群修女，同样面带愁色。

在画的中央，身形巨大的圣母玛丽亚耸立到空中，伸出手臂，保护王族和修女。他们躲在圣母的刺绣斗篷下。玛丽亚手里拿着一捆箭。在画作的顶端，两个头上长角、带有利爪的恶魔扑过天空，威胁下方的王族。其中一个魔鬼拿着箭，比玛丽亚手中的箭更长且更尖利。第二个魔鬼背负着沉重的书。我们不确定他是送来书，还是将书拿走。

伊莎贝拉想要的，或许仅仅是和睦幸福的家庭。但女王感到，在更广阔的世界，树欲静而风不止。

[1] Tarsicio Azcona，cited in Peggy K.Liss，Isabel the Queen：Life and Time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p.153.

[2] 西班牙语里的“胡安”相当于英语的“约翰”。

[3] Andrés Bernáldez，Historia de los Reyes Católicos Don Fernando y Doña Isabel：Crónica inedita del siglo XV（Granada：Imprenta y Libreria de Don José Maria Zamora，1856），p.459.

[4] Andrés Bernáldez，Historia de los Reyes Católicos Don Fernando y Doña Isabel：Crónica inedita del siglo XV（Granada：Imprenta y Libreria de Don José Maria Zamora，1856），chap. 33，cited in María Isabel del Val Valdivieso，Isabel I de Castilla，1451-1504（Madrid：Ediciones del Orto，2004），p.75.

[5] Hernando del Pulgar，Letras：Glosa a las coplas de Mingo Revulgo（Madrid：Ediciones de La Lectura，1929），letter 9，in Liss，Isabel the Queen，pp.154-55.

[6] Vicente Rodríguez Valencia，Isabel la Católica en la opinión de españoles y extranjeros，siglos XV al XX（Valladolid：Instituto “Isabel la Católica” de Historia Eclesiástica，1970），vol.3，pp.75-79.

[7] Giles Tremlett，Catherine of Aragon：The Spanish Queen of Henry Ⅷ（New York：Walker & Co，2010），p.24.

[8] Crónica incompleta de los Reyes Católicos，1469-1476，ed. Julio Puyol（Madrid：Academia de la Historia，1934），p.239.

[9] Crónica incompleta de los Reyes Católicos，1469-1476，ed. Julio Puyol（Madrid：Academia de la Historia，1934），pp.243-45.

[10] Baldesar Castiglione，The Book of the Courtier，trans. Charles S.Singleton（New York：Anchor Books，1959），p.191.

[11] Don Ferdinand to King Juan Ⅱ，November 23，1475，Burgos：Biblioteca Nacional，cited in Biblioteca Nacional，Índice de la colección de don Luis Salazar y Castro，formado por Antonio de Vargas-Zúñiga y Montero de Espinosa y Baltasar Cuartero y Huerta，vol.1（Madrid：Real Academia de la Historia：1949），letter 126.

[12] Ludwig Pastor，The History of the Popes from the Close of the Middle Ages，trans. E.F.Peeler（St.Louis，Mo.：B.Herder，1898），p.4：397.

[13] 银匠式风格（Plateresque）是15世纪末在哥特风格晚期与文艺复兴风格之间在西班牙出现的一种艺术（主要是建筑）风格，在随后两个世纪得到发展。它吸收了摩尔人风格、哥特式和伦巴底装饰元素等，在神圣罗马皇帝查理五世时期达到巅峰。

[14] Sergio L.Sanabria，“A Late Gothic Drawing of San Juan de los Reyes in Toledo at the Prado Museum in Madrid，”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itectural Historians 51，no.2（June 1992），pp.161-73.

[15] 典出恺撒的名言“我来，我见，我征服”（Veni，vidi，vici）。前47年，恺撒挥师小亚细亚，仅用几周就击败博斯普鲁斯国王法尔纳基斯二世（济莱战役），向元老院报告时用了这句话。

[16] 典出《新约·马太福音》，16：18。

[17] Jack Freiberg，Bramante’s Tempietto and the Spanish Crown（Rome：American Academy in Rome，2005），p.1：154.

[18] Jack Freiberg，Bramante’s Tempietto and the Spanish Crown（Rome：American Academy in Rome，2005），p.1：155.

[19] John Julius Norwich，The World Atlas of Architecture（New York：Portland House，1988），p.276.

[20] Bethany Aram，Juana the Mad：Sovereignty and Destiny in Renaissance Europe（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5），p.15.

[21] Tremlett，Catherine of Aragon，pp.26-27.

[22] María del Cristo González Marrero，La casa de Isabel la Católica：espacios domésticos y vida cotidiana（Ávila：Dipucación de Ávila，Institución Gran Duque de Alba，2004），p.40.

[23] María del Cristo González Marrero，La casa de Isabel la Católica：espacios domésticos y vida cotidiana（Ávila：Dipucación de Ávila，Institución Gran Duque de Alba，2004），pp.42，43.

[24] Malcolm Letts，ed. and trans.，The Travels of Leo of Rozmital through Germany，Flanders，England，France，Spain，Portugal and Italy，1465-1467（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7）.

[25] 普鲁登提乌斯（348～？），古罗马的基督徒诗人，可能出生于西班牙北部。

[26] Erasmus，Opus Epistolarum（Oxford，U.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7] 米歇尔·西托（约1469～1525）生于今天爱沙尼亚的塔林，可能是佛兰芒移民的后代。他是荷兰画派的早期艺术家，一生大部分时间担任卡斯蒂利亚、神圣罗马帝国和荷兰的宫廷画家。他有时被称为梅尔希奥·阿莱曼，“阿莱曼”在西班牙语中的意思是德意志人。

[28] Mark P.McDonald，Ferdinand Columbus：Renaissance Collector（London：British Museum Press，2000），p.35.

[29] 教理问答是宗教教育的常见手段，通常采用问答形式，以教育儿童、劝人信教和申明信仰。中世纪教理问答集中阐述信、望、爱的意义，后来的教理问答又增加了其他主题，在宗教改革运动和印刷术发明之后更受到重视。

[30] 迪基姆斯·尤尼乌斯·尤维纳利斯（1世纪末2世纪初）是古罗马诗人，著有《讽刺集》。

[31] Mark P.McDonald，Ferdinand Columbus：Renaissance Collector（London：British Museum Press，2000），p.36.

[32] Gonzalo Fernández de Oviedo y Valdés，Historia general y natural de las Indias（Madrid：Imprenta de la Real Academia de la Historia，1851），part 1，p.71.

[33] McDonald，Ferdinand Columbus，p.42.

[34] Ferdinand Columbus，The Life of the Admiral Christopher Columbus：By His Son Ferdinand，trans. Benjamin Keen（New Brunswick，N.J.：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59），p.vii.

[35] Antonia Fraser，The Wives of Henry Ⅷ（New York：Alfred A. Knopf，1992），p.11.

[36] Aram，Juana the Mad，p.21.

[37] Aram，Juana the Mad，pp.18-19.

[38] Fraser，Wives of Henry Ⅷ，p.11.

[39] Fraser，Wives of Henry Ⅷ，p.16.

[40] James Gairdner，ed.，“Journals of Roger Machado，” in Historia Regis Henrici Septimi（London：Longman，Brown，Green，Longmans，and Roberts，1858），pp.157-99.

[41] 埃米尔是阿拉伯国家的贵族头衔。其最初本意有军事统帅的意思，最早用于哈里发派驻在外的军事统帅及各地总督，亦有作为最高级贵族称号。随着阿拉伯帝国的内乱，各地总督与哈里发之关系越发疏离，最后不少地方的埃米尔与哈里发之间的从属关系仅仅是象征性的，埃米尔遂在此权力交替中取得一地之军政大权，并成为当地的君主。今天以埃米尔头衔为国家元首的国家有科威特和卡塔尔。

十二 整个世界在战栗

在伊莎贝拉女王统治期间，有一个人的阴影始终笼罩着她。她从未与此人相遇，但在她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让东欧和南欧噤若寒蝉：富有而强大的苏丹穆罕默德二世，人称征服者穆罕默德。

他是个难以捉摸的人，受到穆斯林的热爱和尊崇，被奉为伟大而强健的武士；他得到许多犹太人的仰慕，因为他对犹太人友好和宽容，允许他们生活在他的国度；但基督徒认为他是个残酷无情的侵略者，对他非常恐惧，因为他决心要扩张奥斯曼帝国、吞噬欧洲。为了成功，他甘愿付出很高的代价。估计有87.3万人的死亡应当由他直接负责，也就是每年约2.9万人。[1]他登基不久之后的1453年，也就是伊莎贝拉两岁的时候，他便征服了君士坦丁堡。那是他的第一次重大胜利。

在伊莎贝拉的童年和成年早期，穆罕默德二世常说他打算消灭基督教。他二十一岁的时候，开始自称恺撒，并开始向罗马进军，以兑现他的誓言。他计划从东方，穿过希腊、东欧和奥地利来进攻罗马；或者从南方，也就是说可能以西西里岛为跳板；或从西方进攻，利用北非为入侵欧洲的基地，穿过西班牙。这最后一种设想对欧洲的威胁最大，因为这条进攻路线曾经被证明是有效的。而对西西里岛或西班牙的威胁，是对伊莎贝拉女王及其家族的直接侵略。

穆罕默德二世是苏丹穆拉德二世的幼子。穆拉德二世是一位勇猛的武士，为奥斯曼帝国开疆拓土。他主宰的是一个多民族和多语言的文化，大部分臣民是穆斯林，但也有基督徒和犹太人，还有真心实意改宗伊斯兰教的基督徒和犹太人，当然也有一些基督徒和犹太人为了得到更好的待遇和逃避异教徒被征收的赋税，而假装改信伊斯兰教。改信伊斯兰教其实有很多好处，因为奴隶和士兵往往是非穆斯林。奥斯曼帝国建造了一台极其高效的战争机器，通过不断侵略外国来维持。

穆罕默德二世的父亲穆拉德二世为计划中的向西欧的攻势打好了基础。他率军深入今天的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和希腊。他攻击瓦拉几亚（多瑙河以北的一个亲王国）的统治者，将他的两个儿子扣为人质。这两个孩子被灌输了奥斯曼人的生活方式和思想，以便回国之后被安排为傀儡总督。

穆拉德二世还征服了阿尔巴尼亚的各个诸侯国，将一位阿尔巴尼亚王公约翰·卡斯特里奥蒂的儿子扣为人质。这孩子名义上改信了伊斯兰教。他后来的名字是斯坎德培，一度是穆拉德二世的忠实盟友，甚至成为苏丹的宠臣。

穆拉德二世的最辉煌胜利之一，是征服了萨洛尼卡（今天的塞萨洛尼基）。它曾是基督教拜占庭帝国的第二大城市，也是罗马和君士坦丁堡之间道路的重要中转站。1430年，他重创了防守萨洛尼卡的威尼斯守军，然后敦促自己的士兵屠城，许诺将被毁坏城市内的一切财富都赏给他们。据记载，他说道：“城里的东西，我都给你们，包括男人、女人、儿童、金银。我只要这座城市。”士兵们欢呼雀跃，“像疯狂的野兽一样”翻越城墙。[2]

城防崩溃了，威尼斯守军且战且退到港口，登上等候在那里的桨帆船，逃之夭夭。土耳其人在城内横冲直撞，屠杀了许多人，将7000人运走，变卖为奴。据一位幸存者约翰·阿纳戈诺斯特斯说：

他们将男女老少、各个年龄段的人都聚拢起来，把他们像牲口一样捆起来，然后把他们全都驱赶到城外的营地。还有很多人死了，没有被押到要塞或者在大街上清点，也没有得到埋葬。每一名士兵都带着自己抓捕的一大群俘虏，匆匆将他们赶到城外，快速将他们交给战友，以防更有权势的人将俘虏夺走。所以看到年老或患病因而跟不上队伍的奴隶，士兵就当场将他们杀死。然后他们首次将父母与孩子分开，妻子与丈夫分开，将亲戚朋友分开……城内到处是哀号和绝望。[3]

穆拉德二世的成功迫使基督徒们质疑，上帝为什么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曼努埃尔·马拉克索斯写道：“在他有生之年，他占领了西方的许多城市和地区；征服了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的不计其数区域；因为上帝允许他这么做，为的是惩罚我们的罪孽，因为没有人能够阻止他。”[4]

穆拉德二世的儿子穆罕默德非常聪明和渊博，但比父亲更冷酷无情。他生于1432年，也就是萨洛尼卡被征服的两年后。他是穆拉德二世苏丹的第三子，母亲是穆拉德二世的女奴妃嫔之一。奴役穆斯林是违法的，所以她可能是基督徒或犹太人出身。我们也不知道她的名字，因为后宫的很多女人是没有名字的。穆罕默德在母亲身边，在埃迪尔内（位于君士坦丁堡西南）的后宫长大。虽然他自幼热衷读书，但也有了“傲慢、野蛮和凶暴”的名声。[5]

1437年，穆罕默德的长兄去世。1443年，他的二哥被一位谋士杀害，凶手还杀死了王子的两个儿子。凶手被迅速处决，“没有招供他的杀人动机”[6]，所以有人怀疑，这起谋杀是为了给十一岁的穆罕默德将来继位扫清障碍。苏丹穆拉德二世开始准备让穆罕默德继位。穆拉德二世和穆罕默德一同在希腊西部开疆拓土。

1450年，伊莎贝拉出生的前一年，土耳其苏丹和他的儿子不得不去处置阿尔巴尼亚人的一场顽强的反叛。阿尔巴尼亚人的领导人是苏丹的前盟友，阿尔巴尼亚人质斯坎德培。他恢复了自己的基督教信仰，摈弃伊斯兰教。随后他成功地打退了土耳其人的进攻，在西欧成为英雄。穆拉德二世和穆罕默德不得不撤退，返回位于埃迪尔内的宫殿。

西班牙人向斯坎德培提供了援助，因为他们认识到，斯坎德培的努力是东欧针对声势越来越浩大的土耳其人的第一次成功的抵抗。阿拉贡和那不勒斯国王阿方索五世（斐迪南的伯父，伊莎贝拉父亲的堂兄[7]）向斯坎德培提供了财政和军事两方面的援助。教皇卡利克斯特三世（罗德里戈·博吉亚的舅舅）也援助斯坎德培，让他得以守住战线，阻挡奥斯曼帝国的扩张十多年之久。

阿尔巴尼亚战局的逆转令苏丹穆拉德二世匆匆撤退。1451年2月，他突然因中风而去世。十八岁的穆罕默德成为苏丹，称穆罕默德二世。他立即去了父亲的后宫，女眷们安慰他，请他节哀。穆罕默德二世站着与他父亲的最高级别妻子哈利马·哈图恩谈话时，他的一名部下来到浴室，扼死了她的还是婴孩的儿子，消灭了皇位的潜在竞争者。穆罕默德二世对此没有任何羞耻感。不久之后，他就在法律中规定，让将来的苏丹都杀死自己的兄弟。穆罕默德二世在一道皇家法令中宣布：“为了世界秩序的利益考虑，苏丹应将他的兄弟处死。”[8]

对待敌人，他甚至更加残暴，做出了许多野蛮的暴行，令他恶名远扬。例如，热那亚商人雅各布·德·坎皮描绘了穆罕默德二世设计的残酷刑罚。执行死刑的手段之一是，将犯人按倒在地，将一根削尖的长木桩插入此人的肛门；然后用木槌猛地把木桩钉入人体。他命令将一些犯人的双手或鼻子或脚砍掉。他常命令将犯人的眼睛挖掉。雅各布写道：“简言之，没有一位统治者比他更受人畏惧、更无情和更残忍。此人简直是尼禄第二，比尼禄糟糕得多。”[9]

穆罕默德二世肯定不是凡夫俗子。就连他的外貌也非同一般。他目光炯炯而犀利，有长长的鹰钩鼻。他胡须浓密，头上常戴着一顶巨大的头巾。据一位见过他的威尼斯使者说，他“身材匀称”，比平均身高略高一些。“他精通武艺。相貌令人恐惧而不引发尊崇。很少有笑意……他最热衷于学习的是世界地理和兵法；他渴望统治。”[10]

穆罕默德二世成为苏丹之后，立刻开始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征服君士坦丁堡，它是拜占庭帝国的心脏、罗马帝国的继承者。近几十年来，奥斯曼帝国历代苏丹不断蚕食君士坦丁堡的外围乡村，所以到1452年，它已经是土耳其人主宰的海洋中的一个孤岛。但君士坦丁堡的防御工事固若金汤，作为一座抵御来自东方攻击的堡垒，已经坚持了上千年。它的地理位置非常易守难攻，在一个三角形半岛上，南面是马尔马拉海，北面是被称为金角湾的水域。三角形的第三边由三道城墙保护，将该城的七座山丘环绕在内。君士坦丁堡被认为几乎是坚不可摧的。

穆罕默德二世首先在君士坦丁堡以北8英里处建造一座要塞。起初他表现得很友好，当地居民甚至为他提供建材，以加快工程进度。但他很快开始攻击村民，将其卖为奴隶。随后他集结了一支超过100艘战船的舰队，并为攻势动员了超过8万大军。

君士坦丁堡承受极大的军事和经济压力，已经有几十年了。到1452年，它的人口仅有约45000人。该城的统治者君士坦丁十一世皇帝向西欧各国朝廷派遣使节，恳求援助，但大多数统治者都忙于自己的麻烦，不肯出手相救。一群热那亚人驰援君士坦丁堡，还有一群西班牙人，包括一些来自巴塞罗那的加泰罗尼亚人，还有一名叫堂弗朗西斯科·德·托莱多的卡斯蒂利亚贵族也去了君士坦丁堡。但最终，守卫城墙的还是只有约7000名身体健全的士兵，大多数是希腊人。他们在海上也是寡不敌众，战船数量只有土耳其人的大约五分之一。

穆罕默德二世告诉君士坦丁十一世和当地官员，如果他们和平地将城市拱手交出，就可以继续生活在那里。但他们相信威尼斯的援军就要到了，于是拒绝投降。1453年4月6日，穆罕默德二世向君士坦丁堡发动了猛烈炮击。他向麾下将士许诺，破城之后，允许他们自由劫掠三天，这是穆斯林军队的标准做法。土耳其历史学家哈利勒·伊纳尔哲克写道：“宗教法律要求他允许士兵劫掠三天。这座城市是被武力夺取的，因此……动产都是士兵们的合法战利品，市民也可以被合法地卖为奴隶。”[11]

但奥斯曼军队的一个问题是，他们当中很多人不是穆斯林，因此忠诚度是可疑的。土耳其军中有很多基督徒，他们常常背叛奥斯曼帝国的利益，向基督徒军队泄露穆罕默德二世的计划，所以守军能够巩固薄弱地点。佛罗伦萨商人贾科莫·特塔尔迪参加了君士坦丁堡保卫战，最后成功地游泳逃生。他写道：“（奥斯曼军中的基督徒）向我们这边偷偷用大炮或弓射来书信。他们还非常巧妙地溜到我们这边来。”[12]

君士坦丁堡守军英勇奋战，但在随后六周内，城市的防御一点点地、不可避免地被损坏了。守军对外界援助已经绝望，举行了宗教游行，唱起圣歌，向基督和圣母祈祷，恳求他们保护自己，抵御土耳其人。

在最后的日子，一大群男女老少、修女僧人“躲进”圣索菲亚大教堂。他们“受到迷信的鼓舞，传说土耳其人前进到君士坦丁大帝石柱时，一位天使就会从天而降，将一支剑交给坐在石柱旁的一个穷人，告诉他：‘拿着这支剑，为上帝的人民复仇吧’”。然而，土耳其人用斧子砍倒了大教堂的门，将信众拖出去卖为奴隶。圣徒雕像被打碎，教堂圣器被掳走。历史学家弗朗茨·巴宾格尔[13]写道：“随后发生了无法想象的恐怖暴行。”[14]

穆斯林军队的最后总攻由近卫军（幼年就被俘虏的基督徒，改信伊斯兰教，接受军事训练）打头阵。君士坦丁十一世皇帝和托莱多的堂弗朗西斯科一起勇敢地殊死搏斗，这是人们最后一次看到活着的他们。不久之后，一只顶着近卫军帽子的十字架被“举起来游行示众，以此作乐”。[15]

在攻城战中，土耳其军队杀死了4000人，将几乎所有居民变卖为奴。他们劫掠了教堂、皇宫和富人的住宅。他们对君士坦丁堡神话般的精美建筑造成了相当大的破坏。几天之后，雄伟的圣索菲亚大教堂被改为清真寺。它那享有盛誉的镶嵌画被用灰泥遮盖起来，因为伊斯兰教律法禁止描绘人像的图画。圣索菲亚大教堂的神圣遗物原本被虔诚的基督徒尊崇而视为圣物，如今被抛弃、糟践或嘲讽。珍贵而罕见的古典时代手稿被撕毁，以便取下封皮卖钱，手稿本身则被扔进垃圾堆。

穆罕默德二世于1453年5月胜利进入君士坦丁堡，据说看到建筑物受损时喊道：“我们掳掠和摧毁的，是怎样一座城市啊！”[16]

他的自责如果是真诚的，那么也很短暂。这个星期五，在圣索菲亚大教堂举行的午间祈祷仪式上，穆罕默德二世戴上了一顶特别的头巾，还高高举起一支出鞘的利剑。他喊道：“感谢真主、世界的主宰！”据一位编年史家记载，随后“胜利的穆斯林们举起双手，欢呼起来”。[17]

很快，关于君士坦丁堡妇女命运的故事就传遍了西欧。很多女人，包括小女孩和修女，毋庸置疑遭到了强暴，有时甚至是轮奸和性虐待。

其他一些故事可能是后人附会，但对欧洲的女王、王后和公主们有特别意义。据当时流传的一个故事说，拜占庭皇帝的女儿被苏丹穆罕默德二世掳走，供自己享用。在故事的某些版本里，她抵抗他的侵犯，遭到谋杀；根据其他版本，她在圣索菲亚大教堂的祭坛上遭到强奸。还有一个版本是，穆罕默德二世强迫她改信伊斯兰教，她拒绝了，被剥光衣服并斩首。[18][19]西欧人普遍相信，假如他们的国家落入穆斯林手中，他们的公主们也会遭到类似命运。

穆罕默德二世的确从俘虏（不管是否皇室成员）当中选了一些供自己取乐。君士坦丁十一世的两个侄子为穆罕默德二世服务，其中至少一个据说成了苏丹的情人。君士坦丁十一世的幕僚长乔治·斯弗朗齐斯活了下来，被监禁十八个月，最终获释，但他的儿子已经死亡，女儿则被送进了穆罕默德二世的后宫。1455年9月，斯弗朗齐斯写道：“我的美丽的女儿萨玛尔在苏丹后宫患传染病而死。”[20]一些邻国的统治者主动将自己的女儿送给穆罕默德二世作为妻妾，希望讨得他的欢心，避免他的怒火。他接受了不少，这些公主们就生活在他的后宫，受到宦官的监视，从此在史册中销声匿迹。

穆罕默德二世将君士坦丁堡更名为伊斯坦布尔[21]，于1453年6月24日夜间离开，带走了大群希腊女孩和妇女，作为他的战利品。为了充实街巷空荡荡的伊斯坦布尔的人口，被征服城市萨洛尼卡的犹太人家庭被搬迁到这里。

此次胜利让穆罕默德二世对更多冒险充满了渴望。热那亚官员安杰洛·洛梅利诺在面见穆罕默德二世之后说，他“在占领君士坦丁堡之后变得非常傲慢，很快自视为整个世界的主人，并公开宣誓，两年之内，他就要打到罗马”。[22]

据土耳其历史学家哈利勒·伊纳尔哲克记载，果然穆罕默德二世开始自命为“两海之王”，指的是黑海和地中海。他的野心昭然若揭。[23]

* * *

君士坦丁堡的惨剧令西欧人心惊胆寒。教皇尼古拉五世称穆罕默德二世为“撒旦之子”，并努力组织一次协调有力的反攻，以夺回君士坦丁堡，但他出师未捷身先死。西班牙人阿方索·博吉亚接替他，于1455年成为教皇卡利克斯特三世。卡利克斯特三世是罗德里戈的舅舅，也对伊斯兰教的威胁高度重视，写信给波西米亚和匈牙利的年轻国王“遗腹子”拉斯洛[24]，表示愿意支持他，并呼吁将土耳其人不仅逐出君士坦丁堡，还要赶出整个欧洲。

在这些年里，穆罕默德二世纵情声色。他的犹太人和基督徒俘虏特别受到注意。他的后宫有四百女眷。穆斯塔法·阿里写道：“穆罕默德二世常常彻夜纵情享乐，玩弄美眸的仙女一般的女奴；白天他则和天使般的男性侍从一起酗酒。”[25]

1454年和1455年，他向塞尔维亚和匈牙利发动进攻，这是钳形攻势，目标是扩张领土，攻入西欧。他攻克了新布尔多，下令将当地官员斩首。他与麾下将士分享该城的74名少女，并将320名男童掳走，作为近卫军新兵。但在大城市贝尔格莱德，由于教皇卡利克斯特三世的军事支持和援兵，土耳其人被打退了。穆罕默德二世受挫，但并未退缩。

次年，即1456年，伊莎贝拉五岁。穆罕默德二世的军队攻击了雅典和科林斯，斩获两城。他的这些征服令伊比利亚半岛居民大为悲痛，因为西班牙人相信自己是希腊文化的继承者。

教皇卡利克斯特三世，即来自巴伦西亚的博吉亚，于1458年去世。下一任教皇庇护二世企图阻挡穆罕默德二世的步步紧逼，但没有取得多少成绩。1459年年底，伊莎贝拉八岁，整个塞尔维亚被穆罕默德二世占领。约20万塞尔维亚人被土耳其人奴役。没过多久，穆罕默德二世又攻打色萨利的加尔季基翁城，杀死全城6000居民，包括妇孺。热那亚人在黑海之滨的殖民地阿玛斯拉未作抵抗便投降，三分之二居民被卖为奴隶。

1461年，大约在伊莎贝拉搬到兄长恩里克四世宫廷的时期，只有一位拜占庭领袖还在抵抗穆罕默德二世：黑海之滨特拉布宗[26]城的统治者大卫·科穆宁。穆罕默德二世警告他，若不投降，必然全灭。大卫接受了投降条件，流亡到色雷斯，在君士坦丁堡的西北方向。但两年后，穆罕默德二世命令将他、他的七个儿子中的六个以及一个侄子处死。他最小的儿子乔治只有三岁，得到饶恕。他的女儿安娜也被饶了性命。乔治被送给一个土耳其家庭，成长为穆斯林。他长大后逃走，改信基督教，销声匿迹。他的失踪标志着传奇的科穆宁皇朝的最后消亡。他的姐姐安娜在穆罕默德二世的后宫终老。[27]

如今，穆罕默德二世把安纳托利亚的整个黑海沿岸地区纳入自己的帝国。1462年春季，他又一次入侵瓦拉几亚。他父亲曾经控制的人质弗拉德是在土耳其宫廷长大的，遭到过殴打和虐待，被派回去作为奥斯曼帝国的傀儡统治瓦拉几亚，但揭竿而起反对奥斯曼人，并与匈牙利的基督教统治者结盟。弗拉德凶猛地与穆罕默德二世厮杀，赢得了“穿刺公弗拉德”的绰号，他就是后来的“吸血鬼德古拉伯爵”的原型。据估计，他杀死了数万人，部分原因是为了打退土耳其人。最后他遇刺身亡。

1465年，伊莎贝拉十四岁，穆罕默德二世在伊斯坦布尔稍事休息。但在1466年，他又一次出征，这一次是攻打阿尔巴尼亚。阿尔巴尼亚领导人斯坎德培（曾被强迫改信伊斯兰教后来又恢复基督教信仰并攻击土耳其人）年事已高，疲惫不堪。他去往罗马，恳求抵抗土耳其人所需的财政和军械支援，但只有斐迪南的堂兄那不勒斯国王愿意帮助他。援助越来越少，因为西欧人对基督徒被土耳其人打败的消息已经麻木了。

1469年1月，伊莎贝拉快十八岁了，正在准备与斐迪南结婚。此时从东方传来了一个可怕的消息：数万土耳其军队攻入奥地利的心脏，杀到维也纳附近，杀死超过2万人。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当时还在准备一次海上的进攻，但无人知道他的攻击目标。据报告，他装配了250艘帆船，包括120艘桨帆船，还集结了至少8万大军。他按照攻打君士坦丁堡时的路数，故伎重演：极其细致的计划和集中令人惊恐的强大力量。据说他在筹划“攻打欧洲的战役”，并打算从海路进攻。这意味着地中海南岸的所有国家都可能是他的潜在目标。[28]

1470年6月，他的庞大舰队起航了，开往内格罗蓬特（希腊的第二大岛，位于希腊半岛的东海岸）。内格罗蓬特在古典时期的名字是优卑亚或尤里普斯。穆罕默德二世击溃了哈尔基斯城的守军，随即占领全岛。次日，他命令将所有长了胡须的俘虏带到他面前。俘虏被命令跪下，形成一个圈，双手被捆起来。数百人就这样被斩首。妇女和女孩被分发给胜利者。随后土耳其人将该岛更名为埃格里博兹。随后四百年，该岛一直是土耳其人的领地。

7月，奥斯曼军队西进，攻击希腊大陆，于28日经过底比斯，29日经过雅典，随后途经其他许多城市。很多希腊人被奴役。哈夫萨全城人口被肃清。苏丹命令来自其他地方的人搬迁到那里。

1471年，伊莎贝拉二十岁，穆罕默德二世休养生息了一年，准备来年再战。这年圣诞节，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派遣五位红衣主教向各国发出警示，土耳其人即将进攻；并鼓舞西欧的防御力量。正是承担着这样的使命，罗德里戈·博吉亚才来到西班牙，以确保那里的居民知晓基督徒面临的威胁的严重程度。他发现，伊莎贝拉公主非常认真地倾听他的警示。

1474年，伊莎贝拉二十三岁，准备登基。穆罕默德二世四十二岁，患上了痛风。他变得很肥胖，患有多种疾病。他继续在宫殿里筹划新的征服。此时斯坎德培已经死了，阿尔巴尼亚王公们明显削弱了许多。1474年5月，超过8万奥斯曼军队包围了亚得里亚海之滨的斯库塔里城（也叫斯库台），隔海就是意大利半岛的“靴跟”。穆罕默德二世的军队猛攻该城的6000居民，其中只有约2000人是守军。目击者称，奥斯曼人攻打斯库塔里的城墙时，高呼：“罗马！罗马！”这是在明确表示，他们的最终目标是罗马。[29]

在斯库塔里，阿尔巴尼亚人成功地又一次阻挡住奥斯曼人，在城堡高墙之后侥幸在干渴和饥荒中生存下来。但在1479年，他们的好运气用光了。土耳其人卷土重来，这一次斯库塔里的威尼斯统治者与奥斯曼人达成停战协定，撤走了，于是阿尔巴尼亚居民别无选择，只得投降。很多丧失家园的阿尔巴尼亚人逃跑了，流亡到意大利和西班牙。

这一切灾祸都是一个人造成的，那就是穆罕默德二世。斯库塔里围城战的目击者马林·巴莱蒂写道：“他招来了所有的阴暗和毁灭；他摧残和毁掉了所有的一切，他是真正的瘟疫。谁能说得清，他征服了多少地区、城市、国家、王国和帝国！整个世界为了他而战栗。”[30]

法兰西人皮埃尔·德·奥比松（耶路撒冷圣约翰骑士团的大团长）将穆罕默德二世比作撒旦和路西法。他说，穆罕默德二世是

不可言喻的暴君，他摧毁了如此之多孩童的灵魂，强迫他们背弃基督教信仰，让他们盲目地坠入地狱。他让处女和少女遭到蹂躏，屠戮年轻和年老的男子，亵渎了神圣遗物，污染了教堂和修道院，摧毁、压迫和攫取许多王国、亲王国和城市，包括君士坦丁堡。他将这些国度据为己有，化为令人难以置信的罪行的场所。[31]

1480年，伊莎贝拉二十九岁，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其中两个是女儿。穆罕默德二世的又一次大规模攻势迫在眉睫。他在准备期待已久的向意大利的攻势。一支包括约140艘船只和1.8万远征军的舰队在意大利半岛的“靴跟”处登陆。[32]他的原计划是攻击布林迪西，但转往奥特朗托。这是座小城镇，防御很弱，很快就被土耳其人占领。该城的2.2万居民中只有1万活了下来。和君士坦丁堡的情况一样，居民们蜂拥躲进当地的大教堂，这反而让敌人屠杀他们时更轻松。约800人被带到附近一座山上，奥斯曼人告诉他们，他们如果现场改信伊斯兰教，就可以活命。他们拒绝了，于是被斩首。他们的尸体被抛弃在荒野，被野兽吃掉。约8000人被装运上船，送往阿尔巴尼亚，卖为奴隶。[33]

伊莎贝拉对此事特别关注，并心急如焚地观察局势。她写信给那不勒斯人，告诉他们，卡斯蒂利亚将出兵援助他们。援兵和武器装备很快就送抵了。[34]

同时，穆罕默德二世在准备向西欧的最后入侵。很多人相信，基督教国家的命运已经注定了。例如，1481年，古典学者彼得·肖特（斯特拉斯堡的教士）从博洛尼亚前往罗马，以便再看最后一眼这座城市。他写道，他去罗马是为了在“永恒之城被土耳其人占领之前再看最后一眼”。[35]

1481年年初，穆罕默德二世四十九岁，他开始了军事动员。他派遣一支强大的舰队西进。无人知晓他的目标，可能是斐迪南的西西里王国。对伊莎贝拉来说特别不祥的是，有传闻称穆罕默德二世在准备攻击埃及的马木留克苏丹国。这种可能性让西班牙人大为惊恐，因为711年（那时也是穆斯林军队积极扩张的时期）西班牙被占领时，敌人就是从北非来的。伊莎贝拉的宫廷编年史家埃尔南多·德尔·普尔加尔记载道：“国王和女王每天都收到消息，土耳其人在海上集结了庞大舰队，要去征服西西里王国。无论他们在何处登陆，都抓捕基督徒并残忍地杀害他们。”[36]

伊莎贝拉和斐迪南预计随时都可能遭到攻击，于是开始厉兵秣马。他们命令国内所有教堂都组织每天的祷告，向人民解释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并鼓励他们准备迎敌。他们与那不勒斯国王（斐迪南的堂兄）达成了协议，帮助他保卫那不勒斯，条件是他要帮助他们保卫西西里岛。他们派遣了一位受到信赖的官员阿隆索·德·金塔尼利亚视察全国各地，清点武器、船只和要塞。他们派了其他官员去视察各港口，以判断它们若遭到海路进攻是否会很脆弱。他们向英格兰人和葡萄牙人求教，学习抵御海路攻击的策略。

伊莎贝拉肩负起加强防御、抵抗迫在眉睫的攻击的使命。她用宗教信仰来动员军队，保卫祖国。普尔加尔写道，所有人都被教导，“土耳其人制订了庞大的计划，要杀戮基督徒；土耳其人每天都在欺凌和屠戮基督徒；以及整个基督教世界联合抗敌的必要性。像所有的虔诚基督徒一样，他们应当感谢上帝，因为发生了这样宏大的事件，让他们知道，应当为了国王和家园的荣誉，表现出极大热情，并歌颂基督教”。[37]

伊莎贝拉的努力最后收到了成效。但她运用的手段将给她的名字带来无法磨灭的污点。

[1] John Freely，The Grand Turk（New York：Overlook Press，2009）.

[2] Mark Mazower，Salonica，City of Ghosts：Christians，Muslims，and Jews，1430-1950（New York：Alfred A.Knopf，2005），p.30.

[3] Mark Mazower，Salonica，City of Ghosts：Christians，Muslims，and Jews，1430-1950（New York：Alfred A.Knopf，2005），p.30.

[4] Marios Philippides，Emperors，Patriarchs and Sultans of Constantinople：A Short Chronicle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Brookline，Mass.：Hellenic College Press，1990），p.31.Translation from an anonymous Greek chronicle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5] Freely，The Grand Turk，p.20.

[6] Freely，The Grand Turk，p.12.

[7] 阿拉贡国王阿方索五世的父亲是阿拉贡国王斐迪南一世，伊莎贝拉的祖父是卡斯蒂利亚国王恩里克三世。斐迪南一世和恩里克三世是兄弟俩。

[8] Freely，The Grand Turk，p.21.

[9] Franz Babinger，Mehmed the Conquerer and His Time（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2），p.430.

[10] Giacomo de Langushi，cited in Freely，Grand Turk，p.59.

[11] Halil Inalcik，The Ottoman Empire：The Classical Age 1300-1600（London：Phoenix Press，2000），p.26.

[12] Marios Philippides，ed.，Mehmed Ⅱ the Conquerer：And the Fall of the Franco-Byzantine Levant to the Ottoman Turks：Some Western Views and Testimonies（Tempe：Arizona Center for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Studies，2007），p.171.

[13] 弗朗茨·巴宾格尔（1891～1967）是德国著名的东方学家和历史学家，以对奥斯曼帝国的研究闻名，他的名著是奥斯曼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的传记。

[14] Babinger，Mehmed the Conqueror，p.93.

[15] Babinger，Mehmed the Conqueror，p.93.

[16] Kritoboulos quoted in Freely，Grand Turk，p.43.

[17] Evlyia Celebi quoted in Freely，Grand Turk，p.46.

[18] 拜占庭末代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没有子嗣，所以这些故事是虚构的。不过，他的弟弟托马斯的女儿索菲亚嫁给了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后来俄国以此为由声称继承了拜占庭的遗产。

[19] Philippides，Mehmed Ⅱ the Conquerer，pp.37-40.

[20] Freely，Grand Turk，p.48.

[21] 原文如此。实际上，土耳其语里早在10世纪就有了“伊斯坦布尔”的说法（拼写有差别），“伊斯坦布尔”或许是“君士坦丁堡”的简单讹误，或许是通过别的途径变化而来的。讲希腊语的人将君士坦丁堡亲昵地称为“波利斯”，即“城市”。前往君士坦丁堡的人会说，他要“eis tin polin”（进城），土耳其人也许会把这个短语误听成“伊斯坦布尔”。在1453年之前，土耳其语已经很普遍地将这座城市称为“伊斯坦布尔”，不过官方的说法仍然用“君士坦丁堡”，并且一直用到19世纪。1930年，土耳其共和国规定只使用“伊斯坦布尔”。不过，1453年之后，有人开始称这座城市为“伊斯兰堡”（Islambol）——这在土耳其语中是一个双关语，意思是“遍布伊斯兰”。但这个名字没能打动土耳其人的耳朵。据说这个名字是穆罕默德二世取的。

[22] Freely，Grand Turk，p.49.

[23] Inalcik，The Ottoman Empire，p.29.

[24] “遗腹子”拉斯洛，即匈牙利国王、克罗地亚和波西米亚国王拉斯洛五世（1440～1457），同时还是奥地利公爵。他的父亲哈布斯堡的阿尔布雷希特统治奥地利、匈牙利、克罗地亚和波西米亚，去世后拉斯洛才出生，所以叫“遗腹子”。只有奥地利承认拉斯洛的统治权，匈牙利贵族选举波兰国王瓦迪斯瓦夫三世（后于1444年在黑海岸边的瓦尔纳被奥斯曼苏丹穆拉德二世击败身死）为匈牙利国王。拉斯洛的母亲为儿子争夺匈牙利王位，与瓦迪斯瓦夫三世发生战争。瓦迪斯瓦夫三世死后，匈牙利人选举贵族匈雅提·亚诺什（传奇的英雄）为摄政王。匈雅提死后，其长子被拉斯洛处死，匈牙利贵族反叛拉斯洛，拉斯洛在布拉格意外死去。匈雅提的次子成为匈牙利国王，称马加什一世。

[25] Freely，Grand Turk，p.60.

[26] 特拉布宗是从拜占庭帝国分裂出的三个帝国之一，创立于1204年4月，持续了257年。特拉布宗帝国的第一代君主阿列克赛一世是拜占庭帝国科穆宁皇朝最后一位皇帝安德罗尼库斯一世的曾孙，他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时预见十字军将攻取君士坦丁堡，便占据特拉布宗独立建国。在地理上，特拉布宗的版图从未超过黑海南岸地区。1461年，奥斯曼帝国苏丹穆罕默德二世消灭了特拉布宗。

[27] Freely，Grand Turk，p.69.

[28] Babinger，Mehmed the Conqueror，p.280.

[29] Marin Barleti，The Siege of Shkodra：Albania’s Courageous Stand Against the Ottoman Conquest 1478，trans. David Hosaflook（Tirana，Albania：Onufri，2012），p.184.

[30] Marin Barleti，The Siege of Shkodra：Albania’s Courageous Stand Against the Ottoman Conquest 1478，trans. David Hosaflook（Tirana，Albania：Onufri，2012），p.51.

[31] Freely，Grand Turk，p.181.

[32] Babinger，Mehmed the Conqueror，p.390.

[33] Babinger，Mehmed the Conqueror，pp.390-92.

[34] Carta de Reina de Sicilia al Conde de Cardona，Sitio de Otranto，1481，in Antonio Paz y Meliá，El cronista Alonso de Palencia，su vida y sus obras，sus decadas y las crónicas contemporáneas（Madrid：Hispanic Society of America，1914），pp.310-11.

[35] Freely，Grand Turk，p.170.

[36] Hernando del Pulgar，Crónica de los Senores Reyes Católicos por su secretario Fernando del Pulgar，ed. Juan de Mata Carriazo（Madrid：Espasa-Calpe，1943），vol.1，p.435.

[37] Hernando del Pulgar，Crónica de los Senores Reyes Católicos por su secretario Fernando del Pulgar，ed. Juan de Mata Carriazo（Madrid：Espasa-Calpe，1943），vol.1，p.435.

十三 女王的战争

解决了葡萄牙问题之后，伊莎贝拉女王立刻将注意力转向西班牙南部。该地区成为优先考虑的对象，原因有二。在短期内，她必须应对邻国——穆斯林的格拉纳达埃米尔国近期表现出的咄咄逼人的侵略性，因为此时卡斯蒂利亚的边防十分羸弱、四分五裂而不可靠。长远来看，她需要在地中海沿岸拥有一个强势的地位，以便保护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抵御奥斯曼土耳其人日渐增长的威胁。

第一步是保障卡斯蒂利亚与伊斯兰世界的边界。伊莎贝拉女王必须想办法，让居住在安达卢西亚被基督徒控制的那部分的贵族停止内斗。由于恩里克四世国王从遥远的塞哥维亚对安达卢西亚的统治非常松懈不力，该地区已经深陷内乱多年。现在尤其要紧的是平定塞维利亚（南部最大的城市和最重要的内河港口）的骚乱，因为边境上又燃起了新的战火。

边境对面就是伊比利亚半岛上最后一个穆斯林国度——格拉纳达王国，如今由尚武的纳斯尔王朝统治。这个武装到牙齿的埃米尔国沿着地中海海岸延伸约250英里，深入内陆约93英里；其边境得到许多牢固城堡的保护。格拉纳达王国的最大城市和“王冠宝石”是格拉纳达城，位于多山的内陆，但纳斯尔王朝也控制着重要的地中海港口，如马拉加、马贝拉和阿尔梅里亚，所以能够轻松地从海外获得增援和持续的物资补给。

从这些巩固的基地，格拉纳达人能够向卡斯蒂利亚国土发动闪电般的快速袭击，掳掠人口，将其变卖为奴、索取赎金，或者将俘虏用做劳工或性奴。历史学家艾哈迈德·伊本·穆罕默德·马喀里写道：“恩里克四世在位期间，一直到1474年，他们利用这一时期卡斯蒂利亚全境的动荡和叛乱，每年发动远征。”[1]

1474年，恩里克四世国王驾崩，格拉纳达也有了一位新的领导人。阿布·哈桑·阿里比他之前的统治者更好战。在与他同样意志坚强的正妻法蒂玛[2]（也是他的表妹）帮助和支持下，他扩充了穆斯林军队，加强其攻击力。苏丹[3]的好战让他自己的国民也感到担忧。一位阿拉伯编年史家称，阿布·哈桑“慷慨大方、英勇善战、热爱战争和战争带来的威胁与恐怖”。[4]这是伊斯兰世界大举扩张的光荣年代，他无疑也想效仿奥斯曼土耳其人在东方取得的成功，自信真主既然支持他们，也会支持他。

阿布·哈桑越来越大胆和坚决。据阿拉伯历史学家记载，“他让那些从来不曾受到穆斯林骚扰的基督徒也胆战心惊”。他没有占领基督徒的土地，而是集中力量于袭掠，带回“丰富的战利品和大量俘虏”。[5]1478年4月，他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阅兵，展示了他的军队和军械。此时奥斯曼帝国正在巴尔干半岛扩张，所以纳斯尔王朝新的侵略性让卡斯蒂利亚人忧心忡忡，害怕纳斯尔王朝与土耳其人结盟，允许土耳其人使用其地中海港口来入侵西班牙。这可能是711年、1086年和1195年事件[6]的重演，即安达卢西亚的穆斯林统治者从其他伊斯兰国家获得增援。

但基督徒并不是清白无辜的受害者。他们也会袭击穆斯林地区，并断断续续地发动攻势，征服一些穆斯林家族已经生活数百年的土地。基督徒认为他们的胜利是收复失地；穆斯林认为这是在抢劫他们的家园。伊莎贝拉像阿布·哈桑一样坚信不疑，她的世界观是正确的，西班牙的整个南部地区都理应属于她，所以她能够理直气壮地对敌人的任何挑衅加以军事应对。

现在，阿布·哈桑认为伊莎贝拉的崛起是一个值得欢迎的好消息，标志着卡斯蒂利亚的脆弱。公主成为女王不久之后，也就是葡萄牙侵略者涌入卡斯蒂利亚的时期，阿布·哈桑发出了令人不安的誓言，他不再向卡斯蒂利亚称臣纳贡，而就是这种贡金维持了两国之间脆弱的停战状态。阿拉伯史料称，他用特别具有威胁性的言辞送去了这消息。他说，格拉纳达向卡斯蒂利亚纳贡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向基督徒纳贡的君主们都已经死了。在格拉纳达，我们铸造的唯一东西……是铁制兵器和长枪，用来杀伐我们的敌人。”[7]意大利学者彼得·马特生活在伊莎贝拉的宫廷，他得知，阿布·哈桑在发出这威胁的同时，还咄咄逼人地抚弄着一支锋利长枪的刃。

这一威胁的结果令格拉纳达很满意。基督徒没有做出任何直接回应，似乎接受了这种条件下的和平。但卡斯蒂利亚朝廷内部已经认清了对方的讯号。彼得·马特写道：“国王和女王对这消息感到不安。”[8]但伊莎贝拉没有什么办法，因为她在自己的另外两条边境上正在打仗，还在努力恢复国内的安定。但她认识到，时间很紧迫，因为不仅好战的格拉纳达对她构成威胁，而且格拉纳达还可能得到北非、埃及或土耳其的穆斯林盟友的支持。事实上，正如伊莎贝拉所担心的，安达卢西亚的穆斯林很快就向北非穆斯林请求支援和帮助。然后他们还去求助于土耳其人。

1477年中期，为了更好地评估局势，伊莎贝拉女王首次视察塞维利亚，在那里待了一年多。她发现这座城市状态很差。王宫（即城堡）半壁倾颓，急需修缮。街头犯罪十分猖獗，市民在夜间不敢上街。安达卢西亚的两个最顶尖的显赫家族，梅迪纳—西多尼亚公爵和加的斯侯爵的家族，互相争斗不休，乃至兵戎相见。五花八门的矛盾都在酝酿，武装冲突随时可能爆发。她用自己的惯用手法来给该地区伸张正义：主持持续几个小时的司法程序以解决争端；允许人民上诉喊冤；并努力让冲突各方维持一定程度的和谐。她惯常的严厉司法狠狠制裁了犯罪分子。她甚至在劝说梅迪纳—西多尼亚公爵和加的斯侯爵的家族和解的工作中取得了一些成功。她在安达卢西亚的第二大城市科尔多瓦待了三个月，然后动身返回卡斯蒂利亚，那里有一些事务在等待她的处理。为了争取时间，她于1478和阿布·哈桑签订了一项为期三年的停战协定，也没有索要贡金。[9]

1480年，返回卡斯蒂利亚之后，伊莎贝拉与葡萄牙正式缔结和约，还没有喘息的时间，就收到了奥斯曼军队成功进攻奥特朗托的“可怕消息”（这是伊莎贝拉的西班牙编年史家帕伦西亚的说法）。西班牙人惊恐地得知，土耳其人向奥特朗托发动了一次成功的奇袭，尽管奥特朗托市民没有“一丝一毫的抵抗”，却有很多人遭到屠杀。人们已经畏惧了很久的进攻让土耳其人在意大利半岛得到了一个立足点，可以从那里蹂躏意大利内陆，准备夺取罗马。因此对奥特朗托的进攻的严重性不容小觑。帕伦西亚写道，土耳其人的目标是“消灭天主教”。[10]

奥特朗托的迅速陷落让基督徒痛苦地认识到，土耳其人能够非常轻松地袭击伊比利亚半岛，尤其是如果他们利用马拉加、阿尔梅里亚或马贝拉那样的城镇作为滩头阵地，并与安达卢西亚的穆斯林结盟。很显然，如果土耳其人这样来袭，西班牙人没有办法抵挡他们。既然战争不可避免，那么就必须首先铲除有可能为敌人所用的滩头阵地。从此，伊莎贝拉和斐迪南似乎就开始寻找开战的借口。很快他们就有了机会。这一次，是格拉纳达发动了一次偷袭。

1481年圣诞节，在阿拉伯史料所称的一个“暴风骤雨的黑夜”[11]，格拉纳达的穆斯林军队侵犯并攻击了卡斯蒂利亚境内的山区城镇萨阿拉。在夜色和风雨掩护下，他们大胆地攀上这座兵力薄弱、战备很差的要塞的城墙。编年史家帕伦西亚写道：“基督徒魂飞魄散，毫无得到救援的希望。”他们无力抵抗穆斯林的进攻，“很多人被剑砍杀，其他人则被俘虏，押往格拉纳达”。[12]阿布·哈桑占领了这座城镇，留下部队驻守。“他扬扬得意地返回格拉纳达，对此次冒险的良好结局十分满意。”阿拉伯历史学家写道。[13]

但格拉纳达的一些年纪较大、更为理智的人担心，这次行动太鲁莽。他们对阿布·哈桑的治国能力表达了担忧。明目张胆地向基督徒挑衅，可能造成恶果。格拉纳达的一些人开始看到凶险的预兆、令人不安的天象，足以让迷信的人惴惴不安。

伊莎贝拉和斐迪南得知萨阿拉陷落的消息时，正在梅迪纳·德尔·坎波。他们得知此事，非常沮丧。此次遇袭不仅是一长串边境冲突中新的一起，对西班牙的自尊也是一次打击。萨阿拉是斐迪南的祖父安特克拉的斐迪南[14]于1410年在一次令人悲痛的围城战之后，从格拉纳达手中征服的。现在，除了不久前的损失之外，又有萨阿拉的约150人被俘虏，关押在防守巩固的龙达镇。令伊莎贝拉和斐迪南大为不安的是，萨阿拉被敌人永久性占领了。

从这个新基地出发，穆斯林军队继续向哈恩、科尔多瓦、塞维利亚和穆尔西亚的方向袭击，如入无人之境。斐迪南和伊莎贝拉离前线太远，无力干预。用耶韦斯伯爵夫人的话说，该地区如今“几乎任凭异教徒处置”。[15]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

在过去，格拉纳达的威胁对西班牙来说是若隐若现的痛楚，如今突然加剧成难以忍受的剧痛。伊莎贝拉和斐迪南结婚时就有粗略的想法，将来要把格拉纳达收回到基督教世界。如今形势变得十万火急。

但他们应当怎么办呢？要想战胜格拉纳达的穆斯林军队，就需要西班牙的所有王国齐心协力，做出极大努力，因为格拉纳达得到许多山顶要塞的保护，每一座要塞都几乎是坚不可摧的。何况纳斯尔王朝与北非的穆斯林很接近，所以极有可能在短期内得到增援和支持。阿拉贡编年史家赫罗尼莫·苏里塔写道，纳斯尔王朝“很显然能够得到咫尺之外的穆斯林国度的援助”，所以伊莎贝拉和斐迪南认识到，要想“让西班牙的那个部分和全世界摆脱这些敌人的征服与奴役”，就需要他们能够获得的“所有力量、军队和干劲”。[16]

西班牙的两位君主暂时还没有准备好去做这样的全面努力。起初，他们依赖于防御策略以自卫，同时为他们眼中的最终的殊死搏斗做准备。伊莎贝拉和斐迪南命令格拉纳达王国周围的卡斯蒂利亚要塞城市都加强自身防御，准备作战。他们还进行了海上封锁，开始骚扰北非和格拉纳达的各港口城市之间的物资和人员运输。

但就在西班牙的两位君主完成战争准备之前，塞维利亚贵族、头发火红、脾气急躁的加的斯侯爵罗德里戈·庞塞·德·莱昂（他曾与梅迪纳—西多尼亚公爵互相争斗）自作主张起来。一名密谈（曾被关押在阿尔阿马地牢的一名前奴隶）告诉庞塞·德·莱昂，城墙巩固的阿尔阿马（位于格拉纳达王国富饶的农业腹地）的防御很薄弱，或许是很好的攻击目标。加的斯侯爵自行决定占领该城。他和他的盟友选择的进攻日期是1482年2月27日，并于夜间发动了进攻，就像穆斯林夜袭萨阿拉那样。他们猛冲进城，将其占领，杀死800名穆斯林，俘虏3000人，并在一座高塔的城堞上树立了十字架。就这样，双方都等待了许久的战争，以混乱和出人意料的方式，拉开了大幕。

现在轮到穆斯林震惊和畏惧了，因为他们认为阿尔阿马是格拉纳达城周围的防御圈的关键一环。阿尔阿马被称为格拉纳达城的“眼睛”，因为它的瞭望塔能够向公民们发出警报，告诉他们卡斯蒂利亚人攻入了他们的土地。从穆斯林的角度看，这也是一次偷袭。另外，急于报复的卡斯蒂利亚人运用的手段让穆斯林怒火中烧。阿拉伯历史学家写道：“城市的护墙、街巷和清真寺堆满了死尸，血流成河。”[17]卡斯蒂利亚人从城墙上将死尸抛了下去。

这是伊莎贝拉收复失地篇章中的第一次大胜。她很快意识到了此役的重大意义。但它的手段太残忍，全面战争已经不可避免。

* * *

穆斯林迅速集结了一支军队，去收复阿尔阿马。抵达城市外墙时，他们看到野狗在撕咬他们同胞的腐烂尸体。这景象令他们大怒。这对穆斯林的情感来说是双重的伤害，因为他们相信狗是不洁净的动物。格拉纳达的士兵们决心要将卡斯蒂利亚人逐出阿尔阿马要塞，围攻它数周之久。卡斯蒂利亚人被困在城内，饮水有限，开始缓缓地干渴而死。他们派出了使者，先宣布他们的胜利，然后报告他们的困境。

伊莎贝拉和斐迪南又一次在梅迪纳·德尔·坎波过冬，距离阿尔阿马400英里，而且伊莎贝拉又一次怀孕了。但他们还是迅速准备了一支军队，去援救被包围的西班牙人。国王几乎立刻出征了，女王准备几周后跟随他去科尔多瓦。同时，加的斯侯爵的夫人去找她丈夫的长期对头梅迪纳—西多尼亚公爵求救。公爵当即答应，搁置了他对加的斯侯爵的长期敌意。他是第一个赶到阿尔阿马援救落难基督徒的。他与加的斯侯爵在战场相遇，拥抱起来，建立了重要的新联盟，这对后来的局势有深远影响。

西班牙增援部队赶到了，围攻阿尔阿马的穆斯林军队认识到，他们很快就会在兵力上处于下风，于是决定撤退。但他们明确表示，他们还会卷土重来、收复城镇。与此同时，他们在卡斯蒂利亚南部各地发动了进攻，抓住一切机会杀戮卡斯蒂利亚人、占领土地和抓捕俘虏。

伊莎贝拉和斐迪南在科尔多瓦会合，以雄伟森严的阿尔卡萨瓦[18]要塞为军事大本营，并与安达卢西亚贵族商讨下一步如何行动。女王坚持不准任何撤退。据编年史家帕伦西亚记载，这时鼓舞人心的喜讯传来，基督徒军队收复了奥特朗托，最终驱逐了土耳其人。[19]西班牙派遣了70艘战船去支援那不勒斯人[20]，再加上葡萄牙和匈牙利军队的帮助，联合赶走了盘踞奥特朗托的土耳其人。奥斯曼帝国内部的混乱也有利于基督徒方面，因为穆罕默德二世出乎意料地去世了，引发了一场争夺皇位的斗争，于是奥斯曼军队撤离了意大利南部。尽管奥特朗托已经十室九空，但它的收复仍然是基督徒团结自卫能力的重要象征。伊莎贝拉女王敦促自己的部队奋勇拼杀时，刻意会提及奥特朗托的例子。

女王意志坚定，积极参与战事的运筹帷幄。她开始阵痛之前还在参加一次作战会议。她向与会者告辞，然后离开，生下了她的第四个孩子，即玛丽亚公主。小玛丽亚得名自基督的母亲，其实是双胞胎之一。上文已经讲到，另外一个孩子是死胎。卡斯蒂利亚人像穆斯林一样迷信，觉得这个孩子的死亡是一个预兆，是上天给出的凶兆。宫廷人员组成游行队伍，来到科尔多瓦的大教堂，举行了一个仪式，既庆祝玛丽亚公主的诞生，也哀悼另外一个孩子的死亡，并进行了悲恸的冥思。[21]

仪式的举行地点是光辉璀璨的前科尔多瓦清真寺，天花板高耸，室内有森林般的庄严石柱；1236年科尔多瓦被基督徒占领（这是收复失地运动的一个早期阶段）后，这座清真寺被改为大教堂。穆斯林的清真寺是建在原先的西哥特的圣文森特教堂原址上的，而圣文森特教堂则取代了更古老的一座罗马神庙。清真寺的美丽石柱吸收了教堂和神庙的结构元素。

双胞胎之一的死亡的确是个凶兆，因为即将发生许多死亡与杀戮。奥特朗托的胜利被证明是基督徒方面的一次罕见的快速胜利。收复格拉纳达的战争将持续漫长的十年，双方都将蒙受惨重损失。卡斯蒂利亚人需要集中力量才能取胜，因为格拉纳达人是非常优秀的战士，并且敌对基督徒的意志非常顽强。对双方来讲，这都是一场痛苦的战争。编年史家苏里塔写道：“战争非常野蛮和残酷，以至于国内没有一个地方不曾被胜利者和失败者的血染红。”[22]

敌人的战斗力很强，而且地形也非常复杂，是同样棘手的挑战。从半岛北部开赴南部的战场，就已经是了不得的冒险，因为卡斯蒂利亚人需要穿越极度干旱的平原，将人员、物资和火炮运过崇山峻岭。这场战争需要无比艰巨的动员和大量的财政牺牲，因为全国的所有资源都被集中于这项宏大事业。历史学家L.P.哈维写道，战局“在15世纪80年代晚期之前，都是悬而未决的”。[23]

一直到1489年，伊莎贝拉才有了必胜的自信。这一年，她雇人创作了一系列纪念收复失地战争每一次胜利的艺术品中的第一件。起初她选择了二十个事件作为艺术创作的主题，后来向木刻画家罗德里戈·阿莱曼订购了二十幅浮雕木刻画，打算用作托莱多大教堂（这是自西哥特时代以来，西班牙最重要的教堂）唱诗区的椅背装饰。几年后，她又订购了新的一批二十幅椅背木刻画，因为又发生了二十次重大胜利或受降。最后，被认为值得纪念的事件的数量达到五十四之多。浮雕木刻画是一种早期的军事照片新闻，记载了目击者亲眼所见的风云变幻的大事件，若没有这些记载，这些事件恐怕会消失在历史记忆中。按照西班牙历史学家胡安·德·马塔·卡利亚索·阿罗基亚的说法，这些画作具有“极大的历史和考古价值”。[24]在这套引人注目的系列画作中，我们能看到垂死的士兵、哀恸的穆斯林、被摧毁的城堡和敌我双方的英雄主义壮举。

随后十年里，两位君主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安达卢西亚的两个主要基地——塞维利亚和科尔多瓦度过，运筹帷幄。伊莎贝拉专注于战争，斐迪南则经常被他自己的阿拉贡王国的事件，以及他与邻国法兰西关于北方一些省份的争端转移注意力。但每一次他松懈下来的时候，伊莎贝拉都会告诫他要振奋精神、继续努力。用历史学家佩吉·利斯的话说，这是一场“女王的战争”。[25]

但两位君主起初没有为如此漫长艰苦的战争做好准备，因此最初几年里连续失望。1482年夏季，斐迪南国王和加的斯侯爵草率地决定攻击洛哈，这是格拉纳达王国西部边缘山区的一座要塞。穆斯林派遣了一支大军去对付他们，双方都打得很勇猛，卡斯蒂利亚人被击退。另外，国王的核心副将之一，堂罗德里戈·特列斯·希龙（王国的三大骑士团之一——卡拉特拉瓦骑士团的大团长）中了一支毒箭，牺牲了。阿罗伯爵和滕迪利亚伯爵都身负重伤。哈维写道：“卡斯蒂利亚人混乱地败退，将火炮和攻城武器丢弃在战场上。对斐迪南国王来说这是一场灾难，他不得不长途跋涉返回科尔多瓦，重新组建军队。”[26]伊莎贝拉女王在科尔多瓦等待他归来，对此役的失败和她的军队的惨重损失备感羞耻。对两位君主来说，这次失败突出表明了一点：他们需要更好的战略筹划。

第二次失败则教会他们，必须尊重敌人的力量、顽强和足智多谋。国王不得不去加利西亚处置那里的民变。他不在期间，为了给洛哈的失败报仇雪恨，安达卢西亚的卡斯蒂利亚人自行组织了针对格拉纳达人的大规模攻势。安达卢西亚贵族的精英云集于此，参加冒险，身穿光辉夺目的铠甲。商贩牵着驮马跟随军队，期待获得丰富的战利品。这支军队开赴海港马拉加，需要穿过一片被称为阿士阿尔奇亚的地区（这是崇山峻岭之间的一个富饶的农业谷地），踌躇满志，相信自己的兵力和精良且美观的装备一定能战胜敌人。他们梦想征服马拉加（格拉纳达最重要的海港），对穆斯林施加一次快速而决定性的打击。加的斯侯爵因为之前受过挫折，敦促大家谨慎，但没人愿意听他的话。

行军队伍拖得太长，首尾不能相顾的军队很容易遭到分割包围、各个击破。士兵们骑马穿过格拉纳达乡村，焚烧庄稼，四处掳掠，然后进入马拉加以北的山地隘道。马拉加人民看得见卡斯蒂利亚人纵火产生的烟柱。阿布·哈桑派遣了他最优秀的两名将领，他们协调了一次非常高效的伏击。卡斯蒂利亚军队的长长的、脆弱的纵队进入通往海岸的最后一座山谷时，穆斯林军队在山谷一个狭窄地带两侧的高地上严阵以待。他们居高临下地攻击基督徒的行军纵队。

卡斯蒂利亚人受到辎重的拖累，并且没有预想到穆斯林军队的攻击如此凶悍，因此落入陷阱，惨遭屠戮。死者多达数千人。一些士兵在黑暗中跌跌撞撞地逃进一座崎岖的山沟，被本领高强的神射手逐个消灭。曾反对此次远征的加的斯侯爵侥幸逃脱，但他的很多亲戚都阵亡了。他的兄弟迭戈和贝尔特兰被杀，两个侄子也战死了。有800多骑兵牺牲，1500人被俘。西丰特斯伯爵被俘。卡斯蒂利亚士兵们头晕目眩地四处乱跑。据说有些士兵的斗志完全瓦解，竟然束手就擒，乖乖地被穆斯林女人抓走。

穆斯林大获全胜。阿拉伯史料喜悦地记载道，此次胜利“令基督徒魂飞魄散，让穆斯林士气大振”。[27]对基督徒来说，这又是一次彻彻底底的、丢人现眼的溃败。女王在马德里得知了噩耗。洛哈的失败教会了她妥善谋划的重要性，而阿士阿尔奇亚的惨败告诉她，傲慢自负会有什么风险。事实证明，穆斯林是勇敢而机智的战士，他们熟悉当地的地形地貌，善于利用自己的优势，而且对他们来讲，这是一场保卫自己家园和生活方式的斗争。

从此之后，国王和女王开始更好地配合。斐迪南率军作战，而伊莎贝拉负责后勤补给，并确保战地医院随时准备接收和医治伤员，帮助他们重返战场。对两位君主来说，筹集资金常常是很大的挑战。斐迪南经常是亲自带兵取胜的人，而伊莎贝拉在战场附近等候和观战，一丝不苟地注意细节，看部队是否达成了她希望的所有目标，以及是否最大限度地把握了机遇。

所以，他们花了十多年才征服格拉纳达，“部分是通过武力，部分是招降纳叛，部分借助审慎，部分通过金银收买”。他们用金钱收买穆斯林的当地政府官员，让他们拿着钱移民到北非或奥斯曼帝国，把城堡居民留下来自生自灭。[28]卡斯蒂利亚人还切断了向穆斯林地区运送粮食的海上航运，并摧毁庄稼和收成，慢慢饿死敌人。

对穆斯林来讲，他们早期的两次重大胜利应当告诉他们，只要他们明智地运用自己的资源、等待时机、把握机会并团结一致，是能够打败卡斯蒂利亚人的。斐迪南和伊莎贝拉都有弱点，可以利用。斐迪南有时鲁莽地不顾危险，伊莎贝拉讨厌看到双方的人无谓地死亡，她的仁慈心与战争必需的残酷相抵触。另外，卡斯蒂利亚人的补给线很长，这是一个极大的弱点。他们每一次转移，都必须将粮食和弹药运来，这让他们很脆弱。

* * *

但穆斯林的胜利没有给他们带来原本应有的益处。格拉纳达人发生了窝里斗，因为他们国内有自己的问题。

凶悍的苏丹阿布·哈桑用威胁挑起了战争，现在他的私生活给他制造了很大麻烦。只要他集中注意力于手头的工作，他的政权就井井有条并能够取得军事胜利。他的正妻法蒂玛曾是他的爱人、朋友、支持者和谋士。但一夫多妻制造成了一些棘手的后勤上的和感情上的挑战。阿布·哈桑开始偏爱后宫一名年轻漂亮的女基督徒时，这些复杂问题对他造成了沉重打击。据阿拉伯史料记载，“他后宫里最得宠的两位美女”之间发生了至死方休的残酷竞争。两位争风吃醋的妻子中势力更强的是法蒂玛，她是阿布·哈桑的表妹，也是阿布·阿卜杜勒王子（西班牙人称其为巴布狄尔）的母亲。另外一位女子是伊莎贝拉·德·索利斯，马尔托斯（哈恩附近的一座城镇）市长的女儿，一些年前被袭掠当地的穆斯林军队掳走；她改信了伊斯兰教，名字也被改为索拉娅。国王对索拉娅非常痴情，和她生了两个孩子，并宠爱这两个孩子超过其他的子女。但巴布狄尔王子的母亲“不仅刻骨仇恨索拉娅，而且一心想把她和她的孩子都杀掉”。[29]

家庭内部的猛烈争吵很快扩散。法蒂玛是一位前任苏丹的女儿，有很多强有力的朋友，她敦促自己的儿子巴布狄尔尝试推翻父亲。阿布·哈桑的声望因此受损。据阿拉伯史料记载，他原本被视为捍卫伊斯兰教的伟大战士，如今却被认为“铁石心肠而残酷”，他的儿子巴布狄尔则很快被大家认为是风度翩翩、“和蔼可亲并且优雅得体”。[30]

所以，在战争早期的几年，阿布·哈桑未能趁敌人尚未准备好的时候彻底击溃西班牙军队，而是不得不返回格拉纳达，去镇压阿拉伯历史学家所说的“一场恐怖的叛乱，撕裂了格拉纳达人的灵魂”。[31]据阿拉伯编年史家努布达特·阿斯尔记载，就在穆斯林军队在洛哈取胜的那天，王室的纠纷公开化了。法蒂玛很快就带着自己的儿子们，包括巴布狄尔，去了瓜迪斯[32]，“被当地人欢呼为统治者，随后格拉纳达也推举他们为统治者”。[33]

宫廷纠纷升级为武装冲突。格拉纳达人民分成两个阵营，互相残杀。有些人支持阿布·哈桑，包括他精明强干的弟弟阿卜杜拉·撒加尔[34]，他是一位广受尊重的老将。其他人则支持阿布·哈桑的儿子巴布狄尔。年轻的巴布狄尔急于在战场上向父亲和叔叔证明自己的本领。这个糟糕的决定最终导致了他的灭亡。1483年，斐迪南国王再次出征。此前战局对卡斯蒂利亚人不利。但命运改变了力量对比。巴布狄尔企图获得一场让世人仰慕他的大胜，于是决定率军攻击属于卡斯蒂利亚的卢塞纳。这很快演化成一场激烈的肉搏战。伊莎贝拉女王雇人制作了描绘此役的木刻画，图中有一大群人马在一座要塞之外的战场殊死搏斗，挥舞着中世纪的兵器——剑、弩和长枪。格拉纳达的好几位名将在此役中阵亡，包括巴布狄尔的岳父，曾领导洛哈防御战的勇敢的市长。在图中，他跌倒在地，但还带着高贵与尊严，姿态令人想起希腊艺术中著名的垂死高卢人[35]的形象。在此役中，巴布狄尔的坐骑精疲力竭，坠入一条河。巴布狄尔害怕丢掉性命，于是投降，被卡斯蒂利亚人俘获。

这是战局的一个大逆转。目瞪口呆的卡斯蒂利亚人幸运地抓住了巴布狄尔，这是最珍贵的一件战利品。但如何利用这非同一般的机遇呢，什么才是最佳策略？

斐迪南国王紧急与谋臣们会商，大家意见不一。有些人主张将年轻的王子监禁起来，有些人说释放他，让他回去在国内继续煽动叛乱。伊莎贝拉女王做了决定性的裁决。阿拉伯史料记载道，“她的意见最聪明，对穆斯林来说也最为致命”，得到了卡斯蒂利亚国王的认同。阿拉伯史官表达了震惊，因为斐迪南随后对巴布狄尔以礼相待，“带着极大的尊重与爱意和他会谈，不允许他亲吻自己的手，而是与他热情拥抱，并称他为自己的朋友”。[36]

斐迪南国王和伊莎贝拉女王又一次表现出他们改变他人的意志和笼络人心的独特本领。巴布狄尔受到了父亲的虐待，而斐迪南对这位被母亲宠坏的年轻王子表现出极大的礼貌。为了确保巴布狄尔的获释，他的母亲法蒂玛给斐迪南送来“巨额”赎金，斐迪南接受了。巴布狄尔则宣誓臣服于伊莎贝拉和斐迪南，并承诺每年奉上大笔贡金。他还答应释放300名基督徒俘虏。[37]

王子被俘又被赎回的消息在格拉纳达引发了喜悦的欢呼，也让一些人担忧。魅力十足的年轻王子回家了，但他的人民现在开始怀疑他对他们以及祖国事业的忠诚。他的父亲则对他十分轻蔑，因为儿子为了挽救自己的生命，居然臣服于敌人。混乱的内战再次爆发。

但阿布·哈桑疾病缠身，很快就病倒，不得不退位，将王位交给了弟弟，备受尊重的撒加尔。阿布·哈桑离开了格拉纳达，退隐了，把年轻的妻子和他们的孩子一起带走，不久之后去世了。索拉娅很快恢复了自己童年的名字伊莎贝拉，重新皈依基督教，给自己的两个儿子改名为格拉纳达的斐迪南（以纪念斐迪南国王）和格拉纳达的胡安（以纪念胡安王子）。几年后，母子三人就生活在伊莎贝拉女王的宫廷，参加基督教的仪式。

但阿布·哈桑的死让撒加尔和他的侄子巴布狄尔之间发生了直接的竞争。继承危机削弱了埃米尔国的力量。领导层如此混乱，从此战局就转为对基督徒有利。伊莎贝拉稳步赢得了一连串胜利，尽管她的很多进展付出了昂贵代价，包括金钱和生命的代价。

1484年6月，卡斯蒂利亚人征服了阿洛拉镇。阿莱曼的木刻画记载了这个事件，并且表现出西班牙人越来越善战。画中，要塞城墙被炮击严重损毁。猛烈炮火现在变成了他们的攻击战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墙倾塌之后，守军只能投降。木刻画描绘了要塞司令跪在斐迪南面前、呈上城门钥匙的场面。穆斯林的表情很惊愕，西班牙人则很严肃。

斐迪南和伊莎贝拉在塞维利亚过冬，筹划下一步行动。次年夏季，他们攻打并占领了科因和卡尔塔马，然后转向格拉纳达最难对付的目标之一——龙达，它坐落在一座高高的台地之上，四面全是陡峭岩壁。一个聪明的计谋为西班牙人赢得了胜利。斐迪南佯攻港口城市马拉加，格拉纳达人匆匆将可以动用的兵力调往那个方向，以保卫他们与外界的重要联系纽带。同时，加的斯侯爵率军快速返回龙达，在守军得到增援之前猛烈攻城。卡斯蒂利亚人围攻和炮击龙达，切断了它的水源。

消耗战持续了两周。苏里塔写道，龙达“由国内许多最勇敢的穆斯林守卫，所有摩尔人都是英勇的战士”。战斗昼夜不息，最终穆斯林战士“被希望投降的妇孺的哀求和哭泣所感动”，开始询问和平条件。[38]卡斯蒂利亚人于1485年5月22日占领龙达。

这次胜利对伊莎贝拉来说特别重要，因为攻克了龙达之后，有约400名被关押在那里的基督徒奴隶得到解放。其中一些人还是从萨阿拉被掳来的。他们身体虚弱，饥肠辘辘，需要慢慢调养以恢复健康。伊莎贝拉女王命令将这些人曾佩戴的沉重枷锁用大车运往托莱多，悬挂在她的圣约翰王家修道院外墙上，以提醒信众，基督徒曾受到怎样的折磨。

龙达居民被允许留在家中。市政领导人被要求向卡斯蒂利亚宣誓效忠，向卡斯蒂利亚王室缴纳税金（数额与以前缴给纳斯尔王朝的相同），并且如果得到命令，要出兵为卡斯蒂利亚王室作战。斐迪南国王承诺不干预他们的伊斯兰教信仰，并允许他们根据伊斯兰教法解决自己的争端。

此后，卡斯蒂利亚人进军港口城市马贝拉，它迅速投降。事实上，在斐迪南国王驾到之前，该城的顶级官员就与他取得联系，请求允许他们成为西班牙两位君主的臣民，或者乘坐斐迪南提供的船只，去往“他们愿意去的任何地方”[39]。阿莱曼的木刻画表现了马贝拉的投降，画中有一名穆斯林士兵改换了阵营，向接近城门的卡斯蒂利亚人提供帮助和建议。

控制龙达和马贝拉之后，两位君主决定，他们终于可以回家一段时间了。伊莎贝拉和斐迪南在卡斯蒂利亚过冬，具体地点是马德里附近的埃纳雷斯堡。1486年1月16日，凯瑟琳公主，也就是未来的“阿拉贡的凯瑟琳”，出生了。伊莎贝拉女王因为产后感染，有一段时间没有参与战事。但斐迪南于5月13日黎明动身，再次远征格拉纳达。他显然没有具体的进攻计划，而是尽快前进，打算捕捉有利机遇。伊莎贝拉有时不确定他的位置，有一次在信中写道“不知你在何处攻城略地”。[40]

斐迪南率军南下，奔向安达卢西亚。他渡过了科尔多瓦附近的耶瓜斯河，稍事停留以接收整个半岛给他送来的物资。加的斯侯爵也来了，带来了更多增援部队。斐迪南在此地得知，巴布狄尔尽管曾宣誓效忠于伊莎贝拉和斐迪南，还是与撒加尔达成了谅解，正在谋划攻击基督徒。撒加尔和巴布狄尔瓜分了格拉纳达的各城市，弥合了分歧。

夜间，斐迪南召集贵族开会，商议如何行动。按照加的斯侯爵的建议，他们决定再一次尝试攻打洛哈，也就是四年前他们失败的地方。此时防守洛哈的是巴布狄尔本人。作为先期准备工作，西班牙人先攻打并占领了洛哈附近的伊略拉、莫克林、蒙特夫里奥和科洛梅拉。参与这些军事行动的有西班牙贵族，也有一些来自英格兰和法兰西的新来者。一个叫斯凯尔斯勋爵的人带来了一队英格兰士兵，个个踌躇满志。

斐迪南与伊莎贝拉女王辞别的时候，女王写信给他，刻意照顾他的骄傲，夸张地对他表示礼貌和恭敬。她有一次提议，允许巴布狄尔占据巴萨和瓜迪斯这两座要塞（正被撒加尔控制），以换取他交出洛哈，但随后非常刻意地纠正自己并道歉：“请原谅你的夫人，因为我并不懂这些事情。”[41]

5月28日，星期天，西班牙军队开始炮击洛哈。在场的彼得·马特写道，斐迪南的攻势非常凌厉。炮击很猛烈，但时间不长。编年史家埃尔南多·德尔·普尔加尔说，炮击只持续了一天两晚，巴布狄尔就献城投降。

在洛哈战役期间，伊莎贝拉的公众形象是非常刻意的宗教虔诚。她花了几天几夜时间祈祷和斋戒，请求上帝赐予胜利；同时她在为丈夫和其他军人的命运而担忧。卡斯蒂利亚人占领洛哈之后，她很快来到军中。

巴布狄尔又一次落入他们手中。他再次请求释放他，伊莎贝拉和斐迪南再次同意，尽管他曾宣誓臣服后来又食言了。到此时，已经很明显，对两位君主来说，让巴布狄尔回到格拉纳达制造内乱的价值比关押着他要大得多。为了换取自由，巴布狄尔与伊莎贝拉女王达成了一项秘密协定，与她之前向斐迪南国王提议的很类似。她承诺支持他发动政变，反对他的叔叔。

在洛哈，战局发生了非常显而易见的转变，伊莎贝拉开始沉思起来，她于5月30日写信给斐迪南，“圣母赐予我们胜利，给了我们这座城镇。愿天主将这胜利维持下去”，并说此次胜利“非常了不起”。但生命的损失让她不安。“摩尔人为了保卫洛哈而死，我们的人也有死亡，”她写道，“……这些死亡让我心情沉重。”[42]

但她不能优柔寡断。两位君主继续向伊略拉、莫克林和蒙特夫里奥推进，这些城镇都已投降。根据阿莱曼的木刻画，女王带着六岁的胡安娜公主进入莫克林，接受其投降。图中，伊莎贝拉和女儿周围有红衣主教门多萨和几名少年侍从陪伴。女王和孩子骑在马背上，走进一个混乱而令人恐惧的场景。图中描绘了一座因为被臼炮击中爆炸而燃烧的塔楼。据编年史家埃尔南多·德尔·普尔加尔说，臼炮的炮弹点燃了穆斯林的火药桶。[43]

女王返回了科尔多瓦，为斐迪南国王准备了一场盛大的欢迎庆典。他于四天后抵达科尔多瓦。1486年的战役就这样结束了。

* * *

这年冬天，伊莎贝拉和斐迪南待在萨拉曼卡。冬去春来，新的作战季节开始，他们又回到了科尔多瓦的大本营。春季，巴布狄尔兑现承诺，发动了政变。1487年4月7日，斐迪南攻打贝莱斯—马拉加（关键港口马拉加附近的一座城镇）。正面交锋之后，那里的穆斯林军队于4月27日投降。撒加尔率军从格拉纳达出发，去保卫贝莱斯—马拉加。但他前脚刚走，巴布狄尔就控制了都城。这对撒加尔来说是一记沉重打击。他看到保卫贝莱斯—马拉加和返回格拉纳达都没有意义，于是率军前往瓜迪斯。就这样，格拉纳达的军队被永久性地分割为两块，首尾不能相顾。

巴布狄尔之所以能够驱逐自己的叔叔，是因为他和伊莎贝拉女王的秘密协定。他曾写信给她，解释自己有机会颠覆撒加尔，但需要军队、武器和补给物资。伊莎贝拉派了自己的儿时好友贡萨洛·费尔南德斯·德·科尔多瓦去支援巴布狄尔。他们一同将撒加尔堵在格拉纳达之外，巴布狄尔被宣布为国王。4月29日，巴布狄尔写信给伊莎贝拉女王，宣布自己战胜了叔叔，并确认自己在洛哈向她发下的效忠誓言。他还与她达成了一项新协议，按照她的建议，“在合适的时候，将格拉纳达交给她，以换取王国东部的一些地方，而那些地方目前是忠于撒加尔的”[44]。据历史学家L.P.哈维说，几乎可以肯定此时他是“伊莎贝拉和斐迪南”的秘密盟友。[45]

斐迪南和伊莎贝拉随后奔向下一个富饶的目标，即海港和要塞城市马拉加。他们知道，这将是本次战争最重要的战役，因为这个海港是格拉纳达的穆斯林与地中海其他地区的穆斯林之间的关键联系纽带。马拉加可能也是最难对付的单一目标，因为它包含三座要塞。如果他们能占领马拉加，那么内陆城市格拉纳达就是瓮中之鳖了。斐迪南于5月6日抵达马拉加，伊莎贝拉两周后抵达。当时有报告称，马拉加爆发了瘟疫。女王在此刻赶到，足以证明她夺取这座港口城市的坚定决心。两位君主在城门外建立了帐篷营地。

首先他们尝试劝降，之前有不少摩尔人城镇是这样投降的。他们发出警告，如果穆斯林不投降，就会被奴役。撒加尔已经离开了前线，所以斐迪南和伊莎贝拉告诉守军，他们不大可能得到格拉纳达其他穆斯林的支持。但守军坚决拒绝谈判。于是斐迪南和伊莎贝拉对城市开始了严密的包围封锁，打算用饥饿迫使居民屈服。

炮击开始了。城市被围攻了漫长的三个月。粮食越来越少，居民开始饿死。卡斯蒂利亚军队的士气也低落下去，有士兵逃跑。马拉加的穆斯林指挥官威胁，如果卡斯蒂利亚人不撤军，他就杀死城内的600名基督徒俘虏。斐迪南的答复是，如果基督徒奴隶受到伤害，他就“把西班牙的穆斯林杀个精光”。[46]城市最后投降了，但残酷的战斗让两位君主变得铁石心肠，对居民施加了惩罚。

马拉加的所有幸存居民都成为国王和女王的财产。女奴被送给基督徒贵妇。教皇获赠100名奴隶。红衣主教门多萨得到70名。马拉加的犹太人被允许保留自己的财产，但必须缴纳约1万金卡斯特亚诺[47]的赎金，否则将被强制迁走。大法官和拉比亚伯拉罕·塞尼奥尔（伊莎贝拉儿时在塞哥维亚的朋友）筹集并支付了所有犹太人的赎金。没有人愿意帮穆斯林付赎金。被俘的大约5000人中，约4000人成为奴隶。[48]清真寺被改为教堂。600名基督徒俘虏和龙达的奴隶一样憔悴干瘪，得到解放，获得食物，被悉心照料，恢复了健康。

马拉加失陷之后，格拉纳达西部完全属于卡斯蒂利亚人了，格拉纳达只有少数大城镇还在纳斯尔王朝统治下。瓜迪斯、巴萨和都城格拉纳达是王国内陆的重要城镇；阿尔梅里亚是格拉纳达的最后一个主要海港。

1488年，在斐迪南的国度待了一段时间之后，伊莎贝拉和斐迪南攻克了贝拉、贝莱斯—弗兰科和贝莱斯—鲁维奥。这一年，战事变得更紧迫，因为有消息传来，土耳其人又在大举出动，这一次有约10万陆军和505艘桨帆船的舰队。

下面一场大规模攻城战的目标是巴萨。1489年6月，卡斯蒂利亚军队抵达该城。这是一场漫长而艰苦的鏖战。他们进展甚微，考虑撤军。斐迪南国王给正在哈恩的女王送去消息，征求她的意见。她坚持要求卡斯蒂利亚人坚持战斗，说她会想办法提供胜利所需的任何东西。她鼓励部队振作精神，想一想卡斯蒂利亚人越来越多的胜利，并坚信自己是在为上帝服务。“敌人还是原来的敌人，而且比以前弱了。”她告诉丈夫和部队。她还承诺，要不断祈祷，恳求上帝始终支持他们。这些话语振奋和鼓舞了部队。彼得·马特写道：“于是我们站稳了脚跟。”他的意思是他们不会退缩，不会放弃攻城战。[49]

到1489年，驻扎在巴萨周围的卡斯蒂利亚军队已经变成了一支凝聚力极强的力量，部队内部的和谐团结与昂扬斗志显而易见。士兵来自西班牙的所有不同地区，包括阿斯图里亚斯、加利西亚、巴斯克地区、埃斯特雷马杜拉，还有卡斯蒂利亚人和阿拉贡人。他们的方言各不相同，但他们融洽得让人惊讶，由一种共同的公共使命感团结起来。他们在凝聚成一个民族，在一面宗教大旗下组织起来。马特对米兰红衣主教乔万尼·阿钦博尔多说：“语言、风俗、习惯五花八门的8万步兵和1.5万骑兵，竟然如此团结融洽，真是难以置信。人们对王室的威严如此尊重，以至于一直到今天，没有发生任何骚乱；没有偷盗行为；没有拦路抢劫的匪徒；没有私人争吵。不过如果出现了这样的坏事，肇事者必然遭到严厉惩戒，以儆效尤。”[50]

严明的军纪让这位人文主义学者想起了古希腊人。他写道：“所有这些不知姓名的军人，聚集在同一个营地里，英勇作战，服从长官和统领的命令，你会以为他们是在同一座房子里长大的，说同一种语言，服从同一种纪律。你会觉得我们的军营是以柏拉图的理想国为蓝本建立起来的。”[51]

1489年秋季，伊莎贝拉女王从哈恩去往附近的城镇乌韦达，那里距离巴萨很近，她能够监督前线战事。11月，她决定亲自去巴萨，就像她之前去马拉加一样，鼓舞士气。她的到来令摩尔人的抵抗开始瓦解。她以隆重的排场抵达，陪在她身边的是她年纪最大的孩子，十九岁的伊莎贝拉公主。伊莎贝拉女王到场后，巴萨的领导人和居民相信，投降条件一定会比较仁慈，也一定会得到很好的遵守。他们很快与她达成了一项协议，允许城内的精英阶层保留自己的财产并离去，而普通市民被允许按照自己的风俗继续生活。

根据协议，巴萨的穆斯林士兵得到金钱，帮助卡斯蒂利亚人攻打撒加尔的剩余要塞。巴萨的主要领导人西迪·叶海亚去了瓜迪斯，找到住在那里的撒加尔，劝服他，抵抗是毫无意义的。12月22日，撒加尔拱手交出了港口城市阿尔梅里亚，并于12月30日交出了瓜迪斯。他以2万卡斯特亚诺的价钱卖掉了自己在安达卢西亚的全部私产，然后去北非定居。阿拉伯史料说他这么做是为了激怒他的侄子巴布狄尔。据努布达特·阿斯尔说：

很多人说，撒加尔及其将领把他们曾统治的核心村庄和地区卖给了卡斯蒂利亚的统治者，并拿到了钱。他这么做是为了向侄子以及他的那些留在格拉纳达城的将领报复……那些人的统治区域只剩下了格拉纳达城，与敌人达成了停战协定。他这么做是为了将格拉纳达切断，像摧毁国家的其他地区一样，毁掉那座城市。[52]

阿尔梅里亚的投降有重大的战略意义：格拉纳达城与整个南海岸之间的联系都被切断了，纳斯尔王朝丧失了最后一个出海口，也就失去了从海上获得增援的途径。斐迪南国王、伊莎贝拉女王和伊莎贝拉公主都参加了阿尔梅里亚城的正式投降仪式。阿莱曼的木刻画上有一个戴头巾、蓄着大胡子的人，可能就是撒加尔，他在斐迪南国王面前，几乎跪下来，亲吻国王的脚。同时，在城门上方，一位穆斯林举起双手，要么是表示欢迎，要么是在哀哭。[53]

1489年的系列事件，尤其是巴萨攻城战和伊莎贝拉在其投降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对我们今天玩的一种游戏也留下了长期性的影响。当时象棋在西班牙非常流行，巴萨战役不久之后，女王就成了棋盘上最强大的一个棋子，能够向所有方向远距离移动；她的任务是保护和捍卫棋盘上的关键棋子——国王。在伊莎贝拉出生以前，某些版本的象棋中就有女王的角色，但到这个时期，发明于印度的象棋经历了彻头彻尾的演化，女王变成了一个主宰性的棋子。象棋的变化被大约1496年于萨拉曼卡出版的一本关于象棋新规则的流行书籍记录下来。该书的作者是拉米雷斯·德·卢塞纳。将当时的象棋称为“女王的游戏”，而女王的新功能是可以“任意移动，只要她的路径是敞开的”。[54]伊莎贝拉女王成了战争游戏中一个强有力的角色，因而流芳千古。

伊莎贝拉和斐迪南最近的胜利对彻底完成“收复失地”是至关重要的。到1492年，纳斯尔王朝已经灭亡，但战争尚未结束。1490年和1491年，两位君主开始围攻格拉纳达的都城。穆斯林希望，入冬之后，西班牙人会撤军以躲避严寒，但这些希望落空了，因为格拉纳达人看到西班牙人正在格拉纳达城外建造一个永久性驻军城镇，并将其命名为圣菲（意思是“神圣信仰”）。虽然希望渺茫，格拉纳达人还在坚守。城内开始有人饿死，形势越来越绝望。

战役的最后一年，1491年，持续不断发生小规模交锋，穆斯林努力寻找办法来打击攻城者。巴布狄尔如今是格拉纳达的埃米尔，我们对他具体起到什么作用不太了解。他曾承诺要将格拉纳达交给伊莎贝拉和斐迪南，但现在他的末日快到了，他似乎处于麻木状态。一群最显赫的格拉纳达贵族、神职人员和权贵与他会面，指出埃米尔国的绝望处境、粮食匮乏和最强大武士的牺牲，已经无人能够继续战斗。海外也没有救援的希望。这个代表团说道：“我们已经向居住在大海对面的马格里布[55]的穆斯林兄弟求救，但他们没有一个人来帮助我们，也没有起兵援救我们。”[56]

巴布狄尔命令他们自己讨论这个问题并提出建议。城市长老们决定派遣一位使者去见西班牙的两位君主，请求和谈。巴布狄尔同意了。今天的许多学者相信，巴布狄尔此时已经与卡斯蒂利亚人达成了秘密协定，但害怕如果被自己的臣民知道，他会丧命。他将开启和谈的责任推到其他人身上，让他们分担这些责任。

到此时，巴布狄尔似乎主要是在考虑自己的私利。在与卡斯蒂利亚人（代表是贡萨洛·费尔南德斯·德·科尔多瓦，他的阿拉伯语很流利）的谈判中，巴布狄尔要求对他个人做出保障：“告诉我，国王和女王能否确切保证，让我拥有阿普哈拉斯[57]？这是我们谈判的第一条。国王和女王能否保证兑现诺言，把我当作一位亲戚？”[58]

据说贡萨洛的回答是：“殿下，只要您一直为两位陛下效力，他们就会信守诺言，保证给您的土地。”[59]换句话说，巴布狄尔必须永久性臣服于伊莎贝拉和斐迪南。

据哈维的说法，最终的和谈其实取决于巴布狄尔和西班牙的两位君主之间的“私人的秘密谅解”。于是，格拉纳达投降了。

广泛流传的公开协定允许安达卢西亚的穆斯林继续居住在自己的家园，保留自己的财产，遵照自己的伊斯兰教法行事；他们需在三年内离开西班牙去北非，路费由卡斯蒂利亚承担。穆斯林被允许保留自己的信仰，不会被强迫改信基督教。穆斯林在投降时必须释放他们的基督徒奴隶。基督徒被禁止进入清真寺。

有两个条款适用于居住在纳斯尔王国内的犹太人。他们被禁止征税或者对穆斯林行使任何权力。穆斯林获得的权益也适用于居住在格拉纳达的犹太人，为期三年。期满之后，若犹太人不改信基督教，就必须迁往北非。

根据此项协定，阿兰布拉宫[60]将于1月6日（基督教的主显节）被交给基督徒，以纪念东方三博士[61]给婴儿基督献上礼物的日子。但巴布狄尔建议加快领土交接，因为格拉纳达居民因为丧失家园而骚动不安。于是他们把交接日期提前，用哈维的话说，巴布狄尔得到了“恰当的书面收据”，确认这笔交易业已完成。[62]

于是，在1492年年初，伊莎贝拉和斐迪南终于占领了格拉纳达都城。1月2日，在庆典上，巴布狄尔将城门钥匙交出。两位君主在十四岁的胡安王子陪同下，走进大门。苏里塔回忆说，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欢庆和幸福的日子”。[63]考虑到当时的环境，他们入城时非常宁静安详，这有些令人惊讶。巴布狄尔已经将自己的儿子送给他们当人质，以确保城市被和平地交给卡斯蒂利亚人。城市顺利交接之后，巴布狄尔的儿子被送回家人身边。[64]十字架和卡斯蒂利亚旗帜被安插在要塞的制高点，神父们唱起赞美诗，举行弥撒。

巴布狄尔就这样拱手交出了自己从祖辈继承下来的产业。他离开时经过了一座后来被称为叹息桥的桥梁。据说他那曾经无比骄傲的母亲跟在他脚边，训斥他丢掉了祖先的土地，没能传给后人。撒加尔已经去了北非；巴布狄尔不久之后也去了。西班牙的两位君主显然希望他离开，尽管他们在受降时曾保证他在西班牙占有的土地。就这样，他凄凉地生活在西班牙主宰之下。据信他死于非斯。他们的后宫佳丽命运如何，无人知晓。

对斐迪南和伊莎贝拉及其儿女来说，占领这座城市是一个震撼人心的事件。格拉纳达的美丽的阿兰布拉宫，即纳斯尔王朝的摩尔人建造的宫殿，让两位君主颇为惊艳。他们心怀震撼，徘徊在宫殿的小径和花园内，欣赏旖旎风光，观看流水般的阿拉伯文字。宫殿的墙上铭刻着阿拉伯文的诗歌和神圣律法。伊莎贝拉注意到，其中一条铭文不断重现：唯有真主是胜利者（或：唯有真主全能）。[65]

宫殿规模极大，令游客肃然起敬。宫内到处是穆斯林主宰伊比利亚半岛时期留下的符号印迹。一位目击者说，在宫殿中央，他们发现了十七面卡斯蒂利亚旗帜，每一面都代表穆斯林战胜基督徒军队的一次胜利。其中一名旗帜已经有150多年的历史了。[66]他们还得知，这座童话般的宫殿，是由基督徒奴隶的血汗建成的。

还有一个发现让卡斯蒂利亚人毛骨悚然。附近的一群洞穴曾被用作监牢，很多犯人在围城战期间就被活活饿死。德意志旅行家希罗尼穆斯·闵采尔几年后参观了阿兰布拉宫。他说，他得知，伊莎贝拉和斐迪南抵达时，城内原先的7000名基督徒奴隶只剩下1500人。幸存的奴隶憔悴不堪、满身污秽地出现了。

其中约有750人已经濒临死亡。他们离开地牢的时候，唱歌赞颂救世主耶稣。他们拜倒在伊莎贝拉和斐迪南脚下，哭泣着、呼喊着表达感恩。足足用了两辆大车，才将他们原先佩戴的枷锁运走。

大多数奴隶虽然处境艰难，还是保留了自己的基督教信仰。伊莎贝拉询问一位被关押了四十四年的干瘪的俘虏，他能支撑下来，是不是靠信仰：“在你囚徒生涯的最初几年，如果有人告诉你，耶稣基督没有出生并成为你的救赎者，你会怎么想？”这人答道：“我会痛苦而死。”[67]

九名基督徒俘虏（两个伦巴底人和七个卡斯蒂利亚人）背弃了基督教，成为穆斯林。这种异端和叛教行为罪大恶极，不能饶恕，于是国王命令将他们处死。他们遭到殴打，然后被处以火刑。这是对异端罪的常见惩罚。

击败格拉纳达的胜利为伊莎贝拉和斐迪南在全欧洲赢得了赫赫威名，因为这是几百年来基督教针对伊斯兰教的第一次重大胜利。对很多欧洲人来说，这算是给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报了一点仇。苏里塔写道：“征服格拉纳达之后，永久和平降临了。基督教世界各国都颂扬和讴歌这次胜利。消息一直传播到土耳其人和苏丹的最遥远土地……面对这样野蛮和凶残的民族，这样的敌人和异教徒，持续不断而残酷无情的战争延续了数百年。如今，战争结束了。”[68]

斐迪南迅速采取行动，确保这次伟大胜利的功劳全是他的。就在占领格拉纳达的这一天，他兴高采烈地写信给威尼斯的统治者：“我希望你们知道，在许多辛劳、代价、死亡和我们的臣民流了许多血之后，于1492年1月2日，上帝赐予我彻底的胜利，消灭了格拉纳达王国和我们天主教信仰的敌人。……从此之后你们拥有了一个天主教国度。”[69]

除了阿莱曼的54幅纪念战争的唱诗班木刻画之外，还有另外一套艺术作品纪念了这场胜利，即格拉纳达王家小教堂的祭坛装饰画。其中包括描绘穆斯林投降的木刻画，由同时代人记录了1492年1月的这个日子。有一幅木刻画表现的是伊莎贝拉和斐迪南骑马进入格拉纳达；她的衣服遮盖全身，只露出脸。她的习惯入乡随俗，所以此处她的服饰类似布卡[70]，不过戴着一顶宽檐帽。她甚至在帽子上戴了面纱，以遮蔽脖子。

在另一幅木刻画中，巴布狄尔走到国王和女王面前，献上格拉纳达的城门钥匙。长长的一队基督徒俘虏从他身后的要塞散乱地走出来。第三幅木刻画表现的是穆斯林在一座喷泉处接受洗礼。第四幅是浑身遮得严严实实的穆斯林妇女接受洗礼，隔着厚重的面纱还可以看得到她们悲伤的眼睛。

很显然，将这个新省份融入西班牙的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但西班牙的两位君主已经建立了一个新的负责宗教监督与控制的机构。它已经严阵以待，去镇压穆斯林。

[1] Salma Khadra Jayyusi，ed.，The Legacy of Muslim Spain（Leiden：Brill，1994），p.1：83.

[2] 她又名阿伊莎，绰号“可敬的”，因为据说她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后裔。

[3] 严谨地讲，阿布·哈桑·阿里的正式头衔是埃米尔，但有时也被称为苏丹。

[4] José Antonio Conde，Historia de la dominación de los Arabes en España，sacada de varios manuscritos y memorias arábigas（Madrid：Biblioteca de Historiadores Españoles，Marín y Compañía，1874），p.309.

