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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名：译文豆瓣高分必读经典套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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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译文出版社 | Digital Lab

- 月亮和六便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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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潮·老人与海

- 春潮

- 老人与海

- 一九八四

- 第一部

- 第二部

- 第三部

- 寻路中国——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

- 第一部 城墙

- 第二部 村庄

- 第三部 工厂

- 致谢

- 资料来源

- 局外人

- 第一部

- 第二部

- 刀锋

- 第一章

- 第二章

- 第三章

- 第四章

- 第五章

- 第六章

- 第七章

- 傲慢与偏见

- 第一章

- 第二章

- 第三章

- 第四章

- 第五章

- 第六章

- 第七章

- 第八章

- 第九章

- 第十章

- 第十一章

- 第十二章

- 第十三章

- 第十四章

- 第十五章

- 第十六章

- 第十七章

- 第十八章

- 第十九章

- 第二十章

- 第二十一章

- 第二十二章

- 第二十三章

- 第二十四章

- 第二十五章

- 第二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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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八章

- 第二十九章

- 第三十章

- 第三十一章

- 第三十二章

- 第三十三章

- 第三十四章

- 第三十五章

- 第三十六章

- 第三十七章

- 第三十八章

- 第三十九章

- 第四十章

- 第四十一章

- 第四十二章

- 第四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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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七章

- 第四十八章

- 第四十九章

- 第五十章

- 第五十一章

- 第五十二章

- 第五十三章

- 第五十四章

- 第五十五章

- 第五十六章

- 第五十七章

- 第五十八章

- 第五十九章

- 第六十章

- 第六十一章

- 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

- 立体几何

- 家庭制造

- 夏日里的最后一天

- 舞台上的柯克尔

- 蝴蝶

- 与橱中人的对话

- 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

- 化装

- 瓦尔登湖

- 省俭有方

- 我的住地；我的生活探索

- 阅读

- 闻籁

- 离群索居

- 来客

- 种豆

- 村子

- 湖

- 贝克农场

- 更高的法则

- 鸟兽若比邻

- 室内取暖

- 原住民，冬日来客

- 越冬鸟兽

- 冬日瓦尔登湖

- 春

- 结束语

- 木麻黄树

- 赴宴之前

- 铁行轮船公司

- 驻地分署

- 环境的力量

- 胆怯

- 信

- 原跋

- 了不起的盖茨比

- 了不起的盖茨比

- 重访巴比伦

- 疯狂的礼拜天

- 十一种孤独

- 南瓜灯博士

- 万事如意

- 乔迪撞大运

- 一点也不痛

- 自讨苦吃

- 与鲨鱼搏斗

- 与陌生人共乐

- 布朗宁自动步枪手

- 绝佳爵士钢琴

- 旧的不去

- 建筑工人

- 玫瑰的名字

- 第一天

- 第二天

- 第三天

- 第四天

- 第五天

- 第六天

- 第七天

- 质数的孤独

- 雪上天使（一九八三年）

- 阿基米德定律（一九八四年）

- 皮肤之上与表皮以下（一九九一年）

- 另一个房间（一九九五年）

- 在水中沉浮（一九九八年）

- 对焦（二〇〇三年）

- 后来的事（二〇〇七年）

- 哈扎尔辞典（阳本）

- 红书

- 绿书

- 黄书

- 补编一

- 补编二

- 结束语

- 象棋的故事

- 雨润心田

- 看不见的藏品

- 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

- 恐惧

- 里昂的婚礼

- 森林上空的那颗星

- 月光巷

- 象棋的故事

- 我是猫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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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

- 野性的呼唤

- 野性的呼唤

- 白獠牙

- 墨西哥人

- 热爱生命

- 北方的奥德赛

- 圆脸人

- 褐狼

- 生火

- 你在天堂里遇见的五个人

- 结局

- 旅途

- 到达

- 爱迪在天堂里遇见的第一个人

- 第一课

- 爱迪在天堂里遇见的第二个人

- 第二课

- 爱迪在天堂里遇见的第三个人

- 第三课

- 爱迪在天堂里遇见的第四个人

- 第四课

- 爱迪在天堂里遇见的第五个人

- 最后一课

- 邮差总按两遍铃：汉英对照

- 邮差总按两遍铃

- THE POSTMAN ALWAYS RINGS TWICE

译本序

威廉·萨默赛特·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 1874—1965），英国著名小说家和戏剧家。他出生于巴黎，父母早丧，回英国叔父家寄居，并在英国受教育。在大学他虽然攻读医学，但对文学兴趣颇浓。第一部长篇小说《兰贝斯的丽莎》（1897）就是根据他做见习医生期间在伦敦贫民区所见所闻写成的。他从此走上文学道路，并赴世界各地旅行、搜集素材。毛姆最初以戏剧家闻名，自二十世纪初约三十年间，共创作了近三十部剧作。早在一九○八年，他的四部戏剧在伦敦四座剧院同时上演，毛姆之名即已红极一时，但他的主要文学成就却在小说创作上。带有自传性质的《人性的枷锁》（1915）、追述英国一位文坛巨匠往事的《寻欢作乐》（1930）以及这部以一位英国画家为题材的《月亮和六便士》（1919），都是脍炙人口的作品。毛姆的几部重要著作及近百篇短篇小说大都发表于二三十年代，但直到他已达七十高龄，仍写出轰动一时的畅销小说《刀锋》（1944）。毛姆是英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创作力旺盛的多产作家。

毛姆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善于剖析人的内心世界。他的笔锋像一把解剖刀，能够挖掘出隐藏在人们心底深处的思想活动。他对待自己笔下人物常采取一种医师、“临床”的冷静态度，既不多作说教，也很少指出伦理是非，一切留给读者自己判断。他是一位伟大的旅行家，一个“世界公民”（Weltburger）；他的小说多以异国为背景，富于异乡情调。他是一个说故事的大师，叙述故事引人入胜。他写了不少貌似离奇的故事，这与他对人性不可捉摸的看法是一致的。事物的发展似在情理外、又在情理中；结尾有时一反常情，给人以惊奇而又回味无穷的感觉。他的作品结构严谨，剪裁得体，就是人物繁多，枝节蔓延的长篇也层次分明、井然有序。

以上对毛姆小说特点的简单分析，亦完全适用于这部写于一九一九年的杰作《月亮和六便士》。这部小说情节并不复杂，写的是一个英国证券交易所的经纪人，本已有牢靠的职业和地位、美满的家庭，但却迷恋上绘画，像“被魔鬼附了体”，突然弃家出走，到巴黎去追求绘画的理想。他的行径没有人能够理解。他在异国不仅肉体受着贫穷和饥饿煎熬，而且为了寻找表现手法，精神亦在忍受痛苦折磨。经过一番离奇的遭遇后，主人公最后离开文明世界，远遁到与世隔绝的塔希提岛上。他终于找到灵魂的宁静和适合自己艺术气质的氛围。他同一个土著女子同居，创作出一幅又一幅使后世震惊的杰作。在他染上麻风病双目失明之前，曾在自己住房四壁画了一幅表现伊甸园的伟大作品。但在逝世之前，他却命令土著女子在他死后把这幅画作付之一炬。通过这样一个一心追求艺术、不通人性世故的怪才，毛姆探索了艺术的产生与本质、个性与天才的关系、艺术家与社会的矛盾等等引人深思的问题。小说的主人公性格怪异，有时表现得非常自私（例如他同挽救了其性命的荷兰画家妻子私通，导致他的恩人家破人亡），但正如作者说的那样：这是“一个惹人嫌的人，但我还是认为他是一个伟大的人”。读者也很可能不喜欢这个画家，但却不能不佩服他的毅力与才能，不能不为他的执着的追求精神所折服。毛姆在这部小说中发挥了他叙述故事的特长，有时直叙，有时追述，有时旁白，插入一点议论，有时又借助第三者的口讲一段轶事作为补充，只要读者将这本书打开，就不由自主地被吸引住，想看个究竟。

《月亮和六便士》中的英国画家是以法国后期印象派大师保罗·高更（Paul Gauguin， 1848—1903）为原型塑造的人物，这一点是无可争议的，高更在立志从事绘画前也做过经纪人；高更一生也非常坎坷、贫困；高更最后也到了塔希提并埋骨于一个荒凉的小岛上。但我们必须看清，除了生活的大致轮廓外，毛姆创造的完全是另外一个人物。他把他写得更加怪异，更加疯狂，但也使读者感到更加有血有肉。一句话，毛姆写的是一部虚构的小说，而不是一部文学传记。如果说《月亮和六便士》发表后将近一百年，至今仍然具有极大的魅力，那不是由于毛姆采用的原型——高更如何伟大，而是由于毛姆的生花妙笔创作出一个不朽的画家。

最后想说一下小说的名字，“月亮”与“六便士”究竟有什么含义？一般人的解释（我过去也一直这样认为）是：六便士是英国价值最低的银币，代表现实与卑微；而月亮则象征了崇高。两者都是圆形的，都闪闪发光，但本质却完全不同，或许它们就象征着理想与现实吧！但笔者的一位海外好友——也是一位毛姆的研究者——有一次写信来却提出一个鲜为人知的解释。他在信中说：“据毛姆说，这本小说的书名带有开玩笑的意味。有一个评论家曾说《人性的枷锁》的主人公（菲力普·嘉里）像很多青年人一样，终日仰慕月亮，却没有看到脚下的六便士银币。毛姆喜欢这个说法，就用《月亮和六便士》，作为下一本小说的书名。”可惜我这位朋友没有告诉我这段文字的出处，我想大概是记载在国外无数毛姆评价中的某一本书吧。我相信这个解释，而且这与一般人的理解也并不冲突。让我们都去追求一个崇高的理想，而鄙弃六便士银币吧！

傅惟慈

一九九四年春于北京

保罗·高更自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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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老实说，我刚刚认识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的时候，从来没注意到这个人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但是今天却很少有人不承认他的伟大了。我所谓的伟大不是走红运的政治家或是立战功的军人的伟大；这种人显赫一时，与其说是他们本身的特质倒不如说沾了他们地位的光，一旦事过境迁，他们的伟大也就黯然失色了。人们常常发现一位离了职的首相当年只不过是个大言不惭的演说家；一个解甲归田的将军无非是个平淡乏味的市井英雄。但是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的伟大却是真正的伟大。你可能不喜欢他的艺术，但无论如何你不能不对它感到兴趣。他的作品使你不能平静，扣紧你的心弦。思特里克兰德受人揶揄讥嘲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为他辩护或甚至对他赞誉也不再被看作是某些人的奇行怪癖了。他的瑕疵在世人的眼中已经成为他的优点的必不可少的派生物。他在艺术史上的地位尽可以继续争论。崇拜者对他的赞颂同贬抑者对他的诋毁固然都可能出于偏颇和任性，但是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那就是他具有天才。在我看来，艺术中最令人感兴趣的就是艺术家的个性；如果艺术家赋有独特的性格，尽管他有一千个缺点，我也可以原谅。我料想，委拉斯凯兹

[1]

是个比埃尔·格列柯

[2]

更高超的画家，可是由于所见过多，却使我们感到他的绘画有些乏味。而那位克里特岛画家的作品却有一种肉欲和悲剧性的美，仿佛作为永恒的牺牲似地把自己灵魂的秘密呈献出来。一个艺术家——画家也好，诗人也好，音乐家也好，用他的崇高的或者美丽的作品把世界装点起来，满足了人们的审美意识，但这也同人类的性本能不无相似的地方，都有其粗野狂暴的一面。在把作品奉献给世人的同时，艺术家也把他个人的伟大才能呈现到你眼前。探索一个艺术家的秘密颇有些阅读侦探小说的迷人劲儿。这个奥秘同大自然极相似，其妙处就在于无法找到答案。思特里克兰德的最不足道的作品也使你模糊看到他的奇特、复杂、受着折磨的性格；那些不喜欢他的绘画的人之所以不能对他漠不关心，肯定是因为这个原因。也正是这一点，使得那么多人对他的生活和性格充满了好奇心和浓厚的兴趣。

直到思特里克兰德去世四年以后，莫利斯·胥瑞才写了那篇发表在《法兰西信使》上的文章，使这位不为人所知的画家不致湮没无闻。他的这篇文章打响了第一炮，很多怯于标新的作家这才踏着他的足迹走了下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法国艺术评论界更没有哪个人享有比胥瑞更无可争辩的权威。胥瑞提出的论点不可能不给人以深刻的印象，看起来他对思特里克兰德的称许似乎有些过分，但后来舆论的裁决却证实了他评价的公正；而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的声名便也在他所定的调子上不可动摇地建立起来了。思特里克兰德声名噪起，这在艺术史上实在是最富于浪漫主义味道的一个事例。但是我在这里并不想对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的艺术作品有所评论，除非在这些作品涉及到画家性格的时候。我对某些画家的意见不敢苟同，他们傲慢地认为外行根本不懂得绘画，门外汉要表示对艺术的鉴赏，最好的方法就是免开尊口，大大方方地掏出支票簿。老实讲，把艺术看作只有名工巧匠才能完全理解的艺术技巧，其实是一种荒谬的误解。艺术是什么？艺术是感情的表露，艺术使用的是一种人人都能理解的语言。但是我也承认，艺术评论家如果对技巧没有实际知识，是很少能作出真正有价值的评论的；而我自己对绘画恰好是非常无知的。幸而在这方面我无庸冒任何风险，因为我的朋友爱德华·雷加特先生既是一位写文章的高手，又是一位深有造诣的画家，他在一本小书里

[3]

对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的作品已经作了详尽的探索；这本书的优美文风也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典范。很可惜，这种文风今天在英国远不如在法国那么时兴了。

莫利斯·胥瑞在他那篇驰名的文章里简单地勾画了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的生平；作者有意这样吊一下读者的胃口。他对艺术的热情毫不搀杂个人的好恶，他这篇文章的真正目的是唤起那些有头脑的人对一个极为独特的天才画家的注意力。但是胥瑞是一个善于写文章的老手，他不会不知道，只有引起读者“兴味”的文章才更容易达到目的。后来那些在思特里克兰德生前曾和他有过接触的人——有些人是在伦敦就认识他的作家，有些是在蒙玛特尔咖啡座上和他会过面的画家——极其吃惊地发现，他们当初看作是个失败的画家，一个同无数落魄艺术家没有什么不同的画家，原来是个真正的天才，他们却交臂失之。从这时起，在法国和美国的一些杂志上就连篇累牍地出现了各式各类的文章：这个写对思特里克兰德的回忆，那个写对他作品的评述。结果是，这些文章更增加了思特里克兰德的声誉，挑起了、但却无法满足读者的好奇心。这个题目大受读者欢迎，魏特布瑞希特罗特霍尔兹下了不少工夫，在他写的一篇洋洋洒洒的专题论文

[4]

里开列了一张篇目，列举出富有权威性的一些文章。

制造神话是人类的天性。对那些出类拔萃的人物，如果他们生活中有什么令人感到诧异或者迷惑不解的事件，人们就会如饥似渴地抓住不放，编造出种种神话，而且深信不疑，近乎狂热。这可以说是浪漫主义对平凡暗淡的生活的一种抗议。传奇中的一些小故事成为英雄通向不朽境界的最可靠的护照。瓦尔特·饶利爵士

[5]

之所以永远珍留在人们记忆里是因为他把披风铺在地上，让伊丽莎白女皇踏着走过去，而不是因为他把英国名字带给了许多过去人们从来没有发现的国土；一个玩世不恭的哲学家在想到这件事时肯定会哑然失笑的。讲到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生前知道他的人并不多。他树了不少敌人，但没有交下什么朋友。因此，那些给他写文章的人必须借助于活跃的想象以弥补贫乏的事实，看来也就不足为奇了。非常清楚，尽管人们对思特里克兰德生平的事迹知道得并不多，也尽够浪漫主义的文人从中找到大量铺陈敷衍的材料，他的生活中有不少离奇可怕的行径，他的性格里有不少荒谬绝伦的怪僻，他的命运中又不乏悲壮凄怆的遭遇。经过一段时间，从这一系列事情的演绎附会中便产生了一个神话，明智的历史学家对这种神话是不会贸然反对的。

罗伯特·思特里克兰德牧师偏偏不是这样一位明智的历史学家。他认为有关他父亲的后半生人们误解颇多，他公开申明自己写这部传记

[6]

就是为了“排除某些成为流传的误解”，这些谬种流传“给生者带来很大的痛苦”。谁都清楚，在外界传播的思特里克兰德生平轶事里有许多使一个体面的家庭感到难堪的事。我读这本传记的时候忍不住哑然失笑，但也暗自庆幸，幸好这本书写得实在枯燥乏味。思特里克兰德牧师在传记里刻画的是一个体贴的丈夫和慈祥的父亲，一个性格善良、作风勤奋、品行端正的君子。当代的教士在研究人们称之为《圣经》诠释这门学问中都学会了遮掩粉饰的惊人本领，但罗伯特·思特里克兰德牧师用以“解释”他父亲行状（这些行动都是一个孝顺的儿子认为值得记住的）的那种精思敏辩，在时机成熟时肯定会导致他在教会中荣获显职的。我好像已经看到他那筋骨强健的小腿套上了主教的皮裹腿了。他做的是一件危险的，但或许是很勇敢的事，因为思特里克兰德之所以名传遐迩，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人们普遍接受了的传说。他的艺术对很多人有那么大的魅力，或者是由于人们对他性格的嫌恶，或者是对他惨死的同情；而儿子的这部旨在为父亲遮羞掩丑的传记对于父亲的崇拜者却不啻当头浇了一盆冷水。思特里克兰德的最重要的一幅作品《萨玛利亚的女人》

[7]

九个月以前曾经卖给一位有名的收藏家。由于这位收藏家后来突然逝世，这幅画再度拍卖，又被克利斯蒂购去。这次拍卖正值思特里克兰德牧师的传记出版、人们议论纷纷之际，这幅名画的价格竟比九个月以前降低了二百三十五镑；这显然不是一件偶合。如果不是人们对神话的喜爱，叫他们对这个使他们的猎奇心大失所望的故事嗤之以鼻的话，只靠思特里克兰德个人的权威和独特也许无力挽回大局的。说也凑巧，没有过多久魏特布瑞希特罗特霍尔兹博士的文章就问世了，艺术爱好者们的疑虑不安终于消除了。

魏特布瑞希特罗特霍尔兹博士隶属的这一历史学派不只相信“人之初，性本恶”，而且认为其恶劣程度是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的；用不着说，比起那些把富有浪漫色彩的人物写成道貌岸然的君子的使人败兴的作家来，这一派历史学者的著作肯定能够给予读者更大的乐趣。对于我这样的读者，如果把安东尼和克莉奥佩特拉的关系只写作经济上的联盟，我是会觉得非常遗憾的；要想劝说我让我把泰伯利欧斯

[8]

看作是同英王乔治五世同样的一位毫无瑕疵的君主，也需要远比手头掌握的多得多的证据（谢天谢地，这种证据看来很难找到）。魏特布瑞希特罗特霍尔兹博士在评论罗伯特·思特里克兰德牧师那部天真的传记时所用的词句，读起来很难叫人对这位不幸的牧师不感到同情。凡是这位牧师为了维护体面不便畅言的地方都被攻击为虚伪，凡是他铺陈赘述的章节则率直地被叫作谎言，作者对某些事情保持缄默则干脆被魏特布瑞希特罗特霍尔兹斥之为背叛。作品中的这些缺陷，从一个传记作家的角度来看，固然应该受到指摘，但作为传记主人公的儿子倒也情有可原；倒霉的是，竟连盎格鲁萨克逊民族也连带遭了殃，被魏特布瑞希特罗特霍尔兹博士批评为假装正经、作势吓人、自命不凡、狡猾欺心，只会烹调倒人胃口的菜饭。讲到我个人的意见，我认为思特里克兰德牧师在驳斥外间深入人心的一种传述——关于他父母之间某些“不愉快”的事件时，实在不够慎重。他在传记里引证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从巴黎写的一封家信，说他父亲称呼自己的妻子为“了不起的女人”，而魏特布瑞希特罗特霍尔兹却把原信复制出来；原来思特里克兰德牧师引证的这段原文是这样的：“叫上帝惩罚我的妻子吧！这个女人太了不起了，我真希望叫她下地狱。”在教会势力鼎盛的日子，它们并不是用这种方法对待不受欢迎的事实的。

魏特布瑞希特罗特霍尔兹博士是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的一位热心的崇拜者，如果他想为思特里克兰德涂脂抹粉本来是不会有什么危险的。但他的目光敏锐，一眼就望穿了隐含在一些天真无邪的行为下的可鄙的动机。他既是一个艺术研究者，又是一个心理—病理学家。他对一个人的潜意识了如指掌。没有哪个探索心灵秘密的人能够像他那样透过普通事物看到更深邃的意义。探索心灵秘密的人能够看到不好用语言表达出来的东西，心理病理学家却看到了根本不能表达的事物。我们看到这位学识渊深的作家如何热衷于搜寻出每一件使这位英雄人物丢脸的细节琐事，真是令人拍案叫绝。每当他列举出主人公一件冷酷无情或者卑鄙自私的例证，他的心就对他更增加一分同情。在他寻找到主人公某件为人遗忘的轶事用来嘲弄罗伯特·思特里克兰德牧师的一片孝心时，他就像宗教法庭的法官审判异教徒那样乐得心花怒放。他写这篇文章的那种认真勤奋劲儿也着实令人吃惊。没有哪件细小的事情被他漏掉，如果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有一笔洗衣账没有付清，这件事一定会被详细记录下来；如果他欠人家一笔借款没有偿还，这笔债务的每一个细节也绝对不会遗漏；这一点读者是完全可以放心的。

[1]
迪埃戈·罗德里盖斯·德·西尔瓦·委拉斯凯兹（1599—1660），西班牙画家。

[2]
埃尔·格列柯（1541？—1614？），西班牙画家，生于克里特岛。

[3]
《一位当代画家，对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绘画的评论》，爱尔兰皇家学院会员爱德华·雷加特著，1917年马丁·塞克尔出版。——原注

[4]
《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生平与作品》，哲学博士雨果·魏特布瑞希特罗特霍尔兹著，莱比锡1914年施威英格尔与汉尼施出版，原书德文。——原注

[5]
瓦尔特·饶利爵士（1552？—1618），英国历史学家及航海家。

[6]
《思特里克兰德，生平与作品》，画家的儿子罗伯特·思特里克兰德撰写，1913年海因曼出版。——原注

[7]
根据克利斯蒂藏画目录的描述，这幅画的内容是：一个裸体女人，社会岛的土人，躺在一条小溪边的草地上，背景是棕榈树、芭蕉等热带风景。60英寸×48英寸。——原注

[8]
泰伯利欧斯·克劳迪乌斯·尼禄（公元前42—公元37），罗马皇帝。

二

关于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的文章既已写了这么多，看来我似乎没有必要再多费笔墨了。为画家树碑立传归根结底还是他的作品。当然喏，我比大多数人对他更为熟悉；我第一次和他会面远在他改行学画以前。在他落魄巴黎的一段坎坷困顿的日子里，我经常和他见面。但如果不是战争的动乱使我有机会踏上塔希提岛的话，我是不会把我的一些回忆写在纸上的。众所周知，他正是在塔希提度过生命中最后几年；我在那里遇见不少熟悉他的人。我发现对他悲剧的一生中人们最不清晰的一段日子，我恰好可以投掷一道亮光。如果那些相信思特里克兰德伟大的人看法正确的话，与他有过亲身接触的人对他的追述便很难说是多余的了。如果有人同埃尔·格列柯像我同思特里克兰德那样熟稔，为了读到他写的格列柯回忆录，有什么代价我们不肯付呢？

但是我并不想以这些事为自己辩解。我不记得是谁曾经建议过，为了使灵魂宁静，一个人每天要做两件他不喜欢的事。说这句话的人是个聪明人，我也一直在一丝不苟地按照这条格言行事：因为我每天早上都起床，每天也都上床睡觉。但是我这个人生来还有苦行主义的性格，我还一直叫我的肉体每个星期经受一次更大的磨难。《泰晤士报》的文学增刊我一期也没有漏掉。想到有那么多书被辛勤地写出来，作者看着书籍出版，抱着那么殷切的希望，等待着这些书又是什么样的命运，这真是一种有益身心的修养。一本书要能从这汪洋大海中挣扎出来希望是多么渺茫啊！即使获得成功，那成功又是多么瞬息即逝的事啊！天晓得，作者为他一本书花费了多少心血，经受多少磨折，尝尽了多少辛酸，只为了给偶然读到这本书的人几小时的休憩，帮助他驱除一下旅途中的疲劳。如果我能根据书评下断语的话，很多书是作者呕心沥血的结晶，作者为它绞尽了脑汁，有的甚至是孜孜终生的成果。我从这件事取得的教训是，作者应该从写作的乐趣中，从郁积在他心头的思想的发泄中取得写书的酬报；对于其他一切都不应该介意，作品成功或失败，受到称誉或是诋毁，他都应该淡然处之。

战争来了，战争也带来了新的生活态度。年轻人求助于我们老一代人过去不了解的一些神，已经看得出继我们之后而来的人要向哪个方向活动了。年轻的一代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吵吵嚷嚷，早已经不再叩击门扉了。他们已经闯进房子里来，坐到我们的宝座上，空中早已充满了他们喧闹的喊叫声。老一代的人有的也模仿年轻人的滑稽动作，努力叫自己相信他们的日子还没有过去；这些人同那些最活跃的年轻人比赛喉咙，但是他们发出的呐喊听起来却那么空洞，他们有如一些可怜的浪荡女人，虽然年华已过，却仍然希望靠涂脂抹粉，靠轻狂浮荡来恢复青春的幻影。聪明一点儿的则摆出一副端庄文雅的姿态。他们的莞尔微笑中流露着一种宽容的讥诮。他们记起了自己当初也曾经把一代高踞宝座的人践踏在脚下，也正是这样大喊大叫、傲慢不逊；他们预见到这些高举火把的勇士们有朝一日同样也要让位于他人。谁说的话也不能算最后拍板。当尼尼微城昌盛一时、名震遐迩的时候，新福音书已经老旧了。说这些豪言壮语的人可能还觉得他们在说一些前人未曾道过的真理，但是实际上连他们说话的腔调前人也已经用过一百次，而且丝毫也没有变化。钟摆摆过来又荡过去，这一旅程永远反复循环。

有时候一个人早已活过了他享有一定地位的时期，进入了一个他感到陌生的新世纪，这时候人们便会看到人间喜剧中一幅最奇特的景象。譬如说，今天还有谁想得到乔治·克莱布

[1]

呢？在他生活的那一时代，他是享有盛名的，当时所有的人一致承认他是个伟大的天才，这在今天更趋复杂的现代生活中是很罕见的事了。他写诗的技巧是从亚历山大·蒲柏

[2]

派那里学习来的，他用押韵的对句写了很多说教的故事。后来爆发了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诗人们唱起新的诗歌来。克莱布先生继续写他的押韵对句的道德诗，我想他一定读过那些年轻人写的风靡一时的新诗，而且我还想象他一定认为这些诗不堪卒读。当然，大多数新诗确实是这样子的。但是像济慈同华兹华斯写的颂歌，柯勒律治的一两首诗，雪莱的更多的几首，确实发现了前人未曾探索过的广阔精神领域。克莱布先生已经陈腐过时了，但是克莱布先生还是孜孜不倦地继续写他的押韵对句诗。我也断断续续读了一些我们这一时代的年轻人的诗作，他们当中可能有一位更炽情的济慈或者更一尘不染的雪莱，而且已经发表了世界将长久记忆的诗章，这我说不定。我赞赏他们的优美词句——尽管他们还年轻，却已才华横溢，因此如果仅仅说他们很有希望，就显得荒唐可笑了——，我惊叹他们精巧的文体；但是虽然他们用词丰富（从他们的语汇看，倒仿佛这些人躺在摇篮里就已经翻读过罗杰特的《词汇宝库》了），却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新鲜东西。在我看来，他们知道的太多，感觉过于肤浅；对于他们拍我肩膀的那股亲热劲儿同闯进我怀抱时的那种感情，我实在受不了。我觉得他们的热情似乎没有血色，他们的梦想也有些平淡。我不喜欢他们。我已经是过时的老古董了。我仍然要写押韵对句的道德故事。但是如果我对自己写作除了自娱以外还抱有其他目的，我就是个双料的傻瓜了。

[1]
乔治·克莱布（1754—1832），英国诗人。

[2]
亚历山大·蒲柏（1688—1744），英国诗人。

三

但是这一切都是题外之言。

我写第一本书的时候非常年轻，但由于偶然的因缘这本书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不少人想要同我结识。

我刚刚被引进伦敦文学界的时候，心情又是热切又是羞涩；现在回忆起当时的种种情况，不无凄凉之感。很久我没有到伦敦去了，如果现在出版的小说里面的描写是真，伦敦一定发生了很大变化了。文人聚会的地点已经改变了。柴尔西和布鲁姆斯伯里取代了汉普斯台德、诺廷山门、高街和肯星顿的地位。当时年纪不到四十岁就被看作了不起的人物，如今过了二十五岁就会让人觉得滑稽可笑了。我想在过去的日子里我们都羞于使自己的感情外露，因为怕人嘲笑，所以都约束着自己不给人以傲慢自大的印象。我并不认为当时风雅放浪的诗人作家执身如何端肃，但我却不记得那时候文艺界有今天这么多风流韵事。我们对自己的一些荒诞不经的行为遮上一层保持体面的缄默，并不认为这是虚伪。我们讲话讲究含蓄，并不总是口无遮拦，说什么都直言不讳。女性们那时也还没有完全取得绝对自主的地位。

我住在维多利亚车站附近；我还记得我到一些殷勤好客的文艺家庭中去作客总要乘车在市区兜很大的圈子，因为羞怯的心理作祟，我往往在街上来来回回走好几遍才鼓起勇气去按门铃。然后，我心里捏着一把汗，被让进一间高朋满座、闷得透不过气的屋子。我被介绍给这位名士、那位巨擘，这些人对我的著作所说的恭维话让我感到坐立不安。我知道他们都等着我说几句隽词妙语，可是直到茶会开完了，我仍然想不出什么有风趣的话来。为了遮盖自己窘态，我就张罗着给客人倒茶送水，把切得不成形的涂着黄油的面包递到人们手里。我希望的是谁都别注意我，让我心神宁静地观察一下这些知名人士，好好听一听他们妙趣横生的言语。

我记得我遇见不少身材壮硕、腰板挺得笔直的女人。这些女人生着大鼻头，目光炯炯，衣服穿在她们身上好像披着一挂甲胄；我也看到许多像小老鼠似的瘦小枯干的老处女，说话柔声细气，眼睛滴溜溜乱转。我对她们那种总是戴着手套吃黄油吐司的怪毛病常常感到十分好笑；她们认为没有人看见的时候就偷偷在椅子上揩手指头，这让我看着也十分佩服。这对主人的家具肯定不是件好事，但是我想在轮到主人到这些人家里作客的时候，肯定也会在她朋友的家具上进行报复的。这些女人有的衣着入时，她们说她们无论如何也看不出一个人为什么只因为写了一本小说就要穿得邋里邋遢。如果你的身段苗条为什么不能尽量把它显示出来呢？俊俏的小脚穿上时髦的鞋子绝不会妨碍编辑采用你的稿件。但是也有一些人认为这样不够庄重，这些人穿的是艺术性的纺织品，戴着具有蛮荒色调的珠宝装饰。男士们的衣着一般却很少有怪里怪气的。他们尽量不让人看出自己是作家，总希望别人把他们当作是老于世故的人。不论到什么地方，人们都会以为他们是一家大公司的高级办事员。这些人总显出有些劳累的样子。我过去同作家从来没有接触，我发现他们挺奇怪，但是我总觉得这些人不像真实的人物。

我还记得，我总觉得他们的谈话富于机智。他们中的一个同行刚一转身，他们就会把他批评得体无完肤；我总是惊讶不置地听着他们那辛辣刻毒的幽默话。艺术家较之其他行业的人有一个有利的地方，他们不仅可以讥笑朋友们的性格和仪表，而且可以嘲弄他们的著作。他们的评论恰到好处，话语滔滔不绝，我实在望尘莫及。在那个时代谈话仍然被看作是一种需要下工夫陶冶的艺术，一句巧妙的对答比锅子底下噼啪爆响的荆棘

[1]

更受人赏识，格言警句当时还不是痴笨的人利用来冒充聪敏的工具，风雅人物的闲谈中随便使用几句会使得谈话妙趣横生。遗憾的是，这些妙言隽语我现在都回忆不起来了。我只记得最舒适顺畅的谈话莫过于这些人谈论起他们从事的行业的另一方面——谈起进行交易的一些细节来。在我们品评完毕一本新书的优劣后，自然要猜测一下这本书销售掉多少本，作者得到多少预支稿费，他一共能得到多少钱。以后我们就要谈到这个、那个出版商，比较一下这个人的慷慨和那个人的吝啬。我们还要争辩一下是把稿件交给这一个稿酬优厚的人还是哪一个会做宣传、善于推销的人。有的出版商不善于做广告，有的在这方面非常内行。有些出版商古板，有些能够适应潮流。再以后我们还要谈论一些出版代理人和他们为我们作家搞到的门路。我们还要谈论编辑和他们欢迎哪类作品，一千字付多少稿费，是很快付清呢，还是拖泥带水。这些对我说来都非常富于浪漫气味。它给我一种身为这一神秘的兄弟会的成员的亲密感。

[1]
见《圣经》旧约传道书第7章：“愚昧人的笑声，好像锅下烧荆棘的爆声。”

四

在那些日子里，再没有谁像柔斯·瓦特尔芙德那样关心照拂我了。她既有男性的才智又有女人的怪脾气。她写的小说很有特色，读起来叫你心绪不能平静。正是在她家里，有一天我见到了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太太。那一天瓦特尔芙德小姐举行了一次茶话会，在她的一间小屋子里，客人比往常来得还多。每个人好像都在和别人交谈，只有我一个人静静地坐在那里，感到很窘；既然客人们都在三三两两地谈他们自己的事，我就很不好意思挤进哪个人堆里去了。瓦特尔芙德小姐是个很体贴的女主人，她注意到我有些尴尬，便走到我身边来。

“我想让你去同思特里克兰德太太谈一谈，”她说，“她对你的书崇拜得了不得。”

“她是干什么的？”我问。

我知道自己孤陋寡闻，如果思特里克兰德是一位名作家，我在同她谈话以前最好还是把情况弄清楚。

为了使自己的答话给我更深的印象，瓦特尔芙德故意把眼皮一低，做出一副一本正经的样子。

“她专门招待人吃午餐。你只要别那么腼腆，多吹嘘自己几句，她准会请你吃饭的。”

柔斯·瓦特尔芙德处世采取的是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她把生活看作是给她写小说的一个机会，把世人当作她作品的素材。如果读者中有谁对她的才能非常赏识而且慷慨地宴请过她，她有时也会请他们到自己家招待一番。这些人对作家的崇拜热让她感到又好笑又鄙夷，但是她却同他们周旋应酬，十足表现出一个有名望的女文学家的风度。

我被带到思特里克兰德太太面前，同她谈了十来分钟的话。除了她的声音很悦耳外，我没有发现她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她在威斯敏斯特区有一套房子，正对着没有完工的大教堂。因为我也住在那一带，我们两人就觉得亲近了一层。对于所有那些住在泰晤士河同圣杰姆斯公园之间的人来说，陆海军商店好像是一个把他们联结起来的纽带。思特里克兰德太太要了我的住址，又过了几天我收到她一张请吃午饭的请柬。

我的约会并不多，我欣然接受了这个邀请。我到她家的时候稍微晚了一些，因为我害怕去得过早，围着大教堂先兜了三个圈子。进门以后我才发现客人都已经到齐了。瓦特尔芙德是其中之一，另外还有杰伊太太、理查·特维宁和乔治·娄德。在座的人都是作家。这是早春的一天，天气很好，大家兴致都非常高。我们谈东谈西，什么都谈到了。瓦特尔芙德小姐拿不定主意，是照她更年轻时的淡雅装扮，身着灰绿，手拿一支水仙花去赴宴呢，还是表现出一点年事稍高时的丰姿；如果是后者，那就要穿上高跟鞋、披着巴黎式的上衣了。犹豫了半天，结果她只戴了一顶帽子。这顶帽子使她的情绪很高，我还从来没有听过她用这么刻薄的语言议论我们都熟识的朋友呢。杰伊太太知道得很清楚，逾越礼规的言词是机智的灵魂，因此时不时地用不高于耳语的音调说一些足能使雪白的台布泛上红晕的话语。理查·特维宁则滔滔不绝地发表荒唐离奇的谬论。乔治·娄德知道他的妙语惊人已经尽人皆知，用不着再施展才华，因此每次张口只不过是往嘴里添送菜肴。思特里克兰德太太说话不多，但是她也有一种可爱的本领，能够引导大家的谈话总是环绕着一个共同的话题；一出现冷场，她总能说一句合适的话使谈话继续下去。思特里克兰德太太这一年三十七岁，身材略高，体态丰腴，但又不显得太胖。她生得并不美，但面庞很讨人喜欢，这可能主要归功于她那双棕色的、非常和蔼的眼睛。她的皮肤血色不太好，一头黑发梳理得非常精巧。在三个女性里面，她是唯一没有施用化妆品的，但是同别人比较起来，这样她反而显得更朴素、更自然。

我被带到思特里克兰德太太面前

餐室是按照当时的艺术风尚布置的，非常朴素。白色护墙板很高，绿色的糊墙纸上挂着嵌在精致的黑镜框里的惠斯勒

[1]

的蚀刻画。印着孔雀图案的绿色窗帘线条笔直地高悬着。地毯也是绿颜色的，地毯上白色小兔在浓郁树荫中嬉戏的图画使人想到是受了威廉·莫利斯

[2]

的影响。壁炉架上摆着白釉蓝彩陶器。当时的伦敦一定有五百间餐厅的装潢同这里一模一样，淡雅，别致，却有些沉闷。

离开思特里克兰德太太家的时候，我是同瓦特尔芙德小姐一同走的。因为天气很好，又加上她这顶新帽子提了兴致，我们决定散一会步，从圣杰姆斯公园穿出去。

“刚才的聚会很不错，”我说。

“你觉得菜做得不坏，是不是？我告诉过她，如果她想同作家来往，就得请他们吃好的。”

“你给她出的主意太妙了，”我回答。“可是她为什么要同作家来往呢？”

瓦特尔芙德小姐耸了耸肩膀。

“她觉得作家有意思。她想迎合潮流。我看她头脑有些简单，可怜的人，她认为我们这些作家都是了不起的人。不管怎么说，她喜欢请我们吃饭，我们对吃饭也没有反感。我喜欢她就是喜欢这一点。”

现在回想起来，在那些惯爱结交文人名士的人中，思特里克兰德太太要算心地最单纯的了，这些人为了把猎物捕捉到手，从汉普斯台德的远离尘嚣的象牙塔一直搜寻到柴纳街的寒酸破旧的画室。思特里克兰德太太年轻的时候住在寂静的乡间，从穆迪图书馆借来的书籍不只使她阅读到不少浪漫故事，而且也给她的脑子里装上了伦敦这个大城市的罗曼史。她从心眼里喜欢看书（这在她们这类人中是少见的，这些人大多数对作家比对作家写的书、对画家比对画家画的画兴趣更大），她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幻想的小天地，生活于其中，感到日常生活所无从享受到的自由。当她同作家结识以后，她有一种感觉，仿佛过去只能隔着脚灯瞭望的舞台，这回却亲身登上去了。她看着这些人粉墨登场，好像自己的生活也扩大了，因为她不仅设宴招待他们，而且居然闯进这些人的重门深锁的幽居里去。对于这些人游戏人生的信条她认为无可厚非，但是她自己却一分钟也不想按照他们的方式调整自己的生活。这些人道德伦理上的奇行怪癖，正如他们奇特的衣着、荒唐背理的言论一样，使她觉得非常有趣，但是对她自己立身处世的原则却丝毫也没有影响。

“有没有一位思特里克兰德先生啊？”我问。

“怎么没有啊。他在伦敦做事。我想是个证券经纪人吧。没有什么风趣。”

“他们俩感情好吗？”

“两个人互敬互爱。如果你在他们家吃晚饭，你会见到他的。但是她很少请人吃晚饭。他不太爱说话，对文学艺术一点儿也不感兴趣。”

“为什么讨人喜欢的女人总是嫁给蠢物啊？”

“因为有脑子的男人是不娶讨人喜欢的女人的。”

我想不出什么反驳的话来，于是我就把话头转开，打听思特里克兰德太太有没有孩子。

“有，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两个人都在上学。”

这个题目已经没有好说的了。我们又扯起别的事来。

[1]
杰姆斯·艾波特·麦克奈尔·惠斯勒（1834—1903），美国画家和蚀刻画家，长期定居英国。

[2]
威廉·莫利斯（1834—1896），英国诗人和艺术家。

五

夏天我同思特里克兰德太太见面的次数不算少。我时不时地到她家里去吃午饭，或是去参加茶会；午饭总是吃得很好，茶点更是非常丰盛。我同思特里克兰德太太很相投。我当时年纪很轻，或许她喜欢的是指引着我幼稚的脚步走上文坛的艰辛道路，而在我这一方面，遇到一些不如意的琐事也乐于找到一个人倾诉一番。我准知道她会专神倾听，也一定能给我一些合乎情理的劝告。思特里克兰德太太是很会同情人的。同情体贴本是一种很难得的本领，但是却常常被那些知道自己有这种本领的人滥用了。他们一看到自己的朋友有什么不幸就恶狠狠地扑到人们身上，把自己的全部才能施展出来，这就未免太可怕了。同情心应该像一口油井一样喷薄自出；惯爱表同情的人让它纵情奔放，反而使那些受难者非常困窘。有的人胸膛上已经沾了那么多泪水，我不忍再把我的洒上了。思特里克兰德太太对自己的长处运用很得体，她让你觉得你接受她的同情是对她做了一件好事。我年轻的时候在一阵热情冲动中，曾同柔斯·瓦特尔芙德谈论这件事，她说：

“牛奶很好吃，特别是加上几滴白兰地。但是母牛却巴不得赶快让它淌出去。肿胀的乳头是很不舒服的。”

柔斯·瓦特尔芙德的嘴非常刻薄。这种辛辣的话谁也说不出口，但是另一方面，哪个人做事也没有她漂亮。

还有一件事叫我喜欢思特里克兰德太太。她的住所布置得非常优雅。房间总是干干净净，摆着花，叫人感到非常舒服。客厅里的印花布窗帘虽然图案比较古板，可是色彩光艳，淡雅宜人。在雅致的小餐厅里吃饭是一种享受；餐桌式样大方，两个侍女干净利落，菜肴烹调得非常精致。谁都看得出，思特里克兰德太太是一位能干的主妇，另外，毫无疑问她也是一位贤妻良母。客厅里摆着她儿女的照片。儿子——他名叫罗伯特——十六岁，正在罗格贝学校读书；你在照片上看到他穿着一套法兰绒衣服，戴着板球帽，另外一张照片穿的是燕尾服，系着直立的硬领。他同母亲一样，生着宽净的前额和沉思的漂亮的眼睛。他的样子干净整齐，看上去又健康，又端正。

“我想他不算太聪明，”有一天我正在看照片的时候，思特里克兰德太太说，“但是我知道他是个好孩子。性格很可爱。”

女儿十四岁。头发同母亲一样，又粗又黑，浓密地披在肩膀上。温顺的脸相，端庄、明净的眼睛也同母亲活脱儿一样。

“他们两个人长得都非常像你，”我说。

“可不是，他们都更随我，不随他们的父亲。”

“你为什么一直不让我同他见面？”

“你愿意见他吗？”

她笑了，她的笑容很甜，脸上微微泛起一层红晕；像她这样年纪的女人竟这么容易脸红，是很少有的。也许她最迷人之处就在于她的纯真。

“你知道，他一点儿也没有文学修养，”她说，“他是个十足的小市民。”

她用这个词一点儿也没有贬抑的意思，相反地，倒是怀着一股深情，好像由她自己说出他最大的缺点就可以保护他不受她朋友们的挖苦似的。

“他在证券交易所干事儿，是一个典型的经纪人。我猜想，他一定会叫你觉得很厌烦的。”

“你对他感到厌烦吗？”

“你知道，我刚好是他的妻子。我很喜欢他。”

她笑了一下，掩盖住自己的羞涩。我想她可能担心我会说一句什么打趣的话，换了柔斯·瓦特尔芙德，听见她这样坦白，肯定会挖苦讽刺几句的。她踌躇了一会儿，眼神变得更加温柔了。

“他不想假充自己有什么才华。就是在证券交易所里他赚的钱也不多。但是他心地非常善良。”

“我想我会非常喜欢他的。”

“等哪天没有外人的时候，我请你来吃晚饭。但是我把话说在前头，你可是自愿冒这个风险；如果这天晚上你过得非常无聊，可千万不要怨我。”

六

但是最后我同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见面，并不是在思特里克兰德太太说的那种情况下。她请我吃饭的那天晚上，除了她丈夫以外，我还结识了另外几个人。这天早上，思特里克兰德太太派人给我送来一张条子，告诉我她当天晚上要请客，有一个客人临时有事不能出席。她请我填补这个空缺。条子是这么写的：

我要预先声明，你将会厌烦得要命。从一开始我就知道这是一次枯燥乏味的宴客。但是如果你能来的话，我是非常感激的。咱们两个人总还可以谈一谈。

我不能不帮她这个忙；我接受了她的邀请。

当思特里克兰德太太把我介绍给她丈夫的时候，他不冷不热地同我握了握手。思特里克兰德太太的情绪很高，转身对他说了一句开玩笑的话。

“我请他来是要叫他看看我真的是有丈夫的。我想他已经开始怀疑了。”

思特里克兰德很有礼貌地笑了笑，就像那些承认你说了一个笑话而又不觉得有什么可笑的人一样，他并没有说什么。又来了别的客人，需要主人去周旋，我被丢在一边。当最后客人都已到齐，只等着宣布开饭的时候，我一边和一位叫我“陪同”的女客随便闲谈，一边思忖：文明社会这样消磨自己的心智，把短促的生命浪费在无聊的应酬上实在令人莫解。拿这一天的宴会来说，你不能不感到奇怪为什么女主人要请这些客人来，而为什么这些客人也会不嫌麻烦，接受邀请。当天一共有十位宾客。这些人见面时冷冷淡淡，分手时更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当然了，这只是完成一次社交义务。思特里克兰德夫妇在人家吃过饭，“欠下”许多人情，对这些人他们本来是丝毫不感兴趣的。但是他们还是不得不回请这些人，而这些人也都应邀而来了。为什么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吃饭时总是夫妻对坐的厌烦，为了让仆人休息半天，还是因为没有理由谢绝，因为该着吃别人一顿饭？谁也说不清。

我同查尔斯·思特里克兰德见面

餐厅非常拥挤，让人感到很不舒服。这些人中有一位皇家法律顾问和夫人，一位政府官员和夫人，思特里克兰德太太的姐姐和姐夫麦克安德鲁上校，还有一位议员的妻子。正是因为议员发现自己不能离开议院我才临时被请来补缺。这些客人的身份都非常高贵。女太太们因为知道自己的气派，所以并不太讲究衣着，而且因为知道自己的地位，也不想去讨人高兴。男人们个个雍容华贵。总之，所有这里的人都带着一种殷实富足、踌躇满志的神色。

每个人都想叫宴会热闹一些，所以谈话的嗓门都比平常高了许多，屋子里一片喧哗。但是从来没有大家共同谈一件事的时候，每个人都在同他的邻座谈话，吃汤、鱼和小菜的当儿同右边的人谈，吃烤肉、甜食和开胃小吃的当儿同左边的人谈。他们谈政治形势，谈高尔夫球，谈孩子和新上演的戏，谈皇家艺术学院展出的绘画，谈天气，谈度假的计划。谈话一刻也没有中断过，声音也越来越响。思特里克兰德太太的宴会非常成功，她可以感到庆幸。她的丈夫举止非常得体。也许他没有谈很多话，我觉得饭快吃完的时候，坐在他两边的女客脸容都有些疲惫。她们肯定认为很难同他谈什么。有一两次思特里克兰德太太的目光带着些焦虑地落在他身上。

最后，她站起来，带着一群女客离开屋子。在她们走出去以后，思特里克兰德把门关上，走到桌子的另一头，在皇家法律顾问和那位政府官员中间坐下来。他又一次把红葡萄酒传过来，给客人递雪茄。皇家法律顾问称赞酒很好，思特里克兰德告诉我们他是从什么地方买来的。我们开始谈论起酿酒同烟草来。皇家法律顾问给大家说了他正在审理的一个案件，上校谈起打马球的事。我没有什么事好说，所以只是坐在那里，装作很有礼貌地津津有味地听着别人谈话的样子。因为我知道这些人谁都和我无关，所以就从从容容地仔细打量起思特里克兰德来。他比我想象中的要高大一些；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以前会认为他比较纤弱，貌不出众。实际上他生得魁梧壮实，大手大脚，晚礼服穿在身上有些笨拙，给人的印象多少同一个装扮起来参加宴会的马车夫差不多。他年纪约四十岁，相貌谈不上漂亮，但也不难看，因为他的五官都很端正，只不过都比一般人大了一号，所以显得有些粗笨。他的胡须刮得很干净，一张大脸光秃秃的让人看着很不舒服。他的头发颜色发红，剪得很短，眼睛比较小，是蓝色或者灰色的。他的相貌很平凡。我不再奇怪为什么思特里克兰德太太谈起他来总是有些不好意思了；对于一个想在文学艺术界取得一个位置的女人来说，他是很难给她增加光彩的。很清楚，他一点儿也没有社交的本领，但这也不一定人人都要有的。他甚至没有什么奇行怪癖，使他免于平凡庸俗之嫌。他只不过是一个忠厚老实、索然无味的普通人。一个人可以钦佩他的为人，却不愿意同他待在一起。他是一个毫不引人注意的人。他可能是一个令人起敬的社会成员，一个诚实的经纪人，一个恪尽职责的丈夫和父亲，但是在他身上你没有任何必要浪费时间。

七

喧嚣纷扰的社交季节逐渐接近尾声，我认识的每一个人都忙着准备离开城里。思特里克兰德太太计划把一家人带到诺佛克海滨去，孩子们可以在那里洗海水浴，丈夫可以打高尔夫球。我们告了别，说好秋天再会面。但是在我留在伦敦的最后一天，刚从陆海军商店里买完东西走出来，却又遇到思特里克兰德太太带着她的一儿一女；同我一样，她也是在离开伦敦之前抓空买最后一批东西。我们都又热又累，我提议一起到公园去吃一点冷食。

我猜想思特里克兰德太太很高兴让我看到她的两个孩子，她一点儿也没有犹豫就接受了我的邀请。孩子们比照片上看到的更招人喜爱，她为他们感到骄傲是很有道理的。我的年纪也很轻，所以他们在我面前一点也不拘束，只顾高高兴兴地谈他们自己的事。这两个孩子都十分漂亮，健康活泼。歇息在树荫下，大家都感到非常愉快。

一个钟头以后，这一家挤上一辆马车回家去了，我也一个人懒散地往俱乐部踱去。我也许感到有一点寂寞，回想我刚才瞥见的这种幸福家庭生活，心里不无艳羡之感。这一家人感情似乎非常融洽。他们说一些外人无从理解的小笑话，笑得要命。如果纯粹从善于辞令这一角度衡量一个人的智慧，也许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算不得聪明，但是在他自己的那个环境里，他的智慧还是绰绰有余的，这不仅是事业成功的敲门砖，而且是生活幸福的保障。思特里克兰德太太是一个招人喜爱的女人，她很爱她的丈夫。我想象着这一对夫妻的生活，不受任何灾殃祸变的干扰，诚实、体面，两个孩子更是规矩可爱，肯定会继承和发扬这一家人的地位和传统。在不知不觉间，他们俩的年纪越来越老，儿女却逐渐长大成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就会结婚成家——一个已经出息成美丽的姑娘，将来还会生育活泼健康的孩子；另一个则是仪表堂堂的男子汉，显然会成为一名军人。最后这一对夫妻告老引退，受到子孙敬爱，过着富足、体面的晚年。他们幸福的一生并未虚度，直到年寿已经很高，才告别了人世。

这一定是世间无数对夫妻的故事。这种生活模式给人以安详亲切之感。它使人想到一条平静的小河，蜿蜒流过绿茸茸的牧场，与郁郁的树荫交相掩映，直到最后泻入烟波浩渺的大海中。但是大海却总是那么平静，总是沉默无言、声色不动，你会突然感到一种莫名的不安。也许这只是我自己的一种怪想法（就是在那些日子这种想法也常在我心头作祟），我总觉得大多数人这样度过一生好像欠缺一点什么。我承认这种生活的社会价值，我也看到了它的井然有序的幸福，但是我的血液里却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渴望一种更狂放不羁的旅途。这种安详宁静的快乐好像有一种叫我惊惧不安的东西。我的心渴望一种更加惊险的生活。只要在我的生活中能有变迁——变迁和无法预见的刺激，我是准备踏上怪石嶙峋的山崖，奔赴暗礁满布的海滩的。

八

回过头来读了读我写的思特里克兰德夫妇的故事，我感到这两个人被我写得太没有血肉了。要使书中人物真实动人，需要把他们的性格特征写出来，而我却没有赋予他们任何特色。我想知道这是不是我的过错，我苦思苦想，希望回忆起一些能使他们性格鲜明的特征。我觉得如果我能够详细写出他们说话的某些习惯或者他们的一些离奇的举止，或许就能够突出他们的特点了。像我现在这样写，这两个人好像是一幅古旧挂毯上的两个人形，同背景很难分辨出来；如果从远处看，那就连轮廓也辨别不出，只剩下一团花花绿绿的颜色了。我只有一种辩解：他们给我的就是这样一个印象。有些人的生活只是社会有机体的一部分，他们只能生活在这个有机体内，也只能依靠它而生活，这种人总是给人以虚幻的感觉；思特里克兰德夫妇正是这样的人。他们有如体内的细胞，是身体所决不能缺少的，但是只要他们健康存在一天，就被吞没在一个重大的整体里。思特里克兰德这家人是普普通通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一个和蔼可亲、殷勤好客的妻子，有着喜欢结交文学界小名人的无害的癖好；一个并不很聪明的丈夫，在慈悲的上帝安排给他的那种生活中兢兢业业、恪尽职责；两个漂亮、健康的孩子。没有什么比这一家人更为平凡的了。我不知道这一家人有什么能够引起好奇的人注意的。

当我想到后来发生的种种事情时，不禁自问：是不是当初我过于迟钝，没有看出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身上与常人不同的地方啊？也许是这样的。从那个时候起到现在已经过了这么多年，在此期间我对人情世故知道了不少东西，但是即使当初我认识他们夫妇时就已经有了今天的阅历，我也不认为我对他们的判断就有所不同。只不过有一点会和当年不一样：在我了解到人是多么玄妙莫测之后，我今天决不会像那年初秋我刚刚回到伦敦时那样，在听到那个消息以后会那样大吃一惊了。

回到伦敦还不到二十四小时，我就在杰尔敏大街上遇见了柔斯·瓦特尔芙德。

“看你今天这么喜气洋洋的样子，”我说，“有什么开心的事啊？”

她笑了起来，眼睛流露出一道我早已熟悉的幸灾乐祸的闪光。这意味着她又听到她的某个朋友的一件丑闻，这位女作家的直觉已经处于极度警觉状态。

“你看见过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是不是？”

不仅她的面孔，就连她的全身都变得非常紧张。我点了点头。我怀疑这个倒霉鬼是不是在证券交易所蚀了老本儿，要不就是让公共汽车轧伤了。

“你说，是不是太可怕了？他把他老婆扔了，跑掉了。”

瓦特尔芙德小姐肯定觉得，在杰尔敏大街马路边上讲这个故事太辱没这样一个好题目，所以她只是像个艺术家似地把主题抛出来，宣称她并不知道细节。而我却不能埋没她的口才，认为根本无需介意的环境竟会妨碍她给我讲述故事。但是她还是执拗地不肯讲。

“我告诉你我什么也不知道，”她回答我激动的问题说，接着，很俏皮地耸了耸肩膀，又加了一句：“我相信伦敦哪家茶点店准有一位年轻姑娘把活儿辞了。”

她朝我笑了一下，道歉说同牙医约定了时间，便神气十足地扬长而去。这个消息与其说叫我难过，不如说使我很感兴趣。在那些日子里我的见闻还很少是亲身经历的第一手材料，因此在我碰到这样一件我在书本里阅读到的故事时，觉得非常兴奋。我承认，现在时间和阅历已经使我习惯于在我相识的人中遇到这类事情了。但是我当时还有一种惊骇的感觉。思特里克兰德那一年一定已经有四十岁了，我认为像他这样年纪的人再牵扯到这种爱情瓜葛中未免令人作呕。在我当时年幼无知，睥睨一切的目光中，一个人陷入爱情而又不使自己成为笑柄，三十五岁是最大的年限。除此以外，这个新闻也给我个人添了点儿小麻烦。原来我在乡下就给思特里克兰德太太写了信，通知她我回伦敦的日期，并且在信中说好如果她不回信另作安排的话，我将在某月某日到她家去吃茶。我遇见瓦特尔芙德小姐正是在这一天，可是思特里克兰德太太并没有给我捎什么信来。她到底想不想见我呢？非常可能，她在心绪烦乱中把我信里订的约会忘到脑后了。也许我应该有自知之明，不去打扰她。可是另一方面，她也可能想把这件事瞒着我，如果我叫她猜出来自己已经听到这件奇怪的消息，那就太不慎重了。我既怕伤害这位夫人的感情，又怕去她家作客惹她心烦，心里非常矛盾。我知道她这时一定痛苦不堪，我不愿意看到别人受苦，自己无力替她分忧；但另一方面我又很想看一看思特里克兰德太太对这件事有何反应，尽管我对这个想法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

最后我想了个主意：我应该像什么事也没发生那样到她家去，先叫使女进去问一声，思特里克兰德太太方便不方便会客。如果她不想见我，就可以把我打发走了。尽管如此，在我对使女讲起我事前准备的一套话时，我还是窘得要命。当我在幽暗的过道里等着回话的当儿，我不得不鼓起全部勇气才没有中途溜掉。使女从里面走出来。也可能是我过于激动，胡乱猜想，我觉得从那使女的神情看，好像她已经完全知道这家人遭遇的不幸了。

“请您跟我来，先生，”她说。

我跟在她后面走进客厅。为了使室内光线暗淡，窗帘没有完全拉开。思特里克兰德太太的姐夫麦克安德鲁上校正站在壁炉前面，在没有燃旺的火炉前边烤自己的脊背。我觉得我闯进来是一件极其尴尬的事。我猜想我到这里来一定很出他们意料之外，思特里克兰德太太只是忘记同我另外约会日子才不得不让我进来。我还想，上校一定为我打扰了他们非常生气。

“我不太清楚，你是不是等着我来，”我说，故意装作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当然我在等着你。安妮马上就把茶拿来。”

尽管屋子里光线很暗，我也看出来思特里克兰德太太的眼睛已经哭肿了。她的面色本来就不太好，现在更是变成土灰色了。

“你还记得我的姐夫吧？度假以前，你在这里吃饭的那天和他见过面。”

我们握了握手。我感到忐忑不安，想不出一句好说的话来。但是思特里克兰德太太解救了我；她问起我怎样消夏的事。有她提了这个头，我多少也找到些话说，直挨到使女端上茶点来。上校要了一杯苏打威士忌。

“你最好也喝一杯，阿美，”他说。

“不，我还是喝茶吧。”

这是暗示发生了一件不幸事件的第一句话。我故意不作理会，尽量同思特里克兰德太太东拉西扯。上校仍然站在壁炉前面一句话也不说。我很想知道什么时候我才能不失礼仪地向主人告别，我奇怪地问我自己，思特里克兰德太太让我进来究竟是为了什么。屋子里没有摆花，度夏以前收拾起的一些摆设也没有重新摆上。一向舒适愉快的房间显得一片寂寥清冷，给人一种感觉，倒仿佛墙壁的另一边停着一个死人似的。我把茶喝完。

“要不要吸一支烟？”思特里克兰德太太问我道。

她四处看了看，要找烟盒，但是却没有找到。

“我怕已经没有了。”

一下子，她的眼泪扑簌簌地落下来，匆匆跑出了客厅。

我吃了一惊。我想到纸烟过去一向是由她丈夫添置的，现在突然发现找不到纸烟，这件小事显然勾起了她的记忆，她伸手就能拿到的东西竟然丢三落四的这种新感觉仿佛在她胸口上突然刺了一刀，她意识到旧日的生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过去那种光荣体面不可能再维持下去了。

“我看我该走了吧，”我对上校说，站起身来。

“我想你已经听说那个流氓把她甩了的事吧，”他一下子爆发出来。

我踌躇了一会儿。

“你知道人们怎样爱扯闲话，”我说，“有人闪烁其词地对我说，这里出了点儿事。”

“他逃跑了。他同一个女人跑到巴黎去了。他把阿美扔了，一个便士也没留下。”

“我感到很难过，”我说；我实在找不到别的什么话了。

上校一口气把威士忌灌下去。他是一个五十岁左右的高大、瘦削的汉子，胡须向下垂着，头发已经灰白。他的眼睛是浅蓝色的，嘴唇的轮廓很不鲜明。我从上一次见到他就记得他长着一副傻里傻气的面孔，并且自夸他离开军队以前每星期打三次马球，十年没有间断过。

“我想现在我不必再打搅思特里克兰德太太了，”我说，“好不好请你告诉她，我非常为她难过？如果有什么我能做的事，我很愿意为她效劳。”

他没有理会我的话。

“我不知道她以后怎么办。而且还有孩子。难道让他们靠空气过活？十七年啊！”

“什么十七年？”

“他们结婚十七年了，”他没好气儿地说。“我从来就不喜欢他。当然了，他是我的连襟，我尽量容忍着。你以为他是个绅士吗？她根本就不应该嫁给他。”

“就没有挽回的余地了吗？”

“她只有一件事好做：同他离婚。这就是你刚进来的时候我对她说的。‘把离婚申请书递上去，亲爱的阿美，’我说，‘为了你自己，为了你的孩子，你都该这么做。’他最好还是别叫我遇见。我不把他打得灵魂出窍才怪。”

我禁不住想，麦克安德鲁上校做这件事并不很容易，因为思特里克兰德身强力壮，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但是我并没有说什么。如果一个人受到侮辱损害而又没有力量对罪人直接施行惩罚，这实在是一件痛苦不堪的事。我正准备再作一次努力向他告辞，这时思特里克兰德太太又回到屋子里来了。她已经把眼泪揩干，在鼻子上扑了点儿粉。

“真是对不起，我的感情太脆弱了，”她说，“我很高兴你没有走。”

她坐了下来。我一点儿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不太好意思谈论同自己毫不相干的事。那时候我还不懂女人的一种无法摆脱的恶习——热衷于同任何一个愿意倾听的人讨论自己的私事。思特里克兰德太太似乎在努力克制着自己。

“人们是不是都在议论这件事啊？”她问。我非常吃惊，她竟认为我知道她家的这件不幸是想当然的事。

“人们是不是都在谈论这件事啊？”她问

“我刚刚回来。我就见到了柔斯·瓦特尔芙德一个人。”

思特里克兰德太太拍了一下巴掌。

“她是怎么说的，把她的原话一个字不差地告诉我。”我有点儿踌躇，她却坚持叫我讲。“我特别想知道她怎么谈论这件事。”

“你知道别人怎么谈论。她这个人说话靠不住，对不对？她说你的丈夫把你丢开了。”

“就说了这些吗？”

我不想告诉她柔斯·瓦特尔芙德分手时讲到茶点店女侍的那句话。我对她扯了个谎。

“她说没说他是跟一个什么人一块走的？”

“没有。”

“我想知道的就是这件事。”

我有一些困惑莫解，但是不管怎么说我知道现在我可以告辞了。当我同思特里克兰德太太握手告别的时候我对她说，如果有什么事需要我做，我一定为她尽力。她的脸上掠过一丝笑影。

“非常感谢你。我不知道有谁能替我做什么。”

我不好意思向她表示我的同情，便转过身去同上校告别。上校并没有同我握手。

“我也要走。如果你从维多利亚路走，我跟你同路。”

“好吧，”我说，“咱们一起走。”

九

“真太可怕了，”我们刚刚走到大街上，他马上开口说。

我看出来，他同我一起出来目的就是想同我继续谈论这件他已经同他的小姨子谈了好几小时的事。

“我们根本弄不清是哪个女人，你知道，”他说，“我们只知道那个流氓跑到巴黎去了。”

“我一直以为他们俩感情挺不错。”

“是不错。哼，你来以前，阿美还说他们结婚这么多年就没有吵过一次嘴。你知道阿美是怎样一个人。世界上没有比她更好的女人了。”

既然他主动把这家人的秘密都告诉我，我觉得我不妨继续提出几个问题来。

“你的意思是说她什么也没有猜到？”

“什么也没猜到。八月他是同她和孩子们一起在诺佛克度过的。他同平常日子一模一样，一点也没有反常的地方。我和我妻子到他们乡下过了两三天，我还同他玩过高尔夫球。九月，他回到城里来，为了让他的合股人去度假。阿美仍然待在乡下。他们在乡下房子租了六个星期，房子快满期以前她给他写了封信，告诉他自己哪一天回伦敦来。他的回信是从巴黎发的，说他已经打定主意不同她一起生活了。”

“他怎样解释呢？”

“他根本没有解释，小朋友。那封信我看了。还不到十行字。”

“真是奇怪了。”

说到这里我们正好过马路，过往车辆把我们的谈话打断了。麦克安德鲁告诉我的事听起来很难令人相信，我怀疑思特里克兰德太太根据她自己的理由把一部分事实隐瞒着没对他说。非常清楚，一个人结婚十七年不会平白无故地离家出走的，这里面一定有一些事会使她猜想两人的夫妻生活并不美满。我正在思忖这件事，上校又从后面赶上来。

“当然了，除了坦白承认自己是同另外一个女人私奔之外，他是无法解释这件事的。据我看，他认为早晚她会自己弄清楚的。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思特里克兰德太太打算怎么办？”

“哈，第一件事是抓到证据。我准备自己到巴黎去一趟。”

“他的买卖怎么办？”

“这正是他狡诈的地方。一年来他一直把摊子越缩越小。”

“他告诉没告诉他的合股人他不想干了？”

“一句也没透露。”

麦克安德鲁上校对证券交易的事不太内行，我更是一窍不通，因此我不太清楚思特里克兰德是在什么情况下退出了他经营的交易。我得到的印象是，被他中途甩开的合股人气得要命，威胁说要提出诉讼。看来一切都安排妥善后，这个人的腰包要损失四五百镑钱。

“幸而住房的全套家具都是写在阿美名下的。不管怎么说这些东西她还都能落下。”

“刚才你说她一个便士也没有是真实情况吗？”

“当然是真的。她手头就只有两三百镑钱和那些家具。”

“那她怎样生活呢？”

“天晓得。”

事情变得更加复杂了，再加上上校火冒三丈，骂骂咧咧，不但不能把事情讲清楚，反而叫我越听越糊涂。我很高兴，在他看到陆海军商店上面的大钟的时候，突然记起他要到俱乐部玩牌的约会来。他同我分了手，穿过圣杰姆斯公园往另一个方向走去了。

十

没过一两天，思特里克兰德太太给我寄来一封短信，叫我当天晚上到她家去一趟。我发现只有她一个人在家。她穿着一身黑衣服，朴素得近乎严肃，使人想到她遭遇的不幸。尽管她悲痛的感情是真实的，却没忘记使自己的衣着合乎她脑子里的礼规叫她扮演的角色。我当时不谙世故，感到非常吃惊。

“你说过，要是我有事求你，你乐于帮忙，”她开口说。

“一点儿不错。”

“那么你愿意不愿意到巴黎去看看思特里克兰德是怎么个情况？”

“我？”

我吓了一跳。我想到自己只见过思特里克兰德一面。我不知道她想叫我去办什么事。

“弗雷德决心要去。”弗雷德就是麦克安德鲁上校。“但是我知道他肯定不是办这种事的人。他只会把事弄得更糟。我不知道该求谁去。”

她的声音有些颤抖，我觉得哪怕我稍微犹豫一下，也显得太没有心肝了。

“可是我同你丈夫说过不到十句话。他不认识我。没准儿他一句话就把我打发走了。”

“这对你也没有损害，”思特里克兰德太太笑着说。

“你究竟想叫我去做什么事？”

她并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话。

“我认为他不认识你反而有利。你知道，他从来也不喜欢弗雷德。他认为弗雷德是个傻瓜。他不了解军人。弗雷德会大发雷霆。两个人大吵一顿，事情不但办不好，反而会更糟。如果你对他说你是代表我去的，他不会拒绝你同他谈谈的。”

“我同你们认识的时间不长，”我回答说。“除非了解全部详细情况，这种事是很难处理的。我不愿意打探同我自己没有关系的事。为什么你不自己去看看他呢？”

“你忘记了，他在那里不是一个人。”

我没有说什么。我想到我去拜访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递上我的名片，我想到他走进屋子里来，用两个指头捏着我的名片。

“您有什么贵干？”

“我来同您谈谈您太太的事。”

“是吗？当您年纪再长几岁的时候，肯定就会懂得不该管别人的闲事了。如果您把头稍微向左转一转，您会看到那里有一扇门。再见。”

可以预见，走出来的时候我很难保持尊严体面。我真希望晚回伦敦几天，等到思特里克兰德太太料理好这件事以后再回来。我偷偷地看了她一眼。她正陷入沉思里。但是她马上就把头抬起来看着我，叹了一口气，笑了一下。

“这么突如其来，”她说，“我们结婚十七年了，我做梦也没想到查理斯是这样一个人，会迷上了什么人。我们相处得一直很好。当然了，我有许多兴趣爱好与他不同。”

“你发现没发现是什么人，”——我不知道该怎样措词——“那人是谁，同他一起走的？”

“没有。好像谁都不知道。太奇怪了。在一般情况下，男人如果同什么人有了爱情的事，总会被人看到，出去吃饭啊什么的。做妻子的总有几个朋友来把这些事告诉她。我却没有接到警告——没有任何警告。他的信对我好像是晴天霹雳。我还以为他一直生活得很幸福呢。”

她开始哭起来，可怜的女人，我很替她难过。但是没有过一会儿她又逐渐平静下来。

“不该让人家拿我当笑话看，”她擦了擦眼睛说，“唯一要做的事是从速决定到底该怎么办。”

她继续说下去，有些语无伦次；一会儿说刚过去不久的事，一会儿又说起他们初次相遇和结婚的事。但是这样一来他俩的生活在我的脑子里倒逐渐形成了一幅相当清晰的图画。我觉得我过去的臆测还是正确的，思特里克兰德太太的父亲在印度当过文职官吏，退休以后定居到英国偏远的乡间，但每年八月他总要带着一家老小到伊思特堡恩去换一换环境。她就是在那里认识了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的。那一年她二十岁，思特里克兰德二十三岁。他们一起打网球，在滨海大路上散步，听黑人流浪歌手唱歌。在他正式提出以前一个星期她已经决心接受他的求婚了。他们在伦敦定居下来，开始时住在汉普斯台德区，后来他们的生活逐渐富裕起来，便搬到市区里来。他们有两个孩子。

“他好像一直很喜欢这两个孩子。即使他对我厌倦了，我不理解他怎么会忍心把孩子也抛弃了。这一切简直令人不能置信。到了今天我也不能相信这会是真事。”

最后她把他写来的信拿出来给我看。我本来就有些好奇，可是一直没敢大胆提出来。

亲爱的阿美：

我想你会发现家中一切都已安排好。你嘱咐安妮的事我都已转告她。你同孩子到家以后晚饭会给你们准备好。我将不能迎接你们了。我已决心同你分居另过，明晨我就去巴黎。这封信我等到巴黎后再发出。我不回来了。我的决定不能更改了。

永远是你的，

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

“没有一句解释的话，也丝毫没有表示歉仄不安。你是不是觉得这人太没有人性了？”

“在这种情况下这封信是很奇怪，”我回答。

“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他人已经变了。我不知道是哪个女人把他抓在手掌里，但是她肯定把他变成另外一个人了。事情非常清楚，这件事已经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你这么想有什么根据？”

“弗雷德已经发现了。我丈夫总是说每星期他要去俱乐部打三四个晚上桥牌。弗雷德认识那个俱乐部的一个会员，有一次同他说起查理斯喜欢打桥牌的事。这个人非常惊讶，他说他从来没有在玩牌的屋子看见过查理斯。这就非常清楚了，我以为查理斯在俱乐部的时间，实际上他是在同那个女人厮混。”

我半晌儿没有言语。后来我又想起了孩子们。

“这件事一定很难向罗伯特解释，”我说。

“啊，他们俩我谁也没告诉，一个字也没有说。你知道，我们回城的第二天他们就回学校了。我没有张皇失措，我对他们说父亲有事到外地去了。”

心里怀着这样大的一个秘密，要使自己举止得体、装作一副坦然无事的样子，实在很不容易。再说，为了打发孩子上学，还必须花费精力把样样东西打点齐全，也使她煞费苦心。思特里克兰德太太的声音哽住了。

“他们以后可怎么办啊，可怜的宝贝？我这一家人以后怎么活下去啊？”

她拼命克制着自己的感情，我注意到她的两手一会儿握紧，一会儿又松开。那种痛苦简直太可怕了。

“如果你认为我到巴黎去有好处，我当然会去的，但是你一定要同我说清楚，你要叫我去做什么。”

“我要叫他回来。”

“我听麦克安德鲁上校的意思，你已经决心同他离婚了。”

“我永远也不会同他离婚。”她突然气狠狠地说，“把我的话告诉他，他永远也别想同那个女人结婚。我同他一样，是个拗性子，我永远也不同他离婚。我要为我的孩子着想。”

我想她最后加添的话是为了向我解释她为什么要采取这种态度，但是我却认为她这样做与其说出于母爱不如说由于极其自然的嫉妒心理。

“你还爱他吗？”

“我不知道。我要他回来。如果他回来了，我可以既往不咎。不管怎么说，我们已经是十七年的夫妻了。我不是一个心胸狭小的女人。过去我一直蒙在鼓里，只要我不知道，我也就不会介意这件事。他应该知道这种迷恋是长不了的。如果他现在就回来，事情会很容易弥补过去，谁也发现不了。”

思特里克兰德太太对流言蜚语这样介意，叫我心里有些发凉，因为当时我还不知道旁人的意见对于女人的生活竟有这么大的关系。我认为这种态度对她们深切的情感投掷上一层不真挚的暗影。

思特里克兰德住的地方家里人是知道的。他的合股人曾通过思特里克兰德存款的银行给他写过一封措词严厉的信，责骂他隐匿自己行踪；思特里克兰德在一封冷嘲热讽的回信里告诉这位合股人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他。看来他正住在一家旅馆里。

“我没听说过这个地方，”思特里克兰德太太说。“但是弗雷德对这家旅馆非常熟悉。他说这是很昂贵的一家。”

她的脸涨得通红。我猜想她似乎看到自己的丈夫正住在一套豪华的房间里，在一家又一家的讲究的饭店吃饭。她想象他正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天天去赛马厅，夜夜去剧场。

“像他这样的年龄，不能老过这种生活，”她说，“他到底是四十岁的人了。如果是一个年轻人，我是能够理解的。可是他这种年纪就太可怕了，他的孩子都快长大成人了。再说他的身体也受不住。”

愤怒同痛苦在她胸中搏斗着。

“告诉他，他的家在召唤他回来。家里什么都同过去一样，但是也都同过去不一样了。没有他我无法生活下去。我宁可杀死自己。同他谈谈往事，谈谈我们的共同经历。如果孩子们问起来，我该对他们说什么呢？他的屋子还同他走的时候一模一样。他的屋子在等着他呢。我们都在等着他呢。”

我到那里该谈什么，她句句都告诉我了。她甚至想到思特里克兰德可能说什么话，教给我怎样答对。

“你会尽一切力量替我把这件事办好吧？”她可怜巴巴地说，“把我现在的处境告诉他。”

我看出来，她希望我施展一切手段打动他的怜悯心。她的眼泪一个劲儿往下落。我心里难过极了。我对思特里克兰德的冷酷、残忍非常气愤，我答应她我要尽一切力量把他弄回来。我同意再过一天就启程，不把事情办出个眉目决不回来。这时天色已晚，我们两人也都由于感情激动而疲惫不堪，我就向她告辞了。

十一

旅途中，我仔细考虑了一下这次去巴黎的差事，不觉又有些疑虑。现在我的眼睛已经看不到思特里克兰德太太一副痛楚不堪的样子，好像能够更冷静地考虑这件事了。我在思特里克兰德太太的举动里发现一些矛盾，感到疑惑不解。她非常不幸，但是为了激起我的同情心，她也很会把她的不幸表演给我看。她显然准备要大哭一场，因为她预备好大量的手帕；她这种深思远虑虽然使我佩服，可是如今回想起来，她的眼泪的感人力量却不免减低了。我看不透她要自己丈夫回来是因为爱他呢，还是因为怕别人议论是非；我还怀疑使她肠断心伤的失恋之痛是否也搀杂着虚荣心受到损害的悲伤（这对我年轻的心灵是一件龌龊的事）；这种疑心也使我很惶惑。我那时还不了解人性多么矛盾，我不知道真挚中含有多少做作，高尚中蕴藏着多少卑鄙，或者，即使在邪恶里也找得着美德。

但是我这次到巴黎去是带着一定冒险成分的，当我离目的地越来越近的时候，我的情绪也逐渐高起来。我也从做戏的角度看待自己，对我扮演的这个角色——一个受人衷心相托的朋友把误入歧途的丈夫带回给宽恕的妻子——非常欣赏。我决定第二天晚上再去找思特里克兰德，因为我本能地觉得，必须细致盘算，并选定这一时间。如果想从感情上说动一个人，在午饭以前是很少会成功的。在那些年代里，我自己就常常遐想一些爱情的事，但是只有吃过晚茶后我才能幻想美好婚姻的幸福。

我在自己落脚的旅馆打听了一个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住的地方。他住的那家旅馆名叫比利时旅馆。我很奇怪，看门人竟没听说过这个地方。我从思特里克兰德太太那里听说，这家旅馆很大、很阔气，坐落在利渥里路后边。我们查了一下旅馆商号指南。叫这个名字的旅馆只有一家，在摩纳路。这不是有钱人居住的地区，甚至不是一个体面的地方。我摇了摇头。

“绝对不是这一家，”我说。

看门人耸了耸肩膀。巴黎再没有另一家叫这个名字的旅馆了。我想起来，思特里克兰德本来是不想叫别人知道他行踪的。他给他的合股人这个地址也许是在同他开玩笑。不知道为什么，我暗想这很合思特里克兰德的幽默感，把一个怒气冲冲的证券交易人骗到巴黎一条下流街道上的很不名誉的房子里去，出尽洋相。虽然如此，我觉得我还是得去看一看。第二天六点钟左右我叫了一辆马车，到了摩纳街。我在街角上把车打发掉，我想我还是步行到旅馆，先在外面看看再进去。这一条街两旁都是为穷人开设的小店铺，路走了一半，在我拐进来的左面，就是比利时旅馆。我自己住的是一家普普通通的旅馆，可是同这家旅馆比起来简直宏伟极了。这是一座破烂的小楼，多年没有粉刷过，龌龌龊龊，相形之下，两边的房子倒显得又干净又整齐。肮脏的窗子全部关着。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同那位勾引他丢弃了名誉和职责的美女显然不会在这样一个地方寻欢作乐，享受他们罪恶而豪华的生活。我非常恼火，觉得自己分明是被耍弄了。我差一点连问都不问就扭头而去。我走进去只是为了事后好向思特里克兰德太太交待，告诉她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

旅馆的入口在一家店铺的旁边，门开着，一进门便有一块牌子：账房在二楼

[1]

。我沿着狭窄的楼梯走上去，在楼梯平台上看到一间用玻璃门窗隔起来的小阁子，里面摆着一张办公桌和两三把椅子。阁子外面有一条长凳，晚上守门人多半就在这里过夜。附近没有一个人影，但是我在一个电铃按钮下面看到有侍者

[2]

字样。我按了一下，马上从什么地方钻出一个人来。这人很年轻，贼眉鼠眼，满脸丧气，身上只穿一件衬衫，趿拉着一双毡子拖鞋。

我自己不知道为什么我向他打听思特里克兰德时要装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

“这里住没住着一位思特里克兰德先生？”我问。

“三十二号，六楼。”

我大吃一惊，一时没有答出话来。

“他在家吗？”

侍者看了看账房里的一块木板。

“他的钥匙不在这里。自己上去看看吧。”

我想不妨再问他一个问题。

“太太也在这里吗

[3]

？”

“只有先生一个人

[4]

。”

当我走上楼梯的时候，侍者一直怀疑地打量着我。楼梯又闷又暗，一股污浊的霉味扑鼻而来。三层楼梯上面有一扇门开了，我经过的时候，一个披着睡衣、头发蓬松的女人一声不吭地盯着我。最后，我走到六楼，在三十二号房门上敲了敲。屋里响动了一下，房门开了一条缝。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出现在我面前。他一语不发地站在那里，显然没有认出我是谁来。

我通报了姓名。我尽量摆出一副大大咧咧的样子。

“你不记得我了。今年六月我荣幸地在你家吃过饭。”

“进来吧，”他兴致很高地说，“很高兴见到你。坐下。”

我走进去。这是一间很小的房间，几件法国人称之为路易·菲力浦式样的家具把屋子挤得转不过身来。有一张大木床，上面堆放着一床鼓鼓囊囊的大红鸭绒被，一张大衣柜，一张圆桌，一个很小的脸盆架，两把软座椅子，包着红色棱纹平布。没有一件东西不是肮脏、破烂的。麦克安德鲁上校煞有介事地描述的那种浪荡浮华这里连一点儿影子也看不到。思特里克兰德把乱堆在一把椅子上的衣服扔到地上，叫我坐下。

“你来找我有事吗？”他问。

在这间小屋子里他好像比我记忆中的更加高大。他穿着一件诺弗克式的旧上衣，胡须有很多天没有刮了。我上次见到他，他修饰得整齐干净，可是看去却不很自在；现在他邋里邋遢，神态却非常自然。我不知道他听了我准备好的一番话以后会有什么反应。

“我是受你妻子的嘱托来看你的。”

“我正预备在吃晚饭以前到外边去喝点什么。你最好同我一起去。你喜欢喝苦艾酒？”

“可以喝一点儿。”

“那咱们就走吧。”

他戴上一顶圆顶礼帽；帽子也早就该刷洗了。

“我们可以一起吃饭。你还欠我一顿饭呢，你知道。”

“当然了。你就一个人吗？”

我很得意，这样重要的一个问题我竟极其自然地提了出来。

“啊，是的。说实在的，我已经有三天没有同人讲话了。我的法文很不高明。”

当我领先走下楼梯的时候，我想起茶点店的那位女郎来，我很想知道她出了什么事了。是他们已经吵架了呢，还是他迷恋的热劲儿已经过去了？从我见到的光景看，很难相信他策划了一年只是为了这样没头没脑地窜到巴黎来。我们步行到克里舍林荫路，在一家大咖啡馆摆在人行道上的许多台子中拣了一张坐下。

[1]
原文为法语。

[2]
原文为法语。

[3]
原文为法语。

[4]
原文为法语。

十二

这会儿正是克里舍林荫路最热闹的时刻，只需要发挥一点儿想象力，就能够在过往行人中发现不少庸俗罗曼司中的人物。小职员和女售货员，宛如从巴尔扎克的小说中走出来的老古董，靠着人性的弱点赚钱糊口的一些行当的男女成员。在巴黎的一些贫穷地区，街道上总是人群熙攘，充满无限生机，使你血流激动，随时准备为你演一出意想不到的好戏。

“你对巴黎熟悉不熟悉？”我问。

“不熟悉。我们度蜜月的时候来过。以后我从来没有再来。”

“那你怎么会找到这家旅馆的？”

“别人介绍的。我要找一家便宜的。”

苦艾酒端上来了，我们一本正经地把水浇在溶化的糖上。

“我想我还是坦白对你讲我为什么来找你吧，”我有一些困窘地说。

他的眼睛闪闪发亮。

“我早就想迟早会有个人来的。阿美已经给我写了一大堆信来了。”

“那么我要对你讲的，不用我说你也知道得很清楚了。”

“她那些信我都没有看。”

我点了一支烟，为了给自己一些思索的时间。我这时候真不知道该怎样办理我承担下的这件差事了。我准备好的一套绝妙词令，哀婉的也罢、愤激的也罢，在克里舍林荫道上似乎都不合拍了。突然，思特里克兰德咯咯地笑起来。

“交给你办的事很叫你头疼，对不对？”

“啊，我不知道，”我回答。

“听我说，你赶快把肚子里的事说出来，以后咱们可以痛快地玩一个晚上。”

我犹豫不定。

“你想到过没有，你的妻子痛苦极了？”

“事情会过去的。”

他说这句话的那种冷漠无情我简直无法描摹。我被他这种态度搞得心慌意乱，但是我尽量掩盖着自己。我采用了我的一位亨利叔叔说话的语调；亨利叔叔是个牧师，每逢他请求哪位亲戚给候补副牧师协会捐款的时候总是用这种语调。

“我说话不同你转弯抹角，你不介意吧？”

他笑着摇了摇头。

“你这样对待她说得过去吗？”

“说不过去。”

“你有什么不满意她的地方吗？”

“没有。”

“那么，你们结婚十七年，你又挑不出她任何毛病，你这样离开了她不是太岂有此理了吗？”

“是太岂有此理了。”

我感到非常惊奇，看了他一眼。不管我说什么，他都从心眼里赞同，这就把我的口预先钳住了。他使我的处境变得非常复杂，且不说滑稽可笑了。本来我预备说服他、打动他、规劝他、训诫他、同他讲道理，如果需要的话还要斥责他，要发一通脾气，要把他冷嘲热讽个够；但是如果罪人对自己犯的罪直认不讳，规劝的人还有什么事情好做呢？我对他这种人一点也没有经验，因为我自己如果做错了事总是矢口否认。

“你还要说什么？”思特里克兰德说。

我对他撇了撇嘴。

“没什么了，如果你都承认了，好像也没有什么要多说的了。”

“我想也是。”

我觉得我这次执行任务手腕太不高明。我显然有些冒火了。

“别的都不要说了，你总不能一个铜板也不留就把你女人甩了啊！”

“为什么不能？”

“她怎么活下去呢？”

“我已经养活她十七年了。为什么她不能换换样，自己养活自己呢？”

“她养活不了。”

“她不妨试一试。”

我当然有许多话可以答辩。我可以谈妇女的经济地位，谈男人结婚以后公开或默认地承担的义务，还有许许多多别的道理，但是我认为真正重要的只有一点。

“你还爱她不爱她了？”

“一点儿也不爱了，”他回答。

不论对哪方面讲，这都是一件极端严肃的事，可是他的答话却带着那么一种幸灾乐祸、厚颜无耻的劲儿；为了不笑出声来，我拼命咬住嘴唇。我一再提醒自己他的行为是可恶的。我终于激动起自己的义愤来。

“他妈的，你得想想自己的孩子啊。他们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他们不是自己要求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如果你这样把一家人都扔了，他们就只好流浪街头了。”

“他们已经过了不少年舒服日子了。大多数孩子都没有享过这么大的福。再说，总有人养活他们。必要的时候，麦克安德鲁夫妇可以供他们上学的。”

“可是，你难道不喜欢他们吗？你的两个孩子多么可爱啊！你的意思是，你不想再同他们有任何关系了吗？”

“孩子小的时候我确实喜欢他们，可是现在他们都长大了，我对他们没有什么特殊的感情了。”

“你简直太没有人性了。”

“我看就是这样的。”

“你一点儿也不觉得害臊。”

“我不害臊。”

我想再变换一个手法。

“谁都会认为你是个没有人性的坏蛋。”

“让他们这样想去吧。”

“所有的人都讨厌你、鄙视你，这对你一点儿都无所谓吗？”

“无所谓。”

他那短得不能再短的回答使得我提出的问题（尽管我的问题提得很有道理）显得非常荒谬。我想了一两分钟。

“我怀疑，如果一个人知道自己的亲戚朋友都责骂自己，他能不能心安理得地活下去。你准知道你就一点儿无动于衷吗？谁都不能没有一点儿良心，早晚你会受到良心谴责的。假如你的妻子死了，你难道一点儿也不悔恨吗？”

他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我等了一会儿，看他是不是开口。最后我不得不自己打破沉寂。

“你有什么要说的？”

“我要说的只有一句：你是个大傻蛋。”

“不管怎么说，法律可以强迫你扶养你的妻子儿女，”我有些生气地驳斥说，“我想法律会提出对他们的保障的。”

“法律能够从石头里榨出油来吗？我没有钱，只有百十来镑。”

我比以前更糊涂了。当然，从他住的旅馆看，他的经济情况是非常窘迫的。

“把这笔钱花完了你怎么办？”

“再去挣一点儿。”

他冷静得要命，眼睛里始终闪露着讪笑，倒仿佛我在说一些愚不可及的蠢话似的。我停了一会儿，考虑下面该怎么说。但是这回他倒先开口了。

“为什么阿美不重新嫁人呢？她年纪并不老，也还有吸引人的地方。我还可以推荐一下：她是个贤妻。如果她想同我离婚，我完全可以给她制造她需要的借口。”

现在该轮到我发笑了。他很狡猾，但是他谁也瞒不过，这才是他的真正目的呢。由于某种原因，他必须把自己同另外一个女人私奔的事隐瞒着，他采取了一切预防措施把那个女人的行踪隐藏起来。我斩钉截铁地说：

“你的妻子说，不论你用什么手段她也不同你离婚。她已经打定主意了。我劝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

他非常惊讶地紧紧盯着我，显然不是在装假。笑容从他嘴角上消失了，他一本正经地说：

“但是，亲爱的朋友，我才不管她怎么做呢。她同我离婚也好，不离婚也好，我都无所谓。”

我笑了起来。

“噢，算了吧！你别把我们当成那样的傻瓜了。我们凑巧知道你是同一个女人一起走的。”

他愣了一下，但是马上就哈哈大笑起来。他笑得声音那么响，连坐在我们旁边的人都好奇地转过头来，甚至还有几个人也跟着笑起来。

“我看不出这有什么可笑的。”

“可怜的阿美，”他笑容未消地说。

接着，他的面容一变而为鄙夷不屑的样子。

“女人的脑子太可怜了！爱情。她们就知道爱情。她们认为如果男人离开了她们就是因为又有了新宠。你是不是认为我是这么一个傻瓜，还要再做一遍我已经为一个女人做过了的那些事？”

“你是说你不是因为另外一个女人才离开你妻子？”

“当然不是。”

“你敢发誓？”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这样要求他。我问这句话完全没有动脑子。

“我发誓。”

“那么你到底是为什么离开她的？”

“我要画画儿。”

我半天半天目不转睛地盯着他。我一点儿也不理解。我想这个人准是疯了。读者应该记住，我那时还很年轻，我把他看做是一个中年人。我除了感到自己的惊诧外什么都不记得了。

“可是你已经四十了。”

“正是因为这个我才想，如果现在再不开始就太晚了。”

“你过去画过画儿吗？”

“我小的时候很想做个画家，可是我父亲叫我去做生意，因为他认为学艺术赚不了钱。一年以前我开始画了点儿画。去年我一直在夜校上课。”

“思特里克兰德太太以为你在俱乐部玩桥牌的时间你都是去上课吗？”

“对了。”

“你为什么不告诉她？”

“我觉得还是别让她知道好。”

“你能够画了吗？”

“还不成。但是我将来能够学会的。正是为了这个我才到巴黎来。在伦敦我得不到我要求的东西。也许在这里我会得到的。”

“你认为像你这样年纪的人开始学画还能够学得好吗？大多数人都是十八岁开始学。”

“如果我十八岁学，会比现在学得快一些。”

“你怎么会认为自己还有一些绘画的才能？”

他并没有马上回答我的问题。他的目光停在过往的人群上，但是我认为他什么也没有看见。最后他回答我的话根本算不上是回答。

“我必须画画儿。”

“你这样做是不是完全在碰运气？”

这时他把目光转到我身上。他的眼睛里有一种奇怪的神情，叫我觉得不太舒服。

“你多大年纪？二十三岁？”

我觉得他提这个问题与我们谈的事毫不相干。如果我想碰碰运气做一件什么事的话，这是极其自然的事；但是他的青年时代早已过去了，他是一个有身份有地位的证券经纪人，家里有一个老婆、两个孩子。对我说来是自然的道路在他那里就成为荒谬悖理的了。但是我还是想尽量对他公道一些。

“当然了，也许会发生奇迹，你也许会成为一个大画家。但你必须承认，这种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假如到头来你不得不承认把事情搞得一塌糊涂，你就后悔莫及了。”

“我必须画画儿，”他又重复了一句。

“假如你最多只能成为一个三流画家，你是不是还认为值得把一切都抛弃掉呢？不管怎么说，其他各行各业，假如你才不出众，并没有多大关系；只要还能过得去，你就能够舒舒服服地过日子；但是当一个艺术家完全是另一码事。”

“你他妈的真是个傻瓜，”他说。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说，除非我这样把最明显的道理说出来是在干傻事。”

“我告诉你我必须画画儿。我由不了我自己。一个人要是跌进水里，他游泳游得好不好是无关紧要的，反正他得挣扎出去，不然就得淹死。”

他的语音里流露着一片热诚，我不由自主地被他感动了。我好像感觉到一种猛烈的力量正在他身体里面奋力挣扎；我觉得这种力量非常强大，压倒一切，仿佛违拗着他自己的意志，并把他紧紧抓在手中。我理解不了。他似乎真的让魔鬼附体了，我觉得他可能一下子被那东西撕得粉碎。但是从表面上看，他却平平常常。我的眼睛好奇地盯着他，他却一点也不感到难为情。他坐在那里，穿着一件破旧的诺弗克上衣，戴着顶早就该拂拭的圆顶帽，我真不知道一个陌生人会把他当作什么人。他的裤腿像两只口袋，手并不很干净，下巴上全是红胡子茬，一对小眼睛，撅起的大鼻头，脸相又笨拙又粗野。他的嘴很大，厚厚的嘴唇给人以耽于色欲的感觉。不成，我无法判定他是怎样一类人。

“你不准备回到你妻子那里去了？”最后我开口说。

“永远不回去了。”

“她可是愿意把发生的这些事全都忘掉，一切从头开始。她一句话也不责备你。”

“我告诉你我必须画画儿。我由不了我自己”

“让她见鬼去吧！”

“你不在乎别人把你当做个彻头彻尾的坏蛋吗？你不在乎你的妻子儿女去讨饭吗？”

“一点也不在乎。”

我沉默了一会儿，为了使我底下这句话有更大的力量。我故意把一个个的字吐得真真切切。

“你是个不折不扣的混蛋。”

“成了，你现在把压在心上的话已经说出来了，咱们可以去吃饭了。”

十三

我知道更合体的做法是拒绝他的邀请。我想也许我该把我真正感到的气愤显示一番，如果我回去以后能够向他们汇报，我如何一口拒绝了同这种品行的人共进晚餐的邀请，起码麦克安德鲁上校会对我表示好感的。但是我总是害怕这出戏自己演得不像，而且不能一直演到底，这就妨碍了我装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再说，我肯定知道，我的表演在思特里克兰德身上不会引起任何反响，这就更加使我难以把辞谢的话说出口了。只有诗人同圣徒才能坚信，在沥青路面上辛勤浇水会培植出百合花来。

我付了酒账，同他走到一家廉价的餐馆去。我们在这家顾客拥挤的热闹的餐馆里痛痛快快吃了一顿晚餐。我们俩胃口都很好，我是因为年轻，他是因为良心已经麻木。这以后我们到一家酒店去喝咖啡和甜酒。

关于这件使我来到巴黎的公事，该说的话我都已经说了，虽然我觉得就这样半半拉拉地把这件事放下手对思特里克兰德太太似乎有背叛之嫌，我却实在无法再同思特里克兰德的冷漠抗争了。只有女性才能以不息的热情把同一件事重复三遍。我自我安慰地想，尽力了解一下思特里克兰德的心境对我还是有用的。再说，我对这个也更感到兴趣。但这并不是一件容易事，因为思特里克兰德不是一个能说会道的人。他表白自己似乎非常困难，倒好像言语并不是他的心灵能运用自如的工具似的。你必须通过他的那些早被人们用得陈腐不堪的词句、那些粗陋的俚语、那些既模糊又不完全的手势才能猜测他的灵魂的意图。但是虽然他说不出什么有意义的话来，他的性格中却有一种东西使你觉得他这人一点也不乏味。或许这是由于他非常真挚。他对于第一次见到的巴黎（我没有算他同他妻子来度蜜月那一次）好像并不怎样好奇，对于那些对他说来肯定是非常新奇的景象并不感到惊异。我自己来巴黎少说有一百次了，可是哪次来都免不了兴奋得心头飘忽忽的，走在巴黎街头我总觉得随时都会经历到一场奇遇。思特里克兰德却始终声色不动。现在回想这件事，我认为他当时根本什么也看不到，他看到的只是搅动着他灵魂的一些幻景。

这时发生了一件有些荒唐的事。酒馆里有几个妓女；有的同男人坐在一起，有的独自坐在那里。我们没进去多久，我就注意到其中的一个总是瞟着我们。当她的眼睛同思特里克兰德的目光相遇以后，她向他做了个笑脸。我想思特里克兰德根本没有注意她。过了一会儿她从酒馆里走了出去，但是马上又走进来；在经过我们座位的时候，她很有礼貌地请我们给她买一点什么喝的。她坐下来，我同她闲聊起来，但是她的目标显然是思特里克兰德。我对她讲，他法文只懂几个字。她试着同他讲了几句，一半用手势，一半用外国人说的蹩脚法语，不知为什么，她认为这种话他更容易懂，另外，她倒也会说五六句英国话。有的话她只能用法国话说，她就叫我给她翻译，而且热切地向我打听他回话的意思。思特里克兰德脾气很好，甚至还觉得这件事有些好笑，但是显然根本没有把她看在眼里。

“我想你把一颗心征服了，”我笑着说。

“我并不感到得意。”

如果我换在他的地位上，我会感到很困窘，也不会像他这样心平气静。这个女人生着一双笑眼，一张很可爱的嘴。她很年轻。我奇怪她在思特里克兰德身上发现了什么吸引她的地方。她一点儿也不想隐瞒自己的要求，她叫我把她说的都翻译出来。

“她要你把她带回家去。”

“我用不着女人。”他回答。

我尽量把他的回答说得很婉转；我觉得拒绝这种邀请有些太不礼貌了。我向她解释，他是因为没有钱才拒绝的。

“但是我喜欢他，”她说，“告诉他是为了爱情。”

当我把她的话翻译出以后，思特里克兰德不耐烦地耸了耸肩膀。

“告诉她叫她快滚蛋，”他说。

他的神色清楚地表明了他的意思，女孩子一下子把头向后一扬。也许在她涂抹的脂粉下脸也红起来。她站起身来。

“这位先生太不懂得礼貌

[1]

，”她说。

她走出酒馆，我觉得有些生气。

“我看不出你有什么必要这样侮辱她，”我说，“不管怎么说，她这样做还是看得起你啊。”

“这种事叫我恶心，”他没好气地说。

我好奇地打量了他一会儿。他的脸上确实有一种厌恶的神情，然而这却是一张粗野的、显现着肉欲的脸。我猜想吸引了那个女孩子的正是他脸上的这种粗野。

“我在伦敦想要什么女人都可以弄到手，我不是为这个到巴黎来的。”

[1]
原文为法语。

十四

在回伦敦的旅途上，关于思特里克兰德我又想了很多。我试着把要告诉他妻子的事理出一个头绪来。事情办得并不妙，我想象得出，她不会对我感到满意的，我对自己也不满意。思特里克兰德叫我迷惑不解。我不明白他行事的动机。当我问他，他最初为什么想起要学绘画的时候，他没能给我说清楚，也许他根本就不愿意告诉我。我一点儿也搞不清楚。我企图这样解释这件事：在他的迟钝的心灵中逐渐产生了一种朦胧模糊的反叛意识。但是，一件不容置疑的事实却驳斥了上述解释：他对自己过去那种单调的生活从来没有流露出什么厌烦不耐啊。如果他只是无法忍受无聊的生活而决心当一个画家，以图挣脱烦闷的枷锁，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极其平常的事；但是问题在于，我觉得他绝对不是一个平常的人。最后，也许我有些罗曼蒂克，我想象出一个解释来，尽管这个解释有些牵强，却是唯一能使我感到满意的。那就是：我怀疑是否在他的灵魂中深深埋藏着某种创作的欲望，这种欲望尽管为他的生活环境掩盖着，却一直在毫不留情地膨胀壮大，正像肿瘤在有机组织中不断长大一样，直到最后完全把他控制住，逼得他必须采取行动，毫无反抗能力。杜鹃把蛋下到别的鸟巢里，当雏鸟孵出以后，就把它的异母兄弟们挤出巢外，最后还要把庇护它的巢窝毁掉。

但是奇怪的是，这种创作欲竟会抓住了一个头脑有些迟钝的证券经纪人，可能导致他的毁灭，使那些依靠他生活的人陷入不幸。但是如果同上帝的玄旨妙义有时竟也把人们抓住这一点比起来，倒也不足为奇。这些人有钱有势，可是上帝却极其警觉地对他们紧追不舍，直到最后把他们完全征服，这时他们就抛弃掉世俗的欢乐、女人的爱情，甘心到寺院中过着凄苦冷清的生活。皈依能以不同的形态出现，也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实现。有一些人通过激变，有如愤怒的激流把石块一下子冲击成齑粉；另一些人则由于日积月累，好像不断的水滴，迟早要把石块磨穿。思特里克兰德有着盲信者的直截了当和使徒的狂热不羁。

但是以我讲求实际的眼睛看来，使他着了迷的这种热情是否能产生出有价值的作品来，还有待时间证明。等我问起他在伦敦学画时夜校的同学对他的绘画如何评价的时候，他笑了笑说：

“他们觉得我是在闹着玩。”

“你到了这里以后，开始进哪个绘画学校了么？”

“进了。今天早晨那个笨蛋还到我住的地方来过——我是说那个老师，你知道；他看了我的画以后，只是把眉毛一挑，连话也没说就走了。”

思特里克兰德咯咯地笑起来。他似乎一点也没有灰心丧气。别人的意见对他是毫无影响的。

在我同他打交道的时候，正是这一点使我狼狈不堪。有人也说他不在乎别人对他的看法，但这多半是自欺欺人。一般说来，他们能够自行其是是因为相信别人都看不出来他们的怪异的想法；最甚者也是因为有几个近邻知交表示支持，才敢违背大多数人的意见行事。如果一个人违反传统实际上是他这一阶层人的常规，那他在世人面前作出违反传统的事倒也不困难。相反地，他还会为此洋洋自得。他既可以标榜自己的勇气又不致冒什么风险。但是我总觉得事事要邀获别人批准，或许是文明人类最根深蒂固的一种天性。一个标新立异的女人一旦冒犯了礼规，招致了唇枪舌剑的物议，再没有谁会像她那样飞快地跑去寻找尊严体面的庇护了。那些告诉我他们毫不在乎别人对他们的看法的人，我是绝不相信的。这只不过是一种无知的虚张声势。他们的意思是：他们相信别人根本不会发现自己的微疵小瑕，因此更不怕别人对这些小过失加以谴责了。

但是这里却有一个真正不计较别人如何看待他的人，因而传统礼规对他一点也奈何不得。他像是一个身上涂了油的角力者，你根本抓不住他。这就给了他一种自由，叫你感到火冒三丈。我还记得我对他说：

“你听我说，如果每个人都照你这样，地球就运转不下去了。”

“你说这样的话实在是太蠢了。并不是每个人都要像我这样的。绝大多数人对于他们做的那些平平常常的事是心满意足的。”

我想挖苦他一句。

“有一句格言你显然并不相信：凡人立身行事，务使每一行为堪为万人楷模。”

“我从来没听说过，但这是胡说八道。”

“你不知道，这是康德说的。”

“随便是谁说的，反正是胡说八道。”

对于这样一个人，想要诉诸他的良心也是毫无效果的。这就像不借助镜子而想看到自己的反影一样。我把良心看作是一个人心灵中的卫兵，社会为要存在下去制订出的一套礼规全靠它来监督执行。良心是我们每人心头的岗哨，它在那里值勤站岗，监视着我们别做出违法的事情来。它是安插在自我的中心堡垒中的暗探。因为人们过于看重别人对他的意见，过于害怕舆论对他的指责，结果自己把敌人引进大门里来；于是它就在那里监视着，高度警觉地卫护着它主人的利益，一个人只要有半分离开大溜儿的想法，就马上受到它严厉苛责。它逼迫着每一个人把社会利益置于个人之上。它是把个人拘系于整体的一条牢固的链条。人们说服自己，相信某种利益大于个人利益，甘心为它效劳，结果沦为这个主子的奴隶。他把他高举到荣誉的宝座上。最后，正如同宫廷里的弄臣赞颂皇帝按在他肩头的御杖一样，他也为自己有着敏感的良心而异常骄傲。到了这一地步，对那些不肯受良心约束的人，他就会觉得怎样责骂也不过分，因为他已经是社会的一名成员，他知道得很清楚，绝对没有力量造自己的反了。当我看到思特里克兰德对他的行为肯定会引起的斥责真的无动于衷的时候，我就像见到一个奇异的怪物一样，吓得毛骨悚然，赶快缩了回去。

那天晚上在我向他告别的时候，他最后对我说的话是：

“告诉阿美，到这儿来找我是没有用的。反正我要搬家了，她是不会找到我的。”

“我的看法是，她摆脱开你未尝不是件好事，”我说。

“亲爱的朋友，我就希望你能够叫她看清这一点。可惜女人都是没有脑子的。”

十五

我回到伦敦家里，发现有一封急信在等着我，叫我一吃过晚饭就到思特里克兰德太太那里去。我在她家里也看到了麦克安德鲁上校同他的妻子。思特里克兰德太太的姐姐比思特里克兰德太太年纪大几岁，样子同她差不多，只是更衰老一些。这个女人显出一副精明能干的样子，仿佛整个大英帝国都揣在她口袋里似的；一些高级官员的太太深知自己属于优越的阶层，总是带着这种神气的。麦克安德鲁太太精神抖擞，言谈举止表现得很有教养，但却很难掩饰她那根深蒂固的偏见：如果你不是军人，就连站柜台的小职员还不如。她讨厌近卫队军官，认为这些人傲气；不屑于谈论这些官员的老婆，认为她们出身低微。麦克安德鲁上校太太的衣服不是时兴的样式，价钱却很昂贵。

思特里克兰德太太显然十分紧张。

“好了，给我们讲讲你的新闻吧，”她说。

“我见到你丈夫了。我担心他已经拿定主意不再回来了。”我停了一会儿。“他想画画儿。”

“你说什么？”思特里克兰德太太喊叫起来，惊奇得不知所以。

“你一点儿也不知道他喜欢画画儿？”

“这人简直神经失常了，”上校大声说。

思特里克兰德太太皱了皱眉头。她苦苦地搜索她的记忆。

“我记得在我们结婚以前他常常带着个颜料盒到处跑。可是他画的画儿要多难看有多难看。我们常常打趣他。他对这种事可以说一点才能也没有。”

“当然没有，这只不过是个借口，”麦克安德鲁太太说。

思特里克兰德太太又仔细思索了一会儿。非常清楚，她对我带来的这个消息完全不理解。这次她已经把客厅略微收拾了一下，不像出了事以后我第一次到这里来时那样冷冷清清、仿佛等待出租的带家具的房间那样了。但是在我同思特里克兰德在巴黎会过面以后，却很难想象他是属于这种环境的人了。我觉得他们这些人也不会没有觉察思特里克兰德有一些怪异的地方。

“但是如果他想当画家，为什么不告诉我呢？”思特里克兰德太太最后开口说。“我想，对于他这种——这种志趣我是绝不会不同情支持的。”

麦克安德鲁太太的嘴唇咬紧了。我猜想，她妹妹喜好结交文人艺术家的脾气，她从来就不赞成。她一说到“文艺”这个词，就露出满脸鄙夷不屑的神情。

思特里克兰德太太又接着说：

“不管怎么说，要是他有才能，我会第一个出头鼓励他。什么牺牲我都不会计较的。同证券经纪人比起来，我还更愿意嫁给一个画家呢。如果不是为了孩子，我什么也不在乎。住在柴尔西一间破旧的画室里我会像住在这所房子里同样快乐。”

“亲爱的，我可真要生你的气了，”麦克安德鲁太太叫喊起来，“看你的意思，这些鬼话你真相信了？”

“可我认为这是真实情况，”我婉转地表示自己的意见说。

她又好气又好笑地看了我一眼。

“一个四十岁的人是不会为了要当画家而丢弃了工作、扔掉了妻子儿女的，除非这里面搀和着一个女人。我猜想他一定是遇见了你的哪个——艺术界的朋友，被她迷上了。”

思特里克兰德太太苍白的面颊上突然泛上一层红晕。

“她是怎样一个人？”

我没有立刻回答。我知道我给他们准备了一颗炸弹。

“没有女人。”

麦克安德鲁上校和他的妻子都表示不能相信地喊叫起来；思特里克兰德太太甚至从椅子上跳起来。

“你是说你一次也没有看见她？”

“根本就没有人，叫我去看谁？他只有一个人。”

“这是世界上没有的事，”麦克安德鲁太太喊道。

“我早就知道得我自己跑一趟，”上校说，“我敢和你们打赌，我一定能马上就把那个女人搜寻出来。”

“我也希望你自己去，”我不很客气地回答，“你就会看到你的那些猜想没有一点是对的。他并没有住在时髦的旅馆里。他住的是一间极其寒酸的小房间。他离开家绝不是去过花天酒地的生活。他简直没有什么钱。”

“你想他会不会做了什么我们都不知道的事，怕警察找他的麻烦，所以躲起来避避风？”

这个提示使每个人心头闪现了一线希望，但是我却认为这纯粹是想入非非。

“如果是这种情况，他就不会做出那种傻事来，把自己的地址告诉他的伙友，”我以尖酸的口吻驳斥说，“不管怎么说，有一件事我绝对敢保证，他并不是同别人一块走的。他没有爱上谁。他的脑子里一点儿也没想到这种事。”

谈话中断了一会儿，他们在思索我这一番话。

“好吧，如果你说的是真的，”麦克安德鲁太太最后开口说，“事情倒不像我想的那么糟。”

思特里克兰德太太看了她一眼，没有吭声。她的脸色这时变得非常苍白，秀丽的眉毛显得很黑，向下低垂着。我不能理解她脸上的这种神情。

“你为什么不找他去啊，阿美？”上校出了个主意，“你完全可以同他一起在巴黎住一年。孩子由我们照管。我敢说他不久就会厌倦了。早晚有一天他会回心转意，准备回伦敦来。一场风波就算过去了。”

“要是我就不那么做，”麦克安德鲁太太说，“他爱怎么样我就让他怎么样。有一天他会夹着尾巴回家来，老老实实地过他的舒服日子。”说到这里，麦克安德鲁太太冷冷地看了她妹妹一眼。“你同他一起生活，也许有些时候太不聪明了。男人都是些奇怪的动物，你该知道怎样驾御他们。”

麦克安德鲁太太和大多数女性的见解相同，认为男人们都是一些没有心肝的畜类，总想丢开倾心爱着他们的女人，但是一旦他真的做出这种事来，更多的过错是在女人这一方面。感情有理智所根本不能理解的理由

[1]

。

思特里克兰德太太的眼睛痴痴呆呆地从一个人的脸上移到另一个人脸上。

“他永远也不会回来了，”她说。

“啊，亲爱的，你要记住刚才咱们听到的那些话。他已经过惯了舒适生活，过惯了有人照料他的日子。你想他在那种破烂的小旅馆里，破烂的房间里能待得了多久吗？再说，他没有什么钱。他一定会回来的。”

“只要他是同一个女人跑掉的，我总认为他还有回来的可能。我不相信这类事能闹出什么名堂来的。不出三个月他对她就会讨厌死了。但是如果他不是因为恋爱跑掉的，一切就都完了。”

“哎，我认为你说的这些太玄虚了，”上校说，这种人性是他的职业传统所不能理解的，他把自己对这种特性的全部蔑视都用“玄虚”这个词表现出来，“别相信这一套。他会回来的，而且像陶乐赛说的，让他在外头胡闹一阵子我想也不会有什么坏处的。”

“但是我不要他回来了，”她说。

“阿美！”

一阵狂怒这时突然把思特里克兰德太太攫住，她的一张脸气得煞白，一点血色也没有。下面的话她说得很快，每说几个字就喘一口气。

“他要是发疯地爱上一个人，同她逃跑，我是能够原谅他的。我会认为这种事是很自然的。我不会太责备他。我会想他是被拐骗走的。男人心肠很软，女人又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但是现在却不是这么回事。我恨他。我现在永远也不会原谅他了。”

麦克安德鲁上校和他的妻子一起劝解她。他们感到很吃惊。他们说她发疯了。他们不理解她。思特里克兰德太太在一阵绝望中向我求援。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她喊道。

“我不敢说。你的意思是：如果他为了一个女人离开你，你是可以宽恕他的；如果他为了一个理想离开你，你就不能了，对不对？你认为你是前者的对手，可是同后者较量起来，就无能为力了，是不是这样？”

思特里克兰德太太狠狠地盯了我一眼，没有说什么。也许我的话说中了她的要害。她继续用低沉的、颤抖的声音说：

“我还从来没有像恨他这样恨过一个人呢。你知道，我一直宽慰自己说，不管这件事继续多久，最终他还是要我的。我想在他临终的时候他会叫我去，我也准备去。我会像一个母亲那样看护他，最后我还会告诉他，过去的事我不记在心里，我一直爱他，他做的任何事我都原谅他。”

女人们总是喜欢在她们所爱的人临终前表现得宽宏大量，她们的这种偏好叫我实在难以忍受。有时候我甚至觉得她们不愿意男人寿命太长，就是怕把演出这幕好戏的机会拖得太晚。

“但是现在——现在什么都完了。我对他就像对一个路人似的什么感情也没有了。我真希望他死的时候贫困潦倒、饥寒交迫，一个亲人也不在身边。我真希望他染上恶疮，浑身腐烂。我同他的关系算完了。”

我想我不妨趁这个时候把思特里克兰德的建议说出来。

“如果你想同他离婚，他很愿意给你制造任何离婚所需要的口实。”

“为什么我要给他自由呢？”

“我认为他不需要这种自由。他不过想这样做可能对你更方便一些。”

思特里克兰德太太不耐烦地耸了耸肩膀。我觉得我对她有些失望。当时我还同今天不一样，总认为人的性格是单纯统一的；当我发现这样一个温柔可爱的女性报复心居然这么重的时候，我感到很丧气。那时我还没认识到一个人的性格是极其复杂的。今天我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了：卑鄙与伟大、恶毒与善良、仇恨与热爱是可以互不排斥地并存在同一颗心里的。

我不知道我能否说几句什么，减轻一些当时正在折磨着思特里克兰德太太的屈辱。我想我还是该试一试。

“你知道，我不敢肯定你丈夫的行动是不是要由他自己负责。我觉得他已经不是他自己了。他好像被一种什么力量抓住了，正在被利用来完成这种势力所追逐的目标。他像是被捕捉到蛛网里的一只苍蝇，已经失去挣扎的能力。他像被符咒逮住了一样。这使我想起人们常常说的那种奇怪的故事：另一个人的精神走进一个人的躯体里，把他自己的赶了出去。人的灵魂在躯体内很不稳定，常常会发生神秘的变化。如果在过去，人们就会说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是魔鬼附体了。”

麦克安德鲁太太把她衣服的下摆理平，臂上的金钏滑落到手腕上。

“你说的这些话我觉得太离奇了点儿，”她尖酸地说，“我不否认，也许阿美对她丈夫过于放任了。如果她不是只顾埋头于自己的事，我想她一定会发觉思特里克兰德的行为有些异样的。如果阿莱克有什么心事，我不相信事过一年多还不被我看得清清楚楚的。”

上校眼睛茫然望着空中，我很想知道有谁的样子能像他这样胸襟坦荡、心地清白。

“但这丝毫也改变不了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心肠冷酷的事实。”她面孔板得紧紧的，看了我一眼。“我可以告诉你为什么他抛弃了自己的妻子——纯粹是出于自私，再也没有其他理由了。”

“这肯定是最易于为人们接受的解释了，”我说。但是我心里却想：这等于什么也没有解释。最后我说身体有些劳累，便起身告辞了。思特里克兰德太太并没有留我多坐一会儿的意思。

[1]
原文为法语。

十六

以后发生的事说明思特里克兰德太太是一个性格坚强的女人。不论她心里委屈多大，她都没有显露出来。她很聪明，知道老是诉说自己的不幸，人们很快就会厌烦，总是摆着一副可怜相也不会讨人喜欢。每逢她外出做客的时候——因为同情她的遭遇，很多朋友有意地邀请她——，她的举止总是十分得体。她表现得很勇敢，但又不露骨；高高兴兴，但又不惹人生厌；她好像更愿意听别人诉说自己的烦恼而不想议论她自己的不幸。每逢谈到自己丈夫的时候，她总是表示很可怜他。她对他的这种态度最初使我感到困惑。有一天她对我说：

“你知道，你告诉我说查理斯一个人在巴黎，你肯定是弄错了。根据我听到的消息——我不能告诉你这消息的来源——，我知道他不是独自离开英国的。”

“要是这样的话，他真可以说是不露行迹，简直是个天才了。”

思特里克兰德太太的目光避开了我，脸有些发红。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有人同你谈论这件事，要是说他是同哪个女人私奔的话，你用不着辩驳。”

“当然我不辩驳。”

她改换了话题，好像刚才说的是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不久我就发现，在她的朋友中间流传着一个奇怪的故事。她们说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迷恋上一个法国女舞蹈家，他是在帝国大剧院看芭蕾舞首次见到这个女人的，后来就同她一起去巴黎了。我无法知道这个故事怎么会流传起来，但是奇怪的是，它为思特里克兰德太太赚得了人们不少同情，同时也使她的名望增加了不少。这对她决定今后从事的行业很有一些好处。麦克安德鲁上校当初说她手头分文不名并没有夸大。她需要尽快地找一条谋生之道。她决定利用一下她认识不少作家这一有利地位，一点儿没耽搁时间就开始学起速记和打字来。她受的教育会使她从事这一行业高于一般打字人员，她的遭遇也能为她招徕不少主顾。朋友们都答应给她拿活儿来，而且还要尽心把她推荐给各自的相识。

麦克安德鲁夫妇没有子女，生活条件又很优裕，就担当下抚养着她子女的事，思特里克兰德太太只需要维持自己一个人的生活就够了。她把住房租了出去，卖掉了家具，在威斯敏斯特附近找了两间小房安置下来。她重新把生活安排好。她非常能干，她决心兴办的这个买卖一定会成功的。

十七

这件事过去大约五年之后，我决定到巴黎去住一个时期。伦敦我实在待腻了；天天做的事几乎一模一样，使我感到厌烦得要命。我的朋友们过着老一套的生活，平淡无奇，再也引不起我的好奇心了。有时候我们见了面，不待他们开口，我就知道他们要说什么话。就连他们的桃色事件也都是枯燥乏味的老一套。我们这些人就像从终点站到终点站往返行驶的有轨电车，连乘客的数目也能估计个八九不离十。生活被安排得太有秩序了。我觉得简直太可怕了。我退掉了我的小住房，卖掉为数不多的几件家具，决定开始另外一种生活。

临行以前我到思特里克兰德太太家去辞行。我有不少日子没同她见面了，我发现她有不少的变化，不仅人变得老了、瘦了，皱纹比以前多了，就连性格我觉得都有些改变。她的事业很兴旺，这时在昌塞里街开了一个事务所。她自己打字不多，时间主要用在校改她雇用的四名女打字员的打字稿上。她想尽办法把稿件打得非常讲究，很多地方使用蓝色和红色的字带，打好的稿件用各种浅颜色的粗纸装订起来，乍一看仿佛是带波纹的绸子。她给人打的稿件以整齐精确闻名，生意很能赚钱。但是尽管如此，她却认为自己谋生糊口有失身份，总有些抬不起头来。同别人谈话的时候，她忘不了向对方表白自己的高贵出身，动不动就提到她认识的一些人物，叫你知道她的社会地位一点儿没有降低。对自己经营打字行业的胆略和见识她不好意思多谈，但是一说起第二天晚上要在一位家住南肯星顿的皇家法律顾问那里吃晚饭，却总是眉飞色舞。她很愿意告诉你她儿子在剑桥大学读书的事；讲起她女儿刚刚步入社交界，一参加舞会就应接不暇时，她总是得意地笑了起来。我觉得我在和她聊天的时候问了一句蠢话。

“她要不要到你开的这个打字所里做点儿事？”

“啊，不，我不让她做这个，”思特里克兰德太太回答，“她长得很漂亮，我认为她一定能结一门好亲事。”

“那对你将会有很大的帮助，我早该想到的。”

“有人建议叫她上舞台，但是我当然不会同意。所有有名的戏剧家我都认识，只要我肯张嘴，马上就能给她在戏里派个角色，但是我不愿意她同杂七杂八的人混在一起。”

思特里克兰德太太这种孤芳自赏的态度叫我心里有点儿发凉。

“你听到过你丈夫的什么消息吗？”

“没有，什么也没有听到过。说不定他已经死了。”

“我在巴黎可能遇见他。如果我知道他什么消息，你要不要我告诉你。”

她犹豫了一会儿。

“如果他的生活真的贫困不堪，我还是准备帮助帮助他。我会给你寄一笔钱去，在他需要的时候，你可以一点一点地给他。”

但是我知道她答应做这件事并不是出于仁慈的心肠。有人说灾难不幸可以使人性高贵，这句话并不对；叫人做出高尚行动的有时候反而是幸福得意，灾难不幸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能使人们变得心胸狭小、报复心更强。

十八

实际上，我在巴黎住了还不到两个星期就看到思特里克兰德了。

我没有费什么工夫就在达姆路一所房子的五层楼上租到一小间公寓。我花了两三百法郎在一家旧货店购置了几件家具，把屋子布置起来，又同看门的人商量好，叫她每天早晨给我煮咖啡，替我收拾房间。这以后我就去看我的朋友戴尔克·施特略夫。

戴尔克·施特略夫是这样一个人：根据人们不同的性格，有人在想到他的时候鄙夷地一笑，有的则困惑地耸一下肩膀。造物主把他制造成一个滑稽角色。他是一个画家，但他是一个很蹩脚的画家。我是在罗马和他认识的，我始终记得他那时画的画儿。他衷心拜倒在平凡庸俗的脚下。他的灵魂由于对艺术的热爱而悸动着，他描摹悬在斯巴尼亚广场贝尼尼

[1]

式楼梯上的一些画幅，一点儿也不觉得这些绘画美得有些失真。他自己画室里的作品张张画的是蓄着小胡须、生着大眼睛、头戴尖顶帽的农民，衣衫破烂但又整齐得体的街头顽童，和穿着花花绿绿的裙子的女人。这些画中人物有时候在教堂门口台阶上闲立，有时候在一片晴朗无云的碧空下的柏树丛中戏逐，有时候在有文艺复兴时期建筑风格的喷泉边调情，也有时候跟在牛车旁边走过意大利田野。这些人物画得非常细致，色彩过于真切。就是摄影师也不能拍出更加逼真的照片来。住在梅迪其别墅的一位画家管施特略夫叫做巧克力糖盒子的大画师

[2]

。看了他的画，你会认为莫奈

[3]

、马奈

[4]

和所有印象派画家从来不曾出现过。

“我知道自己不是个伟大的画家，”他对我说，“我不是米开朗基罗，不是的，但是我有自己的东西。我的画有人要买。我把浪漫情调带进各种人的家庭里。你知道，不只在荷兰，就是在挪威、瑞典和丹麦也有人买我的画。买画的主要是商人，有钱的生意人。那些国家里冬天是什么样子你恐怕想象不到，阴沉、寒冷、长得没有尽头。他们喜欢看到我画中的意大利景象。那是他们所希望看到的意大利，也是我没来这里以前想象中的意大利。”

我觉得这是他永远也抛弃不掉的幻景，这种幻景闪得他眼花缭乱，叫他看不到真实情景。他不顾眼前严酷的事实，总用自己幻想的目光凝视着一个到处是浪漫主义的侠盗、美丽如画的废墟的意大利。他画的是他理想中的境界——尽管他的理想很幼稚、很庸俗、很陈旧，但终究是个理想；这就赋予了他的性格一种迷人的色彩。

正因为我有这种感觉，所以戴尔克·施特略夫在我的眼睛里不像在别人眼睛里那样，只是一个受人嘲弄挖苦的对象。他的一些同行毫不掩饰他们对他作品的鄙视，但是施特略夫却很能赚钱，而这些人把他的钱包就看作是自己的一样，动用时是从来没有什么顾虑的。他很大方；那些手头拮据的人一方面嘲笑他那么天真地轻信他们编造的不幸故事，一方面厚颜无耻地伸手向他借钱。他非常重感情，但是在他那很容易就被打动的感情里面却含有某种愚蠢的东西，让你接受了他好心肠的帮助却丝毫没有感激之情。向他借钱就好像从小孩儿手里抢东西一样；因为他太好欺侮，你反而有点儿看不起他。我猜想，一个以手快自豪的扒手对一个把装满贵重首饰的皮包丢在车上的粗心大意的女人一定会感到有些恼火的。讲到施特略夫，一方面造物主把他制造成一个笑料，另一方面又拒绝给他迟钝的感觉。人们不停地拿他开玩笑，不论是善意的嘲讽或是恶作剧的挖苦都叫他痛苦不堪，但是他又从来不停止给人制造嘲弄的机会，倒好像他有意这样做似的。他不断地受人伤害，可是他的性格又是那么善良，从来不肯怀恨人；即便挨了毒蛇咬，也不懂得吸取经验教训，只要疼痛一过，又会心存怜悯地把蛇揣在怀里。他的生活好像是按照那种充满打闹的滑稽剧的格式写的一出悲剧。因为我没有嘲笑过他，所以他很感激我；他常常把自己的一连串烦恼倾注到我富于同情的耳朵里。最悲惨之点在于他受的这些委屈总是滑稽可笑的，这些事他讲得越悲惨，你就越忍不住要笑出来。

但是施特略夫虽然是一个不高明的画家，对艺术却有敏锐的鉴赏力，同他一起参观画廊是一种很难得的享受。他的热情是真实的，评论是深刻的。施特略夫是个天主教徒，他不仅对古典派的绘画大师由衷赞赏，对于现代派画家也颇表同情。他善于发掘有才能的新人，从不吝惜自己的赞誉。我认为在我见到的人中，再没有谁比他的判断更为中肯的了。他比大多数画家都更有修养，也不像他们那样对其他艺术那样无知。他对音乐和文学的鉴赏力使他对绘画的理解既深刻又不拘于一格。对于像我这样的年轻人，他的诱导是极其可贵的。

我离开罗马后同他继续有书信往来，每两个月左右我就接到他用怪里怪气的英语写的一封长信。他谈话时那种又急切又热情、双手挥舞的神情总是跃然纸上。在我去巴黎前不久，他同一个英国女人结了婚，在蒙玛特尔区一间画室里安了家。我已经有四年没有同他见面了，他的妻子我还从来没见过。

[1]
乔凡尼·罗伦索·贝尼尼（1598—1680），意大利巴洛克派雕塑家、建筑家和画家。

[2]
原文为法语。

[3]
克劳德·莫奈（1840—1926），法国画家。

[4]
埃多瓦·马奈（1832—1883），法国画家。

十九

事先我没有告诉施特略夫我要到巴黎来。我按了门铃，开门的是施特略夫本人，一下子他没有认出我是谁来。但是马上他就又惊又喜地喊叫起来，赶忙把我拉进屋子里去。受到这样热情的欢迎真是一件叫人高兴的事。他的妻子正坐在炉边做针线活，看见我进来她站起身来。施特略夫把我介绍给她。

“你还记得吗？”他对她说，“我常常同你谈到他。”接着他又对我说：“可是你到巴黎来干吗不告诉我一声啊？你到巴黎多少天了？你准备待多久？为什么你不早来一个小时，咱们一起吃晚饭？”

他劈头盖脸地问了我一大堆问题。他让我坐在一把椅子上，把我当靠垫似地拍打着，又是叫我吸雪茄，又是让我吃蛋糕，喝酒。他一分钟也不叫我停闲。因为家里没有威士忌，他简直伤心极了。他要给我煮咖啡，绞尽脑汁地想还能招待我些什么。他乐得脸上开了花，每一个汗毛孔都往外冒汗珠。

“你还是老样子，”我一面打量着他，一面笑着说。

他的样子同我记忆中的一样，还是那么惹人发笑。他的身材又矮又胖，一双小短腿。他年纪还很轻——最多也不过三十岁——，可是却已经秃顶了。他生着一张滚圆的脸，面色红润，皮肤很白，两颊同嘴唇却总是红通通的。他的一双蓝眼睛也生得滚圆，戴着一副金边大眼镜，眉毛很淡，几乎看不出来。看到他，你不由会想到鲁宾斯画的那些一团和气的胖商人。

当我告诉他我准备在巴黎住一段日子，而且寓所已经租好的时候，他使劲儿责备我没有事前同他商量。他会替我找到一处合适的住处，会借给我家具——难道我真的花了一笔冤枉钱去买吗？——，而且他还可以帮我搬家。我没有给他这个替我服务的机会在他看来是太不够朋友了，他说的是真心话。在他同我谈话的当儿，施特略夫太太一直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补袜子。她自己什么也没说，只是听着她丈夫在谈话，嘴角上挂着一抹安详的笑容。

“你看到了，我已经结婚了，”他突然说，“你看我的妻子怎么样？”

他笑容满面地看着她，把眼镜在鼻梁上架好。汗水不断地使他的眼镜滑落下来。

“你叫我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我笑了起来。

“可不是吗，戴尔克，”施特略夫太太插了一句说，也微笑起来。

“可是你不觉得她太好了吗？我告诉你，老朋友，不要耽搁时间了，赶快结婚吧。我现在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你看看她坐在那儿，不是一幅绝妙的图画吗？像不像夏尔丹

[1]

的画，啊？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我都见过了，可是我还没有看见过有比戴尔克·施特略夫夫人更美的呢。”

“要是你再不住口，戴尔克，我就出去了。”

“我的小宝贝

[2]

，”他说。

她的脸泛上一层红晕，他语调中流露出的热情让她感到有些不好意思。施特略夫在给我的信里谈到过他非常爱他的妻子，现在我看到，他的眼睛几乎一刻也舍不得从她身上离开。我说不上她是不是爱他。这个可怜的傻瓜，他不是一个能引起女人爱情的人物。但施特略夫太太眼睛里的笑容是含着爱怜的，在她的缄默后面也可能隐藏着深挚的感情。她并不是他那相思倾慕的幻觉中的令人神驰目眩的美女，但是却另有一种端庄秀丽的风姿。她的个子比较高，一身剪裁得体的朴素衣衫掩盖不住她美丽的身段。她的这种体型可能对雕塑家比对服装商更有吸引力。她的一头棕色的浓发式样很简单，面色白净，五官秀丽，但并不美艳。她只差一点儿就称得起是个美人，但是正因为差这一点儿，却连漂亮也算不上了。施特略夫谈到夏尔丹的画并不是随口一说的，她的样子令人奇怪地想到这位大画家的不朽之笔——那个戴着头巾式女帽、系着围裙的可爱的主妇。闭上眼睛我可以想象她在锅碗中间安详地忙碌着，像奉行仪式般地操持着一些家务事，赋予这些日常琐事一种崇高意义。我并不认为她脑筋如何聪明或者有什么风趣，但她那种严肃、专注的神情却很使人感到兴趣。她的稳重沉默里似乎蕴藏着某种神秘。我不知道为什么她要嫁给戴尔克·施特略夫。虽然她和我是同乡，我却猜不透她是怎样一个人。我看不出她出身于什么社会阶层，受过什么教育，也说不出她结婚前干的是什么职业。她说话不多，但是她的声音很悦耳，举止也非常自然。

我问施特略夫他最近画没画过什么东西。

“画画？我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画得都好了。”

我们当时坐在他的画室里；他朝着画架上一幅没有完成的作品挥了挥手。我吃了一惊。他画的是一群意大利农民，身穿罗马近郊服装，正在一个罗马大教堂的台阶上闲荡。

“这就是你现在画的画吗？”

“是啊。我在这里也能像在罗马一样找到模特儿。”

“你不认为他画得很美吗？”施特略夫太太问道。

“我这个傻妻子总认为我是个大画家，”他说。

他的表示歉意的笑声掩盖不住内心的喜悦。他的目光仍然滞留在自己的画上。在评论别人的绘画时他的眼光是那样准确，不落俗套，但是对他自己的那些平凡陈腐、俗不可耐的画却那样自鸣得意，真是一桩怪事。

“让他看看你别的画，”她说。

“人家要看吗？”

虽然戴尔克·施特略夫不断受到朋友们的嘲笑，却从来克制不了自己，总是要把自己的画拿给人家看，满心希望听到别人的夸奖，而且他的虚荣心很容易得到满足。他先给我看了一张两个鬈头发的意大利穷孩子玩玻璃球的画。

“多好玩儿的两个孩子，”施特略夫太太称赞说。

接着他又拿出更多的画来。我发现他在巴黎画的还是他在罗马画了很多年的那些陈腐不堪、花里胡哨的画。这些画画得一丝也不真实、毫无艺术价值，然而世界上却再没有谁比这些画的作者、比戴尔克·施特略夫更心地笃实、更真挚坦白的了。这种矛盾谁解释得了呢？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突然问他道：

“我问你一下，不知道你遇见过一个叫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的画家没有？”

“你是说你也认识他？”施特略夫叫喊起来。

“这人太没教养了，”他的妻子说。

施特略夫笑了起来。

“我的可怜的宝贝

[3]

。”
他走到她前面，吻了吻她的两只手。“她不喜欢他。真奇怪，你居然也认识思特里克兰德。”

“我不喜欢不懂礼貌的人，”施特略夫太太说。

我不知道为什么她要嫁给戴尔克·施特略夫

戴尔克的笑声一直没有停止，转过身来给我解释。

“你知道，有一次我请他来看看我的画。他来了，我把我的画都拿给他看了。”说到这里，施特略夫有些不好意思，踌躇了一会儿。我不理解为什么他开始讲这样一个于他脸面并不光彩的故事；他不知道该怎样把这个故事说完。“他看着——我的画，一句话也不说。我本来以为他等着把画都看完了再发表意见。最后我说：‘就是这些了！’他说：‘我来是为了向你借二十法郎。’”

“戴尔克居然把钱给他了，”他的妻子气愤地说。

“我听了他这话吓了一跳。我不想拒绝他。他把钱放在口袋里，朝我点了点头，说了声‘谢谢’，扭头就走了。”

说这个故事的时候，戴尔克·施特略夫的一张傻里傻气的胖脸蛋上流露着那么一种惊诧莫解的神情，不由得你看了不发笑。

“如果他说我画得不好我一点也不在乎，可是他什么都没说——一句话也没说。”

“你还挺得意地把这个故事讲给人家听，戴尔克，”他的妻子说。

可悲的是，不论是谁听了这个故事，首先会被这位荷兰人扮演的滑稽角色逗得发笑，而并不感到思特里克兰德这种粗鲁行为可气。

“我再也不想看到这个人了，”施特略夫太太说。

施特略夫笑起来，耸了耸肩膀。他的好性子已经恢复了。

“实际上，他是一个了不起的画家，非常了不起。”

“思特里克兰德？”我喊起来。“咱们说的不是一个人。”

“就是那个身材高大、生着一把红胡子的人。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一个英国人。”

“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没留胡子。但是如果留起胡子来，很可能是红色的。我说的这个人五年以前才开始学画。”

“就是这个人。他是个伟大的画家。”

“不可能。”

“我哪一次看走过眼？”戴尔克问我。“我告诉你他有天才。我有绝对把握。一百年以后，如果还有人记得咱们两个人，那是因为我们沾了认识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的光儿。”

我非常吃惊，但与此同时我也非常兴奋。我忽然想起我最后一次同他谈话。

“在什么地方可以看到他的作品？”我问，“他有了点儿名气没有？他现在住在什么地方？”

“没有名气。我想他没有卖出过一幅画。你要是和人谈起他的画来，没有一个不笑他的。但是我知道
他是个了不起的画家。他们还不是笑过马奈•柯罗也是一张画没有卖出去过。我不知道他住在什么地方，但是我可以带你去找到他。每天晚上七点钟他都到克里舍路一家咖啡馆去。你要是愿意的话，咱们明天就可以去。”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愿意看到我。我怕我会使他想起一段他宁愿忘掉的日子。但是我想我还是得去一趟。有没有可能看到他的什么作品？”

“从他那里看不到。他什么也不给你看。我认识一个小画商，手里有两三张他的画。但是你要是去，一定得让我陪着你；你不会看懂的。我一定要亲自指点给你看。”

“戴尔克，你简直叫我失去耐性了，”施特略夫太太说。“他那样对待你，你怎么还能这样谈论他的画？”她转过来对我说：“你知道，有一些人到这里来买戴尔克的画，他却劝他们买思特里克兰德的。他非让思特里克兰德把画拿到这里给他们看不可。”

“你
觉得思特里克兰德的画怎么样？”我笑着问她。

“糟糕极了。”

“啊，亲爱的，你不懂。”

“哼，你的那些荷兰老乡简直气坏了。他们认为你是在同他们开玩笑。”

戴尔克·施特略夫摘下眼镜来，擦了擦。他的一张通红的面孔因为兴奋而闪着亮光。

“为什么你认为美——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会同沙滩上的石头一样，一个漫不经心的过路人随随便便地就能够捡起来？美是一种美妙、奇异的东西，艺术家只有通过灵魂的痛苦折磨才能从宇宙的混沌中塑造出来。在美被创造出以后，它也不是为了叫每个人都能认出来的。要想认识它，一个人必须重复艺术家经历过的一番冒险。他唱给你的是一个美的旋律，要是想在自己心里重新听一遍就必须有知识、有敏锐的感觉和想象力。”

“为什么我总觉得你的画很美呢，戴尔克？你的画我第一次看到就觉得好得了不得。”

施特略夫的嘴唇颤抖了一会儿。

“去睡觉吧，宝贝儿。我要陪我的朋友走几步路，一会儿就回来。”

[1]
让·西麦翁·夏尔丹（1699—1779），法国画家。

[2]
原文为法语。

[3]
原文为法语。

二十

戴尔克·施特略夫答应第二天晚上来找我，带我到一家多半会找到思特里克兰德的咖啡馆去。我觉得非常有趣，因为我发现这正是上次我来巴黎看思特里克兰德时我们一起在那里饮苦艾酒的地方。这么多年，他连晚上消闲的地方也没有更换，这说明他习性不易改变，据我看来，这也正是他的一种个性。

“他就在那里，”当我们走到这家咖啡馆的时候，施特略夫说。

虽然季节已是十月，晚饭后还很暖和，摆在人行道上的咖啡台子坐满了人。我在人群里张望了一会儿，并没有看到思特里克兰德。

“看哪。他就坐在那边，在一个角落里。他在同人下棋呢。”

我看见一个人俯身在棋盘上，我只能看到一顶大毡帽和一捧红胡须。我们从桌子中间穿过去，走到他跟前。

“思特里克兰德。”

他抬头看了看。

“哈，胖子。你有什么事？”

“我给你带来一位老朋友，他想见你。”

思特里克兰德看了我一眼，显然没有认出我是谁来。他的眼睛又回到棋盘上。

“坐下，别出声音，”他说。

我们从桌子中间穿过去，走到他跟前

他走了一步棋，马上就全神贯注到面前的一局棋上。可怜的施特略夫心怀焦虑地望了我一眼，但是我却没有觉得有任何不自在。我要了一点喝的东西，静静地坐在那里等着思特里克兰德下完棋。对于这样一个可以从容地观察他的机会，我毋宁说是欢迎的。如果是我一个人来，我肯定认不出他了。首先，我发觉他的大半张脸都遮在乱蓬蓬的胡须底下，他的头发也非常长；但是最令人吃惊的变化还是他的极度削瘦，这就使得他的大鼻子更加傲慢地翘起来，颧骨也更加突出，眼睛显得比从前更大了。在他的太阳穴下面出现了两个深坑。他的身体瘦得只剩了皮包骨头，穿的仍然是五年前我见到的那身衣服，只不过已经破破烂烂，油迹斑斑，而且穿在身上晃晃荡荡，仿佛原来是给别人做的似的。我注意到他的两只手不很干净，指甲很长，除了筋就是骨头，显得大而有力，但是我却不记得过去他的手形曾经这么完美过。他坐在那里专心致志地下棋，给我一种很奇特的印象——仿佛他身体里蕴藏着一股无比的力量。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削瘦使这一点更加突出了。

他走过一步棋后，马上把身体往后一靠，凝视着他的对手，目光里带着一种令人奇怪的心不在焉的神情。与他对棋的人是一个蓄着长胡须的肥胖的法国人。这个法国人察看了一下自己的棋势，突然笑呵呵地破口骂了几句，气恼地把棋子收在一起，扔到棋盒里去。他一点也不留情面地咒骂着思特里克兰德，接着就把侍者叫来，付了两人的酒账，离开了。施特略夫把椅子往桌边挪了挪。

“我想现在咱们可以谈话了，”他说。

思特里克兰德的目光落到他身上，那里面闪现着某种恶意的讥嘲。我敢说他正在寻找一句什么挖苦话，因为找不到合适的，所以只好不开口。

“我给你带来一位老朋友，他要见你，”施特略夫满脸堆笑地又把见面时的话重复了一遍。

思特里克兰德沉思地把我端详了几乎有一分钟。我始终没说话。

“我一生中也没见过这个人，”他说。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要这样说，因为从他眼神里我敢肯定他是认识我的。我不像几年以前那样动不动就感到难为情了。

“我前几天见到你妻子了，”我说，“我想你一定愿意听听她最近的消息。”

他干笑了一声，眼睛里闪着亮。

“咱们曾一起度过一个快活的晚上，”他说，“那是多久以前了？”

“五年了。”

他又要了一杯苦艾酒。施特略夫滔滔不绝地解释，他和我如何会面，如何无意中发现都认识思特里克兰德的事。我不知道这些话思特里克兰德是否听进去了。因为除了有一两次他好像回忆起什么而看了我一眼以外，大部分时间他似乎都在沉思自己的事。如果不是施特略夫唠唠叨叨地说个没完没了，这场谈话肯定要冷场的。半个钟头以后这位荷兰人看了看表，声称他必须回去了。他问我要不要同他一起走。我想剩下我一个人也许还能从思特里克兰德嘴里打听到些什么，所以回答他说我还要坐一会儿。

当这个胖子走了以后，我开口说：

“戴尔克·施特略夫说你是个了不起的画家。”

“我才他妈的不在乎他怎么说呢！”

“你可以不可以让我看看你的画？”

“为什么我要给你看？”

“说不定我想买一两幅。”

“说不定我还不想卖呢。”

“你过得不错吧？”我笑着说。

他咯咯地笑了两声。

“我像过得不错的吗？”

“你像连肚皮也吃不饱的样子。”

“我就是连饭也吃不饱。”

“那咱们去吃点什么吧。”

“你干吗请我吃饭？”

“不是出于慈善心肠，”我冷冷地说，“你吃得饱吃不饱才不干我的事呢。”

他的眼睛又闪起亮来。

“那就走吧，”他说，站了起来，“我倒是想好好地吃它一顿。”

二十一

我让他带我到一家他选定的餐馆，但是在路上走的时候我买了一份报纸。叫了菜以后，我就把报纸支在一瓶圣·卡尔密酒上，开始读报。我们一言不发地吃着饭。我发现他不时地看我一眼，但是我根本不理睬他。我准备逼着他自己讲话。

“报纸上有什么消息？”在我们这顿沉默无语的晚餐将近尾声时，他开口说。

也许这只是我的幻觉吧，从他的声音里我好像听出来他已经有些沉不住气了。

“我喜欢读评论戏剧的杂文，”我说。

我把报纸叠起来，放在一边。

“这顿饭吃得很不错，”他说。

“我看咱们就在这里喝咖啡好不好？”

“好吧。”

我们点起了雪茄。我一言不发地抽着烟。我发现他的目光时不时地停在我身上，隐约闪现着笑意。我耐心地等待着。

“从上次见面以后你都做什么了？”最后他开口说。

我没有太多的事好说。我的生活只不过是每日辛勤工作，没有什么奇闻艳遇。我在不同方向进行了摸索试验；我逐渐积累了不少书本知识和人情世故。在谈话中，对他这几年的生活我有意闭口不问，装作丝毫也不感兴趣的样子。最后，我的这个策略生效了。他主动谈起他的生活来。但是由于他太无口才，对他自己这一段时间的经历讲得支离破碎，许多空白都需要我用自己的想象去填补。对于这样一个我深感兴趣的人只能了解个大概，这真是一件吊人胃口的事，简直像读一部残缺不全的稿本。我的总印象是，这个人一直在同各式各样的困难艰苦斗争；但是我发现对于大多数人说来似乎是根本无法忍受的事，他却丝毫不以为苦。思特里克兰德与多数英国人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完全不关心生活上的安乐舒适。叫他一辈子住在一间破破烂烂的屋子里他也不会感到不舒服，他不需要身边有什么漂亮的陈设。我猜想他从来没有注意到我第一次拜访他时屋子的糊墙纸是多么肮脏。他不需要有一张安乐椅，坐在硬靠背椅上他倒觉得更舒服自在。他的胃口很好，但对于究竟吃什么却漠不关心。对他说来他吞咽下去的只是为了解饥果腹的食物，有的时候断了顿儿，他好像还有挨饿的本领。从他的谈话中我知道他有六个月之久每天只靠一顿面包、一瓶牛奶过活。他是一个耽于饮食声色的人，但对这些事物又毫不在意。他不把忍饥受冻当作什么苦难。他这样完完全全地过着一种精神生活，不由你不被感动。

当他把从伦敦带来的一点钱花完以后，他也没有沮丧气馁。他没有出卖自己的画作，我想他在这方面并没有怎么努力。他开始寻找一些挣钱的门径。他用自我解嘲的语气告诉我，有一段日子他曾经给那些想领略巴黎夜生活的伦敦人当向导。由于他惯爱嘲讽挖苦，这倒是一个投合他脾气的职业。他对这座城市的那些不体面的地区逐渐都熟悉起来。他告诉我他如何在马德莲大马路走来走去，希望遇到个想看看法律所不允许的事物的英国老乡，最好是个带有几分醉意的人。如果运气好他就能赚一笔钱。但是后来他那身破烂衣服把想观光的人都吓跑了，他找不到敢于把自己交到他手里的冒险家了。这时由于偶然的机会他找到了一个翻译专卖药广告的工作，这些药要在英国医药界推销，需要英语说明。有一次赶上罢工，他甚至还当过粉刷房屋的油漆匠。

在所有这些日子里，他的艺术活动一直没有停止过。但是不久他就没有兴致到画室去了；他只关在屋子里一个人埋头苦干。因为一文不名，有时他连画布和颜料都买不起，而这两样东西恰好是他最需要的。从他的谈话里我了解到，他在绘画上遇到的困难很大，因为他不愿意接受别人指点，不得不浪费许多时间摸索一些技巧上的问题，其实这些问题过去的画家早已逐一解决了。他在追求一种我不太清楚的东西，或许连他自己也知道得并不清楚。过去我有过的那种印象这一次变得更加强烈了：他像是一个被什么迷住了的人，他的心智好像不很正常。他不肯把自己的画拿给别人看，我觉得这是因为他对这些画实在不感兴趣。他生活在幻梦里，现实对他一点儿意义也没有。我有一种感觉，他好像把自己的强烈个性全部倾注在一张画布上，在奋力创造自己心灵所见到的景象时，他把周围的一切事物全都忘记了。而一旦绘画的过程结束——或许并不是画幅本身，因为据我猜想，他是很少把一张画画完的，我是说他把一阵燃烧着他心灵的激情发泄完毕以后，他对自己画出来的东西就再也不关心了。他对自己的画儿从来也不满意；同缠住他心灵的幻景相比，他觉得这些画实在太没有意义了。

“为什么你不把自己的画送到展览会上去呢？”我问他说，“我想你会愿意听听别人的意见的。”

“你愿意听吗？”

他说这句话时那种鄙夷不屑劲儿我简直无法形容。

“你不想成名吗？大多数画家对这一点还是不能无动于衷的。”

“真幼稚。如果你不在乎某一个人对你的看法，一群人对你有什么意见又有什么关系？”

“我们并不是人人都是理性动物啊！”我笑着说。

“成名的是哪些人？是评论家、作家、证券经纪人、女人。”

“想到那些你从来不认识、从来没见过的人被你的画笔打动，或者泛起种种遐思，或者感情激荡，难道你不感到欣慰吗？每个人都喜爱权力。如果你能打动人们的灵魂，或者叫他们凄怆哀悯，或者叫他们惊惧恐慌，这不也是一种奇妙的行使权力的方法吗？”

“滑稽戏。”

“那么你为什么对于画得好或不好还是很介意呢？”

“我并不介意。我只不过想把我所见到的画下来。”

“如果我置身于一个荒岛上，确切地知道除了我自己的眼睛以外再没有别人能看到我写出来的东西，我很怀疑我还能不能写作下去。”

思特里克兰德很久很久没有作声。但是他的眼睛却闪着一种奇异的光辉，仿佛看到了某种点燃起他的灵魂、使他心醉神驰的东西。

“有些时候我就想到一个包围在无边无际的大海中的小岛，我可以住在岛上一个幽僻的山谷里，四周都是不知名的树木，我寂静安闲地生活在那里。我想在那样一个地方，我就能找到我需要的东西了。”

这不是他的原话。他用的是手势而不是形容的词藻，而且结结巴巴没有一句话说得完整。我现在是用自己的话把我认为他想要表达的重新说出来。

“回顾一下过去的五年，你认为你这样做值得吗？”我问他道。

他看着我，我知道他没有明白我的意思，就解释说：“你丢掉了舒适的家庭，放弃一般人过的那种幸福生活。你本来过得很不错。可是你现在在巴黎大概连饭都吃不饱。再叫你从头儿选择，你还愿意走这条路吗？”

“还是这样。”

“你知道，你根本没有打听过你的老婆和孩子。难道你从来没有想过他们吗？”

“没有。”

“我希望你别他妈的老说一个字。你给他们带来这么多不幸，难道你就一分钟也没有后悔过？”

他咧开嘴笑了，摇了摇头。

“我能想象得出，有时候你还是会不由自主地想起过去的。我不是说想起六七年以前的事，我是说更早以前，你和你妻子刚刚认识的时候，你爱她，同她结了婚。你难道就忘了第一次把她抱在怀里的时候你感到的喜悦？”

“我不想过去。对我说来，最重要的是永恒的现在。”

我想了想他这句答话的意思。也许他的语义很隐晦，但是我想我还是懂得他大概指的是什么了。

“你快活吗？”我问。

“当然了。”

我没有说什么。我沉思地凝视着他。他也目不转睛地望着我，没过一会儿他的眼睛又闪烁起讥笑的光芒。

“我想你对我有点儿意见吧？”

“你这话问得没意义，”我马上接口说，“我对蟒蛇的习性并不反对，相反我对它的心理活动倒很感兴趣。”

“这么说来，你纯粹是从职业的角度对我发生兴趣？”

“纯粹是这样。”

“你不反对我是理所当然的，你的性格也实在讨厌。”

“也许这正是你同我在一起感到很自然的原故，”我反唇相讥说。

他只干笑了一下，没说什么。我真希望我能形容一下儿他笑的样子。我不敢说他的笑容多么好看，但是他一笑起来，脸就泛起光彩，使他平时总是阴沉着的面容改了样子，平添了某种刁钻刻薄的神情。他的笑容来得很慢，常常是从眼睛开始也就消失在眼梢上。另外，他的微笑给人以一种色欲感，既不是残忍的，也不是仁慈的，令人想到森林之神的那种兽性的喜悦。正是他的这种笑容使我提出一个问题。

“从你到巴黎以后闹过恋爱吗？”

“我没有时间干这种无聊的事。生命太短促了，没有时间既闹恋爱又搞艺术。”

“你可不像过隐士生活的样子。”

“这种事叫我作呕。”

“人性是个讨厌的累赘，对不对？”我说。

“你为什么对我傻笑？”

“因为我不相信你。”

“那你就是个大傻瓜。”

我没有马上答话；我用探索的目光盯着他。

“你骗我有什么用？”我说。

“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

我笑了。

“叫我来说吧。我猜想你是这样一种情况。一连几个月你脑子里一直不想这件事，你甚至可以使自己相信，你同这件事已经彻底绝缘了。你为自己获得了自由而高兴，你觉得终于成为自己灵魂的主人了。你好像昂首于星斗中漫步。但是突然间，你忍受不住了。你发觉你的双脚从来就没有从污泥里拔出过。你现在想索性全身躺在烂泥塘里翻滚。于是你就去找一个女人，一个粗野、低贱、俗不可耐的女人，一个性感毕露令人嫌恶的畜类般的女人。你像一个野兽似地扑到她身上。你拚命往肚里灌酒，你憎恨自己，简直快要发疯了。”

他凝视着我，身子一动也不动。我也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眼睛。我说得很慢。

“我现在要告诉你一件看来一定是很奇怪的事：等到那件事过去以后，你会感到自己出奇地洁净。你有一种灵魂把肉体甩脱掉的感觉，一种脱离形体的感觉。你好像一伸手就能触摸到美，倒仿佛‘美’是一件抚摸得到的实体一样。你好像同飒飒的微风、同绽露嫩叶的树木、同波光变幻的流水息息相通。你觉得自己就是上帝。你能够给我解释这是怎么回事吗？”

他一直盯着我的眼睛，直到我把话讲完。这以后他才转过脸去。他的脸上有一种奇怪的神情，我觉得一个死于酷刑折磨下的人可能会有这种神情的。他沉默不语。我知道我们这次谈话已经结束了。

二十二

我在巴黎定居下来，开始写一个剧本。我的生活很有规律；早上工作，下午在卢森堡公园或者在大街上漫步。我把很多时间消磨在卢佛尔宫里，这是巴黎所有画廊中我感到最亲切的一个，也是最适于我冥想的地方。再不然我就在塞纳河边悠闲地打发时间，翻弄一些我从来不想买的旧书。我东读两页、西读两页，就这样熟悉了不少作家。对这些作家我有这种零星的知识也就完全够用了。晚饭后我去看朋友。我常常到施特略夫家去，有时候在他家吃一顿简便的晚饭。施特略夫认为做意大利菜是他的拿手，我也承认他做的意大利通心粉远比他画的画高明。当他端上来一大盘香喷喷的通心粉，配着西红柿，我们一边喝红葡萄酒，一边就着通心粉吃他家自己烘烤的面包的时候，这一顿饭简直抵得上皇上的御餐了。我同勃朗什·施特略夫逐渐熟起来。我想，可能因为我是英国人，而她在这里认识的英国人不多，所以她很高兴看到我。她心地单纯，人总是快快活活，但是她一般不太爱说话。不知道为什么，她给我一个印象，仿佛心里藏着什么东西似的。但是我也想过，这也许只是因为她生性拘谨，再加上她丈夫心直口快、过于饶舌的缘故。戴尔克心里有什么话都憋不住，就是最隐秘的事也毫无避讳地公开和你讨论。他的这种态度有时候叫他妻子感到很尴尬。我见到她恼羞成怒只有一次。那次施特略夫非要告诉我他服泻药的事不可，而且说得绘声绘色。在他给我描述这件灾祸时，他的脸色一本正经，结果我差点儿笑破了肚皮，而施特略夫太太则窘得无地自容，终于冒起火来。

我常常到施特略夫家去

“你好像愿意把自己当个傻瓜似的，”她说。

当他看到自己的老婆真的生起气来的时候，他的一对圆眼睛瞪得更圆了，眉毛也不知所措地皱了起来。

“亲爱的，你生我的气了吗？我再也不吃泻药了。这都是因为我肝火太旺的缘故。我整天坐着不动。我的运动不够。我有三天没有……”

“老天啊，你还不闭嘴！”她打断了他的话，因为气恼而迸出眼泪来。

他的脸耷拉下来，像是个挨了训的孩子似地撅起嘴来。他向我递了个恳求的眼色，希望我替他打个圆场，可是我却无法控制自己，笑得直不起腰来。

有一天我们一起到一个画商那里去，施特略夫认为他至少可以让我看到两三张思特里克兰德的画。但是在我们到了那里以后，画商却告诉我们，思特里克兰德已经把画取走了。画商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不要认为我为这件事感到恼火。我接受他的画都是看在施特略夫先生的面上。我告诉他我尽量替他卖。但是说真的——”他耸了耸肩膀。“我对年轻人是有兴趣的，可是施特略夫先生，你自己也知道，你也并不认为他们中有什么天才。”

“我拿名誉向你担保，在所有这些画家里，再没有谁比他更有天才了。你相信我的话吧，一笔赚钱的买卖叫你白白糟蹋了。迟早有一天他的这几张画会比你铺子里所有的画加在一起还值钱。你还记得莫奈吗？当时他的一张画一百法郎都没人要。现在值多少钱了？”

“不错。但是当时还有一百个画家，一点也不次于莫奈，同样也卖不掉自己的画。现在这些人的画还是不值钱。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画家只要画得好就能成名呢？千万别相信这个。再说

[1]

，你的这位朋友究竟画得好不好也还没有证实。只有你施特略夫先生一个人夸奖他，我还没听见别人说他好呢。”

“那么你说说，怎样才知道一个人画得好不好？”戴尔克问道，脸都气红了。

“只有一个办法——出了名画得就好。”

“市侩，”戴尔克喊道。

“不妨想想过去的大艺术家——拉斐尔，米开朗基罗，安格尔

[2]

，德拉克罗瓦

[3]

，都是出了名的。”

“咱们走吧，”施特略夫对我说，“再不走的话我非把这个人宰了不可。”

[1]
原文为法语。

[2]
让·奥古斯特·多米尼克·安格尔（1780—1867），法国画家。

[3]
费迪南·维克多·欧仁·德拉克罗瓦（1798—1863），法国画家。

二十三

我常常见到思特里克兰德，有时候同他下下棋。他的脾气时好时坏。有些时候他神思不定地坐在那里，一言不发，任何人都不理；另外一些时候他的兴致比较好，就磕磕巴巴地同你闲扯。他说不出什么寓意深长的话来，但是他惯用恶毒的语言挖苦讽刺，不由你不被打动；此外，他总是把心里想的如实说出来，一点也不隐讳。他丝毫也不理会别人是否经受得住；如果他把别人刺伤了，就感到得意非常。他总是不断刻薄戴尔克·施特略夫，弄得施特略夫气冲冲地走开，发誓再也不同他谈话了。但是在思特里克兰德身上却有一股强大的力量，这位肥胖的荷兰人身不由己地被它吸引着，最终还是跑了回来，像只笨拙的小狗一样向他摇尾巴，尽管他心里一清二楚，迎接他的将是他非常害怕的当头一棒。

我不知道为什么思特里克兰德对我始终保留着情面。我们两人的关系有些特殊。有一天他开口向我借五十法郎。

“这真是我连做梦也没想到的事，”我回答说。

“为什么没有？”

“这不是一件使我感到有趣的事。”

“我已经穷得叮当响了，知道吧？”

“我管不着。”

“我饿死你也管不着吗？”

“我为什么要管呢？”我反问道。

他盯着我看了一两分钟，一面揪着他那乱蓬蓬的胡子。我对他笑了笑。

“你有什么好笑的？”他说，眼睛里闪现出一丝恼怒的神色。

“你这人太没心眼了。你从来不懂欠人家的情。谁也不欠你的情。”

“如果我因为交不起房租被撵了出来，逼得去上了吊，你不觉得心里不安吗？”

“一点也不觉得。”

他咯咯地笑起来。

“你在说大话。如果我真的上了吊你会后悔一辈子的。”

“你不妨试一试，就知道我后悔不后悔了。”

他的眼睛里露出一丝笑意，默默地搅和着他的苦艾酒。

“想不想下棋？”我问他说。

“我不反对。”

我们开始摆棋子，摆好以后，他注视着面前的棋盘，带着一副自得其乐的样子。当你看到自己兵马都已进入阵地，就要开始一场大厮杀，总禁不住有一种快慰的感觉。

“你真的以为我会借钱给你吗？”我问他。

“我想不出来为什么你会不借给我。”

“你使我感到吃惊。”

“为什么？”

“发现你心里还是人情味十足让我失望。如果你不那么天真，想利用我的同情心来打动我，我会更喜欢你一些。”

“如果你被我打动，我会鄙视你的，”他回答说。

“那就好了，”我笑起来。

我们开始走棋。两个人的精神都被当前的一局棋吸引住。一盘棋下完以后，我对他说：

“你听我说，如果你缺钱花，让我去看看你的画怎么样？如果有我喜欢的，我会买你一幅。”

“你见鬼去吧！”他说。

他站起来准备走，我把他拦住了。

“你还没有付酒账呢，”我笑着说。

他骂了我一句，把钱往桌上一扔就走了。

这件事过去以后，我有几天没有看见他，但是有一天晚上我正坐在咖啡馆里看报纸的时候，思特里克兰德走了过来，在我身旁边坐下。

“你原来并没有上吊啊，”我说。

“没有。有人请我画一幅画。我现在正给一个退休的铅管工画像，可以拿到两百法郎。”

[1]

“你怎么弄到这笔买卖的？”

“卖我面包的那个女人把我介绍去的。他同她说过，要找一个人给他画像。我得给她二十法郎介绍费。”

“是怎样一个人？”

“太了不起了。一张大红脸像条羊腿。右脸上有一颗大痣，上面还长着大长毛。”

思特里克兰德这天情绪很好，当戴尔克·施特略夫走来同我们坐在一起时，思特里克兰德马上冷嘲热讽地对他大肆攻击起来。他惯会寻找这位不幸的荷兰人的痛处，技巧的高超实在令我钦佩。他这次用的不是讥刺的细剑，而是谩骂的大棒。他的攻击来得非常突然。施特略夫被打得个措手不及，完全失掉防卫能力。像一只受了惊的小羊，没有目的地东跑西窜，张皇失措，晕头转向。最后，泪珠扑簌簌地从他眼睛里滚出来。这件事最糟糕的地方在于，尽管你非常恼恨思特里克兰德，尽管你感到这出戏很可怕，你还是禁不住要笑起来。有一些人很不幸，即使他们流露的是最真挚的感情也令人感到滑稽可笑，戴尔克·施特略夫正是这样一个人。

但是尽管如此，在我回顾我在巴黎度过的这个冬天时，戴尔克·施特略夫还是给我留下了最愉快的回忆。他的小家庭有一种魅力，他同他的妻子是一幅叫你思念不置的图画；他对自己妻子的纯真的爱情使人感到是娴雅而高尚的。尽管他的举止还是那么滑稽，但他的感情的真挚却不由你不被感动。我可以理解他的妻子对他的反应，我很高兴她对他也非常温柔体贴。如果她有幽默感的话，看到自己的丈夫这样把她放在宝座上，当作偶像般地顶礼膜拜，她一定也会觉得好笑的；但是尽管她会笑他，一定也会觉得得意，被他感动。他是一个忠贞不渝的爱人，当她老了以后，当她失去了圆润的线条和秀丽的形体以后，她在他的眼睛里仍然会是个美人，美貌一点也不减当年。对他说来，她永远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他们的井然有序的生活安详娴雅，令人非常愉快。他们住房只有一个画室，一间卧房和一个小厨房。所有家务事都是施特略夫太太自己做；在戴尔克埋头绘画的当儿，她就到市场上去买东西，做午饭，缝衣服，像勤快的蚂蚁一样终日忙碌着。吃过晚饭，她坐在画室里继续做针线活，而戴尔克则演奏一些我猜想她很难听懂的乐曲。他的演奏有一定的艺术水平，但是常常带着过多的感情，他把自己的诚实的、多情的、充满活力的灵魂完全倾注到音乐里去了。

他们的生活从某一方面看像是一曲牧歌，具有一种独特的美。戴尔克·施特略夫的一言一行必然会表现出的荒诞滑稽都给予这首牧歌添上一个奇怪的调子，好像一个无法调整的不谐和音，但是这反而使这首乐曲更加现代化，更富于人情味，像是在严肃的场景中插入一个粗俗的打诨，更加激化了美所具备的犀利的性质。

[1]
这幅画原来在里尔的一个阔绰的厂商手里，德国人逼近里尔时他逃赴外地。现在这幅画收藏在斯德哥尔摩国家美术馆。瑞典人是很善于这种混水摸鱼的小把戏的。——原注

二十四

圣诞节前不久，戴尔克·施特略夫来邀请我同他们一起过节。圣诞节总是使他有些感伤（这也是他性格的一个特点），他希望能同几个朋友一起按照适宜的礼规庆祝一下这个节日。我们两人都有两三个星期没有见到思特里克兰德了；我是因为忙着陪几个来巴黎短期逗留的朋友，施特略夫则因为上次同他大吵了一顿决心不同他来往了。思特里克兰德这个人太不懂得人情世故，他发誓无论如何也不能再理他了。但是节日来临，施特略夫的心肠又软下来，说什么他也不能让思特里克兰德一个人闷坐在家里。他认为思特里克兰德的心境必然同他的一样，在这样一个人们理应互相恩爱的日子里，叫这位画家在寂寥冷清中度过实在是一件令人无法忍受的事。他在自己的画室里布置好一棵圣诞树，我猜想我们每个人都会在点缀起来的树枝上找到一件可笑的小礼品。但是他有点不好意思去找思特里克兰德；这么容易就宽恕了使他丢尽脸面的侮辱未免有失身份，他虽然决心同思特里克兰德和解，却希望主动去拜访他时我也在场。

我们一起步行到克里舍路，但是思特里克兰德并没有在咖啡馆里。天气很冷，不能再坐在室外了。我们走进屋子里，在皮面座椅上坐下。屋子里又热又闷，空气因为烟雾弥漫而变得灰蒙蒙的。思特里克兰德没在屋子里，但是我们很快就发现了偶尔同思特里克兰德一起下棋的那个法国画家。我同他也小有往来，他在我们的桌子旁边坐下。施特略夫问他看见思特里克兰德没有。

“他生病了，”他说，“你没有听说吗？”

“厉害吗？”

“我听说很厉害。”

施特略夫的脸色一下变白了。

“他为什么不写信告诉我？咳，我同他吵嘴做什么？咱们得马上去看看他。没有人照料他。他住在什么地方？”

“我说不清，”那个法国人说。

我们发现谁也不知道该到哪儿去找他。施特略夫越来越难过。

“说不定他已经死了，他的事没有一个人知道。太可怕了。我真是受不了。咱们一定得马上找到他。”

我想叫施特略夫明白，在茫茫大海似的巴黎找一个人是荒谬的。我们必须首先有一个计划。

“是的。但是也许就在我们想办法的时候，他正在咽气呢，等我们找到他的时候，一切就都太晚了。”

“先安安静静地坐一会，想想该怎么办，”我不耐烦地说。

我知道的唯一地址是比利时旅馆，但是思特里克兰德早已搬出那个地方了，那里的人肯定不会记得他了。他行踪诡秘，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自己的住址；在搬走的时候，多半没有留下地址。再说，这已是五年前的事了。但是我敢肯定他住的地方不会太远。既然他住在比利时旅馆的时候就到这家咖啡馆来，后来始终没有换地方，一定是因为这里对他很方便。突然我想起来，他经常去买面包的一家店铺曾经介绍他给人画过像，说不定那家面包店会知道他的住址。我叫人拿来一本电话簿，开始翻查这一带的面包店。我一共找到了五家，唯一的办法是挨家去打听一遍。施特略夫心有不甘地跟在我后面。他本来打算在同克里舍路相通的几条街上前后跑一通，只要碰到一家寄宿公寓就进去打听。结果证明，还是我的平凡的计划奏效了。就在我们走进的第二家面包店，柜台后面的一个女人说她认识他。她不太知道他到底住在哪儿，但是肯定是对面三座楼房中的一座。我们的运气不坏，头一幢楼的门房就告诉我们可以在最顶上的一层找到他。

“他可能害病了，”施特略夫说。

“可能是吧，”门房冷冷地说，“事实上

[1]

，我有几天没看见他了。”

施特略夫在我前面抢先跑上楼梯，当我走到最高的一层时，他已经敲开一个房间的门正在同一个穿着衬衫的工人讲话。这个人指了指另外一扇门。他相信住在那里的人是个画家。他已经有一个星期没有看见他了。施特略夫刚准备去敲门，但是马上又转过身来对我做了个手势，表示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发现他害怕得要命。

“要是他已经死了怎么办？”

“他死不了，”我说。

我敲了敲门。没有人应声。我扭了一下门柄，门并没有锁着。我走了进去，施特略夫跟在我后面。屋子很黑，我只能看出来这是一间阁楼，天花板是倾斜的。从天窗上射进一道朦胧的光线，并不比室内的昏暗亮多少。

“思特里克兰德，”我叫了一声。

没有回答。一切都实在令人感到神秘，施特略夫紧靠着我后面站着，我好像觉得他正在索索发抖。我犹豫了一会，是不是要划一根火柴。朦胧中我看到墙角有一张床，我不知道亮光会不会使我看到床上躺着一具尸体。

“你没有火柴吗，你这笨蛋？”

我犹豫了一会，是不是要划一根火柴

从黑暗里传来思特里克兰德的呵斥的声音，把我吓了一跳。

施特略夫惊叫起来。

“哎呀，上帝，我还以为你死了呢。”

我划了一根火柴，四处看了看有没有蜡烛。匆猝间我看到的是一间很小的屋子，半做住房，半做画室，屋子里只有一张床，面对墙放着的是一些画幅，一个画架，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地板上光秃秃的没有地毯。室内没有火炉。桌子上乱堆着颜料瓶、调色刀和杂七杂八的东西，在这一堆凌乱的物品中间我找到半截蜡烛头。我把它点上。思特里克兰德正在床上躺着，他躺得很不舒服，因为这张床对他说来显然太小了。为了取暖，他的衣服都在身上盖着。一眼就能看出来，他正在发高烧。施特略夫走到床前，因为感情激动连嗓子都哑了。

“啊，可怜的朋友，你怎么啦？我一点也不知道你生病了。为什么你不告诉我一声？你知道为了你我什么事都会做的。你还计较我说的话吗？我不是那个意思。我错了。我生了你的气太不应该了。”

“见鬼去吧！”思特里克兰德说。

“别不讲理，好不好？让我使你舒服一些。没有人照料你么？”

他在这间邋里邋遢的小阁楼里四处张望着，不知从何下手。他把思特里克兰德的被子整了一下。思特里克兰德呼呼地喘着气，忍着怒气一语不发。他气哼哼地看了我一眼。我静静地站在那里，盯着他。

“要是你想替我做点什么事的话，就去给我买点牛奶吧，”最后他开口说，“我已经有两天出不了门了。”

床旁边放着一只装牛奶用的空瓶，一张报纸上还有一些面包屑。

“你吃过什么了？”

“什么也没吃。”

“多久了？”施特略夫喊道。“你是说两天没吃没喝了吗？太可怕了。”

“我还有水喝。”

他的眼睛在一个大水罐上停留了一会儿；这只水罐放在他一伸手就够得到的地方。

“我马上就去，”施特略夫说。“你还想要别的东西吗？”

我建议给他买一只热水瓶，一点儿葡萄同面包。施特略夫很高兴有这个帮忙的机会，噔噔地跑下楼梯去。

“该死的傻瓜，”思特里克兰德咕噜了一句。

我摸了摸他的脉搏。脉搏很快，很虚弱。我问了他一两个问题，他不回答。我再一逼问，他赌气把脸转过去，对着墙壁。没有其他事可做了，只能一语不发地在屋里等着。过了十分钟，施特略夫气喘吁吁地回来了。除了我提议要他买的东西以外，他还买来了蜡烛、肉汁和一盏酒精灯。他是一个很会办事的人，一分钟也没有耽搁，马上就煮了一杯牛奶，把面包泡在里面。我量了量思特里克兰德的体温。华氏一百零四度，他显然病得很厉害。

[1]
原文为法语。

二十五

过了一会儿我们便离开那里。戴尔克回家吃晚饭，我自告奋勇去找一位医生，带他来看看思特里克兰德的病。当我们走到街上的时候——从那间闷浊的阁楼出来感到外面的空气特别清新——，荷兰人叫我马上到他的画室去一趟。他有一件什么心事，只是不肯对我讲。他一定要我陪他回家去。我想，即使马上把医生请到，除了我们替思特里克兰德做到的那些事外，暂时也不会有更多的事好做，于是我就同意了。我们发现勃朗什·施特略夫正在摆桌子准备吃晚饭。戴尔克走到她跟前，握住她的两只手。

“亲爱的，我求你做一件事，”他说。

她望着他，欢快中带着某种严肃，这正是她迷人的地方。施特略夫脸上冒着汗珠，闪着亮光，激动不安的神情使他的脸相显得很滑稽，但是在他的滚圆的、好像受到惊吓的眼睛里却射出来一道热切的光芒。

“思特里克兰德病得很厉害，可能快要死了。他一个人住在一间肮脏的阁楼里，没有人照料他。我求你答应我把他带到咱们家来。”

她很快地把手缩回来——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她的动作这么快过——，面颊一下子涨红了。

“啊，不成。”

“哎呀，亲爱的，不要拒绝吧。我叫他一个人在那里实在受不了。我会因为惦记着他连觉也睡不着的。”

“你去照顾他我不反对。”

她的声音听起来非常冷漠而遥远。

“但是他会死的。”

“让他死去吧。”

施特略夫倒吸了一口气，抹了抹脸。他转过身来请求我支援，但是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他是个了不起的画家。”

“那同我有什么关系？我讨厌这个人。”

“啊，我的亲爱的，我的宝贝，你不是这个意思吧！我求求你，让我把他弄到咱们家里吧。我们可以叫他过得舒服一些。也许我们能救他一命。他不会给你带来麻烦的。什么事都由我来做。我们可以在画室里给他架一张床。我们不能叫他像一条野狗似的死掉。太不人道了。”

“为什么他不能去医院呢？”

“医院！他需要爱抚的手来照顾。护理他必须要极其体贴才成。”

我发现勃朗什·施特略夫感情波动得这么厉害，觉得有点奇怪。她继续往桌上摆餐具，但是两只手却抖个不停。

“我对你简直失去耐心了。你认为如果你生了病，他会动一根手指头来帮助你吗？”

“那又有什么关系？我有你照顾啊。不需要他来帮忙。再说，我同他不一样；我这人一点也不重要。”

“你简直还不如一条杂种小狗有血性呢！你躺在地上叫人往你身上踩。”

施特略夫笑了一下。他以为自己了解他的妻子为什么采取这种态度。

“啊，可怜的宝贝，你还想着那次他来看我画的事呢。如果他认为我的画不好又有什么关系呢？那天我真不应该把画给他看，我敢说我画的画并不很好。”

他懊丧地环顾了一下画室。画架上立着一幅未完成的油画——一个意大利农民笑容满面地拿着一串葡萄，在一个黑眼睛的小女孩头顶上擎着。

“即使他不喜欢你的画也应该有一点礼貌啊。他没有必要侮辱你。他的态度很清楚地表现出对你非常鄙视，可是你却还要舔他的手。啊，我讨厌这个人。”

“亲爱的孩子，他是有天才的。不要认为我相信自己也有天才。我倒希望我有呢。但是别人谁是天才我看得出来，我从心眼里尊重这种人。天才是世界上最奇妙的东西。对于他们本人说来，天才是一个很大的负担。我们对这些人必须非常容忍，非常耐心才行。”

我站在一旁听着，这幕家庭冲突使我有些尴尬。我不了解施特略夫为什么非要我同他一起来不可。我看到他的妻子眼泪已经快要流出来了。

“但是我求你让我把他带来，并不只因为他是个天才。我要这样做是因为他是个人，是因为他害着病，因为他一个钱也没有。”

“我永远也不让他进咱们的家门——永远也不让。”

施特略夫转过身来，面对着我。

“你对她讲一讲吧，这是一件生死攸关的事。无论如何也不能把他扔在那个倒霉的地方不管。”

“事情非常清楚，让他到这里来调养要好得多，”我说，“但是当然了，这对你们是很不方便的。我想得有一个人日夜照看着他。”

“亲爱的，你不是那种怕麻烦不肯伸手帮忙的人。”

“如果他到这里来，我就走，”施特略夫太太气冲冲地说。

“我简直认不出你来了。你不是一向心肠很软吗？”

“啊，看在老天爷面上，别逼我了。你快要把我逼疯了。”

最后，她终于落下眼泪来。她瘫在一把椅子上，两手捂着脸，肩膀抽搐着。戴尔克一下子跪在她身边，搂着她，又是亲吻，又是呼叫她各式各样亲昵的名字，廉价的泪水也从他的面颊上淌下来。没有过一会，她就从他的怀抱里挣脱出来，揩干了眼泪。

“让我好好地待一会吧，”她说，语气平顺多了。接着，她强笑着对我说：“我刚才那样，真不知道你会把我当成怎样个人了。”

施特略夫困惑地望着她，不知怎样才好。他紧皱着眉头，撅着通红的嘴巴。他那副怪样子使我联想到一只慌乱的豚鼠。

“那么你不答应吗，亲爱的？”最后他说。

她有气无力地挥了一下手。她已经筋疲力尽了。

“画室是你的。这个家都是你的。如果你要让他搬到这里来，我怎么拦得住呢？”

施特略夫的一张胖脸马上绽露出笑容。

“这么说你同意了？我知道你不会不答应的。噢，我的亲爱的。”

但是她立刻又克制住自己。她用一对暗淡无神的眼睛望着他，十指交叠着按在胸口，仿佛心跳得叫她受不了似的。

“噢，戴尔克，自从咱们认识以后我还没有求你做过什么事呢。”

“你自己也知道，只要你说一句话，天底下没有一件事我不肯为你做的。”

“我求你别叫思特里克兰德到这里来。你叫谁来都成，不管是小偷，是醉鬼，还是街头的流浪汉，我敢保证，我都服侍他们，尽我的一切力量服侍他们。但是我恳求你，千万别把思特里克兰德带回家里。”

“可是为什么呀？”

“我怕他。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这个人叫我怕得要死。他会给我们带来祸害。我知道得非常清楚。我感觉得出来。如果你把他招来，不会有好结局的。”

“你真是没有道理。”

“不，不，我知道我是对的。咱们家会发生可怕的事的。”

“为什么？因为咱们做了一件好事？”

她的呼吸非常急促，脸上有一种无法解释的恐惧。我不知道她想的是什么。我觉得她好像正被一种无形的恐怖紧紧抓住，完全失去控制自己的能力了。她一向总是沉着稳重，现在这种惊惧不安的样子着实令人吃惊。施特略夫带着困惑、惊愕的神情打量了她一会儿。

“你是我的妻子，对我说来，你比任何事物都宝贵。如果你没有完全同意谁也不会到咱们家来。”

她闭了一会儿眼睛，我以为她或许要晕过去了。我对她有些不耐烦。我没想到她是这样神经质的女人。接着我又听到施特略夫的话语声，沉寂似乎奇怪地被他的声音打破了。

“你自己是不是也一度陷于非常悲惨的境地，恰好有人把援助的手伸给你？你知道那对你是多么重要的事。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你不愿意也帮别人一下儿吗？”

他这番话一点也不新鲜，我甚至觉得这里面还有一些教训的意味；我差点儿笑了出来。但是它对勃朗什·施特略夫的影响却叫我大吃一惊。她身体抖动了一下，好久好久凝视着她的丈夫。施特略夫紧紧盯住地面。我不懂为什么他的样子显得非常困窘。施特略夫太太的脸上泛上一层淡淡的红晕，接着又变白——变得惨白；你会觉得她身上的血液都从表面收缩回去，连两只手也一点血色没有了。她全身颤抖起来。画室寂静无声，好像那寂静已经变成了实体，只要伸出手就摸得到似的。我奇怪得不得了。

“把思特里克兰德带来吧，戴尔克。我会尽量照顾他。”

“我的亲爱的，”他笑了。

他想抱住她，但是她却避开了。

“当着生人的面别这么多情了，戴尔克，”她说，“叫人多下不来台啊。”

她的神情已经完全自然了；没有人敢说几分钟以前她还被一种强烈的感情激动着。

二十六

第二天我们就去给思特里克兰德搬家。劝说他搬到施特略夫家里来需要绝大的毅力和更多的耐心，幸而思特里克兰德病得实在太重，对于施特略夫的央求和我的决心都做不出有效的抵抗了。在他的软弱无力的咒骂声中，我们给他穿好衣服，扶着他走下楼梯，安置在一辆马车里，最后终于把他弄到施特略夫的画室里。当我们到达以后，他已经一点气力也没有了，只好一言不发地由我们把他放在一张床上。他的病延续了六个星期。有一段日子看上去他连几个钟头也活不过去了，我毫不怀疑，他之所以能够活下来完全要归功这位荷兰画家任劳任怨的护理。我从来也没有见到过比他更难伺候的病人。倒不是说他挑剔、抱怨；恰恰相反，他从来也不诉苦，从来不提出什么要求，他躺在那里一语不发。但是他似乎非常厌恨你对他的照顾；谁要是问一问他觉得怎么样、有什么需要，他轻则挖苦你一句，重则破口大骂。我发现这个人实在让人厌恶，他刚一脱离危险，我就把我的想法告诉了他。

“见鬼去吧，你，”他一点不客气地回敬了我一句。

戴尔克·施特略夫把自己的工作全部撂下，整天服侍病人，又体贴，又关切。他的手脚非常利索，把病人弄得舒舒服服。大夫开了药，他总是连哄带骗地劝病人按时服用，我从来没想到他的手段这么巧妙。无论做什么事他都不嫌麻烦。尽管他的收入一向只够维持夫妻两人的生活，从来就不宽裕，现在他却大手大脚，购买时令已过、价钱昂贵的美味，想方设法叫思特里克兰德多吃一点东西（他的胃口时好时坏，叫人无法捉摸）。我什么时候也忘不了他劝说思特里克兰德增加营养的那种耐心和手腕。不论思特里克兰德对他多么没礼貌，他也从来不动火。如果对方只是郁闷懊丧，他就假装看不到；如果对方顶撞他，他只是一笑置之。当思特里克兰德身体好了一些，情绪高起来，嘲笑他几句开开心，他就做出一些滑稽的举动来，故意给对方更多讥笑的机会。他会高兴地递给我几个眼色，叫我知道病人已经大有起色了。施特略夫实在是个大好人。

但是更使我感到吃惊的还是勃朗什。她证明了自己不仅是一个能干的、而且是一个专心致志的护士。你再也不会想到她曾一度激烈地反对过自己的丈夫，坚决不同意把思特里克兰德带回到家里来。病人需要照料的地方很多，她坚持要尽到自己一部分责任。她整理病人的床铺，尽量做到在撤换床单时不惊扰病人。她给病人洗浴。当我称赞她的能干时，她脸上露出惯有的微笑，告诉我她曾经在一家医院做过一段事。她丝毫不让人看出来，她曾经那样讨厌过思特里克兰德。她同他说话不多，但是不管他有什么需要，她都很快地就能知道。有两个星期思特里克兰德整夜都需要有人看护，她就和她丈夫轮班守夜。我真想知道，在她坐在病床旁边度过漫漫长夜时心里在想些什么。思特里克兰德躺在床上，样子古怪怕人，他的身躯比平常更加削瘦，红色的胡子乱成一团，眼睛兴奋地凝视着半空；因为生病，他的眼睛显得非常大，炯炯发光，但那光亮显得很不自然。

“夜里他跟你说过话吗？”有一次我问她。

“从来没有。”

“你还像过去那样不喜欢他吗？”

“比以前更厉害了。”

她用一双安详的、灰色的眼睛望着我。她的神色非常恬静，我很难相信她居然能像那次我看到的那样大发脾气。

她坚持要尽到自己一部分责任

“你替他做了这么多事，他谢过你吗？”

“没有，”她笑了笑说。

“这人真不通人情。”

“简直太可恶了。”

施特略夫对她自然非常满意。她这样把他撂给她的挑子担了过来，而且全心全意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他无论怎样做也无法表示对她的感激。但是他对勃朗什同思特里克兰德彼此的关系又有些不解。

“你知道，我看见过他们在一起坐了好几个钟头，谁也一句话不说。”

有一次我和这一家人一同坐在画室里，这时思特里克兰德的身体已经快好了，再过一两天就要起床了。戴尔克同我闲聊。施特略夫太太在缝补什么；她缝的东西我是认得的，那是思特里克兰德的一件衬衣。思特里克兰德仰面躺着，一句话也不说。有一次我看到他的目光停在勃朗什·施特略夫身上，带着一种奇怪的嘲弄神情。勃朗什感到他正在看自己，抬起眼睛，他们俩彼此凝视了一会儿。我不知道为什么她脸上会有这样的表情。她的目光里有一种奇怪的困惑，也许是——但为什么啊？——惊惧的神色。思特里克兰德马上把眼睛移开了，开始悠闲地打量起天花板来；但是她却一直注视着他，脸上的神情更加不可解释了。

几天以后，思特里克兰德就下地了。他瘦得只剩下皮包骨头，衣服穿在身上就像稻草人披着一件破褂子似的。他的胡须凌乱，头发很长，鼻子眼睛本来就生得比一般人大，因为害过这场病，更显得大了一号；他的整个外表非常奇特，因为太古怪了，反而不显得那么丑陋。他的笨拙的形体给人以高大森严之感。我真不知道该如何确切地表达他给我的印象。最触目的一点倒不一定是他的裸露无遗的精神世界（虽然屏蔽着他精神的肉体几乎像是透明的），而是他脸上的那种蛮野的欲念。说来也许荒谬，这种肉欲又好像是空灵的，使你感到非常奇异。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原始性；希腊人曾用半人半兽的形象，像生着马尾的森林之神啊，长着羊角、羊腿的农牧神啊，来表现大自然的这种神秘的力量，思特里克兰德身上就有这样一种力量。他使我想到马尔塞亚斯

[1]

，因为他居然敢同大神比赛音乐，所以被活剥了皮。思特里克兰德的心里好像怀着奇妙的和弦同未经探索过的画面。我预见到他的结局将是遭受痛苦的折磨和绝望。我心里又产生了一种他被魔鬼附体的感觉；但你却不能说这是邪恶的魔鬼，因为这是在宇宙混沌、善恶未分之前就存在的一种原始的力量。

他身体仍然很弱，不能作画。他沉默不语地坐在画室里，天晓得脑子里在想什么。有时候他也看书。他喜欢看的书都很怪；有时候我发现他在阅读马拉美

[2]

的诗。他读书的样子就像小孩子一样，动着嘴唇一个字一个字地拼读。我很想知道那些精巧的韵律和晦涩的诗句给他一些什么奇怪的感情。另外一些时候我发现他浸沉在嘉包里奥

[3]

的侦探小说里。我想，他对书的选择表现出组成他怪诞性格的不可调和的方面；我对自己的这个想法感到很有趣。尽管他的身体很弱，但是仍像往常一样，从不讲求舒适，这真是他奇怪的个性。施特略夫喜欢把起居环境弄得舒服一些，画室里摆着一对非常柔软的扶手椅和一张长沙发椅。思特里克兰德从来不坐这些椅子；他并不是矫揉造作，故意表示甘于艰苦，而是因为不喜欢它们。有一次我来看他，画室里只有他一个人，我发现他正坐在一只三脚凳上。如果叫他选择的话，他会喜欢不带扶手的硬背椅。他的这种习性常常叫我很恼火。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个人这么不关心周围的生活环境的。

[1]
马尔塞亚斯是古代小亚细亚弗里吉亚国的一个吹笛人，同阿波罗比赛吹笛失败，被大神杀死。

[2]
斯台凡·马拉美（1842—1898），法国象征派诗人。

[3]
艾米尔·嘉包里奥（1835—1873），法国最早的侦探小说家。

二十七

又过了两三个星期。一天早晨，我的工作正好告一段落，我觉得可以放自己一天假，便决定到卢佛尔宫去消磨一天。我在画廊里随便走着，一边欣赏那些我早已非常熟悉的名画，一边任凭我的幻想同这些画幅所激起的感情随意嬉戏。我悠闲地走进长画廊，突然一眼看到了施特略夫。我脸上泛起了笑容，因为他那圆胖的身躯、像受了惊吓似的神情使我每次见到总是要发笑。但是在我走近他以后，我发现他的神情非常沮丧。他的样子凄苦不堪，但又那么滑稽，好像一个穿得衣冠齐楚而失足落水的人被打捞上来以后仍然心怀余悸，生怕别人拿他当笑话看。他转过身来，两眼瞪着我，但是我知道他并没有看见我。他的一双碧蓝的圆眼睛在眼镜片后面充满了忧伤。

“施特略夫，”我叫了一声。

他吓了一跳，接着就露出笑容来，但是他笑得那么凄惨。

“你怎么这样丢了魂似地在这里游荡？”我用快活的语调问道。

“我很久没有到卢佛尔宫来了。我想得来看看他们展出了什么新东西没有。”

“可是你不是告诉我，这礼拜得画好一幅画吗？”

“思特里克兰德在我画室里画画儿呢。”

“哦？”

“我提议叫他在那里画的。他身体还不够好，还不能回到自己的住处去。我本来想我们可以共用那间画室。在拉丁区很多人都是合伙租用一间画室。我本来以为这是个好办法。一个人画累了的时候，身边有个伴儿可以谈两句，我一直以为这样做会很有趣。”

这些话他说得很慢，每说一句话就非常尴尬地停歇好半晌儿，与此同时，他的一对温柔的、有些傻气的大眼睛却一直紧紧盯着我，只是在那里面已经充满了泪水了。

“我不懂你说的话，”我说。

“思特里克兰德身边有人的时候不能工作。”

“去他妈的，那是你的画室啊。他应该自己想办法。”

他凄凄惨惨地看着我，嘴唇抖个不停。

“出了什么事了？”我问，语气很不客气。

他吞吞吐吐地半天没说话，脸涨得通红。他看了看墙上挂的一张画，脸色非常痛苦。

“他不让我画下去。他叫我到外边去。”

“你为什么不叫他滚蛋呢？”

“他把我赶出来了。我不能同他动手打架呀。他把我的帽子随后也扔了出来，把门锁上了。”

思特里克兰德的做法使我气得要命，但是我也挺生自己的气，因为戴尔克·施特略夫扮演了这样一个滑稽角色，我居然憋不住想笑出来。

“你的妻子说什么了？”

“她出去买东西去了。”

“他会不会也不让她进去？”

“我不知道。”

我不解地看着施特略夫。他站在那里，像一个正挨老师训的小学生。

“我去替你把思特里克兰德赶走怎么样？”我问。

他的身体抖动了一下，一张闪闪发光的面孔涨得通红。

“不要。你最好什么也不要做。”

他向我点了点头，便走开了。非常清楚，由于某种原因他不想同我讨论这件事。我不懂他为什么要这样。

二十八

一个星期以后我知道谜底了。这一天我一个人在外面吃了晚饭，饭后回到我的住处。大约十点左右，我正坐在起居间看书，忽然，门铃喑哑地响起来。我走到过道上，打开门，站在我面前的是施特略夫。

“可以进来吗？”他问。

楼梯口光线很暗，我看不清他的样子，但是他说话的声音却使我吃了一惊。我知道他喝酒从来不过量，否则我会以为他喝醉酒了。我把他领进起居间里，叫他坐下。

“谢天谢地，总算找到你了，”他说。

“怎么回事？”我问；他的激动不安的样子叫我非常吃惊。

进到屋子里面，我可以清清楚楚地打量他了。平时他总是穿戴得干净整齐，这次却衣冠不整，突然给人以邋里邋遢的感觉。我一点也不怀疑了，他一定是喝醉了。我对他笑了笑，准备打趣他两句。

“我不知道该到哪儿去，”他突兀地说了一句，“刚才来了一次，你不在。”

“我今天吃饭晚了，”我说。

我的想法改变了；他显然不是因为喝了酒才这样嗒然若丧。他的脸平常总是红扑扑的，现在却一块红、一块白，斑斑点点，样子非常奇怪。他的两只手一直在哆嗦。

“出了什么事了吗？”

“我的妻子离开了我了。”

他费了很大力气才把这几个字说出来。他抽噎了一下，眼泪沿着胖乎乎的面颊一滴滴地落下来。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最初的想法是，她丈夫这种晕头晕脑地对思特里克兰德倾心相待，叫她再也忍受不了了，再加上思特里克兰德总是冷嘲热讽，所以她坚决要把他赶走。我知道，虽然勃朗什表面端庄沉静，但是脾气如果上来，却执拗得可以。假如施特略夫仍然拒绝她的请求，一怒之下，她很可能离开家庭，发誓再不回来。但是不管事实真相如何，看到这个小胖子的痛苦不堪的样子，我实在不忍讥笑他了。

“亲爱的朋友，别难过了。她会回来的。女人们一时说的气话，你千万别太认真。”

“你不了解。她爱上思特里克兰德了。”

“什么！”我吓了一跳；但是我还没有来得及仔细琢磨，就已经觉得这件事太荒谬了。“你怎么能这么傻？难道你是说你在吃思特里克兰德的醋？”我差点笑了出来。“你也知道，思特里克兰德这个人简直叫她无法忍受。”

“你不了解，”他呻吟道。

“你是头歇斯底里的蠢驴，”我有些不耐烦地说。“让我给你喝一杯威士忌苏打你就会好一些了。”

我猜想，不知为了什么原因——天知道人们如何想尽办法来折磨自己——戴尔克毫无道理地怀疑起自己的妻子爱上了思特里克兰德，因为他最不会处理事情，多半把她惹恼了。而他的妻子为了气他，也就故意想尽方法增加他的疑虑。

“听我说，”我对他说，“咱们一起回你的画室去吧。如果你自己把事办糟了，现在只好去负荆请罪。我认为你的妻子不是那种爱记仇的女人。”

“我怎么能回画室呢？”他有气无力地说，“他们在那里呢。我把屋子让给他们了。”

“这么一说不是你妻子离开了你，是你把她丢了。”

“看在老天面上，别同我说这种话吧。”

我仍然不能把他的话当真。我一点也不相信他告诉我的事，但是他的痛苦却是真真实实的。

“好吧，既然你到这里来是要同我谈这件事，你就从头到尾给我说说吧。”

“今天下午我再也无法忍受了。我走到思特里克兰德跟前，对他讲，我觉得他身体已经完全恢复了，可以回自己的住处去了。我自己要用我的画室。”

“只有思特里克兰德才需要人家明明白白告诉他，”我说。“他怎么说的？”

“他笑了笑。你知道他笑起来是什么样子，让人看起来不像是他觉得有什么事情好笑，而是叫你觉得自己是个大傻瓜。他说他马上就走，说着，就开始收拾东西。你还记得我从他的住处拿来一些我认为他用得着的东西。他叫勃朗什替他找一张纸，一条绳子，准备打一个包。”

施特略夫停住了，喘着气，我以为他要晕倒了。这根本不是我要他讲给我听的故事。

“她的脸色煞白，但还是把纸同绳子取来了。思特里克兰德一句话也不说，他一面包东西，一面吹着口哨，根本不理会我们两个人。他的眼角里含着讥诮的笑意。我的心沉重得像一块铅块。我担心一定要发生点什么事，非常懊悔刚才提出叫他走的事。他四处望了望，找自己的帽子。这时候勃朗什开口了：

“我同思特里克兰德一起走，戴尔克，”她说。“我不能同你生活下去了。”

“我想说什么，可是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思特里克兰德也一句话不说。他继续吹着口哨，仿佛这一切同他都毫不相干似的。”

施特略夫又停了下来，开始揩汗。我默不作声。我现在相信他了，我感到很吃惊。但是我仍然不能理解。

这时候他满面泪痕、声音抖抖索索地对我讲，他如何走到她跟前，想把她搂在怀里，她又如何把身体躲开，不叫他碰到自己。他求她不要离开，告诉她自己是多么爱她，叫她想一想自己对她的一片真情。他谈到他们的幸福生活。他一点也不生她的气。他丝毫也不责怪她。

“请你让我安安静静地走开吧，戴尔克，”最后她说，“你不知道我爱思特里克兰德吗？他到什么地方，我就跟他到什么地方去。”

“但是你一定得知道他是永远也不会使你幸福的。为了你自己的缘故，还是不要走吧。你不明白等待你的将是什么。”

“这是你的过错，是你坚持叫他来的。”

施特略夫转向思特里克兰德。

“可怜可怜她吧，”他哀求说，“你不能叫她做出这种发疯的事来。”

“她愿意怎么做就怎么做，”思特里克兰德说，“我并没有强迫她跟着我。”

“我已经决定了，”她用呆板的语调说。

思特里克兰德的这种叫人无名火起的冷静叫施特略夫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一阵狂怒把他攫住；他自己也不知道做的是什么，一下子便扑到思特里克兰德身上。思特里克兰德没有料到这一手，吃了一惊，踉跄后退了一步，但是尽管他久病初愈，还是比施特略夫力气大得多。不到一分钟，施特略夫根本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已经发现自己躺在地上了。

“你这个小丑，”思特里克兰德骂了一句。

施特略夫挣扎着站起来。他发现自己的妻子声色不动地在一旁站着，当着她的面出这种丑更使他感到丢尽脸面。在同思特里克兰德厮打的时候他的眼镜滑落到地上，一时他看不见落在什么地方。勃朗什把它拾起来，一句话不说地递到他手里。他似乎突然意识到自己的不幸了，虽然他也知道这只会更使自己丢脸，他还是呜呜地哭起来。他用手把脸捂了起来。另外两个人一言不发地看着他，站在一旁连脚步都不挪动。

“啊，我的亲爱的，”最后他呻吟着说，“你怎么能这样残忍啊？”

“我也由不得自己，戴尔克，”她回答。

“我崇拜你，世界上再也没有哪个女人受过人们这样的崇拜。如果我做了什么事使你不高兴，为什么你不对我讲？只要你说了，我一定会改过来的。为了你，凡是我能做到的我都做了。”

她并没有回答。她的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他看到自己只不过在惹她生厌。她穿上一件外衣，戴上帽子，向门口走去。他明白再过一分钟他就再也见不到她了，于是很快地走到她前面，跪倒在地上，抓住她的两只手；他什么脸面也不顾了。

“啊，不要走，亲爱的。没有你我就活不下去了，我会自杀的。如果我做了什么事惹恼了你，我求你原谅我。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我会更努力地使你幸福的。”

“站起来，戴尔克。你简直丢尽丑了。”

他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但是仍然不放她走。

“你到哪儿去啊？”他急急忙忙地问，“你不知道思特里克兰德住在怎样一个地方。你在那地方是过活不了的。太可怕了。”

“如果我自己都不在乎，与你又有什么相干呢？”

“你再待一会，容我把话说完。不管怎么样，这一点你还可以让我做到吧。”

“啊，不要走，亲爱的。没有你我就活不下去了”

“那又有什么好处？我已经下了决心了。不管你说什么都改变不了我的主意。”

他抽了一口气，把一只手按在胸脯上，因为心脏跳动得简直让他忍受不了了。

“我不是要你改变主意，我只是求你再听我说几句话。这是我要求你的最后一件事了。不要拒绝我吧。”

她站住了，用她那沉思的眼睛打量了他一会儿，她的目光现在变得那么冷漠无情了。她走回到画室里，往桌子上一靠。

“说吧！”

施特略夫费了好大劲才使自己平静了一点。

“你一定要冷静一些。你不能靠空气过日子啊。你知道，思特里克兰德手里一个钱也没有。”

“我知道。”

“你吃不够吃，喝不够喝，会吃尽苦头的。你知道他为什么这么久身体才恢复过来？他一直过着半饥不饱的生活啊！”

“我可以挣钱养活他。”

“怎么挣钱？”

“我不知道。我会找到个办法的。”

一个极其恐怖的想法掠过这个荷兰画师的心头，他打了个哆嗦。

“我想你一定是发疯了。我不知道你被什么迷住了。”

她耸了耸肩膀。

“现在我可以走了吗？”

“再等一秒钟。”

他疲惫不堪地环顾了一下自己的画室；他喜爱这间画室，因为她的存在，这间屋子显得那么美好，那么充满了家庭气氛。他把眼睛闭了一刻，接着他的目光在她身上逗留了好一会儿，似乎想把她的图像永远印记在脑中似的。他站起来，拿起了帽子。

“不，叫我走吧。”

“你？”

她吃了一惊。她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

“想到你要生活在那样一间肮脏可怕的阁楼里，我受不了。不管怎么说，这个地方既是我的家，同样也是你的家。你在这里会过得舒服些。至少你用不着受那种最可怕的罪了。”

他走到放钱的抽屉前边，从里面拿出几张钞票来。

“我把我这里的一点钱给你一半吧。”

他把钱放在桌子上。思特里克兰德和他的妻子都没有说什么。

这时他又想起一件事来。

“你好不好把我的衣服理一理，放在下边门房那儿？我明天再来取。”他苦笑了一下。“再见，亲爱的。你过去给了我那么多幸福，我感谢你。”

他走了出去，随手把门关上。在想象中，我看到思特里克兰德把自己的帽子往桌上一扔，坐下来，开始吸一支纸烟。

二十九

我沉默了一会，思索着施特略夫对我讲的事情。我无法忍受他这种懦弱，他也看出来我对他这个做法不以为然。

“你跟我知道得一样清楚，思特里克兰德过的是什么日子，”他声音颤抖着说，“我不能让她在那种环境里过活——我就是不能。”

“这是你的事，”我回答。

“如果这事叫你遇上，你会怎么做？”他问。

“她是睁着眼睛自己走开的。如果她不得不吃些苦头，也是自找。”

“你说得对，但是，你知道，你并不爱她。”

“你现在还爱她吗？”

“啊！比以前更爱。思特里克兰德不是一个能使女人幸福的人。这件事长不了。我要让她知道，我是永远不会叫她的指望落空的。”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你还准备收留她呢？”

“我将丝毫也不踌躇。到那时候她就会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我了。当她被人抛弃，受尽屈辱，身心交瘁，如果她无处可以投奔，那就太可怕了。”

施特略夫似乎一点也不生她的气。也许我这人太平凡了，所以对他这种没有骨气竟有一些恼火。他可能猜到我的想法了，因为他这么说：

“我不能希望她像我爱她那样爱我。我是滑稽角色。我不是那种叫女子钟情的男子汉。这一点我早就知道。如果她爱上了思特里克兰德，我不能责怪她。”

“我还从来没见到过有谁像你这样没有自尊心的呢，”我说。

“我爱她远远超过了爱我自己。我觉得，在爱情的事上如果考虑起自尊心来，那只能有一个原因：实际上你还是最爱自己。不管怎么说，一个结了婚的男人又爱上别人并不是什么希罕事，常常等他的热劲过去了，便又回到他妻子的身边，而她也就同他和好如初了。这种事谁都认为是很自然的。如果男人是这样，为什么女人就该是例外呢？”

“我承认你说的很合乎逻辑，”我笑了笑，“但是大多数男人都不是这种心理，要他们这样对待这件事是办不到的。”

在我同施特略夫这样谈话时，我心里一直在想，这件事来得过于突然，叫我迷惑不解。不可能想象，事前他会一直蒙在鼓里。我记起了我曾看到的勃朗什·施特略夫的奇怪眼神，可能她已经模糊地意识到自己的感情，自己也被震骇住了。

“在今天以前难道你一点也没有猜疑过他们两人之间有什么事吗？”我问他道。

他并没有马上回答我的问题。桌子上有一支铅笔，他拿起来在吸墨纸上信手画了一个头像。

“要是你不喜欢我问你这个问题，你就直说吧，”我说。

“我把话说出来心里反而痛快一些。咳，要是你知道我心里有多么痛苦就好了，”他把手里的铅笔往桌上一扔。“是的，我从两个星期以前就知道了。在她自己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以前我就知道了。”

“那你为什么不把思特里克兰德打发走呢？”

“我不相信，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她那么讨厌这个人。这种事根本不可能，简直不能令人相信。我本来以为这是我的嫉妒心在作祟。你知道，我一向是非常嫉妒的，但是我训练了自己，从来不表现出来。她认识的每一个人我都嫉妒，连你我都嫉妒。我知道她不像我爱她那样爱我。这是很自然的，不是吗？但是她允许我爱她，这样我就觉得幸福了。我强逼着自己到外面去，一待就是好几个钟头，让他们两人单独在一起。我认为我这样怀疑她降低了我的人格，我要惩罚自己。可是当我从外面回来以后我发现他们并不需要我——思特里克兰德需要不需要我倒没关系，我在家不在家对他根本无所谓，我是说我发现勃朗什并不需要我。当我走过去吻她的时候，她浑身一颤。最后我对这件事已经知道得千真万确，可是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知道如果我大吵大闹一场，只能引起他们的嘲笑。我认为如果我假装什么都没看到，并不把这件事挑明，也许事情就过去了。我打定主意悄悄地把他打发走，用不着吵架。咳，要是我能告诉你我心里那个痛苦劲儿就好了！”

接着他把叫思特里克兰德搬出去的事又说了一遍。他很小心地选择了一个时机，他尽量使自己的语气显得很随便，但是他还是无法克制自己。他的声音颤抖起来，本来想说得亲切、逗笑的话语却流露出嫉妒的怒火。他没有想到自己一说，思特里克兰德就同意了，而且马上就收拾起东西来。最出乎他意料的是，他的妻子也要同思特里克兰德一起走。看得出来，他非常懊悔，真希望自己继续隐忍下去。比起分离的痛苦来，他宁愿忍受妒火的煎熬。

“我要杀死他，结果却徒然使自己出丑。”

他沉默了半晌，最后他说出的我知道是郁积在他心里的话。

“要是我多等些日子，也许就不会发生什么事了。我真不应该这么耐不住性子。啊，可怜的孩子，是我把她逼到这一地步啊！”

我耸了耸肩膀，但是没有说什么。我对勃朗什·施特略夫一点也不同情，但是我知道，如果我把实话告诉可怜的戴尔克，只会增加他的痛苦。

这时候他已经疲惫不堪，无力控制自己，所以只顾滔滔不绝地说下去。他把那场风波中每人讲的话又重复了一遍。他一会儿想起一件忘记了告诉我的事，一会儿又同我讨论起他当时该说这句话，而不该说那句话。他为自己看不清问题感到万分痛心，懊悔自己做了某件事，责怪自己没有做哪一件。夜渐渐深了，最后我也同他一样疲劳不堪了。

“你现在准备做什么？”我最后问他说。

“我能够做什么？我只能等着她招呼我回去。”

“为什么你不到外地去走走呢？”

“不，不成。如果她需要，我一定要叫她能够找到我。”

他对于眼前该怎么办似乎一点主意也没有。他没有什么计划。最后我建议他该去睡会儿觉，他说他睡不着，他要到外面去走个通宵。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我决不能丢下他不管。我劝他在我这里过夜，我把他安置在我的床上。在起居间里我还有一只长沙发，我可以睡在那上面。他这时已经精疲力竭，所以还是依着我的主意上了床。我给他服了一些佛罗那，叫他可以人事不省地好好睡几个钟头觉。我想这是我能够给他的最大的帮助了。

三十

但是我给自己安设的床铺却很不舒服，整整一夜我也没睡着，只是翻来覆去思索这个不幸的荷兰人对我讲的故事。勃朗什·施特略夫的行为还是容易解释的，我认为她做出那种事来只不过是屈服于肉体的诱惑。她对自己的丈夫从来就没有什么感情，过去我认为她爱施特略夫，实际上只是男人的爱抚和生活的安适在女人身上引起的自然反应。大多数女人都把这种反应当做爱情了。这是一种对任何一个人都可能产生的被动的感情，正像藤蔓可以攀附在随便哪株树上一样。因为这种感情可以叫一个女孩子嫁给任何一个需要她的男人，相信日久天长便会对这个人产生爱情，所以世俗的见解便断定了它的力量。但是说到底，这种感情是什么呢？它只不过是对有保障的生活的满足，对拥有家资的骄傲，对有人需要自己沾沾自喜，和对建立起自己的家庭洋洋得意而已；女人们禀性善良、喜爱虚荣，因此便认为这种感情极富于精神价值。但是在冲动的热情前面，这种感情是毫无防卫能力的。我怀疑勃朗什·施特略夫之所以非常不喜欢思特里克兰德，从一开始便含有性的诱惑因素在内，可是性的问题是极其复杂的，我有什么资格妄图解开这个谜呢？或许施特略夫对她的热情只能刺激起，却未能满足她这一部分天性，她讨厌思特里克兰德是因为她感到他具有满足她这一需求的力量。当她拚命阻拦自己丈夫，不叫他把思特里克兰德带回家来的时候，我认为她还是真诚的；她被这个人吓坏了，尽管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怕他。我也记得她曾预言过思特里克兰德会带来灾难和不幸。我想，她对思特里克兰德的恐惧是她对自己的恐惧的一种奇怪的移植，因为他叫她迷惑不解，心烦意乱。思特里克兰德生得粗野不驯，眼睛深邃冷漠，嘴形给人以肉欲感，他的身体高大、壮硕，这一些都给人以热情狂放的印象。也许她同我一样，在他身上感到某种邪恶的气质；这种气质使我想到宇宙初辟时的那些半人半兽的生物，那时宇宙万物同大地还保持着原始的联系，尽管是物质，却仿佛仍然具有精神的性质。如果思特里克兰德激发起她的感情来，不是爱就是恨，二者必居其一。当时她对思特里克兰德感到的是恨。

接着我又想象，她日夜同病人厮守，一定逐渐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情。她托着病人的头喂他食物，他的头沉甸甸地倚在她手上；在他吃过东西以后，她揩抹他的富于肉欲的嘴唇和火红的胡子。她给他揩拭四肢，他的手臂和大腿覆盖着一层浓密的汗毛。当她给他擦手的时候，尽管他病得非常虚弱，她也感觉得出它们如何结实有力。他的手指生得长长的，是艺术家那类能干的、善于塑造的手指。我无法知道它们在她心里引起什么样慌乱的思想。他非常宁静地睡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几乎和死人一样，他像是森林里的一头野兽，在一阵猛烈追猎后躺在那里休息；她在好奇地猜测，他正在经历什么奇异的梦境呢？他是不是梦到了一个林泽的女神正在希腊的森林里飞奔，森林之神塞特尔在后面紧追不舍？她拚命地逃跑，双腿如飞，但是塞特尔还是一步一步地离她越来越近，连他吹在她脖子上的热辣辣的呼吸她都感觉出来了。但是她仍然一声不出地向前飞跑，他也一声不出地紧紧追赶；最后，当她被他抓到手里的时候，使她浑身颤抖的是恐惧呢，还是狂喜呢？

如饥似渴的欲念毫不留情地把勃朗什·施特略夫抓在手里。也许她仍然恨着思特里克兰德，但是她却渴望得到他，在这以前构成她生活的那一切现在都变得一文不值了。她不再是一个女性了，不再是一个性格复杂的女性——既善良又乖戾，既谨慎又轻率；她成了迈那德

[1]

，成了欲念的化身。

但是也许这都是我的臆测；可能她不过对自己的丈夫感到厌倦，只是出于好奇心（并无任何热情在内）才去找的思特里克兰德。可能她对他并没有特殊的感情，她之屈从于思特里克兰德的欲念只是由于两人日夜厮守、由于她厌烦无聊，而一旦同他接近以后，却发现陷入了自己编织的罗网里。在她那平静的前额和冷冷的灰色的眼睛后面隐匿着什么思想和感情，我怎能知道呢？

然而，尽管在探讨像人这样无从捉摸的生物时，我们什么也不敢肯定，但对于勃朗什·施特略夫的行为还有一些解释是完全说得通的。另一方面，我对思特里克兰德却一点也不了解。他这次的行为与我平日对他的理解格格不入，我苦苦思索，无论如何也无法解释。他毫无心肝地辜负了朋友对他的信任，为了自己一时兴之所至，给别人带来莫大的痛苦，这都不足为奇，因为这都是他性格的一部分。他既不知感恩，也毫无怜悯心肠。我们大多数人所共有的那些感情在他身上都不存在；如果责备他没有这些感情，就像责备老虎凶暴残忍一样荒谬。我所不能解释的是为什么他突然动了施特略夫的念头。

我不能相信思特里克兰德会爱上了勃朗什·施特略夫。我根本不相信这个人会爱上一个人。在爱这种感情中主要成分是温柔，但思特里克兰德却不论对自己或对别人都不懂得温柔。爱情中需要有一种软弱无力的感觉，要有体贴爱护的要求，有帮助别人、取悦别人的热情——如果不是无私，起码是巧妙地遮掩起来的自私；爱情包含着某种程度的腼腆怯懦。而这些性格特点都不是我在思特里克兰德身上所能找到的。爱情要占据一个人莫大的精力，它要一个人离开自己的生活专门去做一个爱人。即使头脑最清晰的人，从道理上他可能知道，在实际中却不会承认爱情有一天会走到尽头。爱情赋予他明知是虚幻的事物以实质形体，他明知道这一切不过是镜花水月，爱它却远远超过喜爱真实。它使一个人比原来的自我更丰富了一些，同时又使他比原来的自我更狭小了一些。他不再是一个人，他成了追求某一个他不了解的目的的一件事物、一个工具。爱情从来免不了多愁善感，而思特里克兰德却是我认识的人中最不易犯这种病症的人。我不相信他在任何时候会害那种爱情的通病——如醉如痴、神魂颠倒；他从来不能忍受外界加给他的任何桎梏。如果有任何事物妨碍了他那无人能理解的热望（这种热望无时或止地刺激着他，叫他奔向一个他自己也不清楚的目标），我相信他会毫不犹疑把它从心头上连根拔去，即使忍受莫大痛苦，弄得遍体鳞伤、鲜血淋漓也在所不惜。如果我写下的我对思特里克兰德的这些复杂印象还算得正确的话，我想下面的断语读者也不会认为悖理：我觉得思特里克兰德这个人既伟大、又渺小，是不会同别人发生爱情的。

但是爱情这个概念，归根结底，因人而异；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不同癖性有不同的理解。因此，像思特里克兰德这样一个人一定也有他自己的独特的恋爱方式。要想分析他的感情实在是一件徒然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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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神话中酒神的女祭司。

三十一

第二天，虽然我尽力挽留，施特略夫还是走了。我建议我替他回家去取行李，但是他坚持要自己去。我想他可能希望他们并没有把他的东西收拾起来，这样他就有机会再见自己的妻子一面，说不定还能劝说她回到自己的身边来。但是事实并不像他所料想的那样，他的一些零星用品已经放在门房，等着他取走，而勃朗什，据看门人告诉他，已经出门走了。我想施特略夫如果有机会的话，是不会不把自己的苦恼向她倾诉一番的。我发现他不论碰到哪个相识的人都把自己的不幸遭遇唠叨给大家听；他希望别人同情他，但是却只引起人们的嘲笑。

他的行径很失体统。他知道他的妻子每天什么时候出去买东西，有一天，迫不及待地想见到她，便在街上把她拦住。虽然勃朗什不理他，他还是没完没了同她讲话。他为自己做的任何一件对不起她的事向她道歉，告诉她自己如何真心爱她，请求她再回到自己身边。勃朗什一句话也不回答，脸扭向一边，飞快地向前赶路，我想象得出施特略夫怎样迈动着一双小短腿，使劲在后面追赶的样子。他一边跑一边喘气，继续唠叨个没完。他告诉她自己如何痛苦，请求她可怜自己；他发誓赌咒，只要她能原谅他，他什么事都愿意替她做。他答应要带她去旅行。他告诉她思特里克兰德不久就会厌倦了她。当施特略夫对我回述这幕令人作呕的丑戏时，我真是气坏了。这个人真是又没有脑子、又失掉做丈夫的尊严。凡是叫他妻子鄙视的事，他一件没漏地都做出来了。女人对一个仍然爱着她、可是她已经不再爱的男人可以表现得比任何人都残忍；她对他不只不仁慈，而且根本不能容忍，她成了一团毫无理智的怒火。勃朗什·施特略夫倏地站住了，用尽全身力气在她丈夫脸上掴了一掌。趁他张皇失措的当儿，她急忙走开，三步并作两步地登上画室的楼梯。自始至终她一句话也没有说。

勃朗什不理他

他一边给我讲这段故事，一边用手摸着脸，好像那火辣辣的痛劲儿到现在还没有过去似的。他的眼睛流露着痛苦而迷惘的神色，他的痛苦让人看着心酸，而他的迷惘又有些滑稽。他活脱儿是个挨了训的小学生；尽管我觉得他很可怜，却禁不住好笑。

这以后他就在勃朗什到商店买东西的必经之路上往返徘徊，当他见到勃朗什走过的时候，就在街对面墙角一站。他不敢再同她搭话了，只是用一对圆眼睛盯着她，尽量把心里的祈求和哀思用眼神表露出来。我猜想他可能认为勃朗什会被他的一副可怜相打动。但是她却从来没有任何看到他的表示。她甚至连买东西的时间也不改变，也从来不改变一下路线。我估计她这种冷漠含有某种残忍的成分，说不定她感到这样痛苦折磨他是一种乐趣。我真不懂她为什么对他这样恨之入骨。

我劝说施特略夫放聪明一些。他这样没有骨气叫旁观的人都气得要命。

“你这样下去一点也没有好处，”我说，“依我看，你更应该做的倒是劈头盖脸地揍她一顿，她就不会照现在这样看不起你了。”

我建议叫他回老家去住些天。他常常同我提到他的老家，荷兰北部某个地方的一个寂静的城镇，他的父母至今仍然住在那里。他们都是穷苦人，他父亲是个木匠。他家住在一幢古老的小红砖房里，干净、整齐，房子旁边是一条水流徐缓的运河。那里的街道非常宽阔，寂静无人。两百年来，这个地方日渐荒凉、冷落，但是城镇里房屋却仍然保持着当年的朴实而雄伟的气象。富有的商人把货物发往遥远的东印度群岛去，在这些房子里安静地过着优裕的生活；如今这些人家虽已衰败，但仍然闪烁着往日繁华的余辉。你可以沿着运河徜徉，直到走上一片片宽广的绿色原野，黑白斑驳的牛只懒洋洋地在上面吃草。我想在这样一个充满童年回忆的环境里，戴尔克·施特略夫是可以忘掉他这次的不幸的。但是他却不要回去。

“我一定得留在这儿，她什么时候需要我就可以找到我，”他又重复他已经对我讲过的话。“如果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我又不在她身边，那就太可怕了。”

“你想会发生什么事呢？”我问他。

“我不知道。但是我害怕。”

我耸了耸肩膀。

尽管在这样大的痛苦里，戴尔克·施特略夫的样子仍然让人看着发笑。如果他消瘦了、憔悴了，也许会引起人们同情的。但是他却一点儿也不见瘦。他仍然是肥肥胖胖的，通红的圆脸蛋像两只熟透了的苹果。他一向干净、利落，现在他还是穿着那件整整齐齐的黑外套，一顶略小一些的圆顶硬礼帽非常洒脱地顶在头上。他的肚子正在发胖，也一点儿没受这次伤心事的影响。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像一个生意兴隆的商贩了。有时候一个人的外貌同他的灵魂这么不相称，这实在是一件苦不堪言的事。施特略夫就是这样：他心里有罗密欧的热情，却生就一副托比·培尔契爵士

[1]

的形体。他的禀性仁慈、慷慨，却不断闹出笑话来；他对美的东西从心眼里喜爱，但自己却只能创造出平庸的东西；他的感情非常细腻，但举止却很粗俗。他在处理别人的事务时很有手腕，但自己的事却弄得一团糟。大自然在创造这个人的时候，在他身上揉捏了这么多相互矛盾的特点，叫他面对着令他迷惑不解的冷酷人世，这是一个多么残忍的玩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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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戏剧《第十二夜》中人物。

三十二

我有好几个星期没有见到思特里克兰德。我非常厌恶他，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会当着面把我对他的看法告诉他，但是我也犯不上为了这件事特地到处去找他。我不太愿意摆出一副义愤填膺的架势来，这里面总有某种自鸣得意的成分，会叫一个有幽默感的人觉得你在装腔作势。除非我真的动起火来，我是不肯让别人拿自己当笑话看的。思特里克兰德惯会讽刺挖苦、不讲情面，在他面前我就更要小心戒备，绝不能让他觉得我是在故作姿态。

但是一天晚上，正当我经过克里舍路一家咖啡馆门前的时候（我知道这是思特里克兰德经常来的一家咖啡馆，最近一段时间我总是尽量躲着这个地方），我却和思特里克兰德撞了个满怀。勃朗什·施特略夫同他在一起，两人正在走向思特里克兰德最喜欢坐的一个角落去。

“你这么多天跑到哪儿去了？”他问我说，“我还以为你到外地去了呢。”

他对我这样殷勤正表示他知道得很清楚，我不愿意理他。但是你对思特里克兰德这种人根本不需要讲客套。

“没有，”我直截了当地说，“我没有到外地去。”

“为什么老没到这儿来了？”

“巴黎的咖啡馆不是只此一家，在哪儿不能消磨时间啊？”

勃朗什这时伸出手来同我打招呼。不知道为什么我本来认为她的样子一定会发生一些变化，但是我现在看到她仍然是老样子：穿的是过去经常穿的一件灰衣服，前额光洁明净，眼睛里没有一丝忧虑和烦恼，正像我过去看到她在施特略夫画室里操持家务时一模一样。

“来下盘棋吧，”思特里克兰德说。

我不懂为什么当时我会没想出一个借口回绝了他。我怀着一肚子闷气跟在他们后面，走到思特里克兰德的老座位前边。他叫侍者取来了棋盘和棋子。他们两个人对这次不期而遇一点也没有大惊小怪，我自然也只能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不然就显得我太不通人情了。施特略夫太太看着我们下棋，从她脸上的表情丝毫也猜不透她心里想的是什么。她什么话也没说，但她根本就不是爱说话的人。我看着她的嘴，希望看到一个能使我猜测出她真实感情的神态；我打量着她的眼睛，寻找某种泄露她内心隐秘的闪光，表示惶惑或者痛苦的眼神；我打量着她的前额，看那上面会不会偶然出现一个皱纹，告诉我她正在衰减的热情。但她的面孔宛如一副面具，我在那上面丝毫也看不出她的真实思想。她的双手一动不动地摆在膝头上，一只手松松地握着另一只。从我所听到的一些事，我知道她的性情很暴烈，戴尔克那么全心全意地爱着她，她却狠狠地打了他一巴掌，这说明了她翻脸无情，心肠非常冷酷。她抛弃了自己丈夫庇护下的安乐窝，抛弃了温饱舒适的优裕生活，甘愿承担她自己也看得非常分明的风险患难。这说明了她喜欢追求冒险，肯于忍饥耐劳；后一种性格从她过去辛勤操理家务、热心家庭主妇的职责看来倒也不足为奇。看来她一定是一个性格非常复杂的女人，这同她那端庄娴静的外表倒构成了极富于戏剧性的对比。

这次与思特里克兰德和勃朗什不期而遇使我非常激动，勾起我无数奇思遐想。但是我还是拚命把精神集中在走棋上，使出全副本领，一定要把思特里克兰德击败。他非常看不起那些败在他手下的人；如果叫他取胜，他那种洋洋自得的样子简直叫你无地自容。但是在另一方面，如果他下输了，他倒也从来不发脾气。换言之，思特里克兰德只能输棋，不能赢棋。有人认为只有下棋的时候才能最清楚地观察一个人的性格，这倒是可以从思特里克兰德这人的例子取得一些微妙的推论。

施特略夫太太看着我们下棋，从她脸上的表情丝毫也猜不透她心里想的是什么

下完棋以后，我把侍者叫来，付了酒账，便离开了他们。这次会面实在没有什么值得记述的地方，没有一句话可以使我追思、玩味，如果我有任何臆测，也毫无事实根据。但这反而更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我实在摸不透这两人的关系。如果灵魂真能出窍的话，不论出什么代价我也得试一次；只有这样我才能在画室里看到他俩私下如何过活，才能听到他们交谈些什么。总之一句话，我没有可以供我的幻想力发挥作用的最小依据。

三十三

两三天以后，戴尔克·施特略夫来找我。

“听说你见到勃朗什了？”他说。

“你怎么会知道的？”

“有人看见你同他们坐在一起，告诉我了。你干吗不告诉我？”

“我怕会使你痛苦。”

“使我痛苦又有什么关系？你必须知道，只要是她的事，哪怕最微不足道的，我也想知道。”

我等着他向我提问。

“她现在是什么样子？”他问。

“一点儿也没改变。”

“你看她的样子幸福吗？”

我耸了耸肩膀。

“我怎么知道？我们是在咖啡馆里，我在同思特里克兰德下棋。我没有机会同她谈话。”

“啊，但是你从她的面容看不出来吗？”

我摇了摇头。我只能把我想到的给他讲了一遍：她既没用话语也没用手势向我透露她的任何感情。他一定比我更了解，她自我克制的力量多么大。戴尔克感情激动地两手紧握在一起。

“啊，我非常害怕。我知道一定会发生一件事，一件可怕的事，可是我却没有办法阻止它。”

“会发生什么样儿的事？”我问道。

“啊，我也不知道，”他用两手把头抱住，呻吟着，“我预见到一件可怕的灾难。”

施特略夫一向就很容易激动，现在简直有些神经失常了。我根本无法同他讲道理。我认为很可能勃朗什·施特略夫已经发觉不可能再同思特里克兰德继续生活下去，但是人们经常说的那句俗话“自作自受”，实在是最没有道理的。生活的经验让我们看到的是，尽管人们不断地做一些必然招灾惹祸的事，但总能找个机会逃避掉这些蠢事带来的后果。当勃朗什同思特里克兰德吵了架以后，她只有离开他一条路好走，而她丈夫却在低声下气地等着，准备原谅她，把过去的事忘掉。我对勃朗什是不想寄予很大同情的。

“你知道，你是不喜欢她的，”施特略夫说。

“归根结底，现在还没有迹象说明她生活得不幸福。据我们所知道，说不定这两人已经像夫妻一样过起日子来了。”

施特略夫用他那对愁苦的眼睛瞪了我一眼。

“当然了，这对你是无所谓的，可是对我说，这件事很重要，极端重要。”

如果当时我的神色有些不耐烦，或者不够严肃，我是有点儿对不起施特略夫的。

“你愿意不愿意替我做一件事？”施特略夫问我。

“愿意。”

“你能不能替我给勃朗什写一封信？”

“你为什么自己不写呢？”

“我已经写了不知多少封了。我早就想到她不会回信。我猜我写的那些信她根本就不看。”

“你没有把妇女的好奇心考虑在内。你认为她抵拒得了自己的好奇心吗？”

“她没有好奇心——对于我。”

我很快地看了他一眼。他垂下了眼皮。他的这句回答我听着有一种奇怪的自暴自弃的味道。他清楚地意识到她对他冷漠到极点，见到他的笔迹一丝一毫的反响也没有。

“你真的相信有一天她会回到你身边来吗？”我问道。

“我想叫她知道，万一有什么不幸的事情发生，她还是可以指望我的。我要让你写信告诉她的就是这一点。”

我拿出来一张信纸。

“你要说的具体是什么？”

下面是我写的信：

亲爱的施特略夫太太：

戴尔克让我告诉你，不论任何时候如果你要他做什么事，他将会非常感激你给他一个替你效劳的机会。对于已经发生的事，他对你并无嫌怨。他对你的爱情始终如一。你在下列地址随时可以和他取得联系。

三十四

虽然我同施特略夫一样也认为思特里克兰德同勃朗什的关系将以一场灾难收场，我却没有料到这件事会演成这样一出悲剧。夏天来了，天气郁闷得令人喘不过气来，连夜间也没有一丝凉意，使人们疲劳的神经能够得到一点休息。被太阳晒得炙热的街道好像又把白天吸收的热气散发回来；街头行人疲劳不堪地拖着两只脚。我又有好几个星期没有见到思特里克兰德了。因为忙于其他事务，我甚至连这个人同他们那档子事都不去想了。戴尔克一见到我就长吁短叹，开始叫人生厌；我尽量躲着他不同他在一起。我感到整个这件事龌龊不堪，我不想再为它伤脑筋了。

一天早上，我正在工作，身上还披着睡衣。但是我的思绪却游移不定，浮想联翩。我想到布里坦尼阳光灿烂的海滨和清澈的海水。我身边摆着女看门人给我端来的盛咖啡牛奶的空碗和一块吃剩的月牙形小面包。我的胃口很不好，没能吃完。隔壁的屋子里，女看门人正在把我浴盆里的水放掉。突然，门铃叮铃铃地响起来，我让她去给我开门。不大的工夫我就听到施特略夫的声音，打听我在不在家。我大声招呼他进来，而没有离开我的座位。施特略夫慌慌张张地走了进来，一直走到我坐的桌子前面。

“她死了，”他声音嘶哑地说。

“你说什么？”我吃惊地喊叫起来。

他的嘴唇动了动，好像在说什么，但是什么声音也没有发出来。他像个白痴似地胡乱地说了一些没有意义的话。我的一颗心在胸腔里扑腾腾地乱跳，不知为什么，我突然发起火来。

“看在上帝面上，你镇定点儿好不好？”我说，“你究竟在说些什么？”

他的两只手做了几个绝望的姿势，仍然说不出一句整话来。他好像突然受到巨大的惊吓，变成哑巴了。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火冒三丈，我抓着他的肩膀拚命地摇撼。我猜想前几夜我一直休息不好，叫我的神经也崩溃了。

“让我坐一会儿，”最后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我给他倒了一杯圣加米叶酒。我把杯子端到他的嘴边好像在喂一个孩子。他咕咚一声喝了一口，有好些洒在衬衫前襟上。

“谁死了？”

我不懂为什么我还要问这句话，因为我完全知道他说的是谁。他挣扎着想使自己平静下来。

“昨天夜里他们吵嘴了。他离开家了。”

“她已经死了吗？”

“没有，他们把她送到医院去了。”

“那么你说的是什么？”我不耐烦地喊起来。“为什么你说她死了？”

“别生我的气。你要是这样同我讲话，我就什么也告诉不了你了。”

我握紧了拳头，想把心里的怒气压下去。我努力摆出一副笑脸来。

“对不起。你慢慢说吧，不用着急。我不怪罪你。”

他的近视镜片后面的一对又圆又蓝的眼睛因为恐惧叫人看着非常可怕。他戴的放大镜片使这双眼睛变形了。

“今天早晨看门人上楼去给他们送信，按了半天门铃也没有人回答。她听见屋子里有人呻吟。门没有上闩，她就走进去了。勃朗什在床上躺着，情况非常危险。桌子上摆着一瓶草酸。”

他的近视镜片后面的一对又圆又蓝的眼睛因为恐惧叫人看着非常可怕

施特略夫用手捂着脸，一边前后摇晃着身体，一边呻吟。

“她那时候还有知觉吗？”

“有。啊，如果你知道她多么痛苦就好了。我真受不了。我真受不了。”

他的声音越来越高，成了一种尖叫。

“他妈的，你有什么受不了的，”我失去耐心地喊起来，“她这是自作自受。”

“你怎么能这么残忍呢？”

“你后来做什么了？”

“他们叫了医生，也把我找去，还报告了警察。我以前给过看门人二十法郎，告诉她如果发生了什么事就通知我。”

他沉吟了一会儿，我看出来他下面要告诉我的一番话是很难启齿的。

“我去了以后她不同我讲话。她告诉他们叫我走开。我向她发誓，不管她做过什么事我都原谅她，但是她根本不听我讲话。她把头往墙上撞。医生叫我不要待在她身边。她不住口地叫喊：‘叫他走开！’我只好离开她身边，在画室里等着。等救护车来了，他们把她抬上担架的时候，他们叫我躲进厨房去，让她以为我已经离开那里了。”

在我穿衣服的当儿——因为施特略夫要我立刻同他一起到医院去——，他告诉我他已经在医院为他的妻子安排了一个单间病室，免得她住在人群混杂、空气污浊的大病房。走在路上的时候他又向我解释，为什么他要我陪他去——如果她仍然拒绝同他见面，也许她愿意见我。他求我转告她，他仍然爱她，他丝毫也不责怪她，只希望能帮她一点儿忙。他对她没有任何要求，在她病好以后决不劝说她回到自己身边，她是绝对自由的。

终于到了医院——一座凄清阴惨的建筑物，一看见就让人心里发凉。我们从一个办公室被支到另一个办公室，爬上数不尽的楼梯，穿过走不到头儿的光秃秃的走廊，最后找到主治的医生，但是我们却被告诉说，病人健康状况太坏，这一天不能接见任何探视的人。同我们讲话的这个医生蓄着胡须、身材矮小，穿着一身白衣服，态度一点也不客气。他显然只把病人当作病人，把焦急不安的亲属当作惹厌的东西，毫无通融的余地。此外，对他说来，这类事早已司空见惯；这只不过是一个歇斯底里的女人同爱人吵了嘴、赌气服了毒而已，这是经常发生的事。最初他还以为戴尔克是罪魁祸首，毫无必要地顶撞了他几句。在我向他解释了戴尔克是病人的丈夫、渴望宽恕她以后，医生突然用炯炯逼人的好奇目光打量起他来。我好像在医生的目光里看到一丝揶揄的神色；施特略夫的长相一望而知是个受老婆欺骗的窝囊汉子。医生把肩膀微微一耸。“目前没有什么危险，”他回答我们的询问说，“还不知道她吞服了多少。也很可能只是一场虚惊。女人们不断为了爱情而自寻短见，但是一般说来她们总是做得很小心，不让自杀成为事实。通常这只是为了引起她们情人的怜悯或者恐怖而做的一个姿态。”

他的语气里有一种冷漠、轻蔑的味道。对他说来，勃朗什·施特略夫显然不过是即将列入巴黎这一年自杀未遂的统计表中的一个数字。医生非常忙，不可能为了我们浪费自己的时间。他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在第二天某一个时刻来，假如勃朗什好一些，她的丈夫是可以见到她的。

三十五

我几乎说不清这一天我们是怎么过的了。施特略夫没人陪着根本不成，我想尽办法把他的思想岔开，因而弄得自己也疲劳不堪。我带他到卢佛尔宫去，他假装在欣赏图画，但是我看得出来他的思想一刻也没有离开他的妻子。我硬逼着他吃了一点东西；午饭以后，我又劝他躺下休息，但是他一丝睡意也没有。我留他在我的公寓住几天，他欣然接受了我的邀请。我找了几本书给他看，他只翻看一两页就把书放下，凄凄惨惨地茫然凝视着半空。吃过晚饭以后我们玩了无数局皮克牌，为了不叫我失望，他强自打起精神，装作玩得津津有味的样子。最后我让他喝了一口药水，尽管他睡得并不安宁，总算入了梦乡。

当我们再次去医院的时候，见到了一个女护士。她告诉我们勃朗什看上去好了一些。她走进病房，问她是否愿意见自己的丈夫。我们听到从勃朗什住的屋子里传出来的话语声，没过多久护士便走出来，告诉我们病人拒绝会见任何来探视她的人。我们事前已经同护士讲过，如果病人不愿见戴尔克，护士还可以问她一下愿意不愿意见我，但是病人也同样回绝了。戴尔克的嘴唇抖动起来。

“我不敢过分逼她，”护士说，“她病得很厉害。再过一两天也许她会改变主意的。”

“她想见什么人吗？”戴尔克问，他说话的声音非常低，几乎像是耳语。

“她说她只求不要有人打搅她。”

戴尔克做了个很奇怪的手势，好像他的两只手同身体不发生关系，自己在挥动似的。

“你能不能告诉她，如果她想见什么人的话，我可以把那人带来？我只希望使她快活。”

护士用她那双宁静、慈祥的眼睛望着戴尔克，这双眼睛曾经看到过人世的一切恐怖和痛苦，但是因为那里面装的是一个没有罪恶的世界的幻景，所以她的目光是清澈的。

“等她心情平静一些的时候我会告诉她的。”

戴尔克心头充满了无限悲悯，请求她立刻把这句话说给她听。

“也许这会治好她的病的。我求求你现在就去问她吧。”

护士的脸上泛起一丝怜悯的笑容，走进病室。我们听到她低声说了两句什么，接着就是一个我辨认不出的声音在回答：

“不，不，不。”

护士走出来，摇了摇头。

“刚才是她在说话吗？”我问。“她的嗓音全变了。”

“她的声带似乎被酸液烧坏了。”

戴尔克发出一声痛苦的低声叫喊。我叫他先到外面去，在进门的地方等着我，因为我要同护士说几句话。他并没有问我要说什么，便闷声不响地走开了。他好像失去了全部意志力，像个听话的小孩似地任凭别人支使。

“她对你说过没有，为什么她做出这件事来？”我问护士说。

“没有。她什么话也不说。她安安静静地仰面躺着，有时候一连几个钟头一动也不动。但是她却不停地流眼泪，连枕头都流湿了。她身体非常虚弱，连手帕也不会使用，就让眼泪从脸上往下淌。”

我突然感到心弦一阵绞痛。要是思特里克兰德在我跟前，我真能当时就把他杀死。当我同护士告别的时候，我知道连自己的声音都颤抖起来了。

我发现戴尔克正在门口台阶上等着我。他好像什么都没看见，直到我触到他的胳臂时，他才发觉我已经站到他身边。我们两个默默无言地向回走。我拚命地想象，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逼得这个可怜的人儿走上这条绝路。我猜想思特里克兰德已经知道发生的这个不幸事件了，因为警察局一定已经派人找过他，听取了他的证词。我不知道思特里克兰德现在在哪里。说不定他已经回到那间他当作画室的简陋的阁楼去了。她不想同他见面倒是有些奇怪。也许她不肯叫人去找他是因为她知道他绝不会来。我很想知道，她看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悲惨的无底深渊才恐惧绝望、不想再活下去。

三十六

这以后的一个星期简直是一场噩梦。施特略夫每天去医院两次探听妻子的病况，勃朗什始终不肯见他。头几天他从医院回来心情比较宽慰，而且满怀希望，因为医院的人对他讲，勃朗什似乎日趋好转；但是几天以后，施特略夫便陷入痛苦绝望中，医生所担心的并发症果然发生了，病人看来没有希望了。护士对施特略夫非常同情，但是却找不到什么安慰他的言词。病人只是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一句话也不说，两眼凝视着半空，好像在望着死神的降临。看来这个可怜的女人只有一两天的活头儿了。一天晚上，已经很晚了，施特略夫走来看我。不等他开口，我就知道他是来向我报告病人的死讯的。施特略夫身心交瘁到了极点。往日他总是滔滔不绝地同我讲话，这一天却一语不发，一进屋子就疲劳不堪地躺在我的沙发上。我觉得无论说什么安慰的话也无济于事，便索性让他一声不响地躺在那里。我想看点书，又怕他认为我太无心肝，于是我只好坐在窗户前边默默地抽烟斗，等着他什么时候愿意开口再同他讲话。

“你对我太好了，”最后他说，“没有一个人不对我好的。”

“别胡说了，”我有些尴尬地说。

“刚才在医院里他们对我说我可以等着。他们给我搬来一把椅子，我就在病房外边坐着。等到她已经不省人事的时候他们叫我进去了。她的嘴和下巴都被酸液烧伤了。看到她那可爱的皮肤满是伤痕真叫人心痛极了。她死得非常平静，还是护士告诉了我我才知道她已经死了。”

他累得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他浑身瘫软地仰面躺着，好像四肢的力量都已枯竭，没过一会儿便昏昏沉沉地睡着了。这是一个星期以来他第一次不靠吃安眠药自己进入了梦乡。自然对人有时候很残忍，有时候又很仁慈。我给他盖上被，把灯熄掉。第二天早晨我醒来的时候他仍然没有睡醒。他一夜连身都没翻，金边眼镜一直架在鼻梁上。

