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十讲
Author: 资中筠
Date: 2014-12-08
Publisher: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前  言

2012年，我应国家图书馆主持的一个视频讲座之约，就美国问题录制了系列讲座，共九讲。以那几次讲座的录音稿为基础，修改、加工、补充，扩展为十讲，今集结成书，以飨读者。

视频讲座虽然每次都有一个中心，并有所准备，但只凭腹稿，完全没有书面稿。录成文字后，感到比较粗糙；不但有即席讲话常有的语病和段落不顺、重复、脱漏等弊病，而且或因临时语病，或因记忆有误，对个别史实与年代的叙述发生错误，感到十分遗憾。视频不同于文字，事后修改在技术上比较复杂。除设法争取改正弥补外，更感到有必要留一份比较完整的书面稿，以此为准。事实上在整理过程中做了较多的补充，特别是第一讲和最后两讲，比原来的内容丰富了许多。

需要说明的是，这不是美国通史，也不是学术著作，是作者多年观察美国的心得，尽量用浅显的“大白话”讲出来。作为通俗读本，主要对象是国际研究专业以外对美国有一定兴趣的人士，大、中学生均可作为课外阅读材料。这些个人心得却也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经过反复思考、探索的结果。

美国虽然立国只有二百多年，但经历十分丰富，在纷纭繁复的现象中找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洵非易事。自改革开放以来，以及可以预见的将来，美国始终是国人关注的重点。随着信息的传播，过去的专业知识，已成为众所周知的常识。但是或者受片面宣传的影响，或者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还是会有许多误区。这十讲对时间段和材料的取舍只是本人的一孔之见、一得之愚，不可能面面俱到，在史实方面也难以求全。一般说来，已经广为人知的，不再详述，而有一些不大为人所注意，且我认为很有意义的情节，则特别列入。许多重点阐述的内容大多有针对性，是针对在国人中流行的成见，包括自己过去曾有过的一知半解的看法，同时也澄清一些以讹传讹的事实。其中有些内容和观点我过去在不同场合和不同著述中曾反复阐明，有些则近年来有所发展。

对这样一个大国，见仁见智，不可能有统一的看法。作者主观上希望在简明扼要的叙述中，力求言之有据、深入浅出，避免浅尝辄止、以偏概全、片面武断。是否能够做到，有待读者明鉴。

作者识于2013年3月

目录

前  言

第一讲 美利坚合众国之由来

第二讲 精神资源

第三讲 进步主义改革

第四讲 1930年代小罗斯福新政和1960年代群众运动

第五讲 缓解社会矛盾的重要因素

第六讲 私人基金会的理念与管理

第七讲 外交思想与世界霸权的确立

第八讲 冷战与后冷战时期

第九讲 回顾与展望

第十讲 美国与中国

附 录

附录一 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1]

附录二 就《财富的归宿》答问[1]

附录三 是个新事物，也不是太突然[1]

——谈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

附录四 重新评价罗斯福的“新政”[1]

附录五 中美关系并没有大起伏[1]

附录六 跨过新门槛[1]

附录七 希望中国少讲点“中国特色”，

美国少讲点“美国例外”[1]

附录八 不同类型的国家与法治的关系[1]

第一讲 美利坚合众国之由来

中国人对美国兴趣很大，好多情况也不陌生。美国独立战争、独立宣言、华盛顿事迹等，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这里我想就某些不太准确的流传的看法，谈一点我的了解，从历史的源头看看美国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国家。

我们比较容易理解的是枪杆子里出政权，所以觉得美国独立战争就是枪杆子里出政权。美国的确是打了一仗，也是用武力争取脱离英国而独立，但事实上，这不等于美国作为一个国家的诞生。一开始，各种各样的人，主要是欧洲人，来到这块大陆上求生存。一部分人是为了争取宗教自由，最重要的是清教徒，因为受天主教的迫害，大概在16、17世纪往美洲跑，例如英国这部分人就到了北美洲。争取宗教自由的人，一般文化水平比较高，有一部分精英。另外一部分人就是劳动人民，他们完全是去开荒，闯一闯，提高自己的生活。旧大陆已经发展到一定的程度，生存空间有限，或者是遇到灾荒，许多人漂洋过海去，有能力有冒险精神的人就觉得这是一片新的天地。这当然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有关系。到了那里之后，没有任何政府，可以任意圈地开荒，能生存下来就生存下来，基本是这样一种情况。

可以作为一个标志性事件的，是1620年的“五月花事件”。“五月花号”是一条船的名字，有一批英国人乘这条船到了普茨茅斯，就在后来称为“新英格兰”的东北角的大西洋边上了岸。在他们下船之前，大家说怎么办呢，上去之后怎么样互相帮助生活下去呢？于是经过讨论通过了一项公约，就是《五月花公约》，它是一个民主集体的雏形。先没有政府，大家共同服从某些条例、某些规则，然后选出一个人来管事。这样就开始了在这块大陆上的生存和开发。所以到北美的移民，开头的时候是没有政府的。

那么为什么后来变成了英国的殖民地呢？因为到北美洲的移民多数是从英国去的，于是英国国王顺水推舟派了个总督去，就算是英国的殖民地了。这也不是英国打下来的，英国其他的殖民地大多是派了军队去征服了当地的人再进行统治，而对北美这块地方却没有征服就把它说成是英国的领土，一个海外的领地就这么稀里糊涂地变成了英国的殖民地。那些当地人，本来自己就是从英国去的，觉得也未尝不可，总要有一个类似政府的行政管理机构，也就服从了。然后英国就开始向那个地方征税。这些在美洲的人，要生存下去，要和欧洲人做生意。一部分南方的人和法国做生意，另一部分和英国做生意。这种来回的贸易慢慢就发展起来了。所以美国最开始的管理观念，都是源于英国。他们按照这种模式慢慢组织起来做一些事情。可是发展到一定的程度，英国还要提高征税，其中主要一项是对茶叶交易征税，在美洲的那些人觉得不合理，就要反抗，所以美国独立实际上是从抗税开始的。有所谓“茶党”（Tea Party，其实更确切应该翻译成“茶会”，还不是一个政党），Tea一语双关，既指茶叶税，又是“tax enough already”的缩写，就是“税已经够多了”，不能够再增加税了。他们提出的口号是“没有代表就不纳税”。这句口号意思是说：在英国议会里没有我们的代表，又要我们交税，我们也没有参与讨论税率应该多少，也没有参与讨论这些钱多少是用在我们身上的，所以我们必须要选出代表参加英国的议会，或者自己成立议会，决定纳多少税。但是英国不允许。他们就开始闹，拒绝交税，英国于是派人镇压，这样就开始有了武装冲突，打起来了。所以最开始是抗税，争取与英国本土的英国人有同样的权利，并不是要独立。

在同英国打的过程中还分两派：一派要求和英国谈判，只要英国答应条件，就还留在大英帝国内；另外一派主张必须和英国一刀两断，建立一个新世界。建立新世界这个思想的代表人物就是一个很有名的人——托马斯·潘恩，他写的那个小册子，我们译为《常识》，等于是最早的独立宣言。里面批评英国的制度已经是一个陈腐的制度，提出要建立一个崭新的世界，脱离母体。那里面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话：“现在是从诺亚方舟以来（也就是开天辟地以来），千载难逢的一个机会，我们可以脱离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了解这句话之后，就会理解，美国一天到晚认为它自己的制度是天下最好的最优越的最先进的，要把它的制度推广到全世界，其根源在潘恩的那本小册子里就有了。就是说当他自己连国家还没有时，已经想要把整个世界都改造过来。他当时心目中的旧世界就是欧洲。那时亚洲非洲还都是殖民地，不在他的视野之内。当时最新的一派人就是这样的一种思想，而这些人也都是从英国去的，原来也是英国人。当时的英国态度又非常强硬，拒绝他们的要求，派兵镇压。于是要求独立的思想逐渐占上风，最后在华盛顿的领导下，打败了英国。他们就真的独立了，脱离了英国。

1620年11月11日，一批英国清教徒在“五月花号”上签署《五月花公约》。艺术家Tompkins Harrison Matteson所绘。（美国国会图书馆）

波士顿倾茶事件。1773年12月16日，十名或上百名“自由之子”成员打扮成印第安人，趁夜色登船将全数茶叶抛入海水毁掉。（美国国会图书馆）

《常识》（Common Sense）一书的扉页。（维基百科）

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1737—1809），英裔美国思想家、政治活动家、激进民主主义者，撰写了广为流传的小册子《常识》。William Sharp绘制。（美国国会图书馆）

1781年10月19日，英军司令康华利（Cornwallis）将军率领八千士兵在约克镇（Yorktown）向北美大陆军总司令华盛顿将军投降。（美国国会图书馆）

但是脱离了英国之后并不等于有了一个国家，他们并不是自己先有一个国家然后独立的。他们原来是有十三个州（States，更确切应翻译为“邦”，它不相当于我们的省，而是独立或半独立的邦），就是“新英格兰”六个邦加上东海岸另外七个邦。在和英国打的时候，十三个邦联合起来。等到把英国打败后，各自还是分散治理。每一个邦在此之前，都有自己的议会和议事规则，基本上各自为政。1777年召开“大陆会议”，通过了《邦联条款》，宣布结成“永久性的同盟”（confederacy），名称叫“美利坚联邦”（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那时还不是一个国家，在宪法生效以后才成为国家，后来中文就译作“美利坚合众国”）。各邦仍保有自己的独立自主权，有自己的议会和法律，只是派代表组成“联邦议会”，统一外交和国防（各邦自己不能拥有正规军），并协调各邦之间的事务和纠纷。实际上是一个松散的联盟，还不能算是一个统一的国家。

随着时间的推移，问题越来越复杂，有各邦之间的矛盾，也有和欧洲国家贸易、交往的问题，甚至有的邦之间还有边界问题。在各邦冲突严重时还有打内战的危险。如何维护这片大陆的共同利益，避免冲突、内战，还有假如英国再打过来怎么办，等等，是面临的迫切问题。有些人就主张应该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管理这个联邦。这是一个大问题。大家意见不一致。于是在当时历史最悠久、人口最多、土地面积最大的弗吉尼亚邦（华盛顿、杰斐逊、麦迪逊等人都属于这个邦）发起之下，于1787年各邦代表举行了一次有名的会议，史称“联邦制宪会议”。从1776年打赢独立战争，到1787年，过了11年才决定讨论要不要一个统一的国家以及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府，说明独立战争并不等于建国。所以我说美国这个国家本身是谈出来的，不是打出来的。打，只是把英国打跑，不承认它的总督，不给英国纳税。收税是一个国家一个政府治权最重要的标志。纳税，是公民和政府的关系最重要的纽带。不纳税，脱离英国，只是第一步，而制宪会议决定的是，在这块北美大陆上将存在十几个国家，还是一个统一的联邦共和国的问题。

所以美国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不是像秦始皇那样用武力灭六国，然后统一中国。不是这样的。这十三个邦不是谁把谁打败了，从根本上讲，他们的观念和立国之本就是和我们不一样的。

那么怎么个谈法呢？就是每个邦的议会推选出代表，到宾夕法尼亚的费城开会，会议地点是当时的邦议会厅，现在称为“独立大厅”。由于罗德岛抵制这次会议，只有十二个邦的代表参加。每个邦出席的人数不等，不过在投票时每邦只有一票，以本邦的多数代表的意见为准。前后实际出席过的人数共55名，投票选举华盛顿为主席。会议一共开了116天，也就是将近四个月。并不是55名代表自始至终都参加的，有迟到的，有早退的，也有中间请假的，或中途退席一去不复返的。按议事规则的规定，最低必须有七个邦的代表出席，投票才有效。

《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为北美洲十三个英属殖民地宣告从大不列颠王国独立。《独立宣言》原稿四边是签署者的头像。（美国国会图书馆）

1776年，杰斐逊与富兰克林、亚当斯在杰斐逊的住处见面，审查《独立宣言》的草案。Jean Leon Gerome Ferris绘。（美国国会图书馆）

讨论的文本依据是1777年的《邦联条款》。名义是修改那部《条款》的不足，实际结果是完全重新制定了一部宪法。有几个邦的代表提出了自己起草的方案，由于弗吉尼亚是发起邦，开始就以它的方案为依据，一条一条讨论。与会者都是平等的，可以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每一条款都经过投票通过，而且不止一次，因为根据开始制定的议事规则，已经多数通过的条款，如有人提出质疑，还可以重新讨论。整个文本经过569次表决才最后通过，大概也是空前绝后了。

最大的前提是要不要成立一个具有在各邦之上的政府的国家。对这个问题，意见非常分歧，经过激烈辩论，这个前提确立之后，接下来就是这个国家应该怎么组织起来，政府如何组成，有什么权限，要有一个章程，那就是宪法。于是开始讨论宪法。如果没有这么一部宪法，这个国家根本就组织不起来。所以先有宪法才有国家。

宪法一条一条讨论，争论十分激烈，归根结底是政府的权力问题。到那时，发表《独立宣言》时的激情已经消退，人们更加务实。立新比破旧要难得多。对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基本上也没有太大分歧。他们认为英国制度已经陈旧，他们要建立一个更加民主的、没有君主的共和国家，这是共同的前提。在意见分歧中有两种极端的顾虑：一种是顾虑放任自由太多，出现无政府状态，容易出现动乱；一种是顾虑政府权力太大，变相专制，妨碍公民权利。这两种顾虑都有事实依据，其主张各有代表人物，也都十分雄辩。

另一点主要的分歧在于各邦与联邦政府的权限划分，以及各邦的不同处境和自己的利益。比如选举联邦议会代表问题，假设一个大邦有十万人口，那个小邦只有一万，是按每一个邦选同等数目的代表，还是按人口比例选代表？当然按人口比例绝对不利于小邦，有利于大邦；如果大邦小邦同等人数，大邦又觉得不公平，在这个问题上就难以统一意见。又如税率问题，每个邦的产业不同，当时基本上还是农业为主，但有些邦已经开始发展工业了，这里面的利益分配，问题很多。各个不同的邦，会带来不同的问题。有一本书《辩论》，编译者为旅美学者尹宣，是非常严肃的学者，可惜已经早逝。他经过研究比较了那次辩论的记录稿的各种版本，翻译成中文，并做了详细说明。这本书非常宝贵，可以看到他们每一天的会议讨论什么问题和辩论经过。一条一条讨论，求得相对的公平，达到大家都能接受的一个最大公约数。如果有一条实在相持不下，就先放一放，先讨论其他条款。每一条款都是举手通过，少数服从多数，哪怕是微弱多数也服从。到最后总算一条一条全通过了，又有人说整个都不满意，不能同意，有前功尽弃的危险。最后德高望重的富兰克林出来讲话说：就现在的文本，我也不满意，没有一条是合乎理想的。但是我们已经到了这一步，我们已经投过票了，现在我们必须决定我们要不要一个国家。我们如果要，就要服从这个宪法。我们如果不要，就前功尽弃了，这几个月就白谈了。然后我们各自回去，还是各自分散的十三个邦，以后还要迎接不可预料的风险。那么我们现在做什么选择？我建议大家先接受这部很不完善的、大家心里都不特别满意的宪法。最后大家总算同意了，但其中仍有三个人不签字，表示保留意见。他们说：我想来想去还是不能签字，我的良心告诉我，不能签字。

从这里可以看出什么来呢？每个人对自己所持有的意见，非常重视，非常认真，绝对不曲意求同，明明不赞同的东西不勉强说是赞同。但是他们遵守一定的游戏规则。这些人是在英国制度下熏陶出来的，英国是《大宪章》的发源地，他们所处的时代又是欧洲启蒙思潮方兴未艾之时，已经树立了一整套宪政民主以及公民的基本权利义务的观念。包括少数服从多数等游戏规则都是毋庸置疑的，“动口不动手”是底线，不会一语不合，就诉诸暴力。第一天通过的议事规则还规定许多细节，包括互相以礼相待，一人就一个问题只能发几次言，等等，大家都遵守。这是能“谈”出一个国家来的必要条件。

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大家最后都宣誓表示对讨论经过保密，不管自己曾经同意或激烈地反对过哪一条，回去之后绝不把分歧外传，绝不动员选民来捣乱。会议记录是保密的，成为机密档案。因为这部宪法已经根据大家同意的议事规程通过，它就是合法的，我们都承认它的合法性，不可以再回去动员群众来反对。这点非常重要，是民主的精髓。到现在，美国都遵守这一规则。

总之，对于这个谈出来的国家，宪法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最高权威不是哪一个皇帝、哪一个伟人领袖，或哪一个政党。如果没有通过这部宪法，国家根本就无法存在。这是美国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和其他国家成立的经过都不一样。另外还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民主精神，就是你反对的东西通过了之后，不能再捣乱。在此之前你可以无拘无束地尽情发表意见，没有人压制你的言论自由，但一旦通过后，你必须遵守，不能捣乱。这是基本的民主训练。我觉得要理解美国民主精神的话，这点非常重要。例如现在，你就看竞选失败的总统候选人最后的发言就能够体现这种民主精神。他们在竞选时互相攻击，简直无所不用其极，连老祖宗都翻出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争取群众，你甚至可以说他哗众取宠。但当选票定了，得知竞选失败后，落选者马上发贺电，然后发表退出演说。我注意到最近几个，比如一个戈尔，一个麦凯恩，都是落选总统候选人，讲话都非常漂亮，非常识大体。大体内容是：我以我们国家的民主制度而骄傲，在这个民主制度下我竞选失败我认了，我希望我的国家好，我祝你成功，希望你在你的任期内做出成绩。基本都是这样的意思，然后就退出，做其他事情，不拆台。不像一些欠发达国家，失败的在野政客，一会儿用暴力，一会儿用军队，一会儿发动民众捣乱。这不是民主之过，而恰恰是民主不成熟的表现。美国不会这样，他们很遵守游戏规则。如果有本事，下次会卷土重来，四年以后还有机会。但除竞选公职以外，还有好多其他的事情可做，并不是只有在重要显贵的政治职务上才体现你的人生价值。比如戈尔不当总统，就回去做环保了。在环保方面，他还做出了成绩。但他做出成绩以后有了人望，下一次如果他还想竞选，只要年龄允许，他还是可以，因此这种机会的轮流还是比较多的。美国民主的精神，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它最初就是按照这样的规则立国的。所以宪法是绝对神圣的。

但是宪法既然是妥协的产物，是最大公约数，就不是完美无缺的。“制宪会议”的代表是各邦议会选出来的，多数是社会上层精英。这时与独立战争刚胜利时相比，形势已经发生微妙的变化，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开始有了阶级矛盾。胜利成果分配不均，一部分人，特别是失地农民生活困苦，非常不满。就在这次会议的前一年，马萨诸塞州发生了有名的“谢司起义”，实际上是一场流血的农民暴动。所以如果说当年反英的骨干们重点是争取民权，现在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开始关心维护社会秩序，防止动乱，防止多数暴政。实际上多数代表社会精英的与会者更注意各邦与联邦政府之间的权力划分，而对保障民众的权利相对说来关心得不那么具体。他们认为没有必要有详细规定公民权利的条款，因为整个宪法的精神就是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是不言而喻的。这正是少数人对最后通过的宪法不满意之处。其中最强烈的是弗吉尼亚邦的梅森，他是拒绝签名的人之一。“制宪会议”通过文本之后，还需要每一个邦议会批准，要有九个邦批准后才能最后生效。梅森回去后，在邦议会提出对这一文本的十条修正案，都是具体保障公民自由权的，作为批准的条件。弗吉尼亚邦提出后，其他许多邦都纷纷采纳这十条为附加条款，于是等宪法批准生效时已经包括了这十条修正案，即现在所谓的《权利法案》，实际上等于是宪法的一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部分。现在人们提起美国宪法大概最熟悉的就是《权利法案》，甚至有人以为这十条修正案就是美国宪法的主体。

以后又有多次修正案，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二十七条修正案。其中比较有名的是关于黑人权利的第十三和第十五修正案，以及妇女选举权的第十九修正案。对宪法的解释可以有所不同，所以20世纪初的老罗斯福总统和大萧条时期的小罗斯福总统进行改革的时候，常常有些国会通过的法律被最高法院判定为“违宪”。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宪法的解释也不那么教条了。比如政府干预经济生活，制定某些条例，包括要求一个企业不能太大，反垄断；这些开始时都被认为“违宪”，因为根据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个人完全有权支配自己的财产，我的企业越做越大，又没有采取违法手段，谁也不能干涉。但经过一定的时间推移，发现社会不能如此发展下去，就对宪法的解释开始有所松动，开始有不同的解释。特别是政府干预经济生活，干预到什么程度，经常要踩宪法的边。宪法对自由竞争有很重要的保护功能。但不管怎么样，宪法精神不变，是一切法律的依据。

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1751—1836），制宪会议的著名人物、美国第四任总统。（美国国会图书馆）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1755—1804），美国宪法起草人之一、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John Goldin拍摄。（美国国会图书馆）

霍华德·钱德勒·克里斯蒂所创作的著名油画签署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的情景。（维基百科）

《美国宪法》原稿第一页。其序言仅一句话：“我们合众国人民，为建立更完善的联邦，树立正义，保障国内安宁，提供共同防务，促进公共福利，并使我们自己和后代得享自由的幸福，特为美利坚合众国制定本宪法。”（美国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

法治社会需要公民的守法观念。美国国会可以辩论好几年也通不过一部法律。但一旦通过之后，必须遵守，没有人能说我当初就反对这条法律，我可以不遵守。所以美国立法的过程比较长，比较麻烦，在我们看来就是吵吵嚷嚷，没完没了，议而不决。但是它司法的成本很低，公民守法观念比较强，一般能做到有法必依。

还有一方面，观察它的民主可以看基层。总统不是直选的，但基层的官员，包括州长，都是直选的，还有州议会也是直选的。所以美国真正的民主不在华盛顿而在基层，越到基层越民主。美国的百姓和我们的正好相反。我们的百姓不相信当地的政府，有了冤屈就到北京上访告状，好像觉得“天高皇帝远”，在地方受冤屈是下情不能上达“天庭”的缘故，要让“皇帝”知道来管管你，基本是这样一个思路。美国的百姓就是觉得不知道华盛顿的大佬们在做些什么，他们都不太信任这些大官大资本家，但熟悉的、够得着的是当地市政府、市议员。所以他们有什么事就会向市政府、市议员包括州政府请愿，或给议员写信。要是解决不了，要游行的话，如果不是全国性的问题，就在本地请愿，或者给本州选进联邦议会的议员写信，用他们的话来说是“我的议员”。要么下一回我不选你了，这比较容易。议员的任期是有限的，如果想有一些口碑的话，在位的人对于民众的要求不能置之不理。所以美国真正的民主在基层，不管华盛顿发生什么，包括尼克松水门事件、弹劾总统下台之类，和百姓的关系都不大，因为基础是稳固的。有这个民主的基础，不存在“维稳”问题，社会是稳定的。你别看在大的问题上，如伊拉克战争、越南战争等，在纽约、华盛顿这些地方出现大游行，好像声势浩大，其实这绝对不会动摇它基础的稳定。因此在这种国家，没有“上访”这一说。到华盛顿来的问题，都是全国性的问题，都是跟战争、征兵有关系的。所以要了解美国的民主，主要是看这些方面，不是眼睛总盯着几个政客，看着几个政客斗来斗去呀，哪个又受贿了，游说集团的不正当行为等，这是经常会出的问题，而且也有各种机制来曝光、揭发和整顿。这也就是美国的“丑闻”经常全世界都知道的原因。但它的基层不会出大问题。

总之，宪法、民主程序、遵守游戏规则的基本训练以及基层的民主是美国民主制度的基石。

当然，在关键时刻，个人的作用也很重要。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就是后来被称为“国父”的一批人，以乔治·华盛顿为首，如杰斐逊、亚当斯、富兰克林、汉密尔顿等人都是学识、眼光、胸怀过人的杰出人物。他们的理念决定了宪法精神和美国的立国基础。特别是华盛顿，当时威望极高，人们拥戴他当终身领袖，让他拥有更集中的权力的呼声也很高。但是他坚决拒绝了这一诱惑，功成身退，终老于自己的庄园。这种彻底隐退，为个人自觉放弃权力做出的榜样，意义深远，其功劳绝不亚于他领导独立战争胜利的功劳。有这样的开国元勋也是美国人的幸运。

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1732—1799），美国独立战争时殖民地军总司令，1789年成为美国第一任总统，1787年主持制宪会议。（美国国会图书馆）

第二讲 精神资源

通常，人们对美国容易有的误区：一个是认为美国只有物质文明，没有精神文明，美国的强大就是军事、经济、科技各方面高度发达；另一个是美国的历史特别短，没有什么文化底蕴。这两点都不对，特别是前一点从理论上讲就是错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富强，没有精神资源只有物质资源是不可能的，然而我们现在就根据这样的一个误解，努力发展物质，精神上却十分贫乏。因此，我觉得认为美国的富强之路只有物质文明，没有精神文明，不但是很大的误解，而且对我们自己有害。另外，说它历史特别短，是一个没有根底的国家，也不对。因为作为现代的民主共和国，美国是最老的。美国独立比法国革命早13年，所以应该说民主制度的共和国，美国是元老。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还是参考了美国的《独立宣言》。何况美国立国之前，作为美国人最早的主体——欧洲移民，在这块土地上生息已经有200年的历史了。美国有些大学，包括哈佛，比它的立国时间还要早。当然现在了解这个情况的人越来越多了。

那么美国的精神资源是什么呢？实际上还是从英国《大宪章》、欧洲文艺复兴、宗教革命、启蒙运动传过来的自由主义精神。等于是欧洲现代化的一个接力棒，而没有欧洲中世纪天主教和封建王朝的历史包袱。所以一开始美国就是一个现代的民主共和国，这是它很大的一个优势。大家都知道它还有一个地理优势，两边都是海洋，而且大面积土地都是肥沃的。不像中国，面积与美国差不多，但很大面积都是不毛之地，只有小块的可耕地。所以美国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就精神资源而言，自由主义对它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所谓自由主义就是宪法用条文规定下来的几个要素：根据天赋人权的原则确立的信仰、言论、出版、结社自由，这四大自由是最根本的自由。还有一个就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个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也还是欧洲人斗争了多少年得来的，是对皇权、教权而言的，不允许教会、国王以及当地官员剥夺平民的财产。我拥有的一亩三分地，就是我的，不许别人占领。这几个根本的概念确定了美国发展的基础。

在这个人人拥有基本权利的基础上，每个人尽量发挥自己的能力和创造力。有的人比较能干，勤奋聪明，就发家致富了，成功了；有的人差一点，或太懒，或脑袋不灵活，或没有抓住机会，社会就开始分化。当然从欧洲过来的移民本身基础就不一样。有的人已经受过高等教育，有的人本来就是文盲，或教育程度较低，就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作。但是早期美国有一个特点，它是从东部开始的，可以尽量向西开发。最早的十三个邦在东海岸，但是它西边有广阔的天地，可以说是沃土千里。在早期，东部容不下了，没有发展的机会了，就向西走。所以在开头的一百年，也就是南北战争以前，美国有所谓“新边疆主义”，就是不断开荒，到了一块地方，圈一块地，就开始在那里奋斗。当然这个奋斗还是非常艰苦的。我曾经翻译过一本少说《啊，拓荒者！》，里面生动地描述了第一代移民的拓荒生活。他们也是靠天吃饭，遇到连续几年旱灾或者风灾，人们几乎活不下去了，就只好跑掉。也还有人坚持下来，后来就成功了。他们是自愿从旧世界——欧洲——跑过来的，如果吃不了苦，就不来了，没有人逼着你非来不可。这些来的人，有一个优势：就是基本上都有冒险精神，有吃苦耐劳的准备。要是懒汉或者特别保守因循守旧的，根本不会来。在欧洲，就算生活得不太好，就苟且活下去吧，不一定非得受这个罪不可。这也是美国的一个优势。从一开始，人口素质就比较好。来的人就是来奋斗的，而且正当壮年，有劳动力优势，这样的情况，使得它发展非常快。

美国接过了欧洲已经发展了好几百年的接力棒，把最先进的生产力和最先进的思想理念带到这片土地，立国的政治思想也是从欧洲来的。它的建国理论基本上是英国约翰·洛克的思想，是捡了现成的。但是有的民族捡了现成的，却不好好发展，又走了歪路。而美国人捡了这个现成，根据它的新条件，又向前继续创新。这是美国早期的自由主义精神资源。

自由主义精神最符合市场经济的原则，所以它可以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优势。市场经济就是平等竞争，优胜劣汰。在市场上优胜劣汰，你的产品要是比不过别人就亏本了。你要是有新发明，马上成本降低、质量提高，当然就好了。还有你发现了新的资源，你有眼光和魄力，赶快去占领资源去开发，如洛克菲勒家族去开发石油，一下子就发起来了。多数人凭借自己的勤劳、智慧，还有眼力和机会发家致富。当然在这个过程中，竞争十分激烈，也很无情。当初那些白手起家的人，很难表现出对弱者的仁慈，开始是不会有的。在这种激烈的竞争中，生产力大大发展，造就一大批富有阶层。因此，过了几代以后，贫富的差距就拉开了。

还有一点，它有基督教的传统。到了蛮荒之地，自己感觉到远离人类的文明，为了避免自己变成野蛮人，每到一个地方先做三件事。一是建立教堂。教堂是精神寄托所在，没有教堂，不做祷告，灵魂无处安放。当地教堂的牧师有点像我们过去传统的居委会主任加党支部书记，什么都管。家里婚丧嫁娶、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等等，总可以根据《圣经》的精神来引导和化解，所以教堂非常重要。二是建立学校。小学教育的普及，欧洲从十八九世纪就有了，儿童完全不受教育的很少。到一个地方，先建立学校，让小孩上学。三是建立邮局。邮局是与外界联系的途径，以免自己这块地方闭塞、孤立。从一开始，这三样是必备的。这是他们赖以立足的根基。至于法院、警察局、地方政府等，都是后来的。开始时简直无法无天，就像我们看的西部电影里，谁有本事谁就能占领这块地方。再有本事，就变成了这个地方的头。所以警察局也好，市长也好，都是自己选出来的，大家特别服这个人，就把他选出来管事。但又与原始部落的头头不同，因为他们已经有了宪法，有了治国理念，有了新的民主程序。不管建立什么政府，怎么出来的，还得按这套程序，选举、议会、讨论、举手这些都得有，在一个地方逐渐建立起秩序。从无序到有序，慢慢地就有了一定的规矩。建立小学后，开始建立中学。如果暂时没有大学，想深造的人就离开家乡到别处上大学，这是美国早期的发展过程。

补充一个内容，关于新闻事业发展的问题。新闻自由是开国元勋之一杰斐逊大力主张的。美国虽然有四大自由的保障，但是出版和新闻的自由，还不是一开始就完全建立起来的。它继承了英国原来关于新闻的法律，英国有两条当时管制言论的法律：一条叫诽谤国家罪。所谓诽谤国家，就是你攻击政府政策或官员本人到一定程度，可以根据这条法律算一条罪状。还有一条是出版社登记制度，也就是成立出版社得先经过政府的批准，不是什么人想成立出版社，出钱印书，就可以的，想办报纸、杂志也得事先登记，也就是政府有审批权。但这还不是出版国有，可以私人办，只是必须经过批准。美国开始也拿这两条来掌控出版言论。

杰斐逊是开国元勋之一，是第三任总统。在他还没当总统之前，就竭力反对这两条。他认为新闻舆论和出版都不应该加以限制，谁想办报或出版，无须政府批准。在他的努力之下，经过好多争论和斗争，实现了真正的新闻出版自由。一是取消了建立出版社必须向政府登记的法律，也就是取消了审批制；另一条是取消“诽谤国家罪”。可以有诽谤罪，但没有诽谤国家罪。意思是说你要是诽谤我，我可以告你，唯一构成罪名的依据就是看事实。比如你说我偷东西，那你得证明我是偷了，如果我确实被证明是偷了，就不是诽谤，否则就是诽谤。但是诽谤的对象是平等的，总统和平民都按照这个法律。并不因为他是总统或政府官员，就有另外的法律，还是看事实证据。如果某人或某家报纸说总统贪污了，首先法院得去调查，举报者要举证，唯一的依据就是看是否属实，对象没有区别。现在美国和所有民主国家都是这样的，不存在诽谤一个在职官员就危害国家了这样的罪名。这样保证了新闻自由。

F. Palmer所绘《穿越大陆》（Across the Continent），反映了西进运动的场景。小小的村落，已可看到修建好了学校与教堂。（美国国会图书馆）

《穷理查德年鉴》（Poor Richard）上的插画：中间是富兰克林肖像，四周是24幅小插图，以此来说明他写给年轻人和老年人的格言警句。（美国国会图书馆）

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1706—1790），18世纪美国著名的实业家、科学家、社会活动家、思想家和外交家。（美国国会图书馆）

杰斐逊（Jefferson Thomas，1743—1826），政治家、外交家、自由和启蒙的鼓吹者，美国第三任总统，《独立宣言》的主要起草人。（美国国会图书馆）

新闻的一条主要功能是传播信息。杰斐逊曾说民主要在老百姓知情的基础上才成立。你要是根本不知道，比如选举，这个人你根本不了解，就给你一个名单让你选，这个不叫民主。你必须要有知情权。第一个知情权是，我纳的税，政府花到什么地方了，这是最重要的。国家很多事情，公民必须要有知情权。所以报纸是十分重要的。杰斐逊曾有一句名言：假如要在政府与报纸之间选择一个的话，我宁可选择一个没有政府的国家，而不要一个没有报纸的国家。如果没有报纸，人民之间就没有信息沟通，什么事都不知道，那是一个心智封闭的社会，不可能有自由有民主。所以立国之初，美国就确定了这样的原则。现在寄印刷品比寄信的邮资要便宜，成为全世界的惯例。这条规矩是哪来的呢？是富兰克林当邮政总长的时候定的。原来还不只是便宜一些，而是完全免费，就是邮局传递报纸刊物是免费的。因为到了一个蛮荒之地开荒，远离已经发达的城市，只能通过报纸来了解外部的信息，所以就定出邮局免费提供报纸刊物的规矩。当然那时候没有那么多的报纸，每一个邮局，放好多免费提供的报纸，当地居民可以随便取，这样就免于变成封闭的社会。

这几条原则，现在看起来非常普通。但在开始制定时是有相当的深意的，也奠定了美国作为一个公民社会的形态。公民享受充分的权利，包括信息权，可以没有后顾之忧地发挥自己的力量去从事生产，发家致富。以后逐步制定了有关财产的法律，例如欠债必须还，如果不还，就有各种法律强制你还。以后又有破产法，等等。总之，保障市场在比较健康的情况下，通过平等竞争来发展经济，同时不断地拓荒、开发。例如哪个地方听说发现金矿，很多人跑到那里去，出现“淘金热”，有的人淘到，发财了，有的人没有。人们一波一波看起来无序地奔着财富而去，却逐步建立起有序的社会。

我现在讲的是美国早期，从开始立国到1868年南北战争结束，也就是前一百年左右的发展情况。关于南北战争，我们的资料著作很多，我就不多讲了。只想讲一点：美国讲平等讲自由，但开头平等自由的原则并不运用到黑人奴隶身上。贩卖奴隶这件事，是在美利坚合众国成立前在美洲就有的。其实贩卖奴隶的源头是非洲酋长，最早把黑奴卖给到美洲去的西班牙人和其他欧洲人，然后转卖。南美洲和美国的南方就早已有奴隶庄园制度。美国南方是大面积产棉地和农产地，需要黑人奴隶劳动力。那么，美国的宪法是如何自圆其说呢？在制宪会议上争论很厉害的问题之一，就是贩卖黑奴的问题。当时参加会议的一部分人就是南方蓄奴州的代表。他们根据自己的利益，绝对不能赞成解放奴隶。最后他们妥协的结果是，不解放已有的奴隶，但停止新的奴隶买卖。那么黑奴有没有选举权呢？奴隶就不算是公民，既没有选举权也没有被选举权。但是众议院按各邦的人口比例选议员，人口多的邦众议院议员数就多，要是南方那些州奴隶不算的话，白人的人口少，选举人的分母就小，南方就吃亏了。那些代表庄园主的会议代表两头利益都不想放过。最后是这样妥协的：每一个黑奴算五分之三的人，不算一个人。这就是为了凑分母。这是一个非常不平等、非常歧视、残酷的法律。黑人不算完整的人，表现了南方蓄奴州代表的自私，既要保持奴隶又要人口基数。直到南北战争后，通过了“宪法第十三修正案”和“宪法第十五修正案”，废除奴隶制，每个人都享受宪法所赋予的权利，不得因为肤色或其他原因而被歧视。这样，在理论上黑人才有了公民权利，这是南北战争以后的事情。

这里我还想讲一条，上一讲谈到美国民主的精神有几条：遵守游戏规则，认输，还有一个就是妥协的精神。不是什么事都是要么完全听你的，要么完全听我的，什么事都是你死我活。民主政治有很重要的一条，是妥协。大家各自代表各自的利益，讨价还价到一定时候，各让一步，就妥协了。战胜方不会穷追猛打，把你逼到没有立足之地。比如，在国会，共和党、民主党各提出一个方案，大家吵得一塌糊涂，最后共和党的方案得到多数通过，通过了以后大家都得遵守。不能说这个我原来不同意，就不遵守。但是你还有翻盘的可能性，下次你占多数或者到一定程度，你挑到了足够的毛病，还可以提出修正。所以只有不断的修正，没有一贯的正确。原来的主张也不是不可以变。他这次投票赞成这个，下次他可以投票赞成另一个，并不觉得丢脸。

南北战争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次流血斗争。最后南方打不下去，投降了。有一位很有名的南方将领李将军（Robert E. Lee），是最后代表南方在投降书上签字的。但在统一后，双方不再采取复仇的态度。而且李将军一直到现在还受双方的尊重，在南北交界的地方有一个李将军骑着大马的很大的铜像。南方人到现在还在纪念他，北方的人也不把他作为“敌方”的败军之将。他是全美国的名将，他的墓地至今供人参观。所以说，这种妥协精神，对于后来的复兴（reconstruction）非常重要。如果大家一直怀着仇恨，成王败寇，这个国家就会分裂，或者世代积怨，纷争不已，也会影响以后的经济发展，因为以后南北方还是要交流互补的。到现在，南方各州对历史的解释还是不一样的，学校的历史书，讲南北战争和以前的历史，还有不同版本。他们也互相容忍，爱怎么教就怎么教，但不妨碍有一个共同的核心价值观，大家都是追求自由平等，都遵守宪法。也就是我们所说和而不同，他们能够做到。所以妥协的精神是十分重要的。没有绝对的胜利者，也没有绝对的失败者，特别是在一个国家里。

美国总统林肯发布的“解放宣言”（Proclamation of Emancipation）横幅。在宣言文字两侧的小插画，是关于奴隶、逃亡、非洲裔美国人的教育、美国棉花产业等；在宣言文字下面的插画，是在内战的废墟之上如何重建南方农业的画面。（美国国会图书馆）

1863年7月1—3日的葛底斯堡战役（the battle of Gettysburg），是美国南北内战中最重要的一次战役，标志着南北战争的一大转折。John Sartain作。（美国国会图书馆）

这是一则寓言，整个画面充满象征符号：天空中出现大量的面孔——美国政治家、公众人物和其他历史人物；左右分别代表正义和自由；下面是树冠，南北双方协商解决争端。John Lawrence Giles作。（美国国会图书馆）

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创于1701年。Carol M.Highsmith拍摄。（美国国会图书馆）

耶鲁大学—哈佛大学足球比赛（美式橄榄球）现场，1905年拍摄。（美国国会图书馆）

跳过南北战争这一段，我重点讲美国20世纪的发展。南北战争之后，整个国家统一了，黑奴也解放了，而且解放了一大批劳动力。北方之所以主张解放黑奴，也有很大的经济动力，北方的工业需要自由的劳动力，而不希望劳动力固定在某一个家族或庄园。黑人解放之后就可以自由地去找工作，什么地方有机会就去什么地方，劳动力充裕了，经济也就大大发展。但是黑人解放以后，并不一定生活就大大改善。南方人说：你看黑人，还不如在原来的庄园里生活有保障。特别是有一些家奴（就是做家务的黑奴）和主人关系相当不错。种植园里的苦力比较苦，但是并不见得所有的主人都那么残酷，有的黑奴生活还过得去。等到解放以后要自己去找工作，可能反而失去最低保障，变成流浪汉。所以当时蓄奴主义者就拿这个说事。而且北方也并不是没有种族歧视，从意识上、思想感情上讲，还是有歧视的。因此就有黑奴获得自由以后生活还不如以前这样一种说法。

这使我想起现在一种说法，过去是大学生毕业后不用找工作而由政府分配，现在毕业后还得自己找工作，要面临失业，还不如以前没有自由的状况。这种说法非常表面化。实际上，我国建国初期大学生很少，供不应求，大批劳动力是在农村，无所谓就业失业，生活非常艰苦，也不能随意进城找工作。到后来中学生就面临失学、失业，所以才会有大批知青上山下乡，撇开政治原因，实际上是解决大批失业问题，而农村其实也是劳动力过剩。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是不可能发展的，个人的生存也只能日益艰难。因此，你有了自由不一定马上就有幸福，但是每一个人追求幸福的自由是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解决就业问题只能靠经济发展，而且要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步争取平等。所以美国黑人在法律上有了平等的保障，不一定马上会实现事实上的平等，又经过近百年的斗争（包括黑人和白人共同斗争），才争取到在实践中平等发展的机会。在这个过程中，一部分黑人进入了上流社会，还有一部分人留在底层。总体而言，南北战争以后美国的经济突飞猛进，还是与自由和平等分不开的。

从19世纪的最后二十年开始，经济发展得非常非常快，大约在1880年代，美国的经济基本上超过了英国，工业化的程度、经济总量在世界上开始领先了。在这个过程里，所有资本主义的弊端和社会矛盾，又都显现出来，并日益尖锐化。这种情况比欧洲晚半个世纪。欧洲出现这种社会矛盾尖锐化的情况是19世纪中叶，也就是马克思发表《共产党宣言》的时候（1848年）。在这之前，欧洲各种社会主义的思潮已经出现，因为欧洲已经很不平等了，劳动人民生活很悲惨的状况已经出现，恩格斯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初版发表于1845年。

美国这种状况出现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劳动条件很差、劳动人民生活悲惨、大财团开始出现、财产高度集中形成垄断资本，总之，社会两极分化严重。当时资本家的理论是这样的：我们大家都是自由的，我这里的生产条件就这样、工资就这么多，你爱来不来，你不来，我还可以招别人。你是可以为自己负责的成年人，来不来是你自由选择。因此社会主义者攻击自由主义，说这种所谓的自由是资本家的自由，在劳动力总是过剩的情况下，劳动者实际上没有选择。美国还有其特殊性，它是移民国家。假如劳动群体是有限的，那生产发展以后，可能就会出现劳动力供不应求，资方就要提高吸引力才能招到工人，出现对劳工有利的竞争。但由于它是移民国家，会有源源不断地从世界各个地方来的移民，那时的新移民主要来自东南欧，像波兰、意大利，还有大批的中国移民。这些人又比原来的移民低一等。他们不计较劳动条件，愿意干脏活累活苦活。美国也有工会，实际上罢工很多，与资本家讨价还价。但工会主要是由老移民和熟练工人组成，新来的是分散的，还组织不起来，而且首先需要生存，什么活都愿意干。在新老移民之间、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之间也产生矛盾。

这里讲一下社会达尔文主义。这是由英国的斯宾塞提出的。达尔文主义原本讲的是生物界的适者生存，斯宾塞紧跟其后，把它运用到人类社会。斯宾塞的理论全貌，不是今天要讲的，只讲它在美国的影响。它虽然产生于英国，却盛行于美国，在这个时期，美国相当多的主流精英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概括起来，就是：美国宪法已经保证每个人追求幸福的自由，在机会均等、竞争条件平等的情况下，有人成功了，发财致富或事业有成；有人上不去，做苦工，那是因为个人的优劣不同，失败者或是不够聪明，或是太懒，不够努力，等等，怪不得别人。由于美国第一代创业者大多是白手起家，自己艰苦奋斗而来，所以此说比较能找到依据。

但是这种说法，到第二代或几代以后就不能成立，因为那时起点就是不平等的。显然，出身富家的子弟能受到良好的教育，社会关系、机遇等与贫寒子弟都不一样，起点就不同，个人跑得快也没用。还有一点，社会条件和自然条件是不一样的。自然条件，所有的植物和动物都会受到同样的风霜雨雪，在一场大灾之后，有的物种灭绝，有的生存下来，那是说明适者生存。但是在人类社会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时，不可能是大家承受同样的条件。比如说有一次风灾，你已经有很好的房子，他住的是一个茅屋，当然茅屋就被刮倒了。后来由于房子倒了，生活很悲惨，他的健康也受到影响。而另一个人本来就有比较好的屋子，没有受到影响，以后的生活道路也大不相同。这并不说明这个人比住茅屋的人优秀。所以我认为把达尔文主义运用到社会上是不公平的，是站不住脚的。

在美国，到了20世纪初期，这样的情况就难以为继了。于是出现了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相对立的改良主义思潮，美国历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第三讲 进步主义改革