[5] José Antonio Conde，Historia de la dominación de los Arabes en España，sacada de varios manuscritos y memorias arábigas（Madrid：Biblioteca de Historiadores Españoles，Marín y Compañía，1874），p.309.

[6] 1086年事件是在卡斯蒂利亚国王阿方索六世的凌厉攻势下，伊比利亚半岛的穆斯林诸侯招架不住，邀请北非的穆拉比特王朝出兵相助。10月23日，在萨拉卡战役中，卡斯蒂利亚军队大败，“收复失地”运动停滞了几十年。1195年事件是7月18日的阿拉克斯战役中，穆斯林的穆瓦希德王朝（横跨北非与西班牙南部）军队大败卡斯蒂利亚国王阿方索八世，卡斯蒂利亚陷入动荡。

[7] José Antonio Conde，Historia de la dominación de los Arabes en España，sacada de varios manuscritos y memorias arábigas（Madrid：Biblioteca de Historiadores Españoles，Marín y Compañía，1874），p.310.

[8] Peter Martyr，Opus Epistolarum：The Work of the Letters of Peter Martyr（London：Wellcome Library），epistle 32，August 13，1488.

[9] L.P.Harvey，Islamic Spain，1250 to 1500（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p.268.

[10] Alonso Fernández de Palencia，Guerra de Granada（Barcelona：Linkgua Ediciones，2009）bk.1，pp.13-14.

[11] Don Jose Antonio Conde，Historia de la dominación de los Arabes en Espana：sacada de varios manuscritos y memorias arábigas（Madrid：Marin y Co.，1874），p.310.

[12] Don Jose Antonio Conde，Historia de la dominación de los Arabes en Espana：sacada de varios manuscritos y memorias arábigas（Madrid：Marin y Co.，1874），p.310.

[13] Don Jose Antonio Conde，Historia de la dominación de los Arabes en Espana：sacada de varios manuscritos y memorias arábigas（Madrid：Marin y Co.，1874），p.310.

[14] 安特克拉的斐迪南，即阿拉贡国王斐迪南一世（1380～1416），绰号“公正的斐迪南”“诚实的斐迪南”。1410年，在与格拉纳达的战争中，他征服了安特克拉城，因此得到另一个绰号“安特克拉的斐迪南”。

[15] Condesa de Yebes，La marquesa de Moya：la dama del descubrimiento，1440-1511（Madrid：Ediciones Cultura Hispánica，1966），p.58.

[16] Jerónimo Zurita，Andes de Aragón，vol. 8，p.406.

[17] Conde，p.310.

[18] 阿尔卡萨瓦（Alcazaba）源自阿拉伯语，原指摩尔人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建造的一种设防工事。

[19] Palencia，Guerra de Granada，p.33.

[20] Hernando del Pulgar，Crónica de Los Señores Reyes Católicos，Don Fernando y Doña Isabel de Castilla y de Aragón（Valencia：Imprenta de Benito Monfort，1780），p.173.

[21] Zurita，Anales de Aragón，vol.8，pp.414-15.

[22] Zurita，Anales de Aragón，vol.8，pp.406-10.

[23] Harvey，Islamic Spain，p.268.

[24] Juan Maca Carriazo y Arroquia，Los relieves de la guerra de Granada en la sillería del coro de la Catedral de Toledo（Granada：Universidad de Granada，1985），p.33.

[25] Peggy Liss，Isabel the Queen：Life and Time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p.194.

[26] Harvey，Islamic Spain，p.273.

[27] Harvey，Islamic Spain，p.312.

[28] Jerónimo Münzer，Viaje por España y Portugal，1494-1495（Madrid：Ediciones Polifemo，1991），pp.117-19.

[29] Harvey，Islamic Spain，p.309.

[30] Conde，Historia de la dominación，p.310.

[31] Conde，Historia de la dominación，p.311.

[32] 瓜迪斯为西班牙南部一城镇，在格拉纳达城东北方。

[33] Conde，Historia de la dominación，p.274.

[34] “撒加尔”的意思是勇士。

[35] “垂死高卢人”是17世纪在罗马郊区发掘出的一座古罗马大理石像，被认为是希腊化时期一座青铜像的复制品，其原作可能源自前230～前220年纪念安纳托利亚的希腊化统治者战胜高卢人（或凯尔特人）。

[36] Conde，Historia de la dominación，p.313.

[37] Conde，Historia de la dominación，p.312.

[38] Conde，Historia de la dominación，p.315.

[39] Conde，Historia de la dominación，p.288.

[40] Isabella to Ferdinand，May 18，1486，Cartas autógrafas de los reyes católicos de Espana，Don Fernando and Doña Isabel que conservan en el archivo de Simancas，1474-1502，ed. Amalia Prieto Cantara（Valladolid：Instituto “Isabel la Católica” de Historia Eclesiástica，1971），letter 9，p.57.

[41] Isabella to Ferdinand，May 18，1486，Cartas autógrafas de los reyes católicos de Espana，Don Fernando and Doña Isabel que conservan en el archivo de Simancas，1474-1502，ed. Amalia Prieto Cantara（Valladolid：Instituto “Isabel la Católica” de Historia Eclesiástica，1971），letter 9，p.57.

[42] Isabella to Ferdinand，May 18，1486，Cartas autógrafas de los reyes católicos de Espana，Don Fernando and Doña Isabel que conservan en el archivo de Simancas，1474-1502，ed. Amalia Prieto Cantara（Valladolid：Instituto “Isabel la Católica” de Historia Eclesiástica，1971），letter 9，p.57.

[43] Mata Carriazo y Arroquia，Los relieves de la guerra de Granada，p.58.

[44] Liss，Isabel the Queen，p.216.

[45] Harvey，Islamic Spain，p.301.

[46] Liss，Isabel the Queen，p.218.

[47] 卡斯特亚诺是黄金重量单位，约合0.46克，亦为古金币名。

[48] Liss，Isabel the Queen，pp.219-20.

[49] Peter Martyr to Sforza，August 14，1489，in Martyr，Opus Epistolarum.

[50] Peter Martyr to Sforza，August 14，1489，in Martyr，Opus Epistolarum.

[51] Peter Martyr to Sforza，August 14，1489，in Martyr，Opus Epistolarum.

[52] Harvey，Islamic Spain，p.301.

[53] Mata Carriazo y Arroquia，Los relieves de la guerra de Granada，p.112.

[54] Marilyn Yalom，Birth of the Chess Queen（New York：Harper Perennial，2005），p.195.

[55] 欧洲人称之为巴巴利，而阿拉伯人称之为马格里布的地区，也就是今天的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一带。

[56] Harvey，Islamic Spain，p.310.

[57] 阿普哈拉斯是安达卢西亚南部一地区。

[58] Harvey，Islamic Spain，p.312.

[59] Harvey，Islamic Spain，p.312.

[60] “阿兰布拉”的意思是“红色城堡”或“红宫”，是摩尔王朝时期修建的古代清真寺、宫殿和城堡建筑群。宫殿为原格拉纳达摩尔人国王所建，现在则是一处穆斯林建筑与文化博物馆。该宫城是伊斯兰教世俗建筑与园林建造技艺完美结合的建筑名作，是阿拉伯式宫殿庭院建筑的优秀代表，1984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61] 原文为Magi，典出《新约·马太福音》第2章第1～12节的记载，在耶稣基督出生时，有来自东方的“博士”或“国王”或“术士”朝拜初生的耶稣。Magi指的很可能是来自帕提亚帝国的琐罗亚斯德教占星家。

[62] Harvey，Islamic Spain，p.322.

[63] Zurita，Anales de Aragón，vol. 8，p.602.

[64] Bernarndo Del Roi to Italy，January 7，1492，cited in Arnold Harris Mathew，The Diary of John Burchard of Strasburg（London：Francis Griffiths，1910），pp.1：407-8.

[65] Hieronymus Münzer，Viaje por España y Portugal（Granada：Asociación Cultural Hispano Alemana，1981），pp.19-20.

[66] Mathew，Diary of Burchard，pp.1：407-8.

[67] Münzer，Viaje por Españay Portugal，p.95.

[68] Zurita，Anales de Aragón，vol. 8，p.603.

[69] Mathew，Diary of Burchard，pp.1：317-18.

[70] 布卡是伊斯兰教传统中女性在公众场合用以掩盖面部和身体的罩袍。

十四 异端裁判所的建立者

这些岁月里，所有人心中都充满宗教仇恨，穆斯林和基督徒在西班牙与东欧兵戎相见。双方都自我辩护，称自己的行动是为了敬奉神。伊莎贝拉女王建立了一个教会与政府合作的机构，称为异端裁判所。

异端裁判所的镇压对象是那些正式自称为基督徒，但其行为让其他人怀疑他们的信仰不真诚的人。伊莎贝拉在世时，异端裁判所的主要迫害对象是改宗犹太人，即公开皈依基督教、自称为基督徒的犹太人。起初，穆斯林和犹太人并不是异端裁判所的目标。它的任务是揭露不诚心的伪基督徒，对其加以矫正；如果他们不思悔改，就会被处以火刑，这是对异端罪的传统刑罚。但伊莎贝拉和斐迪南后来觉得，他们国境内的犹太人会诱导改宗犹太人，于是决定强迫西班牙的所有犹太人改信基督教。不接受洗礼的犹太人被驱逐出境。后来，穆斯林也遭到迫害，尽管两位君主在接受格拉纳达投降时曾特别承诺，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信仰。上述的两项政策都让心不甘情不愿的基督徒越来越多，他们将受到异端裁判所的审判。

我们知道，女王于1477年在塞维利亚的时候，第一次考虑建立异端裁判所。她于1480年，也就是土耳其人占领奥特朗托、西班牙与格拉纳达的战争即将爆发的那年，正式建立了异端裁判所。她这么做其实并不非常情愿，而是受到塞维利亚和其他地方的教士的强烈敦促。教士们告诉她，安达卢西亚的改宗犹太人当中异端蔓延，危害人的灵魂，并且损害了国家安全。因此西班牙异端裁判所的起源部分是由于战时的紧张气氛，因为在这个时期，人们互相猜忌，不可靠的忠诚比平时更难以得到宽容。但事实证明异端裁判所是一种政府压迫与控制人民的极其有效的工具，所以它作为一个机构，存在了三百多年。历代君主因此得到了一种方便的手段，去镇压敌人，并惩罚主流社会不认可的种种“不和谐”行为。

它的最早一批牺牲品是犹太人出身的基督徒，他们仍然遵守一些犹太教的习俗，这被称为“犹太化”，所以很难判断他们是否真诚地皈依了基督教。但后来，同性恋者、穆斯林出身的人、新教徒、离婚的人，全都受到同样的审查。反政府人士或者被指控有各种不合常规思想的人，也都成为异端裁判所的猎物。

不过，西班牙异端裁判所（也称宗教法庭）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因为他们相信，这种机构是有必要存在的。在多年内乱和动荡之后，很多人看到出现了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专制政府，并且在消灭社会不和谐现象，感到很高兴。西班牙人渐渐变得非常珍视宗教正统。偏执的人，甚至心胸狭隘和书生气的普通人，是异端裁判所最热忱的拥护者。它的牺牲品或潜在牺牲品，对它既恨又怕。用历史学家亨利·卡门的话说，它成了“西班牙土地上一种标准的现象”。[1]

没有人能说得准，伊莎贝拉在建立异端裁判所的时候，究竟是怎么想的。也没有人能说得准，究竟有多少人受到了它的影响。研究异端裁判所的学者常常带入了自己的偏见。异端裁判所常常出现在文学作品中，以至于真相和大家的观感已经混为一谈，难以厘清。英格兰的宣传家以异端裁判所的存在为证据，称自己的王国在道德上比西班牙优越，尽管英格兰政府也在残酷地镇压国内的宗教少数派。据说奥斯曼苏丹巴耶济德二世曾严厉谴责异端裁判所，尽管不久前奥斯曼帝国屠杀了数万名自己国内的异端分子，即那些信奉伊斯兰教什叶派一种神秘主义的苏非派别而不信政府规定的逊尼派教义的人。换句话说，宗教压迫不是什么新鲜事，也绝不是西班牙独有的。

近几十年来，数百名学者仔细研读了异端裁判所留存至今的文献残篇。历史学家曾相信，被火刑处死的人数量极多，但近期的研究对此提出了质疑。学术界对实际死亡人数的估计大大缩小了。数十万人被异端裁判所处死的说法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

但毋庸置疑的是，伊莎贝拉在位期间，有很多人被火刑处死，可能至少有1000人，或者多达2000人。例如，在宗教首都托莱多，伊莎贝拉在世期间，宗教法官处死了168人。[2]该地区有约85人受审但最后被无罪释放。还有120人被缺席审判，因为他们已经逃亡或者死去。死亡数字之所以能够判断，是因为宗教法官常常运用异端裁判所的文献机制为证据，审判那些已经过世的人，然后焚烧死者的骨骸。逃跑的人会被缺席审判，然后会制作他们的肖像并烧毁，就像伊莎贝拉的两兄弟争夺王位期间，在阿维拉，恩里克四世国王的木偶般的肖像被象征性地废黜一样。在那个时代，用蜡、木料或布制作的人像被认为具有仪式上的意义。

西班牙异端裁判所不是斐迪南和伊莎贝拉原创的新主意。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的大部分阶段，在政教分离的概念被发明之前，政府和宗教是密不可分的。在大多数文化中，反对宗教教义，就等同于挑战政治权威。因此异端裁判所作为一种机构，有很深的根源和早就规定好的规则，只不过西班牙人为其引入了一些创新的特点。

异端裁判所的指导原则是，不遵守宗教与政治常规等于叛国。在伊莎贝拉的时代，教会和国家是一体的，宗教权威与世俗权力是融合起来的。对宗教正统的威胁，就是对政治统治集团的威胁。君主们相信，他们之所以登上王位，是因为上帝的意志。质疑上帝，就等于是质疑君主的政治合法性。另外，国王和女王也要负责监管臣民的生活和灵魂。国王和女王若不能铲除异端，他们自己的灵魂也有危险。

异端裁判所这个词（inquisition）源自拉丁语inquisitio，字面意思是“调查”。西班牙异端裁判所遵循的是特定的罗马法。例如，罗马人允许刑讯逼供，因为他们相信大多数罪犯不会主动承认自己的罪行，因为那样他们就会受罚。但罗马人知道，刑讯得来的口供往往不可靠，因此他们要求官员在获得供词之后还要从嫌疑人那里得到说明，证实嫌疑人的供词是在刑讯之下得来的。罗马皇帝们发现刑讯逼供是达到他们自己目的的有效办法。历史学家卢·安·霍姆扎写道，在后来的岁月里，“刑讯逼供的做法也变得更普遍……尤其在叛国案中”。[3]刑讯逼供在西班牙也成了一种司空见惯的执法手段：受害者被处以水刑（口中被泼入大量的水，使其有被溺死的痛苦感觉），或者被吊在房梁上，使肩膀脱臼。

一些国王和教皇曾用异端裁判的手段来镇压各种各样的异端分子。火刑则是对异端分子的传统刑罚。例如圣女贞德因为女扮男装，被判违背了教会的规矩，于是被烧死。西班牙人收复格拉纳达时发现的九名改信伊斯兰教的前基督徒被认为是叛教者，于是被判死刑。

在伊莎贝拉时代之前规模最大的一次镇压异端的事件发生在12世纪初到14世纪初，迫害对象是西欧流行的一种基督教分裂派别，称为清洁派。清洁派不遵守教会正统的表现是，他们允许女性成为教会领袖，批评梵蒂冈与教会统治集团的腐化堕落，并遵循一种特别的使得他们非常瘦的饮食规矩。他们说，他们的信仰让他们非常特别；他们自称“完美者”。1234年，教皇英诺森三世批准对清洁派进行镇压，并处死不肯放弃自己信念的人。仅在1244年3月的一天，法兰西就有约两百名清洁派成员被烧死。那些不愿意为了自己的非正统思想牺牲的人假装改过自新，转入地下。

那个时代没有“疑罪从无”的原则。嫌疑人被简单地推断有罪。在这次宗教镇压之下，那些被指控有非正统行为但认罪的人得到了原谅，但还是受到了一些惩罚：他们被强迫戴一顶尖顶帽或穿特殊的衬衫，或者被强迫光着脚或裸体行走，或者以其他方式表示悔罪。那些认罪之后又恢复原先异端思想的人，会被处以死刑。

异端裁判所的体制鼓励人们互相检举揭发。告密者可以匿名揭发思想可疑的人。被揭发者的一些貌似无辜的行为可能被人指控是对基督教信仰不真诚，比如避免吃猪肉、在犹太教的安息日穿干净衣服，或者在犹太教的节日点蜡烛。事实证明，很多人愿意秘密告发自己的朋友、雇主和熟人。恣意检举他人而无须承担个人风险，这让人性最丑恶的一面暴露了出来。

根据这些检举，很多人被投入监狱，有的遭到毒刑拷打，直到认罪。如果他们真心实意地认罪，那么可能逃过死刑，得到有限的惩罚。但如果他们故态复萌或者他们的异端思想被认为是冥顽不灵的，那么教会官员会将他们交给政府官员，由后者执行死刑。

这样惨无人道的不公，如何在西班牙猛烈地爆发出来？这个复杂而自相矛盾的问题的答案，要追溯到基督教的起源。耶稣的教导是基督教的基础，但他自己是个犹太人。他在犹太地区被罗马官员处死，犹太人的领袖默许了罗马人的行动，因为他们可能害怕他不合常规的传道会给他们惹上麻烦，得罪统治他们的罗马人；也可能他们认为耶稣的行为挑战了他们自己的权威。关于这些事件，世俗历史的记载极少，但它们对基督徒来说是一项核心信条。

1世纪的犹太人有很好的理由对罗马人感到担忧，并努力用自己的办法来维持秩序，因为耶稣去世几十年后，犹太人因为另一次叛乱而被从犹太家园驱逐出去。一些犹太人迁往西班牙，这是罗马帝国的一个重要部分，此时已经有一些犹太人在那里安家落户了。到伊莎贝拉的时代，一些犹太人家族在伊比利亚半岛已经生活了1500多年。

希伯来历史学家和金融家以撒·阿布拉瓦内尔是异端裁判所时期伊比利亚半岛最有影响的犹太人之一。他写道，他的家族在以色列的第二圣殿[4]时期就生活在塞维利亚了。[5]第二圣殿于公元70年被摧毁之后，更多犹太人来到伊比利亚半岛。据一位学者记载，在“烈火将美丽的耶路撒冷化为灰烬”之后的时期，有的犹太人去了巴比伦，有的去了埃及，但“最显赫的家族去了西班牙，其中有便雅悯和犹大支派的残部，大卫王家族的后裔”。[6]事实上，作为敬语的“堂”可能源自希伯来语的“adon”一词，意思是“君主或主人”，不过也有人说“堂”的词源是拉丁语dominus（主人）。

背井离乡的犹太人在罗马帝国统治下的西班牙繁荣昌盛起来，有些犹太人成为多个文化领域（包括哲学、医学、文学、天文学和科学）的伟大学者。罗马帝国灭亡后，他们在西哥特人统治时期经历了一个受压迫的时代，但并没有被逐出自己几百年来的家园。他们与穆斯林结盟，得以维持舒适的生活，于约公元1000年前后，在高度文明的科尔多瓦达到了一个文化巅峰。很多犹太人说阿拉伯语，越来越习惯阿拉伯人的风俗。但是，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的亲密关系使得基督徒非常猜疑他们，因为西班牙的天主教徒还保留着这样的文化记忆：犹太人曾帮助穆斯林征服伊比利亚半岛。

在伊斯兰教主宰伊比利亚半岛的几个世纪里，犹太人被迫向穆斯林缴纳特殊赋税，并服从一些专门针对他们的法规，以换取穆斯林的宽容。他们的生活并非完全安宁，因为伊斯兰宗教狂热不时掀起狂潮。例如，1068年12月，格拉纳达的一群穆斯林暴民屠杀了约1500户犹太人。[7]基督徒逐渐从穆斯林手中收复半岛的土地，而犹太人也不时地遭到基督徒的迫害。犹太人常常被困在互相杀伐的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只得尽可能随机应变，努力生存下去。

在这些世纪里，西班牙王室一般认为自己有法律上和道德上的责任去保护犹太人。由于历史悠久的仇恨的存在，王室很难始终如一地贯彻这项政策。1391年，伊莎贝拉出生的大约六十年前，声势越来越浩大的基督教狂热浪潮开始针对犹太人。反犹的传道者在王国各地漫游，发表气势汹汹的演说，大谈耶稣的受难，警示犹太教的威胁，并怂恿暴民攻击犹太人、摧毁犹太会堂。许多人因此丧命，数千名犹太人被迫改信基督教，犹太会堂被改为基督教堂。这场暴力活动的中心是塞维利亚。此后，塞维利亚成了许多为了生存而改信基督教的犹太人的家园。其他一些犹太人家族，如阿布拉瓦内尔家族，为了逃避迫害，迁往葡萄牙。[8]也有一些人迁往格拉纳达或北非。许多家庭因此妻离子散：有的人接受了洗礼，有的人勇敢地坚持自己的犹太教信仰。1411年，又一轮猛烈的传教运动迫使大批犹太人改宗。

反犹的狂热活动发生的时期，一般是中央政府虚弱的时期。例如，1391年的反犹迫害运动，发生在十一岁的恩里克三世国王[9]（绰号“病恹恹的恩里克”或“软弱的恩里克”）登基之后的那一年。他尝试惩罚那些迫害犹太人的凶手，但不得不屈服于政治压力，允许对犹太人施加新的限制。伊莎贝拉登基的时候，在西班牙的犹太人总数已经下降到约8万人，而基督徒人口为约600万。

于1391年和1411年被强迫改信基督教的犹太人被允许摈弃被强迫许下的誓言。危险消散之后，他们可以恢复犹太教信仰，而不必担心更多迫害。但出于种种原因，一些改宗犹太人选择继续信奉基督教。有的人是真心实意皈依的。有些人觉得，改宗之后，就能得到许多职业和机遇，而这些好处是非基督徒无法得到的。所以这些人是为了方便起见才皈依基督教的。结果就是，在伊莎贝拉在世期间，有很多老年人，孩提时代是犹太教徒，后来改信基督教。这些人，以及他们的孩子，被称为改宗犹太人。这样的人有数万人，其中很多游走于两个世界之间。

1390年之后，很多改宗犹太人在政府获得了报酬丰厚、影响力很强的职位。他们在经济上和职业上的成功，激起了许多基督徒的嫉妒。在过去，很多职位几乎可以自动地从基督徒父亲传给儿子，如今他们却要面对改宗犹太人的竞争。

改宗犹太人还进入了教会，成为神父和主教。不足为奇的是，人们担心有基督教信仰并不纯粹的人获得教职，去负责照管基督徒的灵魂。据研究异端裁判所的历史学家亨利·卡门说，在卡斯蒂利亚，在伊莎贝拉在世期间，至少有四名主教是改宗犹太人，在梵蒂冈代表西班牙人的红衣主教胡安·德·托尔克马达也是。[10]

异端裁判所的鼓吹者当中肯定有反犹主义的情绪。但西班牙的局势比北欧和东欧那种明目张胆的偏执更为微妙和复杂。一般来讲，在卡斯蒂利亚，基督徒和犹太人的关系比欧洲大陆其他地方要好。1296年，犹太人被逐出英格兰；1394年，被逐出法兰西。但伊比利亚半岛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英格兰和法兰西的很多犹太人难民定居到了伊比利亚半岛。在那里，犹太人和基督徒之间存在亲近关系，数百年来世代为邻。

没有证据表明伊莎贝拉是个反犹主义者。她和一些犹太教徒有亲密和友好的关系。其中之一是卡斯蒂利亚最有名的拉比，来自塞哥维亚的亚伯拉罕·塞尼奥尔，他是女王的长期支持者。另外，以撒·阿布拉瓦内尔（他的家族在伊比利亚半岛生活了一千多年）担任女王和她的葡萄牙亲戚的财政顾问。他们的家族已经合作了多年。卡斯蒂利亚王位继承战争之后，葡萄牙国王若昂二世开始迫害在葡萄牙境内的伊莎贝拉的亲戚，阿布拉瓦内尔不得不逃离葡萄牙，随后返回卡斯蒂利亚，得到信任。由于同样的原因，伊莎贝拉的亲戚也在同一时期逃离葡萄牙，来到卡斯蒂利亚。到1491年，阿布拉瓦内尔已经成为女王的私人财政代表。[11]

女王还很依赖一些犹太血统人士的辅佐。她身边有很多改宗犹太人。她的忏悔神父埃尔南·德·塔拉韦拉就是改宗犹太人。她雇来记载她的朝代历史的人编年史家埃尔南多·德尔·普尔加尔，也是改宗犹太人。塞哥维亚的司库安德烈斯·德·卡布雷拉也是改宗犹太人，他对女王的极大贡献被刻画在石刻雕塑上，永垂青史。

而且她的亲人可能也有犹太血统。西班牙犹太人相信，伊莎贝拉的丈夫斐迪南的母亲是改宗犹太人的后代。据拉比埃利亚胡·卡普萨利记载，他与多位塞法迪犹太人[12]交流过，他们都相信斐迪南的卡斯蒂利亚外曾祖父阿隆索·恩里克斯[13]曾爱上一位美丽的犹太少妇，名叫帕洛玛。两人有了私情，生了个儿子。这孩子很可爱，于是恩里克斯将他带到自己家中，和自己的其他儿女一起抚养长大。这个孩子就是后来的卡斯蒂利亚海军司令，地位最高的贵族之一，他的女儿胡安娜·恩里克斯嫁给了阿拉贡国王胡安二世。[14]

但伊莎贝拉成为女王的时候，改宗犹太人已经变得不得民心，他们和基督徒之间酝酿许久的敌意正在开始涌现。近几十年来，一直有人敦促开展某种形式的教会调查，看一些改宗犹太人是真的基督徒，还是仅仅假装皈依，以获取历史上由基督徒专享的油水足的职位。伊莎贝拉的哥哥恩里克四世曾请求教皇批准他进行这样的调查，但后来不了了之。后来，伊莎贝拉竭尽全力构建统一战线以对付格拉纳达的时候，这件事又沸腾了起来。

大多数学者认为，是一个名叫阿隆索·德·奥赫达的神父怂恿伊莎贝拉女王建立异端裁判所。他是塞维利亚多明我会的修道院长，享有圣洁的声誉。他相信，很多改宗犹太人是假装信奉基督教。伊莎贝拉于1477～1478年居住在塞维利亚时，阿隆索·德·奥赫达给她送去了当地改宗犹太人假装皈依基督教的报告，强烈地敦促她采取行动。她不是塞维利亚人，所以可能会倾向于听信他，因为他比她更熟悉当地民情。

并非所有人都相信有必要组建异端裁判所。事实上，伊莎贝拉的忏悔神父和最亲近的宗教顾问埃尔南·德·塔拉韦拉“反对建立异端裁判所”[15]。她的改宗犹太人编年史家普尔加尔也反对，说这会让安达卢西亚的人民受到不公正的惩罚，而他们唯一的过错就是没有接受过很好的基督教神学教育。“大人，我相信”，普尔加尔在1481年给红衣主教门多萨的公开抗议信中写道：

有的人有罪，是因为他们邪恶；而其他人，也是大多数人，之所以有罪，是因为他们效仿那些恶人；如果有好的基督徒给他们做榜样的话，他们是能够洗心革面的。但那里的老基督徒是恶人，而新基督徒是善良的犹太人。大人，我能确定，在安达卢西亚有1万名十岁至二十岁的少女，她们从出生起就足不出户，她们知道的宗教教义完全来自她们的父母，除此之外不曾听说过或学过任何教义。把这样的人全都烧死，是一件非常残酷的事情。[16]

但很快有匿名报告，质疑普尔加尔自己是否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以及是否忠于王室。他不得不退出对这个话题的公开讨论。但他相信，伊莎贝拉在组建异端裁判所的时候，她的意图是可以理解的。至少他在当时说自己相信这一点。[17]

毫无疑问，伊莎贝拉本人是个热忱的信徒，花了大量时间在私人祭坛前祈祷，并努力揣测上帝对她人生的安排；她着迷于参加弥撒，甚至在访问卡斯蒂利亚的宗教中心时，居住在托莱多大教堂唱诗堂之上的一套房间内。她在不做礼拜的时候，最喜欢的消遣是制作祭坛的刺绣装饰品，悬挂在她的王国和耶路撒冷的各个教堂内。她逃避令人疲惫的宫廷生活时，会退隐到瓜达卢佩的一座修道院，并称其为她的“天堂”。

她的虔诚有黑暗的一面。在精神世界里，她害怕未知的、危险的东西。她雇人绘制的王室全家肖像中，她躲避在圣母玛丽亚的怀抱中，而他们的头顶上有咄咄逼人的恶魔在飞舞。这样的设计不是巧合。

改宗犹太人的问题爆发的时候，女王特别容易受到教士的影响。她的女儿伊莎贝拉七岁了，而伊莎贝拉女王无法再次生儿育女。她受到了极大的社会与政治压力，因为她必须生下一个男性继承人去继承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两国的王位，并永久性地将两国联合起来。她担心自己的不育是因为上帝对她不满，热切希望重新得到上帝的恩宠。

另外，关于奥斯曼土耳其人入侵的消息常常包含可信的、真实的报告，讲到土耳其人得到了一些伪基督徒的帮助，这些人为土耳其人提供物质援助，包括地图、建议和内部消息，帮助他们征服基督教社区。在征服格拉纳达的过程中，肯定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另外，基督教欧洲的一些犹太人在私下里为奥斯曼帝国的胜利喝彩，因为根据他们的弥赛亚信仰，基督教世界毁灭之后，“犹太人将得到救赎”，所以基督教世界的失败加快了“弥赛亚的降临”。[18]克里特岛的拉比卡普萨利在他的著作中清楚地表达了这种信念，将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描绘为仅仅对恶人残酷的大英雄。[19]

欧洲各地的人们越来越执拗地担心遭到宗教上的背叛。

* * *

15世纪70年代末，伊莎贝拉在进行积极进取的维护治安行动时，关于改宗犹太人的争议令问题激化了。她正在奔向塞维利亚（可以说是王国最重要的城市，也是国际贸易的一个枢纽），这是她第一次去那里。塞维利亚发生了内乱，她要努力证明，中央政府的权威有能力消灭无政府状况。例如，在她南下的过程中，在中世纪风格的城镇卡塞雷斯，她停留了相当长时间，努力重建秩序与安宁，惩罚罪犯，伸张正义。据普尔加尔记载，当地恢复了法治，所有居民都“非常满意”。在整顿治安的同时，她还视察了王国边境的防御工事，去了葡萄牙边境上的巴达霍斯。

伊莎贝拉抵达塞维利亚后，发现当地乌烟瘴气。用普尔加尔的话说，当地“到处是丑闻、纷争和战争”，导致多人死伤。[20]她立刻开始重复自己在其他地方的行动（正是这样的行动为她赢得人民的支持与敬仰），即主持正义。

每个星期五，她在城堡公开接受请愿，人们可以向她陈情上诉。她端坐在一个大房间的高高椅子上（椅子上铺着金线织物），廷臣和法律顾问环绕在她四周，帮助她澄清每一个案子的真相。然后她会做出裁决。罪犯被判刑，其中很多被判死刑；受害者即刻得到赔偿。两个月内，她就颇有建树；街头犯罪和抢劫基本上销声匿迹。很多罪犯和被指控有不端行为的人看到她是动真格的，纷纷逃离塞维利亚。普尔加尔写道：“因为她给人民带来正义，善良的人们非常爱戴她，恶人则畏惧她。”[21]

然而，她的手段虽然高效，并且或许是必需的，但也是专断的。最终塞维利亚居民噤若寒蝉。加的斯主教堂阿隆索·德·索利斯恳求她对坏人多一些仁慈，并表示，上帝珍视那些“内心谦卑”因而能够发慈悲的人。[22]

女王的立场有所缓和。“她看到不计其数的男女因为畏惧司法而饱受折磨，被他们的泪水和呻吟所感动”，决定对普通罪犯实施一次大赦。[23]消息传了出去，很快就有4000多人返回了塞维利亚地区。伊莎贝拉严苛的司法工作得到了大家的赞赏。

将类似的调查工作延伸到宗教领域，是很容易的事情。很快，奥赫达的主张——建立异端裁判所——就有了更多支持者。他的热情支持者之一是菲利波·德·巴尔贝里修士，近期抵达卡斯蒂利亚的宗教法官，原籍西西里。他在寻求对一道古老的法令（源于1223年）进行确认，这道法令允许在西西里岛进行异端裁判，以铲除异端；还规定异端分子财产的三分之一将被异端裁判所没收。教皇使节尼科洛·佛朗哥（特雷维索[24]主教）也同意。于是很快这三人都在怂恿伊莎贝拉采取行动了。[25]

随后，他们发现斐迪南国王也赞同他们的观点。异端裁判所建立之后，就成为非常有用的铲除异己的工具，还能从被指控犯有异端罪的人那里收到金钱，这些钱可以用于其他用途。国王很快加入了这场“合唱”。他已经选择了主管异端裁判所的理想人选：他的长期忏悔神父，严峻顽固而清心寡欲的托马斯·德·托尔克马达，即红衣主教胡安·德·托尔克马达的侄子。

历史学家拉斐尔·萨巴蒂尼认为，“对斐迪南来说，这个建议或许是颇有诱惑力的”，因为这一方面能让他立刻满足自己虔诚的虚荣心；另一方面又能充实几乎已经枯竭的国库，因为被迫害的是社会上一个非常富裕的群体。既能良心坦荡，又能大发横财，何乐而不为呢。不过，虽然斐迪南是西班牙的君主之一，而且是阿拉贡的最高统治者，但他在卡斯蒂利亚没有伊莎贝拉那样的权力。卡斯蒂利亚毕竟是伊莎贝拉的王国，虽然斐迪南在卡斯蒂利亚的地位不是简单的君主配偶，但根据法律和政策，他必须服从于她的意志。所以他能够做的，仅仅是帮助三位教士游说。他们四人使尽浑身解数去敦促伊莎贝拉，于是她让步了。[26]

伊莎贝拉不情愿地同意开展初步调查，以确定新皈依的基督徒当中遵循犹太教习惯的程度。1477年，她请求红衣主教佩德罗·门多萨开始向民众告知此事。红衣主教门多萨命令准备一份教导手册，向那些不熟悉基督教规则与仪式，或忘记了这些知识的人解释。这是一种教义问答手册，解释了洗礼、告解和基督教信仰的基本信条。门多萨命令在西班牙的所有教堂、布道坛和学校宣讲这份手册。其他人主张对不信基督的人施行更严厉的制裁，以净化教会。但伊莎贝拉和红衣主教门多萨起初不愿意使用过激手段。

但后来发生了一些事情，导致局势恶化。1478年的圣周[27]，一个出身于著名的古斯曼家族的年轻卡斯蒂利亚人，在追求一个年轻的改宗犹太人姑娘。他说，他在她家的时候，偶然听到她父亲亵渎耶稣的名字，并侮辱基督教。他向一名多明我会神父告发了此事。奥赫达得知后立刻对被告的家庭进行了调查。被告及其五名朋友表示悔罪，得到了宽恕。但狂热的奥赫达认为这还不足以赎清这些人的罪孽，于是加倍努力，呼吁女王注意这些他认为的危险的叛教行为。据教会历史学家萨巴蒂尼说，女王又一次不同意，至少在一定时期内不同意施行严厉制裁。[28]

但主张建立异端裁判所的人此时得到了一个强大的盟友。托马斯·德·托尔克马达是塞哥维亚一座多明我会修道院的院长，也是几十年来德高望重的教士。他是看着伊莎贝拉长大的，还曾作为斐迪南的宗教顾问和忏悔神父，陪同他到各地旅行。此外，作为一位前任红衣主教的侄子，他的话很有分量。现在，他开始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来反对改宗犹太人。

伊莎贝拉女王不情愿地同意向教皇申请一份诏书，即官方的法律文件，授权在西班牙组建异端裁判所。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于1478年11月7日批准了建立异端裁判所的请求，允许两位君主挑选三位主教、大主教或神父，在两个王国内担任宗教法官。但伊莎贝拉仍然很犹豫，不愿意发动有些人在敦促她做的那种严厉的调查。她更加努力地开展教育工作，以确保人们受到关于可能的叛教行为的教育，而不是因为过失而受罚。同时她和斐迪南去了托莱多。卡斯蒂利亚国会在那里开会，向他们尚在襁褓中的儿子和继承人胡安宣誓效忠。随后伊莎贝拉又生下了一个孩子，即胡安娜。两年过去了，她没有做任何努力推动异端裁判所的成立。

但关于组建异端裁判所的讨论很自然地让改宗犹太人惶惶不可终日。一位新皈依的基督徒写了一本小册子，批评两位君主竟然考虑这样的事情。[29]攻击王室始终是一件危险的事情。有些人认为这本批评君主的小册子恰恰证明王权受到了严重的、危险的冒犯。这本小册子流通的时间也很不凑巧，因为那时奥斯曼军队刚刚征服了奥特朗托。

1480年9月，两位君主决定贯彻教皇诏书，任命了两位高级宗教法官去领导异端裁判所，即门多萨和托尔克马达。这两人任命了其他一些人启动工作，在塞维利亚建立了一个大本营，因为有人抱怨，塞维利亚的问题最严重。很快，就有一群身穿白袍、头戴黑帽的宗教法官开始在从卡斯蒂利亚北部到塞维利亚的游行队伍中行进。人们被告知，要么悔罪并接受宽恕，要么好自为之。

有些改宗犹太人大为惶恐，迅速逃离塞维利亚。他们的匆匆逃跑让宗教法官更觉得他们有罪。很快王室就发出通知，要求查明哪些人逃亡，以及逃往何处。异端裁判所的触手伸向全国各地。宗教法官宣布，他们将逮捕任何以这种方式逃离塞维利亚的人。国内各地的贵族协助教会追捕嫌疑人。改宗犹太人开始受到审判，有些人被定罪。

第一次公开处决，即信仰审判[30]，于1481年2月6日在塞维利亚举行，也就是异端裁判所建立的仅仅几个月之后。六人被处以火刑。教士阿隆索·德·奥赫达在这一天做了得意扬扬的布道，但几周后他就死于瘟疫。若在其他时期，异端裁判所声势最壮的支持者的死亡，或许会让整个异端裁判所事业画上句号。但奥赫达已经发动了一件非常宏大且丑恶的事情。数十人逃亡，意味着必须追踪并调查他们。塞维利亚有数百人悔罪，在等待更全面审判期间挤满了监狱。为了处理这些工作，需要更多教士。根据1482年2月的一份教皇法令，七位宗教法官获得任命。此事发生的时候，国内的宗教狂热正在高涨；就在同一个月，伊莎贝拉呼吁西班牙的所有骑士支持针对格拉纳达的战争。[31]

关于改宗犹太人问题的更多、更普遍的报告导致在科尔多瓦和哈恩（收复失地运动的另外两个军事基地）组建了类似的宗教法庭。1485年，托莱多建立了宗教法庭。很快，在全国各地，在阿维拉、梅迪纳·德尔·坎波、塞哥维亚、西贡萨和巴利亚多利德，都组建了异端裁判所。斐迪南在巴塞罗那、萨拉戈萨和巴伦西亚启动了类似的行动。

斐迪南领地内的异端裁判所很快就变得比卡斯蒂利亚的异端裁判所更臭名昭著。在1482年的一份教皇诏书中，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对阿拉贡王国发生的一些事情提出了严正抗议。

他指控道，斐迪南国内的异端裁判所的动机不是宗教热忱，也不是拯救灵魂，而是对财富的贪婪；很多真正的、虔诚的基督徒，由于敌人、竞争对手、奴隶和更加低贱和不恰当的人的证词，在没有任何合法证据的情况下，就被投入世俗监狱，遭到刑讯，被谴责为异端分子，剥夺财产，交给世俗当局处死；这些恶行危害人的灵魂，立下了有害的恶例，令人作呕。[32]

斐迪南迅速做出回应，说他对教皇竟然被“上述改宗犹太人的持续不断、奸诈狡猾的劝导”而蒙蔽感到“震惊”，并警告教皇“所以要多加小心，不要继续追究此事”。[33]

几周后，教皇就退缩了。但在斐迪南的王国，公民继续反对异端裁判所，很多人觉得它的程序不公正，违反了传统的法律。在萨拉戈萨附近的特鲁埃尔，发生了反对异端裁判所的起义，但被军队镇压下去。1485年9月15日夜间，宗教法官佩德罗·阿韦斯在萨拉戈萨大教堂祭坛前祈祷时，被刺客戳死。刺客要么是改宗犹太人，要么是改宗犹太人雇用的。这起暗杀让改宗犹太人的命运更糟糕了，因为阿韦斯是在跪着祈祷时被杀的，因此很快就被视为一位圣徒。密谋者被处决，阿拉贡的民意转向支持异端裁判所。

每一个新的宗教法庭在启动的时候，会发布“恩典敕令”，呼吁信徒前来悔罪并得到宽恕。他们被告知，如果他们真诚地悔改，就会得到宽恕；但如果冥顽不灵，他们的罪孽迟早会被揭露，那时受到的惩罚会更严酷。梵蒂冈历史学家萨巴蒂尼相信，伊莎贝拉女王和红衣主教门多萨希望用这个程序来劝导人们回到教会的怀抱，而避免流血。

但“恩典敕令”的执行导致更多人受到指控。很多人主动来寻求赦免，忏悔自己的异端罪行。但要证明他们的真诚，悔罪的人必须告发其他仍然在遵循犹太教规矩的人。如果他们告发别人，就可能让别人受到恐怖的折磨，或许会死亡；如果他们不告发别人，他们的悔罪就被认为是不完整的、不真诚的。萨巴蒂尼写道：“这些可怜的叛教者，发现自己腹背受敌。他们要么可耻地背叛那些他们知道还在信奉犹太教的同胞，要么不仅承受火刑的残酷死亡，而且还被没收财产，他们的儿女将沦为乞丐。”[34]

如果一个人犯了以下错误之一，就会被认为是伪基督徒：声称弥赛亚还没有降临；说摩西的律法和耶稣基督的一样好；遵守犹太教的安息日，在那一天穿干净衬衫，或者在星期五晚上避免劳动；遵循犹太教的饮食规矩；大斋节[35]期间吃肉；遵守以斯帖斋戒或犹太教要求的其他斋戒；背诵大卫王《诗篇》时不说“荣耀归于圣父、圣子与圣灵”这一句；在生孩子之后的四十天里不去教堂做礼拜；为自己的孩子行割礼或给他们取希伯来名字；按照犹太教的习俗结婚；在开始长途旅行之前举办告别晚宴；携带犹太教的宗教器具；临死前将脸转向墙壁；用温水清洗尸体；用犹太教的习俗哀悼死者；在犹太教墓地埋葬死者。[36]

当然，上述行为可能是改宗犹太人的家庭习惯，而没有刻意的宗教意义。其中有些在传统的基督徒家庭也很常见，这意味着，即便那些根本不是异端分子的人，即便那些最虔诚的天主教徒，也可能被判有罪。西班牙历史学家胡安·安东尼奥·略伦特研究了文献资料，认为上述法规在制定时就“带有刻意的恶毒”，是为了尽可能广地撒网，抓捕尽可能多的人。[37]有些宗教法官的工作狂热非常惊人。

在有些案例中，为了给处决犯人的决定辩护，异端裁判所给出了滑稽可笑的说法。中世纪一个流传很久的民间传说是，犹太人会绑架并杀死基督徒婴儿，这是对耶稣基督之死的恐怖重演。这时，西班牙出现了一个故事，主人公是一个被称为拉瓜尔迪亚圣婴的孩子，据说他在这样一起牺牲仪式中被犹太人杀害。这起所谓的人祭谋杀案受到调查，导致1491年有六名改宗犹太人和五名犹太人在阿维拉被判死刑。有些犯人在遭到刑讯后认罪；但并没有小孩失踪的报告，也始终没有找到小孩的尸体。[38]

异端裁判所的财政方面是它迅速发展壮大的重要促进因素，因为它为政府带来了大量金钱。如历史学家何塞·马丁内斯·米连所说，异端裁判所从建立之初就要自筹经费：宗教法官的薪水和监禁犯人的费用来自犯人的家产。[39]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1477年，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批准伊莎贝拉将异端裁判所没收的所有货物或金钱纳入王室金库。这条规则被吸收进了1484年的塞维利亚法令。

异端裁判所的标准操作流程有三个步骤：扣押、没收和出售。犯人最初因异端罪被捕，就是扣押。犯人被传唤到听证会上，被命令公开自己的所有财产。异端裁判所会制作一份财产清单，并向犯人高声宣读，要求他签字。档案一式三份，法庭官员会注意犯人是否企图隐藏自己的财产。犯人被羁押候审。他的财产被没收，由国家控制。若犯人负有债务，会用他的财产向债权人还债。

然后，异端裁判所以犯人的名义代为保管他的财产和货物。若犯人被无罪开释，那么他的财产和货物将被归还。但如果他被判有罪，财产就被交给异端裁判所的金库。货物会被估价，然后法庭将其拍卖。犯人的亲属不被允许竞买。

很显然，异端裁判所受到经济上的刺激，会想方设法将嫌疑人判定有罪。有的时候，有权有势的人可以收买异端裁判所，保住自己的部分财产；但异端裁判所的很多牺牲者很穷，没有多少财产可以被扣押。于是，很多贫困家庭连自己最后一点点财产也丧失殆尽。

但由于很多被迫害的人很穷，所以异端裁判所的收入往往不足以覆盖羁押所有犯人并为其提供口粮的开销，所以有的时候王室会给异端裁判所一些经济补助。斐迪南努力想办法来弥补异端裁判所的财政亏空，但异端裁判所的官员常常无法按时领到薪水。因此教会官员常常被选来担任宗教法官，因为他们自己从教会得到的收入能够维持生活开销，无须依赖别人。

由于异端裁判所的迫害，许多曾经的犹太人家庭面对两难的选择。有些犹太人成了虔诚的基督徒。但正如普尔加尔所警示的，宗教教育一般发生在一个人的童年，所以很多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在基督徒生活的最基本圣礼和仪式方面受到的教育很差。也有的犹太人仅仅是名义上皈依基督教，内心实际上还忠于犹太教。几乎每个改宗犹太人家庭里，都有这些现象并存，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困难。

例如，假如一个改宗犹太人家庭有亲戚来访，而这些亲戚仍然信奉犹太教，那么如何准备饮食？不管主人家是怎么吃饭的，他们肯定会为客人准备犹太人的食物。但如果这么做，那么改宗犹太人家的主妇就有犯下异端罪的危险，可能会被指控遵循犹太教习俗。如果一个心怀不满的仆人告发，那么主妇就可能遭到起诉。

类似地，如果改宗犹太人家庭接受犹太亲戚的款待，吃了按照犹太人的规矩准备的饭菜，那么他们就可能遭到起诉。如果家里生了孩子而按照犹太人的传统庆祝，即便这家人是定期听弥撒的天主教徒，也可能遭到起诉。

改宗犹太人如履薄冰，很难不犯错误。根据基督教律法，施舍犹太人乞丐，是罪孽。在犹太教的圣日拜访犹太会堂，是罪孽。不吃猪肉是很可疑的。

嫉妒和恶意很快发挥了作用，而且有很多基督徒相信犹太人的财富是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的。例如，据编年史家迭戈·德·巴莱拉记载，1473年的科尔多瓦暴乱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很多基督徒“看到科尔多瓦的改宗犹太人非常富裕，能够买官……因而大怒”。当官的改宗犹太人以“傲慢”的方式行使职权，这让基督徒非常恼怒。[40]有时犹太人也会作证指控已经改宗的其他犹太人，因为他们相信后者皈依基督教仅仅是为了得到金钱的好处。

改宗犹太人的另一个麻烦是，他们当中很多人从事的职业让他们不讨人喜欢。放债是一种风险很大的行当，高利贷有时会让债务人走投无路。基督徒不被允许放债，因为这是一种有罪的职业。但犹太人可以从事这种行业。税吏很少得到同胞的喜爱，而很多改宗犹太人做这方面的工作，在社会底层的财政困难越来越严重的时候，税吏却在寻求最大限度地搜刮民脂民膏。例如，1480年，塞维利亚城有21名税吏和2名财政官，全都是改宗犹太人。[41]

犹太人和改宗犹太人还占据了卡斯蒂利亚王国的国库和税务部门的大多数高级职务。例如，改宗犹太人迭戈·阿里亚斯·达维拉是恩里克四世国王在位期间国内最高级的财政官员。改宗犹太人安德烈斯·德·卡布雷拉在塞哥维亚担任司库，先是为恩里克四世国王效力，后为伊莎贝拉服务。

托莱多城的异端裁判所档案表明，至少在异端裁判的早期，在当地遭到起诉的人是中产阶级，不属于精英阶层。被判死刑的人当中有鞋匠、屠夫、编织匠和商人，以及他们的妻子。但也有更富裕的人陷入罗网。

但遗憾的是，对于异端裁判所，我们知之甚少。被火刑处死的人真的是异端分子，还是皈依基督教但保留了一些犹太教习俗的人？研究了大量庭审证词和现存编年史的学者们没有一致的意见。以色列学者本齐恩·内塔尼亚胡相信，大多数被烧死的人其实是基督徒，因为虔诚的犹太人鄙视和憎恨他们，认为他们是机会主义的叛徒。他写道，当时的犹太作家看到这些新皈依的基督徒受到的苦难，起初表达了“公开的喜悦”。希伯来学者杰贝兹称改宗犹太人为“上帝的敌人”。伊本·舒艾卜说，改宗犹太人的“邪恶”“在我们眼里比非犹太人更恶劣”。[42]

但也有历史学家相信被定罪的人是“秘密的犹太人”，即面对巨大压力但秘密保留犹太教信仰的人。勒妮·莱文·梅拉麦德研读了许多庭审记录，她相信很多犹太女人虽然表面上遵守基督教的要求，但私下里还是勇敢地在自己家庭维持一种犹太人的核心特性：

所有这些女性，母亲、姨母、姐妹和妻子，都遵守犹太教律法，教导或者被教导犹太教律法，都认同她们的犹太传统。她们全都受到教导，要把自己当作以色列的女儿。她们非常清楚自己这么做是在拿生命冒险。她们都愿意默默地颠覆天主教会的教导，无视落入异端裁判所监狱或者被绞死的风险。所有人都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良心坦荡。[43]

如果梅拉麦德是正确的，的确有很多犹太人仅仅在假装基督徒，那么当时的很多基督徒怀疑他们，也不足为奇了。有些神父和修女是改宗犹太人，其中一些还在教会攀升到了高层。这意味着他们在宣讲自己并不相信的东西吗？庭审表明，有些人的确如此。在托莱多，在异端裁判所的最初十年里，两名神父和一名修女被指控犯有犹太异端罪；两名神父被无罪开释，但修女被判死刑。[44]

一个著名案例是塞哥维亚主教胡安·阿里亚斯·达维拉的案子，他是西班牙最重要教堂之一的领袖。1411年，圣文森特·费雷尔在塞哥维亚的精彩宣讲说服了他的家庭从犹太教改信基督教。[45]

胡安的父亲迭戈·阿里亚斯·达维拉和母亲埃尔维拉由此发迹；迭戈成为恩里克四世国王的司库。但有传闻称，他们一家仅仅是假装皈依基督教，目的是获得财政的好处，他们私下里还是信奉犹太教，并嘲讽基督教。迭戈和埃尔维拉的儿子胡安在二十四岁时便成为神父，随后当上塞哥维亚主教，于是风言风语更厉害了。

胡安的父母去世多年后，宗教法官来了，问题变得更尖锐。塞哥维亚主教对异端裁判所发出抗议，然后直接向梵蒂冈的教皇提出申诉。他首先采取了预防措施，将自己已故亲属（包括父母）的遗骸从墓穴中挖出，亲自带到了罗马。有些人觉得他是在以恰当的方式抗议异端裁判所的心狠手辣，也有人相信他的行动恰恰证明他的家庭是伪基督徒。塞哥维亚主教再也没有返回西班牙，于1497年在罗马去世。

在卡斯蒂利亚，他的家庭的活动受到了长期调查。据历史学家戴维·马丁·吉特利茨的说法，“从1486年到1490年，数十名目击证人提供了关于这个家族的证词”，声称迭戈·阿里亚斯·达维拉的家族在假装基督徒的那些年里，实际上仍然遵守犹太教的安息日，过犹太教的主要节日，按照犹太教的规矩饮食，支持犹太会堂，并逃避去基督教堂做礼拜。另外，胡安的父亲曾“经常鄙夷基督教的标志，尤其是圣徒”。[46]这些证词很自然地让人对他的儿子——塞哥维亚主教的宗教信仰产生怀疑。

发生在西班牙天主教核心的一桩丑闻或许让人越来越感到教会本身遭到了异教徒的破坏。西班牙除了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之外最重要的朝圣地点是瓜达卢佩的圣龛，这个地方也是伊莎贝拉女王心目中最神圣的地方，她几乎每年都访问该地。

瓜达卢佩圣龛的中心是一尊面色黧黑的圣母玛丽亚雕像，据传说，它是由圣路加雕刻的；711年穆斯林入侵西班牙之后，这尊雕像被埋在地下，以免落入穆斯林手中。基督徒成功收复该地区之后，由于当地一名农民目睹的幻象，雕像被重新发掘出来。这名农民向神父指出了雕像埋藏的地点。这个地点演变为一个广受欢迎的圣龛。

信徒尊崇这尊雕像，将它与一些奇迹（包括基督徒奴隶逃脱穆斯林主人）联系起来。整个半岛的西班牙天主教徒艰难地跋山涉水，来到瓜达卢佩，向圣母像祷告，或者悔罪、告解，并从居住在此处的约130名修士那里获得赦罪。

瓜达卢佩是西班牙最神圣的主教管区的最神圣的圣龛，由托莱多的教会管辖。托莱多则是西班牙地位最高的教士——托莱多大主教和红衣主教佩德罗·门多萨，伊莎贝拉的密友和顾问——的领地。

上述的所有宝贵的记忆给圣龛带来了财富，让居住在那里的修士能够过得舒适，专注于学术和艺术，如为手稿绘制插图。他们的饮食条件很好，修道院里有热的和冷的流动水。

瓜达卢佩城也因为宗教旅游业繁荣起来，许多饭馆、客栈和商人靠向每年成群结队赶来的朝圣者出售货物和提供服务而发财致富。据学者格蕾琴·斯塔尔—勒博说，当地人口有约10%是改宗犹太人。[47]

异端裁判所建立之后，开始流传一些说法，称瓜达卢佩的改宗犹太人神父特别优待城里的改宗犹太人商人，给他们出谋划策，帮助他们保留犹太人习俗，鼓励他们遵守犹太人的饮食律法，并想方设法蒙蔽基督徒，让基督徒觉得这些改宗犹太人也信奉基督教。据斯塔尔—勒博的研究，斐迪南国王于1483年9月驾临瓜达卢佩。很快，当地居民和圣龛的修士都受到了调查。

一些改宗犹太人家庭逃离了瓜达卢佩。一个大家族逃往穆斯林控制下的马拉加（当时正与卡斯蒂利亚交战），公开以犹太人的方式生活。

斯塔尔—勒博写道，1485年，瓜达卢佩的一名市民被确认犯有遵循犹太教律法的异端罪，在信仰审判中被处以火刑。还有四十五人在死后或缺席被判有罪。[48]

据斯塔尔—勒博记载，随后，异端裁判所举行了一次绝密会议，以调查瓜达卢佩的神父是否也是异端分子。很快就有确凿证据表明，这些判断是正确的。例如，一名改宗犹太人忏悔神父，迭戈·德·马切纳修士，被多名证人指认，曾指导其他改宗犹太人逃避基督教仪式，如在大斋节期间不吃肉。他告诉其他修士，他们可以在耶稣受难节吃煮的鸡肉，而非烤鸡肉，这样别人就察觉不出。他还曾公开质疑圣母玛丽亚是否真的是处女（圣母玛丽亚是童真女，这是西班牙虔诚天主教徒的信条之一），并告诉别人，他从来没有接受过洗礼。

证人说，另一名改宗犹太人教士，修道院长贡萨洛·德·马德里临死前接受临终涂油礼时假装呕吐，以避免吃下圣饼。修士路易斯·德·马德里，改宗犹太人，曾在修道院公开表示，他认识两个改宗犹太人修士，他们在举行圣餐仪式时拒绝为圣饼祝圣；但他不肯说这两人是谁。有三名修士被发现行过割礼。还有几名修士装病，以逃避弥撒或唱圣诗。

最终，西班牙中心最神圣的圣地的130名修士中有21人因为所谓的犹太教活动而遭到谴责。据斯塔尔—勒博的说法，其中一人被终身监禁，迭戈·德·马切纳被处以火刑。[49]

西班牙的天主教会企图隐瞒这起丑闻，将他们收集到的关于这座修道院的改宗犹太人修士的活动的文献资料藏匿起来。但有些文献始终没有被销毁，斯塔尔—勒博对其作了详尽的研究，并写了一本书《在圣母的阴影下》。

但这桩丑闻在西班牙几乎人尽皆知，让人们更加猜疑，其他的宗教修会是否也包藏了异教徒。

在此期间，伊莎贝拉女王肯定知道瓜达卢佩的情况，因为她命令使用从该城的改宗犹太人那里没收的100万马拉维迪，为朝圣者建造一座医院。然后她自己出资100万马拉维迪，以承担此项工程的开支。

那些成为虔诚基督徒的西班牙改宗犹太人有时也加剧了紧张气氛。他们与其他人拉开距离，或者自觉高人一等。他们满脑子都是血统论。不过基督徒也是这样。在巴塞罗那和巴伦西亚，这些虔诚的犹太人基督徒抱成一团，在由犹太会堂改建的基督教堂内做礼拜。有人声称自己是耶稣家族的直系后裔。布尔戈斯主教阿隆索·德·卡塔赫纳是拉比希罗马赫·哈·利未（皈依基督教后改名为布尔戈斯的保罗）的儿子，据说曾这样吟诵圣母经：“圣母玛丽亚，我的血亲，为我祈祷吧。”在阿拉贡，这样的人自称“以色列的基督徒”。[50]

研究异端裁判所的著名历史学家亨利·卡门写道：“这些改宗犹太人的态度，或许是出于自卫，而不是傲慢。但他们加剧了新老基督徒之间的互不信任。尤其是，一个改宗犹太人民族的概念，植根于犹太人基督徒的心灵，让别人觉得他们是一个单独的、外来的、敌对的团体。这造成了命运攸关的影响。”[51]

最终，改宗犹太人发现自己无论在犹太人还是基督徒社区，都找不到真诚的朋友，而此时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正在奔向战争。到这时，几乎所有地方都对他们产生了猜忌。内塔尼亚胡写道，在15世纪40年代末，只有“少数”改宗犹太人被视为可能的异端分子，但在随后几十年里，老基督徒的民意发生了重大变化，“绝大多数”改宗犹太人都被视为确凿无疑的异端分子。[52]

* * *

不管表象之下的现实如何，西班牙异端裁判所的所作所为都是超乎寻常地违背基督教精神、凶残而可憎。它与西班牙思想的另一项强大的原则（曾经由伊莎贝拉的兄长恩里克四世表达出来）完全相反，即宽恕是基督教的一个根本特征。恩里克四世曾受到压力，去惩罚一名多次背叛他的贵族，将此人传唤到自己面前，然后将他释放，并说，宽恕是他的信仰的一个关键支柱。“我宽恕你，”恩里克四世说，“以便我要离开人世的时候，上帝能够宽恕我的灵魂。”[53]

在这个案例里，恩里克四世国王宽恕的是实际上有罪的人。而如今伊莎贝拉残酷镇压的，却是没有任何罪过，或者危害极小的人。她自己内心一定很矛盾，因为她允许自己身边的人对异端裁判所的正义性和道德性提出严正的质疑，不过她自己没有表达过任何疑虑。她允许编年史家普尔加尔在王室赞助的著作中写道：“宗教法官和世俗刽子手的行为残忍，表现出极大的敌意，不仅敌视那些被他们惩罚和折磨的人，还敌视所有的新基督徒。”[54]

斐迪南是个没有道德原则的人，他对异端裁判所应当不会感到任何道德顾虑。事实上，历史学家本齐恩·内塔尼亚胡相信，斐迪南是“异端裁判所的真正始作俑者”。[55]他写道，斐迪南

表现得守道德、虔诚信教；因为他对伦理与宗教在人的生活中发挥的关键作用，有准确的判断。他没有公开挑战道德，而是利用它达到自己的目的。他懂得如何拿捏群众的情绪，它是社会生活的一个因素；他也懂得利用群众的激情的力量……作为他统治国家的动力。因此，他利用群众对改宗犹太人的仇恨和关于异端罪的教会法律，去推动自己的政治利益，同时努力把自己打扮为神圣教会的真正儿子。他对捍卫宗教律法的热忱，甚至超过了他主持民事法律的热情……因此他没有正式地调查异端裁判所的司法程序，以避免承担它的裁决带来的责任；并防止别人反驳他的说法，即他对宗教法官的裁决完全信任。但他常常干预异端裁判所的战利品的收集与分配。[56]

那么，伊莎贝拉女王的立场是怎么样的呢？毕竟她在其他很多方面被描述为充满人道关怀，并且热忱地学习基督的生平和教诲。她如何能为异端裁判所的残忍和草菅人命辩护？

简而言之，伊莎贝拉的个性非常复杂，包含五花八门的元素。虽然她在很多方面显得仁慈宽大，但也有睚眦必报的一面，让她非常严酷、穷追不舍、不屈不挠地惩罚她眼中的恶人，并达到自己的目的。她或许是这样推断的：异端裁判所是达到有价值、正当合理的目的的手段；为了战胜格拉纳达，她需要得到安达卢西亚老基督徒（尤其是塞维利亚和科尔多瓦的老基督徒）全心全意的支持，而这些人非常敌视改宗犹太人。或许她相信自己的整个生活方式都受到了威胁，只有最残酷无情的策略才能帮助基督教西班牙在土耳其人的进攻下生存下来。或许，她当真是为自己臣民的精神福祉担忧，尽管这种担忧是受到误导而产生的。对每一种宗教信仰的狂热信徒来说，只有他们的信仰才是宇宙的关键。无论如何，伊莎贝拉完全能够把自己的举措——建立和支持异端裁判所——合理化。成功的统治者为了追寻自己眼中的更大福祉，往往甘愿牺牲其他人。按照内塔尼亚胡的说法，对伊莎贝拉来说，“要想安全地控制安达卢西亚，就必须想办法消除骚乱”。[57]

但在针对格拉纳达的战争结束后，她的立场也没有变化。她残酷镇压的打击面反而扩大了。1492年3月，在秘密磋商之后，她和斐迪南命令犹太人（此前没有受到异端裁判所的大力迫害）立刻皈依基督教，否则将其驱逐出境。他们认为，犹太人在西班牙的存在会诱惑改宗犹太人，让后者抛弃基督教信仰，使其丧失救赎的机会。犹太人到她面前恳求时，她告诉他们，这个决定是斐迪南在梦中做出的，因此是上帝的意志。“你们相信这是我们的决定吗？”她对前来恳求她收回成命的犹太人代表说道，“是上帝让国王心中产生了这想法。”在犹太人的恳求之下，她也不肯向丈夫表达抗议。她告诉他们：“国王的心就像河流一样，都在天主的掌控之下。天主按照自己的意志，改变国王的心意。”[58]从此，伊莎贝拉的犹太人臣民知道，局面已经不可挽回了。

卡斯蒂利亚与穆斯林签订的条约的一个条款就预示了伊莎贝拉新的、更严苛的立场。这个条款说，被卡斯蒂利亚征服的地区的犹太人必须在三年内皈依基督教，否则必须迁往北非。但在结束漫长战争的激动中，人们忘记了这个条款。

所以伊莎贝拉的命令公布之后，大多数犹太人都感到震惊，甚至不知所措。此前，伊莎贝拉女王和斐迪南国王并没有以任何方式表达自己对犹太人不满。他们对犹太人一直表达尊敬和友谊。有人相信斐迪南有犹太血统。以撒·阿布拉瓦内尔的大部分成年时光里，都是伊莎贝拉及其家族的备受信赖的谋士和财政顾问。他后来说，他得知伊莎贝拉的命令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回忆道：“王室的命令颁布时，我正在宫里。我哀求国王，求他发慈悲，一直求到我自己累垮。我三次跪着恳求国王：‘哦，国王陛下，看着我们，不要这样残酷地对待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您的仆人？只要允许我们留在陛下的国度，我们甘愿献出金银，献出我们拥有的一切。’”

不足为奇的是，犹太人提议的高额贿赂让斐迪南兴趣盎然，他显然犹豫了，在考虑此事。但他的忏悔神父托马斯·德·托尔克马达跳了起来，恼怒地比画着，指责斐迪南为了三十枚银钱，就要背叛自己的信仰。犹大将自己的朋友耶稣出卖给罗马人（目的是处死耶稣），得到的赏金就是三十枚银钱。斐迪南决定坚持原先的决定。随后阿布拉瓦内尔恳求自己的朋友们采取措施，阻碍这道王室法令的实施，

但正如蝰蛇用灰尘堵住耳朵，不听耍蛇人的声音，国王也狠下心来，不理睬犹太人的苦苦哀求，而是宣布，就是把犹太人的全部财富都给他，他也不会撤销这道法令。坐在他右手边的女王也反对撤销法令，敦促他将已经开始的工作继续下去。为了求国王撤销法令，我们想尽了办法，耗尽了力气。但任何智慧都无益，任何人都帮不了我们。这邪恶的法令宣布的地方，或者它的消息传播到的地方，我们的民族号啕大哭，为自己的绝境哀哭；因为自从犹太民族被逐出圣地家园以来，还不曾有过这样的放逐。[59]

有些犹太人，如伊莎贝拉童年的盟友拉比亚伯拉罕·塞尼奥尔，不情愿地同意改宗。他在瓜达卢佩修道院接受了洗礼，女王就站在他身旁。“成千上万人”也带着悔恨接受了洗礼。[60]

其他的犹太人选择了背井离乡，他们知道路上的风险极大，他们的一些家人会丧生。堂以撒·阿布拉瓦内尔告诫和鼓励犹太人坚守犹太教信仰，即便失去自己的生命和财产。对他来说，信仰是至关重要的。他和家人逃到了那不勒斯，后来又去了威尼斯。其他的犹太人则逃往葡萄牙、奥斯曼帝国、北非或欧洲其他地区。

据编年史家记载，犹太人逃离西班牙，是一幅凄惨的景象。卡斯蒂利亚编年史家安德烈斯·贝纳尔德斯写道：“在王室法令规定的期限内，犹太人廉价出售和处理了自己的财产，所得甚微；他们到处哀求基督徒买下他们的财产，却找不到买家。豪门大宅被以微不足道的价钱出售；用一头驴就能换来一座房子。一小块布或亚麻就能换得一座葡萄园。”

虽然他们被禁止带走金银，还是秘密地在满载货物的牲口的鞍具、笼头和挽具里藏了大量金银。在边境城镇和海港，他们会受到专门官员的搜身。为了逃避搜查，有些人竟将多达30个杜卡特吞下肚。富裕的犹太人为穷人支付路费，互相慈善友爱，以便让除了极少数最穷苦的人之外，大多数人都不必改宗。在7月的第一周，他们踏上了离开故国的道路，男女老少都亡命天涯；有步行的，有骑马、骑驴的，有坐车的；每个人都走向自己选定的港口。在路上，在他们经过的国家，他们遇到极大的困难，蒙受了笔墨难以描摹的不幸。有的人倒下，有的人爬起；有人死去，有婴儿诞生；有的人晕倒，有的人患病；基督徒们看到他们的惨状，无不怜悯他们，劝说他们接受洗礼。有些人因为痛苦万分，皈依了基督教；但这样的人很少。拉比们鼓舞大家，让年轻人和女人唱歌，吹笛子，打鼓，给大家鼓劲，维持大家的精气神。[61]

塞哥维亚的犹太人在西班牙的最后三天是这样度过的：他们在墓地“用自己的泪水浇灌父辈的骨灰；他们的哀哭让所有听到的人心生怜悯”。[62]很多人离开西班牙时，携带的只有从犹太会堂取走的珍贵的希伯来文手稿。

第一批离开的是一些居住在格拉纳达的犹太人家庭，不久之后其他犹太人也追随他们动身了。他们来到港口，斐迪南为他们安排了船只。有些人在海上溺死，或者侥幸从海难中逃生。有些人被冻死。许多人病倒。他们遭到强盗袭击，被抢走财物，甚至身上的衣服，被卖为奴隶。有些人被抛弃在遥远的海岸。一群人来到了非斯，那里正发生旱灾，于是他们被赶走。他们被迫在干旱平原搭起营帐，很快就开始有人饿死。关于犹太人吞下黄金、将其偷运出西班牙的故事流传甚广；非洲的穆斯林“谋杀了一些犹太人，然后剖开尸体，寻找黄金”。[63]

被放逐的犹太人在不同的基督徒国家受到的待遇是不同的。很多人去了葡萄牙，他们在那里只要缴纳沉重的赋税，就可以停留。在热那亚，一手拿面包、一手拿十字架的神父欢迎他们；他们若要填饱肚子，必须皈依基督教。[64]臭名昭著的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受到其他很多人的谩骂，但他对犹太人比较友好，允许他们定居在教皇国，并保护他们。

西班牙异端裁判所既恶毒，又悲剧。但从伊莎贝拉的角度看，它将西班牙团结了起来，得以消灭内部的宗教纷争，让国民可以一致对外。这是西班牙历史上最大规模，从伊莎贝拉的角度看也是最成功的强迫异教徒皈依基督教的行动之一。消灭外来者的行动有其好处；宗教宽容并非普遍性的概念。现在，西班牙做好了准备，并且足够心狠手辣，即将成为到当时为止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世界霸权。

[1] Henry Kamen，The Spanish Inquisition：A Historical Revision（London：Weidenfeld & Nicolson，1997），p.82.

[2] Archivo Histórico Nacional，Catálogo de las causas contra la fe seguidas ante el tribunal de Santo Oficio de la Inquisición de Toledo（Madrid，1903）.

[3] Lu Ann Homza，ed. and trans.，The Spanish Inquisition，1478-1614：An Anthology of Sources（Indianapolis：Hackett，2006），p.xi.

[4] 犹太教的第一圣殿是所罗门王建造的，于前586年被新巴比伦帝国摧毁，耶路撒冷被征服，犹太王国部分人口被掳走，即所谓“巴比伦之囚”。后巴比伦的居鲁士大帝允许犹太人重建圣殿，于前516年建成，即第二圣殿。公元66年，犹太人反叛罗马帝国。70年，罗马将领提图斯（后来的皇帝）占领耶路撒冷，摧毁第二圣殿。根据犹太教的信仰，未来将会有第三圣殿出现。

[5] Benzion Netanyahu，Don Isaac Abravanel：Statesman and Philosopher（Philadelphia：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of America，1982），p.3.

[6] Elias Hiam Lindo，The History of the Jews of Spain and Portugal（1848；repr. New York：Burt Franklin，1970），p.6.

[7] Elias Hiam Lindo，The History of the Jews of Spain and Portugal（1848；repr. New York：Burt Franklin，1970），p.51.

[8] Netanyahu，Don Isaac Abravanel，p.6.

[9] 伊莎贝拉女王的祖父。

[10] Kamen，Spanish Inquisition，p.30.

[11] Netanyahu，Don Isaac Abravanel，p.52.

[12] 塞法迪犹太人即西班牙—葡萄牙系犹太人。“塞法迪”是《圣经》中对伊比利亚半岛的称呼。犹太人的另一个重要分支是“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即德意志系犹太人。

[13] 这个阿隆索·恩里克斯的父亲是卡斯蒂利亚国王阿方索十一世的私生子。

[14] Yolanda Moreno Koch，El judaísmo hispano，según la crónica bebrea de Rabi Eliyahu Capsali（Granada：Universidad de Granada，2005），pp.133-35.

[15] Jerónimo Zurita，Crónica de los Reyes Católicos，ed. Juan de Mata Carriazo y Arroquia（1927），p.1：127，cited in Netanyahu，Origins of the Inquisition，p.899.

[16] Ian MacPherson and Angus MacKay，Love，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Fifteenth-Century Spain（Leiden：Brill，1998），p.183.

[17] Ian MacPherson and Angus MacKay，Love，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Fifteenth-Century Spain（Leiden：Brill，1998），p.184.

[18] Charles Berlin，Elijah Capsali’s Seder Eliyyahu Zuta，Ph.D. dissertation，Harvard University，September 1962，p.82.

[19] Charles Berlin，“A Sixteenth Century Hebrew Chronicle of the Ottoman Empire：The Seder Eliyahu Zuta of Elijah Capsali and Its Message，” in Studies in Jewish Bibliography，History，and Literature，ed. Charles Berlin（New York：KTAV Publishing，1971），PP.23-31.

[20] Hernando del Pulgar，Crónica de los Reyes Católicos，ed. Juan de Mata Carriazo y Arroquia（Madrid：Espasa-Calpe，1943），p.1：309.

[21] Hernando del Pulgar，Crónica de los Reyes Católicos，ed. Juan de Mata Carriazo y Arroquia（Madrid：Espasa-Calpe，1943），pp.1：310-11.

[22] Hernando del Pulgar，Crónica de los Reyes Católicos，ed. Juan de Mata Carriazo y Arroquia（Madrid：Espasa-Calpe，1943），p.1：314.

[23] Hernando del Pulgar，Crónica de los Reyes Católicos，ed. Juan de Mata Carriazo y Arroquia（Madrid：Espasa-Calpe，1943），p.1：313.

[24] 特雷维索为意大利城镇，位于威尼斯城以北16英里处。

[25] Rafael Sabatini，Torquemada and the Spanish Inquisition：A History（London：Stanley Paul，1924），p.98.

[26] Rafael Sabatini，Torquemada and the Spanish Inquisition：A History（London：Stanley Paul，1924），pp.98-99.

[27] 复活节前一周。

[28] Rafael Sabatini，Torquemada and the Spanish Inquisition：A History（London：Stanley Paul，1924），pp.102-3.

[29] Rafael Sabatini，Torquemada and the Spanish Inquisition：A History（London：Stanley Paul，1924），p.108.

[30] 信仰审判（Auto-da-fé），字面意思是“信仰的行动”，是西班牙、葡萄牙和后来的墨西哥异端裁判所时期异端分子的仪式性公开忏悔，随后一般会被处以火刑。

[31] Peggy Liss，Isabel the Queen：Life and Time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p.196.

[32] Henry Charles Lea，History of the Inquisition in Spain（London：Macmillan，1906），p.1：587.

[33] Kamen，Spanish Inquisition，pp.49-50.

[34] Sabatini，Torquemada，pp.120-21.

[35] 大斋节是基督教徒为准备复活节而进行悔罪的一段时间，这是从使徒时期就有的传统节期。

[36] Sabatini，Torquemada，pp.121-24.

[37] Sabatini，Torquemada，p.125.

[38] Benzion Netanyahu，The Origins of the Inquisition in Fifteenth-Century Spain（New York：Random House，1995），p.1035.

[39] José Martínez Millán，“Structures of Inquisitorial Finance，” in The Spanish Inquisition and the Inquisitorial Mind，ed. Ángel Alcalá（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7）.

[40] Netanyahu，Origins of Inquisition，p.898.

[41] Netanyahu，Origins of Inquisition，p.972.

[42] Netanyahu，Origins of Inquisition，p.930.

[43] Renée Levine Melammed，Heretics or Daughters of Israel？The Crypto-Jewish Women of Castil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174.

[44] Archivo Histórico Nacional，Catálogo，pp.198，228，239.

[45] David Martin Gitlitz，Secrecy and Deceit：The Religion of the Crypto-Jews（Albuquerque：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2002），p.576.

[46] David Martin Gitlitz，Secrecy and Deceit：The Religion of the Crypto-Jews（Albuquerque：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2002），p.576.

[47] Gretchen D. Starr-LeBeau，In the Shadow of the Virgin：Inquisitors，Friars，and Conversos in Guadalupe，Spain（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3），p.39.

[48] Gretchen D. Starr-LeBeau，In the Shadow of the Virgin：Inquisitors，Friars，and Conversos in Guadalupe，Spain（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3），p.172.

[49] Gretchen D. Starr-LeBeau，In the Shadow of the Virgin：Inquisitors，Friars，and Conversos in Guadalupe，Spain（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3），p.217.

[50] Kamen，Spanish Inquisition，p.42.

[51] Kamen，Spanish Inquisition，p.42.

[52] Netanyahu，Origins of Inquisition，p.1010.

[53] Netanyahu，Origins of Inquisition，p.795.

[54] Netanyahu，Origins of Inquisition，p.903.

[55] Netanyahu，Origins of Inquisition，p.921.

[56] Netanyahu，Origins of Inquisition，p.1032.

[57] Netanyahu，Origins of Inquisition，p.918.

[58] Netanyahu，Don Isaac Abravanel，p.56.

[59] Lindo，History of Jews of Spain，p.284.

[60] Charles Berlin，Elijah Capsali’s Seder Eliyyahu Zuta，p.154.

[61] Andrés Bernáldez，Historia de los Reyes Católicos Don Fernando y Doña Isabel：crónica inedita del siglo XV（Granada：Imprenta y Librería de Don José María Zamora，1856），quoted in Lindo，History of Jews of Spain，p.285.

[62] Andrés Bernáldez，Historia de los Reyes Católicos Don Fernando y Doña Isabel：crónica inedita del siglo XV（Granada：Imprenta y Librería de Don José María Zamora，1856），quoted in Lindo，History of Jews of Spain，p.285.

[63] Andrés Bernáldez，Historia de los Reyes Católicos Don Fernando y Doña Isabel：crónica inedita del siglo XV（Granada：Imprenta y Librería de Don José María Zamora，1856），quoted in Lindo，History of Jews of Spain，p.290.

[64] Andrés Bernáldez，Historia de los Reyes Católicos Don Fernando y Doña Isabel：crónica inedita del siglo XV（Granada：Imprenta y Librería de Don José María Zamora，1856），quoted in Lindo，History of Jews of Spain，p.291.

十五 在天堂登陆

伊莎贝拉女王在保障了自己王国的边界，并缓和了国内的紧张气氛之后，几乎不可避免地将注意力转向外界，甚至是欧洲之外。全球探索的新时代即将拉开大幕。西班牙和葡萄牙在狭小的伊比利亚半岛范围内是竞争对手，现在他们正在变成世界舞台上的较量对手，开始一场激烈的角逐，要争夺海外领地和贸易路线。发现新领土正在变成新的伟大事业，而只有少数国家，其中最重要的是葡萄牙和卡斯蒂利亚，认识到了未来的事业是多么宏大。能够抓住机遇的人就能获得丰厚利润，赢得无上光荣。没能抓住机会的人，就会落后。

航海探索事业的先驱是葡萄牙人，领导他们的探索活动的，是航海家恩里克，这位王子是葡萄牙向南和绕过非洲扩张的最大功臣。葡萄牙王室的“光辉一代”构建出一种新的世界观，看到了发现远方土地、绘制地图、殖民定居并占领的巨大潜力。因此，葡萄牙不断膨胀，倨傲不已，并获得大量新财富。

商业探索对伊莎贝拉女王来说也是家族的生意。她热爱的外祖母，葡萄牙贵妇巴塞卢什的伊莎贝拉，是航海家恩里克王子的侄女和弟媳[1]。所以恩里克王子是伊莎贝拉的太姥爷。伊莎贝拉年轻的时候，1462～1487年，卡斯蒂利亚深陷于内战而羸弱不堪的时期，葡萄牙向大西洋发动了八次独立的航海探险，获得越来越多的领土，年复一年地超过卡斯蒂利亚。[2]

伊莎贝拉登基的时候，非常了解海上的这些新进展，因为在1475～1479年与葡萄牙的战争结束后的和谈中，就涉及了这些探险。1479年的《阿尔卡索瓦斯条约》让她控制了加那利群岛，但将非洲西海岸的所有新发现土地和佛得角群岛全部交给葡萄牙人。葡萄牙国王若昂二世立刻开始在这些地区扩张和巩固自己的势力，加强葡萄牙的贸易路线和商业帝国。他与卡斯蒂利亚的竞争很激烈，因此将他的探险家的发现作为国家机密来保守。葡萄牙探险家向东方越走越远：他们首先乘船南下，于1484年发现了刚果河，1488年绕过好望角；然后他们从陆路深入印度和埃塞俄比亚。

在此期间，伊莎贝拉控制并巩固了加那利群岛，于1480年在大加那利岛建立了殖民地。这些亚热带岛屿位于非洲西海岸，当地土著被称为关契斯人。西欧人在古时曾到过此地，但西班牙和葡萄牙探险家直到15世纪初才开始比较频繁地造访加那利群岛。卡斯蒂利亚和葡萄牙曾为争夺加那利群岛而厮杀，但《阿尔卡索瓦斯条约》之后，卡斯蒂利亚得以启动更为系统性的殖民定居。关契斯人反抗卡斯蒂利亚的统治，但被击败，部分原因是比阿特丽斯·德·博瓦迪利亚那位性感的侄女及其新丈夫非常残酷无情地镇压了土著。于是加那利群岛成为卡斯蒂利亚王国的一部分。该群岛成了繁荣的殖民地，为进一步探险提供了前进基地。

15世纪80年代中期，一位魅力十足而善于把握机会的航海家从葡萄牙来到伊莎贝拉的宫廷，献上了一份颇有诱惑力的探险计划，还声称自己与伊莎贝拉的葡萄牙外祖父母有联系。女王愿意倾听他。这位航海家是意大利人，之前住在里斯本，他的名字就是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他的妻子是费莉帕·莫尼斯，她的父亲曾在伊莎贝拉的外祖父——葡萄牙的堂若昂王子[3]家中服务。[4]费莉帕·莫尼斯的家庭与航海家恩里克王子也有联系，曾参加葡萄牙人的一些早期探险。哥伦布与这个家庭结亲之后，他的岳母把自己丈夫的一些航海器具和地图给了女婿。据说哥伦布收到这些礼物时非常高兴。[5]后来哥伦布的妻子费莉帕去世了。丧妻的航海家制订了一项大胆的航海探险计划，热切希望将其付诸实施。单身爸爸哥伦布带着年幼的儿子迭戈，搬到卡斯蒂利亚，开始向女王提建议。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相信，有可能向西航行，绕地球一周，抵达东印度群岛，这样就能绕过土耳其人对东方丝绸香料的垄断。当时很多人都知道地球是圆的，但没有人能够环球航行，因为大洋上距离极远，途中没有可供停留的地点。关于有人尝试环球航行的传闻很多，但都没有被证实。哥伦布相信自己有足够的勇气和毅力，以及航海技能，可以战胜这考验。他热情洋溢地告诉女王，这样一次远征的收益足以让两位君主充实因为格拉纳达战争而枯竭的国库，或许甚至能提供足够资金，发动一次新的十字军东征，从穆斯林手中征服耶路撒冷。女王听了这话自然大悦。

哥伦布对两位君主的推销非常浪漫，而不是很务实。从一开始，他就用甜美的“歌曲”诱惑他们，在信中称他们为“大洋诸岛的国王和女王”。[6]伊莎贝拉有相应的背景和知识，会倾向于聆听他的建议。但她忙于针对格拉纳达的战争，还在抚养五个孩子，所以无暇实践。而且宫廷的大部分人都对哥伦布的建议存疑。他花了七年时间，坚持不懈地劝导，最后才得以率领三艘船的小船队起航离开卡斯蒂利亚。伊莎贝拉两次将哥伦布的建议交给学者委员会进一步研究（这是屡试不爽的推迟困难决定的一种行政技术），学者两次答复称，哥伦布的旅行风险太大，成功的可能性极小。

但伊莎贝拉还是决定为此次探险出资，并相信哥伦布是领导远航的上佳人选。他似乎完全有资格和能力从事此种探险，因为他是一个天才的航海家和领航员，而且他制作了精细而详尽的地图，呈送给宫廷，展现了自己的本领。但他对远航的具体路线语焉不详，甚至遮遮掩掩，这有些奇怪。从他的角度，他是在努力保守自己的创意的秘密，免得被人窃走，但有些观察者觉得他的想法本身就很模糊。另外，在当时，古典学术被认为是一切智慧的源泉，因此人们在激烈讨论他的设想时，援引了数千年前古人对这个话题的观点。

在恩里克四世国王驾崩后的内战期间，哥伦布首先将自己的建议呈送给葡萄牙国王若昂二世。哥伦布努力劝说葡萄牙人为他的远航出资，与若昂二世就赞助的条件谈判，但无功而返。哥伦布对自己一旦成功将获得的报偿的期望值非常高。巴尔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西印度史》的作者）记述道，哥伦布要求的赏赐是：被封为骑士，获得“堂”的头衔，并且从他发现的地区获取的黄金和其他可出售物资的十分之一要给他。若昂二世国王此时对这一类的探险的管理已经很有经验，嘲笑哥伦布为放肆的“幻想家”，提出的尽是没有根据的狂想。[7]

精明的国王不愿意提供哥伦布要求的资金，但利用哥伦布给他的信息，派遣了一支远征队，去往哥伦布描述的方向。然而水手们没有发现土地，回来之后愤恨地抱怨哥伦布是个犯了大错的傻瓜。哥伦布发现自己遭到背叛，大为光火，怀疑葡萄牙国王已经偷窃了他的秘密。他盛怒之下离开了葡萄牙，来到卡斯蒂利亚，向那里的君主提出同样的建议。他派遣自己忠实的兄弟巴尔托洛梅奥去英格兰，求助于英格兰国王，但据探险家和历史学家贡萨洛·费尔南德斯·德·奥维多·巴尔德斯[8]说，亨利七世国王“嘲笑哥伦布的话，认为他是胡说八道”。[9]

哥伦布亲自向卡斯蒂利亚女王提出建议，他说的故事将天文学、航海与神话历史和古人著作编织在一起。他家境普通，自学成才，所以宫廷学者很快发现，他对古典学术的掌握漏洞百出。两个奉命研究他的建议的专家委员会驳斥了他的论断，正确地指出，地球比哥伦布所说的大得多，并得出结论，他的旅行很可能消耗巨资，造成令人窘迫的失败，除了损失水手的生命之外，不会有任何结果。

但这个激情洋溢、神秘莫测的外国人让其他很多人为之着迷，包括女王本人。女王决定支持哥伦布的事业。他们开始了一种小步舞般若即若离的特殊关系。哥伦布在宫廷侍奉了多年，努力表现自己对卡斯蒂利亚利益的热情，甚至主动要求参加针对格拉纳达的战争。这些年里，他至少面见女王四次，有时是和国王和女王两人面谈。他曾在科尔多瓦城堡的觐见厅拜见君主，在两位君主位于巴萨和马拉加的战场军营拜见他们，在圣菲拜见他们（当时两位君主正在主持格拉纳达围城战）。其中一些会议后来成了传奇：有好几次，哥伦布遭到拒绝，闷闷不乐地离开宫廷，但有人报告女王他离开了，她又命人传他回来，继续商谈。他不在宫廷的时候，居住在韦尔瓦（在西班牙南方）的拉比达[10]修道院。所以王室的命令意味着他要离开修道院生活，返回到尘世，去讨论他的探险计划。当然，他住在修道院，也是为了吸引女王的注意力，赢得她的尊重。但这并不意味着哥伦布像教士一样过着贞洁的单身生活，因为他与塞维利亚的一个女人有了长期私情，生了第二个儿子，取名斐迪南。他现在有了两个孩子，需要养家糊口。

伊莎贝拉一直拖着哥伦布，鼓励他，只给他一点点钱，虽然数额不大，但让他心存希望，相信她有朝一日会支持他的计划。她实际上是一直让他保持待命状态，随时可以起航。1487年5月5日，卡斯蒂利亚国库支付哥伦布3000马拉维迪；7月3日，发放了同样数额；8月27日，他得到4000马拉维迪，并奉命去马拉加的王室营地；10月15日，同样数额；1488年6月16日，又是3000马拉维迪。换句话说，他得到了每年约1.2万马拉维迪的聘金，据航海历史学家塞缪尔·艾略特·莫里森说，这相当于“一个一等水兵”的薪水。[11]

这笔钱太少，不足以让他在宫廷维持体面生活，所以他有时也要依赖施舍。他的仪表越来越寒酸，这会损害他在高傲而浮夸的西班牙廷臣眼中的形象。

次年，伊莎贝拉将维持他生活的责任交给她的其他臣民，要求酒店和客栈老板们帮助供养他。1489年5月12日，两位君主给他提供了一封写给所有市政和地区官员的公开信，命令官员们为“来到我们宫廷的”“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提供食宿。[12]

随着每一个新的事态发展，哥伦布的希望潮起潮落。女王的态度很暧昧，而其他方面也有人愿意为他提供资金。两位人脉很强的西班牙官员，梅迪纳塞利公爵和阿拉贡金融家路易斯·德·桑堂赫尔后来都说，他们当时愿意资助哥伦布的远航。梅迪纳塞利公爵说，哥伦布在等待卡斯蒂利亚王室的答复时，他支持哥伦布并为其提供住宿已达两年之久，他自己有三四艘船随时待命，可以立刻送哥伦布开始远航。梅迪纳塞利公爵向女王报告了自己的打算，但女王决定由卡斯蒂利亚王室独占这个机遇以及可能的收益。这让公爵颇为恼火，他后来相信自己是最早认识到哥伦布远航的潜力的人之一，但被排挤在外。

公爵后来给红衣主教门多萨的信中写道：

但由于我觉得这应当是女王陛下的事业，于是我从罗塔写信给陛下，她回信说，我应当把哥伦布送到她那里，于是我把哥伦布送到她那里，并请求女王陛下，因为我没有尝试资助哥伦布的远航，而是代表她安排此事，那么希望她允许我得到远航收益的一部分，并让远航船只在我的港口装载货物，返航时也在我的港口卸货。女王陛下接见了他，又把他交给阿隆索·德·金塔尼利亚，后者代表女王写信给我说，女王觉得此事不大可能成功；但如果成功了，她会让我分一杯羹。但在询问哥伦布之后，她决定自己资助他去印度。[13]

相当早的时期，观察者就注意到，伊莎贝拉和哥伦布之间有种亲切的关系；他们的谈话很轻松，以至于人们称其为“闲聊”。他们差不多同龄，就连外貌也有点像（微红发色、白皙皮肤，而西班牙的绝大多数人是黑发黑眼），而且他们对异国的土地、动物、植物和人都有浪漫的兴趣。他们都对周边的世界充满好奇。比较不明显，但通过直觉能察觉到的是，他俩都有一种弥赛亚的使命感，并且都非常虔诚。他们都想传播基督教信仰，都相信他们会因此得到世俗的回报。毫无疑问，他们的动机都是既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他们都追寻世俗的财富，但都不希望别人这样看他们。

哥伦布和伊莎贝拉一样，对世界历史的观念比较混杂，将古典学术与神话和近期历史中有文字记载的史实混为一谈。他提议的航行的基础是托勒密的《地理学》，这部书写于2世纪，在15世纪初被重新发现。读了威尼斯人马可·波罗的记述（波罗于13世纪去过亚洲）之后，哥伦布相信自己抵达东方后会遇见特定的人和地方。和女王一样，他相信祭司王约翰的传说，即神话中的那位基督徒国王，滞留在东亚某地的穆斯林或蒙古人当中。他向伊莎贝拉承诺要找到的那个世界，也就是伊莎贝拉命令迭戈·德·巴莱拉在《编年史》中描写的那个世界。

但哥伦布也有疯狂的一面，这或许就是他愿意承担这一艰险任务的原因，而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他若踏上这旅程，必死无疑。他拥有狂野的想象力。他签名时用的是自己设计的秘密签名，用字母和图像融合，难以解读。有些人相信，他用这种神秘的签名来秘密表达自己和孩子的犹太人血统。但在当时的知识分子当中，用某种密码来书写，是时髦的风尚。另一个意大利人列奥纳多·达·芬奇差不多与哥伦布同龄，曾写过一份只能通过镜子来阅读的手稿，闻名遐迩。哥伦布和达·芬奇一样，花了大量时间来发展自己的理论，疯狂地在笔记本、日记本和书籍的空白处写字。在他拥有的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中，他在第99页做了特别的笔记，提及“占卜、预兆和……预言的形式……（包括）召唤恶魔”。他对马尔库斯·凯基乌斯等人听到“虚空中有人说话”的记述特别兴趣盎然。[14]

后来他说自己也听到“虚空中有人说话”。中世纪的这种对天使与魔鬼的着迷和畏惧，在伊莎贝拉身上也有。

哥伦布的个性非常复杂，自相矛盾，非常有趣而难以捉摸。他对自己的出身语焉不详，但意大利人确信他出身于热那亚。他可能有犹太血统。有人认为他是为葡萄牙效力的间谍。他可能出生于贫民家庭。驱动他的力量无疑包括对金钱的渴望，以及让自己与后代跻身贵族的憧憬。这或许就是他为什么对自己的卑贱出身遮遮掩掩，也许还能解释他为什么始终没有迎娶他的儿子斐迪南的母亲，因为她极可能出身社会下层。

同时，我们可以肯定他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他的儿子斐迪南后来说他“遵守宗教律法一丝不苟，斋戒和祈祷都非常严格，简直像某个宗教修会的成员”。[15]其他人也是这么看哥伦布的：他的领航员（也曾是竞争对手）胡安·德·拉·科萨描述哥伦布为圣克里斯托弗，要将基督教福音传给新大陆的人们。

对哥伦布的传记作者来说，厘清事实与虚构始终是一大挑战，因为他制造了许多关于他自己的神话。例如，飞黄腾达之后，他开始自视为殉道者，描述自己在卡斯蒂利亚宫廷曾经多么茕茕孑立、孤立无援。事实上，由于他拥有极强的个人魅力，而且他的想法引人入胜，从相当早的时期，他就吸引到了许多形形色色的支持者。红衣主教门多萨很敬佩他，而门多萨的建议得到伊莎贝拉女王的极大尊重。卡斯蒂利亚财政大臣阿隆索·德·金塔尼利亚在经济上支持哥伦布，还有一群热那亚商人为他出资，两位愿意庇荫他的人士——梅迪纳塞利公爵和阿拉贡金融家路易斯·德·桑堂赫尔也力挺他。好几位教士，包括伊莎贝拉的忏悔神父之一和胡安王子的教师之一，也支持哥伦布的事业。伊莎贝拉的莫逆之交比阿特丽斯·德·博瓦迪利亚也认为他的远征值得冒风险。

哥伦布的最主要、影响力也最强的支持者群体是胡安王子的宫廷。胡安王子在1492年夏季只有十四岁。他身边的人都是两位君主精心选拔的，任务是负责未来国王的成长、教育和道德指引。伊莎贝拉女王仔细地监督她心爱的儿子受到的抚育。王子的密友在她面前也有影响力。例如，王子宫廷的主管是古铁雷·德·卡德纳斯，也就是伊莎贝拉登基典礼上高举宝剑的那个人。此时，他作为女王备受信赖的谋臣，已经有二十多年了，担任过许多官职，权责越来越大。

女王的另一位亲密朋友是宫廷少年（包括王子）的人文主义教师彼得·马特。他成了哥伦布的朋友，后来成为研究新大陆发现的早期历史学家，著述颇丰。哥伦布的另一位有影响的支持者是王子的女教师胡安娜·德·托雷斯·阿维拉，她也是御前近臣。哥伦布给胡安娜写的一封信表明，他是她信任的密友之一。胡安娜的兄弟安东尼奥参加了哥伦布去往新大陆的第二次远航。后来哥伦布需要向卡斯蒂利亚宫廷发送消息，希望确保消息一定能送到女王手中，于是将书信托付给安东尼奥。

但据观察家的说法，哥伦布的头号支持者是女王本人。唯独她一人看到了哥伦布能够为卡斯蒂利亚带来的益处的宏观图景：一个或许能够在将来改变卡斯蒂利亚命运的机遇。她的丈夫对哥伦布远航几乎没有丝毫兴趣，因为他始终更专注于地中海世界，而不是大西洋。哥伦布的儿子后来写道：“女王始终帮助和恩宠哥伦布，而国王对他的计划总是持保留态度，不是很热心。”[16]

到1491年夏季，与格拉纳达的战争还在持续的时候，哥伦布灰心丧气，觉得自己永远得不到女王的批准了。他去拉比达接自己的儿子迭戈，打算去法兰西寻求查理八世国王的支持。修道院长胡安·佩雷斯曾是女王的忏悔神父，表示愿意帮助哥伦布向女王说情。佩雷斯给女王写了封信，两周后得到答复。伊莎贝拉指示佩雷斯到宫廷来，于是佩雷斯修士骑着哥伦布帮他租来的一头骡子，去了格拉纳达。他抵达后，提醒伊莎贝拉不要忘了哥伦布的计划，并告诉他，哥伦布手头拮据。于是她再次传唤哥伦布，这一次还给了他2万马拉维迪，以便他到宫廷时能衣着得体。[17]

于是，哥伦布在伊莎贝拉资助下来到格拉纳达。这时，格拉纳达终于被基督徒占领。他觉得最后的障碍终于被克服了。但宫廷学者又一次反对哥伦布的计划，认为它不切实际。他大为沮丧，备好骡子，收拾行装，和佩雷斯一起返回科尔多瓦，准备北上。这是他受到的最后打击。“哥伦布对自己这次受到的待遇怨恨了一辈子。”莫里森写道。[18]

但哥伦布此时找到了一位新的支持者，终于交了好运。改宗犹太人路易斯·德·桑堂赫尔（国王的内廷财务总管）决定干预。桑堂赫尔去找到女王，一心要说服她，告诉她，他感到非常震惊，因为女王陛下在国家大事上素来坚决果敢，而如今对风险这么小却可能为上帝的事业做出极大贡献、极大地增进教会利益，更不要说为她王国和王室带来极大收益与荣耀的事情，居然优柔寡断起来。如果哥伦布把给她的建议奉献给其他任何一位君主，对卡斯蒂利亚王室将是极大损失，对她个人也是严厉的责备。[19]

桑堂赫尔还说，他会自掏腰包为船队出资。伊莎贝拉表示会重新考虑，或许还说要用自己的珠宝作为远航的费用。桑堂赫尔赶紧说，大可不必。女王给哥伦布送去消息，信使在皮诺斯蓬特村（距离格拉纳达约10英里处）追上了他。远航终于得到了批准。

* * *

哥伦布遇到的一连串漫长耽搁和大失所望，部分原因可能是他为自己提出的价码太高、太大胆。他的要求是，一旦成功，他要被任命为“大洋海军上将”，这在卡斯蒂利亚贵族当中会是非常高的衔级；他要求女王任命他为他发现的所有岛屿与大陆的总督；他要有权任命和罢免（他发现的地区的）官员；他要有权任命法官来监管（他发现的地区的）各港口的事务。他还要求，他即将发现的土地上所有出售、交换或生产的商品价值的十分之一要归他所有。[20]他的要求超乎寻常，承担的风险也是非常大的。很多人觉得，从欧洲驶向未经勘测的海洋，很可能是死路一条。而葡萄牙人在探索时，总是沿着非洲海岸航行。