三十七

勃朗什·施特略夫死后因为情况复杂需要一关一关地办理许多道手续，但是最后我们还是取得了殡葬的许可证。跟随柩车到墓地去送葬的只有我同戴尔克两个人。去的时候走得很慢，回来的路上马车却小跑起来，柩车的车夫不断挥鞭抽打辕马，在我心上引起一种奇怪的恐怖感，仿佛是马车夫耸耸肩膀想赶快把死亡甩在后面似的。我坐在后面一辆马车上不时地看到前边摇摇摆摆的柩车；我们的马车夫也不断加鞭，不让自己的车辆落后。我感到我自己也有一种赶快把这件事从心里甩掉的愿望。对这件实际上与我毫不相干的悲剧我已开始厌烦了，我找了另外一些话题同施特略夫谈起来；虽然我这样做是为了解除自己的烦闷，却骗自己说是为了给施特略夫分一分神。

“你是不是觉得还是到别的地方去走一走的好？”我说，“现在再待在巴黎对你说来毫无意义了。”

他没有回答我，我却紧追不舍地问下去：

“你对于今后这一段日子有什么安排吗？”

“没有。”

“你一定得重新振作起来。为什么不到意大利去重新开始画画儿呢？”

他还是没有回答，这时我们的马车夫把我从窘境里解救了出来。他把速度降低了一些，俯过身来同我讲了一句什么。我听不清他说的是什么，只好把头伸出窗口去；他想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下车。我叫他稍微等一会儿。

“你还是来同我一起吃午饭吧，”我对戴尔克说，“我告诉马车夫在皮卡尔广场停车好不好？”

“我不想去了。我要回我的画室去。”

我犹豫了一会儿。

“你要我同你一起去吗？”我说。

“不要。我还是愿意独自回去。”

“好吧。”

我告诉车夫应该走的方向，马车继续往前走，我们两人又重新沉默起来。戴尔克自从勃朗什被送进医院那个倒霉的早上起就再也没回画室去。我很高兴他没有叫我陪伴他，我在他的门口同他分了手，如释重负地独自走开。巴黎的街道给了我新的喜悦，我满心欢喜地看着街头匆忙来往的行人。这一天天气很好，阳光灿烂，我感到我的心头洋溢着对生活的欢悦，这种感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我一点也由不得自己；我把施特略夫同他的烦恼完全抛在脑后。我要享受生活。

三十八

又有将近一个星期我没有再看到他。一天晚上刚过七点他来找我，约我出去吃晚饭。他身服重孝，圆顶硬礼帽上系着一条很宽的黑带子，连使用的手帕也镶着黑边。他的这身丧服说明在一次灾祸中他已经失去了世界上的一切亲属，甚至连姨表远亲也没有了。他的肥胖的身躯、又红又胖的面颊同身上的孝服很不协调。老天也真是残忍，竟让他这种无限凄怆悲惨带上某种滑稽可笑的成分。

他告诉我他已打定主意要到外国去，但并不是去我所建议的意大利，而是荷兰。

“我明天就动身。这也许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

我说了一句适当的答话，他勉强地笑了笑。

“我已经有五年没回老家了。我想家里的情况我都忘记了。我好像离开祖传的老屋那么遥远，甚至都不好意思再回去探望它了。但是现在我觉得这是我唯一的栖身之地。”

施特略夫现在遍体鳞伤，他的思想又让他回去寻找慈母的温情慰抚。多少年来他忍受的揶揄嘲笑现在好像已经把他压倒，勃朗什对他的背叛给他带来了最后一次打击，使他失去了以笑脸承受讥嘲的韧性。他不能再同那些嘲笑他的人一起放声大笑了。他已经成了一个摈弃于社会之外的人。他对我讲他在一所整洁有序的砖房子里消磨掉的童年。他的母亲生性爱好整洁，厨房收拾得干干净净、锃光瓦亮，简直是个奇迹。锅碗瓢盆都放得有条不紊，任何地方也找不出一星灰尘。说实在的，他母亲爱好清洁简直有些过头了。我仿佛看到了一个干净利落的小老太太，生着红里透白的面颊，从早到晚手脚不停闲，终生劬劳，把屋子收拾得井井有条，一尘不染。施特略夫的父亲是个瘦削的老人，因为终生劳动，两手骨节扭结，不言不语，诚实耿直。晚饭后他大声读着报纸，妻子和女儿（现在已经嫁给一个小渔船船长了）珍惜时间，埋头做针线活。文明日新月异，这个小城却好像被抛在后面，永远也不会发生什么事情，如此年复一年，直到死亡最后来临，像个老友似地给那些勤苦劳动一生的人带来永久的安息。

“我父亲希望我像他一样做个木匠。我们家五代人都是干的这个行业，总是父一代子一代地传下去。也许这就是生活的智慧——永远踩着父亲的脚印走下去，既不左顾也不右盼。小的时候我对别人说我要同隔壁一家做马具人家的女儿结婚。她是一个蓝眼睛的小女孩，亚麻色的头发梳着一根小辫。要是同这个人结了婚，她也会把我的家收拾得井井有条，还会给我生个孩子接替我的行业。”

施特略夫轻轻叹了一口气，沉默了一会儿。他的思想萦回在可能发生的这些图景上，他自动放弃的这种安全稳定的生活使他无限眷恋。

“世界是无情的、残酷的。我们生到人世间没有人知道为了什么，我们死后没有人知道到何处去。我们必须自甘卑屈。我们必须看到冷清寂寥的美妙。在生活中我们一定不要出风头、露头角，惹起命运对我们注目。让我们去寻求那些淳朴、敦厚的人的爱情吧。他们的愚昧远比我们的知识更为可贵。让我们保持着沉默，满足于自己小小的天地，像他们一样平易温顺吧。这就是生活的智慧。”

这一番话我听着像是他意志消沉的自白，我不同意他这种自暴自弃的态度。但是我也不想同他争辩，宣讲我的处世方针。

“是什么使你想起当画家来呢？”我问他道。

他耸了耸肩膀。

“我凑巧有点儿绘画的才能。在学校读书的时候画图画得过奖。我的可怜的母亲很为我这种本领感到自豪，买了一盒水彩送给我。她还把我的图画拿给牧师、医生和法官去看。后来这些人把我送到阿姆斯特丹，让我试一试能不能考取奖学金入大学。我考取了。可怜的母亲，她骄傲得了不得。尽管同我分开使她非常难过，她还是强颜欢笑，不叫我看出她的伤心来。她非常高兴，自己的儿子能成为个艺术家。他们老两口省吃俭用，好叫我能够维持生活。当我的第一幅绘画参加展出的时候，他们到阿姆斯特丹看来了，我的父亲、母亲和妹妹都来了。我的母亲看见我的图画，眼泪都流出来了。”说到这里，施特略夫自己的眼睛也挂上了泪花。“现在老家的屋子四壁都挂着我的一张张画，镶在漂亮的金框子里。”

他的一张脸因为幸福的骄傲而闪闪发亮。我又想起来他画的那些毫无生气的景物，穿得花花绿绿的农民啊、丝柏树啊、橄榄树啊什么的。这些画镶着很讲究的金框子，挂在一家村舍的墙上是多么不伦不类呀！

“我那可怜的母亲认为她把我培养成一个艺术家是干了一件了不起的事，但是说不定要是父亲的想法得以实现，我如今只不过是个老老实实的木匠，对我说来倒更好一些。”

“现在你已经了解了艺术会给人们带来些什么。你还愿意改变你的生活吗？你肯放弃艺术给与你的所有那些快感吗？”

“艺术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东西，”他沉吟了片刻说。

他沉思地看了我一会儿，好像对一件什么事拿不定主意。最后，他开口说：

“你知道我去看思特里克兰德了吗？”

“你？”

我吃了一惊。我本来以为他非常恨他，决不会同他见面的。施特略夫的脸浮起一丝笑容。

“你已经知道我这人是没有自尊心的。”

“这话是什么意思？”

他给我说了一个奇异的故事。

三十九

我们那天埋葬了可怜的勃朗什，分手以后，施特略夫怀着一颗沉重的心走进自己的房子。他被什么驱使着向画室走去，也许是被某种想折磨自己的模糊的愿望，尽管他非常害怕他必将感到的剧烈痛苦。他拖着双脚走上楼梯，他的两只脚好像很不愿意往那地方移动。他在画室外面站了很久很久，拚命鼓起勇气来推门进去。他觉得一阵阵地犯恶心，想要呕吐。他几乎禁不住自己要跑下楼梯去把我追回来，求我陪着一起进去。他有一种感觉，仿佛画室里有人似的。他记得过去气喘吁吁地走上楼梯，总要在楼梯口站一两分钟，让呼吸平静一些再进屋子，可是又由于迫不及待想见到勃朗什（心情那么急切多么可笑！）呼吸总是平静不下来。每次见到勃朗什都使他喜不自禁，哪怕出门还不到一个钟头，一想到同她会面也兴奋得无法自持，就像分别了一月之久似的。突然间他不能相信她已经死了。所发生的事只应是一个梦，一个噩梦；当他转动钥匙打开门以后，他会看到她的身躯微俯在桌子上面，同夏尔丹的名画《饭前祷告》里面那个妇女的身姿一样优美。施特略夫一向觉得这幅画精美绝伦。他急忙从口袋里掏出钥匙，把门打开，走了进去。

房间不像没人住的样子。勃朗什习性整洁，施特略夫非常喜欢她这一点。他小时候的教养使他对别人爱好整洁的习惯极富同感。当他看到勃朗什出于天性样样东西都放得井井有条，他心里有一种热呼呼的感觉。卧室看上去像是她离开没有多久的样子：几把刷子整整齐齐地摆在梳妆台上，每一把放在一只梳子旁边；她在画室里最后一夜睡过的床铺不知有谁整理过，铺得平平整整；她的睡衣放在一个小盒子里，摆在枕头上面。真不能相信，她永远也不回这间屋子里来了。

他感到口渴，走进厨房去给自己弄一点水喝。厨房也整齐有序。她同思特里克兰德吵嘴的那天晚上，晚饭使用的餐具已经摆好在碗架上，而且洗得干干净净。刀叉收好在一只抽屉里。吃剩的一块干酪用一件什么器皿扣起来，一个洋铁盒里放着一块面包。她总是每天上街采购，只买当天最需要的东西，因此从来没有什么东西留到第二天。从进行调查的警察那里施特略夫了解到，那天晚上思特里克兰德一吃过晚饭就离开了这所房子，而勃朗什居然还像通常一样洗碟子刷碗，这真叫人不寒而栗。勃朗什临死以前还这样有条有理地做家务活儿，这说明了她的自杀是周密计划的。她的自制能力让人觉得可怕。突然间，施特略夫感到心如刀绞，两膝发软，几乎跌倒在地上。他回到卧室，一头扎在床上，大声地呼唤着她的名字：

“勃朗什！勃朗什！”

想到她受的那些罪孽，施特略夫简直无法忍受。他的脑子里忽然闪现出她的幻影：她正站在厨房里——一间比柜橱大不了多少的厨房——刷洗盘碗，擦拭刀叉，在刀架上把几把刀子飞快地蹭了几下，然后把餐具一一收拾起来。接着她把污水池擦洗了一下，把抹布挂起来——直到现在这块已经磨破的灰色抹布还在那里挂着。她向四边看了看，是否一切都已收拾整齐。他仿佛看见她把卷起的袖口放下来，摘下了围裙——围裙挂在门后边一个木栓上——，然后拿起了装草酸的瓶子，走进了卧室。

痛苦使他一下子从床上跳起来，冲出了屋子。他走进了画室。屋子里很黑，因为大玻璃窗上还挡着窗帘；他一把把窗帘拉开。但是当他把这间他在里面曾经感到那么幸福的房间飞快地看了一眼以后，不禁呜咽出声来。屋子一点也没有变样。思特里克兰德对环境漠不关心，他在别人的这间画室住着的时候从来没有想到把什么东西改换个位置。这间屋子经过施特略夫精心布置很富于艺术趣味，表现出施特略夫心目中艺术家应有的生活环境。墙上悬着几块织锦，钢琴上铺着一块美丽的但光泽已有些暗淡的丝织品，一个墙角摆着美洛斯的维纳斯

[1]

的复制品，另一个墙角摆着麦迪琪的维纳斯

[2]

复制品。这里立着一个意大利式的小柜橱，柜橱顶上摆着一个德尔夫特

[3]

的陶器；那里挂着一块浮雕美术品。一个很漂亮的金框子里镶着委拉斯凯兹的名画《天真的X》的描本，这是施特略夫在罗马的时候描下来的；另外，还有几张他自己的画作，嵌着精致的镜框，陈列得极富于装饰效果。施特略夫一向对自己的审美感非常自豪，对自己这间具有浪漫情调的画室他总是欣赏不够。虽然在目前这样一个时刻，这间屋子好像在他心头戳了一刀，他还是不由自主地把一张路易十五时代的桌子稍微挪动了一下。这张桌子是他的最珍爱的物品之一。突然，他发现有一幅画面朝里地挂在墙上。这幅画的尺寸比他自己通常画的要大得多，他很奇怪为什么屋子里摆着这么一幅画。他走过去把它翻转过来，想看一看上面画的是什么。他发现这是一张裸体的女人像。他的心开始剧烈地跳动起来，因为他马上就猜到这是思特里克兰德的作品。他气呼呼地把它往墙上一摔，——思特里克兰德把画留在这里有什么用意？——因为用力过猛，画掉了下来，面朝下地落到地上。不管是谁画的，他也不能叫它扔在尘土里；他把它捡了起来。这时他的好奇心占了上风，他想要好好地看一看，于是他把这张画拿到画架上摆好，往后退了两步，准备仔细瞅一瞅。

他倒抽了一口气。画面是一个女人躺在长沙发上，一只胳臂枕在头底下，另一只顺着身躯平摆着，屈着一条腿，另一条伸直。这是一个古典的姿势。施特略夫的脑袋嗡的一下胀了起来。画面的女人是勃朗什。悲痛、忌妒和愤怒一下子把他抓住；他一句完整的话也说不出，只是嘶哑地喊叫了一声。他握紧了拳头对着看不见的敌人摇晃着。他开始扯直了喉咙尖叫起来。他快要发疯了。他实在忍受不了；这简直太过分了。他向四周看了看，想寻找一件器具，把这幅画砍个粉碎，一分钟也不允许它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但是身边并没有任何合手的武器，他在绘画用品里翻寻了一遍，不知为什么还是什么也没有找到。他简直发狂了。最后他终于找到了他需要的东西——一把刮油彩用的大刮刀。他一把把刮刀抄起来，发出一声胜利的喊叫，像擎着一把匕首似地向那幅图画奔去。

施特略夫给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同事情发生的当时一样激动，他把放在我俩中间桌子上的一把餐刀拿起来，拚命挥舞着。他抬起一只胳臂，仿佛要扎下来的样子。接着，突然把手一松，刀子哐啷一声掉在地上。他望着我，声音颤抖地笑了笑，没有再说话。

“快说啊！”我催他道。

“我说不清楚自己是怎么回事，正当我要在画上戳个大洞的时候，当我已经抬起胳臂正准备往下扎的时候，突然间我好像看见它了。”

“看见什么了？”

“那幅画。一件珍贵的艺术品。我不能碰它。我害怕了。”

施特略夫又停顿下来，直勾勾地盯着我，张着嘴，一对又蓝又圆的眼珠似乎都要凸出来了。

“那真是一幅伟大的、奇妙的绘画。我一下子被它震骇住了。我几乎犯了一桩可怕的罪行。我移动了一下身体，想看得更清楚一些，我的脚踢在刮刀上。我打了个冷战。”

激动着施特略夫的那种感情我确实体会到了；他说的这些话奇怪地把我打动了。我好像突然被带进一个全部事物的价值都改变了的世界里。我茫然不知所措地站在一旁，好像一个到了异乡的陌生人，在那里，一个人对于他所熟悉的事物的各种反应都与过去的不同了。施特略夫尽量想把他见到的这幅画描述给我听，但是他说得前言不搭后语，许多意思都只能由我猜测。思特里克兰德已经把那一直束缚着的桎梏打碎了。他并没有像俗话所说的“寻找到自己”，而是寻找到一个新的灵魂，一个具有意料不到的巨大力量的灵魂。这幅画之所以能显示出这样强烈、这样独特的个性，并不只是因为它那极为大胆的简单的线条，不只是因为它的处理方法（尽管那肉体被画得带有一种强烈的、几乎可以说是奇妙的欲情），也不只是因为它给人的实体感，使你几乎奇异地感觉到那肉体的重量，而且还因为它有一种纯精神的性质，一种使你感到不安、感到新奇的精神，把你的幻想引向前所未经的路途，把你带到一个朦胧空虚的境界，那里为探索新奇的神秘只有永恒的星辰在照耀，你感到自己的灵魂一无牵挂，正经历着各种恐怖和冒险。

如果我在这里有些舞文弄墨，使用了不少形象比喻，这是因为施特略夫当时就是这么表达他自己的。（估量大家都知道，一旦感情激动起来，一个人会很自然地玩弄起文学词藻来的。）施特略夫企图表达的是一种他过去从来没经历过的感觉，如果用一般的言语，他简直不知道该如何说出口来。他像是一个神秘主义者费力地宣讲一个无法宣传的道理。但是有一件事我还是清楚的：人们动不动就谈美，实际上对这个词并不理解；这个词已经使用得太滥，失去了原有的力量；因为成千上万的琐屑事物都分享了“美”的称号，这个词已经被剥夺掉它的崇高的含义了。一件衣服，一只狗，一篇布道词，什么东西人们都用“美”来形容，当他们面对面地遇到真正的美时，反而认不出它来了。他们用以遮饰自己毫无价值的思想的虚假夸大使他们的感受力变得迟钝不堪。正如一个假内行有时也会感觉到自己是在无中生有地伪造某件器物的精神价值一样，人们已经失掉了他们用之过滥的赏识能力。但是施特略夫，这位本性无法改变的小丑，对于美却有着真挚的爱和理解，正像他的灵魂也是诚实、真挚的一样。对他说来，美就像虔诚教徒心目中的上帝一样；一旦他见到真正美的事物，他变得恐惧万分。

“你见到思特里克兰德的时候，对他说什么了？”

“我邀他同我一起到荷兰去。”

我愣在那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目瞪口呆地直勾勾地望着他。

“我们两人都爱勃朗什。在我的老家也有地方给他住。我想叫他同贫寒、淳朴的人们在一起，对他的灵魂是有好处的。我想他也许能从这些人身上学到一些对他有用的东西。”

“他说什么？”

“他笑了笑。我猜想他一定觉得我这个人非常蠢。他说他没有那么多闲工夫。”

我真希望思特里克兰德用另一种措词拒绝施特略夫的邀请。

“他把勃朗什的这幅画送给我了。”

我很想知道思特里克兰德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是我什么也没有说。好大一会儿，我们两人都没有说话。

“你那些东西怎么处置了？”最后我问道。

“我找了一个收旧货的犹太人，他把全部东西都买了去，给了我一笔整钱。我的那些画我准备带回家去。除了画以外，我还有一箱子衣服，几本书，此外，在这个世界上我什么财产也没有了。”

“我很高兴你回老家去，”我说。

我觉得他还是有希望让过去的事成为过去的。我希望随着时间的流逝，现在他觉得无法忍受的悲痛会逐渐减轻，记忆会逐渐淡薄；老天是以慈悲为怀的！他终究会再度挑起生活的担子来的。他年纪还很轻，几年以后再回顾这一段惨痛遭遇，在悲痛中或许不无某种愉悦的感觉。或迟或早，他会同一个朴实的荷兰女人结婚，我相信他会生活得很幸福的。想到他这一辈子还会画出多少幅蹩脚的图画来，我的脸上禁不住浮现出笑容。

第二天我就送他启程回阿姆斯特丹去了。

[1]
一称“断臂的阿芙罗底德”，1820年在希腊美洛斯发现的古希腊云石雕像，现存巴黎卢佛尔宫。

[2]
十七世纪在意大利发掘出的雕像，因长期收藏在罗马麦迪琪宫，故得名，现收藏于佛罗伦萨乌非济美术馆。

[3]
德尔夫特系荷兰西部一个小城，以生产蓝白色上釉陶器闻名。

四十

在施特略夫离开以后的一个月里，我忙于自己的事务，再也没有见到过哪个同这件悲惨事件有关的人，我也不再去想它了。但是有一天，正当我出外办事的时候，却在路上看到了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一见到他，那些我宁肯忘掉的令人气愤的事马上又回到我的脑子里来，我对这个造成这场祸事的人感到一阵嫌恶。但是佯装不见也未免太孩子气，我还是对他点了点头，然后加快了脚步，继续走自己的路。可是马上就有一只手搭在我的肩膀上。

“你挺忙啊，”他热诚地说。

对于任何一个不屑于理他的人他总是非常亲切，这是思特里克兰德的一个特点；从我刚才同他打招呼时的冷淡态度，他清楚地知道我对他的看法。

“挺忙，”我的回答非常简短。

“我同你一起走一段路，”他说。

“干什么？”我问。

“因为高兴同你在一起。”

我没有说什么，他默不作声地伴着我走。我们就这样走了大约四分之一里路。我开始觉得有一点滑稽。最后我们走过一家文具店，我突然想到我不妨进去买些纸，这样我就可以把他甩掉了。

“我要进去买点东西，”我说，“再见。”

“我等着你。”

我耸了耸肩膀，便走进文具店去。我想到法国纸并不好，既然我原来的打算已经落空，自然也就用不着买一些我不需要的东西增加负担了。于是我问了一两样他们准不会有的东西，一分钟以后就走出来了。

“买到你要买的东西了吗？”他问。

“没有。”

我们又一声不响地往前走，最后走到一处几条路交叉的路口。我在马路边上停下来。

“你往哪边走？”我问他。

“同你走一条路。”

“我回家。”

“我到你那里去抽一斗烟。”

“你总得等人请你吧，”我冷冷地说。

“要是我知道有被邀请的可能我就等着了。”

“你看到前面那堵墙了吗？”我问，向前面指了一下。

“看到了。”

“要是你还有这种眼力，我想你也就会看到我并不欢迎你了。”

“说老实话，我猜到了这一点。”

我扑哧地一声笑了。我不能讨厌一个能惹我发笑的人，这也许是我性格上的一个弱点。但是我马上就绷起脸来。

“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讨厌的人。我怎么会那么倒霉，认识了你这么一个最惹人嫌的东西。你为什么偏偏要缠着一个讨厌你、看不起你的人呢？”

“你以为我很注意你对我的看法吗，老兄？”

“真见鬼！”我说，因为感觉到我的动机一点也站不住脚，反而装出一副更加气愤的样子。“我不想认识你。”

“你怕我会把你带坏了吗？”

他的语气让我觉得自己非常可笑。我知道他正斜着眼睛看我，脸上带着讥嘲的笑容。

“我猜想你手头又窘了吧！”我傲慢地说。

“要是我还认为有希望从你手里借到钱，我真是个大傻瓜了。”

“要是你硬逼着自己讨别人喜欢，那说明你现在已经穷得没有办法了。”

他咧开嘴笑了笑。

“只要我不时地能叫你开开心，你是永远也不会真正讨厌我的。”

我不能不咬住嘴唇才憋着没有笑出来。他说的话尽管可恶，却有一定的真实性。此外，我的性格还有一个弱点：不论什么人，尽管道德上非常堕落，但只要能够和我唇枪舌剑，针锋相对，我还是愿意同他在一起的。我开始觉得我对思特里克兰德的厌恶只有靠我单方面努力才能维持下去。我认识到我精神上的弱点，看到我对他的态度实在有点儿装腔作势。而且我还知道，如果我自己已经感觉到这点，思特里克兰德的敏锐的观察力是不会看不到的。他肯定正在暗暗地笑我呢。我耸了耸肩膀，没有再说什么，让他在这场舌战中占了上风。

四十一

我们走到我住的房子。我不想对他说什么“请进来坐”这类的客气话，而是一言不发地自己走上了楼梯。他跟在后面，踩着我的脚后跟走进我的住房。他过去从来没到我这地方来过，但对我精心布置的屋子连看也不看一眼。桌子上摆着一铁罐烟草，他拿出烟斗来，装了一斗烟。接着，他坐在一把没有扶手的椅子上，身体往后一靠，跷起椅子的前腿。

“要是你想舒服一下，为什么不坐在安乐椅上？”我忿忿地问道。

“你为什么对我的舒适这么关心？”

“我并不关心，”我反驳说，“我关心的是自己。我看见别人坐在一把不舒服的椅子上自己就觉得不舒服。”

他咯咯地笑了笑，但是没有换地方。他默默地抽着烟斗，不再理睬我；看来他正在沉思自己的事。我很奇怪他为什么到我这地方来。

作家对那些吸引着他的怪异的性格本能地感到兴趣，尽管他的道德观不以为然，对此却无能为力；直到习惯已成自然，他的感觉变得迟钝以后，这种本能常常使他非常狼狈。他喜欢观察这种多少使他感到惊异的邪恶的人性，自认这种观察是为了满足艺术的要求；但是他的真挚却迫使他承认：他对于某些行为的反感远不如对这些行为产生原因的好奇心那样强烈。一个恶棍的性格如果刻画得完美而又合乎逻辑，对于创作者是具有一种魅惑的力量的，尽管从法律和秩序的角度看，他决不该对恶棍有任何欣赏的态度。我猜想莎士比亚在创作埃古

[1]

时可能比他借助月光和幻想构思苔丝德梦娜

[2]

怀着更大的兴味。说不定作家在创作恶棍时实际上是在满足他内心深处的一种天性，因为在文明社会中，风俗礼仪迫使这种天性隐匿到潜意识的最隐秘的底层下；给予他虚构的人物以血肉之躯，也就是使他那一部分无法表露的自我有了生命。他得到的满足是一种自由解放的快感。

作家更关心的是了解人性，而不是判断人性。

我的灵魂对思特里克兰德确实感到恐怖，但与恐怖并存的还有一种叫我心寒的好奇心：我想寻找出他行为的动机。他使我困惑莫解，他对那些那么关怀他的人制造了一出悲剧，我很想知道他对自己一手制造的这出悲剧究竟抱什么态度。我大胆地挥舞起手术刀来。

“施特略夫对我说，你给他妻子画的那幅画是你的最好的作品。”

思特里克兰德把烟斗从嘴里拿出来，微笑使他的眼睛发出亮光。

“画那幅画我非常开心。”

“为什么你要给他？”

“我已经画完了。对我没有用了。”

“你知道施特略夫差点儿把它毁掉吗？”

“那幅画一点儿也不令人满意。”

他沉默了一会儿，接着又把烟斗从嘴里拿出来，呵呵地笑出声来。

“你知道那个小胖子来找过我吗？”他说。

“他说的话没有使你感动吗？”

“没有。我觉得他的话软绵绵的非常傻气。”

“我想你大概忘了，是你把他的生活毁了的，”我说。

他沉思地摩挲着自己长满胡须的下巴。

“他是个很蹩脚的画家。”

“可是他是个很好的人。”

“还是一个手艺高超的厨师，”思特里克兰德嘲弄地加添了一句。

他心肠冷酷到没有人性的地步，我气愤得要命，一点儿也不想给他留情面。

“我想你可以不可以告诉我——我问这个问题只是出于好奇——，你对勃朗什·施特略夫的惨死良心上一点儿也不感到内疚吗？”

我瞅着他的脸，看他的面容有没有什么变化，但是他的脸仍然毫无表情。

“为什么我要内疚？”

“让我把事情的经过向你摆一摆。你病得都快死了，戴尔克·施特略夫把你接到自己家里，像你亲生父母一样服侍你。为了你，他牺牲了自己的时间、金钱和安逸的生活。他把你从死神的手里夺了回来。”

思特里克兰德耸了耸肩膀。

“那个滑稽的小胖子喜欢为别人服务。这是他的习性。”

“就说你用不着对他感恩，难道你就该霸占住他的老婆？在你出现在他们家门以前，人家生活得非常幸福。为什么你非要插进来不可呢？”

“你怎么知道他们生活得幸福？”

“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

“你什么事都看得很透。你认为他为她做了那件事，她会原谅他？”

“你说的是什么事？”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同她结婚吗？”

我摇了摇头。

“她原来是罗马一个贵族家里的家庭教师，这家人的少爷勾引了她。她本以为那个男的会娶她做妻子，没想到却被这家人一脚踢了出来。她快临产了，想要自杀。这时候施特略夫发现了她，同她结了婚。”

“施特略夫正是这样一个人。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个人像他那样富于侠义心肠的。”

原先我就一直奇怪，这一对无论从哪一方面讲都不相配的人是怎么凑到一块儿的，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竟会是这么一回事。戴尔克对他妻子的爱情与一般夫妻的感情很不相同，原因也许就在这里。我发现他对她的态度有一些超过了热情的东西。我也记得我总是怀疑勃朗什的拘谨沉默可能掩藏着某种我不知道的隐情。现在我明白了，她极力隐藏的远远不止是一个令她感到羞耻的秘密。她的安详沉默就像笼罩着暴风雨侵袭后的岛屿上的凄清宁静。她有时显出了快活的笑脸也是绝望中的强颜欢笑。我的沉思被思特里克兰德的话声打断了，他说了一句非常尖刻的话，使我大吃一惊。

“女人可以原谅男人对她的伤害，”他说，“但是永远不能原谅他对她做出的牺牲。”

“你这人是不会引起同你相识的女人恼恨的，这一点你倒可以放心，”我顶了他一句。

他的嘴角上浮现起一丝笑容。

“你为了反驳别人从来不怕牺牲自己的原则，”他回答说。

“那个孩子后来怎么样了？”

“流产了，在他们结婚三四个月之后。”

这时我提出了最使我迷惑不解的那个问题。

“你可以不可以告诉我为什么你要招惹勃朗什·施特略夫？”

他很久很久没有回答，我几乎想再重复一遍我的问题了。

“我怎么知道？”最后他说，“她非常讨厌我，几乎见不得我的面，所以我觉得很有趣。”

“我懂了。”

他突然一阵怒火上撞。

“去他妈的，我需要她。”

但是他马上就不生气了，望着我，微微一笑。

“开始的时候她简直吓坏了。”

“你对她说明了吗？”

“不需要。她知道。我一直没有说一句。她非常害怕。最后我得到了她。”

在他给我讲这件事的语气里，我不知道有一种什么东西，非常奇特地表示出他当时的强烈的欲望。它令人感到惊措不安，或者甚至可以说非常恐怖。他平日的生活方式很奇特，根本不注意身体的需求。但是有些时候他的肉体却好像要对他的精神进行一次可怕的报复。他内心深处的那个半人半兽的东西把他捉到手里，在这种具有大自然的原始力量的天性的掌心里他完全无能为力。他被牢牢地抓住，什么谨慎啊，感恩啊，在他的灵魂里都一点儿地位也没有了。

“但是你为什么要把她拐走呢？”我问。

“我没有，”他皱了皱眉头说，“当她说她要跟着我的时候，我差不多同施特略夫一样吃惊。我告诉她当我不再需要她的时候，她就非走开不可，她说她愿意冒这个险。”思特里克兰德停了一会。“她的身体非常美，我正需要画一幅裸体画。等我把画画完了以后，我对她也就没有兴趣了。”

“她可是全心地爱着你啊。”

他从座位上跳起来，在我的小屋子里走来走去。

“我不需要爱情。我没有时间搞恋爱。这是人性的一个弱点。我是个男人，有时候我需要一个女性。但是一旦我的情欲得到了满足，我就准备做别的事了。我无法克服自己的欲望，我恨它，它囚禁着我的精神。我希望将来能有一天，我会不再受欲望的支配，不再受任何阻碍地全心投到我的工作上去。因为女人除了谈情说爱不会干别的，所以她们把爱情看得非常重要，简直到了可笑的地步。她们还想说服我们，叫我们也相信人的全部生活就是爱情。实际上爱情是生活中无足轻重的一部分。我只懂得情欲。这是正常的，健康的。爱情是一种疾病。女人是我享乐的工具，我对她们提出什么事业的助手、生活的侣伴这些要求非常讨厌。”

思特里克兰德从来没有对我一次讲这么多话。他说话的时候带着一肚子的怒气。但是不论是这里或是在其他地方，我都不想把我写下来的假充为他的原话。思特里克兰德的词汇量很少，也没有组织句子的能力，所以一定得把他的惊叹词、他的面部表情、他的手势同一些平凡陈腐的词句串联起来才能弄清楚他的意思。

“你应该生活在妇女是奴隶、男人是奴隶主的时代，”我说。

“偏偏我生来是一个完全正常的男人。”

他一本正经地说了这么一句话，不由得又使我笑起来。他却毫不在意地只顾说下去，一边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但是尽管他全神贯注地努力想把自己感觉到的表达出来，却总是词不达意。

“要是一个女人爱上了你，除非连你的灵魂也叫她占有了，她是不会感到满足的。因为女人是软弱的，所以她们具有非常强烈的统治欲，不把你完全控制在手就不甘心。女人的心胸狭窄，对那些她理解不了的抽象东西非常反感。她们满脑子想的都是物质的东西，所以对于精神和理想非常妒忌。男人的灵魂在宇宙的最遥远的地方遨游，女人却想把它禁锢在家庭收支的账簿里。你还记得我的妻子吗？我发觉勃朗什一点一点地施展起我妻子的那些小把戏来。她以无限的耐心准备把我网罗住，捆住我的手脚。她要把我拉到她那个水平上；她对我这个人一点也不关心，唯一想的是叫我依附于她。为了我，世界上任何事情她都愿意做，只有一件事除外：不来打搅我。”

我沉默了一会儿。

“你离开她以后想到她要做什么吗？”

“她满可以回到施特略夫身边去的，”他气冲冲地说，“施特略夫巴不得她回去的。”

“你不通人性，”我回答说。“同你谈这些事一点用也没有，就像跟瞎子形容颜色一样。”

他在我的椅子前边站住，低下头来望着我；我看出来他脸上的表情满含轻蔑，又充满了惊诧。

“勃朗什·施特略夫活着也好，死了也好，难道你真的那么关心吗？”

我想了想他提出的这个问题，因为我想真实地回答，无论如何一定要是我的真实思想。

“如果说她死了对我一点儿也无所谓，那我也未免太没有人心了。生活能够给她的东西很多，她这样残酷地被剥夺去生命，我认为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但是我也觉得很惭愧，因为说实在的，我并不太关心。”

“你没有勇气坦白承认你真正的思想。生命并没有什么价值。勃朗什·施特略夫自杀并不是因为我抛弃了她，而是因为她太傻，因为她精神不健全。但是咱们谈论她已经够多的了，她实在是个一点也不重要的角色。来吧，我让你看看我的画。”

他说话的样子，倒好像我是个小孩子，需要他把我的精神岔开似的。我气得要命，但与其说是对他倒不如说对我自己。我回想起这一对夫妻——施特略夫同他的妻子，在蒙特玛特尔区一间舒适的画室中过的幸福生活，他们两人淳朴、善良、殷勤好客，这种生活竟由于一件无情的偶然事件被打得粉碎，我觉得这真是非常残忍的；但是最最残忍的还是，这件事对别人并没有什么影响。人们继续生活下去，谁也没有因为这个悲剧而活得更糟。我猜想，就连戴尔克不久也会把这件事遗忘，因为尽管他反应强烈，一时悲恸欲绝，感情却没有深度。至于勃朗什自己，不论她最初步入生活时曾怀有何等美妙的希望与梦想，死了以后，同她根本没有降临人世又有什么两样？一切都是空虚的，没有意义的。

思特里克兰德拿起了帽子，站在那里看着我。

“你来吗？”

“你为什么要同我来往？”我问他，“你知道我讨厌你，鄙视你。”

他咯咯地笑了笑，一点也没有恼怒。

“你同我吵嘴，实际上是因为我根本不在乎你对我的看法。”

我感到自己的面颊气得通红。你根本无法使他了解，他的冷酷、自私能叫人气得火冒三丈。我恨不得一下子刺穿了他那副冷漠的甲胄。但是我也知道，归根结底，他的话也不无道理。虽然我们没有明确意识到，说不定我们还是非常重视别人看重不看重我们的意见、我们在别人身上是否有影响力的；如果我们对一个人的看法受到他的重视，我们就沾沾自喜，如果他对这种意见丝毫也不理会，我们就讨厌他。我想这就是自尊心中最厉害的创伤。但是我并不想叫思特里克兰德看出我这种气恼。

“一个人可能完全不理会别人吗？”我说，与其说是问他还不如说是问我自己，“生活中无论什么事都和别人息息相关，要想只为自己、孤零零地一个人活下去是个十分荒谬的想法。早晚有一天你会生病，会变得老态龙钟，到那时候你还得爬着回去找你的同伙。当你感到需要别人的安慰和同情的时候，你不羞愧吗？你现在要做的是一件根本不可能的事。你身上的人性早晚会渴望同其他的人建立联系的。”

“去看看我的画吧！”

“你想到过死吗？”

“何必想到死？死有什么关系？”

我凝望着他。他一动不动地站在我面前，眼睛里闪着讥嘲的笑容。但是尽管他脸上是这种神情，一瞬间我好像还是看到一个受折磨的、炽热的灵魂正在追逐某种远非血肉之躯所能想象的伟大的东西。我瞥见的是对某种无法描述的事物的热烈追求。我凝视着站在我面前的这个人，衣服褴褛，生着一个大鼻子和炯炯发光的眼睛，火红的胡须，蓬乱的头发。我有一个奇怪的感觉，这一切只不过是个外壳，我真正看到的是一个脱离了躯体的灵魂。

“好吧，去看看你的画吧，”我说。

[1]
莎士比亚戏剧《奥瑟罗》中的反面人物。

[2]
《奥瑟罗》主人公奥瑟罗的妻子。

四十二

我不知道为什么思特里克兰德突然主动提出来要让我看他的画，但是对这样一个机会我是非常欢迎的。作品最能泄露一个人的真实思想和感情。在交际应酬中，一个人只让你看到他希望别人接受他的一些表面现象，你只能借助他无意中做出的一些小动作，借助不知不觉中掠过他脸上的一些表情对他作出正确的了解。有些时候，人们把一副假面装得逼真，时间久了，他们真会变成他们装扮的这样一个人了。但是在他写的书、画的画里面，他却毫无防范地把自己显露出来。如果他作势唬人，那只能暴露出他的空虚。他那些涂了油漆冒充铁板的木条还会看出来只不过是木条。假充具有独特的个性无法掩盖平凡庸俗的性格。对于一个目光敏锐的观察者，即使一个人信笔一挥的作品也完全可以泄露他灵魂深处的隐秘。

我必须承认，当我走上思特里克兰德住处的无穷无尽的楼梯时，我感到有一些兴奋。我似乎马上就要步入一场奇异的冒险。我好奇地环顾了一下他的小屋子。这间屋子好像比我记忆中的更小、家具什物也更少了。我有些朋友总需要宽大的画室，坚持要条件必备才能作画，我倒想知道他们对这间画室作何感想。

“你最好站在这儿，”他指着一块地方说，他可能认为在他把画拿给我看的时候，这是一个最适合观赏的角度。

“我想你不愿意我说话吧，”我说。

“这还用问，他妈的。我要你闭住你的嘴巴。”

他把一幅画放在画架上，叫我看一两分钟，然后取下来再放上另一张。我估计他一共给我看了三十来张。这是他作画以来六年的成绩。他一张也没有出售。画幅小一些的是静物，最大的是风景。有半打左右是人物、肖像。

“就是这些，”最后他说。

我真希望当时我就能看出这些画如何美、具有如何伟大的独创的风格。这些画里面有许多幅我后来又有机会重新欣赏过，另外一些通过复制品我也非常熟悉了；我真有些奇怪，当我初次看画的时候，为什么居然感到非常失望。我当时丝毫也没有感到艺术品本应该给我的那种奇异的激动。我看到思特里克兰德的绘画，只有一种惶惑不安的感觉；实际上，我当时根本没有想到要购买一幅，这是我永远不能原谅自己的。我真是失去了一个大好的机会。这些画大多数后来都被博物院收买去了，其余的则成为有钱的艺术爱好者的珍藏品。我努力给自己找一些辩解。我认为我还是有鉴赏力的，只不过我认识到自己缺少创见。我对于绘画了解得不多，我只是沿着别人替我开辟的路径走下去。当时我最佩服的是印象派画家，渴望弄到一张西斯莱

[1]

或德加

[2]

的作品。另外，我对马奈也非常崇拜，他的那幅《奥林庇亚》我觉得是当代最伟大的绘画，《草地上的早餐》也使我非常感动。我认为在当代绘画中再也没有别的作品能超过这几幅画了。

他一共给我看了三十来张

我不准备描写思特里克兰德拿给我看的那些画了。对绘画进行描述是一件枯燥乏味的事，再说，所有热衷此道的人对这些画早已了如指掌了。今天，当思特里克兰德对近代绘画已经产生了这么大的影响，当他同少数几个人首先探索的那块蛮荒之地已经测绘了详细地图之后，再有谁第一次看到他的画，早已有了心理准备了，而我则是破题儿第一遭看见这类作品，这一事实请读者务必记住。首先，我感到震骇的是他画法的笨拙。我看惯了的那些古老画师的作品，并且坚信安格尔是近代最伟大的画家，因此就认为思特里克兰德画得非常拙劣。我根本不了解他所追求的简朴。我还记得他画的一张静物，一只盘子上放着几只橘子，我发现他画的盘子并不圆，橘子两边也不对称，我就感到迷惑不解。他画的头像比真人略大一些，给人以粗笨的感觉。在我的眼睛里，这些头像画得像是一些漫画，他的画法对我说来也完全是新奇的。我更看不懂的是那些风景画。有两三张画的是枫丹白露的树林，另外一些是巴黎市街；我的第一个感觉是，这些画好像是出自一个喝醉酒的马车夫的手笔。我完全被弄糊涂了。他用的色彩我也觉得出奇地粗犷。我当时心想，这些绘画简直是一出没有谁能理解的滑稽戏。现在回想起来，施特略夫当时真称得起独具慧眼了。他从一开始就看到这是绘画史上的一个革命，今天全世界都已承认的伟大天才，他早在最初的那些年代就已辨视出来了。

但是即使说思特里克兰德的画当时使我感到困惑莫解，却不能说这些画没有触动我。尽管我对他的技巧懵然无知，我还是感到他的作品有一种努力要表现自己的真正力量。我感到兴奋，也对这些画很感兴趣。我觉得他的画好像要告诉我一件什么事，对我说来，了解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但我又说不出来那究竟是什么。这些画我觉得一点不美，但它们却暗示给我——是暗示而不是泄露——一个极端重要的秘密。这些画奇怪地逗弄着我。它们引起我一种我无法分析的感情。它们诉说着一件语言无力表达的事。我猜想，思特里克兰德在有形的事物上模模糊糊地看到某种精神意义，这种意义非常奇异，他只能用很不完善的符号勉强把它表达出来。仿佛是他在宇宙的一片混乱中找到了一个新的图案，正在笨拙地把它描摹下来，因为力不从心，心灵非常痛苦。我看到的是一个奋力寻求表现手段的备受折磨的灵魂。

“我怀疑，你的手段是否选择对了。”我说。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我想你是在努力表达些什么。虽然我不太清楚你想要表达的是什么，但我很怀疑，绘画对你说是不是最好的表达方法。”

我曾经幻想，看过他的图画以后，我也许多少能够了解一些他的奇怪的性格，现在我知道我的想法错了。他的画只不过更增加了他已经在我心中引起的惊诧。我比没看画以前更加迷惘了。只有一件事我觉得我是清楚的——也许连这件事也是我的幻想——，那就是，他正竭尽全力想挣脱掉某种束缚着他的力量。但是这究竟是怎样一种力量，他又将如何寻求解脱，我一直弄不清楚。我们每个人生在世界上都是孤独的。每个人都被囚禁在一座铁塔里，只能靠一些符号同别人传达自己的思想；而这些符号并没有共同的价值，因此它们的意义是模糊的、不确定的。我们非常可怜地想把自己心中的财富传送给别人，但是他们却没有接受这些财富的能力。因此我们只能孤独地行走，尽管身体互相依傍却并不在一起，既不了解别人也不能为别人所了解。我们好像住在异国的人，对于这个国家的语言懂得非常少，虽然我们有各种美妙的、深奥的事情要说，却只能局限于会话手册上那几句陈腐、平庸的话。我们的脑子里充满了各种思想，而我们能说的只不过是像“园丁的姑母有一把伞在屋子里”这类话。

他的这些画给我的最后一个印象是他为了表现某一精神境界所作的惊人的努力。我认为，要想解释他的作品为什么使我这样惶惑莫解，也必须从这一角度去寻找答案。对于思特里克兰德，色彩和形式显然具有一种独特的意义。他几乎无法忍受地感到必须把自己的某种感受传达给别人；这是他进行创作的唯一意图。只要他觉得能够接近他追寻的事物，采用简单的线条也好，画得歪七扭八也好，他一点儿也不在乎。他根本不考虑真实情况，因为他要在一堆互不相关的偶然的现象下面寻找他自己感到意义重大的事物。他好像已经抓到了宇宙的灵魂，一定要把它表现出来不可。尽管这些画使我困惑、混乱，我却不能不被它们特有的热情所触动。我觉得看过这些画以后心里产生了一种感情，我绝没想到对思特里克兰德会有这样一种感情——我感到非常非常同情他。

“我想我现在懂得了，你为什么屈从于对勃朗什·施特略夫的感情了，”我对他说。

“为什么？”

“我想你失掉勇气了。你肉体的软弱感染了你的灵魂。我不知道是怎样一种无限思慕之情把你攫在手中，逼着你走上一条危险的、孤独的道路，你一直在寻找一个地方，希望到达那里就可以使自己从那折磨着你的精灵手里解放出来。我觉得你很像一个终生跋涉的香客，不停地寻找一座可能根本不存在的神庙。我不知道你寻求的是什么不可思议的涅槃。你自己知道吗？也许你寻找的是真理同自由，在一个短暂的时间里你认为或许能在爱情中获得解脱。我想，你的疲倦的灵魂可能期望在女人的怀抱里求得休憩，当你在那里没能找到的时候，你就开始恨她了。你对她一点也不怜悯，因为你对自己就不怜悯。你把她杀死是因为惧怕，因为你还为你刚刚逃脱的危险而索索发抖呢。”

他揪着自己的胡子干笑了一下。

“你真是个可怕的感伤主义者，可怜的朋友。”

一个星期以后，我偶然听说他已经到马赛去了。我再也没有看见过他。

[1]
阿尔弗雷德·西斯莱（1839—1899），法国画家。

[2]
埃德迦·德加（1834—1917），法国画家。

四十三

回过头来看一下，我发现我写的关于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的这些事似乎很难令人满意。我把自己知道的一些事情记载下来，但是我写得并不清楚，因为我不了解它们发生的真实原因。最令人费解的莫过于思特里克兰德为什么决心要做画家这件事，看来简直没有什么道理可寻。尽管从他的生活环境一定找得出原因来，我却一无所知。从他的谈话里我任何线索也没有获得。如果我是在写一部小说，而不是叙述我知道的一个性格怪异的人的真人真事，我就会编造一些原因，解释他生活上的这一突变。我会描写他童年时期就感到绘画是自己的天职，但迫于父亲的严命或者必须为谋生奔走，这个梦想遭到破灭；我也可以描写他如何对生活的桎梏感到痛恨，写他对艺术的热爱与生活的职责间的矛盾冲突，用以唤起读者对他的同情。这样我就可以把思特里克兰德这个人写得更加令人敬畏。或许人们能够在他身上看到另一个普罗米修斯。我也许会塑造一个为了替人类造福甘心忍受痛苦折磨的当代英雄。这永远是一个动人心弦的主题。

另外，我也可以从思特里克兰德的婚姻关系中找到他立志绘画的动机。我可以有十几种方法处理这个故事：因为他妻子喜欢同文艺界人士来往，他也有缘结识一些文人和画家，因而唤醒了那隐伏在他身上的艺术才能；也可能是家庭不和睦使他把精力转到自己身上；再不然也可以归结于爱情，譬如说，我可以写一下他心中早就埋着热爱艺术的火种，因为爱上一个女人，一下子把闷火扇成熊熊的烈焰。我想，如果这样写的话，思特里克兰德太太在我笔下也就要以另一副面貌出现了。我将不得不把事实篡改一下，把她写成一个唠唠叨叨、惹人生厌的女人，再不然就是性格褊狭，根本不了解精神的需求。思特里克兰德婚后生活是一场无尽无休的痛苦煎熬，离家出走将是他的唯一出路。我想我将在思特里克兰德如何委曲求全这件事上多费些笔墨，他如何心存怜悯，不愿贸然甩掉折磨他的枷锁。这样写，我当然就不会提他们的两个孩子了。

如果想把故事写得真实感人，我还可以虚构一个老画家，叫思特里克兰德同他发生关系。这个老画家由于饥寒所迫，也可能是为了追逐虚名，糟蹋了自己青年时代所具有的天才，他后来在思特里克兰德身上看到了自己虚掷的才华，他影响了思特里克兰德，叫他抛弃了人世间的荣华，献身于神圣的艺术。我会着力描写一下这位成功的老人，又阔绰又有名望，但是他知道这不是真正的生活，他自己所无力寻求的，他要在这个年轻人身上体验到；我想这种构思未尝没有讽刺意味。

但是事实却远没有我想象的这么动人。思特里克兰德一出校门就投身于一家经纪人的事务所，他对这种生活并没有什么反感。直到结婚，他过的就是从事这一行业的人那种平凡庸碌的生活，在交易所干几宗输赢不大的投机买卖，关注着达尔贝赛马或者牛津、剑桥比赛的结果，充其量不过一两镑钱的赌注。我猜想思特里克兰德在工作之余可能还练习练习击拳；壁炉架上摆着朗格瑞夫人

[1]

同玛丽·安德逊

[2]

的照片；读的是《笨拙》杂志和《体育时代》；到汉普斯台德去参加舞会。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再见到过他，这一点关系也没有。这些年间，他一直在努力奋斗，力图掌握一门极其困难的艺术，生活是非常单调的；有时为了挣钱糊口，他不得不采取一些权宜的手段，我认为这也并没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地方。即使我能够把他这一段生活记载下来，也不过是他所见到的发生在别人身上的各种事件的记录。我不认为他在这一段时间内的经历对他自己的性格有任何影响。如果要写一部以现代巴黎为背景的冒险小说，他倒可能积累了丰富的素材。但是他对周围的事物始终采取一种超然物外的态度，从他的谈话判断，这几年里面并没有发生任何给他留下特别印象的事。很可能在他去巴黎的时候，年纪已经太大，光怪陆离的环境对他已经没有引诱力了。说来也许有些奇怪，我总觉得他这个人不仅非常实际，而且简直可以说是木头木脑的。我想他这一段生活是很富于浪漫情调的，但是他自己却绝对没有看到任何浪漫的色彩。或许一个人如果想体会到生活中的浪漫情调就必须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演员；而要想跳出自身之外，则必须能够对自己的行动抱着一种既超然物外又沉浸于其中的兴趣。但是思特里克兰德却是个心无二用的人，在这方面谁也比不上他。我不知道哪个人像他那样总是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不幸的是，我无法描写他在取得艺术成就的艰苦征途上勤奋的脚步；因为，如果我能写一下他如何屡经失败毫不气馁，如何满怀勇气奋斗不息，从不悲观失望，如何在艺术家的劲敌——信心发生动摇的时刻，仍然不屈不挠地艰苦斗争，也许我能使读者对这样一个枯燥乏味的人物（这一点我是非常清楚的）产生一些同情。但是我却毫无事实根据进行这一方面的描述。我从来没有看见过思特里克兰德工作的情形，而且我知道不只是我，任何其他人也都没有见过他如何绘画。他的一部斗争史是他个人的秘密。如果在他独处于画室中曾经同上帝的天使进行过剧烈的搏斗，他是从来没让任何人了解到他的痛苦的。

当我开始叙述他同勃朗什·施特略夫的关系时，我也深为自己掌握材料不足所苦。为了把我的故事说得有头有尾，我应该描写一下他们这一悲剧性的结合是如何发展的，但是我对他俩三个月的同居生活却一无所知。我不知道他们如何相处，也不知道他们平常谈一些什么。不管怎么说，一天是有二十四小时的，感情的高峰只是在稀有的时刻才达到的现象。其他的时间是怎么过的，我只能借助自己的想象力。在光线没有暗淡下来以前，只要勃朗什的气力还能支持住，我想思特里克兰德总是不停笔地作画。我想勃朗什对他这样沉溺于自己的绘画中，一定感到非常气恼。整个这段时间，她只是他的模特儿，他根本没有想到她的情妇的角色。此外，就是相对无言的漫长的时刻，对她说来，也一定是件怪可怕的事。思特里克兰德曾对我透露，勃朗什献身给他，带有某种向戴尔克·施特略夫报复的感情在内，因为戴尔克是在她丢尽了脸面的时候把她搭救起来的；思特里克兰德泄露的这个秘密为许多玄妙的臆想打开了门户。我希望思特里克兰德的话并不真实；我觉得这有点儿太可怕了。但是话又说回来，谁能理解人心的奥秘呢？那些只希望从人心里寻到高尚的情操和正常感情的人肯定是不会理解的。当勃朗什发现思特里克兰德除了偶尔迸发出一阵热情以外，总是离她远远的，心里一定非常痛苦；而我猜想，即使在那些短暂的时刻，她也知道得很清楚，思特里克兰德不过只把她当作自己取乐的工具，而不把她当人看待。他始终是一个陌生人，她用一切可怜的手段拚命想把他系牢在自己身边。她试图用舒适的生活网罗住他，殊不知他对安逸的环境丝毫也不介意。她费尽心机给他弄合他口味的东西吃，却看不到他吃什么东西都无所谓。她害怕叫他独自一个人待着，总是不断地对他表示关心、照护，当他的热情酣睡的时候，就想尽各种方法唤醒它，因为这样她至少还可以有一种把他把持在手的假象。也许她的智慧告诉她，她铸造的这些链条只不过刺激起他的天性想把它砸断，正像厚玻璃会使人看着手痒痒，想捡起半块砖来似的。但是她的心却不听理智的劝告，总是逼着她沿着一条她自己也知道必然通向毁灭的路上滑下去。她一定非常痛苦，但是爱情的盲目性却叫她相信自己的追求是真实的，叫她相信自己的爱情是伟大的，不可能不在他身上唤起同样的爱情来还答她。

但是我对思特里克兰德的性格的分析，除了因为有许多事实我不了解外，却还有另外一个更为严重的缺憾。因为他同女人的关系非常明显，也着实有令人震骇的地方，我就如实地记载下来，但实际上这只是他生活中一个非常微不足道的部分。尽管这种关系惨痛地影响了别的人，那也不过是命运对人生的嘲弄。实际上，思特里克兰德的真正生活既包括了梦想，也充满了极为艰辛的工作的。

小说之所以不真实正在这里。一般说来，爱情在男人身上只不过是一个插曲，是日常生活中许多事务中的一件事，但是小说却把爱情夸大了，给予它一个违反生活真实性的重要的地位。尽管也有很少数男人把爱情当作世界上的头等大事，但这些人常常是一些索然寡味的人；即便对爱情感到无限兴趣的女人，对这类男子也不太看得起。女人会被这样的男人吸引，会被他们奉承得心花怒放，但是心里却免不了有一种不安的感觉——这些人是一种可怜的生物。男人们即使在恋爱的短暂期间，也不停地干一些别的事分散自己的心思：赖以维持生计的事务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他们沉湎于体育活动；他们还可能对艺术感到兴趣。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把自己的不同活动分别安排在不同的间隔里，在进行一种活动时，可以暂时把另一种完全排除。他们有本领专心致志进行当时正在从事的活动；如果一种活动受到另一种侵犯，他们会非常恼火。作为坠入情网的人来说，男人同女人的区别是：女人能够整天整夜谈恋爱，而男人却只能有时有晌儿地干这种事。

性的饥渴在思特里克兰德身上占的地位很小，很不重要，或毋宁说，叫他感到很嫌恶。他的灵魂追求的是另外一种东西。他的感情非常强烈，有时候欲念会把他抓住，逼得他纵情狂欢一阵，但是对这种剥夺了他宁静自持的本能他是非常厌恶的。我想他甚至讨厌他在淫逸放纵中那必不可少的伴侣；在他重新控制住自己以后，看到那个他发泄情欲的女人，他甚至会不寒而栗。他的思想这时会平静地飘浮在九天之上，他对那个女人感到又嫌恶又可怕，也许那感觉就像一只翩翩飞舞于花丛中的蝴蝶，见到它胜利地蜕身出来的肮脏的蛹壳一样。我认为艺术也是性本能的一种流露。一个漂亮的女人、金黄的月亮照耀下的那不勒斯海湾，或者提香

[3]

的名画《墓穴》，在人们心里勾起的是同样的感情。很可能思特里克兰德讨厌通过性行为发泄自己的感情（这本来是很正常的），因为他觉得同通过艺术创造取得自我满足相比，这是粗野的。在我描写这样一个残忍、自私、粗野、肉欲的人时，竟把他写成是个精神境界极高的人，我自己也觉得奇怪。但是我认为这是事实。

作为一个艺术家，他的生活比任何其他艺术家都更困苦。他工作得比其他艺术家也更艰苦。大多数人认为会把生活装点得更加优雅、美丽的那些东西，思特里克兰德是不屑一顾的。对于名和利他都无动于衷。我们大多数人受不住各种引诱，总要对世俗人情做一些让步；你却无法赞扬思特里克兰德抵拒得住这些诱惑，因为对他说来，这种诱惑是根本不存在的。他的脑子里从来没有想到要做任何妥协、让步。他住在巴黎，比住在底比斯沙漠里的隐士生活还要孤独。对于别的人他没有任何要求，只求人家别打扰他。他一心一意追求自己的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不仅甘愿牺牲自己——这一点很多人还是能做到的——，而且就是牺牲别人也在所不惜。他自己有一个幻境。

思特里克兰德是个惹人嫌的人，但是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他是一个伟大的人。

[1]
原名爱米丽·夏洛特·勒·布利顿（1852—1929），英国演员，以美貌著称，后嫁与爱德华·朗格瑞。

[2]
玛丽·安德逊（1859—1940），美国女演员。

[3]
提香（1490—1576），意大利威尼斯派画家。

四十四

对于其他大师的绘画艺术看法如何，是一件相当重要的事；我在这里自然要记叙一下思特里克兰德对过去一些伟大艺术家的意见。我怕值得我写下的东西实在不多。思特里克兰德不善讲话，他根本不会把自己想要说的用精辟的言辞讲出来，给听的人留下较深的印象。他说话没有风趣。如果说我多少还成功地记录下他的一些话语，从中可以看出他的某些幽默感，这种幽默也主要表现为冷嘲热讽。他辩驳别人话的时候非常粗野，有时候由于直言不讳，会叫你发笑；但是这些话之所以让你觉得滑稽，只是因为他的话说得不多。如果他一开口就是这样的话，人们也就不觉得有什么好笑的了。

我应该说，思特里克兰德并不是一个智力超群的人，他对于绘画的见解也丝毫没有什么独到之处。我从来没有听他谈论过那些绘画风格与他类似的画家，例如塞尚，凡·高等人；我很怀疑他是否看过这些画家的作品。他对于印象派画家似乎不怎么感兴趣，这些人的技巧留给他一定的印象，但是我猜想他也许认为他们对待艺术的态度是平庸无奇的。有一次施特略夫正仔细评论莫奈的卓越艺术，思特里克兰德突然插口说：“我更喜欢温特尔哈尔特

[1]

。”我敢说他说这句是有意气一气施特略夫；如果他确实有这个意思，他算成功了。

我感到很失望，不能写下他在评论一些老派画家时的谬论。他的性格既然如此怪异，如果他在品评绘画时也有一些奇谈怪论，我笔下的这个形象就更加完美了。我觉得我很需要叫他对过去的一些画家发表些荒诞的理论，但是我还是得讲老实话，他同一般人一样，对这些画家也是赞不绝口，这叫我非常失望。我看他根本不知道谁是埃尔·格列柯。他对委拉斯凯兹相当敬佩，尽管怀有某种厌烦不耐的情绪。他喜欢夏尔丹，伦勃朗则使他感到入迷。他给我讲伦勃朗的绘画给他的印象时，用的语言极其粗鄙，我在这里无法引述。谁也想不到他最喜爱的一位画家竟是老布鲁盖尔

[2]

。我当时对老布鲁盖尔不太了解，而思特里克兰德也没有能力表达自己。我之所以记得他对布鲁盖尔的评论是因为他这句话实在太词不达意了。

“他的画不错，”思特里克兰德说，“我敢说他发现画画儿是件受罪的事。”

后来我在维也纳看过彼得·布鲁盖尔的几幅画以后，我想我才懂得为什么这位画家引起了思特里克兰德的注意。这是另一个对世界怀着自己独特幻觉的画家。我当时做了大量笔记，准备将来写一本关于布鲁盖尔的书，但是这些材料后来都遗失了，留下来的只是一种感情的回忆。在布鲁盖尔的眼睛里，人们的形象似乎是怪诞的，他对人们这种怪诞的样子非常气愤；生活不过是一片混乱，充满了各种可笑的、龌龊的事情，它只能给人们提供笑料，但是他笑的时候却禁不住满心哀伤。布鲁盖尔给我的印象是，他想用一种手段努力表达只适合于另一种方式表达的感情，思特里克兰德之所以对他同情，说不定正是朦胧中意识到这一点。也许这两个人都在努力用绘画表现出更适合于通过文学表达的意念。

思特里克兰德这时大概已经四十七岁了。

[1]
弗朗兹·伊可萨维尔·温特尔哈尔特（1805？—1873），德国宫廷画家。

[2]
彼得·布鲁盖尔（1522？—1569），佛兰德斯画家；其子扬·布鲁盖尔（1568—1625）亦为画家。

四十五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如果不是由于偶然的机缘到了塔希提，我是肯定不会写这本书的。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经过多年浪迹最后流落到的地方正是塔希提；也正是在这里他创作出使他永远名垂画史的画幅。我认为哪个艺术家也不可能把昼夜萦绕在他心头的梦境全部付诸实现，思特里克兰德为掌握绘画的技巧，艰苦奋斗、日夜处于痛苦的煎熬里，但同其他画家比较起来，他表现自己幻想中图景的能力可能更差，只有到了塔希提以后，思特里克兰德才找到顺利的环境。在这里，他在自己周围处处可以看到为使自己的灵感开花结果不可或缺的事物，他晚年的图画至少告诉了我们他终生追寻的是什么，让我们的幻想走入一个新鲜的、奇异的境界。仿佛是，思特里克兰德的精神一直脱离了他的躯体到处漫游，到处寻找寄宿，最后，在这个遥远的土地上，终于进入了一个躯壳。用一句陈腐的话说，他在这里可谓“得其所哉”。

我一踏上这个偏远的岛屿，就应该立刻恢复对思特里克兰德的兴趣，这似乎是一件很自然的事；但事实是，我手头的工作却占据了我的全部精神，根本无暇顾及与此无关的事；直到在塔希提住了几天以后，我才想到这个地方同思特里克兰德的关系。我毕竟同他分手已经十五年了，他逝世也已有九年之久了。现在回想当时的情况，在我到塔希提之后，不论手头的事多么重要，我本来应该立刻把它抛诸脑后的；但事实却不是这样，甚至一周以后我仍然无法从冗杂的事务中脱身出来。我还记得头一天早上，我醒得很早。当我走到旅馆的露台上时，周围一点动静也没有。我围着厨房转了一圈，厨房的门还上着锁，门外一条长凳上，一个本地人，旅馆的一个侍者，睡得正酣，看来一时我还吃不上早饭。于是我漫步到滨海的街道上。侨居在这里的中国人已经在他们开的店铺里忙碌起来了。天空仍然呈现出黎明时分的苍白，环礁湖上笼罩着死一样的沉寂。十英里之外，莫里阿岛伫立在海面上，像是一座圣杯形状的巍峨要塞，深锁着自己的全部秘密。

我不太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自从离开威灵顿以后，日子似乎过得非常奇特。威灵顿整齐有序，富于英国风味，使人想到英国南岸的一座滨海城市。这以后我在海上航行了三天，波浪滔天，乌云在空中互相追逐。三天以后风停了，大海变得非常寂静，一片碧蓝。太平洋看来比别的海洋更加荒凉，烟波浩渺，即使在这个水域上作一次最普通的旅行也带有冒险意味。你吸到胸中的空气像是补身的甘香酒，叫你精神振奋，准备经历一些你从来未料到的事。但是你除了知道已经驶进塔希提，朦胧中感到走近一块黄金的国土外，它绝不向你泄露别的秘密。与塔希提构成姊妹岛的莫里阿岛迸入你的视野，危崖高耸，绚烂壮丽，突然从茫茫的海水里神秘地一跃而出，像魔棍召唤出的一幅虚无飘渺的彩锦。莫里阿岩嶙峋，有如蒙特塞拉特岛

[1]

被移植到太平洋中。面对这幅景象，你会幻想波利尼西亚的武士正在那里进行奇特的宗教仪式，用以阻止世俗凡人了解某些秘密。当距离逐渐缩小，美丽的峰峦形状愈加真切时，莫里阿岛的美丽便完全呈现出来，但是在你的船只从它旁边驶过时，你会发现它仍然重门深锁，把自己闭合为一堆人们无法接近的阴森可怖的巨石，没有人能闯入它那幽森的奥秘中去。谁也不会感到惊奇：只要船只驶到近处，想在珊瑚礁寻觅一个入口，它就会突然从人们的视线里消失，映入你眼帘的仍是太平洋一片茫茫碧波。

塔希提像一个美丽的妇人

塔希提却是另外一番景象，它是一个高耸海面的绿葱葱的岛屿，暗绿色的深褶使你猜到那是一条条寂静的峡谷。这些幽深的沟壑有一种神秘气氛，凄冷的溪流在它深处鸣溅，你会感到，在这些浓荫郁郁的地方，远自太古以来生活就一直按照古老的习俗绵绵不息地延续到现在。塔希提也存在着某些凄凉、可怖的东西。但这种印象并没有长久留在你的脑中，这只能使你更加敏锐地感到当前生活的欢乐。这就像一群兴高采烈的人在听一个小丑打诨，正在捧腹大笑时，会在小丑的眼睛里看到凄凉的眼神一样；小丑的嘴唇在微笑，他的笑话越来越滑稽，因为在他逗人发笑的时候他更加感到自己无法忍受的孤独。因为塔希提正在微笑，它一边微笑一边对你表现出无限的情谊，它像一个美丽的妇人，既娴雅又浪漫地向你展示她的全部美貌和魅力，特别是在船只刚刚进入帕皮提港口的时候，你简直感到心醉神驰。泊在码头边的双桅帆船每一艘都那么整齐、干净，海湾环抱着的这座小城洁白、文雅，而法国火焰式建筑物在蔚蓝的天空下却红得刺目，像激情的呼喊一般，极力炫示自己鲜艳的色彩。它们是肉感的，简直大胆到不顾廉耻的地步，叫你看了目瞪口呆。当轮船靠近码头时，蜂拥到岸边的人群兴高采烈而又彬彬有礼。他们一片笑语喧哗，人人挥舞着手臂。从轮船上望去，这是一个棕色面孔的海洋。你会感到炎炎碧空下，色彩在炫目地旋转移动。不论从船上往下卸行李也好，海关检查也好，做任何事都伴随着大声喧闹，而每个人都像在向你微笑。天气非常热。绚烂的颜色耀得你睁不开眼睛。

[1]
蒙特塞拉特岛是英属西印度群岛中的一个岛屿。

四十六

我在塔希提没有待几天便见到了尼柯尔斯船长。一天早晨，我正在旅馆的露台上吃早饭，他走进来，作了自我介绍。他听说我对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感兴趣，便毛遂自荐，来找我谈谈思特里克兰德的事。塔希提的居民同英国乡下人一样，很喜欢聊天，我随便向一两个人打听了一下思特里克兰德的画儿，这消息很快就传到每个人的耳朵里去了。我问这位陌生的来客是否吃过早点。

“吃过了，我一起床就喝过咖啡了，”他回答说，“但是喝一口威士忌我并不反对。”

我把旅馆的中国侍者喊过来。

“你是不是认为现在喝酒太早了点？”船长说。

“这该由你同你自己的肝脏做出决定，”我回答说。

“我其实是个戒酒主义者，”他一边给自己斟了大半杯加拿大克拉伯牌威士忌，一边说。

尼柯尔斯船长笑的时候露出一口很不整齐的发黑的牙齿，他生得瘦小枯干，身材不到中等，花白的头发剪得很短，嘴上是乱扎扎的白胡子楂。尼柯尔斯船长已经有好几天没有刮脸了。他的脸上皱纹很深，因为长年暴露在阳光下，晒得黧黑。他生着一双小蓝眼睛，目光游移不定；随着我的手势，他的眼睛很快地转来转去，叫人一望而知是个社会上的老油子。但是这时候他对我却是一片热诚和真情实意。他身上穿的一套卡其衣裤邋里邋遢，两只手也早该好好洗一洗了。

“我同思特里克兰德很熟，”他说，他身体往椅子背上一靠，点上我递给他的雪茄烟。“他到这个地方来还是通过我的关系。”

“你最早是在什么地方遇到他的？”我问。

“马赛。”

“你在马赛做什么？”

他像要讨好我似地赔了个笑脸。

“呃，我当时没在船上，境遇很糟。”

从我这位朋友的仪表来看，今天他的境遇一点也不比那时好；我决定同他交个朋友。同这些在南海群岛的流浪汉相处，尽管得付出一点小代价，但总不会叫你吃亏的。这些人很容易接近，谈起话来很殷勤。他们很少摆架子，只要一杯水酒，就一定能把他们的心打动。要想同他们混熟，用不着走一段艰辛的路途，只要对他们的闲扯洗耳恭听，他们就不但对你非常信任，而且还会对你满怀感激。他们把谈话看做是生活的最大乐趣，用以证明自己出色的修养。这些人大多数谈话都很有风趣。他们的阅历很广，又善于运用丰富的想象力。不能说这些人没有某种程度的欺诈，但是他们对法律还是非常容忍，尽量遵守，只要法律有强大靠山的时候。同他们玩牌是件危险的勾当，但是他们那种头脑敏捷会使这一最有趣的游戏平添了极大的刺激。在我离开塔希提之前，已经同尼柯尔斯船长混得很熟了，我同他的这段交情只有使我的经验更加丰富。尽管我招待了他许多雪茄和威士忌（他从来不喝鸡尾酒，因为他实际上是个戒酒主义者），尽管他带着一副施恩于人的温文有礼的神气向我借钱，好几块银币从我的口袋转到了他的口袋里去，我还是觉得他让我享受到的乐趣大大超过了我付出的代价。自始至终他都是我的债主。如果我听从作者的良心，不肯走离本题，只用几行简单的文字就把尼柯尔斯打发掉，我会感到对不起他的。

我不知道尼柯尔斯船长最初为什么要离开英国。这是一个他讳莫如深的话题；对于像他这样的人直接问这类事也是很不谨慎的。从他的话语里听得出来，他曾经受了不白之冤。毫无疑问，他把自己看作是执法不公的牺牲品。我的想象却总爱把他同某种诈骗或暴行联系起来。当他谈到英国当局执法过于机械时，我非常同情地表示同意。令人高兴的是，即使他在家乡有过什么不愉快的遭遇，他的爱国热情却并未因此受到任何损伤。他常对我说，英国是全世界最了不起的国家，他觉得自己比哪国人都优越得多，不管什么美国人、殖民地人、达哥人、荷兰人，或是卡纳加人，全不在他眼里。

然而我认为他生活得并不幸福。他长期患消化不良症，嘴里经常含着一片胃蛋白酶药片。每天上午他的胃口都不很好，但是如果只是这一病痛还不至于使他的精神受到伤害。他的生活还有一桩更大的不幸：八年以前他轻率地同一个女人结了婚。有一些男人，慈悲的天意注定叫他们终生做个单身汉，但是他们有的人由于任性，有的人由于拗不过环境，却违背了上帝的意旨。再没有谁比这种结了婚的单身汉更叫人可怜了。尼柯尔斯船长就是这样一个人。我看见过他的老婆；我想，她的年龄不过二十七八岁，但是她是那种永远让人摸不清究竟多大岁数的女人，这种人二十岁的时候不比现在样子年轻，到了四十岁也不会显得更老。她给我的印象是皮紧肉瘦，一张并不标致的面孔紧绷绷的，嘴唇只是薄薄的一条线，全身皮肤都紧包着骨头。她轻易不露笑容，头发紧贴在头上，衣服瘦瘦的，白斜纹料子看去活像是黑色的邦巴辛毛葛。我想象不出，为什么尼柯尔斯船长要同她结婚，既然结了婚为什么又不把她甩掉。也许他已经不止一次这样做过，他的悲哀就来源于哪次都没有成功。不论他跑多么远，不论他藏身多么隐秘，尼柯尔斯太太就像命运一样无可逃避，像良心一样毫无怜悯，马上就会来到他身边。他逃不脱她，就像有因必有果一样。

社会油子和艺术家或者绅士相同，是不属于哪一个阶级的；无业游民的粗野无礼既不会使他感到难堪，王公贵人的繁文缛节也不会叫他感到拘束。但是尼柯尔斯太太却出身于一个最近名声渐著的阶层，就是人们称之为中下层（这个名称叫得好！）的社会阶层。她的父亲是个警察，而且我敢说还非常精明能干。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抓住船长不放，我不相信是因为爱情。我从来没听她开口讲过话，也许同她丈夫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她的话很多。不管怎么说，尼柯尔斯船长怕她怕得要死。有时候他同我坐在旅馆的露台上会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老婆正在外面马路上走动，她从来不叫他，她好像根本不知道他在这里，只是安详自若地在街头踱来踱去。这时候船长就浑身不安起来；他看了看表，长叹一口气。

“唉，我该走了，”他说。

在这种时候，说笑话也好，喝威士忌也好，再也没有什么能把他留住了。要知道，尼柯尔斯船长本是个经十二级风暴也面不改色的人，只要有一把手枪，就是一打黑人上来，他也有胆量对付。有时尼柯尔斯太太也派他们的女儿，一个面色苍白、总是耷拉着脸的七岁孩子，到旅馆来。

“妈妈找你，”她带着哭音地说。

“好，好，亲爱的孩子，”尼柯尔斯船长说。

他马上站起身来，陪同女儿走回家去。我想这是精神战胜物质的一个极好的例证，所以我这段文章虽然写得走了题，却还是具有一些教训意义的。

四十七

我试图把尼柯尔斯船长给我讲的一些有关思特里克兰德的事连贯起来，下面我将尽量按照事情发生的先后次序记载。他们两人是我同思特里克兰德在巴黎最后会面的那年冬末认识的。思特里克兰德和尼柯尔斯船长相遇以前的一段日子是怎么过的，我一点也不清楚；但是他的生活肯定非常潦倒，因为尼柯尔斯船长第一次看到他是在夜宿店里。当时马赛正发生一场罢工，思特里克兰德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显然连勉强赖以糊口的一点钱也挣不到了。

夜宿店是一幢庞大的石头建筑物，穷人和流浪汉，凡是持有齐全的身份证明并能让负责这一机构的修道士相信他本是干活吃饭的人，都能在这里寄宿一个星期。尼柯尔斯在等着寄宿舍开门的一群人里面注意到思特里克兰德，因为斯特里克兰德身躯高大样子又非常古怪，非常引人注目。这些人没精打采地在门外等候着，有的来回踱步，有的懒洋洋地靠着墙，也有的坐在马路牙子上，两脚伸在水沟里。最后，当所有的人们排着队走进了办公室，尼柯尔斯船长听见检查证件的修道士同思特里克兰德谈话用的是英语。但是他并没有机会同思特里克兰德说话，因为人们刚一走进公共休息室，马上就走来一位捧着一本大《圣经》的传教士，登上屋子一头的讲台，布起道来；作为住宿的代价，这些可怜的流浪者必须耐心地忍受着。尼柯尔斯船长和思特里克兰德没有分配在同一间屋子里，第二天清晨五点钟，一个高大粗壮的教士把投宿的人们从床上赶下来，等到尼柯尔斯整理好床铺、洗过脸以后，思特里克兰德已经没影了。尼柯尔斯船长在寒冷刺骨的街头徘徊了一个钟头，最后走到一个水手们经常聚会的地方——维克多·耶鲁广场。他在广场上又看见了思特里克兰德，思特里克兰德正靠着一座石雕像的底座打盹。他踢了思特里克兰德一脚，把他从梦中踢醒。

“来跟我吃早饭去，朋友，”他说。

“去你妈的，”思特里克兰德说。

我一听就是我那位老朋友的语气，这时我决定把尼柯尔斯船长看作是一位可以信任的证人了。

“一个子儿也没有了吧？”船长又问。

“滚你的蛋，”思特里克兰德说。

“跟我来。我给你弄顿早饭吃。”

犹豫了一会儿，思特里克兰德从地上爬起来，两个人向一处施舍面包的救济所走去。饿饭的人可以在那里得到一块面包，但是必须当时吃掉，不准拿走。吃完面包，他们又到一个施舍汤的救济所，每天十一点到四点可以在那里得到一碗盐水稀汤，但不能连续领取一个星期。这两个机构中间隔着一大段路，除非实在饿得要命，谁也懒得跑两个地方。他们就这样吃了早饭，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同尼柯尔斯船长也就这样交上了朋友。

这两个人大概在马赛一起度过四个月。他俩的生活没有什么奇遇——如果奇遇意味着一件意料之外或者令人激动的事；因为他们的时间完全用在为了生活四处奔波上，他们要想弄到些钱晚间找个住宿的地方，更要买些吃的东西对付辘辘饥肠。我真希望我能画出几幅绚丽多彩的图画，把尼柯尔斯船长的生动叙述在我想象中唤起的一幅幅画面也让读者看到。他叙述他们两人在这个海港的下层生活中的种种冒险完全可以写成一本极有趣味的书，从他们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物身上，一个研究民俗学的人也可以找到足够的材料编纂一本有关流浪汉的大辞典。但是在这本书里我却只能用不多几段文字描写他们这一段生活。我从他的谈话得到的印象是：马赛的生活既紧张又粗野，丰富多彩，鲜明生动。相形之下，我所了解的马赛——人群杂沓、阳光灿烂，到处是舒适的旅馆和挤满了有钱人的餐馆——简直变得平淡无奇、索然寡味了。那些亲眼见过尼柯尔斯船长描绘给我听的景象的人真是值得羡慕啊。

当夜宿店对他们下了逐客令以后，思特里克兰德同尼柯尔斯船长就在硬汉子彼尔那里找到另外一处歇夜的地方。硬汉子彼尔是一家水手寄宿舍的老板，是一个身躯高大、生着一对硬拳头的黑白混血儿。他给暂时失业的水手们提供食宿，直到在船上给他们找到工作为止。思特里克兰德同尼柯尔斯船长在他这里住了一个月，同十来个别的人，瑞典人、黑人、巴西人，一起睡在寄宿舍两间屋子的地板上。这两间屋子什么家具也没有，彼尔就分配他们住在这里。每天他都带着这些人到维克多·耶鲁广场去，轮船的船长需要雇用什么人都到这个地方来。这个混血儿的老婆是一个非常邋遢的美国胖女人，谁也不知道这个美国人怎么会堕落到这一地步。寄宿的人每天轮流帮助她做家务事。思特里克兰德给硬汉子彼尔画了一张肖像作为食宿的报酬，尼柯尔斯船长认为这对思特里克兰德来讲是一件占了大便宜的事。彼尔不但出钱给他买了画布、油彩和画笔，而且还给了他一磅偷运上岸的烟草。据我所知，这幅画今天可能还挂在拉·柔耶特码头附近一所破旧房子的客厅里，我估计现在可能值一千五百英镑了。思特里克兰德的计划是先搭一条去澳大利亚或新西兰的轮船，然后再转途去萨摩亚或者塔希提。我不知道他怎么会动念要到南太平洋去，虽然我还记得他早就幻想到一个充满阳光的绿色小岛，到一个四围一片碧波、海水比北半球任何海洋更蓝的地方去。我想他所以攀住尼柯尔斯船长不放也是因为尼柯尔斯熟悉这一地区，最后劝他到塔希提，认为这个地方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舒服，也完全是尼柯尔斯的主意。

“你知道，塔希提是法国领土，”尼柯尔斯对我解释说，“法国人办事不他妈的那么机械。”

我想我明白他说这句话的意思。

思特里克兰德没有证件，但是硬汉子彼尔只要有利可图（他替哪个水手介绍工作都要把人家第一个月的工资扣去），对这一点是不以为意的。凑巧有一个英国籍的司炉住在他这里的时候死掉了，他就把这个人的证明文件给了思特里克兰德。但是尼柯尔斯船长同思特里克兰德两个人都要往东走，而当时需要雇用水手的船恰好都是西行的。有两次驶往美国的货轮上需要人干活都被思特里克兰德拒绝了，另外还有一艘到纽卡斯尔的煤船他也不肯去。思特里克兰德这种拗脾气结果只能叫硬汉子彼尔吃亏，最后他失去了耐性，一脚把思特里克兰德同尼柯尔斯船长两个人一起踢出了大门。这两个人又一次流落到街头。

硬汉子彼尔寄宿舍的饭菜从来也称不上丰盛，吃过饭从餐桌旁站起来跟刚坐下一样饿得慌，但是尽管如此，有好几天两个人对那里的伙食还是怀念不已。他们这次真正尝到挨饿是什么滋味了。施舍菜汤的地方同夜宿舍都已经对他们关了门，现在他们赖以果腹的只剩下面包施舍处给的一小片面包了。夜里，他们能在哪儿睡觉就在哪儿睡觉，有时候在火车站岔道上一个空车皮里，有时候在货站后面一辆卡车里。但是天气冷得要命，常常是迷迷糊糊地打一两个钟头的盹儿就得到街上走一阵暖和暖和身体。他们最难受的是没有烟抽，尼柯尔斯船长没有烟简直活不下去，于是他就开始到小啤酒馆去捡那些头天晚上夜游的人扔的烟屁股和雪茄头。

“我的烟斗就是比这更不是味儿的杂八凑烟也抽过，”他加添了一句，自我解嘲地耸了耸肩膀。在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又从我递过去的烟盒里拿了两支雪茄，一支衔在嘴上，一支揣在口袋里。

偶然他们也有机会挣到一点儿钱。有时候一艘邮轮开进港，尼柯尔斯船长同雇用计时员攀上交情，会给两人找个临时装卸工的活儿。如果是一艘英国船，他们会溜进前甲板下面的舱房里，在水手那里饱餐一顿。当然，这样做要冒一定的风险，如果遇见船上的高级船员，他们就要从跳板上被赶下来，为了催他们动作快一些，屁股后面还要挨一靴子。

“一个人只要肚子吃饱，屁股叫人踢一脚算不得什么，”尼柯尔斯船长说，“拿我个人说，我是从来不生气的。高级船员理应考虑船上的风纪的。”

我的脑子里活生生地出现一幅图画：一个气冲冲的大副飞起一脚，尼柯尔斯船长脑袋朝下地从窄窄的跳板上滚下来；像一个真正的英国人那样，他对英国商船队的这种纪律严明的精神非常高兴。

在鱼市场里也不时能够找点零活儿干。还有一次，卡车要把堆在码头上的许多筐橘子运走，思特里克兰德同尼柯尔斯船长帮助装车，每人挣了一法郎。有一天两人很走运：一条从马达加斯加绕过好望角开来的货轮需要上油漆，一个开寄宿店的老板弄到包工合同，他们两个人一连几天站在悬在船帮旁边的一条木板上，往锈迹斑斑的船壳上涂油漆。这件差事肯定很投合思特里克兰德的惯受讽嘲的脾气。我向尼柯尔斯船长打听，在那困顿的日子里，思特里克兰德有什么反应。

“从来没听他说过一句丧气话，”船长回答说，“有时候他有点儿闷闷不乐，但是就是在我们整天吃不到一口饭，连在中国佬那里歇宿的房钱都弄不到手的时候，他仍然像蛐蛐一样欢蹦乱跳。”

我对此并不觉得惊奇。思特里克兰德正是超然于周围环境之外的人，就是在最沮丧的情况下也是如此。这到底是由于心灵的宁静还是矛盾对立，那是难以说清的。

“中国茅房”，这是一个流浪汉给一个独眼的中国人在布特里路附近开的一家鸡毛店起的名字。六个铜子可以睡在一张小床上，三个铜子儿可以打一宵地铺。他们在这里认识了不少同他们一样穷困潦倒的朋友，遇到他们分文不名、而夜里又天气奇冷的时候，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同哪个白天凑巧挣到一法郎的人借几文宿费。这些流浪汉并不吝啬，谁手头有钱都乐于同别人分享。他们来自世界各个地方，但是大家都很讲交情，并不因国籍不同而彼此见外，因为他们都觉得自己是一个国家——安乐乡的自由臣民；这个国家领土辽阔，把他们这些人全部囊括在自己的领域里。

“可是思特里克兰德要是生起气来，我看可不是好惹的，”尼柯尔斯船长回忆当时的情况说，“有一天我们在广场上碰见了硬汉子彼尔，彼尔想讨回他给查理斯的身份证明。

“‘你要是想要，就自己来拿吧，’查理斯说。

“彼尔是个身强力壮的大汉，但是被查理斯的样子给镇住了，他只是不住口地咒骂，所有能够用上的脏字眼儿都用到了。硬汉子彼尔开口骂人是很值得一听的事。开始的时候，查理斯不动声色地听着，过了一会儿，他往前迈了一步，只说了一句：‘滚蛋，你他妈的这只猪猡。’他骂的这句话倒没什么，重要的是他骂人的样子。硬汉子彼尔马上住了口，你可以看出来他胆怯了。他连忙转身走开，好像突然记起自己还有个约会似的。”

按照尼柯尔斯船长的叙述，思特里克兰德当时骂人的话同我写的并不一样，但既然这是一本供家庭阅读消遣的书，我觉得不妨违反一些真实性，还是改换几个雅俗共赏的字眼儿为好。

且说硬汉子彼尔并不是个受了普通水手侮辱而隐忍不发的人。他的权势完全靠着他的威信；一个住在他开的寄宿舍的水手对他俩说，彼尔发誓要把思特里克兰德干掉，后来又有另外一个人告诉他们同样的消息。

一天晚上，尼柯尔斯船长和思特里克兰德正坐在布特里路的一家酒吧间里。布特里路是一条狭窄的街道，两旁都是一间间的平房，每所房子只有一间小屋，就像拥挤的集市棚子或者马戏团的兽笼。每间屋子门口都可以看到一个女人。有的懒洋洋地靠着门框，或者哼着小曲，或者用沙哑的嗓子向过路人打招呼，也有的无精打采地看一本书。她们有的是法国人，有的是意大利人，有的是西班牙人，有的是日本人，也有的是黑人；有的胖，有的瘦；在厚厚的脂粉、乌黑的眼眉和猩红的唇脂下面，你可以看到岁月在她们脸上刻下的痕迹和堕落放荡留下的伤疤。她们有的人穿着黑色内衫和肉色长袜，有的头发卷曲、染成金黄颜色，穿着纱衣，打扮得像小女孩。从敞开的门外边，可以看到屋子里的红砖地，一张大木床，牌桌上摆着一只大口水罐和一个面盆。街头上形形色色的人踱来踱去——邮轮上的印度水手，瑞典三桅帆船上的金发的北欧人，军舰上的日本兵，英国水手，西班牙人，法国巡洋舰上英俊的水兵，美国货轮上的黑人。白天，这里污秽肮脏，但是到了夜里，在小屋子的灯光照耀下，这条街就有一种罪恶的魅力。弥漫在空中的丑恶的淫欲使人感到窒息，简直是可怕的，但是在这一切缠绕着你、激动着你的景象里却有某种神秘的东西。你觉得有一种人们并不了解的原始力量又让你厌恶，又深深地把你迷住。在这里，一切文明、体面都已荡然无存，人们面对的只是阴郁的现实，一种既热烈又悲哀的气氛笼罩着一切。

在布特里路的一家酒吧间里

在思特里克兰德和尼柯尔斯坐的酒吧间里摆着一架自动钢琴，机械地演奏着喧噪聒耳的舞曲。屋子四周人们围坐在小桌旁边，这边六七个水手已经喝得半醉，吵吵嚷嚷，那边坐着的是一群士兵。屋子中央人们正一对对地挤在一起跳舞。留着大胡子、面色黝黑的水手用粗硬的大手使劲搂着自己的舞伴。女人们身上只穿着内衫。不时地也有两个水手站起来互相搂着跳舞。喧闹的声音震耳欲聋。没有一个人不在喝，不在叫，不在高声大笑；当一个人使劲吻了一下坐在他膝头上的女人时，英国的水手中就有人嘘叫，更增加了屋子的嘈杂。男人们的大靴子扬起的尘土和口里喷出的烟雾弄得屋子乌烟瘴气。空气又闷又热。卖酒的柜台后面坐着一个女人在给孩子喂奶。一个身材矮小、生着一张长满雀斑的扁脸年轻侍者，托着摆满啤酒杯子的托盘不住脚地走来走去。

过了不大一会儿工夫，硬汉子彼尔在两个高大黑人的陪同下走了进来。一眼就可以看出，他已经有七八分醉意了。他正在故意寻衅闹事。一进门彼尔就东倒西歪地撞在一张台子上，把一杯啤酒打翻了。坐在这张桌子边上的是三个士兵，双方马上争吵起来。酒吧间老板走出来，叫硬汉子彼尔走出去。老板脾气暴烈，从来不容顾客在他的酒馆闹事。硬汉子彼尔气焰有些收敛，他不太敢同酒吧间老板冲突，因为老板有警察作后盾。彼尔骂了一句，掉转了身躯。忽然，他一眼看见了思特里克兰德。他摇摇晃晃地走到思特里克兰德前边，一句话不说，嘬了一口唾沫，直啐到思特里克兰德脸上。思特里克兰德抄起酒杯，向他扔去。跳舞的人都停了下来。有那么一分钟，整个酒吧间变得非常安静，一点声音也没有。但是等硬汉子彼尔扑到思特里克兰德身上的时候，所有的人的斗志都变得激昂起来。刹那间，酒吧间开始了一场混战。啤酒台子打翻了，玻璃杯在地上摔得粉碎。双方厮打得越来越厉害。女人们躲到门边和柜台后面去，过路的行人从街头涌进来。只听见到处一片咒骂声、拳击声、喊叫声，屋子中间，一打左右的人打得难解难分。突然间，警察冲了进来，所有的人都争先恐后地往门外窜。当酒吧间里多少清静下来以后，只见硬汉子彼尔人事不省地躺在地上，头上裂了个大口子。尼柯尔斯船长拽着思特里克兰德逃到外面街上，思特里克兰德的胳臂淌着血，衣服撕得一条一条的。尼柯尔斯船长也是满脸血污；他的鼻子挨了一拳。

“我看在硬汉子彼尔出院以前，你还是离开马赛吧，”当他俩回到“中国茅房”开始清洗的时候，他对思特里克兰德说。

“真比斗鸡还热闹，”思特里克兰德说。

我仿佛看到了他脸上讥嘲的笑容。

尼柯尔斯船长非常担心。他知道硬汉子彼尔是睚眦必报的。思特里克兰德叫这个混血儿丢了大脸，彼尔头脑清醒的时候，是要小心提防的。他不会马上就动手，他会暗中等待一个适宜时机。早晚有一天夜里，思特里克兰德的脊背上会叫人捅上一刀，一两天以后，从港口的污水里会捞上一具无名流浪汉的尸体。第二天晚上尼柯尔斯到硬汉子彼尔家里去打听了一下。彼尔仍然住在医院里，但是他妻子已经去看过他。据他妻子说，彼尔赌天誓日说，他一出院就要结果思特里克兰德的性命。

又过了一个星期。

“我总是说，”尼柯尔斯船长继续回忆当时的情况，“要打人就把他打得厉厉害害的。这会给你一点时间，思考一下下一步该怎么办。”

这以后思特里克兰德交了一步好运。一艘开往澳大利亚的轮船到水手之家去要一名司炉，原来的司炉因为神经错乱在直布罗陀附近投海自杀了。

“你一分钟也别耽误，伙计，立刻到码头去，”船长对思特里克兰德说，“赶快签上你的名字。你是有证明文件的。”

思特里克兰德马上就出发了。尼柯尔斯船长从此再也没有同他见面。这艘轮船在码头只停泊了六小时，傍晚时分，尼柯尔斯船长看着轮船烟囱冒出的黑烟逐渐稀薄，轮船正在寒冬的海面上乘风破浪向东驶去。

我尽量把这些故事叙述得生动一些，因为我喜欢拿这一段经历同他住在伦敦阿施里花园时的生活进行对比，当时他忙着做股票生意，那时的生活我是亲眼见过的。但是我也非常清楚，尼柯尔斯船长是个大言不惭的牛皮大王，他告诉我的这些事也有可能没有一句是真话。今后我如果发现思特里克兰德在世的时候根本不认识他，他对马赛的知识完全来自一本杂志，我是一点也不会感到吃惊的。

四十八

这本书我本来准备就写到这里为止。我最初的计划是首先叙述一下思特里克兰德一生中最后几年是怎样在塔希提度过的，以及他悲惨的死亡，然后再回头来描写我所了解的他早年的生活。我预备这样做倒不是由于我的任性，而是因为想把思特里克兰德启程远航作为这本书的收尾；他那孤独的灵魂中怀着种种奇思遐想，终于向点燃起自己丰富想象的陌生的荒岛出发了。我喜欢这样一个画面：他活到四十七岁（到了这个年纪大多数人早已掉进舒适的生活沟槽里了）动身到天涯海角去寻找一个新世界；大海在凛冽的北风中一片灰蒙蒙，白沫四溅，他迷茫地盯视着逐渐消失、再也无法重见的法国海岸。我想他的这一行为含有某种豪迈的精神，他的灵魂里具有大无畏的勇气。我本来想让这本书结束的时候给人一线希望。我觉得这样也许能够突出思特里克兰德的不可征服的精神。但是我却写不好；不知为什么我不能把这些写下来，在试了一两次之后我还是放弃这样一个结构了。我走的还是老路子——从头开始。我决定按照我了解到的事实以先后顺序记叙我所知道的思特里克兰德的生平。

我掌握的事实只是一些断简残篇。我的处境很像一个生物学家，根据一根骨骼不仅要重新塑造出一个早已灭绝的生物的外貌，还要推测出它的生活习惯。思特里克兰德没有给那些在塔希提同他有接触的人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象。在这些人眼睛里，他只不过是一个永远缺钱花的流浪汉，唯一与众不同的地方是他爱画一些他们认为是莫名其妙的画。直到他死了多年以后，巴黎和柏林的画商陆续派来几个代理人搜寻思特里克兰德可能散失在岛上的遗作时，这些人才多少认识到在他们当中一度生活过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他们这时想起来，当时只要花一点点钱就能买到今天已经价值连城的名画，他们白白让机会从眼皮底下溜掉，真是追悔莫及。塔希提有一位姓寇汉的犹太商人，手里存着思特里克兰德的一幅画；他得到这幅画的情况有一点不寻常。寇汉是个法国小老头，生着一对温柔、善良的眼睛，脸上总是堆着笑容；他一半是商人，一半是水手，自己有一只快艇，常常勇敢地往来于包莫图斯群岛、马克萨斯和塔希提群岛之间，运去当地需要的商品，载回来椰子干、蚌壳和珍珠。我去看他是因为有人告诉我他有一颗大黑珍珠要廉价出售。后来我发现他的要价超过我的支付能力，我便同他谈起思特里克兰德来。他同思特里克兰德很熟。

“你知道，我对他感兴趣是因为他是个画家，”他对我说，“很少有画家到我们这些岛上来，我很可怜他，因为我觉得他画的画很蹩脚。他的头一个工作就是我给他的。我在半岛上有一个种植园，需要一个白人监工。除非有个白人监督着他们，这些土人是绝不肯给你干活的。我对他说：‘你有的是时间画画儿，你还可以挣点钱。’我知道他正在挨饿，但是我给他的工资很高。”

“我想他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监工，”我笑着说。

“我对他的要求并不苛刻。我对艺术家总是同情的。我们一家人生来就是这样，你知道。但是他只干了几个月的活儿。等他攒够了钱，能够买油彩和画布的时候，他就想离开这地方，跑到荒林里去。但是我还是经常不断地能见到他。每过几个月他就到帕皮提来一次，待几天；他会从随便哪个人手里弄到点钱，于是又无影无踪了。正是在他这样一次访问时，他到我家里来，要向我借两百法郎。他的样子像是一个礼拜没吃一顿饱饭了，我不忍心拒绝他。当然了，我知道这笔钱我绝不会再要回来了。你猜怎么着，一年以后，他又来看我了，带着一幅画。他没提向我借钱的事，他只说：‘这是一幅你那座种植园的画，是我给你画的。’我看了看他的画。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当然了，我还是对他表示感谢。他走了以后，我把这幅画拿给我的妻子看。”

我对他感兴趣是因为他是个画家

“他画得怎么样？”我问。

“别问我这个，我一点也看不懂。我活了一辈子也没见过这种画。‘这幅画咱们怎么办？’我问我的妻子说。‘什么时候也挂不出去，’她说，‘人家会笑掉大牙的，’就这样她把它拿到阁楼上，同各式各样的废物堆在一起。我的妻子什么东西也舍不得扔掉，这是她的习性。几年以后，你自己可以想象一下，正当大战爆发之前，我哥哥从巴黎给我写来一封信说：‘你是否听说过一个在塔希提住过的英国人？看来这人是个天才，他的画现在能卖大钱。看看你有没有办法弄到他画的任何东西，给我寄来。这件事很能赚钱。’于是我对我的妻子说：‘思特里克兰德给我的那张画还有没有？会不会仍然在阁楼上放着呢？’‘没错儿，’她回答说，‘你也知道，我什么东西都不扔。这是我的毛病。’我们两人走到阁楼上，这里堆着自从我们住到这所房子的第一天起积攒了三十年的各式各样的破烂货。那幅画就在这些我也弄不清楚到底都是些什么的废物堆里面。我又仔细看了看。我说：‘谁想得到，我的半岛上的种植园里的一个监工，一个向我借过两百法郎的人，居然是个伟大天才。你看得出这幅画哪点画得好吗？’‘看不出来，’她说，‘一点也不像咱们的种植园，再说我也从来没有见过椰子树长着蓝叶子。他们巴黎人简直发疯了，也说不定你哥哥能把那幅画卖两百法郎，正好能抵思特里克兰德欠我们的那笔债。’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把画包装好，给我哥哥寄去了。最后我收到了他的回信。你猜他信里面怎么说？‘画已收到，’他说，‘我必须承认，开始我还认为你在同我开玩笑。我真不应该出这笔寄费。我几乎没有胆量把它拿给同我谈过这件事的那位先生看。当他告诉我这是一件杰作，并出价三万法郎要购买它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到我是多么吃惊。我猜想他还肯出更多的钱。但是说老实话，这件事当时太出乎我的意料，弄得我简直晕头转向了。没等我脑子清醒过来以前，这笔生意已经拍板成交了。’”

接着，寇汉先生又说出几句着实令人起敬的话。

“我希望可怜的思特里克兰德还活着。我真想知道，在我把两万九千八百法郎卖画的钱交到他手里的时候，他会说什么。”

四十九

我住在鲜花旅馆，旅馆的女主人，约翰生太太给我讲了一个悲惨的故事——她如何把大好良机白白错过去了。思特里克兰德死了以后，他的一些遗物在帕皮提市场上拍卖。她亲自跑了一趟，因为在拍卖的物品中有一个她需要的美国式煤油炉子。她花了二十七法郎把炉子买了下来。

“有十来张画，”她对我说，“但是都没有镶框，谁也不要。有几张要卖十法郎，但是大部分只卖五六法郎一张。想想吧，如果我把它们买下来，现在可是大富翁了。”

但是蒂阿瑞·约翰生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也绝对发不了财；她手头根本存不下钱。她是一个在塔希提落户的白人船长同一个土著女人结婚生的女儿。我认识她的时候，她已经五十岁了，但是样子比年纪显得还要老。她的身躯又大又壮，一身肥肉；如果不是一张只能呈现出仁慈和蔼表情来的一团和气的面孔，她的仪表会是非常威严的。她的胳臂像两条粗羊腿，乳房像两颗大圆白菜，一张胖脸满是肥肉，给人以浑身赤裸、很不雅观的感觉。脸蛋下面是一重又一重的肉下巴（我说不上她有几重下巴），嘟嘟噜噜地一直垂到她那肥胖的胸脯上。平常她总穿着一件粉红色的宽大的薄衫，戴着一顶大草帽，但是当她把头发松垂下来的时候（她常常这样做，因为她对自己的头发感到很骄傲），你会看到她生着一头又黑又长、打着小卷的秀发；此外，她的眼睛也非常年轻，炯炯有神。她的笑声是我听到过的最富有感染性的笑声；开始的时候只是在喉咙里一阵低声咯咯，接着声音越来越大，直到她那肥胖的身躯整个都哆哆嗦嗦地震颤起来。她最喜欢的是三件东西——笑话、酒同漂亮的男人。有缘同她结识真是一件荣幸的事。

她是岛上最好的厨师，对美馔佳肴有很深的爱好。从清早直到夜晚，你什么时候都会看见她坐在厨房里一把矮椅上，一名中国厨师和两三个本地的使女围着她团团转；她一面发号施令，一面同所有的人东拉西扯，偷空还要品尝一下她设计烹调出的令人馋涎欲滴的美味。如果要对一位朋友表示敬意，她就亲自下厨。殷勤好客是她的本性；只要鲜花旅馆有东西吃，岛上的人谁也用不着饿肚皮。她从来不因为房客付不出账而把他们赶走。有一次有一个住在她旅馆的人处境不佳，她竟一连几个月供给这人食宿，分文不收。最后开洗衣店的中国人因为这人付不起钱不再给他洗衣服，她就把这位房客的衣服和自己的混在一起给洗衣店送去。她说，她不能看着这个可怜的人穿脏衬衫，此外，既然他是一个男人，而男人又非抽烟不可，她还每天给这个人一个法郎，专门供他买纸烟。她对这个人同对那些每星期付一次账的客人一样殷勤和气。

年龄和发胖已经使她自己不能再谈情说爱了；但是她对年轻人的恋爱事却极有兴趣。她认为情欲方面的事是人的本性，男人女人都是如此，她总是从自己的丰富经验中给人以箴言和范例。

“我还不到十五岁的时候，我父亲就发现我有了爱人，”她说，“他是热带鸟号上的三副。一个漂亮的年轻人。”

她叹了一口气。人们都说女人总是不能忘怀自己的第一个爱人；但是也许她并不是永远把头一个爱人记在心上的。

“我父亲是个明白事理的人。”

“他怎么着你了？”我问。

“他差点儿把我打得一命呜呼，以后他就让我同约翰生船长结了婚。我倒也不在乎。当然了，约翰生船长年纪大多了，但是他也很漂亮。”

蒂阿瑞——这是一种香气芬芳的白花，她父亲给她起的名字。这里的人说，只要你闻过这种花香，不论走得多么远，最终还要被吸引回塔希提去——蒂阿瑞对思特里克兰德这个人记得非常清楚。

“他有时候到这里来，我常常看见他在帕皮提走来走去。我挺可怜他，他瘦得要命，口袋总是空空的。我一听说他到城里来了，就派一个茶房去把他找来，到我这里来吃饭。我还给他找过一两回工作，但是他什么事也干不长。过不了多久，他就又想回到荒林里去，于是一天清早，他人就不见了。”

思特里克兰德大约是在离开马赛以后六个月到的塔希提。他在一只从奥克兰驶往旧金山的帆船上干活儿，弄到一个舱位。到达塔希提的时候，他随身带的只是一盒油彩、一个画架和一打画布。他口袋里有几英镑钱，这是他在悉尼干活儿挣的。他在城外一个土著人家里租了一间小屋子。我猜想他一到塔希提就好像回到家里一样。蒂阿瑞告诉我思特里克兰德有一次同她讲过这样的话：

“我正在擦洗甲板，突然间有一个人对我讲：‘看，那不是吗？’我抬起头一望，看到了这个岛的轮廓。我马上就知道这是我终生寻找的地方。后来我们的船越走越近，我觉得好像记得这个地方。有时候我在这里随便走的时候，我见到的东西好像都很熟悉。我敢发誓，过去我曾经在这里待过。”

“有的时候这个地方就是这样把人吸引住，”蒂阿瑞说，“我听说，有的人趁他们乘的轮船上货的时候到岸上来，准备待几小时，可是从此就再也不离开这个地方了。我还听说，有些人到这里来，准备在哪个公司干一年事，他们对这个地方骂不绝口，离开的时候，发誓赌咒，宁肯上吊也决不再回来。可是半年以后，你又看见他们登上这块陆地；他们会告诉你说，在别的任何地方他们也无法生活下去。”

五十

我认为有些人诞生在某一个地方可以说未得其所。机缘把他们随便抛掷到一个环境中，而他们却一直思念着一处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坐落在何处的家乡。在出生的地方他们好像是过客；从孩提时代就非常熟悉的浓荫郁郁的小巷，同小伙伴游戏其中的人烟稠密的街衢，对他们说来都不过是旅途中的一个宿站。这种人在自己亲友中可能终生落落寡合，在他们唯一熟悉的环境里也始终孑身独处。也许正是在本乡本土的这种陌生感才逼着他们远游异乡，寻找一处永恒定居的寓所。说不定在他们内心深处仍然隐伏着多少世代前祖先的习性和癖好，叫这些彷徨者再回到他们祖先在远古就已离开的土地。有时候一个人偶然到了一个地方，会神秘地感觉到这正是自己栖身之所，是他一直在寻找的家园。于是他就在这些从未寓目的景物里，从不相识的人群中定居下来，倒好像这里的一切都是他从小就熟稔的一样。他在这里终于找到了宁静。

我给蒂阿瑞讲了一个我在圣托玛斯医院认识的人的故事。这是个犹太人，姓阿伯拉罕。他是个金黄头发、身体粗壮的年轻人。性格腼腆，对人和气，但是很有才能。他是靠着一笔奖学金入学的，在五年学习期间，任何一种奖金只要他有机会申请就绝对没有旁人的份儿。他先当了住院内科医生，后来又当了住院外科医生。没有人不承认他的才华过人。最后他被选进领导机构中，他的前程已经有了可靠的保证。按照世情推论，他在自己这门事业上肯定会飞黄腾达、名利双收的。在正式上任以前，他想度一次假；因为他自己没有钱，所以在一艘开往地中海的不定期货船上谋了个医生位置。这种货轮上一般是没有医生的，只是由于医院里有一名高级外科医生认识跑这条航线的一家轮船公司的经理，货轮看在经理情面上才录用了阿伯拉罕。

几个星期以后，医院领导人收到一份辞呈，阿伯拉罕声明他决定放弃这个人人嫉羡的位置。这件事使人们感到极其惊诧，千奇百怪的谣言不胫而走。每逢一个人干出一件出人意料的事，他的相识们总是替他想出种种最令人无法置信的动机。但是既然早就有人准备好填补他留下的空缺，阿伯拉罕不久也就被人遗忘了。以后再也没人听到他的任何消息。这个人就这样从人们的记忆里消失了。

大约十年之后，有一次我乘船去亚历山大港

[1]

。即将登陆之前，一天早上，我被通知同其他旅客一起排好队，等待医生上船来检查身体。来的医生是个衣履寒酸、身体肥硕的人。当他摘下帽子以后，我发现这人的头发已经完全秃了。我觉得仿佛过去在什么地方见过他。忽然，我想起来了。

“阿伯拉罕，”我喊道。

他转过头来，脸上显出惊奇的神色。愣了一会儿，他也认出我来，立刻握住我的手。在我们两人各自惊叹了一番后，他听说我准备在亚历山大港过夜，便邀请我到英侨俱乐部去吃晚饭。在我们会面以后，我再次表示在这个地方遇到他实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他现在的职务相当低微，他给人的印象也很寒酸。这以后他给我讲了他的故事。在他出发到地中海度假的时候，他一心想的是再回伦敦去，到圣·托玛斯医院去就职。一天早晨，他乘的那艘货轮在亚历山大港靠岸，他从甲板上看着这座阳光照耀下的白色城市，看着码头上的人群。他看着穿着褴褛的轧别丁衣服的当地人，从苏丹来的黑人，希腊人和意大利人成群结队、吵吵嚷嚷，土耳其人戴着平顶无檐的土耳其小帽，他看着阳光和碧蓝的天空。就在这个时候，他的心境忽然发生了奇异的变化。他无法描述这是怎么一回事。事情来得非常突兀，据他说，好像晴天响起一声霹雳；但他觉得这个譬喻不够妥当，又改口说好像得到了什么启示。他的心好像被什么东西揪了一下。突然间，他感到一阵狂喜，有一种取得无限自由的感觉。他觉得自己好像回到了老家，他当时当地就打定主意，今后的日子他都要在亚历山大度过了。离开货轮并没有什么困难；二十四小时以后，他已经带着自己的全部行李登岸了。

“船长一定会觉得你发疯了，”我笑着说。

“别人爱怎么想就怎么想，我才不在乎呢。做出这件事来的不是我，是我身体里一种远比我自己的意志更强大的力量。上岸以后，我四处看了看，想着我要到一家希腊人开的小旅馆去；我觉得我知道在哪里能找到这家旅馆。你猜怎么着？我一点儿也没有费劲儿就走到这家旅馆前边，我一看见这地方马上就认出来了。”

“你过去到过亚历山大港吗？”

“没有。在这次出国前我从来没有离开过英国。”

不久以后，他就在公立医院找到个工作，从此一直待在那里。

“你从来没有后悔过吗？”

“从来没有。一分钟也没有后悔过。我挣的钱刚够维持生活，但是我感到心满意足。我什么要求也没有，只希望这样活下去，直到我死。我生活得非常好。”

第二天我就离开了亚历山大港，直到不久以前我才又想起阿伯拉罕的事。那是我同另外一个行医的老朋友，阿莱克·卡尔米凯尔一同吃饭的时候。卡尔米凯尔回英国来短期度假，我偶然在街头上遇见了他。他在大战中工作得非常出色，荣获了爵士封号。我向他表示了祝贺。我们约好一同消磨一个晚上，一起叙叙旧。我答应同他一起吃晚饭，他建议不再约请别人，这样我俩就可以不受干扰地畅谈一下了。他在安皇后街有一所老宅子，布置很优雅，因为他是一个很富于艺术鉴赏力的人。我在餐厅的墙上看到一幅贝洛托

[2]

的画，还有两幅我很羡慕的佐范尼

[3]

的作品。当他的妻子，一个穿着金色衣服、高身量、样子讨人喜欢的妇女离开我们以后，我笑着对他说，他今天的生活同我们在医学院做学生的时代相比，变化真是太大了。那时，我们在威斯敏斯特桥大街一家寒酸的意大利餐馆吃一顿饭都认为是非常奢侈的事。现在阿莱克·卡尔米凯尔在六七家大医院都兼任要职，据我估计，一年可以有一万镑的收入。这次受封为爵士，只不过是他迟早要享受到的第一个荣誉而已。

“我混得不错，”他说，“但是奇怪的是，这一切都归功于我偶然交了一个好运。”

“我不懂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不懂？你还记得阿伯拉罕吧？应该飞黄腾达的本该是他。做学生的时候，他处处把我打得惨败。奖金也好，助学金也好，都被他从我手里夺去；哪次我都甘拜下风。如果他这样继续下去，我现在的地位就是他的了。他对于外科手术简直是个天才。谁也无法同他竞争。当他被指派为圣·托玛斯附属医学院注册员的时候，我是绝对没有希望进入领导机构的。我只能开业当个医生，你也知道，一个普通开业行医的人有多大可能跳出这个槽槽去。但是阿伯拉罕却让位了，他的位子让我弄到手了。这样就给了我步步高升的机会了。”

“我想你说的话是真的。”

“这完全是运气。我想，阿伯拉罕这人心理一定变态了。这个可怜虫，一点儿救也没有了。他在亚历山大港卫生部门找了个小差事——检疫员什么的。有人告诉我，他同一个丑陋的希腊老婆子住在一起，生了半打长着瘰疬疙瘩的小崽子。所以我想，问题不在于一个人脑子聪明不聪明，真正重要的是要有个性。阿伯拉罕缺少的正是个性。”

个性？在我看来，一个人因为看到另外一种生活方式更有重大的意义，只经过半小时的考虑就甘愿抛弃一生的事业前途，这才需要很强的个性呢。贸然走出这一步，以后永不后悔，那需要的个性就更多了。但是我什么也没说。阿莱克·卡尔米凯尔继续沉思着说：

“当然了，如果我对阿伯拉罕的行径故作遗憾，我这人也就太虚伪了。不管怎么说，正因为他走了这么一步，才让我占了便宜。”他吸着一支长长的寇罗纳牌哈瓦那雪茄烟，舒适地喷着烟圈。“但是如果这件事同我个人没有牵连的话，我是会为他虚掷才华感到可惜的。一个人竟这样糟蹋自己实在太令人心痛了。”

我很怀疑，阿伯拉罕是否真的糟蹋了自己。做自己最想做的事，生活在自己喜爱的环境里，淡泊宁静、与世无争，这难道是糟蹋自己吗？与此相反，做一个著名的外科医生，年薪一万镑，娶一位美丽的妻子，就是成功吗？我想，这一切都取决于一个人如何看待生活的意义，取决于他认为对社会应尽什么义务，对自己有什么要求。但是我还是没有说什么；我有什么资格同一位爵士争辩呢？

[1]
在埃及。

[2]
贝尔纳多·贝洛托（1720—1780），意大利威尼斯派画家。

[3]
约翰·佐范尼（1733—1810），出生于德国的英国画家。

五十一

当我给蒂阿瑞讲完了这个故事，她很称赞我看问题的敏锐。这以后，我们埋头干了几分钟活儿，谁也没有再开口，因为我们当时正在剥豆子。她的眼睛对厨房里发生的事一件也不放过，没过多一会儿，她看到中国厨师做了一件她非常不赞成的事，马上对他骂了一大串话，但是那个中国人也毫不示弱，于是你一言我一语，展开一场极为激烈的舌战。他们对骂时用的是当地土话，我只听得懂五六个词，给我的印象是，好像世界末日都快要到了。但是没过多久，和平就又恢复了，而且蒂阿瑞居然还递给厨师一根纸烟。两个人都舒舒服服地喷起云雾来。

“你知道，他的老婆还是我给找的呢，”蒂阿瑞突如其来地说了一句，一张大脸上布满了笑容。

“厨师的老婆？”

“不，思特里克兰德的。”

“他已经有了呀。”

“他也这么说。可是我告诉他，他的老婆在英国，英国在地球的那一边呢。”

“不错，”我回答说。

“每隔两三个月，当他需要油彩啊、烟草啊，或者缺钱花的时候，他就到帕皮提来一趟。到了这里，他总是像个没主的野狗似地东游西荡，我看着怪可怜的。我这里雇着一个女孩子，帮我收拾房间。她名字叫爱塔。她是我的一个远房亲戚，父母都死了，所以我只好收留了她。思特里克兰德有时候到我这儿来吃一顿饱饭，或者同我这里的哪个干活儿的下盘棋。我发现每次他来的时候，爱塔都盯着他。我就问她她是不是喜欢这个人。她说她很喜欢他。你知道这些女孩子是怎么样的，都喜欢找个白人。”

“爱塔是本地人吗？”我问。

“是的，一滴白人的血液也没有。就这样，在我同她谈了以后，我就派人把思特里克兰德找来，我对他说：‘思特里克兰德啊，你也该在这里安家落户了。像你这样年龄的人不应该再同码头边上的女人鬼混了。那里面没有好人，跟她们在一起你是落不出好儿来的。你又没有钱，不管什么事你都干不长，没有干过两个月的。现在没有人肯雇你了。尽管你说你可以同哪个土人一直住在丛林里头，他们也愿意同你住在一起，因为你是个白人，但是作为一个白人来说，你这种生活可不像样子。现在我给你出个主意，思特里克兰德。’”

蒂阿瑞说话的时候一会儿用法语，一会儿用英语，因为这两种话她说得同样流利。她说话的时候语调像是在唱歌，听起来非常悦耳。如果小鸟会讲英语的话，你会觉得它正是用这种调子说话的。

“‘听我说，你跟爱塔结婚怎么样？她是个好姑娘，今年才十七岁。她从来不像这里有些女孩那样乱来——同个把船长或是大副要好过，这种事倒是有，但是跟当地人却绝对没有乱来过。她是很自爱的，你知道

[1]

。上回奥阿胡号到这里来的时候，船上的事务长对我讲，他在所有这些岛上还从来没有遇见过比她更好的姑娘呢。她现在也到了寻个归宿的时候啦，再说，船长也好、大副也好，总不时地想换个口味。凡是给我干活的女孩子我都不叫她们干多少年。爱塔在塔拉窝河旁弄到一小块地产，就在你到这里不久以前，收获的椰子干按现在的市价算足够你舒舒服服过日子。那里还有一幢房子，你要想画画儿要多少时间有多少时间。你觉得怎么样？’”

蒂阿瑞停下来喘了一口气。

“就在这个时候，他告诉我他在英国是有老婆的。‘我可怜的思特里克兰德，’我对他说，‘他们在别的地方都有个外家；一般说来，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到我们这些岛上来的原故。爱塔是个通情达理的姑娘，她不要求当着市长的面举行什么仪式。她是个耶稣教徒，你知道，信耶稣教的对待这种事不像信天主教的人那么古板。’

“这时候他说道：‘那么爱塔对这件事有什么意见呢？’‘看起来，她对你很有情意

[2]

，’我说，‘如果你愿意，她也会同意的。要不要我叫她来一下？’思特里克兰德咯咯地笑起来，像他平常那样，笑声干干巴巴，样子非常滑稽。于是我就把爱塔叫过来。爱塔知道刚才我在同思特里克兰德谈什么，这个骚丫头；我一直用眼角盯着她，她假装在给我熨一件刚刚洗过的罩衫，耳朵却一个字不漏地听着我们俩讲话。她走到我面前，咯咯地笑着，但是我看得出来，她有一些害羞。思特里克兰德打量了她一阵，没有说什么。”

“她长得好看吗？”我问。

“挺漂亮。但是你过去一定看到过她的画儿了。他给她画了一幅又一幅，有时候围着一件帕利欧

[3]

，有时候什么都不穿。不错，她长得蛮漂亮。她会做饭。是我亲自教会她的。我看到思特里克兰德正在琢磨这件事，我就对他说：‘我给她的工资很多，她都攒起来了。她认识的那些船长和大副有时候也送给她一点儿东西。她已经攒了好几百法郎了。’

他给她画了一幅又一幅

“思特里克兰德一边揪着大红胡子，一边笑起来。

“‘喂，爱塔，’他说，‘你喜欢不喜欢叫我当你丈夫？’

“她什么话也没说，只是叽叽咯咯地笑着。

“‘我不是告诉你了吗，思特里克兰德，这个女孩子对你挺有情意

[4]

吗？’我说。

“‘我可是要揍你的，’他望着她说。

“‘你要是不打我，我怎么知道你爱我呢？’她回答说。”

蒂阿瑞把这个故事打断，回溯起自己的往事来。

“我的第一个丈夫，约翰生船长，也总是经常不断地用鞭子抽我。他是个男子汉，六英尺三高，长得仪表堂堂。他一喝醉了，谁也劝不住他，总是把我浑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多少天也退不去。咳，他死了的时候我那个哭啊。我想我这辈子再也不能从这个打击里恢复过来啦。但是我真的懂得我的损失多么大，那还是在我同乔治·瑞恩尼结婚以后。要是不跟一个男的一起生活，你是永远不会知道他是怎样一个人的。乔治·瑞恩尼叫我大失所望，任何一个男人也没有这么叫我失望过。他长得也挺漂亮，身材魁梧，差不多同约翰生船长一样高，看起来非常结实。但是这一切都是表面现象。他从来没有喝醉过，从来没有动手打过我。简直可以当个传教士。每一条轮船进港我都同船上的高级船员谈情说爱，可是乔治·瑞恩尼什么也看不见。最后我实在腻味他了，我跟他离了婚。嫁了这么一个丈夫有什么好处呢？有些男人对待女人的方式真是太可怕了。”

我安慰了一下蒂阿瑞，表示同情地说，男人总是叫女人上当的；接着我就请她继续给我讲思特里克兰德的故事。

“‘好吧，’我对思特里克兰德说，‘这事不用着急。慢慢地好好想一想。爱塔在厢房里有一间挺不错的屋子，你跟她一起生活一个月，看看是不是喜欢她。你可以在我这里吃饭。一个月以后，如果你决定同她结婚，你就可以到她那块地产上安下家来。’

“他同意这样做。爱塔仍然给我干活儿，我叫思特里克兰德在我这里吃饭，像我答应过的那样。我教给爱塔做一两样他喜欢吃的菜。他并没有怎么画画儿。他在山里游荡，在河里边洗澡。他坐在海边上眺望咸水湖。每逢日落的时候，就到海边上去看莫里阿岛。他也常常到礁石上去钓鱼。他喜欢在码头上闲逛，同本地人东拉西扯。他从不叫叫嚷嚷，非常讨人喜欢。每天吃过晚饭他就同爱塔一起到厢房里去。我看得出来，他渴望回到丛林里去。到了一个月头上，我问他打算怎么办。他说，要是爱塔愿意走的话，他是愿意同爱塔一起走的。于是我给他们准备了一桌喜酒。我亲自下的厨。我给他们做了豌豆汤、葡萄牙式的大虾、咖喱饭和椰子色拉——你还没尝过我做的椰子色拉呢，是不是？在你离开这里以前我一定给你做一回——我还给他们准备了冰激凌。我们拚命地喝香槟，接着又喝甜酒。啊，我早就打定主意，一定要把婚礼办得像个样子。吃完了饭，我们就在客厅里跳舞。那时候我还不像现在这么胖，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跳舞。”

鲜花旅馆的客厅并不大，摆着一架简易式的钢琴，沿着四边墙整整齐齐地摆着一套菲律宾红木家具，上面铺着烙着花的丝绒罩子，圆桌上放着几本照相簿，墙上挂着蒂阿瑞同她第一个丈夫约翰生船长的放大照片。虽然蒂阿瑞已经又老又胖，可是有几次我们还是把布鲁塞尔地毯卷起来，请来在旅馆里干活的女孩子同蒂阿瑞的两个朋友，跳起舞来，只不过伴奏的是由一台像害了气喘病似的唱机放出的音乐而已。露台上，空气里弥漫着蒂阿瑞花的浓郁香气，头顶上，南十字座星在万里无云的天空上闪烁发光。

蒂阿瑞回忆起很久以前的那次盛会，脸上不禁显出迷醉的笑容来。

“那天我们一直玩到半夜三点钟，上床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不喝得醉醺醺的。我早就同他们讲好，他们可以乘我的小马车走，一直到大路通不过去的地方。那以后，他们还要走很长的一段路。爱塔的产业在很远很远的一处山峦叠抱的地方。他们天一亮就动身了，我派去送他们的仆人直到第二天才回来。

“不错，思特里克兰德就这样结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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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为法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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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为法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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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人的服装，一种用土布做的束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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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为法语。

五十二

我想，这以后的三年是思特里克兰德一生中最幸福的一段日子。爱塔的房子距离环岛公路有八公里远，要到那里去需要走过一条为热带丛林浓荫覆盖着的羊肠小道。这是一幢用本色木头盖成的带凉台的平房，一共有两间屋子，屋外还有一间用作厨房的小棚子。室内没有家具，地上铺着席子当床用。只有凉台上放着一把摇椅。

芭蕉树一直长到房子的跟前；巨大的叶子破破烂烂，好像一位遭了厄运的女王的破烂衣衫。房子背后有一株梨树，房子四周到处种着能变钱花的椰子树。爱塔的父亲生前围着这片地产种了一圈巴豆；这些巴豆如今生得密密匝匝，开着绚烂的花朵，像一道火焰墙似地把椰林围绕起来。此外，正对着房子还有一棵芒果树，房前一块空地边上有两棵姊妹树，开着火红的花朵，同椰子树的金黄椰果竞相斗妍。

思特里克兰德就靠着这块地的出产过活，很少到帕皮提去。离他住的地方不远有一条小河，他经常在里面洗澡。有时候河水里有鱼群出现，土人们便拿着长矛从各处走来，大吵大嚷地把正向海里游去的受惊的大鱼叉上来。思特里克兰德有时候也到海滩上去，回来的时候总带来一筐各种颜色的小鱼。爱塔用椰子油把鱼炸了，有时还配上一只大海虾，另外她还常常给他做一盘味道鲜美的螃蟹，这种螃蟹在脚底下爬来爬去，一伸手就可以捉住。山上面长着野橘子树；爱塔偶然同村子里两三个女伴上山去，总是满载而归，带回许多芬芳甘美的绿色小橘子。不久以后，椰子成熟，就该到采摘的时候了。爱塔的表兄表弟、堂兄堂弟（像所有的土人一样，她的亲戚数也数不过来）成群结队地爬到树上去，把成熟的大椰子扔下来。他们把椰子剖开，放在太阳底下晒。晒干以后就把椰肉取出来，装在口袋里。妇女们把一袋袋的椰肉运到咸水湖附近一个村落的贸易商人那里，换回来大米、肥皂、罐头肉和一点点儿钱。有时候邻村有什么庆贺宴会，就要杀猪。附近的人蜂拥到那里，又是跳舞，又是唱赞美诗，大吃大喝一顿，吃得人人都快要呕吐了。

椰子成熟，就该到采摘的时候了

但是他们的房子离附近的村子很远，塔希提的人是不喜欢活动的。他们喜欢旅行，喜欢闲聊天，就是不喜欢走路。有时候一连几个星期也没有人到思特里克兰德同爱塔家里来。思特里克兰德画画儿、看书，天黑了以后，就同爱塔一起坐在凉台上，一边抽烟一边望着天空。后来爱塔给他生了一个孩子。生孩子的时候来服侍她的一个老婆婆待下来，一直也没有走。不久，老婆婆的一个孙女也来同他们住在一起，后来又来了个小伙子——谁也不清楚这个人从哪儿来，同哪个人有亲属关系——，他也毫无牵挂地在这里落了户。就这样他们逐渐成了个大家庭。

五十三

“看啊，那就是布吕诺船长

[1]

，”有一天，我脑子里正在往一块拼缀蒂阿瑞给我讲的关于思特里克兰德的片片断断的故事时，她忽然喊叫起来。“这个人同思特里克兰德很熟。他到思特里克兰德住的地方去过。”

我看到的是一个已过中年的法国人，蓄着一大捧黑胡子，不少已经花白，一张晒得黝黑的面孔，一对闪闪发光的大眼睛。他身上穿着一套很整洁的帆布衣服。其实吃午饭的时候我已经注意到他了，旅馆的一个中国籍侍者阿林告诉我，他是从包莫图斯岛来的，他乘的船当天刚刚靠岸。蒂阿瑞把我引见给他；他递给我一张名片。名片很大，当中印着他的姓名——勒内·布吕诺，下面一行小字是“龙谷号船长”。我同蒂阿瑞当时正坐在厨房外面的一个小凉台上，蒂阿瑞在给她手下的一个女孩子裁衣服。布吕诺船长就和我们一起坐下了。

“是的，我同思特里克兰德很熟，”他说。“我喜欢下棋，他也是只要找到个棋友就同人下。我每年为了生意上的事要到塔希提来三四回，如果他凑巧也在帕皮提，总要找我来一起玩几盘。后来，他结婚了，”——说到结婚两个字布吕诺船长笑了笑，耸了一下肩膀——“在同蒂阿瑞介绍给他的那个女孩子到乡下去住以前，他邀请我有机会去看看他。举行婚礼那天我也是贺客之一。”他看了蒂阿瑞一眼，两个人都笑了。“结婚以后，他就很少到帕皮提来了。大约一年以后，凑巧我到他居住的那一带去，我忘了是为办一件什么事了。事情办完以后，我对自己说：‘嗳，我干吗不去看看可怜的思特里克兰德呀？’我向一两个本地的人打听，问他们知道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结果我发现他住的地方离我那儿还不到五公里远。于是我就去了。我这次去的印象永远也不会忘记。我的住家是在珊瑚岛上，是环抱着咸水湖的一个低矮的环形小岛。那地方的美是海天茫茫的美。是湖水变幻不定的色彩和椰子树的摇曳多姿。而思特里克兰德住的地方却是另一种美，好像是生活在伊甸园里。哎呀，我真希望我能把那迷惑人的地方描摹给你们听。与人寰隔绝的一个幽僻的角落，头顶上是蔚蓝的天空，四围一片郁郁苍苍的树木。那里是观赏不尽的色彩，芬芳馥郁的香气，荫翳凉爽的空气。这个人世乐园是无法用言语形容的。他就住在那里，不关心世界上的事，世界也把他完全遗忘。我想，在欧洲人的眼睛里，那地方也许显得太肮脏了一些；房子破破烂烂，而且收拾得一点儿也不干净。我刚走近那幢房子，就看见凉台上躺着三四个当地人。你知道这里的人总爱凑在一起。我看见一个年轻人摊开了身体在地上躺着，抽着纸烟，身上除了一条帕利欧以外什么也没有穿。”

所谓帕利欧就是一长条印着白色图案的红色或蓝色的棉布，围在腰上，下面搭在膝盖上。

“一个女孩子，大概有十五六岁吧，正在用凤梨树叶编草帽，一个老太婆蹲在地上抽烟袋。后来我才看到爱塔，她正在给一个刚出世不久的小孩喂奶，另外一个小孩，光着屁股，在她脚底下玩。爱塔看见我以后，就招呼思特里克兰德。思特里克兰德从屋子里走到门口。他身上同样也只围着一件帕利欧。他留着大红胡子，头发粘成一团，胸上长满了汗毛，样子真是古怪。他的两只脚磨得起了厚茧，还有许多疤痕，我一看就知道他从不穿鞋。说实在的，他简直比当地人更加土化。他看见我好像很高兴，吩咐爱塔杀一只鸡招待我。他把我领进屋子里，给我看我来的时候他正在画的一张画。屋子的一个角落里摆着一张床，当中是一个画架，画架上钉着一块画布。因为我觉得他挺可怜，所以花了不多钱买了他几张画。这些画大多数我都寄给法国的朋友了。虽然我当时买这些画是出于对他的同情，但是时间长了，我还是喜欢上它们了。我发现这些画有一种奇异的美。别人都说我发疯了，但事实证明我是正确的。我是这个地区第一个能鉴赏他的绘画的人。”

我真希望我能把那迷惑人的地方描摹给你们听

他幸灾乐祸地向蒂阿瑞笑了笑。于是蒂阿瑞又一次后悔不迭地给我们讲起那个老故事来：在拍卖思特里克兰德遗产的时候，她怎样一点儿也没有注意他的画，只花了二十七个法郎买了一个美国的煤油炉子。

“这些画你还保留着吗？”我问。

“是的。我还留着。等我的女儿到了出嫁的年龄我再卖，给她做陪嫁。”

他又接着给我们讲他去看思特里克兰德的事。

“我永远也忘不了我同他一起度过的那个晚上。本来我想在他那里只待一个钟头，但是他执意留我住一夜。我犹豫了一会儿；说老实话，我真不喜欢他建议叫我在上面过夜的那张草席。但是最后我还是耸了耸肩膀，同意留下了。当我在包莫图斯岛给自己盖房子的时候，有好几个星期我睡在外面露天地里，我睡的床要比这张草席硬得多，盖的东西只有草叶子。讲到咬人的小虫，我的又硬又厚的皮肤实在是最好的防护物。

“在爱塔给我们准备晚饭的时候，我同思特里克兰德到小河边上去洗了一个澡。吃过晚饭后，我们就坐在露台上乘凉。我们一边抽烟一边聊天。我来的时候看见的那个年轻人有一架手风琴，他演奏的都是十几年以前音乐厅里流行过的曲子。在热带的夜晚，在这样一个离开人类文明几千里以外的地方，这些曲调给人以一种奇异的感觉。我问思特里克兰德，他这样同各式各样的人胡乱住在一起，是否觉得厌恶。他回答说不；他喜欢他的模特儿就在眼前。过了不久，当地人都大声打着呵欠，各自去睡觉了，露台上只剩下我同思特里克兰德。我无法向你描写夜是多么寂静。在我们包莫图斯的岛上，夜晚从来没有这里这么悄无声息。海滨上有一千种小动物发出的声响。各式各样的带甲壳的小东西永远也不停息地到处爬动，另外还有生活在陆地上的螃蟹嚓嚓地横爬过去。有的时候你可以听到咸水湖里鱼儿跳跃的声音，另外的时候，一条棕色鲨鱼把别的鱼儿惊得乱窜，弄得湖里发出一片噼啪的泼溅声。但是压倒这一切嘈杂声响的还是海水拍打礁石的隆隆声，它像时间一样永远也不终止。但是这里却一点儿声音也没有，空气里充满了夜间开放的白花的香气。这里的夜这么美，你的灵魂好像都无法忍受肉体的桎梏了。你感觉到你的灵魂随时都可能飘升到缥缈的空际，死神的面貌就像你亲爱的朋友那样熟悉。”

蒂阿瑞叹了口气。

“啊，我真希望我再回到十五岁的年纪。”

这时，她忽然看见一只猫正在厨房桌上偷对虾吃，随着连珠炮似的一串咒骂，她又麻利又准确地把一本书扔在仓皇逃跑的猫尾巴上。

“我问他同爱塔一起生活幸福不幸福。

“‘她不打扰我，’他说。‘她给我做饭，照管孩子。我叫她做什么她就做什么。凡是我要求一个女人的，她都给我了。’

“‘你离开欧洲从来也没有后悔过吗？有的时候你是不是也怀念巴黎或伦敦街头的灯火？怀念你的朋友、伙伴？还有我不知道的一些东西，剧院呀、报纸呀、公共马车隆隆走过鹅卵石路的声响？’

“很久，很久，他一句话也没有说。最后他开口道：

“‘我愿意待在这里，一直到我死。’

“‘但是你就从来也不感到厌烦，不感到寂寞？’我问道。

“他咯咯地笑了几声。

“‘我可怜的朋友

[2]

，’
他说，‘很清楚，你不懂做一个艺术家是怎么回事。’”

布吕诺船长转过头来对我微微一笑，他的一双和蔼的黑眼睛里闪着奇妙的光辉。

“他这样说对我可太不公平了，因为我也知道什么叫怀着梦想。我自己就也有幻想。从某一方面讲，我自己也是个艺术家。”

半天我们都没有说话。蒂阿瑞从她的大口袋里拿出一把香烟来，递给我们每人一支。我们三个人都抽起烟来。最后她开口说：

“既然这位先生

[3]

对思特里克兰德有兴趣，你为什么不带他去见一见库特拉斯医生啊？他可以告诉他一些事，思特里克兰德怎样生病，怎样死的，等等。”

“我很愿意

[4]

，”船长看着我说。

我谢了谢他。他看了看手表。

“现在已经六点多钟了。如果你肯同我走一趟，我想这时候他是在家的。”

我二话没说，马上站了起来；我俩立刻向医生家里走去。库特拉斯住在城外，而鲜花旅馆是在城市边缘上，所以没有几步路，我们就已经走到郊野上了。路很宽，一路上遮覆着胡椒树的浓荫。路两旁都是椰子和香子兰种植园。一种当地人叫海盗鸟的小鸟在棕榈树的叶子里叽叽喳喳地叫着。我们在路上经过一条浅溪，上面有一座石桥；我们在桥上站了一会儿，看着本地人的孩子在水里嬉戏。他们笑着、喊着，在水里互相追逐，棕色的小身体滴着水珠，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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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为法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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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为法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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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为法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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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为法语。

五十四

我一面走路一面思索着他到这里以后的景况。最近一些日子我听到思特里克兰德不少轶事，不能不认真思考一下这里的环境。他在这个遥远的海岛上似乎同在欧洲不一样，一点儿也没有引起别人的厌嫌；相反地，人们对他都很同情，他的奇行怪癖也没有人感到诧异。在这里的人们——不论是欧洲人或当地土著——眼里，他当然是个怪人，但是这里的人对于所谓怪人已经习以为常，因此对他从不另眼相看。世界上有的是怪人，他们的举止离奇古怪；也许这里的居民更能理解，一般人都不是他们想要做的那种人，而是他们不得不做的那种人。在英国或法国，思特里克兰德可以说是个不合时宜的人，“圆孔里插了个方塞子”，而在这里却有各种形式的孔，什么样子的塞子都能各得其所。我并不认为他到这里以后脾气比过去变好了，不那么自私了，或者更富于人情味儿了；而是这里的环境对他比以前适合了。假如他过去就在这里生活，人们就不会注意到他的那些劣点了。他在这里所经历到的是他在本乡本土不敢希冀、从未要求的——他在这里得到的是同情。

这一切我感到非常惊奇；我把我的想法试着同布吕诺船长谈了一些。他并没有立刻回答我什么。

“我对他感到同情其实也没有什么奇怪的，”最后他说，“因为，尽管我们两人可能谁也不知道，我们寻求的却是同一件东西。”

“你同思特里克兰德完全是不同类型的人，有什么东西会是你们俩共同寻求的呢？”

“美。”

“你们寻求的东西太高了，”我咕噜了一句。

“你知道不知道，一个人要是坠入情网，就可能对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听而不闻、视而不见了？那时候他就会像古代锁在木船里摇桨的奴隶一样，身心都不是自己所有了。把思特里克兰德俘获住的热情正同爱情一样，一点自由也不给他。”

“真奇怪，你怎么会也这么说？”我回答道。“很久以前，我正是也有这种想法。我觉得他这个人是被魔鬼抓住了。”

“使思特里克兰德着了迷的是一种创作欲，他热切地想创造出美来。这种激情叫他一刻也不能宁静。逼着他东奔西走。他好像是一个终生跋涉的朝圣者，永远思慕着一块圣地。盘踞在他心头的魔鬼对他毫无怜悯之情。世上有些人渴望寻获真理，他们的要求非常强烈，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是叫他们把生活的基础完全打翻，也在所不惜。思特里克兰德就是这样一个人；只不过他追求的是美，而不是真理。对于像他这样的人，我从心眼里感到怜悯。”

“你说的这一点也很奇怪。有一个他曾经伤害过的人也这样对我说，说他非常可怜思特里克兰德。”我沉默了一会儿。“我很想知道，对于一种我一直感到迷惑不解的性格，你是不是已经找到了答案。你怎么会想到这个道理的？”

他对我笑了笑。

“我不是告诉你了，从某一个角度讲，我也是个艺术家吗？我在自己身上也深深感到激励着他的那种热望。但是他的手段是绘画，我的却是生活。”

布吕诺船长这时给我讲了一个故事，我想我应该在这里说一说。因为即使作为对比，这个故事对我记叙思特里克兰德的生平也能说明一些问题。再说，我认为这个故事本身就是非常美的。

布吕诺船长是法国布列塔尼地方的人，年轻时在法国海军里服过役。结婚以后，他退了役，在坎佩尔附近一小份产业上定居下来，准备在恬静的乡居生活中过自己的后半生。但是由于替他料理财务的一位代理人出了差错，一夜之间，他发现自己已经一文不名了。他和他的妻子在当地人们眼目中本来享有一定的地位，他俩绝对不愿意仍然捱在原来的地方过苦日子。早年他在远涉重洋时，曾经到过南太平洋群岛；这时他就打定主意再到南海去闯一条路子。他先在帕皮提住了几个月，一方面规划一下自己的未来，一方面积累一些经验。几个月以后，他从法国一位朋友手里借了一笔钱，在包莫图斯群岛里买下一个很小的岛屿。这是一个环形小岛，中间围着一个咸水湖；岛上长满了灌木和野生的香石榴，从来没有人居住过。他的老婆是个很勇敢的女人，他就带着自己的老婆和几个土人登上这个小岛。他们首先着手盖房子，清理灌木丛，准备种植椰子。这是在我遇到他二十年以前的事，现在这个荒岛已经成了一座整饬的种植园了。

“开始一段日子工作非常艰苦。我们两个人拼死拼活地干活儿。每天天一亮我就起来，除草、种树、盖房子，晚上一倒在床上，我总是像条死狗似的一觉睡到天亮。我的妻子同我一样毫不吝惜自己的力气。后来我们有了孩子，先是一个男孩儿，后来又生了个女儿。我和我的妻子教他们读书。他们知道的一点儿知识都是我俩教的。我们托人从国内运来一架钢琴。我妻子教他们弹琴、说英语，我教他们拉丁文和数学；我们一起读历史。两个孩子还学会了驾船，游泳的本领也一点儿不比土人差。岛上的事儿他们样样都很精通。我们的椰子林长得很好，此外，我们那里的珊瑚礁上还盛产珠蚌。我这次到塔希提来是为了买一艘双桅帆船。我想用这艘船打捞蚌壳，准能把买船的钱赚回来。谁能说准，我也许真会捞获一些珍珠呢。我干的每一件事都是白手起家的。我也创造了美。在我瞧着那些高大、挺拔的椰子树，心里想到每一棵都是自己亲手培植出来的，你真不知道我那时是什么心情啊。”

我们的椰子林长得很好，此外，我们那里的珊瑚礁上还盛产珠蚌

“让我问你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你过去也问过思特里克兰德。你离开了法国，把布列塔尼的老家抛在脑后，从来也没有后悔过吗？”

“将来有一天，等我女儿结了婚，我儿子娶了妻子，能够把我在岛上的一番事业接过去以后，我就和我妻子回去，在我出生的那所老房子里度过我们的残年。”

“你那时回顾过去，会感到这一辈子是过得很幸福的。”

“当然了

[1]

，
在我们那个小岛上，日子可以说比较平淡，我们离开文明社会非常遥远——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到塔希提来一趟，在路上也要走四天，但是我们过得很幸福。世界上只有少数人能够最终达到自己的理想。我们的生活很单纯、很简朴。我们并不野心勃勃，如果说我们也有骄傲的话，那是因为在想到通过双手获得的劳动成果时的骄傲。我们对别人既不嫉妒，更不怀恨。唉，我亲爱的先生

[2]

，有人认为劳动的幸福是句空话，对我说来可不是这样。我深深感到这句话的重要意义。我是个很幸福的人。”

“我相信你是有资格这样说的。”

“我也希望我能这样想。我的妻子不只是我贴心的朋友，还是我的好助手；不只是贤妻，还是良母，我真是配不上她。”

船长的这番话在我的脑子里描绘了别样一种生活，使我思索了好大一会儿。

“你过着这样的生活，而且取得很大成功，显然这不只需要坚强的意志，而且要有坚毅的性格，”我说。

“也许你说得对。但是如果没有另外一个因素，我们是什么也做不成的。”

“那是什么呢？”

他站住了，有些像演戏似地抬起了两只胳臂。

“对上帝的信仰。要是不相信上帝我们早就迷途了。”

话说到这里，我们已经走到库特拉斯医生的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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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为法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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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为法语。

五十五

库特拉斯医生是一个又高又胖的法国人，已经有了一把年纪。他的体型好像一只大鸭蛋，一对蓝眼睛灼灼逼人，却又充满了善意，时不时地带着志满意得的神情落在自己鼓起的大肚皮上。他的脸色红扑扑的，配着一头白发，让人一看见就发生好感。他接见我们的地方很像在法国小城市里的一所住宅，两件波利尼西亚的摆设在屋子里显得非常刺眼。库特拉斯医生用两只手握住我的手——他的手很大——，亲切地看着我；但是从他的眼神我却可以看出他是个非常精明的人。在他同布吕诺船长握手的时候，他很客气地问候夫人和孩子

[1]

。我们寒暄了几句。又闲扯了一会儿本地的各种新闻，今年椰子和香草果的收成等等。这以后谈话转到我这次来访的本题。

我现在只能用自己的语言把库特拉斯给我讲的故事写下来；他当时给我叙述时，绘声绘色，他的原话经我一转述就要大为减色。他的嗓音低沉，带着回音，同他魁梧的体格非常相配。他说话时很善于表演。听他讲话，正像一般人爱用的一个譬喻，就像在观看戏剧，而且比大多数戏演得更为精彩。

事情的经过大概是这样的。有一次库特拉斯医生到塔拉窝去给一个生病的女酋长看病。库特拉斯把这位女酋长淋漓尽致地描写了一番。女酋长生得又胖又蠢，躺在一张大床上抽着纸烟，周围站着一圈乌黑皮肤的侍从。看过病以后，医生被请到另一间屋子里，被招待了一顿丰盛的饭食——生鱼、炸香蕉、小鸡，还有一些他不知名的东西

[2]

，这是当地土著

[3]

的标准饭菜。吃饭的时候，他看见人们正在把一个眼泪汪汪的年轻女孩子从门口赶走。他当时并没有注意，但在他吃完饭，正准备上马车启程回家的时候，他又看见她在不远的地方站着。她凄凄惨惨地望着他，泪珠从面颊上淌下来。医生问了问旁边的人，这个女孩儿是怎么回事。他被告知说，女孩子是从山里面下来的，想请他去看一个生病的白人。他们已经告诉她，医生没有时间管她的事。库特拉斯医生把她叫过来，亲自问了一遍她有什么事。她说她是爱塔派来的，爱塔过去在鲜花旅馆干活儿，她来找医生是因为“红毛”病了。她把一块揉皱了的旧报纸递到医生手里，医生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张一百法郎的钞票。

“谁是‘红毛’？”医生问一个站在旁边的人。

他被告诉说，“红毛”是当地人给那个英国人，一个画家起的外号儿。这个人现在同爱塔同居，住在离这里七公里远的山丛中的一条峡谷里。根据当地人的描述，他知道他们说的是思特里克兰德。但是要去思特里克兰德住的地方，只能走路去；他们知道他去不了，所以就把女孩子打发走了。

“说老实话，”医生转过头来对我说，“我当时有些踌躇。在崎岖不平的小路上来回走十四公里路，那滋味着实不好受，而且我也没法当夜再赶回帕皮提了。此外，我对思特里克兰德也没有什么好感。他只不过是个游手好闲的懒汉，宁愿跟一个土著女人姘居，也不想像别人似地自己挣钱吃饭。我的上帝

[4]

，我当时怎么知道，有一天全世界都承认他是个伟大天才呢？我问了问那个女孩子，他是不是病得很厉害，不能到我那儿去看病。我还问她，思特里克兰德得的是什么病。但是她什么也不说。我又叮问了她几句，也许还对她发了火，结果她眼睛看着地，扑簌簌地掉起眼泪来。我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膀。不管怎么说，给病人看病是医生的职责，尽管我一肚子闷气，还是跟着她去了。”

库特拉斯医生走到目的地的时候，脾气一点儿也不比出发的时候好，他走得满身大汗，又渴又累。爱塔正在焦急地等着，还走了一段路来接他。

“在我给任何人看病以前，先让我喝点儿什么，不然我就渴死了，”医生喊道，“看在上帝份儿上

[5]

，给我摘个椰子来。”

爱塔喊了一声，一个男孩子跑了过来，噌噌几下就爬上一棵椰子树，扔下一只成熟的椰子来。爱塔在椰子上开了一个洞，医生痛痛快快地喝了一气。这以后，他给自己卷了一根纸烟，情绪比刚才好多了。

“红毛在什么地方啊？”他问道。

“他在屋子里画画儿呢。我没有告诉他你要来。你进去看看他吧。”

“他有什么不舒服？要是他还画得了画儿，就能到塔拉窝走一趟。叫我走这么该死的远路来看他，是不是我的时间不如他的值钱？”

爱塔没有说话，她同那个男孩子一起跟着走进屋子。把医生找来的那个女孩儿这时在阳台上坐下来；阳台上还躺着一个老太婆，背对着墙，正在卷当地人吸的一种纸烟。医生感到这些人的举止都有些奇怪，心里有些气恼。走进屋子以后，他发现思特里克兰德正在清洗自己的调色板。画架上摆着一幅画。思特里克兰德扎着一件帕利欧，站在画架后面，背对着门。听到有脚步声，他转过身来。他很不高兴地看了医生一眼。他有些吃惊；他讨厌有人来打搅他。但是真正感到吃惊的是医生；库特拉斯一下子僵立在那里，脚下好像生了根，眼睛瞪得滚圆。他看到的是他事前绝没有料到的。他吓得胆战心惊。

“你怎么连门也不敲就进来了，”思特里克兰德说，“有什么事儿？”

医生虽然从震惊中恢复过来，但还是费了很大劲儿才能开口说话。他来时的一肚子怒气已经烟消云散；他感到——哦，对，我不能否认。

[6]

——他感到从心坎里涌现出一阵无限的怜悯之情。

“我是库特拉斯医生。我刚才到塔拉窝去给女酋长看病，爱塔派人请我来给你看看。”

“她是个大傻瓜。最近我身上有的地方有些痛，有时候有点儿发烧，但这不是什么大病。过些天自然就好了。下回有人再去帕皮提，我会叫他带些金鸡纳霜回来的。”

“你还是照照镜子吧。”

思特里克兰德看了他一眼，笑了笑，走到挂在墙上的一面小镜子前头。这是那种价钱很便宜的镜子，镶在一个小木框里。

“怎么了？”

“你没有发现你的脸有什么变化吗？你没有发现你的五官都肥大起来，你的脸——我该怎么说呢？——你的脸已经成了医书上所说的‘狮子脸’了。我可怜的朋友

[7]

，难道一定要我给你指出来，你得了一种可怕的病了吗？”

“我？”

“你从镜子里就可以看出来，你的脸相都是麻风病的典型特征。”

“你是在开玩笑么？”思特里克兰德说。

“我也希望是在开玩笑。”

“你是想告诉我，我害了麻风病么？”

“非常不幸，这已经是不容置疑的事了。”

库特拉斯医生曾经对许多人宣判过死刑，但是每一次都无法克服自己内心的恐怖感。他总是想，被宣判死刑的病人一定拿自己同医生比较，看到医生身心健康、享有生活的宝贵权利，一定又气又恨；病人的这种感情每次他都能感觉到。但是思特里克兰德却只是默默无言地看着他，一张已经受这种恶病蹂躏变形的脸丝毫也看不出有任何感情变化。

“他们知道吗？”最后，思特里克兰德指着外面的人说；这些人这时静悄悄地坐在露台上，同往日的情景大不相同。

“这些本地人对这种病的征象是非常清楚的，”医生说，“只是他们不敢告诉你罢了。”

思特里克兰德走到门口，向外面张望了一下。他的脸相一定非常可怕，因为外面的人一下子都哭叫、哀号起来，而且哭声越来越大。思特里克兰德一句话也没说。他愣愣地看了他们一会儿，便转身走回屋子。

“你认为我还能活多久？”

“谁说得准？有时候染上这种病的人能活二十年。如果早一些死倒是上帝发慈悲呢。”

思特里克兰德走到画架前面，沉思地看着放在上面的画。

“你到这里来走了很长一段路。带来重要消息的人理应得到报酬。把这幅画拿去吧。现在它对你不算什么，但是将来有一天可能你会高兴有这样一幅画的。”

库特拉斯医生谢绝说，他到这儿来不需要报酬，就是那一百法郎他也还给了爱塔。但是思特里克兰德却坚持要他把这幅画拿走。这以后他们俩一起走到外面阳台上。几个本地人仍然在非常哀痛地呜咽着。

“别哭了，女人。把眼泪擦干吧，”思特里克兰德对爱塔说。“没有什么大了不起的。我不久就要离开你了。”

“他们不会把你弄走吧？”她哭着说。

当时在这些岛上还没有实行严格的隔离制度。害麻风病的人如果自己愿意，是可以留在家里的。

“我要到山里去，”思特里克兰德说。

这时候爱塔站起身，看着他的脸说：

“别人谁愿意走谁就走吧。我不离开你。你是我的男人，我是你的女人。要是你离开了我，我就在房子后面这棵树上上吊。我在上帝面前发誓。”

她说这番话时，神情非常坚决。她不再是一个温柔、驯顺的土人女孩子，而是一个意志坚定的妇人。她一下子变得谁也认不出来了。

“你为什么要同我在一起呢？你可以回到帕皮提去，而且很快地你还会找到另一个白人。这个老婆子可以给你看孩子，蒂阿瑞会很高兴地再让你重新给她干活儿的。”

“你是我的男人，我是你的女人。你到哪儿去我也到哪儿去。”

有那么一瞬间，思特里克兰德的铁石心肠似乎被打动了，泪水涌上他的眼睛，一边一滴，慢慢地从脸颊上流下来。但是他的脸马上又重新浮现出平日惯有的那种讥嘲的笑容。

“女人真是奇怪的动物，”他对库特拉斯医生说，“你可以像狗一样地对待她们，你可以揍她们揍得你两臂酸痛，可是到头来她们还是爱你。”他耸了耸肩膀。“当然了，基督教认为女人也有灵魂，这实在是个最荒谬的幻觉。”

“你在同医生说什么？”爱塔有些怀疑地问他，“你不走吧？”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就不走，可怜的孩子。”

爱塔一下子跪在他的脚下，两臂抱紧他的双腿，拼命地吻他。思特里克兰德看着库特拉斯医生，脸上带着一丝微笑。

“最后他们还是要把你抓住，你怎么挣扎也白费力气。白种人也好，棕种人也好，到头来都是一样的。”

库特拉斯医生觉得对于这种可怕的疾病说一些同情的话是很荒唐的，他决定告辞。思特里克兰德叫那个名叫塔耐的男孩子给他领路，带他回村子去。说到这里，库特拉斯医生停了一会儿。最后他对我说：

“我不喜欢他，我已经告诉过你，我对他没有什么好感。但是在我慢慢走回塔拉窝村的路上，我对他那种自我克制的勇气却不由自主地产生了敬佩之情。他忍受的也许是一种最可怕的疾病。当塔耐和我分手的时候，我告诉他我会送一些药去，对他的疾病也许会有点儿好处。但是我也知道，思特里克兰德是多半不肯服我送去的药的，至于这种药——即使他服了——有多大效用，我就更不敢希望了。我让那孩子给爱塔带了个话，不管她什么时候需要我，我都会去的。生活是严酷的，大自然有时候竟以折磨自己的儿女为乐趣。在我坐上马车驶回我在帕皮提的温暖的家庭时，我的心是沉重的。”

很长一段时间，我们谁都没有说话。

“但是爱塔并没有叫我去，”医生最后继续说，“我凑巧也有很长时间没有机会到那个地区去。关于思特里克兰德我什么消息也没听到。有一两次我听说爱塔到帕皮提来买绘画用品，但是我都没有看见她。大约过了两年多，我才又去了一趟塔拉窝，仍然是给那个女酋长看病。我问那地方的人，他们听到过思特里克兰德的什么消息没有。这时候，思特里克兰德害了麻风病的事已经到处都传开了。首先是那个男孩子塔耐离开了他们住的地方，不久以后，老太婆带着她的孙女儿也走了。后来只剩下思特里克兰德、爱塔和他们的孩子了。没有人走近他们的椰子园。当地的土人对这种病怕得要命，这你是知道的；在过去的日子里，害麻风病的人一被发现就被活活儿打死。但是有时候村里的小孩到山上去玩，偶然会看到这个留着大红胡子的白人在附近游荡。孩子们一看见他就像吓掉了魂儿似地没命地跑掉。有时候爱塔半夜到村子里来，叫醒开杂货店的人买一些她需要的东西。她知道村子里的人对她也同样又害怕又厌恶，正像对待思特里克兰德一样，因此她总是避开他们。又有一次有几个女人奓着胆子走到他们住的椰子园附近，这次她们走得比哪次都近，看见爱塔正在小溪里洗衣服，她们向她投掷了一阵石块。这次事件发生以后，村里的杂货商就被通知给爱塔传递一个消息：以后如果她再用那条溪水，人们就要来把她的房子烧掉。”

爱塔一下子跪在他的脚下

“这些混账东西，”我说。

“别这么说，我亲爱的先生

[8]

，人们都是这样的。恐惧使人们变得残酷无情……我决定去看看思特里克兰德。当我给女酋长看好病以后，我想找一个男孩子给我带路，但是没有一个人肯陪我去，最后还是我一个人摸索着去了。”

库特拉斯医生一走进那个椰子园，就有一种忐忑不安的感觉。虽然走路走得浑身燥热，却不由得打了个寒战。空气中似乎有什么敌视他的东西，叫他望而却步；他觉得有一种看不见的势力阻拦着他，许多只看不见的手往后拉他。没有人再到这里来采摘椰子，椰果全都腐烂在地上，到处是一片荒凉破败的景象。低矮的树丛从四面八方侵入这个种植园，看来人们花费了无数血汗开发出的这块土地不久就又要被原始森林重新夺回去了。库特拉斯医生有一种感觉，仿佛这是痛苦的居留地。他越走近这所房子，越感到这里寂静得令人心神不安。开始他还以为房子里没有人了呢，但是后来他看见了爱塔。她正蹲在一间当厨房用的小棚子里，用锅子煮东西，身旁有一个小男孩，一声不出地在泥土地上玩儿。爱塔看见医生的时候，脸上并没有笑容。

她知道村子里的人对她同样又害怕又厌恶

“我是来看思特里克兰德的，”他说。

“我去告诉他。”

爱塔向屋子走去，登上几层台阶，走上阳台，然后进了屋子。库特拉斯医生跟在她身后，但是走到门口的时候却听从她的手势在外边站住。爱塔打开房门以后，他闻到一股腥甜气味；在麻风病患者居住的地方总是有这种令人作呕的气味。他听见爱塔说了句什么，以后他听见思特里克兰德的语声，但是他却一点儿也听不出这是思特里克兰德的声音。这声音变得非常沙哑、模糊不清。库特拉斯医生扬了一下眉毛。他估计病菌已经侵袭了病人的声带了。过了一会儿，爱塔从屋子里走出来。

“他不愿意见你。你快走吧。”

库特拉斯医生一定要看看病人，但是爱塔拦住他，不叫他进去。库特拉斯医生耸了耸肩膀；他想了一会儿，便转身走去。她跟在他身边。医生觉得，她也希望自己马上离开。

“有没有什么事我可以替你做的？”他问。

“你可以给他送点儿油彩来，”她说。“别的什么他都不要。”

“他还能画画儿吗？”

“他正在往墙上画壁画儿。”

“你的生活真不容易啊，可怜的孩子。”

她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眼睛里放射出一种爱的光辉，一种人世上罕见的爱情的光辉。她的目光叫库特拉斯医生吓了一跳。他感到非常惊异，甚至产生了敬畏之感。他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

“他是我的男人，”她说。

“你们的那个孩子呢？”医生问道，“我上次来，记得你们是有两个小孩儿的。”

“是有两个。那个已经死了。我们把他埋在芒果树底下了。”

爱塔陪着医生走了一小段路以后，就对医生说，她得回去了。库特拉斯医生猜测，她不敢往更远里走，怕遇见村子里的人。他又跟她说了一遍，如果她需要他，只要捎个话去，他一定会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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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为法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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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为法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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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为法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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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为法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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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为法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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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为法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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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为法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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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为法语。

五十六

两年又过去了，也许是三年，因为在塔希提，时间总是不知不觉地流逝过去，没有人费心去计算。但是最后终于有人给库特拉斯医生带来个信儿，说是思特里克兰德很快就要死了。爱塔在路上拦住一辆往帕皮提递送邮件的马车，请求赶车的人立刻到医生那里去一趟。但是消息带到的时候，医生恰巧不在家。直到傍晚他才听到这个信儿。天已经太晚了，他当天无法动身；他是第二天清早才启程去的。他首先到了塔拉窝，然后下车步行；这是他最后一次走七公里的路到爱塔家去。小路几乎已被荒草遮住，看来已经有好几年没有行人的足迹了。路很不好走；有时候他得跋涉过一段河滩；有时候他得分开长满荆棘的茂密的矮树丛。有好几次他不得不从岩石上爬过去，为了躲避挂在头顶树枝上的野蜂窝。密林里万籁无声。

最后他走到那座没有油漆过的木房子前面时，他长舒了一口气。这所房子现在已经破旧得不成样子，而且一片龌龊，不堪入目。迎接他的仍是一片无法忍受的寂静。他走到阳台上，一个小孩儿正在阳光底下玩儿，一看见他便飞快地跑掉了；在这个孩子的眼睛里，所有陌生人都是敌人。库特拉斯医生意识到孩子正躲在一棵树后面偷偷地看着他。房门敞开着。他叫了一声，但是没有人回答。他走了进去。他在另一扇门上敲了敲，仍然没有回答。他把门柄一扭便走进去。扑鼻而来的一股臭味几乎叫他呕吐出来。他用手帕堵着鼻子，硬逼着自己走进去。屋子里光线非常暗，从外面灿烂的阳光下走进来，一时他什么也看不见。当他的眼睛适应了室内的光线时，他吓了一大跳。他不知道自己走到什么地方来了，仿佛是，他突然走入了一个神奇的世界；蒙蒙中，他好像觉得自己正置身于一个原始大森林中，大树下面徜徉着一些赤身裸体的人。过了一会儿他才知道，他看到的是四壁上的巨大壁画。

“上帝啊

[1]

，我不是被太阳晒昏了吧，”他喃喃自语道。

一个人影晃动了一下，引起他的注意，他发现爱塔正躺在地板上，低声呜咽着。

“爱塔，”他喊道，“爱塔。”

她没有理睬他。屋子里的腥臭味又一次差点儿把他熏倒，他点了一支方头雪茄。他的眼睛已经完全适应屋里的朦胧光线了。他凝视着墙上的绘画，心中激荡着无法控制的感情。他对于绘画并不怎么内行，但是墙上的这些画却使他感到激动。四面墙上，从地板一直到天花板，展开一幅奇特的、精心绘制的巨画，非常奇妙，也非常神秘。库特拉斯医生几乎连呼吸都停止了。他心中出现了一种既无法理解、又不能分析的感情。如果能够这样比较的话，或许一个人看到开天辟地之初就是怀着这种欣喜而又畏服的感觉的。这幅画具有压人的气势，它既是肉欲的，又充满无限热情。与此同时它又含着某种令人恐惧的成分，叫人看着心惊肉跳。绘制这幅巨作的人已经深入到大自然的隐秘中，探索到某种既美丽、又可怕的秘密。这个人知道了一般人所不该知道的事物。他画出来的是某种原始的、令人震骇的东西，是不属于人世尘寰的。库特拉斯医生模模糊糊地联想到黑色魔法，既美得惊人，又污秽邪恶。

“上帝啊

[2]

，这是天才。”

这句话脱口而出，只是说出来以后他才意识到自己是在下了一个评语。

后来他的眼睛落在墙角的一张草席上，他走过去，看到了一个肢体残缺、让人不敢正眼看的可怕的东西，那是思特里克兰德。他已经死了。库特拉斯医生运用了极大的意志力，俯身看了看这具可怕的尸骸。他突然吓得跳起来，一颗心差点儿跳到嗓子眼儿上；因为他感到身后边有什么东西。回头一看，原来是爱塔。不知道什么时候，爱塔已经站起来，走到他胳臂肘旁边，同他一起俯视着地上的死人。

“老天爷，我的神经一定出了毛病了，”他说，“你可把我吓坏了。”

这个一度曾是活生生的人，现在已经气息全无了；库特拉斯又看了看，便心情沉郁地掉头走开。

“他的眼睛已经瞎了啊。”

“是的；他已经瞎了快一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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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为法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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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为法语。

五十七

这时候库特拉斯太太看朋友回来，我们的谈话暂时被打断了。库特拉斯太太像一只帆篷张得鼓鼓的小船，精神抖擞地闯了进来。她是个又高大又肥胖的女人，胸部膨脝饱满，却紧紧勒着束胸。她生着一个大鹰钩鼻，下巴耷拉着三圈肥肉，身躯挺得笔直。尽管热带气候一般总是叫人慵懒无力，对她却丝毫没有影响。相反地，库特拉斯太太又精神又世故，行动敏捷果断，在这种叫人昏昏欲睡的地带里，谁也想不到她有这么充沛的精力。此外，她显然还是个非常健谈的人；自踏进屋门的一分钟起，她就谈论这个、品评那个，话语滔滔不绝。我们刚才那场谈话在库特拉斯太太进屋以后显得非常遥远、非常不真实了。

过了一会儿，库特拉斯医生对我说：

“思特里克兰德给我的那幅画一直挂在我的书房

[1]

里。你要去看看吗？”

“我很想看看。”

我们站起来，医生领着我走到室外环绕着这幢房子的阳台上。我们在外面站了一会儿，看了看他花园里争奇斗妍的绚烂的鲜花。

“看了思特里克兰德用来装饰他房屋四壁的那些奇异的画幅，很久很久我老是忘不掉，”他沉思地说。

我脑子里想的也正是这件事。看来思特里克兰德终于把他的内心世界完全表现出来了。他默默无言地工作着，心里非常清楚，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个机会了。我想思特里克兰德一定把他理解的生活、把他的慧眼所看到的世界用图像表示了出来。我还想，他在创作这些巨画时也许终于寻找到心灵的平静；缠绕着他的魔鬼最后被拔除了。他痛苦的一生似乎就是为这些壁画做准备，在图画完成的时候，他那远离尘嚣的受折磨的灵魂也就得到了安息。对于死他毋宁说抱着一种欢迎的态度，因为他一生追求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他的画主题是什么？”我问。

“我说不太清楚。他的画奇异而荒诞，好像是宇宙初创时的图景——伊甸园，亚当和夏娃……我怎么知道呢

[2]

？是对人体美——男性和女性的形体——的一首赞美诗，是对大自然的颂歌；大自然，既崇高又冷漠，既美丽又残忍……它使你感到空间的无限和时间的永恒，叫你产生一种畏惧的感觉。他画了许多树，椰子树、榕树、火焰花、鳄梨……所有那些我天天看到的；但是这些树经他一画，我再看的时候就完全不同了，我仿佛看到它们都有了灵魂，都各自有一个秘密，仿佛它们的灵魂和秘密眼看就要被我抓到手里，但又总是被它们逃脱掉。那些颜色都是我熟悉的颜色，可是又有所不同；它们都具有自己的独特的重要性。而那些赤身裸体的男男女女，他们既都是尘寰的、是他们揉捏而成的尘土，又都是神灵。人的最原始的天性赤裸裸地呈现在你眼前，你看到的时候不由得感到恐惧，因为你看到的是你自己。”

库特拉斯医生耸了一下肩膀，脸上露出笑容。

“你会笑我的。我是个实利主义者，我生得又蠢又胖——有点儿像福斯塔夫

[3]

，对不对？——抒情诗的感情对我是很不合适的。我在惹人发笑。但是我真的还从来没有看过哪幅画给我留下这么深的印象。说老实话

[4]

，我看这幅画时的心情，就像我进了罗马西斯廷小教堂一样。在那里我也是感到在天花板上绘画的那个画家非常伟大，又敬佩又畏服。那真是天才的画，气势磅礴，叫人感到头晕目眩。在这样伟大的壁画前面，我感到自己非常渺小，微不足道。但是人们对米开朗基罗的伟大还是有心理准备的，而在这样一个土人住的小木房子里，远离文明世界，在俯瞰塔拉窝村庄的群山怀抱里，我却根本没想到会看到这样令人吃惊的艺术作品。另外，米开朗基罗神智健全，身体健康。他的那些伟大作品给人以崇高、肃穆的感觉。但是在这里，虽然我看到的也是美，却叫我觉得心神不安。我不知道那究竟是什么，但它确实叫我不能平静。它给我一种印象，仿佛我正坐在一间空荡荡的屋子隔壁，我知道那间屋子是空的，但不知为什么，我又觉得里面有一个人，叫我惊恐万状。你责骂你自己吧；你知道这只不过是你的神经在作祟——但是，但是……过一小会儿，你就再也不能抗拒那紧紧捕捉住你的恐惧了。你被握在一种无形的恐怖的掌心里，无法逃脱。是的，我承认当我听到这些奇异的杰作被毁掉的时候，我并不是只觉得遗憾的。”

他们既都是尘寰的、是他们揉捏而成的尘土，又都是神灵

“怎么，毁掉了？”我喊起来。

“是啊

[5]

。你不知道吗？”

“我怎么会知道？我没听说过这些作品倒是事实，但是我还以为它们落到某个私人收藏家手里去了呢。思特里克兰德究竟画了多少画儿，直到今天始终没有人编制出目录来。”

“自从眼睛瞎了以后他就总是一动不动地坐在那两间画着壁画的屋子里，一坐就是几个钟头。他用一对失明的眼睛望着自己的作品，也许他看到的比他一生中看到的还要多。爱塔告诉我，他对自己的命运从来也没有抱怨过，他从来也不沮丧。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他的心智一直是安详、恬静的。但是他叫爱塔作出诺言，在她把他埋葬以后——我告诉你没有，他的墓穴是我亲手挖的，因为没有一个土人肯走近这所沾染了病菌的房子，我们俩把他埋葬在那株芒果树底下，我同爱塔，他的尸体是用三块帕利欧缝在一起包裹起来的——他叫爱塔保证，放火把房子烧掉，而且要她亲眼看着房子烧光，在每一根木头都烧掉以前不要走开。”

半天半天我没有说话；我陷入沉思中。最后我说：

“这么说来，他至死也没有变啊。”

“你了解吗？我必须告诉你，当时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劝阻她，叫她不要这么做。”

“后来你真是这样说了吗？”

“是的。因为我知道这是一个伟大天才的杰作，而且我认为，我们是没有权利叫人类失去它的。但是爱塔不听我的劝告。她已经答应过他了。我不愿意继续待在那儿，亲眼看着那野蛮的破坏活动。只是事情过后我才听人说，她是怎样干的。她在干燥的地板上和草席上倒上煤油，点起一把火来。没过半晌，这座房子就变成了焦炭，一幅伟大的杰作就这样化为灰烬了。”

“我想思特里克兰德也知道这是一幅杰作。他已经得到了自己所追求的东西。他可以说死而无憾了。他创造了一个世界，也看到自己的创造多么美好。以后，在骄傲和轻蔑的心情中，他又把它毁掉了。”

“我还是得让你看看我的画，”库特拉斯医生说，继续往前走。

“爱塔同他们的孩子后来怎样了？”

“他们搬到马尔奎撒群岛去了。她那里有亲属。我听说他们的孩子在一艘喀麦隆的双桅帆船上当水手。人们都说他长得很像死去的父亲。”

走到从阳台通向诊疗室的门口，库特拉斯医生站住，对我笑了笑。

“我的画是一幅水果静物画。你也许觉得诊疗室里挂着这样一幅画不很适宜，但是我的妻子却绝对不让它挂在客厅里。她说这张画给人一种猥亵感。”

“水果静物会叫人感到猥亵？”我吃惊地喊起来。

我们走进屋子，我的眼睛立刻落到这幅画上。很久很久我一直看着它。

画的是一堆水果：芒果、香蕉、橘子，还有一些我叫不出名字的东西。第一眼望去，这幅画一点儿也没有什么怪异的地方。如果摆在后期印象派的画展上，一个不经心的人会认为这是张满不错的、但也并非什么杰出的画幅，从风格上讲，同这一学派也没有什么不同。但是看过以后，说不定这幅画就总要回到他的记忆里，甚至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据我估计，从此以后他就永远也不能把它忘掉了。

这幅画的着色非常怪异，叫人感到心神不宁，其感觉是很难确切说清的。浓浊的蓝色是不透明的，有如刻工精细的青金石雕盘，但又颤动着闪闪光泽，令人想到生活的神秘悸动；紫色像腐肉似的叫人感到嫌恶，但与此同时又勾起一种炽热的欲望，令人模糊想到亥里俄嘉巴鲁斯

[6]

统治下的罗马帝国；红色鲜艳刺目，有如冬青灌木结的小红果——一个人会联想英国的圣诞节，白雪皑皑，欢乐的气氛和儿童的笑语喧哗——，但画家又运用自己的魔笔，使这种光泽柔和下来，让它呈现出有如乳鸽胸脯一样的柔嫩，叫人神怡心驰；深黄色有些突兀地转成绿色，给人带来春天的芳香和溅着泡沫的山泉的明净。谁能知道，是什么痛苦的幻想创造出这些果实的呢？该不是看管金苹果园的赫斯珀里得斯三姐妹

[7]

在波利尼西亚果园中培植出来的吧！奇怪的是，这些果实都像活的一样，仿佛是在混沌初开时创造出来的，当时任何事物还都没有固定的形体，丰实肥硕，散发着浓郁的热带气息，好像具有一种独特的忧郁的感情。它们是被施展了魔法的果子，任何人尝了就能打开通向不知道哪些灵魂秘密的门扉，就可以走进幻境的神秘宫殿。它们孕育着无法预知的危险，咬一口就可能把一个人变成野兽，但也说不定变成神灵。一切健康的、正常的东西，淳朴人们所有的一切美好的情谊、朴素的欢乐都远远地避开了它们；但它们又具有莫大的诱惑力，就像伊甸园中能分辨善恶的智慧果一样，能把人带进未知的境界。

最后，我离开了这幅画。我觉得思特里克兰德一直把他的秘密带进了坟墓。

“喂，雷耐，亲爱的

[8]

，”外面传来了库特拉斯太太的兴高采烈的响亮的声音，“这么半天，你在干什么啊？开胃酒

[9]

已经准备好了。问问那位先生

[10]

愿意不愿意喝一小杯规那皮杜邦内酒。”

“当然愿意，夫人

[11]

，”我一边说一边走到阳台上去。

图画的魅力被打破了。

[1]
原文为法语。

[2]
原文为法语。

[3]
莎士比亚戏剧《亨利四世》中人物，身体肥胖，喜爱吹牛。

[4]
原文为法语。

[5]
原文为法语。

[6]
一名埃拉嘉巴鲁斯（205？—222），罗马帝国皇帝。

[7]
根据希腊神话，赫斯珀里得斯姐妹负责看管赫拉女神的金苹果树，并有巨龙拉冬帮助守卫。

[8]
原文为法语。

[9]
原文为法语。

[10]
原文为法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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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为法语。

五十八

我离开塔希提的日子已经到了。根据岛上好客的习惯，凡是萍水相逢和我有一面之识的人临别时都送给我一些礼物——椰子树叶编的筐子、露兜树叶织的席、扇子……。蒂阿瑞给我的是三颗小珍珠和用她一双胖手亲自做的三罐番石榴酱。最后，当从惠灵顿开往旧金山的邮船在码头停泊了二十四小时，汽笛长鸣，招呼旅客上船的时候，蒂阿瑞把我搂在她肥大的胸脯里（我有一种掉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感觉），眼睛里闪着泪珠，把她的红嘴唇贴在我的嘴上。轮船缓缓驶出咸水湖，从珊瑚礁的一个通道小心谨慎地开到广阔的海面上，这时，一阵忧伤突然袭上我的心头。空气里仍然弥漫着从陆地飘来的令人心醉的香气，塔希提离我却已经非常遥远了。我知道我再也不会看到它了。我的生命史又翻过了一页；我觉得自己距离那谁也逃脱不掉的死亡又迈近了一步。

一个月零几天以后，我回到了伦敦。我把几件亟待处理的事办好以后，想到思特里克兰德太太或许愿意知道一下她丈夫最后几年的情况，便给她写了一封信。从大战前很长一段日子我们就没有见面了，我不知道她这时住在什么地方，只好翻了一下电话簿才找到她的地址。她在回信里约定了一个日子，到了那一天，我便到她在坎普登山的新居——一所很整齐的小房子——去登门造访。这时思特里克兰德太太已经快六十岁了，但是她的相貌一点儿也不显老，谁也不会相信她是五十开外的人。她的脸比较瘦，皱纹不多，是那种年龄很难刻上凿痕的面孔，你会觉得年轻时她一定是个美人，比她实际相貌要漂亮得多。她的头发没有完全灰白，梳理得恰合自己的身份，身上的黑色长衫样子非常时兴。我仿佛听人说过，她的姐姐麦克安德鲁太太在丈夫死后几年也去世了，给思特里克兰德太太留下一笔钱。从她现在的住房和给我们开门的使女的整齐利落的样子看，我猜想这笔钱是足够叫这位寡妇过着小康的日子的。

我被领进客厅以后才发现屋里还有一位客人。当我了解了这位客人的身份以后，我猜想思特里克兰德太太约我在这个时间来，不是没有目的的。这位来客是凡·布施·泰勒先生，一位美国人；思特里克兰德太太一边表示歉意地对他展露着可爱的笑容，一边详细地给我介绍他的情况。

“你知道，我们英国人见闻狭窄，简直太可怕了。如果我不得不做些解释，你一定得原谅我。”接着她转过来对我说：“凡·布施·泰勒先生就是那位美国最有名的评论家。如果你没有读过他的著作，你的教育可未免太欠缺了；你必须立刻着手弥补一下。泰勒先生现在正在写一点儿东西，关于亲爱的查理斯的。他特地来我这里看看我能不能帮他的忙。”

凡·布施·泰勒先生身体非常削瘦，生着一个大秃脑袋，骨头支棱着，头皮闪闪发亮；大宽脑门下面一张脸面色焦黄，满是皱纹，显得枯干瘦小。他举止文静，彬彬有礼，说话时带着些新英格兰州口音。这个人给我的印象非常僵硬刻板，毫无热情；我真不知道他怎么会想到要研究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来。思特里克兰德太太在提到她死去的丈夫时，语气非常温柔，我暗自觉得好笑。在这两人谈话的当儿，我把我们坐的这间客厅打量了一番。思特里克兰德太太是个紧跟时尚的人。她在阿施里花园旧居时那些室内装饰都不见了，墙上糊的不再是莫里斯墙纸，家具上套的不再是色彩朴素的印花布，旧日装饰着客厅四壁的阿伦德尔图片也都撤下去了。现在这间客厅是一片光怪陆离的颜色，我很怀疑，她知道不知道她把屋子装点得五颜六色的这种风尚都是因为南海岛屿上一个可怜的画家有过这种幻梦。对我的这个疑问她自己作出了回答。

“你这些靠垫真是太了不起了，”凡·布施·泰勒先生说。

“你喜欢吗？”她笑着说，“巴克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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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的，你知道。”

但是墙上还挂着几张思特里克兰德的最好画作的彩色复制品；这该归功于柏林一家颇具野心的印刷商。

“你在看我的画呢，”看到我的目光所向，她说，“当然了，他的原画我无法弄到手，但是有了这些也足够了。这是出版商主动送给我的。对我来说真是莫大的安慰。”

“每天能欣赏这些画，实在是很大的乐趣，”凡·布施·泰勒先生说。

“一点儿不错。这些画是极有装饰意义的。”

“这也是我的一个最基本的看法，”凡·布施·泰勒先生说，“伟大的艺术从来就是最富于装饰价值的。”

他们的目光落在一个给孩子喂奶的裸体女人身上，女人身旁还有一个年轻女孩子跪着给小孩递去一朵花，小孩却根本不去注意。一个满脸皱纹、皮包骨的老太婆在旁边看着她们。这是思特里克兰德画的神圣家庭。我猜想画中人物都是他在塔拉窝村附近那所房子里的寄居者，而那个喂奶的女人和她怀里的婴儿就是爱塔和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我很想知道思特里克兰德太太对这些事是不是也略知一二。

谈话继续下去。我非常佩服凡·布施·泰勒先生的老练；凡是令人感到尴尬的话题，他完全回避掉。我也非常惊奇思特里克兰德太太的圆滑；尽管她没有说一句不真实的话，却充分暗示了她同自己丈夫的关系非常融睦，从来没有任何嫌隙。最后，凡·布施·泰勒先生起身告辞，他握着女主人的一只手，向她说了一大篇优美动听、但未免过于造作的感谢词，便离开了我们。

“我希望这个人没有使你感到厌烦，”当门在凡·布施·泰勒的身背后关上以后，思特里克兰德太太说。“当然了，有时候也实在让人讨厌，但是我总觉得，有人来了解查理斯的情况，我是应该尽量把我知道的提供给人家的。作为一个伟大天才的未亡人，这该是一种义务吧。”

她用她那一对可爱的眼睛望着我，她的目光非常真挚，非常亲切，同二十多年以前完全一样。我有点儿怀疑她是不是在耍弄我。

“你那个打字所大概早就停业了吧？”我说。

“啊，当然了，”她大大咧咧地说，“当年我开那家打字所主要也是为了觉得好玩，没有其他什么原因。后来我的两个孩子都劝我把它出让给别人。他们认为太耗损我的精神了。”

我发现思特里克兰德太太已经忘记了她曾不得不自食其力这一段不光彩的历史。同任何一个正派女人一样，她真实地相信只有依靠别人养活自己才是规矩的行为。

“他们都在家，”她说，“我想你给他们谈谈他们父亲的事，他们一定很愿意听的。你还记得罗伯特吧？我很高兴能够告诉你，他的名字已经提上去，就快要领陆军十字勋章了。”

她走到门口去招呼他们。走进来一个穿卡其服的高大男人，脖子上系着牧师戴的硬领。这人生得身材魁梧，有一种壮健的美，一双眼睛仍然和他童年时期一样真挚爽朗。跟在他后面的是他妹妹；她这时一定同我初次见到她母亲时年龄相仿，她长得非常像她母亲，也给人这样的印象：小时候长得一定要比实际上更漂亮。

“我想你一定一点儿也不记得他俩了，”思特里克兰德太太说，骄傲地笑了笑。“我的女儿现在是朵纳尔德逊太太了，她丈夫是炮兵团的少校。”

“他是一个真正从士兵出身的军人，”朵纳尔德逊太太高高兴兴地说，“所以现在刚刚是个少校。”

我想起很久以前我的预言：她将来一定会嫁一个军人。看来这件事早已注定了。她的风度完全是个军人的妻子。她对人和蔼亲切，但另一方面她几乎毫不掩饰自己内心的信念，她同一般人是有所不同的。罗伯特的情绪非常高。

“真是太巧了，你这次来正赶上我在伦敦，”他说，“我只有三天假。”

“他一心想赶快回去，”他母亲说。

“啊，这我承认，我在前线过得可太有趣儿了。我交了不少朋友。那里的生活真是顶呱呱的。当然了，战争是可怕的，那些事儿大家都非常清楚。但是战争确实能表现出一个人的优秀本质，这一点谁也不能否认。”

这以后我把我听到的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在塔希提的情形给他们讲了一遍。我认为没有必要提到爱塔和她生的孩子，但是其余的事我都如实说了。在我谈完他惨死的情况以后我就没有再往下说了。有一两分钟大家都没有说话。后来罗伯特·思特里克兰德划了根火柴，点着了一支纸烟。

“上帝的磨盘转动很慢，但是却磨得很细，”罗伯特说，颇有些道貌岸然的样子。

思特里克兰德太太和朵纳尔德逊太太满腹虔诚地低下头来。我一点儿也不怀疑，这母女两人所以表现得这么虔诚是因为她们都认为罗伯特刚才是从《圣经》上引证了一句话

[2]

。说实在的，就连罗伯特本人是否绝对无此错觉，我也不敢肯定。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想到爱塔给思特里克兰德生的那个孩子。听别人说，这是个活泼、开朗、快快活活的小伙子。在想象中，我仿佛看见一艘双桅大帆船，这个年轻人正在船上干活儿，他浑身赤裸，只在腰间围着一块粗蓝布；天黑了，船儿被清风吹动着，轻快地在海面上滑行，水手们都聚集在上层甲板上，船长和一个管货的人员坐在帆布椅上自由自在地抽着烟斗。思特里克兰德的孩子同另一个小伙子跳起舞来，在喑哑的手风琴声中，他们疯狂地跳着。头顶上是一片碧空，群星熠熠，太平洋烟波淼茫，浩瀚无垠。

《圣经》上的另一句话也到了我的唇边，但是我却控制着自己，没有说出来，因为我知道牧师不喜欢俗人侵犯他们的领域，他们认为这是有渎神明的。我的亨利叔叔在威特斯台柏尔教区做了二十七年牧师，遇到这种机会就会说：魔鬼要干坏事总可以引证《圣经》。他一直忘不了一个先令就可以买十三只大牡蛎的日子。

[1]
雷昂·尼古拉耶维奇·巴克斯特（1866—1924），俄罗斯画家和舞台设计家。

[2]
罗伯特所说“上帝的磨盘”一语，许多外国诗人学者都曾讲过。美国诗人朗费罗也写过类似诗句，并非出自《圣经》。

- 春潮

- 老人与海

一部浪漫主义小说

纪念一个伟大种族的消亡

六天写就的精品 六十年后才获真赏

吴劳

海明威于1920年在芝加哥结识舍伍德·安德森。安德森刚于上一年发表《小城畸人》

[1]

，奠定了在美国文坛的至上地位。他建议海明威多看《日晷》、《美国信使》等新潮文艺杂志，少看销量大得多的《星期六晚邮报》周刊，并且劝他阅读马克·吐温、惠特曼以及同时代的德莱塞、亨利·门肯等的作品。后来两人在巴黎时，都是美国女作家葛特鲁德·斯泰因寓所的文艺沙龙的座上客。对当时尚在当记者及驻欧通讯员的有志于搞文学创作的海明威来说，安德森和斯泰因都对他的成长起了很大的作用，而安德森可说是他的第一位启蒙老师。

但是等到安德森于1925年发表了长篇小说《黑色的笑声》，海明威竟于同年感恩节前一周(11月20至26日)一口气写了一部“戏仿”小说《春潮》，刻意嘲笑他的文风，如开头三章的末尾，都加上一句“……传来一声印第安人作战时的呐喊”，就是直接引自《黑色的笑声》的，并且在第8章中提到那小饭馆中始终没出场的黑人厨子的笑声，在第12章中写到那家城市印第安人办的俱乐部中黑人酒保布鲁斯勃发的大笑时，海明威写道，“那是黑人的那种黑色的笑声”，直接点明了安德森那部小说的书名。

这样明目张胆地戏仿一位同行并可说是前辈的作品是事出有因的。原来海明威于1925年10月5日发表了短篇小说集《在我们的时代》后，很多评论家当即指出安德森对他的影响，有人竟认为他“写的多半是同样的东西不过没那么出色”，这使海明威很恼火。关于集中的那个短篇《我的老头儿》，他在致著名评论家埃德蒙·威尔逊的信中特意作辩解道：“不，我不以为《我的老头儿》是从安德森衍生所得。它写一个孩子和他父亲和赛马。舍伍德曾写过孩子们和马儿。不过是完全不同的。……我知道我不是从他那儿得到灵感的。”

在《春潮》于1926年5月出版的前后，海明威的亲友们对之反应不一。首先，他妻子哈德莉很敬重安德森，认为不必要去伤害这个好朋友，而该书的内容令人厌恶。多斯·帕索斯认为写得很风趣，但竭力劝海明威不要发表，而菲茨杰拉德看出这是部杰作，在致出版商的信中说：“它看来是美国人所写的书中最诙谐的作品。”安德森本人看出了海明威的用意，和斯泰因女士谈了，她在该书出版后看了大为不满，说海明威“就是无法容忍别人也能是文学大师……企图霸占整个文坛”。当时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太阳照常升起》已于同年10月出版，奠定了他在文坛的地位。

安德森曾帮助海明威让博内与利弗莱特出版公司刊行《在我们的时代》，而他本人正是该公司器重的红作家。因为公司方面和海明威有约在先，愿意接受他此后写出的三部小说，海明威把《春潮》寄了去，老板霍拉斯·利弗莱特看了很吃惊，在给海明威的回信中写道：“如果我们愿意把它刊行，那会显得庸俗不堪，更不用说是狠心之至了。”海明威这才听从了菲茨杰拉德的意见，把手稿送给在经营方面更成功的斯克里布纳出版公司，就此结识了编辑马克斯韦尔·珀金斯。两人成为终身的良友。珀金斯在1947年去世前，为海明威的每部作品尽到一个富有建设性的编辑的作用。海明威那次于1926年2月从巴黎搭船至纽约，真是交上了好运。珀金斯答应让他预支一千五百元并且给《春潮》和即将完工的《太阳照常升起》百分之十五的版税。此外，海明威还可以在该公司出版的《斯克里布纳氏杂志》上源源不断地发表短篇小说。

在这段时期中，海明威为《春潮》作了多次辩解。在利弗莱特拒绝接受后，他曾解释道：“我完成了《太阳照常升起》的初稿后写它，使自己冷静下来。”在出版后致安德森的信中，他坚持是为了要对方好，不是人身攻击，而是对事不对人的，认为一个新手的严格批评只会对对方的想法和文风大有裨益，他在信中辩解道：“这是开个玩笑，并不是存心使坏，而是绝对真诚的。你知道，我认为如果我们彼此之间不得不用委婉的方式来表达意见，如果像你这样一位能写出非常伟大作品的人物竟写出了一些在我看来(还从没写出过什么伟大的作品然而毕竟是个同行吧)糟透的东西，我是应该如实地跟你讲的。”直到晚年，海明威才在《短篇小说的写作技巧》一文(1959)中表示后悔：“我当初这样做是因为我怀有义愤，这能使一个人坏得无以复加，我并且自以为他这样写下去要完蛋了结，而我可以用玩笑的方式向他指出糟到了什么程度，使他自拔。因此我写了《春潮》。这样做是刻毒的，而且一点好处也没有，他就是越写越坏，越写越坏。……很抱歉我当初攻击了安德森。这是刻毒的，我干了，真是个狗娘养的。”实在海明威在这里仅仅承认这样做是缺德而已，却依旧坚信他的出发点是为了安德森好。

由于《春潮》蓄意戏仿《黑色的笑声》以及海明威为了它耍了一个花招，打进了一家效益更好的大出版社，该书历来为评论家们所轻视，因此也迟至作者诞辰一百周年才第一次和我国的读者见面。该书译成中文仅六、七万字，和《老人与海》一样是个中篇。但就作品本身来说，的确如菲茨杰拉德所说，写得妙趣横生。故事是这样开头的：在美国密歇根州下半岛西北部佩托斯基一家水泵制造厂，两名工人正望着窗外积雪的院子，这时是冬春之交，开始刮起奇努克风，春天即将来临。两人想起了往事。斯克里普斯原是个小作家，妻子女儿相继出走后，在一家小饭馆中结识了爱好文学的女招待戴安娜。两人闪电结婚，他才进厂当了个计件工，可是又被接替的女招待曼迪所吸引。曼迪一肚子的文坛掌故，讲个不停，讲得有声有色。另外那个工人瑜伽·约翰逊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巴黎度假时有过一次“艳遇”，结果出了洋相，使他从此厌恶女人。现在春天快来了，他这块心病使他烦恼。后来在下班后，路上遇到两个林地印第安人，他们带他去一家给少数城市印第安人供应私酒的俱乐部，在那里碰到一些怪诞的角色。瑜伽最后和一个从小饭馆中被撵出的全身赤裸的印第安妇女取得默契，把自己身上的衣服一件件脱掉，双双走进夜色中去。但斯克里普斯最后还是在小饭馆里着迷地听曼迪讲奇闻轶事，情不自禁地对她说“你是我的女人”，听凭妻子一个人回家去。

评论家们认为，海明威同时也调侃了安德森文中的性描写，原来他笔下的白种男女常常会有莫明的性冲动，《春潮》第14章中那个赤身露体的印第安妇女走进了小饭馆，斯克里普斯·奥尼尔就“头脑发晕，身子发抖……有些什么感触，有些什么模糊的原始感情在他心里翻腾”。

英国旋涡画派创始人、作家温德姆·刘易斯于1927年9月在他的杂志《敌人》上发表的《白种佬》一文中抨击安德森在《黑色的笑声》中赞扬印第安人和黑人的原始情欲，并称颂海明威在《春潮》中加以嘲讽。同年10月，海明威在给他的信中写道：“非常高兴你喜欢《春潮》，我以为你在《白种佬》中十分细致地摧毁了对红种人和黑种人的狂热。……劳伦斯，你知道，是安德森当初的上帝——你能在安德森写的东西中看出贯穿着他的影响。……实际上《春潮》以虚构小说的形式和《白种佬》一文起到同样的净化作用。”

海明威于1925年说过屠格涅夫是他钟爱的三位作家之一。他感到《猎人笔记》中关于在俄罗斯乡野狩猎的描写十分新鲜，异国风光跃然纸上。但他不喜欢充斥浪漫主义的《春潮》。他借用这个书名也正是旨在嘲讽，因为他在当时正在写作的《太阳照常升起》中竭力排斥的就是这种浪漫主义。

另一位他钟爱的作家是亨利·菲尔丁。这位英国喜剧大师当年曾针对他的前辈塞缪尔·理查逊的书信体长篇小说《帕梅拉》(1740)写了一部模拟之作《夏梅拉》(1741)，嘲笑他的温情主义道德观。海明威受了他的启发，在自己的模拟作品《春潮》的卷首及全书四部的每部部首引用了菲尔丁为另一部长篇小说《约瑟夫·安德鲁斯的经历》(1742)写的阐明他对讽刺喜剧的见解的序言中的有关片断，加上他本人在后半部插入的几段直接和读者对话的“作者注”，对这离奇曲折的带点超现实主义色彩的故事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他在第三部末的“作者注，致读者”中说用两个小时就写成了上面的那一章(第12章)，然后和约翰·多斯·帕索斯一起出去吃中饭，饭后回到家，写了下面的那一章(第13章)。他最后写道：“正是等我把这一章朗读给多斯·帕索斯先生听了，他叫道，‘海明威，你写了一部杰作。’”可见海明威对这部游戏之作是着实得意的。

但是，要直到八、九十年代，美国的海明威研究者们才开始认真对待这部作品。唐纳德·琼金斯于北达科他州立大学出版的《北达科他季刊》1996年夏季号上发表长篇论文《“哦，放这鸟儿一马吧”：海明威的〈春潮〉中的自然与诋毁》，提出两个论点：一，《春潮》是部批评现代主义的诙谐作品；二，海明威认为有责任把它发表。琼金斯认为正是美国评论家、诗人艾伦·泰特当年对《春潮》的评价定下了调子，以致罗伯特·科尔特兰在1989年发表的关于《春潮》的长篇论文

[2]

中还在从海明威的私生活中找根据，认为作者“把个人的种种挫折编进小说，并且对那些定要对他文学方面的抱负加以曲解的人提出间接的批评”，甚至把戴安娜和曼迪看作1925年的哈德莉和海明威已开始钟情的波琳·菲佛，而“戴安娜被曼迪击败正说明海明威至少在下意识中已经作出了抉择”。尽管第二年，海明威的确和哈德莉离了婚就和波琳结婚，琼金斯认为这种攀比还是牵强附会的。

他更重视另一位专家迈勒·威尔金逊撰写的论海明威受屠格涅夫影响的专著

[3]

，同意他引用海明威后来在《死在午后》中谈到新作家向前辈作家取经时的矛盾心理的段落，来说明尽管表面上看来他借用屠格涅夫的《春潮》为书名供认了自己对他欠的债，实际上也连带嘲讽了屠格涅夫这部十足的浪漫主义小说。

但是安德森的要害在于矫揉造作，所以海明威在第一部部首引用了菲尔丁的话，“真正荒唐可笑的事的唯一源泉……乃是矫揉造作”，从而展开一系列闹剧式的场面，一直到全书结束。琼金斯由此得出结论，《春潮》“同时嘲讽了‘现代派’的新浪漫主义的虚无主义(个人失落感、在一个毫无意义的宇宙中的异化感、原始主义的异国情调、对打破偶像行为的崇拜、对异国他乡的迷恋成瘾)以及实验性的现代派文学中矫揉造作的卖弄：外文引语、借用的故作典雅的词句、程式化的暗示”等等。

海明威熟练地利用菲尔丁的话来为自己解嘲。在第二部开头处的引文中，菲尔丁写道：“……我毫无诋毁或中伤任何人的意图；因为尽管本书中的一切都是从自然这部大书中摹写来的……我仍然采取极端小心的态度……把这些人物隐蔽起来，使人不可能多少准确地猜出他们是谁……。”琼金斯这篇论文题目中的“自然”和“诋毁”就是从这里来的。他问道，“说到底，自然是什么?不就是这世界吗?”尽管海明威的出发点是戏仿安德森的《黑色的笑声》，他在《春潮》中放眼世界，提到了不知多少其他作家、文人、历史上和当代的知名人士，连他本人也在“作者注”中现身说法，所以琼金斯说得好，“海明威在他这出闹剧中运用机智四面出击，减轻了诋毁的罪名。”因此根据他当时和妻子、情人、同行和出版商等的关系来作出道德评介，对他发表《春潮》加以指摘，正是对作家的成长过程的嘲弄。因为，“这样唾弃了处于巅峰状态的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海明威同时鄙夷走进了死胡同的初期现代派文学，为自己开辟了做一位现代小说家的道路”。

顺便提一句，琼金斯这篇论文奇长的题目中的“哦，放这鸟儿一马吧”一语直接引自本书第8章。当那两名酷爱文学的女招待竞相用莎翁剧中人物的名字为斯克里普斯从雪地里捡到的那只快冻死的鸟儿命名时，海明威通过当时坐在小饭馆柜台前的一名旅行推销员之口，讲出这句画龙点睛的话，从而引出好一段精彩的对话，用老百姓的智慧来和矫揉造作的言行作绝妙的对比!原来海明威早在念中学时就崇拜用理发师、棒球运动员等普通人的口语写幽默小说的林·拉德纳，曾先后在中学生办的报纸和在意大利开救护车时的部队报纸上发表模仿他的短篇小说，而在《春潮》中他把自己的讽刺幽默的才能发挥到了极致。但是从接下来的《太阳照常升起》起，他投入了严肃作品的创作，直到那压卷之作《老人与海》。所以琼金斯在文末所说的“《春潮》的写作与出版是海明威的生活和作家生涯的转折点”，确乎言之有理。

1999年春节期间

献给亨·路·门肯及S·斯坦伍德·门堪

[4]

而且也许正有一个理由能说明为什么一位喜剧作家在所有人之中最最不该有背离自然的借口，因为对一位严肃的诗人来说，要接触到伟大和值得称颂的事也许并不始终很容易；但是生活却处处给一位目光精确的观察者提供荒唐可笑的现象。

——亨利·菲尔丁

[5]

[1]
这是吴岩的中译本的书名，原名直译应作《俄亥俄州温士堡城》。该书由23个短篇组成，通过一位年轻记者的眼光，刻画了该城一系列畸人的作为和遭遇。

[2]
《海明威与屠格涅夫：〈春潮〉》(《海明威被人忽视的虚构小说》，苏珊·比格尔编，亚拉巴马大学出版社，1989)。下文中的引文转引自琼金斯的长篇论文。

[3]
《海明威与屠格涅夫：文学作品的影响之本质》(密苏里大学研究出版社，1986)。

[4]
亨利·路易·门肯(1880—1956)为美国评论家、记者。在《巴尔的摩太阳报》编辑部任职多年，并创办编辑文学期刊《时髦人士》及《美国信使》，大量撰文抨击时弊，为二十世纪初美国有影响的文人之一。门堪为一位富有财产的卫道之士，他所捍卫的一切正是门肯全力反对的。门肯曾批评海明威在巴黎出版的小品文集《在我们的时代》(1924)，海明威还自以为是门肯使他那同名的短篇小说集《在我们的时代》被克诺夫出版社拒绝接受，因此把《春潮》献给这两位，以示嘲讽。

[5]
本书卷首及以下四部部首的引文都引自长篇小说《约瑟夫·安德鲁斯的经历》(1742)的序言，菲尔丁在其中详细阐明了他对讽刺喜剧创作的见解。

第一部 红色和黑色的笑声

真正荒唐可笑的事的唯一源泉(就我看来)乃是矫揉造作。

亨利·菲尔丁

第一章

瑜伽·约翰逊站在密歇根州一家大水泵制造厂的窗前朝外望。春天就快降临这里。那个摇笔杆的家伙哈钦森曾写过“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1]

，难道今年又会应验不成?瑜伽·约翰逊很想知道。就在瑜伽近旁的第二个窗口站着斯克里普斯·奥尼尔，一个又长又瘦的人，长着张又长又瘦的脸。两人都站着朝外望这水泵制造厂空无人影的院子。雪覆盖着那些即将运走的一台台装在板条箱里的水泵。只等春天一到，雪融化了，厂里的工人们就会把这些雪封的码成堆的箱装水泵一一起出，一直拉到C．R．& I．铁路

[2]

的车站，在那里装上平板车运走。瑜伽·约翰逊望着窗外那些雪封的水泵，呼出的气在冷的窗玻璃上结成细小玲珑的霜花。瑜伽·约翰逊想起了巴黎。也许正是这些细小玲珑的霜花使他想起曾在那儿待过两星期的花都。两个星期，那曾是他一生中最最愉快的两个星期。如今可全给抛在脑后啦。这回事还有其他的一切。

斯克里普斯·奥尼尔有两个妻子。他望着窗外，身子又长又瘦地站着，带着他固有的那副纤弱而却硬朗的样子，显得富有弹性，这时想起了她们俩。一个就住在曼塞罗那，另一个住在佩托斯基

[3]

。上一年春季以来，他还没见过住在曼塞罗那的那一个。他望着窗外白雪覆盖的水泵厂院子，心想春天会意味着什么。跟他那在曼塞罗那的妻子一起时，斯克里普斯常常喝醉酒。他醉了，跟他妻子就很快活。他们会一起去到火车站，沿着铁轨走出站去，然后一起坐下，喝喝酒，看看火车开过。他们会坐在俯瞰铁路的一座小山上的一株松树下，喝起酒来。有时候他们喝个通宵。有时候他们一连喝上一个星期。这对他们有好处。这使斯克里普斯坚强。

斯克里普斯有个女儿，他戏称她为邋遢妹奥尼尔。她的真实姓名为露西·奥尼尔

[4]

组场的灯光的地方。他从铁轨边来个急转弯，走过曼塞罗那中学。那是座黄色砖砌的建筑。一点也没有洛可可

[5]

。斯克里普斯跟他老婆去到铁路边一连喝了三四天后，有一晚失去了他妻子。他不知道她的下落。等他清醒过来，四下一片黑暗。他沿着铁道朝城区走去。脚下的枕木硬邦邦的。他想在铁轨上行走。他做不到。他对此是心中有数的，没错。他回头沿着枕木走。进城可有好长的一程路。他终于走到可以看到车辆编的风格，不像他曾在巴黎见过的那些建筑。不对，他从没去过巴黎。去过的人不是他。是他的朋友瑜伽·约翰逊。

瑜伽·约翰逊望着窗外。就快到关闭这水泵制造厂过夜的时候了。他小心翼翼地把窗子打开，只开了一道缝儿。只开了一道缝儿，这可就够了。外边院子里，积雪开始融化。一阵暖风吹起。一阵奇努克风

[6]

，水泵工人们管它这么叫。这阵暖烘烘的奇努克风透过窗子吹进这水泵制造厂。所有的工人都放下了他们的工具。其中有不少是印第安人。

那工头是个牙关紧锁的矮个子。他曾出外旅游，一度远至德卢斯。德卢斯远在这大湖

[7]

蓝色水面的对面，在明尼苏达州的一片林区内。在那边他有过一段奇妙的经历。

那工头把一只手指伸进嘴里润湿一下，然后竖在空中。他感觉到这暖风吹在手指上。他懊恼地摇摇头，朝工人们笑笑，也许有点儿冷冰冰的。

“得，这是定期的奇努克风，小伙子们，”他说。

工人们多半默默无言，就挂起他们的工具。那些完成一半的水泵给收起，安放在支架上。工人们依次走出，有些人在讲话，还有些默默无言，有几个在咕哝，一起上盥洗室去洗洗手脸。

透过窗子，外面传来一声印第安人作战时的呐喊。

第二章

斯克里普斯·奥尼尔站在曼塞罗那中学外面仰望着那些亮着灯的窗子。天色很黑，正在下雪。从斯克里普斯记事时起一直在下雪。有个过路人站住了，对斯克里普斯瞪了一眼。对他来说，这男子究竟有什么相干啊?他继续赶路了。

斯克里普斯站在雪地里，抬眼瞪视着中学的那些亮着灯的窗子。屋里，人们正在学习。他们上课直到深夜，男孩们跟女孩们竞相钻研知识，这股学习的强烈欲望正在席卷美国大地。他的女儿，那个小邋遢妹，花了他整整七十五块钱在医生账单

[8]

上的女孩，正在里面学习。斯克里普斯感到自豪。要他去学习可太迟了，不过在那里，一天又一天、一夜又一夜，邋遢妹正在学习。她天生有这份能耐，这女孩。

斯克里普斯朝前一直走到他家的屋子。那屋子不大，不过斯克里普斯的老婆在意的并不在屋子的大小。

“斯克里普斯，”两人一起喝酒时，她往往这样说，“我可不要一座王宫。我只要个可以挡挡风的地方。”斯克里普斯相信她说的是真话。这会儿，黄昏已过去了好久，他在雪中行走，看到自己屋子的灯光，庆幸自己相信她说的是真话。这样可比如果回家时到一座王宫来得好。他，斯克里普斯，可不是那号想望有座王宫的主儿。

他打开他家的屋门，走进去。有些什么念头在他脑际不断涌现。他竭力把它排除，但是不行。他那朋友哈利·派克有一回在底特律结识的那个写诗的家伙写过些什么来着?哈利常常这样背诵：“纵然我游遍乐园和王宫。当你什么什么什么没有一处地方及得上家。”他记不起那些词儿了。并不全都记得起了。他给它写了一支简单的曲调

[9]

，教露西唱。那是他初次结婚时的事。如果斯克里普斯有机会继续干下去，他没准会成为一位作曲家，成为那号写芝加哥交响乐队演奏的那种牢什子的家伙中的一个。他要让露西当晚唱这支歌。他永远不再喝酒了。酗酒使他的耳朵失去了乐感。有好多次他醉了，列车夜间爬上博因瀑布城

[10]

那边的坡道时的汽笛声听来比斯特拉文斯基

[11]

这家伙曾写过的任何东西都更动听。是酗酒造成的。这是要不得的。他要出走去巴黎。就像这个拉小提琴的家伙阿尔贝特·斯波尔丁

[12]

那样。

斯克里普斯开了屋门。他走进屋去。“露西，”他叫道，“是我，斯克里普斯。”他永远不再喝酒了。不再到铁路边去磨夜了。也许露西需要一件新的皮大衣。也许吧，她毕竟想望有座王宫，而不要这个地方。你压根儿不知道你对待一个女人究竟如何。也许这地方毕竟并没有挡住风。异想天开。他划了一支火柴。“露西!”他叫道，有一份恐慌感没有从他嘴里发出来。他的朋友沃尔特·西蒙斯在一匹种马有次在巴黎旺多姆广场上被一辆路过的公共汽车碾过时，听到它嘴里发出的就是这么样的叫声。巴黎没有阉马。所有的马都是种马。他们并不培育母马。大战

[13]

以来就是这样。大战改变了一切。

“露西!”他叫道，接着又是一声“露西!”没有回音。屋内空无一人。他孤零零地站在那里，身子又长又瘦，在他自己的被人抛弃的屋里，这时透过满是雪花的空气，有一声遥远的印第安人作战时的呐喊传到斯克里普斯的耳朵里。

第三章

斯克里普斯离开曼塞罗那。他跟那地方一刀两断了。一个这么样的小城给了他什么呀?什么也没有。你劳累了一辈子，随着出了这么样的事儿。多年的积蓄一扫而光了。什么都没了。他动身去芝加哥找活儿干。芝加哥才是好地方。瞧它的地理位置，就在密歇根湖的西南端。芝加哥能成大事。哪个傻瓜蛋都看得出来。他要在今天叫做大环

[14]

的地区买地，那是个零售业和制造业的大区。他要以低价买进地皮，就此抓住了不放。让人家来试试从他手里夺走吧。他如今可懂得一两手啦。

他孤零零的一个人，光着头，风雪刮着头发，沿着C.R．& I．铁路的轨道走去。这是他一辈子经历过的最冷的夜晚。他捡起一只看来因冻僵而倒毙在路轨上的鸟儿，放在衬衫里面使它暖和。鸟儿紧挨在他暖烘烘的身子上，感恩地啄起他的胸膛来。“可怜的小家伙，”斯克里普斯说。“你也觉得冷啊。”

他的双眼涌出泪水。

“这风见鬼去，”斯克里普斯说，又面朝这风雪走去。这风是径直从苏必利尔湖

[15]

上吹来的。斯克里普斯头顶上空的电报线在风中嗖嗖作响。透过黑夜，斯克里普斯看到有只黄色的大眼睛在朝他迎来。这台庞大的火车头在暴风雪中越来越近了。斯克里普斯跨到轨道的一边，让它开过去。那个摇笔杆的老家伙莎士比亚写过什么来着：“强权即真理”?列车在下着雪的黑夜里开过身边，斯克里普斯想起了这句引语。机车先驶过去。他看见那火夫俯身把一大铲一大铲的煤块甩进敞开的炉门。那司机戴着护目镜。他的脸被敞开的炉膛门中射出的火光照亮。他正是司机。正是他把一只手按在扼气杆上。斯克里普斯想起那些芝加哥无政府主义者在被处绞刑时说的话：“尽管你们今天扼杀我们，你们仍然无法什么什么我们的灵魂。”在芝加哥森林公园游乐场紧旁的瓦尔德海姆墓地他们被埋葬的地方有一块纪念碑。斯克里普斯的父亲在星期日常带他去到那里。这纪念碑全部是黑色的，上面有个黑色的天使。这是斯克里普斯小时候发生的事。他当时常常问他父亲：“父亲，为什么我们星期日来看这些无政府主义者就不能去乘惊险滑梯呢?”他对他父亲的回答从没感到满意过。当时他还是个穿短裤的男孩。他父亲曾是个伟大的作曲家。他母亲是个从意大利北部来的意大利妇女。他们是奇特的人，这些个意大利北方人。

斯克里普斯站在轨道边，那一节节又长又黑的车厢在雪中卡哒卡哒地驶过他的身边。所有的车厢都是普尔曼卧车

[16]

。窗帘都拉下了。一节节车驶过，灯光从黑黑的车窗底部的窄缝中射出。如果这列车开向另一方向就会轰隆隆的响，但是它正在爬上博因瀑布城的坡道。它开得比下坡时来得慢。然而还是太快，斯克里普斯无法扒上。他想起自己是个穿短裤的男孩时曾是扒装食品杂货的大车的能手。

斯克里普斯站在轨道边，这又长又黑的一列普尔曼卧车驶过他的面前。谁坐在这些车厢里呀?他们是美国人，睡梦中还在攒钱吗?她们是做母亲的吗?他们是做父亲的吗?其中有情侣吗?要不，他们是欧洲人，给大战弄得厌弃人生的一种精疲力竭的文明中的成员吗?斯克里普斯很想知道。

最后一节车厢驶过他面前，列车在轨道上一路驶去。斯克里普斯看着车尾的红灯在黑暗中消失，这时雪片正在黑暗中轻轻地飘落。那只鸟儿在他衬衫内扑动着。斯克里普斯沿着一根根枕木拔脚走去。他想当夜就赶到芝加哥，如果能行的话，明天早上就开始工作。鸟儿又扑动了一下。它这时不太虚弱无力了。斯克里普斯伸手按住它，让它停止扑动。鸟儿静下来了。斯克里普斯在铁轨上大步走去。

他毕竟用不着赶到芝加哥那么远的地方去。还有的是别的地方。那个当评论家的家伙亨利·门肯管芝加哥叫“美国的文学之都”，那又怎么样?还有大急流城

[17]

呢。一旦到了大急流城，他就可以着手做家具生意。人家就是这样发财的。大急流城的家具是出了名的，凡是有小两口子在傍晚散步时谈起建立家庭的地方都知道它的名声。他想起小时候在芝加哥见过的一块招牌。他母亲和他一起光着脚走遍也许就是今天叫大环的市区挨家挨户乞讨的时候，曾指给他看过。他母亲喜爱这招牌上那些电灯在闪闪发光。

“这灯光就像我家乡佛罗伦萨的圣米尼亚托

[18]

的一样，”她对斯克里普斯说。“好好瞧瞧，我的儿子，”她说，“因为有一天你的乐曲将由翡冷翠

[19]

交响乐队在那儿演出。”

斯克里普斯在他母亲裹着条旧围巾躺在也许今天黑石大饭店所在的地方时，常常一连好几小时注视着这块招牌。这招牌给了他很深的印象。

让哈特曼来装点你的安乐窝

上面这么写着。它闪现出许多不同的颜色。起先是一种耀眼的纯白色。这是斯克里普斯最喜爱的。然后闪出一种可爱的绿色。然后闪出一片红色。有一晚，他挨在他母亲暖烘烘的身子上蜷身躺着，注视这招牌在闪光，有名警察走上前来。“你们得走开，”他说。

是啊，搞家具业可以赚大钱，如果你懂得该怎么搞的话。他，斯克里普斯，懂得这一行的所有窍门。他在自己的头脑里把这事定下来了。他要在大急流城停下。那只小鸟扑动了一下，这时显得很快乐。

“我要给你做一只多么美的镀金鸟笼啊，我的美人儿，”斯克里普斯乐不可支地说。小鸟满怀信心地啄啄他。斯克里普斯在暴风雪中大步前行。雪开始在轨道上堆积起来。给风吹送着，有一声印第安人作战时的呐喊传到斯克里普斯的耳朵里。

第四章

斯克里普斯眼下在哪儿呀?夜间在暴风雪中走着走着，他给弄糊涂了。那个可怕的晚上，他发现自己的家不再像个家了，就动身去芝加哥。露西为什么出走呀?邋遢妹现在怎么啦?他，斯克里普斯，可不知道。倒不是说他在意。这一切全都抛在脑后了。如今什么都没了。他正站在齐膝深的积雪里，面对着一个车站。车站上用大字写着：

佩托斯基

那儿有一堆鹿，是猎户们从密歇根州上半岛运来的，一只鹿堆在另一只上面，都是死的，僵硬了，在站台上被飘来的雪半掩着。斯克里普斯又念了一遍这些字样。这儿真是佩托斯基吗?

[20]

车站的屋里有个男人，在一扇小窗内嗒嗒嗒地敲打着什么东西。他朝外望望斯克里普斯。他是个发报员吗?斯克里普斯凭某种迹象认为他正是。

他走出地上的积雪，向窗口走去。那人在窗内正忙着敲打发报机的电键。

“你是发报员吗?”斯克里普斯问。

“对，先生，”那人说。“我是发报员。”

“真太好了!”

发报员怀疑地瞅着他。这个人毕竟对他算什么呀?

“当发报员难吗?”斯克里普斯问。他想直截了当地问这人这里是否真是佩托斯基。他可不熟悉美国北部的这片广大地区，但是希望不失礼貌。

发报员惊讶地望着他。

“听着，”他问，“你是个相公吗?”

“不，”斯克里普斯说。“我不知道相公

[21]

是什么意思。”

“哦，”发报员说，“你随身带着只鸟儿干吗?”

“鸟儿?”斯克里普斯问。“什么鸟儿?”

“从你衬衫里钻出头来的那一只。”斯克里普斯觉得困惑不解了。这发报员是哪号人啊?哪号人干发报这一行的呢?他们像作曲家吗?他们像艺术家吗?他们像作家吗?他们像那些在我们的全国性周刊上撰写广告的广告界人士吗?要不，他们像那些欧洲人，被大战弄得憔悴消瘦，最好的年华已经消逝了吗?他能把经历源源本本地告诉这个发报员吗?他能理解吗?

“我当时在回家去，”他开口说。“我经过了曼塞罗那中学的门前——”

“我在曼塞罗那认识过一个姑娘，”发报员说。“没准你也认识。爱塞尔·恩赖特。”

再谈下去没好处了。他要长话短说。他要只讲基本的要点。再说，真冷得够呛。站在这刮着大风的站台上真冷。他有几分明白讲下去没用。他回头打量着那些码成一堆的鹿，僵硬而冰冷。没准它们也曾是对对情侣。有些是公鹿而有些是母鹿。公鹿长着角。这样你才能辨别。拿猫来说，那就比较难了。人家在法国阉割猫儿，倒并不阉割马儿。法国远得很哪。

“我妻子抛弃了我，”斯克里普斯突如其来地说。

“如果你带着只从你衬衫里钻出头来的该死的鸟儿四处转悠，那就难怪你妻子要抛弃你了，”发报员说。

“这个城市叫什么?”斯克里普斯问。两人之间曾有过精神上融洽交流的那难得的一刻，已经消逝了。他们实际上根本没有过这种时刻。不过他们原是可以有的。如今可没有用了。要抓住已经过去的东西是没有用的。是已经飞走的东西啊。

“佩托斯基，”发报员回答。

“谢谢你，”斯克里普斯说。他转身走进这寂静无人的北方城市。他运气好，口袋里还有四百五十元。就在他陪老婆动身去作那次酗酒旅行之前，他卖掉了一篇短篇小说给乔治·霍拉斯·洛里默

[22]

。他本人究竟干吗要出走呢?不管怎么说，这一切究竟怎么啦?

有两个印第安人在大街上朝他走来。他们对他瞧瞧，可是脸上不动声色。他们脸上的表情保持着原样。他们走进麦卡锡理发店。

第五章

斯克里普斯·奥尼尔犹豫不决地站在理发店外。有人在店里让理发师刮胡子。另外有些人，看上去也没什么两样，在让人理发。另外有些人靠墙坐在高背椅子上抽烟，等着轮到他们去坐上理发椅，他们有的在欣赏墙上挂的油画，有的在欣赏着长镜子里自己的影子。他，斯克里普斯，该进去吗?他毕竟口袋里有四百五十块钱哪。他可以爱上哪儿就上哪儿。他又一次犹豫不决地望着。这是个诱人的光景，与人相处，在暖和的屋里，穿着白大褂的理发师用剪子熟练地咔嚓咔嚓剪得挺欢，或者把剃刀在有些正在给修面的人脸上涂的肥皂沫中打斜地刮去。他们善于使用他们的工具，这些个理发师。他依稀觉得这不是他所需要的。他需要些别的什么。他需要吃东西。再说，还有他这只鸟儿得照料。

斯克里普斯·奥尼尔转身背对那理发店，在这寂静冰封的北方城市的大街上大步走去。他一路走着，只见右首有些树枝朝下弯的桦树，枝上光秃秃的没留下一片叶子，一直下垂到地面，被积雪弄得沉甸甸的。雪橇的铃声传进他的耳朵。说不定是圣诞节了吧。在南方，小孩子们就会放爆竹，冲着彼此叫“圣诞礼物!圣诞礼物!”啦。他父亲是南方人。他曾在叛军中当过兵。那是早在内战时期的事。谢尔曼在向海边大进军

[23]

中烧掉了他家的房子。“战争是地狱，”谢尔曼说过。“不过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奥尼尔太太，我不得不这样干啊。”他把一支火柴点着了那座有白色圆柱的古宅。

“要是奥尼尔将军在这儿，你这懦夫!”他母亲曾说，用她那蹩脚英语说，“你就绝对不敢把一支火柴点着这屋子啦。”

浓烟从这古宅袅袅升起。火势越来越大。那些白色圆柱被升起的团团浓烟所掩没。斯克里普斯紧紧抓住他母亲麻毛交织的衣裙。

谢尔曼将军爬上他的马儿，深深鞠了一躬。“奥尼尔太太，”他说，斯克里普斯的母亲后来常说他当时眼睛里噙着眼泪，即便他是个天杀的北佬也罢。此人有良心，老兄，即便他并不听从良心的支配。“奥尼尔太太，如果将军在这儿的话，我们就可以一对一地决一雌雄。照现在的情况看，夫人，既然战争就是这么回事，我就必须烧掉你这房子。”

他朝手下的一名士兵挥挥手，那人奔上前来，把一桶火油浇在火焰上。火焰冒起，一大团浓烟在那风息全无的暮色中腾地升起。

“不管怎么样，谢尔曼将军，”斯克里普斯的母亲得意洋洋地说，“这一团烟将警告南部邦联的其他忠诚儿女们你来了。”

谢尔曼鞠了一躬。“这正是我们不得不冒的风险，夫人。”他把靴刺啪地一扎马腹，骑马而去，一头白色长发在风中浮动。斯克里普斯和他母亲都再没见过他。奇怪，他这会儿竟会想起这段往事。他抬眼一望。面前有块招牌：

布朗饭馆最好试试便知

他要进去吃东西。这正是他用得着的。他要进去吃东西。这招牌上写着：

试试便知

啊，这些个规模较大的小饭馆

[24]

的主人是聪明的家伙。他们懂得怎样招揽顾客。他们不用在《星期六晚邮报》上登广告。试试便知
。这样就行了。他走进去。

进了这小饭馆的门，斯克里普斯·奥尼尔朝四下一望。有一只长柜台。有一只钟。有一扇门通往厨房。有两三张桌子。有一堆炸面圈，盖着只玻璃罩。有些标牌挂在墙上的有些地方，标明你可以点什么吃食。难道这就是布朗饭馆不成?

“我不知道，”斯克里普斯问一个从厨房的弹簧双扇门走出来的上了年纪的女招待，“你能不能告诉我这儿就是布朗饭馆吗?”

“正是，先生，”女招待回答。“试试便知。”

“谢谢你，”斯克里普斯说。他在柜台前坐下来。“我自己要来些豆子，还要些给我这鸟儿。”

他解开衬衫，把鸟儿放在柜台上。鸟儿竖起了羽毛，抖了一下身子。它试探性地啄啄那番茄酱瓶。上了年纪的女招待伸出一只手，摸摸它。“这小家伙不是挺有男子汉气概吗?”她发表意见。“顺便问问，”她问，脸上带着点儿惭色，“你刚才点了什么，先生?”

“黄豆，”斯克里普斯说，“给我的鸟儿和我本人。”

女招待一把推起通厨房的小窗上的门。斯克里普斯瞥见了一眼一间温暖的蒸气弥满的屋子，有些大壶大锅，墙上挂着好些亮光光的罐子。

“一客猪肉外加呱呱叫的东西，”女招待用干巴巴的嗓音冲着推开的小窗叫道。“给鸟儿来一客!”

“就好!”厨房里传来一声回音。

“你这鸟儿多大了?”上了年纪的女招待问。

“我不知道，”斯克里普斯说。“我还是昨晚才头一次见到它。我当时正在铁道上从曼塞罗那走来。我妻子出走了。”

“可怜的小家伙，”女招待说。她倒了点儿番茄酱在指头上，鸟儿感激地啄食。

“我妻子出走了，”斯克里普斯说。“我们当时在铁道边喝酒来着。我们惯常晚上出去，看一列列火车开过。我写短篇小说。有一篇登在《晚邮报》上，还有两篇登在《日晷》

[25]

上。门肯竭力想抓住我不放。我太聪明了，不屑干那号事儿。我的作品中不谈政治。政治使我头痛欲裂。”

他在说些什么呀?他在乱说一气啊。这样是绝对不行的。他必须控制住自己。

“斯各菲尔德·塞耶

[26]

当过我的男傧相，”他说。“我是哈佛毕业生。我只求人家让我和我这鸟儿美餐一顿。别再扯国际政治啦。把柯立芝博士

[27]

撵走吧。”

他神志恍惚了。他知道是怎么回事。他饿得快晕过去了。这北国的风对他来说太锐利、太凛冽了。

“听着，”他说。“你能让我就来那么一点儿那种黄豆吗?我可不想催。我知道什么时候该适可而止。”

那小窗给推上去了，一大盘黄豆和一小盘黄豆，都是热气腾腾的，出现了。

“要的东西来啦，”女招待说。

斯克里普斯动手对付那一大盘黄豆。还有点儿猪肉哪。那鸟儿吃得挺欢，每咽一下总要抬一下头让豆子下肚。

“它这样做是为了这些黄豆感谢上帝，”上了年纪的女招待解释。

“这黄豆也着实好，”斯克里普斯表示同意。受到了这些黄豆的影响，他的头脑清醒起来。他关于那个亨利·门肯扯了些什么废话来着?难道门肯当真钉住了他不放?这个得对付的前景可并不美好。他口袋里有四百五十元。等这笔钱花光了，他总是能把事情了结的。要是他们逼得他太厉害，他们就会大吃一惊。他可不是个让人生擒活捉的主儿。让他们来试试看吧。

吃下了黄豆，那鸟儿睡去了。它用一条腿站着入睡，另一条腿蜷起在羽毛中。

“等它靠这条腿睡得累了，它会换一条腿儿来安睡，”女招待说。“我们家里有只老鹗，就是这么干的。”

“你的老家在哪里?”斯克里普斯问。

“在英国。在那湖泊地区

[28]

。”女招待带着点儿依恋的微笑说。“华兹华斯的家乡，你知道。”

啊，这些个英国人。他们游遍了这地球表面的所有地方。他们并不满足于待在他们那个小岛上。奇怪的北欧人，念念不忘地做着他们的帝国梦。

“我并不是一直做女招待的，”这上了年纪的女招待说。

“我相信你并不一直是这样。”

“当然不，”女招待继续说。“这段经历着实离奇。没准会叫你听得乏味的?”

“哪里会啊，”斯克里普斯说。“你不介意我什么时候把这段经历拿来写作吧?”

“如果你觉得有意思，我就不介意，”女招待笑吟吟地说。“你不会用我的真名实姓，这不用说。”

“如果你不愿，我就不用，”斯克里普斯说。“顺便问一下，可以再来一客黄豆吗?”

“试试便知，”女招待笑了。她脸上有些皱纹，脸色发灰。她有点儿像那个在匹兹堡去世的女伶。她叫什么来着?兰诺尔·乌尔里克。在《彼得·潘》中演出的。正是这一个。听人说她外出老是戴面纱，斯克里普斯想。这才是个叫人感兴趣的女人。真是兰诺尔·乌尔里克吗?

[29]

也许不是。没关系。

“你真想再来点黄豆?”女招待问。

“对，”斯克里普斯干脆地回答。

“再来一客呱呱叫的玩意儿，”女招待冲着小窗内叫道。“甭管那鸟儿啦。”

“就好，”传来一声应答。

“请继续讲你的经历，”斯克里普斯亲切地说。

“那是举行巴黎博览会那年

[30]

的事儿，”她开口说。“我当时还是个小姑娘，用法语来讲，叫jeune fille，我是陪母亲从英国去的。我们打算参加博览会的开幕式。我们从北站到旺多姆广场我们下榻的旅馆的途中，弯进一家发型师的铺子，采购了一些小东西。我母亲，我还记得，添购了一瓶‘嗅盐’，照你们在这儿美国的叫法。”

她微微一笑。

“好，讲下去。嗅盐，”斯克里普斯说。

“我们按照惯例在旅馆登了记，人家给了我们预订的那两间毗连的客房。我母亲赶了路，觉得有点儿累了，我们就在房间里吃晚饭。我对第二天就可以参观博览会感到兴奋极了。可是赶了路，我累了——我们渡过英吉利海峡时天气挺恶劣——睡得可沉啊。早上我醒过来，叫唤我的母亲。没有回音，我就走进房去叫醒妈妈。床上没有妈妈，倒是睡着一位法国将军。”

“我的天啊!”斯克里普斯用法语说。

“我惊慌失措了，”女招待继续讲下去，“就打铃叫管理人员来。账台人员来了，我就要求知道我母亲的下落。

“‘可是，小姐啊，’那账台人员作解释，‘我们一点也不知道你母亲的事。你是陪一位某某将军到这儿来的’——我记不住那位将军的姓名了。”

“管他叫霞飞将军

[31]

吧，”斯克里普斯出主意道。

“那姓氏跟这个非常相像，”女招待说。“我当时吓死了，就去叫警察来，要求查阅旅客登记簿。‘你会发现我和我母亲在上面一起登记来着，’我说。警察来了，那账台人员拿来了登记簿。‘瞧，女士，’他说。‘你跟你昨晚陪同来我们旅馆的那位将军一起登记的。’

“我陷入困境了。后来，我想起了那发型师的铺子的地址。警方把发型师去找来。一名警探把他带进来的。

“‘我跟我母亲到过你的铺子，’我对发型师说，‘我母亲买了瓶芳香剂。’

“‘我完全记得小姐，’发型师说。‘不过你不是陪你母亲来的。你是陪一位上了年纪的法国将军来的。他买了，我记得，一把卷小胡子用的钳子。反正在我账簿上能查到这笔账的。’

“我绝望了。就在这时候，警方带来了那名把我们从车站送到旅馆的出租车司机。他发誓说我绝对没有跟我母亲在一起。说呀，这段经历叫你听得腻味吗?”

“说下去，”斯克里普斯说。“要是你曾跟我那样苦于想不出故事情节来，就会明白!”

“好吧，”女招待说。“这故事也尽在于此了。我就此没见过我母亲。我跟大使馆取得了联系，可他们无能为力。他们最后证实了我的确陪我母亲渡过了英吉利海峡，可是此外他们就无能为力了。”泪水从这上了年纪的女招待眼中涌出。“我再没见过妈妈。就此没见过。一次也没有。”

“那位将军怎么啦?”

“他最后借给我一百法郎——即便在当时也不是笔大数目——我就来到美国，当上了女招待。这段经历也尽在于此了。”

“还不止这些，”斯克里普斯说。“我拿生命作赌，还不止这些。”

“有些时候，你知道，我认为的确还有，”女招待说。“我认为一定还不止这些。在某处地方，用某种方式，总该有个说法吧。我不知道今儿早上是什么使我想起这事来的。”

“这是好事，能一吐为快，”斯克里普斯说。

“是啊，”女招待带着微笑说，这一来她脸上的皱纹就不那么深了。“我现下觉得好过些了。”

“跟我说说，”斯克里普斯要求这女招待，“在本城有什么给我和我这鸟儿做的工作吗?”

“正当的工作?”女招待问。“我只知道正当的工作。”

“对，正当的工作，”斯克里普斯说。

“人家的确说过那家新开的水泵制造厂在雇人手，”女招待说。为什么他不该用双手干活呢?罗丹这么干过。塞尚曾当过屠夫。雷诺阿做过木匠。毕加索小时候在香烟厂里干过活。吉尔勃特·斯图尔特

[32]

，他画过那些著名的华盛顿像，在我们这个美国到处加以复制，挂在每间教室里——吉尔勃特·斯图尔特当过铁匠。再说还有爱默生。爱默生当过泥瓦小工。詹姆斯·拉塞尔·洛威尔，他听说过，年轻时当过发报员。就像车站上那家伙一样。也许眼下那车站上的发报员正在写作他的《死亡观》或《致水鸟》

[33]

呢。为什么他，斯克里普斯·奥尼尔，就不该进水泵制造厂干活呢?

“你会再来吗?”女招待问。

“如果可以的话，”斯克里普斯说。

“还把你的鸟儿带来吧。”

“好，”斯克里普斯说。“这小家伙眼下挺累了。毕竟对它来说这一晚真够呛。”

“我看也是这样，”女招待表示同意。

斯克里普斯走出去，又投入这城里。他觉得头脑清醒，能对付生活了。进一家水泵制造厂会是很有意思的。水泵如今是了不起的玩意。在纽约华尔街上，每天有人在水泵上发大财，有人变成穷光蛋。他知道有个家伙不到半小时内在水泵上就净赚了整整五十万。人家是懂行的，这帮华尔街的大经纪人。

到了外面街上，他抬眼望那招牌。试试便知
，他念道。人家懂这一套，没错，他说。不过是否当真有过一名黑种厨子?就那么一次，就那么一刹那，当那小窗朝上开的时候，他自以为瞥见了一摊黑色的什么东西。没准那家伙不过被炉灶的煤烟闹了个大花脸吧。

[1]
这句话实在是英国诗人雪莱名作《西风颂》中的最后两行。海明威在本书中常常这样戏说。

[2]
G．R．& I．为大急流城与印第安纳铁路的首字母缩写。

[3]
密歇根州位于美国东北部和加拿大交界处的五大湖区，由两大半岛组成，中南部称下半岛，东面为休伦湖，西面为密歇根湖。曼塞罗那位于下半岛的北部，为一小城镇，佩托斯基在曼塞罗那的北面，为濒密歇根湖的港口城市。

[4]
“邋遢妹”原文为lousy，和露西(Lucy)谐音。

[5]
洛可可(Rococo)为18世纪初起源于巴黎的一种精致的装饰艺术风格，主要在建筑上，后来发展到家具、地毯等室内装饰品及绘画上。

[6]
奇努克风为从纵贯美国中部的落基山脉东坡吹下的干暖的西北风，主要出现在冬春之交。

[7]
指密歇根湖。德卢斯为五大湖区的内陆大港之一。

[8]
该是指她生下来时所花的费用。

[9]
实在这支歌曲乃是广为流传的《家，可爱的家》，由英国作曲家亨利·毕晓普(1786—1855)作曲，收入他的歌剧《米兰姑娘克拉莉》中，由美国剧作家约翰·佩恩(1791—1852)作歌剧台本，这支歌也由他配词。作者在这里又是戏说。

[10]
博因瀑布城位于曼塞罗那和佩托斯基之间。

[11]
斯特拉文斯基(1882—1971)为俄裔美籍作曲家、指挥家，主要作品有为芭蕾舞剧作的配乐及交响乐等，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作曲家之一。

[12]
阿尔贝特·斯波尔丁(1888—1953)为美国小提琴家、作曲家。他7岁开始学小提琴，于1905年在巴黎首次登台演出。

[13]
指1914到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下同。

[14]
大环(Loop)原指1897年芝加哥商业区由高架铁路组成一个环路的地区，约两平方英里，后泛指这一带地方，那里有全国最大的百货公司，区内的拉萨尔街有证券交易所等，有芝加哥的华尔街之称。

[15]
密歇根州北部称上半岛，为一东西向的半岛，其北面就是这个苏必利尔湖，为美国和加拿大所共有。

[16]
美国实业家乔治·普尔曼(1831—1897)于1865年发明这种铁路卧车，采用上下铺，两年后设立公司制造，租给铁路公司使用。

[17]
大急流城位于密歇根州下半岛的西部，为该州第二大城，是美国成批生产大众化家具的中心之一。

[18]
圣米尼亚托大教堂于1062年建成，为该地区罗马式建筑的代表作。

[19]
佛罗伦萨的意大利语名为Firenze，这是诗人徐志摩用的译名，字面很美。

[20]
他本想去南方的芝加哥或大急流城，可是在暴风雪中朝北走了，来到了佩托斯基。

[21]
意为男同性恋者。

[22]
乔治·霍拉斯·洛里默(1867—1937)在《星期六晚邮报》任职30余年(1899—1937)，从普通编辑升任主编。该周刊大量刊出许多著名作家的文学作品，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23]
威廉·谢尔曼(1820—1891)为美国内战时期北军将领，1864年5月，率领三个军从佐治亚州西北部进入，9月初占领首府亚特兰大，乘胜前进，于年底攻占东南部的萨凡纳港，把南军的阵地一切为二，促使它最后崩溃。

[24]
这种小饭馆原名为beanery，意为专卖大众食品黄豆炖猪肉的地方，实在也供应其他经济实惠的饭菜。

[25]
《日晷》文学评论月刊于1880年创刊于芝加哥，1918年迁纽约，成为观点激进的刊物，1920年后成为鼓吹现代文艺流派的杰出的月刊，于1929年停刊。

[26]
斯各菲尔德·塞耶任《日晷》编辑时，曾于1925年春退掉海明威的短篇小说《不可战胜的人》，所以他在这里加以戏说。

[27]
柯立芝(1872—1933)于1921年当选为美国副总统，1923年总统哈定突然去世，他继任为总统，1925年在大选中获胜，对内厉行不干涉工商业的政策，使国家繁荣起来，对外执行孤立主义的政策。

[28]
湖泊地区位于英格兰西北部坎布里亚郡，有著名的温德米尔湖和全国最高的斯科费尔峰。诗人华兹华斯诞生并安葬在那里，和柯勒律治及骚塞被称为湖泊地区诗人。

[29]
英国剧作家詹姆斯·巴里(1860—1937)写的童话剧《彼得·潘》从1904年初演起，剧中永远不会长大的少年主人公彼得·潘就由漂亮的女演员反串。本书写于1925年，海明威的确在戏说，因为兰诺尔·乌尔里克后来还在好莱坞影片《茶花女》(1936，嘉宝主演)和音乐片《西北前哨》(1947)中任配角。

[30]
指1889年为纪念法国革命一百周年举行的大博览会，著名的埃菲尔铁塔为此而赶建，为当时世界最高建筑。

[31]
霞飞(1852—1931)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上半期中任西线法军总司令，大力挽救一开始遭到的惨败，并且在兵临城下的局面中保住了巴黎。

[32]
吉尔勃特·斯图尔特(1755—1828)为美国早期的肖像画画家，开创了一种特有的风格，对下一代画家颇有影响。

[33]
这是美国诗人洛威尔(1819—1891)的著名抒情诗。他出身新英格兰望族，同时是有影响的政论家、文艺评论家及外交家。

第二部 奋斗求生

因此在这儿，我郑重声明，我毫无诋毁或中伤任何人的意图；因为尽管本书中的一切都是从自然这部大书中摹写来的，并且几乎没有一个我创作的角色或一段情节不是从我自己的观察或经历中取得的；我仍然采取极端小心的态度，用种种不同的境况、层次和色彩把这些人物隐蔽起来，使人不可能多少准确地猜出他们是谁；而万一发生相反情况的话，那仅仅是由于所刻画的弱点实在微不足道，以致无非是个性格上的微瑕，那当事人和其他任何人都会一笑置之的。

亨利·菲尔丁

第六章

斯克里普斯·奥尼尔正在找工作。用双手来干活会是桩好事。他背离那家小饭馆，顺着大街走去，走过麦卡锡理发店。他并不走进这家理发店。它看上去还是那么吸引人，不过斯克里普斯要的是工作。他在理发店所在的街角一个急转弯，走上佩托斯基的大马路。那是条美观、宽阔的大街，两边排列着砖和压制石块筑成的房子。斯克里普斯沿着街道朝那水泵制造厂坐落的那片城区走去。到了水泵制造厂门口，他觉得困惑了。难道这真是那家水泵制造厂?不错，一连串的水泵正在给搬出来，搁在雪地里，工人们正把一桶桶水往上浇，以便结成一层冰来保护它们免受冬天的冷风的损害，其作用跟任何油漆一样好。不过这些真的是水泵吗?可能全是个骗局。这些个搞水泵制造的是乖巧的家伙啊。

“喂!”斯克里普斯对一名正在朝一台新水泵上泼水的工人招招手，这水泵刚搬出来，看上去尚未完工，正带着抗议的姿态竖立在雪地里。“这些是水泵吗?”

“到时候会成水泵的，”这工人说。

斯克里普斯明白这正是那家厂了。这一点人家是骗不了他的。他走到门前。只见门上有一块牌子：

闲人莫入 指的是你

难道就是指我吗?斯克里普斯拿不准。他敲了敲门，就走进去。

“我想找经理说话，”他说，悄悄地站在那半明不暗的灯光下。

工人们走过他的身边，肩上扛着未完工的新水泵。他们走过时，哼着一段段歌子。水泵上的手柄僵硬地晃动着，像是在作无声的抗议。有些水泵上没有手柄。也许这些毕竟好算是幸运儿吧，斯克里普斯想。一个小个子走到他跟前。他体格健美，个子不高，肩膀宽阔，脸色严峻。

“你刚才说要找经理吗?”

“是，先生。”

“我是这儿的工头。我说了算。”

“你能雇人裁人吗?”斯克里普斯问。

“我能做这做那，一样容易，”工头说。

“我要份工作。”

“有什么经验吗?”