美国的核心理念是自由主义，第一个一百年基本上是放任自流（laissez-faire）的经济。这样的状况造成社会两极分化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于是出现改良主义思潮，并付诸实践，把社会大大向前推进一步，历史上称这个时期为“进步主义”时期，这个改良也称作“进步主义运动”。但它并不是像我们所理解的那种自上而下发起的运动，而是社会上多种力量自发从各方面推动的运动。它大约涵盖20世纪最初二十年。

首先，推动改良的力量从哪里来呢？最主要的力量还是劳工运动。当然是底层的劳工最先感到现状不能忍受，奋起反抗。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罢工特别多，此起彼伏，而且各种行业都有罢工，不过罢工的结局常以工人的失败而告终。虽然法律保证有罢工自由，工人可以不干，但不干以后，资本家可以开除，也可以分化瓦解他们，雇用闲散的劳动力来破坏罢工（这类人后来被称为“工贼”）。工人也不可能那么抱团，但无论如何这是一股冲击的力量，对企业主的影响也很大。政府是不能镇压罢工的，但企业主可以雇用打手对工人施加暴力，所以常常有流血事件。还有企业主会故意挑衅，制造暴力行为，这样，警察就可以有借口出来镇压。发生了大规模的暴力冲突，就会引起舆论注意，大部分公众的同情都在工人一边，就产生了社会影响。所以这股力量是基本的推动力。

第二股力量是新闻报刊，对公众舆论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个时期刚好是新闻业大发展的时候，因为发明了新的滚动印刷机。印刷术改进后，使得报纸成本大大降低，谁都可以办报纸。有了报纸，就得有新闻，而且要争取吸引眼球的新闻。什么事情最吸引眼球呢？就是社会上的矛盾冲突。哪个地方发生罢工，立刻见诸报端，于是企业主资本家残酷剥削的事实都会公之于众。另外，这时开始有所谓“调查性”新闻,就是指不满足于表面的事件，而是深入调查，找出内幕，找出前因后果。除了新闻报纸之外，期刊开始发展起来。当时最有名的调查性新闻，是由一个女记者跑到洛克菲勒的企业内部作深入调查。当时洛克菲勒应该算是首富，靠石油起家，很快暴富。这位女记者名叫艾达·塔贝尔（Ida Tarbell），她并不是抱着揭发内幕去的，原本只是想客观了解工厂是如何成功发展起来的，没想到越深入调查，就越把很多内幕和见不得人的手段、对工人的剥削调查出来了。她写了系列文章，把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如何用巧取豪夺的手段，兼并小企业，实现垄断，以及工人的恶劣工作、生活条件等，都揭露出来了。她当时受雇于一家叫《麦克卢尔》（McClure）的杂志，一经发表，引起很大的轰动。《麦克卢尔》也成为非常畅销的杂志，开创了揭露性的新闻，成为一种风气。各种各样的报刊都去揭露社会丑闻。除了资本家如何剥削工人之外，还有政客跟资本家勾结的腐败现象，当时也是很严重的。关于美国的腐败问题下面再讲。有那么多报刊发展起来，都要竞争。拿什么来竞争呢？就是谁能够最深入地揭露美国社会各方面的弊病，谁就最受到欢迎。这样就兴起了深度的调查性新闻，成为有名的“扒粪文学”。还有一个是分析性的社论和时评，出现一批有名的专栏作家。另外，还有文学作品。文学作品揭露劳动人民悲惨的生活与富豪的奢侈生活成鲜明对比。在一个信奉自由平等的民主国家里，有这样的不平等现象，一经揭露，就触动了广大美国公民的良知，感到不能忍受，于是形成了一股非常大的社会力量，对于不合理的制度和现象、腐败的政客、贪婪的资本家，都有很大的冲击。

另外一股力量是学者。美国的社会科学理论能够对社会改良起重要的作用，大概从这个时候开始的，而且效果最显著。前一讲提到，社会达尔文主义在美国最有市场。但是，这个时期也出来了另外一派理论，就是反对放任自流，主张政府适度干预。他们需要从理论上论证，由政府通过一些法律干预经济，维护弱势群体利益，平衡两极分化并不违宪，而且并不妨碍市场经济，反而能促进自由市场经济。所以在这个时候，美国的社会科学大大发展。原来社会科学并不太受重视，没有成气候。在1910年代到1920年代这个阶段开始发展起来，最先成立的是经济学学会和社会学学会，研究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主要课题是，在当前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资大大丰富的情况下，为什么社会上有这么多人生活在贫困之中。于是就涌现出一批改良主义的理论和主张，以及有代表性的学者。他们提出的方案各有不同，其最重要的共同点是证明放任自流的经济不是真正的自由经济，现在通过弱肉强食的兼并发展到垄断，会妨碍自由竞争，危害真正的市场经济。显然，把价格垄断起来，那消费者就没有选择，多贵都得买；把资源垄断起来，别人就拿不到这个资源，他怎么跟你竞争呢？所以，首先要证明垄断是妨碍自由经济的。另外，要证明从人道主义出发也好，从生产效率出发也好，这种糟糕的生产条件是不能持续的。这个理论的重镇在威斯康星大学，他们叫做“威斯康星学派”。它是改良派理论的一个阵地，当时很有名。这些人大部分是德国留学生。美国开始的时候还没有博士学位，要读博士学位，需要到德国和英国留学。所以，美国的教育制度，初期受德国大学的教育制度影响比较大。从德国引进两个传统：一是讲逻辑讲理论，讲思辨能力；还有一个是学者与社会责任相关联。所以，那个时候以威斯康星大学为主，当然不仅仅是这一所大学，出现了一批改良学派的理论，从事实际工作的人有了理论武器，可以与反对派辩论。这是很重要的。

在劳工斗争的基础上，有报纸杂志、文学作品影响舆论，再加上学者理论，广大公众的思想发生变化，然后思想开明的人物当选进入政府，着手进行改良，最后，政界的开明派付诸实施。

进步主义时期最重要的当政者是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或称老罗斯福总统，以别于后来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小罗斯福）。他是1901年当选的。他在没有当总统前，曾任纽约州州长，对吏制的腐败、社会的不公深有所感，决心进行改革。所以上台后，在他的权力所及，采取大刀阔斧的改革措施。他接受了改良派的理论，也看到了劳工运动的力量，掌权后就大力推动有关立法，当然还要进入政府运作程序，最后出台一系列法律和政策法令。

我还要插入的一点，是欧洲的影响。欧洲什么影响？当时，欧洲社会主义思潮已经开始高涨。美国人很怕社会主义，特别是上层资本家，觉得社会主义是洪水猛兽。他们理解社会主义就是要把整个社会打乱、财产重新分配，当然不愿意，他们觉得现在的社会制度是最好的。在欧洲也是一样，像英国这些国家,要避免社会主义革命的话，就要主动地进行各种改良。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英国、德国和法国，都已经有了很多福利政策，进行不少改良。劳工福利问题、救济贫民问题、改善贫民窟居住条件、改造公用设施，这些有利于底层老百姓的改良已经启动了。1900年在巴黎举行的世界博览会，除了展览最新发明的机器、最新生产的产品外，专门有一个展览室，展览各国的福利状况，包括对劳工的保护法、工伤事故赔偿法，等等。

这里涉及“进步”的定义是什么，谁比谁进步是什么意思。在20世纪初，美国从实力上讲，从经济发展水平上讲，已经超过像英国这样欧洲最先进的国家。那么它算不算全面的进步呢？过去美国自己很自豪，认为它比欧洲进步还不在于生产力的发达，生产力还没发展到这个程度前，它就已经觉得自己比欧洲进步了。欧洲是旧世界，它是新世界，新在哪里呢？就在于制度最先进，最民主最平等最自由，摆脱了欧洲原有的封建残余和贵族等级制度。因此，美国人总是笑话英国贵族架子和等级制度。但是，有一次老罗斯福总统去欧洲开了一个关于劳工福利方面的国际会议——可以看出当时的欧洲一些国家，劳工福利已经提上日程了——在这次会上，美国受到很多批评，主要是劳工的劳动和生活条件太差。那时经常有矿难，还有其他的不安全生产，有过几次著名的火灾，发生在火柴工厂和纺织工厂，烧死很多工人。从欧洲回来之后，老罗斯福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我感到很羞愧，没有想到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在人道主义的行进队伍里排在了队尾。”所以从人民的角度看“进步”的真正意义，美国已经落后，还得继续向欧洲学习。美国人本来已经觉得不需要向欧洲学习了，现在认为还得继续向欧洲学习，因为欧洲在人道主义改良这方面已经走在前面了。

受了这一刺激，老罗斯福更加痛下决心一定要在这方面做些事情。在他的推动之下，首先在纽约州通过了《工伤事故赔偿法》，就是说：在一个工厂里，假如发生事故，使工人受到损失，工厂有责任给予赔偿。过去都是不赔偿的，只能自认倒霉。因为他曾经当过纽约州州长，所以首先能够在纽约州通过这个赔偿法，然后逐渐在各州推广开来。

从这里可以看到：一个国家进步与否，哪个国家先进，哪个国家落后，不能光看生产力。不能说我的GDP超过了谁，就比它进步了。人道主义方面的成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像老罗斯福这样，作为美国一个合格的政治领导，他就有这个意识，会感觉到羞愧，知耻近乎勇，所以他能成为进步时期的标志性人物。从这点也可以理解，奥巴马上台后，为什么第一件事非要搞医疗改革。不单是奥巴马，克林顿当年也是把医疗改革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特别是现在美国经济非常困难，有很多问题，为什么奥巴马从一上台好像恨不得把自己的政治生命都押在上面，非要搞医疗改革不可，有那么重要吗？实际上，美国的医疗保险在我们看来也相当不错了。但他觉得非要改不可，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他发现在世界上的所有富国里面，美国医疗保险的覆盖面是最小的。就是说：实际上欧洲许多国家，经济发展不如美国，但是全民医疗保险基本上实现。当然他不会跟中国或其他亚洲国家比，他还是跟发达国家比。他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做不可的，而且他在上台之前竞选的时候就许诺了。因此，虽说医疗保险这件事好像并不涉及国家安全，假如他不改的话，一些人享受不到充分的医疗保险，也不至于造反，但他还是必须要这样做，这是他们的一条标准。从20世纪初，老罗斯福已经开始有这个意识了，从劳工到知识分子，到报纸、杂志以及其他媒体乃至高层的政治领导都有了这个意识，大规模的改革就可以启动了。

在全民推动下，20世纪最初的二十年间，有了一个非常大的转变，应该说是一个划时代的变革。美国虽然很自由，有一部很好的宪法，有设计完备的民主制度，但如果没有这个变革，如果按原来放任自流的市场经济发展下去的话，最终是会变成一个弱肉强食的原始森林。矛盾尖锐化到一定程度，最终会爆发革命或动乱。所以在还没发展到这个地步的时候，就开始在各方面进行改革，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不流血的、和平的、渐进的、以法治为基础的改革，就是每一条改革措施都要通过一条法律，把它固定下来。并不是哪个领导人特别开明，下一个命令说我们现在这样做，等他下去之后人亡政息，这事又没了。所以改革必须要一步步通过法律而肯定下来。

具体的改革措施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改善劳动者生活和工作条件；二是反垄断，就是拆散大的垄断财团；三是保护消费者，也就是食品安全、药物安全，限制资本家弄虚作假或不讲卫生，这是牵涉所有消费者最切身利益方面的改革；四是反腐败和吏治改革。

一、保护劳工。这方面带有里程碑性质的大事，是1902年宾夕法尼亚州煤矿工人大罢工，持续了五个月。宾州的优质煤矿对全国很重要，所有的工厂都需要煤，到了冬天取暖也需要煤，那时石油还没有开发。美国的东北非常冷，10月份就很冷了。所以罢工从5月持续到10月，影响非常大。那时候，能够这样团结而且持续的罢工在美国是不多见的。本来资本家不大怕罢工，认为到一定时候罢工就坚持不下去了，再雇点别的工人。但当时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次煤矿工人下决心一直坚持下去，他们要求：一是减少工时，二是增加工资（原来的工资是按每出一定量的一筐煤给钱，工人要求是减少每一筐煤的定量），三是允许煤矿工人工会与资本家进行谈判。就是说我们的罢工是合法的，你必须听取我们的意见。资方认为此例不可开，如果这样，以后凡事不满意就要罢工，就要听取你的意见，坚决不同意，罢工就这样坚持下去了。

到了这个时候，总统亲自介入这个问题。本来按照美国的宪法，政府无权介入。煤矿是私人的，经济活动是资方和工会之间的事，与政府无关，政府无权干涉。但政府说：现在已经危害到社会安全，我就有权干涉。为什么呢？因为一直罢工，许多工厂无法开工，冬天来了，没有煤取暖，许多人得肺炎，医院人满为患。这说明已经对社会产生危害，所以政府以此名义介入。总统把劳资双方代表召集起来开会，等于政府是仲裁人，让双方各抒己见。老罗斯福发现资方态度蛮横，还是劳工代表比较通情达理，愿意妥协。资方咬定了一点：宪法保护我这个权利。工人都是成年人，在了解这里的工作条件下自愿来的，不满意可以走人，我可以另去招人。这是他们一贯依据的说法。但是这一次他招不来很多工人，因为在此以前已经有一条法律：凡是下煤矿的工人必须经过两年培训，才有资格下矿采煤。也就是说他要有两年的时间才能培养出合格的工人，所以当时他们也找不到更多的代替劳动力。这也是罢工可以持续这么久的原因之一。

在这种情况下，经过艰苦的谈判，最后老罗斯福还请出了J.P.摩根——当时最德高望重的华尔街的代表，与老罗斯福和许多资本家的关系都很好——从中斡旋，才迫使资方让步，答应减少工时、增加工资，尽管增加的幅度没有完全按工人的要求，但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了工人的条件，这次罢工基本上算是工人取得胜利。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成就是，煤矿的生产安全设施提到了日程上来，在此之后这个问题有了很大的改进。因为先已有了《劳工赔偿法》，赔偿的数额巨大。显然，要赔得资方倾家荡产，他才肯花本钱去改进安全设置，如果不疼不痒，死了几个工人，稍微赔几个钱就过去了，那他还是觉得下本钱改进安全设施不合算。如果过两年或一年，就出一次事故，需要付出的赔偿高于改进设施的钱的话，他就愿意改进设施。并不是说让他发善心，而是用法律来约束，如果不这样做，就要坐牢或罚得更重。就靠这个东西，逼得资方改进生产条件，保障安全。

这里有一条经验：要通过法律规定应该赔偿的标准，必须让资方赔得心痛，确实是付出很高的代价，才会有效果。这一方面是制裁资方，另一方面是重视人的生命。不能说一个劳动者的生命消失了，给家属一点赔偿，比你平常生活好多了，就算完了。除了煤矿，其他行业也都这样做了。所以现在不光美国，所有的西方发达国家，所制定的对于生命的赔偿都是非常高的。一方面从理念上体现对生命的重视，另一方面是对不遵守安全条例的资方要有一个有效的制裁力度。这也是一大进步。

二、反垄断。这不是老罗斯福的创举，19世纪就已经有《谢尔顿反托拉斯法》，不过有许多漏洞，力度不够大，到老罗斯福政府下了狠手。他提出一个词：“过度资本化”，这是针对膨胀无边的大财团。除了推动国会完善立法外，政府还下决心拆散几个大垄断集团。首当其冲的是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由法院裁决其几家分公司独立出来；另外一案是阻止了两大铁路公司的合并。到1914年，威尔逊政府期间正式通过了《克莱顿反托拉斯法》，更进一步明确各种限制。这一法律延续至今。1980年代，一件大事是国际电力通讯（AT&T）这一大垄断财团被拆分。到21世纪，微软也多次以涉嫌垄断被起诉。每一个时期对具体条款都有所修正，但反垄断的原则一直不变。

三、食品安全。有一本很有名的小说，中文翻译为《屠场》，实际上原名叫《原始森林》（The Jungle），作者是厄普顿·辛克莱。他深入生活，描写了一家肉品加工厂的工人在极端肮脏而恶劣的条件下工作的惨状。这些劳工基本是波兰移民，作者原意是要反映波兰移民的生活如何悲惨，但同时客观上揭露了食品制作过程中骇人听闻的不卫生。这本书一上市就变成了畅销书，销量几百万。据说老罗斯福看了这本书后再也不吃香肠，因为香肠的制造过程太恶心了。消费者群情大哗，发现原来每天吃的熟肉是这样生产出来的。总统派人到小说依据的原型工厂区调查，发现实际情况更严重。于是借势推动国会通过《肉类视察法》和《食品和药品安全法》。药品当然尤其重要，要是不按规矩做是要吃死人的。那时民间早就有消费者协会了，消费者协会的大力推动，对协助政府克服阻力起了很大作用。

美国第二十六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1858—1919）的半身肖像。（美国国会图书馆）

记者斯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1866—1936）是“扒粪运动”（muckraking）中的重要人物。（美国国会图书馆）

塔贝尔（Ida M. Tarbell，1857—1944），作为美国“扒粪运动”中有影响力的记者，1922年被《纽约时报》列为“美国在世的12位伟大女性”之一。（美国国会图书馆）

辛克莱（Upton Sinclair，1878—1968），作家。1934年提出“结束加利福尼亚州的贫穷”的口号，作为民主党候选人参加州长竞选。（美国国会图书馆）

这两项法律是破天荒的，法律规定，政府的食品检验员不仅在商品出厂后检验，也可以到工厂里检验生产条件。之所以说是破天荒的，因为根据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政府人员同其他任何人一样，不经允许无权进入私有厂家。因此，受到了资方竭力抵制。但是最后，这个法律还是得以通过并付诸实施。一则是得力于公众压力；再则，消费者对食品不信任，销路急剧下滑，经过食品检验通过的产品可以重新获得信任，占有市场。这样，工厂主就不再反对了。食品安全问题牵涉千百万人最切身的生命和健康。所以，这两项法律在社会进步中有重要的开创意义。

政府成为劳资双方的仲裁人这样一个角色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这是经过很多回合的斗争而实现的。抵制的一方经常告政府违宪，所以有好几次，总统或政府代表要到最高法院应诉。最高法院判决这项法律不违宪，然后可以确立、实施。有一些法律到下一届政府被最高法院判为违宪，就可能废除了。但是，一些基本的东西，像维护劳工权益、消费者权益和反垄断都通过了。它就奠定了以后发展的基础。不是说政府什么事都可以介入，只是在一定条件下，政府有权介入经济生活中的一些矛盾。

四、反腐败。从19世纪后期美国经济急剧发展，被马克·吐温称作的“镀金时代”以来，腐败情况相当严重。美国的腐败和所有的腐败有其共性，就是权钱交易。这种交易一定是损人利己的，损广大公民的利益，为他们小集团谋利。作为美国的特点，在“权”的一方，大多数是在国会，而不是在行政部门。每一个国会议员代表某一种利益。他虽然是群众选出来的，但是选民有的有钱有势，有的没有。虽然理论上有知情权，实际上许多内幕情况普通平民不见得了解。在一个地方，有钱有势的集团可以想办法选出代表它利益的国会议员，在国会里为它说话，推动有利于它的法律。或者国会议员本身就是百万富翁，或者他受贿了，被那些财团所收买。美国民主的负面和弊端就在这里。

另一种腐败形式是在地方政府，就是市政设施、公共服务这方面，由市政府包给承包商。比如公交（当时的电车），市政府就把它包给某一家电车公司，有关人员拿回扣，这是很容易的，其结果就是默许车票卖高价，倒霉的是广大群众。还有自来水、卫生设施等方面，官员拿了好处就放松监管，结果危害市民健康。

还有一种，是总统选举中的“分赃制”。就是说你在我竞选的时候出了力，我上台之后就封你一官。这是老罗斯福非常痛恨的，所以在他上台以后，决定要改变这个情况。如何改变？不能靠行政手段，比如成立一个机构，把那些人都抓起来，这是不可能的。改变是一点点推动的。一是舆论的作用非常大，有言论自由的保证。比如我讲到的女记者，她揭露标准石油公司。如果没有言论自由保障，洛克菲勒完全可以用他的金钱让有权的人来管，就可能把这家刊物封了。但实际上谁也办不到。当丑闻变成大家都知道的事，当事人就待不住了。如果揭露到一名国会议员受贿了，公之于众后，他不能“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因为他上任是靠选票的，名誉扫地之后，至少下一届不会再当选了。后来逐步建立国会道德审查机制，他就必须辞职。这个过程没那么简单，会经过很多复杂的博弈，但终究是可以做得到的。

在市政府，就可以更加直接一些。比如说：大家觉得喝的自来水太脏了，群众就可以到市政府请愿，要求改进水质。在改革成为风气时，必然有一些有志于从政的人思想比较开明，愿意为老百姓做点好事，在这种情况下，下一次就可以被选进各级议会。假如议会里开明而愿意做好事的人多起来了，就可以通过有利于改革的法律。还有，每个州的发展不平衡，有的州比较进步。比如说威斯康星州，是一个进步主义理念的重镇。曾经有一位州长非常开明，名叫拉福莱特（Robert M. La Follette, 1855—1925)，他依靠威斯康星大学那批知识分子出谋划策，采取很多改革措施。这样，有些州率先通过一些进步的法律，然后其他州逐步跟上。其他州为什么有动力来效仿呢？因为公民有迁徙的自由，可以用脚投票，没有户口问题。假如我对这个州这个市不满意，例如居住条件不好、税太重、公交车票太贵等，我可以到别的州生活。在这种情况下，要是人都跑掉了的话，就没有人纳税，财政就成问题。特别是那些纳税主体，包括企业、中产阶级（教授、律师、作家），他们是比较关注公共生活的最有头脑的一些人，是推动改革的主力之一。

这不是一个立竿见影的机制，但是在一二十年里可以慢慢起作用。所以改革并不是哪一个特别开明的政治家的一句话，或制定了特别好的政策，一下子就推开了，而是上下结合，应该说还是从群众运动来的。但这个群众运动并不是上面用一个政治口号发动的，而是每一个群体，特别是弱势群体，为自己生存状况的改善而努力，充分利用自己的公民权利，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或争取改善不公平的条件，慢慢推动。

老罗斯福连任两届后于1910年下台，继任的是他的政敌塔夫脱，是保守派，同他的理念不一样。但是已经通过的法律是不能改变的，不能因为一个总统的思想不一样，就可以改变法律。塔夫脱之后威尔逊总统上台，又推动通过了一些其他进步的法律，比如限制童工的年龄及最低工资等。这些都是一步步来的。一条条法律通过，在一二十年里就奠定了基础，改变了整个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观念：第一是承认百分之百的放任自流的经济是行不通的，应该是受法律监管的；第二是政府职能的改变，实际上是加大了政府的权力，在老罗斯福执政时开始向强势政府过渡。美国政府，特别是行政这一部门原来是非常弱的。在最初制宪会议上讨论要不要一个统一的国家的时候，大家最担心的是假如建立了一个政府，会不会侵犯个人的权利。美国人天生对政府有所疑惧，担心个人的权利被公权力侵犯，所以制定很多制衡的机制，免得有一部分人获得过大的权力，同时又把私有财产权看得很重，所以在前一百年政府的权力比较小，而资本的势力比较大。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运动对这个情况有较大的改变：对宪法有新的解释，加大了政府监管的权限，同时也增加了政府的责任，就是要保障公民应该享受最基本的生活和劳动条件等。这是初期的，到最后把这些原则进一步肯定下来，要到小罗斯福的“新政”时期。

拉福莱特（Robert M. La Follette, 1855—1925)，威斯康星州州长，20年代进步党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图为拉福莱特及其儿子。Harris & Ewing拍摄。（美国国会图书馆）

弗里丹（Betty Friedan，1921—？），美国著名女权运动活动家，著有女权运动的经典之作《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美国国会图书馆）

1902年5—10月，宾夕法尼亚州东部无烟煤矿工人大罢工。图为罢工工人居住的帐篷和部分罢工工人。（美国国会图书馆）

在反对童工劳动的游行队伍中，两个女孩身披用英语和意第绪语（Yiddish）写的“废除奴隶制”的横幅标语。（美国国会图书馆）

马克·吐温（Mark Twain，1835—1910），美国幽默大师、作家，他以“镀金时代”来抨击腐败的美国现状。（美国国会图书馆）

1928年12月12日，华盛顿第一届国际民用航空会议期间，（右）奥维尔·莱特（Orville Wright，著名的莱特兄弟之一）与商务部长怀廷（William F. Whiting）握手。Harris & Ewing拍摄。（美国国会图书馆）

1880年代的托马斯·爱迪生实验室、机械加工车间和图书馆，位于新泽西州埃塞克斯郡西奥兰治市（West Orange, Essex County, NJ）的主干大道和湖滨大道交汇处。图片显示1880年代晚期该机械加工车间里的许多机器。（美国国会图书馆）

1914年3月16日，爱迪生（Thomas Edison）、巴勒斯（John Burroughs）和福特（Henry Ford），在爱迪生的家里。（美国国会图书馆）

政府的权力比较弱的原因还有一点，因为美国有一个比较幸运的环境，没有外国侵略。一直到20世纪，关起门来自己建设，不受外面干扰。当初华盛顿下台时的告别演说中就嘱托：我们千万不要卷入欧洲纷争。为什么可以不卷入呢？因为美国有广阔的天地供它开辟新边疆。到了1823年门罗总统提出“门罗主义”，除了坚持不介入欧洲外，还加上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不要欧洲人插手。而美国可以在美洲扩张，通过美西战争赶走了西班牙人，还扩张到原来墨西哥的地盘。现在的新墨西哥州原来是属于墨西哥的，而现在墨西哥人要到那里反而变成“非法移民”。欧洲那时也没有力量顾及美洲了。所以美国无论是经济建设，还是政治改革，都可以不受外界干扰。政府不需要太强大，也不需要建立强大的军队。所以在前一百年，羽毛还没丰满时，它有足够的时间和条件从容进行建设和改革。

另外一项吏治改革是采取了公务员考试制度。过去的“分赃制”让好多不称职的人占据了一些高级职务。这次改革后，政府行政部门的官员经过考试录用，基本上按业绩来提拔，而不是按关系，或者是按他的政治倾向。除了一些比较高的位置，像国务卿、国防部长这些位置是随着总统的变化而任命的。比如一位新总统上台，原来的高级官员必须辞职，以便下一任总统能够重新任命他所需要的人。这叫做“政治任命”。但是，套用我们的级别，副部长以下的官员，基本上是一支稳定的专业队伍。就是按照能力选拔，跟他的政治倾向没有多大关系。所以并不是说共和党上台了，一朝天子一朝臣，这里面的人全换掉。比如说，国务院的工作人员都要经过外交官的考试，有各种各样级别的考试，才能得到这个位置，得到这个位置之后，谁上台都一样。除非你特别不同意这届政府的政策，可以自己选择辞职，否则高官的政治任命不会影响到整个公务员队伍的素质，而且高级岗位还必须经过国会批准，不能徇私。

还有一点我要说明的，就是美国的腐败主要在国会。执行部门比较超脱，因为它没那么大权力，特别是在财政上没那么大权力。财政权力在众议院，通过预算的权力在众议院，参议院可以审核。更重要的是，国会通过立法与不同的群体或利益集团利益攸关。而行政部门用钱的权力有限，自己没有部门利益。比如说能源部，近水楼台先得月，跟那些石油公司联合起来大家分一些利益，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没有这个途径。所以行政部门比较超脱。正因为如此，在后来进一步加大政府执行部门权力的时候，阻力就比较小。一般反对的理由，都是说过多侵犯私人领域不符合宪法，但是很少有人担心政府权力加大后要利用权力寻租，贪污受贿。丑闻大多发生在国会，而不大会是在执行部门的官员。这是整个机制使得它难以有机会，而且犯规的代价太大。

第四讲 1930年代小罗斯福新政和1960年代群众运动

一  小罗斯福新政

在1929年大萧条后，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美国人简称为FDR，我简称为小罗斯福，以别于老罗斯福）任内所做的改革，称为“新政”。新政的具体措施和政策资料比较丰富，中外著作也很多，大家比较熟悉，就不详细讲了。一般人都看到的是，政府加大了对经济的干预力度，采用了凯恩斯经济学理论，这也不用多讲。这里主要讲的是，继进步主义改革之后的几大改变，如何理解其意义和深远影响。

第一是提出了新的四大自由。把原来老的四大自由压缩成两个：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其他结社和出版自由尽在不言中），加上两个新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是指从这个时候开始，政府正式宣布不能让百姓挨饿，保障百姓在经济上的生存也是政府的责任。过去政府没这个责任，政府保证原来的四大自由，在这个前提下，让公民自己去奋斗。最后，破产、挨饿或沦落街头，这都不是政府的事情（实际上以前也不能说政府完全没有这个责任）。现在政府正式宣布，要保证所有的公民无匮乏之虞，也就是保证温饱是政府的职责所在。温饱的标准要看经济发展的程度，但无论如何也不能饿死人。所有的福利政策、医疗保险等，一系列有关社会保障的具体政策，就是在这个原则下出台的。这是现代福利国家的基础。

另一个“免于恐惧的自由”，是指每一个公民不会“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也就是说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不能受到侵害。这对美国来说应该不成问题，可是有些受歧视的族群，特别是黑人，他们的权利还是会经常受到侵犯，像三K党可以随时欺凌他们，甚至施以私刑，基本权利甚至人身安全都没有保障。所以这一条对他们很重要。完全消灭种族歧视是后来的事，但确定这一原则很重要。另外，免于恐惧的自由与免于匮乏的自由是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说不必担惊受怕，今天失业了就要挨饿，明天原来住的房子保不住了，所以无恐惧之虞跟经济生活还是有一定关系的。一是生活保障，二是公民权利，因此是进一步推动了人权保障，为以后肯尼迪、约翰逊时期在这方面的进一步立法奠定了基础。

第二是进一步加强了政府的权力。这个不必多说，美国政府的权力是一步步加强的。但真正的加强是在参加二战之后，这是美国第一次卷入大规模战争，政府的权力自然就更集中了。在危机时期，政府大规模收购或控股银行和大企业，也是这个时候开始的。不过等危机过去之后，又逐步退还或转卖给私人。这绝不是“国有化”。

小罗斯福政府是美国最开明的政府，之前和之后都没有他那么开明。他开明到什么程度呢？他的政府里有共产党员。他并不排斥把一些左派人士吸收进政府。这点以后就做不到了，以前也没做到。比如有一届财政部长，实际上是共产党员，后来到冷战时期，他在美国待不住了，就到了中国，成为中国的常驻外宾，叫柯弗兰（Frank Coe）。类似这样的左派人士，小罗斯福也不排斥。一个原因是战时美苏是盟友，战后初期，他仍认为可以与苏联合作。对于提高黑人的权利，虽然没有像后来那样进一步立法，但黑人能进入政府工作，也是从他那时开始的。所以在民权这一方面，在小罗斯福的新政里面，又向前推进了一步。他最大限度听取了一批知识分子的意见。这一批知识分子很多就属于老罗斯福时期的威斯康星学派，当然还有一些其他学派，他们的思想、资源都为小罗斯福所用。他最能够博采众长、集思广益，“思想库”之说就从此时开始。应该说小罗斯福在内政方面所起的作用，与其他的总统相比，是最开明的。所以右派的大资本家一直都很恨他。前些年有人提议在华盛顿建立罗斯福纪念馆，国会一直通不过。到了很晚以后才通过，在华盛顿有一个他的纪念场地，规模不大，有他的像，有一些他当时讲话的语录，都很精彩，还有一组饥饿人群队伍的雕刻，象征他为穷人谋福利。

他的经济政策是不是成功，至今有争议。有人认为在解决美国经济危机方面其实他的政策并不见得成功，而是二战救了他。战争一爆发，美国当然就成为全世界的兵工厂，一下子大大提高了需求，所以美国发了战争财。美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时自己的经济借此繁荣起来。假如不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的经济危机按照小罗斯福的政策能不能够得到解救，这很难退回去说。这也牵涉对凯恩斯学说的看法。实际上并不是先有凯恩斯学说，然后小罗斯福根据这一学说采取措施的。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发表于1936年，晚于小罗斯福“新政”好几年，应该是巧合。不过，凯恩斯的确专程到美国见过小罗斯福，并企图以他的学说影响美国的政策。因为他的经济理论需要强有力的政府财政，而英国当时没有这个力量实施，他自称要把英国发达的头脑嫁接到美国强壮的身体上。他要说服小罗斯福的，不是政府干预经济，这点早已不成问题，而是出现财政赤字没有关系，不必害怕。因为到那时为止，美国对财政赤字是很谨慎的。至于现在这样大的财政赤字，也不好说是凯恩斯之过。总之，我认为人们在想到小罗斯福“新政”的时候，着重点应该在于他最大的作用是进一步提高了人权，把社会向平等的方向推动了一大步。

二  1960年代的群众运动

回顾20世纪，美国有几次比较大的社会改革。第一次是老罗斯福的进步主义，第二次是小罗斯福的“新政”，第三次是1960年代的群众运动。我们都知道1960年代后半期是中国“文革”时候。与此同时，美国发生了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先从学生运动开始，后来变成全民运动，搞得轰轰烈烈。这个运动有两个主题，一是反对越南战争，二是争取黑人权利。另外还有两项内容是反对核武器和环境保护。那时候黑人除了采取和平手段之外，还有相当多的暴力运动，就是打砸抢。他们有一个口号就是“烧啊，宝贝，烧啊烧”，有的把一条街都烧了。他们还受到了大多数学生的支持。这次运动与以前不同，与经济诉求没有关系。当时的经济很繁荣，学生很多都是富家子弟，没有失业的顾虑，而且美国社会本身也运转得不错。但是当时世界有一股潮流，就像1968年法国也有大规模学生运动，出现萨特这样一批左派知识分子，搞得轰轰烈烈，也出现暴力事件。非洲则是民族独立运动高涨，有不少武装斗争。这是全世界的潮流。

1933年3月4日，美国第三十二任总统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1882—1945）就职的那一天，和前任总统胡佛一起坐敞篷车前往国会大厦。（美国国会图书馆）

一份宣传海报，反映了罗斯福总统所提倡的新的四大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美国国会图书馆）

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市，联邦紧急救援协会（Federal Emergency Relief Association）的办公室前面，站着一批申请工作的待业者。Ben Shahn拍摄。（美国国会图书馆）

美国大萧条时期，在西弗吉尼亚州为贫困家庭计划建设的社区活动中心。Carol M.Highsmith拍摄。（美国国会图书馆）

“炉边谈话”（Fireside Chats）是美国大萧条期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白宫接待室壁炉前所作的广播谈话。1936年9月6日，罗斯福总统发表第八次炉边谈话。Harris & Ewing拍摄。（美国国会图书馆）

1938年4月4日，哲学博士E.冈萨雷斯夫人（Mrs. Ernestina Gonzales）领导3000名女性，到美国国务院游行。她们提出正式请求：“取消对西班牙民选政府的武器禁运。”Harris & Ewing拍摄。（美国国会图书馆）

这里我还想澄清一个错误的看法，外国人也有这种看法，以为中国的“文革”跟这个潮流是一致的。实际上根本不是一回事，其起因、内容、性质和方向完全不同，甚至是相反。只是表面上好像都是从学生开始，及于全面，非常激烈，非常热闹。这里不谈中国和欧洲，只说美国。大的背景是二战后的“冷战”延续到那个时候，大家有点厌倦。美国从二战结束以后不久，就以“共产主义威胁”为口号，宣传自己所做的一些都是为了抵制共产主义的威胁，为了保卫自由世界。到了1960年代，赫鲁晓夫在苏联实行一定程度的“解冻”，对外，同肯尼迪政府开始实现“缓和”。还有，核武器发展到那个程度，已有的储备足以毁灭人类几次。大家都开始意识到核武器的危害性，感觉到剑拔弩张的军备竞赛难以为继，在道义上也说不过去。反对核武器运动在欧美都高涨起来，例如诺贝尔奖获得者，生物科学家保林（Linus Pauling，1901—1994）就一马当先，带头反对核试验，反对军备竞赛，包括罗斯福夫人在内的上层精英都参加了这一运动。还有，正因为经济比较繁荣，美国号称“丰盈社会”，青年没有生活压力，就可以考虑一些社会问题，认为在这么富裕的社会中还有受穷、受压迫的人，是说不过去的。

对外，如果不认同“冷战”中一切以“共产主义威胁”为借口，那么打越南就是没有道理的，何况越南战争不断升级，美国青年也要为此送命，更不能接受。越南战争和朝鲜战争不一样。关于朝鲜战争，美国自认为是守势，国内的共识是“共产主义阵营”先发动进攻，突破了协议的界线，美国不得不出兵。但越南战争时，越来越多美国人同情越南，因为南越的吴庭艳政府是一个很专制很腐败的政府，不值得支持。胡志明当时在国际上威望还是比较高的。还有，当时正好很多人认为对华政策也必须改变，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新政权存在了这么多年，美国却假装它不存在，坚持不承认，这是难以为继的。这些都联系在一起，所以许多人认为美国的政策必须改变。国内的黑人，也越来越难以忍受那种名义上享有平等的权利而实际上不平等的状况。这与非洲的反帝独立运动也有关系。这些都汇集在一起，在这一背景下，出现了几乎全社会都参加的群众运动。

还有一个因素是后来才看清楚的，当时刚刚冒头，就是对工业化所带来的各种各样的弊病的逆反。那时美国一部分人开始意识到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的严重性，环保主义者开始积极活动。实际上环保问题，并不是那时才提上日程的。进步主义时期已经有了，那时不叫环保，叫“水土保持”。有一些民间人士倡导保护园林、森林、湿地，不让工业建设随便占领、破坏，老罗斯福本人也是积极主张者。但是那时污染问题还不严重，工业化的势头又十分强劲，所以环保没有形成气候，到1960年代才大大发展起来。所以1960年代的整个运动跟以前都不一样，它不仅是政治、经济改革，而是全社会的改革问题。还有一些新的观念，比如同性恋权利问题、妇女权利问题。虽然妇女参政权是在1920年解决的，比黑人权利要晚一点，但也还存在事实上的歧视，同工同酬问题、性骚扰问题、家庭暴力问题、堕胎问题，等等，都提上了日程。所有这些诉求汇集在一起，造成了1960年代全面反传统的社会批判运动。

从正面意义上，就是进一步加强平等的观念，国内、国际都如此。

这样的运动之所以能成气候，还是与基本的民主自由制度分不开的。例如最有名的电影明星简·芳达（Jane Fonda），可以跑到越南战场慰劳“敌军”，还鼓动美国兵放下武器。她可以做到这个地步，也没被抓起来。后来我看到约翰逊下台后的口述，他回顾当时的情况，说本来是可以动用《违反国家安全法》的，因为当时在打仗，但是考虑之下还是没有做，怕这样一来，全社会就更加对立，矛盾更加尖锐化。他还说对19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记忆犹新，不愿意再拿“反共”这样最高的原则来镇压这些行动。所以那时的年轻人，可以说相当无法无天，什么事都敢做。

一般说来，年轻人常有一种躁动，总想打破成规，不一定有什么特殊的目标，只要有人号召就会起来。在不愁吃喝的情况下，需要一个新理想。有的就直接走上极端，比如嬉皮士、吸大麻、狂欢舞会、颠覆一切古典音乐的流行音乐，就是打破一切常规释放多余的精力。这股潮流实际上和欧洲是一致的，很难说谁影响谁。这当然也造成一些负面效果。在这个运动中还出现了一些自称“毛主义者”，有的甚至从事暴力活动。他们以为中国的“文革”跟他们有点像，比如说学生可以不上课、不考试，觉得真是太好了，他们学生也罢课反对教授，反对校长。我1980年代去普林斯顿大学，他们有一栋小楼作为招待客人用，据说原来这栋楼是校长住宅，但由于学生每天一下课就跑到校长住宅前喊口号，说要打倒校长，校长不该住这样讲究的房子，享受特权，等等。后来校长不堪其扰，搬到外面去住了，这栋楼就变成学校公用的。这也是一种思潮。

左倾思潮另一个比较有积极意义的副产品，是出现了新的研究中国的组织。有一批青年认为过去的老“中国通”对中国的看法都是比较陈腐的，因为资料不够，并且不大研究共产党统治下的新中国，假如提到，都是从反面讲。这个新的组织叫做“关心亚洲学者”，就是从新的角度来看亚洲问题，一是越南问题，二是中国问题。所以现在六七十岁的中国通，就是那个时候的那批学生。他们的研究成果推动了美国改变僵化的对华政策。这是1960年代的一个副产品。比如尼克松和基辛格决定与中国解冻，得有舆论基础。在美国一个孤零零的领导人要改变一项很重大的政策，没有舆论基础是不可能的，而且他要知道他走出这一步是得选票还是失选票。所以整个1960年代的运动，把思潮向左推以后，具体到对华政策上，就是要求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当然在具体问题上，例如，是两个中国还是一个中国，对台湾怎么处理等，是另外一回事，但大方向是走向解冻。

具体落实到法律上，国内的政策表现在以下几项措施：

一是1964年通过《民权法》和1965年通过《选举权法》，对反对种族歧视、落实黑人权利具有里程碑性质。此法原是肯尼迪提出，他遇刺后约翰逊政府继续完成。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等于是支持了他们，打击了反对派。后来为落实这两项立法，约翰逊总统又签署一项行政命令，称作“肯定性行动”或可译作“确保行动”指令，对弱势群体保障的规定更加具体。如果没有这样从立法到行政的大力推动，后来的黑人参政，占据高位，直到当选总统，是无法想象的。

二是“医疗照顾”和“医疗救助”，以对1935年的《社会保险法》修正案的方式通过。这是约翰逊提出的“向贫困开战”的口号下的主要措施。至今美国人享受的医疗保险就是根据这一法律。这也是借助当时的舆论氛围得以通过。以后的总统想要进一步修改、扩大覆盖面，阻力重重，十分困难，这说明当时群众运动的作用。

1963年8月28日，在华盛顿林肯纪念堂前，马丁·路德·金组织了规模浩大的集会。（CFP）

和平的示威者，聚集在华盛顿纪念碑前，抗议越南战争。（CFP）

2005年10月30日，美国华盛顿，当地居民Thelma Mosley双手捧着美国民权运动者罗莎·帕克斯的肖像站在华盛顿国会山圆形大厅外等待进入大厅。帕克斯是第一个有幸安葬在国会山圆形大厅的女性和第二位非裔美国人。（CFP）

2012年4月18日，美国密歇根州迪尔伯恩市，总统奥巴马参观亨利·福特博物馆时坐在著名的罗莎·帕克斯公交车上。1955年，罗莎·帕克斯在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的公交车上拒绝向一名白人男子让座，引发一场大规模的反对种族隔离运动。（CFP）

但是1960年代有一个副作用，就是破坏了传统道德。比如家庭观念，原来美国的家庭关系还是比较稳定保守，婚外恋之类的事是全社会所不齿的。到现在为止美国的公共人物和政客，特别是总统，要是有点绯闻是很大的事情。1960年代以后一般人把这种观念打破了，离婚率就急剧上升。有一些老一辈的人认为这是道德堕落。还有一些人认为（就像我们现在有一些人也这样认为）文学艺术的庸俗化、低俗化，连流行歌曲中的爱情都不像以前歌曲那种诗情画意，而是粗俗不堪、文化水平下降，都与1960年代的群众运动有关。还有一个比较深刻的说法：当初像杰斐逊这些开国元勋奠定美国的自由主义基础的时候，他们心目中有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就是大家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在享受了充分的个人自由的时候不会越过基督教的戒条。比如不说谎、不偷不抢，不奸淫等，这些都是大家都会遵守的不言而喻的底线。现在什么都不信了，因为基督教的信仰，在1960年代年轻一代中也逐渐淡化，好多人都不去教堂了。没有了这个束缚，还享受这样的权利，道德就下降了。甚至在克林顿绯闻闹得很厉害的时候，他的保守派政敌就说他就是1960年代年轻一代的产物，所以他缺乏道德观念，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还有艰苦奋斗精神、靠勤劳致富等观念也下降了，而消费主义盛行起来。其实这一点与群众运动无关，因素之一是金融界的“创新”，发明了信用卡，先享受再说，本来是应该先赚钱才能够享受，现在可以预支，这就打破了清教徒艰苦奋斗的传统。

还有人认为，1960年代争取平等的反叛运动有一个悖论，恰好促进了后来的资本肆虐造成贫富差距的扩大。那个运动一方面在社会层面取得了趋于平等的成果，例如公民权利（特别是黑人）、妇女权利以及社会福利等，但是另一方面也给经济上的放任创造了条件。美国的传统道德中有两面：一面是强调个人自由、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容易走向自私自利；而另一面又强调公民责任、社会共同福祉，也包括对家庭的重视。在历史发展中这两方面经常发生矛盾，各有消长，保持了一定的平衡。这种道德上的平衡对社会各阶层都适用——无业游民反社会的怪异行为和暴行，与暴发户肆无忌惮的炫富、为富不仁，都属于异类。直到二战以后一段时期，社会伦理观念还相当保守。富人生怕落入“为富不仁”，对高额累进税能够自觉地接受。然而196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打破了这一切，冲破了传统道德束缚，把人的动物本能都释放出来了，既适用于嬉皮士、草根游民，也适用于资本家、投资者。年轻人可以蔑视礼仪教养，吸毒、乱搞，直至随便开枪；资产者及高管们可以肆无忌惮地谋取暴利，而这一切都是在人人平等自由的名义下实现的。总之，美国的主流知识界有一种“礼崩乐坏”的感觉，一部分人归咎于1960年代的群众运动。