他的要求非常复杂，因此需要大量文书工作，而协议的条件后来受到了严格的审查。哥伦布和伊莎贝拉制定了一系列契约，以确认双方的协议安排，并准备文件来帮助他的工作。哥伦布获得了正式的王室许可，去开展远航；契约规定了如果他的航行成功，他将得到哪些头衔和补偿；他得到了通行证和官方介绍信，以便递送给他抵达亚洲后遇到的外国君主与权贵。

伊莎贝拉同意为他的远航出资。开销其实并不大，因为只有三艘船。女王还将承担约90名船员的薪水和补给。据历史学家费利佩·费尔南德斯—阿梅斯托的研究，远航的总开支为约200万马拉维迪[21]，大致相当于“一名中层外省贵族的年收入”，“但远航风险很大，专家学者对哥伦布的事业冷嘲热讽，而且战时现金短缺”。[22]

从一开始，伊莎贝拉就强调，此次远航纯粹是卡斯蒂利亚的事业。据探险家巴尔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和贡萨洛·费尔南德斯·德·奥维多·巴尔德斯说，哥伦布向伊莎贝拉做出的承诺包括，船员必须是卡斯蒂利亚人。在90名参加远航的男子和男孩当中，有85人是来自韦尔瓦和安达卢西亚的卡斯蒂利亚人，1人是葡萄牙人，4人（包括哥伦布自己）是意大利人。[23]没有一个阿拉贡人。

尽管女王声称整个远航是王室特权，但没有为其预支款项。她的现金总是很紧张，于是命令帕洛斯镇为哥伦布准备两艘船，以抵消王室此前要求该镇支付的一笔罚金。帕洛斯官员被命令“在收到我们的书信十天之内，无须我们的进一步指示，不得拖延耽搁”，提供两艘装配齐全的船。女王还发出警告，若他们未能执行命令，则将“丧失我们的恩宠”，并每人罚款1万马拉维迪。[24]官员们立刻开始行动，很快提供了两艘帆船：“尼尼亚”号[25]和“平塔”号。

路易斯·德·桑堂赫尔和一个名叫弗朗切斯科·皮内利的热那亚人提供了远航所需的其余资金，据说从神圣兄弟会的金库借了钱。据费尔南德斯—阿梅斯托说，他们后来从“赎罪券销售”中得到了补偿，并且全部款项“后来从埃斯特雷马杜拉的一个贫穷主教管区销售赎罪券的收益”中收回。埃斯特雷马杜拉是一个干旱而漫天尘土的省份，大多数居民只能勉强度日。[26]这样一个贫困地区为远航出资，的确很讽刺。同样讽刺并且或许并非完全偶然的是，在随后几百年里追随哥伦布脚步冒着生命危险远航的许多探险家也来自埃斯特雷马杜拉。

即便在女王的具体支持下，远航的组织工作也不轻松。很多水手觉得，向西驶入无边无际、残酷无情的大洋，是一趟毫无意义、极可能有生命危险的旅途。拉斯·卡萨斯后来写道：“很难找到愿意在看不到陆地的大洋上航行超过一天的水手，因为在那个时代，看不到陆地被认为是非常恐怖和可怕的事情，没有水手愿意冒这个险。”[27]

女王预想到了这个问题，为了鼓励志愿者报名，规定任何参加此次远航的罪犯都将被赦免。有四个人利用这个途径，逃脱了牢狱之灾。[28]

哥伦布交了好运，因为平松三兄弟（卡斯蒂利亚航海圈子里非常有名的卓越航海家）加入了他的队伍，成为远征队的领导者。长兄马丁·阿隆索·平松担任“平塔”号的船长，弗朗西斯科担任副船长；老三文森特·亚涅斯担任“尼尼亚”号的船长。有一些水手出于对平松三兄弟的尊敬，并认可他们的本领和才干，也加入远征。另一个有名的航海家族，来自涅夫拉的尼尼奥家族，也加入进来，并鼓励更多人加入。

一位至关重要的志愿者是船主胡安·德·拉·科萨，他带来了自己的船，“圣玛丽亚”号（这是三艘当中最大的船），并担任副船长。哥伦布是整个远征队的总指挥，在“圣玛丽亚”号上与德·拉·科萨一同航行。

航海圈子里流传着一种说法，称古代文献或秘密文件证明了哥伦布的理论。这对招募水手的工作很有帮助。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是，在哥伦布从岳母那里得到的“工具和地图”当中有一套包含航行指南的手册。这些文件非常珍贵，在葡萄牙被当作国家机密，泄露这些秘密是犯罪行为。尽管拥有一个精明强干的领导核心，但于1492年8月初集合起来的水手队伍还是有点像乌合之众。

远征队的每一名成员在离开帕洛斯之前都被要求做告解，并接受圣餐。他们于1492年8月3日黎明前半个小时扬帆起航。他们经过了拉比达的修道院（哥伦布曾在那里的朋友当中度过许多时光），在船上听得见修士们在吟唱、做晨祷的古老仪式。[29]然后，他们向非洲以西的新近被殖民的加那利群岛的方向航行。

这三艘小小的帆船（船的长度不超过60英尺）在加那利群岛短暂停留，随后于9月6日继续航行。到落日时分，陆地已经被抛在脑后，再也看不见一丝踪迹。哥伦布及其船员驶入了不曾勘测的未知之海。一天天流逝，一个月过去了。在某个时间，哥伦布开始篡改航海日志，让水手们以为自己距离已知陆地并没有那么远。

参加哥伦布首次远航的水手们后来说，随着他们“穿越大洋”，他们越来越恐惧，“每个钟头，他们心中的恐惧越发猛烈，而他们看到自己寻找的陆地的希望在逐渐消散”。水手们开始焦躁不安，有些人开始“窃窃私语”地质疑哥伦布的航海本领。他们害怕自己参加此次远航是上了当，会遭遇海难；他们开始怀疑，国王和女王为了不确定的收益，竟残酷地拿他们的生命冒险。“他们开始私下里商谈，要不要干脆把哥伦布扔进大海。”哥伦布用“甜蜜的话语”抚慰图谋哗变的水手，告诉他们，他们只要坚持不懈，必然赢得光荣和好运。“他承诺，再过几天，他们的辛劳和奔波就结束了，必将获得毋庸置疑的大量财富。”[30]

随后，官员们也开始质疑哥伦布的领导。10月第一周的某个时间，哥伦布和马丁·阿隆索·平松发生了一次“激烈争吵”，为他们应当走什么方向大吵起来。哥伦布觉得平松是在挑战他的权威，是犯上作乱，因此很怨恨他。但大家同意继续按照哥伦布设定的方向航行。[31]

10月初，紧张情绪消退了一点，水手们看到海面上有一些漂浮的植物，说明他们已经接近海岸了。他们在大洋上航行了五个星期之后，在10月12日早晨，突然有人喊起来：“陆地！”

第一个看到陆地的水手是罗德里戈·德·特里亚纳，他在速度最快的“平塔”号上。这对他来说是了不起的成就，因为第一个发现陆地的人将从女王手中获得一件丝绸上衣和1万马拉维迪的奖赏。

“哥伦布看到陆地，跪了下来，喜极而泣”，他开始唱《感恩赞》。[32]水手们喜悦地互相拥抱。但罗德里戈·德·特里亚纳没有收到女王承诺的奖赏。哥伦布很快就宣称自己才是第一个看到陆地的人，因为他在前一夜就看到了天际线上的亮光，并向船上的官员们指出。水手们被要求拿自己的生命冒险，哥伦布却去与他们争夺奖品，这非常不利于维持良好的士气，对后来发生的事情也是个预兆。

三艘船在加勒比海某地（可能是巴哈马）的一个岛屿登陆，不过没有人知道究竟是哪一个岛。哥伦布在航行途中窜改航海日志，给后来的学者制造了麻烦，无法复原他的航线。另外，他的航海日志原件的抄本神秘失踪了。它们之所以被偷窃，或许是因为它们包含的信息很珍贵，是美洲的藏宝图。或者是哥伦布的儿子们死后，他们家族的书籍和文件被粗枝大叶地清洗和丢弃了，或者被卡斯蒂利亚廷臣丢掉了，因为国王和女王从一处宫殿迁往另一处，需要减轻行李的负担。但巴尔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与哥伦布的孩子们交好，得到了一个比较早期的抄本，抄录了它的大部分内容。他的记述是关于此次改变世界的航行的最重要史料。

水手们看到的是一座美丽的热带岛屿，棕榈树和鲜花芬芳的灌木迎风摇曳。在西班牙，此时天气已经在转冷，寒风劲吹。而在这个地方，和煦的微风让人觉得仿佛在永恒的春天。他们看到了一些从未见过的稀奇的动植物，包括令人赏心悦目、色泽鲜艳的鹦鹉。他们努力描绘自己看到的景象。和许多来到加勒比海的旅行者一样，他们将其比作天堂。

这里的色彩都比欧洲的更鲜亮和轻柔，令他们眼花缭乱。海滩上的沙子是珊瑚颗粒构成的，白得闪闪发光，与西班牙海边的黑石头迥然不同。岸边的海水与细沙海底的颜色相同，形成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浅蓝，几乎是青绿，简直一点也不蓝。就连天空的蓝色也比其他地方要清淡一些、明亮一些。

这个世界似乎温和而友善。犬牙交错的珊瑚礁或许很危险，但水手们安全登陆之后，岛上似乎没有什么威胁。珊瑚礁海湾内，岸边的海水十分宁静。欧洲的风常常裹挟乌云、苦雨和寒气，而此处的风温暖而稳健，爱抚和慰藉人的皮肤。

鹈鹕沿着海岸盘旋，不时猛地扎入水中，寻找下一顿餐食，很快就捕捉到了猎物。鲜亮的鱼儿在浅水中成群游动。树上的水果任人采撷。其中最美丽的树是棕榈，海岸上到处都有棕榈，有的成群，有的孤零零地伸出枝丫到海面上，风景如画，可为人们提供荫凉和建材。

哥伦布看到的第一样东西让他颇感惊讶：赤身露体的人。海滩上有一群岛民，几乎全是男人，全身一丝不挂。几天后，水手们也看到了女人，一些美丽的裸女，敏捷矫健，对自己强壮而窈窕的身躯十分自豪。

对生活在四季如春地方的人来说，不穿衣服是很有道理的事情。10月，白天的平均气温为八十几华氏度，夜间是七十几华氏度[33]，因此无须穿衣服。这对欧洲人来说是新鲜事，因为他们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穿着笨重的羊毛衣服，以抵御恶劣天气，同时也将他们限制在出身的社会等级和阶层内。

生活在清冷而多风的欧洲的人们读到水手们对此地的描述，觉得这仿佛天堂。人们光着身子走来走去，是一个令人感到愉悦和刺激的细节。它也有一种在全欧洲引起回响的言外之意：这种简单的生活让人回想起更轻松、更简单而不是那么物质主义的时代；这种纯洁就像圣方济各，他摈弃华丽的衣服，抛弃物质财富；不受约束、自由奔放的性行为也与传统的欧洲道德观相抵触。但哥伦布不是唯一强调土著人裸体的人。在新大陆登陆的第一批欧洲人全都强调了这一点。

哥伦布描述岛民为“温和与宁静的人民，质朴无华”，更让欧洲人兴趣盎然。他送给土著一些小饰物，如小红帽和玻璃珠子，他们将珠子挂在自己脖子上。[34]他说，作为交换，他们给了他黄金。

欧洲人与印第安人的最初交往是礼尚往来的。印第安人很友善，似乎愿意与令他们惊讶的新客人合作。他们无疑厌恶欧洲人的体臭，并对他们毛茸茸的大胡子感兴趣，因为他们自己非常清洁，并剃去体毛。但他们非常礼貌，所以没有向欧洲人指出这些问题。他们对新来者非常好奇，有些人似乎在思考，这些新来者究竟来自大地还是天空。

根据哥伦布的航海日志（他计划返回卡斯蒂利亚之后将日志同伊莎贝拉和斐迪南分享），他立刻开始考虑如何最妥善地奴役他们。登陆后的第一天，即1492年10月12日，他写道，土著学习很快，“应当能成为很好的仆人”。10月13日，他开始催促他们帮他寻找黄金，但他们不是很愿意。第三天，他记录道，他们非常不擅武艺，所以“只要五十人，就能征服他们，迫使他们俯首帖耳”。很快，西班牙人将一些印第安人带到自己船上，却没有顾虑印第安人是否发出了抗议。[35]

哥伦布及其部下继续航行，穿过据信是巴哈马的地区，观察当地动植物。哥伦布相信自己来到了亚洲或印度沿海的岛屿，仔细地记载了这些岛屿的特征。他的文字描绘美丽的风景时越来越有诗意，因为他没有发现任何先进的商业文明。他也只搜罗到一点点黄金，主要是用一些小玩意儿换来的。土著把这些小玩意儿当作首饰，戴在身上，或者用来装饰鼻子。

他抵达每一座岛屿，都给它取名。为了感谢上帝，他把第一个岛屿命名为圣萨尔瓦多（意思是“神圣的救主”）。第二个岛屿则被命名为圣母玛丽亚岛。第三个是用国王的名字命名的，称为费尔南狄纳岛。第四个根据女王的名字，被取名为伊莎贝拉岛。

令人不安的是，11月20日，“平塔”号船长马丁·阿隆索·平松没打招呼，就擅自驾船离开了。他可能与哥伦布发生了冲突，或许打算自己独立去寻找黄金，另外两艘船的官员和水手在离家千里的地方被丢下，感到恐惧。他们对离去的伙伴感到恼火，也为他们担心。他们只能继续前进。

12月初，哥伦布抵达伊斯帕尼奥拉岛[36]（或者按照当地人的说法，叫作海地），并以斐迪南和伊莎贝拉的名义将其占领。他得知该岛内陆有黄金产地，而临近岛屿还有更多黄金。

12月20日，哥伦布收到了一位部落酋长的邀请，前去拜访。此人控制着海地的很大一部分。这位名叫瓜卡纳加里克斯的酋长送给哥伦布一件欢迎礼物：一件用棉布和五颜六色鱼骨制成的美丽衣服，中间有一个装饰性的面具，是用一大块黄金锤击制成的。随后，土著又送来成篮的食物和礼品。会见的时间很吉利：1492年圣诞夜。

但在这一晚，哥伦布一定是放松了警惕。凌晨，“圣玛丽亚”号上所有人都在熟睡。值班的哨兵也打盹了。这艘船是他们最大的一艘，也运载着数量最多的补给物资，竟滑到一座沙洲处，搁浅了。潮水将它推到岛屿边缘的珊瑚礁上，船底破裂，船体进水。有些船员张皇失措，跳上划艇，逃到“尼尼亚”号上，抛弃了自己的船。

大家很快意识到，“圣玛丽亚”号无法挽救了。但他们也知道，必须竭尽全力地将“圣玛丽亚”号上的物资和装备全部卸下，因为他们要想在这陌生土地生存下去，非常需要它们。卡斯蒂利亚人最脆弱的时候，酋长瓜卡纳加里克斯恰好抵达了。他动员了自己的所有族民，帮助欧洲人将物资搬运到岸上，同情他们的损失，并确保物资被安全卸下和储存起来。瓜卡纳加里克斯劝他们不要担心，既然他们无处可去，他会给他们两座大房子居住。很快有更多印第安人赶来，送来了更多黄金作为礼物。当夜，酋长以盛宴款待基督徒，菜肴包括番薯和龙虾，以及用木薯粉制作的面包。

哥伦布相信自己与瓜卡纳加里克斯已经缔结真挚的友谊，于是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平塔”号还是踪迹全无，可能已经彻底离去了。剩下的人太多，“尼尼亚”号是三艘船里最小的，不够承载他们。于是他告诉自己，“圣玛丽亚”号搁浅是上帝的意志，因为他决心在此处建造一座要塞，使之成为一座欧洲殖民地。他要把一些人留在岛上。因为这一天是圣诞节，他将新的定居点命名为“圣诞节”。他们用从“圣玛丽亚”号拆卸的木板和木料建造了一座巩固的小要塞。他们拥有足够维持一年的面包和饼干、葡萄酒和弹药，而且岛上还有丰富的食物资源。哥伦布告诉自己，被留下的人一定不会有问题。他挑选了39人留下，包括一名木匠、一名有医疗技能的人、一名炮手兼工程师、一名裁缝和一些水手。他是如何挑选人的，没有资料保存下来。有些人可能自愿留下来。有些殖民者是上层阶级的人，其中一人曾是国王的幕僚人员，还有一人是一位有权有势的教士的侄儿，所以留在岛上未必是一种惩罚。或许有人希望得到机会，第一个去搜罗岛上的黄金。也有人或许被岛上美丽而热情奔放的女人迷住了。不过哥伦布的一些部下得知自己被选中留下，一定不高兴。

1493年1月2日，也就是格拉纳达投降的整整一年后，探险家们举行了一次告别宴会。哥伦布担心马丁·阿隆索·平松抢在他前头返回西班牙、散播假消息以污蔑他，所以急于起航。留下一群殖民者，似乎是理智的决定，因为印第安人与新殖民者之间的关系非常融洽。据哥伦布自己的记载：“酋长对哥伦布表现出深深的爱意，对他离去感到非常悲伤，尤其是看到他起航的时候。”[37]

哥伦布开始返航，穿过加勒比海诸岛。1月6日，马丁·阿隆索·平松和“平塔”号突然露面了。平松告诉哥伦布，他之前离开大部队，不是有意为之。哥伦布怒气冲冲地与他对质，斥责平松在撒谎，是由于“傲慢、放肆和贪婪”才离开大部队。他指控平松犯上作乱，并愤恨地说他的行动是“撒旦的恶行，因为他（平松）希望阻碍航行，就像他一直做的那样”。[38]

哥伦布发出这些指控，是有根据的。据说平松为自己和他的船员搜罗了很多黄金。但平松对哥伦布留下39人的做法也感到不安。两人的矛盾越来越大，哥伦布似乎与平松三兄弟都发生了冲突。

1月13日，又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剩余两艘船在返航途中，风却停了，他们来到一座无遮无挡的港湾。哥伦布派遣一些水手上岸去收集番薯为食，遇见了一些印第安武士。这些印第安人与他们见过的不同。他们外貌凶悍，脸上涂着木炭，看上去凶神恶煞。哥伦布及其部下猜测，他们可能就是和顺的印第安人胆战心惊地提及的令人生畏的食人部落。双方交换了一些物品，但这些印第安人突然用弓箭攻击他们。西班牙人奋起自卫，打伤了两名印第安人，其余的印第安人迅速逃走了，消失在森林里。这是欧洲人和印第安人在新大陆的第一次暴力冲突。

此事让哥伦布更加急于回家。他们修理了船只，然后向东航行。他们带上了找到的食物的样品、鹦鹉、黄金物品和他们捕获的一小群土著。返程耗时约两个月。他们遭遇了恶劣天气，平松的船被暴风吹到西班牙北部的加利西亚，不得不随后折向南方。

但奇怪的是，哥伦布没有直接返回西班牙。他首先于1493年2月底在葡萄牙附近的岛屿登陆。这让怀疑他是葡萄牙间谍的人有了嚼舌根的材料。他说自己被无法抵挡的猛烈风暴吹到了里斯本港口。他从里斯本写信给伊莎贝拉女王，汇报自己的发现。但在里斯本的时候，他与若昂二世国王至少进行了三次单独的私人会谈。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哥伦布大肆吹嘘自己，因为他曾经向葡萄牙寻求经济援助，却被拒绝了。

若昂二世国王已经多次被伊莎贝拉女王抢占上风，得知哥伦布新发现的消息后非常恼火。据他的廷臣说，他考虑把哥伦布当作叛徒杀掉，因为他可能从葡萄牙窃取了航海机密。但他最后决定用外交手段来保护自己的利益。

哥伦布在里斯本受到热烈欢迎。人们在街头争先恐后地去看他带回来的稀奇东西和他随行队伍中的印第安人。这一天围观他的人当中，有很多人会牢记此事多年。伊比利亚半岛由此兴起了航海冒险的风潮。比如，当时葡萄牙宫廷雇用的人当中，有一个十四岁的少年侍从，名叫斐迪南·麦哲伦。

若昂二世国王选择放哥伦布离去，但发出了严正警告：根据《阿尔卡索瓦斯条约》，哥伦布主张的那些土地都属于葡萄牙人。他发誓要到卡斯蒂利亚与女王理论此事。

哥伦布获准离开。在帕洛斯，他追上了兴风作浪的平松船长，但没过多久，平松就染上了一种神秘的疾病，回家几天后就去世了。哥伦布的潜在竞争对手和眼中钉就这样消失了。但很快就开始流传一种说法，称平松兄弟是此次成功远航的主要功臣，而哥伦布曾想半途而废。后来，所有人都认识到他们抵达的土地的极大价值之后，此事成了漫长的法律纠纷的主题。

* * *

女王迅速理解了哥伦布的发现的重大意义。她敦促他尽快到巴塞罗那见她。两位君主正住在巴塞罗那，处理在格拉纳达战争期间搁置多年的内政事务。4月7日，哥伦布收到了两位君主写给“堂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信（强调了他的新的荣誉头衔）。[39]伊莎贝拉显然希望立刻采取行动，开展更多的远征：

我们已经读了你的来信，对你写的东西非常高兴。我们欣喜地看到，上帝给了你的辛劳这么好的结果，并很好地引导你开始的工作。你的功绩对上帝，以及对我们和我们的国家，都是卓越的贡献。除了你为上帝效劳的事业之外，你将得到我们的许多恩宠，上帝一定会为此高兴……我们希望你已经开始的工作在上帝的佑助下继续进行并拓展，同时也希望你到我们身边来。因此，为了给我们效力，请尽快前来，以便及时地获得你需要的一切；你看，夏季已经开始，返回你业已发现的土地的旅程不能耽搁，你看是否能在塞维利亚或其他地区找到你需要的物资，以便返回。请收到此信后立刻给我们回信，以便在你前来我们身边和返回的过程中，尽可能地做好准备工作。等你返回的时候，一切将准备就绪。[40]

哥伦布春风得意地穿过塞维利亚城的时候，有一个激动万分的小男孩，站在古老的圣尼古拉教堂旁，观看他的到来。这个孩子就是巴尔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他将在未来的几十年里成为西印度群岛的探险家、殖民者、神父和印第安人权益的捍卫者。哥伦布带着美丽的绿鹦鹉、身穿稀奇古怪服装的印第安人、大块黄金和用宝石与鱼骨制成的面具，在大街小巷游行。他让西班牙国民对海外探索迸发出莫大的激情。拉斯·卡萨斯后来回忆道：“发现了一片叫作‘印度’的土地，那里满是形形色色、闻所未闻的人和东西，而发现者本人将在一些印第安人陪同下走这样或那样的路线！这消息如同野火，在卡斯蒂利亚不胫而走。人们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看他；他经过的城镇，大街上挤满了人，摩肩接踵，都是来欢迎他的。”[41]

在巴塞罗那，他受到的欢迎甚至更加隆重热情。两位君主屏气凝神地听着他的故事。哥伦布的儿子回忆道：

这消息让两位君主非常欣喜；他们命令举行隆重的典礼来欢迎他，要配得上他这样的大功臣。整个宫廷和城市的人都出来迎接他；天主教双王公开欢迎他；他们威风凛凛、辉煌壮观地端坐在富丽堂皇的宝座上，头顶上有金线织就的华盖。他走上前来亲吻他们的手，他们从宝座上站起来，仿佛他是一位大贵族，不肯让他亲吻他们的手，而是让他在他们身旁落座。[42]

在巴塞罗那，人群中也有一个兴高采烈的男孩，那就是未来的探险家贡萨洛·费尔南德斯·德·奥维多·巴尔德斯，他当时是宫廷的一名侍从。他记得那激动人心的场面、黄金的礼物、稀奇古怪的食物和新物种、啼鸣婉转的鸟儿，以及服饰奇妙而怪异的印第安人。

“这时，堂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来了，带来了他的第一次发现之旅带回的第一批印第安人。”奥维多写道。[43]

国王和女王把哥伦布当作一位显赫的绅士，十分礼遇：“国王和女王非常和蔼可亲，非常优雅地接见了他。”随后他详细介绍了他的经历和远方国度的财富。他们还讲到，那里有数百万人，若不接受洗礼和挽救，就要下地狱。因为，令人不安的是，此次远航发现了“偶像崇拜、恶魔献祭和崇拜撒旦的仪式”的迹象。[44]

两位君主“听得全神贯注，举起手来祷告，然后跪下，感谢上帝”。拉斯·卡萨斯写道：

王家小教堂的唱诗班唱起了《感恩赞》，而管乐器给出回应。的确，这一刻仿佛充溢着天堂的喜悦。谁能描摹国王、女王和贵族们洒下的热泪？所有人心中是怎么样的欢腾、喜悦和幸福！大家都互相鼓励，要在新的土地上定居，并让那里的人们皈依基督教。他们能看到，两位君主，尤其是伊莎贝拉女王，多么重视信仰的传播。两位君主用言语和行动表现出，他们如此大悦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得到了上帝的恩宠，因为上帝允许他们支持和资助此次远航（尽管出钱很少），找到了这么多等待皈依基督教的异教徒。[45]

在此期间，红衣主教门多萨（他是地位极高的贵族，而且备受伊莎贝拉的景仰，因此被称为西班牙的第三位君主），设盛宴款待了哥伦布。这也是哥伦布极为得宠的又一个迹象。宴会上，航海家坐在红衣主教“身旁最尊贵的位置”上。哥伦布在富丽堂皇的节庆气氛下，“第一次享用了礼节隆重、有试吃者侍奉的盛大宴会”。“统治者赏赐给哥伦布雨点般的荣誉。”[46]

最大的荣誉就是，女王命令将航海家的两个儿子迭戈和斐迪南接到宫廷，担任王子的侍从，在宫中生活。他们将和宫廷的其他贵族子弟一样，受到最好的教育。哥伦布的儿子们实际上是在女王的孩子当中长大的，还成为胡安王子的好友，担任他的侍从。即便在王子长大成人之后，哥伦布的两个儿子也“深得恩宠，并住在王子宫中”。[47]

所以，在第二次远航时，哥伦布的排场就大多了。他奉命返回那些新岛屿。他此次的装备非常豪华，拥有17艘船和大量乘客。很多有权有势的人争先恐后地要参加远航，去往那神奇的土地、那遍地黄金的人间天堂。人们翘首以盼，期望那唾手可得的财富。六个月后，哥伦布再度出发。

在随后的岁月里，由于哥伦布的第二、三、四次远航的结果不同，他的命运也兴衰沉浮。他坚守自己的信念，即自己找到了通往印度的道路，尽管越来越多的如山铁证表明，他发现的其实是欧洲世界此前不知晓的一块新大陆。

哥伦布始终相信，他最坚定的支持者和最可靠的捍卫者，是女王。此时他俩的关系正处于巅峰。他用宫廷爱情的口吻向她说话。她的最高级廷臣被允许这样“放肆”。他在给女王的一封信中写道：“我的欲望的钥匙，已经在巴塞罗那给了陛下。如果您品尝我的善意的滋味，就会发现，自那时起，它的芬芳与甜美增加了许多……在巴塞罗那，我将自己全身心奉献给陛下，没有任何保留，包括我的心灵、我的荣誉和我的家财。”[48]

然而，就在哥伦布认可伊莎贝拉的赞助的重要性的同时，在欧洲其他地方，她发挥的作用却被人抹杀了。2月15日，哥伦布在葡萄牙登陆之后，给路易斯·德·桑堂赫尔（曾支持他远航的那位阿拉贡金融家）写了一封信，记述自己的远航。这封信是和另外一封给王室的信一起发出的。哥伦布描绘了远方岛屿的美丽、丰富的自然资源、他看到的美丽的裸体土著——“男男女女，都一丝不挂，像刚从娘胎出来一样”、唾手可得的遍地黄金，以及“凶残”食人部落的存在。[49]他写道，这一切都是胜利地奉献给“最高贵的国王和女王”的，“并献给他们闻名遐迩的国度。为了这一切，整个基督教世界理应感到喜悦，举行庆祝，并庄重地向圣三位一体感恩，虔诚地祈祷，因为将有许多人皈依我们神圣的信仰，此后还能给我们带来物质利益”。[50]

哥伦布给路易斯·德·桑堂赫尔的信带来了这些激动人心的新闻，很快就广泛传播起来，成为一个出版现象，在新发明的印刷机帮助下，在全欧洲得到复制传播。在安特卫普、巴塞尔、巴黎、罗马、佛罗伦萨、斯特拉斯堡和巴利亚多利德，有多达十六种拉丁文版本得以出版。不过，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哥伦布的信里提及了女王和国王，并且此次远航纯粹是卡斯蒂利亚的事业，由伊莎贝拉赞助，但几乎所有印刷版本的信里都只说斐迪南是远航的恩主和赞助人。有些版本甚至附有披挂甲胄的斐迪南的木刻肖像。哥伦布传记作者莫里森注意到，没有人把功劳归于女王，这个疏漏“颇为奇怪”。[51]而且，这些印刷版本在提到哥伦布发现的岛屿时，具体讲到了费尔南狄纳岛和其他岛屿，而哥伦布以女王的名字命名的岛屿——伊莎贝拉岛，却莫名其妙地变成了“美丽的岛”。

我们不知道伊莎贝拉对这些令人窘迫的轻慢是如何反应的，也不知道斐迪南是否曾寻求纠正这些错误。或许，如果新发现的赞助者是个男人，大家会觉得更容易接受。人们的这种观念使得伊莎贝拉可以集中注意力于手头的工作。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她必须找到办法，确保远航的收益只属于她的王国和她的人民。她必须确保，新发现的土地将属于卡斯蒂利亚，她必须寻求最高权威的终极裁决。

于是，她又一次寻求罗马和梵蒂冈的支持。她的盟友西班牙人罗德里戈·博吉亚刚刚成为教皇，称号为亚历山大六世。

[1] 巴塞卢什的伊莎贝拉的父亲是航海家恩里克的哥哥。她的丈夫是航海家恩里克的弟弟。

[2] Felipe Fernández-Armesto，Columbus（Oxford，U.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p.20.

[3] 即前文讲到的葡萄牙司厩长若昂。

[4] Bartolomé de Las Casas，History of the Indies，trans. and ed. Andrée Collard（New York：Harper & Row，1971），p.19.

[5] Bartolomé de Las Casas，History of the Indies，trans. and ed. Andrée Collard（New York：Harper & Row，1971），p.19.

[6] Fernández-Armesto，Columbus，p.4.

[7] Las Casas，History of the Indies，p.22.

[8] 贡萨洛·费尔南德斯·德·奥维多·巴尔德斯（1478～1557），一般简称奥维多。他参加了西班牙对加勒比海地区的殖民，并写了一部很长的编年史记录此事，这是关于这段历史的极少数的第一手史料之一。他在伊莎贝拉女王的宫廷长大，曾是胡安王子的侍从。

[9] Capitan Gonzalo Fernández de Oviedo y Valdés，Historia general y natural de las Indias（Madrid：Imprenta de la Real Academia de la Historia，1851），pt.1，p.19.

[10] “拉比达”在阿拉伯语中是“瞭望塔”的意思。

[11] Samuel Eliot Morison，Admiral of the Ocean Sea：A Life of Christopher Columbus，vol.1（Boston：Little，Brown & Co.，1942），p.118.

[12] Samuel Eliot Morison，Admiral of the Ocean Sea：A Life of Christopher Columbus，vol.1（Boston：Little，Brown & Co.，1942），p.130.

[13] Duke of Medina Celi to Grand Cardinal of Spain，March 19，1493，in Journals and Other Documents on the Life and Voyages of Christopher Columbus，ed. and trans. Samuel Eliot Morison（New York：Limited Editions Club，1963），p.20.

[14] Fernández-Armesto，Columbus，p.41.

[15] Ferdinand Columbus，The Life of the Admiral Christopher Columbus：By His Son Ferdinand，trans. Benjamin Keen（New Brunswick，N.J.：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59），p.9.

[16] Ferdinand Columbus，The Life of the Admiral Christopher Columbus：By His Son Ferdinand，trans. Benjamin Keen（New Brunswick，N.J.：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59），p.284.

[17] Morison，Admiral of the Ocean Sea，vol.1，p.133.

[18] Morison，Admiral of the Ocean Sea，vol.1，p.135.

[19] Morison，Admiral of the Ocean Sea，vol.1，p.136.

[20] Columbus，Life of Columbus，p.42.

[21] Morison，Admiral of the Ocean Sea，vol.1，p.137. Morison calculated that 2 million maravedis would be $14，000 in 1942 dollars（when he performed the calculation）；that would be $195，000 in 2012.

[22] Fernández-Armesto，Columbus，p.62.

[23] Alice Bache Gould，cited in Samuel Eliot Morison，Admiral of the Ocean Sea：A Life of Christopher Columbus（Boston：Little，Brown & Co.，1949），pp.141-42.

[24] Royal decree requiring the people of Palos to provide Columbus with caravels Pinta and Niña，April 30，1492，Archives of the Indies，in Samuel Eliot Morison，ed. and trans.，Journals and Other Documents，pp.31-32.

[25] “尼尼亚”的意思是“女孩”。

[26] Fernández-Armesto，Columbus，p.62.

[27] Las Casas，History of the Indies，p.23.

[28] Alice Bache Gould，cited in Morison，Journals and Other Documents，pp.33 and 34.

[29] Morison，Admiral of the Ocean Sea，one-volume edition（Boston：Little，Brown & Co.，1949），pp.158-59.

[30] Oviedo，Historia general y natural，pp.22，23.

[31] Fernández-Armesto，Columbus，p.80.

[32] Oviedo，Historia general y natural，p.24.

[33] 80华氏度约合26.7摄氏度，70华氏度约合21.1摄氏度。

[34] Morison，Admiral of the Ocean Sea，one-volume edition，p.229.

[35] Morison，trans.，Journals and Other Documents，pp.65，67，68.

[36] 在西班牙语中的意思是“西班牙岛”。目前，该岛西部为海地共和国，东部为多米尼加共和国。

[37] Morison，trans.，Journals and Other Documents，p.142.

[38] Morison，trans.，Journals and Other Documents，p.146.

[39] Morison，Admiral of the Ocean Sea，one-volume edition，p.2：7.

[40] Morison，Admiral of the Ocean Sea，one-volume edition，p.2：8.

[41] Las Casas，History of the Indies，p.37.

[42] Columbus，Life of Columbus，p.100.

[43] Oviedo，Historia general y natural，p.29.

[44] Oviedo，Historia general y natural，p.29.

[45] Las Casas，History of the Indies，p.38-39（book 1，chapter 78）.

[46] Las Casas，History of the Indies，p.42（book 1，chapter 80）.

[47] Oviedo，Historia general y natural，p.71.

[48] Fernández-Armesto，Columbus，p.61.

[49] Columbus’s Letter to the Sovereigns on His First Voyage，February 15 to March 4，1493，New York Public Library，in Morison，ed. and trans.，Journals and Other Documents，pp.180-86.

[50] Columbus’s Letter to the Sovereigns on His First Voyage，February 15 to March 4，1493，New York Public Library，in Morison，ed. and trans.，Journals and Other Documents，pp.180-86.

[51] Morison，ed. and trans.，Journals and Other Documents，p.181.

十六 博吉亚把新大陆给了她

巧合的是，恰恰在哥伦布开始发现之旅的时候，也就是1492年8月，罗德里戈·博吉亚当选为教皇。这是历史上第二次有西班牙人成为教会的最高领袖，而他的精神统治将在很多方面令人难忘。

首先是梵蒂冈的资深观察家见过的最为奢华的就职庆典。游行队伍中有十三队身披甲胄的武士，由一名雇佣兵统领指挥。随后是诸位红衣主教的扈从随员，身穿五光十色的制服。红衣主教们骑马前进，头戴主教冠，身穿丝绸长袍。教皇前方走着十二匹白马，由十二名英俊少年牵着。游行路线两侧的商店和住宅都张挂着五颜六色的旗帜。礼炮齐鸣，如同雷霆；狂热的群众高呼“博吉亚！博吉亚！”以欢迎新任教皇。

博吉亚骑马（或骡子）从梵蒂冈宫来到圣彼得大教堂，在一张镀金椅子上坐下，而宫廷官员上前亲吻他的脚。然后他走上圣安得烈小教堂的阶梯，端坐在圣彼得大教堂的黄金圣座上。教皇的三重冕被戴在他头上。

博吉亚对自己的任职有极高期望。他选用的称号是伟大的希腊征服者的名字，自称亚历山大六世。他欣喜若狂。一位历史学家写道：“据说他穿上教皇的法衣时，几乎像个孩子般喜气洋洋。”[1]

并非所有欧洲人都和他一样喜气洋洋。已经有传闻称，选举教皇的程序比较世俗化，而非严守教会规矩；博吉亚之所以当选，是因为肆无忌惮地贿赂其他红衣主教；礼物和教职易手，换取选票。据说，为了从博吉亚府向拥有关键一票的红衣主教阿斯卡尼奥·斯福尔扎家里运送金银财宝，竟动用了四头健壮的骡子。博吉亚当选之后，斯福尔扎迅速得到了威望极高的教廷副秘书长职位。

用金钱购买教皇三重冕，如果博吉亚真的这么干了的话，也不是他一个人的专利。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梵蒂冈，用金钱换取高级职位的行为不受赞同，但仍然司空见惯。在这个世界里，壮观的排场和奢靡景观需要世俗的财富来买单，教士们疯狂搜罗教职，榨取金钱，那样才能放纵地夸耀自己的财富。

财富的一部分被投入颂扬上帝的伟大艺术品的创作。在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雇用下，桑德罗·波提切利[2]和多梅尼科·吉兰达约[3]为西斯廷教堂创作了描绘摩西生平的壁画。红衣主教让·比约尔·德·拉格拉于拉聘请米开朗琪罗雕刻了耶稣和玛丽亚的大理石像，即令人心痛的《哀悼基督》。红衣主教斯福尔扎的家族聘请列奥纳多·达·芬奇创作了《最后的晚餐》。但是，似乎梵蒂冈山上的精神境界越高，那里的人们的道德水准就越低。

教会腐败不是新鲜事。几十年前的1458年，卡利克斯特三世（罗德里戈的舅舅阿方索·德·博吉亚）去世后，竞选的贿赂拉拢活动也非常猖獗。红衣主教恩尼亚·席维欧·皮可洛米尼于黎明时分在梵蒂冈的厕所与年轻的红衣主教罗德里戈·博吉亚接头。博吉亚告诉他，自己已经答应投票支持法兰西红衣主教纪尧姆·德·埃斯图特维尔，以换取让他继续担任梵蒂冈的肥差——副秘书长的书面保证。皮可洛米尼对罗德里戈说，他是个“年轻傻瓜”，纪尧姆的承诺一钱不值。皮可洛米尼告诉博吉亚，纪尧姆会向着红衣主教团里的其他法兰西人；如果投票给纪尧姆，博吉亚就会失去副秘书长职位，并损害教会的利益。次日，博吉亚投票给皮可洛米尼，后者已经搞到了其他必需的票数。皮可洛米尼戴上了教皇三重冕，成为庇护二世教皇，而罗德里戈保住了副秘书长职位，成为庇护二世最宠爱的弟子。

在随后三十四年里，又有三位教皇戴上了渔人权戒[4]，罗德里戈则一路顺风，继续发达。庇护二世去世后，罗德里戈又一次交了好运：他的朋友彼得罗·巴尔博（卡利克斯特三世去世后发生了反对西班牙人的暴乱，巴尔博站在罗德里戈那边）成了教皇保罗二世。在彼得罗·巴尔博当选的那次秘密会议期间，罗德里戈患病，但他毕竟是巴尔博的长期盟友，因此仍然地位稳固。

下一位教皇是西克斯图斯四世，他派遣罗德里戈以教皇特使的身份去西班牙，给伊莎贝拉和斐迪南帮了大忙；然后是英诺森八世，他于1484～1492年担任教皇。英诺森八世临终前哀叹教会的糟糕状况，告诉围在他床前的红衣主教们，他非常懊悔，自己辜负了教会。大家注意到了他的虔诚表达，但他的悔过来得太晚，已经无法逆转他造成的严重事态：他敦促在北欧调查巫术，向出价最高的人兜售圣职，还邀请法王查理八世入侵意大利并占领那不勒斯王国，并承诺教廷支持他。

红衣主教罗德里戈·博吉亚担任教廷高官的岁月里，始终是天主教会信任的官员，以聪慧、敏锐和勤于政事而闻名。他在梵蒂冈内部的活动也非常机敏，并持续地积累油水丰厚的教职和岗位。罗德里戈得到了阿尔巴诺、波尔图、巴伦西亚、卡塔赫纳和马略卡等主教管区。他在意大利也有领地，包括内皮、奇维塔卡斯泰拉纳和索里亚诺，这些城镇是控制卡西乌斯大道和弗拉米乌斯大道[5]的要塞，而这条大道是通往罗马以北的主动脉。1482年，他获得了苏比亚科修道院的收益，而这座修道院控制着二十二个村庄。他还得到了福萨诺瓦修道院（在通往那不勒斯的道路上）的收入。这意味着，他控制了从罗马北上和南下的主干道上的关键地产。

他的日渐扩大的帝国的一部分来自阿拉贡国王斐迪南的恩赐。巴伦西亚、卡塔赫纳和马略卡都是斐迪南的领地。在斐迪南的默许下，罗德里戈还在巴伦西亚的宗教地位提高之后，成为首任巴伦西亚大主教。

罗德里戈在梵蒂冈的攀升，与他的同胞在西班牙故国的崛起交相辉映。西班牙人的威望越来越高。全欧洲都将征服格拉纳达视为数百年来基督教势力的最重要军事成就，甚至有人觉得这是伟大的基督教都城君士坦丁堡陷落的部分补偿。罗德里戈·博吉亚竭尽全力地宣扬西班牙的功绩。1492年1月，伊莎贝拉和斐迪南终于完成长达七百年的“收复失地运动”之后，博吉亚在罗马街头举办了盛大的庆祝活动。“罗马装点城郭，灯火辉煌，篝火熊熊，以各种娱乐活动欢庆胜利。娱乐活动包括斗牛赛，其间有五头公牛被杀死，这是罗马举行过的第一次斗牛赛，是红衣主教罗德里戈·博吉亚特别举办的。”[6]

* * *

对红衣主教博吉亚来说，格拉纳达的辉煌胜利可不是小事，因为意大利人主宰了教会统治集团，一般对外国人十分鄙夷。罗德里戈地位崇高，但毕竟是个外来者，容易遭到批评。所以他非常珍视西班牙祖国与他的联系和对他的支持。西班牙国威大振，也提高了他自己的威望。

但罗德里戈·博吉亚与西班牙的两位君主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一些挫折。1492年初秋，伊莎贝拉得知罗德里戈成为教皇后，心情很矛盾。博吉亚是她的臣民，他当上教皇，对斐迪南和伊莎贝拉肯定是好事，而且她与他有私人关系。他曾帮助她获得王位，她有理由对他感激。他新官上任三把火，承诺要改革教会，并消灭罗马严重的街头犯罪。他效仿伊莎贝拉的政策，仔细地搜寻匪帮头领和杀人犯。罪犯被捕之后，很快被处以绞刑，尸体被悬挂在台伯河沿岸的绞刑架上腐烂。[7]他还提议在已经黯然失色的曾经的罗马帝国都城开展一些重要的重建工程。从圣天使堡到圣彼得大教堂和梵蒂冈，他建造了一条宏伟大道，即亚历山大大道（后来被称为博吉亚新道）。[8]他还在罗马的一些最神圣的圣所启动了美化工程，伊莎贝拉对此大表赞扬。

但伊莎贝拉对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道德和是否配得上这样重要的位置抱有疑虑。在公开场合，她和斐迪南对他当上教皇表示喜悦，但私下里他们表达了自己的保留意见。据意大利人文主义学者彼得·马特（他在加入伊莎贝拉的宫廷之前曾在梵蒂冈工作）说，两位君主担心，尽管罗德里戈绝顶聪明，并且有行善的潜力，他也表现出一些令人不安的人格缺陷，并且野心勃勃地推动他的众多私生子的利益。这些孩子正在长大成人，马特对他们的生身父亲是谁没有任何疑问。他在十多年的许多书信中多次具体提及博吉亚的儿子们。在梵蒂冈，教皇内层圈子里有很多人也对此心知肚明。

“由于这件事情，我的两位君主感受不到喜悦，而是愁眉不展，”彼得·马特在博吉亚被提名为教皇不久之后写道，“这似乎预示着基督教世界将掀起一场风暴，而不是风平浪静。两位君主因为他是他们的臣民而高兴，但更因为他低贱地吹嘘自己生了很多渎神的孩子而难过。他们怀疑，对于圣彼得的三重冕会出现纷争。”但他们会抱最好的希望，“如果基督徒的慈善心能够战胜作为父亲的天性，他或许能为所有基督徒建造一座通往天堂的、比石柱更坚强的桥梁……愿上帝保佑，我们能听到他运用自己的极大才华去行善”。[9]

彼得·马特向自己在罗马的朋友表达了担忧，因为据传说罗德里戈是通过行贿得到教皇位置的。马特担心如果此事大白于天下，会损害基督教信仰。“有人窃窃私语地告诉我……低贱、渎神和犯罪之事。据说你们的恩主攀登到这样的高峰，不是依靠文学才华、自制或慈善的热情，而是用黄金白银和诺言来为自己搭建梯子。”他在给教皇的朋友弗朗齐斯库斯·普拉坦西斯·格里奥拉努斯的信中写道，“如果这是真的，那么这梯子是靠在天堂围墙上，以便掀翻基督，去满足你们的恩主对荣耀的渴望。”另外，如果罗德里戈执着于“他那疯狂的欲望，即将他的儿子们提携到最高位置”，意大利和欧洲的权力平衡会被扰乱。[10]

彼得·马特做了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他向据说从博吉亚那里获益最多的人之一——红衣主教阿斯卡尼奥·斯福尔扎表达了自己的担忧。斯福尔扎是马特在米兰的儿时朋友，支持博吉亚参选教皇，并被博吉亚提升到副秘书长职位上。

最尊贵的阁下，我要告诉您，我的两位君主对英诺森八世的去世感到悲哀，对亚历山大六世成为教皇也不高兴，尽管他是他们的臣民。因为他们担心，他的贪婪、野心，以及更糟糕的——他对子女的软心肠会把基督教会拖垮。您也不是清清白白的，因为据说您曾帮助他登上高位……愿上帝保佑，让他对您和您的家族心存感激。[11]

欧洲各地的理想主义和虔诚的基督徒都表达了类似的担忧，他们相信教会深陷于极其危险的腐败，教廷的世俗权力正在增长。许多非常虔诚的西班牙人，包括伊莎贝拉，都对这种局面深感不安。她做了很多工作，努力提升西班牙天主教会的道德观和水准，所以罗马的教会最高层出现了严重的不端行为令她尤其沮丧。

1492年8月6日，红衣主教们召开选举教皇的秘密会议时，伊莎贝拉派驻梵蒂冈的大使——卡斯蒂利亚人贝尔纳迪诺·洛佩斯·德·卡瓦哈尔受邀向聚集起来参加弥撒的红衣主教们讲话。他利用这机会，发表了一次言辞激烈的布道，抨击他眼中的教会的精神危机，以及选举一位正直人士接替教皇英诺森八世的必要性：

堕落了，堕落了，曾经多么高尚的罗马教会的荣光与威严啊！……现今，我们蒙受了更深的创伤。由于这些腐朽罪行，我们的下属抗命不尊，人民和君主蔑视我们，土耳其人嘲讽和掠夺我们；因为就在我们沉溺于享乐、野心和贪欲的时候，教会圣座的光辉消失了，教会照料信众的所有警觉都被搁置了。

他呼吁选出一位能够领导和激励民众的新教皇，并且要足够圣洁，能够“创造奇迹，将教会从这么深的毁灭之渊里挽救出来，简直是从粪坑里拉出来”。[12]

特别值得担忧的是，红衣主教职位和教会的其他高级职位几乎被显赫教士、贵族和国王的亲属垄断了，而不是真正诚心于教会事业的学识渊博的人。这些令人垂涎欲滴的职位能够带来大量收入，而无须代表教区人民从事任何具体工作。所以很多占据教会高位的人根本懒得踏足于被交给他们的主教管区。之前教会也曾努力制止此种瘟疫般的任人唯亲。例如，在1458年，红衣主教们召开了秘密会议，打算以教皇庇护二世的去世为契机，改良和清扫教会的行政系统。有人提出了呼吁梵蒂冈进行结构调整的请愿，得到了几乎所有红衣主教的支持。每一位红衣主教都承诺，假如他当选，会开展特定的改革。这份请愿承诺将神圣的红衣主教团的人数限定为二十四人，以便让每一位成员都拥有更大的影响力；还要求禁止将年龄在三十岁以下的人或未受教育的人任命为红衣主教；将每位教皇任命自己的侄子或外甥为红衣主教的数量限制为一人；要求教皇以更民主的方式统治，要求他在缔结政治盟约或处置教会财产之前，需寻求红衣主教团的批准；要求教皇承诺向土耳其人开战。大家同意，在选举不久之后，新教皇将宣布上述几条承诺的全部内容。

但这些承诺从未得到落实。罗德里戈的朋友彼得罗·巴尔博当选为教皇，即保罗二世，他就职后第一个举措就是静悄悄地摈弃了上述承诺。但为了保住自己的教皇权力，他提升了红衣主教的地位。他命令他们穿红色丝绸的袍服，因为红色染料最昂贵。他命令他们在外出时必须有大量扈从前呼后拥，他还确保那些收入有限的红衣主教从教会得到补助金，以增加收入。他实际上把红衣主教变成了教会的“君王”。新的收益让神圣的红衣主教团更愿意放弃之前的承诺，但也让世人更加看清教会的世俗和贪婪。随后保罗二世将他的三名侄子或外甥任命为红衣主教。侄儿、外甥们在梵蒂冈的角色特别烦人。当教皇是很困难的工作，而教皇一般都是上了年纪的人，他们自然希望身边有值得信赖、将他们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亲信。老年人一般会让成年的儿孙来辅佐自己。教皇理论上没有儿孙，所以侄儿外甥就是最好的选择。但以这种方式得到任命的许多侄儿外甥都仅仅是忠于教皇的亲信，在教会资金的支持下过着奢靡生活，而没有什么宗教上的使命感。

好几位教皇其实有自己的孩子，但这些孩子通常是在他们成为神父之前出生的，或者在他们攀登到高位之前去世了，所以不会扎眼。英诺森八世有两个私生子，是在他成为教士之前生的。其他教皇可能也有自己的儿子，但都小心地掩盖他们的身份，称其为自己的侄儿、外甥或堂表兄弟。

对教士来说，隐蔽自己孩子的存在是必要的，因为在基督教会领导层中晋身的一个关键条件就是守贞誓言。在早期教会，几乎所有教士都是有妇之夫。人们相信基督没有结过婚，但他的大多数使徒都有妻子。但随着罗马天主教会越来越富裕，教士被要求单身，因为大家相信，守贞代表着一种体制化的对尘世享乐的弃绝，也让教士更容易集中精力于手头工作；也能让教会更好地控制自己的经济资源，而不必担心教会公款被挪用，去抚养教会官员的儿女。

然而，罗德里戈·博吉亚当上教皇之后，大约六七个年轻人出现在他身边，与他关系密切。这些年轻人吸引了许多代历史学家的全副注意力。罗德里戈自己对这些年轻人的身份讳莫如深。有些学者倾向于相信，他们是他的子侄辈。但对西班牙人来说，这些年轻人的身份不是秘密。罗德里戈没有向西班牙人隐瞒自己越来越多的私生子的真实身份，因为他忙着为他们在西班牙置办有权有势的地位。没有人确定他究竟有多少私生子，也不知道他们的年龄，更不知道他们的母亲是谁，但肯定有一群年轻人得到罗德里戈的关心照顾，他关心他们的出人头地，简直如同关注自己。

这是一些非常俊秀而聪慧的孩子，或许罗德里戈完全做不到否认他们的存在。罗德里戈还是个红衣主教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在社会上抛头露面。

大家相信，他的长子是佩德罗·路易斯，罗德里戈特别热切地为他谋个好出路。1483年5月，他给了佩德罗5万杜卡特，在西班牙买个采邑；这年11月，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颁布了一道法令，宣布：尽管佩德罗的出身可能存在疑问，但他在教会眼里是个合法出生的孩子。佩德罗的财产和名字得到了保障，于是来到西班牙。此时他大约二十岁，加入了针对格拉纳达的战争。他在龙达围城战中表现非常英勇。1485年年底，斐迪南国王授予这个年轻人威望很高的头衔——甘迪亚公爵，并规定该头衔可以世袭。公爵是最高级别的贵族，仅次于国王和亲王，所以这是一项珍贵的封赏。甘迪亚镇风光旖旎，布局整齐优美，靠近大海。佩德罗·路易斯很快就在阿拉贡建造了两座雄伟的宅邸，一座在甘迪亚，另一座在巴伦西亚城内。

斐迪南国王还欢迎年轻的博吉亚加入王族，批准博吉亚迎娶斐迪南的年轻亲戚玛丽亚·恩里克斯·德·卢纳。他们没有马上结婚，因为玛丽亚·恩里克斯尚未成年，但这次订婚让博吉亚家族与西班牙王室产生了直接的姻亲关系。

但不幸的是，这个前程大好的青年于1488年一次度假并探望在意大利的亲人时去世了。但罗德里戈在罗马还有其他的继承人。下一个继承佩德罗的产业与头衔的孩子的意大利语名字是乔万尼，西班牙语名字是胡安。佩德罗·路易斯在遗嘱中立弟弟乔万尼为受益人。这意味着，乔万尼将成为下一代甘迪亚公爵。

此外至少还有三个孩子。切萨雷英俊而机智，被安排当教士，这是贵族家庭中次子的一般命运。六岁时，他就已经是教廷书记；三个月后，他被任命为巴伦西亚大教堂的一名法政教士、哈蒂瓦的会吏长和甘迪亚的修道院院长。1480年，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将他合法化。他的父亲成为教皇后，大约十六岁的切萨雷成为巴伦西亚大主教。所以，从理论上讲，他对巴伦西亚省和地中海的巴利阿里群岛的所有居民负有宗教指导的义务。

同时，罗德里戈的女儿卢克雷齐娅因性情温柔可亲和惊人的美丽而闻名遐迩。她长发金黄，步伐优雅。此外罗德里戈至少还有一个儿子，名叫乔弗雷。

但伊莎贝拉对教士违逆性道德的行为深恶痛绝，视之为大逆不道。她孜孜不倦、穷追不舍地努力扫净西班牙天主教会内的贪污腐化和裙带关系。她为自己选择的宗教顾问都是拥有无可挑剔的道德权威、贞洁生活方式和禁欲苦行的人。她选择埃尔南·德·塔拉韦拉为自己的终身忏悔神父，是因为他严格奉行基督一般的简朴生活和慈悲心。彻底征服格拉纳达之后，她将塔拉韦拉（出身于改宗犹太人家庭）提升到重要的新岗位——格拉纳达大主教，将安达卢西亚人数大大增加的基督徒的宗教引导托付于他，并派遣他去格拉纳达，监督教会工作在那里的进展。

接替塔拉韦拉担任女王忏悔神父的，是一位隐居的前僧人西斯内罗斯，他曾徒步漫游各地，寻求面包的施舍。这是托钵僧传统早期就有的做法。西斯内罗斯身穿粗糙的内衣，即所谓刚毛衬衫，用来摩擦自己的皮肤，以提醒自己教会殉道者曾经受的苦难。他夜间睡在一块木板上，据说还会自我鞭笞，以惩罚自己的罪孽和缺陷。西斯内罗斯非常不情愿地来到了女王宫廷。伊莎贝拉请求他像管理自己的灵魂那样勤勉地管理她的灵魂。

伊莎贝拉与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之间出现摩擦，是不足为奇的。起初，她向亚历山大六世派驻西班牙朝廷的大使弗朗西斯科·德普拉抱怨，教皇大张旗鼓地展示自己的私生子，是非常不道德的行为。弗朗西斯科是加泰罗尼亚人，他告诉她，在近期的几位教皇当中，亚历山大六世的活动不算稀奇。他将自己与伊莎贝拉的谈话汇报给教皇，告诉他，自己实际上是告诉女王，她太天真了。他在给亚历山大六世的信中写道：“我还把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与英诺森八世的一些事情告诉了她，证明您的行为比上述两位教皇体面得多。”[13]

为博吉亚的孩子们所做的婚姻安排很快产生了国际影响。卢克雷齐娅被许配给一名加泰罗尼亚贵族，后来被许给另外一人。第二门婚约于1492年11月被终止。[14]她父亲当上了教皇，自然要为卢克雷齐娅安排更好的前程。

她被安排了一门更显赫的婚事，丈夫是乔万尼·斯福尔扎，米兰的斯福尔扎家族的一位地位较低的贵族。他是亚得里亚海沿岸小镇佩萨罗的领主。联姻的谈判是秘密进行的，因为之前为卢克雷齐娅安排过其他婚约。西班牙贵族的婚姻需要得到两位君主的批准，斐迪南国王已经为卢克雷齐娅的上一门婚事做了正式祝福。随后，被摈弃的前任未婚夫令人窘迫地出现在罗马，要求教皇和米兰公爵给他金钱补偿，才肯离去。

此事摆平之后，新的婚事筹划继续进行。婚礼于梵蒂冈举行。美丽的新娘卢克雷齐娅身穿奢华的袍服，佩戴熠熠生辉的珠宝。陪伴她走进大厅的是十九岁的朱莉娅·法尔内塞，这是一位美艳不可方物的绝世佳人，许多观察者相信她是教皇的情妇。新郎穿着金线长袍。卢克雷齐娅的兄弟切萨雷和乔万尼在一旁见证。教皇和一位意大利贵族主持了婚礼。新婚夫妇出席了盛宴，许多教会官员和罗马贵族到场庆贺。伊莎贝拉对在神圣的梵蒂冈大厅举办婚礼的消息感到不悦，又一次将自己的担忧传达给教皇。

女王和教皇在异端和犹太人的问题上也有分歧。教皇觉得斐迪南和伊莎贝拉在主持异端裁判所和强迫犹太人皈依或离开西班牙的问题上过于严酷，丧失了理智。在罗马，犹太人被允许自由定居，并保留自己的信仰，只要不公开礼拜就可以。一群逃离西班牙的犹太人在切奇利亚马尔泰拉镇附近的一座营地住下，得到了教皇的庇护。

西班牙驻梵蒂冈大使迭戈·洛佩斯·德·阿罗得知教皇决定欢迎西班牙犹太人，大为恼火。他坚持说，亚历山大六世作为教会领袖，理应第一个驱逐犹太人才对。教皇不理睬他。斐迪南不相信教皇这么做是出于善心或怜悯。他说，亚历山大六世允许犹太人定居在教皇国，仅仅是因为可以向他们收取额外的税赋，以此榨取钱财。斐迪南冷哼道：“但凡是能卖得出去的东西，教皇都能拿来挣钱！”[15]

* * *

虽然和教皇有很多分歧，但伊莎贝拉并不打算与他撕破脸皮。她有要务与教皇处理，于是姑且搁置争议。她得知哥伦布发现新土地的消息之后，立刻开始确保发现的一切东西都仅属于她一人。哥伦布还没有返回她的宫廷，她便将哥伦布的信转发给教皇，要求裁决这些岛屿的主权。伊莎贝拉一定是刚刚得到哥伦布的消息，就立刻派人快马加鞭地向教皇提出请求。

精明的教皇和伊莎贝拉一样，立刻理解了这些发现的重大意义，以及迅速采取行动的必要性。他也明白，自己欠西班牙人很多，尤其是欠斐迪南。斐迪南除了为教皇提供政治掩护与支持之外，在红衣主教博吉亚成为教皇之前还给了他同时拥有三个油水丰厚的阿拉贡主教管区的权力，提供了将教皇的儿子切萨雷合法化的文书，还提名年轻的切萨雷为潘普洛纳与巴伦西亚主教。后来，斐迪南又同意将这个少年提升为巴伦西亚大主教。

1493年，就职不久的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心甘情愿满足伊莎贝拉的要求，于是迅速发布了关于新大陆的四道诏书。诏书是用铅制印章封印的法律文书，拥有特殊的权威和重要性。这四道诏书给了伊莎贝拉想要的东西。据20世纪的历史学家塞缪尔·艾略特·莫里森说：

他急于和两位王室恩主扯平，因此等于是让他们自己开出条件。他就新发现的土地颁布了一系列诏书，而没有顾及葡萄牙的正当要求。这四道诏书不是专断草率的决定。它们是教皇给出的有利于卡斯蒂利亚的主权说明，根据则是教皇所谓的处置目前不受任何基督徒君主占有或统治的新发现土地与异教徒人民的权力。[16]

三道关于新发现的诏书于1493年5月3日和4日颁布。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抵达里斯本仅仅是两个月前的事情，再加上类似正式文书的处置程序烦琐，所以这个速度算非常惊人了。诏书被复制了多份，以便让未来的探险家将其展示给有可能提出异议的人。

在四道诏书的正式引文里，教皇都向斐迪南和伊莎贝拉致意。有意思的是，诏书将新发现的土地全部给了“卡斯蒂利亚与莱昂的统治者”，也就是只给了伊莎贝拉一个人。斐迪南一贯善于捕捉个人利益，一定是觉得新的土地的价值较低，因此不屑一顾。否则他一定会确保诏书也授予他具体的权益。

1493年5月4日的诏书将半个地球赐给了伊莎贝拉女王。根据这份教皇的主权授予诏书，

在北极与南极之间划定一条子午线，该线距离一般所称的亚速群岛与佛得角应有100里格[17]。在该子午线以西和以南的已发现和即将发现的所有岛屿与大陆，无论是印度还是其他地区，只要未被其他基督徒国王占据，均属于卡斯蒂利亚与莱昂的统治者。[18]

但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强调，他授予这些权力的条件是，传播宗教福音应当是探索的主要目标。他期望斐迪南和伊莎贝拉在西班牙扩张天主教势力的成绩之上再接再厉。教皇诏书强调，传教是授予领土的理由：

在令上帝喜悦、令我满意的其他工作中，这一项（传福音）无疑是最重要的，即让天主教信仰和基督教，尤其在我们的时代，得到提升，传扬四海，让被征服的野蛮民族能够接受真正的信仰，灵魂得救。由于天主的怜悯和恩宠，我被传唤到圣彼得的圣座上，尽管我没有圣彼得的品质。我认可你们是真正的天主教国王与君主，因为你们一贯如此，你们的著名功绩几乎已经驰名世界。你们不满足于已有功绩，而是尽一切努力，刻苦钻研，勤奋工作，不吝惜劳力和花费，不畏惧危险，甚至不怕自己流血，以便完成上帝的事业，并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此目标，投入你们的全副力量。你们从撒拉森人的暴政下收复格拉纳达王国的功绩足以证明这一点。你们为天主的圣名增添了荣耀。我们的动机正当光荣，我们应当自发地、慷慨地为你们提供手段，让你们能够为了如此神圣、如此值得赞扬、如此令永生之上帝喜悦的目标而努力，每一天都增添上帝的荣光，并拓展基督教的帝国。[19]

在同一份诏书里，教皇还写道，他“挚爱的儿子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在新大陆建立的殖民地，“建有一座拥有足够防御工事的塔楼，他将随他前去的一些基督徒安置在那里”，已经开始了建立新帝国的过程。[20]当然，他指的是“圣玛丽亚”号搁浅后哥伦布留在当地的小群体。

教皇对谁有权控制未发现土地的裁决肯定让葡萄牙人不悦。于是，伊莎贝拉和葡萄牙国王若昂二世进行了谈判，商定如何瓜分全球。谈判在卡斯蒂利亚的托尔德西利亚斯镇举行。1494年6月，他们达成了协议，即《托尔德西利亚斯条约》，将分割两国势力范围的南北子午线从佛得角群岛向西推了370里格，而不是教皇规定的佛得角群岛以西100里格，这就让葡萄牙得以保留卡斯蒂利亚已经让出的非洲海岸的全部权益。葡萄牙人很满意：他们可能在1493年哥伦布返航后立刻派遣远征船队，发现了南美洲东部的一大片土地，即今天的巴西，那属于他们的势力范围。争端的解决结果，至少在当时，并且从伊莎贝拉和若昂二世的视角看，是西班牙现在占据了新土地的西段，而葡萄牙控制南段，包括巴西和非洲沿海。两个亲戚平分了蛋糕。

* * *

世界的其他部分也需要瓜分。斐迪南希望教皇支持他的那不勒斯亲戚，去统治那不勒斯王国。罗德里戈成为教皇的时候，斐迪南的妹妹胡安娜是那不勒斯王后，她嫁给了他们的堂兄——那不勒斯国王费兰特[21]。罗德里戈为他们主持了婚礼和加冕礼。[22]因此，阿拉贡和那不勒斯的王室是近亲，而且通常是盟友。

那不勒斯是个富裕的王国，人口稠密，山川壮美。该王国的领地囊括整个意大利半岛南半部分。所以，那不勒斯在地中海贸易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受到了其他一些欧洲强国（其中最重要的是法兰西）的垂涎。法兰西人相信他们对那不勒斯王国拥有合法的权力主张，因为他们曾经占据那不勒斯王位[23]，不过后来王位被斐迪南的伯父“宽宏的”阿方索夺走了。教皇被要求裁断谁才是那不勒斯的合法君主。前一任教皇英诺森八世与费兰特有宿仇，因此支持法兰西国王查理八世，这显然给未来制造了麻烦。

另外，统治米兰的斯福尔扎家族也与那不勒斯国王费兰特的家族有仇。卢多维科·斯福尔扎[24]鼓励查理八世，如果他入侵意大利和占领那不勒斯，斯福尔扎家族会出手相助。这意味着，就在新教皇罗德里戈·博吉亚就职的时候，那不勒斯统治者受到了越来越大的压力。那不勒斯国王费兰特和阿拉贡国王斐迪南希望确保教皇支持费兰特继续统治该国。

为了帮助自己的亲戚，斐迪南向亚历山大六世提出了一项他不可能拒绝的建议。1493年中，西班牙驻梵蒂冈大使迭戈·洛佩斯·德·阿罗来到教廷，向教皇宣誓效忠。为了换取教皇对阿拉贡人继续当那不勒斯国王的支持，德·阿罗得到授权，允许博吉亚的儿子乔万尼迎娶斐迪南的亲戚玛丽亚·恩里克斯·德·卢纳。这对热衷于向上爬的博吉亚家族来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亚历山大六世告诉儿子胡安，他希望与西班牙王室攀亲，但也希望现在或者在不远的未来从伊莎贝拉女王手中获得一些位于格拉纳达的原属于摩尔人的地产。[25]

还有另外一项联姻计划。那不勒斯王室愿意将费兰特国王的私生孙女桑恰嫁给教皇的儿子乔弗雷，并奉上丰厚的嫁妆。于是教皇为自己的后代安排了又一场王家婚姻。桑恰和乔弗雷在1494年结婚了，此时他们都还是十几岁的孩子。

作为交换，教皇给了斐迪南和费兰特这两位国王想要的东西，也就是让特拉斯塔马拉家族继续控制那不勒斯。费兰特于1494年初去世，教皇宣布那不勒斯王位将传给费兰特的儿子阿方索，而非法兰西国王查理八世。这个决定当然让法兰西人和米兰人都很恼怒，他们开始一起筹划推翻教皇的决定，破坏他与阿拉贡王室的联盟。

乔万尼·博吉亚和斐迪南的亲戚玛丽亚·恩里克斯的婚礼非常奢靡，令人难忘。它代表着博吉亚家族的辉煌胜利，他们已经发迹了。乔万尼带着大量扈从和配得上王室婚礼的贵重礼品来到西班牙。他父亲为他准备了珍贵的商品，一同带去，包括“成箱成箱的富丽堂皇的天鹅绒、锦缎、织锦、银线布、缎子和皮毛……软垫、镶嵌黄金的床罩、镶金边和鲜红色缎子滚边的白色锦缎制成的帐子、绘制有亚历山大大帝和摩西历史图景的壁毯，以及大量银餐具”。还有许多珠宝首饰：一件带有巨大祖母绿和大钻石的挂件，供乔万尼戴在帽子上；给公爵夫人准备了嵌满珍珠和钻石的黄金十字架，其中包含真十字架的一个碎片，是教皇亲自放上去的。[26]

婚礼的穷奢极欲招致了许多非议。曼托瓦[27]使者报告称：“这位公爵出发（去西班牙）的时候非常富有，满载珠宝、金钱和其他便携的贵重物品与白银。据说他一年后回来，把所有货物都留在西班牙，然后回意大利再收割一次。”[28]

1493年9月，乔万尼娶了玛丽亚·恩里克斯之后，就成了斐迪南国王的姻亲，也是西班牙地位最高的精英家族之一的亲戚。但这个青年从抵达西班牙起，表现就很不像话。他疯狂酗酒，沉溺于逛妓院，用射击猫狗这样的活动自娱。他父亲甚至听到了令人不安的说法，称他未能圆房。这个报告很快被证明是假的。事实上，他的妻子很快连续两次怀孕，生了一儿一女。

乔万尼没有赢得西班牙人的好评。一位观察者称：“他是一个非常卑鄙的青年，满脑子是虚妄的光辉灿烂的想法，愚蠢，傲慢，残酷，不讲道理。”[29]他的行为举止也没有为他赢得斐迪南和伊莎贝拉的好感。他被召回罗马，不知何时才能返回西班牙，两位君主并不因此感到遗憾。他的妻子玛丽亚·恩里克斯留在西班牙，自己抚养儿女。

与此同时，教皇对梵蒂冈的管理招致人民的不满。亚历山大六世遭到了红衣主教团的公开反叛。为了加强对这个群体的控制，他史无前例地增加了十三名新的红衣主教人选。其中三人是他的秘书，第四个是亚历山德罗·法尔内塞（美艳动人的朱莉娅的兄弟），第五个是他自己的儿子切萨雷。原有的红衣主教们坚决反对，但教皇说他一定要做这个改变，不管他们喜不喜欢。他言出必行。在9月20日的一次秘密会议上，只有十一位红衣主教到场；七人投票赞同教皇的计划，四人弃权。还有十名红衣主教抵制此次会议。[30]

就这样，在有限的支持下，切萨雷·博吉亚于1493年9月23日成为红衣主教。大家都看得一清二楚，他没有任何宗教使命感。很快他就明确表示，希望从教士的誓言中得到解脱。

梵蒂冈的博吉亚争议发生的时候，整个意大利半岛也在酝酿紧张的气氛。意大利始终没有建立起任何中央政府，政局非常不稳定和危险，因为各个大城邦——威尼斯、米兰、罗马、佛罗伦萨和那不勒斯之间存在激烈竞争和持续不断的争斗。米兰、那不勒斯和罗马在争夺那不勒斯王位。威尼斯正在与土耳其人争夺它在巴尔干半岛的属地，连吃败仗。佛罗伦萨出现了权力真空。那里的政治家洛伦佐·德·美第奇于1492年去世，留下他那笨拙的儿子皮耶罗掌权。

米兰的人文主义学者彼得·马特相信意大利正处于战争边缘。1492年9月，他写道：“我相信，意大利君主们正在自我毁灭。”他描述了米兰和那不勒斯正在酝酿的互相仇恨和嫉妒，似乎要刺激法兰西发动暴力干预。“……就这样，意大利在慢慢锻造即将用来杀死它的那把剑。”[31]

法兰西人的确图谋入侵意大利。为了确保西班牙不会干预他们的南征，法兰西国王查理八世向斐迪南国王提议，归还鲁西永和佩皮尼昂，即斐迪南的父亲胡安二世在镇压阿拉贡内乱时丧失的土地。西班牙和法兰西开始了谈判。观察家注意到，西班牙和法兰西的条约实际上意味着，西班牙将不再寻求监管意大利局势。这是一个新的证据，表明意大利人和法兰西人之间即将爆发战争。

大家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在这个作为天主教家园的国度，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并没有足够的道德权威，去成为一种稳定局势的力量。1493年6月12日，在教会的一次秘密会议上，西班牙大使洛佩斯·德·阿罗谴责了教皇的外交政策，说它使得意大利处于“永久战争的状态”。他还批评了“教廷的贪污腐化，以及买卖圣职的丑闻”。[32]

但这些分歧，至少在当前，被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和他在西班牙的两位恩主共同的虔诚信仰所掩盖了。毋庸置疑，他们三人全都深沉地忠于天主教（如果不是忠于它暗含的价值观），并且都努力用能够增进教会威望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信仰。

就在这个时期，斐迪南、伊莎贝拉和教皇亚历山大六世赞助建筑师多纳托·布拉曼特在梵蒂冈山上设计和建造被称为小圣殿的纪念性陵墓。小圣殿是文艺复兴全盛期的一件艺术杰作，准确地追溯了古典世界的传统。它由伊莎贝拉和斐迪南出资建造，饰有象征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和西班牙朝圣活动的扇贝壳主题图案。它的奠基石于1502年安放，上面用仿中世纪字体镌刻着斐迪南和伊莎贝拉的名字。伊莎贝拉和红衣主教贝尔纳迪诺·洛佩斯·德·卡瓦哈尔通力合作，为小圣殿搜集了超过五件圣物，包括真十字架的碎片和婴孩耶稣摇篮的碎片。在罗马的观察者看来，这座建筑令人耳目一新，有许多创新；它也是一个视觉象征。伊莎贝拉和斐迪南的联合统治代表着中世纪向近代过渡。

西班牙人合作的另一项工程是圣母大殿的精美装饰。这是罗马最大的教堂，献给圣母。教皇出钱建造了这座教堂的辉煌的镀金天花板，其中使用的黄金据说是第一批从新大陆运回的贵金属，是伊莎贝拉给教会的馈赠。[33]

女王和教皇都相信新大陆的发现具有重大意义，并感到，教会注定要在那里取得很大进展。亚历山大六世在自己位于梵蒂冈的私人住所展示了他请平图里基奥[34]创作的一幅杰作，于1492～1494年间完成。画中，教皇跪在复活的基督面前祈祷。这幅画的名字叫《复活》，背景中，就在基督空荡荡的墓穴上面不远处，描绘着美洲原住民的形象。他们被画得浑身赤裸、身强力壮、肌肉发达、头戴羽毛饰物。这是我们所知的欧洲艺术中第一次表现印第安人的形象。将他们包括在这幅杰作之内，凸显了教皇很早就对新大陆兴趣盎然，并认识到向新大陆传教的关键意义。

教皇很快就认识到新大陆的重要性，于是伊莎贝拉得以将她自己的宗教价值观（有好的方面，也有坏的方面）强加于一个崭新的半球。她给新大陆的数百万人送去了卡斯蒂利亚风格的教育、医疗和政治制度，以及宗教价值观。异端裁判所在西班牙扎根不久之后，也被传播到新大陆。这意味着，西班牙独特的混合思想——一方面是对知识的追求与开明思想，一方面是对宗教异己的不宽容——越过了大洋，影响拉丁美洲的文化与政治生活五百多年。

但教皇给伊莎贝拉和西班牙未来的最宝贵礼物是，他将世界一分为二，将如此重要的一部分给了伊莎贝拉。总的来讲，这是一笔非同小可的交易：首先，竟然有人胆敢切分地球；其次，天主教会如此强大，未来许多代的很多人从来没有想到要质疑教会的此项裁决。

但新大陆的美洲原住民很快就开始质疑教皇给伊莎贝拉的赠礼。他们后来得知，教皇将数百万土著居住的土地夺走，用笔墨和封印制作了一封文书，竟然就将他们的土地交给了欧洲人。他们难以理解这样的概念：一个人，即教皇，竟然被认为有权处置天与地。

1512年，有人将这种概念解释给哥伦比亚的两名印第安西努部落酋长，他们惊诧地摇了摇头。其中一人说：“教皇一定是醉了。”[35]

[1] Michael Mallett，The Boreas：The Rise and Fall of a Renaissance Dynasty（New York：Barnes & Noble，1969），p.120.

[2] 桑德罗·波提切利（约1445～1510），文艺复兴早期的意大利画家，属于洛伦佐·德·美第奇赞助的佛罗伦萨画派。他的最著名作品包括《维纳斯的诞生》和《春》。

[3] 多梅尼科·吉兰达约（1449～1494），来自佛罗伦萨的文艺复兴时期画家，是一个大型绘画工坊的领导人，米开朗琪罗曾为他工作。

[4] 渔人权戒是一枚图章戒指，象征教皇的权力，因为教皇是圣彼得的继承人，而圣彼得曾是渔夫。另外，《新约·马可福音》1：17写道：“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1842年之前，教皇用渔人权戒作为图章，签署官方文件。

[5] 弗拉米乌斯大道是古罗马的一条大道，从罗马越过亚平宁山脉，通往里米尼，由盖乌斯·弗拉米乌斯（前187年执政官）主持建造。

[6] John Fyvie，The Story of the Boreas（New York：G.p.Putnam’s Sons，1913），p.29.

[7] Paul Strathern，The Artist，the Philosopher and the Warrior：The Intersecting Lives of Da Vinci，Machiauelli，and Borgia and the World They Shaped（New York：Bantam Books，2009），p.69.

[8] Mary Hollingsworth，The Cardinal’s Hat：Money，Ambition and Everyday Life in the Court of a Borgia Prince（Woodstock，N.Y.：Overlook Press，2005），p.230.

[9] Peter Martyr to Count of Tendilla，September 23，1492，in Opus Epistolarum：The Work of the Letters of Peter Martyr（London：Wellcome Library）.

[10] Peter Martyr to Franciscus Pratensis Griolanus，September 18，1492，in Opus Epistolarum：The Work of the Letters of Peter Martyr（London：Wellcome Library）.

[11] Peter Martyr to Ascanio Sforza，September 27，1492，in Opus Epistolarum：The Work of the Letters of Peter Martyr（London：Wellcome Library）.

[12] Peter de Roo，Material for a History of Pope Alexander VI，His Relatives and His Time，vol. 2（New York：Universal Knowledge Foundation，1924）. pp.308-14.

[13] Vatican Secret Records，ASV，A.A.ARM Ⅰ-ⅩⅧ，5023，ff 6Ⅳ-64r，cited in Sarah Bradford，Lucrezia Borgia（New York：Viking，2004），pp.22 and 23.

[14] Vatican Secret Records，ASV，A.A.ARM Ⅰ-ⅩⅧ，5023，ff 6Ⅳ-64r，cited in Sarah Bradford，Lucrezia Borgia（New York：Viking，2004），p.24.

[15] Jean Lucas-Dubreton，The Boreas（New York：E. p.Dutton & Co.，1955），pp.82-83.

[16] Samuel Eliot Morison，Admiral of the Ocean Sea：A Life of Christopher Columbus，onevolume edition（Boston：Little，Brown，1949），p.2：22.

[17] 里格这个长度单位曾在英国和拉美等地流行，原意是一个人步行一小时的距离。自中世纪以来，不同国家的里格的长度不一。西班牙古时的里格也有浮动，曾被官方规定为合4180米。

[18] Paul Gottschalk，The Earliest Diplomatic Documents on America：The Papal Bulls of 1493 and the Treaty of Tordesillas（Berlin：Paul Gottschalk，1927），p.35.

[19] Paul Gottschalk，The Earliest Diplomatic Documents on America：The Papal Bulls of 1493 and the Treaty of Tordesillas（Berlin：Paul Gottschalk，1927），p.21.

[20] Paul Gottschalk，The Earliest Diplomatic Documents on America：The Papal Bulls of 1493 and the Treaty of Tordesillas（Berlin：Paul Gottschalk，1927），p.21.

[21] 正式称号为斐迪南一世。

[22] Malletc，p.97.

[23] 法兰西王室对那不勒斯王国的权力主张的由来：1266年，安茹的查理（法王路易九世的弟弟）在教廷支持下，击败原先统治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岛的霍亨施陶芬王朝，成为西西里与那不勒斯国王。1282年，西西里岛人民发动起义，在阿拉贡国王佩德罗三世（他的妻子是霍亨施陶芬王朝的成员）支持下将法军从西西里岛驱逐出去。从此，阿拉贡王室占据西西里岛，安茹家族占据那不勒斯。1416年，阿拉贡国王“宽宏的”阿方索五世驱逐安茹家族，将西西里与那不勒斯联合在阿拉贡王室统治之下。

[24] 卢多维科·斯福尔扎（1452～1508），米兰公爵（1494～1499）。他是斯福尔扎家族在米兰统治的开创者弗朗切斯科一世·斯福尔扎（1401～1466）的次子。他是列奥纳多·达·芬奇等艺术家的赞助者。他统治米兰的时期，是米兰文艺复兴最后也最辉煌的阶段。达·芬奇的《最后晚餐》就是卢多维科·斯福尔扎出资创作的。

[25] Bradford，Lucrezia Borgia，p.30.

[26] Bradford，Lucrezia Borgia，p.31.

[27] 曼托瓦是意大利北部伦巴底地区的一座城市，是重要的文化与艺术中心。

[28] Miquel Batllori，La Familia Borja，Luzio，p.120，July 13，1493，cited Bradford，Lucrezia Borgia，p.31.

[29] Marion Johnson，The Boreas（New York：Holt，Rinehart & Winston，1981），p.116.

[30] Christopher Hibbert，The Borgias and Their Enemies，1439-1513（New York：Harcourt，2008），p.51.

[31] Peter Martyr to Count of Tendilla and Archbishop of Granada，September 28，1492，in Opus Epistolarum.

[32] Morison，Admiral of the Ocean Sea，p.224.

[33] Antonio de la Torre，Documentos，pp.142-43；Jack Freiberg，Bramante’s Tempietto and the Spanish Crown.

[34] 平图里基奥，真名贝尔纳迪诺·迪·贝托（1454～1513），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他因身材矮小，得到一个诨名“平图里基奥”，意思是“小画家”，他有时自己也签名为平图里基奥。

[35] Hugh Thomas，The Conquest of Mexico（London：Pimlico，1993），p.72.

十七 虚妄与幻想之国

1492年之后的数百年中，许多代学者曾激烈地争论，谁是第一批登上新大陆海岸的非美洲人。有人说，这项功绩应当属于北欧人，或威尔士人，或非洲人，或波利尼西亚人。最近还有人说，是中国人。上述的部分或全部民族，或许的确曾在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前，瞥见过美洲或多或少的一些土地。他们看了，又离去了。但有一件事情是确凿无疑的：历史上只有一个人立刻认识到这项发现的重大意义，并将其占为己有，然后迅速将冒险变成热火朝天的事业，引发了历史上最富戏剧性的人口流动之一。这个人就是伊莎贝拉女王。

在旧大陆的所有统治者当中，只有她从一开始就明确认识到此项发现的意义，并采取了有效措施，将未来的远征体制化，并向美洲殖民。英格兰人和法兰西人比她落后了一百年，最后才占据了西班牙人觉得没有价值的北美洲剩余土地。葡萄牙人起初集中力量于贸易交换，只建立了一个贸易站网络，以支撑他们的贸易路线。西班牙人则几乎立刻开始大量定居于美洲，将卡斯蒂利亚人和美洲人的血统融合，形成了一个新民族。

哥伦布于1493年返航不久之后，伊莎贝拉女王就得出结论：他的发现太重要，不能让任何单独一个人，哪怕是她的朋友，去垄断。她得到了教皇的祝福之后，立刻开始投入资源和力量，组织新的远征，有效地控制其财政，以便让她的臣民，即卡斯蒂利亚人，成为主要受益者。几个月后，她给了哥伦布更多人手和船只，让他返回美洲，但也赞助了其他探险家。很快，就有一艘又一艘船，在不同的卡斯蒂利亚船长和水手驾驶下，从塞维利亚起航西去，执行她赋予的使命。

哥伦布奉命又执行了三次远航，成绩不一。但在随后十年内，她还派出了至少六支探险队。阿隆索·德·奥赫达领导了其中一个探险队，由首次远航的领航员陪同：胡安·德·拉·科萨与佛罗伦萨人亚美利哥·韦斯普奇一同远航，亚美利哥借助花言巧语上了船，后来美洲就是根据他的名字命名的。这个命名很偶然，也有些难以解释。其他探险队的领导人包括文森特·亚涅斯·平松（平松兄弟中最年轻的一个）、迭戈·德·莱佩（一个能干的航海家，是平松家族的亲戚）、佩德罗·阿隆索·尼尼奥（来自尼尼奥航海世家）和罗德里戈·德·巴斯蒂达斯（一位来自塞维利亚的富商，他的探险队里有一个年轻人叫巴斯科·努涅斯·德·巴尔沃亚）。

在女王的许可下，在随后十年里，这些探险队抵达并勘察了美洲数千英里的海岸线。哥伦布查看了加勒比海的大多数主要岛屿，以及中美洲沿海。阿隆索·德·奥赫达抵达了今天的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胡安·德·拉·科萨探索了哥伦比亚和巴拿马沿海的一些岛屿。文森特·亚涅斯·平松来到了巴西，他是第一个看到亚马孙河的欧洲人。巴斯蒂达斯在巴尔沃亚陪伴下，发现了巴拿马大陆。去往巴拿马的探险特别重要，因为那里的地峡很狭窄，让人有可能从大西洋进入太平洋。巴尔沃亚是第一个从美洲海岸看到太平洋的欧洲人。

每一次探险都引发了更多探险，就像瀑布一样，延续数十载。埃尔南·科尔特斯于1504年抵达加勒比海，征服了墨西哥，后来探索了下加利福尼亚[1]。胡安·庞塞·德·莱昂第一次到新大陆是1493年，他勘察了佛罗里达沿海，那里是未来的美利坚合众国的一部分。弗朗西斯科·皮萨罗于1509年与阿隆索·德·奥赫达一同去美洲，于1533年征服了秘鲁。这些探险让几代人为之奋斗不息。佩德罗·德·贝拉·门多萨参加了15世纪80年代对大加那利岛的征服；他的孙子阿尔瓦·努涅斯·卡韦萨·德·巴卡来到佛罗里达，不幸被困，遭到奴役，花了九年时间，徒步穿过今天的德克萨斯州南部和美国西南部，最后平安抵达墨西哥的安全地带。[2]

伊莎贝拉决定允许除了哥伦布之外的其他人参加探险，让哥伦布很痛苦，他相信他已经获得了探索他发现的土地并从中获得商业利益的专有权力。但他原先的推测——他抵达了印度——很快被证明是不准确的。尽管哥伦布是一位极其优秀的航海家，但也被证明是一个糟糕的行政管理者和眼光很差的人，很快几乎所有人都看清了他的这些缺点。

但在最初，伊莎贝拉对这位意大利航海家绝对信任。哥伦布返回巴塞罗那一个月内，她就准备了十六道王室命令，为他的下次远航做准备。伊莎贝拉照例用官样文章的说法（将她的名字和斐迪南的名字并置），给他下达了具体的指示。第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也是她讲得最详细的，是要求对印第安人进行宗教的教诲。她命令，哥伦布应当“用一切手段和办法……努力赢得他们的心”，让他们皈依“我们的神圣的天主教信仰”，并教他们西班牙语，以便让他们理解即将展开的宗教教育。为了传教的目的，她派去了十二名神父。

伊莎贝拉女王明确指示了哥伦布及其部下，应当如何与美洲原住民相处。她命令他们“善待印第安人，不要伤害他们，与他们应当多多沟通和亲善，以诚相待，尽力帮助对方”。女王还指示，若任何人“以任何方式”“虐待”印第安人，哥伦布应当凭借女王授予他的权威（他是海军上将、王室代表和总督）“对其严惩”。

她希望保障远征的财政管理得稳妥，既管理好起初的开支，也要妥善经营她期望最终获得的收益。为了更好地监督财务，她让哥伦布和堂胡安·德·丰塞卡联合负责船只的采购和物资补给。丰塞卡是来自科卡（距离伊莎贝拉家族的大本营塞哥维亚不远）的贵族出身的官僚，他的家族长久以来一直是王室的忠实仆人。丰塞卡不是航海家，但是一位后勤专家，伊莎贝拉曾让他负责其他的复杂任务。他与哥伦布共同承担雇用人手和金钱支出的责任。

女王颁布了新的法律法规，决定如何向新大陆殖民。所有参与新探险的人都需要登记在册，并向卡斯蒂利亚王室宣誓效忠。朝廷在塞维利亚建立了海关，以便记录和追踪从新大陆来的船只货物。以物易物的权利由卡斯蒂利亚王室独享。

* * *

1493年9月25日，也就是哥伦布从西印度群岛胜利返航的仅仅六个月之后，他再次出发，开始了自己的第二次远航。这一次他的队伍比先前大得多。他热情洋溢地描述他发现的土地的种种奇观——那是一座天堂，黄金就在地面上唾手可得，仿佛树上悬挂的鲜美水果，伸手去摘就行——激发了群众山呼海啸般的激情，人们争先恐后地要参加远航。这一次有十七艘船出发，参与者约1500人。我们没有全部远航者的完整名单，但这一次有一些人脉很强的廷臣参加，其中很多人在未来的远航中将扮演重要角色，如胡安·庞塞·德·莱昂和阿隆索·德·奥赫达，他俩都因为在格拉纳达战争中表现英勇而闻名。还有一些阿拉贡贵族参加，包括一个叫莫森·佩德罗·马加里特的人，他与斐迪南国王有长期的亲密关系。

与女王及其内廷有直接关系的人则更多，包括女王的御医迭戈·阿尔瓦雷斯·昌卡；安东尼奥·德·托雷斯，王储的女教师的兄弟；梅尔希奥·马尔多纳多，他曾是派驻梵蒂冈的大使；还有弗朗西斯科·德·佩纳罗斯，女王身边的一位廷臣，以及他的兄弟佩德罗·德·拉斯·卡萨斯。最后这两人将自己的第一手故事告诉了佩德罗的儿子，即巴尔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他后来成为研究西印度群岛的最早的历史学家之一。哥伦布被允许带上了一些意大利朋友，包括他的兄弟迭戈和一个叫米凯莱·德·库内奥的热那亚人。

关于第二次远航的资料比第一次多得多。哥伦布此次记了日记，他的日记虽然没有保存到今天，但描写新大陆的第一代历史学家能读到他的日记。另外至少有三位远航者，小巴尔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迭戈·阿尔瓦雷斯·昌卡和米凯莱·德·库内奥都根据自己亲眼所见，或者是从可靠人士那里听来的情况，写了信或者著书立传。此外，同时代的历史学家贡萨洛·费尔南德斯·德·奥维多·巴尔德斯和彼得·马特也传播了相关记述，他们对这些事件有内部消息。

哥伦布得到了他索要的一切。他被授予“大洋与西印度群岛总督及海军上将”的崇高头衔，他的孩子们后来继承了这个头衔。两位君主指示他“善待印第安人”，但也授权他可以审判民事与刑事案件，并惩罚罪犯。他奉命为卡斯蒂利亚占据新的土地。

不足为奇的是，从准备工作的很早阶段，哥伦布和丰塞卡之间就发生了摩擦。哥伦布自认为是无可置疑的远征总司令，但堂胡安·德·丰塞卡认为自己有责任保护和促进两位君主的利益。两人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发生了矛盾：哥伦布的卫队人数、参加此次远航的马匹质量，等等。丰塞卡不是航海家，也不是探险家，这让哥伦布恼火，但丰塞卡是一位筹划和管理大型事业的大师。他的职能实际上就是王室的“殖民事务大臣”[3]，在随后几年里他的权力会水涨船高。

在丰塞卡的督导下，哥伦布舰队得到了足以维持六个月航行的物资，包括大量食物、装备、工具、家畜、种子和相当多的武器。这是一项独特而代价昂贵的事业。航海历史学家塞缪尔·艾略特·莫里森写道：“不曾有一个欧洲国家开展过规模可与此相提并论的海外殖民远征。”[4]

这不过是许多后续航行中的第一次。没过多久，王室就会在欧洲和新大陆之间建立半定期的往返航班，向探险家和殖民者运送邮件、食物和给养，然后将王室攫取的新领土上获得的财富运回西班牙。

哥伦布及其庞大舰队就像上次那样，从西班牙航向加那利群岛。但这一次，这位意大利探险家已经是一位显赫的名人了，在加那利群岛得到了比阿特丽斯·德·博瓦迪利亚的热烈欢迎和款待与伴游。比阿特丽斯就是斐迪南国王曾经的情妇，伊莎贝拉最好朋友的侄女，现在还算年轻，在这些年里卖弄风骚的名声仍然炽烈。在节庆活动、岛屿漫游和礼炮齐鸣声中，哥伦布与比阿特丽斯发生了一场露水情缘，持续时间为漫长的三天。与此同时，1000多名士兵在哥伦布背后闲逛、翻白眼，并嘲笑他的浪漫狂欢。[5]对此次远航来说，这不是一个吉利的开端，而哥伦布与斐迪南老情人的嬉戏一定传到了女王耳边。

但哥伦布于10月13日离开加那利群岛之后，就弥补了之前浪费的时间。虽然遭遇了风暴，但他们在三周后便抵达了西印度群岛。和前一次远航一样，第一次目睹陆地让大家欢呼雀跃。拉斯·卡萨斯记载道：“11月3日，星期天，黎明时分，所有船上的人都看得见陆地，个个兴高采烈，仿佛天堂突然在他们面前敞开了……他们按照水手的规矩，在黎明时唱《又圣母经》，对海岸上吹来的花香感到惊奇；他们看到绿色鹦鹉像鸫一样成群飞舞，一直在尖叫。”[6]

但从此开始，坏运气就上门了。卡斯蒂利亚人抵达今天波多黎各以东的一串岛屿不久之后，就遭遇了一个凶悍的印第安人部落，称为加勒比人。加勒比人看到卡斯蒂利亚人，就逃进了山里。据库内奥说，一些西班牙人急于寻找财宝，脱离大部队，独自离开了。十几个人“为了抢劫”走进荒野，去寻找黄金。[7]他们很快就失踪了，哥伦布不得不派遣数百人，分成四个队伍，去寻找他们。

西班牙人之前遇见的加勒比印第安人原来是食人族。走进他们营地的卡斯蒂利亚人惊恐地发现，加勒比人似乎在煮人肉。他们“看到横梁上挂着盐腌的人腿，就像我们的风干火腿一样。有一个刚刚被杀的年轻人的头，还带着血，他的部分身体和鹅肉与煮鹦鹉肉混在一处，随时可以下锅。篝火边还有其他的身体部分，随时可以在火坑上烤”。这是彼得·马特在给意大利的一位朋友信中写的。他是从此次远征的一位幸存者那里得知了此事。他们还发现加勒比人关押着一些俘虏，包括体态丰满的年轻女人和被阉割了的年轻男子，之所以阉割他们，可能是为了让肉更鲜嫩。[8]

所有保存至今的资料都讲到了这个故事，只是说法有出入。对此的解释也不尽相同。有些学者现在认为，这些活动是一种仪式，以纪念勇敢的敌人或去世的亲人。但探险家们的记载都说这是食人，他们都相信加勒比人把人肉当作食物。

这景象当然让探险家们魂飞魄散，他们认定失踪的伙伴或许已经在岛屿其他地方的菜单上了。但事实上西班牙土匪们爬到了一座山顶，点起了大火，以便同伴能找到他们的位置。大部队找到了他们，在一名热心的印第安老妇指引下将他们带回船上。西班牙人离开了这个岛，带走了三十名被加勒比人俘虏的印第安人，他们被关押的状况表明，加勒比人打算把他们奴役并吃掉。这些得到解救的美洲原住民至少在最初很愿意与西班牙人一同离开。

不久之后，卡斯蒂利亚人与加勒比人多次发生冲突，双方都有人死亡。奥维多在几年后到达此地，写了关于欧洲人与印第安人第一次接触的史书。他说，好战的印第安人，即武士们，配备了箭头涂毒的箭，这种毒药会攻击人的神经系统。没有办法解毒，所以中箭的人“会发疯至死……咬啮自己的手和肉，不管这多么疼痛”。[9]有些中了毒箭的西班牙人得以幸存，不过我们不清楚他们为什么能活下来，可能是他们饮食较好，或者得到了较好的医治。其他中箭的人死去了，没有人知道该怎么治疗，因为不同部落用的毒是不同的。这种情况令人精神高度紧张，也让大家对自己面对的未知危险更加焦虑。

此时哥伦布越来越担忧自己第一次远航时“圣玛丽亚”号搁浅导致他不得不留下的39名殖民者的命运。他将他们托付给一位貌似友善的部落酋长，但他现在有理由感到担心。西班牙舰队穿过群岛，奔向殖民者被留下的地方，途中建立了一个定居点，用女王的名字命名为伊莎贝拉。它所在的岛屿被称为伊斯帕尼奥拉岛或圣多明各岛，包括今天的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这个岛屿成为卡斯蒂利亚的主要行动基地和随后历次远征的集结地。

哥伦布的旅伴很快发现，他大大夸张了这片新土地的良辰美景。的确，此地林木青翠，富有异国情调，气候温暖宜人，但在热带的潮湿环境里昆虫繁殖极快，人们被蚊子叮得简直要发疯。他们的腿上长出令人疼痛万分的脓肿，引发感染，淘空了人的体力；很多人患病死亡。从西班牙带来的给养不够了，在当地很难找到食物，就是找到了也难以下咽。“患病、垂死和饥肠辘辘的人极多，让大家士气低沉。据其中健康的人说，这是一幅催人泪下的惨景。”拉斯·卡萨斯写道：

局势改善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基督徒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雪上加霜的是，他们知道，自己要死在离家万里的地方，得不到垂死者通常能够得到的任何慰藉，就连给他们递杯水的人也没有……随后，很多从小养尊处优、从来不知道吃苦为何物的贵族觉得自己的状况无法忍受，有些人在极大的愤恨中死去；恐怕有些人是彻底绝望而死的。[10]

为了生存，西班牙人不得不吃狗肉和爬行动物，但对很多人来说，这还不够。大约有一半的西班牙人在慢慢饿死，因挨饿而奄奄一息的印第安人更多。他们因为感染了欧洲人传播来的传染病——包括天花、麻疹、霍乱、伤寒和淋巴结鼠疫——而死去。这是这些疾病第一次出现在美洲。遍地死尸。奥维多得知：“臭气熏天，滋生疫病。”[11]

而与此同时，财富也不像哥伦布说的那样漫山遍野、唾手可得。只有通过艰苦的劳动——在炎炎赤日下，从地下或河床开采矿石，或者种庄稼——才能获得财富。

很快传来了更糟糕的消息。哥伦布最终到达“圣诞节”（即伊斯帕尼奥拉岛上，他留下39名定居者的地方）时，发现定居者已经全部死亡，可能是在前一个月被杀的。十几具尸体被丢在烈日下暴晒。米凯莱·德·库内奥说死者的眼睛都被挖掉了；他相信印第安人把他们的眼睛挖出来吃了。[12]村庄被付之一炬。

哥伦布一度觉得很友善的那个当地酋长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支支吾吾，并假装腿上有伤，企图逃避他们的询问。西班牙人轻松识破了他的骗局，就应当如何惩罚酋长发生了争吵。哥伦布主张，既然事实没有搞清楚，就不能惩罚他，因为那样必然使得他们遭到更不友好的土著的更多袭击。