“水泵活儿可没有。”

“不要紧，”工头说。“我们让你干计件工。来，瑜伽，”他对一个工人叫道，那人正站在厂房窗口望着窗外，“指点这个新手去放好他的行囊，教他如何在这地方走动。”工头把斯克里普斯上下打量了一下。“我是澳洲人，”他说。“希望你会喜欢这儿的条件。”他走开了。

这个名叫瑜伽·约翰逊的男人从窗口走过来。“很高兴认识你，”他说。他是个身材结实、体格健美的家伙。这类型的男人你几乎在任何地方都见得着。他看上去似乎经历过磨难。

“你那位工头是我认识的第一个澳洲人，”斯克里普斯说。

“哦，他不是澳洲人，”瑜伽说。“他不过在大战中跟澳洲兵待过一阵子，这给了他很深的印象。”

“你参加过大战?”斯克里普斯问。

“是的，”瑜伽·约翰逊说。“我是从凯迪拉克城参军的第一个。”

“该是一段相当重要的经历吧。”

“对我来说意义重大，”瑜伽应道。“来吧，我带你在厂里转一圈。”

斯克里普斯跟随着这人，由他带着走遍了这水泵制造厂。水泵制造厂内很暗但是很暖和。工人们打着赤膊，趁一台台水泵在一条循环的传送带上滚过时，用巨大的钳子夹住水泵，剔出不合格的，把完美的水泵放在另一条循环的传送带上一直送进冷却室。另外有些工人，多半是印第安人，光裹着围胯布，用大锤和板斧砸碎不合格的水泵，立即把它们改铸成斧头、大车钢板、滑动底板、子弹铸型这一套一家大水泵制造厂的副产品。什么都不浪费掉，瑜伽这样指出。有一伙印第安男孩，小声哼着一支部落里的古老的劳动号子，蹲在这巨大的锻造车间一角，把铸造过程中从水泵铸件上凿下的小碎片加工成保安剃刀的刀片。

“他们光着身子干活，”瑜伽说。“他们出厂时要搜身。有时候他们冒险把刀片藏起，随身带出去非法贩卖。”

“这样该造成相当大的损失吧，”斯克里普斯说。

“啊，不，”瑜伽回答。“检查员们把他们差不多全抓住了。”

楼上另外一间房内，有两个老头在干活。瑜伽把门打开。其中一个老头从钢框眼镜上方一望，皱了下眉。

“你放进了穿堂风，”他说。

“关上门，”另一个老头说，用的是老迈年高的人的那种抱怨的高音。

“他们是我们的两位手艺人，”瑜伽说。“他们制造厂方送出去参加大规模国际水泵竞赛的所有产品。你可记得我们在意大利获得水泵奖的盖世无双水泵吗?弗兰基·道森就是在意大利给杀害的。”

“我在报上看到过报道，”斯克里普斯应道。

“巴罗师傅，就是在那边屋角的那一位，用手工一个人制成了盖世无双水泵，”瑜伽说。

“我用这把刀子直接从钢料上刻出来的，”巴罗师傅说着举起一把剃刀模样的短刃刀子。“花了我十八个月才把它搞好。”

“盖世无双水泵确实是台好水泵，没错，”这嗓音尖利的小老头说。“不过我们眼下正在制作的会叫任何外国水泵都闻风而逃，是不，亨利?”

“那位是肖师傅，”瑜伽压低了嗓门说。“他可说是在世的最伟大的水泵制造者了。”

“你们两个小伙子走吧，别来打扰我们，”巴罗师傅说。他正不住地刻得欢，每刻一下，他那双虚弱的老手总要微微地抖一下。

“让小伙子们观看吧，”肖师傅说。“你从哪儿来，小家伙?”

“我刚从曼塞罗那来，”斯克里普斯回答。“我妻子出走了。”

“哦，要再找一个可不会有什么困难啊，”肖师傅说。“你是个长相漂亮的小家伙。不过听我的忠告，悠着点儿吧。一个蹩脚的妻子可不比干脆没妻子强多少啊。”

“我可不愿这么说，亨利，”巴罗师傅用他的尖嗓音说。“照今天的世道看，任什么妻子都是个满好的妻子。”

“你听我的忠告，小家伙，慢慢儿来。这回给你自己弄一个好的吧。”

“亨利懂得些道理，”巴罗师傅说。“他知道自己讲的话是有道理的。”他发出一阵尖利的格格笑声。肖师傅，那个老水泵制造者，脸红了。

“你们两个小伙子走吧，让我们继续做我们的水泵，”他说。“亨利跟我，我们有大量工作要做哪。”

“很高兴认识你们，”斯克里普斯说。

“来吧，”瑜伽说。“我还是让你动手干活的好，不然那工头要钉住我不放啰。”

他让斯克里普斯在活塞卡圈室内干给活塞装上卡圈的活儿。斯克里普斯在那儿干了将近一年。从某些方面看，那是他一生中最快活的一年。从另外一些方面看，那是一场恶梦。一场骇人的恶梦。到头来，他喜欢起这生活来了。从另外一些方面看，他恨这种生活。不知不觉的，一年过去了。他还在给活塞装上卡圈。可是这一年中发生了什么怪事啊。他常常为这些事纳闷。他如今简直不假思索地在给一只活塞装上卡圈，一边纳闷，一边听着楼下传来的哈哈笑声，那些小印第安人正在那里加工剃刀刀片这种产品呢。他听着听着，喉头涌起一团什么东西，差点使他窒息。

第七章

那天晚上，在水泵制造厂中第一天干了活后，就是即将成为一连串没完没了的枯燥地给活塞装上卡圈的日子中的第一天，斯克里普斯又上那家小饭馆去吃饭。整整一天，他都把那鸟儿藏起。直觉告诉他，那水泵制造厂可不是个把鸟儿从身上拿出来的合适的地方。那天中，那鸟儿有几次弄得他很难堪，但是他把衣服为它摆弄了一下，甚至在衬衫上划了一道小口子，让鸟儿可以把它的尖嘴伸出来吸点新鲜空气。这时一天的活儿结束了。告一段落了。斯克里普斯一路上小饭馆去。斯克里普斯高兴能用双手干活。斯克里普斯想着那两位制造水泵的老头。斯克里普斯

[1]

前去跟那友好的女招待相处。这女招待究竟是什么人呀?她在巴黎有过什么遭遇啊。他一定要多多了解一些关于这个巴黎的情况。瑜伽·约翰逊去过那里。他要盘问瑜伽。引他开口。逼他畅谈。要他讲他的见闻。他在这方面是懂得一点诀窍的。

注视着佩托斯基港湾外上空的落日，只见那大湖这时已冰封，有些巨大的冰块撅出在防波堤上，斯克里普斯顺着佩托斯基的大街小巷大步走到那小饭馆。他很想请瑜伽·约翰逊一起去吃饭，可就是不敢开口。为时尚早。以后再说吧。到时候能行的。对付瑜伽这种人，不用仓猝行事。瑜伽究竟是什么人呀?他当真参加过大战?大战对他意味着什么?他当真是从凯迪拉克城去参军的第一个吗?凯迪拉克城究竟在哪儿

[2]

呀?到时候都会弄明白的。

斯克里普斯·奥尼尔打开小饭馆的门，走进去。那个上了年纪的女招待正坐在椅子上看《曼彻斯特卫报》

[3]

的海外版，这时站起身来，把报纸和钢框眼镜搁在现金出纳机上。

“晚上好，”她直截了当地说。“真好，你又来了。”

斯克里普斯·奥尼尔心中扑腾了一下。有种他无法形容的感触兜上心头。

“我工作了整整一天，”——他瞅着这上了年纪的女招待——“为了您
，”他找补上一句。

“真太好了!”她说。然后羞涩地笑笑。“我也工作了整整一天——为了您
。”

斯克里普斯眼睛里涌出泪水。他心中又扑腾了一下。他伸手去握这上了年纪的女招待的手，于是她平静端庄地把手搁在他的手中。“你是我的女人，”他说。她眼睛里也涌出泪水。

“你是我的男人，”她说。

“我再说一遍：你是我的女人。”斯克里普斯庄严地念出一个个字来。他心中又有些什么好像断裂了。他觉得忍不住要哭。

“这就算是我们的结婚仪式吧，”上了年纪的女招待说。斯克里普斯捏了一把她的手。“你是我的女人，”他直截了当地说。

“你是我的男人，而且还不止是我的男人。”她凝视着他的眼睛。“你在我心目中就是整个美国。”

“我们走吧，”斯克里普斯说。

“你还带着那只鸟吗?”女招待问，把围裙放在一边，折好那份《曼彻斯特卫报》的周末版。“我要把《卫报》带上，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她说着把报纸卷在围裙内。“是新到的，我还来不及看。”

“我非常爱看《卫报》，”斯克里普斯说。“从我记事起，我家一直订的。我父亲是格莱斯顿

[4]

的热烈崇拜者。”

“我父亲和格莱斯顿是伊顿公学

[5]

的同学，”上了年纪的女招待说。“我现在准备好了。”

她已穿上一件上衣，站着等待出发，一手拿着她那围裙、装在黑色摩洛哥皮旧套子中的钢框眼镜和那份《曼彻斯特卫报》。

“你没有帽子?”斯克里普斯问。

“没有。”

“那我来给你买一顶

[6]

，”斯克里普斯柔声说。

“就算你的结婚礼物吧，”上了年纪的女招待说。她眼睛里又闪着泪花。

“那现在我们可以走了，”斯克里普斯说。

上了年纪的女招待从柜台后面走出来，他们手拉着手，双双大步走进夜色中。

小饭馆里，那黑人厨师把小窗朝上推开，从厨房中朝外望。“他们走了，”他格格地笑着说。“走进夜色中去了。着啊。着啊。着啊。”他轻轻地关上小窗。连他也觉得有点儿感动了。

第八章

半小时后，斯克里普斯·奥尼尔和那上了年纪的女招待以夫妇的身份回到小饭馆。小饭馆看上去没变什么样。还是那座长柜台、小盐瓶、糖缸、瓶装番茄酱、瓶装英国辣酱油。还有内通厨房的那扇小窗。柜台后边站有那名临时接替的女招待。她是个胸部丰满、喜气洋洋的姑娘，她围着条白围裙。柜台前坐着一名旅行推销员，在看一份底特律出版的报纸。这旅行推销员在吃一客带T字骨的牛排加油煎土豆丁。斯克里普斯和这上了年纪的女招待生活中发生了什么万分美好的事儿。这时他们饿了。他们想吃东西了。

这上了年纪的女招待望着斯克里普斯。斯克里普斯望着这上了年纪的女招待。旅行推销员看他的报纸，偶尔倒一些番茄酱在油煎土豆丁上。那另一名女招待，曼迪，围着新上浆的白围裙，站在柜台后面。窗子上结着霜花。店堂内暖洋洋的。寒气在店堂外。斯克里普斯的那只鸟，这时羽毛着实凌乱，正蹲在柜台上，用嘴舌在整理羽毛。

“原来你们回来了，”那女招待曼迪说。“听厨子说你们走出到夜色中去了。”

上了年纪的女招待瞅着曼迪，眼睛一亮，嗓音平静，这会儿带着比较深沉、比较洪亮的音色。

“我们现在是夫妻了，”她和蔼可亲地说。“我们刚结婚。你晚餐想吃些什么，斯克里普斯，亲人儿?”

“我不知道，”斯克里普斯说。他依稀觉得不安。他心中有什么东西在扑腾。

“也许你黄豆吃得够了吧，亲爱的斯克里普斯，”上了年纪的女招待，他现在的妻子说。旅行推销员把目光从报纸上向上抬。斯克里普斯看出那是底特律的《新闻报》。那是份好报纸。

“你在看的是份好报纸，”斯克里普斯对旅行推销员说。

“是份好报纸，这《新闻报》，”旅行推销员说。“你们两位在度蜜月?”

“对，”斯克里普斯太太说，“我们现在是夫妻了。”

“得，”旅行推销员说，“这样做是桩大好事儿。我本人也是个有妇之夫。”

“是吗?”斯克里普斯说。“我前妻出走了。那是在曼塞罗那发生的事。”

“我们别再谈这事了，斯克里普斯，亲人儿，”斯克里普斯太太说。“你把这段经历讲过不知多少次啦。”

“对，亲人儿，”斯克里普斯表示同意。他依稀觉得信不过自己。他心中有什么东西，在什么角落中在扑腾。他望望那个名叫曼迪的女招待，她围着新上浆的白围裙，健壮地站着，可爱得紧。他注视着她的双手，健康、文静、能干的双手，在干她女招待份内的种种活儿。

“来一客这种T字骨牛排加油煎土豆丁吧，”旅行推销员建议道。“他们这儿有上好的T字骨牛排。”

“你想来一客吗，亲人儿?”斯克里普斯问他妻子。

“我只要来一碗加牛奶的薄脆饼就行了，”上了年纪的斯克里普斯太太说。“你要什么就点什么吧，亲人儿。”

“你的薄脆饼加牛奶来了，戴安娜，”曼迪说，把它放在柜台上。“你要T字骨牛排吗，先生?”

“好吧，”斯克里普斯说。他心中又有什么东西在扑腾。

“煎得透点还是嫩一点?”

“嫩一点，谢谢。”

女招待转身凑着小窗叫：“单人茶。往生里去!

[7]

”

“谢谢你，”斯克里普斯说。他瞅着这位女招待曼迪。她有份天赋，讲起话来有声有色，这个姑娘。正是这种讲起话来有声有色的特点当初使他被他现在的妻子所吸引。这一点加上她那离奇的出身经历。英格兰，那湖泊地区。斯克里普斯陪同华兹华斯大步走遍湖泊地区。一大片金黄色的水仙。风儿在温德米尔湖上吹刮

[8]

。远方，也许吧，有只公鹿陷入了困境。啊，这可是在更远的北方，在苏格兰哪。他们是个能吃苦耐劳的民族，这些个苏格兰人，深藏在他们那些山间要塞内。哈里·劳德和他的风笛

[9]

。苏格兰高地兵团在大战中。为什么他，斯克里普斯，没有参加那场大战?这正是那家伙瑜伽·约翰逊比他强的地方。大战原能对他，斯克里普斯，具有重大的意义。为什么他没有参加呢?为什么他没有及时地听说这场大战呢?也许他当时年龄太大了吧。不过且瞧瞧那位法国老将军霞飞。他当然比这位老将军要年轻吧。福煦将军

[10]

为胜利祈祷。法国部队列队跪在贵妇路

[11]

上，为胜利祈祷。德国人念叨“上帝与我们同在”。多么拙劣的模仿啊。他当然不比那位法国将军福煦年龄大吧。他琢磨着。

那女招待曼迪把他要的T字骨牛排加油煎土豆丁搁在他面前的柜台上。就在她放下盘子时，有那么一刹那，她一只手碰了一下他的手。斯克里普斯感到心中一阵奇特的刺激。生活展开在他面前。他还不是个老人。为什么现下没有战争呢?也许是有的。人们在中国打着仗，中国人，中国人在自相残杀。为了什么?斯克里普斯纳闷。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曼迪这胸脯丰满的女招待弯身向前。“听着，”她说，“我可曾给你讲过亨利·詹姆斯的临终遗言?”

“说真的，亲爱的曼迪，”斯克里普斯太太说，“你把那回事已经讲得次数太多啦。”

“还是听听吧，”斯克里普斯说。“我对亨利·詹姆斯非常感兴趣。”亨利·詹姆斯，亨利·詹姆斯。这家伙离开了自己的祖国到英国去跟英国人生活在一起

[12]

。他干吗要这样做?为了什么原因他抛弃了美国?难道他的根不是在这儿吗?他的哥哥威廉

[13]

。波士顿。实用主义。哈佛大学。老约翰·哈佛

[14]

鞋子上有着银鞋扣。查利·勃力克莱。埃迪·马汉。他们如今在哪里?

“说起来，”曼迪开口讲了，“亨利·詹姆斯临终时在病床上成为英国臣民。就在此时，英国国王一听说亨利·詹姆斯成为英国臣民，马上就把他有权授予的最高级奖章——功绩勋章——派人送去。”

“O．M．

[15]

，”上了年纪的斯克里普斯太太作解释。

“正是这一个，”那女招待说。“戈斯和圣茨伯里

[16]

这两位教授陪同那个送勋章的人一起前去。亨利·詹姆斯躺在他临终的病床上，双眼紧闭。床边小桌上点着一支蜡烛。那护士允许他们走到床边，他们就把勋章的绶带挂上詹姆斯的脖子，那勋章垂在亨利·詹姆斯胸前盖着的单被上。戈斯和圣茨伯里这两位教授弯身向前，把勋章的绶带捋捋平。亨利·詹姆斯始终没有张开过眼睛。护士吩咐他们必须全都离开这房间，他们就走出房去。等他们全走了，亨利·詹姆斯对护士说话了。他始终没张开过眼睛。‘护士，’亨利·詹姆斯说，‘把蜡烛灭了，护士，免得你见我脸红。’这就是他所说的临终遗言。”

“詹姆斯真是位好作家，”斯克里普斯·奥尼尔说。说来也怪，他被这段情事深深打动了。

“你讲得并不每次都一个样，亲爱的，”斯克里普斯太太对曼迪说。曼迪眼睛里噙着泪水。“我对亨利·詹姆斯怀着十分强烈的好感，”她说。

“詹姆斯怎么啦?”那旅行推销员问。“难道对他来说，美国不够好吗?”

斯克里普斯·奥尼尔在琢磨着曼迪这女招待。她准该有极好的出身背景，这姑娘!知道那么多的趣闻轶事!靠了这号女子的帮助，一个家伙能大有作为!他摸摸蹲在他面前柜台上的那只小鸟。鸟儿啄啄他的手指。这小鸟是头鹰吧?是头猎鹰，也许吧，从密歇根州某一家大猎鹰养殖场里来的。它也许是头知更鸟吧?大清早在什么地方的绿草坪上拉扯一条虫子来着?他琢磨着。

“你这鸟儿叫什么名字?”旅行推销员问。

“还没起名呢。你看叫它什么?”

“干吗不叫它埃里尔呢?”曼迪问。

“或者叫普克，”斯克里普斯太太插话说。

“什么意思?”旅行推销员问。

“那是莎士比亚作品中的一个角色

[17]

，”曼迪解释。

“哦，放这鸟儿一马吧。”

“那你看叫它什么?”斯克里普斯转向旅行推销员问道。

“他不会是头鹦鹉吧，是吗?”旅行推销员问。“是鹦鹉的话，就叫它波莉吧。”

“《乞丐的歌剧》中有个角色就叫波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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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迪解释道。

斯克里普斯琢磨着。也许这鸟儿是头鹦鹉。从某一位老小姐的什么舒适家庭中走失的一头鹦鹉。那是新英格兰某一位老处女的未开垦的处女地啊。

“还是等你看清了它变成什么鸟儿再说吧，”旅行推销员建议说。“你有的是时间给它起名啊。”

这个旅行推销员有的是好主意。他，斯克里普斯，可连这鸟儿的性别也不知道。究竟它是只小公鸟还是只小母鸟呢。

“等到看它下不下蛋就知道了，”旅行推销员提出个看法来。斯克里普斯紧盯着这旅行推销员的眼睛不放。这家伙把我本人没有说出口的想法都讲出来啦。

“你见多识广，旅行推销员，”他说。

“说起来，”旅行推销员谦虚地承认，“我这些年来到处推销可没白跑啊。”

“你这话可说对了，伙计，”斯克里普斯说。

“你弄到了一只好鸟，老兄，”旅行推销员说。“你想要好好保留这只鸟吧。”

这斯克里普斯是知道的。唉，这些个旅行推销员真见多识广。在我们这辽阔广大的美国国土上跑来跑去。这些个旅行推销员可仔细观察着呢。他们可不是傻瓜蛋。

“听着，”旅行推销员说。他把压在前额上的圆顶呢帽朝后一推，弯身向前，朝搁在他圆凳边的黄铜高痰盂中唾了一口。“我来给你们讲一段有一日在湾城

[19]

碰到的怪美好的艳遇吧。”

曼迪，那名女招待，弯身向前。斯克里普斯太太朝这旅行推销员弯过身去要听得清楚些。旅行推销员对斯克里普斯带着歉意地望望，用食指摸摸那鸟儿。

“改天跟你讲吧，老兄，”他说。斯克里普斯会意。从厨房内，通过店堂墙上的小窗，传出一阵调门很高、使人回肠荡气的笑声。斯克里普斯倾听着。这可能是那个黑人的笑声吗?他琢磨着。

第九章

每天早晨，斯克里普斯慢吞吞地上水泵制造厂去干活。斯克里普斯太太从窗口朝外望，注视着他顺着大街走去。如今不大有空看《卫报》了。不大有空看有关英国政局的消息了。不大有空去为大洋对面的法国的内阁危机担心了。法国人是个奇特的民族。圣女贞德。伊娃·勒加利纳。克列孟梭。乔治·卡庞捷。萨却·吉特里。伊风·普兰当。格洛克。弗拉泰利尼家族。吉尔勃特·塞尔台斯。《日晷》。《日晷》奖。玛丽安·穆尔。爱·埃·肯明斯。《偌大的房间》。《浮华世界》。弗兰克·克朗宁希尔德。

[20]

这一切是怎么回事?要把她引导到什么地方去啊?

她如今有个男人啦。一个属于她自己的男人。为她自己的。她能保住他吗?能把他一直占为己有吗?她琢磨着。

斯克里普斯太太，以前是个上了年纪的女招待，现在是斯克里普斯·奥尼尔的妻子，他在水泵制造厂里有份好工作。戴安娜·斯克里普斯。戴安娜是她本人的名字。也曾是她母亲的名字。戴安娜·斯克里普斯朝镜子中望去，心想不知道能不能保住他。这一点开始成问题了。为什么他竟然会结识曼迪呢?她可有勇气就此不再陪斯克里普斯一起上那家餐厅去吃饭?她不能陪他去了。他会一个人去的。这一点她明白。要想遮住自己的眼睛不看是没有用的。他会一个人去，而且会跟曼迪攀谈。戴安娜朝镜子中望去。她能保住他吗?她能保住他吗?这个想法就此摆脱不掉了。

每一晚在那家餐厅，她如今不能再叫它小饭馆了——想到这一点使她嗓子眼里有个疙瘩，使她觉得喉头僵硬、窒息。如今每一晚在那家餐厅，斯克里普斯跟曼迪一起攀谈。这姑娘在竭力把他抢走。他，她的斯克里普斯。竭力把他抢走。把他抢走。她，戴安娜，能保住他吗?

她简直是个婊子，这个曼迪。难道该这样干吗?难道该干这码子事吗?去追另一个女人的男人?在夫妻之间插上一脚?破坏一个家庭?而且全靠这些个没完没了的文坛旧闻。这些个讲不完的趣闻轶事。斯克里普斯给曼迪迷住了。戴安娜暗自承认这一点。不过她还是可能保住他的。现在至关紧要的就是这一桩了。要保住他。要保住他。不能放他走。要使他待下。她朝镜子中望去。

戴安娜订阅《论坛》。戴安娜看《导师》。戴安娜看《斯克里布纳氏杂志》上威廉·里昂·费尔普斯的文章。戴安娜在这静谧的北方城市的冰封大街上走向公共图书馆，去看《文摘》的“书评栏”。戴安娜等邮差送来《书人》。戴安娜，在雪地里，等邮差送来《星期六文学评论》

[21]

。戴安娜，这会儿没戴帽子，正站在越来越大的风雪中，等邮差给她送来《纽约时报》的“文学版”。这样做了有什么好处吗?这样做了能保住他吗?

起初看来正是如此。戴安娜把约翰·法勒

[22]

写的社论背了下来。斯克里普斯脸露喜色。这时有点儿早先的光芒闪现在斯克里普斯的眼睛里。随后就消逝了。在用词上犯下的一点小错、她对一个短语的理解方面犯下的失误、她的看法方面的某种分歧，使一切听上去显得虚假。她可要坚持下去。她没有被打垮。他是她的男人，她要保住他。她把目光从窗外移开，裁开搁在桌上的那份杂志的包装封套。那是份《哈珀斯氏杂志》。革新版式的《哈珀斯氏杂志》

[23]

。面目一新的经过修订的《哈珀斯氏杂志》。也许这能奏效。她琢磨着。

第十章

春天快来临了。空气中可感到春意了。(作者注——这是本书早在第一页上开始时的同一天。)刮着奇努克风。工人们正从厂里回转家门。斯克里普斯的那只鸟儿在笼中鸣啭。戴安娜在敞开的窗口朝外望着。戴安娜等着看到她的斯克里普斯从大街上走来。她能保住他吗?她能保住他吗?如果她保不住他，他会把他的鸟儿留给她吗?她近来常觉得无法保住他。每天晚上，这一阵子，她一碰斯克里普斯的身子，他就翻过身去，并不对着她。这是个小迹象，但生活正是由种种小迹象所组成的。她觉得无法保住他。她这时望着窗外，有一份《世纪杂志》从她神经麻木的手中掉下。《世纪》换了个新编辑。增加了木刻插图。格伦·弗兰克上某地的什么名牌大学去当头头了。那份杂志的人员中又添了几位姓范多仑的

[24]

。戴安娜心想这样做也许能奏效。很幸运，她翻开那份《世纪》，看了整整一个早晨。后来那风，那暖洋洋的奇努克风，刮起来了，她知道斯克里普斯就要回家了。正沿着大街走来的男人数量增加了。斯克里普斯在其中吗?她不想戴上眼镜来看看清楚。她要斯克里普斯第一眼看到她的正是她的最佳状态。随着她觉得他越走越近了，她曾对《世纪》抱有的信心变得微弱了。她曾多么强烈地指望这样做了能给她一些什么能保住他的东西。她现在没把握了。

斯克里普斯跟一大帮心情激动的工人在大街上走来。他们被春光所撩拨。斯克里普斯挥动着他的手提饭盒。斯克里普斯对工人们挥手告别，他们一个个开进一家从前开过酒馆的地方。斯克里普斯并不抬头朝窗子望。斯克里普斯登上楼梯。斯克里普斯越走越近了。斯克里普斯越走越近了。斯克里普斯到了。

“下午好，亲爱的斯克里普斯，”她说。“我刚才在看鲁丝·苏科

[25]

写的一个短篇。”

“你好，戴安娜，”斯克里普斯应道。他搁下手提饭盒。她看上去憔悴而见老。他大可以对她客气一点。

“这短篇都写了些什么，戴安娜?”他问。

“写的是衣阿华州一个小姑娘的事，”戴安娜说。她朝他迎上前去。“写的是乡下的老百姓的事。使我有点儿想起我那家乡湖泊地区。”

“是这样吗?”斯克里普斯问。水泵制造厂使他变得多少冷酷起来了。他讲的话变得斩钉截铁了。更像这些个冷酷的北方工人的谈吐了。但他的想法没有变。

“你要我给你念一点儿听听吗?”戴安娜问。“还有些可爱的木刻插图呢。”

“到那小饭馆去怎么样?”斯克里普斯说。

“听你的，亲人儿，”戴安娜说。接着她的嗓音变了。“但愿——唉，但愿你压根儿没到过那个地方!”她擦掉泪水。斯克里普斯竟然没看到她的泪水。“我来把鸟儿带上，亲人儿，”戴安娜说。“它一整天没出去过。”

他们一起顺着大街向那小饭馆走去。他们现在并不手拉手地走了。他们走起路来就像所谓的老夫老妻的样子了。斯克里普斯太太拎着鸟笼。鸟儿在暖风中觉得愉快。男人们蹒跚地一路走着，被春光陶醉了，走过他们身边。好多人对斯克里普斯说话。他如今在本城很有名气，受人爱戴。有几个人一路蹒跚地走过，对斯克里普斯太太抬抬帽子致礼。她神情茫然地回礼。要是我能保住他就好了，她这样想着。要是我能保住他就好了。他们在这北方城市狭窄的人行道上半融化的积雪中一路走去，她头脑里有什么东西在搏动起来。也许正是两人一起迈步的节拍吧。我保不住他。我保不住他。我保不住他。

他们跨马路时，斯克里普斯握住了她一条胳臂。他的手一碰上她的胳臂，戴安娜就知道真是这么回事。她绝对保不住他。一帮印第安人在街头走过他们身边。他们在笑她，还是在讲什么部落的笑话呢?戴安娜说不上。她只感到自己头脑里在打着拍子。我保不住他。我保不住他。

作者注：

给读者而不是给印刷商看的。对印刷商又有什么大不了呢?反正印刷商是何许人呢?谷登堡。谷登堡圣经

[26]

。卡克斯顿

[27]

。十二点光字面卡斯隆活字

[28]

。整行铸排机。作者小时候曾给打发去找活字虱子

[29]

。作者青年时代曾给打发去找印版的钥匙。啊，他们是懂得耍些把戏的，这些个印刷商。

(也许读者开始感到困惑了，我们实在现在已回到了本书开始时的场合，瑜伽·约翰逊和斯克里普斯·奥尼尔正在那水泵制造厂内，外面正刮着奇努克风。你们知道了，斯克里普斯这时从水泵制造厂下了班，正和他妻子一路上那小饭馆去，而她生怕自己保不住他。就本人而言，我们并不以为她能保住他，不过读者会自己作出判断的。我们现在要把这对夫妇撇下在去小饭馆的路上，回头来谈瑜伽·约翰逊。我们要读者喜欢上瑜伽·约翰逊。这故事从现在起要进展得稍微快一点了，免得有哪位读者感到厌倦。我们还将试图插入许多精彩的趣闻轶事。如果我们告诉读者这些趣闻轶事中最精彩的是从福特·马多克斯·福特

[30]

那里得来的，是否可算违背保守秘密的诺言呢?我们应该向他致谢，我们希望读者也这么做。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在要继续谈瑜伽·约翰逊了。瑜伽·约翰逊，读者也许还记得，就是那个参加过大战的家伙。本书开始时，他刚从那水泵制造厂中走出来。［见第7页。］

用这个方法来写，把故事倒过来开始讲，十分困难，因此作者希望读者能认识到这一点，对这段简短的解释并不感到不满。我知道自己会非常乐于拜读读者曾写下的任何东西，并且希望读者也作出同样的考虑。假如任何一位读者愿意提供给我他曾写下的任何东西，要求听取批评意见或建议的话，我每天下午总是在圆顶咖啡馆

[31]

，跟哈罗德·斯特恩斯和辛克莱·刘易斯

[32]

谈论文艺，所以读者可以把自己写的东西随身带来，或者把它寄给我存款的银行转交给我，如果我有家存款银行的话。好吧，如果读者作好了准备——要知道，我是丝毫不愿催促读者的——我们就回头来谈瑜伽·约翰逊吧。不过请记住，当我们回头谈瑜伽·约翰逊时，斯克里普斯·奥尼尔和他妻子正一路走向那小饭馆。他们在那边会有什么遭遇，我可不知道。我只希望读者能帮我一把。)

[1]
海明威在这里一连写了四句以“斯克里普斯”开头的简单陈述句，显然在调侃美国女作家格特鲁德·斯泰因(1874—1946)的风格。下文中还有不少这种段落。

[2]
凯迪拉克城就在密歇根州下半岛的中部。

[3]
该报于1821年在英格兰西北部大工业城市曼彻斯特创刊，起初为周刊，1855年政府取消报纸印花税后，改为日报，以保持独立观点的社论著称。

[4]
威廉·格莱斯顿(1809—1898)为英国自由党领袖，曾四次担任首相。

[5]
格莱斯顿在伊顿公学就读时，成绩平平，后入牛津大学，在古典文学及数学课程上成绩特佳。1832年当选为国会议员，开始不平凡的政治生涯。

[6]
当时妇女外出必须戴上女式帽子，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打破了这个习俗。

[7]
T字骨牛排较厚，一般男子汉大丈夫喜欢煎得嫩一点，要切开了里面带点血为贵。

[8]
华兹华斯在抒情诗“我独自游荡，像一朵孤云”第一节中写到突然见到一大片金黄色的水仙时的欢欣。那美丽的温德米尔湖常在他的诗中出现。

[9]
苏格兰歌唱家哈里·劳德(1870—1950)演唱民歌及自己创作的歌曲，常穿苏格兰短裙登台，1900年在伦敦首演，大获成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赴法劳军演出，1919年受封为爵士。

[10]
法国将军福煦(1851—1929)于1917年5月任协约国军总司令，发动两次攻势，沉重打击德军，于8月晋升元帅。

[11]
贵妇路长约12英里，在法国东北部苏瓦松城西北，在埃纳河北一道高山梁上，原为18世纪的一条大车通道，第一次世界大战初，德军于1914年9月攻占，后两易其手，终于在1918年10月最后大反攻中回到协约国军手中。

[12]
美国作家亨利·詹姆斯(1843—1916)在大量国际题材的小说中刻画新旧大陆的对比，写纯朴的美国人在欧洲的遭遇，但是对英法的文化氛围却很仰慕，于1875年移居巴黎，下一年迁居伦敦，最终于1915年入英国籍。

[13]
威廉·詹姆斯(1842—1910)为心理学家、哲学家，实用主义创始人之一，先后在哈佛大学攻读并任教。

[14]
约翰·哈佛(1607—1638)于剑桥大学获硕士学位后和新婚妻子同去新英格兰，任助理牧师。在英继承巨额遗产，患肺病去世后，把财产的一半捐赠一家新建的学校，于1636年改名剑桥，1639年马萨诸塞州议会决定命名为哈佛学院，即今天的哈佛大学的前身。

[15]
O．M．为功绩勋章(Order of Merit)的简称。

[16]
埃德蒙·戈斯(1849—1928)为英国文学史家，曾翻译易卜生等欧洲大陆作家的作品，是亨利·詹姆斯、哈代、萧伯纳等的好朋友。乔治·圣茨伯里(1845—1933)是英国文学史家、评论家、教授。

[17]
埃里尔为《暴风雨》中的一个精灵，普克为《仲夏夜之梦》中的一个顽皮小妖，爱搞恶作剧。

[18]
《乞丐的歌剧》为英国诗人兼剧作家约翰·盖依(1685—1732)的代表作，由德国作曲家约翰·佩普什(1667—1752)配乐并作序曲，于1728年首演，获得成功。该剧写小偷和拦路强盗的活动，反映社会道德堕落，并嘲弄首相沃波尔及其辉格党政府。波莉为剧中女主人公，盖伊为之写续篇《波莉》，仍由佩普什谱曲，初遭禁演，终于于1777年首演，那时两人早已去世了。按波莉一词在英语中为鹦鹉的通称。

[19]
湾城为位于密歇根州下半岛东部的港口城市。

[20]
伊娃·勒加利纳为1899年生于伦敦的美国演员，1915年在纽约开始登台，成为百老汇红星，1926年自组剧团，演出莫里哀、易卜生等欧洲作家的名剧。克列孟梭(1841—1929)于1917年受命组织战时内阁，德国投降后，于1919到1920年任巴黎和会主席，为法国收回了阿尔萨斯和洛林，被授予“胜利之父”称号。乔治·卡庞捷(1894—1975)曾获拳击运动世界重量级冠军，被法国人视为民族英雄。萨却·吉特里(1885—1957)为多产剧作家，将其中多部搬上银幕，并身兼导、演。伊风·普兰当(1895—1977)于1908年开始在巴黎登台演出歌舞节目，1916年加入吉特里的剧团，三年后和他结婚，常同台扮演男女主角。格洛克(1880—1959)为马戏团出身的丑角演员，先后和布里克及安东尼特搭档，在法国、英国演出，并在世界其他地方作成功的演出。弗拉泰利尼家族为著名马戏家族，以三兄弟扮演丑角成名，大战后受到巴黎观众的热烈欢迎，后来在欧洲和苏联巡回演出。吉尔勃特·塞尔台斯(1893—1970)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赴欧任战地记者，战后回美成为剧评家，于1920到1923年任《日晷》编辑。美国女诗人玛丽安·穆尔(1887—1972)于1925到1929年任《日晷》编辑。美国诗人爱·埃·肯明斯(1894—1962)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法参加志愿救护队工作，1917年，法方检查员查出他朋友信中有对战争不满的言论，他受牵累被禁闭数月，后把这段经历写成《偌大的房间》(1922年)一书。《浮华世界》周刊于1868年在纽约创刊，1913年被发行《时尚》杂志的出版家康台·纳斯特(1874—1942)所控制，后改为月刊。弗兰克·克朗宁希尔德(1872—1947)为诞生在巴黎的美国作家，先后创办《书人》月刊，担任《世纪》及《浮华世界》的编辑。

[21]
《论坛》月刊于1886年创刊，1902至1908年改为季刊，1925年起也刊出文学作品，H·G·李区于1923年任主编后，刊载有关美国国内问题及国际问题的论战文章。费尔普斯(1865—1943)长期担任耶鲁大学英国文学教授，在《斯克里布纳氏杂志》上开辟“就我所好”专栏，评介人文学科作品。《文摘》周刊于1890年创刊，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销数几乎达到每期两百万份。1938年被《时代》周刊所兼并。《书人》月刊(1895—1933)及《星期六文学评论》周刊(1924年创办)都是当时有分量的书评刊物。

[22]
约翰·法勒生于1896年，当时任《书人》编辑，后与人合办出版社。

[23]
《哈珀斯氏杂志》由詹姆斯·哈珀(1795—1869)和弟弟约翰创办的出版公司于1850年创刊，长期刊载英美作家的作品，大获成功。1900年以来，加刊有关当代政治社会问题的论文，并刊载著名哲学家的文章，二十年代中期改版。

[24]
《世纪杂志》于1881年创刊，最初名为《世纪插图月刊杂志》，连年发表《林肯传》及长篇小说连载以及大量受人欢迎的短篇小说。1925年，主编格伦·弗兰克(1887—1940)离刊出任威斯康星大学校长。范多仑两兄弟都在哥伦比亚大学执教多年，兄卡尔(1885—1950)于1922至1925年在《世纪》任文学编辑，曾发表大量评论专著，弟马克(1894—1972)当时任《民族》周刊文学编辑，除作家评论专著外，还发表了好多小说及诗集。

[25]
美国女作家鲁丝·苏科(1892—1960)的一系列长短篇小说主要写德国移民在衣阿华州落户的奋斗史，往往以小姑娘为主人公。

[26]
德国金匠约翰·谷登堡(1398—1468)发明活字印刷术，于1455年左右在美因兹印行拉丁文《圣经》，每页42行，故又名《42行圣经》，是最早的活字印刷品。

[27]
威廉·卡克斯顿(约1422—1491)于1476年在德国苦学印刷术后回英国创办印刷所，出版并翻译了大量书籍。

[28]
英国铸活字工人威廉·卡斯隆(1692—1766)于1720到1726年设计了一套活字，后来以他的姓氏命名。他终于创办了一家完备的铸活字厂。“点”为计量活字宽度的单位，等于72分之1英寸。

[29]
这是捉弄新工人的把戏：把排好的活字板浸饱了水，叫人找有没有虱子，趁他凑近了仔细察看时，把这污水挤出，溅在他脸上。

[30]
英国作家福特·马多克斯·福特(1873—1939)于1908年创办《英语评论》杂志，探讨小说创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受过伤，于1915年发表他的杰作《好兵》。战后去巴黎主编《泛大西洋评论》(1924)，发表乔伊斯和海明威等的作品。

[31]
在巴黎拉丁区，是塞纳河左岸文人艺术家的好去处。

[32]
哈罗德·斯特恩斯(1891—1943)当时自动流放在巴黎，在1921年发表的《美国和青年知识分子》中，代表战后的年轻一代发表反当代文明的宣言。辛克莱·刘易斯(1885—1951)于二十年代初已陆续发表《大街》、《巴比特》、《阿罗史密斯》等名作。

第三部 大战中的男人们以及社会的消亡

同样可以指出的是矫揉造作并不含有对那些矫揉造作的特性加以彻底否定之意；因此，话得说回来，碰到这是出于伪善时，它就几乎和欺骗有不解之缘了；然而如果仅仅是来自虚荣心，它就带有炫耀的性质：譬如说，爱慕虚荣者矫揉造作地装出慷慨大方的样子，和贪得无厌者同样矫揉造作的表现是显然不同的，因为尽管那爱摹虚荣者并不和他存心装出的那副样子相符，换句话说，并不拥有他假装出来的那份美德，达不到人家以为他拥有的程度；然而对他倒比较合适，并不像对那贪得无厌者那样别扭，而这个贪得无厌者却正是和他存心要让人看到的那副样子截然相反的。

亨利·菲尔丁

第十一章

瑜伽·约翰逊从水泵制造厂工人出进的门里走出来，顺着大街走去。空气中带着春意。雪在融化，明沟里淌着雪水。瑜伽·约翰逊顺着街道中央走，一直踩着至今尚未融化的冰雪走。他朝左拐弯，跨过熊河上的桥梁。河面上的冰早已融掉，他注视着棕色的流水在打旋。下面，河道旁边，柳树丛上在绽出嫩绿芽了。

这是地道的奇努克风，瑜伽想。那工头让工人们走是做对了。这种日子把他们留下是不安全的。什么乱子都可能发生。这厂子的主人多少懂得好歹。奇努克风一刮起来，就该让大家离开工厂。这样，万一有什么人受伤的话，责任就不在他身上了。他没有因触犯雇主责任条例给抓去过。他们多少懂得好歹，这些个大水泵制造商。他们满精明，没错。

瑜伽很担心。他有点儿心事。春天来了，现在是毫无疑问了，可是他并不想要女人。他近来为这一点担足了心事。这是毫无疑问的。他并不想要女人。他无法对自己解释。他上一晚去过公共图书馆，想找一本书。他望望那位图书管理员。他并不想要她。不知怎的，她在他心目中毫无意义。在他买饭菜票用餐的那家饭店里，他曾狠狠地盯望过那名给他端饭菜来的女招待。他也并不想要她。他走过一群从中学一路走回家的姑娘身边。他把她们仔细地看个遍。他并不想要其中的哪一个。可以肯定地说出了什么毛病。他即将精神崩溃吗?这就是末日吗?

得，瑜伽心想，也许就此不想要女人了，尽管我希望不是这样；可是我还保留着对马儿的爱好。他正在爬上熊河边那座陡峭的小山，山路一直通往上夏勒瓦

[1]

的大路。这条山路实在并不太陡，但是瑜伽觉得陡，感到两条腿儿受到了春天的影响，很是沉重。他面前有一家粮食饲料店。店门前拴着一组漂亮的拉车的马儿。瑜伽朝它们走去。他想摸摸它们。要使自己安心，毕竟还留下些值得的东西。他走上前去，靠近他的那匹马对他看着。瑜伽伸手到口袋里去掏一块方糖。他没有方糖。马儿把竖起的双耳朝后倒，龇了龇牙。另一头马儿猛地把脑袋扭开去。难道他对马儿的爱只能得到这样的回报吗?也许这些马儿毕竟有什么毛病吧。也许它们患着鼻疽或者跗节肉肿。也许马蹄柔软的蹄楔中嵌进了什么东西。也许它们是相好。

瑜伽继续登山，朝左拐上通夏勒瓦的大路。他经过佩托斯基郊区最后一些房屋，走上开旷地上的大路。他右边有一片田野，一直伸展到小特拉弗斯湾

[2]

。蔚蓝的湾水朝外展开，汇入辽阔的密歇根湖。湾的对面，港泉城

[3]

后边有些长着松林的小山。再过去，在你目力及不到的地方，有印第安人聚居的十字村。从那地方再朝北，就是麦基诺海峡和圣伊格纳斯

[4]

，在水泵制造厂中跟瑜伽·约翰逊并肩干活的奥斯卡·加德纳在该城曾经历过一次奇特的艳遇。再过去就是苏

[5]

，分属加拿大和美国。佩托斯基那帮更放浪不羁的家伙有时上那边去喝啤酒。他们当初多开心啊。在远远的地方，朝另一个方向，密歇根湖的南端有芝加哥，斯克里普斯·奥尼尔在他那第一次婚姻成为泡影的多事之夜曾动身去过。那儿附近有印第安纳州的加里，那儿有些大炼钢厂。那儿附近有印第安纳州的哈蒙德。那儿附近有印第安纳州的密歇根城。再过去该是印第安纳州的印第安纳波利斯了，布思·塔金顿

[6]

就住在那儿。他得到的情况资料不对头，这个家伙。再往南该是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从那儿再过去是密西西比州的维克斯堡。从那儿再过去是得克萨斯州的韦科。啊!我们这个美国的幅员真是辽阔广大。

瑜伽跨过大路，在一堆原木上坐下，从那儿可以眺望那大湖。不管怎么样，大战结束了，他还活着。

头天晚上那图书管理员给了他一部由安德森那家伙写的书

[7]

，其中有个人物。他究竟为什么不想要那管理员呢?难道是因为他以为她也许装着副假牙吗?难道是因为什么别的原因吗?会有个小孩子去跟她说吗?他说不上。反正这管理员跟他有什么相干?

安德森作品中的这个人物。他也当过兵。他在前线待了两年，安德森写道。他叫什么来着?弗雷德什么的

[8]

。这个弗雷德头脑里有些念头在翻腾——是恐惧之感。有一夜，在战斗的时期中，他外出游行——不，那是巡逻——在真空地带，见到黑暗中有个人跌跌撞撞地一路走着，就朝他开了枪。那人一头朝前倒毙在地。这是弗雷德蓄意杀人的唯一的一次。在战争中你不会大量杀人的，那本书上这么写着。真该死，你怎么不会啊，瑜伽想，如果你当步兵在前线待过两年的话。人们就那么死去。他们确实是这样，瑜伽想。安德森认为那次杀人就弗雷德而言，简直是歇斯底里的行为。他和跟他在一起的士兵们原可以逼那家伙投降的。他们全都犯了神经紧张的毛病。出了这次事后，他们全都一起逃亡了。他们究竟逃到了哪儿?瑜伽很想知道。巴黎吗?

后来，枪杀此人这事儿使弗雷德老是想不开。这该是又美又真的事儿。士兵们就是这么想的，安德森写道。真该死，哪会是这样。这个弗雷德可据说在步兵团中在前线待过两年哪。

有两个印第安人在路上一路经过，小声咕哝着，而且是冲着彼此的。瑜伽向他们打招呼。印第安人走过来。

“白种大酋长有口嚼烟草?”一个印第安人问。

“白种酋长带着酒?”另一个印第安人问。

瑜伽递给他们一包盖世无双牌烟草和他那只随身带的扁酒瓶。

“白种酋长囤积挺多药品，”印第安人咕哝道。

“听着，”瑜伽·约翰逊说。“我要给你们讲几句关于大战的事儿。这个话题是我感触非常深的。”印第安人在原木堆上坐下来。有一个印第安人指指天空。“大神马尼托

[9]

高高在上空，”他说。

另一个印第安人对瑜伽眨眨眼。“白种酋长听了什么屁话都不信，”他咕哝道。

“听着，”瑜伽·约翰逊说。于是他给他们讲关于大战的事儿。

大战对他来说并不是那么回事，瑜伽对这两个印第安人说。大战对他来说像是足球。美国式足球。人家在大学里玩的那种。卡莱尔印第安学校

[10]

。两个印第安人都点点头。他们进过卡莱尔那家学校。

瑜伽当过橄榄球中锋，而大战跟这个简直是一回事，叫人极端地不愉快。你玩橄榄球拿到了球的时候，就弯下上半身，双腿分开，把球按在身子前面的地上；你得听取信号，把它解读，然后把球恰当地传给别人。你必得始终念念不忘。你双手握着球的时候，对方的中锋就站在你的面前，等你传球时，他抬起一只手朝你的脸啪的打来，用另一手一把抓住你下巴的下面或者插进你的夹肢窝，竭力把你朝前拉，或者朝后推，以便形成一个空档可以让他穿过去，打破阵势。你该拼命冲上前去，用身子把他硬撞出守卫的阵线，使两人都倒在地上。优势全在他的一方。你可没法把这玩艺说成是有趣的事儿。你握着球的时候，优势全在他的一方。唯一的好事是等他握住了球，你就可以对他
胡来了。这一来彼此扯平了，而且有时候竟能得到某种宽容的心情。橄榄球和战争一样，是叫人不愉快的；等你的心肠变得相当硬了，会感到鼓舞和刺激，而最主要的难处在于得记住种种信号。瑜伽想的是战争，而不是陆军部队。他是指战斗。陆军部队可是另一回事。你可以顺着它，随波逐流，要不，跟它顶牛，让它把你毁了。陆军部队是荒谬的玩意，战争可是另一回事。

瑜伽并不对他所杀的那些人念念不忘。他知道曾杀了五个人。没准还杀得更多。他不相信你杀过的人会使你念念不忘。如果你在前线待了两年就不会这样。他认识的人大多在杀第一个人时激动死了。麻烦的却是别让他们杀得太多。困难的是如何把俘虏送回去给那些要对俘虏作鉴定的人。你派一个人送两名俘虏回去；也许派两个人送四名俘虏回去吧。结果怎么样?他们回来了，说俘虏们被密集火力报销了。他们往往拿刺刀朝俘虏裤子的后裆碰一下子，等俘虏一跳就说，“你想逃跑，你这母狗养的”，就直朝他后脑勺一枪打去。他们喜欢要保险一枪打死。再说，他们不愿通过什么该死的火力网回去。才不愿哪。他们是从澳洲兵那儿学到这套规矩的。说到底，这些个德国兵算得上什么呀?一帮子天杀的德国佬而已。“德国佬”，今天听来像是个搞笑的词儿。这一套又美又真的事儿。如果你在那边待过两年的话，就不会这样想了。他们结果会心肠软下来。对过火的行为感到内疚，怕自己也被打死，开始干些好事来积德了。不过这是当兵的第四阶段，变得温和的阶段。

一个参加大战的好战士的心情是这样发展的：最初，你很勇敢，因为你认为任何东西都不会打中你，因为你本人是什么特殊材料做成的，所以你知道自己是绝对不会死的。后来你发现不是这么回事。这时你真心感到恐惧，不过如果你是个好战士的话，就能跟过去一样地尽职。后来，等你受了伤，但是没有被杀死，随着新兵到来，也通过你的那种思想转变过程，你就心肠变得硬起来，成为一个铁石心肠的好战士。接着是第二次精神崩溃，那要比第一次糟糕得多，你这才开始干好事，做个菲利普·锡德尼爵士

[11]

式的小伙子，在天堂中积累财富。同时，不消说得，还是始终跟过去一样尽职。好像这就像一场橄榄球一样。

不过真该死，谁也没理由来写战争，除非他至少根据道听途说知道些情况。文学对人们思想的影响太强了。拿美国作家薇拉·凯瑟

[12]

来说吧，她写了部战争小说，书中的最后部分全部取材于《一个国家的诞生》

[13]

的情节，而美国各地的退役军人纷纷写信给她，告诉她他们多么喜欢这本书。

一个印第安人睡着了。他刚才咀嚼过烟草，睡着了嘴巴还噘起着。他正靠在另一个印第安人的肩上。这个醒着的印第安人指指睡着的印第安人，摇摇头。

“哦，你觉得我讲的长篇大论怎么样?”瑜伽问这个醒着的印第安人。

“白种酋长好思想多的是，”印第安人说。“白种酋长教育程度高死了。”

“谢谢你，”瑜伽说。他感动了。就在这儿的纯朴的土著居民中，这些唯一的真正的美洲人中，他找到了那种真正的交流。印第安人望着他，小心地扶住了那睡着的印第安人，免得他的脑袋倒在积着雪的原木堆上。

“白种酋长参加了大战?”印第安人问。

“我在1917年五月在法国登陆，”瑜伽开口讲道。

“我凭白种酋长讲话的样子就想也许参加过大战，”印第安人说。“他呀，”他抬起那睡着的伙伴的脑袋，这一来夕阳的余辉照上了他的脸，“他得了维多利亚十字勋章。我呢，我得了优异服务勋章和带金杠的军功十字勋章

[14]

。我是第四C．M．R．

[15]

的少校。”

“很高兴认识你，”瑜伽说。他感到异样地羞愧。天色越来越黑了。在密歇根湖面远方水天相接的地方还有一线夕阳。瑜伽注视着这窄窄的一线夕阳变成暗红色，变细，成为一道狭缝，然后消逝。太阳掉到湖面下去了。瑜伽从原木堆上站起身来。印第安人也站起来。他弄醒他的伙伴，于是刚才在睡觉的那个印第安人站起身来，望着瑜伽·约翰逊。

“我们上佩托斯基去参加救世军

[16]

，”那个个儿较大、比较清醒的印第安人说。

“白种酋长也去，”那个个儿较小、刚才在睡觉的印第安人说。

“我陪你们一起上城，”瑜伽应道。这两个印第安人是什么人呀?他们对他意味着什么?

太阳下去了，雪水泥泞的路面在硬化。又在结冰了。说到底，也许春天还不就来呢。也许他并不想要女人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既然春天没准还不就来，要不要女人倒成问题了。他要跟这两个印第安人一起走进城，找个美丽的女人，试试看要不要跟她搞。他转身拐上这条如今已冰封的大路。那两个印第安人在他身边一路走着。三个人全朝着同一方向走去。

第十二章

三个人在夜色中顺着这冰封的大路走进佩托斯基。他们在这冰封的大路一路走来，一直默默无言。他们的鞋子踩破了新结起的冰层。有时候瑜伽·约翰逊一脚踏穿一层薄冰，陷进一个水潭。两个印第安人避开了水潭。

他们走下山坡经过那家饲料店，跨过熊河上的那座桥，靴子在结了冰的桥板上发出空洞洞的声音，他们登上小山，经过拉姆齐医生的住宅和那家家庭茶室，一直走到弹子房。在弹子房门前，两个印第安人停了步。

“白种酋长打弹子吗?”那大个子印第安人问。

“不打，”瑜伽·约翰逊说。“我的右臂在大战中给弄残了。”

“白种酋长运道不好，”那小个子印第安人说。“来一局对号落袋弹子戏

[17]

吧。”

“他双臂双腿在伊普尔

[18]

给打断了，”大个子印第安人对瑜伽悄声说。“他敏感得紧。”

“好吧，”瑜伽·约翰逊说。“我来打一局。”

他们走进那炎热的弥漫着暖烘烘的烟雾的弹子房。他们弄到了一张弹子台，从墙上取下球杆。那小个子印第安人伸手去取下他的球杆时，瑜伽注意到他装着两条假臂。它们是用棕色皮革做的，两条都是扣在手拐儿上的。在这平坦的绿呢台上，在明亮的电灯光下，他们玩起来。一小时半以后，瑜伽·约翰逊发现他欠了这小个子印第安人四元三毛钱。

“你打得真不赖，”他对小个子印第安人说。

“大战以来我打得不及以前好了，”小个子印第安人应道。

“白种酋长想喝点儿酒吗?”大个子印第安人问。

“你到哪儿喝去啊?”瑜伽问。“我要喝得去希博伊根

[19]

。”

“白种酋长陪红种哥们儿走吧，”大个子印第安人说。

他们离开弹子台，把球杆放在墙上的搁架上，在柜台前付了账，就走出到夜色中。

条条黑黝黝的街道上，人们在悄悄地走回家去。霜冻开始了，把什么东西都冻结得又硬又冷。那奇努克风毕竟不是地道的奇努克风。

春天还没来临，那些已开始纵酒作乐的人被空气中的寒气打断了，这寒气对他们表明这奇努克风是假的。那名工头，瑜伽想，明天要倒霉了。也许这全是那帮水泵制造商策划的把戏，为了解雇这名工头。这号事是有过的。穿过黑夜，一小群一小群人在悄悄地走回家去。

那两个印第安人和瑜伽一起走着，一边一个。他们拐上一条小街，三个人在一座看上去有点像马房的房子前都停了步。那正是一座马房。两个印第安人开了门，瑜伽跟着他们走进去。有架梯子朝上通往上面的那层楼。马房里很黑，有个印第安人划了根火柴让瑜伽看清梯子。那小个子印第安人先爬上去，两条假腿上的金属铰链在他登楼时嘎吱作响。瑜伽跟随他上楼，另一个印第安人最后登上，划了一根根火柴照亮瑜伽的路。小个子印第安人在梯子靠墙的顶端的天花板上敲敲。有人应声也敲了一下。小个子印第安人应声再敲敲，在他头顶的天花板上清脆地敲了三下。天花板上有扇活板门给抬起来，他们就都向上爬进那间点着灯的屋子。

屋子一角有只吧台，前面有道黄铜横杆，搁着几只高高的痰盂。吧台后面安着一面大镜子。室内四下放着些安乐椅。还有一张弹子台。一边墙上挂着一行夹在木杆报夹中的杂志。墙上挂着一幅装着镜框的亨利·华德华斯·朗费罗

[20]

亲笔签名的画像，框上围着美国国旗。有几个印第安人正坐在安乐椅上看书。有一小群人站在吧台前。

“挺好的小俱乐部，呃?”有个印第安人走上前来说，跟瑜伽握手。“我差不多每天在水泵制造厂见到你。”

他是个在厂里一台靠近瑜伽的机器前干活的工人。另一个印第安人走上前来，跟瑜伽握手。他也在水泵制造厂内干活。

“真倒霉，这阵奇努克风，”他说。

“是啊，”瑜伽说。“一场虚惊罢了。”

“过来喝一杯吧，”那第一个印第安人说。

“我跟人家一起来的，”瑜伽应道。这些印第安人究竟是什么人呀?

“把他们也带过来吧，”第一个印第安人说。“多个把人，总能坐得下的。”

瑜伽朝四下一望。带他来的那两个印第安人不见了。他们在哪儿呀?随后他看见了。他们在弹子台边。这个跟瑜伽说话的有教养的高个儿印第安人随着他的目光望去。他会意地点点头。

“他们是林地印第安人，”他用辩解的口气作解释。“我们这儿的多半是城市印第安人。”

“对，当然啦，”瑜伽表示同意。

“那个小家伙的战绩十分出色，”有教养的高个儿印第安人说。“另外那家伙也是位少校，我记得。”

瑜伽由这个有教养的高个儿印第安人一直领到吧台前。吧台后边站着那个酒保。他是个黑人。

“来点狗头牌麦芽酒怎么样?”印第安人问。

“好，”瑜伽说。

“两杯狗头牌，布鲁斯，”印第安人对酒保说。酒保爆发出一阵格格的笑声。

“你笑什么，布鲁斯?”印第安人问。

黑人爆发出一阵尖利的萦绕在人们心头的大笑。

“我早知道的，红狗主子，”他说。“我早知道你总是要狗头牌的。”

“他是个快活人，”印第安人对瑜伽说。“我该作自我介绍。我乃红狗是也。”

“鄙姓约翰逊，”瑜伽说。“瑜伽·约翰逊。”

“啊，我们都相当熟悉你的大名，约翰逊先生，”红狗带着微笑说。“我想跟你介绍我这几位朋友，坐牛先生、中毒水牛先生和朝后奔臭鼬酋长。”

“坐牛这名字我知道，”瑜伽说，跟他们一一握手。

“啊，我可不是那些个坐牛

[21]

中的一个，”坐牛先生说。

“朝后奔臭鼬酋长的曾祖父从前出卖整个曼哈顿岛，拿到了几串贝壳币

[22]

，”红狗解释。

“真太有趣了，”瑜伽说。

“对我家来说，这点儿贝壳币真是贵重，”朝后奔臭鼬酋长带着懊恼的苦笑说。

“朝后奔臭鼬酋长还保留着一些这种贝壳币。你可想看看?”红狗问。

“说实话，我很想看看。”

“实在跟别的贝壳币没什么两样，”朝后奔臭鼬不以为然地解释。他从口袋里拉出一串贝壳币，递给瑜伽·约翰逊。瑜伽好奇地看着。这串贝壳币在我们这美国起过什么样的作用啊。

“你可喜欢拿一两串贝壳币做个纪念?”朝后奔臭鼬问。

“我可不想拿你的贝壳币，”瑜伽表示不愿。

“它们本身实在没什么价值，”朝后奔臭鼬解释，从那一串上取下一两枚贝壳。

“它们的价值对朝后奔臭鼬家实际上是感情上的，”红狗说。

“你真是太客气了，朝后奔臭鼬先生，”瑜伽说。

“这算不上什么，”朝后奔臭鼬说。“等会儿你也会对我这样做的。”

“你很客气。”

吧台后边，那个黑人酒保布鲁斯一直朝前弯着身子，看那些贝壳币给递来递去。他那张黑脸容光焕发。猛古丁的，没作任何解释，他爆发出一阵高调门的不加节制的大笑。那是黑人的那种黑色的笑。

红狗尖刻地望着他。“我说，布鲁斯，”他尖刻地说；“你的欢笑有点儿不合时宜。”

布鲁斯止了笑，拿块毛巾擦了把脸。他抱歉地转动着眼珠子。

“唉，憋不住啊，红狗主子。我看到屋后茅房

[23]

臭鼬先生把那几串贝壳币递来递去，就实在再也没法忍下去了。他干吗为了那几串贝壳币就把像纽约那样的大城市出卖呀?贝壳币嘛!把你们的贝壳币拿走!”

“布鲁斯是个怪人，”红狗解释，“不过他是个呱呱叫的酒保和好心肠的家伙。”

“你这话说对了，红狗主子，”酒保朝前弯着身子说。“我有颗纯金打的心。”

“不过他还是个怪人，”红狗表示歉意。“那管理委员会一直要求我另找一名酒保，可我就是喜欢这家伙，说来也挺怪的。”

“我是不碍事的，老板，”布鲁斯说。“不过就是看到了什么逗乐的事儿就是不笑不行。你知道我是一点儿没有恶意的，老板。”

“说得好，布鲁斯，”红狗表示同意。“你是个老实巴交的家伙。”

瑜伽·约翰逊朝室内四下一望。另外那几个印第安人从吧台边跑开了，朝后奔臭鼬正在把贝壳币给一小群刚进来的穿着晚礼服的印第安人看。那两个林地印第安人还在弹子台边玩着。他们脱掉了上衣，弹子台上方的电灯照在那小个子林地印第安人两条假臂的金属关节上，闪闪发亮。他一连赢了十一盘。

“那小家伙要不是在大战中碰到了点儿恶运，准能成为一名打弹子高手，”红狗发表意见说。“你可想到这俱乐部的各处看看吗?”他从布鲁斯手中接过账单，签上了字，瑜伽就跟随他走进隔壁房间。

“我们的会议室，”红狗说。只见四面墙上挂着装在镜框里的本德尔酋长、弗兰西斯·帕克曼、戴·赫·劳伦斯、迈耶斯酋长、斯图尔特·爱德华·怀特、玛丽·奥斯丁、吉姆·索普、卡斯特将军、格伦·华纳

[24]

、梅布尔·道奇的亲笔签名照，还有一幅亨利·华德华斯·朗费罗的油画全身像。

会议室再过去是间更衣室，有一只不太大的浴池或者可说是游泳池吧。“对一家俱乐部来说，真是小得不像话，”红狗说。“不过如果晚上过得没劲儿，这倒是个可以跳进去舒服一下的小池子。”他微微一笑。“我们管它叫棚屋

[25]

，你知道。这是我本人的小小的得意之作。”

“是个怪出色的俱乐部，”瑜伽热情洋溢地说。

“乐意的话可以提名让你加入，”红狗提出建议。“你属于哪个部落?”

“你什么意思?”

“你的部落。你是什么——索克族的‘狐人’?吉布瓦族?克里族

[26]

，我看是吧。”

“喔，”瑜伽说。“我的父母是瑞典人。”

红狗对他仔细端详。两眼眯起。

“你不是在哄我吧?”

“不。他们是瑞典人或者挪威人，”瑜伽说。

“我早该吃准你长得有点儿白种人的味道，”红狗说。“这一点能及时地真相大白，真是天大的好事。已经招到了不知多少闲话啦。”他伸出一手按在头上，噘起了嘴。“听着，你，”他猛地转过身来，一把揪住瑜伽的马甲。瑜伽感到有支自动手枪的枪口硬邦邦地顶在他的肚子上。“你悄悄地走出这间会议室，拿上你的大衣和帽子就走人，只当没出过什么事儿。碰到有人跟你说话，客客气气地对他说声再见。而且绝对不要再来。听懂了吧，你这瑞典佬。”

“懂了，”瑜伽说。“收起你的枪。我可不怕你有枪。”

“照我说的做，”红狗下命令了。“至于那两个把你带来的打弹子的，我就会把他们开除出去的。”

瑜伽走进那间灯光明亮的屋子，望望吧台，只见那酒保布鲁斯正在那儿打量着他，他就拿了帽子和大衣，对朝后奔臭鼬说了声再见，臭鼬还问了声干吗这么早就走，而布鲁斯正把通外面的活板门朝上拉开。瑜伽拔脚走下梯子，这黑人爆发出一阵大笑。“我早看出了，”他笑着说。“我一开头就看出了。哪个瑞典佬也骗不了老布鲁斯。”

瑜伽回头一望，只见那黑人那张在大笑的黑脸给框在透过拉起的活板门射下的长方形灯光圈中。一踏上这马房的地面，瑜伽就朝四下望望。只有他孤零零一个人。这旧马房中的麦秆踩上去很硬，给冻住了。他刚才去了什么地方?到过一家印第安人的俱乐部吗?这一切是怎么回事呀?难道就这么完了?

他上方的天花板上漏下一狭道灯光。接着就被两个黑黝黝的身体挡住了，只听得砰的一脚，啪的一拳，一连串重击声，有几声沉闷，有几声清脆，接着就有两个人形的东西从梯子上哗啦啦地滚下来。从上面飘下一阵萦绕在人们耳宫中的黑皮肤的黑人的黑色的笑声。

那两名林地印第安人从地上的麦秆上爬起身来，一瘸一拐地朝门口走去。其中的一个，那个小个子，在哭。瑜伽跟随他们走进外面的寒夜。天气很冷。夜色晴朗。星星都露面了。

“俱乐部一点也不好，”那大个子印第安人说。“俱乐部大大的不好。”

那小个子印第安人在哭。瑜伽就着星光，看清他弄丢了一条假臂。

“鄙人从此不打弹子了，”小个子印第安人抽泣着说。他朝俱乐部的窗子挥挥留下的那条胳膊，窗内漏出了一狭条灯光。“俱乐部真该死，大大的不好。”

“别放在心上，”瑜伽说。“我来给你在水泵制造厂找份工作。”

“水泵制造厂，算了吧，”大个子印第安人说。“我们都去加入救世军吧。”

“别哭了，”瑜伽对那小个子印第安人说。“我给你买条新胳膊。”

那小个子印第安人还是哭下去。他在积雪的路面上坐下来。“不能打弹子了，鄙人什么都不在乎了，”他说。

从他们上方，从俱乐部的窗子里传出一阵萦绕在人们耳官中的一个黑人的笑声。

作者注，致读者

万一也许有什么历史价值的话，我乐于说明我直接在打字机上用两个小时就写成了上面的那一章，然后跟约翰·多斯·帕索斯

[27]

一起出去吃中饭，我认为他是个十分有说服力的作家，而且是个分外讨人喜欢的家伙。这就是在外省

[28]

所谓的相互吹捧。我们中饭吃了醋溜鲱鱼卷、面拖板鱼、红酒洋葱炖野兔、苹果果酱，拿一瓶1919年的蒙特拉雪干白葡萄酒，照我们过去常用的说法(呃，读者?)，把这些东西全灌下肚去，连同那道鳎鱼，并且每人还喝了瓶1919年的博讷济贫院红葡萄酒

[29]

，和那炖野兔肉一起吃。我记得，多斯·帕索斯先生跟我吃苹果果酱(英语叫apple sauce)时合喝了一瓶尚贝坦干红葡萄酒。我们喝了两杯陈的果渣酿白兰地，决定不上圆顶咖啡馆去谈文艺，便各自回自己的家，而我就写下了下面的那一章。我希望读者能特别注意到本书中那些不同角色的错综复杂的生活线索如何给集合在一起，然后在小饭馆中那一幕叫人难忘的场面中给固定下来。正是等我把这一章朗读给多斯·帕索斯先生听了，他叫道，“海明威，你写了一部杰作。”

又及——由作者致读者

正是在这节骨眼上，读者，我要试图把那股能表明本书确乎是部伟大作品的磅礴的气势写进去。我知道你们跟我一样，读者，多么希望我能捕捉这磅礴的气势，因为考虑到这一点对我们双方都意义重大。赫·乔·威尔斯先生

[30]

曾来我们家作客(我们搞这文学行当颇有进展，呃，读者?)，他有天对我们说也许我们的读者，那就是你啊，读者——且想想看，赫·乔·威尔斯先生竟就在我们家谈起你。不管怎么说，赫·乔·威尔斯对我们说也许我们的读者不大会认为这部小说是自传性的。对不起，读者，请把这个想法从你头脑里排除掉吧。我们

[31]

曾在密歇根州佩托斯基住过，这是确实的，而且很自然的有很多角色正是从我们当时的生活中撷取的。不过他们是些另外的人，都不是作者本人。作者只在这些短注中才在本书中露面。不错，在动笔写这小说前，我们花了十二年研究这北方的好几种不同的印第安方言，而在十字村的博物馆里至今还保存着我们翻译的《新约全书》的奥吉布瓦语译本。不过换了你，读者，处在我们的地位也会这样做的，所以我想，如果你好好想想，就会跟我们在这一点上意见一致了。现在且回头来谈这部小说吧。如果我说你压根儿想不到，读者，这下面的一章将如何难写，那是存心出于最真挚的友好情谊来讲的。说句老实话吧，而我正是力求在这些事上做到真诚坦白的，我们现在根本还不准备动笔，要等到明天才写。

[1]
夏勒瓦为濒密歇根湖的旅游城市，位于佩托斯基之西。

[2]
夏勒瓦就位于小特拉弗斯湾湾口的南面。

[3]
港泉城在小特拉弗斯湾北面。

[4]
麦基诺海峡位于密歇根州上、下半岛之间，东西连接密歇根湖和休伦湖。圣伊格纳斯就在麦基诺海峡的北面，和下半岛有八公里长的麦基诺桥相通，1881年跨海峡铁路通车。

[5]
苏为苏圣玛丽城的简称，在上半岛的东北端，与加拿大的同名姐妹城市隔河相望，有公路及铁路桥连接。

[6]
布思·塔金顿(1869—1946)的小说主要以中西部为背景，其中《安倍逊大族》(1918)和《爱丽丝·亚当斯》(1921)先后获普利策奖。

[7]
美国作家舍伍德·安德森(1876—1941)于1919年发表《小城畸人》后达到创作事业的顶峰，于1921年到巴黎，和海明威同是斯泰因家文艺沙龙的座上客。这里提到的那本书指他于1925年发表的《黑色的笑声》，是海明威写《春潮》的模仿嘲笑对象。

[8]
弗雷德·格雷是《黑色的笑声》中的主要人物，和参军时在巴黎结识的姑娘结了婚，回美国中西部任工厂主。芝加哥记者斯托克顿突然离开妻子，回到家乡，进该厂当工人，改名布鲁斯，竟和弗雷德的妻子生了个孩子，双双私奔，使弗雷德感到困惑。

[9]
大神马尼托为北美阿尔冈昆族印第安人崇拜的具有超自然力的神中的主神。

[10]
卡莱尔为宾夕法尼亚州南部坎伯兰县首府，那家印第安学校培养了一些美式足球即橄榄球的优秀运动员，于1918年关闭。

[11]
菲利普·锡德尼(1554—1586)以诗歌传世，但在当时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是个多方面发展的标准绅士，23岁时被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派往德国吊唁国丧，作为英国特使，后来先后创作牧歌短剧《五月女郎》、传奇故事《阿卡迪亚》、十四行诗组诗《爱星者和星星》、文学评论《诗辩》等，于1583年受封爵士，两年后任军需副大臣，在女王支持荷兰反对西班牙统治的战争中，曾出任弗拉辛城总督，指挥一支骑兵队，后于参战中负伤，不久去世，享年仅32岁。

[12]
薇拉·凯瑟(1873—1947)以描绘美国中西部大平原上拓荒者生活的小说著称，其代表作为《啊，拓荒者》(1913)和《我的安东尼亚》(1918)。在获得普利策奖金的《我们中间的一员》(1922)中，年轻的主人公摆脱了中西部农庄的困人的生活，到法国参加大战时恢复了生气。

[13]
美国作家托马斯·狄克逊(1864—1946)根据自己于1905年发表的小说《三K党人》改编成电影剧本《一个国家的诞生》，由戴·华·格里菲思(1875—1948)担任导演，以美国内战期间及战后的南方为背景，其种族主义思想受到谴责，但在摄制技术方面的革新至今被尊为默片中的经典。

[14]
这三种勋章都是英国颁发的。

[15]
C．M．R．为加拿大步枪骑兵部队的首字母缩写。

[16]
救世军为循道会牧师威廉·布斯(1829—1912)于1878年在他于伦敦东区设立的救济所的基础上组成的慈善组织，他采用军队的形式，自任最高司令，以团队为基层单位，吸收自愿提供服务的信徒参加。后迅速发展到英国各地，并成为国际基督教慈善组织，遍布80多个国家，国际总部设在伦敦。

[17]
这是落袋弹子戏中的一种，双方赛前各抽一批号码，要把同号码的弹子打落袋中才能得分。

[18]
伊普尔为比利时西部一城市，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英军防守中由于处于防线的主要突出部分，全部被炮火所毁。战后按原来的风格重建。

[19]
希博伊根在佩托斯基东北，为靠近休伦湖一港口城市。当时正值美国的禁酒时期(1920—1933)，酿私酒者在非法经营的酒店中出售私酒，要冒风险，一般在较大的城市中才有。下文的那个由城市印第安人办的马房俱乐部为了保密，只供应特定的顾客。

[20]
朗费罗(1807—1882)是最受大众欢迎的19世纪美国诗人，他的长篇叙事诗《海华沙之歌》(1855)写苏必利尔湖南岸奥吉布瓦族印第安人的传奇领袖的英雄业绩。

[21]
坐牛(约1831—1890)，印第安名为塔坦卡·约塔克，为达科他州印第安人首领，于1876年率领苏族抵抗白人侵占他们长期居住的土地，于6月25日全歼卡斯特中将及其所率的两百多名士兵，史称“卡斯特的最后一役”。后因食物短缺，于1877年率部下进入加拿大，后来回北达科他州，于1881年向政府投降，两年后获释，1885年参加野牛比尔组织的西大荒演出，赢得美洲模范印第安酋长称号。1890年末举行印第安人宗教仪式“鬼舞”时被白人以鼓动叛乱的罪名发出逮捕令，于混战中被杀。

[22]
荷兰商人彼得·米纽伊特(约1580—1638)于1626年从印第安人手中以价值24美元的货物买下曼哈顿岛，在南端建立荷兰人殖民地新阿姆斯特丹，自任总督，1664年该岛转为英国人所有，改名为纽约，即今纽约市的中心岛屿。这里作者又在戏说。

[23]
布鲁斯有意把“朝后”(Backwards)读作“backhouse”，意为“屋后茅房”。

[24]
本德尔酋长(1883—1954)为奥吉布瓦族印第安人，原名查尔斯·本德尔，进过卡莱尔印第安学校，后来成为棒球明星。当时担任美国海军军官学校教练。弗兰西斯·帕克曼(1823—1893)为美国历史学家，专研英法早年开发北美洲的历史，其代表作为《俄勒冈小道》(1849)。戴·赫·劳伦斯(1885—1930)即发表有争议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英国小说家。怀特(1873—1946)早年在密歇根州，以河上船工、矿工和伐木工等的生活为背景，发表了不少小说，后长期居住于加利福尼亚，著有写黄金潮的《加利福尼亚》三部曲及其他西部小说。玛丽·奥斯丁(1868—1934)在美国西部沙漠地带住过多年，研究印第安人生活，于1903年发表《雨水稀少的地区》而成名，一生著有小说、剧本、儿童文学、印第安人歌曲研究以及有关妇女问题、女权运动等的专著。吉姆·索普(1886—1953)为印第安裔的美国棒球和橄榄球明星，曾于1912年奥运会上获十项和五项全能冠军，后因曾任职业棒球运动员而被追回金牌，但是仍被尊为20世纪上半叶最佳美国运动员。格伦·华纳(1871—1954)为著名橄榄球教练，1899年起，先后在卡莱尔印第安学校、匹兹堡大学、斯坦福大学任教，前后长达46年。

[25]
棚屋(wigwam)特指五大湖地区印第安人用小树树干插在地里，弯曲成拱形，盖上用草或树皮编的席子而构成的长方形或圆顶的住房。

[26]
索克族印第安人世居威斯康星州那一带地方，“狐人”(有时音译为“福克斯族”)和索克族血缘较近，常相提并论，吉布瓦全名为奥吉布瓦，为原居美加边境休伦湖和苏必利尔湖那一带的印第安人。克里族早年在加拿大南部占有大量土地，因连年征战及天花流行，人口锐减，只剩下些分散的群体。以上四族都操阿尔冈昆语。

[27]
约翰·多斯·帕索斯(1896—1970)在大战后比海明威先到巴黎，也在探索小说创作技巧，已于1925年发表《曼哈顿中转站》这一创新的长篇小说。

[28]
因为两人当时都身在巴黎，海明威便用巴黎的法国作家的传统观点，把巴黎以外的地区视为外省，略含贬义。

[29]
博讷为法国中东部一古城，罗马统治时期就是葡萄种植业中心，现为勃艮第地区酿酒业中心。1443年，当时的勃艮第公爵创办博讷济贫院，有大片葡萄园，每年11月公开拍卖所产的优质葡萄酒。

[30]
英国作家赫·乔·威尔斯(1866—1946)从1895年起发表了《时间机器》、《星际战争》等一系列科幻小说，后来在《托诺邦盖》(1909)等小说中转向改造现实的问题。1920年发表巨著《世界史纲》，奠定了在当时西方文坛上的权威地位。而海明威当时仅仅发表了一些短篇小说和诗歌，本书可说是他第一部习作，所以有下面这一段“戏说”。

[31]
从这里起的“我们”实在不包括作者的妻子，而只代表他本人。海明威在这里采用了新闻工作者在写社论时常用的“社论式的复数第一人称”(the editorial we)。

第四部 一个伟大民族的消亡以及美国人的形成和败坏

不过也许有人会对我提出异议，说我违背了自己的规则，在这部作品中提供了道德败坏的事例，而且是一种十分恶劣的类型。对此我要这样回答：首先，要深入探讨一系列人的行为而又要回避这种事例是十分困难的。其次，在书中能找到的道德败坏事例乃是某些人性中的弱点或瑕疵所造成的偶然性的后果，而不大是出于思想上存在的习惯性的动机。第三，这些事例绝对不是作为嘲笑的对象而是作为憎恶的对象来加以陈述的。第四，这些人绝对不是当时的主要登场人物：而最后，他们绝对没有造成他们预谋的恶果。

——亨利·菲尔丁

第十三章

瑜伽·约翰逊顺着静悄悄的大街走去，一条胳臂勾住那小个子印第安人的肩膀。那大个子印第安人跟他们俩并肩走着。寒夜。城中那些上了门板的房屋。那小个子印第安人，他弄丢了一条假臂。那大个子印第安人，他也参加过大战。瑜伽·约翰逊呢，同样参加过大战。他们三个走啊，走啊，走啊。他们上哪儿去呀?他们能上哪儿去呀?还留下什么指望啊?

街角上有盏路灯在一根下垂的电线上晃荡着，把灯光投射在雪地上，大个子印第安人突然在灯下停了步。“赶路不会把我们领到什么地方去，”他咕哝道。“赶路没用。让白种酋长说话吧。我们上哪儿，白种酋长?”

瑜伽·约翰逊不知道。显而易见，赶路解决不了他们的问题。赶路本身没错。考克西失业请愿军

[1]

。一大帮人，寻找工作，向华盛顿推进。进军的人们，瑜伽想。不断地进军，进军，但是他们要上哪儿去呀?什么地方也没有。瑜伽对这一点再清楚也没有了。什么地方也没有。压根儿什么鬼地方也没有。

“白种酋长开口讲吧，”那大个子印第安人说。

“我说不上，”瑜伽说。“我根本不知道。”难道这就是他们为之打那场大战的原因吗?难道这就是这回事的一切吗?看来正是如此。瑜伽站在那街灯下。瑜伽琢磨着。那两个印第安人穿着麦基诺厚呢上衣

[2]

。其中的一个有只空袖子。他们全都在琢磨着。

“白种酋长不说?”大个子印第安人问。

“对。”瑜伽能说什么呢?有什么可说的呢?

“红哥们儿来讲?”印第安人问。

“讲出来吧，”瑜伽说。他低头望着地上的积雪。“现下什么人都一个样啰。”

“白种酋长可曾去过布朗小饭馆?”大个子印第安人问，在弧光灯下紧盯着瑜伽的脸。

“没有，”瑜伽感到沮丧极了。难道就这么完了?一家小饭馆。得，一家小饭馆也跟别的任何地方差不离吧。可是一家小饭馆。得，

干吗不去呢?这些个印第安人熟悉这个城市。他们是复员军人。他们俩都立下过赫赫战功。这一点他自己明白。可是一家小饭馆。

“白种酋长陪红哥们儿一起去吧，”高个儿印第安人把一条胳臂伸进瑜伽的臂弯。小个子印第安人跟他们齐步行进。“向小饭馆进发，”瑜伽悄声说。他是个白人，可是受够了委屈他才明白。说到底，白种人也许并不总是至高无上的吧。这场穆斯林的叛乱。东部不太平。西部闹乱子。南部看来光景暗淡。如今北部发生了这种情况。这情况要把他带到什么境地?这一切在朝着什么方向发展?想要一个女人，能对他有好处吗?春天究竟会来吗?说到底，这样做值得吗?他琢磨着。

他们三人在佩托斯基条条冰封的街道上大步走着。这时是有什么目的地的。在途中。于斯曼

[3]

写过的。读法文原著该是很有意思的。他有天得试试。巴黎有条街就是以于斯曼命名的。就在格特鲁德·斯泰因的住处

[4]

拐一个弯的地方。啊，这个女人真了不起!她那些文字实验把她引导到了什么地步啊?归根结蒂这是怎么回事呀?这一切发生在巴黎。啊，巴黎。且说要去巴黎有多远。巴黎的早晨。巴黎的黄昏。巴黎的夜晚。巴黎又是早晨了。巴黎的正午，也许吧。干吗不呢?瑜伽·约翰逊大步向前走。他的思绪永远平静不下来。

他们三人一齐大步向前走。有胳臂的人的胳臂都勾住了彼此的胳臂。红种人和白种人一起步行。有什么事儿使他们走到一块来了。是那场大战吧?是命运吧?是意外吧?还是仅仅是机遇吧?这些疑问在瑜伽·约翰逊头脑里彼此较着劲。他的头脑疲倦了。他近来想得太多了。他们继续大步向前走。后来，他们一下子停了步。

小个子印第安人抬头望着那招牌。它在那小饭馆外结着霜花的窗子上闪亮着。试试便知。

“大大的试试看吧，”小个子印第安人咕哝道。

“白人开的小饭馆有好多出色的T字骨牛排，”高个儿印第安人咕哝道。“信红哥们儿的话吧。”两个印第安人站在门外，有点儿拿不定主意的样子。高个儿印第安人转身对着瑜伽。“白种酋长有美钞吗?”

“对，我带着钱，”瑜伽回答。他作好准备把这事干到底。如今可没法回头啦。“我来请客，小伙子们。”

“白种酋长天生大好心人，”高个儿印第安人咕哝道。

“白种酋长粗中有细，”小个子印第安人表示同意。

“你们也会对我这样干的，”瑜伽表示不以为然。也许这毕竟是这么回事。他在碰运气。他一度在巴黎碰过运气。斯蒂夫·勃洛第

[5]

碰过运气。也许只是人家说说。全世界每一天都有人在碰运气。在中国，中国人在碰运气。在非洲，非洲人。在埃及，埃及人。在波兰，波兰人。在俄罗斯，俄罗斯人。在爱尔兰，爱尔兰人。在亚美尼亚——

“亚美尼亚人不碰运气，”高个儿印第安人悄声咕哝道。他讲出了瑜伽没说出口的疑问。他们是机灵人，这些个红种人。

“连做地毯生意也不碰运气?”

“红哥们儿认为不碰，”那印第安人说。他的口气在瑜伽听来富有说服力。这些个印第安人是什么人呀?这一切个中有些什么来由吧。他们走进这小饭馆。

作者注，致读者

本故事讲到这个节骨眼上，读者，弗·斯各特·菲茨杰拉德先生有天下午来到我们家，待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后，突然在壁炉前坐了下来，就此不愿(还是没法呢，读者?)站起来，给炉火添些什么别的东西来使室内保持暖和。我知道，读者，这一类事儿有时候并不会出现在一只故事中，可是它们毕竟在发生，且想想看这对你我这样的主儿在这文学游戏中意味着什么。如果你以为本书的这一部分并不像原来可以达到的程度那样完美，那就请记住，读者，这一类事儿正每天每日在全世界发生。读者啊，我对菲茨杰拉德先生怀着最大的敬意，只要有任何人敢于攻击他，我将第一个跳出来捍卫他，这还用得着我来说吗!而且这也包括你在内，读者，尽管我老大不愿这样直截了当地说出口来，并且冒着风险，怕会破坏一份像我们之间应该建立起的那种美好的友谊。

又及——致读者

我把这一章通读了一遍，读者，觉得并不太坏。你也许会喜欢的。我希望你喜欢。如果你的确喜欢，读者，并且也同样喜欢本书的其余部分，你可愿意跟你的朋友们谈起本书，并且竭力使他们就像你那样也去买一本呢?每卖掉一本，我只能拿到两毛钱，可是尽管两毛钱在当今不怎么了不起，然而如果卖掉二三十万册的话，数目累积起来会是笔巨款的。如果每个人喜欢本书达到像你我那样的程度，读者，那么就也会是笔巨款的。听好，读者。我说过我乐于看看你写的任何作品，我当时是认真的。那不光是说说而已。把它带来，我们来一起好好看一遍。如果你乐意，我可以替你把有些小段落重写一下。我可不是说用任何挑剔的眼光来这样做。如果本书中有你不喜欢的什么地方，只消写信给斯克里布纳三儿子出版公司

[6]

总部就行。他们会给你作修改的。要不，如果你宁愿要我本人来修改，我会干的。你知道我对你的看法，读者。而且你对我关于斯各特·菲茨杰拉德说的话也并不觉得恼火或者不安，是吗?我希望并不。我现在要动手写下一章了。菲茨杰拉德先生走了，多斯·帕索斯先生已去了英国，而我想我能向你保证这会是特棒的一章。至少会是尽我能力能写得多好就多好的。我们双方都知道能有多好，如果我们看到该书护封上的广告语的话，不是吗，读者?

第十四章

小饭馆内。他们全都在这小饭馆内。有些人并没有看见别人。每个人都专注着自己。红种男人专注着红种男人。白种男人专注着白种男人或者白种女人。那里没有红种妇女。难道再也没有印第安妇女了吗?印第安妇女怎么啦?我们在美国已经失去印第安妇女了吗?静悄悄地，有个印第安妇女从她打开的店门走进屋来。她的衣着只有一双旧的鹿皮软帮鞋。她背上背着个婴孩。一条壮实的狗跟随她一起走着。

“别看!”那旅行推销员对吧台前的妇女们一声大叫。

“来!把她撵出去!”小饭馆老板大叫。那印第安妇女被黑种厨子强行驱逐出去。大家听到她在外面雪地上四处走动的声音。她那条壮实的狗在汪汪叫。

“我的天!这会惹起什么坏事来啊!”斯克里普斯·奥尼尔用一条餐巾抹着自己的脑门。

那些印第安人脸色冷漠无情地注视着。瑜伽·约翰逊刚才动弹不得。女招待们拿餐巾或者不管什么近在手边的东西遮住了脸。斯克里普斯太太拿《美国信使》遮住了双眼。斯克里普斯·奥尼尔头脑发晕，身子发抖。那个印第安妇女走进屋时，有些什么感触，有些什么模糊的原始感情在他心里翻腾。

“不知道这印第安妇女是打哪儿来的?”旅行推销员问。

“她是我的印第安女人，”小个子印第安人说。

“老天爷啊，伙计!你就不能给她穿上衣服吗?”斯克里普斯·奥尼尔哑声哑气地说。他的话里带有惊骇的意味。

“她不爱穿衣服，”小个子印第安人作解释。“她是林地印第安人。”

瑜伽·约翰逊不在听。有什么东西在他心里破裂了。那印第安妇女走进屋时，有什么东西啪地断裂了。他产生了一种新的感受。一种他原以为已经一去不复返的感受。一去不会再来了。失去了。永远消逝了。他这才明白这是种错觉。他如今没问题了。仅仅出于偶然，他明白过来了。如果这个印第安妇女从来没有走进过这小饭馆，他什么念头不会有呢?他刚才在琢磨的是怎样阴郁的念头啊!他正处在自杀的边缘。自我毁灭。杀害自己。就在这小饭馆内。这会是何等样的大错啊。他现在明白了。他差一点把生活弄得一团糟。杀害自己。现在让春天来吧。让它来吧。来得再快也不为过。让春天来吧。他作好准备了。

“听着，”他对那两个印第安人说。“我想把我在巴黎的某桩艳遇讲给你们听。”

两个印第安人把身子朝前靠。“白种酋长发言吧，”那高个儿印第安人发表意见说。

“我起先还以为我在巴黎碰到了一桩十分美好的艳遇呢，”瑜伽开口说。“你们印第安人了解巴黎吗?好。得了，结果却成了我一辈子碰到过的最恶劣的经历。”

两个印第安人咕哝了一声。他们了解他们见过的巴黎。

“那是我假期的第一天。我正在马尔塞布林荫大道上走着。有辆汽车驶过我的身边，有个美女把头探出车窗。她叫唤我，我就走过去。她带我到一幢房子，更确切些说是座大厦，在巴黎的一个偏僻地区，那儿我体验了一段十分美好的艳遇。事后有人把我从一扇跟我进屋时不同的门里送出去。那美女曾跟我说她将永远、她将永远不能再和我见面。我想把那大厦的门牌号码记下来，可是它不过是那个街区许多看上去一模一样的大厦中的一座。

“此后一直到我假期结束我总想法再见见这位美女。有一回我自以为在戏院里看到了她。结果不是她。还有一回我看到了一眼一个我自以为是她的女人在一辆开过的出租车里，就跳上另一辆出租车追上。那出租车不见了。我绝望了。最后，在我假期的倒数第二夜，我感到绝望而无聊死了，就跟一个自称能保证带你去逛遍巴黎的导游一起出去。我们出发去观光了各种各样的地方。‘你带我去的地方尽在于此了吗?’我问那导游。

“‘还有一个货真价实的地方，不过收费很贵，’导游说。我们最后讲定了一个价钱，那导游就带我去。那地方在一座旧的大厦内。你从墙上的一道狭缝朝里望。沿着这墙有不少人透过狭缝朝里望。在那里，透过狭缝可以望见所有协约国的穿各种军服的男人，还有不少穿晚礼服的南美洲的俊男。我也透过一道狭缝望着。一时什么事也没发生。随后有个美女带着一位年轻的英国军官走进房来。她脱掉裘皮长大衣和帽子，把它们扔在一把椅子上。那军官在解下他的山姆·布朗武装带

[7]

。我认出了她。她就是那位我那段艳遇发生时跟我在一起的女士

[8]

。”瑜伽·约翰逊望着他那只豆子已吃光的空盘子。“自此以后，”他说，“我就始终没有想要过女人。我受到了多大的伤害，我说不清楚。可是我受到了，哥们儿，我受到了。我把这事归咎于大战。我归咎于法国。我归咎于普遍的道德败坏。我归咎于那年青的一代。我归咎于这个，我归咎于那个。如今我痊愈了。这五块钱给你们，哥们儿，”他双眼闪闪发亮。“再弄点东西吃吃。上什么地方去旅游一番。这是我一辈子最开心的日子。”

他从柜台前的圆凳上站起身，凭着冲动跟一个印第安人握握手，把一只手在另外那个印第安人肩上搁了一会儿，打开小饭馆的门，大步走进夜色中。

两个印第安人望着彼此。“白种酋长大大的好人，”那大个子印第安人发表意见。

“你看他参加过大战吗?”小个子印第安人问。

“我拿不准，”大个子印第安人说。

“白种酋长说过要给我买条新的假臂哪，”小个子印第安人抱怨道。

“没准你已经得到比这个更多了，”大个子印第安人说。

“我拿不准，”小个子印第安人说。他们继续吃东西。

在这小饭馆的柜台的另一端，一段婚姻关系就快结束了。

斯克里普斯·奥尼尔和他妻子并肩坐着。斯克里普斯太太这时明白了。她保不住他。她努力过，失败了。她完蛋了。她知道这是场必败的比赛。如今没法保住他了。曼迪又在讲话了。讲着。讲着。老是讲着。那些没完没了、滔滔不绝的文坛闲话使得她，戴安娜的婚姻就快结束了。她保不住他。他要飞走了。飞走了。从她身边飞走。戴安娜愁苦地坐在那儿。斯克里普斯在听曼迪讲话。曼迪讲着。讲着。讲着。那旅行推销员，如今是个老朋友了，那旅行推销员，坐着看他的底特律《新闻报》。她保不住他。她保不住他。她保不住他。

那小个子印第安人从这小饭馆柜台前的圆凳上站起身来，走到窗前。窗玻璃上结满了厚厚的白霜。小个子印第安人哈了口热气在这结霜的窗框玻璃上，拿他的麦基诺厚呢上衣的那只空袖子擦掉那一摊霜，朝外面的夜色中望去。他突然从窗前一转身，冲到外面的夜色中。那高个儿印第安人看他走了，慢条斯理地吃完饭，拿起一支牙签，插进牙缝中，然后跟随他的朋友也走进夜色中。

第十五章

这时小饭馆里只留下他们这几个人了。斯克里普斯和曼迪和戴安娜。只有那旅行推销员陪着他们。他如今是个老朋友了。不过今晚他神经紧张不安。他陡地折好报纸，拔脚朝门口走去。

“大伙儿再见了，”他说。他走到外面的夜色中。看来只有这样做了。他做了。

这时只剩他们三个在这小饭馆里了。斯克里普斯和曼迪和戴安娜。只有这三个了。曼迪在讲话。倚在柜台上，在讲话。斯克里普斯两眼盯着曼迪。戴安娜这时并不假装在听了。她知道已经完了。如今一切都完了。但是她还想再试一次。最后英勇地再试一次。也许她还能保住他。也许这一切不过是一场梦。她把稳了嗓门，然后开口说话。

“斯克里普斯，亲人儿，”她说。她的嗓音有点儿发抖。她把稳了嗓门。

“你有什么想法?”斯克里普斯陡地问。啊，讲出来了。又讲这一套可怕的简短的话了。

“斯克里普斯，亲人儿，难道你不想回家吗?”戴安娜的嗓音发着抖。“有一份新的《信使》。”她完全是为了讨好斯克里普斯，才不订伦敦出的《信使》，改订《美国信使》了。“刚刚寄到。希望你想要回家，斯克里普斯，这期《信使》上有篇了不起的东西。就回家吧，斯克里普斯，我从没对你提出过什么要求。回家吧，斯克里普斯!唉，难道你不愿回家?”

斯克里普斯抬眼一望。戴安娜的心速加快了。也许他会走的。也许她还保得住他。保得住他。保得住他。

“就回去吧，斯克里普斯，亲人儿，”戴安娜轻柔地说。“上面有篇门肯写的关于推拿专家的妙不可言的社论。”

斯克里普斯望着别处。

“你不愿走吗，斯克里普斯?”戴安娜恳求道。

“不走，”斯克里普斯说。“我不再在乎什么门肯不门肯了。”

戴安娜垂下头去。“唉，斯克里普斯，”她说。“唉，斯克里普斯。”这下子完蛋了。她如今找到答案了。她失去了他。失去了他。失去了他。这事过去了。结束了。完蛋了。她坐着悄悄地哭。曼迪又在讲话了。

戴安娜突然挺直了身子。她有个最后的请求要提出。她要对他提出一个要求。只此一个。他也许会拒绝。他也许不会答应。但是她要向他提出。

“斯克里普斯，”她说。

“有什么问题?”斯克里普斯烦躁地转过身来。也许他毕竟觉得对不起她。他琢磨着。

“我可以拿走这只鸟吗，斯克里普斯?”戴安娜的嗓音突然变了。

“当然可以，”斯克里普斯说。“有什么不可以的?”

戴安娜拎起鸟笼。鸟儿熟睡着。用一条腿儿站着，就像他们初次相识的那一晚那样。它像什么来着?啊，对了。像只老鹗。一只来自她家乡湖泊地区的老而又老的鹗。她把鸟笼紧紧地贴在身上。

“谢谢你，斯克里普斯，”她说。“谢谢你给我这只鸟。”她的嗓音突然变了。“现在我该走了。”

悄悄地，静静地，她把披巾紧裹在身，抓住了鸟儿熟睡在内的鸟笼，把那份《信使》贴在胸前，只回头瞥上一眼，对曾属于她的斯克里普斯瞥上最后一眼，便打开小饭馆的门，走进外面的夜色中。斯克里普斯竟然没有看见她走。他全神贯注地在听曼迪讲话。曼迪又在讲话了。

“那只她刚刚拿走的鸟儿，”曼迪讲着。

“哦，她拿走了一只鸟吗?”斯克里普斯问。“把这轶事讲下去吧。”

“你一向纳闷那是只什么鸟，”曼迪继续说。

“说得对，”斯克里普斯表示同意。

“得，这叫我想起一则有关戈斯和布盖侯爵的轶事，”曼迪继续说。

“讲一讲吧，曼迪。讲一讲吧，”斯克里普斯敦促道。

“看来我有个好朋友，福特，你听我以前提起过的，在大战期间在那侯爵的城堡里待过。他的团队就驻扎在那边，而那侯爵，英国最富有的人之一，如果还不好算是最最富有的话，正在福特的团队里当一名小兵。有一晚，福特坐在那间书房里。那间书房是个不同凡响的地方。四面的墙壁是用一块块金砖嵌在花砖什么的中间砌成的。我想不起来究竟是怎么样的了。”

“讲下去，”斯克里普斯敦促道。“想不起没关系。”

“不管怎么说吧，那书房一面墙壁的中央嵌着一只玻璃框，里面放着一只剥制的红鹳。”

“他们可懂室内装饰，这些个英国人，”斯克里普斯说。

“你妻子是英国人，是不?”曼迪问。

“是湖泊地区人，”斯克里普斯答道。“把这轶事讲下去吧。”

“好，不管怎么说吧，”曼迪讲下去，“有天晚上集体用膳后，福特正坐在那书房内，那男管家走进来，说：‘布盖侯爵向您致意，他能不能带一帮刚才跟他一起吃饭的朋友来参观这书房?’他们常常准许他外出吃饭，有时候还让他在城堡里过夜。福特说，‘着啊，’于是侯爵穿着列兵制服走进来，后面跟随着埃德蒙·戈斯爵士和牛津大学的某某教授，我一时记不起名儿来了。戈斯在那玻璃框里的剥制红鹳前站住了，说，‘这是什么啊，布盖?’

“‘是只红鹳，爱德蒙爵士，’侯爵答道。

“‘这可不是我心目中的红鹳啊，’戈斯发表意见道。

“‘对，戈斯。这是上帝心目中的红鹳，’那位某某教授说。但愿我想得起来他的姓名。”

“不用费心，”斯克里普斯说。他双眼明亮。他弯身向前。他身子里有什么东西在怦怦地搏动。是他无法控制的什么东西。“我爱你，曼迪，”他说。“我爱你。你是我的女人。”那东西在他身子里一个劲地搏动。它停不下来。

“没问题，”曼迪应道。“我早就认识到你是我的男人了。你可想再听一则轶事?讲女人的。”

“讲下去吧，”斯克里普斯说。“你千万不要停下，曼迪。你如今是我的女人了。”

“当然，”曼迪表示同意，“这轶事讲到当年克努特·汉姆生

[9]

在芝加哥当有轨电车售票员。”

“讲下去，”斯克里普斯说。“你如今是我的女人了，曼迪。”

他暗自把这句话一遍遍地讲。我的女人。我的女人。你是我的女人。她是我的女人。那是我的女人。我的女人。不过，不知怎的，他并不感到满意。在某处地方，以某种方式，一定还有什么别的东西。别的东西。我的女人。这词儿如今听上去有点儿空洞。那个印第安妇女悄悄地大步走进房来这一幕骇人听闻的情景又兜上他的心头，尽管他竭力把它排除掉。那个印第安妇女。她没有穿衣服，因为她不喜欢衣服。能吃苦耐寒，勇敢地面对冬夜。还有什么春天不可能带来的呢?曼迪在讲话。曼迪在这小饭馆内讲着。曼迪在讲她知道的一则则轶事。小饭馆内，时间越来越晚了。曼迪继续讲着。她如今是他的女人了。他是她的男人。可他真是她的男人吗?斯克里普斯脑海里出现那个印第安妇女的幻象。那个事先没加通知就大步走进小饭馆的印第安妇女。那个被扔到外面雪地上的印第安妇女。曼迪继续讲着。讲着文坛旧闻。都是真实可靠的事件。它们听上去像是真的。可是有了这些就够了吗?斯克里普斯说不准。她是他的女人。可是能维持多久呢?斯克里普斯说不准。曼迪在小饭馆里继续讲着。斯克里普斯听着。可是他走神了。走神了。走神了。走向哪儿去了?走进外面的夜色中去了。走进外面的夜色中去了。

第十六章

佩托斯基之夜。午夜过去好久了。小饭馆里亮着一盏灯。这小城在北方的月亮下熟睡着。朝北望去，G．R．& I．铁路的路轨远远地伸向北方。冷冰冰的路轨，朝北伸展到麦基诺城和圣依格纳斯。冷冰冰的路轨，可以在夜晚的这个时分在上面行走。

在这冰封的北方小城的北面，有一男一女在铁轨上肩并肩地走着。那是瑜伽·约翰逊和那个印第安妇女。他们走着走着，瑜伽·约翰逊默默地脱衣服。他一件件地脱掉衣服，把它们扔在路轨边。临了他只穿着一双制泵工人穿的旧鞋。瑜伽·约翰逊，赤身裸体地在月光下，在那印第安妇女身边朝北走去。印第安妇女在他身边大步走着。她把那树皮摇篮中的婴儿背在背上。瑜伽想要把这婴儿从她背上拿下。他要背这婴儿。那条健壮的狗哀叫着，舔瑜伽·约翰逊的脚踝。不，这印第安妇女要亲自背这婴儿。他们大步朝前走。深入北方。深入北方的夜色。

他们后边有两个人影走上前来。在月光下给鲜明地刻画出来。是那两个印第安人。那两个林地印第安人。他们弯下身去，把瑜加·约翰逊扔掉的衣服收集起来。他们偶尔冲着彼此咕哝一声。悄悄地在月光下大步走着。他们锐利的目光没有漏掉一件给丢掉的衣服。等末一件衣服给捡了起来，他们便朝前望去，看到前面的远方月光下有两个人影。两个印第安人直起身来。他们察看那些衣服。

“白种酋长穿着时髦，”那高个儿印第安人发表意见，举起一件绣有姓名首字母的衬衫。

“白种酋长都快觉得怪冷，”小个子印第安人发表意见。他把一件背心递给那高个儿印第安人。高个儿印第安人把所有的衣服，所有被丢下的衣服，卷成一团，两人就顺着轨道回头朝城区走去。

“给白种酋长保存好这些衣服，还是卖给救世军?”矮个儿印第安人问。

“卖给救世军好，”高个儿印第安人咕哝道。“白种酋长兴许再不回来了。”

“白种酋长准会回来，”小个子印第安人咕哝道。

“反正卖给救世军好，”高个儿印第安人咕哝道。“春天一到，白种酋长反正得添新衣服的。”

他们在轨道上朝城区走去，空气似乎变得温暖了。两个印第安人这时走路不安稳了。透过路轨旁的落叶松和柏树，吹来一股暖风。路轨旁被风堆起的雪在融化。有什么东西在这两个印第安人身子里蠢动。某种冲动。某种奇特的异教徒的不安情绪。那暖风吹着。高个儿印第安人停了步，用口水弄湿一指，竖在空中。小个子印第安人旁观着。“奇努克风?”他问。

“大大的奇努克风，”高个儿印第安人说。他们匆匆朝城区走去。月亮这时被刮着的奇努克暖风送来的云朵弄得模糊不清了。

“想赶在高峰时刻前进城啊，”高个儿印第安人咕哝道。

“红哥们儿要抢着排在前面啊，”小个子印第安人一股劲地咕哝道。

“这会儿没人在厂里干活了，”高个儿印第安人咕哝道。

“还是快点赶路吧。”

暖风刮着。这两个印第安人身子里有些奇特的渴望在蠢动。他们知道要的是什么。春天终于来到这冰封的北方小城了。两个印第安人顺着路轨匆匆朝前赶去。

完

作者致读者的最后一注

哦，读者，你觉得这本书怎么样?我花了十天工夫

[10]

写成了本书。这些时间花得值得吗?只有一个地方我想加以澄清。你可记得，在这故事的前半部，那上了年纪的女招待，戴安娜，讲过她如何在巴黎丢失了母亲，醒过来时在隔壁房间发现一位法国将军睡在床上?我想也许你会乐意知道这事实际上该怎么解释。实际发生的情况是她母亲在夜间得了腹股沟淋巴结鼠疫，病得十分厉害，被叫来的医生作出了诊断，报告了有关当局。当时大博览会即将开幕，想想看，一宗腹股沟淋巴结鼠疫病例会对博览会的宣传工作有什么影响啊。因此法国当局干脆让这妇女消失了。她在快天亮的时候死去。那位被请来的将军当即在那母亲睡过的同一房间里上了床，我们始终认为他是个相当勇敢的人。不过，我知道，他是博览会的大股东之一。不管怎么样，读者，我始终认为这段秘史是只挺棒的故事，而且我知道你会情愿让我在这里作出解释，而不要把一段解释文字塞进本小说，说句实话，那是毕竟不得其所的。然而想到法国警方如何把这事全部封锁消息，并且怎样一下子就找到那发型师和出租车司机，真是怪有意思的。当然啦，这说明了如果你一个人到外国去旅游，哪怕跟你母亲一起去也罢，那就简直再多加小心也不为过。我希望在这儿提一下这回事是没什么问题的，不过读者啊，我实在觉得自己有必要作出某种解释。我不赞成那种长篇累牍的告别辞，就像订了婚迟迟不结婚一样，所以只想说一句再见并祝你顺利，读者，就让你去自行其是吧。

[1]
美国于1893年发生经济萧条，第二年3月25日，商人雅各布·塞·考克西(1854—1951)率领约一百名失业者从俄亥俄州马西隆出发，5月1日到达华盛顿时，已增加到五百名左右。这是当时众多请愿队伍中唯一到达目的地的一支，影响较大，但并没有成功。杰克·伦敦当年增参加，一路上看到了民生疾苦，集中地反映在1907年发表的流浪经历回忆录《我在社会底层的生活》中。

[2]
麦基诺厚呢以原产地位于密歇根州下半岛北端的麦基诺城得名，这种上衣为双排钮，有方形大贴袋并系有宽腰带。

[3]
法国作家约里斯卡尔·于斯曼(1848—1907)早年写过些自然主义小说，1882年起发表一系列带自传性的小说，描述了一段漫长的心路历程。《在途中》(1895年)为他进修道院后所作。

[4]
斯泰因于1903年定居巴黎，在花园街27号的寓所成为当时的新潮艺术家、作家会聚的文艺沙龙。毕加索、马蒂斯、舍·安德森、菲茨杰拉德、海明威等先后成为常客。

[5]
爱尔兰移民的后裔斯蒂夫·勃洛第以卖报为生，据说曾在酒吧与人打赌，从纽约的布鲁克林大桥跳进下面的东河。结果他成功了。

[6]
查尔斯·斯克里布纳(1821—1871)于1846创办出版公司，去世后由三个儿子主持，以次子小查尔斯(1854—1930)担任总经理的时间最长(1879—1928)，海明威的作品都由该公司出版。总部在纽约市。

[7]
一种附有一条斜挂在右肩上的细带的皮腰带，由英国将军塞缪尔·布朗爵士(1824—1901)所首创，故名。

[8]
这种让人出了钱透过墙上狭缝或小孔观看真人表演在巴黎很盛行，他这才明白上了大当。

[9]
克努特·汉姆生(1859—1952)为挪威小说家、剧作家，因《饥饿》(1890)、《大地的成长》(1917)等长篇小说获得1920年诺贝尔文学奖。他早年曾过流浪生活，第二次赴美期间(1886—1888)曾在芝加哥当过电车售票员。

[10]
据杰弗里·迈耶斯的《海明威传》及一卷本《海明威选集》编者查尔斯·波尔的简短前言等资料，都说海明威在1925年感恩节前一周内写成本书。

《老人与海》的多层次涵义

吴劳

一九五○年圣诞节后不久，海明威在古巴哈瓦那郊区他的别墅“观景庄”动笔写《老人与海》(起初名为《现有的海》，是一部写“陆地、海洋与天空”的长篇小说

[1]

的第四也是结尾的部分)，到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三日就完成了初稿，前后仅八周。四月份开始给去古巴访问他的友人们传阅，博得了一致的赞美。海明威本人也认为这是他“这一辈子所能写的最好的一部作品”。由于原文全文仅两万六千多字，只好算是一篇中等长度的中篇小说，而且故事完全是独立的，才考虑到单独先发表的问题。利兰·海沃德

[2]

建议请《生活》杂志先在一期上刊出全文。一九五二年三月初，海明威寄出原稿时，在附致斯克里布纳出版公司编辑的信中谈到了这些打算，并说“现在发表《老人与海》可以驳倒认为我这个作家已经完蛋的那一派批评意见”

[3]

。原来在海明威上一部小说《过河入林》发表后，评论家们评价不高，有的甚至很苛刻，认为他的文才已经枯竭了。

一九五二年九月，《生活》周刊刊出了《老人与海》的全文，售出了五百三十一万多份，后来的单行本也很快销到了十万册。书评家和评论家们一致好评，亲友及读者纷纷来信祝贺。本书终于使海明威获得了一九五三年度的普利策奖金，并且主要由于它的成就而荣获一九五四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

《老人与海》的故事非常简单，写古巴老渔夫圣地亚哥在连续八十四天没捕到鱼的情况下，终于独自钓上了一条大马林鱼，但这鱼实在大，把他的小帆船在海上拖了三天才筋疲力尽，被他杀死了绑在小船的一边，但在归程中一再遭到鲨鱼的袭击，最后回港时只剩下鱼头鱼尾和一条脊骨。这是根据真人真事写的。一九三六年，海明威曾在《老爷》杂志四月号上发表一篇不长的通讯，名为《在蓝色海洋上》，就是报道这件事的。十五年后，他一气呵成地写成了这部小说

[4]

，出版后评论家们就纷纷指出这简单的故事富有象征意味，是一则多层次的寓言。尽管海明威在一九五二年九月十三日致侨居意大利的美国艺术史家伯纳德·贝瑞孙的信中写道：“没有什么象征主义的东西。大海就是大海，老人就是老人。男孩就是男孩，鱼就是鱼。鲨鱼就是鲨鱼……人们说什么象征主义，全是胡说。”但他又说过：“我试图描写一个真实的老人，一个真实的男孩，真实的大海，一条真实的鱼和许多真实的鲨鱼。然而，如果我能写得足够逼真的话，他们也能代表许多其他的事物。”

[5]

的确，从书中很多内证来看，作者显然有意煞费苦心地把多层次的涵义融合在一个简单的故事中。

首先，拿这故事本身来说，这是一曲英雄主义的赞歌。作者在这里跳出了早期作品中的那个“人被一个敌意的宇宙毫无理由地惩罚”

[6]

的自然主义命题。《太阳照常升起》中的杰克·巴恩斯在大战中肉体受到创伤，不能像正常的人那样跟他所爱的人相爱，最后只能认命，说一句：“这么想想不也很好吗?”《永别了，武器》中的弗雷德里克·亨利，逃脱了战火的摧残，却眼看爱人难产身亡，无能为力，只能像跟石像告别那样离开了她的尸体，走向雨中。他们在厄运面前，至多表现得能“勇敢而富有风度地忍受”而已。老人圣地亚哥呢，尽管一开头就处于不利的地位，八十四天没捕到鱼，认为“倒了血霉”，而别的渔夫都把他看做失败者，他“消瘦憔悴”，手上有“勒得很深的伤疤”，没钱买吃食，得靠那男孩给他送来，然而他的英勇正在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在第八十五天上决心“驶向远方”去钓大鱼。等到真的钓上了一条大马林鱼，明知对方力量比他强，还是决心战斗到底。“我跟你奉陪到死，”他说，因为当渔夫“正是我生来该干的行当”。等到鲨鱼一再来袭时，他用尽一切个人手段来反击。鱼叉被鲨鱼带走了，他把小刀绑在桨把上乱扎。刀子折断了，他用短棍。短棍也丢掉了，他用舵把来打。尽管结果鱼肉都被咬去了，但什么也无法摧残他的英勇意志。老人在第一条鲨鱼咬去了大约四十磅鱼肉后想：“然而人不是为失败而生的，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给打败。”这句话道出了本书的主题。从这方面看，本书并不是什么寓言，而是一部现实主义的力作。海明威忠于他一贯的写作方法，细致地描写人物的行动，诸如出海前的准备工作，出海后如何下饵，鱼上钩后如何跟它周旋，最后如何把它杀死了绑在船边，以及如何和一条条鲨鱼搏斗的整个过程，都丝丝入扣地用白描手法细细道来，使这些外在的事件表现出内在的涵义，不用解释，也无说教。正如作者本人所说：“这本书描写一个人的能耐可以达到什么程度，描写人的心灵的尊严，而又没有把心灵两字用大写字母标出来。”

[7]

作者的手法在这里确乎达到了完美的程度。

海明威在原来的故事中加了一个男孩。他五岁起就常陪老人一起出海钓鱼。但这次老人是独自出海的。他最后在深夜回进了港，系好了小船，回窝棚摸黑上了床。第二天早晨，男孩来找他，作者通过男孩的眼光，看见有个渔夫在量那死鱼的残骸，从鼻子到尾巴足足有十八英尺长，这一点烘托出老人这次捕鱼活动是多么了不起。随后老人和男孩计划用旧福特牌汽车的钢板来改制鱼叉的矛头，再一同出海，这加强了本书的乐观色彩，而老人的精神胜利还表现在末一句“老人正梦见狮子”中，因为作者在本书中屡次提到老人回忆年轻时看到非洲的海滩上有狮子出没，通过狮子来代表旺盛的生命力和青春。

这男孩马诺林除了用同情和崇拜来使读者觉得老人的伟大以外，还提供了作者当时极感兴趣的另一更复杂的主题：回归。

[8]

男孩带回了老人失去的青春，使他见到他过去的自我。所以，独自在海上的那三天里，他经常念叨着：“但愿那男孩在这儿就好了。”每说一遍，他就能重振精力来应付这艰苦的考验。小狮子也起着这同样的作用，他“爱它们，如同爱这男孩一样”。

其次，这是一部希腊古典悲剧类型的作品。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主人公“之所以陷于厄运，不是由于他为非作恶，而是由于他犯了错误”

[9]

。老人圣地亚哥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他常说的“我出海太远了”。因为出海远，才能钓上大鱼，因为鱼过分大，才被它拖上三天，杀死后无法放在小船中，只能把它绑在一边船舷外，于是在长途归程中被鲨鱼嗅到了血腥味，有充分的时间和空间来向死鱼袭击，把鱼肉都咬掉，只剩下一副骨骸。这就是古典悲剧主人公所必然会受到的报应。所以当第一条鲨鱼来袭时，作者写道：“这条鲨鱼的出现不是偶然的。”鲨鱼一到，老人和鱼合而为一，同样成了牺牲者。这是老人的意志和一切反对他的强大力量之间的搏斗，而鲨鱼正是宇宙间一切敌对力量的代表，成为复仇之神。这是不可避免的命运，而老人正是他自己的悲剧的制造者。

老人杀死了大鱼，把它绑在船边时，看来他是胜利了，但他知道要有报应。所以他说过：“如果有鲨鱼来，愿天主怜悯它［指这条大鱼］和我吧。”这捕鱼的经过，加上后来老人和鲨鱼搏斗的过程，就是亚里士多德关于悲剧的定义“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

[10]

中所说的行动。而杀死大鱼后更清楚地显示了他这行动是犯了致命的错误，他必然要受到惩罚。

同时，根据黑格尔在《美学》一书中所述，“悲剧行动的真正内容，是由存在于人的愿望之中的一些实体性的、自身合理的力量所提供的。这些力量决定悲剧人物追求的各种目的。”

[11]

“于是个人的行动，在特定情况之下，力求实现某一目的……势必会引起和它对立的激情来反对自己，因而导致难以避免的冲突。”

[12]

所以本书又可被看作两个致命地彼此冲突的目的或存在的悲剧。那大鱼也是这悲剧中的一个主人公，它失败了，被杀了，但是还得挨到被鲨鱼残害的命运。老人看来胜利了，但知道要受到报应。整个搏斗过程中，老人明明知道双方都在绝对忠诚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它选择的是待在黑暗的深水里，远远地避开一切圈套、罗网和诡计。我选择的是赶到谁也没到过的地方去找它。”“不过它似乎很镇静，他想，而且在按着它的计划行动。”正因为老人对鱼的行动理解得这么清楚，他才对它怀有复杂的感情。一方面是“你要把我害死啦，鱼啊，老人想。不过你有权利这样做”，但另一方面却接着这样想：“我从没见过比你更庞大、更美丽、更沉着或更崇高的东西，老弟。来，把我害死吧。我不在乎谁害死谁。”但接着就埋怨起自己来了：“你现在头脑糊涂起来啦。”因为尽管“这条鱼也是我的朋友……不过我必须把它弄死”。他所追求的目的是绝不动摇的。

本书中援引了不少关于基督受难的细节，说明作者有意识地把老人比做基督的化身，在故事的全过程中经历了两次被钉十字架的过程。第一次是老人钓上了大鱼时开始的，他和小船被鱼拖着走，把钓索勒在背上，感到疼痛(喻指耶稣扛着十字架上髑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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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用一只麻袋衬垫在钓索下(耶稣身上穿着袍子)，而紧扣在头上的草帽把额部勒得好痛(耶稣头上戴着荆冠)，双手被钓索勒得出血(耶稣手上钉着钉子)。而出海前男孩给他送来的吃食，喻指耶稣的“最后晚餐”。

第二次被钉上十字架的过程，是从鲨鱼来袭时开始的。他用鱼叉扎死了第一条来犯的鲨鱼。后来，等他看到另两条鲨鱼中首先露面的那一条时，不禁“Ay”了一声。作者描述道：“这个词儿是没法翻译的，也许不过是一声叫喊，就像一个人觉得钉子穿过他的双手、钉进木头时不由自主地发出的声音。”这不是明白无误地表示老人又被钉上了十字架吗?

再说，圣地亚哥这名字是圣雅各在西班牙语中的拼法。圣雅各原是个渔夫，是耶稣在加利利海滨最早收的四门徒之一。所以老人同时也具有耶稣的门徒或一般谋求圣职的信徒的身份。他在钓鱼过程中一再吃生鱼肉，喝水，这喻指信徒领圣餐。鱼肉代表圣饼，基督的肉体。老人一声声叫唤那伟大的棒球明星迪马吉奥的名字，拿他当圣徒看待。最后老人回到家，摸黑躺下。作者写道：“他脸朝下躺在报纸上，两臂伸得笔直，手掌向上。”耐人寻味的是海明威没有写明这两臂是朝上伸出(这是教士领受圣职时的姿势)，还是向两旁伸出(这是基督被钉十字架的姿势)。作者分明暗示这主人公是人又是神，兼有人性和神性的双重身份。

本书开头时提到老人曾一度八十七天没捕到鱼。根据耶稣的事迹和基督教的节期来看，这个数字似乎含有深意在内。按耶稣受洗后，曾被圣灵引到旷野，禁食四十昼夜，受到魔鬼的试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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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开头描写老人双手上由于用绳索拉大鱼而留下的刻得很深的伤疤时，作者特意写道：“它们像无鱼可打的沙漠中被侵蚀的地方一般古老。”这无鱼可打的沙漠即喻指“旷野”。)这四十天加上基督教大斋期的四十天再加上复活节前的“圣周”那七天，刚好是八十七天。这次老人在海上一连八十四天没打到鱼，接下来在海上待了三天，刚好等于基督从受难到复活那三天。老人在这三天中经历了大磨难，最后获得精神胜利。

这两个八十七天的过程，似乎表明了人生是循环的，是无休止的一系列被钉上十字架的过程。以前发生过，现在重复经历，今后还是会不断发生。老人圣地亚哥代表着所有的人的形象，经受着最强烈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苦难的历程。这是符合海明威把人生看作是一场悲剧的观点的。

另一方面，这大马林鱼被钓上了，在拖着船走的过程中，被嘴里的钓钩勒得好痛。这时鱼也成了基督的化身。所以老人自言自语地说：“你现在觉得痛了吧，鱼，老实说，我也是如此啊。”他不禁替它感到伤心，并且认为它“也是我的朋友”。等到把它绑在船边，在归航途中遇到鲨鱼一再袭击时，这双重基督的形象是再明显不过的了。

为了突出人生是一系列被钉上十字架的过程，作者在最后写到老人独自深夜返港，背起卷着帆的桅杆爬上岸去，一再摔倒在地(这一点又和传说中耶稣背着十字架上髑髅地时跌倒的故事交相辉映)，第二天男孩来看他时，老人提起夜间“吐出了一些奇怪的东西，感到胸膛里有什么东西碎了”，这是暗示基督被罗马兵丁用长矛刺身，流出血水来。而最最生动的一点是老人扛起桅杆时，曾回头望那绑在船边的鱼的残骸。这一个静止的镜头显示老人作为一个基督，正在开始另一次苦难的历程，而那鱼作为另一个基督，正绑在十字架上。作者就这样把上十字架的全过程浓缩在一起了：基督上髑髅地、基督被绑在十字架上、基督死去。这着重指出了所有生物的共同命运是一系列上十字架的磨难。而那条大鱼的残骸，作者最后描写道：“它如今仅仅是垃圾，只等潮水来把它带走了。”这等于暗示，所有物质的东西，包括人在内，都是注定要毁灭的，只有人的行动，和对行动的记忆才是永存的。所以全书的末一句是：“老人正梦见狮子。”他保持着完好的对美好事物的记忆。

最后，《老人与海》作为寓言，还阐明了海明威对作家和写作的看法。文中用多方面的象喻来表达他本人创作生涯的种种细节，完整地说明了艺术家的艰苦的创作过程。作者把渔夫比做作家，捕鱼术代表写作艺术，而大鱼则是伟大的作品。作为这个性质的寓言，海明威写得层次分明。下面且来一层层地说明。

首先，作家应离群索居，锲而不舍。海明威在诺贝尔文学奖授奖仪式上的《书面发言》中说，“写作，在最成功的时候，是一种孤寂的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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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老人与海》开端第一句就是：“他是个独自在湾流中一条平底小帆船上钓鱼的老人。”而作家的使命正是写作，不能想别的(因为当渔夫“正是我生来该干的行当”)，而且只能靠自己(大鱼把船拖着走后，老人时刻想到有男孩在该多好，但事实上是不可能有人来帮助他)，必须完成这杰作(和鱼搏斗，宁死不屈)，等到发现这杰作的伟大(他第一次看见鱼长长的身影时，还不大相信竟会那么大)，更坚定了完成的决心(杀死了绑在小船一边)，事后依旧保持着对创作的忠诚，转向新的挑战(鲨鱼一次次来袭)，要全力保卫它，但一次次的努力都无济于事(无法不让评论家来糟蹋)，最后尽管感到哀伤，杰作被毁，但获得了一个崇高的悲剧英雄的幸福感，知道这伟大的创作永远是属于他的。

其次，作者用钓鱼术的细致描写来印证技巧的重要性：出海前仔细准备(平时小心保藏钓鱼的家什，小心准备鱼饵，把备用的那几圈钓索连接在一起)，使四根钓索保持在正确的深度和位置上，比别人更精确。而技巧和灵感的关系可以从作者对老人的双手的描绘上看出。刚钓上这大鱼时，他的左手抽起筋来。老人不禁责怪起这只手来，并连连吃生鱼肉，盼望它早点复原来帮助他的右手。有一条谚语说：“左手是个梦想者。”它代表着灵感，是虚弱而难以捉摸的，所以老人认为这左手的抽筋“是对自己身体的背叛行为……是丢自己的脸，尤其是一个人待着的时候”。右手则是又坚强又忠诚，代表着训练有素的写作技巧。他当初在卡萨布兰卡一家酒店里跟那个大个子黑人比手劲时，坚持了一天一夜，最后就是靠那只右手取胜而赢得“冠军”这外号的。

在创作过程中，艺术家和艺术品逐渐合二为一。老人把鱼绑好在小船一边，在归程中想道：“我们像亲兄弟一样航行着。……是它在带我回家，还是我在带它回家呢?”这说明这时他和死鱼已成为一体，杰作成为作家的一部分了。所以当鲨鱼摧残死鱼时，老人“感到就像自己挨到袭击一样”。而杰作的命运正跟这死鱼的一样，总要受到摧残，只有艺术家心明眼亮，早看出了这一点，但又明白只要完成了杰作，它就成为一个既成的事实，将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永存在人们的记忆中。

对待这种杰作，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态度。作家中有些同行，将理解它的重要意义正在于为他们树立了榜样，给他们以启示。有个渔夫量了这死鱼的残骸，叫道：“它从鼻子到尾巴有十八英尺长。”这使在场的渔夫们认识到老人这场搏斗的艰巨，受到磨难之深。而另外有些不知好歹的人，却附和着批评家的意见，用言语来糟蹋杰作。本书最末页上，作者特意通过一旅游者之口，说什么“我不知道鲨鱼有这样漂亮的、形状这样美观的尾巴”。她把大马林鱼的残骸错当为鲨鱼时，混淆了是非，把破坏杰作者当做杰作本身，竟反而尊崇破坏者。这是个莫大的嘲弄。

一个作家对事物的远见，海明威认为是最最重要的，是作品的来源。在本书中他以狮子为象征。老人开头时处于失败的境地，被人蔑视，靠梦见狮子来做精神支持，在磨难最难熬的关头，他想，“但愿它［指那大鱼］睡去，这样我也能睡去，梦见狮子。”后来，在海上最后一个夜间，他终于睡着了，又梦见了狮子。作者就是用这种形象来说明艺术家必须保持个人的远见。他在《书面发言》中写道：“一个在岑寂中独立工作的作家，假若他确实不同凡响，就必须天天面对永恒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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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中，鲨鱼主要代表一切破坏性的力量：被人蔑视、忽视，缺乏自信以及悲观绝望等等。鲨鱼也泛指书评家和评论家，但作者对他们是区别对待的。他最痛恨的是那种“食腐肉的”鲨鱼，因为它们“朝鱼身上被咬过的地方咬”。这是指那种人云亦云的评论家，他们全是懦夫。但作者对首先来袭的那条大灰鲭鲨，却说它“生就一副好体格，能游得跟海里最快的鱼一般快，周身的一切都很美……”。“它不是食腐动物……它是美丽而崇高的，见什么都不怕。”这是指那种有真知灼见的伟大的评论家，和伟大的作家匹配，同样伟大。这种真正的评论有益于作家对事物的远见，正如那老人跟大多数渔夫不同，并不厌恶鲨鱼肝油的味道，因为他知道喝了“对眼睛也有好处”。

最后，作者还通过书中一些细节描写，阐明了艺术家在创作杰作的过程中如何维持生计的问题。老人出海前，男孩送来食物，在海上和大鱼搏斗的过程中一次次吃生鱼肉，都强调了物质条件和经济条件的重要性。肉体必须得到营养，脑力劳动才能进行。海明威在文学生涯中常靠新闻写作来贴补生活。他在本书中用捕海龟的活动来比作新闻写作。圣地亚哥早年曾在尼加拉瓜东部海岸外捉过多年海龟，为了长力气，他常吃白色的海龟蛋，“在五月份连吃了整整一个月，使自己到九十月份能身强力壮，去逮地道的大鱼”。这是说搞新闻写作不但能使自己活得下去，也能给他以磨练，去创作地道的杰作。在这方面他是有过顾虑的。在一九三八年发表的《〈第五纵队〉与首辑四十九篇》的前言中，海明威写道：“在你不得不去必须去的地方，不得不干必须干的工作，并且不得不看你必须看的事物的过程中，你把你用来写作的工具弄钝。”但是弄钝的工具可以重新磨快。主要还得靠写作实践。所以那男孩说：“你……捕了好多年海龟，你的眼力还是挺好的嘛。”这里，眼力是指作家对事物的观察力和远见而言。实际上老人是长于此道的。“他对海龟并不抱着神秘的看法。”这等于说海明威能现实地对待报纸和杂志上的新闻写作。他蔑视一般平庸的新闻写作(“他还对那又大又笨的蠵龟抱着不怀恶意的轻蔑……”)，赞美他好友们的出色的报道文章(“他喜欢绿色的海龟和玳瑁，它们形态优美，游水迅速，价值很高……”)。

综上所述，《老人与海》在短短的篇幅中融合了如此复杂的层次，把它们交织在一起，可以说做到了浑然一体，天衣无缝。作者是颇有自知之明的。他在交稿时致出版社编辑的信中不但提起“这是我这一辈子所能写的最好的一部作品”，还说本书“可以作为我全部创作的尾声，作为我写作、生活中已经学到或者想学的那一切的尾声”。这话不幸而言中了。从当时直到一九六一年七月二日自杀，海明威再没有发表过什么重要的作品。

英国当代著名小说家、评论家安东尼·伯吉斯在一九八四年发表的《现代小说：九十九本佳作》中关于《老人与海》写过下列这几句话：“这个朴素的故事里充满了并非故意卖弄的寓意……作为一篇干净利落的‘陈述性’散文，它在海明威的全部作品中都是无与伦比的。每一个词都有它的作用，没有一个词是多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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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看法似乎并不言过其实。

一九八六年八月

老人圣地亚哥的原型格雷戈里奥·富恩特斯于一八九八年生于加那利群岛，在年轻时移居古巴，在科希马尔当渔民。一九三○年，海明威乘的船在暴风雨中遇难，是他搭救送往迈阿密西南的德赖托图格斯群岛的。海明威很欣赏他操纵船只的能力，于一九三四年置办现代化渔船《比拉尔号》后，于一九三八年雇他担任第二任大副。他陪同海明威于一九四二至一九四四年期间驾船在加勒比海追猎纳粹潜艇，五十年代中，《老人与海》摄制成影片期间，他和海明威一起随第二摄制小组到秘鲁拍摄海上捕大鱼的镜头，因为那边的海流中常有重达一千磅的大马林鱼出没。海明威自杀后，他不再出海捕鱼，后来成为一个传奇人物，常在海边的小屋中接待世界各地的来访者，回忆当年和海明威在一起的日子。他于去年年初去世，享年一百零四岁。当时在互联网上触发了一场讨论：为什么一个几乎什么都有的人，在获奖后不久选择了死亡，而一个几乎一无所有的渔夫，却悠然地颐养天年?这是值得引人深思的。

二○○三年一月附记

献给查尔斯·斯克里布纳和马克斯·珀金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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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个独自在湾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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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条平底小帆船上钓鱼的老人，这一回已去了八十四天，没逮上一条鱼。头四十天里，有个男孩跟他在一起。可是过了四十天还没捉到一条鱼，男孩的父母对他说，老人如今准是终于“倒了血霉”，这就是说，倒霉到了极点，于是男孩听从了他们的吩咐，上了另外一条船，头一个礼拜就捕到了三条好鱼。男孩看见老人每天回来时船总是空的，感到很难受，他总是走下岸去，帮老人拿卷起的钓索，或者鱼钩和鱼叉，还有收卷在桅杆上的帆。帆上用面粉袋片打了些补丁，收拢后看来像是一面标志着永远失败的旗子。

老人消瘦憔悴，脖颈上有些很深的皱纹。腮帮上有些褐斑，那是太阳在热带海面上的反光所造成的良性皮肤病变。褐斑从他脸的两侧一直蔓延下去，他的双手常用绳索拉大鱼，留下了勒得很深的伤疤。但是这些伤疤中没有一块是新的。它们像无鱼可打的沙漠中被侵蚀的地方一般古老。

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它们像海水一般蓝，显得喜洋洋而不服输。

“圣地亚哥，”他们俩从小船停泊的地方爬上岸时，男孩对他说。“我又能陪你出海了。我家挣到了一点儿钱。”

老人教会了这男孩捕鱼，男孩爱他。

“不，”老人说。“你遇上了一条交好运的船。跟他们待下去吧。”

“不过你该记得，你有一回八十七天钓不到一条鱼，跟着有三个礼拜，我们每天都逮住了大鱼。”

“我记得，”老人说。“我知道你不是因为没把握才离开我的。”

“是爸爸叫我走的。我是孩子，不能不听他的。”

“我明白，”老人说。“这很在理。”

“他没多大的信心。”

“是啊，”老人说。“可是我们有。可不是吗?”

“对，”男孩说。“我请你到露台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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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喝杯啤酒，然后一起把打鱼的家什带回去。”

“那敢情好，”老人说。“都是打鱼人嘛。”

他们坐在饭店前的露台上，不少渔夫拿老人开玩笑，老人并不生气。另外一些上了些年纪的渔夫望着他，感到难受。不过他们并不流露出来，只是斯文地谈起海流，他们把钓索送到海面下有多深，天气一贯多么好，还谈起他们的见闻。当天打鱼得手的渔夫都已回来，把大马林鱼剖开，整片儿横排在两块木板上，每块木板的两端各由两个人抬着，摇摇晃晃地送到收鱼站，在那里等冷藏车来把它们运往哈瓦那的市场。逮到鲨鱼的人们已把它们送到海湾另一边的鲨鱼加工厂去，吊在组合滑车上，除去肝脏，割掉鱼鳍，剥去外皮，把鱼肉切成一条条，以备腌制。

刮东风的时候，鲨鱼加工厂隔着海湾送来一股腥味；但今天只有淡淡的一丝，因为风转向了北方，后来逐渐平息，饭店露台上可人心意、阳光明媚。

“圣地亚哥，”男孩说。

“哦，”老人说。他正握着酒杯，思量好多年前的事儿。

“要我去弄点沙丁鱼来给你明天用吗?”

“不。打棒球去吧。我划船还行，罗赫略会给我撒网的。”

“我很想去。即使不能陪你钓鱼，我也很想给你多少做点事。”

“你请我喝了杯啤酒，”老人说。“你已经是个大人啦。”

“你头一回带我上船，我有多大?”

“五岁，那天我把一条鲜龙活跳的鱼拖上船去，它差一点把船撞得粉碎，你也差一点送了命。还记得吗?”

“我记得鱼尾巴砰砰地拍打着，船上的座板给打断了，还有棍子打鱼的声音。我记得你把我朝船头猛推，那儿搁着湿漉漉的钓索卷儿，我感到整条船在颤抖，听到你啪啪地用棍子打鱼的声音，像在砍倒一棵树，还记得我浑身上下都是甜丝丝的血腥味儿。”

“你当真记得那回事儿，还是我不久前刚跟你说过?”

“打从我们头一回一起出海时起，什么事儿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老人用他那双常遭日晒而目光坚定的眼睛爱怜地望着他。

“如果你是我自己的小子，我准会带你出去闯一下，”他说。“可你是你爸爸和你妈妈的小子，你搭的又是一条交上了好运的船。”

“我去弄沙丁鱼来好吗?我还知道上哪儿去弄四份大鱼饵来。”

“我还有今天自个儿剩下的。我把它们放在匣子里腌了。”

“我给你弄四条新鲜的来吧。”

“一条，”老人说。他的希望和他的信心从没消失过。这时可又像微风初起时那么鲜活了。

“两条，”男孩说。

“就两条吧，”老人同意了。“你不是去偷的吧?”

“我愿意去偷，”男孩说。“不过这些是买来的。”

“谢谢你了，”老人说。他心地单纯，不去捉摸自己什么时候达到了这样谦卑的地步。可是他知道这时正达到了这地步，知道这并不丢脸，所以也无损于真正的自尊心。

“看这海流，明儿会是个好日子，”他说。

“你打算上哪儿?”男孩问。

“驶到远方，等转了风才回来。我想不等天亮就出发。”

“我要想法叫船主人也驶到远方，”男孩说。“这样，如果你钓到了确实大的鱼，我们可以赶去帮你的忙。”

“他可不会愿意驶到很远的地方。”

“是啊，”男孩说。“不过我会看见一些他看不见的东西，比如说有只鸟儿在空中盘旋，我就会叫他赶去追鲯鳅的。”

“他眼睛这么不行吗?”

“差不多瞎了。”

“这可怪了，”老人说。“他从没捕过海龟。这玩艺才会把眼睛毁了。”

“你可在莫斯基托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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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捕了好多年海龟，你的眼力还是挺好的嘛。”

“我是个不同寻常的老头儿。”

“不过你现在还有力气对付一条真正大的鱼吗?”

“我想还有。再说有不少窍门可用呢。”

“我们把家什拿回家去吧，”男孩说。“这样我可以拿了撒网去逮沙丁鱼。”

他们从船上拿起打鱼的家什。老人把桅杆扛上肩头，男孩拿着内放编得很紧密的褐色钓索卷儿的木箱、鱼钩和带杆子的鱼叉。盛鱼饵的匣子给藏在小帆船的船梢下，那儿还有那根在大鱼被拖到船边时用来收服它们的棍子。谁也不会来偷老人的东西，不过还是把船帆和那些粗钓索带回家去的好，因为露水对这些东西不利，再说，尽管老人深信当地不会有人来偷他的东西，但他认为，把一把鱼钩和一支鱼叉留在船上实在是不必要的引诱。

他们顺着大路一起走到老人的窝棚，从敞开的门走进去。老人把绕着帆的桅杆靠在墙上，男孩把木箱和其他家什搁在它的旁边。那桅杆跟这单间的窝棚差不多一般长。窝棚用叫做guano的王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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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坚韧的护芽棕皮做成，里面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和泥地上一处用木炭烧饭的地方。在用这纤维结实的被展平的棕叶叠盖而成的褐色墙壁上，有一幅彩色的耶稣圣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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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另一幅科夫莱圣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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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他妻子的遗物。墙上一度挂着一幅他妻子的着色照，但他把它取下了，因为看了使他觉得太孤单，它如今在屋角搁板上他那件干净衬衫下面。

“有什么吃的东西?”男孩问。

“有锅鱼煮黄米饭。你想吃点吗?”

“不。我回家去吃。要我给你生火吗?”

“不用。等会儿我自己来生。也许就吃冷饭算了。”

“我把撒网拿去好吗?”

“当然好。”

实在并没有撒网，男孩还记得他们是什么时候把它卖掉的。然而他们每天都要扯一套这种谎话。也没有一锅鱼煮黄米饭，这一点男孩也知道。

“八十五是个吉利的数字，”老人说。“你可想看到我逮回来一条去掉了下脚有一千多磅重的鱼?”

“我拿撒网捞沙丁鱼去。你坐在门口晒晒太阳可好?”

“好吧。我有张昨天的报纸，我来看看棒球消息。”

男孩不知道昨天的报纸是不是也是乌有的。但是老人把它从床下取出来了。

“佩里科在酒馆里给我的，”他解释说。

“我弄到了沙丁鱼就回来。我要把你的鱼跟我的一起用冰镇着，明儿早上就可以分着用了。等我回来了，你给我讲讲棒球消息。”

“扬基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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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输。”

“可是我怕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会赢。”

“相信扬基队吧，好孩子。别忘了那了不起的迪马吉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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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担心底特律老虎队，也担心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

“当心点，要不然连辛辛那提红队和芝加哥白短袜队，你都要担心啦。”

“你好好儿看报，等我回来了给我讲讲。”

“你看我们该去买张末尾是85的彩票吗?明儿是第八十五天。”

“这样做行啊，”男孩说。“不过你上次创的纪录是八十七天，这怎么说?”

“这种事儿不会再发生。你看能弄到一张末尾是85的吗?”

“我可以去订一张。”

“订一张。这要两块半。我们向谁去借这笔钱呢?”

“这个容易。我总能借到两块半的。”

“我看没准儿我也借得到。不过我不想借钱。第一步是借钱。下一步就要讨饭啰。”

“穿得暖和点，老大爷，”男孩说。“别忘了，我们这是在九月里。”

“正是大鱼露面的月份，”老人说。“在五月里，人人都能当个好渔夫的。”

“我现在去捞沙丁鱼，”男孩说。

等男孩回来的时候，老人在椅子上熟睡着，太阳已经下去了。男孩从床上捡起条旧军毯，铺在椅背上，盖住了老人的双肩。这两个肩膀挺怪，人非常老迈了，肩膀却依然很强健，脖子也依然很壮实，而且当老人睡着了、脑袋向前耷拉着的时候，皱纹也不大明显了。他的衬衫上不知打了多少次补丁，弄得像他那张帆一样，而这些补丁被阳光晒得褪成了许多深浅不同的颜色。老人的头非常苍老，眼睛闭上了，脸上就一点生气也没有。那报纸摊在他膝盖上，在晚风中，靠他一条胳臂压着才没被吹走。他光着脚。

男孩撇下老人走了，等他回来时，老人还是熟睡着。

“醒来吧，老大爷，”男孩说，一手搭上老人的膝盖。

老人张开眼睛，他的神志一时仿佛正在从老远的地方回来。随后他微笑了。

“你拿来了什么?”他问。

“晚饭，”男孩说。“我们就来吃吧。”

“我还不大饿。”

“得了，吃吧。你不能只打鱼，不吃饭。”

“我这样干过，”老人说着，站起身来，拿起报纸，把它折好。跟着他动手折叠毯子。

“把毯子披在身上吧，”男孩说。“只要我活着，你就决不会不吃饭就去打鱼。”

“这么说，祝你长寿，多保重自己吧，”老人说。“我们吃什么?”

“黑豆米饭、油炸香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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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些炖菜。”

男孩是把这些饭菜放在双层白铁饭匣里从露台饭店拿来的。他口袋里有两副刀叉和汤匙，每一副都用纸餐巾包着。

“这是谁给你的?”

“马丁。那老板。”

“我得去谢谢他。”

“我已经谢过啦，”男孩说。“你用不着去谢他了。”

“我要给他一块大鱼肚子上的肉，”老人说。“他这样帮助我们不止一次了?”

“我想是这样吧。”

“这样的话，我该在鱼肚子肉以外，再送他一些东西。他对我们真关心。”

“他还送了两瓶啤酒。”

“我喜欢罐装的啤酒。”

“我知道。不过这是瓶装的，阿特韦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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啤酒，我还得把瓶子送回去呢。”

“你真周到，”老人说。“我们该来吃吧?”

“我一直在要你吃哪，”男孩和气地对他说。“不等你准备好，我是不愿打开饭匣子的。”

“我现在准备好了，”老人说。“我不过要点儿时间洗洗手脸。”

你上哪儿去洗呢?男孩想。村里的公用水龙头在大路上过去第二条横路的转角上。我该为他把水带到这儿来，男孩想，还带块肥皂和一条干净毛巾。我为什么这样粗心大意?我该再给他弄件衬衫，一件过冬的茄克衫，还弄双什么鞋子，再来条毯子。

“你拿来的炖菜呱呱叫，”老人说。

“给我讲讲棒球赛吧，”男孩请求他说。

“在美国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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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总是扬基队的天下，我跟你说过啦，”老人兴高采烈地说。

“他们今儿个输了，”男孩告诉他。

“这算不上什么。那了不起的迪马吉奥恢复他的本色了。”

“他们队里还有别的好手哪。”

“这还用说。不过有了他就不同了。在另一个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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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布鲁克林队对费拉德尔菲亚队，我看布鲁克林队稳赢。不过我还惦念着迪克·西斯勒和他在那老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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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打出的那些好球。”

“这些好球从来没有别人打过。我见过的击球中，数他打得最远。”

“你还记得他过去常来露台饭店吗?我很想陪他出海钓鱼，可我胆子太小，不敢对他开口。所以我要你去说，可你也胆子太小。”

“我记得。那是个大错。他挺可能跟我们一起出海的。这样，我们就可以一辈子记得这回事了。”

“我很想陪那了不起的迪马吉奥去钓鱼，”老人说。“人家说他父亲也是个打鱼的。也许他当初也像我们这样穷，会理解我们的。”

“那了不起的西斯勒的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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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没过过穷日子，而他，他爸爸，像我这个年纪就在大联赛里打球了。”

“我像你这个年纪，就在一条去非洲的横帆船上当普通水手了，我见过狮子在傍晚到海滩上来。”

“我知道。你跟我谈起过。”

“我们来谈非洲还是谈棒球?”

“我看谈棒球吧，”男孩说。“给我谈谈那了不起的约翰·J·麦格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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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他把这个J念成“何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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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过去的日子里，他有时候也常到露台饭店来。可是他一喝了酒，就态度粗暴，出口伤人，性子别扭。他脑子里想着棒球，也想着赛马。至少他老是口袋里揣着赛马的名单，常常在电话里提到一些马儿的名字。”

“他是个伟大的经理，”男孩说。“我爸爸认为他是顶伟大的。”

“这是因为他来这儿的次数最多，”老人说。“要是多罗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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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每年来这儿，你爸爸就会认为他是顶伟大的经理了。”

“说真的，谁是顶伟大的经理，卢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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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迈克·冈萨雷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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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他们不相上下。”

“可顶好的渔夫是你。”

“不。我知道还有比我强的。”

“哪里，”男孩说。“好渔夫很多，还有些很了不起的。不过顶呱呱的只有你。”

“谢谢你。你说得叫我高兴。我希望不要来一条大鱼，大得能证明我们都讲错了。”

“这样的鱼是没有的，只要你还是像你说的那样强壮。”

“我也许不像我自以为的那样强壮了，”老人说。“可是我懂得不少窍门，而且有决心。”

“你该就去睡觉，这样明儿早上才精神饱满。我要把这些东西送回露台饭店。”

“那么祝你晚安。早上我去叫醒你。”

“你是我的闹钟，”男孩说。

“年纪是我的闹钟，”老人说。“为什么老头儿醒得那么早?难道是要让白天长些吗?”

“我不知道，”男孩说。“我只知道少年睡得沉，起得晚。”

“我记在心上，”老人说。“到时候会去叫醒你的。”

“我不愿让船主人来叫醒我。这样似乎我比他差劲了。”

“我懂。”

“安睡吧，老大爷。”

男孩走出屋去。他们刚才吃饭的时候，桌子上没点灯，老人就脱了长裤，摸黑上了床。他把长裤卷起来当枕头，把那张报纸塞在里头。他用毯子裹住了身子，在弹簧垫上铺着的其他旧报纸上睡下了。

他不多久就睡熟了，梦见小时候见到的非洲，长长的金色海滩和白色海滩，白得刺眼，还有高耸的海岬和褐色的大山。他如今每天夜里都神游那道海岸，在梦中听见拍岸海浪的隆隆声，看见土人驾船穿浪而行。他睡着时闻到甲板上柏油和填絮的气味，还闻到早晨陆地上刮来的微风带来的非洲气息。

通常一闻到陆地上刮来的微风，他就醒来，穿上衣服去叫醒那男孩。然而今夜陆地上刮来的微风的气息来得很早，他在梦中知道时间尚早，就继续把梦做下去，看见群岛间那些白色浪峰从海面上升起，随后梦见了加那利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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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个港湾和锚泊地。

他不再梦见风暴，不再梦见妇女们，不再梦见发生过的大事，不再梦见大鱼，不再梦见打架，不再梦见角力，不再梦见他的妻子。他如今只梦见某些地方和海滩上的狮子。它们在暮色中像小猫一般嬉耍着，他爱它们，如同爱这男孩一样。他从没梦见过这男孩。他就这么醒过来，望望敞开的门外边的月亮，摊开长裤穿上。他在窝棚外撒了尿，然后顺着大路走去叫醒男孩。他被清晨的寒气弄得直哆嗦。但他知道哆嗦了一阵后会感到暖和，要不了多久就要去划船了。

男孩住的那所房子的门没有上锁，他推开门，光着脚悄悄走进去。男孩在外间一张帆布床上熟睡着，老人靠着外面射进来的残月的光线，清楚地看见他。他轻轻握住男孩的一只脚，直到男孩醒来，转过脸来对他望着。老人点点头，男孩从床边椅子上拿起他的长裤，坐在床沿上穿裤子。

老人走出门去，男孩跟在他背后。他还是昏昏欲睡，老人伸出胳臂搂住他的肩膀说，“对不起。”

“哪里，”男孩说。“男子汉就该这么干。”

他们顺着大路朝老人的窝棚走去，一路上，有些光着脚的男人在黑暗中走动，扛着他们船上的桅杆。

他们走进老人的窝棚，男孩拿起装在篮子里的钓索卷儿，还有鱼叉和鱼钩，老人把绕着帆的桅杆扛在肩上。

“想喝咖啡吗?”男孩问。

“我们把家什放在船里，然后喝一点吧。”

他们在一家清早就营业的供应渔夫的小吃馆里，喝着盛在炼乳听里的咖啡。

“你睡得怎么样，老大爷?”男孩问。他如今清醒过来了，尽管要他完全摆脱睡魔还不大容易。

“睡得很好，马诺林，”老人说。“我感到今天挺有把握。”

“我也这样，”男孩说。“现在我该去拿你我用的沙丁鱼，还有给你的新鲜鱼饵。那条船上的家什总是他自己拿的。他从来不要别人帮他拿东西。”

“我们可不同，”老人说。“你还只五岁时我就让你帮忙拿东西来着。”

“我记得，”男孩说。“我马上回来。再要杯咖啡吧。我们在这儿可以挂账。”

他走了，光着脚在珊瑚石砌的走道上向保藏鱼饵的冷藏所走去。

老人慢腾腾地喝着咖啡。这是他今儿一整天的饮食，他知道应该把它喝了。好久以来，吃饭使他感到厌烦，因此从来不带午饭。他在小帆船的船头上放着一瓶水，一整天只需要这个就够了。

男孩这时带着沙丁鱼和两份包在报纸里的鱼饵回来了，他们就顺着小径走向小帆船，感到脚下的沙地里嵌着鹅卵石，他们抬起小帆船，让它溜进水里。

“祝你好运，老大爷。”

“祝你好运，”老人说。他把桨上的绳圈套在桨座的钉子上，身子朝前冲，抵消桨片在水中所遇到的阻力，在黑暗中动手划出港去。其他那些海滩上也有其他船只在出海，老人听到他们的桨落水和划动的声音，尽管此刻月亮已掉到了山背后，他还看不清他们。

偶尔有条船上有人在说话。但是除了桨声外，大多数船只都寂静无声。它们一出港口就分散开来，每一条驶向指望能找到鱼的那片海面。老人知道自己要驶向远方，所以把陆地的气息抛在后方，划进海洋上清晨的清新气息中。他划到海里的某一片水域，看见果囊马尾藻闪出的磷光，渔夫们管这片水域叫“大井”，因为那儿水深突然达到七百英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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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流冲击在海底深渊的峭壁上，激起了旋涡，种种鱼儿都聚集在那儿。这里集中着海虾和可作鱼饵的小鱼，在那些深不可测的水底洞穴里，有时还有成群的柔鱼，它们在夜间浮到紧靠海面的地方，所有在那儿漫游的鱼类都拿它们当食物。

老人在黑暗中感觉到早晨在来临，他划着划着，听见飞鱼出水时的颤抖声，还有它们在黑暗中凌空飞走时挺直的翅膀所发出的咝咝声。他非常喜爱飞鱼，因为它们是他在海洋上的主要朋友。他替鸟儿伤心，尤其是那些柔弱的黑色小燕鸥，它们始终在飞翔，在找食，但几乎从没找到过，于是他想，鸟儿的生活过得比我们的还要艰难，除了那些猛禽和强有力的大鸟。既然海洋这样残暴，为什么像这些海燕那样的鸟儿生来就如此柔弱和纤巧?海洋是仁慈并十分美丽的。然而她能变得这样残暴，又是来得这样突然，而这些飞翔的鸟儿，从空中落下觅食，发出细微的哀鸣，却生来就柔弱得不适宜在海上生活。

他每想到海洋，老是称她为la mar，这是人们对海洋抱着好感时用西班牙语对她的称呼。有时候，对海洋抱着好感的人们也说她的坏话，不过说起来总是拿她当女性看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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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较年轻的渔夫，用浮标当钓索上的浮子，并且在把鲨鱼肝卖了好多钱后置备了汽艇，都管海洋叫el mar，这是表示男性的说法。他们提起她时，拿她当做一个竞争者或一个去处，甚至当做一个敌人。可是这老人总是拿海洋当做女性，她给人或者不愿给人莫大的恩惠，如果她干出了任性或缺德的事儿来，那是因为她由不得自己。月亮对她起着影响，如同对一个女人那样，他想。

他平稳地划着，对他说来并不费劲，因为他好好保持在自己的最高速度以内，而且除了水流偶尔打个旋儿以外，海面是平坦无浪的。他正让海流帮他干三分之一的活儿，这时天渐渐亮了，他发现自己已经划到比预期此刻能达到的地方更远了。

我在这海底的深渊上转游了一个礼拜，可是一无作为，他想。今天，我要找到那些鲣鱼和长鳍金枪鱼群在什么地方，说不定会有条大鱼跟它们在一起。

不等天色大亮，他就放出一个个鱼饵，让船随着海流漂去。有个鱼饵下沉到四十英寻的深处。第二个在七十五英寻的深处，第三个和第四个分别在一百英寻和一百二十五英寻深的蓝色海水中。每个由新鲜沙丁鱼做的鱼饵都是头朝下的，钓钩的钩身穿进小鱼的身子，给扎好，缝牢，因此钓钩的所有突出部分，弯钩和尖端，都给包在鱼肉里。每条沙丁鱼都用钓钩穿过双眼，这样鱼的身子在突出的钢钩上构成了半个环形。钓钩上就没有哪一部分不会叫一条大鱼觉得喷香而美味的。

男孩给了他两条新鲜的小金枪鱼，或者叫做长鳍金枪鱼，它们正像铅锤般挂在那两根最深的钓索上，在另外两根上，他挂上一条蓝色大鱼和一条黄色金银鱼，它们已被使用过，但依然完好，而且还有出色的沙丁鱼给它们添上香味和吸引力。每根钓索都像一支大铅笔那么粗，一端给缠在一根青皮钓竿上，这样，只要鱼在鱼饵上一拉或一碰，就能使钓竿下垂，而每根钓索有两个四十英寻长的卷儿，它们可以牢系在其他备用的卷儿上，这一来，如果用得着的话，一条鱼可以拉出三百多英寻长的钓索。

这时老人察看着那三根挑出在小帆船一边的钓竿有没有动静，一边缓缓地划着，使钓索保持上下笔直，停留在适当的水底深处。天相当亮了，太阳随时会升起来。

淡淡的太阳从海上升起，老人看见其他的船只，低低地挨着水面，离海岸不远，和海流的方向垂直地展开着。跟着太阳越发明亮了，耀眼的阳光射在水面上，随后太阳从地平线上完全升起，平坦的海面把阳光反射到他眼睛里，使眼睛剧烈地刺痛，因此他不朝太阳看，顾自划着。他俯视水中，注视着那几根一直下垂到黑魆魆的深水里的钓索。他把钓索垂得比任何人更直，这样，在黑魆魆的湾流深处的几个不同的深度，都会有一个鱼饵刚好在他所指望的地方等待着在那儿游动的鱼来吃。别的渔夫让钓索随着海流漂动，有时候钓索在六十英寻的深处，他们却自以为在一百英寻的深处呢。

不过，他想，我总是把它们精确地放在适当的地方的。问题只在于我的运气就此不好了。可是谁说得准呢?说不定今天就转运。每一天都是一个新的日子。走运当然更好。不过我情愿做到分毫不差。这样，运气来的时候，你就有所准备了。

两小时过去了，太阳如今相应地升得更高了，他朝东望时不再感到那么刺眼了。眼前只看得见三条船，它们显得特别低矮，远在近岸的海面上。

我这一辈子，初升的太阳老是刺痛我的眼睛，他想。然而眼睛还是好好的。傍晚时分，我可以直望着太阳，不会有眼前发黑的感觉。阳光的力量在傍晚要强一些。不过在早上它叫人感到眼痛。

就在这时，他看见一只黑色的长翅膀军舰鸟在他前方的天空中盘旋飞翔。它倏地斜着后掠的双翅俯冲，然后又盘旋起来。

“它逮住什么东西了，”老人说出声来。“它不光是找找罢了。”

他慢慢划着，直朝鸟儿盘旋的地方划去。他并不着急，让那些钓索保持着上下笔直的位置。不过他还是挨近了一点儿海流，这样，他依然在用正确的方式捕鱼，尽管他的速度要比他不打算利用鸟儿来指路时来得快。

军舰鸟在空中飞得高些了，又盘旋起来，双翅纹丝不动。它随即猛然俯冲下来，老人看见飞鱼从海里跃出，在海面上拚命地掠去。

“鲯鳅，”老人说出声来。“大鲯鳅。”

他把双桨从桨架上取下，从船头下面拿出一根细钓丝。钓丝上系着一段铁丝导线和一只中号钓钩，他拿一条沙丁鱼挂在上面。他把钓丝从船舷放下水去，将上端紧系在船梢一只拳头螺栓上。跟着他在另一根钓丝上安上鱼饵，把它盘绕着搁在船头的阴影里。他又划起船来，注视着那只此刻正在水面上低低地飞掠的长翅膀黑鸟。

他看着看着，那鸟儿又朝下冲，为了俯冲，把翅膀朝后掠，然后猛地展开，追踪着飞鱼，可是没有成效。老人看见那些大鲯鳅追随在脱逃的鱼后面，把海面弄得微微隆起。鲯鳅在飞掠的鱼下面破水而行，只等飞鱼一掉下，就飞快地钻进水里。这群鲯鳅真大啊，他想。它们分布得很广，飞鱼很少脱逃的机会。那只鸟可没有成功的机会。飞鱼对它来说个头太大了，而且又飞得太快。

他看着飞鱼一再地从海里冒出来，看着那只鸟儿的一无效果的行动。那群鱼从我附近逃走啦，他想。它们逃得太快，游得太远啦。不过说不定我能逮住一条掉队的，说不定我想望的大鱼就在它们周围转游着。我的大鱼总该在某处地方啊。

陆地上空的云块这时像山冈般耸立着，海岸只剩下一长条绿色的线，背后是些灰青色的小山。海水此刻呈深蓝色，深得简直发紫了。他仔细俯视着海水，只见深蓝色的水中穿梭地闪出点点红色的浮游生物，阳光这时在水中变幻出奇异的光彩。他注视着那几根钓索，看见它们一直朝下没入水中看不见的地方，他很高兴看到这么多浮游生物，因为这说明有鱼。太阳此刻升得更高了，阳光在水中变幻出奇异的光彩，说明天气晴朗，而陆地上空的云块的形状也说明了这一点。可是那只鸟儿这时几乎看不见了，水面上没什么东西，只有几摊被太阳晒得发白的黄色马尾藻和一只紧靠着船舷浮动的僧帽水母，它那胶质的浮囊呈紫色，具有一定的外形，闪现出虹彩。它倒向一边，然后竖直了身子。它像个大气泡般高高兴兴地浮动着，那些厉害的紫色长触须在水中拖在身后，长达一码。

“水母，”老人说。“你这婊子。”

他从坐着轻轻荡桨的地方低头朝水中望去，看见一些颜色跟拖在水中的那些触须一样的小鱼，它们在触须和触须之间以及浮囊在浮动时所投下的一小摊阴影中游着。它们对它的毒素是不会受影响的。可是人就不同了，当老人把一条鱼拉回船来时，有些触须会缠在钓索上，紫色的黏液附在上面，他的胳臂和手上就会出现伤痕和疮肿，就像被毒漆藤或栎叶毒漆树感染时一样。但是这水母的毒素发作得更快，使人痛得像挨鞭子抽一般。

这些闪着虹彩的大气泡很美。然而它们正是海里最欺诈成性的生物，所以老人乐意看到大海龟把它们吃掉。海龟发现了它们，就从正面向它们进逼，然后闭上眼睛，这样，从头到尾完全被硬壳所保护，就把水母连同触须一并吃掉。老人喜欢观看海龟把它们吃掉，喜欢在风暴过后在海滩上遇上它们，喜欢听到自己用长着老茧的硬脚掌踩在上面时它们啪地爆裂的声音。

他喜欢绿色的海龟和玳瑁，它们形态优美，游水迅速，价值很高，他还对那又大又笨的蠵龟抱着不怀恶意的轻蔑，它们的甲壳是黄色的，做爱的方式是奇特的，高高兴兴地吞食僧帽水母时闭上了眼睛。

他对海龟并不抱着神秘的看法，尽管曾多年乘小船去捕海龟。他替所有的海龟伤心，甚至包括那些跟小帆船一样长、重达一吨的大梭龟。人们大都对海龟残酷无情，因为一只海龟给剖开、杀死之后，它的心脏还要跳动好几个钟点。然而老人想，我也有这样一颗心脏，我的手脚也跟它们的一样。他吃白色的海龟蛋，为了使身子长力气。他在五月份连吃了整整一个月，使自己到九十月份能身强力壮，去逮确实大的鱼。

他每天还从不少渔夫存放家什的棚屋中一只大圆桶里舀一杯鲨鱼肝油喝。这桶就放在那儿，想喝的渔夫都可以去喝。大多数渔夫厌恶这种油的味道。但是也并不比摸黑早起更叫人难受，而且它对防治一切伤风流感都非常有效，对眼睛也有好处。

老人此刻抬眼望去，看见那只鸟儿又在盘旋了。

“它找到鱼啦，”他说出声来。这时没有一条飞鱼冲出海面，也没有小鱼纷纷四处逃窜。然而老人望着望着，见到一条小金枪鱼跃到空中，一个转身，头朝下掉进水里。这条金枪鱼在阳光中闪出银白色的光，等它回到了水里，又有一条条金枪鱼跃出水面，它们是朝四面八方跳的，跳得很远，捕食小鱼，搅得海水翻腾起来。它们正绕着小鱼转，驱赶着小鱼。

要不是它们游得这么快，我倒要赶到它们中间去，老人想，他便注视着这群鱼把海水搅得泛白，还有那鸟儿，这时正俯冲下来，扎进在惊慌中被迫浮上海面的小鱼群。

“这只鸟真是个大帮手，”老人说。就在这当儿，船梢那根细钓丝在他脚下绷紧了，原来他在脚上绕了一圈，于是他放下双桨，紧紧抓住细钓丝，动手往回拉，感到那小金枪鱼在颤悠悠地拉着，有点儿分量。他越往回拉，钓丝就越是颤悠，他看见了水里蓝色的鱼背和金色的两侧，然后把钓丝呼的一甩，使鱼越过船舷，掉在船中。鱼躺在船梢的阳光里，身子结实，形状像颗子弹，一双痴呆的大眼睛直瞪着，动作干净利落的尾巴敏捷、发抖地拍打着船板，砰砰有声，逐渐耗尽了力气。老人出于好意，猛击了一下它的头，一脚把它那还在抖动的身子踢到船梢背阴的地方。

“长鳍金枪鱼，”他说出声来。“拿来钓大鱼倒挺好。它该有十磅重吧。”

他记不起自己什么时候开始在独自待着的当儿自言自语了。往年他独自待着时曾唱歌来着，有时候在夜里唱，那是在小渔船或捕海龟的小艇上值班掌舵时的事。他大概是在那男孩走了，才在独自待着时开始自言自语的。不过他记不清了。他跟男孩一块儿捕鱼时，他们一般只在有必要时才说话。他们在夜间说话来着，要不，碰到坏天气，被暴风雨困在海上的时候。没有必要就不在海上说话，被认为是种好规矩，老人一向认为的确如此，才始终遵守。可是这会儿他把心里想说的话说出声来有好几次了，因为没有旁人会受到他说话的干扰。

“要是别人听到我在自言自语，会当我发疯了，”他说出声来。“不过既然我没有发疯，我就不管，还是要说。有钱人在船上有收音机跟他们说话，还把棒球赛的消息告诉他们。”

现在可不是思量棒球赛的时刻，他想。现在只应该思量一桩事。那就是我生来要干的事。那个鱼群周围很可能有一条大的，他想。我只逮住了正在吃小鱼的金枪鱼群中一条失散的。可是它们正游向远方，游得很快。今天凡是在海面上露面的都游得很快，向着东北方向。难道一天的这个时辰该如此吗?要不，这是什么我不懂得的天气征兆?

他眼下已看不见海岸的那一道绿色了，只看得见那些青山的仿佛积着白雪的山峰，以及山峰上空像是高耸的雪山般的云块。海水颜色深极了，阳光在海水中幻成彩虹七色。那数不清的斑斑点点浮游生物，由于此刻太阳升到了头顶上空，都看不见了，眼下老人看得见的仅仅是蓝色海水深处的巨大的七色光带，还有他那几根笔直垂在有一英里深的水中的钓索。

渔夫们管所有这种鱼都叫金枪鱼，只有等到把它们出卖或者拿来换鱼饵时，才分别叫它们各自的专门名字。这时它们又沉下海去了。阳光此刻很热，老人感到脖颈上热辣辣的，划着划着，觉得汗水一滴滴地从背上往下淌。

我大可随波逐流，他想，管自睡去，预先把钓索在脚趾上绕上一圈，有动静时可以把我弄醒。不过今天是第八十五天，我该一整天好好钓鱼。

就在这时，他凝视着钓索，看见其中有一根挑出在水面上的绿色钓竿猛地往水中一沉。

“来啦，”他说。“来啦，”他说着收起双桨，一点也没碰上船舷。他伸手去拉钓索，把它轻轻地夹在右手大拇指和食指之间。他感到钓索并不抽紧，也没什么分量，就轻松地握着。跟着它又动了一下。这回是试探性的一拉，拉得既不紧又不重，他就完全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在一百英寻的深处有条大马林鱼正在吃包住钩尖和钩身的沙丁鱼，这个手工锻制的钓钩是从一条小金枪鱼的头部穿出来的。

老人轻巧地攥着钓索，用左手把它从竿子上轻轻解下。他这时可以让它穿过他手指间滑动，不会让鱼感到一点儿牵引力。

在离岸这么远的地方，它长到本月份，个头一定挺大了，他想。吃鱼饵吧，鱼啊。吃吧。请你吃吧。这些鱼饵多新鲜，而你哪，待在这六百英尺的深处，在这漆黑的冷水里。在黑暗里再绕个弯子，拐回来把它们吃了吧。

他感到微弱而轻巧的一拉，跟着较猛烈的一拉，这时准是有条沙丁鱼的头很难从钓钩上给扯下来。然后没有一丝动静了。

“来吧，”老人说出声来。“再绕个弯子吧。闻闻这些鱼饵。它们不是挺鲜美吗?趁新鲜把它们吃了，回头还有那条金枪鱼呢。又结实，又凉快，又鲜美。别怕难为情，鱼儿。把它们吃了吧。”

他把钓索夹在大拇指和食指之间等待着，同时盯着它和其他那几根钓索，因为这鱼可能已游到了高一点或低一点的地方去了。跟着又是那么轻巧地一拉。

“它会咬饵的，”老人说出声来。“求天主让它咬饵吧。”

然而它没有咬饵。它游走了，老人没感到有任何动静。

“它不可能游走的，”他说。“天知道它是不可能游走的。它正在绕弯子呐。也许它以前上过钩，还有点儿记得。”

跟着他感到钓索轻轻地动了一下，于是他高兴了。

“它刚才不过是在转身，”他说。“它会咬饵的。”

感到这轻微的一拉，他很高兴，接着感到有些猛拉的感觉，很有分量，叫人难以相信。这是鱼本身的重量造成的，他就松手让钓索朝下、朝下、朝下溜，从那两卷备用钓索中的一卷上放出钓索。它从老人指间轻轻溜下去的时候，他依旧感到很大的分量，尽管他的大拇指和食指施加的压力简直小得觉察不到。

“多棒的鱼啊，”他说。“它正把鱼饵斜叼在嘴里，带着它在游走呐。”

它就会掉过头来把饵吞下的，他想。他没有把这句话说出声来，因为他知道，一桩好事如果说破了，也许就不会发生了。他知道这条鱼有多大，他想象到它嘴里横衔着金枪鱼，正在黑暗中游走。这时他觉得它停止不动了，可是分量还是没变。跟着分量越来越重了，他就再放出一点钓索。他一时加强了大拇指和食指上的压力，于是钓索上的分量增加了，一直传到水中深处。

“它咬饵啦，”他说。“现在我来让它美美地吃一顿。”

他让钓索在指间朝下溜，同时朝下伸出左手，把两卷备用钓索的一端紧系在旁边那根钓索的两卷备用钓索上。他如今准备好了。他眼下除了正在使用的那钓索卷儿，还有三个四十英寻长的卷儿可供备用。

“再吃一些吧，”他说。“美美地吃吧。”

吃了吧，这样可以让钓钩的尖端扎进你的心脏，把你弄死，他想。轻松愉快地浮上来吧，让我把鱼叉刺进你的身子。得了。你准备好了?你进餐的时间够长了吧?

“着啊!”他说出声来，用双手使劲猛拉钓索，收进了一码，然后连连猛拉，使出胳膊上的全副劲儿，拿身子的重量作为支撑，挥动双臂，轮换地把钓索往回拉。

什么用也没有。那鱼只顾慢慢地游开去，老人无法把它往上拉一英寸。他这钓索很结实，是制作来钓大鱼的，他把它套在背上猛拉，钓索给绷得太紧，上面竟蹦出水珠来。随后它在水里渐渐发出一阵咝咝声，但他依旧攥着它，在座板上死劲撑住了自己的身子，仰起上半身来抵消鱼的拉力。船儿慢慢地向西北方向驶去。

鱼儿一刻不停地游着，鱼和船在平静的水面上慢慢地行进。另外那几个鱼饵还在水里，没有动静，用不着应付。

“但愿那男孩在这儿就好了，”老人说出声来。“我正被一条鱼拖着走，成了一根系纤绳的短柱啦。我可以把钓索系在船舷上。不过这一来鱼儿会把它扯断的。我得拚命牵住它，必要的时候给它放出钓索。谢谢老天，它还在朝前游，没有朝下沉。”

我不知道如果它决意朝下沉，我该怎么办。我不知道如果它潜入海底，死在那儿，我该怎么办。可是我必须干些什么。我能做的事情多着呢。

他攥住了勒在背脊上的钓索，紧盯着它直往水中斜去，而小帆船正不停地朝西北方驶去。

这样能叫它送命，老人想。它不能一直这样干下去。然而过了四个钟点，那鱼照样拖着这条小帆船，不停地向大海游去，而老人依然紧紧攥着勒在背脊上的钓索。

“我是中午把它钓上的，”他说。“可我始终还没见过它。”

他在钓上这鱼以前，早把草帽拉下，紧扣在脑门上，这时勒得他的前额好痛。他还觉得口渴，便双膝跪下，小心不让扯动钓索，尽量朝船头爬去，伸手去取水瓶。他打开瓶盖，喝了一点儿。然后靠在船头上休息。他坐在从桅座上拔下的绕着帆的桅杆上，竭力不去想什么，只顾熬下去。

随后他回头一望，陆地已没有一丝踪影了。这没有关系，他想。我总能凭着哈瓦那的灯火回港的。太阳下去还有两个钟点，也许不到那时鱼就会浮上来。如果它不上来，也许会随着月出浮上来。如果它不这样干，也许会随着日出浮上来。我手脚没有抽筋，我感到身强力壮。是它的嘴给钓住了啊。不过拉力这样大，该是条多大的鱼啊。它的嘴准是死死地咬住了那钢丝钓钩。但愿能看到它。但愿能知道我这对手是什么样儿的，哪怕只看一眼也好。

老人凭着观察天上的星斗，看出那鱼那一夜始终没有改变它的路线和方向。太阳下去后，天气转凉了，老人的背脊、胳膊和衰老的腿上的汗水都干了，感到发冷。白天里，他曾把盖在鱼饵匣上的麻袋取下，摊在阳光里晒干。太阳下去后，他把麻袋系在脖子上，让它披在背上，并且小心地把它塞在如今正挂在肩上的钓索下面。有麻袋垫着钓索，他发现可以弯身向前靠在船头上，这样简直可说很舒服了。这姿势实在只能说是多少叫人好受一点儿，可是他自以为简直可说很舒服了。

我拿它一点没办法，它也拿我一点没办法，他想。只要它老是这样干下去，就是如此。

他有一回站起身来，隔着船舷撒尿，然后抬眼望着星斗，核对他的航向。钓索从他肩上一直钻进水里，看来像一道磷光。鱼和船此刻行动放慢了，哈瓦那的灯火也不大辉煌，他于是明白，海流准是在把他们双方带向东方。如果我就此看不见哈瓦那炫目的灯光，我们一定是到了更东的地方，他想。因为，如果这鱼的路线没有改变，我准会好几个钟点看得见灯光。不知今天的棒球大联赛结果如何，他想。干这行当有台收音机才美哪。接着他想，老是惦记着这玩意儿。想想你正在干的事情吧。你哪能干蠢事啊。

然后他说出声来，“但愿男孩在就好了。可以帮帮我，让他见识见识这种光景。”

谁也不该上了年纪独个儿待着，他想。不过这也是避免不了的。为了保养体力，我一定要记住趁金枪鱼没坏时就吃。记住了，哪怕你只想吃一点点，也必须在早上吃。记住了，他对自己说。

夜间，有两条海豚游到小船边来，他听见它们翻腾和喷水的声音。他能辨别出那雄的发出的喧闹的喷水声和那雌的发出的喘息般的喷水声。

“它们都是好样的，”他说。“它们嬉耍，打闹，相亲相爱。它们是我们的兄弟，就像飞鱼一样。”

跟着他怜悯起这条被他钓住的大鱼来了。它真出色，真奇特，而且有谁知道它年龄多大呢，他想。我从没钓到过这样强大的鱼，也没见过行动这样奇特的鱼。也许它太机灵，不愿跳出水来。它原可以跳出水来，或者来个猛冲，把我搞垮。不过，也许它曾上钩过好多次，所以知道应该如何搏斗。它哪会知道它的对手只有一个人，而且是个老头儿。不过它是条多大的鱼啊，如果鱼肉良好，在市场上能卖多大一笔钱啊。它咬起饵来像条雄鱼，拉起钓索来也像雄鱼，搏斗起来一点也不惊慌。不知道它有没有什么打算，还是跟我一样，不顾死活?

他想起有一回钓上了一对大马林鱼中的一条。雄鱼总是让雌的先吃，那条上了钩的正是雌鱼，它发了狂，惊慌失措而绝望地挣扎着，不久就筋疲力尽了，那条雄鱼始终待在它身边，在钓索下窜来窜去，陪着它在水面上一起打转。这雄鱼离钓索好近，老人生怕它会用尾巴把钓索割断，这尾巴像大镰刀般锋利，大小和形状都和大镰刀差不多。老人用鱼钩把雌鱼钩上来，用棍子揍它，握住了那边缘如砂纸似的轻剑般的长嘴，连连朝它头顶打去，直打得它的颜色变成和镜子背面的颜色差不多，然后由男孩帮忙，把它拖上船来，这当儿，那雄鱼一直待在船舷边。随后，当老人忙着解下钓索、准备好去拿鱼叉时，雄鱼在船边高高地跳到空中，看看雌鱼在哪里，然后钻进深水，它那淡紫色的翅膀，实在正是它的胸鳍，大大地张开来，于是它身上所有的淡紫色宽条纹都露出来了。它是美丽的，老人想起，而它始终待在那儿不走。

它们这情景是我看到的最伤心的了，老人想。男孩也很伤心，因此我们请求这条雌鱼原谅，马上把它宰了。

“但愿男孩在这儿就好了，”他说出声来，把身子安靠在船头边缘已被磨圆的木板上，通过勒在肩上的钓索，感到大鱼的力量，而它正朝着它所选择的方向稳稳地游去。

我一旦干下了欺骗它的勾当，它便不得不作出选择了，老人想。

它选择的是待在黑暗的深水里，远远地避开一切圈套、罗网和诡计。我选择的是赶到谁也没到过的地方去找它。到世界上没人去过的地方。如今我跟它给拴在一起了，从中午起就是如此。而且我和它都没有人来帮忙。

也许我不该当渔夫，他想。然而这正是我生来该干的行当。我一定要记住，天亮后就吃那条金枪鱼。

离天亮还有点时候，有什么东西咬住了他背后的一个鱼饵。他听见钓竿啪地折断了，于是那根钓索越过船舷朝外直溜。他摸黑拔出鞘中的刀子，用左肩承担起大鱼所有的拉力，身子朝后靠，把木船舷上的钓索割断。然后把另一根离他最近的钓索也割断了，摸黑把这两个备用的钓索卷儿的断头系在一起。他用一只手熟练地干着，在牢牢地打结时，一只脚踩住了钓索卷儿，免得移动。他现在有六卷备用钓索了。他刚才割断的那两根有鱼饵的钓索各有两卷备用钓索，加上被大鱼咬住鱼饵的那根上的两卷，它们全都接在一起了。

等天亮了，他想，我要好歹回到那根把鱼饵放在水下四十英寻深处的钓索边，把它也割断了，连结在那些备用钓索卷儿上。我将丢掉两百英寻出色的加泰罗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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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索，还有钓钩和导线。这些都是能再置备的。万一钓上了别的鱼，把这条大鱼倒搞丢了，那该去找什么鱼来替代呢?我不知道刚才咬饵的是什么鱼。很可能是条大马林鱼，或者剑鱼，或者鲨鱼。我根本来不及琢磨。我不得不赶快把它摆脱掉。

他说出声来，“但愿那男孩在就好了。”

可是男孩并不在这里，他想。你只有你自己一个人，你还是好歹回到最末的那根钓索边，不管天黑不黑，把它割断了，系上那两卷备用钓索。

他就这样做了。摸黑干很困难，有一回，那条大鱼掀动了一下，把他拖倒在地，脸朝下，眼睛下给划了一道口子。鲜血从他脸颊上淌下来。但还没流到下巴上就凝固、干掉，于是他挪动身子回到船头，靠在木船舷上歇息。他拉好麻袋，把钓索小心地挪到肩上另一个地方，用肩膀把它固定住，握住了小心地试试那鱼拉曳的分量，然后伸手到水里测度小船航行的速度。

不知道这鱼为什么刚才突然摇晃了一下，他想。敢情是钓索在它高高隆起的背脊上滑动了一下。它的背脊当然痛得及不上我的。然而不管它力气多大，总不能永远拖着这条小帆船跑吧。眼下凡是会惹出乱子来的东西都除掉了，我却还有好多备用的钓索；一个人还能有什么要求呢。

“鱼啊，”他轻轻地说出声来，“我要跟你奉陪到死。”

依我看，它也要跟我奉陪到死的，老人想，于是他等待着天明。眼下正当破晓前的时分，天气很冷，他把身子紧贴着木船舷来取暖。它能熬多久，我也能熬多久，他想。天色微明中，钓索伸展着，朝下通到水中。小船平稳地移动着，初升的太阳一露边儿，阳光直射在老人的右肩上。

“它在朝北走啊，”老人说。海流会把我们远远地向东方送去，他想。但愿它会随着海流拐弯。这样可以说明它越来越疲乏了。

等太阳升得更高了，老人发觉这鱼并不越来越疲乏。只有一个有利的征兆。钓索的斜度说明它正在较浅的地方游着。这不一定表示它会跃出水来。但它也许会这样。

“天主啊，叫它跳跃吧，”老人说。“我的钓索够长，可以对付它。”

也许我把钓索稍微拉紧一点儿，让它觉得痛，它就会跳跃起来，他想。既然是白天了，就让它跳跃吧，这样它会把沿着背脊的那些液囊装满了空气，就没法沉到海底去死了。

他动手拉紧钓索，可是自从钓上这条鱼以来，钓索已经绷紧到快要绷断的地步，他就向后仰着身子来拉，感到它硬邦邦的，就知道没法拉得更紧了。我千万不能猛地一拉，他想。每猛拉一次，会把钓钩划出的口子弄得更宽些，等它当真跳跃起来，它也许就会把钓钩甩掉。反正太阳出了，我觉得好过些，这一回我不用盯着太阳看了。

钓索上粘着黄色的海藻，但老人知道这只会给鱼增加一些拉力，所以很高兴。正是这种黄色的果囊马尾藻在夜间发出那么强的磷光。

“鱼啊，”他说，“我爱你，非常尊敬你。不过今天我得把你杀死。”

但愿如此，他想。

一只小鸟从北方朝小帆船飞来。那是只鸣禽，在水面上飞得很低。老人看出它非常疲乏了。

鸟儿飞到船梢上，在那儿歇一口气。然后它绕着老人的头飞了一圈，落在那根钓索上，在那儿它觉得比较舒服。

“你多大了?”老人问鸟儿。“你这是第一次出门吧?”

他说话的时候，鸟儿望着他。它太疲乏了，竟没有细看这钓索，就用小巧的双脚紧抓住了钓索，在上面摇啊晃的。

“这钓索很稳当，”老人对它说。“太稳当啦。夜里风息全无，你怎么会这样疲乏啊。鸟儿都怎么啦?”

因为有老鹰，他想，飞到海上来追捕它们。但是这话他没跟这鸟儿说，反正它也不懂他的话，而且很快就会知道老鹰的厉害。

“好好儿休息吧，小鸟，”他说。“然后飞到空中去碰碰运气，像什么人或者鸟或者鱼那样。”

他靠说话来鼓劲，因为他的背脊在夜里变得僵直，眼下真痛得厉害。

“乐意的话就住在我家吧，鸟儿，”他说。“很抱歉，我不能趁眼下刮起小风的当儿，扯起帆来把你带回去。可是我总算有个朋友在一起了。”

就在这当儿，那鱼陡地一歪，把老人拖倒在船头上，要不是他撑住了身子，放出一段钓索，早把他拖到海里去了。

钓索猛地一抽时，鸟儿飞走了，老人竟没有看到它飞走。他用右手小心地摸摸钓索，发现手上正在淌血。

“这么说这鱼给什么东西弄伤了，”他说出声来，把钓索往回拉，看能不能叫鱼转回来。但是拉到快绷断的当儿，他就握稳了钓索，身子朝后倒，来抵消钓索上的那股拉力。

“你现在觉得痛了吧，鱼，”他说。“老实说，我也是如此啊。”

他掉头寻找那只小鸟，因为很乐意有它来作伴。可鸟儿飞走了。

你没有待多久啊，老人想。但是你去的地方风浪较大，要飞到了岸上才平安。我怎么会让那鱼猛地一拉，划破了手?我一定是越来越笨了。要不，也许是因为只顾望着那只小鸟，想着它的事儿。现在我要关心自己的活儿，过后得把那金枪鱼吃下，这样才不致没力气。

“但愿男孩在这儿，我手边有点儿盐，”他说出声来。

他把沉甸甸的钓索挪到左肩上，小心地跪下，在海水里洗手，把手在水里浸了一分多钟，注视着血液在水中漂开去，而那平稳地流着的海水随着船的移动在他手上拍打着。

“它游得慢多了，”他说。

老人巴不得把手在这盐水中多浸一会儿，可是害怕那鱼又陡地一歪，于是站起身，打点起精神，举起那只手，朝着太阳。只不过被钓索勒了一下，割破了皮肉而已。然而这正是手上最得用的地方。他知道需要这双手来把这桩事干到底，不喜欢还没动手就让手给割破。

“现在，”等手晒干了，他说，“我该吃小金枪鱼了。我可以用鱼钩把它钩过来，在这儿舒舒服服地吃。”

他跪下来，用鱼钩在船梢下找到了那条金枪鱼，小心不让它碰着那几卷钓索，把它钩到自己身边来。他又用左肩挎住了钓索，把左手和胳臂撑在座板上，从鱼钩上取下金枪鱼，再把鱼钩放回原处。他把一膝压在鱼身上，从它的脖颈竖割到尾部，割下一条条深红色的鱼肉。这些肉条的断面是楔形的，他从脊骨边开始割，直割到肚子边。他割下了六条，把它们摊在船头的木板上，在裤子上擦擦刀子，拎起鱼尾巴，把鱼骨扔在海里。

“我想我是吃不下一整条的，”他说，用刀子把一条鱼肉一切为二。他感到那钓索一直紧拉着，弄得他的左手抽起筋来。这左手紧紧握住了粗钓索，他厌恶地朝它看着。

“这算什么手啊，”他说。“随你去抽筋吧。变成一只鸟爪吧。对你可不会有好处。”

快点，他想，望着斜向黑暗的深水里的钓索。快把它吃了，会使手有力气的。不能怪这只手不好，因为你跟这鱼已经打了好几个钟点的交道啦。不过你是能跟它周旋到底的。马上把这小金枪鱼吃了。

他拿起半条鱼肉，放在嘴里，慢慢地咀嚼。倒并不难吃。

好好儿咀嚼，他想，把汁水都咽下去。如果加上一点儿酸橙或者柠檬或者盐，味道可不会坏。

“感觉怎么样，手啊?”他问那只抽筋的手，它僵直得几乎跟死尸一般。“我要为了你再吃一点儿。”

他吃着那条他切成两段的鱼肉的另外一半。他细细地咀嚼，然后把鱼皮吐出来。

“觉得怎么样，手啊?要不，还不到时候，说不上来?”

他拿起一整条鱼肉，咀嚼起来。

“这是条壮实而血气旺盛的鱼，”他想。“我运气好，捉到了它，而不是条鲯鳅。鲯鳅太甜了。这鱼简直一点也不甜，元气还都保存着。”

然而最有道理的还是得讲究实际，他想。但愿我有点儿盐。我还不知道太阳会不会把剩下的鱼肉给晒坏或者晒干，所以最好把它们都吃了，尽管我并不饿。那鱼现在又平静又安稳。我把这些鱼肉统统吃了，就有所准备啦。

“耐心点吧，手啊，”他说。“我这样吃东西是为了你啊。”

我巴望也能喂那条大鱼，他想。它是我的兄弟。可是我不得不把它弄死，而且得保持精力来这样做。他认真地慢慢儿把那些楔形的鱼肉条全都吃了。

他直起腰来，把手在裤子上擦了擦。

“行了，”他说。“你可以放掉钓索了，手啊，我要单单用右臂来对付它，直到你不再胡闹。”他把左脚踩住刚才用左手攥着的粗钓索，身子朝后倒，用背部来承受那股拉力。

“天主帮帮我，让这抽筋快好吧，”他说。“因为我不知道这条鱼还要怎么着。”

不过它似乎很镇静，他想，而且在按着它的计划行动。可是它的计划是什么，他想。我的又是什么?我必须随机应变，拿我的计划来对付它的，因为它个儿这么大。如果它跳出水来，我就能弄死它。但是它始终待在下面不上来。那我也就要跟它奉陪到底。

他把那只抽筋的手在裤子上擦擦，想使手指松动松动。可是手张不开来。也许随着太阳出来它能张开，他想。也许等那些养人的生金枪鱼肉消化后，它能张开。如果我非靠这只手不可，我要不惜任何代价把它张开。但是我眼下不愿硬把它张开。让它自行张开，自动恢复过来吧。我昨夜毕竟把它使用得过度了，那时候不得不把各条钓索解开，系在一起。

他眺望着海面，发觉他此刻是多么孤单。但是他可以看见深色的海水深处的彩虹七色、面前伸展着的钓索和那平静的海面上奇妙的波动。由于贸易风的吹刮，这时云块正在积聚起来，他朝前望去，见到一群野鸭在水面上飞，在天空的衬托下，身影刻画得很清楚，然后模糊起来，然后又清楚地刻画出来，于是他明白，一个人在海上是永远不会孤单的。

他想到有些人乘小船驶到了望不见陆地的地方，会觉得害怕，他明白在天气会突然变坏的那几个月里，他们是有理由害怕的。可是如今正当刮飓风的月份，而在不刮的时候，这些月份正是一年中天气最佳的时分。

如果将刮起飓风，而你正在海上的话，你总能在好几天前就看见天上有种种迹象。人们在岸上可看不见，因为他们不知道该找什么，他想。陆地上一定也看得见异常的现象，那就是云的式样不同。但是眼前不会刮飓风。

他望望天空，看见一团团白色的积云，形状像一堆堆可人心意的冰淇淋，而在高高的上空，九月里的高空衬托出一缕缕羽毛般的卷云。

“东北风微微吹，”他说。“这天气对我比对你更有利，鱼啊。”

他的左手依然在抽筋，但他正在慢慢地把它张开。

我恨抽筋，他想。这是对自己身体的背叛行为。由于食物中毒而腹泻或者呕吐，是在别人面前丢脸。但是抽筋，他想，在西班牙语中叫calambre，是丢自己的脸，尤其是一个人独自待着的时候。

要是那男孩在这儿，他可以给我揉揉胳臂，从前臂一直往下揉，他想。不过这手总会松开的。

随后，他用右手去摸钓索，感到它拉扯着的分量变了，这才看见在水里的斜度也变了。跟着他俯身朝着钓索，把左手啪地紧按在大腿上，看见倾斜的钓索在慢慢地向上升起。

“它上来啦，”他说。“手啊，快点。请快点张开。”

钓索慢慢儿稳稳上升，接着小船前面的海面鼓起来，鱼儿出水了。它不停地往上冒，水从它身上向两边直泻。它在阳光里亮光光的，脑袋和背部呈深紫色，两侧的条纹在阳光里显得宽阔，带着淡紫色。它的长嘴像棒球棒那样长，逐渐变细，像一把轻剑，它把全身从头到尾都露出水面，然后像潜水员般滑溜地又钻进水去，老人看见它那大镰刀般的尾巴没入水里，钓索开始往外飞速溜去。

“它比这小帆船还长两英尺，”老人说。钓索朝水中溜得既快又稳，说明这鱼并没有受惊。老人设法用双手拉住钓索，用的力气刚好不致被鱼扯断。他明白，要是他没法用稳定的劲儿使鱼慢下来，它就会把钓索全部拖走，并且绷断。

它是条大鱼，我一定要制服它，他想。我一定不能让它明白它有多大的力气，明白它如果飞逃的话，能干出什么来。我要是它，眼下就要使出浑身的力气，一直飞逃到什么东西绷断为止。但是感谢天主，它们没有我们这些要杀害它们的人聪明；尽管它们比我们高尚，更有能耐。

老人见过许多大鱼。他见过许多超过一千磅的，而且前半辈子也曾逮住过两条这么大的，不过从未一个人逮住过。现在正是独自一个人，看不见陆地的影子，却在跟一条比他曾见过、曾听说过的更大的鱼紧拴在一起，而他的左手依旧拳曲着，像紧抓着的鹰爪。

然而它就会复原的，他想。它当然会复原，来帮助我的右手。有三样东西是兄弟：那条鱼和我的两只手。这手一定会复原的。真可耻，它竟会抽筋。鱼又慢下来了，正用它惯常的速度游着。

弄不懂它刚才为什么跳出水来，老人想。简直像是为了让我看看它个儿有多大。反正我现在知道了，他想。但愿我也能让它看看我是个什么样的人。不过这一来它会看到这只抽筋的手了。让它以为我的男子汉气概要比我现在所有的更足，我就能做到这一点。但愿我就是这条鱼，他想，它正使出所有的力量，而要对付的仅仅是我的意志和我的智力。

他舒舒服服地靠在木船舷上，忍受着袭上身来的痛楚感，那鱼仍稳定地游着，小船穿过深色的海水缓缓前进。随着东方吹来的风，海上起了小浪，到中午时分，老人那抽筋的左手复原了。

“这对你是坏消息，鱼啊，”他说，把钓索从披在肩上的麻袋上挪了一下位置。

他感到舒服，但还是觉得痛苦，尽管他根本不承认是痛苦。

“我并不笃信宗教，”他说。“但是我愿意念十遍《天主经》和十遍《圣母经》，使我能逮住这条鱼，我还许下心愿，如果逮住了它，一定去朝拜科夫莱的圣母。这是我许下的心愿。”

他呆板地念起祈祷文来。有些时候他太倦了，竟背不出祈祷文，他就念得特别快，使字句能顺口念出来。《圣母经》要比《天主经》容易念，他想。

“满被圣宠的马利亚，天主与你同在。你是女人中有福的，你儿子耶稣也是有福的。天主圣母马利亚，在今天以及在我们临死的时刻，为我等罪人祈祷吧。阿门。”然后他加上了两句，“万福童贞圣母，祈求你叫这鱼死去。尽管它多了不起。”

念完了祈祷文，他觉得舒坦多了，但依旧像刚才一样地痛，也许更厉害一点儿，于是他背靠在船头的木舷上，机械地活动起左手的手指。

此刻阳光很热了，尽管微风正在柔和地吹起。

“我还是把挑出在船梢的细钓丝重新装上钓饵的好，”他说。“如果那鱼打算在这里再过上一夜，我就需要再吃点东西，再说，水瓶里的水也不多了。我看这儿除了鲯鳅，也逮不到什么别的东西。但是，如果趁它新鲜的时候吃，味道不会差。我希望今夜有条飞鱼跳上船来。可惜我没有灯光来引诱它。飞鱼生吃味道美得很，而且不用把它切成小块。我眼下必须保存所有的精力。天啊，我当初不知道这鱼竟这么大。”

“可是我要把它宰了，”他说。“不管它多么了不起，多么神气。”

然而这是不公平的，他想。不过我要让它知道人有多少能耐，人能忍受多少磨难。

“我跟那男孩说过来着，我是个不同寻常的老头儿，”他说。“现在是证实这话的时候了。”

他已经证实过上千回了，这算不上什么。眼下他正要再证实一回。每一回都是重新开始，他这样做的时候，从来不去想过去。

但愿它睡去，这样我也能睡去，梦见狮子，他想。为什么如今梦中主要只剩下了狮子?别想了，老头儿，他对自己说。眼下且轻轻地靠着木船舷歇息，什么都不要想。它正忙碌着。你越少忙碌越好。

时间已是下午，船依旧缓慢而稳定地移动着。不过这时东风给船增加了一份阻力，老人随着不大的海浪缓缓漂流，钓索勒在他背上的感觉变得容易忍受而平和些了。

下午有一回，钓索又升上来了。可是那鱼不过是在稍微高一点的海面下继续游着。太阳晒在老人的左胳臂、左肩和背脊上。所以他知道这鱼转向东北方了。

既然这鱼他看见过一回，他就能想象它在水里游的样子，它那翅膀般的紫色胸鳍大张着，直竖的大尾巴划破黝黑的海水。不知道它在那样深的海里能看见多少东西，老人想。它的眼睛真大，马的眼睛要小得多，但在黑暗里看得见东西。从前我在黑暗里能看得很清楚。可不是在乌漆墨黑的地方。不过简直能像猫一样看东西。

阳光和他手指不断的活动，使他抽筋的左手这时完全复原了，他就着手让它多负担一点拉力，并且耸耸背上的肌肉，使钓索挪开一点儿，把痛处换个地方。

“你要是没累乏的话，鱼啊，”他说出声来，“那你真是不可思议啦。”

他这时感到非常疲乏，他知道夜色就要降临，所以竭力想些别的事儿。他想到棒球的两大联赛，就是他用西班牙语所说的Gran Ligas，他知道纽约市的扬基队正在迎战底特律的老虎队。

这是联赛的第二天，可我不知道比赛的结果如何，他想。但是我一定要有信心，一定要对得起那了不起的迪马吉奥，他即使脚后跟长了骨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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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疼痛，也能把一切做得十全十美。骨刺是什么玩意儿?他问自己。西班牙语叫做un espuela de hueso。我们没有这玩意儿。它痛起来跟斗鸡脚上装的距刺扎进人的脚后跟时一样厉害吗?我想我是忍受不了这种痛苦的，也不能像斗鸡那样，一只或两只眼睛被啄瞎后仍旧战斗下去。人跟伟大的鸟兽相比真算不上什么。我还是情愿做那只待在黑暗的深水里的动物。

“除非有鲨鱼来，”他说出声来。“如果有鲨鱼来，愿天主怜悯它和我吧。”

你以为那了不起的迪马吉奥能守着一条鱼，像我守着这一条一样长久吗?他想。我相信他能，而且更长久，因为他年轻力壮。加上他父亲当过渔夫。不过骨刺会不会使他痛得太厉害呢?

“我说不上来，”他说出声来。“我从没长过骨刺。”

太阳落下去的时候，为了给自己增强信心，他回想起那回在卡萨布兰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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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酒店里，跟那个码头上力气最大的人，从西恩富戈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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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大个子黑人比手劲的光景。整整一天一夜，他们把手拐儿搁在桌面一道粉笔线上，胳膊朝上伸直，两只手紧握着。双方都竭力将对方的手使劲朝下压到桌面上。赌注下了真不少，人们在室内的煤油灯下走出走进，他打量着黑人的胳膊和手，还有这黑人的脸。最初的八小时过后，他们每四小时换一名裁判，好让裁判轮流睡觉。他和黑人手上的指甲缝里都渗出血来，他们俩紧盯着彼此的眼睛，望着对方的手和胳膊，那些打赌的人在屋里走出走进，坐在靠墙的高脚椅子上旁观。四壁漆着明亮的蓝色，是木制的板壁，几盏灯把他们的影子投射在墙上。黑人的影子非常大，随着微风吹动挂灯，这影子在墙上移动着。

一整夜，赌注的赔率来回变换着，人们把朗姆酒送到黑人嘴边，替他点燃香烟。黑人喝了朗姆酒，拚命使出劲儿来，老人呢，当时还不是个老人，而是“冠军”圣地亚哥，有一回他的手被扳下去将近三英寸。然而老人把手扳回来，又成为平手了。他当时确信自己已占了这黑人的上风，那是个好样的黑人，了不起的运动员。天亮时，打赌的人们要求当和局算了，裁判直摇头，老人却使出了浑身的力气，硬是把黑人的手一点点朝下扳，直到搁在桌面上。这场比赛是在一个星期天的早上开始的，直到星期一早上才结束。好多打赌的人要求算是和局，因为他们得上码头去干活，把麻袋装的蔗糖装上船，或者上哈瓦那煤行去工作。要不然人人都会要求比赛到底的。但是他反正把它结束了，而且赶在任何人上工之前。

此后好一阵子，人人都管他叫“冠军”，第二年春天又举行了一场比赛。不过赌注的数目不大，他很容易就赢了，因为他在那第一场比赛中打垮了那个西恩富戈斯来的黑人的自信心。他后来又比赛过几次，就再也不干了。他认为如果一心想要做到的话，他能够打败任何人，他还认为，这对他要用来钓鱼的右手有害。他曾尝试用左手作了几次练习赛。但是他的左手一向背叛他，不愿听他的吩咐行动，他不信任它。

这会儿太阳就会把手好好晒干的，他想。它不会再抽筋了，除非夜里太冷。不知道这一夜会发生什么事。

一架飞机在他头上飞过，正循着航线飞向迈阿密，他看着它的影子惊起成群成群的飞鱼。

“有这么多的飞鱼，这里该有鲯鳅，”他说，倒身向后靠在钓索上，看能不能把那鱼拉过来一点儿。但是不行，钓索照样紧绷着，上面抖动着水珠，都快绷断了。船缓缓地前进，他紧盯着飞机，直到看不见为止。

坐在飞机里一定感觉很怪，他想。不知道从那么高的地方朝下望，海是什么样子?要不是飞得太高，他们一定能清楚地看到这条鱼。我希望在两百英寻的高度飞得极慢极慢，从空中看鱼。在捕海龟的船上，我待在桅顶横桁上，即使从那样的高度也能看到不少东西。从那里朝下望，鲯鳅的颜色更绿，你能看清它们身上的条纹和紫色斑点，你可以看见它们整整一群在游水。怎么搞的，凡是在深暗的水流中游得很快的鱼都有紫色的背脊，一般还有紫色条纹或斑点?鲯鳅在水里当然看上去是绿色的，因为它们实在是金黄色的。但是当它们饿得慌、想吃东西的时候，身子两侧就会出现紫色条纹，就像大马林鱼那样。是因为愤怒，还是游得太快，才使这些条纹显露出来的呢?

就在断黑之前，老人和船经过好大一片马尾藻，它在风浪很小的海面上动荡着，仿佛海洋正同什么东西在一条黄色的毯子下做爱，这时，他那根细钓丝给一条鲯鳅咬住了。他第一次看见它是在它跃出水面的当儿，在最后一线阳光中呈真金色，它在空中弯起身子，疯狂地扑打着。它惊慌得一次次跃出水面，像在做杂技表演，他便慢慢地挪动身子，回到船梢蹲下，用右手和右臂攥住那根粗钓索，用左手把鲯鳅往回拉，每收回一段钓索，就用光着的左脚踩住。等到这条带紫色斑点的金光灿烂的鱼给拉到了船梢边、绝望地左右乱窜乱跳时，老人探出身去，把它拎到船梢上。它的嘴被钓钩挂住了，抽搐地动着，急促地连连咬着钓钩，还用它那长而扁的身体、尾巴和脑袋拍打着船底，直到他用木棍打了一下它金光闪亮的脑袋，它才抖了一下，不动了。

老人把钓钩从鱼嘴里拔出来，重新安上一条沙丁鱼作饵，把它甩进海里。然后他挪动身子慢慢地回到船头。他洗了左手，在裤腿上擦干。跟着他把那根粗钓索从右手挪到左手，在海里洗着右手，同时望着太阳沉到海里，还望着那根斜入水中的粗钓索。

“那鱼还是老样子，一点也没变，”他说。但是他注视着海水如何拍打在他手上，发觉船走得显然慢些了。

“我来把这两支桨交叉绑在船梢，这样在夜里能使那鱼慢下来，”他说。“它能熬夜，我也能。”

最好稍等一会儿才把这鲯鳅开膛剖肚，这样可以让鲜血留在鱼肉里，他想。我可以等一会儿再干，眼下且把桨扎起来，在水里拖着，增加阻力。眼下还是让鱼安静些的好，在日落时分别去过分惊动它。对所有的鱼来说，太阳落下去的时分都是难熬的。

他把手举起来晾干了，然后攥住钓索，尽量放松身子，听任自己被拖向前去，身子贴在木船舷上，这样船承担的拉力和他自己承担的一样大，也许更大些。

我渐渐学会该怎么做了，他想。反正至少在这一方面是如此。再说，别忘了它咬饵以来还没吃过东西，而且它身子庞大，需要很多的食物。我已经把这整条金枪鱼吃了。明天我将吃那条鲯鳅。他管它叫“黄金鱼”。也许我该在把它开膛清肠时吃上一点儿。它比那条金枪鱼要难吃些。不过话得说回来，干什么都不容易。

“你觉得怎么样，鱼啊?”他开口问。“我觉得很好过，我左手已经好转了，我有可供一夜和一个白天吃的食物。拖着这船吧，鱼啊。”

他并不真正觉得好过，因为钓索勒在背上疼痛得几乎超出了能忍痛的极限，进入了一种使他不放心的麻木状态。不过比这更糟的事儿我也曾碰到过，他想。我一只手仅仅割破了一点儿，另一只手的抽筋已经好了。我的两腿都很管用。再说，眼下在补给营养方面我也比它占优势。

这时天黑了，因为在九月里，太阳一落，天马上就黑下来。他背靠着船头上给磨损的木船舷，尽量休息个够。第一批星星露面了。他不知道其中有一颗叫Rig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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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看到了它，就知道其他星星不久都要露面，他又有这些遥远的朋友来做伴了。

“这条鱼也是我的朋友，”他说出声来。“我从没见过或听说过这样的鱼。不过我必须把它弄死。我很高兴，我们不必去弄死那些星星。”

想想看，如果人必须每天去弄死月亮，那该多糟，他想。月亮会逃走的。不过想想看，如果人必须每天去弄死太阳，那又怎么样?我们总算生来还是幸运的，他想。

于是他替这条没东西吃的大鱼感到伤心，但是要杀死它的决心绝对没有因为替它伤心而减弱。它能供多少人吃啊，他想。可是他们配吃它吗?不配，当然不配。凭它的举止风度和它的高度尊严来看，谁也不配吃它。

我弄不懂这些事儿，他想。可是我们不必去弄死太阳或月亮或星星，这倒是好事。在海上过日子，弄死我们自己真正的兄弟，已经够我们受的了。

现在，他想，我该考虑考虑那在水里拖着的障碍物了。这玩意儿有它的危险，也有它的好处。如果鱼使劲地拉，增加阻力的那两把桨在原处并不松动，船不像从前那样轻的话，我可能会被鱼拖走好长的钓索，并且会让它跑了。保持船身轻，会延长我们双方的痛苦，但这是我的安全所在，因为这鱼能游得很快，这本领至今尚未使出过。不管出什么事，我必须把这鲯鳅开膛剖肚，免得坏掉，并且吃一点长长力气。

现在我要再休息一个钟点，等我感到鱼稳定了下来，才回到船梢去干这事，并决定对策。在这段时间里，我可以看它怎样行动，是否有什么变化。把那两把桨放在那儿是个好计策；不过已经到了该安全行事的时候。这鱼依旧很厉害，我见过那钓钩挂在它的嘴角，它把嘴闭得紧紧的。钓钩的折磨算不上什么。饥饿的折磨，加上还得对付它这不了解的对手，才是天大的麻烦。休息吧，老家伙，让它去干它的事，等轮到该你干的时候再说。

他自以为已经休息了两个钟点。月亮要等到很晚才爬上来，他没法判断时间。实在他并没有好好休息，只能说是多少歇了一会儿。他肩上依旧承受着鱼的拉力，不过他把左手按在船头的舷上，把对抗鱼的拉力的任务越来越让小帆船本身来承担了。

要是能把钓索拴住，那事情会变得多简单啊，他想。可是只消鱼稍微歪一歪，就能把钓索绷断。我必须用自己的身子来缓冲这钓索的拉力，随时准备用双手放出钓索。

“不过你还没睡觉呢，老头儿，”他说出声来。“已经熬过了半个白天和一夜，现在又是一个白天，可你一直没睡觉。你必须想个办法，趁鱼安静稳定的时候睡上一会儿。如果你不睡觉，你会搞得脑筋糊涂起来。”

我脑筋够清醒的，他想。太清醒啦。我跟星星一样清醒，它们是我的兄弟。不过我还是必须睡觉。它们睡觉，月亮和太阳都睡觉，连海洋有时候也睡觉，那是在某些没有激浪、平静无波的日子里。

可别忘了睡觉，他想。强迫你自己睡觉，想出些简单而稳妥的办法来安排那些钓索。现在回到船梢去处理那条鲯鳅吧。如果你一定要睡觉的话，把桨绑起来拖在水里可就太危险啦。

我不睡觉也能行，他对自己说。不过这太危险啦。

他用双手双膝爬回船梢，小心避免猛地惊动那条鱼。它也许正是半睡半醒的，他想。可是我不想让它休息。必须要它拖曳着一直到死去。

回到了船梢，他转身让左手攥住紧勒在肩上的钓索，用右手从刀鞘中拔出刀子。星星这时很明亮，他清楚地看见那条鲯鳅，就把刀刃扎进它的头部，把它从船梢下拉出来。他用一只脚踩在鱼身上，从肛门朝上，倏地一刀直剖到它下颌的尖端。然后他放下刀子，用右手掏出内脏，掏个干净，把鳃也干脆拉下。他觉得鱼胃在手里重甸甸、滑溜溜的，就把它剖开。里面有两条小飞鱼。它们还很新鲜、坚实，他把它们并排放下，把内脏和鱼鳃从船梢扔进水中。它们沉下去时，在水中拖出一道磷光。鲯鳅是冰冷的，这时在星光里显得像麻风病患者般灰白，老人用右脚踩住鱼头，剥下鱼身上一边的皮。然后他把鱼翻转过来，剥掉另一边的皮，把鱼身两边的肉从头到尾割下。

他把鱼骨悄悄地丢到舷外，注意看它会不会在水里打转。但是只看到它慢慢沉下时的磷光。跟着他转过身来，把两条飞鱼夹在那两爿鱼肉中间，把刀子插进刀鞘，慢慢儿挪动身子，回到船头。他被钓索上的分量拉得弯了腰，右手拿着鱼肉。

回到船头后，他把两爿鱼肉摊在船板上，旁边搁着飞鱼。然后他把勒在肩上的钓索换一个地方，又用左手攥住了钓索，手搁在船舷上。接着他从船舷探出身去，把飞鱼在水里洗洗，留意着水冲击在他手上有多快。他的手因为剥了鱼皮而发出磷光，他仔细察看水流怎样冲击他的手。水流并不那么有力了，当他把手的侧面在小帆船船板上擦着的时候，星星点点的磷质漂浮开去，慢慢朝船梢漂去。

“它越来越累了，要不就是在休息，”老人说。“现在我来把这鲯鳅全吃了，休息一下，睡一会儿吧。”

在星光下，在越来越冷的夜色里，他把一爿鲯鳅肉吃了一半，还吃了一条已经挖去内脏、切掉脑袋的飞鱼。

“鲯鳅煮熟了吃味道才鲜美啊，”他说。“生吃可难吃死了。以后不带盐或酸橙，我绝对不再乘船了。”

如果我有头脑，我会整天不断把海水泼在船头上，等它干了就会有盐了，他想。不过话得说回来，我是直到太阳快落山时才钓到这条鲯鳅的。但毕竟是准备工作做得不足。然而我把它全细细咀嚼后吃下去了，没有恶心作呕。

东方天空中布满了云，他认识的星星一颗颗地不见了。他眼下仿佛正驶进一个云彩的大峡谷，风已经停了。

“三四天内会有坏天气，”他说。“但是今晚和明天还不要紧。现在来安排一下，老家伙，睡它一会儿，趁这鱼正安静而稳定的时候。”

他把钓索紧握在右手里，然后拿大腿抵住了右手，把全身的重量压在船头的木板上。跟着他把勒在肩上的钓索移下一点儿，用左手撑住了钓索。

只要钓索给撑紧着，我的右手就能握住它，他想。如果我睡着时它松了，朝外溜去，我的左手会把我弄醒的。这对右手是很吃重的。但是它是吃惯了苦的。哪怕我能睡上二十分钟或者半个钟点，也是好的。他把整个身子朝前夹住钓索，把全身的重量放在右手上，于是他入睡了。

他没有梦见狮子，却梦见了一大群海豚，伸展八到十英里长，而这时正是它们交配的季节，它们会高高地跳到半空中，然后掉回到它们跳跃时在水里形成的水涡里。

接着他梦见在村子里躺在自己的床上，那时正在刮北风，他感到很冷，他的右臂麻木了，因为他的头枕在它上面，而不是在枕头上。

随后他梦见那道长长的黄色海滩，看见第一头狮子在傍晚时分来到海滩上，接着其他狮子也来了，于是他把下巴搁在船头的木板上，船抛下了锚停泊在那里，晚风吹向海面，他等着看有没有更多的狮子来，感到很快乐。

月亮升起有好久了，可他只顾睡着，那鱼平稳地向前拖着，船驶进云彩的峡谷。

他的右拳猛地朝他的脸撞去，钓索火辣辣地从他右手里溜出，他惊醒过来了。他的左手失去了知觉，他就用右手拚命拉住了钓索，但它还是一个劲儿地朝外溜。他的左手终于抓住了钓索，他仰起身子把钓索朝后拉，这一来它火辣辣地勒着他的背脊和左手，这左手承受了全部的拉力，给勒得好痛。他回头望望那些钓索卷儿，它们正在滑溜地放出钓索。就在这当儿，鱼跳起来了，使海面大大地迸裂开来，然后沉重地掉下去。接着它跳了一次又一次，船走得很快，然而钓索依旧飞也似地向外溜，老人把它拉紧到就快绷断的程度，他一次次把它拉紧到就快绷断的程度。他被拉得紧靠在船头上，脸庞贴在那爿切下的鲯鳅肉上，他没法动弹。

这正是我们等着发生的事儿，他想。所以我们来对付它吧。

让它为了拖走钓索付出代价吧，他想。让它为了这个付出代价吧。

他看不见鱼的跳跃，只听得见海面的迸裂声，和鱼掉下时沉重的水花飞溅声。飞快地朝外溜的钓索把他的手勒得好痛，但是他一直知道这事迟早会发生，就设法让钓索勒在有老茧的部位，不让它滑到掌心或者勒在手指头上。

如果那男孩在这儿，他会用水打湿这些钓索卷儿，他想。是啊。如果男孩在这儿。如果男孩在这儿。

钓索朝外溜着，溜着，溜着，不过这时越来越慢了，他正在让鱼每拖走一英寸都得付出代价。这时他从木船板上抬起头来，不再贴在那爿被他脸颊压烂的鱼肉上了。然后他跪着，然后慢慢儿站起身来。他正在放出钓索，然而越来越慢了。他把身子慢慢挪到可以用脚碰到那一卷卷他看不见的钓索的地方。钓索还有很多，现在这鱼不得不在水里拖着这许多摩擦力大的新钓索了。

是啊，他想。到这时它已经跳了不止十二次，把沿着背脊的那些液囊装满了空气，所以没法沉到深水中，在那儿死去，使我没法把它捞上来。它不久就会转起圈子来，那时我一定想法对付它。不知道它怎么会这么突然惊跳起来的。敢情饥饿使它不顾死活了，还是在夜间被什么东西吓着了?也许它突然感到害怕了。不过它是一条那样沉着、健壮的鱼，似乎是毫无畏惧而信心十足的。这可怪了。

“你最好自己也毫无畏惧而信心十足，老家伙，”他说。“你又把它拖住了，可是你没法回收钓索。不过它马上就得打转了。”

老人这时用他的左手和肩膀拽住了它，弯下身去，用右手舀水洗掉粘在脸上的压烂的鲯鳅肉。他怕这肉会使他恶心，弄得他呕吐，丧失力气。擦干净了脸，他把右手在船舷外的水里洗洗，然后让它泡在这盐水里，一面注视着日出前的第一线曙光。鱼几乎是朝正东方走的，他想。这表明它疲乏了，正随着潮流走。它马上就得打转了。那时我们才真正开始干啦。

等他觉得把右手在水里泡的时间够长了，他把它拿出水来，朝它瞧着。

“情况不坏，”他说。“疼痛对一条汉子来说，算不上什么。”

他小心地攥着钓索，使它不致嵌进新勒破的任何一道伤痕，把身子挪到小帆船的另一边，这样就能把左手伸进海里。

“你这没用的东西，总算干得还不坏，”他对他的左手说。“可是曾经有一会儿，我得不到你的帮助。”

为什么我不生下来就有两只好手呢?他想。也许是我自己的过错，没有好好儿训练这只手。可是天知道它曾有过够多的学习机会。然而它今天夜里干得还不错，仅仅抽了一回筋。要是它再抽筋，就让这钓索把它勒断吧。

他想到这里，明白自己的头脑不怎么清醒了，他想起该再吃一点鲯鳅。可是我不能，他对自己说。情愿头昏目眩，也不能因恶心欲吐而丧失力气。我还知道就是吃了胃里也搁不住，因为我的脸曾经压在它上面。我要把它留下以防万一，直到它腐败为止。不过要想靠营养来增强力气，如今已经太晚了。你真蠢，他对自己说。把另外那条飞鱼吃了吧。

它就在那儿，已经洗干净，就可以吃了，他就用左手把它捡起，吃起来，细细咀嚼着鱼骨，从头到尾全都吃了。

它几乎比什么鱼都更富有营养，他想。至少能给我所需要的那种力气。我如今已经做到了我能做到的一切，他想。让这鱼打起转来，就来交锋吧。

自从他出海以来，这是第三次出太阳，这时鱼打起转来了。

他根据钓索的斜度还看不出鱼在打转。这为时尚早。他仅仅感觉到钓索上的拉力微微减少了一些，就开始用右手轻轻朝里拉。钓索像往常那样绷紧了，可是拉到快绷断的当儿，却渐渐可以回收了。他把钓索从肩膀和头上卸下，动手平稳而和缓地回收钓索。他用双手一摇一摆地拉着，尽量使出全身和双腿的力气来拉。他一摇一摆地拉着，两条老迈的腿儿和肩膀跟着转动。

“这圈子可真大，”他说。“它可总算在打转啦。”

跟着钓索没法回收了，他紧紧拉住了，竟看见水珠儿在阳光里从钓索上迸出来。随后钓索开始往外溜了，老人跪下来，老大不愿地让它又渐渐回进深暗的水中。

“它正绕到圈子的对面去了，”他说。我一定要拼命拉紧，他想。拉紧了，它兜的圈子就会一次比一次小。也许一个钟点内我就能见到它。我眼下一定要稳住它，过后我一定要弄死它。

但是这鱼只顾慢慢地打着转，两小时后，老人浑身汗湿，疲乏得入骨了。不过这时圈子已经小得多了，而且根据钓索的斜度，他能看出鱼一边游一边在不断地上升。

一个钟点以来，老人一直看见眼前有些黑点子，汗水中的盐分沤着他的眼睛，沤着眼睛上方和脑门上的伤口。他不怕那些黑点子。他这么紧张地拉着钓索，出现黑点子是正常的现象。但是他已有两回感到头昏目眩，这叫他担心。

“我不能让自己垮下去，就这样死在一条鱼的手里，”他说。“既然我已经叫它这样漂亮地过来了，求天主帮我熬下去吧。我要念一百遍《天主经》和一百遍《圣母经》。不过眼下还不能念。”

就算这些已经念过了吧，他想。我过后会念的。

就在这当儿，他觉得自己双手攥住的钓索突然给撞击、拉扯了一下。来势很猛，有一种强劲的感觉，很是沉重。

它正用它的长嘴撞击着铁丝导线，他想。这是免不了的。它不能不这样干。然而这一来也许会使它跳起来，可我情愿它眼下继续打转。它必须跳出水面来呼吸空气。但是每跳一次，钓钩划出的伤口就会裂得大一些，它就能把钓钩甩掉。

“别跳，鱼啊，”他说。“别跳啦。”

鱼又撞击了铁丝导线好几次，它每次一甩头，老人就放出一些钓索。

我必须让它老是痛在一处地方，他想。我的疼痛不要紧。我能控制。但是它的疼痛能使它发疯。

过了片刻，鱼不再撞击铁丝，又慢慢地打起转来。老人这时正不停地收进钓索。可是他又感到头晕了。他用左手舀了些海水，洒在脑袋上。然后他再洒了点，在脖颈上揉擦着。

“我没抽筋，”他说。“它马上就会冒出水来，我熬得住。你非熬下去不可。连提也别再提了吧。”

他靠着船头跪下，一时又把钓索挎在背上。我眼下要趁它朝外兜圈子的时候歇一下，等它兜回来的时候再站起身来对付它，他这样下了决心。

他真巴不得在船头上歇一下，让鱼自顾自兜一个圈子，并不回收一点钓索。但是等到钓索松动了一点，表明鱼已经转身在朝小船游回来了，老人就站起身来，开始那种左右转动、交替拉曳的动作，原来他的钓索全是这样收回来的。

我从没这样疲乏过，他想，而现在刮起贸易风来了。但是正好靠它来把这鱼拖回去。我多需要这风啊。

“等它下一趟朝外兜圈子的时候，我要歇一下，”他说。“我觉得好过多了。再兜两三圈，我就能收服它。”

他的草帽被推到后脑勺上去了，他感到鱼在转身，随着钓索一扯，便在船头上一屁股坐下了。

你现在忙你的吧，鱼啊，他想。你转身时我要来收服你。

海浪大了不少。不过这是晴天吹的微风，他得靠它才能回去。

“我只消朝西南航行就成，”他说。“人在海上是决不会迷路的，何况这是个长长的岛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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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兜到第三圈，他才第一次看见它。

他起先看见的是一个黑乎乎的影子，它需要那么长的时间从船底下经过，他简直不相信它竟有这么长。

“不能，”他说。“它哪能这么大啊。”

但是它当真有这么大，等这一圈兜到末了，它在仅仅三十码外冒出水来，老人看见它的尾巴出了水。它比一把大镰刀的刀刃更高，呈极淡的浅紫色，竖在深蓝色的海面上。它朝后倾斜着，鱼在水面下游的时候，老人看得见它庞大的身躯和周身的紫色条纹。它的脊鳍朝下耷拉着，巨大的胸鳍大张着。

这回鱼兜圈子回来时，老人看见它的眼睛和绕着它游的两条灰色的鱼

[47]

。它们有时候吸附在它身上。有时候倏地游开去。有时候会在它的阴影里自在地游着。它们每条都有三英尺多长，游得快时全身猛烈地甩动着，像鳗鱼一般。

老人这时在冒汗，但不光是因为晒了太阳，还有别的原因。鱼每回沉着、平静地拐回来时，他总能回收一段钓索，所以深信等鱼再兜上两个圈子，就能有机会把鱼叉扎进鱼身。

可是我必须把它拉得极近，极近，极近，他想。我千万不能扎它的脑袋。我该扎进它的心脏。

“要沉着，要有力，老头儿，”他说。

又兜了一圈，鱼的背脊露出来了，不过离小船还是太远一点。再兜了一圈，还是太远，但是它露出在水面上比较高些了，老人深信，再回收一些钓索，就能把它拉到船边来。

他早就把鱼叉准备停当。那卷系在叉上的细绳子给搁在一只圆筐内，另一端紧系在船头的系缆柱上。

这时鱼正兜了一个圈子回来，既沉着又美丽，只有它的大尾巴在动。老人竭尽全力把它拉得近些。有那么一会儿，鱼把身子倾斜了一点儿。然后它竖直了身子，又兜起圈子来。

“我把它拉动了，”老人说。“我刚才把它拉动了。”

他又感到头晕，可是竭尽全力拽住了这条大鱼。我把它拉动了，他想。也许这一回我能把它拉过来。拉呀，手啊，他想。站稳了，腿儿。为了我熬下去吧，头啊。为了我熬下去吧。你从没晕倒过。这一回我要把它拉过来。

但是等他使出了浑身的力气、趁鱼离船边还很远时就动手，使出全力拉着，那鱼却靠拢了一点儿，便纠正了方向游开去。

“鱼啊，”老人说。“鱼啊，你反正是死定了。难道你非得把我也害死不可?”

这样可什么事也办不成啊，他想。他嘴里干得说不出话来，但他此刻不能伸手去拿水来喝。我这一回必须把它拉到船边来，他想。它再多兜几圈，我就不行了。不，你是行的，他对自己说。你永远行的。

在兜下一圈时，他差一点把它拉了过来。可是这鱼又纠正了方向，慢慢地游走了。

你要把我害死啦，鱼啊，老人想。不过你有权利这样做。我从没见过比你更庞大、更美丽、更沉着或更崇高的东西，老弟。来，把我害死吧。我不在乎谁害死谁。

你现在头脑糊涂起来啦，他想。你必须保持头脑清醒。保持头脑清醒，要像个男子汉，懂得怎样忍受痛苦。或者像一条鱼那样，他想。

“清醒过来吧，头啊，”他用自己也简直听不见的声音说。“清醒过来吧。”

鱼又兜了两圈，还是老样子。

我弄不懂，老人想。每一回他都觉得自己快要垮了。我弄不懂。但我还要试一下。

他又试了一下，等他把鱼拉得转过来时，他感到自己要垮了，那鱼纠正了方向，又慢慢地游开去，大尾巴在海面上摇摆着。

我还要试一下，老人对自己许愿，尽管他的双手这时已软弱无力，眼睛只能间歇地看得清东西。

他又试了一下，又是同样情形。原来如此，他想，还没动手就感到要垮下来了；我还要再试一下。

他忍住了满腔的痛楚，拿出剩余的力气和丧失已久的自傲，用来对付这鱼的痛苦，于是它来到他的身边，在他身边斯文地游着，它的嘴几乎碰着了这小帆船的船壳，它开始在船边游过去，身子又长，又高，又宽，银色底上有着紫色条纹，在水里看来长得无穷无尽。

老人放下钓索，一脚踩住，把鱼叉举得尽可能地高，使出全身的力气，加上刚才鼓起的力气，把它朝下直扎进鱼身的一边，就在大胸鳍后面一点儿的地方，这胸鳍高高竖起，高齐老人的胸膛。他感到那铁叉扎了进去，就把身子倚在上面，把它扎得更深一点，再用全身的重量把它压下。

于是那鱼闹腾起来，尽管死到临头了，它仍从水中高高跳起，把它那惊人的长度和宽度，它的力量和美，全都暴露无遗。它仿佛悬在空中，就在小帆船中老人的头顶上空。然后，它砰的一声掉在水里，浪花溅了老人一身，溅了一船。

老人感到头晕，恶心，看不大清楚东西。然而他放松了鱼叉上的绳子，让它从他划破了皮的双手之间慢慢地溜出去，等他的眼睛好使了，他看见那鱼仰天躺着，银色的肚皮朝上。鱼叉的柄从鱼的肩部打斜地戳出来，海水被它心脏里流出的鲜血染红了。起先，这摊血黑魆魆的，如同这一英里多深的蓝色海水中的一块礁石。然后它像云彩般地扩散开来。那鱼是银色的，一动不动地随着波浪浮动着。

老人用他偶尔看得清的眼睛仔细望着。接着他把鱼叉上的绳子在船头的系缆柱上绕了两圈，然后把脑袋搁在双手上。

“让我的头脑保持清醒吧，”他靠在船头的木板上说。“我是个疲乏的老头儿。可是我杀死了这条鱼，它是我的兄弟，现在我得去干苦活啦。”

现在我得准备好套索和绳子，把它绑在船边，他想。即使我这里有两个人，把船装满了水来把它拉上船，然后把水舀掉，这条小帆船也绝对容不下它。我得做好一切准备，然后把它拖过来，好好绑起，竖起桅杆，张起帆驶回港去。

他动手把鱼拖到船边，这样可以用一根绳子穿进它的鳃，从嘴里拉出来，把它的脑袋紧绑在船头边。我想看看它，他想，碰碰它，摸摸它。它是我的财产，他想。然而我想摸摸它倒不是为了这个。我以为刚才触及过它的心脏，他想。那是在我第二次往里推鱼叉的柄的时候。现在得把它拖过来，牢牢绑住，用一根套索拴住它的尾巴，另一根拴住它的腰部，把它绑牢在这小帆船边。

“动手干活吧，老头儿，”他说。他喝了很少的一点水。“战斗既然结束了，就有好多苦活得干啦。”

他抬头望望天空，然后望望船外的鱼。他仔细望望太阳。晌午才过了没多少时候，他想。而贸易风刮起来了。这些钓索现在都用不着了。回家以后，那男孩和我要把它们捻接起来。

“过来吧，鱼啊，”他说。可是这鱼并不靠拢过来。它反而躺在海面上翻滚着，老人只得把小帆船驶到它的身边。

等他跟它并拢了，并把鱼的头靠在船头边，他简直无法相信它竟这么大。但他从系缆柱上解下鱼叉柄上的绳子，穿进鱼鳃，从嘴里拉出来，在它那剑似的长嘴上绕了一圈，然后穿过另一个鱼鳃，在剑嘴上又绕上一圈，把这双股绳子挽了个结，紧系在船头的系缆柱上。然后他割下一截绳子，走到船梢去套住鱼尾巴。鱼已经从原来的紫银两色变成了纯银色，条纹和尾巴显出同样的淡紫色。这些条纹比一个人拃开五指的手更宽，它的眼睛看上去冷漠得像潜望镜中的反射镜，又像宗教游行队伍中圣徒塑像的眼睛。

“要杀死它只有用这个办法，”老人说。他喝了水，觉得好过些了，知道自己不会垮，头脑很清醒。看样子它不止一千五百磅重，他想。也许还要重得多。如果去掉了头尾和下脚，肉有三分之二的重量，照三角钱一磅计算，该是多少?

“我需要有支铅笔来计算，”他说。“我的头脑并不清醒到这个程度。不过我想那了不起的迪马吉奥今天会替我感到骄傲。我没有长骨刺。可是双手和背脊实在痛得厉害。”不知道骨刺是什么玩意儿，他想。也许我们都长着骨刺，自己不知道。

他把鱼紧系在船头、船梢和中央的座板上。它真大，简直像在船边绑上了另一条大得多的帆船。他割下一段钓索，把鱼的下颌和它的长上颚扎在一起，使它的嘴不能张开，船就可以尽可能干净利落地行驶了。然后他竖起桅杆，安上那根当鱼钩用的棍子和下桁，张起带补丁的帆，船开始移动，他半躺在船梢，向西南方驶去。

他不需要罗盘来告诉他西南方在哪里。他只消凭贸易风吹在身上的感觉和帆的动向就能知道。我还是放一根系着匙形假饵的细钓丝到水里，钓些什么东西来吃吃，也可以润润嘴。可是他找不到匙形假饵，他的沙丁鱼也都腐臭了。所以他趁船经过那片黄色的马尾藻时用鱼钩钩上了一簇，把它抖抖，使里面的小虾掉在小帆船的船板上。小虾有一打以上，它们蹦跳、甩脚，像沙蚤一般。老人用大拇指和食指掐去它们的头，连壳带尾巴嚼着吃下。它们很小，可是他知道它们富有营养，而且味道也好。

老人瓶中还有两口水，他吃了虾以后，喝了半口。考虑到设置的障碍，这小帆船行驶得可算不错，他便把舵柄夹在胳肢窝里，掌着舵。他看得见那条鱼，他只消看看自己的双手，感觉到背脊靠在船梢上，就能知道这是确实发生的事儿，不是一场梦。当初，眼看快要告吹，他一时感到非常难受，以为这也许是一场梦。等他后来看到鱼跃出水面，在落下前一动不动地悬在半空中，他确信此中准有什么莫大的奥秘，使他无法相信。当时他看不大清楚，尽管眼下又像往常那样看得很清楚了。

现在他知道这鱼就在这里，他的双手和背脊都不是梦中的东西。这双手很快就会痊愈的，他想。我让它们把血都快流光了，但咸水会把它们治好的。这真实无误的湾流中的深色的水是世上最佳的治疗剂。我只消保持头脑清醒就行。这两只手已经尽了自己的本分，而我们航行得很好。鱼闭着嘴，尾巴直上直下地竖着，我们像亲兄弟一样航行着。接着他的头脑有点儿不清楚了，他竟然想起，是它在带我回家，还是我在带它回家呢?如果我把它拖在船后，那就毫无疑问了。如果这鱼丢尽了面子，给放在这小帆船上，那么也不会有什么疑问。可是它和船是并排地拴在一起航行的，所以老人想，只要它高兴，让它把我带回家去得了。我不过靠了诡计才比它强的，可它对我并无一点恶意。

鱼和船航行得很好，老人把手浸在咸水里，努力保持头脑清醒。积云堆聚得很高，上空还有相当多的卷云，因此老人看出这风将刮上整整一夜。老人时常对鱼望望，好确定真有这么回事。这时离第一条鲨鱼来袭击它的时候还有一个钟点。

这条鲨鱼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当那一大片暗红的血朝一英里深的海里下沉并扩散的时候，它从水底深处上来了。它蹿上来得那么快，全然不顾一切，竟然冲破了蓝色的水面，来到了阳光里。它随即掉回海里，嗅到了血腥气的踪迹，就顶着那小帆船和鱼所走的路线游来。

有时候它失去了这气味的线索。但它总会重新嗅到，或者只嗅到那么一点儿，就飞快地使劲跟上。那是条很大的灰鲭鲨，生就一副好体格，能游得跟海里最快的鱼一般快，周身的一切都很美，除了它的上下颚。它的背部和剑鱼的一般蓝，肚子是银色的，鱼皮光滑而漂亮。它长得和剑鱼一般，除了那张正紧闭着的大嘴，它眼下就在水面下迅速地游着，高耸的脊鳍像刀子般地划破水面，一点也不抖动。在它紧闭着的上下颚的双唇里面，八排牙齿全都长得朝里倾斜。它们和大多数鲨鱼的牙齿不同，不是一般的金字塔形的。它们像爪子般蜷曲起来的人的手指。它们几乎跟这老人的手指一般长，两边都有刀片般锋利的快口。这种鱼生就拿海里所有的鱼当食料，它们游得那么快，那么壮健，武器齐备，以致所向无敌。它闻到了这新鲜的血腥气，此刻正加快了速度，蓝色的脊鳍划破了水面。

老人看见它在游来，看出这是条毫无畏惧而坚决为所欲为的鲨鱼。他准备好了鱼叉，系紧了绳子，一面注视着鲨鱼向前游来。绳子短了，缺了他割下用来绑鱼的那一截。

老人此刻头脑清醒正常，充满了决心，但并不抱着多少希望。光景太好了，不可能持久的，他想。他注视着鲨鱼在逼近，抽空朝那条大鱼望上一眼。这简直等于是一场梦，他想。我没法阻止它来袭击我，但是也许我能弄死它。登多索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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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想。叫你妈交上噩运吧。

鲨鱼飞速逼近船梢，它袭击那鱼的时候，老人看见它张开了嘴，看见它那双奇异的眼睛，它朝前咬住鱼尾巴上面一点儿地方的鱼肉，牙齿嘎吱嘎吱地响。鲨鱼的头露出在水面上，背部正在出水，老人听见那条大鱼的皮肉被撕裂的声音，这时他用鱼叉朝下猛地扎进鲨鱼的脑袋，正扎在它两眼之间的那条线和从鼻子笔直通到脑后的那条线的交叉点上。这两条线实在是并不存在的。只有那沉重、尖锐的蓝色脑袋，两只大眼睛和那嘎吱作响、伸向前去吞噬一切的两颚。但那儿正是脑子的所在，老人便直朝它扎去。他使出全身的力气，用糊着鲜血的双手，把一支好鱼叉向它扎去。他扎它，并不抱着希望，但是带着决心和满腔的恶意。

鲨鱼翻了个身，老人看出它眼睛里已经没有生气了，跟着它又翻了个身，自行缠上了两道绳子。老人知道这鲨鱼快死了，但它还是不肯认输。它这时肚皮朝上，尾巴扑打着，两颚嘎吱作响，像一条快艇般地划破水面。海水被它的尾巴拍打起一片白色浪花，它四分之三的身体露出在水面上，这时绳子给绷紧了，抖了一下，啪地断了。鲨鱼在水面上静静地躺了片刻，老人紧盯着它。然后它慢慢地沉下去了。

“它咬掉了约莫四十磅肉，”老人说出声来。它把我的鱼叉也带走了，还有整条绳子，他想，而且现在我这条鱼又在淌血，其他鲨鱼也会来的。

他不忍心再朝这死鱼看上一眼，因为它已经被咬得残缺不全了。鱼挨到袭击的时候，他感到就像自己挨到袭击一样。

可是我杀死了这条袭击我的鱼的鲨鱼，他想。而它是我见到过的最大的登多索鲨。天知道，我见过好些大的哪。

光景太好了，不可能持久的，他想。但愿这是一场梦，我根本没有钓上这条鱼，正独自躺在床上铺的旧报纸上。

“然而人不是为失败而生的，”他说。“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给打败。”然而我很痛心，把这鱼给杀了，他想。现在倒霉的时刻要来了，可我连鱼叉也没有。这条登多索鲨是残忍、能干、强壮而聪明的。但是我比它更聪明。也许并不，他想。也许我仅仅是武器比它强。

“别思索啦，老家伙，”他说出声来。“顺着这航线行驶，事到临头再对付吧。”

但是我一定要思索，他想。因为我只剩下这件事可干了。这件事，还有棒球赛可想。不知道那了不起的迪马吉奥可会喜欢我那样击中它的脑子?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儿，他想。任何人都做得到。但是，你可以为我这双受伤的手跟骨刺一样是个很大的不利条件?我没法知道。我的脚后跟从没出过毛病，除了有一次在游水时踩着了一条海鳐鱼，被它扎了一下，小腿麻痹了，痛得真受不了。

“想点开心的事儿吧，老家伙，”他说。“每过一分钟，你就离家近一步。丢了四十磅鱼肉，你航行起来更轻快了。”

他很清楚，等他驶进了海流的中部，会发生什么事。可是眼下一点办法也没有。

“不，有办法，”他说出声来。“我可以把刀子绑在一支桨的把子上。”

于是他胳肢窝里夹着舵柄，一只脚踩住了帆脚索，就这样干了。

“行了，”他说。“我照旧是个老头儿。不过我不是没有武器的了。”

这时风刮得强劲些了，他顺利地航行着。他只顾盯着鱼的上半身，恢复了一点儿希望。

不抱希望才蠢哪，他想。再说，我认为这是一桩罪过。别想罪过了，他想。麻烦已经够多了，还想什么罪过。何况我根本不懂这个。

我根本不懂这个，也说不准我是不是相信这个。也许杀死这条鱼是一桩罪过。我看该是罪过，尽管我是为了养活自己并且给许多人吃用才这样干的。不过话得说回来，什么事都是罪过啊。别想罪过了。现在想它也实在太迟了，而且有些人是拿了钱来干这个的。让他们去考虑吧。你天生是个渔夫，正如那鱼天生就是一条鱼一样。圣彼德罗

[49]

是个渔夫，跟那了不起的迪马吉奥的父亲一样。

但是他喜欢去想一切他给卷在里头的事，而且因为没有书报可看，并且没有收音机，他就想得很多，只顾想着罪过。你不光是为了养活自己、把鱼卖了买食品才杀死它的，他想。你杀死它是为了自尊心，因为你是个渔夫。它活着的时候你爱它，它死了你还是爱它。如果你爱它，杀死它就不是罪过。要不是更大的罪过吧?