这些问题都可以讨论、研究。总之，从1960年代到1970年代中期，美国社会是向平等方向摆动，贫富差距也大大缩小。之后，经济出现滞涨，政治的钟摆又向右摆回来。里根时期的经济政策反凯恩斯主义而行之，而且这一派经济学家认为后来的经济困境是小罗斯福“新政”的后遗症。美国的钟摆向来是左右摇摆，到一定的时候他就往左摆一摆，起一点改革的作用，把一些弊病冲一冲，再过一些时候又向右摆回来。经济政策一会儿刺激需求，一会儿刺激生产，一会儿向资本倾斜，一会儿向低层弱势群体倾斜。但总的说来，资本的力量还是最强大的。

第五讲 缓解社会矛盾的重要因素

作为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当然也经历了两极分化和尖锐的社会矛盾，但是和欧洲不一样，美国很少有发生阶级革命的威胁，社会主义思潮始终没有在美国兴起，连社会民主主义也没有，共产主义更为多数人所拒斥。当然在一定的情况下，美国也有过小的社会党，各种各样名称和社会主义有点关系的政党，也有共产党，曾经一度有过一点局部的影响。但是那些小政党的群众基础都不够能入选国会，更无法竞选总统。社会主义理论始终没有在美国成气候，而且常常作为负面的名词，例如小罗斯福、奥巴马的政敌在反对他们时就说他们要搞社会主义，这就足以吓跑一部分选民。不像欧洲，曾有一度社会主义思潮相当兴盛，而且二战后，欧洲的知识分子基本上都向左转，能接受马克思主义或至少没有敌意。法国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都曾经是议会第一大党。虽然共产党没有执政，但社会党已经在很多国家执政了。而且早期，在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分家之前，共产党和社会党的主张基本上是差不多的。那么为什么在美国就没有这样的气候，既没有社会民主主义，还对共产主义如此惧怕？

美国学者提出的解释比较有影响的是“新边疆说”，此说以美国历史学家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1861—1932）为代表，主要是强调地理因素。大意是说由于美国可以开拓新边疆，从而缓和社会矛盾。就是说它在建国期间，先开发东部，像纽约、芝加哥这些大城市建立起来后，在两极分化、劳资矛盾、城市贫民窟等社会矛盾出现以后，那些受苦受难的群众，在这里待不下去，可以向西走，开发新地盘。这样，不至于过早出现大批失业和阶级对抗。因此美国在相当长一段时期主要问题是缺少劳动力，而不是劳动力过剩。不满意现状的人用不着造反，可以凭自己的劳动在新的地方发家致富。用中国话说：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可供开发的西部的存在缓和了社会矛盾。这是一种解释。这种理论又称“安全阀”理论。有些美国历史学家不同意这一说法。我国已故美国史学家杨生茂先生也提出过批评。这种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提供部分解释，但是这只能限于前一百年。到西部都开发完了，这个优越条件就没有了。所以这只是推迟矛盾。

我个人对这个问题有两点解释：

一是时间差。就是在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发展到非常尖锐的时候是19世纪中叶，恩格斯发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时候，英国的工人生活确实如他所描述的那样悲惨。所以马克思同他于1848年发表《共产党宣言》，预言工人阶级一定会起来埋葬资本主义，而且马克思当时的想法是在英国会首先爆发社会主义革命。因为英国资本主义最发达，矛盾也最突出，而且英国的工会很发达，工人阶级组织的力量比较大。但是这个事情没有发生，为什么呢？因为欧洲的改良也从此时开始慢慢启动了，就没有让阶级矛盾尖锐到爆发革命的地步。英国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改良主义，如费边主义等。到1885年，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再版的时候，他在德文版的序里说，现在的情况已经大大改善，因为英国城市的设施、对于工人的生存条件、劳工保障等，这一系列改良措施已经实施了。当然恩格斯的解释是因为资方迫于压力，而且这样做对他们谋取更大的利润也有好处。工人的生活条件改善了，就更加容易安心工作。教育普及了，也适用于新技术的改进。所以从19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末，欧洲开始启动了改良。这种改良是在社会主义思潮的推动之下进行的。比如说德国的俾斯麦，那时德国还实行君主立宪制度，不算一个民主国家，但已经有了议会，社会民主党也参加了议会。尽管社会民主党常常处于半非法的状况，报纸被封，马克思会写文章反对书报检查制度，但还是能够通过选举进入议会的。俾斯麦政府积极改进劳工福利，其中原因之一，是跟社会民主党争选票，争取工人拥护政府。所以虽然社会民主党不执政，但它的存在迫使当政者采取改良的政策，还是起到一定的作用。这是欧洲的状况。欧洲发展到这个程度的时候，美国还没有发展到这个程度，我所说的“时间差”，就是这个意思。等美国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如我之前讲到的，西部开发已经差不多了，所有旧世界欧洲的社会矛盾也都出现了，劳动人民也起来斗争了，而且还有种族矛盾。但是有了欧洲的经验教训，没等到矛盾爆发到一定程度，没等到社会主义思潮在美国成气候，美国就开始了改良。在欧洲是社会主义思潮兴起，掌握了群众，以革命或革命的威胁推动了全社会的改良。而美国还没等到社会主义思潮成气候，改良已经开始了。正如前面关于“进步运动”所说的情况，它的改良是全社会上下共同推动的，并不只是工人阶级一种力量在推动，也包括上层精英以及政府本身通过各种各样的立法来保证劳工的权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思潮刚刚传到美国来，还没有成大气候，矛盾就开始缓解，这是一个时间差。所以列宁当时说过，美国的一切做法都是在拯救资本主义。这说得没错，这个“拯救”是成功的。

二是“反面教员”。这是我个人另一个看法。我认为，也不能说社会主义思潮对美国一点没有影响。在还没有出现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之前，好多理想主义者认为这个理论提出了一个非常值得向往的前景。在感受到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时，社会主义提出的是建立平等的、没有资本家剥削的社会。甚至有人认为连货币商品都可以不要，就是按劳分配，每个人只要辛勤劳动，就会获得公平的报酬。当美国的民主制度出现各种缺陷的时候，社会主义者说那是富人的民主，社会主义社会将实现真正的、人人享有的民主。19世纪后期在这一思潮影响下，美国也出现过一些人物和作品。例如1889年有一个名叫贝拉米的人写过一本当时颇为畅销的科幻小说，说是波士顿一名医生从1887年长睡到2000年，一觉醒来发现世界完全变了，书里形容的那个新波士顿——物质丰富，没有商品，没有竞争，人人安居乐业——完全反映了作者心目中的乌托邦。他自称是社会主义者。在世纪之交还出现了一些经济学著作，也是比较倾向于社会主义的。

但是在1917年，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真的建立了，就有了一个现成的榜样。十月革命成功，出现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候，全世界的进步力量，包括一部分美国知识分子，都欢呼、向往。有一名美国记者到苏联去，写出了一部有名的著作《震撼世界的一周》，对这个崭新的国家歌颂备至。所以社会主义国家开头确实有一定的吸引力。即便苏联开始有过一段经济非常困难普遍饥饿的状况，如瞿秋白访苏以后写的《饿乡纪程》中所描述的生产力非常低下、物资非常贫乏、人民挨饿，也没有使全世界向往社会主义的人失望。他们给予同情的解释，说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全欧洲都物资匮乏，苏联就是因为革命而退出了大战，而且还有14国对苏联进行武装干涉，它还在打仗，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已经纳入布尔什维克的势力范围，等等。所以那时大家对新生政权给予理解，没有放弃对它的希望。

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后，马上就有一个任务，要在全世界推广共产主义的理想。只要世界上还有资本主义国家存在，它的任务就没有完成，所以成立了共产国际。在1919—1921年期间，在苏共推动下全世界许多国家都成立了共产党，包括美国共产党。列宁的第三共产国际和第二国际决裂之后，就变成了苏共领导的共产国际。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人无祖国，全世界无产者要联合起来，那么一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和政党应该忠于国际的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不是忠于他们被资产阶级统治的自己国家的利益。所有各国共产党，都要忠于共产国际，而不是忠于本国政府，他们就心安理得地接受苏联的资助和指示。最开始的时候苏联很穷，还不能资助，后来站住脚后，对各国共产党就有了支持的责任，这是初期的情况。

在1929年的大萧条时期，资本主义真的是出了大问题，共产党和苏联的威望当时是最高的，包括在美国。这是在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当然是一个非常短的时期，美国有过“倒移民”，因为有大量的失业，一些人去苏联找工作。这一现象曾被左派大肆宣传，实际上人数极少，时间也很短。那时美国共产党也是群众基础最大的时候，最多达到十万党员。美共主席福斯特（William Zebulon Foster, 1881—1961）还曾于1932年以共产党代表的名义竞选总统，不过只得到十万多一点选票，够不上一张选举人票。

真正使共产主义理想受到打击的，是1933年到1936年斯大林搞的大清洗。好多无辜的老布尔什维克和知识分子都以莫须有的“反革命”罪名或者“国际间谍”的名义被捕、杀害或流放，规模很大，而且是完全违反任何法律和民主程序，这件事震动世界。那些西方国家的左派人士所受的基本教育形成的思想底色是自由、民主、平等，他们本来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不够完善，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更民主、更平等，结果却发现苏联是用这种办法来统治的。他们之中许多人在苏联有好朋友，与苏联作家、知识分子都有来往，一夜之间这些人都消失了。这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威信有很大打击。美国不像欧洲在19世纪就已经有了社会民主党或共产党，有它自己的工会，有一定的基础，而是在社会主义思潮还没有开始掌握工人之前，就已经威信扫地，所以从此以后，社会主义特别是共产主义在美国是个反面的词。到二战以后，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干脆被相提并论，一个极左一个极右，都是民主自由的对立面。我认为这个“反面教员”是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我还没有看到其他的著作论证这个问题。一个“时间差”，一个“反面教员”，是我个人提出来的理由，说明社会主义为什么在美国始终不成气候，而且为相当多的普通人所畏惧。

以上是从工人阶级和左派这方面讲。另一方面，美国雄厚的物质财富也是特殊条件。根据“向下滴漏”（trickling down）的理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财富逐级向下滴漏惠及全民——避免了有的国家那种大规模赤贫的现象。不过，这里财富的再分配非常重要。美国的大财团和大资本家，也是比较明智的，他们及时采取了让步的政策。所以美国大规模的公益慈善事业的产生，差不多和美国大垄断集团的产生是同步的。这一点是其他国家都没有的，在欧洲国家也没有。这是美国一个独特的现象，这一独特现象大大缓和了美国的社会矛盾，而且也应该说对改变社会风气有很大的好处。

我再谈谈美国的私人公益事业。

我写过一本书叫《财富的归宿》，专门讲美国的私人公益基金会，这里只简单介绍一下。这一独特的事物在美国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过去不大有人注意到。至少在我们国家，很少人注意到美国这一现象。现在逐步为人们所注意了。

一般说来，富人发财以后捐点钱给穷人，做些慈善，这是古今中外都有的。中国过去，那种乡绅、地主也在家里办义学、修桥、铺路，在有灾荒的时候开粮仓、设粥棚救灾。这些都是有传统的，中国在民国时期也已经有企业家开始建立现代模式的慈善基金会。但是任何一个国家，公益基金会的规模都达不到美国那么大，也产生不了那么大的影响。美国大规模的现代化公益基金会，也是在进步主义运动时期开始的，对缓解社会矛盾起了重要的作用。

公益基金会本身是矛盾的体现：有人说它是“靠平等社会给予的特权而存在的贵族机构，是违反‘经济人’的本能而用于公益目的高度集中的私有财产”。那些大财团巨头在致富过程中巧取豪夺、残酷无情，而在捐赠中又如此热忱慷慨、急公好义，以社会乃至人类的福祉为己任。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矛盾现象，体现一种双重人格，这一双重人格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美国国民性的缩影。要了解美国，不能越过这一侧面。

详细的情况，我那本书里已经阐述，这里不再重复，只概括介绍一下最早的三大基金会的情况以说明这一看法。

20世纪最早成立的叫拉塞尔·塞奇基金会（Russell Sage Foundation）。因为它不大做国际事务，所以在国外不大出名，但是它是最早的，成立于1907年。拉塞尔·塞奇是一名大富翁，而且很吝啬，但是他的夫人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平时多做慈善。在他去世之后，塞奇夫人把遗产全部捐出来，成立了一个基金会，专门资助社会调查，调查贫困人口的需求，然后选择一个领域去捐助。这是所谓“科学地”捐赠的开始。后来塞奇基金会资助的统计学项目很有名，对政府调查的需要以及后来社会学的统计都起了积极作用。

卡耐基基金会成立于1911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成立于1913年。

他们这些人与传统的慈善家理念有所不同。过去在19世纪，也有好多慈善事业，最重要的捐赠渠道是通过教会。教会的做法是一个教堂管一个教区。教区周围经常来这个教堂做礼拜的中产以上的、温饱有余的人，有义务经常捐一点钱给教会，然后由教会来主持分发给这个教区需要帮助的人。过去教会是主力，一些比较贫困的人，遇到困难都去找教会。另外当然还有一些富人或家庭直接捐赠，例如给学校或在本社区做好事。到了像卡耐基、洛克菲勒这些大财团出现时，开始觉得仅仅这样做是不够科学的。每个富翁每天都会收到很多求助信，诉说各种各样的困难，他们的秘书每天专门处理这些求助信，实际上每年都要捐出很多这类的钱。特别是遇到天灾，比如地震、龙卷风，他们更是捐助大头。后来他们觉得这样把钱分散着捐出去，效益是很可疑的，怎么来判断受援者是否真需要，没办法一一调查，也无法掌控捐赠的钱真正用到该用的地方。所以他们就琢磨应该有一种科学的花钱方法，他们用的比喻是变“零售”为“批发”。于是在美国工业化大发展的时候，出现了这样的一批暴发户。他们创造了一种机制，能够最科学地把财富回馈社会，惠及尽可能多的人，取得长远的效果，同时缓和当时社会矛盾。他们说我既然能够有这样的本事，经营一个大企业取得这么大的成功，那么我应该用我经营企业的本事来经营一个做慈善事业的基金会。所以他们就以与现代企业类似的模式创立了这种机制，可以长期地持续下去，不断地向他们认为最有效率的领域捐钱，以后其他人都纷纷效仿，出现了这样的一种新事物——现代化的公益基金会。

塞奇基金会大楼的纹章，为该基金会的宗旨，也代表美国人的理念（自左至右）：正义、健康、宗教、游戏、住房、工作、文明、教育等。

1937年11月26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夫人参观塞奇基金会在美国农业部举办的国家农村艺术展。Harris & Ewing拍摄。（美国国会图书馆）

先举洛克菲勒基金会为例。老约翰·洛克菲勒有一个好朋友弗雷德里克·盖茨（Frederick Gates），是一名律师，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对他说，现在你的钱像滚雪球一样迅速积累，你必须想办法在生前把这笔巨大财富做一个一次性处理，否则花钱将变成一个大问题，你如果不及时妥善安排，将来你死了后，就会贻害子孙。他们的信念是假如孩子一下子得到这么一大笔遗产，就把他毁了，从此再也不奋斗了，就吃老本，吃喝玩乐。所以必须要想办法，把钱回馈社会。于是这位朋友就帮助他建立了用现代化机制管理的基金会。当然在此前，老洛克菲勒也已经做了不少有意义的捐赠。例如在成立基金会之前，就已经捐款成立了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现在叫洛克菲勒医科大学，在医学研究方面做出了很大的成就，有很多划时代的发明。洛克菲勒还捐助了芝加哥大学。原来芝加哥大学是一个很小的不起眼的大学，他捐了一大笔钱，把芝加哥大学办成当时一流的最高水平的大学，芝加哥大学之所以有今天，能够作为一家名牌大学，主要是洛克菲勒捐的钱。他的捐钱还有一种方式：不能全部靠我，提出一个条件，我捐助一半，你出一半，这种模式叫“匹配资金”。他要求原来芝加哥大学的董事会也出一半钱，这样，你就有责任了，而不是完全赖在我身上了。有人提议以洛克菲勒的名字命名这所大学，他拒绝了，还是叫原来的芝加哥大学。这件事做完了，他觉得非常高兴，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后来他觉得这样一项一项捐还是不够的，所以成立了洛克菲勒基金会。

洛克菲勒慈善事业的总设计师弗雷德里克·盖茨，是洛克菲勒的顾问和好友，在他的促进下洛克菲勒成立了洛克菲勒基金会。

那么，他的重点在什么领域呢？他们的理念都认为：比如你做零碎的事情，你施舍给一个乞丐或穷人多少钱，就像我们现在比较出名的大慈善家到处发红包，那是绝对不可取的做法。他们还认为给乞丐钱是害了他，是养懒汉。他们要做的是消除贫困的根源，因为他们有一个信念，认为美国制度是一个非常好的制度。现在出现这些矛盾，只需要改良和修补，绝对不要推翻了重来。在这样的一个制度底下，只要是一个健康的人，能够与大家在平等的起点上一起奋斗，总是能创造自己的幸福的。那么，前提是这个人是健康的，机会是均等的。造成不平等的根源之一是有人没钱看病，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病人和一个健康人不可能在同一起跑线上，所以他早期的重点就是医学。洛克菲勒的基金会里有各种部门，关注各个领域，但是最重要部门是医疗卫生。

美国现在非营利组织多如牛毛，这类公益性的大大小小基金会已经有几十万家。大都是为了改善美国本身条件的，每个基金会成立的宗旨五花八门。有的比较狭隘，比如癌症研究基金会，就专门捐款给研究癌症的；教育方面有贫民教育基金会；或者专门为残疾人，或中学老师养老金，或只在美国国内，或只在某一地方，还有保护某种动物；等等。而洛克菲勒基金会一开始口气就很大，是“造福全人类”。因此它从一开始就是面向全世界，在实践中重点是改善全世界人的健康状况，尽管没有具体写在其宗旨里。这与它的创始人的理念是分不开的，就是有了健康才谈得到平等竞争。所以它刚成立后，最早做的几件事情：一是钩虫病的防治，这种事当时很少人注意到。它作为一个项目，从非洲开始，在六大洲几十个国家做出了不小的成绩；还有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来中国建立协和医学院。这件事对中国意义重大，值得大书特书。

美国的医疗水平原来比欧洲几个重要的国家还差一点，1910年卡耐基教育促进基金会资助一项美国医疗教育的调查研究，组织人到英国、德国、法国去考察学习，当时这三国的医学居世界最前沿，而且临床、教学和科研各有所长。这项考察的结果产生了著名的“弗莱克斯纳（医学教授）报告”，全面指出美国医疗领域的弱点。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洛克菲勒基金会根据这一报告开展改进医学教育和建立高水平医学院的活动。其标志就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医学院，它博采英、法、德的长处，建立教学、临床和科研并重的新型体系，现在这家医学院还是美国最高水平的医学院之一。中国的协和医学院（现在称协和医科大学）就是按照约翰斯·霍普金斯医学院的模式移植过来的。当时正是中国引进西医的时候，初期有一些教会医院，大多是天主教到中国来建立的，比如上海的仁济医院，带有慈善性质，只是单纯地看病。洛克菲勒基金会1913年成立，1915年就来中国调查，1917年在中国开始规划建立医学院，它选址搞建筑，按照约翰斯·霍普金斯医学院的蓝本在中国建立了协和医学院，并建立附属医院（就是协和医院），经过六年的时间完成。一直到现在，协和医院的科研还是比较强的，协和医科大学也是在国内医科大学中名列前茅。当然它在中国战乱、动荡的局势下，经历了许多曲折。它的历史性功劳是使中国西医的起点比较高，代替了原来一些小的慈善性质的教会医院。同时培养了一大批高级医生，随后这些医生作为种子，在全国其他的地方建立医科大学，包括军队的医院里边也有不少协和培养出来的高级医生。这里只是举一个与中国有关系的例子。即使单就中国而言，这也只是它工作的一部分，远远不止这些，中国20世纪上半叶的许多科学家和新的学科建设以及大学，都得到过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我写过一篇“洛克菲勒基金会与中国”的文章，这里就不详细讲了。

另外，再举一个卡耐基基金会的例子。安德鲁·卡耐基（请注意，不是那个写人际关系、写如何获得成功的卡耐基，那个叫戴尔·卡耐基，我国有些报刊常把二者混为一谈）是穷孩子出身，是从英格兰移民到美国的，自己也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他投资于钢铁，正好是在铁路大发展的时候，一下子就成了暴发户。他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是零散地撒钱，还是找一个取得最高效益的捐赠办法？卡耐基在20世纪最初的十年建立了各种名目的基金，资助各种各样的事业。最后在1913年正式成立了卡耐基基金会。卡耐基本人有自己的一套理念，他发表了一篇文章叫《财富的福音》，现在成为所有慈善事业的经典理论基础。他表达的思想大意是：他能有今天的成功，拥有巨大的财富，是上帝赐予他的机会（他和洛克菲勒一样，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同时也赐予他本人优秀的才能，能够经营这么大的企业，得到这么大的成功，获得大笔财富。一个人只需要自己和家人过比较体面的生活，除了满足这个需要之外，其余的财产都应该属于社会，应该作为上帝委托他替穷兄弟保管的财产，因为在上帝面前，应该是人人平等的。所以他自己生活过得不错以后，其余的财富就应该不属于他本人，应该反馈给社会。但是又不能把这些钱随便交给别人或者散发出去。他有一个很坚定的信念，就是随便布施别人，比守财奴危害更大。所以必须“科学地”用这些钱，能够治疗社会的根本弊病。也就是说，不是直接给穷人钱，让他暂时生活过得好，而是要使穷人越来越少。其途径就是要创造平等的竞争条件。

位于美国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市，约翰斯·霍普金斯（Johns Hopkins）医学院的韦尔奇（William H. Welch）医学图书馆（内部），成立于1929年。Carol M.Highsmith拍摄。（美国国会图书馆）

卡耐基还有一个理论：人一定要在他生前把钱全捐光，不要等到死后捐遗产。我们现在有一个词叫“裸捐”，就是这个意思。现在比尔·盖茨也是这样做的。为什么要生前捐？因为他自己有一套理念，可以在能够掌控的时候确定捐赠的方向。他提出了七个应该捐钱的领域，就是他所认定的社会最大的需要，其中最主要的还是医疗和教育。当然对洛克菲勒基金会来说，教育也是重点，所以先成立一个医科大学，正好是医疗和教育的交汇点。卡耐基基金会更侧重教育，因为一个没有机会接受良好教育的人要参加竞争，还没开始跑就出局了。美国社会发展到那个阶段，距离已经拉开了，义务教育制度尚未普及，教育机会是不平等的。卡耐基本人是穷孩子出身，没有机会受到良好的学校教育，是自学成才的，受惠于图书馆。所以他的创举就是在全美国捐钱成立了一千家公共图书馆，是绝对免费的，向所有想要得到知识、有求知欲的青少年和成人敞开，让他们有机会想要读书就读书，不一定非要到学校。他捐图书馆也是采取“匹配资金”的方式，就是与市、区政府达成协议，各自负担一部分费用。例如我出资盖房子和配备所有硬件，那么以后政府应当负担维护和雇人管理的费用，等等。这是举例，不一定就是这样分工的。总之，是要当地政府也负起责任来，不是撒手不管。这样，他就推进了所捐赠地区对这方面的重视，甚至影响了市议会的财政取向，要接受图书馆就必须在预算里有一笔相应的开支。由于预算是受市民监督的，而公共图书馆都受市民欢迎，当一个人说我要捐一间图书馆，市政府很难拒绝说我不要，一点钱也不想出。所以卡耐基这一举动推广了公共图书馆这一新事物，逐渐成为美国各地一项普遍的政策，对美国文化教育的普及影响深远。现在公共图书馆在美国遍地都是。你随便到一个地方，一个住宅区，都有大小规模不等的图书馆，完全免费，而且管理得很好。现在基本上不需要私人捐，而是当地政府职责范围内的一件事。

2007年9月14日，北京协和医学院90周年校庆，洛克菲勒雕像揭幕仪式，刘德培院长和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董事会主席Richard Rockefeller。（北京协和医学院提供）

刘德培（北京协和医学院院长）、刘谦（卫生部副部长）、李立明（北京协和医学院党委书记）、Mary Bullock（美国中国医学基金会理事）、Richard Rockefeller（洛氏后代）和 Alan Feinstein（洛克菲勒基金会代表亚洲区主任)。（北京协和医学院提供）

洛克菲勒（John Davison Rockefeller，1839—1937），美国石油开采商，也是上世界第一个亿万富翁。他在晚年将大部分财产捐出资助慈善与研究事业，开美国富豪行善之先河。（美国国会图书馆）

安德鲁·卡耐基（Andrew Carnegie，1835—1919）。Harris & Ewing拍摄。（美国国会图书馆）

杜威（Thomas Edmund Dewey，1902—1971），美国政治家，1943年到1955年担任纽约州州长，1944年和1948年两度作为共和党候选人参选美国总统。（国会图书馆）

美国总统威尔逊（Woodrow Wilson，1856—1924），政治家，取代罗斯福成为进步主义改革旗手。（国会图书馆）

1963年12月11日，总统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1908—1973）在他的白宫办公室给缺席选举人票做标记。（美国国会图书馆）

1937年11月5日，在举行社会安全咨询委员会首次会议的劳工部长办公室里，工商界杰出人士和劳工领袖探讨社会安全法案中的可能性变化。Harris & Ewing拍摄。（美国国会图书馆）

卡耐基的教育事业当然远不止这件事。在不同的时候，基金会的负责人会提出不同重点。例如一段时间内认为主要问题在于普及教育，就以中小学教育为资助重点，不是给这个学校、那个学校捐钱，而是作为一个项目来推动中小学教育的改革。有一个时期，认为高等教育质量是主要问题，于是就选一些合适的大学，资助某些学科、某些专业，加强教学和科研力量。有一个数字足以说明基金会的作用。1936年卡耐基基金会对教育的捐赠超过美国联邦政府全部教育拨款，可以看出他们真是富可敌国。还有一个例子：卡耐基在没成立基金会之前已经先设了一笔“教师退休基金”，因为经过调查，他发现中小学的教学质量比较差，需要提高，而教育质量的提高根本在于师资。当时中小学教员的待遇是比较低的，吸引不了优秀的人才。于是他就想到专门为中小学教师先设一笔教师退休基金，使他们无后顾之忧，就能专心教学，也能吸引人才。普遍的养老保险制度在当时还没有建立，政府的社会保障、医疗保险、退休制度等都是后来的事情。在当时，卡耐基的这一举动也算是先驱，果然对改进教学质量起了积极作用。要是光靠政府部门来做这样的事情，没有人想得出这么多花样。社会的需求是五花八门的，要大家来做，各式各样的人来考虑，才能够发现有这么多事情可以做。

第一代捐赠者可能对基金会的工作取向有些影响，以后就完全脱离家族控制，由专业人员来管理了。那些基金会负责人每年都会讨论长远规划和短期项目。看那些大基金会的开会记录，或会长的工作报告，感到这些人真是以天下为己任，社会和国家的需要，包括国际的需要，好像都是他们的责任，根本没有想到要依靠政府。他们支配着不属于他们的财富来实现他们的理想。这类人后来发展成一类行业人士，我称之为“基金会精英”。

在一个信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这种捐赠文化和志愿精神是平衡财富、缓解矛盾的重要因素。

第六讲 私人基金会的理念与管理

前面提到缓解社会矛盾的重要因素之一是现代公益基金会，现在接着讲这一事物的理念和管理方式。

现代公益基金会跟传统的慈善捐赠不同之处在于：它们做的事情多数带有根本的、长远的意义，客观上往往推动社会改良。它们的操作办法是，有人捐出一笔钱成立基金会，根据美国法律，注册为非营利组织，并且按照其注册宗旨的范围进行活动。捐赠者本人可以在宗旨中确定对象和领域（例如专门资助某种疾病的研究，或环保，等等），但是这笔钱一旦注册为公益基金，就不再属于个人，任何人无权收回或挪用。成立理事会，决定大政方针，一般开头的一段时期捐赠者可以有较大的发言权，以后就逐步脱离。跟股份公司一样，重大事情都要董事会讨论，例如每年主要捐赠领域、任免会长等。但是与公司不同的是，理事们不一定是捐赠者，大多数不是，他们既不拿报酬，也不分红。他们一般是社会名流，用他们的思想和社会影响来做出贡献。会长的权力特别大，有点像企业的CEO。他的主导思想往往决定基金会的发展方向。假如基金会是可以在社会上募捐的，就会有一套人马专门负责到社会去募捐，宣传基金会的宗旨，鼓励人们捐款。但是美国主要的大基金会像洛克菲勒、卡耐基，还有后来的福特、今天的盖茨基金会等，都不是向社会募捐的。是私人或公司捐出一大笔钱，这些钱有些不是现金，有些可能是股票，可以增值的。它们就是靠原来捐出来的钱的增值来维持运作。比如福特最早就是把自己在福特汽车公司一大笔股票捐出成立福特基金会，但是后来美国出台了一个法律，不允许这种非营利的基金会的股票集中在一家企业，此后就分散开来，就是说现在的福特基金会的股票是有好多其他公司的，不单单是福特的。当然有了一笔基金如果年年只靠本金，就会坐吃山空。于是此类基金会都有投资部，专门从事增值事业。与专门花钱的业务部门完全分开，互不干扰。一般投资都在比较安全的领域，不能搞投机活动，不求高收益，但有固定的回报，这样就可以维持运作。

所有这些都有一定的法律规范。美国的税务法里有几个条款是专门管理享受免税的非营利组织的，其中还有专管公益基金会的501c3（美国税务法的一个条款），是所有从事公益事业的人都熟悉的。该条款规定什么样的活动可列入公益范围，也就是对社会有益的。范围比较宽泛，只是必须是不营利的，操作的人，不管作为理事、作为会长或工作人员，绝对不能从中得利。当然可以有一定的工资报酬，不能说凡是从事公益事业的人都是白干活，否则他到哪去谋生呢。现在的基金会从业人员也是一种专业，有的是相当优秀的人才，工资不能低于其他行业同类人才的平均工资，否则招不来合格的人才。不能从中得利是指投资所赚的钱，只能用于基金会的公益事业，绝对不能在内部分红，因此基金会的财务是绝对透明的。不像企业有商业秘密，基金会不能有秘密，每年必须向全社会报账，今年收入多少，用在什么项目上，每一个项目投资多少 。因此就会专门有一个审查项目的部门，哪一个基金会有问题，国会可以随时召开听证会，请基金会来汇报，这种情况也发生过好多次。

在一开始的时候，美国政府并没有注意到这些问题。例如洛克菲勒开始成立基金会时，曾受到很大怀疑。人们不相信这个家族用巧取豪夺的手段赚了很多钱，现在又忽然发善心，要为全人类谋福利。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国会不给他注册。洛氏本人原意是想取得国会监管，在华盛顿注册。后来拖了两年，只能到纽约州注册，成为地方性的。老洛克菲勒的儿子曾多次被国会传唤进行听证，被审查了很长时间。后来他们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是在做公益事业，才慢慢得到公众的信任。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新鲜事物，然后就逐渐兴盛起来。后来很多大财团也纷纷效仿。原因是这些人赚了很多钱，消费不掉，除非去吃喝嫖赌过不健康的生活，不然你要做正正当当的人，不管生活如何奢华，也不可能消费这么多钱。那么这些钱到底应该怎么用？当然有一部分是用于再生产，但又有一个垄断法制约，生产到一定程度太大了，变成一个大的垄断集团，比如说钢铁，把这一行业的钢铁全部垄断过来，那是不允许的。那么钱到底应该怎么花？社会又有许多需求，有很多矛盾和不平等的现象，所以回馈社会是最好的方式，这一点他们都想通了。而且在一个全民对权钱交易、对大财团与权贵们的一举一动高度关注，舆论不断揭露之下，他们也坐不住了，总是应该对社会做些贡献，人们也期待他们做些贡献，所以就产生了这样一种健康的捐赠方式，而且用中国话来说是“授人以渔”而不是“授人以鱼”。就是教你钓鱼，而不是给你一条鱼，以后你就可以自己发展。

例如我曾经写过一位叫凯特林（Charles F. Kettering，1876—1958）的发明家。他原来出身很苦，但是有钻研、发明的天赋。后来由于多项发明成功了，靠自己的专利发财了。发财之后做什么呢？他也成立了凯特林基金会，来资助科学研究。他从小就非常好奇，对草为什么那么绿这个问题思考了好几年。后来他研究植物的光合作用，成立了一个研究所，专门研究植物的光合作用，然后发展成一门研究太阳能的学科。现在美国的一所大学里还有一个叫做凯特林的光合研究所。当然他的成就远不止这一项，他成立的凯特林基金会做了许多事。所以单靠政府官员不可能想出这么多花样来，每个人都有其兴趣所在。例如某人的父亲是因某一种特殊的癌症去世的，他就专门捐出一笔钱来负责这种特殊的癌症研究。

所以这样的一种事物，很快就起来了。好多当时暴发起来的富人，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使用余财的办法。那么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为什么不把钱作为遗产留给子孙？当然他也有遗产，不是说完全不给后代留。但美国的文化信念与中国的有很大不同，他们是讲个人奋斗的，吃老本是很不光彩的一件事。在中国，比如说靠祖上积德，继承一大笔遗产，觉得我是名门后裔，认为很光彩。美国的名门后裔可能也为祖上骄傲，但是他们骄傲的是祖上的成就，不是遗产，认为我靠祖上的遗产，什么事都不干，不是自己创业是不光彩的。富人们也不希望自己的子孙变成纨绔子弟，专门吃老本，所以把遗产给子孙并不是一个主要出路。

这台被认为可以杀死病菌以及其他细菌的发烧机，就是由发明家凯特林（Charles F. Kettering，1876—1958）发明和改进的。联邦众议员史密斯，一个关节炎病人，正在医院接受治疗。Harris & Ewing拍摄。（美国国会图书馆）

另外，可以说这些人都非常有眼光。他们认为自己是社会的主人，那些总统、官员、公职人员、议会，都是他们选举出来为这个社会这个制度服务的。这个制度给了他们很大的好处，他们要维护这个制度，不能让尖锐的矛盾破坏这个制度，特别是不能发生社会主义革命，把整个社会都打乱。如何维护呢，就是要改善它。因为他们也看到了，在大批穷人的包围下，你一枝独秀，高处不胜寒，大家都盯着这几个富家，这也是难以持续的。因此他们觉得自己有责任用自己的财富改善社会。另外，基督教的精神还是起一定作用的，早期的捐赠者基本上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例如，前面提到的卡耐基觉得应该对上帝有个交代。他们对上帝的感恩，不像中国人的感恩，到庙里烧香还愿，或给寺庙一笔钱。他们的感恩是帮助同样是上帝的子民的穷兄弟，因此把钱回馈给社会。另外，他们觉得自己很高明，这些人都很自信。如何才是最好的花钱办法，要由我来决定。所以他们认为自己挑选的领域最有利于社会的发展，最有利于造成平等竞争的机会，改善自由市场经济。他们还不相信政府，并不想用自己的思想给政府出谋划策，希望出台一个什么政策就可以改善社会。他们并不认为政府有他们本事大，而认为自己是社会的主人，应该由自己来做。

以上是指早期带头人的思想，是这么大规模的像雨后春笋般起来的公益基金会的思想基础，但并不是后来每一个捐赠公益的人都有这么清晰的理念。所以可以说，早期的这批大富翁影响了社会风气。我觉得美国人比较幸运，就是在开始出现这么多暴发户的时候，他们怎样用钱，一举一动举世瞩目，报纸整天报道他们的行踪。此时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过穷奢极侈的生活，而事实上也已经出现了这样的苗头，一些富人的家庭舞会就成为报纸报道的新闻。办一个家庭舞会一掷千金，够穷人吃好几年的，某家办舞会，一条街就停满了车子（在汽车发明前是马车），甚至于请警察为他们巡逻。但这种情况比较少而短暂。一方面有小报追踪报道成为八卦新闻，一方面又受到主要报纸的批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种批判还是很多的。这样的情况就很难继续下去。甚至于有一些教会的牧师，比如说洛克菲勒家族经常去的教会，牧师在布道时就会告诉富人不要去那些穷奢极侈的舞会，要他们把钱捐出来帮助那些穷兄弟。所以他们有这样一种文化，从根本上是比较崇尚平等的。个别炫富的家庭受人诟病太厉害了，待不下去，搬到英国去住了。

多数富人做出的榜样是把钱捐出来，这就起到扭转风气的作用。一个社会，居高位的权贵和引人注目的巨富，向什么方向使用他们的财富，实行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对于整个社会的风气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就像是时装，出来一种时装大家就跟着学。假如大家都是以开豪华汽车、穿名牌服装为荣，那么所有的人，只要有能力就都向这个方向发展。即便是现在还挺穷的，心目中还是羡慕这样的生活。这必然会引导一个社会风气。但是在美国早期出现这么多暴发户时，他们首先带头做的是捐赠，差不多同步发展起来的是公益基金会，而且公益基金会的效率比较高，因为它不需要经过政治的考虑，不像政府财政花一笔钱要讨论半天，基金会自己决定钱花在哪个领域，效果是比较容易看到的，受惠者也比较直接。

可以说在20世纪上半叶，有了这样一种新事物，带动了社会风气。所以现在美国人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志愿服务和捐赠是非常普遍的，不一定非得富人捐赠。差不多每个有正当职业的、温饱不成问题的人，在一生里，或每隔一段时间，必然有某些捐赠，这是很平常的，用不着别人感恩戴德。差不多退休的人只要身体还好就会做一些志愿工作，在社区里自告奋勇，真的是没有报酬的。不像现在我们这些社区工作的人，还是有报酬的。现在美国几千美元就可以成立一个基金会，例如一个家庭每年资助两个贫困儿童上学，登记一下就可以把这笔钱的税从所得税中扣除。这是一个最方便花钱的渠道，对许多人说来是一种精神寄托。有一个说法，洛克菲勒本人，活到45岁的时候百病丛生，医生觉得他寿命不会太长，因为他整天钩心斗角地忙于赚钱。但他45岁以后就变成慈善家了，他的事业就在慈善事业方面，精神有了寄托，后来活到90岁。而且他的家族，他的后代都很有成就，现在已经是第四五代了，并不是靠遗产，同时也都做公益事业。所以这样的一种风气，一直传到世纪末，比如说比尔·盖茨，他是很崇拜卡耐基的，卡耐基写的《财富的福音》也是他案头读本。他很愿意学习卡耐基，所以也是要在生前把钱全部捐出来。

盖茨最初捐钱的领域也是从他熟悉的方面开始，最初是捐给图书馆，要图书馆实现数字化。因为他是搞电脑的，就有人批评他，不是等于推销他的电脑吗？虽然他没说你必须要买我的电脑，可以买别的品牌，但还是有这个嫌疑。所以他后来转到公共健康方面。这也不只是为了避嫌。他说他们夫妇到非洲走了一圈，受到很大的震动，同样年龄的孩子，在美国是怎么样的生活怎么样的前途，在非洲简直就是惨得不得了，好像不是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上。有的疾病，如疟疾，美国已经绝迹，而非洲每天都有人大量死于这种病。他认为这个世界是不应该这样的，所以开始从事流行病的防治，例如疟疾、艾滋病。他大量资助治疗艾滋病的研究，他有一个口号：要让下一代活在一个没有艾滋病的世界。这也是一个很雄心壮志的口号，而且他现在也是把企业交给别人去做，自己专心做基金会。他差不多也是四十几岁到中年的时候，前半生创业，后半生做慈善。这已经形成了一种风气，对美国缓解社会矛盾和健康发展起了很好的影响，甚至于引导年轻人对前途的看法、对社会的责任感都起了积极作用。

当然无论他们多有钱，不可能真正解决社会需求。真正起作用的，还是1930年代以后，政府把社会福利的责任担起来。所以现在真正的大头，像医疗保险这些主要还是在政府，私人的基金会和公益事业退居补充的地位。现在比20世纪前半叶，相对说来基金会和公益事业的作用小一些。另外它们更加国际化了，联合国有些项目，它们都有捐助。例如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电视节目主持人特纳，拿出10亿美元成立一个基金会专门资助联合国的项目，大体上都是儿童和公共健康这些方面的。所以呢，这是美国一个比较独特的事物。当然现在欧洲很多国家，还有亚洲一些国家以及我国的香港、台湾地区，私人基金会也都很发达，但是都没有像美国，特别是早期，起过这么大作用，规模也没这么大。欧洲这些国家政府在福利方面较早地就担负了主要责任，民间公益的补充小一些。

那些大的基金会早期聘请的会长都是水平很高的，非常有眼光，对基金会发展的方向和业绩起了很大的作用。当然从第一代，洛克菲勒、卡耐基刚捐出来时，都是按照他们的意图，在哪些领域进行捐助。但到完全按照规定建立起来后，它就要按一定的规章制度来进行操作。聘请的会长起很大的作用。我看到比如像洛克菲勒有几个任职较长的会长，他们每年做的工作报告，眼光非常远大，有远见，都是先讲国际大事，再讲美国，然后落实到我们基金会应该向哪个方向发展，比总统的国情咨文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有关世界和平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就进入了基金会的关注范围。当时世界的政治家们，都在考虑如何消弭战争、维持永久和平。许多大基金会的基本理念是人道主义，自然把这一课题纳入自己的工作。他们（指他们本人以及负责经营基金会的主要人物）有一个想法：各国之所以开战，是由于相互不了解、相互猜疑，因此认为推动各国之间的交流、增强国际理解非常重要。所以他们开始把国际问题和各国间的相互研究列入资助领域，特别把美国人缺乏了解的国家设为重点。在这一背景下，美国汉学开始兴起。美国汉学起步较晚，也可以说是洛克菲勒基金会一手创办的。到那时为止，在美国提起“东方”，一般是指中东阿拉伯地区，很少涉及东亚。1928年在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下召开了一次会议，聚集了当时少数研究汉学的人，如恒慕义（Arthur W. Hummel，1884—1975）等。而且还请来了一些欧洲的老汉学家传授经验，例如法国著名的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会议的主旨提出：对于这样一个伟大的东方文明，我们居然了解很少，我们下一代的年轻人要面对世界，这是一个很大的缺陷，所以应该推动对东方的了解，以中国为主，也包括日本。会议结束后，成立了一个国际学术交流协会，下设中国研究会，至今还在活动。如何落实呢？具体做法是，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由基金会对几家大学每年资助一笔钱，足够邀请两或三名教授，教中文及中国的历史，招收学生，这样逐渐在几家大学建立了有关中国研究的学科，然后资助这方面著作的出版。当时他们的着眼点不是为外交和贸易服务，而是培养全面发展、有世界胸怀的美国人，同时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了解。

1929年经济大萧条之后，这些会长和高级负责人，发现仅仅像以前那样发展医学、农学、自然科学还是拯救不了人类的，要拯救人类关键是掌握科学的人有健康的心智才行。所以他们就非常着急地说：现在人类能够掌控自然了，但还不能掌控自己，于是决定把重点移向发展社会科学的研究。我们现在很多人提出来科学会不会祸害人类，他们老早就想到了，在1930年代时就提出了这个问题。我看到这些材料以后确实比较吃惊，这些人真是非常有远见的。他们把基金会的资助转向社会科学，重点有经济学、行政管理和国际关系，国际关系就是说他认为必须促进国际间的了解，才能够防止战争。

到二战前夕，1933年、1934年，希特勒开始迫害知识分子，洛克菲勒基金会会长在工作报告中就提到需要有一个抢救欧洲人才的项目。现在欧洲大批的优秀人才，将来是建设欧洲建设世界的宝贵财富，我们应该有一个项目是资助这些人的研究的。他们也真的这样做了。例如爱因斯坦等一批科学家迁居美国，他们的科学研究都得到洛氏基金会的资助。等到战争打起来后，他们更是加紧这方面的工作。后来，这些科学家制造出了原子弹，显示出了巨大的杀伤力。我看到洛克菲勒基金会内部还有一个讨论，反思自己有没有犯错误。因为参与曼哈顿计划的那些科学家中不少人都得到过基金会的资助，像回旋加速器就是为了发展原子弹的很重要的项目，他们曾经资助过。结果科学发展不但没有造福人类，反而给人类带来祸害。他们经过讨论后的结论是：科学本身无所谓是非，我们不能阻止科学的发展，科学总是会按照一定的规律发展下去，但是掌握科学的人是有责任的。谁来运用科学成果，用在什么地方，这是关键所在。于是，基金会下一步就是加强对发展人文科学的资助。他们的思路是这样一步步来的。这些人非常有思想。绝不是拿了一大笔钱，看谁穷、谁需要就给谁，或者单纯达到缓解贫富差距的目的。他们背后是有这样一种思想支撑着。