印第安人和西班牙人互相之间能够交流和听懂得越来越多，于是真相被渐渐揭露。39名定居者从居住在附近的印第安人那里抢劫食物和女人，招致了对方的敌意。哥伦布的儿子斐迪南说，哥伦布的大部队离开后，被留在当地的定居者很快发生内讧。他们“每人抢了四五个老婆”，即从印第安人那里掳来的女人，并搜寻黄金，还为了黄金而争吵。一个印第安部落进攻他们，杀死了一些定居者。其他人则是病死的。

毋庸置疑，不少定居者是被杀害的。第二次远航的有些成员得出的结论是，哥伦布竟然放任土著肆无忌惮地谋害西班牙人，这足以证明这位航海家软弱无能，或者对船员们不忠诚。就连一些传教士也希望哥伦布对印第安人采取强硬立场，处死可能的凶手。哥伦布发现，无论他从宽发落还是严惩凶手，都会遭到批评。

* * *

无论在大西洋东岸还是西岸，哥伦布都因为第一次远航时留下的定居者被杀而遭到批评。国内的西班牙人完全不理解新来者所处的环境。西班牙人在新大陆感受到的文化冲击，不是语言可以形容的。生活在这个陌生环境的西班牙人产生了奇怪的幻想和恐惧。伊莎贝拉镇很快就被抛弃，在口口相传之下成了闹鬼之地，据说被害的贵族的阴灵会于夜间在大街上行走，哀号并哭泣。

关于谋杀、死亡和食人行为的报告令西班牙人大感不安，有些人开始觉得印第安人不算是纯粹的人类。当然，许多代的探险家就是用这种说法来为自己的种种暴行辩护的。

哥伦布放任许多残酷暴行发生。在一次小规模战斗中，卡斯蒂利亚人俘获了一名加勒比人妇女，哥伦布的朋友米凯莱·德·库内奥索要她。库内奥将她带进自己的船舱，“心中产生了从她身上取乐的欲望”。[13]她拼命抵抗，高呼救命。他残酷地用绳子抽打她。船上没有一个人来救助她，最后她屈服了。这是有史可查的第一次有印第安女性遭到强奸的案例，后来美洲将发生许多此类暴行。哥伦布没有阻止，也没有干预，这让我们不禁要问，他还放任不管了多少事情，以及他自己做过什么事情。

在第二次远航期间，西班牙人开始屠杀印第安人。巴尔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说，第一次严重的屠杀是哥伦布和卡斯蒂利亚人对印第安人小小的挑衅反应过激。五名印第安人被指示帮助三名殖民者渡过一条河，却将他们困在河边，偷走了西班牙人的一些衣服包裹。据信，这个部落的酋长将这些衣服占为己有了。哥伦布的仆人之一阿隆索·德·奥赫达对这起盗窃行为怒不可遏，囚禁了参与其中的一些印第安人，命令将其中一人的耳朵割掉。这是当时欧洲常见的对小偷的刑罚。哥伦布却命令将另外三名印第安人处死，以惩罚他们参与抢劫。他后来心软了，但消息传来，酋长的人为了这死刑的威胁而发起报复，攻击了其他一些基督徒。西班牙人对一起简单的盗窃行为做出了迅捷而残暴的反应，从此双方就陷入了暴行和报复的恶性循环。“这是西班牙人对印第安人犯下的第一桩罪行，”拉斯·卡萨斯写道，“流血开始了。后来，全岛都要血流成河。”[14]

拉斯·卡萨斯认为哥伦布残暴地对待印第安人，悍然违背了伊莎贝拉女王给他的关于如何与印第安人相处的命令。两位君主发布了具体的指示，要求西班牙人尊重印第安人，要派遣使者安排谈判，对方应邀而来的话，要送上礼物。据拉斯·卡萨斯记载，哥伦布做的恰恰相反，他擅自闯入了印第安人的土地，并且违逆了“基督徒的慈善、温和与爱好和平的精神”。[15]

哥伦布也很快被证明是一个无能的行政管理者，管束不住部下。他的船员几乎持续不断地掀起哗变，反对他的领导。这不完全是他的错。人们距离地位稳固的权威人物有千里之遥，并且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问题，所以领导者很难让他们接受上下级的指挥体系。恐惧、迷茫和怨恨的情绪搅和在一起，随时可以引发爆炸。

哥伦布还遭到了部下一定程度的鄙夷。水手中的很多卡斯蒂利亚人为自己的民族而骄傲，鄙视他这个外国人。他没有真正显赫的贵族家世，也让大家觉得他不值钱，毕竟他们生活的文化里最重视的就是血统和祖先。参加远航的很多人，如阿拉贡人莫森·佩德罗·马加里特，是贵族，所以自视甚高，很难放下身价来。很多人不愿意劳动，觉得哥伦布让他们干活是非常不成体统的，何况他们觉得哥伦布的身份比他们低。

斐迪南国王的朋友马加里特最终觉得受够了。他纠集了其他一些心怀不满的分子，夺取了三艘船，返回西班牙，跑到宫廷去向国王和女王汇报，称此次远征一败涂地，哥伦布在那里胡作非为。一同返回的少量阿拉贡人发现，他们可以直接向斐迪南报告哥伦布的情况，而斐迪南非常愿意聆听他们的抱怨。

毋庸置疑，哥伦布在管理部下时的确心狠手辣。“海军上将为了完成工作，不得不运用暴力、威胁和限制的手段，”拉斯·卡萨斯写道，“不足为奇的是，结果是大家痛恨海军上将。于是，他在西班牙的名声就变成了：他是一个令所有西班牙人憎恨的残酷暴徒，一个不配统治他人的家伙。”[16]

西班牙人（包括哥伦布）对其他人，尤其是印第安人遭受的痛苦与折磨熟视无睹，这倒是很奇怪。他们简直不能理解，印第安女人为什么甘愿从西班牙船上跳下，在惊涛骇浪中游泳很长时间以逃回家园。哥伦布和他的一些部下于1495年2月返回西班牙，留下大量人手作为殖民者。此时，印第安人已经非常不信任欧洲人，这也是情有可原。在第二次远航中，卡斯蒂利亚人俘虏了1600名美洲原住民。他们无法将所有俘虏都装上船，于是选择了其中最好的装船，而将约400人释放。

原住民被释放时的反应表明，卡斯蒂利亚人和美洲原住民之间的关系已经很坏了。库内奥忍俊不禁地注意到，那些被释放的人都疯狂地要离开西班牙人。俘虏中的许多妇女处于哺乳期，却匆匆逃走，丢下了自己的孩子。“她们害怕我们会再次捕捉她们，于是为了逃离我们，将自己的婴儿丢在地上，像绝望的人一样拼命逃跑”，遁入山中，一口气跑了几天，以便尽可能远离卡斯蒂利亚人。[17]

哥伦布把这些奴隶当作可以卖掉换钱的战利品。而西班牙人则在考虑如何搜集黄金和其他财宝。但伊莎贝拉女王得知探险家返航时满船载着数百奴隶，不禁大怒。她之前坚持要求礼遇印第安人，哥伦布却放肆地对她的明确命令置之不理。她命令将所有奴隶尽快运回新大陆。有些奴隶被送回了，但此时很多印第安人已经被冻死，或者患上新的疾病而死去。

年轻的巴尔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目睹了这一切，因为他的父亲和叔叔送给他一个年轻的印第安少年当作奴隶，巴尔托洛梅和这个男孩成了朋友。伊莎贝拉命令将所有幸存的奴隶送回新大陆时，巴尔托洛梅的朋友也被送回了。但这段友谊对巴尔托洛梅影响极大，开始塑造了他对印第安人的态度，让他后来成为当时最坚决的印第安人权益捍卫者。

掳掠人口作为奴隶不是哥伦布违抗女王命令的唯一方面。她在托尔德西利亚斯与葡萄牙人就新大陆的主权谈判的时候，曾要求哥伦布回西班牙帮忙，但他忙着加勒比海事务，没有回国。于是她不得不在没有他参与的情况下为自己的权益争斗，尽管他比其他任何人都更了解新大陆。

哥伦布终于结束了第二次远航、返回西班牙的时候，寻求以其他方法让女王相信他的发现的重要性。他开始穿圣方济各会教士的服装，或许是为了向伊莎贝拉女王展现自己的虔诚。但除了带回奴隶之外，他还带回了比前一次更为贵重的礼物和稀奇物件。

编年史家安德烈斯·贝纳尔德斯记载道，据目击者称，这些稀罕东西包括“一个金项圈……重达600卡斯特亚诺”，还有：

冠冕、面具、腰带、衣领和许多用棉布制成的纺织品。在所有这些东西里，魔鬼都以猫、猫头鹰脸或其他木制的更恐怖的形象出现……他携带着一些长翅膀的冠冕，它们侧面有黄金的眼睛……尤其是一顶据说曾属于酋长卡奥纳沃的王冠，非常大，很高，眼睛上有翅膀，就像盾牌；黄金眼睛有银杯那么大，重量相当于面具的一半，每个眼睛都像是用某种非常奇怪和巧妙的手法上釉的。这顶王冠上也有魔鬼的形象；我相信在他们眼里，魔鬼就是这样的，他们都是些偶像崇拜者，把魔鬼当成自己的主子。[18]

在卡斯蒂利亚人看来，这些东西突出体现了居住在那些岛屿上的人的灵魂受到了致命危险，所以新的传教工作是非常紧迫的。

但到此时，新发现的新奇劲儿已经磨灭了不少，对哥伦布及其对伊斯帕尼奥拉岛管理的批评开始激烈起来。“人们对他怨声载道，因为他没有找到黄金，”贝纳尔德斯写道。人们听到传说，之前的殖民者是被活活饿死的：“有消息表明，那里的人们生活极其匮乏。”[19]

伊莎贝拉仍然对哥伦布很友好，但此时她对这个热那亚探险家的管理才能和本领越来越怀疑。从此时起，他的权力逐渐减小，伊莎贝拉开始将卡斯蒂利亚海外扩张事业的责任交给其他人。哥伦布曾经的幸运开始黯淡。

但她仍然很欣赏他的勇敢，仍然是他最重要的恩主。现在他留在宫廷，为女王效力。例如，1497年初，女王居住在布尔戈斯，等待一支舰队从佛兰德将她的儿媳送到西班牙，但由于天气恶劣，舰队迟迟不来。等待期间，她按计划要去一趟索里亚，已经准备动身了，但就在出发的前夜，哥伦布给她写了封短信，告诉她风向已经转变，舰队很快将抵达卡斯蒂利亚北部。果然，次日，第一批船只就进入了港口，伊莎贝拉得以到场欢迎贵宾。

她很感谢哥伦布的专业技能，并又一次想起了他的航海知识。后来她给他写了一封信：

身边有你这样一位对海洋经验丰富的博学之士，真是幸运。我很感谢你，感谢你的特殊贡献和服务，既感谢你及时来信（你的警示和建议对我帮助极大），也感谢你一贯表现出的对我的真正善意和爱戴；你是我的一位特殊而忠实的仆人。[20]

1498年2月，她进一步提升了哥伦布家族的地位，任命他的两个儿子为她本人的侍从，这是皇恩浩荡的表现。[21]

但哥伦布在宫廷的其他地方越来越不得人心，旁人也越来越难为他辩护。他已经麻烦缠身，却死不承认。他曾向两位君主承诺，要寻得一条通往东方的道路。他无意中跌跌撞撞找到了非常重要的新大陆，但它不是印度。中国和印度拥有非常先进和发达的文化，他们的统治者居住在大都市的宫殿里。而到目前为止，哥伦布遇到的印第安人居住在小岛上的草棚子里。他拒绝接受现实——不管他多么希望自己找到了东方，但那既不是中国也不是印度——所以说得好听些，他不够诚实；若说得难听些，他就是个骗子。

有些人认为，他们在新大陆遇到的灾祸全都是哥伦布的错。他舌灿莲花的承诺现在看来是一场空。与他一同去美洲的人当中有很多，可能有一半，已经丧命。还有很多人财政破产。其他的人则在美洲染上了梅毒，这是一种痛苦而有时会致命的疾病。梅毒病状的发展分好几期，而且在那个年代欧洲人对它的抵抗力较弱，所以它的破坏性比今天要猛烈得多。在与染有梅毒的人发生性关系两周到四周后，患者身体会出现下疳肿块，不过患者起初在其他方面可能貌似健康。他们的下肢会出现形态恐怖的溃烂。第二期症状于约三个月后发生，患者开始身体不适、虚弱、恶心呕吐、发热、身体疼痛。然后，这些症状可能会消失。最后一期症状包括失明、绝育和死亡。所以，有的人可能在12月感染，但一直到次年3月回国时才出现症状，然后又将这种传染病传播给其他人。

贡萨洛·费尔南德斯·德·奥维多·巴尔德斯、斐迪南·哥伦布和巴尔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都坚持认为，梅毒是从美洲传播到欧洲的，当时的其他一些医学论著也这么认为。“有些与哥伦布一同踏上发现之旅的基督徒，以及参加第二次远航的某些人，将这种疫病带到了西班牙，”奥维多写道，“于是其他人也染上了这种疾病。”[22]

拉斯·卡萨斯的意见也是如此。“证据确凿，所有那些荒淫无度、在这个岛上没有保守贞洁的西班牙人，都染了病。一百个人当中未必有一个逃脱，除非性伴侣从来没有得过这种病，”他写道，“印第安人，无论男女，即便有这种病，也几乎不受影响，简直就像得了天花一样；但西班牙人患病后痛苦不堪，尤其是下疳肿块没有出现的时候。”[23]

据拉蒙·帕内修士（他参加了哥伦布的第二次远航，并收集了台诺[24]部落的民间传说）记载，印第安人熟悉梅毒，不同部落的语言对它的称呼不同。根据台诺人的一个传说，有一位神话英雄曾到过一个遥远国度，从一个外国女人那里染上了这种疾病。或许，梅毒是从其他地方起源的，可能最初的形态不同，来自地球的另一个地方，或许来自欧洲、亚洲或非洲，后来渐渐发生了五花八门的变异。梅毒来自外国和异邦的概念在欧洲也很盛行，西班牙人称它为“法兰西病”，法兰西人说它是“那不勒斯病”。教廷的西班牙籍医生卡斯帕里·托雷利亚写道：“据报道，此种恶症于1493年在法兰西开始蔓延，一直传染到西班牙、地中海各岛屿和意大利，最后传遍了欧洲。”[25]

但一位名叫鲁伊·迪亚斯·德·伊斯拉的西班牙外科医生说，梅毒在欧洲的最早出现是在西班牙，“时间是1493年，地点是巴塞罗那城，后来又传染到全欧洲和世界各地”。[26]他还补充说，梅毒是从伊斯帕尼奥拉岛传来的。哥伦布及其部下返回西班牙时肯定在巴塞罗那受到了热烈欢迎。

谁是第一批被感染者？据鲁伊·迪亚斯·德·伊斯拉说，航海家马丁·阿隆索·平松是最早的患者之一，从第一次远航返回西班牙后，他没多久就去世了。另一个早期患者是莫森·佩德罗·马加里特，奥维多说他“受到极大痛苦，唉声叹气，我觉得他的症状和那些患有此种痛苦疾病的人相同”。[27]据卡斯帕里·托雷利亚说，切萨雷·博吉亚很快也染上了梅毒。根据近期的考古证据，那不勒斯王族的多名女性也很早就成为梅毒的牺牲品。[28]哥伦布自己可能也患上了梅毒，因为在莫森·佩德罗·马加里特领导的那一半水手患上梅毒的同一时间，哥伦布也病倒了五个月。

据奥维多说，这种疾病很快传遍欧洲：

在上述的1496年，有些廷臣开始感受到这种痛苦，但起初梅毒是一种贫贱之人的疾病，所以据信这些贱民是从娼妓身上，通过邪恶和淫荡行为染病的。但后来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也开始患病……所有看到这种疾病症状的人都大感惊异，既是因为这种疫病传染性强且恐怖，也是因为死掉的人太多。因为这是一种新的疾病，医生对其不太了解，也不知道如何治疗，其他人也无法根据经验给出意见。

但他说，在伊斯帕尼奥拉岛，“这种病很常见，当地人懂得如何治疗”。[29]

这对哥伦布的儿子们来说是另一桩不幸，因为患者和死者家属高声辱骂他们。斐迪南和迭戈在格拉纳达外出的时候，成群结队的愤怒群众围堵他们（尽管他们是女王的亲信），并喊道：“蚊子海军上将的儿子们来了！就是他发现了虚妄与幻想之国，毁掉了卡斯蒂利亚绅士们的性命！”[30]

哥伦布的声誉受损，伊莎贝拉不太愿意再给他一次机会。但他不断恳求，于是两年多后，她终于让步，批准了第三次远航。

* * *

1498年5月30日，哥伦布率领六艘船只出发，这与第二次航行的盛况相比黯然失色。这一次，堂胡安·德·丰塞卡以铁腕筹划了远航。女王又一次给哥伦布下达了具体的指示。最要紧的是他必须冷静而优雅地对待印第安人，引领他们走向“和平安宁”，并让他们皈依天主教信仰。[31]

但哥伦布到达圣多明各岛后得到了坏消息，发现“全岛处于动荡和骚乱中，因为他之前留在那里的人大多已经死亡，剩余的人中有160多人染上了梅毒”。[32]

虽然抵达后遇到了糟糕的混乱状况，但哥伦布很快驾船离开了，因为他更感兴趣的是发现新土地，而非统治已经发现的地方。他这一次在南美洲沿海有了一些新发现。但他返回伊斯帕尼奥拉岛的时候，那里的局势已经完全失控。他的部下在过去常常被逼到哗变的边缘。在第三次远航时，水手们当真造反了。哥伦布花了很大力气，企图恢复控制。哗变的消息传到了卡斯蒂利亚宫廷，那里的人们坚决反对哥伦布。用彼得·马特的话说，他们开始将这个意大利航海家及其兄弟视为“不公正的奸贼、残酷的敌人和让西班牙人流血的恶棍”，“喜好”杀戮反对自己的人。[33]

哥伦布即将被撤职并替换。在卡斯蒂利亚，有三支远征队正在筹备中，得到女王的支持，并由丰塞卡组织。哥伦布不会有机会指挥这三支远征队。

第一支远征队由阿隆索·德·奥赫达领导，他曾参加格拉纳达战争，并参加了哥伦布的第二次远航。他得到批准，向南方探索。他于1499年5月出发，很快抵达了南美洲海岸，发现了一个地方，他称之为小威尼斯，即今天的委内瑞拉。

领航员阿隆索·尼尼奥于1499年稍晚时候起航，也探索了南美洲，回来时满载金银财宝。这一年秋季，文森特·亚涅斯·平松抵达巴西海岸。当年晚些时候，另外一位探险家迭戈·德·莱佩沿着巴西海岸继续南下。

一个更大的步伐，对西班牙和世界的未来有重大影响，发生在1500年。来自塞维利亚的富裕公证人罗德里戈·德·巴斯蒂达斯探索了巴拿马，于1502年返回西班牙，但不知道他距离广袤的太平洋已经只有几十英里。这个发现属于巴斯蒂达斯的同船水手巴斯科·努涅斯·德·巴尔沃亚。

当然，这些船队来来去去都没有得到哥伦布的同意，这直接违反了哥伦布于1492年开始探险时与王室达成的协议。他看到自己的特权遭到侵犯，越来越觉得自己是一个被轻视、遭排挤的殉道者，受到恶毒闯入者的侵害。他越来越虔诚信教，迫害妄想狂也越来越厉害。

但有的时候，迫害妄想狂的人也是正确的。伊莎贝拉确实在找人取代哥伦布，成为新的探险家和管理者。1499年春季，西印度群岛传来坏消息，于是她派遣弗朗西斯科·德·博瓦迪利亚（一个享有美誉、人脉很广的人）去调查，授权他逮捕反叛者并从哥伦布手中接管各港口。他也是伊莎贝拉的好友比阿特丽斯·德·博瓦迪利亚的亲戚，可能是她的兄弟，所以他是伊莎贝拉内层亲信圈子的成员。博瓦迪利亚于1500年8月抵达伊斯帕尼奥拉岛，入港时就看到一幅恐怖景象：绞刑架上挂着五具西班牙人的尸体。他得知，第二天还要绞死五人。哥伦布和帮助他管理岛屿的兄弟正在对违抗他们的人施行越来越严酷的惩罚。

博瓦迪利亚抵达的时候，哥伦布在外探险，所以博瓦迪利亚调查案件的时候，哥伦布不能在现场为自己辩护。博瓦迪利亚的调查发现，哥伦布犯下了累累暴行。他曾命令将一名女子的舌头割掉，因为她诽谤他和他的兄弟。他曾命令将一名同性恋者的喉管割断。他命令将因为挨饿而偷面包的人绞死。他对其他类似的犯人施以残酷且有可能致命的鞭刑。

听到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博瓦迪利亚立刻控制了城市，搬进哥伦布宅邸，扣押了他的财产。哥伦布对新大陆土地的统治结束了。

哥伦布返回伊斯帕尼奥拉岛之后，博瓦迪利亚对他表现出极大蔑视，甚至不准他为自己辩护。他将哥伦布戴上手铐脚镣，押回西班牙。他们入港之后，船长同意摘去哥伦布的手铐脚镣，但航海家骄傲地拒绝了。他说，除非女王命令摘掉手铐脚镣，否则他要一直戴着。

但他回国后，伊莎贝拉女王并不很想见他。到此时，他已经连续多次违抗了她的具体指示。他在西班牙的一座监狱消沉了漫长的六周，才被女王传唤到格拉纳达的阿兰布拉宫。她对他说话很亲切，让他感到鼓舞。但他的命运已经被裁定了。

1501年，女王将博瓦迪利亚召回西班牙，但没有让哥伦布回到伊斯帕尼奥拉岛总督的旧职上去。她派遣了另一名官僚尼古拉斯·德·奥万多修士去主持新大陆的司法。奥万多也是卡斯蒂利亚人，来自埃斯特雷马杜拉，与伊莎贝拉的家族有历史悠久的关系。他的母亲曾是伊莎贝拉母亲的侍女，而奥万多自己曾在胡安王子（伊莎贝拉的儿子）的宫廷效力。他于1501年9月3日被任命为总督。博瓦迪利亚和奥万多都是很能干的行政管理者。在他们治理下，殖民者的死亡率和哥伦布统治时期相比没有降低，仍然是惊人得高，但此时大家已经觉得这是正常现象，所以没有人像责怪哥伦布那样怪罪他们。

动身前往新大陆之际，奥万多收到了一些具体的新规矩。只有卡斯蒂利亚人被允许在美洲居留；他要将在美洲发现的其他国家的人都送回西班牙。未得卡斯蒂利亚王室的明确批准，不得进行任何探索。他还要善待印第安人，“用爱，而不是武力”，使其皈依基督教。[34]

对哥伦布来说火上浇油的是，女王还给奥万多配备了一支多达29艘船的舰队，而且物资配备齐全，“这是前往新大陆的规模最大的舰队”，还有约2500名定居者，男女都有，包括农夫和工匠。[35]小巴尔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第一次去美洲就是在这次远航中。

但这还不是哥伦布的末日。伊莎贝拉于1502年派遣他做了最后一次探险，那是他的第四次远航，有4艘船参加。他被要求远离伊斯帕尼奥拉岛，但他还是决定去那里一趟。博瓦迪利亚的二十几艘船正在准备回国，奥万多刚刚接过指挥权。哥伦布向奥万多发出警示，称海上正在酝酿一场大风暴，博瓦迪利亚的舰队应当在港里等待一段时间再出航。但哥伦布的公信力极差，奥万多辱骂他，嘲弄他的警示。博瓦迪利亚的舰队满载西班牙人从加勒比海诸岛搜刮的20万比索[36]黄金出发了。哥伦布预测的风暴果然狠狠打击了博瓦迪利亚。他的舰队几乎全军覆没。只有3艘船踉跄着回到圣多明各岛。在此期间，哥伦布的船只紧靠岸边，毫发未伤。

哥伦布最艰险也最成功的一次航行就这样开始了。在他的第四次新大陆之旅期间，他沿着拉丁美洲的加勒比海沿岸航行，抵达巴拿马和一个他称为波托韦洛的美丽港口。那里的港湾很狭窄，三面有群山，得以避开风暴，并且岸边满是葱翠的雨林，鸟儿在树间啼鸣。

哥伦布觉得，这是装卸货物的一个理想场所。或许这是建立海关的不错地点。后来，这里果然建起了一座海关。

在巴拿马，哥伦布听说当地的地下埋藏着大量黄金，因为印第安人的一个葬仪习俗是将财宝与亲人遗体一起下葬。他预测，将来能够在这里挖掘出大量金银财宝。后来果然如此。

在巴拿马，他还得知不远处有大片水域。事实上，太平洋就在距离他50英里的地方，隔着一条地峡，地峡上有一条称为查格雷斯的大河，适合航行，可以走到巴拿马地峡的中点。这就是后来的两大洋的连接纽带——巴拿马运河的所在地，它是将欧洲与亚洲联系起来的水道。一些年后，巴斯科·努涅斯·德·巴尔沃亚发现了这个秘密，成功穿过巴拿马地峡。他是第一个从美洲看到太平洋的欧洲人，那是欧洲绕过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封锁去往印度与中国的航道的第二部分。这条路线原来一直存在。

此时已经有消息传来，哥伦布承诺的黄金的确存在，不过是在美洲大陆，不是在岛屿上。很快，黄金就被开采出来，用巨轮运回卡斯蒂利亚供其支配使用。国家中央海关在塞维利亚建立起来。任何人若想去西印度群岛，必须得到海关官员的批准。在波托韦洛建起了另一座海关，大量黄金白银从那里出发，从新大陆运往旧大陆。波托韦洛成为巴拿马地峡上最重要的港口，以及一个大型年度市场的地点。巨大的西班牙盖伦帆船[37]可以安全地集合在那里，将美洲的财富运往西班牙。蔗糖、烟草、奎宁、玻璃和葡萄酒也通过这些港口流通。作为这些货物的交换，据说世界上现存黄金的三分之一曾经过波托韦洛，流入王室国库，为伊莎贝拉的儿女和孙辈提供了稳定的资金来源，帮助他们持续地保卫欧洲和天主教信仰。

* * *

伊莎贝拉对新大陆的影响不管说到底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都难以估量。新大陆的发现和殖民使得西班牙在随后两个世纪里稳居世界第一富国和强国的地位，尽管这让很多人付出了沉重代价。去往新大陆的殖民者和探险家有大约一半英年早逝；土著居民的死亡率，主要是由于此前未知疾病的打击，要高得多。在哥伦布最早发现的岛群，整个美洲原住民人口遭到沉重打击。杀死他们的微生物不能说是欧洲人恶意造成的，从美洲传播到欧洲的病菌也不能责怪欧洲人，但数百万人受到了不可逆转的影响。

新大陆土著中幸存的人绝大多数都与西班牙人通婚，于是形成了一个新的种族。在伊莎贝拉女王统治下，这个新种族被称为西班牙裔人。她确立西班牙语为官方语言；萨拉曼卡大学的教授们对西班牙语的语法规则作了标准化，并将其广泛传播。伊莎贝拉将卡斯蒂利亚文化输出到全球。

她确立基督教为美洲的正式宗教。人祭和食人行为被禁止。到1542年，奴隶制也被禁止。天主教的力量拓展到整个美洲大陆。它的价值观——支持家庭、尊重教育、教会组织慈善活动，以及通过自省劝人向善、捍卫弱者（如巴尔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的传统，都传遍了美洲。

伊莎贝拉将卡斯蒂利亚的强项出口到新大陆，但也输出了卡斯蒂利亚坏的一面，包括异端裁判所。在新大陆，错误的思想也不会得到宽容。另外，卡斯蒂利亚犯下的政治和经济错误被复制到了拉丁美洲。

这一切的发生，都是由于一位勇敢的探险家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和他的目光长远的赞助者伊莎贝拉女王的通力合作。因为她愿意探索新世界，因为她认识到世界可能比她出生时的人们相信的更大，她被誉为西班牙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

而对西班牙扩张领土贡献最大的人，莫过于哥伦布。“他将基督教信仰传播到了遥远的陌生国度，”奥维多写道。由于哥伦布，“如此之多的黄金白银、珍珠和其他财宝与货物流入西班牙。其他任何一位西班牙人都没有为祖国带来这么多财富”。[38]

[1] 下加利福尼亚是今天墨西哥最西北部的一个州。

[2] Andrés Reséndez，A Land So Strange：The Epic Journey of Cabeza de Vaca（New York：Basic Books，2007）.

[3] Roger Bigelow Merriman，The Rise of the Spanish Empire in the Old World and the New（New York：Cooper Square，1962），p.2：205.

[4] Samuel Eliot Morison，Admiral of the Ocean Sea：A Life of Christopher Columbus（Boston：Little，Brown，1949），p.390.

[5] Laurence Bergreen，Columbus：The Four Voyages，1492-1504（New York：Viking，2011），pp.129-30.

[6] Bartolomé de Las Casas，History of the Indies，trans. and ed. Andrée Collard（1875；repr.，New York：Harper & Row，1971，originally circulated between 1560 and 1600），p.43（original chapter 84）.

[7] Samuel Eliot Morison，Journals and Other Documents on the Life and Voyages of Christopher Columbus（New York：Limited Editions Club，1963），p.211.

[8] Peter Martyr to Pomponius Letus，December 5，1494，in The Discovery of the New World in the Writings of Peter Martyr of Anghiera，ed. Ernest Lunardi，Elisa Magioncalda，and Rosanna Mazzacane（Rome：Istituto Poligrafico e Zecca dello Stato，1992），p.57.

[9] Capitan Gonzalo Fernández de Oviedo y Valdés，Historia general y natural de las Indias（Madrid：Imprenta de la Real Academia de la Historia，1851），pt.1，pp.30-35.

[10] Las Casas，History of the Indies，pp.48-50（chaps.88 and 92）.

[11] Oviedo，Historia general y natural，p.49.

[12] Morison，Journals and Other Documents，p.213.

[13] Morison，Journals and Other Documents，p.212.

[14] Las Casas，History of the Indies，p.52（chapter 92）.

[15] Las Casas，History of the Indies，pp.52-53（chapter 92）.

[16] Las Casas，History of the Indies，p.49.

[17] Morison，Journals and Other Documents，p.226.

[18] Andrés Bernáldez，Historia de los Reyes Católicos，Don Fernando y Doña Isabel：Crónica inedita del siglo XV（Granada：Imprenta y Libreria de Don José María Zamora，1856），pp.1：331-32.

[19] Andrés Bernáldez，Historia de los Reyes Católicos，Tomo I（Granada：Imprenta y Librería de José María Zamora，1856）.

[20] Salvador de Madariaga，Christopher Columbus：Being the Life of the Very Magnificent Lord Don Cristóbal Colón（New York：Macmillan，1940），p.304.

[21] Salvador de Madariaga，Christopher Columbus：Being the Life of the Very Magnificent Lord Don Cristóbal Colón（New York：Macmillan，1940），p.306.

[22] Oviedo，Historia general y natural，p.88.

[23] Bartolomé de Las Casas，Apologética historia，ch.19，p.44，ed. Serrano y Sanz（Madrid：Bailly y Bailliere，1909）［this citation is in the book，which is in the Hispanic Reading room］，cited in Samuel Eliot Morison，Admiral of the Ocean Sea：A Life of Christopher Columbus，vol.2（Boston：Little，Brown & Co.，1942），p.196.

[24] 台诺人是多米尼加和海地所在的伊斯帕尼奥拉岛的原住民，后被西班牙殖民者奴役和迫害，且因无法抵御欧洲人带来的天花等疾病，现已完全灭绝。今天的多米尼加人主要是西班牙人与非洲人的混血后裔。

[25] Bartolomé de Las Casas，Apologética historia，ch.19，p.44，ed. Serrano y Sanz（Madrid：Bailly y Bailliere，1909）［this citation is in the book，which is in the Hispanic Reading room］，cited in Samuel Eliot Morison，Admiral of the Ocean Sea：A Life of Christopher Columbus，vol.2（Boston：Little，Brown & Co.，1942），p.2：204.

[26] Karl Sudhoff，Earliest Printed Literature on Syphilis，p.xxxii，190，cited in Samuel Eliot Morison，Admiral of the Ocean Sea：A Life of Christopher Columbus，vol.2（Boston：Little，Brown & Co.，1942），p.2：198.

[27] Oviedo，cited Karl Sudhoff，Earliest Printed Literature on Syphilis，p.xxxii，190，cited in Samuel Eliot Morison，Admiral of the Ocean Sea：A Life of Christopher Columbus，vol.2（Boston：Little，Brown & Co.，1942），pp.201-2.

[28] Tom Mueller，“CSI：Italian Renaissance，” in Smithsonian Magazine，July-August 2013.

[29] Morison，Journals and Other Documents，p.202.

[30] Ferdinand Columbus，The Life of the Admiral Christopher Columbus：By His Son Ferdinand，trans. Benjamin Keen（New Brunswick，N.J.：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59），pp.221-22.

[31] Madariaga，Christopher Columbus，p.305.

[32] Morison，Journals and Other Documents，p.212.

[33] Morison，Admiral of the Ocean Sea，p.2：301.

[34] Hugh Thomas，Rivers of Gold：The Rise of the Spanish Empire from Columbus to Magellan（New York：Random House，2003），pp.201-2.

[35] Hugh Thomas，Rivers of Gold：The Rise of the Spanish Empire from Columbus to Magellan（New York：Random House，2003），p.205.

[36] 当时1比索的法定重量为27.468克。

[37] 盖伦帆船是至少有两层甲板的大型帆船，在16～18世纪被欧洲多国采用。它可以说是卡拉维尔帆船及克拉克帆船的改良版本，船身坚固，可用作远洋航行。最重要的是，它的生产成本比克拉克帆船便宜，生产三艘克拉克帆船的成本可以生产五艘盖伦帆船。盖伦帆船被制造出来的年代，正好是西欧各国争相建立海上强权的大航海时代。所以，盖伦帆船的面世对欧洲局势的发展亦有一定影响。

[38] Oviedo，Historia general y natural，p.84.

十八 信仰与家庭

伊莎贝拉的孩子们长大了，成为青少年，她的生活因此发生了变化。她有五个孩子——继承人胡安和他的四个姐妹。她要做很多工作，去监督孩子们的教育，教导他们治国理政之道。她为他们与欧洲各地的王室缔结婚姻，每一次谈判都是独立而复杂的，需要高超的政治和外交本领。同时，每个孩子都需要得到培养，为将来当国王或王后做准备。

伊莎贝拉女王是一位慈母，但对孩子的要求也很严格。她生性严肃、坚定顽强而非常虔诚，也希望孩子们有同样的品格。任何人都不可以逃避责任或质疑自己的义务。孩子们的行为必须是无可指摘的，不仅在出席重大场合时，在宫廷内与其他人交往时也必须如此。伊莎贝拉的是非观极强。她的世界几乎是黑白分明的。自制不是一种选择，而是必需的。

她对仪表和姿态的标准也是非常高的。一方面，她需要在公共场合成功地活动，就需要奢华的排场以展示王国的财富与力量；但另一方面，她内心里又信奉基督教的传统价值观，即服饰和外表应当简朴谦卑。富丽堂皇的外表是一种极其关键的工具，可以吸引公众、震慑竞争对手和让外国使臣肃然起敬。这样的辉煌仪表非常有价值，外国使节回国后讲到正在崛起的超级大国，会表达出敬畏。另外，征服格拉纳达让斐迪南和伊莎贝拉成了驰名欧洲的名人，所以他们比以往更需要维持盛大的排场。

所以，在公共场合，伊莎贝拉及其家人都穿戴得珠光宝气，这成了全欧洲津津乐道的话题。她也确保自己的孩子们得到警示，这种奢靡服饰代表着道德上的风险和虚伪。她对服装的选择在政治和社会层面上是很精明的，但她也知道，这实质上是一种错误的价值观。

如果宫廷的华丽服饰只是一种虚荣，那么也是一种恢宏的虚荣。一位陪同英格兰使臣去西班牙商谈凯瑟琳公主与亚瑟王子婚约的军人看到西班牙王室的服装和珠宝，大吃一惊。斐迪南“穿着精美紫貂皮镶边的金线华服”，而伊莎贝拉穿着黄金镶边、饰有珍贵宝石的黑色天鹅绒斗篷。[1]次日，斐迪南换上了深红色天鹅绒衣服，而伊莎贝拉穿着金线华服。年纪最大的孩子，胡安和伊莎贝拉短暂地在父母身边亮相。胡安像父亲一样穿着深红色天鹅绒衣服；伊莎贝拉像母亲一样穿着金线华服，裙裾很大，是绿色天鹅绒的，还披着“金黑两色的网状斗篷，饰有珍珠和宝石”。[2]王室以宴会、舞会、斗牛赛和比武大会招待英格兰使者，一连数日。每一次露面，王室成员的衣服都不一样，但都富丽堂皇。

* * *

但伊莎贝拉的忏悔神父埃尔南·德·塔拉韦拉一直告诫信众不要屈服于炫耀性消费的诱惑，而要避免“奢华的服饰”。他写了一本论著，论述好基督徒应当如何穿着打扮，如何饮食，以免养成恶习，导致罪孽和饕餮的罪过。例如，过于裸露身体的衣服违背了自然法则，因为人类理应用衣服遮盖自己的躯体，以防严寒或炽日的伤害。他补充说，裸体是被严格禁止的，从亚当、夏娃以来一贯如此。他还建议女性遮盖自己的头发，以表达端庄。他敦促大家以“必需和理智”的方式饮食，杜绝“昂贵或奢侈”。[3]每个人要根据自己的地位，有恰当的穿着打扮。

不足为奇的是，伊莎贝拉为自己和家人选择的服饰令教会圈子里的一些人感到不满。塔拉韦拉多次当面质疑她的服饰和行为，让她颇为窘迫。有一次，他告诉她，虚荣会“令上帝发怒”。[4]她答道，在正式场合，她必须那样穿着打扮，以塑造西班牙富裕和强大的形象。但这些问题让她花了很多时间来焦灼地思考，审视自己是否符合自己的精神理想。

她请人绘制的一套虽小但精致的画作体现了她内心的纠葛。这是一系列描绘基督生平场景的画，大多是根据《圣经》文本，供伊莎贝拉本人礼拜上帝之用。它们可能是被当作祭坛装饰的一部分。在该系列的四十七幅油画中，有二十几幅留存至今。作为一个整体，它们是展现伊莎贝拉思维与宗教哲学，以及她灌输给孩子们的理念的窗口。这些油画揭示了她的生活是艺术史学家石川千代所说的“极其保守的事业”，并且表现了她对“朴素严峻而低调”的宫廷的深切渴望。[5]

这套油画是由伊莎贝拉女王供养的两名宫廷画家胡安·德·佛兰德和米歇尔·西托（都在佛兰德学艺）创作的，描绘的是《新约》人物。画中人物的服饰是创作这些画时的风格，所以比更准确地描绘上古服饰的图像更能激起观者的共鸣。画中的许多东西——凸面镜、布谷鸟钟、古典式柱顶盘、哥特式拱形结构、一种称为小灵狗的小型猎犬，都是15世纪80年代富人家中时髦的东西。据信，塔拉韦拉大主教也参与了这些画作的构思。

伊莎贝拉和她的孩子们是这套油画的重要组成部分。她的家庭成员被描绘为基督生平场景的旁观者和参与者。将自己的家庭成员画在这样的油画里，在当时不算特别稀罕；很多贵族家庭请人将他们画在图里，身穿华丽长袍，跪在理想化的神圣家庭面前祈祷。但伊莎贝拉的艺术品没有把她和家人置于光辉的前景中。他们是油画中的配角，穿着普通公民的衣服，出现在戏剧场景中。在一幅描绘基督的神迹之一（用几片面包和一点鱼喂饱成千上万人）[6]的油画当中，伊莎贝拉的形象是一个谦卑而虔诚的旁观者，身穿朴素的袍子和斗篷，坐在人群中。[7]

她的儿子胡安及其未婚妻可能也以类似的方式被描绘为迦拿的婚礼[8]的主角。胡安满头金发，容貌秀气，向一个合掌祈祷的金发少女说话，打着手势。基督深色头发，作沉思状，坐在桌前，在自己母亲旁边、年轻夫妇附近。一面凸面镜（当时流行的家用设备）挂在墙上。桌上铺着白色桌布，看上去有点像祭坛，可以清楚地看到面包与酒，象征圣餐。在这幅画里，婚礼变成了一种宗教礼拜，一种弥撒。[9]

在其他油画里，时髦和暴露肌肤的服装被等同于罪孽。在一个场景里，一个被蒙住眼睛的人，可能是耶稣，遭到嘲笑。折磨他的人仿佛是装腔作势、傲慢自负的年轻卡斯蒂利亚廷臣，身穿非常时髦的衣服。他们的紧身裤露出下肢修长、优美而结实的肌肉；有一个嘲笑耶稣的男子穿着鲜红色的紧身裤，股囊[10]特别鼓胀。[11]

伊莎贝拉在内心里将朴素、自然而不具有性意味的服装视为理想，尽管她自己的宫廷服饰越来越繁复华丽，以便追逐新的文艺复兴精神的时髦。在随后的岁月里，如何平衡世俗与精神世界的难题将以多种不同方式表现出来，困扰她和她的孩子们。她的所有孩子都被灌输了驱动伊莎贝拉的那种宗教热忱，并表现出同样的执着，而同时他们必须与自己执掌的世俗权力做斗争。

这些油画也清楚地表明了她对欧洲三大宗教之间矛盾的看法。例如，在上述的描绘被蒙眼的人遭到嘲弄的油画里，一名头戴宽檐帽的犹太人大祭司匆匆离去，他意识到了那举动的残酷，但没有做任何事情去阻止。在另一幅描绘耶稣被嘲弄地带上荆棘冠冕的画作中，一个戴头巾、看上去像土耳其人的人在一旁观看，却没有干预。但犹太人大祭司和这个土耳其人似乎都对自己看到的事情不满而感到痛苦。作为个人的犹太人和土耳其人并没有被描绘成本质上就是恶人，而是放任痛苦的事件发生。

伊莎贝拉请人创作的油画也表现了她将自己和自己的家族视为基督及其利益的捍卫者。例如，在描绘衣着简朴的基督令加利利海波涛平静的画面中，耶稣的船上飘扬的旗帜上带有卡斯蒂利亚与莱昂的纹章。在另一个发生在耶稣受难之后的场景里，耶稣出现在母亲面前，而玛丽亚家的房顶上有卡斯蒂利亚的纹章盾。

有意思的是，根据《新约》，基督死后并没有出现在母亲面前过，尽管据说他在五百多人面前出现了至少六七次。伊莎贝拉女王描绘这个非正典的故事，说明她着意于在基督教故事里给耶稣母亲一个更重要的地位，要么是出于她自己的原因，要么是她觉得玛丽亚的作用被教会低估了。与此同时，她也在积极推动一个修女会（圣母无染原罪会），该组织推崇圣母玛丽亚为神圣，仅仅由于玛丽亚自己，而不是因为她是耶稣的母亲。[12]当然，母亲感到自己为儿女所做的努力没有得到充分的认可，是很自然的。伊莎贝拉或许相信玛丽亚应当得到更多的荣耀。

孩子们逐渐长成少男少女，伊莎贝拉女王将他们留在身边。15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动荡岁月里，他们与她一同前往战区。孩子们的童年可没有在乡村胡乱嬉戏。伊莎贝拉的孩子的童年是在针对他们通常所称的“异教徒”的战争中度过的。他们居住在战区边界的戒备森严的城堡里，随军转移时则居住在军营中。这些旅行非常辛苦，要翻越崇山峻岭，穿过干旱平原，顶着炎炎赤日或刺骨寒风。他们有时住在帐篷里，夏天酷热难当，冬天则挤在火盆旁取暖。他们旅行时带着便携式祭坛，以便祈祷；一群教士，包括国王和女王的忏悔神父，以及王室的神父，陪伴他们，前进时高举着大十字架。他们的生活就是持续不断的、军事化的朝圣。

王室如此深入地参与战事，是很不寻常的。大多数统治者不会让自己的家庭成员蒙受风险，肯定不会让妻子和小孩身临战区。在大多数战争里，统治者都将他们几乎完全不认识的人送到遥远地方，去冒生命危险。例如当时奥斯曼军队的核心是奴隶兵。类似地，同一时期的意大利统治者依赖雇佣兵为他们打仗。在中世纪近期，贵族出征的时候，倾向于把自己的出征当作体育运动一般，仅限于温暖宜人的夏季几个月进行。他们仪式化的战争游戏，如比武大会，一直延续到伊莎贝拉时代，是节庆期间广受欢迎的观赏性娱乐。

但对伊莎贝拉、斐迪南及其孩子们来说，战争是真实的、触手可及的、个人化的。针对格拉纳达的战争延续了十年。伊莎贝拉的第一个孩子，与母亲同名的伊莎贝拉的几乎整个童年是在与父母一同转战各地的过程中度过的，先是与葡萄牙人作战，然后是讨伐格拉纳达。1492年穆斯林都城投降时，她二十一岁，最小的孩子凯瑟琳七岁。伊莎贝拉生女儿玛丽亚不久前还在参加作战会议，突然感受到阵痛，才离开了会议。

王室全副心思投入收复西班牙失地的努力。他们的日常生活中，身边环绕着军人，这些军人是他们的亲属或朋友，或朋友的亲属。一支部队出征时（往往由斐迪南国王率领），王室成员目送他们离去，并等待看谁能回来，回来时是何种状态。阵亡的战士往往比伊莎贝拉的孩子们只大几岁，可能几年前还是他们的玩伴。伊莎贝拉女王认识指挥各部队的贵族及其父母，并视察过他们居住的城市。有人阵亡时，她往往知道谁受到的打击最大。

伊莎贝拉及其家人的生活随时受到战争的威胁。例如，一天夜间，在格拉纳达城外的军营，斐迪南入睡之后，她在帐篷中祈祷。她不小心丢下了一支火炬，将床单点着了。大火在她的临时住所迅速蔓延。在警报的呼喊声中，所有人都被叫醒。士兵们相信自己遭到了敌人攻击，匆忙去拿剑。火苗越蹿越高，女王迅速收好自己的地图和作战计划，走出帐篷去找自己的丈夫和十三岁儿子，发现他们都很安全。但营地被烧毁了。他们在营地的所有财产毁于一旦。王室成员继续作战时，不得不穿借来的衣服。

女王的孩子们有时与敌人发生紧张、恐怖或悲伤的遭遇。军队攻打一座城市时，孩子们有时会听见城内居民的喊叫和哀哭。他们看到了敌人，但也看到了战争的无辜牺牲品。

就连接受一座城市投降的过程也未必一帆风顺，假如双方发起脾气的话。西班牙人接受城镇投降时，一般是斐迪南国王率军去接受当地显贵的效忠誓言。投降的决定在城内往往是有争议的。城镇居民有时会觉得自己遭到了出卖，他们的猜疑有时是正确的。

并非只有斐迪南一个人直接以身涉险。伊莎贝拉至少四次进入敌城接受投降，包括阿尔梅里亚和巴萨。在巴萨，十几岁的伊莎贝拉公主陪伴女王进城。莫克林投降后，胡安娜公主也来到伊莎贝拉女王身边。胡安王子和女王一起在哈恩城下的军中。巴布狄尔在格拉纳达投降的时候，城门钥匙被先呈给斐迪南国王，然后交给伊莎贝拉女王，最后交给十三岁的胡安王子。全部五个孩子都在前沿大本营——科尔多瓦的阿尔卡萨瓦待了很长时间。

至少有两次，伊莎贝拉公主陷入了特别危险的境地。她的父母与葡萄牙人交战时，她被留在塞哥维亚，由比阿特丽斯·德·博瓦迪利亚的父亲佩德罗照料。伊莎贝拉女王将这座城市的管辖权交给了比阿特丽斯及其丈夫安德烈斯·德·卡布雷拉，塞哥维亚的许多居民对这次权力与财富转移心怀不满。市民掀起暴动，反对新的市政府，占领了城市，控制了公主所在的城堡。大约七岁的伊莎贝拉公主一连几天被困在城堡的一座塔楼内，而城堡内熙熙攘攘的人群大呼小叫，表达自己的愤怒。伊莎贝拉女王得知消息后，立刻去援救自己的女儿，只带了少量随从，火速赶往塞哥维亚。塞哥维亚市民企图阻拦女王进城，抱怨说他们对安德烈斯·德·卡布雷拉的治理不满，他不得民心，因为他是改宗犹太人。女王傲慢地命令市民让路，并承诺调查此事。女王径直进城，接回了自己的女儿。她兑现了诺言，调查了当地局势，但坚持让德·卡布雷拉管辖该城。对她的女儿，这一定是一段恐怖的经历。

另一次，伊莎贝拉公主作为人质被交给葡萄牙人，以保证她的父母会遵守条约。那时她年仅八岁。她离开家庭，在葡萄牙生活了三年。但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伊莎贝拉公主都被期望继续前进、丝毫不流露出软弱或犹豫。

自杀攻击的威胁让西班牙人始终感到胆寒。例如，西班牙人攻打马拉加的时候，一名穆斯林进入西班牙军营，自称是线人，被允许在等待觐见女王的时候在营内各地行动。他看到一对衣着优雅的男女在一座帐篷里下棋，猜测他们就是斐迪南和伊莎贝拉，凶狠地拔刀攻击他们。那女人其实是比阿特丽斯·德·博瓦迪利亚，而男人是伊莎贝拉的亲戚，一名葡萄牙贵族。他们幸运地逃过了这轮攻击。凶手被擒获处决。但发生在军营内部的这次攻击凸显了这样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在战时自称为盟友的人其实可能是威胁，危险无处不在。

王室无人遭刺杀，倒令人惊讶。除了与穆斯林的战争之外，还有很多人对王室恨之入骨。在格拉纳达和其他地方，犹太人、摇摆不定的改宗犹太人、异端裁判所的批评者、穆斯林，都有充足的理由去想要伤害王室成员。与此同时，阿拉贡和加泰罗尼亚的一些人始终没有原谅斐迪南的家族，因为他父亲在14世纪60年代开展了残暴的内战。

国王和女王知道自己受到威胁，所以始终保持警惕。由于这个原因，1493年12月斐迪南国王在巴塞罗那遭到一个手舞刀子的疯子攻击时，他们的第一个推断是，这是蓄谋已久的行刺。国王脖子后面被刺中，仅仅因为他脖子上一般都戴有沉甸甸的金项链，使得刀子不能刺得更深，他才幸存。伊莎贝拉女王的第一个想法是，斐迪南遭到的攻击是加泰罗尼亚贵族发动叛乱的第一个迹象。于是她首先确保两个王国的继承人——年轻的胡安的安全，命令他快速赶往一艘停泊在岸边的船上躲避，然后才去找自己的丈夫。

他们得知斐迪南还活着，伊莎贝拉就发送消息给在法兰西、西班牙和意大利的盟友，让他们放心。然后她和女儿们来到斐迪南身边。大约五十天里，他发着高烧，勉强支撑，状况时好时坏。他们找来了最好的医生。“一群内科和外科医生被唤来，”彼得·马特焦急地告诉滕迪利亚伯爵和格拉纳达大主教，“……我们拼命努力，心里既有恐惧也有希望。”[13]

伊莎贝拉女王和女儿们用尽了能想到的一切宗教手段，为国王的生命祈祷。在他恢复期间的每一天，她都祈祷“苦路”，即想象自己走在基督身后，看着他被判死刑，一直到他被下葬。每一步都需要特别的祷告和安静的冥思，然后才能进行下一步。孩子们作了自己的牺牲，赤足到附近一座山上朝圣。如彼得·马特在几周后的说法，有的孩子是跪在地上爬行的，“为了国王的安全向上帝起誓”。[14]

另外，女王还发誓，她，她的侍女们以及女儿们都不穿“锦缎或丝绸”制成的圈环裙，这是女王最喜欢的一种风格，但教会不赞成，因为它是一种非常麻烦而浮夸的新发明，并且不庄重。[15]

由于所有这些精神和医疗的帮助，也要感谢斐迪南的强健体魄，他渐渐康复了。伊莎贝拉女王一定觉得，既然战争已经结束，他们显然得到了上帝的恩宠，所以她不穿锦缎或丝绸裙子的誓言没有必要坚守下去了。于是很快她就开始为女儿的婚礼做准备，为大家都准备了华丽的服饰。

15世纪90年代，所有五个孩子都接近成年，女王为他们安排了合适的婚姻，将要借此提高西班牙在世界舞台的地位，保障西班牙的边境和西班牙社会的宗教。毕竟，西班牙人需要帮助：他们统治着西西里岛和西班牙，容易遭到奥斯曼人的攻击；而他们的亲戚统治着那不勒斯王国，该国的奥特朗托遭到了土耳其人的一次攻击。斐迪南的妹妹胡安娜是那不勒斯王后，不断向他们报告意大利南部和地中海东部令人担忧的局势。

要不了多久，他们就需要集中兵力保护意大利南部，抵御奥斯曼人的攻击。奥特朗托海峡是基督教意大利和穆斯林占据的阿尔巴尼亚之间的狭窄水道，连接着亚得里亚海和地中海，宽度仅有45英里，帆船或用奴隶作桨手的桨帆船一天不到就可以横跨海峡。那不勒斯王国需要盟友，以降低穆斯林再次入侵的可能性。

为了保障自己的王国，伊莎贝拉运用自己的亲人，就像她运用她的臣民、武器装备和城堡一样，将西班牙打造成坚不可摧的要塞，在欧洲各地缔结婚约，以巩固国防。这些联姻将会加强西欧各基督教国家的关系和盟约。

每一桩婚事都具有战略意义。长女伊莎贝拉可靠而值得信赖，她将嫁给葡萄牙王储，以保护西班牙的后院、促进西班牙的利益。幼女凯瑟琳将嫁给英格兰王储，让那个岛国更紧密地与西班牙人的需求和基督徒控制的地中海地区联系起来。这是桩门当户对的绝佳婚事，因为年轻的亚瑟王子生于1486年，比凯瑟琳只小一岁。第四个孩子玛丽亚的未来还是考虑与谈判的主题。伊莎贝拉看中的是苏格兰前程远大的王储詹姆斯[16]。伊莎贝拉相信，如果她的两个女儿分别嫁给英格兰和苏格兰国王，就能为英伦三岛带来和平，这两个国家将成为基督教世界更可靠的支持者。

但重中之重是她第二和第三个孩子的未来，即王储胡安和他的妹妹胡安娜。胡安和胡安娜分别与神圣罗马皇帝[17]的孙女玛格丽特和孙子腓力订婚，这是为了在西班牙与德意志和奥地利诸侯国邦联之间缔结钢铁般的共同防御与合作关系。这两门婚事意味着，中欧最大的国家将与西班牙合作，成为抵御奥斯曼土耳其人入侵的壁垒。另外，神圣罗马帝国也有保卫天主教会的历史性角色要扮演，伊莎贝拉也有这样的雄心壮志。锦上添花的是，腓力和玛格丽特还分别是富饶的勃艮第公国和低地国家的继承人。

但伊莎贝拉并非冷酷无情的实用主义者。她也努力为孩子们谋得尽可能幸福的婚姻。在这个时代，富裕的老男人垂涎年轻貌美的少女，而将自己最美丽女儿献给年迈国王的家庭往往能够得到金钱、土地和为亲戚谋得油水丰厚的宫廷职位的回报。伊莎贝拉肯定在为她的女儿们寻找有利的婚姻，他们的家族里不会有仅仅为了爱情的婚姻。但她还是希望为所有孩子找到合适的对象，最好是相貌好、年龄相仿，并且拥有能够促进婚姻幸福的特质，或者至少能让人比较满意。她无疑回想起了自己的少女时代，一个又一个男人被提议为她的未来夫君。伊莎贝拉为自己的孩子挑选配偶时，绝不会接受泪汪汪的眼睛或瘦长的双腿。

不过，这些婚姻安排还是很像买卖牲口。英国国家档案馆里有一份保存至今的文献，详细记载了凯瑟琳与威尔士亲王亚瑟之间婚姻谈判的过程。西班牙和英格兰大使面谈以敲定这笔交易的条件，其中包括凯瑟琳的父母应当提供多少嫁妆，而新郎的父亲——英格兰都铎王朝的亨利七世国王应当出多少礼金。亨利七世希望婚礼尽快举行，以便凯瑟琳的高贵血统巩固他的家族对英格兰王位的并非很稳固的权力主张。但他是个臭名昭著的吝啬鬼。谈判的记载被送回了西班牙：

英格兰使者称，关于此项联盟，没有什么好谈的，于是开门见山地谈及婚约。他们非常客气礼貌，对斐迪南和伊莎贝拉颇有美誉。随后，他们请西班牙人提出婚约的金额。

西班牙大使答道，应当由英格兰提出婚约的金额，因为是他们先提议此门婚事，并且他们那边是儿子。

英格兰使者索要的嫁妆数额是他们之前在西班牙索要的五倍。

西班牙大使提议将此事呈请斐迪南和伊莎贝拉裁决，他们会按照对方的诚意作慷慨的答复。

英格兰使者说，这样对双方都不方便，而且斐迪南和伊莎贝拉不会同意的。

西班牙大使抱怨道，英格兰人的要求不合理。考虑到英格兰国王每天经历的事情，斐迪南和伊莎贝拉竟然敢将女儿交给他，令人惊讶。西班牙大使说这话时非常客气，以免对方不悦或发怒。

英格兰使者把嫁妆数额减少了三分之一。

西班牙人提议，因为时间充裕，应当选择两人或四人作为仲裁人。

英格兰使者不同意，并给出了理由。

西班牙人希望英格兰人给出最低的价码。

英格兰人把嫁妆数额减少了一半。

西班牙人说，这门婚事对英格兰国王会非常有利，所以他应当满足于西班牙公主的通常嫁妆。

英格兰人希望将所有条件言明，以防止婚约缔结之后发生争端。他们索要的嫁妆是他们之前在西班牙索要的两倍。

西班牙大使提议的数字是之前的四分之一。

英格兰人问为什么，因为这钱不是从国王和女王自己的保险箱里拿出来的，而是来自他们臣民的口袋，那么国王和女王何不大方些？他们谈及了与法兰西、勃艮第和苏格兰的旧条约，以此为证据，说这些国家给的嫁妆都更多。

他们还说，英格兰的物价很高，面值最小的硬币也值八个西班牙马拉维迪，而且英格兰的达官贵人开销非常大。克拉伦斯、兰开斯特、白金汉、萨默塞特、诺福克和约克等公爵领地，沃里克、索尔兹伯里和林肯伯爵领地以及多塞特侯爵领地的英格兰王公贵族很富有。所以，英格兰并不存在什么危险，英格兰人觉得没有理由降低自己的要求。[18]

讨价还价就这样继续下去。虽然双方都希望这门婚事谈成，但都在拼命占便宜。亨利七世非常节俭和精打细算，所以他的儿子和继承人非常富有，而伊莎贝拉有四个女儿要出嫁妆。双方对各自出的金钱数额和婚姻安排讨价还价，从1488年一直谈到1509年，从凯瑟琳三岁的时候一直谈到她二十四岁。

根据英国国家档案馆保存的书信和文献，伊莎贝拉决定了嫁妆谈判的很多条件，具体给出了嫁妆的细节，并选择了陪同凯瑟琳去英格兰的卡斯蒂利亚官员的人选。

这套文献表明，伊莎贝拉是西班牙处理国际事务（包括缔结军事联盟、谈判贸易协定和安排婚姻）的幕后推动力量。19世纪50年代，有一位居住在英国的德意志学者古斯塔夫·贝尔根罗特花了多年时间研究西班牙与英格兰之间的来往书信。他必须破解伊莎贝拉与她在英格兰的使者通信时所用的密码和暗语。她处处施加影响，而斐迪南的影响无处可见，除了书信抬头的称呼部分。这些书信一般都写成仿佛来自国王和女王两人，但在一些比较长的信里，伊莎贝拉忘记了自己制造的神话，仅提到自己，“我，女王”。至少有两次出现了这种疏忽，分别是1497年1月和1502年12月的信中。[19]

伊莎贝拉在国际谈判中和处理内政时一样，恭维奉承和用计操纵双管齐下。例如，1496年9月，在给西班牙驻英格兰大使的信中，她称亨利七世国王为“拥有崇高美德和坚忍不拔的君王”，她显然认定这些话会被重复给英格兰国王听，而他在自己篡夺来的王位上坐得并不安稳。[20]她在信中说，她期望，他们的孩子结婚之后，英格兰与西班牙的关系会更加紧密。她深知亨利七世急于和历史悠久而受到尊重的豪门贵族结成联盟。

她还在尝试改善亨利七世与苏格兰的关系，如果成功，就会大大打击法兰西的力量，加强北欧对南欧的问题（尤其是土耳其人构成的威胁）的支持。伊莎贝拉女王用亚瑟与凯瑟琳的婚姻前景作为诱饵，向亨利七世施加压力，要他改善与苏格兰国王詹姆士四世的关系。伊莎贝拉的所有女儿都结婚之后，她对冈萨雷斯·德·普埃夫拉说：“亨利七世必须把自己的一个女儿嫁给苏格兰国王。”果然，英格兰的玛格丽特公主于1503年嫁给了詹姆士四世。[21]

虽然谈判过程非常复杂，但无论是从西班牙在欧洲的地位的角度看，还是对这几对年轻人来说，几桩婚事似乎都很值得憧憬。但所有的婚姻，即便是最幸福的，也会带来挑战。他们的婚姻也不例外。

年纪最长的伊莎贝拉第一个结婚，那是在1490年。她二十岁的时候嫁给了若昂二世国王的儿子，十五岁的阿方索王子。葡萄牙和卡斯蒂利亚交换人质以确保和约执行的三年里，这对少年住在莫拉，由伊莎贝拉女王的葡萄牙姨母比阿特丽斯照料。阿方索与伊莎贝拉从她八岁、他三岁的时候就朝夕相伴，互相非常喜爱。为了确保比阿特丽斯尽心尽责地照料这两个孩子，她的儿子堂曼努埃尔被送到卡斯蒂利亚生活，见到了伊莎贝拉女王，很信任她。[22]堂曼努埃尔是个讨人喜欢、谦恭有礼的男孩，伊莎贝拉女王或许把他看做保障未来的“保险单”。在外国宫廷有一个盟友总归是好事。而且假如葡萄牙的阿方索王子有什么不测，那么曼努埃尔就有一天可能成为国王。

伊比利亚半岛的这两个王族之间有纠纷，甚至曾兵戎相见。但若昂二世国王已经得出结论：葡萄牙和卡斯蒂利亚联姻是非常理想的。阿方索是个服服帖帖的孩子，年轻的伊莎贝拉很快也变成这样。葡萄牙的新领地为王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财富，而关于阿方索的报告（尽管肯定被奴颜婢膝的廷臣夸大了）称这位年轻王子为“世上有过的最英俊、最帅气的男子”[23]。

1488年8月，葡萄牙贵族和编年史家鲁伊·德·桑德来到卡斯蒂利亚，送来了讨论阿方索与伊莎贝拉婚姻的书信。伊莎贝拉和斐迪南热情欢迎他，尽管女王对这孩子父亲的人品持保留意见。宫廷举办了兴高采烈的庆祝活动。人们在塞维利亚纵情狂欢。大家在宫里跳舞到深夜。伊莎贝拉及其女儿们的舞姿非常优雅，闻名遐迩。最后伊莎贝拉对葡萄牙大使说：“天色已晚。”以宣布聚会结束。他答道：“不晚，陛下，而是很早！”因为第一缕曙光正在射入窗户。[24]

据法兰西廷臣菲利普·德·科米纳说，伊莎贝拉和斐迪南同意这桩婚事，以改善伊比利亚半岛的安全：“他们把自己的长女嫁给了葡萄牙国王的儿子，好让整个西班牙安定和平，因为他们除了纳瓦拉王国之外，已经完全控制了所有省份。”[25]对双方家族来说，这都是数十年来以来第一次王室婚姻。两个王国都筹划和协调了一系列激动人心的庆祝活动。首先在塞维利亚举行了连续几周的庆祝，年轻的伊莎贝拉的父母和姐妹都参加了。然后，一群西班牙和葡萄牙权贵将新娘从卡斯蒂利亚送往葡萄牙的埃武拉城。伊莎贝拉公主的随行队伍由托莱多大主教、红衣主教佩德罗·门多萨领导。自从恩里克四世国王驾崩和伊莎贝拉女王登上卡斯蒂利亚王位以来，他始终是伊莎贝拉女王的重要盟友。

伊莎贝拉公主由她的葡萄牙亲戚堂曼努埃尔（他在交换人质期间住在卡斯蒂利亚）护送去见婆家人。现在堂曼努埃尔是维塞乌公爵和贝雅公爵，本来这些头衔属于他的哥哥迭戈，但迭戈被若昂二世杀了，后来若昂二世将这些头衔给了曼努埃尔。曼努埃尔与伊莎贝拉同龄，在与她一同在两个王国旅行途中，变得特别仰慕她。

年轻的伊莎贝拉抵达葡萄牙之后，受到热情洋溢的欢迎。据一位葡萄牙编年史家记载，她经过街巷时，受到了喧天鼓乐和欢呼的欢迎，“似乎大地都在震颤”。[26]年轻夫妻的寓所装饰着“富丽堂皇的锦缎和精美壁毯”，公主获赠许多礼物。[27]

伊莎贝拉和阿方索于1490年11月25日在埃武拉举行婚礼。随后几周举行了许多“盛大节庆”、宴会、舞会和其他庆祝活动。[28]编年史家回忆道，在一次称为“哑剧”的庆祝活动中，若昂二世国王举办了一次比武，“巧妙地打扮成天鹅国王，非常富丽堂皇、魅力无穷和温文尔雅”。

他走进大厅时，身边有一大群雄伟“巨舰”，“巨舰”下是用成卷布匹绘制成的大洋的惊涛骇浪，同时有雷霆般的炮响，喇叭与号角齐鸣，吟游诗人在演奏乐器。人们扮演的大副、领航员与水手发出狂野的呼喊和混乱的口哨声，他们穿着锦缎和丝绸衣服……国王大踏步走出来，穿着非常奢华的假面舞会戏服，与公主翩翩起舞，其他人也携手自己的女伴，这样走进来……当夜他们纵情歌舞，上演了许多笑剧，举办了许多庆祝活动。[29]

对这两个越来越富饶的国家的两位宠儿来说，这是一场壮美的婚礼。阿方索年仅十五岁，伊莎贝拉二十岁，尽管有年龄差距，他们孩提时代缔结的友谊很快演化成炽热的爱情。他们的婚姻起步非常顺利，据编年史家记载，婚礼结束后，“所有人都心满意足、十分开心”。[30]

这桩婚姻对西班牙来说至关重要，因为人们对西班牙与葡萄牙的战争还记忆犹新，而葡萄牙与卡斯蒂利亚的和平条约让一些人仍然心怀怨恨。若昂二世的父亲在葡萄牙做的一些事情，就像恩里克四世国王在卡斯蒂利亚做的一样：漫不经心地将土地、产业和教职封赏给高级贵族，以赢得他们的支持和忠诚，在这过程中却削弱了自己。据历史学家安东尼奥·恩里克·德·奥利韦拉·马克斯记载，在若昂二世的祖父在位期间，只有两位公爵和六位伯爵。但在阿方索五世国王驾崩时，已经增长到四位公爵、三位侯爵、二十五位伯爵、一位子爵和一位男爵，而且全都得到了大量土地与收入的封赏。若昂二世国王终于继承王位的时候愤恨地说，他父亲给他留下的土地只剩下道路所占的范围。[31]

1481年，父王驾崩，若昂二世成为国王，立即开始了加强中央集权的工作。这一套工作与欧洲其他的成功国家，如西班牙、法兰西和英格兰所做的相同，即稳定王室的统治，遏制在朝纲紊乱、内乱频仍期间变得傲慢而无法无天的贵族。他开始管束贵族，但在这一过程中与自己的亲戚伊莎贝拉女王又发生了冲突。伊莎贝拉母亲的家族包括布拉干萨公爵和维塞乌公爵，他们是葡萄牙最富裕和强大的家族，类似西班牙的门多萨家族。若昂二世国王得知，他们与伊莎贝拉通风报信，他相信他们是在叛国。在查获了一些可疑文件之后，他囚禁了布拉干萨公爵，对其加以审判，将其定罪并处决。后来，在一次大发雷霆时，他打死了堂曼努埃尔的兄长，后者可能参与了反对国王的一起阴谋。没有人说得清，这位公爵是如何被戳死的。有人说是国王亲自动手，也有人说是廷臣帮忙的，但此事在整个西欧引发了惊恐。例如，法兰西廷臣科米纳斥责若昂二世“野蛮”。科米纳和其他很多人一样，相信若昂二世亲手杀害了自己的亲戚。[32]

伊莎贝拉女王对这些杀戮深感不安，在卡斯蒂利亚庇护逃亡者，向遭到若昂二世迫害的许多权贵提供土地和产业。此后她很少提及若昂二世的名字。此后她只称他为“那个人”，这是非常严厉的鄙夷。

年轻的伊莎贝拉虽然是父母的宠儿，但显然不得不肩负起恢复睦邻友好的艰巨任务。对一个年轻女子来说，这肯定不轻松。但伊莎贝拉拥有一些有利条件。她在葡萄牙度过了童年的许多岁月，所以会说葡萄牙语，而且熟悉该国的风俗习惯；她跳葡萄牙舞时非常优美，令家人倍感骄傲，以至于宫廷正式场合与外交宴会上也会请她一展舞姿。但她继承了母亲的个性，有本领让自己的婚姻非常成功。她甚至成功赢得了公公——坚忍而冷血的若昂二世国王的好感。

* * *

这对年轻夫妇婚姻生活的最初几个月简直是田园诗。在一个明媚的日子，他们乘坐一艘张挂彩旗的游船在河上泛游，在乡间愉快地野餐。1491年7月的一天，若昂二世国王提议在下午晚些时候骑马出游，王子在最后关头决定与父亲一起纵马奔驰。在出游途中，他的马绊倒在地，王子摔落马背，被马压在下面。他母亲得到王子负伤的消息，于是和伊莎贝拉一起奔到他身旁。他们哀求上帝挽救他，但他再也没能说话，三个小时后便去世了。[33]

阿方索王子深得葡萄牙人民爱戴，整个王国为他的死哀悼。男人们拔下自己的头发与胡须，女人们用指甲猛抓自己的脸庞，留下一道道血印子，以示哀痛。国内到处传来“悲痛万分的哭喊与极其响亮的哀悼声”。[34]

阿方索的父母十分悲痛，但最痛苦的是还是他的妻子伊莎贝拉。她的悲恸感人至深，后来王室的许多代人讲到此事，还会赞美她。她抽泣着割掉了自己的金发，戴上面纱，不让任何人看到她的面庞。她换上丧服，一连四十天不肯换衣服，以惩罚自己的身体。她几乎完全禁食，变得非常消瘦，最后才同意喝一点肉汤。她病倒了，发高烧。她躲在一间黑洞洞的房间里，只点一根蜡烛照明，阅读宗教著作和祈祷文。她每天听弥撒，一次又一次领圣餐。她执迷于胡思乱想，琢磨是什么导致她和葡萄牙遭到这样的灾祸。她深刻自省，探察自己是否做了让上帝不满的事。

这样深切的哀恸在当时不算稀罕。葡萄牙人表达哀恸的习俗就是剪掉头发、忽视个人卫生、长时间穿脏衣服，以及类似的事情。例如，在这期间，若昂二世国王及其妻子不再坐在桌前用膳，而是“坐在地上，用陶土餐具吃饭，取消了一切体面的排场”。[35]

成为寡妇的儿媳的悲恸有助于排解她的公婆的痛苦。他们为她的安康，甚至是性命担忧，于是将她的床搬进他们自己的寝室。她只同意接受最低限度的舒适条件，包括仅仅用一条非常单薄的印度床单御寒。

伊莎贝拉和斐迪南听到阿方索的死讯，也十分悲伤。根据伊莎贝拉女王的外孙女在五十年后请人编纂的一本关于基督徒女性恰当行为的书里的相关记载，伊莎贝拉给女儿写了充满温情而真挚的慰问信，塔拉韦拉大主教也写了信安慰她。据记载，这些信本身也催人泪下：“除非是铁石心肠的人，没有人在听到这些话时会不流眼泪！”[36]

伊莎贝拉公主为阿方索哀悼的时候，越来越执着于他们可能犯有的罪行，正是这样的罪行激怒了上帝，所以他才夺走了这个年轻人的生命。她越来越坚信，阿方索的死是因为葡萄牙纵容异端思想蔓延。[37]没有人知道这种想法是谁最先有的，但人们越来越怀疑，上帝在惩罚葡萄牙包庇异教徒，这对随后的一些年产生了深远影响。

伊莎贝拉的父母派人接公主回家，希望她赶紧回来，以帮助她恢复元气。她回来之后，已经变得极其虔诚，继续用饥饿和肉体痛苦来折磨自己。她说自己绝不再嫁。她恢复了原先的让她感到舒服的角色，即陪伴和辅佐母亲。此时伊莎贝拉女王已经四十岁，不得不同时应对国内外的难题。

阿方索的死在葡萄牙造成了政治动荡。王位继承出现了争议。若昂二世希望指定自己的私生子若热为继承人，但很多人显然不认可若热的继承权。胡安娜·贝尔特兰尼娅[38]，也就是恩里克四世国王相信是自己女儿的那个女子，居住在葡萄牙的一座修道院。所以即便是对合法性的一丁点怀疑，也足以摧毁一个君主国。但这不再是伊莎贝拉公主的问题了，她已经把自己在葡萄牙的生活抛在脑后。

但在1495年，若昂二世国王驾崩了。他生前不情愿地决定将王位传给自己的堂弟曼努埃尔。曼努埃尔在自己的兄长被杀之后获得了维塞乌公爵的头衔。对他来说，这是难以置信的好运气。他兄弟姐妹一共九人，他排行第八，所以在他一生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他都极不可能继承王位。但他的哥哥们都已经一个一个撒手人寰。曼努埃尔性情温和，懂得策略，所以在若昂二世国王充满风波的统治期间生存下来。另外，葡萄牙新近获得的繁荣意味着，虽然它是个小国，却发展出了一个宝贵的全球贸易帝国。很快，这个年轻人就被称为“幸运的曼努埃尔”，这是个很恰当的名号。[39]

曼努埃尔一世还有一个幸运的打算。他想娶阿方索的遗孀——伊莎贝拉公主。他最初喜欢上她，是他护送她去葡萄牙的时候。让他着迷的，或许是她的魅力，或许是她充满魔力的舞姿。锦上添花的是，她是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王位的第二顺序继承人，排在弟弟胡安之后。有些人在窃窃私语，说胡安王子看上去不是很健壮。曼努埃尔一世说不定能成为葡萄牙和西班牙，以及这两国所有领土的国王。

伊莎贝拉女王和斐迪南国王向曼努埃尔一世国王建议，把他们较小的女儿玛丽亚嫁给他，但他固执己见。他说自己要么娶伊莎贝拉，要么到伊比利亚半岛之外找一位新娘。于是伊莎贝拉和斐迪南开始向年轻的寡妇施加压力，让她停止服丧和夸张的宗教仪式，嫁给曼努埃尔一世。伊莎贝拉坚决拒绝。据彼得·马特记载，她是个非常坚定的年轻女子，一口咬定自己绝不会“再与另一个男人婚配”，“到这一天为止，任何手段都说服不了她”。[40]

这事就只能这样了。卡斯蒂利亚在发生许多事情，战争和探索航行正在进行，于是伊莎贝拉的再婚就被暂时搁置。

* * *

王室的注意力转向胡安，母亲的“天使”，他继续享受当时所有家庭的长子得到的优待。到1496年，他十八岁的时候，已经有了自己的前呼后拥的内廷人员，每天的活动遵循极其细致的日程安排。十几名侍从前后侍奉他，在专门官员的配合下，确保他穿上身的每一件衣服都臻至完美，让他的仪表无懈可击。他的全套服装配备极其奢华，包括不计其数的锦缎、金线织物和天鹅绒服装。有专人负责王子的银夜壶，随时供他方便地使用。

胡安还有自己的谋士与盟友。他们主要是富户和贵族家庭的子弟，但他的圈子成员也有其他一些人，如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两个儿子。

宫廷的男孩们继续接受意大利学者彼得·马特的最新潮的人文主义教育。他对自己培养未来西班牙国王的工作非常自豪。他开玩笑地说，自己主持着一个角力学校，即古希腊训练年轻人摔跤的学校。“我的房子里整天挤满了活泼欢快的贵族子弟，”他在给布拉加大主教（葡萄牙的最高级教士之一）的信中夸耀道：

他们现在开始渐渐摈弃空虚的爱情（你非常清楚，他们从很小的年纪就开始在这方面轻车熟路），转向文学。他们现在开始认识到，与祖辈灌输他们的错误观念相反，文学并不是军事生涯的障碍。他们承认，学习文学对军事帮助极大。我努力说服他们，若没有文学的帮助，任何人都不能在和平或战争时期扬名。我们的角力学校让女王非常满意，她就是君主所有崇高美德的活生生的例子。她命令……她的子侄经常到我这里来，还命令比亚埃尔莫萨公爵（国王的侄子）也跟我学习，除非有急事，不准离开我家。西班牙所有权贵的年轻继承人都跟我学艺。他们每人带两名教师来旁听，以便按照我的安排，回家之后与他们一起复习语法规则，并重复在我这里听到的课。[41]

按照马特和其他人的说法，王子是个敏感而热爱学术的青年，潜力巨大，但不是很健壮。马特谈到了王子的“娇嫩的颚部”，注意到王子的饮食是经过细致监控的，以帮助他维持体力。他的一封信体现了一种不祥预感：只要这个年轻人能活下去，“西班牙定会让世界愉悦”。[42]

似乎有很多美好的事情在等待胡安王子和他的妹妹胡安娜。由于王室的王朝联姻安排，胡安将迎娶神圣罗马皇帝的孙女，美丽的玛格丽特，她和哥哥腓力一起，是极其富饶的勃艮第与佛兰德领地的继承人；而胡安的妹妹胡安娜将嫁给腓力。

尤其对伊莎贝拉女王及其孩子们这样酷爱文艺复兴早期艺术与文化的人来说，这的确是激动人心的婚姻安排。玛格丽特和腓力的世界在社会和艺术上非常前卫和高端成熟。他们统治的土地是欧洲最富裕的地区，也是北欧早期文艺复兴许多伟大作品的故乡。根特祭坛装饰上令人着迷的亚当夏娃图由大师扬·范·艾克创作，在国际上引起轰动，推动了绘画艺术一个新时代的诞生。这幅画是由好人腓力聘请范·艾克绘制的。好人腓力是玛格丽特和腓力的曾外祖父。这种艺术在西班牙特别受到仰慕，因为伊莎贝拉的父亲曾聘请扬·范·艾克的同时代人罗希尔·范·德·魏登创作米拉弗洛雷斯祭坛装饰画。

腓力和玛格丽特兄妹自身也是条件非常好的婚姻对象。他们家族有不计其数的画像被创作出来，用来公开展出，或者送到欧洲各地用来“相亲”。一套创作于约1495年的双联画包含兄妹两人的肖像，头顶上还画着他们的纹章，以宣扬他们注定要继承的广阔的领地。此时腓力约十六岁，玛格丽特约十四岁，画中分别有十八个单独的纹章围绕他们。

从画中看，两人都皮肤白皙，赤褐色头发，容貌精细，红唇饱满，这些体征在当时是很受仰慕的。肖像也体现了他们的极其富有：腓力戴着很宽的金项链，或者更准确的说法是金项圈，身穿白色貂皮镶边的长袍；玛格丽特戴的金项链比较长，喉部悬挂着很大的红色宝石垂饰；她的裙子是用富丽堂皇的锦缎织物制成的。腓力头戴可能是黑天鹅绒的帽子，玛格丽特戴红帽，遮盖了自己的头发，黑纱如瀑布般滚下，从后脖颈垂到肩膀。[43]

玛格丽特受到普遍赞誉，但最引人爱慕的是腓力。他因为英俊而获得了“美男子腓力”的绰号。不过他受到的慷慨赞誉并没有冲昏他的头脑，因为大家都说他风度翩翩、具有丰富的个人魅力。

尽管他们拥有财富和地位，但童年却很悲惨和艰难。他们的母亲玛丽（富饶的勃艮第公国的继承人、好人腓力的孙女）嫁给了神圣罗马皇帝的儿子马克西米利安，很快生了两个孩子。1482年，玛丽和马克西米利安在布鲁日附近的草地狩猎。玛丽的马在跳过一条水道时突然转向，二十五岁的玛丽从马背摔下，而马则倒下来，压在她身上。她内脏受损，三周后去世。和通常情况一样，她的死亡引发了继承的问题。他们伤心欲绝的父亲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腓力和玛格丽特被交给他们的外祖母照料。此时腓力年仅四岁，玛格丽特还是个蹒跚学步的婴儿。随后几年，他是在欧洲北部的佛兰德领地与外祖母一同度过的。

玛格丽特很快被许配给未来的法兰西国王查理八世，三岁时被送到昂布瓦斯宫，交给法兰西宫廷抚育。但查理八世看到一个更富有的女继承人——布列塔尼的安妮在婚姻市场待价而沽的时候，就抛弃了玛格丽特。年仅十一岁的玛格丽特被送回家，去面对不同的命运。这对玛格丽特及其父亲来说是双重羞辱，因为丧偶的马克西米利安原本打算娶布列塔尼的安妮。而在此期间，勃艮第公国的孩童继承人腓力落入一连串自私自利的廷臣手中，与伊莎贝拉女王的父亲和兄弟们的经历类似。玛格丽特和腓力与胡安和胡安娜订婚的时候，他们的前史应当给伊莎贝拉女王敲响警钟。

婚礼需要大量的后勤筹备工作。1496年，十七岁的胡安娜要先嫁给腓力。将有一支舰队送她北上去佛兰德，然后带玛格丽特回到卡斯蒂利亚，以便举行她与胡安的婚礼。

胡安娜启程的日子快到了，女王表示对此次旅途有些担忧，或许还担心胡安娜不能很好地胜任她未来的新责任。由于法兰西入侵意大利以便夺取那不勒斯，欧洲各地燃起了战火，所以海路漫长而充满风险。而且从卡斯蒂利亚到佛兰德的路途要经过法兰西沿海。伊莎贝拉担心胡安娜被法兰西人拦截并俘虏。女王组织了110艘船的舰队以及约1万士兵和水手，去护送她的女儿。如果遭遇恶劣天气，他们不能在法兰西寻求庇护，而只能向更西方航行，深入大西洋，然后努力去往英格兰。伊莎贝拉满腹忧愁，陪胡安娜到了她启程的地点，西班牙北岸的港口城市拉雷多，在船上与女儿待了两晚。她看到女儿要离开，十分悲伤。据彼得·马特记载，胡安娜最终离去的时候，伊莎贝拉留在岸边目送舰队驶出，“并为自己的女儿哀哭”，随后才返回布尔戈斯。

伊莎贝拉女王给英格兰朝廷写了至少四封信，恳求亨利七世国王，假如命运作怪，胡安娜的船被吹到了英格兰海岸，一定要照顾她。在其中一封信里，她要求自己的驻英大使确保，如果胡安娜在英格兰登陆，一定会得到“热烈欢迎”。在另一封信里，她请求亨利七世国王把胡安娜当作自己的女儿来看待。

伊莎贝拉女王“对自己的女儿忧心忡忡，”彼得·马特写道，

因为没人能说得准，狂风、波涛汹涌大海的巨岩礁石和海上形形色色的危险，会给她的孩子，一个羸弱的小姑娘，带来什么……她脑子里不仅思索着在西班牙海航行的人们常常遭遇的各种灾祸，还唉声叹气地担忧可能发生的事情。她身边日夜有本领高强的水手陪伴，她不断询问他们，现在是什么风向，他们觉得舰队耽搁的原因是什么；她哀叹自己的命运，因为她不得不将自己的女儿送到最遥远的比利时，而且恰恰是这个时节，由于凛冬将至，海上几乎无法航行，何况法兰西对我们抱有敌意，所以不可能有许多信使来往传送消息。[44]

胡安娜是伊莎贝拉第一个离家远行的孩子，但她母亲的担忧似乎超出了正常范围。胡安娜似乎已经做好了离家远嫁的准备，并且满心欢喜，热切希望出发。她自己不会成为君主或统治者，所以受到的教育与哥哥不同，但也受到了良好教育，做了充分准备。胡安娜及其姐妹曾与母亲一同学习拉丁文，她们的教师是一位叫比阿特丽斯·加林多的年轻女子，曾是萨拉曼卡大学的学者。加林多精通拉丁文，而胡安娜对这门外交语言掌握得也很不错，大家对此肃然起敬。胡安娜甚至能用拉丁文写诗，得到了一些赞扬。

在治国理政方面，胡安娜受到的教育也不如哥哥胡安和姐姐伊莎贝拉。因为胡安和伊莎贝拉年纪较大，常常陪同父母参与重大场合，很小的时候就耳濡目染地学习如何掌控必需的程序和宫廷礼节，而胡安娜、凯瑟琳和玛丽亚常常被留在后面，没有机会抛头露面。现在，伊莎贝拉女王似乎不愿意胡安娜离开自己的视线范围。她似乎在这个女儿，自己的第三个孩子身上发现了某种弱点。

伊莎贝拉女王之所以特别忧愁，另一个原因是，她收到了一些噩耗。她的母亲之前许多年一直居住在阿雷瓦洛，她在这年8月中旬去世了。这消息对女王的打击很大。用马特的话说，她母亲多年来一直隐居不出，“因为年高而疲惫不堪且衰弱”；[45]但伊莎贝拉每年拜访母亲一两次，为了看望母亲，她要骑马横穿整个王国，并花时间陪伴她。在这些拜访期间，她通常会亲自侍奉母亲。母亲的死让她震惊，因为她是伊莎贝拉自己原先家庭的最后一位成员。伊莎贝拉终于离开沿海地区，去布尔戈斯的时候，就是为了去主持母亲的葬礼。

胡安娜启程几天之后，伊莎贝拉还在与目睹女儿离去造成的忧郁做斗争的时候，伊莎贝拉就开始尽职尽责地安排母亲的送葬和下葬仪式。马特写道，虽然自己的母亲在公共生活中被遗忘了那么久，她要确保她“一定要以适合王后的身份，风光体面地上路”。伊莎贝拉女王命令将她母亲的遗体运往布尔戈斯附近一座加尔都西会修道院，“在那里将其安葬在她父亲胡安二世国王和英年早逝的弟弟阿方索身旁”。[46]

他们三人长眠的地点是米拉弗洛雷斯的一座哥特式修道院，在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朝圣之路沿途，邻近卡斯蒂利亚多位国王和王后的埋葬地。这座修道院是她父亲出资建造的，他把自己心爱的罗希尔·范·德·魏登祭坛装饰画就安放在那里。他们的雪花石膏墓穴是佛兰芒雕塑家吉尔·德·西洛埃设计的。墓穴的基座是八角星形，这对基督徒、犹太人和穆斯林都是神圣的符号。墓穴非常精美，纹理稠密，立体感强，十分华丽，有大量独立的圣徒与使徒塑像守卫他们的安息。伊莎贝拉确保父母一同长眠于他们喜爱的地方，并且邻近他们仰慕的艺术品。

* * *

与此同时，胡安娜在长达十七天令人胆寒的艰难航行后，于1496年9月8日安全抵达佛兰德。如她母亲所预测的，航船曾被迫在英格兰短暂躲避，随后才继续前进。舰队中一艘船在风暴中沉没，胡安娜失去了许多侍从人员和大部分结婚礼物。最后，腓力也没有到场迎接她。他正在奥地利的蒂罗尔，与父亲待在一起。一个多月后，他才赶来与胡安娜相见。胡安娜抵达佛兰德时，迎接她的是腓力的十六岁妹妹玛格丽特，后者代表整个家族来欢迎胡安娜。

胡安娜暂时投宿于一家修道院，“十六位贵族小姐和一名妇人，个个身穿金线华服”，在她身边侍奉。[47]她和玛格丽特一同前往里尔，等待腓力。10月12日，腓力终于来到她身边。漫长而令人窘迫的等待无疑让胡安娜十分沮丧。在长达五周的时间里，她一直在纠结自己是不是被未婚夫抛弃了。这种事情曾经发生在她的新小姑子玛格丽特身上。

但腓力来了之后，她的疑虑全都烟消云散。胡安娜和腓力一见钟情。所有关于他如何英俊和魅力十足的传闻原来都是真的，她很快就深深爱上了自己的夫君。六天后，他们接受了胡安娜的神父的婚姻祝福，立即圆房。他们的正式婚礼仪式于10月20日举行。他们两人可谓金童玉女，令人倾慕。腓力的父亲马克西米利安沉浸在人父的自豪中，说：“上帝让他俩结为连理，真是了不起的媒人。”[48]

婚礼结束后，胡安娜便成了勃艮第公爵夫人，因为她丈夫腓力是勃艮第公爵。他在勃艮第其实就是君主，不过头衔是公爵，因为勃艮第是一个诸侯国邦联，由某位法兰西国王封给他的儿子，头衔就是公爵。勃艮第公国由若干省份组成，版图形似新月，包括今日的荷兰、比利时和法国北部，尤其是今天的勃艮第地区。勃艮第公国的东面是神圣罗马帝国，由腓力的父亲和祖父统治，但西面和南面是法兰西，它是一个强大而危险的盟友。法兰西对勃艮第的财富与文化繁荣十分垂涎。

腓力和胡安娜前呼后拥地一同巡视他们的领地，察访了布鲁塞尔、根特、里尔、安特卫普和布鲁日等重要城市。作为公国的新统治者，他们沿途受到了热烈欢迎。从佛兰德很少有消息传到西班牙，毕竟路途遥远，而且风暴肆虐。不过最终喜讯还是传到了卡斯蒂利亚：胡安娜得到了臣民的热情欢迎。伊莎贝拉女王悬着的心终于可以放下了。

一位编年史家喜出望外地描写了胡安娜胜利进入安特卫普的盛大场面，只见喇叭手和其他乐师为她的抵达奏乐助兴：

这位非常尊贵和有德的女士……仪态健美而端庄，风度优雅，是公爵的国度里有史以来穿着打扮最富丽堂皇的一位。她遵照西班牙风俗，骑着一头骡子，没有戴帽子或面纱，后面跟着十六位年轻的贵族小姐和一位贵妇，都身穿金线华服，同样骑骡子，身边还有衣着华丽的侍从。[49]

在后来被称为“喜悦入城”的典礼中，公爵夫人在一座又一座城市受到了华丽排场的盛大欢迎。当地官员向她献上城门钥匙。到处为她举办宴会、舞会和比武大赛，每座城市争奇斗艳，想方设法用新颖的庆祝活动来欢迎她。

例如，在布鲁塞尔的大广场，人们为了给胡安娜提供教益和娱乐，表演了一系列场景，有虚构、神话和历史人物。有一个场景把胡安娜描绘为《圣经》中的犹滴，她杀死荷罗浮尼，以解放自己的人民。还有类似的表现挑战男权的女性英雄人物的场景。胡安娜的母亲伊莎贝拉女王似乎在各地都特别引起关注，被视为一种新的女武士的榜样。显然胡安娜的新臣民期望她在佛兰德能效仿自己的母亲，有所建树。

这些场景、表演和娱乐被认为非常了不起，值得铭记。有人在一份特别的插图版手稿中重现了这些景象，称为《阿拉贡—卡斯蒂利亚的胡安娜的喜悦入城》，后来成为此类艺术品的模板。宫廷的奢靡是毋庸置疑的。

这份插图版手稿明确表明，天真而缄默的年轻公主是在简朴而贞洁的环境里长大成人的，如今到了沉溺享乐的勃艮第宫廷，不免飘飘然起来。法兰西国王常常以金钱收买勃艮第廷臣，所以他们更忠于浮夸奢靡的法兰西王族，而不是腓力和胡安娜。例如，有些场景表演，要么是隐晦地，要么是公开地对胡安娜及其家族表示敌意。

在一个场景中，一位衣着华美的公主被描绘为黑皮肤的埃塞俄比亚人，跨骑着马，身边环绕着服饰怪异的随从，那些人都穿着毛茸茸的紧身衣，手里拿着棍棒。[50]有种族主义思想的北欧人常说西班牙人是非洲人的近亲，这个稀奇古怪的场景是刻意侮辱胡安娜的。在另一幅场景画中，胡安娜的母亲伊莎贝拉取走了格拉纳达的巴布狄尔的王冠，后者跪拜在她面前。这幅画是双刃剑，一方面认可伊莎贝拉在收复格拉纳达战争中的领导角色；另一方面，男人向女人跪拜，不是为了追求女性而是屈服于她，这让人对性别关系问题感到很不舒服。

其他场景则有伤风化。在题为《巴黎的审判》的图中，三位女神裸体跳舞，这在保守的西班牙艺术中是很少出现的。而一幅描绘佛兰芒宫廷的画则表现了男女公开交媾，而狂欢场所边缘的一个男性角色，可能是公爵本人，似乎醉得不省人事。

在此期间，卡斯蒂利亚与佛兰德之间的通信似乎出了问题。胡安娜很少写信回娘家，并为自己不回信百般搪塞。伊莎贝拉和斐迪南得知她怀孕了，这对外祖父母来说是一大喜讯。1498年8月，一名作为使者出访佛兰德的西班牙教士报告称自己在7月见到了胡安娜，情况很乐观。“她非常美丽和健壮，”教士写道，“怀孕的月份已经大了。”[51]

胡安娜抵达佛兰德几个月后，胡安的新娘玛格丽特被送往西班牙。海上又是惊涛骇浪，胡安娜舰队的船只损失让大家都有点害怕坐船，但玛格丽特最终动身前往西班牙了。她经历了胡安娜遇到过的同样艰险难受的旅途；有一次，船上险象环生，勇气十足的公主用法语写了一首诗描绘自己的险境：“这是玛格丽特，一位高贵的小姐；结过两次婚，仍然是处女。”

舰队安全抵达了桑坦德港，胡安王子及其父亲匆匆赶去迎接她。她想按照传统习俗吻他们的手以示尊敬。他们热情而亲切地欢迎她，护送她到布尔戈斯。在那里，她见到了女王。伊莎贝拉衣着华美，一见到玛格丽特就亲热地拥抱她。

所有人都被玛格丽特的魅力吸引，无论她走到何处，都有人群围观。彼得·马特在给一位身在罗马的西班牙红衣主教的信中热情洋溢地写道：“如果你见到她，会以为自己看到的是维纳斯本人。”[52]西班牙及其属地的未来王后得到了人们兴高采烈的欢迎；婚礼于1497年4月3日（棕枝主日[53]）举行。她获赠了不计其数的贵重礼物。

这桩婚姻极其幸运，家庭的每一位成员都立刻能够融洽相处。即便他们之间没有婚姻纽带的联系，似乎也都能成为朋友。斐迪南赞美玛格丽特“优雅、快乐”和“温柔”的性情。[54]玛格丽特与伊莎贝拉有许多共同的兴趣爱好。她和伊莎贝拉一样虔诚，也会花很多时间根据《时间祈祷书》来祈祷敬神。她在文化上也非常活跃，并且和伊莎贝拉一样酷爱艺术。

她们都喜爱精美挂毯，这在当时是非常昂贵的奢侈品。特别贵重的挂毯，如用丝绸或羊毛制成的，有时缀以金银线，价格可以抵得上一艘战舰，需要大量织工耗费多年方可完成。伊莎贝拉拥有欧洲第一流的壁毯收藏，数量最终多达约370件；玛格丽特到西班牙的时候带来了17件挂毯，很快伊莎贝拉赠给她更多。[55]

她俩也都喜欢以女性角色为中心的绘画。《圣经》中女性角色的场景是伊莎贝拉最钟爱的主题，后来玛格丽特收藏画作时也以此为重心。其中一幅这样的画是伊莎贝拉在玛格丽特抵达西班牙时期请人绘制的，即1496～1499年，表现的是莎乐美镇静自若地将施洗约翰的首级展示给希律二世和她母亲希罗底看[56]。这幅画的作者是伊莎贝拉最喜爱的艺术家之一，胡安·德·佛兰德，玛格丽特也很仰慕这位画家。[57]伊莎贝拉把胡安·德·佛兰德从佛兰德盛情邀请到卡斯蒂利亚，让他担任宫廷画师，并给他定期的薪水。

这些年里，伊莎贝拉还集齐了一套描绘基督生平的画作，由胡安·德·佛兰德在玛格丽特留在西班牙宫廷期间创作。其中一幅画描绘玛格丽特为迦拿的婚礼中的新娘。玛格丽特非常欣赏这套画作，理解其价值。

伊莎贝拉很喜欢向玛格丽特赠送礼物。玛格丽特爱花，于是伊莎贝拉送给她许多植物图案的珠宝。有些图案是雏菊，这是个文字游戏，因为她的名字在法语中就是雏菊的意思。伊莎贝拉赠给玛格丽特一件珠宝，也用这个花卉主题，它看上去像一枝白玫瑰，是用黄金覆盖白色珐琅制成的。[58]

唯一的问题是，佛兰芒人和西班牙人之间的关系有一点尴尬。佛兰芒人不喜欢西班牙人的拘谨严峻和复杂烦琐的宫廷礼节与习俗。他们觉得西班牙人是自命不凡的道学先生，太自我压抑。西班牙人觉得佛兰芒人懒散、粗心、缺乏纪律。但这对幸福的夫妻关系似乎非常融洽。

胡安王子坦诚地表达对妻子的崇拜和挚爱。事实上，御医们开始担心，他太爱妻子，沉溺于床笫之欢，影响睡眠，消耗体力过多。据彼得·马特说，御医敦促女王让胡安和玛格丽特分开一段时间，以便王子从“过于频繁的交媾”中得到休息，但伊莎贝拉看到儿子如此沐浴爱河，很开心，没有干预他们，并说她相信，“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59]。[60]

胡安和妻子住在大学城萨拉曼卡，那里的教授和学生们期望自己的学术与艺术活动得到更多赞助，为此欢呼雀跃。萨拉曼卡大学是欧洲最大也是最古老的大学之一，伊莎贝拉女王对那里的学术活动很支持。她鼓励高等教育的手段之一是雇用数十名毕业于那里的大学生，在日渐壮大的政府机关中担任官员。她还雇人建造类似于她父母陵墓的新建筑，并遵循她的标志性的建筑风格，即所谓伊莎贝拉风格。该风格包含富丽的哥特元素，但也受到佛兰芒和伊斯兰世界的影响，有大量的表面装饰。萨拉曼卡大学主楼的外立面就是这种风格，饰有花卉图案、神奇生物和纹章，都突出体现了西班牙正在演化成的伟大帝国的恢宏气度。王储定居于萨拉曼卡，更是增添了这座城市的光辉。令众人喜上眉梢的是，玛格丽特怀孕了。

1497年春夏是伊莎贝拉个人生活的一个巅峰。她打败了格拉纳达的穆斯林，恢复了卡斯蒂利亚的和平。哥伦布带回了在大西洋彼岸发现新土地的激动人心的喜讯，西班牙未来的繁荣越来越有保障。胡安的婚姻很幸福。佛兰德传来的消息并非全是悦耳之音，但胡安娜的婚姻无疑是一桩绝佳的婚事。伊莎贝拉公主回到了家，这对女王来说是一大慰藉。玛丽亚和凯瑟琳成长为可亲可敬的少女，令父母欣喜。凯瑟琳正在为远嫁英格兰做准备。

一切顺风顺水。现在需要做的就只剩下在卡斯蒂利亚和葡萄牙王族之间缔结一桩新婚姻，以保障卡斯蒂利亚的边境。伊莎贝拉女王不断与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谈判，敦促他接受玛丽亚。但他依旧坚持非伊莎贝拉公主不娶。他又一次拒绝了玛丽亚。伊莎贝拉公主仍然不同意。曼努埃尔一世坚持向伊莎贝拉求婚。伊莎贝拉公主和母亲之间展开了一场考验意志力的拉锯战。

当然，结果是不可避免的。在比拼意志力的斗争中，伊莎贝拉女王从来没有输过。伊莎贝拉公主终于同意，这令曼努埃尔一世国王大喜过望。伊莎贝拉女王和斐迪南国王一起在梅迪纳·德尔·坎波度夏，去萨拉曼卡拜访了胡安和玛格丽特，然后去往西面的巴伦西亚·德·亚尔坎塔拉。伊莎贝拉公主和曼努埃尔一世国王的婚礼将在那里举行。不情愿的新娘要求婚礼一切从简，所以仪式非常简朴。

但曼努埃尔一世和伊莎贝拉公主的大喜之日接近之时，却有人快马加鞭送来消息，称胡安王子突患重病。萨拉曼卡主教迭戈·德·德萨写信称，胡安在几天前还春风得意，现在却日渐衰弱，丧失了胃口。“本地所有人都在恳求陛下前来，希望王子的身体好转；因为病情急迫，我们没有等待陛下的命令，便传唤了女王御医和其他医生。”他在给斐迪南和伊莎贝拉的信中写道。[61]

斐迪南奔到胡安病榻前。伊莎贝拉不能去，因为她需要准备伊莎贝拉公主的婚礼。随后几天内，国王给妻子送去的消息自相矛盾，是为了掩饰致命的预后。他悲痛得疯疯癫癫，甚至发去了一封含混不清的信，暗示他自己已经死了。他或许是觉得，如果她最终发现，尽管儿子死了，但丈夫活了下来，就不会那么痛苦。

曼努埃尔一世国王也想封锁消息。他得知胡安奄奄一息后，要求不要传播消息，等他与伊莎贝拉公主完婚后再说，以防止她在婚礼期间遭受痛苦。他可能也是担心公主在服丧期间会企图推迟婚礼。

在此期间，胡安王子已经平静地接受了自己的命运，努力安慰父亲。斐迪南哀求他振作精神，加强生存意志。胡安说自己对即将到上帝身边感到知足。他之所以能够如此平静地接受自己的急促死亡，说明他过去曾经患病或身体虚弱。世人皆知他易患病，肠胃弱，最后他可能是死于结核病。

胡安的最后举动，除了请求父母照顾他年轻的妻子（而且正在怀孕）外，还要求用他的家产赎买被穆斯林扣押的基督徒奴隶的自由。在他的遗嘱里，这是最重要的一条，甚至比为他的遗腹子提供生计更重要。他于1497年10月4日去世。伊莎贝拉女王得知噩耗时，悲痛但听天由命：“上帝把他给我，又把他带走了。”[62]

胡安王子被安葬在萨拉曼卡，后来遗骸被迁往阿维拉，那是他自己想要的埋葬地。玛格丽特因悲恸而病倒，病情严重。伊莎贝拉奔到她身边，慈爱而无微不至地照顾她，帮助她恢复了元气。玛格丽特后来告诉自己的父亲，她相信伊莎贝拉的照料救了她的命。但她的孩子是早产儿，夭折了。玛格丽特的父亲马克西米利安私下里对素来健康的女儿早产感到怀疑。他猜测是法兰西人在她的食物里下了导致堕胎的药，以致她流产。这绝非异想天开：法兰西人肯定会视这个婴儿为极其严重的地缘政治意义上的威胁，因为他若长大成人，将成为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的继承人，还会与勃艮第和德意志有紧密联系，使其受到西班牙主宰。

不管流产原因是什么，事实依然是，胡安的孩子也离世了。苏里塔写道，“这新的损失”打破了伊莎贝拉和斐迪南的希望，“他们的哀痛越发加深”。[63]

悲剧性的消息——先是胡安去世，然后他的继承人死亡——传遍了欧洲。西班牙陷入悲痛。“整个西班牙的唯一明光熄灭了，”彼得·马特在给埃尔南·德·塔拉韦拉（此时是格拉纳达大主教）的信中写道，“……两位君主努力掩饰他们的莫大伤痛，但我们察觉得到，他们的心灵萎靡不振。他们在公开场合时常常垂眼看着对方，那时隐藏在内心的伤痛就流露出来。”[64]

就连他们的敌人也对这个家族的不幸感到同情。法兰西大使菲利普·德·科米纳称，胡安的死“给国王和女王带来了难以言说的伤痛，女王的悲痛尤其深切。她看上去了无生气。我从未听说过欧洲有哪位君王死后得到这样深切而普遍的哀悼。”[65]科米纳说，他得知，西班牙的所有商店业主都穿上了粗布黑色丧服，一连停业四十天。人们还让动物披麻戴孝。贵族和士绅给他们的骡子披上黑布，一直遮盖到膝盖，全身也都盖上黑布，只露出耳朵。各城市的大门上方悬挂黑旗。[66]

这个家族此前尽享幸福与美名，领土（我指的是通过继承关系）超过基督教世界的任何其他家族，而今遭到这样的打击，多么凄惨！……这事故是多么意外而惨痛！而且恰恰发生在他们已经征服了全国、规划了律法、确立了司法行政机构并且他们本人幸福安康的时候，仿佛上帝与人类合谋将其权力与荣耀提升到超过欧洲其他所有君王的时候。[67]

不过，这个事件虽然对卡斯蒂利亚及其王室来说是大悲剧，但对葡萄牙国王“幸运的”曼努埃尔一世来说，却是超乎寻常的好运。一夜之间，他娶到了自己想要的女人，还成了一个真正庞大的帝国的继承人。他和年轻的伊莎贝拉公主现在是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的当然继承人，将主宰整个伊比利亚半岛，以及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所有海外领地。到1497年，大家已经清楚地看到，这些海外领地的范围可能极其广袤。

伊莎贝拉女王在签订《托尔德西利亚斯条约》以便与葡萄牙瓜分新大陆的时候，就已经预想到这些。她把世界的一半分给若昂二世国王的时候，是不是已经知道，另外一半可能会归属她的女儿伊莎贝拉（作为卡斯蒂利亚女王和继承人）？她谈判的时候是不是已经知道曼努埃尔可能继承葡萄牙王位，并且他会爱慕伊莎贝拉公主，而伊莎贝拉公主也可能成为女王的继承人？换句话说，她将世界一分为二的时候，是不是已经有意识地将一半留给自己，将另一半留给即将成为葡萄牙王后的心爱女儿，而这两半将在下一代人的时候重归一体？

这些问题，我们当然是不可能知道真相的，但伊莎贝拉素来对葡萄牙与西班牙政治和家族关系有敏锐的把握，所以上述推测有相当大的可能性。1494年6月签订《托尔德西利亚斯条约》之际，若昂二世国王没有合法的男性继承人，正在努力让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将他的私生子若热合法化，以便由他继承王位。但教皇拒绝了，所以在若昂二世生命的最后一年里，曼努埃尔有朝一日会当上葡萄牙国王就是很明显的事情了。

胡安王子的去世意味着伊莎贝拉和曼努埃尔一世必须返回西班牙，以便宣誓成为王国继承人。令继承问题越发复杂的是，伊莎贝拉公主是个女人。这在卡斯蒂利亚不是问题，伊莎贝拉女王的成功统治已经让这个问题变得不重要，但阿拉贡的国会不愿意接受女性君主。就是由于这个原因，伊莎贝拉公主被发现怀孕的时候，大家非常激动。如果她生了个儿子，那么这男孩将继承一切。在这件事情上，伊莎贝拉公主又一次达成了大家的期望。她嫁给曼努埃尔一世几个月后就怀孕了，于1498年8月23日在萨拉戈萨诞下麟儿。

但伊莎贝拉公主的勤于斋戒和克己终于造成了恶果。她分娩时身体非常消瘦，生孩子一小时后就去世了。她要求将她的遗体穿上修女服装，安葬在卡斯蒂利亚托莱多的圣伊莎贝拉修道院。她希望死了之后能回家。伊莎贝拉女王抱着临终的女儿，直到她咽气。[68]

就在胡安王子去世一年后，新的悲剧降临到伊莎贝拉和斐迪南身上。他们当时还在为儿子服丧。但这一次，他们得到了安慰，因为伊莎贝拉公主生了个儿子，他是葡萄牙、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王位，以及两国所有海外领地的继承人。阿拉贡人迅速将继承权授予这个婴儿。他被取名为米格尔·德·拉·帕斯[69]，但人们很快发现他身体羸弱，需要特别仔细的照料才能生存。曼努埃尔一世国王成了鳏夫，需要回葡萄牙理政，于是回国了，将儿子托付给岳母。伊莎贝拉女王无微不至地照料孩子，但观察家们说，这个男孩长大成人的希望不大。

* * *

这些悲伤的事件发生的时候，太子妃玛格丽特一直待在婆家，爱护和支持他们。她与婆婆很亲近，从她那里学到许多治国之术。但现在她需要决定自己的未来生活。她的佛兰芒侍从们一直不喜欢西班牙，她觉得现在是回家的时候了。她的离去让伊莎贝拉女王很伤心，因为她曾对玛格丽特与胡安的婚姻寄予厚望，并希望这个聪明多思的儿媳能成为她的孙辈和继承人的母亲。胡安的死亡让这美梦破灭了，或者至少当时大家是这么想的。

玛格丽特返回了佛兰德，住在哥哥腓力的宫廷，与嫂子胡安娜友好相处。她与胡安娜第一次相见是三年前胡安娜作为新娘抵达佛兰德的时候。玛格丽特对西班牙依旧很忠诚，穿着西班牙服饰，以彰显自己的忠心。但她家族的男人们几乎马上就开始为她考虑新的联姻。没过多久她就被送到萨伏依公爵那里，他统治着今天法国东南部与意大利和瑞士接壤的一片地区。她像以往一样，尽可能利用局势。几年后，她的第二任丈夫去世，她回到家，再也没有结婚。

但16世纪初她在根特见证了一件大喜事。那就是腓力和胡安娜的头生子查理的诞生。他生于2月24日，根据罗马天主教历法，是圣马提亚的瞻礼日，伊莎贝拉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这是个幸运和负有责任的日子，因为根据基督教信仰，在耶稣受难并升天堂之后，剩余的十一名使徒商议选择一人来接替已经自杀的叛徒犹大，成为他们群体的第十二名成员。他们考虑了两个人选。在祈祷之后，使徒们抽签决定谁是新使徒。圣马提亚赢得了这项荣誉，但也获得了责任，因为很多信徒都知道他们可能会殉道牺牲。伊莎贝拉得知查理诞生的消息后告诉国王：“相信我，陛下，正如圣马提亚抽中了签，这孩子也是被命运选中的，要成为我们国度的继承人。”[70]

伊莎贝拉女王又一次猜中了。1500年夏季，查理出生仅仅几个月后，小米格尔·德·拉·帕斯（曼努埃尔一世和伊莎贝拉的儿子）在外祖母怀中死去。居住在遥远佛兰德的查理如今是王国的继承人，不过他长大成人的地方离伊莎贝拉花费毕生精力保卫的土地太遥远。米格尔的死是最后的打击，给伊莎贝拉造成极大伤痛。从此刻起，她的精力、健康和干劲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但寡居的玛格丽特参加了小查理的洗礼。她被指定为孩子的教母，被选定在根特祭坛画（也称《羔羊的颂赞》）前的洗礼池旁抱着婴儿。玛格丽特又一次穿着西班牙服装以表忠心，并且仍然在为自己丈夫的死哀悼。她怀里抱着胡安的小外甥。她请求给这孩子取名为胡安，这既是为了她自己，也是为了让孩子的母亲胡安娜能够接受，因为这个名字在他们家族里有悠久历史。但胡安娜的丈夫腓力大公坚持给孩子取名为查理。[71]

不过，玛格丽特还是在现场打点。如果她自己的孩子还活着，她一定也会这样关怀。

[1] Ruth Mathilda Anderson，Hispanic Costume，1480-1530（New York：Hispanic Society of America，1979），p.135.