“你想得太多了，老家伙，”他说出声来。

但是你很乐意杀死那条登多索鲨，他想。它跟你一样，靠吃活鱼维持生命。它不是食腐动物，也不像有些鲨鱼那样，只知道游来游去满足食欲。它是美丽而崇高的，见什么都不怕。

“我杀死它是为了自卫，”老人说出声来。“而且杀得很利索。”

再说，他想，每样东西都杀死别的东西，不过方式不同罢了。捕鱼养活了我，同样也快把我害死了。那男孩使我活得下去，他想。我不能过分地欺骗自己。

他把身子探出船舷，从鱼身上被鲨鱼咬过的地方撕下一块肉。他咀嚼着，觉得肉质很好，味道鲜美。又坚实又多汁，像牲口的肉，不过不是红色的。一点筋也没有，他知道在市场上能卖最高的价钱。可是没有办法让它的气味不散布到水里去，老人知道糟糕透顶的时刻就快来到。

风持续地吹着。它稍微转向东北方，他明白这表明它不会停息。老人朝前方望去，不见一丝帆影，也看不见任何一只船的船身或冒出的烟。只有从他船头下跃起的飞鱼，向两边逃去，还有一摊摊黄色的马尾藻。他连一只鸟也看不见。

他已经航行了两个钟点，在船梢歇着，有时候从大马林鱼身上撕下一点肉来嚼，努力休息，保持精力，这时他看到了两条鲨鱼中首先露面的那一条。

“Ay，”他说出声来。这个词儿是没法翻译的，也许不过是一个响声，就像一个人觉得钉子穿过他的双手、钉进木头时不由自主地发出的声音。

“加拉诺鲨

[50]

，”他说出声来。他看见另一片鳍在第一片的背后冒出水来，根据这褐色的三角形鳍和甩来甩去的尾巴，认出它们正是铲鼻鲨。它们嗅到了血腥味，激动起来，因为饿昏了头，激动得一会儿迷失了臭迹，一会儿又嗅到了。可是它们始终在逼近。

老人系紧帆脚索，卡住了舵柄。然后他拿起上面绑着刀子的桨。他尽量轻巧地把它举起来，因为他的双手痛得不听使唤了。随后他把手张开，再轻轻捏住了桨，让双手松弛下来。他紧紧地把手合拢，让它们忍受着痛楚而不致缩回去，一面注视着鲨鱼在过来。他这时看得见它们那又宽又扁的铲子形的头，和尖端呈白色的宽阔的胸鳍。它们是恶毒的鲨鱼，气味难闻，既杀害其他的鱼，也吃腐烂的死鱼，饥饿的时候，它们会咬船上的桨或者舵。正是这些鲨鱼，会趁海龟在水面上睡觉的时候咬掉它们的脚和鳍状肢，如果碰到饥饿的时候，也会在水里袭击人，即使这人身上并没有鱼血或黏液的腥味。

“Ay，”老人说。“加拉诺鲨。来吧，加拉诺鲨。”

它们来啦。但是它们来的方式和那条灰鲭鲨的不同。有一条鲨鱼转了个身，钻到小帆船底下不见了，等它用嘴拉扯死鱼时，老人觉得这小帆船在晃动。另一条用它一条缝似的黄眼睛注视着老人，然后飞快地游来，半圆形的上下颚大大地张开着，朝鱼身上被咬过的地方咬去。它褐色的头顶以及脑子跟脊髓相连处的背脊上有道清清楚楚的纹路，老人把绑在桨上的刀子朝那交叉点扎进去，拔出来，再扎进这鲨鱼的黄色猫眼。鲨鱼放开了咬住的鱼，身子朝下溜，临死时还把咬下的肉吞了下去。

另一条鲨鱼正在咬啮那条鱼，弄得小帆船还在摇晃，老人就放松了帆脚索，让小帆船横过来，使鲨鱼从船底下暴露出来。他一看见鲨鱼，就从船舷上探出身子，一桨朝它戳去。他只戳在肉上，但鲨鱼的皮紧绷着，刀子几乎戳不进去。这一戳不仅震痛了他那双手，也震痛了他的肩膀。但是鲨鱼迅速地浮上来，露出了脑袋，老人趁它的鼻子伸出水面挨上那条鱼的时候，对准它扁平的脑袋正中扎去。老人拔出刀刃，朝同一地方又扎了那鲨鱼一下。它依旧紧锁着上下颚，咬住了鱼不放，老人一刀戳进它的左眼。鲨鱼还是吊在那里。

“还不够吗?”老人说着，把刀刃戳进它的脊骨和脑子之间。这时扎起来很容易，他感到它的软骨折断了。老人把桨倒过来，把桨片插进鲨鱼的两颚之间，想把它的嘴撬开。他把桨片一扭，鲨鱼松了嘴溜开了，他说，“走吧，加拉诺鲨。溜到一英里深的水里去吧。去找你的朋友，也许那是你的妈妈吧。”

老人擦了擦刀刃，把桨放下。然后他摸到了帆脚索，帆鼓起来了，他把小帆船顺着原来的航线驶去。

“它们一定把这鱼吃掉了四分之一，而且都是上好的肉，”他说出声来。“但愿这是一场梦，我压根儿没有钓上它。我为这事感到抱歉，鱼啊。这把一切都搞糟啦。”他顿住了，此刻不想朝鱼望了。它流尽了血，被海水冲刷着，看上去像镜子背面镀的银色，身上的条纹依旧看得出来。

“我原不该出海这么远的，鱼啊，”他说。“对你对我都不好。我感到抱歉，鱼啊。”

得了，他对自己说。留意看看那绑刀子的绳子，看看有没有断。然后把你的手弄好，因为还有鲨鱼要来。

“但愿有块石头可以磨磨刀，”老人检查了绑在桨把子上的刀子后说。“我原该带一块磨石来的。”你该带来的东西多着哪，他想。但是你没带来，老家伙啊。眼下可不是想你缺乏什么东西的时候。想想你用手头现有的东西能做什么事儿吧。

“你给了我多少忠告啊，”他说出声来。“我听得厌死啦。”

他把舵柄夹在胳肢窝里，把双手都浸在水里，小帆船朝前驶去。

“天知道最后那条鲨鱼咬掉了多少鱼肉，”他说。“这船现在可轻多了。”他不愿去想那鱼残缺不全的肚子。他知道鲨鱼每次猛地撞上去，总要撕去一点肉，还知道鱼此刻给所有的鲨鱼留下了一道臭迹，宽得像条公路，穿过海面。

这条鱼可以供养一个人整整一冬，他想。别想这个啦。还是休息休息，把你的双手弄弄好，保卫这剩下的鱼肉吧。水里的血腥气这样浓，我手上的血腥气就算不上什么了。再说，这双手出的血也不多。给割破的地方都算不上什么。出了血也许能使我的左手不再抽筋。

我现在还有什么事可想?他想。什么也没有。我必须什么也不想，等待下一条鲨鱼来。但愿这真是一场梦，他想。不过谁说得准呢?也许结果会是圆满的。

接着来的鲨鱼是条单独的铲鼻鲨。看它的来势，就像一头猪直奔饲料槽，如果说猪能有这么大的嘴、你可以把脑袋伸进去的话。老人让它咬住了鱼，然后把桨上绑着的刀子扎进它的脑子。但是鲨鱼朝后猛地一扭，打了个滚，刀刃啪地一声断了。

老人坐定下来掌舵。他都不去看那条大鲨鱼在水里慢慢地下沉，它起先是原来那么大，然后渐渐小了，然后只剩一丁点儿了。这种情景总叫老人看得入迷。可是这会他看也不看一眼。

“我现在还有那根鱼钩，”他说。“不过它没什么用处。我还有两把桨和那个舵把和那根短棍。”

它们如今可把我打垮了，他想。我太老了，不能用棍子打死鲨鱼了。但是只要我有桨和短棍和舵把，我还要试试。

他又把双手浸在水里泡着。下午渐渐过去，快近傍晚了，他除了海洋和天空，什么也看不见。空中的风比刚才大了，他指望不久就能看到陆地。

“你累乏了，老家伙，”他说。“你骨子里累乏了。”

直到快日落的时候，鲨鱼才再来袭击它。

老人看见两片褐色的鳍正顺着那鱼必然在水里留下的很宽的臭迹游来。它们竟然不用到处来回搜索这臭迹。它们并肩笔直地朝小帆船游来。

他卡住了舵把，系紧帆脚索，伸手到船梢下去拿棍子。它原是个桨把，是从一支断桨上锯下的，大约两英尺半长。因为它上面有个把手，他只能用一只手有效地使用，于是便弯起了右手，好好攥住了它，同时望着鲨鱼在过来。两条都是加拉诺鲨。

我必须让第一条好好咬住了才打它的鼻尖，或者直朝它头顶正中打去，他想。

两条鲨鱼一齐紧逼过来，他一看到离他较近的那条张开嘴咬进那鱼的银色胁腹，就高高举起棍子，重重地打下去，砰的一声打在鲨鱼宽阔的头顶上。棍子落下去，他觉得好像打在坚韧的橡胶上。但也感觉到坚硬的骨头，就趁鲨鱼从那鱼身上朝下溜的当儿，再重重地朝它鼻尖上打了一下。

另一条鲨鱼刚才窜来后就走了，这时又张大了嘴扑过来。它一头撞在鱼身上，闭上两颚，老人看见一块块白色的鱼肉从它嘴角漏出来。他抡起棍子朝它打去，只打中了头部，鲨鱼朝他看看，把咬在嘴里的肉一口撕下。老人趁它溜开去把肉咽下时，又抡起棍子朝它打下，可只打中了那厚实坚韧的橡胶般的地方。

“来吧，加拉诺鲨，”老人说。“再过来吧。”

鲨鱼冲上前来，老人趁它合上两颚时给了它一下。他结结实实地打中了它，是把棍子举得尽量高才打下去的。这一回他感到打中了脑子后部的骨头，于是朝同一部位又是一下，鲨鱼呆滞地撕下嘴里咬着的鱼肉，从鱼身边溜下水去。

老人守望着，等它再来，可是两条鲨鱼都没露面。接着他看见其中的一条在海面上绕着圈儿游着。他没有看见另外一条的鳍。

我没法指望打死它们了，他想。我年轻力壮时能行。不过我已经把它们俩都打得受了重伤，它们中哪一条都不会觉得好过。要是能用双手抡起一根棒球棒，我准能把第一条打死。即使现在也能行，他想。

他不愿朝那条鱼看。他知道它的半个身子已经被咬掉了。他刚才跟鲨鱼搏斗的时候，太阳已经落下去了。

“马上就要断黑了，”他说。“那时候我将看见哈瓦那的灯火。如果我往东走得太远了，我会看见一片新开辟的海滩上的灯光。”

我现在离陆地不会太远，他想。我希望没人为此大大地担心。当然啦，只有那男孩会担心。但我相信他一定会有信心。好多老渔夫也会担心的。还有不少别的人，他想。我住在一个好镇子里啊。

他不能再跟这鱼说话了，因为它给糟蹋得太厉害了。接着他头脑里想起了一件事。

“半条鱼，”他说。“你原来是条完整的。很抱歉我出海太远了。我把你我都毁了。不过我们杀死了不少鲨鱼，你跟我一起，还打垮了好多条。你杀死过多少啊，好鱼?你头上长着那只长嘴，可不是白长的啊。”

他喜欢想这条鱼，想它要是在自由地游着，会怎样去对付一条鲨鱼。我应该砍下它这长嘴，拿来跟那些鲨鱼斗，他想。但是没有斧头，后来又弄丢了那把刀子。

但是，如果我把它砍下了，就能把它绑在桨把上，这该是多好的武器啊。这样，我们就能一起跟它们斗啦。要是它们夜里来，你该怎么办?你又有什么办法?

“跟它们斗，”他说。“我要跟它们斗到死。”

但是，在眼下的黑暗里，天际没有反光，也没有灯火，只有风在刮着，那船帆在稳定地拉曳着，他感到说不定自己已经死了。他合上双手，感觉到掌心贴在一起。这双手没有死，他只消把它们开合一下，就能感到生之痛楚。他把背脊靠在船梢上，知道自己没有死。这是他的肩膀告诉他的。

我许过愿，如果逮住了这条鱼，要念那么许多遍祈祷文，他想。不过我现在太累了，没法念。我还是把麻袋拿来披在肩上。

他躺在船梢掌着舵，注视着天空，等着出现反光。我还有半条鱼，他想。也许我运气好，能把这前半条带回去。我总该多少有点运气吧。不，他说。你出海太远了，把好运给冲掉啦。

“别犯傻了，”他说出声来。“还是保持清醒，掌好舵。你也许还有很大的好运呢。”

“要是有什么地方卖好运，我倒想买一些，”他说。

我能拿什么来买呢?他问自己。能用一支弄丢了的鱼叉、一把折断的刀子和两只受了伤的手来买吗?

“也许能，”他说。“你曾想拿在海上的八十四天来买它。人家也几乎把它卖给了你。”

我不能胡思乱想，他想。好运这玩意儿，往往以许多不同的形式出现，谁认得准啊?可是不管什么形式的好运，我都要一点儿，要多少代价就给多少。但愿我能看到灯火的反光，他想。我的想望太多了。但眼下只想望这一个。他竭力坐得舒服些，好好掌舵，因为感到疼痛，知道自己没有死。

看来在夜间十点左右，他看见了城市的灯火映在天际的反光。起初只能依稀看出，就像月亮升起前天上的微光。然后一步步地看清楚了，就在此刻正被越来越大的风刮得波涛汹涌的海洋的另一边。他驶进这反光的圈子，于是他想，要不了多久就能触及湾流的边缘了。

这下子可结束了，他想。但它们也许还会再来袭击我。不过，一个人在黑夜里，没有武器，怎么能对付它们呢?

他这时身子僵硬、疼痛，在夜晚的寒气里，他的伤口和身上所有用力过度的地方都在作痛。我希望不必再斗了，他想。我真希望不必再斗了。

但是快到午夜时分，他又搏斗了，而这一回他明白搏斗也是徒劳。它们是成群袭来的，朝那鱼直扑，他只看见它们的鳍在水面上划出的一道道线，还有它们身上的磷光。他朝它们的头打去，听到上下颚啪地咬住的声音，还有它们在船底下咬住了鱼使这小帆船摇晃的声音。他看不清目标，只能感觉到，听到，就不顾死活地挥棍打去，感到什么东西攫住了棍子，它就此丢了。

他把舵把从舵上猛地扭下，用它又打又砍，双手攥住了一次次朝下戳去。可是它们此刻都在前面船头边，一条接一条地蹿上来，成群地一起来，咬下一块块鱼肉，当它们转身再来时，这些鱼肉在水面下发亮。

最后，有条鲨鱼朝鱼头扑来，他知道这下子完了。他把舵把朝鲨鱼的脑袋抡去，打在它咬住厚实的鱼头的两颚上，那儿的肉咬不下来。他抡了一次，两次，又一次。他听见舵把啪地断了，就把断下的把手向鲨鱼扎去。他感到它扎了进去，知道它很尖利，就把它再往里扎。鲨鱼松了嘴，一翻身就走了。这是来袭的这群鲨鱼中最末的一条。它们再也没有什么可吃的了。

老人这时简直喘不过气来，觉得嘴里有股怪味儿。这味儿带着铜腥气，甜滋滋的，他一时害怕起来。但是这味儿并不太浓。

他朝海里啐了一口说，“把它吃了，加拉诺鲨。做个梦吧，梦见你杀了一个人。”

他明白他如今终于给打垮了，没法补救了，就回到船梢，发现那舵把的锯齿形断头还可以安在舵的狭槽里，让他用来掌舵。他把麻袋在肩头围围好，使小帆船顺着航线驶去。这时航行得很轻松，他什么念头都没有，什么感觉也没有。他此刻超脱了这一切，只顾尽可能出色而明智地把小帆船驶回他家乡的港口。夜里有些鲨鱼来咬这死鱼的残骸，就像人从饭桌上捡面包屑吃一样。老人不去理睬它们，除了掌舵以外他什么都不理睬。他只留意到船舷边没有什么沉重的东西，小帆船这时驶起来多么轻松，多么出色。

船还是好好的，他想。它是完好的，没受一点儿损伤，除了那个舵把。那是容易更换的。

他感觉到已经在湾流中行驶，看得见沿岸那些海滨住宅区的灯光了。他知道此刻到了什么地方，回家是不在话下了。

不管怎么样，风总是我们的朋友，他想。然后他加上一句：有时候是。还有那大海，海里有我们的朋友，也有我们的敌人。还有床，他想。床是我的朋友。正是床，他想。床将是一样了不起的东西。你给打垮了，倒感到舒坦了，他想。我从来不知道竟会这么舒坦。那么是什么把你打垮的，他想。

“什么也没有，”他说出声来。“只怪我出海太远了。”

等他驶进小港，露台饭店的灯光全熄灭了，他知道人们都上床了。海风一步步加强，此刻刮得很猛了。然而港湾里静悄悄的，他直驶到岩石下一小片卵石滩前。没人来帮他的忙，他只好跨出船来，独力把它尽量拖上岸滩，紧系在一块岩石上。

他拔下桅杆，把帆卷起，系住。然后他扛起桅杆往岸上爬。这时他才明白自己疲乏到了什么程度。他站住了一会儿，回头一望，看见那鱼的大尾巴在街灯的反光中直竖在小船的船梢后边。他看清它赤露的脊骨像一条白线，看清那带着突出的长嘴的黑糊糊的脑袋，而在这头尾之间却什么也没有。

他再往上爬，到了顶上摔倒在地，躺了一会儿，桅杆还是横在肩上。他想法爬起身来。可是太困难了，他就肩上扛着桅杆坐在那儿，望着大路。一只猫从路对面走过，去干它自己的事，老人注视着它。然后他只顾望着大路。

临了，他放下桅杆，站起身来。他再举起桅杆，扛在肩上，顺着大路走去。他不得不坐下歇了五次，才走到他的窝棚。

进了窝棚，他把桅杆靠在墙上。他摸黑找到一只水瓶，喝了一口水。然后他在床上躺下。他拉起毯子，盖住两肩，然后裹住了背部和双腿，脸朝下躺在报纸上，两臂伸得笔直，手掌向上。

早上，男孩朝门内张望时，他正熟睡着。风刮得正猛，那些漂网渔船不会出海了，男孩便睡了个懒觉，后来跟每天早上一样，到老人的窝棚来。男孩看见老人在喘气，跟着看见老人的那双手，就哭起来了。他悄没声儿地走出来，去拿点咖啡，一路上边走边哭。

许多渔夫围着那条小帆船，看着绑在船旁的东西，有一名渔夫卷起了裤腿站在水里，用一根钓索在量那死鱼的残骸。

男孩并不走下岸去。他刚才去过了，有个渔夫正在替他看管这条小帆船。

“他怎么啦?”一名渔夫大声叫道。

“在睡觉，”男孩喊着说。他不在乎人家看见他在哭。“谁都别去打扰他。”

“它从鼻子到尾巴有十八英尺长，”那量鱼的渔夫叫道。

“我信，”男孩说。

他走进露台饭店，去要一罐咖啡。

“要烫的，多加些牛奶和糖在里头。”

“还要什么?”

“不要了。过后我会弄清楚他想吃些什么。”

“多大的鱼呀，”饭店老板说。“从来没有过这样的鱼。你昨天捉到的那两条也蛮不错。”

“我的鱼，见鬼去，”男孩说，又哭起来了。

“你想喝点什么吗?”老板问。

“不要，”男孩说。“叫他们别去打扰圣地亚哥。我就回来。”

“跟他说我多么难过。”

“谢谢，”男孩说。

男孩拿着那罐热咖啡直走到老人的窝棚，在他身边坐下，等他醒来。有一回眼看他快醒过来了。可是他又沉睡过去，男孩就跨过大路去借些木柴来热咖啡。

老人终于醒了。

“别坐起来，”男孩说。“把这个喝了。”他倒了些咖啡在一只玻璃杯里。

老人把它接过去喝了。

“它们把我打垮了，马诺林，”他说。“它们确实把我打垮了。”

“它没有把你打垮。那条鱼可没有。”

“对。真是这样。那是后来的事。”

“佩德里科在看守小帆船和打鱼的家什。你打算把那鱼头怎么着?”

“让佩德里科把它剁碎了，放在捕鱼栅里使用吧。”

“那张长嘴呢?”

“你要就把它留下。”

“我要，”男孩说。“现在我们得来商量一下别的事情。”

“人家来找过我吗?”

“当然啦。派出了海岸警卫队和飞机。”

“海洋非常大，小帆船很小，不容易看见，”老人说。他感到真愉快，可以对一个人说话，不再只是自言自语，对着海说话了。“我很想念你，”他说。“你们捉到了什么?”

“头一天一条。第二天一条，第三天两条。”

“好极了。”

“现在我们又可以一起钓鱼了。”

“不。我运气不好。我再不会交好运了。”

“去它的好运，”男孩说。“我会带来好运的。”

“你家里人会怎么说呢?”

“我不在乎。我昨天逮住了两条。不过我们现在要一起钓鱼，因为我还有好多事要学。”

“我们得弄一支能扎死鱼的好长矛，经常放在船上。你可以用一辆旧福特汽车上的一片钢板做矛头。我们可以拿到瓜纳瓦科亚

[51]

去磨。该把它磨得很锋利，不用淬火，不然会断裂的。我的刀子断掉了。”

“我再去弄把刀子来，把钢板也磨好。这大风要刮多少天?”

“也许三天。也许还不止。”

“我要把什么都安排好，”男孩说。“你把你的手养好，老大爷。”

“我知道该怎样保养的。夜里，我吐出了一些奇怪的东西，感到胸膛里有什么东西碎了。”

“把这个也养养好，”男孩说。“躺下吧，老大爷，我去给你拿干净衬衫来。还带点吃的来。”

“把我出海时的报纸随便带一份来，”老人说。

“你得赶快好起来，因为我还有好多事要学，你可以把什么都教给我。你吃过多少苦?”

“多得很啊，”老人说。

“我去把吃的东西和报纸拿来，”男孩说。“好好休息，老大爷。我到药房去给你的手弄点药来。”

“别忘了跟佩德里科说那鱼头给他了。”

“不会。我记得。”

男孩出了门，顺着那磨损的珊瑚石路走去，他又在哭了。

那天下午，露台饭店来了一群旅客，有个女人朝下面的海水望去，看见在一些空啤酒罐和死梭子鱼之间有条又粗又长的白色脊骨，一端有条巨大的尾巴，当东风在港外不断地掀起大浪的时候，这尾巴随着潮水起落、摇摆。

“那是什么?”她问一名侍者，指着那条大鱼的长长的脊骨，它如今不过是垃圾了，只等潮水来把它带走。

“Tiburon

[52]

，”侍者说。

“Eshark

[53]

。”他想解释这事情的经过。

[54]

“我不知道鲨鱼有这样漂亮的、形状这样美观的尾巴。”

“我也不知道，”她的男伴说。

在大路另一头的窝棚里，老人又睡着了。他依旧脸朝下躺着，男孩坐在他身边，守着他。老人正梦见狮子。

[1]
该小说的前三部的原稿，在海明威自杀身亡后，由其妻子玛丽·威尔什及斯克里布纳出版公司的小查尔斯·斯克里布纳共同整理，于1970年出版，书名《岛在湾流中》。

[2]
利兰·海沃德为百老汇戏剧演出人及好莱坞制片人，后来以十五万美元买下《老人与海》的摄制权，于1958年公映。

[3]
这一页上的两段引文分别引自《海明威谈创作》(董衡巽编选，三联书店，1985年)第140及第141—142页。

[4]
本书最后出版的定本几乎就是一年半前在海明威亲朋中传阅的手稿，改动是不多的。

[5]
引自《时代》周刊，1954年12月13日。

[6]
见沃特·威廉斯著《欧内斯特·海明威的悲剧写作艺术》(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174页。

[7]
引自《海明威谈创作》第143页。

[8]
参见卡洛斯·贝克：《老人与海》前言(斯克里布纳出版公司，1962年)。

[9]
引自《西方文论选》(伍蠡甫主编，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上卷第68—69页。

[10]
引自《西方文论选》上卷第57页。

[11]
引自《西方文论选》下卷第306页。

[12]
同上，第308页。

[13]
参见《圣经·约翰福音》第19章第17节。

[14]
参见《圣经·马太福音》第4章第1—11节。

[15]
引自《海明威谈创作》第25页。

[16]
引自《海明威谈创作》第25页。

[17]
引自《世界文学》1985年第3期第286页。

[18]
查尔斯·斯克里布纳(1854—1930)为斯克里布纳出版公司创办人老查尔斯(1821—1871)的次子，和其他两兄弟一同继承父亲的产业，担任主要负责人。马克斯(韦尔)·珀金斯(1884—1947)为他手下的名编辑，从1926年初接受海明威的中篇小说《春潮》起，一直担任他的责任编辑。本书出版时，两人都已去世。

[19]
指墨西哥湾暖流，向东穿过美国佛罗里达州南端和古巴之间的佛罗里达海峡，沿着北美东海岸向东北流动。这股暖流温度比两旁的海水高10至20度，最宽处达50英里，呈深蓝色，非常壮观，为鱼类群集的地方。本书主人公为古巴首都哈瓦那东7英里的科希马尔海港的渔夫，经常驶进湾流捕鱼。

[20]
就在科希马尔。

[21]
位于中美洲尼加拉瓜的东部，是濒墨西哥湾的低洼的海岸地带，长满了灌木林。为印第安人中的莫斯基托族居住的地方，故名。

[22]
王棕为加勒比海那一带特产的特大棕榈树，在古巴被叫做guano。

[23]
法国修女玛格丽特·玛丽·阿拉科克(1647—1690)于17世纪末倡议崇拜耶稣基督肉身的心脏，在信奉天主教的国家中传播甚广。

[24]
科夫莱为古巴东南部一小镇，镇南小山上有科夫莱圣母祠，每年9月8日为朝圣日。

[25]
这支纽约市的棒球队是美国职业棒球界的强队。

[26]
乔·迪马吉奥(生于1914年)于1936年进扬基队，以善于击球得分著称。1951年棒球季后告别球坛。

[27]
这些是加勒比海地区老百姓的主食。

[28]
阿特韦为加勒比海地区一印第安部族的酋长，被西班牙殖民者从海地岛驱赶至古巴东部，于1512年被捕，给活活烧死。

[29]
美国职业棒球界按水平高低分大联赛及小联赛两种组织，美国联赛是两大联赛之一，扬基队是其中的佼佼者。

[30]
指另一大联赛，全国联赛。这两大联赛每年各通过比赛选出一个胜队，于十月上半月在双方的场地轮流比赛，一决雌雄，名为“世界大赛”。

[31]
指费拉德尔菲亚的希贝公园，是该市棒球队比赛的主要场地。迪克·西斯勒于1948年至1951年在该地打球。

[32]
该是指乔治·哈罗德·西斯勒(1893—1973)，他于1915年开始参加大联赛，于1922年第一次荣获该年度的“美国联赛中最宝贵的球员”的称号。但本书故事发生在30年代，上文提及的他的儿子迪克不可能已去过露台饭店。这是个使评论家困惑的问题。

[33]
麦格劳(1873—1934)于1890年开始当职业棒球运动员，1902年参加纽约巨人队，兼任该队经理，直至1932年，使该队成为著名的强队。他于1906年后就不再上场参加比赛。

[34]
J为约瑟夫的首字母，在西班牙语中读为“何塔”。

[35]
列奥·多罗彻(1906—1991)为上世纪三十年代著名棒球明星，1948年起任纽约巨人队经理，使之成为第一流的强队。

[36]
阿道尔福·卢克于1890年生于哈瓦那，1935年前曾先后在波士顿、辛辛那提、布鲁克林及纽约巨人队当球员，后任经理。

[37]
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曾两度担任圣路易红人棒球队经理。

[38]
在北大西洋东部的一个火山群岛，位于摩洛哥西南，当时尚未独立，隶属西班牙。

[39]
测量水深的单位，每英寻等于6英尺。

[40]
西班牙语中的“海洋”(mar)可作阴性名词，也可作阳性名词，以前面用的定冠词是阴性(la)还是阳性(el)来区别。

[41]
西班牙古地区名，包括今东北部四省。

[42]
迪马吉奥脚踵上的骨刺到1947年才通过手术割去，但后来有时仍有疼痛的感觉。

[43]
就在哈瓦那湾出海处的东端，和哈瓦那市区隔水相望。

[44]
位于哈瓦那东南，是古巴中南部濒加勒比海的一个良港。

[45]
Rigel(在阿拉伯语中意为“脚”)为猎户座左下方的那颗最明亮的星，我国天文学称之为参宿七。

[46]
指古巴这个东西向的大岛。

[47]
鱼头顶上有一个吸盘，常吸附在大鱼身上，让它带着游走。

[48]
原文为Dentuso，西班牙语，意为“牙齿锋利的”，这是当地对灰鲭鲨的俗称。

[49]
即耶稣刚开始传道时，在加利利海边所收的最早的四个门徒之一彼得。

[50]
原文为Galano，西班牙语，意为“豪侠、优雅”，在这里又可解作“杂色斑驳的”，是铲鼻鲨的俗称。

[51]
位于哈瓦那东的一小城，有矿泉，为避暑地，并有工厂。

[52]
西班牙语：鲨鱼。

[53]
这是侍者用英语讲“鲨鱼”(shark)时读别的发音，前面照西班牙语习惯加上一个元音。

[54]
他想说这是被鲨鱼残杀的大马林鱼的残骸，但说到这里，对方就错以为这是鲨鱼的骨骼了。

译本序

乔治·奥威尔在一九四八年写作《一九八四》之前，在英国是一个贫病交迫、没有多大名气的作家。《一九八四》虽在他一九五〇年患肺病去世前不久出版，但他已看不到它后来在文坛引起的轰动为他带来的荣誉了：不仅是作为一个独具风格的小说家，而且是作为一个颇有远见卓识的政治预言家。从此，他的名字在英语文学史上占有了重要的独特地位，他在小说中创造的“老大哥”、“双重思想”、“新话”等词汇都收进了权威的英语词典，甚至由他的姓衍生了一个形容词“奥威尔式”，不断地出现在报道国际新闻的记者的笔下，这在其他作家身上是很罕见的，如果不是绝无仅有的话。

那么，奥威尔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作家，他的传世之作《一九八四》究竟又是怎样的一部作品呢？要解答这个问题，最好是从奥威尔不是什么，或者《一九八四》不是什么说起。这也许对我们正确理解他和他的作品更有帮助。

首先必须指出，奥威尔不是一般概念中的所谓反共作家，《一九八四》也不是简单的所谓反苏作品。正如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洲研究系汉学教授、著名评论家西蒙·黎斯一九八三年的一篇论文《奥威尔：政治的恐怖》中所指出的，“许多读者从《读者文摘》编辑的角度来看待奥威尔：在他的所有作品中，他们只保留《一九八四》，然后把它断章取义，硬把它贬低为一本反共的小册子。他们为着自己的方便，视而不见奥威尔反极权主义斗争的动力是他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因此，在黎斯看来，奥威尔首先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其次是一个反极权主义者，而他的“反极权主义的斗争是他的社会主义信念的必然结果。他相信，只有击败极权主义，社会主义才有可能胜利”。《一九八四》与其说是一部影射苏联的反共小说，毋宁更透彻地说，是反极权主义的预言。但是无论信奉社会主义或者反对极权主义，奥威尔都是在他生涯较晚的时候才走到这一步的。

奥威尔出身英国中产阶级，家庭生活并不宽裕。他父亲供职于印度的英国殖民地政府，作为一个下级官员，无力供养儿子回国进贵族子弟学校上学。奥威尔只是靠成绩优异，才免费进了一所二流的寄宿学校圣塞浦里安，后来又靠成绩优异考取了奖学金，进了英国最著名的伊顿公学。但是他以一个穷学生的身份，在那里先是受到校长的歧视，稍长后又与那里的贵族子弟格格不入。毕业后他一无上层社会关系，二无家庭经济支援，上不起大学，只好远走缅甸，为帝国警察部队效力，但殖民地下级官员的生活对他来说同样还是格格不入。尽管有这样的背景，用奥威尔自己的话来说，“我经受了贫困的生活和失败的感觉。这增加了我天生对权威的憎恨，”但是他毕竟受了英国传统的教育，因此从立场上和思想上，多少在开始的时候，是非常非政治性的。例如他写的《缅甸岁月》，背景是殖民地社会，他对英国人和缅甸人都一视同仁，无分轩轾。这使人想起了E·M·福斯特的《印度之行》。福斯特就说过，“大多数印度人，就像大多数英国人一样，都是狗屎。”

这种传统上层子弟教育，用一句庸俗社会学套话来说，在奥威尔身上留下了深深的阶级烙印，这是他在政治上迟迟没有找到“自性”（Identity）的主要原因。不错，他在学童时代由于家庭经济能力的限制而在势利的圣塞浦里安学校校长的手里饱受凌辱（见他死后出版的《如此欢乐童年》），使他有了心理准备，日后在缅甸见到殖民统治的不公产生反感，而且后来在更大的范围内全身投入地站在受压迫者的一边。但是他毕竟出身中产阶级，而在英国这个阶级界限极为根深蒂固的社会里，要摆脱这个传统在自己身上的束缚是很困难的。奥威尔也不例外，他一直到死都意识到这一点。在另一方面，他对自己在寄宿学校中的屈辱生活感到极其不愉快。他曾写道，“对一个孩子最残酷的事莫过于把他送到一所富家子弟的学校中去。一个意识到贫穷的孩子由于虚荣而感到痛苦，是成人所不能想象的。”这个青少年时代所受到的心理创伤，在成年的奥威尔身上仍在流血，这在他写的充满不快的回忆的《如此欢乐童年》中可以看出。不止一个评论家认为应该把《如此欢乐童年》与《一九八四》放在一起来读。黎斯就认为，“奥威尔很可能在他当初上的预备学校中找到了他后来所写的大噩梦的第一个显微缩影的胚胎。”奥威尔生前就告诉他的一位友人托斯科·费维尔：“一个不合群的孩子在寄宿学校吃到的苦头可能是英国唯一可以与一个外人在极权主义社会中感到的孤立相比的事。”费维尔在《如此欢乐童年》中观察到了英国寄宿学校生活为《一九八四》提供了一部分声音、景象和气味：“……奥威尔在早年就显露出他对丑陋或敌意的环境特别敏感。这在他描述圣塞浦里安学校生活的令人厌恶一面表现出来。他回忆了他对常常用油腻的盆子端来的馊粥、大浴池里的脏水、硬邦邦的不平的床板、更衣室里的汗臭、到处没有个人隐蔽的地方、不上闩的成排的污秽厕所、厕所门不断开、关的碰撞声、宿舍里用夜壶撒尿的淅沥声这种种印象——他以特有的细腻感觉回忆这一切时，我们几乎可以看到，奥威尔这么描述圣塞浦里安，是作为日后写《一九八四》中惨淡景象试笔的。”

奥威尔背叛自己阶级的努力，在他童年时代寄宿学校中埋下了种子，而在伊顿毕业后因为升不起大学而到缅甸的帝国警察部队效力，则为这种子的萌芽准备了土壤。他在缅甸呆了五年，这是他成长过程中又一决定性的阶段。他最后决定要脱离帝国警察部队，“我感到我必须洗赎那压得我透不过气来的罪咎……我觉得我不仅仅应该与帝国主义决裂，而且也应该与一切人对人的统治决裂。我希望融合到受压迫的人中间去，成为他们之中的一个，站在他们的一边反对他们的暴君……在这时候，在我看来，没有出息倒是唯一的美德。自我奋斗，哪怕稍有成就，一年能挣上几百镑，我觉得稍有这种想法都是精神丑恶的，是一种欺压行为。”

由于自幼就喜欢写作，因此趁一次回国休假之便，他辞去了在缅甸的帝国警察部队的差使，独自到巴黎找一间廉价的房子，关起门来从事写作。这一时期的摸索并没有为他带来成功，即使他有一个机会，亲身体验一下巴黎（和以后的伦敦）的下层生活。这在开始是无意识的，后来则是有意识这么做的，比如他在伦敦曾经混在流浪汉里到收容所去度一个周末。奥威尔自己简短地概述了他从缅甸回来后的思想演变：“我尝到过贫困的生活和失败的感觉。这增强了我天生对权威的憎恨，使我第一次充分意识到工人阶级的存在，而在缅甸的工作则使我对帝国主义的性质有了一些认识。但这些经验不足以给我确切的政治方向。”

确实是这样。他尽力接近下层群众，体验他们的生活，但是有一道无形的墙，隔在他与他们之间，成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这就是他身上的中产阶级烙印。英国的阶级区分比任何欧洲国家都要等级森严，这种区分看不见，摸不着，然而无处不在，不可逾越。奥威尔由于童年的创伤，对这一弊端极其敏感，对上层阶级有着一种刻骨的仇恨和厌恶。但是他出身于这一阶级的边缘，而且受到这一阶级的教育，因此即使后来在穷困潦倒流浪巴黎和伦敦时期，也使他无法同下层贫苦群众打成一片，虽然他努力这么做了。别的不说，出身和教育养成的说话口音，就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甚至在他病危住院期间，听到隔壁病房探视者的上等阶级口音，还在笔记本中记下他的一段感想：“这是什么口音！一种饱食终日、无所事事、沾沾自喜、过分自信的口音，一种深沉、洪亮而带有恶意的口音，你没有看到也可以凭本能感到，他们是一切智慧的思想、细腻的感情、美丽的事物的敌人。怪不得大家都这么憎恨我们。”请注意最后的“我们”一词。奥威尔作了毕生的努力要与自己的阶级决裂，最后还是意识到他属于这个可憎的上层阶级。他曾经说过。“英国人的（阶级）烙印是打在舌头上的。”有一个故事很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他为了体验穷人的生活，曾经伪装酒醉的流浪汉，去辱骂一个警察，想被抓到监狱里去尝一尝与穷人一起过圣诞节的滋味。但是那个警察从他醉酒后的口音，一下就听出了这个身披借来的破烂衣服的醉鬼是一个出身伊顿公学的地道绅士，并没有上钩，而是善意相劝，叫他乖乖地回家去。也许他的侄女的话最能一针见血地说明问题，她对奥威尔的传记作家克立克说：“他的一切疙瘩都来自这个事实：他认为他应该去爱他的同胞，但是他连同他们随便交谈都做不到。”

后来在英格兰北部工业区维冈码头的经验最终树立了他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当时伦敦一家左翼出版社约请他到那里去考察大萧条期间工人阶级状况。这次考察和后来的西班牙内战（这在以后再说）用奥威尔自己的话来说，“改变了一切。从此之后，我知道了自己站在哪里。从一九三六年以来，我写的严肃作品中的每一句话都是直接或间接反对我所了解的那种极权主义而拥护民主社会主义的。”这次为期只有几个星期的工业区考察之行，打开了奥威尔的眼界，使他亲身体验到了社会的不公和人间的苦难达到了什么程度。在这以前，他生活颠沛，对下层社会生活不是没有体会，但这毕竟是个人经历，只有到了英格兰北部工业区后，他的这种体会才有了社会性和阶级性。这种政治上的“顿悟”也许可以用禅宗信徒的大彻大悟来做比喻，也仿佛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听到上帝的启示而皈依基督教——奥威尔的“去维冈码头之路”就是保罗的“大马士革之路”。不过在他身上用这种宗教比喻恐怕是十分不恰当的，尤其是因为奥威尔是一个十足的理性主义者，他对某些社会主义政党的神秘性和盲从性特别反感。做这样的比喻只是说明他的觉悟的即时性、彻底性和不可动摇性而已。

在维冈码头时，奥威尔并没有像一般记者那样仅仅作为一个进行采访的旁观者。《去维冈码头之路》中有一段文字可以扼要说明奥威尔在考察失业者的惨淡生活的旅程中突然面对面看到人间苦难时所得到的闪电般启示：

穿过那尽是钢渣和烟囱，成堆的废铁和发臭的沟渠，靴印交错的泥泞的煤灰小径所构成的丑恶景色，火车把我载走了。时已初春三月，但气候仍极寒冷，到处是发黑的雪堆。我们慢慢地穿过市郊时，一排又一排灰色小破屋在我们面前掠过，它们与堤岸形成直角。在一所房子后面，有一个年轻妇女跪在石块地上，用一条棍子在捅从屋子里接出来的——我想大概是——堵塞了的排水管。我有时间看到她身上的一切：她的麻袋布围裙，她的笨重的木鞋，她的冻红的胳膊。火车经过时，她抬起头来，距离这么近，我几乎看到了她的眼光。她的圆圆的脸十分苍白，这是常见的贫民窟姑娘的憔悴的脸，由于早产、流产和生活操劳，二十五岁的人看上去像四十岁。在我看到的一刹那间，这脸上的表情是我见到的最凄惨绝望的表情。当时这使我想到，我们常说的“他们的感觉同我们的不一样”，还有什么贫民窟里生长的人除了贫民窟不知有别的，这种话是何等的错误。因为我在她脸上看到的表情并不是一头牲口的无知的忍受。她很清楚地知道自己的遭遇是什么——同我一样清楚地知道——在严寒中跪在贫民窟后院的脏石块上捅一条发臭的排水管，是一种多么不幸的命运。

如果说，维冈之行是偶然的话，去西班牙参加内战则是自觉的行动，他曾向一位编辑友人说：“我要到西班牙去了。”那人问：“为什么？”他答道：“这法西斯主义总得有人去制止它。”他在西班牙作战时间不长，最后以喉部中弹不得不回国治疗和休养。但这短短几个月的战斗，特别是共和政府军方面国际纵队内部派系的猜疑和斗争，不仅没有削弱，倒反而坚定了他对社会主义的信念，而且明确了他要的是哪一种社会主义，那就是主张政治民主和社会公正的社会主义，反对一切变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包括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即国家社会主义）。当时流行的看法是法西斯主义是高级阶段的资本主义，只有极少数人认识到它是一种变种的社会主义。而在政府军一边汇集的各种派别的社会主义者中，不乏那种以社会主义为名，实际上为了霸主地位而在敌人的闪电轰炸中，在横飞的子弹中，向自己的同志背后放冷枪的国际阴谋家。一颗法西斯子弹打中了奥威尔的喉部，就在他回国疗伤的途中，还有人一路跟踪到巴塞罗那来追杀。看来这些同一战壕中的同志有兴趣的不是共同保卫共和国抵御法西斯主义敌人，而是消灭有独立思想不跟着指挥棒转的盟友。这伤透了他的心，更加深了他对极权主义的痛恨，不论这种极权主义是以法西斯主义，国家社会主义，还是其他变种的社会主义的形式出现的。这条道路尽管曲折，却终于使奥威尔在政治上找到了“自性”，能够写出《一九八四》那样一部二十世纪政治寓言的经典。

从文学写作方法上来讲，奥威尔找到“自性”也是经过了一条漫长曲折的道路。他从缅甸回来后立志于写作，为此，还有意识地到巴黎和伦敦体验下层生活，但这一时期写的作品并不成功，只有亨利·米勒认为他的初期作品《在巴黎和伦敦穷困潦倒的日子》是他最好的一部作品，因为他经过几年锲而不舍和看来是无望的努力，终于形成自己的声音和观点。但是在黎斯看来，他没有把自己的声音和观点在全书中贯彻始终，这是美中不足。不过瑕不掩瑜，正是在这部作品中，奥威尔找到了一种新的写作形式，这就是把新闻写作发展成一种艺术，在极其精确和客观的事实报道的外衣下，对现实作了艺术的复原和再现。最后他在《去维冈码头之路》和《向卡塔隆尼亚致敬》两本书以及像《射象》和《绞刑》这样好几篇记述文中，把这种写作新形式提高到了完美的境界。四分之一世纪之后，诺曼·梅勒和杜鲁门·卡波蒂花了不少时间、精力和笔墨，互相反驳对方自称为“非虚构小说”的鼻祖。他们大概没有读过奥威尔早在他们出道之前在这方面所作的尝试，否则他们就不会闹得如此不可开交了，相反会对自己的大言不惭，感到无地自容。

不过在这以前，奥威尔并没有意识到他是在为日后称作“新新闻写作方法”（New Journalism）这一文学形式开先河。就像他在政治上迟迟没有找到“自性”一样，他在文学上也迟迟没有找到“自性”，或者说，即使像米勒评估的那样，他在《在巴黎和伦敦穷困潦倒的日子》里已经形成了他自己的声音和观点，但这还不是自觉的和有意识的。证诸他后来接着出版的四部习作《缅甸岁月》、《教士的女儿》、《让盾形花继续飞扬》以及《上来透口气》都是用比较常规的艺术形式写的，就可以看出这一点。这四部作品都是平庸之作，换了别个作家，早该被人遗忘了。但是由于它们是奥威尔写的，在他成名之后，还是有人——至少是评论家——把它们找出来一读，倒不是因为它们的文学价值，而是为了读它们对了解奥威尔的思想和个性发展有所帮助。上面已经提到，奥威尔在《去维冈码头之路》以及这一时期的其他作品中找到了他艺术上的“自性”，但这是与他在政治上找到了“自性”分不开的，反过来也可以说，只有他在政治上找到了“自性”以后，他在文学上才找到了“自性”，这最终表现在他的两部政治讽刺和寓言作品《动物农场》和《一九八四》上。可惜天不假年，在贫困中奋斗了一辈子的他，没有能看到自己的成功和享受成功为自己带来的喜悦。然而《一九八四》这部表现二十世纪政治恐怖的极权主义的作品是不会随着极权主义的兴衰而湮没于人类历史中的。

正如汉娜·阿伦特和卡尔·弗雷德里克及布热津斯基早在五十年代分别在前者的《极权主义的起源》和后两者的《极权主义、独裁和专制》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极权主义乃是现代专制主义。它从本质上来说与古代或中世纪的专制主义毫无二致，但与这些传统的专制主义不同的，或者说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地方是，极权主义掌握了现代政治的统治手段，包括政治组织、社会生活、舆论工具、艺术创作、历史编纂甚至个人思想和隐私，无不在一个有形和无形的“老大哥”的全面严密控制之下（极权主义的英文“Totalitarianism”意即指此，因此也可译“全面权力主义”），这是中外历史上任何一个暴君所做不到的，更是他们连想也想不到的。作为二十世纪的过来人，我们无需根据个人的经历和体会，一一印证《一九八四》中所做的预言与二十世纪的现实何等相似，但我们不得不惊叹奥威尔的政治洞察力和艺术想象力是何等高超：他没有在任何极权主义国家生活过，他的观察怎么比过来人还要细腻、深刻和真确？是的，他没有这方面实际生活的经验，但是他在政治上的高度敏感大大超过了当时去参拜过新麦加，被牵了鼻子参观“波将金村庄”，归来后大唱看到了新世界曙光的赞歌的许多国际闻名的大文豪。

奥威尔创作《一九八四》的灵感不是来源于此，而是他参加西班牙内战与其他变种的社会主义者接触，遭到猜疑和排斥，后来回到英国想说一些关于他所见所闻的真话而遭到封杀的经验。他遭到了一道沉默和诽谤的双重厚墙的包围，其他幸存者和目击者也都同样被封上了口，以致摇旗呐喊的应声虫们能够放手改写历史而无人置疑。这样，他直接第一次面对面地接触到极权主义如何制造谎言和改写历史，这被入木三分地反映在温斯顿·史密斯在“真理部”的工作上。这也令人想起了哈罗德·艾萨克在一张照片中他的身影曾被抹去这件事以及更早的他在巴黎、伦敦、纽约各大公立图书馆中遍找文献，就是找不到他要的关于“把蒋介石这一柠檬挤干了扔掉”这一著名发言。在原来发表的报刊上，这一发言都被人撕毁灭迹了。改写和忘却历史的网竟编织得这么无孔不入，只有极权主义才能做到。难怪奥威尔对写过《中午的黑暗》的阿瑟·库斯特勒说：“历史在一九三六年停步了。”库斯特勒颇有同感，连连点头称是。

奥威尔反极权主义斗争是他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的必然结果。他相信，只有击败极权主义，社会主义才有可能胜利，因此揭露极权主义的危害，向世人敲起警钟，让大家都看到它的危害性——对伦理的破坏，对思想的控制，对自由的剥夺，对人性的扼杀，对历史的捏造和篡改……——是何等的重要。如果听任它横行，在不久的将来，人类社会将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奥威尔是一九四八年写完这部政治恐怖寓言小说的，为了表示这种可怕前景的迫在眉睫，他把“四八”颠倒了一下成了“八四”，便有了《一九八四》这一书名。事过境迁，也许这个年份幸而没有言中，但是书中所揭示的极权主义种种恐怖在世界上好几个地方在一九八四年以前就在肆虐了，今天在世界范围内也不能说已经绝迹。二十世纪是个政治恐怖的世纪。二十世纪快要结束了，但政治恐怖仍然阴魂不散，因此《一九八四》在今天仍有价值。是否可以说，对我们来说，只有彻底否定了诸如“文化大革命”这类恐怖的极权主义，才给我们这些多年为社会主义奋斗的人，带来了真正值得向往的社会主义！

董乐山

一九九七年七月酷暑

- 第一部

- 第二部

- 第三部

一

四月间，天气寒冷晴朗，钟敲了十三下。温斯顿·史密斯为了要躲寒风，紧缩着脖子，很快地溜进了胜利大厦的玻璃门，不过动作不够迅速，没有能够防止一阵沙土跟着他刮进了门。

门厅里有一股熬白菜和旧地席的气味。门厅的一头，有一张彩色的招贴画钉在墙上，在室内悬挂略为嫌大了一些。画的是一张很大的面孔，有一米多宽：这是一个大约四十五岁的男人的脸，留着浓密的黑胡子，面部线条粗犷英俊。温斯顿朝楼梯走去。用不着试电梯。即使最顺利的时候，电梯也是很少开的，现在又是白天停电。这是为了筹备举行仇恨周而实行节约。温斯顿的住所在七层楼上，他三十九岁，右脚脖子上患静脉曲张，因此爬得很慢，一路上休息了好几次。每上一层楼，正对着电梯门的墙上就有那幅画着很大脸庞的招贴画凝视着。这是属于这样的一类画，你不论走到哪里，画中的眼光总是跟着你。下面的文字说明是：老大哥在看着你。

在他住所里面，有个圆润的嗓子在念一系列与生铁产量有关的数字。声音来自一块像毛玻璃一样的椭圆形金属板，这构成右边墙壁的一部分墙面。温斯顿按了一个开关，声音就轻了一些，不过说的话仍听得清楚。这个装置（叫做电幕）可以放低声音，可是没有办法完全关上。他走到窗边。他的身材瘦小纤弱，蓝色的工作服——那是党内的制服——更加突出了他身子的单薄。他的头发很淡，脸色天生红润，他的皮肤由于用粗肥皂和钝刀片，再加上刚刚过去的寒冬，显得有点粗糙。

外面，即使通过关上的玻璃窗，看上去也是寒冷的。在下面街心里，阵阵的小卷风把尘土和碎纸吹卷起来，虽然阳光灿烂，天空蔚蓝，可是除了到处贴着的招贴画以外，似乎什么东西都没有颜色。那张留着黑胡子的脸从每一个关键地方向下凝视。在对面那所房子的正面就有一幅，文字说明是：老大哥在看着你。那双黑色的眼睛目不转睛地看着温斯顿的眼睛。在下面街上有另外一张招贴画，一角给撕破了，在风中不时地吹拍着，一会儿盖上，一会儿又露出唯一的一个词儿“英社”。在远处，一架直升机在屋顶上面掠过，像一只绿头苍蝇似的徘徊了一会儿，又绕个弯儿飞走。这是警察巡逻队，在伺察人们的窗户。不过巡逻队并不可怕，只有思想警察才可怕。

在温斯顿的身后，电幕上的声音仍在喋喋不休地报告生铁产量和第九个三年计划的超额完成情况。电幕能够同时接收和放送。温斯顿发出的任何声音，只要比极低声的细语大一点，它就可以接收到；此外，只要他留在那块金属板的视野之内，除了能听到他的声音之外，也能看到他的行动。当然，没有办法知道，在某一特定的时间里，你的一言一行是否都有人在监视着。思想警察究竟多么经常，或者根据什么安排在接收某个人的线路，那你就只能猜测了。甚至可以想象，他们对每个人都是从头到尾一直在监视着的。反正不论什么时候，只要他们高兴，他们都可以接上你的线路。你只能在这样的假定下生活——从已经成为本能的习惯出发，你早已这样生活了：你发出的每一个声音，都是有人听到的，你做出的每一个动作，除非在黑暗中，都是有人仔细观察的。

温斯顿继续背对着电幕。这样比较安全些；不过他也很明白，甚至背部有时也能暴露问题的。一公里以外，他工作的单位真理部高耸在阴沉的市景之上，楼房高大，一片白色。这，他带着有些模糊的厌恶情绪想——这就是伦敦，一号空降场的主要城市，一号空降场是大洋国人口位居第三的省份。他竭力想挤出一些童年时代的记忆来，能够告诉他伦敦是不是一直都是这样的。是不是一直有这些景象：破败的十九世纪的房子，墙头用木材撑着，窗户钉上了硬纸板，屋顶上盖着波纹铁皮，倒塌的花园围墙东倒西歪；还有那尘土飞扬、破砖残瓦上野草丛生的空袭地点；还有那炸弹清出了一大块空地，上面忽然出现了许多像鸡笼似的肮脏木房子的地方。可是没有用，他记不起来了；除了一系列没有背景、模糊难辨的、灯光灿烂的画面以外，他的童年已不留下什么记忆了。

真理部——用新话来说叫真部——同视野里的任何其他东西都有令人吃惊的不同。这是一个庞大的金字塔式的建筑，白色的水泥晶晶发亮，一层接着一层上升，一直升到高空三百米。从温斯顿站着的地方，正好可以看到党的三句口号，这是用很漂亮的字体写在白色的墙面上的：

战争即和平

自由即奴役

无知即力量

据说，真理部在地面上有三千间屋子，和地面下的结构相等。在伦敦别的地方，还有三所其他的建筑，外表和大小与此相同。它们使周围的建筑仿佛小巫见了大巫，因此你从胜利大厦的屋顶上可以同时看到这四所建筑。它们是整个政府机构四部的所在地：真理部负责新闻、娱乐、教育、艺术；和平部负责战争；友爱部维持法律和秩序；富裕部负责经济事务。用新话来说，它们分别称为真部、和部、爱部、富部。

真正教人害怕的部是友爱部。它连一扇窗户也没有。温斯顿从来没有到友爱部去过，也从来没有走近距它半公里之内的地带。这个地方，除非因公，是无法进入的，而且进去也要通过重重铁丝网、铁门、隐蔽的机枪阵地。甚至在环绕它的屏障之外的大街上，也有穿着黑色制服、携带连枷棍的凶神恶煞般的警卫在巡逻。

温斯顿突然转过身来。这时他已经使自己的脸部现出一种安详乐观的表情，在面对电幕的时候，最好是用这种表情。他走过房间，到了小厨房里。在一天的这个时间里离开真理部，他牺牲了在食堂的中饭，他知道厨房里没有别的吃的，只有一块深色的面包，那是得省下来当明天的早饭的。他从架子上拿下一瓶无色的液体，上面贴着一张简单白色的标签：胜利杜松子酒。它有一种令人难受的油味儿，像中国的黄酒一样。温斯顿倒了快一茶匙，硬着头皮，像吃药似的咕噜一口喝了下去。

他的脸马上绯红起来，眼角里流出了泪水。这玩艺儿像硝酸，而且，喝下去的时候，你有一种感觉，好像后脑勺上挨了一下橡皮棍似的。不过接着他肚子里火烧的感觉减退了，世界看起来开始比较轻松愉快了。他从一匣挤瘪了的胜利牌香烟盒中拿出一支烟来，不小心地竖举着，烟丝马上掉到了地上。他拿出了第二支，这次比较成功。他回到了起居室，坐在电幕左边的一张小桌子前。他从桌子抽屉里拿出一支笔杆、一瓶墨水、一本厚厚的四开本空白簿子，红色的书脊，大理石花纹的封面。

不知什么缘故，起居室里的电幕安的位置与众不同。按正常的办法，它应该安在一头的端墙上，可以看到整个房间，可是如今却安在侧墙上，正对着窗户。在电幕的一边，有一个浅浅的壁龛，温斯顿现在就坐在这里，在修建这所房子的时候，这个壁龛大概是打算放书架的。温斯顿坐在壁龛里，尽量躲得远远的，可以处在电幕的控制范围之外，不过这仅仅就视野而言。当然，他的声音还是可以听到的，但只要他留在目前的位置，电幕就看不到他。一半是由于这间屋子的与众不同的布局，使他想到要做他目前要做的事。

但这件事也是他刚刚从抽屉中拿出来的那个本子使他想到要做的。这是一本特别精美的本子。光滑洁白的纸张因年代久远而有些发黄，这种纸张至少过去四十年来已久未生产了。不过他可以猜想，这部本子的年代还要久远得多。他是在本市一个破破烂烂的居民区的一家发霉的小旧货铺中看到它躺在橱窗中的，到底是哪个区，他已经记不得了。他当时一眼就看中，一心想要得到它。照理党员是不许到普通店铺里去的（去了就是“在自由市场上做买卖”），不过这条规矩并不严格执行，因为有许多东西，例如鞋带、刀片，用任何别的办法是无法弄到的，他回头很快地看了一眼街道两头，就溜进了小铺子，花二元五角钱把本子买了下来。当时他并没有想到买来干什么用。他把它放在皮包里，不安地回了家。即使里面没有写什么东西，有这样一个本子也是容易引起怀疑的。

他要做的事情是开始写日记。写日记并不是不合法的（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合法的，因为早已不再有什么法律了），但是如被发现，可以相当有把握地肯定，会受到死刑的惩处，或者至少在强迫劳动营里干苦役二十五年。温斯顿把笔尖插在笔杆上，用嘴舔了一下，把上面的油去掉。这种沾水笔已成了老古董，甚至签名时也不用了，他偷偷地花了不少力气才买到一支，只是因为他觉得这个精美乳白的本子只配用真正的笔尖书写，不能用墨水铅笔涂画。实际上他已不习惯手书了。除了极简短的字条以外，一般都用听写器口授一切，他目前要做的事，当然是不能用听写器的。他把笔尖沾了墨水，又停了一下，不过只有一刹那。他的肠子里感到一阵震颤。在纸上写标题是个决定性的行动。他用纤小笨拙的字体写道：

一九八四年四月四日

他身子往后一靠。一阵束手无策的感觉袭击了他。首先是，他一点也没有把握，今年是不是一九八四年。大致是这个日期，因为他相当有把握地知道，自己的年龄是三十九岁，而且他相信他是在一九四四年或一九四五年生的。但是，要把任何日期确定下来，误差不出一两年，在当今的时世里，是永远办不到的。

他突然想到，他是在为谁写日记呀？为将来，为后代。他的思想在本子上的那个可疑日期上犹豫了一会儿，突然想起了新话中的一个词儿“双重思想”。他头一次领悟到了他要做的事情的艰巨性。你怎么能够同未来联系呢？从其性质来说，这样做就是不可能的。只有两种情况，要是未来同现在一样，在这样的情况下未来就不会听他的，要是未来同现在不一样，他的处境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他呆呆地坐在那里，看着本子。电幕上现在播放刺耳的军乐了。奇怪的是，他似乎不仅丧失了表达自己的能力，而且甚至忘掉了他原来要想说什么话了。过去几个星期以来，他一直在准备应付这一时刻，他从来没有想到过，除了勇气以外还需要什么。实际写作会是很容易的。他要做的只是把多年来头脑里一直在想的、无休止的、无穷尽的独白付诸笔墨就行了。但是在目前，甚至独白也枯竭了。此外，他的静脉曲张也开始痒了起来，使人难熬。他不敢抓它，因为一抓就要发炎。时间滴答地过去。他只感到面前一页空白的纸张，脚脖子上的皮肤发痒，音乐的聒噪，杜松子酒引起的一阵醉意。

突然他开始慌里慌张地写了起来，只是模模糊糊地意识到他写的是些什么。他的纤小而有些孩子气的笔迹在本子上弯弯曲曲地描画着，写着写着，先是省略了大写字母，最后连句号也省略了：

一九八四年四月四日。昨晚去看电影。全是战争片。一部很好，是关于一艘装满难民的船，在地中海某处遭到空袭。观众看到一个大胖子要想游开去逃脱追他的直升机的镜头感到很好玩。你起初看到他像一头海豚一样在水里浮沉，后来通过直升机的瞄准器看到他，最后他全身是枪眼，四周的海水都染红了，他突然下沉，好像枪眼里吸进了海水一样。下沉的时候观众笑着叫好。接着你看到一艘装满儿童的救生艇，上空有一架直升机在盘旋。有个中年妇女坐在船首，大概是个犹太女人，怀中抱着一个大约三岁的小男孩。小男孩吓得哇哇大哭，把脑袋躲在她的怀里，好像要钻进她的胸口中去似的，那个妇女用胳膊搂着他，安慰着他，尽管她自己的脸色也吓得发青。她一直用自己的胳膊尽可能地掩护着他，仿佛她以为自己的胳膊能够抵御子弹不伤他的身体似的。接着直升机在他们中间投了一颗二十公斤的炸弹，引起可怕的爆炸，救生艇四分五裂，成为碎片。接着出现一个很精彩的镜头，一个孩子的胳膊举了起来越举越高越举越高一直到了天空中一定有架机头装着摄影机的直升机跟着他的胳膊，在党员座中间发出了很多的掌声但是在无产座部分有个妇女突然吵了起来大声说他们不应该在孩子们面前放映这部电影他们在孩子们面前放映这部电影是不对的最后警察把她赶了出去我想她不至于会遇到什么不愉快的结果无产者说些什么没有人会放在心上典型的无产者反应他们决不会——

温斯顿停下了笔，一半是因为他感到手指痉挛。他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使他一泻千里地写出这些胡说八道的话来。但奇怪的事情是，他在写的时候，有一种完全不同的记忆在他的思想中明确起来，使他觉得自己有能力把它写下来。他现在认识到，这是因为有另一件事情才使他突然决定今天要回家开始写日记。

如果说，这样一件模模糊糊的事也可以说是发生的话，这件事今天早上发生在部里。

快到十一点的时候，在温斯顿工作的纪录司，他们把椅子从小办公室拖出来，放在大厅的中央，放在大电幕的前面，准备举行两分钟仇恨。温斯顿刚刚在中间一排的一张椅子上坐下来，有两个他只认识脸孔、却从来没有讲过话的人意外地走了进来。其中有一个是他常常在走廊中遇到的一个姑娘。他不知道她的名字，但是他知道她在小说司工作。由于他有时看到她双手沾油，拿着扳钳，她大概是做机械工的，拾掇那些小说写作机器。她是个年约二十七岁、表情大胆的姑娘，浓浓的黑发，长满雀斑的脸，动作迅速敏捷，像个运动员。她的工作服的腰上重重地围了一条猩红色的狭缎带，这是青年反性同盟的标志，围得不松不紧，正好露出她的腰部的苗条。温斯顿头一眼看到她就不喜欢她。他知道为什么原因。这是因为她竭力在自己身上带上一种曲棍球场、冷水浴、集体远足，总的来说是思想纯洁的味道。几乎所有的女人他都不喜欢，特别是年轻漂亮的。总是女人，尤其是年轻的女人，是党的最盲目的拥护者，生吞活剥口号的人，义务的密探，非正统思想的检查员。但是这个女人使他感到比别的更加危险。有一次他们在走廊里遇到时，她很快地斜视了他一眼，似乎看透了他的心，刹那间他充满了黑色的恐惧。他甚至想到这样的念头：她可能是思想警察的特务。不错，这是很不可能的。但是只要她在近处，他仍有一种特别的不安之感，这种感觉中掺杂着敌意，也掺杂着恐惧。

另外一个人是个叫奥勃良的男人，他是核心党员，担任的职务很重要，高高在上，因此温斯顿对他职务的性质只有一种很模糊的概念。椅子周围的人一看到核心党员的黑色工作服走近时，都不由得肃静下来。奥勃良是个体格魁梧的人，脖子短粗，有着一张粗犷残忍、兴高采烈的脸。尽管他的外表令人望而生畏，他的态度却有一定迷人之处。他有一个小动作奇怪地使人感到可亲，那就是端正一下鼻梁上的眼镜；也很难说清楚，这奇怪地使人感到很文明。如果有人仍旧有那样想法的话，这个姿态可能使人想到一个十八世纪的绅士端出鼻烟匣来待客。温斯顿大概在十多年来看到过奥勃良十多次。他感到对他特别有兴趣，这并不完全是因为他对奥勃良彬彬有礼的态度和拳击师的体格的截然对比感到有兴趣，更多的是因为他心中暗自认为——也许甚至还不是认为，而仅仅是希望——奥勃良的政治信仰不完全是正统的。他脸上的某种表情使人无法抗拒地得出这一结论。而且，表现在他脸上的，甚至不是不正统，而干脆就是智慧。不过无论如何，他的外表使人感到，如果你能躲过电幕而单独与他在一起的话，他是个可以谈谈的人。温斯顿从来没有做过哪怕是最轻微的努力来证实这种猜想；说真的，根本没有这样做的可能。现在，奥勃良瞥了一眼手表，看到已经快到十一点了，显然决定留在纪录司，等两分钟仇恨结束。他在温斯顿那一排坐了下来，相隔两把椅子。中间坐的是一个淡茶色头发的小女人，她在温斯顿隔壁的小办公室工作。那个黑头发的姑娘坐在他们背后一排。

接着，屋子那头的大电幕上突然发出了一阵刺耳的摩擦声，仿佛是台大机器没有油了一样。这种噪声使你牙关咬紧、毛发直竖。仇恨开始了。

像平常一样，屏幕上闪现了人民公敌爱麦虞埃尔·果尔德施坦因的脸。观众中间到处响起了嘘声。那个淡茶色头发的小女人发出了混杂着恐惧和厌恶的叫声。果尔德施坦因是个叛徒、变节分子，他一度（那是很久以前了，到底多久，没有人记得清楚）是党的领导人物之一，几乎与老大哥本人平起平坐，后来从事反革命活动，被判死刑，却神秘地逃走了，不知下落。两分钟仇恨节目每天不同，但无不以果尔德施坦因为其重要人物。他是头号叛徒，最早污损党的纯洁性的人。后来的一切反党罪行、一切叛国行为、破坏颠覆、异端邪说、离经叛道都是直接起源于他的教唆。反正不知在什么地方，他还活着，策划着阴谋诡计；也许是在海外某个地方，得到外国后台老板的庇护；也许甚至在大洋国国内某个隐蔽的地方藏匿着——有时就有这样的谣传。

温斯顿的横膈膜一阵紧缩。他看到果尔德施坦因的脸时不由得感到说不出的滋味，各种感情都有，使他感到痛苦。这是一张瘦削的犹太人的脸，一头蓬松的白发，小小的一撮山羊胡须——一张聪明人的脸庞，但是有些天生的可鄙，长长的尖尖的鼻子有一种衰老性的痴呆，鼻尖上架着一副眼镜。这张脸像一头绵羊的脸，它的声音也有一种绵羊的味道。果尔德施坦因在对党进行他一贯的恶毒攻击，这种攻击夸张其事，不讲道理，即使一个儿童也能一眼看穿，但是听起来却又似乎有些道理，使你觉得要提高警惕，别人要是没有你那么清醒的头脑，可能上当受骗。他在谩骂老大哥，攻击党的专政，要求立即同欧亚国媾和，主张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集会自由、思想自由，歇斯底里地叫嚷说革命被出卖了——所有这一切的话都是用大字眼飞快地说的，可以说是对党的演说家一贯讲话作风的一种模仿，甚至还有一些新话的词汇；说真的，比任何党员在实际生活中一般使用的新话词汇还要多。在他说话的当儿，唯恐有人会对果尔德施坦因的花言巧语所涉及的现实有所怀疑，电幕上他的脑袋后面有无穷无尽的欧亚国军队列队经过——一队又一队的结实的士兵蜂拥而过电幕的表面，他们的亚细亚式的脸上没有表情，跟上来的是完全一样的一队士兵。这些士兵们的军靴有节奏的踩踏声衬托着果尔德施坦因的嘶叫声。

仇恨刚进行了三十秒钟，屋子里一半的人中就爆发出控制不住的愤怒的叫喊。电幕上扬扬自得的羊脸，羊脸后面欧亚国可怕的威力，这一切都使人无法忍受；此外，就凭果尔德施坦因的脸，或者哪怕只想到他这个人，就自动地产生恐惧和愤怒。不论同欧亚国还是东亚国相比，他更经常的是仇恨的对象，因为大洋国如果同这两国中的一国打仗，同另外一国一般总是保持和平的。但是奇怪的是，虽然人人仇恨和蔑视果尔德施坦因，虽然每天，甚至一天有上千次，他的理论在讲台上、电幕上、报纸上、书本上遭到驳斥、抨击、嘲笑，让大家都看到这些理论是多么可怜的胡说八道，尽管这样，他的影响似乎从来没有减弱过。总是有傻瓜上当受骗。思想警察没有一天不揭露出有间谍和破坏分子奉他的指示进行活动。他成了一支庞大的隐蔽的军队的司令，这是一帮阴谋家组成的地下活动网，一心要推翻国家政权。它的名字据说叫兄弟团，谣传还有一本可怕的书，集异端邪说之大成，到处秘密散发，作者就是果尔德施坦因。这本书没有书名。大家提到它时只说那本书。不过这种事情都是从谣传中听到的。任何一个普通党员，只要办得到，都是尽量不提兄弟团或那本书的。

仇恨到了第二分钟达到了狂热的程度。大家都跳了起来，大声高喊，要想压倒电幕上传出来的令人难以忍受的羊叫一般的声音。那个淡茶色头发的小女人脸孔通红，嘴巴一张一闭，好像离了水的鱼一样。甚至奥勃良的粗犷的脸也涨红了。他直挺挺地坐在椅子上，宽阔的胸膛胀了起来，不断地战栗着，好像受到电流的袭击。温斯顿背后的黑头发姑娘开始大叫“猪猡！猪猡！猪猡！”她突然拣起一本厚厚的新话词典向电幕扔去。它击中了果尔德施坦因的鼻子，又弹了开去，他说话的声音仍旧不为所动地继续着。温斯顿的头脑曾经有过片刻的清醒，他发现自己也同大家一起在喊叫，用鞋后跟使劲地踢着椅子腿。两分钟仇恨所以可怕，不是你必须参加表演，而是要避不参加是不可能的。不出三十秒钟，一切矜持都没有必要了。一种夹杂着恐惧和报复情绪的快意，一种要杀人、虐待、用大铁锤痛打别人脸孔的欲望，似乎像一股电流一般穿过了这一群人，甚至使你违反本意地变成一个恶声叫喊的疯子。然而，你所感到的那种狂热情绪是一种抽象的、无目的的感情，好像喷灯的火焰一般，可以从一个对象转到另一个对象。因此，有一阵子，温斯顿的仇恨并不是针对果尔德施坦因的，而是反过来转向了老大哥、党、思想警察；在这样的时候，他打从心眼里同情电幕上那个孤独的、受到嘲弄的异端分子，谎话世界中真理和理智的唯一卫护者。可是一会儿他又同周围的人站在一起，觉得攻击果尔德施坦因的一切的话都是正确的。在这样的时刻，他心中对老大哥的憎恨变成了崇拜，老大哥的形象越来越高大，似乎是一个所向无敌、毫无畏惧的保护者，像块巨石一般耸立于从亚洲蜂拥而来的乌合之众之前，而果尔德施坦因尽管孤立无援，尽管对于是否有他这个人的存在也有怀疑，却似乎是一个阴险狡诈的妖物，光凭他的谈话声音也能够把文明的结构破坏无遗。

有时候，你甚至可以自觉转变自己仇恨的对象。温斯顿突然把仇恨从电幕上的脸孔转到了坐在他背后那个黑发女郎的身上，其变化之迅速就像做噩梦醒来时猛地坐起来一样。一些栩栩如生的、美丽动人的幻觉在他的心中闪过。他想象自己用橡皮棍把她揍死，又把她赤身裸体地绑在一根木桩上，像圣塞巴斯蒂安一样乱箭穿身。在最后高潮中，他污辱了她，割断了她的喉管。而且，他比以前更加明白他为什么恨她。他恨她是因为她年轻漂亮，却没有性感，是因为他要同她睡觉但永远不会达到目的，是因为她窈窕的纤腰似乎在招引你伸出胳膊去搂住她，但是却围着那条令人厌恶的猩红色绸带，那是咄咄逼人的贞节的象征。

仇恨达到了最高潮。果尔德施坦因的声音真的变成了羊叫，而且有一度他的脸也变成了羊脸。接着那头羊脸又化为一个欧亚国的军人，高大吓人，似乎在大踏步前进，他的轻机枪嘶叫，似乎有夺幕而出之势，吓得第一排上真的有些人从坐着的椅子中来不及站起来。但是就在这一刹那间，电幕上这个敌人已化为老大哥的脸，黑头发，黑胡子，充满力量，镇定沉着，脸庞这么大，几乎占满了整个电幕，他的出现使大家放心地深深松了一口气。没有人听见老大哥在说什么。他说的只是几句鼓励的话，那种话一般都是在战斗的喧闹声中说的，无法逐字逐句听清楚，但是说了却能恢复信心。接着老大哥的脸又隐去了，电幕上出现了用黑体大写字母写的党的三句口号：

战争即和平

自由即奴役

无知即力量

但是老大哥的脸似乎还留在电幕上有好几秒钟，好像它在大家的视网膜上留下的印象太深了，不能马上消失似的。那个淡茶色头发的小女人扑在她前面一排的椅子背上。她哆哆嗦嗦地轻轻喊一声好像“我的救星！”那样的话，向电幕伸出双臂。接着又双手捧面。很明显，她是在做祷告。

这时，全部在场的人缓慢地、有节奏地、深沉地再三高叫“B—B！……B—B！……B—B！”

[1]

他们叫得很慢，在第一个B和第二个B之间停顿很久。这种深沉的声音令人奇怪地有一种野蛮的味道，你仿佛听到了赤脚的踩踏和铜鼓的敲打。他们这样大约喊了三十秒钟。这种有节奏的叫喊在感情冲动压倒一切的时候是常常会听到的。这一部分是对老大哥的英明伟大的赞美，但更多的是一种自我催眠，有意识地用有节奏的闹声来麻痹自己的意识。温斯顿心里感到一阵凉。在两分钟的仇恨中，他无法不同大家一起梦呓乱语，但是这种野兽般的“B—B！……B—B！”的叫喊总使他充满了恐惧。当然，他也和大家一起高喊：不那么做是办不到的。掩饰你真实的感情，控制你脸部的表情，大家做什么你就做什么，这是一种本能的反应。但是有那么一两秒钟的时间里，他的眼睛里的神色很可能暴露了他自己。正好是在这一刹那，那件有意义的事情发生了——如果说那件事情真的发生了的话。

原来在瞬息间他同奥勃良忽然目光相遇。奥勃良这时已经站了起来。他摘下了眼镜，正要用他一贯的姿态把眼镜放到鼻梁上去。就在这一刹那之间，他们两人的眼光相遇了，在这相遇时刻，温斯顿知道——是啊，他知道！——奥勃良心里想的同他自己一样。他们两人之间交换了一个无可置疑的信息。好像他们两人的心打了开来，各人的思想通过目光而流到了对方的心里。“我同你一致，”奥勃良似乎这样对他说。“我完全知道你的想法。你的蔑视、仇恨、厌恶，我全都知道，不过别害怕，我站在你的一边！”但是领悟的神情一闪即逝，奥勃良的脸又像别人的脸一样莫测高深了。

情况就是这样，他已经在开始怀疑，是不是真的发生过这样的情况，这种事情是从来不会有后继的，唯一结果不过是在他的心中保持这样的信念，或者说希望：除了他自己以外也有别人是党的敌人。也许，说什么普遍存在着地下阴谋的谣言是确实的也说不定，也许真的有兄弟团的存在！尽管有不断的逮捕、招供和处决，仍不可能有把握地说，兄弟团不只是个谣言。他有时相信，有时不相信。没有任何证据，只是一些过眼即逝的现象，可能有意义也可能没有意义：一鳞半爪偶然听来的谈话，厕所墙上的隐隐约约的涂抹——甚至有一次两个素不相识的人相遇时手中一个小动作使人觉得好像他们是在打暗号。这都是瞎猜：很可能这一切都是他瞎想出来的。他对奥勃良不再看一眼就回到他的小办公室去了。他一点也没有想到要追踪他们刚才这短暂的接触。即使他知道应该怎么办，这样做的危险也是无法想象的。他们不过是在一秒钟、两秒钟里交换了明白的眼光，事情就到此为止了。但是即使这样，在这样自我隔绝的孤独的生活环境中，这也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

温斯顿挺直腰板，坐了起来。他打了一个嗝。杜松子酒的劲头从他肚子里升了起来。

他的眼光又回到本子上。他发现在无可奈何地坐着胡思乱想的时候，他也一直在写东西，好像是自发的动作一样。而且笔迹也不是原来的那样歪歪斜斜的笨拙笔迹了。他的笔在光滑的纸面上龙飞凤舞，用整齐的大写字母写着——

打倒老大哥

打倒老大哥

打倒老大哥

打倒老大哥

打倒老大哥

一遍又一遍地写满了半页纸。

他禁不住感到一阵恐慌。其实并无必要，因为写这些具体的字并不比开始写日记这一行为更加危险；但是有一阵子他真想把这些涂抹了的纸页撕下来，就此作罢。

但是他没有这样做，因为他知道这没有用。不论他是写了打倒老大哥，还是他没有写，并没有什么不同。不论他是继续写日记，还是他没有继续写，也没有什么不同。思想警察还是会逮到他的。他已经犯了——即使他没有用笔写在纸上，也还是犯了的——包含一切其他罪行的根本大罪。这叫做思想罪。思想罪可不是能长期隐匿的。你可能暂时能躲避一阵，甚至躲避几年，但他们迟早一定会逮到你。

总是在夜里——逮捕总是在夜里进行的。突然在睡梦中惊醒，一只粗手捏着你的肩膀，灯光直射你的眼睛，床边围着一圈凶狠的脸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举行审讯，不报道逮捕消息，人就是这么销声匿迹了，而且总是在夜里。你的名字从登记册上除掉了，你做过的一切事情的记录都除掉了，你的一度存在也给否定了，接着被遗忘了。你被取消，消灭了：通常用的字眼是化为乌有。

他忽然像神经病发作一样，开始匆忙地乱涂乱画起来：

他们会枪毙我我不在乎他们会在我后脑勺打一枪我不在乎打倒老大哥他们总是在后脑勺给你一枪我不在乎打倒老大哥——

他在椅子上往后一靠，有点为自己感到难为情，放下了笔。接着他又胡乱地写起来。这时外面传来一下敲门声。

已经来了！他像只耗子似的坐着不动，满心希望不论是谁敲门，敲了一下就会走开。但是没有，门又敲了一下。迟迟不去开门是最糟糕的事情。他的心怦怦的几乎要跳出来，但是他的脸大概是出于长期的习惯却毫无表情。他站了起来，脚步沉重地向门口走去。

[1]
英语“老大哥”Big Brother两字的第一个字母。

二

温斯顿的手刚摸到门把就看到他的日记放在桌上没有合上。上面尽是写着打倒老大哥，字体之大，从房间另一头还看得很清楚。想不到怎么会这样蠢。但是，即使在慌里慌张之中他也意识到，他不愿在墨迹未干之前就合上本子弄污乳白的纸张。

他咬紧了牙关，打开了门。顿时全身感到一股暖流，心中一块大石头落了地。站在门外的是一个面容苍白憔悴的女人，头发稀疏，满脸皱纹。

“哦，同志，”她开始用一种疲倦的、带点呻吟的嗓音说，“我想我听到了你进门的声音。你能不能过来帮我看一看我家厨房里的水池子？它好像堵了——”

她是派逊斯太太，同一层楼一个邻居的妻子。（“太太”这个称呼，党内是有点不赞成用的，随便谁，你都得叫“同志”，但是对于有些妇女，你会不自觉地叫她们“太太”的。）她年约三十，但外表却要老得多。你有这样的印象，好像她脸上的皱纹里嵌积着尘埃。温斯顿跟着她向过道另一头走去。这种业余修理工作几乎每天都有，使人讨厌。胜利大厦是所老房子，大约在一九三〇年左右修建的，现在快要倒塌了。天花板上和墙上的灰泥不断地掉下来，每次霜冻，水管总是冻裂，一下雪屋顶就漏，暖气如果不是由于节约而完全关闭，一般也只烧得半死不活。修理工作除非你自己能动手，否则必须得到某个高高在上的委员会的同意，而这种委员会很可能拖上一两年不来理你，哪怕是要修一扇玻璃窗。

“正好托姆不在家，”派逊斯太太含含糊糊地说。

派逊斯家比温斯顿的大一些，另有一种阴暗的气氛。什么东西都有一种挤瘪打烂的样子，好像这地方刚才来过了一头乱跳乱蹦的巨兽一样。地板上到处尽是体育用品——曲棍球棍、拳击手套、破足球、一条有汗迹的短裤向外翻着，桌子上是一堆脏碗碟和折了角的练习本。墙上是青年团和少年侦察队的红旗和一幅巨大的老大哥画像。房间里同整所房子一样，有一股必不可少的熬白菜味儿，但又夹着一股更刺鼻的汗臭味儿，你一闻就知道是这里目前不在的一个人的汗臭，虽然你说不出为什么一闻就知道。在另一间屋子里，有人用一只蜂窝和一张擦屁股纸当作喇叭在吹，配合着电幕上还在发出的军乐的调子。

“那是孩子们，”派逊斯太太有点担心地向那扇房门看一眼。“他们今天没有出去。当然啰——”

她有一种话说半句又顿住的习惯。厨房里的水池几乎满得溢了出来，尽是发绿的脏水，比烂白菜味儿还难闻。温斯顿弯下身去检查水管拐弯的接头处。他不愿用手，也不愿弯下身去，因为那样总很容易引起他的咳嗽。派逊斯太太帮不上忙，只在一旁看着。

“当然啰，要是托姆在家，他一下子就能修好的，”她说。“他喜欢干这种事。他的手十分灵巧，托姆就是这样。”

派逊斯是温斯顿在真理部的同事。他是个身体发胖、头脑愚蠢、但在各方面都很活跃的人，充满低能的热情——是属于那种完全不问一个为什么的忠诚的走卒，党依靠他们维持稳定，甚至超过依靠思想警察。他三十五岁，刚刚恋恋不舍地脱离了青年团，在升到青年团以前，他曾不管超龄多留在少年侦察队一年。他在部里担任一个低级职务，不需什么智力，但在另一方面，他却是体育运动委员会和其他一切组织集体远足、自发示威、节约运动等一般志愿活动的委员会的一个领导成员。他会一边抽着烟斗，一边安详地得意地告诉你，过去四年来他每天晚上都出席邻里活动中心站的活动。他走到哪里，一股扑鼻的汗臭就跟到那里。甚至在他走了以后，这股汗臭还留在那里，这成了他生活紧张的无言证明。

“你有钳子吗？”温斯顿说，摸着接头处的螺帽。

“钳子，”派逊斯太太说，马上拿不定主意起来。“我不知道，也许孩子们——”

孩子们冲进起居室的时候，有一阵脚步声和用蜂窝吹出的喇叭声。派逊斯太太把钳子送来了。温斯顿放掉了脏水，厌恶地把堵住水管的一团头发取掉。他在自来水龙头下把手洗干净，回到另外一间屋子里。

“举起手来！”一个凶恶的声音叫道。

有个面目英俊、外表凶狠的九岁男孩从桌子后面跳了出来，用一支玩具自动手枪对准他，旁边一个比他大约小两岁的妹妹也用一根木棍对着他，他们两人都穿着蓝短裤、灰衬衫，戴着红领巾，这是少年侦察队的制服。温斯顿把手举过脑袋，心神不安，因为那个男孩的表情凶狠，好像不完全是一场游戏。

“你是叛徒！”那男孩叫嚷道。“你是思想犯！你是欧亚国的特务！我要枪毙你，我要灭绝你，我要送你去开盐矿！”

他们两人突然在他身边跳着，叫着：“叛徒！”“思想犯！”那个小女孩的每一个动作都跟着她哥哥学。有点令人害怕的是，他们好像两只小虎犊，很快就会长成吃人的猛兽。那个男孩目露凶光，显然有着要打倒和踢倒温斯顿的欲望，而且他也意识到自己的体格几乎已经长得够大，可以这么做了。温斯顿想，幸亏他手中的手枪不是真的。

派逊斯太太的眼光不安地从温斯顿转到了孩子们那里，又转了过来。起居室光线较好，他很高兴地发现她脸上的皱纹里真的有尘埃。

“他们真胡闹，”她说。“他们不能去看绞刑很失望，所以才这么闹。我太忙，没空带他们去，托姆下班来不及。”

“我们为什么不能去看绞刑？”那个男孩声若洪钟地问。

“要看绞刑！要看绞刑！”那个小女孩叫道，一边仍在蹦跳着。

温斯顿记了起来，有几个犯了战争罪行的欧亚国俘虏这天晚上要在公园里处绞刑。这种事情一个月发生一次，是大家都爱看的。孩子们总是吵着要带他们去看。他向派逊斯太太告别，朝门口走去，但是他在外面过道上还没有走上六步，就有人用什么东西在他脖子后面痛痛地揍了一下。好像有条烧红的铁丝刺进了他的肉里。他跳起来转过身去，只见派逊斯太太在把她的儿子拖到屋里去，那个男孩正在把弹弓放进兜里去。

关门的时候，那个男孩还在叫“果尔德施坦因！”但是最使温斯顿惊奇的，还是那个女人发灰的脸上的无可奈何的恐惧。

他回到自己屋子里以后，很快地走过电幕，在桌边重新坐下来，一边还摸着脖子。电幕上的音乐停止了。一个干脆利落的军人的嗓子，在津津有味地朗读一篇关于刚刚在冰岛和法罗群岛之间停泊的新式水上堡垒的武器装备的描述。

他心里想，有这样的孩子，那个可怜的女人的日子一定过得够呛。再过一两年，他们就要日日夜夜地监视着她，看她有没有思想不纯的迹象了。如今的时世，几乎所有的孩子都够呛。最糟糕的是，通过像少年侦察队这样的组织，把他们有计划地变成了无法驾驭的小野人，但是这却不会在他们中间产生任何反对党的控制的倾向。相反，他们崇拜党和党的一切。唱歌、游行、旗帜、远足、木枪操练、高呼口号、崇拜老大哥——所有这一切对他们来说都是非常好玩的事。他们的全部凶残本性都发泄出来，用在国家公敌，用在外国人、叛徒、破坏分子、思想犯身上了。三十岁以上的人惧怕自己的孩子几乎是很普遍的事。这也不无理由，因为每星期《泰晤士报》总有一条消息报道有个偷听父母讲话的小密探——一般都称为“小英雄”——偷听到父母的一些见不得人的话，向思想警察作了揭发。

弹弓的痛楚已经消退了。他并不太热心地拿起了笔，不知道还有什么话要写在日记里。突然，他又想起了奥勃良。

几年以前——多少年了？大概有七年了——他曾经做过一个梦，梦见自己在一间漆黑的屋子中走过。他走过的时候，一个坐在旁边的人说：“我们将在没有黑暗的地方相见。”这话是静静地说的，几乎是随便说的——是说明，不是命令。他继续往前走，没有停步。奇怪的是，在当时，在梦中，这话对他没有留下很深的印象。只有到了后来这话才逐渐有了意义。他现在已经记不得他第一次见到奥勃良是在做梦之前还是做梦之后；他也记不得他什么时候忽然认出这说话的声音是奥勃良的声音。不过反正他认出来了，在黑暗中同他说话的是奥勃良。

温斯顿一直没有办法确定——即使今天上午两人目光一闪之后也仍没有办法确定——奥勃良究竟是友是敌。其实这也无关紧要。他们两人之间的相互了解比友情或战谊更加重要。反正他说过，“我们将在没有黑暗的地方相见。”温斯顿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他只知道不管怎么样，这一定会实现。

电幕上的声音停了下来。沉浊的空气中响了一声清脆动听的喇叭。那声音又继续刺耳地说：

“注意！请注意！现在我们收到马拉巴前线的急电。我军在南印度赢得了光辉的胜利。我受权宣布，由于我们现在所报道的胜利，战争结束可能为期不远。急电如下——”

温斯顿想，坏消息来了。果然，在血淋淋地描述了一番消灭一支欧亚国的军队，报告了大量杀、伤、俘虏的数字以后，宣布从下星期起，巧克力的定量供应从三十克减少到二十克。

温斯顿又打了一个嗝，杜松子酒的效果已经消失了，只留下一种泄气的感觉。电幕也许是为了要庆祝胜利，也许是为了要冲淡巧克力供应减少的记忆，播放了《大洋国啊，这是为了你》。照理应该立正，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别人是瞧不见他的。

《大洋国啊，这是为了你》放完以后是轻音乐。温斯顿走到窗口，背对着电幕。天气仍旧寒冷晴朗。远处什么地方爆炸了一枚火箭弹，炸声沉闷震耳。目前这种火箭弹在伦敦一星期掉下大约二三十枚。

在下面街道上，寒风吹刮着那张撕破的招贴画，“英社”两字时隐时现。英社。英社的神圣原则。新话，双重思想，变化无常的过去。他觉得自己好像在海底森林中流浪一样，迷失在一个恶魔的世界中，而自己就是其中的一个恶魔。他孤身一人。过去已经死亡，未来无法想象。他有什么把握能够知道有一个活人是站在他的一边呢？他有什么办法知道党的统治不会永远维持下去呢？真理部白色墙面上的三句口号引起了他的注意，仿佛是给他的答复一样：

战争即和平

自由即奴役

无知即力量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枚二角五分的硬币来。在这枚硬币上也有清楚的小字铸着这三句口号，另一面是老大哥的头像。甚至在这枚硬币上，眼光也盯着你不放。不论在钱币上、邮票上、书籍的封面上、旗帜上、招贴画上、香烟匣上——到处都有。眼光总是盯着你，声音总是在你的耳边响着。不论是睡着还是醒着，在工作还是在吃饭，在室内还是在户外，在澡盆里还是在床上——没有躲避的地方。除了你脑壳里的几个立方厘米以外，没有东西是属于你自己的。

太阳已经偏斜，真理部的无数窗口由于没有阳光照射，看上去像一个堡垒的枪眼一样阴森可怕。在这庞大的金字塔般的形状前面，他的心感到一阵畏缩。太强固了，无法攻打。一千枚火箭弹也毁不了它。他又开始想，究竟是在为谁写日记。为未来，为过去——为一个可能出于想象幻觉的时代。而在他的面前等待着的不是死而是消灭。日记会化为灰烬，他自己会化为乌有。只有思想警察会读他写的东西，然后把它从存在中和记忆中除掉。你自己，甚至在一张纸上写的一句匿名的话尚且没有痕迹存留，你怎么能够向未来呼吁呢？

电幕上钟敲十四下。他在十分钟内必须离开。他得在十四点三十分回去上班。

奇怪的是，钟声似乎给他打了气。他是个孤独的鬼魂，说了一句没有人会听到的真话。但是只要他说出来了，不知怎么的，连续性就没有打断。不是由于你的话有人听到了，而是由于你保持清醒的理智，你就继承了人类的传统。他回到桌边，蘸了一下笔，又写道：

千篇一律的时代，孤独的时代，老大哥的时代，双重思想的时代，向未来，向过去，向一个思想自由、人们各不相同、但生活并不孤独的时代——向一个真理存在、做过的事不能抹掉的时代致敬！

他想，他已经死了。他觉得只有到现在，当他开始能够把他的思想理出头绪的时候，他才采取了决定性的步骤。一切行动的后果都包括在行动本身里面。他写道：

思想罪不会带来死亡：思想罪本身就是死亡。

现在他既然认识到自己是已死的人，那么尽量长久地活着就是一件重要的事。他右手的两只手指沾了墨水迹。就是这样的小事情可能暴露你。部里某一个爱管闲事的热心人（可能是个女人；像那个淡茶色头发的小女人或者小说部里的那个黑头发姑娘那样的人）可能开始怀疑，他为什么在中午吃饭的时候写东西，为什么他用老式钢笔，他在写些什么——然后在有关方面露个暗示。他到浴室里用一块粗糙的深褐色肥皂小心地洗去了墨迹，这种肥皂擦在皮肤上像砂纸一样，因此用在这个目的上很合适。

他把日记收在抽屉里。要想把它藏起来是没有用的，但是他至少要明确知道，它的存在是否被发现了。夹一根头发太明显了。于是他用手指尖蘸起一粒看不出的白色尘土来，放在日记本的封面上，如果有人挪动这个本子，这粒尘土一定会掉下来的。

三

温斯顿梦见了他的母亲。

他想，他母亲失踪的时候他大概是十岁，或者十一岁。她是个体格高大健美，但是沉默寡言的妇女，动作缓慢，一头浓密的金发。至于他的父亲，他的记忆更淡薄了，只模糊地记得是个瘦瘦黑黑的人，总是穿着一身整齐深色的衣服（温斯顿格外记得他父亲鞋跟特别薄），戴一副眼镜。他们两人显然一定是在五十年代第一批大清洗的时候给吞噬掉的。

现在他母亲坐在他下面很深的一个地方，怀里抱着他的妹妹。他一点也记不得他的妹妹了，只记得她是个纤弱的小婴孩，有一双留心注意的大眼睛，总是一声不响。她们两人都抬头看着他。她们是在下面地下的一个地方——比如说在一个井底里，或者在一个很深很深的坟墓里——但是这个地方虽然在他下面很深的地方，却还在下沉。她们是在一艘沉船的客厅里，通过越来越发黑的海水抬头看着他。客厅里仍有些空气，她们仍旧能看见他，他也仍旧能看见她们，但是她们一直在往下沉，下沉到绿色的海水中，再过一会儿就会把她们永远淹没不见了。他在光亮和空气中，她们却被吸下去死掉，她们所以在下面是因为他在上面。他知道这个原因，她们也知道这个原因，他可以从她们的脸上看出她们是知道的。她们的脸上或心里都没有责备的意思，只是知道，为了使他能够活下去，她们必须死去，而这就是事情的不可避免的规律。

他记不得发生了什么，但是他在梦中知道，在一定意义上来说，他的母亲和妹妹为了他牺牲了自己的性命。这是这样的一种梦，它保持了梦境的特点，但也是一个人的精神生活的继续，在这样的梦中，你碰到的一些事实和念头，醒来时仍觉得新鲜、有价值。现在温斯顿突然想起，快三十年以前他母亲的死是那么悲惨可哀，这样的死法如今已不再可能了。他认为，悲剧是属于古代的事，是属于仍旧有私生活、爱情和友谊的时代的事，在那个时代里，一家人都相互支援，不用问个为什么。他对母亲的记忆使他感到心痛难受，因为她为爱他而死去，而他当时却年幼、自私，不知怎样用爱来报答，因为不知她怎么样——他不记得具体情况了——为了一种内心的、不可改变的忠贞观念而牺牲了自己。他明白，这样的事情今天不会发生了。今天有的是恐惧、仇恨、痛苦，却没有感情的尊严，没有深切的或复杂的悲痛。所有这一切，他似乎从他母亲和妹妹的大眼睛中看到了，她们从绿色的深水中抬头向他看望，已经有几百英寻深了，却还在往下沉。

突然他站在一段短短的松软的草地上，那是个夏天的黄昏，西斜的阳光把地上染成一片金黄色。他这时看到的景色时常在他的梦境中出现，因此一直没有充分把握，在实际世界中有没有见过。他醒来的时候想到这个地方时就叫它黄金乡。这是一片古老的、被兔子啃掉的草地，中间有一条足迹踩踏出来的小径，到处有田鼠打的洞。在草地那边的灌木丛中，榆树枝在微风中轻轻摇晃，簇簇树叶微微颤动，好像女人的头发一样。手边近处，虽然没有看见，却有一条清澈的缓慢的溪流，有小鲤鱼在柳树下的水潭中游弋。

那个黑发姑娘从田野那头向他走来，她好像一下子就脱掉了衣服，不屑地把它们扔在一边。她的身体白皙光滑，但引不起他的性欲；说真的，他看也不看她。这个时候他压倒的感情是钦佩她扔掉衣服的姿态。她用这种优雅的、毫不在乎的姿态，似乎把整个文化、整个思想制度都消灭掉了，好像老大哥、党、思想警察可以这么胳膊一挥就一扫而空似的。这个姿态也是属于古代的。温斯顿嘴唇上挂着“莎士比亚”这个名字醒了过来。

原来这时电幕上发出一阵刺耳的笛子声，单调地持续了约三十秒钟。时间是七点十五分，是办公室工作人员起床的时候。温斯顿勉强起了床——全身赤裸，因为外围党员一年只有三千张布票，而一套睡衣裤却要六百张——从椅子上拎过一件发黄的汗背心和一条短裤衩。体操在三分钟内就要开始。这时他忽然剧烈地咳嗽起来，他每次醒来几乎总是要咳嗽大发作的，咳得他伸不直腰，一直咳得把肺腔都咳清了，在床上躺了一会儿，深深地喘几口气以后，才能恢复呼吸。这时他咳得青筋毕露，静脉曲张的地方又痒了起来。

“三十岁到四十岁的一组！”一个刺耳的女人声音叫道。“三十岁到四十岁的一组！请你们站好。三十岁到四十岁的！”

温斯顿连忙跳到电幕前站好，电幕上出现了一个年轻妇女的形象，虽然骨瘦如柴，可是肌肉发达，她穿着一身运动衣裤和球鞋。

“屈伸胳膊！”她叫道。“跟着我一起做。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同志们，拿出精神来！一、二、三、四！一、二、三、四！……”

咳嗽发作所引起的肺部剧痛还没有驱散温斯顿的梦境在他心中留下的印象，有节奏的体操动作却反而有点恢复了这种印象。他一边机械地把胳膊一屈一伸，脸上挂着做体操时所必须挂着的高兴笑容，一边拼命回想他幼年时代的模糊记忆。这很困难。五十年代初期以前的事，一切都淡薄了。没有具体的记录可以参考，甚至你自己生平的轮廓也模糊不清了。你记得重大的事件，但这种事件很可能根本没有发生过，你记得有些事件的详情细节，却不能重新体会到当时的气氛，还有一些很长的空白时期，你记不起发生了什么。当时什么情况都与现在不同。甚至国家的名字、地图上的形状都与现在不同。例如，一号空降场当时并不叫这个名字：当时它叫英格兰，或者不列颠，不过伦敦则一直叫伦敦，这一点他是相当有把握的。

温斯顿不能肯定地记得有什么时候他们国家不是在打仗的，不过很明显，在他的童年时代曾经有一个相当长的和平时期，因为他有一个早期的记忆是：有一次发生空袭似乎叫大家都吃了一惊。也许那就是原子弹扔在科尔彻斯特那一次。空袭本身，他已记不得了，可是他确实记得他的父亲抓住他自己的手，一起急急忙忙往下走，往下走，绕着他脚底下的那条螺旋形扶梯到地底下去，一直走到他双腿酸软，开始哭闹，他们才停下来休息。他的母亲像梦游一般行动迟缓，远远地跟在后面。她抱着他的小妹妹——也很可能抱的是几条毯子；因为他记不清那时他的妹妹生下来了没有。最后他们到了一个人声喧哗、拥挤不堪的地方，原来是个地铁车站。

在石板铺的地上到处都坐满了人，双层铁铺上也坐满了人，一个高过一个。温斯顿和他的父母亲在地上找到了一个地方，在他们近旁有一个老头儿和老太太并肩坐在一张铁铺上。那个老头儿穿着一身很不错的深色衣服，后脑勺戴着一顶黑布帽，露出一头白发；他的脸涨得通红，蓝色的眼睛里盈满泪水。他发出一阵酒气，好像代替汗水从皮肤中排泄出来一般，使人感到他眼睛里涌出来的也是纯酒。不过他虽然有点醉了，却的确有着不能忍受的悲痛。温斯顿幼稚的心灵里感到，一定有件什么可怕的事情，有件不能原谅、也永远无可挽回的事情，在他身上发生了。他也似乎觉得他知道这是件什么事情。那个老头儿心爱的人，也许是个小孙女，给炸死了。那个老头儿每隔几分钟就唠叨着说：

“我们不应该相信他们的。我是这么说的，孩子他妈，是不是？这就是相信他们的结果。我一直是这么说的。我们不应该相信那些窝囊废的。”

可是他们究竟不应该相信哪些窝囊废，温斯顿却记不起来了。

从那一次以后，战争几乎连绵不断，不过严格地来说，并不是同一场战争。在他童年的时候，曾经有几个月之久，伦敦发生了混乱的巷战，有些巷战他还清晰地记得。但是要记清楚整个时期的历史，要说清楚在某一次谁同谁打仗，却是完全办不到的，因为除了现在那个同盟以外，没有书面的记录，也没有明白的言语，曾经提到过有另外的同盟。例如，在目前，即一九八四年（如果是一九八四年的话），大洋国在同欧亚国打仗而与东亚国结盟。但是不论在公开的或私下的谈话中都没有承认过这三大国曾经有过不同的结盟关系。事实上，温斯顿也很清楚，就在四年之前，大洋国就同东亚国打过仗，而同欧亚国结过盟。但是这不过是他由于记忆控制不严而偶然保留下来的一鳞半爪的知识而已。从官方来说，盟友关系从来没有发生过转变。既然大洋国在同欧亚国打仗，它就是一直在同欧亚国打仗。当前的敌人总是代表着绝对邪恶的势力，因此不论是过去或者未来，都不会同它有什么一致的可能。

他一边把肩膀尽量地往后挺（把手托在屁股上，从腰部以上回旋着上身，据说这种体操对背部肌肉有好处），一边想——这样想几乎已有上千次，上万次了——可怕的是，这可能确实如此。如果党能够插手到过去之中，说这件事或那件事从来没有发生过，那么这肯定比仅仅拷打或者死亡更加可怕。

党说大洋国从来没有同欧亚国结过盟。他，温斯顿·史密斯知道大洋国近在四年之前还曾经同欧亚国结过盟。但是这种知识存在于什么地方呢？只存在于他自己的意识之中，而他的意识反正很快就要被消灭的。如果别人都相信党说的谎话——如果所有记录都这么说——那么这个谎言就载入历史而成为真理。党的一句口号说，“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虽然从其性质来说，过去是可以改变的，但是却从来没有改变过。凡是现在是正确的东西，永远也是正确的。这很简单。所需要的只是一而再再而三，无休无止地克服你自己的记忆。他们把这叫做“现实控制”；用新话来说是“双重思想”。

“稍息！”女教练喊道，口气稍为温和了一些。

温斯顿放下胳膊，慢慢地吸了一口气。他的思想滑到了双重思想的迷宫世界里去了。知与不知，知道全部真实情况而却扯一些滴水不漏的谎话，同时持两种互相抵消的观点，明知它们互相矛盾而仍都相信，用逻辑来反逻辑，一边表示拥护道德一边又否定道德，一边相信民主是办不到的一边又相信党是民主的捍卫者，忘掉一切必须忘掉的东西而又在需要的时候想起它来，然后又马上忘掉它，而尤其是，把这样的做法应用到做法本身上面——这可谓绝妙透顶了：有意识地进入无意识，而后又并不意识到你刚才完成的催眠。即使要了解“双重思想”的含义你也得使用双重思想。

女教练又叫他们立正了。“现在看谁能碰到脚趾！”她热情地说。“从腰部向下弯，同志们，请开始。一——二！一——二！……”

温斯顿最恨这一节体操，因为这使他从脚踵到屁股都感到一阵剧痛，最后常常又引起咳嗽的发作。他原来在沉思中感到的一点点乐趣已化为乌有。他觉得，过去不但被改变了，而且实际上被毁掉了。因为，如果除了你自己的记忆以外不存在任何记录，那你怎么能够确定哪怕是最明显的事实呢？他想回想一下从哪一年开始他第一次听到老大哥的名字的。他想这大概是在六十年代，但是无法确定。当然，在党史里，老大哥是从建党开始时起就一直是革命的领导人和捍卫者的。他的业绩在时间上已逐步往回推溯，一直推到四十年代和三十年代那个传奇般的年代，那时资本家们仍旧戴着他们奇形怪状的高礼帽、坐在锃亮的大汽车里或者两边镶着玻璃窗的马车里驶过伦敦的街道。无法知道，这种传说有几分是真，几分是假。温斯顿甚至记不起党的具体生日。他觉得在一九六〇年以前没有听到过英社一词，但也很可能，这一词在老话中——即“英国社会主义”——可能在此以前就流行了。一切都融化在迷雾之中。说真的，有的时候你可以明确指出什么话是谎话。比如，党史中说，飞机是党发明的，这并不确。他从小起就记得飞机。但是你无法证明。什么证据都从来没有过。他一生之中只有一次掌握了无可置疑的证据，可以证实有一个历史事实是伪造的。而那一次——

“史密斯！”电幕上尖声叫道。“6079号的温·史密斯！是的，就是你！再弯得低一些！你完全做得到。你没有尽你的力量。低一些！这样好多了，同志。现在全队稍息，看我的。”

温斯顿全身汗珠直冒。他的脸部表情仍令人莫测究竟。可千万不能露出不快的神色！千万不能露出不满的神色！眼光一闪，就会暴露你自己。他站着看那女教练把胳臂举起来——谈不上姿态优美，可是相当干净利落——弯下身来，手指尖碰到了脚趾。

“这样，同志们，我要看到你们都这样做。再看我来一遍。我已经三十九岁了，有四个孩子。可是瞧。”她又弯下身去。“你们看到，我的膝盖没有弯。你们只要有决心都能做到，”她一边说一边直起腰来。“四十五岁以下的人都能碰到脚趾。咱们并不是人人都有机会到前线去作战，可是至少可以做到保持身体健康。请记住咱们在马拉巴前线的弟兄们！水上堡垒上的水兵们！想一想，他们得经受什么艰苦的考验。现在再来一次。好多了，同志，好多了，”她看到温斯顿猛地向前弯下腰来，膝盖挺直不屈，终于碰到了脚趾，就鼓励地说。这是他多年来的第一次。

四

温斯顿不自觉地深深叹了一口气，把听写器拉了过来，吹掉话筒上的尘土，戴上了眼镜。即使电幕近在旁边，也阻止不了他在每天开始工作的时候叹这口气。接着他把已经从办公桌右边气力输送管中送出来的四小卷纸打了开来，夹在一起。

在他的小办公室的墙上有三个口子。听写器右边的一个小口是送书面指示的气力输送管；左边大一些的口子是送报纸的；旁边墙上温斯顿伸手可及的地方有一个椭圆形的大口子，上面蒙着铁丝网，这是供处理废纸用的。整个大楼里到处都有这样的口子，为数成千上万，不仅每间屋子里都有，而且每条过道上相隔不远就有一个。这种口子外号叫忘怀洞。这样叫不无理由。凡是你想起有什么文件应该销毁，甚至你看到什么地方有一张废纸的时候，你就会顺手掀起近旁忘怀洞的盖子，把那文件或废纸丢进去，让一股暖和的气流把它吹卷到大楼下面不知什么地方的大锅炉中去烧掉。

温斯顿看了一下他打开的四张纸条。每张纸条上都写着一两行字的指示，用的是部里内部使用的缩写——不完全是新话，不过大部分是新话的词汇构成的。它们是：

泰晤士报17.3.84 老大讲话误报非洲核正

泰晤士报19.12.83 预测三年计划83年四季度排错核正近期

泰晤士报14.2.84 富部误引巧克力核正

泰晤士报3.12.83 报道老大命令双加不好提到非人全部重写存档前上交

温斯顿把第四项指示放在一旁，心中有一种隐隐的得意感觉。这是一件很复杂、责任重大的工作，最好放到最后处理。其他三件都是例行公事，尽管第二件可能需要查阅一系列数字，有些枯燥单调。

温斯顿在电幕上拨了“过期报刊”号码，要了有关各天的《泰晤士报》，过几分钟气力输送管就送了出来。他接到的指示提到一些为了这个或那个原因必须修改——或者用官方的话来说——必须核正的文章或新闻。例如，三月十七日的《泰晤士报》报道，老大哥在前一天的讲话中预言南印度前线将平静无事，欧亚国不久将在北非发动攻势。结果却是，欧亚国最高统帅部在南印度发动了攻势，没有去碰北非。因此有必要改写老大哥讲话中的一段话，使他的预言符合实际情况。又如十二月十九日的《泰晤士报》发表了1983年第四季度——也是第九个三年计划的六季度——各类消费品产量的官方估计数字。今天的《泰晤士报》刊载了实际产量，对比之下，原来的估计每一项都错得厉害。温斯顿的工作就是核正原先的数字，使它们与后来的数字相符。至于第三项指示，指的是一个很简单的错误，几分钟就可以改正。近在二月间，富裕部许下诺言（官方的话是“明确保证”）在一九八四年内不再降低巧克力的定量供应。而事实上，温斯顿也知道，在本星期末开始，巧克力的定量供应要从三十克降到二十克。温斯顿需要做的，只是把一句提醒大家可能需要在四月间降低定量供应的话来代替原来的诺言就行了。

温斯顿每处理一项指示后，就把听写器写好的更正夹在有关的那天《泰晤士报》上，送进了气力输送管。然后他把原来的指示和他做的笔记都捏成一团，丢在忘怀洞里去让火焰吞噬。这个动作做得尽可能的自然。

这些气力输送管最后通到哪里，可以说是一个看不见的迷宫，里面究竟情况如何，他并不具体了解，不过一般情况他是了解的。不论哪一天的《泰晤士报》，凡是需要更正的材料收齐核对以后，那一天的报纸就要重印，原来的报纸就要销毁，把改正后的报纸存档。这种不断修改的工作不仅适用于报纸，也适用于书籍、期刊、小册子、招贴画、传单、电影、录音带、漫画、照片——凡是可能具有政治意义或思想意义的一切文献书籍都统统适用。每天，每时，每刻，都在不断地修改过去，使之符合当前情况。这样，党的每一个预言都有文献证明是正确的。凡是与当前需要不符的任何新闻或任何意见，都不许保留在记录上。全部历史都像一张不断刮干净重写的羊皮纸。这一工作完成以后，无论如何都无法证明曾经发生过伪造历史的事。纪录司里最大的一个处里——比温斯顿工作的那个处要大得多——工作人员的工作，就是把凡是内容过时而需销毁的一切书籍、报纸和其他文件统统收回来。由于政治组合的变化，或者老大哥预言的错误，有些天的《泰晤士报》可能已经改写过了十几次，而仍然以原来日期存档，不留原来的报纸，也不留其他版本，可证明它不对。书籍也一而再、再而三地收回来重写，重新发行时也从来不承认作过什么修改。甚至温斯顿收到的书面指示——他处理之后无不立即销毁的——也从来没有明言过或暗示过要他干伪造的勾当，说的总是为了保持正确无误，必须纠正一些疏忽、错误、排印错误和引用错误。

不过，他一边改正富裕部的数字一边想，事实上这连伪造都谈不上。这不过是用一个谎话来代替另一个谎话。你所处理的大部分材料与实际世界里的任何东西都没有关系，甚至连赤裸裸的谎言中所具备的那种关系也没有。原来的统计数字固然荒诞不经，改正以后也同样荒诞不经。很多时候都是要你凭空瞎编出来的。比如，富裕部预测本季度鞋子的产量是一亿四千五百万双。至于实际产量提出来的数字，是六千二百万双。但是温斯顿在重新改写预测时把数字减到五千七百万双，以便可以像通常那样声称超额完成了计划。反正，六千二百万并不比五千七百万更接近实际情况，也不比一亿四千五百万更接近实际情况。很可能一双鞋子也没有生产。更可能的是，没有人知道究竟生产了多少双，更没有人关心这件事。你所知道的只是，每个季度在纸面上都生产了天文数字的鞋子，但是大洋国里却有近一半的人口打赤脚。每种事实的记录都是这样，不论大小。一切都消隐在一个影子世界里，最后甚至连今年是哪一年都弄不清了。

温斯顿朝大厅那一边望去。在那一边对称的一间小办公室里，一个名叫铁洛逊的外表精明、下颊黧黑的小个子在忙个不停地工作着，膝上放着一卷报纸，嘴巴凑近听写器的话筒。他的神情仿佛是要除了电幕以外不让旁人听到他的话。他抬起头来，眼镜朝温斯顿方向闪了一下敌意的反光。

温斯顿一点也不了解铁洛逊，不知道他究竟在做什么工作。纪录司里的人不大愿意谈论他们自己的工作。在这个没有窗户的长长的大厅里，两旁都是一间间小办公室，纸张的窸窣声和对着听写器说话的嗡嗡声连绵不断。有十多个人，温斯顿连姓名也不知道，尽管他每天看到他们忙碌地在走廊里来来往往，或者在两分钟仇恨的时间里挥手跺脚。他知道，在他隔壁的那个小办公室中，那个淡茶色头发的小女人一天到晚忙个不停，做的只是在报纸上查找已经化为乌有、因而认为从来没有存在过的人的姓名，然后把这些人的姓名删去。这事让她来做可说相当合适，因为她自己的丈夫就在两年以前化为乌有了。再过去几间小办公室，有一个名叫安普尔福思的态度温和、窝窝囊囊、神情恍惚的人，耳朵上长着很多的毛，玩弄诗词韵律却令人意想不到地颇具天才，他所从事的工作就是删改一些在思想上有害但为了某种原因仍需保留在诗集上的诗歌——他们称之为定稿本。这个大厅有五十来个工作人员，还只不过是一个科，可说是整个纪录司这个庞大复杂的有机体中的一个细胞。上下左右还有许许多多的工作人员在从事各种各样为数之多无法想象的工作。还有很大的印刷车间，里面有编校排印人员和设备讲究的伪造照片的暗房。还有电视节目处，里面有工程师、制片人、各式各样的演员，他们的特长就是模拟别人的声音。还有大批大批的资料员，他们的工作是开列应予收回的书籍和期刊的清单。还有庞大的存档室存放改正后的文件，隐蔽的锅炉销毁原件。还有不知为什么匿名的、指导的智囊人员，领导全部工作，决定方针政策——过去的这件事应予保留，那件事应予篡改，另外一件又应抹去痕迹。

不过说到底，纪录司本身不过是真理部的一个部门，而真理部的主要任务不是改写过去的历史，而是为大洋国的公民提供报纸、电影、教科书、电视节目、戏剧、小说——凡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一切情报、教育或娱乐，从一个塑像到一句口号，从一首抒情诗到一篇生物学论文，从一本学童拼字书到一本新话词典。真理部不仅要满足党的五花八门的需要，而且也要全部另搞一套低级的东西供无产阶级享用，因此另设一系列不同的部门，负责无产阶级文学、戏剧、音乐和一般的娱乐，出版除了体育运动、凶杀犯罪、天文星象以外没有任何其他内容的无聊报纸，廉价的刺激小说，色情电影，靡靡之音，后者这种歌曲完全是用一种叫做谱曲器的特殊机器用机械的方法谱写出来的。甚至有一科——新话叫色科——专门负责生产最低级的色情文学，密封发出，除了有关工作人员外，任何党员都不得偷看。

在温斯顿工作的时候又有三条指示从气力输送管的口子里送了出来；不过它们都是一些简单的事，他在两分钟仇恨打断他的工作之前就把它们处理掉了。仇恨结束后，他又回到他的小办公室里，从书架子上取下新话词典，把听写器推开一边，擦了擦眼镜，着手做他这天上午主要的工作。

工作是温斯顿生活中最大的乐趣。他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单调枯燥的例行公事，但是其中也有一些十分困难复杂的工作，你一钻进去就会忘掉自己，就好像钻进一个复杂的数学问题一样——这是一些细腻微妙的伪造工作，除了你自己对英社原则的理解和你自己对党要你说些什么话的估计以外，没有什么东西可作你的指导。温斯顿擅长于这样一类的工作。有一次甚至要他改正《泰晤士报》完全用新话写的社论。他现在打开他原先放在一边的那份指示。上面是：

泰晤士3.12.83报道老大命令双加不好提到非人全部重写存档前上交。

用老话（或者标准英语）这可以译为：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三日《泰晤士报》报道老大哥命令的消息极为不妥，因为它提到不存在的人。全部重写，在存档前将你草稿送上级审查。

温斯顿读了一遍这篇有问题的报道。原来老大哥的命令主要是表扬一个叫做FFCC的组织的工作的，该组织的任务是为水上堡垒的水兵供应香烟和其他物品。有个名叫维瑟斯同志的核心党高级党员受到了特别表扬，并授予他一枚二级特殊勋章。

三个月以后，FFCC突然解散，原因未加说明。可以断定，维瑟斯和他的同事们现在已经失宠了，但是在报上或电幕上对此都没有报道。这是意料中事，因为对政治犯一般并不经常进行公开审判或者甚至公开谴责的。对成千上万的人进行大清洗，公开审判叛国犯和思想犯，让他们摇尾乞怜地认罪然后加以处决，这样专门摆布出来给大家看，是过一两年才有一遭的事。比较经常的是，干脆让招党不满的人就此失踪，不知下落。谁也一点不知道，他们究竟遭到什么下场。有些人可能根本没有死。温斯顿相识的人中，先后失踪的就有大约三十来个人，还不算他们的父母。

温斯顿用一个纸夹子轻轻地擦着他的鼻子。在对面那个小办公室中，铁洛逊同志仍在诡谲地对着听写器说话。他抬了一下头，眼镜上又闪出一下敌意的反光。温斯顿心里在寻思，铁洛逊在干的工作是不是同他自己的工作一样。这是完全可能的。这样困难的工作是从来不会交给一个人负责的；但另一方面，把这工作交给一个委员会来做，又等于是公开承认要进行伪造。很可能现在有多到十几个人在分别修改老大哥说过的话，将来由核心党内一个大智囊选用其中一个版本，重新加以编辑，再让人进行必要的反复核对，经过这一复杂工序后，最后那个当选的谎言就载入永久记录，成为真理。

温斯顿不知道维瑟斯为什么失宠。也许是由于贪污，也许是由于失职。也许老大哥只是为了要除掉一个太得民心的下级。也许维瑟斯或者他亲近的某个人有倾向异端之嫌。也许——这是可能性最大的——只是因为清洗和化为乌有已成了政府运转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所以就发生了这件事。唯一真正的线索在于“提到非人”几个字，这表明维瑟斯已经死了。并不是凡是有人被捕，你就可以作出这样的假定。有时他们获释出来，可以继续自由一两年，然后再被处决。也有很偶然的情况，你以为早已死了的人忽然像鬼魂一样出现在一次公开审判会上，他的供词又株连好几百个人，然后再销声匿迹，这次是永远不再出现了。但是，维瑟斯已是一个非人。他并不存在；他从来没有存在过。因此温斯顿决定，仅仅改变老大哥发言的倾向是不够的。最好是把发言内容改为同原来话题完全不相干的事。

他可以把发言内容改为一般常见的对叛国犯和思想犯的谴责，但这有些太明显了，而捏造前线的一场胜利，或者第九个三年计划超额生产的胜利，又会带来太复杂的修改记录工作。最好是来个纯粹虚构幻想。突然他的脑海里出现了一个叫做奥吉尔维同志的人的形象，好像是现成的一样，这个人最近在作战中英勇牺牲。有的时候老大哥的命令是表扬某个低微的普通党员的，那是因为他认为这个人的生与死是值得别人仿效的榜样。今天他应该表扬奥吉尔维同志。不错，根本没有奥吉尔维同志这样一个人，但是只要印上几行字，伪造几张照片，就可以马上使他存在。

温斯顿想了一会儿，然后把听写器拉了过来，开始用大家听惯了的老大哥腔调口授起来，这个腔调既有军人味道又有学究口气，而且，由于使用先提问题又马上加以回答的手法（“同志们，我们从这个事实中得出什么教训呢？教训——这也是英社的一个基本原则——是”等等，等等），很容易模仿。

奥吉尔维同志在三岁的时候，除了一面鼓、一挺轻机枪、一架直升机模型以外，其他什么玩具都不要。六岁的时候他参加了少年侦察队，这比一般要提早一年，对他特殊照顾，放宽规定；九岁担任队长。十一岁时他在偷听到他的叔叔讲了他觉得有罪的话以后向思想警察作了揭发。十七岁时他担任了少年反性同盟的区队长。十九岁时他设计了一种手榴弹，被和平部采用，首次试验时扔了一枚就炸死了三十一个欧亚国战俘。二十三岁时他作战牺牲。当时他携带重要文件在印度洋上空飞行，遭到敌人喷气机追击，他就身上系了机枪，跳出直升机，带着文件沉入海底——这一结局，老大哥说，不能不使人感到羡慕。老大哥还对奥吉尔维同志一生的纯洁和忠诚又说了几句话。他不沾烟酒，除了每天在健身房做操的一小时以外，没有任何其他文娱活动，立誓过独身生活，认为结婚和照顾家庭与一天二十四小时全部奉公是不相容的。他除了英社原则以外没有别的谈话题目，除了击败欧亚国敌人和搜捕间谍、破坏分子、思想犯、叛国犯以外没有别的生活目的。

温斯顿考虑了很久，要不要授予奥吉尔维同志特殊勋章；最后决定还是不给他，因为这会需要进行不必要的反复核查。

他又看一眼对面小办公室里的那个对手。似乎有什么东西告诉他，铁洛逊一定也在干他同样的工作。没有办法知道究竟谁的版本最后得到采用，但是他深信一定是自己的那个版本。一个小时以前还没有想到过的奥吉尔维同志，如今已成了事实。他觉得很奇怪，你能够创造死人，却不能创造活人。在现实中从来没有存在过的奥吉尔维同志，如今却存在于过去之中，一旦伪造工作被遗忘后，他就会像查理曼大王或者恺撒大帝一样真实地存在，所根据的是同样的证据。

五

在地下深处、天花板低低的食堂里，午饭的队伍挪动得很慢。屋子里已经很满了，人声喧哗。柜台上铁窗里面炖菜的蒸气往外直冒，带有一种铁腥的酸味，却盖不过胜利牌杜松子酒的酒气。在屋子的那一头有一个小酒吧，其实只不过是墙上的一个小洞，花一角钱可以在那里买到一大杯杜松子酒。

“正是我要找的人，”温斯顿背后有人说。

他转过身去，原来是他的朋友赛麦，是在研究司工作的。也许确切地说，谈不上是“朋友”。如今时世，没有朋友，只有同志。不过同某一些同志来往，比别的同志愉快一些。赛麦是个语言学家，新话专家。说实在的，他是目前一大批正在编辑新话词典十一版的专家之一。他个子很小，比温斯顿还小，一头黑发，眼睛突出，带有既悲伤又嘲弄的神色，在他同你说话的时候，他的大眼睛似乎在仔细地探索着你的脸。

“我想问你一下，你有没有刀片？”他说。

“一片也没有！”温斯顿有些心虚似地急忙说。“我到处都问过了。它们不再存在了。”

人人都问你要刀片。事实上，他攒了两片没有用过的刀片。几个月来刀片一直缺货。不论什么时候，总有一些必需品，党营商店里无法供应。有时是扣子，有时是线，有时是鞋带；现在是刀片。你只有偷偷摸摸地到“自由”市上去掏才能搞到一些。

“我这一片已经用了六个星期了，”他不真实地补充一句。队伍又往前进了一步。他们停下来时他又回过头来对着赛麦。他们两人都从柜台边上一堆铁盘中取了一只油腻腻的盘子。

“你昨天没有去看吊死战俘吗？”赛麦问。

“我有工作，”温斯顿冷淡地说。“我想可以从电影上看到吧。”

“这可太差劲了，”赛麦说。

他的嘲笑的眼光在温斯顿的脸上转来转去。“我知道你，”他的眼睛似乎在说，“我看穿了你，我很明白，你为什么不去看吊死战俘。”以一个知识分子来说，赛麦思想正统，到了恶毒的程度。他常常会幸灾乐祸得令人厌恶地谈论直升机对敌人村庄的袭击，思想犯的审讯和招供，友爱部地下室里的处决。同他谈话主要是要设法把他从这种话题引开去，尽可能用有关新话的技术问题来套住他，因为他对此有兴趣，也是个权威。温斯顿把脑袋转开去一些，避免他黑色大眼睛的探索。

“吊得很干净利落，”赛麦回忆说。“不过我觉得他们把他们的脚绑了起来，这是美中不足。我喜欢看他们双脚乱蹦乱跳。尤其是，到最后，舌头伸了出来，颜色发青——很青很青。我喜欢看这种小地方。”

“下一个！”穿着白围裙的无产者手中拿着一个勺子叫道。

温斯顿和赛麦把他们的盘子放在铁窗下。那个工人马上给他们的盘子里盛了一份中饭——一盒暗红色的炖菜，一块面包，一小块干酪，一杯无奶的胜利咖啡，一片糖精。

“那边有张空桌，在电幕下面，”赛麦说。“我们顺道带杯酒过去。”

盛酒的缸子没有把。他们穿过人头济济的屋子到那空桌边。在铁皮桌面上放下盘子，桌子一角有人撒了一摊炖菜，黏糊糊地像呕吐出来的一样。温斯顿拿起酒杯，顿了一下，硬起头皮，咕噜一口吞下了带油味的酒。他眨着眼睛，等泪水流出来以后，发现肚子已经饿了，就开始一匙一匙地吃起炖菜来，炖菜中除了稀糊糊以外，还有一块块软绵绵发红的东西，大概是肉做的。他们把小菜盒中的炖菜吃完以前都没有再说话。温斯顿左边桌上，在他背后不远，有个人在喋喋不休地说话，声音粗哑，仿佛鸭子叫，在屋子里的一片喧哗声中特别刺耳。

“词典进行得怎么样了？”温斯顿大声说，要想盖过室内的喧哗。

“很慢，”赛麦说。“我现在在搞形容词。很有意思。”

一提到新话，他的精神马上就来了。他把菜盒推开，一只细长的手拿起那块面包，另一只手拿起干酪，身子向前俯在桌上，为了不用大声说话。

“第十一版是最后定稿本，”他说。“我们的工作是决定语言的最后形式——也就是大家都只用这种语言说话的时候的形式。我们的工作完成后，像你这样的人就得从头学习。我敢说，你一定以为我们主要的工作是创造新词儿。一点也不对！我们是在消灭老词儿——几十个，几百个地消灭，每天在消灭。我们把语言削减到只剩下骨架。十一版中没有一个词儿在二〇五〇年以前会陈旧过时的。”

他狼吞虎咽地啃着他的面包，咽下了几大口，然后又继续说，带着学究式的热情。他的黝黑瘦削的脸庞开始活跃起来，眼光失去了嘲笑的神情，几乎有些梦意了。

“消灭词汇是件很有意思的事。当然，最大的浪费在于动词和形容词，但是也有好几百个名词也可以不要。不仅是同义词，也包括反义词。说真的，如果一个词不过是另一个词的反面，那有什么理由存在呢？以‘好’为例。如果你有一个‘好’字，为什么还需要‘坏’字？‘不好’就行了——而且还更好，因为这正好是‘好’的反面，而另外一字却不是。再比如，如果你要一个比‘好’更强一些的词儿，为什么要一连串像‘精彩’、‘出色’等等含混不清、毫无用处的词儿呢？‘加好’就包含这一切意义了，如果还要强一些，就用‘双加好’‘倍加好’。当然，这些形式，我们现在已经在采用了，但是在新话的最后版本中，就没有别的了。最后，整个好和坏的概念就只用六个词儿来概括——实际上，只用一个词儿。温斯顿，你是不是觉得这很妙？当然，这原来是老大哥的主意，”他事后补充说。

一听到老大哥，温斯顿的脸上就有一种肃然起敬的神色一闪而过。但是赛麦还是马上察觉到缺乏一定的热情。

“温斯顿，你并没真正领略到新话的妙处，”他几乎悲哀地说。“哪怕你用新话写作，你仍在用老话思索。我读过几篇你有时为《泰晤士报》写的文章。这些文章写得不错，但它们是翻译。你的心里仍喜欢用老话，尽管它含糊不清，辞义变化细微，但没有任何用处。你不理解消灭词汇的妙处。你难道不知道新话是世界上唯一的词汇量逐年减少的语言？”

当然，温斯顿不知道。他不敢说话，但愿自己脸上露出赞同的笑容。赛麦又咬一口深色的面包，嚼了几下，又继续说：

“你难道不明白，新话的全部目的是要缩小思想的范围？最后我们要使得大家在实际上不可能犯任何思想罪，因为将来没有词汇可以表达。凡是有必要使用的概念，都只有一个词来表达，意义受到严格限制，一切附带含义都被消除忘掉。在十一版中，我们距离这一目标已经不远了。但这一过程在你我死后还需要长期继续下去。词汇逐年减少，意识的范围也就越来越小。当然，即使在现在，也没有理由或借口可以犯思想罪。这仅仅是个自觉问题，现实控制问题。但最终，甚至这样的需要也没有了。语言完善之时，即革命完成之日。新话即英社，英社即新话，”他带着一种神秘的满意神情补充说。“温斯顿，你有没有想到过，最迟到二〇五〇年，没有一个活着的人能听懂我们现在这样的谈话？”

“除了——”温斯顿迟疑地说，但又闭上了嘴。

到了他嘴边的话是“除了无产者”，但是他克制住了自己，不完全有把握这句话是不是有些不正统。但是，赛麦已猜到了他要说的话。

“无产者不是人，”他轻率地说。“到二〇五〇年，也许还要早些，所有关于老话的实际知识都要消灭。过去的全部文学都要销毁，乔叟、莎士比亚、弥尔顿、拜伦——他们只存在于新话的版本中，不只改成了不同的东西，而且改成了同他们原来相反的东西。甚至党的书籍也要改变。甚至口号也要改变。自由的概念也被取消了，你怎么还能叫‘自由即奴役’的口号？届时整个思想气氛就要不同了。事实上，将来不会再有像我们今天所了解的那种思想。正统的意思是不想——不需要想。正统即没有意识。”

温斯顿突然相信，总有一天，赛麦要化为乌有。他太聪明了。他看得太清楚了，说得太直率了。党不喜欢这样的人。有一天他会失踪。这个结果清清楚楚地写在他的脸上。

温斯顿吃完了面包和干酪。他坐在椅中略为侧过身子去喝他的那杯咖啡。坐在他左边桌子的那个嗓子刺耳的人仍在喋喋不休地说着话。一个青年女人大概是他的秘书，背对着温斯顿坐在那里听他说话，对他说的一切话似乎都表示很赞成。温斯顿不时地听到一两句这样的话：“你说得真对，我完全同意你”，这是个年轻但有些愚蠢的女人嗓子。但是另外那个人的声音却从来没有停止过，即使那姑娘插话的时候，也仍在喋喋不休。温斯顿认识那个人的脸，但是他只知道他在小说司据有一个重要的职位。他年约三十，喉头发达，嘴皮灵活。他的脑袋向后仰一些，由于他坐着的角度，他的眼镜有反光，使温斯顿只看见两片玻璃，而看不见眼睛。使人感到有些受不了的是，从他嘴里滔滔不绝地发出来的声音中，几乎连一个字也听不清楚。温斯顿只听到过一句话——“完全彻底消灭果尔德施坦因主义”——这话说得很快，好像铸成一行的铅字一样，完整一块。别的就完全是呱呱呱的噪声了。但是，你虽然听不清那个人究竟在说些什么，你还是可以毫无疑问地了解他说的话的一般内容。他可能是在谴责果尔德施坦因，要求对思想犯和破坏分子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他也可能是在谴责欧亚国军队的暴行，他也可能在歌颂老大哥或者马拉巴前线的英雄——这都没有什么不同。不论他说的是什么，你可以肯定，每一句话都是纯粹正统的，纯粹英社的。温斯顿看着那张没有眼睛的脸上的嘴巴忙个不停在一张一合，心中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觉得这不是一个真正的人，而是一种假人。说话的不是那个人的脑子，而是他的喉头。说出来的东西虽然是用词儿组成的，但不是真正的话，而是在无意识状态中发出来的闹声，像鸭子呱呱叫一样。

赛麦这时沉默了一会，他拿着汤匙在桌上一摊稀糊糊中划来划去。另一张桌子上的那个人继续飞快地在哇哇说着，尽管室内喧哗，还是可以听见。

“新话中有一个词儿，”赛麦说，“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知道，叫鸭话，就是像鸭子那样呱呱叫。这种词儿很有意思，它有两个相反的含义。用在对方，这是骂人的；用在你同意的人身上，这是称赞。”

毫无疑问，赛麦是要化为乌有的。温斯顿又想。他这么想时心中不免感到有些悲哀，尽管他明知赛麦瞧不起他，有点不喜欢他，而且完全有可能，只要他认为有理由，就会揭发他是个思想犯。反正，赛麦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究竟什么地方不对头，他也说不上来。赛麦有着他所缺少的一些什么东西：谨慎、超脱、一种可以免于患难的愚蠢。你不能说他是不正统的。他相信英社的原则，他尊敬老大哥，他欢庆胜利，他憎恨异端，不仅出于真心诚意，而且有着一种按捺不住的热情，了解最新的情况，而这是普通党员所得不到的。但是他身上总是有着一种靠不住的样子。他总是说一些最好不说为妙的话，他读书太多，又常常光顾栗树咖啡馆，那是画家和音乐家聚会的地方。并没有法律，哪怕是不成文的法律，禁止你光顾栗树咖啡馆，但是去那个地方还是有点危险的。一些遭到谴责的党的创始领导人在最后被清洗之前常去那个地方。据说，果尔德施坦因本人也曾经去过那里，那是好几年，好几十年以前的事了。赛麦的下场是不难预见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只要赛麦发觉他的——温斯顿的——隐藏的思想，哪怕只有三秒钟，他也会马上向思想警察告发的。不过，别人也会一样，但是赛麦尤其会如此。光有热情还不够。正统思想就是没有意识。

赛麦抬起头来。“派逊斯来了，”他说。

他的话声中似乎有这样的意思：“那个可恶的大傻瓜。”派逊斯是温斯顿在胜利大厦的邻居，他真的穿过屋子过来了。他是个胖乎乎的中等身材的人，淡黄的头发，青蛙一样的脸。才三十五岁，他脖子上和腰围上就长出一圈圈的肥肉来了，但是他的动作仍很敏捷、孩子气。他的整个外表像个发育过早的小男孩，以致他虽然穿着制服，你仍然不由得觉得他像穿着少年侦察队的蓝短裤、灰衬衫、红领巾一样。你一闭起眼睛来想他，脑海里就出现胖乎乎的膝盖和卷起袖子的又短又粗的胳膊。事实也的确是这样，只要一有机会，比如集体远足或者其他体育活动时，他就总穿上短裤。他愉快地叫着“哈啰，哈啰！”向他们两人打招呼，在桌边坐了下来，马上带来一股强烈的汗臭。他的红红的脸上满挂着汗珠，他出汗的本领非凡。在邻里活动中心站，你一看到球拍是湿的，就可以知道刚才他打过乒乓球。赛麦拿出一张纸来，上面有一长列的字，他拿着一支墨水铅笔在看着。

“你瞧他吃饭的时候也在工作，”派逊斯推一推温斯顿说。“工作积极，嗳？伙计，你看的是什么？对我这样一个粗人大概太高深了。史密斯，伙计，我告诉你为什么到处找你。你忘记向我缴款了。”

“什么款？”温斯顿问，一边自动地去掏钱。每人的工资约有四分之一得留起来付各种各样的志愿捐献，名目之多，使你很难记清。

“仇恨周的捐献。你知道——按住房分片的。我是咱们这一片的会计。咱们正在作出最大的努力——要做出成绩来。我告诉你，如果胜利大厦挂出来的旗帜不是咱们那条街上最多的，那可不是我的过错。你答应给我两块钱。”

温斯顿找到了两张折皱油污的钞票交给派逊斯，派逊斯用文盲的整齐字体记在一个小本子上。

“还有，伙计，”他说，“我听说我的那个小叫花子昨天用弹弓打了你。我狠狠地教训了他一顿。我对他说，要是他再那样我就要把弹弓收起来。”

“我想他大概是因为不能去看吊死人而有点不高兴，”温斯顿说。

“啊，是啊——我要说的就是，这表示他动机是好的，是不是？他们两个都是淘气的小叫花子，但是说到态度积极，那就甭提了。整天想的就是少年侦察队和打仗。你知道上星期六我的小女儿到伯克姆斯坦德去远足时干了什么吗？她让另外两个女孩子同她一起偷偷地离开了队伍跟踪一个可疑的人整整一个下午！她们一直跟着他两个小时，穿过树林，到了阿默夏姆后，就把他交给了巡逻队。”

“她们为什么这样？”温斯顿有点吃惊地问。派逊斯继续得意洋洋地说：

“我的孩子肯定他是敌人的特务——比方说，可能是跳伞空降的。但是关键在这里，伙计。你知道是什么东西引起她对他的怀疑的吗？她发现他穿的鞋子很奇怪——她说她从来没有看见过别人穿这样的鞋子。因此很可能他是个外国人。七岁孩子，怪聪明的，是不是？”

“那个人后来怎样了？”温斯顿问。

“哦，这个，我当然说不上来。不过，我是不会感到奇怪的，要是——”派逊斯做了一个步枪瞄准的姿态，嘴里咔嚓一声。

“好啊，”赛麦心不在焉地说，仍在看他那小纸条，头也不抬。

“当然我们不能麻痹大意，”温斯顿按照应尽的本分表示同意。

“我的意思是，现在正在打仗呀，”派逊斯说。

好像是为了证实这一点，他们脑袋上方的电幕发出了一阵喇叭声。不过这次不是宣布军事胜利，只是富裕部的一个公告。

“同志们！”一个年轻人的声音兴奋地说。“同志们请注意！我们有个好消息向大家报告。我们赢得了生产战线上的胜利！到现在为止各类消费品产量的数字说明，在过去一年中，生活水平提高了百分之二十以上。今天上午大洋国全国都举行了自发的游行，工人们走出了工厂、办公室，高举旗帜，在街头游行，对老大哥的英明领导为他们带来的幸福新生活表示感谢。根据已完成的统计，一部分数字如下。食品——”

“我们的幸福新生活”一词出现了好几次。这是富裕部最近爱用的话。派逊斯的注意力被喇叭声吸引住了以后，脸上就带着一种一本正经的呆相，一种受到启迪时的乏味神情，坐在那里听着。他跟不上具体数字，不过他明白，这些数字反正是应该使人感到满意的。他掏出一只肮脏的大烟斗，里面已经装了一半烧黑了的烟草。烟草定量供应一星期只有一百克，要装满烟斗很少可能。温斯顿在吸胜利牌香烟，他小心地横着拿在手里。下一份定量供应要到明天才能买，而他只剩下四支烟了。这时他不去听远处的闹声，专心听电幕上发出的声音。看来，甚至有人游行感谢老大哥把巧克力的定量提高到一星期二十克。他心里想，昨天还刚刚宣布定量要减低到一星期二十克。相隔才二十四小时，难道他们就能忘掉了吗？是啊，他们硬是忘掉了。派逊斯就是很容易忘掉的，因为他像牲口一样愚蠢。旁边那张桌子上的那个没有眼睛的人也狂热地、热情地忘掉了，因为他热切地希望要把胆敢表示上星期定量是三十克的人都揭发出来，化为乌有。赛麦也忘掉了，不过他比较复杂，需要双重思想。那么只有他一个人才保持记忆吗？

电幕上继续不断地播送神话般的数字。同去年相比，食物、衣服、房屋、家具、铁锅、燃料、轮船、直升机、书籍、婴孩的产量都增加了——除了疾病、犯罪、发疯以外，什么都增加了。逐年逐月，每时每刻，不论什么人，什么东西都在迅速前进。像赛麦原来在做的那样，温斯顿拿起汤匙，蘸着桌子上的那一摊灰色的黏糊糊，画了一道长线，构成一个图案。他不快地沉思着物质生活的各个方面。一直是这样的吗？他的饭一直是这个味道？他环顾食堂四周。一间天花板很低、挤得满满的屋子，由于数不清的人体接触，墙头发黑；破旧的铁桌铁椅挨得很近，你坐下来就碰到别人的手肘；汤匙弯曲，铁盘凹凸，白缸子都很粗糙；所有东西的表面都油腻腻的，每一条缝道里都积满尘垢；到处都弥漫着一股劣质杜松子酒、劣质咖啡、涮锅水似的炖菜和脏衣服混合起来的气味。在你的肚子里，在你的肌肤里，总发出一种无声的抗议，一种你被骗掉了有权利享受的东西的感觉。不错，他从来记不起还有过什么东西与现在大不相同。凡是他能够确切记得起来的，不论什么时候，总是没有够吃的东西，袜子和内衣裤总是有破洞的，家具总是破旧不堪的，房间里的暖气总是烧得不暖的，地铁总是拥挤的，房子总是东倒西歪的，面包总是深色的，茶总是喝不到，咖啡总是有股脏水味，香烟总是不够抽——除了人造杜松子酒以外，没有东西是又便宜又多的。虽然这样的情况必然随着你的体格衰老而越来越恶劣，但是，如果你因为生活艰苦、污秽肮脏、物质匮乏而感到不快，为没完没了的寒冬、破烂的袜子、停开的电梯、寒冷的自来水、粗糙的肥皂、自己会掉烟丝的香烟、有股奇怪的难吃味道的食物而感到不快，这岂不是说明，这样的情况不是事物的天然规律？除非你有一种古老的回忆，记得以前事情不是这样的，否则的话，你为什么要觉得这是不可忍受的呢？

他再一次环顾了食堂的四周。几乎每个人都很丑陋，即使穿的不是蓝制服，也仍旧会是丑陋的。在房间的那一头，有一个个子矮小、奇怪得像个小甲壳虫一样的人，独自坐在一张桌子旁边喝咖啡，他的小眼睛东张西望，充满怀疑。温斯顿想，如果你不看一下周围，你就会很容易相信，党所树立的模范体格——魁梧高大的小伙子和胸脯高耸的姑娘，金黄的头发，健康的肤色，生气勃勃，无忧无虑——是存在的，甚至是占多数。实际上，从他所了解的来看，一号空降场大多数人是矮小难看的。很难理解，各部竟尽是那种甲壳虫一样的人：又矮又小，没有到年纪就长胖了，四肢短小，忙忙碌碌，动作敏捷，胖胖的没有表情的脸上，眼睛又细又小。在党的统治下似乎这一类型的人繁殖得最快。

富裕部的公告结束时又是一阵喇叭声，接着是很轻声的音乐。派逊斯在一连串数字的刺激下稀里糊涂地感到有些兴奋，从嘴上拿开烟斗。

“富裕部今年工作做得不坏，”他赞赏地摇一摇头。“我说，史密斯伙计，你有没有刀片能给我用一用？”

“一片也没有，”温斯顿说。“我自己六个星期以来一直在用这一片。”

“啊，那没关系——我只是想问一下，伙计。”

“对不起，”温斯顿说。

隔壁桌上那个呱呱叫的声音由于富裕部的公告而暂时停了一会儿，如今又恢复了，像刚才一样大声。温斯顿不知怎么突然想起派逊斯太太来，想到了她的稀疏的头发，脸上皱纹里的尘垢。两年之内，这些孩子就会向思想警察揭发她。派逊斯太太就会化为乌有。赛麦也会化为乌有。温斯顿也会化为乌有。奥勃良也会化为乌有。而派逊斯却永远不会化为乌有。那个呱呱叫的没有眼睛的家伙不会化为乌有。那些在各部迷宫般的走廊里忙忙碌碌地来来往往的小甲壳虫似的人也永远不会化为乌有。那个黑发姑娘，那个小说司的姑娘——她也永远不会化为乌有。他觉得他凭本能就能知道，谁能生存，谁会消灭，尽管究竟靠什么才能生存，则很难说。

这时他猛地从沉思中醒了过来。原来隔桌的那个姑娘转过一半身来在看他。就是那个黑头发姑娘。她斜眼看着他，不过眼光盯得很紧，令人奇怪。她的眼光一与他相遇，就转了开去。

温斯顿的脊梁上开始渗出冷汗。他感到一阵恐慌。这几乎很快就过去了，不过留下一种不安的感觉，久久不散。她为什么看着他？她为什么到处跟着他？遗憾的是，他记不得他来食堂的时候她是不是已经坐在那张桌子边上了，还是在以后才来的。但是不管怎样，昨天在举行两分钟仇恨的时候，她就坐在他的后面，而这是根本没有必要的，很可能她的真正目的是要窃听他，看他的叫喊是否够起劲。

他以前的念头又回来了：也许她不一定是思想警察的人员，但是，正是业余的特务最为危险。他不知道她看着他有多久了，也许有五分钟，很可能他的面部表情没有完全控制起来。在任何公共场所，或者在电幕的视野范围内，让自己的思想开小差是很危险的。最容易暴露的往往是你不注意的小地方。神经的抽搐，不自觉的发愁脸色，自言自语的习惯——凡是显得不正常，显得要想掩饰什么事情，都会使你暴露。无论如何，脸上表情不适当（例如在听到胜利公告时露出不信的表情）本身就是一桩应予惩罚的罪行。新话里甚至有一个专门的词，叫做脸罪。

那个姑娘又回过头来看他。也许她并不是真的在盯他的梢；也许她连续两天挨着他坐只是偶然巧合。他的香烟已经熄灭了，他小心地把它放在桌子边上。如果他能使得烟丝不掉出来，他可以在下班后再继续抽。很可能，隔桌的那个人是思想警察的特务，很可能，他在三天之内要到友爱部的地下室里去了，但是香烟屁股却不能浪费。赛麦已经把他的那张纸条叠了起来，放在口袋里。派逊斯又开始说了起来。

“我没有告诉过你，伙计，”他一边说一边咬着烟斗，“那一次我的两个小叫花子把一个市场上的老太婆的裙子烧了起来，因为他们看到她用老大哥的画像包香肠，偷偷地跟在她背后，用一盒火柴放火烧她的裙子。我想把她烧得够厉害的。那两个小叫花子，嗳？可是积极得要命。这是他们现在在少年侦察队受到的第一流训练，甚至比我小时候还好。你知道他们给他们的最新配备是什么？插在钥匙孔里偷听的耳机！我的小姑娘那天晚上带回来一个，插在我们起居室的门上，说听到的声音比直接从钥匙孔听到的大一倍。不过，当然啰，这不过是一种玩具。不过，这个主意倒不错，对不对？”

这时电幕上的哨子一声尖叫。这是回去上班的信号。三个人都站了起来跟着大家去挤电梯，温斯顿香烟里剩下的烟丝都掉了下来。

六

温斯顿在他的日记中写道：

那是在三年前的一个昏暗的晚上。在一个大火车站附近的一条狭窄的横街上，她站在一盏暗淡无光的街灯下面，靠墙倚门而立。她的脸很年轻，粉抹得很厚。吸引我的其实是那抹的粉，那么白，像个面具，还有那鲜红的嘴唇。党内女人是从来不涂脂抹粉的。街上没有旁人，也没有电幕。她说两块钱。我就——

他一时觉得很难继续写下去，就闭上了眼睛，用手指按着眼皮，想把那不断重现的景象挤掉。他忍不住想拉开嗓门，大声呼喊，口出脏言，或者用脑袋撞墙，把桌子踢翻，把墨水瓶向玻璃窗扔过去，总而言之，不论什么大吵大闹或者能够使自己感到疼痛的事情，只要能够使他忘却那不断折磨他的记忆，他都肯干。

他心里想，你最大的敌人是你自己的神经系统。你内心的紧张随时随地都可能由一个明显的症状泄露出来。他想起几个星期以前在街上碰到一个人，一个外表很平常的人，一个党员，年约三四十岁，身材瘦高，提着公事皮包。两人相距只有几米远的时候，那个人的左边脸上忽然抽搐了一下。两人擦身而过的时候，他又有这样一个小动作，只不过抽了一下，颤了一下，像照相机快门咔嚓一样的快，但很明显地可以看出这是习惯性的。他记得当时自己就想：这个可怜的家伙完了。可怕的是，这个动作很可能是不自觉的。最致命的危险是说梦话。就他所知，对此无法预防。

他吸了一口气，又继续写下去：

我同她一起进了门，穿过后院，到了地下室的一个厨房里。靠墙有一张床，桌上一盏灯，灯火捻得低低的。她——

他咬紧了牙齿，感到一阵难受。他真想吐口唾沫。他在地下室厨房里同那个女人在一起的时候，同时又想起了他的妻子凯瑟琳。温斯顿是结了婚的，反正，是结过婚的；也许他现在还是结了婚的人，因为就他所知，他的妻子还没有死。他似乎又呼吸到了地下室厨房里那股闷热的气味，一种臭虫、脏衣服、恶浊的廉价香水混合起来的气味，但是还是很诱人，因为党里的女人都不用香水，甚至不能想象她们会那样。只有无产者用香水。在他的心中，香水气味总是不可分解地同私通连在一起的。

他搞这个女人是他约摸两年以来第一次行为失检。当然玩妓女是禁止的，但是这种规定你有时是可以鼓起勇气来违反的。这事是危险的，但不是生死攸关的问题。玩妓女被逮住可能要判处强制劳动五年；如果你没有其他过错，就此而已。而且这也很容易避免被当场逮住。贫民区里尽是愿意出卖肉体的女人。有的甚至只要一瓶杜松子酒，因为无产者是不得买这种酒喝的。暗地里，党甚至鼓励卖淫，以此作为发泄不能完全压制的本能的出路。一时的荒唐并没有什么关系，只要这是偷偷摸摸搞的，没有什么乐趣，而且搞的只是受鄙视的下层阶级的女人。党员之间的乱搞才是不可宽恕的罪行。但是很难想象实际上会发生这样的事——尽管历次大清洗中的被告都一律供认犯了这样的罪行。

党的目的不仅仅是要防止男女之间结成可能使它无法控制的誓盟关系。党的真正目的虽然未经宣布，实际上是要使性行为失去任何乐趣。不论是在婚姻关系以外还是婚姻关系以内，敌人与其说是爱情，不如说是情欲。党员之间的婚姻都必须得到为此目的而设立的委员会的批准，虽然从来没有说明过原则到底是什么，如果有关双方给人以他们在肉体上互相吸引的印象，申请总是遭到拒绝的。唯一得到承认的结婚目的是，生儿育女，为党服务。性交被看成是一种令人恶心的小手术，就像灌肠一样。不过这也是从来没有明确地说过，但是用间接的方法从小就灌输在每一个党员的心中。甚至有像少年反性同盟这样的组织提倡两性完全过独身生活。所有儿童要用人工授精（新话叫人授）的方法生育，由公家抚养。温斯顿也很明白，这么说并不是很认真其事的，但是这反正与党的意识形态相一致。党竭力要扼杀性本能，如果不能扼杀的话，就要使它不正常，肮脏化。他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但是觉得这样是很自然的事。就女人而论，党在这方面的努力基本上是成功的。

他又想到了凯瑟琳。他们分手大概有九年，十年——快十一年了。真奇怪，他很少想到她。他有时能够一连好几天忘记掉自己结过婚。他们一起只过了大约十五个月的日子。党不允许离婚，但是如果没有子女却鼓励分居。

凯瑟琳是个头发淡黄、身高体直的女人，动作干净利落。她长长的脸，轮廓鲜明，要是你没有发现这张脸的背后几乎是空空洞洞的，你很可能称这种脸是高尚的。在他们婚后生活的初期，他就很早发现——尽管这也许是因为他对她比对他所认识的大多数人更有亲密的了解机会——她毫无例外地是他所遇到过的人中头脑最愚蠢、庸俗、空虚的人。她的头脑里没有一个思想不是口号，只要是党告诉她的蠢话，她没有、绝对没有不盲目相信的。他心里给她起了个外号叫人体“录音带”。然而，要不是为了那一件事情，他仍是可以勉强同她一起生活的。那件事情就是性生活。

他一碰到她，她就仿佛要往后退缩，全身肌肉紧张起来。搂抱她像搂抱木头人一样。奇怪的是，甚至在她主动抱紧他的时候，他也觉得她同时在用全部力气推开他。她全身肌肉僵硬使他有这个印象。她常常闭着眼睛躺在那里，既不抗拒，也不合作，就是默默忍受。这使人感到特别尴尬，过了一阵之后，甚至使人感到吃不消。但是即使如此，他也能够勉强同她一起生活，只要事先说好不同房。但是奇怪的是，凯瑟琳居然反对。她说，他们只要能够做到，就要生个孩子。这样，一星期一次，相当经常地，只要不是办不到，这样的情况就要重演一次。她甚至常常在那一天早晨就提醒他，好像这是那一天晚上必须要完成的任务，可不能忘记的一样。她提起这件事来有两个称呼。一个是“生个孩子”，另一个是“咱们对党的义务”（真的，她确实是用了这句话）。不久之后，指定的日期一临近，他就有了一种望而生畏的感觉。幸而没有孩子出世，最后她同意放弃再试，不久之后，他们俩就分手了。

温斯顿无声地叹口气。他又提起笔来写：

她一头倒在床上，一点也没有什么预备动作，就马上撩起了裙子，这种粗野、可怕的样子是你所想象不到的。我——

他又看到了他在昏暗的灯光中站在那里，鼻尖里闻到臭虫和廉价香水的气味，心中有一种失败和不甘心的感觉，甚至在这种时候，他的这种感觉还与对凯瑟琳的白皙的肉体的想念掺杂在一起，尽管她的肉体已被党的催眠力量所永远冰冻了。为什么总得这样呢？为什么他不能有一个自己的女人，而不得不隔一两年去找一次这些烂污货呢？但是真正的情合，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党内的女人都是一样的。清心寡欲的思想像对党忠诚一样牢牢地在她们心中扎了根。通过早期的周密的灌输，通过游戏和冷水浴，通过在学校里、少年侦察队里和青年团里不断向她们灌输的胡说八道，通过讲课、游行、歌曲、口号、军乐等等，她们的天性已被扼杀得一干二净。他的理智告诉他自己，一定会有例外的，但是他的内心却不相信。她们都是攻不破的，完全按照党的要求那样。他与其说是要有女人爱他，不如说是更想要推倒那道贞节的墙，哪怕毕生只有一次。满意的性交，本身就是造反。性欲是思想罪。即使是唤起凯瑟琳的欲望——如果他能做到的话——也像是诱奸，尽管她是自己的妻子。

不过剩下的故事，他得把它写下来。他写道：

我燃亮了灯。我在灯光下看清她时——

在黑暗里呆久了，煤油灯的微弱亮光也似乎十分明亮。他第一次可以好好地看一看那女人。他已经向前走了一步，这时又停住了，心里既充满了欲望又充满了恐惧。他痛感到他到这里来所冒的风险。完全有可能，在他出去的时候，巡逻队会逮住他；而且他们可能这时已在门外等着了。但是如果他没有达到目的就走——！

这得写下来，这得老实交代。他在灯光下忽然看清楚的是，那个女人是个老太婆。她的脸上的粉抹得这么厚，看上去就像会折断的硬纸板做的面具那样。她的头发里有几绺白发，但真正可怕的地方是，这时她的嘴巴稍稍张开，里面除了是个漆黑的洞以外没有别的。她满口没牙。

他潦草地急急书写：

我在灯光下看清了她，她是个很老的老太婆，至少有五十岁。可是我还是上前，照干不误。

他又把手指按在眼皮上。他终于把它写了下来，不过这仍没有什么两样。这个方法并不奏效。要提高嗓门大声叫骂脏话的冲动，比以前更强烈了。

七

〔温斯顿写道〕如果有希望的话，希望在无产者身上。

如果有希望的话，希望一定在无产者身上，因为只有在那里，在这些不受重视的蜂拥成堆的群众中间，在大洋国这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中间，摧毁党的力量才能发动起来。党是不可能从内部来推翻的。它的敌人，如果说有敌人的话，是没有办法纠集在一起，或者甚至互相认出来的。即使传说中的兄弟团是存在的——很可能是存在的——也无法想象，它的团员能够超过三三两两的人数聚在一起。造反不过是眼光中的一个神色，声音中的一个变化；最多，偶尔一声细语而已。但是无产者则不然，只要能够有办法使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就不需要进行暗中活动了。他们只需要起来挣扎一下，就像一匹马颤动一下身子把苍蝇赶跑。他们只要愿意，第二天早上就可以把党打得粉碎。可以肯定地说，他们迟早会想到要这么做的。但是——！

他记得有一次他在一条拥挤的街上走，突然前面一条横街上有几百个人的声音——女人的声音——在大声叫喊。这是一种不可轻侮的愤怒和绝望的大声叫喊，声音又大又深沉，“噢——噢——噢！”就像钟声一样回荡很久。他的心怦怦地跳。开始了！他这么想。发生了骚乱！无产者终于冲破了羁绊！当他到出事的地点时，看到的却是二三百个妇女拥在街头市场的货摊周围，脸上表情凄惨，好像一条沉船上不能得救的乘客一样。原来是一片绝望，这时又分散成为许许多多个别的争吵。原来是有一个货摊在卖铁锅。都是一些一碰就破的蹩脚货，但是炊事用具不论哪种都一直很难买到。卖到后来，货源忽然中断。买到手的妇女在别人推搡拥挤之下要想拿着买到的锅子赶紧走开，其他许多没有买到的妇女就围着货摊叫嚷，责怪摊贩开后门，另外留着锅子不卖。又有人一阵叫嚷。有两个面红耳赤的妇女，其中一个披头散发，都抢着一只锅子，要想从对方的手中夺下来。她们两人抢来抢去，锅把就掉了下来。温斯顿厌恶地看着她们。可是，就在刚才一刹那，几百个人的嗓子的叫声里却表现了几乎令人可怕的力量！为什么她们在真正重要的问题上却总不能这样喊叫呢？

他们不到觉悟的时候，就永远不会造反；他们不造反，就不会觉悟。

他想，这句话简直像从党的教科书里抄下来的。当然，党自称正把无产者从羁绊下解放出来。在革命前，他们受到资本家的残酷压迫，他们挨饿、挨打，妇女被迫到煤矿里去做工（事实上，如今妇女仍在煤矿里做工），儿童们六岁就被卖到工厂里。但同时，真是不失双重思想的原则，党又教导说，无产者天生低劣，必须用几条简单的规定使他们处于从属地位，像牲口一样。事实上，大家很少知道无产者的情况。没有必要知道得太多。只要他们继续工作和繁殖，他们的其他活动就没有什么重要意义。由于让他们去自生自长，像把牛群在阿根廷平原上放出去一样，他们又恢复到合乎他们天性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自古以来的方式。他们生了下来以后就在街头长大，十二岁去做工，经过短短一个美丽的情窦初开时期，在二十岁就结了婚，上三十岁就开始衰老，大多数人在六十岁就死掉了。重体力活、照顾家庭子女、同邻居吵架、电影、足球、啤酒，而尤其是赌博，就是他们心目中的一切。要控制他们并不难。总是有几个思想警察的特务在他们中间活动，散布谣言，把可能具有危险性的少数人挑出来消灭掉。但是没有作任何尝试要向他们灌输党的思想。无产者不宜有强烈的政治见解。对他们的全部要求是最单纯的爱国心，凡是需要他们同意加班加点或者降低定量的时候可以加以利用。即使他们有时候也感到不满，但他们的不满不会有什么结果。因为他们没有一般抽象思想，他们只能小处着眼，对具体的事情感到不满。大处的弊端，他们往往放过去而没有注意到。大多数无产者家中甚至没有电幕。甚至民警也很少去干涉他们。伦敦犯罪活动很多，是小偷、匪徒、娼妓、毒贩、各种各样的骗子充斥的国中之国；但是由于这都发生在无产者圈子里，因此并不重要。在一切道德问题上，都允许他们按他们的老规矩办事。党在两性方面的禁欲主义，对他们是不适用的。乱交不受惩罚，离婚很容易。而且，如果无产者有此需要，甚至也允许信仰宗教。他们不值得怀疑。正如党的口号所说：“无产者和牲口都是自由的。”

温斯顿伸下手去，小心地搔搔静脉曲张溃疡的地方。这地方又痒了起来。说来说去，问题总归是，你无法知道革命前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子。他从抽屉中取出一本儿童历史教科书，这是他从派逊斯太太那里借来的，他开始把其中一节抄在日记本上：

从前，在伟大的革命以前，伦敦不是像现在这样一个美丽的城市。当时伦敦是个黑暗、肮脏、可怜的地方，很少有人食能果腹，衣能蔽体，成千上万的人穷得足无完履，顶无片瓦。还不及你们那么大的孩子就得为凶残的老板一天工作十二小时，如果动作迟缓就要遭到鞭打，每天只给他们吃陈面包屑和白水。但在那普遍贫困之中却有几所有钱人住的华丽的宅第，伺候他们的佣仆多达三十个人。这些有钱人叫做资本家。他们又胖又丑，面容凶恶，就像下页插图中的那个人一样。你可以看到他穿的是叫做大礼服的长长的黑色上衣，戴的是叫做高礼帽的像烟囱一样的亮晶晶的奇怪帽子。这是资本家们的制服，别人是不许穿的。资本家占有世上的一切，别人都是他们的奴隶。他们占有一切土地、房屋、工厂、钱财。谁要是不听他们的话，他们就可以把他投入狱中，或者剥夺他的工作，把他饿死。老百姓向资本家说话，得诚惶诚恐，鞠躬致敬，称他做“老爷”。资本家的头头叫国王——

余下的他都心里有数。下面会提到穿着细麻僧袍的主教、貂皮法袍的法官、手枷脚铐、踏车鞭笞、市长大人的宴会、跪吻教皇脚丫子的规矩。还有拉丁文叫做“初夜权”的，在儿童教科书中大概不会提到。所谓“初夜权”，就是法律规定，任何资本家都有权同在他的厂中做工的女人睡觉。

这里面有多少是谎言，你怎么能知道呢？现在一般人的生活比革命前好，这可能是确实的。唯一相反的证据是你自己骨髓里的无声的抗议，觉得你的生活条件在无法忍受以前一定有所不同的这种本能感觉。他忽然觉得现代生活中真正典型的一件事情倒不在于它的残酷无情、没有保障，而是简单枯燥、暗淡无光、兴致索然。你看看四周，就可以看到现在的生活不仅同电幕上滔滔不绝的谎言毫无共同之处，而且同党要想达到的理想也无共同之处。甚至对一个党员来说，生活的许多方面都是中性的，非政治性的，单纯地是每天完成单调乏味的工作、在地铁中抢一个座位、补一双破袜子、揩油一片糖精、节省一个烟头。而党所树立的理想却是一种庞大、可怕、闪闪发光的东西，到处是一片钢筋水泥、庞大机器和可怕武器，个个是骁勇的战士和狂热的信徒，团结一致地前进，大家都思想一致、口号一致，始终不懈地在努力工作、战斗、取胜、迫害——三亿人民都是—张脸孔。而现实却是城市破败阴暗，人民面有菜色，食不果腹，穿着破鞋在奔波忙碌，住在十九世纪东补西破的房子里，总有一股烂白菜味和尿臊臭。他仿佛见到了一幅伦敦的图景，大而无当，到处残破，一个由一百万个垃圾筒组成的城市，在这中间又有派逊斯太太的一幅照片，一个面容憔悴、头发稀疏的女人，毫无办法地在拾掇一条堵塞的水管。

他又伸下手去搔一搔脚脖子。电幕日以继夜地在你的耳边聒噪着一些统计数字，证明今天人们比五十年前吃得好，穿得暖，住得宽敞，玩得痛快——他们比五十年前活得长寿，工作时间比五十年前短，身体比五十年前高大、健康、强壮，日子比五十年前过得快活，人比五十年前聪明，受到教育比五十年前多。但没有一句话可以证明是对的或者是不对的。例如，党声称今天无产者成人中有百分之四十识字；而革命前只有百分之十五。党声称现在婴儿死亡率只有千分之一百六十，而革命前是千分之三百——如此等等。这有点像两个未知数的简单等式。很有可能，历史书中的几乎每一句话，甚至人们毫无置疑地相信的事情，都完全出之于虚构。谁知道，也许很有可能，从来没有像“初夜权”那样的法律，或者像资本家那样的人，或者像高礼帽那样的服饰。

一切都消失在迷雾之中了。过去给抹掉了，而抹掉本身又被遗忘了，谎言便变成了真话。他一生之中只有一次掌握了进行伪造的无可置疑的具体证据，那是在发生事情以后：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这个证据在他的手指之间停留了长达三十秒钟之久。这大概是在一九七三年——反正是大概在他和凯瑟琳分居的时候。不过真正重要的日期还要早七八年。

这件事实际开始于六十年代中期，也就是把革命元老彻底消灭掉的大清洗时期。到一九七〇年，除了老大哥以外，他们已一个不留了。到那个时候，他们都当作叛徒和反革命被揭发出来。果尔德施坦因逃走了，藏匿起来，没有人知道是在什么地方；至于别人，有少数人就此消失了，大多数人在举行了轰动一时的公开审判，供认了他们的罪行后被处决。最后一批幸存者中有三个人，他们是琼斯、阿朗逊、鲁瑟福。这三个人被捕大概是在一九六五年。像经常发生的情况那样，他们销声匿迹了一两年，没有人知道他们的生死下落，接着又突然给带了出来，像惯常那样地招了供。他们供认通敌（那时的敌人也是欧亚国），盗用公款，在革命之前起就已开始阴谋反对老大哥的领导，进行破坏活动造成好几十万人的死亡。在供认了这些罪行之后，他们得到了宽大处理，恢复了党籍，给了听起来很重要但实际上是挂名的闲差使。三个人都在《泰晤士报》写了长篇的检讨，检查他们堕落的原因和保证改过自新。

他们获释后，温斯顿曾在栗树咖啡馆见到过他们三个人。他还记得他当时怀着又惊又怕的心情偷偷地观察他们。他们比他年纪大得多，是旧世界的遗老，是建党初期峥嵘岁月中留下来的最后一批大人物。他们身上仍旧隐隐有着地下斗争和内战时代的气氛。他觉得，虽然当时对于事实和日期已经遗忘了，他很早就知道他们的名字了，甚至比知道老大哥的名字还要早几年。但是他们也是不法分子、敌人、不可接触者，绝对肯定要在一两年内送命的。凡是落在思想警察手中的人，没有一个人能逃脱这个命运。他们不过是等待送回到坟墓中去的行尸走肉而已。

没有人坐在同他们挨着的桌边。在这种人附近出现不是一件聪明人该做的事。他们默默地坐在那里，前面放着有丁香味的杜松子酒，那是那家咖啡馆的特色。这三人中，鲁瑟福的外表使温斯顿最有深刻的印象。鲁瑟福以前是有名的漫画家，他的讽刺漫画在革命前和革命时期曾经鼓舞过人民的热情。即使到了现在，他的漫画偶尔还在《泰晤士报》上发表，不过只是早期风格的模仿，没有生气，没有说服力，使人觉得奇怪。这些漫画总是老调重弹——贫民窟、饥饿的儿童、巷战、戴高礼帽的资本家——甚至在街垒中资本家也戴着高礼帽——这是一种没有希望的努力，不停地要想退回到过去中去。他身材高大，一头油腻腻的灰发，面孔肉松皮皱，嘴唇突出。他以前身体一定很强壮，可现在却松松垮垮，鼓着肚子，仿佛要向四面八方散架一样。他像一座要倒下来的大山，眼看就要在你面前崩溃。

这是十五点这个寂寞的时间。温斯顿如今已记不得他怎么会在这样一个时候到咖啡馆去的。那地方几乎阒无一人。电幕上在轻轻地播放着音乐。那三个人几乎动也不动地坐在他们的角落里，一句话也不说。服务员自动地送上来杜松子酒。他们旁边桌上有个棋盘。棋子都放好了，但没有人下棋。这时——大约一共半分钟——电幕上忽然发生了变化，正在放的音乐换了调子，突如其来，很难形容。这是一种特别的、粗哑的、嘶叫的、嘲弄的调子；温斯顿心中所要听的黄色的调子，接着电幕上有人唱道：

在遮荫的栗树下，

我出卖了你，你出卖了我；

他们躺在那里，我们躺在这里，

在遮荫的栗树下。

这三个人听了纹丝不动。但是温斯顿再看鲁瑟福的疲惫的脸时，发现他的眼眶里满盈泪水。他第一次注意到，阿朗逊和鲁瑟福的鼻子都给打瘪了，他心中不禁打了一阵寒颤，但是却不知道为什么打寒颤。

以后不久，这三个人又都被捕了。原来他们一放出来后就马上又在搞新的阴谋。在第二次审判时，他们除了新罪行以外，又把以前的罪行招供一遍，新账老账一起算。他们被处决后，他们的下场记录在党史里，以儆后代效尤。大约五年以后，即一九七三年，温斯顿在把气力输送管吐在他桌子上的一叠文件打开的时候，发现有一张纸片，那显然是无意中夹在中间而被遗忘的。他一打开就意识到它的重要意义。这是从十年前的一份《泰晤士报》上撕下来的——是该报的上半页，因此上面有日期——上面是一幅在纽约举行的一次党的集会上代表们的照片，中间地位突出的是琼斯、阿朗逊、鲁瑟福三人。一点也没有错，是他们三人；反正照片下面的说明中有他们的名字。

问题是，这三个人在两次的审判会上都供认，那一天他们都在欧亚国境内。他们在加拿大一个秘密机场上起飞，到西伯利亚某个秘密地点，同欧亚国总参谋部的人员见面，把重要的军事机密泄漏给他们。温斯顿的记忆中很清楚地有那个日期的印象，因为那正好是仲夏日；但是在无数的其他地方一定也有这件事的记载。因此只有一个可能的结论：这些供词都是屈打成招的。

当然，这件事本身并不是什么新发现，即使在那个时候，温斯顿也从来没有认为，在清洗中被扫除的人确实犯了控告他们的罪行。但是这张报纸却是具体的证据；这是被抹掉的过去的一个碎片，好像一根骨头的化石一样，突然在不该出现的断层中出现了，推翻了地质学的某一理论。如果有办法公布于世，让大家都知道它的意义，这是可以使党化为齑粉的。

他原来一直在工作。一看到这张照片是什么，有什么意义，就马上用另一张纸把它盖住。幸好他打开它时，从电幕的角度来看，正好是上下颠倒的。

他把草稿本放在膝上，把椅子往后推一些，尽量躲开电幕。要保持面部没有表情不难，只要用一番工夫，甚至呼吸都可以控制，但是你无法控制心脏跳动的速度，而电幕却很灵敏，能够收听得到。他等了一会儿估计大约有十分钟之久，一边却担心会不会发生什么意外将自己暴露，例如突然在桌面上吹过一阵风。然后他连那盖着的纸揭也不揭，就把那张照片和一些其他废纸一古脑儿丢在忘怀洞里去。大概再过一分钟就会化为灰烬了。

这是十年——不，十一年以前的事了，要是在今天，他大概会保留这张照片的。奇怪的是，今天这张照片同它所记录的事件一样，已只不过是记忆中的事了，可是在手中遗留片刻这件事，在他看来仍旧似乎有什么了不起的关系似的。他心里寻思，由于一纸不再存在的证据一度存在过，党对过去的控制是不是不那么牢固了？

可是到今天，即使这张照片有办法从死灰中复活，也可能不再成为证据了。因为在他发现照片的时候，大洋国已不再同欧亚国打仗，而这三个死人是向欧亚国的特务出卖祖国的。从那时以后，曾有几次变化——两次，三次，他也记不清有多少次了。很可能，供词已一再重写，到最后，原来的日期和事实已毫无意义。过去不但遭到了篡改，而且不断地在被篡改。最使他有噩梦感的是，他从来没有清楚地理解过为什么要从事伪造。伪造过去的眼前利益比较明显，但最终动机却使人不解。他又拿起笔写道：

我懂得方法：我不懂得原因。

他心中寻思，他自己是不是个疯子，这，他已想过好几次了。也许所谓疯子就是个人少数派。曾经有一个时候，相信地球绕着太阳转是发疯的症状；而今天，相信过去不能更改也是发疯的症状。有这样的想法，可能只有他一个人，如果如此，他就是个疯子。不过想到自己是疯子并不使他感到可怕；可怕的是他自己可能也是错的。

他拣起儿童历史教科书，看一看卷首的老大哥相片。那双富有魅力的眼睛注视着他。好像有一种巨大的力量压着你——一种能够刺穿你的头颅，压迫你的脑子，吓破你的胆子，几乎使你放弃一切信念，不相信自己感官的东西。到最后，党可以宣布，二加二等于五，你就不得不相信它。他们迟早会作此宣布，这是不可避免的：他们所处的地位必然要求这样做。他们的哲学不仅不言而喻地否认经验的有效性，而且否认客观现实的存在。常识成了一切异端中的异端。可怕的不是他们由于你不那么想而要杀死你，可怕的是他们可能是对的。因为，毕竟，我们怎么知道二加二等于四呢？怎么知道地心吸力发生作用呢？怎么知道过去是不可改变的呢？如果过去和客观世界只存在于意识中，而意识又是可以控制的——那怎么办？

可是不行！他的勇气似乎突然自发地坚强起来。他的脑海中浮现出奥勃良的脸，这并不是明显的联想所引起的。他比以前更加有把握地知道，奥勃良站在他的一边。他是在为奥勃良——对奥勃良——写日记，这像一封没有完的信，没有人会读，但是是写给一个具体的人，因此而有了生气。

党叫你不相信你耳闻目睹的东西。这是他们最后的最根本的命令。他一想到他所面对的庞大力量，一想到党的任何一个知识分子都能轻而易举地驳倒他，一想到那些巧妙的论点，他不仅不能理解，因此更谈不上反驳，心不觉一沉。但是他是正确的！他们错了，他是对的。必须捍卫显而易见、简单真实的东西。不言自明的一些道理是正确的，必须坚持！客观世界存在，它的规律不变。石头硬，水湿，悬空的东西掉向地球中心。他觉得他是在向奥勃良说话，也觉得他是在阐明一个重要的原理，于是写道：

所谓自由就是可以说二加二等于四的自由。承认这一点，其他一切就迎刃而解。

八

在一条小巷尽头的什么地方，有一股烘咖啡豆的香味向街上传来，这是真咖啡，不是胜利牌咖啡。温斯顿不自觉地停下步来。大约有两秒钟之久，他又回到了他那遗忘过半的童年世界。接着是门砰的一响，把这香味给突然切断了，好像它是声音一样。

他在人行便道上已经走了好几公里，静脉曲张发生溃疡的地方又在发痒了。三星期以来，今天晚上是他第二次没有到邻里活动中心站去：这是一件很冒失的事，因为可以肯定，你参加中心站活动的次数，都是有人仔细记下来的。原则上，一个党员没有空暇的时间，除了在床上睡觉以外，总是有人做伴的。凡是不在工作、吃饭、睡觉的时候，他一定是在参加某种集体的文娱活动；凡是表明有离群索居的爱好的事情，哪怕是独自去散步，都是有点危险的。新话中对此有个专门的词，叫孤生，这意味着个人主义和性格孤僻。但是今天晚上他从部里出来的时候，四月的芬芳空气引诱了他。蓝色的天空是他今年以来第一次看到比较有些暖意，于是突然之间，他觉得在中心站度过这个喧闹冗长的夜晚，玩那些令人厌倦吃力的游戏，听那些报告讲话，靠杜松子酒维持勉强的同志关系，都教他无法忍受了。他在一时冲动之下，从公共汽车站走开，漫步走进了伦敦的迷魂阵似的大街小巷，先是往南，然后往东，最后又往北，迷失在一些没有到过的街道上，也不顾朝什么方向走去。

他曾经在日记中写过，“如果有希望的话，希望在无产者身上。”他不断地回想起这句话，这说明了一个神秘的真理、明显的荒谬。他现在是在从前曾经是圣潘克拉斯车站的地方以北和以东的一片褐色贫民窟里。他走在一条鹅卵石铺的街上，两旁是小小的两层楼房，破落的大门就在人行道旁，有点奇怪地使人感到像耗子洞。在鹅卵石路面上到处有一摊摊脏水。黑黝黝的门洞的里里外外，还有两旁的狭隘的陋巷里，到处是人，为数之多，令人吃惊——鲜花盛开一般的少女，嘴上涂着鲜艳的唇膏；追逐着她们的少年；走路摇摇摆摆的肥胖的女人，使你看到这些姑娘们十年之后会成为什么样子；迈着八字脚来来往往的驼背弯腰的老头儿；衣衫褴褛的赤脚玩童，他们在污水潭中嬉戏，一听到他们母亲的怒喝又四散逃开。街上的玻璃窗大约有四分之一是打破的，用木板钉了起来。大多数人根本不理会温斯顿；有少数人小心翼翼地好奇地看他一眼。有两个粗壮的女人，两条像砖头一般发红的胳膊交叉抱在胸前，在一个门口站着闲谈。温斯顿走近的时候听到了她们谈话的片言只语。

“‘是啊，’我对她说，‘这样好是好，’我说。‘不过，要是你是我，你就也会像我一样。说别人很容易，’我说，‘可是，我要操心的事儿，你可没有。’”

“啊，”另一个女人说，“你说得对。就是这么一回事。”

刺耳的说话突然停止了。那两个女人在他经过的时候怀有敌意地看着他。但是确切地说，这谈不上是敌意；只是一种警觉，暂时的僵化，像在看到不熟悉的野兽经过一样。在这样的一条街道上，党员的蓝制服不可能是常见的。的确，让人看到自己出现在这种地方是不明智的，除非你有公务在身。如果碰上巡逻队，他们一定要查问的。“给我看一看你的证件。好呀，同志？你在这里干什么？你什么时候下班的？这是你平时回家的路吗？”——如此等等。并不是说有什么规定不许走另一条路回家，但是如果思想警察知道了这件事，你就会引起他们的注意。

突然之间，整条街道骚动起来。四面八方都有报警的惊叫声。大家都像兔子一般窜进了门洞。有个年轻妇女在温斯顿前面不远的地方从一个门洞中窜了出来，一把拉起一个在水潭中嬉戏的孩子，用围裙把他围住，又窜了回去，这一切动作都是在刹那间发生的。与此同时，有个穿着一套像六角手风琴似的黑衣服的男子从一条小巷出来，他向温斯顿跑过来，一边紧张地指着天空：

“蒸汽机！”他嚷道。“小心，首长！头上有炸弹，快卧倒！”

“蒸汽机”是无产者不知为什么叫火箭炸弹的外号。温斯顿马上扑倒在地。碰到这种事情，无产者总是对的。他们似乎有一种直觉，在好几秒钟之前能预知火箭射来，尽管火箭飞行的速度照说要比声音还快。温斯顿双臂抱住脑袋。这时一声轰隆，仿佛要把人行道掀起来似的，有什么东西像阵雨似的掉在他的背上。他站起来一看，原来是附近窗口飞来的碎玻璃。

他继续往前走。那颗炸弹把前面两百米外的一些房子炸掉了。空中高悬着一股黑烟柱，下面一片墙灰腾空而起，大家已经开始团团围住那堆瓦砾了。在他前面的人行道上也有一堆墙灰，他可以看到中间有一道猩红色的东西。他走近一看，原来是一只齐腕炸断的手。除了近手腕处血污一片，那只手完全苍白，没有血色，像石膏制的一样。

他把它踢到边上，然后躲开人群，拐到右手的一条小巷里，三四分钟以后他就离开了挨炸的地方，附近街道人来人往，一切如常，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这时已快到二十点了，无产者光顾的小酒店里挤满了顾客。黑黑的弹簧门不断地推开又关上，飘出来一阵阵尿臊臭、锯木屑、陈啤酒的味儿。有一所房子门口凸出的地方，角落里有三个人紧紧地站在一起，中间一个人手中拿着一份折叠好的报纸，其他两个人伸着脖子从他身后瞧那报纸。温斯顿还没有走近看清他们脸上的表情，就可以知道他们是多么全神贯注。他们显然是在看一条重要的新闻。他走到距他们只有几步远的时候，这三个人突然分了开来，其中两个人发生了激烈争吵。看上去他们几乎快要打了起来。

“你他妈的不能好好地听我说吗？我告诉你，一年零两个月以来，末尾是七的号码没有中过彩！”

“中过了！”

“不，没有中过！我家里全有，两年多的中彩号码全都记在一张纸上。我一次不差，一次不漏，都记下来了。我告诉你，末尾是七的号码没有——”

“中过了，七字中过了！我可以把他妈的那个号码告诉你。407，最后一个数目是7。那是在二月里，二月的第二个星期。”

“操你奶奶的二月！我都记下来了，白纸黑字，一点不差。我告诉你——”

“唉，别吵了！”第三个人说。

他们是在谈论彩票。温斯顿走到三十米开外又回头看。他们仍在争论，一脸兴奋认真的样子。彩票每星期开奖一次，奖金不少，这是无产者真正关心的一件大事。可以这么说，对好几百万无产者来说，彩票如果不是他们仍旧活着的唯一理由，也是主要的理由。这是他们的人生乐趣，他们的一时荒唐，他们的止痛药，他们的脑力刺激剂。一碰到彩票，即使是目不识丁的人也似乎运算娴熟，记忆惊人。有整整一大帮人就靠介绍押宝方法、预测中奖号码、兜售吉利信物为生。温斯顿同经营彩票无关，那是富裕部的事，但是他知道（党内的人都知道）奖金基本上都是虚构的。实际付的只是一些末奖，头、二、三等奖的得主都是不存在的人。由于大洋国各地之间没有相互联系，这件事不难安排。

但是如果有希望的话，希望在无产者身上。你得死抱住这一点。你把它用话说出来，听起来就很有道理。你看一看人行道上走过你身旁的人，这就变成了一种信仰。他拐进去的那条街往下坡走。他觉得他以前曾经来过这一带，不远还有一条大街。前面传来了一阵叫喊的声音。街道转了一个弯，尽头的地方是一个台阶，下面是一个低洼的小巷，有几个摆摊的在卖发蔫的蔬菜。这时温斯顿记起了他身在什么地方了。这条小巷通到大街上，下一个拐角，走不到五分钟，就是他买那个空白本子当作日记本的旧货铺子了。在不远的一家文具铺里，他曾经买过笔杆和墨水。

他在台阶上面停了一会儿，小巷的那一头是一家昏暗的小酒店，窗户看上去结了霜，其实只不过是积了尘垢。一个年纪很老的人，虽然腰板挺不起来，动作却很矫捷，白色的胡子向前挺着，好像明虾的胡子一样，他推开了弹簧门，走了进去。温斯顿站在那里看着，忽然想起这个老头儿一定至少有八十岁了，革命的时候已入中年。他那样的少数几个人现在已成了同消失了的资本主义世界的最后联系了。思想在革命前已经定型的人，在党内已经不多。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大清洗时期，老一代的人大部分已被消灭掉，少数侥幸活下来的，也早已吓怕，在思想上完全投降了。活着的人中，能够把本世纪初期的情况向你作一番如实的介绍的，如果有的话，也只可能是个无产者。突然之间，温斯顿的脑海里又浮现了他从历史教科书上抄在日记中的一段话，他一时冲动，像发疯一样：他要到那酒店里去，同那个老头儿搭讪，询问他一个究竟。他要这么对他说：“请你谈谈你小时候的事儿。那时候的日子怎么样？比现在好，还是比现在坏？”

他急急忙忙地走下台阶，穿过狭窄的小巷，唯恐晚了一步，心中害怕起来。当然，这样做是发疯。按理，并没有具体规定，不许同无产者交谈，或者光顾他们的酒店，但是这件事太不平常，必然会有人注意到。如果巡逻队来了，他可以说是因为感到突然头晕，不过他们多半不会相信他。他推开门，迎面就是一阵走气啤酒的干酪一般的恶臭。他一进去，里面谈话的嗡嗡声就低了下来。他可以觉察到背后人人都在看他的蓝制服。屋里那一头原来有人在玩的投镖游戏，这时也停了大约有三十秒钟。他跟着进来的那个老头儿站在柜台前，同酒保好像发生了争吵，那个酒保是个体格魁梧的年轻人，长着鹰钩鼻，胳膊粗壮。另外几个人，手中拿着啤酒杯，围着看他们。

“我不是很客气地问你吗？”那个老头儿说，狠狠地挺起腰板。“你说这个劳什子的鬼地方没有一品脱装的杯子？”

“他妈的什么叫一品脱？”酒保说，手指尖按着柜台，身子向前靠。

“听他说的！亏他是个当酒保的，却不知道一品脱有多少！告诉你：一品脱是四分之一夸特，四夸特等于一加仑。再下去就得教你ABC了。”

“从来没有听说过，”酒保忿忿地说。“一公升，半公升——我们是按这样计算的。你前面架子上的玻璃杯就是。”

“我要喝一品脱，”那个老头儿坚持说。“你给我倒一品脱还不容易。我年轻的时候可不用他妈的公升。”

“你年轻的时候我们都住在树上。”那酒保瞥一眼旁人说。

接着是一阵哄笑，温斯顿进来时造成的不安之感似乎消失了。那老头儿尽是白胡子茬的脸顿时泛起了红色。他喃喃地自言自语，转过身去，一头撞在温斯顿身上。温斯顿轻轻地搀住他的胳膊。

“可以请你喝一杯吗？”他问。

“你是个上等人，”那老头儿说，又挺起了腰板。他好像没有注意到温斯顿的蓝制服。“一品脱！”他气势汹汹地对酒保说。“一品脱啤酒！”

那酒保在柜台下面水桶里涮了两个厚玻璃杯，然后各倒了半公升的深褐色啤酒。在无产者酒店里你只能喝到啤酒。照理，无产者是不许喝杜松子酒的，但是实际上他们很容易搞到。投镖游戏又开始了，在柜台前面的人又开始谈论起彩票来。温斯顿的出场给暂时忘却了。在窗户底下有一张松木板桌子，他和那个老头儿可以在那里说话不怕别人听到。这样做是极其危险的，但是无论如何，酒店里没有电幕，这是他一进来就弄清楚的。

“他满可以给我倒一品脱的，”那个老头拿着啤酒杯坐下后还嘟嘟囔囔地说。“半公升不够。不过瘾。一公升又太多。尽撒尿。更甭提钱了。”

“从你年轻时候起，你一定见过不少变化了，”温斯顿试探地说。

老头儿的淡蓝色眼睛从投镖板转到柜台，又从柜台转到厕所门，好像他是等待酒店里发生变化似的。

“那时啤酒可比现在好，”他最后说，“价钱也便宜！我年轻的时候，淡啤酒——我们叫咕噜——四便士一品脱。那当然是在战前。”

“哪一次战前？”温斯顿问道。

“不管哪一次战前，”老头儿含糊地说。他拿起酒杯，又挺起腰板。“祝你健康！”

他咕噜咕噜地喝着，瘦瘦的脖子上，喉结上下移动，速度惊人，一会儿后，啤酒就喝光了。温斯顿到柜台那里又拿回两杯半公升的啤酒来。老头儿似乎忘记了自己不愿喝足一公升的话。

“你的年龄比我大多了，”温斯顿说。“我还没有生下来，你一定已长大了。你一定记得革命前的日子是怎样的。像我这般年龄的人，对那时候，真的是一点也不知道。我们只能从书本里看到，而书本子里讲的不一定对。我很想听你说说。历史书上说革命前的生活同现在很不一样。那时候大家都吃苦受罪，那种日子你想也想象不出。在伦敦这里，很多的人一辈子没有吃饱过肚子的时候。有一半的人打赤脚，没有鞋子穿。他们一天做工十二小时，九岁就离开学校，一间屋子睡十个人。但却有很少数人，只有少数几千人——他们叫资本家的——有钱又有势。什么好东西都是他们的。他们住在高楼大厦里，有三十个仆人伺候他们，出入都坐汽车，或者四驾马车，喝的是香槟酒，戴的是高礼帽——”

老头儿突然眼睛一亮。

“高礼帽！”他说道。“说来奇怪，你提到高礼帽。我昨天还想到它。不知为什么。我忽然想到，我已有多少年没有见到高礼帽了。过时了，高礼帽。我最后一次戴高礼帽是参加我小姨子的葬礼。那是多少年以前的事了？可惜我说不好是哪一年了，至少是五十年以前的事了。当然啰，你知道，我只是为了参加葬礼才去租来戴的。”

“倒不是高礼帽有什么了不起，”温斯顿耐心说。“问题是，那些资本家——他们，还有少数一些靠他们为生的律师、牧师等等的人——是当家作主的。什么事情都对他们有好处。你——普通老百姓，工人——是他们的奴隶。他们对你们这种人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他们可以把你们当作牲口一样运到加拿大去。他们高兴的话可以跟你们的闺女睡觉。他们可以叫人用九尾鞭打你们。你们见到他们得脱帽鞠躬。资本家每人都带着一帮走狗——”

老头儿又眼睛一亮。

“走狗！”他说道。“这个名称我可有好久没有听到了。走狗！这常常教我想起从前的事来。我想起——唉，不知有多少年以前了——我有时星期天下午常常到海德公园去听别人在那里讲话。救世军、天主教、犹太人、印度人——各种各样的人。有一个家伙——唉，我已记不起他的名字了，可真会讲话。他讲话一点也不对他们客气！‘走狗！’他说。‘资产阶级的走狗！统治阶级的狗腿子！’还有一个名称是寄生虫。还叫鬣狗——他真的叫他们鬣狗。当然，你知道，他说的是工党。”

温斯顿知道他们说的不是一码事。

“我要想知道，”他说。“你是不是觉得你现在比那时候更自由？他们待你更像人？在从前，有钱人，上层的人——”

“贵族院，”老头儿缅怀往事地说。

“好吧，就说贵族院吧。我要问的是，那些人就是因为他们有钱而你没有钱，可以把你看作低人一等？比如说，你碰到他们的时候，你得叫他们‘老爷’，脱帽鞠躬，是不是这样？”

老头儿似乎在苦苦思索。他喝了一大口啤酒才作答。

“是啊，”他说。“他们喜欢你见到他们脱帽。这表示尊敬。我本人是不赞成那样做的，不过我还是常常这样做。你不得不这样，可以这么说。”

“那些人和他们的人是不是常常把你从人行道上推到马路中间去？这只不过是从历史书上看到的。”

“有一个人曾经推过我一次，”老头儿说。“我还记得很清楚，仿佛是昨天一般。那是举行划艇赛的晚上——在划艇赛的晚上，他们常常喝得醉醺醺的——我在沙夫茨伯雷街上遇到了一个年轻人。他是个上等人——穿着白衬衫，戴着高礼帽，外面一件黑大衣。他有点歪歪斜斜地在人行道上走，我一不小心撞到了他的怀里。他说，‘你走路不长眼睛吗？’我说，‘这人行道又不是你的。’他说，‘你在顶嘴，我宰了你。’我说，‘你喝醉了。我给你半分钟时间，快滚开。’说来不信，他举起手来，朝我当胸一推，几乎把我推到一辆公共汽车的轱辘下面。那时候我还年轻，我气上心来正想还手，这时——”

温斯顿感到无可奈何。这个老头儿的记忆里只有一堆细枝末节的垃圾。你问他一天，也问不出什么名堂来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党的历史书可能仍是正确的；也许甚至是完全正确的。他作了最后一次尝试。

“可能我没有把话说清楚，”他说。“我要说的是：你年纪很大，有一半是在革命前经过的。比方说，在一九二五年的时候，你已几乎是个大人了。从你所记得的来说，你是不是可以说，一九二五年的生活比现在好，还是坏？要是可以任你挑选的话，你愿意过当时的生活还是过现在的生活？”

老头儿沉思不语，看着那投镖板。他喝完啤酒，不过喝得比原来要慢。等他说话的时候，他有一种大度安详的神情，好像啤酒使他心平气和起来一样。

“我知道你要我说的是什么，”他说。“你要我说想返老还童。大多数人如果你去问他，都会说想返老还童。年轻的时候，身体健康，劲儿又大。到了我这般年纪，身体就从来没有好的时候。我的腿有毛病，膀胱又不好。每天晚上要起床六七次。但是年老有年老的好处。有的事情你就不用担心发愁了。同女人没有来往，这是件了不起的事情。我有快三十年没有同女人睡觉了，你信不信？而且，我也不想找女人睡觉。”

温斯顿向窗台一靠。再继续下去没有什么用处。他正想要再去买杯啤酒，那老头儿忽然站了起来，趔趔趄趄地快步向屋子边上那间发出尿臊臭的厕所走去。多喝的半公升已在他身上发生了作用。温斯顿坐了一两分钟，发呆地看着他的空酒杯，后来也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双腿已把他送到了外面的街上。他心里想，最多再过二十年，“革命前的生活是不是比现在好”这个简单的大问题就会不再需要答复了。事实上，即使现在，这个问题也是无法答复的，因为从那“古代世界”过来的零零星星少数几个幸存者没有能力比较两个不同的时代。他们只记得许许多多没有用处的小事情，比如说，同伙伴吵架、寻找丢失的自行车打气筒、早已死掉的妹妹脸上的表情，七十年前一天早晨刮风时卷起的尘土；但是所有重要有关的事实却不在他们的视野范围以内。他们就像蚂蚁一样，可以看到小东西，却看不到大的。在记忆不到而书面记录又经篡改伪造的这样的情况下，党声称它已改善了人民的生活，你就得相信，因为不存在，也永远不会存在任何可以测定的比较标准。

这时他的思路忽然中断。他停下步来抬头一看，发现自己是在一条狭窄的街道上，两旁的住房之间，零零星星有几家黑黝黝的小铺子。他的头顶上面挂着三个褪了色的铁球，看上去以前曾经是镀过金的。他觉得认识这个地方。不错！他又站在买那本日记本的旧货铺门口了。

他心中感到一阵恐慌。当初买那本日记本，本来是件够冒失的事，他心中曾经发誓再也不到这个地方来。可是他一走神，就不知不觉地走到这个地方来了。他开始记日记，原来就是希望以此来提防自己发生这种自杀性的冲动。他同时注意到，虽然时间已经快到二十一点了，这家铺子还开着门。他觉得还是到铺子里面去好，这比在外面人行道上徘徊，可以少引起一些人的注意，他就进了门去。如果有人问他，他满可以回答他想买刮胡子的刀片。

店主人刚刚点了一盏煤油挂灯，发出一阵不干净的然而友好的气味。他年约六十，体弱背驼，鼻子很长，眼光温和，戴着一副厚玻璃眼镜。他的头发几乎全已发白，但是眉毛仍旧浓黑。他的眼镜，他的轻轻的、忙碌的动作，还有他穿的那件敝旧的黑平绒衣服，使他隐隐有一种知识分子的气味，好像他是一个文人，或者音乐家。他讲话的声音很轻，好像倒了嗓子似的，他的口音不像普通无产者那么侉。

“你在外面人行道上的时候，我就认出了你，”他马上说。“你就是那位买了那本年轻太太的纪念本子的先生。那本子真不错，纸张很美。以前叫做奶油纸。唉，我敢说，五十多年来，这种纸张早已不再生产了。”他的眼光从镜架上面透过来看温斯顿。“你要买什么东西吗？还是随便瞧瞧？”

“我路过这里，”温斯顿含糊地说。“我只是进来随便瞧瞧。我没有什么东西一定要买。”

“那么也好，”他说，“因为我想我也满足不了你的要求。”他的软软的手做了一个道歉的姿态。“你也清楚；铺子全都空了。我跟你说句老实话，旧货买卖快要完了，没有人再有这个需要，也没有货。家具、瓷器、玻璃器皿——全都慢慢破了。还有金属的东西也都回炉烧掉。我已多年没有看到黄铜烛台了。”

实际上，这家小小的铺子里到处塞满了东西，但是几乎没有一件东西是有什么价值的。铺子里陈列的面积有限，四面墙根都靠着许多积满尘土的相框画架。橱窗里放着一盘盘螺母螺钉、旧凿子、破扦刀，一眼望去就知道已经停了不走的旧手表，还有许许多多没用的废品。只有在墙角的一个小桌子上放着一些零零星星的东西——漆器鼻烟匣、玛瑙饰针等等——看上去好像还有什么引人发生兴趣的东西在里面。温斯顿在向桌子漫步过去时，他的眼光给一个圆形光滑的东西吸引住了，那东西在灯光下面发出淡淡的光辉，他把它拣了起来。

那是一块很厚的玻璃，一面成弧形，一面平滑，几乎像个半球形。不论在颜色或者质地上来说，这块玻璃都显得特别柔和，好像雨水一般。在中央，由于弧形的缘故，看上去像放大了一样，有一个奇怪的粉红色的蟠曲的东西，使人觉得像朵玫瑰花，又像海葵。

“这是什么？”温斯顿很有兴趣地问。

“那是珊瑚，”老头儿说。“这大概是从印度洋来的。他们往往把它嵌在玻璃里。这至少有一百年了。看上去还要更久一些。”

“很漂亮的东西，”温斯顿说。

“确是很漂亮的东西，”对方欣赏地说。“不过现在很少有人识货了。”他咳嗽着。“如果你要，就算四元钱吧。我还记得那样的东西以前可以卖八镑，而八镑——唉，我也算不出来，但总是不少钱。可是现在碰到真正的古董，哪怕剩下不多了，有谁能识货？”

温斯顿马上付了四元钱，把这心爱的东西揣在口袋里。吸引他的倒不是那东西的美丽，而是因为它似乎有着一种不属于这一个时代，而属于另一个时代的气息。这种柔和的、雨水般的玻璃，不像他见过的任何玻璃。这件东西尤其可贵的是在于它看上去似乎没有什么用处，尽管他可以猜得出来，以前一定是把它当作镇纸来用的。放在口袋里很沉，不过幸而还好，体积不大，没有显得鼓鼓囊囊的。一个党员手中有这样一件东西，可以说是很古怪的，甚至容易招罪的。任何东西，只要是古旧的东西，尤其是美丽的东西，总容易招疑。那个老头儿收下了四元钱后显得很高兴。温斯顿意识到，要是给他三元，甚至两元钱，他也会收下的。

“楼上还有一间屋子你也许愿意瞧一瞧，”他说。“东西不多。只有几件。如果上楼，我就去掌一盏灯。”

他另外点了一盏灯，弯着腰，慢慢地走在前面，上了一道陡陡的磨光了的扶梯，走过一条狭窄的过道，到了一间屋子里，那屋子不临街，窗口外面是个铺鹅卵石的院子和许许多多房顶的烟囱。温斯顿注意到，屋子里的陈设仍是要住人似的。地上有一条地毯，墙上有一两张画，壁炉前面有一把深陷的邋遢的安乐椅。炉架上面有一只老式的玻璃钟在滴答走着，钟面的数字还是按十二个小时分的。窗户下面是一张大床，几乎占了屋子四分之一的面积，上面仍旧放着一条床垫。

“我老伴死去以前，我们一直住在这里，”老头儿有点歉然说。“我把家具一点儿一点儿卖掉了。这是一张很好的红木床，如果你能把臭虫搞掉的话。不过我想你也许会觉得它太笨重。”

他把灯举得高高的，好照清整个屋子，在温暖的昏暗的灯光下，说来奇怪，这地方是很招人喜欢的。温斯顿心中不由得想，如果他敢冒险的话，大概很容易用几块钱一星期就把这屋子租下来。可是这念头完全是胡思乱想，一出现就马上得放弃。不过这屋子在他心里引起了一种怀旧的心情，一种古老的记忆。他觉得他完全知道坐在这样一间屋子里有什么滋味：在熊熊的炉火旁边坐在安乐椅中，双脚搁在炉架上，炉子上吊着—个水壶，孑然一身，安全无恙，没有人看着你、没有声音在你耳边聒噪，除了壶里的吱吱水声和时钟的滴答以外，没有任何别的声音。

“没有电幕！”他不由得喃喃自语道。

“啊，”老头儿说。“这种东西我从来没有置过。太贵了。反正，我也从来没有觉得有这种需要。那边角落里有一张很好的折叠桌。不过，你如要支起来，你得安上新铰链。”

另一角落里有一只小书架，温斯顿已经给吸引着向那边走去。架子上除了废物以外什么也没有。在无产者区，像在别的地方一样，搜书烧书也搞得一样彻底。大洋国不论什么地方都不可能有一本在一九六〇年以前印的书。老头儿仍举着灯，站在壁炉旁边对着床的墙上挂着的用花梨木镜框镶的一幅画前面。

“要是你对以前的老画片有兴趣，”他开始委婉地说。

温斯顿过来看那幅画。这是一幅蚀刻版画，画的是个椭圆形的建筑，上面有长方形的窗户，前面有个小塔。建筑物周围有铁栏杆围着，后方似乎是个塑像。温斯顿凝视了片刻，那个建筑物看上去似曾相识，只是他记不起那个塑像了。

“画框是嵌镶在墙上的，”老头儿说。“不过，我可以把它卸下来。”

“我认识这所房子，”温斯顿终于说。“现在已经败落了。这是在正义宫外面的一条街上。”

“不错。就在法院外面。给炸掉了——唉，那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原来曾经是个教堂，名字叫做圣克利门特的丹麦人教堂。”他带着歉意地微笑道，好像自己觉得说的话有点可笑，又补充说：“圣克利门特教堂的钟声说，橘子和柠檬！”

“那是什么？”温斯顿问。

“哦——圣克利门特教堂的钟声说，橘子和柠檬。那是我小时候唱的一个歌谣。歌谣里说些什么，我已记不得了，不过我还记得最后一句是，这里有支蜡烛照你上床，这里有把斧子砍你脑袋。一边唱，一边跳舞。大家伸出胳膊，让你在下面钻过去，一唱到这里有把斧子砍你的脑袋，就突然放下手来，把你逮住。这支歌里尽是一些教堂的名字。伦敦的许多教堂都在里面——我是说主要的大教堂。”

温斯顿胡乱地想着，不知这个教堂属于哪一个世纪。要断定伦敦一所建筑的年代，总是很困难。凡是雄伟的大建筑，只要外表还新，就总是说是革命后修建的，看上去显然比这早的，就归于称为中世纪的那个黑暗时期。资本主义的几个世纪一般都认为没有产生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你从书本上固然学不到历史，从建筑上也学不到历史。雕塑、铭文、纪念碑、街道的名字——凡是可以说明过去情况的任何东西都统统改掉了。

“我从来不知道那是个教堂，”他说。

“其实，留下来的还不少，”老头儿说，“不过都派了别的用场。噢，我记起来了，那支歌谣是怎么唱的！

圣克利门特教堂的钟声说，橘子和柠檬，圣克利门特教堂的钟声说，你欠我三个铜板！

可惜我只记得这两句了。一个铜板是最小的辅币，外表同一分钱差不多。”

“圣马丁教堂在哪里？”温斯顿问。

“圣马丁教堂？那还在。在胜利广场，画廊旁边。是座门廊呈三角形，前面有圆柱和很高的台阶的房子。”

温斯顿对那地方很熟悉。那是一所博物馆，用来陈列各种宣传品的——火箭弹和水上堡垒的模型、反映敌人暴行的蜡像等等。

“以前叫做田野里的圣马丁教堂，”老头儿补充说，“不过我已记不得那个地方曾经有过什么田野了。”

温斯顿没有把那幅画买下来。有这东西，比那玻璃镇纸还不合适，而且无法带回家，除非从画框上卸下来。不过他还是逗留了一些时候，同那个老头儿说着话，那个老头儿的名字不是叫维克斯——从店铺门前的招牌来看，你很可能认为他就是叫这个名字——却叫却林顿。却林顿先生六十三岁，是个鳏夫，住在这家铺子里已有三十年了。他一直想把橱窗上的铺名改掉，可是总没有动手改。他们一边说着话，温斯顿的脑海里一边在哼着那忘了一半的歌谣：圣克利门特教堂的钟声说，橘子和柠檬，圣克利门特教堂的钟声说，你欠我三个铜板！很奇怪，你一边哼，一边就真的觉得听到了钟声，那是一个仍旧在什么地方存在着、但是有了伪装和被人遗忘的、失去了的伦敦的钟声。他似乎从一个个阴沉的尖塔中听到了钟声的传来。但是从他能记事的时候起，他在实际生活中可从来没有听到过教堂的钟声。

他离开却林顿先生，独自下了楼，免得那个老头儿看到他在出门之前偷偷地看一眼街上有没有旁人。他已经打定了主意，隔开适当的时间——比如说，一个月——以后，他要冒险到这家铺子再来一次。可能这并不比逃避邻里活动中心站更危险。真正严重的危险还是，在买了那个日记本以后，也不知道那个铺子老板是不是可靠，竟然又到这家铺子来。但是——！

他又想，是啊，他是要再来的。他要再买一些美丽而没有实用的小东西。他要买那幅圣克利门特的丹麦人教堂蚀刻版画，把它从画框上卸下来，塞在蓝制服的上衣里面带回家去。他要从却林顿先生的记忆中把那首歌谣全部都挖出来。甚至把楼上房间租下来这个疯狂的念头，也一度又在他脑海中闪过。大概有五秒钟之久，他兴高采烈得忘乎所以，他事先也没有从玻璃窗里看一眼外面街上，就走了出去。他甚至临时编了一个小调哼了起来——

圣克利门特教堂的钟声说，橘子和柠檬，圣克利门特教堂的钟声说，你欠我三个铜板！

他忽然心里一沉，吓得屁滚尿流。前面人行道上，不到十公尺的地方，来了—个身穿蓝制服的人。那是小说司的那个黑头发姑娘。路灯很暗，但是不难看出是她。她抬头看了他一眼，就装得好像没有见到他一样很快地走开了。

温斯顿一时吓得动弹不得，好像瘫了一样。然后他向右转弯，拖着沉重的脚步往前走，也不知道走错了方向。无论如何，有一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不再有什么疑问，那个姑娘是在侦察他。她一定跟着他到了这里，因为她完全不可能是偶然正好在同一个晚上到这同一条不知名的小街上来散步的，这条街距离党员住的任何地方都有好几公里远。这不可能是巧合。她究竟是不是思想警察的特务，还是过分热心的业余侦探，那没有关系。光是她在监视他这一点就已经够了。她大概也看到了他进那家小酒店。

现在走路也很费劲。他口袋里那块玻璃，在他每走一步的时候就碰一下他的大腿，他简直要想把它掏出来扔掉。最糟糕的是他肚子痛。他好几分钟都觉得，如果不赶紧找个厕所他就憋不住了。可是在这样的地方是找不到公共厕所的。接着肚痛过去了，只留下一阵麻木的感觉。

这条街道是条死胡同。温斯顿停下步来，站了几秒钟，不知怎么才好，然后又转过身来往回走。他转身的时候想起那姑娘碰到他还只有三分钟，他跑上去可能还赶得上她。他可以跟着她到一个僻静的地方，然后用一块石头猛击她的脑袋。他口袋里的那块玻璃也够沉的，可以干这个事儿。但是他马上放弃了这个念头，因为即使这样的念头也教他受不了。他不能跑，他不能动手打人。何况，她年纪轻、力气大，一定会自卫。他又想到赶紧到活动中心站去，一直呆到关门，这样可以有人作旁证，证明他那天晚上在那里，但是这也办不到。他全身酸软无力。他一心只想快些回家，安安静静地坐下来。

他回家已二十二点了。到二十三点三十分电门总闸就要关掉。他到厨房去，喝了足足一茶匙的杜松子酒。然后到壁龛前的桌边坐下来，从抽屉里拿出日记。但是他没有马上打开来。电幕上一个低沉的女人声音在唱一支爱国歌曲。他呆呆地坐在那里，看着日记本的云石纸封面，徒劳无功地要想把那歌声从他的意识中排除出去。

他们是在夜里来逮你的，总是在夜里。应该在他们逮到你之前就自杀。没有疑问，有人这样做。许多失踪的人实际上是自杀了。但是在一个完全弄不到枪械、或者随便哪种能够迅速致命的毒物的世界里，自杀需要极大的勇气。他奇怪地发现，痛楚和恐惧在生物学上完全无用，人体不可捉摸，因为总是在需要它作特别的努力的时候，它却僵化不动了。他当初要是动作迅速，本来是可以把那黑发姑娘灭口的；但是正是由于他处于极端危险的状态，却使他失去了采取行动的毅力。他想到碰到危急状态，你要对付的从来不是那个外部的敌人，而是自己的身体。即使到现在，尽管喝了杜松子酒，肚子里的隐痛也使他不可能有条理地思索。他想，在所有从外表看来似乎是英雄或悲剧的场合，情况也是这样的。在战场上，在刑房里，在沉船上，你要为之奋斗的原则，往往被忘掉了，因为身体膨胀起来，充满了宇宙，即使你没有吓得瘫痪不动或者痛得大声号叫，生命也不过是对饥饿、寒冷、失眠，对肚子痛或牙齿痛的一场暂时的斗争。

他打开日记本。必须写下几句话来。电幕上那个女人开始唱一首新歌。她的声音好像碎玻璃片一样刺进他的脑海。他努力想奥勃良，这本日记就是为他，或者对他写的，但是他开始想到的却是思想警察把他带走以后会发生什么事。他们要是马上杀你，那倒没有关系。被杀，是你预料到的。但是在死前（没有人说这种事情，但是人人都知道）却有例行的逼供要过场；趴在地上求饶，折断骨头，打掉牙齿，头发结成血块。既然下场总是一样的，你为什么要吃这苦呢？为什么不可能早几天，早几个星期送命呢？从来没有人能逃脱侦察，也从来没有人不招供的。你一旦犯了思想罪，可以肯定到一定日子你就得死。既然这种恐怖反正改变不了什么，为什么还要放在前面等着你呢？

他要想起奥勃良的形象来，现在比刚才略为有些成功。奥勃良对他说，“我们将在一个没有黑暗的地方见面。”他知道这话是什么意思，或者自以为知道这话是什么意思。没有黑暗的地方是想象中的未来，你永远看不到，只是由于预知先见而神秘地能够分享。但是由于电幕上的声音在他耳旁聒噪不休，他无法再照这个思路想下去。他把一支香烟放在嘴里，一半烟丝就掉在舌上，这是一种发苦的粉末，很难吐干净。他的脑海里浮现出老大哥的脸，代替了奥勃良的脸。正如他几天前所做的那样，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辅币来瞧。辅币上的脸也看着他，线条粗犷，神色镇静，令人宽心，但是藏在那黑胡子背后的是什么样的一种笑容？像沉闷的钟声一样，那几句话又在他耳边响起：

战争即和平

自由即奴役

无知即力量

一

近晌午时候，温斯顿离开他的小办公室，到厕所里去。

从灯光明亮的狭长走廊的那一头，向他走来了一个孤单的人影。那是那个黑发姑娘。自从那天晚上他在那家旧货铺门口碰到她以来已有四天了。她走近的时候，他看到她的右臂挂着绷带，远处不大看得清，因为颜色与她穿的制服相同，大概是她在转那“构想”小说情节的大万花筒时压伤了手。那是小说司常见的事故。

他们相距四米的时候，那个姑娘绊了一跤，几乎扑倒在地上。她发出一声呼痛的尖叫。她一定又跌在那条受伤的手臂上了。温斯顿马上停步。那姑娘已经跪了起来。她的脸色一片蜡黄，嘴唇显得更红了。她的眼睛紧紧地盯住他，求援的神色与其说是出于痛楚不如说是出于害怕。

温斯顿心中的感情很是奇特。在他前面的是一个要想杀害他的敌人，然而也是一个受伤的，也许骨折的人。他出于本能已经走上前去要援助她。他一看到她跌着的地方就在那条扎着绷带的手臂上，就感到好像痛在自己身上一样。

“你摔痛了没有？”他问道。

“没什么。摔痛了胳膊。一会儿就好了。”

她说话时好像心在怦怦地乱跳。她的脸色可真是苍白得很。

“你没有摔断什么吗？”

“没有，没事儿。痛一会儿就会好的。”

她把没事的手伸给他，他把她搀了起来。她的脸色恢复了一点，看上去好多了。

“没事儿，”她又简短地说。“我只是把手腕摔痛了一些。谢谢你，同志！”

她说完就朝原来的方向走去，动作轻快，好像真的没事儿一样。整个事情不会超过半分钟。不让自己的脸上现出内心的感情已成为一种本能，而且在刚才这件事发生的时候，他们正好站在一个电幕的前面。尽管如此，他还是很难不露出一时的惊异，因为就在他搀她起身时，那姑娘把一件不知什么东西塞在他的手里。她是有心这样做的，这已毫无疑问。那是一个扁平的小东西。他进厕所门时，把它揣在口袋里，用手指摸摸它。原来是折成小方块的一张纸条。

他一边站着小便，一边设法就在口袋里用手指把它打了开来。显然，里面一定写着要同他说的什么话。他一时冲动之下，想到单间的马桶间里去马上打开它。但是这样做太愚蠢。这他也知道。没有任何别的地方使你更有把握，因为电幕在连续不断地监视着人们。

他回到了他的小办公室，坐了下来，把那纸片随便放在桌上的一堆纸里，戴上了眼镜，把听写器拉了过来。他对自己说，“五分钟，至少至少要等五分钟！”他的心怦怦地在胸口跳着，声音大得令人吃惊。幸而他在做的那件工作不过是一件例行公事，纠正一长列的数字，不需要太多的注意力。

不论那纸片上写的是什么，那一定是有些政治意义的。他能够估计到的，只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的可能较大，即那个姑娘是思想警察的特务，就像他所担心的那样。他不明白，为什么思想警察要用那种方式送信，不过他们也许有他们的理由。纸片上写的也许是一个威胁，也许是一张传票，也许是一个要他自杀的命令，也许是一个不知什么的圈套。但是还有一种比较荒诞不经的可能性不断地抬头，他怎么也压不下去。那就是，这根本不是思想警察那里来的而是某个地下组织送来的信息。也许，兄弟团真的是确有其事的！也许那姑娘是其中的一员！没有疑问，这个念头很荒谬，但是那张纸片一接触到他的手，他的心中就马上出现了这个念头。过了一两分钟以后，他才想到另外一个比较可能的解释。即使现在，他的理智告诉他，这个信息可能就是死亡，但是，他仍旧不信，那个不合理的希望仍旧不散，他的心脏仍在怦怦地跳着，他好不容易才克制住自己。在对着听写器低声说一些数字时，使自己的声音不致发颤。

他把做完的工作卷了起来，放在输送管里。时间已经过去了八分钟。他端正了鼻梁上的眼镜，叹了一口气，把下一批的工作拉到前面，上面就有那张纸片，他把它摊平了。上面写的是几个歪歪斜斜的大字：

我爱你

他吃惊之余，一时忘了把这容易招罪的东西丢进忘怀洞里。等到他这么做时，他尽管很明白，表露出太多的兴趣是多么危险，还是禁不住要再看一遍，哪怕只是为了弄清楚上面确实写着这几个字。

这天上午他就无心工作了。要集中精力做那些琐细的工作固然很难，更难的是要掩藏他的激动情绪，不让电幕察觉。他感到好像肚子里有一把火在烧一样。在那人声嘈杂、又挤又热的食堂里吃饭成了一件苦事。他原来希望在吃中饭的时候能清静一会儿，但是不巧的是，那个笨蛋派逊斯又一屁股坐在他旁边，他的汗臭把一点点菜香都压过了，嘴里还没完没了地在说着仇恨周的准备情况。他对他女儿的侦察队为仇恨周做的一个硬纸板老大哥头部模型特别说得起劲，那模型足有两公尺宽。讨厌的是，在嗡嗡的人声中，温斯顿一点也听不清派逊斯在说些什么，他得不断地请他把那些蠢话再说一遍。只有一次，他看到了那个姑娘，她同两个姑娘坐在食堂的那一头。她好像没有瞧见他，他也就没有再向那边望一眼。

下午比较好过一些。午饭以后送来的一件工作比较复杂困难，要好几个小时才能完成，必须把别的事情都暂时撇在一边。这项工作是要篡改两年前的一批产量报告，目的是要损害核心党内一个重要党员的威信，这个人现在已经蒙上了阴影。这是温斯顿最拿手的事情，两个多小时里他居然把那个姑娘完全置诸脑后了。但是接着，他的记忆中又出现了她的面容，引起了不可克制的要找个清静地方的炽烈欲望。他不找到个清静的地方，是无法把这桩新发生的事理出一个头绪来的。今晚又是他该去参加邻里活动中心站的晚上，他又马马虎虎地在食堂里吃了一顿无味的晚饭，匆匆到中心站去，参加“讨论组”的讨论，这是一种一本正经的蠢事，打两局乒乓球，喝几杯杜松子酒，听半小时题叫《英社与象棋的关系》的报告。他内心里厌烦透了，可是他第一次没有要逃避中心站活动的冲动。看到了我爱你三字以后，他要活下去的欲望猛然高涨，为一些小事担风险太不划算了。一直到了二十三点，他回家上床以后，在黑暗中他才能连贯地思考问题。在黑暗中，只要你保持静默，你是能够躲开电幕的监视而安然无事的。

要解决的问题是个实际问题：怎样同那姑娘联系，安排一次约会？他不再认为她可能是在对他布置圈套了。他知道不会是这样，因为她把纸片递给他时，毫无疑问显得很激动。显然她吓得要命，谁都要吓坏的。他的心里也从来没有想到过拒绝她的垂青。五天以前的晚上，他还想用一块铺路的鹅卵石击破她的脑袋；不过这没有关系。他想到她的赤裸的年轻的肉体，像在梦中见到的那样。他原来以为她像她们别人一样也是个傻瓜，头脑里尽是些谎言和仇恨，肚子里尽是些冰块。一想到他可能会失掉她，她的年轻白嫩的肉体可能从他手中滑掉，他就感到一阵恐慌。他最担心的是，如果他不同她马上联系上，她可能就此改变主意。但是要同她见面，具体的困难很大。这就像在下棋的时候，你已经给将死了却还想走一步。你不论朝什么方向，都有电幕对着你。实际上，从他看到那字条起，五分钟之内，他就想遍了所有同她联系的方法。现在有了考虑的时间，他就逐个逐个地再检查一遍，好像在桌上摆开一排工具一样。

显然，今天上午那样的相遇是无法依样画葫芦地再来一遍的了。要是她在纪录司工作，那就简单得多，但是小说司在大楼里的坐落情况，他只有个极为模糊的概念，他也没有什么借口可到那里去。要是他知道她住在哪里和什么时候下班，他就可以想法在她回家的路上去见她。但是要跟在她后面回家并不安全，因为这需要在真理部外面荡来荡去，这一定会被人家注意到的。至于通过邮局写信给她，那根本办不到。因为所有的信件在邮递的过程中都要受到检查，这样一种必须的手续已不是什么秘密了。实际上，很少人写信。有时万不得已要传递信息，就用印好的明信片，上面印有一长串现成的字句，只要把不适用的话划掉就行了。反正，他也不知道那个姑娘的姓名，更不用说地址了。最后他决定，最安全的地方是食堂。要是他能够在她单独坐在一张桌子旁时接近她，地点又是在食堂中央，距离电幕不要太近，周围人声嘈杂，只要这样的条件持续有那么三十秒钟，也许就可以交谈几句了。

在这以后的一个星期里，生活就像在做辗转反侧的梦一样。第二天，在他要离开食堂时她才到来，那时已吹哨了。她大概换了夜班。他们两人擦肩而过时连看也不看一眼。接着那一天，她在平时到食堂的时候在食堂中出现，可是有三个姑娘在一起，而且就坐在电幕下面。接着三天，她都没有出现。这使他身心紧张，特别敏感脆弱，好像一碰即破似的；他的任何一举一动，不管是接触还是声音，不管是他自己说话还是听人家说话，都成了无法忍受的痛苦。即使在睡梦中，他也无法完全逃避她的形象。他在这几天里没有去碰日记。如果说有什么事情能使他忘怀的话，那就是他的工作，有时可以一口气十分钟忘掉他自己。她究竟发生了什么，他一无所知，也不能去打听。她可能已经化为乌有了，也可能自杀了，也可能调到大洋国的另外一头去了——最糟糕，也是最可能的是，她可能改变了主意，决定避开他了。

第二天她又出现了，胳膊已去了悬吊的绷带，不过手腕上贴着橡皮膏。看到她，使他高兴得禁不住直挺挺地盯着她看了几秒钟。下一天，他差一点同她说成了话。那是当他进食堂的时候，她坐在一张距墙很远的桌子旁，周围没有旁人。时间很早，食堂里的人不怎么多。队伍慢慢前进，温斯顿快到柜台边的时候，忽然由于前面有人说他没有领到一片糖精而又停顿了两分钟。但是温斯顿领到他的一盘饭菜，开始朝那姑娘的桌子走去时，她还是一个人坐在那里。他若无其事地朝她走去，眼光却在她后面的一张桌子那边探索。当时距离她大概有三公尺远。再过两秒钟就可到她身旁了。这时他的背后忽然有人叫他“史密斯”，他假装没有听见。那人又喊了一声“史密斯”，声音比刚才大一些。再假装没有听见已没有用了。他转过头去一看，是个头发金黄、面容愚蠢的年轻人，名叫维尔希，此人他并不熟，可是面露笑容，邀他到他桌边的一个空位子上坐下来。拒绝他是不安全的。在别人认出他以后，他不能再到一个孤身的姑娘的桌边坐下。这样做太会引起注意了。于是他面露笑容，坐了下来。那张愚蠢的脸也向他笑容相迎。温斯顿恨不得提起一把斧子把它砍成两半。几分钟之后，那姑娘的桌子也就坐满了。

但是她一定看到了他向她走去，也许她领会了这个暗示。第二天，他很早就去了。果然，她又坐在那个老地方附近的一张桌边，又是一个人。队伍里站在他前面的那个人个子矮小，动作敏捷，像个甲壳虫一般，他的脸型平板，眼睛很小，目光多疑。温斯顿端起盘子离开柜台时，他看到那个小个子向那个姑娘的桌子走去。他的希望又落空了。再过去一张桌子有个空位子，但那小个子的神色表露出他很会照顾自己，一定会挑选一张最空的桌子。温斯顿心里一阵发凉，只好跟在他后边，走过去再说。除非他能单独与那姑娘在一起，否则是没有用的，就在这个时候，忽然呼啦一声。那小个子四脚朝天，跌在地上，盘子不知飞到哪里去了，汤水和咖啡流满一地。他爬了起来，不高兴地看了温斯顿一眼，显然怀疑是他故意绊他跌跤的。不过不要紧。五秒钟以后，温斯顿心怦怦地跳着，他坐在姑娘的桌旁了。

他没有看她，他放好盘子就很快吃起来。应该趁还没有人到来以前马上说话，但是他忽然一阵疑惧袭心。打从上次她向他有所表示以来，已有一个星期了。她很可能已经改变了主意，她一定已经改变了主意！这件事要搞成功是不可能的；实际生活里是不会发生这种事情的。要不是他看到那个长发诗人安普尔福思端着一盘饭菜到处逡巡要想找个座位坐下，他很可能根本不想开口的。安普尔福思对温斯顿好像有种说不出的感情，如果看到温斯顿，肯定是会到他这里就座的。现在大约只有一分钟的时间，要行动就得迅速。这时温斯顿和那姑娘都在吃饭。他们吃的东西是用菜豆做的炖菜，实际上同汤一样。温斯顿这时就低声说起来。他们两人都没有抬起头来看，一边把稀溜溜的东西送到嘴里，一边轻声地交换几句必要的话，声色不露。

“你什么时候下班？”

“十八点三十分。”

“咱们在什么地方可以见面？”

“胜利广场，纪念碑附近。”

“那里尽是电幕。”

“人多就不要紧。”

“有什么暗号吗？”

“没有。看到我混在人群中的时候才可以过来。眼睛别看我。跟在身边就行了。”

“什么时间？”

“十九点。”

“好吧。”

安普尔福思没有见到温斯顿，在另外一张桌子边坐了下来。那姑娘很快地吃完了饭就走了，温斯顿留了下来抽了一支烟。他们没有再说话，而且也没有相互看一眼，两个人面对面坐在一张桌子旁，这可不容易做到。

温斯顿在约定时间之前就到了胜利广场。他在那个大笛子般的圆柱底座周围徘徊，圆柱顶上老大哥的塑像向南方天际凝视着，他在那边曾经在“一号空降场战役”中歼灭了欧亚国的飞机（而在几年之前则是东亚国的飞机）。纪念碑前的街上，有个骑马人的塑像，据说是奥立佛·克伦威尔。在约定时间五分钟以后，那个姑娘还没有出现。温斯顿心中又是一阵疑惧。她没有来，她改变了主意！他慢慢地走到广场北面，认出了圣马丁教堂，不由得感到有点高兴，那个教堂的钟声——当它还有钟的时候——曾经敲出过“你欠我三个铜板”的歌声。这时他忽然看到那姑娘站在纪念碑底座前面在看——或者说装着在看——上面贴着的一张招贴。在没有更多的人聚在她周围之前上去走近她，不太安全。纪念碑四周尽是电幕。但是这时忽然发生一阵喧哗，左边什么地方传来了—阵重型车辆的声音。突然人人都奔过广场。那个姑娘轻捷地在底座的雕狮旁边跳过去，混在人群中去了。温斯顿跟了上去。他跑去的时候，从叫喊声中听出来，原来是有几车欧亚国的俘虏经过。

这时密密麻麻的人群已经堵塞了广场的南边。温斯顿平时碰到这种人头济济的场合，总是往边上靠的，这次却又推又搡，向人群中央挤去。他不久就到了离那姑娘伸手可及的地方，但中间夹了一个魁梧的无产者和一个同样肥大的女人，大概是无产者的妻子，他们形成了一道无法越过的肉墙。温斯顿把身子侧过来，猛的一挤，把肩膀插在他们两人的中间，打开了一个缺口，可是五脏六腑好像被那两个壮实的躯体挤成肉酱一样。但他出了一身大汗，终于挤了过去。他现在就在那姑娘身旁了。他们肩挨着肩，但眼睛都呆呆地直视着前方。

这时有一长队的卡车慢慢地开过街道，车上每个角落都直挺挺地站着手持轻机枪、面无表情的警卫。车上蹲着许多身穿草绿色破旧军服的人，脸色发黄，互相挤在一起。他们的悲哀的蒙古种的脸木然望着卡车的外面，一点也没有感到好奇的样子。有时卡车稍有颠簸，车上就发出几声铁链叮当的声音；所有的俘虏都戴着脚镣。一车一车的愁容满脸的俘虏开了过去。温斯顿知道他们不断地在经过，但是他只是时断时续地看到他们。那姑娘的肩膀和她手肘以上的胳臂都碰到了他。她的脸颊挨得这么近，使他几乎可以感到她的温暖。这时她马上掌握了局面，就像在食堂那次一样。她又口也不张，用不露声色的声音开始说话，这样细声低语在人声喧杂和卡车隆隆中是很容易掩盖过去的。

“你能听到我说话吗？”

“能。”

“星期天下午你能调休吗？”

“能。”

“那么听好了。你得记清楚。到巴丁顿车站去——”

她逐一说明了他要走的路线，清楚明确，犹如军事计划一样，使他感到惊异。坐半小时火车，然后出车站往左拐，沿公路走两公里，到了一扇顶上没有横梁的大门，穿过了田野中的一条小径，到了一条长满野草的路上，灌木丛中又有一条小路，上面横着一根长了青苔的枯木。好像她头脑里有一张地图一样。她最后低声说，“这些你都能记得吗？”

“能。”

“你先左拐，然后右拐，最后又左拐。那扇大门顶上没有横梁。”

“知道。什么时间？”

“大约十五点。你可能要等。我从另外一条路到那里。你都记清了？”

“记清了。”

“那么马上离开我吧。”

这，不需要她告诉他。但是他们在人群中一时还脱不开身。卡车还在经过，人们还都永不知足地呆看着。开始有几声嘘叫，但这只是从人群中间的党员那里发出来的，很快就停止了。现在大家的情绪完全是好奇。不论是从欧亚国或东亚国来的外国人都是一种奇怪陌生的动物。除了俘虏，很少看到他们，即使是俘虏，也只是匆匆一瞥。而且你也不知道他们的下场如何，只知其中有少数人要作为战犯吊死。别的就无影无踪了，大概送到了强迫劳动营。圆圆的蒙古种的脸过去之后，出现了比较像欧洲人的脸，肮脏憔悴，满面胡须。从毛茸茸的面颊上露出的目光射到了温斯顿的脸上，有时紧紧地盯着，但马上就一闪而过了。车队终于走完。他在最后一辆卡车上看到一个上了年纪的人，满脸毛茸茸的胡须，直挺挺地站在那里，双手叉在胸前，好像久已习惯于把他的双手铐在一起了。温斯顿和那姑娘该到了分手的时候了。但就在这最后一刹那，趁四周人群还是很挤的时候，她伸过手来，很快地捏了一把他的手。

这一捏不可能超过十秒钟，但是两只手好像握了很长时间。他有充裕的时间摸熟了她的手的每一个细部。他摸到了纤长的手指，椭圆的指甲，由于操劳而磨出了老茧的掌心，手腕上光滑的皮肤。这样一摸，他不看也能认得出来。这时他又想到，他连她的眼睛是什么颜色也不知道。可能是棕色，但是黑头发的人的眼睛往往是蓝色的。现在再回过头来看她，未免太愚蠢了。他们两人的手握在一起，在拥挤的人群中是不易发觉的，他们不敢相互看一眼，只是直挺挺地看着前面，而看着温斯顿的不是那姑娘，而是那个上了年纪的俘虏，他的眼光悲哀地从毛发丛中向他凝视着。

二

温斯顿从稀疏的树荫中穿过那条小路，在树枝分开的地方，就映入了金黄色的阳光。在左边的树下，地面白茫茫地长着风信子。空气润湿，好像在轻轻地吻着皮肤。这是五月的第二天。从树林深处传来了斑鸠的嘤鸣。

他来得稍为早了一些。一路上没有遇到什么困难，那个姑娘显然很有经验，使他不像平时那么害怕了。大概可以信赖她能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一般地来说，你不能想当然地以为在乡下一定比在伦敦更加安全。不错，在乡下没有电幕，但是总有碰上窃听器的危险，把你的说话声录下来；此外，一个人出门要不引起注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百公里之内，不需要拿你的通行证去申请许可，但是有时火车站附近有巡逻队，要检查在那里碰到的党员的身份证，询问一些使人为难的问题。但是那天没有碰到巡逻队，在出车站以后，他一路上不时回头看，确信没有人钉他的梢。火车上尽是无产者，因为天气和暖，个个都高高兴兴的。他搭的硬座车厢坐满了一个大家庭，从老掉了牙的老奶奶到才满月的婴孩，他们是到乡下亲戚家中去串门，弄一些黑市黄油，他们很坦率地这么告诉温斯顿。

这条路慢慢地开阔起来，不久他就到了她告诉他的那条小径上了，那是牛群在灌木丛中踩踏出来的。他没有戴表，但是知道还不到十五点。脚下到处是风信子，要不踩在上面是办不到的。他蹲了下来，摘了一些，一半是消遣时间，但是也模模糊糊地想到要在同那姑娘见面时献给她一束花。他摘了很大的一束，正在嗅着它的一股不好闻的淡淡的香味时，忽然听到背后有人踩踏枯枝的脚步声，不禁吓得动弹不得。他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继续摘花。很可能就是那姑娘，但也可能还是有人钉上了他。回过头去看就是做贼心虚。他一朵又一朵地摘着。这时有一只手轻轻地落到了他的肩上。

他抬头一看，原来是那姑娘。她摇摇头，显然是警告他不要出声，然后拨开树枝，沿着那条狭狭的小径，很快地引着路走到树林深处去。显然她以前去过那里，因为她躲闪坑坑洼洼非常熟练，好像出于习惯一样。温斯顿跟在后面，手中仍紧握着那束花。他的第一个感觉是感到放心，但是他看着前面那个苗条健康的身子，上面束着那条猩红的腰带，宽紧适当，露出了她的臀部的曲线，他就沉重地感到了自惭形秽。即使事到如今，她回头一看，仍很可能就此打退堂鼓。甜美的空气和葱翠的树叶使他感到气馁。在从车站出来的路上，五月的阳光已经使他感到了全身肮脏，脸色苍白，完全是个过惯室内生活的人，皮肤上的每一个毛孔里都嵌满了伦敦的煤烟尘土。他想到至今为止她大概从来还没有在光天化日之下见到过他。他们到了她说到过的那根枯木的旁边，她一跃过去，在一片密密麻麻的灌木丛中拨开树枝，温斯顿跟着她走到一个天然的小空地，那块小小的多草的土墩周围都是高高的幼树，把它严密地遮了起来。那姑娘停了步，回过身来说：

“咱们到了。”

他面对着她，相距只有几步远。但是他仍不敢向她靠近。

“我在路上不想说什么话，”她继续说，“万一什么地方藏着话筒。我想不至于，但仍有可能性。他们那些畜生总可能有一个认出你的声音来。这里就没事了。”

他仍没有勇气靠近她。“这里就没事了？”他愚蠢地重复说。

“是的。你瞧这些树。”这些树都是小榛树，从前给砍伐过，后来又长了新苗，都是细长的秆儿，没有一棵比手腕还粗。“没有一棵大得可以藏话筒。再说，我以前来过这里。”

他们只是在没话找话说。他已经想法走近了她一些。她挺着腰站在他前面，脸上的笑容隐隐有股嘲笑的味道，好像在问他为什么迟缓地不动手。风信子掉到了地上，好像是自己掉下来似的。他握住她的手。

“你能相信吗，”他说，“到现在为止我还不知道你眼睛的颜色？”他注意到它们是棕色的，一种比较淡的棕色，睫毛却很浓。

“现在你既然已经看清了我，你还能多看一眼吗？”

“能，很容易。”他又说，“我三十九岁，有个摆脱不了的妻子。我患静脉曲张，有五个假牙。”

“我都不在乎，”那姑娘说。

接着，也很难说究竟是谁主动，她已在他的怀里了。起初，他除了感到完全不可相信之外，没有任何感觉。那个年轻的身躯靠在他的身上有些紧张，一头黑发贴在他的脸上，说真的，她真的抬起了脸，他开始吻她红润的宽阔的嘴。她的双臂搂紧了他的脖子，轻轻地叫他亲爱的，宝贝，心肝儿。他把她拉到地上，她一点也不抗拒，听任他的摆布，他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但是实际情况却是，肌肤的相亲，并没有使他感到肉体上的刺激。他所感到的仅仅是不可相信和骄傲。他很高兴，终于发生了这件事情，但是他没有肉体上的欲望。事情来得太快了，她的年轻，她的美丽，使他害怕，他已习惯过没有女人的生活——他也不知道什么缘故。那个姑娘坐了起来，从头发里捡出一朵风信子。她靠着他坐着，伸手搂住他的腰。

“没有关系，亲爱的，不用急。整个下午都是咱们的。这地方很隐蔽，是不是？有一次集体远足我迷了路才发现的。要是有人过来，一百米以外就可以听到。”

“你叫什么名字？”温斯顿问。

“裘莉亚。我知道你叫什么。温斯顿——温斯顿·史密斯。”

“你怎么打听到的？”

“我想打听这种事情我比你有能耐，亲爱的。告诉我，在那天我递给你条子以前，你对我有什么看法？”

他没有想到要对她说谎话。一开始就把最坏的想法告诉她，这甚至也是爱的表示。

“我一见你就恨你，”他说。“我想强奸你，然后再杀死你。两个星期以前，我真的想在地上捡起一块石头打破你的脑袋。要是你真的想知道，我以为你同思想警察有联系。”

那姑娘高兴地大笑起来，显然认为这是对她伪装巧妙的恭维。

“思想警察！你真的那么想吗？”

“嗳，也许不完全是这么想。但是从你的外表来看，你知道，就只是因为你又年轻，又肉感，又健康，我想，也许——”

“你想我是个好党员。言行纯洁。旗帜、游行、口号、比赛、集体郊游——老是搞这样的事情。你想我一有机会就会揭发你是思想犯，把你干掉？”

“是的，几乎是那样。好多好多年轻的姑娘都是那样，这个你也知道。”

“全赖这劳什子，”她一边说，一边把少年反性同盟的猩红色腰带扯了下来，扔在一根树枝上。接着，她想起了一件事情，从外衣口袋里掏出一小块巧克力来，一掰成两块，给了温斯顿一块。他没有吃就从香味中知道这是一种很不常见的巧克力，颜色很深，晶晶发亮，用银纸包着。一般的巧克力都是暗棕色的，吃起来像垃圾堆烧出来的烟味，这是最相近的形容。但是有的时候，他也吃到过像她给他的那种巧克力。第一阵闻到的香味勾起了他的模糊记忆，但是记不清是什么了，尽管这感觉很强烈，久久不去。

“你从哪儿搞到这玩艺儿的？”他问。

“黑市，”她毫不在乎地说。“你瞧，我实际上就是那种女人。我擅长玩把戏。在少年侦察队里我做过队长。每星期三个晚上给少年反性同盟做义务活动。我没完没了地在伦敦到处张贴他们的胡说八道的宣传品。游行的时候我总是举大旗。我总是面带笑容，做事从来不退缩。总是跟着大伙儿一起喊。这是保护自己的唯一办法。”

温斯顿舌尖上的第一口巧克力已经融化，味道很好。但是那个模糊的记忆仍在他的意识的边缘上徘徊，一种你很明显地感觉到，但是却又确定不了是什么具体形状的东西，好像你从眼角上看到的东西。他把它撇开在一旁，只知道这是使他很后悔而又无法挽救的一件事的记忆。

“你很年轻，”他说。“你比我小十几岁。像我这样一个人，你看中什么？”

“那是你脸上有什么东西吸引了我。我决定冒一下险。我很能发现谁是不属于他们的人。我一看到你，我就知道你反对他们。”

他们，看来是指党，尤其是指核心党，她说起来用公开的讥嘲的口气，这种仇恨的情绪使温斯顿感到不安，尽管他知道如果有什么地方是安全的话，他们现在呆的地方肯定是安全的。她身上有一件事使他感到很惊讶，那就是她满嘴粗话。党员照说不能说骂人的话，温斯顿自己很少说骂人的话，至少不是高声说。但是裘莉亚却似乎一提到党，特别是核心党，就非得用小胡同里墙上粉笔涂抹的那种话不可。他并不是不喜欢。这不过是她反对党和党的一切做法的一种表现而已，而且似乎有点自然健康，像一头马嗅到了烂草打喷嚏一样。他们已经离开了那个空地，又在稀疏的树荫下走回去，只要小径够宽可以并肩走，就互相搂着腰。他觉得去了腰带以后，她的腰身现在柔软多了。他们说话很低声。裘莉亚说，出了那块小空地，最好不出声。他们不久就到了小树林的边上。她叫他停了步。

“别出去。外面可能有人看着。我们躲在树枝背后就没事。”

他们站在榛树荫里。阳光透过无数的树叶照在他们的脸上，仍是热的。温斯顿向远处田野望去，发现这个地方是他认识的，不禁觉得十分惊异。他一眼就知道了。这是一个古老的牧场，草给啃得低低的，中间弯弯曲曲的有一条小径，到处有鼹鼠洞。在对面高高矮矮的灌木丛里，可以看到榆树枝在微风中摇摆，树叶像女人的头发一样细细地飘动。尽管看不到，肯定在附近什么地方，有一条溪流，绿水潭中有鲤鱼在游泳。

“这里附近是不是有条小溪？”他轻轻问道。

“是啊，有一条小溪。在那边那块田野的边上。里面有鱼，很大的鱼。你可以看到它们在柳树下面的水潭里浮沉，摆动着尾巴。”

“那是黄金乡——就是黄金乡，”他喃喃地说。

“黄金乡？”

“没什么，亲爱的。那是我有时在梦中见到的景色。”

“瞧！”裘莉亚轻声叫道。

一只画眉停在不到五米远的一根高度几乎同他们的脸一般齐的树枝上。也许它没有看到他们。它是在阳光中，他们是在树荫里。它展开翅膀，又小心地收了起来，把头低了一会儿，好像向太阳致敬，接着就开始唱起来，嘤鸣不绝。在下午的寂静中，它的音量是很惊人的。温斯顿和裘莉亚紧紧地挨在一起，听得入了迷。这样一分钟接着一分钟，那只画眉鸣叫不已，变化多端，从来没有前后重复的时候，好像是有心表现它的精湛技艺。有时候它也暂停片刻，舒展一下翅翼，然后又收敛起来，挺起色斑点点的胸脯，又放怀高唱。温斯顿怀着一种崇敬的心情看着。那只鸟是在为谁，为什么歌唱？并没有配偶或者情敌在听它。它为什么要栖身在这个孤寂的树林的边上兀自放怀歌唱？他心里想，不知附近有没有安装着窃听器。他和裘莉亚说话很低声，窃听器是收不到他们的声音的，但是却可以收到画眉的声音。也许在窃听器的另一头，有个甲壳虫般的小个子在留心窃听——听到的却是鸟鸣。可是画眉鸣叫不止，逐渐把他的一些猜测和怀疑驱除得一干二净。这好像醍醐灌顶，同树叶缝中漏下来的阳光合在一起。他停止了思想，只有感觉在起作用。他怀里的姑娘的腰肢柔软温暖。他把她的身子挪转一下从而使他俩面对着面；她的肉体似乎融化在自己的肉体里了。他的手摸到哪里，哪里就像水一样不加抗拒。他们的嘴唇贴在一起；同刚才的硬邦邦的亲吻大不一样。他们再挪开脸的时候，两个人都深深地叹口气。那只鸟也吃了一惊，扑翅飞走了。

温斯顿的嘴唇贴在她的耳边轻轻说，“马上。”

“可不能在这里，”她轻轻回答。“回到那块空地去。那里安全些。”

他们很快地回到那块空地，一路上折断了一些树枝。一回到小树丛中之后，她就转过身来对着他。两个人都呼吸急促，但是她的嘴角上又现出了笑容。她站着看了他一会儿，就伸手拉她制服的拉链。啊，是的！这几乎同他梦中所见的一样。几乎同他想象中的一样快，她脱掉了衣服，扔在一旁，也是用那种美妙的姿态，似乎把全部文明都抛置脑后了。她的肉体在阳光下显得十分白皙。但他一时没有去看她的肉体，他的眼光被那露出大胆微笑的雀斑脸庞给吸引住了。他在她前面跪了下来，把她的手握在自己的手中。

“你以前干过吗？”

“当然干过。几百次了——嗳，至少几十次了。”

“同党员一起？”

“是的，总是同党员一起。”

“同核心党的党员一起？”

“那可没有，从来没有同那些畜生一起。不过他们如果有机会，有不少人会愿意的。他们并不像他们装的那样道貌岸然。”

他的心跳了起来。她已经干了几十次了；他真希望是几百次，几千次。任何腐化堕落的事都使他感到充满希望。谁知道？也许在表面的底下，党是腐朽的，它提倡艰苦朴素只不过是一种掩饰罪恶的伪装。如果他能使他们都传染上麻风和梅毒，他一定十分乐意这么做！凡是能够腐化、削弱、破坏的事情，他都乐意做！他把她拉下身来，两人面对着面。

“你听好了，你有过的男人越多，我越爱你。你明白吗？”

“完全明白。”

“我恨纯洁，我恨善良。我都不希望哪里有什么美德。我希望大家都腐化透顶。”

“那么，亲爱的，我应该很配你。我腐化透顶。”

“你喜欢这玩艺儿吗？我不是只指我；我指这件事本身。”

“我热爱这件事。”