洛氏基金会不仅抢救欧洲知识分子，还抢救中国知识分子。1943年至1944年，鉴于在内地的一批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生活和工作条件极端艰苦而工作不懈，基金会接受费正清（John K. Fairbank，当时在美国使馆文化处工作）和清华大学美国教授温德(Robert Winter)的建议，以一批有成就的著名学者教授为援助对象，通过特殊援助款项六万美元提供给美国几家大学，邀请这些中国教授赴美讲学。另外，作为中美交流项目，由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司出面邀请几位教授讲学一年，实际上也由基金会出钱。在此两项下应邀赴美的有罗常培、冯友兰、梁思成、费孝通等十几位教授。这项资助既缓解了中国学者的生活困难，又加强了美国大学的中国研究，而且其中好几位都得以完成重要的学术研究。

实际上美国研究性大学的发展，是得益于各个基金会的贡献。因为美国都是私立大学，私立大学的经费也是靠捐赠来，不一定有这么多的经费去支持某一项专门的学科研究。所以专门的学科研究，往往是靠某个基金会资助。各个名牌大学里的研究项目，基本上是靠各种私人基金会资助的。还有某位私人出钱设立一个讲席，聘请讲座教授，也是常有的事。所以虽然看起来钱不多，数目比起政府福利政策的开支要小得多，但是用在点上，效率是比较高的。很多项的医学发明，像小儿麻痹疫苗的研制成功，对全世界小儿麻痹的防治起了极大的作用，这也是某个基金会资助的。与政府相比，他们可以更有远见，愿意承担风险，因为他们资助的科学家不一定能研制成功，也不知是多少年之后才能出成果，但可以继续不断地资助他。比如青霉素是英国人发明的，但他的研究经费相当一部分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给的，当时多久能成功并没有把握，但没有了后顾之忧，他真的就在很短的时间内研制成功了。这个成功带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一类的研究和贡献是很难估量的。在教育方面他们可以影响学科的兴衰，甚至建立新学科。例如行为科学是战后发展出来的一门新学科，就是在福特基金会资助下创建的。

大基金会的管理人才如果从事其他职业，例如从政、管理企业，都可以做得很好。比如我提到的洛氏基金会的这位会长，原来是律师，被洛克菲勒基金会聘请去做会长，放弃了他的本行。这笔财产不属于他，他也不可能从中获利，但他以最大的责任感来运用它，以他的眼光考虑怎么样达到最长远的效果。这应该说是很高水平的花钱办法。又如后起的福特基金会，也是由几任非常有见识的会长管理。他们很有眼光，工资也较高，略相当于资深教授，甚至于大学校长，但是在利益上是超脱的，这与企业CEO是不一样的。他资助哪些项目与他以及工作人员的利益没有关系。但是他会越做越起劲，因为他看到他的成果对社会是有好处的，可以借别人的钱实现自己的理想。他本来就想做这样一件事情，正好人家把钱交给你，你折腾去，他就可以这样来做，这是一种比较理想的境界。但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这么有眼光，也有花的不是地方，做了错误的判断，这不是绝对没有的，但比起政府机构的毛病来要少。

那么政府如何监管这些机构呢？其实政府不需要监管，因为美国有充分的结社自由。只要审核符合非营利的条件，无论是在你本州政府还是联邦政府注册，都可以。因为享受非营利机构的免税，所以主要就是税务局监管，如果发现违反非营利的原则，例如偷偷营利，就会受到严厉惩罚，或者干脆取消非营利地位。这种情况比较少，一般不大容易发生。还有一条是不得干政，在美国就是不可以进行游说活动，推动国会通过某一项法案，也不能资助候选人竞选。福特基金会曾有一度被国会传唤，指责其犯规，就是因为他有一位会长是同情黑人的，做了一些资助黑人的项目，其中一个项目是给黑人培训如何进行选举和竞选，这就擦边了，有介入政治活动之嫌。后来经过辩解，罪名没成立。举这个例子是为了说明，你只要守住这两条规定，其他的爱干什么干什么，政府是不管的。还有一点，比如说你资助一个研究项目，这个研究项目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与政策有关系的，恰好支持某一派的观点，这不算干政，因为资助者不对研究结果负责，这也是一条原则。

我们国家常常把外国基金会在中国的活动看成是别有用心，有政治目的，所谓搞“和平演变”，或者别的国家所谓的“颜色革命”也有基金会的活动。我觉得这应该算是一种误解，并不是说绝对没有影响，但不是阴谋。因为有几个基金会的目标，就是改善全世界的民主。其中有一个基金会就是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的开放社会基金会，他是匈牙利的移民，他最痛恨专制政权，他成立的基金会叫开放社会。就是凡是封闭的社会，他要想办法让它开放。所以他就在东欧剧变之前，在东欧国家支持一些自由的讨论，他的意思是说东欧国家是封闭的社会，要让它开放，引进外面民主自由的思想。在当权者看来，他好像是在搞颠覆活动，因为他要推进自由化，他确实是这样做的。有这样明确目标的基金会是极少数的。与此同时，他也要改善美国本身的民主，他认为美国的民主已经有一些异化和堕落的情况，所以需要改进。他特别反对小布什的政策。在小布什竞选连任时，他用自己的财力进行宣传、出版图书等，设法让小布什不能连任，但是最后他没有做成，小布什还是连任了。但是他只能宣传，不能够资助小布什的政敌，这是不允许的。他还认为现在美国的民主异化，有一些不应该推向市场的事物推向了市场，比如律师。他认为律师就不应该成为一种营利的职业，赚那么多钱，所以他就资助一些免费的律师事务所为穷人打官司。这是为了美国的民主，使得穷人有平等的打官司的权利。但是他在别的国家也做这样的事情。现在东欧已经发生变化，他就在波兰等国家资助办大学，或设立课程教人如何行使民主权利，宣扬民主理论和开放理论，来推动他的理想。不过像索罗斯的开放社会这样的基金会是个别的，多数基金会是不问政治的，而且在国外工作很注意不要冒犯当地的政府。像福特基金会，是1949年以后第一个在中国有正式协议被批准设立办事处的（到现在为止，也只有盖茨和克林顿等极少数基金会被允许设立办事处）。福特基金会就很小心，绝对不踩政治的线，它一开始支持改革开放，主要领域是支持中国的法律、经济、国际关系研究和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后来随着中国国情的发展，它转移到扶贫、环保这些领域。在中国的公益组织发展起来之后，它还帮助人员的培训等。

当然，美国基金会本身不认同社会主义理念，它们有自己的一套理念。在它们做的事情中，潜移默化，自然有普世价值存在，像人权、平等、自由，必然会传播这样的影响。比如它们很重视妇女权利，对于与妇女权益有关的项目容易优先考虑，类似这样的理念是贯穿在工作中的，用不着专门有意识的发表宣言。这些项目做下来，就会向这些方面推动。这是客观结果。

福特基金会纽约总部。

第七讲 外交思想与世界霸权的确立

现在开始讲美国对外关系。

一   两种思想的消长

大家都知道，华盛顿总统在结束任期时有一个著名的告别演说，告诫美国不要卷入欧洲的纷争。就是美国只要管好自己的事就够了，与世无争。他绝对想不到，二百多年以后，适得其反，美国成为世界霸主，任何一个角落的纷争都少不了美国的参与。另一方面，美国与生俱来还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思想，就是所谓“天命”，以天下为己任。第一讲提到建国之前，有一位力主美国独立的思想家托马斯·潘恩在有名的小册子《常识》中，就提出要建立一个前所未有的新世界，改造旧世界。这听起来很像过去共产党的话，像马雅可夫斯基的诗句：“明天/我们要把地球翻转过来/像翻转一只酒杯。”美国人连自己还没有立国之前，它的思想先驱就已经有这样的雄心壮志，自以为代表人类最先进的思想，自以为是上帝的选民，创造了最优秀的制度，因此要把这个制度扩展下去，改造全世界。这两种看似矛盾的思想在美国的对外关系中都有所表现。随着国力的逐渐壮大，后一种思想成为主流，既是全民所认同的一种理想，也是与实际利益相结合的政策取向。

应该说，美国对外关系发展的境遇也是得天独厚的，就是在它需要一个不受干扰的环境发展自己时，不必被动地应付外来干扰，可以专注国内事务。美国在逐渐强大时，关注的范围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实力而逐步扩大。1823年门罗总统提出“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在我国普遍称为“孤立主义”，我认为isolationism翻译成“隔离主义”更确切。现在一般人，包括美国人提到“孤立主义”，往往把它和以后的到处介入其他国家和地区事务的“国际主义”对立起来，好像是一百八十度大转变。其实，其方向是一贯的，“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的含义是美国可以在美洲尽情扩张，欧洲人不得介入。所以是把美洲作为美国的势力范围，与这以外的地区（当时主要是欧洲）“隔离”开，而不是美国自己“孤立”起来。也就是说，到那个时候，美国的国力已经达到可以在美洲称霸的地步，可以把原来欧洲国家的势力挤出去，或者干脆把地盘抢过来、买过来。但是那时的国力还不足以顾及美洲以外。

到20世纪初，美国在北美大陆西进开发已经完毕，实力也足够强大。老罗斯福总统一方面在国内是非常开明的改革派，他对于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做了很多事情；而另一方面，在对外方面应该说是形成了初期的帝国主义思想，开始向外扩张。他在国际问题上的看法完全信奉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他曾经说过，一个没有力量保护自己的国家，根本就没有资格存在。也就是说，你要是被别的国家吞并了、占领了，那是活该，说明你自己没力量。但他对国内就不能这么说，不能说你工人受剥削，你活该就得忍受这样的条件。所以我提出一个对美国的观点，就是对内的民主和对外的霸权主义，这两个是可以并行不悖的。这点以后再详细解释。

美国第五任总统门罗（L.L.D.James Monroe，1758—1831），坐在白宫里。Charles Bird King创作。（美国国会图书馆）

二  开始走向世界

最早是1899年美西战争，美国从西班牙手里夺取了菲律宾，成为美国在亚洲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属地。然后1900年参加了侵华八国联军，但是是象征性的，实际派兵很少，不是主力，只是为了也插一手，表明自己的存在。1901年，国务卿海约翰（John Milton Hay）提出对亚洲，主要是对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当时欧洲和日本列强已经在中国瓜分势力范围。“门户开放”原则的实质就是其他列强在华获得的权益也应该有美国的份，有人称之为“me too”（我也要）政策。因此，它提出保证中国行政和领土完整，也就是不承认列强的势力范围，不让一个国家单独拥有对中国某一区域的特权，有钱大家赚。所以“门户开放”实质上不是指中国的门户，因为那时根据各种不平等条约中国本身已经开放了，而是指列强已经在中国占有的势力范围对美国开放。美国是后来者，又由于自身的优越条件，因此它参与国际博弈的方式与其他列强不同，这就形成了美国霸权的特点。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都是先保持中立，后期才参加进去，而且都是在战胜的一方。第一次世界大战，它主要以其工业力量支撑英法，到1917年才参战，却在战后的安排中有很大的发言权。威尔逊总统已经有领导世界的想法。各国都痛感现代战争的惨烈，胜负双方都蒙受巨大损失，希望以后别再打仗了，能有一个办法和平解决国际冲突。所以威尔逊总统就设计了一个“国际联盟”，根据他自己对国际关系的设想，提出一些原则，并说服了其他主要国家（主要是欧洲列强）。这些原则包括民族自决权、大国小国权利平等的观念。但是他回去之后，在国会没有被批准。因为“国际联盟”的原则包含当一国受到别国侵略时，其他“国联”成员包括美国在内，应该进行干预。当时美国政界的主流还不准备脱离美国中立的状态，不愿意太多地卷入国际事务，背负太多的责任，说明美国那时还没准备好在国际上发挥主导作用。另外还有国内党争的因素。于是，美国作为发起国，在国际会议上签了字，回去后却没有得到国会的批准。威尔逊把自己的政治生命押上去，把“国联”作为他竞选连任的纲领，试图直接取得民众的支持，结果他竞选失败了，说明多数美国选民也不支持。这样，美国反而不是它所发起的“国联”成员。不过从那时起，美国实际上已经在世界事务中崭露头角，在重大问题上的意见还是举足轻重。所以它虽然没有参加“国联”，后来1922年在美国主导下召开的华盛顿九国会议等于替代“国联”达成了一些重要的国际协议。

美国真正全面参与国际事务，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二战前期，美国还是保持中立，恪守《中立法》。罗斯福费了好大劲才说服国会同意以“租借”物资的方式援助英、苏等反法西斯国家。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美国才直接参战。二战结束后，世界又发生了新的变化。欧洲列强包括苏联都打得筋疲力尽。美国本土没有受到破坏，却又以自己的实力对反法西斯战争做出巨大的贡献，这是大家所公认的。所以无论从实力上还是道义上，美国在二战后都享有极高的威望。

我现在念几段讲话，就可以看出当时英、苏与美的关系。1945年2月在雅尔塔会议期间的晚宴上，斯大林给丘吉尔的祝酒词是这样说的：“他是世界上最勇敢的首相，集政治领导与军事领导于一身。当整个欧洲都匍匐于希特勒脚下时，他说英国即使没有盟国也要独力挺身而出与德国战斗。为这位百年难遇的人物，为这位英勇地高举大不列颠旗帜的人物干杯。”他对罗斯福是这样讲的：“他的国家并未受到入侵的威胁，但也许由于抱有更广泛的民族利益感，即使他的国家并未遭到直接的危害，他还是首先创议采取一种手段，使全世界都能动员起来去抗击希特勒。”可以看出，斯大林对于罗斯福和丘吉尔都是推崇备至。丘吉尔在祝酒中对斯大林是这样吹捧的：“当我说我们把斯大林元帅的健康视为我们大家的希望和心中最珍贵之物时，这丝毫没有夸大，也绝非辞藻华丽的恭维。历史上有过许多征服者，但其中极少政治家，大多数都在战后的纷扰中丢掉了胜利果实。发现自己与这样一位不仅在苏联闻名而且誉满全世界的伟人保有友好而亲密的伙伴，使我在这个世界上的勇气和希望倍增。”丘吉尔是如此吹捧斯大林。罗斯福只简单地说：“这个宴会就跟家人聚会一样，希望从此以后我们大家就在这个大家庭里和睦相处。”可以看出，当时美国地位优越，英、苏都有求于它，而它比较超脱。这是1945年2月的事情。

二战结束后，美国在国际上顺理成章地走向世界，确立了超级大国地位。一是实力最强，因为别的国家包括欧洲的很多国家已经打得疲惫不堪；二是它在战后许多国家的恢复和重建中又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像马歇尔计划对欧洲经济的复兴确实是雪中送炭；三是战后国际格局的安排它也是主角。联合国的成立，美国起关键作用。联合国最初的雏形，其实是在罗斯福的脑子里形成的。他继承了威尔逊的理想，又吸取了“国联”失败的教训，在设计中尽量弥补其不足。他让美国国务院的官员根据他的思想起草一个方案，然后和丘吉尔讨论，差不多了，再把斯大林请进来，大家一起讨论。名义上中国也是发起国之一，实际上没有多少发言权。在成立联合国这件事上，无论从思想上还是从经济上，美国也是出力最多。另外它占领道义的制高点：民主、人权、反法西斯，还有同情殖民地的反帝斗争，主张民族独立，所以英国对它非常有意见。它主张殖民地都独立，因为它自己没有殖民地。唯一的菲律宾，战后也主动让它独立了。

1941年12月7日，日本帝国海军对美国珍珠港海军基地（Pearl Harbor naval base）和航空母舰发动突袭。（美国国会图书馆）

1943年德黑兰会议期间，罗斯福（中）、斯大林（左）和丘吉尔（右）三人一同坐在苏联驻德黑兰大使馆的廊下。（美国国会图书馆）

1945年5月29日，美国旧金山，五巨头（美国、英国、法国、中国和苏联）作为50个联合国成员的代表国在开会。（CFP）

所以在二战结束时，在客观上美国的威信是最高的，大家都承认也都服气。美国自己觉得优越和自豪，也是理所当然的。当时美国在世界上作为超级大国是全面的，不仅仅是经济军事超级大国，它在道义上也站得住脚。

不过“持久和平”的愿望好景不长。二战后不久，世界就分裂成两大阵营，开始“冷战”。美国的对外政策开始以反苏反共为主线，意识形态与地缘政治合二为一，形成一种新的模式。这一点后面再讲。

三  民主与霸权的问题

我国一般人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美国在国际上如此霸道，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一点也不民主，所以说明美国所谓民主国家是假民主；另一种人对美国民主制度很信服，因此对美国以推行民主的名义在国际上的所作所为都给予积极的解释。到底应该如何看待美国的民主，它的所谓民主制度是真的还是假的？我的看法是它在国内的民主是真的，它在国际上自以为替天行道，维护人权，也不能说都是假的。人权本身是一个普遍的真理。人当然应该享受平等的权利，而且在21世纪，已经有公认的标准，什么样的情况算是侵犯人权。所以美国高举人权和民主的旗帜，作为它在国际上的行为依据，并非毫无根据。尽管政府具体的对外政策在国内常常有反对的意见，这种原则精神在美国还是深入人心，这也是为什么“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从来不为美国人所认同，而且还认为有的国家内部发生“人道主义灾难”时美国袖手旁观是失职。

但是美国又有一种“美国例外论”，就是为达到它所谓的道义目标，可以不择手段，别国不能做的它可以做。实际上在它心目中各国并不完全是平等的，这就是霸道。在国家利益驱动下采取实用主义，有双重或多重标准，一个十分专制的国家，同它关系好，顺从它，就可以得到支持，甚至成为盟国；反对它的，就拿民主说事。所以在冷战中美国在拉美支持许多军事独裁政权，在亚洲、非洲也有许多盟友是独裁者。虽然说外交是内政的继续，但并不等于说外交与内部的制度一定有完全直接的关系。美国在国际上有很多行为，看起来很霸道，并不等于在国内它就不是一个民主国家。另外一方面，美国确实在国内是一个民主国家，也不能因此应该承认它打着民主旗号的所有行为都是正当的。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因为民主不是个人行为，不是一种道德观念，不是好人行民主，坏人行霸道。民主是一种制度，从美国立国开始，它所继承下来的欧洲经过好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斗争所发展出来一种政治理念，所设置出这样的制度，最能够保障每一个人的权利，普遍的公民权利。这个制度一经确立，就有约束，因为它有一定的游戏规则，有一定的法律来保障。你要违反了游戏规则，就要受到法律制裁。最高准则是它的宪法。但是在国际上，没有这样一个刚性的制约制度，实际上实行的还是强权政治。《联合国宪章》起不到国际宪法的作用，因为没有强行实施的机制。《联合国宪章》确实规定了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反对武力解决国际争端，当然更不允许武力侵略别国，但是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制裁力量。联合国现在有维和部队，最多可以在别的国家内战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去维护和平，但不能主动开枪。何况美国是联合国出钱最多的，23%的经费都是美国出的。曾经有一度，大约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许多新独立的国家加入联合国，至少一国一票，在联合国大会上有时可以否决美国希望通过的一些决议。所以美国一些保守派人士认为美国亏了，主张退出联合国，或把联合国搬到别处。当然这是极而言之，事实上不可能，不过美国的确连续好几年欠交联合国经费。总之，到目前为止，谁的实力大，谁在国际上的发言权就大，这个情况并没有根本改变。所以美国在国际上推行霸权主义，也就是说它有最大的发言权，有最大的行动自由，与它的实力成正比。这不是美国特有的，应该是普遍规律。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实力远远超过任何其他国家，它一定会用它的实力来在国际上争取最大的利益，建立最符合自己利益的国际规则。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假如不是美国而是另外一个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力量远远超过其他国家，它也一定会这样做，甚至会更厉害。

不过发展到今天，与19世纪的强权政治已经不一样了。19世纪时候的强权政治，真的是凭武力打天下，凭船坚炮利。英国打败了西班牙，征服殖民地，称霸全球。那些殖民地社会当时非常落后，根本没有还手之力，就被占领了。到了20世纪美国走上历史舞台后，情况已经不一样了。而且美国是真正的“地大物博”，不需要占领别国领土。它过去自己就是个殖民地。但是它发展到一定程度，和所有的国家一样，需要到海外找市场、原料，更重要的是，它要扩展自己的势力范围。所以它的扩张方式不是去占领别国领土，而是要把大片地区变成自己的势力范围，其手段就比较多样化。在国际上并没有一个民主制度来制约强权，国际格局实际上是几个大国之间的博弈或战争形成的。

当然，在今天国际上强权政治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并不是一点制约都没有。特别是二战以后，有一些公认的国际准则和国际法，而且还有国际舆论也是很重要的。另外，联合国也不是一点不起作用，它还是有一定的制约力量。美国要做一件事情的话，还是要有条约的依据。比如美国出兵朝鲜，它还必须让联合国通过一个决议，要以联合国军队的名义去干涉朝鲜，而不是以美国的名义（正如中国以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名义，而不是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名义）。唯一明目张胆自己去做的就是小布什打伊拉克。他觉得联合国安理会不会通过，因为至少中国一定会投否决票，连它的欧洲盟国都不同意（这个问题后面再解释），他就采取“单边主义”，但是这种做法也无法持久。

还有一个问题，是在观念上的种族优越感。众所周知，原来美国国内有种族歧视。如一位美国学者迈克·亨特指出，美国传统的种族观念是分等级的，最优越的是盎格鲁—撒克逊人——英国移民，连南欧的白种人，比如意大利、西班牙裔，也稍次一等，犹太人过去也是非常受歧视的，亚洲人更次之，当然黑人就更不在话下，这种等级观念也反映到传统的对外关系中。在二战之前这种种族观念还相当普遍存在，有时体现在行动中。其实也不是美国独有。种族优越感，把别的民族看作劣等民族是普遍存在的。像英、法这些国家，都有这样的情结。其实汉族历史上对少数民族也存在过种族优越感，所谓“华夏”与“夷狄”之分。由于近代以来我们跟外国打交道，常常是被歧视的，就意识不到自己这一方面的问题。比较发达的民族，把欠发达的看成低一等，这是人类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随着社会的进步，慢慢被反对掉了。那些被歧视的种族和民族经过抗争而自强。种族歧视最终在国际上成为非法，完全被摒弃，是在二战打败法西斯之后。因为希特勒发动战争，最重要的理论根据就是日耳曼民族的种族优越，对犹太人实行种族灭绝政策。这种公然以种族主义为旗号发动的战争，给人类造成巨大的灾难，最终自己一败涂地。从此，种族主义在国际上臭名昭著，完全被置于非法的地位，没有一个体面的人能够公开地说我就认为某一个种族是劣等的，我是优越的，我应该在国际上享受特权。这点已经摆不到桌面上，可能某些人隐性的或下意识的还有这种看法，但绝不能公然以种族主义为行为依据，所以联合国可以因南非的白人统治者对黑人实施种族隔离而对它进行制裁，不算干涉内政。这说明在国际上除了强权政治外，还是有一定的道义依据。

第八讲 冷战与后冷战时期

一  两大“阵营”的形成与冷战

二战后，出现了以社会制度划分的两大阵营的对立，形成美苏争霸的格局，称为“冷战”时期。传统的国际格局的形成都是在一场大战以后，几个大国根据力量对比划分战后势力范围。二战也不例外。在胜利在望时，美、英、苏三巨头开过几次会，讨论战后安排。苏联认为自己对打败法西斯做出了很大的牺牲，立了很大功劳，应该得到补偿。于是画了一条线，说战后就应该给我这些地方，有的地方红军已经占领，英美只能同意。有的地方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取得协议。主要是在欧洲确定东西方边界，苏联占了波兰一块地方，又把德国的一块地划给波兰作为补偿，然后把德国一分为二。苏联通过各种手段强迫波兰、捷克等东欧国家建立了在苏联控制下的共产党执政的政权。英美也只得默认。但是还有没有划定界线的中间地带，就成为双方争夺的对象，各自都想办法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于是就有了两个超级大国的对峙。超级大国的对峙，一方面是地缘政治，一方面是意识形态。根据共产主义的理念，共产主义要在全世界取得胜利，在苏联领导下推行世界革命，根据这一理念，美国、欧洲等国家的政权早晚都得垮台，就是资本主义必定要灭亡。美国作为自由世界的领袖，它觉得义不容辞要保卫自由世界，反对共产主义扩张。这也造成了美国在战后一切行为只要打着反共的旗帜，好像就都有了正当理由了。它认为共产主义是对根本的人权和自由的最大威胁。所以为了保护自由，就不能让共产主义有自由。

1946年2月，与雅尔塔会议正好时隔一年，先是斯大林发表演说，提出所谓的“资本主义总危机”，认为人类整个世界正在走向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已经遇到了总危机，苏联应该抓紧这个机会，负起领导世界革命的责任来。一个月后，3月5号，丘吉尔发表著名的富尔顿演说——杜鲁门邀请丘吉尔访问他的故乡密苏里州富尔顿市——提出了“铁幕已经落下”的著名说法，标志着世界分成两大阵营。它们各自都同时认为从此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成为敌手。再过了一些时候，苏联日丹诺夫发表演说，明确提出世界上分为两大阵营。前一讲中提到的雅尔塔会议期间的互相吹捧早已成明日黄花，正如我们经常引用的名言：“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二战中亲密合作的盟国关系，从此结束了。从此以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国际关系就进入了所谓的“冷战”时期。

所谓“冷战”就是敌对双方，各自用尽各种办法来争夺阵地，扩大势力范围，给对方制造困难，但就是不打仗。除了真正的用武器直接打热战之外，其他的手段都用尽了。“冷战”这个名词是一名美国记者在二战以后采访欧洲的时候提出来的，说现在是一种冷战局面，没打起来，但互相是非常敌对的。从1946年开始，美国跟苏联，就变成了两个超级大国，各自带领盟国互相斗争。这个斗争很复杂，有时是谈判，有时是互相挖墙脚。但是有一个界线，谁也不越过在雅尔塔会议上划定的势力范围，只有在边界不清楚的地方才争夺。这点双方无形中似有默契。在这样的一种局面下，决定了美国战后的对外政策和在国际上的行为，有不同于其他老牌帝国主义的传统和特点。

其次是美国在“冷战”中的政策演变。

战后美国历届总统提出过很多有关对外政策的“主义”，有“杜鲁门主义”、“艾森豪威尔主义”、“尼克松主义”，还有小布什的“单边主义”，等等。有的总统如肯尼迪没有用“主义”的方式提出，但他执政时的对外政策也有自己的特点和口号。他们都是根据当时国际形势的特点，提出美国的战略方针，各自有一点创新。

“杜鲁门主义”。这是冷战开始时美国宣布的第一个外交理念，其特点是说世界上无论哪个角落发生什么事情，都与美国有关，因为都涉及与苏联的争夺。从此，美国的安全观念不止于美国的边界。当然在边界受到侵犯时，每一个国家都会觉得安全受到威胁。但是根据“杜鲁门主义”的安全观念，不在于有敌对势力觊觎它的领土，或是美国大陆，或是夏威夷群岛，而是侵犯它的势力范围。它的安全线遍及全世界。比如北朝鲜攻击南朝鲜，就危及美国的安全。为什么呢？因为跨越了它们原来分好的界线。如果北朝鲜真的把南朝鲜整个占领了，那么苏联阵营的边界就向前推进一大步，它的势力范围大大扩张了，也就等于危及美国在亚洲的边界。“杜鲁门主义”还提出了一个“间接侵略”的概念：并没有人直接出兵美国，但侵略了别的国家就相当于间接侵略了美国。根据“间接侵略”的说法，美国的安全线可以远离国境，这的确是创新。实际上，这奠定了美国战后整个对外行为的理论基础。美国到处理直气壮地进行干涉，就是基于这一理念。

从扶华制日到扶日反华。美国对日本的占领，应该说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当时麦克阿瑟代表盟军，名义上是代表四国占领日本，可中国根本没有力量派出占领日本的军队，在美国同意了苏联在欧洲对波兰和德国的占领要求以后，苏联也就同意美国独家占领日本。所以战后日本的命运实际掌握在美国手中。在美国占领的前期，主要政策是防止日本的军国主义东山再起，在各方面采取措施铲除军国主义势力残余。麦克阿瑟当时有形同太上皇的权威。在他的领导下，或者说恩威并施之下，使日本通过了《和平宪法》，不能够建立庞大的军队，至今有效。所以现在日本右翼政客要求发展正规军队还得首先修改宪法。还有就是实行现在的议会民主，这一套都是在美国占领之下建设起来的，当时也依靠了日本过去本身存在的和平力量和民主力量。因为其实日本军国主义在占上风之前，日本是有反战力量的，战前亲英美派就是反对战争的，但他们太弱了，被军国主义压了下去。麦克阿瑟当时简直就是太上皇，不过在前期是起了相当好的作用。到现在，日本人民对麦克阿瑟基本上是正面评价的。

到1948年下半年，中国共产党马上就要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了，美国对日政策有了改变，这个改变是经过认真讨论，在外交档案里是有政策文件的。原来美国二战后的战略，在亚洲的依靠力量是中国，扶华压日，这是很明确的。在国民党领导下的中国是美国的盟友，中国又这么大，中国在近代史上没有侵略别国而是被侵略。日本总是发动战争。所以美国当时占主导的思想，是要把日本压下去，彻底铲除它的军国主义势力，把它变成一个和平民主的国家。但是到了1948年底左右，眼看中国就要被共产党统治了，美国决策集团经过很多讨论之后，对日本的战略发生很大的变化，转为扶植日本对付革命以后的中国。因为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在他们看来等于变成了苏联的势力范围。雅尔塔会议以来划定的世界格局起了变化。在亚洲像菲律宾、印尼这些国家都非常弱，只有日本是可以依靠的力量。所以美国本来应该进一步铲除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包括那些曾经为日本发动战争在经济上给予很大支持的垄断财团、倾向于军国主义的极右翼政客，等等，这一政策就半途而废了。原来改革教科书、改革教育，在教育界清除军国主义思想都在计划之内，也没有完成。所以现在闹教科书事件，日本对于对华侵略的责任就不肯老老实实承认，等等，这些都是遗留下来的后患。本来日本共产党势力不大，而日本共产党和社会党都是反对侵略战争的力量，因此至少麦克阿瑟前期并没有压制日本共产党，对于社会党还是比较友好。但等到中国情况一有变化，美国就开始压制左派，纵容右派，还有意识地帮助日本恢复经济，向日本敞开市场，以很优惠的条件让日本货在美国销售等。朝鲜战争爆发，日本经济借此繁荣，到冷战高潮时美国跟日本签订《安保条约》。所以今天日本老不认罪，日本在对华战争的责任上经常出现不当言论。其中固然有日本本身的历史文化关系，但美国作为占领国，也有一定的责任。这与冷战中的一切以反共、与苏联对抗为最终目标有很大的关系。日本在亚洲变成美国一个很重要的依靠力量。

“艾森豪威尔主义”也叫“力量真空主义”。这是艾森豪威尔总统提出的。背景是1950年代中期，原来英国和法国的殖民地争取独立的斗争开始高涨，英国和法国已经没有力量维持在非洲和中东这些地区的统治了，逐渐被迫退出，这块地方就被认为是“真空”。那么谁去填补呢？不是美国就是苏联。所以美国必须赶快去填补这些真空，这就叫做“力量真空主义”。最开始提出来的起因是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战争。埃及纳赛尔上台之后，决定把原来苏伊士运河的航行管辖权收归国有。苏伊士运河地理位置重要，是欧洲特别是英、法对外贸易的主要通道。长久以来，运河的经营权掌握在运河公司手中，其中英、法占有绝大多数股份，每年有巨额收入。埃及在运河公司中只占有5%的股份，纳赛尔接管经营权当然是对英、法利益的沉重打击。英、法就和以色列联系，承诺派兵支持以色列对埃及的军事行动，由此导致了第二次中东战争的爆发。英国本来指望美国支持它的，结果美国先采取旁观态度，后来在英、法、以失利之后，提出“力量真空主义”，由美国来填补真空。所以当时的英国首相艾登回忆录里，对美国意见很大，觉得美国很不够朋友，有被出卖感。这一做法也适用于其他从欧洲老殖民主义手中新独立的国家和地区。

肯尼迪的冷战顶峰与美苏缓和。到了肯尼迪时，美国的扩张到了顶峰，肯尼迪的就职演说气焰很高。他的名言是：“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承担任何重负、对付任何艰难困苦，去支持任何朋友，反对任何敌人，以确保自由的存续和胜利。”就是说你别惹我，我什么都可以做。此时美国在全世界的力量和势力达到顶峰，但与此同时正好也是下降的开始，也不能叫下降，是开始收缩。他那些豪言壮语事实上做不到。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核武器的因素。苏联的核武器有了很大的发展。那个时候有三个核大国：美、苏、英。它们都意识到在核武器武装到牙齿的情况下，是绝对不能发生战争的。“核战争没有赢家”，这是苏联和美国领导人都清楚的。他们都意识到互相扔原子弹是绝对不行的，所以核武器的大量发展客观上使超级大国受到了一定的束缚。另一个原因是，国际上的两极世界格局开始发生变化，有许多新兴力量既不追随苏联也不追随美国。美国要对付的不仅仅是苏联和东欧国家、华沙条约组织。法国戴高乐闹独立，在军事上退出华沙条约。中国已经基本上从苏联阵营里独立出来了，跟苏联开始吵架，不能再把中国作为苏联的卫星国对待。像印度、印尼这些国家也采取中立的政策，已经开始与美国有矛盾，并不是必须站队，非苏联即美国，所以美国要应付的世界已经开始多元化了。古巴突然在它的后院发生革命，而且古巴在卡斯特罗领导下，坚决反美，走社会主义道路。在中苏敌对的情况下，卡斯特罗有时亲苏，有时跟中国关系略好，但不管在什么时候，他都反美国。肯尼迪一上台，先发动猪湾战争，想把古巴打下去，结果失败了。因为他听信了古巴反对卡斯特罗的那批流亡者的话，说现在卡斯特罗非常不得人心，只要美国军队一进去，国内就会起来革命，里应外合。结果根本就没发生这样的事情。那时卡斯特罗威信还挺高。其他拉美国家也开始发生反美运动，所以它的拉美后院也不稳定了。

美国国力在此时确实非常强盛，但是面对变化中的世界，实际上已经力不从心。在这种情况，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也有改变。他在国内想改革，国际上也想与美国搞缓和，不想总是僵持下去。因为既然需要经济改革，就不能把所有的力量都用于加强军备，搞军备竞赛，所以在这个时期，美苏关系开始解冻，开始搞缓和。最后一次剑拔弩张达到战争边缘，就是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起因是美国在土耳其部署了导弹，土耳其离苏联很近，所以苏联就要在古巴部署导弹。美国当然不会容忍在它的后院部署这么强大的军事力量，要求苏联拆除，苏联不干，而且不承认。美苏先在联合国里吵。最后美国要在公海上检查苏联的船只。双方做出不惜一战的姿态，到了战争边缘。我记得那时东欧国家特别紧张，大家赶快储备粮食，连盐都卖光了，到了这样的程度，但是双方及边缘而返。最后苏联允许美国人上船检查，说明上面没有导弹。这样一来，矛盾就化解了，全世界松了一口气。这是最后一次美苏关系达到最紧张的地步，到了战争边缘，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这么紧张过。这种超级大国之间的战争危机，从此就没有可能了。

这个时期核试验造成的放射性微粒对人类的危害已经成为普遍共识，反对核试验和要求禁用核武器的舆论和群众运动高涨。而此时，几个核大国在技术上已经不需要进行新的地上核试验，可以进行地下核试验。于是英美苏发起签订条约，禁止进行地上核试验，称为《部分禁试条约》或《三国条约》。它们发动其他无核国家签署该条约，有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签了，包括台湾，实际上等于要求尚未有核武器的国家或地区不再发展核武器。当时有两个国家拒绝签署，而且明确反对，一个是法国，一个是中国，因为这两国正在研制核武器，非在地上试验不可。这个条约实际上等于就是针对法国和中国的。当时中国就不买账，因为中国就快要研制成功了。1963年通过这个条约，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就爆炸了。所以中国就痛批美苏合作搞“核垄断”、“核讹诈”、“美苏勾结统治世界”、“美苏联合反华”，等等。这是当时中国对外宣传的调子。当时法国就跟中国站在一起，也反对《三国条约》。这是当时世界格局的微妙变化。

越南战争成为转折点。肯尼迪—约翰逊政府时期还爆发了越南战争。越南战争实际上是南越的革命力量起来反对南越本身的统治者，南越当时的统治者吴庭艳是相当腐败和专制的，当南越的反政府力量起来以后，北越肯定是要支持的。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又要进行干涉。因为南越的政权，本来就是美国扶植的。美国起先以为只出钱出武器支持他镇压就可以了，结果南越的政权根本就顶不住，所以美国抛弃了吴庭艳，但是后来扶植起来的也都不成器，美国开始派军事顾问团，就这样一点一点地卷进去，从少量、有限的派兵到大规模出兵，最后变成了美国直接打越南的战争。这场越南战争与美国出兵朝鲜不一样，在国内不得人心，在全世界都受到谴责。全世界的中立国家都反对，几乎就没有什么盟友是完全支持美国打越南的。加以美国低估了越南解放阵线的战斗力，无法取得速胜，越陷越深，美国人员牺牲越来越多，在道义上不能说服美国老百姓这种牺牲是必要的。结果美国国内反对越战的群众运动高涨起来，在国际上孤立，这个仗就打不下去了。约翰逊因此放弃了竞选连任。应该说越南战争是美国在冷战中的一个转折点。

“尼克松主义”。尼克松上台后，提出了“尼克松主义”。什么是“尼克松主义”呢，就是收缩战线。首先是想办法让越南战争停止下来，他有一个很有名的关岛讲话。总的意思是说美国在亚洲的盟友应该自己保护自己，包括日本、菲律宾这些国家，美国不能够把所有的事情都包下来，美国的友好国家应该自己加强保护自己的力量。另一点是开始想办法解冻与中国的关系。他有一篇文章说，这样一个占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国家，长期被排除在国际社会之外，手握原子弹，怀着满腔仇恨，这太危险了，所以无论如何要与中国改善关系，把它纳入国际社会，不能永远让中国把美国视为它的头号敌人。同时也跟苏联达成《限制战略核武器》的协议，就是说我们之间核武器的发展不能超过某一个限度。这种协议是非常难达成的，所谓裁军、核武器谈判多年，年年都在谈，但达成协议是非常困难的。就是在尼克松的时候，跟苏联签署了协议，因为双方都有需要，不能这样剑拔弩张地继续下去。所以“尼克松主义”总的来说就是收缩战线。从“杜鲁门主义”开始的那些“主义”，都是为扩张找根据，而“尼克松主义”是收缩，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转变。

尼克松访华与卡特政府实现中美建交。尼克松实现了历史性的中美解冻，这是大家最熟悉的，不必多说。然后，下一步就是卡特政府与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这样在亚洲的整个局势就有了很大改变。美国与中国关系一松动，其他的国家就纷纷跟上，因为原来主要是美国在那儿顶着，其他国家不敢和中国改善关系。尼克松访华，发表《上海公报》是1972年，而美国与中国建交是1978年底。原来设想尼克松第二任期内可以建交，但是美国发生“水门事件”，而中国在“文革”中，高层内部也出现许多问题。在这个过程里，好多国家都等不及了，纷纷抢先来建立关系，包括日本。日本一看美国跳过它，没告诉它就先打破僵局访问中国，日本觉得吃大亏了，日本本来就是因为美国才不和中国来往的，所以田中角荣就先于美国与中国建交。这样，在中美打开关系之后，整个世界格局有了很大改变。很多国家都与中国建交，另外就是中国开始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这些都是在“尼克松主义”之后发生的变化。现在只是讲美国这一个国家，没讲别的方面。当然左右整个世界局势的不只美国一家，但是美国的确起主要作用，牵一发而动全局。中国的对外关系也整个盘活了，进入了开放的新时期。

1957年10月9日，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1890—1969）站在一张桌子旁。Marion S.Trikosko拍摄。（美国国会图书馆）

1961年，由美国中央情报局暗中支持的一支古巴流亡者的准军事组织袭击古巴的猪湾，古巴军队粉碎入侵者，迅速结束战斗，史称猪湾战争。（CFP）

1962年，美国的一家商店里，人们在观看肯尼迪总统关于古巴导弹危机(Cuba Missile Crisis)的电视声明。（CFP）

古巴导弹危机期间，800名妇女在联合国大厦举行和平罢工，抗议苏联在古巴布置导弹。Phil Stanziola摄于1962年。（美国国会图书馆）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Treaty on the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简称《核不扩散条约》，1968年7月1日由英国、美国、苏联和其他59个国家缔结签署的一项国际条约。（CFP）

1973年1月27日，美国国务卿罗杰斯(William P. Rogers，1913—2001) 在巴黎签署《越南和平条约》（the Vietnam peace treaty）。（CFP）

二   美国对外政策的特点

可以从不同角度概括美国的特点，这里只提出几点我个人的感受。

一是美国不需要直接占领别的国家的领土。以前任何国家，不管是西方或东方的强国，它们对外扩张都是扩张领土，因为它们需要资源、原料、劳动力等。所以不管是英国、法国、荷兰、西班牙或者是奥斯曼帝国、过去的罗马帝国，都是以扩张领土为主，希特勒发动战争是要求“生存空间”，也是扩张领土。但是美国在开始走出美洲进行扩张时，已经不需要占领殖民地。它需要的是全面的经济、军事、文化势力范围。它自己真正地大物博，本国的资源和实力比历史上任何帝国都要大，只需要靠自己本土的力量。英国一共才有三个岛，它依靠的力量，得有印度，得有其他的殖民地，然后才造成了强大的帝国。

二是美国在冷战中以加强盟友的力量加强自己。过去军事和外交是两回事，要么打仗，要么不打仗的时候再用外交谈判解决争端。美国把军事和外交糅合在一起，对盟国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都做，而且它以援助盟国来加强自己，这也是一种新型的国际关系。其原因就是它有超强的实力，援助别的国家等于加强自己，拿这个跟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来斗争和对抗。最成功的例子是马歇尔计划。马歇尔计划大大加强了欧洲的实力，等于是拯救了欧洲，并且拯救了欧洲的资本主义。当时欧洲战后，千疮百孔，欧洲大陆两个主要国家，意大利和法国，共产党的力量非常大，共产党所领导的工会，经常罢工，所以假如不及时恢复经济，没有美国的帮助，这两个国家很可能就由共产党执政了。欧洲人确实得益于马歇尔计划，在关键时刻得到雪中送炭的援助，在很短的几年内欧洲的经济迅速走出困境，繁荣起来，生活水平也显著提高。马歇尔计划同时也加强了美国自己的力量。因为从经济上讲，战时的经济靠军事工业，要转为和平经济，可能会引起需求不足，而造成经济危机。但是美国把钱借给欧洲，然后让欧洲用美元买美国的东西，当然也就帮助了美国的生产发展，比较顺利地实现向和平经济转型，互惠互利，“马歇尔计划”是双赢的典范。

三是美国能使“顺我者昌”，而苏联办不到。我们平常说一个组织或一个人很霸道，往往用“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来形容。我总结美国在冷战中称霸的特点就是这两句点，而真的能使“顺我者昌”很重要。如果它没有力量使“顺我者昌”的话，也当不了霸主。它在同苏联争夺中的优势就是这一条，而苏联做不到。苏联的盟国，追随苏联的那些国家都没发展起来。东欧有些国家不但没有发达起来，反而比以前更糟糕了。比如德国、捷克，在战前都是工业非常发达的国家。德国让希特勒搞得一败涂地。但是同样一个民族，西德发展很快，而东德就很惨，还需要筑起柏林墙阻止东德人往西德跑，但还有那么多人冒着生命危险要跑过去。追随苏联的国家不能昌盛的原因，我认为有两个：一是苏联太大国沙文主义，民族利己主义太严重，只要盟国服从它的利益，而不顾当地人民的福祉；二是苏联本身制度就有问题，计划经济加政治专制就是不成功的，还要强迫别的国家采用它的模式，不许改革。谁要是改革，它就出兵镇压，比如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和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结果追随苏联的国家，都没有繁荣富强，而追随美国的国家，至少一些主要的国家繁荣发达了。西欧、日本当然自己的底子也比较好。可以说美国也比较幸运，它的那些盟国原来底子就比较好。但是我刚刚说的东欧有些国家，原来底子也不差，跟着苏联以后反而不好了。所以作为一个霸主，不能一味对盟国采取高压手段，能够做到“顺我者昌”是非常重要的。就好像一个帮会，一个大哥，你跟着我干，能够好吃好喝。要是跟着我干，越来越受穷，之后就没人跟了。这是我的看法。美苏“冷战”的结果美国胜出，当然有许多原因，从对外关系上讲，这个是主要原因之一。