[2] Ruth Mathilda Anderson，Hispanic Costume，1480-1530（New York：Hispanic Society of America，1979），p.135.

[3] Teresa de Castro，ed.，“El tratado sobre el vestir，calzar y comer del Arzobispo Hernando de Talavera，” Espacio，tiempo，forma，Serie Ⅲ，Historia medieval，no.14（2001），pp.11-92.

[4] Nancy Rubin，Isabella of Castile：The First Renaissance Queen（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1），p.261.

[5] Chiyo Ishikawa，The retablo of Isabel la Católica （Brussels：Brepols，2004），p.1.

[6] 《新约·马太福音》，14：13～21。

[7] Miracle of the Loaves and Fishes，Patrimonio Nacional，Palacio Real，Madrid.

[8] “迦拿的婚礼”是《新约·约翰福音》中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在一次婚宴上将水变成酒。

[9] Marriage of Cana，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New York City.

[10] 股囊（codpiece）为欧洲古时男子裤子的一部分，是裆部的一个布盖或囊，以保护阳具。

[11] Mocking of Christ，Palacio Real，Madrid.

[12] Ignacio Omaechevarría，Orígenes de La Concepción de Toledo（Burgos：Aldecoa，1976），pp.8-10.

[13] Peter Martyr to Count of Tendilla and Archbishop of Granada，November 8，1492，in Opus Epistolarum：The Work of the Letters of Peter Martyr（London：Wellcome Library）.

[14] Peter Martyr to Count of Tendilla，December 23，1492，in Opus Epistolarum：The Work of the Letters of Peter Martyr（London：Wellcome Library）.

[15] Crónica de Felipe Primero，llamado El Hermoso，Lorenzo de Padilla y Dirijida to Emperador Carlos V，in Colección de documentos inéditos para la historia de España ed. Miguel Salvá y Munar and Pedro Sainz de Baranda（Madrid：Imprenta de la Viuda de Calero，1846），p.8：20.

[16] 后来的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四世（1473～1513，在位：1488～1513）。

[17] 指弗里德里希三世。他的儿子是马克西米利安一世。

[18] Rodrigo González de Puebla to Ferdinand and Isabella，July 15，1488，Calendar of Letters，Despatches，and State Papers，Relating to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England and Spain，Preserved in the Archives of Simancas and Elsewhere，vol.1，Henry Ⅶ：1485-1509，ed. Gustav Bergenroth（London：Lords Commissioners of Her Majesty’s Treasury，1862）.

[19] Letters of December 1497 and December 1502，Rodrigo González de Puebla to Ferdinand and Isabella，July 15，1488，Calendar of Letters，Despatches，and State Papers，Relating to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England and Spain，Preserved in the Archives of Simancas and Elsewhere，vol.1，Henry Ⅶ：1485-1509，ed. Gustav Bergenroth（London：Lords Commissioners of Her Majesty’s Treasury，1862）.

[20] Isabella to De Puebla，September 12，1496，Rodrigo González de Puebla to Ferdinand and Isabella，July 15，1488，Calendar of Letters，Despatches，and State Papers，Relating to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England and Spain，Preserved in the Archives of Simancas and Elsewhere，vol.1，Henry Ⅶ：1485-1509，ed. Gustav Bergenroth（London：Lords Commissioners of Her Majesty’s Treasury，1862）.

[21] Isabella to De Puebla，September 12，1496，Rodrigo González de Puebla to Ferdinand and Isabella，July 15，1488，Calendar of Letters，Despatches，and State Papers，Relating to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England and Spain，Preserved in the Archives of Simancas and Elsewhere，vol.1，Henry Ⅶ：1485-1509，ed. Gustav Bergenroth（London：Lords Commissioners of Her Majesty’s Treasury，1862）.

[22] Ruy de Pina，Crónica de el-rei D.Affonso V（Lisbon：Escriptorio，1901），pp.1：147-48.

[23] Elaine Sanceau，The Perfect Prince：A Biography of the King Dom João Ⅱ（Porto and Lisbon：Livraria Civilizacão，1959），p.318.

[24] Elaine Sanceau，The Perfect Prince：A Biography of the King Dom João Ⅱ（Porto and Lisbon：Livraria Civilizacão，1959），p.377.

[25] Philippe de Commynes，The Memoirs of Philippe de Commynes，Lord of Argenton（London：G. and W.B.Whittaker，1823），p.2：402.

[26] Ruy de Pina，Croniqua Delrey Dom Joham Ⅱ（Coimbra：Atlantida，1950），p.113.

[27] Ruy de Pina，Croniqua Delrey Dom Joham Ⅱ（Coimbra：Atlantida，1950），p.123.

[28] Ruy de Pina，Croniqua Delrey Dom Joham Ⅱ（Coimbra：Atlantida，1950），p.125.

[29] Ruy de Pina，cited in Antonio Henrique de Oliveira Marques，Daily Life in Portugal in the Late Middle Ages，trans. S.S.Wyatt（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71），pp.264-65.

[30] Ruy de Pina，Croniqua Delrey Dom Joham Ⅱ，p.130.

[31] Antonio Henrique de Oliveira Marques，History of Portugal，vol.1，From Lusitania to Empir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2），p.1：179.

[32] Commynes，Memoirs of Comines，p.2：402.

[33] Peter Martyr to Alfonso Carrillo，bishop of Pamplona，March 18，1492，in Opus Epistolarum.

[34] Ruy de Pina，cited in Oliveira Marques，Daily Life in Portugal，pp.274-75.

[35] Ruy de Pina，cited in Oliveira Marques，Daily Life in Portugal，pp.277-79.

[36] José-Luis Martín，Isabel la Católica：sus hijas y las damas de su corte，modelos de doncellas，casadas y viudas，en el Carro de Las Doñas.1542（Ávila：Diputación Provincial de Ávila，Institución “Gran Duque de Alba，” 2001），pp.102-5.

[37] Jerónimo Zurita，Historia del rey Don Hernando el Católica：De las empresas y ligas de Italia，vol.2（Zaragoza：Diputación General de Aragón，1989-1994），p.26-29.

[38] 这个绰号是因为有些人认为她实际上是恩里克四世之妻与贝尔特兰·德·拉·奎瓦私通所生。

[39] 自此我们称他为“曼努埃尔一世”。

[40] Peter Martyr to Pomponius Laetus，December 7，1494，in Opus Epistolarum.

[41] Peter Martyr to Archbishop of Braga，September 1，1492，in Opus Epistolarum.

[42] Peter Martyr to Ludovidus Torres，March 30，1492，in Opus Epistolarum.

[43] Dagmar Eichberger，Women of Distinction：Margaret of York，Margaret of Austria（Turnhout，Belgium：Brepols，2005），pp.139-40.

[44] Peter Martyr to Cardinal Santa Croce，December 10，1496，in Opus Epistolarum.

[45] Peter Martyr to Cardinal Santa Croce，December 10，1496，in Opus Epistolarum.

[46] Peter Martyr to Cardinal Santa Croce，December 10，1496，in Opus Epistolarum.

[47] Christopher Hare，The High and Puissant Princess Marguerite of Austria，Princess Dowager of Spain，Duchess Dowager of Savoy，Regent of the Netherlands（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ons，1907），p，66.

[48] Jacobo Stuart Fitz-James and Falcó Alba，Correspondencia de Gutierre Gómez de Fuensalida（Madrid：Imprenta Alemana，1907），p.xxii.

[49] Bethany Aram，Juana the Mad：Sovereignty and Dynasty in Renaissance Europe（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5），pp.37-38.

[50] Dagmar Eichberger，Women at the Burgundian Court：Presence and Influence（Turnhout，Belgium：Brepols，2010），p.46.

[51] The Sub-prior of Santa Cruz to Ferdinand and Isabella，August 16，1498，in Calendar of Letters，Despatches，and State Papers，Relating to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England and Spain，Preserved in the Archives of Simancas and Elsewhere，vol.1，Henry Ⅶ：1485-1509，ed. Gustav Bergenroth（London：Lords Commissioners of Her Majesty’s Treasury，1862）.

[52] Peter Martyr to Cardinal Santa Croce，June 13，1497，in Opus Epistolarum.

[53] 棕枝主日又称受难主日，是基督教节日，圣周的第一天，也就是复活节前的星期日，纪念当年耶稣在众人欢呼簇拥下进入耶路撒冷。该节日的游行队伍通常由教友组成，他们手执棕榈枝，代表耶稣入城时人们撒在他面前的圣枝。其礼拜仪式包括对基督受难和死亡情景的描述。早在公元4世纪，耶路撒冷就开始庆祝圣枝主日，而西欧则始于8世纪。

[54] Fernando Díaz-Plaja，Historia de España en sus documentos，sigh XV（Madrid：Ediciones Catedra，1984），p.346.

[55] Thomas P.Campbell，Tapestry in the Renaissance：Art and Magnificence（New York：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2002），pp.4，138.

[56] 莎乐美，犹太国王希律二世和希罗底的女儿，擅长舞蹈。据说她一次舞蹈表演令父王大悦，允许她索要奖赏。在母亲怂恿下，她要求将施洗约翰杀死。

[57] Eichberger，Women of Distinction，pp.195-96.

[58] Eichberger，Women of Distinction，pp.184-85.

[59] 典出《新约·马太福音》，19：6。

[60] Peter Martyr to Cardinal Santa Croce，June 13，1497，in Opus Epistolarum.

[61] Biblioteca de la Academia Real，Volumen ms.en folio，rotulado，“Varios de Historia y Marina，” E 132，p.89；Fray Diego de Deza to Ferdinand and Isabella，1497，in Gonzalo Fernández de Oviedo y Valdés，Libro de la Camara Real del principe Don Juan e officios de su casa e servicio ordinaro（Madrid：La Sociedad de Bibliofilos Españoles，1870），pp.232-33.

[62] Peggy Liss，Isabel the Queen：Life and Time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pp.324-25.

[63] Jerónimo Zurita，Historia del rey Don Hernando el Católico：De las empresas y ligas de Italia，ed.Angel Canellas López（Zaragoza：Diputación General de Aragón，1989），p.2：67.

[64] Peter Martyr to Archbishop of Granada，October 30，1497，in Opus Epistolarum.

[65] Philippe de Commynes，The Memoirs of Philip de Comines，Lord of Argenton（London：G. and W.B.Whittaker，1823），p.2：400.

[66] Philippe de Commynes，The Memoirs of Philip de Comines，Lord of Argenton（London：G. and W.B.Whittaker，1823），p.2：400-1.

[67] Philippe de Commynes，The Memoirs of Philip de Comines，Lord of Argenton（London：G. and W.B.Whittaker，1823），p.2：401.

[68] Zurita，Historia del rey Don Hernando，pp.2：120-21.

[69] “帕斯”是和平、安宁的意思。

[70] Alonso de Santa Cruz，Crónica de los Reyes Católicos，ed.Juan de Mata Carriazo y Arroquia（Seville：Escuela de Estudios Hispano-Americanos de Sevilla，1951），p.2：215；a similar account appears in La Crónica del emperador Carlos Ⅴ.

[71] Bethany Aram，Juana the Mad：Sovereignty and Dynasty in Renaissance Europe（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5），pp.53-54.

十九 土耳其人兵临城下

伊莎贝拉人到中年了。四十多岁的时候，她意识到，自她少女时代就困扰她的难题——奥斯曼土耳其人咄咄逼人的扩张——不会消失，而且似乎正在加剧。对南欧的基督徒来说，这是个令人胆寒的前景。他们看到，土耳其人正在向他们杀来。

这意味着，统治国家二十年之后，伊莎贝拉女王仍然得不到休息。她统治的最初四年用于对抗葡萄牙，以便恢复卡斯蒂利亚西翼的和平。随后三年，她在卡斯蒂利亚全境纵横奔波，医治被内战和猖獗犯罪撕裂的国土；随后十二年，她与纳斯尔王朝交战，以收复格拉纳达、稳固伊比利亚半岛。随后的九年，即1494～1503年，她将全身心投入保卫和巩固南欧的战斗，抵御似乎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奥斯曼土耳其人。

奥斯曼帝国是一台永不停歇的战争机器。军事行动是它生存的核心。从战争中夺得的战利品的流通，是它经济的基石。大规模的人口掳掠给了帝国源源不断的人力，将其作为炮灰不断送往战场。“圣战的理念是奥斯曼国家的建立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土耳其历史学家哈利勒·伊纳尔哲克写道，“边疆领地的社会服从于一种特定的文化模式，浸润在持续不断的圣战和伊斯兰教不断扩张直到覆盖全世界的理念中。圣战是一种宗教义务，激励了各式各样的事业与牺牲。”[1]

这也是“无止境的掠夺”的体制。[2]据历史学家杰森·古德温说：“奥斯曼帝国是为了战争而生存的。这个帝国的每一位总督都是将领；每一个警察都是近卫军士兵；每一座隘道都有守卫；每一条道路都有军事用途的目的地……每一个疯子都有自己的团体，那些不惜拿自己性命冒险的狂徒，他们心甘情愿地当人肉攻城槌，或者人肉桥梁。”[3]

土耳其帝国向基督徒发出了令人生畏的意识形态的挑战，以及军事威胁。土耳其人有很多方面值得钦佩：在国内，他们秩序井然，乐善好施，喜好清洁，往往非常虔诚，这种虔诚精神有时会让人善良而耐心，并且内部安定团结。对他们统治下的异族，土耳其人在那个时代算得上非常宽容了：很多逃离西班牙的犹太人在土耳其人的土地找到了避风港；在当时的西欧，同性恋是一桩罪行，在土耳其却能得到接受，不受指摘。伊莎贝拉坚持要求天主教士过简朴的生活并守贞。有些教士反对她的要求，觉得穆斯林世界的生活更惬意。于是他们带着自己的小妾去了奥斯曼帝国，过上了开心的婚姻生活。伊斯兰教本身也是一种很有吸引力的宗教，奥斯曼帝国治下的大多数人民最终都皈依了伊斯兰教，有的是出于真诚信仰，有的是因为那样的话生活会更轻松一些。对很多男人来说，皈依是相当容易的，只要他们不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或犹太教徒。希望保留自己宗教信仰的人只需要缴一点额外的税并忍耐被当作异教徒而受鄙夷的尴尬，就可以了，不会受到迫害。但皈依伊斯兰教会更为有利。由于上述这些原因，生活在穆斯林土地的异教徒一般都选择了皈依。

但其他国家的人，若是出于宗教原因或更愿意自治，或害怕被土耳其人统治，而选择反抗土耳其人的主宰，就将面对截然不同的前景：奴役、娈童、儿童被拐卖、劫掠、死亡和毁灭。女人还要受到强奸、性虐待以及屈服于越来越保守的关于女性行为的规矩等额外威胁。对伊莎贝拉女王来说，别无选择，只能奋起反抗。

土耳其人的挑战越来越严重。土耳其强大的陆军早就令人生畏，如今也开始建立自己的海军。他们聚集了数量惊人的船只，以准备进攻西欧，逐渐成为地中海的主人。同时，土耳其人支持的海盗在南欧沿海肆虐，导致当地人逃离沿海地区。

而西欧的基督徒统治者之间幼稚的争斗打破了力量平衡，使得意大利半岛尤其脆弱，似乎唾手可得。1494年，法兰西国王查理八世执行了占领那不勒斯的疯狂计划。令人震惊的是，他率军横穿意大利，几乎没有受到任何阻拦，在半岛一路烧杀抢掠地南下。查理八世大军杀到时，统治意大利各城邦的乳臭未干而腐化堕落的暴君们一个个举手投降，任由他通过。查理八世驾临那不勒斯的时候，他的士兵纵酒淫乐，而此时梅毒刚刚从新大陆传播到欧洲。他的军队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人得以蹒跚回国；其他人都死于作战、饥饿或疾病。事实证明，意大利面对外敌入侵是非常脆弱的，而斐迪南的那些统治那不勒斯的阿拉贡亲戚庸碌无能，不得民心，竟然自己逃命，不顾百姓死活。

但自从1480年土耳其人占领奥特朗托以来，奥斯曼帝国经历了一些变化，有了一位新领袖。当年，趁着奥斯曼帝国短暂的虚弱，那不勒斯人在西班牙、葡萄牙和匈牙利援助下收复了奥特朗托。1481年5月，苏丹“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突然驾崩。很多人怀疑他是被毒死的。他的死亡引发了一场激烈的皇位争夺战。穆罕默德二世原打算传位于儿子杰姆，但另一个儿子巴耶济德也想要皇位。根据穆罕默德二世颁布的法律[4]，皇位争夺一般会导致兄弟相残。

兄弟俩各自纠结力量，展开了武装冲突，巴耶济德得胜，史称巴耶济德二世。但随后杰姆做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情：他逃到了基督教欧洲寻求庇护，在博德鲁姆投降。博德鲁姆是位于土耳其沿海的一座强大要塞，是基督教势力在该地区少数硕果仅存的前哨之一。博德鲁姆也是哈利卡纳苏斯的古老王陵[5]的所在地。当地的基督徒指挥官接受了杰姆，将他送往戒备更加森严的罗得岛基地，那里是医院骑士团（或称圣约翰骑士团，原本是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期在耶路撒冷救助穷人的团体）的大本营。从罗得岛，杰姆被送往欧洲大陆，最后辗转到了罗马，成为英诺森八世的座上宾，其实也是人质。

苏丹巴耶济德二世很高兴让杰姆离开他的帝国，以便安心建立和巩固自己的统治。他开始向教皇支付每年400金杜卡特的费用，让杰姆留在梵蒂冈，当教皇的客人和囚徒。在随后十年内，杰姆成为互相争斗的欧洲列强的一个重要棋子，因为他是奥斯曼皇位的一个潜在的竞争者，因此对巴耶济德二世来说是个潜在威胁。所以土耳其苏丹不愿意与欧洲人直接对抗。杰姆生活在罗马，直到法兰西国王查理八世入侵意大利。查理八世离开罗马的时候，把杰姆带走，当作政治上讨价还价的工具。1495年，在去往那不勒斯途中，这位土耳其皇子神秘地死去了。他可能是被巴耶济德二世派人毒死的，或许是因为纵欲和饮食无节制而死。不管他的死因如何，他的死使得奥斯曼人的扩张不再受到约束。

这些事件发生在伊莎贝拉征服格拉纳达的十二年里。当时的奥斯曼军队是欧洲最强悍的陆军，在决定发动攻势时能够集结数十万大军。如果奥斯曼人选择支援格拉纳达的穆斯林，就可以通过格拉纳达的地中海港口输送军队上陆，阻止西班牙人的“收复失地运动”完成。他们甚至可以继续北上，入侵西班牙本土，重演711年的事件。

格拉纳达的穆斯林的确曾向土耳其人求援，但据一位名叫海雷丁的土耳其—希腊海盗（被西方人称为“巴巴罗萨”，即红胡子）[6]的说法，土耳其人认为安达卢西亚的穆斯林必败无疑，因此没有干预。

但土耳其人计划最终要攻打西欧。首先他们需要对付埃及的马木留克王朝[7]，很多马木留克都信仰一种称为苏非派的神秘教派。奥斯曼帝国的逊尼派穆斯林认为苏非派是异常危险的异端。奥斯曼人控制了埃及和邻近的北非之后，去往南欧就只需要跨越地中海的短短一跳。

但奥斯曼人当下对西欧还没有什么作为，巴耶济德二世对此十分恼火，因为他领导的主战派既得利益集团不断催促他立刻向基督教西欧发动进攻。一年又一年，越来越严重的事态报告传到西班牙，有的是使者发回的书信，有的是逃往西欧的绝望的东欧难民亲自带来的。这些报告发出警示：巴耶济德二世正在集结一支庞大舰队，目标是由基督徒统治者控制的地中海岛屿。教皇英诺森八世和后来的亚历山大六世也发出了潮水般的警示。巴耶济德二世的动向也是伊莎贝拉和斐迪南持续关注的问题，因为他们的岛屿，如西西里岛和马略卡岛，可能成为敌人进攻的目标。

1488年，威尼斯人得知，巴耶济德二世正在集结一支包含“各式各样战舰”的“庞大舰队”，打算攻击爱琴海上的威尼斯属地，并且苏丹“已经将目标定为塞浦路斯”，这是靠近土耳其海岸的一个威尼斯前哨。[8]威尼斯人派遣了一支舰队迎战，巴耶济德二世撤军了。1490年，土耳其人又一次进攻，威尼斯人又一次匆匆准备应战，但随后发生的冲突未能决出胜负。

在勇猛的战士——匈牙利国王马加什一世[9]驾崩后，奥斯曼人终于找到了从陆路攻入欧洲的途径，于1492年向丧失了领袖的匈牙利王国发动大规模袭击。奥斯曼历史专家V.J.帕里写道：“1492年的大入侵给基督徒造成了迅速而恐怖的毁灭。”奥斯曼人于次年再度进攻：“1493年，入侵再度展开，比以往更凶猛，克罗地亚和下施泰尔马克[10]再次遭到蹂躏。9月9日在阿德比纳战役中，克罗地亚贵族几乎被消灭殆尽。”[11]

* * *

这一年，在所谓的克尔包沃原野战役中，基督教势力蒙受了恐怖的损失。克尔包沃原野在克罗地亚南部的内陆小镇阿德比纳附近，与意大利隔着亚得里亚海相望。一天之内，有约7000名克罗地亚士兵丧命，该国的大多数贵族要么死亡，要么被奴役。此役导致大量人口迁徙，一波波克罗地亚难民逃往奥地利和意大利沿海，以躲避土耳其人。

在西欧，每年都要上演一场阴森可怕的猜测游戏，揣摩土耳其人的下一个攻击目标是什么。会是西西里岛吗？塞浦路斯？罗得岛？罗马？那不勒斯？土耳其人成功征服的地方传来的消息令西欧人越发心惊胆战。

逃离奥斯曼兵锋的难民饱受摧残。从斯库塔里战役幸存的阿尔巴尼亚人马林·贝西凯米十一岁时曾目睹自己全家三十人中有二十六人惨遭屠戮。他告诉威尼斯元老院，他相信巴耶济德二世是“世界上有过的最嗜血的人”。多年后，他回忆道：

我亲眼看到威尼斯人血流成河。我看到不计其数出身最高贵的公民被迫逃亡。我看到有多少高贵的将领阵亡！我看到多少港口和海岸堆满了声名显赫、出身高贵的人的尸体！有多少船只被击沉！我看到多少被打败的城市销声匿迹！回忆起我们时代的恐怖危险，简直让所有人的心为之战栗。[12]

奥斯曼和阿拉伯史料保存至今的文献表明，基督徒的恐惧不是空穴来风。波斯学者伊德尔斯·比特里西讲到奥斯曼军队攻击黑山的扎布利亚克城堡和阿尔巴尼亚的德利希特城堡时，说有一次穆斯林武士看到一群基督徒正在企图坐船逃走，船上还载着他们的家财细软。

那些勇敢的英雄从未见过这样的船只，上面装满无法用语言描述的珍贵战利品，更不要说漂亮的男孩，以及如同天堂处女一般美丽的女人。对战利品和奖赏的贪欲驱使士兵们潮水般涌向河岸。一大群受过训练、精通游泳的人脱下衣服，跳入水中，牙齿咬着剑。他们拼命地游，让他们的勇气之剑大显神威。一眨眼工夫，他们就用利剑砍倒了异教徒，俘获了所有亲眷和美女。他们还缴获了大量战利品、金钱和数不胜数的财物。[13]

奥斯曼土耳其人对他们所谓“异教徒”的死是麻木不仁的。一份记载斯库塔里（或称斯库台，在阿尔巴尼亚的科索沃附近）围城战的奥斯曼史料对顽强抵抗土耳其人进攻直至饿死的居民表达了鄙夷。奥斯曼编年史家凯末尔·帕夏扎德写道：“那些肮脏的猪，找到什么就吃什么，什么都吞得下去，也不管干净还是脏。”[14]

这已经很糟糕了。但奥斯曼帝国对社会各阶层女性的压迫越来越严重，原教旨主义的正统思想对女性行为举止的管制越来越严格。像伊莎贝拉女王那样意志坚强、思想独立的女性（她非常活跃，常常骑马巡视王国各地，治国理政，在公共广场主持司法）一定会极其憎恶关于土耳其人统治下女性生活的报告。作为四个女儿的母亲，这些报告一定会让她尤其感到不寒而栗。

奥斯曼统治者不仅宽恕强奸被俘基督徒女性的行为，甚至大加鼓励。海盗巴巴罗萨和他的编年史家撰写他的回忆录（《海雷丁帕夏[15]的圣战》）时，巴巴罗萨描述他的父亲于1462年在土耳其人征服米蒂利尼（希腊的莱斯博斯岛的一座城市）时俘虏了他母亲：

苏丹穆罕默德二世从基督徒手中夺取米蒂利尼之后，在当地留下了一队士兵。他们没有带女眷前来，当地也没有可供他们迎娶的摩尔女人，因为岛上所有女人都是基督徒，于是他们请求苏丹给他们一些女人，以便继续为他效力。伟大的苏丹觉得他们的请求有道理，命令他们从基督徒的女儿们当中娶妻。因为基督徒不愿意将女儿给他们，于是他们用武力抢夺女人，娶了她们。就这样，他们得到了奖赏，这片土地得到了守卫。士兵们得到女人之后，心满意足。[16]

巴巴罗萨的母亲原是个寡妇，后来与新丈夫生了四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儿子们成了海盗，袭击基督徒船只，以俘获基督徒和犹太人并将其奴役为业。

新苏丹巴耶济德二世比他父亲穆罕默德二世更为保守和正统。14世纪，西欧商人说奥斯曼帝国的大街上到处是女人。到16世纪，商人们报告称，街上很少看到女人。随着时光流逝，女人们被要求用宽大的长袍遮蔽自己的身体，最终有些女人不仅盖住了头部，还遮挡了脸和眼睛，被允许出门上街的时候，就只能跌跌撞撞地走路。

根据许多年后土耳其内政部发布的报告，这些年里，女性的处境越来越差，而西方访客根本看不到奥斯曼女人。女人越来越多地被圈禁家中，生活在高墙环绕之中，只能通过网格窗看到阳光，常常受到宦官的守卫。她们被禁止与男人一起到公共场所，甚至与丈夫一起上街也不行。对女性的教育被认为是有问题的，甚至接近土耳其政府所说的“罪孽”。女性必须与外界隔绝。一份政府报告写道：“就连她的手指尖也不可以被看到。”[17]

奥斯曼人非常鄙视基督徒的做法，即允许女性与男人生活，并在无人陪护的情况下抛头露面。奥斯曼人艾弗里雅·切莱比出身于一个和宫廷有关系的富户，在17世纪初撰写了他的《游记》。他参观了维也纳附近的一座度假城镇：

城墙环绕的维也纳城的所有异教徒贵族和显要人士，都在这座城市及其花园和果园休闲娱乐，达数周数月之久……因为气候宜人，所以这座城市的漂亮少男少女是有名的。男男女女都厮混一处，不知道授受不亲。女人们和我们奥斯曼人坐在一起饮酒聊天，她们的丈夫也不加置评，而是走到外面。他们不觉得这可耻。原因是，在整个基督教世界，女人占上风。自从圣母玛丽亚的时代，他们的行为就是这样没羞没臊。[18]

基督徒或犹太女性若是被土耳其人俘虏，就等于被宣判了社交死刑，因为即便她们能够逃回家，在自己的文化里也会受到鄙视。奥斯曼帝国的女奴被要求为主人提供性服务。奥斯曼人奉行一夫多妻制，这是对女性的歧视和践踏，基督徒和犹太人的习俗都是禁止一夫多妻制的。所以，如果基督徒或犹太人女性在土耳其人统治下结婚，然后逃回家，也仍然算是犯了罪孽且违反法律，因为她们参与了一夫多妻的婚姻。

当然，奴隶制不是奥斯曼帝国独有的现象。1500年，奴隶制在全世界都很普遍。在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大多数战俘（尤其是加那利群岛人和非洲黑人）被当作家奴。在格拉纳达战争中被俘的一些穆斯林，如马拉加围城战中被俘的穆斯林，也被奴役。伊莎贝拉的每个女儿结婚并离开西班牙的时候，随行队伍中都有两到三名奴隶。

但在奥斯曼土耳其，奴役基督徒是帝国最重要、利润最丰厚的产业。袭掠行动和不断的军事扩张为其源源不断地提供奴隶。基督徒无论贵族或农奴，都面对同样的被奥斯曼人奴役的威胁。每年有数万基督徒遭奴役；据巴巴罗萨自己的记录，他毕其一生拐卖了至少4万人。16世纪初的十年，每年俄国和波兰有约17500人被掳走为奴。[19]东欧奴隶贸易规模如此宏大，以至于“奴隶”（slave）和“斯拉夫人”（slav）这两个词产生了关联。

土耳其人征战时有专业的奴隶贩子随军，负责聚集俘虏，并为其估值。奴隶披枷戴锁，被分为十人一组，被驱赶着行进。年纪小的俘虏，包括儿童和婴儿，被放在篮子和袋子里，装在大车或骡背上搬运。有时儿童被认为很有价值，因为他们可以被收养，被训练成劳工或者性奴。但有时，成年人和年纪较大的孩子被掳走的时候，小孩会被当作无用的负担而留下。1499年6月，奥斯曼人进攻达尔马提亚的扎德尔之后，威尼斯人在一处田野里发现了约五十名被抛弃的婴儿。[20]

伊斯兰教律法允许将生为奴隶的人或战俘奴役。自由穆斯林不可以被奴役，但可以奴役基督徒、犹太人和异教徒。据土耳其历史学家哈利勒·伊纳尔哲克说，整个经济“依赖于奴隶制”。历史学家帕尔·福多尔写道：“无休止的战争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奴隶。”[21]

根据供需情况，奴隶的市场价也会波动。伊纳尔哲克分析了奥斯曼帝国的财产文献，写道，奴隶是仅次于现金和地产的第三重要的遗产。例如，丝绸行业依赖训练有素的奴隶劳工来生产商品。但有时奴隶数量太多，会使得奴隶价格下降：有一次，奴隶的价格低至“一顶毡帽”。[22]据伊纳尔哲克说，销售奴隶的劳动力也是一门产业：“很多人靠出租奴隶为生，租金为每天7或12阿克切。”[23]（阿克切是一种小铜币，价值很低。）

被土耳其人奴役的基督徒往往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土耳其人斩断俘虏与其故乡的纽带的手段是，将大批俘虏迁往遥远的地区。有的时候，在奥斯曼军队发动袭击之后的短期内，如果有幸存者，他们可以赎回自己的亲属；但很少有家庭有足够的现金支付高额赎金。企图逃跑的奴隶遭到残酷的惩罚，被毒打、挨饿或披枷戴锁。奴隶被迁往离家数千英里之外，逃亡的机会便很渺茫了。逃跑是极不可能的事情，只有超自然的力量才能佑助奴隶逃跑。匈牙利的圣龛内保存着奇迹般从土耳其人手中逃跑的故事，他们通常是得到了天神的帮助。成功逃回的人将自己身上的枷锁存放在教堂。伊莎贝拉女王也做过这种事情，将得到解放的基督徒奴隶的枷锁悬挂在她于托莱多建立的王家圣约翰教堂墙上。

那个时代能识文断字的人不多，所以关于囚徒生活的第一人称叙述极其罕见、扣人心弦而流传广泛。有一位基督徒曾是罗马尼亚的一名学生，后来被奥斯曼人掳走，过了二十年的奴隶生活，被转卖七次，最后逃脱。匈牙利的乔治的回忆录在当时的欧洲大陆是畅销书，于1480年至约1550年间多次印刷。他后来在罗马成为教士，描述了奥斯曼帝国的奴隶产业是如何运作的：

在所有行省，正如其他类型的贸易一样，也有特别的公共场所，专供买卖奴隶之用，是法律规定的奴隶市场。可怜的俘虏被带到这个公开的市场，被绳子和铁链束缚，仿佛是等候屠宰的羊。在那里，他们接受检查，被剥光衣服。照着上帝的形象创造出来的有理性的生物就这样像无智的牲畜一样被评头论足，以最低价格出售。令人羞耻的是，无论男女，生殖器都被所有人公开地摆弄。他们被强迫在大家面前光着身子走来走去、跑步、慢行、跳跃，以便清清楚楚地展示，他们是强壮还是虚弱，是男是女，是老是少，（女人）是处女还是妇人。如果他们看到有奴隶害羞脸红，就围过去催促他们，用棍子殴打他们，戳他们，强迫他们在公众眼前做那些自己羞于做的事情。

在哀哭的母亲眼皮底下，儿子被出售。当着沮丧的儿子的面，母亲被卖走。妻子被当作娼妓一般耍弄，丈夫只能羞惭地目睹她被卖给别的男人。一个小男孩被从母亲怀里夺走……母子分离……人没有任何尊严，没有任何阶级的区分。圣人和平民的价钱是一样的。士兵和乡巴佬受到同样的衡量。另外，这还只是他们痛苦的开端……

唉，有多少人因为不愿承受这样的危机，陷入绝望的深渊！有多少人，逃进了深山老林，死法千奇百怪，有的因为饥饿干渴而死。还有这最后的罪恶：他们自行了断，要么上吊，要么跳河，一瞬间失去了生命，也毁掉了自己的灵魂。[24]

乔治写道，逃跑未遂而被抓回的奴隶遭到“鞭笞、毒打和痛殴”，肢体被烧因而残废，或者耳朵或鼻子被割掉。[25]

他也证实了奥斯曼帝国女性的生活方式。他写道，女人被禁止买卖任何东西。她们不可以骑马。即便在自己家里，她们也要戴面纱。在他曾生活的一户人家，儿媳在公公面前从来没有吃过任何东西、说过一个字，或者露出面庞来，尽管他们在同一座房屋已经生活了二十年。而且“公共场合男女之间极少交谈，如果你在他们那里生活一年，恐怕也不会听到一次男女之间的公开谈话”。[26]

还不只这些。在土耳其人已经牢牢控制的地区，政府强制执行一种叫“德夫希尔梅”的儿童奴隶制。此制度的起源约在1432年[27]，但在穆罕默德二世与巴耶济德二世时期大大扩展，也就是伊莎贝拉的孩子们出生和成长期间。1451～1481年，通过此项制度，每年约有1.5万～2万基督徒儿童被强征。[28]德夫希尔梅有特定的规矩。每三至五年，土耳其官员会在基督教地区的各城镇巡视。八岁到十八岁的儿童被带到公共广场，供他们检视。土耳其官员会挑选最聪明和美貌的，将其带走。他们喜欢挑选贵族和教士的孩子。只有基督徒的孩子被强征，犹太人的孩子被认为更适合从事商业。特别漂亮的小孩会被送进宫；强壮而健康的将成为工人或士兵。所有小孩都被从其家人身边带走，接受割礼，带到土耳其人的家庭，得到抚养，直到能够从事某种服务。[29]很多人被训练成近卫军战士，毕生以杀戮为业。他们被禁止结婚，这使得他们特别凶悍。

研究奥斯曼历史的一些学者认为，对农村孩子来说，被选中其实是好事，因为这给了他们在军队或政府机关向上攀升的流动性。但大多数家庭不愿意失去自己最有前途的孩子，从此阴阳两隔。我们知道，有些父母为了避免自己的孩子被选中，故意将其弄成残疾。

与此同时，在西欧，就像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前和之后一样，一连串的教皇在恳求基督徒君主们关注东方局势，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团结起来，共同保卫基督教世界、抵抗土耳其人。

土耳其人进攻路线上的土地——匈牙利、威尼斯、地中海沿岸和西班牙——的统治者们敏锐地认识到局势的严重性，尽其所能地处置。但英格兰和苏格兰的统治者觉得这不干他们的事，在收到求援时，多次借口自己无钱征战。例如，1490年，教皇英诺森八世请求苏格兰国王詹姆士四世出资以帮助抵御正在威胁意大利的土耳其人，国王反驳道：“我的王国位于西方和北方，距离罗马非常遥远，虽然有丰富的商品财货，却并非遍地黄金白银。”[30]

类似地，1493年末，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写信给英格兰国王亨利七世，讲到土耳其人的威胁，描述了达尔马提亚和克罗地亚发生的大屠杀。亨利七世像北欧的大多数君主一样，对“大规模屠杀”表达了热切的同情，但没有实质性的行动。1月12日，他从温莎城堡写信给教皇称，尽管他觉得这些消息“极其令人不安”，但“遥远的距离和诸事纠扰”使得他无力提供更具体的帮助。[31]

这就是伊莎贝拉女王坚持要将自己的女儿嫁给英格兰和苏格兰国王的原因之一。她努力希望这两位君主能够对共同对抗奥斯曼人的事业更感兴趣。

但伊莎贝拉并非基督教世界希望打退土耳其人的唯一君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法兰西国王查理八世率军入侵意大利的借口之一就是，他是一名基督徒武士，打算去击退土耳其人。他或许自己也相信这套说辞，或至少在某种程度上相信。但据他的大使菲利普·德·科米纳说，查理八世从来不打算做那么困难的事情：国王“在第一次入侵意大利时，大谈”他“对土耳其的意图……宣称自己这么做没有别的意思，就是为了更接近土耳其，更容易入侵它；但这话全是巧言令色，是骗人的”。[32]

有些人希望查理八世的这话是真诚的。法兰西国王是西欧最强大的君主，最有实力与奥斯曼帝国对抗。1494年3月，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写信给斐迪南和伊莎贝拉，请求他们敦促查理八世搁置自己在那不勒斯的利益，集中力量对付东方的威胁。[33]随后的4月6日，教皇亲自写信给查理八世，赞扬他攻击土耳其人的意图。[34]

但在法兰西国内，国王的计划被视为发疯。“因为，在所有经验丰富、聪明睿智的人看来，这是一桩非常危险的事业。”科米纳写道。另外，远征虽然受到溢美之词的赞誉，但其实装备和物资都很差劲：“国王年轻无知、顽固不化，既没有金钱、军官，也没有士兵。”他的远征资金是从热那亚银行以高利贷借来的，出征时没有“帐篷或营帐，尽管军队开入伦巴底时已是隆冬”。[35]

意大利人没有把法兰西国王当真，认为他愚蠢而容易上当。另外，他的脑袋特别大，与身体的比例不协调，所以有人称他为“胖头查理”。据历史学家约翰·阿丁顿·西蒙兹说，欧洲的大多数统治者似乎都认为他计划的远征是“愚蠢青年的假日郊游”。[36]但查理八世的天真和为自己争得荣耀的渴望使得他容易受到他人的阴谋操纵。那不勒斯的王族在意大利不得民心；有人告诉查理八世，那不勒斯人民会把他当作解放者来欢迎。

这倒是真的：那不勒斯国王费兰特（斐迪南的堂兄，也是妹夫）颇不得人心。他是私生子（这给王位传承造成了疑难），而且运用形形色色的残暴手段来建立和维护自己的统治，包括囚禁和杀戮那不勒斯古老贵族豪门的许多成员。他把一些贵族监禁了多年；他命令将一些贵族处死，然后将其尸体制成标本，当作战利品摆放在宴会桌前。他特别喜欢设宴招待某人后将其杀死。他的残暴让那不勒斯的很多反对派噤若寒蝉，但没有为自己赢得许多朋友。

所以，查理八世最初进军意大利的时候，无人反对他。例如，威尼斯在静观其变。威尼斯不希望“招致国王的敌意”，威尼斯编年史家彼得罗·本博回忆道：

尤其是因为查理八世可能自行放弃自己的此次远征，因为大多数人往往会心血来潮地改变主意。或者，因为他年轻而不谙兵法，会因为即将开展的战争的困难和规模宏大而丧气；或许，如果出现了其他什么耽搁，或者其他统治者给他的前进制造了困难，他可能没有办法脱身。[37]

与此同时，佛罗伦萨政府在摇摇欲坠。伟大的领袖洛伦佐·德·美第奇于1492年年初去世，将统治权传给儿子皮耶罗，但这个年轻人令佛罗伦萨人大失所望。而且佛罗伦萨人已经在进行深刻的自省，思考自己在人世间的地位，并被吉罗拉莫·萨伏那洛拉修士火药味十足的讲道所感染。萨伏那洛拉劝诫群众摈弃世俗的物质主义和现代世界的腐化，以及教会本身的腐化。罗德里戈·博吉亚成为教皇，令萨伏那洛拉更加激烈地抨击罗马教廷，也使得佛罗伦萨比以往更加孤立。

但很多基督徒，包括教皇亚历山大六世，都在某些程度上希望查理八世能够成功地利用意大利为基地对抗土耳其人。自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以来，基督徒几乎持续不断地在穆斯林手下遭受失望、惨败和挫折。消息传到东欧，称查理八世将率领一支大军来主持正义。土耳其人听说了他的进军，向他们在阿尔巴尼亚、克罗地亚和马其顿占领区的盟友发出警示，要他们撤入山区。这些国家的基督徒望眼欲穿地注视海岸线，祈祷得到拯救。

伊莎贝拉和斐迪南显然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也相信查理八世要去攻打奥斯曼人。在1495年7月从布尔戈斯发送给英格兰朝廷的一份备忘录中，他们说，他们向查理八世提议援助他，承诺允许法兰西军队利用他们在北非占领的一处基地，以攻入圣地。他们告诉查理八世，这是发动攻势的大好时机，“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镇压异教徒”，因为摩尔人“被饥饿和瘟疫折磨得十分羸弱”。但他们说，查理八世对他们的建议很冷淡。[38]

西班牙的两位君主也努力利用局势。查理八世提议，免费将佩皮尼昂和鲁西永（斐迪南的父亲胡安二世国王在加泰罗尼亚内战中丧失了这些地区）归还斐迪南。这个提议太好，岂容错过？斐迪南和伊莎贝拉迅速与法兰西签订了一项和约。此项和约将西班牙置于场外，使其无法干预法兰西在其他地区的活动，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如此。

很快，查理八世的真实意图就昭然若揭。斐迪南和伊莎贝拉判断，法兰西国王的真正目标是颠覆费兰特国王，而费兰特是他们的血亲。他们派遣安东尼奥·德·丰塞卡（影响力很大的丰塞卡家族的另一名成员）作为大使，去拦截查理八世并警告他，那不勒斯王位的传承应当通过法律程序来解决。西班牙的两位君主告诉丰塞卡，假如查理八世不同意停止进军，就“当着他的面撕毁旧条约，对其宣战”。[39]丰塞卡后来果然这么做了。斐迪南和伊莎贝拉不光是摆姿态，还当真集结了一支军队，并派遣一支舰队到那不勒斯，由伊莎贝拉的童年好友贡萨洛·费尔南德斯·德·科尔多瓦指挥。舰队很快从卡斯蒂利亚的马拉加港启程了。

但查理八世无所畏惧，继续进军。几周后，他就率军抵达罗马，未受任何抵抗便入城，羞辱了教皇，所到之处无不烧杀抢掠。就是在这个关头，他们带走了土耳其皇子杰姆，然后挥师南下，开往那不勒斯。查理八世说他打算推翻巴耶济德二世，以杰姆取而代之，作为受基督徒操控的傀儡苏丹。这个想法只是空中楼阁，因杰姆的死亡而烟消云散了。

大约在同一时间，那不勒斯的暴君费兰特突然因心脏感染而暴毙。他的儿子阿方索二世继位了。但阿方索二世意识到，查理八世正在率军南下，就一下子对当国王不感兴趣了。他怯懦地逃离了自己的王国，留下二十四岁的儿子费兰迪诺[40]代为统治。阿方索二世渡海到了西西里岛（由他的西班牙亲戚斐迪南国王统治），温顺地宣布自己只是一名普通公民。年轻的费兰迪诺努力组织防御，但看到法兰西军队的凶悍不禁面如土色，敦促自己的公民投降以保住性命。他的臣民立刻表示同意，拦住了费兰迪诺再次进入那不勒斯城的道路。他带着亲眷离开城市，将剩余军队带到了海外。

于是，1495年2月22日，查理八世在市民邀请下进入那不勒斯城，但市民很快就后悔不迭。他的军队开始洗劫城市，从历史悠久的豪门望族那里抢劫贵重财产。

仿佛这还不算够糟，城里突然爆发了一种怪异、神秘而令人不安的新疾病，酿成大祸。那就是烈性的梅毒，当时在欧洲还很新鲜，还没有名字。根据它最初引起公众注意的地点，它被称为“法兰西病”或“西班牙病”。梅毒很快从意大利南部向北传播，然后传到了奥斯曼帝国。土耳其政治家伊德尔斯·比特里西也染上了梅毒，称其为一种前所未知的疾病。[41]威尼斯编年史家彼得罗·本博是最早描绘梅毒病状的欧洲人之一：

一般最先受影响的是生殖器，身体疼痛不堪，然后出现下疳肿块，主要是出现在头部、面部，四肢也会有。身体长出瘤子和肿块，起初比较硬，之后肿块里满是血和脓。就这样，很多人在几乎所有肢体上都受到漫长折磨之后，悲惨死去，而且因为肿胀和溃烂，几乎认不出本来面目。完全不知道用何种药物可以治疗这种新的、前所未有的疫病。[42]

就这样，梅毒在欧洲、北非和中东蔓延肆虐，杀死很多人，而让其他患者毁容、失明或者不育。

* * *

不足为奇的是，苏丹巴耶济德二世在兴致盎然地关注查理八世的进军。起初，他对查理八世国王军队的实力，以及他自己的兄弟杰姆皇子构成的威胁感到担忧。但随后的事件表明，意大利十分虚弱、一盘散沙，面对协调一致的攻击完全无力抵抗。突然间，欧洲显得比以往脆弱得多。土耳其人准备利用这个好机会。“实际上，苏丹巴耶济德二世得知查理八世进入佛罗伦萨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装配旧的桨帆船，并建造新船。他还命令步兵与骑兵部队备战，随时待命。”本博写道。[43]

但法兰西入侵意大利的残暴真正震惊了欧洲其他国家。斐迪南和伊莎贝拉派出的军队抵达意大利半岛，以抵抗法兰西人。现在，西班牙两位君主动员了其他一些统治者，包括威尼斯共和国的领导人、神圣罗马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和教皇。他们组成了所谓神圣联盟。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当然倾向于立刻加入，因为他憎恶查理八世，原因是年轻的法兰西国王抛弃了他的女儿，又夺走了他自己的未婚妻布列塔尼的安妮。威尼斯人则判定，局势已然失控。英格兰很快也被说服，加入神圣联盟，因为亨利七世国王急于讨好血统高贵的伊莎贝拉女王。

斐迪南和伊莎贝拉用凯瑟琳和亚瑟的婚约（亨利七世急于促成这门婚事）作为条件，向亨利七世施压，要求他支持在意大利反对法兰西的战争，并且越快越好。斐迪南和伊莎贝拉在给西班牙驻英大使的信中多次强调这一点。“如今战争已经爆发，一天的价值就超过西班牙和法兰西开战之前的一年。”他们在1496年3月的信中写道，“这是为了教皇和教会而战的战争。”[44]

1496年3月，凯瑟琳和亚瑟的婚约最终敲定的时候，威尼斯、西班牙、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和神圣罗马帝国签署了为期二十五年的条约，以保护和捍卫教皇。亨利七世国王很快也加入进来。

签署条约的每一位统治者都承诺出兵，以集结3.4万骑兵和2万步兵的大军；若有需要，还要提供资金来派遣一支舰队去保卫意大利。这个联盟的组建非常迅速而悄无声息，以至于法兰西驻威尼斯大使菲利普·德·科米纳完全被蒙在鼓里，尽管他与其他国家的大使保持着不间断的通信。据本博回忆，科米纳得知此事时“目瞪口呆”，从威尼斯执政官宫殿跌跌撞撞地出来，要求伙伴们重新讲一下他刚才听到的消息，因为他完全无法理解。[45]

伊莎贝拉为联盟提供的军队“纯粹是卡斯蒂利亚官兵，由一名卡斯蒂利亚统帅指挥”，这位统帅就是她的毕生好友和坚定支持者贡萨洛·费尔南德斯·德·科尔多瓦。六名负责领兵的军官中，有四人曾于格拉纳达战争期间在神圣兄弟会服役。有些军官自从争夺卡斯蒂利亚继承权的、对抗葡萄牙的战争以来，就为伊莎贝拉效力。弗朗西斯科·德·博瓦迪利亚原定也要去意大利，但被改为派往伊斯帕尼奥拉岛，以处置克里斯托弗·哥伦布遭遇的反叛。第一批出征意大利的军队有约5000人，后来有更多援兵。这些久经沙场的老兵将他们打赢格拉纳达战争期间运用的技术——攻城、轻炮和出其不意——带到了意大利战役，取得了惊人的胜利。

最重要的是，意大利战争原本由为了个人私利而厮杀的雇佣兵所主宰，雇佣兵不是为了自己信仰的伟大事业而战，而西班牙军队带来了一种独特的团队精神。[46]

这支约有四十艘船的西班牙舰队与那不勒斯国王费兰迪诺会合了。费兰迪诺还有十二艘仍然忠于他的战船。他们抵达那不勒斯后发现，很多居民重新向费兰迪诺效忠，各地的人们都在开始反击法兰西人。

尽管缺少粮食和给养，贡萨洛·费尔南德斯·德·科尔多瓦还是很快在意大利战场扬名立威，赢得了“大元帅”的绰号。例如，克罗托内镇从效忠费兰迪诺改为投奔法兰西，然后回到费兰迪诺怀抱，最后又转到法兰西阵营。贡萨洛在卡拉布里亚登陆，猛攻克罗托内，将其占领，结束了它的朝三暮四。本博称贡萨洛为“非常英勇无畏的壮士”。威尼斯人敬佩地看着他在一场“正面交锋”中击溃法兰西军队及其支持者，杀死一些军官和两百名步兵与骑兵，并俘获二十多名贵族。[47]贡萨洛在特拉战役里也扭转了战局。

到1496年7月，费兰迪诺国王重返那不勒斯的宝座，主要是得益于西班牙的支持，尤其是贡萨洛·费尔南德斯·德·科尔多瓦的援助。费兰迪诺不久之后去世了，王位传给了他的叔叔费德里科。三年时间里，那不勒斯连续有了四个国王，其中没有一个是像样的统治者。那不勒斯王国是意大利最大的统一领地，也是最容易遭到侵略的，继续像往常那样，如同无舵之船，摇摆不定。

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对从西班牙的两位君主那里得到的帮助非常感激。1496年12月，他授予他们一个新的崇高头衔——天主教国王，以嘉奖他们帮忙将法兰西人逐出那不勒斯，以及成功征服格拉纳达的功绩。[48]两位君主对这个新头衔感到非常自豪，开始用它作为自己的个人称号。他们的臣民也开始这样称呼他们。在宣布授予此头衔的书信中，教皇写道：

你们是基督徒君王的榜样和楷模，因你们没有为了贪图土地和主宰权而用自己的力量和武力去毁坏和杀戮其他基督徒，而是为了基督徒的福祉而战，为了保卫教会与信仰而战……你们对教廷的尊重和虔敬已经多次表现出来了，在近期的那不勒斯战争中又一次展现无遗。你们一直努力捍卫和扩展天主教信仰与天主教会。那么，还有谁比二位陛下更配得上天主教国王的头衔？[49]

近期屡战屡胜的头号功臣贡萨洛·费尔南德斯·德·科尔多瓦在意大利又待了两年，扫荡残敌，包括帮助教皇收复罗马的港口城市奥斯提亚。大元帅最终于1498年夏季返回西班牙。他立刻赶往宫廷所在的萨拉戈萨。斐迪南国王拥抱并亲吻他，以示欢迎，将他引导到女王面前。她端坐在宝座上，周围环绕着侍女，但看到贡萨洛走来，就起身走到他面前的台阶上。“他单膝跪下，亲吻她的手；但她扶他起来，拥抱他，并说：‘大元帅，我们非常欢迎你。’”[50]

伊莎贝拉为了嘉奖他的功业，慷慨地封授他城镇、城堡和在格拉纳达与伊略拉的地租。他此前在洛哈已经拥有一些地产。贡萨洛本是次子，如今自己也成了一个富人。

不过，在扶植费兰迪诺重登王位的胜利之后，斐迪南和伊莎贝拉感到那不勒斯没有对他们的贡献表达出充分的认可，因此感到恼火。他们对那不勒斯的忘恩负义十分不悦。

在此期间，查理八世国王逃离了意大利，丢下了自己的士兵，也没有采取措施将军队幸存者接回国。几年后，他一头撞上门楣，伤重不治身亡。他可能也染上了梅毒，并可能因此不育，没有留下子嗣。他的亲戚奥尔良公爵继承了王位，史称路易十二。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按照科米纳的说法，查理八世若是当真去攻击巴耶济德二世，而不是企图吞并那不勒斯，是有可能取胜的。科米纳在威尼斯得知，东欧有“数百万基督徒”对查理八世充满信心，在准备发动起义来支持他。例如，在色萨利，有五千多人聚集起来，准备作战。“所有这些国家，阿尔巴尼亚、斯拉沃尼亚[51]和希腊，全都人口稠密，都通过与威尼斯和阿普利亚[52]的居民频繁通信而熟知我们国王的名望与个性，无比热切盼望国王指示他们发动起义”，但都只能徒劳地等待。大使悲哀地总结道，假如查理八世进军奥斯曼帝国，说不定已经建立奇功。[53]

但土耳其仍然是一个与欧洲势不两立的敌人。杰姆死了，巴耶济德二世判定攻打欧洲的时机到了。这一次他的目标是威尼斯。1496年，他禁止威尼斯粮商进入奥斯曼港口，切断了他们的贸易关系。他囚禁了居住在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威尼斯商人。1497年，一艘运载基督徒朝圣者去耶路撒冷的威尼斯船只被俘，乘客被杀死或奴役。[54]

彼得·马特写道，到了1499年中期，卡斯蒂利亚宫廷流传着一种说法，称土耳其人正在伊斯坦布尔集结一支“庞大的舰队”，并且“在全希腊征募陆军”。[55]几个月后传来了更多细节：舰队有超过300艘船，这在当时是极其庞大的数字了，其中包括一些马特称为“海上塔楼”的船只，即浮动的要塞，能够与敌船平行行驶并接近，让塔楼上的士兵向敌船水手射击。

让西班牙人长舒一口气的是，这支奥斯曼舰队遭遇了风暴，损失了一些船只，但西班牙人失望地发现，这些损失在土耳其人看来仅仅是短期的挫折。据说巴耶济德二世统领着12万大军。[56]

1499年8月，巴耶济德二世攻打并占领了勒班陀，这是威尼斯在希腊西海岸维持的几个贸易据点之一，这些据点是威尼斯的亚得里亚海贸易帝国的关键部分。到此时，威尼斯人差不多已经放弃了从西欧得到增援的希望；他们之前向西欧求援而失望，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威尼斯财力枯竭，而且遭到土耳其人的痛打已经超过六十年，于是几乎未加抵抗就放弃了勒班陀。

这年冬天，威尼斯人恢复了一点胆量，派遣使者去伊斯坦布尔，要求归还勒班陀并释放被囚的威尼斯商人。苏丹巴耶济德二世则要求他们将莫东和科罗尼这两座城市交出，并年年纳贡。[57]他的意图显然是消灭威尼斯人在希腊大陆的贸易据点，并巩固自己对整个希腊的控制。得知此事后，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向西欧各国发出呼吁，恳求他们支援威尼斯。

伊莎贝拉和斐迪南决定采取行动。女王派了一支舰队去支援威尼斯人，仍由她的挚友贡萨洛·费尔南德斯·德·科尔多瓦统领。她请求其他国家也加入。1500年1月20日，她和斐迪南指示他们的大使冈萨雷斯·德·普埃夫拉，恳求英格兰国王出兵。

我们从意大利得到消息，土耳其人重创了威尼斯人的舰队和土地，已经占领勒班陀城，因为威尼斯人抵抗甚微。你可以想见，我们对此感到多么忧伤。基督教受到了威胁，所以我们决定派遣我们的舰队……请告诉我们的兄弟英格兰国王，我们恳求他帮助抵御土耳其人，他们是神圣的天主教信仰之敌。请尽快回信，告诉我们他说了什么，以及他能提供什么。[58]

但英格兰国王亨利七世不愿出手相助。6月，冈萨雷斯·德·普埃夫拉向女王报告称：“亨利七世大力赞扬了两位陛下派遣舰队抗击土耳其人的打算，但补充说，尽管他与威尼斯关系非常密切，但威尼斯人没有告诉他，他们的处境如此危急。亨利七世似乎不愿意参加针对土耳其人的远征。”[59]

法兰西人派了一些部队去支援威尼斯人，但很快撤离前线，随后在海上失事了。

但贡萨洛·费尔南德斯·德·科尔多瓦的舰队已经在路上了。他率领600名久经战阵的骑士和约8000步兵，从马拉加起航。他们驶向西西里岛，于1500年7月19日抵达，在那里停留了约一个月。贡萨洛的再次启程遇到了一些延误，因为天气酷热，而且为他的军队搜寻粮草很困难。斐迪南是西西里的统治者，但当地官员似乎并不热心于帮助卡斯蒂利亚军队，尽管卡斯蒂利亚女王和西西里国王是夫妻。

所以贡萨洛前往地中海东部的旅途十分缓慢。他还受到误导，误以为威尼斯人已经控制住了局势。8月13日，他得知，事实并非如此。他收到了教皇的一封十万火急的信，敦促他尽快去援救莫东城。但他抵达该地区时，莫东和科罗尼均已被土耳其人攻克。

莫东于8月9日陷落，原因之一是一个不幸的错误。土耳其人封锁了这个港口，守军粮草和火药短缺。威尼斯人和土耳其人双方都知道，新的补给物资对这座要塞的防御至关重要。土耳其指挥官命令部下，任何允许物资通过封锁线的人，格杀勿论。但威尼斯人还是成功地将补给船送过了封锁线，驶入港口，令守军欢欣鼓舞。要塞司令官急于将火药运进要塞，他宣布，第一个运送一桶火药入城的人将得到一个金德拉克马[60]的赏金，于是一些士兵抛下了自己的岗位，跑去运送弹药。

但要塞内有阿尔巴尼亚间谍或内奸，他们挥动双手或斗篷，向土耳其人发讯号，告诉他们城墙无人把守。土耳其人在无人防守的那段城墙下架起云梯，1万多土耳其人潮水般涌入。“发生了一场凄惨的大屠杀；所有人都被杀或被俘并变卖为奴，无人得以幸免。”马特写道，“土耳其人的君主为胜利而欣喜，扬扬得意、狂妄自大地返回了拜占庭[61]。”[62]

很快土耳其人再次得胜，不禁踌躇满志。在返回伊斯坦布尔途中，土耳其军队途经科罗尼港，那里的人们已经得知了莫东的悲惨结局。科罗尼守军“被邻居的灾祸和土耳其人的威胁吓得战战兢兢，举手投降了”，马特总结道，“就这样，由于我们的怠惰，敌人的力量大增，而我们被削弱了。”[63]

远离卡斯蒂利亚家园和基地的大元帅终于抵达东方，奉命阻挡住土耳其人的怒潮。他面临的局面很不乐观。10月2日，贡萨洛及其部下加入了位于科孚岛（希腊西海岸的一个岛屿，在亚得里亚海以南）的威尼斯舰队。到11月7日，他在考虑攻打凯法利尼亚港，土耳其人曾将那里作为进攻勒班陀的集结地。在给两位君主的信中，他写道，他觉得这个港口“是世界第一良港，而且是一个属于土耳其人的岛屿”。[64]另外，那里只有约300土耳其士兵，另有基督徒平民约3500人。这个岛屿的历史很有意思：它曾属于莱奥纳尔多·托科，君士坦丁堡的拜占庭皇帝的近亲。为了报复凯法利尼亚支援基督徒将领斯坎德培（他自15世纪60年代就一直在抵抗土耳其人的侵略），土耳其人占领了这个岛。

贡萨洛·费尔南德斯·德·科尔多瓦作战时总是携带一个婴孩耶稣像。他带着圣像，率军来到凯法利尼亚城堡前，宣称自己是“西班牙摩尔人的征服者”，勒令守军投降。土耳其士兵被上级禁止投降，说他们不会放弃，但给他送去了礼物——一支黄金弓和一个装满箭的黄金箭筒，以示尊重。随后爆发了争夺城堡的激战，基督徒把这座城堡称为圣乔治堡。西班牙人和威尼斯人的粮食濒临告罄，“饥肠辘辘”，找到什么就吃什么。[65]

有一次，土耳其人企图从要塞城墙下挖地道出去，但西班牙人发现了，炸毁了地道，将被困在地下的人炸死。贡萨洛想出了一个计划。他命令对城墙连续炮击数日，让守军精疲力竭。随后他下令发动全面进攻。他们于1500年12月24日取得了胜利。

此次征服虽然规模相对较小，但给西班牙赢得了莫大光荣。阿拉贡历史学家赫罗尼莫·苏里塔写道，收复凯法利尼亚是“众口传颂的伟大胜利”，因为这是自差不多五十年前君士坦丁堡陷落以来基督徒从土耳其人手中收复的唯一一座要塞。[66]这将是随后一百多年里基督徒的最后一次胜利，也是最后一次从土耳其人手中收复失地。但它成了一个象征，告诉大家，有效地抵抗土耳其人是完全能做到的。土耳其人始终未能夺回这个岛屿，许多年后，哈布斯堡家族以其为基地，在决定性的勒班陀大海战中打败了土耳其人。

约翰·朱利叶斯·诺里奇在《威尼斯史》中写道，收复凯法利尼亚的独特胜利，“只有在西班牙帮助下才得以成功”。[67]威尼斯人认识到，贡萨洛是此次胜利的大功臣。他们把他请到他们的城市，授予他威尼斯荣誉公民的头衔，并慷慨赏赐和嘉奖他。拜占庭帝国皇族的最后一位年迈的后人赞誉贡萨洛为拜占庭皇位的继承者。

此次胜利的成果当然是非常有限的。1502年12月，威尼斯人与奥斯曼人达成了协议，把奥斯曼人在大陆上索要的一切都拱手奉上。这标志着奥斯曼—威尼斯关系的一个重要转折。“从军事角度看，1499～1502年的战争是地中海上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世界之间鸿沟构建的一个关键时刻，”历史学家丹尼尔·戈夫曼写道，“这场战争的结果是，奥斯曼人与威尼斯人之间的边界几乎完全依托海岸线，因此泾渭分明。”[68]但凯法利尼亚大捷和随后的停战帮助基督教西方在土耳其的节节进攻之下赢得了二十年的喘息之机，得以择日再战。历史学家科林·因贝尔写道，“奥斯曼人暂不攻击欧洲的时期一直延续到1521年”，在此期间土耳其人将注意力转向伊斯兰世界内部，凶残地镇压宗教异端和分离运动。[69]

地中海东部的这些事件对大元帅来说亦悲亦喜，因为贡萨洛很快得知，他在希腊与土耳其人作战的同时，西班牙的被征服穆斯林发动叛乱，杀死了他的兄长。趁着西班牙的大部分军队在海外征战，安达卢西亚的穆斯林发动了一场叛乱，杀死了一些卡斯蒂利亚军人，包括贡萨洛的兄长堂阿隆索·德·阿吉拉尔。穆斯林仍然对西班牙基督徒的“收复失地”愤愤不平，对自己被强迫皈依基督教也十分恼火。阿隆索的尸体被切成碎片，几乎无法认清身份。

但贡萨洛不能回家，也不能继续在东欧讨伐土耳其人。他被召回西西里岛，去处置意大利境内发生的新战事。路易十二国王统治下的法兰西再次决定夺回那不勒斯。斐迪南和伊莎贝拉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赶来营救他们那些不得民心的亲戚（那不勒斯王室得不到自己人民的支持，并且持续受到法兰西的压力），他们已经感到身心俱疲。那不勒斯王室的忘恩负义也让两位君主痛苦。西班牙的两位君主在给他们驻英大使的信中写道：“费德里科国王从未对我们为他做的事情表示过一丝一毫的感激，对我们也没有一点和善或兄弟情谊，却恰恰相反。即便如此，我们从未停止为他奔波劳碌，尽我们所能帮助他与法兰西国王和解，以便他能稳坐王位，让法兰西国王停止手头的事业。”[70]

看到卡斯蒂利亚的支持减弱，法兰西又发出新的威胁，那不勒斯王室决定从一个令人吃惊的方面寻求军事援助。他们请求土耳其人出兵支援，或者至少他们是这样告诉斐迪南和伊莎贝拉的。这一步实在太过分了。两位君主告诉他们的大使：

费德里科国王寻求土耳其人的帮助，一年多前通过他的大使向我们通知了此事，并表明了他的决心，尽管我们反对他这么做，批评他，努力劝他回头是岸。最后我们告诉他，如果他敢这么做，我们将是他的头号敌人。但我们还是不能劝服他罢手……土耳其人参与了此事，光是因为这个，我们就应当不仅拒绝支持费德里科国王，还要反对他……看到费德里科国王仍然坚决要寻求土耳其人的支援，我们为了基督教信仰，必须与基督教君主们团结一心。[71]

于是，斐迪南和伊莎贝拉决定与他们的宿敌法兰西结盟，在西班牙与法兰西两国之间瓜分那不勒斯。他们很快这样办了。那不勒斯王族飘零到五湖四海。费德里科国王去法兰西居住；其他人，包括斐迪南的妹妹和王储（费德里科的儿子斐迪南，卡拉布里亚公爵）去了西班牙。

伊莎贝拉和斐迪南对他们自己在那不勒斯的行动极力辩解，毕竟他们实际上是攫取了自己亲戚的王国。但他们当时说，他们这么做，完全是出于务实的考虑。他们告诉宫廷的人们，他们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正如彼得·马特解释的，他们选择夺取“那不勒斯王国的一半，以免它整个儿落入法兰西手中”，他们希望将来能够控制整个那不勒斯王国。但马特记载道，两位君主的话引起了震惊，因为费德里科国王“其实是个非常好的人”。[72]

不足为奇的是，瓜分那不勒斯的两个盟友——西班牙和法兰西毕竟芥蒂太深，没有办法和和气气地瓜分战利品。他们在边境发生冲突，最终引发了战争。遵照西班牙两位君主的新命令，贡萨洛又一次与法兰西人正面对垒。1503年4月28日发生在切里尼奥拉的战役被军事史学家认为是近代战争的一个转折点。贡萨洛·费尔南德斯·德·科尔多瓦的战术是使用小型火器，从堑壕里射击，这设立了一个榜样，全世界的西班牙人纷纷效仿，使得随后两百年间伊比利亚人在军事上保持着优势。他还创立了一项习惯，即在战役结束后为敌方的阵亡者祈祷。

最后，在对法战争中，西班牙成为无可争议的胜利者，控制了整个那不勒斯。这意味着，西班牙帝国如今囊括了意大利半岛的整个南半部分。贡萨洛·费尔南德斯·德·科尔多瓦成为那不勒斯总督，深得民心，在那里稳固地确立了西班牙的统治。西班牙在随后三百年里一直掌控着这座城市及其周边的各省份。

在西班牙哈布斯堡家族的治理下，那不勒斯人不会享有自治权，还受到宗教不宽容的影响。此时，宗教不宽容已经成为西班牙文化根深蒂固的一部分。但是，那不勒斯人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护，不必过于害怕土耳其人支持的海盗，也基本上不必担心法兰西的继续侵犯。

更重要的是，在土耳其人在地中海的扩张接近巅峰的时期，西班牙帝国对那不勒斯的控制，减弱了奥斯曼军队入侵意大利半岛的威胁，并最终彻底消除了此威胁。历史学家托马索·阿斯塔里塔写道：“在1571年的勒班陀海战之前，那不勒斯一直是基督教世界抵抗土耳其人的壁垒。”[73]

[1] Halil Inalcik，The Ottoman Empire，p.6.

[2] Jason Goodwin，Lords of the Horizon：A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New York：Henry Holt，1998），p.69.

[3] Jason Goodwin，Lords of the Horizon：A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New York：Henry Holt，1998），p.65.

[4] 穆罕默德二世澄清了奥斯曼帝国皇位继承的规则，后来还把这个兄弟相残的手段写进了法律：“我的儿子中不论谁继承了苏丹皇位，为了世界秩序的利益考虑，他都应将他的兄弟处死。大多数法学家都对此表示认可。今后将按此执行。”此后，每位新苏丹登基都将大开杀戒。这种残酷手段在1595年穆罕默德三世登基时达到了顶峰，他的十九位兄弟全部被处死。

[5] 卡里亚国王摩索拉斯（Mausolus）的著名陵墓，建于前4世纪中叶，是古典世界的七大奇迹之一。后来英语中“陵墓”（Mausoleum）一词即源自他的名字。

[6] 这位著名的海盗头子和海军将领的原名是赫兹尔。他的哥哥奥鲁奇是传奇式的海盗，头发和胡须都是红色的，被西方人称为“巴巴罗萨”，后被神圣罗马皇帝查理五世（伊莎贝拉女王的外孙，详见下文）剿灭。原本是黑发的赫兹尔将自己的胡须染成了红色，成为新的巴巴罗萨，后归顺奥斯曼帝国苏丹苏莱曼大帝。苏莱曼给这位年轻的海盗授予了一个新的荣誉称号海雷丁，意思是“信仰之善”。

[7] 马木留克王朝在1250～1517年统治埃及和叙利亚。“马木留克”是阿拉伯语，意为“奴隶”。自9世纪起，伊斯兰世界就已开始起用奴隶军人。奴隶军人往往利用军队篡夺统治权。马木留克将领在阿尤布王朝苏丹萨利赫·阿尤布（1240～1249年在位）去世后夺取王位。1258年，马木留克王朝恢复哈里发的地位，并保护麦加和麦地那的统治者。在马木留克王朝统治下，残余的十字军被赶出地中海东部沿岸，而蒙古人也被赶出巴勒斯坦和叙利亚。文化上，他们在史书撰写及建筑方面成就辉煌。最后他们被奥斯曼帝国打败。

[8] Pietro Bembo，History of Venice，ed. and trans. Robert W.Ulery，Jr.（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7-9），p.1：39.

[9] 匈牙利摄政王匈雅提·亚诺什（传奇的英雄）的次子。他接替前文讲到的“遗腹子”拉斯洛，成为匈牙利国王（在位1458～1490）。另外他还是波西米亚国王（在位1469～1490）和奥地利公爵（1487～1490）。

[10] 今天斯洛文尼亚东北部一地区。

[11] V.J.Parry，A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to 1730（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6），pp.57，58.

[12] Marin Barleti，The Siege of Shkodra：Albania’s Courageous Stand Against Ottoman Conquest 1478，trans. David Hosaflook（Tirana，Albania：Onufri，2012），p.194.

[13] Marin Barleti，The Siege of Shkodra：Albania’s Courageous Stand Against Ottoman Conquest 1478，trans. David Hosaflook（Tirana，Albania：Onufri，2012），p.233.

[14] Marin Barleti，The Siege of Shkodra：Albania’s Courageous Stand Against Ottoman Conquest 1478，trans. David Hosaflook（Tirana，Albania：Onufri，2012），p.241.

[15] 帕夏（Pasha）源自土耳其语或波斯语，是奥斯曼帝国军政高官的头衔。它也可作为敬语，类似英语的Iord或Sir。帕夏一词也广泛应用于阿拉伯语。行省总督一般享有帕夏的头衔。

[16] Miguel A.de Bunes Ibarra and Emilio Sola，La vida y historia de Hayradin，llamado Barbarroja（Granada：Universidad de Granada，1997），p.33.

[17] Press Department，Ministry of the Interior，The Turkish Woman in History（Ankara，Turkey，1937），p.10.

[18] Robert Dankoff and Sooyoung Kim，An Ottoman Traveler：Selections from the Book of Travels of Evliya Celebi（London：Eland，2010），p.231.

[19] Halil Inalcik，Studies in Ottoman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London：Variorum Reprints，1985），p.39.

[20] Klemen Pust，“Slavery，Childhood and the Border：The Ethics and Economics of Child Displacement Along the Triplex Confinium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presented at the 15th World Economic History Congress，Stellenbosch University，South Africa，July 9-13，2012.

[21] Halil Inalcik，Studies in Ottoman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London：Variorum Imprints，1985），p.35.

[22] Geza Palffy，“Ransom Slavery Along the Ottoman-Hungarian Frontier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in Suraiya Faroqhi and Halil Inalcik，eds.，The Ottoman Empire and Its Heritage（Leiden：Brill，2007），p.37.

[23] Halil Inalcik，Studies in Ottoman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p.27.

[24] Georgius de Hungaria，Libellus de Ritu et Moribus Turcorum（1530）；digitized version provided by Göttingen State and University Library，Germany，translated by Paul A.Healy，ch.6.

[25] Georgius de Hungaria，Libellus de Ritu et Moribus Turcorum（1530）；digitized version provided by Göttingen State and University Library，Germany，translated by Paul A.Healy，chapter 7.

[26] Georgius de Hungaria，Libellus de Ritu et Moribus Turcorum（1530）；digitized version provided by Göttingen State and University Library，Germany，translated by Paul A.Healy，chapter 12.

[27] 德夫希尔梅制度是由奥斯曼帝国早年的古兰（kul）制度发展来的，这一发展在巴耶济德一世在位（1389～1403）时完成。原先的“古兰”源于战俘和国家购买的奴隶。穆拉德一世（在位1359～1389）为了遏制逐渐增长和蠢蠢欲动的土耳其贵族势力，开始用德夫希尔梅的手段培植只忠于自己、独立于正规军的力量。

[28] Inalcik，Studies in Ottoman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p.26.

[29] Ekmeleddin Ihsanoglu，The History of the Ottoman State，Society and Civilization（Istanbul：Research Centre for Islamic History，Art and Culture，2001），pp.1：352-55.

[30] King James Ⅳ，in Edinburgh，May 21，1490，in “Venice 1486-1490，” in Calendar of State Papers Relating to English Affairs in the Archives of Venice，ed. Rawdon Brown（Great Britain：National Archives，1864）.

[31] Henry Ⅶ to Pope Alexander Ⅵ，January 12，1493，in “Venice 1486-1490，” in Calendar of State Papers Relating to English Affairs in the Archives of Venice，ed. Rawdon Brown（Great Britain：National Archives，1864）.

[32] Philippe de Commynes，The Memoirs of Philip de Comines，Lord of Argenton（London：G. and W.B.Whittaker，1823），pp.2：363-64.

[33] Pope Alexander Ⅵ to Isabella and Ferdinand，March 20，1494，Archivo General de Simancas，Patronato Real，leg.60，folio 34，cited in Luis Suárez Fernández，Política internacional de Isabel la Católica，estudio y documentos（Valladolid：Universidad de Valladolid，1971），pp.189-90.

[34] Archivo General de Simancas，Patronato Real，leg.60，fol.35，cited in Suárez Fernández，Política internacional de Isabel la Católica，pp.192-94.

[35] Commynes，Memoirs of Philip de Comines，pp.2：159-60.

[36] John Addington Symonds，A Short History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New York：Henry Holt&Co.，1894），p.105.

[37] Bembo，History of Venice，p.1：79.

[38] Memoir of what has taken place between Ferdinand and Isabella and the King of France，July 20，1495，in Calendar of Letters，Despatches，and State Papers，Relating to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England and Spain，preserved in the Archives of Simancas and Elsewhere，vol.1，Henry Ⅶ：1485-1509，ed. Gustav Bergenroth（London：Lords Commissioners of Her Majesty’s Treasury，1862）.

[39] Peter Martyr to archbishops of Braga and Pamplona，October 31，1494，in Opus Epistolarum：The Work of the Letters of Peter Martyr（London：Wellcome Library）.

[40] 正式称号是那不勒斯国王斐迪南二世。

[41] Birsen Bulmus，Plagues，Quarantines and Geopolitics in the Ottoman Empire（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12），p.45.

[42] Bembo，History of Venice，p.1：219.

[43] Bembo，History of Venice，p.1：115.

[44] Ferdinand and Isabella to De Puebla，March 28，1496，in Bergenroth，ed.，Calendar of Letters，Despatches，and State Papers，vol.1.

[45] Bembo，History of Venice，p.1：121.

[46] Paul Stewart，“The Santa Hermandad and the First Italian Campaign of Gonzalo de Córdoba，1495-1498，” Renaissance Quarterly 28，no.1（Spring 1975），pp.29-37.

[47] Bembo，History of Venice，p.1：203.

[48] Miguel Ángel Ladero Quesada，La España de los Reyes Católicos（Madrid：Alianza Editorial，1999），p.276.

[49] Alison Caplan，“The World of Isabel la Católica，” in David Boruchoff，ed.，Isabel la Católica，Queen of Castile：Critical Essays（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3），p.29.

[50] Mary Purcell，The Great Captain：Gonzalo Fernández de Córdoba（New York：Alvin Redman，1963），p.124.

[51] 斯洛沃尼亚是历史上的一个地区，位于今天克罗地亚的东部，其北面是德拉瓦河，南面是萨瓦河，东面是多瑙河。

[52] 阿普利亚（拉丁文古名），或称普利亚（现代意大利语的名字），是意大利南部的一个大区，东邻亚得里亚海，东南面临伊奥尼亚海，南面则邻近奥特朗托海峡及塔兰托湾。该区南部知名的萨伦托半岛，组成了意大利“靴跟”的一部分。

[53] Commynes，Memoirs of Philip de Comines，p.2：251.

[54] Stanford Shaw，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6），p.1：75.

[55] Peter Martyr to Count of Tendilla，April 26，1499，in Opus Epistolarum.

[56] Peter Martyr to Archbishop of Granada，September 3，1499，in Opus Epistolarum.

[57] Daniel Goffman，The Ottoman Empire and Early Modern Europe（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143.

[58] Archivo General de Simancas，Patronato Real，leg.52，fol.70，Bergenroth，cited in Luis Suárez Fernández，Política internacional de Isabel la Católica：Estudios y documentos（Valladolid：Universidad de Valladolid，2002），pp.6：88-90.

[59] De Puebla to Ferdinand and Isabella，June 16，1500，in Bergenroth，ed.，Calendar of Letters，Despatches，and State Papers. vol.1，

[60] 德拉克马原为古希腊的货币和重量单位。后来亚美尼亚、奥斯曼帝国等国家也用过这个单位。1德拉克马大约有3～4克。

[61] 此处拜占庭指的是伊斯坦布尔城。

[62] Peter Martyr to Peter Fagardius，September 2，1500，in Opus Epistolarum.

[63] Peter Martyr to Peter Fagardius，September 2，1500，in Opus Epistolarum.

[64] Biblioteca Nacional，mss 20.211，folio 12，cited in Suárez Fernández，Política internacional de Isabel la Católica，p.6：180-81.

[65] Purcell，Great Captain，pp.136-37.

[66] Jerónimo Zurita，Historia del rey Don Fernando el Católico：De las empresas y ligas de Italia，ed. Ángel Canellas López（Zaragoza：Diputación General de Aragón，1989），pp.2：264-65.

[67] John Julius Norwich，A History of Venice（New York：Vintage Books，1988），p.385.

[68] Goffman，Ottoman Empire，p.144.

[69] Colin Imber，The Ottoman Empire，1300-1650：The Structure of Power（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02），p.41.

[70] Ferdinand and Isabella to De Puebla，July 29，1501，in Bergenroth，ed.，Calendar of Letters，Despatches，and State Papers.

[71] Ferdinand and Isabella to De Puebla，July 29，1501，in Bergenroth，ed.，Calendar of Letters，Despatches，and State Papers.

[72] Peter Martyr to Cardinal Santa Croce，February 16，1501，in Opus Epistolarum.

[73] Tommaso Astarita，The Continuity of Feudal Power：The Caracciolo di Brienza in Spanish Naples（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p.13.