这就是他最想听的话。不仅是一个人的爱，而是动物的本能，简单的不加区别的欲望：这就是能够把党搞垮的力量。他把她压倒在草地上，在掉落的风信子的中间。这次没有什么困难。不久他们的胸脯的起伏恢复到正常的速度，兴尽后分开躺在地上了。阳光似乎更加暖和了。两人都有了睡意。他伸手把制服拉了过来，盖在她身上。接着两人就马上睡着了，大约睡了半个小时。

温斯顿先醒。他坐起身来，看着那张仍旧睡着，枕在她的手掌上的雀斑脸。除了她的嘴唇以外，你不能说她美丽。如果你细看，眼角有一两条皱纹。短短的黑发特别浓密柔软。他忽然想到他还不知道她姓什么，住在哪里。

睡着的无依无靠的年轻健康的肉体引起了他一种怜悯的、保护的心情。但是却不完全是刚才站在榛树下听那画眉鸣叫时所感到的那种盲目的柔情。他把制服拉开，看她的洁白如脂的肉体。他想，要是在从前，一个男人看一个女人的肉体，就动了欲念，事情就是那么单纯。可是如今已没有纯真的爱或纯真的欲念了。没有一种感情是纯真的，因为一切都夹杂着恐惧和仇恨。他们的拥抱是一场战斗，高潮就是一次胜利。这是对党的打击。这是一件政治行为。

三

“这里我们可以再来一次。”裘莉亚说。“随便哪个地方只用两次还是安全的。不过当然，在一两个月之内却不能用。”

她一醒来，神情就不同了。她又变得动作干净利落起来。她穿上了衣服，腰上系起了猩红的腰带，开始安排回去的行程。把这种事情交她去办，似乎很自然。她显然在实际生活方面很有办法，而这正是温斯顿所欠缺的。而且她对伦敦周围的乡间十分熟悉，了如指掌，这是她从无数次集体郊游中积累起来的知识。她给他安排的路线与他来的路线大不相同，要他到另外一个车站回伦敦。她说，“千万不要走同一条路线回家，”好像是阐明一条重要的原理似的。她先走，温斯顿等半小时以后才在她后面走。

她还说了一个地方，他们可以在四天以后下班时在那里相会。那是一条比较穷苦住宅区的街道，那里有一个露天市场，一般都很拥挤喧闹。她将在那里的货摊之间徘徊，假装是寻找鞋带或者线团。如果她认为平安无事，她见他走近就擤鼻子；否则他就得装着不认识走过去。但是如果运气好，他们就可以在人群中间太平无事地说上一刻钟的话，安排下一次的约会。

“现在我得走了，”一等到他记住了她的吩咐，她就说道。“我得在十九点三十分回去。我要为少年反性同盟尽两小时的义务，发传单等等的事情。你说可恶不可恶？给我梳一下头发好不好？头发里有树叶吗？肯定没有？那么再见，亲爱的，再见！”

她投在他怀里，狠狠地吻他，一会儿后她就推开幼树，无声无息地消失在树林中了。到现在他还不知道她姓什么，住在哪里。不过，没有关系，因为他们不可能在室内相会，或者交换什么信件。

后来他们一直没有再到树林中那块空地里去过。五月份他们只有一次机会真的作了爱。那是在裘莉亚告诉他的另外一个隐蔽的地方，在三十年前曾经有颗原子弹掉在那里的几乎成了一片荒野的所在，有一个炸毁的教堂，那地方就在教堂的钟楼里。只要你能走到那里，那个地方很不错，但是要到那里却很危险。其余的时间，他们只能在街上相会，每次都换地方，每次都从来没有超过半小时。在街上，一般是能够说些话的。他们在人头济济的人行道上慢慢走，一前一后，从来不互相看一眼，却能奇怪地进行时断时续的谈话，就像灯塔一亮一灭一样，如果看到有穿党员制服的人走近或者附近出现一个电幕，就突然哑声不言，几分钟以后又把刚才说的半句话继续说下去，但是到了约定分手的地方又突然中断，到了第二天晚上又没头没脑地继续下去。裘莉亚似乎很习惯于这种谈话方式，她称为“分期谈话”。她说话不动嘴皮，技巧娴熟，令人惊奇。他们每天晚上见面，几乎快有一个月，在这过程中，他们只有一次做到了亲个吻。那是他们在一条横街上不言不语地走着的时候（裘莉亚一离开大街就从来不说话），突然响起一声震耳的轰鸣，地面震动，空中一片乌黑，温斯顿跌倒在地，又痛又怕。一定是附近掉了一个火箭。突然之间他发现裘莉亚的脸就近在几厘米旁边，面无血色，像白粉一样。甚至她的嘴唇也发白。她已经死了！他把她搂过来，却发现自己吻的是个活人的温暖的脸。但是他的嘴唇接触到一种粉末状的东西。原来两人的脸上尽是厚厚的一层灰泥。

也有一些晚上，他们到了约好的地方，却不得不连招呼也不打就走开了，因为正好街角有个巡逻队过来，或者头顶上有直升机巡逻。即使不那么危险，要找时间相会也很困难。因为温斯顿一周工作六十小时，裘莉亚的工作时间更长，他们倒休的日子因工作忙闲而异，并不经常吻合，反正裘莉亚从来没有一个晚上是完全有空的。她花了不少时间参加听报告和游行，为少年反性同盟散发传单，为仇恨周做旗帜，为节约运动募捐，以及诸如此类的活动。她说这样做有好处：这是一种伪装。小地方你如果守规矩，大地方你就能打破规矩。她甚至说服温斯顿参加那些热心的党员都尽义务参加的加班军火生产，这样又牺牲了他的一个晚上的时间。因此每星期有一个晚上，温斯顿就得花四个小时干令人厌倦的工作，在一个灯光暗淡的透风的车间里，在电幕音乐和锤子敲打的单调声中，把小零件旋在一起，这大概是炸弹的导管。

他们在教堂的钟楼相会时，若断若续的谈话所遗留的空隙就填满了。那是个炎热的下午。钟楼上那间四方的小房子里空气闷热停滞，有股强烈的鸽粪味。他们坐在尘土很厚、嫩枝遍地的地板上谈了好几小时的话，过一会儿两人之中就有一个人站了起来到窗缝里去瞭望一眼，看有没有人走近。

裘莉亚二十六岁，同其他三十个姑娘一起住在一个宿舍里（“总是生活在女人臭里！我真恨女人！”她补充说）。不出他的所料，她在小说司管小说写作器。她很喜欢她的工作，这主要是管理维修一台功率很大但很不易伺候的电机。她并不“聪明”，但是喜欢动手，搞机器就感到自在。她能够介绍给你怎样创作一部小说的全部过程，从计划委员会发出的总指示到改写小组的最后润饰。但是她对成品没有兴趣。她说，她“不怎么喜欢读书”。书本只不过是要生产的商品，就像果酱或鞋带一样。

她对六十年代早期以前的事都记不得什么了，她所认识的人中，唯一经常谈到革命前日子的人是她八岁时不再见到的爷爷。她上学时是曲棍球队队长，连续两年获得体操奖杯，当过少年侦察队的小队长，青年团支部书记，最后参加了少年反性同盟。她得到的鉴定一直很出色。她甚至被送到小说司里的色情文学处工作，这是某人名声可靠的毫无置疑的标志，因为该处的工作就是为无产者生产廉价的色情文学。据她说，在里面的工作人员称它为垃圾场。她在那里工作了一年，协助生产像《最佳故事选》或《女学校的一夜》等密封寄发的书籍，无产者青少年偷偷摸摸地买去消遣，像买禁书一样。

“这些书写些什么？”温斯顿好奇地问。

“哦，完全是胡说八道。实际上都很无聊。它们一共只有六种情节，互相抄来抄去。当然我只是在管万花筒。我从来没有参加过改写组。要我动笔可不行，亲爱的——水平不够。”

他惊异地获悉，除了头头以外，色情文学处的工作人员全是姑娘。他们所根据的理论是，男人的性本能比女人不易控制，因此更有可能遭到他们自己所制造的淫秽作品的腐蚀。

“他们甚至不要已婚的女人到那里去工作，”她还说。“一般总认为姑娘都很纯洁，这里却有一个不是那样。”

她第一次同男人发生关系是在十六岁的时候，对象是个六十岁的党员，他后来怕遭到逮捕便自杀了。“他干得很干净，”裘莉亚说。“否则，他一招供，他们就会知道我的名字。”从此以后，她又有过好几起。在她看来，生活很简单。你想快快活活过日子，“他们”——指的是党——都不让你快活，你就尽量打破它的规矩。她似乎认为，“他们”要剥夺你的快活，就像你要避免被逮住一样，是很自然的事。她憎恨党，而且用很粗的话这么说，但是她对党却没有一般的批评。对于党的理论，除非触及她的生活，她一概没有兴趣。他注意到，她从来不用新话，只有一两句在日常生活中已经流行的除外。她从来没有听到过兄弟会，不相信有这个组织的存在。任何有组织的反叛党的尝试都注定要失败的，因此她认为都是愚蠢之极。聪明人该做的事是打破它的规矩而不危及你的生命。他隐隐地想，在年轻一代中间不知有多少像她那样的人。这一代人是在革命后的世界中长大的，不知有别的世界，把党视为万世不易的东西，就像头上的天空一样，对它的权威绝不反抗，只是千方百计加以回避，就像兔子躲开猎狗一样。

他们没有谈到结婚的可能性。这事太渺茫了，连想也不值一想。即使能有办法除掉温斯顿的妻子凯瑟琳，也没有一个委员会会批准这样一桩婚事。即使做白日梦，也是没有希望的。

“她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你的妻子？”裘莉亚问。

“她是——你知道新话中有个词儿叫‘思想好’的吗？那是说天生的正统派，根本不可能有坏思想的念头。”

“我不知道这个词儿，不过我知道那号人，太知道了。”

他就把他婚后生活情况告诉她，奇怪的是，她似乎早已知道了其中的主要环节。她好像亲眼看到过或者亲身经历过的一样，向他一一描述他一碰到凯瑟琳，凯瑟琳的身体就僵硬起来，即使她的胳膊紧紧地搂住了他，她似乎仍在使劲推开他。同裘莉亚在一起，他觉得谈到这种事情一点也不感到困难，反正凯瑟琳早已不再是一种痛苦的记忆，而成了一种可厌的记忆了。

“要不是为了这一点，我还是可以忍受的，”他说。接着他把凯瑟琳每星期一次在同一天的晚上迫着他像办例行公事似地干那件事的情况告诉她。“她不愿干这件事，但又没有什么东西能使她不这么干。她曾经把它叫做——你猜也猜不到。”

“咱们对党的义务，”裘莉亚脱口而出。

“你怎么知道的？”

“亲爱的，我也上过学。在学校里对十六岁以上的姑娘每个月有一次性教育讲座。在青年团里也有。他们长年累月地这样向你灌输。在许多人身上大概生了效。但是，当然，谁也说不准；人人都是伪君子。”

她开始在这个题目上发挥起来。在裘莉亚身上，一切的事情都要推溯到她自己在性方面的强烈意识。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一触及到这个问题，她就显得特别敏锐。不像温斯顿，她了解党在性方面搞禁欲主义的内在原因。这只是因为性本能创造了它自己的天地，非党所能控制，因此必须尽可能加以摧毁。尤其重要的是，性生活的剥夺能够造成歇斯底里，而这是一件很好的事，因为可以把它转化为战争狂热和领袖崇拜。她是这么说的：

“你做爱的时候，你就用去了你的精力；事后你感到愉快，天塌下来也不顾。他们不能让你感到这样。他们要你永远充满精力。什么游行，欢呼，挥舞旗帜，都只不过是变了质、发了酸的性欲。要是你内心感到快活，那么你有什么必要为老大哥、三年计划、两分钟仇恨等等他们这一套名堂感到兴奋？”

他想，这话说得有理，在禁欲和政治上的正统性之间，确有一种直接的紧密的关系。因为，除了抑制某种强烈的本能，把它用来作为推动力以外，还有什么别的办法能够把党在党员身上所要求的恐惧、仇恨、盲目信仰保持在一定的水平呢？性的冲动，对党是危险的，党就加以利用。他们对人们要想做父母的本能，也耍弄了同样的手段。要废除家庭实际是做不到的，相反，还鼓励大家要钟爱自己的子女，这种爱护几乎是一种极其老式的方式。另外一方面，却有计划地教子女反对父母，教他们侦察他们的言行，密告他们的偏离正统的倾向。家庭实际上成了思想警察的扩大，用这种方法可以用同你十分接近的人做告密者，日日夜夜地监视着你。

他又突然想到了凯瑟琳。凯瑟琳太愚蠢，没有识破他的见解的不合正统，要不然的话，早就会向思想警察揭发他了。但在这当儿使他想起它来的还是由于下午空气的闷热，使他额上冒了汗。他就开始向裘莉亚说到十一年前也是在—个炎热的夏日下午所发生的事，或者不如说所没有能够发生的事。

那是在他们婚后三四个月的时候。他们到肯特去集体远足迷了路。他们掉在大队的后面只不过几分钟，不过拐错了一个弯，到了一个以前的白垩土矿场的边缘上，悬崖有十米到二十米深，底下尽是大石块。附近没有人可以问路。凯瑟琳一发现迷了路就十分不安起来。离开吵吵嚷嚷的远足伙伴哪怕只有一会儿，也使她感到做了错事。她要顺着原路走回去，朝别的方向去寻找别人。但是这时温斯顿看到他们脚下悬崖的石缝里长着几簇黄莲花。其中一簇有品红和橘红两种颜色，显然出于同根。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因此他把凯瑟琳叫过来看。

“瞧，凯瑟琳！瞧这几朵花。靠近矿底的那一簇。你瞧清楚了没有，是两种颜色？”

她本来已经转了身要走了，这时勉强回来看了一眼。她甚至在悬崖上伸出脖子去看他指的地方。他站在她后面不远，把手扶着她的腰。这时他忽然想到附近没有一个人影，只有他们两个，连树叶也纹丝不动，更没有一声鸟语。在这样一个地方，装有窃听器的可能性是极小的，即使有，也只能录到声音。这时是下午最热最困的时候。阳光向他们直晒，他的脸上流下了汗珠。他突然想到了这个念头……

“你为什么不推她一把？”裘莉亚说。“换了我就会推的。”

“是的，你会推的。要是换了现在的我，我也会推的。也许——不过我说不好。”

“你后悔没有推吗？”

“是的，可以说我后悔没有推。”

他们并排坐在尘土厚积的地板上。他把她拉得近一些。她的脑袋偎在他的肩上，她头发上的香气盖过了鸽子粪臭。他想，她很年轻，对生活仍有企望，她不懂得，把一个碍事的人推下悬崖去不解决任何问题。

“实际上不会有什么不同，”他说。

“那么你为什么后悔没有推呢？”

“那只是因为我赞成积极的事情，不赞成消极的事情。在我们参加的这场比赛里，我们是无法取胜的。只不过有几种失败比别几种失败好一些，仅此而已。”

他感到她的肩膀因为不同意而动了一下。他说这种话时，她总是不同意的。她不能接受个人总要失败乃是自然规律的看法。她在一定程度上也认识到，她本人命运已经注定，思想警察迟早就要逮住她，杀死她，但是她的心里又认为，仍有可能构筑一个秘密的天地，按你的意愿生活。你所需要的不过是运气、狡猾、大胆。她不懂得，世界上没有幸福这回事儿，唯一的胜利在于你死了很久以后的遥远的将来，而从你向党宣战开始，最好把自己当作一具尸体。

“我们是死者，”他说。

“我们还没有死，”裘莉亚具体地说。

“肉体上还没有死。六个月，一年——五年。这是可以想象的。我害怕死。你年轻，所以大概比我还害怕死。显然，我们要尽量把死推迟。但是没有什么不同。只要人仍保持人性，死与生是一回事。”

“哦，胡说八道！你愿意同谁睡觉，同我还是同一具骷髅？你不喜欢活着吗？你不喜欢这种感觉吗：这是我，这是我的手，这是我的腿，我是真实的，实在的，活着的！你不喜欢吗？”

她转过身来用胸脯压着他。隔着制服，他感到她的乳房，丰满而结实。她的身体好像把青春和活力灌注到了他的身上。

“是啊，我喜欢这个，”他说。

“那么不要再说死了。现在听我说，亲爱的，我们得安排下次的约会。我们也可以回到树林中的那个地方去，因为我们已经长久没有去那里了。但是这次你一定得走另外一条路。我已经计划好了。你搭火车——你瞧，我给你画出来。”

她以她特有的实际作风，把一些尘土扫在一起，用鸽子窝里的一根小树枝，开始在地上画出一张地图来。

四

温斯顿看一看却林顿先生的店铺楼上的那简陋的小屋。窗户旁边的那张大床已经用粗毛毯铺好，枕头上没有盖的。壁炉架上那口标着十二个小时的老式座钟在滴答地走着。角落里，在那折叠桌子上，上次买的玻璃镇纸在半暗半明中发出柔和的光芒。

壁炉围栏里放着一只破旧的铁皮煤油炉，一只锅子，两只杯子，这都是却林顿先生准备的。温斯顿点了火，放一锅水在上面烧开。他带来了一只信封，里面装了胜利牌咖啡和一些糖精片。钟上的指针是七点二十分；应该说是十九点二十分。她说好十九点三十分来。

蠢事啊，蠢事！他的心里不断地这么说：自觉的、无缘无故的、自招灭亡的蠢事！党员可能犯的罪中，数这罪是最不容易隐藏的。实际上，这一念头当初浮现在他的脑海里是由于折叠桌光滑的桌面所反映的玻璃镇纸在他的心目中所造成的形象。不出所料，却林顿先生毫不留难地出租了这间屋子。他显然很高兴能到手几块钱。当他知道温斯顿要这间屋子是为了幽会，他也不觉得吃惊或者反感。相反，他装作视而不见，说话泛泛而谈，神情非常微妙，使人觉得他好像有一半已经隐了身一样。他还说，清静独处是非常难得的事情。人人都想要找个地方可以偶尔图个清静。他们只要能够找到这样一个地方，别人知道了也最好不要声张，这是起码的礼貌。他甚至还说，这所房子有两个入口，一个经过后院，通向一条小巷。这么说时他好像几乎已经销声匿迹了一样。

窗户底下有人在唱歌。温斯顿躲在薄纱窗帘后面偷偷看出去。六月的太阳还很高，在下面充满阳光的院子里有一个又肥又大的女人，像诺曼圆柱一样壮实，胳膊通红，腰部系着一条粗布围裙，迈着笨重的脚步在洗衣桶和晾衣绳之间来回走着，晾出一批方形的白布，原来是婴儿的尿布。她的嘴里还咬着晾衣服的夹子时，就用很大嗓门的女低音歌唱：

这只不过是没有希望的痴想，

消失起来像春天一样快，

可是一句话，一个眼色

却教我胡思乱想，失魂落魄！

这支歌在伦敦已经流行了好几个星期了。这是音乐司下面的一个科为无产者出版的许多这种类似歌曲中的一首。这种歌曲的歌词是由一种名叫写诗器的装置编写出来的，不需要一点点人力。但是那女人唱得那么动听，使得这些胡说八道的废话听起来几乎非常悦耳。他可以听到那个女人一边唱着歌，一边鞋子在石板上磨来擦去，街头孩子们的叫喊，远远什么地方隐隐约约的市声，但是屋子里仍异样地静寂，那是由于没有电幕。

蠢事，蠢事，蠢事！他又想了起来。不可想象他们能够几个星期来此幽会一次而不被发觉。但是要想在室内而且在近在咫尺的地方，有一个自己的秘密的地方，这个诱惑对他们两人来说都是太大了。在他们去了教堂钟楼那次以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没有办法安排一个相会的地方。为了迎接仇恨周，工作时间大大延长了。到仇恨周还有一个月，但是繁杂的准备工作使大家都要加班加点。最后他们两人终于弄到在同一个下午休息。他们原来商量好再到树林中那块空地去。在那天的前一个晚上，他们在街头见了一面。当他们两人混在人群中相遇时，温斯顿像平时一样很少看裘莉亚，但匆匆一瞥，使他觉得她的脸色似乎比平时苍白。

“吹了，”她看到情况比较安全时马上低声说。“我是说明天的事。”

“什么？”

“明天下午。我不能来。”

“为什么不能来？”

“又是那个。这次开始得早。”

他猛一下感到很生气。在认识她一个月之内，他对她的欲望的性质已经有了变化。开始时很少真实的感情。他们第一次的做爱只不过是意志行为。但第二次以后情况就不同了。她头发的气味、嘴唇的味道、皮肤的感觉都似乎钻到了他的体内，弥漫到周围的空气中。她成了一种生理上的必需，成了一种他不仅需要而且感到有权享有的东西。她一说她不能来，他就觉得她在欺骗他。正当这个时候，人群把他们一挤，他们的手无意中碰了一下。她把他的手指尖很快捏了一把，引起的似乎不是欲望，而是情爱。他想到，你如果同一个女人生活在一起，这种失望大概是不断发生的正常的事，因此突然对她感到了一种深厚的柔情，这是他从来没有感到过的。他真希望他们是一对结婚已有十年历史的夫妇。他真希望他们两人像现在那样在街上走着，不过是公开的，不带恐惧，谈着琐碎的事儿，买着家用的杂物。他尤其希望他们能有一个地方可以单独在一起，而不必感到每次相会非做爱不可。他想到租却林顿先生的屋子的念头倒并不是在这个时候产生的，而是在第二天。他向裘莉亚提出后，她出乎意料地马上同意了。他们两人都明白，这样做是发疯。好像是两人都有意向坟墓跨近一步。他一边在床边坐着等待她，一边又想起了友爱部的地下室。命中注定的恐怖在你的意识中时现时隐，真是奇怪的事。在未来的某个时间里，这种恐怖必然会在死前发生，就像九十九必然是在一百之前一样。你无法躲避，不过也许能够稍加推迟，但是你却经常有意识地、有意志地采取行动，缩短它未发生前的一段间隙时间。

就在这个当儿，楼梯上响起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裘莉亚冲了进来。她提着一个棕色帆布工具包，这是他经常看到她在上下班时带着的。他走向前去搂她，但是她急忙挣脱开去，一半是因为她手中还提着工具包。

“等一会儿，”她说。“我给你看我带来了一些什么。你带了那恶心的胜利牌咖啡没有？我知道你会带来的。不过你可以把它扔掉了，我们不需要它。瞧这里。”

她跪了下来，打开工具包，掏出面上的一些扳子，旋凿。下面是几个干净的纸包。她递给温斯顿的第一个纸包给他一种奇怪而有点熟悉的感觉。里面是种沉甸甸的细沙一样的东西，你一捏，它就陷了进去。

“不是糖吧？”他问。

“真正的糖。不是糖精，是糖。这里还有块面包——正规的白面包，不是我们吃的那种次货——还有一小罐果酱。这里是一罐牛奶——不过瞧！这才是我感到得意的东西。我得用粗布把它包上，因为——”

但是她不用告诉他为什么要把它包起来。因为香味已弥漫全室，这股浓烈的香味好像是从他孩提时代发出的一样，不过即使到了现在有时也偶尔闻到，在一扇门还没有关上的时候飘过过道，或者在一条拥挤的街道上神秘地飘来，你闻了一下就又闻不到了。

“这是咖啡，”他喃喃地说，“真正的咖啡。”

“这是核心党的咖啡。这里有整整一公斤，”她说。

“这些东西你怎么弄到的？”

“这都是核心党的东西。这些混蛋没有弄不到的东西，没有。但是当然，服务员、勤务员都能揩一些油——瞧，我还有一小包茶叶。”

温斯顿在她身旁蹲了下来。他把那个纸包撕开一角。

“这是真正的茶叶。不是黑莓叶。”

“最近茶叶不少。他们攻占了印度之类的地方，”她含含糊糊地说。“但是我告诉你，亲爱的。我要你转过背去，只要三分钟。走到床那边去坐着，别到窗口太近的地方。我说行了才转过来。”

温斯顿心不在焉地看着薄纱窗帘的外面。院子里那个胳膊通红的女人仍在洗衣桶和晾衣绳之间来回地忙碌着。她从嘴里又取出两只夹子，深情地唱着：

他们说时间能治愈一切创伤，

他们说你总能把它忘得精光；

但是这些年来的笑容和泪痕

却仍使我心痛像刀割一样！

看来这个女人把这支废话连篇的歌背得滚瓜烂熟。她的歌声随着夏天的甜美空气飘了上来，非常悦耳动听，充满了一种愉快的悲哀之感。你好像觉得，如果六月的傍晚无休无止，要洗的衣服没完没了，她就会十分满足地在那里呆上一千年，一边晾尿布，一边唱情歌。他想到他从来没有听到过一个党员独自地自发地在唱歌，真有点奇怪。这样做就会显得有些不正统，古怪得有些危险，就像一个人自言自语。也许只有当你吃不饱肚子的时候才会感到要唱歌。

“你现在可以转过身来了，”裘莉亚说。

他转过身去，一时几乎认不出是她了。他原来以为会看到她脱光了衣服。但是她没有裸出身子来。她的变化比赤身裸体还使他惊奇。她的脸上涂了胭脂，抹了粉。

她一定是到了无产者区小铺子里买了一套化妆用品。她的嘴唇涂得红红的，脸颊上抹了胭脂，鼻子上扑了粉，甚至眼皮下也涂了什么东西使得眼睛显得更加明亮了。她的化妆并不熟练巧妙，但温斯顿在这方面的要求并不高。他以前从来没有见过或者想过一个党内的女人脸上涂脂抹粉。她的面容的美化十分惊人。这里抹些红，那里涂些白，她不仅好看多了，而且更加女性化了。她的短发和男孩子气的制服只增加了这种效果。他把她搂在怀里时，鼻孔里充满了一阵阵人造紫罗兰香气。他想起了在地下室厨房里的半明半暗中那个老掉牙的女人的嘴。她用的也是这种香水，但是现在这一点却似乎无关紧要。

“还用了香水！”他说。

“是的，亲爱的，还用了香水。你知道下一步我要做什么吗？我要去弄一件真正的女人衣裙，不穿这劳什子的裤子了。我要穿丝袜，高跟鞋！在这间屋子里我要做一个女人，不做党员同志。”

他们脱掉了衣服，爬到红木大床上。这是他第一次在她面前脱光了衣服。在此以前，他一直对自己苍白瘦削的身体感到自惭形秽，还有小腿上的突出的青筋，膝盖上变色的创疤。床上没有床单，但是他们身下的毛毯已没有毛，很光滑，他们两人都没有想到这床又大又有弹性。“一定尽是臭虫，但是谁在乎？”裘莉亚说。除了在无产者家中以外，你已很少看到双人大床了。温斯顿幼时曾经睡过双人大床，裘莉亚根据记忆所及，从来没有睡过。

接着他们就睡着了一会儿，温斯顿醒来时，时钟的指针已悄悄地移到快九点钟了。他没有动，因为裘莉亚的头枕在他的手臂上。她的胭脂和粉大部分已经擦到他的脸上或枕头上了，但淡淡的一层胭脂仍显出了她脸颊的美。夕阳的淡黄的光线映在床角上，照亮了壁炉，锅里的水开得正欢。下面院子里的那个女人已不再唱了，但自远方街头传来了孩子们的叫喊声。他隐隐约约地想到，在那被抹掉了的过去，在一个夏日的晚上，一男一女一丝不挂，躺在这样的一张床上，愿意做爱就做爱，愿意说什么就说什么，没有觉得非起来不可，就是那样躺在那里，静静地听着外面市廛的闹声，这样的事情是不是正常。肯定可以说，从来没有一个这种事情是正常的时候。裘莉亚醒了过来，揉一揉眼睛，撑着手肘抬起身子来看一眼煤油炉。

“水烧干了一半，”她说。“我马上起来做咖啡。我们还有一个小时。你家里什么时候断电熄灯？”

“二十三点三十分。”

“宿舍里是二十三点。不过你得早些进门，因为——嗨，去你的，你这个脏东西！”

她突然扭过身去到床下地板上拾起一只鞋子，像男孩子似的举起胳膊向屋子角落扔去，动作同他看到她在那天早上两分钟仇恨时间向果尔德施坦因扔字典完全一样。

“那是什么？”他吃惊地问。

“一只老鼠。我瞧见它从板壁下面钻出鼻子来。那边有个洞。我把它吓跑了。”

“老鼠！”温斯顿喃喃自语。“在这间屋子里！”

“到处都有老鼠，”裘莉亚又躺了下来，满不在乎地说。“我们宿舍里甚至厨房里也有。伦敦有些地方尽是老鼠。你知道吗？它们还咬小孩。真的，它们咬小孩。在这种街道里，做妈妈的连两分钟也不敢离开孩子。那是那种褐色的大老鼠，可恶的是这种害人的东西——”

“别说下去了！”温斯顿说，紧闭着双眼。

“亲爱的！你的脸色都发白了。怎么回事？你觉得不好过吗？”

“世界上所有可怕的东西中——最可怕的是老鼠！”

她挨着他，双臂双腿都钩住他，好像要用她的体热来抚慰他。他没有马上睁开眼睛。有好几分钟之久，他觉得好像又回到了他这一辈子中不断做过的噩梦之中，梦中的情况总是一样。他站在一道黑暗的墙前，墙的那一边是一种不可忍受的、可怕得使你不敢正视的东西。他在这种梦中总是深感到一种自欺欺人的感觉，因为事实上他知道黑暗的墙后是什么。他只要拼命努力一下，就可以把这东西拉到光天化日之下来，就像从自己的脑子里掏出一块东西来一样。他总是还没有弄清这东西到底是什么就醒来了，不过这东西有些同刚才他打断裘莉亚的时候她正在说的东西有关。

“对不起，”他说，“没有什么。我只是不喜欢老鼠而已。”

“别担心，亲爱的，咱们不让它们呆在这里。咱们等一会儿走以前，用破布把洞口塞上。下次来时，我带些石灰来，把洞好好地堵上。”

这时莫名的恐惧已经忘掉了一半。他感到有些难为情，靠着床头坐起来。裘莉亚下了床，穿好了衣服，做了咖啡。锅子里飘出来的香味浓郁而带刺激性，他们把窗户关上，深怕外面有人闻到，打听是谁在做咖啡。加了糖以后，咖啡有了一种光泽，味道更好了，这是温斯顿吃了多年糖精以后几乎忘记了的东西。裘莉亚一手插在口袋里，一手拿着一片抹了果酱的面包，在屋子里走来走去，随便看一眼书架，指出最好怎么修理折叠桌，一屁股坐在破沙发里，看看是不是舒服，有点好玩地仔细观察一下座钟的十二小时钟面。她把玻璃镇纸拿到床上来凑着光线看。他把它从她手中取回来，又给它的柔和的、雨水般的色泽吸引住了。

“你认为这是什么东西？”裘莉亚问。

“我认为这不是什么东西——我是说，我认为从来没有人把它派过用处。我就是喜欢这一点。这是他们忘掉篡改的一小块历史。这是从一百年以前传来的信息，只是你不知道怎么辨认。”

“还有那边的画片——”她朝着对面墙上的蚀刻画点一点头。“那也有一百年的历史了吗？”

“还要更久。大概有两百年了。我说不好。如今什么东西你都无法知道有多久的历史了。”

她走过去瞧。“那只老鼠就是在这里伸出鼻子来的，”她踢一踢画下的板壁说。“这是什么地方？我以前在什么地方见过它。”

“这是一个教堂，至少以前是个教堂。名字叫做圣克利门特的丹麦人。”却林顿先生教他的那支歌有几句又浮现在他的脑际，他有点留恋地唱道：“圣克利门特教堂的钟声说，橘子和柠檬。”

使他感到惊奇的是，她把这句歌词唱完了：

圣马丁教堂的钟声说，你欠我三个铜板，

老巴莱教堂的钟声说，你什么时候归还？——

“这下面怎么唱，我已忘了。不过反正我记得最后一句是，‘这里有支蜡烛照你上床，这里有把斧子砍你脑袋！’”

这好像是一个分成两半的暗号。不过在“老巴莱教堂的钟声”下面一定还有一句。也许恰当地提示一下，可以从却林顿先生的记忆中挖掘出来。

“是谁教给你的？”他问。

“我爷爷。我很小的时候他常常教我唱。我八岁那年，他气死了——反正，他不见了。我不知道柠檬是什么，”她随便又说一句。“我见过橘子。那是一种皮很厚的圆形黄色的水果。”

“我还记得柠檬，”温斯顿说。“在五十年代很普通。很酸，闻一下也教你的牙齿发软。”

“那幅画片后面一定有个老鼠窝，”裘莉亚说。“哪一天我把它取下来好好打扫一下。咱们现在该走了。我得把粉擦掉。真讨厌！等会我再擦掉你脸上的唇膏。”

温斯顿在床上又懒了一会儿。屋子里慢慢地黑了下来。他转身对着光线，懒洋洋地看着玻璃镇纸。使人感到无限兴趣的不是那块珊瑚，而是玻璃内部本身。这么深，可是又像是空气一般透明。玻璃的弧形表面仿佛就是苍穹，下面包藏着一个小小的世界，连大气层都一并齐全。他感到他可以进入这个世界中去，事实上他已经在里面了，还有那红木大床、折叠桌、座钟、铜板蚀刻画，还有那镇纸本身。那镇纸就是他所在的那间屋子，珊瑚是裘莉亚和他自己的生命，有点永恒地嵌在这个水晶球的中心。

五

赛麦消失了。一天早上，他没有来上班；有几个没头脑的人谈到了他的旷工。第二天就没有人提到他了。第三天，温斯顿到纪录司的前厅去看布告板，上面有一张布告开列着象棋委员会委员的名单。赛麦过去是委员。这张名单看上去几乎同以前一模一样，上面并没有谁的名字给划掉，但是名单上少了一个人。这就够了。赛麦已不再存在；他从来也没有存在过。

天气十分酷热。在迷宫般的部里，没有窗户，装有空调的房间保持着正常的温度，但是在外面，人行道热得烫脚，上下班时间，地铁里臭气熏人。仇恨周的准备工作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各部工作人员都加班加点。游行、集会、军事检阅、演讲报告、蜡像陈列、电影放映、电幕节目都得组织起来，模拟人像赶制出来，口号起草出来，歌曲编写出来，谣言传播出去，照片伪造出来。小说司里裘莉亚所在的那个单位已不在制造小说，而在赶制许多暴行小册子。温斯顿除了经常工作以外，每天还要花很多时间检查《泰晤士报》过期的旧报存档，把要在演讲和报告中引用的新闻篡改修饰。深夜里喧闹的无产者群众在街头闲逛，整个城市奇怪地有一种狂热的气氛。火箭掉下的次数更多了，有时候远处有大声爆炸，谁也不知什么缘故，谣言却很纷纭。

仇恨周主题歌（叫做“仇恨歌”）的新曲已经谱出，电幕上正在没完没了地播放。歌曲的旋律像野兽的吼叫，很难叫做音乐，而有点像击鼓。配着进军的步伐，由几百个男声大声合唱，听起来怪怕人的。无产者很喜欢它，在夜半的街头，同仍旧流行的《这只不过是没有希望的痴想》竞相媲美。派逊斯家的孩子用一只蜂窝和一张大便纸白天黑夜地吹奏着，使人无法忍受。温斯顿每天晚上都比以前排得更满了。派逊斯组织的志愿人员在为这条街道准备仇恨周，缝旗子、画招贴、在屋顶上竖旗杆、在街上架铁丝准备挂横幅。派逊斯吹嘘说，单单胜利大厦挂出的旗加起来就有四百米。他兴高采烈，得其所哉。天气热，再加上干体力活，使他有了借口，在晚上也穿着短裤和敞领衬衫。他同时出现在几个地方，忙碌不堪，推啊拉的，缝啊敲的，出主意想办法，用同志间劝告的口吻鼓动每个人，身上无处不散发出似乎无穷无尽的恶浊的汗臭。

伦敦到处突然出现了一幅新的招贴，没有文字说明，画的只是一个欧亚国士兵的庞大身躯，有三四米高，蒙古种的脸毫无表情，跨着大军靴向前迈步行进，腰上一挺轻机枪。你不论从哪个角度看那招贴，机枪的枪口总是对准着你，由于透视的原理，枪口很大很大。这张招贴画贴在每道墙上的每个空位上，甚至比老大哥画像的数目还要多。无产者一般不关心战争，这时却被鼓动起来，迸发出他们一时的爱国热情。好像是为了要配合流行的情绪，火箭炸死的人比平时更多了。有一枚落在斯坦普奈一家满座的电影院里，把好几百人埋在废墟下面。附近的居民都出来送殡，行列之长，数小时不断，实际上成了抗议示威。还有一枚炸弹落在一个当作游戏场的闲置空地上，有好几十个儿童被炸得血肉横飞。于是又举行了愤怒的示威，把果尔德施坦因的模拟像当众焚毁，好几百张欧亚国士兵的招贴给撕了下来一起烧掉，在一片混乱之中有一些店铺遭到洗劫；接着有谣言说，有间谍在用无线电指挥火箭的投扔，有一对老年夫妇只因为有外国血统之嫌，家屋就被纵火焚毁，两位老人活活烧死。

在却林顿先生铺子的楼上，裘莉亚和温斯顿只要有机会去，就在窗户底下的空床上并排躺着，为了图凉快，身上脱得光光的。老鼠没有再来，但在炎热中臭虫却猛增。这似乎并没有什么关系。不论是脏还是干净，这间屋子无疑是天堂。他们一到，就到处撒上黑市上买来的胡椒，脱光衣服，流着汗做爱，完了就睡一觉，醒来时臭虫又开始猖獗，聚集起来进行反攻。

在六月份里，他们一共幽会了四次，五次，六次——七次。温斯顿已没有一天到晚喝杜松子酒的习惯。他似乎已经不再有此需要。他长胖了，静脉曲张溃疡消退，只是在脚踝上方的皮肤上留下一块棕斑，他早起的咳嗽也好了。生活上的一些琐事也不再使他觉得难以忍受了，他已不再有什么冲动要向电幕做鬼脸表示厌恶，或者拉开嗓门大骂。现在他们有了一个固定的幽会地点，几乎像是自己的家，因此即使只能偶一相会，时间也才只一两个小时，但这也无所谓了。重要的是居然有旧货铺楼上那一间屋子。知道有它安然存在，也就跟到了里面差不多。这间屋子本身就自成一个天地，过去世界的一块飞地，现已绝迹的动物可以在其中迈步。温斯顿觉得，却林顿先生也是一个现已绝迹的动物。他有时在上楼的时候停下步来同却林顿先生聊一会儿。那个老头儿似乎很少外出，甚至根本不外出，此外，他也几乎没有什么顾客。他在黑暗的小店堂与甚至更小的后厨房之间，过着幽灵一般的生活，他在那间厨房里自己做饭，厨房里还有一台老掉了牙的唱机，上面安着一个大喇叭，能有机会与人说话，他似乎很高兴。他的鼻子又尖又长，戴着一副镜片很厚的眼镜，穿着一件平绒上衣，弯着背在那些不值一钱的货物之间踱来踱去，神情活像一个收藏家，不像一个旧货商。他有时会略带热情地摸摸这件破烂或者那件破烂——瓷器做的瓶塞、破鼻烟壶的釉漆盖、镀金胸针盒，里面装着几根早已夭折的婴孩的头发——从来不要求温斯顿买东西，只是请他欣赏欣赏。听他说话就像听一架老掉牙的八音盒一样。他从他的记忆中又挖掘出来一些早已为人所遗忘的歌谣片断。有一支歌是关于二十四只乌鸦的，还有一支歌是关于一头折了角的母牛的，还有一支歌是关于柯克·罗宾的惨死的。“我想你也许会觉得有兴趣，”他每次想起一个片断，就会有点不以为然地笑道。但是不管哪一支歌谣，他记得的只有一两句。

他们两个人都知道——也可以说，这个念头一直盘桓在他们的心中——现在这样的情况是不可能长久的。有时候，死亡的临近似乎比他们睡在上面的那张大床还要现实，他们就只好紧紧地搂在一起，这是一种绝望的肉欲，就像一个快死的人在临死前五分钟享受他最后一点的快感一样。但也有一些时候，他们却有不仅感到安全而且感到长远的幻觉。他们两人都感到，只要他们实际处身于那间屋子，就不会有灾难临头。要到那里去，倒是又困难又危险，但是那间屋子却是个避难所。当温斯顿凝视着那镇纸的中央的时候，他感到，要到那水晶世界里面去是办得到的，一旦到了里面，时间就能停止了。他们常常耽溺于逃避现实的白日梦。他们的运气会永远好下去，他们可以在这一辈子永远这样偷偷摸摸搞下去而不会被发觉。或者凯瑟琳会死掉，温斯顿和裘莉亚就可以想个巧妙的方法结婚。或者他们一起自杀。或者他们躲了开去，改头换面，学会无产者说话的腔调，到一家工厂去做工，在一条后街小巷里过一辈子，而不被人发觉。他们两人都知道，这都是痴人说梦。实际生活中是没有出路的。甚至那唯一切实可行的办法，即自杀，他们也无意实行。过一天算一天，过一星期算一星期，虽然没有前途，却还是尽量拖长现在的时间，这似乎是一种无法压制的本能，就像只要有空气，人肺就总要呼吸一样。

有时候他们也谈到搞实际活动来反党，但是却不知道怎样采取第一步。即使传说中的兄弟会确有其事，要参加进去还有困难。他告诉她在他和奥勃良之间存在着，或者说似乎存在着一种奇怪的亲切感。他有时就感到有这样的冲动，要到奥勃良面前去对他说自己是党的敌人，要求他的帮助。很奇怪，她并不觉得这样做太冒失。她善于从相貌上看人，温斯顿只根据眼光一闪就认为奥勃良是个可靠的人。她似乎觉得是很自然的事。此外，她也想当然地认为，大家，几乎每个人，内心里都是仇恨党的，只要安全无失，都会打破规矩的。但是她不相信有普遍的、有组织的反对派存在，或者有可能存在。她说，关于果尔德施坦因及其地下军的传说只不过是党为了它自己的目的而捏造出来的胡说八道，你不得不假装相信。在党的集会和自发的示威中，她还无数次拉开嗓门高喊要把那些她从来没有听到过而且她也一点也不相信他们犯了什么罪行的人处以死刑。在公审大会上，她参加青年团的队伍，在法庭外面从早到晚高喊“打倒卖国贼！”在两分钟仇恨中，她咒骂果尔德施坦因总抢在别人之先。但是果尔德施坦因是谁，他的主张是什么，她却一无所知。她是革命后成长的，年纪太轻，不知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思想战线上的斗争。像独立的政治运动这样的事，她是无法理解的；而且不论怎么说，党是不可战胜的。它将永远存在，永远是那个样子。你的反抗只能是暗中不服从，或者至多是孤立的暴力行为，例如杀掉某个人或者炸掉某个地方。

在某些方面她比温斯顿还精，还不易相信党的宣传。有一次谈到同欧亚国打仗时，她随口说，她认为根本没有在打仗，这叫他大吃一惊。她说，每天落在伦敦的火箭可能是大洋国政府自己发射的，“目的只是为了要吓唬人民”。这个念头他可从来没有想到过。她也使他感到有些妒意，因为她说在两分钟仇恨中她最大的困难还是要忍住不致大声笑出来。但是她对党的教导有怀疑只是在这些教导触及她自己的生活的时候。她经常是容易相信官方的无稽之谈的，那只是因为在她看来真假之间的区别关系不大。例如，她相信飞机是党发明的，这是她在上小学的时候学到的。（温斯顿记得，在他上小学的时候，那是在五十年代后期，党自称由它发明的还只有直升机；十多年以后，裘莉亚上小学时，就是飞机了；再隔一代，就会说蒸汽机也是它发明的了。）当他告诉她，在他出生之前，早在革命发生之前，就已有了飞机的存在时，她对这一事实一点也不发生兴趣。说到底，飞机究竟是谁发明的有什么关系呢？但是比较使他吃惊的却是有一次随便聊天时他发现，她不记得四年之前大洋国在同东亚国打仗，同欧亚国和平相处。不错，她认为整个战争都是假的；但显然她甚至没有注意到已经换了敌人的名字。她含糊地说，“我以为我们一直在同欧亚国打仗。”这使他感到有点吃惊。飞机的发明是在她出生以前很久的事，而战争对象的转换却才只有四年，是她早已长大成人以后的事。他同她辩论了大约有半小时，最后他终于使她记起来说，她隐约记得有一阵子敌人是东亚国而不是欧亚国。但是她认为这一问题无所谓。她不耐烦地说，“谁管它？总是不断地打仗，一个接着一个，反正你知道所有的消息都是谎话。”

有时他同她说到纪录司和他在那里干的大胆伪造的工作。她对这种事情似乎并不感到奇怪。她并没有因为一想到谎话变成了真理而感觉到脚下打开了深渊。他告诉她关于琼斯、阿朗逊、鲁瑟福的事和有一次那张意义重大的纸条滑过他的手指尖的事。但她对此并没有什么反应。说真的，一开始的时候她还无法领会这件事的意义。

“他们是你的朋友吗？”她问。

“不是，我不认识他们。他们是核心党员。而且他们的年纪比我大多了。他们是老一辈的人，革命以前的时代的人。我只认得他们的脸。”

“既然这样，那有什么可以发愁的呢？一直不断有人被杀掉，是不是？”

他要想使她明白。“这个问题不同一般。这不是谁被杀死的问题。你知道不知道，从昨天开始往回推算，所有的过去都给抹掉了？如果说有什么地方还存在过去的话，也只存在于少数几样实在的东西里，但没有文字说明，就像那块玻璃一样。关于革命和革命前的事，我们已经几乎一无所知了。每一项记录都已销毁或篡改掉了，每一本书都已改写过了，每一幅画都已重画过了，每一个塑像、街道大楼都已改了名字，每一个日期都已改动过了。而且这个过程还天天、随时随刻地在进行。历史已经停止。除了党永远是正确的无休无止的现在，任何东西都不存在。当然，过去遭到篡改，我是知道的，但我永远无法加以证明，哪怕在我进行篡改伪造的时候。这种事情做了以后，什么证据都不遗留。唯一证据存在于我的脑中，但是我一点也没有把握有任何另外一个人也有我的同样记忆。在我一辈子中就只有那一次，在事件发生了多年以后，我居然的确掌握了实际的具体证据。”

“那又有什么用？”

“那没有什么用，因为我几分钟以后就把它扔了。要是今天再发生这样的事，我就要把它留下来。”

“我可不！”裘莉亚说。“我敢冒险，但只为值得冒险的事冒险，决不会为几张旧报纸冒险。即使你留了下来，你又能拿它怎么样？”

“也许没有多大用处。但这毕竟是证据，可能在这里或者那里撒布一些怀疑的种子，那是假定我敢拿去给别人看。我认为在我们这一辈子要改变任何现状是不可能的了。但是可以想象，有时在某个地方会出现反抗的小集团，一小批人集合在一起，人数慢慢增加，甚至还留下一些痕迹，下一代的人可以接着干下去。”

“我对下一代没有兴趣，亲爱的。我只对我们自己有兴趣。”

“你只是一个腰部以下的叛逆，”他对她说。

她觉得这句话十分风趣，高兴得伸开胳膊搂住他。

她对党的理论和细枝末节毫无兴趣。他一开始谈到英社的原则、双重思想、过去的默默无声和客观现实的抹杀，或者一开始用新话的词儿，她就感到厌倦，混乱，说她从来没有注意过这种事情。大家都知道这都是废话，因此操这个心干什么？她只知道什么该高兴，什么该不高兴，这样就够了。如果他老是谈这种事情，她往往就睡着了，这个习惯真叫他没有办法。她是那样的一种人，随时随地都可以睡觉。在同她说话中，他发现假装正统而又不知正统为何意是件十分容易的事。可以说，在没有理解能力的人身上，党把它的世界观灌输给他们最为成功。最明显不过的违反现实的东西，都可以使他们相信，因为他们从来不理解，对他们的要求是何等荒唐，因为他们对社会大事不发生兴趣，从来不去注意发生了什么事情。正是由于缺乏理解，他们没有发疯。他们什么都一口吞下，吞下的东西对他们并无害处，因为没有残渣遗留，就像一颗玉米粒不加消化地通过一只鸟的体内一样。

六

这件事终于发生了。期待中的信息传了过来。他觉得他这一辈子都在等待这件事的发生。

他正走在部里大楼的长长的走廊里，快到裘莉亚上次把那纸条塞到他手中的地方，他才意识到身后跟着一个个子比他高的人。那个人，不知是谁，轻轻地咳了一声，显然是表示要说话。温斯顿猛然站住，转过身去。那人是奥勃良。

他们终于面对着面，他的唯一冲动似乎是要逃走。他的心猛跳着，说不出话来。但是奥勃良仍继续走着，一只友好的手按了一下温斯顿的胳膊，这样他们两人就并肩向前走了。他开始用他特别彬彬有礼的口气说话，这是他与大多数核心党员不同的地方。

“我一直想找个机会同你谈谈，”他说。“前不久我读到你在《泰晤士报》发表的一篇用新话写的文章。我想你对新话颇有学术上的兴趣吧？”

温斯顿已恢复了他的一部分自信。他说，“谈不上什么学术上的兴趣。我是个外行，这不是我的专业。我从来没有参加过这一语言的实际创作工作。”

“但是你的文章写得很漂亮，”奥勃良说。“这不仅是我个人的意见。我最近同你的一位朋友谈过，他肯定是个专家。我一时记不起他的名字来了。”

温斯顿的心里又是一阵难过。不可想象这不是提到赛麦。但是赛麦不仅死了，而且是给抹掉了，是个非人。提到他会有丧命的危险。奥勃良的话显然一定是个信号，一个暗号。由于两人共同参与了这个小小的思想罪行，他使他们成了同谋犯。他们原来是在走廊里慢慢地继续走着，这时奥勃良止了步。他整了一整鼻梁上的眼镜，这个姿态总使人有一种奇怪的亲切之感。接着他说：

“我其实想要说的是，我在你的文章中注意到你用了两个现在已经过时了的词儿。不过这两个词儿是最近才过时的。你有没有看过第十版的新话词典？”

“没有，”温斯顿说。“我想这还没有出版吧。我们纪录司仍在用第九版。”

“是啊，第十版要过几个月才发行。但是他们已发了几本样书。我自己就有一本。也许你有兴趣看一看？”

“很有兴趣，”温斯顿说，马上领会了这个意思。

“有些新发展是极其聪明的。减少动词数目，我想你对这点是会有兴趣的。让我想，派个通讯员把词典送给你？不过这种事情我老是容易忘了。还是你有空到我住的地方来取吧，不知你方便不方便？请等一等。我把地址写给你。”

他们正好站在一个电幕的前面。奥勃良有些心不在焉地摸一摸他的两只口袋，摸出了一本皮面的小笔记本和一支金色的墨水笔。他就在电幕下面写了地址，撕了下来，交给了温斯顿，这个地位使得在电幕另一边的人可以看到他写的是什么。

“我一般晚上都在家。”他说。“如果正好不在，我的勤务员会把词典给你的。”

说完他就走了，留下温斯顿站在那儿，手中拿着那张纸片，这次他没有必要把它藏起来了。但是他还是仔细地把上面写的地址背熟了，几个小时以后就把它同其他一大堆废纸一起扔进了忘怀洞。

他们在一起顶多只讲了两分钟的话。这件事只可能有一个含义。这样做是为了让温斯顿知道奥勃良的地址。所以有此必要是因为除了直接询问以外要知道谁住在哪里是不可能的。什么电话簿、地址录都是没有的。奥勃良对他说的就是“你如果要看我，可以到这个地方来找我。”也许那本词典里夹着一封信，藏着一句话。反正，有一点是肯定的。他所梦想的密谋确实存在，他已经碰到了它外层的边缘了。

他知道他迟早要应奥勃良的召唤而去找他。可能是明天，也可能要隔很久——他也说不定。刚才发生的事只不过是多年前已经开始的一个过程的实现而已。第一步是个秘密的不自觉的念头；第二步是开始写日记，他已经从思想进入到了语言，现在又从语言进入到了行动。最后一步则是将在友爱部里发生事情了。他已经决定接受这个结局。始即是终，终寓于始。但是这有点使人害怕；或者确切地说，这有点像预先尝一下死亡的滋味，有点像少活几天。甚至在他同奥勃良说话的时候，当所说的话的含义慢慢明显以后，他全身感到一阵发冷，打了个寒战。他有了一种踏进潮湿寒冷的坟墓的感觉，并不因为他早已一直知道坟墓就在前面等候他而感到好过些。

七

温斯顿醒来时眼里充满了泪水。裘莉亚睡意很浓地挨近他，嘴里喃喃地说着大概是“怎么回事”之类的话。

“我梦见——”他开始说道，马上又停住了。这梦境太复杂了，说不清楚。除了梦本身之外，还有与梦有关的记忆，那是在醒来以后几秒钟之内浮现在他心中的。

他闭上眼睛躺着，仍浸沉在梦境中的气氛里。这是一场光亮夺目、场面很大的梦，他的整个一生，好像夏日傍晚雨后的景色一样，展现在他的前面。这都是在那玻璃镇纸里面发生的，玻璃的表面成了苍穹，苍穹之下，什么东西都充满了柔和的清澈的光芒，一望无际。这场梦也可以由他母亲的手臂的一个动作所概括，实际上，也可以说是他母亲的手臂的一个动作所构成的。这个动作在三十年后他又在新闻片中看到了，那就是那个犹太妇女为了保护她的小孩不受子弹的扫射而做的一个动作，但是仍不能防止直升机把她们母子俩炸得粉碎。

“你知道吗，”他说，“以前我一直以为我母亲是我害死的。”

“你为什么要害死你的母亲？”裘莉亚问道，仍旧在睡梦之中。

“我没有害死她。没有在肉体上害死她。”

在梦中，他记起了他对他母亲的最后一瞥，醒来以后，围绕着这梦境的一切细微末节都涌上了心头。这个记忆他在许多年来是一直有意从他的意识中排除出去的。他已记不得确切日期了，不过这件事发生的时候他大概至少已有十岁了，也可能是十二岁。

他父亲在这以前消失了；在这以前究竟多久，他已记不得了。他只记得当时生活很不安定，朝不保夕：经常发生空袭，在地下铁道车站中躲避空袭，到处都是瓦砾，街头贴着他所看不懂的公告，穿着同样颜色衬衫的成群少年，面包房前长长的队伍，远处不断响起的机枪声，尤其是，总是吃不饱。他记得每天下午要花许多时间同其他一些孩子在垃圾桶、废物堆里捡破烂，什么菜帮子，菜叶子，土豆皮，有时甚至还有陈面包片，捡到这些，他们就小心翼翼地把炉渣扒掉；有时还在马路上等卡车开过，他们知道这些卡车有固定路线，装的是喂牛的饲料，在驶过坑坑洼洼的路面时，就会洒出一些豆饼来。

他父亲失踪的时候，他母亲并没有表示奇怪或者剧烈的悲痛，但是一下子就变了一个人。她好像精神上完全垮掉了一样。甚至连温斯顿也感到她是在等待一件必然会发生的事。一切该做的事她都照样在做——烧饭、洗衣、缝补、铺床、扫地、掸土——但是总是动作迟缓，一点多余的动作也没有，好像艺术家的人体模型自己在走动一样，这使人觉得奇怪。她的体态动人的高大身子似乎自然而然地陷于静止了。她常常一连好几小时一动不动地坐在床边，给他的小妹妹喂奶，他的小妹妹是个体弱多病、非常安静的婴儿，只有二三岁，脸上瘦得像只猴子。她偶然会把温斯顿紧紧地搂在怀里，很久很久不说话。他尽管年幼无知，只管自己，但也明白这同要发生的、但是从来没有提到的事情有关。

他记得他们住的那间屋子，黑暗湫隘，一张白床单铺盖的床占了一半的面积。屋子里有个煤气灶，一个食物柜，外面的台阶上有个棕色的陶瓷水池，是几家合用的。他记得他母亲高大的身子弯在煤气灶上搅动着锅里的什么东西。他尤其记得他老是肚子饿，吃饭的时候总要吵个不休。他常常一次又一次哼哼唧唧地问他母亲，为什么没有更多吃的，他常常向她大喊大闹（他甚至还记得他自己的嗓门，由于大喊大叫过早地变了音，有时候洪亮得有些奇怪），他也常常为了要分到他一些吃的而伪装可怜相。他母亲是很乐意多分给他一些的。她认为他是个“男孩”，分得最多是当然之理；但是不论她分给他多少，他总是嫌不够。每次吃饭时她总求他不要自私，不要忘了小妹妹有病，也需要吃的，但是没有用。她如果不给他多盛一些，他就气得大喊大叫，把锅子和勺子从她手中夺过来，或者把他妹妹盆中的东西抢过来。他也明白这么做，他母亲和妹妹得挨饿，但是他没有办法；他甚至觉得自己有权这么做。他肚中的辘辘饥肠似乎就是他的理由。两餐之间，如果他母亲防卫不严，他还常常偷吃食物柜上一点点可怜的贮藏。

有一天发了巧克力的定量供应。过去已经有好几个星期、好几个月没有发了。他还十分清楚地记得那珍贵的一点点巧克力，二两重的一块（那时候仍用磅秤），三人分。应该分成等量的三块。但是突然之间，仿佛有人在指使他似的，温斯顿听到自己声如洪钟的要求，把整块巧克力都给他。他母亲叫他别贪心。接着就是没完没了的哼哼唧唧，又是叫，又是哭，眼泪鼻涕，劝诫责骂，讨价还价。他的小妹妹双手紧抱着他母亲，活像一只小猴子，坐在那里，从他母亲的肩后望过来，眨着大眼睛悲伤地看着他。最后他母亲把那块巧克力掰了四分之三，给了温斯顿，把剩下的四分之一给了他妹妹。那小姑娘拿着巧克力，呆呆地看着，好像不知它是什么东西。温斯顿站着看了一会儿。接着他突然跃身一跳，从他妹妹手中把那块巧克力一把抢走就跑到门外去了。

“温斯顿，温斯顿！”他母亲在后面叫他。“快回来！把你妹妹的那块巧克力还给她！”

他停了下来，但没有回来。他母亲的焦虑眼光盯着他的脸。就是在这个时候，她也在想那就要发生的事，即使他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他妹妹这时意识到有东西给抢走了，软弱地哭了几声。他母亲搂紧了她，把她的脸贴在自己的胸口上。这个姿势使温斯顿意识到他妹妹快要死了。他转过身去，逃下了楼梯，巧克力捏在手中快要化了，有点粘糊糊的。

他以后没有再见到他母亲。他吃了巧克力以后，觉得有点惭愧，在街头闲荡了几个小时，饥火中烧才驱使他回家。他一回去就发现母亲不在了。那个时候，这已成了正常的现象。屋子里除了他母亲和妹妹以外，什么都不缺。他们没有拿走衣服，甚至也没有拿走他母亲的大衣。到今天他还没有把握，他母亲是不是已经死了。完全有可能，她只是给送到强迫劳动营去了。至于他妹妹，很可能像他自己一样，给送到一个孤儿院里去了，他们把它叫做保育院，这是在内战后像雨后春笋似地出现的。她也很可能跟他母亲一起去了劳动营，也很可能给丢在什么地方，无人过问就这么死了。

这个梦在他心中仍栩栩如生，特别是那个胳膊一搂的保护姿态，似乎包含了这个梦的全部意义。他又回想到两个月前的另外一个梦。他的母亲同坐在铺着白床单的床边抱着孩子一样，这次是坐在一条沉船里，掉在他的下面，逐渐往下沉，但仍从越来越发黑的海水中抬头朝他看。

他把他母亲失踪的事告诉了裘莉亚。她眼也不睁开就翻过身来，蜷缩在他怀里，睡得更舒服一些。

“你在那时候大概真是头畜生，”她含糊地说。“孩子们全是畜生。”

“是的。但是这件事的真正意义是——”

从她呼吸声听来，显然她又睡着了。他很想继续谈谈他的母亲。从他所记得的关于她的情况来看，他想她并不是个不平常的女人，更谈不上聪明。但是她有一种高贵的气派，一种纯洁的素质，这只是因为她有自己的行为标准。她有自己的爱憎，不受外界的影响。她从来没有想到过，没有效用的事就没有意义。如果你爱一个人，你就爱他，当你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给他时，你仍把你的爱给他。最后一块巧克力给抢走时，他母亲怀里抱着孩子。这没有用，改变不了任何东西，并不能变出一块巧克力来，并不能使那孩子或她自己逃脱死亡；但是她仍抱着她，似乎这是很自然的事。那条沉船上的那个逃难的女人也用她的胳膊护着她的孩子，这像一张纸一样单薄，抵御不了枪弹。可怕的是党所做的事却是使你相信，仅仅冲动，仅仅爱憎并无任何意义，但同时却又从你身上剥夺掉一切能够控制物质世界的力量。你一旦处在党的掌握之中，不论你有感觉还是没有感觉，不论你做一件事还是不做一件事，都无关重要。不论怎么样，你还是要消失的，不论是你或你的行动，都不会再有人提到。历史的潮流里已没有你的踪影。但是在两代之间的人们看来，这似乎并不是那么重要，因为他们并不想篡改历史。他们有自己的不加置疑的爱憎作为行为的准则。他们重视个人的关系。一个完全没有用处的姿态，一个拥抱，一滴眼泪，对将死的人说一句话，都有本身的价值。他突然想到，无产者仍旧是这样。他们并不忠于一个政党，或者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思想，他们却相互忠于对方。他有生以来第一次不再轻视无产者，或者只把他们看成是一种有朝一日会爆发出生命来振兴全世界的蛰伏的力量。无产者仍有人性。他们没有麻木不仁。他们仍保有原始的感情，而他自己却是需要作出有意识的努力才能重新学会这种感情。他这么想时却毫不相干地记起了几星期前他看到人行道上的一只断手，他把它踢在马路边，好像这是个白菜头一样。

“无产者是人，”他大声说。“我们不是人。”

“为什么不是？”裘莉亚说，又醒了过来。

他想了一会儿。“你有没有想到过，”他说，“我们最好是趁早从这里出去，以后不再见面？”

“想到过，亲爱的，我想到过好几次了。但是我还是不想那么做。”

“我们很幸运，”他说，“但是运气不会很长久。你还年轻。你的外表正常纯洁。如果你避开我这种人，你还可以活上五十年。”

“不，我已经想过了。不论你做什么，我都要跟着做。别灰心丧气。我要活命很有办法。”

“我们可能还可以在一起呆六个月——一年——谁知道。最后我们还是要分手的。你没有想到我们将来完全是孤独无援的？他们一旦逮住了我们，我们两个人是没有办法，真的一点也没有办法给对方帮什么忙的。如果我招供，他们就会枪毙你，如果我拒绝招供，他们也会枪毙你。不管我做什么，说什么，或者不说什么，都不会推迟你的死亡五分钟。我们不会知道对方是死是活。我们将完全束手无策。有一点是重要的，那就是我们不要出卖对方，尽管这一点也不会造成任何不同。”

“如果你说的是招供，”她说，“那我们还是要招供的。人人都总是招供的。你没有办法。他们拷打你。”

“我不是说招供。招供不是出卖。无论你说的或做的是什么都无所谓。有所谓的是感情。如果他们能使我不再爱你——那才是真正的出卖。”

她想了一会儿。“这他们做不到，”她最后说。“这是他们唯一做不到的事。不论他们可以使你说些什么话，但是他们不能使你相信这些话。他们不能钻到你肚子里去。”

“不能，”他比较有点希望地说，“不能；这话不错。他们不能钻到你肚子里去。如果你感到保持人性是值得的，即使这不能有任何结果，你也已经打败了他们。”

他想到通宵不眠进行窃听的电幕。他们可以日以继夜地侦察你，但是如果你能保持头脑清醒，你仍能胜过他们。他们尽管聪明，但仍无法掌握怎样探知别人脑袋里怎样在想的办法。但当你落在他们手中时也许不是这样。友爱部里的情况究竟如何，谁也不知道，但不妨可以猜一猜：拷打、麻醉药、测量你神经反应的精密仪器。不给你睡觉和关单独禁闭造成你精神崩溃、不断的讯问。无论如何，事实是保不了密的。他们可以通过讯问，可以通过拷打弄清楚。但是如果目标不是活命而是保持人性，那最终有什么不同呢？他们不能改变你的爱憎，而且即使你要改变，你自己也无法改变。他们可以把你所做的，或者说的，或者想的都事无巨细地暴露无遗，但是你的内心仍是攻不破的，你的内心的活动甚至对你自己来说也是神秘的。

八

他们来了，他们终于来了！

他们站着的那间屋子是长方形的，灯光柔和。电幕的声音放得很低，只是一阵低声细语。厚厚的深蓝色地毯，踩上去使你觉得好像是踩在天鹅绒上。在屋子的那一头，奥勃良坐在一张桌边，桌上有一盏绿灯罩的台灯，他的两边都有一大堆文件。仆人把裘莉亚和温斯顿带进来的时候，他连头也不抬。

温斯顿的心房跳得厉害，使他担心说不出话来。他心里想的只有一句话：他们来了，他们终于来了。到这里来，本身就是一件冒失的事，两人一起来就更是纯粹的胡闹。不错，他们是走不同的路线来的，只是到了奥勃良家的门口才碰头。但是，光是走进这样一个地方就需要鼓起勇气。只有在极偶然的情况下，你才有机会见到核心党员住宅里面是什么样子，或者有机会走进到他们的住宅区来。什么东西都令人望而生畏——公寓大楼的整个气氛就不一样，什么东西都十分华丽，什么地方都十分宽敞，讲究的食品和优质的烟草发出没有闻惯的香味，电梯升降悄然无声，快得令人难以置信，穿着白上衣的仆人来回忙碌着。他到这里来虽然有很好的借口，但是每走一步总是担心半路上会突然杀出一个穿黑制服的警卫来，要查看他的证件，把他撵走。但是，奥勃良的仆人二话不说，让他们两人进来。他是个小个子，长着黑头发，穿着一件白上衣，脸型像块钻石，完全没有表情，很可能是个中国人的脸。他带他们走过一条过道，地上铺着柔软的地毯，墙上糊着奶油色的墙纸，嵌壁漆成白色，一切都是一尘不染，十分清洁。这也使人望而生畏。温斯顿还记不起曾经在什么地方看到过有一条过道的墙上不是由于人体的接触而弄得污黑的。

奥勃良手里捏着一张纸条，似乎在专心阅读。他的粗眉大眼的脸低俯着，使你可以看清他的鼻子的轮廓，样子可怕，又很聪明。他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大约有二十秒钟。然后他拉过听写器来，用各部常用的混合行话，发了一个通知：

“一逗号五逗号七等项完全批准句点六项所含建议加倍荒谬接近罪想取消句点取得机器行政费用充分估计前不进行建筑句点通知完。”

他慢吞吞地从椅子上欠身站了起来，走过无声的地毯，向他们这边过来。说完了那些新话，他的官架子似乎放下了一点，但是他的神情比平时严肃，好像因为有人来打扰他而很不高兴。温斯顿本来已经感到恐惧，这时却突然又掺杂了一般的不好意思的心情。他觉得很有可能，自己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他真的有什么证据可以确定奥勃良是个政治密谋家呢？只不过是眼光一闪，一句模棱两可的话，除此之外，只有他自己秘密幻想，那是完全建筑在睡梦上的。他甚至不能退而依靠他是来借那本词典的那个借口了，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就无法解释裘莉亚的在场。奥勃良走过电幕旁边，临时想到了一个念头，就停了下来，转过身去，在墙上按了一下按钮。啪的一声，电幕上的说话声中断了。

裘莉亚轻轻惊叫了一声，即使在心情慌乱中，温斯顿也惊异得忍不住要说：

“原来你可以把它关掉！”

“是的，”奥勃良说，“我们可以把它关掉。我们有这个特权。”

他这时站在他们前面。他的魁梧的身材在他们两人面前居高临下，他脸上的表情仍旧使人捉摸不透。他有点严峻地等待着温斯顿开腔，可是等他说什么？就是现在也可以想象，他是个忙人，有人来打扰他，心里感到很恼火。没有人说话。电幕关掉后，屋子里像死一般的静寂。时间滴答地过去，压力很大。温斯顿仍旧凝视着奥勃良的眼睛，但是感到很困难。接着那张严峻的脸突然露出了可以说是一丝笑容。奥勃良用他习惯的动作，端正一下他鼻梁上的眼镜。

“我来说，还是你来说？”他问道。

“我来说吧，”温斯顿马上说。“那玩意儿真的关掉了？”

“是的，什么都关掉了。这里就只有我们自己。”

“我们到这里来，因为——”

他停了下来，第一次发现自己的动机不明。由于他实际上并不知道他能从奥勃良那儿指望得到什么帮助，因此要说清楚他为什么到这里来，很不容易。他尽管意识到他说的话听起来一定很软弱空洞，还是继续说道：

“我们相信一定有种密谋，有种秘密组织在进行反对党的活动，而你是参加的。我们也想参加，为它工作。我们是党的敌人。我们不相信英社原则。我们是思想犯。我们也是通奸犯。我这样告诉你是因为我们完全相信你，把我们的命运交给你摆布。如果你还要我们用其他方式表明我们自己，我们也愿意。”

他觉得后面门已开了。就停了下来，回头一看，果然不错，那个个子矮小、脸色发黄的仆人没有敲门就进来了。温斯顿看到他手中端着一只盘子，上面有酒瓶和玻璃杯。

“马丁是咱们的人，”奥勃良不露声色地说。“马丁，把酒端到这边来吧。放在圆桌上，椅子够吗？那么咱们不妨坐下来，舒舒服服地谈一谈。马丁，你也拉把椅子过来。这是谈正经的。你暂停十分钟当仆人吧。”

那个小个子坐了下来，十分自在，但仍有一种仆人的神态，一个享受特权的贴身仆人的神态。温斯顿从眼角望去，觉得这个人一辈子就在扮演一个角色，意识到哪怕暂且停止不演这种角色也是危险的。奥勃良把酒瓶拿了过来，在玻璃杯中倒了一种深红色的液体。这使温斯顿模糊地想起很久很久以前在墙上或者广告牌上看到过的什么东西——用电灯泡组成的一只大酒瓶，瓶口能上下移动，把瓶里的酒倒到杯子里。从上面看下去，那酒几乎是黑色的，但在酒瓶里却亮晶晶地像红宝石。它有一种又酸又甜的气味。他看见裘莉亚毫不掩饰她的好奇，端起杯子送到鼻尖闻。

“这叫葡萄酒，”奥勃良微笑道。“没有问题，你们在书上一定读到过。不过，没有多少卖给外围党的人。”他的脸又严肃起来，他举起杯。“我想应该先喝杯酒祝大家健康。为我们的领袖爱麦虞埃尔·果尔德施坦因干杯。”

温斯顿很热心地举起了酒杯。葡萄酒是他从书本子上读到过，很想尝一下的东西，又像玻璃镇纸或者却林顿先生记不清的童谣一样，属于已经消失的、罗曼蒂克的过去，他私下里喜欢把这过去叫做老时光。不知为什么缘故，他一直认为葡萄酒味道极甜，像黑莓果酱的味道，而且能马上使人喝醉。实际上，等到他真的一饮而尽时，这玩意儿却很使人失望。原来他喝了多年的杜松子酒，已喝不惯葡萄酒了。他放下空酒杯。

“那么真的有果尔德施坦因这样一个人？”他问道。

“是啊，有这样一个人，他还活着。至于在哪里，我就不知道了。”

“那么那个密谋——那个组织？这是真的吗？不是秘密警察的捏造吧？”

“不是，这是真的。我们管它叫兄弟会。除了它确实存在，你们是它的会员以外，你们就别想知道别的了。关于这一点，我等会儿再说。”他看了一眼手表。“哪怕是核心党里的人，把电幕关掉半个小时以上也是不恰当的。你们不应该一起来，走时得分开走。你，同志——”他对裘莉亚点一点头，“先走。我们大约有二十分钟的时间可以利用。我首先得向你们提一些问题，这你们想必是能理解的。总的来说，你们打算干什么？”

“凡是我们能够干的事，”温斯顿说。

奥勃良坐在椅上略为侧过身来，可以对着温斯顿。他几乎把裘莉亚撇开在一边不顾了，大概是视为当然地认为，温斯顿可以代表她说话。他的眼皮低垂了一下。他开始用没有感情的声音轻轻地提出他的问题，好像是例行公事一般，大多数问题的答案他心中早已有数了。

“你们准备献出生命吗？”

“是的。”

“你们准备杀人吗？”

“是的。”

“你们准备从事破坏活动，可能造成千百个无辜百姓的死亡吗？”

“是的。”

“你们准备把祖国出卖给外国吗？”

“是的。”

“你们准备欺骗、伪造、讹诈、腐蚀儿童心灵、贩卖成瘾毒品、鼓励卖淫、传染花柳病——凡是能够引起腐化堕落和削弱党的力量的事都准备做吗？”

“是的。”

“比如，如果把硝镪水撒在一个孩子的脸上能够促进我们的事业，你们准备这么做吗？”

“是的。”

“你们准备隐姓埋名，一辈子改行去做服务员或码头工人吗？”

“是的。”

“如果我们要你们自杀，你们准备自杀吗？”

“是的。”

“你们两个人准备自愿分手，从此不再见面吗？”

“不！”裘莉亚插进来叫道。

温斯顿觉得半晌说不出话来。他有一阵子仿佛连说话的功能也被剥夺了。他的舌头在动，但是出不来声，嘴形刚形成要发一个字的第一个音节，出来的却是另外一个字的第一个音节，这样反复了几次。最后他说的话，他也不知道怎么说出来的。他终于说，“不。”

“你这么告诉我很好，”奥勃良说。“我们必须掌握一切。”

他转过来又对裘莉亚说，声音里似乎多了一些感情。

“你要明白，即使他侥幸不死，也可能是另外一个人了。我们可能使他成为另外一个人。他的脸，他的举止，他的手的形状，他的头发的颜色，甚至他的声音也会变了。你自己也可能成为另外一个人。我们的外科医生能够把人变样，再也认不出来。有时这是必要的。有时我们甚至要锯肢。”

温斯顿忍不住要偷看一眼马丁的蒙古人种的脸。他看不到有什么疤痕，裘莉亚脸色有点发白，因此雀斑就露了出来，但是她大胆面对着奥勃良。她喃喃地说了句什么话，好像是表示同意。

“很好。那么就这样说定了。”

桌子上有一只银盒子装着香烟，奥勃良心不在焉地把香烟盒朝他们一推，自己取了一支，然后站了起来，开始慢慢地来回踱步，好像他站着可以更容易思考一些。香烟很高级，烟草包装得很好，扎扎实实的，烟纸光滑，很少见到。奥勃良又看一眼手表。

“马丁，你可以回到厨房去了，”他说。“一刻钟之内我就打开电幕。你走以前好好看一眼这两位同志的脸。你以后还要见到他们。我却不会见到他们了。”

就像在大门口时那样，那个小个子的黑色眼睛在他们脸上看了一眼。他的态度里一点也没有善意的痕迹。他是在记忆他们的外表，但是他对他们并无兴趣，至少表面上没有兴趣。温斯顿忽然想到，也许人造的脸是不可能变换表情的。马丁一言不发，也没有打什么招呼，就走了出去，悄悄地随手关上了门。奥勃良来回踱着步，一只手插在黑制服的口袋里，一只手夹着香烟。

“你们知道，”他说，“你们要在黑暗里战斗。你们永远是在黑暗之中。你们会接到命令，要坚决执行，但不知道为什么要发这样的命令。我以后会给你们一本书，你们就会从中了解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社会的真正性质，还有摧毁这个社会的战略。你们读了这本书以后，就成了兄弟会的正式会员。但是除了我们为之奋斗的总目标和当前的具体任务之外，其他什么也不会让你们知道的。我可以告诉你们兄弟会是存在的，但是我不能告诉你们它有多少会员，到底是一百个，还是一千万。从你们切身经验来说，你们永远连十来个会员也不认识。你们会有三、四个联系，过一阵子就换人，原来的人就消失了。由于这是你们第一个联系，以后就保存下来。你们接到的命令都是我发出的。如果我们有必要找你们，就通过马丁。你们最后被逮到时，总会招供。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你们除了自己干的事以外，没有什么可以招供。你们至多只能出卖少数几个不重要的人物。也许你们甚至连我也不能出卖。到时候我可能已经死了，或者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换了另外一张脸。”

他继续在柔软的地毯上来回走动。尽管他身材魁梧，但他的动作却特别优雅。甚至在把手插进口袋或者捏着一支香烟这样的动作中也可以表示出来。他给人一种颇有自信，很体谅别人的印象，甚至超过有力量的印象，但这种体谅带着讥讽的色彩。他不论如何认真，都没有那种狂热分子才有的专心致志的劲头。他谈到杀人、自杀、花柳病、断肢、换脸型的时候，隐隐有一种揶揄的神情。“这是不可避免的，”他的声音似乎在说，“这是我们必须毫不犹豫地该做的事。但是等到生活值得我们好好过时，我们就不干这种事了。”温斯顿对奥勃良产生了一种钦佩，甚至崇拜的心情。他一时忘记了果尔德施坦因的阴影。你看一眼奥勃良的结实的肩膀，粗眉大眼的脸，这么丑陋，但是又这么文雅，你就不可能认为他是可以打败的。没有什么谋略是他所不能对付的，没有什么危险是他所没有预见到的。甚至裘莉亚似乎也很受感染。她听得入了迷，连香烟在手中熄灭了也不知道。奥勃良继续说：

“你们会听到关于存在兄弟会的传说。没有疑问，你们已经形成了自己对它的形象。你们大概想象它是一个庞大的密谋分子地下网，在地下室里秘密开会，在墙上刷标语，用暗号或手部的特殊动作互相打招呼。没有这回事。兄弟会的会员没有办法认识对方，任何一个会员所认识的其他会员，人数不可能超过寥寥几个。就是果尔德施坦因本人，如果落入思想警察之手，也不能向他们提供全部会员名单，或者提供可以使他们获得全部名单的情报。没有这种名单。兄弟会所以不能消灭掉就是因为它不是一般观念中的那种组织。把它团结在一起的，只不过是一个不可摧毁的思想。除了这个思想之外，你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作你们的依靠。你们得不到同志之谊，得不到鼓励。你们最后被逮住时，也得不到援助。我们从来不援助会员。至多，绝对需要灭口时，我们有时会把一片剃须刀片偷偷地送到牢房里去。你们得习惯于在没有成果、没有希望的情况下生活下去。你们工作一阵子以后，就会被逮住，就会招供，就会死掉。这是你们能看到的唯一结果。在我们这一辈子里，不可能发生什么看得见的变化。我们是死者。我们的唯一真正的生命在于将来。我们将是作为一抔黄土，几根枯骨参加将来的生活。但是这将来距现在多远，谁也不知道。可能是一千年。目前除了把神志清醒的人的范围一点一滴地加以扩大以外，别的事情都是不可能的。我们不能采取集体行动。我们只能把我们的思想通过个人传播开去，通过一代传一代地传下去。在思想警察面前，没有别的办法。”

他停了下来，第三次看手表。

“同志，该是你走的时候了。”他对裘莉亚说。“等一等，酒瓶里还有半瓶酒。”

他斟满了三个酒杯，然后举起了自己的一杯酒。

“这次为什么干杯呢？”他说，仍隐隐带着一点嘲讽的口气。“为思想警察的混乱？为老大哥的死掉？为人类？为将来？”

“为过去，”温斯顿说。

“过去更重要。”奥勃良神情严肃地表示同意。他们喝干了酒，裘莉亚就站了起来要走。奥勃良从柜子顶上的一只小盒子里取出一片白色的药片，叫她衔在舌上。他说，出去千万不要给人闻出酒味：电梯服务员很注意别人的动静。她走后一关上门，他就似乎忘掉她的存在了。他又来回走了一两步，然后停了下来。

“有些细节问题要解决，”他说。“我想你大概有个藏身的地方吧？”

温斯顿介绍了却林顿先生铺子楼上的那间房子。

“目前这可以凑合。以后我们再给你安排别的地方。藏身的地方必须经常更换。同时我会把那书送一本给你——”温斯顿注意到，甚至奥勃良在提到这本书的时候，也似乎是用着重的口气说的——“你知道，是果尔德施坦因的书，尽快给你。不过我可能要过好几天才能弄到一本。你可以想象，现有的书不多。思想警察到处搜查销毁，使你来不及出版。不过这没有什么关系。这本书是销毁不了的。即使最后一本也给抄走了，我们也能几乎逐字逐句地再印行。你上班去的时候带不带公文包？”他又问。

“一般是带的。”

“什么样子？”

“黑色，很旧。有两条搭扣带。”

“黑色，很旧，两条搭扣带——好吧。不久有一天——我不能说定哪一天——你早上的工作中会有一个通知印错了一个字，你得要求重发。第二天你上班时别带公文包。那天路上有人会拍拍你的肩膀说，‘同志，你把公文包丢了。’他给你的公文包中就有一本果尔德施坦因的书。你得在十四天内归还。”

他们沉默不语一会儿。

“还有几分钟你就须要走了，”奥勃良说，“我们以后再见——要是有机会再见的话——”

温斯顿抬头看他。“在没有黑暗的地方？”他迟疑地问。

奥勃良点点头，并没有表示惊异。“在没有黑暗的地方，”他说，好像他知道这句话指的是什么。“同时，你在走以前还有什么话要想说吗？什么信？什么问题？”

温斯顿想了一想，他似乎没有什么问题再要问了；他更没有想说些一般好听的话。他心中想到的，不是同奥勃良或兄弟会直接有关的事情，却是他母亲临死前几天的那间黑暗的卧室、却林顿先生铺子楼上的小屋、玻璃镇纸、花梨木镜框中那幅蚀刻钢版画这一切混合起来的图像。他几乎随口说：

“你以前听到过一首老歌谣吗，开头一句是‘圣克利门特教堂的钟声说，橘子和柠檬。’”

奥勃良又点一点头。他带着一本正经、彬彬有礼的样子，唱完了这四句歌词：

圣克利门特教堂的钟声说，橘子和柠檬，

圣马丁教堂的钟声说，你欠我三个铜板，

老巴莱教堂的钟声说，你什么时候归还？

肖尔迪区教堂的钟声说，等我发了财。

“你知道最后一句歌词！”温斯顿说。

“是的，我知道最后一句歌词。我想现在你得走了。不过等一等。你最好也含一片药。”

温斯顿站起来时，奥勃良伸出了手。他紧紧一握，把温斯顿手掌的骨头几乎都要捏碎了。温斯顿走到门口回过头来，但是奥勃良似乎已经开始把他忘掉了。他把手放在电幕开关上等他走。温斯顿可以看到他身后写字桌上绿灯罩的台灯、听写器、堆满了文件的铁丝框。这件事情已经结束了。他心里想，在六十秒钟之内，奥勃良就已回去做他暂时中断的为党做的重要工作。

九

温斯顿累得人都快成冻胶了。“冻胶”，是个很确切的字眼。它是自动在他脑海中出现的。他的身体不但像冻胶那么软，而且像冻胶那么半透明。他觉得要是举起手来，他就可以看透另一面的光。大量的工作把他全身的血液和淋巴液都挤干了，只剩下神经、骨骼、皮肤所组成的脆弱架子。所有的知觉都很敏感。穿上制服，肩膀感到重压；走在路上，脚底感到酸痛；甚至手掌的一张一合也造成关节咯咯的响。

他在五天之内工作了九十多个小时。部里的人都是如此。现在工作已经结束，到明天早上以前，他几乎无事可做，任何党的工作都没有。他可以在那个秘密的幽会地方呆六个小时，然后回自己家中的床上睡九个小时。在下午温煦的阳光照沐下，他沿着一条肮脏的街道，朝着却林顿先生的铺子慢慢地走去，一边留神注意着有没有巡逻队，一边又毫无理由地认为这天下午不会有人来打扰他。他的公文包沉甸甸的，每走一步就碰一下他的膝盖，使他的大腿的皮肤感到上下一阵发麻。公文包里放着那本书，他到手已有六天了，可是还没有打开来过，甚至连看一眼也没有看过。

仇恨周已进行了六天，在这六天里，天天是游行、演讲、呼喊、歌唱、旗帜、标语、电影、蜡像、敲鼓、吹号、齐步前进、坦克咯咯、飞机轰鸣、炮声隆隆。在这六天里，群众的情绪激动得到了最高峰。大家对欧亚国的仇恨沸腾得到了发狂的程度，要是在那最后一天要公开绞死的二千名欧亚国战俘落入群众之手的话，他们毫无疑问地会被撕成粉碎。就在这个时候忽然宣布，大洋国并没有在同欧亚国作战。大洋国是在同东亚国作战。欧亚国是个盟国。

当然，没有人承认发生过什么变化。只不过是极其突然地，一下子到处都让人知道了：敌人是东亚国，不是欧亚国。温斯顿当时正在伦敦的一个市中心广场参加示威。时间是在夜里，人们的苍白的脸和鲜红的旗帜都沐浴在强烈的泛光灯灯光里。广场里挤满了好几千人，其中有一批大约一千名学童，穿着少年侦察队的制服，集中在一起。在用红布装饰的台上，一个核心党的党员在发表演讲，他是个瘦小的人，胳臂却长得出奇，与身材不合比例，光秃的大脑袋上只有少数几绺头发。他是个像神话中的小妖精式的人物，满腔仇恨，一手抓着话筒，一手张牙舞爪地在头顶上挥舞，这只手长在瘦瘦的胳臂上，显得特别粗大。他的讲话声音从扩大器中传出来，特别洪亮刺耳，没完没了地列举一些暴行、屠杀、驱逐、抢劫、强奸、虐待俘虏、轰炸平民、撒谎宣传、无端侵略、撕毁条约的罪状。听了以后无法不相信他，也无法不感到愤怒。隔几分钟，群众的情绪就激愤起来，讲话人的声音就被淹没在好几千人不可控制地提高嗓门喊出来的野兽般咆哮之中。最野蛮的喊叫声来自那些学童。那人大约已经讲了有二十分钟的时候，有一个通讯员急急忙忙地走上了讲台，把一张纸递到讲话人的手里。他打开那张纸，一边继续讲话，一边看了那张纸。他的声音和态度都一点也没有变，他讲话的内容也一点没有变，但是突然之间，名字却变了。不需要说什么话，群众都明白了，好像一阵浪潮翻过去似的。大洋国是在同东亚国打仗！接着就发生了一场大混乱。广场上挂的旗帜、招贴都错了！其中一半所画的脸就不对。这是破坏！这是果尔德施坦因的特务搞的！于是大家乱哄哄地把招贴从墙上揭下来，把旗帜撕得粉碎，踩在脚下。少年侦察队的表现特别精彩，他们爬上了屋顶，把挂在烟囱上的横幅剪断。不过在两三分钟之内，这一切就都结束了。讲话的人仍抓着话筒，向前耸着肩膀，另外一只手在头上挥舞，继续讲话。再过一分钟，群众中又爆发出一阵愤怒的吼声。仇恨继续进行，一如既往，只是已换了对象。

温斯顿后来回顾起来感到印象深刻的是，那个讲话的人居然是在一句话讲到一半的时候转换对象的，不仅没有停顿一下，甚至连句子结构都没有打乱。不过当时有另外的事情分了他的心。那是发生在揭招贴的混乱的时候，有一个人连长得怎么样他也没有瞧清，拍拍他的肩膀说，“对不起，你大概把你的公文包丢了。”他二话不说，心不在焉地把公文包接了过来。他知道要过好几天才有机会看公文包里的东西。示威一结束，他就回到真理部里，尽管已经快二十三点了。部里的全体工作人员也都已回来。电幕上已经发出指示，要他们回到工作岗位，不过完全没有必要发这指示。

大洋国在同东亚国作战：大洋国一向是在同东亚国作战。五年来的政治文籍现在有一大部分完全要作废了。各种各样的报告、记录、报纸、书籍、小册子、电影、录音带、照片——这一切都得以闪电速度加以改正。虽然没有发出明确指示，不过大家都知道，纪录司的首长要在一个星期之内做到任何地方都没有留下曾经提到与欧亚国打过仗，同东亚国结过盟的材料。工作量吓人，尤其是因为这件事不能明说。纪录司人人都一天工作十八小时，分两次睡觉，一次睡三小时。地下室里搬来了床垫，在走廊里到处都铺开了。吃饭由食堂服务员用小车推来，吃的是夹肉面包和胜利牌咖啡。温斯顿每次停下工作去睡一小时，总尽量把桌面上的工作处理干净，但每次他睡眼惺忪、腰酸背痛地回来时，桌上又是文件山积，几乎把听写器也掩没了，还掉落在地上，因此第一件事就是把它们好歹整理一下，好腾出地方来工作。最糟糕的是，这项工作一点也不是纯粹机械性的。尽管在大多数的情况下，这不过是更换一下名字，但是一些详细的报道就需要你十分仔细，需要你发挥想象力。为了要把战争从世界上的这一地区挪到另外一个地区，你所需要的地理知识也很惊人。

到第三天，他的眼睛痛得无法忍受，每隔几分钟就需要把眼镜擦一擦。这好像是在努力完成一项繁重的体力工作，你有权利拒绝不干，但又急于想完成，这种心情甚至是有点神经质的。如果他有时间来记的话，对于他在听写器上说的每一句话，他的墨水铅笔的每一笔勾画都是蓄意说谎这一点，他并不感到不安。他像司里的每一个人一样，竭力想把谎话圆得很完美。到第六天早晨，纸条慢慢地减少了。有半小时之久，气力传送管里没有送东西出来。后来又送来一条，接着就没有了。几乎在同一时候，到处工作都搞完了。整个司里的人都深深地——也是暗地里——松了一口气。完成了一项伟大的任务，但是谁也不会提到这件事。现在无论哪一个人都无法用文件来证明曾经同欧亚国打过仗。到十二点钟的时候突然宣布全部工作人员放假到明天早晨。温斯顿在工作的时候，把那装着那本书的公文包放在两只脚之间，睡觉的时候放在枕头下，这时就提着它回了家，刮了胡子，洗了一个澡，尽管水不热，几乎一边洗一边就在澡盆里睡着了。

他爬上却林顿先生铺子的楼梯时，全身关节咯咯作响。他很疲倦，但是已没有睡意。他打开窗户，点燃了肮脏的小煤油炉，放了一壶水在上面准备烧咖啡。裘莉亚马上就来；同时还有那本书。他在那张邋遢的沙发上坐下来，把公文包的搭扣带松开。

这是一本黑面厚书，自己装订的，封面上没有书名或作者名字。印刷的字体也有点不规则。书页边上都有点揉烂了，很容易掉页，看来这本书已转了好几个人之手。书名扉页上印的是：

寡头政治集体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爱麦虞埃尔·果尔德施坦因著

〔温斯顿开始阅读。〕

第一章

无知即力量

有史以来，大概自从新石器时代结束以来，世上就有三种人，即上等人、中等人、下等人。他们又再进一步分为好几种，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名字，他们的相对人数和他们的相互态度因时代而异；但是社会的基本结构不变。即使在发生了大动荡和似乎无法挽回的变化以后，总又恢复原来的格局，好像陀螺仪总会恢复平衡一样，不管你把它朝哪个方向推着转。这三种人的目标是完全不可调和的……

温斯顿停了下来，主要是为了要享受一下这样的感觉：他是在舒服和安全的环境中读书。他独处一室，没有电幕，隔墙无耳，不需要神经紧张地张望一下背后有没有人在偷看，或者急于用手把书掩上。夏天的甜蜜空气吻着他的双颊。远处不知什么地方传来了孩子们的隐隐约约的叫喊声。屋子里面，除了时钟滴答之外，寂然无声。他在沙发上再躺下一些，把脚搁在壁炉挡架上。这真是神仙般的生活，但愿能永生永世地过下去。在你搞到一本你知道最后总要一读再读的书的时候，你往往会无目的地翻开到一个地方，随便读一段；他现在也是这样，翻开的地方正好是第三章。于是他又读了下去：

第三章

战争即和平

世界分成三大超级国家是一件在二十世纪中叶前即可预料到的事情。俄国并吞了欧洲，美国并吞了英帝国以后。目前的三大强国就有了两个开始有效的存在：欧亚国和大洋国。第三个东亚国是在又经过十年混战以后出现的。这三个超级大国的边界，有些地方是任意划定的，另外一些地方视战争的一时胜负而有变化，但是总的来说，按地理界线而划分。欧亚国占欧亚大陆的整个北部，从葡萄牙到白令海峡。大洋国占南北美，大西洋各岛屿，包括英伦三岛，澳大利亚和非洲南部。东亚国较其他两国为小，占中国和中国以南诸国以及日本各岛和满洲、蒙古、西藏大部，但经常有变化，其西部边界不甚明确。

这三个超级国家永远是拉一个打一个，与这个结盟，与那个交战，过去二十五年以来一直如此。但是战争已不再像二十世纪初期几十年那种的你死我活的毁灭性斗争，而是交战双方之间的目标有限的交锋，因为双方都没有能力打败对方，也没有打仗的物质原因，更没有任何真正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这并不是说，不论战争方式也好，对战争的态度也好，已不是那么残酷，或者比较侠义一些了。不是那样。相反，在所有三国之中，战争歇斯底里是长期持续、普遍存在的，像强奸、抢劫、杀戮儿童、奴役人民、对战俘进行报复，甚至烧死活埋，这样的事情都被视为家常便饭，若是我方而不是敌方所为，则更被认为为国尽忠，为民立功。但在实际上，战争影响所及只有少量的人，大多是有高度训练的专家，相对地来说，造成的伤亡较少。若有战争发生，一般都在遥远的边界，确切的地点一般人只能猜测而已，或者在守卫海道战略要冲的水上浮动堡垒附近。在文明的中心，战争的意义不过是消费品长期发生短缺，偶尔掉下一颗火箭弹，造成几十人死亡，如此而已。事实上，战争已经改变了性质。确切地说，进行战争的原因的重要性次序已经改变。有些战争动机在二十世纪初期的几次大战中已经存在，只是程度较小，如今却占了支配的地位，得到有意识的承认和实行。

要了解目前的战争——尽管每隔几年友敌关系总要发生变化，但战争还是那场战争——的性质，我们首先必须认识到，这场战争是打不出一个结局来的。三个超级国家中的任何一国都不可能被任何两国的联盟所绝对打败。它们都势均力敌，天堑一般的防御条件不可逾越。欧亚国的屏障是大片陆地，大洋国是大西洋和太平洋，东亚国是居民的多产勤劳。其次，从物质意义上来说，已不再有打仗的动机。由于建立了自给自足的经济，生产与消费互相配合，争夺市场原来是以前战争的主要原因，现在已告结束，争夺原料也不再是生死攸关的事。反正这三个超级国家幅员都很广大，凡是所需资源几乎都可以在本国疆界之内获得。如果战争还有什么直接经济目的的话，那就是争夺劳动力了。在三个超级国家之间，大体上有一块四方形的地区，以丹吉尔、布拉柴维尔、达尔文港和香港为四个角，在这个地区里人口占全世界大约五分之一，这个地区从来没有长期属于任何一国。就是为了争夺这人口稠密的地区和北极的冰雪地带，三个大国不断地在角逐。实际上从来没有一个大国曾经控制过这个争夺地区的全部。其中部分地区曾经不断易手，所以造成友敌关系不断的改变，就是因为这样就有机会可以靠突然叛卖而争夺到一块地方。

这些争夺地区都有宝贵的矿藏，其中有些地方还生产重要的植物产品，例如橡胶，这在寒冷地带必须用成本较大的方法来人工合成。但是主要是这些地方有无穷无尽的廉价劳动力储备。不论哪一大国控制了赤道非洲，或者中东国家，或者南印度或者印度尼西亚群岛，手头也就掌握了几十亿报酬低廉、工作辛苦的苦力。这些地区的居民多多少少已经毫不掩饰地沦为奴隶，不断地在征服者中间换手，当作煤或石油一样使用，为的是要生产更多的军备，占领更多的领土，控制更多的劳动力，再生产更多的军备，占领更多的领土，控制更多的劳动力，如此周而复始，一而再再而三地继续下去，永无休止。应该指出，战争从来没有真正超出争夺地区的边缘。欧亚国的边界在刚果河盆地与地中海北岸之间伸缩，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岛屿则不断被大洋国或东亚国轮流占领。在蒙古，欧亚国和东亚国的分界线从来没有稳定过。在北极周围，三大国都声称拥有广大领土，实际上这些地方都杳无人烟，未经勘探。不过力量对比却一直总保持大致上的平衡，每个超级国家的心脏地带一直总没有被侵犯过。此外，赤道一带被剥削人民的劳动力，对于世界经济来说，并非真正不可或缺。他们对世界财富并不增添什么，因为不论他们生产什么东西，都用于战争目的，而进行战争的目的总是争取能够处在一个较有利的地位以便进行另一场战争。这些奴隶人口的劳动力可以增快那场延续不断的战争的速率。但如果没有他们的存在，世界社会的结构，以及维持这种结构的方法，基本上不会有什么不同。

现代战争的重要目的（按照双重思想的原则，核心党里的指导智囊是既承认又不承认的）是尽量用完机器的产品而不提高一般的生活水平。自从十九世纪末叶以来，工业社会中就潜伏着如何处理剩余消费品的问题。在目前，很少人连饭也吃不饱，这个问题显然并不迫切，即使没有人为的破坏在进行，这个问题可能也不会迫切。今天的世界同一九一四年以前相比，是个贫瘠的、饥饿的、破败的地方，如果同那个时代的人所展望的未来世界相比，更其是如此。在二十世纪初期，凡是有文化的人的心目中，几乎莫不认为未来社会令人难以相信的富裕、悠闲，秩序井然、效率很高——这是一个由玻璃、钢筋、洁白的混凝土构成的晶莹夺目的世界。科学技术当时正在神速发展，一般人很自然地认为以后也会这样继续发展下去。但是后来却没有如此，一部分原因是长期不断的战争造成了贫困，一部分原因是科学技术的进步要依靠根据经验的思维习惯，而在一个严格管制的社会里，这种习惯是不能存在的。总的来说，今天的世界比五十年前原始。有些落后地区固然有了进步，不少技术——多少总是与战争和警察侦探活动有关——有了发展，但大部分试验和发明都停顿下来，五十年代原子战争所造成的破坏从来没有完全复原。尽管如此，机器所固有的危险仍旧存在。从机器问世之日起，凡是有识之士无不清楚，人类就不再需要从事辛劳的体力劳动了，因而在很大程度上也不再需要人与人之间保持不平等了。如果当初有意识地把机器用于这个目的，什么饥饿、过度的劳动、污秽、文盲、疾病都可以在几代之内一扫而空。事实上，在十九世纪末叶和二十世纪初叶相交之间的大约五十年里，机器虽然没有用于这样的目的，但是由于某种自动的过程，所生产的财富有时候不得不分配掉，客观上确实大大地提高了一般人的生活水平。

但同样清楚的是，财富的全面增长有毁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的确是毁灭——等级社会的威胁。世界上如果人人都工作时间短、吃得好、住的房子有浴室和电冰箱，私人有汽车甚至飞机，那么最重要形式的不平等也许早已消失了。财富一旦普及，它就不分彼此。没有疑问，可以设想有这样一个社会，从个人财物和奢侈品来说，财富是平均分配的，而权力仍留在少数特权阶层人物的手中。但是实际上这种社会不能保持长期稳定。因为，如果人人都能享受闲暇和生活保障，原来由于贫困而愚昧无知的绝大多数人就会学习文化，就会独立思考；他们一旦做到这一点，迟早就会认识到少数特权阶层的人没有作用，他们就会把他们扫除掉。从长期来看，等级社会只有在贫困和无知的基础上才能存在。二十世纪初期有些思想家梦想恢复到过去的农业社会，那不是实际的解决办法。那同机械化的趋势相冲突，而后一个趋势在整个世界里都已几乎带有本能性质了，何况，任何国家要是工业落后，军事上就会束手无策，必然会被比较先进的敌国所直接或间接控制。

用限制生产来保持群众贫困，也不是个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在资本主义最后阶段，大概在一九二〇年到一九四〇年之间曾经大规模这么做过。许多国家听任经济停滞，土地休耕，资本设备不增，大批人口不给工作而由国家救济，保持半死半活。但这也造成军事上的孱弱，由于它所造成的贫困并无必要，必然会引起反对。因此问题是，如何维持经济的轮子继续转动而又不增加世界上的真正财富。物品必须生产，但不一定要分配出去。在实践中，要做到这一点的唯一办法是不断打仗。

战争的基本行为就是毁灭，不一定是毁灭人的生命，而是毁灭人类的劳动产品。有些物资原来会使得群众生活得太舒服了，因而从长期来说，也会使得他们太聪明了，战争就是要把这些物资打得粉碎，化为轻烟，沉入海底。战争武器即使没有实际消耗掉，但继续制造它们，仍是一方面消耗劳动力而另一方面又不生产消费品的方便办法。例如水上浮动堡垒所耗劳动力可以制造好几百艘货轮。最后因为陈旧而把它拆卸成为废料，这对无论谁都没有物质上的好处，但为了建造新的水上浮动堡垒，却又要花大量劳动力。原则上，战争计划总是以在满足了本国人口最低需要后把可能剩余的物资耗尽为度。实际上，对于本国人口的需要，估计总是过低，结果就造成生活必需品有一半长期短缺；但这被认为是个有利条件。甚至对受到优待的一些阶层，也有意把他们保持在艰苦的边缘上徘徊，其所以采取这一方针，是因为在普遍匮乏的情况下，小小的特权就能够显得更加重要，从而扩大各个阶层间的差别。按二十世纪初期的标准来看，甚至核心党内人物的生活条件，也是够艰苦朴素的。但是，他所享有的少数奢侈条件——设备完善的宽敞住处、料子较好的衣着、质量较好的饮食烟酒、两三个仆人、私人汽车或直升机——使他所处境况与外围党员迥然不同，而外围党员同我们称为“无产者”的下层群众相比，又处在类似的有利地位。整个社会的气氛就是一个围城的气氛，谁有一块马肉就显出了贫富的差异。同时，因在打仗，自有危险，结果就是，要维持生存，把全部权力交给一个少数人阶层就自然成了不可避免的条件。

下文还要述及，战争不仅完成了必要的毁坏，而且所用方式在心理上是可以接受的。原则上，要浪费世上的剩余劳动力，尽可以修庙宇、盖殿堂、筑金字塔，挖了地洞再埋上，甚至先生产大量物品然后再付诸一炬。但这只能为等级社会提供经济基础，而不能提供感情基础。这里操心的不是群众的情绪，群众的态度无关紧要，只要他们保持不断工作就行；要操心的是党员的情绪。甚至最起码的党员，也要使他既有能力，又很勤快，在很有限的限度内还要聪明，但是他也必须是个容易轻信、盲目无知的狂热信徒，这种人的主导情绪是恐惧、仇恨、颂赞、欣喜若狂，换句话说，他的精神状态必须要同战争状态相适应。战争是不是真的在打，这无关紧要。战争打得好打得坏，由于不可能有决定性的胜利，也无关紧要。需要的只是要保持战争状态的存在。党所要求于它党员的，是智力的分裂，这在战争的气氛中比较容易做到，因此现在已经几乎人人都是如此，地位越高，这种情况越显著。战争歇斯底里和对敌仇恨在核心党内最为强烈。核心党员担任行政领导，常常必须知道某一条战讯不确，他可能常常发现，整个战争是假的，或者根本没有发生，或者其目的完全不是所宣布的目的；但是这种知识很容易用双重思想的办法来加以消除。同时，核心党员都莫名其妙地相信战争是真的，最后必胜，大洋国将是全世界无可争议的主人，但他们决不会有人对这种信念会有片刻的动摇。

核心党员人人都相信这未来的胜利，把它当作一个信条。达到最后胜利的方法，或者是逐步攻占越来越多的领土，确立压倒优势的力量，或者是发明某种无敌新式武器。谋求发明新式武器的工作继续不断，凡是有创造性头脑的人或者喜欢探索的人要为他们过剩的智力找个出路，这是极少数剩下来的活动之一。目前在大洋国，旧观念的科学几乎已不再存在。新话里没有“科学”这一词汇。过去所有的科学成就，其基础就是根据经验的思维方法，但这违反英社的最根本原则。甚至技术进步也只有在其产品能够在某种方式上用于减少人类自由时才能达到。在一切实用艺术方面，不是停滞不前，就是反而倒退了。土地由马拉犁耕种，而书籍却用机器写作。但在至关紧要的问题上——实际上就是说战争和警察侦探活动上——却仍鼓励经验的方法，或者至少是容忍这种方法的。党有两个目的，一个是征服整个地球，一个是永远消灭独立思考的可能性。因此党急于要解决的也有两个大问题。一个是如何在违背一个人本人意愿情况下发现他在想些什么，另外一个是如何在几秒钟之内未加警告就杀死好几亿人。如果说目前还有科学研究在进行的话，这就是研究的题目。今天的科学家只有两类。一类是心理学家兼刑讯官，他们能极其细致地研究一个人面部表情、姿态、声调变化的意义，试验药物、震荡疗法、催眠、拷打的逼供效果。另外一类是化学家、物理学家、生物学家，他们只关心自己专业中同杀人灭生有关的学科。在和平部的庞大实验室里，在巴西森林深处的试验站里，或者在澳大利亚的沙漠里，或者在南极的人迹不到的小岛上，一批批的专家们都在不知疲倦地工作。有的一心制订未来战争的后勤计划；有的在设计体积越来越大的火箭弹，威力越来越强的爆炸物，厚度越来越打不穿的装甲板；有的在寻找更致命的新毒气，或者一种可以大量生产足以灭绝整个大陆的植物的可溶毒药，或者繁殖不怕一切抗体的病菌；有的在努力制造一种像潜艇能在水下航行一样能在地下行驶的车辆，或者像轮船一样可以脱离基地而独立行动的飞机；有的在探索甚至更加可望而不可及的可能性。例如通过架在几千公里以外空间的透镜把太阳光束集中焦点，或者开发地球中心的热量来制造人为的地震和海啸。

但是这些计划没有一项曾经接近完成过，这三个超级国家没有一个能比别的两国占先一步。更使人奇怪的是，这三个大国由于有了原子弹，实际上已经拥有了一种武器，其威力比它们目前在从事研究的武器大得不知多少。虽然由于习惯使然，党总是说原子弹是它发明的，实际上原子弹早在一九四〇年就问世了，十年后就首次大规模使用。那时在许多工业中心，主要是在欧俄、西欧、北美，扔下了几百个原子弹。结果使得所有国家的统治集团相信，再扔几个原子弹，有组织的社会就完了，那样他们的权力也就完了。自此以后，虽然没有签订什么正式协定，也没暗示有什么正式协定，原子弹就没有再扔。不过三大国还是继续制造原子弹，储存起来以备他们都相信迟早有一天要决战时使用。与此同时，三四十年之内战争艺术几乎没有什么进展。当然，直升机比以前的用途更广，轰炸机基本上为自动推进的投射体所代替，脆弱的军舰让位于几乎不沉的水上浮动堡垒，但除此以外，很少变化。坦克、潜艇、鱼雷、机枪甚至步枪和手榴弹仍在使用。尽管报上和电幕上不断报道杀戮仍在无休无止地进行，但从来没有再重演过以前的战争中常常几个星期就杀死成千上万甚至几百万人的那样殊死大战。

三个超级国家都从来没有想采取会有严重失败危险的战略。凡要采取大规模的行动时，总对盟国进行突然袭击。三大国采取的战略，或者伪装采取的战略都是一样的。那就是用打仗、谈判、时机选得恰到好处的背信弃义等种种手段，获得一系列基地，把敌国完全包围起来，然后同该敌国签订友好条约，保持几年和平状态，使对方麻痹大意放松警惕。在这期间把装好的原子弹的火箭部署在一切战略要地，最后万箭齐发，使得对方遭到致命破坏，根本不可能进行报复。这时便同另外剩下的那个世界大国签订友好条约，准备另一次突然袭击。不用说，这种计划完全是做白日梦，不可能实现。此外，除了在赤道一带和北极周围的争夺地区之外，并没有发生过战事；对敌国领土也从来没有进犯过。这说明了超级国家之间有些地方的国界为什么是随意划定的。例如，欧亚国完全可以轻易地征服英伦三岛，后者在地理上是欧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大洋国也可以把它的疆界推到莱茵河，甚至到维斯杜拉河。但是这就违反了文化统一的原则，这是各方面都遵循的原则，尽管没有明确规定。如果大洋国要征服原来一度称为法兰西和德意志的地方，这就需要或者消灭其全部居民，这项任务有极大的实际困难，或者同化大约为数一亿、就技术发展来说大致与大洋国同等水平的人民。三大超级国家的问题都是一样的。从它们结构来说，绝不能与外国人有任何来往，除非是同战俘或有色人种奴隶进行程度有限的来往。即使对当前的正式盟国也总是极不信任。除了战俘以外，大洋国普通公民从来没有见到过欧亚国或东亚国的一个公民，而且他也不得掌握外语。如果他有机会接触外国人，他就会发现外国人同他自己一样也是人，他所听到的关于外国人的话大部分都是谎言。他所生活的封闭天地就会打破，他的精神所依的恐惧、仇恨、自以为是就会化为乌有。因此三方面都认识到，不论波斯、埃及、爪哇、锡兰易手多么频仍，但除了炸弹以外，主要的疆界决不能越过。

在这里面有一个事实从来没有大声提到过，但是大家都是默认的，并且一切行动都是根据它来采取的，那就是：三个超级国家的生活基本上相同。大洋国实行的哲学叫英社原则，欧亚国叫新布尔什维主义，东亚国叫的是个中文名字，一般译为“崇死”，不过也许还是译为“灭我”为好。大洋国的公民不许知道其他两国的哲学信条，但是却受到憎恨的教育，把它们看作是对道德和常识的野蛮践踏。实际上这三种哲学很难区分，它们所拥护的社会制度也根本区别不开来。到处都有同样的金字塔式结构，同样的对一个半神领袖的崇拜，同样的靠战争维持和为战争服务的经济。因此，三个超级国家不仅不能征服对方，而且征服了也没有什么好处。相反，只要它们继续冲突，它们就等于互相支撑，就像三捆堆在一起的秫秸一样。而且总是那样，这三个大国的统治集团对于对方在干些什么又知道又不知道。他们一生致力于征服全世界，但是他们也知道，战争必须永远持续下去而不能有胜利。同时，由于没有被征服的危险，就有可能不顾现实，这是英社原则和它的敌对思想体系的特点。这里有必要再说一遍上面所说过的话，战争既然持续不断，就从根本上改变了自己的性质。

在过去的时代里，战争按其定义来说，迟早总要结束，一般非胜即败，毫不含糊。而且在过去，战争也是人类社会同实际现实保持接触的主要手段之一。历代的统治者都想要他们的人民对客观世界接受一种不符实际的看法，但是任何幻觉若有可能损害军事效能，他们决不能鼓励的。只要战败意味着丧失独立，或任何其他的一般认为不好的结果，就必须认真采取预防战败的措施。因此实际方面的事实不能视而不见。在哲学、宗教、伦理、政治方面，二加二可能等于五，但你在设计枪炮飞机时，二加二只能等于四。效能低劣的民族迟早要被征服，要提高效能，就不能有幻觉。此外，要有效能，必须能够向过去学习，这就需要对过去发生的事有个比较正确的了解。当然，报纸和历史书总带有色彩和偏见，但今天实行的那种伪造就不可能发生。战争是保持神志清醒的可靠保障，就统治阶级而言，这也许是所有保障中最重要的保障。战争虽有胜负，但任何统治阶级都不能完全乱来。

但是等到战争确实是名副其实的持续不断时，它也就不再有危险性了。战争持续不断后，就不再有军事必要性这种事情了。技术进步可以停止，最明显的事实可以否认或不顾。上面已经说过，够得上称为科学的研究工作仍在为战争目的而进行，但基本上是一种白日梦，它不能产生成效，但这并不重要。效能，甚至军事效能，都不再需要。在大洋国里，除了思想警察以外，没有任何事情是有效能的。这三个超级国家没有一个是可以征服的，因此，每一个国家实际上都是个单独的天地，怎么样颠倒黑白、混淆是非，都没有关系。现实仅仅通过日常生活的需要才使人感到它的压力，那就是吃饭喝水的需要，住房穿衣的需要，避免误喝毒药或失足掉下高楼等等的需要。在生与死之间，在肉体享受和肉体痛苦之间，仍有差别，但是仅此而已。大洋国公民与外界隔绝，与过去隔绝，就像生活在星际的人，分不清上下左右。这种国家的统治者是绝对的统治者，仿佛法老或恺撒。他们可不能让他们统治下的人民大批饿死，数目大到对自己不利的程度；他们也必须在军事技术上保持同他们敌手一样低的水平；但是一旦达到了最低限度，他们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歪曲现实。

因此，按以前的战争标准来看，现在的战争完全是假的。这好像是两头反刍动物，头上的角所顶的角度都不会使对方受伤。但是，尽管战争不是真的，却不是没有意义的。它耗尽了剩余消费品，这就能够保持等级社会所需要的特殊心理气氛。下文就要说到，战争现在纯粹成了内政。过去各国的统治集团可能认识到共同利益，因此对战争的毁灭性虽然加以限制，但还是互相厮杀的，战胜国总是掠夺战败国。而在我们的时代里，他们互相根本不厮杀了。战争是由一国统治集团对自己的老百姓进行的，战争的目的不是征服别国领土或保卫本国领土，战争的目的是保持社会结构不受破坏。因此，“战争”一词已名不符实。如果说战争由于持续不断已不复存在，此话可能属实。人类在新石器时代到二十世纪初期之间受到的这种特殊压力，现在已经消失，而由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所取代。如果三个超级国家互相不打仗，而同意永远和平相处，互不侵犯对方的疆界，效果大概相同。因为在那样情况下，每一国家仍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天地，永远不会受到外来危险的震动。因此真正永久的和平同永久的战争一样。这就是党的口号“战争即和平”的内在含义，不过大多数党员对此了解是很肤浅的。

温斯顿暂停一下，没有继续读下去。远处不知什么地方爆发了一颗火箭弹。在一间没有电幕的屋子里一个人关起门来读禁书的世外桃源之感还没有消失。他的与众隔绝和安全的感觉里，还有点身体的乏意、沙发的软意、窗外吹进来的微风吻着他的面颊的痒意。这本书使他神往，或者更确切地说，使他感到安心。应该说，它并没有告诉他什么新的东西，但这却是吸引他的一部分原因。它说出了他要说的话，如果他能够把他的零碎思想整理出来的话，他也会这么说的。写这本书的人的头脑同他的头脑一样，只是比他要有力得多，系统得多，无畏得多。他觉得，最好的书，是把你已经知道的东西告诉你的书。他刚把书翻回到第一章就听到裘莉亚在楼梯上的脚步声，他站起来去迎接她。她把棕色的工具袋往地上一撂，投入了他的怀抱。他们距上次见面已有一个星期了。

“我搞到那本书了，”他们拥抱了一会儿后松开时，他告诉她。

“哦，你搞到了吗？那很好，”她没有太多兴趣地说，马上蹲在煤油炉旁边做起咖啡来。

他们上了床半小时后才又回到了这个话题。夜晚很凉爽，得把床罩揭起来盖上身子。下面传来了听熟了的歌声和鞋子在地上来回的咔嚓声。温斯顿第一次见到的那个胳臂通红的结实的女人，几乎成了院子里必不可少的构成部分。白天里，不论什么时候，她总是在洗衣盆和晾衣绳之间来回，嘴里不是咬着晾衣夹子就是唱着情歌。裘莉亚躺在一边，快要睡着了。他伸手把撂在地上的书拾起来，靠着床头坐起来。

“我们一定要读一读，”他说。“你也要读。兄弟会的所有会员都要读。”

“你读吧，”她闭着眼睛说，“大声读。这样最好。你一边读可以一边向我解释。”

时钟指在六点，那就是说十八点。他们还有三四个小时。他把书放在膝上，开始读起来。

第一章

无知即力量

有史以来，大概自从新石器时代结束以来，世上就有三种人，即上等人、中等人、下等人。他们又再进一步分为好几种，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名字，他们的相对人数和他们的相互态度因时代而异；但是社会的基本结构不变。即使在发生了大动荡和似乎无法挽回的变化以后，总又恢复原来的格局，好像陀螺仪总会恢复平衡一样，不管你把它朝哪个方向推着转。“裘莉亚，你没睡着吧？”温斯顿问。

“没睡着，亲爱的，我听着。念下去吧。真精彩。”他继续念道：

这三种人的目标是完全不可调和的。上等人的目标是要保持他们的地位。中等人的目标是要同高等人交换地位。下等人的特点始终是，他们劳苦之余无暇旁顾，偶尔才顾到日常生活以外的事，因此他们如果有目标的话，无非是取消一切差别，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这样，在历史上始终存在着一场一而再再而三发生的斗争，其大致轮廓相同。在很长时期里，上等人的权力似乎颇为巩固，但迟早总有这样一个时候，他们对自己丧失了信心，或者对他们进行有效统治的能力丧失了信心，或者对两者都丧失了信心。他们就被中等人所推翻，因为中等人标榜自己为自由和正义而奋斗，把下等人争取到自己一边来。中等人一旦达到目的就把下等人重又推回到原来的被奴役地位，自己变成了上等人。不久，其他两等人中有一等人，或者两等人都分裂出一批新的中等人来，这场斗争就周而复始。三等人中只有下等人从来没有实现过自己的目标，哪怕是暂时实现自己的目标。若说整个历史从来没有物质方面的进步，那不免言之过甚。即使在今天这个衰亡时期，一般人在物质上也要比几百年前好一些。但是不论财富的增长，或态度的缓和，或改革和革命，都没有使人类接近平等一步。从下等人的观点来看，历史若有变化，大不了是主子名字改变而已。

到十九世纪末期，许多观察家都看出了这种反复现象。于是就出现了各派思想家，认为历史是一种循环过程，他们自以为能够证明不平等乃是人类生活的不可改变的法则。当然，这种学说一直不乏信徒，只是如今提法有了重要变化而已。在过去，社会需要分成等级是上等人的学说。国王、贵族和教士、律师等这类寄生虫都宣传这种学说，并且用在死后冥界里得到补偿的诺言使这个学说容易为人所接受。而中等人只要还在争取权力的时候，总是利用自由、正义、博爱这种好听的字眼。但是现在，这些还没有居于统率地位、但预计不久就可以居于统率地位的人，却开始攻击这种人类大同的思想了。在过去，中等人在平等的旗帜下闹革命，一旦推翻了原来的暴政，自己又建立了新的暴政。现在这种新的一派中等人等于是事先就宣布要建立他们的暴政。社会主义这种理论是在十九世纪初期出现的，是一条可以回溯到古代奴隶造反的思想锁链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它仍受到历代乌托邦主义的深深影响。但从一九〇〇年开始出现了各色各样的社会主义，每一种都越来越公开放弃了要实现自由平等的目标。在本世纪中叶出现的新的社会主义运动，在大洋国称为英社，在欧亚国称为新布尔什维主义，在东亚国一般称为崇死，其明确目标都是要实现不自由和不平等。当然，这种新运动产生于老运动，往往保持了老运动原来的招牌，而对于它们的意识形态只是嘴上说得好听而已。但是它们的目标都是在一定时候阻挠进步，冻结历史。常见的钟摆来回现象，会再次发生，然后就停止不动了。像过去一样，上等人会被中等人赶跑，中等人就变成了上等人；不过这次，出于有意的战略考虑，新的上等人将永远保持自己的地位。

所以产生这种新的学说，一部分原因是历史知识的积累和历史意识的形成，而这在十九世纪以前是根本不存在的。历史的循环运动现在已明显可以识别，或者至少表面上是如此。如果可以识别，那就可以改变。但是主要的、根本的原因是，早在二十世纪初期，人类平等在技术上已可以做到了。按天赋来说各人不等，而且各有所长，有些人就比别人强些，此话固然仍旧不错，但是阶级区分已无实际必要，财富巨额差别也是如此。在以前的各个时代里，阶级区分不仅不可避免，而且是适宜的。不平等是文明的代价。但是由于机器生产的发展，情况就改变了。即使仍有必要让各人做不同的工作，却没有必要让他们生活于不同的社会或经济水平上。因此，从即将夺得权力的那批人的观点来看，人类平等不再是要争取实现的理想，而是要避免的危险。在比较原始的时代里，要建立一个公正和平的社会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但这种社会却是比较容易使人相信。好几千年以来人类梦寐以求的，就是实现一个人人友爱相处的人间天堂，既没有法律，也没有畜生一般的劳动。有些人纵使在每一次历史变化中都能得到实际好处，这种幻想对他们仍有一定的吸引力。法国革命、英国革命、美国革命的后代对于他们自己嘴上说的关于人权、言论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之类的话，有点信以为真，甚至让自己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这些话的影响。但是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所有主要的政治思潮都成了极权主义的了。就在人世天堂快要可以实现的关头，它却遭到了诋毁。每种新的政治理论，不论自称什么名字，都回到了等级制度和严格管制。在一九三〇年左右，观点开始普遍硬化的时候，一些长期以来已经放弃不用的做法，有些甚至已有好几百年放弃不用的做法，例如未经审讯即加监禁、把战俘当作奴隶使用、公开处决、严刑拷打逼供、利用人质、强制大批人口迁徙等等，不仅又普遍实行起来，而且也为那些自认为开明进步的人所容忍，甚至辩护。

只有在全世界各地经过十年的国际战争、国内战争、革命和反革命以后，英社和它的两个对手才作为充分完善的政治理论而出现。但是在它们之前，本世纪早一些时候就曾出现过一般称为集权主义的各种制度，经过当时动乱之后要出现的未来世界的主要轮廓，早已很明显了。由什么样一种人来控制这个世界，也同样很明显。新贵族大部分是由官僚分子、科学家、技术人员、工会组织者、宣传专家、社会学家、教师、记者、职业政客组成的。这些人出身中产薪水阶级和上层工人阶级，是由垄断工业和中央集权政府在这个贫瘠不毛的世界所塑造和纠集在一起的。同过去时代的对手相比，他们在贪婪和奢侈方面稍逊，但权力欲更强，尤其是对于他们自己的所作所为更有自觉，更是一心一意要打垮反对派。这最后一个差别极其重要。与今天的暴政相比，以前的所有暴政都不够彻底，软弱无能。过去的统治集团总受到自由思想的一定感染，到处都留有空子漏洞，只注意公开的动静，不注意老百姓在想些什么。从现代标准来看，甚至中世纪的天主教会也是宽宏大量的。部分原因在于过去任何政府都没有力量把它的公民置于不断监视之下。但是由于印刷术的发明，操纵舆论就比较容易了，电影和无线电的发明又使这更进一步。接着发明了电视以及可以用同一台电视机同时收发，私生活就此宣告结束。对于每一个公民，或者至少每一个值得注意的公民，都可以一天二十四小时把他置于警察的监视之下，让他听到官方的宣传，其他一切交往渠道则统统加以掐断。现在终于第一次有了可能，不仅可以强使全体老百姓完全顺从国家的意志，而且可以强使全体老百姓舆论完全划一。

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革命时期以后，社会像过去一样又重新划分为上等人、中等人、下等人三类。不过新的这类上等人同它的前辈不同，不是凭直觉行事，他们知道需要怎样来保卫他们的地位。他们早已认识到，寡头政体的唯一可靠基础是集体主义。财富和特权如为共同所有，则最容易保卫。在本世纪中叶出现的所谓“取消私有制”，实际上意味着把财产集中到比以前更少得多的一批人手中；不同的只是：新主人是一个集团，而不是一批个人。从个人来说，党员没有任何财产，有的只是一些微不足道的个人随身财物。从集体来说，大洋国里什么都是属于党的财产，因为什么都归它控制，它有权按它认为合适的方式处理产品。在革命以后的几年中，党能够踏上这个统率一切的地位，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反对，因为整个过程是当作集体化的一个步骤而采取的。一般都认为，在没收了资产阶级之后，必然就跟着实行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毫无疑义地确实遭到了没收。工厂、土地、房屋、运输工具——都从他们手中夺走了；由于这些东西不再成为私有财产，那必然就是公有财产。英社是从以前的社会主义运动中产生的，它袭用了以前社会主义运动的词汇，因此，它在事实上执行了社会主义纲领中的主要一个项目，其结果是把经济不平等永久化了，这可以预见到，也是事先有意如此。

但是把等级社会永久化的问题却比这深刻得多。统治集团只有在四种情况下才会丧失权力；或者是被外部力量所征服；或者是统治无能，群众起来造反；或者是让一个强大而不满的中等人集团出现；或者是自己丧失了统治的信心和意志。这四个原因并不单个起作用，在某种程度上总是同时存在。统治阶级如能防止这四个原因的产生就能永久当权。最终的决定性因素是统治阶级本身的精神状态。

在本世纪中叶以后，第一种危险在现实生活中确已消失。三个强国瓜分了世界，不论哪一国都不可征服，除非是通过人口数字上的缓慢变化，而政府只要有广泛的权力，这可以很容易加以避免。第二个危险也仅仅是理论上的危险。群众从来不会自动起来造反，他们从来不会由于身受压迫而起来造反。说真的，只要不给他们比较的标准，他们从来不会意识到自己受压迫。过去时代反复出现的经济危机完全没有必要，现在不会允许发生，不过可能发生其他同样大规模的失调，而且也的确发生，但不会产生政治后果，因为不满情绪没有办法可以明确表达出来。至于生产过剩问题，自从发明机器技术以来一直是我们社会的潜伏危机，但可以用不断战争的办法加以解决（见第三章），为了把民众的斗志保持在必要的高度，这也很有用。因此，从我们目前的统治者的观点来看，唯一真正的危险是有一个新的集团分裂出去，这个集团的人既有能力，又没有充分发挥作用，因此权力欲很大；还有就是在统治者自己的队伍中产生自由主义和怀疑主义。这也就是说，问题是教育，是要对领导集团和它下面的人数更多的执行集团这两批人的觉悟不断地发挥影响。至于群众的觉悟只需在反面加以影响就行了。

了解这个背景以后，对于大洋国社会的总结构，即使还没有了解，也可以由此作出推断。雄踞金字塔最高峰的是老大哥。老大哥一贯正确，全才全能。一切成就、一切胜利、一切科学发明、一切知识、一切智慧、一切幸福、一切美德，都直接来自他的领导和感召，没有人见到过老大哥。他是标语牌上的一张脸，电幕上的一个声音。我们可以相当有把握地说，他是永远不会死的，至于他究竟是哪一年生的，现在也已经有相当多的人感到没有把握了。老大哥是党用来给世人看到的自己的一个伪装。他的作用是充当对个人比较容易感到而对组织不大容易感到的爱、敬、畏这些感情的集中点。在老大哥之下是核心党，党员限在六百万人，即占大洋国人口不到百分之二。核心党下面是外围党，如果说核心党是国家的头脑，外围党就可以比作手。外围党下面是无声的群众，我们习惯称为“无产者”，大概占人口百分之八十五。按我们上面分类的名称，无产者即下等人，因为赤道地带的奴隶人口由于征服者不断易手，不能算为整个结构中的固定部分或必要部分。

在原则上，这三类人的身份不是世袭的。父母为核心党员，子女在理论上并不生来就是核心党员。加入核心党或外围党都需要经过考试，一般在十六岁时候进行。在种族上没有什么歧视，在地域上也没有什么偏重。在党内最高阶层中可以找到犹太人、黑人、纯印第安血统的南美洲人；任何地方的行政官员都总是从该地区居民中选拔。大洋国任何地方的居民都没有自己是殖民地人民、受远方首都治理的感觉。大洋国没有首都，它的名义首脑是个动向去处谁都不知道的人。除了英语是其重要混合语，新话是其正式语言以外，它没有任何其他集中化的东西。维系它的统治的，不是他们共同的血统，而是共同的信仰。不错，我国的社会是分阶层的，而且阶层分明，非常严格，乍看之下仿佛是按世袭的界线划分的。在不同集团之间，流动性远远不如资本主义制度或者前工业时代那么大。党的两大分支之间，有一定数量的流动，但其程度不大，足以保证质量低劣的人不会吸收到核心党里去，而外围党里有雄心壮志的人有向上爬的机会，但不致为害。在实际生活中，无产阶级者是没有机会升入党内的。他们中间最有天赋的人，若有可能成为不满的核心人物，则干脆由思想警察逐个消灭掉。不过这种情况不一定非永远如此不可，也不成为一种原则。党不是以前旧概念的一个阶级。它并不一定要把权力传给自己的子女；如果没有别的办法选拔最能干的人材担任最高领导工作，它完全愿意从无产阶级队伍中间选拔完全新的一代人来担任这一工作。在关键重大的年代里，由于党不是一个世袭组织，这对消除反对意见起了很大作用。老一辈的社会主义者一向受到反对所谓“阶级特权”的训练，都认为凡不是世袭的东西就不可能长期永存。他们没有看到，寡头政体的延续不一定需要体现在人身上；他们也没有想到，世袭贵族一向短命，而像天主教那样的选任组织有时却能维持好几百年或者好几千年。寡头政体的关键不是父子相传，而是死人加于活人身上的一种世界观，一种生活方式的延续。一个统治集团只要能够指定它的接班人就是一个统治集团。党所操心的不是维系血统相传而是维系党的本身的永存。由谁掌握权力并不重要，只要等级结构保持不变。

我们时代的一切信念、习惯、趣味、感情、思想状态，其目的都是为了要保持党的神秘，防止有人看穿目前社会的真正本质。目前不可能实际发生造反，或者造反的先声。从无产阶级那里，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你不去惹他们，他们就会一代又一代地、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地做工、繁殖、死亡，不仅没有造反的冲动，而且也没有能力理解可以有一个不同于目前世界的世界。只有在工业技术的发展使得你必须给他们以较高的教育的时候，他们才会具有危险性；但是由于军事和商业竞争已不复重要，民众教育水平实际已趋下降。群众有什么看法，或者没有什么看法，已被视为无足轻重的事。因为他们没有智力，所以不妨给予学术自由。而在一个党员身上，哪怕在最无足轻重的问题上都不容有丝毫的不同意见。

党员从生下来一直到死，都在思想警察的监视下生活。即使他在单独的时候，他也永远无法确知自己的确是单独一人。不论他在哪里，不论他在睡觉还是在醒着，在工作还是在休息，在澡盆里还是在床上，他都可能受到监视，事先没有警告，事后也不知自己已受到监视。他做的事情没有一件是可以放过的。他的友谊、他的休息、他对妻儿态度、他单独的时候的面部表情、他在睡梦中喃喃说的话、甚至他身体特有的动作，都受到严密考察。实际行为不端那就不用说了，而且不论多么细微的任何乖张古怪行为，任何习惯的变化，任何神经性习惯动作，凡是可以视为内心斗争的征象的，无不被察觉到。他在任何方面都没有选择余地。另外一方面，他的行为并不受到任何法律或任何明文规定的行为法则管辖。大洋国内没有法律。有些思想和行为，如经察觉，必死无疑，但是并没有受到正式的取缔禁止，没完没了的清洗、逮捕、拷打、监禁、气化都不是当作犯了实际罪行的惩罚，而仅仅是为了把一些有朝一日可能犯罪的人清除掉。党员不仅需要有正确的观点，而且需要正确的本能。要求他必须具备的各种信念和态度，有许多从来没有向他明确说明过，而且若要明确说明，势必暴露英社固有的内在矛盾。如果他是个天生正统的人（新话叫思想好），他不论在什么情况下想也不用想，都会知道，正确的信念应该是什么，应该有什么感情。反正，在儿童时代就受到以犯罪停止、黑白、双重思想这样的新话词汇为中心的细致的精神训练，使他不愿意也不能够对任何问题有太深太多的想法。

对于党员，不要求他有私人的感情，也不允许他有热情的减退。他应该生活在对外敌内奸感到仇恨、对胜利感到得意、对党的力量和英明感到五体投地的那种狂热情绪之中。他对简单乏味的生活所产生的不满，被有意识地引导到向外发泄出来，消失在两分钟仇恨这样的花样上。至于可能引起怀疑或造反倾向的思想，则用他早期受到的内心纪律训练而事先就加以扼杀了。这种训练的最初和最简单的一个阶段，新话叫做犯罪停止，在孩子们很小的时候就可以进行。犯罪停止的意思就是指在产生任何危险思想之前出于本能地悬崖勒马的能力。这种能力还包括不能理解类比，不能看到逻辑错误，不能正确了解与英社原则不一致的最简单的论点、对于任何可以朝异端方向发展的思路感到厌倦、厌恶。总而言之，犯罪停止意味着起保护作用的愚蠢。但光是愚蠢还不够，还要保持充分正统，这就要求对自己的思维过程能加以控制，就像表演柔软体操的杂技演员控制自己身体一样。大洋国社会的根本信念是，老大哥全能，党一贯正确。但由于在现实生活中老大哥并不全能，党也并不一贯正确。这就需要在处理事实时要始终不懈地、时时刻刻地保持灵活性。这方面的一个关键字眼是黑白。这个字眼像新话中的许多其他字眼一样，有两个相互矛盾的含义。用在对方身上，这意味着不顾明显事实硬说黑就是白的无耻习惯。用在党员身上，这意味着在党的纪律要求你说黑就是白时，你就有这样自觉的忠诚。但这也意味着相信黑就是白的能力，甚至是知道黑就是白和忘掉过去曾经有过相反认识的能力。这就要求不断篡改过去，而要篡改过去只有用那个实际上包括所有其他方法的思想方法才能做到；这在新话中叫做双重思想。

篡改过去所以必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辅助性的原因，也可以说是预防性的原因。那就是，党员所以和无产者那样能够容忍当前的生活条件，一部分原因是他没有比较的标准。为了要使他相信他比他的祖先生活过得好，物质生活平均水平不断地提高，必须使他同过去隔绝开来，就像必须使他同外国隔绝开来一样。但是篡改过去，还有一个重要得多的原因是，需要保卫党的一贯正确性。为了要让大家看到党的预言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正确的，不仅需要不断修改过去的讲话、统计、各种各样的纪录，使之符合当前状况，而且不能承认在理论上或政治友敌关系上发生过任何变化。因为改变自己的思想，或者甚至改变自己的政策，无异承认自己的弱点。例如，如果今天的敌人是欧亚国或者东亚国（不论是哪一国），那么那个国家都必须始终是敌人。如果事实不是如此，那么就必须篡改事实。这样历史就需要不断改写。由真理部负责的这种日常篡改伪造过去的工作，就像友爱部负责的镇压和侦查工作一样，对维持政权的稳定乃属必不可少的。

篡改过去是英社的中心原则。这一原则认为，过去并不客观存在，它只存在于文字纪录和人的记忆中。凡是记录和记忆一致的东西，不论什么，即是过去。既然党完全控制纪录，同样也完全控制党员的思想，那么党要过去成为什么样子就必然是什么样子。同样，虽然过去可以篡改，但在任何具体问题上都决不承认篡改过。因为，不论当时需要把它改成什么样子，在改以后，新改出来的样子就是过去；任何其他不同样子的过去都没有存在过。甚至在同一件事在一年之中得改了好几次而改得面目俱非时，也是如此。党始终掌握绝对真理，很明显，绝对的东西决不可能会不同于现在的样子。下文将要谈到，要控制过去首先要依靠训练记忆力。要做到所有的文字记录都符合当前的正统思想，这样机械的事好办。但还需要使得大家对所发生的事的记忆也按所要求的样子。既然有必要改变一个人的记忆或者篡改文字记录，那么也就有必要忘掉你曾经那样做过。可以像学会其他思想上的手法一样学会这种手法。大多数党员和所有正统的和聪明的人都学会了这种手法。在老话中，这很老实地称为“现实控制”。在新话中这叫“双重思想”，不过“双重思想”所包括的还有很多别的东西。

双重思想意味着在一个人的思想中同时保持并且接受两种相互矛盾的认识的能力。党内知识分子知道自己的记忆应向什么方向加以改变；因此他也知道他是在篡改现实。但是由于运用了双重思想，他也使自己相信现实并没有遭到侵犯。这个过程必须是自觉的，否则就不能有足够的精确性；但也必须是不自觉的，否则就会有弄虚作假的感觉，因此也有犯罪的感觉。双重思想是英社的核心思想，因为党的根本目的就是既要利用自觉欺骗，而同时又保持完全诚实的目标坚定性。有意说谎，但又真的相信这种谎言；忘掉可以拆穿这种谎言的事实，然后在必要的时候又从忘怀的深渊中把事实拉了出来，需要多久就维持多久；否认客观现实的存在，但与此同时又一直把所否认的现实估计在内——所有这一切都是绝对必要的，不可或缺。甚至在使用双重思想这个字眼的时候也必须运用双重思想。因为你使用这个字眼就是承认你在篡改现实；再来一下双重思想，你就擦掉了这个认识；如果反复，永无休止，谎言总是抢先真理一步。最后靠双重思想为手段，党终于能够抑制历史的进程，而且谁知道呢，也许还继续几千年有这能力。

过去所有的寡头政体所以丧失权力，或者是由于自己僵化，或者是由于软化。所谓僵化，就是它们变得愚蠢和狂妄起来，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变化，因而被推翻掉。所谓软化，就是它们变得开明和胆怯起来，在应该使用武力的时候却作了让步，因此也被推翻掉了。那就是说，它们丧失权力或者是通过自觉，或者是通过不自觉。而党的成就是，它实行了一种思想制度，能够使两种情况同时并存。党的统治要保持长久不衰，没有任何其他的思想基础。你要统治，而且要继续统治，你就必须要能够打乱现实的意识。因为统治的秘诀就是把相信自己的一贯正确同从过去错误汲取教训的能力结合起来。

不用说，双重思想最巧妙的运用者就是发明双重思想、知道这是进行思想欺骗的好办法的那些人。在我们的社会里，最掌握实际情况的人也是最不是根据实际看待世界的人。总的来说，了解越多，错觉越大；人越聪明，神志越不清醒。关于这一点，有一个明显的例子：你的社会地位越高，战争歇斯底里越甚。对于战争的态度最最近乎理性的是那些争夺地区的附属国人民。在他们看来，战争无非是一场继续不断的灾祸，像潮汐一样在他们身上淹过去又淹过来。哪一方得胜对他们毫无相干。他们只知道改朝换代不过是为新的主子干以前同样的活，新主子对待他们与以前的主子并无差别。我们称为“无产者”的那些略受优待的工人只是偶尔意识到有战争在进行。必要的时候可以驱使他们发生恐惧和仇恨的狂热，但是如果听之任之，他们就会长期忘掉有战争在进行。只有在党内，尤其在核心党内才能找到真正的战争热情。最坚决相信要征服全世界的人，是那些知道这是办不到的人。这种矛盾的统一的奇怪现象——知与无知，怀疑与狂热——是大洋国社会主要特点之一。官方的意识形态中充满了矛盾，甚至在没有实际理由存在这种矛盾的地方，也存在这种矛盾。例如，社会主义运动原来所主张的一切原则，党无不加以反对和攻击，但又假社会主义之名，这么做，党教导大家要轻视工人阶级，这是过去好几百年来没有先例的，但是又要党员穿着一度是体力工人才穿的制服，所以选定这种服装也是由于这个缘故。党有计划地破坏家庭关系，但是给党的领导人所起的称呼又是直接打动家庭感情的称呼。甚至统治我们的四个部的名称，也说明有意歪曲事实之厚颜无耻到了什么程度。和平部负责战争，真理部负责造谣，友爱部负责拷打，富裕部负责挨饿。这种矛盾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出于一般的伪善，而是有意运用双重思想。因为只是调和矛盾才能无限制地保持权力。古老的循环不能靠别的办法打破。如果要永远避免人类平等，如果我们所称的上等人要永远保持他们的地位，那么目前的心理状态就必须加以控制。

但是写到这里为止有一个问题我们几乎没有注意到，那就是：为什么要避免人类平等？如果说上述情况不错的话，那么这样大规模地、计划缜密地努力要在某一特定时刻冻结历史的动机又是什么呢？

这里我们就接触到了中心秘密。上面已经谈到，党的神秘，尤其是核心党的神秘，取决于双重思想。但是最初引起夺取政权和后来产生双重思想、思想警察、不断战争以及其他一切必要的附带产物的，还有比这更加深刻的原始动机，从不加以怀疑的本能。这个动机实际上包括……

温斯顿发现四周一片沉寂。就好像你突然听到一种新的声音一样。他觉得裘莉亚躺着一动不动已有很长时候了。她侧身睡着，腰部以上裸露着，脸颊枕在手心上，一绺黑发披在眼睛上。她的胸脯起伏缓慢，很有规律。

“裘莉亚。”

没有回答。

“裘莉亚，你醒着吗？”

没有回答。她睡着了。他合上书，小心地放在地上，躺了下来，把床罩拉上来把两人都盖好。

他心里想，他还是没有了解到最终的那个秘密。他知道了方法，但是他不知道原因。第一章像第三章一样，实际上并没有告诉他什么他所不知道的东西，只不过是把他已经掌握的知识加以系统化而已。但是读过以后，他比以前更加清楚，自己并没有发疯。居于少数地位，哪怕是一个人的少数，也并不使你发疯。有真理，就有非真理，如果你坚持真理，哪怕全世界都不同意你，你也没有发疯。西沉的夕阳的一道黄色光芒从窗户中斜照进来，落在枕头上。他闭上了眼睛。照在他脸上的落日余辉和贴在他身边的那个姑娘的光滑的肉体，给了他一种强烈的、睡意蒙眬的、自信的感觉。他很安全，一切太平无事。他一边喃喃自语“神志清醒不是统计数字所能表达的”，一边就入睡了，心里感到这句话里包含着深刻的智慧。

十

他醒来的时候，有一种睡了很久的感觉，但是看一眼那台老式的座钟，却还只有二十点三十分。他躺着又打了一个盹；接着下面院子里又传来了听惯了的深沉的歌声：

这只不过是没有希望的痴想，

消失起来像春天一样快，

可是一句话，一个眼色

却教我胡思乱想，失魂落魄！

这喋喋不休的歌曲盛行不衰，到处都仍可听到，寿命比《仇恨歌》还长。裘莉亚给歌声吵醒，舒服地伸个懒腰，起了床。

“我饿了，”她说，“我们再做一些咖啡。他妈的！炉子灭了，水也冰凉。”她提起炉子，摇了一摇，“没有煤油了。”

“我们可以向老却林顿要一些吧。”

“奇怪得很，我原来是装满的。我得穿起衣服来，”她又说，“好像比刚才冷了一些。”

温斯顿也起了床，穿好衣服。那不知疲倦的声音又唱了起来：

他们说时间能治愈一切创伤，

他们说你总能把它忘得精光，

但是这些年来的笑容和泪痕

却仍使我心痛像刀割一样！

他一边束好工作服的腰带，一边走到窗户边上。太阳已经沉到房后去了，院子里不再照射到阳光。地上的石板很湿，好像刚刚冲洗过似的，他觉得天空也好像刚刚冲洗过似的，从屋顶烟囱之间望去，一片碧蓝。那个女人不知疲倦地来回走着，一会儿放声歌唱，一会儿又默不出声，没完没了地晾着尿布。他不知道她是不是靠洗衣为生，还是仅仅给二三十个孙儿女做牛马？裘莉亚走到他身边来，他们站在一起有些入迷地看着下面那个壮实的人影。他看着那个女人的典型姿态，粗壮的胳臂举了起来往绳子上晾衣服，鼓着肥大的母马似的屁股，他第一次注意到她很美丽。他以前从来没有想到，一个五十岁妇女的身体由于养儿育女而膨胀到异乎寻常的肥大，后来又由于辛劳过度而粗糙起来，像个熟透了的萝卜，居然还可能是美丽的。但是实际情况却是如此，而且，他想，为什么不可以呢？那壮实的、没有轮廓的身躯像一块大理石一般，那粗糙发红的皮肤与一个姑娘的身体之间的关系正如玫瑰的果实同玫瑰的关系一样。为什么果实要比花朵低一等呢？

“她很美，”他低声说。

“她的屁股足足有一米宽，”裘莉亚说。

“那就是她美的地方，”温斯顿说。

他把裘莉亚的柔软的细腰很轻易地搂在胳膊里。她的身体从臀部到膝部都贴着他的身体。但是他们两人的身体却不能生儿育女。这是他们永远不能做的一件事。他们只有靠用嘴巴才能把他们头脑中的秘密传来传去。但是下面那个女人没有头脑，她只有强壮的胳膊、热情的心肠和多产的肚皮。他心里想她不知生过了多少子女。很可能有十五个。她曾经有过一次像野玫瑰一样鲜花怒放的时候，大概一年左右，接着就突然像受了精的果实一样膨胀起来，越来越硬，越红，越粗，此后她的一生就是洗衣服、擦地板、补袜子、烧饭，这样打扫缝补，先是为子女，后是为孙儿，没完没了，持续不断，整整干了三十年，到了最后，还在歌唱。他对她感到一种神秘的崇敬，这种感情同屋顶烟囱后面一望无际的碧蓝的晴空景色有些掺杂在一起。奇怪的是对每个人来说，天空都是一样的天空，不论是欧亚国，还是东亚国，还是在这里。天空下面的人基本上也是一样的人——全世界到处都是一样，几亿，几十亿的人，都不知彼此的存在，被仇恨和谎言的高墙隔开，但几乎是完全一样的人——这些人从来不知道怎样思想，但是他们的心里，肚子里，肌肉里却积累着有朝一日会推翻整个世界的力量。如果有希望，希望在无产者中间！他不用读到那本书的结尾，就知道这一定是果尔德施坦因的最后一句话。未来属于无产者。他是不是能够确实知道，当无产者胜利的日子来到的时候，对他温斯顿·史密斯来说，他们建立起来的世界就不会像党的世界那样格格不入呢？是的，他知道，因为至少那个世界会是一个神志清醒的世界。凡是有平等的地方，就有神志清醒。迟早这样的事会发生：力量会变成意识。无产者是不朽的，你只要看一眼院子里那个刚强的身影，就不会有什么疑问。他们的觉醒终有一天会来到。可能要等一千年，但是在这以前，他们尽管条件不利，仍旧能保持生命，就像飞鸟一样，把党所没有的和不能扼杀的生命力通过肉体，代代相传。

“你记得吗，”他问道，“那第一次在树林边上向我们歌唱的画眉？”

“它没有向我们歌唱，”裘莉亚说，“它是在为自己歌唱。其实那也不是，它就是在歌唱罢了。”

鸟儿歌唱，无产者歌唱，但党却不歌唱。在全世界各地，在伦敦和纽约，在非洲和巴西，在边界以外神秘的禁地，在巴黎和柏林的街道，在广袤无垠的俄罗斯平原的村庄，在中国和日本的市场——到处都站立着那个结实的不可打垮的身影，因辛劳工作和生儿育女而发了胖，从生下来到死亡都一直劳碌不停，但是仍在歌唱。就是从她们这些强壮的肚皮里，有一天总会生产出一种有自觉的人类。你是死者；未来是他们的。但是如果你能像他们保持身体的生命一样保持头脑的生命，把二加二等于四的秘密学说代代相传，你也可以分享他们的未来。

“我们是死者，”他说。

“我们是死者，”裘莉亚乖乖地附和说。

“你们是死者，”他们背后一个冷酷的声音说。

他们猛地跳了开来。温斯顿的五脏六腑似乎都变成了冰块。他可以看到裘莉亚眼里的瞳孔四周发白。她的脸色蜡黄。两颊上的胭脂特别醒目，好像与下面的皮肤没有关系。

“你们是死者，”冷酷的声音又说。

“是在画片后面，”裘莉亚轻轻说。

“是在画片后面，”那声音说。“你们站在原地，没听到命令不许动。”

这开始了，这终于开始了！他们除了站在那里互相看着以外什么办法也没有。赶快逃命，趁现在还来得及逃出屋子去——他们没有想到这些。要想不听从墙上发出来的声音，是不可想象的。接着一声咔嚓，好像打开了锁，又像是掉下了一块玻璃。画片掉到了地上，原来挂画片的地方露出了一个电幕。

“现在他们可以看到我们了，”裘莉亚说。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你们了，”那声音说。“站到屋子中间来。背靠背站着。把双手握在脑袋后面。互相不许接触。”

他们没有接触，但他觉得他可以感到裘莉亚的身子在哆嗦，也许这不过是因为他自己身子在哆嗦。他咬紧牙关才使自己的牙齿不上下打颤，但他控制不了双膝。下面屋子里里外外传来一阵皮靴声。院子里似乎尽是人。有什么东西拖过石板地。那女人的歌声突然中断了。有一阵什么东西滚过的声音，好像洗衣盆给推过了院子，接着是愤怒的喊声，最后是痛苦的尖叫。

“屋子被包围了，”温斯顿说。

“屋子被包围了，”那声音说。

他听见裘莉亚咬紧牙关。“我想我们可以告别了，”她说。

“你们可以告别了，”那声音说。接着又传来了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声音，是一个有教养的人的文雅声音，温斯顿觉得以前曾经听到过：“另外，趁我们还没有离开话题，这里有支蜡烛照你上床，这里有把斧子砍你脑袋！”

温斯顿背后的床上有什么东西重重地掉在上面。有一张扶梯从窗户中插了进来，打破了窗户。有人爬窗进来。楼梯上也有一阵皮靴声。屋子里站满了穿着黑制服的强壮汉子，脚上穿着有铁掌的皮靴，手中拿着橡皮棍。

温斯顿不再打哆嗦了，甚至眼睛也不再转动。只有一件事情很重要：保持安静不动，不让他们有殴打你的借口！站在他前面的一个人，下巴像拳击选手一样凶狠，嘴巴细成一道缝，他把橡皮棍夹在大拇指和食指之间，端量着温斯顿。温斯顿也看着他。把手放在脑袋后面，你的脸和身体就完全暴露在外，这种仿佛赤身裸体的感觉，使他几乎不可忍受。那个汉子伸出白色的舌尖，舔一下应该是嘴唇的地方，接着就走开了。这时又有一下打破东西的哗啦声。有人从桌上拣起玻璃镇纸，把它扔到了壁炉石上，打得粉碎。

珊瑚碎片，像蛋糕上的一块糖做的玫瑰蓓蕾一样的小红粒，滚过了地席。温斯顿想，那么小，总是那么小。他背后有人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接着猛的一声，他的脚踝给狠狠地踢了一下，使他几乎站不住脚。另外有个人一拳打到裘莉亚的太阳穴神经丛，使她像折尺一样弯了起来。她在地上滚来滚去，喘不过气来。温斯顿的脑袋一动也不敢动，但是有时她的紧张、憋气的脸进入到了他的视野之内。甚至在极端恐惧中，他也可以感到打在她的身上，痛在自己的身上，不过怎么痛也不如她喘不过气来那么难受。他知道这是什么滋味：剧痛难熬，但是你又无暇顾到，因为最最重要的还是要想法喘过气来。这时有两个大汉一个拉着她的肩膀，一个拉着她的小腿，把她抬了起来，像个麻袋似的带出了屋子。温斯顿看到了一眼她的倒过来的脸，面色发黄，皱紧眉头，闭着眼睛，双颊上仍有一点残余的胭脂，这就是他最后看到她的一眼了。

他一动不动地站着。还没有人揍他。他的脑海里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想法，这些想法都是自动出现的，但是完全没有意思。他想，不知他们逮到了却林顿先生没有。他想，不知道他们怎样收拾院子里的那个女人的。他发现自己尿憋得慌，但觉得有些奇怪，因为在两三个小时以前刚刚尿过。他注意到壁炉架上的座钟已是九点了，那就是说二十一点。但是光线仍很亮。难道八月里的夜晚，到了二十一点，天还没有黑？他想，不知道他和裘莉亚是不是把时间弄错了——睡了足足一圈时钟，还以为是二十点三十分，实际上已是第二天早上八点三十分。但是他没有继续想下去。这并没有意思。

过道里又传来一阵比较轻的脚步声，却林顿先生走进了屋子。穿黑制服的汉子们的态度马上安静下来。却林顿先生的外表也与以前有所不同了。他的眼光落到了玻璃镇纸的碎片上。

“把这些碎片拣起来，”他厉声说。

一个汉子遵命弯腰。伦敦土腔消失了；温斯顿蓦然明白刚才几分钟以前在电幕上听到的声音是谁的声音了。却林顿先生仍穿着他的平绒旧上衣，但是他的头发原来几乎全白，如今却又发黑了。还有他也不再戴眼镜了。他对温斯顿只严厉地看了一眼，好像是验明他的正身，以后就不再注意他。他的样子仍可以认得出来，但他已不是原来那个人了。他的腰板挺直，个子也似乎高大了一些。他的脸变化虽小，但完全改了样。黑色的眉毛不像以前那么浓密，皱纹不见了，整个脸部线条似乎都已改变，甚至鼻子也短了一些。这是一个大约三十五岁的人的一张警觉、冷静的脸。温斯顿忽然想起，这是他一辈子中第一次在心里有数的情况下看到一个思想警察。

一

他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大概是在友爱部里，但是没有办法弄清楚。

他是在一间房顶很高、没有窗户的牢房里，四壁是亮晶晶的白色瓷砖。隐蔽的灯使得屋子里有一阵凉意，屋子里有一阵轻轻的嗡嗡声不断，他想大概同空气传送设备有关系。墙边有一条长板凳，或者说是木架，宽度只够一屁股坐下，但是却很长，围着四壁，到了门口才中断。在对门的一面，有个便盆，但没有坐圈。每道墙上都有个电幕，一共四个。

他的肚子感到隐隐作痛。自从他们把他扔进警车带走以后，就一直肚子痛。他也感到饥肠辘辘，饿得难受。他可能有二十四小时没有吃东西了，也可能是三十六小时。他仍不知道他们逮捕他的时候究竟是早上还是晚上，也许永远不会弄清楚了。反正他遭到逮捕以后没有吃过东西。

他尽可能安静地在狭长的板凳上坐着，双手交叠地放在膝上。他已经学会安静地坐着了。如果你随便乱动，他们就会从电幕中向你吆喝。但是他肚子饿得慌。他最想吃的是一片面包。他仿佛记得工作服口袋里还有些碎面包。甚至很可能还有很大的一块，他所以这么想，是因为他的腿部不时碰到一块什么东西。最后他忍不住想要弄个明白，就胆大起来，伸手到口袋里。

“史密斯！”电幕上一个声音嚷道。“6079号史密斯！在牢房里不许把手插入口袋！”

他又一动不动地坐着，双手交叠放在膝上。他被带到这里来以前曾经给带到另外一个地方，那大概是个普通监狱，或者是巡逻队的临时拘留所。他不知道在那里呆了多久，顶多几个小时，没有钟，也没有阳光，很难确定时间。那是个吵闹、发臭的地方。他们把他关在一间像现在这间一样的牢房里，但是很脏很臭，经常关着十多个人。他们大多数人是普通罪犯，不过中间有少数几个政治犯。他静静地靠墙坐着，夹在肮脏的人体之间，心里感到害怕，肚子又痛，因此没有怎么注意周围环境，但是仍旧发现党员囚犯同别的囚犯在举止上有惊人的区别。党员囚犯都一声不响，心里给吓怕了，但是普通囚犯对不论什么事情，或者什么人都毫不在乎。他们大声辱骂警卫，个人财物被没收时拼命争夺，在地板上涂写淫秽的话，吃着偷送进来的东西，这都是他们从衣服里不知什么地方拿出来的，甚至在电幕叫他们安静时也大声反唇相讥。另外一方面，他们有几个人同警卫似乎关系很友善，叫他们绰号，在门上监视洞里把香烟塞过去。警卫们对普通罪犯也似乎比较宽宏大量，即使在不得不用暴力对付他们的时候也是如此。大多数人都要送到强制劳动营中去，因此关于这方面情况有不少谈论。他心里猜想，在劳动营里倒“不错”，只要你有适当的联系，知道周围环境。少不了贿赂、优待、各种各样的投机倒把，少不了玩弄男色和出卖女色，甚至还有用土豆酿制的非法酒精。可以信赖的事都是交给普通罪犯做的，特别是交给匪棍、凶手做的，他们无异是狱中贵族。所有肮脏的活儿都由政治犯来干。

各种各样的囚犯不断进进出出：毒贩、小偷、土匪、黑市商人、酒鬼、妓女。有些酒鬼发起酒疯来需要别的囚犯一起动手才能把他们制服。有一个大块头的女人，大约有六十岁了，乳房大得垂在胸前，因为拼命挣扎，披着一头乱蓬蓬的白发被四个警卫一人抓住一条胳膊或腿抬了进来，她一边还挣扎着乱踢乱打，嘴里大声喊叫。他们把她要想踢他们的鞋子脱了下来，一把将她扔在温斯顿的身上，几乎把他的大腿骨都坐断了。那个女人坐了起来，向着退出去的警卫大声骂了一句：“操你们这些婊子养的！”她从温斯顿身上滑下来，坐在板凳上。

“对不起，亲爱的，”她说。“全是这些混蛋，要不，我是不会坐在你身上的。他们碰到一个太太连规矩也不懂。”她停了下来，拍拍胸脯，打了一个嗝。“对不起，”她说，“我有点不好过。”

她向前一俯，哇的一声吐了一地。

“这样好多了，”她说，回身靠在墙上，闭着眼睛。“要是忍不住，马上就吐，我是这么说的。趁还没有下肚就把它吐出来。”

她恢复了精神，转过身来又看一眼温斯顿，好像马上看中了他。她的粗大的胳膊搂着温斯顿的肩膀，把他拉了过来，一阵啤酒和呕吐的气味直扑他的脸上。

“你叫什么名字，亲爱的？”她问。

“史密斯，”温斯顿说。

“史密斯？”那女人问。“真好玩。我也叫史密斯。唉。”她又感慨地说，“也许我就是你的母亲！”

温斯顿想，她很可能就是他的母亲。她的年龄体格都相当，很有可能，在强制劳动营呆了二十年以后，外表是会发生一些变化的。

除此之外，没有人同他谈过话。令人奇怪的是，普通罪犯从来不理会党员罪犯。他们叫他们是“政犯”，带有一种不感兴趣的轻蔑味道。党员罪犯似乎怕同别人说话，尤其是怕同别的党员罪犯说话。只有一次，有两个女党员在板凳上挨在一起，于是他在嘈杂人声中听到她们匆忙交换的几句低声的话，特别是提到什么“101号房”，他不知道是指什么。

他们大概是在两三个小时以前把他带到这里来的，他肚子的隐痛从来没有消失过，不过有时候好些，有时候坏些，他思想也随之放松或者收缩。肚子痛得厉害时，他就一心只惦记着痛，惦记着饿。肚子痛得好些时，恐惧就袭心。有时他想到自己会碰到什么下场，仿佛真的发生一般，心就怦怦乱跳，呼吸就几乎要停止了。他仿佛感到橡皮棍打在他的手肘上，钉着铁掌的皮靴踩在他的肋骨上了。他仿佛看到自己匍匐在地上，从打掉了牙的牙缝里大声呼救求饶。他很少想到裘莉亚。他不能集中思想在她身上。他爱她，不会出卖她；但这只是个事实，像他知道的算术规律一样明白。但这时他心中想不起她，他甚至没有想到过她会有什么下场。他倒常常想到奥勃良，怀着一线希望。奥勃良一定知道他被逮捕了。他说过，兄弟会是从来不想去救会员的。不过有刮胡子的刀片，他们如果能够的话会送刮胡子刀片进来的。在警卫冲进来以前只要五秒钟就够了。刮胡子刀片就可以割破喉管，又冷又麻，甚至拿着刀片的手指也会割破，割到骨头上。他全身难受，什么感觉都恢复了，稍为碰一下就会使他痛得哆嗦着往后缩。他即使有机会，他也没有把握会不会用刀片。过一天算一天，似乎更自然一些，多活十分钟也好，即使明知道最后要受到拷打。

有时他想数一数牢房墙上有多少块瓷砖。这应该不难，但数着数着他就忘了已数过多少。他想得比较多的是自己究竟在什么地方，时间是什么时候。有一次，他觉得很肯定，外面一定是白天，但马上又很肯定地认为，外面是漆黑一团。他凭直觉知道。在这样的地方，灯光是永远不会熄灭的。这是个没有黑暗的地方：他现在明白了为什么奥勃良似乎理会这个比喻。在友爱部里没有窗户。他的牢房可能位于大楼的中央，也可能靠着外墙；可能在地下十层，也可能在地上三十层。他在心里想象着这一个个地方，要想根据自己身体的感觉来断定，究竟高高地在空中，还是深深地在地下。

外面有皮靴咔嚓声。铁门砰的打开了。一个年轻军官潇洒地走了进来。他穿着黑制服的身躯细而长，全身似乎都发出擦亮的皮靴的光泽，他的线条笔挺的苍白的脸好像蜡制的面具。他叫门外的警卫把犯人带进来。诗人安普尔福思踉跄进了牢房。门又砰的关上了。

安普尔福思向左右做了个迟疑的动作，仿佛以为还有一扇门可以进去，接着就在牢房里来回踱起步来。他没有注意到温斯顿也在屋里。他的发愁的眼光凝视着温斯顿头上约一公尺的墙上。他脚上没有穿鞋，破袜洞里露着肮脏的脚趾。他也有好几天没有刮胡子了。脸上须根毛茸茸的，一直长到颧骨上，使他看上去像个恶棍，这种神情同他高大而孱弱的身躯和神经质的动作很不相称。

温斯顿从懒洋洋的惰性中振作起一些来。他一定得同安普尔福思说话，即使遭到电幕的叱骂也不怕。甚至很可能安普尔福思就是送刀片来的人。

“安普尔福思，”他说。

电幕上没有吆喝声。安普尔福思停下步来，有点吃惊。他的眼睛慢慢地把焦点集中到了温斯顿身上。

“啊，史密斯！”他说，“你也在这里！”

“你来干什么？”

“老实跟你说——”他笨手笨脚地坐在温斯顿对面的板凳上。“只有一个罪，不是吗？”他说。

“那你犯了这个罪？”

“看来显然是这样。”

他把一只手放在额上，按着太阳穴，这样过了一会儿，好像竭力要想记起一件什么事情来。

“这样的事情是会发生的，”他含糊其辞地说，“我可以举一个例子——一个可能的例子。没有疑问，这是一时不慎。我们在出版一部吉卜林诗集的权威版本。我没有把一句诗的最后一个字‘神’改掉。我没有办法！”他几乎气愤地说，抬起头来看着温斯顿。“这一行诗没法改。押的韵是‘杖’

[1]

全部词汇里能押这个韵的就只有十二个字。我好几天绞尽脑汁，想不出别的字来。”

他脸上的表情改了样，烦恼的神情消失了，甚至出现了几乎高兴的神情。他尽管蓬首垢面，却闪耀着一种智慧的光芒，书呆子发现一些没有用处的事实时所感到的喜悦。

“你有没有想到，”他说，“英国诗歌的全部历史是由英语缺韵这个事实所决定的？”

没有，温斯顿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一点。而且在目前这样的情况下，他也不觉得这一点有什么重要或者对它有什么兴趣。

“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了？”他问。

安普尔福思又愕了一下。“我根本没有想到。他们逮捕我可能是在两天以前，也可能是在三天以前。”他的眼光在四周墙上转来转去，好像是要找个窗户。“在这个地方，白天黑夜没有什么两样。我看不出你怎么能算出时间来。”

他们又随便谈了几句，接着电幕上毫无理由地吆喝一声，不许他们再说话。温斯顿默默地坐着，双手交叠。安普尔福思个子太大，坐在板凳上不舒服，老是左右挪动，双手先是握在一个膝盖上，过了一会儿又握在另外一个膝盖上。电幕发出吆喝，要他保持安静不动。时间就这样过去。二十分钟，一个小时——究竟多久，很难断定。接着外面又是一阵皮靴声。温斯顿五脏六腑都收缩起来。快了，很快，也许五分钟，也许马上，皮靴咔嚓声可能意味着现在轮到他了。

门打开了。那个脸上冷冰冰的年轻军官进了牢房。他的手轻轻一动，指着安普尔福思。

“101号房，”他说。

安普尔福思夹在警卫中间踉跄地走了出去，他的脸似乎有点不安，但看不透他。

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温斯顿的肚子又痛了。他的念头一而再再而三地在一条轨道上转着，好像一个球不断地掉到同一条槽里。他只有六个念头：肚子痛、一片面包、流血和叫喊、奥勃良、裘莉亚、刀片。他的五脏六腑又是一阵痉挛；皮靴咔嚓声又走近了。门一开，送进来一阵强烈的汗臭。派逊斯走进了牢房。他穿着卡其短裤和运动衫。

这一次是温斯顿吃惊得忘掉了自己。

“你也来了！”他说。

派逊斯看了温斯顿一眼，既不感到兴趣，也不感到惊异，只有可怜相。他开始来回走动，不能安静下来。每次他伸直胖乎乎的膝盖时可以看出膝盖在哆嗦。他的眼光停滞，好像无法使自己不呆呆地看着眼前不远的地方。

“你到这里来干什么？”温斯顿问。

“思想罪！”派逊斯说，几乎发不出清楚的音来。他的说话腔调表明，他既完全承认自己的罪行，却又不能相信这样的话居然可以适用到自己身上。他在温斯顿前面停了下来，开始热切地求他：“你想他们不会枪毙我的吧？老兄，你说他们会不会？如果你没有干过什么事情，只是有过什么思想，而你又没有办法防止这种思想。他们不会枪毙你的吧？我知道他们会给你一个机会叫你申辩。我相信他们会这样的！他们知道我过去的表现，是不是？你知道我是怎样一个人。我这个人不坏。当然，没有头脑，但是热情。我尽了我的力量为党做工作，是不是？我大概判五年就差不多了，你想是不是？还是十年？像我这样的人在劳动营用处很大。他们不会因为我偶尔出了一次轨就枪毙我的吧？”

“你有罪吗？”温斯顿问。

“我当然有罪！”派逊斯奴颜婢膝地看了一眼电幕。“你以为党会逮捕一个无辜的人吗？”他的青蛙脸平静了一些，甚至有了一种稍带神圣的表情。“思想罪可是件要不得的事情，老兄，”他庄重地说，“它很阴险。你甚至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它就抓住了你。你知道它怎样抓住我的吗？在睡梦里！是的，事实就是如此。你想，像我这样的人，辛辛苦苦，尽我的本分，从来不知道我的头脑里有过什么坏思想。可是我开始说梦话。你知道他们听到了我说什么吗？”

他压低了声音，好像有人为了医学上的原因而不得不说肮脏话一样。

“‘打倒老大哥！’真的，我说了这个！看来说了还不止一遍。老兄，这话我只对你说，他们没有等这再进一步就逮住了我，我倒感到高兴。你知道我到法庭上去要对他们怎么说吗？我要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及时挽救了我。’”

“那么谁揭发你的？”温斯顿问。

“我的小女儿。”派逊斯答道，神情有些悲哀，但又自豪。“她在门缝里偷听。一听到我的话，她第二天就去报告了巡逻队。一个七岁小姑娘够聪明的，是不是？我一点也不恨她。我反而为她觉得骄傲。这说明我把她教育得很好。”

他又来回做了几个神经质的动作，好几次眼巴巴地看着便盆。接着他突然拉下了短裤。

“对不起，老兄，”他说，“我憋不住了。等了好久了。”

他的大屁股坐到了便盆上。温斯顿用手遮住脸。

“史密斯！”电幕上的声音吆喝道。“6079号史密斯！不许遮脸。牢房里不许遮脸。”

温斯顿把手移开。派逊斯大声痛快地用了便盆。结果发现冲水的开关不灵。牢房里后来好几小时臭气熏天。

派逊斯给带走了。接着又神秘地来了一些犯人，后来又给带走了。有一个女犯人听到要带到“101号房”里去脸色就变了，人好像顿时矮了一截。有一个时候——如果他带进来的时候是早上，那就是下午；如果是下午，那就是半夜——牢房里有六个犯人，有男有女。大家都一动不动地坐着。温斯顿对面坐着一个没有下巴颏儿、牙齿外露的男人，他的脸就好像一只驯良的大兔子一样。他的肥胖的多斑的双颊宽松下垂，很难不相信里面没有存储着一些吃的。他的浅灰色的眼睛胆怯地从这张脸转到那一张脸，一看到有人注意他，就马上把视线转移开去。

门打开了，又有一个犯人给带了进来，温斯顿看到他的样子，心里一阵凉。他是一个面目平庸的普通人，可能是个工程师，或者是个技术员。但是教人吃惊的是他面孔的消瘦，完全像个骷髅。由于瘦削，眼睛和嘴巴就大得不成比例，眼睛里似乎有一种对什么人或什么东西都怀有刻骨仇恨的恶狠狠神情。

那个人坐在温斯顿不远的板凳上。温斯顿没有再看他，但是那痛苦的骷髅一般的脸在他的脑海里栩栩如生，好像就在他的眼前一样。他突然明白了这是怎么一回事。那个人快要饿死了。这个念头似乎同时闪过牢房里其他每个人的脑海。板凳上传开来一阵轻微的骚动。那个没有下巴颏儿的人的眼光一直向那骷髅一般的人瞥去，马上又有点带着疚意地转了开去，可是又忍不住给吸引过去。接着他就坐立不安起来。终于他站了起来，一手插在工作服的口袋里，蹒跚地走过去，有点难为情地拿出一片发黑的面包来给骷髅头的人。

电幕上马上发出一阵震耳的怒吼。没有下巴颏儿的人吓了一跳。骷髅头的人马上把手放到身后去，好像要向全世界表示他不要那礼物。

“本姆斯特德，”电幕上的声音咆哮道。“2713号本姆斯特德！把那块面包撂在地上！”

没有下巴颏儿的人把那块面包撂在地上。

“站在原地别动，”那声音说。“面对着门。不许动！”

没有下巴颏儿的人遵命不动，他的鼓鼓的面颊无法控制地哆嗦起来。门砰的打开了。年轻的军官进来以后，闪开一旁，后面进来一个矮壮的警卫，胳膊粗壮，孔武有力。他站在没有下巴颏儿的人面前，等那军官一使眼色，就用全身的力量猛的一拳打在没有下巴颏儿的人的嘴上，用力之猛，几乎使他离地而起。他的身体倒到牢房另一头去，掉在便盆的底座前。他躺在那里好像吓呆了一样，污血从嘴巴和鼻子中流了出来。他有点不自觉地发出了一阵十分轻微的呻吟声。接着他翻过身去，双手双膝着地，摇摇晃晃地要想站起来。在鲜血和口水中，他的嘴里掉出来打成两半的一排假牙。

犯人们都一动不动地坐着，双手交叠在膝上。没有下巴颏儿的人爬回到他原来的地方。他的脸有一边的下面开始发青。他的嘴巴肿得像一片樱桃色的没有形状的肉块，中间有一个黑洞。血一滴一滴地流到他胸前工作服上。他的灰色的眼睛仍旧转来转去看着别人的脸，比以前更加惶恐了，好像他要弄清楚，他受到这样侮辱别人到底怎样瞧不起他。

门打开了。那个军官略一动手，指着那个骷髅头的人。

“101号房，”他说。

温斯顿身旁有人倒吸一口气。那个骷髅头的人一头栽到地上，跪在上面，双手握紧。

“同志！首长！”他叫道。“你不用把我带到那里去！我不是已经把什么都告诉你了吗？你还想知道什么？我没有什么不愿招供的，没有什么！你只用告诉我是什么，我都马上招供。你写下来，我就签字——什么都行！可不要带我到101号房去！”

“101号房，”那军官说。

那个人的脸本已发白，这时已变成温斯顿不相信会有的颜色，肯定无疑地是一层绿色。

“你怎么对待我都行！”他叫道。“你已经饿了我好几个星期了。把我饿到头，让我死吧。枪毙我。吊死我。判我二十五年。你们还有什么人要我招供的吗？只要说是谁，我就把你们要知道的事情都告诉你们。我不管他是谁，也不管你们要怎样对待他。我有妻子和三个孩子。最大的还不到六岁。你可以把他们全都带来，在我面前把他们喉管割断，我一定站在这里看着。可是千万别把我带到101号房去！”

“101号房，”那军官说。

那个人焦急地一个个看着周围的其他犯人，仿佛有个主意，要把别人来当他的替死鬼。他的眼光落到了那个没有下巴颏儿的人被打烂了的脸。他猛地举起了他的瘦骨嶙峋的胳膊。

“你们应该带他去，不应该带我去！”他叫道。“你们可没有听到他们打烂了他的脸以后他说些什么。只要给我一个机会，我就可以把他说的话全部告诉你。反党的是他，不是我。”警卫走上前一步。那个人的嗓门提高到尖叫的程度。“你们可没有叫到他！”他又说，“电幕出了毛病。你们要的是他，不是我，快把他带走！”

那两个粗壮的警卫得俯身抓住他的胳膊才制服他。可是就在这个当儿，他朝牢房的地上一扑，抓住墙边板凳的铁腿不放。他像畜生似的大声嚎叫。警卫抓住他身子，要把他的手指扳开，可是他紧抓住不放，气力大得惊人。他们拉了他二十秒钟左右。其他犯人安静地坐在一旁，双手交叠地放在膝上，眼睛直瞪瞪地望着前方。嚎叫停止了，那个人已快没有气了。这时又是一声呼号，只是声音不同。原来那个警卫的皮靴踢断了他的一根手指。他们终于把他拽了起来。

“101号房，”那个军官说。

那个人给带了出去，走路摇摇晃晃，脑袋低垂，捧着他给踢伤的手，一点劲儿都没有了。

经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如果那个骷髅头带走的时候是午夜，那么现在就是上午了；如果是上午，就是下午。只有温斯顿一个人，这样已有几个小时了。老是坐在狭板凳上屁股发痛，他就站起来走动走动，倒没有受到电幕的叱喝。那块面包仍在那个没下巴颏儿丢下的地方。开始时，要不去看它，真得咬紧牙关才行，但是过了一会，口渴比肚饥更难受了。他的嘴巴干燥难受，还有一股恶臭。嗡嗡的声音和苍白的灯光造成了一种昏晕的感觉，使他的脑袋感到空空如也。他在全身骨头痛得难受的时候就站起来，可是几乎马上又坐下去，因为脑袋发晕，站不住脚。只要身体感官稍一正常，恐怖便又袭上心头。他有时抱着万一的希望，想到奥勃良和刀片。即使给他送吃的来，不可想象地里面会藏着刀片。他也依稀地想到裘莉亚。她不知在什么地方也在受苦，也许比他还厉害。她现在可能在痛得尖叫。他想：“如果我多吃些苦能救裘莉亚，我肯不肯？是的，我肯的。”但这只是个理智上的决定，因为他知道他应该如此。但他没有这种感觉。在这种地方，除了痛和痛的预感以外，你没有别的感觉。此外，你在受苦的时候，不管为了什么原因，真的能够希望痛苦再增加一些？不过这个问题目前还无法答复。

皮靴又走近了。门打了开来。奥勃良走了进来。

温斯顿要站起来。他吃惊之下，什么戒备都忘掉了。多年来第一次，他忘掉了墙上的电幕。

“他们把你也逮到了！”他叫道。

“他们早就把我逮到了，”奥勃良说，口气里略带一种几乎感到歉意的讽刺。他闪开身子，从他背后出现了一个胸围粗壮的警卫，手中握着一根长长的黑色橡皮棍。

“你是明白的，温斯顿，”奥勃良说，“别自欺欺人。你原来就明白，你一直是明白的。”

是的，他现在明白了，他一直是明白的。但没有时间去想这个。他看到的只有那个警卫手中的橡皮棍。落在什么地方都可能：脑袋顶上，耳朵尖上，胳膊上，手肘上——

手肘上！他瘫了下来，一只手捧着那条挨了一棍的手肘，几乎要跪倒在地。眼前一阵昏花，什么都炸成了一片黄光。不可想象，不可想象一棍打来会造成这样的痛楚！黄光消退了，他可以看清他们两个人低头看着他。那个警卫看到他那难受劲儿感到好笑。至少有一个问题得到了解答。不管什么原因，你无法希望增加痛苦。对于痛苦，你只能有一个希望：那就是停止。天下没有比身体上的痛苦更难受的了。在痛苦面前，没有英雄，没有英雄。他在地上滚来滚去，一遍又一遍地这么想着，捧着他那打残了的左臂，毫无办法。

[1]
英语“神”（god）和“杖”（rod）同韵。——译注。

二

他躺在一张好像是行军床那样的床上，不过离地面很高，而且身上好像给绑住了，使他动弹不得。比平时更强的灯光照在他的脸上。奥勃良站在旁边，注意地低头看着他。另外一边站着一个穿白大褂的人，手中拿着打针的注射器。

即使在睁开眼睛以后，他也是慢慢地才看清周围的环境的。他有一种感觉，好像自己是从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一个深深的海底世界，游泳游到这个房间中来的。他在下面多久，他不知道。自从他们逮捕他以来，他就没有见过白天或黑夜。而且他的记忆也不是持续的。常常有这样的时候，意识——甚至在睡觉中也有的那种意识，忽然停止了，过了一段空白间隙后才恢复，但是这一段空白间隙究竟是几天，几星期，还是不过几秒钟，就没法知道。

在手肘遭到那一击之后，噩梦就开始了。后来他才明白，当时接着发生的一切事情只不过是一场开锣戏，一种例行公事式的审讯，几乎所有犯人都要过一遍。人人都得供认各种各样的罪行——刺探情报、破坏，等等。招供不过是个形式，但拷打却是货真价实的。他给打过多少次、每次拷打多久，他都记不得了。不过每次总有五六个穿黑制服的人同时向他扑来。有时是拳头，有时是橡皮棍，有时是铁条，有时是皮靴。他常常在地上打滚，像畜生一样不讲羞耻，蜷缩着身子闪来闪去，想躲开拳打脚踢，但是这是一点也没有希望的，只会招来更多的脚踢，踢在他的肋骨上，肚子上，手肘上，腰上，腿上，下腹上，睾丸上，脊梁骨上。这样没完没了的拳打脚踢有时持续到使他觉得最残酷的、可恶的、不可原谅的事情，不是那些警卫继续打他，而是他竟无法使自己失去意识昏过去。有时候他神经紧张得还没有开始打他就大声叫喊求饶，或者一见到拔出拳头来就自动招供了各种各样真真假假的罪行。也有的时候他下定决心什么都不招，实在痛不过时才说一言半语，或者他徒然地想来个折衷，对自己这么说：“我可以招供，但还不到时候。一定要坚持到实在忍不住痛的时候。再踢三脚，再踢两脚，我才把他们要我说的话说给他们听。”有时他给打得站不住脚，像一袋土豆似的掉在牢房里的石头地上，歇息了几个小时以后，又给带出去痛打。也有时间歇时间比较长。他记不清了，因为都是在睡梦中或昏晕中度过的。他记得有一间牢房里有一张木板床，墙上有个架子，还有一只洗脸盆，送来的饭是热汤和面包，有时还有咖啡。他记得有个脾气乖戾的理发员来给他刮胡子剪头发，还有一个一本正经、没有感情的白衣护士来试他的脉搏，验他的神经反应，翻他的眼皮，粗糙的手指在他身上摸来摸去看有没有骨头折断，在他的胳膊上打针，让他昏睡过去。

拷打不如以前频繁了，主要成了一种威胁，如果他的答复不够让他们满意就用拷打来恐吓他。拷问他的人现在已不再是穿黑制服的粗汉，而是党内知识分子，都是矮矮的小胖子，动作敏捷，目戴眼镜，分班来对付他。有时一班持续达十几个小时，究竟多久，他也弄不清楚。这些拷问他的人总是使他不断吃到一些小苦头，但是他们主要不是依靠这个。他们打他耳光，拧他耳朵，揪他头发，要他用一只脚站着，不让他撒尿，用强烈的灯光照他的脸，一直到眼睛里流出泪水。但是这一切的目的不过是侮辱他，打垮他的辩论说理的能力。他们的真正厉害的武器还是一个小时接着一个小时地、无休无止地无情拷问他，使他说漏了嘴，让他掉入圈套，歪曲他说的每一句话，抓住他的每一句假话和每一句自相矛盾的话，一直到他哭了起来，与其说是因为感到耻辱，不如说是因为神经过度疲劳。有时一次拷问他要哭五六次。他们多半是大声辱骂他，稍有迟疑就扬言要把他交还给警卫去拷打。但是他们有时也会突然改变腔调，叫他同志，要他看在英社和老大哥面上，假惺惺地问他对党到底还有没有半点忠诚，改正自己做过的坏事。在经过好几小时的拷问而精疲力尽之后，甚至听到这样的软话，他也会泪涕交加。终于这种喋喋不休的盘问比警卫的拳打脚踢还要奏效，使他完全屈服。凡是要他说什么话，签什么字，他都一概遵命。他一心只想弄清楚的是他们要他招认什么。这样他好马上招认，免得吃眼前亏。他招认暗杀党的领导，散发煽动反叛的小册子，侵吞公款，出卖军事机密，从事各种各样的破坏活动。他招认早在一九六八年就是东亚国政府豢养的间谍。他招认他笃信宗教，崇拜资本主义，是个老色鬼。他招认杀了老婆，尽管他自己明白，拷问的人也明白，他的老婆还活着。他招认多年以来就同果尔德施坦因有个人联系，是个地下组织的成员。该组织包括了他所认识的每一个人。把什么东西都招认，把什么人都拉下水，是很容易的事。况且，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合乎事实的。他的确是党的敌人，因为在党的眼里，思想和行为没有差别。

还有另外一种记忆，在他的脑海里互无关联地出现，好像是一幅幅的照片，照片四周一片漆黑。

他在一个牢房里，可能是黑的，也可能是亮光，因为他只看见一双眼睛。附近有一个仪器在慢慢地准确地滴答响着。眼睛越来越大，越来越亮。突然他腾空而起，跳进眼睛里，给吞噬掉了。

他给绑在一把椅子上，四周都有仪表，灯光强得耀眼。一个穿白大褂的人在观看仪表。外面一阵沉重的脚步声。门打开了。那个蜡像一般的军官走了进来，后面跟着两个警卫。

“101号房。”那个军官说。

白大褂没有转身。他也没有看温斯顿；他只是在看仪表。

他给推到一条很大的走廊里，有一公里宽，尽是金黄色灿烂的光，他的嗓门很高，大声笑着，招着供。他什么都招认，甚至在拷打下仍没有招出来的东西都招认了。他把他的全部生平都向听的人说了，而这些听的人早已知道这一切了。同他在一起的还有警卫，其他拷问者，穿白大褂的人，奥勃良，裘莉亚，却林顿先生，都一起在走廊里经过，大声哭着。潜伏在未来的可怕的事，却给跳过去了，没有发生。一切太平无事，不再有痛楚，他的一生全部都摆了出来，得到了谅解和宽恕。

他在木板床上要坐起身来，好像觉得听到奥勃良的谈话声。在整个拷问的过程中，他虽然从来没有看见过奥勃良，但是他有这样的感觉，觉得奥勃良一直在他身旁，只是没有让他看见而已。奥勃良是这一切事情的总指挥。派警卫打他，又不让他们打死他，是奥勃良。决定什么时候该让温斯顿痛得尖叫，什么时候该让他缓一口气，什么时候该让他吃饭，什么时候该让他睡觉，什么时候该给他打针；提出问题，暗示要什么答复的，也是奥勃良。他既是拷打者，又是保护者；既是审问者，又是朋友。有一次，温斯顿记不得是在打了麻药针睡着了以后，还是正常睡着了以后，还是暂时醒来的时候，他听到耳边有人低声说：“别担心，温斯顿；你现在由我看管。我观察你已有七年。现在到了转折点。我要救你，要使你成为完人。”他不知道这是不是奥勃良的说话声，但是这同七年以前在另外一个梦境中告诉他“我们将在没有黑暗的地方相会”的说话声是同一个人的声音。

他不记得拷问是怎样结束的。有一个阶段的黑暗，接着就是他现在所在的那个牢房，或者说房间，逐渐在他四周变得清楚起来。他完全处于仰卧状态，不能移动。他的身体在每个要紧的节骨眼上都给牵制住了，甚至他的后脑勺似乎也是用什么东西抓住似的。奥勃良低头看着他，神态严肃，很是悲哀。他的脸从下面望上去，皮肤粗糙，神情憔悴，眼睛下面有好几道圈儿，鼻子到下巴颏儿有好几条皱纹。他比温斯顿所想象的要老得多了，大概五十来岁。他的手的下面有一个仪表，上面有个杠杆，仪表的表面有一圈数字。

“我告诉过你，”奥勃良说，“要是我们再见到，就是在这里。”

“是的，”温斯顿说。

奥勃良的手微动了一下，此外就没有任何别的预告，温斯顿全身突然感到一阵痛。这阵痛很怕人，因为他看不清是怎么一回事，只觉得对他进行了致命的伤害。他不知道是真的这样，还是用电的效果。但是他的身体给扒拉开来，不成形状，每个关节都给慢慢地扳开了。他的额头上痛得出了汗，但是最糟糕的还是担心脊梁骨要断。他咬紧牙关，通过鼻孔呼吸，尽可能地不作出声来。

“你害怕，”奥勃良看着他的脸说，“再过一会儿有什么东西要断了。你特别害怕这是你的脊梁骨。你的心里很逼真地可以看到脊椎裂开，髓液一滴一滴地流出来。温斯顿，你现在想的是不是就是这个？”

温斯顿没有回答。奥勃良把仪表上的杠杆拉回去。阵痛很快消退，几乎同来时一样快。

“这还只有四十。”奥勃良说。“你可以看到，表面上的数字最高达一百。因此在我们谈话的时候，请你始终记住，我有能力随时随地都可以叫你感到多痛就多痛。如果你向我说谎，或者不论想怎么样搪塞，或者甚至说的不符合你平时的智力水平，你都会马上痛得叫出来。明白吗？”

“明白了，”温斯顿说。

奥勃良的态度不像以前严厉了。他沉思地端正了一下眼镜，踱了一两步。他再说话的时候，声音就很温和，有耐心。他有了一种医生的、教员的、甚至牧师的神情，一心只想解释说服，不是惩罚。

“温斯顿，我为你操心，”他说，“是因为你值得操心。你很明白你的问题在哪里。你好多年以来就已很明白，只是你不肯承认而已。你的精神是错乱的。你的记忆力有缺陷。真正发生的事你不记得，你却使自己相信你记得那些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幸而这是可以治疗的。但是你自己从来没有想法治疗过，因为你不愿意。这只需要意志上稍作努力，可是你就是不肯。即使现在，我也知道，你仍死抱住这个毛病不放，还以为这是美德。我们现在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我问你，眼前大洋国是在同哪个国家打仗？”

“我被逮捕的时候，大洋国是在同东亚国打仗。”

“东亚国。很好。大洋国一直在同东亚国打仗，是不是？”

温斯顿吸了一口气。他张开嘴巴要说话，但又没有说。他的眼光离不开那仪表。

“要说真话，温斯顿。你的真话。把你以为你记得的告诉我。”

“我记得在我被捕前一个星期，我们还没有同东亚国打仗。我们当时同他们结着盟。战争的对象是欧亚国。前后打了四年。在这以前——”

奥勃良的手摆动一下，叫他停止。

“再举一个例子，”他说，“几年以前，你发生了一次非常严重的幻觉。有三个人，三个以前的党员叫琼斯、阿隆逊和鲁瑟福的，在彻底招供以后按叛国罪处决，而你却以为他们并没有犯那控告他们的罪。你以为你看到过无可置疑的物证，可以证明他们的口供是假的。你当时有一种幻觉，以为看到了一张照片。你还以为你的手里真的握到过这张照片。这是这样一张照片。”

奥勃良手指中间夹着一张剪报。它在温斯顿的视野里出现了大约五秒钟。这是一幅照片，至于它是什么照片，这是毫无问题的。它就是那张照片。这是琼斯、阿隆逊、鲁瑟福在纽约一次党的会议上的照片，十一年前他曾意外见到，随即销毁了的。它在他的眼前出现了一刹那，就又在他的视野中消失了。但是他已看到了，毫无疑问，他已看到了！他忍着剧痛拼命想坐起来。但是不论朝什么方向，他连一毫米都动弹不得。这时他甚至忘掉了那个仪表了。他一心只想把那照片再拿在手中，至少再看一眼。

“它存在的！”他叫道。

“不，”奥勃良说。

他走到屋子那一头去。对面墙上有个忘怀洞。奥勃良揭起盖子。那张薄薄的纸片就在一阵热风中卷走了；在看不见的地方一燃而灭，化为灰烬。奥勃良从墙头那边转身回来。

“灰烬，”他说，“甚至是认不出来的灰烬，尘埃。它并不存在。它从来没有存在过。”

“但是它存在过！它确实存在！它存在记忆中。我记得它。你记得它。”

“我不记得它，”奥勃良说。

温斯顿的心一沉。那是双重思想。他感到一点也没有办法。如果他能够确定奥勃良是在说谎，这就无所谓了。但是完全有可能，奥勃良真的已忘记了那张照片。如果这样，那么他就已经忘记了他否认记得那张照片，忘记了忘记这一行为的本身。你怎么能确定这只不过是个小手法呢？也许头脑里真的会发生疯狂的错乱，使他绝望的就是这种思想。

奥勃良沉思地低着头看他。他比刚才更加像一个教师在想尽办法对付一个误入歧途但很有培养前途的孩子。

“党有一句关于控制过去的口号，”他说，“你再复述一遍。”

“‘谁能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能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温斯顿顺从地复述。

“‘谁能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奥勃良说，一边慢慢地点着头表示赞许。“温斯顿，那么你是不是认为，过去是真正存在过的？”

温斯顿又感到一点也没有办法。他的眼光盯着仪表。他不仅不知道怎么答复——“是”还是“不是”——能使他免除痛楚；他甚至不知道到底哪一个答复是正确的。

奥勃良微微笑道：“温斯顿，你不懂形而上学。到现在为止，你从来没有考虑过所谓存在是什么意思。我来说得更加确切些。过去是不是具体存在于空间里？是不是有个什么地方，一个有具体东西的世界里，过去仍在发生着？”

“没有。”

“那么过去到底存在于什么地方呢？”

“在记录里。这是写了下来的。”

“在记录里。还有——？”

“在头脑里。在人的记忆里。”

“在记忆里。那么，很好。我们，党，控制全部记录，我们控制全部记忆。因此我们控制过去，是不是？”

“但是你怎么能教人不记得事情呢？”温斯顿叫道，又暂时忘记了仪表。“它是自发的。它独立于一个人之内。你怎么能够控制记忆呢？你就没有能控制我的记忆！”

奥勃良的态度又严厉起来了。他把手放在仪表上。

“恰恰相反，”他说，“你才没有控制你的记忆。因此把你带到这里来。你到这里来是因为你不自量力，不知自重。你不愿为神志健全付出顺从的代价。你宁可做个疯子，光棍少数派。温斯顿，只有经过训练的头脑才能看清现实。你以为现实是某种客观的、外在的、独立存在的东西。你也以为现实的性质不言自明。你自欺欺人地认为你看到了什么东西，你以为别人也同你一样看到了同一个东西。但是我告诉你，温斯顿，现实不是外在的。现实存在于人的头脑中，不存在于任何其他地方。而且不存在于个人的头脑中，因为个人的头脑可能犯错误，而且反正很快就要死亡；现实只存在于党的头脑中，而党的头脑是集体的，不朽的。不论什么东西，党认为是真理就是真理。除了通过党的眼睛，是没有办法看到现实的。温斯顿，你得重新学习，这是事实。这需要自我毁灭，这是一种意志上的努力。你先要知道自卑，然后才能神志健全。”

他停了一会儿，好像要使对方深刻理解他说的话。

“你记得吗，”他继续说，“你在日记中写：‘所谓自由即可以说二加二等于四的自由’？”

“记得，”温斯顿说。

奥勃良举起他的左手，手背朝着温斯顿，大拇指缩在后面，四个手指伸开。

“我举的是几个手指，温斯顿？”

“四个。”

“如果党说不是四个而是五个——那么你说是多少？”

“四个。”

话还没有说完就是一阵剧痛。仪表上的指针转到了五十五。温斯顿全身汗如雨下。他的肺部吸进呼出空气都引起大声呻吟，即使咬紧牙关也压不住。奥勃良看着他，四个手指仍伸在那里。他把杠杆拉回来。不过剧痛只稍微减轻一些。

“几个手指，温斯顿？”

“四个。”

指针到了六十。

“几个手指，温斯顿？”

“四个！四个！我还能说什么？四个！”

指针一定又上升了，但是他没有去看它。他的眼前只见到那张粗犷的严厉的脸和四个手指。四个手指在他眼前像四根大柱，粗大，模糊，仿佛要抖动起来，但是毫无疑问地是四个。

“多少手指，温斯顿？”

“四个！快停下来，快停下来！你怎么能够这样继续下去？四个！四个！”

“多少手指，温斯顿？”

“五个！五个！五个！”

“不，温斯顿，这没有用。你在说谎。你仍认为是四个，到底多少？”

“四个！五个！四个！你爱说几个就是几个。只求你马上停下来，别再教我痛了！”

他猛的坐了起来，奥勃良的胳膊围着他的肩膀。他可能有一两秒钟昏了过去。把他身体绑住的带子放松了。他觉得很冷，禁不住打寒战，牙齿格格打颤，面颊上眼泪滚滚而下。他像个孩子似的抱着奥勃良，围着他肩膀上的粗壮胳膊使他感到出奇的舒服。他觉得奥勃良是他的保护人，痛楚是外来的，从别的来源来的，只有奥勃良才会救他免于痛楚。

“你学起来真慢，温斯顿，”奥勃良温和地说。

“我有什么办法？”他口齿不清地说，“我怎么能不看到眼前的东西呢？二加二等于四呀。”

“有时候是四，温斯顿。但有时候是五。有时候是三。有时候三、四、五全是。你得再努力一些。要神志健全，不是容易的事。”

他把温斯顿放到床上躺下。温斯顿四肢上缚的带子又紧了，不过这次痛已减退，寒战也停止了，他只感到软弱无力，全身发冷。奥勃良点头向穿白大褂的一个人示意，那人刚才自始至终呆立不动，这时他弯下身来，仔细观看温斯顿的眼珠，试了他的脉搏，听了他的胸口，到处敲敲摸摸，然后向奥勃良点一点头。

“再来，”奥勃良说。

温斯顿全身一阵痛，那指针一定升高到了七十，七十五。这次他闭上了眼睛。他知道手指仍在那里，仍旧是四个。现在主要的是把痛熬过去。他不再注意到自己究竟是不是在哭。痛又减退了。他睁开眼睛。奥勃良把杠杆拉了回来。

“多少手指，温斯顿？”

“四个。我想是四个。只要能够，我很愿意看到五个。我尽量想看到五个。”

“你究竟希望什么；是要我相信你看到五个，还是真正要看到五个？”

“真正要看到五个。”

“再来，”奥勃良说。

指针大概升到了八十——九十。温斯顿只能断断续续地记得为什么这么痛。在他的紧闭的眼皮后面，手指像森林一般，似乎在跳舞，进进出出，互相叠现。他想数一下，他也不记得为什么。他只知道要数清它们是不可能的，这是由于神秘地，四就是五，五就是四。痛又减退了。他睁开眼睛，发现看到的仍是原来的东西。无数的手指，像移动的树木，仍朝左右两个方向同时移动着，互相交叠。他又闭上了眼。

“我举起的有几个手指，温斯顿？”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再下去，就会把我痛死的。四个，五个，六个——说老实话，我不知道。”

“好一些了，”奥勃良说。

一根针刺进了温斯顿的胳膊。就在这当儿，一阵舒服的暖意马上传遍了他的全身。痛楚已全都忘了。他睁开眼，感激地看着奥勃良。一看到他的粗犷的、皱纹很深的脸，那张丑陋但是聪明的脸，他的心感到一阵酸。要是他可以动弹，他就会伸出手去，放在奥勃良的胳膊上。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爱他，这不仅因为他停止了痛楚。归根到底，奥勃良是友是敌，这一点无关紧要的感觉又回来了。奥勃良是个可以同他谈心的人。也许，你与其受人爱，不如被人了解更好一些。奥勃良折磨他，快到了神经错乱的边缘，而且有一阵子几乎可以肯定要把他的命给断送。但这没有关系。按那种比友谊更深的意义来说，他们还是知己。反正有一个地方，虽然没有明说，他们可以碰头好好谈一谈。奥勃良低头看着他，他的表情说明，他的心里也有同样的想法。他开口说话时，用的是一种随和的聊天的腔调。

“你知道你身在什么地方吗，温斯顿？”他问道。

“我不知道。但我猜得出来。在友爱部。”

“你知道你在这里已有多久了吗？”

“我不知道。几天，几星期，几个月——我想已有几个月了。”

“你认为我们为什么把人带到这里来？”

“让他们招供。”

“不，不是这个原因。再试一试看。”

“惩罚他们。”

“不是！”奥勃良叫道。他的声音变得同平时不一样了，他的脸色突然严厉起来，十分激动。“不是！不光是要你们招供，也不光是要惩罚你们。你要我告诉你为什么把你们带到这里来吗？是为了给你们治病。是为了使你神志恢复健全！温斯顿，你要知道，凡是我们带到这里来的人，没有一个不是治好走的。我们对你犯的那些愚蠢罪行并不感到兴趣。党对表面行为不感兴趣，我们关心的是思想。我们不单单要打败敌人，我们要改造他们。你懂得我的意思吗？”

他俯身望着温斯顿。因为离得很近，他的脸显得很大，从下面望上去，丑陋得怕人。此外，还充满了一种兴奋的表情，紧张得近乎疯狂。温斯顿的心又一沉。他恨不得钻到床底下去。他觉得奥勃良一时冲动之下很可能扳动杠杆。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奥勃良转过身去，踱了一两步，又继续说，不过不像刚才那么激动了：

“你首先要明白，在这个地方，不存在烈士殉难问题。你一定读到过以前历史上的宗教迫害的事。在中世纪里，发生过宗教迫害。那是一场失败。它的目的只是要根除异端邪说，结果却巩固了异端邪说。它每烧死一个异端分子，就制造出几千个来。为什么？因为宗教迫害公开杀死敌人，在这些敌人还没有悔改的情况下就把他们杀死，因为他们不肯悔改而把他们杀死。他们所以被杀是因为他们不肯放弃他们的真正信仰。这样，一切光荣自然归于殉难者，一切羞耻自然归于烧死他们的迫害者。后来，在二十世纪，出现了集权主义者，就是这样叫他们的。他们是德国的纳粹分子和俄国的共党分子。俄国人迫害异端邪说比宗教迫害还残酷。他们自以为从过去的错误中汲取了教训；不过他们有一点是明白的，绝不能制造殉难烈士。他们在公审受害者之前，有意打垮他们的人格尊严。他们用严刑拷打，用单独禁闭，把他们折磨得成为匍匐求饶的可怜虫，什么罪名都愿意招认，辱骂自己，攻击别人来掩蔽自己。但是过了几年之后，这种事情又发生了。死去的人成了殉难的烈士，他们的可耻下场遗忘了。再问一遍为什么是这样？首先是因为他们的供词显然是逼出来的，是假的。我们不再犯这种错误。在这里招供的都是真的。我们想办法做到这些供词是真的。而且，尤其是，我们不让死者起来反对我们，你可别以为后代会给你昭雪沉冤。后代根本不会知道有你这样一个人。你在历史的长河中消失得一干二净。我们要把你化为气体，消失在太空之中。你什么东西也没有留下：登记簿上没有你的名字，活人的头脑里没有你的记忆。不论过去和将来，你都给消灭掉了。你从来没有存在过。”

那么为什么要拷打我呢？温斯顿想，心里感到一阵怨恨。奥勃良停下了步，好像温斯顿把这想法大声说了出来一样。他的丑陋的大脸挪了近来，眼睛眯了一些。

“你在想，”他说，“既然我们要把你彻底消灭掉，使得不论你说的话或做的事再也无足轻重——既然这样，我们为什么还不厌其烦地要先拷问你？你是不是这样想？”

“是的，”温斯顿说。

奥勃良微微一笑道，“温斯顿，你是白玉上的瑕疵。你是必须擦去的污点。我刚才不是对你说过，我们同过去的迫害者不同吗？我们不满足于消极的服从，甚至最奴颜婢膝的服从都不要。你最后投降，要出于你自己的自由意志。我们并不因为异端分子抗拒我们才毁灭他；只要他抗拒一天，我们就不毁灭他。我们要改造他，争取他的内心，使他脱胎换骨。我们要把他的一切邪念和幻觉都统统烧掉；我们要把他争取到我们这一边来，不仅仅是在外表上，而且是在内心里真心诚意站到我们这一边来。我们在杀死他之前也要把他改造成为我们的人。我们不能容许世界上有一个地方，不论多么隐蔽，多么不发生作用，居然有一个错误思想存在。甚至在死的时候，我们也不容许有任何脱离正规的思想。在以前，异端分子走到火刑柱前去时仍是一个异端分子，宣扬他的异端邪说，为此而高兴若狂。甚至俄国清洗中的受害者在走上刑场挨枪弹之前，他的脑壳中也可以保有反叛思想。但是我们却要在粉碎那个脑壳之前把那脑袋改造完美。以前的专制暴政的告诫是‘你干不得’。集权主义的告诫是‘你得干’。我们则是‘你得是’。我们带到这里来的人没有一个敢站出来反对我们。每个人都洗得一干二净。甚至你相信是无辜的那三个可怜的卖国贼——琼斯、阿隆逊和鲁瑟福——我们最后也搞垮了他们。我亲身参加过对他们的拷问。我看到他们慢慢地软了下来，趴在地上，哀哭着求饶。我们拷问完毕时，他们已成了行尸走肉。除了后悔自己的错误和对老大哥的爱戴以外，他们什么也没有剩下了。看到他们怎样热爱他，真是很感动人。他们要求马上枪毙他们，可以在思想还仍清白纯洁的时候趁早死去。”

他的声音几乎有了一种梦境的味道。他的脸上仍有那种兴奋、热情得发疯的神情。温斯顿想，他这不是假装的；他不是伪君子；他相信自己说的每一句话。最使温斯顿不安的是，他意识到自己的智力的低下。他看着那粗笨然而文雅的身躯走来走去，时而进入时而退出他的视野里。奥勃良从各方面来说都是一个比他大的人。凡是他曾经想到过或者可能想到的念头，奥勃良无不都早已想到过，研究过，批驳过了。他的头脑包含了温斯顿的头脑。但是既然这样，奥勃良怎么会是疯狂的呢？那么发疯的就一定是他，温斯顿自己了。奥勃良停下来，低头看他。他的声音又严厉起来了。

“别以为你能够救自己的命，温斯顿，不论你怎么彻底向我们投降。凡是走上歧途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幸免。即使我们决定让你寿终，你也永远逃不脱我们。在这里发生的事是永远的。你事先必须了解。我们要打垮你，打到无可挽回的地步。你碰到的事情，即使你活一千年，你也永远无法从中恢复过来。你不再可能有正常人的感情。你心里什么都成了死灰。你不再可能有爱情、友谊、生活的乐趣、欢笑、好奇、勇气、正直。你是空无所有。我们要把你挤空，然后再用我们自己把你填满。”

他停下来，跟穿白大褂的打个招呼。温斯顿感到有一件很重的仪器放到了他的脑袋下面。奥勃良坐在床边，他的脸同温斯顿的脸一般高。

“三千，”他对温斯顿头上那个穿白大褂的说。

有两块稍微有些湿的软垫子夹上了温斯顿的太阳穴。他缩了一下，感到了一阵痛，那是一种不同的痛。奥勃良把一只手按在他的手上，叫他放心，几乎是很和善。

“这次不会有伤害的，”他说，“把眼睛盯着我。”

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阵猛烈的爆炸，也可以说类似爆炸，但弄不清楚究竟有没有声音。肯定发出了一阵闪光，使人睁不开眼睛。温斯顿没有受到伤害，只是弄得精疲力尽。他本来已经是仰卧在那里，但是他奇怪地觉得好像是给推到这个位置的。一种猛烈的无痛的打击，把他打翻在那里。他的脑袋里也有了什么变化。当他的瞳孔恢复视力时，他仍记得自己是谁，身在何处，也认得看着他的那张脸；但是不知在什么地方，总有一大片空白，好像他的脑子给挖掉了一大块。

“这不会长久，”奥勃良说，“看着我回答，大洋国同什么国家在打仗？”

温斯顿想了一下。他知道大洋国是什么意思，也知道自己是大洋国的公民。他也记得欧亚国和东亚国。但谁同谁在打仗，他却不知道。事实上，他根本不知道在打仗。

“我记不得了。”

“大洋国在同东亚国打仗。你现在记得吗？”

“记得。”

“大洋国一直在同东亚国打仗。自从你生下来以后，自从党成立以来，自从有史以来，就一直不断地在打仗，总是同一场战争。你记得吗？”

“记得。”

“十一年以前，你造了一个关于三个因叛国而处死的人的神话。你硬说自己看到过一张能够证明他们无辜的纸片。根本不存在这样的纸片。这是你造出来的，你后来就相信了它。你现在记得你当初造出这种想法的时候吧？”

“记得。”

“我现在把手举在你的面前。你看到五个手指。你记得吗？”

“记得。”

奥勃良举起左手的手指，大拇指藏在手掌后面。

“现在有五个手指。你看到五个手指吗？”

“是的。”

而且他的确在刹那间看到了，在他的脑海中的景象还没有改变之前看到了。他看到了五个手指，并没有畸形。接着一切恢复正常，原来的恐惧、仇恨、迷惑又袭上心来。但是有那么一个片刻——他也不知道多久，也许是三十秒钟——的时间里，他神志非常清醒地感觉到，奥勃良的每一个新的提示都填补了一片空白，成为绝对的真理，只要有需要的话，二加二可以等于三，同等于五一样容易。奥勃良的手一放下，这就消失了，他虽不能恢复，但仍旧记得，就像你在以前很久的某个时候，事实上是个完全不同的人的时候，有个栩栩如生的经历，现在仍旧记得一样。

“你现在看到，”奥勃良说，“无论如何这是办得到的。”

“是的，”温斯顿说。

奥勃良带着满意的神情站了起来。温斯顿看到他的左边的那个穿白大褂的人打破了一只安瓿，把注射器的柱塞往回抽。奥勃良脸上露出微笑，转向温斯顿。他重新整了一整鼻梁上的眼镜，动作一如以往那样。

“你记得曾经在日记里写过，”他说，“不管我是友是敌，都无关紧要，因为我至少是个能够了解你并且可以谈得来的人？你的话不错。我很喜欢同你谈话。你的头脑使我感到兴趣。它很像我自己的头脑，只不过你是精神失常的。在结束这次谈话之前，你如果愿意，可以向我提几个问题。”

“任何问题？”

“任何问题。”他看到温斯顿的眼光落在仪表上。“这已经关掉了。你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你们把裘莉亚怎样了？”温斯顿问。

奥勃良又微笑了。“她出卖了你，温斯顿。马上——毫无保留。我从来没有见到过有人这样快投过来的。你如再见到她，已很难认出来了。她的所有反叛精神、欺骗手法、愚蠢行为、肮脏思想——都已消失得一干二净。她得到了彻底的改造，完全符合课本的要求。”

“你们拷打了她。”

奥勃良对此不予置答。“下一个问题，”他说。

“老大哥存在吗？”

“当然存在。有党存在，就有老大哥存在，他是党的化身。”

“他也像我那样存在吗？”

“你不存在，”奥勃良说。

他又感到了一阵无可奈何的感觉袭心。他明白，也不难想象，那些能够证明自己不存在的论据是些什么；但是这些论据都是胡说八道，都是玩弄词句。“你不存在”这句话不是包含着逻辑上的荒谬吗？但是这么说有什么用呢？他一想到奥勃良会用那些无法争辩的、疯狂的论据来驳斥他，心就感到一阵收缩。

“我认为我是存在的，”他懒懒地说，“我意识到我自己的存在。我生了下来，我还会死去。我有胳膊有腿。我占据一定的空间。没有别的实在东西能够同时占据我所占据的空间。在这个意义上，老大哥存在吗？”

“这无关重要。他存在。”

“老大哥会死吗？”

“当然不会。他怎么会死？下一个问题。”

“兄弟会存在吗？”

“这，温斯顿，你就永远不会知道。我们把你对付完了以后，如果放你出去，即使你活到九十岁，你也永远不会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只要你活一天，这个问题就一天是你心中没有解答的谜。”

温斯顿默然躺在那里。他的胸脯起伏比刚才快了一些。他还没有提出他心中头一个想到的问题。他必须提出来，可是他的舌头好像说不出声来了。奥勃良的脸上出现了一丝笑意。甚至他的眼镜片似乎也有了嘲讽的色彩。温斯顿心里想，他很明白，他很明白我要问的是什么！想到这里，他的话就冲出口了。

“101号房里有什么？”

奥勃良脸上的表情没有变。他挖苦地回答：

“你知道101号房里有什么，温斯顿。人人都知道101号房里有什么。”

他向穿白大褂的举起一个手指。显然谈话结束了。一根针刺进了温斯顿的胳膊。他马上沉睡过去。

三

“你的改造分三个阶段，”奥勃良说，“学习、理解、接受。现在你该进入第二阶段了。”

温斯顿又是仰卧在床上。不过最近绑带比较松了。他仍给绑在床上，不过膝盖可以稍作移动，脑袋可以左右转动，从手肘以下，可以举起手来。那个仪表也不那么可怕了。只要他脑筋转得快一些，就可以避免吃苦头。主要是在他脑筋不灵的时候，奥勃良才扳杠杆。有时他们谈一次话没有用过一次仪表。他记不得他们已经谈过几次了。整个过程似乎拖得很长，时间也无限，可能有好几个星期，每次谈话与下次谈话之间有时可能间隔几天，有时只有一两小时。

“你躺在那里，”奥勃良说，“你常常纳闷，而且你甚至问过我，为什么友爱部要在你身上花这么多的时间，费这么大的劲。当初你自由的时候，你也因基本上同样的问题而感到不解。你能够理解你所生活的社会的运转，但是你不理解它的根本动机。你还记得你曾经在日记上写过，‘我知道方法，但我不知道原因。’就是在你想‘原因’的时候，你对自己神志是否健全产生了怀疑。你已经读了那本书，果尔德施坦因的书，至少读过它的一部分。它有没有告诉你一些你原来不知道的东西？”

“你读过吗？”温斯顿问。

“是我写的。这是说，是我参加合写的。你也知道，没有一本书是单个人写的。”

“书里说的是不是真实的？”

“作为描写，是真实的。但它所提出的纲领是胡说八道。秘密积累知识，逐渐扩大启蒙，最后发生无产阶级造反，推翻党。你不看也知道它要这样说。这都是胡说八道。无产阶级永远不会造反，一千年，一百万年也不会。他们不能造反。我无需把原因告诉你；你自己已经知道了。如果你曾经梦想过发生暴力起义，那你就抛弃这个梦想吧。没有办法推翻党。党的统治是永远的。把这当作你的思想的出发点。”

他向床边走近一些。“永远这样！”他重复说。“现在再回到‘方法’和‘原因’问题上来。你很了解党维持当权的‘方法’。现在请告诉我，我们要坚持当权的‘原因’。我们的动机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当权？说吧，”他见温斯顿沉默不语就说。

但是温斯顿还是继续沉默了一两分钟。他感到一阵厌倦。奥勃良的脸上又隐隐出现了一种狂热的神情。他知道奥勃良会说些什么：党并不是为了自己的目的而要当权，而只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它要权力是因为群众都是软弱的、怯懦的可怜虫，既不知如何运用自由，也不知正视真理，必须由比他们强有力的人来加以统治，进行有计划的哄骗。人类面前的选择是自由或幸福，对大多数人类来说，选择幸福更好一些。党是弱者的永恒监护人，是为了使善可能到来才作恶的一个专心一致的派系，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幸福。温斯顿心里想，可怕的是，奥勃良这么说的时候，他就会相信他。你可以从他脸上看出来。奥勃良什么都知道。比温斯顿好过一千倍，他知道世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人类生活堕落到了什么程度，党用什么谎话和野蛮手段使他们处在那种地位。他完全明白这一切，加以权衡，但这都无关重要，因为为了最终目的，一切手段都是正当的。温斯顿心里想，对于这样一个疯子，他比你聪明，他心平气和地听了你的论点，但是仍坚持他的疯狂，你有什么办法呢？

“你们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好处而统治我们，”他软弱地说，“你们认为人类不能自己管理自己，因此——”

他惊了一下，几乎要叫出声来。他的全身一阵痛。奥勃良扳了杠杆，仪表的指针升到了三十五。

“真愚蠢，温斯顿，真愚蠢！”他说。“按你的水平，你不应该说这么一句话。”

他把杠杆扳回来，继续说：

“现在让我来告诉你，我的问题的答复是什么。答复是：党要当权完全是为了它自己。我们对别人的好处并没有兴趣。我们只对权力有兴趣。不论财富、奢侈、长寿或者幸福，我们都没有兴趣，只对权力，纯粹的权力有兴趣。纯粹的权力是什么意思，你马上就会知道。我们与以往的所有寡头政体都不同，那是在于我们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所有其他寡头政治家，即使那些同我们相像的人，也都是些懦夫和伪君子。德国的纳粹党人和俄国的共产党人在方法上同我们很相像，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勇气承认自己的动机。他们假装，或许他们甚至相信，他们夺取权力不是出于自愿，只是为了一个有限的时期，不久就会出现一个人人都自由平等的天堂。我们可不是那样。我们很明白，没有人会为了废除权力而夺取权力。权力不是手段，权力是目的。建立专政不是为了保卫革命；反过来进行革命是为了建立专政。迫害的目的是迫害。拷打的目的是拷打。权力的目的是权力。现在你开始懂得我的意思了吧？”

奥勃良的疲倦的脸像以往一样使温斯顿感到很触目。这张脸坚强、肥厚、残忍，充满智慧，既有激情，又有节制，使他感到毫无办法，但是这张脸是疲倦的脸。眼眶下面有皱纹，双颊的皮肉松弛。奥勃良俯在他的头上，有意让他久经沧桑的脸移得更近一些。

“你在想，”他说，“我的脸又老又疲倦。你在想，我在侈谈权力，却没有办法防止我自己身体的衰老。温斯顿，难道你不明白，个人只是一个细胞？一个细胞的衰变正是机体的活力。你把指甲剪掉的时候难道你就死了吗？”

他从床边走开，又开始来回踱步，一只手放在口袋里。

“我们是权力的祭师，”他说，“上帝是权力。不过在目前，对你来说，权力不过是个字眼。现在你应该对权力的含义有所了解。你必须明白的第一件事情是，权力是集体的。个人只是在停止作为个人的时候才有权力。你知道党的口号‘自由即奴役’。你有没有想到过这句口号是可以颠倒过来的？奴役即自由。一个人在单独和自由的时候总是要被打败的。所以必然如此，是因为人都必死，这是最大的失败。但是如果他能完全绝对服从，如果他能摆脱个人存在，如果他能与党打成一片而做到他就是党，党就是他，那么他就是全能的、永远不朽。你要明白的第二件事情是，所谓权力乃是对人的权力，是对身体，尤其是对思想的权力，对物质——你们所说的外部现实——的权力并不重要。我们对物质的控制现在已经做到了绝对的程度。”

温斯顿一时没有去注意仪表。他猛地想坐起来，结果只是徒然感到一阵痛而已。

“但是你怎么能够控制物质呢？”他叫出声来道。“你们连气候或者地心吸力都还没法控制。而且还有疾病、痛苦、死亡——”

奥勃良摆一摆手，叫他别说话。“我们所以能够控制物质，是因为我们控制了思想。现实存在于脑袋里。温斯顿，你会慢慢明白的。我们没有做不到的事情。隐身、升空——什么都行。只要我愿意，我可以像肥皂泡一样，在这间屋子里飘浮起来。我不愿意这么做是因为党不愿意我这么做。这种十九世纪式的自然规律观念，你必须把它们丢掉。自然规律是由我们来规定的。”

“但是你们并没有！你们甚至还没有成为地球的主人！不是还有欧亚国和东亚国吗？你们还没有征服它们？”

“这无关紧要。到了合适的时候都要征服。即使不征服，又有什么不同？我们可以否定它们的存在。大洋国就是世界。”

“但是世界本身只是一粒尘埃。而人是渺小的——毫无作为。人类存在多久了？有好几百万年地球上是没有人迹的。”

“胡说八道。地球的年代同人类一样长久，一点也不比人类更久。怎么可能比人类更久呢？除了通过人的意识，什么都不存在。”

“但是岩石里尽是已经绝迹的动物的骨骼化石——在人类出现以前很久在地球上生活过猛犸、柱牙象和庞大的爬行动物。”

“你自己看到过这种骨骼化石吗，温斯顿？当然没有。这是十九世纪生物学家捏造出来的。在人类出现以前什么都不存在。在人类绝迹后——如果人类有一天会绝迹的话——也没有什么会再存在。在人类之外没有别的东西存在。”

“但是整个宇宙是在我们之外。看那星星！有些是在一百万光年之外。它们在我们永远及不到的地方。”

“星星是什么？”奥勃良冷淡地说。“它们不过是几公里以外的光点。我们只要愿意就可以到那里。我们也可以把它们抹掉。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太阳和星星绕地球而转。”

温斯顿又挣扎了一下。这次他没有说什么。奥勃良继续说下去，好像在回答对方说出来的反对意见。

“为了一定目的，这话当然是不确的。比如我们在大海上航行的时候，或者在预测日食月食的时候，我们常常发现，假设地球绕太阳而转，星星远在亿万公里之外，这样比较方便。但这又怎样呢？难道你以为我们不能创造一种双重的天文学体系吗？星星可以近，也可以远，视我们需要而定。你以为我们的数学家做不到这一点吗？难道你忘掉了双重思想？”

温斯顿在床上一缩。不论他说什么，对方迅速的回答就像给他打了一下闷棍一样。但是他知道，他知道自己是对的。认为你自己思想以外不存在任何事物，这种想法肯定是有什么办法能够证明是不确的。不是早已揭露过这是一种谬论吗？甚至还有一个名称，不过他已记不起来了。奥勃良低头看着温斯顿，嘴角上飘起一丝嘲意。

“我告诉你，温斯顿，”他说，“形而上学不是你的所长。你在想的一个名词叫唯我论。可是你错了。这不是唯我论。这是集体唯我论。不过这是另外一回事。完全不同的一回事，可以说是相反的一回事。不过这都是题外话。”他又换了口气说。“真正的权力，我们日日夜夜为之奋战的权力，不是控制事物的权力，而是控制人的权力。”他停了下来，又恢复了一种教训聪颖儿童的教师神情：“温斯顿，一个人是怎样对另外一个人发挥权力的？”

温斯顿想了一想说：“通过使另外一个人受苦。”

“说得不错。通过使另外一个人受苦。光是服从还不够。他不受苦，你怎么知道他在服从你的意志，不是他自己的意志？权力就在于给人带来痛苦和耻辱。权力就在于把人类思想撕得粉碎，然后按你自己所选择的样子把它再粘合起来。那么，你是不是开始明白我们要创建的是怎样一种世界？这种世界与老派改革家所设想的那种愚蠢的、享乐主义的乌托邦正好相反。这是一个恐惧、叛卖、折磨的世界，一个践踏和被践踏的世界，一个在臻于完善的过程中越来越无情的世界。我们这个世界里，所谓进步就是朝向越来越多痛苦的进步。以前的各种文明以建筑在博爱和正义上相标榜。我们建筑在仇恨上。在我们的世界里，除了恐惧、狂怒、得意、自贬以外，没有别的感情。其他一切都要摧毁。我们现在已经摧毁了革命前遗留下来的思想习惯。我们割断了子女与父母、人与人、男人与女人之间的联系；没有人再敢信任妻子、儿女、朋友。而且在将来，不再有妻子或朋友。子女一生下来就要脱离母亲，好像蛋一生下来就从母鸡身边取走一样。性的本能要消除掉。生殖的事要弄得像发配给证一样成为一年一度的手续形式。我们要消灭掉性的快感。我们的神经病学家正在研究这个问题。除了对党忠诚以外，没有其他忠诚。除了爱老大哥以外，没有其他的爱。除了因打败敌人而笑以外，没有其他的笑。不再有艺术，不再有文学，不再有科学。我们达到万能以后就不需要科学了。美与丑不再有区别。不再有好奇心，不再有生命过程的应用。一切其他乐趣都要消灭掉。但是，温斯顿，请你不要忘了，对于权力的沉醉，却永远存在，而且不断地增长，不断地越来越细腻。每时每刻，永远有胜利的欢悦，践踏束手待毙的敌人的快感。如果你要设想一幅未来的图景，就想像一只脚踩在一张人脸上好了——永远如此。”

他停了下来等温斯顿说话。温斯顿又想钻到床底下去。他说不出话来。他的心脏似乎冰冻住了。奥勃良继续说：

“请记住，这是永远如此。那张脸永远在那里给你践踏。异端分子、社会公敌永远在那里，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打败他们，羞辱他们。你落到我们手中以后所经历的一切，会永远继续下去，而且只有更厉害。间谍活动、叛党卖国、逮捕拷打、处决灭迹，这种事情永远不会完。这个世界不仅是个胜利的世界，也同样是个恐怖的世界。党越有力量，就越不能容忍；反对力量越弱，专制暴政就越严。果尔德施坦因及其异端邪说将永远存在。他们无时无刻不受到攻击、取笑、辱骂、唾弃，但是他们总是仍旧存在。我在这七年中同你演出的这出戏将一代又一代永远一而再再而三地演下去，不过形式更加巧妙而已。我们总是要把异端分子提到这里来听我们的摆布，叫痛求饶，意气消沉，可卑可耻，最后痛悔前非，自动地爬到我们脚下来。这就是我们在制造的一个世界，温斯顿。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的世界，没完没了地压迫着权力的神经。我可以看出，你已经开始明白这个世界将是什么样子了。但是到最后，你会不止明白而已。你还会接受它，欢迎它，成为它的一部分。”

温斯顿从震惊中恢复过来一些，有气无力地说：“你们不能这样！”

“温斯顿，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们不可能创造一个像你刚才介绍的那样的世界，这是梦想，不可能实现。”

“为什么？”

“因为不可能把文明建筑在恐惧、仇恨和残酷上。这种文明永远不能持久。”

“为什么不能？”

“它不会有生命力。它会分崩离析。它会自我毁灭。”

“胡说八道。你以为仇恨比爱更消耗人的精力。为什么会是这样？即使如此，又有什么关系？假定我们就是要使自己衰亡得更快。假定我们就是要加速人生的速度，使得人满三十就衰老。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你难道不明白，个人的死不是死？党是永生不朽的？”

像刚才一样，一番话把温斯顿说得哑口无言。此外，他也担心，如果他坚持己见，奥勃良会开动仪表。但是他又不能沉默不语。于是他有气无力地又采取了攻势，只是没有什么强有力的论据，除了对奥勃良刚才的一番话感到说不出来的惊恐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后盾。

“我不知道——我也不管。反正你们会失败的。你们会遭到打败的。生活会打败你们。”

“我们控制着生活的一切方面，温斯顿。你在幻想，有什么叫做人性的东西，会因为我们的所作所为而感到愤慨，起来反对我们。但是人性是我们创造的。人的伸缩性无限大。你也许又想到无产阶级或者奴隶会起来推翻我们。快别作此想。他们像牲口一样一点也没有办法。党就是人性。其他都是外在的——无足轻重。”

“我不管。他们最后会打败你们。他们迟早会看清你们的面目，那时他们会把你们打得粉碎。”

“你看到什么迹象能说明这样的事情快要发生了吗？或者有什么理由吗？”

“没有。但是我相信。我知道你们会失败。宇宙之中反正有什么东西——我不知道是精神，还是原则——是你们所无法胜过的。”

“你相信上帝吗，温斯顿？”

“不相信。”

“那么那个会打败我们的原则又是什么呢？”

“我不知道。人的精神。”

“你认为自己是个人吗？”

“是的。”

“如果你是人，温斯顿，那你就是最后一个人了。你那种人已经绝迹；我们是后来的新人。你不明白你是孤家寡人？你处在历史之外，你不存在。”他的态度改变了，口气更加严厉了：“你以为我们撒谎，我们残酷，因此你在精神上比我们优越？”

“是的，我认为我优越。”

奥勃良没有说话。有另外两个声音在说话。过了一会儿，温斯顿听出其中一个声音就是他自己的声音。那是他参加兄弟会那个晚上同奥勃良谈话的录音带。他听到他自己答应要说谎、盗窃、伪造、杀人、鼓励吸毒和卖淫、散布梅毒、向孩子脸上浇镪水。奥勃良做了一个小手势，似乎是说不值得放这录音。他于是关上电门，说话声音就中断了。

“起床吧，”他说。

绑带自动松开，温斯顿下了地，不稳地站起来。

“你是最后一个人，”奥勃良说。“你是人类精神的监护人。你看看自己是什么样子。把衣服脱掉。”

温斯顿把扎住工作服的一根绳子解开。拉链早已取走了。他记不得被捕以后有没有脱光过衣服。工作服下面，他的身上是些肮脏发黄的破片，勉强可以看出来原来是内衣。他把它们脱下来扔到地上时，看到屋子那头有一个三面镜。他走过去，半路上就停住了。嘴里不禁惊叫出声。

“过去，”奥勃良说，“站在两面镜子中间，你就也可以看到侧面。”

他停下来是因为他吓坏了。他看到一个死灰色的骷髅一样的人体弯着腰向他走近来。样子非常怕人，这不仅仅是因为他知道这人就是他自己。他走得距镜子更近一些。那人的脑袋似乎向前突出，那是因为身子佝偻的缘故。他的脸是个绝望无援的死囚的脸，额角高突，头顶光秃，尖尖的鼻子，沉陷的双颊，上面两只眼睛却灼灼发亮，凝视着对方。满脸都是皱纹，嘴巴塌陷。这毫无疑问是他自己的脸，但是他觉得变化好像比他内心的变化更大。它所表现的感情不是他内心感到的感情。他的头发已有一半秃光了，他起先以为自己头发也发白了，但是发白的是他的头皮。除了他的双手和脸上一圈以外，他全身发灰，污秽不堪。污垢的下面到处还有红色的疮疤，脚踝上的静脉曲张已溃疡成一片，皮肤一层一层掉下来。但是最吓人的还是身体羸弱的程度。胸口肋骨突出，与骷髅一样，大腿瘦得还不如膝盖粗。他现在明白了为什么奥勃良叫他看一看侧面。他的脊梁弯曲得怕人。瘦骨嶙嶙的双肩向前弯着。胸口深陷，皮包骨的脖子似乎吃不消脑袋的重压。如果叫他猜，他一定估计这是一个患有慢性痼疾的六十老翁的躯体。

“你有时想，”奥勃良说，“我的脸——核心党党员的脸——老而疲惫。你对自己的脸有什么想法？”

他抓住温斯顿，把他转过身来正对着自己。

“你瞧瞧自己成了什么样子！”他说。“你瞧瞧自己身上的这些污垢！你脚趾缝中的污垢。你脚上的烂疮。你知道自己臭得像头猪吗？也许你已经不再注意到了。瞧你这副消瘦的样子。你看到吗？你的胳膊还不如我的大拇指和食指合拢来的圈儿那么粗。我可以把你的脖子掐断，同折断一根胡萝卜一样，不费吹灰之力。你知道吗，你落到我们手中以后已经掉了二十五公斤？甚至你的头发也一把一把地掉。瞧！”他一揪温斯顿的头发，就掉下一把来。“张开嘴。还剩九颗、十颗、十一颗牙齿。你来的时候有几颗？剩下的几颗随时可掉。瞧！”

他用大拇指和食指有力地扳住温斯顿剩下的一颗门牙。温斯顿上颚一阵痛。奥勃良已把那颗门牙扳了下来，扔在地上。

“你已经在烂掉了，”他说，“你已经在崩溃了。你是什么？一堆垃圾。现在再转过去瞧瞧镜子里面。你见到你面前的东西吗？那就是最后的一个人。如果你是人，那就是人性。把衣服穿上吧。”

温斯顿手足迟钝地慢慢把衣服穿上。他到现在为止都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这么瘦弱。他的心中只有一个想法：他落在这个虎穴里一定比他所想象的时间还要久。他把这些破烂衣服穿上身后，对于自己被糟蹋的身体不禁感到一阵悲痛。他突然坐在床边的一把小板凳上放声哭了起来。他明知自己极不雅观，破布包扎的一把骨头坐在刺眼的灯光中哭泣，但是他无法自制。奥勃良一手按在他肩头，几乎是很同情似的。

“这不会永远如此的，”他说，“你只要愿意，随时随地可以改变这种情况。一切取决于你自己。”

“全是你们造成的！”温斯顿呜咽地说，“是你们把我搞得这般状态的。”

“不，温斯顿，是你自己把你搞到这般状态的。你一决心反党就准备接受这个结果了。一切都包含在那第一步中间。没有什么事情不是你所没有预见到的。”

他停了一下，又继续说：

“我们打垮了你，温斯顿。我们打垮了你。你已经见到了你的身子是什么样子。你的精神也处在同样的状态。我想不会剩下多少自尊心了。你给拳打足踢、鞭棍交加、百般辱骂，你大声叫过痛、求过饶，在地上自己的血泊和呕吐的脏物中间打过滚。你哀声地求饶乞怜，出卖过别人。你能想出一件自己没有干过的堕落事情吗？”

温斯顿停止了哭泣，但是眼睛里仍满孕泪水。他抬头看奥勃良。

“我没有出卖裘莉亚，”他说。

奥勃良低头沉思地看着他。“没有，”他说，“没有；这完全正确。你没有出卖裘莉亚。”

温斯顿心中一阵温暖，对奥勃良感到说不出的敬重，似乎没有任何东西能够破坏这种奇特的感情。他想，这个人是多么地明白事理啊。奥勃良总是从来都不会不了解对他说的话的。要是换了旁人，谁都会马上回答说，他已出卖了裘莉亚。他有什么东西在拷打之下没有说出来呢？他把他所知道的有关她的情况告诉了他们：她的习惯、她的性格、她过去的生活；他极其详细地交代了他们幽会时所发生的一切、相互之间所说的话、黑市买卖、通奸、反党的密谋——一切的一切！然而，按照他的本意所用的词来说，他没有出卖她。他没有停止爱她；他对她的感情依然如旧。奥勃良明白他的意思，不需要任何解释。

“告诉我，”他问道，“他们什么时候枪毙我？”

“可能要过很久，”奥勃良说，“你是个老大难问题。不过不要放弃希望。迟早一切总会治愈的。最后我们就会枪毙你。”

四

他好多了。他一天比一天胖起来，一天比一天强壮起来，只是很难区分这一天与下一天而已。

白色的光线和嗡嗡的声音一如既往，不过牢房比以前稍为舒服了一些。木板床上有了床垫，还有个枕头，床边有把板凳可以坐一坐。他们给他洗了一个澡，可以过一阵子用铝盆擦洗一下身子。他们甚至送温水来给他洗。他们给他换了新内衣和一套干净的工作服。他们在静脉曲张的疮口上抹了清凉的油膏。他们把剩下的坏牙都拔了，给他镶了全部假牙。

这么过了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如果他有兴趣的话。现在有办法计算时间了，因为他们定时给他送吃的来。他估计，每二十四小时送来三顿饭；有时他也搞不清送饭来的时间是白天还是夜里，伙食好得出奇，每三顿总有一顿有肉。有一阵子还有香烟。他没有火柴，但是送饭来的那个从来不说话的警卫给他点了火。他第一次抽烟几乎感到恶心要吐，但还是吸了下去，每餐以后吸半支，一盒烟吸了好多天。

他们给他一块白纸板，上面系着一支铅笔。起初他没有用它。他醒着的时候也完全麻木不动。他常常吃完一餐就躺在那里，一动不动地等下一餐，有时睡了过去，有时昏昏沉沉，连眼皮也懒得张开。他早已习惯在强烈的灯光照在脸上的情况下睡觉了。这似乎与在黑暗中睡觉没有什么不同，只是梦境更加清楚而已。在这段时间内他梦得很多，而且总是快活的梦。他梦见自己在黄金乡，坐在阳光映照下的一大片废墟中间，同他的母亲、裘莉亚、奥勃良在一起，什么事情也不干，只是坐在阳光中，谈着家常。他醒着的时候心里想到的也是梦境。致痛的刺激一消除，他似乎已经丧失了思维的能力。他并不是感到厌倦，他只是不想说话或者别的。只要谁都不去惹他，不打他，不问他，够吃，够干净，就完全满足了。

他花在睡觉上的时间慢慢地少了，但是他仍不想起床。他只想静静地躺着，感到身体慢慢恢复体力。他有时常常在这里摸摸那里摸摸，要想弄清楚肌肉确实长得更圆实了，皮肤不再松弛了。最后他确信无疑自己的确长胖了，大腿肯定比膝盖粗了。在此以后，他开始定期做操，不过起先有些勉强。过了不久，他能够一口气走三公里，那是用牢房的宽度来计算的。他的肩膀开始挺直。他做了一些比较复杂的体操，但是发现有的事情不能做，使他感到很奇怪，又感到很难过。比如说，他不能快步走，他不能单手平举板凳，他不能一脚独立。他蹲下来以后要费很大的劲才能站立起来，大腿小腿感到非常酸痛。他想作俯卧撑，一点也不行，连一毫米也撑不起来。但是再过了几天，或者说再过了几顿饭的工夫，这也能做到了。最后他一口气可以撑起六次。他开始真的为自己身体感到骄傲，相信自己的脸也恢复了正常。只有有时偶尔摸到秃光的脑袋时，他才记得那张从镜子中向他凝视的多皱的脸。

他的思想也更加活跃起来。他坐在床上，背靠着墙，膝上放着写字板，着意开始重新教育自己。

他已经投降了；这已是一致的意见。实际上，他回想起来，他在作出这个决定之前很久早已准备投降了。从他一进友爱部开始，是的，甚至在他和裘莉亚束手无策地站在那里听电幕上冷酷的声音吩咐他们做什么的时候，他已经认识到他要想反对党的权力是多么徒劳无益。他现在明白，七年来思想警察就一直监视着他，像放大镜下的小甲虫一样。他们没有注意不到的言行，没有他就推想不到的思想。甚至他日记本上那粒发白的泥尘，他们也小心地放回在原处。他们向他放了录音带。给他看了照片。有些是裘莉亚和他在一起的照片。是的，甚至……他无法再同党作斗争了。此外，党是对的。这绝对没有问题，不朽的集体的头脑怎么会错呢？你有什么外在标准可以衡量它的判断是否正确呢？神志清醒是统计学上的概念。这只不过是学会按他们的想法去想问题。只是——！

他的手指缝里的铅笔使他感到又粗又笨。他开始写下头脑里出现的思想。他先用大写字母笨拙地写下这几个字：

自由即奴役

接着他又在下面一口气写下：

二加二等于五

但是接着稍微停了一下。他的脑子有些想要躲开什么似的不能集中思考。他知道自己知道下一句话是什么，但是一时却想不起来。等到他想起来的时候，完全是靠有意识的推理才想起来的，而不是自发想起来的。他写道：

权力即上帝

他什么都接受。过去可以篡改。过去从来没有篡改过。大洋国同东亚国在打仗。大洋国一直在同东亚国打仗。琼斯、阿隆逊、鲁瑟福犯有控告他们的罪行。他从来没有见到过证明他们没有罪的照片。它从来没有存在过；这是他捏造的。他记得曾经记起过相反的事情，但这些记忆都是不确实的、自我欺骗的产物。这一切是多么容易！只要投降以后，一切迎刃而解。就像逆流游泳，不论你如何挣扎，逆流就是把你往后冲，但是一旦他突然决定掉过头来，那就顺流而下，毫不费力。除了你自己的态度之外，什么都没有改变；预先注定的事情照样发生。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反叛。一切都很容易，除了——

什么都可能是确实的。所谓自然规律纯属胡说八道。地心吸力也是胡说八道。奥勃良说过，“要是我愿意的话，可以像肥皂泡一样离地飘浮起来。”温斯顿依此推理：“如果他认为他已离地飘浮起来，如果我同时认为我看到他离地飘浮起来，那么这件事就真的发生了。”突然，像一条沉船露出水面一样，他的脑海里出现了这个想法：“这并没有真的发生。是我们想象出来的。这是幻觉。”他立刻把这想法压了下去。这种想法之荒谬是显而易见的。它假定在客观上有一个“实际的”世界，那里发生着“实际的”事情。但是怎么可能有这样一个世界呢？除了通过我们自己的头脑之外，我们对任何东西有什么知识呢？一切事情都发生在我们的头脑里。凡是在头脑里发生的事情，都真的发生了。

他毫无困难地驳倒了这个谬论，而且也没有会发生相信这个谬论的危险。但是他还是认为不应该想到它。凡是有危险思想出现的时候，自己的头脑里应该出现一片空白。这种过程应该是自动的，本能的。新话里叫犯罪停止。

他开始锻炼犯罪停止。他向自己提出一些提法：——“党说地球是平的”，“党说冰比水重”，——然后训练自己不去看到或者了解与此矛盾的说法。这可不容易。这需要极大的推理和临时拼凑的能力。例如，“二加二等于五”这句话提出的算术问题超过他的智力水平。这也需要一种脑力体操的本领，能够一方面对逻辑进行最微妙的运用，接着又马上忘掉最明显的逻辑错误。愚蠢和聪明同样必要，也同样难以达到。

在这期间，他的脑海里仍隐隐地在思量，不知他们什么时候就会枪毙他。奥勃良说过，“一切都取决于你。”但是他知道他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有意识地使死期早些来临。可能是在十分钟之后，也可能是在十年之后。他们可能长年把他单独监禁；他们可能送他去劳动营；他们可能先释放他一阵子，他们有时是这样做的。很有可能，在把他枪决以前会把整个逮捕和拷问的这场戏全部重演一遍。唯一可以肯定的事情是，死期决不会事先给你知道的。传统是——不是明言的传统，你虽然没有听说过，不过还是知道——在你从一个牢房走到另一个牢房去时，他们在走廊里朝你脑后开枪，总是朝你脑后，事先不给警告。

有一天——但是“一天”这话不确切，因为也很可能是在半夜里；因此应该说有一次——他沉溺在一种奇怪的、幸福的幻觉之中。他在走廊中走过去，等待脑后的子弹。他知道这颗子弹马上就要来了。一切都已解决，调和了。不再有怀疑，不再有争论，不再有痛苦，不再有恐惧。他的身体健康强壮。他走路很轻快，行动很高兴，有一种在阳光中行走的感觉。他不再是在友爱部的狭窄的白色走廊里，而是在一条宽阔的阳光灿烂的大道上，有一公里宽，他似乎是吃了药以后在神志昏迷中行走一样。他身在黄金乡，在兔子出没甚多的牧场中，顺着一条足迹踩出来的小径上往前走。他感到脚下软绵绵的短草，脸上和煦的阳光。在草地边上有榆树，在微风中颤动，远处有一条小溪，有雅罗鱼在柳树下的绿水潭中游泳。

突然他惊醒过来，心中一阵恐怖。背上出了一身冷汗。原来他听见自己在叫：

“裘莉亚！裘莉亚！裘莉亚，我的亲人！裘莉亚！”

他一时觉得她好像就在身边，这种幻觉很强烈。她似乎不仅在他身边，而且还在他的体内。她好像进了他的皮肤的组织。在这一刹那，他比他们在一起自由的时候更加爱她了。他也明白，不知在什么地方，她仍活着，需要他的帮助。

他躺在床上，尽力使自己安定下来。他干了什么啦？这一刹那的软弱增加了他多少年的奴役呀？

再过一会儿，他就会听到牢房外面的皮靴声。他们不会让你这么狂叫一声而不惩罚你的。他们要是以前不知道的话，那么现在就知道了，他打破了他们之间的协议。他服从党，但是他仍旧仇恨党。在过去，他在服从的外表下面隐藏着异端的思想。现在他又倒退了一步；在思想上他投降了，但是他想保持内心的完整无损。他知道他自己不对，但是他宁可不对。他们会了解的。奥勃良会了解的。这一切都在那一声愚蠢的呼喊中招认了。