四是援助的成效取决于受援国本身。归根结底，国家昌盛还是靠自己。对欧洲的马歇尔计划在短期内取得显著成效，是因为欧洲本身的基础好。它的文化、科技水平和教育水平，普遍非常高，它的大学都还在，只要给它一点帮助，它能够恢复起来，二三年之内就解决问题，自己就能发展起来。杜鲁门还有一个对亚洲的“第四点计划”，主要是援助那些不是左派执政的国家，防止它们受中国影响“赤化”。当时在美国有这样一种说法：贫穷是共产主义最好的土壤。花很少的钱援助它们，使得它们富裕起来，就不会追随共产党搞革命。这样是很划算的。不然等到它们革命搞起来了，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建立国家之后，还得花百倍的力量去打它们，跟它们对抗，成本就更高。这个理由很有说服力，能取得国会通过援助这些国家的拨款。不过这种援助有成功的，有不太成功的，同受援国本身的内部结构、政治情况有关，也就是自己争气不争气。比如菲律宾政府原来是美国的亲密盟友，但是它太腐败了，就没办法繁荣强大起来。最后马科斯是被自己国家的人赶走的，美国救不了他，穷奢极侈的马科斯夫人最后流亡美国。南越也是美国的盟友，但是几届政府都站不住，美国出兵帮助它们打也没用。南韩是另一种情况，在战略上当然是美国的盟友，但是李承晚腐败专制，美国几乎要抛弃他，还帮他打了一仗，后来南韩经过自身的改革才有今天的发达。

日本应该说是一个很能自立自强的国家，它一败涂地，但在美国的扶植下，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发展壮大起来，并且后来变成美国的贸易竞争对手。美国有一句话：“上帝帮助自助的人”，用顺当的中国话说，就是“自助而后天助”。它把自己看作上帝，要求受援对象自己站起来，不能长期依赖美国的帮助。这句话就是杜鲁门在中国内战后期对国民政府官员说的。美国在国共内战中一直支援国民党方面，但是到后来，杜鲁门认为国民党腐败无能，太不争气了，就不想继续资助它，逐步从中国内战中脱身。国民党到了台湾之后，开始吸取失败的经验教训，实行改革。美国继续用比较小的成本给予支持，台湾却发展起来了。台湾的经济起飞是在1967年、1968年，1965年美国就停止了对台的经济援助，用他们的话说就是台湾已经“毕业”了。

三   后冷战时期

冷战结束之后，态势有所改变。美国失去了一个劲敌，反而面临更加复杂的局面。按照普通人的想法，美国可以松一口气，把更多的力量用在国内和平建设上，减少军费，用以改进人民福利，对外也更侧重经济援助，等等。当时美国国内的确也有这种呼声，所谓“和平红利”。但是另外一种观点是，现在正是难得的时机，美国应致力于巩固世界领袖的地位，保持唯一的超级大国，防止任何潜在的挑战者，同时大力向外推行民主制度。结果后一种思潮占上风，而9·11恐怖袭击适逢其时，加强了这派力量，而且这种思潮的代表人物参加了小布什的政府决策集团，在关键时刻对美国的后冷战时期的政策走向起了关键作用。

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9·11恐怖袭击之后，美国开始以反恐为中心任务，但不是定位为国内安全问题，而是定位为对外战争。首先出兵阿富汗，这尚属师出有名，因为塔利班的基地在阿富汗，国内外反对的较少。但是紧接着又打伊拉克，其正当性和效果都成问题。第一次老布什海湾战争出兵打伊拉克，事出有因，因为伊拉克侵略了科威特。联合国通过了决议，然后美国出兵，把伊拉克占领者从科威特赶走，这算是说得过去的。然后美国就撤了。等到小布什政府打伊拉克，以为可以按照以前对待日本一样，占领一个国家，然后扶植一个美国认可的民主政权，强迫进行改革，建立议会民主制度，成为中东民主化的基地，然后美国功成身退。这是非常主观的、很不现实的想法，因为伊拉克不是日本。首先，日本是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非常守纪律，非常一致。日本本身的文化，从明治维新以来，已经有了很大的改革，工业科技各方面都相当现代化了。其次，日本已经一败涂地，无条件投降了，接受了国际制裁，没有任何其他的理由，被外国的占领它是必须接受的。就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把一条条制度给它建立起来，而最重要的是日本本身有可以依靠的力量。但中东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地区，而且美国本来就师出无名，起先说伊拉克有核武器，后来又发现没有，然后说萨达姆是暴君，要为民除害。这些理由都站不住脚，萨达姆是暴君，但国内并没有发生革命，民主政权是不能完全从外国用武力强加的。何况伊斯兰教有各种派别，宗教、民族、文化问题非常复杂，还有其他阿拉伯国家有各种不同的诉求。所以美国在那里是玩不转的。它所提出的种种理由，不管是真是假，都不现实。所以我觉得美国在伊拉克照搬在日本的经验是犯了很大的错误。最后并没有给伊拉克人民带来和平、民主，美国自己付出很大代价，难以自拔。

在这里我想讲一个我个人亲历的事，比较一下老布什与小布什的智慧。在老布什下台后，1999年南京大学授予他荣誉博士的学位（南京大学与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协议成立中美文化研究中心。1994年，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授予中国人大常委会前委员长万里名誉博士）。他在接受学位后对南大学生发表演讲，我也在场。有一名学生提问：你为什么在海湾战争后，没有进一步把萨达姆政权推翻而撤兵了？结果现在留下后患。老布什是这样回答的：

第一，我们出兵是联合国授权的，联合国授权给我们是反对它侵略科威特，只要它从科威特撤兵。联合国并没有授权我们推翻萨达姆政权。第二，我们有过越南战争的经验，我知道一旦进去，出来非常困难。你即使把萨达姆推翻，你要美国军队如何撤出来，如何建立新的伊拉克，这是美国没有准备好的。第三，我要对我们国家的年轻人，对他们的家长负责。我没有权利把他们派到一个前途未卜的战争中去牺牲，我不能这样做。第四，我要是这样做的话，盟国不会同意的，我会得罪一大批国家。

这是当时老布什的回答。他的考虑，恰巧每一条都是后来小布什犯的错误。第一，说联合国没授权，后来小布什打伊拉克确实根本没经联合国授权，是绕过联合国的。第二，盟国大多不同意，除了英国之外，其他国家没有跟他跑。他就说不同意我的意见，就不算我的盟国，结果提出一个新名词，叫“自愿者联盟”。第三，他真的进去了，陷在里面出不来。给奥巴马留下难题，就是出来了，伊拉克形势还是一团糟。第四，美国兵在战争中牺牲不少。当时小布什发兵的时候说我们是可以做到零伤亡的，就是美国人自己一个人都不死，只要按电钮发远程导弹，就可以拿下伊拉克。然后美国再去占领，去扶植一个亲美政权。原来的理想是这样的，但现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结果是战争结束之后，美国兵牺牲了很多，骑虎难下。现在看来，当时老布什回答学生问题的记录，跟十年后小布什的行为对比起来很有意思。看来老布什比较明智。

所以美国在冷战结束，失去了一个最高的意识形态与地缘政治相一致的目标以后，很多对外行动反而不大成功。现在到底何去何从，这对美国来说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现在它不知道应该把谁当成朋友把谁当成敌人。本来没有敌人应该也是可以的，但它的思维方式，特别是军方的思维方式是不能没有敌人的，总要在世界上找出一个敌人来。另外是它养成了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就是美国必须遥遥领先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比方它习惯于领先一千步，假如发现有一个国家离它只有八百步了，它就觉得是威胁。它对这种威胁特别敏感。1957年苏联人造卫星先上天了，美国觉得不得了了，出现所谓“导弹差距危机”之说，其实当时苏联实力，包括军事实力比它差得远。现在又出现“中国威胁论”，就是因为中国近年来经济快速发展，但其实中国的困难还很多，离美国的综合力量不知道要差多远，但它已经觉得有威胁了。事实上中国这个“威胁”对它而言是个“远虑”，因为现在并没有什么冲突，实际上牵扯它力量的还是在中东。因为中东不管反美也好，亲美也好，是一个不可知的多变地区，美国又不可能放下不管，因为有石油、有地理上重要的战略位置，它在中东到底应该支持谁，也搞不清楚。所以中东这个伊斯兰世界现在实际上还是美国一个很大的麻烦。我在1993年发表的“20世纪下半叶世界舞台上的美国”这篇序言里，最后做了三个预言，有一个预言是错的（指关于雅尔塔格局还会继续下去）。但是有一个预言我觉得是比较对的，就是今后对美国发生麻烦的是阿拉伯世界，包括伊斯兰的原教旨主义在文化上对美国也是一个需要严肃对待的问题。我讲这个话的时候，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还没有出来，当然离9·11更远，所以我认为在这点上，还是有一定的预见性。

另外我还有一个预见，认为“美国衰落论”是没有根据的，只要世界上优秀人才自然流向还是美国的话，美国是不可能衰落的。特别是今后知识经济的时代，美国的优势还是远远超过其他国家。现在我仍然坚持这一观点。但是美国“独霸论”我也不认同。“冷战”结束后，有所谓“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之说，这是套用过去罗马帝国时代的“罗马治下的和平”（Pax Romana）。就是由一家左右世界的局面，我认为不会发生，因为世界正在走向多元化，各种力量升起的趋势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不喜欢用“多极化”这个词，“极”的本意应该只有两极，过去两极是苏联和美国两个阵营对抗，现在各种各样的力量起来，但不是等边多角形，而是有的力量弱，有的力量强，美国仍然远远超过其他任何一角的力量，但是它要应付的事太多了，因为它把自己定为领导世界的角色。任何总统在就职演说或第一篇国情咨文里，都要讲“美国领导”，这一点在短期内是不会改变的。美国即使有领导人要放弃领导世界，国内民众也接受不了。在这种情况下，它自己加于自身的责任就非常多，世界哪个角落发生了事情好像都和它有关，比如最近北非埃及、突尼斯这些国家发生好多事情，别的国家都可以做旁观者，美国不能。当然如果发生严重屠杀，造成人道主义灾难，国际社会也应该干预，比如像对利比亚。但是美国对大小事件都不能不管，有些现政权原是亲美的，现在该支持反对派还是支持现政权都颇费踌躇，弄得穷于应付，顾此失彼。在这点上，相对来说，其他大国，像现在的中国和俄罗斯没有这么多负担。我们都可以弃权，而美国不能。前面提到冷战时期美国可以使“顺我者昌”，现在已经力不从心，正在失去这个优势。

第九讲 回顾与展望

前面几讲是以观点为纲，讲一些事实，至于详细的材料，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书。书还是有不少的，现在概括一下前几讲的要点。

一   精神资源

第一是讲美国怎么来的，又如何繁荣富强起来，发展到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需要重复的是：第一，美利坚合众国是谈出来的，不是打出来的；第二，一个国家繁荣富强不能只靠物质力量，精神的力量也非常重要。美国物质环境得天独厚，而精神资源也非常丰富，这一点需要一再强调。那么美国的精神资源是什么呢？

其一，自由主义精神，这是与生俱来的。它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创造性。美国是个移民国家，无论哪个族裔，从哪一个国家来的人，到美国后，能够有最大的机会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力。无论是属于知识精英还是蓝领劳动力，都可以比在别的国家有更多发展自己的机会，所以美国称作“机会之乡”。世界各地的人往那里跑，首先看中的是发展机会，这机会的核心是自由主义精神。

其二，宪法精神。美国的立国之本就是一部宪法，所有来自各个国家的移民到美国，可以保留原来的信仰、原来的文化和原来的语言，但只要他认同美国的制度和宪法，就可以成为美国公民。美国的凝聚力靠的就是这部宪法，大家都认同这部宪法就行了。愿意在家举行什么仪式，愿意信什么教，愿意遵守什么习俗都可以，唯一一点就是宪法的精神是非常重要的，是至高无上的。

那么这个宪法的精神是什么呢？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公权力，就是掌权人的权力的限制；另一方面是对公民权利的保障。这两方面体现了宪法的基本精神。

其三，教育。教育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教育机会平等是机会平等的基础。美国教育最多元化，并且能够博采众长。比如原来欧洲的好几个国家教育都比美国先进，它就能够吸收欧洲各个学校的长处。美国从来没有国立大学，只有州立的，其他的名牌大学都是私立的，各有各的特色，不求一律。这样的话，人才的培养，能够多元化。而且法律规定政府权力不得干预学校。另外，全世界的人才都为美国所用。能在美国站住脚的，都是竞争力较强的。反过来，美国的社会也最能提供创业的机会。这样就形成良性循环。这个优势到目前为止，世界其他国家还无法与之抗衡。

二   制度

其一，完备的法治。一项法律通过的过程比较复杂而缓慢，要经过多方的反复争论、各种利弊的权衡。但是一旦通过之后，一定得到遵守，立法程序长、成本高，而司法的成本比较低。

其二，民主的实践。基本的民主在基层，在各个州，在各个市、县。所以各级官员都是向下负责的，不是上级任命，不必对上负责，从而保证基层民主是稳固的。高层如果发生变化，或者有什么丑闻，甚至总统被弹劾下台，不会动摇国家的根本。

政治斗争的规章制度、游戏规则是公平透明的，在各种利益集团的博弈中竞争尽管激烈，失败者就要认输，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最后达到妥协，不会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妥协精神也是民主的要素。多数决定，同时也重视少数的权利。在制度设计上既注意防止寡头专政，也防止多数暴政。

其三，媒体的监督。这是建立在言论、出版自由的基础上的。在关于“进步主义”的那一讲中已经详细阐述了，这里不再发挥。

其四，渐进的改良。每个国家不管原来是什么制度，都会产生很多问题。美国在激烈的竞争中，必然会产生很多社会矛盾，发生两极分化等。它的制度设计中有一种自我纠错的机制，所以在漫长的进程里，二百多年来不断地进行改良，大改小改好多次。每一次总统竞选实际上就是揭露现任政府的缺点和毛病，然后许诺自己如果当选将做出哪些改进，这些是小调整。当然许诺的东西不一定实现，但不管怎么样，这种定期的揭短，加上媒体的曝光，有什么毛病都要晒在光天化日之下，就便于公众监督，推动改革。这些都是美国的强项，使得它能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前进。

三   今后发展内部的制约因素

以上讲的是促使美国繁荣富强的基本因素。但是事物不会一成不变，新的矛盾和危机总会不断出现，到一定的时候，就面临需要全面革新的拐点。我感到美国可能正面临这样的拐点。

前面已经讲过，我认为美国本身离“衰落”还很远，不管它发生什么经济危机，国内再发生什么困难，它的潜力还远没有释放完，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它的综合国力还会遥遥领先于其他任何国家。下一步的高科技创新，或者再有新产业兴起，看起来还只能是在美国。即使有的国家有非常优秀的科学家，在实验室里实验出一个新理论来，真正能够把它大规模付诸实践，把它变成生产力，美国还是条件最优越。所以在这方面，不能以GDP占世界的百分之几来计算。比原来占的份额下降了，也不说明什么太多的问题，再有几个危机的周期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但是美国原来的立国之本——也就是美国作为这样一种制度和精神——有可能受到腐蚀，这才是根本的威胁。

其一，资本的肆虐。不管什么时候，资本的威力都难以阻挡。美国的制度对政府的权力有很完备的监督机制，也就是成功地把公权力关进了笼子，但是对资本这匹贪婪的野马还没有套上合适的笼头。资本当然是不能关进笼子的，否则经济就死了，但是需要让它遵循一定的运行规则。自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改良以来，逐渐发展出对资本的约束和规范，但是看来还没有找到最佳的“度”。现在又面临这个问题，美国人自己对美联储的作用争议很大，效率与公平之争也很激烈。特别是现在出现金融创新、虚拟经济日益远离实体经济，这是新问题。金融大鳄索罗斯自己是靠投机起家的，但是它对资本主义有很多批评，他认为美国的民主正在走下坡路，其原因是过度资本化、过度市场化，把不应该推向市场的事物推向了市场，包括媒体、法律（律师不应该有这么高的报酬）、教育、医疗，这样就很难维持公正。这是他的观点，所以他搞的基金会，就要改善这种状况，但是力量是很微薄的。

其二，舆论监督力量可能削弱：美国有强大的独立于权势的媒体，对于监督权势、揭露时弊、制约腐败起了很好的作用。但媒体本身不受监督，在市场化中一些大电视台和报业集团本身也变成了利益集团，成为一种权势，有“第四种权力”之称。它本来应该代表社会良知来揭露丑恶现象，但这方面的机能慢慢让步于市场的利益。例如对广告的依赖，为提高收视率，需要媚俗，在左右公众舆论方面，不一定起很公正的作用。比起半个世纪以前，说媒体堕落，可能言重了，但媒体承载社会良知的精神正在走下坡路。怎么能使媒体摆脱利益的控制，成为一个真正的超脱利益、代表社会良知的集团，是当前新闻自由的国家，包括美国，面临的问题。现在网络出现，代替以阅读为主的纸媒，可能改变整个游戏规则。这当然不是美国一国的问题，全世界都面临这个问题。不过美国原来媒体起到的推动社会改良的作用可能要打折扣。

其三，自20世纪70年代之后，两极分化逐步加剧。即使在经济繁荣的年代，贫富距离也不断扩大，下层人民的生活较少改善，更不用说经济危机的年份。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资本可以向廉价劳动力的国家流动，无形中削弱了本国工薪基层的谈判力量，在美国的民主制度中，遏制金钱对选举的作用始终是不断改革的课题。百年来为此通过各种法律、规则，对企业、团体和富豪的政治捐款做出种种限制，力度还是不够，而且最近在共和党右派的影响下还有倒退的趋势。特别是2010年的最高法院以微弱多数的一项裁决，几乎废除了过去大多数对巨额政治捐款的限制。这是严重的倒退，尽管这项裁决是以“宪法第一修正案”为说辞，把公司宣传和个人言论自由放在同等位置，从而认定不能限制公司在选举中为宣传付出金钱，实际上这是强词夺理。这里的细节比较复杂，现在不详细说。自进步主义时期以来，通过有关这方面改革的法律时，早已就这个问题辩论过，并已有了答案。这一倒退对美国民主制度和政治文化都有破坏作用。它的负面影响还将陆续显示出来，可以说使美国的民主制度劣质化，会达到什么样的严重程度，什么时候会有所扭转，现在无法预料。我认为现在美国需要类似20世纪初那种比较大规模的、深刻的改革。这对美国制度是新的考验。今后的持续发展取决于它本身的纠错机制是否还会持续发挥作用。

四   对外关系

总的来说，美国自立国以来，是随着力量的壮大，不断地扩张，先是在美洲大陆，经过一战、二战，逐步涉及全球事务。真正在世界舞台上唱主角是在二战以后，由于它的国力强盛，再加上它自己没有经历过战争的蹂躏，就有了非常优越的条件。所以自二战后，美国就成为世界上最强盛的超级大国。当时虽然有两个超级大国，现在回头来看，即使在苏联垮台之前，苏联的综合国力也从来没有达到过美国同等水平。

关于国际影响，除了前面已经讲过的之外，再补充几个特点。

一是文化影响。

以前没有讲到的是美国对外的文化影响，也就是所谓“软实力”。我是反对“文化侵略”这种说法的。一般说来，文化流动、文化渗透是自然的过程。除了像日本武装侵略中国后，在占领区强迫学日文、改教科书等，这种情况可以说是文化侵略，因为它是以武力为后盾，完全强迫的。除了这种特殊情况，外来文化只能是渗透，要是有先进的文化能够渗透进来，也没有什么不好。文化如水，其自然流向是高处往低处流。

以中国为例，从19世纪末，就有一些洋人来办学，都是私人的，有教会的有个人的。办中学，最初的女校也是英国人来办的。欧洲其他国家也在中国办学，到20世纪主要就是美国。开始这些洋人办的学校校长多半是洋人，教员洋人也较多，当然中文是中国人教。到北伐之后，1928年，国民政府有一个政策，就是教育中国化，所有洋人办的学校，要求校长和主要的领导都是中国人，并且设立中国人组成的董事会来管理学校。当时包括美国在内，都服从这一政策。比如说清华大学，原来是留美预备学校，后来就变成了国立清华大学。协和医学院的院长也换了中国人，等等。这些洋人服从中国的政策，开始把学校交给中国人来管，但是他们并没有因此撤资，并没有像后来苏联与中国闹翻以后，就把援助和专家全部召回。当时国民政府的政策并不是敌视外国。原来的经费，比如像庚款办学的教育基金会都还在，外国并没有因此不出钱。比如燕京大学，每年都还到美国去募款。还有像上海、天津等地都有教学质量很高的“工部局学校”（英国租界当局创办的），后来也交给中国人管了。所以我觉得在文化教育方面，总的说起来，西方对中国的贡献还是很大的。

当然，文化影响与经济、政治、军事的综合实力分不开。例如语言，直到20世纪上半叶，国际通用语言还是法语，那时西方人，包括俄罗斯人，法语水平几乎成为衡量一个知识分子文化修养的标准，法国人基本上不说外文。英国固然强大，但是英语的普及还是多半为商业和实用，英国知识分子还得会法语。但是后来，英语很快就占了上风，现在几乎成为世界通用语。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与美国的世界地位分不开。而且原来英语的标准发音是英国腔，所谓“国王英语”、“牛津英语”，美国腔被认为不入流，但是现在“美语”实际上已经在全世界普及。这与语言本身的优劣没有关系，还是与国力有关。美国的好莱坞电影、快餐文化风靡全世界，一是它符合现代社会的大众需要，二是与它的商业推广能力分不开。它既迎合了大众口味，又培养了大众口味，成为一种循环，形成不可阻挡之势。但是，归根结底还是必须有受众自愿接受，而不能强迫。这种影响正负两方面都有，如何选择，在于接受方自己的能力和水平。

更重要的是美国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仍然在全世界首屈一指，吸引各国优秀学子，又培养优秀人才，形成良性循环。这是最大的“软实力”。

二是美国“领导”意味着什么？

美国最喜欢说它领导世界。“领导”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指令性的，我是你的领导，你得听我的，把意志强加于人；另一种是客观上引领世界新潮流，就是在很多问题上走在前面，别人不知不觉就跟着它跑了。我称前者为“恶性领导”，后者为“良性领导”。

关于引领世界新潮流，应该说从19世纪的后半叶到整个20世纪，绝大多数人类划时代的新发明、高科技都是从美国来的，包括电力、电话、电报通讯、汽车、飞机、核能的利用以及数字经济，等等。发明创造的人是来自四面八方，但是做出成绩是在美国，这应该算是美国对世界做出的贡献。另外，在二战时打败法西斯的过程中，它做出了贡献。在战后有些国家的恢复和建设，它也做出了积极贡献，没有任何其他国家有这个能力和眼光。

另一方面，我认为美国在两方面可称为“恶性领导”：一是它用武力干涉别国的内争，不论其推行民主的说法是真是假，民主的本质应是自愿的，而不是外力强加的。思想文化影响，促进“和平演变”，都无可厚非，但是直接出兵进行武装干涉，客观上给有关国家的人们带来的灾难多于福利。具体事例前面已经提过。二是它带头搞军备竞赛。现在各个国家的武器库，那么多先进的武器，如果真用于战争，足以毁灭地球不知多少次，放在那里不用，不久就是废铜烂铁，浪费巨大的人力物力。美国在这方面的“领导”作用难辞其咎。在美苏争霸时，也许还有一个借口，有所谓“囚徒困境”的心理，谁也不敢带头退让。但是在苏联解体后，它没有任何理由再继续加强军备。实际上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已经同美国达成削减武器的协议，这是第一次真正的减少军备的协议，以前的协议最多是限制发展的水平。后来苏联解体，更失去竞争能力。如果美国在那时候，能够带头削减军备的话，现在的情况会很不一样的。但是它采取了相反的战略，而是抓紧机会，努力维持它唯一的超级大国的地位。所以我认为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对于世界所带来的最负面的影响，是带头搞军备竞赛。这个动力扎根于它的体制之中，就是当年艾森豪威尔指出的“军工复合体”，实际上是一个很重要的利益集团，想减也减不下来了。这个利益集团总要制造外部对美国威胁之说。这是美国对世界最大的负面效应。

三是今后美国的走向。

今后美国更重要的困难在国际上，因为它在国际上管的事情太多了。无论哪届总统，无论是鹰派、鸽派、自由派、保守派，都不能脱离美国万变不离其宗的目标，就是要保持领导地位，要在国际上做一个遥遥领先的国家。无论世界哪一个角落发生问题，与美国都有关系，这似乎是它摆脱不了的责任，而且别的国家对它也这样要求。比如过去卢旺达发生大屠杀，美国起先干预了，后来美国军人在那里也被屠杀，死得很惨，克林顿总统就决定撤兵。后来此事一直受到谴责，美国人觉得是对卢旺达人欠了良心债，这是克林顿总统一件不光彩的事情。它现在已经是欲罢不能了，再加以根深蒂固的执政理念，有一派人认为美国是无所不能，它在全世界很难收缩。但是现在世界事务如此复杂，与冷战时期敌友分明大不相同，所以我觉得在国际事务中美国会容易陷入困境，处理不当，对世界也会造成祸害。

今后美国的领导人会不会还要犯类似的错误？但不管怎么样，他还会遇到很多这样的问题。比如埃及有问题了，突尼斯、巴林、中东这一片都在发生动乱，现在奥巴马对于支持哪一边，怎么样干涉还是不干涉，他是两头为难。我们国内有一种说法，好像这些事都是美国人在背后耍阴谋搞起来的，这不准确。第一，把美国人看得太高明了，无所不能，他想干什么就能够在别的国家发动一场革命。第二，对他有什么好处呢？埃及的穆巴拉克原来跟美国的关系是非常好的，它把他搞掉了有什么好处呢？埃及的乱局对它并没有好处。突尼斯也是这样，这一片乱起来以后，将来掌权的人，到底对美国什么态度，现在还很难说。所以只要哪个国家发生动乱就说是美国在后头搞的，这是我国某些人的习惯思维方式。拿这种思维方式来分析国际局势，是会犯错误的。我现在想说的是，美国没那么大本事，自己的问题也很多。但是这些地方乱起来后，它不能袖手旁观，而且要力争局势向有利于它的方向发展。所以现在对它来说，这也是一种考验，对它的政治智慧、对它的外交手腕、对它的判断力等都是考验。

还有一个就是在经济上，它原来主张自由贸易，但当自己遇到困难时，就会采取保护主义。如果美国短视的保护主义占了上风，对世界不利，对它自己本身长远也不利，甚至会引起进一步的衰退，可是这个诱惑力是非常大的。因为在位的领导，或者国会中某一个利益集团的代表，很容易会采取短视的保护主义措施。如果有关国家也采取报复措施，就会发生贸易战。在当前国际经济相互依赖很深的情况下，谁采取保护主义，从长远来看都是损人不利己的。保护主义在美国是否会占上风，还有待观察。

总之，单从国内来讲，美国还不会衰落。但在国际上它不可能像以前那样为所欲为了，如果处理不好的话，它会陷入不利的困境，霸权削弱是可能的，但美国仍握有遥遥领先的超级综合实力。它如何运用这一实力，与世界其他力量的博弈是良性还是恶性，对人类的祸福将产生重要影响。

第十讲 美国与中国

中国有现代意义上的外交，是从英国炮舰轰开门户开始，也就是从缔结不平等条约开始。以后的百年中与世界列强打交道，无论是文斗还是武斗，中国经常处于劣势，受屈辱和受损害。但是把一部近代史完全说成“帝国主义侵华史”也不准确，事实是中国近代史的进程同时是现代化的进程，而这也是与外国的影响分不开的。现在单讲美国。

一   简单的历史回顾

相对而言，在列强中美国对中国的损害较小，而中国从对美关系中获利较多。当然，在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这一关系实质上也不可能完全平等。现在举几个历史节点说明两国之间正负两方面的关系。

“中国皇后号”，1784年。这是美国派到中国的第一艘商船，距美国独立只有八年，从此开始中美贸易，尽管贸易额有限，但是发展很快，不久美国就超过法国、荷兰、葡萄牙等国，成为仅次于英国的对华贸易第二大国。直到中英鸦片战争前的几十年中，中美贸易基本上是平等互利的。美国商人比其他列强更遵守中国法规，态度也较和善，受到中国人欢迎。中国从中收获大量黄金白银。

《望厦条约》，1844年。鸦片战争以后，美国追随英国，逼迫清廷签订《望厦条约》，其实质就是英国得到的利益美国也要享受，例如通商口岸等，其中最重要的不平等条款就是“领事裁判权”。延续到“门户开放”政策，美国一直沿用这种模式，就是列强在华得到的特权，它也要分享。这是中美之间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蒲安臣条约》，1868年。这是中外关系史上独特的、很有意思的事。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1820—1870）原是美国林肯总统派往中国的公使。当时中国在美国已经有大量侨民，包括华工，有许多事务需要交涉处理，美国一再敦促中国派出驻美领事，但是清廷还是天朝大国思想，认为“皇帝抚有万民”，顾不上区区在海外的几个“游民”，实际上也缺乏人才和经验，用俗话来说就是感到“憷头”。但是有此实际需要，特别是蒲安臣一力劝说，清朝见蒲安臣态度开明，对华友善，就干脆决定任命他为中国钦差大臣，率领中国官员出使各国，首先是美国。这样的事在外交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这点上清廷特别开明。蒲安臣欣然接受，美国政府也没意见。他果然不负使命，在美国发表演说，宣传中国的文化和中国爱好和平，倡导平等对待中国，又代表中国与美国政府谈判，维护中国的合法权益，于1868年签订了《中美续约》史称《蒲安臣条约》。这是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与外国签订的第一个平等条约。内容规定的相互之间的权利义务都是对等的。最重要的是，为中国在海外保护侨民提供了法律依据。当然这一条约也符合美国利益。

《排华法》，1882年。前面的《蒲安臣条约》签订的时候，大批华工到美国，从事建造铁路等工作，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美国当时正需要劳动力，所以对中国保护劳工权益的条款没有异议。不过华工都生活在底层，在白人至上的气氛中受了不少歧视，法律也保护不了。后来，美国大批解放了的黑奴成为自由劳工，也是做最底层的苦力，就发生劳动力过剩，与华人争饭碗，加以美国经济发生危机，失业率升高，就开始排斥移民。它不排斥欧洲移民，主要排斥亚洲移民，这里面也带有一定的种族色彩，而华人首当其冲。《排华法》（the Exclusion Act）通过之前，冲击、迫害华人的事已经层出不穷，有了这一法律，就变本加厉，形成大规模排华浪潮。那个时期的报刊也大力丑化华人。这件事成为中美外交中一个严重问题，虽经中国多方抗议和交涉，美国不但不收回，国会还多次通过决议延长这一法律的有效期，直到1905年引起中国大规模抵制美货的抗议运动，引起美国政府注意，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就这件事发表讲话。他一方面仍然肯定限制中国“苦力”入境是必须的，另一方面又说要对中国商人、留学生以及官员等友好对待。实际上，《美国移民法》的一贯精神就是视本国需要区别对待，欢迎人才和财富（所谓“投资移民”），对于劳工则根据国内经济发展和需求情况时松时紧。只是在那一段历史时期，中国大批移民都是劳工，问题显得特别突出。

八国联军与庚款办学。八国联军侵华事件是昏庸的慈禧当政的清朝进退失据造成的后果，并不是必然要发生的。联军进入中国，其实攻陷北京时包括技术人员，一共不到三万人（人数说法不一，一说只有一万六七千人），中国就那么不争气，这点人都打不过，“天朝”竟然放弃首都逃跑，叫做“御驾西狩”。这段历史众所周知，不必多讲。只讲美国，参加八国联军出了2100人，大概真正参加过侵略中国的，就这一次。美国当时的政策就是怕被落下，怕亚洲这块肥肉被其他国家抢去，所以也得派人，不然就没它份，是“me too”政策的延续。八国联军退兵后，《辛丑条约》的赔款，美国分到了7%，连本带息（因为中国是分期付，所以有利息）约三千多万两银子。然后就按照它自己算出来的损失，比如烧教堂、杀美侨、赔偿家属等，把这些损失算了以后，觉得用不了这么多钱，还剩下一千多万两银子，就把这一千多万两银子退给中国办学。这里面也有当时中国外交官的争取和交涉的功劳。主要是当时美国的决策者有感于中国人的仇洋情绪强烈，认为培养了解外国的中国知识分子，有助于化解仇恨，促进和平交往，对美国长远有利。这一举动也带动了英国和日本，后来也退回部分庚款办学。例如清末民初“官费”留学日本的部分经费来源就是日本退回的庚款。庚款办清华，以及用庚款留学的学生后来对中国现代化的巨大贡献，大家都知道，不必多讲。

门户开放原则。1901年，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这是美国关注美洲以外事务的开始。这项政策主要对象是东亚，特别是中国。其核心原则是两条，一是利益均沾，一是保持中国主权完整，就是说不能让各国把中国给瓜分了。那时的清皇朝已经摧枯拉朽，非常软弱，无力自保。比如西南是法国的势力范围，江浙一带是英国的势力范围，东北是俄罗斯的势力范围。美国是后来者，要求大家一起做生意，所谓“门户开放”，不是针对中国的，因为中国门户已经开放了，主要是针对其他列强，要它们不能把自己的势力范围视为禁脔，对别的国家关门。最主要是针对俄罗斯，那时还没发生日俄战争，我国东北是沙俄的地盘，美国反对它独吞东北。门户开放政策，当然是从美国的利益出发，但客观上维护了中国的主权完整。那时清朝自己是没有什么抵抗力量的。1980年代，我国学术界开始思想解放，有过一场对“门户开放”的辩论，因为传统的标准说法一直认为这是美帝国主义参与对中国“割地狂潮”的政策。而有些学者认为相反，这在客观上遏制了列强对中国的瓜分。这是指“客观上”，至于它是为了自己的利益，那是当然的、不言而喻的。没有哪个国家的对外政策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不能用“好心”或“坏心”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每个国家在国际上的政策都是根据它自己的国家利益制定的，一切国家概莫能外。在国际关系中如果有哪个国家的政策是完全无私的，不考虑本国利益，要么是在说谎，要么这个政府根本不合格。如果违反了公认的国际准则损人利己，甚至发动战争，那当然应该受到谴责。所以谈到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主要看客观上对中国的影响，有时对它最有利的恰巧客观上对我们也有利。

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1820—1872），1862年7月作为清政府接纳的首批外国公使之一入驻北京，后又被任命为中国使节出访欧美。Julian Vannerson拍摄。（美国国会图书馆）

海约翰（John Milton Hay，1838—1905），美国外交家、政治家，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成熟、最有作为的国务卿。他在英国支持下，宣布门户开放政策。（美国国会图书馆）

插图描绘的是排华运动中，山姆大叔的铁皮靴将一个中国移民踢下码头。该图片通过不同的画面，丑化了中国移民如何移民到美国的不良形象。（美国国会图书馆）

梁诚（1864—1917），原名丕旭，字义哀，号震东，广州市海珠区黄埔村人。他曾担任晚清驻美国公使，并代表清政府出访美洲多个国家。他曾为中国争回部分庚子赔款，并把多余款项用于教育，在清华大学的建立中起了很大作用。（CFP）

容闳（1828—1912），中国近代史上首位留美留学生，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图为中国留美部分幼童合影。（CFP）

赛珍珠（Pearl S. Buck，1892—1973），美国女性作家。1932年凭借小说《大地》（The Good Earth），成为第一位获得普利策小说奖的女性，193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1962），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外交官。1919年起任燕京大学校长、校务长。1946年任美国驻华大使，1949年8月离开中国。（CFP）

威尔逊总统与巴黎和会。1919年，巴黎凡尔赛会议。在青岛问题上，美国威尔逊总统一反其宣扬的公平、正义原则，为了争取日本加入“国联”，偏袒了日本的无理要求。这件事让本来对美国有好感的广大中国人，特别是知识精英，遭受一大打击。刚好此时发生俄国十月革命，列宁宣布要归还沙俄根据对华不平等条约侵占的土地（实际上当时那些土地不在他管辖范围，后来苏联也从来无意兑现），中国的大批精英、爱国先驱，像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向左转，以俄为师，孙中山也采取联俄政策，对美国的失望是重要原因。后来，1922年华盛顿会议上，经过中国外交官的力争，美国态度有所转变，青岛归还中国的问题得以解决，尽管是有条件的。从美国历史学者的角度看，这件事在中美关系史上似乎只是一个小插曲，而从中国人的角度看，这件事对中国关键时刻的历史走向却影响深远。

抗日战争。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前期美国恪守中立。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通过了一个《中立法》，主要是说世界上其他国家之间发生冲突或战争，美国不介入，保持中立。所以在中国抗日战争的前期美国采取了中立的态度，而且实际上略有利于日本，因为它还卖给日本战略物资。后来经过中国一再争取，在不违反《中立法》的前提下，对日本采取了一些手段，例如不向日本出口某些战略物资。1941年珍珠港事变以后，美国和中国就共同抗日了。特别在抗日战争后期，美国起了很大作用。很多人认为，假设日本没有打美国，没有袭击珍珠港，美国就没有理由参战，最多也只能在经济上有限地支援中国。不过在珍珠港事变之前，1941年7月，陈纳德就以退伍军人的身份组织“飞虎队”，作为志愿者支援中国。大家都知道，在那之前中国没有空军，日本对重庆的大轰炸，意图摧毁中国全民的抗战意志，中国人除了跑防空洞之外，别无他法。所以美国“飞虎队”的出现，是雪中送炭。到美国正式向日本宣战之后，“飞虎队”就由非正式转为正式的军队，为中国培养了空军战士，最重要的是开辟了经过喜马拉雅山驼峰的运输线，打破了日本对中国物资运输的封锁。美国的空军战士也在中国牺牲了不少。现在南京还有一个空军烈士纪念碑，这是很特殊的一个纪念碑，把当时所有牺牲的空军战士的名字都写在上面了，有很多美国人的名字。1943年在抗日最艰苦的时候，宋美龄到美国巡回演说，宣传中国的抗日战争，这次效果很好，引起广大美国人同情中国抗日，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也加强了美国的援华力度。所以对于中国抗日战争，特别是后期，应该说美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当时不管共产党还是国民党，与美国的关系都是很好的。

废除不平等条约。1943年，美国为争取和鼓励中国抗日，带头废除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与中国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所以抗战胜利以后像上海、天津、武汉这些城市就没有租界了，原来的外国路名都改成中国名字。与此同时，顺理成章地取消了“领事裁判权”（或称“治外法权”）。在这点上，美国是起了带头作用的，当然也是当时国民政府外交努力的一大成就。美国提出之后，英国也就同意，至于其他的国家如德、意、日是战败国，当然更没有理由保持特权。所以战后的中国至少在法理上，一扫晚清以来的屈辱，成为国际社会中平等的一员。

1919年5月27日，参加巴黎和会的“四巨头”，从左至右：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意大利国务院总理奥兰多，法国总理克列孟梭，美国总统威尔逊。（美国国会图书馆）

1941年8月1日“中国空军美国志愿航空队”正式成立。司令部设在昆明，司令员为陈纳德。这支被中国人称为“飞虎队”的志愿航空部队，在对日军航空兵作战和保卫滇缅公路的战斗中屡建奇功。（CFP）

联合国与中、美。二战后成立联合国的最初设想和蓝图，就是罗斯福提出的。每次大战之后，人们总是希望以后能避免战争，保持永久和平，所以要有一个国际机制。《联合国宪章》草案的制定过程是罗斯福先根据《大西洋宪章》的原则，并吸取一战后“国联”失败的教训，提出一些原则，让国务院有关官员写出草案，先同丘吉尔商定，然后再把斯大林请过来，三家一起确定，于1944年在华盛顿的敦巴顿橡树园举行会议，发表《华盛顿联合国家宣言》，然后再请中国驻美大使顾维钧签署。事实上，中国当时发言权很少。美英苏三家激烈地讨价还价，开了一个月会。由于当时苏联和日本还有互不侵犯条约，不愿公开与中国一同开会，以免引起日本的疑虑，顾维钧只能等在会场外，由美国人向他透露会议的情况，还不许他向国内汇报。直到最后三天顾维钧才进入会场，苏联退出。中国代表除了提些无关大局的“补充建议”外，只能在人家已经议定的文件上签字。次日，其他22个反法西斯阵线的参战国代表再签署。从这一程序可以看出战后国际社会的主导国家已经十分明显。但是后来联合国的发起国有中、法，同时也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成员。法国是丘吉尔力主包括进来，而中国原来英苏都不同意，是罗斯福力排众议坚决拉进来的。

也是在美国的坚持下，参加1945年旧金山联合国成立大会的中国代表团要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以体现中国是一个全面统一抗战的国家。蒋介石只好同意，所以董必武作为共产党的代表参加了中国代表团，并与其他代表一道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

因此，中国作为联合国的发起国和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是美国力争的结果。另一方面，在雅尔塔会议上，美、英迁就苏联，背着中国同意损害中国主权的条件，包括外蒙古独立，也是众所周知的。

文化教育。我个人认为中国自从向西方学习以来，不管是英国也好、法国也好、美国也好，对中国的现代化起了很大作用。早期是欧洲国家先进来，而自20世纪以来，美国的影响最大。

我们谈到与一个国家的关系时，往往把民间与政府混为一谈。实际上民间的活动有时可能与政府的政策相吻合，而常常是独立于政府的。例如美国私人、教会以及公益基金会对中国的教育、文化、医疗等各方面现代化的积极贡献，同美国政府关系不大，这点在我国实际上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公平的肯定。特别是教育，一方面是在中国办学，一方面是大批中国留学生带回来的无形资产。中国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以及许多学科的建立，无不得益于美国方面的资助，如第六讲所提到的。在中国抗战最艰苦的时候，洛克菲勒基金会还有一个抢救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项目。这里又涉及动机问题。前面讲到，政府的对外政策是从利益出发，但是民间的活动不一定是利益驱动，特别是公益组织本身就是以“公益”为宗旨，也可以说是利他的。美国民间就有这个传统。

还有一种误解，以为过去洋人在中国办的学校都是非常洋化的，教出来的学生都比较洋，不懂中国文化。事实并非如此，它的学制完全是按照国民政府教育部门制定的，很多教会学校的中文课古文很多，传统文化的内容并不亚于中国学校。燕京大学的国文系就很强。因此不能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是因为西方的教育制度传进来，这不符合事实。我们这代人，都是在民国政府教育底下出来的，许多名牌学校从中学到大学，都是洋人创办的。但这里的中国文化和古典文学，教的都是很多的，比1949年以后要多得多。所以我认为如果说到美国或其他国家，在文化教育方面，中国只有受到好处，并没有因此受到多少的损失，这是一个看法。

二   二战以后及冷战时期

国共内战。二战结束后的初期，美国在亚洲的战略是以中国为最重要的盟友，共同防止日本军国主义东山再起。因此在国共内争中，美国希望避免内战。它的如意算盘是压国民党进行民主改革，吸收共产党代表参加联合政府，并寄希望于主张民主自由的中间势力，所以有马歇尔调停。这是美国一厢情愿，因为它自己是谈出来的国家，而中国的传统是打出来的政权。当时对立的国共双方都握有重兵，一面抢和平旗帜，一面实际上都准备武力解决问题。不论表面喊什么口号，骨子里都不认同民主自由。至于手无寸铁的中间民主势力，能起的独立作用是很小的。这些，美国决策者都难以充分了解。所以它的调停注定要失败。马歇尔来华前期受到共产党的欢迎，蒋介石勉强接受；后期，共产党认为他日益偏袒国民党，对他进行公开批评，而国民党也认为美国逼它实现民主是不了解中国国情，对他实质的支持不够。所以马歇尔调停以失败告终，他前脚走，后脚中国内战就全面爆发。此时美国就片面支持国民党，出枪出钱。为什么呢？因为那时美苏争夺的“冷战”已经开始，“两大阵营”开始形成。就是说如果中国共产党胜利，就会改变雅尔塔格局，苏联的势力范围会大大扩大。当然还有意识形态的原因，美国人本身是反共的，那时罗斯福已经去世了，是杜鲁门执政。尽管他并不喜欢蒋介石，也不看好国民党，但是为了反苏反共，必须支持国民党。所以对于中共而言，美国起的作用就是延长了中国的内战。如果没有美援，大概国民党会更早垮台。而从国民党的角度，美国援助实在有限，半心半意，到后期的“脱身政策”等于抛弃了它们。国民党到台湾之后，逐渐站住脚，美国又出于冷战的需要，继续给予支持和援助，并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但是美国的政策界限是，不支持它“反攻大陆”，同时防止中共武力统一台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起的就是这个隔离作用。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中美建交。

1921年北京协和医学院解剖楼前廊。前排左起第三人为韦尔奇医生，第四人为小约翰·洛克菲勒。（洛克菲勒基金会档案馆提供）

对日政策的转变。在眼看中共即将取得胜利，中国大陆政权易手不可避免之时，美国对日政策有了很大的转变。原来是扶华制日，现在倒过来，扶日制华。这一转变发生在1948年下半年，经过一段时期酝酿，于1948年12月正式形成战略性的政策文件，明确扶植日本以遏制即将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随之而来，对日本的政策措施也相应调整，从压制右派，改为压制左派。放松了铲除日本军国主义残余势力的措施，有的曾经为侵华战争出力的大财团反而成为美国的依靠对象。朝鲜战争之后，随着冷战的升级，美国更与日本结成军事同盟。这一转变，留下很多后遗症，对日本反思侵华战争以及日后的中日关系都留下了不利的影响。详情见第八讲。