二十 流亡的以色列人

在1492年格拉纳达陷落、犹太人被迫离开之后，犹太人和穆斯林仍然受到西班牙两位君主坚定不移推行天主教的措施的伤害。

伊莎贝拉女王的目标其实并非驱逐人口，而是迫使所有人都皈依基督教。这既是为了国家安全考虑，也是为了保护他们的不朽灵魂。当然这是她的看法。但对那些坚决要保留自己信仰的穆斯林和犹太人来说，皈依基督教是不可接受的，甚至是无法想象的。宗教仇恨的腐蚀性极强，而且能够永久性地自我维系下去。在这些年里发生的事情，将影响后来的许多个世纪。

伊莎贝拉女王并不否认自己的所作所为。她从未质疑过自己的行为。事实上，随着时光流逝，她的信念越来越坚决。她相信自己所做的是必需之事，尽管她也承认她的行动给人们造成了痛苦。例如，在15世纪80年代，一些西班牙人，包括塞哥维亚主教，对她的作为提出了批评，并请求教皇英诺森八世加以干预、叫停西班牙异端裁判所。她对自己的驻罗马大使承认：“我造成了极大的灾祸，让许多城镇、省份和王国十室九空。”[1]但她对教皇辩解说，她这么做是为了捍卫基督教信仰。

在那个时代和那个世界，并非只有伊莎贝拉女王一个人在做自认为符合人民利益的事情。那是一个残酷无情的时代。在那些岁月里，穆斯林为自己残酷伤害基督徒而辩护，基督徒认为迫害穆斯林是正当的，基督徒和穆斯林都理直气壮地折磨犹太人。一些犹太人为自己在基督徒手中受到的不公而愤怒，转而热情洋溢地支持奥斯曼政权。威尼斯控制的克里特岛上的拉比埃利亚胡·卡普萨利在著作中赞扬土耳其人对基督徒国家的侵略，认为这表明即将发生一场精神的大灾变，导致弥赛亚降临。[2]欧洲各地和奥斯曼帝国境内的许多犹太人都同意他的看法。

另外，三种信仰的教徒都大肆宣扬自己受到的伤害，却对其他人的痛苦毫无恻隐之心。基督徒主要哀叹基督徒受到的不公，穆斯林为穆斯林哀哭，犹太人为犹太人悲痛。留存至今的文献里很少有人同情不同信仰的人。西班牙基督徒注意到了逃离西班牙的犹太人的伤心欲绝，但对此做了合理化的解释。在奥斯曼帝国旅行的商人注意到奴隶市场挤满了可怜兮兮的基督徒奴隶，但很少质疑奴隶制度本身是否公正。这只不过是一个艰难世界里的又一种残酷事实。

“收复失地”运动完成不久之后，安达卢西亚的穆斯林遭遇了新麻烦。格拉纳达投降的时候，伊莎贝拉女王和斐迪南国王曾向穆斯林做过好几项具体的承诺。穆斯林被允许保留自己的财产和房屋，在清真寺内自由礼拜，不受骚扰，并维持自己的风俗、语言和服饰。简而言之，他们可以继续遵守自己的信仰，不受阻挠。根据阿拉伯人的记载，投降的时候，“所有人泪流满面”，但穆斯林同意投降，因为他们的生命和宗教信仰将得到保护。他们相信伊莎贝拉和斐迪南会信守承诺。他们的史料还提及，代表两位君主谈判的不是本人，正是大元帅贡萨洛·费尔南德斯·德·科尔多瓦，他的阿拉伯语说得很流利，受到尊重。[3]

在1492年达成和平投降，当然挽救了双方很多人的生命，因为伊莎贝拉女王决心要占领西班牙南部。从她的角度看，没有别的选择。

但受降不久之后，伊莎贝拉就开始向先前埃米尔国境内的穆斯林施压，勒令他们皈依基督教。不到十年时间，她和丈夫就完全违背了曾向穆斯林做出的承诺。这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因为这与她的根本信念相符。她相信自己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女王，都有精神上的义务，必须传播基督教信仰，扩大基督徒人数。她可以这样解释：让大量穆斯林人口留在西班牙南部是很危险的事情，因为他们可能会欢迎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入侵。但格拉纳达的穆斯林不足为奇地感到自己上当受骗了。

起初，改宗的过程依赖温和但坚持不懈的劝导。伊莎贝拉女王的忏悔神父，改宗犹太人埃尔南·德·塔拉韦拉，被任命为格拉纳达大主教。他立刻着手，通过循序渐进的关于基督教信仰的教育，吸引尽可能多的穆斯林皈依。他学习了阿拉伯语，阅读《古兰经》，以寻找相通的元素，来阐释两种信仰的相似之处。这对塔拉韦拉来说是一个重要岗位，但他离开宫廷对伊莎贝拉来说是个损失，因为她依赖他的判断力和明智已经十多年了。例如，她的女儿伊莎贝拉八岁时作为人质被送到葡萄牙之后，是塔拉韦拉负责监督和教育这个小姑娘。[4]

塔拉韦拉的好友滕迪利亚伯爵被任命为在安达卢西亚的最高级卡斯蒂利亚行政长官。这位伯爵就是伊尼戈·洛佩斯·德·门多萨，红衣主教门多萨的侄子，他们家族出了很多思想深邃而开明的知识分子，因而闻名。就是滕迪利亚伯爵劝意大利人文学者彼得·马特搬到卡斯蒂利亚，将古典学术和文艺复兴思潮引入那里。滕迪利亚伯爵很尊重伊斯兰教信仰和当地人的风俗习惯，但他也致力于让所有人皈依基督教的事业。

塔拉韦拉和滕迪利亚伯爵静悄悄地开始打入穆斯林人群，将不少人拉到基督教这边，并结交了许多安达卢西亚穆斯林，因为后者相信他俩值得信赖。但他们的传教工作让很多穆斯林如坐针毡，很多人开始不情愿地考虑迁往北非，以逃避皈依的压力。

塔拉韦拉去了格拉纳达之后，女王忏悔神父的岗位就空缺了。她选择的新人是弗朗西斯科·西门尼斯·德·西斯内罗斯，这是一位修身苦行的凶悍的宗教战士，出身托雷拉古纳（马德里附近一座小镇）贫民家庭。伊莎贝拉赞同西斯内罗斯严格的宗教和道德规矩，他的克己节欲说明他的生命比那些耽于享乐的人有更崇高的使命。多种宗教都有一种历史悠久的传统，即认为清心寡欲是一种神圣的表现。伊莎贝拉认为苦修者比普通人更神圣，她这么想或许是有理由的。如果一个人摈弃了尘世的野心，那么他肯定往集中思绪于精神世界前进了一步，尽管他随后做出的判断未必是理智的。另外，由于他的克己节欲，西斯内罗斯肯定比其他人较不容易腐化堕落；她不用担心他为自己搜罗世俗的财富。她选择了西斯内罗斯，也就是选择了与罗德里戈·博吉亚截然相反的人。博吉亚沉溺于享乐，但更宽容。

红衣主教佩德罗·门多萨于1494年末去世，于是卡斯蒂利亚最高级的教会职位——托莱多大主教，就空缺了。门多萨是在卡里略大主教死后得到这个位置的。伊莎贝拉做了安排，把这个职位给了西斯内罗斯。因此他将成为西班牙最重要和最有权势的教士。西斯内罗斯起初拒绝，因为他更希望过僧人的孤寂生活，但在女王的压力下最终接受了。这让斐迪南国王非常恼火，因为他打算让自己的私生子阿隆索（萨拉戈萨大主教，此时也生养了一大群儿女，数量还在增加）得到卡斯蒂利亚最高的教会职位，以获得更多财富和威望。但伊莎贝拉坚持要把托莱多大主教职位交给西斯内罗斯。国王的私生子已经在很多方面表现出不适合履行宗教使命，而西斯内罗斯与他截然相反。伊莎贝拉选择了一个宗教狂热分子，这就让她的王国走上了更僵化、更缺乏宽容的宗教道路。这显然是她有意为之，是在刻意转变路线。战争让她变得冷酷，生活让她悲伤，她自己也变得更加僵化、更缺乏宽容。

* * *

到15世纪90年代末，西斯内罗斯判定，塔拉韦拉以温和劝导让穆斯林皈依基督教的做法见效太慢。他请求女王允许他访问安达卢西亚，获准后率领一群言辞激烈的讲道者去了那里。他们开始采纳强硬过激的手段，包括激烈的宣讲、贿赂和威胁，迫使穆斯林改宗。他尤其下了大力气去对付那些出身穆斯林、已经皈依基督教但在他看来不够真诚的人，招致了人们的恐惧和愤怒。一些前穆斯林无疑有理由担心自己落入异端裁判所手中，因为他们内心里还是穆斯林，或者可能被指控仍然抱有伊斯兰信念。但当局允许匿名举报，所以任何人都可能被判定犯有异端罪。很多皈依了基督教的犹太人已经发现，皈依并不意味着他们能够免于迫害。

但这一时期的一些穆斯林为了方便起见，还是皈依了。有一天，约有4000人受了洗礼。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事件。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同意改宗？有些人可能很容易改宗，因为他们原本对宗教就比较淡泊。有些人第一次接触基督教，可能是真诚地皈依了，或许被塔拉韦拉说服了，或许是因为害怕下地狱。其他人可能看到山雨欲来，基督徒现在统治了国家，如果他们改信基督教，生活会容易一些。有些人可能是被西斯内罗斯的贿赂收买了。西斯内罗斯赠送每一个愿意受洗的人一件衬衫。

传教的成功让西斯内罗斯热情洋溢，促使他再接再厉。对他来讲，攻击伊斯兰教信仰已经不够了。他还开始攻击伊斯兰文化与文学。1499年，在格拉纳达，他主持了大规模焚书活动，烧毁了大量珍稀罕见的装饰黄金的阿拉伯文手抄本。只有约300份医学论著得以幸免。西斯内罗斯自己是个饱学之士，所以他毁坏安达卢西亚伊斯兰文化残存瑰宝的行动，是有意为之，表明了他对伊斯兰学术和知识的明目张胆的鄙视。这让人想起1453年土耳其人恣意损毁君士坦丁堡的手稿与书籍。正如土耳其人的焚书让基督徒愤怒，西斯内罗斯的焚书也让穆斯林怒不可遏。

很多虔诚的穆斯林对大规模皈依感到不安，而西斯内罗斯的恣意破坏让他们怒火中烧。他们相信，他的行动违背了西班牙两位君主在接受格拉纳达投降时做出的承诺。城内发生了暴力活动。一群暴民冲到西斯内罗斯的住地。他不得不躲在房内。他的一名雇员被杀。似乎一场普遍的叛乱就要爆发了。

塔拉韦拉大主教和滕迪利亚伯爵一同来到风暴的中央，倡导和平。他们走到一大群愤怒的穆斯林当中，这对他们自己来说是相当危险的。这被认为是善意的姿态。塔拉韦拉的和善是世人皆知的。有些市民甚至请求允许亲吻他的衣襟。为了担保摩尔人的忧虑能够得到充分表达，滕迪利亚伯爵主动将妻儿作为人质交给他们，同时与他们商谈导致此次暴动的那些问题。但就在格拉纳达城内紧张情绪消失的时候，叛乱在城外山区蔓延，内战风波再起，像上次内战一样凶险。

斐迪南国王得知红衣主教西斯内罗斯[5]的所作所为后，嘲笑女王愚蠢地将这个人选到这个岗位上。有人听到他对女王说：“所以，为了你的大主教，我们可能要付出惨重代价。我们花了许多年才得到的，这莽汉在几个钟头内就丢光了。”[6]伊莎贝拉命令西斯内罗斯到宫廷来，然后“以最严厉的言辞”质问他。[7]她对他的策略的态度可能是模棱两可的。他取得的成绩——大量穆斯林皈依——一定会让她高兴。而且此次叛乱可能给了斐迪南和伊莎贝拉需要的借口，让他们可以辩解说，投降条约的条件已经被穆斯林破坏了。1500年1月末，斐迪南国王告诉格拉纳达的穆斯林，所有人都必须皈依基督教。他提议，任何人只要在2月25日前受洗，就既往不咎。

在这巨大压力下，很多穆斯林同意受洗。这种值得商榷的传教手段似乎取得了一些成果。在期限之前，有约5万人皈依。[8]但那些不愿意皈依也不愿意离开的穆斯林发动了叛乱，抵抗王室敕令，并向北非和奥斯曼帝国的穆斯林求援。这促使西班牙王室进一步镇压穆斯林，因为他们害怕伊斯兰世界向安达卢西亚发动新的入侵。不同时期，在不同地点，发生了一系列新的暴力冲突。斐迪南国王残酷无情地镇压穆斯林反对派。发生了一些暴行：在阿普哈拉斯（格拉纳达城附近的一个山区）的一座城镇，穆斯林妇孺躲进一座清真寺，西班牙士兵将清真寺炸毁了。

贡萨洛·费尔南德斯·德·科尔多瓦的哥哥阿隆索·德·阿吉拉尔就是在这样一起地区性叛乱中被杀的。穆斯林引诱一支卡斯蒂利亚军队进入一座山涧，将其尽数屠戮。穆斯林在西班牙南部横冲直撞，见到基督徒就杀。“死者甚多。他们不饶恕自己遇到的任何人，也绝不留活口或抓俘虏。”彼得·马特写道。[9]在卡斯蒂利亚人和穆斯林的一次紧张的谈判中，斐迪南和伊莎贝拉不愿意做任何让步。他们给叛军两个选择，要么皈依基督教，要么离开西班牙。国王和女王表示，如果他们愿意离开，政府可以出钱把他们送往北非。从此刻起，任何形式的宗教宽容都不可能存在了。

许多穆斯林决定离开。彼得·马特写道，为了避免放弃伊斯兰教，他们“选择离开故土和家园”。“他们的离去让两位君主颇为满意。他们说，就这样，土地中的坏种子会被渐渐清洗干净。”[10]

但后来，即便那些皈依了的人，也发现自己受到猜忌。异端裁判所开始迫害他们。过去是前犹太人因为所谓的信仰不真诚而遭到审讯、迫害而处决，如今同样的事情发生在皈依基督教或者宣称皈依的穆斯林身上。按照巴巴利[11]海盗海雷丁帕夏的说法，事实上，有些人的确是假装皈依，在自己家里挖掘地下室，秘密向孩子传授《古兰经》知识。海雷丁将这样一些穆斯林运送到了安全的北非。[12]在西班牙的假基督徒若是不悔改，就被异端裁判所烧死。伊莎贝拉女王支持这样的调查，就像过去支持对改宗犹太人的调查一样。她相信必须除掉国内所有的假基督徒，因为穆斯林会破坏那些已经受洗的人的信念。

于是，更多穆斯林离开了安达卢西亚，渡过狭窄的海峡，前往北非或奥斯曼帝国。他们为自己被迫背井离乡而愤怒。有些人开始从事海盗活动，认为这是对西班牙基督徒虐待他们所做出的正当的、值得赞扬的报复。

土耳其人利用了北非穆斯林对海盗活动的新兴趣，开始向其提供支援，并鼓励他们从事海盗活动。地中海的海盗问题越来越严重。据海雷丁帕夏回忆，以北非为基地的海盗袭击西班牙目标，掳掠财产，奴役基督徒，并高呼：“安拉！安拉！”仅在一个月内，海雷丁就俘虏并奴役了3800名基督徒。[13]他的活动对奥斯曼人的价值很大，后来他们封他为海军司令。

与此同时，1492年被逐出西班牙的犹太人在其他国家过得也很凄惨。很多人逃到了葡萄牙。冷酷无情而秉承机会主义的若昂二世国王允许他们入境，只要他们缴纳高额入境税。但葡萄牙对犹太人的欢迎是很短暂的；他告诉他们，如果他们在葡萄牙停留的时间超过了规定，就将成为奴隶。

但很多犹太人接受了若昂二世国王的条件，往西前往葡萄牙，但几乎随即遭受了新的灾祸。很多人刚过边境，就遭到抢劫。没有人知道有多少犹太人去了葡萄牙，但基督教和犹太人的编年史说数量很大。难民被塞进距离卡斯蒂利亚边境不远的一连串营地。[14]很快这些临时定居点就蔓延疾病，许多家庭死绝，这让居住在附近城镇的葡萄牙人大为恐慌。他们要求将犹太人再次强行迁走。

现在犹太人意识到自己落入了陷阱，因为若昂二世国王向他们征收高额离境税，所以已经抵达葡萄牙的犹太人要想合法地离开葡萄牙，又得大放血。另外，那些愿意离开的人被强迫乘坐国王名下的船只，于是国王再次从这些陷入绝境的犹太人身上榨取利润。非国王所属的船只的船长若帮助犹太人，会被处决。[15]

若昂二世国王虽然急于对犹太人趁火打劫，但也想强迫他们皈依基督教。在1492年10月19日的敕令中，他下令，任何接受洗礼的犹太人可以免缴入境税和离境税。期限到了之后，他宣布，任何无钱离开葡萄牙的犹太人都将成为奴隶。于是，1000～1500犹太人成了国王的奴隶。

随后国王宣布，犹太人若不缴税，他将夺走他们的孩子。数百名，或许多达两千名犹太儿童被运往非洲西海岸的荒岛圣多美，在那里因饥馑和日晒雨淋而死。当时的卡斯蒂利亚编年史里几乎没有对此事的记载。或许人们觉得这事太让人毛骨悚然，因此不能记载。弗朗索瓦·苏瓦耶说，卡斯蒂利亚编年史未记载抛弃儿童于荒岛的丑事，是“无法解释的过错”。[16]

但是，这些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表明，若昂二世国王做出如此残酷之事的动机可能是什么。阿拉贡历史学家赫罗尼莫·苏里塔能够接触到原始的档案文献，他写道，若昂的儿媳伊莎贝拉公主在丈夫阿方索死后悲痛欲绝，坚信是葡萄牙的罪恶导致了这个年轻人的死。据苏里塔说，她对葡萄牙愿意接受逃离西班牙异端裁判所迫害的犹太人和改宗犹太人尤其担忧，因为这些人是激怒了上帝的异端分子。她变得对此事如癫似狂。苏里塔写道：“她的第一任丈夫堂阿方索王子遭遇的灾祸，被她理解为，是因为葡萄牙人接纳逃离卡斯蒂利亚的异端分子和叛教者。”“她对此有极大的顾虑，非常害怕冒犯了上帝，以至于相信她的丈夫就是因为受上帝的惩罚而死的。”[17]

年轻的阿方索死后，葡萄牙王室失去了儿子和合法继承人，于是在很多讨论中进行了这样阴郁的思考。所以，若昂二世国王对犹太儿童的虐待，可能是为了自己儿子的死而向上帝和犹太人报复。

伊莎贝拉女王肯定得知了这些事情，不过没有史料记载她对若昂二世凶恶地害死犹太儿童的反应。不过大约在这个时期，她向已经逃往葡萄牙并想要回家的犹太人发放通行证，但条件是，他们必须宣誓皈依基督教。于是很多人辗转回到卡斯蒂利亚，不情愿地接受了洗礼和皈依。

若昂二世国王最终于1495年驾崩，葡萄牙境内幸存的犹太人（数量在减少）无疑松了一口气。但这个喘息之机很短暂。曼努埃尔一世国王于1495年登基，起初对被奴役的犹太人表现出怜悯，命令将其释放。但不到一年的时间，他又决定将他们逐出葡萄牙，除非他们同意皈依基督教。伊莎贝拉公主（曼努埃尔一世追求的年轻寡妇）让他承诺，一定要强迫犹太人接受洗礼，才会同意嫁给他；他必须驱逐任何曾在西班牙被判异端罪的人。起初曼努埃尔一世国王担心这是伊莎贝拉不肯嫁给他的又一个借口。所以，据苏里塔说，伊莎贝拉公主亲笔写了一封信给他，承诺自己宣誓，“同意结婚，并到他的国家，与他一起生活”，条件是他必须确保驱逐异端分子。[18]

但按照葡萄牙历史学家安东尼奥·恩里克·德·奥利韦拉·马克斯的说法，曼努埃尔一世其实自己原本就打算镇压犹太人，伊莎贝拉公主的“苦苦相逼”只是他的一个借口而已。[19]他驱逐犹太人的举动和欧洲其他统治者如出一辙，这种做法被认为能够减少内部紧张和宗教间矛盾。

但曼努埃尔一世国王自己也非常虔诚，想出了一种新的强迫犹太人皈依的严苛手段：他命令，犹太人可以离开，但必须留下不满十四岁的孩子，这些孩子将被分配给葡萄牙基督徒家庭抚养。这种做法和土耳其人的德夫希尔梅概念很相似，令人不寒而栗。为了保住自己的孩子，葡萄牙有数千名犹太人终于妥协，皈依了基督教。人们熟知的事情又发生了：有些人是真诚皈依，有些人只是假装。

即便皈依了基督教，犹太人仍然受到基督徒的敌视。1506年，基督徒暴民在里斯本兴风作浪，屠杀了两千名前犹太人。曼努埃尔一世国王处决了暴民首领，但犹太人清楚地看到，即便皈依基督教，自己的安全仍然没有保障。

很快，犹太人不仅逃离西班牙，也开始逃离葡萄牙，前往阿姆斯特丹、北非，最好的目的地则是奥斯曼帝国。与流传甚广的神话相反的是，巴耶济德二世并没有明确地欢迎犹太人到奥斯曼领土。[20]但他确实允许他们入境，但他们必须遵守主宰着奥斯曼文化的伊斯兰教法：犹太人必须接受二等公民的地位，缴纳特别税，并以多种方式向伊斯兰信仰表达尊重。

在经历了千难万险之后，许多犹太人觉得奥斯曼国家是安全的避风港。那里的限制是可以接受的。很快，许多犹太人在精神和心理上恢复了元气，开始繁荣昌盛。

但他们没有遗忘曾经的苦难。例如，居住在克里特岛的拉比埃利亚胡·卡普萨利一家认为奥斯曼帝国的每一次胜利都表明神战胜了邪恶的基督徒。很多犹太人秘密地支持土耳其人。一些塞法迪犹太人成了伊斯坦布尔的奴隶贩子，将基督徒俘虏卖给后宫或当作桨帆船奴隶。卡普萨利说，西班牙犹太人带来了关于“火器发展”的珍贵的技术信息，这帮助土耳其人在针对基督徒的战争中赢得了更多胜利。[21]

有些人开始觉得，基督徒被土耳其人打败，是因为他们的罪孽受到上帝的惩罚。据马丁·雅各布斯说，当时居住在热那亚的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哈—科恩认为，“奥斯曼人的崛起是上帝的神圣安排的一部分，宗旨是惩罚基督教对犹太人的持续迫害”。哈—科恩说，圣索菲亚大教堂被洗劫，是基督教的“图像”和“偶像”被扫地出门，这是“上帝的预言得到实现”，就像先知耶利米说的那样。[22]

在随后五百年里，来自西班牙的犹太人（称为塞法迪犹太人）和穆斯林将对在西班牙的生活保留苦乐参半的回忆，后来他们把西班牙视为失落了的天堂。历史学家简·格伯写道：“消失了的塞法迪土地成为犹太人历史的一个伟大主题，有点像圣殿被毁和巴比伦之囚。”[23]另一位历史学家萨勒马·卡德拉·贾乌西则说：“观光安达卢西亚、目睹其伟大的伊斯兰纪念建筑的阿拉伯人或穆斯林，无不感到自豪和遗憾。”[24]

伊莎贝拉成功地将西班牙变成几乎纯粹的天主教国家，但她也丧失了在西班牙生活数百年甚至数千年的犹太人与穆斯林的勤奋和技艺。为了达成自己的目标，她在国内树敌颇多。异端裁判所及其代表的宗教不宽容，成为她的遗产的一个无法磨灭的污点，在许多世代里困扰着西班牙。

[1] David A.Boruchoff，“Introduction：Instructions for Sainthood and Other Feminine Wiles in the Historiography of Isabel I，” in Boruchoff，Isabel la Católica（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3），p.4.

[2] Charles Berlin，Elijah Capsali’s Seder Eliyyahu Zuta，Ph.D.dissertation，Harvard University，September 1962.

[3] Don José Antonio Conde，Historia de la dominación de los Árabes en España，sacada de varios manuscritos y memorias arábigas（Madrid：Biblioteca de Historiadores Españoles. Marín，y Compañía，1874），p.320.

[4] Antonio de la Torre and Luis Suárez Fernández，Documentos referentes a las relaciones con Portugal durante el reinado de los Reyes Católicos（1858；Valladolid：Consejo Superior de Investigaciones Cientificas，Patronato Menéndez Pelayo，1963），pp.2：116-17.

[5] 此时西斯内罗斯还不是红衣主教。1507年，在斐迪南支持下，他成为红衣主教。

[6] William Prescott，History of the Reign of Ferdinand and Isabella（New York：Harper&Brothers，1854），vol.1，p.420.

[7] William Prescott，History of the Reign of Ferdinand and Isabella（New York：Harper&Brothers，1854），vol.1，p.457.

[8] Peggy Liss，Isabel the Queen：Life and Time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p.331.

[9] Peter Martyr to Cardinal Santa Croce，June 9，1501，in Opus Epistolarum：The Work of the Letters of Peter Martyr（London：Wellcome Library）.

[10] Peter Martyr to Cardinal Santa Croce，June 9，1501，in Opus Epistolarum：The Work of the Letters of Peter Martyr（London：Wellcome Library）.

[11] 欧洲人称为巴巴利而阿拉伯人称为马格里布的地区，也就是今天的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一带。

[12] Miguel Ángel de Bunes Ibarra and Emilio Sola，La vida，y historia de Hayradin，llamado Barbarroja（Granada：Universidad de Granada，1997），p.43.

[13] Miguel Ángel de Bunes Ibarra and Emilio Sola，La vida，y historia de Hayradin，llamado Barbarroja（Granada：Universidad de Granada，1997），p.46.

[14] François Soyer，“King João Ⅱ of Portugal，‘O Principe Perfeito，’and the Jews（1481-1495），” Sefarad 69，no.1（2009）.

[15] François Soyer，“King João Ⅱ of Portugal，‘O Principe Perfeito，’and the Jews（1481-1495），” Sefarad 69，no.1（2009），p.91.

[16] François Soyer，“King João Ⅱ of Portugal，‘O Principe Perfeito，’and the Jews（1481-1495），” Sefarad 69，no.1（2009），p.97.

[17] Jerónimo Zurita，Historia del rey Don Hernando el Católico：De las empresas y ligas de Italia，ed. Angel Canellas López（Zaragoza：Diputación General de Aragón，1989），pp.2：26-29.

[18] Jerónimo Zurita，Historia del rey Don Hernando el Católico：De las empresas y ligas de Italia，ed. Angel Canellas López（Zaragoza：Diputación General de Aragón，1989），pp.2：26-29.

[19] Antonio Henrique de Oliveira Marques，History of Portugal（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6），vol.Ⅰ，p.213.

[20] Minna Rozen，A History of the Jewish Community in Istanbul：The Formative Years，1453-1566（Leiden：Brill，2010），p.38.

[21] Aryeh Shmuelevitz，“Capsali as a Source for Ottoman History，1450-1523，”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 9（1978），p.342.

[22] Martin Jacobs，“Joseph ha-Kohen，Paolo Giovio and Sixteenth-Century Historiography，” Cultural Intermediaries，Jewish Intellectuals in Early Modern Italy，ed. David B.Ruderman and Giuseppe Veltri（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04），p.74.

[23] Jane S.Gerber，The Jews of Spain：A History of the Sephardic Experience（New York：Free Press，1994），p.xi.

[24] Salma Khadra jayyusi，ed.，The Legacy of Muslim Spain（Leiden：Brill，1994），p.xvii.

二十一 三个女儿

1500年之后的岁月，伊莎贝拉女王步入知天命之年，但她勤政依旧，不曾松懈。她继续处置海外战争和国内动荡时，还有两个孩子（她的女儿玛丽亚和凯瑟琳）即将成年，她还打算将胡安娜（此时成了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的王位继承人）召回西班牙，使其宣誓成为下一位女王。她必须对胡安娜加以培养，帮助她未来执政。与三个女儿的关系都有问题，作为母亲的伊莎贝拉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但女王身体欠佳。她通常拥有无所畏惧的意志力、干劲和充沛精力，现在开始感到一阵阵的衰弱疲劳。她时常感冒发烧。那些在过去让她非常成功的工作，她现在开始延缓、耽搁，甚至放弃。

胡安娜于1502年回国，与丈夫一同骑马来到托莱多，以便接受册封为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王位继承人。伊莎贝拉身体有恙，不能骑马迎接，而是在宫中等待女儿回家。斐迪南国王和腓力大公骑马走在胡安娜前面，先行入城。这对未来的西班牙女王来说，是失了礼数。这个错误表明，曾经精心策划自己登基典礼的伊莎贝拉，已经开始犯错误。她素来运用自己不可战胜的意志力来塑造事件以及人们对它的感受，如今她却没有力量像过去那样掌控方方面面了。

她的问题既有身体上的，也有心理的。伊莎贝拉患有具体情况不明的内脏疾病，可能是癌症，也可能是其他疾病。她还遭受了三次严重的个人打击：她最宠爱的两个孩子，胡安和伊莎贝拉（他们本来是要接替她的位置的）的死亡，以及她的小外孙米格尔·德·拉·帕斯（他若长大成人，将继承卡斯蒂利亚、阿拉贡和葡萄牙）的夭折。伊莎贝拉的希望和对未来的安排全成了泡影，所以她很难恢复元气。米格尔于1500年7月夭折的几个月里，她心烦意乱，几乎无法与人交流。

很多活动不得不推迟。人文学者卢乔·马里内罗·西库罗（西西里人，生活在卡斯蒂利亚宫廷）告诉一位朋友，宫廷的生活几乎完全停顿了。“我们最虔诚的两位君主和整个宫廷被巨大的悲恸席卷，无人敢于接近女王，也不敢和她说话。”他告诉自己的笔友费德里科·马内尔，“因为国王和女王被沉痛的心情折弯了腰，这也不奇怪，因为在很短时间内，他们失去了三位声名显赫的王子公主，全都是合法的继承人。”[1]

问题还不只这些最近发生的悲剧。在公共场合，伊莎贝拉女王维持着坚韧的仪态，但痛苦和疾病摧毁了她的外貌。她青春年少时的美貌淡去了。她变得肥胖。她用一顶不好看的帽子盖着头，可能是出于宗教原因，也可能是因为她的头发在稀疏或变灰白。有些肖像捕捉到了她越来越满腹惆怅的表情。

在私人场合，她积极的人生态度也消失了。一位生活在宫廷的年轻贵族对彼得·马特说，伊莎贝拉女王“十分悲戚”，他感到这很难理解。他告诉马特，女王受到臣民的仰慕和敬畏，但政治权力和地位并不能让她开心。马特表示同意。[2]

很快，西班牙人民就觉察到，女王遇到了某种严重的问题，而整个国家也出了问题。随着她的精力衰弱，很多其他东西也开始土崩瓦解。

例如，曾参加格拉纳达战争并与哥伦布一同远航的阿隆索·德·奥赫达返回伊斯帕尼奥拉岛时，带来了消息。他告诉卡斯蒂利亚殖民者们，伊莎贝拉女王身患重病，据说已经时日无多。所有人都知道伊莎贝拉因为亲人的死亡而深受打击，但大家简直无法想象，这样坚强而不屈不挠的人竟然也会倒下。哥伦布认为这消息是恶毒的谣言，他的儿子斐迪南后来回忆说，这是奥赫达的诡计，目的是破坏哥伦布对那些岛屿的治理和监督。[3]

但随着这消息在群岛流传，人们的行为发生了明显的微妙变化。伊莎贝拉曾明确表示，她是印第安人的保护者，伤害印第安人的人将遭到严惩。但随着她的健康状况恶化，殖民者渐渐胆子大了起来，对美洲原住民更加咄咄逼人。

后来成为殖民者的巴尔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当时还很年轻，在美洲寻求发财。他于1502年抵达伊斯帕尼奥拉岛，目睹了殖民者立场的变化。他是从一开始就知道美洲大发现的宫廷内层圈子的成员。他出身来自塞哥维亚、后迁往塞维利亚的一个改宗犹太人家庭[4]，他的父亲和三个叔伯曾参加哥伦布的第二次美洲远航。拉斯·卡萨斯决定自己也去美洲，后来回忆说自己起初受到了美洲原住民的热情欢迎。这时西班牙人在岛上已经居住了十年，很多印第安人还视其为友好的势力。

拉斯·卡萨斯注意到，殖民者得知伊莎贝拉病重的消息后，对印第安人的态度就变得严酷得多了。西班牙人要求印第安人为他们服务和劳作。如果印第安人拒绝或者反抗，西班牙人有时会报之以令人发指的残忍暴行，驱使猎狗将其撕成碎片，或者砍断男女与婴儿的肢体。

雪上加霜的是，如今去往新大陆的定居者的素质也在急剧下降。最早的一批是普通水手。前途大好的青年成群结队加入了哥伦布的第二次远航。但第一批探索者中有很多人已经死于梅毒或其他疾病，或被杀，因此要吸引探索者和殖民者已经不是那么容易。王室吸引新殖民者的手段是，赦免死刑犯或徒刑很长的犯人，条件是他们必须移民到美洲。社会渣滓作为旧大陆派往新大陆的使者，开始横渡大西洋。哥伦布说如今居住在伊斯帕尼奥拉岛的西班牙人“尽是些流浪汉”。[5]

拉斯·卡萨斯说，发生了这些暴行，是因为现在向女王隐瞒真相比较容易。他对自己目睹的惨状大感不安，成了一位人权捍卫者，在美洲与欧洲之间来回穿梭，努力劝说卡斯蒂利亚政府阻止新大陆发生的恶行。

但在那些年里，为了健康考虑，伊莎贝拉的精力仅限于保障卡斯蒂利亚本身。大统传承的问题很紧迫，而且伊莎贝拉公主的死使得王国的左翼（与葡萄牙的边境）又一次变得脆弱。

伊莎贝拉公主死后，三十一岁的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又一次成了单身汉。伊莎贝拉女王曾努力劝他娶玛丽亚，而不是伊莎贝拉公主，因为伊莎贝拉公主不愿意再嫁，但曼努埃尔一世非常坚决地要伊莎贝拉公主，拒绝玛丽亚。现在，伊莎贝拉女王不得不又一次向他提议，将玛丽亚嫁给他（此时玛丽亚十五岁），希望他这一次能够接受。他接受了，最终娶了玛丽亚。

这对玛丽亚当然是非常尴尬的。但她排行第四，原本是双胞胎之一，但在娘胎里只存活了她一个。作为家中的第三个小妹，她已经习惯于在别人有了自己的选择之后，接受别人挑剩下的。关于为玛丽亚置办服装和珠宝首饰的记载比她的哥哥姐姐少得多。衣服是很贵的，玛丽亚得到的可能是修剪过的二手衣服，而不是像哥哥姐姐那样得到大量新衣服。

所以她也可能会接受二手的丈夫。她一定感到痛苦，因为曼努埃尔一世多次拒绝她。最后，他才不情愿地同意。1500年4月，葡萄牙和西班牙王室签订了婚约。她的父母给了曼努埃尔一世不少油水。他将得到20万金多乌拉[6]的嫁妆，分三期支付。玛丽亚将得到450万马拉维迪的年金（来自塞维利亚的地租），可以财务独立，过得舒舒服服。[7]玛丽亚还将受到很好的侍奉，让国王的宫廷排场更辉煌。5月，大家决定，玛丽亚的内廷将有四十七人，其中有六名侍女、一名幕僚长、一名大管家、文书、会计、男仆和四名侍从。另外，她还有“两到三名白奴”陪伴。[8]这些白奴可能是在战争中从穆斯林那里俘虏的俄罗斯或希腊奴隶，但仍然被西班牙人当作奴隶来使唤。

但有一个小问题。曼努埃尔一世要娶的是亡妻的妹妹，这违反了《利未记》禁止与前任配偶的兄弟姐妹结婚的规定。当然，曼努埃尔一世是鳏夫，所以禁令可能并不适用。不过为了安全起见，他们还是决定从教皇那里获得批准（即正式的宗教上的豁免）。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不像过去那样好说话了。他开始觉得自己对西班牙成功的贡献没有得到充分认可，这在梵蒂冈导致了一些大发脾气的场面。这一次，他要求斐迪南封他的亲戚路易斯·博吉亚为巴伦西亚大主教，作为回报。这曾是切萨雷的教会职位，但他此时已经脱离了教会。罗德里戈觉得，他在当上教皇之前就是巴伦西亚大主教，这个位子属于他的家族，应当是世袭的。教皇于8月24日签署了批准曼努埃尔一世与玛丽亚结婚的文书。[9]

曼努埃尔一世与玛丽亚的婚礼于1500年10月举行。编年史家埃尔南多·德尔·普尔加尔说，葡萄牙的国王和贵族们“以盛大的仪式”欢迎了公主。[10]伊莎贝拉女王的葡萄牙姨母和亲戚们对玛丽亚百般追捧，帮助她适应葡萄牙的生活。

从一开始，这桩婚姻就传来好消息。1500年11月24日，葡萄牙一位廷臣给伊莎贝拉和斐迪南的信中写道：“感谢上帝，王后陛下总是衣着贵气，非常丰满、温和。国王对她表现出极大的爱意，对她十分依恋，宫廷的所有绅士和贵妇都很爱她。”[11]

玛丽亚性情柔顺而随和，愿意既往不咎，也得到了夫君的热烈欢迎。次年夏季她怀孕了，于1502年6月6日生下了一个儿子，即未来的若昂三世国王。再下一年，她又生了个可爱的女儿，取名为伊莎贝拉。随后十年里，她几乎每年都生一个孩子。一共八个孩子长大成人，葡萄牙王位传承安全无虞。编年史家普鲁登西奥·德·桑多瓦尔修士写道：“上帝给他们的果实非常丰饶。”[12]

有了玛丽亚王后的陪伴，曼努埃尔一世国王的生活平稳有序而成果丰硕。葡萄牙历史学家安东尼奥·恩里克·德·奥利韦拉·马克斯写道：“从16世纪初开始，在他一生中，葡萄牙人无论在阿拉伯半岛还是马来西亚，捷报频传，完全控制了印度洋。”[13]伊莎贝拉的女儿就是不断扩张的葡萄牙帝国的王后，而她在卡斯蒂利亚故国的亲人则统治着幅员辽阔且持续扩张的西班牙帝国。探险家瓦斯科·达伽马绕过了好望角，于1498年从海路抵达印度，并带着满船香料返回葡萄牙。如今葡萄牙人找到了绕过奥斯曼瓶颈去亚洲的道路，绕过非洲海岸，直接获取亚洲的丝绸、香料和其他商品。葡萄牙人还扩大了在南美洲的巴西的领地。根据1494年瓜分全球的《托尔德西利亚斯条约》，巴西是属于他们的。

现在，大家清楚地看到，《托尔德西利亚斯条约》正中伊莎贝拉的下怀，因为现在她是西班牙女王，而她女儿是葡萄牙王后。母女俩统治着世界的很大一部分，财富泉涌般输入她们的国家，给了她们充足的财力去做很多事情。历史学家爱德华·麦克默多写道：“堂曼努埃尔此时处于王室辉煌的巅峰。荣誉、财富，一切似乎都争先恐后地将自己奉献在他脚下。”他们生活在“真正东方式的奢华与美丽排场中。欧洲各地的歌手和演员争相献艺，取悦国王，在他卧室为他奏乐，催他入眠。赛马、塔霍河畔的骑行、山珍海味的宴席、斗牛赛、比武大会，都是宫廷的娱乐”。[14]

玛丽亚王后和曼努埃尔一世国王像伊莎贝拉女王一样，在新大陆也致力于传教和基督教信仰的灌输。葡萄牙人派遣了很多传教士到非洲、南美洲和亚洲，扩大了基督徒的数量。里斯本城门处的贝伦修道院，就像塞维利亚的大教堂一样，是所有远航的葡萄牙水手出发和归来时必去的地方。探险家们在起航前要在这里听弥撒。卡斯蒂利亚人当然也是一边探索，一边传教。对伊莎贝拉女王及其女儿玛丽亚来说，西班牙与葡萄牙的联盟在方方面面都很成功，她们认为这是因为上帝恩宠她们。

玛丽亚曾明确地这么说过。修士埃尔南多·涅托曾问她，她是否因为一生中得到的馈赠——她的幸福婚姻、孩子们和享受的财富——而感激上帝。玛丽亚王后当场跪下，举手祷告，说：“我感谢你，伟大的真正的上帝，感谢你给我所有这些馈赠和利益。”[15]

但伊莎贝拉女王的工作还没有结束。家里还有一个孩子，也是她最小的孩子卡塔利娜，一般被称为“阿拉贡的凯瑟琳”。在商谈婚姻和嫁妆的这么多年里，她已经长大了，一直被称为威尔士王妃。她终于可以前往英格兰了。伊莎贝拉不愿意失去她，用了一个又一个借口延缓凯瑟琳的启程。1499年5月19日，为凯瑟琳和亚瑟举行了代理婚礼[16]。10月，亚瑟王子写信给凯瑟琳，问她何时亲身到英格兰。1500年1月，英格兰王室再次询问。4月，西班牙人解释说，凯瑟琳之所以耽搁，是因为国内发生了穆斯林叛乱，后来又因为天气恶劣而未能起航。10月，英格兰人再次询问，凯瑟琳何时前往。1501年1月，伊莎贝拉女王告诉他们，凯瑟琳暂时还不能出发，因为临行前要见父亲一面。5月21日，他们说，她身体染病，不能动身。7月，他们说，西班牙天气炎热，所以她动身很慢。

事实是，到1501年，旅行计划敲定的时候，伊莎贝拉女王已经被普遍认为“健康状况很差”，所以不愿意让自己伶俐体贴的女儿离开。[17]母女俩的性情和仪态很相似，都知道一旦凯瑟琳离开西班牙，可能就永远见不到彼此了。

凯瑟琳最终于1501年夏季出发，也就是代理婚礼的两年后。她母亲身体虚弱，未能送她到海边道别，就像她当年为胡安娜送行去佛兰德那样。她们在格拉纳达辞别了。凯瑟琳于4月15日从北方的拉科鲁尼亚[18]起航时，只有十五岁。女王亲笔给船上的水手写了好几封焦虑的书信，确保他们尽力保护凯瑟琳。

旅途险象环生，和胡安娜与玛格丽特出嫁时的旅途一样。航海危险是因为当时的造船技术还很原始，船只很小，即便在风平浪静时也只能勉强算安全。凯瑟琳及其随行人员从西班牙到英格兰的旅途花了六周时间，首先越过比斯开湾，然后跨越英吉利海峡。在旅途初期，他们遭遇了从大西洋刮来的猛烈风暴。舰队中有一艘船失踪，他们不得不匆匆返回港口以修理船只，然后再度出发。这是煎熬人的磨难，但凯瑟琳一直保持镇静自若。

她的船只于1501年10月2日在普利茅斯下锚。欢呼的人群热烈欢迎这位公主。亨利七世国王筹划了盛大的欢迎仪式。他坚持要在婚礼举行之前，亲自去见公主。她揭开自己的新娘面纱，给他过目。他宣布自己非常高兴，并与她的父母分享自己的喜悦。“我们非常仰慕她的美丽，以及她宜人和尊贵的仪态。”亨利七世国王于1501年11月28日给斐迪南和伊莎贝拉的信中写道：“……我们欢欣鼓舞，由衷地喜悦……两个王室和两个王国之间的联合，如今已经圆满完成，所以英格兰和西班牙的利益浑然一体，密不可分。”

凯瑟琳和亚瑟于11月14日在老圣保罗大教堂举行婚礼。关于他们有无圆房，有些争议。据说皮肤苍白而身材苗条的王子“大摇大摆地从洞房出来，要喝啤酒”。[19]但凯瑟琳的家庭教师埃尔维拉·曼努埃尔说凯瑟琳还是个“清清白白的处女”。[20]但凯瑟琳和亚瑟都还年轻，所以就算有问题，将来也必然能解决。

最后伊莎贝拉将注意力转向最困难的问题。排行第三的胡安娜从没有接受过治国理政的教育，如今成了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还有那不勒斯与西西里岛，此外他们也渐渐意识到，还包括大西洋彼岸的广袤土地）的王位继承人。她聪明伶俐，受过良好教育，但没有受过统治国家的训练，所以必须将她召回西班牙，开始帮助她准备迎接未来的艰巨使命。所以，她必须和丈夫腓力大公一同回到卡斯蒂利亚。

但胡安娜那里出了些问题。或许伊莎贝拉在胡安娜前往佛兰德之前与她一起待在拉雷多的时候，就预感到了灾难。胡安娜抵达佛兰德的时候，腓力大公没有亲自迎接，这就不是一个好兆头。事实上，腓力身边的佛兰芒廷臣都被法兰西国王收买了，从一开始就努力破坏夫妻俩的关系。

腓力冷淡地将胡安娜抛在一边，自己慢吞吞地去迎接她，这预示着更糟糕的事情。他们不太般配，这很快就很明显了。胡安娜很美丽，腓力迅速与她圆房。胡安娜很快就怀孕了。但英俊而虚荣的年轻大公惯于从佛兰德和法兰西挑选最美丽的女人来享用，所以在他眼里，胡安娜并不算什么。另外，她的严肃性情和对他的炽热的爱，也让他感到腻烦和恼火。传记作者克里斯托弗·黑尔写道：“他唯一关心的，就是在布鲁塞尔的热闹宫廷寻欢作乐。”而胡安娜“泪流满面地抱怨”他对自己的冷淡，只会让他更不耐烦。[21]

胡安娜是在一个充满使命感、气氛融洽的宫廷长大的。她一直是受爱慕和宠爱的宝贝。而在佛兰德，她发现自己难以应付险恶的宫廷政治，那里的人面和心不和，一边假装亲近，一边却在暗地里坑害对方。腓力年纪很小的时候就死了母亲，所以他特别容易受到廷臣们的操纵，而这些廷臣也学会了利用他的兴趣、口味和欲望。

腓力的喜好非常前卫，近似奢靡。例如，他是佛兰芒画家耶罗尼米斯·博斯的赞助者，而博斯最有名的作品是《人间乐园》。博斯的作品表面上是宗教题材，但描绘的却是神奇而淫荡的人兽在梦幻般的田园风光中嬉戏。画作中常常出现色情的和性虐待的意象，让观看者不确定这究竟是在传达宗教教训，还是在鄙夷地嘲弄传统的道德观。

卡斯蒂利亚和佛兰德（后者由勃艮第人主宰）这两个国家的文化鸿沟是非常明显的，玛格丽特公主和胡安王子的随从们也是性情大异的。卡斯蒂利亚人宁静、庄重、严峻而虔诚，勃艮第人无拘无束、耽于享乐而愤世嫉俗。伊莎贝拉派到女儿身边的随从们震惊地发现，勃艮第宫廷“道德腐化”；勃艮第人觉得西班牙人老派而严峻乏味。[22]那些希望腓力抛弃胡安娜的佛兰芒和法兰西廷臣迅速找到很多办法来攻击她，让她显得愚蠢，甚至精神有问题。

遵照廷臣的建议，腓力控制了胡安娜的内廷，从佛兰芒贵族当中挑选新的侍从给她，并决定给他们付多少薪水。这在宫廷内造成了紧张气氛。有些佛兰芒人的薪水被降低了，因为宫廷的人数越来越多，需要领薪水的人比过去多了很多。有些跟随胡安娜前来的西班牙人得不到任何薪水。另外，胡安娜也得不到任何金钱来支付给他们。西班牙人被强迫遵守勃艮第人的风俗与生活标准，还被当作不受欢迎的外来者。

气候的变化也让西班牙人大吃一惊。胡安娜的西班牙随从们被北欧阴郁的严冬冻得瑟瑟发抖、垂头丧气，很多有办法的人就回国了，于是她身边的支持少了许多。取而代之的是佛兰芒廷臣，他们听从腓力的命令，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听从控制腓力的谋士们的命令。

不得不留在佛兰德过冬以等待玛格丽特前往西班牙的水手们的条件特别艰苦。胡安娜希望让玛格丽特早日启程，但没有成功。腓力对西班牙水手和士兵不闻不问，让他们在苦寒的北欧沿海自行解决过冬的难题。他不曾为他们的到来或住宿做任何准备工作。在随后几个月里，有多达9000西班牙水手和士兵因饥寒而死。

这样明目张胆的麻木不仁让卡斯蒂利亚人目瞪口呆。胡安娜身边剩余的卡斯蒂利亚侍从大为惊恐。佛兰芒人也从中看出，他们完全可以这样虐待西班牙人，而不必忌惮后果。

胡安娜没有钱给她的侍女们当嫁妆，这给她们中的一些人造成了危机。至少有一名卡斯蒂利亚侍女，出身地位很高的博瓦迪利亚家族，因此被召回国，嫁给西班牙人。但这个年轻女子忠于胡安娜，决定留在她身边。此外还有八名侍女留下。但胡安娜囊中羞涩，维持不了这些侍女的生活，于是她们一个个离开了胡安娜。最终她几乎完全被佛兰芒廷臣包围，其中很多人在拼命损害她的利益。陪同她远嫁佛兰德的西班牙人当中，只有两三名奴隶仍然在她身边。他们可能是没有别的选择。

这种局面是对胡安娜的背叛，也违背了她的婚姻契约。据历史学家贝瑟尼·阿拉姆说，1495年的条约规定，胡安娜和玛格丽特都将得到2万埃斯库多[23]的岁入，以维持她们自己及其内廷的生活。[24]在西班牙，玛格丽特得到的岁入不只这么多，还收到了其他许多贵重礼物。但在佛兰德，朝廷通过里尔的财政官衙发放给胡安娜的钱被截留，或者被佛兰芒廷臣贪污。

伊莎贝拉得知胡安娜在佛兰德的糟糕处境之后，促使她的驻佛兰德大使确保胡安娜得到应得的钱。他们尝试贿赂佛兰芒高官，以确保这些钱被支付给胡安娜，但其他人给这些高官的贿赂更多，以达到他们的目的。西班牙人的努力没有成功。就连胡安娜获赠的礼物也被夺走，分发给其他人。

腓力似乎刻意让局势恶化。他不给妻子任何钱，哪怕是零用钱也不给。在她的仆人和西班牙使者看来，她没有为他们去努力抗争，或者抗争得远远不够。她很快就似乎屈服于这难以容忍的条件，听天由命了。

一位到访佛兰德宫廷的西班牙大使写道，胡安娜“生活拮据”，以至于她的仆人“快要饿死”。[25]他说，胡安娜急需从父母那里得到经济支持。事实上，大使说，腓力不给他安排饮食，所以他也恳求卡斯蒂利亚给他送点现金。

腓力不定期给胡安娜金钱，而是大肆赏赐礼物，不过什么时候给，以及给什么，都由他决定。他赠给她一些属于他家族的贵重珠宝，有时也给她的仆人礼物和现金，所以他们更忠于腓力，而不忠于她。事实上，他们很快发现，只要不理睬、不尊重胡安娜的权威，他们就更容易得到腓力的恩宠。

这是典型的家庭暴力，让被征服的一方稀里糊涂、手足无措。腓力让胡安娜害怕、恐惧，并公开受辱。他不给她生活必需品，限制她获得金钱、朋友和与家人的联系。历史学家南希·鲁宾写道：“腓力……虐待胡安娜的手段简直成了一门精细的艺术，用性、温柔和恐吓来主宰她。”[26]

腓力自己则被一名官员弗朗索瓦·德·布斯莱登控制，此人是贝桑松大主教，把大公掌握在自己手掌心，就像阿尔瓦罗·德·卢纳牢牢控制伊莎贝拉的父亲、胡安·帕切科主宰伊莎贝拉的哥哥恩里克四世一样。就连描述其关系的措辞也很像。派驻佛兰芒宫廷的西班牙大使古铁雷·戈麦斯·德·富恩萨利达写道，“大主教若是不发话，腓力都不知道怎么吃饭。”[27]

腓力的谋臣们纵容和怂恿他的恶习，以此控制他，就像阿尔瓦罗·德·卢纳操纵伊莎贝拉的父亲——卡斯蒂利亚国王胡安二世一样。胡安娜的处境和自己的外祖母伊莎贝拉类似，都被夹在丈夫及其宠臣之间，也同样不知道如何解决问题。

有一次，西班牙大使富恩萨利达敦促胡安娜强硬起来，与腓力独处的时候提出自己的要求。胡安娜摇摇头，悲伤地说，无论她私下里和腓力说什么，他都会告诉大主教。她告诉富恩萨利达，大主教是“腓力灵魂的绝对主人”。[28]

很快就有迹象表明，腓力脑子里在盘算对胡安娜不利。胡安娜的哥哥胡安王子于1497年去世后，她为他服丧，腓力很快开始自称阿斯图里亚斯亲王，但这个头衔应当属于胡安娜的姐姐伊莎贝拉，即葡萄牙王后。腓力还开始努力想办法拉拢法兰西支持他对卡斯蒂利亚王位的权力主张，以取代他的大姨子伊莎贝拉，尽管她才是王位的合法继承人。伊莎贝拉及其儿子米格尔的死为腓力控制整个西班牙扫清了道路。他似乎觉得胡安娜的存在很讨厌。1502年他抢在胡安娜前头进入托莱多，不是偶然。他决心取代她的位置。

腓力对自己儿女的态度也非常冷酷。在生孩子这个问题上，他对胡安娜控制欲极强，常虐待她。他们的孩子如期而至。1498年年末，大家都在屏住呼吸等待一个男孩的诞生，但这年11月15日，胡安娜生了个女儿埃莉诺。胡安娜身体健壮，生产非常顺利。

腓力在妻子分娩后大肆夸耀自己，他身穿富丽堂皇的锦缎和绿色丝绸衣服参加比武大会，以庆祝孩子的安全降生，赢得了群众的掌声。但他私下里告诉胡安娜，他觉得生了个女儿是令人沮丧的失败，他不会为供养这孩子出一分钱。据西班牙大使的说法，大公说：“因为这是个女孩，让大公夫人自己承担孩子的抚养。如果上帝给我们一个儿子，我会出钱抚养。”[29]

但胡安娜很快又怀孕了，这一次，1500年2月24日，在根特生下了万众期待的男孩，取名为查理。这就是伊莎贝拉女王在卡斯蒂利亚预言的那个孩子，因为他出生于圣马提亚的瞻礼日，他最终将成为西班牙国王。

第三个孩子伊莎贝拉出生于1501年，得名自胡安娜的母亲。小伊莎贝拉出生不久后，腓力把孩子们从胡安娜身边带走，安排由其他人抚养。这对她是新的打击。

我们不清楚伊莎贝拉女王对这些事态了解多少，也很难说，假如她知道，能够做些什么。她只能从大使那里了解到一鳞半爪的情况，似乎没有人能够认清胡安娜身边发生的怪事，尽管大家都同意，存在严重的问题。西班牙大使们敦促胡安娜写信给母亲，但她没有解释自己为什么不多给母亲写信。在大使的一再问询下，她承认自己非常想念母亲，若是写信，伤痛太大。她告诉一名到访的教士，她“一想到自己的母亲，以及与她分隔多么遥远，就忍不住落泪”。[30]

由于多方面原因，伊莎贝拉女王希望胡安娜回国。她和斐迪南国王敦促年轻夫妇尽快到西班牙来，并带上孩子，以确保他们的遗产。由于西班牙与法兰西的关系持续紧张，西班牙的两位君主告诉年轻夫妇，要坐船来。此时，因为法兰西入侵意大利，西班牙与法兰西已经陷入了多年争端，斐迪南还因为法兰西仍然占据鲁西永和佩皮尼昂这两座边境城市而愤愤不平。如果法兰西俘获了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的王位继承人，西班牙就将丧失一切砝码，胡安娜还可能会受到伤害。

但腓力坚持走陆路，穿过法兰西。他同意向路易十二国王宣誓效忠，以换取两国边境上三座城镇的控制权。胡安娜拒绝臣服于法兰西，刻意穿着西班牙服饰，并在舞会上跳了一支西班牙舞，令法兰西东道主恼火，让她丈夫窘迫。此时他似乎已经到了完全无法容忍看到她的地步。

这对年轻夫妇于1502年抵达西班牙时的情况就是这样。伊莎贝拉女王派遣她高度信赖的好友古铁雷·德·卡德纳斯（三十年前她登基的时候，就是他在庆典上高举宝剑）去边境迎接并护送他们到宫廷。德·卡德纳斯自女王的少女时代就是她力量的源泉和可信赖的盟友，她在处置新的家庭关系时，寻求他的辅佐。

伊莎贝拉没有安排好胡安娜和腓力进入托莱多的仪式，但其他方面的很多事情都按照计划顺利进行了。他们来到这座古老的西哥特城市，因为国会在那里召集。伊莎贝拉安排国会向胡安娜宣誓效忠，尊她为母亲的当然继承人，而腓力获得的是较低的君主配偶的身份。然后夫妻俩前往萨拉戈萨，阿拉贡国会同样向胡安娜宣誓效忠，这是他们有史以来第一次指定女性为王位继承人。腓力意识到自己的继承权下降了一位，很不高兴。他不愿意仅仅当女王的配偶。勃艮第曾经有过女性统治者，所以他对女性掌权的概念并不陌生，但他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他大发雷霆。

伊莎贝拉和斐迪南尽其所能地平息紧张气氛。他们努力去更加了解腓力，对其施加影响，但他显然更关心娱乐，而不是教导。他的粗野举止与他的青春帅气形成对照，使得所有人都感到不舒服。在布尔戈斯的一次比武大会上，他向人群抛掷吃剩的糖果，看着穷人争抢，哈哈大笑。他喜欢在化装舞会上穿土耳其服饰，并假装自己是摩尔人。但伊莎贝拉和斐迪南还是安排了聚会、宴席和比武大会，为腓力提供消遣。胡安娜又一次怀孕之后，讨好腓力变得更重要。伊莎贝拉和斐迪南希望腓力和胡安娜永久性留在卡斯蒂利亚。

但腓力越来越急切地要离开。他的亲密伙伴布斯莱登大主教和他一起到了西班牙，在短暂患病后暴毙。腓力厌恶卡斯蒂利亚的生活，简直恐慌起来。他似乎觉得，大主教是被毒死的，他自己也会遭到同样命运。他急于尽快离开卡斯蒂利亚。他宣布自己立刻就要动身。

伊莎贝拉和斐迪南恳求他留下。圣诞节到了。他们又一次与法兰西交战，争议话题仍然是那不勒斯和鲁西永。胡安娜怀孕的月份已经大了，让她走远路很危险。

但腓力坚持要走，说他已经答应自己的臣民，要在一年内返回佛兰德。让胡安娜公主在圣诞节期间被丈夫抛下，是很尴尬的事情。她还爱他，至少在某些层面上是爱的，但他对她毫无兴趣，所以她在这段关系中无计可施。她哭泣，抽噎，哀求他留下。他粗暴地拒绝，这在卡斯蒂利亚宫廷人尽皆知。彼得·马特对他的顽固感到震惊。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这些事情也没有让腓力软下心肠，他无比坚决，准备出发了。”[31]

圣诞节期间，腓力起航前往佛兰德。他跨越边境进入法兰西之后，找到了许多新的娱乐。法兰西人是寻找愉快消遣的大师。他在那里逗留了数月，明确表示他离开卡斯蒂利亚的理由都只是借口。胡安娜的父母正在与法兰西争夺那不勒斯，对他的不忠和软弱性格感到震惊。他完全被法兰西人主宰，受制于他们，这对他自己和对西班牙的利益都是威胁。彼得·马特写道：“他的谋臣都被法兰西的贿赂收买了。他们对他的影响力极大，以至于他似乎不是自己的主人。”[32]

腓力继续在法兰西停留，让胡安娜越发感到自己被抛弃了，她对他在夫妻分离期间的拈花惹草十分吃醋，甚至到了执迷的地步。她的担忧不是没有根据的。西班牙驻佛兰德大使古铁雷·戈麦斯·德·富恩萨利达写道：“他特别容易受到谋臣的影响，那些人让他过着放荡的生活，执迷不悟，带他从一个宴会去另一个宴会，从一个女人身边到另一个女人身边，直到他的身体和灵魂都被法兰西人控制，他们把他变成了自己的卫星。”[33]

胡安娜备受羞辱和伤害，竟将怒火转向自己的母亲，因为母亲坚持要她留在西班牙。斐迪南又一次上战场，在佩皮尼昂与法兰西人交战，所以伊莎贝拉承受了胡安娜的大部分的怒火。公主“终日愁眉苦脸，日日夜夜地胡思乱想，若没有人催她，她就一言不发；一旦说话，都是令人不快的话”。彼得·马特写道。[34]

3月，胡安娜几乎无法抑制的怒火还在燃烧的时候，在埃纳雷斯堡生下了自己的第四个孩子，也是她的第二个儿子。他被取名为斐迪南，以纪念他的外祖父。这次分娩仍然很顺利。胡安娜的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就开始坚持要求到自己丈夫身边。她发了疯似的要重新夺回他的爱和关注。为了尽快动身，她愿意把婴儿留在她父母身边。伊莎贝拉想尽办法延缓她的动身，因为要去佛兰德，就需要从陆路经过法兰西，此时西班牙与法兰西激战正酣；若走海路，就要承受极大风险。

伊莎贝拉劝服胡安娜，她们应当去家乡，即塞哥维亚的宫殿，因为塞哥维亚在去往布尔戈斯的路上，因此也在去佛兰德的路上。到了那里之后，她派遣胡安·德·丰塞卡护送胡安娜继续前进，去梅迪纳·德尔·坎波。伊莎贝拉一定是觉得此事十分微妙，才挑选胡安·德·丰塞卡，因为他原本已经在忙于监管前往新大陆的远航，她一定是觉得可以完全信赖他。

胡安娜抵达梅迪纳·德尔·坎波的拉莫塔城堡之后，收到了腓力的一封信，要求她到他身边。她大吵大闹地要立刻出发。她命令仆人开始收拾行装，准备动身。这让胡安·德·丰塞卡陷入了两难境地，因为如果他阻拦她，就会招致她的愤怒；如果他不阻拦，就等于是违背了女王的命令。最后丰塞卡命令将要塞大门紧闭，不准胡安娜离开。她大发脾气，威胁等她当了女王之后要处死他。的确，伊莎贝拉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胡安娜很快就会有权力惩罚让她不悦的人。

丰塞卡向伊莎贝拉发去十万火急的消息，告诉她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努力劝说胡安娜等待她母亲抵达来商讨此事。胡安娜怒气冲冲，企图冲出要塞，仿佛要孤身一人去佛兰德。丰塞卡坚持自己的立场，不准开门。胡安娜大声叫骂哭喊，拒绝回房，于寒风中在要塞城墙上待了一夜。她飘忽不定和歇斯底里的行为引起了全城人的注意。

伊莎贝拉女王的身体很差，但她是个护犊心极强的母亲，立刻上路去照顾自己的女儿。就像当年与葡萄牙人发生战争、国内爆发叛乱、她的长女伊莎贝拉还是个孩子的时候被困在塞哥维亚城堡蒙受风险，她急匆匆奔去营救女儿一样。伊莎贝拉和胡安娜的对质让双方都很痛苦。带有虐待性质的关系里，执迷不悟的爱是可怜兮兮的景观，而这一旦发生在王室，立刻就成了令人窘迫的公共丑闻。

最后胡安娜冷静下来，离去了。伊莎贝拉精疲力竭，再也不能前进，于是在梅迪纳·德尔·坎波家中住下。这是她童年很熟悉的地方。这不幸的事件让她越发衰弱。她的一位秘书写道，伊莎贝拉女王“被公主殿下搞得悲恸而疲惫”。[35]

与此同时，伊莎贝拉对卡斯蒂利亚的梦想似乎要化为泡影了。胡安娜的行为明确表明，她缺乏稳固确立自己为女王而必需的冷静和稳重。而且她和一个轻浮而堕落的男人捆绑在一起，这男人更关心自己享乐，而非西班牙的利益。

胡安娜返回佛兰德之后，发生了更多戏剧性事件。腓力与宫廷的一位女士发生了炽热的婚外情。胡安娜大吃其醋，向竞争对手猛扑过去，命令将那女人的长长金发剪掉。腓力暴跳如雷。“他对她的言辞非常残酷，对她伤害很大。他们说他还动手打她。”编年史家阿隆索·德·圣克鲁斯写道，“因为胡安娜公主是个娇弱的年轻女子，而且自幼娇生惯养，受到母亲的教导，所以对自己受到的虐待非常悲愤，病倒在床。”[36]

为了让胡安娜闭嘴，腓力命令将她关在卧室内。她猛烈捶打地板和天花板，要求与丈夫说话。他置之不理，她开始绝食。西班牙大使的报告让伊莎贝拉更悲伤，她敦促使者们想办法促进互相争斗的夫妻间“互爱和谐”。[37]

伊莎贝拉的御医担心，女王因为胡安娜而产生的感情波动会促使她的健康恶化。她的病情的确从那时起持续恶化，几乎一直高烧不退。“女王忧心忡忡，对腓力王子非常恼火。”圣克鲁斯写道，“她也为自己安排了他们的婚姻而感到痛苦。”[38]

但伊莎贝拉还有另外一件棘手的家事要解决：又有一位年轻的亲戚英年早逝。凯瑟琳的丈夫威尔士亲王亚瑟于1502年4月2日因瘟疫去世。凯瑟琳也染上了瘟疫，但活了下来。又有一个宫廷陷入深切的哀恸。他们又需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如何安排寡居的公主。

伊莎贝拉女王向英格兰国王提了两个建议：要么把凯瑟琳送回西班牙，要么把他嫁给亚瑟的弟弟亨利。两国宫廷都在考虑第二个选择，以及如何顺畅地处理财政上的安排。当然，这立刻引发了新问题，因为当初凯瑟琳和亚瑟结婚时为了金钱的争执还没有平息，嫁妆的一部分还没有支付。

亨利七世国王一边为自己儿子哀悼，一边紧紧抓住自己的保险箱。他要求西班牙朝廷支付剩余的嫁妆。他让年轻公主的生活很困难，拒绝给她现金以支付她自己和侍从的生活开销。凯瑟琳成了寡妇，就已经够糟糕的了，现在她还成了一个穷困的寡妇。她不得不从娘家和亨利七世国王那里哀求施舍。唯一安慰她的，是婆婆约克的伊丽莎白的善意。

但这唯一的支持也消失了。亚瑟王子去世大约十个月之后，约克的伊丽莎白因难产而去世。亨利七世为自己温柔而长期受苦的妻子的死流了几滴眼泪，然后开始寻求续弦。他觊觎凯瑟琳青春年少的面庞和身体。或许当初她抵达英格兰时，他急于看她，不仅仅是为了儿子的利益。他写信给卡斯蒂利亚，建议把凯瑟琳嫁给他。

这建议让伊莎贝拉女王大为震惊。她明确无误地拒绝了。“那将是史无前例的非常糟糕的事情，仅仅提及，就冒犯人的耳朵。”她告诉自己的驻英大使。[39]她坚持说，英格兰的唯一选择是年轻的亨利。要么让凯瑟琳嫁给亨利王子，要么让她回家。

但要安排这桩婚事，又需要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批准亨利娶自己兄长亚瑟的遗孀。但她真的算是遗孀吗？有一个尴尬的问题是，凯瑟琳与亚瑟是否已经圆房。有人说有，有人说没有。

斐迪南国王被要求向教皇提出这个请求。教皇是国王的毕生盟友，不过他们的关系也有过起伏。这些关于教皇特许的长距离讨论非常耗时和复杂，有时要花费昂贵的代价，所以伊莎贝拉开始寻求所有人的帮助，以确保教皇的官方文书尽快送抵西班牙和英格兰宫廷。

1504年，让人等待许久的文书终于到了。伊莎贝拉长舒了一口气。她知道自己已经时日无多，看到凯瑟琳终于顺利地成为未来亨利八世国王的王后，或许能够缔结一段美满婚姻，她感到满意。

毕竟，已经有了教皇的许可和祝福，能出什么差错呢？[40]

[1] Caro Lynn，A College Professor of the Renaissance：Lucio Marineo Sículo Among the Spanish Humanist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37），p.122.

[2] Peter Martyr to Perdro Fagiardo，Lord of Cartagena，December 19，1494，in Opus Epistolarum：The Work of the Letters of Peter Martyr（London：Wellcome Library）.

[3] Ferdinand Columbus，The Life of the Admiral Christopher Columbus：By His Son Ferdinand（New Brunswick，N.J.：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59），p.215.

[4] Bartolomé de Las Casas，An Account，Much Abbreviated，of the Destruction of the Indies，ed. Franklin W.Knight，trans. Andrew Hurley（Indianapolis：Hackett，2003），p.xvi.

[5] Bartolomé de Las Casas，History of the Indies，trans. Andrée Collard（New York：Harper&Row，1971），p.71.

[6] 多乌拉是11～16世纪伊比利亚半岛的多种金币，币值在不同世代和地区差别很大。“多乌拉”原先的意思是“两个马拉维迪”。

[7] Ruth Mathilda Anderson，Hispanic Costume，1480-1530（New York：Hispanic Society of America，1979），p.142.

[8] Document from Academia de la Historia Colección Salazar，A-11，fol.288r-ⅴ，cited in Luis Suárez Fernández，Politica internacional de Isabel la Católica：Estudios y documentos（Valladolid：Universidad de Valladolid，2002），pp.6：108-9.

[9] Nancy Rubin，Isabella of Castile：The First Renaissance Queen（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1），p.378.

[10] Hernando del Pulgar，Crónica de los Senores Reyes Católicos Don Fernando y Doña Isabel de Castilla y de Aragón（Madrid：Biblioteca de Auto res Españoles，Librería de los Sucesores de Hernando，1923），p.3：65.

[11] Ochoa de Isasaga to the Reyes Católicos，November 24，1500，Estabdo Leg.3678，fol.17，cited in Antonio de la Torre，and Luis Suárez Fernández，Documentos referentes a las relaciones con Portugal durante el reinado de los Reyes Católicos（1858；Valladolid：Consejo Superior de Investigaciones Científicas，Patronato Menéndez Pelayo，1963），pp.66-69.

[12] Fray Prudencio de Sandoval，Historia de la vida y hechos del emperador Carlos V（Madrid：Biblioteca de Autores Españoles，Atlas，1955），p.22.

[13] Antonio Henrique de Oliveira Marques，History of Portugal，vol.1，From Lusitania to Empir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2），p.2：214.

[14] Edward McMurdo，History of Portugal（London：St.Dunstan’s House，1889），pp.3：111-13.

[15] José-Luis Martín，Isabel la Católica：sus hijas y las damas de su corte，modelos de doncellas，casadas y viudas，en el Carro de las Doñas，1542（Ávila：Diputación Provincial de Ávila，Institución “Gran Duque de Alba，” 2001），p.109.

[16] 即本人未到场，由他人代行仪式。

[17] Sandoval，Historia de la vida y hechos，p.20.

[18] 拉科鲁尼亚为西班牙西北部港口城市。

[19] Giles Tremlett，Catherine of Aragon：The Spanish Queen of Henry Ⅷ（New York：Walker&Co.，2010），p.81.

[20] Garrett Mattingly，Catherine of Aragon（New York：Quality Paperback Books，1941），p.55.

[21] Christopher Hare，The High and Puissant Princess Marguerite of Austria，Princess Dowager of Spain，Duchess Dowager of Savoy，Regent of the Netherlands（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ons，1907），p.79.

[22] Bethany Aram，Juana the Mad：Sovereignty and Dynasty in Renaissance Europe（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5），p.35.

[23] 西班牙、葡萄牙的古货币，不同时期的币值差别很大。

[24] Bethany Aram，Juana the Mad：Sovereignty and Dynasty in Renaissance Europe（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5），p.47.

[25] Subprior of Santa Cruz to Fernando and Isabel，January 15，1499，Archivo General de Simancas，Patronato Real 52-116，cited Bethany Aram，Juana the Mad：Sovereignty and Dynasty in Renaissance Europe（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5），pp.48，49.

[26] Rubin，Isabella of Castile，p.377.

[27] Jacobo Stuart Fitz-James and Falcó Alba，Correspondencia de Gutierre Gómez de Fuensalida（Madrid：Imprenta Alemana，1907），p.xxvii.

[28] Jacobo Stuart Fitz-James and Falcó Alba，Correspondencia de Gutierre Gómez de Fuensalida（Madrid：Imprenta Alemana，1907），p.xxv.

[29] Tomás de Matienzo to Fernando and Isabel，January 15，1499，Archivo General de Simancas，Patronato Real 52-116，cited in Aram，Juana the Mad，p.52.

[30] Subprior of Santa Cruz to Isabella，January 15，1499，in Bergenroth，ed.，Calendar of Letters，Despatches，and State Papers.

[31] Peter Martyr to Cardinal Santa Croce，September 20，1502，in Opus Epistolarum.

[32] Peter Martyr to Cardinal Santa Croce，December 19，1503，in Opus Epistolarum.

[33] Stuart Fitz-James and Alba，Correspondencia de Gómez de Fuensalida，p.ix.

[34] Peter Martyr to Cardinal Santa Croce，March 10，1503，in Opus Epistolarum.

[35] Vicente Rodríguez Valencia，Isabel la Católica en la opinión de españoles y extranjeros，siglos XV al XX（Valladolid：Institute “Isabel la Católica” de Historia Eclesiástica，1970），p.1：278.

[36] Alonso de Santa Cruz，Crónica de los Reyes Católicos，ed Juan de Mata Carriazo y Arroquia（Seville：Escuela de Estudios Hispano-Americanos de Sevilla，1951），p.302.

[37] Aram，Juana the Mad，p.77.

[38] Santa Cruz，Crónica de los Reyes Católicos，p.302.

[39] Tremlett，Catherine of Aragon，p.99.

[40] 后来的故事非常有名。亨利八世因凯瑟琳没有生下男性继承人而厌弃她，为了与她离婚并娶安妮·博林，与天主教会发生冲突，后来英格兰脱离了天主教会。

二十二 失去牧者的教会

在生命的最后两年，伊莎贝拉女王的全副精力集中于对她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她的宗教信仰、儿女的福祉，以及西班牙的安全。

对法战争仍在进行，一年年拖下去，令人疲惫。法兰西开始命途多舛的入侵意大利半岛的行动，已经差不多过去十年了。1499年，贡萨洛·费尔南德斯·德·科尔多瓦离开西班牙，去希腊和意大利作战。1503年，他又参加了那不勒斯的扫荡残敌的行动。他和他的部下为西班牙的两位君主效力，勇猛无畏而不知疲倦地奋斗，抵挡着严酷天气、疲劳，甚至饥馑。随着战争继续，女王一直是他最坚持不懈的支持者。1503年5月，她亲笔写信给他，敦促他在那不勒斯赢得彻底胜利。“所有基督徒和异教徒的眼睛都在注视你的事业。”她这样告诉他，恳求他尽快前进，取得尽可能大的战果。[1]

尽管女王对贡萨洛很忠诚，但西班牙有人在大力诋毁攻击她，领头并煽风点火的就是斐迪南，他从远距离批评贡萨洛的所谓错误或过失。那些斥责贡萨洛的战役花费过大、耗时过久的人，都会得到国王恩宠。传记作家玛丽·珀塞尔写道：“所有人都窃窃私语，贵族们，甚至国王本人都说大元帅的好运气用完了。……伊莎贝拉女王是唯一支持他的人，说他们不应当在亲眼看到战况之前就评判他。”[2]

但所有目睹贡萨洛作战的人，都认可他的英勇。一位法兰西编年史家写道：“西班牙人打起仗来像魔鬼，大元帅在进攻的第一线冲锋陷阵，直呼自己的武士们的姓名，鼓舞他们。”[3]1503年12月，在加里尼奥拉，通过一次经典的奇袭，他赢得了一场压倒性胜利。他在冬季寒风刺骨、大雨瓢泼的恶劣天气中攻击法兰西军队。敌人的一些关键的防御阵地无人防守。西班牙人建造了一座隐蔽的桥，部队借此猛然冲入法军营地，“一举全歼在意大利的法兰西军队”。军事史学家查尔斯·奥曼写道。[4]

西班牙人大获全胜。彼得·马特写道：“参战的法兰西人中，绝大多数都死于刀剑、饥馑、疾病，逃脱的人极少。”[5]在卡斯蒂利亚，伊莎贝拉女王对自己的长期好友取得的伟大胜利禁不住扬扬得意。“我坚信不疑，他必然胜利，”她告诉廷臣们，“大元帅办不到的，我们国内无人能办得到。那些诋毁他的人纯粹是出于嫉妒。”[6]

对法兰西人来说雪上加霜的是，大元帅在取胜之后，对落败的敌人大发慈悲。他收拢了法兰西残兵败将（他们被其领袖抛弃在意大利），免费提供交通工具，送他们回家。这对法兰西国王路易十二来说是又一剂苦药，于是他决定夺回鲁西永和佩皮尼昂，作为报复。为了这两个城镇，法兰西和斐迪南及其父亲已经争斗了五十年。斐迪南国王率军迅速北上，企图驱逐法军。在那不勒斯战争期间，大元帅赢得了所有的荣誉，国王置身于局外，现在他大放光彩的机会来了。

在卡斯蒂利亚，伊莎贝拉女王又一次开始了行动。她继续做自己最擅长的事情——动员军队、准备战争。她把战争后勤发挥到完美的程度，高效地聚集部队、给养、甲胄、马匹、大车、粮草和医疗物资，并准备好运输。用西班牙历史学家塔西西奥·德·阿斯科纳的话说，她成了军需后勤艺术的“完美专家”。[7]

但伊莎贝拉对此次军事行动并不感到高兴，因为她执着于讨伐穆斯林，而不是其他基督徒。据彼得·马特记载：

我们的天主教女王似乎从来不会因为这种成功而感到喜悦。每当她得知不管什么地方有基督徒流血死亡，就愁云满面。这是故作姿态还是发自内心，唯有上帝知道，因为他居住在人的内心。她叹息道，她更希望这些鲜血没有流，让这些人去对抗我们律法的敌人。但国王镇静自若，平静地说，不管敌人是什么人，都应当被消灭。[8]

彼得·马特说不准伊莎贝拉的悲伤是真是假。尽管他在她的宫廷生活了超过十五年，并在她身边待过很长时间，仍然很难把握她的真实感受。她掩饰自己真实思绪和情感的本领纯熟得惊人。

斐迪南率军奔向西班牙北部的战场之时，尽管胡安娜问题缠身，伊莎贝拉还是确保国王得到所需的给养和军械。全国各地派来装备精良的辅助部队。她定期了解部队的运动情况，每天有多名信使快马加鞭地送来战区的最新消息。但她对这次新战役并不热情。她担心法兰西人会愚蠢地尝试猛攻固若金汤的萨尔萨斯城堡，那样他们会伤亡惨重。到此时，西班牙已经连续征战三十年，西班牙军队已经成为一台极其高效的杀戮机器，伊莎贝拉可以预见法兰西必然再次遭到惨败。

事实上，在部队前进之时，伊莎贝拉女王给塞哥维亚的所有男女修道院发去书信，命令他们为法兰西士兵祈祷。在他们估计战役开始的那天，她率领宫廷作了一天的祈祷和斋戒。她为法兰西的安全祈祷。女王的祷告生效了：法兰西人决定在夜间，趁斐迪南及其士兵睡觉时，放弃自己的阵地。斐迪南发现法军撤退，于是追击，但法军已经安全逃脱了。伊莎贝拉得知丧命的基督徒极少，长舒了一口气。彼得·马特在1503年11月写道：“就这样，上帝听到了神圣女王和宫廷的教士与贵妇们的祈祷。他给了法兰西人一条出路，让他们安全撤退。那么，请感谢上帝。因为你赢得了一场流血极少的胜利，所以上帝亲近你。”[9]

当然，这样的结局没有给斐迪南希冀的那种光荣胜利，于是他继续批评贡萨洛·费尔南德斯·德·科尔多瓦。

伊莎贝拉还有一个任务要交给斐迪南：获取教皇的批准，好让凯瑟琳与亨利结婚。她自己不能直接向教皇请求许可，因为她此时正在与教皇公开冲突，通过信使给他送去了书信，批评他的行为和领导教会的方式。她相信，教会未能自我改良，使得教会陷入了危机。她表达这些担忧的时候，新教运动还没有开始，此时马丁·路德是埃尔富特的一名十九岁大学生；而反宗教改革运动，即天主教会对路德的批评做的回应，还是四十年之后的事情。

伊莎贝拉女王知道，在意大利，教皇亚历山大六世身边环绕着丑闻和批评。目光炯炯、长着鹰钩鼻的意大利讲道者吉罗拉莫·萨伏那洛拉发表了言辞激烈的布道，攻击教会和公共生活的腐败。他警告大家提防坏神父与坏僧人、鸡奸、色情作品、赌博、卖淫、酗酒和放荡服装。他告诉群众，上帝会降下灾祸，以惩罚人们的罪孽。1492年年末，他在夜间得到了一个幻象，看见天上一只手挥舞着剑。他警示说，上帝在发怒，将要复仇。此时奥斯曼土耳其人占据上风，在各地击溃基督徒军队，所以全欧洲人都愿意听信他的这番推论。萨伏那洛拉告诉他的追随者：“天主的剑要来了，很快就要来。”1495年，法兰西军队野蛮入侵意大利，很快让佛罗伦萨群众相信，他预见了未来。

他关于教会腐化堕落的讲道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包括伊莎贝拉。她正在努力涤荡西班牙教会的腐败。萨伏那洛拉的传记作者戴斯蒙德·苏厄德写道：“他的首要目标是改革和复苏天主教世界。”伊莎贝拉也在同样的动机驱使下努力，尽管她不愿意如此公开地挑战教会。

萨伏那洛拉获得了更多追随者，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开始感到不安，因为萨伏那洛拉谴责的很多罪恶，亚历山大六世自己都犯过。教皇打算收买萨伏那洛拉，于是提议封他为红衣主教，但这名修士公开拒绝了这诱惑，并称戴上这主教冠的人会遗忘基督生活的关键教义。

“虚荣的篝火”事件令萨伏那洛拉声名鹊起，这一事件发生在1497年和1498年的大斋节。商业银行家和佛罗伦萨实际统治者洛伦佐·德·美第奇死后，城里出现了权力真空。1496年和1497年，佛罗伦萨发生了旱灾和饥荒。儿童倒毙在街头；人们蜂拥而去，抢夺施舍的免费粮食，导致有人被踩踏而死。萨伏那洛拉劝服群众，他们的淫荡享乐招致了上帝的怒火。他呼吁他们搭建一个木头平台，在上面烧毁代表人类罪恶的东西和并非生活必需的奢侈品。被投入篝火的东西包括华丽服装、纸牌、画作和书籍，其中有的是色情作品，但也有伟大的艺术作品，它们歌颂作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核心的感官享受。

很快萨伏那洛拉开始公开谴责教皇，亚历山大六世起初对此不予理睬。随着支持者越来越多，佛罗伦萨的修士对教皇的詈骂也越来越刺耳。他把亚历山大六世比作奴役以色列人的埃及法老，将自己比作解放人民的摩西。最后教皇受够了，决定永久性除掉萨伏那洛拉。他对萨伏那洛拉施以绝罚。但萨伏那洛拉反驳说，教皇的行动无效。亚历山大六世在一封信里称萨伏那洛拉为“小虫子”，他很快决定将这个讨厌的神父处死。[10]

萨伏那洛拉意识到自己的末日快到了。他停止讲道，决定向欧洲各国君主求救。他请求神圣罗马皇帝和法兰西、西班牙、英格兰与匈牙利国王召开一次会议，推翻教皇：

复仇的时刻到了。天主命令我揭示新的秘密，向世界明确宣示，由于你们的疏忽，圣彼得之船受到了怎样的威胁。教会从头到脚满是罪恶，但你们不仅没有设法医治它，还向污染教会的邪恶之源俯首称臣。因此，天主大为震怒，长期以来已经让教会没有了牧者。

然后他继续具体地攻击教皇，提及亚历山大六世“所有那些昭然若揭的罪恶——我宣布他不是基督徒，也不相信上帝的存在”。[11]

在给伊莎贝拉和斐迪南的信中，他补充了一些特别有针对性和攻击性的句子：“你们打败异教徒的胜利有什么益处？你们建造的是空中楼阁，因为教会的地基在崩坍，整个建筑就要毁灭。”[12]

萨伏那洛拉的盟友将书信送给各位统治者，包括西班牙的两位君主。但信的一个副本落入了教皇手中，这对他来说是压断骆驼脊背的最后一根稻草。很快，宗教法官就质疑萨伏那洛拉的正统性，希望证明他是个奸诈的异端分子。他遭到毒刑拷打，最终承认，他的讲道全都是“骄傲”的行动，是“为了个人出风头”。[13]他签署了认罪书。教会已经从他身上得到需要的东西，于是将他绞死，并焚毁尸体。那时他已经丧失了群众的拥护。他受火刑时，群众中的佛罗伦萨人往火里投掷火药，让火烧得更热。

但萨伏那洛拉的行动给了马丁·路德一些灵感。他仰慕萨伏那洛拉的言辞和挑战教廷权力的勇气。1524年，路德出版了一本书，记载萨伏那洛拉的冥思，并对其加以赞誉。

马丁·路德不是萨伏那洛拉的唯一仰慕者。在遥远的卡斯蒂利亚，伊莎贝拉女王收藏了萨伏那洛拉写的一份评论著作，还有一部手写稿，是宗教冥思的书，翻译成了西班牙文，称为《论诗篇第51篇》。[14]

伊莎贝拉私下里通过自己的大使向教皇施压，希望他能像萨伏那洛拉公开宣传的那样有所改良。她支持组建一个议事会，对罗马天主教会进行研究，并执行必需的改革。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反对她的做法。他是在现存制度下攀升到教会权力巅峰的，改革议事会可能会威胁他为自己和家人获得的一切。

因此，伊莎贝拉和教皇发生了一系列冲突。有时她发现与自己对抗的有西班牙教士，因为他们不支持她进行的教会改革；还有梵蒂冈，因为它抱怨她过于严苛。她任命西斯内罗斯为托莱多大主教，就象征着她在西班牙塑造的教会机构与罗马惯常的情况之间的差别。

许多西班牙教士已经惯于在教会拥有的大量地产上过轻松舒适的生活，由敬畏上帝的教民供养。这些教民通过向教会赠送货物与财产，来保障自己的灵魂得救。但卡斯蒂利亚的最高级教士托莱多大主教西斯内罗斯遵循的是基督本人的榜样，回避富丽堂皇的排场。他穿着粗布袍子，赤脚从一家修道院走到另一家，并寻求人们施舍饭菜。这是罗马与西班牙的天主教会之间早期争议的话题之一。教皇抗议说，西斯内罗斯没有维持教会的尊严，命令他穿得更尊贵些。

但西斯内罗斯固执己见，并得到伊莎贝拉的大力支持。他到了每一家修道院，都认真查账，寻找奢侈生活的迹象。他命令各家修道院取消所有的奢侈排场，只提供朴素和便宜的饭食，并放弃贵重服装。教士的小妾被从修道院赶走。他强调教士应当为信众服务。发出抗议的教士被赶出他们居住的修道院。有些教士举行了示威游行，在托莱多高举十字架，高唱“以色列人在流亡”，以强调自己的苦楚。[15]

教皇派遣葡萄牙红衣主教若热·达·科斯塔来调查。他与卡斯蒂利亚教士们达成一致意见，认为西斯内罗斯的节俭苦行措施太过分了。达·科斯塔求见女王，并告诉她，他认为西斯内罗斯的改革损害了修道院的利益，他的道貌岸然只不过是实现自己野心的借口。他坚持要求伊莎贝拉迫使西斯内罗斯辞职。[16]

女王面无表情地听他说话。他说完之后，她答道：“你疯了吗？你知道自己在和谁说话吗？”

红衣主教达·科斯塔冷淡地答道，伊莎贝拉和他一样，只不过是“一捧尘土”而已。换句话说，她的圣洁和西斯内罗斯一样，只是虚荣而已。[17]

但伊莎贝拉坚定不移地支持西斯内罗斯及其改革，她相信教会需要改革。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最终不得不在这个问题上妥协，允许西斯内罗斯继续开展改革。

但教皇战胜了另一个狂热的教士，臭名昭著的托马斯·德·托尔克马达，即斐迪南的前任忏悔神父，后成为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的首席宗教法官。托尔克马达变成了一个危险的狂热分子，于是教皇决定在1494年静悄悄地将他罢免，说这是为了照顾他的健康，因为他患了痛风。[18]

但几年后，伊莎贝拉和斐迪南突出地表达了对托尔克马达及其在异端裁判所工作的感激。1497年他们的儿子胡安王子去世后，遗体被安放在托尔克马达的宗教家园，即阿维拉的王家圣多马修道院，并特地要求拨出专款，在那里举行数千次弥撒，以抚慰胡安的灵魂。将胡安埋葬在那里，使得这座教堂成了一个朝圣地，增进了它在信徒当中的声望，也纪念了托尔克马达及其手段。

伊莎贝拉女王与教皇的分歧导致他们各自的最亲密盟友在罗马发生了多次激烈冲突。第一次这样的冲突让教皇措手不及。

在法兰西于1494年第一次入侵意大利之后，女王派遣贡萨洛·费尔南德斯·德·科尔多瓦去保卫教皇，他成功地帮助教皇国收复了港口城市奥斯提亚。1497年，教皇邀请大元帅去罗马，以便褒奖他。他以为这个虔诚的卡斯蒂利亚军人会受宠若惊；不料贡萨洛利用这次机会，表达了自己对梵蒂冈道德败坏的严重担忧，还说教皇没有给基督徒立下好榜样。据阿拉贡编年史家苏里塔记载，贡萨洛告诉教皇，他为教会制造了“丑闻和危险”。他要求教皇改过自新，并说他必须要这么做。教皇被贡萨洛的口若悬河震惊了，一时间说不出话来，被大元帅直言不讳的批评弄得“怯懦而羞愧”。[19]

两年后，伊莎贝拉及其盟友对教皇发出了新的批评。1499年年末，西班牙的两位君主命令他们的大使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向教皇大声宣读他俩写的对教皇的斥责，抨击他道德堕落、为自己孩子谋取私利，以及他的儿子切萨雷惊世骇俗的丑行。教皇大发雷霆，企图夺走这封信并将其撕成两半，高声辱骂伊莎贝拉和斐迪南。德·拉·维加在一封信里向伊莎贝拉汇报了此事，并说教皇“极度虚伪”，令人无法忍受。[20]

在1498年的另一次类似冲突中，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威胁要命人将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扔进台伯河。这话有点怪异，因为亚历山大六世自己儿子的死尸是从同一条河里打捞上来的。[21]听到这些话的大使们说，西班牙人告诉教皇，他的儿子的死是上帝在惩罚教皇的罪孽；教皇反驳说，卡斯蒂利亚的胡安王子和伊莎贝拉公主的死是因为伊莎贝拉女王篡夺恩里克四世国王之女的王位，因此犯下大罪，并高呼，伊莎贝拉和斐迪南是“侵略者和篡位者”。[22]

教皇生气的另一个原因是，他觉得伊莎贝拉在收复格拉纳达之后，应当给他的家族一些格拉纳达的土地。他让自己的儿子甘迪亚公爵乔万尼（他已经去了西班牙）向女王索要这样的土地，并以为女王一定会满口答应。但乔万尼后来被刺死并被扔进台伯河，他的遗孀（也是斐迪南的亲戚）顽固地大吵大闹，并开始一口咬定，她相信是乔万尼的哥哥切萨雷杀害了乔万尼。她要求以谋杀罪审判切萨雷。斐迪南的家族不仅没有慷慨地封赏土地，还要起诉教皇家。

乔万尼被谋杀的动机非常模糊。有些人相信，切萨雷怨恨自己被迫成为教士，嫉妒弟弟纵情享乐的世俗生活。也有可能是因为非常棘手的三角恋，因为切萨雷和乔万尼都与阿拉贡的桑恰有私情，而桑恰嫁给了他们的弟弟乔弗雷。但桑恰也是斐迪南的亲戚。这真是一团乱麻。

人们普遍怀疑切萨雷下令谋杀了斐迪南的另一个亲戚，那不勒斯国王阿方索二世的私生子——比谢列的阿方索。不幸的阿方索是切萨雷的妹妹——美丽的卢克雷齐娅的丈夫。令事情越发复杂的是，被谋杀的阿方索是切萨雷的情妇桑恰的兄弟。又是一团乱麻。

伊莎贝拉女王也非常不赞成切萨雷辞去红衣主教职位的动机和手段。切萨雷从来不想当教士。现在他的弟弟死了，他希望离开教会，娶一位公主，以便自己成为一位亲王。他看中了那不勒斯国王费德里科的女儿卡洛塔。卡洛塔不想嫁给切萨雷，因为大家都知道切萨雷患有梅毒，而且她父亲也不曾尝试强迫她嫁给切萨雷。斐迪南和伊莎贝拉也不这么打算。此时，他们全都开始觉得，与切萨雷扯上家庭关系，对自己的生命是威胁。

于是，切萨雷和他的教皇父亲与法兰西结盟了。这个举动出人意料，也与之前的事态很不协调，因为仅仅在两年前，亚历山大六世还呼吁全欧洲的统治者与他联合，对抗入侵意大利、控制教皇国土地和占领那不勒斯的法兰西人。现在教皇却化敌为友，而且法兰西国王路易十二向他提出了慷慨的提议。教皇批准路易十二与相貌普通而虔诚的瓦卢瓦的让娜离婚，以便他能娶富有的寡妇布列塔尼的安妮[23]。作为交换，路易十二允许切萨雷在法兰西随意挑选一位女继承人当老婆。他选择了阿尔布雷的夏洛特，她是一位法兰西贵族，也是纳瓦拉王室成员。切萨雷辞去红衣主教职位的当天，路易十二封他为瓦伦蒂努瓦公爵，这是一个有意思的文字游戏，因为切萨雷曾经是巴伦西亚大主教[24]。于是切萨雷获得了一个新绰号“瓦伦蒂诺”。

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热衷于建立一个军事扩张的家族产业，以扩张自己的领土，于是任命切萨雷为教皇国军队总司令。切萨雷开始率军在意大利横冲直撞，控制了伊莫拉和弗利城。切萨雷还指挥法兰西军队攻打那不勒斯与卡普阿，防守这两座城市的是意大利雇佣兵统领普罗斯佩罗·科隆纳。所以，他最后参加了彻底消灭那不勒斯的阿拉贡王族的行动。就在这个时候，斐迪南和伊莎贝拉看到他们亲戚的统治已经垮台，于是与法兰西联手，瓜分了那不勒斯。

切萨雷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父亲作为教皇发挥的作用，也是因为他的确是欺骗和奸诈的天才，而且他拥有个人魅力，能够让阻挡他的人放松警惕，并使得他在一些出乎意料的地方获得民众支持。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的同时代人马基雅弗利非常崇拜和仰慕他，到了着迷的程度。但切萨雷的胜利始终不能带来永久性的机制，他身后留下的只有死亡和毁灭。

由于上述这些原因，伊莎贝拉女王得知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于1503年8月去世的消息时，并不很悲伤。当时她没有流露出任何感情。但她得知一个虔诚的人（庇护三世）接替他成为教皇后，不禁喜笑颜开。

伊莎贝拉得知罗德里戈·博吉亚去世时似乎并不“悲痛”，马特小心翼翼地写道，“但她得知锡耶纳的红衣主教、庇护二世的外甥成为教皇，并选择了庇护三世的称号后，表现出非常喜悦。”她命令城内的神父作特别的祷告，并召唤市民到教堂为新教皇的健康和教会的优秀领导祈祷。“然后她指示用圣歌和赞美诗，《感恩赞》向全能的上帝感恩，因为他为教会提供了这样一位牧者，因为女王素来对此人评价很高。”[25]但庇护三世没过多久就去世了，接替他的是尤利乌斯二世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发布了凯瑟琳婚姻所需的批准文书，但谨慎地说，凯瑟琳之前与亚瑟的婚姻“或许”已经圆过房。[26]

与博吉亚家族生活的其他许多方面一样，亚历山大六世的死亡也神秘莫测、充满矛盾和极端复杂。据说教皇和切萨雷一同用餐，后来两人都突然病倒，情况非常严重。彼得·马特在意大利和梵蒂冈拥有广泛的通信网络，他坚信教皇父子偶然喝了他们为一位客人准备的毒酒，弄巧成拙，把自己毒倒了。教皇已经七十岁了，他死后，尸体迅速开始腐烂，变得肿胀和臭气熏天。切萨雷只有二十七岁，得以幸存，因为他被包裹在一张暖和的骡皮内，得以维持体温，同时为自己的生命而搏斗。

切萨雷恢复之后，寻求到西班牙朋友那里躲避。那不勒斯有很多与他家族友好的西班牙人，他认为那不勒斯的主人贡萨洛·费尔南德斯·德·科尔多瓦也是朋友。但切萨雷抵达那不勒斯后，贡萨洛就遵照伊莎贝拉和斐迪南的命令，将切萨雷逮捕，押往西班牙的一座监狱。

伊莎贝拉希望以谋杀罪审判切萨雷·博吉亚。就这样，切萨雷·博吉亚这个玩世不恭、被马基雅弗利称为政治天才的人，被正义感极强的伊莎贝拉打垮了。伊莎贝拉决定，是时候永久性地消灭切萨雷了。他被押往巴伦西亚的钦奇利亚要塞，但他企图将狱长勒死并将其从城墙上推下去，后来被转移到梅迪纳·德尔·坎波戒备森严的拉莫塔要塞，受到伊莎贝拉的密切监视，行动自由受到极大限制。他唯一的伙伴是他的猎鹰。

伊莎贝拉无声无息、不引人注意地成了切萨雷“最无情的敌人”。大家都看不到这一点，就连敏锐的政治观察家马基雅弗利也从来没有注意到，他崇拜的英雄最厉害的敌人是一个他在自己的著作《君主论》中从来没有提及的人。完全错判形势的马基雅弗利不知道的是，欧洲这一代君主中最有战略眼光、最高效的君主，其实是个女人。因为恰恰是伊莎贝拉女王拥有马基雅弗利最为推崇的许多品质。

普罗斯佩罗·科隆纳（在那不勒斯，他是贡萨洛·费尔南德斯·德·科尔多瓦的关键盟友）将切萨雷·博吉亚押送到拉莫塔要塞，交给伊莎贝拉管辖。科隆纳抵达梅迪纳·德尔·坎波后求见女王，此时女王始终待在城镇中心广场边缘的宫殿内室，深居简出。

“我想见那个坐在床上统治世界的女人。”科隆纳告诉斐迪南。[27]于是他被带进去，与女王见面。

[1] Vicente Rodríguez Valencia，Isabel la Católica en la opinión de españoles y extranjeros，siglos XV al XX（Valladolid：Instituto “Isabel la Católica” de Historia Eclesiástica，1970），p.1：278.

[2] Mary Purcell，The Great Captain：Gonzalo Fernández de Córdoba（New York：Alvin Redman，1963），p.155.

[3] Mary Purcell，The Great Captain：Gonzalo Fernández de Córdoba（New York：Alvin Redman，1963），p.158.

[4] Charles Oman，A 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New York：E.P.Dutton，1937），p.55.

[5] Peter Martyr to archbishop and count，January 12，1504，in Opus Epistolarum：The Work of the Letters of Peter Martyr（London：Wellcome Library）.

[6] Peter Martyr to archbishop and count，January 12，1504，in Opus Epistolarum：The Work of the Letters of Peter Martyr（London：Wellcome Library），p.178.

[7] Tarsicio de Azcona，Juana de Castilla，mal llamada La Beltraneja，1462-1530（Madrid：Fundación Universitaria Española，1998），p.65.

[8] Peter Martyr to archbishop and count，January 12，1504，in Opus Epistolarum.

[9] Peter Martyr to archbishop of Granada，November 1，1503，in Opus Epistolarum.

[10] Desmond Seward，The Burning of the Vanities：Savonarola and the Borgia Pope（Stroud，U.K.：Sutton，2006），p.221.

[11] Desmond Seward，The Burning of the Vanities：Savonarola and the Borgia Pope（Stroud，U.K.：Sutton，2006），p.229.

[12] Fray Prudencio de Sandoval，Historia de la Vida y Hechos del Emperador Carlos Ⅴ，Biblioteca de Autores Españoles（Madrid：Atlas，1955），p.22.

[13] Fray Prudencio de Sandoval，Historia de la Vida y Hechos del Emperador Carlos Ⅴ，Biblioteca de Autores Españoles（Madrid：Atlas，1955），pp.250-51.

[14] Francisco Javier Sánchez Cantón，Libros，tapices y cuadros que collecciónó Isabel la Católica（Madrid：Consejo Superior de Investigaciones Cientificas，1950），p.54.

[15] Nancy Rubin，Isabella of Castile：The First Renaissance Queen（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1），pp.337-38.

[16] Nancy Rubin，Isabella of Castile：The First Renaissance Queen（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1），p.367.

[17] Nancy Rubin，Isabella of Castile：The First Renaissance Queen（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1），p.367.

[18] Nancy Rubin，Isabella of Castile：The First Renaissance Queen（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1），p.339.

[19] Jerónimo Zurita，Historia del rey Don Hernando el Católico：De las empresas y ligas de Italia（Zaragoza：Diputacion General de Aragón，1989），pp.2：6-7.

[20] William Prescott，History of the Reign of Ferdinand and Isabella（Philadelphia：J.B.Lippincott，p.502.

[21] William Prescott，History of the Reign of Ferdinand and Isabella（Philadelphia：J.B.Lippincott，p.502.

[22] Jean Lucas-Dubreton，The Borgias（New York：E.P.Dutton&Co.，1955），p.159.

[23] 即前文讲到的法王查理八世之妻。

[24] 瓦伦蒂努瓦（Valentinois）、巴伦西亚（Valencia）和瓦伦蒂诺（Valentino）拼写与发音相近。

[25] Peter Martyr to Count of Tendilla and Archbishop of Granada，November 10，1503，in Opus Epistolarum.

[26] Pope Julius Ⅱ，December 26，1503，Calendar of State Papers，Spain.

[27] Prescott，History of the Reign，p.585.