他得再从头开始来一遍。这可能需要好几年。他伸手摸一下脸，想熟悉自己的新面貌。脸颊上有很深的皱纹。颧骨高耸，鼻子塌陷。此外，自从上次照过镜子以后，他们给他镶了一副新的假牙。你不知道自己的容貌是什么样子，是很难保持外表高深莫测的。反正，仅仅控制面部表情是不够的。他第一次认识到，你如果要保持秘密，必须也对自己保密。你必须始终知道有这个秘密在那里，但是非到需要的时候，你绝不可以让它用任何一种可以叫上一个名称的形状出现在你的意识之中，从今以后，他不仅需要正确思想，而且要正确感觉，正确做梦。而在这期间，他要始终把他的仇恨锁在心中，成为自己身体的一部分，而又同其他部分不发生关系，就像一个胞囊一样。

他们终有一天会决定枪毙他。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这件事情，但是在事前几秒钟是可以猜想到的。这总是从脑后开的枪，在你走在走廊里的时候。十秒钟就够了。在这十秒钟里，他的内心世界就会翻了一个个儿。那时，突然之间，嘴上不用说一句话，脚下不用停下步，脸上也不用改变一丝表情，突然之间，伪装就撕了下来，砰的一声，他的仇恨就会开炮。仇恨会像一团烈焰把他一把烧掉。也就是在这一刹那，子弹也会砰的一声打出来，可是太迟了，要不就是太早了。他们来不及改造就把他的脑袋打得粉碎。异端思想会不受到惩罚，不得到悔改，永远不让他们碰到。他们这样等于是在自己的完美无缺中打下一个漏洞。仇恨他们而死，这就是自由。

他闭上眼睛。这比接受思想训练还困难。这是一个自己糟蹋自己、自己作践自己的问题。他得投到最最肮脏的污秽中去。什么事情是最可怕、最恶心的事情呢？他想到老大哥。那张庞大的脸（由于他经常在招贴画上看到，他总觉得这脸有一米宽），浓浓的黑胡子，盯着你转的眼睛，好像自动地浮现在他的脑海里。他对老大哥的真心感情是什么？

过道里有一阵沉重的皮靴声。铁门喳的打开了。奥勃良走了进来，后面跟着那个蜡像面孔的军官和穿黑制服的警卫。

“起来，”奥勃良说，“到这里来。”

温斯顿站在他的面前。奥勃良的双手有力地抓住了温斯顿的双肩，紧紧地看着他。

“你有过欺骗我的想法，”他说，“这很蠢。站得直一些。对着我看好。”

他停了一下，然后用温和一些的口气说：

“你有了进步。从思想上来说，你已没有什么问题了。只是感情上你没有什么进步。告诉我，温斯顿——而且要记住，不许说谎；你知道我总是能够觉察你究竟是不是在说谎的——告诉我，你对老大哥的真实感情是什么？”

“我恨他。”

“你恨他。那很好，那么现在是你走最后一步的时候了。你必须爱老大哥。服从他还不够；你必须爱他。”

他把温斯顿向警察轻轻一推。

“101号房，”他说。

五

在他被监禁的每一个阶段，他都知道——至少是似乎知道——他在这所没有窗户的大楼里的什么地方。可能是由于空气压力略有不同。警卫拷打他的那个牢房是在地面以下。奥勃良讯问他的房间是在高高的顶层。现在这个地方则在地下有好几米深，到了不能再下去的程度。

这个地方比他所呆过的那些牢房都要大。但是他很少注意到他的周围环境。他所看到的只是面前有两张小桌子，上面都铺着绿呢桌布。一张桌子距他只有一两米远。另一张稍远一些，靠近门边。他给绑在一把椅子上，紧得动弹不得，甚至连脑袋也无法转动。他的脑袋后面有个软垫子把它卡住，使他只能往前直看。

起先只有一个人在屋里，后来门开了，奥勃良走了进来。

“你有一次问我，”奥勃良说，“101号房里有什么。我告诉你，你早已知道了答案。人人都知道这个答案。101号房里的东西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东西。”

门又开了。一个警卫走了进来，手中拿着一只用铁丝做的筐子或篮子那样的东西。他把它放在远处的那张桌子上。由于奥勃良站在那里，温斯顿看不到那究竟是什么东西。

奥勃良又说道：“世界上最可怕的东西因人而异。可能是活埋，也可能是烧死，也可能是淹死，也可能是钉死，也可能是其他各种各样的死法。在有些情况下，最可怕的东西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东西，甚至不是致命的东西。”

他向旁边挪动了一些，温斯顿可以看清楚桌上的东西。那是一只椭圆形的铁笼子，上面有个把手可以提起来。它的正面装着一只击剑面罩一样的东西，但凹面朝外。这东西虽然距他有三、四米远，但是他可以看到这只铁笼子按纵向分为两部分，里面都有什么小动物在里面。这些小动物是老鼠。

“至于你，”奥勃良说，“世界上最可怕的东西正好是老鼠。”

温斯顿当初一看到那铁笼子，全身就有预感似的感到一阵震颤，一种莫名的恐惧。如今他突然明白了那铁笼子正面那个面罩一样的东西究竟是干什么用的。他吓得屎尿直流。

“你可不能这样做！”他声嘶力竭地叫道。“你可不能，你可不能这样做！”

“你记得吗，”奥勃良说，“你梦中感到惊慌的时刻？你的面前是一片漆黑的墙，你的耳朵里听到一阵震耳的隆隆声。墙的另一面有什么可怕的东西在那里。你知道自己很明白那是什么东西，但是你不敢明说。墙的另一面是老鼠。”

“奥勃良！”温斯顿说，竭力控制自己的声音。“你知道没有这个必要。你到底要我干什么？”

奥勃良没有直接回答。等他说话时，他又用了他有时用的教书先生的口气。他沉思地看着前面，好像是对坐在温斯顿背后什么地方的听众说话。

“痛楚本身，”他说，“并不够。有的时候一个人能够咬紧牙关不怕痛，即使到了要痛死的程度。但是对每一个人来说，都各有不能忍受的事情——连想也不能想的事情。这并不牵涉到勇敢和怯懦问题。要是你从高处跌下来时抓住一根绳子，这并不是怯懦。要是你从水底浮上水面来，尽量吸一口气，这也并不是怯懦。这不过是一种无法不服从的本能。老鼠也是如此。对你来说，老鼠无法忍受。这是你所无法抗拒的一种压力形式，哪怕你想抗拒也不行。要你做什么你就得做什么。”

“但是要我做什么？要我做什么？我连知道也不知道，我怎么做？”

奥勃良提起铁笼子，放到较近的一张桌子上。他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在绿呢桌布上。温斯顿可以感到耳朵里血往上涌的声音。他有一种孤处一地的感觉，好像处身在一个荒凉的大平原中央，这是个阳光炙烤的沙漠，什么声音都从四面八方的远处向他传来。其实，放老鼠的笼子距他只有两米远。这些老鼠都很大，都到了鼠须硬挺、毛色发棕的年龄。

“老鼠，”奥勃良仍向看不见的听众说，“是啮齿动物，但是也食肉。这一点你想必知道。你一定也听到过本市贫民区发生的事情。在有些街道，做妈妈的不敢把孩子单独留在家里，哪怕只有五分钟，老鼠就会出动，不需多久就会把孩子皮肉啃光。只剩几根小骨头。它们也咬病人和快死的人。他们能知道谁没有还手之力，智力真是惊人。”

铁笼子里传来一阵吱吱的叫声。温斯顿听着好像是从远处传来一样。原来老鼠在打架，它们要想钻过隔开它们的格子到对面去。他也听到一声绝望的呻吟。这，似乎也是从他身外什么地方传来的。

奥勃良提起铁笼子，他在提起来的时候，按了一下里面的什么东西，温斯顿听到咔嚓一声，他拼命想挣脱开他绑在上面的椅子。但一点也没有用。他身上的每一部分，甚至他的脑袋都给绑得一动也不能动。奥勃良把铁笼子移得更近一些，距离温斯顿的眼前不到一米了。

“我已经按了一下第一键，”奥勃良说。“这个笼子的构造你是知道的。面罩正好合你的脑袋，不留空隙。我一按第二键，笼门就拉开。这些饿慌了的小畜生就会像万箭齐发一样窜出来。你以前看到过老鼠蹿跳没有？它们会直扑你的脸孔，一口咬住不放。有时它们先咬眼睛。有时它们先咬面颊，再吃舌头。”

铁笼子又移近了一些。越来越近了。温斯顿听见一阵阵尖叫。好像就在他的头上。但是他拼命克制自己，不要惊慌。要用脑筋想，哪怕只有半秒钟，这也是唯一的希望。突然，他的鼻尖闻到了老鼠的霉臭味。他感到一阵猛烈的恶心，几乎晕了过去。眼前漆黑一片。他刹那间丧失了神志，成了一头尖叫的畜生。但是他紧紧抱住一个念头，终于在黑暗中挣扎出来。只有一个办法，唯一的办法，可以救自己。那就是必须在他和老鼠之间插进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人的身体来挡开。

面罩的圈子大小正好把别的一切东西排除于他的视野之外。铁笼门距他的脸只有一两个巴掌远。老鼠已经知道可以大嚼一顿了，有一只在上蹿下跳，另外一只老得掉了毛，后腿支地站了起来，前爪抓住铁丝，鼻子到处在嗅。温斯顿可以看到它的胡须和黄牙。黑色的恐怖又袭上心来。他眼前一片昏暗，束手无策，脑里一片空白。

“这是古代中华帝国的常用惩罚，”奥勃良一如既往地训诲道。

面罩挨到了他的脸上。铁丝碰在他的面颊上。接着——唉，不，这并不能免除，这只是希望，小小的一线希望。太迟了，也许太迟了。但是他突然明白，在整个世界上，他只有一个人可以把惩罚转嫁上去——只有一个人的身体他可以把她插在他和老鼠之间。他一遍又一遍地拼命大叫：

“咬裘莉亚！咬裘莉亚！别咬我！裘莉亚！你们怎样咬她都行。把她的脸咬下来，啃她的骨头。别咬我！裘莉亚！别咬我！”

他往后倒了下去，掉到了深渊里，离开了老鼠。他的身体仍绑在椅子上，但是他连人带椅掉下了地板，掉过了大楼的墙壁，掉过了地球，掉过了海洋，掉过了大气层，掉进了太空，掉进了星际——远远地，远远地，远远地离开了老鼠。他已在光年的距离之外，但是奥勃良仍站在他旁边。他的脸上仍冷冰冰地贴着一根铁丝。但是从四周的一片漆黑中，他听到咔嚓一声，他知道笼门已经关上，没有打开。

六

栗树咖啡馆里阒无一人。一道阳光从窗口斜照进来，照在积了灰尘的桌面上有些发黄。这是寂寞的十五点。电幕上传来一阵轻微的音乐声。

温斯顿坐在他惯常坐的角落里，对着一只空杯子发呆。他过一阵子就抬起头来看一眼对面墙上的那张大脸。下面的文字说明是：老大哥在看着你。服务员不等招呼就上来为他斟满了一杯胜利牌杜松子酒，从另外一只瓶子里倒几粒有丁香味的糖精在里面，这是栗树咖啡馆的特殊风味。

温斯顿在听着电幕的广播。目前只有音乐，但很可能随时会广播和平部的特别公报。非洲前线的消息极其令人不安。他一整天总是为此感到担心。欧亚国的一支军队（大洋国在同欧亚国打仗；大洋国一直在和欧亚国打仗）南进神速。中午的公报没有说具体的地点，但很可能战场已移到刚果河口。布拉柴维尔和利奥波德维尔已危在旦夕。不用看地图也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不仅是丧失中非的问题，而且在整个战争中，大洋国本土第一次受到了威胁。

他心中忽然感到一阵激动，很难说是恐惧，这是一种莫名的激动，但马上又平息下去了。他不再去想战争。这些日子里，他对任何事情，都无法集中思想到几分钟以上。他拿起酒杯一饮而尽。像往常一样，他感到一阵哆嗦，甚至有些恶心。这玩意儿可够呛。丁香油和糖精本来就已够令人恶心的，更盖不过杜松子酒的油味儿。最糟糕的是杜松子酒味在他身上日夜不散，使他感到同那——臭味不可分解地混合在一起。

即使在他思想里，他也从来不指明那——是什么，只要能办到，他就尽量不去想它们的形状。它们是他隐隐约约想起的东西，在他面前上蹿下跳，臭味刺鼻。他的肚子里，杜松子翻起了胃，他张开发紫的嘴唇打个嗝。他们放他出来后，他就发胖了，恢复了原来的脸色——说实话比原来还好。他的线条粗了起来，鼻子上和脸颊上的皮肤发红，甚至秃光瓢也太红了一些。服务员又没有等他招呼就送上棋盘和当天的《泰晤士报》来，还把刊登棋艺栏的一页打开。看到温斯顿酒杯已空，又端瓶斟满。不需要叫酒。他们知道他的习惯。棋盘总是等着他，他这角落的桌子总是给他留着；甚至座上客满时，他这桌子也只有他一位客人，因为没有人愿意挨着他太近。他甚至从来不记一下喝了几杯。过一会儿，他们就送一张脏纸条来，他们说是账单，但是他觉得他们总是少算了账。即使倒过来多算了账也无所谓。他如今总不缺钱花。他甚至还有一个工作，一个挂名差使，比他原来的工作的待遇要好多了。

电幕上乐声中断，有人说话。温斯顿抬起头来听。不过不是前线来的公报，不过是富裕部的一则简短公告。原来上一季度第十个三年计划鞋带产量超额完成百分之九十八。

他看了一下报纸上的那局难棋，就把棋子摆了开来。这局棋结局很巧妙，关键在两只相。“白子先走，两步将死。”温斯顿抬头一看老大哥的画像。白子总将死对方，他带着一种模模糊糊的神秘感觉这么想。总是毫无例外地这样安排好棋局的。自开天辟地以来，任何难棋中从来没有黑子取胜的。这是不是象征善永远战胜恶？那张庞大的脸看着他，神情安详，充满力量。白子总是将死对方。

电幕上的声音停了一下，又用一种严肃得多的不同口气说：“十五点三十分有重要公告，请注意收听。十五点三十分有重要消息，请注意收听，不要错过。十五点三十分。”丁当的音乐声又起。

温斯顿心中一阵乱。这是前线来的公报；他根据本能知道这一定是坏消息。他这一整天时断时续地想到在非洲可能吃了大败仗，这就感到一阵兴奋。他好像真的看到了欧亚国的军队蜂拥而过从来没有突破过的边界，像一队蚂蚁似的拥到了非洲的下端。为什么没有办法从侧翼包抄他们呢？他的脑海里清晰地出现了西非海岸的轮廓。他拣起白色的相朝前走了一步。这一着走的是地方。甚至在他看到黑色的大军往南疾驰的时候，他也看到另外一支大军，不知在什么地方集合起来，突然出现在他们的后方，割断了他们的陆海交通。他觉得由于自己主观这样愿望，另一支大军在实际上出现了。但是必须立刻行动。如果让他们控制了整个非洲，让他们取得好望角的机场和潜艇基地，大洋国就要切成两半。可能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战败、崩溃、重新划分世界、党的毁灭！他深深地吸一口气。一种奇怪的交杂的感情——不过不完全是复杂的，而是层层的感情，只是不知道最底下一层是什么——在他的内心中斗争着。

这一阵心乱如麻过去了。他把白色的相又放回来。不过这时他无法安定下来认真考虑难局问题。他的思想又开了小差。他不自觉地在桌上的尘埃上用手指涂抹：

2+2=

她说过，“他们不能钻到你体内去。”但是他们能够。奥勃良说过，“你在这里碰到的事情是永远不灭的。”这话不错。有些事情，你自己的行为，是无法挽回的。你的心胸里有什么东西已经给掐死了，烧死了，腐蚀掉了。

他看到过她；他甚至同她说过话。已经不再有什么危险了。他凭本能知道，他们现在对他的所作所为已几乎不发生兴趣。如果他们两人有谁愿意，他可以安排同她再碰头一次。他们那次碰到是偶然的事。那是在公园里，三月间有一天天气很不好，冷得彻骨，地上冻成铁块一样，草都死了，到处都没有新芽，只有一些藏红花露头，但被寒风都吹刮跑了。他们交臂而过，视同陌路人。但是他却转过身来跟着她，不过并不很热心。他知道没有危险，谁都对他们不发生兴趣。她没有说话。她在草地上斜穿过去，好像是要想甩开他，可是后来见到甩不开，就让他走到身旁来。他们走着走着就走到掉光了叶子的枯丛中间，这个枯丛既不能躲人又不能防风。他们却停下步来。这一天冷得厉害。寒风穿过枯枝，有时把发脏的藏红花吹刮跑了。他把胳膊搂住了她的腰。

周围没有电幕，但很可能有隐藏的话筒，而且，他们是在光天化日之下。但是这没有关系，什么事情都已没有关系了。如果他们愿意，也可以在地上躺下来干那个。一想到这点，他的肌肉就吓得发僵。她对他的搂抱毫无任何反应。她甚至连摆脱也不想摆脱。他现在知道了她发生了什么变化。她的脸瘦了，还有一条长疤，从前额一直到太阳穴，有一半给头发遮住了；不过所谓变化，指的不是这个。是她的腰比以前粗了，而且很奇怪，比以前僵硬。他记得有一次，在火箭弹爆炸以后，他帮助别人从废墟里拖出一具尸体来，他很吃惊地发现，不仅尸体沉重得令人难以相信，而且僵硬得不像人体而像石块，很不好抬。她的身体也使你感到那样。他不禁想到她的皮肤一定没有以前那么细腻了。

他没有想去吻她，他们俩也没有说话。他们后来往回走过大门时，她这才第一次正视他。这只不过是短暂的一瞥，充满了轻蔑和憎恶。他不知道这种憎恶完全出诸过去，还是也由于他的浮肿的脸和风刮得眼睛流泪而引起的。他们在两把铁椅上并肩坐了下来，但没有挨得太近。他看到她张口要说话。她把她的笨重的鞋子移动几毫米，有意踩断了一根小树枝。他注意到她的脚似乎比以前宽了。

“我出卖了你，”她若无其事地说。

“我出卖了你，”他说。

她又很快地憎恶地看了他一眼。

“有时候，”她说，“他们用什么东西来威胁你，这东西你无法忍受，而且想都不能想。于是你就说，‘别这样对我，对别人去，对某某人去。’后来你也许可以伪装这不过是一种计策，这么说是为了使他们停下来，真的意思并不是这样。但是这不对。当时你说的真是这个意思。你认为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救你，因此你很愿意用这个办法来救自己。你真的愿意这事发生在另外一个人身上。他受得了受不了，你根本不在乎。你关心的只是你自己。”

“你关心的只是你自己，”他随声附和说。

“在这以后，你对另外那个人的感情就不一样了。”

“不一样了，”他说，“你就感到不一样了。”

似乎没有别的可以说了。风把他们的单薄的工作服刮得紧紧地裹在他们身上。一言不发地坐在那里马上使人觉得很难堪，而且坐着不动也太冷。她说要赶地铁，就站了起来要走。

“我们以后见吧，”他说。

“是的，”她说，“我们以后见吧。”

他犹豫地跟了短短的一段距离，落在她身后半步路。他们俩没有再说话。她并没有想甩掉他，但是走得很快，使他无法跟上。他决定送她到地铁车站门口，但是突然觉得这样在寒风中跟着没有意思，也吃不消。他这时就一心想不如离开她，回到栗树咖啡馆去，这个地方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吸引他过，他怀念地想着他在角落上的那张桌子，还有那报纸、棋盘、不断斟满的杜松子酒。尤其是，那里一定很暖和。于是，也并不是完全出于偶然，他让一小群人走在他与她的中间。他不是很有决心地想追上去，但又放慢了脚步，转过身来往回走了。他走了五十米远回过头来看。街上并不拥挤，但已看不清她了。十多个匆匆忙忙赶路的人中，有一个可能是她。也许从背后已无法认出她的发胖僵硬的身子了。

“在当时，”她刚才说，“你说的真是这个意思。”他说的真是这个意思。他不仅说了，而且还打从心眼里希望如此。他希望把她，而不是把他，送上前去喂——

电幕上的音乐声有了变化。音乐声中有了一种破裂的嘲笑的调子，黄色的调子。接着——也许这不是真正发生的事实，而是一种有些像声音的记忆——有人唱道：

在遮荫的栗树下；

我出卖了你，你出卖了我——

他不觉热泪盈眶。一个服务员走过，看到他杯中已空，就去拿了杜松子酒瓶来。

他端起了酒杯，闻了一下。这玩意儿一口比一口难喝。但是这已成了他所沉溺的因素。这是他的生命，他的死亡，他的复活。他靠杜松子酒每晚沉醉如死，他靠杜松子酒每晨清醒过来。他很少在十一点以前醒来，醒来的时候眼皮都张不开，口中干渴，背痛欲折，如果不是由于前天晚上在床边放着的那瓶酒和茶杯，他是无法从横陈的位置上起床的。在中午的几个小时里，他就面无表情地呆坐着，旁边放着一瓶酒，听着电幕。从十五点到打烊，他是栗树咖啡馆的常客。没有人再管他在干什么，任何警笛都惊动不了他，电幕也不再训斥他。有时，大概一星期两次，他到真理部一间灰尘厚积、为人遗忘的办公室里，做一些工作，或类似工作的事情。他被任命参加了一个小组委员会下的一个小组委员会，上面那个小组委员会所属的委员会是那些负责处理编纂第十一版新话词典时所发生的次要问题的无数委员会之一。他们要写一份叫做临时报告的东西，但是写的究竟是什么东西，他从来没有弄清楚过。大概同逗点应该放在括号内还是括号外的问题有关。小组委员会还有四名委员，都是同他相似的人物。他们经常是刚开了会就散了，个个都坦率地承认，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事情要做。但也有时候他们认真地坐下来工作，像煞有介事地做记录、起草条陈，长得没完没了，从来没有结束过。那是因为对于他们要讨论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引起了越来越复杂、深奥的争论，在定义上吹毛求疵，漫无边际地扯到题外去，争到后来甚至扬言要请示上级。但是突然之间，他们又泄了气，于是就围在桌子旁边坐着，两眼茫然地望着对方，很像雄鸡一唱天下白时就销声匿迹的鬼魂一样。

电幕安静了片刻。温斯顿又抬起头来。公报！哦，不是，他们不过是在换放别的音乐。他的眼帘前就有一幅非洲地图。军队的调动是一幅图表：一支黑色的箭头垂直向南，一支白色的箭头横着东进，割断了第一个箭头的尾巴。好像是为了取得支持，他抬头看一眼画像上的那张不动声色的脸。不可想象第二个箭头压根儿不存在。

他的兴趣又减退了。他又喝了一大口杜松子酒，拣起白色的相，走了一步。将！但是这一步显然不对，因为——

他的脑海里忽然飘起来一个记忆。他看到一间烛光照映的屋子，有一张用白床罩盖着的大床，他自己年约十来岁，坐在地板上，摇着一个骰子匣，在高兴地大笑。他的母亲坐在他对面，也在大笑。

这大概是在她失踪前一个月。当时两人情绪已经和解了，他忘记了难熬的肚饿，暂时恢复了幼时对她的爱恋。他还很清楚地记得那一天，大雨如注，雨水在玻璃窗上直泻而下，屋子里太黑，无法看书。两个孩子关在黑暗拥挤的屋子里感到极其无聊。温斯顿哼哼唧唧地吵闹着要吃的，在屋子里到处翻箱倒罐，把东西东扯西拉，在墙上拳打足踢，闹得隔壁邻居敲墙头抗议，而小的那个却不断地号哭。最后，他的母亲说。“乖乖地别闹，我给你去买个玩具。非常可爱的玩具——你会喜欢的。”说完她就冒雨出门，到附近一家有时仍旧开着的小百货铺里，买回来一只装着骰子玩进退游戏的硬纸匣。他仍旧能够记得那是潮的硬纸板的气味。这玩意儿很可怜。硬纸板都破了，用木头做的小骰子表面粗糙，躺也躺不平。温斯顿不高兴地看一眼，毫无兴趣。但是这时他母亲点了一根蜡烛，他们就坐在地板上玩起来。当他们各自的棋子进了几步，快有希望达到终点时，又倒退下来，几乎回到起点时，他马上就兴奋起来，大声笑着叫喊。他们玩了八次，各赢四次。他的小妹妹还太小，不懂他们在玩什么，一个人靠着床腿坐在那里，看到他们大笑也跟着大笑。整整一个下午，他们在一起都很快活，就像在他幼年时代一样。

他把这幅景象从脑海里排除出去。这个记忆是假的。他有时常常会有这种假记忆。只要你知道它们是假的，就没有关系。有的事情确实发生过，有的没有。他又回到棋盘上，拣起白色的相。他刚拣起，那棋子就啪的掉在棋盘上了。他惊了一下，好像身上给刺了一下。

一阵刺耳的喇叭声响了起来。这次是发表公报了！胜利！在发表消息之前鸣喇叭总是有胜利的消息。咖啡馆里一阵兴奋，好像通过一阵电流一般。甚至服务员也惊了一下，竖起了耳朵。

喇叭声引起了一阵大喧哗。电幕已经开始播放，广播员的声音极其兴奋，但是刚一开始，就几乎被外面的欢呼声所淹没了。这消息在街上像魔术一般传了开来。他从电幕上所能听到的只是，一切都按他所预料的那样发生了：一支海上大军秘密集合起来，突然插入敌军后方，白色的箭头切断了黑色箭头的尾巴。人声喧哗之中可以断断续续地听到一些得意扬扬的话：“伟大战略部署——配合巧妙——彻底溃退——俘虏五十万——完全丧失斗志——控制了整个非洲——战争结束指日可待——大获全胜——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胜利——胜利，胜利，胜利！”

温斯顿在桌子底下的两只脚拼命乱蹬。他仍坐在那里没有动，但是在他的脑海里，他在跑，在飞快地跑着，同外面的群众一起，大声呼叫，欣喜若狂。他又抬头看一眼老大哥。哦，这个雄踞全世界的巨人！这个使亚洲的乌合之众碰得头破血流的巨石！他想起在十分钟之前——是的，不过十分钟——他在思量前线的消息究竟是胜是负时，他心中还有疑惑。可是现在，覆亡的不仅仅是一支欧亚国军队而已。自从他进了友爱部那天以来，他已经有了不少变化，但是到现在才发生了最后的、不可缺少的、脱胎换骨的变化。

电幕上的声音仍在没完没了地报告俘虏、战利品、杀戮的故事，但是外面的欢呼声已经减退了一些。服务员们又回去工作了。温斯顿飘飘然坐在那里，也没有注意到酒杯里又斟满了酒。他现在不再跑，也不再叫了。他又回到了友爱部，一切都已原谅，他的灵魂洁白如雪。他站在被告席上，什么都招认，什么人都咬。他走在白色瓷砖的走廊里，觉得像走在阳光中一样，后面跟着一个武装的警卫。等待已久的子弹穿进了他的脑袋。

他抬头看着那张庞大的脸。他花了四十年的工夫才知道那黑色的大胡子后面的笑容是什么样的笑容。哦，残酷的、没有必要的误会！哦，背离慈爱胸怀的顽固不化的流亡者！他鼻梁两侧流下了带着酒气的泪。但是没有事，一切都很好，斗争已经结束了。他战胜了自己。他热爱老大哥。

附录 新话的原则

新话是大洋国的正式语言，其设计是为了满足英社——即英格兰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上的需要。到了一九八四年还没有一个人能用新话作为唯一交流手段，不论是口头上的，还是书面的。《泰晤士报》上的社论是用新话写的，但是这是一种特殊的技巧，只有专家才能做到。估计到了二〇五〇年新话终将取代老话（即我们所称的标准英语）。在此之前，它逐步地扩大地盘，所有党员在日常谈话中越来越多地使用新话的词汇和语法结构。一九八四年使用的那一种，见诸第九版和第十版的新话词典，是临时性的，其中有不少多余的词和过时的结构，以后就要废除的。这里所涉只是第十一版词典中应用的最后修订稿。

新话的目的不仅是为英社拥护者提供一种表达世界观和思想习惯的合适的手段，而且也是为了使得所有其他思想方式不可能再存在。这样在大家采用了新话，忘掉了老话以后，异端的思想，也就是违背英社原则的思想，就根本无法思想，只要思想是依靠字句来进行的。至少是这样。新话的词汇只给党员要正确表达的意义一种确切的、有时是非常细微的表达方法，而排除所有其他的意义，也排除用间接方法得出这种意义的可能性。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创造了新词，但主要是因为废除了不合适的词和消除了剩下的词原有的非正统含义，而且尽可能消除它们的其他歧义。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新话中仍保留“free”（“自由”）一词，但它只能用在下列这样的话中，如“This dog is free from lice”（“此狗身上无虱”）或“This field is free from weeds”（“此田无杂草”）。它不能用在“politically free”（“政治自由”）或“intellectually free”（“学术自由”）的原来意义上，因为，政治自由和学术自由即使作为概念也不再存在，因此必然是无以名之的。除了肯定是异端的词要取缔以外，减少词汇数量也被认为是目的本身。凡是能省的词一概不许存在。新话的目的不是扩大而是缩小思想的范围，把用词的选择减少到最低限度间接帮助了这个目的。

新话是以我们今天使用的英语为基础的，虽然许多新话句子即使没有包含新造的词，在今天使用英语的人听来也是很难懂的。新话词汇可分为三大类：A类词汇，B类词汇（也叫复合词）和C类词汇。这三类词汇分别来谈比较简单，但是语法上的特点可以在A类一节中加以讨论，因为这些规则对三类都是适用的。

A类词汇。A类词汇是日常生活需要用的词，例如吃、喝、干活、穿衣、上楼、下楼、坐车、种花、烧饭等等，几乎全部是我们已掌握的词——例如打、跑、狗、树、糖、房屋、田野等，但同目前英语词汇相比，为数极少，而且意义也远为严格限定。含义上的一切含混不清和细微层次区别都被排除干净。只要能够做到，这类新话的词只不过是表示单一明确概念的一种声音而已。人类词汇要用于文学目的或从事政治、哲学讨论是根本不可能的。它的用途只是表达简单的有目的的思想，一般只涉及具体东西或人体活动。

新话语法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不同词类几乎可以完全互换。任何一词（原则上这甚至适用于像“if”或“when”这样非常抽象的词）都可既用作动词，又用作名词，或形容词、副词。动词与名词若语出同根，就没有形式区别，这条规律本身就废除了许多古旧形式。例如“thought”（“思想”的名词）这个词在新话中并不存在，而为“think”（“思想”的动词）所代替，同时充名词动词两用。这里并没有什么词源学原则，有时保留原来的名词，有时保留原来的动词。甚至意义相近而词源无关的一个动词和名词也都取其中的一个而不用另外的一个。例如没有“cut”（“切”）一词，因有一“knife”（“刀”）就够了。形容词可在兼作动、名词的词后面加一个后缀“-ful”（“的”），副词加一“-wise”（“地”）。例如“speedful”意为“迅速的”，“speedwise”意为“迅速地”。我们目前使用的有些形容词如“good”，“strong”，“big”，“black”，“soft”仍保留，但总数很少。对它们已无多大需要，因为几乎任何形容词都可以在一身兼作动、名词的词后加一“-ful”来解决。现有副词则无一保留，除了极少数原来词尾是“-wise”，这一词尾是始终不变的。例如“well”一词改用“goodwise”。

此外，任何一词都可以加一前缀“un-”而有否定意义，或加一前缀“plus-”而加重语气，外可加前缀“doubleplus-”而更加重。例如，“uncold”（“不冷”）意为“warm”（“温暖”），而“pluscold”和“doublepluscold”则意为“very cold”（“很冷”）和“superlatively cold”（“极冷”）。在当今英语中，也可以用介词前缀如“anti-”，“post-”，“up-”，“down-”等来限定几乎任何一词的含义。用这样方法可以大大减少总词量。以“good”（“好”）一词为例，就不必有“bad”（“坏”），因为“ungood”（“不好”）就足以表达同样的意义。凡是有正反相对含义的一对词，只需决定取消哪一个词就行了。例如，“dark”（“黑暗”）可用“unlight”（“不亮”）来代替，或“light”（“明亮”）用“undark”（“不暗”）来代替，一切决定于你的好恶取舍。

新话语法的第二个特点是它的规则性。除了下文即将提到的几个例外，所有字形变化都遵循同一规则。这样，所有动词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都以“-ed”收尾。“steal”（“偷”）的过去式是“stealed”，“think”（“想”）的过去式是“thinked”，如此等等，像“swam”，“gave”，“brought”，“spoke”，“taken”等等形态都给取消。所有复数都加“-s”或“-es”。“man”，“ox”，“life”的复数是“mans”，“oxes”，“lifes”。形容词比较级加“-er”，“-est”（如“good”，“gooder”，“goodest”），不规则形态“more”，“most”则被取消。

唯一仍许有不规则变化的一些词是代词，关系词，指示形容词及助动词，仍按原来形态，除了“whom”被认为没有必要而取消，“shall”，“should”用“will”，“would”代替。有些形态的不规则性是由于讲话要快或方便形成的。因此难以发音或容易听错的词就被认为是不合适的词，为了悦耳起见要加几个字母，或保留古代形态。不过这主要在B类词汇中。发音方便为什么这么受到重视，下文即将述及。

B类词汇。B类词汇是为了政治目的特别构成的词；也就是说，是一些不仅各有政治含义而且其目的是使得这些词汇的使用者具有特定的思想态度的词。对英社原则没有充分的了解，是很难正确使用这些词的。有时这些词也可译成老话，甚至译成A类词汇，但这往往需要拖泥带水的解释而失去一定的附带含义。B类词汇仿佛是一种语言缩写，常常把许多意思包括在少数几个音节中，却比普通的语言更加精练。

B类词汇都是复合词。它们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组成，或几个词的部分组成，其结果形式很容易发音。这样造成的合成词一般都是动、名词兼用，按普通规则变化。如“goodthink”（“好思想”）大体上可以理解为“orthodoxy”（“正统”），如用作动词，意即“按正统方式思想”。它的形态变化如下：动词、名词“goodthink”，过去式和过去分词“goodthinked”，现在分词“goodthinking”，形容词“goodthinkful”，副词“goodthinkwise”，动名词“goodthinker”。

B类词汇不是按词源学计划构造的。它们用来构成的词可能有任何词性，按任何顺序排列，作任何删节，既表明词源，又要读起来发音容易。例如“crimethink”（“思想犯罪”），“think”（“思想”）在后，而在“thinkpol”（“思想警察”）中，却是在前，而后面的词“police”（“警察”）又略去了第二个音节。由于在做到悦耳方面困难较大，B类词汇中的不规则构成比A类多。例如“Minitrue”（“真理部”），“Minipax”（“和平部”），“Miniluv”（“友爱部”）的形容词分别是“Minitruthful”，“Minipeaceful”和“Minilovely”，只是因为如改为“-trueful”，“-paxful”，“-loveful”发音比较困难。但原则上所有B类词汇都是可以变化的，而且变化方式完全相同。

有些B类词汇意思极为细微，对于没有完全掌握新话的人，很难理解。例如，《泰晤士报》社论中这样的一个典型句子：“Oldthinkers unbellyfeel Ingsoc”。用老话来译，最简短的译法是“Those whose ideas were formed before the Revolution cannot have a full emotional understanding of the principles of English socialism”。（“凡是在革命以前形成思想的人不可能对英国式社会主义的原则有充分感情上的理解”。）但是，这不是个充分的译法。首先，为了充分了解上引新话的句子，你得对“Ingsoc”（“英社”）一词的含义有清楚的概念。此外，只有在“英社”方面有很好基础知识的人才能了解“bellyfeel”一词的充分含义，它的意思是一种今天很难想象的盲目热情的接受；对“oldthink”也是如此，它与邪恶腐败的想法难解难分。但是新话的有些词，“oldthink”是其中之一，其特殊职能不是表达意思而是消灭意思。这些词必然为数不多，但它们的含义经一再引申，最后到了许多单词组成的含义能用一个单词来充分表达的程度，这样这许多单词组成的短语就可以废弃不用了。因此，新话词典的编纂者遇到的最大困难不是创造新词，而是创造了以后确定它们的含义，也就是确定由于它们的出现和存在而可以废除哪些词语。

我们在“free”（“自由”）一词的应用中已经看到，以前曾经有过异端含义的词，有时为了方便予以保留，但只是在把不良含义给清除了以后。其他如“honour”（“荣誉”），“justice”（“正义”），“morality”（“道德”），“internationalism”（“国际主义”），“democracy”（“民主”），“science”（“科学”）和“religion”（“宗教”）等许多其他的词都已不复存在。另有少数几个覆盖词代替了它们，由此而消灭了它们。例如，所有集合在自由和平等概念的一些词都包含在“crimethink”（“思想犯罪”）一词中，而与客观和理性有关的词都包含在“oldthink”（“旧思想”）一词中。再要精确细分就很危险。对于一个党员的要求是要具备一种与古代希伯来人一样的看法，认为除了他的族人以外，其他民族的人都崇拜“伪神”。他不需知道这些神祇的名称，也许按照他的正统教义，他知道得越少越好。他知道耶和华和耶和华的戒律；因此他知道有其他名字和属性的神都是伪神。党员也同样知道什么是正确行为，因此也极其含糊笼统地知道可能会有哪些背离的行为。例如，他的性生活是完全由新话的两个词来节制的，即“sexcrime”（“性犯罪”）和“goodsex”（“好性”）。“sexcrime”包括一切性方面的不端行为，它包括私通、通奸、同性恋等其他不端行为，而且也包括正常为了性交而性交的行为。没有必要把它们分别开来，因为它们都是有罪的，在原则上都可以处死。在C类科技词汇中，也许有必要对某些不端性行为给予专门名称，但是普通公民并不需要。他知道“goodsex”是什么意思——那就是夫妻的正常性交，唯一目的是养儿育女，在女的一方毫无肉体的快感；除此之外，别的都是“sexcrime”。在新话中很少可能进行异端的思索，最多只想到这种想法是异端的而已，除此之外就不存在必要的词汇让你进一步进行思索了。

B类词汇没有意识形态上的中性的词。替代性的隐语很多，例如“joycamp”（“享乐营”是强迫劳动营），“Minipax”（“和平部”是战争部）的含义与字面恰巧相反。有些词则表现了对大洋国社会的真实性质有一种坦率的和蔑视的了解。例如“prolefeed”一词，指的是党给群众的那种廉价娱乐和虚假新闻。其他的词又是模棱两可的，用在党上有“好”的意思，用在敌上有“坏”的意思。但除此之外有大量的词乍看之下仅仅是缩写，但其意识形态色彩来自结构而不是含义。

凡是能够做到，一切具有或者可能具有任何政治意义的词都属于B类。一切组织、团体、学说、国家、机构、公共建筑等的名字都无一不缩减到熟见的形态，那就是一个容易发音的、音节最少而保持原来词源的单词。例如真理部里温斯顿·史密斯工作的纪录司称为“Recdep”（“纪司”），小说司称为“Ficdep”（“说司”），电讯司称为“Teledep”（“电司”）等等。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节约时间。甚至早在二十世纪初，缩语已成了政治语言的一个典型特点；而且早有人指出，使用这种缩语在极权国家和极权组织中最突出。例子有这样一些词：“Nazi”（“纳粹”），“Gestapo”（“盖世太保”），“Comintern”（“共产国际”），“Agitprop”（“宣鼓”）等。在当初，这种做法是无意识的，但是在新话中是有意识的，其目的是这样的缩称能把原来的大部分发生联想的含义减少而巧妙地改变了该缩称的含义。例如“Communist International”（“共产主义者国际联合”）使人想到的是全世界人类友爱、红旗、街垒、马克思、巴黎公社等合在一起的图像。而“Comintern”（“共产国际”）却仅仅是意味着一个严密的组织和明确阐释的学说。它指的东西几乎像桌椅板凳一样容易辨认，而且目的也一样有限。“Comintern”一词可以不假思索地说出口来，而“Communist International”却需要至少暂时想一想。同样，“Minitrue”一词引起的联想要比“Ministry of Truth”少，而且容易控制。这不仅是养成使用缩称的习惯的原因，也是竭力要使得每一词都容易发音的原因。

在新话中，除了词义确切以外，悦耳动听是超乎其他一切考虑的重要因素。必要时语法规则往往为之牺牲。这是有理由的，因为，为了政治目的，最最需要的是意义明确而简短的词，能够很快地说出来，而在说话的人的心中引起的回声达到最低限度。B类词汇甚至因为它们几乎全部相像而得势。这些词汇——如“goodthink”，“Minipax”，“prolefeed”，“sexcrime”，“joycamp”，“Ingsoc”，“bellyfeel”，“thinkpol”等都是只有两三个音节的词，重音平均分配给前后两个音节。这些词汇的使用带来了一种机械单调的说话腔调。目的就是使得说话尽可能脱离意识，尤其是关于意识形态上不是中性的任何问题的说话。在日常生活的应用上，说话之前无疑是需要思索一下的，但是在要求党员对某件事发表政治或道德见解时，他就应该能够像机关枪喷射子弹一样发出正确的看法来。他训练有素，又有新话做他的几乎万无一失的工具，而且词语的组成又是声粗气壮，十分难听，符合英社精神，就更有帮助了。

能够选择的用词范围又小，也很有帮助。与我们的语言相对而言，新话词汇量很少，而减少词汇量的方法又不断地在出现。新话与其他语言的区别就是它的词汇量逐年减少而不是增多。每减少一些就是一场收获，因为选择范围越小，思想的诱惑也越小。最终是希望喉咙发出声音说话而不劳脑细胞操心。在新话的“duckspeak”一词中坦率地承认了这一点，它的意思是“像鸭子一般叫”。“duckspeak”像B类词汇中其他的词一样意义含混。如果发表的是正统意见，那就是赞扬。如《泰晤士报》提到党的一个演说家是个“doubleplusgood duckspeaker”，就是极大的恭维。

C类词汇。C类词汇是对其他两类的补充，完全是科学和技术名词。它们同今天使用的科学名词相似，用同一词根组成，但定义极其严格，不含任何不合适的旁义。它们的语法规则与其他两类一样。在日常谈话或政治演说中很少应用C类词汇。科学工作者或技术人员都可以在本专业的词汇表中找到他们需要的词，但其他词汇表上的词他很少应用。只有极少数的词在所有表中都共有，并没有任何词汇可以表达科学工作的思想习惯或思想方法的功能，不论它的具体部门是什么。甚至没有“科学”一词，因为“英社”一词已充分包括了它所可能具有的意义。

从上所述可以看出，在新话中，不正统思想若超越了很低的一个层次是根本无法表达的。当然有可能说出一种非常粗糙的异端邪说，例如说“Big brother is ungood”（“老大哥不好”）。但这话在正统的耳朵听来仅仅表达一种不言自明的荒谬，无法论证，因为没有必要的论证的词汇。与“英社”敌对的思想只能具有一种含糊的无言形态，只能用十分笼统的名词来说明，而这些笼统的名词加在一起不用解释就能否定整批整批的异端邪说。说实在的，你只有把有些词非法地译成老话才能把新话用于非正统目的。例如，“All mans are equal”（“人皆平等”）在新话中可能构成，但只有用于老话中的“All men are redhaired”（“人皆红发”）同样的意义中。它并没有语法错误，但是它表达的是一种明显的不合事实的话，即人人都是同样的高矮、体重或力量。政治平等的概念已不复存在，因为这个旁义已从“equal”（“平等”）的含义中排除。在一九八四年，老话仍是正常的交流手段，理论上存在着这样的危险：在使用新话时你可能记得它们的原来含义。在实践中，任何有“doublethink”（“双重思想”）训练的人不难做到这一点，但是在一两代以后，甚至这样的失误的可能性也会消失。以新话为其唯一语言而教养成人的人不会知道“平等”曾经有过“政治平等”的旁义，或者“自由”曾是“思想自由”的意思，正如一个从来没有听说过象棋的人会知道“后”和“车”的旁义一样。有许多罪行和错误是他无力犯下的，因为这些罪行和错误是没有名词的，因此是无法想象的。可以预料，随着时间的推移，新话的突出特点将越来越明显——它的词汇越来越少，含义越来越严格，应用不当的可能越来越减少。

在老话完全被取代以后，同过去的最后联系就会切断了。历史已经重写，但过去的文字仍有零星流传，没有彻底检查，只要保持老话的知识仍能阅读。但到将来即使这种片段得以保存也很难读懂，很难翻译了。很难把任何一段老话译成新话，除非它说的是技术程序或者一些十分简单的日常行为，或者已有正统化（新话应是“goodthinkful”）的倾向。在实践中，这意味着大致在一九六〇年以前写的书是无法完整地译成新话的。革命前的文字只能作意识形态上的翻译，即不仅修改语言也要修改意义。例如《独立宣言》中著名的一段话：

我们认为这些真理不言自明，人人生来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一定的不可让与的权利，这些权利有生活的权利、自由的权利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取得这些权利，人类创建了政府，政府则从被治理者的同意中得到权利。任何政府形式一旦有背这些目的，人民就有权改变它或废除它，组织新的政府……

要保持原义而把这一段话译成新话是不可能的。最多只能做到把这整段的话用一词来包括：“crimethink”。完全的译法只能是意识形态的译法，把杰弗逊的话译成一段关于绝对政府的颂词。

的确，过去的许多文学都已用这个办法加以改写。出于名声的考虑，有必要保持对某些历史人物的记忆，同时使他们的成就与英社哲学一致。因此像莎士比亚、弥尔顿、斯威夫特、拜伦、狄更斯这样的作家的作品都在翻译中；这项工作完成后，他们的原作以及所有残存的过去的文学作品都将统统销毁。这项翻译工作既费时又费力，在二十一世纪的头一二十年恐怕不会完成。还有大量的实用文献——不可缺少的技术手册之类——也需这样处理。主要是为了有时间进行这项翻译工作，新话的最后采用日期才定在二〇五〇年这么迟的一个年份。

- 第一部 城墙

- 第二部 村庄

- 第三部 工厂

- 致谢

- 资料来源

第一章

中国的很多公路仍然十分空旷，尤其在大西北的草原上，通往喜马拉雅的公路上，车辆稀少，只有漫天的北风和沙尘。即便在沿海那些发展迅猛的城镇里，也到处是空旷之路。它们连接着一个个正在建设中的工业区，以及规划中的公寓住宅区。它们在一片片梯田之间蜿蜒伸展着，而这些地方不久就将成为城市的郊区。它们连接着一个个村庄，二十多年前，这里的村民们只能步行出门。正是想到那些正在快速消失掉的空地——连接着故地的新路，以及即将被改变的景观——最终激起了我的愿望，在中国申领驾照。

到2001年夏季为止，即我向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提出申请时，我在中国已经居住了五年。之前的那段时间，我出门旅行都是迫于无奈地坐汽车、飞机、轮船或是火车。穿州过省，踏县过镇时，我都在沉沉昏睡中。但如果是驾车出行，一路上人都会脑清目明。这样的情形到处可见：仅在北京，每天差不多就有一千人拿到驾照，他们因此成为中国汽车工业大发展的先锋队。这些人多来自新兴的中产阶级。在他们看来，汽车代表着出行方便、家境宽裕，还有一点赶时髦。可对我来说，它代表着冒险和游历。就连机动车驾驶员理论考试里面的一些试题都说明，这个行当里根本没有想当然的事情：

223题 驾驶机动车经过积水路段时，你应该：

A）加速通过，以免发动机进水。

B）停车，检查积水，确认积水较浅时，缓慢通过。

C）在路人的带领下通过。

282题 驾驶机动车通过铁路道口时，你应该：

A）加速通过。

B）仅在看见火车即将驶来时，才可以加速通过。

C）减速，确认安全后通过。

中国人申领驾照时，按规定要进行体检、笔试、参加技能课程训练，随后是为期两天的驾驶能力考试。但对于已经持有国外驾照的人，这套程序有所减免。我参加外国人驾驶能力考试的那天上午，十分闷热，灰蒙蒙的天空像一块湿漉漉的绸布笼罩着京城。考官四十多岁的样子，戴着一双白色的驾驶员专用棉质手套，几根手指被红塔山香烟熏得焦黄。我坐进车里时，他点燃了一根香烟。那是一辆大众桑塔纳轿车，也是全国最常见的乘用轿车。我摸着方向盘，手心沁出的汗液使方向盘变得溜滑。

“发动汽车。”考官吩咐道，我转动了汽车钥匙，“往前开。”

为了新驾驶员的考试，周围几条街道都专门进行了封闭隔离，形成一个好似等待新生命降生的社区：街上看不见任何机动车，自行车杳无踪迹，一个行人也没有。甚至连店铺，或者沿街随意摆放的摊位也没有。看不见负重超载的人力三轮车缓缓前行，也看不见改装的电动三轮车呼啸而过，更看不见出租车飞驰抢客。所有车辆无不在转弯时闪灯示意，所有行人无不在跨下路肩时左右张望。在北京，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平和宁静的街道。其后的几个月里，有时我甚至有些后悔，后悔没有尽情体会那一刻的平和宁静。但是，只开了五十码，考官又说话了。

“靠边，”他吩咐道，“可以熄火了。”

考官开始填写表格，只见他那支钢笔如行云流水在纸上翻飞。那支红塔山香烟只抽了不到四分之一。最后，他对我说：“车开得不错。”

驾照上登记的是我的中文名字：何伟。有效期六年。为了防止伪造，驾照上面印制了全息图：一个人站在古式的马车上。那人穿着飘逸的长袍，宛如道家的大思想家老子，一只手臂高高举起，直指远方。就在那一年，稍后，我开始驾车周游中国。

在为这次旅行做准备工作时，一个北京司机向我推荐了《中国汽车司机地图册》。这本地图册由“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整个地图册把中国划分成一百五十八个小方格，其中包括了一张台湾的公路图——因为政治的原因，大陆出版的任何地图都会把它包括进去，尽管不会有“中国地图”的用户开车去台北。当然，更不可能有中国的驾驶员开车前往中国南海中部的斯普拉特利群岛。目前，有五个国家为这块领土正争得不可开交。斯普拉特利群岛上没有百姓居住，不过，中国人民认为自己对它拥有主权，并且对此深信不疑。《中国汽车司机地图册》因此用一页纸的篇幅，画出这个岛链。只有地图，没有道路，全书仅此一处。

在琢磨了这本地图册之后，我决定往西走。从地图上看，东部和南部显得密密麻麻，到处都是星罗棋布的城市，以及纵横交错的路网。邓小平在1978年提出以发展市场经济为目的的改革开放政策，自那以来，沿海地区的发展非常快。全国上下都朝着这个方向前进：我开车周游中国的时候，大约有九千万人离开了农村，他们大多数去了东南沿海地区，惯常的农村生活正让位于工业城镇的快速发展。可在北部和西部，很多地方仍旧以农业为主，因此在地图上看来仍留有发展空间，也因此吸引着我。翻到西部地区的页面时，道路逐渐稀少，城镇也逐渐稀少。有些页面差不多一半的纸面上全是散开的小点，用来表示一片片的沙漠。不过，西部省份涵盖的范围要广得多——仅藏北那一页就代表着整个中国十五分之一的陆地面积。在地图上看，这一块跟台湾大小差不多。《中国地图》中找不到比例尺，有时用极小的数字标出城镇之间的公里数，至于别的数字，只能任使用者自己推测了。

多数情况下，道路也没有被标示出来。高速公路用粗大的紫色线条绘制，犹如大动脉；国道用红色线条绘制，犹如连接在较大城市之间的静脉血管。省道用更细的红色线条绘制，绘制县乡道路的线条愈加细小——仿佛是在偏远山区汩汩流淌的毛细血管。我很喜欢沿着这样的小路开车，但是没有哪条道路标出了名称。北京地区的那一页上面画出了七条高速公路，十条国道，一百多条更小的道路，但仅有国道进行了数字编号。就毛细血管一样细小的县乡道路，我问过一个北京司机。

“他们不会给小路起名字”，他说。

“那么，你怎么知道自己到了哪儿呢？”

“有时候，会有一些标志，标出下一个城镇的名称，”他说，“如果没有标志，你可以把车停下来，问问别人，怎样才能到你要去的地方。”

驾驶员考试题也涉及到这个问题：

352题 如果别的驾驶员停车向你问路，你应该：

A）不告诉对方。

B）耐心细致地予以回答。

C）给他指一条错误的道路。

《中国地图》里无名无姓的道路密如蛛网，多如牛毛，要找出一条确切的道路横穿西部，可能性几乎为零。不过另一个符号
倒不那么令人迷惑。这个标志出现在东北部的海滨城市山海关，自东向西横贯河北省，一路穿越山西省、陕西省，以及内蒙古自治区。即便进入满地黄沙的宁夏和甘肃，这个标志也十分清晰，仿佛是利落地插入天河的飘带。《中国地图》里面，很容易理解的就是这一部分：甚至在我很小的时候，我也能认出，那就是长城。在我的童年时期，无论何时，只要我看见中国的地图，就会默念：沿着这道城墙，穿越整个国家，多么神奇啊！

有一段时间，中国人甚至做过这样的考虑：把长城改造成一条公路。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注意到，汽车正在改变着美国的地理格局。一些在美国受过教育的城市设计者们，支持各个城市把原来具有防御功能的城墙拆掉，并把拆下来的材料用于修建适合于汽车行驶的环城公路。到1931年，先后有二十多个城市采用了这样的策略，其中就有南方的广州市，他们拆掉的建筑物具有八百年以上的历史。不可避免的是，现代人把注意力投向了长城。1923年，上海的《申报》刊登了一篇文章“长城筑路之废物利用”，其作者雷胜（音译）对政府刚提出的一项使类似建筑物现代化的议案表示支持。在雷胜看来，这种做法是“一次难得的良机”。他写道：“长城起自山海关，终于玉门关，蜿蜒数千里，且为直线。改造成马路后，它将连接北京、山西、陕西，以及甘肃各地，使经商更易……”这项议案喧闹一时——1931年，颇具影响力的《学生杂志》都对它表示了支持。其中一篇文章写道，有了取自长城的砖石，“所需资金甚少，可以达到填补交通设施之大不足，自东向西，由沿海至内地……”

没有人对这项计划采取过行动，无疑是因为长城穿越的地区太偏远太贫瘠。可是，七十年之后，这条线路引起了我这个驾驶员的好奇。自东向西，由沿海至内地——我一直向往着，在中国进行一次这样的陆路之旅。在我的《中国汽车司机地图册》里，
这个标志是一条条平行线，时不时地被细小的道路——通常是细如毛细血管的那一类——拦腰切断。在有些地方，这样的小路沿着废墟延绵数公里。带有垛口的标志仍旧唤起我儿时同样的反应：沿着这道城墙，穿越整个国家，多么神奇啊！顺着这道城墙，我可以穿过中国的一个个小镇，一路走到青藏高原的边上。一旦有了这个想法，我就不会动摇，尽管朋友们警告我，不要单独长距离地开车。不过，这其实也在考试题中出现过：

347题 如果别的驾驶员对你进行善意的提醒，你应该：

A）胸襟开阔地仔细听取。

B）毫不听取。

C）听取，但不予理睬。

在北京，我租了一辆轿车，向着渤海边上的山海关——长城的起点——一路驶去。以那里为起点，我开车向西穿越河北全境，感受了丰收的季节。时值中秋，地里的庄稼已经收割过半。只剩下玉米棒子兀立在地里，其他的农作物散放在公路上——一行行的花生、一堆堆的向日葵、一排排的红辣椒。农民们把这些作物仔细地码放在柏油马路的一侧，因为柏油马路是最好的晒场和分拣场。对于壳类作物，则一捆捆地摆放在道路中间，确保路过的车辆从上面碾压而过。这样做是违法的——很难想象还有别的做法，既公然违背交通安全法规，又违背食品卫生法规。不过，在中国的农村地区，没有人去计较这种行为，因为用别人的轮胎完成脱粒工作是最简便的方法。

不过，刚开始的时候，对于从食物上碾压而过，我颇感为难。旅途的第一天，每驶近铺晒着农作物的路段时，我就急踩刹车，摇下车窗问道：“我开过去没有问题吧？”农民们有些急不可耐地大声喊道：“开，开，开！”于是，我就开过去了，只听见小米、高粱、小麦在我的车轮下噼啪爆开。第二天，我再也不问他们。第三天，我一看见谷物堆，就加速行驶。驶近铺着农作物的路段时，我就踩下油门——噼啪！咔嚓！从后视镜里，我看见人们拿着耙子扫帚，冲上公路。那就是我在秋收时节作出的贡献——开着车子忙脱粒。

河北的山峦十分陡峭，岩石裸露，我开车驶过的几个村子，名字同样粗犷：牛心山，双峰村，山神庙。长城俯瞰着这些红砖碧瓦的小镇，在高高的田野之上横过山脊。转过一座座山丘时，我总会瞥上一眼。这些建筑物主要是16世纪的明朝人修建的，他们的做工可真细致——石砌的基座，灰砖砌成的墙体，依旧牢牢地附着在山脊上。城墙有时会向下斜入山谷，在这样低洼的地势里，只会被人们像收割田里的庄稼那样不留茬子。砖砌的墙面如今荡然无存：残留的只有基座和夯土筑成的内墙结构，满是不平的坑洼，以及剥落的残渣。这样裸露的墙体横过山谷的地面，再顺坡而上爬到一定高度后，灰砖才又重现身影。在谷地的两侧，留下一条水平方向的破坏痕迹，似乎在表明曾有一股洪流横扫河北大地。不过，这股洪流是人类。而留下的那条水迹宣示着一种动机，它的高度，精确地显示着人们愿意爬到多高去取用免费的灰砖。

在营房村，我停下车来察看其中一段光秃秃的城墙，一个叫王国安（音译）的农民在路上遇到了我。“我小的时候，外形好看多了，”他说，“‘文革’中毁了很多。”

他说的，是1966年至1976年的那场政治运动。在那场运动中，毛泽东支持中国人民向传统的和“封建的”事物发起进攻。长城的好些段落就是在这个时期遭到毁坏的，王国安还记得，营房村的有些村民拆毁当地的防御工事，把其中的材料用于别的建设项目。

他带着我去他家后院，那里堆放的一摞摞旧城墙砖足有一米多高。“这些都是从长城上取下来的，”他说，“根据灰浆你就看得出来——过去他们就用这种灰浆。这是从村里一个很高大的城台上取下来的。”

我问是否还有人在摧残那个防御工事，他摇了摇头。“政府再也不让干了，”他说，“这些墙砖最先是在四十年前取下来的。先用来盖房子，房子最近塌了。如果要修点别的什么，还用得着。”

在这些人口密集的地方，一切都是潜在的资源。河北的大小跟华盛顿州差不多，但人口是它的十一倍——总共有六千八百万之多。山坡被开垦成梯级台地，用来种庄稼；公路用来晾晒农作物；路过的车辆则充当脱粒机的双重角色。如果有取得到的墙砖，当然要利用，有时候还得用过一次再一次。体格健壮的人也有两种日子要过——在农田里劳作一段时间，然后涌入城市，跟随建筑队做活，修筑道路，或者在工厂的流水线上劳作。在一张名片上，我看见过列出最多的工种数是二十七种。那是在山西，就在跟河北交界的边上，一场葬礼上，我遇到了这个人。

在这一带，即便是葬礼，也呈现出熙熙攘攘的景象。开车穿越北方的途中，我一路上都会因大大小小的仪式而停下车来。仪式就在公路上举行，跟脱粒一样，是大家的事情。通常情况下，葬礼过后就是吃饭，有些人会邀请我加入他们的宴席行列。开车穿越河北和山西的途中，我一路上碰到一个个的葬礼，事实上，有人靠这个行当吃饭——无尽的自驾旅途中，每停车一次，就代表着某个人的人生终点。在新荣，我碰到了一个名叫魏福（音译）的人和他的老婆，他们的专长就是在葬礼上演出传统晋剧。他们开着一辆破旧的北京牌卡车，为了演出方便，卡车的车厢进行了改装。在新荣，他们把卡车停在一条主路上，拉起手刹，去掉车厢拦板，支起一个雨棚，架起两只大大的百威音箱。不到半小时，他们搭起了舞台，数百人在大街上聚集在了他们周围。那是一场长达七天的法事，比一般的法事要光鲜，因为死者曾经是整个新荣最大的一家店铺的老板。店铺名叫欣源商店，他的家人把死者的棺木安放在商店的入口处。哪怕是死了，他仍旧在好好地打理着他的生意——街上的人群磕碰着挤进商店，买上一些零食，边听晋剧，边吃零食。

隔了一天，我遇上了另一场葬礼，死者刚刚入土。那里是农村，位于一个开阔的平原上，一个大大的烽火台标志性地耸立着。附近没有任何城市——在中国，法律规定人死后多数要火葬，仅在偏僻的农村地区允许土葬。烽火台边上，二十多个男男女女聚在一起，披着白色麻布，腰间用一根红绳系着。远处，是一大块政府的宣传标语：“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

在场唯一一个没有披麻戴孝的人招呼了我。这是个矮胖的男子，时年六十九岁，穿着一身蓝布衣装，戴一顶蓝帽子，圆月般的脸上闪着汗珠。我跟戏班子老板魏福拉家常的当儿，这个男子冲我笑了笑，那是我自头一天的葬礼以来看到过的最灿烂的笑容。在中国的葬礼上，至少有一个人总是乐呵呵的。

“过来，过来！”这个矮胖男子拉着我的手臂叫道，“我们差不多要搞完了！”

他递给我一张压膜的名片。名片的正面印着像商人一样握在一起的两只手，写着这些文字：

张宝龙

风水先生

红白事务

从头到尾一条龙服务

就传统而言，风水先生专门测算建筑物和地形之间的关系，试图在自然之物和人造之物之间构建和谐。古时候，诸如此类的信念对军事和政治的影响极大。在北京的西北边上，明朝人修筑长城时，特意避开一段三十多公里的山脊，因为这段山脊靠近帝王陵寝。从战略的角度看，这里非常适合修筑防御工事。但是，风水先生认为这段山脊是一条龙脉。任何建筑，如果破坏了龙脉，都可能给明朝带来灾难。就这样，这段山脊空了出来。当朝皇帝不惜更多的麻烦，把城墙向北挪了挪，那儿的地形不利于防守，需要修筑更多的防御工事。

1949年，共产党夺取政权后，他们向许许多多的文化传统发起攻击，斥之为封建迷信，其中就包括宗教、算命以及风水推理。邓小平发起的改革政策，提出建立更宽松的环境。即便在那之后，有些行当仍旧一直没有得到恢复——例如，在今天的中国，道教徒极为稀少。但是，人们对风水的信奉已经被证明具有很强的反弹性，主要是因为这个行当有利可图。风水好，就是运程好。所以，人们愿意花钱雇请风水专家。张宝龙（音译）就是新兴的风水先生之一——他论起市场经济时的精明，跟他论地理风水时的精明不差分毫。他的名片上列出了二十七个不同的服务项目，从“选择配偶”到“选择坟地”——这就是“从头到尾一条龙服务”。他可以“上”房梁，选矿址，还可以医治“疑难杂症”。他做过棺材（“自己备木材”），还帮人抬过婚轿。在名片上，第二十一项服务是“迁坟”——在经历着建筑业大发展的国家里，这个活儿很受欢迎。

“这个地方是我选的！”张宝龙骄傲地说道，同时用手指了指刚掘出来的一个土堆。在坟前，吊丧者依次叩头：每个人都双膝下跪，烧上一沓纸钱，一边以头磕地，一边嚎啕大哭。似乎没有人在意我的出现。在北方，我了解到，葬礼一般是喜好来客的。还有一个原因是，这里的人很少见过外国人。不过，我还是压低声音问道：“今天葬谁？”

张宝龙好像没有听到我的问题，所有的心思都在那土堆上。“东西走向，”他指了指那个土堆，接着说，“头朝西，脚朝东。我栽的那棵树是白杨。男人栽白杨，女人栽柳树，目的是让鬼魂知道哪儿是坟头。这是块好地，有这么几个因素。比如，烽火台的那个位置十分重要。你看，这个地方好，因为地势高，那条小溪的水向东流。上面有烽火台，可以守护坟墓。葬在这个位置的人，会有很多有钱的后人，他们当官、参军、读书都很有出息。”

男人们磕完了头，轮到女人们磕了。一个接一个，她们以头磕地，她们的嚎哭更加响亮，响彻山谷。

“我的父亲和祖父都是风水先生，”张宝龙接着说，“我们一家都是做这个的。家里的每个人都很长寿！我父亲活到九十五岁，母亲活到九十八岁。我的祖父活到九十九才过世！”

哭号声又升高了一个调子。我在琢磨，换个时间谈论长寿也许更合适，但是张宝龙一直没有收声。“我有三儿三女，”他说，“几个儿子也是风水先生！有一个女儿”——出于稳妥，既为现世也为来生，他笑了笑说——“是护士！”

河北、山西一带的天气相当不错——凉爽而清新的早晨，太阳明晃晃地照射着那些梯状台地。我总是起得很早，但从来没有什么日程或计划。我尽量沿着看得见长城的路线行驶，哪儿遇到令我感兴趣的事情，就停下来。找到合适的路线后，又再上路。有好多天，日行不到两百公里。乡下的道路快不起来，因为某段街道上总会发生点什么——帮助农作物脱粒，避让穿越公路的羊群，参加某人的葬礼。道路本身的状况也丝毫无法预测。《中国地图》上，一条细小的红线可能表示一条崭新的柏油路，但也可能就是一条土路，甚至是一条干枯的河床。通常的情形则是，道路正在翻修。从1998年开始，政府对乡村道路的建设加大了资金注入，部分原因是为了应对亚洲金融风暴，到我驾车旅行时，这一工程仍旧在进行中。

在现代中国，修建道路通常是应对贫困或者金融危机的一项策略。首次大规模的公路建设运动始于1920年，当时的一场旱灾在华北地区造成了严重的饥荒。要把粮食送到忍饥挨饿的人们手中，十分困难——因为自封建帝国开始，中国的道路交通系统都是为马拉车而设计的。美国的红十字会主持了一个项目，修建适合于大卡车和小汽车行驶的现代道路系统。到1920年10月，他们开始在山东境内修建公路。他们在当地雇佣了一些农民，其中好些人都几近挨饿的状态，因而一条条新修建的道路使得运送救济物资的大卡车可以到达需要的地方。在山东境内领导修建工程的美国工程师奥利弗·托德估计，通过新修建的道路直接或间接地向五十多万人运送去了食物和燃料。

最终，红十字会在北方四个省区修建了道路，他们的建设工作取得圆满成功，中国政府雇佣了托德。他在中国干了十八年，负责监督全国范围内的公路建设工程。仅在1928年的一条道路修建工程中，他手下就掌控着二十万个劳动力——比同一时期美国政府修筑道路雇佣的全部劳动力还多。在中国，乘用轿车的数量一直维持在低水平——到1922年，北京大约有一千五百辆——不过，人们的热情很高。中国的一些城市举办过汽车展，上海的《申报》也曾经出版过每周一期的“汽车专刊”。到1935年，中国状态甚好的泥土公路里程达到八万公里。这似乎表明，迎来全国性的汽车大发展，只是时间问题。

可是后来，这样的大发展被推迟了半个多世纪。1937年，日本人侵略华北地区，这场战争严重损毁了中国新兴的汽车市场。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下，人们不可能购买小轿车。中国农村地区的公路系统变得衰弱不堪，直到改革开放时期的到来，政府才能够大规模地改造这些基础设施。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提供了动力，这跟过去的饥荒多少有些相像。当时的政府想要抵消经济上的风险和威胁，也看到了其中难得的机遇，终于可以激发起推迟了多年的汽车大发展。历史得以重复：那是中国汽车先锋队的第二轮浪潮，而这才只是个开始。2001年，也就是我领取驾照的那年，中国的人口数量超过了十二亿，但乘用轿车的数量不到一千万辆。得到的比例是一百二十八人拥有一辆轿车，相当于美国1911年的水平。

为了自驾出游，我从北京一家叫作“首都汽车”的公司租用了一辆中国产的切诺基吉普车。租车是一个新兴的行当——哪怕就是五年前，也没有人想过可以租一辆车，出去度度周末。可现在，这行业已经发展起来了，我住家附近的“首都汽车”分店大概有五十辆车，多是中国生产的大众桑塔纳，或者捷达轿车。这两种都是小型汽车，根据与曾经在美国销售过的大众FOX类似的基本车型改造而成。住在北京的时候，我经常从“首都汽车”租用捷达轿车用于周末度假。要租车，得先办一套手续。首先，付款，每天差不多两百块钱，并填写一摞表格。接下来，一位主管技工打开后备厢，确认里面有一个备胎，一个千斤顶。最后，我们绕着车辆走一圈，并在一张汽车示意图上记下擦刮的痕迹。这个过程只需一会儿的工夫即可完成——北京人开车很不温柔，哪扇车门开关有响声，保险杠上有划痕，我都有责任把它们在图纸上标出来。记录完车辆先前留下的磕碰印记，技工把汽车发动起来，让我查看油量。有时候大概有半箱油，有时候可能只有四分之一。有那么一两次，他查看过油表后，肯定地说：“一半差一点点。”我的责任，就是还回车辆时，油箱里必须留有同样数量的燃油，而每个星期的数量则各不相同。一天，我打定主意，要为这初具雏形的行当作出我自己的贡献。

“你看，”我告诉他，“你们应该把要租出去的车子的油箱加满，然后要求顾客还车的时候也把油箱加满。美国的租车公司就是这样的。比这简单多了。”

“在我们这里行不通，”经常给我办手续的王先生说。在“首都汽车”接待办公室的三个人中，王先生态度最为和善。这几个人好像在比赛抽烟似的，浓浓的烟雾中，他们身后墙上贴着的牌子若隐若现：

顾客满意率：90％

服务效率：97％

服务用语合格率：98％

服务态度满意率：99％

“那样做，在美国可以，但在这里不行，”王先生接着说，“在中国，车辆还回来的时候，油箱里根本没油。”

“你可以多收点钱，用来加满油箱嘛，”我解释说，“把这作为一项制度。如果人们不遵守，就多收他的钱，大家就会遵照执行了。”

“中国人是不会这么做的！”

“他们肯定会这么做，”我说。

“你不了解中国人！”王先生哈哈笑着说，其他人跟着点头表示赞同。作为老外，我经常听到这样的话，也算是给我们的讨论画上了句号。中国人曾经发明了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火药、地动仪、弩、雨伞等。他们曾经在15世纪远洋航行到非洲，他们修筑了长城，他们过去十多年里发展经济的速度在发展中国家闻所未闻。他们还车的时候，可以做到油箱里的油量刚好是一半差一点点，可是很明显，要把油箱加满却远不是从文化角度来讨论可能性这么简单。这样的对话我们进行过几次，可最后我撇下了这个话题。跟王先生这样和善的人发生争执，几乎做不到。

如果我还回来的车有什么损伤，他似乎会特别开心。在美国，我从来没有发生过事故，可在北京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我在首都第一次出门闲逛时，对街上行人之间的身体接触印象颇深——我不断地被人撞着、推着、挤着。在一个人口为一千三百万的城市里，你得学会对这种身体上的擦碰有一定的预见性。领到驾照之后，我就认识到，开车上路也是一样。头几次，我开的捷达车发生了刮蹭，心头十分难受。后来又发生过四五次类似的刮蹭，也就习以为常了。我撞别人的车，别人也撞我的。如果发生了刮蹭，我们就把车停在大街上解决问题。在中国，每个人都这么做。

有一次，在雍和宫附近，一个驾驶员开着车从后面撞上了我租来的车。我下车看了看擦刮的痕迹，对方驾驶员连个开场白都没有，开口就说道：“一百块。”这相当于十二美元。在北京，对那样一个不大不小的擦刮事故来说，这点钱是赔付的起点。王先生接到我打过去的电话，听了事故发生的情形，同样立马就答复我：“要两百块。”我又回过头来跟那个驾驶员讨价还价，理论了四五分钟的样子，他最后答应赔给我一百五十块。王先生很满意。他明白，不可能你要多少，人家就给多少。他更明白，交通事故不见得全是坏事——发生类似的小刮蹭其实是一笔不错的买卖。这类交易从来没有被记录过，所以我猜测，“首都汽车”里面的几个人也许自己截留了那些赔款。

还有一次，我在北京北郊的乡下开车，撞上了一只狗。那狗突然从一所房子后面窜出来，猛地冲到我的车子前面。我赶紧打方向，可还是没来得及。这样的问题很平常——中国的狗，跟乡下的人一样，对周围出现的汽车还不太习惯。我还车的时候，王先生发现了右侧大灯的塑料罩子已经被撞破，似乎十分开心。他问我撞上了什么东西。

“一条狗，”我回答道。

“狗没问题吧？”他问我。

“有问题，”我说，“死了。”

王先生似乎更开心了。“你把它吃了？”

“不是那个类型的狗，”我说，“是那种很小很小的狗。”

“哦，有时如果驾驶员撞死了狗，”王先生说，“会把死狗扔在尾厢，拖回家去，煮着吃了。”我不清楚，他是否在开玩笑，因为他自己也养了一条狗。不过在中国，这不一定跟饮食禁忌有关系。作为对灯罩的赔偿，他收了我一百多块钱——跟一次不大不小的擦刮事故赔偿标准差不多。

他们从来不问我把切诺基开去过什么地方。租车合同有具体的规定，禁止驾驶员把车辆驶离北京地区，不过我打算不理会这一条规定——在我把车子还回租赁公司，查看里程表之前，他们根本就不会发现。在中国，生活中很多事情都要打制度的擦边球。其中最基本的真理就是，事后原谅比事前许可要简单得多。停车场里最大的车辆就是越野车，切诺基7250型的，他们给我的特价是每天两百多块钱。车身是白色的，镶边上有紫色图案，车门上印着一排英文字“City Special”。这一排英文说得很精确——这种车辆在粗糙的路面上一无是处，因为它是后轮驱动。我敢肯定，在我旅程中的某个点上，这辆车要么会陷进泥浆里，要么会陷进沙地或者雪堆里。可是，现在完全没必要担心这样的事情，因为“首都汽车”提供不了更好的车型。再说，如果真在西部某个地方遇到了麻烦事，我还可以找风水先生张宝龙帮忙。在他的名片上，印着“拖移车辆”这项业务——项目编号是二十二，介于“迁坟”和“敲锣打鼓”之间。

一路向西，我开着车逐渐拔高。到山西北部，海拔高度已经超过一千二百多米。这一带十分干燥，地表呈现出一片灰色，点缀其间的小山包呈棕红色，绕山而行的溪谷把这些小山包切割得坑坑洼洼。一座座山峦的亮色仿佛被溪流带走了，顺着山坡流淌，再汇聚到农民们正在收割燕麦的田地里。只有这样的山谷里才透着生机：绿油油的禾苗，黑黢黢的灌溉水管，和农村地区的老年人依旧常穿的浅蓝色棉布衣服。然而，这样的地方有一种质朴而简单的美感。呈现出这样开阔的景象，竟是头一次，它在预示，再过去就是中亚地区的茫茫大草原。

走进任何一个沟谷地带，烽火台的遗址随处可见。这些烽火台用夯土筑成，夯土的颜色跟小山包的颜色一样是灰暗的棕红色，有六米多高。有些村庄甚至四周都围着这样古老的防御工事。往北大约三十多公里，就是内蒙古，在我的地图册上，这一带的省界用我非常熟悉的符号
标出。

在穿过省界前的最后一个村子里，我把车停了下来。这个地方叫作宁鲁堡，这一带很多城镇的名字均含有“堡垒”的“堡”这个字，因为这些地方曾经是明代的卫戍要地。在宁鲁的场镇中心位置，依旧矗立着一座古代堡垒，村子周围围着一段段夯土墙。村子里仅有一百二十口人，在古代军事要塞的映衬下，现代村民简陋的住房显得十分矮小。

在有文物古迹的村子里停留时，我总会问有没有人了解当地的历史。在宁鲁，村子广场上一群上了年纪的人立马接过话头。“找老陈说说看，”一个人回答说，另一个人则蹒跚着要去找他。五分钟后，陈振（音译）来了。老陈五十三岁，常年的日晒给他留下满脸皱纹，头上留着剪得极短的花白头发。身上穿着一条深色的警裤，草绿色的衬衫上钉着几颗军装上常见的黄色纽扣，外面套一件军人常穿的蓝色制服，肩部缀着肩章带，袖口绣了几道条纹。在中国的农村，人们经常穿着淘汰的军装或警服，因为这类廉价的服装非常实用。不过，这类服装总是被胡乱搭配，或者尺码不对，老陈的衬衣袖子长到了他的手指尖。跟宁鲁传承了这些夯土墙一样，老陈似乎是承接了前人的一身衣着——从宽大的制服，到风化变脆的防御工事，这一切都仿佛是已然南逃的败军留下的废弃之物。

老陈笔直地站在那里，我向他做了自我介绍。我说我从北京来，对长城感兴趣，我问他对这个村子的历史是否了解。老陈听得很认真，过了一会，他清了清嗓子。“跟我来吧，”他说，“我这儿有些资料。”

我跟着他走过一段土路，来到一排土坯房前。走到最大的一幢房子前，老陈打开了大门，用砖石搭建的北方传统土炕占了屋子里一多半的地方。冬天的时候，在炕的下面烧柴禾可以取暖。不过，在宁鲁，当时还是秋天，老陈对于燃料也很节省。房间里很冷，他给我倒了一杯茶，正好用来暖手。他打开了柜子上的一个抽屉，取出用薄薄的宣纸订成的一个簿子。带着些许自豪，他把这个簿子递到我的手里。簿子的封面是手写的标题：

宁鲁堡年鉴

研究形成于1992年1月22日

我翻到第一页，上面是老陈工整的笔迹：“城墙建于嘉靖22年（公元1543年），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铺贴窑制土砖。”随后我把整部书大致翻了翻，有几十个页码，几百个表示日期的数据。里面也有地图，其中一页的标题是“长城”，蓝色的粗线条和蓝色的圆圈交织在一起。

“这一带有三十三个烽火台，”老陈指着这些圆圈解释道。“这些是明朝留下来的，明代的城墙沿着内蒙古的边界修建。从这里经过的，也有其他朝代修建的城墙。”

他打开另外一个抽屉，拿出一些灰色的陶器残片。他递给我的时候，我的手心里感觉到那硬硬的陶器残片凉丝丝的。“你觉得这是什么朝代留下来的？”他问道。

我告诉他，我不知道，他的脸上有点失望的样子。

“哎，如果你还回来，也许可以带个考古学家来，”他说，“我知道有个地方，可以找到很多这样的东西，可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朝代的。”他告诉我，有些寻宝人曾经在这个地区找到过保存完好的陶器和铜器文物。“好的都卖了，”他说，“没人管。”

所谓研究，其实是他的业余爱好——他曾是个农民，过去当过党支部书记，算是共产党设在村里的最高官衔了。现在他退休在家，不过种了两亩地，种植土豆。他还养了五头羊。他告诉我，他的年收入大概是一千多块钱。他只读到六年级，不过完全通过自学了解了很多历史知识。退休后，老陈经常跑到二十多公里远的左云县档案馆去。他查到了一些关于当地防御工事的资料，然后对那一带做了些调查，试图把历史遗迹和历史记载联系起来。他也走访过宁鲁一些上了年纪的人，有些人还记得跟日本人打过的那场仗，那正是明代要塞上面的灰砖被大家取回家修房子的那个年代。我问他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研究。“因为没有人做过，”他说，“如果没有人做这样的研究，今后就没有人了解这些历史。”

从学术的角度来看，老陈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世界上，没有哪个大学的哪个学者以长城作为专门的研究领域。中国的历史学家一般把注意力放在文本研究上，他们做的研究，通常是那些可依据某个朝代或某个政府的史料记载进行查询的政治制度。在田野考察方面，考古学家则喜欢发掘古墓。就长城而言，它跟这两大传统都不沾边：它既不在地下，也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成文记录，研究者需要把田野考察和文献阅读结合起来。即使某个学者对这个话题有些许兴趣，他也会面临这样的麻烦——如何定义自己的研究主题，因为中国北方的长城多达数百段。在过去，这个地方给中原帝国惹下的麻烦最多。中原帝国在其他几个方位上都有天然形成的疆界：向东有大海，向南有丛林，向西有喜马拉雅山，唯独北方大草原是个广袤的大豁口。在古代，这一地区居住的是游牧部落，专门袭击周围相对定居的邻邦城池。作为策应，汉人通常会修筑起一道道的城墙——据史料记载，最早的防御工事修筑于公元前656年。其后的两千多年时间里，许多朝代都修建了类似的防御工事。不过，修筑的方式有所不同，用于描述这些防御工事的术语也各不相同。先先后后用过的词语有十多个，我们现在把它们都理解为“长城”。

其中有两个朝代，尤以修建长城闻名。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称帝。在他的统治下，主持修建了接近五千公里的夯土和卵石防御线。他所统治的秦朝，因为强征劳工修建这一工程而声名狼藉，当时流传的歌谣和传说远远超越了那些历经世纪风雨已然颓废的夯土墙本身。不过，秦朝修建的城墙主要留存在百姓的想象之中，明朝修建的城墙却靠材料留存至今。1368年，明朝建立政权。在北京地区，他们最终用石料和砖块建起了防御工事。用如此耐用的材料大规模地修筑城墙——就是我在河北省境内看到的那段震撼人心的长城——明朝是唯一的一个。但明朝的防御工事不是单一结构的建筑，而是一种网络状的建筑群，有些地区修建了多达四道的防御屏障。

18世纪，一大批西方探险家和传教士开始进入中国。他们听到了秦朝的故事传说，看到了明代长城。无一例外，他们在头脑里把这两个东西联系在了一起。这一想象中的线条——从秦朝延续到明朝——变成了我们现在称之为“长城”的东西：大家认为，这是用砖头和石块筑成的一个单体结构，历时两千多年，像地图上的标志
那样，干净利落地横穿中国北方地区。1793年，一个名叫约翰·巴罗的英国人，游览了北京附近的一段城墙，根据他所观察到的东西进行了推断并由此宣称，整个墙体使用石头的数量可以围绕赤道修建两道稍小一点的城墙。（他并没有意识到，西边的城墙要小很多，而且是用夯土筑成的。）1923年，《国家地理杂志》宣称，人在月球上可以用肉眼看见地球上的长城。（事实上，1923年没人能从月球上看得见长城，现在仍然看不见。）一时之间，中国的知识分子试图抵制这样的夸大其辞，因为他们相信，外国人混淆了历史学和地理学这两样东西。可是到了后来，对毛泽东来说，神话故事更具有吸引力。他认识到了作为天然屏障的长城所具有的象征意义，因而高度宣传长城。不过，在一个缺乏研究古代建筑学术传统的国家里，要把这个记录纠正过来绝非易事。最终，似乎是中国人认了输，采用了外国人提出的概念。时至今日，也只有一个翻译过来的词语可用：长城——很长的城墙。

中国人对长城所做的唯一的研究，是在学术圈外进行的。在北京，由业余历史学家组成的小群体试图把田野考察和文本研究结合起来。在有些省份，偶尔也有老陈这样的人。他告诉我，他终究想给他的书找一家省级出版社。在给我看过他写的东西和他收藏的文物之后，他提出要带我去参观一下当地的城墙。

我们坐上City Special，顺着一条土路往北行驶。离开村子几公里后，我们停下车来，他带着我穿过一条杂草丛生的沟谷。他走得很慢，带着乡下人常有的那种若有所思的姿态：埋着头，双手反背到身后，攥在一起。在一处明显杂草覆盖的山梁前，他停下脚步。

“这是北魏修建的，”他说。北魏统治从公元386年延续到534年，一千多年以来，这个建筑结构已经被风雨侵蚀，到现在仅存半米多高的残墙，往东北方向延伸在山峦之间。另一道山梁把它隔断开来，那道山梁若隐若现，不经他的指点，我差点没有看出来。“那是一段汉墙，”他说。汉墙更古老了：汉朝始于公元前206年，终于公元220年。在高高的山峦上，还有第三道墙，日期可追溯到明朝。明朝修建的防御工事有一点八米高，呈东西向，向两边的地平线延伸过去，清晰可见。在这个地方，明朝防御工事相对算是后来者——只有四百年历史。

“多年来，我无数次看见过这样的东西，后来终于产生了好奇心，”老陈解释说，“它们来自何处？背后的体系是什么？这是我开始研究这个东西的主要原因。”

我跟他开车回到家里，又喝了一杯茶。他解释说，这个村子的全名是“宁息胡虏”，意即“平定胡人”。古时候，“胡”是汉人用来指称北方游牧民族的字眼。它并不专门指称某个部落或某个民族，但却带有贬义——那个词语可以涵盖所有的外来者。后面那个“虏”字，更是生硬，意指“蛮人”。

“大体上说，我们这个村子的名字是‘杀死蛮人’，”老陈笑着说，“看这个。”他打开我的《中国地图》，指着东边一个十五公里开外的村子：威鲁。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威震蛮人”。旁边有一个镇叫作“破胡”：粉碎胡人。别的村庄叫作“威胡”、“镇蛮”、“杀胡”等等。当今印制的地图上用表示老虎的“虎”字代替“胡”——这样的替换首次在清朝出现，当时的满族统治者对于把关外人作如此描述非常敏感。但这种用词上的改变仅仅是一种粉饰，它的原意，跟村子周围那些高高耸立的古老城墙一样，仍旧显而易见。

傍晚时分，太阳快要从田野落到山后的时候，我离开了宁鲁。老陈把我送到City Special上，十几个村民好奇地跟过来。好多人都穿着那种军警制服，那些收集起来的制服——又脏又旧，又不合身——让我觉得我仿佛被人送上了一段令人绝望的征程。在北边，高高的山峦沿着省界耸立着——那是我的下一个目的地，一座座干燥的山峦仿佛被抽掉了色彩。老陈跟我握了握手，并祝我好运。“下次来的时候，”他提醒我，“一定带个考古学家来。”

我驾车驶过一排排的白杨树，随着季节变换，这些白杨树正在变成一片金黄。随后，道路开始爬高，伸入那些岩石裸露的群山中。一路上没有遇见别的车辆。在一千八百多米的海拔位置上，公路从一段明代城墙上穿墙而过，这段城墙起着山西省界的作用。古代的建筑结构被拆断，腾出位置修建公路，一根水泥柱子上标注着内蒙古的入口。这是中原最靠北的一个地区，也是我参观过的人烟最稀少的地方。

我就这样一直开着车，来到一个隘口处，在主路边上找到一条分岔出来的土路。沿着这条支路顺着山梁走了几百米，我停下车子。吉普车的后备厢里，放着我带来的帐篷和睡袋。这是个非常适合露营的夜晚——空气如此透澈，群星好像就在山谷的上空闪烁。躺在帐篷里，睡意来袭，可我还想着次日打算去拜访的几个边界小镇：破胡，杀胡。去拜访那些地方，不过是在乡下再静静地开上一段路而已。

午夜时，帐篷突然被照得通明。我一下子醒过来，猛地坐起身，以为是驶近车辆的灯光。我摸索着拉开帐篷的门帘，往外看了看，才意识到是一轮圆月升上了地平线。一切依旧是老样子：空旷的土路，City Special仍在那儿停放着。山下，宁鲁村的灯火已经熄灭，渐渐升高的月亮映照着大草原。那一刻，我静静地坐着，等着我的恐惧平复下来，听到的，只有风声，以及自己怦怦的心跳声。

到了夜间，我很担心有人——特别是警察——前来拜访我。在中国，还没有驾车巡游全国的习惯，而且针对外国人有很严格的规定。按照规定，我不可以把City Special开出北京城。西部有些地方对外国人完全不开放，原因可能是贫穷、民族关系紧张，甚或是军事设施。严格说来，作为外国记者，在出游之前，应该向当地主管部门提出申请。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购买了帐篷——我希望避开那些小城镇的旅馆，因为他们需要随时将住客名单上报警察局。

一路上，我给自己定了一些规矩，并尽量遵守。日落后安营扎寨，天一亮就动身出发；从不生火什么的。如果需要在小镇上停留，我尽量寻找那种专门接待大货车驾驶员的旅馆，因为他们那儿外籍客人极少，一般都没有需要向警察上报的那种登记表。我通常带上足够维持几天的饮水。驾车时，我要靠咖啡或糖来帮着提神，所以，吉普车的后备厢储满了可口可乐、给他力、奥利奥饼干，以及糖果。如果驾驶多时而没有洗过澡，我会找个理发店停下来，花钱洗洗头。每个小镇都有理发店，包括洗头和做头部按摩这样的标准服务只需要几块钱。中午时分，我通常把车停在路边打个盹。我从不在夜间开车。在中国的公路上，疲劳这个问题甚至出现在了驾驶员考试题里：

133题 如果行车达4个小时，驾驶员必须停车，并强制休息至少：

A）10分钟。

B）20分钟。

C）15分钟。

正确答案是B——如果你只休息了一刻钟，那么缺少五分钟也是违规的。在中国，开车是个体力活，至少在规则手册里面是这么描述的。法律规定，卡车驾驶员身高至少达到一百五十五厘米，小轿车驾驶员的身高至少到一百五十厘米。要取得驾照，每只手上至少有三个手指功能正常，大拇指是必不可少的。对耳朵的要求，则是双耳能够分辨五十厘米之外的音叉声。不能有红绿色盲。没有癫痫、先天性心脏病、眩晕症，或者美尼尔氏综合症。法律还明确禁止“歇斯底里”型驾驶员上路行驶。如果双腿不等长，且长度差超过五厘米，则属于法律明文禁止的范围，不能操作标准型排挡汽车。

交通法规对身体方面的要求做出如此详细的规定，似乎在表明，体格正常、身体健康对于道路安全至关重要，可事实上完全不是这样。问题不在于交通流量——2001年，我在中国北方做自驾巡游的时候，中国的机动车数量仅相当于美国的五分之一。但是，恶性交通事故的数量却是美国的两倍多，政府报告的道路交通事故数量达到了七十五万起。这是个新驾驶员辈出的国家，而新驾驶员又多出在新兴城市，而当这两者结合在一起时，后果将是致命的。如果比较熟悉周围环境，驾驶员们驾车的状态会好一些——在北京，驾驶员们在老城区开车一般很熟练。从传统上来说，最早修建于13世纪的胡同社区和狭窄的砖墙小巷构成了北京的街区格局。每当我把车开进胡同的时候，看着那些砖墙如此近距离地迫近我，禁不住浑身冒汗，然而，其他驾驶员好像一点都不担心。他们不但耐性好，驾驶技术也很好：在胡同里开车的北京驾驶员能够避开迎面驶来的桑塔纳轿车，在一群群小学生之间麻利穿行，紧挨着明代砖墙不到一厘米的地方把车停放妥当。如果胡同驾驶员们的娴熟技艺能够推广到全国的道路系统中去，也许我们大家都会平安无事。

可是，人们在新修道路上的宽敞空间里开车时，做出的反应却没有这么精明。有些道路规划得十分糟糕：到2001年，北京的机动车数量猛增至一百多万辆，而城市里面的道路基础设施怎么也赶不上。在我所居住的那条胡同的南边，老城区已经拆掉，即将修建更宽敞的道路。但是，交通规则常常显得十分离奇古怪。在一个比较大的十字交叉路口，某位天才设计师在道路最右侧设置了一个左转弯出口，那就意味着，如果某人要走那个方向的话，得斜着穿过五条车道。就算他变道转弯顺利，直行一公里左右又会遇到一个十字路口，而这儿的交通信号灯胡乱计时，朝各个方向的绿灯都亮着，足足有五秒钟之久。在这个城市的各个地方，成片成片的地区正处于建设中。往往是道路修了一半，标志规划得一塌糊涂，未作任何标示的匝道不知道连接着哪条神秘的大街。北京的地图上画出了苜蓿叶形的立交路口，设计者也许就是大名鼎鼎的Escher公司吧：

即使在今天，道路行驶中的很多问题已经有所改善，但在城区开车依然需要冒险精神。如果那个地方的驾驶员主要是新手，其中的麻烦更是显而易见。在中国，这个转型期来得太快，很多驾驶员使用道路的方式直接沿用行人使用道路的方式——人们怎么走路，就怎么开车。他们喜欢扎堆前行，只要有可能，总是紧紧跟在别的车辆后面。他们不大使用转向灯。相反，喜欢依赖汽车之间的身体语言：如果一辆车贴着左侧行驶，那么你可以推测得出，它即将进行左转弯。此外，他们还长于即兴发挥。他们可以把人行道作为超车道使用，如果能够快那么一点点的话，他们可以在环岛交叉路口逆向行驶。如果在高速公路上开过了出口，他们会直接开到路肩上，往后倒，然后立马右转下道。每当交通拥堵时，他们喜欢从边上挤过去，跟他们排队买票时的做法如出一辙。收费站也可能十分危险，因为多年排队的经验，使人们形成习惯，总在不断地估量什么才是最佳选择，并以此快速做出判断。驶近收费站时，驾驶员们喜欢在最后一刻变换车道，因此事故频发。驾驶员们很少查看后视镜。挡风玻璃上的雨刮器则被视为妨碍视线，车灯亦然。

事实上，直到20世纪70年代晚期，北京还是禁止夜间使用车头灯的，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开始大批出国考察。在改革开放初期，欧洲各国和美国政府对这些领导人的来访是非常支持的，他们希望这些中国领导人领略过民主社会之后，会重新审视自己的国策。1983年，时任北京市长的陈希同就对纽约做过一次这样的访问。在与纽约市长爱德·科齐以及其他政要举行的一系列会谈的往返途中，他得出了一项关于道路状况的非常重要的观测结论：曼哈顿的驾驶员在夜间是要开灯行车的。回到中国后，陈希同要求北京的汽车驾驶员也这么做。至于这位市长在遭遇美国的民主社会后作出了什么样的政治结论，一直不甚明了（他最终因为贪腐而锒铛入狱），但他至少为道路交通的安全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不幸的是，驾驶员们仍旧不了解车头灯的玄妙之处。很多人不开灯行车，直到天色一片漆黑时，他们才开启大灯。几乎没有人会在雨天、雾天、雪天，或者光线暗淡的情况下使用灯光——其实，这是让中国的驾驶员颇感烦心的少数几种行为之一。人们不介意你是否在后面跟得太紧、从右侧超车，或是把车开上人行道，就算你把车停在高速路出入口的匝道上，也没有人会眨一下眼睛。可是，如果你在滂沱大雨中开着车灯行驶，对面驶来的驾驶员会毫不例外地把他的车灯闪动几下，以示不满。

不过，多数情况下，他们都能够保持镇定自若。很难想象得出还有别的地方，人们用这样糟糕的方式开车，还能从中得到乐趣。在开阔的道路上，似乎每个驾驶员都刚刚从胡同里解放出来——突然加速，展开竞赛，而最惊悚之处，莫过于超越其他车辆。在山坡上，他们要超车；在弯道处，他们要超车；在隧道里，他们要超车。如果被别人超了车，他们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反超那辆车，就好像在比赛一样。根据我的判断，这是驾驶员考试题中唯一一道三个选项都正确的试题：

77题 超越其他车辆时，驾驶员应该：

A）从左侧超车。

B）从右侧超车。

C）两侧均可，视情况而定。

考试的时候，试题直接来自于政府颁发的学习材料。公安交通管理局给我发了一本小册子，里面有四百二十九道多项选择题，二百五十六道正误判断题。一般而言，这些试题抓住了道路行驶的精髓（“对/错：在出租车上，允许携带少量爆炸物品。”）。然而，对于如何教会人们开车，却不那么清晰明了。事实上，窍门在于研究那些错误的答案。手册在描述常见的道路交通驾驶技巧时，说得十分生动，差不多让读者看清了驾车人的面部表情：

81题 超车后，你应该：

A）等两车有足够安全的距离之后，打右转向灯，回到原车道。

B）快速插入到其他车辆前。

C）插到其他车辆前，并减速。

117题 驶近划有标线的人行横道时，你应该：

A）减速并停车——如果有行人通过。

B）加速行驶，紧跟前车，并紧随其后通过人行横道。

C）直接通过人行横道，因为行人应该为机动车让行。

80题 准备超车时，如果发现前车准备左转，或者掉头，或者超车，你应该：

A）从右侧超车。

B）不能超车。

C）鸣笛，加速，从左侧超车。

很多答案都跟鸣笛有关。在中国的汽车上，喇叭从本质上说具有神经学的意义——它负责传导驾驶员的本能反应。人们经常摁喇叭，开始的时候，所有的喇叭声听起来都一样，但过了些时候，你就学会正确理解各种喇叭声的含义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跟汉语一样复杂。汉语读音有声调，也就是说，一个简单的ma音，在阴、阳、上、去四个声调时，会有不同的意思。反过来，一个简单的喇叭声，至少能够表达十种不同的东西。一下短促的“毕”声，用以引起注意。连续两声“毕—毕”表示愤怒。如果是一阵特别悠长的“毕————”声，那代表着驾驶员遇到交通拥堵了，他已经没有边缝可钻，正巴不得路上所有的人和车统统消失。如果有“毕————————”声回应，说明他们动弹不得。另有一种略带口吃的“—毕—……—毕—”声，代表着驾驶员除了痛苦就再无别的感觉。还有一种事后才摁一下的“——毕”声，这一般是新手们的做法，他们通常反应迟缓，还没来得及摁喇叭，刚出现的状况就已经自行化解。也有一种基本的、短促的“毕”声，这只不过是在告诉别人：我的手依旧放在方向盘上，因此这个喇叭可以继续作为我神经系统的扩展。试题还涉及到其他类型的鸣笛：

353题 车辆从老人或小孩身边经过时，你应该：

A）减速，确保安全通过。

B）继续正常行驶。

C）鸣笛以提醒他们注意。

269题 进入隧道时，你应该：

}A）鸣笛并加速。

B）减速并开启车灯。

C）鸣笛并保持车速。

355题 驶过居民区时，你应该：

A）像往常一样鸣笛。

B）比平时多鸣笛，以警示居民。

C）避免鸣笛，以免打扰居民。

去“破胡”的路上，我第一次捎上了搭顺风车的人。那天，我很早就收好了帐篷。琢磨过地图之后，我打算顺着明代城墙北边的那条路试试看。结果那是我——到那时为止——走过的最糟糕的一段路——起先是一段土路，通过一个高高的山冈，接着是陡直的下坡路。雨水把路面冲刷出深深的沟壑，City Special蹒跚前行，马达发出低沉的轰鸣声。在我的左面，一段城墙干净利落地雄踞在山脊上——我在那破旧不堪的道路上颠簸不已，城墙却似乎在半空中轻轻松松地漂浮着。下到半山坡时，一个年轻的女人站在路边，正使劲地挥手。我停下车，摇下玻璃窗。

“你去哪儿？”她问道。

“去破胡，然后去杀胡，”我答道。这些村庄的名字用中文念起来真是拗口。

“我可以搭你的车去破胡吗？”

“没问题，”我边回答，边打开车门。这个女人带着一袋新鲜的猪肉，肥腻的猪肉衬着塑料袋，白里透红。她把袋子放在地上，犹豫着要不要上车。

“多少钱？”她问我。

“什么多少钱？”我愣了一下，以为她在说猪肉的事。

“去破胡，”她问，“多少钱？”

问得好——去消灭游牧部落，谁还会定价呢？“没关系，”我告诉她，“反正顺路。”

她的名字叫作高林凤（音译），三十七岁。她告诉我，她从小在破胡长大，现在在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的一家工厂上班。这次回家是去看她的祖母——那些猪肉就是礼物。在这些地方，公交车班次很少，她之前坐过到宁鲁的公共汽车，坐到隘口时就下了车。她打算从那儿走路，一直走到有车坐的地方。她穿着崭新的灰色工作服，描着淡妆，头发收拾得很整齐。在内蒙古的这种土路上，看起来还那么整洁，这怎么可能呢？我穿着一件破旧的灰色T恤衫，裤子也很脏。自从上次洗头以来，已经整整两天了。

跟许许多多的中国农村人一样，高林凤离家去城里找了工作。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全国大约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居住在农村。随着经济的腾飞，对建筑工人和工厂工人的需求大量增加，很多工人就来自农村地区。中国的农村人口稠密，年轻人也乐意离家外出。到2001年为止，估计有九千多万人离家外出。在驾车穿越中国的过程中，你会觉得，你见证的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差不多占总人口数十分之一的人群正在路上，前往远离家乡的地方寻找新的生活。

他们多数前往沿海地区寻找工作，但在省城也有机会。高林凤告诉我，她开始是在流水线上工作，一路提升，现在已经是一名管理人员，她所在的工厂生产毛衫，用于出口。在呼和浩特，她有一个三岁的儿子。他们很少回破胡。“这儿太穷了，”她说，“种庄稼很辛苦，因为这里海拔很高，十分干燥。你看那些玉米——”她指着车窗外，紧挨路边就是一块玉米地，玉米秆一片翠绿，沾着一层薄薄的尘土。“在其他地方，玉米都已经收割了，可这儿什么都要晚一些，因为地势太高了。”

我们闲聊了一会，她很客气地问我，“你不是咱中国的人吧，对不对？”

“不是。”

“你是哪个国家的？”

我本想告诉她，我是胡人，但我还是实话实说了。

“我们工厂的毛衫就出口到你们国家啊！”她兴奋地说道。

跟工业城镇的很多年轻人一样，高林凤自学了一点英语，不过她不好意思在我面前操练。她对美国人的生活非常好奇——她问我，家里有几口人，家乡是否有农民。“你们在美国也像中国那样靠这边行驶吗？”她问我。我说是的，尽管那个时候，这样的回答已经无关紧要，因为我们行驶的道路越来越糟，路上只看得见一排轮胎印。在前往破胡的路上，在长城脚下，跟一个外国人进行这样友好的对话，其中如果有什么可笑之处的话，高林凤也丝毫没有表现出来。高林凤在小镇大门入口那儿下了车，那道大门建于明朝。她谢过我，跟我挥手道别，我开着车往西边的杀胡驶去。

这条道路沿线的小镇上，曾经都有重兵把守，可现在却正迅速地成为一座座空城。无论何处，只要我停下车来，当地的人们都会告诉我，大多数年轻人已经离家外出了。这一带的生活不容易——长期以来，局势一直不稳定。数千年来，影响这些偏僻之地的，多是一些非人为的因素，有时甚至是来自外部世界的某种强烈需求。在古时候，这些地区位于疆域边界：像破胡这样的地方有时候勉强能采用中原地区的农耕方式，但更往北去，那儿的土地只适合放牧。牧羊人的天性，就是随时迁移，而中原汉人喜欢在自己的耕地上扎根定居，因此很容易成为攻击的目标，而且双方的文化冲突总是恶性的。公元前2世纪，汉代一位大臣如此描述游牧部落：“来如疾风，去如闪电。”“居住无常，难以驯服。”有一位皇帝说，与游牧部落作战“如同与影相斗”。另一位官员形容他们“觊觎谷物，人面兽心”。

游牧民族多不是侵略者——一般而言，他们对攻城掠地不感兴趣。他们要的，是汉人的财物，不是汉人的文化，这一点一直让历朝历代的皇帝们烦恼不已。南方的情形略有不同，中原王朝在南方的扩展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文化压制，而不是武力征服。美国历史学家亚瑟·瓦尔德隆写过一本书，书名是《中国长城》。在这本书中，他记述了明朝时期发生在北方地区的几次冲突。他告诉我，在这个问题上，弄清楚中原人的立场十分重要。“对他们来说，那不是指中原文化，”他认为，“那是指所有文化。任何人都自然应该遵从——不管他是哪个民族，这就像每个人都得接受做牙科手术要使用奴佛卡因的道理一样。总体情况基本上是这样的。中原帝国向南扩展的过程中，不是中原人在迁移，而是当地人改变民俗。他们伪造家族图谱，修建祭坛——他们的所作所为，跟任何想进行文化入侵的人一模一样。时至今日，这就是中国人的力量。这不是武力。他们不需要密探，不需要卧底。有某种东西让他们成为中国人这个群体的一员，而正是这个群体令周围的人对它产生兴趣。”

“首先对此不感兴趣的，就是骑马的游牧部落，”瓦尔德隆接着说，“这令中原人十分头疼，因为他们已经用文化这个东西，把其他几个边上的外族人都牢牢地束缚住了。可骑马的游牧民族不管这一套。他们只管跑过来，强奸妇女，放火劫舍。对中原人来说，这个问题如同美国人遇到基地组织这个麻烦事，只会招人更加怨恨。美国人总是认为，那些人对我们应该再多一些了解。教他们学做美味、老式的美式烧烤，把我们的生活全貌展示给他们看，他们肯定会喜欢这一切！可是，这根本不管用。在中国的文化里，同样存在类似的错误路线。是对文化这一力量保持极度信赖，还是要有诉诸武力的意识，这两者之间存在错误路线。”

几千年来，中原人的反应基本上徘徊在这个路线两边。他们有时对游牧民族采用进攻的方式，而且跟“野蛮人”一样，时常采用极其残暴的手段。中原士兵血洗营寨，屠杀妇女儿童；他们使用生态战术——纵火烧毁牧场，以期用饥荒逼出游牧部落。当然，中原人还修筑工事，在北方修筑的一堵堵城墙延绵数公里。这种战术在明代尤为重要，因为这个王朝太羸弱，根本没办法招架游牧部落的进犯。

游牧部落的问题很复杂，汉人的解决办法同样如此。像明朝这样的朝代，会把各种策略结合起来使用：他们尝试过进攻性的对抗办法，他们修建起具有防御功能的道道城墙，他们也依靠贸易和外交手段。明代皇帝曾经赐与蒙古首领物品，并对其加官晋爵，让他们在边境沿线的要塞之地主持贸易。杀胡就是这样的地点，在明代它一度成为有名的贸易中心，城墙之外的人们争相前来与中原汉人进行物品贸易。不过，这种贸易通常是不对等的，因为除了马匹，游牧部落拿不出什么东西可以满足中原人的需求。而政府往往要对这样的贸易点进行严格监管，一个原因是他们不想让蒙古人换到可以制造兵器的铁器物品。最终，出现了无法超越文化的分歧。中原人长于种植庄稼，生产商品，他们主导了集市贸易。蒙古人不具备管理才能，但却长于劫掠。这样一来，无论早晚，这两个迥然相异的族群间都会产生暴力冲突。

时至今日，外国人仍旧需要中国人提供的各种商品，但是，他们无须再跑到杀胡这样的地方去寻找他们需要的东西。这一次仍是这样，来自外部世界的需求改变了这个偏僻的地方。长城依旧从村子的中心地带穿越而过，烽火台依然在山间谷地高高耸立着。在我到访过的地方中，这儿曾经修建的防御工事最为密集，可也最寂静无声。整条街道相当于一个大卡车停靠点——沉静的街道上，开着一排生意清冷的廉价餐馆，和几家汽修场，为那些即将去往别处的人提供所需要的服务，那是当地经济结构中仅存的东西。当年的游牧部落一直未能在此处站稳脚跟，到南方的工厂里做工的诱惑却攫取了这个地方的人心。杀胡正在一点点地走向没落——在尘土飞扬的大街上，看不到年轻人。

开着车时而西行，时而南下，我一直循着苍头河前进，两岸散布着一座座烽火台。出了河北地界，土地越来越贫瘠，我所处的位置已经是中国正北方的黄土高原之上。人们居住在黄土之上——这里的土层浅薄干燥，原本就是从戈壁滩或者西北部其他沙漠吹过来的黄沙。几千年来，风沙在这一带形成了次堆积层，黄土厚达一百八十多米。这样的土壤虽不稳固，却也肥沃。一段时期内，这个地区覆盖着茂密的森林，但是几个世纪的人口过度增长使得它现在一片荒凉。树木砍掉之后，人们开始在山坡上开垦出梯田，后来，这个地方看上去就纯粹像是一个人类建筑：用泥土做成的千层饼。雨水稀少——每年大概二十五厘米——可再少的雨水也会在松散的土壤上冲刷而过。小溪的河床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深沟。哪怕是很小的一条溪流，也能在山坡上冲刷出深达几十米的壕沟。多数农民居住在黄土坡上开凿的简易窑洞里。这样的窑洞冬暖夏凉，一遇地震，几成灾祸。据明朝文献记载，1556年发生在这一地区的一次大地震，夺去了几十万人的性命。

长城不是这个地区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但是毫无疑问，它起到了部分作用。城墙修到哪儿，它就吞噬掉那儿的自然资源，明代的史料记载了修筑长城所需要的各项成本支出。近年，美国历史学家石彬伦对筑墙工程中的各个数字进行了分析。据他估计，每烧制、铺装一块砖，士兵们需要烧掉七点五公斤木柴。即便是在用夯土或者原石筑墙的地段，士兵们也需要用木柴生火做饭，卫戍部队的收入来源则主要依赖伐木业。石彬伦的研究表明，在明代，维持城墙的开支仅有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由政府财政拨款，其余则要靠士兵们通过伐木取得收入来补齐。有些官员抱怨说，这样的行为是反其道而行之——把地表砍伐得光秃秃的，马背劫匪更容易入侵。

四个世纪之后，在这片根基浅薄的土地上，用夯土筑成的一座座建筑物好像成了唯一具有永恒意义的符号。我驶过一个个山坡，底下的沟谷又深又陡，种着庄稼的梯田好像随时都会碎成齑粉——唯有那些烽火台好像在随时准备迎接战争。它们那方正的外形从几公里远的地方也能看见，稳稳地骑在那些被开垦成台地的山峦之上。在我驶过的路边，有一个烽火台，上面刷着一个字：土。这个刷成白色的字有六米高。又过了一会，我看到了另一个字：水。如果这儿的烽火台正在传递某种信息，我竟没有弄明白是什么意思，于是我停下City Special。在水平方向上扫了一眼，我才发现，四个紧挨着的烽火台上面都刷着大字。合在一起，它们构成了一个简单的句子，但前后铺开有一点五公里长。这几个字横跨溪流、峡谷，以及沟壑纵横的山坡：

保水固土

被刷上大字的烽火台连成一排，尽头是一个大大的明代城堡，雄踞在山上。我顺着旁边的一条山路来到了城堡跟前，从那儿看到的景象让我惊呆了。那儿能俯瞰一连串的山谷，山坡上密密麻麻地布满了小小的植树坑窝。每个坑半米多宽，二三十厘米深。根据山坡陡斜的程度，这些坑窝被打成方形或半月形。坑窝里面全是空的，一直延伸过去，到你的眼睛看不见为止——简直就是坑窝的星系，只等着栽种树苗。在明代城堡的墙上，也刷着一条白色的标语：

抓住世行贷款机遇，帮助山区脱贫致富

这些城墙一度为了抵御蛮夷而建，如今却已在欢迎世行贷款。我决定联系一下当地政府，看有没有人给我就这个项目介绍些情况，一个干部同意跟我见面，他是右玉县税务局的一个主任。他告诉我，过去的两年间，当地政府接受了世界银行大约两千万元人民币的贷款。这样的项目，只是世行在黄土高原上资助的无数个项目之一。前些年，世行提供资金修建了用于蓄水的小型水坝，所资助的植树运动极大地减少了这一地区的水土流失。在右玉县，他们打算栽种松树——据大家所知，全县的植树项目覆盖面积为七百平方公里。主任把我带到一个村子，因为那是较早一批防止水土流失项目做得很成功的村子。当地的党支部书记告诉我，现在差不多每家每户都买得起拖拉机了。我们正好碰到一个村民，他刚买了一台机动三轮车，用来做生意。在附近的山头上，专门修建了两个观测站，便于更清楚地观察这个项目。

不管去哪儿，我们都乘坐一辆黑色的大众桑塔纳轿车。开了几个星期的车后，被动地坐在车上，感觉有些怪怪的，但由官方安排的路线，对做过记者工作的我来说，倒是一点都不陌生。在各省市，政府的车辆通常是黑色的，车窗是深色的，一般配有驾驶员。如果那个地区比较富裕，可以坐奥迪车，贫困地区则配有桑塔纳或捷达轿车。每到一站，会有人为你奉上茶水，以及各类统计数据。在右玉县，当地政府为他们承担的世行项目深感自豪，提供的各种数字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我的记录本。他们打算在明代城堡附近植树一千四百公顷，右玉县百分之二十八的土地面积已经达到水土保持目标，而最终目标是要达到百分之五十三。中国的政府部门对数字十分痴迷，一贯如此。早在帝国时期，各级官僚们便会玩转数字——到了明代，修筑长城的工程量有时甚至测量和记录到了厘米这个标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正是凭着这一历史久远的传统做法，成为世界银行十分理想的客户。中国各级政府可以征集劳动力，可以制造数据，当然也可以归还贷款。

他们对宴席也十分在行，官方给我安排的这次行程，最后以此告终。我们就餐的地点是当地一家餐馆的一个包间，菜肴端上来了，一道接着一道，有猪肉、鸡肉、鱼肉、山西手工面。好几个官员陪我就餐，他们要了白酒。争先恐后地，他们举起手中的酒杯。

“对不起，我今天只喝茶，”我告诉他们，“我下午要开车，所以不能喝白酒。”

“啤酒呢？”

正是这个问题，在驾驶员试题里显得有些诡异：

212题 行车前，驾驶员：

A）可以少量饮酒。

B）不能喝酒。

C）可以喝啤酒，但不能喝别的酒类。

“啤酒也不能喝，”我说，“如果开车，我就什么酒也不能喝。”

“你可以喝一点点嘛！”

“抱歉，我真不能喝。”

“肯定要喝——就喝一两杯。”

跟我一路上遇到的其他干部不同，今天陪我吃饭的这群干部最终没有坚持。说到中国的喝酒-开车，婚宴是最难纠缠的，其次是葬礼。如果在旅途中遇到这样的事，那就具有很大的挑战性——如果我在白天参加这样的宴席，就一定要想一个既不失礼节又能够执着坚持的办法，因为一端酒杯就等于开启了闸门。在美国，只要说一声“我要开车”就够了——说了之后，就算完事了。但是在中国，这样的话语正好开辟了一条进行逻辑大讨论的途径，有些甚至让人很难反驳。喝酒的第一条理由通常是“既成事实”。“你一定要喝，”别人端着满满一杯酒，对你说：“酒都斟上了，你不要推辞。”第二条理由是，我开了这么远的路程，一定很疲倦。第三条理由，喝过酒后，我可以慢慢地开。他们还会跟你说，美国人是靠右侧行驶，那意味着在中国开车没有什么不习惯的，稍微喝点酒没关系。不管怎么说——第五条理由是——酒杯已经倒满了。有时候，人们会跟我讲，如果让警察碰上了，他们看见老外开车，已经够惊讶的，肯定不会因为酒后驾车而抓你。一次，宴会主人问我，“你什么时候学会开车的？”

“大概二十年前。”

“看见没？我们这里多数人开车才一两年。有那么丰富的开车经验，你当然可以喝点什么！”

这样的逻辑的确无懈可击：很难想象，要让我胆敢在高速公路的匝道上往后倒车，不知要喝多少酒才够。不过，在右玉县，这群干部算是最有礼节的，我也因此能够挡开白酒和啤酒。宴席散去，我向他们道谢过后，开车出城。开了两三公里后，我又掉头往回走，绕过市中心，径直向那一排烽火台开去。我得看看，人们跟乘坐在City Special里的我讲述的东西，是不是和乘坐桑塔纳轿车的我讲述的一样。就在那个明代城堡附近，我看见山腰上有一群人，手持铁锹正在劳作。顺着一条土路，我把车开到了那个地方。

男男女女一共十个，正在黄土坡上挖掘半月形的坑窝。他们都穿着淘汰下来的军警制服，我一下吉普车，他们就围了过来。他们居住在附近的丁家村，跟周围大多数村庄一样，居住的也是窑洞。我告诉他们我是新闻记者，他们围得更近了些。

“我还很小的时候，他们就这么整，”一个年轻人说，“原来的不是世行贷款，但一直有这样那样的项目。看见这些坑窝了吗？全是空的。两三代人，就挖了这么些坑，可现在依然一棵树也看不见。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劳动是义务的，买树是要花钱的。让我们就这么挖坑窝，一分钱也不花。他们这么干，为的是让领导们路过的时候，看得见这些坑窝，让他们相信正在植树。地方上的干部们把钱贪污了。”

这个年轻人只有二十八岁的样子，但其他人好像也认可他作为发言人。在乡下，我时常遇到一些会讲大话的人——这类人说起政府官员的贪腐行为时，义愤填膺，牢骚满腹。可这个年轻人说起话来轻言细语，用词总是十分细致谨慎，但他的眼中明显带着忧伤的气息。他穿的那件淘汰制服显得特别肥大——这不过是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富余劳动大军中的一员而已。我问他们，挖坑能拿到多少钱。

“每天五袋方便面，”他回答。

我不能确信，是不是我没有听清楚，于是我让他再说一遍。“五袋，”他说，“你在这儿呆一下，会看到他们送过来的。”

“那你们为什么要干这样的活儿？”

“不干就得不到政府发的救济，”他说，“我们这儿刚闹过干旱，天太干，玉米种不下去。我们根本就没种玉米。今年秋天，我们只能收点土豆。政府给我们发了点玉米作为救济，但是只有我们挖了树坑，他们才肯发救济。”他继续说：“我们村里多数人都反对这个项目，因为耕地被占去了四分之三。我们本想在这样的地方放牧，但政府说这个地方需要保护。保护，保护，保护——我们听到的，就是一句句口号。”

其他人低声咕噜着表示认可。“你知道有这么一种说法：山高皇帝远，”这位年轻的农民说道，“国家领导人坐的位置那么高，他们当然不知道下面到底是怎么回事。下边的人也不知道上面的领导到底怎么说的。最大的问题在于地方上的干部——把这些东西中饱私囊的，就是县里面的干部。”他指了指那刷着标语的明代城堡。“我们看见过世界银行的官员们坐车前来视察工作，但我们没法同他们说话。县里面的领导不让我们说啊。其实，我也不知道‘世界银行’是什么东西。我只知道它跟投钱有关。他们坐着轿车来这里，我们很想把他们的车子拦下来，但车子从来没有停留过。他们只给我们讲一些口号：保护耕地，退耕还林。”

他说的那句话——山高皇帝远——我在中国哪儿的农村都听到过。人们一致认为，问题出在地方上，高官们是诚信的，正派的，极少有人对这个制度的核心表示不满。他们不明白，这种必然性来自地质条件的恶劣。对丁家这样的村子来说，山高工厂远——他们没有办法同沿海地区的经济展开竞争，即使是运作得最好的植树运动，对这个地方的影响也十分有限。这个年轻人告诉我，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丁家有两百多人，现在只剩下八十多口。这跟我在北方地区听到的情况十分相似——每个村子的人口都在减少。“我也要出去找工作了，”他说，“但我还有个小孩，父母亲也留在家里。我最终肯定会出去，但可能要在家里多呆一段时间。”

我告诉这个年轻人，有人带我去过别的村子，那儿的村民们对世行的项目是非常支持的。

“也许有的地方拿到了钱，种上了树，见到了效益，”他说，“但是，我们这儿没有。你看这山坡——好一点的东西都长不起来，因为表层土都让他们给弄走了。他们把好一点的表层土放在了靠近公路的地方，种点什么东西，看上去好看些。完全是作秀。”

我们交谈的当儿，山下面响起了引擎声。声音越来越大，路上出现了一辆小型的蓝色拖拉机。拖拉机看上去就像是卡通电影里的车子——马达吼得震天响，好不容易才开上了这个陡坡。拖拉机停下来后，我看见车厢里放着一袋袋的方便面。驾驶员什么也没有说，给参加劳动的每个人发了五袋方便面。在中国，人们经常把方便面当成零食干吃，做工的人们纷纷撕开了方便面袋子。袋子上印的牌子是“清真牛肉面”。

“你是回教徒？”我问道。

“不是的。”年轻人笑着回答我的问题，“因为这个牌子最便宜——没有猪肉。每袋一块钱！”

他打开一袋方便面，然后递给我。这样的方便面比倒满的酒杯更糟：在这个山坡上，我怎么吃得下这袋干得发硬的清真方便面？这可是一个劳动者日工资的五分之一啊。经过一番推让，我让他自己把方便面留着，还从City Special后备厢里取出一包奥利奥饼干给了他。后来，我回到北京，一位世行官员坚持认为是农民们弄错了。他特地指出，世行贷款在黄土高原上扶持的项目已经让一百多万农民受惠。不过，这仅仅是另外一个统计数据而已：我只知道，那一百万个受惠者当中，肯定不包括跟我说过话的那几个人。对那些直接从首都安排下来，不与当地人打交道的开发工作，我一直持一种谨慎的态度。山高，非政府组织的官员也远——如果你遇到那群靠挖掘坑窝换取清真牛肉面的农民，也只能是这样的结局。在明代城堡的废墟上涂刷世界银行的标语，好像也是个馊主意。不过，长城曾历经无数次侵袭而毫发无损，毫无疑问，它还将这样挺立下去，雄踞在山脊之上——只要最后一拨蛮夷之人已经烟消云散。

接下来的一百多公里路程，我开着车在山西和内蒙古的交界处穿梭前行。明代城墙依旧起着边界线的作用，那些防御工事依旧震撼人心，可是这一带十分贫瘠，道路也越来越难走。在一个叫作石人湾的村庄，我看见一个农民正在用骆驼拉犁。从这个场景里，我看不到什么有生气和希望的东西：在前头拉着爬犁的牲畜站在新犁出的土沟里懒得动弹一下，爬犁后面的农民大声吆喝着，爬犁下干燥的黄土的颜色，恰如城墙上那些烧制的砖块。又过了一个小时，我停下车来，让两位年轻女子顺便搭上了我的车。她们俩坚持要一起坐在后排，回答我的问题时，总是轻声细语的，好像在说悄悄话。十分钟过后，她们告诉我，我是她们唯一见过的外国人。

搭车的人越来越多，顺便搭载几个人成了我每天的惯例。一路上车辆稀少，但是如果看到路边有人招车也不是什么稀奇事。中国人招车有自己的动作：手臂前伸，手掌朝下，上下拍动——就像在轻轻拍打手下那只看不见的大狗。对我而言，这很新奇——在北京，没有行人随便招手搭车，在河北也没人要我停车。驾驶员试题对于乘客礼仪的问题涉及甚少，只有一个：

356题 如果你让别人搭车，后来发现他将物品遗失在你的车上，你应该：

A）据为己有。

B）尽快交还给失者本人或交到他的工作单位。

C）给他打电话，要他给报酬。

我很少看见农民等着搭顺风车。他们一般不怎么出门，如果要去赶集，会按照他们知道的时间搭乘既定线路的班车。我搭载的多数是女性，她们看上去仿佛跟我一样显得与当地环境格格不入。归结起来，这些人具有这样的特征：她们从村子里出来，在小镇上见过些世面，又即将成为别的什么角色。她们穿戴整洁，一般穿着裙子和高跟鞋，头发染得略显暗红，脸上浓妆艳抹。上车时带进一股廉价香水的气味，在车上直挺挺地坐着，后背不会靠着座椅，好像乘坐City Special是一件非常正式的事情。她们很少与人进行眼神交流。她们总是客气至极，有问必答，却又不愿意主动打开话匣。一次，我搭载了三个年轻人，两女一男，我们摆谈了半个小时。在这段时间里，他们什么也不问我。通常情况下，十来分钟后才会有人问我从什么地方来。这一点很奇怪，因为中国人聊天的时候，一般这应该是第一个问题——人们往往想要知道我是什么国籍。但是，因为我这个外国人坐在驾驶员的位置上，这个角色改变了互动的方式。他们想要显得谦恭些，但该怎么对待我，又拿不太准。有好几次，他们都问我是不是中国人，我在中国其他地方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有些搭车人猜测我是来自西部的少数民族维吾尔人，也有人认为我可能是穆斯林回族人。有一个妇女，一直观察着我在被车辆反复碾压的泥泞路上艰难前行十多公里后，终于问我：“你是蒙古人？”

无一例外，她们都是离家在外做工的人，正走在回家的路上。她们上班的地方有工厂、餐馆、发廊等等，而她们对自己的工作一般闭口不谈。一开始，我不太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女人搭顺风车，因为在外做工的多是男人。而那段时间根本不是出游的高峰期——在中国，在外做工的人每年才回一次家，一般在春节，对那些在很远的地方做工的人尤其如此。我遇到的那些人主要在离家比较近的地方做事——比如在省城，或者规模稍大点的城镇。对这部分人而言，出现在乡间路上的可能性更大。而且女人可能更愿意不遗余力地这么做，因为她们通常有父母、甚至祖辈的老人需要照料。每次，我问她们包裹里带着什么东西，她们总是这样回答：“礼物。”

她们对City Special充满好奇——她们想象不出，为什么一个人独自旅行，需要这么大一辆车。有次，一位搭车的女人非常不好意思地告诉我，她正想学开车。在一个叫作崖顶寺的地方，我搭载了一个长得很不错的年轻女子，她刚刚回去看过父母亲。她身上穿着一件红色丝绸上衣，涂着口红，一上车就带进来一股香水味，气味十分浓烈。搭载了那么多搭顺风车的人，我从那种气味联想到了大草原：内蒙古香水。

这个女子在清水河镇上的一家餐馆做工。她去过的最远的地方是包头，但她告诉我，她十分渴望有一辆自己的车。“如果能去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我问她，“你会去哪儿？”这个女子高兴地笑了笑，回答道：“北京。”我问起她的老家，她摇了摇头。“村里多数人都养羊，”她说，“我们那儿太干燥，玉米、土豆、谷子都长不好，可他们还是要试一试。除此之外，又能怎么办呢？”

她说的没错：此外还有别的选择吗？人们要么跟土地较劲，要么离家外出打工。在这样的地方，很难想象有什么理由让年轻人能够留下来。只有在《中国地图》上，还能反映出过去曾有过的乐观景象：我一路驶过的那些地方分别叫作黄龙泉、三叉河、阳泉等。可是，这些地方的地质已经变得相当脆弱，那些名字不过是散落在草原上的一个个笑料而已。白兰谷里满是沙尘，水泉村极其干燥——像一块风干的骨头。叫胜虎的那个地方，也许曾经打赢过一场战役，却输掉了整个战争。在这些地区，城墙比道路多——在我的地图册里，长城垛口这个符号纵横交错，但是随着我往前行进，红色的毛细血管越来越稀少。

有些地段，完全看不到毛细血管。我的地图越来越靠不住，一天中总有那么两三次，我觉得自己“被地图”了：“被地图”进死胡同，“被地图”进水土流失地段，“被地图”进长满野草的断头岔路上。在内蒙古，受了一个很有草场气息的村名——韭菜村——的诱惑，我“被地图”到一个河床上。从地图上看，地名听起来蛮不错的，有一条细细的红线，跟一段明长城齐头并进。可是，开了十来公里后，那泥土路面荡然无存，摆在我面前的，不过是一条早已干涸的溪流，上面散布着一堆堆砾石。我打算顺着那条纵贯峡谷的河床往前走。可是，转了几个弯之后，我就找不到路了。之前曾有人驾车来过，在各个不同的方向上都留下了车辙，而我十分熟悉的长城的影子却怎么也看不到。驶到一排窑洞前，我停下车来问路，人们只是目瞪口呆地打量着我，因为他们说的方言跟普通话完全不搭边。当时是傍晚时分，我已经很疲倦，还担心随时会爆胎。在砾石堆上颠簸一阵之后，转了一个弯，我终于看见一个等着搭顺风车的人。

她的出现，简直就像海市蜃楼——穿着高跟鞋、短裙、白色紧身上衣。在她看来，我驾驶的City Special也一定就像海市蜃楼，因为她立刻起劲地做出拍打那只看不见的大狗的手势，急切地要我停下车来。我摇下车窗。

“你去哪里？”她问我。

“先去北堡，再去水泉，”我回答道，“走这条路对吗？”在这荒无人烟的沟谷里，水泉村这个名字代表的也许只是另一个笑料而已。然而，这个女人告诉我，我走的路没有错。她问：“我要去北堡，能搭个车吗？”

“可以。”女人踏上车来，伸头往里看了看，然后仔细地打量了我一下。她就那么站着，一只脚在车上，一只脚还在外面。“你从哪儿来？”她问道。

“从北京来。”

“你一个人？”

“是的。”

“你来这儿干什么？”她又问我。

“玩儿，”我回答道。这个词语十分常用，我是脱口而出的：玩儿。可是，在内蒙古的这个河滩上，这么说可能非常不合时宜。女人把脚从车里退了回去。

“我还是等等吧，”她说。就这样，我让她在那儿下了车，扔下她站在那一堆堆砾石上——那是我遇到的唯一一个拒绝乘坐City Special的女子。

在中国，迷失方向并非是件多么糟糕的事儿，因为其他人也不太清楚自己要何去何从。1996年夏天，我作为美中友好志愿者队员来到中国，让我至今记忆犹新的第一件事就是我的无知。语言、习俗、历史——这一切都得学习，而这样的学习任务好像超越了我的能力范围。在我看来，每个人都比我领先了三千多年，所以我急切地想赶上他们。

时间一点点过去，我的学习进度呈曲线上升，这条曲线没有变平过。在中国这样的地方，你得随时琢磨点新东西出来，新发现差不多每天都有。其中最重要的发现，就是中国人普遍具有这种感觉：一切都在快速地变化着，没有几个人敢自夸自己的知识够用，人们随时都会面临新的情况，需要去琢磨透彻。农民离家去城里找工作是怎么一回事？教人们怎么做生意的是谁？他们在哪儿学到汽车制造技术的？他们是如何琢磨出怎样开车的？谁教会小镇上那些精明的女子穿衣化妆的窍门？她们搭上怀揣《中国地图》的美国人驾驶的City Special，是最合适不过的了。我们在那一刻同样显得格格不入，没有人能把今日的中国琢磨透。

很多学习行为都不是那么正规的。不过，针对个人的各类课程繁多：年轻人可以报读英语辅导班、打字辅导班、计算机辅导班以及会计辅导班。在工业发达的城镇，进城务工的人们还可以花钱学习专门课程，让别人教他们像受过教育的城里人那样举手投足。驾驶课程到处都有——这项技能培训受到政府的严格管控。国家的法律规定，每个想成为驾驶员的人必须先行注册进行课程学习，费用由自己承担，而且课程一般要达到五十八个小时。在中国，让自己的父亲在停车场上教你开车是不允许的。再说，停车场并不多见，而且多数父亲自己也没有行车所需的驾照。

我在中国东南部的一个小城市——丽水，对驾驶课程观察过一个月的时间。这座城市坐落在一个工业带上，由于经济迅猛发展，一大批驾驶新手应运而生。开课单位叫作公安驾校，让我观察的那个班的上课老师叫唐教练。“教练”这个词跟足球教练、体操教练那几个字是一样的，不禁让人联想起严格的军团训练。那正是在中国驾驶汽车的本质特点——体力活。

课程一开始，是与汽车进行基本的接触。上课的第一天，唐教练揭开一辆红色大众桑塔纳轿车的引擎盖，六个学员围在一起观看。他指给大家看，哪是发动机，哪是散热器，哪是风扇皮带。走到车尾，唐教练打开了后备厢，教大家怎样拧开油箱盖。接下来，教他们怎样打开驾驶座一侧的车门。“这样拉开，”他一边讲解，学生一边挨个练习把车门打开、再关上。下一步，唐教练教大家认识仪表板，以及离合器、制动踏板、油门踏板。一个小时之后，学员们才得到允许，坐进轿车里面。他们依次坐上驾驶座，练习一至五挡的换挡动作。发动机没有发动，但他们就这样练习使用离合器，扳动变速挡杆。看到这里，让我有些想打退堂鼓。终于，我忍不住问唐教练：“那样做，不是对轿车很不好么？”

“没事，”他回答道，“不要紧。”

“我觉得，发动机没发动，这样做可能不好。”我又说道。

“保证没事，”唐教练坚持道，“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在中国，不管是哪个行业的教练，都受到人们的尊重，这是不容置疑的。唐教练已经非常和善，让我观摩他上课，所以我决定就此打住，不再多嘴。可这做起来不是那么容易。接下来的步骤，是学员们练习使用离合器，固定住制动踏板，发动汽车，挂上一挡，一边踩下油门踏板一边松开离合器。在制动踏板的阻力作用下，发动机发出低沉的轰鸣声，随着扭矩加大，引擎盖上下颤动。一个接着一个，学员们坐进驾驶座，踩下油门踏板——发动机不断轰鸣着，可就是不让车子挪动半步。那天的课程结束时，桑塔纳轿车的引擎盖上已经可以用来煎鸡蛋。每坐进一个学员，踏下油门踏板，我的手心都会被汗水浸湿。耳朵里回响的，是我父亲的声音——他是个业余机械师，没有什么事情比呆头呆脑地瞎摆弄汽车更让他生气了。

直到第二天上课的时候，学员们才被允许开动车辆。从一开始，这些学员就像盲人摸象那样小心翼翼地围着桑塔纳轿车打转：在引擎盖周围挤成一圈查看车辆结构、练习开关车门、拨弄油箱盖。六名学员的性别结构是四男两女，年龄都在四十岁以下。他们之前缴纳过两千多元钱的学费——在基本月工资大概只有五百多块钱的小城市，这算是不小的一个数目。只有一个学员，家里已经买了车。其他人跟我说，也许哪天他们也可能买车。其中的大学生们——一共有四个——相信，驾照会让他们的求职简历增添一些亮色。“这就像游泳，人人都得会一点。”名叫王彦恒（音译）的年轻人这样对我说。他是高年级学生，主修信息技术。“在将来，很多中国人都会买车，”王彦恒说，“重要的是，要会开车。”家里有车的那个同学十九岁，名叫梁艳芳（音译），学社会学专业。她父亲开了一家塑料加工厂，有三辆车。我问她家的工厂生产什么样的塑料，这个女学生用手指摸了摸桑塔纳轿车车窗边上的塑料封条，说：“这种东西，就是我们做的。”

这个班用了十天的时间，集中进行场地训练。一段时间里，他们就做三个动作。学员们练习前行直角转弯进入停车点，然后直角弯倒车至停车点。第三项是纵向停车。每一天，整整六个小时的时间里，他们反反复复地练习这三个动作。跟其他的优秀教练一样，唐教练十分严格。“怎么搞的？”一个学员倒车的时候刮到了一根标杆，他立即教训起来。“今天脑子长到哪儿去了？”“换挡的时候不要那么松垮垮的！”他对另一个学员呵斥道，“再这样做，你老爸不骂你才怪！”有时候，他甚至要拍打学员的手臂。只要有学员转头朝后看，他就大吼道：“不要朝后看！”有严格的规章，不允许学员转头后看。倒车的时候，只能依靠后视镜，不能够有盲区——至少在唐教练眼里不允许有盲区。没人系过安全带。在公安驾校的训练场地里，我也从没看见有人打转向灯。

接下来的环节是驾驶技术训练，学员们要在障碍车道上练习急转弯，学着将车辆停驻在标线的二十五厘米范围内。最具挑战性的驾驶技术科目是“单边桥”行驶。所谓单边桥，就是一条长长的水泥做成的凸起路段，略超过轮胎宽度。学员们的目标，就是把车调整好位置，对准单边桥径直驶而过，并且不让桥上的两个轮胎掉落下来。学员们先练习左侧轮胎，接着换成右侧，如果有一个轮胎滑落下来，就算考试失败。学员们告诉我，道路训练的十天时间里，他们多数时候是在练习单边桥驾驶。我问唐教练，为什么单边桥那么重要。

“因为很难，”他这样回答我。

这就是中国的驾校课程里隐含的哲学命题：如果某样东西从技术的角度看起来特别有难度，那么它必定就是有用的。可是，这类极具挑战性的技能却是因地、因教练不同而不同的。除了五十八小时这一点，没有太多其他的客观标准，驾校一会儿强调单边桥行驶，一会儿又想出别的什么障碍行驶技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驾校教练跟过去那些教人养生之道的武术教练十分相像。时代已经不同了——学生们不必到山顶的寺庙里，每天对着树干拍打数千次，相反，他们参加公安驾校为期两周的驾驶课程学习，学着把桑塔纳轿车稳稳当当地开上单边桥。

上路训练十来天后，丽水驾校的课程学习就快要结束了。在他们学习的最后一天，也就是考试的前一天，我跟着一个学习小组上路了。教练坐在副驾驶座上，学员们在一条两车道的山区道路上轮流驾驶一辆桑塔纳轿车，完成一系列的固定动作。从一挡依次换到五挡，然后从五挡依次换回一挡；把车辆停驻在离标线二十五厘米的范围内。之后，学员们要练习原地掉头，在模拟的交通指示灯前停车。学习用的车道有三公里长，十天的训练过程中，这个长度没有丝毫变化。没有交叉路口，路上的车也很少。车辆驶入车道的时候，学员们按照规定鸣笛，转弯的时候同样如此。一路上不管遇到什么——小轿车、农用车、驴拉板车——他们都要鸣笛。哪怕只遇到一个行人，他们也要鸣笛。有时候，他们会超过驾校的另一辆车，这时候两辆车都会欢快地鸣笛，就像两个老朋友见面似的。中午的时候，大家要休息，到附近的餐馆一起吃饭。他们所有人——包括教练——都要喝点啤酒。他们告诉我，就在头一天，他们喝醉了，因此下午没有上课。

那天下午比较晚的时候，学员们回去继续进行道路驾驶训练，其中一个学员向我请求，让他开我租来的车进行训练。就在那一瞬间，经过极其简单的考虑，我决定借此看看他们在一个月的训练中收获如何。那个学员开到空旷路段之后，就醉心于超车了，可他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做。有那么两次，我只好大吼大叫，让他不要在盲弯处大幅占道转弯。还有一次，我伸手一把抓住方向盘，阻止他撞上另一辆正在他左侧加速超车的车辆。他从不观察后视镜或侧后视镜，他不知道盲区的存在。只要遇到会动的东西，他都要鸣笛。完全忽视交通指示灯的存在，倒还是最次要的问题。他差点撞上了一辆停靠着的拖拉机，距离只有几厘米。他甚至差点撞上一面水泥墙。最后，当车辆进入驾驶训练场的时候，我真想俯下身去亲吻我膝下的单边桥。

在北京的时候，总有外国人对我讲，我真不敢相信，你能在这样的地方开车。我这样回答他们：我真不敢相信，中国驾校毕业出来的驾驶员们驾驶的出租车、公共汽车，你们也敢乘坐。一旦上了路，所有人都不知道该何去何从——迷茫的一代——但作为驾驶员，总还能够有那么一点点操控感。

在山西省的西北部，一段段长城顺着黄河蜿蜒而行，有将近一百六十多公里的路程，我是沿着高高的黄土河岸行驶的。当地政府刚刚整修过那一段路，开起来比较轻松。庆祝道路整治工程的标语还在那儿悬挂着：“修好道路，脱贫致富”，“护路光荣，毁路可耻”。在中国的农村地区，交通流量不大，很少有私营广告商投放标牌广告，这也意味着，驾驶员不会受到可吃、可喝、可购的物品图形的狂轰乱炸。相反，到处都是政府的各种口号，其用语表现出独有的特性：用词简单，却很有力度，极尽直白，却令人费解。“人民拥护子弟兵”（People Embrace Soldiers）——空旷路段出现的这条标语让我不禁浮想联翩。在山西的农村，我在路边看到过一条标语，只有简单的几个字：“自立、奋斗、坚持不懈、无私奉献”。没有更多的细节——不过，你到底还想期待什么呢？在内蒙古，当地一家电厂提出的口号大玩文字游戏，我只好把车停下来，才总算弄明白：“人人用电，好好用电，电才好用”。（我想了想，过了一阵才反应过来：“的确如此！”）通常，我会遇到致力于宣传计划生育政策的口号，这类口号的用语从无谓的反复（“女儿也是传后人”），到主动提出建议（“晚婚晚育”），再到公开的谎言（“生儿生女都一样”）。驾车西行，那些标语书写得越来越大。到后来，荒芜的山坡上布满了各种各样的标语口号，这些膨胀的文字仿佛是为了用来填充这空旷的大草原。“人人劳动，青山更绿”——这条标语的文字有十几米高，摆放在内蒙古的一个山坡上，那儿既非青山，也没有一个劳动者。在另外一处荒凉得不能再荒凉的地方，几大块岩石上书写了一首诗歌：

山间植树种草

农业蒸蒸日上

修房造屋养羊

建设秀丽山川

黄河岸边悬挂着标语，劝诫农民们不要在道路上碾轧农作物。一时间，我很想知道，当地的这一倡导是否实有成效：进入山西西部以来，我的City Special竟然连一堆谷物都没有碾压过。随后，我去了寺沟村，这个村子在黄河东岸一个很高的地方上，那里的人告诉我，因为干旱，今年颗粒无收。他们只能靠土豆，还有政府发放的救济粮维持生活。我在一个农民家的窑洞里和他交谈的时候，村长刚好路过，拿着一摞救济申请表。表格的标题是“两缺一无”。村长对这个标题是这么解释的：寺沟村村民缺钱缺粮，生活无着落。在我看过的所有标语中，这一条是彻头彻尾的实话实说，它标志着北方农村地区可怜的结局——算是黄土高原的苟延残喘吧。

河对岸，是鄂尔多斯沙漠，也是西部的起点。在古代，鄂尔多斯地区一直是帝国的多事之区，也正是因为这片大草原，人们修筑长城的灵感才被激发出来。鄂尔多斯非常广袤——跟新英格兰的面积大致差不多——一直往北延伸到黄河大拐弯的地方。在河套地区以内，黄土高原变成了沙地和灌木丛。在古代，这一地区一直缺水，无法进行传统意义上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不过，游牧部落所需要的资源却十分充足，因此，他们把鄂尔多斯当作了理想的大后方：与汉人的聚居地分离开来，但又可以随时发起攻击。有些朝代，比如唐朝，能够为遍布沙漠地区的要塞提供给养，而明朝太羸弱，根本没办法在这个区域作战。

因此，他们沿着鄂尔多斯南部边沿——也就是今天的陕西省境内——修筑了城墙。从黄河一路向西，我在地图上寻找标出来的古代防御工事的线路。可是，那一页突然一片空白：村落稀疏，基本上没有道路，地图上基本是白色区域。间或，这样的白色区域会点缀一些早已断流的河道——无名无姓的小溪，用蓝色标注，流出沙漠，长度不到一二十公里，然后流入地下消失得无影无踪。从车窗看出去，地形毫无特色可言。驶过神木之后，我继续往前开，接着到了榆林——在这么贫瘠的地方，一听这个地名就让人充满了希望。

榆林城北，长城正在一点一点被掩埋掉。一个巨大的明代城堡——镇北台——孤零零地守在地平线上，城墙向西南蜿蜒进入了沙漠地带。这段城墙用夯土筑成，颜色比其基脚部位堆积的沙砾要稍微黑一些。有些地段，整个建筑结构完全消失在沙丘下面。在东面，也就是我的旅途开始的地方，城墙还能衬托出河北大地所具有的永恒的生命力。那儿有质地坚硬的岩石山峦，砖石结构矗立在山巅之上似乎安然无恙。越往西，每走几公里，土质就变得越不稳定，到了最后，在驾驶员看来，整片地都将一点点地流失掉。我从怪石嶙峋的山巅开到干燥的大草原，又来到黄土高原干成齑粉的小山坡上，最终，我来到了一片流沙之上。长城依旧，但它再也诉说不了永恒。鄂尔多斯沙漠在一点一点地向南推进，沙漠中那些震撼人心的明代防御工事不过是一根根线条而已。

在长城的另外一边，人们仍在试图改良那些贫瘠的土地。这样的战役在中国的北方十分普遍——全国土地总面积的四分之一正遭到沙漠化的威胁，沙化地区的总面积目前以每年三千多平方公里的速度向外扩展。联合国最近公布，中国有四亿人口居住的地区目前受到土地沙化的威胁。各级政府在开展各种各样的项目，试图让北方人民的生活具有更多的可持续性，这些项目小至栽种树木，大至灌溉工程。其中最雄心勃勃的，要数长江改道工程。政府看到南方各地充足的水利资源，因而启动了这项耗资上百亿元的工程，计划将南方的部分河水引入北方。不过，这一方法收效如何，尚不明了。到最后，把水输送到北方可能毫无意义，因为那些地方的年轻人大多去了南方。

在中国，北方有些地区本来不应有农民在此定居，鄂尔多斯便是其中之一。古时候，在这一地区居住的，只有游牧部落。但是在19世纪，由于贫困，由于战争，一些汉人逐渐北迁，当起了先遣队。1949年，全国解放以后，共产党领导的政权鼓励人们大量地迁到长城的另外一边定居，他们希望中原的农耕方式在榆林以北的沙漠地区发扬光大。在不同时期里，他们开展了各种各样的运动，发动人们植树种草，甚至种水稻，当地本不多见的小河流和小湖泊被改成了灌溉工程。无一例外，当地的原住民——多是蒙古族牧民们——一直反对这样的工程项目。他们向当地干部提出拒绝参加劳动的要求，不过，政治自有它横扫一切的经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文化大革命”的热潮之下，当地一个叫作乌审旗的地方被作为模范公社，在全国进行宣传。其他的沙漠地区要学习他们的榜样做法，挖掘灌溉水渠，种植稻谷。可是，到了80年代，十分明显，乌审旗所进行的种种努力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在人口增长和非本土庄稼的双重因素作用下，这一地区宝贵的水资源迅速枯竭。

近年来，当地政府采取了全新的策略。人们放弃了水稻种植，改种柳树，然后用柳树叶子来饲养绵羊。他们把这种模式叫作“空中草场”——采下的柳叶直接作为绵羊的饲料，柳树本身还能起到阻止沙漠面积扩大的作用。这种做法的作用体现在好几个方面：全旗的农业用地占土地总面积的比例持续保持在百分之十左右，当地的牧民们也能够进一步扩大饲养规模。我到一户蒙古人家中进行了参观，他们总共饲养了两百头绵羊。“一切都好多了，”这家的男主人说，“买粮食、买衣服都容易多了。”他讲普通话，但不太流利。他告诉我，他从小就在蒙古包里长大。现在，他住进了砖房，墙上贴着两张画报，一张印着法拉利蒙代尔汽车的画报，另一张是哈雷-戴维森摩托车的画报。墙上还挂着一幅中国地图，两幅成吉思汗画像，一个神龛里放着毛主席的画像。我问他这个神龛是怎么回事，男主人回答说：“毛泽东解放了我们，是伟大的领袖，是个好人。”他接着说，所有真正的蒙古人都挂成吉思汗的画像。另一面墙上，是政府颁发的奖状，镶嵌在镜框中，表彰他在1997年3月20日缴纳税金的行为。在农民家里，我经常看到类似的奖状——有时候人们会因为保持居家整洁而获奖。

在乌审旗，植树所带来的任何效益似乎都是暂时的。江红（音译）是个华裔地理学者，正在这个区做研究工作。她告诉我，那一带的地下水位正在下降。沙漠地区无法承受更多的农业模式，就是种植柳树也不行。不过，江红也注意到，当地人对政府倡导的种植项目持赞同态度，哪怕他们已经了解地下水正在枯竭这一事实。这种情形不同于过去，那时候的人们对政府各种高压式的运动总是持反对态度。曾几何时，各项工程总是显得非常抽象，具有集体的性质：毛泽东曾经宣布，中国的生产要超英赶美，像乌审旗这样的地方的牧民，当然不愿意为了这样的目的而毁坏自己居住的环境。但是，自邓小平主政以来，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是个体的动力，其成果立等可见。而新型的迁徙模式也意味着，许多人已经瞥见了更美好的生活是什么样子。

“他们如今见过的世面多了，”江红说，“他们有机会去城里看看，他们在电视上也能看见很多东西。他们想得到更多的、在外面或者电视上看见的那些实际利益。”一句话，人已经变得更加世俗化，只不过，他们跟外界的这种联系在方向上有点迷失。起参考作用的框架不再简单地由乌审旗那一点有限的资源构成，而是由城市里面无限丰富的产品构成。在向别的地方学习的过程中，当地的人们跟他们最亲近的环境已经失去了联系。

几十年间政策的不稳定，已经影响到人们的思想观念。“如果一切变化太快，人们就没有足够的时间，去了解自己的生存环境，”江红说，“回过头去看看1949年以来的历史发展，政策总是改来改去。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人们觉得时机来了——那你就得抓住这个机会，因为它可能又持续不了多久。对于发展，人们已经惯于持那种短视的观点。”

就这一代人来说，经济的土壤跟鄂尔多斯的沙漠一样，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什么都在变——规则在变，经商行为在变，日常生活中的种种挑战也在变。总会有新的形势需要琢磨，人们来不及辨明方向。而成功的人之所以成功，就因为他们先做后想。可持续性是一种奢谈，没几个人有工夫去考虑，尤其在年轻小伙子们可能抛弃故土的村子时更是如此。长远计划没有任何意义：人们的目标就是有钱今天赚，有利今天获。不然，你就只有被下一次变革的浪潮淹没掉。

离开乌审旗后，我再次越过长城，向南往榆林驶去。我没有打定主意，到底在路上要走多久。夜晚越来越冷，阵阵倦意开始向我袭来。从一开始，我就计划把我的旅程分成两个阶段，这样就能够在秋季和春季两个季节里好好地看看乡村的美景。到了榆林，我打算做一下休整——我很想找张床睡上几个夜晚，好好吃几顿饭，然后决定到底还沿着长城走多远。可最后，当地政府替我做出了决定。

榆林是我几个星期以来看到的第一座城市。总人口大约有十万，按照中国的标准来看，这是个小城市。城里的氛围十分舒适，让人不禁舒服得想睡觉。市中心依旧被一段古老的城墙所围绕，街道十分狭窄，汽车大发展的势头还没有蔓延到这个地方来。我住进了当地最好的宾馆，洗了个澡，然后躺下来打算小睡一会。不一会儿，房间里的电话响了起来。打来电话的，是宾馆总台的接待员，她告诉我，大厅里有人要见我。

“政府来的。”她说。

被吵醒的方式林林总总，这一种最令人心烦。我穿好衣服，走下楼。来人三十出头，穿着深色上衣，绷着脸，似笑非笑，仿佛在告诉我：麻烦来了。

“我知道，你是个记者，”他说。

他提出要看看我的护照、居留证，还有记者证，我都一一递交给他。他一言不发地查看我那一堆材料，时不时在一摞纸片上做些记录。末了，他抬起头来。“你知道，中国有法律规定，记者应该先申请，然后才能做采访报道，”他说，“你违反了这些规定。”

“我只不过参观了一下长城，”我告诉他，“没有必要跟政府的人报告。我也没打算在榆林采访什么人。”

“恐怕这都没有关系。你还是得申请。”

我向他道了歉，并告诉他，今后我一定提前申请。“我明天就走，你看行不？”我问他。

他那似笑非笑的脸绷得更紧了。“恐怕你现在就得离开，”他说。

“我能吃了午饭再走吗？”

“抱歉，”他回答道，“马上离开。”

那人就在大厅里等着，我则上楼去收拾行李。随后，他径直把我送到City Special跟前。跟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位警察，他们要确保我离开城区。从榆林出来，我往南开了六个小时，来到延安市。这里是中国革命的摇篮，20世纪30年代末，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在此建立了他们的根据地。现在，延安已经变成了一个旅游目的地，我打算在不引起任何人注意的情况下，找家旅馆住下来。可这一次，我的行李都还没有来得及打开，警察就找上门来了。他们已经知道我从哪里来，开什么样的车。或许全省都已收到了警情通报。延安的警察要我马上离开，于是我打定主意，沿着长城的旅行到此为止，到了春天再说。

我走上一条高速公路返回北京。一条横贯山西全境的收费高速公路刚刚修好，山区道路上开了几个星期之后，在这条路上开车，感觉就像在飞翔。路面很好，一路上车辆稀少。延绵数公里的一段路上，我从采收下来的玉米边上疾驶而过。在“首都汽车”，我把City Special交还的时候，油箱里的油量不多不少，刚好还有八分之一，没有新的刮痕，后备厢底板上，堆满了可口可乐空瓶子。办公室里，王先生正在抽烟，身后的墙上，还是那张服务等级公示牌：

顾客满意率：90％

服务效率：97％

服务用语合格率：98％

服务态度满意率：99％

他查看了我的租车材料，在一些项目上做了注销登记，并录入计算机。查看过里程表之后，他把嘴里叼着的香烟取了下来。

“看，你跑了这么远！”他问道，“你去哪儿了？”

我本可以告诉他，我一直呆在北京，但那样做似乎脸皮太厚：City Special行驶的里程一共是三千六百一十七点二公里。于是，我尽量轻描淡写地告诉王先生，往西边走了走。

“到底什么地方嘛？”

“河北、山西。”我回答道。

“就那么远？”

“哦，还有陕西，”我说，“还有内蒙古。不过，在内蒙古没走多远，主要是沿着跟山西交界的地方走了走。”

“哇！”王先生惊呼道，“你一个人去的？”

“是的。”

“知道吗，你是不能离开北京的。”

“我觉得，只要我小心点，不会有事的。”

“你走的是柏油马路吗？”

“多数时候是这样。”

“你不可以开到柏油路以外的地方去，”王先生说。

“我知道，”我说，“但内蒙古有些地方没有柏油马路。我真的开得很慢。”

王先生跟我以往还回磕碰过的车辆时一样吃惊。“了不起！”他笑着说，“一直开到内蒙古！”他把其他几个工作人员叫过来，一起看那里程表。每个人都哈哈大笑，点上香烟，以示庆贺。我收起退还给我的押金，向门外走去。离开的时候，他们还在那儿议论纷纷：“一直开到内蒙古！”

第二章

自从首次长途游历之后，我对于把从“首都汽车”租来的车开到什么地方，一点也不担心。我经常在周末租用捷达或桑塔纳轿车，在北方地区进行短途出游，先后到过清东陵、承德皇家避暑山庄等地。有几次，我租来一辆捷达轿车，沿着刚修好的高速公路，一直开到了海边。从北京开到北戴河的海滨度假胜地，用时不到两个小时，路上的车流量也很少。在中国，城里人已经开始大规模买车，但还没怎么形成驾车远游的习惯，因为公路的通行费很高，驾驶员们的经验也还欠缺。公路上空荡荡的，修得也很好：四车道，路肩宽大，沿路的景观绝佳。

开几个小时的车，也不会碰到警察。很奇怪，因为在中国人生活中的其他方方面面，警察是非常重要的。作为记者的我，曾被扣留过好几次。跟来自美国中西部的任何人一样，我一走上空无一车的路段，就会本能地留心警察的出现。然而，中国还没有建立起真正有效的高速公路巡逻机制，我看到的那些为数不多的警察也只是路过而已。他们一般闪着顶灯，也许是从美国电影里学来的吧，可他们既不是在巡逻，也不是在赶路。实际上，警车差不多算得上是高速公路上开得最慢的车辆之一。起初，一想到要超越警灯闪烁的车辆，总觉得有些难为情，可要不了多久，我就学会了像其他人那样视而不见。唯一会担心的，是那些大货车驾驶员。警察通常把车停在收费站周围，对超载的车辆进行罚款。如果是小轿车，丝毫没有人会对你加以留意——在中国，现在正是在高速公路上驾车行驶的黄金时期。

唯一的问题是其他的驾驶员。不过，即便在混杂的道路交通中，人们还是会作出一定程度的预测。某些车型可以跟某些性格类型相配，到了路上，我得学着加以分析。最大的风险常常来自车辆谱系的两个极端。如果某人开着梅赛德斯或者顶级别克轿车，那他可能属于第一拨成功的商人行列，这帮人开起车来毫无畏惧之心。我对那些廉价到底的轿车、破旧的夏利车和长安车也得时刻提防，因为驾驶这些车辆的算得上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在乡下，车窗遮得严严实实的黑色桑塔纳也是麻烦事。那一般是领导坐的车，所在地的政府要么没钱，要么没本事用公款买奥迪轿车。在小镇上，桑塔纳行驶起来像是一个市井无赖：喇叭摁得震天响，从右侧超车，对行人毫不相让。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官员大多乘坐黑色的奥迪A6、A8，遇到这种车，也要尽量避让，如果你骑的是自行车，更应该避让。我对奥拓都市贝贝这样的微型车也感到害怕，原因却有所不同。它们一般是中下阶层购买的第一辆车，这些人既没有驾驶经验，开起车来又犹豫不决。对切诺基吉普车来说，还没有形成跟City Special相对应的认识套路。这正是美国汽车公司的问题所在，这个牌子的汽车在中国的新经济环境中一直没能占到一席之地。美国的汽车制造厂商总觉得中国的形势非常复杂，难以开展业务。因此，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它们总是抓不住机会，而美国汽车公司不过是一个新鲜的实例而已。

从某种意义上说，自从修建长城以来，对外贸易一直进行得非常艰难。回顾过去，汉人跟北方游牧部落的联系最为紧密，其中的经验让中国历朝帝国确信，外来者没有什么东西拿得出手。这样的世界观一直持续到19世纪，被鸦片贸易打得支离破碎。在中国的南方，英国商人为这种毒品建立起的市场空前繁荣，到最后，清政府只好打算用武力来结束这样的贸易活动，于是爆发了鸦片战争，从1839年持续到1842年。很快，西方的技术优势表露无遗：清政府输给了英国的战船，被迫将香港拱手相让，开放通商口岸。紧随其后的几十年间，英国人和其他列强以武力的方式扩大了在中国的地盘。对这个曾经认为不需要外来物品的文明古国，加入现代贸易的行列，肯定痛苦非常。

20世纪初，很多中国人对外来物品仍然持一种深深的怀疑态度。最初，汽车被指责为帝国主义的另一种侵略工具，随着人们认识到这种新式交通工具带来的种种好处，大家的态度才慢慢开始有所转变。20世纪20年代，美国红十字会发起的筑路运动大获成功，知识分子们对美国品牌的欢迎胜过英国，后者的形象依然为鸦片战争的历史所玷污着。1924年，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孙中山先生，给亨利·福特先生写去了一封信，对他的公司大加赞赏，并邀请他前来亚洲发展。“吾以为，君在华夏可做同类事，然规模更大，意义更甚，”孙中山这样写道。福特公司的回函是一封内容可为任何人阅读的通函——很显然，亨利没有收到孙先生的信。尽管让中国碰了钉子，尽管中国人开车靠左侧行驶，福特公司还是迅速占领了中国市场。到20世纪30年代末，中国境内的福特汽车经销商达到了二十多家，公司甚至开始考虑在上海开建一条生产线。

日本人的入侵，给这些计划画上了休止符，不过，战争也创造了另外的机会。20世纪40年代初，美国军队向中国的西南地区运送吉普车和大卡车，以支援中华民国，却遭遇了大量的交通事故。车辆是按照右侧行驶的习惯设计的，美国驾驶员需要适应中国的道路行驶习惯，于是麻烦不断。美国将军魏德迈提出了一项十分简单的解决方案：中国全境转向美国的驾驶模式。对美国的支持仰仗甚多的蒋介石很快就同意了这一方案。1945年12月31日，日本人早已投降之后，该转变方案正式实施。

从那时的情形来看，美国的汽车制造商似乎在中国已经稳坐钓鱼台，可随后的革命还是改变了整个事态。毛泽东跟苏联人结为同盟，美国人则在朝鲜战争爆发后强制实施了贸易封锁。不过，共产党领导下的计划经济也不会催生私家车消费者。实际上，一直没有形成轿车市场，中国的工厂大都只生产客车和卡车。邓小平主政后，中国的汽车工业遇到的最基本的挑战，跟改革初期所遇到的挑战性质相同：人们怎样才能学会那些全新的事物？从政府的角度看，向外国汽车制造商学习至关重要，可是没有人愿意把一个产业的利润和控制权交给一个外来者。结果，邓小平请到几家外国的汽车制造商来华开店，但同时要接受严格的监管。为了在中国造出轿车，外国公司首先要找一个国有公司作为合作伙伴，而且外方所有权不能超过百分之五十。

美国汽车公司欣然接受了这一机遇。1979年1月，也就是吉米·卡特总统正式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之后不到一个星期的时候，美国汽车公司已经派出一个代表团，起草了一份合作协议。接下来的十年间，他们才感受到了作为领头羊的遗憾。其他公司，如丰田汽车，在中国境外伺机而动，美国汽车公司却一头扎了进去，随后便迷失了方向。合资公司的结构十分糟糕：存在着两套管理制度，各有各的文化理念、生产目标和价值观念。美国汽车公司的经历一时声名狼藉，竟引发美国记者孟杰幕的灵感，写下了《北京吉普》这本书。书中讲述的，是相互之间一次又一次的误解，书中的章节有“无路可走”、“拉锯战”、“倾诉委屈”等。就连书后的索引也传达出双方紧张而又沮丧的心理——从“absenteeism”（经常旷工）开始，到“xenophobia”（对外国人或外国事物的恐惧和憎恨）结束，仿佛是一份按照字母表排列的证言，证实了80年代巨大的文化差异：

Beatrice公司，236—238页

Bechtel公司，65页，105页，299页

办公室里摆放的床，127页

北京汽车工业公司（BAIC），91页，254页，263页

北京吉普成了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它代表着改革初期困扰合资企业的种种问题。在那十来年的时间里，中国人还在琢磨怎样做生意，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的经济才算是真正起步了。美国汽车公司一直没能恢复元气，它的经历成为了经典案例——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点。切诺基大吉普车所代表的，是他们曾经做出过的最糟糕的考量之一。他们在1985年开始制造中国版本的切诺基吉普车，因为那时还太早，根本没有想到生产运动轿车。而主要的汽车消费者还是那些商界人士，以及喜欢小轿车的政府部门。等到私家车消费者终于开始出现的时候，美国汽车公司打算去掉切诺基的四轮驱动模式，以便将生产目标对准新兴的城市消费者。他们在车门上涂了一条很有动感的线条，画上一些紫色纹饰，并贴上一个十分城市化的名称：City Spe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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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做出来的车价钱便宜不少，可也更无用，更无特色。没过多久，中国出现了一个有钱人的阶层，他们喜欢户外运动。然而，在他们看来，切诺基已经不再时髦，用处不大。喜欢炫耀的城市冒险一族更愿意开丰田的陆地巡洋舰或者三菱的帕杰罗。我之所以开City Special，唯一的原因是我别无他选——在“首都汽车”的停车场上，我能找到的就只有这款车。

跟美国汽车公司不一样，在中国的其他外国公司从那几年艰苦的岁月中熬了过来，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为止，有些公司开始赚取巨额利润了。这个产业有着严格的监管制度，因此限制了相互之间的竞争，从而使价格维持在虚高的状态。跟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汽车消费者落后了几代人，这使得外国汽车制造商可以把海外一些已经过时淘汰的制造技术拿到中国市场来。20世纪90年代，大众公司在宾夕法尼亚州韦斯特莫兰有一条原本用来生产大众FOX车型的报废生产线。公司将其主要设备搬迁到了中国的东北，生产出的轿车叫作捷达，后来超过桑塔纳轿车，成为全国最畅销的乘用车。利润也十分惊人：在2001年和2002年，以单台轿车计算，大众和通用汽车两家公司在中国市场的获利，超过全球任何一个地方。在中国，别克公司每卖出一辆君威车，获得的利润会是美国市场上同一车型的两倍。迈克尔·杜恩是专门研究中国汽车市场的分析专家，他告诉我，在那一时期，他曾经就中国市场的获利问题问过通用汽车公司的一位经理。“我们赚的钱，比上帝还多，”通用公司的经理这样回答。

不过，整个体系已经成熟，是应该有些变化了。如果某家中国公司能够采取某种方式利用外国技术，而又可以不跟合作伙伴发生纠缠，他们会创造出一种更加高效的管理模式。在这么一个低端市场里，机会是相当多的，因为价格不菲的合资产品还没有瞄准新兴的中产阶级。20世纪90年代末，安徽省的芜湖市政府决定成立一家汽车制造厂。他们雇请的工程师名叫尹同跃，他之前曾是大众公司的明星人物。在大众公司把韦斯特莫兰报废的FOX生产线搬迁到中国东北的过程中，尹同跃令自己声名大振。

在芜湖这个新的工作岗位上，尹同跃很快就将他的上述国际经验进行了充分利用。他首先去了英格兰，从已经过时的福特发动机公司买来一些设备。然后，他又去了西班牙。在那里，他从曾经生产过图雷多轿车、当时正在苦苦挣扎的大众分公司手里获取了生产图纸。图雷多轿车的生产平台——基本框架和主要部件——与捷达轿车相同。偷偷地，尹同跃把英国的福特发动机公司搬回了芜湖，跟西班牙的生产图纸融合在一起，建起了一条组装线。当时国家有严格的制度，禁止新的汽车生产厂家进入市场。于是，芜湖的官员们只能简单地把这家公司叫作“汽车配件”厂。这个厂在1999年5月做出了它的第一台发动机。七个月之后，它制造出了一辆汽车。这台汽车的发动机是福特设计的，车身照着西班牙图纸在大众平台上做成，很多配件则是正宗的捷达配件。芜湖人只不过找到大众汽车的特约供应商，然后跟他们偷偷地做买卖。大众公司为此十分生气，这同样也惹恼了中央政府的人。

然而，在改革年代，每个人都知道这条基本的准则：事后求谅解，比事前求许可要容易多了。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芜湖的领导们跟中央政府进行协商。最终，也就是2001年，他们生产的汽车获准在全国范围内销售。（据报道，他们用钱解决了跟大众公司的问题，后者决定不诉诸法律。）他们给自己的公司取名奇瑞，这两个字在汉语里的含意是好运当头。名字的读音跟英语单词cheery有点接近，但他们用Chery这个词翻译了公司的名字。奇瑞的领导们说，名字里之所以去掉一个英文字母e，表明奇瑞公司永远追求幸福吉祥的理想状态。他们生产的汽车十分廉价，导致全国范围内的汽车降价。因此，差不多是在顷刻之间，他们改变了市场格局。没过多久，奇瑞公布了他们的终极目标：要成为向美国市场出口汽车的第一家中国汽车公司。

自从在中国开始开车以来，我一直十分好奇，很想知道那些轿车是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于是，有一年，我去了芜湖，跟几个工程师一起参加了奇瑞公司的汽车道路检测。他们要检测的原型车有两种：T-11和B-14，两种车型都还没有正式的型号名称。这两种车型处于高度保密状态——他们在车身的边角贴上了塑料包装纸，以防专拍工业照的摄影师偷偷拍照。B-14是CRV轿车，T-11则是一款小型的运动型轿车，外观跟丰田的RAV4极为相似。这一点，已经成为奇瑞公司的专长：他们生产的轿车疑似市场上的主导车型，这是人尽皆知的事实。T-11车型没打算针对美国的汽车消费者——奇瑞的质量还达不到美国的质量标准——不过这款车型被认为是朝着那个方向迈出的第一步。这两款车专为中国新兴的中产阶级设计，这部分人对户外运动颇有兴趣。当年美国汽车公司生产出City Special时，这些人还不存在。

其中有个名叫约翰·丁克尔的美国工程人员，被奇瑞公司请来做顾问，他的专长是汽车的道路测试。“只有遇到坏事时，你才会发现车辆的好坏，”开着一辆T-11原型车驶出奇瑞厂门的时候，他这样解释道。我坐在前排座位上，充当翻译，后排坐着三位年轻的中国工程师。他们全都没有系安全带。

工厂门外，有一辆大型货运卡车，上面装载着一层层的奇瑞轿车。丁克尔驾驶的T-11超过了这辆大卡车，来到一个空旷路段后，他进行了一系列项目的测试：加速、刹车、转向，等等。“一个轮子存在转速差，需要加上一个滑差。”他把车速提到一百五十公里，在奇瑞公司所处的工业园区巡游而过，道路两旁比肩接踵的厂房在车窗外一闪而过：一辆满载砖头的拖拉机，一家新建的空调制造厂的大门，一排供建筑工人栖身的临时工棚。一个小男孩站在路边，正在对着草丛撒尿，他转头朝我们张望时，我们的车子飞驰而过。丁克尔突然踩下刹车，一辆公共汽车猛然鸣笛。我转过身去，看了看坐在后座上的三个工程师。

“要是让警察逮着了怎么办？”我问道，“他没有中国这儿的驾驶证。”

“这周围不会有警察的，”他们其中一个人回答道，“就算有，他们也应该知道我们在做什么。”

这三个人都二十岁出头，穿着蓝色的连体工作服，他们专心致志地观察着，希望能够从美国的道路测试员身上学到一些窍门。丁克尔又进行了一系列其他项目的测试，快速换挡、突然刹车、快速变换车道等等。后排那三个人则紧紧撑着车厢顶板。我们的车从一辆满载建筑材料的大卡车旁边快速超过，随后，其中一个工程师要我转述一点要求：“我们能不能找一个车辆不多的地方？”

他建议我们往北行驶，芜湖市正在那边修建一个新的工业区。那一带的建筑工人还在不停地劳动，丁克尔开着车在一堆堆建筑材料之间躲闪穿行。他绕过一辆土方车，在一堆堆砖头之间穿行着。一辆建筑工地上的大卡车横过我们的车道，向左拐弯，没有发出任何信号。“在美国，这种行为就叫白痴，”丁克尔咕哝着，我没有翻译他的上述评论。他驾着车驶过一个建到一半的住宅区，楼房的轮廓在薄薄的晨雾中若隐若现。他说：“告诉他们，从二挡换到三挡，从四挡换到五挡的时候，变速箱有点卡。”

丁克尔已经六十岁，目前居住在奥兰治县。我问他出生在什么地方，他回了句“这关你什么事？”，意即他是长岛人。这个人很机敏，颇有幽默感，身材瘦削——体重仅有一百二十多斤。他告诉我，他毕业于密歇根大学，20世纪60年代晚期，从这所大学的有害物质排放实验室走出来的学生中，他是唯一一个驾驶过马自达COSMO车型的人。他一直对当一名工程师没什么特别的兴趣。我问他，最开始的时候，是怎么选择那样的道路的，他回答我说：“我的辅导员不太聪明。”丁克尔于1962年高中毕业，当时的太空竞赛白热化，正是美国工业大发展的年代。那时候的人普遍认为，一个人只要数学成绩好，理所当然应该当工程师。丁克尔在克莱斯勒有过短暂的工作经历，随后改行做了新闻记者。他在《道路与试车场》杂志干了二十年，其中有两年时间是做总编辑。“我干汽车测试这行有三十个年头了，”他说，“事实上，每一种上路行驶过的汽车，我都开过。”他告诉我，芜湖那些空荡荡的街道让他想起了曾经在加利福尼亚呆过的那些日子，也就是他们在奥兰治县的豌豆地里试车的岁月。

芜湖坐落在长江两岸，距上海车程五小时，是中国南方经济腾飞的新先锋之一。我们在这个城市的工业区驾车行驶的时候，它正处于建设初期，条条道路已经修好了路肩和人行道，道路标志也已经安装到位，但街上看不见什么行人。多数工厂都修建了高高的围墙和气派的大门，里面的厂房才建到一半，几乎都在等着安装机器设备。不知为什么，这样的场景让我想起了我在北方驾车穿越的那些小村庄。在类似破胡和杀胡这样的地方，到处都包围着坚固的防御工事，可大多数居民已经离它而去。在这个开发区，情形十分相似：高高的围墙，气派的厂门，无数的建筑，却看不见什么人影。如果你是从北方的小村庄直接来到这样的新兴工业区，会禁不住想知道，这些人究竟到哪儿去了？但这正是一个处在变革中的国家的特点：抛弃旧事物，建立新事物。人们总在不断的运动中——或坐火车，或坐公共汽车，或坐轮船。他们站在乡下的公路边，拍动手下那只看不见的大狗，等着搭上开往南方的顺风车。半年之后，芜湖市的这个工业区即将完工，然后，年轻人将成群结队来到这里。

坐着T-11轿车，我们来到了一处正在修建的环岛路段。在约翰·丁克尔看来，这个地方颇有点像个防滑垫。他把车速提到六十多公里，我们的车驶过了一个土堆，几袋水泥，以及一个即将用来搭建脚手架的竹子堆。丁克尔驾着车转过一个弯道，轮胎跟路面摩擦得吱吱作响，坐在车里的几个人一次次被甩得东倒西歪。车窗外不停地闪过一个个建材堆：土堆、水泥、竹子，土堆、水泥、竹子。T-11的后座上，三位中国工程师被甩得挤到了车子的一边。他们还是没有系上安全带。

坐在中间的，名叫齐海波（音译），二十二岁。本来也可以坐进马自达COSMO车型驾驶座的他，还带着一袋零食。他从小在长城外的内蒙古鄂尔多斯沙漠里长大，他的老家就在政府试图通过种植柳树扶持当地牧民的那个地方。齐海波是汉族人，他告诉我，他的祖父原本是从陕西省迁移到鄂尔多斯的（“也许因为饥荒或是战争”）。在沙漠里，他的祖父当起了农民，靠种植小麦、向日葵以及玉米，过着食不果腹的日子。齐海波的父亲上过五年小学，他母亲读的书更少，只上过一年级就辍学了。20世纪80年代，他们一家人转而种植西瓜，可也只能满足基本生活需求。齐海波甚至还记得他们第一次用上电的那一天。他的父母鼓励他，要集中精力学习。在当地学校里，他一直是班里成绩最好的学生。他自己心里也很清楚，总有一天，他会翻过长城，奔向南方，再不打算回到那里。

高中毕业后，他考取了武汉工业学院，这是湖北省一所相当不错的大学。他一直对工程技术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可是跟丁克尔一样，他也正好身处于国家的关键时期。“我本想考一所好点的大学，”齐海波说，“我听说计算机和电子学是目前最热门的职业，于是，我在高考的时候选择了这些专业。”在武汉工业学院，齐海波被安排进入专事运输汽车制造的工程系学习，因为它所针对的，是中国发展最快速的运输市场。到高年级的时候，他参加了一个求职会，遇到了奇瑞公司的招聘小组。“他们说可以给我一个工作机会，学校的人都在说，这是一家新成立的公司，一家发展很快的公司。第二天，我就跟他们签了合同。我想，年轻人在这里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根据奇瑞公司的标准，齐海波不算太年轻——公司员工的平均年龄是二十四岁。齐海波每周工作六天，每个月的薪水是一千多块，住在奇瑞公司的宿舍里。他们四个工程师共用一间宿舍，走廊边上有一排浴室，跟所有人共同使用。齐海波本来也想拥有自己的居住空间，可是这儿的条件比他知道的鄂尔多斯沙漠好多了。他期望在奇瑞公司有一个长远的未来。“它不是合资企业，我也喜欢这一点，”他说，“这是中国自己的汽车制造厂。”

做完道路测试之后，我问齐海波，他从丁克尔那儿学到了什么东西。他说，T-11车型在急转弯的过程中，外侧轮胎有些打滑，说明它的主动轴长度有点小问题。车速过快时，B-14车型的后部有飘浮的感觉。齐海波尤其佩服丁克尔开车的技术。这位主管汽车质量控制和道路测试的年轻工程师，刚好在一个月前才拿到了驾照。

在中国驾车行驶，常令我产生自己正在老去的感觉。这个国家所具有的那么多活力，全来自那些非常年轻的、刚刚进城务工的“候鸟”，以及满脸稚嫩的大学毕业生们，而类似于奇瑞的新兴公司则不断地改变着国家的经济面貌。在路上的，多是三四十岁的人们——任何比这年长的人都会遇到法律上的种种限制。根据法律，申领大货车或者大客车驾驶证的年龄不得超过五十岁，超过七十岁则不能驾驶乘用轿车。对中国的交通而言，只有年轻人才有足够的韧劲。一旦开始手握方向盘，时间似乎就跟着加速前进。我领到驾照后才开始认识到，修建道路的速度有多快，新车型层出不穷，总能吸引我的注意力。在空旷的路段，大家拼了命似的往前奔跑，也正是这个原因——你会有种感觉，一群人正跟在后面，紧追不舍。

我喜欢从“首都汽车”租车，原因却恰恰相反——这家租赁公司给人一种“慢”的感觉。当时它仍旧是国有性质，属于旧时的公有经济体制，它的公司文化跟奇瑞这样的公司恍若隔世。在“首都汽车”那里上班的，多是中年人，坐在那里，要么抽烟，要么看报纸。尽管率先进入到这个前景看好的市场里，那些人却几乎没采取任何措施，以充分发挥公司在行业中的领先优势。后来，“安飞士”和别的租赁公司在北京开了分店，但我寓所附近的“首都汽车”分店却没有对这些新的竞争形势作出任何反应。他们既没有提升所租车辆的档次，也没有优化租车过程。他们依旧没有淘汰切诺基吉普车，一直没有人租用这台车，它躺在停车场上生闷气，有如退役的赛马，记录太差，不适合繁衍。“首都汽车”从未改进过他们的加油规定，甚至懒得去强化执行那些最基本的租赁条款。它们的服务用语满意度一直稳稳地维持在百分之九十八的水平上。可我还是经常会回到他们那儿——我无法想象从别的公司租车会是怎么一回事儿。

完成北方自驾游六个月之后，我又来到“首都汽车”，为租用City Special缴存了一笔费用。机师让我看了备胎，查看了油表，绕着City Special的车身巡视了一圈。没有新增加的擦痕，从去年秋天我把它还回来之后，便没有挪动过位置。回到办公室，王先生笑眯眯地在一堆文件上签字画押，顺便祝我好运。他没有问我要去哪里。这个人的善良和礼貌，让人无话可说，竟像是一种谨慎——在他看来，从“首都汽车”租车用于做什么事情，完全是我的私事。

这次出行，我打算径直开到青藏高原边上。最西边的那些城墙位于甘肃省海拔较高的大沙漠，分布在丝绸之路沿线，我希望能够在一个月之内到达那里。我计划在四月末开始这趟旅行，因为那时的天气应该相当不错。我在City Special的后备厢里储满了可口可乐、给他力、奥利奥饼干，还有德芙巧克力。在北京，我捎上了一个搭顺风车的外国人：麦克·高提格。他是我做美中友好志愿者时结识的朋友，他来看能不能顺路搭车到内蒙古的首府城市呼和浩特。我想，我们俩同坐一辆车的时间最多也就一天左右，然后就可以沿着长城的路线，恢复我去年所进行的旅程。

启程的那天早晨，一场暴风雪从西伯利亚横扫过来，冰冷的雨点，敲打着首都。城区道路的交通受阻，慢得像在爬行，我们用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才逃离了那座城市。然后，我朝着西北开上了110国道。这是一条破旧的两车道公路，过不了多久也许就会被废弃不用，因为另外有一条高速公路正在修建中。新路的两旁停着好些推土机和水泥搅拌机，无人理会——你知道，天气不好的时候，中国的建筑工人是要停工的。当时，天空中只是下着雨，但我能够清楚地看到前方会遇到什么——前方的路上，已经结冰。一路上行驶的，多是解放牌大卡车，载着货物自内蒙古一路南行，一排排箱子上覆盖着积雪。这些卡车在大草原上顶着侧风艰难前行，驶到这里时，那些结了冰的货物全都向右侧歪着，好像是在风浪起伏的大海上航行的船只。

在河北省境内，开始出现“奇石”广告牌。那些地方无人居住，低矮的岩石山峦，使农耕变得令人十分恼火。唯一的颜色，是竖立在路边的红色标牌。每一块标牌上都有几个大字，标示着“奇石”这个东西——一块块标牌被北风撕着、扯着。空气越来越冰冷，冰雪的碎片颗粒开始敲打着挡风玻璃。驶过了好几块标牌，我们才开始说起话来。

“我们这是到哪里了？”高提格忍不住问了我一句。

“不知道，”我回答说，“我以前没走过这条路。”

那些用水泥和白瓷砖建成的商店，修得极为简陋，门前竖着些标牌。“奇石”这个词可以用来指称任何跟某种东西形似的石块。在风景区，很多人痴迷这玩意。在黄山，你可以找到一些自然形成的东西，被冠上“仙人下棋”、“犀牛望月”这样的名字。收集者收购的那些小石头，有时会被雕刻成一定的形状，或是具有令人不可思议的大家所熟悉的矿物纹样。对中国人的这种痴迷，我从来没弄明白过。在河北省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里，突然冒出这么多商店，让我颇感神奇。谁在购买这样的玩意？驶过了二十多块标牌之后，我终于把车停了下来。

在商店里面，我首先注意到的，是十分奇特的商品陈列方式。里面灯光昏暗，陈列台完全占据了店内空间，狭窄的通道让人仅能勉强挤过去。一个店员站在通道边上，脸上带着微笑。我从那些陈列台边上挤过去，高提格紧跟在我身后。突然，传来一阵巨大的哗啦声。

我转过身来。高提格僵直地站在那里——绿色的碎片在水泥地板上撒了一地。“怎么回事？”我问道。

“他把东西碰倒了！”那店员一边抓着高提格大衣的衣襟，一边说，“你的大衣把它扫倒了。”

高提格和我直瞪着那一地的碎片。过了好一阵，我才问道：“这是什么东西？”

“玉石，”那人回答说，“一艘玉船。”

我终于认出了那些碎片：帆上摔掉的一角，缆绳的残片。中国商人的办公室里经常摆放有这种船模，喻示好运当头，那几个字说的是：一帆风顺。物件完全摔碎了——看上去很像是工厂里生产的廉价人造玉石。地上散落着五六十块碎片。

“没事，”店员爽朗地说，“随便看看。也许你还想买点其他东西呢。”

我们挪到屋子的中央，完全置身于一排排的陈列台之间，好像围栏里的困兽。高提格的手在发抖。“真是你碰倒的吗？”我问他。

“不知道，”他说，“我一点都没察觉到，不过我也不太肯定。我一走过，它就倒了。”

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做生意的店员，自己的商品被摔碎了，反应竟是那样的平静。就在这时，另一个人从旁边的房间走了出来，手里拿着扫把。他把那帆船的碎片扫成一堆，堆在地板上，随后就走了。无声无息地，又走出来几个人，三个人站到了大门的边上。我以前曾经听说，有些古董店老板会故意把花瓶摔碎，然后怪罪于顾客。现在，我在想，他们是不是在用同样的伎俩进行路边敲诈。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在中国开车的，有那么多新手，他们有的是钞票可花。

“我们怎么办？”高提格问我。

“不知道，”我对他说，“也许只有买点东西才行。”

商店里，有些奇石看上去很像食物。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这样的主题一般比较大众化。我也认出了人们最喜欢的几样物件：一棵石雕的白菜、一块石雕的腊肉。另有一些石头，经过了打磨，露出了神奇的矿物纹理，不过我当时十分紧张，所有的东西看上去都一个样。我随便挑了一块小石头，问了问价格。

“两千块，”店员回答说。他看到我犹豫了一下，这个价格差不多是二百五十美元。因此，他马上又说道：“不过可以便宜点。”

“你看，”高提格用英语对我说道，“这儿的其他东西如果掉到地上，肯定不会摔坏。”

他说得对——从这些展品坚实的硬度来说，这事儿实在奇怪。这房间的东西，全是石头做的，怎么偏偏入口处会跑出个玉石做的帆船呢？作为最后一根稻草，我期待着高提格的身形可以避免引起暴力冲突。他身高接近一米九，体格魁梧，留着一头短发，长着日耳曼人特有的鹰钩鼻，让中国人觉得十分注目。可事实上，我从没有碰到过比他还绅士的人，于是，我们俩怯怯地向大门走去。那几个人依旧站在大门边上。

“很抱歉，”我告诉他，“我们没打算买东西。”

“怎么办？”店员轻声说道。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指着地上那一堆帆船碎片说。“这个你们看怎么办？”

高提格和我低声交谈着，我们决定先给五十元试试看。高提格从钱包里拿出五十块钱——如果换成美元，差不多是六美元。他把钱递给店员，那店员一言不发地收下了。返回停车场的路上，我一直在想，肯定会有一只手拍在我的肩上。我发动City Special，打转方向，掉头开上了110国道。车子都开到了张家口，我的手还在发抖。在一个大货车停靠点，我们停车吃午饭。我大口大口地喝茶，才使紧张的心情平复下来。得知我们是美国人，服务员立刻激动不已。

“我们老板到过美国！”她说，“我这就去叫她！”

餐馆老板娘五十多岁，头发染得跟擦过黑鞋油似的。她来到我们的桌子边上，十分夸张地递上一张名片。名片的一面印着中文，另一面印着英文：

美利坚合众源公司

中国办事处副主任

金芳柳

上面烫金印着美国的总统徽章，粗劣不堪。这个徽章跟美国的正宗原版大致相像，只是张家口的这只鹰肥了许多：它的双翅显得胖乎乎的，颈子有点粗大，双腿肥得像两根鼓槌。就算把盾牌和箭头都丢掉，我依然怀疑这只鹰能不能飞起来。名片的一个角上印着几个小字：

杰罗德·R·福特

名誉主席

“这是家什么公司呀？”我问道。

“在张家口这里，我们是做餐饮服务的，”金女士说。她还告诉我，她的女儿在弗吉尼亚州罗恩奥克市也开了一家餐馆。我指着角上的那个名字，问她：“你知道那个人是谁吗？”

“福特，”金女士自豪地回答道，“他当过美国总统！”

“他跟你们公司有什么关系吗？”

“只是个名誉头衔，”金女士这样回答道。她摆了摆手，仿佛在说：没必要让福特知道我们在张家口开的这个不起眼的大货车停靠站！她给我们的午饭打了点折，还叫我们随时再来。又过了几个小时，快要走到内蒙古交界处了，我在路边停车时，City Special陷进了雪地里。我们找了好久才从当地找来一个农民，开着拖拉机，把我们拉了出来。到此，我开始考虑这样一个问题，还要不要回到长城所在的位置。雪下得更大了，事情更奇了。夜幕降临时，我们在集宁找了一家叫作乌兰察布的宾馆住了下来。这家宾馆的接待大厅真大，竟然设置了一条保龄球道。我们在前台登记的时候，耳边不时传来保龄球和瓶柱的撞击声。

次日一早，我们就出发了，打算走到呼和浩特。在110国道的入口处，当地政府在路边竖立了一块牌子，上面的数字可以更换，很像波士顿芬威体育场上的记分牌：

到本月为止

该路段

已发生交通事故65起，死亡31人。

雪已经停了，可气温低得让人无法忍受。从集宁到呼和浩特的路上，除了空旷的草原，什么也看不见——冰雪覆盖的低矮群山，在呼啸的北风里蜷成一团。我们的车从一辆辆解放牌大卡车旁边开过，它们停在路上，丝毫无法动弹，也许是因为油箱里的水分太多，输油管被冻住了。开了二十多公里，我们爬上一座小山，看见几百辆车排成一条线，一直延伸到了地平线上——吉普车、捷达车、桑塔纳轿车、解放牌大卡车。一辆车都动弹不得，所有的车都在使劲地摁喇叭：喇叭声组成的管乐声，和着呼啸的北风齐鸣。我根本没有想过，在这么人迹罕至的地方，也会形成这样大规模的交通拥堵。

我们把City Special停靠下来，步行走到交通拥堵的点上，驾驶员们向我们讲述了堵塞发生的原委。开始的时候，是几辆大卡车的油管被冻住了。大卡车只好停了下来，别的车就想超过去。可这条路只有两条车道，就在超车的时候，遇到对面驶来一辆小轿车，那个驾驶员不肯退让。双方就这么对峙着，使劲地摁着喇叭，后面的车辆越排越多，到最后，前后左右都动不了了。路肩上的应急通道很快就被那些想挤过去的驾驶员们堵死了。有几位开切诺基吉普车的，仗着后轮驱动系统，直接从草原上过去，可走出去不到五十米就陷住了。穿着平底皮鞋的驾驶员们跳进积雪里，徒手挖掘，试图把一辆辆City Special刨出来。风雪十分冰冷，就连站在那里都冷得让人受不了。与此同时，卡车驾驶员们钻到车子底下，在路上燃起一堆火，烘烤被冻住的输油管。这样的场景，有种别样的美：荒凉的蒙古大草原覆盖着冰雪，一望无际的黑色桑塔纳轿车，蓝色的解放牌大卡车底下闪烁着橘黄色的火焰。

“你可以上那儿，去给那些大卡车拍张照片，”高提格对我说。

“你去，”我说，“我是不会靠近那些家伙的。”

终于，在这个地图上未做任何标注的内蒙古草原，我们跨过了那道模糊的界线——一道区分“奇”和“愚”的界线。根本看不见警察或交警的身影，我和高提格对着火光的方向看了一阵，然后掉头离去。这一次，《中国地图》派上了用场——我大致翻了翻，很快找到了一条返回呼和浩特的路线。抵达呼和浩特的时候，City Special觉得应该用它自己的方式庆贺一下，于是就坏掉了。车子根本没办法发动，于是，我给远在“首都汽车”的王先生打去了电话。“没问题！”他说，“我们来接你。”

“哦，我看不行，”我对他说。

“你在哪儿？”他问我。

“在呼和浩特。”

“在哪儿？”

“在呼和浩特。就是内蒙古的首府。”

“哇！”他大叫起来。“又开到呼和浩特去了！不错嘛！”

跟往常一样，他把这事立马搞定了。他让我找一个修车师傅，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把发票开好。高提格原本打算坐火车离开呼和浩特，可为了弄好City Special，他又跟我多呆了一阵。我们推着车打着了火，然后开到一家修车厂，工人帮我们更换了点火装置，花了不到一百块钱。摆弄引擎的过程中，那个机械师一直不停地吸着三五牌香烟。在我们驶过110国道后，点上这么一支香烟，不过如同七月四日国庆日里的一点焰火，不会酿成任何危害。

City Special恢复正常工作了，天气也好了起来，我也终于又看见长城了。这一带的城墙很多——在我所走过的地方中，内蒙古把长城这个词的独特之处掩饰得最为彻底。上一次游览过程中，我沿着南部边界的明代城墙前行。这一次，我往北开了三百多公里，见到了另外一道障碍物。这段城墙有八百多年的历史，可追溯至女真人建立的金朝时期。不过，这里的城墙历经风雨，已经消失在了茫茫大草原上，仅留下一段杂草掩盖的土坎，宽约九米，高约九十厘米，像箭镞一样伸向远方。如果没有当地人的指点，我肯定找不到这里来。那人坐在我车上，领着我穿过了一大片草地才来到这里。他叫我停车，我们钻出City Special后，我才发现把车停在了遗址之上。“不要紧，”那个人说，“它们存在的目的，就是不想人们跑得太远。”往西又走了一百多公里，包头城外，我在一段城墙面前停下了车，这段城墙可追溯到止于公元前221年的战国时期。那是我见过的最古老的一段城墙——历经两千两百多年，仍然屹立在那里，有一人多高，从几公里之外也能看得见。

在这片毫无任何特色的土地上，这一道道城墙多少显得有些像堂吉诃德一样不合时宜，因为过去那些王朝的种种符号早已湮灭在茫茫大草原上。就连那些现在才修造的建筑物看上去也不过是应景之作，尤其在北方，牧民们搭建的棚屋背靠西北，以抵御凛冽的寒风入侵。这些棚屋十分低矮，前面围着一圈用泥砖砌成的弧形围墙，以挡住从戈壁沙漠刮过来的沙砾。除了牧民，很少有人居住在这一带，所以，基本上没有什么商店。一天下午，我整整开了一百六十多公里，而唯一表明存在商业活动的只是一间拱形茅屋，门前的牌子上印着内蒙古特有的两合一名称：修车/诊所。

内蒙古最大的城市是包头，在广袤的大草原上，突然出现这么大一个地方，竟有种梦幻般的感觉。这个城市的人口超过一百万，而且还在迅速增长，主要靠的是中央政府前不久启动的西部大开发所提供的资金支持。政府试图让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跟沿海形成平衡态势。可是，从几个主要方面来看，在西部投钱并不成功：因为这里缺乏必要的资源，在对外贸易方面没有优势。不过，资金已经流进了几个既定的城市，我驾车从包头市中心穿过时发现，那个城市正处于一种虚假的繁荣状态。城市设计者已经改变了这座城市，到处都在修路，到处都要绕道而行，到处都堵满了车辆。在整座城市里，人们试图用稻草人吓跑鸟儿的方式来管理交通上出现的新局面，所以，政府有关部门竖立了大量的交警塑像。这样的塑像放置在各大十字路口和转盘路段，呈敬礼姿势站立在一个个底座上。人们给这样的交警塑上了全套制服，系着领带，顶着大盖帽，戴着白手套。每个雕像上面甚至还能看到标示了号码的身份牌。在包头，我没有见过真人警察。

在这个城市的南面，我跨过了黄河，再次进入到鄂尔多斯沙漠。这儿地势平坦，可荒无人烟，一条干涸的河床，被冲刷得色彩尽失，偶尔可见交警的塑像矗立在公路边上。这些塑像，甚至有些令人恐怖：狂风吹拂着，沙尘覆盖着，周围的沙漠更加说明它毫无意义。可是，他们的姿势依然笔直挺立，敬礼的手臂一直举着，很有奥兹曼迪亚斯壮士的派头——兵马俑一样的警察啊。行驶了一个小时后，我来到一座收费亭前，碰上了一起意外交通事故的尾声部分，那是我在中国看到的交通事故中最惨烈的一次。很明显，出事的大卡车当时速度极快，而且驾驶员把角度对得也太精准了，开着卡车斜着插进了收费亭。这样的场景，让我想起中国人做的一件玉雕，在玉石雕刻的鸡蛋里嵌着一条蟠龙。你禁不住想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旅程中的大半部分，我都是沿着小路行驶，可是现在，我驶上了210国道，往成吉思汗陵的方向而去。在内蒙古大草原上驾车行驶，其谜团之一，是看不见任何标志，表明历史上最伟大的帝国曾经统治过这片草原。虽说城墙随处可见，但那全是修来抵御游牧民族的，蒙古人本身没有留下任何东西。他们从来就不是伟大的建筑家，连发源地也差点谦卑到无以复加。1162年，也就是成吉思汗出生的那一年，蒙古还是一个没有文化、以游牧为主的社会，社会结构以家族和部落为联结纽带。这位伟大的领袖人物克服了这些不足，逐渐掌握了权力。他统一了各部落，他创造了制度。在成吉思汗的军队里，以十为建制单位，长官发布命令的时候，采用统一的诗词和歌谣，以便于那些不识字的士兵们记忆。蒙古人没有陆军，没有舰队，没有修建防御工事，也没有运送给养的列车。他们有的，只是受过严格训练的骑兵。平均算下来，每个士兵拥有五匹战马。往前推进的时候，兵士们在大草原上分散开来，确保全部战马都能吃上草料，他们还要一路从母马身上挤奶。通常情况下，他们往前推进的速度极快，在短短二十五年的时间里，蒙古人拿下的土地和人口，超过了罗马帝国在四个世纪里的总和。

在《成吉思汗和现代世界的形成》一书中，历史学家杰克·维泽福德讲述了蒙古人的战略思想，以及他们对其他文化的影响。蒙古人身上的某些性格特点简直不可思议——在所有令人生畏的评语中，他们竟然晕血。他们不屑于近身格斗，弓箭才是他们最擅长的武器。在战斗中，他们喜欢跟对手保持一定的距离，他们精于围城之战，竟把一座座修有围墙的城池困成了废城。外交是他们的另一手王牌。成吉思汗禁止搞刑讯拷打，不允许烧杀抢掠，认为这样做只会适得其反，他确立了外交豁免权的观念。在被攻占的土地上，他给予宗教信仰的自由。他的一项重要本领还在于广纳人才，他愿意接受任何有一技之长的人才。中原汉人带来围城的战术，波斯人传过来天文学知识，蒙文字母则取自于维吾尔人。德国矿工可以前来中原做工，汉人也可以到波斯当医生。出入成吉思汗宫廷的，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景教等的信众或教徒。到1227年，也就是他去世的时候，他的帝国所辖的疆域面积是历史上最大的国家的两倍。他的孙子忽必烈汗，完成了对中国的统一大业，于1279年建立了元朝。元朝是第一个由非汉人统治中原的朝代，其领土范围北起西伯利亚，南至越南北部。

不过，它也极其短命。蒙古人的崛起，主要依赖于成吉思汗的远见卓识，其后便再也没有产生过他那么英明的领袖人物。不到百年，汉人推翻了元朝统治者，建立起明王朝，把蒙古人又赶回了北方地区。他们一旦离去，就什么也没有留下来。跟其他帝国不一样，蒙古人没有发展出大的宗教派别，没有推广过统一的书写形式，也没有固定的政治体制。他们没有进行过技术革新，修建桥梁是他们为数不多的专长之一，因为他们总在不断地迁徙过程中。迁徙成了他们流传最久远的遗产——在他们短暂的扩张结束之后，新型的贸易方式和文化交流依然持续着。

蒙古人很少写东西，因此我们无法知道，他们怎样看待自己。当今的文献报道，多来自于曾经被他们打败过的那些人——历史由输家记述，这也是为数不多的例子。蒙古人垮台后，对他们的后代步步紧逼的，是明朝统治者。明朝人则时不时也要面对成吉思汗后人发起的进犯。明朝时期，一些汉人军官对这样的遭遇进行过记述。其中一个人名叫尹耕，他在负责边疆事务的兵部服役。美国历史学家石彬伦翻译过尹耕的文献，他的文字十分生动详细，好像今天依然屹立在长城的城墙上。跟16世纪中叶的绝大多数汉人一样，他也把北方人单纯地称作“蛮夷之族”。“蛮夷之女身材丰腴，”尹耕这样写道，“因为她们吃的是肉和奶酪，穿的是兽皮，她们的肌肉因此柔软白皙。她们喜欢私通——不管是白天黑夜，或者有没有别人看见。”根据尹耕的记载，蒙古男人有着类似的爱好。（“蛮夷之少年喜欢诱拐女人，把她们放到马背上，与之发生性行为。”）他还记述，蒙古人身上有一股膻味——像羊肉那样的膻味——而且具有很多兽类特征。（“所有蛮夷之家都酿酒，所有人都喜欢喝酒。蛮夷之人饮酒如牛，啜饮过程中甚至呼吸如常。”）为了避免让读者获得蒙古人只对性和饮酒有兴趣的印象，尹耕还描述了蒙古人另外的娱乐消遣。（“蛮夷之人喜欢用剑刺杀婴孩，以作消遣。”）

到了尹耕的时代，蒙古人已经不再是成吉思汗当政下的统一体，不过，他们还是一群精明强悍的袭扰者。他们驰骋马背，以小队为单位，趁着夜色来袭。他们顺着山脊潜行，因为害怕遇到埋伏。他们以狼烟为信号进行联系。他们还发明了草原版的微型信用体系——根据这一体系，贫苦的蒙古人可以向富裕的蒙古人租借马匹，从事袭扰活动，之后与马匹主人按一定比例瓜分战利品。蒙古人一般不会在汉人的地盘上逗留太久，他们擅长进行穿插进攻，掠夺物品，一旦得手，立马回撤。（北京及其他地方的城墙上，两侧均修建有垛口和射箭孔，就是因为守城士兵要对袭扰成功后正在回撤的蒙古人进行打击。）蒙古人喜欢从汉人手里劫掠的物品，包括牲畜、日用品，甚至是人。他们把劫掠来的汉人——不分男女——放在马背上，驮回到大草原，并强令他们组建家庭。然后，他们把男人（有时候也有女人）派回去充当间谍——男人可以被派到南方收集军事情报，女人和孩子则由蒙古人留作人质。

有时候，这些俘虏很好地适应了北方的生活，似乎乐意呆在那边。这是一种实用至上主义，时至今日，依然时时可见——中国人一旦背井离乡，会学着适应新的生活环境，无论是改革开放年代南下的人们，还是明朝时期北上的人们，均是如此。石彬伦翻译了一段16世纪初期的文献，这段文献记载了一队游牧部落和守城士兵的会面过程。跟游牧部落一起的，有一个汉人男子，原本住在宁夏的某个小镇上，这个男子对于他们那队人马想要刺探军情的用意毫不隐晦。明朝人是这样报告的：

一日晨，五蒙古人走进烽火台，对守城士兵喊道：“蒙古首领派我来此，查看你们那边为何牛车运行不止。”守城士兵应道：“上司调集数千人运送谷物，欲攻打河套内的鞑子。”蒙古人又说道：“吾等人数众多，尔等休想攻克我方。我乃韦州［汉］人，前来赠弓，以表诚心。”那士兵驳斥道：“哦，如果你是韦州人氏，何不就此降服，回归故里？”那人答道：“韦州事难，莫若草原舒坦。何须返家？”说着，他把弓箭交给守城的士兵，可守城士兵没有回赠弓箭。那“蒙古人”策马逃离。

许多像尹耕这样的军官写过不少东西，教人如何区分变节者。他们的头发一般偏短，这一点跟蒙古人很有些相像，而且有明显的疤痕。他们身上有一股膻味。如果问他们当朝皇帝的年号是什么，常常答不上来，因为他们没有时间概念。他们可能把中原说成是“南朝”。在一次战斗中，汉人俘获了一个曾被蒙古人绑架的汉人，名叫蒲凝。一个军官对他做了这样的描述：“蒲凝跟蛮夷在一起生活了很长时间，吃的是肉和奶酪，因此他的身架十分结实，面如雄狮。”这位军官继续写道。“他长得很胖，蓄着短发，走着鸭子步。”在古代中国，汉人认为自己是一个有文化的民族，一个人如果跟蛮夷在一起生活，会慢慢地失去他的“汉人特性”。

然而，对于蒙古人来说，政治合法性却是严格地按照先天条件确定的。王位传承仅限于成吉思汗的直系后裔，这个谱系之外的任何人都很难获得晋升地位的机会。其中一个广为采用的方案，便是想方设法从汉人那里得到赐物和封号。石彬伦研究过几起案例，在长城两边的双方交战的过程中，有人把这一策略发挥到了极致。16世纪40年代，俺答汗十分能干，已升至头领地位，后来建立了呼和浩特这座城市。可是，他在谱系中的地位限制了他的晋升——他排行老二，其父排行老三。于是在1550年，为了聚集财富，提升他在自己同胞中的地位，俺答汗率领数十万蒙古大军，向北京城的东北边发动突然袭击。当时，明朝的防御工事主要是用石头垒成的城墙，蒙古大军轻而易举就攻破了它。蒙古军队的劫掠行为持续了半个月之久，杀戮和俘获的汉人多达数千人。之后，明朝开始大规模地在都城周边用灰浆修建城墙，以提高工事的防御能力。

俺答汗的长子，叫作辛爱黄台吉，采取了另外的策略，以应对家族谱系的缺憾。他从显耀的蒙古人家族中迎娶的女人多达十多个，以期巩固同盟关系。不过，他遇到了财力不足的麻烦，他对此问题的解决之道极尽简单：把那些女人遣返回家。这些被休了的女人们，携家带口又缺钱，打算投靠汉人的卫戍部队，以得到援助。1576年，在类似的恳求遭到拒绝后，一群蒙古人组成突袭队，在整个防御体系最偏远的地方找到一个缺口，并由此攻打进来。这一地区道路崎岖，明王朝觉得根本无需在此修建任何城墙，可蒙古人偏偏从这里攻了进来，杀了二十九个汉人。明朝的回应，则是掀起又一次的筑墙运动。这一次，他们使用了方砖，这样一来，在哪怕最陡峭的坡地上也能修筑城墙。

现在，在北京城外，有些悬崖峭壁上依然可见道道方砖城墙。游客们经常会想：在这样的地方，真有必要修建防御工事吗？可是事实上，蒙古人非常擅长在这样偏僻的地方进攻。有时候，一个首领在成吉思汗家族谱系中的地位可能是非常关键的因素。如果他的等级较低，就可能引发一系列事件，横扫南方，与明朝发生暴力冲突。石彬伦把1576年的那一次偶发事件称作“蒙古怨女突袭事件”——遭遇挫败的女眷最终促成在北京周围修建起令人眼花缭乱的砖石城墙。

成吉思汗陵的停车场上停满了黑色的桑塔纳轿车，车窗遮得严严实实。每当看到这一幕，我的心就会往下沉——仿佛看到一群乌鸦停在了寂静的树林里。在中国的农村，桑塔纳通常是领导的坐骑，如果他们成群结队出现在旅游点，一般说明公款旅游十分盛行。我到达成吉思汗陵的时候，中午刚过，许多领导在午宴上喝得醉醺醺。他们跌跌撞撞地从桑塔纳里钻出来，在停车场上又吼又笑。我跟随三个摇摇晃晃的男子，跨上台阶，来到陵墓入口处。在这里，他们一行人跟服务人员争执了起来。服务员是个蒙古人，他根据三十五元的收费标准，要他们购票。这点钱若是换成美元，不到五美元。

“你看，这——样行——不？”其中一个领导嘟囔着说，“三个人一百元。”

“三张票应该是一百零五元，”这个蒙古服务员回答道。

“给个特价嘛，”领导说，“打个折，就一百元。”

“不行。三十五元一个人。一百零五元。”

“你看，这——样行——不？”领导又说，“我给一百。”

“一百零五元。”

“一百元。”

每个人说话都是这样慢吞吞的，就这样毫无意义地争执了整整五分钟之久。在中国，国营旅游景点的门票是不讲价的，我不明白，那位服务员为什么竟能如此耐心。后来，我才发觉，他也喝醉了。他倚靠在办公桌上，整个售票亭都弥漫着一股酒精的气味。进了大门，有三座蒙古包一样的建筑，顶上装饰着烧制的瓷砖，橙色夹杂着深蓝色。到处都能看到喝醉的领导们的身影：他们或跌跌撞撞地穿过走廊，跨下台阶；或在阳光下坐下来，双颊绯红，双手抱头；或站在展板跟前，摇晃着身子想读出那些印着的有关成吉思汗和元朝的文字。

沿着鄂尔多斯沙漠南部边沿的一条小路，我开了近五百公里路程。我那《中国地图》上标得清清楚楚，长城就在附近，可从路上什么也看不见。有时候，我开上一个小时的车，一辆车也碰不到。我打开收音机，听到的全是蒙古语。偶尔，一阵大风刮过，在柏油马路上掀起一阵阵小型沙尘暴，沙粒像液体一样，一波一波地流动着。开到陕西边界的时候，我又看到两个搭车人在拍打手下那只看不见的大狗。其中一个是老者，我把车停下来的时候，只听他大声吼道：“去靖边多少钱？”

我告诉他，我刚好顺路去那个方向。靖边是靠近长城的一个小镇，那两个汉字的意思是“平定边疆”。

“不要钱？”他十分惊讶地问道。他问我从什么地方来，我说从北京来。他好像有点耳背——他每次大声说话的时候，都要把身体凑过来。“能不能装上这些袋子呢？”他大声问道。

“当然可以，”我问道，“里面装的是什么？”

“盐巴！从我女儿的农场上弄来的！”

我打开City Special的后备厢，帮着这位老者把那些口袋放进去——每个袋子大概四十多斤重。里面装的，正是这段时间来我很少吃到的东西。现在，我的吉普车后备厢储满了可口可乐、给他力、奥利奥饼干、德芙巧克力，还有鄂尔多斯盐。这位老者打算把这些盐巴拿到靖边去出售。他一上车，就高声大气地问了我另外一个问题。“你认不认识韩河流？”

“谁？”

“韩河流！你认不认识他嘛？”

“不认识，”我懵懵懂懂地回答道，“谁是韩河流？”

“他是我们村的！”那老者又大声说道，“他到北京打工去了！我在想，你可能见过他！”

我告诉他，我会留心韩河流的。这位老者戴一顶破旧的帽子，穿着蓝色的粗棉布衣服，牙齿快掉光了，下巴上蓄着一绺山羊胡。跟他一起的旅伴，却是我在北方见过的最漂亮的女子。她二十来岁的样子，头发染成了淡红色，涂着鲜艳的口红，双眉之间长着一颗小小的美人痣。她穿着一件红色的丝绸外套，腰部收紧，胸襟上绣着几朵金色的花儿。她个子娇小，有一个小鸟般的名字——王燕。在这个穷山恶水之地，她显得完全格格不入，真像个异类，被大风吹离了航道，随后登上了City Special。她拘谨地坐在前座上，后背甚至不敢挨着椅背。

“他是我爷爷，”她说，“我们一起住在靖边。”

后座上老者把身子向前倾过来。“你是不是真的不收钱？”他高声问道，“到靖边一般是五块。多了我们给不起。”

我们向南行驶着，从种在沙地里的一排排柳树边上开过去。王燕很害羞——她目不斜视，直直地盯着前方的道路，回答我问题的时候，声音十分温柔。她刚回农场的家看了她的父母，几年前，她来到了靖边，那是离她家最近的城镇。最近，她的爷爷跟着她来到了这个小镇。“我们村所有的年轻人都出去了，”她说，“没人愿意呆在那个地方。我也没有打算回去。”她在靖边的一家美容院打工。对那些没有读过多少书的进城务工女性而言，干什么工作完全凭长相而定。长得端庄的女孩子，多半会在理发店或者餐馆找到活；长相一般的，就只能当服务员，或者进工厂当工人。对长得好看的女子来说，找工作要容易得多，不过，也可能会遇到陷阱。多数发廊是做一些常规的服务——美发、化妆、洗头，以及简单的按摩——但也有一些起着娼妓前台的双重作用。在我看来，王燕的家人把她爷爷送来跟她一起住，可能就是为了防止她遇到麻烦。

二十多分钟后，老者又倾过来了。“你是中国人吗？”

“不，我是美国人。”

“我说嘛，你就不是中国人。”他大笑着说，“你是我遇到的第一个外国人呢！”

在靖边，我把他们带到了美容院。美容院的名字叫作“建华”——“建设中华”——我帮着把盐袋子拿了进去。里边有四个年轻的男子和女子正在干活，他们跟王燕十分热情地打了招呼。那几个男子颇有小镇时髦者的样子，蓄着长发，穿着缀有拉链的皮衣。时辰还早，顾客没到，他们在影碟机里放上了一张麦当娜的碟子。墙上，有一整面大镜子，这几个人挪开美容椅，练习起舞步来。他们从镜子里观察着自己的动作，一遍一遍地反复练习，想要走对步子。店堂的另一头，王燕凑在另一面镜子跟前，整理着一路上凌乱了的头发和妆容。她的爷爷靠在门边，孤零零地站着。进了美容院后，他一直沉默不语，只是注视着那几个年轻人，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在摆满了镜子的房间里，只有他没有盯着自己看。

在中国北方，我开着车越往前走就越不明白，这些村庄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对于城镇，要预测未来不算太难，至少从发展这个角度来说是这样——它们的未来轨迹已经在新修建的一条条钢筋水泥路上明摆着。可是，在乡下，几乎不敢想象，一代人的时间——也就是二十来年——之后，谁还会住在那些地方。我在各个村庄停车的时候，看到的只有老年人、残疾人，还有就是年龄很小的小家伙。那些人进城务工后，把孩子留在家里，由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抚养。打工者们在城市里仍旧没有安顿的感觉，尽管城镇照例总要发生变化。将来，他们可能会想办法把家安在离上班比较近一点的地方。对北方的很多村庄来说，那么多小孩子仍旧需要在农村长大，他们可能是在这些地方住过的最后一代人。

从靖边往西走了一个小时的车程后，我把车停下来，参观了安寺村附近的一段长城。在明朝时候，这个地方曾经是一处重要的防御点。人们告诉我，在安寺附近，有一段废墟，十分有气魄。安寺这个地名的意思正是“安宁的寺庙”，我把车在村子里停好后，只看到一个大人。那是一个残疾人，拄着一副做工非常粗糙的拐杖，正在看管着一大群孩子。在中国的农村，到处都有这样的经典场景：很小的小孩子，围着一个走都走不动的大人，又蹦又跳。

那位老人告诉我，长城离得不远，但他说不清楚究竟在哪个方向上。末了，他指了指最大的那个孩子。“把他带上，”他说，“他认得路。”

一眨眼的工夫，那个孩子钻进了City Special。他还没来得及关上车门，另外四个孩子便跟着鱼贯而入。他们迅速地关上车门，把一个九岁的女孩留在了车外，她站在地上，头上扎着小辫，带着失望的眼神，微蹙着眉头。我看着那位老人，希望他把后面的几个小孩子叫下车，可他一言不发。他脸上略带着一丝迷茫的表情，那是在历经了战争、革命、饥荒，到了现在的垂暮之年仍要奉命照看小孩的人身上常有的那种表情。

“好吧，”我对他们说，“你们都上来了，她也可以上来呀。”

其中一个孩子叹了口气，打开了车门，女孩爬上车来。我们沿着一条松软的土路往西开过去，我得时不时地加大油门，从一片片流沙上碾压过去。听到后面的几个小孩子在窃窃私语，我才意识到，我还没跟那位老人讲过有关我自己的一丁点东西。他们不知道我来自什么地方，要干什么，我只是让他们给我带路，找到废墟。于是，我停下车来，转头回去看着那几个孩子。

“我从北京开车过来，”我告诉他们，“我住在那里。不过，我是美国人。我正要到很多地方参观长城，所以我就来了你们这儿。”

那几个孩子听得十分认真。前座上坐着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另外三个孩子坐在后座上。最大的那个男孩子十二岁，他膝盖上还坐了一个两岁大的小女孩。六个小家伙表情极为认真，尤其是那个小女孩——胖乎乎的小脸上露出一丝忧郁的表情。我觉得，应该给他们分点巧克力才合适。于是，我打开三条德芙巧克力，分到他们手里。然后，我们朝着长城的方向继续前行。一时间，我把自己当成了诱拐孩子的花衣魔笛手——据我所知，这些孩子代表着安寺村的全部未来。

这一带位于鄂尔多斯沙漠的南部，海拔高度差不多有一千五百米，沙丘已经推进到了城镇的边上。长城在一座座沙丘之间蜿蜒穿行，高度仅有三米，用夯土筑成。“你沿着这些长城，走上一年也到不了北京！”钻出City Special的时候，其中一个男孩子这么说道。孩子们蹦蹦跳跳着绕过一个沙丘，我走在他们身后，一层层细沙，在我们脚下流淌。这一段长城连接着一个防御工事——外形是方的，也用夯土筑成。每一个角上都有一个角楼，中间是一个巨大的烽火台。烽火台看上去很像金字塔，基座上有一个小孔，像是通往法老陵寝的入口。一个接一个，几个孩子爬了进去。

跟在他们身后，我用手和膝盖着地，爬了进去。地道拐向左边，白色的墙壁消失在远处的黑暗中。我摸索着前行，从一堆尘土上爬过，随后出现了一丝亮光。开口处是一个通风井——其实就是一道竖直的烟囱，有十五米高。在明代，士兵们需要在这个位置放上一架梯子，可这些孩子们用脚蹬着砖缝，摇摇摆摆就爬上去了。一阵沙土掉下来，我用手挡住了眼睛。“不要爬那么高！”我大声喊道，“危险！”

“没事儿！”其中一个孩子回答道，“我们以前爬过！”

我爬出地道，跟那个女孩会合了，她留在外面，照看着那个小女孩。等到我钻出地道的时候，那几个孩子已经爬到了顶上，正在叫嚷着庆祝他们的胜利。等他们从顶上下来之后，我才注意到，其中一个孩子的手臂上贴着一块脏兮兮的创可贴。他跟我说，他在学校玩蛙跳的时候，摔断了手臂。最小的那个七岁男孩，额头上有一道淤青，看着很别扭，也是一次不小心造成的。如果这就是最后一代乡下人，那么他们至少是主力。其中有三兄弟，长得很相像，留着短发。在北京，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小孩子——那是在首都，每一个小孩基本上是家中的独子，一生下来就受尽呵护与宠爱。

回到安寺村的时候，拄拐杖的那位老人正在耐心地等着我们。我了解到，他是那三兄弟的爷爷。他还告诉我，尤其在他们那个地方，计划生育政策执行得并不严格。“人们只要交了罚款，就可以多生，”他笑着说。他还是一点都不关心我是谁，我要做什么。在北方的农村，人们很少起疑心，他们邀请我进去喝茶或者吃饭，基本上很常见。对于农村生活的艰辛，我并未心存幻想，我在美中友好志愿者协会当志愿者的日子里就学会了，不能把贫穷想得太美。不过，在驾车穿越这些即将消失的村镇的过程中，我还是感受到了些许酸楚。那是我瞥见的最后一线生机——最后的小镇，最后的乡村少年，也许还有最后的家庭，兄弟姐妹俱全的大家庭。乡下人特有的诚实与信任，不会随着迁居入城而继续存在。在世界上，陌生人受到毫不迟疑的欢迎，赢得孩子们的信任，这样的地方并不多见。驾车离开安寺村的时候，我有些伤心。

沿着长城，我行驶了一周的时间，最后到达了鄂尔多斯沙漠的最边缘。一段土墙往西北方向延伸过去，进入了腾格里沙漠。腾格里沙漠以其沙子的细腻而著称，那些沙丘的形状十分优美，顶部为圆弧形，很像撒哈拉沙漠里的阿拉伯花饰。这是一片沙地，只有沙子，全是沙子：在腾格里沙漠的中心区域，连牧民都不愿意居住。每天傍晚，我都会停下车来，在沙丘上支起帐篷。在沙地上睡觉，比任何地方都好，至少在平静的夜晚如此。我很幸运，当时正是春天时节。夜空十分明朗，在月光下，一座座沙丘泛着森森白光。

只要经过城镇，不论大小，我总要停下车来，吃顿饭，洗个头。这是些被人遗忘的偏僻之地，偏僻得只能吃点中国经济大发展留下来的残羹冷炙。我看到有些摩托车，在后挡泥板上面贴着一张计算机上使用的光盘，作为很好的反光材料。在一个叫作兴伍营的地方，人们得爬上长城才能收到手机信号。兴伍营的意思是“兴旺发达的军营”，因为明朝曾经在这一带修建过巨大的防御工事。目前，这个村庄非常偏僻，十分贫穷。不过，人们依然在充分利用长城。他们站在城墙上，手机紧贴着面颊，俨然数字时代的哨兵。如果长城变成了手机零件，那会意味着什么呢？或是电脑光盘因为反光而发挥了最大的作用呢？在这样的地方，所有的东西都纠结在一起，分不清哪是进步，哪是即兴之作。

在盐池镇，我洗了洗头，然后沿街溜达起来。这也是一个十分干燥、被人遗忘的地方，离长城不到十公里的距离。我正走着，一辆摩托车慢慢地开了过去，那人随后撞上路肩，一头栽倒在满是尘土的地上。几个人围了过来，可那人根本没有动弹。“他喝醉了，”其中一个人说道。他们站在那里看着，那个人终于醒了过来——可他实在醉得太厉害，连话都不能说。有人把他扶了起来，那醉汉想要坐回到车上。“不要开车了，”一个路人小声地对他说，同时把他拉了回来，可那人挣扎着硬要过去。不一会儿，他周围聚集了三十几个人。

中国人聚集围观的过程，常常出人意料，无法揣测，尤其在盐池这样偏远的地方更是如此。哪怕一件很小很小的事情，只要发生在大街上，也可能引起大家的围观。多数围观者是被动的，至少在一开始的时候是这样的——他们不过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不过，随着聚集的人越来越多，人群开始扩大的时候，它就可能形成了一定的势头。围观者可能因为看法各一，从而动武，也可能在转瞬之间转过来针对某一特定的个体。事情发展的结局，往往很难预料，因为这得大大仰仗于人群中是否会出现一个能够起主导作用的人物。一个能说会道的人，可以把整个事件颠来倒去，使围观者付诸行动。

在盐池，如果某个果敢的人站出来，批评骑摩托车的那个人不应该喝那么多酒，或者厉声警告他不要惹事，其他人很可能就会跟风而行。可在围观的这一群人中间，最强势的碰巧是骑摩托车的那个人自己，他想着要坐上摩托车。他身上的每一根神经都把他往摩托车上拽——他一言不发，没有别人的扶持他根本站立不稳，可仍旧十分生气地把每一个拉他的人使劲地推开。过了一会儿，他那股犟劲好像赢得了围观人群的尊敬，大家竟不再坚持反对什么。到最后，他们干脆帮忙了。一个人扶着他坐到了摩托车上，另外有人帮着发动了摩托车。还有个人在后面推了一把。那人摇摇晃晃着突然来了个原地掉头——围观人群全都屏住了呼吸——可他竟然把握住平衡，迅速消失在茫茫夜色中。围观人群等待了半分钟的样子，仔细地听着，脸上露出急切的表情。然而，仅此而已——没有碰撞声。终于，人群散去，愉快地交谈着，往别处踱步而去，去盐池别的地方继续找乐子吧。

沙漠是一个十分鲜明的场景：在这个模糊的背景映衬下，所有的一切都显得轮廓分明。一天下午，沿着内蒙古和宁夏交界处穿越一片沙丘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孤独的身影，正行走在道路边上。我停下车来，大声问他：“你要去哪里？”

“你要去哪里？”那个人反问道。

两个问题都是明知故问，这条路上，连续五六十公里没有一个岔道。我问他，要不要搭车，他耸耸肩，坐上车来。他二十五岁的样子，上唇撇着一撮浅浅的胡须，像是某位书法家写错的一个笔画。他穿戴整齐，穿一件领尖带有纽扣的蓝色衬衫。他说他住在自治区的首府城市银川。我问他是不是一路上遇到了什么麻烦。

“没有，”他说，“我每个月都要来这个地方，就来走走。每天有三趟车从这条路上经过。九点三十，十二点三十，两点三十。我坐早班车到这里下了车，然后散散步。一般情况下，我会坐后面的随便哪班车回到银川。”

他说话有点奇怪，好像在痉挛似的——在时断时续的话语中，他快速地堆砌着词语，好像要用什么东西尽量填满围绕在我们四周的所有空间。他没有告诉我他的全名是什么，只说他姓甄。不过，当问他为什么来到腾格里沙漠时，他倒完完整整地回答了我。

“我曾经在部队当兵，”甄先生说，“我是90年代当兵的，驻扎在陕西省的秦岭山区。我们每天都身处荒野，我现在会时不时地怀念那样的日子。不知道该怎么说，反正那是一段非常快乐的时光。当然，那个时候很苦，但是，做那样的工作很光荣，很有荣誉感。跟我个人没有关系——每一件事情都是中队的事情。集体比个人更重要嘛。我喜欢的，正是这一点。我们彼此了解，彼此依靠，到最后，你这个个体本身反而显得不那么重要了。所以，我每个月都到这个地方来。空荡荡的沙漠让我找回了过去的那种感觉。”

甄先生坦诚地告诉我，他不喜欢美国——他尤其批评美国在1999年时参与北约对贝尔格莱德中国大使馆的轰炸。服完兵役后，政府给他安排了一份工作，到银川一家粮食公司上班。他没有结婚，也不打算结婚。

“金钱是原因之一，”他说，“如果没有钱，结婚就是件麻烦事。不过，主要的原因，还是我认为人与人之间应该经常扎堆，而婚姻会打破这种纽带。目前，我有很多好朋友，我们经常聚在一起吃饭、喝酒、聊天。有点像我当兵那个时候的日子。可一旦结了婚，这些事儿就做不成了。你得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家庭上。那种聚合感就没有了，我可不想搞成那个样子哦。”

我问他，除了在腾格里沙漠散步，还有没有别的什么爱好。

“其实，我喜欢开车，”他告诉我，“那是我的最爱啊。我好想早点拿到驾照哦。”

他在驾校的学习课程快结束了，拿到驾照后，他想开开出租车。如果有条件，他也想自己买一辆车。不过，只要有机会，他还是会找几个朋友一起练车。他问我什么时候学会开车的——跟很多美国人一样，我十六岁开始开车，这让他吃惊不已。在中国，开车的年龄不得低于十八岁，不过，财力才是真正重要的问题。等人们到了可以学车、可以考虑买车的时候，都已经三十多岁了。

“开这种吉普车跟开桑塔纳是不是大不一样？”他问道。

“没什么差别，”我告诉他，“都有五个挡位，基本上一样。很好开的。只要你会开桑塔纳，开这种吉普车就没问题。”

“我还从来没开过吉普车，”他说，“我好想试一试。”那一刻，他沉默了，眼睛看着窗外的沙漠一闪而过。在我们的左面，长城消失在一片沙丘之间。甄先生终于说道：“让我开一小段，行不行？”

我把车靠边停下来，然后下了车，从City Special的前头绕了过来。甄先生移过去，坐到了驾驶座上。他指着那些踏板。“这是油门，对吗？”他问道。“这两个就是刹车和离合，对不对？”我不知道，我怎么会答应让他来开车。也许是因为连日的长距离沙漠行车、空旷的道路和空旷的环境吧，一切都显得有点不真实了。我系上了安全带。这是我第一次坐在City Special的副驾驶座上。

他发动了引擎，让发动机在空挡上空转了一会儿，随后才起步行车。他把上身前倾出去，透过挡风玻璃细细察看路况，抓着方向盘的指关节一片惨白。只要有车驶来，他就要急剧减速。在半小时的时间内，这种情形发生了五六次。除此之外，由于道路空旷，车子倒也能够笔直行驶。四面八方都是荒地。等到甄先生感觉有点适应之后，他把车速提到了六十多公里，写错的那一撇胡须下，洋溢着一丝幸福的微笑。一路上没有弯道，可他还是试了试转向灯，想要看看是否正常。左、右、左、右。他打开了车灯。他动了一下雨刮器。他摁了一下喇叭，再摁一下，空旷的道路吞没了喇叭声。

那天稍晚些，我在一个卡车停靠点放下甄先生之后，“被地图”进了一片沙地。在我的地图上，长城依旧清晰地标示了出来，一条垛口样的折线利落地蜿蜒向西，穿过一片沙漠，但这一带的道路却十分难得见到。废墟北边，一条毛细血管样的无名小路伸向远方，我试着开了过去。路面浇铸过水泥，偶尔有几个路段被风吹来的沙子淹没了路面。每开一阵，我就得加大车速，才能驶过那糟糕的沙土路面。终于，City Special撞上一个沙堆，停了下来，轮子完全陷进了沙子，连轮毂罩都看不见了。我试着把沙子刨开，可完全不管用。我正打算把轮胎的气放掉一些，以增加附着力，一辆四轮驱动的吉普车开了过来。那人帮我把车拖了出来，我只好往回走——看来，从那条路走下去是一点希望也没有了。

天色渐晚，我走到了一个没有任何标示的十字路口。周围连个问路的人都没有，我只好凭借着指南针的指示，往南行进。开了四十多公里后，路边出现了一块纪念碑。沙子已经淹没到纪念碑的基座部分，不过那些铭文依旧清晰可辨：

1991年8月

工厂全体员工永远不会忘记你

这块纪念碑上找不到任何详情介绍，显得十分奇怪。什么工厂？哪些工人？不会忘记谁？又往前走了几公里，我把车开上了一条土路。沿着土路走了几分钟之后，我在一个沙丘上支起了帐篷。我享用了一顿跟在鄂尔多斯沙漠里一样的晚餐——几块奥利奥饼干，几块德芙巧克力，还有一瓶给他力。夜空一片沉寂，敞开着帐篷的门帘，我躺下来，看着头顶的满天星斗，慢慢入睡了。

一路上，我已经习惯于在我说不上地名的地方酣然入睡。第二天一早，我才弄清所处的位置，为了预防City Special在路上坏掉，我一般要储存足够的饮水。在多数地方，手机信号的覆盖情况良好——中国的通讯系统下辖好几家国有大公司，他们在各处修建的基站达到了全方位覆盖程度，令人称奇。政府还掌控着能源产业，即使在十分偏远的地方，也能找得到加油站。我油箱里的油从未见过底，因为油价管控，价格也十分便宜：2002年春，跟全国各地一样，我加油的价格是每升二点五元。到处都看不见自助加油站。在我驾车从内蒙古到青藏高原的横穿西部之旅中，City Special的油箱盖几乎没有被男人碰过。加油一般是女人们干的活儿，至少在西部是这样，在这些地方，看管加油站的一般是刚刚从农家走出来的年轻姑娘。这些流动务工人员只有十几岁，穿着崭新的工作服，头发梳理得十分整齐，描着淡妆——她们是小镇上见过些世面的人，在成功大道上迈出了第一步。

加油站的姑娘们干活认真，彬彬有礼，十分友善。可如果要让她们指指路，你简直不能抱任何希望。这个问题很普遍——一路上，我得花大量的时间，向别人打听可靠的信息。有时候，他们的口音也非常难懂，不过，最大的问题，还是没有几个中国人出门旅行过。开过车的人就更少了。对于公路，他们知之甚少，哪怕就在家门附近，他们描述起怎么去某个地方的时候也是一团糟。最好的办法，是向他们提出“是”或者“不是”之类的问题：“这条路是到中卫的吗？”如果一个驾驶员只剩下翻开地图向人请教这一招，那简直就是糟糕透顶的一件事。这无异于把谜题交到一个小孩子的手上——人们把地图拿在手里东翻西翻，在页面上寻找合适的线路，脸上的表情先是迷惑，接着就是陶醉。一路上，我学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在问路的时候把《中国地图》藏起来。

乡下人对于地图没什么认识，这一点都不奇怪，因为对于读过书的中国人来说，也是如此。即便是一个有着数年驾驶经验的专业驾驶员，也可能会因为一张简简单单的地图而弄得晕头转向。尽管中国人有着极其悠久的古代制图历史，地图却没能成为他们现代文明的元素之一。已知的最早的地图可以追溯到公元2世纪。那是印制在丝绸上的一些文献资料，从湖南省的一个古墓中被发掘出来。那些地图文献跟古希腊、古罗马的地图属于同一时期，而中国人绘制的那些图标已经体现了非常先进的技术水平。这些东西曾是为了军事目的和政府使用而制作出来的，因此极为抽象，并且采用鸟瞰的方式绘制。比例尺的运用相当精道。人们用以表示地面主要特征的符号十分连贯，显示出了越到下游河道越宽敞的特点——对于那些需要在某个地点让军队渡河作战的人来说，这个细节尤为关键。到了公元3世纪，一个叫作裴秀的官吏拟定出很多规则，用以指导地形的测绘和地图的编制。对于制图，中国人具有很好的技术底子。

中国早期的地图绘制得相当不错。然而，采用的基本原则却只考虑实用性，不大在乎科学性。在古希腊，制图学是从天文学里面分支出来的，人们因此借用了星象寻踪的主要原则。在此基础上，西方人提出了经度和纬度的概念，古代中国的地图里面却找不到它们的踪影。若干世纪以来，中国人甚至忽略了裴秀提出的规则，到了后来，他们做出的地图描述性大大超过分析性。他们的地图，主要依靠语言文字，不太看重各种符号的使用。为了强调曾经发生过什么极为有趣的事情，连地形都可以采用变形的方式进行绘制。例如，明朝的长城地图，在一座陡峭的卡通样陡坡上，一个个巨大的烽火台隐约可见，而周围环境看不见任何细节，也没有什么比例尺。这样的制图说明，跟中国人一千六百多年前的做法相比，还倒退了一步。

至于为什么把地图绘制成这个样子，有几方面的原因，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在于当时的政府在勘察和贸易方面兴趣不大。中国古代的皇帝们很少鼓励远征考察行为，官吏们更是有蔑视商人阶层的古老传统。与之相反，欧洲和阿拉伯国家在制图技术上的巨大进步跟贸易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公元13世纪，随着指南针的传入——最先也是中国人的发明项目——为商人们画出相当精致的地中海地图创造了条件。两百多年后，葡萄牙商人试图开辟南边的商业道路，他们绘制了相当精确的非洲海岸地图。这一项目有赖于政府和商人双方才能完成——葡萄牙的数位王子协调过商人的勘探过程，最后才绘制出了非洲的海岸线地图。

然而，中国的制图史上却没有类似的重大突破，因为它的发展动因迥然相异。在古代中国，地图主要是为了满足军事上的需要，而军队对于绘制详细的内陆地图和海岸线地图没有多大的兴趣。发生战事的地区，主要在西部和北方，也就是修筑长城的那些地方，而这些地方极为广袤，基本上没有特别之处。对驻扎在这些地区的军队来说，某些具体的地点比周围环境更加重要。因此，中国的地图一般要突出主要的关隘和重要的堡垒。后来，无论什么地图，不但要描绘出某个地区的地形，还要标出地图绘制者最感兴趣的东西。在葡萄牙人试图打开东非黄金贸易线路的同一世纪里，明王朝却在忙于抵御北方的游牧部落。这样大相径庭的目标当然会形成人们对于同一个世界的不同视图。

在中国，地图演变成了政府和军队的一种工具，却没有形成个人使用地图的传统。在中国的教育体系中，地图所扮演的角色十分渺小。翻开小学的地理课本，你会发现，里面以文字描述居多。这也许会鼓励学生们用文字描述他们的生活环境，可他们几乎没有勾勒过任何地图。像新经济形势下的许多实用技能一样，读地图还没有进入课程设置的范围。有的人尽管上了好几年的学堂，可还是没有学会使用地图。通常情况下，只有他们开始自己开车的时候，才会跟这东西第一次较起真来。即便某个中国人对于详尽至极的地图有点兴趣，可要找到这样的地图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政府对于这样的地图总是持一种非常谨慎的态度。目前，还是有这样的倾向，即将地图绘制跟军事目的联系起来。尤其对于西部地区，要想找到西藏、新疆这样的地方的详细地图更是不太可能。即使在不太敏感的地区，对地貌地图也进行了分类管理，市场上基本看不到。为了完成我的自驾游，我也懒得带上GPS。如果没有精确的地图，这样的设备可能毫无用处。不过，我的主要顾虑，还是担心这样会让别人以为我是到偏远的西部地区从事测绘勾当的外国人。

所以，我只能依赖《中国地图》，这也算是市面上能够买到的最好的东西了。这家国营公司成立于共产党执掌政权之后不久的1954年，几十年来，《中国地图》继续秉承为政府和军事服务这一传统目标。公司总部坐落在北京的天安门附近，我曾顺道对它做过一次拜访。那个地方让人想起老派的“单位”这个概念：灯光昏暗的走廊，大大的会议室，很多人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公司目前有四百八十多名员工，不过这个数字已经够多了，因为在我跟他们的副总编会晤的过程中，一直有人在走廊上打乒乓球。副总编名叫徐根才，他跟我热情地打过招呼后，一位助手给我们斟上了茶水。我们并肩而坐，中间摆着茶杯，这跟当初毛泽东会见尼克松的情形颇为相似。不过，我们很显然错过了外面大厅里一场重要的比赛——我能听到击球的啪啪声，时不时夹杂着压抑住的喝彩声。

徐总编告诉我，中国发展变化的速度，是《中国地图》所要面临的最大挑战。他们每三个月就要更新一次北京的城区地图，因为到处都在修建新的建筑，汽车大发展也催生了以前从不曾有过的自由市场。20世纪90年代，《中国地图》只出过五个版本的驾驶员专用道路简图。而现在，他们已经出版了二十多个版本。他们的市场目标已经从政府和军事上转移出去，不过他们对个体消费者的观念仍旧是另类的。“我们出版了很多类型的地图，因为经济的发展，人们需要这样的东西。”徐根才说道。他逐字逐句揭示了这句话——公司正打算出版的地图，是人们购买某样东西的时候用得着的。“我们出版餐馆地图，如果你要在北京吃饭，所有地点都找得到。”徐根才解释道，“我们还出版特别版的旅游地图，不光标出著名的博物馆，还会标出酒吧一条街和秀水街市场这样的地方。”

我提到，以前的秀水街是一个颇有名气的服装市场，最近被拆掉，迁了新址。

“明白我的意思了吗？”徐根才说，“我们也得跟着改。”

他十分自豪地展示了其他的专业地图。《小店物语——北京小店地图》上面全是密密麻麻的购物广场和购物商店。《北京学校地图》列出了首都地区的所有教育机构。《中国城市房产地图》专为投资者设计，列出了全国的楼价预估值。如果你需要寻找某种很快就要过时的东西，《中国城市房产地图》倒是值得一赌。还有一本《北京求医问药地图册》——这正是疑难杂症患者的梦想，上面标出了好几百家医院、诊所、药店的地理位置。在我看来，花了那么多年的时间满足政府和军事需要之后，《中国地图》还是没怎么抓住这样的概念——为私人和个体推出一种具有开放特点的工具。在他们看来，人们需要辨识方向。仅仅给他们最好的北京地图册，让他们自己去判定，需要寻找餐馆、药店、还是只管六个月的房产价格，这还不够。我们并肩而坐一个多小时后，会谈结束。徐根才和我同时站起来握手道别，似在为我们的高峰外交活动画上句号。他祝我旅行顺利，还叫我随时再来。走廊上，我离开的时候，乒乓球比赛依然热烈地进行着。

离开腾格里沙漠，我向西进入了甘肃省境内。那条道路没有命名，修得太小，够不上国道的档次。不过，在政府新近掀起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对这条路进行了浇筑。卡车司机已经开始在使用那条道路，沿线可以看到很多标语牌：“交警祝你旅途平安”；“丝绸之路换新貌，交通警察保平安”。不过，还是很少看见执法者。这里又用上了翻版的兵马俑警察策略——间接的警察工作吧。在红水村外，一辆卡车坏掉了，停靠在路边。卡车边上站着三个人，正在拍着手下那只看不见的大狗，心情十分焦急。小轿车、大卡车从旁边一闪而过，正如驾驶员试题中的一道试题：

344题 如果遇到交通事故，有人需要帮助，你应该：

A）继续行车。

B）停车，尽可能提供帮助，并联系警察。

C）停车，如果有报酬，才帮忙。

我把车停下来，那几个人说他们的油泵出故障了。那是一辆解放牌大卡车，牌子是巨能王。他们已经把手下那只看不见的大狗拍打了一个半小时，才遇到我停下了车。他们问我，能不能把其中一个人顺便捎带到最近的安远镇，那儿有个火车站，我答应了他们的请求。他们把坏掉的油泵装进一个粗麻布口袋，扔进了City Special的后备厢。

这位卡车司机名叫李长杰（音译），是个南方人，老家在江苏省的一个小村庄。妻子仍在家务农，他则跑出来做起了生意。他个子矮小，满脸憔悴，但目光敏锐——面露饥渴。之前是农民，在新经济形势下取得成功的人脸上常有这样的饥渴。1993年，李长杰从亲戚那里借钱买了一辆二手车，跑起了营运大货车。时间一天天过去，他逐渐更新了自己的营运工具。去年，他花二十五万多元购买了这台巨能王。在中国，这是很大一笔钱，而李长杰对这个车的油泵恼怒不已。

“我查过了，全省没有一家公司有存货，”他说，“我得一路跑回徐州去更换。因为没有可靠的方式能够把它尽快发过来，我只好亲自去更换。去的时候要坐两天的火车，回来又得要两天。你是个作家——你知道你该写些什么吧？你应该写写解放牌卡车，配件太难找了。简直可笑。你还可以写一写中国生产的这些东西，质量太差。这个国家生产的什么东西都不经用。”

我向来喜欢跟中国的大卡车司机聊天，他们是这个国家里最纯粹的企业家。他们通常拥有自己的大卡车——通常是合伙购买的。一般情况下，他们结伴出车，一人开车，一人睡觉。在中国的专业汽车驾驶员大军中，他们的技术是最娴熟的。出租车司机往往太霸道，因为风险很低：城市中的车辆移动太慢，人们对擦刮事故不太在意。长途公共汽车驾驶员则最糟糕：公共汽车不是他们购买的，薪水则主要靠车票提成。这就给了他们超速的诱因，在以口号标语和交警塑像为主要公路巡逻方式的地方，尤其如此。无论我什么时候读到关于严重交通事故的报道，那总跟长途公共汽车有关。

然而，卡车司机很少让我如此神经兮兮。卡车多数会超载，因此跑不快。他们一般不会冒险行车，因为卡车是他们自己的。他们总是走熟悉的固定线路，还会根据天气情况做出灵活的调整。跟他们聊天也很有趣。一次，我在山东省的一个卡车住宿点住了一夜，问过那些驾驶员，车上装的是什么。有两个人驾驶的那辆车刚刚卸下了有色金属，现在装着竹枝扫把。另外两个人驾驶的那辆车刚卸下彩色电视机，又装上了加工过的小麦。别的车或是卸下化学材料，装上了散热器；或是卸下网球鞋，装上了发电机。他们是新经济体制下的炼金术士，在中国道路系统沿线的每一次神秘交易现场，他们都是中心人物。一辆卡车刚刚卸下计算机控制的麻将设备，又装上了小学生教科书；另一辆车运过来一车皮鞋，然后又运回去一车回收塑料。