朝鲜战争和对华孤立和遏制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即使在毛泽东1949年宣布“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后，美国一部分人还在观望和犹豫，希望还能在中苏之间插进楔子，中国能相对独立。美国国内对华政策争论很激烈，而主张承认中国新政权的一派也还有一定的发言权。杜鲁门于1950年1月发表声明表示台湾问题与美国无关，也就是说，中共如果打台湾，美国不介入。这也是为以后的灵活性留有余地。但是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先以联合国名义参战，紧接着中国出兵，实际上成为中美之间的战争，就完全没有商量的余地了。之后，美国伙同西欧盟国对中国采取遏制和孤立政策，经济上封锁禁运，在美国领导下成立“巴黎统筹委员会”，确定禁止向中国出口战略物资的名单。一直到1970年代初，尼克松决定改变对华政策，才开始放宽，不过直到现在，欧美国家对中国武器禁运还没有完全取消。

中美关系敌对了二十年。但是实际上，这二十年中并非一味敌对。双方在宣传上打口水战，实际上谁也不准备真的再以武力相向。1955年开始中美大使级谈判，尽管达不成协议，只要还在谈，就是一种缓冲，打不起来。现在有些人不了解情况，想当然认为毛主席是对帝国主义强硬的，现在的政府软弱。实际上，毛虽然说了许多大话，在实际行动上对美国还是非常谨慎的。1958年炮打金门时，还有指示，绝对不要打美国军舰。美国飞机多少次擦边而过，有时已经构成侵犯领空，中国方面只是发出抗议，抗议了一百多次，也没有采取行动打下来，这说明毛泽东当时对外还有务实感。到后期，“帝修反”一起反，把自己完全孤立起来，寄希望于“世界革命”，那是荒唐岁月的荒唐事。不过那时主要敌人已经不是美国了。

三   解冻以后

从尼克松访华，到中美建交这一段的历史大家最熟悉，各种著作、文章、媒体谈得最多，这里就不多讲了。

在这之后的这些年，是属于一种既有摩擦又有交往，实际上是关系越来越紧密的过程。中美正式建交正好与中国的改革开放相吻合。按道理讲，中美之间应该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不断摩擦、磨合的过程中，若从战略趋势上看，粗略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差不多每十年一个阶段。

第一阶段，双方走到一起的最大战略因素是对“苏联威胁”的共识（姑且不论事实上是否成立）。中国改革、开放、稳定、现代化需要美国；美国认为一个稳定的、朝着改革方向发展、对美友好的中国符合美国利益。中美两国在处理国际共同关心的问题和热点问题上合作多于对抗。不论在台湾问题以及其他具体问题发生怎样的摩擦，最大的前提是，中国力量还很弱，中美贸易是中方逆差，所以美国对中国没有戒心。意识形态和制度当然存在分歧，但是美国认为中国的改革正向着它所期待的方向前进。相对于苏联、东欧而言，中国要开放得多，民主改革似乎希望更大。

第二个阶段，1989年以后，形势突变。苏联威胁不复存在，天安门风波使中国政府成为国际谴责对象，人权问题成为中美关系中长期的焦点。取消“最惠国待遇”问题，连续好几年留在国会的议程上。中国方面又把“和平演变”问题突出出来，把美国看作是对现政权的威胁。这种情况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后有所改变，由于经济继续开放，而且对外资给予优惠待遇，双方在经济利益上又有了共同点。我套用白居易的诗句，说美国“商人重利轻人权”，在有生意可做、有利可图的情况下，人权问题淡出。1994年克林顿政府决定人权问题与最惠国待遇问题脱钩，第二任内实现了两国首脑互访，我称之为“第二次关系正常化”。

第三个阶段，进入21世纪，又出现了新问题。美国现在不再担心中国，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却担心中国实力强大。也就是说，中国加快经济发展的步伐不一定被美国认为总是符合美国的利益，而要加以防范。中美贸易中国持续出超，一直是美国政界做文章的题目，从而引申出人民币汇率问题等。特别是2008年西方出现经济危机，看起来中国经济一枝独秀。而中国的主流舆论也多所吹嘘，似乎将同美国并驾齐驱，甚至要取而代之——指超级大国地位。特别是现在网络发达，在网上的极端国家主义情绪表现得比较强烈。这样，更加引起国际上的疑虑。美国加强对中国的防范，这是近两年来出现的新问题，今后也将如此。所谓“中国威胁论”，在相当一部分人中有市场。军事冲突可能不会发生，但是军事因素进入两国矛盾之中，是自中美建交以来的新情况。冷战结束以后一段时期，美国陷于中东，顾不上中国。最近以来情况有所改变。奥巴马政府开始重视东亚，对西太平洋加强军事存在，尽管一再声明说不是针对中国，事实上当然最主要的对象就是中国。现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海上岛屿领土之争又凸显出来，这些国家都要拉美国作后盾，美国也顺水推舟，不论在外交辞令上如何说法，实际上主要还是防范中国。不过到一定程度之后，也不会走得太远。它不会真的愿意看到这个地区发生军事冲突。这种形势比较微妙，今后一段时期大约不会有根本性的转变。

中美之间长期以来的台湾问题，现在反而有所缓和，这与台湾本身的变化有关，它对美的依赖程度减弱，对大陆的敌意和恐惧也降低，当然跟北京方面的和平政策也分不开。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可以做的事情也不多，当然军售不会停止。不排除将来某一时刻，发生一件事，矛盾又上升。总的说来，台湾作为中美之间摩擦的一个因素，现在正在降温。

一种畸形的新关系。中美之间又有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关系：既相互防范，又相互依赖，而且这两个方面都在加深。在“依赖”方面，除了看得见的经济关系外，中国对美国还有一种隐性的畸形依赖，就是不可遏制的、急剧增长的向美国移民潮。与早期的苦力和后来的留学生不同，现在是以权贵、富豪家属和各类精英为主，与此同时流入美国的中国财富不计其数。另一方面，中国官方却保持对美国思想文化的警惕和敌视，主流宣传不断否认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和平演变”、“阴谋论”的宣传丝毫不减，军方也不时发出强硬的言论，这种宣传同权贵、富豪、名流带头用脚投票的现实成鲜明对比。美国方面也对这种形势抱有复杂的心态，时不时地出现所谓“技术间谍”的指控，还有对正常的商业投资、并购等横加压制，等等。但是从实质上讲，这种形势更有利于美国，因为人员、财富是实在的，而口头上对价值观的说法是空的，而且后者主要针对的是国内的中国人。这样一种状态将导向怎样的实质关系，还须观察。

我认为对中美关系而言，今后决定性的因素是各自内部的发展，现在各自都面临困难和拐点，当然是在不同发展阶段。如何过好这一关，对两国关系起重要的影响。在应付内部矛盾的过程中，双方都很容易把对方作为替罪羊，制造舆论，毒害空气，从而形成恶性循环，这是需要警惕的。

四   中国人如何自处？

既然已经开放，跟世界有这么多的交往了，中国人首先应该采取冷静、客观、理性的态度，不管对哪个国家，对外部世界，都该采取这样的态度。

中国人多少年来常常以某个国家与我的关系来决定对它的判断，关系好就多看优点，关系坏就把它看得一无是处。这有碍于我们真正了解外部世界和学习别人的长处，扬长避短。有一种说法：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仁人志士都向西方学习，但是发现老师怎么总是打学生呢，就不向西方学习了，于是以俄为师。这种说法在事实上、逻辑上都有问题。事实上，俄国这位老师也不见得不打学生，而且还没有做出好榜样。逻辑上，老师打不打学生，是他的事，他越打你越应该想想他到底长处在哪，更应该设法把别人的长处学过来，我为什么打不过他。何况他如果批评你，不一定就是要打倒你。林则徐还提出过“师夷长技以制夷”，至少他还有这样的见识。武侠小说里也有，看到别人有绝招，就千方百计要学过来，不能说由于他的态度敌对就不学了。这一点日本就做得很好。日本是最能够向别的国家学习的，所以才能够在如此不利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美国是得天独厚的，日本的自然条件正好相反，但它能够通过向别人学习长处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我觉得，首先就是冷静客观地对待一个国家，而不是感情用事。

另外，中国人长期以来有一种情节：五千年辉煌，一百五十年屈辱。老是想当年我们多了不起，而从鸦片战争以来我们又如何受外来压迫。过了这么多年，依然把一切问题归咎于外国，排外被认为是爱国，主斗就是英雄，主和就是卖国。现在中国国力开始强大了，GDP总量都超过日本了，实际上人均收入只有日本的十分之一，但是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有一种虚骄之气。自省的、理性的声音经常遭到骂声一片，动不动就给扣“汉奸”的帽子。这种态度恰恰是弱者的表现，有害于我们自立自强。把自己所有的缺点，就是我们发生的坏事情和国内的问题，都怪在外国人身上，这是一种很没出息的表现。

所谓“境外敌对势力”也被滥用。把自己国内的问题，由于社会不公而出现的不平之鸣，都说成是“境外敌对势力”策动的。例如那么多人上访，难道也是“境外敌对势力”鼓动的？这“境外”何所指？香港都已经回归了，难道也算“境外”？所谓“××亡我之心不死”，我不知道到底怎么个“亡”法，“我”指的谁？是全体中国人吗？如果是指中国改革向何处去，今后采取怎样的制度，这是中国人自己必须做的选择，涉及中华民族的前途。即使美国希望施加影响，向着与美国相近的民主制度发展，也不会使中国“亡国”。外国舆论如果批评中国，也可以采取“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一个国家不会被骂亡掉的，也不会被“唱”衰的。比如说，我们连国家领导人都公开承认，现在最危险的问题是腐败问题。这和境外敌对势力一点关系都没有，而且人家还很怕你的腐败。现在我们有输出腐败的趋势，因为别人要来跟你做生意。比如像美国，它是有《反海外腐败法》的。就是说美国公司在外国做生意，不能为了抢生意赚钱就去行贿。美国派到外国的公司，如果在当地有腐败行为的话，是要受国内法律制裁的，负责人要受到处分。过去中国还没有开放，同美国没有生意往来。那些亚非国家的生意规模还比较小，美国即使丢掉几笔生意还不会有太大的关系。可是现在和中国做生意规模很大，各国竞争也很激烈，而中国的潜规则众所周知，是很厉害的。这就使得他们非常为难，也发生过几次问题。跨国公司在中国的代理人常常用华裔，因为他们熟悉中国文化，他们迁就了中国的潜规则，结果就触犯了美国的法律，只好调回去受处分。后来美国又会同好几个欧洲国家都通过了类似的法律。据我了解他们现在还是很重视这个问题。就是跨国公司派驻中国的负责人，每年都得写一个报告，说明没有触犯这个法律。但是如果百分之百严格遵守的话，几乎寸步难行。所以后来美国又专门通过了补充条例，详细规定在什么情况下可以通融。例如，为了催办某项批件，作为“润滑剂”可以请客吃饭，或送一定的礼物（还规定限额），不算犯法，等等。我举这个例子是要说明，我们国内有很多非常严重的问题，是对自己的发展起着真正的阻碍作用的，都怪不了别人，而且还有腐蚀别人的危险。这事一点也不光彩。所以我觉得中国人，看国际、看国外，如不好的就别学，好的就老老实实学习，也就是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才是正确的态度。把外国都骂倒，然后再骂倒国内主张理性对待外国的人，貌似爱国，其实是祸国。动摇不了霸权主义一根毫毛，只有祸害自己。我特别强调，中国人特别是觉得自己强大起来了，就更加要注意克服虚骄之气和狭隘的国家主义。我们的主流媒体很喜欢夸耀国力，或有选择地、断章取义地转载外国人吹捧中国的话，这会误导公众。中国过去的仁人志士都是有很深的忧患意识，而现在改革开放以后起来的一代人，忧患意识比较少，对实际国情缺乏了解，这是很危险的，但是这不能怪年轻人。

还有一个对历史发展的看法，我们不是提倡“以人为本”吗？衡量一个国家是否进步、是否值得学习，主要还是看它的普通百姓过得怎么样，而不是看它在外边多么耀武扬威。例如英国本来是“日不落帝国”，后来殖民地都独立了，它的经济力量也不再是世界第一，于是就变成“二等国家”。但对英国百姓来说，毫发无损，还是过得很好。人民的福利有增无减，作为文明国家，还是属于世界先列。那些原殖民地独立以后，和英国关系还是很不错的。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和一些非洲国家，英国还可以和它们交往，帮助它们发展。有的国家还不愿意脱离英联邦。又比如荷兰，它曾经是海上霸权国家，后来不行了，不再称霸。但是荷兰人是最自由最幸福的人民之一，包括在平等和福利方面是走在前沿的。而且它总是在很多问题和观念上领先，比如说安乐死，荷兰是第一个通过安乐死法律的国家，说明它的国民教养和道德水平已经达到可以这么做的程度，而它就是个小国。中国已经是一个大国了，有这么多的人口，这么大的幅员，用不着争取做大国。但是怎么使13亿中国人过领导人所说的“有尊严”的生活，享受充足的公民权利，还是我们需要大力奋斗的目标。根据这个标准，中国在国际上能排得上名次吗？从实际综合国力上来讲，特别是精神资源上，在可持续发展上，中国是远远落在后面的。不管是比美国还是比其他的中等国家，都还差得很远，要做的事情很多。大力歌颂“盛世”，给人虚幻的印象，无助于我们自己埋头苦干努力解决自己的问题。

附 录

附录一 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1]

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

答：总的来说，中美关系解冻之前，美国主流意识形态是反共的，将中国和苏联看成铁板一块，对中国的报道当然负面的居多。不过也有左派或中左的报刊观察中国的角度有所不同，只是影响较小。除了极短暂的麦卡锡主义时期，对中国的各种不同报道都有出现。

由于当时我们国内的消息都是严密封锁的，除了《人民日报》等少数中央级的报刊外，其他报纸均不允许出境。所以美国媒体报道中国的素材，绝大部分是二手材料。不过他们的信息大多来自设在香港以及中国大陆周围的观察站，在那里通过各种渠道也能收集到大陆大部分报纸。当信息不足时，他们只好分析、猜测。后来我们改革开放之后，报道也逐步变化。不过与其说是他们的报道变化，不如说是中国自己发生变化。

尼克松访华是西方媒体报道中国的转折点。当时跟随尼克松来华的记者多达二百多名，美国三大广播公司的记者都随访来华。我们从来没接待过那么多记者，有关部门还有些犹豫。周总理说，记者多也没关系，毕竟他们要报道中美解冻和随行看到的情况，不可能比以前的更坏。后来事情的发展验证了总理的判断。随行记者们果然大多讲了中国的好话。他们来之前都知道中国爱国卫生运动，“除四害”，就有记者注意到中国果然没有苍蝇（笑）。当然他们所到之处都是十分干净的，而且那是冬天。事实上，那是“文革”期间，在那种安排下，他们不可能了解到真实情况。

从此以后，来访问中国的西方人陆续多起来，正面报道中国也算不上很特殊了，不过真正了解中国的依然很少。我们对西方媒体看得很紧，只给他们看好的一面。不过，还是出现了很多所谓“落后照片”事件，一些西方媒体记者突然改变行程安排，拍摄一些我们以为很落后实际上是很普遍的情况，陪同人员常常还要为此检讨。

美国主流媒体设立驻京记者或驻京分社都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即使在那以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美国记者常常抱怨自己受到的限制特别多。而我们有关部门就怕他们接触讲政府坏话的人，可越是这样他们就越想抓这些。当时就是采访冠军运动员也要层层报批。很多记者在国外对中国印象不坏，到了中国事事掣肘，反而产生反感。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境外媒体记者的自由度越来越高，对中国的反映也逐渐真实全面。这期《时代周刊》的报道看来大多是深入采访得来。现在他们的记者大多懂中文，比如这次报道者之一的傅睦友（Matthew Forney，《时代周刊》北京分社社长）在中国多年，他的报道比较平衡。这几篇放在一起看，符合中国实际，分析也比较深入，对中国经济发展情况、可能遇到的困难、政治和经济的不协调等问题的叙述，都是比较客观的。

问：美国媒体看待中国，是不是经历了从带有偏见的观察、多做负面报道，到注重客观反映中国现实的转化过程？

答：我不太喜欢用“正面”还是“负面”来区分美国媒体的报道。如果报道中说中国有很多穷人，你说他是正面报道还是负面报道？是不是说中国有很多富人，就算正面？不能因为他们说的正好是我们政府希望他们说的，就认为是正面报道，而是应该依据是否符合实际情况来区分。

美国记者们看待中国和他们看美国国内的原则是一致的，当然就某一个具体的个人来说可能存有偏见。美国记者们的理念和我们不同，他们的基本价值观是“民主”、“自由”、“人权”，以此衡量事物。另外他们向来是报忧不报喜的，对美国国内也一样，很少说政府做了多少好事、人民感谢一类的字眼。他们总是一个劲的批评。我从网上看《纽约时报》，从伊拉克战争以来就没有说过政府多少好话，他们的新闻理念就是要揭露弊病，不是歌功颂德。比如美军虐俘事件，也是美、英新闻工作者首先揭露出来，现在还在继续批评政府对这件事措施不力。

绝大多数时候，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中片面夸大某一方面，反映出的是美国国内的政治斗争。每一次要大选的时候，中国都会成为牺牲品，不同的利益集团为拉选票，争相表现对中国的强硬。当前由于中国经济上升较快，在国际上竞争力加强，便将美国国内困难归咎于中国。这些对中国不公允的宣传往往是为了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

不过他们在新闻重点处理上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当年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北京愤怒的群众砸了美国使馆。当时我正在美国，CNN反复播放美国大使站在打破了玻璃的窗前愁眉苦脸的样子。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他们也报道，但是一笔带过，美国群众就会忽略炸中国大使馆在前这一基本事实，而且一般民众也没意识到中国使馆被炸是如此严重的外交事件，天天看到的只是可怜的美国大使在中国遭难，在一般老百姓的印象中，反倒成了中国对不起美国。这反映出美国媒体的心态——对美国的利益受危害和美国人危害了别人，态度就是不一样。

这次《时代周刊》的报道同以往相比，能对中国特殊的国情有所体谅，基本做到了平衡客观。他们一方面认为中国政治改革不够，另一方面也提到稳定的重要性，中国执政者处于两难的境地，同时也承认中国人比以前拥有了更多的自由。他们看待中国的标准更多地从国情出发，和他们长期在中国比较了解实情、能从发展的角度来观察问题有关。

问：最近海外主流媒体纷纷聚焦中国，做了全方位报道，国内媒体将其称作“中国热”，您对“中国热”如何看？

答：我们要慎言“中国热”！特别不要自己冲昏头脑，总觉得全世界都在谈中国，中国现在了不起啊！这对我们并没有太大好处，务虚名则招实祸。“中国热”背后有中国威胁论在里面，中国威胁并不是说中国要攻击谁，而是中国的经济实力给很多强国带来压力。其中美国人最敏感，他本来遥遥领先，也不相信你真的会超过他，只不过你以前和他差一千里，现在差八百里了，他就受不了，就感觉到了威胁，每一个美国老百姓都有这种心态，感觉中国要赶上来了。

中国实际上没有他们说的那样强大，当中的泡沫是很多的，夸大了我们的力量，只会冲昏我们的头脑，现在有些中国人就是这样。我把这种情绪称为“虚骄之气”，这不是真正的健康的自信，实际上有些人盲目崇洋还是很厉害的。我们的媒体不要进一步炒“中国热”，中国老百姓需要的是谦虚谨慎，知道自己的国情，了解到我们面临的艰难形势，繁华的发达地区不能代表全中国。

中国就像一个正在成长中还没长足的少年，却已经被人看成一个完全成年的拳击手，对方千方百计地想以成年的标准和你对打，乘着你还没有长足把你压下去，这就是当前国际竞争的规律。现在羽翼尚未丰满，全世界都来注意我们，自己处置不当会很危险，所以我们还是要韬光养晦。

问：我们的媒体在介绍西方媒体对中国看法时，对正面报道使用较多，对负面批评少有提及，这样做会产生什么效果？

答：这样做会产生很多危害。首先，会让我们在本国与外界关系上有错误的认识，似乎政府每出台一项政策就得到世界一片赞扬，这不利于了解我国真实的国际处境。

更重要的是，人民会对自己国家实情产生虚幻的认识，会对自己的国际地位和国内实力产生错误的认识，会减少忧患意识。我们的东亚近邻日本和韩国忧患意识都很强。日本经济情况最好的时候，我去日本访问，发现日本人依然保持着很强的忧患意识，他们说你们中国那么大，将来肯定比我们强。韩国金融危机的时候老百姓会把金银首饰自愿捐出来，可见爱国不一定表现为排外。而现在不少老百姓和年轻人，总是错觉中国目前强大得了不得，特别是在网上发表很多不负责任的言论，这些都不符合我国真实国情，也无助于改善我国的国际处境。

国际主流媒体报道中国时，明目张胆的造谣比较少，而在于它们选择的重点。所以国际媒体说中国经济如何好，我们不要特别高兴。它说你困难多，指出很多社会问题，我们也要理性分析。比如环境污染、频发矿难，严重到这样程度，在一个现代文明国家是不能被允许的，欧美在一百年前就已经开始着手解决工伤事故问题。如果人家揭露你这方面存在问题，我们就不能说人家不友好，这种国际压力实际上对我们有好处，促使我们尽快解决问题。对待外国媒体的态度，不要先扣帽子，正面的负面的，友好的不友好的，而是要先看看它是不是符合客观事实。

[1] 《北京科技报》采访，2005年7月6日。

附录二 就《财富的归宿》答问[1]

问：我看您的著作《财富的归宿》（2006年版）扉页上有一句话“从美利坚开国伊始，公益就是这个伟大国家的核心价值观”，为什么这么说？

答：这是一句引语。公益是美国的价值观恐怕不够准确，应该说公益是美国的价值观之一。它的价值观有好几个方面，比如说自由主义、个人奋斗这些，但是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公益。

公益就是一种志愿精神。我觉得美国是一个矛盾体，一方面它很讲个人主义、个人奋斗，而且非常强调这些，但是另外一方面，它也非常讲社团互助，即所谓的团队精神。

现在美国学校考查学生，其中一个内容是该学生对公益做得怎么样，对社会工作是不是热心，这方面是它很重视的一个标准。

至于我为什么在这本书扉页写这句话。我觉得人们往往有一个误解，觉得美国就是一个个人主义、个人奋斗、激烈竞争、残酷淘汰的社会，我就是要强调，如果只有这一面的话，它是持久不了的。

问：在《财富的归宿》第二章，您提到美国公益事业的思想传统追根溯源来自欧洲。而欧洲扶弱济贫的传统主要源自圣经的教导，也就是说基督教是美国公益事业的原始基因之一。

答：最初一代人从欧洲带来的，主要是启蒙以后自由平等思想以及当时欧洲最先进的思想和生产力，各种各样的人一下子跑到美国来了之后怎么办？要有事情怎么办？只有靠互助，所以它的社区精神很重要。最早有组织的移民一般从“五月花号”算起，就是一群英国人乘五月花号船经过千辛万苦，快要到岸的时候，大家通过了一个契约性质的文件，叫《五月花公约》，这个公约对以后美国建国的精神也是非常重要。这里一个体现为它原来最基本的天赋人权，人的最根本的权利不得侵犯；另外一个还体现了互助，因为到一个陌生地方落脚以后，当时没有警察也没有法律，就只有自己制定某种规矩大家执行，互相约束，互相帮助。

当然美国社会也是从弱肉强食发展起来，但是逐渐有了竞争的规则和秩序。所以美国的社会整个是自下而上的，它的自治能力特别强，它不是从上面一个中央政府来管它，制定各种各样政策开始的。它是先从底下自己制定一些准则，在这里就发展出来一种公益精神，人不可能脱离一个集体社会。所以像中国社会的“自扫门前雪”，在当时的美国是不太可能，你要“自扫门前雪”你就生存不下去。当然其中还有基督教的精神在起很大作用。

问：美国建国初期，不管是国家制度的建立，还是公益事业的基因注入，英雄人物都在关键时刻起了很大作用。《财富的归宿》第7页，写到美国的一些精英理想是以天下为己任，甚至以世界为己任，这些和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强调的精英追求是不是有相似的地方？

答：你要说精英理想的话，那就是说像开国的华盛顿、杰斐逊这些人，他们要设计一个国家，这个国家的功能就是要最好地保护人的基本权利。

中国人的“天下”和美国精英心目中的“天下”不是一回事。因为古代中国根本不知道海外的天下，中国人的天下是指四海之内，就是中国这块土地。另外那时候中国的精英所想象的天下就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一种核心价值观。到了每一个朝代末，礼崩乐坏，中国的知识分子就觉得有责任要恢复这些道义上的精神，这个跟我们说美国精英“以天下为己任”不是一回事。他们自己没有这个词，这是我们借用中国话形容他们的。

美国第一代移民从欧洲来的时候，带来了欧洲最先进的思想，同时也是觉得欧洲不够自由，因为那时候还有宗教迫害、宗教冲突，这些人都是为了摆脱宗教迫害寻求新的自由而跑出来的。所以美国比欧洲人更强调自由，欧洲人现在更强调平等。

美国精英从一开始觉得自由是天下最重要的事情。像托马斯·潘恩这样的独立倡导者，就是带有某种理想主义，他要建立一个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比旧世界（指欧洲）要先进，然后改造旧世界。他们这种想法有一定的道理，就是说他们到了这片土地上，忽然发现简直就是广阔天地可以大有作为，没有人能阻挡它，没有旧的传统，同时又没有疆界，完全是从头做起。这个当然也跟基督教的弥赛亚情怀有关系，要创造人间天堂，他们认为他们可以创造人间天堂。

问：您曾经通过比较方孝孺和布鲁诺的区别，来说明中外知识分子的差异。

答：中国知识分子都是很有抱负，或者说自己对自己也有很多的要求，但是多少年来中国的知识分子能够起作用，对社会能够做出贡献的，只能被皇帝所用，所以熟读圣贤书,“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如果不被皇帝所用的话，真起不了什么作用。

问：是不是缺少一种勇气在里面？

答：不能说中国知识分子都缺乏勇气，而是勇气用在什么地方的问题，这是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王朝制度决定的。科举的目的是什么呢？考完了之后你只有做官这一条仕途了，你要不做官的话，你真没有可做的事，就是对社会好像没用了。

我就说为什么中国科学不发达，就是中国人的政治文化太发达，一切都是从政的。

我说布鲁诺和方孝孺作为两个极端来看的话，就是说布鲁诺为真理而牺牲，他那个真理跟现实社会世俗的那些事都没关系。地球围着太阳转还是太阳围着地球转这跟你有什么关系？跟王朝兴衰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他要追求的是这样的真理，不惜以生命来捍卫。而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不怎么追求这种科学真理的，王朝的兴旺是他最关心的事。方孝孺很有勇气，是士大夫讲“气节”的典范，但是他所维护的“原则”就是皇家继承权的问题。

问：方孝孺和布鲁诺代表两个价值判断体系，这两种价值观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答：中国从来没有古希腊的民主城邦，至少从秦始皇开始就没有了，春秋战国时期还有一点，还可以百家争鸣。如果要是没有秦始皇统一的话，一直都是这么打来打去，最后像欧洲一个个小国，这样中国会是什么样，那我们不知道。但是事实上秦始皇已经统一了。毛泽东不是说百代皆行秦政制吗？这个是对的，就是这么一个制度，一统的制度，然后有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管着，整个制度的设计都是为皇家服务的，包括手工业，精致得不得了，它主要不是为市场服务，不是为大众服务。主要是宫中来订货，最精致的都是献给皇宫，皇宫的需求大得不得了，再加上四周围的贵族之家，可以养活这些手工业。所以整个制度就是这样设计出来的，形成了这种士大夫的文化。

一直到今天你看许多社会科学人士，一天到晚讲要给政府出谋划策，本质上也是士大夫思想，要做“智囊”，现在的新词叫“思想库”，是士大夫情节加美国的实用主义。

中国知识分子很难做到单单为真理，为兴趣，为好奇心而努力。不管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我就是要弄清楚这个道理是怎么回事，先不管它是为谁服务，然后说出道理来，要说服更多的人，或者是说服那些智力相当的人。大家争论，然后传播开去。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眼睛老是向上的。

你要说我为学问而学问，我为追求某一个真理的话，人家觉得你很特别的。还有就是国家出那么多钱养活你，要你干吗？欧洲中古时期也有皇家，或者是王公贵族养活很多知识分子或者艺术家，但没有要求他们一定是往上为政治服务，并不是那么急功近利，观念不一样。

问：您把“大基金会、美国政府改良措施和公众批判”并列为美国20世纪渐进改良中的三大力量，您把基金会抬到了这么高的一个位置，理由是什么？

答：我觉得大基金会对美国影响是很大的，它还不仅仅在于物质上缓和财富的矛盾，或者我们叫做第三次分配，而且引领一代风气。怎么说呢？大的基金会，以卡耐基、洛克菲勒等为代表的，它就是在急剧工业化中产生的。农业社会产生不了这么大的财团，因为它财富聚集不会有这么快。不管是由于个人才能，还是机遇，总之就有这么一些人自己都没有想到，忽然就这么快地发财了，而且财富集中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就是说这么多的财富集中在这么少数人的手里，就产生了大财团。这是一种新事物，过去很少有。那么怎么办？如果顺其自然发展下去的话，两极分化就非常严重了，事实上已经非常严重了。而且你有了钱之后什么都可以收买，包括政客，所以那个时候的腐败也很厉害，权钱交易，美国的权钱交易最主要的表现在财团、政党跟国会议员合作，让他们在国会里头推动有利于资本家的立法，所以那个时候工人要通过一些比如说工伤事故赔偿或者是有利于工人的立法都非常难的。就在这种情况之下，出现了大规模的社会改革运动。其中出现了一种公益事业，这些人稀里哗啦把大量的钱捐出来，创立了一种新型的公益机构，叫基金会。

问：这些资本家当时创立公益基金会，是一种个人觉悟还是说现实逼迫他们这么做？

答：我觉得二者兼而有之，也不是有人直接逼他们非捐不可。当然社会上向来是谁特别有钱，一定会接到好多求助的信，说我家里有什么困难，我要上学了没钱，等等，希望你捐款。这种要求富人经常要收到好多，然后看情况给予捐助，这是过去就有的。但是后来就发现这样应付不了，社会上的需求这么多，今天给这个写信，明天给这个开支票，于是就想到要有一种有组织的办法，“变零售为批发”，科学地、有效率地使财富发挥最佳社会效益。那么为什么他们会认为自己应当这样做呢？我觉得几种原因，当然从根本价值观来讲，他们都是虔诚的基督徒，要向上帝有个交代。

他们在巧取豪夺、唯利是图的时候，是一副面貌，但是内心深处还有要行善的这一面，他们从小所受的教育是必须要行善的，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原因。再有一个原因确实是全世界批判的矛头都针对他们，高处不胜寒。还有一个原因是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已经起来了，而且美国的工人运动也正在高涨，底层的老百姓怨声载道已经不可遏制，长期这样下去，就会发生像欧洲的社会革命，马克思主义也已经出来了，指出另外一条道路，你要再这样下去的话，就该走马克思所指出的道路了。

问：他们就赶紧先行政府一步，找出第三条缓和矛盾的道路，以避免类似欧洲社会革命的爆发。

答：他们当然要避免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用他们的财富改良社会。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卡耐基在《财富的福音》里头大概意思就是说现在这种贫富悬殊令人很不满意，但是这是进步的必要代价，只是不能长此以往。我们不能回过头去拆散了重新分配，回到大家都住破房子的时代。有人住好房子，有人住破房子，应该让住破房子的人也有好房子，而不是让住好房子的人都住破房子。总而言之，就是他认为这个制度还是非常好的，要维护这个制度，不过要加以改善。那个时候还没有政府干预，政府福利或者立法都在它们之后，我们想象的调节贫富悬殊是要靠政府的政策，美国政府的这个功能是后来才开始有。

那个时候政府不管。具体年代我不记得了，卡耐基一个人捐的教育经费超过整个联邦政府的教育经费，所以我说他们真是富可敌国。

问：在《财富的归宿》第三章，您指出：美国这些大的基金会不约而同地都关注教育方面，培养了一大批精英人才，为整个20世纪美国繁荣富强打下了坚实基础。

答：一个教育、一个健康。为什么呢？有两个理念，一个理念是平等竞争。因为他们自己是白手起家的，就觉得他们第一代的富豪大多数是穷小子出身，只要有平等竞争的机会，凡是有才能的人，能够勤奋工作的人都会脱颖而出。

另外一个理念是他相信“进化”或者叫“演变”，那个时候达尔文的进化论已经出来了，他们相信社会进化，就是通过人为的教育是可以把人改好的。假如教育机会不一样，就没有平等竞争的条件，有人还没有起跑就已经出局了。教育机会平等是平等竞争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还有一个就是健康。穷人看不起病，无法与健康人平等竞争，也属于一种机会不平等。

所以医疗和教育这两条，是保证社会机会平等的一个条件，后来受教育权和获得健康的权利变成了不成文的基本人权。

问：中国从过去到现在都很重视教育，每个人都是拼命把孩子送到最好的学校。您感觉中国这种重视教育和美国那种重视教育一样吗？

答：让一个受教育的人能够有更好的前途，这个观念应该大家都是一样的。但是我想中国古代的教育太窄，教完了之后，唯一的出路就去考，应试完了接着就做官，它不是说有好多好多条路可以走。

问：现在应该改变了，受教育后不止做官一条路。

答：现在是不止做官一条路了，但是现在我觉得观念还是太窄。你看现在也还是按一个标准应试教育，而不是说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或者是有各种技能的人。这个我觉得还是不太一样的。

而且现在你看考公务员那么热，还是官高于其他的职业。

问：在《财富的归宿》第十章，第219页中介绍到：1949年之前洛克菲勒基金在中国影响力很大，我们著名的协和医院就是它在那个时候资助的。为什么洛克菲勒基金在那个时候资助中国建一所顶级的医院？

答：这里头有几个原因，一个原因是洛克菲勒本人，老洛克菲勒本人老早就来过中国，他收藏了许多中国的艺术品，中国这样的古老文明对于一个西方人吸引力还是很大的。洛克菲勒基金会本身一开始就是以医学为主的，宗旨是“造福全人类”。它起初很想在中国按照芝加哥大学这样的模式来建立一所综合性大学，但是考察的结果当时中国的条件不具备，还是北洋军阀时代，那时候中国挺乱的，你要搞一个综合性大学太难了，所以后来就想干脆先搞一个医学院。他想任何国家的人都需要医生，这个是超越政治动荡的需求，人总是要看病的。

问：为什么好多大的基金会的海外援助都以中国为重点？

答：一个他们觉得中国正在变动中，他们那时候已经认为中国是处于文艺复兴时代了。现在又有人提出来要搞中国现在的文艺复兴，古老的中国正在复兴，而且中国正在开放，向西方开放，接受西方的各种各样的思想，从晚清一直到民国初期正好是这么一个时期。另外他们认为中国是一个有悠久文化的国家，跟那些比如说非洲某一个国家就不一样了，它有自己非常优秀的知识分子。这样知识分子作为接受西方文化的载体，跟他们原来的文化一相结合就可以产生爆发力。

问：在美国当时的精英眼里，世界文明发源于东方，也就是中国和印度，然后人类文明传到欧洲，最后又从欧洲传到美国，因此美国精英感觉这像是一个轮回，所以有义务去帮助文明的发源地进步。

答：这就是美国一批精英的想法。在20世纪初期的时候，美国最有自信，朝气蓬勃，发展特别快，这一批人跟现在不太一样，简直理想主义得不得了，真是觉得自己要有拯救全世界的味道，就是这样。

问：现在的美国精英和以前相比有差别吗？

答：有些不一样，美国现在是以军事、经济力量来征服世界，那个时候他们不是，他们还是用他们的科学、医学再加上宗教情怀来做这些事情。

问：美国当初的一些精英确实是理想主义者，不但以美国人民为己任，甚至以全人类为己任。但是中国当下社会环境中，如果有人说要以全人类或者以中国为己任这种话，说出来可能会被笑话。理想被赋予了一个很高的标准，而且面向普通人强行普及之后，往往会走样。比如过去说每个人要做螺丝钉，必须要无私奉献，不能有任何的私心等，当每个人都很难做到的时候，就没有人相信了，这不能责怪每个人。

答：恐怕是这样，中国从一个极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就是从1949年以后，这种口号喊得太多了，而实际上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按照自己的理想去做事，这是一种畸形的状态。后来，商业大潮来了，忽然一下子从一个极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本来是“物质刺激”都不可以说的，现在就忽然变成金钱拜物教了。我眼看过去一二十年里变化特别快，一下子完全不相信任何道义的理想，也许是穷怕了，反正总之就是完全崇拜物质，而且现在我感觉中国人有一种我管他叫“以小人之心度人”的心态，就是不大相信别人善良的、好心的动机。

问：太多人对人性是过度的怀疑。

答：我觉得到了国外，不光是美国，其他的社会我都有一种感觉，就是人家的防人之心比较少，包括在店里买东西。他说可以退货，我买走了以后一想不好就去退了，售货员二话不说，他也不会老是在怀疑，不知道你又干了什么事。他们不大怀疑人，中国人老在那儿怀疑人。也可能中国现在的骗子太多，假冒伪劣东西特别多。

问：现在很多人认为，富豪们的慈善行为是有避税方面的原因，但是您认为美国大的公益基金会的创办和避税无关，是吗？

答：美国大的公益基金的创办初期跟税是无关的，人家就是想做事，那时所得税不高，更没有累进税。卡耐基自己带头，说财富不能带到坟墓里去，他在生前要把绝大部分的钱都捐出来，另外还有一样他们没有像中国人那样为儿孙积累财富，他们认为不应该把大量的财富给下一代，这样等于害了孩子。一直到现在，巴菲特捐出来那么多钱，而且他自己都不要名，不要成立一个巴菲特基金会，我觉得他又升华了一截。卡耐基基金当时出来的时候，说必须掌控在他自己手里，因为他觉得自己最能干，他既然能够创造这么多财富，他就应该能够管理这么多财富来取得最大的社会效益，而且我想他们都有这么一种青史留名的想法。但是到了巴菲特这里，更高一层，他留名都不要了。后来他觉得别人管得比我好，我就让他管，这又到了另外一个境界。还有一点，这些新老富豪的生活方式都比较合理，也不是特别节俭，你看洛克菲勒家族的别墅很多，但是这个占他财富的比例极小部分，他们不搞那些穷奢极侈、花天酒地的东西，不嫖不赌，只要是正常的健康生活，再怎么花钱也是有限的。

问：科顿·马瑟说过一句话：“如果有人问：‘一个人为何必须做好事？’我的回答是：‘这问题就不像是好人提的。’”富豪们为什么做好事，这个问题很多人讨论过，其中有一个观点很尖锐：“给予本身就是一种自私的愉悦，是邪恶，不是善行，因为富豪用三分之二的时间攫取财富，三分之一的时间再把它送出去，目的都是一个，就是体验那种高高在上的感觉。”您对这种观点怎么评价？

答：也许有人有这种情况，我不排除有这种感觉，就是说恩赐感。但是作为公益基金会这样一种机制，它满足不了这个感觉，因为一旦捐出去了就不属于他的，就由别人管了，然后钱就跟他基本上脱离关系，比如说我向洛克菲勒基金会申请了一笔资助做项目，我不会对洛克菲勒心存感激的。再比如说福特基金会也是这样的，福特在中国做那么多项目，没有人会想到这老福特真好，我要对他心存感激，或者我将来要报答福特家族，或者是我将来买汽车就买福特的汽车，没有这个。它这种机制本身就是脱离个人的，我觉得没法满足这种要求。马瑟这句话是说明行善是出于人的本能，不需要什么理由。

问：我看到有人说过一句话，“慈善只看结果，不要问动机”。我很认可这句话，佛教是讲动机的，慈善不是佛教。而且即便是讲动机，那种“自私的愉悦”的说法也不成立，因为现在市场经济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国富论》中说，每个人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追求，结果是整个社会利益最大化。

答：还有一点是这样，过去我们一直都说，奋斗目标是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大家都是非常平等，根本就没有贫富悬殊这样的一个理想社会。如果有这样的社会，那当然很好，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这样一个社会。试过了各种各样的制度，还没有成功实现过一个既平等又齐头并进、发展得特别快、大家都很富裕的社会。那么既然你不可避免地在发展过程中会产生贫富悬殊，既然不可避免地要产生像比尔·盖茨这样的大富翁（他的钱也不是抢来的、偷来的，也不是用坑蒙拐骗弄来的，就在这个社会发展的过程里，给他那么一种机遇忽然就积累了那么多财富），你让他干什么最好？当然捐出来最好，为大家服务。

问：小布什曾经在前几年提出取消遗产税提案，很多人，尤其是很多富豪都联名去抵制。

答：一部分富豪赞成，一部分反对，例如巴菲特就强烈反对。

问：还有比尔·盖茨也是反对的。但是刚才您提到的是大基金成立初期的时候，税是没关系的。但是为什么现在一说取消遗产税，这些富豪认为会影响公益捐赠，那是不是说现在的大基金和遗产税联系比以前密切了？

答：对，现在密切了。现在的确这个税收的杠杆是起作用。现在捐赠已经变成全民性的事情，不是说只有富人才捐。我觉得好像温饱解决以后的美国人几乎没有人没捐过钱。而且每年有一个联合劝募，我有一次正好碰上，在一所学校里，他们的秘书在发单子，这个“联合劝募基金”每年都给大家一个单子，每人随意认捐多少，但是也不是一种带有压力性的，因为你捐多少，并没有人知道，你一个子儿不捐也不会有压力。我想他们一般来说都会捐一点。在捐的数目上就要计算如何对自己退税最上算，因为现在是累进税，收入越高，税率越高。这样，税收杠杆就起作用。

但是也有人算了账，说实际上取消遗产税对公益捐赠没有太大影响，他们该捐的还照样捐，所以这个我说不清楚，这个统计数字到底是怎么样的，就很难说。

问：捐赠和交税，目的是一样的，都是调节财富的一个手段，这两种手段也算是竞争吧，政府做得好我就交税，政府做得不好我就捐给慈善组织，看谁做得更好，这同时也是一种鼓励。

答：对，是这样，最初搞慈善事业的人，就是觉得不相信政府，作为税交给政府以后，政府再来做事情，通过层层官僚机构，它的成本比较高，效率比较低。

但是政府不能趁此机会摆脱责任，说你都交给私人了，我都不管了。美国的轨迹正好是和我们相反：先是私人出来做一些事情，然后才有政府的干预。特别是在经济危机之后，罗斯福新政那时候开始，政府就承担了很大的责任。现在美国大部分的医疗保险当然是政府的责任，所以每年你看，一直到现在小布什政府，每次在政府国会辩论的两个问题，一个是反恐，一个就是社会保障。社会保障一直是政府最重要的责任之一。而我们国家原来是号称什么都包的，现在它管不了了，所以它开始鼓励私人来做这些事情，但是不能因此就推卸责任，而且我们交了那么多税，它干什么去了，现在是没有监督的。美国的纳税人交了那么多税以后，国会天天辩论有关财政问题，比如各个领域拨款多少。

所以我觉得我们一方面要鼓励社会捐赠，但是政府绝对不能借此机会推卸责任。

问：刚才说了一些美国公益方面的事情，中国在这方面现在是什么情况，或者说遇到什么困难？

答：我觉得中国不能够跟美国相提并论，其中有几个原因，首先中国开始承认私人财产的合法性还是很晚的事情。

问：《物权法》也是最近才通过的。

答：《物权法》通过还改了好多遍，而且现在社会上还有那么多反对的意见。《物权法》之前大概两年修宪承认民营企业的地位，这些都还是刚刚开始，在这种情况下，就算有一些私人的企业赚了好多好多钱，我觉得它还没有安全感。当一个人相信自己的财产越来越大，还是属于自己的，不用再发愁了，他才会自觉地大量地捐赠。美国的资本家是绝对的国家的主人，政府都是为他服务的，因此他觉得我想推动社会往哪个方向走，卡耐基提出来捐赠的最佳领域，就是可以推动社会向哪个方向走。他有责任感，也有满足感。中国的民营企业家绝对没有这样的地位，也没这样的感觉。他们还得看政府的眼色行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很难一概要求。所以我觉得那种富豪榜和捐赠榜意义不大。

问：另外，单纯地从捐赠数量上搞个排行榜，也不能说明本质问题。

答：是的，比如你有1亿资产，你捐了1000万，和一个人只有那么一点钱但是一直都在尽其所能做好事，这就无法用数字来比。另外一种就是中国大陆的富人所谓他们有多少资产，他们到底有多少稳定性，他们跟香港的资本家也不能相提并论，所以我觉得不能够一天到晚说，你看美国的这个财富百分之几，多少富人，他们捐赠的占他们的百分之几，中国的多少富人占他们财产百分之几，我觉得这种比法本身就不公平。前几天有一家报纸电话采访，问我对胡润的捐赠榜怎么看，我说我根本就对这个排行榜不感兴趣，我觉得不能说明任何问题，而且起一种不太公平的作用。