二十三 伊莎贝拉女王之死

1502～1504年，伊莎贝拉的健康状况显然越来越糟糕。因此她能取得的成绩也有限。她的身体时好时坏，但无法预测何时能好一点。她在1502年11月21日给女婿曼努埃尔一世国王的信中解释道：

我收到了你的大使胡安·德·费雷拉捎来的信。我很想早点给你回信，但做不到，因为我身体很差。后来我觉得有所好转，但又病倒两次，因此无法亲笔写信……感谢上帝，我现在好了点，但还是没办法写信……尊贵的、伟大的国王，我最亲爱的儿子，愿上帝好好保佑捍卫你。[1]

但在1504年10月，伊莎贝拉的身体状况突然恶化。她患有水肿，身体肿胀，高烧不退，喘气困难，口渴难耐但无法进食。她的皮肤下有明显的瘤子和肿块。御医已经放弃了治愈女王的希望。伊莎贝拉女王几乎完全卧床不起，用自己最后的力量写下了自己的最终遗嘱。

卡斯蒂利亚宫廷变得鸦雀无声、心惊肉跳，为她担忧，但也越来越为自己担心。胡安娜和腓力远在佛兰德，斐迪南国王的地位不明确，王位传承悬而未决，令人忧心忡忡。所有人都因为必须在即将展开的冲突中选择站队而挣扎。“西班牙的灾祸到了！”彼得·马特在给自己的朋友埃尔南·德·塔拉韦拉和滕迪利亚伯爵的信中写道，并描写了女王逐渐恶化的症状。“……我们看到国王和内侍满面乌云。大家已经在窃窃私语，如果她走了，将发生什么情况。”[2]

他们为西班牙的未来担忧，因为伊莎贝拉平息了过去的混乱，而如今没有人说得准，权力交接将和平进行，还是会发生暴力冲突。很多西班牙人渐渐相信，伊莎贝拉是阻止混乱的唯一屏障，是她给这样一个饱受摧残的国度带来了和平。马特给另一位廷臣的信中写道：

昨天我们悲戚地在宫中坐下的时候，你问我，我对渐渐衰弱的女王怎么看。我担心，如果她辞世，那么美德和宗教也要摈弃我们而去。我希望，我们被上帝招走的时候，能够去她将要去的那个地方。在她一生中，她超越了人类的巅峰，所以她不可能死，她必将青史留名，永不磨灭。所以我们必须为她哀悼，但我们也要羡慕她，因为她将享受双重的生命。因为她留下的世界将被她的永恒名望所装点，而她自己将在天堂，与上帝一起永生。[3]

在西班牙全境，人们纷纷去教堂，为伊莎贝拉女王的生命祈祷，表示如果上帝让她活下去，他们自己愿意赎罪或朝圣。他们发现了凶险的预兆，从中解读恶事。春季发生地震，导致城墙与塔楼坍塌，将一些人活活压死在废墟中；安达卢西亚出人意料地出现了特别恶劣的天气，导致饥荒和疫病。西班牙人有时间斟酌所有这些预兆，因为伊莎贝拉自从1502年就一直患病，但在1504年秋季的三个月里越来越羸弱。

在英格兰，凯瑟琳心急火燎地等待关于母亲健康状况的消息，写信询问母亲的状况。凯瑟琳说，她从姐姐胡安娜那里得知，母亲的疟状发热在缓解，因此感到欣慰；她希望母亲的身体在好转。她请求伊莎贝拉尽快回信，因为她在收到母亲的信、得知母亲已经康复之前，无法“满足或快乐”。[4]她急于得到信息，在11月26日发出了同一封信的多个副本，以确保至少有一份抵达母亲手中。

与此同时，伊莎贝拉女王在苦苦支撑，等待批准凯瑟琳与亨利王子结婚的教皇文书送抵。英格兰的伍斯特主教告诉亨利七世国王，教皇文书的一个副本在正式发布之前被“秘密地”先行发给伊莎贝拉，“以便安慰已经临终的她”。[5]

文书抵达后，她的工作也完成了。女王终于看到，她的日子已经不多了，她请求为她举行临终涂油礼。仪式举行了，神父在她的眼睛、耳朵、鼻子、嘴唇和手上涂了经过祝圣的圣油。御医、亲人和挚友聚集在病榻前祷告。

在现场的有斐迪南、伊莎贝拉的儿时好友比阿特丽斯·德·博瓦迪利亚，以及她的忏悔神父——托莱多大主教西斯内罗斯。

她要求斐迪南国王承诺不续弦。这可能出于对未来新娘的嫉妒，也可能是因为她希望保护他们的儿女的遗产，所以不愿意看到斐迪南再娶。据苏里塔说，斐迪南宣誓不会再娶，“好几个人证实”国王发出了这样的誓言。[6]

一般情况下，临终涂油礼要在临终的人的脚上也涂油，但伊莎贝拉女王不准房间内除了神父之外的任何人看到她的脚。这有点奇怪，编年史家的解释是，这是由于她羞怯和贞洁。

有史料记载的伊莎贝拉的最后一个举动是，神父们结束祷告时，她用手在自己胸前画了十字。她于1504年11月26日去世。同一天，凯瑟琳给她写下了心急火燎的信。伊莎贝拉享年五十三岁。

“就这样，最尊贵的伊莎贝拉女王、西班牙人的荣誉和所有女性的楷模，在梅迪纳·德尔·坎波与世长辞。”圣克鲁斯写道。“宫廷和所有城市的人们自发地表达悲痛，他们的悲伤有充分的理由，因为他们失去的是一位最卓越的女王，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这样优秀的人统治一个民族。”[7]

当世人们记忆中最猛烈的暴风骤雨降临了，仿佛天空也在哭泣。斐迪南国王向欧洲各国统治者通知女王驾崩，命令将其遗体运到格拉纳达，不过他自己没有陪同灵柩。于是，女王的送葬队伍，包括忠诚的彼得·马特，动身前往安达卢西亚。

消息传到各地，许多地方的人都为伊莎贝拉的去世而悲恸。历史学家赫罗尼莫·苏里塔写道：

在所有国度，不仅她的臣民和同胞，所有人都普遍表达了深切的哀恸和悲伤。最低的评价也是，她不仅是她的时代，也是许多世纪以来最卓越和勇敢的女性。这位高度虔诚的女王非常重视圣事和扩展我们神圣的天主教信仰，而且她非常审慎和认真地行事，让居住在整个基督教世界的所有人都从中受益。[8]

意大利人巴尔达萨雷·卡斯蒂廖内曾在西班牙生活。在他的著作《廷臣之书》中，他赞颂伊莎贝拉为欧洲近期历史上最伟大的统治者之一。

除非全体西班牙人，不管贵族还是平民，不分男女贫富，全都串通好了，虚伪地赞颂她，那么在我们的时代，不管在何地，都不曾有过比伊莎贝拉女王更光辉的榜样。她的真挚的善良、精神的伟大、审慎、虔诚、贞洁、彬彬有礼、慷慨大方——简而言之，所有类型的美德——都超越世人。这位女士的名望极高，传扬四海，各国无人不知，而那些生活在她身边的人、目睹她举止的人，全都证实，这名望源自她的美德与功绩。不管是谁，只要看看她的行为，就会发现这是事实。她留下了不计其数的东西可以为此证明，如果我们愿意，可以一一列举。但所有人都知道，她登基的时候，卡斯蒂利亚的大部分被权贵主宰。但她以绝对的公正收复了整个国土，以至于那些被剥夺土地的人也对她忠心不贰，心甘情愿地交出霸占的财产。另外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是，她在保卫自己的国家、抵抗强大敌人的时候，总是表现出莫大勇气与智慧。在这样一场漫长而艰难的战争中，敌人在为自己的财产、生命、宗教（按照他们的想法）和真主而战斗。而她无论在作战会议中还是亲临前线时，总是表现出高超的才干，我们时代的君王几乎难以望其项背，不要说没有本事效仿她，甚至没有资格嫉妒她。[9]

卡斯蒂廖内说，她为西班牙人的行为举止设立了一套新标准：

因此，人民对她非常尊崇，既有爱戴，也有畏惧。他们的心中仍然饱含这种尊崇，仿佛他们觉得，她还在从天堂注视他们，或许会从那里嘉许或批评他们。因此，这些国度仍然被她的名望和她设立的手段所统治，所以，尽管她的生命结束了，她的权威仍然延续，就像一个轮子在外力驱动下滚了一段时间之后，若撤去外力，仍然能够自行前进好一段距离。[10]

就连外国的敌人也认可她的功业。法兰西人菲利普·德·科米纳写道，伊莎贝拉“据说是世界上最睿智和高尚的人之一”。[11]

她在临终前的最后两个月写了遗嘱，又多次修改，将自己的遗嘱当作一份蓝图，希望她死后的西班牙能够按照这蓝图发展。她高屋建瓴地预测了可能出现的问题。

她命令传位给她的女儿胡安娜公主，她将成为“上述属于我的各国、土地与领地的女王，上帝允许我指定她为王国的君主”。[12]也就是说，王位将直接传给胡安娜。但伊莎贝拉增加了一个限制性条款：如果胡安娜不在国内，或者“被证明不愿意统治，或没有能力统治”，斐迪南将担任摄政王，直到胡安娜的长子查理王子二十岁，能够继承王位。伊莎贝拉特别敦促胡安娜和腓力“顺从于”斐迪南，因为他“拥有突出的美德”。她刻意将腓力大公排除在西班牙统治者的角色之外，这是她有意为之。

伊莎贝拉确保斐迪南能够得到舒适的生活，把三个教会骑士团的大团长头衔都给了他，这样他就能得到一笔丰厚的收入；另外王室从美洲获得的年收入的一半也归属斐迪南。她在遗嘱里对他不吝溢美之词。她说，她给他留下的巨大财富“比我希望给他的要少，比他理应享有的少得多，因为他为国家做出了卓越贡献”。[13]

她对丈夫表达的深切挚爱远远超过了法律文书一般的客套话。她要把自己的珠宝首饰都留给他，“让他睹物思人，回想起我在世的时候对他始终抱有的热爱，并且让他知晓，我在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等待他前来团聚；希望这份记忆能鼓舞他生活得更公正和圣洁”。[14]

她要求将凯瑟琳和玛丽亚的嫁妆按照婚约全数支付。这就能让她们在各自的婚姻生活中继续下去，不必担心因为金钱纠纷而发生争吵。

她要求将自己埋葬在标志着她最伟大胜利的地方，即格拉纳达。具体地点是阿兰布拉宫的圣弗朗西斯科教堂。她要求大家不要为她服丧，而是把用来置办丧服的金钱捐献给穷人。她要求偿清她的债务。

她命令捐献巨款（包括200万马拉维迪）给慈善事业，为贫家女子置办嫁妆，帮助她们结婚，或者从事宗教事业。她要求为200名被她所谓的异教徒控制的俘虏赎买自由。上述慈善活动所需的资金来自变卖她的私产所得。

她请求王国感谢安德烈斯·德·卡布雷拉及其妻子比阿特丽斯·德·博瓦迪利亚的贡献，让他们保有莫亚侯爵和侯爵夫人的头衔，世袭罔替。她还特别赞扬了贡萨洛·查孔，她儿时的教师，以及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曾任西班牙驻梵蒂冈大使）。许多年前，在阿雷瓦洛，查孔是教导她学习圣女贞德这样一位女性榜样的人之一。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是曾代表她与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斗争、谴责这位教皇腐化的廷臣。

她思绪里最重要的事情，仍然是她的宗教原则。伊莎贝拉女王希望她的儿孙辈都能认识到自己保卫和推进基督教信仰的义务，指导他们遵循教会的训诫，并将异端裁判所维持下去。她告诉他们永远不要放弃直布罗陀（711年，北非人就是从这块巨岩出发，入侵西班牙），说那座城市和地区应当永远是西班牙王室的领地和财产。

她最耐人寻味的姿态之一与她的兄长恩里克四世有关。当年她嫁给斐迪南，与兄长发生了戏剧性冲突，后来又夺取了王位。仿佛是为了补偿兄长，伊莎贝拉将自己最珍贵的财产——一件圣物，她相信它曾属于耶稣基督，并且拥有医治疾病的奇效——赠给兄长最心爱的安东尼奥教堂（位于塞哥维亚城郊）。这件圣物是一小块血染的布头，据说是基督的无缝上衣的一块，在他受难的日子被撕了下来。

圣安东尼奥是恩里克四世幼时的家，后来被改为修道院，在伊莎贝拉在位期间又改为克拉利萨女修会的女修院。那里的修女们为劳工提供精神慰藉和社区服务。这些劳工在塞哥维亚的古罗马高架渠下，以擦洗羊皮为业，艰难度日。在女修院内，修女们照料弃婴，这些婴儿被母亲抛弃，要么是因为贫困，要么因为是私生子。

修女们生活在远离尘嚣的修道院，将这一小块布当作圣物小心保管，相信它具有医治妇科疾病的奇效。布上还连着一只智齿。修女们相信，这只智齿属于伊莎贝拉，她把自己的智齿留在女修院，是为了让自己的一样东西始终留在塞哥维亚，并且与曾属于耶稣基督的圣物一起安息。

另外，伊莎贝拉下令，如果无法将她的遗体运往她希望的位于格拉纳达的埋葬地，就将她安葬在这家女修院，或者是她在托莱多建造的圣约翰王家修道院与教堂。

她要求自己下葬时穿一件圣方济各会的修女服，并将自己心爱的女儿伊莎贝拉公主的遗体迁来，母女一同长眠。她希望用一块简朴的石碑标示她的坟墓，坟墓应当与地面齐平，不要建造高高的墓葬堆。

她后来给遗嘱增加了一些补充条款，包括她之前忽略了的一些小事，并发布了另外两项指令。这两项要求都表明，她深刻认识到，她的民族即将在宗教和帝国霸业上遇到巨大挑战。她要求将修道院的改革继续进行，“以避免伤害和丑闻”。她还明确规定，发现大西洋彼岸新大陆的“主要目的”是“向土著传播天主教信仰”，不得伤害新大陆的土著居民，而是要“公正地”对待他们。[15]

伊莎贝拉驾崩后，斐迪南国王向公众宣布了噩耗，并派遣信使到西班牙各地发布消息。他宣布，胡安娜成为女王，他将辅佐她统治。由于胡安娜不在国内，他先承担起治国重担。她要过一段时间才能返回西班牙。

斐迪南命令送葬队伍立刻出发，前往格拉纳达。大雨瓢泼，人们考虑是否等天气好转再行动，但斐迪南坚持立刻启程，无人敢于质疑国王。他派遣送葬队伍运送灵柩出发了，但没有亲自陪同。彼得·马特是送葬队伍成员，他后来回忆说这趟旅程是可怕的磨难：“似乎大海的惊涛骇浪在驱赶我们……我们穿过山谷和平原，简直是在游泳，道路化为水塘和湖泊。到处是烂泥，举步维艰。”[16]

他们经过了伊莎贝拉的幼时家园阿雷瓦洛，然后继续南下。领导人经常聚起来商议，讨论是否应当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继续前进。在托莱多，他们认真考虑停下，等候天气好转，但他们害怕激怒斐迪南，于是继续跌跌撞撞地艰难前进，在疾风苦雨和烂泥中挪动。路上有人死去，被暴涨的河水卷走，也有牲口溺死。“我从来没有经历过比这更恐怖的事情，”马特写道，“我们这一程，没有一里路不是在死亡危险中走过的。”[17]

最终，在数周的旅行之后，他们抵达了格拉纳达，将伊莎贝拉的遗体停放在阿兰布拉宫的一座教堂，等待找到一个更合适的安息之地。

仿佛上苍不愿意让她被安葬在格拉纳达，大自然的力量联合起来阻挠她的灵柩被运往那里。将她安葬在塞哥维亚（她和兄长恩里克四世钟爱的美丽城市）就简单多了，但人们害怕斐迪南发怒，于是他们在泥潭中挣扎前进数周，终于抵达了曾经的纳斯尔王朝国都。前往格拉纳达的旅程总是会变成恐怖而难忘的磨难。

首先，根据她的指示，人们将她安葬在纳斯尔王朝一座旧宫殿（被改为一座圣方济各会修道院）的庄严小教堂内。[18]

后来，1521年，伊莎贝拉的遗骸被转移到格拉纳达市中心一座豪华大教堂内，墓穴上方设有威风凛凛的大理石雕像。她想要的是一座简朴的坟墓，只要有与地面齐平的石碑就可以了。她希望自己长眠在伊莎贝拉公主身侧，但她女儿的遗体始终没有被迁往那里。伊莎贝拉女王的长眠之所被宗教符号所环绕，就像穆斯林在阿兰布拉宫的墙壁上一遍又一遍地书写“唯有真主是胜利者”一样。

[1] Isabel to King Manuel of Portugal，November 21，1501，in Documentos referentes a las relaciones con Portugal durante el reinado de los Reyes Católicos，ed，Antonio de la Torre and Luis Suárez Fernández（1858；Valladolid：Consejo Superior de Investigaciones Científicas，Patronato Menéndez Pelayo，1963），pp.3：106-7.

[2] Peter Martyr to Count of Tendilla and Archbishop Talavera，October 3，1504，in Opus Epistolarum：The Work of the Letters of Peter Martyr（London：Wellcome Library）.

[3] Peter Martyr to Licenciate Polancus，Royal Counselor，October 15，1504，in Opus Epistolarum：The Work of the Letters of Peter Martyr（London：Wellcome Library）.

[4] Catherine，Princess of Wales，to Queen Isabella，November 26，1504，in Calendar of Letters，Despatches，and State Papers，Relating to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England and Spain，preserved in the Archives of Simancas and Elsewhere，vol.1，Henry Ⅶ：1485-1509，ed. Gustav Bergenroth（London：Lords Commissioners of Her Majesty’s Treasury，1862）.

[5] Bishop of Worcester to Henry Ⅶ，March 15，1505，in Calendar of Letters，Despatches，and State Papers，Relating to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England and Spain，preserved in the Archives of Simancas and Elsewhere，vol.1，Henry Ⅶ：1485-1509，ed. Gustav Bergenroth（London：Lords Commissioners of Her Majesty’s Treasury，1862）.

[6] Jerónimo Zurita，Historia del rey Don Hernando el Católico：De las empresas y ligas de Italia，ed. Ángel Canellas López（Zaragoza：Diputación General de Aragón，1989），p.3：331.

[7] Alonso de Santa Cruz，Crónica de los Reyes Católicos，ed. Juan de Mata Carriazo y Arroquia（Seville：Escuela de Estudios Hispano-Americanos de Sevilla，1951），p.2：303.

[8] Zurita，Historia del Rey，pp.328-29.

[9] Baldesar Castiglione，The Book of the Courtier，trans. Charles S.Singleton（Garden City，N.Y.：Anchor Books，1959），p.237.

[10] Baldesar Castiglione，The Book of the Courtier，trans. Charles S.Singleton（Garden City，N.Y.：Anchor Books，1959），p.238.

[11] Philippe de Commynes，The Memoirs of Philip de Comines，Lord of Argenton（London：G. and W.B.Whittaker，1823），p.2：402.

[12] Testamento de la Reina Isabel la Católica，Publicaciones del quinto centenario，1504-2004，Granada，p.59.

[13] Nancy Rubin，Isabella of Castile：The First Renaissance Queen（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1），p.414.

[14] Nancy Rubin，Isabella of Castile：The First Renaissance Queen（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1），p.414.

[15] Testamento de la Reina Isabel la Católica，p.59.

[16] Peter Martyr to Ferdinand of Aragon，December 25，1504，in Opus Epistolarum.

[17] Peter Martyr to Ferdinand of Aragon，December 25，1504，in Opus Epistolarum.

[18] Juan Antonio Vilar Sánchez，Los Reyes Católicos en la Alhambra（Granada：Editorial COMARES，2007），pp.135-37；and Juan Manuel Barrios Rozva，Guía de la Granada Desaparecida（Granada：Editorial COMARES，2006），pp.131-33.

二十四 伊莎贝拉之后的世界

正如朝廷所畏惧的，伊莎贝拉驾崩后，西班牙迅速失控。但二十年后，在她奠定的基础之上，西班牙崛起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真正的全球超级大国，受到羡慕、敬仰，也被所有人畏惧。西班牙艺术、文学和建筑的黄金时代即将降临，各领域的天才们创作出不朽杰作。其中有作家米格尔·德·塞万提斯、画家格列柯[1]和委拉斯开兹[2]。正如伊莎贝拉女王所希望的，她的孙辈和曾孙辈继续了她未竟的事业，投入了自己的心血，既产生了正面的影响，也有负面的后果。

但这一切，从一个混乱的时期发轫。

伊莎贝拉尸骨未寒，斐迪南的缺陷就暴露无遗。她去世的那天，他给其他王国的君主写信，宣布她的死讯。例如，他告诉英格兰国王亨利七世，伊莎贝拉的死是“他经历的最严重的灾难”。[3]他告诉亨利七世，他的女儿胡安娜是新的女王。但他立刻补充说，国家的实际控制者是他。

他没有护送伊莎贝拉灵柩去往格拉纳达，没有参与那场沉闷的长途旅行。在正常情况下，即便是感情最疏远的夫妻，也会护送配偶的遗体去下葬。他闭门不出，与谋臣商议了一周，然后开始胡作非为。

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以最漫不经心、麻木不仁的方式，处理掉了她的财产。她要求变卖她的财产以赈济穷人和清偿债务。他觉得这样做没有什么好处，于是以最快的速度将她的财产变现，并且办得非常不得体，“混乱、贪婪而缺乏透明度”。[4]廷臣和教士们争相廉价买下这些财产，日后高价出手。金银器皿被熔化，以获取贵金属。其他物品都被草草地低价出售。

不到两个月时间，斐迪南就廉价处理掉了伊莎贝拉精心收藏的基督生平画像，甚至包括那些有她家人肖像的作品，每幅画只卖2～6杜卡多。他似乎没有请人给画作估价；包含黄金的画像的价钱和没有黄金的一样。[5]书籍、壁毯、乐谱和祈祷书都被抛撒一空。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艺术收藏品被随随便便地拆散。用历史学家塔西西奥·德·阿斯科纳的话来说，这仿佛“明媚的白昼之后紧跟的是阴暗和凄苦的黑夜”。[6]

然后斐迪南集中注意力，想办法把女儿和女婿排挤到权力之外。他很快提出要续弦，起初追求的对象是胡安娜·贝尔特兰尼娅。她就是恩里克四世国王的妻子的孩子，可能是王位的合法继承人（如果她真的是国王的女儿的话），如今已经人到中年。当然，当年斐迪南和伊莎贝拉与葡萄牙交战，主张伊莎贝拉才是合法继承人。在随后发生的战争中，成千上万人丧命。

但是，如果斐迪南现在可以让人们相信，胡安娜才是合法继承人，而当初与葡萄牙的战争是一个不幸的错误，那么他就可以重新获得伊莎贝拉还在世时他在伊比利亚半岛享有的权利。这意味着他必须把胡安娜·贝尔特兰尼娅从她生活的修道院拉出来，他可能觉得，当初她是被强迫才当修女的。如果他娶了胡安娜·贝尔特兰尼娅，那么他与伊莎贝拉生的孩子就丧失了继承权，伊莎贝拉整个统治的合法性也将受到质疑。

他的这个主意让所有人都震惊而噤声。西班牙各地很快涌现了反对派。很显然，斐迪南非常不得民心。之前人民表现出的对君主的爱戴，对象是伊莎贝拉，不是他。

与此同时，在佛兰德，按照彼得·马特的说法，腓力大公“对权力垂涎欲滴”。他一直在密切关注伊莎贝拉越来越糟糕的健康，并寻求进一步孤立胡安娜，以控制局势。[7]1504年11月初，他辞退了她从卡斯蒂利亚带来的十二名侍从，给了她的多明我会忏悔神父40里弗，让他自己返回西班牙。[8]他恩威并用，确保胡安娜周围的人对他言听计从，而不忠于胡安娜。卡斯蒂利亚大使富恩萨利达说，剩余的西班牙侍从“都是叛徒犹大的亲戚，他们没有一个保持忠诚，全都竭尽全力为腓力效劳”。[9]

就连富恩萨利达也被宫廷的态度吓倒了。他也得知伊莎贝拉时日无多了，但没有告诉胡安娜。他可能是在见风使舵，等待看清在业已发动的权力斗争中谁是最后赢家。

腓力得知伊莎贝拉死讯后，决定向妻子——卡斯蒂利亚的新女王——隐瞒消息。他把妻子牢牢控制，使其几乎处于软禁状态。在一段时间内，或许有一周或更久，他在筹划阴谋，把妻子蒙在鼓里。斐迪南国王派遣了一位官方信使胡安·罗德里格斯·德·丰塞卡，于12月12日正式向腓力夫妇宣布消息。

胡安娜终于得知了真相，一定倍感痛苦。她与母亲在梅迪纳·德尔·坎波的最后一次会面非常不幸，双方大吵特吵，而她自己在卡斯蒂利亚家中的时候很少考虑伊莎贝拉越来越衰弱的健康。现在母亲去世的消息对她造成了沉重打击，她开始效仿姐姐伊莎贝拉公主哀悼丈夫阿方索的那种夸张的哀恸，因为那种姿态得到了人们的赞扬。胡安娜要求别人不要烦扰她的哀悼，避免与其他人接触，独自静修。在追求享乐的佛兰德，葬礼习俗没有那么戏剧性。胡安娜的行为只是让佛兰芒人越发觉得她古怪或者滑稽。

在此期间，腓力忙着安排自己加冕成为卡斯蒂利亚、莱昂和格拉纳达国王的典礼，在其中只给了胡安娜很小的角色。1月中旬，他在布鲁塞尔的圣米迦勒与圣古都勒教堂（一座巍峨的哥特式建筑）加冕为国王[10]，胡安娜立在他身侧。曾经在伊莎贝拉面前高举的正义之剑，如今被交给了腓力，而不是胡安娜。

与正在宫廷的西班牙大使商谈之后，胡安娜给父亲写了一封信，并将信托付给一名仆人去递交。这个仆人是阿拉贡人，是斐迪南的臣民，却将其交给了腓力。腓力读了信，大为不悦。他命令将使者之一，斐迪南的私人秘书洛佩·德·孔奇略斯逮捕、投入监狱并毒刑拷打。腓力如此激烈的反应说明，胡安娜的信是告诉她父亲，应当阻止腓力将卡斯蒂利亚王位占为己有。使者“被投入肮脏的地牢，仿佛他犯下了弥天大罪”，彼得·马特告诉他的朋友塔拉韦拉，并补充说，后来洛佩·德·孔奇略斯终于获释，跌跌撞撞地走入阳光下时，一时间昏厥了，头发也掉光了。[11]

腓力在胡安娜周围建造的隔离墙出现了这个裂缝之后，他命令佛兰德的任何人不经他的允许，不准与西班牙的任何人交流。

腓力的谋臣们准备了一封假称由胡安娜写下的信，信中将统治权转交给腓力，并说这是由于她对他的“爱”。据传记作者贝瑟尼·阿拉姆说，她不肯用“爱”这个词，拒绝在信上签名，于是他们伪造了她的签名，将信发出。[12]

然后腓力开始收买人心。他用油水丰厚的地产、权益和特权笼络西班牙贵族，要求他们支持他当卡斯蒂利亚国王、摈弃斐迪南。他开始与法兰西谈判，寻求他们的支持，以便从岳父手中攫取权力。对西班牙人来说，这是一个切实的威胁，因他们曾与法兰西争夺鲁西永和那不勒斯，视法兰西为不共戴天之敌。

腓力和斐迪南开展了一场激烈的宣传战，以争夺统治权。他们都企图夺取王位，但首先必须把胡安娜排挤掉。腓力和斐迪南起初各自宣称胡安娜有精神病，后来联合起来这么宣传，说她的疯病太厉害，无法统治。将她除掉之后，就只剩下了两个竞争者。胡安娜的父亲和丈夫都大肆散播关于她所谓疯狂举止的谣言。在梅迪纳·德尔·坎波的争吵、胡安娜的自我隔绝、她对丈夫的情人的吃醋和攻击（她割掉了“小三”的头发），都成了流传甚广的故事，被认为是她发疯的证据。如果女人对男性的权力构成挑战，或者以其他方式构成麻烦，那么宣称她们是疯子，是一种久经考验、屡试不爽的手段，能够有效打击她们的公信力。

据阿拉姆记载，1505年年初，斐迪南召开国会，要求指定他为胡安娜的摄政。他提及了伊莎贝拉女王的遗嘱，并说女王因为“羞耻和悲痛”，没有明说胡安娜为什么不适合统治——因为胡安娜的“激情”使得她没有治国理政的能力。[13]造谣攻势就这样开始了，很快就有很多人相信，胡安娜“疯了”。

而在佛兰德，公正的观察者说，她看上去很正常，行为举止也没问题。威尼斯大使维琴佐·奎里尼记述了他与胡安娜一起度过的一个盛宴晚会，她“穿着黑色天鹅绒，看上去非常健康”；他觉得她“非常端庄美丽，仪态完全是一个理智而谨慎的女人”。他代表威尼斯政府向她问候，她做了“温和可亲的答复”；然后他俩一同散步，走到一场比武大会，地点是宫殿底层的一个宽敞的大厅，灯火通明。[14]

大约六个月后的1506年年初，据奎里尼记载，腓力派遣他宫中的一名使者，德·拉·肖先生去卡斯蒂利亚，与斐迪南会谈，以确保他们双方口径一致，即胡安娜“没有能力，也不适合统治”。奎里尼说，很多佛兰芒廷臣希望腓力这么做，因为他们已经从卡斯蒂利亚领到了“补助金”，数额在每年500～3000杜卡特不等。他们害怕，假如胡安娜执政，会砍掉这些补助金。他们还希望从卡斯蒂利亚君主指挥的三个宗教骑士团那里，为自己的“孩子、孙辈和关系最远的亲朋好友”搞到油水丰厚的闲职。[15]“大臣们也希望避免发生叛乱。”奎里尼写道。

他们担心天性热血沸腾的西班牙人，尤其是喜好变动、互相争斗的权贵们会起来反抗，要求由他们的合法君主——新女王来统治。大臣们现在的目标是，在腓力国王抵达西班牙之前，他的岳父应当传播胡安娜女王不适合统治的消息（这里的人普遍相信）；他们还希望，斐迪南国王会服从他们的意愿，既是因为这样符合他的利益，也是因为，在伊莎贝拉女王驾崩时，他不肯交出卡斯蒂利亚政权的理由之一就是，他声称自己的女儿没有能力、不适合治国；从腓力国王的大使的最后几封信来看，斐迪南国王似乎仍然抱有这种意见。腓力国王的大使们正在竭尽全力地安排此事，因为事关他们自身利益：德·韦尔先生从卡斯蒂利亚得到3000杜卡特的年金，而且还得到承诺，第一个出现空缺的主教职位将被送给他的兄弟之一；德·拉·肖先生领取1000杜卡特年金；所有人都希望，腓力国王将为他们的孩子、孙辈和关系最遥远的亲朋好友搞到圣雅各、卡拉特拉瓦或阿尔坎塔拉骑士团的指挥职位。尽管斐迪南国王是这三个骑士团的主人，并且控制其全部收入，但空缺的指挥职位分别由两位君主轮流分配，所以轮到腓力国王的时候，斐迪南国王必须接受他建议的人选。[16]

佛兰芒廷臣使出浑身解数，在胡安娜和她的父亲之间挑拨离间。西班牙大使阿罗伯爵曾获准短暂地觐见胡安娜，但腓力的盟友警告他不要久留，并要“好好效劳”腓力。据奎里尼记载，胡安娜热情地接见了阿罗伯爵，并非常温柔可亲地询问她父亲的身体如何，因为她上一次得到他的消息还是六个月以前的事情了；他是否真的像传闻那样，一心要伤害她……大使答道，这些传闻全都是子虚乌有；她的父王爱她，也爱她的丈夫，就像爱自己的孩子……随后大使按照自己接到的警告，迅速离开了。他告诉奎里尼，他明确地知道，腓力国王的谋臣告诉女王，她父亲对她满怀恶意，不愿意看到她出现在西班牙。这是为了让她下一次与父亲见面时，以不妥当的方式对待他。而斐迪南听信谗言，认为女儿不爱他，于是更加愿意剥夺她的统治权。[17]

不管斐迪南究竟知道什么情况，又不知道什么，他都在4月中旬给了腓力答复，让腓力放心，他会把事情安排好，“让各方面都满意”。[18]斐迪南甜言蜜语地敦促腓力到卡斯蒂利亚来，以便安排好方方面面的事情。

腓力犹豫不决，不敢去卡斯蒂利亚。他对自己的好友贝桑松大主教的暴毙仍然满腹狐疑，因此害怕假如自己踏入西班牙，斐迪南会杀害他。这么害怕的不只他一个人。1506年6月，一位生活在罗马的贵族写信给腓力，敦促他在与斐迪南打交道时必须高度谨慎，以免成为下毒或其他暴力袭击的牺牲品。他还特别敦促腓力始终避免与斐迪南一同用膳。[19]

但要想赢得西班牙及其领地的丰厚奖品，腓力和胡安娜必须亲自到场掌控。他们从海路去了卡斯蒂利亚，把孩子们留在佛兰德，由腓力聪明和善的妹妹玛格丽特（卡斯蒂利亚王子胡安的年轻寡妇）照料。玛格丽特和留在家中的四个孩子——埃莉诺、查理、伊莎贝拉和玛丽（胡安娜最小的孩子，还是婴儿）住在美丽的小镇梅赫伦，与位于根特的佛兰芒大王宫及满肚子阴谋诡计的廷臣们拉开距离。

胡安娜和腓力的这次航海旅途惊心动魄。途中风暴把他们吹到了英格兰，亨利七世国王与他们会面，待了一段时间。腓力及其侍从想尽办法证明胡安娜的精神有问题，拼命努力让英格兰朝廷相信她是个疯子。亨利七世私下里告诉自己的廷臣，他觉得胡安娜完全正常。与舰队一起旅行的其他国家的人也说，胡安娜举止可亲而得体，其他人在风暴中张皇失措的时候，她却沉着冷静。

腓力和胡安娜抵达卡斯蒂利亚的时候，斐迪南已经再婚了，不过不是像他希望的那样娶到胡安娜·贝尔特兰尼娅。他狡猾地绕开了自己的女儿和女婿，迅速与西班牙的宿敌法兰西结盟。他娶了一位十八岁的泼辣的法兰西公主，也是他的甥孙女热尔梅娜·德·富瓦，即他的同父异母姐姐[20]的孙女。作为交换，他承诺要把那不勒斯留给他和热尔梅娜生的孩子。[21]这对路易十二国王很有吸引力，因为热尔梅娜是他的外甥女[22]，而且这项协议将会把那不勒斯重新纳入法兰西的势力范围。斐迪南还同意为路易十二的军事行动买单。

斐迪南国王告诉他的臣民，他需要娶这位年轻的法兰西公主，以便为阿拉贡王位生出一个男性继承人。事实上，他这么做就是为了威胁胡安娜的孩子们的继承权，从而激怒腓力。需要一个继承人的辩解很荒唐：此时斐迪南有三个年轻而有生育能力的女儿、三个外孙和四个外孙女，都可以继承王位（胡安娜最终一共生了六个孩子。玛丽亚已经生了三个。凯瑟琳在未来也可能有自己的孩子）。这意味着，斐迪南打算生出更多孩子，让他们与已经有的孩子们竞争。

他的宣言对胡安娜打击最深。因为如果斐迪南生了新的孩子，胡安娜对阿拉贡的王位继承权将受到威胁。凯瑟琳也感到痛苦。她此时二十岁，在英格兰茕茕孑立，失去了丈夫，正在期望与年轻的亨利王子结婚。若失去在卡斯蒂利亚王位继承体系中的位置，将会让她的日子更难过。

虽然斐迪南曾向伊莎贝拉承诺不续弦，他的火速再婚尽管不体面，但并不让人觉得意外。他或许已经厌倦了当一个疾病缠身的女人的丈夫。到1505年7月，他已经成为英格兰朝廷窃笑的闲言碎语的主题。使者们告诉亨利七世，斐迪南“在他这个年纪还非常好色”，此时他五十三岁。另外，他仍然被认为“外貌英俊”，尽管他失去了一颗牙之后有点口齿不清，而且“左眼有点斜”。何况斐迪南“据说富得流油，因为在他的女王在世时，他从阿拉贡和西西里岛获得的收入一分钱都没有花”。[23]

神圣罗马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腓力的父亲、婴儿查理的祖父）认为，可以用女色来操控这个局势。他尝试引诱斐迪南缔结另一门在政治上更安全的婚姻，让他在“德意志能找得到的最高贵的处女公主……脸蛋最美丽、身材最窈窕的佳丽”当中随意挑选。[24]

但斐迪南匆匆奔向了热尔梅娜·德·富瓦的婚床。他们的结婚契约于1505年9月缔结，此时伊莎贝拉的一周年忌日还没有到。[25]斐迪南解释说，他之所以娶了一位法兰西新娘，是为了让法兰西支持他，而不是支持腓力。但很多西班牙家庭在历次对法战争中失去了许多亲人，他们一定很难接受。

而且他根本没有办法向那些曾爱戴和尊重伊莎贝拉女王的人民解释。人民无法理解，斐迪南为什么能够这么迅速地找到新人来替换她。人们觉得斐迪南对热尔梅娜的追求不堪入目，尤其是因为人们对伊莎贝拉的感激和理解是在她去世后才增长起来的。彼得·马特告诉塔拉韦拉，“所有人都觉得，很难接受如此仓促的新婚姻”，特别是因为国民“尊崇”去世了的伊莎贝拉，如同“膜拜”活着的她。[26]

斐迪南与热尔梅娜度蜜月的地点就是当初他与伊莎贝拉新婚伊始的那个地方——杜埃尼亚斯小镇。很多人觉得这是非常不尊重亡妻的行为。不久之后，喜欢穿法兰西风格服饰的热尔梅娜开始扮演起卡斯蒂利亚代理女王的角色。

斐迪南在卡斯蒂利亚的支持度骤降。1506年4月，腓力和胡安娜抵达国内后，整个西班牙联合一心，支持他们。几乎所有贵族都抛弃了斐迪南，一小群死硬分子除外。伊莎贝拉的忠诚谋臣，包括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伊莎贝拉在遗嘱里提及了他），都坚决反对她的丈夫。只有少数人，包括大主教西斯内罗斯与阿尔瓦公爵，仍然忠于斐迪南。女儿回国不到两个月后，斐迪南宣布他要回到自己的家乡阿拉贡，于是离开了卡斯蒂利亚。跟随他的人很少，几乎和1469年他第一次来卡斯蒂利亚与伊莎贝拉结婚时一样少。彼得·马特在给塔拉韦拉的信中写道，“他的血亲”几乎全都“摈弃他……部分是因为害怕，部分是因为贪婪”。[27]

斐迪南离开之前有没有与胡安娜见面，很难说得清；如果他们见面了，也只是短暂的拜访。不管怎么样，肯定不是非常愉快的道别。卡斯蒂利亚毫不客气地把斐迪南扫地出门了。斐迪南携夫人离开了卡斯蒂利亚，去往阿拉贡，然后去了他的富饶的新王国那不勒斯，在那里受到了英雄征服者一般的欢迎。自决定性击败法兰西之后担任那不勒斯总督的贡萨洛·费尔南德斯·德·科尔多瓦举办了盛大的欢迎庆典，迎接斐迪南。但斐迪南看到一些显赫的意大利人，甚至一些法兰西人不吝溢美之词地赞扬贡萨洛，十分恼火。贡萨洛是极少数既能得到部下的爱戴，也能赢得被他打败的敌人尊重的将领之一。斐迪南对贡萨洛的嫉妒越来越厉害。

与此同时，在卡斯蒂利亚，腓力寻求国会批准将胡安娜监禁起来。但卡斯蒂利亚官员们不同意。他们与胡安娜见了面，表达他们对她的支持。胡安娜说她希望斐迪南回来，但腓力为他俩在1506年7月安排了联合加冕典礼，他成为国王，胡安娜成为女王。

这就是腓力需要的开端。他开始在卡斯蒂利亚随心所欲。他罢免了伊莎贝拉任命的一些官员，用自己来自佛兰德的朋友取而代之。他剥夺了比阿特丽斯·德·博瓦迪利亚对塞哥维亚城的统治权，尽管伊莎贝拉在遗嘱里明确表示将塞哥维亚封给比阿特丽斯，终生享有，并子孙世袭。腓力把这个城市交给了他的新宠臣堂胡安·曼努埃尔。

1506年9月，腓力出人意料地去世了。他正在布尔戈斯参加堂胡安·曼努埃尔为他举办的一次聚会，感到口渴。他喝了一大口凉水，就生病了。他死于胃病，就像所有曾阻碍斐迪南的人都突然死亡一样。腓力享年只有二十八岁。

斐迪南派人谋杀了腓力吗？可能性很大。到此时，斐迪南的异母兄卡洛斯、姐姐布兰卡和伊莎贝拉的哥哥恩里克四世都已经神秘地死去了，每一次的受益者都是斐迪南。不过，在没有抗生素和验尸的时代，没有办法确定死因是否为毒杀。

胡安娜女王在腓力的病床前守夜，但他咽气时，她没有流眼泪。他对她一直很残酷，她对他的死很可能抱有复杂的感情。但她为他哀悼和举行葬礼的方式很怪异，更让人觉得她的精神有问题。

她想把他埋葬在格拉纳达，这符合他的地位，因为他是她的丈夫，也是未来的西班牙国王——年轻的查理（此时仍在佛兰德）的父亲。但她对如何将丈夫的遗体（做了防腐处理）运到格拉纳达感到踌躇，尤其是因为此时她的卡斯蒂利亚臣民越来越多地呼吁她开始主持朝政。而她从来没有学习过治国之术，也从来没有表现出这方面的兴趣。她面对的挑战越来越严重，因为自两年前伊莎贝拉驾崩以来，王国一直在忍受权力真空。于是胡安娜女王推迟了葬礼，将丈夫的灵柩从一家修道院移到另一家，同时她在考虑如何处置当前局势。在卡斯蒂利亚，没有一位近亲能够帮助她做出决策。

另外，她又一次怀孕了，在丈夫去世约五个月之后生下了她的最后一个孩子，是个女儿，取名为凯瑟琳。我们几乎可以肯定，这增加了她的压力。

胡安娜女王尝试通过夸张的服丧和闭门哀悼来推迟做出决策。这对一个普通女人来说不算失常，但作为一位女王，终日闭门不出，而她必须应对一系列紧迫的国家大事和国际事务，就造成了复杂而棘手的问题。不过她采取了一项措施：1506年12月18日，她签署了一项法令，取消了腓力向其朋友封赏的在卡斯蒂利亚的所有权益和土地。[28]她命令恢复到伊莎贝拉分封的那种状态。

但她似乎不喜欢自己必须承担的责任。一个女人需要很大的勇气，才能做出在社会上不寻常的事情，并且这让所有人都不舒服。伊莎贝拉曾受到赞扬，但她的统治也被认为是怪异的反常现象。尽管伊莎贝拉作为统治者取得了成功，女性仍然被认为低于男性一等，不大可能发挥重要作用。就在这一年，胡安娜的妹夫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向斐迪南宣布自己第四个孩子（也是第二个儿子）路易斯诞生时，非常明确地表达了这种观点：

如果我的王后，我挚爱和宝贵的妻子，生的是女儿，我们向您通知时就会更谦卑一些，因为那样才符合一个女儿的身份，但今天凌晨2到3点之间，天主施恩于她，她生下了一个儿子，所以我们给您写信，希望您知晓此事。您也会了解，我们原本担心这会像其他孩子一样是个女儿，会让我俩感到羞愧，所以生了儿子之后，我们感到加倍地开心和满意！[29]

在这样的环境里，胡安娜不愿意努力去控制她那动荡不安的王国，也是情有可原了。大多数人都希望自己被视为其主流文化的一部分，而不是陌生的局外人，所以胡安娜决定，她的统治手段就是根本不统治。

女人在丧夫之后闭门不出是非常流行的做法，甚至受到鼓励。伊莎贝拉女王的母亲就是这么做的，伊莎贝拉女王的长女在丈夫阿方索（葡萄牙王储）去世后也想这么做。历史学家贝瑟尼·阿拉姆写道，这种“虔诚的隐居”，在16世纪变得非常流行，胡安娜处于这种时尚的最前沿。“胡安娜女王在其母于1504年驾崩后的许多举措——斋戒、朴素服装、静默、独处和守夜，可能与这种或自愿或强迫的隐居有关联。”[30]

但胡安娜对自己的女儿凯瑟琳非常疼爱，这也是她的六个孩子当中被允许留在她身边的唯一一个。其他五个孩子都被从她身边夺走了。腓力坚持把四个较大的孩子，包括继承人查理，留在佛兰德，由胡安娜的小姑子玛格丽特（腓力的妹妹）照料。胡安娜在西班牙的另一个孩子，儿子斐迪南，是胡安娜1503年回家的那段不幸时期生下的，一直由伊莎贝拉和斐迪南国王照料，后来斐迪南国王把这孩子留在自己身边。

胡安娜为凯瑟琳安排了水平极高的教育，就像她母亲为其女儿们做的那样。凯瑟琳长大之后精通拉丁文和希腊文，擅长舞蹈，人们称她优雅而彬彬有礼。年轻的凯瑟琳是她的外祖母伊莎贝拉女王制定的女性教育高标准的另一个例证。她后来成为葡萄牙王后，是她那个时代最重要的艺术品收藏家之一，她收藏的非欧洲艺术品的数量在欧洲大陆排名第一。[31]

简而言之，胡安娜王后的生活是卡斯蒂利亚上层妇女的传统生活。她是一位虔诚而慈爱的母亲，就是虔敬的天主教家庭倾向于喜爱的那种女性。如果一个普通女人选择这样的生活，会被认为值得尊敬，甚至圣洁。但如果一位女王这么做，而不是像男人一样行使权威以便统治男人们，那么她或许真算得上是疯子。关于胡安娜发疯的传闻被认定是事实，她也没有足够努力在公共生活中确立自己的地位并捍卫自己的声誉。

很快，胡安娜就有了自己的绰号。她的丈夫被称为“美男子腓力”。她在历史中留下的名字则是“疯女胡安娜”。一代又一代男性历史学家谈到这个荒唐的年轻女子，禁不住捧腹大笑。他们觉得“精神有问题”这个说法还不够，有些人甚至说她是“疯子”。

很多人对女性统治国家的事实感到不舒服，而胡安娜缓慢地开始控制朝政时，她显得非常软弱，甚至太软弱了，没有能力治理。她没有母亲的坚毅和勇气，不敢走出女性行为的既定边界，在执政之后也没有采取决定性行动，因此很快就丧失了所有权力。

在此期间，王国的实际摄政者是西班牙地位最高的教士，即伊莎贝拉曾经的忏悔神父西斯内罗斯，她把他提携到托莱多大主教的高位。在观察了政治局势之后，西斯内罗斯决定把斐迪南请回到卡斯蒂利亚。

* * *

此时，斐迪南和热尔梅娜王后正在慢悠悠地巡视他们的领地，包括他的新的那不勒斯王国，但很快开始返程。他回国后，胡安娜对父亲毕恭毕敬，或许是为了服从母亲的遗嘱，即她应当“顺从于”斐迪南。胡安娜继续留在宫中，闭门不出，斋戒祈祷。后来斐迪南及其朋友决定对她实施武装护卫。她有时被软禁起来，并且人们向她谎称爆发了瘟疫或其他危险，让她不敢离开。她的余生就这样作为囚徒待在托尔德西利亚斯，亲人会来拜访她，但她与外界几乎完全隔绝。

斐迪南终于可以独自统治了。他发现自己比过去更喜欢西斯内罗斯。西斯内罗斯是一个久经考验的盟友，愿意帮助他从胡安娜女王手中夺权。斐迪南从那不勒斯回国不久之后，西斯内罗斯从尤利乌斯二世教皇那里收到了红衣主教的冠冕，于是成为红衣主教西斯内罗斯。他和斐迪南一起向世人宣传，胡安娜女王情感脆弱，无法统治西班牙。

但其他一些曾经是伊莎贝拉女王忠实盟友的人对斐迪南的统治感到不舒服。埃尔南·德·塔拉韦拉发现他作为格拉纳达大主教的工作没有得到足够的资金支持，于是请求彼得·马特调查是怎么回事。马特查不到真相。后来，塔拉韦拉自己也落入了异端裁判所的魔爪。

一位魔鬼般的新任宗教法官迭戈·罗德里格斯·卢塞拉于1499年被任命为科尔多瓦宗教法庭的领导人。他的前任因诈骗和敲诈勒索而被定罪。卢塞拉开始对城内的富人进行新一轮的疯狂迫害，称那里有一大群亲犹太分子。很多被他指控的人说，他其实是以起诉为借口，掠夺他们的财产。根据历史学家亨利·卡门的研究，一些改宗犹太人后来作证称，他们被囚禁在监狱里，狱卒强迫他们向基督徒教授犹太教的祈祷，好让卢塞拉指控富裕的基督徒秘密皈依了犹太教。发出抗议的人们也被异端裁判所盯上。

一项调查对卢塞拉的手段提出了质疑，被处决的人数突然大大增加，以便杀人灭口。1504年和1505年，多达147人被处以火刑。这正是伊莎贝拉卧病在床、奄奄一息的时期。我们不知道伊莎贝拉是否了解发生了这些迫害事件，但斐迪南肯定是知情的。

渐渐地，就连伊莎贝拉女王的近臣也受到了异端裁判所的威胁。塔拉韦拉就是这样一个牺牲品。他是改宗犹太人出身。卢塞拉找到一些人，让他们作证，塔拉韦拉将其在格拉纳达的大主教宅邸作为秘密的犹太教圣殿。塔拉韦拉的女性亲属被指控在厨房内执行犹太教仪式。塔拉韦拉遭到监禁、殴打，被强迫赤足游街，以证明自己的悔罪。这位八十岁的老教士受到普遍尊重，被认为是一位善良的伟人。很多人看到他受到这样的虐待，发出了义愤填膺的抗议。最终塔拉韦拉得到释放。但他的健康严重受损，没过多久就去世了。

此后，人们高声疾呼，要求惩治卢塞拉，但斐迪南庇护他，为他辩解。卢塞拉最终被罢免，但斐迪南在此案中的角色清楚地表明，对他来讲，异端裁判所是个纯粹的政治工具，用来恐吓他人，以敲诈钱财。他愿意让清白无辜的人受到迫害，即便许多证人能够证明这些指控是子虚乌有。

塔拉韦拉的命运清楚地表明，异端裁判所运作的最初三十年里，很大一部分受害者的死亡应当由斐迪南负责。伊莎贝拉女王肯定不是完全无辜的，并且她相信异端裁判所有必要存在，以铲除异端，但在她的孩子和孙辈眼里，异端裁判所之所以能够发展壮大，主要是斐迪南在幕后发力。多年后，他的后代在塞哥维亚王宫的大厅（从佩拉约开始，历代西班牙君王的雕像都在那里陈列）树立了他的雕像，把在西班牙设立异端裁判所的全部功绩（或者说罪责）都给了斐迪南。

斐迪南完全掌权之后，还可以自由地发泄对贡萨洛·费尔南德斯·德·科尔多瓦的嫉妒了。斐迪南和伊莎贝拉年轻和脆弱的时候，是贡萨洛站在他们身边；他曾帮助他们抗击土耳其人，赢得了五十年里第一次打败土耳其人的真正胜利。他为西班牙获得了令人垂涎欲滴的那不勒斯，法兰西也一心想得到那不勒斯，为此不惜牺牲数万名法兰西士兵的生命。自他们的孩提时代（伊莎贝拉的弟弟阿方索王子在卡尔德尼奥萨吃了鳟鱼馅饼之后死亡的时期）以来，贡萨洛始终对伊莎贝拉忠心耿耿。贡萨洛曾说，最让他感到骄傲的，就是他知道女王完全信任和支持他。

女王的去世对他打击很大。有两位编年史家称，贡萨洛悲痛欲绝。一位史家写到他的“极度悲伤和流泪”，另一位则说，所有西班牙人都为她的死而悲痛，但“最痛苦的是贡萨洛·费尔南德斯，他自从十四岁担任女王侍从以来，就是在她的宫廷长大成人的”。[32]

所有接触过大元帅的人，都继续对他赞誉有加。据编年史家埃尔南多·德尔·普尔加尔记载：

他领兵作战的时候，无论是熬夜还是饥饿都影响不了他。若有需要，他主动承担最艰难的任务，去面对最大的风险。他天性严肃，不喜欢开玩笑，但在危险的时刻，常常和部下打趣逗乐，以此鼓舞他们的斗志。他曾说，将军的善意言辞能赢得士兵的爱戴。他擅长改良各项事务，也勤于将事情圆满解决。他既有才干，也刻苦勤奋，不仅凭借智慧和努力战胜敌人，还在聪明才智方面远远超过他们。[33]

斐迪南妒火中烧，对贡萨洛在那不勒斯的治理工作吹毛求疵，并确信大元帅破坏了他的权威，是一个潜在的叛徒。斐迪南将他召回西班牙，说打算任命他为圣雅各骑士团团长，以此尊崇他。但贡萨洛回国后，这个提议就被抛在脑后。贡萨洛得到的任务是在热尔梅娜王后骑马时拉着她的缰绳。贡萨洛很快就在洛哈隐居，不再得到军事任务。他的侄子参加了对宗教法官卢塞拉不端行为的抗议，斐迪南说这个年轻人是叛贼，命令将他们家族的蒙蒂利亚城堡摧毁。这个年轻人是贡萨洛的哥哥阿隆索·德·阿吉拉尔的儿子，而阿隆索在镇压阿普哈拉斯叛乱时为了保卫卡斯蒂利亚而牺牲了生命。阿隆索和贡萨洛的祖先留下的家园就这样被摧毁了，斐迪南以此展示了自己的主宰地位。

斐迪南也不是很热衷于将切萨雷·博吉亚绳之以法。博吉亚目前仍被关押在梅迪纳·德尔·坎波的拉莫塔要塞，伊莎贝拉曾打算以谋杀罪审判他。胡安娜女王和母亲一样，相信切萨雷·博吉亚是个危险分子，于是继续监禁他。但在1507年，博吉亚成功逃离城堡，逃往纳瓦拉，在那里找到了雇佣兵的工作。但他的日子已经不多了：在一次小规模战斗中，他被杀死，尸体后来才被发现，身上有多处伤，并且被剥光，衣服和甲胄都被抢走。这就是切萨雷·博吉亚的悲惨结局，尽管他的父亲——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曾给他那么多荣誉和奖赏。

斐迪南国王在处理美洲事务时也表现出了自己的漫不经心和麻木不仁。1506年，哥伦布结束了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远航，返回西班牙。此时他早衰得很严重。他经历了恐怖的磨难，遭遇海难，被抛弃在牙买加，过了几个月才得到营救。他抵达卡斯蒂利亚的时候，大约就是伊莎贝拉去世的时间，他也非常深切地为她哀悼。哥伦布的朋友们后来回忆，他当时就知道，斐迪南永远不会像伊莎贝拉那样认可他的功劳。

哥伦布得知女王的死讯时，就知道自己的职业生涯结束了。“在塞维利亚，哥伦布得知伊莎贝拉女王驾崩，万分哀痛”，人权捍卫者巴尔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后来写道：

对他来讲，她代表着庇护和希望。不管多少痛苦、艰难或损失（即便失去他自己的生命），都不如这噩耗对他的打击更沉重，让他更悲哀……她谦逊而感激地接受了他的服务。至于天主教国王斐迪南，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不仅在言辞和行动上对哥伦布忘恩负义，还想方设法地去伤害他。斐迪南口蜜腹剑。我们相信，如果他有办法取消他和女王公正地授予哥伦布的特权，而不至于良心不安和丢脸，他一定已经这么做了。我始终不能明白，为什么斐迪南这样讨厌哥伦布，对他如此不公正，毕竟哥伦布为王室做出了极大贡献，其他任何君主都不曾得到这样的贡献。[34]

哥伦布于1506年在巴利亚多利德去世。他假装自己晚年受到种种摧残虐待，但其实过得还挺舒服。他喜欢让世人觉得他是某种殉道者，但事实上他给两个儿子留下大宗遗产，他的后代也如他所愿，成为高级贵族。

新大陆不再像伊莎贝拉在位时那样得到密切关注，那里的局势开始变得非常狂野和不堪。斐迪南对探索不感兴趣，除非能找到新的财源。他独自统治时期的第一阶段，探索远航衰落了。伊莎贝拉最初病倒的时候，探险就已经放缓。学者们对探险活动的减少感到困惑。“哥伦布于1502年开始他最后一次远航之后的六年里，西班牙的探险活动沉寂下来，这很奇怪，”罗杰·梅里曼写道，“这期间只开展了两次零散的远航，而且没有什么特别的成绩。”[35]

不幸的是，由于西班牙政府的忽视、贪婪、残暴和管理不善，美洲原住民遭到了越来越严重的虐待。拉斯·卡萨斯相信，如果伊莎贝拉还在，印第安人的死亡会少得多：“伊莎贝拉女王的神圣热情、悉心照料、不知疲倦的努力和挽救印第安人的一丝不苟的意志，从她在发现西印度群岛之后几年里发布的王室法令中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我们考虑到，在一段时间内，关于西印度群岛的信息只是猜测和道听途说，所以她关注西印度群岛的事件还不到十年。”[36]

母亲辞世，父亲自私自利、麻木不仁地胡作非为，居住在遥远英格兰的阿拉贡的凯瑟琳公主也受了不少罪。1509年，她终于嫁给了年轻的亨利八世国王。她父亲让她在英格兰宫廷逗留了多年，有时几乎身无分文，同时他与亨利七世为了未交付的部分嫁妆而讨价还价。亨利七世国王在临终时认可了凯瑟琳的优点，敦促儿子娶她，随后没过多久就去世了。凯瑟琳和亨利八世结婚不久之后，斐迪南与亨利八世缔结了一项条约，共同对抗法兰西，然后背叛和羞辱了亨利八世，自己在纳瓦拉占据了一些土地。这让亨利八世勃然大怒。他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年轻人，正在努力为自己在世界舞台赢得一个地位。此事让年轻夫妇的婚姻产生了裂痕。

这额外的压力给凯瑟琳造成了更大的负担。她一直为自己无法为丈夫生下一个男性继承人而忧心忡忡。亨利八世和斐迪南的争吵让她压力很大，是她于1514年流产的原因之一。“由于两位国王，以及她的丈夫和父亲之间的矛盾，英格兰王后承受很大的精神压力，导致流产。据说，由于她无法忍受悲哀，生下了一个死亡的早产儿。”彼得·马特向路易斯·乌尔塔多·德·门多萨透露消息，“她丈夫因为遭到她父亲的背叛而责怪无辜的王后，不断向她抱怨。”[37]

伊莎贝拉驾崩后，斐迪南的心胸狭隘、目光短浅就昭然若揭。在他统治的剩余时间里，他为了边境的领土得失与邻国争吵不休，与一个又一个欧洲大国交战。他嫉妒西斯内罗斯，害怕他比自己更得到公众敬仰，于是让他率军远征北非。他以为这个七十三岁的老教士太衰弱，没有本事赢得军事荣耀。但西斯内罗斯毫无畏惧、意气风发地出征了，征服了奥兰城，解救了被囚禁在那里的约1.5万基督徒奴隶。[38]

但此次征服，再加上大约同一时期在北非的其他几次进攻，使得基督徒与北非穆斯林的紧张关系进一步恶化，促使穆斯林海盗加紧袭击地中海沿海地区。海盗首领海雷丁向毫无防备的城镇发动进攻，有时得到曾经居住在西班牙的人的帮助。他取得了很大成功，以至于巴耶济德二世的儿子“残酷的”塞利姆一世任命海雷丁为土耳其舰队司令。1517年，土耳其人征服了埃及的马木留克王朝。正如伊莎贝拉曾担心的那样，他们开始对西班牙步步紧逼。

斐迪南在卡斯蒂利亚摄政的岁月里，基督徒得到了一个出乎意料的帮助。伊斯兰世界爆发了一种异端运动，使得土耳其人的注意力暂时离开了在欧洲的征服，转向离自己更近的矛盾。这种异端运动由谢赫[39]萨非·丁领导的神秘主义集团发起，他自称是穆罕默德的一个女婿的后代。他的集团被称为萨法维耶教团。“奥斯曼人是严谨的正统穆斯林，憎恶萨法维耶教团的异端教导，”历史学家V.J.帕里写道，“但他们正确地判断，这绝不仅仅是一个宗教上的危险；对他们来讲，这也是严重的政治威胁。”[40]

在这期间，西班牙得到一个喘息之机，就像巴耶济德二世和杰姆争斗期间一样。这些年里，在佛兰德的梅赫伦，年轻的查理（卡斯蒂利王位的继承人）在玛格丽特（伊莎贝拉女王心爱的儿媳，最终按照伊莎贝拉的希望，抚养了伊莎贝拉的继承人们）照料下，逐渐长大成人。玛格丽特将伊莎贝拉的遗产承袭下去。她甚至在伊莎贝拉的财产被匆匆拍卖的时候，从中带走了许多以基督生平为主题的画作，将其留在自己手边。在梅赫伦，艺术家阿尔布雷希特·丢勒看到了这些画作，赞扬它们的“纯净和卓越”。这话后来成了一句名言。[41]

玛格丽特确保这些画作始终作为一套，不被拆散，并将其作为成人礼，赠给伊莎贝拉的外孙们。今天这些画作大部分保存在马德里的王宫，其余的则成为各大艺术博物馆的珍贵藏品，包括纽约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和华盛顿的国家艺术画廊。

玛格丽特对艺术的浓厚兴趣使得她在梅赫伦的宅邸成为欧洲第一个拉美艺术的伟大中心。埃尔南·科尔特斯征服墨西哥时收集的黄金面具、黑曜石仪式用具和羽毛头饰被送给了查理王子，但由玛格丽特保管。这是欧洲人第一次瞥见美洲丰富而形式多样的艺术传统。

贡萨洛·费尔南德斯·德·科尔多瓦的余生是在隐居中度过的，国王再也没有派遣他出征。但他的军事领导已经变革了西班牙军队，他的影响持续了好几代人。1515年12月，他在发高烧之后去世，受到全国人民的哀悼。在临终告解时，他说自己只有三个遗憾，一是背叛了那不勒斯国王[42]；二是背叛切萨雷·博吉亚，这两人都是因为信任他才来找他的；至于第三件遗憾的事情，他说只有上帝知道。他曾再婚，但被安葬在格拉纳达的圣哲罗姆修道院，距离伊莎贝拉女王最后的长眠之地很近。他的墓地上方悬挂着他为卡斯蒂利亚王室浴血奋战一百场战役的纪念垂饰。

彼得·马特小心翼翼地见风使舵，保住了自己在宫廷的位置。他说，贡萨洛的死讯传来，西班牙举国哀悼。“呜呼哀哉，西班牙！”马特用他典型的华丽辞藻写道，在一封信里记述了贡萨洛的所有伟大胜利，并提及，他的“大元帅”称号实至名归。斐迪南国王得知贡萨洛去世后，似乎也有些懊悔。“国王得知这消息，颇为烦恼，或者说似乎是这样。只有上帝知道人的内心。”马特写道，“因为斐迪南的宽宏有时受到怀疑，所以他允许贡萨洛在一个偏僻的地方舒适地生活。”[43]

* * *

斐迪南国王于1516年去世，也就是贡萨洛辞世几个月之后。斐迪南曾在妻子的要求下服用一种用公牛睾丸制成的药剂，以增强性功能，但这种药剂的副作用损害了他的健康。斐迪南始终没有和年轻热情的妻子生出健康的孩子，这有点奇怪。此前他一直是以特别多产而闻名的。斐迪南和热尔梅娜只生了一个孩子，而那个婴儿出生之后很快就夭折了。当然，因为斐迪南特别风流，所以他可能是最早患上梅毒的欧洲人之一，当时梅毒在他的王国大肆传染，而且可能是从巴塞罗那开始传播的，当时他就居住在那里。近期的法医学证据表明，阿拉贡王族的多名成员曾患有梅毒。当时梅毒是无法治愈的，而且会导致不育。

据说在1494年，梅毒从巴塞罗那传播到那不勒斯，在那里形成大爆发。斐迪南所在的阿拉贡王族有许多成员要么成为梅毒的牺牲品，要么曾受到其威胁，不管有没有感染上。他的亲戚们常在那不勒斯和巴塞罗那之间来回穿梭，并在意大利全境活动，常常带着大量阿谀奉承、品行风骚的廷臣。

研究那不勒斯王族的考古病理学家发现，斐迪南的堂兄费兰特国王（生于1423年，卒于1494年，享年71岁）死于结肠癌，似乎没有感染过梅毒。但他的较年轻的亲戚们几乎肯定得过梅毒。费兰特的孙女，美丽的阿拉贡的伊莎贝拉[44]（生于1470年，嫁给米兰公爵）有梅毒的生物标志。我们相信她曾尝试用水银治疗自己的疾病，导致她的牙齿变黑。她尝试刮去自己变黑牙齿的珐琅质，以消灭证据。她的同父异母妹妹的下肢有梅毒造成的溃烂。在当时，腿部和身体其他部位的溃烂是梅毒的一个常见标志。[45]

斐迪南去世的地点是一个叫马德里加莱霍的小村庄的一座小屋，当时他正在旅行。但与伊莎贝拉的驾崩不同，他的去世没有引起西班牙人的举国哀恸。他被葬在格拉纳达，在伊莎贝拉身旁，位于一座与伊莎贝拉的要求相抵触的雄伟陵墓内。伊莎贝拉曾要求将女儿伊莎贝拉埋葬在她身边，但她女儿的遗体被留在托莱多。最后，斐迪南、伊莎贝拉女王、胡安娜女王和腓力国王永久安息于一处，这是公共宣传的胜利，也是玩世不恭地宣示了王室的所谓和睦。

在随后几个世纪里，斐迪南声名鹊起，伊莎贝拉的很多成就都被认为是他的功劳。在官方文件中，他的名字被写在伊莎贝拉前面（有的时候是因为她特地要求把他的名字加上去），所以未来的历史学家们有时会被自己的性别歧视思想所蒙蔽，把他当作事件的主要推动者，尽管他扮演的角色是很次要的。

许多年里，一代代学者审视了斐迪南和伊莎贝拉的二十五年婚姻，努力推断出他们各自做出了多少贡献，哪些决定是他的，哪些是她的。要回答这些问题，一个很简单的办法是，看看伊莎贝拉女王去世后，斐迪南独自执政时干得怎么样。她去世后，他还活了十二年，一直到1516年。他与伊莎贝拉共同执政的时候，他可以算得上欧洲最伟大的君主之一，被认为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没了伊莎贝拉，他几乎没有做出一点点有意义的成绩，把时间浪费在毫无意义的国际阴谋上。

意大利人巴尔达萨雷·卡斯蒂廖内在伊莎贝拉去世后的西班牙生活过一些年。在他的著作《廷臣之书》中，他斟酌了这对夫妻的相对重要性。这部书记载了在乌尔比诺公爵的宫殿内进行的一系列长谈。有一次，卡斯蒂廖内的伙伴问他，伊莎贝拉是否真的做了他所称的那些事情。真正建功立业的难道不是斐迪南吗？他问道。

卡斯蒂廖内答道，斐迪南有资格与伊莎贝拉相提并论，但仅仅因为她选择了爱他。“因为女王认为他配得上做她的丈夫，并且非常爱他、尊敬他，我们不能说他没有资格与她相提并论，”卡斯蒂廖内写道，“但我相信，恰恰是由于她，他才获得了巨大的声望，这声望才是最贵重的嫁妆，其价值不亚于卡斯蒂利亚王国。”

爱的确是难以解释的。

* * *

伊莎贝拉的哈布斯堡血统的外孙和外孙女们，受到玛格丽特的悉心照料，受益良多，承担起他们家族庞大领地的沉重责任。他们的领地环绕整个世界。查理于1516年成为西班牙国王，1519年成为神圣罗马皇帝，当时他只有十九岁。在他统治下，西班牙人征服了墨西哥和秘鲁，这是两个拥有无穷财富的神话般的帝国。

胡安娜的次子斐迪南出生于西班牙（当时胡安娜与腓力访问卡斯蒂利亚），在西班牙长大，后来获得了家族在奥地利的领地。他肩负起监视与奥斯曼土耳其人边界的责任。1529年，他成功抵挡住土耳其人对维也纳的围攻，遏制住他们在陆地的进攻。1558年，他的兄长查理五世退隐到西班牙的一家修道院，于是斐迪南成为神圣罗马皇帝。几十年后的1571年，查理五世的儿子堂胡安指挥一支海军，在勒班陀港口附近击败奥斯曼人，这是基督教西方对土耳其人取得的第一次大规模海战胜利。维也纳之战和勒班陀海战的胜利并非如某些人所称是决定性的，但仍然都是世界历史上的分水岭。它们标志着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并清楚地表明，西方将会坚持下去，并高效地战斗，最终遏制住土耳其人的扩张。

指挥棒传到了伊莎贝拉的外孙查理五世和他的弟弟斐迪南一世手里，然后传给腓力二世和堂胡安。他们是抵抗奥斯曼帝国的唯一一支强大力量，组织自己的防御，将人们团结在宗教大旗下，致力于捍卫宗教正统，从而与声势浩大的敌人对抗。他们仍然自视为基督教的捍卫者，将从新大陆获取的全部资源投入这场斗争。他们也四面树敌，包括一个新的敌人——在他们看来属于异端的基督教分支，即新教运动。正如他们的外祖父母镇压异端，他们也运用异端裁判所的机制来镇压这些思想犯——新教徒。但新教在西班牙始终没有构成像在欧洲其他地方那样的威胁。在伊莎贝拉治下开展的教会改革运动已经在反宗教改革运动开动之前许久就铲除了天主教会的许多最严重的弊端。

在这支新的基督教军队中与哈布斯堡家族并肩作战的，有来自新大陆的印第安人的后裔，包括阿兹特克领袖蒙特祖玛和埃斯特雷马杜拉的探险家埃尔南·科尔特斯的孙辈，他们互相通婚，繁衍子嗣。在新大陆，在随后的一百二十年里，西班牙人将建造7万座教堂、500座修道院和30万座教会赞助的学校与医院。他们还将兴建至少4座大学，分别在哥伦比亚、秘鲁和墨西哥。他们还从新大陆获取了价值约15亿美元的黄金白银，将其用于欧洲的事业。[46]

伊莎贝拉出生的时候，基督教是一种奄奄一息的宗教，因为内部纷争、外部攻击而羸弱不堪。她去世五百年后的今天，基督教是世界上最大的宗教，信徒包括两百多个国家的约20亿人。其中有一个人出生于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在2013年成为教皇后自称方济各一世。第一批被他封为圣徒的人，就是1480年在奥特朗托被杀害的800人，他称他们为殉道者。

伊莎贝拉的直接后裔仍然在欧洲各地掌权。西班牙、比利时、卢森堡、荷兰、英国、丹麦、挪威、瑞典和摩纳哥的王族都尊伊莎贝拉女王和斐迪南国王为祖先。[47]

[1] 格列柯原名多米尼柯·狄奥托科普洛（1541～1614），西班牙绘画艺术的第一位大师。“格列柯”在西班牙语中意为“希腊人”，因为他出生于克里特岛。他的画作数量惊人，最著名的有《奥尔加斯伯爵下葬》等。

[2] 迭戈·委拉斯开兹（1599～1660），西班牙黄金时代最重要的画家之一，擅长肖像画，创作了许多王室成员和显贵的画像，最著名的杰作为《宫女》。

[3] King Ferdinand to King Henry Ⅶ，November 26，1504，in Calendar of Letters，Despatches，and State Papers，Relating to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England and Spain，Preserved in the Archives of Simancas and Elsewhere，vol.1，Henry Ⅶ：1485-1509，ed. Gustav Bergenroth（London：Lords Commissioners of Her Majesty’s Treasury，1862）.

[4] Tarsicio de Azcona，Isabel la Católica：Estudio crítico de su vida y su reinado（Madrid：Biblioteca de Autores Cristianos，1993），p.951.

[5] Chiyo Ishikawa，The retablo of Isabel la Católica（Turnhout，Belgium：Brepols，2004），pp.5-8.

[6] Azcona，Isabel la Católica，p.951.

[7] Peter Martyr，Opus Epistolarum：The Work of the Letters of Peter Martyr（London：Wellcome Library），vol.3，letter 285.

[8] Bethany Aram，Juana the Mad：Sovereignty and Dynasty in Renaissance Europe（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5），pp.77-78.

[9] Jacobo Stuart Fitz-James and Falcó Alba，Correspondencia de Gutierre Gómez de Fuensalida（Madrid：Imprenta Alemana，1907），p.389.

[10] 正式称号为卡斯蒂利亚与莱昂国王腓力一世。

[11] Peter Martyr to Archbishop of Granada，August 4，1505，in Opus Epistolarum.

[12] Aram，Juana the Mad，p.82.

[13] Aram，Juana the Mad，p.80.

[14] Vincenzo Quirini to the Signory，September 1505，Calendar of State Papers Relating to English Affairs in the Archives of Venice，vol.1，1502-1509，ed. Rawdon Brown（Great Britain：National Archives，1864），pp.300-10.

[15] Quirini to the Signory，April 4，1506，Calendar of State Papers Relating to English Affairs in the Archives of Venice，vol.1，1502-1509，ed. Rawdon Brown（Great Britain：National Archives，1864），pp.300-10.

[16] Quirini to the Signory，April 4，1506，Calendar of State Papers Relating to English Affairs in the Archives of Venice，vol.1，1502-1509，ed. Rawdon Brown（Great Britain：National Archives，1864），pp.300-10.

[17] Quirini to the Signory，April 4，1506，Calendar of State Papers Relating to English Affairs in the Archives of Venice，vol.1，1502-1509，ed. Rawdon Brown（Great Britain：National Archives，1864），pp.300-10.

[18] Quirini to the Sigorny，April 4，1506，April 16，1506，Calendar of State Papers Relating to English Affairs in the Archives of Venice，vol.1，1502-1509，ed. Rawdon Brown（Great Britain：National Archives，1864），pp.300-10.

[19] Philibert Naturel to Philip le Beau，June 7，1506，LM 24195，correspondence of Margaret of Austria，Archives du Nord，Lille，France.

[20] 即前文讲到的富瓦伯爵夫人，阿拉贡的埃莉诺（1426～1479）。

[21] King Ferdinand to De Puebla，December 1505，Calendar of Letters，Despatches，and State Papers，Relating to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England and Spain，Preserved in the Archives of Simancas and Elsewhere，vol.1，Henry Ⅶ：1485-1509，ed. Gustav Bergenroth（London：Lords Commissioners of Her Majesty’s Treasury，1862）.

[22] 热尔梅娜的母亲是路易十二的姐姐。

[23] James Braybroke to Henry Ⅶ，July 1505，Calendar of Letters，Despatches，and State Papers，Relating to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England and Spain，Preserved in the Archives of Simancas and Elsewhere，vol.1，Henry Ⅶ：1485-1509，ed. Gustav Bergenroth（London：Lords Commissioners of Her Majesty’s Treasury，1862）.

[24] Maximilian de Austria，1505，in Fernando Díaz-Plaja，Historia de España en sus documentos，siglo XVI（Madrid：Ediciones Catedra，1988）.

[25] April 4，1506，Brussels，September 9，1505，in Brown，ed.，Calendar of State Papers Relating to English Affairs，vol.1.

[26] Peter Martyr，in Opus Epistolarum，vol.3，letter 300.

[27] Peter Martyr，in Opus Epistolarum，vol.3，letter 311.

[28] Aram，Juana the Mad，p.88.

[29] Elaine Sanceau，The Reign of the Fortunate King，1495-1521（New York：Archon Books，1970），p.140.

[30] Aram，Juana the Mad，p.10.

[31] Annemarie Jordan，The Development of Catherine of Austria’s Collection in the Queen’s Household：Its Character and Cost（London：Simon&Schuster，2010）.

[32] Mary Purcell，The Great Captain：Gonzalo Fernández de Córdoba（New York：Alvin Redman，1963），p.190.

[33] Mary Purcell，The Great Captain：Gonzalo Fernández de Córdoba（New York：Alvin Redman，1963），p.159.

[34] Bartolomé de Las Casas，History of the Indies，trans. and ed. Andrée Collard（New York：Harper&Row，1971），pp.138-39.

[35] Roger Bigelow Merriman，The Rise of the Spanish Empire in the Old World and the New（New York：Cooper Square，1962），vol.1，p.213.

[36] Las Casas，History of the Indies，p.35.

[37] Peter Martyr to Luis Hurtado de Mendoza，December 31，1514，in Opus Epistolarum，epistle 542.

[38] Robert C.Davis，Christian Slaves，Muslim Masters：White Slavery in the Mediterranean，the Barbary Coast，and Italy，1500-1800（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3），p.xiv.

[39] 谢赫（Sheikh）是阿拉伯语中常见的尊称，指“部落长老”“伊斯兰教教长”“智慧的男子”等，通常是超过四十岁且博学的人。在阿拉伯半岛，谢赫是部落首领的头衔之一。

[40] V.J.Parry，A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to 1730（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6），p.64.

[41] Ishikawa，The retablo of Isabel la Católica，p.1.

[42] 可能指的是西班牙与法兰西瓜分那不勒斯王国。

[43] Peter Martyr to Marquess of Mondejar，December 5，1515，in Opus Epistolarum.

[44] 那不勒斯国王阿方索二世的女儿。

[45] Tom Mueller，“CSI：Italian Renaissance，” Smithsonian，July-August 2013.

[46] G.González Dávila，Teatro de Las Grandeza de la Villa de Madrid（Madrid，1623），quoted in Clarence Henry Haring，Trade and Navigation Between Spain and the Indie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4），pp.xii and xiii.

[47] 今天欧洲国家元首是伊莎贝拉后代的还有摩纳哥和列支敦士登。

后记

每一个爱书人都有自己最喜爱的地方，可以躲在那里静静地读书，并梦想遥远的国度。我小的时候生活在美国控制的巴拿马运河区，当时我最喜欢的地方是我家附近的一座混凝土海堤，从那里可以远眺加勒比海。在我的幻想中，我无须游历很远，因为我坐的地方，双腿垂在海面的地方，就是探险家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于1502年最后一次远航期间拜访过的地方。当时他还在拼命努力给他的赞助人——严肃而活跃的卡斯蒂利亚女王伊莎贝拉带回喜讯。

巴拿马曾是西班牙殖民帝国的一个枢纽，此地随处可见伊莎贝拉的遗产。成吨的黄金白银从巴拿马运回欧洲，让女王的后代能够在旧大陆扩张自己的权力和领地。巴拿马有十几处遗迹，大多已经倾颓，被热带雨林的藤蔓覆盖。西班牙人统治全球的时候曾生活在那些地方，在那里工作。已成断壁残垣的圣洛伦佐堡和破破烂烂的巴拿马老城足以证明，即便最强盛的政治势力也是转瞬即逝的。这给我留下了生动的印象。那时的我是美国的海外帝国的孩子，而美国正处于力量的巅峰，在全世界既受仰慕，也遭痛恨。

在大学里，我继续追寻自己对西班牙历史、艺术和文学的兴趣。我在西班牙的萨拉曼卡大学（伊莎贝拉女王曾赞助这所大学，并对其十分钟爱）读书时，游览了西班牙，参观了许多宫殿、城堡和博物馆，它们都曾得到新大陆财富的赞助。当时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将军刚刚去世，西班牙在历史的一段黑暗时期之后又一次向全世界开放。

有一天，我在前往马德里旅行的时候，火车意外地在一个破落的小村马德里加尔·德·拉斯·阿尔塔斯·托雷斯停下了。我有的是时间，于是在这个村庄遍地尘埃的小巷漫步，突然一座砖石建筑映入我的眼帘。一个小小的标牌告诉我，伊莎贝拉就出生于此。这座中世纪建筑并不起眼，看上去根本不像一位君主的家。这景象让我认识到，伊莎贝拉的开端是多么卑微，她如同流星一般的崛起是多么出人意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在女性很少执掌权力的时代，一个出自这种背景的年轻女子，居然能够为她的孙辈称霸全球铺平道路。我为此着迷，我觉得，为伊莎贝拉写一本书的想法就在那时诞生在我脑子里。不过，做了几十年的新闻记者之后，我才重拾自己最初对历史的兴趣。我对伊莎贝拉女王兴趣盎然，对她的举动感到困惑不解，希望更好地了解她，了解她做了什么事情，又是为什么。最重要的是，必须从她所在时代的背景来理解她，我就是这样努力的。

对她的传记作者来说，伊莎贝拉女王的生平就是一场墨迹测验[1]。每位作者都对她的生平有自己的视角和内在的偏见。天主教徒以一种方式看待她；新教徒、穆斯林和犹太人对她的看法完全不同。关于她的一些虚假信息流传甚广。西班牙历史曾被宣传家系统性地扭曲抹黑，这种过程被称为“黑色传奇”[2]。穆斯林控制西班牙的时代被描绘得无比美好，这也是不准确的。另外，欧洲人、美洲原住民及其后代对西班牙征服新大陆的看法肯定也是大相径庭的。所以，伊莎贝拉是世界历史上最富争议的统治者之一，既受敬仰，也遭到妖魔化。

我在此应当揭示一下自己特别的偏见。首先，关于信仰。我在宗教方面并不活跃。我的祖先主要是来自欧洲的新教徒、天主教徒和犹太人。我努力对我描述的所有历史事件的参与者的情感保持开放的态度。我有一个特别的偏见是，我认为杀人和奴役人是邪恶的行为，不管受害者是什么人，也不管残酷的行为在当时为什么能够被合理化。

总的来讲，我觉得伊莎贝拉派遣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去新大陆是一件好事。为什么？因为我自己就是所谓“哥伦布大交换”的产物。

我年幼的时候，母亲常骄傲地告诉我，她的家族最初抵达新大陆，来到了詹姆斯镇。这意味着她拥有早期美国殖民者的血统。我父亲拥有部分美洲原住民血统，是伦尼莱纳佩部落的后代，他会笑着答道：“是啊，你们来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你们的船，欢迎了你们。”

所以，我对丧失了土地的美洲原住民的权力主张非常同情。我对欧洲人抵达美洲时遇到的挑战也感到同情，因为他们也受尽了苦难，损失惨重。

同时我也非常赞赏早期新大陆探索者表现出的莫大勇气。我第一次看到新大陆的西班牙要塞是我六岁的时候，当时我参观了佛罗里达的圣奥古斯丁要塞。几年后，我们家从美国迁往巴拿马，途中要在通往新奥尔良的现代高速公路上行驶三天。然后，我们从新奥尔良出发，在海上航行四天。即便在20世纪60年代，这也算很长的旅途了。

有一天，我们开车穿过巴拿马的加勒比海沿海丛林，去往圣洛伦佐堡。我大感意外地认识到，它与我在圣奥古斯丁看到的要塞是姊妹。我很早就看到了西班牙帝国的庞大规模和尺度，它横跨大洋扩张到如此遥远的地方，以及它多么高效地将自己的文化、语言和宗教强加于数千英里之外的土地。不管你对该时期的西班牙的看法如何，它的成就是不可否认的。

我的视角的另一部分来自我作为新闻记者的人生经历。我曾报道过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与15世纪的伊比利亚人面对的，是一模一样的。作为记者，我非常重视事件的第一手资料，所以在为本书所做的研究工作中，我始终首先去寻找亲身在场、亲眼见证历史事件的人们的说法。我注意到了后世学者对这些原始资料的批评，但一般来讲我倾向于更重视目击者记述，而不是后人（他们并不在事件现场）的阐释。幸运的是，在国会图书馆（驰名世界的优秀图书馆），我能找到大量这样的原始资料。那里的数十位图书馆员帮助我找到了我需要的书籍，或者帮助我读到古书和手稿，让我能够找到本书描述的许多事件的最早记载。

我特别努力地去寻找非传统的或者“外界”的记述，以尽可能清晰地把故事讲得更完整。关于异端裁判所及其影响的记述，我查阅了犹太人的史料，在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的犹太学收藏品中找到了非常珍贵的材料。关于格拉纳达王国的史实和奥斯曼帝国进攻时期，我找到了阿拉伯史料和来自东欧的当时的第一人称记述。其中一些史料只是在前不久才被翻译成英文。某些资料还从来没有被译为英文过，于是我自费请人将其翻译成英文。为了追寻本书的故事，我旅行到西班牙、英格兰、法国、巴拿马和波多黎各，尽可能地使用当地许多图书馆和档案馆的资源。

我有时引用的是比较老的历史书，而不是历史事件当时的原始记载，仅仅因为这些历史书的语言太美。此处仅举两个例子，威廉·希克林·普雷斯科特和本齐恩·内塔尼亚胡的作品已经有些过时了，现在有更新的研究，但他们的成就非常伟大，在各自领域内是了不起的先驱者，为后来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基础。

这意味着，本书与今天大多数学术性很强的历史学家的作品都不同。在有些地方，这一点最明显，如关于加勒比海食人行为和梅毒可能起源于新大陆。许多现代历史学家对关于这些方面的记述表达了怀疑，可能是对某些早期欧洲编年史家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矫枉过正了。这些早期欧洲编年史家毕竟是急于为欧洲人攫取美洲土地辩护。但是，不计其数的第一人称记述在一些基本的事实上意见一致，所以我把它们视为极有可能真实的资料，展现出来。

此外，食人行为有宗教仪式的元素，或者是人类绝望之下的疯狂之举。这在历史上发生过很多次。我不认为，提到这一点就是对任何族群的歧视。新的研究表明，詹姆士镇也曾发生过食人行为，所以在某些情况下吃人肉，并非某种文化所独有。

关于梅毒，这种疾病在特定的时间以特别凶猛的方式席卷欧洲，我不认为这是巧合。当时的许多第一手记述都讲到，出现了一种性传播的可怕的新疾病。另外，传染往往是双向的。梅毒可能是从西向东传播的，但天花、麻疹、流感和腺鼠疫同时从东向西传播，造成的死亡人数多得多。而且，是美国人和欧洲人在19世纪初首次将梅毒传播到夏威夷群岛。

关于伊莎贝拉家族中儿童可能遭受性虐待的讨论，源自我自己和我的同事的新闻工作，并咨询了相关领域的心理学专家。孤立的档案记载讨论了伊莎贝拉家族的事件。将其综合起来看，我们就看到了一种长期存在但直到今天才得到调查和揭露的性虐待。15世纪末卡斯蒂利亚宫廷内的模式很像近期曝光的一些关于教士和其他权威人物的丑闻。

我努力将伊莎贝拉置于她的时代背景下，置于她所生活的空间内。她是个热忱虔诚的天主教徒，生活在奥斯曼土耳其人似乎即将彻底消灭基督教的时代。我坚信，她做的很多事情都是为了应对这种威胁。从她的角度看，她受到了上帝召唤，要捍卫基督教信仰，去抵抗一个非常强大的敌人。

[1] 也称罗夏测验，得名自瑞士心理分析学家赫尔曼·罗夏（1884～1922），是一种心理学测试，通过解读和分析人对墨迹的认知，来评估人的心理状态，如思维紊乱等。

[2] 1914年，西班牙历史学家胡利安·胡德利亚斯（Julián Juderías）在其著作《黑色传奇和历史真相》中提出，现代欧洲历史学对西班牙帝国及其人民和文化进行了妖魔化，忽视西班牙帝国的正面成就。

致谢

要让我感谢所有对本书有贡献的人，是很困难的事情，因为从很多方面看，我这一生都在为这本书而工作，不管当时我是否认识到这一点。在这期间，许多人给了我指导、高明的视角和鼓舞。

我的母亲Melinda Hoppe Young嗜书如命，而且是个浪漫主义者，她激励我不管走到哪里，都寻找故事。而且，我和她一起去过很多美妙的地方！她热爱巴拿马的丛林、废墟和历史。她无所畏惧地带我们去各种各样的地方，去远行，去看我们能够找到什么。她驾驶一辆客货两用车，带着我们渡过河床、探索荒凉的热带海滩，远足到鲜有外邦人涉足的偏远内陆农村。

我童年的最好朋友Laura Gregg Roa与我同龄，和我们一样对巴拿马及其西班牙和印第安传统着迷。她常和我们一起探险。后来Laura比我先考到了驾照，于是我们俩独自驾车远行，这一次是Laura开车。有时我们骑摩托车，有时更安静地坐在她父母的旅行车里。

2000年，美国将巴拿马运河区归还巴拿马人，Laura留在当地，教授西班牙语和法语，后来搬到比利时，在那里的美国军事学校教书。她曾希望帮助我为本书做研究，但五十二岁时因癌症去世，留下一个女儿和两个儿子。我把本书献给她。

我离开巴拿马运河区，去上大学，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读新闻专业，这是一个幸运的选择，最终让我进入媒体业。在大学的时候，我沉溺于西班牙和拉美艺术与历史，并修了几门这些方面的课。我在西班牙的萨拉曼卡大学待了一学期，就是那个时候，本书开始在我脑子里成形。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和萨拉曼卡大学的教授们给了我在该时期历史方面的基本功，这为我后来独立开展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

我开始认真为本书做研究之后，多位德高望重的学者给了我宝贵的帮助，让我更好地理解那个时代，以及伊莎贝拉生活的环境。首先要感谢了不起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历史教授Teofilo Ruiz。在我为本书做研究和写作期间，他多次与我谈话。他渊博的学术、慷慨的秉性和深刻的人道主义精神都给了我极大灵感。让我非常荣幸的是，他阅读了快完稿时的本书手稿，并提出了富于几十项修改和提高的建议。Ruiz教授，谢谢你。

霍夫斯特拉大学的历史教授Simon Doubleday在我的工作开始时与我促膝长谈。本书快结束时，尽管他正在西班牙旅行并做自己的研究，还是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提出了好几项非常重要的修改意见。

西雅图大学的历史教授Theresa Earenfight和密歇根州立大学的西班牙语文学教授Nancy Marino给了我建议和鼓舞。我常常参考石川千代关于伊莎贝拉私人宗教艺术品的精彩而美丽的书，书里包含一些非常杰出的画作，通常情况下公众是看不到的，因为它们被收藏在马德里的王宫，而王宫不对外开放。在我写作的最后阶段，她也与我探讨了手稿的情况。David Hosaflook关于阿尔巴尼亚历史的开创性著作帮助我理解了伊莎贝拉文件中提到的正在东欧发生的可怕事件究竟指的是什么。

如果本书在史实或诠释上有任何错误，都由我本人负责。

我的优秀经纪人和朋友Gail Ross让这本书的诞生成为可能，她在Ross Yoon经纪公司的合伙人Howard Yoon准备了非常精彩的提案，吸引到了Nan A. Talese/Doubleday出版社的编辑Ronit Feldman。Ronit鼓励和引导我从事研究和写作，担任我的顾问。我们每年都了解到关于伊莎贝拉的新知识，思考其意义。Ronit是一位有天赋的文字大师，非常擅长组织工作，她灵巧地引导本书的创作，直到问世。Nan A. Talese是一位著名的天才编辑，对最终产品作了一些精巧的修改。我还要感谢Doubleday团队的其他人，包括装帧设计师Pei Loi Koay、制作编辑Nora Reichard和校对编辑Janet Biehl。我对他们所有人都很感激。

我从许多图书馆和艺术博物馆的渊博专家那里得到了很大帮助。要感谢的人太多，无法一一列举。我的大部分工作是在国会图书馆进行的，那里的西班牙语图书室的专家们帮助我走上正确道路，并指引我去阅读一般藏书、珍本书与手稿。我尤其要感谢Juan Manuel Pérez、Everette E. Larson、Barbara A. Tenenbaum、Georgette M. Dorn、Katherine McCann、Tracy North、Eric Frazier、Betty Culpepper、Janice C.Ruth和Sheridan Harvey。

西班牙的人们始终优雅而慷慨，接受一轮又一轮去西班牙寻根的美国人的询问。西班牙驻美国大使馆的Barbara Minguez Garcia和Jorge Sobredo帮助我铺平道路，向我引荐一些关键的档案工作者，从而帮助我接触到罕见而珍贵的早期手稿。Severiano Hernandez Vicente、Gonzalo Anes Alvarez、CarlosMartinez Shaw、ManuelBarrios Aguilera和Gregorio Hernandez Sanchez对我的帮助特别大。所有的档案馆都是非常美妙的地方，可以待一下午，也可以待一个月。但我要特别感谢马德里的王家历史学院和国家图书馆，塞哥维亚、塞维利亚、西曼卡斯、巴利亚多利德、格拉纳达和埃斯科里亚尔的公共图书馆和档案馆。本书提到的一些重要艺术品存放在马德里的普拉多博物馆、华盛顿特区的国家艺术画廊、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以及布尔戈斯的拉斯维尔加斯修道院。为了寻找伊莎贝拉的足迹，我走遍了西班牙，途中享用了许多杯美酒和许多盘“塔帕斯”小食。

在法国，我在里尔的北方档案馆查阅了关于奥地利的玛格丽特的文献。在伦敦，我在大英博物馆和国家档案馆度过了许多时光。伦敦的韦尔科姆图书馆提供了彼得·马特《书信集》的英译本。

在巴拿马、波多黎各和墨西哥，我参观了与本书涉及新大陆各章相关的许多历史名胜。我感激那些拥有远见卓识、认识到我们自己的半球也有值得保存的历史的人们。

在美国，我参考了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加州圣马力诺亨廷顿图书馆与艺术馆、芝加哥艺术学院、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纽约公共图书馆苏世民楼、华盛顿学院米勒图书馆、马里兰大学麦凯尔丁图书馆和乔治城大学劳因格图书馆的藏品。

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德里亚和阿灵顿的绝妙图书馆为我提供了近二十年出版的很大一部分材料。

塞哥维亚旅游局工作人员Marta Rueda和我一起度过了许多时光，带我在全城观光，与我分享她几十年来关于伊莎贝拉的思考和观点。她不仅是一位向导，还是一位真正的朋友。圣米迦勒酒店的所有者给了我一个俯瞰圣米迦勒教堂红瓦屋顶的房间，让我能够眺望伊莎贝拉登基的地点。他们对我始终热情而慷慨。

我还要感谢法国里尔的Louisa Woodville、Alexis Simendinger、Kim Winfrey和Camille Brilloit；墨西哥圣米格尔德阿连德的Jesus Ibarra；还有Luis Chaffo、Holly Hall、Laura Evenson和Wendy Silverthorne。

若没有我之前的学者们的努力，本书是不可能写成的。其中一些人还健在，有些人已经与世长辞。此处的列举并没有任何顺序。我要特别感谢María Isabel del Val Valdivieso、Juan de Mata Carriazo、Jerónimo Zurita、Luis Suárez、Tarsicio Azcona、Peggy Liss、Nancy Rubin和William Hickling Prescott。

在本书快结尾的时候，我的力量快要枯竭，此时我的妹妹Elizabeth Gately开启了参考文献的工作，慷慨地贡献了她的时间和爱。她是个非常棒的妹妹。我的婆婆B. J. Averitt与我分享了她对于伊斯兰艺术的知识和毕生兴趣。

我亲爱的丈夫Neil Warner Averitt协助了我的研究工作，他对世界历史的知识非常渊博，能够帮助我在相距甚远的事件之间建立联系。正如我们的孩子们喜欢说的，他就是一部大百科全书。他三次阅读了我的手稿，认真编辑了文字，并提出了富于真知灼见的建议。他近期对早期教会历史和耶稣基督生平产生的兴趣对我也有很大帮助。我对基督教的很多方面都不了解，是他教育了我。

我们的五个孩子——John、Elizabeth、Amelia、Alex和Rachel都听我讲述伊莎贝拉的故事许多个钟头，并相信我一定能够把本书写完。我想再一次向他们表示感谢。

尤其是我的女儿Rachel和我一去西班牙，探索乡村，冒险进入橄榄树丛，远足穿过巨型向日葵的田地，以便寻找特殊的有利位置去观察在一般情况下很难看到的历史名胜。我们在古罗马大道上漫步，爬上倾颓的城堡遗迹。她那勇敢无畏的精神与我母亲相同。她愿意与我一同旅行，也让我的生活变得更富有冒险趣味。

译名对照表

A

Abraham亚伯拉罕

Abravanel，Isaac以撒·阿布拉瓦内尔

Abu Abd Allah，see Boabdil，Prince阿布·阿卜杜勒王子，见巴布狄尔

Abu al-Hasan Ali阿布·哈桑·阿里

Abu Zarah，Tarif塔里夫·阿布·扎拉赫

Adon（lord；master）君主或主人

Aegean Sea爱琴海

Aesop’s fables《伊索寓言》

Africa非洲

al-Andalus，see Andalusia安达卢西亚

Alba，duke of阿尔瓦公爵

Albania阿尔巴尼亚

Alcáçovas，Treaty of《阿尔卡索瓦斯条约》

Alcalá de Henares埃纳雷斯堡

Alcazaba fortress阿尔卡萨瓦要塞

Alcázar palace城堡宫殿

Alchemy炼金术

Alemán，Melchior梅尔希奥·阿莱曼

Alemán，Rodrigo罗德里戈·阿莱曼

Alexander the Great亚历山大大帝

Alexander Ⅵ，Pope亚历山大六世，教皇

Alexandria亚历山大港

Alfonso，prince of Castile and León阿方索，卡斯蒂利亚与莱昂王子（伊莎贝拉女王之弟）

Alfonso，prince of Portugal阿方索，葡萄牙王子（葡萄牙国王若昂二世之子）

Alfonso Ⅱ，king of Naples阿方索二世，那不勒斯国王

Alfonso Ⅴ，king of Portugal阿方索五世，葡萄牙国王

Alfonso Ⅴ “the Magnanimous，” king ofAragon（Alfonso Ⅰ of Naples）“宽宏的”阿方索五世，阿拉贡国王（作为那不勒斯国王，称阿方索一世）

Alfonso Ⅺ，king of León阿方索十一世，莱昂国王

Alfonso de Cárdenas阿方索·德·卡德纳斯

Alfonso of Bisceglie比谢列的阿方索

Alhama阿尔阿马

Alhambra palace阿兰布拉宫

Al-Mansur，Abu Amir阿布·阿米尔·曼苏尔

Al-Maqqari，Ahmad ibn Muhammad艾哈迈德·伊本·穆罕默德·马喀里

Almeida，Duarte de杜阿尔特·德·阿尔梅达

Almería阿尔梅里亚

Alonso de Aguilar阿隆索·德·阿吉拉尔

Alonso de Aragon（Ferdinand’ sillegitimate son）阿拉贡的阿隆索（斐迪南国王的私生子）

Alonso de Burgos阿隆索·德·布尔戈斯

Alonso de Cartagena（Paul of Burgos）阿隆索·德·卡塔赫纳（布尔戈斯的保罗之子）

Alonso de Santa Cruz阿隆索·德·圣克鲁斯

Alora，Battle of阿洛拉战役

Alpujarras阿普哈拉斯

Alvarnàez，Clara克拉拉·阿尔瓦尔那埃斯

Álvaro de Luna阿尔瓦罗·德·卢纳

Amazon River亚马孙河

Anagostes，Ioannis约翰·阿纳戈诺斯特斯

Andalusia安达卢西亚

Anne of Brittany布列塔尼的安妮

Antioch安条克

Antwerp安特卫普

Aragon，Kingdom阿拉贡王国

Aram，Bethany贝瑟尼·阿拉姆

Arbués，Pedro佩德罗·阿韦斯

Arcimboldo，Giovanni乔万尼·阿钦博尔多

Arévalo阿雷瓦洛

Argentina阿根廷

Arias，Diego迭戈·阿里亚斯

Arias Dávila，Diego and Elvira迭戈与埃尔维拉·阿里亚斯·达维拉

Arias Dávila，Juan胡安·阿里亚斯·达维拉

Arthur，prince of Wales亚瑟，威尔士亲王

Asilah，Battle of艾西拉战役

Astarita，Thommaso托马索·阿斯塔里塔

Asturias阿斯图里亚斯

Athens雅典

Atlantic Ocean大西洋

Aubusson，Pierre d’皮埃尔·德·奥比松

Augustus，emperor of Rome奥古斯都，罗马皇帝

Ausias de Puggio奥西亚斯·德·普吉奥

Austria奥地利

Avignon，popes阿维尼翁的教皇

Ávila阿维拉

Axarquía阿士阿尔奇亚

Azcona，Tarsicio de塔西西奥·德·阿斯科纳

B

Babinger巴宾格尔

Babylon巴比伦

Bahamas巴哈马

Balboa，Vasco Nuñez de巴斯科·努涅斯·德·巴尔沃亚

Barbaro，Niccolò尼科洛·巴尔巴罗

Barbarossa（Khair ad-Din）巴巴罗萨（海雷丁）

Barberi，Filippo de’菲利波·德·巴尔贝里

Barbo，Pietro，see Paul Ⅱ，Pope彼得罗·巴尔博，教皇保罗二世

Barcelona巴塞罗那

Barleti，Marin马林·巴莱蒂

Basque country巴斯克地区

Bayezid Ⅱ，Ottoman sultan巴耶济德二世，奥斯曼苏丹

Baza巴萨

Beatriz（Isabella’s aunt）比阿特丽斯（伊莎贝拉女王的姨母）

Beatriz de Silva比阿特丽斯·德·席尔瓦

Becikemi，Marin马林·贝西凯米

Belém，monastery of贝伦修道院

Belgrade贝尔格莱德

Bembo，Pietro彼得罗·本博

Benedict ⅩⅢ，Pope本笃十三世

Benevente，Count贝纳文蒂伯爵

Berbers柏柏尔人

Berenguela，queen of Castile and León贝伦加利亚，卡斯蒂利亚与莱昂女王

Bergenroth，Gustav古斯塔夫·贝尔根罗特

Bernáldez，Andrés安德烈斯·贝纳尔德斯

Bianchini，Janna詹娜·比安基尼

Bilhères de Lagraulas，Jean de让·比约尔·德·拉格拉

Bitlisi，Idris-i伊德尔斯·比特里西

Black Legend黑色传奇

Black Sea黑海

Blanca，princess of Aragon布兰卡，阿拉贡公主（恩里克四世第一任妻子）

Boabdil，Prince（Abu Abd Allah）巴布狄尔王子（阿布·阿卜杜勒）

Bobadilla，Beatriz de比阿特丽斯·德·博瓦迪利亚

Bobadilla，Beatriz de（niece）比阿特丽斯·德·博瓦迪利亚（侄女）

Bobadilla，Francisco de弗朗西斯科·德·博瓦迪利亚

Bobadilla，Mosèn Pedro de莫森·佩德罗·德·博瓦迪利亚

Bodrum博德鲁姆

Bonfire of the Vanities虚荣的篝火

Borgia，Alonso（Alonso de Borja）阿隆索·博吉亚（卡利克斯特三世教皇）

Borgia，Cesare切萨雷·博吉亚

Borgia，Giofredo焦弗雷·博吉亚

Borgia，Jofre乔弗雷·博吉亚

Borgia，Juan（Giovanni），duke of Gandia乔万尼·博吉亚，甘迪亚公爵

Borgia，Lucrezia卢克雷齐娅·博吉亚

Borgia，Pedro Luis佩德罗·路易斯·博吉亚

Borgia，Rodrigo，see Alexander Ⅵ，Pope罗德里戈·博吉亚（亚历山大六世教皇）

Bosporus博斯普鲁斯海峡

Botticelli，Sandro桑德罗·波提切利

Braganza family布拉干萨家族

Bramante，Donato多纳托·布拉曼特

Brazil巴西

Bridge of Sighs叹息桥

Brindisi布林迪西

Brotardi，Count of布罗塔迪伯爵

Brussels布鲁塞尔

Burgo de Osma，El奥斯马镇

Burgos布尔戈斯

Burgundy勃艮第

Byzantine Empire拜占庭帝国

C

Cabeza de Vaca，álvar Núñez阿尔瓦·努涅斯·卡韦萨·德·巴卡

Cabrera，Andrés de安德烈斯·德·卡布雷拉

cacique（chief），as term酋长

Cadalso卡达尔索

Cádiz，Rodrigo Ponce de León，Marquessof加的斯侯爵，罗德里戈·庞塞·德·莱昂

Calabria卡拉布里亚

Calatrava，order of卡拉特拉瓦骑士团

Calixtus Ⅲ，Pope卡利克斯特三世，教皇

Canary Islands加那利群岛

cancioneros（books of songs）歌谣集

canes（game）抓杆子（游戏）

Cape of Good Hope好望角

Cape Verde Islands佛得角群岛

Capsali，Eliyahu埃利亚胡·卡普萨利

Cardenosa卡尔德尼奥萨

Caribbean加勒比海

Caribe tribe加勒比部落

Carlos（Charles），prince of Aragon卡洛斯（查理），阿拉贡王子（斐迪南国王的异母兄）

Carlota，princess of Naples卡洛塔，那不勒斯公主

Carrillo，Alfonso，archbishop of Toledo托莱多大主教，阿方索·卡里略

Casa de Contración海关

Castel Sant Angelo圣天使堡

Castiglione，Baldassare巴尔达萨雷·卡斯蒂廖内

Castile，Kingdom of卡斯蒂利亚王国

Castillo，Enriquez del恩里克斯·德尔·卡斯蒂略

Castrioti，John，see Skanderbeg约翰·卡斯特里奥蒂，见：斯坎德培

Catalina，princess of Portugal卡塔利娜，葡萄牙公主

Catalonia，Kingdom of加泰罗尼亚王国

Cathars清洁派

Catherine，queen of Portugal（daughterof Juana and Philip）卡塔利娜，葡萄牙王后（疯女胡安娜与美男子腓力的女儿）