还是那次旅行过程中，在天津附近的一段高速公路上，我跟在一辆车门没锁好的货车后面行驶。那上面装着从国外进口的废纸，运到中国来循环处理。车门甩开后，印刷品在路面上撒落一地。几百本小册子像垂死的小鸟一样掉落到地上。我把车停在一边，捡拾起一本。上面印着英语：武威奇财务公司长达十四页的抵押贷款申请书，地点位于肯塔基州达特福德市。我后来跟武威奇公司进行了联系，他们丝毫不明白，那么多申请书怎么会出现在天津的高速公路上。不过，在发展中国家购买的产品基本上都是这样：产品也许已经在中国的某条道路上度过了一些时日，某天又会回到那个地方进行循环处理。

在甘肃省，李师傅的巨能王卡车坏掉的时候，正装载着原棉。新疆到江苏是他行走的标准路线，距离超过三千公里。在西北这一段，他走的那条路线叫作丝绸之路，穿过了甘肃省境内的河西走廊，以及新疆中部的绿洲城市。他一般把原棉向东运到某个工业城镇，然后装上成衣——这是他主要的炼金术。“都是些廉价服装，”他说，“就是出口到中亚贫困国家的那种。”他一年能挣到五万多块，这样的收入在中国是很可观的。这一次，另有两个人跟他一起出车，其中一个是学徒。在接下来的四天时间里，那两个人得一直坐在巨能王卡车上，等着李师傅回来。除了警察的罚款，盗贼是卡车司机们最大的担忧。“不管你装的什么，甚至你的车辆还在行驶当中，那些人都会跳到车上，盗窃货物，”他说，“河南那个地方最让人恼火。在河南，如果遇上盗贼，即使叫了警察，他们也懒得过来。我最讨厌在河南开车。”

在安远火车站，李师傅下了车，卸下了他的油泵。油泵漏出的油流到了City Special后备厢的地板上，他不住地道歉。我跟“首都汽车”的王先生通了电话，然后对他说：“没问题！”之后，我开车进入了河西走廊。这个狭长地块的边界十分分明：东边是沙漠，西边有高山。不过，在这个走廊的中心区域，因为有从西边山脉融化的雪水，土地肥沃，因此适合人类居住。在古时候，这个地方是天然的商贸通道。一个个商队从这一地区穿越而过，有些商品由此经过，最后到达了中东和欧洲。在19世纪，西方的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开始把这条通道称为丝绸之路。实际上，它是由好几条道路交织而成的，连接着许许多多的目的地，承载着各式各样的商品物资。但是，这个名称慢慢生效了。这跟长城十分相似：本是外国人使用的一个简称，就像一个历史品牌，吸引着人们的想象力。跟长城一样，外国人提出的这个概念传回了中国。现在，这个词语已为每一个中国人所熟识：丝绸之路。

在甘肃，这两个概念沿着312国道交织在一起。现代公路从走廊中心穿过，沿着它往西北方向行驶，右手边开始出现一段段明长城。这些长城是用夯土筑成的屏障，大约有一人那么高，延绵数公里。偶尔，在这些土墙形成的包围圈里坐落着一个小村子。在某处，我驶离国道，沿一条土路前行几公里走到了尽头，这个地方名叫峡口。村庄坐落在一圈围墙之内，当地村民仍旧在发挥着它的用途。在一处防御工事边上，有一排排绵羊圈，那些畜生正在用蹄子刨着明朝留下来的历史遗迹。在村子边上，没有用上自来水的家庭径直在屏障上掘出一个厕所来。关于长城的伟大概念就只说这么多吧：在峡口，这一切都一文不值。

古时候，这个地方曾经是一个军事前哨。时至今日，这个行政区域仍旧被叫作“老兵镇”。一度，它的作用就是保护那些从此地经过的商队。“在我很小的时候，骆驼队还从这儿经过，”一个老人告诉我，“我还记得，他们要去的地方是新疆。”他的同伴点了点头。“一个客商有十匹骆驼或者更多，全都身负重物，”另一个人说道，“有汉人，也有维吾尔人，不过汉人居多。解放后，过路的骆驼就不怎么多了。从那之后，人们开始用卡车了。”

太阳底下，在一个古旧的烽火台脚下，五六个人坐在一起，抽着金城香烟。曾经，这一建筑物肯定十分漂亮：有两层楼那么高，每一层都有一个四方形的屋顶和彩漆屋檐。上面有一条标语，字写得不错：“凭电力，控天地。”这儿是村子中心的一个十字路口，骆驼队曾经从此经过。现在，每当天气好转的时候，村里的老乡们喜欢聚在烽火台下。不过，烽火台年久失修，油漆剥落，木头制作的屋顶蛀出了空洞，基座上的方砖已被取走，用在了建筑工程上。老人们告诉我，入口处曾经有两只威武的铁狮子，不过在毛泽东发起的工业大跃进运动中，被融化成了铁渣子。“文革”中，铁钟被当成了废物。“过去，只要吹风，大钟就要鸣响，”一个老人回忆道，“一共有八个，都挂在几个角上——一楼挂了四个，二楼挂了四个。”

他们谈论着其他已经不复存在的建筑，回忆着峡口一带曾有过的地名和方位。其中多数是宗教盛行时代留下来的寺庙，在“文化大革命”打倒迷信的运动中已经被毁坏了。“如果要生孩子，就到送子娘娘庙上去，”一个人说道，“老年人一般爱去三圣显灵道观。读书人参加宫廷考试之前，先要去文殊菩萨庙拜一拜。农民们如果需要祈雨，会去龙王庙拜祭。”

现在，这些地方不过是留在人们记忆中的地名而已。就连烽火台废墟旁的十字路口都已经毫无意义了，因为现代的丝绸之路已经远离峡口村。新建的312国道从村子西边三公里远的地方经过，算是这个小村遭受的最后一次挫折，因为游客再也不会来这个地方拜访了。这里的人口已经减少到了四百，比改革开放初期的一半还少。大家都说，年轻人中学一毕业就走了。我问，有什么地方能够让我睡一夜，他们立马把我指引到了学校——那恐怕是村子里唯一保存完好的一幢建筑。

天气日渐阴冷，风也很大，不太适合支帐篷，天黑之前赶到下一个村镇的时间又不够。在峡口学校，老师们对我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他们说，偶尔有人在参观过长城废墟后，到他们那里借宿。老师们拿出一张轻便床，安排我睡在四年级的教室。跟中国乡下的大多数小学校一样，这间教室很干净，基本上没有什么装饰，里面空无一物，让我觉得它就像是一个旅行者之家。我不过是路过而已，学生们也是如此。到最后，新建的丝绸之路会把他们统统带走。墙壁上张贴着周恩来总理、卡尔·马克思、革命将领朱德的语录——这些话语激励着孩子们到南方的工厂寻找出路：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一个人有知识，才能变得三头六臂

人和机器一样，经常运动才能不生锈

《中国地图》上，甘肃的这一带有很多地名跟军事有关：龙头堡、老兵栅栏、丰盛堡。峡口以西，有一大堆地名跟马匹有关：马蹄庙、大马营、军马营一、军马营二、军马营三。所有这些地方距离长城都非常近，就在青藏高原附近的一个斜坡上，我打算折向那个地方看看。

跟河西走廊东部边沿的多数地方一样，峡口村十分干燥，满是灰尘。那是靠近沙漠的地方，不过，随着我往西行驶，地形有所改变。我爬行到海拔两千一百多米的高度时，基本上是荒芜的灌木地。一个小时后，我来到了一个草木繁盛的高地，海拔高度有三千两百多米。这些地方有融雪的滋润。在远处，我看见了喜马拉雅山那白皑皑的群峰之巅。一刹那，茫茫大漠的枯燥乏味变成了缤纷的五彩世界：春日的天空一片湛蓝，宽阔的草地一片葱绿。空旷的草地上，牲畜们在啃食嫩草，溪流从水田边上匆匆流过。这是一片大农场——宽广无边，喜迎宾客，恰似蒙大拿州的高原。

在军马营一，牛仔们正在把几百头牲畜赶进一个围栏里。那些马匹个头矮小，膘肥体壮，四肢稳健，四蹄踏过，如雷贯耳，仿若千军万马从人们眼前行进而过。牛仔们穿着军人制服：窄边帽，迷彩服，劳动衣，军用靴。我钻出City Special，一个人策马而至，灵巧地下了马，向我介绍了他的军衔——王佳艺班长。

“这个品种叫作山丹马，”我问起马种时，他向我这样介绍道，“个头不高，跑得不快，但耐力出名得好。拉东西很不错。”

山丹是附近的一个城镇，王班长介绍说，早在两千多年前，也就是汉代，当地人开始为军队饲养马匹。那个时候，帝国的主要对手是匈奴，世世代代以来，这个游牧民族一直威胁着中原汉人。要打赢他们，只有靠骑兵。因此，历代帝王们在河西走廊的这一带都建立了饲养基地。在过去，人们把这个地方称作御马营，几百年来，一直保持着这样的传统叫法。共产党执政后，把这些地名进行了编号，可还是饲养山丹马。在西部崎岖不平的地方，这种马匹用处很大。在中国的偏远地区，如新疆，国界巡逻仍采用骑马的方式。当地人告诉我，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支援阿富汗反抗前苏联入侵，向阿富汗提供了大批山丹马。

不过，即使在这样偏僻的地区，他们对于改革开放的巨大变化也无法免疫。那里地名虽然还叫作军马营一，照看的还是两千多匹马，然而王班长告诉我，他们也正处于私有化的过程中。“严格地说，我们不再归军队管辖，”他说，“几年前，部队就不再需要我们这里的马了。目前的马匹够用了。我们现在把马卖给其他公司，尤其是那些搞旅游的公司。有些领导说，我们也要开始搞旅游了。”

那极有可能是军马营一的未来命运——某一天，它会发展为城市游客的农场。同时，这个地方依然有些军队的感觉，每个人都穿着制服，没有多少平民生活的迹象。我到达场部的时候，那位主任十分紧张，要求查看我的护照和记者证。接下来，他似乎不知所措，让我赶紧开着City Special离开那个地方。

最近几周，随着我深入西部，我已经感觉到，当地政府对于外国人非常小心谨慎。在一个收费站，一个警察把我拦下来，把City Special彻底地检查了一遍——他甚至打开引擎盖，记下了发动机序列号。他没有告诉我，为什么那么担心。不过我明白，这一地区有军事设施。民族紧张也可能是原因之一，因为甘肃省是藏人的一大家园。

我知道，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停下来。参观过军马营一之后，我决定离开这个县，以免惊动警察。我往北行驶，快到午夜，才到了一个叫作高台的小地方。这个地方沿着312国道伸展开去，一溜狭长的地段上，到处都是汽车维修店、廉价餐馆以及卡车司机旅馆。在一个低洼地段，我找到了一家旅馆，十几元钱一张床。他们没有需要向警察上报的登记表，我要做的，就是用现款付清床位费。一个房间四张床，对着国道那一面有一扇窗户，墙上有一张荷兰风车磨坊的画报。

两位四川卡车司机已经占了两张床，他们来自内江。我在美中友好志愿者组织服务的时候，就知道那个地方。他们的解放牌大卡车装载的是儿童服装，即将出口到哈萨克斯坦。他们停在这里，是要对车辆进行修理——又一辆巨能王在甘肃省境内被打趴下了。我一进去，那两个卡车司机立马兴奋起来。

“你是不是来看另一个老外的？”其中一个人问道。

“什么另一个老外？”

“那个俄罗斯女人。”

“我不认识什么俄罗斯人，”我说道，“我是美国人。”

“哦，我还以为你认识她呢。她就在楼上上班。”

“她在楼上干什么？”

那个人的同伴笑了笑，回答道：“她是个妓女。”

哦，我的老天，我自言自语道。在甘肃的卡车司机旅馆，如果还有什么比这个四张床的房间还令人沮丧的话，那就是我知道了楼上有一个耍把戏的俄罗斯女人。

“要不要上去看看她？”那个人问道。

“算了，”我说，“我累了。我开了五个小时，一直没有休息过。”

“走嘛，去看看！她也是个老外，你们两个还可以聊一聊噻！”

我敢保证，她身上肯定有故事——也许是后苏联版的“嘉莉妹妹”，始于符拉迪沃斯托克，止于河西走廊，真是可怜之极。可我不愿意听这样的故事，也不愿意看见那位女子，那两个四川卡车司机只好作罢。在这张十几元钱的床上，我唯一想做的事情，仅仅是睡觉而已。

进了甘肃省，我车上的给他力喝光了。在宁夏境内的时候，我吃光了最后一块德芙巧克力，可乐早就没有了。在那些小镇上，根本就找不到这样的外国产品。苏打水没有了，我找到了“非常可乐”这个替代品。“非常可乐”有一句口号——“中国人自己的可乐！”——那既是自夸，也是警告。几周以来，我在咖啡和糖所形成的兴奋之巅向西行驶，到了河西走廊，疲劳和倦怠把我又拽回了地面。早上起来，我常常睡眼惺忪，衣衫不整；到了晚上，我又总是强打精神才能睁开双眼。我满身污垢——哪怕最周到的洗头服务也洗不干净。City Special的启动器已经更换过，但车里面满是沙子，巨能王的油泵在地垫上留下了一大摊污渍。搭车人乘坐的时候，后背远离座位，我不能责怪他们——这辆车正在变成一堆废铁。

车窗外，长城依旧，气势雄伟。我越往前走，这样的建筑就越震撼着我，既为它们的美丽，也为它们的坚守。它们那变色龙一般的品质极为出色——这些城墙沿着地形的轮廓线蜿蜒向前，附着在山脊之上，带上了土壤的颜色，因为年久，因为取材自本土。在河北，那些城墙跟当地的山峦一样陡峭而粗糙。在有些地方，你身处半山，却无法看清哪是岩石，哪是明长城。在黄土高原，山峦不再，取而代之的是布满台地的壕沟深渠。跟那块满目疮痍的大地上的其他东西一样，长城同样变得棱角分明。在鄂尔多斯沙漠边沿，那些屏障物看上去仿佛是一堆堆沙子。在河西走廊这儿，明城墙宛如一条色彩黯淡的蛇，在春日的阳光下伸展开去。如果这些建筑物在修建之初破坏了环境，那么随着岁月流逝，它的边角已经磨平，看上去跟周围融为一体，几成天然了。实在奇怪得很，人类曾经以为从月球上可以看见长城——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哪个人造建筑物，跟周围环境如此精妙细微地融合在一起。在有些地段，即使你就站在那个东西上面，也可能懵然不知。

长城的意义也颇有变色龙的性质，对它的阐释曾经随着时间和观念的不同而不断改变。20世纪初期，革命家和民族主义者孙中山先生赞美它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建筑成就。毛泽东把它描绘成近代史上全民抵御外辱的先驱。对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最伟大的作家鲁迅而言，那段城墙代表了中国文化里所有的糟粕。鲁迅把长城说成是“奇迹和诅咒”。他写道：“我总觉得周围有长城围绕。这长城的构成材料，是旧有的古砖和补添的新砖。两种东西联为一气造成了城壁，将人们包围。”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人占领了中国的北方地区。侵略者的士兵倚靠着长城拍下照片，为的是让人信服，他们占领了这片土地。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和弗兰兹·卡夫卡都根据长城编写过故事。在外国作家看来，长城一般象征着对外国人的恐惧，而中国人则觉得那是伟大文明的证据。由政府主办的《今日中国》甚至把它说成是多民族团结的象征——“与其说是屏障，不如说是河流”。长城的象征意义是一种流体，它表示什么东西都行，哪怕说成是蒙古人和汉人的合作也没有问题。

在学术界，历史学家们通常把长城说成是防御失败后修建的工程结构。美国学者亚瑟·瓦尔德隆考察了某一时期的明代长城，在书中做出如下总结：“即便在修建之初，从军事角度看来也毫无用处。”不过，他的研究仅仅局限于某一时期的某一部分长城，此外再无学者对它的历史做过真正有深度的追寻和研究。目前，对于长城真正有意义的研究是由学术圈外的人进行的。他们的背景极为广泛，既有我在山西遇到的乡村历史学家老陈，也有研究生毕业的外国人。不过，这类人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一般来说，他们都是男性，体格健壮。就传统而言，中国的知识分子少有这样的品质，然而这种品质对于探寻长城来说却是必不可少的。长城还吸引着一些偏执的人。独立的研究者必须是具有顽强意志的旅行家，需要充足的资源才能支撑自己的研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新的经济形势下，这是个很好的历史课题。政府顾不上，学术界忽略了，长城研究这个领域全靠那些自由的个体：历史就如同自由市场。

最终，他们几乎都走上了通往北京的道路。1984年，一个名叫董耀会的公用事业外线工辞去工作，跟另外两个同伴一起，花了十六个月的时间，不辞艰辛，徒步考察了横跨全中国的长城全线。在根据这一经历写成一本书之后，他来到了首都，并被录取进入古汉语课程的学习。后来，他促成成立了中国长城学会，该机构目前出版两种刊物，大力宣传对长城进行保护。另一个无师自通的专家是程大林。他最先是在一所体育学院读书，毕业之后，做了一个摄影师。他所在的新闻机构经常派他到长城上去摄影，因为他身体强壮，适于攀登。就他自己而言，他研究了明代历史，后来出版了八本书，既有图片，又有理论研究。英国地质学者和马拉松运动员威廉·林赛一时兴起，于1986年来到中国，花了九个月时间，沿着长城跑步或徒步行走，从甘肃出发，一直走到了大海之滨。后来，他定居在北京，出版了四本跟长城有关的书籍，成立了国际长城之友协会，旨在开展对长城的保护工作。

在中国最有名的学术机构北京大学，对长城进行高端研究的是一位警察，名叫洪峰（音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洪峰上过体校——他是个短跑运动员，同时也是跳远运动员——可他喜欢看历史书籍。由于差一点点资格没被大学录取，他成为了一名警察，后来分配的工作单位是北京大学。闲暇时间里，他到图书馆研究明代文献资料，徒步到最偏远的长城地段进行考察。他在一个专为长城发烧友成立的网站上发表文章，有些还属于重要发现。（例如，洪峰发现了一些明代文献资料，可以说明在修建北京附近长城的过程中，风水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在跟洪峰会面的时候，他告诉我，尽管就在北京大学工作，他却一直没跟那些教授们讨论过他的研究课题。“考古和历史系的学者们对长城不怎么感兴趣，”他说。

研究工作做得最彻底的，要数石彬伦。跟其他人一样，他也喜欢运动——在达特茅斯的时候，他加入了大学划船队，也加入了越野滑雪队。1990年，他来到中国，打算在北京大学攻读历史学硕士学位。在这里，他用中文写了一篇关于西汉时期某位哲学家的论文。之后，石彬伦决定放弃在学术领域进行职业发展，转而进入哈佛大学法学院，成为了常驻中国的顾问。几年之间，他把徒步考察长城当成了一种业余爱好。没过多久，他辞去了那份工作，决定潜心从事全职研究。他的目标十分远大：计划徒步走遍北京地区的每一段明长城，决心读完那个朝代出版的所有关于长城防御体系的历史文献。他做研究工作所需要的资金，全靠自己通过开讲座和到长城当导游来获取。

跟其他外国学者不一样，石彬伦已经找到一些证据，证明明长城实际上起到了防御工事的作用。1555年，数千蒙古人向北京西北边一个叫作水头的村子发起进攻。明王朝刚刚改进了水头村的那一段城墙，十分坚固，抵挡住了这一次袭扰。岁月长河中，这样成功的防御实例还有很多。在16世纪后半期的一份报告中，一位中国官吏对一次大捷之后的情景进行了描述：

那一天，我们把砍下的鞑虏人头挂在柱子上。兵士占宇从上面割下一片肉来，走到他的同伴跟前，说道：“这是袭扰者应得的下场。”另一个兵士赵翩从那死人的颈部割下两片肉，生吃掉了，同时还对他的同伴大声讲道：“我讨厌骚扰百姓、找我们当兵人麻烦的人，我要吃他的肉！”作为他们的上司，我很高兴我的手下这么勇敢和忠心。

世界上，没有哪个人对明长城的了解有石彬伦那么透彻。一次，我问他，这样的建筑物说明了中国的什么。“开讲座的时候，老有人问我这个问题，”他说道，“这说明中国的什么呢，中国是它的建造者呀？我的答案基本上是这样的：什么也说明不了。他们很有些失望。这个东西不过说明中国人曾经做了些什么而已。那只是他们进行自卫的一种方式。”

石彬伦讨厌把长城赋予象征意义，并加以利用。在他看来，长城已经变成了一个极其简单的隐喻，人们更愿意对它进行阐释，胜于对它进行调查研究。他认为，把某一个具体的建筑结构用来解释类似中华文明这么复杂的东西，是十分不公平的。“我怎么看它呢？那一带是边疆地区，经常容易受到攻击，”他说道，“他们只好修建了这样的边境防御体系。人们把它跟外交、贸易以及对蒙古领土的侵扰等联系起来。”

对明朝人来说，修建那些城墙不过是他们当时有些复杂的军事策略之一。可到了今天，人们很容易脱离当时的具体情境来看待这些防御工事。它们依旧震撼人心，每一名游客都可以沿着废墟走上几步。然而，要找到并读懂明王朝的档案，以及其他有关对外政策的详细资料，比这困难得多。

石彬伦继续说道：“人们常说，值吗？我可不认为当时的人会这么想问题。没有哪一个城邦国家说过这样的话：‘我们放弃这块土地吧’或者‘我们可以牺牲多少多少平民和士兵的性命。’账不是这样算的。每一个王朝都会设法保全自己。”

沿着明长城，我往西北方向行驶到了嘉峪关。这个城堡位于河西走廊的尽头，然后我继续行驶，到了敦煌。敦煌以其洞窟里的佛教艺术以及附近那一个个巨大的沙丘而闻名遐迩。可我还要继续驾车前行——一路上花费了那么多时间，我可不甘于在这样的旅游点闲逛。我进发到一个叫作肃北的地方，在一个检查站，警察拦住了我。路障设置在一个人迹罕至的十字路口，非常靠近青海省界。

“驾驶证，”一个警察非常严厉地叫道，同时他朝车子里面看了看，“哇，你从哪里来？”

“北京。”我回答道。

“你不是从北京来的！”

“我是美国人，但我住在北京。”

“看看这个！”他笑着对另外两名警察叫嚷道，“这家伙是个老外！”

三个人在City Special周围挤成一堆。他们看上去不过是些娃娃而已——几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瘦得皮包骨头，穿着的警察制服明显肥大。第一个警察查看了我的证件，大声说道：“看起来像是咱们中国的驾照！”

“就是中国的驾照，”我说道，“如果只有美国驾照，我也不敢把车开到这里来。”

“你还有美国驾照？”

我递了过去，几个警察传阅着——无疑，这是甘肃省境内检查过的第一本密苏里驾照。“来这里干什么？”一个警察问道。

“就是开着车转一转。旅游。”

“怎么学的中文？”

“我在这里住了好多年了。”

“你一定是个间谍！”他说道。另外两个警察大笑着，跟着帮腔：“他是个间谍！他开着车乱转，又会讲中文——一定是个间谍！间谍！间谍！”

几个警察笑得前仰后合，把驾照还给了我。好一阵，我才问了句：“我可以走了吗？”

“可以！当然可以！”

驾车离开的时候，我看了看后视镜，那几个人在路边推推搡搡，一边彼此拍打着，一边哈哈大笑：“间谍！间谍！”

一个多小时后，我到达了肃北。除了蒙古族和哈萨克族牧民的白色帐篷，一路上什么东西也没有。肃北县城也不过是在峡谷里有一排低矮的建筑物而已。在一个公共厕所附近，我停了下来。等走出来的时候，有一个人正在等着我。他只说了一个词：“身份证。”

那人个子矮小，皮肤黝黑，上唇长着几根稀疏的胡须——凭我的猜测，他是个蒙古人。他的要求令我吃了一惊，在我迟疑的当儿，他亮出了一块牌子：公安。他查看了我的护照，然后装进了他自己的口袋里。“这个地区不对外国人开放，”他说道。

“抱歉，我不知道，”我回答道，“没有人跟我说过。”

“有没有跟你说过并不要紧。这里没有开放。”

“我只是来旅游的，”我说道，“我马上就走。我不想给你们添麻烦。”

“你已经惹麻烦了，”他说道，“我们到所里去吧。”

我把City Special停在路边，跟他走了。我的心在往下沉，轿车会不会被扣留——我知道，曾经有外国人开车非法进入到管制区域，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不过，在中国遭到扣押后，很难预料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在这里，一切全看你是在什么地方，又是谁处理这样的事情。

到了所里面，一个女警官已经在等着我们了，他们让我在一张桌子前面坐了下来。那个男警察说他们最近扣留了一名外国人。“他是坐公共汽车来的，”他说道。

“后来怎么样了？”我问道。

“依法进行了处罚。”

“怎么处罚的？”

那个警察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他们两个人在一个文件柜里翻找着，抽出一摞纸。他们的动作很麻利，似乎这已经成了他们的家常便饭。我决定再求他们一次，让他们对我慈悲为怀。“国道下来的岔路口有几个警察，”我说道，“他们检查了我所有的证件。他们都没有跟我说肃北不对外开放，他们说我可以来。”

“他们当然说可以啦！”那个蒙古族警察反驳道。“那些家伙知道个啥？他们不过是交警！一文不值！”

对此，我很难加以辩驳。警察开始对我进行问话：蒙古族警察向我提问，女警察做记录。今天从什么地方来？这是你的护照吗？居留证呢？这是你目前在北京的住址吗？你在那里住了多久？文化程度？租车有收据吗？租金是多少？汽车租赁公司在哪里？昨晚在什么地方住宿？费用是多少？登记了吗？你的工作单位是什么？这样写对吗？你有博士学位吗？

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总喜欢回到我的教育程度这个问题上来。这令我有些不解——教育程度跟溜达到青藏高原的某个未开放县城到底有什么联系呢？后来我才豁然开朗，他们不过是在填写表格而已。上面有好多空格，有些空格涉及相同的问题。有时，我不得不把同一个问题回答上两三次。提问十分具体，十分详细，使得询问的效果并不太好。两位警察好像没有丝毫疑心，他们也没有向我提出什么开放性的问题，比如我计划要去什么地方，离家这么久，都做了些什么等。他们对City Special都懒得看一眼。那纯粹是填一堆表格而已，末了，他们直起身来，似乎大大地松了口气。

“你违反了我们国家关于外国人的法律，”那女警察对我宣布。她取出一本规章制度读本，指着第四十六条。“我们得处罚你。”

“怎么处罚？”

“罚款，”那男警察说道，然后两个人同时笑了笑。那种笑，是中国人的笑，它掩盖了窘迫。我自己也笑了笑。

“根据法律，我们可以罚你五百，”她说道，“不过，你是初犯，我们只罚你一百。”

那相当于十二美元。“谢谢，”我对他们说道，同时把钱放到了桌子上。他们一看到钱，立马紧张起来，两个人谁也不敢去碰那张钞票。“我得把我们的上司叫来，”那个女警察说道，并走出了房间。几分钟后，她又回来了：“我们不收现金。”

“为什么不收现金？”

“因为怕贪污。如果我们收了现金，没有人能够证明有多少钱。所以，你得把钱汇给我们。”

时不时地，共产党内部会掀起反腐败运动。不过，始终没有多大变化。然而，在甘肃省这个被人遗忘的地方，警察们却十分认真。那个女警察领着我到了外面，跨过街道来到中国农业银行。当时是星期天，于是她联系了银行的经理，专门给我们开放了柜台。我填写了一张表格，地址是那个派出所，写下了那个女警察的名字，把钱递了过去。银行经理说：“星期二就可以到账了。”对这样的效率，他似乎十分满意——只需要两天时间，那笔钱就会到达站在我旁边的这个女警察的手里。她似乎也很满意。到了街上，她跟我握了握手，并祝我一路平安。我发动City Special，掉了个头，回到了检查站。那几个交通警察还在那儿，穿着肥大的制服呆站着。我从他们身边开过的时候，他们高兴得哇哇大叫。

沿着一条小路，我行驶了五十多公里，进入到戈壁沙漠。在《中国地图》上，这一片区域留下的空白最多，一整页的版面大概只标出了十来个地名。其中有个地方叫作玉门关，汉朝时期，人们在这里修建了军事建筑。浇筑的道路通到这里就走到头了。

一条崎岖的土路继续往沙漠里延伸进去。现在，我的地图用不上了，因为上面根本没有任何标示。City Special在岩石满布的浅丘上颠簸不已。走了十五六公里，我来到了河仓城遗址，这条土路也到了尽头。在古时候，这里是一座有军队把守的粮仓，修建于两千多年前，专为在此驻扎的汉朝军队提供粮草和给养。在这周围的沙漠地带，帝国的西部边缘，汉人没有修建长城，只修建了堡垒。这里的地势十分平坦，一片荒芜，四五公里之外，我看到了另外的堡垒。沿着长城这条线，我走到了尽头——连绵不断的城墙像一条溪流，流到这里，变成了一个个堡垒，如同水龙头上刚刚关闭时滴落的几滴水珠。

河仓城一个人也没有。政府计划把通到这里的道路铺设成水泥路面，只是工程还没有开工，因此这地方仍旧一片孤寂。这座古老的粮仓十分雄伟，有六十多米长，围墙高达三米多，在一片灌木丛中拔地而起。有用夯土筑成的支柱，墙壁上有可以看见天空的小孔。在泥土搭砌的墙上，我发现了夹杂其间的稻草，那是修建时使用的原材料。这一带极为干燥，里面的稻草看上去仍然新鲜如初，实际上它已经在这里沉睡了两千多年。跟这一地区的其他城堡一样，匈牙利籍英国探险家和考古学家奥里尔·斯坦因在20世纪早期对这个粮仓进行了考证。他曾两次来到这里，带着沙漠驼队在此停留了数月之久。第二次来的时候，他实际上追踪到了自己第一次所走过的路线。在其中一个地段，他偶然发现了两排脚印，一排脚印是人留下的，另一排是一条狗留下的，而他也弄明白了那是他自己留下的脚印——七年前，他带着他那条忠实的狗达希二世从那里走过。他写道，时间在这片长期滴雨未下、没有流沙，也没有遭到侵蚀的土地上好像已经失去了破坏能力。

在城堡的墙根，我支起了帐篷。远处有一条小溪，小溪两岸是一片沼泽地，恰似一条绿色的彩带，镶嵌在这一片焦干的土地上。天空中却一刻也没有闲下来——蔚蓝色的苍穹中散布着几朵流云。半夜时分，呼呼的北风把我吹醒了。那风从戈壁滩上吹过来，一直灌进这座废墟里面。我躺在那里，听着那首曾经撩动汉朝兵士心扉的风之歌。

离开河仓城，我开始往回走。沿着215国道往南走，可以走出甘肃省，我沿着这条路走到了甘肃和青海的交界处。在边界上，在海拔三千六百多米的地方，有一处隘口。过了这个隘口，我就进入了青藏高原。堡垒不见了，烽火台不见了，长城不见了——那一切都被留在了后头。

这条道路刚刚修好，两车道，两边全是高高的岩石和泥土。时不时地，一两条标语打破了单调的路面：“危险！此坡容易打瞌睡！”有一个地方，政府部门在道路边上吊挂了一辆小轿车。车被撞得面目全非：前半部几乎被撞扁了，只剩下一扇车门，靠几块铁皮吊着。车子的后半部分涂着几个字：“四人死亡。”这一整部废旧小轿车竖立在几根离地四米多高的小柱子上，恰似小孩子用来待客的冰棍的翻版——汽车冰棍，叫人看了毛骨悚然。

在接下来的一个弯道处，有一块标语说明，此处已有五十三人死亡。标示牌上列出了几种速度，好像是菜单上的一个个选项：

时速40公里最安全

时速80公里很危险

时速100公里进医院

一路上，我看到两辆坏掉的大卡车。两辆车的司机站在巨能王边上等待同伴的返回，均拒绝搭车。其中一个卡车司机已经等待了两天时间。他问我，是否有食品和饮水，我从后备厢里取出最后两瓶水和最后的一点奥利奥饼干给了他。除此之外，一路上空无一物。西边，耸立着五六千米高的皑皑雪山。

接下来那一段两百多公里长的路上，我基本上没有看见人类居住的印迹。没有加油站，没有商店，大地一片荒凉，没有人会自找麻烦在这里刻写宣传标语。我好不容易遇到的第一个城镇，不久前刚刚被夷为平地。那座小镇看上去像是一处军事设施，成排成排的房子修建得十分整齐。曾经一度，这里一定驻扎过好几百人。而现在，它被废弃了——道道断墙矗立在高原之上，恍若那失落的帝国残留的踪迹。不远处，公路上分岔出两条土路来，一条向东，一条向西，指路牌上的地名念起来充满军事意味。向左，通往“建设”。向右，通往“统一”。深吸一口气，我径直往前驶去。

[1]
意为专供城市使用。——译者

第一章

拿到驾照那年，我开始在北京以北的农村寻找第二个家。空房子不难找到——有时候，我一连走过好几个被人遗弃的村庄。这样的村庄散落在燕山麓，紧挨着长城。这些地方一直很难种植庄稼，人们对外出务工的诱惑几乎难以抗拒。在有些地方，人们似乎离去得十分匆忙。石磨翻覆在地，泥土地板上散落着垃圾，房屋只剩下框架，与沉寂的墓碑比肩而立。土墙已经开始剥落——这些房子比明代的防御工事还要衰落破败。每当我看见这些空荡荡的村落，就会对自己说：来晚了。

我希望找到一个这样的地方，人们依旧在耕田种地，他们的生活节奏与农田时令合拍。在我的内心，隐隐约约有一种想法，想过那种隐居式的作家生活——从城市生活中悄悄地躲开，把手中的工作暂时放下来。有一阵子，我到密云水库那边靠近河北的地方搜寻过，那一带的道路仍旧是土路，路上跑的车子多是拖拉机。我有时开车过去，有时走路过去，都带着帐篷和睡袋。我靠着《中国地图》，沿长城的垛口标志在那些小路上穿梭着。

2002年春季的一天早晨，我和同在乡下寻找住处的美国朋友郭眯眯一起开着车出发了。我们走过了北京平原北边的小城怀柔，然后进入了燕山的山麓。在一处偏远的路段，我们顺路搭上了一个人。这老头穿着部队的制式服装，刚赶完集，正要回家。我们问他，那一带哪个地方的长城最壮观，他丝毫犹豫都没有。

“天华洞，”他回答道，“你们去那儿看看吧。”

那个地方因为石灰石悬崖上的一道裂缝而得名。当地人把它变成了神龛——里边摆着两尊佛像、一个装满香灰的香炉、一只盛着烂水果的盘子。在洞的上方，有一段长城，沿着山脊向上延伸到山顶，连接着一个巨大的烽火台。这里是北京以北的第一列山脉，在平原上拔地而起，海拔高度达到了九百多米。从烽火台那里看去，四周的景色简直令人惊叹不已：一边是薄雾弥漫的田野，另一边则是蓝灰色的层峦叠嶂。但是，吸引住我视线的，是西北方向上那一溜建筑物。这一溜建筑物位于一座小山丘上，完全与世隔绝——方圆几公里之内都看不见别的居民点。

我们从长城上走下来，上了车子，在一条土路的尽头找到了那个村庄。那个地方叫作三岔。一个小时之内，几个当地人引领着我们看了两处空房。月底，我们签订合同，把其中一处租了下来。那所房子有三个房间，一个烧柴的土炕，几面土墙上糊着过期的《人民日报》。边上有一间厕所。房子有电，还有电话线，水是直接从山上引下来的泉水。每个月的租金是三百六十元——我们一人付一半。门前是一大块用来碾晒庄稼的土坝，从这里可以看到长城。从谷底顺着长城爬上坡去，便是砖砌的烽火台，它再顺着起伏的群山蜿蜒前行，直到消失在西边的地平线上——向西便是黄土高原、鄂尔多斯沙漠和河西走廊。过去，每当看见长城，我就禁不住想要前来参观游览。而现在，我从三岔就能看见它。于是，我对自己说：这就是我想住的地方。

三岔从来就是一个小村子。近几年，这个村子的规模变得更小了。20世纪70年代，村子有三百来口人，目前还剩不到一百五十人留守。尽管位于山坡上的上村——也就是那条弯弯曲曲的土路的尽头——也有几栋房子，而且我们就是在这里租到了房子，但多数人居住在下村。政府把上半部分称作“水泉沟”，当地人则把整个地方都叫作三岔——他们并没有对这两部分加以区分。几十年来，这个地方一直处于衰败状态。“文化大革命”期间，当地的佛教寺庙被毁掉了，一起遭到损毁的，还有散落在群山之间的小佛龛，却一直没有人愿意把它们重建起来。20世纪90年代初期，这儿的一所学校关闭了。村民们都没有买车，也不用手机。没有餐馆，没有商店——想找个花钱的地方都没有。每隔一两天，会有个小贩开着敞篷货车从沟里上到这里来，车上装着大米、面条、肉，以及其他简单的日常用品。到了秋天，另外有卡车开上来收购村民们手里收获的东西。在上村，所有车辆都停靠在那条死胡同土路的尽头，那里进行了拓宽，用于停车。那块土坝子代表了当地的全部经济活动——完全是一种停车场经济。

当地居民的年收入在两千元左右。这点收入差不多全来自果园：山中生长的核桃、板栗、杏仁等。他们把这些坚果全都卖了，栽种的其他东西则当作食物。人们养鸡，喂猪，种着玉米、大豆，还有蔬菜。周围这一带极其干燥，水稻种不出来，连小麦的长势都很差。偶尔，如果某位村民运气好，在山上还能逮到獾或者野鸡。附近还有野猪——长着长长的獠牙，厚厚的皮毛。

北京离这儿不算太远，车程只有一两个小时。可在那个时候，城里人很少到乡下来游玩。汽车数量已经开始迅速增加——2001年，北京市新发放了三十多万本驾照，比前一年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但人们很少长距离地开车游乐。有时候，有一两个人开着车冒险来到了通往三岔的小路。有时候，一群正儿八经的徒步旅行者会来这里，攀爬那段尚未修复的长城。不过，就多数周末而言，我和眯眯是这个村子里唯一的外来者。村民们对我们还不太了解——他们只知道，我是个作家，在中国生活了多年，而眯眯是个美籍华人摄影师。但在那之前，并没有先例，没有哪个城里的年轻人愿意来农村打发时间。几个邻居常常会走过来，想好好地看看我们。跟中国的农村人一样，他们进屋之前懒得敲门。他们会把我们那碾晒庄稼的坝子巡视一番，往每个窗子里面瞟上一眼，并且把我们带来的行李捣鼓一番。有时候，我走到土路尽头的停车场，看见两三个村民正在围观我从城里租来的小轿车。他们的眼神里满是慈祥：表情平静，双手背在身后，低着头似在祈祷着什么——仿佛对着捷达轿车肃然起敬。

有一次，我一个人去村子里。我正坐在桌子边上写作的时候，感觉有人在观察着我。我转过头，差点叫出声来——屋子里竟然站着一个人。那也是个邻居，是个六十多岁的白发老头儿。他脚上穿着布鞋，因此，进来的时候一点声音也没有。他的脸上带着微微的笑容，以及人们看电视时那种茫然的眼神——即便我转过头来，他的眼睛仍然没有眨一下。那是中国人盯着别人看的时候，眼神里难得一见的优雅：如果某个人正在盯着你看，又被你察觉了，他从来不会不好意思地扭头看别处，对于这样公然表现出来的好奇心，你不得不表示佩服。一时间，我们两个人谁也没有开口说话。

“嗨，”最终还是我开了口。

“嗨，”他也应了一声。

“吃饭了吗？”我问道。这是中国打招呼的惯常用语，不需要进行回答。

“你吃了没有？”他也问道。“你们国家现在几点了？”

“现在是晚上，”我说，“有十二个小时的时差。”

他笑了笑——乡下人对时区这个东西总是非常入迷。又停了一下，他指了指当头的那个房间。“你这儿有一铺炕，”他说道。

“是的。”

“有一张桌子，”他说。我站起身来，领着他看了看屋子的情况，他全程都在做着结论，以示批准。（“这是厨房。这是灶，这是饭桌。”）事实上，从搬进来到现在，我和眯眯都很少进到那些地方去。之前的住客是一对年轻夫妇，他们刚离开村子，进城打工去了，先前的装饰仍旧挂在墙上。这两个人一定是古装剧《还珠格格》的粉丝，因为他们在墙壁上挂了一张电视剧画报，画报上那些刚出道的小明星穿着清代的丝绸罩衣。还有一面墙上挂着一对双胞胎小男孩的大幅画像，这在农村是十分常见的装饰画，对新婚夫妇来说尤其如此。生双胞胎有点像买彩票中大奖——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是唯一可以合法拥有两个孩子的一种方式。我这套房子原来住着的那对夫妇没有那么幸运，不过，他们还是生下了一个非常健康的小男孩，很多人要求的就只有这么多。其实就连那张画像上的双胞胎也不是真正的双胞胎：不过是把一张画像复印一份并反着放在一起而已。每天早上，当我醒来的时候，我所看到的是：被PS图像处理技术编辑过的无名小男孩画报，又被离乡进城打工的年轻夫妇丢弃在这里。

我没有把那张画报取下来，因为眯眯和我都决定，不改动那个房子的东西，至少在我们刚搬进来的时候不改动。地板是水泥地板，屋顶上还有小洞。在茅房里，两块石板中间留着个小缝隙，算是蹲坑。夜晚，我常常被墙壁里面的老鼠吵醒。每当月圆的时候，这些家伙尤其活跃。在那样的夜晚，我能够听见它们把核桃滚到屋顶的秘密仓库藏起来。不过，眯眯和我都不想显出一副阔老外的架势，所以，我们让屋子里的所有东西都保持着原样。那也是我们订好的计划：保持低调。因此，当那条死胡同小路上第一次出现警车的时候，我们俩着实吃了一惊。

两位警官穿着制服。他们从最近的沙屿派出所赶过来，那个村子稍大一些，位于十来公里之外的一个山沟里。警察一般不会到如此偏僻的小地方来，除非有什么麻烦事，而且这两位警官非常清楚该往哪个方向走——径直地朝着我们的房子走过来。他们提出要查看我们的护照，还记下了我们在北京市的住址。然后，其中一个人向我们公布了坏消息。

“你们不能留在这里过夜，”那位警官说道，“白天来没事，但晚上你们一定要回北京去。”

“为什么晚上我们不能留在这里呢？”眯眯问道。

“为了你们的安全着想。”

“可是这里非常安全啊。这里比北京还要安全。”

“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那人说道，“万一出了什么事，那就是我们的责任。”

两位警官很友善，但也很固执。于是，那天晚上，我们离开了小村子。我们第二次来的时候，事情还是这样。我们的房租是通过当地人魏子淇经手的，他后来给我们解释了原因。每次，我们一到三岔，其中一个邻居就把警察招来了。

“还记得你们第一次来这里吗？”魏子淇问。“你们看了两家人的房子：这一套，还有另外那个人的一套。就是他通知了警察。”

“他为什么要那么做？”

“因为你们没有租他们的房子，”魏子淇说，“他很生气。”

我们住的那个地方，村民们多是亲戚，那位告密者跟魏子淇一个姓：他们是同一个曾祖父的后代。不过，关系并不太亲近。我问魏子淇，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马上就反应过来了。“我给你举个例子，”他说，“在山上，有些树是不能砍来做柴烧的。即使树死了，也不能砍，这当然没有任何意义。所以，人们不管那么多。但有时候，那个家伙就会打电话给警察报告这样的事情。他就是那种人，爱找麻烦。”

那还是我第一次听人描述一个人的时候，说起柴火这类事儿，可这样的人谁没有碰到过呢？的确，我们跟他打了几次交道就觉得该对此人保持警惕。他四十好几，那张脸本来很好看，但他盯着你看的眼神让人感到有些局促不安。他的眼神里有算计的成分——不像别的村民那样公然表示出好奇。尽管有时候听到他粗声粗气地跟他老婆说话，但多数时间我都看见只有他独自一人。他老婆有些焦虑不安，还带着一点神经质。每次我在村里的小路上遇到她，她都要挤出一丝不自然的笑容，结结巴巴地说得很快，我根本就听不懂她到底在说什么。其他村民告诉我，她脑子有病。还有村民觉得，她是被鬼魂缠上了。一天晚上，我一个人呆在屋子里，突然听到外面有响声，便出去查看。在晒坝边上，有什么东西在暗处弄出攽攽怌怌的响声。我打开手电一看，正是那个女人。她在那里叽里呱啦、语无伦次地说着什么，然后急匆匆地消失在黑夜里。别人都没有那样的反应——他们如果想来看我，直接过来盯着我看就是了。那天夜里，我躺在床上，难以入睡，只得聆听着外面树林里的风声。从那以后，我在家门附近再也没有看见过那个女人。

我们本来也可以从她丈夫那儿租房子，那可能也是解决问题的最简单的办法。他的房子非常糟糕，地板是泥土筑成的，墙壁被烟熏火燎过。不过，租金很低，我们本来可以把钱给他，然后让房子空着都行。不过，那样似乎就开了个很不好的先例，只会让我们跟邻居之间有做不完的买卖。我和眯眯把那人叫作搅屎棍：他总把村里的事情搅得一团糟。于是，他把沟那边的警察招引了过来。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去赢得那些警察的信任。我们经常到那边的派出所去坐一坐，有时还给他们一些小礼物——中秋节的时候给他们几个月饼，春节的时候给他们买点水果，带几条香烟。眯眯的父母住在北京，开着车把他们的头儿，还有另外几位领导拉出去好好地吃了一顿午饭。我跟一个律师朋友说起过这件事，他给我看了报纸上的一篇文章。文章说，外国人只要到当地登个记，就可以到乡下居住。我把这事给其中一个警官讲了，后来就形成了一项制度，只要我们每次去之前通知他们一声，他们就同意我们在那里住下来。最终，事情就是这么个样子——我们定下双重保证，保证遵守所有的规章制度。中国的警察有时候也许有些粗野，但实际上，他们跟这个国家所有的人一样，讲求实用主义。多数情况下，他们的主要目的，就是不要让自己承担任何责任。一连几个月，那根搅屎棍总要给警察打电话，但是到后来，警察们终于告诉他，不要再做无用功了。

一开始，我对这个村子的了解，完全是通过魏子淇。尽管房子不是他的，可房租的事情还是他帮我们搞好的。房主是他的侄子，两口子已经搬到城里去住了。魏子淇那一代留在三岔村的没有几个，他便是其中之一——二三十岁的人差不多都离开村子了。这帮人从小生活在贫困的农村，到他们长大成人的时候，亲眼看见了改革开放给城市带来的巨大变化。因此，让他们选择离去，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情。魏子淇告诉我，他的家里原来很穷，经常要吃榆树皮——村民把那玩意儿跟玉米混在一起，做成面条。

1987年，读完高中之后，魏子淇跟他的同学一起离开了三岔。他在北京郊区的一家工厂找了个活儿，是在流水线上生产电视机所需要的电容器。一年之后，他转到了另外一家工厂，生产纸板箱。然而，他从来没有喜欢过工厂里的这些工作，也看不到干这些活有什么前途。“每天都做同样的事情，”他曾经对我说过，“如果你进了厂，就站在流水线上的同一个位置，一点变化也没有。”魏子淇天生聪明，但受到的正规教育极其有限，对他这样背景的农村人来说，面临的选择少得可怜。如果他是个女人，机会可能会好很多——在中国，稍微精明一点的女人，哪怕读的书很少，也常常可以做做会计或者秘书。在工厂里，如果从这些位置上干起，她们也能一步一步地升上去。但是，对于读书不多的男性来说，除了流水线，基本上没有别的选择。他们常常在建筑工地上打工，或者去当保安。后来，魏子淇到另外一家工厂当上了保安。可是，过了一两年，他觉得干这个工作对他来说没有任何出路。

也许，身体条件也限制了他。在中国的工厂里打工，外型很重要，尤其那些在文化程度上要求不高的工种更是如此。招聘工人的时候，他们常常要求应聘者达到一定的身高要求：稍微好一点的公司要求应聘保安的人员身高至少达到一米七。魏子淇的身高只有一米六七，脸上有着农民那种粗糙的皮肤。他的胸部很粗壮，两腿粗短有力，双手因做农活而满布伤疤。他看起来就是属于三岔这个地方的人，这也是他最后回归的地方。1996年，在城里打了九年工之后，他回到村子，分到了其他外出务工人员留下的土地使用权。他弄了两百来棵核桃树和板栗树，在小山包上还分散种着一片杏子林。他有老婆孩子，还要照料一个弱智的哥哥。他们家的收入不算多也不算少：一家四口每年有一万六千来块钱。我和眯眯的到来并没有给他带来额外的收入，因为租金全都交给了他那住在城里的侄儿。

魏子淇儿时的伙伴差不多都外出了。他曾经上过的那所学校已经关闭，从前的十一个同学里，还有三个住在村子里。他那几个身强力壮的手足们——两个哥哥、两个姐姐——都已经离开了村子。他走的路有些不同寻常，但他不把这看成是退缩。在他的心目中，他所在那个村子的命运还没有走到尽头。他相信，终有一天，留下来肯定会有好处。他还梦想着，除了种庄稼，可以干点别的什么事情。每次他去最近的城市——怀柔——探访那些搬到那里居住的亲戚的时候，他都要留意，看能不能找到什么经商的点子。

在怀柔这样的小城镇，到处都有经商的可能，因为这儿的很多创业者最初都来自乡下。大街上，有人散发传单，鼓吹着一个个直销方案。建筑物的墙壁上喷涂着各式各样的广告，内容有培训课程、上门直销产品、一夜致富秘诀等。即便是电视节目，也给他提供了一些经商点子。他每次去怀柔的时候，都要去找那些亲戚，因为他们的家里安装了闭路电视，而他尤其喜欢中央电视台的第七频道。其中有些节目是专为满足那些弃农经商的观众的需要，经常会讲述一些农村人创业成功的实例。有一天晚上，在怀柔，魏子淇碰巧看了中央电视台第七频道关于养殖水蛭的一个节目。节目主持人采访了几个河北农民，他们把养殖出来的水蛭卖给了中药加工厂，用来治疗麻痹和瘫痪。据估计，那几个水蛭养殖户一年赚了两万四千多元钱。看了节目后，魏子淇给电视台打去了电话，要求提供更进一步的信息资料。

2002年，他第一次作出了经商的打算。他去怀柔参观了三个养殖水蛭获得成功的农户，然后从他的侄儿和邻居那里找到了投资的本钱。他们三个人一共筹到了四千五百元钱。魏子淇拿出一部分资金，在他的房子边上修了一个小水泥池子，然后便一个人去了通县。这次旅行也是他迄今为止走得最远的地方：一共坐了四个小时的公共汽车。通县有一个水蛭养殖场，魏子淇参观了那个地方，然后花两千元钱购买了两千条水蛭幼苗。他把这些幼苗装在两只大水桶里，坐长途汽车回到了家。

那个月，无论我什么时候到村子里去，魏子淇都在忙着管护那些水蛭幼苗。他捣鼓着水泥池子，搅动着里面的水，查看那些幼小的生命。那些小生命十分细小，看上去就像书法家们使用的毛笔尖儿。一开始，它们聚集在池水的上面。每一天，魏子淇都要用新鲜的鸡血、羊血或者猪血喂养它们。他对我说，打算今后把这些东西卖到安国县的中药厂。可是，两个星期之后，池子里的那些毛笔尖开始减少了。他拿不太准那是怎么一回事：也许是温度太低，也可能是水池太深。但是，没过多久，所有的小生命都死了，投资的本钱也没了，那也是魏子淇这个水蛭养殖户职业生涯的终点。

水蛭之后，是安利。安利这个公司，在中国，尤其在小城市的知名度越来越高，怀柔有个人给了他几张广告传单。一段时间里，他正儿八经地考虑过这个问题。过了一阵，他觉得他们那个村子太小了，实在没法做直销。很快，他又对一家自称为Worldnet（“互联网基金”）的中国公司产生了兴趣。魏子淇在城市里得到了几张广告单，他给我看了其中的一页，问我是怎么想的。我跟他说了实话：那玩意看起来就是个不折不扣的金字塔传销骗局。

不过，他慢慢地谈到了旅游业。他知道，北京那些买了车的人不怎么跑到乡下来打发时间，但偶尔也有一些人来到长城的八达岭和慕田峪这样的旅游地段进行参观。他觉得，随着这些驾驶员的辐射传递信息，更多的人会来此进行探险活动，人们终究会来到三岔这样较为偏僻的地方。在他看来，村子里应该开发出具有自身特色的东西来。于是，他在空闲时间里把各种可能的特征都做了记录。他把这些东西写在一个练习本上，还给这些东西取了个名字——消息。这样的消息主要是一些关键的数据，例如海拔高度和温度变化幅度。他还列出了当地的一些标志性景点：龙头山、鹰嘴岩等。魏子淇对当地的长城和行走的路线进行了简单绘制。我很少遇到哪个中国人如此专注于对周围环境的查勘，这在乡下尤为罕见。除此之外，唯一的一次是我在山西省界处遇到的那个地图绘制者，那个姓陈的老人对当地的长城进行了一番研究。不过，魏子淇感兴趣的是生意，而不是历史。在其中一页纸上，他写满了可以用于开客栈的名字：

1.农家休闲花园

2.和平幸福山村

3.三岔农家乐园

4.甜水农家别墅

5.大自然山野农家别墅

6.三岔植物园

7.三岔大自然农家休闲乐园

8.自然生态休闲农家别墅

9.自然生态植物乐园

10.自然生态村

名单之后，他列出了经商计划的要点：

如果一家出一点点钱，我们的院子就可以接待游客了；如果有大老板投资我们的项目，就可以把全村改变成乐园，游客可以来这里旅游观光、欣赏自然风光、爬长城、吃农家饭、采摘山上的野果蔬菜。

不过，魏子淇看起来不大可能在三岔找得到商业伙伴。其他人都没有这样的兴趣，有这种抱负的人大多在很久以前就离开了村子。他的雄心壮志多少显得有些孤掌难鸣。不过我看得出来，我和眯眯从大城市来到这里，给了他不小的触动。我们能写能拍，这让他十分中意。他对于外面的世界的提问颇有深度，这在村子里并不多见。即便是十分常见的话题，比如美国的时区问题，如果由魏子淇提出来，会变得分外有趣。有一次，他在美国的时区问题上不住地问一些非常细微的问题。末了，我只好跟他这样说，如果你从北京飞到洛杉矶，由于国际日期变更线的缘故，到达洛杉矶的时间会早于你离开北京时的时间。一下子，这个人沉默了。他在一张纸上画了些竖直的线条，又画了一根横线把它们串起来。他十分费劲地琢磨着那幅图画，直到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那之后，我经常听到他给其他村民讲解北京飞往洛杉矶的事情。那些人似乎一个也听不明白——他们只是点点头，双眼露出迷惑的神色。

魏子淇也是三岔村读书最多的人。1998年，回到村里之后，他参加了法律函授课程的学习，因此收集了三十多本法律书籍，大多数都可以当作改革开放时代的法律指南：《经济法》、《国际法》、《中国宪法纵览》、《常用法律法规集成》等。这都是些新书，但也反映了中国农村地区的一种传统。早在17世纪，农村就有了印刷而成的书籍，稍微识点字的农民常常把这样的书籍当作指南，教会他们怎样写一些简单的法律文书。我和眯眯刚一打算租下那套房子，魏子淇就查询了一本叫作《现代经济合同》的书籍。那是一本廉价的平装书，书的封面是一面欧盟旗帜，叠加在香港的地平线上。以这本书为蓝本，魏子淇手写了一份合同，共有十一个条款，其中采用的全都是正规用语：“甲方向乙方提供的私有住房（含厨房）位于怀柔县渤海镇三岔村水泉沟。”合同指出，我们签订的那份协议“基于互利原则”。合同第六条规定，我们不得把房屋用于“储藏非法的易燃易爆物品”。

村子里没有几个人像魏子淇那样跑过一些地方。从这里到哪里都不容易，因为没有开到三岔的公共汽车；山路太陡，自行车又骑不了。如果当地的村民们要进城，他们得先步行走到五公里之外的东台，去坐小公共汽车。从那里开到怀柔需要四十五分钟，然后再坐一个小时的车才能进北京城。村里的好些村民还没有看到过自己的首都。村里有几位裹脚的老太太——她们属于上一代人中的极度不幸者，双脚从小就被毁掉了。一次，眯眯和我前去拜访一位裹脚的老太太。那位老太太已经八十二岁高龄，脱了鞋，正在炕上躺着。她穿了双薄薄的尼龙袜子，畸形的双脚清晰可见，几个脚趾紧紧地扣着脚底，宛如一个个愤怒的小拳头。她告诉我们，八十年间，她从未去过北京。我问她想不想去，她点了点头。

“但我去不成，”她说，“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晕车！”

最近，她吃了些晕动药，到怀柔去看了她的家人。那是她第一次去到有一定规模的地方，我问她有什么想法。“不错，”老太太这样说了一句，便再无下文。她生长的那个村子跟三岔隔着好几个山头，走路的话要一整天。我问她，三岔过去是什么样子，她直言不讳地跟我讲了起来。“这个地方没什么有趣的东西，”她说，“住在这样的大山里，并且还在一条深沟里——那可能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嘛？”唯一提得起老太太兴趣的话题是她的孩子们，以及他们的不是之处。她的孩子们都已经离开三岔进了城，很少回到这个地方来看看。现在的年轻人都那个样子！他们全都是些自私的家伙！没有人管我们这些老年人！类似的抱怨似乎使老太太感觉很幸福——她躺在炕上，支着畸形的双脚，嘴里谴责着年轻人不照顾老年人，脸上呈现出一片安详的神态。

有时候，三岔人如果要到很远的地方去，还得依靠双脚或者驴子。如果要往北去，更得如此。村子的名字就是“三个岔道”的意思，因为这个居民点位于三条向北发散的峡谷的交叉点。每一条峡谷里都有一条小路，直接通向山上的隘口：一条小路通往岔石口，另一条通往海字口，还有一条通往黄花镇路，这几条小路均跟一段废旧长城交叉而过。这段废旧长城采用巨大的天然卵石干砌而成，汉人在这个地段修建的防御工事没有用砖块和灰浆，其年代也不为人知。明代晚期的文献也仅仅把这一段长城称作“老长城”。在这几个隘口往北几公里的地方，也就是在海字口和岔石口峡谷里，还有一段石砌防御工事。这个地区曾经被布下一重重的防御体系——三条相互平行的长城之间的间距仅有八九公里。三岔处在正中间位置上，南面有一道长城，北面有两道长城。

在岔石口，也就是第二道防线过去，魏子淇有几个亲戚。有时候，他一大早就得出发，步行穿过那个隘口。如果要带的东西很多，就得准备一头驴子。傍晚时分，在结束了一天的写作任务之后，我常常会沿着那几条小路走上很长一段路。那是些岩石小路，在一片片果园之间蜿蜒穿行，沿途经过的几个居民点十分偏僻，早已没有了人烟。在通往海字口的路上有一个地方，这儿的人们已经离开了十多年，房屋的石砌基脚上长满了核桃树。几块磨石掩映在路边的杂草堆里——人们的劳作改变了这个地区的面貌，那几块磨石则是跟劳作相关的最后几件文物。

不过，在通往黄花镇关的路上，还住着一个人。在几条小路中，那条小路上走过的人最稀少。到了夏季，灌木生长起来之后，那个关口也很难找得到。到20世纪90年代，这个山谷里还有两处成片的房子。人们根据那儿的几家住户取了地名：一处叫作马家地界，另一处叫作李家地界。我刚搬来三岔的时候，李家地界已经没有人烟了——只有五六栋房子空荡荡地立在那里，纸糊的窗子已被撕破，在微风中上下摇曳。而在另一处居民点里，还住着一个名叫马玉发（音译）的老人。当地的干部给他在下面山谷里的养老院安排了一个房间，但马玉发不愿意去那里住。尽管这么大年纪了，他还在种地。他跟干部们讲，等他老得做不动了，就躺在炕上等死。

一天早晨，我沿着那条小路徒步行走，看见马玉发正在给他的驴子喂水。当时正是二月份，他穿得十分严实，借以御寒。他穿着黄色棉裤，一件缀满补丁的军用外套，以及经过反复纳线的棉布鞋。那身旧军服给人一种逃亡者的印象——一个在丛林里躲藏了几十年的士兵，懵然不知战争早已结束。可他的五官却长得非常标致，有两道又浓又黑的眉毛，只是跟当地出产的核桃一样起了皱纹。他告诉我，他已经七十多岁了。于是，我问他是哪一年出生的。

“那啥谁知道？”他鼻子里哼哼着说道。

他请我进屋去喝一杯茶，于是，我们穿过了马家地界上的那些废墟。他指给我看那两处石头砌成的基脚，上面长满了小灌木。“这里原来住的人都姓马，那边住的人都姓赵，”他说，“十年前就搬走了。”我们又走过一栋早已变成废墟的房子。“住在这儿的人也姓马，是我的叔叔。”马玉发哥哥家的房子依然挺立着，不过里面住的人也早已搬到了怀柔。大门旁边，放着一具手工做成的棺材。“他死了，就用这个来安葬。”马玉发说。

马玉发住的土墙房子只有两个房间，里面没有电话，也没有电冰箱。他跟我说，每一天，每一餐，他吃的都是玉米粥，还有面饼。“人年轻的时候要吃肉，老了就不用吃肉了。”他说。翻过山口，走上六公里的山路，就是海字口，那是离这里最近的商店。他上次赶着驴子去那儿是在十二月份，也就是两个多月前，他打算四月份再去一次。他需要的东西不多：一年也就去那么几次，买点玉米和面粉，秋天的时候赶去把核桃卖掉。除了出这几次门，他跟任何人都没有来往。他一年的收入也就一千六七百块钱。严格地说，他算是个北京居民——跟中国众多的城市一样，首都的辖区边界也一直延伸到了农村地区。在没有遇到马玉发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象过，在一千三百万人口的大城市里，竟然还有人过着这么孤苦伶仃的日子。

我们坐在炕上，喝着茶，他也讲起了他的过去。他还记得1949年共产党所取得的胜利，不过他说，那对他的生活影响不大。“我们实在是太穷了，胜不胜利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他说。他没有上过一天学，也不识字。他一直没有结婚。“没有人愿意嫁给生活在这个地方的人。”他说。他有一部收音机，一台电视机，还有一副不值几个钱的碟形天线。不过，他肯定没怎么看新闻。我问他，谁是中国最大的官儿，他想了想。

过了好一阵，他才说道：“胡耀邦是我们的领袖吧。”事实上，胡耀邦一直未能成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尽管他在1981年升任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1987年，他辞去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一职。两年之后，他的逝世引发了学生的抗议活动。那些事件在当时也许震惊过全世界，可在马家地界上没有任何意义。

马玉发对时间问题尤其清醒。屋子里的墙壁上挂着三副挂历，其中两副有撕掉的纸页，显示着正确的日期。已经用过的那些纸页没有扔掉，他把那些小小的四方纸片整整齐齐地码放在一只盘子上。他还有一只闹钟，秒针走动的时候发出滴答的响声。我在炕上坐的时间越长，那只闹钟的滴答声就越让我感到不安。于是，我为那杯茶向他表示感谢，走出了屋子。外面，群山依旧静默无言——抬头看着辽阔无垠的天空，我心中感到无比的释然。

回到住所，从窗边的书桌看出去，我的视线越过山谷，看着那顺山坡往西伸展过去的万里长城。那也是我的归隐之地——只要我感觉想要逃避城市、逃避写作的时候，就会去那里。我喜欢聆听小村子里面的各种声音，村子如此静谧，每一种声音听起来都是那么清晰，那么独特。风吹得我房子外面的核桃树叶沙沙作响，偶尔还会传来驴子的嘶叫声。一天三次，早中晚各一次，村子里的大喇叭会定时响起。里面会播送一些本村的通知事项、县里的新闻、全国的大事，所有大大小小的事情糅杂在一起，党的话语在深深的沟谷里回荡着。小贩的卡车一到，我就会听见村民们聚集在小路尽头的临时集市上，叽叽喳喳地谈论着什么。除此之外，几乎没有别的声音了，连孩子们玩耍的声音也很难听到。

上村只有一个孩子。我的住屋四周总共有十五栋房子，不过有孩子的家庭基本上都搬走了。只有魏子淇和他的妻子曹春梅（音译）抚养了一个小男孩，名叫魏嘉。在我认识的人当中，他年纪最小，只有五岁——他的体重只有二十七斤，他的妈妈常常为他的身体焦躁不已，因为他太挑食了。不过，他这样瘦削的个子力气却很大，是我在城市的孩子身上很少见到的。从四岁开始，魏嘉就在村子里无拘无束地到处闲逛，连山上的小路也很熟悉。他的平衡性极好，还能无休止地打闹，好像从不感到疲倦似的。他从来没有哭过。好像是一个九岁小男孩的坚毅与机敏被挤进了一个三岁小男孩的身体里。所以，我总也无法抑制自己，要跟他追逐打闹一番，或者把他抛到空中又接住。他管我叫“魔鬼”——有一段时间，他的爸爸妈妈总要提醒他用恰当的称呼，表示对大人的尊敬。于是，我就成了他的“魔鬼叔叔”。

魏嘉经常到我的房子里来，如果我正在写作，我会叫他一个人安静地玩，不要打搅魔鬼叔叔。作为村子里唯一的孩子，他已经学会了自娱自乐。有时候，我连续写上一个小时，都忘了他还在我的屋子里。他没有玩具，于是，他会对周围碰巧找到的任何东西现编台词说上几句：一把生了锈的耙子，一只打破的盘子等。有一次，他在我那碾晒庄稼的坝子上独自玩了一个上午，把那辆旧了的独轮车翻出来，又找来几个空啤酒瓶子，假装在那儿驾驶小贩卡车。眯眯和我带着朋友来到村子里的时候，他们会把一些玩具当作礼物送给魏嘉。“简直是浪费，”有一次，他爸爸这样说道，“他只会往坏了整。”那是实话——小男孩对真正的玩具显得很生疏，无一例外都把它们整坏了。每当他得到一件玩具时，他会站在上面拼命踩，或者把某个部件使劲扭动，直到“啪”的一声坏掉。玩具被整坏之后，他好像一点也不着急：对魏嘉来说，玩具就是一种不具有持久性的资源。如果运气好，碰巧得到一件玩具，那就应该趁早享用。

小男孩的脸滚圆滚圆的。他有一头黝黑的短发，一双细小的眼睛，一笑起来就会熠熠生辉。他那两只耳朵长得很奇妙——这也是中国小男孩身上最招人喜爱的特点，他们的双耳向外伸出，使他们具有了一直受到惊扰的表情。魏嘉的父母亲的长相都说不上好看，但这个小孩子却长得很帅。有时候，如果我想要惹一惹眯眯，我就会把他拿来夸奖一番。

“魏嘉长得太好看了，”我会这么说。

“很丑啊，”他的妈妈会马上接过话头。

“他很聪明啊。”

“很笨，”她说，“一点都不聪明。”

“算了吧，”听到这里，眯眯会用英语这样说道，不过，我还是继续夸奖他：“小孩真乖！”

“一点都不乖。”

在乡下，做父母的有个习惯，就是尽量不替孩子说奉承话。因此，他妈妈的那种反应几乎是不由自主的——就像用橡皮槌敲击膝盖那样。她不想宠着小孩，不过，也有点出于中国人的迷信心理，那就是“满招损”。我唯一听到魏嘉的父母给他的夸奖是一个形容词：老实。字典上对这个词语的解释是“诚实”，不过要准确地翻译出来却并不容易。这个词有“听话”的意思，也有乡下人特有的懂得礼数。“魏嘉很老实，”他的爸爸妈妈会这样说，那就是他们非常近乎于表扬的话语了。

2002年秋天，小男孩该上幼儿园了。他要去读书的学校远在三十公里之外，那也是他妈妈从小长大的小村庄。只有到了周末，他才能回家。在中国的农村，因为交通不便，很小的小孩子在学校寄宿的现象比较普遍。魏嘉要去上学的头一天，我和眯眯从北京赶了过来，这样第二天我们才能够开车把他送到学校去。那天晚上，我们跟他们一家人在一起吃晚饭。“感到激动吗？”我问他。

魏嘉正在吃饭，头都没有抬起来。

“回答魔鬼叔叔的话，”他的妈妈严厉地说。一般而言，这个小男孩比较健谈，说起话来叽里呱啦的，没几个人听得懂。但今天晚上，他一言不发——只是坐在那里，盯着面前的饭碗。我知道，他从来没有离开过他那个小村子。

“没事儿，”我说，“他不想回答就算了。”

我们吃完了饭，魏嘉的父母开始给他收拾上学要穿的新衣服，还有新书包。他默默地上了床。那晚，他对于开学的事情一个字也不愿意提起。

据大家所知，这个小孩是魏家在三岔生活的第六代。在上村，基本上所有的男性居民都姓魏，而且这些姓魏的人之间都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亲缘关系。而女人们的姓氏则是各式各样的——姓曹的、姓李的、姓赵的、姓韩的、姓袁的——而且多数在北京附近的其他村子里长大。在中国的农村地区，这是一种传统：男人继承一个家庭传下来的土地，女人则娶自外村。

没有人说得清楚，这个村子最初是如何形成的。在过去，多数居民都是文盲。因此，在三岔村很少有什么历史资料留下来。已知的最古老的文字位于村子之上三百多米高的地方，那儿的一段长城上，镶嵌有一块刻着文字的石板。在靠近三岔的三段长城中，这一段最为雄伟壮观，也是当地唯一的一段用砖块和凿石砌成的长城。原来，很多段砖砌的防御工事上都可以找到刻有文字的石板，可绝大多数要么被拆掉，要么被毁掉。时至今日，北京地区的长城上，这样的石板仅存不到二十块。三岔村上面的这块石板之所以保存下来，纯粹是因为偏远的缘故——从村子到那个地方，得辛辛苦苦地走上两个小时的路程。石板上的文字记载表明，公元1615年，两千四百名士兵修筑的这段长城刚好是五十八丈零五寸长。这块石板反映了明朝官方记录的精确性，因为“寸”是一种很小的计量单位，只有三厘米多点。换算成英制的话，1615年的这项建筑工程长达六百三十六英尺，满打满算需要三个月的工期才能完成。修墙的士兵则来自东部的山东省。

有些村民相信，他们便是这些士兵们的后裔。另外的人则跟我讲了完全不同的故事：清朝初年，发生了一起刺杀皇帝未遂的阴谋，一班遭到追捕的人马逃到了大山里面。他们在这附近的三个岔口之一安顿了下来，建立起了村落，后来便形成了三岔村。不过，还有一个故事，跟一个姓闫的皇后有关。因为渴望乡下美景，闫皇后坐着轿子从紫禁城一路往北。走到这儿的大山跟前，闫皇后对这趟旅程十分满意，便把这片土地赏给了抬轿子的人。为了纪念她，轿夫们全部改姓了颜。直至今天，下村还有很多闫姓人家。

所有这些故事听起来既熟悉又让人生疑——跟村民们喜欢观看的历史肥皂剧有着惊人的共同点。这些肥皂剧以宫廷轶事和详尽的情节展现最为擅长，它也因此成为了中国农民们学习了解历史的一种方式。尽管我很怀疑这个地方是否真有未遂刺客或者轿夫来此居住过，但三岔的村民们还是非常自然地把类似的故事传说跟自己的村子挂起钩来。三岔村也不可能是修建长城的士兵建立的。在明朝，士兵们在完成建筑之后，一般都要回到自己的老家。

关于家族起源，魏子淇另有一套理论，听起来更为合理些。他之前听说过，他的先祖们是在19世纪晚期因为饥荒从山西省的黄土高原那边逃过来的。不过，他也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而且，他没有看见过魏家的家谱——也就是中国人用来记录谱系的那种本子。有些类似的历史文献可以追溯到几百年前，很多人在“文革”期间都把这样的本子藏了起来，因为那场政治运动针对的就是这种封建遗存。在三岔，魏家的家谱躲过了那场浩劫，可它在改革开放年代竟遭遇了迥然不同的命运：落入了搅屎棍之手。

“他不拿给任何人看，”魏子淇说，“我们甚至不知道他到底把它放在哪儿了。他把它藏起来了。”

我问他，那个人打算拿那本家谱怎么办。

“什么也不干，”魏子淇说，“对他来说，没有任何好处。反正他就是不让别人看。”

魏子淇本人的家族史现在仅停留在先祖曾经签过字的几张破旧地契上。不过，这些文书早已没有了法律约束力。对魏子淇来说，这些契约只是令他有些好奇而已。他很少谈起他的先祖，乃至他的父母亲。跟大多数村民一样，他对历史不怎么在意。他告诉我，他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三岔村没有一个人对明代废墟哪怕有一点点兴趣。当地人甚至都不把它称作长城——那个时候，他们把它叫作“边墙”，边界上的墙嘛，这个词语在明朝时期倒是十分常用。魏子淇跟别的孩子一道，在为边墙烧砖的砖窑废墟里玩耍。孩子们时不时会找到一些完好无损的砖块或者其他文物，可村子后来扩大了，人们便在砖窑之上修建了房子。20世纪70年代，三岔的村民们拆毁了耸立在村中一条大道上的一道城门。他们把那些大石块用来修了地基，或者修建道路。现在，大家对当时的破坏行为感到有些后悔，因为他们相信，这道城门也许会吸引来游客。

跟城里人一样，他们现在也把它称作长城了。偶尔，他们还会跑到那些废墟上周游一番。如果发现了什么有趣的东西，他们会把它取回来放到家里。几年下来，魏子淇收集到了两具明代信号炮。那只是两个极其简陋的石雕炮管，一头有开口，跟一个大花盆的大小差不多。在它的底部有一个凹孔，用来点引信。在过去，士兵们往里面填上火药，点燃引信，通过发声来传递信号。我在村子里居住的时候，从没有看见过魏子淇对那几件有四百年历史的文物有过什么特别的兴趣，而且就把那些玩意儿摆放在一个积满灰尘的架子上。有一次，他漫不经心地问我，愿不愿意把其中一具信号炮带回美国去。在他看来，没有必要为历史探索而历史探索——他的本能意识总是要朝前看。他喜欢研究法律，是因为法律有实用价值，他收集那些信息资料也是这个道理。他之所以为长城画下了一幅幅地图，是因为觉得，肯定有一种法子能让他从长城的旅游中赚钱。

全村唯一纪念过去的时间是一年一度的清明扫墓节。这个节日的意思是“清新明朗”，全中国上下都会在四月份的第一周内过这个节。在西南部的四川省，我曾经生活过两年时间，在那儿清明节也是一个家庭节日——整个家族去祖墓，供上祭品，然后一家人共同享用一顿既耗时又吵闹的野餐。不过，在三岔村，只有男人才能参加这样的活动。他们要在天明之前出发，肩上扛着铲子，爬上村后那陡峭的山坡。山腰有一块种着玉米的平地，平地的后面便是魏氏家族的墓地。这块墓地由一个个简陋的土堆构成，高约九十公分，没有文字标记。土堆呈整整齐齐的队形排列，一列土堆就是一代人。总共有四排——一百年来，这里的山坡上埋葬着魏家四代人。

我来三岔的第一年遇上的那个清明节，杏子树刚刚鲜花盛开，山坡上铺洒了一片白白的花瓣，宛如春天里的一场暴雪。早上6点30分，所有的男人都到齐了：魏子淇、搅屎棍、党支部书记的丈夫，以及住在下面山谷里的几个堂兄弟们。眯眯也跟着来了，因为她是外国人，关于女人的常用规则对她不起作用。没有小孩子——魏嘉太小，也就没有参加。有几个人是从城里面赶过来的，其中有个老年人名叫魏名和（音译），在几年前搬到了怀柔县城居住。他用铲子在父母的坟头上填了点土，然后在土堆前倒上了一杯包谷酒。“这个土堆代表的是一座房子，”他解释道，“我们这里有个传统，大家必须在太阳出来以前赶到这里。如果你在太阳出来前在坟头上填土，那就意味着，死者住的是瓦房。如果在太阳出来之前你还没有来得及填土，那他们就只得住草房了。”

每个人都开始为自己的直系亲属扫起墓来：父母、祖父母、伯伯叔叔们。有时候，他们会留下一些很特别的贡品，比如说，死者生前喜爱的一小瓶酒或者几包烟。接着，他们便顺着不同辈分的坟墓往前移动，仔细地拔去杂草，用铲子填上一点泥土。当他们走完一列回过头来的时候，已经对那些墓主人的身份拿不太准了。魏子淇觉得，其中一个土堆里埋葬着他的曾祖父，不过他吃不太准——里边也可能埋葬着他的另一个叔伯。走到最后几排，扫墓工作成了一项集体活儿：每个人都为每个土堆填了一点泥土，谁也不知道谁埋葬在哪里。到最后一列，还剩下一个土堆。我问魏子淇，那里埋的是什么人。

“老祖宗，”他说，“反正是个先人。”对这位最初的居民已经没有称谓，因为相关的细节随着家谱消失而找不到了。

那天下午，眯眯和我开着车把魏名和送到了他的家里。那位老人说，他现在已经很少回三岔了。他住在怀柔县城，也就是通往北京的公路边上的一溜砖墙房子。农民们搬到城里之后，常常住在这样的地方：几十栋一模一样的房子——修建得简陋，规划得糟糕——一列列地耸立在那里，只会让人想起工厂的厂房来。不过，我记住了魏名和说的话，要在日出之前填土——那是瓦房和草房的区别。先祖是抽象的，今天的抉择却是实际的，而那位老人已经做出了他自己的决定。关于怀柔，他说过一件事，那就是他终于用上了很好的供暖系统。

上学的第一天，魏嘉穿上了新的卡其裤子和红色的T恤衫。那身新衣服看上去有点紧，有点古怪——整整一个夏天，这小男孩都在村子里玩，只穿了一件脏兮兮的套头衫和一条短裤。作为开学礼物，我给他买了一个米老鼠背包，他的妈妈在里面放上了一个刚买来的铅笔盒。盒里只有一支铅笔，也是刚削好的。

小男孩依旧不太说话，只是静静地上了路。为了这个周末，眯眯找她父母借来了大众桑塔纳轿车，于是我们都上了车。我坐在前排，魏嘉则坐在我的膝盖上。他的爸爸妈妈上了后面的座位。坐在他们中间的，是傻子。

有一次，我问曹春梅，傻子的真名是什么，她甚至都不知道。傻子是魏子淇的大哥，生于1948年——是共产党执政的前一年，也是中国北方内战正酣的一年。那是个艰苦的岁月，也许是贫穷导致了傻子的弱智。最有可能的原因是，缺碘：如果孕妇不能摄入足量的碘，那她生下智力缺陷小孩的可能性就极大。目前，政府已经采取了措施，以保证农村地区广泛使用碘盐，类似的出生缺陷已经十分罕见了。不过，上一辈人中还是有一些智障人群，让人想起中国曾经经历过的贫困，而且我在驾车穿越中国的路上经常遇到这样的人。很多村庄都有那么一两个人存在智力上的缺陷，当地人普遍把这样的人称作“傻子”。

在三岔，傻子跟魏家人住在一起，魏家人保证他穿得暖吃得饱。他们只让他干一些非常简单的杂务：扫扫地、剥一剥核桃、到山路上去捡拾引火柴等等。但他没办法收割庄稼，也不能自己做饭。他既是个聋子，又是个哑巴。每当他想跟人交流的时候，就会扭曲着脸，脸上带着一种表情，仿佛他说话的能力在前一刻刚刚失去，而他正在全力挽留这种能力。不过，实际上他从来没有说过话。村民们对他扭曲的脸视而不见，而且也不用称呼大人的常用称谓来称呼他，比如，“叔叔”、“大哥”、“兄弟”等。在他们看来，他纯粹就是个傻子。尽管大家把他照料得很好，但却从来没有拿他当一个成年人来对待。魏嘉是唯一对他有点兴趣的人——他太小了，还不懂得他的叔叔是个智力障碍者。有时候，小男孩会和傻子一起玩，这时候，傻子的脸上洋溢着欢乐。我和眯眯经常跟他说话，跟他用眼神进行交流。可是，村民们很快就告诉我们，那样做没有任何意思。“他弄不懂你们在说什么，”魏子淇经常这样跟我说。

上学路上的第一天，傻子跟我们一起来了，我感到很惊讶。我问魏子淇，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没事儿，”他说，“我们只是去政府办公室办点小事儿。”

我们的车开出了村子，魏嘉向前靠着，两只手都放在了仪表板上。小男孩对汽车很有新奇感——他很少看见轿车，坐车更是难得的待遇。不过，这也是件很被动的事情：每当转弯的时候，我都感觉得到，魏嘉朝着挡风玻璃的方向挣脱着，他想看看弯道上到底有什么东西。爬山的时候，他朝前倾着；刹车的时候，他向后仰着。他真该坐在后座上——我知道，把他那样放在我膝盖上是不对的。不过，在中国的农村，没有人使用儿童座位，而如果把他用安全带捆绑在坐椅上，又可能损伤他的心脏。于是，我紧紧地抱着他，而眯眯把车开得极为小心，载着我们六个人朝着山下的怀沙河峡谷驶去。

已经开始采摘核桃了，一路上都是往地里赶的农民们。我们从几个农民身边驶过，他们拿着小棍子，约三米长，非常直。有人骑着自行车走在前往果园的路上，棍子平放在把手上，颇像格斗中的武士。他们用那样的棍子把核桃从树上打下来，路上满是核桃的外壳。那些核桃外壳在我们的车轮下一一破碎——我的又一次开着汽车忙收获。

在山谷里，我们看见了成群结队的孩子，他们穿着新衣服，正徒步朝着沟底走去。“看，他们也有书包哦，”曹春梅对魏嘉说，“跟你一样，他们也是去上学的。”

我们从一个农民身边开了过去，他的背上背着杀虫用的喷雾器。“他也背着书包上学去了，”我说道。

“那不是书包，”魏嘉立刻纠正道。那是我们离开村子以来，他说的第一句话。他的双手依然紧紧地撑着仪表板。有那么一会儿，我们都闻到了一股杀虫剂的气味，车子里飘荡着一股浓浓的甜味，不过很快就消失了。

到了渤海镇之后，魏子淇让眯眯把车停在镇政府办公室门口。眯眯把车开到了车道上之后，魏子淇才做了解释，为什么傻子跟我们一起来了。

“我们照料他，政府应该每个月付钱的，”魏子淇说，“那是有法律规定的。我问过三岔村的党支部书记，但她帮不了忙。因此，我们只有自己来这里了。我现在就要他们拿钱，如果他们不给，我就把傻子留在这里，直到他们愿意出钱为止。这是他们的责任嘛。”

“你要把他扔在镇政府的办公室？”眯眯问道。

“是的，”魏子淇回答说，“只有这样才能引起他们的重视。”

眯眯又问，每个月有多少钱。

“至少五十元，”魏子淇说。那点钱相当于六美元。

还没等我们明白过来，魏子淇已经把他的哥哥弄下车去了。他带着他哥哥穿过了院子，那里竖立着一幅巨大的雕塑。那是由一个金光闪闪的大钢球以及环绕着它的一条扭曲的带子构成，这样的形状跟中国各地的公共场所艺术品一样，十分抽象难懂。在三岔周围，每一个场镇都竖立着这样的雕塑，上面写着些标语，意在唤起大家对现代化和繁荣昌盛的意象。渤海镇挂着的标语是“世纪之星”。魏子淇领着他的哥哥走过那座扭曲的雕塑，进了大门。傻子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从早上上车开始，他就一直沉默寡言。

等待的过程中，魏嘉的手依旧撑着仪表板，显得很不耐烦。五分钟后，他的父亲出来了。只有他一个人。我们开着车继续往前走。

随着我们的车下到北京平原，沿途的庄稼种类开始发生了变化。这里种植的多是玉米和小麦，收获季节来得更早一些，核桃树的枝叶已经掉光。路边的村子规模更大了，也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交通：有公共汽车，有小轿车，还有小型货车，也有了商店。一下子，到处都出现了词句——在这些比较大的村子，政府在墙砖上涂上了宣传计划生育的标语和口号。其中一条标语写道：“女儿也是传后人。”“计划生育，利国利民。”一般来说，我看到的标语多具有强制性，可这里的却基本上只有鼓励。在三岔，人们懒得刷上这样的标语——而那正是非常明确的信号，说明那个村子即将消亡。

事实上，如果有年轻人继续呆在三岔，他们也不一定只生一个孩子。一对夫妇如果第一胎生的是女孩，会允许再生一个小孩儿，但最多只能生两个。三岔村之所以有这项权利，是因为它非常偏僻，并且还因为大家有一种习惯上的愿望，需要有男丁帮着干农活儿。不过，如果你到北京平原的话，相隔不到十五六公里，这些规定就不同了，不管是哪种性别，每个家庭只能生一个孩子。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同地理位置和民族成分有很大的关系，这需要一个庞大的官僚系统来支撑它。在农村，我经常看见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事例。我在北方开车旅行进入甘肃省境内时，看见过一辆全新的依维柯厢式货车，侧面印着几个字：“计划生育服务车”。那辆车装配了警灯、大喇叭，以及天然气发电机。后门打开之后，可以看见一个水槽，两张病床。我跟那辆车的驾驶员攀谈起来，他告诉我，他们开着这样的车进入偏僻的农村地区，就地开展外科手术。当我问及最寻常的服务项目有哪些时，他老实地在我的记录本上写下了两个词语：“流产”和“结扎”。在那儿，家庭的人口数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族成分：汉族家庭只能生一个孩子，城里的蒙古族家庭可以生两个，乡下的蒙古族家庭可以生三个孩子。

在三岔，如果第一胎是个女孩，可以生两个孩子，当然还有其他的例外情况。因为魏子淇夫妇要照料傻子，所以他们再生一个孩子也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不过魏子淇并不愿意多生，因为他觉得养两个孩子的花费很大。有这种愿望的中国人总会有这样的想法，在城市里更是如此，因为政府采取了非常有效的措施让人们相信，如果只生一个孩子，日子会幸福很多。城里的中国人很少抱怨这样的规章制度，而且他们对那些想方设法多生孩子的农村人常常嗤之以鼻。不过，这项政策产生了一个大家没有预料到的后果，那就是明显的性别失衡。精确的统计数据很难得到，因为很多农村人不愿意给自己的孩子进行登记。不过，据最可靠的数据显示，男女性别比为一百一十八比一百。就连政府也承认，这的确是件麻烦事——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报告，到2020年，婚龄男性人口将比婚龄女性人口多出三千万。到那个时候，魏嘉就满二十三岁了。

对中国的医生来说，告知孕妇所怀胎儿的性别是违法的，但是贿赂之事十分常见。一次，我陪魏子淇夫妇应约去怀柔看医生，其中有一间超声波室。设备上面有一个大大的中英文标识语。英文句子胡乱拼写在一堆，不过意思是很明了的：

BOYORGIRL

LETITBE

（生女生男，顺其自然）

我们把车停在了行营小学的后门附近。一个老师跟我们打了招呼，领着我们进了学校。魏嘉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走进教室，在黑板边上停下脚步，突然大声说道：“这个地方一点都不好！”

小男孩的父母想抓住他，可他挣开他们，跑出了教室。他大哭着，向着轿车跑了过去。“我要回家！”他吼叫道，“我要回家！我不想在这里上学！”

他的妈妈跟着跑了出去，我们几个人则留在教室里踱着步。我得承认，魏嘉说的有一定道理——那是我在北京看到过的最糟糕的学校环境。天花板上有个大窟窿，教室里十分肮脏，窗子上安着铁条。黑板上满是剥落的油漆，划痕累累。墙壁上，用泡沫剪成的几只动物图形便是唯一的装饰物。图形剪得如此仓促粗糙，竟至于很难辨认出具体的形状来：变形的大象、扭曲的猴子、惨不忍睹的老鼠等。

其他孩子已经来到了教室，他们安安静静地坐在课桌后面，玩着拼装积木。一共有二十个孩子，可只有三个女孩。其中一个长得很乖巧，只有五岁，蓄着马尾辫，另一个则把头发剪得很短，像个男孩子。还有一个女孩儿个头很小，长着一双大大的黑眼睛。没过多久，老师对我们说，那是个弱智。这个词也是用来表示智障人士的，书面意思是“智力很弱”。老师给我们那么介绍的时候，那女孩抬起头来——很显然，对于别人当着她的面说起那个词，已经习以为常了。

教室外面，魏嘉站在轿车旁的泥地里。他哭得更起劲了，任谁想把他拉回到教室里面来，都要挣扎一番。先是他妈妈跟他说了些什么，接着爸爸又过去跟他说了些什么。一般情况下，魏子淇对他的儿子是很严厉的，可他似乎对儿子这一次的恐惧心理很是同情。“大家都要上学，”魏子淇轻言细语地说道，“我上过学，你妈妈也上过学。眯眯阿姨上过学，魔鬼叔叔也上过学。”

魔鬼叔叔上过学的事实对小男孩起不到丝毫安抚作用。学校的坝子上，每天例行的升旗仪式开始了：大喇叭轰鸣着，奏响了国歌，少先队员们戴着红领巾走上了操场。魏嘉因为恐惧而皱着脸，他从来没在一个地方看到过这么多小孩儿。至此，他收住了哭声——无论谁想把他拉回来，他都朝着轿车那边挣扎。

花了差不多四十五分钟的时间才使小男孩平静下来。最终，他爸爸把他抱进了教室，妈妈把他安顿在一张桌子边上坐了下来。其他孩子转过头来盯着他看——那个被叫作“弱智”的小女孩儿也转过头来，眼里充满着热情。魏嘉的胸膛依旧起伏着，他的脸上闪着泪珠。十分钟后，他又想冲到教室门外。不过，这一次我们几个人抓住了他。他又大哭起来，死劲地嘶叫了几声，然后就安静下来，显得也累了。他皱着额头——像一个老人那样皱着眉头，表示让步了。

我们尽可能悄无声息地离开了教室。我问魏子淇，厕所在什么地方。他让我出去的时候，就着学校坝子的围栏解决问题。我在杂草丛里撒尿的时候，能够听到孩子们的声音——说话声，笑闹声，背书声响成一片。回家的路上，没有了小男孩，没有了傻子，我们的车显得有些空荡。

那天，傻子两次从镇政府办公室跑了出来。第一次，他刚跑出大门，就被领导们抓了回来。第二次，他跑到了渤海镇上，领导们费了好些时间才追到他。

领导们给魏子淇打了电话，让他把他的哥哥接回去。魏子淇则提到了补助的事儿。双方都没有什么动作。那天下午稍晚的时候，领导们用一辆轿车把傻子送到了大山里。他们把他扔在了离三岔还有几公里远的地方。傻子从来没有一个人离家那么远过，可他竟然找到了回家的路——一定有某种本能驱使着他朝山上走了回来。

我是后来从魏子淇嘴里知道这事儿的。他说，他的哥哥又累又惊，不过没有其他问题，政府也没有人虐待过他。魏子淇似乎对这一系列的事情十分满意：在他看来，他已经成功地向政府的干部们表明了态度，他是正儿八经的，不是闹着玩儿的。政府的领导干部们最终答应把他的申请转交给县政府，也就是更高一级的政府部门。魏子淇相信，他拿到补助的机会是很大的。就他而言，这样的做法是最好的。有时候，有些政府官员不大愿意承担责任，为了催促他们，你只得采取一些冒犯之举。

我对这件事情则感到有些内疚，尽管我说不清楚我还能够怎么办。而且，当事情开场之后，当时的我并没有完全弄明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在中国，我常会有这种感觉。这个地方时不时地让我觉得自己的脑子好像一时转不过弯来。有时候，这样的木讷会给我带来一些好处，特别因为我是作家，更是如此。数年来，我已经学会了要有耐心。此外，也许我比在美国的时候思维更开放一些。但即便如此，我的反应仍然较慢，有时候事情都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了，还无法做出反应。不管怎么说，中国的生活是很复杂的。有时候，不管你的反应多么迅速，都找不到很好的解决之道。对此，大家常常会说：没办法。

我向来喜欢应对在中国生活时所面临的各种挑战。作为外国人，多少会有些孤独感，这对我也很有吸引力。村民们也接受了这一点——他们明白，我跟他们有所不同，很多时候我独自一人，他们也不在这个问题上对我评头论足。他们只会在一些大问题上感到好奇：人们常常问我，美国几点钟了；他们感兴趣的，是某样东西在美国值多少钱。对于我要吃或不吃的东西，他们总是问得很详细。可他们从不打探我在写些什么，或者我的私生活。因此，我在三岔住得非常舒服。村民们总说眯眯是我的老婆，我也懒得去纠正那种说法。事实上，我们只是在去乡下找房子之前短暂地约会过，之后便在租来的房子里像朋友那样生活。随着时间推移，我们都开始跟别人约会，可又继续同住着那套房子。有时候，我们也会带着新结交的伙伴来到三岔。村民们本来不应该那么毫不介意的——那就是他们的世界和我们的世界之间的距离。

傻子事件的一个星期后，我去三岔住了几天。傻子似乎一直在等着我：他站在那条路的尽头，对我咧着嘴大笑，算是跟我打了招呼，然后指了指我停着的那辆轿车。我从来没有看见他那么活跃过，他嘴里不住地嘟囔着什么，对着那辆车比划着。我明白，他是在讲述我们一起坐车下山的那件事。“我懂，”我对他说，“我记得。”我想跟他道个歉，希望能够让他知道，当初等我弄明白的时候，为时已晚了——没办法。不过，我找不到合适的办法向他表达我的歉意。傻子还在那里大大地比划着他的手势，他再次见到我，似乎十分激动。

十月国庆节，魏嘉迎来了第一个假期。中国所有的学校放假一周，小男孩也回到了村子。据他的老师报告，他对课堂仍然不太适应。用老师的话来说，他的“眼神很野，而且一直喜欢打打闹闹”。一开始，他的父母没太在意，可后来却在他的背部发现了一些青紫色的瘀斑。

村子里的人们开始收割庄稼了，魏子淇收割的庄稼加在一起有五百多斤重。他把收回来的玉米堆在屋子边上，魏嘉每天上午都要在这一堆黄色的玉米上面爬上爬下地玩儿。后来，他的母亲在他腿上发现了更多的瘀斑——青紫色的斑痕布满了他双腿的每一寸皮肤，已经开始发炎。魏嘉说他自己感觉没事，可他的脸色却开始显得没有血色。我和眯眯开着她家的车去了村子，我提出要带魏子淇和他的儿子去怀柔的医院看一看。

那天正好是国庆五十三周年的下午。到怀柔的路上，一路空荡荡的，我们找到县城的一家大医院，把车停了下来。进了医院，一位护士给我们开了张处方签，我们便去抽血化验。抽血化验的地方让我想起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的地下酒吧：病人们把手伸进墙上凿出的一个空洞，在里面等着的，是一个连脸都看不见的技师，手里拿着一支针筒。一开始，魏嘉还有些抵触。但他的父亲严厉地吼了他一句：“老实点！”小男孩皱了皱眉头，但始终没有哭。然后，那位护士给了我们一份计算机打印的检验报告，说小孩子的血小板很低。我对那些技术术语听不大懂，而且又没有带词典。不过，我从护士的脸上看得出来，情况很严重。

“他的血小板数量只有一万七，”她说，“应该有十五万才对。”她建议我们马上去北京市里的儿童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

魏嘉是在市里面的一家医院出生的，这算得上是他第一次回到这座城市。通常，小男孩坐小车会显得很兴奋，沿途叽叽喳喳地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不过，他今天显得很平静。一进入儿童医院，我立马意识到，来这个地方真是个天大的错误。到处都是哭闹的小孩子，父母则跟在调皮的小孩后面追逐着，这样的情景看起来令人心烦意乱。魏子淇似乎被那一切镇住了，他一走进医院，就在门厅那儿停下了脚步。一个城里人从后面撞上了他，然后一边走一边压低嗓子骂了一句（“滚开点！”）。魏子淇穿了一条黄布裤子，上身是一件草绿色的公安制式背心。在城市里，他这身迷彩装束好像还真有点管用。人们用胳膊肘推挤着他，把他完全挤到了边上。他于是向医院的员工求援，可那些人只挥挥手就把他给支开了。他还不如隐身吧——如果你一身农民打扮就进了城，情况多半就是这个样子。

没有办法，我只好抱起魏嘉，向着信息咨询窗口走了过去。服务人员听得十分专心，回答了我提出的所有问题。当她看到这个小孩抱在一个老外手里，而不是一个农民手里，事情顿时便有了差异。那女人告诉我，该到什么地方查血。于是，我们交了费，跟在一群病人后面排队。血液检测站外面的墙壁上，有一副标语：

有你们的配合，我们的经验

我们一定会照顾好你们的宝贝

等待的长队里有二十多个宝贝。每一个宝贝起码有两个大人陪同，个别的甚至有父母以及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一大队人马陪伴着。在中国的城市里，小孩子变成了一种非常畸形的中心人物——孩子越小，大人们围着他转得越近，仿佛是一颗颗大行星围绕着一个小太阳在轨道上运转。可是这样的亲近关系丝毫不利于纪律的形成，等待抽血的大厅里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呵斥和叫喊。宝贝们在大厅里相互追逐，时而钻进排着的队伍，时而钻出。到了抽血的时候，他们大喊大叫着，仿佛面对的是一场场血腥谋杀。我们在那里等了不到五分钟，就有一个宝贝直接呕吐到了地板上。还有一个小女孩，挣脱了围绕着她转动的那些大人们，溜进了检测区，对着那一堆堆试管捣鼓起来。“放下！”一个护士拍了拍她的小手，厉声喝道。

当时，魏嘉是等待大厅里穿着最差的小孩儿。他穿了一件脏兮兮的绿色运动衫，布鞋上脚趾头的部位穿了几个大洞，脖子上留着几道灰尘印迹。但他显得很平静——我对此十分感激。等排到长队的最前头时，他又皱了皱脸。他的父亲又说了一句——“老实点！”——查血这道程序就算结束了。

后来我才明白，只有傻瓜才会在节假日去儿童医院看医生。看病的医生们一心想着病人们赶紧走光——他看了看魏嘉的检查结果，在一张纸上潦草地开好了处方，然后对我们说，孩子需要多休息。我们去取了药：一瓶维生素C片。回去的路上，我决定走一走新建的八达岭高速公路，那父子俩都显得紧张起来。“我们走的是高速公路，”魏子淇给孩子解释道。“你看，这条公路好宽哦——所以，那些车在上面开得很快。”小男孩睡着了，但我们到燕山的时候，他的父亲叫醒了他，他想让他的孩子好好地看看他经过的第一条隧道。回到三岔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曹春梅和眯眯拿着手电，站在公路的尽头处等着我们。眯眯告诉我，我们刚一走，小男孩的母亲就不住地担心孩子是不是得了白血病。魏子淇把医生说的那些话照着说了一遍，不停地安慰着她。然后，他们把孩子放到了床上。可那天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脑海里情不自禁地想着同一件事——白血病。

我在童年时代所经历的生病吃药问题多于常人。小时候，我因为哮喘和肺炎住过院。而且，很容易遭受外伤——我可以划入那种小孩儿之列，父母总是在给医生打电话，不是骨折就是受了重伤。个头是原因之一：我是班上最小的孩子之一。1974年，我年满五岁，但体重只有三十多斤——个头并不比魏嘉大多少。幼儿园的保育老师建议我留级一年，让个头长大一点。

魏子淇跟我差不多同龄：我生于1969年6月，比他大两个星期。有一次，我们谈起了各自的教育经历，对我们升学的年份做了一番比较。过了一会儿，他狡黠地打量着我：“你留过级？”

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总比班上的同学大一岁，但谁也没有问过我这样的问题。1974年，我的父母把我那种情况叫作“被抑制了”，而且他们经常强调，我只是个头小，并不是脑子笨。可是，在中国的农村，并没有这样的委婉语。

“是的，”我告诉魏子淇。“我在幼儿园留过级。”

“我看，你肯定留过一个级，”他笑着说。他告诉我，他也留过一级——他读了两次五年级，主要也是因为个头偏小。

我长大成人之后，身体很好，但对医院的恐惧总是挥之不去。对我来说，带魏嘉去北京看病简直是一种折磨——那一切又勾起了我孩提时代的感受。小男孩做过血液检测之后的第二天上午，我离开村子回到在北京的家，好歹才算有了在字典上查询血小板的机会。跟那个词对应的英文单词是“platelet”，于是我到互联网上查了一下，搜寻所有跟淤斑和血小板偏低有关的儿科病症。一次又一次，同一个东西反复出现在屏幕上：白血病。惊恐之中，我给远在美国的三位医生朋友发去了电子邮件，把魏嘉的检查结果抄给了他们。电子邮件是那天深夜——以我在北京的时间来看——发出的。次日一大早，几个医生都给我做了回复：一封来自旧金山，另一封来自密苏里，还有一封来自新泽西。他们全都认为，不大可能是白血病。不过，朋友们都建议做一下活体检查。他们分别做出分析和猜测，小男孩罹患的可能是免疫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ITP）。ITP是一种原因不明的病症，经常发生在小孩儿身上。通常情况下，如果病人进行足够的休息，注意饮食，病情会在两个月内自行缓解。这种病转化成慢性的情况很少见，但是魏嘉的血小板低得可怕，一旦出血，就会导致无法凝血。尤其可怕的是，他可能面临脑出血的危险。“我可以给他开一些类固醇或者免疫球蛋白，”其中一个医生写道。我的朋友艾琳·卡万纳即将从新泽西的医科大学毕业，她在电子邮件中写道：“最令我困惑的是，他们怎么不让他住院，把这个问题查证清楚。”

我把电话打到了三岔，接电话的是曹春梅。“他没事儿了，”她说，“他刚流了会儿鼻血，不过不严重。”

“你不要让他做任何粗活儿，”我吩咐道，“叫他不要到处乱跑。让他躺在床上休息，等我们看一看下一步该怎么办。这事儿比较严重——一定要让他安安静静地躺着休息。”

我给眯眯打了电话，一起商量了几个方案。除了摩托车，村里的交通极其不便。眯眯可以用她家里的车，但我们想不出该把他送到什么地方，反正我不想再回到儿童医院去。正在商量的时候，我的手机响了起来。

“他这会儿鼻血流个不停，”曹春梅这样说道。她把电话交给了她的丈夫。“只要他躺着就没事儿，”魏子淇说道，“可只要他一坐起来，鼻子又开始流血。”

“他应该去医院才行，”我说，“医生搞错了。让他躺着，我马上赶过来。”

我跑到眯眯住的地方，取来了车钥匙。她已经在开始打电话，寻找其他的医院了。我发动了桑塔纳轿车，一边往北开去，一边咒骂着北京的交通。如果运气好的话，不到两个小时我就能赶到那里。

曹春梅生长在砖石长城的另一边。她娘家的村子坐落在一条山谷里，情况比三岔村要好，家里也不像魏子淇家那么穷。不过，在她的童年时代，日子过得十分简单，她的学费是用鸡蛋抵消的——在那个年代，他们那地方很少用到钱。每到周末，她跟她的哥哥和姐姐一起远行八公里，去看望他们的外婆。他们一路上要翻过一个高高的山口，这个名叫箭口的山口是长城上最为险峻的地段。进入17世纪，明朝即将走到历史的终点，他们把那些修建雄伟的砖石防御体系的工程停了下来。不过，这样的历史对曹春梅这个小女孩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在她的眼里，长城不过是她童年生活里两个世界的一条分界线。这条分界线的两边，分别是学校和老家。周日和周末，无数个日子里，她都要跨越这道风化成齑粉的砖石门槛。

读完初中后，曹春梅辍了学，进入附近的一家制衣厂，她姐姐先前早已进了这家工厂。制衣厂做的是军服：标准制式的衬衫和夹衣，就是农民们现在还在穿着的那种衣物。在流水线上曹春梅最开始做的是领子，后来又转做袖口，最后专钉纽扣。她仍旧跟父母住在一起，从家里到制衣厂骑自行车只有半小时的路程。她家比较殷实，可以把挣来的钱自己留着。后来，她回想起那些年的日子，竟是她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在生产线上跟曹春梅一起做工的，是一名来自三岔的年轻女子。一天，她问曹春梅有没有交男朋友，她说已经有了。不过，那女子就当作没听见。“你见一见我的叔叔吧。”她说道。那女子告诉曹春梅，她叔叔只比她大一点，还没有结婚。

“我决定去会一会，”数年之后，曹春梅这样回忆道，“那时候，我觉得原来的男朋友年龄太小了，跟我的老家又隔得很近。我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可是，反正我就不想跟离我家太近的人结婚。”

后来真相大白，那位同事就是搅屎棍的女儿。搅屎棍和魏子淇是远方堂亲——他们的曾曾祖父是同一个人——他的女儿替曹春梅和魏子淇安排了一次相亲会。在农村，对未来婚姻伴侣的评价是简单明了而且直截了当的，时间的流逝不一定会缓释他们一丁点的念旧情绪。十多年之后，曹春梅依旧清晰地记得那次见面时她对对方的印象。“我觉得，他长得很矮，也很黑，”她说，“他那皮肤才叫黑哟！不过，当他开口说话时，我觉得很好玩。他很幽默。说起话来，跟很多人都不一样。这个人很有趣，说话也很得体。我觉得，这个人很好玩。”

八个月后，也就是1993年的元旦，两个人便结婚了。他们在一个叫庙城的小镇上的一家餐馆里举行了婚礼。婚礼差不多过去了十五年，曹春梅已经想不起那家餐馆的名字，点了些什么菜，来了些什么客人——这样的细节在美国女人的记忆里随时随地铭刻着。不过，曹春梅对跟钱有关的细节却记得不差分毫。那次婚宴花费了六百九十元——相当于八十五美元。人们送的都是现金，这是中国婚礼的传统做法。夫妇俩收到的最大单笔礼金是一百元。婚礼后，夫妇俩净剩一千三百元。曹春梅讲述这件事情的时候，说起那些数字颇有专业会计的口吻。

婚后，年轻的夫妻俩在怀柔居住了两年时间，曹春梅在那儿找了份炊事员的活儿。可在这座城市里，她从来没有觉得舒心过。“人太多了，”有一次她对我这样说道，“这让我觉得有些紧张。在农村，如果你要到什么地方去，很容易就去了。乡下很安静，一点都不吵闹。干完了活，你可以安安静静地松弛一下，或者还可以去散散步。”

对城市生活，魏子淇的看法颇为相似。曹春梅怀孕之后，他们搬回了三岔。回来之后，他们跟魏子淇的父母一起居住。那个时候，他父母的房子还是泥土地板，墙壁是用掺和了高粱秆的泥浆糊成的。这样的居住环境跟曹春梅曾经熟悉的生活环境差得很远，不过，倒没怎么让她感到烦心。她喜欢乡下的宁静，一开始，她对于居住在这虽然贫穷但很宁静的环境里还觉得有些幸福。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对于三岔的想法逐渐地改变了。1997年，她生下了魏嘉。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她的公公和婆婆相继去世。曹春梅和村里的其他妇女交上了朋友，她们多数也是从外村嫁进来的。慢慢地，她听到了一些传闻。起先，这些传闻很难令人相信——那尽是些只能悄悄耳语的逸闻趣事。她得知，当地一位女子跟她丈夫的一个亲戚有着十年之久的绯闻，他们甚至还生了一个孩子。不过，大家都假装那就是她丈夫的孩子。还有一个女人，为三个不同的男人各生了一个孩子。她是通过外出打工的方式生下这些孩子的——通常情况下，这是逃避计划生育政策的最好法子。每隔一段时间，这个女人就要换一个城市重新找工作，她无一例外都要在新的地方找个新的伴侣，给他生一个孩子。而她自己合法的丈夫依旧留在村子里，跟邻居的老婆一直持续着婚外关系。这也是公开的秘密之一：只要邻居一下地干活，这个男人就会偷偷地溜进他的家里。

“在三岔，这样的事情很多，”在我们认识很久之后，曹春梅有一次跟我这样说道。她说，村子里有很多婚外情现象，甚至还有关于乱伦的传闻。“这跟当地的环境有关，”她说，“不过，大家开始越来越能接受这样的事情了，因为这地方实在太偏僻了。在我们村子里，这样的事情就不大发生。不过，我们那村子有两百多家人，而这里呢，根本没有几家。”

“刚嫁到这里的时候，”她继续说道，“我觉得什么都好，这也是一个很平常的地方。可在第二年的时候，我开始听到这些婚外情的传闻，还有人们做的其他乱七八糟的事情。魏子淇从来不跟我讲这些。这里的很多人跟他是一个姓，他肯定不能明目张胆地说这事儿。”她告诉我，婚外情有时候会引发暴力冲突。而这个时候，妇女往往会成为施暴的对象。“有时候，男人会把自己的老婆揍一顿，”她说，“可是从来没有看见过哪两个男人打上一架。”

来到三岔的头十年，曹春梅一直没有去看过村子上头那条长城。在她看来，那样的废墟只属于童年时代，也就是曾经去她外婆家的时代。在她的新家里，她不觉得艰难跋涉两个小时具有多大的意义。她的身材很魁梧，圆脸，头发已经开始花白——她才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有白头发了。现在，她把头发染成了黑色，可发根依旧是白色的。她的左眼是蓝色的，而右眼则是褐色的。有时候她会短暂地露出温柔的微笑，跟魏嘉在一起仿佛是她最幸福的时刻。不过，在这女人颜色不一的眼神后面，似乎有一丝天生的忧郁。她曾经看着这乡村的宁静景象像海市蜃楼一样慢慢地消失掉，而她也很清楚，要把这村里最后一个小孩拉扯大，绝非易事。

我把车停在了那条公路的尽头。在魏家的屋子里，小男孩正在炕上躺着。他的脸色很苍白，鼻子周围的血已经干成了黑色的斑块。当我摸着他前额的时候，他一句话也没有说。

“又麻烦你跑到这儿来，”曹春梅说。

“没事儿，”我说。我摸了摸孩子的眉心——他正在发烧。他的双眼流露出害怕的神色，但还是一句话也不说。

“你要不要吃点午饭？”曹春梅礼节性地问道。

“我已经吃过了，”我说，“我们现在就走吧。”

他们觉得，在魏嘉找到医院住下来之前，曹春梅应该留在家里。她替孩子准备了一些换洗的衣物，在那只米老鼠背包里放了一卷卫生纸。魏子淇抱着孩子走下山坡，坐进了轿车的后座。小男孩躺在那里，把头枕在他爸爸的大腿上。

从村子里出来这条路十分陡峭，弯度又很急，我把车开得很慢，才不至于颠簸得太厉害。十分钟之后，魏嘉说他觉得想吐，我便把车停了下来。他干呕了几声，两道血便从鼻孔里流了出来，魏子淇用卫生纸给他擦了擦。在阳光下，小男孩的脸色更显苍白了。一分钟之后，我们继续上路。

在中国的北方，秋天是最美好的季节。那天的天气也很好，天空清澈纯明。农民们在收割他们一年中最后的一季庄稼——大豆。只见他们手拿短柄镰刀，在地里站成一排，弯着腰，低着头，一个个活像正在忏悔的僧侣。农民们就在公路的边上将那些堆得像小山的庄稼进行脱粒。我们在那粗糙的山路上走了将近一个小时，才上了八达岭高速公路。我一边全力观察着乡下的景色，一边尽量把车开得平稳些。车爬出了怀沙河谷，穿出隧道过了一个山口，下到了九渡河。河道里面的色彩把我的视线吸引了过去——一段段橙色的桥栏杆、一处处蓝黑色的回水沱、两岸那一棵棵白皮的杨树。到了黑山寨，我们只好再次把车停下来，小男孩又呕吐了，他的鼻子一直在流血。他父亲又撕下一些卫生纸，塞进他的鼻孔里，想堵住那流淌的鼻血。

前面的路又是上坡，蜿蜒穿过一片片核桃林。接着，我们来到了最后一个山口前。过了这个山口，一路下到谷底，那里埋葬着明代的帝王们。这些明代的帝王陵墓散落在平原上，全都朝向南面，金色的琉璃瓦顶在十月的阳光里闪着耀眼的光芒。我们开着车从宣德皇帝——也就是第五代明朝皇帝——的墓前驶过。传说这位皇帝曾用他自己的弓箭亲手射杀了三个蒙古人。然后，我们又经过了他祖父——永乐皇帝——的陵墓，这位帝王于1421年将北京定为首都。刚过了这座陵墓，魏子淇又叫我把车停一下。

魏嘉嘟囔着，说他要上茅房。他的父亲替他把裤子拉了下来，然后他使劲地腹泻了一通。至此，他的脸色更加惨白，眼睛里毫无表情。我们下了高速公路还不到十分钟的时间。

“我们继续走吧，”我说道。

“等他再拉一会儿，”魏子淇说道。

停车的地点是在一条壕沟边上，旁边是一个刚刚采摘了果实的苹果园。公路上，一辆辆前去参观明陵的旅游巴士呼啸而过。我在想有没有乘客会瞥见这一幕：一辆轿车停在路边，闪着灯；一位父亲蹲在壕沟里，抱着他的孩子在拉稀。丰收的果园里，果子已经收得一干二净，光秃秃的树枝在秋日的阳光里摇曳着。

眯眯已经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儿童病房替魏嘉安排到了一个床位，大家认为这里的血液专家很不错。我们为孩子挂了号，他躺到病床上的时候，脸上似乎恢复了一点血色。不过，他这会儿十分惊惧，以至于任何穿白大褂的人靠近他，都要引来他的一番抗争。当他们试着给他做血液检查的时候，他咬了其中的一位护士，把另一位护士打了一下。我和他父亲把他按在床上，他们才给他做完了血液检查。等他平静下来之后，一位护士说，需要对他进行仔细观察，看他的血小板是否有所增加。然后她问，今晚谁留下来陪孩子。

“我，”魏子淇说。

“你不行！”那护士语气强硬地说道，“只有女同志才可以在医院过夜。”

“他妈妈明天才能赶过来，”魏子淇说，“我陪他一个晚上都不行吗？”

“绝对不行！只有女同志才行！”

“你看，他们家离这里有两个小时的路程，”眯眯说，“很抱歉，可这里唯一的家人就只有他的爸爸！”

那位护士是个身材魁梧的女子，五十多岁，在魏嘉的病床前纹丝不动。她不住地重复着那几个字——只有女同志！她越是这么说，那几个字听起来就越陌生，因为几乎都没有人再用那些老掉牙的共产主义词汇了。小男孩的脸上出现痛苦的神情，他又开始哭喊起来：“我不要一个人呆在这里！我不要一个人呆在这里！”

“不要担心，你不会一个人呆在这里的，”眯眯对他说，我则跟那位护士说：“我们可不可以到外面去讨论这件事儿？”

我并不想发火，因为中国的医院有区别对待乡下病人的臭名声。以尽可能平和的语气，我向那位护士说明了当时的情形，眯眯也向她求情，希望通融一下。然而，她还是固执己见——中国官僚制度下的人常常是那个样子，如果遇上的是中年人，则更是如此。这一批人在“文化大革命”那个乱糟糟的年代里读了点书，长大之后，很多人一辈子都在单位里过日子。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这些人被遗忘在一边，他们缺乏年轻人普遍具有的那种灵活性和实用主义。由于这家医院的这位护士拒绝让步，我只好决定开车回到村子里把曹春梅接过来。

“你最好在十点钟之前赶回来，”那位护士说，“如果过了十点钟，我们是不会让她进来的哟。晚上我们是要锁门的。这些都是我们的制度！”

我给曹春梅打了电话，让她找一辆摩托车把她送到山下来，这样就能节省一些时间。可是，她在半小时后给我回电说，只有一个邻居有摩托车，而他今晚上已经醉得开不了摩托车了。等我把车开到那条土路的尽头时，天已经黑了。曹春梅早就收拾好了要带到医院的包裹，正站在那里等着我。包裹里有几瓶当地的泉水——三岔村的多数村民都以为，他们那里的水比你在城里买的什么水喝着都健康。

“太麻烦你了，”她一边说着，一边急匆匆地上了轿车。

“没事儿，”我说，“你需要的东西都带上了吗？”

“我没事儿，”她说，“你吃过饭了吗？”

“吃过了，”我说。实际上，从早上到现在，我一顿饭也没有吃过。不过，在这礼节性的交谈中，这样的说法多少有些安慰性质。在中国的农村，不管情况多么紧张，某些性质的对话还是很管用的，而曹春梅的话的确让我心里面感觉平静了不少。在崇山峻岭中，我把车开得飞快，不时看着模糊的地标向后掠去。今天，我已经是第四次看见它们了：怀沙河谷、九渡河、黑山寨。在黑夜里，明代帝王陵寝的屋顶闪着鬼魅般的光芒。高速路上空荡荡的，当我们抵达医院的时候，比平时快了半个小时。魏嘉正熟睡着，我跟他的父母道晚安的时候，他也没有动弹一下。

那个星期的多数时间，魏嘉都在发烧。到第五天的时候，他的体温上升到了四十度，血小板则降到一万五。如果血小板数量再继续减少，颅内出血的危险性将很大。

我和眯眯每天都要去医院看望他们。到了晚上，我不断给我在美国的医生朋友们写信。他们告诉我，只要适度休息，再注意饮食，是可以稳定患儿的免疫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病情的。可是，我们对诊断结论拿不太准。在美国，像他这种情形的话，医生会给病人进行输血，可中国的医生还根本没有提到这件事。我向他的父母建议，类似的办法只能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能采用。中国的血液供应并不安全，献血者数量不足，用血体系主要靠人们有偿献血来支撑。魏嘉生病住院的时候，有专家做过估计，全中国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人数超过了一百万。这一病症在北京南边的河南省尤为严重，因为那里存在着不卫生献血的状况。大城市也有这样的问题——我认识一个美籍华裔记者，她最近刚刚调查了北京的一个献血中心。当她一到那里，马上有人向她兜售假身份证，让她可以出卖血液。即便是那些管理较为完善的诊所，通常也把血液分析项目局限在抗体试验上。这样的检测方法跟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分子诊断法相比，价钱便宜，但可靠性差。

到第七天的时候，魏嘉开始牙龈出血。那天早上，医生给他做了个白血病骨髓测试，才终于觉得应该给他输血治疗。魏子淇给我打来电话，向我借八千块钱。中国没有全国性的健康保险，城镇居民主要靠单位支付医疗费用。而大多数农民只有完全靠自己，这也是他们把积蓄看得很紧的原因之一——农村人得随时准备为看病吃药这类突发事件花钱买单。因此，医院常常将农民们加以区别对待。医生们对于医疗欠费单总是十分谨慎，因此，他们一般会要求病人预交医疗费。到2009年，中央政府才着手建立全国性的医疗保健体系，但它覆盖的面有多大，尚不清楚。

魏嘉生病的时候，农村人只有依靠私人医疗保险。跟其他农民不一样，魏子淇夫妇给他们的儿子买了一份保险。那是魏嘉上幼儿园的时候要求购买的。魏子淇夫妇当初还比较精明，买了这份保险，用保险就可以支付大部分的治疗费用。但是，医院等不及保险公司报销这笔费用，他们要求支付现金。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家庭只能从亲戚朋友那里筹钱，而这常常需要几天的时间。

眯眯此时正准备前往欧洲出差，我只好一个人去了医院。魏嘉时睡时醒，他妈妈告诉我，医生刚刚给他服了药。嘴巴四周的血液已经凝结成块——他的牙龈依旧在渗血。由魏子淇陪着，我向值班的医生做了自我介绍。那位医生姓赵，她的办公室里还有一个医生以及三位护士。我问她，是不是非得输血。

“他是谁？”她厉声喝问魏子淇，“他来这里干什么？他为什么这样问我？”

“他是个作家，”魏子淇带着自豪的语气回答道。

“我是他的朋友，我刚刚介绍过了，”我立刻说道，“是我把小孩儿送到医院来的。我有几个简单的问题，看看我们该怎么办。”

“这不关他的事！”赵医生对魏子淇说道，“你才是孩子的家长，你才有责任。跟他没有任何关系。”

“我关心这个孩子，”我说道，“从他生病以来，我一直在想办法帮助他们。我只是想让我们做出正确的结论。”

“结论早就已经做出了！”说完这句话，那女人扭头背对着我。我默默无语地站了一会儿。在中国，我已经习惯了别人对我更多一些耐心；一般而言，他们只要看见说汉语的外国人，就会倾向于表现出一种夸张的尊敬。通常，这样的敬重会给生活带来不少便利。因此，跟所有长住的外国人一样，我也学会了利用这种优势。不过，对于敬重的真正含义，我倒是从没抱过幻想。在那层敬重的深处，是一种局促不安：从内心深处来说，很多中国人——尤其是那些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对于自己的国人在外来者面前的表现还是感到有一丝耻辱的。赵医生没有把我当成是一个关心病孩的人；在她的眼里，我只不过是个外国人，一个不信任她的专业能力的外国人。

此外，魏子淇相信我的判断，也很明显地让赵医生感到恼火。当这两点加在一起，这个城市女人最糟糕的天性显现了出来——从头到脚糟糕透顶：她在农民面前趾高气扬，在外国人面前则心神不定。我转过来问办公室里的其他人：“我该跟谁说这件事儿呢？”可大家都对我视而不见。我把那个问题重复了一遍：还是沉默。一个护士低声说了个笑话，我没有听得明白，而另外几个人在那里嘻嘻哈哈地笑成一团。我感觉到我的脸在一点一点地变红，而这正是耐心快到被耗尽时的表现——小男孩此时就在隔壁房间遭罪，我可不想听他们的笑闹声。

“事情很简单，”我说道，“钱是我出的。在拿钱之前，我必须知道，为什么现在需要输血。如果你们不跟我说这事儿，我就不交钱。”

赵医生这才转过身来对着我，她的脸因为愤怒而紧绷着。“他需要注射免疫球蛋白，”她说，“如果不注射免疫球蛋白，就有大脑损伤的危险。他的口腔里已经开始出血了。我们知道该做什么，你懂个啥？”

“我正在尽我所能地搞懂啊，”我说，“如果你能说慢点，对我肯定有帮助。我之所以要过问，仅仅是因为我关心这个孩子。”

“如果你真是关心他的话，就应该让我们给他输血！”

“我问过其他医生，他们说可能没有必要输血，”我说，“他们跟我说，一般要等活体检查结果出来再看。”

“那要等多久呢？”那女人高声说道，“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嘛。也许要一个星期吧。我们不可能等那么久！”

“为什么不给他做个检查，看是不是病毒引发高烧呢？”

“我们知道，他的血小板很低！那才是我们要关心的问题！”

“你们给他做肝炎病毒检查了吗？”

“他根本就没有肝炎！”

“你们查过了吗？他们跟我说，也有这种可能性。”

“没有必要查那个！肝炎不是我们关心的问题！”

“如果你们给他注射丙种球蛋白，那不是有血液传播疾病的风险吗？”

“当然有风险！”赵医生厉声说道，“血液可能携带艾滋病毒、肝炎病毒或者别的什么病毒！”

“他们不是要检查血液吗？”

“不可能完全检查得出来。”

“我觉得你们可以检查得出来，”我说道。

“相信我好了，检查不出来！”

在我看来，一个医生竟然说出这种屁话，简直令我作呕。不过，我还是换了一种方法：“血液从哪里来呢？”

“我怎么知道？”那女人现在几乎是在吼叫了，我和魏子淇只好退到了房间外面。我告诉他，血液的供应渠道才是我关心的主要问题，他平静地点了点头。我用手机给一个美国人打去了电话，她在北京的一家医药公司工作。她告诉我，她所在的公司遵循国际标准进行血液检验，她还答应帮我查一查，看能不能安排我购买一点丙种球蛋白。一会儿，她把电话回了过来。

“他们可以给你把东西送过来，”她说道，“费用是三千零六十九元一个单位。我觉得一个单位完全够一个五岁小孩使用了，只要他的个头不是太大就行。”

“他的个头很小，”我说道。

“那就行了，”她说，“他们会替你把货送过来。不过，你得让那家医院同意接受才行。”

严格来说，这个公司这样出售血液是一种非法行为。但在中国，很多事情都是这个样子。我深吸一口气，又回到了医生办公室。“如果我自己买来干净的血液，可以用吗？”我问道。

“在北京，根本就没有确保干净的血液，”那位医生说道。

“有，”我说，然后我就给她讲了那家公司的名字。“他们公司有干净的血液。”

“不可能，他们公司也没有，”她说，“没有办法查得出所有的病毒。”

“我肯定，他们能够检查得出艾滋病毒和肝炎病毒，”我说。

“不可能，”那医生说道，“根本检查不出来。”

“算了吧，”我说道，“检查不检查现在都不重要了。我想知道的是，如果我从他们那里买来血液，你能输给小孩儿吗？”

“不可能！他们不可能把血卖给你！”

“我已经跟他们说好了，”我说道，“他们同意卖给我。”

“我们不会接受的，”她说，“这样做是违反医院规定的。这算什么问题呢？你怎么会想到这么做呢？你以为你是谁啊？”

“你不告诉我你们的血液来自什么渠道，你也不跟我说你们的血液是否安全，”我说道，“所以，我只好自己找可靠的渠道。这就是我要问你的唯一原因。”

“北京根本就没有干净的血液，”她说道，“除了用我们的血液，你没有别的选择。风险是有一点，但他如果不注射丙种球蛋白风险更大。你们现在就得把这事定下来！”

我气得发抖，只好走出了办公室。我跟那位美国女士打了个电话，跟她解释了我所面临的情况。她说，我们还有一条路可以走。“我认识一些曾经在你们那家医院工作过的中国医生，”她说，“我可以让他们帮着查一查供血的渠道。很快就能够查到血液来自什么渠道，我们再看那个血液中心安全与否。随后我再给你打过来。”

我跟魏嘉的父母在他的病房里等待着。过去一周的时间里，他们一直非常平静：没有流泪，没有惊慌，没有提高过嗓门。乡下的生活已经教会了他们要坚强，也让他们了解了“没办法”这几个字的含义。在我跟那位医生争执的过程中，魏子淇站在我的身后一言不发。他早就表明过，他听从我的判断。他相信我那位未曾露面的美国医药朋友，他身上一点也找不出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所具有的那种局促不安。在他看来，那是再符合逻辑不过的事情：他对这些问题一点都摸不着头脑，因此只有信任我这个关心他孩子健康的外国人。我自己的反应则不尽相同——我也非常外行，但当时严峻的形势迫使我想要对事情有所掌控。实际上，我所能够做的也就是尽可能得到一些信息，期待着据此作出正确的判断。到现在，我所能做的就是等着一通电话。

魏嘉的病房里还住着另外两个小男孩。其中一个十二岁，患了心肌炎。另外一个只有八岁，肾脏出了毛病。病房的墙壁涂成了淡淡的粉红色，一只米老鼠挂钟就是唯一的饰物。墙上还拉了一根晾衣绳，那是陪同病孩的母亲们要用到的。

八岁的那个小男孩来自东北的吉林省，他的家长是专门带他来北京看病的。这已经是他在医院的第二次延期住院了，因为自六月份以来，医生们就对他采取了大量服用荷尔蒙的治疗方法。三个月以来，他的身体增重了百分之五十。孩子身上到处看起来都是浮肿的：他的肚子膨大，双腿像香肠，脸蛋圆得像月饼。他一直在不停地吃东西，他的妈妈则不停地说着他吃东西这件事儿。中国人喜欢谈论吃的东西，尤其是没有比食物和孩子更好的话题可以谈论。一周以来，几位母亲已经变成了朋友——中国人天生喜欢社交，只要你把他们放在一起，他们会马上无休无止地闲聊起来，哪怕是在压力极为沉重的环境下。我坐在那里，手里拿着手机，听他们闲聊着。

“他是服用激素后才开始发胖的，”那小男孩的母亲说道，“现在，他每时每刻都在吃东西，但就是不吃水果。”

“魏嘉也不吃水果，”曹春梅说。她坐在儿子睡觉的病床边上。

“水果、鸡蛋、牛奶——这些对他有好处的东西，他就是不吃，”肾病患儿的妈妈说道。

“魏嘉也是。”

“医生应该给他也来点激素治疗，”那女人说道，“他个子太小了。”

那个十二岁的男孩儿头戴耳机，听着CD。他正处在青春期，身材瘦削。一周以来，他都住在这间病房里，陪伴他的，是家长们以及他们那永无休止的闲聊。他把音量调大了一些。他的祖母也在场，那是来自河北乡下一位六十八岁的老太太。在所有的大人中间，她的话最多。此时，她开始向曹春梅提出一些建议。

“你首先应该关心的，是你小孩的身体，”那老太太说道，“只要他身体健康，就能干活，就能维持生计。第二重要的事情，是读书。我年轻的时候，就没有上过学——我现在就不会认字哟！我还记得小的时候，一个阿姨跟我父亲说：‘你拿什么钱，让她读什么书嘛？反正都是要嫁给别人家的。你为什么要那么做呢？’他们就没有送我上学。所以我说，读书很重要。”

“我饿了，”那胖乎乎的小男孩叫道。

魏子淇笑了起来，“他又饿了呀！”

“他总是说饿，”曹春梅带着羡慕的口吻说道，“难怪他那么胖。”

“你刚刚才吃过哦！”胖男孩的母亲说道。

“我饿！我饿嘛！”小男孩提高了说话的声音，仿佛要哭出来似的。他随时都在哭——他带着城市小孩的那种哭腔，他明白怎样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母亲拉开病床旁边的木抽屉，取出一只医用饭盒，里边装着吃剩的猪肉和米饭。小男孩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魏嘉依然在睡觉。我的手机响了起来。

“很不错的消息，”那位美国女子跟我说。她已经查到了，我们这家医院跟他们公司用的是同一家血库的血，唯一的差异在于，这家医院对用血没有进行彻底的检验。“我向这儿的医生们问过了，”她说，“他们从来没有遇到过艾滋病毒阳性反应。那家血库还是很安全的。”

我谢过她，便挂了电话。冲动之下，我拨通了我在旧金山的医生朋友特德·斯科特的电话，一阵兴高采烈的声音传了过来：“嗨！我是特德，非常抱歉我现在不能接听您的来电……”我忘记了当时是几点，他后来才告诉我，他当时正在设备室上小夜班。我想听到别人告诉我，我们已经尽了力，后来的事情将会进展顺利。但是，我找不到任何人：没办法。最后，我抬起头来看着魏子淇。

“我觉得可以，”我说。

我们走下楼，来到了医院的收费处。坐在里面的收费员颇像银行出纳员，钞票摆得到处都是：抽屉里塞满了钞票，桌子上散落着钞票，点钞机里飞旋着钞票。在中国，最大面值的钞票只有一百元，相当于十二美元，买什么东西都需要一大堆钞票。我带了八千元现钞——足足有一本小说手稿那么厚。我把那些钞票从口袋里取出来，递给了收费员，收费员什么也没问就把那一摞钞票放进了点钞机。

上了楼，我把收据交给了护士，医生们马上开始进行输血前的准备工作。我明白，那些医疗人员不希望看到我出现在他们身边，于是，我告诉魏子淇和曹春梅，第二天我再过来。魏嘉已经醒过来了，他的脸色依旧苍白，但他还是对着我笑了一下。我跟他做了约定，只要他一好起来，我就带他去动物园。我坐了辆出租车回到家，洗了个澡，一个人吃了晚饭。夜里，我感到一阵麻木。一刹那间，我在空荡荡的公寓里坐了起来，感到十分的无助，竟至无法呼吸。

输血之后，魏嘉的烧退了。两天之内，他的血小板恢复了正常。接下来的一周时间里，血小板均维持在正常水平上。骨髓检测显示，不是白血病。医生们断定，那种情况实际上就是免疫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最严重的威胁已经不存在了。

那个周末，一大堆亲戚朋友前来医院探视。一共有四个人：魏嘉的外公、他的大舅，还有一个舅舅，以及一个叫作李子文（音译）的远房亲戚。除了一个人以外，全部是直接从乡下赶过来的，他们穿着农民经常穿的那种绿色或者深蓝色上衣。大舅已经七十一岁，他告诉我，他已经有三十年没有来过北京了。李子文是唯一的城里人——他生长在跟三岔一山之隔的海字口。不过，他在年轻的时候参了军。在部队服役十年之后，他得到了政府在首都给他安排的一份工作，现在已经升职当了一个小官。他穿了一双黑色的皮鞋，上面贴着花花公子的标识，还穿了一件毛衫，胸膛上印着“Wolsey”这几个字。在他身上已经看不见农村人特有的单调身材了——皮带之上，一小点将军肚鼓了出来。

几个人一进入病房就围在了病床前。魏嘉盘腿坐在床上，正在看一本连环画。外公曹继福（音译）把手搭在小男孩的背上，跟他轻轻地说起话来。突如其来的关注让魏嘉有些不好意思，他把头低了下去。床单已经有一个多星期没有换洗过，做血液检查时留下的血迹变成了褐色的斑点。

几分钟之后，有人提到了午饭。李子文，也就是那位城里人，把手伸进口袋里，摸出了一叠钞票：全是百元大钞。他把那一叠钞票放在床上。

“这些钱拿给孩子用，”他说道。

魏子淇试图把钱还给他，但李子文推辞了。两个人不痛不痒地推让了一阵，最后，魏子淇点了点头，以示感谢。接着，那位舅舅，还有外公，也走上前来，在床上放下了一叠钞票。最后轮到大舅。他比另外几个人都要穷，他放下的那一叠钞票里，有十元的也有二十元的。血迹斑斑的床单上，码放着四叠钞票。一阵难堪的沉默之后，曹春梅把所有的钞票都塞进了孩子的枕头下面。有人提到了吃午饭的事儿。

曹春梅留下来陪着魏嘉，其他几个人去了街对面的餐馆。我们要了一个雅间，又经过一阵推让之后，外公坐到了对着门的上席位置上。魏子淇把菜单掂量了足足五分钟之久才开始点菜。当服务员拿来一瓶六十度的粮食酒时，他查看了一下封口。“你敢保证这一瓶不是假酒吗？”他问道。

服务员似乎有点吃惊。“我敢保证，”她说，“不过，我估计我也不敢跟你那么说。”

李子文拿过酒瓶，用手指摸了摸瓶盖。“我搞不懂，”他说，“现在的假酒很多。这假东西对身体很不好。”

真东西也一样，我在心里面对自己说道。魏子淇把那瓶酒退了回去，又拿来一瓶，还是被他退了回去。最后，服务员拿来了一瓶红星二锅头。“这个我们敢跟你打包票。”她说道。

魏子淇把二锅头倒进几个酒杯里。一盘接一盘的菜端上来了，每端上一道菜，都会激起大家对菜品进行新一轮点评。在精心准备的中式宴席上，谈话是不会有间歇的：只要有饭菜，大家就不缺少谈话的内容。

“这鱼香肉丝比我们那天晚上吃的味道好多了，”魏子淇说道，“但他们这儿做的铁板牛肉不怎么好吃。”

“有点咸。”

“豇豆还可以，不过也只是勉强而已。”

服务员端上来一盘牛肉干，魏子淇尝了尝，然后说道：“这东西味道不对劲哦。”

几个人轮流着试了试牛肉干，都抱怨起来。

“嗯，是不行。”

“我看啦，是做出来太久了。”

“吃了这个东西是要生病的。”

魏子淇把服务员叫进了雅间。“这盘菜是坏的，”他说道，“你把它拿回去吧。”

女服务员把那盘菜端了回去。等她再进来的时候，魏子淇又向她抱怨，说他们没把鸭头煮进我们喝的汤里面。“你们应该把它煮进来，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嘛，”他严厉地说道。在餐馆里——检查酒瓶、判断饭菜、迅速决断——在我为他儿子输血而发生争执的时候，他站在我身后一言不发，两者似乎完全不同。不过，这符合他在农村的逻辑：他对血小板和活体检查一窍不通，而饭菜是他的营生。所以，在餐馆里，他成了专家。再说，他也可能想让别人把他当成是控制局面的人。

几个人从容地喝着酒，外公的脸首先变红了。他站起身来，很正式地跟我敬了一杯酒。他用的是我的中文名字：“何伟，我们非常感谢你对魏嘉的帮助。”

大家都举起酒杯，我们一饮而尽。“何伟在美国有很多当医生的朋友，”魏子淇说，“他们也给我们帮了大忙。”

有人问起小男孩血小板的事儿，魏子淇说，自从输血以来，血小板已经上升了不少。他给大家讲述了开车进北京城的过程，那一次，魏嘉血流不止，我们在山路上不断地停下车来。故事讲完之后，其他几个人继续讨论着小男孩的健康问题。魏子淇转过头来看着我。“你知道，”他平静地说道，“那一次，坐在车上，我心里面害怕得很。”

我告诉他，当时我也很害怕。

几个人都喝红了脸，敬酒的速度也加快了。城里人李子文跟外公喝了一杯。“这是我们第二次在一起喝酒吧，”外公说道。

李子文笑了笑。“第一次是魏嘉出生的时候，”他说道，“那时候，我还在部队，他们准了我两天的假。”

“那天，我们喝了不少的酒！”外公说道。他举起酒杯，李子文也举起了酒杯，共同为有关小男孩出生的回忆一饮而尽。

第二章

冬季是三岔最宁静的季节。庄稼收完了，果园的活儿也基本上干完了，只是偶尔要去做做果树的修枝和嫁接。男人们主要是捡拾柴火，有时候也会进山打猎。他们在山上设下圈套，一心想着捕获獾、野猪之类的猎物。不过，人们多数时候呆在家里。因为空气干燥，下雪并不多见。不过，气温通常在零度以下。在屋子里，炕是唯一的热源。日常生活多在这个巨大的土床上进行，如果你在早上九点钟走进一户人家，极有可能看到大家还盖着被子在睡觉。他们吃得很少——这儿的人在冬季只吃两顿，而不是三顿。他们在晚上九十点钟就上床睡觉，有时候打打盹也就过了一个下午。上午，一片宁静。寒冷的日子里，这村子如此宁静，村民们仿佛都在进行冬眠。

2002年11月，魏嘉出院之后，他就没去幼儿园，一直呆在家里。整整两个月的时间，他基本上没有离开过屋子，他父母一直在给他服用医生们开出的类固醇。有一段很短暂的时间，小男孩特别容易哭，他在医院同室病友——也就是那个胖乎乎的城市男孩儿——身上学到了这个行为。只要魏嘉一哭，他的父母就会不留情面地奚落他。“像个猴子似的，”他父亲看着他掉下的眼泪说道，“哭吧！猴子，哭吧！”他的母亲也会加入取笑他的行列，孩子很快便放弃了这一套做法。一个冬天，他的体重增加了八斤多。他的父亲教他写一些简单的汉字，他们一起听一听英语磁带。

冬天是我最喜欢到乡下去的时节。没有夏天那种大风吹拂，每一条道路都干净多了。有时候，我会沿着长城走上四个小时的山路。大山里一片安宁，小村庄则有一种似睡非睡的空旷感。到了晚上，农民们常常会聚到某个人的家里喝酒打牌。一个冬夜里，我和魏子淇在他侄子魏全有（音译）家里吃饭，几个男人开始谈论起车子来了。魏子淇说他希望哪天能够拿到驾照——这个打算他提到过好多次了。

“何伟是个好司机，”魏子淇说。

“一般一般，”我说道。

“不，你那不是一般哦。你开了多久的车了？”

“从我十六岁就开始了。很多美国人都是十六岁就开始开车。”

“将近二十年了哦！”

“还不到呢。”

“那次魏嘉生病，你要是看见当时那架势就好了，”魏子淇说道，他接着便讲起了我们开车进北京城的故事。魏全有听得津津有味，尽管我敢肯定，他早就听过这个故事了。这个故事在村子里被传得滚瓜烂熟。村里人有个习惯，邻里生病，大家会互相帮助。如果某位三岔人生病入院了，其他村民会来到这家人的家里，送上现金——在一个没有农村医疗保险的国度里，村民们以这种方式应对医疗费用。病人康复后，充满感激的一家人通常会摆上一桌宴席款待大家。因为魏嘉生病，我和眯眯第一次真正地牵扯进了当地村民们的生活——我们当初的做法得到了当地人的认可，他们现在跟我们打招呼都比以往热情得多。过去一年的经历让我对三岔的想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开始，我把这个村庄当作解脱之地，把它当成可以爬山、可以安安静静地从事写作的地方。而现在呢，我来这里完全是出于别的原因。在中国，这个地方最让我觉得有回家的感觉。

那天晚上，魏全有邀请我过去吃饭，借以表示他的谢意。他是个小个子男人，身高仅有一米五，但却是全村笑容最灿烂的人。他从来不太多说话——吃饭的时候，似乎一直都在听别人讲故事。他住的房子有些简陋，墙壁上糊着旧报纸，一张不怎么值钱的《中国地图》算是墙壁上唯一的装饰品。那张地图上，很多城市都标上了手写的号码，一共有1到34共三十四个号码。这些号码从北京开始，到澳门结束，其间的顺序分别是上海、天津、西安、拉萨、乌鲁木齐——遍布全国。

“这些是你去过的地方吗？”开始吃饭的时候，我这样问他。

“当然不是！”魏全有回答道，“我最远就去过北京。”

“那你编那些号是什么意思？”

“这些都是中央电视台要预报天气的城市，”他回答道。他接着解释道：每天晚上，中央电视台预报天气的城市顺序都是一样的，先从北京开始，接着是上海，然后依次播报下去，最后以澳门结束。魏全有记住了这些城市的播报顺序，然后在地图上标了出来。

突然，我有点糊涂起来。“你那么做难道没有别的什么理由吗？”

“没有，”他笑了笑，那架势仿佛是在说，在一月份的三岔，除此之外，你难道还能干其他事不成？

不过，对魏子淇来说，那是有史以来第一年，冬天的生活惯例有了些变化。六个月之前，也就是2002年的夏季，当地政府把通往上村的那条土路铺成了水泥路，人们开车就能够循着这条路到达坡顶的那片空地。首都的汽车大发展势头渐强——那一年，北京居民购买了二十五万辆汽车，是这个城市历史上增幅最大的一年。越来越多的人们开着车到乡下探寻美景，在那个夏季，魏子淇和曹春梅在自己的家里给这些人做一些简单的饭菜。他们向每位来客收取二十元钱，生意还相当不错。

冬季来临的时候，魏子淇决定把业务扩展一下，开一家货真价实的餐馆和招待所。其他村民都在冬眠的时候，他却在拼命地干活儿：他把门前那块晒坝铺成了水泥地，还新修了一间厨房。隔三岔五他就要跑一趟怀柔，去购买水泥和其他建材。去怀柔的时候，他开始带手机了，只是村子里还接收不到手机信号。在以往，不管他到什么地方，基本上都是同一身打扮。现在，进城的时候，他开始注意起来，避免穿那身农民装束——这一点是我们上次进医院的时候，他在医院学到的。他买了一套衣服，颜色和款式都不再是农村人经常穿着的军警服式样。他还买了适合城里人穿着的鞋子：一双价值三十多元的黑色皮鞋。商标名称叫作“意大利”——他还把鞋盒子放在家里十分显眼的地方。在村里的时候，跟大家一样，他依旧穿着草绿色胶鞋。不过，每次去怀柔的时候，他都会换上那双“意大利”。

怀柔位于三岔到北京的半道上，无论从社交还是从地理方面来说，这都是连接三岔和北京的中点。很难准确界定对这个地方的感受：既不完全是城市，也不完全是农村。十五年前，这个地方更偏向于农村这一头。1995年，中国政府举办联合国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人们不想让希拉里·克林顿以及其他一共五千名具有政治主张的外国妇女造访首都。于是，她们被安排到了怀柔这个地方——这算得上是一种驱逐吧。那个时候，大多数建筑物正像在首都那样显得非常过时：尽是些矮小的方块状楼房，高度只有三四层，外墙要么贴着瓷砖，要么安装着蓝色玻璃。街道倒是很宽敞，车子却没有几辆。怀柔称得上是一处流放地——远离北京跑到这里来，实在没什么理由。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对那些来自于另外一个方向的人而言，这里已经变了样。怀柔坐落在北京平原的北部边缘，一条条道路从这里延伸至山村地区。自然而然地，这座城市也就成了那些人离乡进城的第一站。对来自乡下的人而言，北京太大，常常让人找不着北，怀柔则是个可以操控的地方。世界妇女大会之后的十年时间里，这个地方发展迅速，当今的城区人口已经接近十万。既不是城市，也不是农村，但它又实实在在地兼而有之：这里是农村人的城市。在这座城市里，绝大多数人口脱离农活不超过一代人，而且，当地的生意很大程度上要依赖那些在乡下地区往来奔波的人们。

跟中国大大小小的新兴城镇一样，怀柔看起来有点像个训练场。城市里到处都是伸长了脖子观看的人，到处都是无所事事的人。人们的脸上总有一种迷失的神态，他们往那些七层楼高的建筑物上面张望着，朝商场的橱窗里面张望着。他们在熙来攘往的车流里穿梭着——怀柔的驾驶员都学会了全神贯注地开车。在晴朗的日子里，人们成群结队地在原来召开世界妇女大会的地方闲逛。现在，这个地方的两侧各开了一家肯德基和麦当劳，这两家快餐馆总是拥挤不堪。城里只有一家百货商场，名叫大世界，同样拥挤不堪。大世界百货商场一共有五层楼，里面陈列的货品应有尽有，基本上能够满足怀柔购物者的全部需求——电器设备、衣物、玩具、书籍，一应俱全。也有农民到那里去是为了乘坐电动扶梯。他们在那移动的金属架子前泰然自若地站立着，到了合适的时刻便一跃而上。一旦成功踏上扶梯，他们会紧紧地抓住橡胶扶手，宛若体操运动员握住双杠一般。等乘坐到头，他们会稳稳当当地跳到地上。成功跳落地面后，他们总会站着纹丝不动，仿佛在等着裁判评判和打分。百货商场内，到处都有并非恶意的推搡：在拥挤的扶梯两头，人们你推我攘；在商场的货架间，人们艰难突进；在商场中庭，拥塞的人们摩肩接踵。大世界商场的装饰方案主题简单，实施复杂。主题是：发亮的物品，发声的物品。到处都是玻璃镜子、玻璃围栏、经过打磨的金属柱子等等；到处都是噼啪闪动的灯管，以及震耳欲聋的大喇叭；这里的反光面比迪斯科舞厅还要多。很难想象，还有别的什么地方比这儿跟宁静的小山村的区别还要大。从乡下来的人很喜欢大世界——他们步履蹒跚地踏上电动扶梯，在耀眼的光线里幸福地眨巴着眼睛。这正是怀柔的诀窍：这是一座正在转型的城市，人们转变的速度，跟农民们换上“意大利”皮鞋的速度一样快。

魏子淇在城里面有亲戚：一个大哥，还有几个堂兄弟，全都来自三岔。他们带着他来到材料商店，为他的翻修工程购买材料。2003年的头几个月里，他找到了几个他信得过的生意人。这些都是新型的关系——在农村，跟正儿八经的商业扯上关系的并不多见。城里人把这叫作“关系”，做生意则要学着“拉关系”。从字面意思来看，“拉”这个动词的意思是“拖”、“拽”等，而这样的描述其实再适合不过：凭着关系，才能找到活。魏子淇请那些跟他有来往的人到餐馆吃饭，他一杯一杯地跟人喝着白酒，一支一支地给人递上香烟。他自己也开始抽烟了。之前，他把烟戒掉了，因为他觉得抽烟这个习惯对身体不好，而且还很费钱。不过，对于想要做生意的中国男人来说，一起抽烟是拉关系至关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无论什么时候去怀柔，魏子淇都要带上几包红梅香烟。

冬天快要过去，魏子淇在修完晒坝，新修了一间厨房之后，又修建了一个鱼塘。原来那个水蛭池依然存在，而且就在边上，已经变成了他第一次经商的文物古迹。不过，新修的鱼塘的面积是那个水蛭池的四倍，他打算在里面养上虹鳟鱼。至于广告，他找到了一块丢弃的卡车引擎盖，这块金属板已经被刮蹭得面目全非。他把那块金属板刷上蓝色油漆，用大大的红字写上了餐馆的名字，然后把它立在了三岔村那条小路尽头的乱石堆上。对他的餐馆而言，他考虑过许许多多响亮的名号——三岔农家乐园、甜水农家别墅、三岔大自然农家休闲乐园。不过，他最终选择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名字：“长城驿栈”。尽管他学着像城里人那样拉关系，但他从骨子里依然明白，乡下那些简朴而老式的东西才是他最好的卖点。宣传名片上列出了游客在三岔可以享受到的、看似无足轻重的全部活动：

爬山，爬长城，赏野花，喝泉水；

吃柴烧饭，睡热炕，吃五谷；

在平实简单的观察中学习；

返璞归真。

乡村是为数不多还能够让城市人有一点怀旧感的地方之一。在城市里，人们一往无前地奔向现代化，绝大多数古老的社区邻里和标志性建筑都已消失殆尽。人们很少有时间回想过去，而历史常常让人觉得跟现实关系不大，如同已经逝去的朝代和他们修建的长城；或者让人感到十分痛苦，如“文化大革命”。不过，他们跟乡村生活有一点点距离，正是这种距离让他们觉得好受些。他们已经摆脱了乡村生活——大多数城里人都有在农村生活的历史，只是远或近的问题。但是，他们不必每天都去考虑这些问题。当中产阶级逐渐富裕，能够买车，又能够花钱旅游的时候，他们开始意识到，时不时地到乡下去走一走是一件多么快乐的事情。对城市人来说，历史的这一面更容易掌握——他们可以把车开到那里去，住上一晚，然后又回到现代社会。

然而，事实上，正是在这个方面中国困在了历史里，至少在政策上是这样。在三岔，人们很少谈论过去的事情，可他们的土地关系依然极为纷乱，持续时间长达一个多世纪。像魏子淇这样的村民，依然保留着很多零零星星的文件，可以追溯这段历史。他虽然看不到自己的家谱，但那几份传了几代人的残破地契依然保留着。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魏子淇的父亲把这些文件藏进了自家的楼顶。魏子淇本人却没有那么小心翼翼——他把那些玩意儿随意折起来，用一块脏兮兮的红布包着，扔进了抽屉。

最古老的一份文件可以追溯自清朝的光绪帝十三年。那是1887年，那份手写的地契上说，一个叫作于满江的人租了一块地。交易不涉及金钱——双方认可的报酬是每年一斗谷物，相当于现在的十一升。于满江种的庄稼长势肯定不好，因为从另一份契约看得出来，他“由于缺钱”把那块地典押了出去。这份文件的起效日期是1906年，文件上第一次出现了魏家老祖宗的名字——魏永亮，也就是魏子淇的曾祖父，他答应出一百五十吊钱换取那块地的使用权。四年之后，他痛快地买下了那块地，总费用是三百五十六吊钱。

一吊就是一串铜钱，魏家这些契约上记录的钱数都是些小钱。在以往那个时候，村子里的土地时常要进行租赁或者典押，这都是十分普遍的事情。封建时代，大地主往往把持着整个村子的土地。在三岔，最富裕的人家姓闫。贫穷的人家要从闫家佃得土地耕种，即便有些家庭能够买得起土地，也常常都需要勤苦劳作才能够维持生计。魏家保留的合同里面，就有几张记录的是几兄弟分地的事情。有一份文件说明，他们的父亲去世之后，两兄弟得平半负担葬礼的开销。不管是什么样的内容，这些文书都是由代笔人书写的，而且写得很不规范。很明显，在上面签字画押的农民们都是些文盲。

清朝在1911年垮台，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不过，乡下的变化微乎其微。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的战争时期，北方的情势尤为糟糕，这在魏家保留下来的契约中也得到了反映。在所有的契约中，写得最不规范的那份文件从1946年开始生效，签字的人名叫魏明月，也就是搅屎棍的父亲。因为财务危机，他答应把一块土地典押给他的一个堂兄，换回大约六升包谷。契约上说：“次年，小春作物收割，退回抵押物，土地收回。”得到土地的堂兄名叫魏有坦，也就是魏子淇的祖父。在村子里，邻居之间的紧张关系通常具有很深的根源，尽管很多细节已经消失在没有记录下来的历史迷雾中。魏子淇读不懂那些用繁体字写成的契约合同，直到我读给他听，他才知道了典押土地这件事儿。当我问起他跟“搅屎棍”的关系时，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话：“很复杂。”不管怎么说，那些古旧的合同反映了不同程度的贫困状态。魏子淇的祖父有足够多的谷物，能够从搅屎棍的父亲手里把土地典押过来，但他的那点谷物又不够维持一个健康家庭的所需。1946年那份合同生效后两年，傻子出生了，他就是粮食不够吃所造成的弱智牺牲品。

当时，共产党已经在华北掌握了政权。他们在陕西黄土高原的贫瘠山区里建立起根据地，支援他们的核心力量则是那些一穷二白的贫苦农民。毛泽东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要把土地所有权分给那些真正从事耕种的农民们，从而结束地主占有土地的封建制度。共产党在获取全国政权之后，以极快的速度推行了这项改革。这种做法非常管用，以至于他们丝毫不担心会遇到暴力对抗：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被无情地镇压的地主成千上万。佃农们分到了田地，五千万个家庭——绝大多数都是极度贫困的家庭，一夜之间获得了土地所有权。他们中间大多数人之前从来没有合理合法地得到过土地所有权，很多人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

在魏家保留下来的契约中，这一标志性的历史巨变出现在1949年9月——也就是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一个月——签署的一份文件里面。这份合同装裱得十分漂亮：边框上装饰的是籽粒饱满的玉米棒子，下缘画着农民们沐浴着阳光正在耕种和收割的场景，顶部画的是毛泽东像。合同说，魏家一共五口人，分得了七块田地。地块的面积都用小写数字列了出来：1.2亩、0.7亩、0.3亩、0.3亩、0.1亩、0.1亩、0.15亩。对这个大家庭来说，这些地加起来不到三亩，但比魏家以往所拥有的土地还是多了很多。其中一个地块原来属于搅屎棍的父亲——很显然，他没能赎回典押出去的那块土地——但对于其他地块原来的所有权却没有提及。魏子淇告诉我，那些地块曾经是当地的大地主闫家的土地，尽管他并不知道这家人后来的命运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被斗争了，”他模棱两可地说了这么一句，就没了下文。他的父亲从来没有跟他讲过这些往事。

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第一轮土地改革运动马上收到了效果。这种新型的土地所有权调动了农民们辛勤劳动的积极性，20世纪50年代初，全国的农产量增加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也随之提高了。不过，这两个方面的上升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因为毛泽东主张要把那场革命继续深化下去。20世纪50年代的后几年，他要求把农村的土地重新组织在一起，而这一次是交给人民公社。农民们失去了他们刚刚获得的土地所有权，随之一同失去的，还有个人获利的权利。什么东西都得大家分享——田地、劳力、收成——于是，产量变得极其低下。1958年至1961年的大跃进中，毛泽东向农民们发出指示，要求他们为工业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要求人民公社完成一定的钢铁产量。结果，农民们把农具和炊具都扔进了高炉进行熔炼；在很多地方，人们把种庄稼的事情放在了一边。于是，一场大饥荒横扫中国农村，饿死了很多人。

对于这一段往事，魏子淇的父亲也从来没有说起过。跟大多数农村人一样，他不愿意在那些并不令人愉快的记忆里徘徊不前。因此，他们家收集的那些契约文书在人民公社时代便基本上停止了。对于搞大集体的开始，从他们家的契约合同上看不出来。从1961年以后，也就再没有留下什么合同了。那一年，大跃进被彻底地画上了句号。之后，人民公社制度依旧存在着。如果魏家还签订了什么合同的话，他们家也没有保留下来。留下来的文书只有一件：一份早已过期作废的工分卡，很可能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使用过这玩意儿。卡上标明，“魏明云的妻子”在7月份为人民公社投入了多少个劳动日。那位妇女甚至没能够留下自己的名字——在男性为主的集体劳动中，这样的细节无关紧要。人民公社制度一直没能够很好地发挥应有的作用；因为不能有个人利益，农民们普遍缺乏劳动积极性，这导致了20世纪70年代农村地区十分普遍的贫困状态。当时正值魏子淇的童年时代，他经常要吃掺了榆树皮的面条。

1978年，邓小平主政后，他和其他一些改革家希望以某种形式将土地所有权赋予个人。可是，这个问题极度敏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尤其是在农村，如果实行土地私有制，那就等同于承认革命失败。于是，官员们发明了一种东西，叫作“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们跟村委会签约，获得土地使用权，条件是每年上缴一定的现金或者收成。然后，农民便可以留存所有的盈余。这实际上是共产党革命之前的佃农制的一种变体，差别只是现在的国家成了最大的土地所有者。

这项政策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很快就证明了它的好处。每个人的热情又回到了田地里，1979年至198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百分之十一。实际上，在这一段时间，城市人被落在了后边，至少从相对意义上来看是这样的——这一时期，城市人均收入只增加了百分之八点七。不过，全国仍然是一种二元经济结构——农村和城市的政策制度各不相同。20世纪80年代中期，政府制定了有利于城市发展的政策，因为领导人想发展出口型经济。他们改善了城市里的基础设施，建起了像深圳这样的经济特区。最重要的是，他们在20世纪90年代修改了城市使用土地的有关法律法规。在城市里，所有的土地从技术层面来说都属于政府，但个人被赋予了买卖住宅的权利。他们不能拥有土地，却可以拥有附着在上面的楼房；他们可以把楼房或者房子自由出售、出租，或者用于抵押等。这一变化很快就收到了效果——它有助于刺激新兴中产阶级的迅速发展。目前，在中国的城市里，每个人最值钱的东西基本上都是住房。

这样的改革在农村居民那里一项也不适用。在乡下，个人不能对他的耕地进行买卖或者抵押。他也不能把自己的住房用来作为贷款的担保。对他们来说，最好的事情就是可以长期租用土地。不过，他们租用的土地依然属于村集体组织。如果某个开发商来到某个城镇，村民们没有讨价还价的权力——任何个人都无法反对出让土地，或者协商到更高的售价。法律给城市和市镇赋予了权力，他们可以凭借着“公共利益”的名义，获取城市周边的任意一片土地。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城市用地可以任意扩大。当各个城市把这些耕地购买过来的时候，他们支付的是被人为地压得很低的固定价格。这样的买卖行为都是由村委会进行的，他们本应该赔付那些失去了土地的村民，但他们中存在的腐败行为常常把这些资金吸得一干二净。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城市面积的迅速扩张，这样的掠地行为十分常见——据估计，从1990年至2002年，全国失去土地的农民总数达到了六千六百万。农村的制度新旧结合，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并存。革命成功半个世纪之后，农村的土地改革已经取得了成效，只不过跟当初的想法完全背道而驰。

一段时间以来，政府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以改善农村地区的状况。他们开展了道路修建运动，不再收缴公粮和农业税。但土地法依然是最根本的问题，何况还有那么巨大的人口数量。2005年，根据政府所作的调查，农业人口依然多达八亿，农村户均人口数为四点五五人，耕种的土地不足六亩。在西方人看来，这点土地微不足道，但它足够养活一个中国家庭，还有盈余用于出售。因为很多人外出打工，土地应该进行整合才对。但那些人即便离开了村子，依然会牢牢地保留着自己的用地权。没有更好的办法——毕竟，他们又不能出卖这些土地。他们通常把土地借给自己的亲戚或者邻居耕种，而这些人在耕种借来的土地的时候，投入的热情比自己的土地少了很多。当我来到三岔的时候，我租住的那所房子依旧属于已经搬到怀柔居住的那对年轻夫妇。从法律的角度来说，他们不能够出售那所房子，我们所能做到的最好的事情，就是长期租用，可这样的协议没有任何法律效力。这纯粹靠的是关系——只要我跟魏家人搞好关系，我就可以信任这份合同，但这份合同在法庭上一点用处也没有。从我这个角度看来，这似乎有些不公平，但它对这个村子来说可能更不利。我不可能会把这样的财产进行改建增值，而那对年轻的夫妇则永远也不可能拿到买卖房屋的钱。

在三岔这样的地方，实权掌握在共产党员的手中。当我来到这个村子的时候，一共有十七名党员，这些领导干部要对所有重要的事项拿主意。他们要解决土地争端，负责管理公共基金，选举党的支部书记——也就是当地职位最高的干部。他们管理着当地所有的党员：没有他们的同意，任何人也不能加入进去。他们要召开会议，讨论各种各样的主题事务——我和眯眯搬到三岔居住之后，当地的党员聚在一起开会，就我们到来这个问题进行讨论。我是后来才知道这件事情的，有人跟我讲，他们在是否允许我们住在三岔村这个问题上产生了分歧。我知道，是谁带头反对我们在三岔居住：搅屎棍也是一名党员。

不过，影响力最大的人是党支部书记，她名叫刘绣莹（音译）。刘绣莹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女人之一，出生在这个村子，最终也定居在这个村子里而没有嫁出去。20世纪70年代，读完中学之后，她离开三岔继续读书。在那个时候，这样的机会十分难得。经过培训，她最后当起了“赤脚医生”。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农村人的医疗保健在很大程度上靠的就是这些人。他们服务的地方非常贫困，非常偏僻，很难享受到一般的医疗服务。刘绣莹被分配回三岔工作，她在这里结了婚，继续种田。1998年，她被选为了党支部书记，三年之后，她再次当选。全县范围内，总共只有五六个女性党支部书记。在渤海镇管辖的二十三个村子里，她是唯一的女性党支部书记。

抽象地看，刘绣莹的身份极不寻常，但对她本人而言，这一点也不奇怪。她是个大个子女人，肩部很宽，一双粗糙的大手布满老茧。她走起路来的时候，脸上带着极强的自信。中国的妇女很少有这样的外貌——如果出现在城市里，简直难以想象。城市里的年轻女子被称作“小姐”，在当下这个时代，多数小姐都已经养成了弱不禁风的身体状况。她们的双臂犹如脱粒用的连枷，双脚好比压模机；她们穿着一点也不实用的衣装，踩着高跟鞋招摇过市，这一切都是为了引起别人的注意。在整个动物王国，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场景，比一个小姐奔跑着追赶出租车更具有震撼力。这很像孔雀王国的求偶之舞：到处都是华丽的羽毛，到处都是恣意闪亮的色彩，动作过多，显见的目的却很少。

然而，三岔的党支部书记完全是另一种情形。只要她一动起来，事情总能得到解决，而且解决的速度极快。她跟当地的男人一样干农活，一样参加村里的道路修建工程。干活儿的间歇，如果男人们喝酒打牌，她也会做同样的事情。她已经四十好几，满头黑发剪得很短。她的面容长得很美，只是下巴有些宽大。她的个子不高，但她的头总是高昂着。她的声音沙哑，嗓门响亮——她每次接电话的时候，我都能够从我的屋子里听出来这一点。每次我来到村子里的时候，她都会跟我打招呼，只是方式上既有些友好，又有些生硬：“嘿！你来了？”不过，我知道她对我的到来多少有些矛盾。或者说，在三岔村党支部会议上讨论外国人这件事情的时候，至少是这个态度。她比搅屎棍要精明些，搅屎棍当时就耍起了手腕：他想把我们赶走，如果我们被批准在村子里居住，那意味着他什么也得不到。相反，党支部书记尽量不作明确的表态——在中国，那样做意味着她正在等着看事情到底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在三岔住了一年之后，为了表示一下善意，我和眯眯向村里捐出了一千块钱买水泥，专门用于维修那条通往外面的新路。

魏子淇跟这个女人的关系——用村民们的话来说，就是“他们的关系”——十分不确定。她丈夫也姓魏，跟魏子淇和搅屎棍是同一个曾曾祖父。魏子淇很佩服这个女人的能力，他告诉我，她在跟上头的官员们打交道时特别有能耐。大多数村民也很佩服她的这种素质——他们觉得，在让政府出资为村里新建道路这事上，他们的支部书记是起了重要作用的。不过，我还是在魏子淇身上发现了一点点戒心。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慢慢地感觉到那实际上是一种跟对手暗暗较劲时才有的小心谨慎。毫无疑问，他们是村子里面能力最强的两个人。

魏子淇不是共产党员。我刚刚认识他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对这些事情不感兴趣。他比村子里的领导年轻很多，他们大多数人都已是中年或者更老。魏嘉生病之后，魏子淇去怀柔拜访了一个算命先生。他看了魏子淇的手掌，给他提了一条忠告：千万不要碰政治这个东西。但是，在三岔这样的小村子，纯粹跟政治不搭边也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对于一个刚刚开始踏入商海的人来说更是如此。地方上的领导可以找到种种方法为难创业者，如果他想获得贷款的话，那更是易如反掌。中国的农民不可以用他们的土地作为担保物，他们需要村子里的支持才能提出贷款申请。

在那天把傻子扔在镇政府之前，魏子淇从来没有直接挑衅过党支部书记。申请补助是她的职责，魏子淇反复提了多次，希望得到她的帮助，她都置之不理。他直接去找镇政府，从而绕过了她的权威，相当于让她在更高的官员面前丢了脸。2003年，补助下来了：每个月五十元。过春节的时候，政府送来了一桶食用油、五十斤面粉、一袋大米，以示对残疾人家庭的帮助和支持。

我们带着傻子下山的时候，我起先觉得魏子淇只是关心钱。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才逐渐意识到，他已经做出了自己的政治宣言：没有地方干部的支持，他一样干得成事儿。当我向他打听村支部书记的反应时，他说她非常生气，只是她对此完全无可奈何，因为法律站在魏子淇这一边。他似乎对那女人的生气感到很满意。“村里很多人都曾经面临过这样的处境，”他说，“只不过我走在了前头，做了些事情。其他人都没有那个胆量。她是有些不高兴，但她终于知道了，我也是有办法的人。”

村子里有很多事情是魏子淇所不能控制的。同样，他对他未来的顾客也一无所知。他跟北京那些中产阶级基本上没有什么联系，他制定的那一系列计划基本上都是凭空推测。但这个人在时机的把握上实在不能再好了。他碰巧在2003年春天把刚刚处在萌芽阶段的生意扩大了，那一年恰好是汽车之年，也是中国汽车大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一段时期。

大发展体现在各个方面，仿佛诸多因素掐准时机全被搭配在了一起：基建项目、生产策略、顾客想法，甚至是神秘莫测的病毒等。自2003年开始，政府在农村地区启动了一项为期两年的建设工程，修建了近二十万公里的乡村道路。在这两年时间里，人民共和国在乡村修建的沥青和水泥道路超过了之前半个世纪的总和。与此同时，城市的消费模式也在发生变化。至于原因，有时候竟然有些莫名其妙。2003年春季，人们对于SARS病毒的惊恐横扫全国，一连数周，大城市的人们躲开人群，拒乘公共交通工具。地铁和公共汽车上空无一人，出租车也成了大家怀疑的目标。最终，这种疾病的危险性证明是被人为地夸大了许多，但它对中产阶级的思维模式产生了持久的影响。人们学习开车的灵感被激发出来——2003年，近五十万北京居民拿到了驾照，平均每天达到了一千三百人。

同时，汽车市场也正在经历着一场变化。到2003年，丰田、尼桑、现代等汽车公司都开始在中国投产，而这些亚洲公司很快就产生了冲击力。与此同时，中国的汽车厂也发展成为不可小视的竞争者。2003年6月，奇瑞公司——也就是我曾经去考察过试车环节的那家公司——揭开了第一辆微型汽车的面纱，并取名为QQ。这辆车比迷你库珀轿车还要袖珍——QQ车的长度仅有三点六五米，发动机为零点八升。这款车型看起来跟通用公司原本计划下半年在中国市场推出的雪佛兰斯帕克几乎一模一样。实际上，这两款车型如此相似，以至于车门都可以互换。在中国，各大公司快速仿制外国产品的现象十分普遍。不过，这事儿仍旧算得上是一个全新的转折点：在原产品还没有走向市场之前，奇瑞却想方设法生产出了跟斯帕克几乎一模一样的东西。有人推测，奇瑞设法搞到了生产图纸，也许是通过商业间谍的方式吧，但这一切谁也没办法证实。（通用公司提出的诉讼最后以庭外和解的方式结束了。）到了后来，比拼的便是价格。一辆全新的QQ车售价为五万元左右，比通用公司的轿车便宜了百分之二十五。因此，对大多数消费者来说，这是一个并不难于作出的选择。那一年，奇瑞公司的汽车销量比2002年翻了一番。跟其他一些小厂一起，他们掀起了汽车市场的革命，汽车厂家不得不作出降价的决定。从2003年4月份开始，在十二个月的时间里，汽车厂向各大经销商提供的平均价格下降了百分之八点八。在2003年，中国的乘用轿车销售量增加了百分之八十。仅在北京一个城市，新上路行驶的汽车数量就达到了三十三万九千三百三十四辆。

不可避免的是，这中间就有些车辆驶上了这条断头路的坡顶处。每到周末，来三岔的游客多了起来，这引起了城里面一些投资者的关注。一个北京商人铺通了往黄花镇那条步行老路的下半段，然后在三岔水库边上开了一家餐馆和招待所。这是村子里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餐馆：一共有十几张桌子，可以进行室外烧烤，一口大水塘里养满了虹鳟鱼。周围的环境出奇地漂亮——岩石砌成的围墙高高地耸立着，水库里的水平和而宁静——而且北京人很喜欢这一切。你会发现，只要他们一开车进入这个村子，脸上的压力统统没有了。如果他们沿着水库再步行走上半个小时，就会来到马玉发的家。他差不多是村子里的隐士，至今一人独居，还在用他那台滴答作响的闹钟。不过也有传言，说有开发商想要开发那个地方。多年来，这个远离北京、跟北京隔绝的村子一直在萎缩。而现在呢，城市生活的触角开始慢慢地伸到了这个高高的峡谷里来。

整个夏季，魏子淇和曹春梅都在不断地忙碌着。下村新开的那家餐馆对他们的影响不大，因为总有些怀旧的城市客人更喜欢吃传统的农家饭——在真正的农民家里吃农家饭。至少他们是这么说的——如果能够吃上一碗榆树面，也许会带给他们不一般的感觉。其实，他们平时所吃的虹鳟鱼来自瑞士供货商。最近几年，这一外国物种已经被引入到了山沟里的鱼类养殖场，逐渐成了周末游客们特定要点的一道菜：实际上，农民开的所有餐馆都在招牌上写上了“虹鳟鱼”这几个字。这一全新的中式美食包含了很多技术移植和技术虚构。在北京，那些上层人士喜欢到来自全国各地的餐馆享用所谓的“地道”美食：云南餐厅、福建餐厅、贵州餐厅比比皆是。如果你把他们供应的菜肴拿回到它们的发源地的话，很可能连那些本地人都要被弄糊涂。首都的四川饭店出售的饭菜，是我在四川生活的两年时间内都没有吃到过的。不过，在一个生活水平快速提高的国家，出现这样的现象十分自然：市场需要新传统，即使这样的新传统就是农村的简单朴实也行。小时候，魏子淇从来没有看到过虹鳟鱼，这玩意儿跟布谷鸟报时钟一样，都不是本地产品。

大卡车载着虹鳟鱼开进了群山之间，然后分头送到了像魏子淇这样的小企业家的家门口。魏子淇自己修了个水池，在池壁抹上了水泥，灌满了山泉水，虹鳟鱼在里面的表现比他之前养过的水蛭绝对好多了。他把烤鱼的价格定在每条三十元这个档次上。在新修建的厨房里，曹春梅主要负责备菜，她要做大量的工作：西红柿炒鸡蛋，青椒炒猪肉，烙煎饼，等等。她是个非常优秀的厨师，常常引来很多回头客。

2003年，从务农转为经商之后，这家人的收入超过了三万元，比前一年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从这一切看来，只需等着生意越来越好就是了。到那年的仲夏时节，他们有了很多回头客。然而，曹春梅却显出了疲态，魏子淇好像也焦虑不安。起初，他只是在结识新朋友或者招呼客人的时候偶尔抽支红梅烟，可现在竟然靠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来缓解压力。到了晚上，他总是喝酒喝到很晚才睡觉。有时候，仿佛是来此度周末的城市人抛在这里的压力和紧张统统钻进了这个男人的心里。“压力太大了，”我问他到底哪儿不对劲，他总是这么回答我，“随时随地都让我感到很紧张。”

我对他说，要开心些——多年来，他一直梦想着自己开一家公司，而现在事情终于有了良好的开端。但他总是不断地担心钱的问题。那些钱都是他从家人那里借来的：他从自己的亲戚那里借了一万两千多，从曹春梅大姐那里借了八千多。我之前答应他，可以提前支付几年的房屋租金，这样我也可以长期安心地使用那套房子。但是严格说来，那笔钱也不能归他所有。房子是他侄儿的，那无异于又是一笔家庭债务：数量为两万元左右。他已经把那些钱全部花在了翻修上面，现在又打算在下一年修几间客房，因此，他准备申请银行贷款。

在中国，个人还没有形成信用消费的习惯，欠债会让人感觉很不舒服。信用卡并不常见，更不用说银行贷款了。2003年，那些新涌现出来的汽车买主绝大多数支付的都是现金：申请贷款的比例不到百分之二十。在买一件大东西之前，大多数中国人都要为此存上多年的钱。如果需要筹资，他们也主要依靠家人的帮忙。这样做的结果，是形成了另外一种形式的关系，而魏子淇把这一切都玩了个遍：村子里的政治问题，怀柔商业开辟的新疆域，以及复杂的家庭债务。一年前，当他的儿子生命遭遇危险时，魏子淇看上去内心十分平静。不过，他对那样的体验早做好了心理准备：在三岔，每个人都在贫困中长大成人，他们都知道跟病魔作斗争意味着什么。要获得成功没有那么容易——作为一个创业人，魏子淇一脚踏进的是未知领域。

那年夏天，魏嘉满六岁。为了过好生日，他的父母给他做了一碗很特别的煎蛋方便面。吃方便面是一种难得的待遇，因为小男孩几乎从来没有吃过袋装食品。每过一段时间，他的父母会带着他到北京做血液跟踪检测，回来的时候就当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他现在个头大了一些，慢慢地长出了他父亲那样的桶状胸脯。有时候，会安排他做一些家务活，例如打扫晒坝的清洁卫生等。这个时候，他也学会了像其他人那样对傻子不理不睬。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魏嘉有时会跟这个残障大人玩耍，跟他一起做鬼脸乱比划。可没过多久，他就发现，这个人有些不对劲。现在，傻子终于彻底孤独了——村子里最后一个小孩一旦长大成人，就再也没有人会把他当成正常人对待了。

夏季接近尾声，魏嘉的父母开始为他上学做准备工作。他基本没上过幼儿园，而去年那一年的学算是白上了，因为当时的情况实在是太糟糕了。今年，魏嘉要到十公里外的沙屿村上一年级，跟其他孩子一起在学校同吃同住。那之前的最后几个星期，小男孩的父母开始让他练习一个人单独睡觉。跟许许多多的农村家庭一样，一家人通常是晚上一起睡在炕上，但他们现在强迫魏嘉一个人到厢房的床上睡觉。头几天晚上，他总是抱怨说睡不好觉，但到了月末的时候，就已经习惯了。

魏嘉上学前的那个星期，我租了一辆捷达轿车开到村子里。我提出，要送魏嘉和曹春梅到下面的山洼里去报名，她说报名时间要么是星期天，要么是星期一。“他们还没有来通知，”她这样解释道。她说的是三岔每天都要进行宣传的广播系统。

“村里没有别的小孩儿要上一年级，对吧？”我问道。

“没有，”她回答道，“只有他一个。”

“如果只有他一个小孩儿，你敢保证他们还会来通知吗？”

“他们也要通知，”她回答道。

我在想，是不是应该打个电话试试看，但这就是乡下人的生活方式：等着信息降临到头上。的确，非常精确，星期五下午，村里的大喇叭响了起来。一个女人颤抖的声音响彻沟谷，回荡在山崖之间，飘荡在高高的山峰之间，提醒有关各方注意以下事项：

请注意！

所有上一年级的孩子务必在星期天早上八点钟到沙屿小学报名！

请注意！

所有上一年级的孩子务必在星期天早上八点钟到沙屿小学报名！

请注意！

所有上一年级的孩子务必在……

星期天一大早，村里所有上一年级的孩子都到校报到了，曹春梅坐在捷达轿车的前排位置上，孩子坐在她的膝盖上。魏子淇留在了三岔村，因为那天下午他要接待客人。头天晚上，魏嘉洗了个澡，自己找了身干净衣服穿上。他穿了一条蓝裤子，与之搭配的那件T恤衫上画着一只卡通猫咪，用英语写着“机智敏捷”几个字。他背上背的还是上幼儿园用过的那只米老鼠背包。

“还记得去年发生的事情吗？”曹春梅问道。

“记得，”魏嘉回答道。

“还哭不哭？”

“不了。”

“今年不要再哭了啊，”她告诫他，“你现在上一年级了哦。如果你再哭鼻子，我要打你的嘴巴。”

魏嘉笑了笑，这个对话接连几天都在进行着。我们的车往沟谷里行驶的时候，他往前趴着身子。又到了收获核桃的季节，车子遇到的几十个人都拿着长棍子。那真是一个美丽的清晨啊——空气清新而暖和，太阳在东边的山脊喷薄而出。一路上，到处都是穿戴整洁的小孩子，他们背着新书包，往沙屿村的方向走去。我们的第一站是宿舍，魏嘉在这里登记住了进去。他被分配在第四号房间，住二号床。一共有八张床：粗糙的金属架子上铺了几块木板，木板上面垫了一层薄薄的床垫。窗子上钉着护栏。一看见这些军事化的宿舍，我的心就沉了一下，但小男孩似乎不为所动。让他很高兴的是，他分到了一把打开铁质储物柜的钥匙。

我们还没有见到他的同学，因为所有的孩子都聚在学校的院坝里报名登记。我们三个人朝着那个方向走了过去，就在我们走到学校门口的时候，曹春梅停下了脚步。“现在，你遇到那么多人，再也不会觉得吃惊了，对吧？”

“不了，”魏嘉回答道。

“跟去年不一样了，对吧？”

“不一样。”

进了学校院坝，一个姓杨的老师正在把一年级的小孩儿分成两行：一行站男孩儿，一行站女孩儿。孩子们都很安静——老师在下指令的时候，他们都专心致志地听着。沿着那两行队伍，她慢慢地穿梭着，跟每一个孩子打一声招呼。最后，她走到了魏嘉的面前。“早上好，你叫什么名字？”杨老师问道。

“魏嘉，”他回答道。然后他用英语说了一句：“Good morning， teacher！（老师，早上好！）”

“很好！”她用汉语说道，“谁教你的？”

“魔鬼叔叔教我的，”他回答道。

“谁？”

“魔鬼叔叔！”小男孩儿一脸严肃，杨老师禁不住笑了起来。就这样，我们把他留在了学校，他在学校的院坝里跟其他学生站成一行，他也是一年级学生中最小的一个。

开学后的六个星期里，魏嘉因为英语学得早，举止文雅，不愿意老老实实地坐着而在班上显得非常出众。在中国的课堂上，小组是完成任务的基础，每一个小孩子通常都知道自己在这个组织中间所处的位置。有些小孩子会正式获得任命担任一些职务：家庭作业组长负责收齐家庭作业，纪律委员负责向老师报告同学们的坏习惯，班长负责协助老师管理同学们。每一间寝室有一个室长和副室长，每天负责寝室卫生的打扫。同学间的纪律至关重要——表现不好的小孩子常常要被当着同学们的面罚站，而其他同学则要协助老师批评有错的一方。一开始，魏嘉对这一切似乎都不以为然。因为没有上过幼儿园，他对学校的行为规范没什么概念；他时常冒冒失失地插嘴，或者在上课时间玩铅笔。他有时候忘了学校布置的任务，忘了家庭作业。有时候他会在上课时间在教室里踱步。一天早上，全体学生都在室外集合听校长讲话，跟往常一样，要求孩子们立正站好——膝盖靠紧、抬头、双手紧贴裤缝。所有孩子都照着命令做了，只有一个孩子例外：魏嘉。他觉得校长的讲话十分枯燥乏味，竟然蹲下身去玩起了地上的石子。

这些违规之举，连同其他同学的一些违规之举，在第一次家长会上都被老师提到了。在中国的学校里，这样的会议常常是以集体的形式举行的：所有的家长同时参加会议，老师对每一个学生的行为表现一一总结的时候，所有的家长都得一同听着。好学生会受到表扬，坏学生则会受到批评。参加会议的家长之间的社会交际，跟孩子们在班上的社会交际一模一样：根据所在小组的权力而定。最丢脸的事情，莫过于在学校当众听见自己的孩子表现不好之类的话。而表现不好的受到的关注往往是最多的。在沙屿小学召开的第一次家长会上，有几个孩子表现出众，从而成为了大家讨论的话题。张彦喜欢以大欺小，王伟爱讲笑话，李晓梅是她们宿舍的流尿狗。（“她在家里都不这样啊！”后来的几次会上，总会对这坏孩子喋喋不休地进行批评，她的妈妈这样说道。）而魏嘉呢——喜欢开小差，在教室里踱步，还当着校长的面玩石子。孩子的父亲被逼着听老师讲述这一系列违规之举，描述的细节是那样令人痛苦。然后，他就回了三岔。

那天晚上，我跟那家人在一起吃饭。吃饭的过程中，魏子淇一言不发，吃得很快，谁也不看。他的脾气很急，一言不发之后，往往是雷霆爆发——那是暴风雨来临之前的死寂。没有人比魏嘉更了解他爸爸的这种如天气一般复杂多变的脾气，因此，他只能装作什么也没有看出来。吃完饭后，他坐在炕上看起了连环画。他父亲瞪着他看了足足五分钟之久，就在这当儿，我发现那孩子也在用眼角看着他父亲的举动。终于，魏子淇说话了。

“你在干什么？”

“看书，”魏嘉回答道。

“你的家庭作业呢？”

“在书包里。”

“去拿出来，马上。”

总体而言，六岁大的小孩子并不能天然地适应寄宿制学校的要求，而魏嘉的纪律性尤其比较差。通常，我会在星期五下午前往村子的路上顺道去接他，而我总要提醒他，千万记得把需要的书本都带回来。但是，每个星期五晚上，回到三岔之后，他从米老鼠书包里取出来的东西总令人迷惑不解。魏嘉会像一个魔术师那样打开他的书包：里面什么东西都可能会有，这其中的招数连他自己都弄不明白。今天晚上，他变戏法一般拿出四本课本，几支铅笔，以及几页揉得皱巴巴的纸片。他的父亲抓起其中一页纸片。

“这是什么？这就是你的家庭作业？！撕成这个样子，你怎么做家庭作业？”

魏嘉低头看着炕。

“你的数学书呢？”

小男孩满怀希望地看了看米老鼠书包里面，可它空空如也——今晚上玩不成魔术了。

“你的数学书哪里去了？”

“我忘了，”魏嘉怯声说道。

“没有书，怎么做家庭作业？”魏子淇的声音变得更严厉了。“你知道杨老师今天怎么说的吗？她说你老是忘记家庭作业。上课也不专心听讲！如果你不好好学习，今后怎么办？”

小男孩扫了一眼那本连环画，可他的父亲一把就抢了过去。“她还说，校长的讲话你也不专心听！其他小孩都在那里站得好好的，可你竟然蹲下去了。你究竟是怎么了？看着我！”

可小孩根本不看他。他紧紧地闭着嘴巴，直到魏子淇伸出手去，狠狠地扇了他一个耳光。一下子，小男孩泪如泉涌。“你要听杨老师的话！”魏子淇吼叫道，“她还说，你在教室里走来走去，全凭着性子来。你不可以那么做。她还说了，你没把饭吃完。”

曹春梅也说话了：“你知道吗，如果你不好好吃饭，会怎么样？你会又生病的。你还想去医院住院吗？”

突然，魏子淇伸出手去，把小男孩的裤管拉到了膝盖之上，露出了他的双腿。“如果又有了淤青怎么办？”魏子淇高声说道，“如果又遇到那种情况，我们怎么办？”

曹春梅冲过去查看了小男孩的双腿。“你要好好吃饭，不然会生病的！”

父母的声音变成了厉声尖叫，甚至有些惊慌失措。不过，突然之间，他们变得温柔起来，一起查看着孩子双腿上的淤青。那情形好像是去年那场危机中未能言明的恐惧感又死灰复燃似的，他们在炕上挤成一团。小男孩哭了——他仰着头，嚎啕大哭。

曹春梅比她的丈夫更担心。魏子淇的生活理念基本上是一种实用主义，他所关心的是那些有形的威胁：贷款的重担，村里的政治，儿子的健康和教育等。对于刚刚经商，他感受到了一些压力，但他有信心，只要努力工作，肯定会有结果。他把那些顾客照看得很好——这是他从那些城市老乡身上得到的提示。只要去怀柔，他就会穿戴整齐，但在家里的时候，依旧一身农民打扮。他觉得，这正是他的顾客们希望看到的东西：谁都不会为了看模仿城市人的农民而跑到乡下来。魏子淇在三岔和怀柔这两方面的需要之间不断地转换着，而且他把这两个角色玩得很熟很转。

然而，对曹春梅来说，跟外界打交道却多有不适。她生活的圈子是在三岔，主要负责厨房的活计。筹资、采购都不是她的职责，因此，她不大有独自前往怀柔或者北京的机会。相反，是城里人主动找上门来，而这样的交际却常常令她感到难堪。一次，北京来的一个游客很好奇，想看看乡下人是怎么进行烹饪的，便闲逛到了厨房。这城市来的女人突然脱口而出：“你的手好黑好脏哦！”她说这话本来没有恶意，可曹春梅却觉得非常尴尬。后来，只要有客人光临，她就会洗手。她的穿着也好看了很多——她去买了一条新的丝质裙子，上缀闪光饰片，经常用于周末穿着。

她的变化跟魏子淇不一样。他的变换体现出更多的计划性，变换服装和抽烟都不是因为害羞，而是因为对做生意有帮助。在一定程度上，他对于生在农村这样的事实颇感坦然——毕竟，这正是他那家餐馆吸引人的地方。在三岔，曹春梅却并没有完全觉得自由自在过，她至此方才明白，即便生意做成功了，她生活的世界也不会超过这个村子本身。

多年来，她一直在寻找跟外界更有意义的一种联系方式。三岔的年轻人经常会有同样的想法，亲戚和朋友都相继搬离了这个地方，生活起来自然有一定的难度。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个村子跌到了谷底：人口急剧减少，留着没走的人往往爱在乡邻之间搬弄是非，散布谣言。

说到宗教，中国人也还是非常实用主义的——他们也许具有信奉的欲望，可一旦遭遇来自政府的巨大压力，就没有几个人会继续坚持那没有结果的信仰了。人们信奉宗教的冲动，更多的是同寻求共同体有关。在中国，急剧的变化让很多人感到内心空虚，他们觉得共产主义很遥远很渺茫，而移居和城市化则给社会结构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追求财富的新思想则好像很空洞，很容易让人倦怠，很多人都期待着跟他人建立一种更有意义的联系。很多人转而信奉宗教，倒并不一定是他们想跟上帝建立起一种私人联系，而是因为他们想借此与邻居和朋友分享与共担。

到2003年，魏家的生意逐渐走上正轨。那段时间里，尤其是在他们家的生意吸引了更多的游客来到三岔之后，她对各种新思想一直持谨慎态度。一个周末，她听到一群北京来的游客正在谈论佛教。那是一群中产阶级人士，常常鄙视农村人，但曹春梅在这群人身上发现了与众不同的地方。他们对她很尊敬，他们的谈话也对她产生了吸引力。“他们谈话的时候，老是提到‘佛’这个字，”她后来对我说，“他们讲述了各种各样的情形，令他们感兴趣的，是人遇到各种情形时应该怎样反应的问题。每次，只要复杂的情况出现，他们都可以向佛祖求助。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对于一个人应该怎样生活，他们是有主张的。”

羞怯之下，曹春梅鼓起勇气，向其中一个女子提了一个问题。“我问她，佛教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影响，”曹春梅回忆说，“我问她，佛教是不是帮她解决过具体的问题。她回答说，那都不是她信奉佛教的唯一理由——也就是说，并不是因为她有具体的需求。它不可能那么快就能帮你解决问题。但它能够让你明白，遇到不同的情形时，什么才是正确的行为方式，而这一点要重要得多。”

曹春梅完全明白了那个女子的意思——她时常都能感受到一种欲望，比日常生活中平淡的琐事深刻得多。那是她第一次感觉到，她跟她那些来自城市的客人有了一种联系。几个星期之后，那位北京女子又来到了三岔。这一次，她带来了两本书：《三世因果经》和《地藏菩萨本愿经》。曹春梅研读了书里边的有关内容，她觉得那两本经书让她感觉平静了许多。没过多久，她在堂屋做了一个神龛。她靠墙放了一张桌子，在上面铺了黄色绸布，然后摆放了两尊塑像。一尊是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一尊是财神爷。每天早上，曹春梅都要在塑像跟前点上几炷香，然后摆上单数的贡品：三个橘子、五个苹果、三杯白酒。在北方，尤其是生意人的家里，这样的神龛十分普遍，但在北京人的家里却并不多见。第一次看见那两尊塑像的时候，我问曹春梅，那是谁给她摆放的。

“我自己，”她带着自豪的语气说道，“我从怀柔一家商店请回来的。”

接着——我在中国呆了很长时间，这个问题基本上是不由自主的——我问，那两尊塑像花了多少钱。曹春梅的语气依然友好，但她纠正了我的说法。

“像这样的东西，我们不说‘买’，”她说，“我们说‘请’了两尊塑像回来。我把它们请回家来，是因为他们会保佑我这个家庭。”

2004年是三岔的建设之年。现代中国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农历新年是以十二生肖来命名的，有猴有鸡还有狗，不过对大多数人来说，最重要的东西还在于发展。马年——也就是2002年——被三岔人记住了，因为那年铺好了路。羊年是汽车年。猴年是建设之年。跟黄道吉日这个老掉牙的东西有所不同，从修路到买车再到建设，这样的现代步伐一点神秘感都没有。沿着新修建的公路，新车给三岔村带来更多的人气创造了条件，当然同时也带来了钞票，人们可以用它来搞建设。村子里也出现了新的声音——一整年，村子里都回荡着锤子的敲击声，以及钻头和锯子的咝咝声。

跟三岔的经济发展一样，这一次的建设工作也是由魏子淇发起的。首先，他把房子的内墙粉刷了一下，接着又建了一个小招待所。招待所是他自己设计的，那是一栋不算太高的水泥建筑物，共有五六间客房，整个建设工程都是由他自己主持。至于劳力，他雇请了几个邻居，还有几个近亲，酬劳是每天二十五元。对三岔所有的建设工程来说，不管公家的还是私人的，这都是标准酬劳。在中国的农村，人们一般会在本地从事这样的劳务活动，因此，政府于2003年和2004年发起的道路修建工程才显得如此重要。那项工程既为乡村地区改善了交通条件，也为无事可干的农民们提供了一定的工作机会。

在三岔地区，政府甚至委托当地人修建了一段现代版的万里长城。县里面的领导们早已看出，北京的汽车大发展为北京以北的这些小村子带来了大批游客，而这些地区最吸引人的地方，莫过于明代遗址。在认识到这个微妙品牌所蕴含的机会之后，当地政府规定，所有居民点的道路两旁都要布置上长城形的装饰物。这些假长城用红砖砌成，表面抹上水泥，被刷成了灰色。假长城上面有用线条刻饰出来的垛口，用以表示17世纪的那些石雕工艺。从防御的观点来看，这些障碍物所具有的价值很值得怀疑——高度只有八十公分，如果某个蒙古人在月黑之夜往南高速袭来，他的马蹄也许会被卡在这新修的万里长城上。不过，他们在修建这个东西的时候，倒是把汽车这玩意儿考虑了进去。这些新建的城墙往往沿道路两侧延伸开去，让驾车人有一种驾驶在长城之巅的感觉。这样的做法终于实现了人们在20世纪20年代的梦想，当时的《申报》曾经提过建议，将万里长城改建成公路可以使“经商更容易”。

诚然，这是一种有效的方式，可以把钱装进农民的口袋。每一个修建城墙的人每天都可以拿到二十五元的酬劳，而且三岔的村民们很乐意干这个活儿。他们修建了新的长城，他们帮魏子淇翻修了房屋，建起了招待所，他们把那条铺好的公路进行了修整。他们拿到手的酬劳一点点地累积增多，其他村民很快便开始对自己的房屋改造起来。那断头路旁的空地上，堆满了建筑材料——每次我开车到村子里去的时候，都要把车停在一堆堆沙子和砖块之间。有一阵子，我为不复存在的宁静状态而哀伤不已。从我来到村子的第一年至今，好像已经过去了很多年。那个时候，那条道路还是一条土路，我可以坐在桌子边上一边写作，一边听着核桃林那边传来的沙沙风声。那是2001年：寂静无声的最后一年。

不过，我已经在中国生活了很长时间，早就习惯了万事都不可能一成不变的事实。于是，我做了其他所有人都正在干的事情：改造。我和眯眯总是觉得，我们居住的房子应该和当地人保持在同一个水平，但到了2004年，这个标准已经改变了。我们在当地请了几个工人，让他们照着刚刚给魏子淇做过的模样，给我们的房子做一下相同的内部装修。魏子淇所作的装修在村子里算得上是最全面的了：新装上了石膏天花板，木质纹理的油毡地板纸，墙壁变成了干净的白色，刷的是涂料，而不是看过的《人民日报》。村党支部书记一看到这样的装修结果，便立刻委托几个人，给自己的房子进行了同样的装饰和翻修——她可没打算落在魏子淇的后面。随着时间推移，当地多数村民都学会了跟风而动，建筑工人们在村子里挨家挨户地找活儿干。跟他们之前修建一段段新长城和一个个新垛口时稳步推进一样，他们给每一座房子都赋予了同样的现代化标志：石膏天花板、油毡地板纸、涂料粉刷的墙壁等。

也是在那一年，魏子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拿到了驾照。以往，魏子淇从来没有说过要入党的事情，怀柔的算命先生也曾经明确地警告过他，不要参与政治活动。在中国，即便是基层民众的入党资格也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这跟美国的情况不一样，他们的政治派别可以接受任何人成为它的成员之一。中国共产党需要申请者提出正式的申请，然后会召开一系列会议，进行一系列谈话。只要认为不符合资格，申请人所在地的党员便有权拒绝任何申请者。具有党员资格的人数十分稀少：全中国上下，仅有七千万登记在册的正式党员，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五。

2004年，三岔仅有十七名党员，多数人已经超过了五十岁，三十岁以下的一个也没有。积极上进的年轻人很少提出申请——这样的年轻人早就全部离开了村子。结果，三岔的地方领导成了保守派，有几个党员甚至在接受最常见的新经济要素方面都显得十分迟缓。有几个人还不识字。只有三个女人，每一个人的家里都跟党组织有或多或少的联系。党支部书记的妈妈是解放前村里第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人，是她鼓励她的女儿入了党，并参与到当地的政治生活中来。第三个女性党员嫁给了当地的一名官员。三岔村的党员队伍中，没有一个人在正儿八经的意义上经过商。当魏子淇提出申请的时候，他代表了某种全新的东西：他是村里最年轻最有前途的成员，也是第一个创业成功的企业家。

对于自己的动机，他很少细说。在中国，人们对这样的事情一般会选择守口如瓶，你跟他人之间可以是多年的朋友，但却可能从来没交流过，他在党内干什么事情。魏子淇的申请花了六个月时间，那期间，村里召开了多次会议，对他进行反复讨论反复评议。有时候，他要做自我批评——在中国，这是惯例之一。我问他，在这样的场合，他都说了些什么。

“我说，我参加劳动还不太积极，”他说。

“此话怎讲？”

“遇到村里面有活干的时候，每个人都应该贡献自己的力量。但我有时候参加这些劳动的步子还有些落后。我就是这样做自我批评的。”

每当我问他为什么要提出申请时，他的答案都是一样的。“我想为国家多作贡献，”他说，“我想为村里面多作贡献。这才是最好的方式。”只说到这里就打住了——他从来没有提到过自己的利益。不过我知道，他在村子里的关系正在得到巩固，地位的上升使他成了一个很敏感的人物。2004年，他的收入位列三岔村榜首，但他在生意上制定的计划依旧显得豪气冲天，他还从中国农业银行获得了一笔两万五千元的贷款。跟所有农民要取得个人贷款的程序一样，魏子淇的贷款申请也需要村子里同意才行。我当时就猜测，魏子淇待定的党员身份可能在此事上有一些帮助。后来，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没遇到什么阻力，只有三个党员表示反对。搅屎棍是这一小撮人的头儿，但魏子淇轻而易举就得到了所需要的多数支持票。2004年7月1日，也就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三周年的时候，魏子淇正式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党员。

又过了五个月，他拿到了驾照。他一直等到秋天的收获季节、旅游旺季结束，才到离怀柔不远的顺义报名参加了驾驶课程培训班。培训费一点也不便宜——接近四千元——而它的培训过程竟然跟取得党员资格一样神秘。首先，在顺义接受培训的驾驶员完成每一个动作都要从二挡开始。在这一点上，教练的态度坚定不移。我问魏子淇，为什么这一点显得如此重要。

“二挡要费劲些，”他说，“教练说了，从二挡开始，可以让我们对离合器掌握得更好。”

他拿到驾照不久后的一天，我租了一辆捷达轿车，开到村子里。我到达之后半个小时，魏子淇来到我的房子里，让我把车挪动一下，因为有人要在那块坝子上搅拌水泥。当时，因为村里的建设工程进行得如火如荼，那块坝子上随时都有人在做事情。现在好像我每次开车过去的时候，都得为他们挪动车辆。之前，我从来没有想到，在三岔停车也会这么麻烦。

那天早上，我正在伏案写作，魏子淇便自告奋勇地要替我挪车。以往我曾经让他开过几次车，但都是在我的密切监控之下。他还不能一个人单独驾驶，尽管他已经完成了五十八个小时的二挡起步培训课程。不过，我觉得这一次应该没有什么大碍——我的车子只需要挪动几厘米即可。我把车钥匙交给了他，便继续埋头写作。

半个小时后，魏子淇回来了。他在门口站了好一会儿，一句话也没有说。然后，我问他是不是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车子有点问题，”他一字一顿地说道。他依然带着笑容，但那是中国人遇到难堪的事情，使劲挤出的那种笑容。只要看到这种笑容，我就会感觉到自己的心跳加快。

“什么问题？”我问。

“我觉得你还是自己去看看吧。”

那块坝子上，几个村民围在了轿车边上，他们脸上也带着笑容。前保险杠已经完全碰掉了，掉落在地上，在捷达轿车前部的铁栅格上留下了一个大洞。那情形宛如小孩掉了三颗门牙，还要情不自禁地开口大笑。为什么每个人看起来都他妈的那么高兴呢？

“我没注意到车子的前面，”魏子淇说。

“什么意思？”

“像你这种有前置发动机厢的车子我开不大来，”他解释道。“我们学习的时候，只开过解放牌大卡车。那前面是平的。”

我把车停在那块坝子上的时候，让车子跟坝子四周的假长城顺向而停。魏子淇把车倒了一下，然后猛打方向。他没有意识到，车子的前部会朝着相反的方向摆动，往那防御工事猛扫过去。去年，当村民们修建这个袖珍长城的时候，我就觉得样子十分滑稽可笑。可现在，我终于明白过来，从防御的角度来说，它正好起到了一种作用。那垛口的高度恰到好处，可以把大众捷达轿车的保险杠刮落在地。跪下身去，我检查了一下那块金属物——没希望，已经折弯了。

“你觉得租赁公司会怎么说？”魏子淇问我。

“不知道，”我说，“我之前从来没有这么做过。”

我还是在“首都汽车”的王先生手里租车。之前，我从来没有挑战过他耐心的底线，尽管我已经探知过他耐心的深渊。实际上，我违背过他们公司制定的每一条规则：我把租来的车开到过土路上；我把车开进过干涸的河床；我对桑塔纳做过一些不能言说的事情。我归还车子的时候，车门受过刮蹭，轮胎遭过损坏。把车开到内蒙古的时候，我还弄坏了汽车的启动装置。我跟他们签订过合同，答应车辆不开出北京市的范围，但我把车径直开到了黄土高原上。每次违反规则的时候，王先生总是笑嘻嘻地告诉我：“没问题！”“你都是老顾客了，”他时常乐呵呵地跟我说这句话，他对我们之间的关系颇为自豪，这让我很受感动，也让我心头觉得十分愧疚。我很难想象，还有比我更不合格的租车人。

现在，我将要归还的车辆竟然没有了前保险杠。魏子淇一个劲地说要赔钱给我，我则叫他不要想那么多。在让他动车之前，我本来应该把问题想得再清楚些的。接下来的两天时间里，那辆车——没了保险杠的车——依旧停放在那块坝子上，我则在思忖着怎样才能回到北京城。我要离开村子回到北京的时候，魏子淇找来几截旧铁丝，把撞破的保险杠固定在它原来的位置上。上了高速公路，我把车开得很慢，只盼着那玩意儿不会掉落下来。回到北京，王先生看了车子之后，眼睛都睁圆了。

“哇！”他问道，“怎么搞的？”

“不是我搞的，”我说，“我让别人开了一下车。很抱歉，我不应该那么做。”于是，我给他描述了魏子淇经验不足，不熟悉轿车车头的情形。可王先生脸上充满了迷惑的表情，我把这个话题扯得越开，他脸上的表情越迷惑。我意识到，如果我继续给他解释那些无关的细节——解放牌大卡车、顺义驾校关于二挡起步的规矩、三岔村那些跟捷达轿车一样高的长城——的话，王先生的头可能都要爆炸了。末了，我只好把那事情的原委就此打住，提出赔他保险杠的钱。

“没问题，”王先生笑着说，“没问题！我们买了保险的！你只需要把这次事故的经过写一个报告就行。你带印章了吗？”

在中国，印章也就是经过官方登记的公司大印。我单位登记的名字是“《纽约客》杂志北京办事处”，尽管公司实际上也就只有我一个人，再加上一大堆日常文书工作。我几乎从来没有使用过那枚印章，于是，我只好跟王先生说，印章放在家里了。

“没问题！”他说，“下次带来就是了。”就在汽车租赁公司的办公室里，王先生打开一个抽屉，取出了一摞纸张。每一张纸上面除了一个红色的印章，其余全是空白。王先生在那一摞纸张里翻找着，终于选中一份放在了我的面前。印章的文字是：“美中拖拉机协会。”

“这是怎么回事？”我问道。

“没关系，”他说，“这个单位出过事，但他们当时没有公章，只好用了另外一家公司的名字。后来他们又拿着这张纸换了回去。你可以把报告写在这张纸上面，下次来的时候，带一张盖了你们单位印章的白纸过来，这样后面的人又可以使用了。懂了没有？”

我没懂——他只得把这事再三解释了几遍。最后，在我看来，也就是那被撞坏掉的保险杠——既不是我的过错，某种程度上看起来也不是魏子淇的过错，因为他没想到这车子前面还有个车头——却要把账算在美中拖拉机协会的头上。“但你不要说是在乡下出的事情，”王先生教导着我，“那样的话，事情会很复杂。你就说是在我们这个停车场出的事情。”

我照着他的建议去做了——我写的报告里对于乡下、解放牌大卡车、假长城这些事只字未提。相反，我写的是，我替美中拖拉机协会开车，在“首都汽车”的停车场里把捷达轿车的保险杠给撞掉了。我在拖拉机协会盖章的位置上签下了我的中文名字。王先生笑了笑，点燃了一根香烟。我离开了王先生，他依旧坐在公司的那块牌子下面：

顾客满意率：90％

服务效率：97％

服务用语合格率：98％

服务态度满意率：99％

四年之后，我感觉对三岔的熟悉程度，跟我对童年时期那些地方的熟悉程度差不多了。过去的十年间，我一直在各地不断周游，这也是一种游牧生活。不过，大体而言，我很喜欢这样的生活方式。但是，在三岔，我逐渐发现了很多不一样的东西。我找到了自己的生活套路——我知道每一个季节，每一个日子里，我能够希冀些什么。清晨时分，我一醒过来，听到的是高音喇叭，然后便开始了一个上午的写作活动；到了晚上，我就去跟魏家人一起吃饭。遇到天气炎热，我会在隐士家附近的水库里游游泳；到了冬季，我会做一些长途步行，接连翻过几个山口。我对那些小路越来越熟悉，凭着步行，我参观考察了附近的几个市镇：黄花、海字口、岔石口、四海、郭家湾等。那都是些显得昏昏欲睡的小镇，不过它们全都即将发生一些变化，就连最安宁的地方也已经新修建了餐馆或者招待所。我发现，年复一年，那些小路越来越不好找。在过去，只有农民或者牵驴的小贩才经常走那些小路。而现在，多数市镇已经出现了公共汽车或者小轿车。再过几十年，好多小路都会消失得踪迹全无。

我在三岔呆的时间越长，就越喜欢乡下的生活节奏，以及生活随着季节的变换而出现的循环往复。目前，在中国的农村，总体的轨迹是在不断衰退——这也正是我在北方驾车周游的过程中所看到的。在那些行将消亡的小村子里，我瞥见当地的生命正在一点点消亡。然而在三岔，我发现了不一样的东西。前进的步伐已经迈出：每一年都会有一些新的重大变化，时常会有一种时光匆匆往前冲的感觉。不过，有规律的季节变换让我不会感觉迷失。我喜欢在某些时候来到三岔——我喜欢四月杏花开放的那几个星期，我喜欢农民们忙着收割的九月。我喜欢冬季里平稳而安静的日子，我喜欢开着车去那里过春节，村民们呆到深夜，在自家的晒坝上燃放焰火。我已经学会将村子里的时令变化记在心里，确保自己在某些节假日和季节出现在村子里。

2005年4月，清明节那天早晨，我和魏子淇五点三十分就起了床，爬上了他屋后的那座山头。他带了一只篮子、一把铲子，穿着草绿色的衣服。山下的沟谷里，杏子树正好开花，嫩叶在晨曦里闪着微光。我们越往上爬，气温越低，嫩叶逐渐稀疏。等我们上到墓地的时候，已经完全看不见嫩叶了。

那一年，只有七个村民扫了墓。几个人亦步亦趋地在一个个坟头填上新土，一边懒洋洋地聊着坟墓里到底埋着什么人。

“那里埋的是我的爷爷。”

“那才不是你爷爷呢！”

“我觉得是。”

“瞎说！那是你爸爸的大哥。”

他们很少提到人的名字，只提跟某人的关系。也没有相关细节——没有具体的记忆附加到这些土冢上。随着晨光慢慢地从东边的山峦后漫射上来，我发现了一处火烧过的地块，那肯定是有人在几天前来这里祭奠过。每年的这个时候，村里的高音喇叭都会时不时地播放政府的通知，禁止大家以这种方式焚烧纸钱，但村民们对此置若罔闻。

其中一个坟墓在我们到来之前就被人祭扫过了。新鲜的泥土堆得很高，跟前摆放了三个纸花圈，上面写着大大的“奠”字。旁边的一棵杨树上，挂着五六个白色坠饰。坟头上插着一支蜡烛，上面写着“长青”这两个字。三岔的坟墓很少有如此精心的纪念物，这意味着里面埋葬的是一位新近的逝者。我问魏子淇，里边埋着的人是谁。

“魏名和，”他回答道，“也就是原来住在怀柔郊区的那个人。以往的清明节，他都要回来。几年前，你还开车送过他。”

我想起来了：那个很友善的老头，给自己父母的坟头斟过白酒。那一年，他还跟我说，他在城里头的新家有很好的供暖系统，这让他非常喜欢。我问魏子淇，老头是什么时候去世的。

“去年。我记不清是哪一个月了。”

另一个人说了一句：“这是我们第一次来给他上坟。”

“去年，他还在给别人的坟头填土，”另一个人说道，“今年，我们却来给他的坟头填土。”

我拿起一把铲子，在那土堆上填了一点土。魏子淇拿起一沓冥币，点了起来，火焰很快便舔舐了冥币。烧完冥币之后，另一个人点了一支红梅香烟，插在了魏名和的坟头上。那支香烟笔直地竖立着，颇像一根燃香。几个人退后一步，看了看那个土冢。

“他实际上根本没抽过红梅烟。”

“对。贵得很啊。他原来一直都是抽黑菊花。”

“现在根本买不到了。那个牌子在80年代很流行哦。”

那是人们提到的有关死者的第一个细节。几个人静静地站了一阵，最后，魏子淇发了话。“好，”他说，“我们走吧。”

离去之前，其中一个人转头看了看。“那支香烟没事吧？”

“没事儿。”

一缕青烟飘摇着升到了空中。我们顺着那条之字形小路，下到了沟谷里，果园的地上洒满了杏花的花瓣。回到村子，我们都听到高音喇叭里正在播送一年一度禁止上坟烧纸的通知。时间是早上六点半，一行人放下篮子和铲子，回到地里干起活来。接下来的两个月时间里，山乡里活跃着人们在春季进行劳作的身影。

那一年，我向魏嘉许过诺，等他考试结束放暑假的时候，我会带他进城。那天到来的时候，我到村子里接他，他穿着短裤和T恤衫。他什么东西也没带——没有露营用的背包，也没有上学用的背包。他没带换洗的衣服，没带牙刷，没带一分钱。他的妈妈正在给几个客人准备饭菜，我问她小孩进城要不要带点什么东西在身上。

“不用，”她说，“反正他只去两三天。”

在美国，哪怕只是带着小孩到五个街区之外的地方，父母也会在小货车里塞满东西。可在中国的农村，事情完全不一样。我问曹春梅，有没有什么东西，小孩子不能吃。

“不让他喝冷饮，”她说，“不要让他吃冰激凌。他肯定会问你要，你不要给他就是了。”

根据中医的理论，任何生冷的东西对胃都有伤害。

“让他看我吃冰激凌可以吗？”我问。

“那没事儿，”曹春梅笑着说。

我们到达北京之后，我带着魏嘉察看了一下我的公寓。他被那些书籍惊呆了。

“这都是你写的呀？”他问道。

书架上一共有一百多本书呢。“不，”我说，“那些书都是别人写的。”

“全部都是吗？”

“全部都是。”

“那几本呢？”他指着桌子上那一堆杂志问道。“那些是你写的吗？”

“也不是。”

魏嘉略有点失望，以往我们之间进行着类似对话的时候，他总是这个样子。在村子里，他经常来到我租住的房子里，如果我正巧在看书，他总会问同一个问题：“那本书是你写的吗？”我只得跟他一遍遍解释说，我只写过一本书，目前正在写第二本书，但他似乎总也弄不明白。怎么要那么长时间？如果不读自己写的书，那么，当一个作家还有什么意义？

小男孩是我遇到的最好接待的客人。他从来不抱怨这抱怨那；作为小孩子，一无所有也是他的优势，因为那样他就不会丢失什么东西。城市里的每一个细节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连那些非常糟糕的地方也是如此——拥挤的地铁对他来说具有冒险性质，他喜欢身陷在拥堵的车流中，因为那让他有了把车看够的机会。我带他到离公寓不远的后海划过船之后，他问我，大海是不是比那小湖泊大一点点。他非常喜欢坐出租车。从他的角度来看，城市生活的神奇之处正在于此：只要你一招手，好多好多红色的车辆便立马停在你的身边。第二天，我就不得不看着他点，因为他喜欢自行其是地招呼出租车。我们到离公寓一个街区远的地方，本来要步行过去，可他那小手不由自主地扬了起来，我只好告诉那位可怜的驾驶员，我们实际上哪儿也不想去。人们都搞不明白，我们两人在搞什么名堂。有时候，有些出租车司机会语气微妙地问我们是什么关系，因为魏嘉总会老实地告诉别人，我是他的叔叔。我们去北京城外的石景山游乐场游玩过，跟弗朗西斯和爱丽丝这两个朋友在那儿玩了一天。弗朗西斯是中国人，是我一个朋友的老婆，爱丽丝则是我另一个美国朋友的女儿。这个小孩会说中文，跟魏嘉的年龄差不多一样大。她长着一头金发，皮肤白得像个瓷娃娃。整个下午，我们一行人不断地招致别人大量的目光——大家都搞不清楚我们这个混血家庭的复杂关系。人们一定在猜想，一个中国人和一个美国人生的孩子就是这个样子：有可能很白，也有可能黑得像个农民。

唯一令他失望的，是比萨饼。不知何故，比萨（pizza）是魏嘉在学校的英语课上学到的第一个英文单词。他上一年级的时候，课本里面有一篇课文，讲了几个小孩和一只名叫莫奇的猴子一起去吃比萨饼的故事。为什么是比萨饼？为什么是猴子？为什么名叫莫奇？这些都不是魏嘉关心的问题，一年到头，他嘴里面说出来的全是尝一尝比萨饼之类的话语。在北京，我们跟眯眯在一家必胜客见了面，小男孩终于了了他的心愿——接着他便发现了另一个英文单词：cheese（奶酪）。在中国的农村，没有人吃过那玩意儿，小男孩皱了皱眉头，吐了出来。他刮去奶酪，吃起了面包皮。几年间，一起回北京成了每个暑假例行的公事。我们不停地乘坐出租车，重回那家游乐场游玩。但我们再也没有吃过比萨饼——在魏嘉看来，那是猴子吃的东西。

魏嘉刚开始读书的时候，本来可以不那么不吉利的。整个幼儿园期间，他因为生病几乎全程缺课。接下来那一年，父母参加的第一次家长会变成了对他的批斗会。那次家长会上遭到批斗的其他几个孩子全都要继续挣扎：流尿狗李晓梅一年级就因为考试不及格而辍了学，喜欢以大欺小的张彦在第二年遭遇了滑铁卢，被要求重读一遍二年级。只有魏嘉一帆风顺——实际上，他在学业上的进步还不止于此。开会的时候，他的父亲再也没有感到羞愧过。而且到一年级结束的时候，小男孩的数学成绩在班上考得最高。在其他功课上，他的成绩也几乎名列前茅。

每一学期，他都要把成绩手册拿回家里，上面的第一部分是“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一共有二十条。第一条：“关心国家大事，尊敬国旗和国徽，会唱国歌。”第二条：“珍视集体荣誉，做负责任的团队成员。”第三条说的是姿势要端正。第五条才勉强说到学习问题。第六条要求学生“勤做眼保健操”。第十条回荡着博罗尼斯式的老生常谈：“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那上面提醒学生：要勤剪指甲，常洗澡，不随地吐痰，不玩火，不在公路或铁路上打闹，远离码头，谨防触电，谨防溺水，尊重老人，在公共汽车上给孕妇让座，保护文物古迹，爱惜劳动成果，远离“封建迷信活动”，不大声喧哗，不做危险游戏。整个列表中，只有一项跟学业直接相关。“不”这个字一共被使用了二十八次。

成绩册一共有三十多页，评价的项目既有学科课程，也有身体状况，还有品行表现。其中一页的标题是“心理健康”。（二年级的时候，魏嘉的评价结论是性格乐观，有自控能力，且“能适应环境”。）绝大多数分数或等级都是老师给的，不过，家长和同学也有评价的份儿。有一项甚至要求魏嘉进行自我评价。其中有一部分是一些未画完全的人脸，要求学生根据自己的表现画上嘴巴——笑脸、严肃、哭脸等。到二年级的时候，魏嘉已经找到了这部分的规律，在“生活有规律，能照顾自己”以及“能够使用常见工具”这两栏画上了严肃的笑脸，在“参加集体公益劳动”这一栏画了个非常严肃的嘴巴。在第五项——“尊重劳动成果”上，他画了个大大的哭脸。

每学期，他们都要测试身体素质，并和全国平均值进行对比。报告单上列出了孩子的身高、体重、胸围、视力、听力、肺活量（四年级的时候，一千四百毫升）。魏嘉把成绩册拿回家来的时候，他的父亲有时候会拿出卷尺，把那些数据复测一次。无一例外，小男孩在身体素质的每一项指标上都低于标准值。（根据成绩手册上的说明，四年级男生的肺活量应该是两千一百二十三毫升。）

如果不是在最后一部分老师加了一段个性化评语的话，这份材料的恐怖性肯定不会减弱。二年级的时候，刘老师写道：“大家都爱你。你的思维很敏捷，所有同学都很羡慕你。但只有跟辛勤劳动结合起来，你的聪明才能让你进步，让你考出高分。你不要让其他人超过你哟。你要带头努力学习。加油！”

那正是中国教育制度的可取之处——人们表现出的关切出自真心实意，他们对学习的信奉根深蒂固。尽管工资很低，老师们普遍具有奉献精神；尽管各自的背景不同，家长们会尽量做好自己的分内事。在三岔村的历史上，只有三个学生考上了大学，而魏嘉的父母谁也没有读到过高中一年级。然而，他们都觉得，他们的儿子会在飞速变化的社会中获得机会。因此，他们逼着他去刻苦学习。这种思维在中国十分常见，孔庙也许早就荡然无存，但重视教育的传统依然得以保留。即便是最贫困的人也对书本有一种信奉之情——我几乎从来没有遇到过对自己孩子的读书不抱希望的父母亲。这跟美国有所不同，没怎么上过学的美国人不大鼓励自己的孩子上学，有些社区几乎已经说不上还有什么正规的学校教育。

不过，如果中国学校教育的力量在于它的良苦用心的话，其弱点则正存在于那些细节之中。我对魏嘉所要学习的那些东西简直是迷惑不已——无关的事实和毫无系统性的知识，以最不可思议的方式杂合在一起，然后硬生生地填塞进肺活量只有一千四百毫升的小孩子身体里。令人吃惊的是，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国外。他有一本课本，名叫《小学奥林匹克读者》，专门讲述2008年北京奥运会所要举行的各个体育项目。在中国的农村，在长城脚下，小孩子们要学习裸体希腊人摔跤的图片，要了解名叫顾拜旦的法国人在1896年把奥运会重新引入欧洲的过程。还有一本书，名叫《环保与可持续发展》。这本书一定是某个用意良好的国外非政府组织（NGO）的杰作，它讲述了五个“R”的理论——Reduce（减排）、Reevaluate（再评估）、Reuse（再利用）、Recycle（循环利用）、Rescue wildlife（挽救野生动物）——这几个字翻译过来之后韵味全无。五年级的学生有一本书，讲解怎样使用微软的FrontPage。星期五，我到学校去接魏嘉，他告诉我，他刚刚学习了Google（谷歌）。“创办者是美国的一对兄妹，”他说，“他们一起创业，后来成了富翁。”那就是中国的农村人杜撰出来的谷歌——也许不太精确，但至少符合每个家庭的价值观。就在那个周末，我听见魏嘉正在背诵《道德经》的开篇语：

道可道，非常道，

名可名，非常名……

自19世纪以来，中国的教育家们一直在新与旧、洋与中之间努力寻找着平衡点。在魏嘉就读的这类学校，这场战斗依然在持续着。他们想方设法地囊括进一些新的课程，但却没有改革学习的基本策略以及课堂模式。所有的东西都围绕着背诵和重复来进行——这正是中国教育制度的奠基石。形成这样的传统，部分原因在于那些汉字太难书写，小孩子只有通过反复抄写的方式加以学习。在魏嘉所在的学校，学生们勤勤恳恳地练习笔画的书写。接着，他们便把这种学习策略应用到了所有科目的学习当中。对于数学来说，这种策略简直是妙极了——他们的数学课本比美国同年级孩子的课本难多了。

不过，教授其他课程的时候，大家很少注意分析性和创造性。当我听到魏嘉背诵《道德经》的时候，我问他那些句子是什么意思，他竟然压根就不知道。在作文课上，没有谁鼓励他们讲故事，或者表达观点。相反，他只是把那些词语、成语抄过来抄过去，那也是中国文学的传统之一。周末，他在炕上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把那些词语抄了一遍又一遍：“细长细长”、“软绵绵”、“甜丝丝”等。等到他终于开始写长一点的作文的时候，布置的家庭作业常常是：“以灯为题，写一篇散文。”（一天晚上，我看见魏嘉正在为这个题目冥思苦想。他写道：“我家的灯很亮”——接着，他瞪眼望着那张白纸，足有半个小时之久。）上地理课的时候，他从来没有画过地图。很少有课程体现出个性化和情景化，整个世界都被拆解成了各种各样的统计资料、数字和细节等。三年级的一个周末，他在回家之前，刚好学到了乐山大佛这篇课文。他把所有的细节都学了一遍：乐山在四川，佛像刚好七十一米高，大脚趾头上可以坐四个孩子等等。我问魏嘉，四川在什么地方。

“是在中国吗？”他反问道。

“是呀，”我告诉他，“四川是一个省。你知道什么是‘省’吗？”

他不知道。我问他，拉萨在哪个国家。

“在美国。”

“旧金山在哪里？”

“在中国。”

他的地理书上没有几幅地图，而且每一幅图都是一个样子：中国的基本轮廓图。没有讲述“省”或“市”，不讲其他国家。历史课的目标仅仅说明共产党的伟大，已故的革命家们被拔高到了神的地步。我问魏嘉，是谁在领导当今这个国家，他回答道：“毛主席。”二年级的时候，跟每个孩子一样，他加入了少先队。全班做什么活动都是一起，活动的重点常常是为了强调集体感。没有任何根据能力水平进行的分组，没有阅读小组或者数学小组这回事儿。如果某个小孩表现出众，他要学会等待；如果某个小孩落后掉队，他只能耻辱地面对。表现不佳要被公开，举止不当的小孩要被强迫当着全班同学的面罚站，其他同学则帮着老师指出罚站小孩的缺点和不足。成绩册上常常有随机挑选出的同学所写的贬义评语。

二年级的时候，魏嘉拿回家的成绩册上有一段赵姓同学写的评语。他写道：“魏嘉，我希望你能把字写好一点。”我问魏嘉，他给谁写过评语，他歪着头回忆着。

“忘了，”他说道，“我记不起来了。”

“你记得写了些什么话吗？”

“记不得了。”

“你记得批评的是他的品行，还是他的学习吗？”

“记不得了。”

他满脑子都是否定性的话语，这些否定性的话语就像鸭子背上的水珠一样自动洒出，而他看上去一点都没有不安之处。跟所有中国小孩一样，他很擅长进行自我批评。他知道哪些语言恰当，什么语气合适，哪种体态恰当：头要低着，声音要轻柔。某些目标批评起来非常容易——自我批评的标准版本是说自己没努力学习。每一学期，在成绩册上自我评价那一部分，魏嘉都要在“劳动”这一栏画上哭脸。

上三年级的时候，老师让他当纪律委员。全班都是正在接受训练的领导干部：有班长、家庭作业委员、卫生委员等。我问魏嘉，纪律委员的职责有哪些。

“如果某个小孩欺负另一个小孩，或者打架，或者侮辱人，或讲脏话，我就要扣分，要告诉老师。”

“扣多少分？”

“五分或者十分。”

“他们讲的脏话有哪些？”

“混蛋，滚你妈的蛋，龟孙子，”魏嘉老实地回答道，“反正就是这些话。”

“你最多的一次扣了多少分？”

“记不得了。”

“谁最爱惹麻烦？”

“不知道。”

很明显，他对这样的话题不感兴趣，不过，我还是试着又问了一句。“是王伟吗？”我提到了魏嘉经常说起过的一个名字。

“也许是吧，我也记不得了。”

“你还记得上次你处罚过的人是谁吗？”

“记不得了。”

作为一个纪律委员，这样的回答似乎太简明扼要了些，根本没办法达到沟通和交流的目的，但我又能够对谁加以评价呢？我是为数不多的人之一，没有人叫我定期对魏嘉进行评价。不管怎么说，外国人在见证另一种文化的早期教育时，总是最外行的。的确，那是一种文化的基础——文化的全部都是从沙屿小学这样的地方开始的。学生的课堂反映的是人们在街头上的举止，反映的是村委会所起到的作用，甚至是共产党构建其权力结构的方式。有时候，这让我感到有些沮丧。不过，我不得不承认，这样的教育仍旧是非常管用的。魏嘉学到的技能不一定为我所看重，但是毫无疑问，他是在为进入中国社会做着准备。

的确如此，他很喜欢上学读书的日子。他跟他的同学在一起觉得很愉快，他的学习十分出色，他基本上从来没有抱怨过什么。他喜欢那间简陋的学生寝室——窗子上钉着窗条，铁架子上摆放着八张床垫，锈迹斑斑的散热器在每年的11月15日之前冷如磐石。（跟学校所有的事情一样，供热也要严格地遵循时间进度表。）小孩子能够适应一切，即便在最密切的集体组织中间，也总能发现个体的灵光一现。魏嘉的红领巾从来没有看起来顺眼过，他打结的角度很有些莫名其妙，几个布边儿早就磨破了。他最喜欢的科目是英语——他似乎对自己比其他孩子早开始学英语、单词也读得准确些这个事实颇感得意。他说过，他长大了要么当一个专职司机，要么当一个计算机工程师。

星期五下午，我总会到学校接上他，然后一起回到三岔。在上村，基本上从来没有过什么车辆，我通常让他坐在我的腿上，让他操作着车辆行驶在盘山路上。星期一早上，他又会带着我们到下面的沟谷。我从来没有发现他的举止有什么差异，他会高高兴兴地回到学校里去，一如他在周末的时候高高兴兴地离开学校回到家里。一个星期五的下午，我把车停在寝室的外面等着接他，他问我想不想看一样东西。他朝四周看了看，确认没有人在看我们之后，掀开了垫子的一角。下面藏着几样宝贝：一张交换卡，上面印着卡通人物奥特曼，一把用折纸精心制作的玩具枪。一张折皱了的照片，上面的魏嘉穿着红色练功服，呈立正姿势站着。拍照片的那一天，他代表学校陪同日本贵宾进行了长城之旅。在我们查看过这些宝贝，魏嘉给我讲了这些宝贝的故事之后，他又朝四周看了看，把垫子放了回去。那就是他的秘密——每一个周末，他顺着那条弯弯的小路回到村子，那几件宝贝却安安全全地躲在寝室里。

第三章

魏子淇因为搞经营而入了党，反过来，党又给他带来了更多的生意。镇里的下乡干部有时候会到这家餐馆来吃饭，特别是如果有理由要到某个偏僻地方的话，他们更要来这个餐馆。有一阵子，一群来自顺义的贪腐官员经常光顾这家餐馆，来此玩麻将进行豪赌。三岔地处偏远，他们的赌博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他们还知道，魏子淇在政治上是靠得住的。有时候，魏子淇被指定要为客人们倒啤酒。一时间，我禁不住会想，他会不会变成黑手党电影里面的跑堂倌：偷听对话，掌握内情，设计让自己爬到村支部书记的位置。不过，麻将豪赌突然终止了，也许是因为正在对贪腐行为进行打压吧，顺义那一帮领导干部们再也没有来过。

2005年，政府启动了一个新的发展项目，叫作“新农村建设”。中国的国家领导人早已经完成交接班——2002年，胡锦涛接替江泽民当上了党的总书记，江泽民时代以城市的发展而闻名，胡锦涛则对农村的发展给予更多的关注。在三岔，每天早上，高音喇叭里都会响起关于首创精神和政治运动这样的报道。接着，各种资金就开始如涓涓溪流般来到村子里。那一年，当地县政府投入一笔钱支持农村地区的商业发展，以满足新兴的自驾游客的需要。在这个项目中，魏子淇找到了一个受益的途径。他申请并得到了一笔现金资助，用来改建他的厨房。这是入党得到的又一笔福利——他时刻都在算计着，怎样才能从政府主持的各个项目中得到好处。

说到厨房的改建，他雇了三个村民。在三岔，任何人只要雇人干活儿，就要管饭。一天晚上，我跟那几个参与改建厨房的村民一起吃晚饭。一个村民问，有没有我不吃的东西。

“他不吃鸡蛋，”我还没来得及回答，魏子淇就说了这句话，“他不吃肠子，其他内脏也不吃。他不喜欢吃巴骨肉。他不吃豆沙。他喜欢吃鱼，喜欢吃蔬菜。”

村民们常常会拿很多时间来谈论吃这个话题。几年间，魏家人已经琢磨透了我食谱中的每一项怪癖。今天晚上，大家又讨论起饭桌上吃的菜来。突然之间，谈话转到了国际大事上面。

“你看日本好小哦，”其中一个人说道，“日本有几个北京那么大？”

我对他说，我不知道答案。

“哦，反正我敢保证，不会有好几个，”他说，“日本那么小，竟然在打仗的时候占领了中国那么多土地。你看，它比东北还小！”

“日本人的祖先实际上是中国人，”另一个人说道。他是那几个人中个子最高的一个，说的话显得很有分量。他同时把筷子在空中一指一点，似乎要为这场谈话开辟更多的空间。“秦始皇派了些士兵出海，”他继续说道，“去寻找长生不老的秘方。他们就那么发现了日本这个地方——那些士兵没有回来，就在那个地方安家落户了。所以说，日本人的祖先是中国人。”

我提醒他们，日本的北方诸岛上有一个种族叫虾夷人，他们跟日本人根本不是一个民族。“有些考古学家认为，这些人是日本的原住民，”我这样说道。那个人举着筷子在空中停顿了一下，仿佛在处理这一信息。然后他说道：“秦始皇派出士兵漂洋过海，为的是寻找长生不老的秘方。就这样，他们发现了日本。所以说，中国人是日本人的祖先。”

听明白意思了——我决定在虾夷人这个问题上不再说了。那个人挥舞着筷子，为这场谈话又劈开了一个口子。“韩国人原先也是中国人，”他说。

“清朝的时候，韩国都还是我们国家的一部分，”另一个人说道。

“蒙古还不是这样。”

“越南也是。他们原来也是中国人。”

“打仗的时候，日本人也占领了韩国。”

“这么小的一个国家！”

三岔的人们闲暇下来的时候，闲聊的话题常常会突然转到意想不到的方向上。这有点像翱翔在空中的老鹰，先是一动不动，可突然间好像遇到了一股看不见的气流。村民们谈论的通常是一些世俗的事情——饭菜、天气、物价等——但是，话题随时都可能调整风向。村民们一会儿漂洋过海，一会儿又穿越大洲；一会儿身处此朝，一会儿又置身彼代。他们喜欢谈论中国曾经的伟大，尤其喜欢把它拿来和中国的今天相比较，喜欢说几句一概而论的话语。说到外国的东西，他们喜欢得出一些耸人听闻的结论。说出这样的话，并不是他们心胸狭隘，只是对外面的世界感到好奇，他们喜欢把中国的事情跟外国的事情联系起来看待。但要听懂这样的闲聊，却是一件非常迷惑大脑的事情，因为他们在饭桌上的话题会不断地来回跳跃。某个人的一句开场白可能需要至少半分钟才能够在我的头脑里放大成清晰的概念——“毫无疑问，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时期是唐朝”——可是一眨眼的工夫，他又说起了关于非洲妓女的电视剧。

跟着这几个改建厨房的工人一起，我们突然之间又着陆到了朝鲜半岛。

“北朝鲜现在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有人说道。

“他们分裂有五十年了。”

“北朝鲜比我们中国还要穷！”

魏子淇看了看我：“你到过朝鲜吗？”

1999年，我在中朝边境呆过一段时间，于是我给大家讲了那次旅行的经历。那一年，朝鲜遭遇了大饥荒，难民们越过界河逃到这边来。在边境城市图门，我正在沿着河岸散步，突然遇到了一个孩子模样的人。我从他的背后走了过去，估计他的年龄在十到十一岁之间。随后，我看了看他的脸，看不出年龄来：他可能有三十岁，也可能有五十岁。那情形仿佛是一个老人的头放在了一个小孩子的躯体上。意识到那可能是个难民，我便停下了脚步。

我讲完了故事，饭桌上的几个人立刻大笑不止。

“我就说嘛，朝鲜比中国还穷。”

“身高看起来是个小孩！”

“脸看起来是个老头！”

“那种人怎么干活？！一天都坚持不下来！”

假如你往村民们的谈话中间抛出一点什么东西，根本没办法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几个人喝着白酒，过了一会儿，魏子淇拿出一瓶尊尼获加威士忌酒。那是我几年前在一个机场商店买来后送给他的。整个包装是一个礼品盒，礼品盒的盖子由纯色的塑料制成。通常，魏子淇把那盒子放在橱柜很显眼的位置上。现在，他把那东西拿给饭桌上的几个人看了看。

“当时买多少钱？”他问我。

“记不清楚了，”我说。

“起码两百多块钱，对吧？”

“可能有三百多块。”

拿着筷子的高个子男人钦佩地说：“那么贵呀！买十瓶二锅头都够了。”

几个人把那瓶尊尼获加威士忌传看了一番。大家都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之后，魏子淇把那盒子又放回了橱柜上。一开始，我对送他这件礼物还感到有一丝愧疚，因为我知道他有酗酒的习惯。一段时间之后，我才看出来，他永远都舍不得打开这么贵重的东西。用它来做一番炫耀，会有趣得多。

党支部会定期给村里的党员们发放一些礼物。一般来说，那都是些可以当成摆设的物品，跟什么周年活动或者大会有点关系。作为新党员，魏子淇把党支部分发的礼物摆在了十分显眼的位置，因为那是他在村里所享有地位的一种符号。8月1日，也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成立纪念日，党支部给三岔的党员们发了一张镀金坦克画报。元旦的时候，他们分发了一份日历，以庆祝几个基础设施重点建设项目。在中国的政府办公室，这样的图片十分常见。那些图片上面往往都是一些桥梁、高速公路或者立交桥。这些场景通常都是从高到低俯拍的，颜色极为明亮，甚至到了花哨的程度。

魏子淇的那份基建工程日历上，每一幅图片都有一些数目字，同时印着党员的责任和义务。11月的那一页印的是：

党员义务（第七条）：密切联系群众，向群众宣传党的主张，遇事同群众商量，及时向党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维护群众的正当利益。

三岔的党支部给党员们发的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礼物，是一份“计算机数字信息日历”。它的塑料边框上可以显示温度、时间、日期、阴历和阳历，边框的里边是一张九十公分宽的带框照片，照片上的场景是某个未知的外国城市。照片中的这个城市很难辨认：一连串不高不矮的摩天大楼，全被人为地做成了亮色。照片的前景是几座铁路大桥，编辑人员在处理照片的时候，漏掉了大桥上的几块锈斑。整个场景有点像美国中西部某个无序发展的无名老朽小城，但我不认识这个城市。

魏子淇把这幅画挂在墙壁上非常醒目的地方，跟它正对着的，是就餐的客人们经常使用的那张餐桌。旁边就是曹春梅设置的神龛。我第一次看见这幅照片的时候，就问过魏子淇，照片上的城市在什么地方。

“不知道，”他说，“反正是在国外。”

一开始，我以为那座城市可能是克利夫兰或者底特律。后来，碰巧有个朋友到过那个地方，他才认出来，那个城市就是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市。

2005年，也就是三岔的每一个党员都得到“丹佛天际线”日历的那一年，他们举行了一系列的会议，名为“保持先进性”。这是当地农村以另一种方式反映国事的变化——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只要新领导上台，就要开展一次充满各种口号的学习活动，以巩固政权。“保持先进性”是胡锦涛首先提出的一种理念，这句口号的准确意思很难把握。它的目的是想搞成基层运动，尽管全部指示和学习材料理所当然地全都来自于高层。很明显，共产党十分关心农村这个庞大的基础，之前已经开始在增加对农村地区的资金投入。负责学习活动的欧阳淞副部长告诉记者，农村有很多人外出务工，现在党的队伍后继乏人。

在三岔，魏子淇和其他党员认认真真地参加了每一次学习活动，一起学习党章，以及毛泽东、邓小平等领导人的重要讲话。所有这些文件材料都要大声朗读，这是一种累人的老规矩——党章一共有一万七千字。因为魏子淇是最年轻的党员之一，又是文化程度最高的，朗读的任务常常会分配到他的头上。一天下午，正处在学习的高潮期，我开车来到了村子，发现魏子淇一个人正在喝酒。他看上去很不高兴，用手托着左脸，好像有些肿胀。我问，是不是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我把牙齿弄坏了，”他说。

“怎么回事儿呢？”

“开啤酒，”他说道。在中国的农村，人们懒得用开瓶器，牙齿受伤就成了酒精的副作用。有时候，我禁不住想，那会不会是接下来的学习主题：建设新农村，保持先进性，禁用牙齿开酒瓶。

我问魏子淇，要不要去看看牙医，他却摇了摇头。不管在村里遇到什么意外，他一般都不情愿去看医生。有一年，他被獾咬了一口。只拿着一根棍子，多少出于无聊，魏子淇把一只獾追进了洞。手指被獾狠狠地咬了一口之后，他把那只獾打了个半死。“獾没有狂犬病，”我建议应该到怀柔去看看医生，他却这么说道。我上网查了一下，然后告诉他，这种说法是不对的，但他根本不在意。他处置被獾咬伤的伤口的药物，跟处置牙齿受伤的药物如出一辙：不停地喝二锅头。

由于开啤酒瓶弄伤了牙齿，我坐下来陪陪他，他则继续实施他的白酒疗法。他告诉我，整个上午，他的牙痛因为学习活动而加倍令人心烦。今天的那场会议开了五个小时，已经进入了自我批评的环节。我问他，这次打算抨击自己哪方面的不足。

“劳动。我说村里面修路的时候，我出的劳力不够。”

“其他人怎么说你？”

“也是这样说的，”他说，“他们批评我的，还是出的劳力不够。”

“党支部书记自我批评了啥？”

“脾气不好，”魏子淇回答道。

魏子淇和党支部书记之间的紧张关系暂时被搁置在了一边。自从入党以来，他干得很不错——那个夏天，他还被选派参加了怀柔区党校为期一周的学习。在中国，这样的地方主要是培养领导干部，魏子淇能够参加学习就是一种信号，他很可能会在政治上获得任职。在党校，他把当地的各项政策又复习了一遍；回到村里的时候，他带回了一大摞党的书籍，其中一本叫作《推进农村城市化读本》。这本书通篇都是那种常见的诱人的图片，大多数图片的内容都是怀柔的道路基础设施：城区宽阔的十字路口，刚完工的通往昌平的公路，即将通往北京的高速公路，等等。第一章的标题是“推进城市化是怀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里面有几句话：“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这些是20世纪50年代人们的愿望，它们反映的是现代生活的概念。现在，我们再来审视这些愿望，就发现这些愿望显得太天真了。”另外有一章描述了党在怀柔这样的半农村地区所面临的各种挑战：

因为几千年的封建农业生产习惯，存在着明显的小农思想，表现在人们的生活方式上，表现在人们的行为习惯上，表现在人们的文化水平上。农村的这些传统已经铭刻在了人们的心上，这与人们城市化和提高生活水平的愿望产生了冲突。

党在农村的目标之一，是要让人们与外部世界有所接触和沟通。每年夏天，三岔的党员都要免费外出旅游一趟。2005年，他们前往的地方是北戴河避暑山庄。那是魏子淇第一次看见大海，一连几个星期，他都要讲述他的这一次旅游经历。渐渐地，他在怀柔呆的时间多了起来，既为他的生意，也为党的事业。他不断地改换着他的装束——他把进城要穿的皮鞋换成了更高档的品牌，买了一条牛仔裤，以及一件黑色人造皮夹克。在城里和乡下，他换着抽不同牌子的香烟。在农村，他抽的是白盒的红梅，价值不到三块五。到了怀柔，不让别人看出自己是农民变得尤为重要，他一定要带上价格更贵一些的黄盒或者红盒。有时候，有钱的游客在招待所住过之后，会拉下一两盒高档香烟。魏子淇会把这些香烟储存起来，以便在重要的生意场合派上用场。

对中国的男人们来说，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像香烟那样有抓住“关系”这个东西的神韵。香烟是一种信号灯——在一个很多东西都不需要言说的世界里，跟香烟有关的任何手势都代表着某种东西。你此时敬烟，便会彼时收烟，一敬一收这个过程就建立起了某种层次的沟通和交往。有时候，没有敬烟和收烟代表着彼此之间有隔阂。城市人跟农民无话可说，因此很自然地不会收下农民敬过来的香烟。即便是两个生意人之间，其中一个为了体现出优势，尤其是他如果带了更好牌子的香烟，也会拒绝对方递过来的香烟。总的来算，中国生产的香烟品牌超过了四百种，每一种香烟都有自己的身份特征和象征意义。在北京周边，农民们抽的是白盒的红梅。一般的城里人口袋里可能装的是红塔山。中产的创业者喜欢中南海这个牌子。带点洋味儿的生意人喜欢炫耀手中的三五牌香烟。暴发户喜欢把中华香烟当成大米一样拿在手里把玩。熊猫是最珍贵的物种，也是邓小平最钟爱的牌子，政府配额制使得它难以寻觅，一盒就要一百多块钱。如果你手里拿的是熊猫牌香烟，那你多半是个自命不凡的家伙。