问：而且刺激了社会仇富的心态。

答：嗯，我是不太赞成的。现在要想做好事，要想捐赠的人也是有的，而且越来越多。当然也可以说中国有好多有钱的人还没有这种意识，或者是还愿意把多数的钱留给子孙，但是也已经开始有不少人有这种意识，特别是比较年轻一点的、文化水平高一点的企业家，我也碰到一些。大概现在三四十岁这拨人，有的是海归，反正跟第一代的那种乡镇企业起家的土财主不太一样了，他们也有这种意识，但是做起来非常困难。为什么？因为现在在口号上已经是说鼓励全社会都来努力做这些事情，但是我们的法规，有两条基本上是非常有妨碍的，第一条就是——

问：注册方面。

答：嗯，注册，就是得有所谓主管单位。实际上不能有纯粹的民间组织，所有的都还得通过一个官方的组织。

问：政府还是想控制。

答：另一条是税收，它空洞地说在税收上给予优惠，但是没有可操作性，没有具体的详细规定，所以实际上有好多公益捐赠和事业是没法免税的。另外呢，官办基金会处于有特权的地位，它现在规定的是具体多少家，我不知道，我看到的好像是二十家左右，可能现在又增加了，只有你把钱捐给这些基金会才能免税，你捐给其他的基金会你免不了税。

问：在公益慈善行业，我们也是垄断在作怪。

答：是，垄断，等于是说连做好事都是不平等的。官办的都是公募基金会，它每年都要在社会上到处去募捐，做这个基金会的负责人也很苦，过去的官办基金会是上面政府拨一些款，现在是政府基本上越来越不拨款。

问：那他们资金来源是哪里？

答：主要是向那些大企业家集资，这种情况之下呢，特别是在一个地方，一个省或者一个经济不太发达的市，它就那么几家特别有钱的企业，各种各样的官办基金会都来找它们拉赞助，应付不过来。我觉得这就是一些不太健康的现象。我不是说完全否定这些官办基金会，因为它们有一些项目也做得不错，确实它们也很辛苦地在做一些事情，但是它们公募基金会每年都得募好多好多钱，然后它们每年都得用掉70%募来的钱，明年又得接着募，我觉得这样的话，给那些草根组织留有的空间就比较少了。社会的需求是五花八门的，需要百花齐放，比如说在美国，随便什么地方有一个什么小小的需求，马上就有人去捐这笔钱，现在流行某一种病马上就有好多人去捐钱来研究这种病，或者捐助治疗或者什么，就是你光靠少数几家去办，就只能在少数有限的领域。

问：只有少数官办慈善组织，社会对这方面的需求应该不会得到充分满足。

答：嗯，特别是中国这么大，需求这么各式各样的，你要是不去鼓励真正的民间慈善组织，就是说大家都发挥作用的话，还是无法满足需求的。尽管如此，实际上还是有一些人在做，有的从组织上讲是半合法状况，有的不是在民政部登记而是在工商局登记，那是享受不了免税的。有的每次做了项目之后，一样一样去跟税务局讨价还价，跟税务局说，你看这件事我应该免税，是公益性的。这样就做得非常之苦。我知道有好多人，包括在政协里，已经呼吁了好几年，希望去掉这个主管单位的规定，简化注册手续，但是至今不能实现，大概上面还是怕失控。所以我就说，现在我们表面上媒体讲公益捐赠之类的很多，实际上阻力还是比较大。

问：您感觉这些官办的公益组织在这么好的条件下做得好不好？

答：这个我没有调查，不能说。我相信有一些做得很好的项目，但是我担心在募款的过程中会产生权钱交易的弊病。就是官办基金会负责人往往是原来的官，或者甚至有些地方就是民政厅领导兼着的。他又必须完成任务，不说别的弊病，我们姑且说他做的事儿全是有利于百姓，但是他必须完成任务，而资源是有限的，于是为了鼓励你把钱捐出来，人家又不完全自愿，当然就要给你一些回报。这个回报很可能就是答应你跟省长照一张相出现在电视上，或者我请省委书记给你剪彩，这还稍微好一点，是一种软性广告。更恶劣类似权钱交易的，慢慢地就会变质了。有时出现非常糟糕的事情，比如以某种方式变相地逃税，甚至变相地贿赂，掩盖一些非法的行为。

问：这是从理论上推理得出的结论？

答：也不完全是推理，这个总之是有可能的，这样的情况是有的。

我就是想，对民营企业经过了这么多年的考虑，总算现在可以稍微放手一点，你既然可以放手让他赚钱，你为什么不能放手让他做好事，这是个问题。

问：国力的较量在于企业，中国现在的企业还是处于艰苦奋斗的阶段，它们可能还没有精力来做这些事情。如果这个时候对它们要求太多的话，有可能伤害中国企业的竞争力。

答：做这种公益事业应该是纯粹自愿，大家不能够逼着它做，这就变质了。所以我就说，你年年弄那个慈善榜，有的时候是不公平的，这个企业你看起来资产很多，但是它也许近来正好需要一大笔钱搞更新换代，搞研发，那么它暂时不可能捐出那么多钱了。而且实际上我觉得它如果有了稳定的地位，它的财富也稳定了，它是会捐的。据我了解，现在跨国公司也好，外国那种大企业也好，都已经有了一个观念，叫做企业社会责任（CSR），这已经是一个普遍的东西，我们国家那些比较现代化的企业家，也已经有了这个观念了。甚至于他们不怎么太在乎这笔钱捐出去是免税还是不免税，只要你整个的市场健全，环境宽松，而且你的捐赠渠道畅通了，公益事业还是会发展的。

问：您在另外一本书中提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出世与入世问题，您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得意时信孔孟、失意时信老庄。能不能谈这个看法？

答：我联系到我刚才讲的中国知识分子问题，好像唯一能够对社会做贡献的就是做官，但做官并不是人人都能够仕途畅通的，这是第一。第二，真正非常有骨气的正直的人，在官场往往是不能待很长时间的，你要坚持自己独立的思想和人格，那有另外一个出路，就只有归隐山林了。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流传千古，代表了一种知识分子的取向。所以，一般人都认为归隐山林是一种消极的东西，实际上对传统的知识分子来说，还是维持个人人格和独立思想的一条路，不一定是消极的，而且它还促使产生了那么多辉煌的文学艺术作品。

问：老庄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可以说是一条退路。

答：是的，是一条退路，但是这条退路的前提是有田园可归，就是说他还是有私人财产的，哪怕很穷。到后来，知识分子连私人财产都完全没有，你要是不吃皇粮的话，根本没饭吃，这点田地早已没有了。要维持独立思考，就得饿死，而且事实上，过去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开除公职的，也真有没法维持生活。不过，现在社会有一定的进步，你还是有一些所谓体制外的工作可做。

问：现在退路多了。

答：现在退路多了，也不一定非得归隐山林。我就知道有一些人，反正先是在体制内，后来跳出去下海，然后赚了一点钱，取得了自由，去写东西，去做自由撰稿人之类的，纯粹的自由撰稿人也能生存。现在至少这个空间还有一些，并且在扩大，这是社会的进步（笑）。

问：美国在立国的时候，就放弃了人治，选择了法治，宪法治国，在这点上您认为华盛顿是功不可没。林达最近出了本书，认为美国的制度是因为有产生这种制度的土壤和文化，对这种看法您怎么看？是没有华盛顿这个人，美国就出不了这种制度，还是说没有华盛顿这个人，也会有另外的人来做这件事情？

答：我想是这样，我曾写过一篇文章：《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这个问题也是说不清楚的，这是一种辩证的关系。一般来说是时势造英雄，但是在关键时刻个人的作用，一个领袖的作用还是很重要的。美国当时也有人怂恿华盛顿称王，自己建立一个王国，或者是更加多一些集权，也有人拥戴他成为终身领袖，他没有做。当然也许在美国这种土壤，他这样做也是长久不了，但是我想如果他这样做了，在立国初期斗争就会多一点，多走一些弯路，没有那么顺利，所以我觉得他这个人还是很了不起的。因为恋权是人的通性，这个权力啊，是会上瘾的，能够在这么高的威信的情况下，一下子全不要了，这个很不容易的。而且他也不是像中国知识分子那种因不得意而归隐山林，所以他个人在那个特定的关键时期还是有一定的作用。当然他还是有一个大庄园可以经营。

[1] 《天涯》杂志采访，2007年。

附录三 是个新事物，也不是太突然[1]

——谈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

问：美国时间2008年11月4日，贝拉克·侯赛因·奥巴马以压倒性优势战胜共和党候选人麦凯恩，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由非洲裔黑人担任全国领导人，这在整个西方也是前所未有的，在全世界引来如潮好评。您对此有何评论？

答：这对美国肯定是个进步，并且是有着里程碑的性质。不过，美国从黑人受压迫、受歧视，二百年来，其实在黑人取得平等地位的过程中，经过了好多个里程碑。南北战争解放黑奴，废除蓄奴制，通过“宪法第十五修正案”，当然是一个里程碑。但是纸上的权利要变成事实又经过了一个长时期的斗争，在这期间1954年的“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小石城事件、自由乘车运动、密西西比大学事件等，都向反对种族隔离方向迈进。每一步的前进中，每个转折点都是大小不等的里程碑。到小罗斯福时期，在政府里中级官员用了一些黑人。到肯尼迪时期，首先有一个黑人的内阁成员，部长级的，这些都算是里程碑，都是第一个。第一名黑人议员，第一名黑人联邦法院法官等，这一步一步走过来，到1960年代约翰逊时期，通过了《选举权法》，使一百年前宪法已经规定的黑人平等权利真正得到保障。同时又通过在中国通常翻译成“肯定性行动”而应该翻译成“确保权利”的法案，就是说就业、入学都有一定特殊的照顾，由于起点不平等，所以要给予特殊的照顾，确保他们有这些权利，这些都是一步一步过来的。从1960年代以后，舆论氛围有很大变化，种族歧视的语言成为“政治不正确”，即使心里仍有歧视，也不敢放到桌面上来。黑人任要职，如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国务卿，已经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了，到现在，黑人居然就能当总统了。这也是在整个进步长河过程中的一步，有点象征意义，但绝不是突然的，也算是渐进过程里的一个里程碑吧，至少在二战前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应该说是个新事物，但不是太突然的事，和美国其他的发展一样，黑人取得平等权利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当然还有一个契机，就是人心思变。美国常常是这样，某个党、某种思潮占上风时间比较长，到了一定时候就得变，现在正巧到了人心思变的关键时刻，而奥巴马的竞选口号就是“Change”，就是变革，所以这个很得人心。他之所以赢得大选，从黑人的角度来讲是渐变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从政治改革来讲正好是人心思变的关头。再加上他个人的魅力，他非常有口才，历史上的污点也比较少，包袱也比较少。能够走到这一步，从他这样的出身、这样的经历，总是有他突出的才能，一定是高智商的，精力特别充沛。和政治世家子弟有一定的人脉、优越的背景相比，他是不太一样的，因此他个人的才能更加突出。当然，这也说明美国政治里也有平民政治的这一面，不一定非得是有特殊背景的世家子弟——小布什是属于这一类的，肯尼迪家族也是属于这一类的。但是也有一种是起于平民的，卡特就是起于平民的。还有不少政治人物是从基层起来的，到目前为止，还有这个可能，你得真的有才能，可以脱颖而出，因为毕竟是靠一级一级选上来的。

问：这个“在二战前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或说“两年前无人敢想的结果”，被一些人认为证明了美国现在“种族壁垒已让位于变革呼声”，也被认为证明了美国社会和美国人自我更新的能力犹存。您的看法呢？

答：两年前并非不可想象，那时已经有人说过，妇女啊、黑人啊什么时候被接受。因为国务卿已是黑人了，鲍威尔曾经也想过竞选总统，由于种种原因他放弃了，所以几年前是可以想象的。不过现在这个契机比较成熟。

目前美国人自我更新的能力，主要并不在于种族问题。种族问题已经奋斗了二百年，就这么一步一步过来的。它现在自我更新的能力，要看它经济问题的解决。奥巴马上台，不等于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而且也不是他一个人能够左右局势的。要看美国这次在度过经济危机里头有什么招，或者怎样再度繁荣起来。这并不取决于奥巴马个人，而取决于好多因素。关于种族歧视的问题，在南方，有一些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势力，不能说已经都没有了，种族主义者无所不用其极，好多人非常担心奥巴马的安全，不一定是杞人忧天。另外一个方面，奥马巴面临一个可能更加重要的困难，他可能两头不讨好。就是说，他的上台，拥戴他的人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老百姓，希望他能够代表平民的利益，和那些大财团的利益作斗争，也就是说比较偏“左”一点。但是美国的政治，任何一个执政者，他都要向中间靠拢，他不能够上台以后，就以一个“平民总统”的态度出现，专门和资本家作对。他不能改变美国的根本制度，因为这样一来经济就更加不行了。于是也许有一些选他的人就会失望，“右”派的人本来就对他不满意。在这种情况下，他反而会碰到一些棘手的问题，更加需要政治智慧来维护美国的稳定和繁荣。他如何运作，他周围的那些谋士怎样给他出主意，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从他任命的主要内阁成员来看，他是向中间靠拢的，基本上代表美国主流精英。所以，不能说奥巴马就一定代表平民，因为他要站得住脚，必须从现实出发。其实极“右”派的总统上台，也只能向中间靠拢，美国向来是这样，不会有太大幅度的改变。在经济政策上，比如那时里根的政策，被讥为“劫贫济富”，因为他着重刺激资本这方面，但也是因为多少年来实行凯恩斯的学说，然后经济到了一定程度，“滞胀”问题解决不了，所以它就需要摆向另一方面，这也是应运而生的。现在正好相反，政府的宏观调控太弱了，使得资本太狂妄、太放肆了，太不按规矩办事了。格林斯潘说他“对人性的贪婪估计不足”，太相信市场的自然运作了。现在需要加强政府监控，奥巴马处在这个节骨眼上。因此，要向凯恩斯主义回摆，要回到加强政府监控。美国政治就是这样摆来摆去，它的政策需要这样摆来摆去，如果它还能这样摆来摆去，而能够有效，就说明它有自我纠错或是自我更新的能力。但是还要看它能做到什么程度，有时候既得利益的势力太大，使得更新的措施非常难以落实。为什么每一项措施出来国会都争来争去，就是各种利益集团之间在博弈。现在的形势跟以前也不一样，由于全球化，起作用的不光是美国的国内因素，美国国内经济受国际经济影响，而它的国内经济又影响到国际经济，情况更加复杂。制度还是最重要的（如果说美国有自我更新的能力）。从美国开始立国设计的这个制度，使得一种错误不能长期坚持下去，因为它必须面对选民，只要选民觉悟了，就能推动改革。

问：从政12年即成为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名声、人际资源、从政经历等因素和竞选对手不成正比。从党内初选到竞选的对手是希拉里和麦凯恩等名声显赫的老将，在这场被称为“女人、老人和黑人的战争中”，奥巴马起初并不被看好。希拉里和麦凯恩何以失利？

答：麦凯恩失利很明显，就是因为人们把他看作小布什政府的人，他受了共和党的影响，不是他个人的问题。另外，他找了佩林做副手，他以为可以吸引年轻人，其实起了负面作用，这个也有关系。但总的说来，这次需要换一换了，人们觉得应该是民主党来代替共和党，这是一个大的趋势。至于希拉里和奥巴马，其实开头是不分上下的，所以也有一定的偶然性，并不是必然的。也许在竞选过程中，由某些策略上的问题受到影响，并不是那么必然。在没见分晓之前，也有人预言是希拉里。美国的选举，民众的情绪也是忽而这样忽而那样。

问：投票之前，曾有人忧虑，投票后民主党在参众两院将会占有更大优势，而从互为制衡的角度看，麦凯恩上台对世界会好一些，因为他无法推行比较极端的政策。而奥巴马可能会通过一些未经考验的法案，带来难以预测的后果。

答：不见得，这些都不起决定作用。一个党里也有不同的主张，并不是铁板一块。民主党里有保守派和自由派，共和党里也有保守派和自由派，有些议案是两党的这一派和两党的那一派在争，也有这样的情况。就算是某个党占压倒多数，也不至于使美国失去制衡，我不认为是这样。因为美国的政党并没有特殊的纪律，只有在选举的时候大家才团结起来，在很多不同的议案里，大家都有不同的看法，并不是说某种主张一定代表某个党全体的意见。这是一种简单化的分析。

问：现在结果民主党在参议院中没有占据预想中的60席绝对优势，要想通过某些激进的改革措施，仍需共和党的支持。但是由于奥巴马内政、外交经验的严重缺乏，又打出广泛而不明确的变革计划，仍有人对他不无忧虑。

答：这不重要。不在于他本人的经验，他四周有好多谋士，要看他会不会用人，这是主要的。里根一个演员出身，他有多少内政、外交经验？当初杜鲁门接替罗斯福仓促上台，外交经验一点也没有。所以不在于总统一个人有多少经验，在于他用人的策略怎么样，真正依靠什么样的人。这次奥巴马用人显示他还是有办法的，他用的都是比较有经验的人，而且是美国的主流、精英，说明他不是喊口号要变革，不是政治浪漫主义。从基层选上来的人，一般都没有外交经验，但是这不重要。每个美国总统上台，对华政策基本上是一贯的。我还没看出来，从中美建交以来，历届总统有什么特别大起大落的对华政策。

问：乔治·W.布什总统执政8年来，因其外交政策给世界带来深远影响。在美国，他占了盖洛普（Gallup）季度民调支持率五次历史最低纪录中的三次。但也有观点称，布什只是运气太差，实际上在他的两任中，第二任和第一任有许多不同。他的民意是很差，但民意如流水，现在就对他作历史评价还为时过早。您认为呢？

答：小布什最关键的失败在伊拉克。从发动伊拉克战争开始，他的借口就站不住脚，然后真正做了以后也达不到他自己预期的目的，弄得一团糟，还腐蚀了国内的民主，比如说通过了《爱国者法》，监听美国公民，虐待战俘，损害了美国的形象，劳民伤财。出兵伊拉克这一招错了以后，这一系列的后果对内对外都有影响。他的外交政策现在已经有所回摆，开始时单边主义特别厉害，谁要是不同意我的意见，哪怕是盟国也不算盟国了。在第二任里，他就不敢这样了，又要修复和盟国的关系以及其他国家的关系了。他最大的失误就是伊拉克战争，就像越南战争，约翰逊总统本来在国内执行的是支持民权和高福利政策，应该说是当时很进步的国内政策，但由于陷在越南战争里面，以后越来越被动。“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有两个选择：由于另一个超级大国没有了，军备可以不要费那么多，大量的钱不用投到军备竞赛上。所谓“冷战红利”，可以把省下来的钱做一些别的事情，比如环境的改善、国内的福利、国际的援助，多做一些这类事，执行一个比较和平一点的政策，多负一点正面的国际责任。另一种思路就是“新保守主义”的思想，认为美国现在面临千载难逢的机会，确立它唯一的独霸地位，千万不要让任何其他的国家能够起来跟美国抗衡，然后美国利用它现在的优势，看哪个国家不顺眼，就要去改变它的局面。对于中东，想出了一个“大中东民主计划”，它的理想是先把伊拉克拿下来，因为伊拉克毕竟是个很强的国家，原来比较发达的，拿它作为一个据点，扶植起一个亲美的政权来，再逐步扩张，使多数国家变成亲美的政权。结果第一招就失误了，因为我觉得美国有一类当政者经常被自己的力量冲昏头脑，高估美国“无所不能”，其实它驾驭不了这么复杂的局面，低估了中东那么复杂的宗教的、民族的、教派的各种各样的局面，他以为进去以后以解放者的态度自居，萨达姆本来是个暴君，大家一定都很恨他，美国“为民除害”，会受到欢迎。美国占领伊拉克以后，所作所为有许多细节的错误就不去说了。总之没有能团结住各个方面的伊拉克人，以一种霸主的姿态出现，没有搞好。越是处境不佳，敌对势力强大的时候，它就越采取高压政策，比如情报不灵，它就用刑讯、虐俘，借口非常时期，需要这样做，结果适得其反，而且进一步损害了美国在世界的声誉。打阿富汗的时候，说是去打塔利班，在国际和国内都没有很多的反对意见，但是打完以后又没有给新政权足够的经济上、政治上的支持，又去打伊拉克。如果它全力以赴去扶植阿富汗新政权，还可以对阿富汗人民带来实际利益，并打击塔利班的势力。现在“基地”没有被消灭，反而越来越强，事情做得非常糟糕。

为什么小布什的民调最差，美国人当初也许很多人都拥护打伊拉克，但是成王败寇，打完了之后打成这样，美国人也不管当初是否拥护，反正就觉得他做得都不对了，给他们带来许多损害。本来小布什第一任完了就该下台，那时许多人都认为他不可能连任，因为这些矛盾已经显示出来，可能因为当时他的对手太弱，所以他又当选了。做历史定位当然总要再过一段时间，但小布什在伊拉克问题上的失误带来很大的问题，不但把中东局势搞得一团糟，对国内也起了很负面的作用，这点已经可以看出来。9·11是个突发事件，由于9·11的出现，使得美国人无法制衡他的这一方面，使得当时反对的声音说不出来了。9·11促使保守势力得势，但不是非得出兵伊拉克不可，出兵伊拉克不是不可避免的。

问：美国总统大选是透彻地体现美国文化的过程。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七名学生组成的采访团，受李嘉诚基金会资助，从2008年8月始到美国观选，为时三个月，这是国内最早最全面介入美国大选的报道力量之一，其后上海外国语大学如此效仿。这种情况几年前恐怕也是不可想象的。您怎样评价？

答：作为新闻学习，就近观察选举当然是必要的。除了大选，也应该观察地方选举，地方选举也是很重要的，美国真正的民主在基层，不光是总统选举。总统选举特热闹，所以受到关注。不光是研究国际政治的，研究政治制度、比较政治学的，都应研究美国地方政治。作为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能够有机会到现场去观察，这当然是好事。现在大概他们有钱了，过去财力不够。美国人研究中国是经常下基层调查各种各样的事情，那时我就老觉得美国人研究中国可以这样做，而我们到美国去当访问学者就只能浮在上面，只能在华盛顿、纽约和一些学术机构讨论，很难真正到基层去，因为没有经费。现在有的单位有能力派人去现场观察大选，当然是一种很好的学习。

我觉得美国大选有一点是值得学习的，凡是失败的那一方，表现都非常得体，下台的讲话都非常漂亮……这点是非常重要的，这是真正的民主政治所需要的，他承认规则，不管心里有多么不平。竞选时无所不用其极，把对方骂得一塌糊涂，但竞选结束时都识大体、顾大局，为了美国的利益我就拥护你，所以希拉里就能够进入奥巴马的内阁，“屈居”他的部下，本来她是要当总统的。这点是很值得学习的。反观亚洲一些国家，下台的一方，不管是通过选举或是别的什么，就拼命捣乱，就不肯好好地承认这次失败。如果有可能，再蓄积势力，重新参加选举。承认这个规则非常重要，就像下棋一样，不管怎样下完了，你输了，你不能把棋盘推翻了，不承认，甚至用武力把对方揍一顿。这次麦凯恩的讲话体现了失败者的风度……真正的民主是大家承认游戏规则是神圣的，不可侵犯的。哪怕只差一票，你就甘愿认输，就不能再捣乱。

我一般不大愿意谈论美国大选是不想凑热闹。我觉得中国媒体太一窝蜂注意美国大选，每四年美国就大选一次，而且整个过程延续将近一年，中国媒体、中国人的注意力就整天跟着转，我觉得有点过分。美国选总统当然是美国人的兴奋点，但对世界的影响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所以我研究美国，对大选并不给予特殊的关注。美国到底是超级大国，美国使馆常邀请好多中国人去模拟选举美国总统，我从来不去。听说上次多数中国人都选戈尔，这次我估计一定是奥巴马。中国人无从关注本国领导产生过程，跑去模拟选举外国领导过瘾，颇有讽刺意义。对公众来说，美国大选的个人因素和各种各样的细节也许是个“看点”，但对研究国际政治，不必占太重要地位。

[1] 《中华读书报》采访，2009年1月。

附录四 重新评价罗斯福的“新政”[1]

问：美国第32届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被视作继华盛顿、林肯之后，美国历史上第三位最有影响的伟大总统。人们对于罗斯福，为何有如此高的评价？

答：对美国总统的评价除华盛顿和林肯外，其他都无定论。你所谓“被认为”，是被谁认为？例如美国保守派（不是少数）肯定不同意这一提法。还有，在不同时期对罗斯福的评价也不一样。1980年代（里根—撒切尔时期）凯恩斯学说式微，学术界对罗斯福“新政”也颇多质疑。现在美国面临金融危机，又需要加强政府干预，人们又想起小罗斯福。即使现在，美国也没有像中国媒体那样“罗斯福热”。

不过客观地说，罗斯福的确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起了关键的作用，而且是促进历史前进的作用。我认为除了他个人的理念和才识外，相当大的成分是时势造英雄。这一“时势”有两件大事：一是经济大萧条，二是反法西斯战争。关于前者，美国——或者说整个自由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那个阶段，到了需要大改革的关键时刻，方向是加大政府调控的力度和建立社会保障。刚好凯恩斯学说应运而生，而要实施凯恩斯所主张的大规模的政府干预，需要强大的财政实力，美国虽然处于经济衰退，但其危机起于股市崩溃，整个实体经济还是相当强大（例如英国当时就难以有这个实力），政府有增加财源的基础。另外，正是由于大萧条造成的绝望情绪促使人们把希望寄托在强有力的政府身上，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美国传统政治中的对国家干预的抵制。地方政府在危机中所表现的软弱无力，也促使联邦政府的职和权都空前集中。这是对“新政”有利的客观形势。当然，罗斯福本人的理念和胆识使他能集思广益，博采众长，在关键时刻采取适当的措施，同时还有高超的政治手腕克服阻力，取得最广泛的共识。从执政理念上讲，我认为罗斯福本人带有里程碑意义的一项贡献在于提出了新的“四大自由”——把传统的四大自由概括成两项，再增加了“无匮乏之虞”和“无恐惧”的自由，也就是把经济保障纳入了公民的基本权利。这样，就发展了美国宪法规定的政府职能，从此人民的基本生活保障也成为政府的责任，也就是福利国家的依据。

至于反法西斯战争，客观上美国当时已经是世界第一强国，形势推动它负起全球责任。罗斯福的功劳在于顺应世界潮流，大力克服国内已经过时的孤立主义情绪，在珍珠港事变爆发之前就开始逐步改变中立政策。值得一提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是重大战争中唯一的一场正义与非正义界限分明、全世界都没有争议的战争。罗斯福领导美国参战，在道义上也占领了制高点，这也使他名留青史。

问：罗斯福执政期间，美国经济正遭遇严重的经济危机，导致该轮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是什么？该轮经济危机有哪些市场体制方面的问题需要总结？目前正在肆虐不退的金融危机与罗斯福执政时的危机，有无共同之处？

答：人们一提到经济危机就想到1929年大萧条和罗斯福“新政”，似乎股市崩溃、经济危机以及政府干预就是从罗斯福“新政”开始的，这是一种误解。事实上，华尔街股市投机的历史比美利坚合众国的历史长将近一百年。经济繁荣→证券投机→股市泡沫崩溃→金融危机→经济复苏，这种循环从美国建国之前就已开始，几乎是“每七八年再来一次”，当然每一次的严重性和危机持续的时间不一样。至于政府干预，美国从立国开始就有两种思想：第一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主张建立中央银行以调节金融；杰斐逊则偏向于自由放任经济。不过与后来大财团反对政府干预正好相反，他是代表农民和中小企业利益，痛恨金融投机家，主张让他们彻底破产。汉密尔顿曾经一度占上风，建立了联邦政府控股的银行，并且在1792年的股市危机中（也就是美国立国后第一次危机）出手救市，解救了危机。不过不久汉密尔顿下台，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杰斐逊思想占上风，美国大部分时间没有中央银行，直到1913年（威尔逊总统任内）成立美联储，掌握既超越市场又不受国会约束的调控经济的权力。如果以此为标志，那么政府干预金融至少从那时起已经有了机制上的保证。

美国政府与日益壮大的大财团（包括金融界）的博弈是逐渐发展的。在20世纪初，西奥多·罗斯福（史称老罗斯福）时期有一次大规模的、全面的改革，从理论到实践承认了政府干预经济的合法性和必要性，并且出台了许多重要的相关法律，也为小罗斯福的“新政”作了铺垫。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说，政府干预都不是从小罗斯福开始的。

每一轮的周期都有其共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当前这一轮的新特点主要有：一、在全球化背景下，对全世界各国都产生影响，美国既可以诿责、以邻为壑，又受到国际的约束；二、金融“创新”，出现许多所谓“衍生品”，离实体经济越来越远，形成“泡沫”的元素更加复杂；三、直到小罗斯福时期，政府财政赤字还是被认为是非常现象，除战争外，只有面临危机需要加大政府开支，不得已而容忍赤字。现在美国财政赤字已经高达天文数字，为解救经济危机还要增加开支，而且整个美国社会几十年来都已习惯于寅吃卯粮，这种负债经济是前所未有的；四、出现了一种叫做CEO的阶层。政府需要博弈的对象不仅是拥有企业的资方，还有拥有既得利益的管理层，这增加了运作的难度。

问：1932年，美国在大萧条的一片绝望和阴霾中迎来总统大选，“新政”成为罗斯福带领美国走出大萧条的政治口号和实践标签，新政的核心是什么？“新政”为什么应对当时的经济危机有效？罗斯福“新政”在市场经济体系中，引入了政府干预经济的概念。罗斯福执政时期的主要经济思想有哪些？如何评价？政府干预经济是否是市场经济的必需？干预的力度该如何把握？市场失灵与政府干预市场的关系该如何认识？罗斯福“新政”的实施，在当年迅速取得了效果，但放在历史的大时空中，如何看“新政”对于整个美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答：美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都是渐变的过程。政府干预经济的概念不是罗斯福引进的，实际上方今世界不存在完全没有政府干预的纯粹自由放任的经济，只有干预力度大小和是否恰当的问题。小罗斯福的两个“百日新政”内容多得不胜枚举。大体上有以下几方面：

——金融改革，首先向银行开刀，通过《紧急银行法》，把黄金的流动牢牢控制在政府手中，以后又毅然决然使美元与黄金脱钩。然后政府出资，收购了大概有六千家银行的股票，这些银行都成了政府控股的银行。日后情况好转，那些银行和企业又重新出售给私人。

——开创了“以工代赈”的政策。政府主办一些大的工程，雇佣大量工人，不但解决了失业问题，而且把许多不熟练工人培训成了熟练工人。这些大工程都是一些有长远利益而近期效益不显著的项目，特别是与环境保护有关，在没有危机的情况下国会难以通过，联邦政府和各州之间在财政分担等问题上复杂的法律关系也只有在共赴“国难”的使命下才得以克服。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因祸得福。

——通过一系列立法，保护那些还不起债的人，使他们不至于流落街头。也是第一次，由联邦储备银行保证储户在银行破产时能得到一定数量的存款偿还，不至于一生积蓄付诸东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延续至今，保证的储蓄额不断增加。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有了基本的保障，社会就不恐慌了。

——通过法律，保障劳工权利，其中最重要的是“集体谈判权”。也就是工人通过罢工等手段向资方提要求合法化，资方必须谈判，如破坏这一权利将受到惩处。多数情况下，双方总会找到妥协的方案。这样，劳资争议纳入了法律的轨道，工人也成为参加博弈的各个利益集团的一方，大大缓解了社会矛盾。另外还有规定最高工时和最低工资等。不过后来一部分产业工会也成了特权集团，此是后话。

——修改税法，主要是提高对富人的征税（美国从20世纪初已逐步开始实施累进税制），增加对农村用电、养老、失业救济以及联邦财政对地方福利的补贴等。

这些措施有的是临时性的，例如以工代赈和政府收购企业和银行；有的是带有长远意义的，主要是关于劳工权利、社会保障方面的措施。总之，这些都是提高平民的权益，向公平的方向推动社会，所以是有进步意义的。

政府干预经济如医药治病，须对症下药，剂量适度，否则危害更大。怎样才算适度，要看具体情况，不能一概而论。我想有几点原则是普遍适用的：一、政府干预的目的和效果是促进更加公平的自由竞争，而不是遏制竞争；二、遵循市场规律，而不是以行政手段代替市场行为；三、在非常时期可能需要采取一些非常措施，但不能把非常措施作为常规持续下去（例如在危机时以政府注资方式收购或控股几千家银行，但危机过后又陆续出售给私人，不是实行“国有化”），即便是非常措施，也要想到长远的后果，避免为一时表面繁荣而杀鸡取卵，饮鸩止渴，特别是当前，绝不能以破坏环境为代价；四、干预的方向一般说来是使社会更加公平，扩大受益面，提高总体的购买力。刺激消费（也就是我们所说拉动内需）的根本在于提高全民，特别是相对低收入人群的生活保障。

问：自1933年到1945年，富兰克林·罗斯福连任了四届美国总统，也是史上唯一连任超过两届的总统。罗斯福四次当选美国总统，他能够连任的原因是什么？作为杰出的领袖，罗斯福有哪些个人的特质？有人认为，罗斯福重构了美国经济，您认为这样的说法对吗？

答：罗斯福连任了四届很大程度是由于二战的需要，当然与他个人的威望也有关。不过，如果不是战争的非常时期，无论有多高威望，美国总统也不允许超过两任。上面已经说过，美国改革是渐变的过程，说小罗斯福重构了美国经济当然不确。那么老罗斯福时期的进步主义改革呢？威尔逊总统时期的一系列政策（包括正式成立美联储）呢？

中国人对罗斯福有特殊的好感，我想历史原因当然是与抗日战争时的与中国同盟有关。那是唯一的国共两党都把美国视为亲密盟友的时期。我本人对小罗斯福的全面评价也是比较高的。但是现在国人大力推崇罗斯福，是基于片面的理解，把他作为政府干预经济的榜样，甚至可能有些人以此为“国进民退”辩护。我认为如下几点有必要予以澄清：

一、美国的基础是自由市场经济，它的改革是纠正因过度放任所造成的弊病。我国的改革是从原来政府统管一切的计划经济基础上逐步走向市场经济，至今政府该退出的领域还没有退够，很多弊病在于权力操纵市场。美国反垄断的对象都是在自由竞争中壮大起来的大财团，都是私人资本，而我们的垄断集团都是国有企业，这与美国是相反的。所以要反垄断首先应该反行政垄断。我国的垄断是在公有制的名义下进行的，但它实际上不是公有，并不受纳税人监督，而是少数权势集团所有。所以改革的方向应该与美国正好相反。

二、中国和美国有共性的一面，就是都要对人性贪婪的一面予以遏制，但是两者贪婪的载体又是不同的。在美国，这个贪婪的载体是大财团、大金融家，而我国贪婪的载体是各级集政权与财权于一身的权势集团。所以，中国和美国改革所针对的对象是不一样的，因此途径和措施也应该不一样。

三、罗斯福“新政”中的确有一项内容是由政府出资建设大工程，以此创造就业，所谓“以工代赈”。但是我国平时由各级政府财政支持的工程不知多少，其中许多是不必要的浪费，而且带来严重腐败和对环境的破坏，本来是应该加以遏止的，而最有活力的民营中小企业却始终得不到公平的竞争条件。因此，罗斯福的这项治疗措施绝对不适合我国经济之病，反而会加重病情。

四、不论情况如何紧急，任何政府的改革措施一定要通过法律来进行，而不是靠领导临时下命令。美国成功的经验就在于每一项措施，每一笔拨款，都是公开透明地在国会经过辩论，通过法律而后执行。同时作为执行者的各级行政部门是超越利益集团的，这点很重要。加大政府干预的力度，就是加大行政部门的权力，如果每加大一次政府的权力，就使某些执行者多一些寻租的机会，那主观愿望再好的政策反而会加重腐败，结果适得其反。小罗斯福“新政”的成功条件之一是行政部门的廉洁和公信力。这又得力于自老罗斯福总统以来半个世纪的吏治改革和反腐败斗争。这是另一个题目，在此就不详述了。

五、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之本。我国实行股份制还只有短短的几十年，曾几何时，股市行情已成为热点话题，似乎只要维持“牛市”，经济就没问题，而忘记了实体经济才是生产力的根本。纵观几百年来美国每一轮经济危机的复苏，都与科技创新和新兴产业有关。大致的规律是，每一项重大发明促成新兴产业，引起一轮投资热和股市投机，投机家催生泡沫，泡沫破裂引发危机，而下一个新兴产业又引发下一轮复苏、繁荣、投机、危机的周期。如果没有科技创新、实体经济不断进步的支撑，华尔街是不可能单独生存的，而华尔街的股市交易又为实体经济的发展筹集资金。如果只把注意力集中在股市升降而忽视实体经济的创新和进步，那是舍本逐末。事实上，政府“救市”的选择，救什么不救什么，也应看对国民经济长远和根本的利益而定。

从种种迹象看，美国下一轮的新兴产业将是清洁能源，从奥巴马的几次讲话和国会通过的初步立法已见端倪。环保问题是21世纪全球的关注焦点，发达国家从小学课本到立法到政客竞选纲领都已经把环保作为重要内容。谁在这个问题上领先，谁就能引领世界潮流，如果逆此潮流而行，无论一时间经济增长数字看来如何耀眼，终将难以为继。不论我们是否愿意或是否意识到，今后的“先进”、“落后”将以此为衡量标准，或至少是重要标准之一。

[1] 《财经网》采访，2009年8月。

附录五 中美关系并没有大起伏[1]

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仍有很大差距。从根本上讲，中国和欧美发达国家不属于一个发展阶段。欧美是后工业化时代，而中国工业化还未完成，是跳跃前进，实际上日程表还是人家定的。我们仍处于追赶人家的阶段。

单从GDP上看，现在好像经济成绩骄人，但并不能因此就说中国在经济上已经非常强大。比如，我们经济总量赶上日本了，但我们的人口是它的十倍。这真的没有什么了不起。姑且不说我们的分配是如此不公平，还有其他尖锐的社会问题。况且，GDP不能只看数字，还要看质量。例如修建许多条公路桥梁，可以计入GDP，但是工程质量很差，不久塌陷，然后拆了重来，又增加GDP几个百分点，这怎么算？

我也很反对所谓G2的说法。这有很大的误导性，似乎中国和美国实力相当了，而且发展出所谓中美“共治”之说，更加谬误。G2的说法是美国人先提出来的。美国人忧患意识特别强，他特别在意要遥遥领先一切国家。所以可能别人仅仅是赶上几步，美国人就开始大惊小怪。这跟我们的思维方式和宣传方式是完全相反的，我们稍有成绩就拼命吹。

此外也不要夸大西方当前的经济危机。美国建国二百多年，而金融危机已经有三百年了。它在建国前就有股票和经济泡沫，而且比现在无序得多。美国这个国家的反省能力和恢复能力都很强，经历危机之后，它往往会变得更强大。这次情况有点不同，它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它的纠错机制是否还能成功地进行新一轮改良，还要看。

中美关系没有大起伏。中国现在积累了很多财富，跟自己比是空前的。但很大程度上，中国现在只是“国富”，即政府可支配的财富特别多。表面上看，可能在国际上财大气粗，开始大声说话，开始有制裁别人的手段。但办法也不是很多，稍有制裁，两败俱伤。

客观地看，我觉得现在的执政者头脑还是清醒的，当家的人知道自己手中有多少柴米，知道没有那么多制裁别人的手段，而且中国已经融入国际社会。主要是媒体炒作得厉害，但这种炒作又受到有关方面的鼓励，因为我们的新闻原则是报喜不报忧，或者是夸大喜、掩盖忧。

我不认为中美关系这一年来经历了什么“大起大落”。无论中国是哪届政府，或者美国是谁入主白宫，从建交以来，除了一些突发事件外，关系没好到哪里去，也没有坏到哪里去。当然不会直线发展，在一定范围内起伏总是有的。当前中美之间的所谓焦点也都是些老问题，比如售台武器，两国签建交公报的时候这个问题就是有保留的。中美达成了一种“协议保留分歧”（agree to disagree），互相之间是存异的。现在有言论说当时邓小平屈从美国，这是不负责任的说法。如果当时中国因为这个问题就不建交，中国吃亏就太大了，那就是因小失大。见达赖，也不是从奥巴马才出现的新问题。这是他们国内政治的需要。从外交上我们当然要摆出姿态，提出抗议。但只要美国守住底线，只作为精神领袖，不支持西藏独立，低调处理，不会因此使中美关系出现倒退。

比如对伊朗制裁，中国一向持十分谨慎的态度，这次也不例外。政策上只是微调，不像人们以为的那样，中国一下子强硬起来了。力量对比在那里，中国强硬不起来，而且我也不觉得中国在这个问题上该完全站在伊朗一边。

利益是两国关系的关键。我曾讲过“商人重利轻人权”，利益所在，人权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不会成为中美外交中一个实质性的尺度。比如最严重的时候是天安门风波后，美国国内一片制裁之声，每年国会都讨论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但由于邓小平仍然坚持大力开放的政策，给予国外资本极大的优惠，最后还是大财团的力量反对取消，在克林顿时期通过一个决议，最惠国待遇跟人权问题脱钩了。

所以说一个国家的外交、国际决策，都是重利的。美国作为这样一个国家，有些原则它是要提的，而且对国内要说得过去，不能放弃民主、人权的旗帜，但有利益在，它也不会动真格的。这不是说我们不该解决国内的人权问题，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需要，而不是为了安抚国际舆论或外交需要。

中美两国经济现在互相依赖，所以尽管摩擦也会特别多，但不会破裂。而且，从整个世界的格局上来看，没有什么利益可以让两国关系破裂，破裂对谁都没有好处。

美苏冷战时期对立十分厉害，双方总想这两种制度最后总要有个摊牌。现在中美之间这种源于意识形态上的矛盾不会尖锐到那个地步。即便是中国政府说自己现在的制度好得不得了，也无意用这种制度战胜全世界，或取代美国的制度。我们现在强调中国特色，只是不要被取代。美国虽然从理念上以在全世界推行民主为己任，但也没有积极颠覆中国政权的国策。

西方仍有戒心。但从长远讲，西方还是有担心。在他们的经验中，一个经济上十分强大，而政治上不同于西方民主自由的国家很有可能变成法西斯，因为他们的信念是民主自由和市场经济是必须共生的。

还有就是在国家支持下的重商主义，在国际社会中是一个不平等的竞争。用国家的力量进行补贴，而且很多企业都是国营的，可以用政府的力量做很多事情。这不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而是个比较现实的问题。

而且，世界上像我们这样的国家是唯一的，一个硕果仅存的共产党执政的大国，经济实力又这么强，因此国际上就产生“中国威胁论”。

美国对中国的基本政策思路，仍将会在接触（engage-ment）与遏制（containment）之间摇摆。它不会像1950年代那样完全进行遏制，因为双方已经有互利，但中美关系也不会像美欧那样形成同盟关系。

未来世界大格局的变化大约不会再由战争决定，否则就是毁灭。现在的世界格局、游戏规则已经不再靠战争来决定的了。比如，如果美国衰落，应该不是被打败，而肯定是其自身机制出了问题。

美国继续当老大的心态会持续下去，一超多强的格局还会继续持续下去。虽然现在国内外很多观点认为下一个挑战力量是中国，但我觉得两者仍然差得很远。

假如美国衰落下去，世界上也不会出现像过去英国取代西班牙、美国取代英国那样一个独霸世界的帝国。世界将日趋多元化，美国也应该调整心态，学会做一个普通国家。美国的问题是总不把自己当作一个普通国家。9·11之后美国更加强硬，尽管现在单边主义已经失败，并且被放弃，但美国已经处于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伊拉克、阿富汗已经成为美国的泥沼，在伊朗和朝鲜问题上也非常被动，美国没有主动去搞朝鲜，而是朝鲜隔三差五地出一招，使美国非常被动。

这也说明美国不会特别有意激怒中国。见达赖和向台湾出售武器，从美国国内政治来说，是非做不可的，但是这并不代表它会专门腾出手来对付中国。

现在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互相依赖越来越大，一个新兴国家要打败原有大国，我看不出这样的可能性和必然性。

关于大国的软实力问题。一个真正的大国，强大的不仅仅是经济、政治和军事，一定也要是个文化大国。到处建“孔子学院”，中国政府花大钱，派一些中文教师出去教中文，这个做法不会扩大我们的所谓软实力或文化影响。不如用这么大一笔钱提高国内的教师水平，并普及教育，提高中国人的文化程度，自然就会提高在国际上的文化影响。

现在文化和政治扭在一起，孔子学院跟文化传播实际上没太多关系。真正的文化是要继承自己文化的优秀传统，吸收全世界文化的精华并内化在每个国民身上，提高整个国家的文明程度，要以国家自身的文明教化赢得国际的尊重，这就是孔子所说“修文德以来远人”。文化影响是做出来的，不是吹出来的。例如芬兰这样一个小国，既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也没有强大的国际媒体，但是人们一提到廉政一提到教育普及就想起芬兰，产生钦羡之情，这就是影响，也可以称软实力。