Catherine of Aragon，princess（Catalina；Ferdinand and Isabella’s daughter）阿拉贡的凯瑟琳，公主（卡塔利娜，斐迪南国王与伊莎贝拉女王的女儿）

Catherine of Lancaster兰开斯特的凯瑟琳

Catholic Council of Agde阿格德天主教会议

Cecelia Martella切奇利亚马尔泰拉

Celebi，Evliya艾弗里雅·切莱比

Cephalonia凯法利尼亚

Cerignola切里尼奧拉

Cervantes，Miguel de米格尔·德·塞万提斯

Chacón，Gonzalo贡萨洛·查孔

Chacón，Juan胡安·查孔

Chagres River查格雷斯河

Chanca，Diego álvarez迭戈·阿尔瓦雷斯·昌卡

Charles，Dauphin of France查理，法兰西太子

Charles，duke of Berry查理，贝里公爵

Charles，prince of France查理，法兰西王子

Charles Ⅴ，Holy Roman emperor查理五世，神圣罗马皇帝

Charles Ⅷ “the Fathead，” king of France查理八世，“胖头查理”，法兰西国王

Charles of Valois瓦卢瓦的查理

Charlotte of Albret阿尔布雷的夏洛特

Chaytor，John Henry亨利·约翰·蔡特

Chinchilla，fortress of钦奇利亚要塞

Chintila，Visigoth king金蒂拉，西哥特国王

Chronicle of Spain（Crónica；Diego deValera）《西班牙编年史》（迭戈·德·巴莱拉）

Cifuentes，Count of西丰特斯伯爵

Cisneros，Francisco Jiménez de弗朗西斯科·西门尼斯·德·西斯内罗斯

Clarissa order克拉利萨女修会

Clement Ⅶ，Pope克雷芒七世

Coín科因

College of Cardinals红衣主教团

Collins，Roger罗杰·科林斯

Collioure科利乌尔

Colmenares，Diego de迭戈·德·科梅纳雷斯

Colonna，Prospero普罗斯佩罗·科隆纳

Columbian Exchange哥伦布大交换

Columbus，Bartholomew巴尔托洛梅奥·哥伦布

Columbus，Christopher（Cristóbal Colon）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克里斯托瓦尔·科隆）

Columbus，Diego（Columbus’s brother）迭戈·哥伦布（哥伦布的兄弟）

Columbus，Diego（Columbus’s son）迭戈·哥伦布（哥伦布的儿子）

Columbus，Ferdinand斐迪南·哥伦布（哥伦布的儿子）

Commynes，Philippe de菲利普·德·科米纳

Comnenus，David大卫·科穆宁

Comnenus，George and Anna乔治和安娜·科穆宁

Concepcionistas（religious order）圣母无染原罪会

Concordat of Segovia《塞哥维亚协定》

Constance of Castile卡斯蒂利亚的康斯坦丝

Constantine，emperor of Rome君士坦丁，罗马皇帝

Constantine Ⅺ，Byzantine emperor君士坦丁十一世，拜占庭皇帝

Constantinople君士坦丁堡

Córdoba科尔多瓦

Corfu科孚岛

Coron科罗尼

Cortes of Castile（administra-tivecouncil）卡斯蒂利亚国会

Cortés，Hernán埃尔南·科尔特斯

Costa，Jorge da若热·达·科斯塔

Croatia克罗地亚

Crotone克罗托内

Cuéllar库埃利亚尔

Cueva，Beltrán de la贝尔特兰·德·拉·奎瓦

Cuneo，Michele de米凯莱·德·库内奥

Cyprus塞浦路斯

D

Dalmatia达尔马提亚

de la Chau，Monsieur德·拉·肖先生

della Rovere，Francesco，see Sixtus Ⅳ，Pope弗朗切斯科·德拉·罗韦雷，即西克斯图斯四世

De Puebla，Ambassador德·普埃夫拉，大使

Descola，Jean让·德科拉

des Prats，Francisco弗朗西斯科·德普拉

devsirme system（child slavery）德夫希尔梅制度

Díaz de Isla，Ruy鲁伊·迪亚斯·德·伊斯拉

Diego de Deza迭戈·德·德萨

Diego de Lepe迭戈·德·莱佩

Diego de Marchena迭戈·德·马切纳

Diego de Valera迭戈·德·巴莱拉

Djem（son of Mehmed’s Ⅱ）杰姆（穆罕默德二世之子）

Dominican Republic多米尼加共和国

Dominicans多明我会

Dracula，Count德古拉伯爵

Duarte（son of Jaoa Ⅰ）杜阿尔特（葡萄牙国王若昂一世之子）

Duenas杜埃尼亚斯

Dürer，Albrecht阿尔布雷希特·丢勒

E

Earenfight，Theresa特雷莎·艾伦菲特

Edward Ⅲ，king of England爱德华三世，英格兰国王

Edward Ⅳ，king of England爱德华四世，英格兰国王

Edwards，John约翰·爱德华兹

Eleanor（daughter of Juana and Philip）埃莉诺（疯女胡安娜与美男子腓力之女）

Eleanor，princess of Aragon埃莉诺，阿拉贡公主（阿拉贡国王胡安二世之女）

El Greco格列柯

Elizabeth of York约克的伊丽莎白

El Zagal，Abdalah阿卜杜拉·撒加尔

Enrique Ⅳ，King of Castile and León “ElImpotente” 恩里克四世，卡斯蒂利亚与莱昂国王，“无能的”

Enriquez de Luna，Maria玛丽亚·恩里克斯·德·卢纳

Enriquez，Juana，see Juana，queen of Aragon胡安娜·恩里克斯，阿拉贡王后

Enrìquez，Teresa “loca de sacramento”特雷莎·恩里克斯，“酷爱圣餐的疯子”

F

Fatima（wife of Abu al-HasanAli）法蒂玛（阿布·哈桑·阿里）

Federico，king of Naples费德里科，那不勒斯国王

Ferdinand，duke of Calabria斐迪南，卡拉布里亚公爵

Ferdinand，prince（son of Juana and Philip）斐迪南王子，（疯女胡安娜与美男子腓力之子）

Ferdinand Ⅰ，king of Aragon斐迪南一世，阿拉贡国王

Ferdinand of Antequera安特克拉的斐迪南

Ferdinand of Granada格拉纳达的斐迪南

Fernández-Armesto，Felipe费利佩·费尔南德斯—阿梅斯托

Fernández de Córdoba，Gonzalo “GreatCaptain”贡萨洛·费尔南德斯·德·科尔多瓦，大元帅

Fernández-Morera，Dario达里奥·费尔南德斯—莫雷拉

Fernandina Island费尔南狄纳岛

Fernando（son of João Ⅰ）费尔南多（葡萄牙国王若昂一世之子）

Ferrandino（Ferdinand Ⅱ），king of Naples费兰迪诺（那不勒斯国王斐迪南二世）

Ferrante（Ferdinand Ⅰ），king of Naples费兰特（那不勒斯国王斐迪南一世）

Flanders佛兰德

Florence佛罗伦萨

Florida佛罗里达

Fodor，Pal帕尔·福多尔

Fonseca，Antonio安东尼奥·丰塞卡

Fonseca，Juan de胡安·德·丰塞卡

Fonseca，Juan Rodriquez de胡安·罗德里格斯·德·丰塞卡

Francis of Assisi，Saint阿西西的圣方济各

Franciscans方济各会

Francisco de Toledo弗朗西斯科·德·托莱多

Francis Ⅰ，Pope方济各一世，教皇

Franco，Francisco弗朗西斯科·佛朗哥

Franco，Niccolò尼科洛·佛朗哥

Fuensalida，Gutierre Gomez de古铁雷·戈麦斯·德·富恩萨利达

Fusero，Clemente克莱门特·富塞罗

G

Galicia加利西亚

Galindo，Beatriz比阿特丽斯·加林多

Gama，Vasco da瓦斯科·达伽马

Gandía甘迪亚

Garcilasso de la Vega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

Garden of Noblewomen（Martin de Córdoba）马丁·德·科尔多瓦（《贵妇的花园》）

Garignola，Battle of加里尼奥拉战役

Gazavat-IHayreddin Pasa（Holy War of Hayredden Pasha；Barbarossa）《海雷丁帕夏的圣战》

Genoa热那亚

Geography（Ptolemy）托勒密《地理学》

Georgius de Hungaria匈牙利的乔治

Gerber，Jane简·格伯

Germana de Foix热尔梅娜·德·富瓦

Ghent根特

Ghirlandaio，Domenico多梅尼科·吉兰达约

Gibraltar（Jabal Tarik；Mountain of Tarek）直布罗陀（“塔里克山”）

Girón，Pedro佩德罗·希龙

Girón，Rodrigo Téllez罗德里戈·特列斯·希龙

Gitlitz，David Martin戴维·马丁·吉特利茨

Goffman，Daniel丹尼尔·戈夫曼

Golden Horn金角湾

Gonzalo de Madrid贡萨洛·德·马德里

Good Hope，Cape of好望角

Goodwin，Jason杰森·古德温

Granada格拉纳达

Gregory Ⅺ，Pope格里高利十一世

Griolanus，Franciscus Pratensis弗朗齐斯库斯·普拉坦西斯·格里奥拉努斯

Guacanagari（cacique）瓜卡纳加里克斯（酋长）

Guadalupe，shrine of，see Santa Maria de瓜达卢佩圣母教堂

Guadix瓜迪斯

Guanches tribe关契斯部落

Guas，Juan胡安·瓜斯

Gutierre de Cárdenas古铁雷·德·卡德纳斯

Guzmán family古斯曼家族

H

Hagia Sophia，Cathedral of圣索菲亚清真寺

Haiti海地

Ha-Kohen，Joseph约瑟·哈—科恩

Halicarnassus，Mausoleum of哈利卡纳苏斯的王陵

Halima Hatun哈利马·哈图恩

Hapsburg family哈布斯堡家族

Haro，Count of阿罗伯爵

Harvard University，Houghton Libraryat霍顿图书馆，哈佛大学

Harvey，L. P.L. P.哈维

Hayreddin Pasha海雷丁帕夏

Henry Ⅲ，king of Castile恩里克三世，卡斯蒂利亚国王

Henry Ⅶ，king of England亨利七世，英格兰国王

Henry Ⅷ，king of England亨利八世，英格兰国王

Henry the Navigator，prince of Portugal航海家恩里克，葡萄牙王子

Hercules赫拉克勒斯

Hispania西班牙

Hispaniola（Haiti）伊斯帕尼奥拉岛（海地）

Historia de las Indias（Las Casas）《西印度史》（拉斯·卡萨斯）

Hojeda，Alonso de阿隆索·德·奥赫达

Holy Child of La Guardia拉瓜尔迪亚圣婴

Holy Roman Empire神圣罗马帝国

Homer荷马

Homza，Lu Ann卢·安·霍姆扎

Hopkins，T. C. F.T. C. F. 霍普金斯

Huelva韦尔瓦

Hungary匈牙利

I

Ibarra，Aldonza Roig de阿尔东萨·罗伊格·德·伊瓦拉

Ibn Khallikan伊本·赫里康

Ibn Shuaib伊本·舒艾卜

Imber，Colin科林·因贝尔

Inalcik，Halil哈利勒·伊纳尔哲克

Isabella，Queen of Castile and León伊莎贝拉，卡斯蒂利亚与莱昂女王

J

Jabez（Hebrew scholar）杰贝兹（希伯来学者）

Jacobs，Martin马丁·雅各布斯

Jacopo de Campi雅各布·德·坎皮

Jaén哈恩

Jamaica牙买加

James，prince of Scotland詹姆斯，苏格兰王子

James Ⅳ，king of Scotland詹姆士四世，苏格兰国王

James，Saint（Santiago）圣雅各（圣地亚哥）

Janissary warriors近卫军战士

Jayyusi，Salma Khadra萨勒马·卡德拉·贾乌西

Jerome，Saint圣哲罗姆

Jerusalem耶路撒冷

Jesus Christ耶稣基督

Joan of Valois瓦卢瓦的让娜

João，constable of Portugal（son of João Ⅰ）若昂，司厩长（葡萄牙国王若昂一世之子）

João Ⅰ，king of Portugal若昂一世，葡萄牙国王

João Ⅱ，king of Portugal若昂二世，葡萄牙国王

João Ⅲ，king of Portugal若昂三世，葡萄牙国王

John the Baptist，Saint施洗约翰

John the Evangelist，Saint福音书作者约翰

John of Gaunt冈特的约翰

Johnson，Marion玛丽昂·约翰逊

Jorge（Juan Ⅱ’s illegitimate son）若热（葡萄牙国王若昂二世之私生子）

Juana（Ferdinand and Aldonza’s illegitimate daughter）胡安娜（斐迪南国王与阿尔东萨的私生女）

Juana la Beltraneja，princess（daughter of Enrique and Juana）胡安娜·贝尔特兰尼娅（恩里克四世与胡安娜的女儿）

Juana of Aragon，Queen（wife of Enrique）阿拉贡的胡安娜（恩里克四世之妻）

Juan Ⅰ，king of Castile胡安一世，卡斯蒂利亚国王

Juan Ⅱ，king of Aragon胡安二世，阿拉贡国王

Juan Ⅱ，king of Castile and León胡安二世，卡斯蒂利亚与莱昂国王

Juan，prince（Ferdinand and Isabella’s son）胡安，王子（伊莎贝拉女王和斐迪南国王的儿子）

Juan，prince of Portugal胡安，葡萄牙王子

Juan de Flandes（John of Flanders）胡安·德·佛兰德

Juan de la Cosa胡安·德·拉·科萨

Juan de Vivero胡安·德·比韦罗

Juan of Aragon阿拉贡的胡安

Juan of Granada格拉纳达的胡安

Judas犹大

Julius Ⅱ，Pope尤利乌斯二世，教皇

Justinian，Roman emperor查士丁尼，罗马皇帝

K

Kamen，Henry亨利·卡门

Keen，Benjamin本杰明·基恩

Kemal Pasha-zade凯末尔·帕夏扎德

Khair ad-Din，see Barbarossa海雷丁，即巴巴罗萨

Knights Hospitaller（Order of St. John）医院骑士团（圣约翰骑士团）

Krbava Field，Battle of克尔包沃原野战役

L

La Isabella Island（La Ysla Bella）伊莎贝拉岛

Lamb，V. B.V. B. 兰姆

La Mota，fortress of拉莫塔要塞

La Navidad settlement圣诞节定居点

La Rabida，monastery of拉比达修道院

Las Casas，Bartolomé de巴尔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

Las Huelgas，Monastery of拉斯维尔加斯修道院

lay investiture俗人授职

Lenni Lenape tribe伦尼莱纳佩部落

Leonardo da Vinci列奥纳多·达·芬奇

Leonard of Chios希俄斯岛的莱奥纳德

Leonor，queen of Portugal埃莉诺，葡萄牙王后

Leonor de Sotomayor埃莉诺·德·索托马约尔

Lepanto勒班陀

Lesbos莱斯博斯岛

Levi，Selomahha希罗马赫·哈·利未

Life of the Admiral Christopher Colombus，The（F. Colombus）《海军上将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传》（斐迪南·哥伦布）

lighthouse，Phoenician腓尼基灯塔

Lille里尔

Lisbon里斯本

Liss，Peggy佩吉·利斯

Lleida列伊达

Llorente，Juan Antonio胡安·安东尼奥·略伦特

Lomellino，Angelo安杰洛·洛梅利诺

Lope de Conchillos洛佩·德·孔奇略斯

López de Carvajal，Bernardino贝尔纳迪诺·洛佩斯·德·卡瓦哈尔

López de Haro，Diego迭戈洛佩斯·德·阿罗

López de Mendoza，Inigo，Count of Tendilla伊尼戈·洛佩斯·德·门多萨，滕迪利亚伯爵

Louis Ⅺ，king of France路易十一世，法兰西国王

Louis Ⅻ，king of France路易十二世，法兰西国王

Lucena卢塞纳

Lucero，Diego Rodriguez迭戈·罗德里格斯·卢塞拉

Luis，prince of Portugal路易斯，葡萄牙王子

Luis de Madrid路易斯·德·马德里

Luís de Santángel路易斯·德·桑堂赫尔

Luke，Gospel of《路加福音》

Luke，Saint圣路加

Luther，Martin马丁·路德

M

Macedonia马其顿

Machado，Roger罗歇·马夏多

Machiavelli，Niccolò尼科洛·马基雅弗利

McMurdo，Edward爱德华·麦克默多

Madrid马德里

Madrigal del las Altas Torres马德里加尔·德·拉斯·阿尔塔斯·托雷斯

Magellan，Ferdinand斐迪南·麦哲伦

Málaga马拉加

Maldonado，Melchior梅尔希奥·马尔多纳多

mal usos（bad customs）policy恶政

Mamluks马木留克

Manel，Fadrique费德里科·马内尔

Manrique，Gómez戈麦斯·曼里克

Manrique，Inéz伊内斯·曼里克

Manuel，Elvira埃尔维拉·曼努埃尔

Manuel，Juan胡安·曼努埃尔

Manuel Ⅰ “the Fortunate”，king of Portugal曼努埃尔一世，葡萄牙国王，“幸运的”

Marbella马贝拉

Margaret of Austria奥地利的玛格丽特

Margaret of England英格兰的玛格丽特

Margarit，Joan若昂·马加里特

Margarit，Mosén Pedro莫森·佩德罗·马加里特

María，queen of Aragon玛丽亚，阿拉贡王后

María，queen of Portugal（Ferdinand and Isabella’s daughter）玛丽亚，葡萄牙王后（伊莎贝拉女王与斐迪南国王的女儿）

María “La Excelenta”（Ferdinand’s illegitimate daughter）玛丽亚，“绝妙女”（斐迪南国王的私生女）

María of Aragon阿拉贡的玛丽亚

Marino，Nancy F.南希·F.马里诺

Martel，Charles铁锤查理

Martin de Córdoba马丁·德·科尔多瓦

Martyr D’Anghiera，Peter（Peter Martyr；Pedro Martír de Anglería）：安杰拉的彼得·马特（佩德罗·马蒂尔·德·安杰拉）

Mary of Burgundy勃艮第的玛丽

Mata Carriazo y Arroquia，Juan de胡安·德·马塔·卡利亚索·阿罗基亚

Matthias，Saint圣马提亚

Matthias Corvinus，king of Hungary马加什一世，匈牙利国王

Maximilian Ⅰ，Holy Roman emperor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神圣罗马皇帝

Mechelen梅赫伦

Medici，Lorenzo de洛伦佐·德·美第奇

Medici，Piero de皮耶罗·德·美第奇

Medinaceli，duke of梅迪纳塞利公爵

Medina del Campo梅迪纳·德尔·坎波

Medina-Sidonia梅迪纳—西多尼亚

Mediterranean Sea地中海

Mehmed Ⅱ “the Conqueror”，Ottoman穆罕默德二世，“征服者”，奥斯曼苏丹

Melammed，Reneé Levine勒妮·莱文·梅拉麦德

Mendoza，Ana and Beatriz de安娜与比阿特丽斯德·门多萨

Mendoza，Diego Hurtado de迭戈·乌尔塔多·德·门多萨

Mendoza，Luis Hurtado de路易斯·乌尔塔多德·门多萨

Mendoza，Pedro de Vera佩德罗·德·贝拉·门多萨

Mendoza，Pedro González de佩德罗·冈萨雷斯·德·门多萨

Menes da Silva，Amadeo阿马德奥·梅内斯·达·席尔瓦

Merriman，Roger罗杰·梅里曼

Merula，George乔治·梅卢拉

Mexico墨西哥

Michelangelo米开朗琪罗

Miguel de la Paz，Prince米格尔·德·拉·帕斯，王子

Milan米兰

Millán，José Martínez何塞·马丁内斯·米连

Miraflores，Cartuja de，Altarpiece（Vander Weyden）米拉弗洛雷斯祭坛装饰画（范·德·魏登）

Moclín莫克林

Moctezuma蒙特祖玛

Modon莫东

Moniz，Felipa费莉帕·莫尼斯

Monta tanto，tanto monta motto两人一样，完全平等

Montilla，castle of蒙蒂利亚城堡

More，Thomas托马斯·莫尔

Morison，Samuel Eliot塞缪尔·艾略特·莫里森

Morocco摩洛哥

Moses摩西

Mugheyth Ar-rumi穆格赫斯·鲁米

Muhammad，Prophet先知穆罕默德

muladíes（converts to Islam）穆拉迪人（皈依伊斯兰教的人）

Muñiz，María Dolores Morales Carmen玛丽亚·多洛雷丝·卡门·莫拉莱斯·穆尼斯

Münzer，Jerónimo希罗尼穆斯·闵采尔

Murad Ⅱ穆拉德二世

Murcia穆尔西亚

Mytilene 米蒂利尼

N

Naples那不勒斯

Nasrid dynasty纳斯尔王朝

Navarre，Kingdom of纳瓦拉王国

Negroponte（Egriboz）内格罗蓬特（埃格里博兹）

Nero，emperor of Rome尼禄，罗马皇帝

Netanyahu，Benzio本齐恩·内塔尼亚胡

Nicholas Ⅴ，Pope尼古拉五世

Nicolau，Joana华纳·尼古劳

Nieto，Hernando埃尔南多·涅托

Niña“尼尼亚”号

Niño，Pedro Alonso佩德罗·阿隆索·尼尼奥

Noah挪亚

Norwich，John Julius约翰·朱利叶斯·诺里奇

Nubdhat Al-Asr努布达特·阿斯尔

O

Ocaña奥卡尼亚

Oliveira Marques，Antonio Henrique历史学家安东尼奥·恩里克·德·奥利韦拉·马克斯

Oliver-CopónsDon Eduardo de堂爱德华多·德·奥利弗—果波恩斯

Oman，Charles查尔斯·奥曼

Oran奥兰

Order of St. John of Jerusalem耶路撒冷圣约翰骑士团

Order of Santiago圣雅各骑士团

Otranto奥特朗托

Ovando，Nicholás de尼古拉斯·德·奥万多

Oviedo y Valdés，Gonzalo Fernández贡萨洛·费尔南德斯·德·奥维多·巴尔德斯

P

Pacheco，Juan胡安·帕切科

Pacheco，Juan（son）胡安·帕切科（儿子）

Pacific Ocean太平洋

Palencia，Alonso de阿隆索·德·帕伦西亚

Palestine巴勒斯坦

Paloma（Jewish matron）帕洛玛（犹太妇人）

Pamplona潘普洛纳

Panama巴拿马

Pane，Ramon拉蒙·帕内

Parisatys，queen of Persia帕丽萨提斯，波斯王后

Parry，V. J.V. J.帕里

Parthenon万神殿

Pastor，Ludwig路德维希·帕斯托尔

Paul，Saint圣保罗

Paul Ⅱ，Pope保罗二世，教皇

Paul of Burgos（Alonso de Cartagena）布尔戈斯的保罗（阿隆索·德·卡塔赫纳）

Pedro，king of Spain佩德罗，西班牙国王

Pedro（son of João Ⅰ）佩德罗，若昂一世之子

Pedro de Luna佩德罗·德·卢纳

Pelayo佩拉约

Penalos，Francisco de弗朗西斯科·德·佩纳罗斯

Peralta，Mosén Pierres de莫森·皮埃雷斯·德·佩拉尔塔

Perpignan佩皮尼昂

Persian Empire波斯帝国

Peru秘鲁

Peter，Saint圣彼得

Philip，archduke of Austria “the Handsome，” “the Fair”腓力，奥地利大公，“美男子”

Philip Ⅱ腓力二世

Philip the Good好人腓力

Phillips，William威廉·菲利普斯

Piccolomini，Enea Silvio，see Pius Ⅱ，Pope恩尼亚·席维欧·皮可洛米尼，庇护二世教皇

Pietá（Michelangelo）《哀悼基督》（米开朗琪罗）

Pinelli，Francesco弗朗切斯科·皮内利

Pinta“平塔”号

Pinturicchio平图里基奥

Pinzón，Francisco弗朗西斯科·平松

Pinzón，Martin Alonso马丁·阿隆索·平松

Pinzón，Vicente Yáñez文森特·亚涅斯·平松

Pius Ⅱ，Pope庇护二世，教皇

Pius Ⅲ，Pope庇护三世，教皇

Pizarro，Francisco弗朗西斯科·皮萨罗

Plasencia，Count of普拉森西亚伯爵

Plateresque architecture银匠式风格

Plutarch普鲁塔克

Polo，Marco马可·波罗

Ponce de León，Juan胡安·庞塞·德·莱昂

Poncella de Francia，La《法兰西少女》

Portobelo波托韦洛

Portuga葡萄牙

Posthumos，Ladislaus，king of Bohemiaand Hungary“遗腹子”拉斯洛，波西米亚与匈牙利国王

Prescott，William Hickling威廉·希克林·普雷斯科特

Prester John祭司王约翰

Ptolemy托勒密

Pulgar，Hernando del埃尔南多·德尔·普尔加尔

Purcell，Mary玛丽·珀塞尔

Q

Quintanilla，Alfonso de阿方索·德·金塔尼利亚

Quirini，Vincenzo维琴佐·奎里尼

R

Ramírez de Lucena拉米雷斯·德·卢塞纳

Representation of Burgos《布尔戈斯声明》

Resurrection，The（Pinturicchio）《复活》（平图里基奥）

Rhodes罗得岛

Richard Ⅲ，king of England理查三世，英格兰国王

Roderic，Visigoth king罗德里克，西哥特国王

Rodrigo de Bastidas罗德里戈·德·巴斯蒂达斯

Rodrigo de Triana罗德里戈·德·特里亚纳

Ronda龙达

Roussillon鲁西永

Royal Holy Cross Monastery（Conventode Santa Cruz la Real）王家圣十字修道院

Ruiz，Teofilo特奥菲洛·鲁伊斯

Ruy de Sande鲁伊·德·桑德

Ryder，Alan艾伦·赖德

S

Sabatini，Raphael拉斐尔·萨巴蒂尼

Safawiyya heresy萨法维耶异端

Safi ad-Din，Sheik萨非·丁，谢赫

St. Andrew，Chapel of圣安得烈小教堂

Saint George，Castle of圣乔治堡

St. Nicholas，Church of圣尼古拉教堂

St. Peter’s Basilica圣彼得大教堂

St. Vincent，church of圣文森特教堂

Salamanca萨拉曼卡

Salome莎乐美

Salonika萨洛尼卡

San Antonio，Church of圣安东尼奥教堂

San Antonio El Real（Royal Monastery ofSt. Anthony）王家圣安东尼修道院

Sancha of Aragon阿拉贡的桑恰

Sánchez，Gabriel加夫列尔·桑切斯

Sánchez de Arévalo，Rodrigo罗德里戈·桑切斯·德·阿雷瓦洛

Sandoval，Fray Prudencio de普鲁登西奥·德·桑多瓦尔修士

San Francisco，Church of圣弗朗西斯科教堂

San Francisco，Convent of圣弗朗西斯科修道院

San Jerónimo，Monastery of圣热罗尼莫修道院

San Juan de los Reyes，Monastery of王家圣约翰修道院

San Lorenzo，Castillo de圣洛伦佐城堡

San Martin palace圣马丁宫

San Miguel，Church of圣米迦勒教堂

San Pablo，Monastery of圣保罗修道院

San Pietro in Montorio蒙托里奥圣彼得修道院

San Salvador Island圣萨尔瓦多岛

Santa Clara，Convent of圣克拉拉女修院

Santa Fe圣菲

Santa Hermandad（Sacred Brotherhood）神圣兄弟会

Santa Isabel，Convent of圣伊莎贝拉修道院

Santa Maria“圣母玛丽亚”号

Santa María de Concepción Island圣母玛丽亚岛

Santa Maria de Guadalupe，Church of瓜达卢佩圣母教堂

Santa Maria Maggiore，Church of圣母大殿

Santander桑坦德

Santiago，Order of圣雅各骑士团

Santiago de Compostela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

Santo Domingo，see Hispaniola圣多明各岛，即伊斯帕尼奥拉岛

Santo Tomás，Royal Monastery of王家圣多马修道院

São Tomé圣多美

Savonarola，Girolamo吉罗拉莫·萨伏那洛拉

Savoy，duke of萨伏依公爵

Scales，Lord斯凯尔斯勋爵

Schott，Peter彼得·肖特

Scotland苏格兰

Scutari斯库塔里

Second Temple第二圣殿

Segovia塞哥维亚

Selim the Grim残酷的塞利姆

Senior，Abraham亚伯拉罕·塞尼奥尔

Sephardim塞法迪犹太人

Seville塞维利亚

Seward，Desmond戴斯蒙德·苏厄德

Sforza，Ascanio阿斯卡尼奥·斯福尔扎

Sforza，Giovanni乔万尼·斯福尔扎

Sforza，Ludovico卢多维科·斯福尔扎

Shadis，Mariam米丽娅姆·沙迪斯

Shakespeare，William威廉·莎士比亚

sharia law伊斯兰教法

Shiites什叶派

Shkodra，see Scutari斯库台，见：斯库塔里

Sicily西西里岛

Siculo，Lucio Marineo卢乔·马里内罗·西库罗

Silleras-Fernandez，Nuria努莉亚·西列拉斯—费尔南德斯

Sistine Chapel西斯廷教堂

Sittow，Michael米歇尔·西托

Sixtus Ⅳ西克斯图斯四世，教皇

Skanderbeg（John Castrioti）斯坎德培

Smith，Jane I.简·I.史密斯

Socrates苏格拉底

Solis，Alonso de阿隆索·德·索利斯

Solomon所罗门

Soyer，François弗朗索瓦·苏瓦耶

Sphrantzes，George乔治·斯弗朗齐斯

Sphrantzes，Thamar萨玛尔·斯弗朗齐斯

Starr-LeBeauGretchen格蕾琴·斯塔尔—勒博

Sufism苏非派

Sunnis逊尼派

Syria叙利亚

T

Taino台诺人

Talavera，Hernán de埃尔南·德·塔拉韦拉

Tarik ibn Zeyad ibn Abdillah塔里克·伊本·齐亚德·伊本·阿卜杜拉

Tempietto小圣殿

Teruel特鲁埃尔

Tetaldi，Giacomo贾科莫·特塔尔迪

Tetzel，Gabriel加布里埃尔·特策尔

Thebes底比斯

Thrace色雷斯

Tiber River台伯河

Toco，Leonardo莱奥纳尔多·托科

Toda de Larrea托达·德·拉雷亚

Toledo托莱多

Tordesillas托尔德西利亚斯

Toro，Battle of托罗战役

Toros de Guisando吉桑多公牛

Torquemada，Juan de胡安·德·托尔克马达

Torquemada，Tomás de托马斯·德·托尔克马达

Torrella，Caspare卡斯帕里·托雷利亚

Torres y ávila，Antonio de安东尼奥·德·托雷斯·阿维拉

Torres y ávila，Juana de胡安娜·德·托雷斯·阿维拉

Trastámara family特拉斯塔马拉王族

Trebizond特拉布宗

Tudor family都铎王族

U

Ubeda乌韦达

Urban Ⅵ，Pope乌尔班六世，教皇

Urbino，duke of乌尔比诺公爵

Urraca，queen of Castile and León乌尔比诺，卡斯蒂利亚与莱昂女王

V

Valdivieso，Maria Isabel del Val玛丽亚·伊莎贝拉·德尔·巴尔·巴尔迪维索

Valencia，Kingdom巴伦西亚王国

Valencia de Alcántara巴伦西亚·德·亚尔坎塔拉

Valentino 瓦伦蒂诺

Valladolid巴利亚多利德

Van der Weyden，Rogier罗希尔·范·德·魏登

Van Eyck，Jan扬·范·艾克

Vanozza dei Catanei瓦诺莎·代·卡塔内

Vatican梵蒂冈

Venezuela委内瑞拉

Vespucci，Amerigo亚美利哥·韦斯普奇

Vesta，Temple of灶神庙

Via Alessandrina（Borgo Nuovo）亚历山大大道（博吉亚新道）

Vikings维京人

Villena，Marquis of（Pacheco’s son）比列纳侯爵（帕切科之子）

Vincent Ferrer，Saint圣文森特·费雷尔

Visigoths西哥特人

Vives，Jaime Vicens海梅·比森斯·比韦斯

Vlad the Impaler穿刺公弗拉德

W

Wallachia瓦拉几亚

Warwick，Earl of沃里克伯爵

Woodville，Elizabeth伊丽莎白·伍德维尔

X

Xativa哈蒂瓦

Y

Yahya，Sidi西迪·叶海亚

Yebes，Countess of耶韦斯伯爵夫人

yugo（Yoke）轭

Yugoslavia南斯拉夫

Z

Zahara萨阿拉

Zaragoza萨拉戈萨

Zoraya（Isabel de Solís）索拉娅（伊莎贝拉·德·索利斯）

Zurita，Jerónimo赫罗尼莫·苏里塔

参考文献

Abenia，C.，and R.Bágueña. Catálogo de una serie de cartas de los Reyes Católicos（1479-1502）. Valencia：Universidad de Valencia，1945.

Abulafia，David. The Great Sea：A Human History of the Mediterranean. London：Allen Lane，2011.

Ady，Cecilia M. A History of Milan Under the Sforza. London：Methuen，1907.

Ahmad，Jalal Al-E. Plagued by the West. Translated from the Persian by Paul Sprachman. Bibliotheca Persica，Center for Iranian Studies.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1961.

Aksan，Virgina H.，and Daniel Goffman. The Early Modern Ottomans：Remapping the Empir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

Alcala，Angel. The Spanish Inquisition and the Inquisitorial Mind. Symposium internacional sobre la inquisición en Española. Newark，N.Y.，1983.

Allen，Peter Lewis. The Wages of Sin：Sex and Disease，Past and Present.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0.

Al-Maqqari，Ahmad ibn Muhammad. The History of the Mohammedan Dynasties in Spain. Translated by Pascual de Gayangos. 2 vols. London：Oriental Translation Fund，1840-43.

Álvarez Palenzuela，Vicente Ángel. “Relations Between Portugal and Castile in the Late Middle Ages—13th to 16th Centuries.” e-JPH 1，no.1（Summer 2003）.

Anderson，Ruth Mathilda. Hispanic Costume，1480-1530. New York：Hispanic Society of America，1979.

Andrés Díaz，Rosana de. El último decenio del reinado de Isabel I，a través de la tesoreía de Alonso de Morales（1495-1504）. Valladolid：Universidad de Valladolid，Instituto de Historia Simancas，2004.

Anes y Álvarez de Castrillón，Gonzalo. Isabel la Católica y su tiempo. Madrid：Real Academia de la Historia，2005.

Aram，Bethany. Juana the Mad：Sovereignty and Dynasty in Renaissance Europe. 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5.

Archivo General de Simancas. Catálogo V. Patronato Real，834-1851. Edited by Amalia Prieto Cantero. Valladolid：Cuerpo Facultativo de Archiveros，Bibliotecarios y Arqueólogos，1946-49.

Archivo Histórico Nacional. Catálogo de las causas contra la fe seguidas ante el Tribunal del Santo Oficio de la Inquisición de Toledo. Madrid，1903.

Armas，Antonio Rumeu de. Itinerario de los reyes católicos，1474-1516. Madrid：Raycar，1974.

Astarita，Tommaso. The Continuity of Feudal Power：The Caracciolo di Brienza in Spanish Naples. 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

Azcona，Tarsicio de. Isabela la Católica：Estudio crític de su vida y su reinado. Madrid：Biblioteca de Autores Cristianos，1993.

——. Juana de Castilla，mal llamada La Beltraneja，1462-1530. Madrid：Fundación Universitaria Española，1998.

——. Isabel la Católica，vida y reinado. Madrid：La Esfera de los Libros，2004.

Babinger，Franz. Mehmed the Conquerer and His Time.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2.

Backhouse，Janet. The Isabella Breviary. London：British Library，1993.

Barleti，Marin. The Siege of Shkodra：Albania’s Courageous Stand Against Ottoman Conquest 1478. Translated by David Hosaflook. Tirana，Albania：Onufri，2012.

Barrios Aguilera，Manuel. La convivencia negada：Historia de los moriscos del Reino de Granada. Granada：Editorial COMARES，2007.

——. La suerte de los vencidos. Granada：Editorial Universidad de Granada，2009.

Barrios Rozúa，Juan Manuel. Guía de la Granada desaparecida. Granada：Editorial COMARES，2006.

Baumgartner，Frederic. Louis Ⅻ. New York：St. Martin’s Press，1994.

Beg，Tursun. The History of Mehmed the Conqueror. English translation by Halil Inalcik and Rhoads Murphey. Minneapolis：Bibliotheca Islamica，1978.

Bembo，Pietro. History of Venice.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Robert W.Ulery，Jr.3 vols. 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7-9.

Benecke，Gerhard. Maximilian I，1459-1519：An Analytical Biography. 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82.

Benítez，Fray Jesús Miguel. Madrigal de las Altas Torres：Monasterio de Nuestra Señora de Gracia. León：Edilesa，undated.

Bergreen，Laurence. Columbus：The Four Voyages，1492-1504. New York：Viking，2011.

Berlin，Charles. Elijah Capsali’s Seder Eliyyahu Zuta. Ph.D.dissertation，Harvard University，September 1962.

——.“A Sixteenth Century Hebrew Chronicle of the Ottoman Empire：The Seder Eliyahu Zuta of Elijah Capsali and Its Message.” In Berlin，ed.，Studies in Jewish Bibliography History and Literature. New York：KTAV Publishing，1971.

Berlin，Charles，ed. Studies in Jewish Bibliography，History，and Literature in Honor of I.Edward Kiev. New York：KTAV Publishing，1971.

Bernáldez，Andrés. Historia de los Reyes Católicos Don Fernando y Doña Isabel：Crónica inédita del siglo XV.2 vols. Granada：Imprenta y Librería de Don José María Zamora，1856.

——. Memorias del reinado de los Reyes Católicas，que escriba el bachtller Andrés Bernáldez. Edited by Manuel Gómez-Moreno and Juan de M.Carriazo. Madrid：Real Academia de la Historia，1962.

Bianchini，Janna. The Queens Hand，Power and Authority in the Reign of Berenguela of Castile.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12.

Bisaha，Nancy. Creating East and West：Renaissance Humanists and the Ottoman Turks.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04.

Bisso，Don José. Crónica de la Provincia de Sevilla. In Crónica general de España，historica illustrada y descriptiva de sus provincias，sus poblaciones más importantes de la peninsula y de ultramar. Madrid：Rubio，Grilo y Vitturi，1869.

Blackmore，Josiah，and Gregory S.Hutcheson. Queer Iberia. 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1999.

Blanco Sánchez，Antonio. Sobre Medina del Campo y la reina agraviada. Medina del Campo：Caballeros de la Hispanidad，1994.

Blázquez Hernández，Gregorio. “María Vela y Cueto，la mujer fuerte.” Diario de Ávila，May 14，2006.

Blurnenthal，Debra. Enemies and Familiars：Slavery and the Mastery in Fifteenth-Century Valencia. 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9.

Boruchoff，David A.，ed. Isabel la Católica，Queen of Castile：Critical Essays.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3.

Bóscolo，Alberto，ed. Fernando el Católico e Italia. Zaragoza：Institución Fernando el Católico（C.S.I.C）de la Excma Diputación Provincial de Zaragoza，1954.

Boswell，John. Christianity，Social Tolerance and Homosexuality.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

Bown，Stephen R. 1494：How a Family Feud in Medieval Spain Divided the World in Half. New York：St. Martin’s Press，2011.

Bradford，Ernie. The Sultan’s Admiral：Barbarossa—Pirate and Empire Builder. London：Hodder & Stoughton，1969.

——. Gibraltar：The History of a Fortress. 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ich，1971.

Bradford，Sarah. Cesare Borgia. New York：MacMillan Publishing Co.，1976.

——. Lucrezia Borgia. New York：Viking，2004.

Bulmus，Birsen. Plagues，Quarantines and Geopolitics in the Ottoman Empire. 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12.

Bunes Ibarra，Miguel Ángel de，and Emilio Sola. La vida，y historia de Hayradin，llamado Barbarroja. Granada：Universidad de Granada，1997.

Bunes Ibarra，Miguel Ángel，et al. The Invention of Glory：Afonso V and the Pastrana Tapestries. Madrid：Fundación Carlos de Amberes，2011.

Burke，Ulick Ralph. The Great Captain；An Eventful Chapter in Spanish History. London：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1877.

Cabanas González，María Dolores，Carmelo Luis López，and Gregorio del Ser Quijano. Isabel de Castilla y su época：Estudios y selección de textos. Alcalá de Henares：Universidad de Alcalá，2007.

Calderón，Emilio. Usos y costumbres sexuales de los Reyes de España. Madrid：Editorial Cirene，1991.

Calendar of Letters，Despatches，and State Papers，Relating to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England and Spain，Preserved in the Archives of Simancas and Elsewhere，vol. I，Henry Ⅶ：1485-1509. Edited by Gustav Bergenroth. London：Lords Commissioners of Her Majesty’s Treasury，1862.

Campbell，Thomas P. Tapestry in the Renaissance：Art and Magnificence. New York：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2002.

Campo，Victoria，and Victor Infantes，eds. La Poncella de Francia：La historia Castellana de Juana de Arco. Madrid：Iberoamericana，2006.

Capponi，Niccolò. Victory of the West：The Great Christian-Muslim Clash at the Battle of Lepanto. Cambridge，Mass.：Da Capo Press，2007.

Caro Baroja. Los Mariscos del Reino de Granada. Madrid：Alianza Editorial，2010.

Carroll，Warren H. Isabel of Spain：The Catholic Queen. Front Royal，Va.：Christendom Press，1991.

Cartas Autógrafas de los Reyes Católicos de España，Don Fernando y Doña Isabel que conservan en el Archivo de Simancas，1474-1502. Valladolid：Instituto “Isabel la Católica” de Historia Eclesiástica，1971.

Castiglione，Baldesar. The Book of the Courtier. Translated by Charles S. Singleton. Garden City，N.Y.：Anchor Books，1959.

Castro，Teresa de，ed. “El tratado sobre el vestir，calzar y comer del Arzobispo Hernando de Talavera.” Espacio，tiempo，y forma. Serie Ⅲ. Historia Medieval，no.14（2001），pp.11-92.

Cervantes，Miguel de. “The Bagnios of Algiers” and “The Great Sultana”：Two Plays of Captivity.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Barbara Fuchs and Aaron J.Ilika.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10.

Chaytor，Henry John. A History of Aragon and Catalonia. London：Methuen，1933.

Cheetham，Anthony. The Life and Times of Richard Ⅲ. London：Weidenfeld & Nicolson，1972.

Chesterton，G.K. Lepanto. San Francisco：Ignatius Press，2004.

Chipman，Donald E. Montezuma’s Children：Aztec Royalty Under Spanish Rule，1520-1700. 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2005.

Chronicles and Memorials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During the Middle Ages. Oxford University，1879.

Chueca Goitia，Fernando. Historica de la arquitectura española：Edad antigua，edad media. 2 vols. Ávila：Fundación Cultural Santa Teresa，2001.

Classen，Albrecht. “The World of the Turks Described by an Eyewitness：Georgius de Hungaria’s Dialectical Discourse on the Foreign World of the Ottoman Empire.” Journal of Early Modern History. Leiden：Brill，2003.

Clemencín，Diego. Elogio de la Reina Católica Doña Isabella. Madrid：Imprenta de Sancha，1820.

Clemente，Fusero. The Borgias，Translated by Peter Green. New York：Praeger Publishers，1966.

Collins，Roger. The Arab Conquest of Spain：710-797. New York：Wiley-Blackwell，1995.

Collison-Morley，Lacy. Naples Through the Centuries. New York：Frederick A. Stokes Co.，1925.

Colmenares，Diego de. Historia de la insigne ciudad de Segovia. Revised by Gabriel María Vergara. Segovia：Imprenta de la Tierra de Segovia，1931.

Columbus，Ferdinand. The Life of the Admiral Christopher Columbus：By His Son Ferdinand.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by Benjamin Keen. New Brunwick，N.J.：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59.

Commynes，Philippe de. The Memoirs of Philip de Comines，Lord of Argenton. London：G. and W.B. Whittaker，1823，

Conde，Don José Antonio. Historia de la dominación de los Arabes en España，sacada de varios manuscritos y memorias arábigas. Madrid：Biblioteca de Historiadores Españoles，Marín y Compañía，1874.

Constable，Olivia Remie. Medieval Iberia：Readings from Christian，Muslim and Jewish Sources.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11.

Consuelo Díez Bedmar，María del. Teresa de Torres，（ca.1442-1521）Condesa de Castilla. Madrid：Ediciones del Orto，2004.

Cook，Weston F. “The Cannon Conquest of Nasrid Spain and the End of the Reconquista.” The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vol.57，no.1（January 1993）.

Cortés Timoner，María del Mar. Sor María de Santo Domingo（1470/86-1524）. Madrid：Ediciones del Orto，2004.

Costa-Gomes，Rita. The Making of a Court Society：Kings and Nobles in Late Medieval Portugal. 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Craig，Leigh Ann. Wandering Women and Holy Matrons：Women as Pilgrims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Leiden：Brill，2009.

Crónica incompleta de los Reyes Catóicos，1469-1476. Edited by Julio Puyol. Madrid：Academia de la Historia，1934.

Csukovits，Eniko. “Miraculous Escapes from Ottoman Captivity.” In Suraiya Faroqhi and Halil Inalcik，eds.，The Ottoman Empire and Its Heritage. Leiden：E.J.Brill，2007.

Da Costa，Isaac. Noble Families Among the Sephardic Jews by Isaac da Costa（1798-1860）. With Some Account of the Capadose Family（Including Their Conversion to Christianity），by Bertram Brewster，and an Excursus on Their Jewish History，by Cecil Roth. Oxford，U.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36.

Dankoff，Robert，and Sooyoung Kim. An Ottoman Traveler：Selections from the Book of Travels of Evilya Celebi. London：Eland，2010.

Dávid，Géza，and Pál Fodor，eds. Ransom Slavery Along the Ottoman Borders：Early Fifteenth-Early Eighteenth Centuries. Leiden：Brill，2007.

Davis，Robert C. Christian Slaves，Muslim Masters：White Slavery in the Mediterranean，the Barbary Coast，and Italy，1500-1800.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3.

De la Torre，Antonio. Documentor sobre relaciones internacionales de los Reyes Católicos，vol.2.Barcelona：Consejo Superior de Investigaciones Científicas，1962.

De la Torre，Antonio，and Luis Suárez Fernández. Documentos a las relaciones en Portugal durante el reinado de los Reyes Católicos，vol.3. Valladolid，1963.

Descola，Jean. A History of Spain. New York：Alfred A. Knopf，1963.

De Winter，Patrick M. “A Book of Hours of Queen Isabel la Católica.” The Bulletin of the Cleveland Museum of Art 68，no.10（December 1981），pp.342-427.

Díaz del Castillo，Bernal. The Conquest of New Spain. Translated by John M. Cohen. London：Penguin Classics，1963.

Díaz-Plaja，Fernando. Historia de España en sus documentos，siglo XV. Madrid：Ediciones Catedra，1984.

——. Historia de España en sus documentos，siglo XVI. Madrid：Ediciones Catedra，1988.

Donini，Guido，and Gordon B. Ford，trans. Isidore of Seville’s History of the Kings of the Goths，Vandals and Suevi. Leiden：Brill，1966.

Doubleday，Simon，and David Coleman，eds. In the Light of Medieval Spain：Islam，the West，and the Relevance of the Past.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8.

Drane，Augusta Theodosia. The Knights of St. John：A History to the Siege of Vienna，1688. U.K.：Leonaur，2009.

Duffy，Eamon. Marking the Hours：English People and Their Prayers，1240-1570. 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6.

Earenfight，Theresa. The King’s Other Body：María of Castile and the Crown of Aragon.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10.

Edge，P. Granville. “Pre-Census Population Records of Spai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26，no.176（December 1931），pp.416-23.

Edward IV on May 26th，1464（A Contemporary Account Now First Set Forth from a 15th Century Manuscript），London，1935.

Edwards John. The Spain of the Catholic Monarchs，1474-1520. Oxford，U.K.：Blackwell，2000.

Eguílaz Yánguas，Leopoldo de. Reseña histórica de la conquista del reino de Granada por los Reyes Católicos según las cronistas árabes. Granada：Tip. Hospital de Santa Cruz，1894.

Eichberger，Dagmar，ed. Women of Distinction：Margaret of York，Margaret of Austria. Turnhout，Belgium：Brepols，2005.

——. Women at the Burgundian Court：Presence and Influence. Belgium：Brepols，2010.

Eisenberg，Daniel. “Enrique IV and Greogrio Marañon.” Renaissance Quarterly 29，no.1（Spring 1976）.

Elbl，Ivana. “Man of His Time（and Peers）：A New Look at Henry the Navigator.” Luso-Brazilian Review 28，no.2（Winter 1991），pp.73-89.

Elliott，J.H. Spain and Its World，1500-1700：Selected Essays. 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1989.

——. Imperial Spain，1469-1716. London：Penguin，1990.

Ellis，Henry，ed. Original Letters，Illustrative of English History，Including Numerous Royal Letters. London：Richard Bentley，1846.

Encinas，Alonso de. Madrigal de las Altas Torres，cuna de Isabel la Católica. Madrid：Revista geográfica española，1955.

Enríquez del Castillo，Diego. Crónica de Enrique IV. Edited by Aureliano Sánchez Martín. Valladolid：Universidad de Valladolid，1994.

Espejo，Cristóbal，and Julián Paz. Las antiguas ferias de Medina Del Campo：Investigación histórica acerca de ellas. Valladolid：Maxtor，2003.

Esposito，John L. The Oxford History of Islam. Oxford，U.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Faroqhi，Suraiya，and Halil Inalcik. The Ottoman Empire and Its Heritage. Leiden：Brill，2007.

Faroqhi，Suraiya，and Kate Fleet.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urkey，Volume 2：The Ottoman Empire as a World Power，1453-1603. 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

Fehrenbach，T.R. Fire and Blood：A History of Mexico. New York：Da Capo Press，1995.

Fernandez Álvarez，Manuel. Juana la Loca：la cautiva de Tordesillas. Spain：Espasa-Calpe，2008.

——. Isabel la Católica. Madrid：Espasa Calpe，2006.

Fernández Collado，Ángel，et al. Cathedral of Toledo. Translated by Surtees Robinson. Toledo：Cabildo Catedral Primada，2009.

Fernández de Oviedo，Gonzalo. Natural History of the West Indies.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Sterling A. Stoudemire. 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59.

Fernández Gómez，Marcos. El Alcazar y la Atarazanas de Sevilla en el reinado de los Reyes Católicos. Seville：Patronato del Real Alcázar y de la Casa Consistorial de Sevilla，2011.

Fernández-Armesto，Felipe. Columbus. Oxford，U.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

——. Columbus on Himself. Indianapolis：Hackett，2009.

——. 1492：The Year the World Began. New York：Harper Collins，2009.

Fernández-Morera，Dario. “The Myth of the Andalusian Paradise.” Intercollegiate Review 41，no.2（Fall 2006）.

Fichtner，Paula S. Ferdinand I of Austria：The Politics of Dynasticism in the Age of the Reformation. Boulder，Colo.：Ease European Monographs，1982.

Finlay，George. The History of Greece：From Its Conquest by the Crusaders to Its Conquest by the Turks，and the Empire of Trebizond，1204-1461. Edinburgh and London：Blackwood，1851.

——. The History of Greece Under Othoman and Venetian Domination. Edinburgh and London：Blackwood，1861.

Fisher，Sydney Nettleton. “Sultan Bayezit and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urkey.”Ph.D.dissettation，University of Illinois，1935.

——. Foreign Relations of Turkey，1481-1512. Urbana，Il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48.

Fletcher，Richard. Moorish Spai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2.

Flores，Josef Miguel de. Crónica de Don Alvaro de Luna，condestable de los reynos de Castilla y de León. Madrid：Imprenta de Antonio de Sancha，1784.

Francisco，Adam S. Martin Luther and Islam：A Study in Sixteenth-Century Polemics and Apologetics. Leiden：Brill，2007.

Fraser，Antonia. The Wives of Henry Ⅷ. New York：Alfred A.Knopf，1992.

Freedman，Paul H. Origins of Peasant Servitude in Medieval Catalonia. 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

Freely，John. Ionian Islands：Corfu，Cephalonia，Ithaka and Beyond. London：I.B.Tauris，2008.

——. Aladdin’s Lamp，How Greek Science Came to Europe Through the Islamic World. New York：Alfred A.Knopf，2009.

——. The Grand Turk. New York：Overlook Press，2009.

——. Jem Sultan：The Adventures of a Captive Turkish Prince in Renaissance Europe. New York：HarperCollins，2013.

Freeman，Charles. Holy Bones，Holy Dust：How Relics Shaped the History of Medieval Europe.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2.

Freiberg，Jack. Bramante’s Tempietto and the Spanish Crown. Rome：American Academy in Rome，2005.

Frucht，Richard，ed. Eastern Europe：An Introduction to the People，Lands and Culture. Santa Barbara，Calif.：ABC-CLIO，2004.

Fulin，Rinaldo. I Diarii di Marino Sanuto. Venice：M.Visentini，1880.

Fusero，Clemente. The Borgias. Translated by Peter Green. New York：Praeger，1972.

Fyvie，John. The Story of the Borgias. New York：G.P.Putnam’s Sons，1913.

Gairdner，James，ed. “Journals of Roger Machado，” in Historia Regis Henrici Septimi（London：Longman，Brown，Green，Longmans，and Roberts，1858），pp.157-99，

——. Letters and Papers Illustrative of the Reigns of Richard Ⅲ and Henry Ⅶ. London：Longman，Green，Longman and Roberts，1861.

Galíndez Carvajal，Lorenzo. Crónica de los Reyes de Castilla. Madrid：Libraría de los sucesores de Hernando，1923.

Garcés，María Antonia. Cervantes in Algiers：A Captive’s Tale. Nashville，Tenn.：Vanderbilt University Press，2002.

García Mercadel，José. La segunda mujer del Rey Católico，doña Germana de Foix，última reina de Aragón. Barcelona：Editorial Juventud，SA，1942.

Gayangos，Pascual de. The History of the Mohammedan Dynasties in Spain. London：Oriental Translation Fund，1843.

Georgius de Hungaria. Libellus de Ritu et Moribus Turcorum（1530）；digitized version provided by Göttingen State and University Library，Germany.

Gerber，Jane S. The Jews of Spain：A History of the Sephardic Experience. New York：Free Press，1994.

Gerli，E.Michael，“Social Crisis and Conversion：Apostasy and Inquisition in the Chronicles of Fernando del Pulgar and Andrés Bernáldez.” Hispanic Review 70，no.2（Spring 2002），pp.19-25.

Gitlitz，David Martin. Secrecy and Deceit：The Religion of the Crypto Jews. Albuquerque：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2002.

Goffman，Daniel. The Ottoman Empire and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

Gómara，Francisco López de. Los corsarios Barbarroja. Madrid：Ediciones Polefemo，1989.

Gomarez Marín，Antonio. Documentos de los Reyes Católicos（1492-1504）. Murcia：Academia Real Alfonso X el Sabio，2000.

Gómez，María A.，Santiago Juan-Navarro，and Phyllis Zatlin，eds. Juana of Castile：History and Myth of the Mad Queen. Lewisburg，Pa.：Bucknell University Press，2008.

González Marrero，María del Cristo. La casa de Isabel la Católica，espacios domesticos y vida cotidiana. Ávila：Diputación de Ávila，Institución “Gran Duque de Alba，”2004.

Gonzálo Herrera，Manuel. Castilla：Negro sobre rojo，de Enrique Ⅳ a Isabel la Católica. Segovia：Ediciones Castellanas，1993.

Goodwin，Jason. Lords of the Horizon：A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New York：Henry Holt，1998.

Gottschalk，Paul. The Earliest Diplomatic Documents on America，the Papal Bulls of 1493 and the Treaty of Tordesillas. Berlin：Paul Gottschalk，1927.

Gould，Alicia Bache. Nueva lista documentada de los tripulantes de Colón en 1492. Madrid：Viuda de E.Maestre，1942-44.

Goury，M.Jules，and Owen Jones. Plans，Elevations，Sections and Details of the Alhambra：from Drawings Taken on the Spot in 1834. London：Owen Jones，1842.

Graña Cid，María del Mar. Beatriz de Silva（ca，1426-ca.1491）. Madrid：Ediciones del Orto，2004.

Grayeff，Felix. Joan of Arc：Legends and Truth. London：Philip Goodall，1978.

Green，Mary Anne Everett. Letters of Royal and Illustrious Ladies of Great Britain，from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Twelfth Century to the Close of the Reign of Queen Mary. London：Henry Colburn，1846.

Green，Toby. Inquisition：The Reign of Fear. New York：St.Martin’s Press，2009.

Hach，W.，J.Dissemod，and V.Hach-Wunderly. “The Long Road to Syphilitic Leg Ulcers.” Phlebogie 2/2013. Schattauer 2013.

Hare，Christopher（pseudonym for Maria Andrews）. The High and Puissant Princess Marguerite of Austria，Princess Dowager of Spain，Duchess Dowager of Savoy，Regent of the Netherlands. New York：Charles Scribner & Sons，1907.

——. Maximilian the Dreamer：Holy Roman Emperor，1459-1519. Germany：S.Paul & Co.，1913.

Haring，Clarence Henry. Trade and Navigation Between Spain and the Indies. 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4.

Harvey，L.P. Islamic Spain，1250 to 1500.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

Hayden，Deborah. Pox：Genius，Madness and Mysteries of Syphilis. New York：Basic Books，2003.

Hefele，Karl Josephon von. The Life of Cardinal Ximénez. Translated by John Canon Dalton. London：Catholic Publishing & Bookselling Company，1860.

Hess，Andrew C. Forgotten Frontier：A History of the Sixteenth-Century Ibero-African Frontier.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8.

Heywood，Colin. Writing Ottoman History：Documents and Interpretations. Aldershot，Hampshire，U.K.：Ashgate Publishing，2002.

Hicks，Michael. Anne Neville，Queen to Richard Ⅲ. Gloucestershire，U.K.：Tempus，2006.

Highfield，Roger，ed. Spain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1369-1516：Essays and Extracts by Historians of Spain. Translated by Frances M.López-Morillas. New York：Harper & Row，1972.

Hills，George. Rock of Contention：A History of Gibraltar. London：Robert Hale & Co.，1974.

Himmerich y Valencia，Robert. The Encomenderos of New Spain，1521-1555. 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91.

Hollingsworth，Mary. The Cardinal’s Hat：Money，Ambition and Everyday Life in the Court of a Borgia Prince. Woodstock，N.Y.：Overlook Press，2005.

Homza，Lu Ann，ed and trans. The Spanish Inquisition，1478-1614：An Anthology of Sources. Indianapolis：Hackett，2006.

Hopkins，T.C.F. Empires，Wars，and Battles：The Middle East from Antiquity to the Rise of the New World. New York：Forge Books，2006.

Hutson，James. Forgotten Features of the Founding：The Recovery of Religious Themes in the Early American Republic. Lanham，Md：Lexington Books，2003.

Ihsanoglu，Ekmeleddin.ed. The History of the Ottoman State，Society，and Civilization.2 vols. Istanbul：Research Centre for Islamic History，Art and Culture，2001.

Imber，Colin. The Ottoman Empire，1300-1650：The Structure of Power. 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02.

Inalcik，Halil. Studies in Ottoman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London：Variorum Reprints，1985.

——. The Ottoman Empire：The Classical Age 1300-1600. London：Phoenix Press，2000.

Irizarry，Estelle. Christopher Columbus’s Love Letter to Queen Isabel. San Juan，Puerto Rico：Ediciones Puerto，2012.

Irving，Washington. Chronicle of the Conquest of Granada. Philadelphia：Carey，Lea & Carey，1829.

Irwin，Robert. The Alhambra. 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4.

Ishikawa，Chiyo. The Retablo of Isabel la Católica. Brussels：Brepols，2004.

Izbicki，Thomas. Protector of the Faith：Cardinal Johannes de Turrecremata and the Defense of the Institutional Church. Washington，D.C.：Catholic University Press，1981.

Jacobs，Martin. “Joseph ha-Kohen，Paolo Giovio and Sixteenth-Century Historiography.” In Cultural Intermediaries：Jewish Intellectuals in Early Modern Italy. Edited by David B.Ruderman and Giuseppe Veltri.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04.

Jaén，Didier T. John Ⅱ of Castile and the Grand Master Álvaro de Luna. Madrid：Editorial Castalia，1978.

Jayyusi，Salma Khadra，ed. The Legacy of Muslim Spain. Leiden：Brill，1994.

Jennings，Ronald C. Studies on Ottoman Social History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Women，Zimmis and Sharia Courts in Kayseri，Cyprus and Trabzon. Istanbul：Isis Press，1999.

Johnson，Marion. The Borgias. New York：Holt，Rinehart & Winston，1981.

Jones，Jonathan. The Lost Battles：Leonardo，Michelangelo，and the Artistic Duel That Defined the Renaissance. London：Simon & Schuster，2010.

Jordan，Annemarie. The Development of Catherine of Austria’s Collection in the Queen’s Household：Its Character and Cost. Providence，R.I.：Brown University，1994.

Kagan，Richard L. “Prescott’s Paradigm：American Historical Scholarship and the Decline of Spain.”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1，no.2（April 1996），pp.423-46.

Kagan，Richard L.，and Abigail Dyer. Inquisitorial Inquiries：Brief Lives of Secret Jews and Other Heretics. Baltimore：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11.

Kamen，Henry. The Spanish Inquisition：A Historical Revision. London：Weidenfeld & Nicolson，1997.

——. Empire：How Spain Became a World Power 1492-1761. New York：HarperCollins，2004.

——. Spain，1469-1714：A Society of Conflict. Harlow，U.K.：Pearson Education，2005.

Kaplan，Gregory B. “In Search of Salvation：The Deification of Isabel la Católica in Converso Poetry.” Hispanic Review 66，no.3（Summer 1998），pp. 289-308.

Kizilov，Mikhail. Slave Trade in the Early Modern Crime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ristian，Muslim and Jewish Sources. Leiden：Koninkijke Brill NV，2007.

Kleinschmidt，Harald. Ruling the Waves：Emperor Maximilian I，the Search for Islands，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European World Picture c.1500. Netherlands：Hes & De Graaf，2008.

Koch，Yolanda Moreno. Eljudaísmo hispano，según la crónica hebrea de Rabí Eliyahu Capsali. Granada：Universidad de Granada，2005.

Kraus，H.P. Americana Vetustissima：Fifty Books，Manuscripts，and Maps Relating to America from the First Fifty Years After Its Discovery（1493-1592）：In Celebration of the Columbus Quincentenary. New York：H.P.Kraus，1990.

Labalme，Patricia H.，and Laura Sanguinetti White，eds. Venice，Citdà Excelentissima：Selections from the Renaissance Diaries of Marin Sanudo. Translated by Linda L.Carroll. 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8.

Ladero Quesada，Miguel Ángel. Castilla y la conquista del reino de Granada. Granada：Diputacion Provincial de Granada，1993，

——. La España de los Reyes Católicos. Madrid：Alianza Editorial，1999.

——. La guerra de Granada，1482-1491. Granada：Los Libros de la Estrella，2001.

——. Los Reyes Católicos y su tiempo. Madrid：Centro de Información y Documentadón Científica，2004.

Lamb，Vivien B. The Betrayal of Richard Ⅲ：An Introduction to the Controversy. London：Mitre Press，1968.

Lanyon，Anna. The New World of Martin Cortes. Cambridge，Mass.：Da Capo Press，2004.

Las Casas，Bartolomé de. An Account，Much Abbreviated，of the Destruction of the Indies. Edited by Franklin W.Knight. Translated by Andrew Hurley. Indianapolis：Hackett，2003.

——. Apologética historia de las Indias，Edited by Manuel Serrano y Sanz. Madrid：Bailly y Baillière，1909.

——. History of the Indies.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Andrée Collard New York：Harper & Row，1971. Circulated between 1560 and 1600；first published in 1875.

Lea，Henry Charles. “Lucero the Inquisitor.”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2，no.4（July 1897）.

——. A History of the Inquisition in Spain. London：Macmillan，1906.

Letts，Malcolm，ed. and trans. The Travels of Leo of Rozmital through，Germany，Flanders，England，France，Spain，Portugal and Italy，1465-1467. Hakluyt Society. 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7.

Levack，Brian P. The Witch-Hunt in Early Modern Europe. London：Longman Group，1987.

Levine Melammed，Renée. Heretics or Daughters of Israel？The Crypto-Jewish Women of Castile.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Lewis，Bernard. Islam：From the Prophet Muhammad to the Capture of Constantinople.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

Lindo，Elias Hiam. The History of the Jews of Spain and Portugal. 1848. Reprint New York：Burt Franklin，1970.

Liss，Peggy K. Isabel the Queen：Life and Times.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

Liss，Peggy K. Isabel the Queen：Life and Times.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04.

——. “Isabel of Castille（1451-1504），Her Self-Representation and Its Context.” In Queenship and Political Power in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Spain. Edited by Theresa Earenfight. Hampshire，England：Ashgate Publishing，2005.

Llorente，Juan Antonio. A Critical History of the Inquisition of Spain. Williamstown，Mass.：The John Lilburne Co.，1967.

Lojendio，Luis-María de. Gonzalo de Córdoba，El Gran Capitán. Madrid：Espasa-Calpe，1942.

López de Coca Castañer，José Enrique. “La Conquista de Granada：El Testimonio de los Vencidos.” Norba：Revista de Historia 18（2005）.

Lorenzo Arribas，Josemi. Juana I de Castilla y Aragón，1479-1555. Madrid：Ediciones del Orto，2004，

Lucas-Dubreton，Jean. The Borgias. New York：E.P.Dutton，1955.

Luke，Mary M. Catherine the Queen. New York：Coward-McCann，Inc.，1967.

Lunenfeld，Marvin. Keepers of the City：The Corregidores of Isabella I of Castile，1474-1504. 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

Lynn，Caro. A College Professor of the Renaissance：Lucio Marineo Siculo Among the Spanish Humanists.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37.

Machiavelli，Niccolò. The Prince and the Discourses. New York：Modern Library，1950.

MacKay，Angus. “Ritual and Propaganda in Fifteenth Century Spain.” Past&Present，no. 107.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May 1985.

MacPherson，Ian，and Angus MacKay. Love，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Fifteenth Century Spain. Leiden：Brill，1998.

Madariaga，Salvador de. Christopher Columbus：Being the Life of the Very Magnificent Lord Don Cristóbal Colón. New York：Macmillan，1940.

Major，Richard Henry. The Life of Prince Henry of Portugal，Surnamed the Navigator. London：A. Asher & Co.，1868.

Mallett，Michael. The Borgias：The Rise and Fall of a Renaissance Dynasty. New York：Barnes & Noble，1969.

Mann，Charles C. 1491：New Revelations of the Americas Before Columbus. New York：Alfred A. Knopf，2005.

Mann，James. 1493：Uncovering the New World Columbus Created. New York：Alfred A. Knopf，2011.

——.“Exhibition of Portuguese Art at the Royal Academy.” Burlington Magazine 97，no.633（December 1955），pp.367-73.

Marañón，Gregorio. Ensayo biológico sobre Enrique Ⅳ de Castilla y su tiempo. Madrid：Colección Austral，1997.

Marek，George R. The Bed and the Throne：The Life of Isabella d’Este. New York：Harper & Row，1976.

Marino，Nancy F. Don Juan Pacheco：Wealth and Power in Late Medieval Spain. Tempe：Arizona Center for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Studies，2006.

Márquez de la Plata，Vicenta María. Mujeres renacentistas en la corte de Isabela la Católica. Madrid：Editorial Castalia，2005.

Martín，José Luis. Isabel la Católica：sus hijas y las damas de su corte，modelos de doncellas，casadas y viudas，en el Carro de las Doñas，1542. Ávila；Diputación Provincial de Ávila，Institución “Gran Duque de Alba，” 2001.

Martínez Millán，José. “Structures of Inquisitorial Finance.” In The Spanish Inquisition and the Inquisitorial Mind. Edited by Angel Alcalá.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7.

Martyr，Peter，of Anghiera. Opus Epistolarum：The Work of the Letters of Peter Martyr. Letters written between 1457 and 1526，translated into English ca. 1855. London：Wellcome Library.

——. The Discovery of the New World in the Writings of Peter Martyr of Anghiera. Edited by Ernest Lunardi，Elisa Magioncalda，and Rosanna Mazzacane. Translated by Felix Azzola. Rome：Istituto Poligráfico e Zecca dello Stato，Libreria dello Stato，1992.

——. De Orbo Novo：The Eight Decades of Peter Martyr D’Anghera. Translated by Francis Augustus MacNutt. Project Gutenberg，2004.

Mata Carriazo y Arroquia，Juan de. Crónica de Juan Ⅱ de Castilla. Madrid：Real Academia de la Historia，1982.

——. Los relieves de la guerra de Granada en la sillería del coro de la Catedral de Toledo. Granada：Universidad de Granada，1985.

Mathew，Arnold Harris. The Diary of John Burchard of Strasburg. London：Francis Griffiths，1910.

Mattingly，Garrett. Catherine of Aragon. New York：Quality Paperback Books，1941.

Maxwell-Stuart，P.G. Chronicles of the Popes. New York：Thames & Huckon，1997.

Mazower，Mark. Salonica，City of Ghosts：Christians，Muslims，and Jews，1430-1950. New York：Alfred A. Knopf，2005.

McBrien，Richard P. Lives of the Popes：The Pontiffs from St. Peter to John Paul Ⅱ. New York：Harper Collins，1997.

McDonald，Mark P. Ferdinand Columbus：Renaissance Collector. London：British Museum Press，2000.

McManners，John. 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Oxford，U.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

McMurdo，Edward. History of Portugal. London：St. Dunstan’s House，1889.

Memorial Histórico español：colección de documentos，opúsculos，y antigüedades que publica la Real Academia de la Historia，vol.6. Madrid：Imprenta de la Real Academia de Historia，1853.

Memorias de Don Enrique Ⅳ de Castilla，vol.2，La colección diplomática del mismo rey Madrid：Real Academia de Historia，1835-1913.

Menocal，María Rosa. The Ornament of the World：How Muslims，Jews，and Christians Created a Culture of Tolerance in Medieval Spain. Boston：Little，Brown，2002.

Menzies，Gavin. 1421：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America. New York：HarperCollins，2002.

Merriman，Roger Bigelow. The Rise of the Spanish Empire in the Old World and the New. New York：Cooper Square，1962.

Merula，George. “The Siege of Shkodra”（1474）. Translated by George Elsie. Texts and Documents of Albanian History，http：//www.albanianhistory.net/en/texts1000-1799/AH1474.html.

Miller，Kathryn A. Guardians of Islam.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8.

Miller，Townsend. The Castles and the Crown：Spain，1451-1555. New York：Coward-McCann，1963.

Monasterio de San Antonio el Real，Segovia.

Morales Muñiz，María Dolores-Carmen. Alfonso de Ávila，Rey de Castilla. Ávila：Dipucación Provincial de Ávila，Inscitución “Gran Duque de Alba，” 1988.

Morales Muñiz，María Dolores-Carmen，and Luis Caro Dobón. “La muerte del rey Alfonso Ⅻ de Castilla.” Revista Hidalguía 358-59（2013），p.293.

Morgan，David. Medieval Persia，1040-1797. Singapore：Longman Singapore Publishers，1988.

Morgenthau，Henry. Ambassador Morgenthau’s Story. Detroit：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9.

Morison，Samuel Eliot. Admiral of the Ocean Sea：A Life of Christopher Columbus，vol.1. Boston：Little，Brown，1942.

——. Admiral of the Ocean Sea：A Life of Christopher Columbus. One-volume edition. Boston：Little，Brown，1949.

Morison，Samuel Eliot，trans. and ed. Journals and Other Documents on the Life and Voyages of Christopher Columbus. New York：Limited Editions Club，1963.

Mueller，Tom. “CSI：Italian Renaissance.” Smithsonian Magatzine. July-August 2013.

Münzer，Jerónimo. Viaje por España y Portugal，1494-1495. Madrid：Ediciones Polifemo，1991.

Murphy，Cullen. God’s Jury：The Inquisition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Boston：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2012.

Myers，Kathleen Ann. Fernández de Oviedo’s Chronicle of America：A New History for a New World. 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2007.

Nader，Helen. Power and Gender in Renaissance Spain. 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4.

Netanyahu，Benzion. Don Isaac Abravanel：Statesman and Philosopher. Philadelphia：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of America，1982.

——. The Origins of the Inquisition in Fifteenth Century Spain. New York：Random House，1995.

——. The Marranos of Spain：From Late 14th to the Early 16th Century，According to Contemporary Hebrew Sources. 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9.

Norwich John Julius. The World Atlas of Architecture. New York：Portland House，1988.

——. A History of Venice，New York：Vintage Books，1989.

0’Callaghan，Joseph P. A History of Medieval Spain. 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5.

Oliveira Marques，Antonio Henrique de. Daily Life in Portugal in the Late Middle Ages. Translated by S. S. Wyatt. 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71.

——. History of Portugal，vol.1，From Lusitania to Empire.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6.

Oliver-Copóns，D. Eduardo de. El Alcázar de Segovia. Valladolid：Imprenta Castellana，1916.

Omaechevarría，Ignacio. Orígenes de La Concepción de Toledo. Burgos：Aldecoa，1976.

Oman，Charles. A 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New York：E. R Dutton，1937...

Önalp，Ertugrul. Las Memorias de Barbarroja. Ankara：Ankara Üniversitesi Basimevi，1997.

Oviedo y Valdés，Gonzalo Fernández de. Historia general y natural de las Indias. Madrid：Imprenta de la Real Academia de la Historia，1851.

——. Libro de la Cámara Real del Príncipe Don Juan e officios de su casa e servicio ordinario. Madrid：La Sociedad de Bibliofilos Españoles，1870.

——. Natural History of tbe West Indies. Translated by Sterling A. Soutudemire. 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59.

——. Batallasy quinquagenas. 2 vols. Madrid：Real Academia de la Historia，2000.

——. Writing from the Edge of the World：The Memoirs of Darien，1514-1527，Translated by Glen F. Dille. Tuscaloosa：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2006.

Padilla，Lorenzo de. Crónica de Felipe Primero，llamado El Hermoso. In Colección de documentos inéditos para la historia de España. Edited by Miguel Salvá and Pedro Sainz de Baranda. Madrid：Imprenta de la Viuda de Calero，1846.

Paez Carrascosa，José. Ronda and the Serranía. Translated by Katie Boyle. Ronda，Spain：Publicaciones Ronda，2000.

Palencia，Alonso Fernández de. Crónica de Enrique Ⅳ. Ediced by Antonio Paz y Meliá. Reprint，Madrid：Ediciones Atlas，1975.

——. Guerra de Granada. Reprint，Barcelona：Linkgua Ediciones，2009.

Parker，Margaret R. The Story of a Story Across Cultures：The Case of the Doncella Teodor. London：Tamesis，1996.

Parkes，Henry Bamford. A History of Mexico，Boston：Houghton Mifflin，1969.

Parry，V. J. A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to 1730. 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6.

Pastor，Ludwig von. The History of the Popes from the Close of the Middle Ages. Translated by E. F. Peeler. St. Louis：B. Herder，1898.

Patterson，Jack E. Fonseca：Building the New World：How a Controversial Spanish Bishop Helped Find and Settle an Empire in the Americas. CreateSpace Independent Publishing Platform，2010.

Paz Julián. Catálogo de la colección de documentor inéditos para la historia de España. 2 vols. Madrid：Insrituto de Valencia de Don Juan，1930-31.

Paz y Meliá，Antonio. El cronista Alonso de Palencia，su vida y sus obras，sus décadasy las crónicas contemporáneas. Madrid：Hispanic Society of America，1914.

Pearson，Andrea G. “Margaret of Austria’s Devotional Portrait Diptychs.” Women’s Art Journal 22，no. 2（Autumn 2001-Winter 2002），pp.19-25.

Peirce，Leslie P. The Imperial Harem：Women and Sovereignty in the Ottoman Empire. New York Cit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

——.“In Search of the Harem：Sexual Crime and Social Space in Ottoman Royal Law of the 15th and 16th Centuries.” The Ottoman Empire：Myths，Realities and Black Holes. Istanbul：The Isis Press，2006.

Penzer，N. M. The Harem：Inside the Seraglio of the Turkish Sultans. Mineola，N.Y.：Dover Publications，Inc.，2005.

Pérez de Guzmán，Fernán. Comienza la crónica del serenísimo Príncipe Don Juan，segundo rey deste nombre. Madrid：Librería y Casa Editorial Hernando，1930.

Pérez Samper，María Ángeles. Isabel la Católica. Barcelona：Random House Mondadori，2004.

Peters，Edward. “Jewish History and Gentile Memory.” Jewish History 9，no. 1（Spring 1995）.

Philippides，Marios. Patriarchs，Emperors，and Sultans：A Short Chronicle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Brookline，Mass.：Hellenic College Press，1990.

Philippides，Marios，ed. Mehmed Ⅱ the Conquerer：And the Fall of the Franco-Byzantine Levant to the Ottoman Turks：Some Western Views and Testimonies. Tempe：Arizona Center for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Studies，2007.

Phillips，Carla Rahn，and William D. Phillips. “Christopher Columbus in United States Historiography.” History Teacher 25，no. 2（February 1992），pp.119-35.

Phillips，William D.，Jr. Enrique Ⅳ and the Crisis of Fifteenth-Century Castile，1425-1480. Cambridge，Mass.：Medieval Academy of America，1978.

Pina，Ruy de. Crónica de El-Rei D. Afonso V，vol.1.Lisbon：Escritorio，1901.

——. Croniqua delrey Dom Joham Ⅱ. Coimbra：Atlantida-Livraria Editora，1950.

Pohl，John，and Charles M. Robinson Ⅲ. Aztecs and Conquistadores：The Spanish Invasion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Aztec Empire. New York：Osprey，2005.

Pou，José. “Un monumento de los Reyes Católicos en Roma.” V Congreso de Historia de la Corona de Aragón，Zaragoza，Oct 4-11，1952. Zaragoza：Instituto Fernando el Católico，1954.

Pratt，Michael. Britain’s Greek Empire：Reflections on the History of the Ionian Islands from the Fall of Byzantium. n. p.：Rex Collings，1978.

Prescott，William. History of the Reign of Ferdinand and Isabella. London：Richard Bentley，1838.

——. History of the Reign of Ferdinand and Isabella. Philadelphia：J. B. Lippincott，1896.

Press Department，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The Turkish Woman in History. Ankara，Turkey，1937.

Prieto Cantero，Amalia. Archivo general de Simancas，catálogo V，Patronato Real（834-1851）；tomo Ⅱ. Valladolid：Cuerpo Facultativo de Archiveros，Bibliotecarios y Arqueológicos，1949.

——. Cartas autografas de los Reyes Católicos de España Don Fernando y Doña Isabel que conseruan en el Archivo de Simancas，1474-1502. Vallodolid：Insituto Isabel la Catolica de Historia Eclesiástica，1971.

Pulgar，Hernando del. Crónica de los Senores Reyes Católicos，Don Fernando y Doña Isabel de Castillay de Aragón. Valencia：Imprenta de Benito Monfort，1780.

——. Crónica de los Señores Reyes Católicos Don Fernando y Doña Isabel de Castilla y de Aragón. Madrid：Biblioteca de Autores Españoles，Librería de los Sucesores de Hernando，1923.

——. Letras：Glosa a las coplas de Mingo Revulgo. Madrid：Ediciones de la Lectura，1929.

——. Crónica de los Reyes Católicos. Edited by Juan de Mata Carriazo y Arroquia. Madrid：Espasa-Calpe，S.A.，1943.

Purcell，Maty. The Great Captain：Gonzalo Fernández de Córdoba. New York：Alvin Redman，1963.

Pust，Klemen. “Slavery，Childhood and the Border：The Ethics and Economics of Child Displacement Along the Triplex Confinium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Presented at the 15th World Economic History Congress，Stellenbosch University，South Africa，July 9-13，2012.

Puyol，Julio. Crónica incompleta de los Reyes Católicos，1469-1476：Según un manuscrito anónimo de la época. Madrid：Tipografía de Archivos，1934.

Quintana，Manuel José. Memoirs of Gonzalo Hernández，Styled the Great Captain. Translated by Joseph Russell. London：Edward Churton，1851.

Reilly，Bernard F. The Kingdom of Leon-Castilla Under Queen Urraca，1109-1125.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2.

Reséndez，Andrés. A Land So Strange：The Epic Journey of Cabeza de Vaca. New York：Basic Books，2007.

Reston，James，Jr. Dogs of God，Columbus，the Inquisition，and the Defeat of the Moors. New York：Anchor，2006.

Reyes Ruiz，Manuel. The Royal Chapel of Granada：The Exchange（“Lonja”），the Church，the Museum：Visitor’s Guide. Translated by Neil McLaren. Granada：Fifth Centenary Publications，2004.

——. Testamento de la Reina Isabel la Católica：Testamento del Rey Fernando el Católico. Granada：Capilla Real de Granada，2004.

Ribot，Luis，Julio Valdeón，and Elena Maza. Isabel la Católica y su época. Actas del congreso internacional 2004. Valladodid；Insticuto Universitario de Histórica Simancas，Universidad de Valladolid，2004.

Rivera Garrecas，María-Milagros. Juana de Mendoza. Madrid：Ediciones del Orto，2004.

Rodríguez Valencia，Vicente. Isabel la Católica en la opinión de españoles y extranjeros，siglos XV al XX. 3 vols. Valladolid：Instituto “Isabel la Cató1ica” de Historia Eclesiástica，1970.

Roo，Peter de. Material for a History of Pope Alexander Ⅵ，His Relatives and His Time，vol. 5.New York：The Universal Knowledge Foundation，1924.

Rosell，Cayetano，et al. Crónicas de los Reyes de Castilla：Desde Don Alfonso el sabio hasta las católicos Don Fernando y Doña Isabel. Madrid：Librería de los Sucesores de Hernando，1923.

Ross，Charles Derek. Edward Ⅳ.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4.

Rothschild，Bruce M. “History of Syphilis.” Clinical Infectious Diseases. Oxford Journals，2005∶40（May 15），pp.1454-63.

Round，Nicholas. The Greatest Man Uncrowned：A Study of the Fall of Don Álvaro de Luna. London：Tamesis Books，1986.

Rowdon，Maurice. The Spanish Terror：Spanish Imperialism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London：Constable，1974.

Rozen，Minna. A History of the Jewish Community in Istanbul：The Formative Years，1453-1566. Leiden：Brill，2010.

Rubin，Nancy. Isabella of Castile：The First Renaissance Queen. New York：St. Martin’s Press，1991.

Ruderman，David B.，and Giuseppe Verdi，eds.，Cultural Intermediaries：Jewish Intellectuals in Early Modern Italy.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04.

Ruiz，Teofilo. Spanish Society，1400-1600，Essex，U.K.：Pearson Education 2001.

——. The Other 1492：Ferdinand，Isabella，and the Making of an Empire. Chantilly，Va.，Teaching Co.，2002.

——. Spain’s Centuries of Crisis：1300-1474. West Essex，U.K.：Wiley-Blackwell，2011.

Ruiz-Domènec，José Enrique. El Gran Capitán：Retrato de una época. Barcelona：Ediciones Peninsula，2002.

Ruy de Pina. Chronica de el-rei D. Affonso V. Lisboa：Escriptorio，1901.

——. Croniqua Delrey Dom Joham Ⅱ. Coimbra：Adantida，1950.

Ryder，Alan. The Wreck of Catalonia：Civil War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

Sabatini，Rafael. Torquemada and the Spanish Inquisition：A History. London：Stanley Paul，1924.

Sahagún，Fray Bernardino de. Florentine Codex：General History of the Things of New Spain. Translated by Arthur J. O. Anderson and Charles Dibble. Salt Lake City：University of Utah Press，1982.

Salter，Anna. Predators，Pedophiles，Rapists and Other Sex Offenders. New York：Basic Books，2004.

Sanceau，Elaine. Henry the Navigator：The Story of a Great Prince and His Time. New York：W.W.Norton，1947.

——. The Perfect Prince：A Biography of the King Dom João Ⅱ. Porto and Lisbon：Livraria Civilizacão，1959.

——. The Reign of the Fortunate King，1495-1521. New York：Archon Books，1970.

Sánchez Cantón，Francisco Javier. Libros，tapices y cuadros que colleccionó Isabel la Católica. Madrid：Consejo Superior de Investigaciones Científicas，1950.

Sanchez Martín，Aureliano. Crónica de Enrique Ⅳ de Diego Enríquez del Castillo，Valladolid：Secretariado de Publicaciones，Universidad de Valladolid，1994.

Sánchez Prieto，Ana. Enrique Ⅳ el Impotente. Madrid：Alderaban Ediciones，1999.

Sanchis y Sivera，José. “El Cardenal Rodrigo de Borgia en Valencia.” Boletín de la Real Academia de Historia 84（1924），p.149.

Sandoval，Fray Prudencio de. Historia de la vida y bechos del Emperador Carlos V. Madrid：Biblioteca de Autores Españoles，Atlas，1955.

Santa Cruz，Alonso de. Crónica de los Reyes Católicos. Edited by Juan de Mata Carriazo y Arroquia. 2 vols. Seville：Escuela de Estudios Hispano-Americanos de Sevilla，1951.

Santa María de Miraflores. Burgos：Caja de Ahorros Municipal de Burgos，1992.

Sanz，M. Grau. “Así fue coronada Isabel la Católica，” Estudios Segovianos 1（1949），pp，24-36.

Saracheck，Joseph. Don Isaac Abravanel. New York：Bloch Publishing Co.，1938.

Sarwar，Ghulam. History of Shah Ismail Safavi. Aligarh；Muslim University，1939.

Scofield，Cora Louise，“The Movements of the Earl of Warwick in the Summer of 1464.”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October 1906）.

——. The Life and Reign of Edward the Fourth，King of England and of France and Lord of Ireland. London：Frank Cass & Co.，1967.

Seton Watson，R. W. Maximilian I：Holy Roman Emperor. Westminster，U.K.：Archibald Constable & Co.，1902.

Seward，Desmond. The Burning of the Vanities：Savonarola and the Borgia Pope. Stroud，U.K.：Sutton，2006.

Shadis，Miriam. Berenguela of Castile（1180-1246）and Political Women in the High Middle Ages.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9.

Shaw，Stanford.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m Turkey. 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6.

Shmuelevitz，Aryeh. “Capsali as a Source for Ottoman History，1450-1523.”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 9（1978），pp.339-44.

Simpson，Leonard Francis. Autobiography of Charles V. London：Longman，Green，Longman Roberts & Green，1862.

Smith，Bradley. Spain：A History in Art. Garden City，N.Y.：Doubleday，1971.

Smith，George. The Coronation of Elizabeth Wydeville，Queen Consort of Edward Ⅳ，on May 26th，1465：A Contemporary Account Set Forth from a XV Century Manuscript. London：Ellis，1935.

Solé，José María. Los reyes infieles，amantes y bastardos：De los Reyes Católicos a Alfonso ⅩⅢ. Madrid：La Esfera de los Libros，2005.

Soyer，Francois. The Persecution of the Jews and Muslims of Portugal：King Manuel I and the End of Religious Tolerance，1496-1497. Leiden：Brill，2007.

——.“King João Ⅱ of Portugal，‘O Principe Perfeito，’and the Jews（1481-1495）.” Sefarad 69，no.1（2009）.

Sphrantzes，George. The Fall of the Byzantine Empire：A Chronicle，1401-1477. Amherst：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1980.

Starr-LeBeau，Gretchen. In the Shadow of the Virgin：Inquisitors，Friars and Converses in Guadelupe，Spain.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3.

Stevens，Serita Deborah，and Anne Klarner. Deadly Doses：A Writer’s Guide to Poisons. Cincinnati：Writers Digest Books，1990.

Stewart，Paul. “The Santa Hermandad and the First Italian Campaign of Gonzalo de Córdoba，1495-1498.” Renaissance Quarterly 28，no. 1（Spring 1975），pp.29-37.

Strathern，Paul. The Artist，the Philosopher，and the Warrior：The Intersecting Lives of Da Vinci，Machiavelli，and Borgia and the World They Shaped. New York：Bantam Books，2009.

Stuart Fitz-James，Jacobo，and Falcó Alba，eds. Correspondencia de Gutierre Gómez de Fuensalida. Madrid：Imprenta Alemana，1907.

Suarez Fernandez，Luis. Política Internacional de Isabel la Católica：Estudios y documentos. Vallalodid：Universidad de Valladolid，1971，2002.

Suárez Fernández，Luis，Juan de Mata Carriazo y Arroquia，and Manuel Fernández Álvarez. La España de los Reyes Católicos，1474-1516. Madrid：Espasa-Calpe，1969.

Sudhoff，Karl. The Earliest Printed Literature on Syphilis，Being Ten Tractates from the Years 1495-1498. Adapted by Charles Singer. Florence：R. Lier & Co.，1925.

Symonds，John Addington. A Short History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 New York：Henry Holt，1894.

Tagarelli，Antonio，Giuseppe Tagarelli，Paola Lagonia，and Ann Piro，“A Brief History of Syphilis by Its Symptoms.” History of Medicine 19，no. 4. Acta Dermatovenerologica Croatia，2011.

Tanner，Marie. Jerusalem on the Hill：Rome and the Vision of St. Peter’s in the Renaissance. Belgium：Brepols，2011.

Thomas，Hugh. The Conquest of Mexico. London：Pimlico，1993.

——. Rivers of Gold：The Rise of the Spanish Empire from Columbus to Magellan. New York：Random House，2003.

——. The Golden Empire：Spain，Charles V，and the Creation of America. New York：Random House，2010.

Thompson，Charles，and John Samuel. Poisons and Poisoners. London：Harold Shaylor，1931.

Thompson，E. A. The Goths in Spain. Oxford U.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9.

Tilly，Charles. “The Europe of Columbus and Bayazid.” Middle East Research and Information Project，Middle East Report，no. 178（September-October 1992）.

Torre，Antonio de la. Documentos sobre relaciones internacionales de los Reyes Católicas. Barcelona：Atenas A.G.，1966.

Torre，Antonio de la，and Luis Suárez Fernández. Documentos referentes a las relaciones con Portugal durante el reinado de los Reyes Católicos. 1858. Valladolid：Consejo Superior de Investigaciones Cientificas，Patronato Menendez Pelayo，1963.

Trame，Richard H. Rodrigo Sánchez de Arévalo，1404-1470：Spanish Diplomat and Champion of the Papacy. Washington，D.C.：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1958.

Tremayne，Eleanor E. First Governess of the Netherlands：Margaret of Austria，New York：G.P.Putnam’s Sons，1908.

Tremlett，Giles. Catherine of Aragon，the Spanish Queen of Henry Ⅷ. New York：Walker & Co.，2010.

Val Valdivieso，María Isabel del. Isabel la Católica，princesa（1468-1474）. Valladolid：Instituto “Isabel la Cató1ica” de Historia Eclesiástica，1974.

——. Isabel I de Castilla，1451-1504. Madrid：Ediciones del Orto，2004.

Val Valdivieso，María Isabel del，and Julio Valdeón Baruque. Isabel la Católica，Reina de Castilla. Valladolid：Ambito Ediciones，2004.

Valdecasas，Guillermo G. Fernando el Católico y el Gran Capitán. Granada：Editorial COMARES，1988.

Valdeón Baruque，Julio. Judíos y conversos en la Castilla medieval. Valladolid：Universidad de Vallodolid，2000.

Valera，Diego de. Historia de España. Salamanca，1499.

——. Crónica de los Reyes Católicos. Madrid：José Molina，1927.

——. Crónicas de los reyes de Castilla：Memorial de diversas bazañas. Crónica del Rey Enrique Ⅳ. Edited by Juan de Mata Carriazo y Arroquia. Madrid：Espasa-Calpe，1941.

Varela，Consuelo. Cristóbal Colón：Textos y documentos completos. Madrid：Alianza Editorial，1992.

Varga，Domokos. Hungary in Greatness and Decline：The 14th and 15th Centuries. Translated by Martha Szacsvay Liptak. Atlanta：Hungarian Cultural Foundation，1982.

Vargas-Zuñiga，Antonio，and Baltasar Cuartero. Indice de la coleccion de Don Luts de Salazar y Castro. Madrid：Imprenta y Editorial Maestre，1949.

“Venice：1486-1490.” In Calendar of State Papers Relating to English Affairs in the Archives of Venice，ed. Rawdon Brown. London：National Archives，1864.

Vicens Vives，Jaime. El Príncipe Don Fernando（El Católico），Rey de Sicilia. Zaragoza：Instituto “Fernando el CatxSlico”（C.S.I.C.）de le Exma Diputación Provincial，1949.

——. An Economic History of Spain. Translated by Frances M. López-Morillas. Princec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9.

——. Spain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1369-1516：Essays and Extracts by Historians of Spain. Edited by J. R. L. Highfield and Frances M. López-Morillas. New York：Harper & Row，1972.

——. Historia crítica de la vida y reinado de Ferdinand de Aragón. Zaragoza：Insticuto Fernando el Católico，1962，2006.

Vickery，Paul S. Bartolomé de Las Casas：Great Prophet of the Americas. New York：Paulist Press，2006.

Vinyoles y Vidal，Teresa-María，and Mireia Comas Vía. Estefanía Carrós y de Mur，ca. 1455-1511. Madrid：Ediciones del Orto，2004.

Walpole，Horace. Historic Doubts on the Life and Reign of Richard the Third. Guernsey，U.K.：Guernsey Press Co.，1987.

Warkworch，John. A Chronicle of the First Thirteen Years of the Reign of King Edward the Fourth. Edited by James Orchard Halliwell. London：Camden Society，1839.

Warren，Nancy Bradley. Women of God and Arms：Female Spirituality and Political Conflict，1380-1600.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05.

Wass，Glenn Elwood. The Legendary Character of Kaiser Maximilian.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41.

Watt，William Montgomery. A History of Islamic Spain. 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1965.

Webb，Diana. Medieval European Pilgrimage，c. 700 to c. 1500. Hampshire，U.K.：Palgrave，2002.

Weber，Alison. “Recent Studies on Women and Early Modern Religion in Spanish.” Renaissance Quarterly 52（1999）.

Weiss，Jessica. Inquisitive Objects：Material Culture and Conversos in Early Modern Ciudad Real. LAII Research Paper Series，University of New Mexico，October 2011.

Weissberger，Barbara F. “Alfonso de Palencia，” in Queer Iberia，ed. Josiah Blackmore and Gregory S. Hutcheson. 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1999.

——. Queen Isabel I of Castile：Power，Patronage，Persona. Rochester，N.Y.：Tamesis，2008.

——.“Tanto Monta：The Catholic Monarchs’ Nuptial Fiction and the Power of Isabel of Castile，” in Rule of Women in Early Modem Europe. Edited by Anne J. Cruz and Mihoko Suzuki. 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9.

Wolf，John B. Barbary Coast：Algiers Under the Turks，1500 to 1830. New York：W.W. Norton，1979.

Yebes，Condesa de. La Marquesa de Moya：la dama del descubrimiento，1440-1511. Madrid：Ediciones Cultura Hispánica，1966.

Zilfi，Madeline C. Women in the Ottoman Empire：Middle Eastern Women in the Early Modern Era. Leiden：Brill，1997.

Zurita，Jerónimo. Anales de Aragón. Zaragoza：Instituto “Fernando el Cató1ico”（C.S.I.C.）de la Excma Diputación Provincial，1975 and 1977.

——. Historia del Rey Don Hernando el Católico：De las empresasy ligas de Italia. Edited by Ángel Canellas Lopez. Zaragoza：Diputación General de Aragón，198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伊莎贝拉：武士女王/（美）唐尼著；陆大鹏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5（2016.8重印）

ISBN 978-7-5097-8794-6

Ⅰ.①伊… Ⅱ.①唐… ②陆… Ⅲ.①伊莎贝拉（1451～1504）-传记 Ⅳ.①K835.517=3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35006号

伊莎贝拉：武士女王

著者/〔美〕克斯汀·唐尼

译者/陆大鹏

出版人/谢寿光

项目统筹/段其刚 董风云

责任编辑/冯立君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010）59366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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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开本：889mm×1194mm 1/32

印张：20.875 插页：1 字数：471千字

版次/2016年5月第1版 2016年8月第2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097-8794-6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5-1769号

定价/8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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