文化输出的根本推动力是你自身文化很先进，或者充满吸引力。就像过去中国对“蛮夷之邦”有天然吸引力一样，比如元朝和清朝的汉化。

以汉文化为主的中华文化能“化”满清，却“化”不了英国，因此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许多先进的仁人志士痛感自己的弱点，开始向外面学习，我觉得很有成效。从严复，到庚款留学那批人，到鲁迅、胡适等，我觉得做得相当不错，既吸收很多西方文化，也没有断裂过去的传统。但这些东西到了后来就都被打断。现在还得重新续上这条线，创造适合现代的新文化，不能只靠两千年前的祖宗，更不能靠政府花大钱向外扩张。因为你白送也好，卖也好，先得有货才行。

[1]  本文根据2010年3月《财新网》采访稿整理而成。

附录六 跨过新门槛[1]

——兼论中美关系前景

环顾全球，大部分国家和地区都面临新的转折点。

就全人类而言，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自有文明史以来，人以其智慧进行科学创新，不断改造自然，征服自然以服务于自己的福祉。与此同时，却制造出高效的毁灭自己的手段，同时破坏自己的生存环境。现在面临的问题是：科学发展与人类命运的关系——如同永动机一样无法停止的科技新发明是继续造福人类，还是带来祸害，直至走向毁灭？这取决于人类的良知、智慧、远见和对自己的掌控能力。这个问题太大，需要自然科学家与社会科学家以及政治家共同探讨，我去年在一次会上曾经就这个题目作过探讨，现在不可能在这里展开。

另一个领域是每天媒体都在追踪报道、我们日常关注的世界各个地区的危机和动荡。这一轮的危机不同于以往，而是带有本质性的新的拐点。由于发展不平衡，不同国家和不同地区所面临的问题也各不相同。相同的是，原来有效的内部体制和现存的国际格局已不能应付新的社会诉求和层出不穷的新问题。实际上，这一新拐点可以从上世纪80年代末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算起。那一次变化可以说是新的一波民主化浪潮，是苏东向美欧靠拢，彻底打破二战后的雅尔塔格局。现在美、欧又面临新的转折，但是在不同的起点上，好像波浪一样，那一波在后面，这一波是在前面。

当前可以列出的重要的热点有：欧洲、中东、非洲、美国和中国，还有全球化模式本身。我认为中东、非洲的动荡可以说是上个世纪东欧民主化那一波的延续，不过还要经过曲折而漫长甚至痛苦的道路，不过方向是一致的。至于欧洲，欧盟的出现是一个伟大的创新，如果这一关危机能成功地化解，那么一百年后回头看，欧洲又对制度创新做出了新的贡献。原来民族国家的形成就是从欧洲开始的，现在民族国家发展到一定程度，又可以联合起来。如果成功，是带有划时代意义的。但是如果这次危机过不去，可以算是一次失败的尝试，但是仍然留下了可供参考的宝贵经验。所有这些问题当然不可能在有限的时间内穷尽，我现在只能重点探讨中国和美国各自所面临的门槛，以及如何跨过这一门槛对今后中美关系的影响。

中美自一个多世纪以来有冲突也有合作，实际上合作多于冲突。真正兵戎相见只有两次，一次是八国联军，一次是朝鲜战争。第一次美国不是主角，是被裹进来的，第二次双方都不是发动者。冷战期间的敌对，是两个阵营的敌对，阵营解体了，就有了关系正常化的条件。迄今为止，两国没有不可调和的根本利害冲突，也没有领土争端，虽然摩擦不断，不过还在正常范围。但是今后这种格局就面临新的变化。今后中美关系在具体事件上的外交运作固然重要，而决定性的、长远的因素在于各自国内如何迈过这道坎。

美国方面

根据我对美国历史的解读，美国从立国到如今二百年中，除了南北战争之外，一直在进行渐进的、和平的改革，其制度的活力就在于有效的纠错机制，可以避免在不少其他国家引起社会动荡和暴力革命的、不可补救的社会危机。在某些历史拐点，当社会矛盾尖锐化到一定程度，代议制框架内政治钟摆的左右摇摆的调整机制显示乏力时，就有体制外的全社会各种力量直接参与，表现为群众运动或强大的舆论力量，推动更加根本性的改革。这也是在美国民主政体框架之内的，并非反常之事。

第一个拐点 20世纪初的“进步时代”（多数人都把30年代小罗斯福“新政”作为转折点，我倾向于更早的老罗斯福执政的“进步时代”），这是一场全社会各种力量参与而促成的全面改革：解决对资本和市场的规范问题，遏制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弱肉强食，净化吏治，遏制腐败，健全民主法治，进一步落实宪法精神，并改进宪法的不足。这场改革对以后整个20世纪美国繁荣富强的意义再强调也不为过。如果没有它，小罗斯福的“新政”也不可能实现。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进步时代”的吏治改革有效地遏制了腐败。以后从“新政”开始，美国行政部门的职能不断加强，条件就是政府有公信力，如果公众怀疑政府部门会以权谋私的话，是绝不会同意这样扩大职权的。

第二个拐点 60年代的群众运动，其重大意义是实现进一步向平等方向的、深入的社会改革：促进种族、性别平等，落实黑人的权利，大面积扩大社会保障，奠定美国式的福利国家，缩小贫富差距（到70年代中期贫富差距最小，以后又逐步扩大）。当然，还有结束越战，对外缩短战线，缓和在冷战中的军备竞赛，间接促成了中美关系正常化。

现在面临第三个拐点 这是在新的全球化背景下发生的，我姑且举三点新的因素，再加以阐释：

1. 所谓“世界领袖”的负担沉重不堪；

2. 出现了“虚拟经济”，离实体经济越来越远；

3.全球化带来的利益在国内分配严重不均，加剧社会不平等。

当然，这几点不足以囊括所有的新因素，限于时间不能尽述。以下对这几点略加阐释。

1. 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它以“世界领袖”自居，世界任何角落发生的任何事件，它都以之为己任，要加以干涉，不论正当还是不正当。美国一贯致力于维护它的“世界领导”地位，现在更是特别要确保其唯一的超级大国地位，警惕任何潜在的挑战。“领导”一词本身是中性的。几年以前，在一次中美学者对话会上，我曾提出过“良性领导”和“恶性领导”之说。前者引起尊重，后者引起恐惧和反感。例如20世纪绝大部分划时代的科技发明创造都发生在美国。这样，客观上美国引领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它不但对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以它的经济繁荣和超强国力对二战后很多国家的重建给予空前规模的援助，例如马歇尔计划之于欧洲，可以称得上在关键时刻雪中送炭。这就是“良性领导”。另一方面，当“领导”意味着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以牺牲别国人民的利益来追求自己的自私利益，特别是持续不断地扩大已经压倒全球的军火库，从而带头加速全球军备竞赛，这个词的含义就是负面的。今天的问题是，美国越来越诉诸军事手段和武力干涉而不是经济和文化手段来确保它的“领导”。这与二战后的早期很不相同。那时美国的影响主要来自它内部的榜样效应和对外的经济援助。当然，那时已经开始了军事扩张。1955年艾森豪威尔总统离任前的演说中就提出了著名的关于“军工复合体”（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对美国政治影响的警告。今天，这一力量已经发展到如此规模，全世界看着美国在对外事务中行事更加肆无忌惮，更倾向于用高压和武力，自己陷入一个又一个泥沼。不论这一躯体有多强壮，它能负担这样的重担多久？

另一个问题是，美欧联盟还能维持多久？显然，北约的主力是美国。美国国防部长批评欧洲不承担应有的义务的讲话，说明美国担负“北约”的“领导”责任也日益艰难。对于欧元面临的危机，美国是否有能力或是有意愿给予帮助，或者更愿意看到它失败？

总之，美国需要在不断扩张的霸权思维轨道上刹车，停下来进行反思，使自己适应变化了的世界，学习做一个正常的国家。但是现在似乎还看不到美国决策者有这样的迹象。

2. 金融危机和经济萧条本不是新事。在美国二百多年的历史中已经发生过多次循环：金融泡沫引起经济危机，然后又走向复苏、繁荣。每次复苏都与新的发明和创立新的产业相联系，这样美国经济和社会在一轮又一轮循环中螺旋上升。当前的新现象是出现了所谓“虚拟经济”，这是华尔街的那些智力超群的人士玩的游戏，他们发明了各种令普通人眼花缭乱的金融创新和复杂的衍生品，离实体经济越来越远。现在的问题是，下一个能触发经济复苏的新实体产业是什么？我们能否期待清洁能源以及与环保相关联的产业起到这一作用？而这一产业在兴起过程中又要遇到多少政治的和利益的阻力？

3. 过去几十年中全球化促进了全世界经济的发展。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和美国，都从中获益。但是由于资本可以自由流动到廉价劳动力市场，大量的利润进入了资本的口袋，牺牲的是劳工的利益。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工薪阶层通过多年斗争取得的谈判权大大削弱了。因此，自上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即使在繁荣的年代也不例外。这当然引起社会严重不满，导致我们看到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这场运动虽然表面上声势浩大，遍及全国，但是远不如上世纪60年代深入而广泛，主流媒体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对权势集团的威胁似乎也不那么大。目前政府财政赤字如此高，又面临严重经济衰退，外加各种政治因素，政府周旋的余地也很狭窄。例如，在上世纪60年代肯尼迪—约翰逊政府借群众运动之势，推动了一系列向弱势群体倾斜的改革立法，而到目前为止，“占领”运动尚未起到足以推动实质性改革的作用。

上述诸多问题反过来足以腐蚀美国的民主，美国人民引以为自豪、如此珍视的民主制度似乎有异化的危险。资本大亨的贪婪，加上“军工复合体”，加上权势的傲慢，再加上短视的党派争斗和狭隘的集团利益，可能绑架美国人民的真正利益。本人一直对美国有一个论点：对内行民主、对外行霸权可以并行不悖。但是现在，霸权正在发展而民主有异化的危险。美国的军事开支2010年达七千五百亿，而对最贫困国家的援助只有一百五十亿。美国独家占领阿富汗，一手扶植起现政权，每年用于阿富汗的军费开支是一千亿，而用于发展的援助只有十到二十亿。这是很说明问题的。

所以说，美国面临新拐点，需要对自己在世界作用中的定位进行反思。美国制度中的纠错机制是否还能发挥作用，尚待观察。

中国方面

中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美国和欧洲面临的问题带有后现代性质，而中国尚未完成全面现代化。欧美发生了危机，其制度表现出种种缺陷，不能因此说明中国制度完美，不需要改革。中华民族自19世纪中叶以来就开始致力于转型，经历了曲折而痛苦的历程，有时甚至倒退。且不说早期的历史，最近的一次拐点在上世纪70年代末，开启了我们称之为“改革开放”的时期。近三十年的经济快速发展和显著成就有目共睹，所累积的严重问题也不容回避。现在中国也面临新的拐点。我也姑且举三点重要的因素：

1. 当前发展模式不可持续；

2. 腐败丛生，难以遏制；

3. 两极分化日益严重，社会矛盾尖锐化。

以下简单加以解释：

这几点在很多国家都存在，但是在中国目前的转型期，有其特殊的严重性。

1. 方今人们谈论很多的促成经济快速增长的“中国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它是基于高能耗（最新数据，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第一能源消耗国）、资源浪费、严重污染环境，加上低工资和人权保障的缺失。在经济结构方面，一大部分GDP是来自房地产投机而不是高科技创新。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是卖地。再者，有利于出口导向产业的国际环境正在急剧发生变化。所有这些问题呼唤对现有的发展模式进行实质性的改革。

2. 腐败哪个国家都有，不过当前中国的腐败是弥漫性的，几乎覆盖所有领域，特别是本应是净土的文化、教育和其他精神领域。现存的法律和政治机制不足以有效地遏制它的蔓延。此外，有一种“中国特色”的腐败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就是基于等级制的特权，各级掌权者合法地、不受监督地大量消费“公款”按“级别”提供的各种享受。这种现象不但没有随着全社会经济增长而减少，反而更加剧。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中国国有大企业的CEO从他们的美国同行那里学习到给自己付高得惊人的收入，却没有引进对普通工薪收入者的基本社会保障（尽管美国人对此还不满意）。所有这些，造成严重的财富分配不公、高度的社会不公正和普遍的道德下降。另外，与美国不同的是，美国的大企业是私人资本，而中国最大的企业都是国有垄断。土地都是国有。

3. 中国也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因而这些年来全社会财富大幅度增长。由于外资比例很高，高额利润实际上落入跨国资本的口袋。也就是说，养肥了华尔街大亨的不仅有美国劳动者，还有中国劳动者的血汗。留在中国的那一块蛋糕，绝大部分为占中国人口极少数的权钱结合的暴富集团所吞食，广大普通劳动者只分到极小的一块。但是与美国不同的是，中国由于过去的物资极度匮乏造成极端贫困，即使那极小的一块，也足以显著地改善多数工薪阶层的生活。到目前为止，情况还能过得去。既然既得利益者不准备让出一些份额来，那么只有不断加速把蛋糕做大才能使那一小块分给老百姓的蛋糕也有所增长，此所以明知需要放慢脚步，做些调整，也不敢这样做，于是造成一味保GDP的增长模式。但是不可能长期如此。大家都看到，国际市场正在缩水，中国急需转变外向型经济，而中国人的普遍购买力不足以填补足够的内需。另外，年轻一代进入就业市场的大军，包括大学毕业生，不可能接受他们的前辈所忍受的艰苦条件，而机会却没有那么幸运地给他们每个人。

不言而喻，两极分化和社会不公加剧会导致不满情绪的蔓延，从而威胁社会的稳定。问题是如何应对各种不平之鸣，防止社会动荡？是进一步加紧对各个领域的控制，牺牲国民基本的自由权利，从而制造更大的不公，还是向法治和民主的方向改革治理方式？体制内外多数正直和明智的中国人都意识到，目前的形势呼唤早已滞后的结构性的政治和社会改革。但是阻力还相当大，现在主要不是源于意识形态因素，而是来自既得利益。十三亿中国人的命运取决于如何跨过这道坎，变恶性循环为良性循环。

那么，中美各自面临的十字路口与今后的两国关系有什么关联？

总的说来，如果中美两国各自能够直面新的问题和挑战，成功地跨过新门槛，进入一个良性循环的新阶段，当然对两国自身有好处，同时也有助于两国之间建立较好的关系。一般说来，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在自身繁荣而有自信的时候，可望比较理性、慷慨和包容地对待外部世界。如果目前的困境延续下去，以下的情况就会发生，或者正在发生：

由于中美之间经济相互依赖已经很深，美国经济衰退肯定对中国经济有伤害，而且已经造成伤害。在目前的社会矛盾中，美国的特权精英阶层不与国内的弱势群体协商妥协，做出合理的让步，从而达到美国社会的改良，却倾向于以邻为壑，把困难转嫁到别的国家，中国首当其冲。保护主义——特别是专门针对中国的，我称之为“选择性保护主义”正在抬头，其后果将是双输的局面。在美国的国内政治中，中国是最方便的替罪羊，所谓“中国威胁”之说甚嚣尘上。这样，反过来刺激中国广大公众的极端国族主义情绪和对美国的反感。再者，一个缺乏自信的美国更倾向于通过军事手段来确保它在国际上的霸权地位，其恶果是可以想见的。

在中方，在“爱国主义”口号下的极端国族主义，目前似乎是填补精神真空的唯一的共同价值。把这一意识推向极致，也可以成为那些否认普适价值和拒绝政治改革的人的一个方便的借口。在社会不稳定的危险日益上升时，所谓“境外敌对势力”搞“和平演变”，企图颠覆政权的老调又将重弹，不论其含义如何。加之目前美国的政党政治暴露出来缺陷，使美国民主不再像过去那样有吸引力。尽管民主有缺陷不等于专制更好，但是从一般舆论来说，肯定会增加对民主改革的疑虑。因此，美国民主制度的退化或改进，客观上对中国的民主改革会相应产生负面或正面的影响。

最坏的图景是：中美之间对抗性关系升级，中国被拖入与美国的军备竞赛，挥霍尽自己有限的经济资源，同时发出错误的信号，在国际上助长所谓“中国威胁”之说。这样，中国就会不知不觉间被拖入一个恶性循环，指向危险莫测的终点。中美两个核大国之间发生武装冲突是不可想象的，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人都不愿意看到这样一种图景的出现。

我们能够希望的最好的情况是：两国在不太长的时间内都能找到办法跨过当前的坎，实现对各自人民都有利的改革，同时创造两国积极合作的条件。在我看来，不论“中国崛起”被怎样宣扬，有一点是客观事实：不论美国目前遇到多大的困难，相对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深刻危机，它还是比较容易克服的。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美国还将是远超过其他任何国家的最强大的国家——无论是硬实力或软实力，都是如此。它也仍占据世界财富的最大份额——不论是虚拟经济还是实体经济，不论是军用还是民用资源。因此，对全球发展起决定性影响的还要看美国如何使用它的超强力量，也就是扮演“良性领导”还是“恶性领导”的角色。方今世界已不大可能重复过去的两极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政治正在加入游戏，各国之间的利害关系错综复杂，互相依赖性日益加深。今后几十年间，中美关系更将是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至少是最重要的之一，任何以邻为壑、幸灾乐祸的政策都是短视的，终将自伤。不过政治家们往往为利益所左右，所谓“肉食者鄙，未能远谋”，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只能祝愿他们不至于“利令智昏”，造成不可挽回的生灵涂炭的恶果。

我从来不认为书生之论能对决策起多大影响。我们能做的是面向公众，促进理性的理解，消除偏见，从而营造一个多少是良性的舆论环境，转而对决策集团产生些微积极影响。我称之为“涟漪效应”。

[1]  本文原是2011年11月间在美国一次集会上的演讲稿，原文为英文，较简短，回国后译成中文，进一步补充发挥。

附录七 希望中国少讲点“中国特色”，

美国少讲点“美国例外”[1]

因为只给我三分钟时间，我便单刀直入地讲。

我们现在谈中美关系都是以国家为单位，以国家对国家，我们能不能跳出来谈？我们从两个不同的角度，一个是以人为本，就是从普通百姓的角度。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会有不同的想法，因为我觉得今后中美关系的好坏以及全人类的好坏，取决于中国和美国各自到了十字路口之后向哪个方向改革的问题。现在中国和美国发生了社会不公平，当然中国的不公平远远严重得多，但是美国也有这个问题。美国从20世纪以来一直向公平方向改革，但是现在又发生了这样的问题，那么美国自己如何面对这个问题？如果解决得好的话，美国对外关系上也会比较平稳，这是一点。

当然，中国更是如此，所以中国强调自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希望中国能够少讲一点“特色”，多讲一点真正的“社会主义”。据我理解，真正的社会主义就包括公平、正义，符合普世价值。现在，中国实际上社会主义很小，而特色太大。

美国一直讲自己“例外”，就是美国在世界上可以做的事情，别的国家不可以做，使别的国家觉得美国对于别人都很不平等。所以美国应该学习做一个正常的国家，就是跟大家一样的国家，而不是老想着美国是特殊的，我可以做，你不可以做。别的事情不讲了，我很高兴刚才欧文斯将军提到了军工复合体，就是艾森豪威尔总统当年提到的那个问题。美国自认为是世界的领导，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不好，因为这是个客观。所谓领导可以有一个解释，就是引领世界新潮流，而20世纪美国确实引领了世界新潮流，这个大部分的情况是正面的。但是美国引领潮流有一个我认为很不好的事情，就是引领了军备竞赛。发达的科技应该是用来造福人类的，结果现在弄到互相残杀的这个方面，所以我希望美国能够带头扭转军备竞赛的势头，对和平做出贡献。

对于中国来说，我觉得中国现在也已经有了不少的利益集团，假如中国跟着美国跑，再出现一个军工利益集团，对于中国来说是灾难性的，所以希望中国不要卷入同美国的军备竞赛中。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主导方面应该是美国，因为美国的军备已经是超过在它以下十几个国家加起来的总和。美国为什么觉得自己还需要加强军备呢？所以我希望美国的朋友们可以很好地思考这个问题。

中国有自己的问题，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体制上造成的，这个不平等、不公平、缺乏社会正义的问题不解决，社会主义就是一个空话，因为社会主义实质就是公平正义。这是中国自己要解决的问题，怪不得人家，不能说中国的问题都是外国造成的。

另外一点，我觉得可以预见的将来，美国将还是在综合国力上远远遥遥领先世界其他国家。中国什么时候可以取代美国变成第一大国之类的这种说法，我认为都是很荒唐的一种幻想，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可能。中国还有很多自己的问题需要解决，两个大国如果自己的问题解决得比较好的话，有助于两国关系的改善，对这点应该放开眼光，一个是看全人类，一个是看自己国家普通老百姓。如果能从这两个角度换个思路来看，我觉得也许需要出现有远见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来解决这个问题。

[1]  本文为2012月12月15日在三亚财经国际论坛上的发言。

附录八 不同类型的国家与法治的关系[1]

谢谢张千帆老师许章润老师，两位老师都是我很敬重的法学界的专家，我不懂法律，完全不是学法律的。让我报题目，我就说了一个“不同类型的国家与法治的关系”。但什么叫法治，你们都比我更在行。开头我先说怎么会想到这些问题。

张千帆老师一开始希望我讲文化和道德危机问题。但我不想讲，因为现在的道德危机和文化危机太明显了，大家已经说烂了，没什么可说了，说来说去都是到了礼崩乐坏、人伦失范的地步，可以举出好多例子来，说了有什么用？另外，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我写过不少东西，比如说《文化和制度：鸡与蛋的关系？》。还有去年我在香港做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讲话，题为“人性·文化·制度”，各位如果有兴趣可以看一下这篇文章。现在我不太愿意讲这个问题，我觉得对于一个病入膏肓的人，连五脏六腑都在溃烂的人，跟他说应该戒酒、戒烟，不应该以不健康方式生活，都没有用，得帮他找出真正的病根来。但真的有没有治本的方法，我不知道，我只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目前为止我的思考。

我从什么问题开始想到这个题目的？虽然我一直研究外国、搞洋务，但我真正比较感兴趣的还是中国历史。为什么中国历史上，中原常常被周边少数民族打败，多少次了，完全亡于少数民族而建立的一个是元朝、一个是清朝，不能说中国从没有亡过，绝对亡过。还有过去的五胡乱华（后来历史书称之为“中华民族大融合”）、南北朝等，少数民族比汉族好像更强悍，汉族明明在文化、社会、生产力各方面远优于周围的游牧民族，但为何总被打败？有一个说法，说汉族比较文弱，游牧民族比较彪悍，所以打不过人家。但仔细想想会发现这经不起事实的考验，因为汉族文韬武略很发达，历代出过很多名将，有很多著名的战役，是载入史册的。还有，每次改朝换代都是靠武力打出来的。在逐鹿中原时，各路英雄混战都很英勇，如《三国志》所描写的情况。论谋略从《孙子兵法》到诸葛亮，都是世界级的。那为何每个朝代站住脚之后反而弱了？我后来得出一个结论：恰恰因为政权是打出来的，执政者总是把精力放在防止谋反上。谁最有可能谋反？当然是武将，因为天下是打出来的天下，觉得谁掌握军权谁就可能谋反，所以凡是掌握军权的武将最后的下场往往不好，皇帝不放心，就要不断地掣肘。抗击外侮时，武将在前面打得好好的，越打胜仗皇帝越不放心，很容易被进谗言、被敌人搞反间计，因为皇帝最关心的并不是你丢失了多少土地，而是武将千万别造反。所以看历代，随便举一些例子，如汉朝的韩信到宋朝的岳飞一直到明朝的于谦、袁崇焕，这些人忠心耿耿地捍卫边界，最后被怀疑谋反而不得好下场。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是最客气、最温和的。这说明什么？说明皇帝最在意是他一家的政权，领土是次要的，所以“宁予外夷不予家奴”，这是中国的传统。在这里面我得出这样的结论：汉族之所以打不过少数民族，真正原因在于所有的政权都是靠武力打出来的，是一家私有的。打出来的国家就是这样的。

当然世界其他地方古代的国家，包括欧洲、中东以前都是靠武力征服建立起来的，但中国是最典型、时间最长而且模式最一致。欧洲国家打来打去，有的是争夺领土占领了别的国家，不一定都体现在改朝换代上。特别是到近代以来，情况越来越复杂，今天我就不讲了。不管怎么样，最早黄帝大败蚩尤成为中华民族的祖先，然后武王伐纣、春秋战国、秦始皇统一列国，以后各个朝代全是打出来的，一直到现在。所以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内战最多，最后被总结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句话非常精辟，高度概括，中国政权就是从枪杆子里面出来的。

到辛亥革命，部分地改变了这种国家观，辛亥革命号称是武装起义，实际上流血最少，清帝和平退位，没有坚持反抗，民国政府也没有对清朝皇族开杀戒，并且给予一定的生活待遇。所以辛亥革命之后，部分改变了这种国家观，也已经不是一个家族的起义了，是改变了“家天下”的继承制度，至少在理论上实行宪政，统治者是选出来的，国体变了，辛亥革命打断了这样的进程。但以后半个世纪还是枪杆子决定，先是军阀混战，谁有枪杆子谁就有地盘，大家凭枪杆子说话，最后北伐也是凭枪杆子统一中国，确定了蒋介石的领导。但蒋一直没有能真正统一中国，所以念念不忘用武力先安内然后攘外。各种政治势力，最后谁掌握多少军队、军权，最后就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

打出来的国家有哪些特点？

一、政权是私有的，这个是我打出来的，因此天下是我的。国家建立的最高目标是保证我永远掌握权力，政权是目标不是手段。那这个政权对谁负责？不是对老百姓，而是对祖宗，失去政权就对不起列祖列宗。尽管国库都是从税收而来，但各级官员都认为自己是“食君之禄”而非纳税人养的，因为整个国家是君主一家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一家为何能长期执政？祖先的武力打下来的，“国”是放大的“家”，老子打江山，儿孙坐江山，像家族遗产一样，所以儿孙的责任是要对得起祖宗，永远保证江山不落到别的家族手里。谁要觊觎王位就像打家劫舍一样，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不但违法而且也是不道德的，“犯上作乱”是最大逆不道的，这是儒家的道理。“孔子著《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乱臣贼子”是什么？是想造反夺取王位的人。历代帝王都自称是儒家，实际上他们并不完全按照儒家所宣传的仁义礼智去做，但取的就是这一点，就是不许造反。这是第一点。

二是爱国就是忠君，这两个合而为一。所以文臣武将忠于国家就是忠于君王和他的家族，谁帮助这个君王打天下出力最多，就论功行赏。现在那些民主国家选举，总不能谁帮我选举最多，就给你官做得最大，不能这样做。但在中国的历朝历代都是这样做的。论功行赏，等到功劳太大，赏得太多了，又不放心，再把你干掉。

三是轻视个体生命，人命价值按等级分，皇帝或者皇族是至尊之体，富贵之家是金枝玉叶，百姓之命如蝼蚁，就是在历史上一笔带过的数字，历来说的“坑降卒几十万”、“血流成河”、“横尸遍野”，都是模糊的概念，老百姓死多少人没有关系，客观上人口的控制是靠战争和饥荒，打仗论功行赏是以杀敌的人头来计算，杀了多少人头回去报功。这样，在政治斗争里基本没有妥协，总是你死我活，要么你取代我，要么我保住我的江山。

四是需要愚民。为了便于统治，当然需要愚民，不需要你知道什么也不需要你参与什么。现在被认为中国最先进的选拔制度是科举，这个科举好像是比较公平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好像大家都是可以参加的。但是，科举通过考试最能够统一思想，考的内容一样，大家积极要念的书、做的事情都一样。在科举之前搞贵族政治时，如魏晋时代的情况，贵族们的思想比较自由，自己有自己的看法，互相争夺。但等到用科举来统一思想时，普及面非常广，一方面普及了教育，给了相对平等的机会，但更进一步统一思想，而且所有读书人唯一的出路是为皇家服务，所以唐太宗非常得意，“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

五是需要适当改善民生。每个朝代的开国之君都要改善民生，不改善民生站不住脚，这当然是题中之义。但改善民生是手段不是目的，是怕水覆舟，“舟”是目的、是皇权。民生是可以考虑的，但民权不在考虑之内。因此民生的考虑也有限，一个朝代越到后来，君主越骄奢淫逸，只能搜刮民力，牺牲民生，直到民不聊生，起来造反。

所以，打出来的天下最终只能人治而非法治，有时候强调“德治”，实际上往往流于虚伪，归根结底还是人治。古代法家如商鞅、韩非、李斯跟现在的法治观念完全是两回事：第一，不保护人的权利，任意剥夺私有财产，只讲惩罚；第二，最高司法者是君主或者被授予大权的宰相如商鞅，还是由人说了算，所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完全是一句空话。最公正的，大家都说包青天，包青天最后靠的是皇帝的尚方宝剑，如果皇帝把尚方宝剑一收回，他就全完了。最公平的君主，最愿意讲法治的，最高裁判者，还是一个人。所以我想到“把权力关在笼子里”这句话，谁把谁的权力关在笼子里非常重要，谁来掌握笼子的门？这句话没有主词，没有宾语，那就是白说。

这是第一种，打出来的国家是这些特点。

第二种是谈出来的国家，开会讨论出来的国家。开会讨论出来的国家，美国最为典型，别的国家是从打出来慢慢演变为讨论出来的，不过美国一开始立国就是讨论出来的，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这样的。美国并不是先有一个国家然后宣布独立，再打一仗。美国原来有十三个独立的或半独立的邦，跟英国打时，一开始并不是要独立而是抗税，十三个邦因为利害关系先联合起来，等到把英国打败了自己回到自己的邦。最后想来想去觉得有一个联合起来的国家应该比没有一个国家好，所以大家在一起开会。于是1787年开了一个有名的“制宪会议”，先确立一个原则，到底要不要统一的国家，还是十三个邦依旧是分散的、独立的。大家讨论到最后，觉得有一个中央政府比没有好，但他们很警惕，特别怕中央政府侵权。讨论来讨论去，讨论了116天就通过了一部宪法。所以是先有宪法才有国家，没有宪法根本就没有这个国家，这个国家就是建立在宪法之上，不建立在任何传统之上。这个宪法是怎么来的？是投票投出来的，投了569次票，每一条款都要投好几次票，有的人今天投了赞成票，第二天觉得不对，有意见，然后重新讨论再重新投票，这可能也是破天荒的，一个文本投了569次票通过，一条一条通过，通过完后许多人还不满意，还有人不想签字。这个过程非常复杂，但不是动武的，大家先说好，最开始的议事日程是不许用暴力、不许打架、不许骂人，君子动口不动手，可以给你任何时间发表你的意见。所以这个国家是如此讨论出来的，讨论到最后先有宪法才有国家。到现在为止，维系这个国家的就是宪法，宪法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美国这个国家是移民国家，什么样的民族都有、什么样的宗教都有，可以保持你的宗教、生活方式甚至于语言，但你得承认这部宪法，做公民的唯一条件是忠于这个宪法。

谈出来国家的执政理念是怎样的？开始时美国执政理念是从洛克《政府论》来的。不过洛克当时想象的是君主国家，只是君主是被大家推选出来的，而不是王位、血缘继承的关系。据我理解，洛克觉得国家存在的理由是保障基本公民权利，基本公民权利核心一条是私有财产的权利。洛克认为一个自然人在没有政府时，大家可以去大自然拿无主的东西，比如打猎、打鱼，这些东西是无主的，这些都是可以归你的。一旦你射箭射中了猎物，付出了劳动，这个猎物归你，就变成你的私有财产。但有人想抢你的东西，应该自然地有一种权利保护自己通过劳动得到的私有财产。可是这个事情越来越复杂，有的人力气特别大，硬给抢走了，这就需要推选一个或几个人来管这个事。所以大家推选出几个人，立一些规矩，并且自愿地让渡出来一部分自己的权利，由他来执行，所以洛克心目中君主有执法权。政府是手段，统治者是大家要求他来统治，其合法性在于得到公民认可。所以私有财产可以继承，公权力是不能继承的。假如推举出来的君主死了的话，应该重新推举，而不能说他的儿子自然而然就继承了，这是我理解的最初的、最原始的谈出来国家的一种观念。

政府结构的设计是为了贯彻宪法的精神，宪法可以随发展的需要而改进，所以美国到目前为止有二十七条修正案，但都是要经过已制定的程序而后通过，是很复杂的过程。

还有一个特点，既然保护公民自由权是最高的任务，那谁是主人、谁养活谁就比较明确。“纳税者”的意思是什么？是我们要推选出来一个人来管我们的事，但如此会占用他的时间，比如不能去种田、打猎或者赚钱，大家自愿地补偿一点，给他费用，或者再发展下去，管理需要一定的成本，所以纳税者自己愿意给一点补偿来管理。其实共产党最初在解放区，有所谓“脱产干部”，就是这个意思。那时解放区大多数人都要生产，有人脱产，不种地了，专门从事管理，只有很少的津贴。当初所谓“脱产干部”的观念是这么来的。我记得1949年以后初期农村的农民很不愿意当干部，因为耽误他生产，可见那时干部待遇津贴很少，有时几乎没有。但是由于没有制度保证，后来竟然发展成今天这样庞大的由纳税人供养的官员队伍。

还有一个观念是新闻自由，是杰斐逊竭力倡导的。因为要公民参与民主社会，既然要参与就必须要让他知情，愚昧的、不知情的公民不可能参与民主社会，所以他说宁可要一个没有政府的国家，也不能要一个没有报纸的国家。这种观念都是由于国家是谈出来的，不是打出来的，无论如何军人不参政，不能由枪杆子来决定谁来当政，或者哪部法律应该通过或者不应该通过，这类国家最后一定得是法治而非人治，因为它的核心就是宪法。

法治精神在于平等。在法律面前必须人人平等。如果说同一部法律只适用于这部分人，而不适用于那部分人，有的人犯罪就应该判死刑，有的人杀了好多人都不判死刑，这不叫法治，因为由谁来决定该怎么判呢。我忽然想起来前几年讨论《物权法》时有一位号称是法学教授的人反对《物权法》，理由是：难道乞丐的打狗棒和富人的豪宅应该一样受到保护吗？他认为乞丐的打狗棒应该受到保护，而富人的豪宅不应该受到保护。我看到这个讲话后很吃惊，觉得一个学法律的人不该说出这样的话，法律最基本的原则是一律平等，至于我们希望少一点乞丐，应该改革社会，使得乞丐少一些。按照他的说法，财产多到什么程度就应该不受保护，就可以动员“打土豪分田地”？何况，在现实生活中最没有保障、经常被剥夺的恰恰是类似乞丐打狗棒那样的弱势群体的一点点财产，例如小贩的小货摊，农民、贫民的自住房、土地，等等。一个号称是法学教授的人说出这样的话，对法律持有这样的观念我很奇怪，说明在我们这个国家的传统里，法治观念确实非常淡薄。

第三种国家是第一种国家的变种，还是通过武力夺取的政权，不过并不公然地说这个是我的家族天下。根据列宁《国家与革命》的理论，国家是阶级专政的工具，所谓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并不承认人人平等的观念，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不能够平等，因此也不承认普遍公民权。但是无产阶级有千百万人怎么统治？通过自己的政党。但这个政党不是阶级选出来的，而是自己组织起来说我代表那一个阶级，而且这个政党人数越来越大（姑且不说怎么发展的），只能通过少数的领袖集中统治，最后高度集中到一个人，然后这个人被神化，权力无边，超过历代任何一个皇帝。

暴力革命的时间可短可长，有的几天之内暴动成功。但在我国当代大规模的内战时间，持续得比历史上任何一次改朝换代的时间都长。如从辛亥革命以后算起，十年之间是军阀打来打去，里面包括从共产党成立之后所谓“围剿”和“反围剿”的十几年战争；其中有八年是抗战，抵抗日本侵略；之后又接着打了三年内战。总体上，内战的时间，远远超过跟外国打仗的时间。所以这个政权绝对是枪杆子里出来的。根据列宁的理论，后来通过林彪之口讲出来的，政权就是镇压之权。政权就是专政，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专政，变成了镇压之权，这个政权在理念上缺少另外一个功能——保护公民权利。

“人民”概念也非常模糊，跟“公民”概念不一样，“人民”到底有什么权利不清楚，哪些人算人民也不清楚。比如1949年对国旗上四颗小星星的解释是：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农民，四个阶级算人民内部。后来忽然一下资产阶级算外部了，国旗就另作解释。到“文革”时，阶级概念变成路线，今天同意我的意见、拥护我的，就算革命，是无产阶级。明天站队站错了，就成了资产阶级。整个没有章法，更提不到有权威的宪法一说。

还有一个权力更迭问题，皇权时代说得很清楚，我是天子，之所以能够打下天下来是因为我是“奉天承运”，有天命在身，儿子当然继承我的王位，老百姓认了，合法性就在于血统。后来的国家号称为共和国，不能够公然地说就要按血统来传位。那究竟按什么？权力更迭问题实际上没有理顺，也没有很明确的交代。但很多特点跟第一种国家，即跟所有打出来的国家都是相同的：

第一，最大的罪恶是谋反，现在称“篡党夺权”，这远远超过任何其他罪，比如大规模地残害百姓、侵犯民权等，都不如夺权谋反的罪大。

第二，政权目的是什么，是绝对不能丢掉这个政权——存在就是目的，自我循环。最高使命是要后代保江山永远在同一团体手中。那么当政者对谁负责？还是对祖宗，对打江山的父辈。我记得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时，最后赫鲁晓夫跟肯尼迪妥协，同意美国在公海上检查苏联船只，证实上头确实没有导弹，化解了当时一触即发的危机。那时中共批“苏修”，指责赫鲁晓夫投降了，先是冒险主义，后来是投降主义。我听到一些高级干部骂赫鲁晓夫，说他对不起祖宗——指列宁，说列宁如在坟墓里知道的话都会不安生。所以当时的观念还是对不起祖宗，认为赫鲁晓夫对不起列宁。至于如果爆发核战争对苏联广大群众如何乃至全人类如何，不是主要的。我们的一些老革命，虽然是无神论者，但一说到将来去世的话一定是说去见马克思去了，如果犯了错误，就说无脸去见马克思，说的是对不起祖宗，而非对不起民众。这些观念都是一脉相承的。

还有就是轻视个体。核战争没关系，死了三亿人，还有三亿人。甚至有一个说法是全世界有几十亿人，死了一半人也没有关系，在重视个体生命的传统的国家里，政治人物绝不会公开说这种话。在这类国家，军队不是属于整个国家，军队职责不光是外战，还包括对内镇压造反，镇压对政权的挑战。

有一点跟皇权时代不太一样的是，宣传工作的重要性远远超过皇权时代。因为现在社会信息这么流通，民众耳目不可能完全封闭，可以有横向比较，而且公开的说法又不能以血统为依据，愚民的难度越来越大。过去皇帝不需要宣传工具，也没有一天到晚在那儿宣传，只要颁布一下号令，大家自然而然就接受了，皇恩浩荡，理应如此。现在宣传机器之庞大之重要，远远超过历朝历代。

还有一个是民生要求越来越高，不是以前稍微给点小恩小惠就满意了。因为有横向比较，而且生命的价值以等级论的观念，越来越不能为普通百姓所接受。更重要的是，第三种国家自称比第二种国家优越之处在民生，所以保障民生的任务非常重，但民生还是手段不是目标。常常有人说，载人飞船都能上天、都能做得到，但污染问题、毒奶粉问题为什么就没有办法解决好？总之，在政权的终极目标是保自己，而不是保障公民权利，甚至根本不承认公民权利，司法不能独立之前，不可能成为一个法治国家。

结论是：只有政府根本目标改变，只作为一个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手段，不能达到这个目标就要改革，或换掉，这样才能建立法治。我先讲到这儿，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根本问题。根本问题没有解决，谈宪法是一厢情愿，我是这样的看法。谢谢！

（回答问题，问题略）

就我自己个人来讲，我们这一代人活到现在，也许跟很多年轻人还有一点不太一样的情怀，我们对中华民族本身有非常深厚的感情，我们现在的焦虑就在于这样下去的话，我们这个民族的大好河山，从物质的河山到民族的精神都正在加速度地被摧毁，这是我们最大的焦虑。因此，所谓国家，假如用专有名词来讲，“State”指的是政权，不一定要“忠于”，要“忠于”的是“Nation”。我的一切深厚感情所寄托的、不可排遣的焦虑在于，我们这个民族，曾经有过很辉煌的历史，曾经有很深厚的文化，也有绵延很长的道德核心，只是需要更新、需要扬弃、需要改造，而现在看到的是正在一点一点坏下去，这是我自己个人最焦虑的一件事。

我接触外国比较早一点，倒没有感觉到特别自卑，为什么？因为我们小时候在读书时，没觉得中西文化有这么大的冲突。小时候在家里念书时，母亲要叫我念四书五经，古书念得不少。而且当时已经是民国教育，课本是新课本，美国《独立宣言》从初一就会背，没有觉得有多大冲突，向往的都是一个平等、正义的社会。至于老的、旧的礼教束缚，我们上一代人（五四那一代）已经替我们解决了，他们解决得相当不错，如胡适、鲁迅，他们有很深厚的传统文化底子，知道哪些该批判，同时又继承了很多优秀品质，对于所谓西方新的思想都是如饥似渴地吸收，我不觉得有什么特别自卑。但我有点惋惜，在“文革”结束刚改革开放时，我觉得我们丢失了很多很多大好岁月和机会，中国半个世纪内战不断，但从1949年到改革开放这三十年，没有外战也没有内乱，说是外国威胁，其实是自己吓唬自己，人家并没有想打我们，内部控制得非常稳定，可就是瞎折腾，折腾到我们与外面完全是两回事，有“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的感觉，对此非常惋惜，觉得我们又落后了一大截，而且是很不应该的。

关于NGO，我是做过一些研究，而且现在也在参加一些工作。我觉得中国未来NGO应该起很大作用，虽然现在阻力重重，但往回看十年，有很大的进步。我写了一本关于美国公益事业基金会研究的书《财富的归宿》，出版于2003年，当时出版时觉得跟中国的关系好像不太大，但忽然一下发现大家都很关心这个事。十年以来，在曲曲折折的道路上走，中国这方面的发展已经相当可观，而且很多企业家、民间志愿者在起来，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而且是很好的发展趋势。至于官办基金会（如红十字会、青基会、儿基会）是过渡现象，因为NGO本身是非政府的，官办本身不符合逻辑。在没有产生真正的NGO之前，它们从政府里分离出来，也做了一些补充的事情，但毕竟这个是不符合逻辑的，是过渡现象，而且已经弊端丛生。民间组织必定会越来越多。现在从政策上来讲是不平等的，官办基金会、民间组织在政策上、税收上各方面都不平等，而且根据执政者一贯的心态，一听“民间组织”既是“民间”又是“组织”就有点害怕，所以我们应该可以看到也可以理解民间组织经常是要受到打压的，可这个打压不住，因为这是客观的社会需要，这个势头也是全世界的一个趋势。所以我想，如果谁要致力于进行这方面的工作，应该予以鼓励。

我现在并不鼓励人去自我牺牲，这没有什么用处。现在更重要的是，开启民智，并不是我们在这个屋子里说清楚的事情，大家就都明白。我并不是看不起草民，但我觉得不明白的人还是很多，否则为何现在怀念毛的思潮很有市场？还有中国老百姓一贯地希望有一个明君、青天，而不想自己的权利如何维护。还有一个是长期没有法治的社会，老百姓不会想到或者不相信通过法律手段就可以维护自己的权利，永远只相信一个更强有力的人治那个次强有力的人，或者一有事情先找关系而非先找法律。所以在目前情况下，街头政治起不来，因为马上会被镇压下去，我个人也认为是不可取的。

有没有可能从打出来的国家过渡到谈出来的国家，这样的先例太多了，包括法国大革命，大家认为是暴力最厉害的，而且暴力来回折腾，杀了不少人，但最后和平地变成了第五共和国，一个一个共和国就是和平出来的，变成一个“谈出来的国家”，这种情况在世界历史上有很多，包括苏联、东欧都是这种情况，但每一个有其特点。

说到“乱”的问题，你说的那种乱完全是无政府的乱，国家完全瘫痪了，暴民出来随便哄抢，打砸抢，这样一种乱是一种很极端的现象。在什么情况之下？在整个政权完全瘫痪的情况下。我一向认为国家最好是和平渐变，并不排除会有暴力反抗或者揭竿而起的现象。决定性因素在于什么？取决于统治者的态度。假如一个统治者把主张和平改变的最讲理、最手无寸铁的人都抓起来，把理智的声音都封杀掉，那么最后上面只剩下贪官加暴力镇压，下面剩下的就是愚民，愚民变成了暴民或者变成了刁民，这两个碰在一起就会大乱。所以乱不乱不是在于行使民主、宪政，给人们更多的自由，也不是上街游行表达自己的意愿，如果能够这样的话，就不会乱，会“乱”时恰巧是把中间的道路堵死，把最温和的、良性的力量都镇压下去，把一些能够生产的、代表生产力的企业家全赶走了、吓跑了。大家都用脚投票，最后既没有人生产，创造财富，也没有人在里面斡旋，剩下只有自以为大权在握的人，面对一群绝望的草民。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大乱，这是最坏的情况，我最不希望看到。

[1] 本文根据2013年10月15日在北大法学院民主宪政讲坛的演讲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