大多数人并不担心香烟会给他们的身体带来危害。在南方的温州市，我曾经遇到过一个三十多岁的生意人，他把抽烟当成是职业中的一个步骤。我问他会不会戒烟，他像看一个疯子那样看着我。“不会！”他说，“我知道，这对身体不好，但我很年轻，感觉不到它产生的作用。况且，这对我的生意很重要。如果要跟某人拉上关系，那就得请他出去吃饭，就要跟他一起抽烟喝酒。”

中国政府所采取的行动，遵循了同样的逻辑思维。所有烟草公司都是国有的，而且全行业提供的税收数量惊人，直接雇佣的人员更是超过了五十万。从政府的角度来看，抽烟对于维护经济稳定和社会稳定都十分重要。有些牌子的香烟甚至有补贴——最廉价的牌子价格只有两元多，因为官员们担心，如果农民们买不起烟，他们会不高兴。健康问题基本上是另外一回事。2000年，中国疾控中心委托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跟吸烟有关的健康花费超过了这个行业所带来的税费收入。但那个统计数据并不要紧，要紧的是看谁付出了什么。时至今日，还没有建立起全国性的健康保险制度，政府把烟草产生的全部收益收入囊中，而无需为它所带来的危害付出一分钱。每一年，死于跟烟草相关疾病的中国人超过一百万。预计到2025年，这一数字有望再翻一番。既然政府已经在尝试着建立某种形式的全民健康覆盖机制，也许他们对于烟草行业的态度会有所改变。但就目前来看，这个行业依旧是一种税收来源。

魏子淇每天要抽掉一包多香烟。他知道这对他的身体不好，有好几次都试过把烟戒掉。但身份地位比尼古丁还容易让人上瘾。他曾经给我讲过他最近一次进城的故事。“我跟认识的一帮怀柔人一起吃饭，”他说，“有几个是政府官员，有些是其他村的党员。我带了一盒中华烟，这也是一个客户留给我的。拿得出这种烟，让我感觉很爽。桌子上有人带了红塔山，有人带了三五牌，只有我带的这个牌子价钱最贵。”

“那都是很重要的客人，”他接着说，对自己的回忆满意地笑了起来。“可以说，每个人可能都派得上用场。我在考虑给招待所安一个太阳能热水器，政府刚好有个项目，就是拿钱给农村做这种事情的。席上有一个人就是负责这个项目的。所以，我完全有可能免费安上一个。”

随着秋收季节的来临，一些老式的惯常程序又回来了。这个时节，农村的党支部不再开会，像魏子淇这样的农民也暂停了怀柔之旅，所有的目标都是把庄稼收进屋。那个时候，最重要的任务是收拣核桃，这个东西熟得太快，村民们只得以小组的形式一起劳动。在当地，只有这种活儿还需要大家以公社的形式去完成——八九个人一起，从某家人的果树开始收摘，然后依次给每家人采收。所采收来的劳动成果归果树所有人，但大家在一起劳动，在一起吃饭。每天晚上，大家都到那天的果树所有人家里吃饭。在两个星期的时间里，这些人在村子里从容地行动着，白天如此，夜晚如此——收完这个果园又收那个果园，忙完这家又忙那家。

2005年9月，魏子淇他们那帮人刚开始采收核桃的第一天，我就加入了他们的队伍。另外有九个人，都是些近亲，他们已经在一起劳作了一个星期。我们早上七点三十分开始下地，到九点钟的时候，天气已经十分炎热了。九月中旬的阳光依旧非常猛烈，从果园的树叶之间穿透下来，在铺了一层树叶的地面形成斑驳的阴影。核桃树栽种在宽广的台地上，地块之间是石头砌成的分界线，刚成熟的核桃已经开始掉落在杂草丛生的地面上。

干这个活儿只有一件工具：一根细长的丁香棍子，长约三米，一头削得很尖。对于小的果树，人们可以站在地上，仅用棍子就能够得着大部分枝桠。采摘通常是这样开始的：人们在树的四周围成一圈，抬眼往上看，用棍子击打树枝，颇像孩子们玩的蒙眼击打彩罐掉糖果游戏。如果某个人敲打得很准，棍子会发出响亮的“梆梆”声，三四个核桃接着便掉到了地上。掉下来的当然也有树叶——树叶翩翩落地，树枝终于见到了阳光。大家一投入劳动，霎时便打破了林间的寂静。美不胜收的，是飘荡的声音，摇曳的光线：呼呼作响的丁香棍子，青绿的叶子在空中飘飘落下，一个个核桃重重地掉落到地上。采摘完毕，那些树枝仿佛在叹息——枝条在轻轻地哀叹，想起刚刚经历的一顿暴打仍然震颤不已。

大的树有十五米高，采收果实的人得爬上树去。对魏子淇来说，这件事情非常简单：他用手指抠住树皮上的裂缝，蹭蹭蹭就爬上去了。他可以不用双手，在枝条上左右腾挪。他穿着软底胶鞋——到怀柔的时候，他是不会穿这种鞋的——脚趾头蜷曲着扣住枝条，保持着身体的平衡。他双手握着丁香棍子，在粗大一些的枝条上一步一步往枝梢移动着脚步。如果背后碰巧有一根树枝，他就倚靠在上面。但通常情况下，他所能依靠的只有身体的平衡。没有楼梯、没有绳子、没有安全带——任何安全防护设施都没有。不过，他在高高的树枝上轻松地移动着脚步，而他的身材非常适合干这样的活儿：四肢粗短，肌肉发达，既有力量，又好平衡。

开始采收的第一天，在第一棵树上，我看着魏子淇爬了上去，然后又下到地面。我问他有没有摔过，他摇了摇头。

“其他人有没有摔下来过？”

“基本上没有，”他回答道，“几年前，有一个邻居从树上掉下来，摔坏了肩膀。”

我们又走到了第二棵树跟前，一眨眼间，他又爬到了树梢上。我突然意识到，一直以来，我看到他的时候，都是他显得十分外行的时候——在北京的医院里，在怀柔的商店里，在陌生汽车的驾驶室里。几年来，我见证了他从务农到经商的转变，从农村到城市的变迁，但我很少看过他在果园里劳动的情形。在这些核桃树上，他才真正地如鱼得水。

在三岔，采收果实的清一色为男人。唯一爬到树上的女人是党支部书记，她身体强壮，即便是要求最高的活计也不在话下。别人的老婆们干的都是些轻省活儿，比如在地上捡拾核桃，或者给采收回来的核桃脱掉果皮。到了傍晚，她们要为劳动了一天的男人们做好晚饭。农业上的这种分工形成了当地的文化，即便从中国农村的标准来看，也是极端的以男性为主宰。除了党支部书记这个位置是个例外，男人们把持着绝大多数的权力。而当地有一些传统习惯，如扫墓，仅限于男性。在我曾经生活过的西南地区，性别上的界限从来没有如此宽泛过。不过，那些地方主要的农作物是水稻，它需要投入大量的劳力，但对力气的要求不怎么高，女人当然可以在稻田里跟男人干同样的活。

我们采收果实的那天，一共有十个人，但只有两个女人。女人们跟我都呆在地上，一同呆在地上的，还有从外镇赶来帮忙的曹春梅的父亲。我们几个都有不爬树的理由——性别、年龄、国籍——我们的任务就是把那些从高高的枝头掉下来的核桃捡拾起来。这些核桃在岩石斜坡上滚动着，滚进灌木丛，滚进杂草丛。不一会，我就感觉到胳膊发痒，背上发痛，双手也因为捡拾核桃而变得黑乎乎的。大家都在闲聊着，仿佛这是一次社交聚会。他们闲聊着饭菜和金钱，讨论着核桃的卖价。村民们一般把采收回来的果实卖给那些在秋天时节走村串乡的小贩，过去几年间，收购价一直在采收期间维持不变。不过，到了现在，收购价变得极快——有时候，一天之内的价格变化幅度会达到百分之十。这全都是因为新修了道路：小贩们下到村子里变得更加容易，做这个行当的人也多了起来，他们之间的竞争引发了价格战。村民们得选准最好的时机才出售果实，这便成了我们在地上寻找果实的时候，人们谈得最多的话题。

当他们不再谈论饭菜，或者物价，或者饭菜的价格的时候，他们就径直吃了起来。有时候，核桃在跌落的时候已经破开，采收者便把它一吃了之。他们吞吃的数量惊人——咀嚼果实的声音如同枝条断裂的声音一样稀松平常。曹春梅的父亲递了一个给我，我客气地拒绝了。在炎炎秋日辛苦劳作一天之后，我最不想吃的东西就是核桃。

“何伟不喜欢吃核桃，”他说道。

“他为什么不喜欢吃核桃？”

“外国人吃的东西跟我们不一样。”

站在十几米高的树枝上，魏子淇踪影难觅，但他的声音却好似在背诵祈祷词那样十分熟练：“他也不喜欢吃鸡蛋，他不喜欢吃巴骨肉，他不喜欢吃豆沙。”

握着核桃的感觉——冰凉而粗糙的纹理，清新的香味——勾起了我对童年时光的记忆。在密苏里的老家，核桃树十分常见，多数人把这种果实当成麻烦事儿，核桃妨碍了剪草工，滚到了街道上。孩子们喜欢拿它砸汽车。有一年，我母亲听说邻近的布恩威尔镇有人在大宗收购核桃。整整一周，我和姐妹们组成了一支规模不大、但决心很大的农活队伍，挨家挨户摁响门铃，请求他们把捡拾来的核桃倒进我们的垃圾袋。我们把这些垃圾袋放进美国汽车公司生产的霍尼特轿车的货厢，并开到了布恩威尔镇。那儿的人把那些核桃先后倒进了自动去壳机和研磨机。果肉加工成黑色浓缩物，装进了一个超市购物袋。那人把袋子放在天平上，查询了一下价格簿，然后开出了一张一美元七十美分的支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霍尼特轿车一直散发出难闻的核桃气味。几年之后，我终于明白，那个人把支票递给我们的时候，为什么我的母亲忍不住笑了出来。

在三岔的果园里，我向魏子淇讲了这个故事。美国人把核桃扔在大街上任其腐烂，这让他印象十分深刻——他挑出一个大个儿的核桃，嘴里念叨着说它价值一毛钱。那一年，核桃行情很好，而且越来越好——每隔一两天，贩子们就要把价格提高一点。

夜幕降临之后，我们所有的人都在魏家的屋子里吃饭。曹春梅一下午的时间都在做饭：西红柿、豆腐、猪肉、新鲜的豇豆、煎玉米饼等。她还烤了一条虹鳟鱼。但她没有坐下来跟男人们一起吃饭：三岔的宴席常常是男女分坐的。即使跟我一起劳动的另外两位妇女也被降格到了里屋的一张小饭桌上吃饭。

男人们围坐在大饭桌的四周，就尊者之位进行了一番简单的争执。最后，曹春梅的父亲坐到了那个位置上——年届五十八，他是最年长的采收者。他坐在饭桌的上席位置，正背着那幅“丹佛天际线”日历图。那上面的电子读数显示，气温为摄氏二十度。

其中一个采收人名叫魏从发。他是魏子淇的堂兄，耳朵有点背。他之前从来没有看到过这幅丹佛街景照片，他满脸迷惑地看了看它。“那是这个城市的温度吗？”他问道。

“那是这个房间的温度。”旁边一个人解释道。

但魏从发没有听清楚。“是哪儿的温度？”

“是——这个——房间——的温度！”

“这个房间啊？”

“这个房间！”

“那么，那是哪个城市呢？”

挨着我坐的是闫可均（音译），他三十多岁，住在下村。他是村子里最机灵的人，喜欢看看新闻，经常问我一些关于美国的问题。刚刚过去的那一个月，他一直在关注卡特里娜飓风的消息。几天前，也是在采收果实之后的宴席上，我们聊起了发生在新奥尔良的事情。

“你看，”他说，“美国发生那样的事情的时候，那真就是一桩事。人口那么稀少，你不得不担心，会不会又减少了几百人，甚至上千人。”

他呷了一口白酒。“这听起来有点刺耳，”他说，“但在中国，我们可能失去了千万把人，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对国家来说，可能还是件好事儿。”

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人们震惊的是美国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但在中国的农村，人们看了新闻，得到这样的结论：如果发生在我们这儿，那可能还是一件好事儿。我绞尽脑汁想着该怎么回应他，可我还没来得及说什么，闫可均已经改变了话题。跟我同其他村民无数次的闲聊一样，我们之间的对话又从另一个地方起飞了。

坐在“丹佛天际线”日历图之下，男人们轮番喝着白酒。曹春梅的父亲第一个喝红了脸，敬酒的速度越来越快，到晚宴收场的时候，每个人都喝醉了。第二天早上七点半，他们又回到了果园。我开着车回到了北京，因为蹲下去追捡核桃，我的双腿酸痛了好几天。一连三四天，我的双手依然乌黑一片。总共加起来，在九月份那个炎热的日子里，经过十一个小时的劳作，我们十个人采收了三千多斤核桃。一共卖了三千多块钱。

我在三岔居住的那几年，野猪开始变得常见起来。当地村民把它们叫作“野猪”，但很可能是逃跑的家猪的后代。猪如果以草饲料为食，它们的体形会发生一些改变：肩胛部位变宽，全身长满长毛，嘴角长出獠牙。在从前，这样的动物很快就会被猎杀干净，因为农民们花在山上的时间很多。但时至今日，很多人都已经离开大山搬到了别处居住，就算留下来的也有了新的事情要干。农民们把空闲时间都用来从事建筑活，或者做生意，他们的注意力越来越多地投向了城市，村庄周围的土地越来越荒芜。在三岔，地势较高的庄稼地已经被撂荒，野猪便在这些地方繁殖开来。有些时候，野猪们铤而走险下到沟谷里，糟蹋农民们的庄稼。

冬季，有些村民会布下圈套。2月份，魏子淇捕获了一只九十多斤重的猎物。他把陷阱设在了靠近海字口山口的地方，做得也很简单——一个铁丝做成的圈，套在树上即可。那家伙不偏不倚地钻了进去，铁丝圈便紧紧地套住了它。当魏子淇跟另外一个邻居前来检查陷阱的时候，猎物还在拼死挣扎。他们在附近找了棵树，砍下两根枝桠来，把那动物活活打死了。一天之后，我和魏子淇爬到那个地方去看现场。由于那畜生的挣扎，地上的浅草全被压平了，小路上满是那家伙的獠牙印。血滴一路延伸到了村子里，足足有三公里多，滴血的路径也是人们运送战利品的路径。

一连几个星期，魏家人每晚都要吃野猪肉。跟家猪的肉相比，野猪肉要瘦一些，黑一些，油腻一些，味儿重一些，曹春梅把它切成片状，和洋葱一起翻炒。真是作孽，她这样跟我说——她把那个活儿留给了魏子淇。如果他也有作孽的顾虑，他还是英勇地克服了。在屠宰那头野猪的时候，他发现那头畜生已经怀孕。于是，他把猪的胚胎割下来，泡在了白酒坛子里。浸在清凉的液体中，那玩意儿看上去可真像是个孩子的玩具——一只细小的白色猪仔儿。我第一次看见这玩意的时候，极为震惊，连视线都无法收回。最后，我问了一句：“那个拿来做什么？”

“做药，”魏子淇这样回答道。中国人经常泡药酒，在一瓶白酒里放上植物草本，甚至是爬行动物，蛇类尤其受到人们的欢迎。但我从来没有看见过用白酒浸泡的哺乳动物，而魏子淇也根本说不上来这种泡酒的健康功效。“可以顺气，”他含糊其辞地说道。但是我注意到，他从来没有动过那玩意儿，也没有其他人动过。我是第一次看见这样的动物制品，连村民们都觉得太毛骨悚然。

那罐子被摆放在魏家的大屋子里。这间房在上一次重新装修的时候在空间上进行了扩展，从那以后，魏家人的财富便开始越聚越多。房间的布置说明，他们对对比搭配进行过研究：离浸泡野猪仔的白酒坛几米开外的地方，就是佛教神龛；“丹佛天际线”正对着人民解放军的坦克模型；一共有两瓶尊尼获加威士忌，与魏子淇几年前从长城上拆毁的明代信号炮比肩而立；还有一幅纪念怀柔基础设施建设成就的日历。有时候，当我们围着桌子吃饭的时候，我看了看四周，便思忖着：“这样的世界，有谁能够看得明白呢？”

这个家庭的变化对曹春梅来说，尤其显得艰巨。刚开始的时候，贷款和投资的担子主要压在魏子淇的肩上。两年多来，生意已经走上正轨，比较平稳了。他对于自己日渐上升的地位颇感自豪——他在村子里面走动的时候，明显地带着跟以前不一样的信心。在三岔，女人很少扮演这方面的角色。对曹春梅来说，客人越多，只意味着要干的活儿越多。在繁忙的周末，她很少离开厨房；多数时候，她清晨醒来面对的，是头一晚客人留下来的一大堆油污碗碟。家庭的收入在增加，但她从中没能够得到什么乐趣，她跟外界的接触常常转瞬即逝。她从他们那儿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是宗教，但即便是佛教带给她的也只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慰藉。她很讨厌在餐馆里剖鱼和宰杀动物——在以往，这丝毫不会让她有什么顾虑，但随着她更多地阅读佛经，她越发讨厌这样的屠宰行为。如果魏子淇在，这个工作就由他来做，但他总有到怀柔出差的时候。

曹春梅告诉我，每天早晨，给神龛摆放贡品的时候，她都要请求神的宽恕。在家里，只有她可以不经受由共产党主导的自我批评。跟别人不一样，她不愿意走这条捷径，因为她说自己的工作还不够努力。她的自我批评是发自内心的：她对煮给别人吃的那些饭菜感到极度的愧疚。“如果我不得不杀鱼或者杀鸡，我要为它们祈祷，”她说，“它们都是无辜的。它们的日子过得好好的，我却把它们弄来杀了。所以，我要为它们祈祷，让它们的灵魂免受苦难。如果我不祈祷让它们的灵魂免受苦难，我害怕它们的冤魂会回来惩罚我。”

她还担心在她的房子周围有其他鬼魂。这些都是乡下人一种古老的传统观念，比最近复苏的佛教历史还长，比一度令人狂热的法轮功历史长多了，当然比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要长。村民时常说起蛇精、狐狸精、兔精、黄鼬精等，这些动物可能寄居在房子里，然后要么变成好鬼，要么变成坏鬼。有些人具有与生俱来的禀赋，能够读懂它们那个世界的事情，村民们把这样的人叫作“明白人”。从前，三岔有个很有名气的明白人，人们经常去拜望他。只要有人来访，这个明白人便会抓住他的手腕，摸一摸他的脉搏，然后很具体地说出是哪些精怪在影响他。当时，那个明白人跟童年时代的搅屎棍住得很近，后者经常为那位大师举行的仪式倒茶水。然而，这一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全都停止了，因为共产党正在对此施以压力。后来，明白人去世，村里再没有人看得见那些东西。

不过，在改革开放期间，跟其他传统一样，宗教慢慢地复苏了。从总体上来说，共产党允许个人追求自己的信仰。20世纪90年代至2000年，宗教气氛十分活跃。有些村民相信，搅屎棍具有这样的能力——他们只不过是把他童年时代跟明白人的联系给磨蚀了而已。有时候，会有人找到搅屎棍，请他做一番分析与推理，但曹春梅更愿意去找别的人。她在怀柔认识一个明白人，这个人因为天资聪颖，名气很大。2006年初，曹春梅前去拜访了他。他告诉她，她家里有个狐狸精很活跃，建议她回去立一个神龛。这样，她家的主房间里新近才出现了一盘盘香。跟这相伴的，有两尊佛像、一坛仔猪泡酒、尊尼获加威士忌酒、纪念基础设施建设成就的日历、明代信号炮、“丹佛天际线”日历等。

狐狸精会给家里带来诸多麻烦，曹春梅和魏子淇最近确实经常吵架。他们一同承担着经营生意的责任，但他们不是合伙关系。毫无疑问，重要的决定都由男人来做，最大的收益也由男人来享受。随着他越来越深陷在党的事务和生意之间，他对家庭的兴趣越来越小。遇到没有客人的时候，他会接连几天不在家，到怀柔去拜访朋友，夜晚喝得醉醺醺的才回家。对曹春梅来说，最简单的办法莫过于视而不见。“我懒得管他，”她说，“我不知道他在干什么。那不关我的事。”

她总是选择一种消极、甚至破罐破摔的姿态。表面看来，这好像是佛家弟子的做法——她已经远离了尘世——但在表面的平静之下，奔涌着一股挫折的暗流。这不仅仅是被动-攻击那么简单。魏嘉表现不好的时候，她会强调她的无力。“他不听我的，”她说，“我拿他没有办法。”如果我问她知不知道村子里面的政治关系，她会摆摆手。“那个呀，我什么都不懂，”她说，“那不关我的事。”有一次，我和魏嘉正在温习学校下发的一些材料，我问魏春梅，中国的国家主席是谁。“是江泽民吗？”她回答道，然后列举了一连串已多年不掌权的政治家的名字。“这个事情我弄不懂。”那可能是实情——乡下人对国家大事不管不问的能力不是一般的强——但是从2002年开始，三岔的高音喇叭每天起码要把胡锦涛这个名字提到三次以上。我猜测，她那么做是不是在强调她的生活态度，在强调她对于自己无力掌控的事情要尽量远离的态度。在她看来，宗教只是逃避的方式之一。即便全村人都已经沉迷于物质条件和现代化进步的时候，还是有像曹春梅这样的人反其道而行之，一心向往古老的传统观念。

不过，要作出这样的反应并不容易，曹春梅的另一个自我也渴望作出积极的反应。不管她多么讨厌她丈夫新近的日常生活秩序，她对他的自由自在和企业家身份还是羡慕不已。有一段时间，她曾经冒过单独做生意的念头。她是个很不错的厨师，她觉得自己做出来的玉米粉条，对城里面的中产阶级有一定的吸引力。她说那个东西是“有机食品”——这个词在北京正在逐渐流行开来，西方的饮食观念已经令这个地方高端餐馆的面貌有所改观了。曹春梅做了一些样品，带着它进了城。在城里，她到各家餐馆挨个打听，希望打着有机玉米粉条这个旗号能够卖出这些样品。然而，尽管她做的东西货真价实，却不具备中国男性做生意的那些工具：一包一包的中华香烟、一口一口的白酒。后来，没有人找她长期订货，她只好打消了这个念头。

偶尔，她会试着改变自己的装扮。她去染了头发，买回几身新衣裳，还节过食减过肥。有一个月，她在很短的时间里减掉了十八斤体重，因为她在怀柔买到了减肥药。中国的女性想要减肥的时候，她们总是不吃饭，靠安非他命药物为食。特别繁忙的那一个月里，曹春梅服用了这样的药品。我每次到厨房去找她聊天的时候，她都有些头晕目眩的样子。后来，她又恢复了体重，恢复的速度跟她减肥的速度几乎一样快。

这个家庭的生活水平在快速地提高着，但它的影响之一却非常不好：他们赚到的钱越多，每个人的身体却越明显地不健康起来。当时，最大的变化体现在魏嘉身上。尤其是2005年之后，村民们安装了有线电视。以往，村民们只能收看到七个电视频道，现在能够收到的频道达到了五十多个，一年缴费只要一百五十元。魏家新买了一台二十九英寸的电视机，而且多数时间都让它开着。每到周末，孩子一做完家庭作业，就坐在炕上看起卡通片来。每到假期，他就很少干别的事儿。城里的客人往往会带着盒装快餐来乡下旅行，并常常在驾车离去之前把剩余的快餐留给了这家人。很快，垃圾食品便占据了魏嘉的大部分食谱。无论什么时候，他只要高兴，就会大吃特吃那些收藏起来的薯片和方便面。到了吃饭时间，却很少说过饿。“只要是盒装的，他都喜欢，”他母亲抱怨说，“他对这些东西的喜爱，超过了我做的任何东西。我没办法让他吃别的东西。”

在消费方面，没有什么准则概念。不久以前，村里太穷，人们找到什么就吃什么，父母的主要职责就是尽可能给孩子找到吃的东西。十五年前，如果有哪位母亲刻意限制孩子的饮食，简直是难以想象的事情。但这一切都改变得太快，人们根本来不及适应。我尽量给曹春梅和魏子淇解释，这样的问题在美国也很普遍，细心的父母也得在看电视和吃零食方面对孩子有所限制。考虑到孩子的健康史，在他的食谱方面有所限制显得尤为重要。然而，村民们的思维已经根深蒂固：孩子能吃是好事儿，如果新买的电视不用，那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寒暑假期间，我几乎亲眼见证了小男孩的变化。在学校的时候，他吃不到零食，学校食堂的饭菜又没有什么油水。可回到家里之后，他可以边看电视边吃薯片。很快，他就长出了滚圆的小肚腩，双颊圆圆的，双腿也长出了松垮垮的赘肉。他长到九岁的时候，体重已经超重。有时候，我会强迫他去那块空地上踢足球，但他只玩了五分钟就气喘吁吁。以往，他给我的印象是十分强壮——他曾经在七岁的时候，连续跋涉五个小时到长城上，一句抱怨的话都没有。而现在，如果我带着他去散步，他会大口地喘气，而且常常要休息很长很长的时间。我记忆中那个瘦长结实、动作敏捷的小男孩，突然之间变得肌肉松弛、十分驯化——他跟野猪的运动轨迹背道而驰。“他看起来再也不是农民了，”他的妈妈有一次这样对我说。她说这话的时候，显得很自豪：从她的角度看来，魏嘉已经有点像城里孩子了，这没有什么不好。

一家人里面，只有魏子淇的体重没有增加。尤其在冬春季节，他仍旧要干很多体力活儿。但他要喝很多白酒，抽起烟来也连续不断。每过一段时间，他就要尝试戒一次烟，去找横行中国的江湖郎中开一些药回来。有一年，他在北京买回来一种东西，那上面的英文标识是“戒烟灵：鸡尾酒疗法”。那东西价钱很贵——二百多元——盒子上印着美国的戒烟标志，以及几幅外国人的照片，那几个人想必是使用了这种产品，显得十分快乐。那东西的成分包含维他命C、辅酶CQ10，以及叫作“公牛硫酸”的什么玩意儿。上面印制的宣传词说“保持抽烟的感觉”，发生的情形恰好如此：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魏子淇又在身上带了几包红梅烟。

偶尔，他会前往北京，做一些神秘兮兮的事情。出这样的差之前，他从不事先通知，也不提前打电话看我是否有空。相反，我的电话一响，魏子淇就说他已经到了离我公寓仅一个街区之远的十字路口。他似乎把首都想象成了另外一个村庄，只不过大一点点而已：他不明白，城里人很少不提前电话通知就前往朋友家里拜访。反正，他不喜欢提前告知进城的计划。即便他已经小有成就，即便他学会了生意人的游戏，他也不会对未来事项夸夸其谈。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依旧是个农民：言辞之间，他总是极为谨慎。

2005年12月的一天早晨，他给我打来电话，说他已经在交道口立交桥旁边的一个角落等着了。我出去见到了他，当时一下子就认出了他进城时才穿着的那身衣服：蓝色牛仔裤，以及崭新的黑色风衣。他那双最贵的皮鞋已经擦拭得锃锃发亮，头发也梳得整整齐齐。他手里拿着一个仿冒皮包——也就是中国的创业者常常拎在手里满大街转悠的那种。他跟其他千千万万的创业者唯一的区别就是他的谨慎。魏子淇每次来北京的时候，都极为警惕，害怕上当受骗是原因之一。

那一天，他是进城来加入中国长城协会的。他之前从来没有提起过，现在他才跟我解释说，头一年有个登山家去爬长城之前，在他的招待所里住宿过。“他是长城协会的会员，”魏子淇说，“他跟我说，我也应该加入协会。费用不多。”前来招待所住宿的客人跟魏子淇的谈话，对他的影响往往很大。他把这些城市客人的话仔细地听进了心里，把他们的名片好好地保存在一个盒子里，放在跟“丹佛天际线”日历不远的地方。那天，他把那个人的名字，还有长城协会的地址一并抄在了一张纸片上。

我陪着他走到了长城协会的办公地点，那儿离我的公寓没有多远。申请程序十分简单：魏子淇按照规定缴纳了四十元钱的会费，同时把两张护照规格的照片交给了办公室的秘书。在填写“简历”的时候，他遇到了唯一的麻烦。

“我不填这个行吗？”魏子淇问道。

办公室秘书告诉他，长城协会的所有会员都要有简历。魏子淇对着那份表格琢磨了足足一分钟的时间。最后，他终于填写：

1969—1976 在农村出生

1976—1988 在学校读书

1989—1991 在工厂当保安

1991—至今 在村里当农民

他极其谦虚，根本没有提到他做生意的事情。秘书把表格查看了一番，确保每一个项目都填有内容。在“政治面貌”这一栏，她犹豫了一下。

“你是党员，对吧？”她问道。

“是的，”魏子淇扭捏地回答道，“那有什么好处吗？”

“当然有好处，”秘书笑着回答道，“上学的时候，我只入团当了个共青团员！”她把照片贴在一个身份卡上，然后盖上大红印章，整个事情就结束了：魏子淇成了中国长城协会的会员。

接着，我带他到一家川菜馆吃饭。我注意到，他又带了一件党支部刚刚分发的礼物：一个不锈钢保温杯，上面印着“渤海镇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纪念”几个字。这只保温杯标志着又一个为期二十天的学习过程。魏子淇说，他们最近又把江泽民和胡锦涛的那些重要讲话温习了一遍。他也给我讲了村里面的一些其他消息：他打算挖一个更大的鱼塘，计划把招待所的几个房间改造一下。在下村，城里来的一个投资人最近又买了一块地，还有把小路修到山上的计划。饭快要吃完的时候，魏子淇突然说道：“有人在说，我可能要当党支部书记了。”

他之前从来没有说过这事儿。我问，那可能是什么时候。

“很快了，”他说道，“现任党支部书记退休之后吧。”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呢？”

“那取决于很多因素，”他说，“主要的问题是看她会不会再任一届。”他停了一会儿。“我没有说过这件事儿，”他接着说，“我没说过要当党支部书记。其他村民在这么谈论而已。”

我问他，月底的会开完之后，党支部书记会不会退休。

“不会。还有好多会要开哦。”

“哪方面的？”

“还不是我们自己的事儿。自我批评呗。”

“什么时候开始？”

“下个月。”

我问他，有没有想好要批评自己的什么东西。

“不知道，”他说，“我还没想好呢。”

过了几年，我终于明白，魏子淇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有他自己的目的。我曾经把这种品质跟乡村联系起来，乡下人做什么事情——哪怕是自己的讲话——都十分注重效果。闲暇时间，他们可能会对遥远的地方发生的事情闲聊长谈，但对自己的私事却守口如瓶。通常情况下，他们会态度专一。魏子淇可能会花费几个月的时间实现一个秘密计划，无声无息地做着准备工作，然后突然之间采取行动。他常常会连续地努力做一件事情。有一天，他在村子里问我，能不能把他和傻子送到山下的沙屿派出所去一趟。对此，我丝毫没觉得有什么奇怪之处。

“然后，我们又去把他接回家来，对吗？”我问道。

“是的，”魏子淇回答道，“他需要办理身份证。我们去就是为了这个理由。”

自从我和眯眯上次把傻子送下山到现在，已经将近四年时间了。这段时间里，跟村子里面的大事小情一样，这个人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常常在想，他是如何理解这一切变化的。他在招待所的尽头拥有了一间自己的房间——因为这家人富裕了，生活空间更大了，他们终于可以把他隔离开来了。从前，在冬夜里，傻子跟所有人一起呆在炕上，现在他可以呆在自己的房间里。周末，这家人有客人要接待的时候，他们总会给傻子换上新衣服，好给客人们留下个好印象。一天，魏子淇和曹春梅两个人都要出门去打理生意，傻子变得惊慌失措，在一条路上跌倒了。以往，他从来没有一个人在家里呆过，突如其来的独处把他吓慌了。一家人在天华洞的标志牌那里找到了他，这个地方离三岔有十几公里远。如果不算这趟简短出行，从2002年那次冒险经历至今，他一直没有离开过村子。

今天，我看到他和魏子淇在停车场上静静地等候着。我把租来的捷达轿车的后车门打开，傻子平静地坐进了汽车。我们开车下山的途中，他把脸贴在车窗上，看着窗外的风景。魏子淇解释说，傻子没有身份证，如果他们这个家庭要继续得到政府的扶持项目，那个东西是必不可少的。自从发生了上次的插曲后，党支部书记便确保魏家人每个月都能得到政府给的补助。每一年的春节，除了一桶食用油，一袋大米或者面粉，他们还能够另外领到一百元钱。

在沙屿派出所，一个年轻的女子让傻子坐在白色背景布前的一张凳子上。他把双手垫在屁股下面，像个紧张的孩子一样坐着，双脚曲伸到了凳子后面。那女子捣腾着数码相机的时候，他看上去有些忧心忡忡。那台机器闪了一下，嘶嘶地响了一下。一会儿之后，照片出来了，傻子终于松了一口气，露出了无牙的笑容。

在另一个房间里，一个警察给魏子淇填写了一份正式的通知书。“他是个聋哑人，对吧？”那警察问道。

“就是。”

那警察在一张专用信签上很快就写好了通知，然后他把那张纸递给了魏子淇。“把这个交给党支部书记，”他说道，“她会把它交到镇里。一个月之后，他就可以拿到身份证了。”

我们开车往回走的路上，傻子看得十分专注，仿佛要尽情地享受这次难得的旅途。我后来再到村子里的时候，他十分热情地跟我打了招呼，并用手指了指停在坝子上的那辆轿车。不过，我再也没有看见他坐进过轿车。既然他已经经过了正式登记，那他就没有必要再到别处去了。我所见证过的那两次旅程，代表着他一生中走过的最远的地方。

一个月之后，傻子领到了一台二十一英寸的海信彩色电视机。这是政府新近助残项目的一部分，至此我才明白，那天下午的登记为什么显得如此重要，尽管魏子淇从来没有提到过电视机的事儿。这家人已经有了一台大电视机，他们便把政府发放的这台电视送给了魏子淇的一个亲戚。反正傻子也不看电视，那些节目他也听不见。每到夜里，他就一个人在他的房间里坐着。那家人把电视机送了人，但没有收钱。不过我敢肯定，通过村里面复杂的关系网，这个东西某一天一定会得到回报。这也是乡下人的生活方式之一：老鼠不打空仓。

傻子的身份证上载明了他的出生日期和姓名，我才第一次知道了他到底是谁。他出生于1948年12月11日，名字叫作魏宗漏。身份证上的魏宗漏看上去很苍老，很忧心。他向前弓着腰，眼里满是哀伤。只要这张照片稍晚一点点儿再拍摄，或许就能够捕捉到他那微微的笑意。那个“宗”字在他三个兄弟的名字里都有——那是他们那一辈人的标记。那个字的意思是“祖宗”。

在三岔，2006年成了垃圾之年。经过五六年的时间，所有的事情都集中到了这个点上：到处都是新路、新车、新的建筑工程；村民们用上了有线电视，手机有了信号覆盖。但能够说明他们繁荣富强的最明显的证据，却是垃圾。我第一次来到三岔的时候，人们简简单单地把垃圾扔在山坡上，滚落到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干涸的溪沟里。在那个时候，没有多少垃圾产生，所有东西村民基本上都加以重复利用，人们也很少食用袋装食品。但随着经商和旅游业的兴起，这一切都被改变了。方便面包装袋、饼干包装袋越积越多，那条溪沟的河床上很快便堵满了泡沫和塑料垃圾。有一年，眯眯组织人们进行过一次清理。但直到2006年，当地县政府才终于在这个地方实行了垃圾定期清运服务。就在那一年，小贩们也来了，他们开着厢式货车，收购一切可以回收利用的物品：瓶子、罐子、报纸等。在过去，这是不可想象的——开着车到三岔来购买垃圾！

不出所料，已经开始有城里人来这里定居了。在北京，一种时尚正在形成，中上阶层的人们喜欢到乡下找一个地方再安一个家。有时候，整个村子住的全是外来人员。在下面的沟谷里，离三岔不远的铁矿峪，有一片地方全部卖给了城里人。几个月之内，当地人的生活在这里画上了句号：原住民们搬了出去，房屋被推倒在地，一座座新建的水泥、玻璃大厦在原来的果园地上拔地而起。在三岔，村民们忙着把那些无人居住的房屋长租出去。如果没有得到政府的允许，任何人都不能修建新的建筑物。因此，在很短的时间里，村子里那些无人居住的房屋被人们抢购一空。就连搅屎棍也跟一个北京人达成了一笔买卖。签下协议之后，搅屎棍立马对他的房屋进行了一番雄心勃勃的改造。就在改造工程做到一半，也就是一道砖墙刚砌到四米多高的时候，他突然抬高了价格。他做的这些事情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因为村民个人不能够出卖自己的房产；而长期租赁合同则只能依靠善意和信用。虽然大家都签有合同，但这些合同一文不值。北京人别无选择，要么加价，要么走人。让大家感到意外的是，他真的走人了。也就在这个时候，搅屎棍才察觉到，兜里一分钱都没有了。

从那以后，房屋的框架就那样立在那里，无人过问。要是把那项工程做完，他也许还能找到下一位租客。但跟乡下许许多多的人一样，他几乎没有办法筹集到资金。在过去，他可能拿土地抵押——他自己的父亲在1946年就这么干过，因为那个时候入不敷出，只好把自己的田产抵押给了魏子淇的祖父。但搅屎棍没这个选择，他也无法直接从银行获得贷款。他需要到村里获得同意，而村里把他的申请给顶了回去。做出回绝的人是党支部书记：多年来，她跟搅屎棍的关系一直不和。他们都是党员，还是远房姻亲，但他们就是搞不好关系，这个男人到最后也没搞到贷款。他曾经千方百计想把那间泥土地板房子租给我和眯眯，现在，他跟他的老婆不得不住了进去。那个房子很小，大多数家具物品都只能堆在屋外，用一张塑料布盖住。从汽车大发展以来，生活状态每况愈下的村民只有他们一家。朦胧的天色中，我时常看见他围着那半途而废的建筑工地一边转悠，一边喃喃自语。现在，他跟我打招呼的时候客气了许多，他的怨恨再也不会冲我而来了。他心里，会记着那些更重要的仇人。

对党支部书记，有一些风言风语。以往，大多数村民提到她的时候，充满着尊敬。显然，这个女人很有能力，尤其在争取政府的项目资金方面有一套技巧。然而，突如其来的个体投资好像改变了人们的观念。最近，几个北京商人前来达成了三宗大的土地交易，他们计划开发村子里的一些地块，用于搞旅游项目。两个项目位于峡谷上面很高的地方，无人居住，而交易的细节一直没有公开过。没人知道，地价是多少，投资者是谁，他们打算怎么开发那几个峡谷，等等。

在中国，类似的不透明十分普遍，尤其在农村更是如此。如果党支部书记在这些交易活动中得到了好处，她是不会傻到要把钱拿出来公开亮相的。在上村，她家的房子是最好的，但还称不上豪华，而她的外表也没怎么改变。我每次遇到她的时候，她总是那么一如既往的既友好又冷淡地跟我打着招呼：“嗨！又来了啊？”不过，有些村民认为，她把钱存在了怀柔的一个银行账户上，她的儿子最近还在城里买了一套房子。很快，人们便开始谈论起另外一件事来：即将到来的村级选举。

在中国的农村，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有两个：党支部书记和村主任。村主任由所有村民通过投票的方式直接选举，而候选人可以不是中共党员。但只有共产党员才能成为党支部书记这个村子里最大的官。在三岔，刘绣莹就是从村主任开始她的政治生涯的。她第一次坐上那个位置是在1993年，五年之后，她被选为党支部书记。从那以来，她身兼两职，而这样的情况在农村地区也越来越普遍。政府支持这种状况的出现，因为这样做提高了行政效率，同时也起到了巩固权力的作用。

在三岔，党支部书记的权威一直没有受到过什么正儿八经的挑战。但是，到了2006年，这样的情形终于开始有了改观，区别就是金钱。2001年，当我来到三岔的时候，人均收入大概只有两千来块。在五年时间里，这个数字上升到了六千多。2003年，当地劳动力的日均报酬是二十多块，现在升到了五十多元。村子里修起了一条不错的公路，修起了一个手机基站，装上了有线电视——甚至还有垃圾用于出售。所有这一切本来都可以用来说明党支部书记所取得的成功，因为村民们的富裕是在她的领导之下取得的。不过，参照体系比什么都重要。当地村民不拿现在的情况跟过去相比，三岔人的心里想到了外面世界的那些东西。他们亲眼看着城里人来到这个地方，他们知道达成了一笔笔不动产交易。突然之间，他们担心在收益上没有自己的份儿。

为了寻找替代者，他们自然而然地把目光投向了本地最成功的生意人。傍晚，天黑之后，搅屎棍老来魏子淇的家里串门。如果我在场，那个人会对我点点头，算是打过了招呼，然后就找个远离饭桌的地方坐了下来。他从来不参与我们的闲聊，只是在等着我的离去——他一出现，就是我该回家的信号。我后来问魏子淇，搅屎棍为什么会开始光顾他家，他只是耸了耸肩，就把这个问题搪塞过去了。“没多大的事儿，”魏子淇这么回答我，接着便不再多说。

过了一阵子，我才明白过来，村子里的政治运动就是这么开场的。搅屎棍连续光顾几个星期之后，魏子淇终于挑明了主题。他告诉我，2007年年初会有一场选举，三岔村有人希望他能够参选党支部书记。

“你会参加吗？”我问他。

“不会，”他说，“太麻烦了。”但他的话语里透出一种不太确定的语气。我问，是谁在给他打气，他说出了搅屎棍的名字。

“你上次入党的时候，他不是还在反对吗？”

“就是，”魏子淇说，“的确如此。”

“那他现在怎么会让你去当党支部书记呢？”

“很复杂。”

我问他，是否信得过这个人，魏子淇笑了笑。

“他有他自己的目的，”他说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的。”

搅屎棍的动机跟他那半途而废的砖墙一样显而易见。同样明显的是，魏子淇因此成了他认为理所当然的候选人。魏子淇已经学会了协调党支部和怀柔这两个圈子的关系，没有谁的地位像他这样处于迅速上升的势头。2003年，魏家人做生意挣到了三万多元；到2006年，他们的收入增加到了六万多。一次，我向他问起收入的事情，他把自己的成功归结为胸怀坦荡。“这是三岔公认的最高收入水平，”他说道，“也许有人钱比我多，但那些钱见不得光。就务农和经商而言，我挣的钱最多。”

2006年6月，当地的政治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全体党员到承德进行了一趟年度公费旅游。承德位于东北方向上，清代的时候，这里是满族统治者的夏季避暑山庄。皇帝们常来此打猎，皇家猎场里驯养着鹿和野猪。现在，这些猎场已经向游客开放，游人们可以到曾经为统治者服务的宫廷和寺庙自由闲逛。来自三岔的代表团参观了所有的旅游景点，晚上就在宾馆里举行宴会，共饮白酒。回来之后，魏子淇给我看了他们拍下的照片，那些照片跟之前的每次旅游毫无二致。每一张照片上，三岔村的全体党员都站成一条长队，每个人都紧紧地盯着照相机的镜头。他们身着休闲装，但谁都不见笑容。很难看出，他们是在度假。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不甚明了：可能是同事，可能是邻居，也可能是远房亲戚。不过，他们的站姿中，表现出了亲密与疏远的惊人结合。这些人不一定是亲密友人，他们的联盟可能也不是偶然形成的，他们甚至可能相互讨厌对方。不过，从这些照片上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曾经在一起度过了不少时间。

8月的一天早上，魏子淇给我打来电话，说他已经到了离我公寓不远的一个十字路口。跟往常一样，他的这个电话让我吃惊不小，尽管这一次我猜得到他来北京的原因。半年时间以来，他一直在考虑买一辆车。

上村还没有人有车。近几年，车子已经越来越普及，村子里有几个人买了那种三轮微型运货卡车，用来在乡下运送货物。有个人买了一辆二手拉达轿车——不过，照魏子淇的说法，那不算数。老式的苏制轿车外观太差，基本上没办法驾驶，而且那位买主差不多立即把它又卖了出去。就这个村子而言，那条公路尽头的停车场依然在等待着本地村民的第一辆车的到来。

自从拿到驾照以来，魏子淇一直在存钱。他同时也在存储关系——他每次去怀柔，都要向朋友们打听，是否知道哪儿有好一点的二手车要卖。当来自北京的一个二手车销售员碰巧住在他的招待所时，魏子淇才算真正迎来了好运当头。魏子淇收放好那个人的名片。几个月之后，他终于存够了钱，便拨打了那个电话号码。那个销售员告诉魏子淇，他可以在午后到北京市旧机动车交易市场去见他。

我和魏子淇坐着一辆出租车，直奔那个市场而去。的哥一听地址，立马来了精神。“你要买车？”他说道，“你想花多少钱来买？”

魏子淇不好意思地说，他想把价钱定在一万五千块钱以下。

“那你可以买一辆夏利，”的哥说道，“夏利省油，维修也方便。如果你是要买旧车，这可真是个好时候。很多夏利车没有经过登记，因此警察经常查这种车。谁都不想惹麻烦，可能想买这种车的人不会很多。所以，价格还可以。”

那就是中国的市场行情：警察找出的问题越多，商品的价格越低。夏利是北京人钟爱的经典车型，买主都有一系列老套的特点：低收入、老烟民、大嗓门。一直到2000年，最受大家欢迎的夏利车都还是根据一款韩国车型生产出来的，而这款韩国车型的名字并没有什么吉利之意——大发瞎利得。这是一款十分难看的厢式轿车，但结实耐用。的哥告诉我们，他在三年前花一万四千块钱买了一辆黑市夏利车。“我把它当出租车开了一年，然后卖了一万一千块钱，”他说道，“从来没被罚过款！”我们沿着四环路开进的时候，他一路上把那些旧夏利都指认了出来（“那是98款！”）。他建议我们千万不要买雪铁龙（“耗油高！”）。吉利和铃木要好一点（“省油！”）。魏子淇问，夏利车会不会比经常在乡下跑的“面包车”安全系数高一点，那个人大笑起来。“当然！”他说道，“面包车如果以六十公里的时速出事，坐里边的所有人都会死掉！绝对的！”

等着魏子淇的联系人前来的当儿，我们绕着北京市旧机动车交易市场转了一下。这个市场位于北京的南郊，在一片廉价公寓楼之间的空隙里，密密麻麻地分布着几个尘土蔽日的停车场。这里是北京市最大的二手车交易市场——不管是哪一天，在这里用于出售的二手车都超过了两万辆。有一些固定经销商存有几辆高端车型，但大多数卖家都是些散兵游勇，交两元钱，就可以把车在那脏兮兮的停车场上停放一个小时。他们用一块纸板胡乱地写了个临时广告：“2003款，没过户。手续合法。”手续齐全是一个大卖点——这通常是人们关注的第一件事情，因为买主们都担心通不过检查这一关。车主们给自己的车子按月计龄，面对的颇像是一个婴儿。“1998年12月的，”一位红色夏利车主对魏子淇说，“算得上是1999年的！”对中国人来说，使用情况比车型重要得多，因此他们才要追溯车子的月龄。

我们前往参观的那一天，十分炎热，灰尘也很大。看得出来，没有谁想到过要把自己的车洗一洗。实际上，每一辆车都像是在灰尘里滚过一样，而车辆的座套似在竞相比脏。车主们得呆在车辆的边上，说不定就有买主路过。他们打发无聊的方式，就是打打扑克或者下下象棋。也有车主躺在后座上，正呼呼大睡呢。几乎没有人会明码开价，如果你问起价格，他们无一例外都是这样回答：“你想出多少钱？”还有一个卖点，那就是备胎和千斤顶。他们叫卖的另一个词语是“三厢”。车主们自豪地大喊着——“三厢！三厢！”我问魏子淇，那是什么意思。“意思是说那辆车有前门，有后门，还有个尾厢，”他这样解释道。

“可那不是明摆着的吗？他们为什么要那样说呢？”

后来，我终于恍然大悟，这个市场上的人丝毫不明白自己到底在干什么。中国有多少人有过买车和卖车的经历？他们全都是在瞎打乱撞，而魏子淇则在尽量赶上他们的趟。他看了几辆夏利车，但都吓得没敢问价钱。我们从一辆雪铁龙轿车边上走过的时候，他终于兴奋起来，说道：“费油！”跟他联系的人终于出现了，他看上去似乎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那个人名叫袁少春，身上穿着白色背心、卡其短裤、皮鞋，黑色袜子拉到了膝盖之上。他一只手拿着一个仿制的皮革手包，另一只手拿着一块脏兮兮的白色毛巾。在盛夏的炙烤下，他呼哧呼哧地喘着大气——他的肚腩肥大，双腿粗短内弯，好像随时都会跌倒在地。他用手中的毛巾擦了擦脖子上的汗水。那个人一出现，魏子淇立马掏出红梅烟——红色包装，仅供城里人专用——给袁先生递上了一支。那人鄙视地摇了摇头，擦了擦脖子上的汗水，摸出了一包中南海香烟。可他并没有给魏子淇递上一根。他看见我在边上站着，便用大拇指指着我问道：“这个外国人是谁？”

当袁先生听说我曾经写过几本书时，变得客气了许多。他告诉我，他跟一家出版社有点关系，也许我们可以一起做点什么。“也许他们可以把你的书翻译成中文，”他说道。他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下了一个电话号码，还告诉我，如果我想联系宁夏人民出版社，一定要打那个电话号码。宁夏是西部的一个回族省份，我几年前曾在那里把City Special陷进了沙地。袁先生在北京东南郊还开了一家烟酒商店。作为副业，他干买卖旧车这一行已经有十年时间了。他开了一辆雪铁龙。（“费油！”）轿车后厢里，他带了一根铝制的路易斯维尔-斯拉格尔棒球棒，红颜色，型号为FP29。我在北京还从来没有看见过真正的棒球棒；这根球棒的把手部位缠满了胶带。我问那个人，他是否打过棒球。“防身，”他嘴里嘟囔着，“防身用的。”

那个时候，他没有什么东西要出售。他来这里，是帮魏子淇选车的。他带着我们在停车场里走了一圈，一边挥舞着擦汗水的毛巾，一边抱怨着预算资金太少。“一万五千块钱买不到什么东西，”他说道，“如果你想买2000年以后的车，那至少要两万。”时不时地，他会停下脚步，对着停在那里的某辆车指手画脚一番。“那辆车绝对出过事儿，”查看过一辆红色夏利车之后，他那么说道，“车主没讲实话。”

在一辆白色夏利车跟前，魏子淇停下了脚步。这是一辆下线的出租车，车顶上还挂着出租车标志。根据北京的一项规定，用作出租车的夏利车最多只能跑六年。市里面制定这些规则的目的是为了安全和污染着想，不过对汽车行业来说也是一项福祉。

白色夏利车旁边的人告诉魏子淇，这辆出租车只用了五年时间。“你可以在北京再开一年，”他说道，“之后，你还可以拿到郊区跑营运。”

“出过事儿吗？”魏子淇问道。观察袁先生的过程中，他学到了这个问题。

“这是出租车！”那卖家反驳道。“如果你想买从来没有出过事儿的车，就不要看出租车了！”他摇了摇头，继续说道，“基本上所有夏利出租车都是红色的，”他说道，“白色的太少了，被查到的情况还很少。警察经常要拦下红色的夏利车，检查它们的手续。这辆车跟轿车混在一起，根本就看不出来。”

不过，袁先生建议不要买这种警察视而不见的夏利车。他有个更好的选择：他在郊外有个朋友，专门从事倒闭单位的车辆生意。单位登记的车辆可以使用十五年时间，而不管车况如何。其中的窍门就在于从已经倒闭的单位找到仍旧可以使用的车辆，幸运的是，数不清的国营单位在改革开放年代早已死得硬邦邦的。那个星期晚些时候，我们做了一次出征，前去倒闭单位寻找夏利车。

买卖即将做成的首要标志，是袁先生开始接受魏子淇递过去的香烟。在二手车交易市场，他对红梅烟碰都不碰；现在，他大大方方地接了过去。还有一个可喜的征兆，他在这笔买卖当中也有利害关系。与他的商店——宏丽烟酒商场——一街之隔，就是那个汽车经销商开的一家修车厂。我们到了北京西南郊区二十几公里远的地方，那儿叫作房山。这里坐落着首都最大的水泥厂，周围一大片区域全都覆盖着白色的粉尘，恰似乍暖还寒时分下起了一场小雪。

经销商把车停在了他的修车厂门前。这辆红色夏利车的历史可以追溯至1998年10月份，牌照全是合法的。严格地讲，这辆车仍旧属于一家叫作北京七里山旅游服务公司的单位。但那家单位早已倒闭，现在仅存于轿车杂物箱里的几份文件之上。轿车没有洗过。跟周围所有东西一样，这辆轿车覆盖着一层水泥粉尘，经销商用一块脏抹布擦了擦挡风玻璃。他让魏子淇看的第一样东西是尾厢：一只备胎，一只千斤顶，不另收费！“从来没有出过事儿，”经销商说道。但引擎盖上有一道刮痕，车身下部有个凹痕，仿若出过一次天花。经销商说，我们可以试驾一下。他把钥匙递给了魏子淇，魏子淇则看了看我。

我知道，他还没有正儿八经地开过车。上次，我让他独自一人捣腾车子，他便弄坏了我租来的车子的保险杠。但今天的情形让我不太愿意接他手里的钥匙，主要是因为面子的关系——这是他人生中的第一辆车，这是一个刚起步的生意人和一个已经事业有成的企业家之间做成的买卖，对他来说至关重要。在中国生活的所有外国人都知道面子这个东西的重要性，都怕丢面子。不过，有些时候，外来者补偿过了头。实际上，魏子淇跟中国许许多多农村人一样，对自己的局限性心知肚明。他有些心高气傲，但一点都不傻，他此时的意思是要我帮他试驾。不过，在他看着我的时候，我会错了意，因此没有接过钥匙。

带着些许紧张的表情，魏子淇坐进了驾驶座。他问经销商，哪是倒挡——这可不是个好信号——然后发动了汽车。我们几个人站在边上，全都看着他。他松开手刹，挂上挡位，一脚油门踩到底，同时松开了离合踏板。他没想让那东西停着不动，但也不知道它会跑得那么快。马达轰鸣着，轮胎高速转动着。车子快速向后进入了一个很大的脏水洼，在停车场上溅起一阵弧形的白色水泥浆。紧接着，轿车径直往前，对着一根电话线杆子冲了过去。到了这个份上，魏子淇还是没有打算看看他到底要驶往何处。他低下头，在地板上查看着，不顾一切地寻找着刹车踏板。在最后一刹那，他终于找到了——轿车在距离电话线杆子不到一米远的地方停了下来。我的心怦怦直跳，我的“面子”一定惨白一片。等我回过神来，我跟他说道：“好吧，我来开！”

我开着车试驾起来，魏子淇则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我不知道，该怎样评价这辆车，或者说，期望值应该放在什么位置上——毕竟，这不过就是一辆叫作“瞎利得”的韩国微型车的中国版。我上一次参与购买旧车的时候，正在密苏里读高中，我花七百美元购买了一辆1974年产的道奇飞镖轿车。从几个方面来说，这辆夏利车都让我想起了那辆飞镖轿车。动力很小，刹车有点疲软。车身看起来糟糕透顶。不过，发动机的声音听上去还算过得去——没有砰砰声，没有撞击声。甚至还有一个备胎和一只千斤顶。跟魏子淇一起走了几公里之后，我说了我父亲在1986年针对那辆道奇车说过的同一句话：“我觉得还行。”

回到修车厂，魏子淇拿出红梅烟挨个敬了一圈。那几支香烟让经销商变得大度起来，他说可以把那汗迹斑斑的竹制座套放进车子里，算是免费。“一般情况下，这辆车我要卖一万六，”他说道，“但因为你是袁先生的朋友，我只卖你一万五。”

“还能不能便宜点？”魏子淇问道。“便宜两百块也行？”

那人答应了，再少两百块。“还要不要看看别的？”魏子淇问我。

“里程怎么样？”我问道。

“你可以查，”经销商耸了耸肩，对我说道。我把头伸了进去：一万四千二百五十五公里。里程表只有五位数，我无法知道它到底转了多少圈：总里程数可能是一万四千二百五十五公里，或者是十一万四千二百五十五公里，或者是一百零一万四千二百五十五公里。没有维修记录，没有机械师的检测同意书。我们对这辆夏利车之前的使用状况，以及它在北京七里山旅游服务公司倒闭期间扮演过什么角色一无所知。经销商甚至连个合同都不愿意写。“我的字写得太难看，”他说，“让袁先生写吧。”

他递给袁先生一张事先打印好的表格，抬头位置印着“合同”两个字。袁先生开始填写起那些空格来——买方、卖方、日期——然后停了下来。“我的字也写得太难看了，”他说道。最后，魏子淇自己填写了全部内容。经销商让他把价格那一栏空着不填。（“这样简单些。”）经销商也不愿意签他的名字。（“你可以替我签。我的字写得实在是太难看了。”）魏子淇犹豫了一下，还是把两个名字都签上了。表格填完之后，现金过手，经销商掏出了红金龙香烟，算是给这笔交易画上了句号。

我开着夏利轿车往城里面走。我们不得不在路边的加油站停了下来，因为车主已经确保车辆在过手的时候，油箱正好底朝天。我问魏子淇，为什么经销商不愿意在合同上签名。

“我不知道，”魏子淇说，“看起来是有点奇怪。”

“要是有问题，你怎么办？”

“我只有去找袁先生，”他回答道。

另外一个朋友帮他把车从北京开回了三岔。那天下午晚些时候，我租来一辆捷达轿车，去了村子里。我到达村子的时候，魏子淇正在停车场上擦拭他那辆夏利轿车。他把车停在了唯一的一处树荫下，布满刮痕的引擎盖清洗得非常干净，差不多到了闪闪发亮的程度。魏子淇脸上也绽放着笑容——那是多时以来，他最开心的时候。我看见曹春梅的时候，问她对那辆夏利车有什么看法。她摇了摇头说：“难看死了！”

从一开始，曹春梅就反对买车。她说，他们不需要车；再说，这车也太贵了；他们那个家庭还欠着银行和亲戚的钱。不过，曹春梅反对的真正原因，是因为车子代表着自由。“他已经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了，”她对我说，“他跑到怀柔去，跟他那些朋友喝酒。如果他买了车，那不是做起来更加方便了呀。”对于魏子淇将参选党支部书记的传言，她的反应基本上跟这类似。“我不想让他当党支部书记，”曹春梅坦率地跟我讲。“我觉得，那会是件麻烦事儿。现任党支部书记有多忙，我是看得见的。如果魏子淇要花大量的时间去处理村子里的事情，那么他就没有时间来管这些事儿了。”

尽管曹春梅对于当地的政治事务不感兴趣，但她还是打定主意，要加入中国共产党。从好几个方面看来，这事令人吃惊——她对于佛教的信仰似乎跟共产党不相一致，因为共产党员是不信宗教的。不过，曹春梅对于共产党的兴趣既不是因为哲学，也不是因为政治：她只不过想成为那个组织的一员，跟着他们到各处走一走。“每个暑假他们都要出去旅游一番，”她说，“还要发礼物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所以，入党看来也还是蛮有趣的。”对曹春梅来说，生意上的成功已经把她彻底地孤立了起来。生意上那些枯燥的活儿多是她一个人负责，即便是佛教带来的慰藉，也是她一个人独自体会。这跟魏子淇背道而驰，魏子淇所走出的每一步都让他拥有更多的关系，让他在村子里拥有更大的能量，让他跟外界建立起更多的联系。

在家庭内部，他也要求拥有更多的权威。当曹春梅提出要入党的时候，魏子淇一口回绝了。“没这个必要，”他对她这样说道，从此便没了下文。他很少跟他老婆说明他那些决定是怎么回事，所有的计划都自己闷在心里。我每次向曹春梅问起村里人有哪些政治传言，她都说她知道的事情还没有我知道得多。“魏子淇不跟我讲这些事情，”她说，“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管不了他。”那是她遇到冲突时的典型回应：我不管。跟那次她想自己经商的想法一样，这一次入党的梦想也无声无息地终止了。

那年晚些时候，魏子淇对那辆轿车比较适应后，开着它去了一趟怀柔，给他的儿子重新取了一个名字。跟魏子淇曾经做过的所有工程一样，事情都是做完了他才提起来。星期五下午，他到学校接回魏嘉，并且告诉小男孩，从今往后，他的名字就叫魏小淞。

在中国，小孩改名字这事儿——尤其是如果改名字的人还只是个小孩子或者尚未长大成人——并不十分罕见。魏子淇曾经给他自己做过同样的事情：他原来的名字叫作魏宗国。这个名字多少体现了一点爱国主义——“国”是“国家”的“国”嘛。“文化大革命”期间，乡下出生的小孩取这样的名字非常普遍。1993年，魏子淇在城里生活的时候，把自己的名字改了一下，算是当初想摆脱农民身份的一种体现吧。当时，他看过一本叫作《姓名与人生》的书籍，书里面说“子淇”这两个字会让一个人的职业生涯“稳定且发达”。

有些时候，小孩子改名是出于一些非常正儿八经的理由。父母们认为，不吉利的名字常常会招致厄运，长期生病的孩子改名后会大有裨益。在四川教书的时候，我的一个同事有个女儿，从儿时起就患上了癌症。经过多年治疗之后，她的父母亲终于给她改了个名字。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当地的计生部门允许他们再生一个孩子。如果某对夫妇的第一个孩子存在严重的健康问题，计生部门通常会允许例外的存在。生病的女儿已经到了上学年龄——这个年龄已经足够大，完全明白自己改名和妈妈怀孕意味着什么。那年晚些时候，可怜的小女孩去世了。我常常会想，这事儿真是糟糕透顶，她在人生的最后几个月里用的竟然是自己根本不熟悉的名字。同样糟糕的是，她竟然以别人的名义离开了这个人世。

魏嘉的名字很简单：“嘉”就是“好”的意思。但这个字的笔画有十四画，这在中国是一个非常不吉利的数字，而且小男孩的身体一直不怎么健康。他后来再也没有在血液上遇到过麻烦，但常常抱怨说肚子疼，而且很容易患上感冒。头几年，我把他的问题归结为在学校寄宿。毕竟，寝室的条件十分糟糕，他还说过他不喜欢食堂的饭菜。不过，到了最近，更大的威胁已经让位于垃圾食品和缺乏运动了。父母亲对他的学习管得很严，一到周末，他们都会让他呆在炕上，完成家庭作业。他们对于教育的尊重值得崇敬，但是小孩子从此便再也没有了体育锻炼，而某些关于健康的传统观念却在起着反作用。考虑到魏嘉经常患感冒，我曾建议他多吃橘子，但他的母亲说人在冬天的时候应该尽量少吃水果——不顺气。跟大多数中国人一样，魏嘉很少饮水。关于一天中哪些时间不宜进补液体，中国人有许多莫名其妙的观念。这么做的结果，就是很多人饮水不足。一次，我和曹春梅带着魏嘉去怀柔做例行体检，医生做不了尿检——小男孩脱水太严重，尿样里竟然带有血细胞。但我还是无法劝说他的父母亲确保让他多喝水，多吃水果蔬菜，多做体育锻炼。十分典型的是，他的父亲对孩子健康问题的反应，竟然是把名字改掉。有时候，他们似乎是本能地抓住了两个世界里最糟糕的东西：最糟糕的现代生活，最糟糕的传统观念。

我在中国居住的时间越久，就越担心人们对快速变化所作出的反应。这不是对现代化有所争论，至少不是绝对如此。我从不反对进步。我明白，他们为什么那么急切地渴望摆脱贫困，我对他们愿意努力工作，愿意适应变化怀着一种深深的崇敬。但是，如果这个过程来得太快，是要付出代价的。通常，这些问题都非常微妙——作为外人，很难真切地感受到这一点。在西方，报纸上讲述中国的文章总是着眼于巨大的变化和政治的东西，他们甚至也会根据农村地区发生的一些抗议行为，来强调存在着不稳定的风险。但是，根据我的所见所闻，这个国家最大的焦虑却是极度个体化，极度内在化的。很多人都在探究，他们渴望某种宗教的或者哲学的真理，他们愿意跟他人建立起一种有意义的纽带和联系。在把过去的经验应用到现代的挑战方面，他们遇到了麻烦。父母亲和孩子们分别处在不同的世界里，他们的婚姻更加复杂——我很少遇到在一起真正感到快乐的夫妻。要人们在如此变化的国家站稳根基，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魏嘉的新名字是通过电脑选取的。对魏子淇来说，这一点非常重要——他跟我讲，用电脑进行姓名分析，现在正在各大城市悄然流行。怀柔有个人专干这个行当，一次收费五十元，但他对魏子淇免费，因为他们有共同的朋友或者关系。他给魏子淇打印了整整一页的计算机分析结果，那上面对这个新名字及其未来前景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用上魏小淞这个名字之后，小男孩有望鸿运当头，长命百岁，乃至大富大贵。他的性格将会是自省而豪爽。那机器还从上到下列出了一连串品格特征词语，颇有点像一部证券报价机：“重情，稳健，忠贞，优雅。”

计算机系统还分析了孩子的生日，得出的结论是他的五行中最缺水。我不用计算机也知道这一点——我在中国认识的人基本上都缺水。总之，计算机给出的解决方案是给他取一个带水的名字——“淞”，这是上海附近的一条河流。“小”是“大小”的“小”。他的新名字就成型了：小小淞江河。

曹春梅的反应是置之不理。“我不管，”她说，“我不管，我不喜欢这个名字，反正不关我的事。那是魏子淇的事儿。”

改名字那个周末，我们在一起吃饭。那是星期天的晚上，魏子淇跟另一个党员开车下山，去参加一个莫名其妙的聚会。这次聚会跟即将到来的选举有关——他们总在远离村子的地方举行集会，以免引起别人的注意。魏嘉已经做完了家庭作业，下午他还看了一本关于恐龙的书。他已经上到四年级，阅读能力极好，在学校的成绩也很优秀。但每当有人提到他的新名字时，他总是一言不发。我都要问上好几遍，他才回答我的问题。

“不好，”他终于回答了我的问题。

我问魏嘉，这个名字有什么不好，他用低得连自己都听不见的声音做出了回答。

“不好听，”他这么说。

他就说了这么两句话——他不愿意就这个话题说得太多。晚饭有鱼，有抄手。我看得出来，曹春梅有点心不在焉。晚饭后，她打了个电话。电话一定是打给魏子淇的，但接电话的却是另外一个人。她听了一会儿，突然变得非常不耐烦起来。“他喝醉了，是不是？”她问道。“那他晚上还回不回来？他明天早上还要去怀柔。叫他给我打电话！”

她在饭桌旁沉思了一个小时的样子。魏嘉好像没看见这一切——他的兴致很高，我跟他在晚饭后还玩了一会儿象棋。他咳得很厉害，一个星期以来，他都在跟感冒作斗争。电话终于响起来了。曹春梅到隔壁房间去接听电话，不过我还是断断续续地听到了只言片语。

“你晚上必须回来，”她严厉地说道。她告诉他，明天早上七点钟村子里要开会。“听见没有？今天晚上一定要回来！”

如果魏嘉听见了什么，他也没有表现出来。我们一起翻看了几本书，然后我告诉他，明天早上我再过来接他去上学。出门的时候，我吃惊地发现，魏子淇已经回来了。他就在堂屋里，身子靠在墙壁上，一盏灯都没有开。等我摸索着找到开关，我才发现，他早已烂醉如泥，身体都站不直了。

“你没事儿吧？”我问道。可他连话也说不出来。他猛然跌落在桌子上，眼神散乱。曹春梅也跟在我身后来到了这个房间。我问她，他是怎么回到家的。

“有人开车把他送回来的，”她说。

“他没事儿吧？”

“没事儿，”她说。

第二天早上，天还没亮，我接到了魏嘉。他的父母还在炕上睡觉，小男孩自己在厨房里做好了上学的准备。厨房一片凌乱，地上还散落了一地的葵花籽。我问魏嘉，发生过什么事情。

“爸爸喝醉了，”他老实地告诉我。“他当时想倒点水出来，水却打翻了。他一下子发了疯，把瓜子撒了一地。”

魏嘉已经穿好了校服，他此时正在整理书包。

“他经常那么做吗？”我问道。

“是的，”他回答道。小男孩依旧专注于他的书包。他连头都没有抬一下，我变了一下主题。

“要戴红领巾吗？”

“要戴，”他回答道。红领巾是少先队员的标志，每个孩子都要佩戴。

“戴上吧，”我对他说。

他绕着领子打了个结。跟往常一样，魏嘉的红领巾仍旧破烂不堪，边上有一道大裂口，前面有一片油渍。大多数少先队员都穿戴整洁，不过偶尔也能看见几个前线士兵的模样。下到山谷后，我们停下车来吃早餐。在这家路边餐馆的寒风里，魏嘉咳得十分厉害，但他迫不及待地把头埋进碗里，大口喝起抄手汤来。

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里，这个新名字一直萦绕在魏嘉的头脑里。他的父亲告诉他，他别无选择，他们现在必须改名，因为再过一年半，他就要上中学了。到时候，他们会用魏小淞这个名字给他报名，他现在还可以提前适应一下。到他正式使用这个名字的时候，会感觉自然得多。

对于为什么不接受新名字，小男孩一直没有给出任何理由。他没有说明为什么喜欢原来的名字，或者新名字到底在哪里惹了他，他也没有提出再做选择。跟往常闹矛盾不一样，他这次既没有生气，也没有冲着他妈妈大吼大叫。实际上，他基本上什么话也没有说。说起这个话题的时候，他的反应仅仅是一句“不好”，这两个字还是自言自语说出来的。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克制态度产生了一种奇怪的结合体，内中既有无能为力，又透露出些许力量。他的父亲无法明白哪儿“不好”，很快便懊恼不已。这让我想起了赫尔曼·梅尔维尔笔下的文书巴托比，他常常顽固而又礼貌地对他老板说的一句经典之言——“我不想做”。不过，从这简简单单的几个字里面，我也看到了他父母亲的影子。他的妈妈对她管不了的事情不闻不问：“不好”。他的父亲是铁了心也要给他改名字：“不好”。对小淞来说，电脑已经给他做了承诺：鸿运当头，长命百岁，大富大贵，自省，豪爽，等等，但到头来，这一切统统“不好”。孩子反正就是拒绝使用这个名字。几个星期之后，他的父亲放弃了，再也没有提起改名字的事情。他一直以来都叫魏嘉，是上村唯一的小孩儿，是生意人家里长大的第一个小孩儿。从今往后，他永远都叫魏嘉。

那年冬天，傻子没有收到政府发放的春节慰问品。他以往一直都能够得到一袋米，外加一桶食用油，只是那一百元钱不翼而飞了。那点钱数目不大，一家人懒得去投诉，而且他们也知道其中到底有什么意思。党支部书记放出话来：村子里的权力依然掌握在她手里，她对有关选举的传言不太满意。

至此，传言已经飞遍全村，就连曹春梅也无法掩饰她的兴趣。“人们随时都在议论，”她对我说，“他们再也不想要现在的党支部书记和副书记当下去了。很多人都骂他们——当然啦，是背着他们在骂。以往，大家对党支部书记还算满意，可现在他们不这么想了。她的思想跟大家不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观念还是那一套，‘我掌了这么多年的权，图点利益是理所当然的。’这是官僚主义啊。”

我时常听到村民们说起这个词语——官僚主义。“意思是说，她听不进别人的意见，”曹春梅说。这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用过的老词儿：在毛泽东所发动的一系列运动中，乡下人有时候就用这个词语来为斗争地方干部这样的行为寻找合理性。在那样的日子里，革命政治最重要。但在今天的三岔，村民们在全新的背景下又使用了这个词语——他们是在担心存在资本主义剥削的现象。他们抱怨新近达成的土地买卖协议，这些协议的细节还藏着掖着，却已经出现了开工建设的迹象。在村子里的一个地方，正在修建一座新的餐馆。修好之后，那将是全镇最大的餐馆。深深的峡谷里，有两条路正在修建。没有人能够证明腐败的存在，但对许多村民来说，这些秘密交易本身就是强有力的证据。不管怎么说，外来资金突然涌入正好说明一点，旅游业所创造的收益绝大部分都将不会留在村子里。

人们开始有所议论，但根本没有草根运动的迹象。在中国的农村，政治分裂常常从权力的外缘开始。党的内部也可能出现纷争：某个党员觉得受了委屈，或者某个低级官员对什么事情愤愤不平。这样的人具有牵引力——他们对规则了如指掌，他们知道怎样才能把水搅浑。他们熟悉某个级别的权势人物，这一点跟普通农民不一样，农民们可能只会嘟哝几句，结果什么事情也不做。

在三岔，纷争起源于搅屎棍。很多村民都信不过他，但他却具有无可争辩的权力，而这种权力以另一种方式表现了出来。他跟过去具有一定的联系——有些人觉得他是个千里眼——而他也是一名党员。他知道本地的选举是怎么运作的，他也看出了魏子淇是个有能力的人。不仅如此，他还很有耐心：一开始那几天，他定时来魏子淇的家里坐着闲聊，绝口不提这场选战。经过几次闲聊之后，他才公开了一个提议。跟下村的另一个党员一道，他对魏子淇说，他应该参选。“他们说，我的能力比她强，”那次会谈之后，魏子淇对我说，“他们在议论我的说话能力，我到村外办事儿的能力，以及我的思想观念。这跟我做生意有很大的关系——他们觉得，那就是我有能力的表现。”

尽管有这些溢美之词，魏子淇依然不明确表态，这倒是意料之内的事情。但是没过多久，人们开始逐个评述所有的党员，看谁可能支持谁。加在一起，村里面现在有了二十三个党员，当权者最有力的几个支持者具有亲属关系。这些党员可以一分为二：五个人跟魏子淇关系极好，五个人跟党支部书记联系紧密。就其他党员而言，有几个是魏子淇的好朋友，其他的人可能也想有所改变。于是，几个人又开始计算，有多少人会落入他的阵营。他们开始与这些人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当然是悄悄的。到了这个阶段，魏子淇根本就不参加他们的活动，如果支持他的人不多，他能够抽身走人。搅屎棍则当起了他的副官，一连几个星期，他在村子里小心翼翼地活动着，干着交头接耳、深夜密会之类的苦活累活。

很快，党支部书记也鼓动起一个人充当她的副官。一天晚上，党支部副书记来到魏家，跟魏子淇礼貌地打过招呼，便坐下来开始谈话。他们两个人的关系一直不算紧密，不过，这次来访也没有意外之处，副书记很快便转入了正题。“总有一天，你会成为一个很不错的候选人，但现在最好还是等等看，”他说道，“你很年轻，干得也不错——等下次吧。要有耐心。”

魏子淇笑了笑，然后说了些什么，大意是那个人说的话很对。不过，到了这个时候，已经有些晚了——搅屎棍完成了游说工作，觉得在人数上是有把握的。经过他的分析，支持魏子淇的党员算得上有十个，十个是党支部书记那一边的人。拿不定主意的，只有三人。

整个选战中，没有什么议题。没有人提到村子里的具体计划，或者要不要做出什么改变。没有平台，也没有哲学。只有傻瓜才会做出公开的承诺。目标要尽可能地模棱两可，每个候选人都尽量避免直接提及选举。家族比什么都重要：人们把自己的近亲属纠合在一起，还尽量拉拢远房亲戚。人们把大量的心思花费在对动机的分析上，想方设法也要搞清楚，谁可能支持谁。政治被提炼得只剩下最纯粹的核心成分——尽可能地动用村子里的一切关系。

这一切都是在当地的精英分子中间悄然进行的。现在，搅屎棍似乎每天晚上都会来魏子淇的家里，时常也有其他人来访。人们简单地打过招呼，然后就等着我离开。唯一公开谈论这事的，就是与此无关的人。曹春梅和其他几个妇女一直在讨论选举这件事儿，她们喜欢推测结果如何，计策如何。她们说，党支部书记心里面很紧张不安。我每次看到她的时候，都能够感觉得到她脸上的紧张情绪。不过，她还是粗声粗气地跟我打着招呼：“嗨！你来了呀？”

到了最后，活动进入正式宴请阶段。搅屎棍在怀柔一家上好的餐馆摆了一桌，一共有十个党员到场。他们全都承诺过要投魏子淇的票，这顿饭主要是再次确保他们会支持魏子淇。不过，当我后来向魏子淇问起宴请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告诉我，大家对选举的事只字未提。大家享用着菜肴，喝着白酒，抽着香烟。只是在宴会接近尾声的时候，搅屎棍问了一句：“有没有什么变化？”一群人挨个挨个地说，没有变化。就这样，怀柔的宴请画上了句号。

三天之后，党支部书记邀请魏子淇和另外四名年轻党员，到山下的一家餐馆吃饭。自从选战开始以来，这个女人和魏子淇之间很少有来往。那次宴请之后，我问他们谈了些什么。

“没说选举的事儿，”他回答道。

“那你们都说了些什么呢？”

“记不得了，都是些常事，”他说，“我记不太清楚了。好像不太愉快。”

如果这是最后的努力，试图劝说魏子淇退后半步的话，这也跟这次选战的其他方面一样迂回曲折。最后几天时间里，有人谣传说党支部书记拿了钱给一些投票人，但没有人能够证实这一点，而且这样的传闻多来自非党员。最后，这一定传到了村子外面，因为就在距离选举还有三天的时候，镇政府的领导们到村子里来了一趟。

来的一共有两个干部。级别最高的那位在镇党委工作，陪同他来的那一位，是他的下属。在中国，镇对村子具有管辖权，而这一级的干部很少出现在三岔这样的地方。通常情况下，村民们要到镇里面去开会——这是典型的围绕权力链条而存在的政府。不过，当前这次选举中，存在着极为重要的事情，这些人因此才来到村里，召开了这次党员大会。

党委的那位领导首先做了讲话。他谈到了即将到来的选举，强调了遵循正确的程序的重要性。他告诉全体党员，要努力抵制贿选的发生——他把这一点反复强调了多次。之后，他的讲话变得有些模棱两可。他没有提到村子里最近达成的土地交易，以及财务公开不够等。总之，他回避了本地那些具体的重大事项。他好像是在信口漫谈，满口都是发展和改善基础设施这样的事情。

“他讲了好长一段时间，”会后，魏子淇这样说道，“基本意思就是，我们应该继续留用现任党支部书记。这很难描述，因为他讲了很多事情，但都不是很直截了当。不过，他的意思很明显。基本上，他是在说，我们现在的党支部书记替我们做了很多好事。然后，他开始问一些问题，全都是村子里哪些东西得到改善的问题。他问：‘你们刚修了一条路，对不对？你们刚安上了路灯，对不对？’末了，他说：‘你们看，你们的领导很有能力嘛。’”

领导没有提到魏子淇的名字，以及大家偷偷摸摸进行的一些活动。他讲完话之后，要每个党员当面点评党支部书记的表现。人们一个接一个站起来，顺着领导的意思，把党支部书记夸奖了一番。他们提到了新修建的道路、新安装的手机信号塔、路灯、垃圾清运，等等。只有少数几个党员说了些负面的话。搅屎棍最直言不讳——他对土地交易和神秘莫测的村级财务做了一番抱怨。

最后，镇里来的领导点到了魏子淇。魏子淇站起身来，说了一句话：“干得不错。”然后，他就坐下了。

从那以后，所有的事情都在意料之中。三天之后，举行了投票，每个党员都要选出自己觉得最适合的候选人，党支部书记的名字出现在了十五张提名票上。魏子淇一共得到了十张票，获得提名。按照选举的标准规程，需要进行第二轮投票，这一次的选择面仅限于获得提名的前五位候选人。结果，魏子淇名列第四。党支部书记胜出，副书记名列第二，这意味着他们两人的职位保持不变。第三名成为了村支部委员。魏子淇什么也没捞着——连最低级别的职位都轮不到他。

他后来了解到，下村有一个农民，说自己十分崇拜魏子淇，魏子淇也把他当成了自己的支持者。然而，在这场选战中，这个人实际上充当了间谍的角色。这位农民假装支持魏子淇，每次宴请和深夜密会他都到场。与此同时，他把每一个阶段的进展情况都报告给了党支部书记。掌握了这些信息之后，这个女人完全能够跟踪这一场选战，想出各种法子来说服那几个关键的投票人。至于她是怎么说服他们的，没有人说得清楚。魏子淇也不愿意妄加揣测——他对这样的政治早已厌倦。

镇干部讲话的那次，他就意识到没有希望了。魏子淇说：“没办法。”依他看来，那个领导的讲话才代表着真正的转折点。如果跟那个农民的间谍行为相比，这一点更是确信无疑。也正是因为领导的这次讲话，当要求他对党支部书记的表现加以评判的时候，他才只说了那么几句话。那是他对那场选战的最后一次权衡——在经历过一系列密谋之后，在最后关头只好采取了两边讨好的骑墙策略。

有一段时间，魏子淇喝酒喝得很厉害。他说，失败了不要紧。他还说，他之所以牵涉进那场选战，只是因为别人选中了他。不过，这次失利还真的让他非常消沉。他时常回忆起那位算命先生的话：千万要远离政治。可是，魏子淇没听他的话。这下子，他为自己的自满付出了代价。他发誓，今后绝不再挑战地方上的权威。他唯一能够获得任职的途径，是等到党支部书记退休并同意魏子淇做她的继任者。“如果她支持我，我就有机会，”他说，“如果她不支持我，我就没有机会了。”

他们的关系依旧维持在私人这个层面，不过魏子淇相信，她不会寻求报复。他说，她仍旧害怕他的能力，她也记得当初他把傻子扔在镇政府那件事儿。在魏子淇看来，那次行为，对他在村子里的安全极为关键。“如果有人去找更高一级政府，那才真是在给她找麻烦，”他说道，“其他人没有这么做，是因为他们不了解政策和法律。我懂这些东西，因为我学过法律。”

2007年，共产党开展了一项全国性的运动，叫作“发展现代农业”。他们希望在农村引入新的技术和管理机制，也让农村干部有机会领略一下城市生活。那一年，三岔村党支部的年度出游活动把党员们带到了靠近朝鲜半岛的东北重要海滨城市大连。对魏子淇来说，对团里的每一个成员来说，那是他们第一次乘坐飞机。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航班延误了五个小时，他们的飞机在午夜过后才起飞离开了北京。

在三四天的时间里，三岔的党员们游览了大连市。每个晚上，他们都要享用海鲜，以及当地的名特小吃。白天，他们被领着参观了各个旅游景点和现代基础设施示范点。大连是中国北方最繁华的城市之一，也是规划做得最好的城市之一，高架公路极大地缓解了交通拥堵状况。三岔的干部们坐着车从高速公路上驶过，前往参观了大连市的开发新区。辉瑞、东芝、三菱都已经在工业园区投产，英特尔芯片公司最近也宣布，他们计划设立大连工厂，专门生产半导体。

不过，令这些领导们印象最深刻的，还是以泰国人妖为主的表演晚会。最近几年，中国政府放宽了国际旅游的限制，泰国便成为中上层人士最热门的旅游目的地。中国的旅游团只要去曼谷，就一定会安排参观人妖表演。随着出国的人越来越多，类似的表演越来越有知名度。到后来，几个大连人终于决定自己进口一批人妖。

魏子淇从东北回来之后，情不自禁地摆谈起那场表演晚会。“你去过泰国，”他问我。“关于人妖，那是真的吗？”

我告诉他，我敢肯定他们是货真价实的男人。

“我不是那个意思，”他说，“我们听说，他们会找来一些很小很小的小孩儿，可能只有四五岁吧，然后把他们训练成人妖。他们说，他们花了好多年的时间来进行训练。是不是真的哟？”

“我怀疑，”我说，“我觉得他们可能是长大成人之后才干上那一行的。要当人妖，用不着花那么长的时间。”

“我也是这么想的，”魏子淇说道。我肯定了他的推测，这似乎让他觉得很开心。“其他党员都信以为真，”他说，“只有我不信。”

2007年，曹春梅也想考驾照。既然有了车，她也就觉得有这个必要，她可以开车到山下的沟谷里拉货。不过，魏子淇不愿意花钱再让人学驾驶课程。“没必要，”他对她说，“我们有一个会开就行了。”有一阵子，曹春梅想让他改变想法。可他是个很犟的人，她最终放弃了开车的念头。

春天时节，她开始感觉到惊悸。时不时地，她的心脏会急跳几下，然后脑子里一阵恐慌。有时候，这样的袭扰让她觉得非常无助。后来，她去看了中医，也去怀柔看了所谓开过天眼的人。那个人抓住她的右手腕，号了号脉，然后告诉她，她家钻进了新的鬼怪。这一次，她需要抚慰蛇精、兔精、狐狸精。兔精尤其会跳跃，常常会在婚姻上惹下麻烦。曹春梅在她的神龛跟前认真地祷告着，尽一切所能地不杀鱼，不杀鸡。夏季到来时，她感觉内心平静了许多。

游客重新出现时，魏子淇似乎已经恢复过来了。他减少了喝酒的量，再一次专心致志地开展着自己的业务。他把天井整修了一番，又挖了一个水塘，用来饲养瑞士鳟鱼。为了确定哪个地点挖水塘最吉利，他专门从山下请来了一个开过天眼的人。魏子淇从来不信宗教，对他老婆在堂屋设立的神龛视而不见，但他却很听这位所谓开过天眼的人的指示。这是魏子淇学到的又一样东西——他再也不会把算命先生的警告当作耳旁风了。

对魏嘉来说，他开始学起自己的政治课程。在学校里，五年级的学生娃娃第一次开始了选战，以竞选班干部的职位，这跟以往由老师任命的方式刚好相反。魏嘉曾经当过纪律委员，而且非常成功；其他小孩子喜欢他，老师们也信任他。他们都鼓励他去参选，但他十分干脆地拒绝了。“太麻烦，”他告诉我说，“就让别人去干那些事儿吧。”他最喜欢的科目是英语和计算机。长大了想干什么，他从来不大谈论这样的话题。不过，他说过，等他有一天离开村庄后，他会到北京去住，就住在后海的边上。

入秋，党支部书记的母亲去世了。这事儿发生在庄稼快要收完的时候，村民们聚集在死者的家里，以表达他们的敬意。她曾经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她是三岔第一个入党的女人，是她激发了女儿上升的灵感。葬礼持续了三天时间。第一天，党支部书记正在哀悼的时候，我碰巧从那儿经过。她穿着白色孝服，在棺木跟前双膝下跪。她正在哭丧——她那高亢的哀号声回荡在山谷的石壁之间。在以往，我只见过她的唐突和无礼，以及她在全村上下表现出来的掌控感，我从来没有彻底地信任过她。但是，葬礼上的情形让我想到了另外的东西，而我也意识到，魏子淇的选举失利，让我多少觉得有些宽慰。曹春梅说得对：他要操心的事情已经够多了。在乡下，威风扫地的方式有很多种。如果初涉政治就证明那是让自己最难受的时刻，那么，这个人真是幸运得很。

搅屎棍的新房子依旧空空荡荡。那未砌完的砖墙横亘在上村，水泥柱子丢弃在路边无人问津。他一直没有找到买主，也一直没再打算发动政变。不过，从其他方面来看，他的地位上升了。为当地的明白人倒茶递水半个世纪之后，他似乎也汲取了老人的很多力量。搅屎棍的思维越来越清晰——他能看见他人所看不见的东西，他能说出他人所说不出的东西。他摸一摸手腕，就能够描述出自己的所见之物，是蛇精、兔精，还是狐狸精。没过多久，更多的村民就开始到这栋空房子里来寻找智慧了。

寻路中国——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

第一章

在温州市，出租的车辆油箱是空的。2005年7月，我第一次到那里的时候，挑选了一辆大众桑塔纳轿车，他们就是这样迎接我的。我付过押金，插入钥匙，油量不足的提示灯随之亮了起来。油箱里的燃油刚好够开到加油站。以往，在北京的“首都汽车”租车的时候，我曾经抱怨过他们的油量多少不一。然而“温州昌盛汽车租赁公司”的这些家伙，竟然以他们精明的商业头脑解决了这个问题。如果我还回去的桑塔纳轿车里还剩一升汽油，他们都会把它吸出来，然后卖掉。

在那之前，我没在南方租过车，也没怎么在中国的城市里面开过车。我所有的旅行基本上都是在北方的农村进行的。那一路上，我熟悉了乡下的生活节奏：春天的早上忙于种植，秋天的时候在路上碾压庄稼。冬天，我会在小村子里宁静地过日子，村里的大部分年轻人已经离家外出。他们到底去了哪里，是怎么去的，都没有神秘可言。他们沿着新修的道路去了南方，年复一年，如候鸟般迁徙的人数在增加，道路也在增加。2003年，中央政府在农村地区启动了一项为时两年的修路运动。在那之后，他们把注意力转向了各个城市。这些城市正在经历着汽车大发展所带来的巨大变革：我拿到驾照之后的四年时间内，中国的乘用轿车保有量增加了一倍多。2005年1月，政府公布了一系列规划以再修建五万公里的高速公路。项目完成后，新建成的道路网络东起东部沿海的工业城镇，西至吉尔吉斯斯坦边境，将会把所有人口超过二十万的城市连接起来。在高速公路运输这个领域，中国也许是个后来者——全国的第一条高速公路完成于1988年——但是到了2020年，他们计划中的通车总里程数将超过美国。

政府在宣布这一扩建计划时，特别提到了美国，并把它作为灵感之源。交通部长张春贤在北京主持了一场记者招待会，在回答其中一个问题时，他用康多莉扎·赖斯的故事作答。赖斯不久前对中国进行了一次访问，访问期间，她明确地告诉中国的一名官员，他们应该向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学习，多修公路。“她说她小时候随家人到美国各地游历，”张春贤介绍说，“因此对全美国的高速公路十分关注。她还说，这些游历让她更加热爱美国。通过修建高速公路，我们可以刺激汽车工业的发展，但这还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它标志着国家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在东南部，其中新修的一条道路叫作“金丽温”高速公路。这条路起于靠近海岸线的温州，向西向北二百三十多公里后，接上了丽水市和金华市。这条道路的很多路段跟老旧的330国道并肩而行。我开着桑塔纳轿车第一次行驶在那条陈旧的两车道国道时，经过了好几公里正在修建的路段。有些路段即将完工，有些路段还在建设初期，一排排的水泥塔架沿瓯江两岸堆放着。到处都是修路工人——这项工程的总投资超过一百二十七亿元，而且属于重点工程。在中国，那意味着这项建设工程必须夜以继日地进行。沿着老路行进的途中，从车窗看出去，工人们正拖拽着螺纹钢，搅拌着水泥，在蛛网般的脚手架上灵活地奔忙着。在有的路段，几个工人跪成一排，用手持工具打磨刚铺好的路面。他们劳动的时候极富耐心，一步一步地往后挪动。打磨的进度不断往前推进，他们成了金丽温高速公路上的第一拨使用者。到了晚上，几公里之外也能看见闪耀着的电焊弧光，那是不久后划过这条道路的车头灯们的排头兵。

我来浙江南部是为了寻找一个城市。几年前，我沿着长城废墟进行了第一次长途自驾游，一段段长城经过的农村正在逐渐逝去。我在三岔找到了一个家，因为我很想建立起跟现代农村的某种联系。到了浙江，我思考的则是未来。在中国的南方，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像高速公路那样迅速地改变着地区面貌：农田消失，工厂冒出来了，创业者、打工者涌进城来。对于早年的这一轮热潮，我颇感好奇——我想弄明白，在那些开拓型的工厂里面，老板和工人们过的是怎样一种生活。不过，我首先得找到一座城市，而金丽温高速公路正好可以引导我前往。这条新建的高速公路计划于2005年底竣工，通车以后，很多地方将会快速发展起来。

在这条道路沿线，好几代人都有过修路的历史。这一带本是贫瘠的农村，瓯江两岸的山坡非常陡峭，无法开垦成种庄稼的梯田。1934年，在中国第一波现代修路热潮中，这个地区修了一条路，而后才通上汽车。后来，这条道路成了330国道的雏形。那个时候，他们把美国作为范例来加以学习，而全国早期修建的很多公路都是在美国工程技术人员的督促下完成的。那些夯土筑成的路面一般只能以五十公里的时速行驶，而且多处路段在战争中遭到了毁坏。在浙江省南部，330国道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才修筑完工。到1987年为止，这条道路一直没进行过大的改建。

即便在那时，也就是改革开放初期，这条新修道路的效果还是立马就显现出来了。它给道路沿线的各个村庄带来了变革，尤其是靠近温州的那些地区——这里的人们原来主要种植稻米和养殖鱼虾——更是如此。随着330国道的开通，人们放弃了农业生产。年复一年，他们生产出各种最不可思议的产品。从温州往西北方向行驶，我有时在马路上就能看到他们生产的那些产品。出城十五六公里远，在下斜村，一排排体育器材堆在一起，一眼望不到边。在街边，到处都摆放着一堆堆秋千架、红色塑料滑梯、或黄或绿的单杠横杆。看不到一个小孩，多数建筑都属于那种方形的厂房。我停下车，和当地人攀谈起来。他们告诉我，做体育器材已经成为当地的专长。下斜村隶属于桥下镇，目前有二百七十家个体生产商，全都生产同一样东西，只是型号不同而已。中国国内体育器材市场上一半的产品来自这个镇。

沿着330国道再往前走十六公里，顺着那条河转过一个弯道，可以看到桥头镇竖立的一座钮扣雕塑。那是用银做成的一个巨大圆盘，宽度为三米，带有双翼，只要有风，双翼就会转动。桥头镇的总人口仅有六万四千人，但全镇范围内有三百八十多家工厂，生产的钮扣占到了中国服装行业需求量的百分之七十。为了纪念这一数据，村里的老人们在镇中心位置竖立起了这座雕塑，正对着新建成的“中国钮扣城”大楼。钮扣城总共四层，底楼全部用于经营桥头镇的特色产品。全国的服装制造商来此批量购买，销售商则根据钮扣大小和式样陈列自己的产品。这些曾经的农民在销售钮扣的时候，使用的是米袋子——全是容量为二十五公斤的大袋子，上面依然标着“大米”或者“面粉”之类的字样，可里面装着的尽是钮扣。

那天，我开车从那里经过的时候发现，很多经销商都是带着孩子的妇女，她们的小孩就坐在水泥地上玩耍。只要小孩子一开始哭闹，就有人扔给他们一把钮扣，让他们玩耍。我能想象得到，钮扣城每天会有多少东西进入孩子们那细小的肠子，被加工处理掉了。而在我看来，只要稍加组织，完全可以每天早上把这些小孩送到下斜村去玩攀爬架。不过，这两个小镇之间没有交集。至少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来，从一个小镇到另一个小镇，几乎跟跨越国境一样。人们告诉我，别处的方言他们基本上都听不明白。

在浙江，这个地区的方言难听懂是出了名的，同时，只生产一样东西的小镇比比皆是。当地人一般专注于一种简单的物品，原因之一是他们基本上没经过什么正规培训，而那些不需要技术和资金的东西最容易做出来。沿着330国道，只要经过稍微大一点的地方，我都要停下车来，问一问路边的人：“你们这里生产什么东西？”他们通常用一句话就能回答我的问题，有时候连话都不说也能回答我的问题。在武义县，有个人就直接伸手从口袋里摸出一大摞扑克牌。后来我才了解到，武义年产扑克一百万副，占到了中国国内市场份额的一半。八十公里外，义乌市生产的塑料饮管占全世界总产量的四分之一。一个叫作永康的地方生产的各类衡器占中国产量的百分之九十五。在浙江的另一个地区，菘厦年产雨伞三亿五千万把。汾水专门制笔，上官专门生产乒乓球拍。大唐的袜子产量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全世界一半的领带产自一个叫作嵊州的地方。

从一个城镇到另一个城镇，我开着车穿行于极其美丽的乡村之间。在有些地方，瓯江变得很窄，两岸是石壁巨崖，河道下切，变成深谷。330国道逆江而上，进入高山台地，每往前行驶一步，山峦愈加雄奇。跟北方不一样，这一带雨水充沛，大地一片茂盛景象。行走了几天之后，我开始喜欢上了旅途中鲜明的反差：慑人心魄的景色与令人迷惑的产品；有些地方山河尽入眼底、有些地方戛然收紧，眼里只有那些小镇和生产的各式各样的小东西：扑克牌、钢笔、塑料饮管。

到了夜晚，我一般住在“国际宾馆”。好多城镇都有叫这个名字的宾馆，为偶尔路过的境外采购人员和管理人员提供服务。大厅里一般摆放着当地各大公司的宣传单，有时候，如果某个公司生产的产品比钮扣和塑料饮管复杂一些，他们还会在宾馆的客房放上一些堪称高端的样品。在以生产衡器和电动工具闻名的永康市，我住的房间里就摆放着一台设备，名叫“人体成分测试仪”。那玩意看上去像一台电子秤，上面布满电极，四周都有导线伸出。上面贴着一张用英文写成的告示牌：（“警告：严禁孕妇和心脏病患者使用。”）我决定用这台“人体成分测试仪”进行一下测试。我的床边，还摆放着另外一种本地产品，叫作“光波健康室”。健康室跟盥洗室的大小差不多，用木头做成，门上装有电源开关——看上去像是来自未来时代的厕所。上面印着蹩脚的英文版使用说明：

如有下列情形，切勿使用本设施：

1.出血性外伤和化脓性炎症。

2.眼部严重发炎（如非严重发炎，请用湿布或棉花覆盖）。

3.烧烫伤未满4个月。

4.老人、孕妇、小孩严禁使用。

5.危重病人严禁使用。

6.如系体温禁忌人士，请遵医嘱。

7.勿将宠物放入设备内。

8.醉酒者严禁使用。

在丽水市，我终于找到了我一直在寻找的东西。这座城市距离温州一百二十公里，330国道的路况又十分糟糕。从海边开车到这里一般至少要三个小时，而且一路上经常发生事故，导致延误。这座城市十分偏远，商人不大愿意来此经商，至少在新建的高速公路通车以前是这个样子。四周的高山是我见过的最高的大山，山上一片翠绿，相对高度有三百多米。丽水位于大溪和好溪的汇合处，离城中心不到两公里的地方，人们依然从事着农业生产——郊外，到处都是果园。当我问他们丽水生产什么东西时，人们笑了笑，回答道：“柑橘。”当地的一位企业家很认真地跟我说过：“我们这里是浙江的西藏。”在中国一派忙碌景象的东南部，在离海边仅一个小时车程的地方，竟然存在着这样的自相矛盾——就像人们把某个地方称作新泽西州的阿拉斯加。不过，毫无疑问，即使按照浙江省的标准来看，丽水也称得上是地处偏僻。我第一次前去参观的时候，它的城市居民人均收入在全省各市排名最低。丽水市的工业刚刚起步，还没有固定下来生产某种产品。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来，这还是一块白板：一个既不生产钮扣，也不生产扑克牌和攀爬架的地方。

不过，变化已经开始了。在城市的南面，新建的高速公路即将设置一个出口，通到当地政府正在建设的丽水经济开发区。直到不久前，这里还一直是个农业地区，跟中国所有的农村一样，没有时间概念——在这个安静的地方，农民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遵循着固定的循环：耕种，收获；耕种，收获……而现在，一块块农田正在被向外扩展的工业园区替代，政府希望以此吸引来自沿海的投资者。新建的道路一旦完工，从温州过来的三小时车程将会缩短至一个小时多一点儿。今后，让丽水人把时间当回事的，将是商人们那种分秒必争的时间观念。

三个月后，我又去了一趟丽水。在开发区一座修了一半的工厂边上，我注意到有一个人，穿着新衣服。他那身打扮引起了我的关注：深黑色牛仔裤，黑色套头衫，黑色方头皮鞋。那双鞋子说明他是温州人：这座城市因制鞋业而出名，当地的老板们习惯于穿着出口的时髦皮鞋。那一年，一款欧式方头皮鞋在温州比比皆是，因此，我一看到那双皮鞋，就知道那个人不是丽水人。

在开发区，有人穿得这么整齐干净，也是不寻常的。道路依然是土路，在建的各幢建筑多数搭着脚手架，开工生产的工厂少之又少。事实上，我在外面看见的都是建筑工人，他们身上穿的军警制服满是尘土，手里提着锤子和锯子。可是，这个人的衣服一尘不染，除了一个仿皮钱包，手里什么也没有拿。他的白色别克赛欧轿车停在一旁。他看上去神色有些紧张，一支接一支地抽着三五牌香烟。不过，搭起话来倒是很友善。我问他，为什么来这个开发区。

“我在等我的合作伙伴，”他说，“我们要在这里办企业。”

他做了自我介绍，他的名字叫高晓萌（音译），三十三岁。合作伙伴是他的叔叔，名叫王爱国（音译），也是来自沿海地带。高老板说，他们计划生产“服装配件”，不过对于具体生产什么，他没有细说。这天下午，他们打算把新厂房设计一下，可王老板来迟了。他在330国道上困住了——在那狭窄的道路上，这是常事，只要发生事故，总会让交通堵上个把小时。在新路修好、那四车道的公路投入使用之前，没有人估计得到，从温州开车过来到底需要多长时间。

每过五分钟，高老板就要查看一下他的手机。每过十五分钟，他就要点上一支香烟。我们站在尚未完工的工厂的墙根，漫无目的地聊着天。我们互换了名片，说着丽水的天气情况。王老板到的时候，高老板介绍说我是他的朋友。在开发区，结识人比较容易，每个人都是外来者，没有人知道，他能从这个地方得到什么。这里给人一种空旷的感觉——很多建筑只是个空空的壳子，尚未完工的道路两旁竖着许多空白的标示牌，等着顾客光临。标示牌那银白色的表面反射着蓝天，除了为十月的阳光做做广告，什么也没有。

下午两点半，王老板终于来了，几个人开始设计起厂房来。跟两个老板在一起的，有一个承包商以及他的助手，这两个人是丽水本地人。没有建筑师，没有绘图员；没有人使用尺子，没有人使用铅垂线。他们唯一使用的工具是一次性打火机，高老板首先给每个人散发了一支三五牌香烟。等每个人都点上烟之后，他才从随身携带的钱包里翻出一张皱巴巴的小纸片。在一张廉价的折叠桌上，他抚平了这张纸片，开始画起图来。

除了那张桌子，房间里空空如也：白色的墙壁，光秃秃的地板，以及还没被人触摸过的立柱。一颗普通白炽灯泡在天花板上垂吊着，像一只未成熟的果子。水管已经装上，但没有通水，入户门上甚至没有锁。在那张白纸片上，高老板画了一个长方形，用来表示房间里的那一面墙。随后，他在东南角上画了两根线条，代表着要做工程的几面墙。将来，那个位置将被围成一个机器间。高老板转过来看着承包商。他们之间用普通话进行交流——在浙江，各地的方言十分难懂，经商的人们只要去到别处，就要讲全国通用的语言。

“门的标准宽度是多少？”高老板问道。

“一般是一米半。”

“我想把它做宽一点，能不能做成两米半？”

“那不行。如果要用标准门，就要做成一米五。”

高老板又回到那张纸片上，飞快地描画着，又有四个房间成形了：一间化学实验室，一间储存室，另有两个机器间。王老板凑过来，琢磨着那张图纸。“这个房间不需要，”他对他的侄子说道。

“你不是说还要两个房间来放机器吗？”

“一个就够了，把它们打通。”

王老板拿起笔，画出一条线，原来规划的房间就消失了。年长的人对金钱的认识更到位，他知道，多修一面墙，只会增加开支。他经商已经有二十年的时间，曾经有许多良机从他身边溜过，不过，他的侄子仍旧保持着年轻人的热情。高老板先前的打拼算是小有收获，所以，他的穿着很符合他的状况，略带一点低调的冷静。他对他那辆别克赛欧轿车很是自豪——我们初次见面的时候，他特地让我知道，他开的是美国车。实际上，赛欧轿车是基于欧宝公司可赛轿车平台生产出来的，这让它既带有欧宝设计的特点，又具有中国制造的性质，只不过是采用了一个目前遭遇麻烦的美国汽车制造商的品牌。不过，这样的细节对于早已脱离农业的高老板来说无关紧要。他的父亲原来是种植水稻的农民，也做过当地的小学教师，高老板是他们家经商获得成功的第一个成员。

下午两点五十七分，几位老板做完了底楼的设计规划。他们上到二楼，高老板又摸出了三五牌香烟盒子。他给大家敬上香烟之后，把那一页纸翻了个面。

“这个房间做办公室太小了。”

“把墙砌在这里，就足够大了吧。”

“这里可以砌墙？”

“如果把墙砌在这里，房间可能太暗了。”

“再说，这个房间不是给工人住的哦。”

“不对，那么弄看起来不对。”

两位老板合计了一下，叔叔又勾画了一面墙出来。在二十三分钟内，他们设计好了一间办公室，一条通道，三间管理人员的卧室。然后，他们上到顶层。两间浴室，一间厨房，九间工人寝室：十四分钟。一共加起来，在一小时零四分钟的时间内，他们规划出了一个从底楼到顶楼共计一千九百五十平方米的工厂。高老板把那张皱巴巴的纸片递给丽水的承包商。那人问，他们需要什么时候把预算做出来。

“今天下午怎么样？”高老板问。

承包商看了看他的手表，已经是下午三点四十八分了。

“没那么快。”

“那么，明天一早告诉我。”

他们走到外边，讨论起装修材料。承包商给他们看了两种煤渣砖，一种售价一元五角六分，另一种售价一元六角六分。王老板选了便宜的那种。提到涂料的时候，他说：“我们反正不要衣服一擦到就掉色的那种。”承包商问他们要不要一个详细的预算，以平方为标准逐项进行计算，王老板却没有时间来做那些事情。“你只需要给我们一个总报价就行了，”他说道。他们最后讨论的是门。这家新建的工厂总共需要十五道门，不知为何，王老板对这一点尤为关心。

“不要买那种四五十块钱一扇的门，看起来都不行，”他严肃地说道，“你要给我们安装八九十块钱的门。不要通过买便宜材料来赚取差价。不要以那种方式赚钱。我告诉你怎么做——把工作做好了，我们会再请你的。我们在温州就是这样赚钱的。如果你把活儿做好了，生意会更多。懂了不？”

在中国，温州人以创业能力著称。在这个国家，几百万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从农业向商界进军，而温州人则是农民创业者的原型。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私有经济迈出实验性的步子，温州人的反应非常迅速，连中央政府都赞扬那是农村发展中的“温州模式”。他们的经商策略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低投入，低质量，低盈利。教育程度也低——即便在今天，经历了二十多年的经济快速发展，百分之八十的温州老板接受学校教育的时间基本上不超过九年。不过，这一套策略很管用，这座城市因此在某些行业占据了主导地位。现在，中国差不多四分之一的鞋子来自温州。估计全世界百分之七十的打火机产自温州。在温州，超过百分之九十的经济属于个体经济——跟其他地方不同，温州的国有经济在当地的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微乎其微。

年复一年，温州商人分散到了南方各地。他们一般是沿着新修建的道路走出去，那条道路属于金丽温高速公路的一部分。这条高速公路当初是为了把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输送到沿海地带而设计的，不过它也为商人们进入内地创造了条件。其他几条道路，例如330国道，也是这样。通常的情形是，温州商人来到某个村子，开起几家工厂，然后当地人就跟着这个思路干了起来。就这样，很多生产单一产品的小镇冒了出来，带来了浙江省成功的全面发展。尽管在20世纪70年代处于相对贫穷的状态，浙江省现在的农业人口和城镇人口的人均收入已经超过所有省份，名列榜首。

温州人自己也热衷于谈论他们取得成功的奥秘。总体而言，中国人对于地区差异的认识是高度协调一致的，他们很快就能够提炼出别处的弱点。北京人会讥笑河南人档次低，深圳人看不起从湖南和四川来的务工人员，很多人对上海女人的坏话不一而足。不过，温州人的自我评价倒是与众不同。在机场书店，一般会有一整块区域专门摆放关于温州人经商的书籍：《温州人赚钱的秘密集锦》、《可怕的温州人》、《温州密码》、《其实你不懂温州人》等等。游客们非常喜欢这样的书，不过温州人自己也普遍会看这样的书。曾经，我见到高老板在看一本叫作《东方犹太人：五十个温州商人的经商故事》的书。他问，我是否认识美国的犹太人，我给他做了肯定的答复。

“他们做生意很在行吗？”高老板问。

我告诉他，有些犹太人做生意，也有一些犹太人从事别的职业。

“都说欧洲的犹太人做生意很出名，”他说道。

“我猜，历史上是这样吧，”我说，“不过那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犹太人现在都做生意呀。”

“这本书上说，犹太人是欧洲的温州人，”高老板说道。

我愣了一阵，好不容易才明白那句话的含义。不过，我也终于明白了，从有关温州发展的谈话中，应该期待得到什么样的结果。温州的老板们经常提出同样的问题：“你怎么看我们温州人会做生意这个问题？”如果我的回答是“环境”，他们会感到比较高兴，这样的回答跟那些有关温州人的书上所宣传的环境决定论不谋而合。这个地方可耕地极为稀少，在封建王朝时代，因为地形崎岖的缘故，跟内陆地区的交通联系极为不畅。由于选择的余地不大，温州人将目光投向了大海，到17世纪，也就是明朝末期，他们已经形成了很强有力的贸易文化。他们还形成了迁徙的传统，温州移民形成的小团体已经在世界各个港口城市站稳脚跟。在毛泽东领导的年代，这些商业网络幸免于难。同样幸免于难的，还有温州人的商业天性。一旦共产党政府允许他们离开农庄，建起工厂，当地的经济就开始起飞了。

环境决定论有它的道理，不过，还有另外一种因素，那就是自我决定论。浙江南部的温州人对他们自身精明的商业头脑是认同的，他们对于自己降低行业的毛利率和建立贸易网络的能力颇感自豪。他们信奉自身，信奉商业——做一个冷血商人不是什么可耻之事。几年前，温州一家报纸《财富周刊》出过一期情人节专刊，其中有一个关于本地男性百万富翁的调查报告。报纸问那些男人，他们喜欢在什么地方享用浪漫的情人节晚宴，还列出了他们购买给妻子或女朋友的礼物。其中一个问题要求受访者回忆“一生中你最感动的时刻”。最普遍的两个答案是“当我开始做生意的时候”和“当我离婚的时候”。另外一个问题是“如果在家庭和生意之间做出抉择，你会怎么办？”在所有受访者中，百分之六十选择生意，百分之二十选择家庭。另外百分之二十无法做出决定。

我第三次到浙江的时候，已经学会在还车的时候让油箱保持空空如也。头一两次，我没算准，把桑塔纳轿车还回去的时候，油箱里面还有不少的燃油，这当然让温州昌盛汽车租赁公司的人高兴不已。我后来的计策是，千万不要把油加满：一般是每次加五十元或者一百元的油，到行程结束的时候，计算好时间，在燃油信号灯点亮之前，把车子交还给温州昌盛。这样做的结果很明显，只要我交了每天二百五十元的租赁费，就可以拿租来的车为所欲为。对于我可以把车开到什么地方，没有任何规定，公司也从不检查损坏情况，他们对于小刮蹭本来是不该一点都不关心的。可在这里，你就别指望了——因为用于租赁的车辆上早已布满了刮蹭的痕迹。

在全国范围内，我还没有碰到过开车如此危险的地方。问题之一，是道路设施的质量普遍草率粗糙。温州从来没有从参与深圳和上海这些大城市规划的中央机构得到过什么好处，在浙江这一块地方上，通常是当地政府按照自己的意愿把那些东西做出来。道路的尺寸偏小，维修也很差，交通指挥更是如同祸患。温州人做生意的天性则把事情弄得一团糟，因为他们总是在奔跑中，喜欢冒险。

说起恐怖程度，没有哪件事情赶得上驾车穿越这个城市的沿海郊区。十五年前，该地区还是一片农田，但是它经历的发展十分迅速，村与村之间古老的界线已经看不见了。现在，你只能根据道路两旁的广告来判断村子与村子之间的过渡，因为每个村都有自己的特色产品。一次，我往南行驶，过了飞机场，就走到了这一区域。首先，我经过了一条路段，所有的广告牌都跟铰链有关。随后，我看到了电源插座和适配器广告。没过多久，取而代之的是塑料开关。再随后，出现了日光灯管。不管走到哪里，我总能看到一排排的仓库和厂房。但是，那条道路本身还是保持着乡村道路的规格：两车道，没有路肩，坑洼遍地。偶尔有一起小事故，就会形成交通堵塞，驾驶员们把上身压在汽车喇叭按钮上，眼睛直愣愣地盯着那些铰链或者电器开关广告牌。在一个叫作龙湾的地方，我进入了水龙头生产区域——那儿坐落着近七百家工厂，专做水龙头。接下来是汽车轮轴，然后映入眼帘的是金属冲压机。

终于，我进入了瑞安区。根据当地政府的数据，瑞安有一千二百零八家工厂，专门生产汽车发动机配件、刹车和转向系统。道路两旁的商店里，全是汽车零部件：一个橱窗里摆放着几十个方向盘，隔壁的商店里堆放着一摞摞刹车片。过去一个街区，店铺里全是汽车引擎的点火装置。在城中心，我碰巧看到了几分钟前发生的一起严重交通事故。一个年轻女子骑着一辆电动车，而且车速肯定很快，一下子撞上了一辆小轿车。轿车被撞出了很深的印痕，电动车已经撞得认不出本来面目了。交通慢了下来，只能一寸一寸地挪动。我别无选择，只好从事故现场直接开了过去。一大堆人已经围了过来，兴奋地指点着，议论着，所有人都懒得给尸体遮上点什么。女子没有戴头盔，撞车之后，头部着地栽了下去：双腿朝后弯曲，双臂张开着，面部朝下紧贴着地面。我从旁边开过去的时候，还没来得及把头转过去，一眼就看见迸到路面上的脑浆。当时快到傍晚时分，灯光很刺眼，殷红的鲜血里浸着她纷乱的头发。

再过去一个街区，行人变得稀少起来，交通恢复了正常。电动摩托车一路穿行，小轿车像驯兽师一样瞅着空位，喇叭声在街上鸣唱着。广告牌上出现了更多的汽车零部件：轮毂罩、踏板、火花塞，雨刮器和挡风玻璃、座椅和方向盘，轮胎、轮胎、轮胎。在瑞安国际饭店停车过夜的时候，我的双手依然在颤抖。停车场上停满了一排排黑色的轿车：奥迪、别克、大众。买家和卖家，商人和干部——外面喧闹的大街上，商店里的霓虹灯标牌焕发出了生机。没有人预料到，这座城市已经少了一个驾驶员。

2006年1月，我再次回到丽水那家工厂的时候，几个老板正在测试他们的机器设备。离我上次参观只有三个月的时间，但在这期间，那个地方已经完全变了样。承包商的活儿干完了：隔墙已经砌好，一百元一扇的门已经安装到位。主房间里摆放着一台大大的金属冲压机。到处都是盒子、箱子，里面装满了等待安装的各种设备。到处都有工人，跟高老板——也就两个老板中年轻的那一个——在一起的，是请来负责工厂运营的三位技术人员。我上次前来参观的时候，两个老板对于他们的产品有些含糊其辞，只说生产“服装配件”。现在，我可以向其中的一个技术人员打听详情了。

这位技术人员名叫田洪国（音译），来自四川省。他已经三十好几，在工业城镇来说，这个年龄算是偏大了，大家都叫他“老田”。他是个小个子，体重仅有九十多斤，长着一张有些淘气的脸：尖尖的下巴，大大的耳朵，大大的嘴巴。听到我的问题，他先是笑了笑。

“我们要生产两样东西，”他一边说着，一边从一个箱子里拿出几件样品来。其中一件样品是一个很小很小的扣环，连我的小手指都戴不进去。另一件样品是一个稍大点的铁板子，薄如剃刀片，两头都包着塑料。这个铁板子被弯成了U字形，老田递给我一大把，大大小小的型号一应俱全。其中大的那个能穿过一个台球，其他的跟垒球的大小差不多。我问老田，这些东西是做什么用的。

“女式服装，”他回答道。

他把铁板子放在胸部位置，两头朝上，形似笑脸中上翘的嘴角。我忽然明白了——这些东西是胸罩的支撑结构。

“这东西让女人穿衣服更显漂亮，”老田说，“各种型号都有。有的小，有的大。有的真是好大。”他边说边用双手比划着，比划出跟一个篮球差不多大小的形状来。我不太拿得准，他是不是还在谈论胸罩这个东西。所以，我琢磨，那些金属丝应该有别的作用吧。

“那些东西那么大，”我问道，“是做什么用的？”

“给俄罗斯人用的。”老田回答道。

过去十年，高老板生产的是衣服上那些稀奇古怪的玩意。他在温州南部的一片滩涂地区长大，那个地方叫作瓯海。他的父亲以种稻为业，也在当地的一所中学当过老师。高老板上过两年财贸学校，学的是机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他跟家人一起开了一间小作坊。他们主要生产裤子的衬料——就是贴在裤腰部位的廉价白布片。跟其他温州人生产的产品一样，这东西对劳力和技术的要求都不太高。一开始，高老板一家投入了三万多元，一家人就是全部劳动力：高老板自己，他的父母，还有他的两个姐妹。他们把生产出来的产品卖给本地的服装加工厂，头几年的利润大概在百分之五十左右。赚到足够的钱以后，他们扩大了厂子的规模，购买了新机器，并聘请了五六个工人。

开始的时候，当地只有五六家作坊生产同样的东西。没过多久，镇上其他的人注意到高老板取得了成功，新工厂如雨后春笋一般冒了出来。到2003年，他们那个社区已经有了二十多家工厂生产无纺布片，利润也降到了百分之十五。那一年，高老板放弃了裤子衬料的生产。当时，他还能赚到钱，只是不想把那个行当赶进谷底。

“九十年代的生意好做一些，”有一次，他对我这样说道，“那个时候开工厂的人还不太多。”对于那个年代，他总是津津乐道。对高老板来说，他那个时候才三十三岁，九十年代成了他的过去好时光，因为那时候的竞争还没有那么激烈。“那个时候，靠产品质量说话，”他若有所思地说道，“一般来说，你得搞清楚哪样产品没有人去生产。不过，现在全中国上下，每一样东西都有人在生产。不管你生产什么，都会遇到竞争。所以，现在不是质量说了算，靠的是产量。”

放弃生产裤子衬料后，高老板跟他那位生产胸罩衬骨的叔叔合伙了。这也是准入门槛很低的一种产品，全部所需仅有一台金属冲压机，用来弯折金属和切割材料，平均每分钟可以做出大约一百副衬骨。需求量很稳定，这正是生产胸罩衬骨所要求的唯一条件。“只要有女人，就会有顾客，”有一次，高老板如此充满哲理地说道，“跟卫生巾是一个道理。”但谁都没有在生产衬骨这个行当上致富过，高老板和王老板于是转而寻找其他新产品。他们的目的是要找到某样东西，而这种东西需要投入巨资，用以购买富有技术含量的机器设备。这也算是把那些抄袭者排除在外的一种做法吧。

两位老板一起上下各处搜寻着——哎，不管怎么说，他们算是把胸罩研究了个底朝天。在温州人看来，这种产品本身就代表了一个巨大的市场，因为流水线最后生产出来的胸罩包含着十二种部件。两位老板从这个东西的底部开始探路，做起了衬骨。然后，他们往上移动，掂量着单独生产每一个部件的可能性。他们想到了缝线，看到了蕾丝花边，考虑过扣环。当他们到达最上部——也就是0字形或者8字形肩带调节环——的时候，终于找到了所要寻找的东西。

对于消费者来说，胸罩的肩带调节环十分简单，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那个东西由一片薄薄的尼龙镀铁做成，重量不足零点五克，每一副胸罩上面一共有四个这样的东西。调节环跟肩带连在一起，不管是在欧洲还是在美国，恐怕没有哪个女人对此加以思考过。不过，从技术上来说，这样的调节环其实是服装配件中最为复杂的一部分。为了使铁环均匀地镀上高亮度的尼龙，生产者一定要具有完成三道工序的生产线，每一道工序都要把铁环加热到五百摄氏度以上的高温。这一切都要通过计算机控制来实现：温度，粉剂搅拌器的摆动装置，传送带的速度。这样的机器是不可能用各种配件草率拼装而成的，而且价格不菲，高老板和王老板购买的那条生产线花了五十多万。在过去，他们两人购买的设备均不及那个价钱的十分之一，而且他们的计划还得仰仗这条生产线能够顺利投产。

机器摆放在一楼地上，也就是高老板之前设计过的第一个房间里面。那玩意看上去像是一个蹲坐着的小动物，表情有些沉郁：外表铁青着脸，像是刚晕过船，两条生产线排开大约有十五米远的跨度。这套设备重叠摆放着，像一辆双层巴士。传送带是用亮锃锃的钢铁做成的，在没加灯罩的灯泡下闪闪发亮。整台设备重达六吨，连传送带也要用极其粗壮的钢铁柱子支撑。光这些起支撑作用的柱子就能撑起一幢房子——为什么生产胸罩需要使用到如此沉重的支柱，其中实在没有符合逻辑的道理可讲。不过，跟水泥一样，钢铁这种材料是中国的农村地区易于被过度使用的建筑材料之一。这是一种规模经济：在这么广大的国家，处于经济飞速发展的时期，各大公司生产原材料的速度极快，因此价格相对较低。外国的建筑师们常常评论说中国的建筑工程里使用了大量的水泥和钢铁。

他们测试机器的那天，我又去那家公司做了一次拜访。一个叫作罗守云（音译）的技术人员按下了一个按钮，只见一个燃气炉子冒出了蓝色的火苗，传送带开始缓缓往前运动起来。一个数字式仪表板显示着温度。房间里面很冷——屋外的温度比零度高不了多少，而这几个老板跟大多数浙江人一样，依然没有给厂房安装供热系统。不过，随着燃气炉对机器持续加热，数字显示板上的温度一点点升了上来。九十摄氏度，一百五十摄氏度。只用了十五分钟的时间，温度就超过了四百度。可到了四百七十四度，它又一下子降了下来。要达到生产要求，这台机器至少需要保持五百摄氏度的温度。

“也许是因为我们这里比广东的气温低吧，”罗守云说道。在中国的最南边，在十多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把精力花在了胸罩调节环的生产上，因此，大家都叫他罗师傅。老板们把他从另一家具有竞争关系的工厂里挖了过来，他也是这个房间里唯一真正了解那台机器怎样运转的人。只见他戴上一双防火手套，试图打开其中一个燃烧室的盖板。可那金属盖板锻造得太差，连接处竟然在高温下融化了。罗师傅一拉，把手就掉了下来。他嘴里骂了一句，随手把红得发烫的金属部件扔在了地上。在冰冷的水泥地板上，那金属把手像一条愤怒的蛇，嘶嘶地吐着舌头。

“没事儿，”高老板说道，“没事儿，别担心。”

他点燃了一根三五牌香烟，然后递给罗师傅。罗师傅嘴里叼着香烟，在一块有着二十几个按钮的控制板上忙活着。他打算先放一批铁环到生产线里面，看看到底会做成什么东西出来。在生产线末端，他用电子卡钳测量了一下，宽度为一点七毫米——对胸罩调节环来说，这个尺寸太大了，理想厚度应该在一点二到一点三毫米之间。尼龙熔解得极不均匀，机器的温度也越来越低，甚至连四百摄氏度都达不到了。“会不会是因为天气的原因呢？”高老板问道。

“在广东那个地方，冬天的时候，厂房里面的温度一般也只有十七八度，”罗师傅说道。他用扳手敲打着机器的燃气阀。“今天只有六度左右，”他说，“也许差别就在这里吧。”

“也可能是燃气有问题呢，”高老板说。

隔壁房间里，摆放着五六个燃气罐子，用金属做成，高度约为一米二，几根橡胶管子把它们跟那台机器连在一起。那几个人检查着连接管：一切看起来都正常。有人觉得稍微动一动可能会起点作用。于是，他们把那些燃气罐子轻轻地摇了摇，把管子抖了抖，可机器的温度还是没有丝毫上升。他们又使劲摇了摇，使劲抖了抖。那几个人嘴里依旧叼着香烟，把金属管子在水泥地上使劲抖晃着。悄悄地，我朝着门边走去。如果发生爆炸，至少还可以躲开。

“也许应该给这些东西加加热，”高老板说道，“我去烧点热水来。”他打开了大房间里面的炉子，用水壶烧起水来。老田找来一架梯子，放在了燃气罐的边上。壶里的水烧开之后，高老板把它倒进了一只水桶里。他把那只水桶扛在肩上，爬上了梯子。他嘴里依然叼着一根三五牌香烟。就让我再看高老板一眼吧——我觉得，到了这时，再也没有必要用眼睛来记录整个事情发展的经过。在隔壁房间里，我仔细地听着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最先，传来一阵极响亮的哧哧声，像一块肉掉到了加热的烤架上；紧接着，是一阵哗啦声；随后，一切归于平静。我伸出头来，看了看门边。蒸汽弥漫了整个房间，刚刚受到水的洗礼的燃气罐子在白炽灯下闪闪发亮。罗师傅查看了一下机器的温度：没有变化。到傍晚的时候，他们几个人捣鼓着那条生产线，接近四个小时，丝毫没有进展。他们觉得，也许是天然气的质量不高。高老板说，他要试一试另外的供货商。不过，这句话听起来有点像是个美好的愿望，大家似乎都不愿意面对其中最有可能的原因——那台崭新的机器存在着瑕疵。

这台机器最早来自欧洲。在中国的工厂里，类似的设备通常可以找到一个谱系，顺着它，一般都会追溯到国外。20世纪80年代，胸罩调节环这个产业由法国人和德国人把持，后来转到了台湾地区，因为那个地方的劳动力很廉价。好几家台湾公司从欧洲购买了这种机器，到20世纪90年代，这个岛屿已经在向全世界的大部分胸罩生产厂家提供调节环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由台湾人投资的大铭公司决定搬到大陆进行生产。接下来的十来年间，这样的搬迁逐渐变成了整个行业的家常便饭。直到后来，台湾多数的劳动密集型工厂都转移到了大陆。

大铭在厦门经济特区开设了工厂。他的老板——为了行文的方便，就让我们称之为大老板好了——进口了一台欧洲生产的机器。头几年，那简直就是一台印钞机。当地的劳动力比台湾还要廉价，又没有什么竞争，因为它那复杂的生产流程使得仿冒艺术家们做起假来困难重重。过了些年，大老板逐渐对一个工人产生了很严重的依赖。这个工人来自四川的乡下，名叫刘宏伟（音译）。刘宏伟接受的正规教育很少，但他特别聪明。在几年时间里，他成了维护保养那台机器的专家。

刘宏伟的记忆力出奇地好。在大铭公司，他竟然偷偷地画下了那台机器的详细图纸。刘宏伟的工友们从来没有看到他给那条生产线做过任何测量或者画过结构图，他们后来觉得，刘宏伟一定是通过白天琢磨晚上画图的方式，把那台机器一点一点地记了下来。刘宏伟画完后，带着图纸来到了中国南方的另外一个经济特区汕头。在这里，他遇到了二老板，二老板当时正开着一家叫作汕港科技的公司。1998年，二老板聘用了刘宏伟。他们拿着这张图纸，找到了一家按照客户要求定做磨具的加工厂，生产出了一台机器。一开始，那台机器运转不太正常——毕竟，人的记忆力不是那么完美——不过，经过几个月的调试之后，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汕港科技开始了胸罩调节环的生产，很快，二老板也发了。

没过多久，三老板走进了我们的镜头。他也在汕头，开了一家叫作金德的公司，他把刘宏伟挖了过来。这一次，他们又一起根据那张图纸，定制出了一台机器。到了这时，价格开始急剧下滑，不过利润依然十分可观。因此，三老板很快也发了。可是，当他听说刘宏伟已经在偷偷地跟四老板进行磋商的时候，还是暴跳如雷。

这个故事我最先是从罗师傅那里听来的，因为在汕头的时候，他跟刘宏伟一起工作过。当时，有人说刘宏伟光靠出卖那张图纸，得了大概十七八万元钱，不过没有人知道具体的数目是多少。然而，三老板许下的人头赏金是多少，罗师傅是知道准确数字的：十万元人民币。“他只需要得到消息就行了，”罗师傅说道，“他曾经说过，只要有人告诉他刘宏伟去了哪里，他就可以给钱。当听说刘宏伟已经离开公司的时候，他真的是非常生气。”

我问，如果三老板找到了这个人，他打算怎么办。

“对南方的情况，你是知道的，”罗师傅笑了笑，说道，“那不过就像杀一条狗。”

但是，就利润而言，一切为时已晚。一旦市场上有了那样的机器，任何人都可以花五十多万元购买一台回来。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四老板换成了五老板、六老板、七老板，等等。到丽水这家公司开始创办的时候，中国已经有二十多家工厂涉足这一行业，胸罩调节环的批发价格下降了百分之六十。目前，只能从运费中赚取一点点利润，因此，高老板和王老板才会选择在丽水进行生产。因为周围这一带都没有大的调节环生产厂，过不了多久，新修的高速公路一通车，他们就具备了有利条件，可以向全省的胸罩生产厂家提供产品。

罗师傅经常提到刘宏伟，说他这么一个工人“骗了三个老板”。他讲的那些事充满了神秘，是一个劳动者的传奇。最关键的是，它吊起了人们的好奇心。于是，我飞到汕头去求证此事。大老板、二老板、三老板全都不愿意谈论——很明显，他们谁也不愿意回忆往事。不过，我还是见到了几个曾经与刘宏伟共过事的人，他们讲的故事基本上相同——尽管因为讲述者的原因，某些细节略有出入。有人相信，刘宏伟不是真名。也有人觉得，他在有关老家的问题上没说真话。尽管有一家公司的经理说他曾亲眼看到过政府颁发的身份证，并且发誓说那是真的，但他曾经的几个同事都说他是个大骗子。

后来，我甚至看到了偷出来的那份机器图纸。图纸保存在广州市的清水机械制造公司，这家公司曾经根据丽水方面提出的规格定做过机器设备。“他读的书少了点，所以要使机械设备运转起来颇有难度，”清水公司的经理告诉我，“我们花了两个月的时间进行各方面的调试。”这位经理十分友善，也很开朗。在我看来，他把那张图纸拿给我看，是因为把我当成了买家，尽管我反复跟他讲，我其实是个作家。他最近一笔买卖就是跟高老板和王老板做成的。

在丽水的工厂里，对设备进行的第一次调试失败后，罗师傅终于意识到，这台机器存在着一个重大的设计缺陷。他花了两个星期的时间，把这台机器拆散开来，更换了几个关键部件。他把燃气炉和传送带的间距调近了一些，对它的振荡器摆弄了一番。他用胶合板和绳子临时替换了几个部件，甚至不惜麻烦地把熔掉的把手重新装了上去。等这台机器开始投产的时候，它已经被倒腾得鼻青脸肿，面目全非了——一道大大的伤疤出现在原来安装把手的地方，调整过位置的燃气炉在钢架上留下了焦黑的印子。罗师傅告诉我，那个支撑架完全没有必要做那么厚，因为刘宏伟对于这部分的设计没怎么在意。“图纸还是不太理想，”他说道。

罗师傅相信，刘宏伟这个名字是假的。他谈论起这位前同事的时候所使用的说法，跟我从别人那儿听到的大致相同。有人说，刘宏伟个子瘦高，皮肤黝黑，完全像个农民。他读的书不多。据说他结了婚，有一个小孩，不过从来没有人看到过他们。尽管三老板开出了可观的赏金，但那十万元一直没有人前来认领，因为刘宏伟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很狡猾——这个词用来形容刘宏伟是最贴切不过了。不管是在丽水、汕头，还是广州，只要是生产胸罩调节环的地方，我一次又一次地听到这个词语。所到之处，人们都摇着脑袋，说刘宏伟很狡猾。没有人知道，这个人到底去了哪里。

2006年1月，到那台机器开始运转起来的时候，金丽温高速公路已经通车了。那是一条双向四车道的高速公路，路肩很宽。中间的分隔带种植着密密麻麻的灌木，以阻挡对面驶来车辆的灯光。一路上，每隔一千米，就竖立着一部免费的应急求救电话——这样的细节如果放在美国，会被视为一种奢侈，而在中国，则几乎完全没有必要，因为这一带的电话信号覆盖范围极广。沿着瓯江，有些山峦十分陡峭，在很多路段，筑路工人只得在悬崖上直接凿出一条道来。从温州到丽水，新修了二十九条隧道，最长的一条有三公里多长。现在，还缺少一个细节，那就是地图。在政府出版的各种地图上，这条高速公路的路线都还没有标示出来，不过中国的地图总是滞后于建筑工程本身。有时候，人们建设事物的速度，似乎比画出事物的速度还要快。

对中国的驾驶员来说，最大的乐趣莫过于行驶在新修建的高速公路上。我头几次走金丽温高速公路的时候，交通流量一点也不大，因为很多地方的匝道还没有开放使用。从温州驾车到丽水，全程走完一百二十公里的高速公路没什么问题。但一路上既不能驶出高速路，也找不到入口进入，所以，我常常会行驶数公里也看不见一辆车。有些路段修成了高架路，从桥头这样的工业城镇上面拦腰穿过。新修建的道路跟仓库靠得很近，我甚至能够看到那些地方的生活场景：工人们正在进到厂房里面，大卡车正在装运货物，水泥搅拌机正在为新的建筑工程而忙活着。但是，没有人进入到高速公路里面来，这些地方跟高速公路还处于隔绝状态。真有一种坐飞机的感觉——我从那些城镇上空驶过的时候，还能透过车窗偷瞥一眼。

高速公路沿线，到处都竖立着各种品牌的水泥广告：金园水泥、红狮水泥、仙都水泥，等等。这些不过是第一批广告而已。除此之外，高速公路上还有各种各样的提示牌，颜色跟美国使用的绿色一模一样。在浙江的公路上，有很多道路提示牌还被翻译成了英语。在温州，出口处竖着的牌子是“Shoe Center of China”（“中国鞋都”）。高速公路上的几条车道被标示成了“Slow Lane”（“慢车道”）和“Quickly Lane”（“快车道”）。〔1〕

[1]

“Drive Carefully”（“小心驾驶”）——这条乱七八糟的标示语随处可见。还有一条告示，要求人们“Do Not Get Tired”（“不要疲劳”）。间或，路边还会出现一条莫名其妙的对联：

请勿疲劳驾驶

远离交通事故

在丽水市，高速公路可以直接通向经济开发区。在新修建的高速公路上享受过宁静之后，猛然进入尚在建设之中的工业园区，让我吃惊不已。那里的道路大多还没有铺好，运土车、推土机白天晚上连着干，开发区的四面围着被开挖得面目全非的农田，不禁让人想起这个地方在不久前的面貌。建设工程的范围令人瞩目——方圆大约有十五平方公里之大。经济开发区的王丽炯（音译）主任告诉我，为了建厂之需，他们已经推平了一百八十座大大小小的山头。

中国官员对于数字的使用，自有他们的一种套路——极其漫不经心之间，会背出令人咂舌的各种数字来。王主任有个同事，名叫杨晓宏（音译）。他告诉我，从2000年到2005年，丽水的城区人口数量已经从十六万增加到了二十五万，这主要是因为大量的外来人员来此从事建筑行业或者到工厂做工。随着新的经济开发区的建设，他预计在今后十五年的时间内，人口数字还会翻番，达到五十万。他还告诉我，丽水市政府在2000年至2005年之间，共投资六百多亿元用于基础设施的建设。杨先生说，那五年时间里，丽水市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资总额，是之前半个世纪的五倍之多。

每次跟政府官员打交道的时候，我都要忙着记下各种各样的数字。到了晚上，我看着笔记本，禁不住想，这些数字到底是不是真实。不过，听到王主任说他们推平了一百八十座山头的时候，我停下了手中的笔，请他做一下具体的解释。

“假定这是一座山，”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指着摆放在我们两个人之间的那张桌子上的一个点。他的手指往边上移动了一两寸的位置。“这是另外一座山。两座山之间有一条深沟。那么，我们就要把这两座山头的山顶铲掉，用来填平深沟。把高的削平，把低的垫高。然后，我们就把这块地整平了。”

他的手在桌子上抹了一下——完全平整了。他接着说：“丽水这儿有个说法，‘九山半水半分田。’良田比例这么稀少，我们别无选择，当然只有削平山头了。”

王主任已经四十好几了，穿着牛仔裤和T恤衫，显得十分休闲。他还戴着一副宽边眼镜，手上戴着一块欧米茄金表。他是个共产党员。在他的口袋里装着一只激光指示器，在我们交谈的过程中，他时不时地用这个指示器指示着墙上挂着的地图，以突出某些细节。那是一幅未来的规划图——一整张开发区地图布满了道路，尽管有些还没有进行修建。王主任极其友善，为人也很随和。在回答我的提问时，他的直截了当让我有些意想不到。他还会给我回电话——据我所知，中国的政府官员中，能够这样做的人并不多见。官员们大多谨小慎微，守口如瓶，觉得根本没有必要跟一个外国人交流什么。不过，王主任不一样。有一次，我问起了他的经历和背景。

“我的经历非常复杂，”一开始，他就这么说。在“文革”期间，他被分配到了农村，这一点跟很多城市青年是一样的。之后，给他分配了工作，进了一家炸药厂。随后，他报名参军，被训练成一名坦克驾驶员。他开了五年的坦克，然后转业复员到一家银行工作。在银行干了十年时间之后，他到一个经济开发区当起了领导。从此以后，他从一个镇换到另一个镇，在官僚体系里面稳稳当当地爬升着。终于，他被选到丽水新建的工业园区任职。他所受的正规教育很有限，不过，他的儿子却是奥克兰大学国际金融学的在读研究生。在他的家族里，在他和他儿子这两代人中间，一个人以开坦克起家，另一个人正在国外攻读经济学——这样的现实似乎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在王主任这个年龄的人中间，很多人的履历都有不同于寻常之处，工作的调整之间缺乏关联，职业的转换常常出人意料。不过，他们在讲述自己经历的时候，真正有意思的是前进的轨迹，而不是某些具体的步子。从炸药到坦克到银行，再到经济开发区——谁能说这不是一种进步呢？

至今，王主任还能从他在部队驾驶坦克的日子里吸取教训。“驾驶坦克的时候，你只管朝着目标前进，”他说道，“不用担心前方的道路是好是坏，或者一路上会出什么事。你得聚精会神地驾驶，你得有持之以恒的精神。在开发区做事情，也是这个样子。什么问题都不会让我灰心丧气。”

他解释说，在部队驾驶坦克的经历给他提供了灵感，提出了丽水市经济开发区的口号：“一个人做两个人的事，一天可以做两天的事。”对王主任而言，时间是最大的威胁。在中国的其他地方，经济开发区已经存在并运行了二十多年，而新的开发区还在不断地冒出来。他们的基本策略都是一样的：做好基础设施建设，向工厂老板优价出售土地使用权，然后在投产后的头几年时间里给予税收减免。如果某个城市在采用这样的策略方面比别人慢了一步，却又想异于他人，那么就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了。偶尔，有些地方政府找准了主导产业。这些产业已经十分成熟，可以大加利用——安徽省的芜湖市就是这种情形，因此，它决定生产奇瑞轿车。不过，这样的机会已经越来越难以寻找。所以，到了现阶段，后来者更有可能做那些别人极力避免的产业。

到2006年为止，丽水市已经有十几家工厂在生产人造皮革。如果说在中国的城市里面钢铁水泥是极富特色的成分，在建筑工程中被过度使用的话，那么对于消费者来说，人造皮革具有同样的性质和作用。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把那玩意称作pleather（“仿皮”）——是plastic leather（“塑料皮革”）的缩写——令人称奇的是，这种排列组合式的玩意在日常生活中竟然那么常见。实际上，差不多每个老板手里面都拎着仿皮手包，喜欢耍酷的人甚至还穿着仿皮夹克衫。妇女们穿着仿皮做的裙子，男人们穿着仿皮做的皮鞋。我曾经到过一些人家里，家里的每一件家具上面都蒙着仿皮。这玩意的使用量太大了，竟仿佛是一种自然资源——有时候，我甚至在想，那些人是不是在山西省某个不为人知的角落把那玩意直接从地里刨了出来。

其实，这玩意多来自温州地区。仿皮加工厂最早出现在滨海郊区，也就是靠近机场的那个地方。这一产业所产生的后果，是任何外来者到了那儿之后一眼就能够发现的：机场上空弥漫着浑浊的棕色烟雾，飘荡着一股令人作呕的甜味。仿皮产业之所以臭名昭著，是因为在生产过程中需要使用一种叫作二甲基甲酰胺（DMF）的溶剂。在美国，已经有研究表明，跟二甲基甲酰胺接触的人常常会有流泪、喉干和咳嗽等反应。接触者会嗅觉失灵，对酒精失去耐受力。长期接触二甲基甲酰胺则会引起肝损伤。研究显示，女性接触者罹患死胎的风险会大大增加。在实验室用动物进行的测试已经证实，二甲基甲酰胺还会导致出生缺陷。

在温州，仿皮加工厂最先是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而不断发展起来的。那时候，官员们对污染和健康问题还不怎么关心。可是，最近的几年时间里，市政府已经下定决心要放弃这一产业，限制它的扩张，或者在现有的加工厂更新许可证方面增设难度。我最初到浙江南部地区进行考察的时候，已经有好几家温州仿皮加工厂正在往丽水的经济开发区进行搬迁。在全球化的市场氛围下，对于不受欢迎的产业来说，这样的行为也算得上是一种自然选择。美国人肯定不想生产仿皮，连温州人都要对这玩意严加提防，所以，它只好到丽水来寻找出路。

当我跟王主任谈起这个产业的时候，他的回答极为谨慎，宣称丽水市会控制得更好。“温州市对二甲基甲酰胺从来没有进行过严格的监控，”他说，“那些加工厂老早就建起来了，但那时候连起码的标准都没有做出来。对此，我们已经有规章制度了。环保局今年来过这里，进行了长期的观察，总共有一个月吧。他们认为，我们现在处于这个产业的领先地位。”王主任告诉我，丽水市将把仿皮加工厂的数量限制在二十六家的范围内，因为他们并不想把这个变成他们的主导产业。从战略的角度来看，这样做是要冒一定风险的——只是为了使经济得到腾飞，就贸然把你不甚了解的污染源引进到城市里来。然而，对于这样偏僻的地方而言，可供选择的东西实在不多。因此，只要能够抓得到的话，丽水市肯定要把它抓牢。就像一路上如果有山峦，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把它拿掉。

我刚到丽水进行考察的时候，他们仍旧在离那家胸罩调节环加工厂不远的地方平整一座小山包。一天，我开车来到了工地上。几十个工人正在崖壁上攀爬着，空气中弥漫着各种车辆——三十辆重型卡车，十一辆履带式挖掘机，四辆大型轮式液压打孔机——所扬起的尘土。一个工头告诉我，他们已经在这里工作了一年多，光他们那个工地就已经挖出了一百二十万方土石。他们完成这个任务，靠的是在地上填埋炸药，把一切都炸得灰飞烟灭，然后把碎石土渣纷纷运走。一年来，他们日复一日地重复着这样的工作，到那时为止，已经把整座山头的高度削掉了三十多米。

在我们交谈的过程中，又有一个工人走了过来。他戴着一顶草帽，两只手里各拿着一个廉价的塑料购物袋。上面印着几个字：“质量第一，顾客至上。”袋子里装着十多斤炸药，那人把它放在我脚边的地上，问道：“你要不要把我的小兄弟带到纽约去？”

在中国生活了十来年，只要不是前言不搭后语的谈话，我都已经十分熟悉，不过这样的介绍却让我一时无语。可是，我却无法把视线从那些袋子上移开。那个人笑嘻嘻地说道：“跟你开个玩笑。不过他可真想去美国哦。”

我们交谈了一会儿，那个人随后就开始费力地往山上爬，他说他们要去炸掉一块大石头。那正好是那天上午要发生的事情的一个序曲。还有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他们将按计划引爆提前填埋在崖壁下面的九点九吨炸药。我问，谁负责这次爆破任务。工头告诉我，负责的人名叫穆诗友（音译）。“他就在山顶上，”他说道。那句话的准确意思其实是这样的：“他就在已经削平的山顶上。”

“我可以找他谈谈吗？”我问道。

“可以，”工头回答道。

我在那里站了一会儿。工头则看着那几台挖掘机从路上开了过去。我终于问道：“我就这样走上去吗？”

“当然，”他回答道。

“我一个人去可以吗？”

“当然可以。”

我向着那座在劫难逃的山头出发了。一辆辆大卡车满载着土石，开得飞快，我则在碎石和瓦砾之间挑选着行走的路线。没走多远，我就看见了地上的洞眼里埋着的一根根塑料导线。我马上意识到，我所处的区域已经埋下了九点九吨的炸药。我加快了脚步。除我之外，山坡上一个人也看不见，这会是恶兆吗？先前那个工头对于我的出现，一点都没有在意过，而这正是中国的建筑工地的问题所在：他们太好客了，竟然让我感觉到了一丝紧张和不安。在大半个国家都在搞建设的情况下，人们已经完全习惯了钻头和推土机，建筑工地上的工人们因此对于外来者丝毫不会大惊小怪。

在丽水市的建设初期，要来这一带闲逛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在经济开发区，基本上看不见政府官员和警察的身影。如果你出现在那儿，那么，人们觉得你肯定有出现在那儿的理由。这些人极其友善，也很坦诚，其实大家也都是从别的地方到这里来的。我到那一带闲逛的时候，从未事先申请过。只要什么东西令我感到有趣，我都可以去看看。在瓯江上空六十多米高的地方，我跟人聊着天就上到了这座城市正在建设中的大桥。此外，我参观的建筑工地简直多得数不过来。有一次，我停下脚步，跟几个工人交谈了起来，他们当时正在一家新建工厂的地基上进行钻孔作业。他们边喝啤酒边休息。交谈了大概一刻钟之后，那几个人递给我一把钻头，让我一露身手。就这样，我为丽水经济开发区的建设作出了我的一点点贡献：一块十几厘米厚的泥土被我钻了起来。我倾尽全力不让那肮脏的玩意沾到鞋上，惹得那几个工人哄堂大笑。可有谁来管这些呢？

沿着那在劫难逃的山坡，我终于上到了山顶，看见了先前拎着炸药塑料袋的那个人。他把我介绍给穆诗友——也就是今天这场爆破任务的负责人。穆先生六十来岁，圆脸，秃顶，说话带有四川话那种轻快的口音。他原是四川泸州人，最近几年一直驻扎在浙江，因为当地对爆破人员的需求很大。他带着政府颁发的证明材料，以证明他的技术水平。这些材料装在仿皮做成的套子里，其中一份材料上面印着几个烫金的大字：“浙江省爆破员。”这个我倒有点喜欢听——穆先生完全有资质把浙江省爆破掉。另外有一张卡片，上面印着“浙江省爆破设备安全员”几个字。“这个东西说明，我从来没有出过任何事故，”穆先生这样解释道。

他让我放心，今天的爆破工程一点危险都没有。做大事之前，先要把小的石头炸掉。因此，我时不时会听到一阵阵爆炸声，随后又会响起一阵哨声，接着，一串飞石凌空掠过。每当这时，我就会本能地弯腰躲闪，而穆先生总会笑着告诉我，不用担心。

“这一行我干了三十年，”他说，“我曾经在西部的核工厂干过！”

他这样说，倒是有助于让我朝好的方面去想——跟两千万吨的核裂变相比，头上被一块石头砸中又算得了什么呢？另外让我多少有些放心的是，穆先生只戴了一顶安全帽，不过，他要是能给我也找一顶那就更好了。穆先生把露出来的导线收拢在一起，我则跟在他身后顺坡而下。他把这些导线铰接起来，用胶带把线头缠住，然后再把它们跟卷在线轴上的一根白色导线连接起来。他肩上挂了一只袋子，里面装着一个起爆器。小炮已经放过了，自卸大卡车多数已经驶离了现场。过了一阵，那个工头吹响了哨子，那是要求所有车辆必须撤离的信号。那台黄色的挖掘机慢慢开走了，这样，所有的挖掘机都开到了爆破现场的边上，排成整齐的一排，车头朝外。一排挖掘机停放着，好像一只只巨型怪兽蹲在那里，一起用它们的屁股对着那即将灰飞烟灭的山头。

哨声又响起来了——这一次，是在警告所有的人，必须马上撤离爆破现场。工人们全都跑到了爆破现场的边上，只剩下我和穆先生还停留在那里。他已经接完了所有的线头，开始往外走，一边走动，一边从线轴上放下白色导线。十五米，三十米，六十米。爆破现场一片沉寂，只有我们踩在泥地里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我听到，一群鸟儿正在鸣叫着从空中飞过。在浙江省丽水市的经济开发区，这是我感受到的最平静的时刻——往常，各式各样的大卡车、施工机械和钻头发出的轰鸣声，响彻四周。

我跟他一起走到了那一排挖掘机跟前。穆先生站在其中一台挖掘机的边上，把手中的起爆器搁在挖掘机的车门踏板上。起爆器上有两个按钮，一个标着“充电”，另一个标着“起爆”。穆先生的对讲机里传来了指挥员的呼叫——“充电！”——他按下了第一个按钮。

“站出来，站到看得见的地方来！”他对我说道。我提心吊胆地从挖掘机的边上往外移动着步子，眼里是那一片静静的山坡。对讲机里传来了从“5”开始的倒计时，紧接着传来了另一个指挥员的呼叫：“起爆！”穆先生按下了第二个按钮。短短的一瞬间，岩石之间闪起一片电弧光，犹如直插大地的闪电。随后，整座山头发出一声轰响。

2006年2月9日，春节后刚好一周的时间，王老板在厂房外面燃放了两大箱烟花爆竹。在浙江，这是开张营业的传统仪式。大公司一般还要雇请舞龙队在大门前表演一番，但是像王老板这样的小老板出不起舞龙的钱，只能放放鞭炮。此外，他还花钱请算命先生选择了这个黄道吉日。从农历来看，那是正月的第八天。“八”是中国人眼中最吉祥的数字。

跟浙江众多的老板一样，王老板非常迷信。在中国，宗教在南方更盛行一些。在温州及其周边地区，基督教尤其盛行，很多人都把这种外国人的信仰和发展联系在了一起。不过，王老板并不信教，他从来也不会谈论耶稣或者佛陀。他相信风水，相信算命先生：凡遇大事，没有不事先把日子推演一番的。王老板四十岁，比起他的侄子兼合伙人高老板来，十分不修边幅。这位中年人蓄着短发，挂着微笑，眼眶很大，常常带着一丝略显病痛的神情。他说话有点口吃——只要他在拼命想词儿的时候，眼皮会眨个不停。他的衣服上总会沾着些油污。“大老板是不会亲自来搅和这些机器的，”他跟我这样说，当时他正在厂里面维修一台金属冲压机。“可我只是个小老板，所以什么事情都得干。如果将军的士兵不够用，他还是要参与打仗。”

王老板一直以生产杂七杂八的东西为业。他的父母都是农民，20世纪90年代初期，他刚开始做生意的时候，主要生产塑料管材的零配件。之后，他改行生产自行车铃铛的钢铁部件，正是跟钢铁打交道的这一经历，让他最终进入了胸罩衬骨行业。尽管做了这么多努力，他却没有真正富起来，说到过去，他常常还会后悔不已。他告诉我，读高中的时候，他只差一点点错过了大学的录取机会。“那个时候困难多了，”他说，“我们那代人呢，一百个中间，也许只有一两个可以读大学。”他在龙湾长大，那是温州的一个滨海地区，很早就已经发展成了工业区。“有一阵子，那儿以生产钢笔出名，但我从来没有做过一支钢笔，”王老板告诉我说，“后来，他们又以做鞋子出了名，可我还是没有生产那玩意儿。做鞋子是最好的赚钱法子。我的很多朋友都入了那一行，他们现在都发财了。有时候，他们会问我，是否希望自己当初也去做鞋子。我只好承认有些后悔。那些家伙啊，有几个都算得上是千万富翁了。”

王老板打算把他毕生积蓄的大部分都投入到胸罩调节环加工厂里面来，那些数目加起来超过了七十多万。在中国，那是相当大的一笔钱，一般人要是有了这笔钱，会兴奋不已。但是，关键还得看跟谁比。在龙湾，王老板周围尽是大获成功的实例。即便来到丽水之后，他的新邻居还是让他感觉到自己矮了半截。王老板和高老板是从另外一家公司租用的厂房，这家公司名叫格雷电工有限公司，创办者名叫季金力。季金力本是桥头镇的一个农民，跟别人一样，他一开始以生产钮扣为业。后来，他把生意扩展到了一种新产品上——塑料电灯开关和插座盒，同时生产铜线缆。他之所以搬到丽水这个地方来，是为了沾土地使用费十分便宜的光。他的新厂房由三栋大楼组成，因为空间富裕，他当起了地主，把边上两栋两层高的大楼租给了高老板和王老板。

在格雷公司的院子里，修了一个水泥池子和一个水泥底座，上面插着三根旗杆。每一天，都会飘扬着中国的国旗，格雷的公司旗以及美国的星条旗。格雷公司用来盛装产品的盒子外面印着一句广告词：“美国格雷专业电气工程公司。”工人们跟我说，公司有美国人的投资。但当我追问详情时，却查不到任何证据表明有外国投资。也许，这样做只是为了显摆：工业区的人们觉得，有外国投资的公司肯定管理得更好一些。而季金力对于面子的认识是十分到位的。在丽水市，他修了一道十分气派的厂门，门口蹲着两只水泥塑成的大狮子。在入口处的大厅里（水泥做的台阶，水泥做的门岗），悬挂着一条语录，是他自己用极其飘逸的书法写成的。那几个字用黄色的金属做成，很大很大的汉字，占了半面墙：

未来震撼眼前

在格雷公司用来装产品的纸箱上面也印着这句话。产品的名称叫“简·爱系列”，主要是塑料开关和插座盒，起售价为二十五元。在有些人看来，用维多利亚时期的经典小说人物来给电灯开关起名字，似乎有点莫名其妙，更有些矫揉造作。不过，这些人也许从来没有靠生产钮扣为生过，也肯定不是在桥头镇从种地起家的。

一切都取决于我们看问题的角度。不管怎么说，王老板觉得，跟他的邻居们相比，他总是要仰视他们的。在丽水，他和高老板没有任何资本敢于跟格雷公司相提并论：他们做不起石狮子，做不起金色的书法语录，挂不上外国旗帜，也想不起勃朗特小说中的主人公名字。他们甚至没有给自己的公司挂上牌子。不过，至少那台机器正常运转起来了。放过鞭炮之后的第三天，两位老板在厂房的大门边上贴出了手写的招工告示：

招工

需30名女工，15名男工

要求：

1.18到35岁，中学文化

2.身体健康，素质好

3.讲卫生，愿意吃苦耐劳

王老板需要男工来搬运庞大的金属冲压机，这样的冲压机主要用来生产调节环的初坯。不过，他主要是想招聘女工。工厂的活儿大都不需什么技术，对体力的要求也不高：工人们只是分拣生产出来的胸罩衬骨，监控生产线，把调节环成品进行装箱。跟其他的工厂老板们一样，王老板也表现出对招收年轻女工的偏好。

“女孩子更有耐心，更好管理一些，”他这样解释道，“男孩子的麻烦多一些——他们喜欢打架，喜欢惹是生非。”我问王老板，什么样的工人才符合他的理想，他说应该是年轻的、没有经验的那种。“如果她已经做过别的工种，那我给她的钱就要多一些，”他说。还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更愿意招收教育程度低一些的应聘者。如果一个女孩子穿着比较整洁，发型又有点与众不同，那可是个不好的兆头。长得漂亮的女孩子也有一定的风险。“我愿意雇佣那些看上去长得一般的女孩子，”王老板说，“太复杂的，我也不大爱聘用。我可不愿意招进来的人还有这样的想法：‘我想做什么，就要做什么。’我觉得那样肯定不好。”招工的时候，王老板喜欢问及应聘者的业余爱好。如果某位应聘者的回答是“打牌”或者“跟朋友呆在一起”，那就太负面——太无聊了。如果是“看书”这样的答案，则说明那个人很懒惰。最糟糕的，莫过于应聘者说她喜欢上网打发空闲时间。“我喜欢听到应聘的女孩子回答说喜欢跟家人在一起，或者照料自己的母亲等等之类。”王老板说，“从农村来的女孩子，就要那样单纯才行。我喜欢吃得起苦的人。”

在中国的工业城镇，仲冬时节正是找工作的时候。过春节的时候，很多外来务工人员都要回家。过完节，他们又会坐上汽车或者火车，直奔那些有经济开发区的城市而去。这正是大家都忙个不停的时节——在一个月的时间里，人们最终践行了计划已久的离家出门，或者换个工作，或者换个城市。即便是十分谨小慎微的人这时候也会受到影响，跟着别人采取行动，而这一段时间做出的决定将定格今后一年的命运。也许十年之后的某个时刻，当一个外来务工人员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会意识到，给他的整个职业生涯带来灵光一闪的，竟是很久很久之前某个二月份的早晨碰巧参加的一次招聘面试。

所有这一切，对丽水市来说都是全新的。当地的一些人告诉我，2006年是经济开发区的开局之年。这一年，开发区将会有大量的新厂要开工建设。然而，这条消息早就传到外来务工人员的耳朵里了。他们或者从当地的火车站出发，或者乘坐汽车。新修建的高速公路上，大部分是装载着求职人员的长途公共汽车。在中国，外来务工人员的数量以每年大约一千万的速度上升着，而直通内陆省份的长途客运线路更是数不胜数。一般来说，他们的目的地是沿海地区。不过，有时候也会找到像丽水这样尚未成型的地方来。在开发区建设的第一年时间里，外来务工人员扛着大包小包的行李，走在尚未完工的街道上——一群没有工作的人，刚刚来到了这个还没有修好公路的地方。不过，他们知道，有的工厂已经发出机器轰鸣声了，而更多的人肯定会接踵而至，早到一步就是优势。

有些外来务工人员去了丽水的“人才市场”，这算得上是当地的找活中心吧。“人才市场”的主楼位于市中心，挂着一块巨大的电子显示屏，不断地滚动播放着各式各样的职位信息。年轻人聚在一起，仰着脖子，看着那些用中国特色的术语列出的职位信息：

招碎石工。

男性，体健，愿意吃苦。

日薪40元，包吃。

招普工，女性。

中学文化。

相貌端正，1.55米及以上。

各种职位通常都要列出对身高的要求，中国人常常痴迷于此。对女性来说，更是这样，因为她们求职成功的把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们的长相：

招超市收银员。

女性，中学文化程度，或财贸学校毕业。

1.58米及以上。

肤色好，长相好。

女性的工资也会低一些——这样的细节，连同地区倾向性，都会在求职列表中公开标明：

招男工，日薪35元，

招女工，日薪25元。

招普工。

江西人和四川人免谈。

这样的列表很像一份份电报——招工单位要按字数付钱，他们因此把列表做得极尽简略。他们只列出最基本的要求，按照老板最感兴趣的几个特点把人进行了高度浓缩。有时候，他们甚至把整个工作的描述都省掉了，让人看得一头雾水。要求只具备下列特点即可，那么它到底是招人做什么的呢？

招女工

1.58米，长相好。

月薪600—800元。

招工

视力4.2及以上。

月薪800—1200元。

很多工厂不愿意到人力市场去操心，仅在工厂的大门口贴出招工告示。他们认为，务工人员自己会找上门来。在丽水开发区的第一个2月，到处都是成群结队闲逛的人们，那景象很像是春节大假的延续。他们大都是年轻人，穿着新衣服，一边沿着各厂区溜达，一边兴奋地高声交谈着。同一地方来的人喜欢结队而行，如果遇到另一队人马，他们通常会在街上交换一下信息。在胸罩调节环制造厂所在的那条街上，我遇到了一队人马，有三十人之多。他们当时正聚集在那一带最大的工厂——金超人造革厂的大门前。工厂的保安正在检查求职者的身份证，如果谁的身份证上显示的家庭住址是贵州，保安会马上把他赶走。贵州省是中国最贫穷的省份，深处内地，居住着很多少数民族。

一群年轻的贵州人刚刚被拒之门外，此刻，他们站在大街上，商量着下一步的打算。我问他们其中的一个，金超人造革公司为什么不愿意招聘贵州人。“他们没有说理由，”这个人回答道，“可是，贵州来了那么多人，这些工厂竟然不要我们。”

在中国，任何公司根据籍贯而进行地域歧视都是违法的，尽管这种做法时有发生。我很好奇，想要听听金超的理由。于是，我跟着几个求职者进入了工厂。这几个人上到二楼，副经理在他的办公室进行面试。当我就限制条件提问时，他没有表现出丝毫的迟疑。“贵州来的人喜欢打架，”他说道，“他们在工厂里尽惹麻烦。这一带的很多小混混也是贵州来的。所以，我不喜欢他们到我的工厂打工。”

我原本以为他会在说到关键之处时讲点技巧，或者拒绝回答。可他竟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直白：他拒绝招聘贵州人，竟然是因为他不喜欢他们。谁还会找到比这更好的理由呢？对围着办公桌的那群求职者，他同样直截了当。其中一个人抱怨说，仿皮生产线上有害物质太多，要求把工资调高一点。这位经理高声吼叫道：“如果不想在上班的时候闻毒气，你可以去当老师啊。”另一个人所抱怨的，则是生手的小时工资起薪标准定为三元八角实在太低。经理回答道：“如果是女的，挣得会更少。女孩子只有三元四角。你拿三元八角，应该感到很高兴才是啊。”我问他，为什么干同样的工作，女孩子的工资要低些。这其实也是个不好回答的问题。“因为女孩子不够壮实，”经理实事求是地回答道，“有些事情，男孩子肯定做得更好一些，所以，我们要多给一点。”

不过，我注意到，工人们还是跟这个人进行着交流，尽管从他嘴里说出来的每一句话都带有冒犯之意。对那些刚刚返回、到他办公室来登记的工人，他倒是轻易表现出了默契。不仅如此，那些大胆的求职者往往会有所收获。有个人对他的起薪不满意，因为他在另外一家工厂里做过类似的工作，他觉得他的工作经验应该得到更高的薪水。经理十分干脆地拒绝了他的请求（“回你原来那儿吧”），可是那位工人并没有离开。他站在办公桌边上，整理着他的箱子，经理则应付着其他的求职者。偶尔，他们会用类似带刺的话交锋一下（“早知你这么不公道，我就不会来你这里啦”；“你来不来这里关我什么事？”），但两个人谁也没有生气的样子。整整一个小时之后，经理终于调高了他的薪水。他就靠这个赢得了别人的尊重——耐心、决心，还有一点倔强。

其实大家这么做的时间都不长。十年前，绝大部分中国人的工作都是由政府安排的。在那个年代，中国人很少自己去找工作。从那以来，人们学得很快，不过程序却是全新而陌生的——一小群盲目的人招聘着另外一大群盲目的人。他们没有时间去琢磨美国的人力资源部门。没有禁忌语，没有间接迂回，没有人说“成为团队的一部分”、“成长的机会”、期待每个人“动力十足，极富创造力”之类的话。人们怎么想，就怎么说出来。人们进行的评价极尽直白，根据兴致或偏见行事，十分随意。在中国，“人力资源”这个词的意思更多停留在字典的层面：几百万人需要找活儿干，大大小小的工厂则需要这帮人拼命干活，再精妙的语言也淡化不了如此严峻的供需关系。

在丽水，像胸罩调节环制造厂这样第一次招聘员工的，远远不止一家。高老板和王老板把面试地点设在了二楼的办公室。跟厂里面所有的东西一样，这间办公室设计得极为仓促，房间的陈设给人一种临时应付的感觉。房间的水泥地板上铺了一块地毯，已经有些脏了。房间里摆着一套廉价的长沙发，一只矮茶几，两张办公木桌，两株盆栽植物，由于无人管护，已经出现了枯萎的迹象。其中一张办公桌上摆放着几只上色极好的胸罩调节环，那是房间里唯一的亮色。每当求职者问及工厂生产什么样的产品，王老板就会把桌子上的调节环推到他的面前，颇有几分赌场发牌人的样子。“内衣配件，”他还会说上这样几个字。通常情况下，这样的解释就已经足够了，尤其对于女性求职者更是如此，因为她们一眼就把那玩意认出来了。只有男性求职者，得跟他们解释那个调节环到底是做什么用的。

工厂开出的起薪标准是每小时三元五角。在丽水市，这也是法定的最低工资标准。中国没有全国性的工资标准——因为各地的财富状况存在巨大的差异，所以，各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最低工资标准。2006年，像广州这样的较发达地区，最低工资标准是每小时四元三角，不过，那并不能保证工人们拿到的钱比那个数字要高。在经济发达的城市，低档次的活儿更不好找，而干活的小时数可能也不多。对于工人来说，这才是关键的细节，他们既关心起薪标准，更关注干活的时间。多数人愿意尽可能地多干活儿——因为离家在外，让他们在周末或节假日休息，根本没有什么意义。如果厂里要加班，他们会高兴不已。最好的工作，就是让工人们除了放春节这样的全国性大假之外，没有任何节假日。有时，流水线女工会十分骄傲地对我讲，她每个月的累计工时已经快到三百小时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丽水的小时最低工资变成了月工资九百八十元——对一个没有读过书的务工人员来说，这笔钱算是相当丰厚了。

实际上，王老板并不清楚，他要工人们干多少小时的活儿，或者说他到底需要多少工人，因为这一切都要靠别人对他的产品的需求量而定。不过，他还是向求职者们讲了一些他们很想听到的话：他保证让大家每天有十个小时的活儿干，每个月放假的时间不超过一天。那就是丽水的老板们开出的空头支票——他安慰性地告诉求职者，他会让他们即使累死累活都有活儿可做。而事实上，可能每周的干活时间不过四十小时而已。偶尔有聪明的求职者会问，公司干这一行有多长时间，很多人则会询问公司的生产流程。通常，女孩子会问：“你们这里有没有异味？”在丽水，那就是在问有没有二甲基甲酰胺，也就是仿皮加工厂需要使用到的一种溶剂。对于它的危险性，谣言已经传开，即便是一字未识的新来者，对这个东西也有了令人叹服的认识。没有生育过的女孩子一般都尽量避免在仿皮加工厂找活儿干，因为有谣传说，那种化学物质会引起出生缺陷。只有在薪水可观的条件下，男孩子才愿意在那样的地方干活——仿皮加工厂因此得把薪水开得比最低工资标准再高一些。

在胸罩调节环制造厂，高老板的父亲帮着忙招工的事儿，在跟求职者进行面试的时候，他同意我坐在他的办公室进行旁观。求职者多是些十几岁的年轻人，他们低着头站在那里，嘟嘟囔囔地回答着提问。他们颇为紧张地把玩着那些胸罩调节环——只要是进到这个房间的人，都会把注意力转向那几个花花绿绿的东西。不过，偶尔会有一两个求职者，跟别人有些不大相同。面试中，高先生问其中一个女孩子多大岁数了，她回答道：“你是问我的真实年龄，还是身份证上的年龄？”

“身份证上是多少？”

“身份证上写的是二十五岁，不过那不准确。我第一次出来打工的时候做过改动，因为当时我还太小。那是好多年前的事了。现在呀，我实际上是二十三岁。”

高先生点点头，把她的名字加到了合格者名单上。看得出，在中国的工业城镇，时间过得到底有多快：这个女孩子先是把自己的出生日期改大，那么，十几岁的她才能找到活儿干；到了现在，她担心的则是二十五岁这个年龄成为她找活儿干的不利因素。那女孩子走出房间后，我问高先生，像这种篡改证件的人，他会不会有些担心。“不会，那反而是个好兆头，”他说道，“这只能说明，她是真的需要找到活儿干。像她那样的人，很可能会成为一名很好的员工。”

不管老板们把理想的员工想象成什么样，动机最重要。说到理想员工，老板们常常把这几个字变成了像机器人一样的东西——王老板和别的老板一次又一次跟我讲，他们希望那些求职者年轻，没有经验，没有文化。他们不希望看到与众不同的发型，不希望员工们有任何业余爱好，不需要干活儿的员工表达意见。不过，另外一个事实是，即便是最务实的老板也会受到坚韧个性的影响。第二天，调节环制造厂招的人已经把员工名单填满了，高先生就在办公室门口把后来者挡了回去。他跟一个年轻的女孩说，他会把她的名字加在备录名单上，可她在办公室逗留着不肯离去。

“你就不能把我的名字写在录用名单上吗？”她问道。

“我跟你讲过，录取名单已经满了。我把你的名字写在第二个名单上。如果有人不干了，我们会给你打电话。”

她甜甜地笑了笑，说道：“把别人的名字换成我的嘛。”

“不行。已经招满了。我们招了十九个人。”

“我在厂里干过。评过优秀员工。”

“你在哪里干过？”

“在广东。”

“那么年轻，就有工作经验了！”

那女孩子的身份证显示，她名叫陶玉染（音译），出生于1988年。她才十七岁，刚刚超过法定年龄。中国的法律规定，公司招聘的所有员工，年龄至少到十六岁。陶玉染留着短发，一双眼睛充满生气。跟别的求职者不一样，她在说话的时候会直接看着这位老人。她也不住地把玩着桌子上那一堆胸罩调节环——任何人都会——可她把玩的方式跟其他人有所不同。她抓起几只调节环，紧紧地攥在手里，仿佛那是一场游戏，她一定要赢。

“只是改一下名字嘛，”她说道，“不会有多大关系的。”

“不行。”高先生回答道。

“要是昨天知道，我昨天就过来了。”

“我保证把你的名字放在第二批名单的第一个，”他说道。于是，他把她的名字写在了那张纸的最上面。“看见了，我还在你的名字旁边写了‘优秀员工’！”

可是，陶玉染对这样的照顾并不领情。她在办公桌边站着，手里抓着那几只调节环，继续为自己的事求情。过了五分钟，高先生不再说话。他自顾自地忙着那一堆文书活儿，根本不理会那女孩子的存在，可她依旧在那里求情。“就把我的名字换上去嘛，”她继续说道。

高先生还是一言不发。

“能不能把我的名字加上去嘛？”

沉默。

“那有什么关系嘛？”

沉默。

“我一定会好好干的。我在广东干过。”

沉默。

“别人又不知道你改了名字！”

十分钟过去了，高先生终于发了善心，把她的名字加了上去。不过，他随即看了看名单，温州人的迷信思想出来说话了。“有二十个了，”他说道，“二十，这个数字的读音不吉利——跟‘饿死’太像了。我得在你的名字后面再加一个。”

陶玉染谢过他，然后把那几个沾着汗液的调节环扔在桌子上。她快要推门而出时，高先生给她敲了一下警钟。“记住，老板最后说了算，”他说道，“如果老板说二十一个太多了，那就还是十九个。”

那女孩子又走回到办公桌跟前，挺着下巴，显得颇为坚定，“把我的名字写到前面嘛。”

五分钟后，经过又一轮的单边对话，陶玉染的名字赫然写在了名单的中间位置。她胜利地离去了，这位老人也有一些疲倦。那女孩子走了之后，他转头看着我，佩服地摇摇头。“那个女孩啊，”他说道，“懂得怎样把事情搞定。”

很快，老板们知道了，那年轻的女孩子并不是她自己说的那个人。她没有工作经验，从没有进过厂，也没有到过广东省。她不是十七岁，也不叫陶玉染。陶玉染是她姐姐的名字：她借用了她姐姐的身份证，其他则全是在吹牛。那个把事情搞定的女孩子只有十五岁。

在丽水，女孩们的面孔代表着这个经济开发区发展的新阶段。每一次，当我驾车从即将建成的厂区穿过时，总有一些新东西吸引着我的视线，它们预示着又蹒跚地往前迈进了一步。胸罩调节环制造厂坐落在遂松路上，2005年，当我第一次驾车经过时，那儿除了一条土路，什么也没有。不知为何，当时就立好了公交标志——几根孤独地竖立着的金属标示物，标着一连串目的地，其中多数还并不存在。而且，一年时间之内，没有一条公交线路为那些地方提供过服务。在那次旅行中，我看到遂松路上走着的全是男人。那多是些建筑工人，不过也有一些充当先头部队的老板们。这些开拓者们驻扎在遂松路的西边，面向着正在建设的各个工厂，他们的店铺主要是那种花钱不多的灰墙板房。他们出售建筑材料，也向收入不高的打工仔们出售面条、面粉、蔬菜、猪肉之类的简单食物。真正称得上店铺的——有专门的标志和大家都认识的商标的那种——属于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在新兴的工业城镇，手机店一般很早就会出现，因为大家都是外出务工人员，都需要往家里打电话。

十月份，我又回到这里的时候，所有的公共汽车标志牌全被偷走了。工人们正在遂松路下面铺设排污管道，道路西面的那一排商店和小餐馆也已经搬走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家印刷厂——这是第一家既不出售食物和电话卡，也不出售建筑材料的大商店。这家印刷厂专门印制公司标识和员工身份牌，它的出现相当于一个前兆，那些机器很快就会运转起来。好几家工厂已经在大门口挂出了标识牌：美国格雷专业电气工程公司，新年玻璃公司，盛安不锈钢公司。一月份，工人们铺完了遂松路。十几个人顺着大街一路走下去，平整着路面，却让那些窨井洞口大开着。在新兴的工业城镇，窨井盖常常要晚些时候才能安装到位，因为有人偷盗那样的金属盘子，就像偷来的公共汽车标识牌那样被当成废品卖掉。

2月份，我看见一个女子开着一辆本田轿车，左前轮掉进了窨井。车辆没有受到损伤，附近的男人们从商店里跑出来，帮着把车子从窨井里拖了出来。到下个月，所有的窨井盖才全部安装到位。窨井盖不是金属做的：上海一家叫作春意的公司用复合塑料做出了一种新型的盖子，可以防止被人偷盗。我开车走在遂松路上，第一次不用担心车轮被毁。也是在这次考察过程中，我注意到女人的数量超过了男人。这一切都是在顷刻之间发生的：建筑工人大都已经离去，工厂的老板们开始为自己的生产线招聘女工。到了晚上，多数工人下了班，他们成群结队地在大街上溜达，很多人依旧穿着工厂的制服。没过多久，购物的品种也发生了变化：两家鞋店出现了，与之一同出现的是一家很大的服装商店，一年到头都打着“半价”的牌子。另外，还出现了一家诊所，一家百货超市。遂松路上还开设了五六家发廊，其中两家闪着绯红的灯光，说明里面有卖淫女。

在九个月的时间里，这个地方经历了深刻的变化，我就是闭着眼睛，也能感受得到。晚上，传来一阵阵休闲娱乐的声音，年轻人们大笑着，闲聊着，白天的声音也因此带有了新的特点。半年的时间里，经济开发区充斥着建筑工程的喧闹声：推土机，手提钻，钻孔机。这样的喧闹声一阵阵地传来，飘摇不定，钻孔机每隔半分钟就会发出一阵哀嚎声，手提钻会跟着发出轰隆声，接着是一阵短暂的沉默期。然而，这样不规则的切分音符随着工厂的出现而结束了。工厂有自己的节奏——生产线发出轰鸣，像是进行着一场有规律的合唱表演。一天下午，站在遂松路上，我闭上眼睛，用心聆听着每一条生产线奏出的颂歌。嘭——哧，嘭——哧，嘭——哧，那是大铁墩冲压未成形的胸罩调节环时发出的空气嘶鸣声。喀嚓，喀嚓，喀嚓——那是生产简·爱牌电灯开关的聚碳酸酯磨床发出的冲击声。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那是格雷专业电气工程公司的工业卷线机正在收卷铜线。所有这些机器一起歌唱着——嘭——哧，嘭——哧；喀嚓，喀嚓；嗖嗖嗖，嗖嗖嗖——随即，我明白过来，这些声音跟早先的建筑工程发出的声音有一点差异。工厂的声音没有停止过。每一种声音都像心跳声一样稳定，也像呼吸声一样真实可信。就这样，这片社区终于富有了生机。

第二章

自从那位十五岁的女孩来到胸罩调节环制造厂上班后，她就无意再隐藏年龄的秘密。事实上，她还把她的姐姐介绍到工厂里来，说她才是那张身份证上的“陶玉染”。当然，真正的陶玉染的确也需要一份工作。既然名字都已经进了名册，那个女孩儿又站在跟前，急于得到一份活儿干，老板们当然别无他法了。他们给她在那台机器的生产线上安排了一个位置。同时，出现了一个问题，怎么处理那个假的陶玉染。其实，她的名字叫作陶玉凤（音译），还有差不多一年才十六岁，中国的法律是禁止雇佣这么年轻的人做工的。可事实上，这种事十分普遍，尤其是在很多情况下，求职者会使用假身份证。有人如此急于得到一份活儿干，你又能怎么办呢？于是，老板们让那个女孩子留了下来，在流水线上培训她做胸罩衬骨。

下一个要考虑的陶姓人，名叫陶非（音译）。他是这个家族的老大，长相跟这样的角色很相配：个子高大，体格魁梧，有着当兵人一样挺直的身板。他的头发花白，剪得很短。他的脸庞瘦削，面颊凹陷，不停地抽着西湖牌香烟。在他两个女儿的身上，找不到这个人的一丁点儿影子，至少从表面看来如此。这两个女孩都有着柔弱的、孩子般的特点，缺少父亲身上的那种威严仪态。不过，当这个男人笑起来的时候，有着一点点相似——他跟他的两个女儿一样，透出某种伶俐的眼神。那是一种天生的聪明，夹杂着决断和果敢，这样的眼神正是陶家三人带到工厂里来的一种品质。

原来，这家人在安徽省靠种田为生。他们住在太和县陶楼村——从字面意思来看，那个地方算得上是“陶家的庄园”。实际上，那儿的所有人都姓陶。不过，尽管叫“陶楼”，可他们多半穷得舔灰。以前，老陶和他老婆在不到一亩的土地上种植玉米、小麦和黄豆。他们生养了三个孩子，三个子女的顺序跟农村经典的排行顺序一模一样：女儿、女儿、儿子。跟许许多多农民一样，老陶和他老婆通过交罚款的方式来规避计划生育，直到生了个儿子才心满意足。

近几年，跟中国所有的农村一样，年轻人都陆陆续续离开了陶楼村。通常情况下，留在家里的只有老一辈人，他们耕种着田地，靠孩子们在厂里打工挣钱寄回来维持生计。不过，老陶和他老婆也想打工，于是，他们一家人一起离家外出。到了丽水，他们从一个农民手里租了一套房子，每个月的租金也就一百七十多元。那套房子是土坯砌成的墙，铺着廉价的地砖，面积不足十四平方米。陶家五口人全都住在这里，晚上还要用来堆放货物。老两口算得上是开路先锋中的一员，他们在调节环制造厂的附近安顿下来，摆了一个很小的杂货摊。这个杂货摊仅有一张长条桌，盖着一张防水布，摆着一些专供打工者购买的廉价商品：低档的电池、塑料刮胡刀、洗发水，以及别的廉价梳洗用品。货摊旁边，老陶的妻子正在一台脚踏式天鹅牌缝纫机上忙活着。为工人们改制服是她的专长：工厂的打工妹们一般都不喜欢厂里发给她们的那些松垮垮的工作服，于是，她们来到陶家开的缝纫摊，花上两三块钱，把工作服的大小改得更合适一些。这项活计的收入比较稳定，此外，他们还从废旧杂志和旧书买卖中获得一些收入。每个月，老陶都要去丽水城区的国营新华书店，以一元三角左右的价格购买废旧杂志。在他的杂货摊上，这些废旧杂志可以卖到一元五六角。他也做以物易物的买卖——打工者可以用两本杂志换走一本。这都是老陶获利的手段。对安徽人来说，这样的营生十分平常。因此，他们以在工业城镇开设小摊小铺而出名。

陶家人是在听了同村人的介绍后来到丽水新建的经济开发区的。一段时间里，更多的亲戚跟了过来。隔三差五地，某个表兄妹或者侄儿侄女进入了胸罩调节环制造厂。有时候，厂里边三分之一的劳动力竟然都是陶家的人。老板们仍旧需要临时性的劳动力，因为他们还处在起始阶段，而陶家总有人愿意临时性地干上几个小时的活。他们是驻扎在丽水的斯诺普斯家族——一旦这个家庭站稳了脚跟，其他人就紧跟而至。

先把最年轻的人派出来，可以算得上是一种天才。如果让老陶最先进入工厂参加招聘，他肯定不可能被雇佣，因为年龄太大——老板们是不会招聘那些四五十岁的老头的。即便老陶找到了工作，那么他每介绍一个女儿或者表兄妹进厂，都得向别人求情，那样的角色当然十分尴尬。相反，他们派出了最年轻的女孩子，拿着她姐姐的身份证前来应聘——实际上是一箭双雕之举。随后，她的父亲跟着进场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因为他也正好愿意做那些收入极其微薄的活儿。一旦老陶进到了厂子里，他就有机会掌控自己的两个女儿，而且保证她们的收入不会拿得太差。他把两姐妹每个月的薪水收起来统一保管——姐妹俩从没有碰过自己的薪水。

小女儿玉凤上到初中二年级就辍学了。她告诉我，她一直都算不上好学生，而每年的学费却要八百多元。“我在学校读书的时候，觉得给我家里形成了很大的负担，”她说道，“我对于辍学一点也没有感到难过。”即便她仍旧留在学校，也不过是看着自己的同伴一个接着一个地离校而去。因此，她觉得还不如早一天离开校门，到工业城镇尽早开始自己的职业之路。来到丽水之后，这个女孩子寻思着，到了十八岁，她就可以到别处找个好一点的工作来干——到那时，她的年龄不再是不利条件，她可以到大厂找工作，那样的地方会认认真真地检查身份证，还会发放正儿八经的工作服。她很喜欢到制鞋厂工作，也许在那里她能够学到很多东西，然后自己开一家工厂。“如果我开了厂，我要赚好多好多的钱，然后回老家去修一栋房子，”她跟我这样讲。“一栋真正的房子，两三层楼那么高。我爷爷奶奶就可以住在里边了。”举家外出的头几年里，这个女孩一直由爷爷奶奶照看着，因为她那个时候太小，没办法跟着父母亲外出。现在，老人们成了她和那个小村子唯一的联系。一次，我问玉凤，她爷爷奶奶长什么样，那女孩沉默下来，眼睛里充满了泪水。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问过她爷爷奶奶的事情。

在厂里，她主要处理胸罩的衬骨。具体的工作，是把那些U形铁片一个一个地放在盘着的细长松紧布之间，一条松紧布可以放得下五十七个衬骨。接着，衬骨的两端要蘸上一点尼龙粉，然后送进工业烤炉中进行烘烤。在厂里，玉凤干的活儿是为数不多的、不以上班时间计算报酬的工种。玉凤干的是计件的活儿，工厂根据她安放的衬骨数量支付报酬。更准确地说，她的薪水以副为单位计算——毕竟，衬骨的数量跟胸罩的个数是相关的。在工厂里，大家觉得计件的活儿是流水线上级别最低的工种，一般只有年龄不够的工人才愿意从事。

每放置一副衬骨，玉凤可以挣到五分钱。一开始的时候，她对活儿不熟悉，一个小时只能挣到两元钱。但是，这个女孩十分机灵，学得很快。没过多久，每小时就能挣到六元四角了，这比丽水市的最低工资标准还高出一倍。她左手的大拇指上戴着一只顶针，每放一副衬骨到松紧布里边的时候，那金属片就会碰得咔嚓作响。咔嚓，咔嚓——那声音有节奏地响着，像是一只节拍器，快得我都数不过来。

一天下午，我看着玉凤放完了几千个衬骨，全部都是B75型号。这家工厂采用的是欧洲算法，通常情况下，她会连续十个小时放置一个型号的胸罩衬骨。她可以做到不用中断手中的活儿、不用抬头也能回答我的提问：咔嚓，咔嚓，咔嚓。她说，她喜欢安放衬骨，不喜欢安放调节环。

“做这个不需要用到机器，”玉凤解释道，“如果要用到机器，那得靠机器来决定节奏。这样的话，更自由些。我想干就干，想干多久就干多久。”顶针上下翻飞着：咔嚓，咔嚓，咔嚓。那女孩继续跟我聊着：“实话实说，我经常会感觉到很平静。一个人干活儿，没有人来打扰我。尤其是我什么也不用考虑。如果我要考虑什么事情，那就做得没有这么快了。所以，我尽量让自己的脑子里面什么也不要想。”

各大工厂开始投产之后的头几个月里，经济开发区里边还没有什么正式的娱乐项目可供选择。没有戏院，没有酒吧，没有卡拉OK，政府也没有修建起开放式的公园。不过，大街基本上起到了那样的作用——街上车辆不多，任何人只要在马路上摆个临时性表演摊，谁都可以使用。到了晚上，在遂松路上，某个小老板会摆上一台电视机，接上卡拉OK机，就可以以每首歌一元的收费标准开始营业了。有时，也会有某个巡回表演团驶下高速公路，给当地的人们带来另一种娱乐方式。低档次的演出——尤其是带有靠运气赌博性质的演出——十分常见，不过，也有一些比较精致的表演。有一次，一支传统婺剧团在遂松路的中心位置支起一个木制舞台，连续一个星期，每晚都进行演出，吸引了几百名观众观看。在经济开发区，这样大规模的演出活动通常是免费观看的，因为有大公司提供赞助。像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这样的大公司将服务对象锁定为数量巨大的外来务工人员，这批人就这样助推了娱乐市场的发展。年轻的工人们离家在外，到了晚间便无事可干，很多人甚至是人生中第一次挣钱。

有一周，红星杂技艺术团来到了城里。他们开着一辆破旧的玉康大货车，这辆大货车进行了改装，侧厢板变成了幕布，上面印着彩色的图片，图片上是一群女人，穿着比基尼。幕布的中心部位挖了一个窗口，算是临时的售票处。在车尾对着的地方，他们支起了一顶帆布帐篷。电子扩音器的音乐响起来了，在整条大街上回响着。幕布的四周挂上了横幅：

杂技团巡游四海

迎来八方观众

欢迎大家观看！

他们停车的地方，就在遂松路上，跟同丰人造革公司离得很近，离胸罩调节环制造厂也不过几个街区的距离。附近还有另外两家仿皮公司：金玉和华都。杂技团选择这样的地方落脚，是经过了精心考虑的——他们知道，仿皮厂雇佣的多半是男工。因此，他们在傍晚时分把那一大幅比基尼图画的大幕撑了起来。那是工厂交接班的时候，也正是经济开发区展现魅力的时候，所有的街道上都挤满了人。很快，四五十个人围拢在幕布的周围，杂技团的人开始对着麦克风说话了。

“女士们，先生们！”他大声说道，“老板们，工友们！兄弟们，姐妹们！欢迎大家观看杂技表演！我们知道，大家辛苦了，干了一天的活儿，都累了。欢迎大家前来观看表演，放松放松！”

这位拉客者皮肤黝黑，骨瘦如柴，高颧骨，眯眯眼。他穿着细条纹套装，套着马甲，表袋里挂着一根廉价的黄色链子。他穿的那件衣服有些宽大，在支帐篷的时候沾上了不少的尘土，这让他看上去很像一个稻草人。尽管瘦弱，他的双手却很粗大，手腕的肌肉也很发达——手臂更像是一个农民。他用有些缓慢、有些黏糊的强调招徕着观众。“工——友们——，老——板们——！”他高声叫道。“兄——弟们——，姐——妹们——！今晚，我们将会进行专场演出……”

如果观众中间有老板的话，我没有认出来。此外，也没有姐妹。幕布上的比基尼招徕的只有男人：他们在那大幅广告跟前转悠着，听着拉客者的吆喝。很多人都穿着各自厂里的工作服，有些还戴着安全帽。杂技团每人收费五元，比普通工人一小时的薪水略高一些。在半个小时的时间里，拉客者极其耐心地把他们劝进了帐篷——“工——友们——，老——板们——！”——总的算起来，他们拉到了七十名观众。观众们坐在窄窄的凳子上，面朝着一个粗陋的台子，搭台子用的木板连油漆都没刷。

表演开始了，一个中年妇女首先演唱了一首爱国歌曲“走进新时代”，以歌颂改革和发展。之后，两个女孩儿穿着胸罩、短裤和白色短袜走上了舞台。一个女孩儿高而瘦，另一个矮而胖，她们和着电子音乐的节奏跳起了舞蹈。她们无视节奏的存在，也无视彼此的存在，好像只是在随着自己脑子里面的旋律舞动着。两个女孩儿没有笑容，眼睛也一直盯着脚下的木板条。偶尔，那位拉客者——现在充当起了司仪的角色——对着麦克风吆喝着：“姑娘们，摇呀！摇呀！摇呀！摇呀！”

观众们一片沉默，唯一有生命的迹象，是那黑暗中闪烁着的烟头。男人们看上去眼神茫然——人们闻了十个小时的仿皮味儿，然后又来观看这样怪头怪脑的表演，那种表情是不可避免的。一个年轻男子走上舞台，心不在焉地表演了一段霹雳舞。接下来，穿着短裤和短袜的那两个女孩儿又回到了舞台。她们表演之后，一个面带肺痨病人那种疲态的老头走上舞台，抿着嘴唇对着观众笑了一下，给大家唱了一首流行歌曲“青藏高原”。接着，一男一女上台表演了一段喜剧小品。表演结束时，男演员的拉链划开了，女人则抄起了一把剁肉刀。这个节目之后，那位司仪走上舞台，给大家演起了一段冗长的独角戏。他讲起了他的童年往事，在一个贫穷的小村子里，大人们都外出务工了，他如何孤独地成长着。他的爸爸和妈妈都离家进厂了，多年来杳无音信，只好跟着自己的爷爷奶奶生活，这让他不禁心生愧疚。后来，他独自上了路，来到沿海地区四处寻找，寻找自己的父母亲。他沿着一个个工业城镇打听着，但一直没有找到。再到后来，这个善良的杂耍团收留了他。独角戏表演到尾声时，一个女人从舞台的边上钻了出来，手里端着一碗刚刚煮好的饭菜。“妈妈！妈妈！”司仪哭喊着，可那女人还是走下了舞台——原来，那只是一场梦。

讲完自己的故事，司仪端着一只碗绕场走了一圈，希望观众中有人慷慨解囊。男人们的脸上依旧面无表情，不过还是有两个人捐了几个小钱。轮到肩术表演时，他们的募捐稍微慷慨了些。进行肩术表演的是另外一个人，只见他走上舞台，将肩胛骨挤出关节窝，随着募集现款的那只碗在帐篷里慢得揪心地绕场传递着，表演者的身体也在痛苦地扭动着。为肩术表演画上句号的，是另一个跳着舞的女孩儿——脸上没有笑容，双眼盯着木地板——慢慢地褪下短裤，面向观众裸露着身体，足有五秒钟之久。到此，观众们终于有了反应：男人们低语着站起身来，嘴里的香烟依旧闪烁着红光。接着，表演结束了，音乐停止了，观众们退出了帐篷。外面，天已经黑了下来，同丰人造革厂的窗子里亮起了上夜班的灯光。

红星杂技艺术团来自河南省一个叫作小红的贫困乡村。他们其实就是一大家子人：三兄弟，和他们的父亲、一位叔叔、一位远房表亲，以及几个年轻人的配偶。跟他们一起的还有一个残疾人，也是他们的乡邻，一路上帮他们煮煮饭，做做清洁卫生。到了晚上，他们就睡在改装卡车上那一排排的双层床上面。几对夫妻都有小孩，但都留在了乡下，由年老的亲戚负责照料着。

杂技团的人很好相处，也很健谈。第一天的演出结束后，我跟他们一起就在卡车边上吃着饭。那位精瘦的司仪名叫刘长福，已经有十五年的表演经历。他只上到小学四年级，说到自己知识的局限，他十分坦率。“我差不多算是个文盲，”他对我说。对于表演，他也没有抱过幻想。“真蠢，”他说，“我们的水平真的很低，连套正规的服装都没有。”

正是因为质量不高，所以他们基本上每天都要换个地方表演。“人们看了表演之后，就再也不会花钱看第二次了，”刘司仪解释道。只要可能，他们就会在工厂的附近支起帐篷，因为流水线上的工人是他们最理想的观众群体：这些人十分无聊，而且要求不高。各处的经济开发区为他们安营扎寨提供了很好的场所。每一年，红星杂技艺术团都会沿着新修建的高速公路，走遍沿海地区，从一个工业城镇走到另一个工业城镇。最近，他们从江苏省南京市附近的某个地方启程，一路向南走到了这里。上个星期，他们被赶出了永康市，也就是以制造电子衡器闻名的那个小镇。

那也是他们只得不停地赶路的又一个原因：因为从好几个方面来说，他们的表演是不合法的。他们没到文化局登过记，改装的卡车也没有得到批准，十一个团员中连本驾照都没有。他们还表演脱衣舞，这在中国是受到严格禁止的行为。就在这次巡演的途中，他们因此被赶出了南京和杭州。

“只要我们遇到了麻烦，”刘司仪说道，“我就说，‘好吧，我们这个团那么小，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只是不想麻烦文化局的同志们！’一般情况下，那样说还是很管用的，他们也就不管我们了。”

不过，他们主要的问题还在于竞争越来越激烈。在经济开发区，娱乐性质的艺术团和音乐会已经越来越常见。就在丽水市，他们在仿皮厂附近表演的那一晚，另外一个剧团也在同一条大街上进行着表演。刘司仪认为，那肯定会影响到票房。于是，第二天，红星艺术团开着车往南走了一段路，几乎到了经济开发区的边上，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更好的地点。半小时后，他们把车停在了工厂区跟一大片农田交界的地方。也许不久的某一天，这个地方也会变成又一个建筑工地，但目前来说，当地人仅仅把它当成了一处垃圾场。到处都是一堆堆的垃圾，还有成群的苍蝇，空气中弥漫着难闻的气味。我们头顶的天空飘散着仿皮厂排出来的褐色烟雾。不过，刘司仪对这个地方十分满意。“这儿有个村子，那儿也有一个村子，”他说道，“边上还有个工厂。”他指了指那一排排的楼房：一家仿皮厂，一家化工厂，一家不锈钢厂。在刘司仪眼里，它们都成了潜在的顾客，而那些污物则是奖赏——有了它，大家的期待值都会保持在最低点。

他们刚开始支起帐篷，几个村民踱了过来。刘司仪的父亲向其中一个村民打听，最近有没有什么别的人来表演过，那人点了点头。“很多啊，”他回答道，“今天晚上还有音乐会哦。”

大家都愣了。父亲再打听是什么样的音乐会。

“免费的音乐会，”他说道，“中国移动的。”

他们都耷拉下了脸——对于杂耍表演者来说，再大的沮丧也不如“中国移动”的竞争更让他们感到沮丧。经过紧急磋商，杂技团决定派父亲去执行侦察任务，其余的团员留下来继续撑帐篷。不过，他们也抬头看了看天，天空不仅布满仿皮的废气，还充满了更加不祥的预兆。“中国移动”和大雨——如果警察出现，那会使事情变得更加糟糕。

昨天晚上，他们只挣了不到八百元钱。过去两年时间里，他们的收入持续下滑，因为不断遇到新的竞争对手，他们从刘司仪每晚都要表演的“迷失的打工者”这个独角戏中得到的捐赠也大不如前。20世纪90年代末期，他从别的杂技团那里学到了这个节目。他解释道，这个故事能够讲述成功的关键在于其中的多愁善感：一定要是某个离乡背井之人的故事，最好是双亲尽失，或者是弃儿，或者是老婆被拐跑。因为观众多为男性，所以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一个无法企及的女性人物，那也正是刘司仪以梦境结束表演的原因。对于那个故事，他有两个版本可演：有时候是一个孤儿梦到了自己的母亲，有时候是他梦到了自己失踪的妻子。如果是梦到母亲，她出现的时候会端着一碗饭；如果是妻子，她会抱着一个孩子。刘司仪一直没弄明白，哪个版本的效果会更好一些，因此，他在节目单上一直保留着两个版本。在他们那只用来求施舍的碗里面，一般能装上四五十元钱。不过，也有那么一两次，有人扔进了百元大钞。“也许，那个故事让他感到有些悲伤，”刘司仪说道，“也许是他们觉得好玩。我也不明白。”

没过几分钟，父亲执行完侦察任务回来了。他手里拿着一张传单，上面带着令他们感到倒霉的标志：“中国移动”的徽标，以及“免费演出”这几个大字。该公司正在促销一款新的手机卡，每分钟只收一毛八分钱。

“我们要走，”刘长福说道。

“不一样，”他父亲说道，“他们是演唱会，我们是耍把戏。”

帐篷已经撑起来，云朵变得更阴沉了。就在他们讨论这事的时候，“中国移动”的表演场过来了五六个人。他们二十来岁的样子，穿着光鲜，一看就是城市人。他们穿着领尖钉有钮扣的白衬衫，脖子上挂着个大大的“中国移动”的身份牌。他们的样子并不像是在生气——只是出于好奇，有点自大，更有一点瞧不起人。在垃圾满地的田地里，他们跟刘家的一大家人面对面站立着。

“你们表演什么？”“中国移动”的一个人问道。

“杂技，”父亲回答道，“什么都有。”

“中国移动”的那个人走到画着比基尼女郎的幕布跟前看了看。“你们的女人在哪里呢？”他问道。

“她们在帐篷里边。我们正在做准备。”实际上，那些女人一直要等到表演开始才现身。这样一来，那些可能掏腰包的顾客才不会看到参与表演的女人远远没有幕布上画着的那些女人漂亮。

“你们知道吗，我们的表演是免费的？”“中国移动”的人问道。“如果看我们的表演不要钱，是不会有人到你们这儿花钱看演出的。”

“没事，我们的表演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嘛。”

“你们要知道，我们是个大型的演出。”“中国移动”的人仰着脑袋说道，“我们的表演总共花费了五千块钱。”

“我们的设备还可以，”父亲说道，“我们的表演是用电脑控制的。”

为了显示证据，他朝着一只大盒子指了指，那里面装着一台坏掉的雅马哈电子琴。

“你们的门票多少钱？”“中国移动”的人问道。

“五块。”

“那么便宜！”

“中国移动”的人指着我问道：“这个老外在这儿干什么？他要表演吗？”

“是的，”父亲回答道，“他跟我们是一起的。”

我决定让这事就这么过去得了——我一直都没有说话，“中国移动”的人一定以为我听不懂中文。我不得不佩服那位父亲的胆量，他挺着胸膛，跟“中国移动”的几个小伙子对峙着。一下子，他们全都不说话了，也许在想象，竟然有一个外国人和一大群身穿比基尼的女子同台演出。不过，他们很快又自鸣得意起来。“我觉得你们最好还是搬到其他地方去，”“中国移动”的人说道。

“我们就要在这里，”父亲高声说道，“你们招徕你们的人，我们招徕我们的观众。”

几个年轻人摇了摇头，纷纷离去了。父亲的脸上显露出骄傲、不服输的神情，抄着双手，看着“中国移动”的那一伙人渐渐走远。直到他们走到了看不见的地方，他才转过来跟几个孩子说话。

“我们得马上离开这里，”他说道，“只要那几个家伙在这里，我们是不会有观众的。”

半个小时后，他们收好帐篷，重新上路了。几滴大大的雨滴落了下来，他们朝北一直开去，直到找到一块空地才停了下来。不过，当地一个工人告诉他们，就在头天晚上，一家医药公司刚刚主办过一场免费的音乐会。接着，他们又到一家拉链厂附近试了试，不过那个地方太狭窄。最后，他们找了个前景不错的地方，旁边是另外一家叫作苏恩优的仿皮厂。就在他们支好帐篷，音乐才刚刚响起的时候，一辆警车出现了。

那是我在经济开发区第一次看见警车。下来两个警察，他们站到了售票窗口前的梯子上。其中一个警察问刘司仪，他们的杂技团是否登过记。

“没有，”刘司仪回答道，“可我们只是个小团，只在这里呆一个晚上。”

两位警察商量了几分钟，其中一个又回过头来对刘司仪说话了。“好吧，”他说道，“不过记住，千万别出乱子。”

警察们走了之后，刘司仪开始了他那喋喋不休的推销：“工——友们，老——板们！”几个从苏恩优走出来的工人穿着蓝色工作服，聚到了卡车跟前，两眼直直地盯着那张幕布和比基尼女人们，很快就买了票。跟往常一样，真正的女人们还是没有出现。那天早些时候，我跟刘长福说起了裸体的事情。“杂耍嘛，总得有这个东西，”那个瘦瘦的男人解释道，“人们买票进场之前总要问一句，‘你们的表演是不是比较开放的那种哦？’我们只能说是。表演结束时做的那点事，不过小事一桩而已。可那也就够了，我们就可以说，‘对，我们的表演很开放。’”

我问刘司仪，他的老婆是否表演过结尾时的那种脱衣舞。他的老婆有点胖，头天晚上我看演出的时候，她上台表演过。她穿着胸罩和短裤在那儿跳舞，踩不上节奏，眼睛还老盯着地板。

“没有！”刘司仪瞪大了眼睛回答道，“我不会让她演那个。我兄弟的老婆也不会演那个。那不太好，你知道，如果近亲演那个，不太好。所以，每次演出的时候，都是另外那个女人去表演。”

在红星杂技团的组织架构里，那是个最低下的位置：最远最远的表亲的老婆。她姓王，二十三岁。在团里，她是唯一算得上是美人的团员，有一双黑黑的眼睛，脸上总带着温顺的表情。我没听到她怎么说话。不过，有一次撑帐篷的时候，她十分害羞地凑过来。“你有没有美元？”她问道。

我的钱包里刚好有一张，于是拿出来让她看了看。

“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她说，“值多少钱？”

“大概八块吧。”

“我给你十块钱，换得到不？”

那真像是给一个脱衣舞女的小费——我把那张钞票递给她，并告诉她，其他的事情就不要管了。她面露喜色，向其他人炫耀着，对那件外国人给的小礼物感到十分自豪。第二天晚上，他们演出前，我跟他们道了别，开车走了。刘长福说得对：那样的表演，是不会有人再看第二遍的。我已经慢慢地喜欢上了这个杂技团，怎么也无法再看一次他们的表演。

2006年3月，在一个星期的时间里，胸罩调节环制造厂正式做好了形象标志、网站、名片，以及样品手册。这全部都是温州的一个设计人员为他们制作的，费用大概有六千多块钱，很多都是借用竞争对手或者其他公司的模板设计的。他还给公司取了个英文名字：the Lishui Yashun Underdress Fittings Industry Co.， Ltd.（丽水娅顺内衣配料实业有限公司）。在公司的网站上，设计者贴上了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栋高层大楼闪闪发光的图景，可这栋大楼跟丽水的这家工厂没有任何关系。网站还标明，该厂具有“多年的”胸罩调节环生产经验。提到那台机器时，更是显得特别骄傲：“德国进口的全自动生产设备。”

公司的主色调是热烈的粉红色。在网站上，那台机器的棱角是粉红色的，网站上还有几个粉红色的泡泡在弹跳着。样品手册也是一样的颜色，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几个外国女人的图片，她们穿着胸罩和三角背心，显得十分奔放。就连老板们的名片也印成了粉红色。名片上还装饰着公司新设计的形象标识：

我第一次看见这个标志的时候，以为那可能是一只飞翔的鸟，或是一颗心。随后，我又仔细看了看，禁不住想，那是不是表示一对乳房呢。“我不明白那究竟是什么，”王老板承认。“不要紧，只要好看就行。设计人员也许是从其他公司那儿拷过来的吧。”

老板们有更要紧的事情需要操心。首先，他们生产的胸罩调节环无人购买。这家新厂买来了机器和原材料，请来了技术人员和在流水线上做工的工人——却连一个顾客也没有，至少没有找到胸罩调节环的买家。对于衬骨，他们有几个老主顾，因为他们生产衬骨有好些年头了嘛，可他们生产的新产品却需要一个良好的开端。高老板告诉我，浙江的企业就是那个样子。“如果你没有做出产品，当然卖不了啦，”他说，“你得首先把产品生产出来，然后再去寻找买家。那就是我们要先把这些东西搞起来的原因吧。”

一旦样品手册印刷完毕，几位老板就开始了他们的浙江巡游之旅，跟各大胸罩生产企业的代表们见面开会。为了建立起关系，对于新厂来说，用礼物去打动买家是他们的典型做法，仅仅让他们看看样品是不够的。胸罩调节环制造厂的几位老板送出了一瓶瓶五粮液白酒，一条条中华香烟，这都是浙江的老板们喜欢的牌子啊。有时候，他们也会送出去一盒盒黄花鱼，这算得上是温州人的最爱。除了各大厂家的买主，政府官员们也伸出手来。税务局尤其重要——如果没把这些干部们弄高兴，他们会让你的企业完全垮掉。“你知道在中国是怎么回事吧：偷税漏税，”高老板说道。他这么说的意思，是指如果工厂要跟着大家做那种低报营业收入的勾当，先得跟那些干部们把关系搞好。“我们还没有做到这一步，但稍后，我们肯定要请税务局的官员们出去吃吃饭，”他说。我问他，这些宴席上要不要送礼，他摇了摇头。“饭桌上是不送礼的，”他跟我讲，“那些事情都是单独的。要送礼，得到他们家里去。”

正因为如此，他们也没怎么从银行贷款。在中国，对中小企业家来说，要获得贷款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时常也需要用到关系这个东西。高老板对我说，那得跟银行官员和审批贷款的人员结交朋友，大家都希望有人请吃送礼。为了免掉这样的开销，王老板主要用现金进行投资，高老板也只从银行贷了一点点款。他得把这笔贿款省下来，用到更重要的官员身上。他告诉我，在丽水市，这样的干部会要求送礼的金额在两千块钱上下。在温州，行贿的代价还要高一些，那也正是他们把厂址选在这个地方的原因之一。“这儿的租金便宜一些，拉关系的费用也少一些，”高老板解释道。

一开始，关系这个东西的方方面面都显得十分神秘和复杂，因为我是一个外国人，是无法参加宴会和秘密会谈这些活动的。不过，过了一阵子，我终于明白，那其实已经形成了体系，在浙江南部这样的地方，这样的体系具有十分强大的功能。送出去的礼物已经标准化，需要便于携带，这就使它们更像某种现金。某个商人可能收下一条中华香烟，他送给了另外的某个人，然后又转手送到了某位干部的手中，而这位干部可能又把它送给某个职位更高的人物。要是中华香烟能够说话就好了！也许一箱箱的中华香烟就这样从瓯海的滩涂地踏上旅程，送到了杭州的某个庭园里，最后转遍了浙江省全境，一路上只在钮扣城或者仿皮村做过短暂的停留。不过，最要紧的是，有了关系就方便多了。高老板告诉我，他有时候要给一些官员们送现金卡，那样的卡在当地的超市就可以使用。我问，他怎么知道送多少才合适。

“反正知道呗，”他说。

“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我也说不清楚，不过那是明摆着的，”他说，“在这里，连一个学生娃都知道该送多少。”

三月的一天下午，我正在楼上的办公室里坐着跟几位老板聊天，税务局来的三个官员走了进来。他们的到来完全在意料之外。王老板正在清理一些文件资料，高老板则在琢磨那本刚刚送过来的样品手册。税务干部们走进来的时候，他正在把胸罩调节环往那本样品手册上粘贴。高老板怔了一会儿，好像是突然被人看见了正在玩小孩子玩的游戏一样。所以，他迅速合上了那本手册。为了显得更有尊严，他站起身来，给几位干部递上了他那粉红色的名片。

几位干部都不太注重着装，不过，他们还是高昂着头，其中一个拿出丽水市国税局的身份卡晃了一下。他姓刘，穿着蓝色牛仔裤和橘黄色T恤衫。他蓄着平头，这样的发型在中国一般意味着麻烦来了。在中国，那是恃强凌弱者的经典发型，我只要看见这样的平头，心就会不由自主地往下沉。不过，我还是给刘干部递上了我的名片。他琢磨了一阵子，然后耸了耸肩：只要我跟这家公司没有任何瓜葛，他是不会对我产生丝毫兴趣的。他转向了王老板。

“我们给你们带了几份登记表过来，”他说，“你们得在上面填一下。你们在投产之前应该把这些表格先填好。”

“我——懂，”王老板说道，“我们正打——算投产呢。不过，我们还没有开始销售产品。”

王老板一紧张，说话就会口吃。那一阵子，他的眼皮不停地眨动着，他的声调则升高了好几个八度。他给那几个人倒上了茶水，招呼他们在仿皮沙发上坐下来。不过，他们依旧站着。刘干部走过去，对着那扇门查看了一番。

“这个地方好像不太安全哦，”他说，“为什么不换一把安全点的锁呢？”

“我们刚刚搬进来，才在清理这些东西。”

“从窗子也可以翻进来。你们的发票保存在什么地方？”

王老板让他们看了看那个金属档案柜。

“你们应该做得更牢靠些。这一带是有小偷的。”

另外两个人在房间里来回走动着，把那些破旧的摆设看了看。其中一个人对着高老板的电脑显示屏琢磨了一阵子，另一个人则拿着那本样品手册翻看了一下。“这是你们生产的吗？”他问道。

“就是。”

“需要什么材料？”

“只需要金属和尼龙电镀粉。很简单的。”

“会产生哪些副产品？有危险吗？”

“没有危险。只需要水，还有高温。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你知道，”刘干部说道，“你们应该早些跟我们打一声招呼。”

王老板涨红了脸。“我——跟税务局打过电——话，但没有得到要填登记表的答复，于是，就觉得我该等一等再填。你要知道，我在这儿又不认识人。我们才刚刚开——始生产。如果我亲自来见你们，可能会好一些，所以，我觉得在电话上说起来不太方便。”

其中有两个人终于坐到了沙发上，不过刘干部还是踱着方步。他站到了窗边，往窗子外的遂松路上看了看。“这里的环境不太好哇，”他说道。

“所有的东西都是新的，”王老板说，“他们还没有把街道整结束。”

“你们有多少个工人？”

“十二——个，嗯，十三个吧。等我们找到客户之后，我们还要再招几个人。”

“多少呢？”

“可能五六十个吧。”

“那边的房子是谁的？”

“那不是我们的。另外一家公司已经租下来了。那家公司是从上海搬过来的。”

“他们生产什么？”

“热水瓶。”

刘干部点了点头——也许，他走到哪里都是这么干的，一路上收集那些即将落成的新建工厂的相关信息。他又转过来面对着王老板。“你们有会计人员吗？”

“我们的秘书可以做账。我们暂时还用不上专业的会计人员。”

“噢，不久你们就会需要的。”

“一旦业务上了正轨，我们是要请一个才行。”

刘干部从他那仿皮手包里掏出一张名片。“你可以给这家公司打个电话，”他说，“老板是我朋友，他可以为你们提供会计服务。”

稍稍顿了顿，王老板立马就反应过来了。接着，他恰如其分地问了一句：“多——少钱？”

“我想可能也就六七百块钱一个月吧。不过我也拿不准。你可以给他打个电话。他们那家公司还不错。”

王老板把那张名片放到了办公桌上。对刘干部来说，那可谓一箭双雕：既帮了朋友的忙，又额外收集到了一些信息，因为会计服务也可以让他了解到这家公司的业务状况。当然，最绝妙之处还在于，胸罩调节环厂即将花钱请人对自己实行监控。

刘干部拿出登记表，王老板在上面盖上了公司的公章。末了，那位官员又提到了会计的事情。

“好吧，”王老板说道，“我会给他打电话的。我只想让事情变得方——便些。”

“我们也想方便些，”刘干部笑着说。他朝房间外面走去，另外两个人跟在他的身后，没有人握手道别。那几个人一走，我才意识到，刚才看着他们进行那一段对话的时候，自己有多么紧张，于是，我仰头靠在了椅子上。不过，王老板已经抄起了办公室的电话。他照着那张名片上的电话号码拨了过去：“喂，我想让你给我介绍一个会计……”

关系是有逻辑的（“连一个学生娃都搞得清楚！”），而且从个体的层面上来看，其作用是非常明确的。官员得到了礼物，工厂就能够得到优惠待遇——对这样的交易，也就没有什么神秘可言了。只不过，要看清楚一个城市会为这样的系统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还很困难。在丽水市，驾车走在崭新的道路上，沿途经过一个个建筑工地时，我常常会想：谁在为这一切买单？以浙江省的标准来看，丽水是一个欠发达地区。2006年，它的年人均GDP仅有一万一千八百多元。目前，由于计划经济早已不存在，中央政府往这个地方投入的资金少之又少。中国的各大城市只能靠自己筹集所需的资金，可是法律又不让他们像美国的城市那样发行地方债券。他们也无法征收财产税，因为土地是国有的。税收的基础十分薄弱，对于刚刚起步的工业区尤其如此：在丽水的经济开发区里，公司在开始投产后的头三年内，享受税收减免。那之后，大多数公司会想方设法在自己的收益报告上做手脚。这对于公司和官员们都是皆大欢喜的事情——他们可以得到优惠待遇、收到现金和应有尽有的中华香烟——可是，这座城市要靠税收维持运行却不大可能。

然而，跟中国的大多数城市一样，丽水却到处都在花钱。从2000年到2005年，丽水花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钱达到了七百一十多亿元，相当于之前半个世纪投资总和的五倍。经过那一次大规模的花钱运动之后，他们立刻又赶超了自己：在2006年的上半年，也就是胸罩调节环制造厂开业那阵子，丽水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比头一年又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一点七，房地产投资增长了百分之五十七点二。这都是货真价实的现金投资啊，所有这一切全都扔到了新道路、新桥梁和新建筑的建设上，这可不是几条中华烟换换手那么简单的事情。可是，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呢？

答案就在那些建筑工地的下面。就是土地，或者更准确地说，就是土地使用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过程。在中国的农村，所有的土地都是集体性质的，像魏子淇这样的农民们无权到开放的市场上去出售自己的土地或者房屋。相反，村里面把持着所有的买卖行为。如果某个城市拿定主意要发展到某片农田所在的地方，连村组织也没有多少讨价还价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城市可以随心所欲地占领土地，他们所支付的价格，是政府早就订好了的。一旦完成出售行为，农民们就得从原来的土地上搬家，城市才能在上面进行基础设施建设，那片地方也就变成了城市。城市的土地使用权可以按照市场价格拍卖给出价最高的一方。这是一种套利交易，从农村买来土地，作为城市土地再次出卖。而这种行为，只有镇以上级别的政府才有资格进行。

从类似交易中获得的利润是巨大的。王利娜（音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位经济学家，她告诉我，沿海地区的各大城市财政收入的一半来自房地产交易。在她看来，中国的城市跟公司有很多相似性，市长则是CEO。“他们的目的就是赚钱，这是明摆着的，”她说，“不过，他们不能只出卖房地产。投资者不是傻瓜——他们的心里十分明白，不禁要问，如果城市里面没有工业，谁还会来买房子。”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地方政府往往会成立一个经济开发区，里面的土地使用权按成本价出售。便宜的价格吸引着各大工厂来此落户，工厂反过来又会上缴税金。不过，关键的地方，还是他们使城市得到了拓展。更多的老板、店员、务工人员跟了过来——这一切都意味着，郊区面积扩大，房地产市场更火热。

城市如果要想把债务还清，它就得不断地进行扩张。为了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地方政府从国有银行借出了巨额贷款。王丽炯是丽水市经济开发区的一个主任，他告诉我，在2003年，市政府为了炸毁那些山头用于修路，从银行获得的贷款大约有五亿元人民币。“要想用羊毛，就得养绵羊，”他是这么解释的。可是在中国的很多地方，地方官员纯粹是在碰运气，赌的是那些永远都不会出现的投资者。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经济开发区就永远是个半拉子工程，贷款成为坏账，然后，整个泡沫也就破灭了。

到2006年，中央政府已经意识到了这样的体系存在着的巨大风险，从而力图放缓发展速度。利息提高了，各个城市凡是大一点的扩建项目必须经过严格的申请审批程序。然而，权力已经极度分散，这样的规章制度很难得到真正的贯彻执行。王利娜说，国土资源部根本没有足够的人手进行必要的现场调查。有时候，他们只能尝试着依靠卫星影像来推断，哪些城市在搞大规模的建设项目。预算也跟着遭灾，因为地方政府很容易就能作出决定，哪些东西该上报，哪些东西该隐瞒。王利娜最近到河南省的一个城镇做过调查，据当地政府报告，他们一年的财政收入仅有两亿元，可他们花在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上的钱却是这个数字的五倍。王利娜想不明白，这些钱到底从何而来——她推测，当地政府从房地产交易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而他们同时也有各种各样的办法可以免报所有的交易行为。跟所有人一样，领导干部们都参与了这一场场的关系游戏，但凡大的交易行为总是跟贿赂和送礼相伴而行，但谁也不会留下任何书面证据。只有傻瓜才有闲功夫去想什么长远利益。“每隔五年，地方政府的官员就要换个地方做官，”王利娜说，“因此，他们知道自己机会有限。他们会为下一届领导而担心吗？他们只要能捞，就尽量捞。”

跟很多学者一样，王利娜相信，中国政府到头来不得不实行土地私有化政策。有了财产税这一大笔稳定的收入，政府就可以结束现行的房地产思路了，但是现在谁也没有朝这方面进行改革的动机。最遭殃的是那些最没有权力的人——农民们。他们失去的土地实际上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提供了补贴，而他们没有任何法律意义上的追索权——要推翻一个村党支书记已经难上加难，更不用说其他的了。不过，大多数农民们一心想的是外出务工，或者变成个体户，因此，他们丝毫不会为修改宪法这样的事情操心。

在这样一个国家，每个人都在流动之中，连土地本身也在流动，至少在法律意义上是这样。丽水这样的城市周围，农庄变成了郊区，每一个建筑工地都是政府的钱袋子。在主城以东一个原先叫作夏河的地方，正在进行着一个很大的开发项目。夏河原是横跨好溪两岸的一个小村子，曾经一度，这里的农民们靠种植水稻、柑橘和蔬菜为生。可是在几年前，丽水市政府征用了村子里总面积达一百亩的土地。为了拿到这块土地的使用权，市政府总共支付了不到八千万元钱，主要用于对搬迁村民进行补偿。我碰到了一个叫作张巧萍（音译）的村民，他原先靠着仅有的两亩地，供养着一家四口。在失去那两亩土地之后，得到了十二万元的赔偿款。

市政府取得夏河村这片土地之后，在上面修建了路网，安装了下水管网，然后把这个开发项目卖给了一家叫作银泰的私人公司。银泰本打算修建一片商住楼，而张巧萍先前听说，他们为拿到这块地一共花费了两亿九千一百万元。跟张巧萍交谈过后，我前往银泰公司的办公大楼进行拜访，开发部主任向我出示的文件证明，实际价格是两亿九千九百万。换句话说，丽水市只以八千万的价格买得这片土地，经过了三年时间，他们就以接近三个亿的价格抛了出去。而这一切都是公开进行的——就连农民都知道这笔买卖大致赚了多少钱。我问过张巧萍，这样的买卖是否公平，他只是耸了耸肩。“他们有权力征地嘛，”他说。事实上，那块土地原本可以值一百六十多万，但他却没有为那十二万元的安置款抗议过。相反，他收下了那笔钱，在银泰公司计划修建的商住楼正对面开了一个小商店。那个项目正在日夜赶工，建筑工人们时常会光临张巧萍的小商店，买点食品和饮料。知道自己无力和制度进行抗争，张巧萍只能尽自己所能，从中得到一点补偿。

新修建的商住楼取名叫作“江滨”，一共有二十八栋楼房，最高的那一栋有十一层。计划中的中心广场将会修建一座音乐喷泉，面积比一个足球场还要大。为了建这个项目，银泰公司举债两亿两千六百多万，很大一部分是从那些等着赚取高额利息的私人手里借来的。在浙江省，这样的做法十分普遍——公司经常从私人投资者手里筹集资金，因为这比从银行借贷要容易许多。从制度上来说，这样的筹资方式是不合法的，但是在常常出现资金短缺现象的国度里，这样的方式还是深得各方容忍。在银泰公司，他们的领导认为，在还款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麻烦，因为他们对时机把握得很准确：在过去的五年时间里，丽水的平均房价上涨了六倍。银泰公司的副董事长告诉我，他们有望从“江滨”项目中获利一亿五千多万。

副董事长名叫季胜军，是银泰创始人的儿子。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季氏一家人还是桥头镇的贫苦农民。他们的当家人在一家个体建筑队里打工，后来便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他赶上了快速发展的第一波浪潮，把业务做到了浙江各地，到目前为止，三个儿子都跟他一起工作。季胜军年龄最小，只有二十七岁。除了大家庭的开发公司之外，他还另外开了几家公司作为兼职，其中就有当地称作马希尔的夜总会。一天晚上，我跟他在那个地方楼上的VIP包房见了面。他穿着黑色的普拉达皮鞋，黑色的普拉达裤子，以及红黑相间的范思哲衬衫，手里拿着一只镀金的都彭打火机，价值接近五千元。当然，他抽的是中华香烟。跟来到VIP包房的所有人一样，季胜军用他精挑细选的酒招待了我，酒是马谛氏尊者苏格兰威士忌，散发着绿茶的甜味，用高脚玻璃杯装着端了上来。时不时地，呷过一口酒，季胜军都会躬身向前，将痰直接吐到地毯上，然后用他那双普拉达皮鞋来回擦拭着。他没有穿袜子。

VIP包房里有五六个人。季胜军的私人保镖在门口看护着，那人身材魁梧，穿着紧身黑T恤。保镖每天的职责之一，就是在季胜军巡游丽水的过程中，帮他拿着那只路易威登皮包式钱夹。在夜总会里，挨着季胜军的身边坐着一位漂亮的年轻女子，一只手搭在他的大腿上。当季胜军告诉我他即将举行婚礼时，我犯了个错误，把这位女子当成了他的未婚妻，逗得大家哄堂大笑。季胜军很友善，也很随和，他只要开口一笑，就会露出满口黄牙。他的身材极为单薄，也就是大家经常在乡下见到的那种，因为那儿的人稍微有些营养不良——如果不是穿着普拉达，带着贴身保镖，这个人跟农民没一点区别。而他那上亿元的公司筹资的方式也是农民式的，主要依靠关系，以及向私人借贷。季胜军未加思索地告诉我，他开那家夜总会花费了一千多万。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他的未婚妻。我在VIP包房看到的那位年轻漂亮的女子正在舔着棒棒糖。她抚着季胜军的胳膊，在他的耳旁低语。从两人的表情看来，他们似有浪漫之情，不过，我后来听到了他们谈话的一些只言片语。纯粹是生意上的事：她当时在请季胜军帮忙弄签证，以便她能够前往葡萄牙找事情做。

7月的一天下午，一场暴雨即将袭来，胸罩调节环制造厂收到了一封特快邮件。当时正值仿皮天气时节——在经济开发区，大雨刚刚下来的时候，那些粗大的雨点十分肮脏。邮递员把那信封举在头顶上，以便挡住那肮脏的雨点。进入厂区后，他把那信封在他的裤子上擦了擦，然后交到罗师傅的手里。信封里除了四条尼龙胸罩肩带之外，什么也没有。每一条肩带的颜色都不相同，有粉红色的，有白色的，有褐色的，还有浅蓝色的。里面没有任何信件，也没有发票——就连对型号进行说明的文字都没有。那几条肩带就像一盏信号灯，而罗师傅知道谁能解读它。“小龙！”他对着楼上宿舍里的人高声叫道。“邮件！”

小龙是工厂请来的化工师傅，全名叫作龙春明（音译），不过大家都叫他小龙。他穿着一双走起路来劈啪作响的塑料拖鞋，还有一件蓝白相间的篮球服走下楼来。在大一点的工厂，工人们一般穿着统一的公司制服，可胸罩调节环制造厂还很小，又没有正式投产，所以大家就按照自己的喜好随意着装。小龙穿着的短裤和篮球服都是彪马牌尼龙仿制品，那身打扮给人的印象，就是他是一位正在进行比赛的运动员。他查看了一下信封上的寄出地址：东阳市的一家胸罩组装厂。

“几天前，他们订购了胸罩调节环，这是他们需要的颜色，”他解释道。因为工厂的业务量很少，所以这很容易记住。那时，他们只有四个固定的买家，而且全是小厂。高老板和王老板常常一出去就是十多天，争取找到新的买主。不过，当他们归来的时候，总是拉长着脸，而且脾气十分暴躁。工人们已经开始有了流言蜚语——有谣传说，工厂遇到财务上的麻烦了。几位老板已经把生产线上好几位女工解雇了，而且也只是偶尔在有订单的时候才叫陶家人过来干干活儿。只有五六个像罗师傅和小龙这样的人还在全天候上着班。

小龙破译完那封邮件之后，我跟着他走进了位于那台机器间隔壁的实验室。穿着彪马牌篮球职业服，小龙捡起了他的兵书——一本活页笔记本，里面粘贴着一排排胸罩调节环，其颜色随着页码而逐渐变换着。每一只调节环旁边，小龙都写下了染色公式及其英文名称。他写的那些字念起来十分怪异：例如，一只红色的调节环边上标示着“Sellan Bordeaux G-P”（“瑟兰·波尔多G-P”）字样。小龙并不会说那些语言，可他从其他样书上把这些长长的句子抄了过来：

Padomide Br. Yellow 8GMX

Podocid Violet NWL

Sellany Yellow N-5GL

Padocid Turquoise Blue N-3GL

Padomide Rhodamine

“我已经知道怎么调出粉红色和蓝色来，”他说，“现在，我得试试褐色。”他把那胸罩肩带剪下一截，跟活页笔记本里的褐色对比着，试图找到合适的公式。接着，他拿出三种染料粉剂：蓝、黄、红。他把三种粉剂各倒了一些到一只烧杯里，放到天平秤上称了称。然后，他在笔记本上另起一页写下了它们之间的比例关系。“这一种需要的蓝色和黄色多一些，红色少一些，”他说。他烧了一点水，加到几种粉剂里面进行搅拌，试着在几段肩带上进行染色，观察着结果。他把染得的颜色跟那条肩带进行了比对——太淡了。蓝色还多一点，红色还多一点。他又试了一次：还是太淡了。试了三次，他总算配上了颜色。“广东有很多大师级人物，只要看一眼颜色，就知道该怎样配方，”他说，“他们都是为香港大公司打工的，像他们那样的大师一个月能挣到好几万块呢。我跟那样的水平相比呀，还差得很远很远。”

突如其来的暴雨已经停止了，空气中却又有了泥泞的味道。门外的温度超过了三十七八度，在实验室里面，因为开着炉子，开着机器，显得更加酷热。第一轮着色实验结束之后，小龙脱去了篮球上装，那架势就像一个正在球场上鏖战的专业运动员，刚刚打完了第一场比赛，正准备正儿八经地继续战斗。最后，我也跟着脱掉了上衣，我们俩汗流浃背地站在实验室里，看着那几只调节环在工业搅拌器里面旋转着。实际上，在夏季，整个工厂的男人们都赤裸着上身。

小龙刚刚二十出头，全厂就他一个不是汉人。他是苗族人，这个民族是西南地区的原住民，跟老挝和越南的赫蒙族具有文化上的关联。小龙的肤色比汉人的要黑一些，他的脸型也有细微的差异，有些女孩子气：双唇饱满，颧骨很高。他的面相很美，且有些自负，尤其说到他的头发时更是如此。他把头发蓄过了肩膀，染得很红，用化学术语来说，最好是“瑟兰·波尔多G-P”。每当空闲时分，他会把大把大把的时间用来和陶氏姐妹以及其他女工打情骂俏。

他来自于贵州省的一个贫困小村子，他家种植的主要农作物是茶叶和烟叶。念完初中后，小龙就去了广东打工。一开始，他在一家纺织厂打工，后来又到一家专做出口的胸罩厂找了份工作。“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他有一次这样对我说。我期待着他会给我谈一谈笼统的分类情况，因为这样的对话在农村是十分常见的。可是，小龙的世界观却非常经验主义：他通过胸罩肩带和胸罩调节环所构成的密集网络看清了世界上的所有地方。“日本人喜欢缀着小花图案的胸罩，”他接下来说道，“她们喜欢画得很细微的小花儿。俄罗斯人却刚好相反——她们不喜欢花草图案，不喜欢小型号。她们只喜欢简朴的胸罩，只喜欢色彩非常明亮的胸罩。还要够大！”

小龙很上心，在南方的各大胸罩公司，他把这个专业学上了手。在生产线上干过一阵之后，他进到化学实验室，学起了着色的技术。他跟着大师们学习这个行当，染色是个技术活儿，拿到的薪水是很可观的。在丽水，他之前的工资是每个月二千五百元。不过，他对那样的情形并不满意。在他房间里那没有粉刷的灰泥墙壁上，刻写着这么一句话：

人生何处不成名，

学不成名誓不还。

在胸罩调节环制造厂，工人们常在宿舍的墙壁上写下一些励志的语句。这曾经是毛泽东的誓言，如今成了小龙的口号。几年前，他在一本励志书里读到了这句话，然后就把它作为了自己的引路哲学。他的目标是通过在工厂打工挣到足够的钱，然后回到家乡做生意。有时候，他会谈起养兔子卖给餐馆这样的事情，他还曾经有过一个想法，那就是向小商铺老板批发商品。这些计划还很模棱两可，全都寄托在遥远的未来，而他目前考虑问题的重点，是集中精力干好工作，拼命存钱。节假日，他尽量不回家。只要意志上稍有松懈，他就会想起远在老家耕田种地的母亲。母亲是他们一家人中间唯一还在村子里的人——小龙的父亲和两个兄妹都已经来到沿海地区务工。“每当我感觉困倦的时候，就会想起我的母亲，”他说，“每当我感到气馁的时候，就会想起她一个人孤孤单单地留在家里。”最近，他写了一首歌来纪念他的母亲，还想过要在电话里唱给她听，可又怕那会让她流泪。因此，他只是把歌词记在了日记本里：

很多人说，你的日子过得很苦，

可你却笑着说，只要我们在，你就永远不会伤心……

小龙用一本螺旋条笔记本来记日记。里边夹着一封长信，那是他写给从前的女友的。还有他用来练习写拉丁字母的几页纸，他曾经想自学这个东西。日记本里通篇都记着他摘抄下来的格言和警句，其中有几句还刻在了宿舍的墙壁上。在他的床头，用几个大字刻写着一句话：“马到成功。”另一句话是“面对未来”。他还把他曾经看过的一本励志书的书名刻在了墙壁上：《方与圆》。

跟工业城镇的很多年轻人一样，小龙是励志文学的大消费者。他最爱读的是《方与圆》，这是本中国的畅销书，写的是现代社会的行事之道。书名来自于一句古语——方乃一个人内心之综合素养，圆则是与他人相处时所必需的灵活性。作者把这一经典观念运用到沿海新兴工业城市激烈的竞争当中，最后的结论多少有些扰乱人心：这本书花了大量的篇幅教人怎样为利益撒谎，操控工友。总体而言，它教人做后共产主义时代的马基雅弗利式的人物。其中有一个章节，讲述向老板提出要求的最佳方式（首先，提一个不现实的要求，因为拒绝这样的要求会使之产生一种责任感）。另有一个章节讲的是在一个地位、身份等方面比你高的人面前以什么样的方式哭泣才有效果（不要做得过头）。作者也提出了一些建议，教人怎样正确地维持友情。（“如果你和好友相处愉悦，那么你们现在是真正的朋友。不过，假定有一笔价值百万的业务等着你们去做，如果你不把他晾在一边，或者他也不把你晾在一边，那你们的脑子一定是进水了。”）

除了《方与圆》，小龙还经常阅读中文版的《哈佛大学MBA综合卷之引领你自己进入社会》。“我还不够成熟，”他对我说，“像我这样的年轻人需要得到帮助，而这本书就帮得上忙。如果我遇到了什么问题，又没有法子跟人去讲——在那方面，我是很孤单的，这样的书籍可以给我提供一些意见，教我怎么去处理类似的问题。”他所依靠的，是《生活成功宝典》。他最喜欢的，是一本《经典故事集》，里面讲述的全是外国人的故事，尤其打动小龙的，是讲述约翰·D·洛克菲勒的那个章节。在《经典故事集》里，那位石油大亨每天都到当地的同一家餐馆吃午饭，而且会留下一美元的小费。几个星期之后，那里的服务员终于忍不住对他说道：“如果我是你的话，是不会那么小气，只给那么一点点小费的。”洛克菲勒回击道：“正因为你是那样的想法，所以你只能做餐厅服务员。”《经典故事集》用这样的道德训示作为结尾：“很多人成不了富翁，主要原因就在于他们花钱太大方。”还有一章写的是耶稣基督的故事，尽管那个寓言故事在《圣经》里面根本就没有出现过。在这本用中文写成的书籍里，一个喜欢帮忙的人，总是越帮越忙。最后，耶稣干脆让他收手了事。那正是弥赛亚的要旨——接受现实的世界吧。“在真实世界里，我们总想把事情做得完美，可是，现实的情况和我们的愿望总是相互矛盾的，”里面的道德训示这样写道，“我们一定要相信，承认我们现实所拥有的，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小龙天生具有温和的性情，从这一大堆书籍里，他学到的经验就是要镇定自若。那也是他从所有的伟大导师们——孔子，耶稣，洛克菲勒，毛泽东——那儿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我要坚持不懈，”他对我说，“我不能让那些事情扫我的兴或者令我生气。”他把自己的誓言刻写在宿舍的墙壁上，而且始终记住一点：对加班劳动从不抱怨——在他看来，厂里面的人抱怨太多。他想让自己的内心平和，想与他人和谐相处。“在一个集体里面，一个人应该具有灵活性，”他说，“这是一种平衡，既要往前走，又要走对路子。”小龙的这几句话可能直接引用于道教典籍，上面关于耶稣基督的那一则寓言故事可能也是出自于道教典籍：它呼应的是“无为而无不为”这一经典说法。这倒让我想起自己曾经在四川当英美文学老师的经历，我的学生们当时也总是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去阐释西方的经典作品。尽管外国的物质产品滚滚进入中国市场，年轻人会受到这些新东西的影响，但他们的天性里依然保持着很厚重的传统观念。

对小龙而言，洛克菲勒的故事激励着他换掉了抽烟的牌子。读了餐厅服务员和石油大亨的差别之后，他决心要更加节俭地过日子。于是，他不再抽利群香烟，转而买起了芙蓉牌。芙蓉牌香烟质量不高，每支只要一角三分钱，那商标让人立马就能判断出是农民的品牌。不过，小龙下定决心要学习洛克菲勒，摈弃这些小气的思想。每抽一包烟，他就能够省下三元钱，如果这笔钱累计起来，数量可不少。也许有一天，他积累了足够多的钱，就能够完成刻写在墙壁上的那段毛泽东誓言了：

人生何处不成名，

学不成名誓不还。

在丽水市，尽管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外国买家或者外国投资者，我却总在谈论着外面的世界。外国买家或者投资者没有理由要来经济开发区，因为这里由外国投资兴建的工厂相当稀少。像丽水这样偏远的地方生产出来的东西，总还需要一两步流程才能做成成品。胸罩调节环需要运送到别的地方才能安装到胸罩上面，仿皮要运到更大一些的城市才能最终变成手提包或者汽车坐椅。义乌的商品以大宗形式出售，那儿的批发商铺吸引了大批的外国买家。可这些人不会大老远地来到丽水，每当我在这个城市驾车周游，看到那些外国东西时，总觉得有些奇怪，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市区里面开设的第一家健身房取名为“闻香识女人”。在经济开发区里，格雷公司生产出来的一箱箱电灯开关叫作简·爱。几栋楼房之外，在丽水市三星轴承有限公司的大门口，老板们挂起了大大的标志牌，想来也是英语吧。可是他们把字母从右写到左，跟中国人曾经书写汉字的方式一模一样：

DTL，.OC YRENIHCAM REWOP GNIXNAS IUHSIL

不过，丽水人民——务工者、老板们、创业者们——生产出来的很多东西都卖到了外面，他们也很喜欢谈论国外的事物。他们会搜寻那些他们觉得具有美国主题的励志书籍，他们的好奇心永无止境。每当我遇到类似小龙这样的人的时候，他们那充沛的精力，坚定的信心，让我想到了别的地点，别的时间。那就是中国版本的工业革命：乡下人涌向城市，他们在自主发明方面所具有的天资完全可以跟狄更斯笔下的那些人物媲美。他们践行着没有任何限制的资本主义模式，这样的模式对任何美国历史学家来说都一眼就能够识别出来。在胸罩调节环制造厂，当我听到刘宏伟如何记住那台机器的构造并仿制出来时，我想起了在19世纪初同样会耍这一手的弗朗西斯·凯博·罗威尔。那一时期，美国社会蒸蒸日上，而英国人把卡特莱特水力织布机的设计图纸看管得十分严实。不过，罗威尔冒名参观了曼彻斯特的作坊，回到马萨诸塞后，凭着照相机一样的记忆力把那台机器组装了出来，他所在的公司由此成为了美国纺织工业的基地。

在中国，仅仅是变化的速度跟美国的大发展时期也很相似。19世纪，当美国城市扩张的第一波浪潮横扫西部大地时，来自欧洲的访客们十分迷惑，因为他们看到那些新的定居点仿佛在一夜之间冒了出来。那种神奇的感受跟当今时代外国人在中国的感受十分相似，因为这里的经济开发区纷纷变成了快速崛起的新兴城镇。不过，随着我在丽水停留的时间越长，看着那一个个工业区获得生机时，我也看到了更多的关键性差异。不仅仅是时代不同、文化不同——在一个新城镇定居下来的根本动机都完全不同。对中国的新兴城镇而言，前来报到的头几批开路先锋具有很明显的局限性。而当美国的新兴城镇刚刚开始成型时，第一拨居民往往是商人和银行家，跟他们一起来的还有律师。当人们还在住帐篷的时候，当地的第一份报纸已经刊印。最先修好的永久性建筑物一般是法庭和教堂。在当时，那的确是一个非常严酷的社会，不过，至少已经具有了早期意义上的社区和法律。

然而，中国的新兴城镇里存在的，只有商业这一样东西：工厂、建筑材料供应点、手机卡销售商店，等等。自由市场决定着发展初期的雏形，娱乐项目很快就出现了，却很少有社会组织现身此地。没有私人报纸，没有独立的劳工联合会。宗教也许会在个人层面得到繁荣，可在组织层面上却相当弱小。在丽水市的经济开发区，没有人修建教堂或者寺庙。没有任何法律事务所，也没有任何非盈利组织。警察和政府干部的身影差不多同样难得见到——只在有利可图的场合，他们才会现身。

2006年7月，在金丽温高速公路上，我收到一张超速罚款单，那也是我跟当局第一次打交道。罚款单是自动拍摄的：我把租来的桑塔纳轿车交还给昌盛汽车租赁公司的时候，才知道了这件事情。他们的计算机显示，在一个限速八十公里的路段，我行驶的速度为九十六公里，因此被照了相。那笔金额为两百元的罚款直接从我的预付金里被扣除了。

那是我第一次违法，从那以后，防洪闸门得以洞开，在高速公路沿线的工业城镇行驶时，我收到了好几张罚单。在钮扣之城桥头镇附近，一架照相机逮住了我的违章，在以制造内衣闻名的金华市，我又被罚了款。最多的一次，我一天收到了三张罚单。有一次在丽水市，我在一个小时之内两度被逮住。我并不是一个轻率鲁莽的驾驶员，我之前的记录没有留下任何污点——拿到中国驾照的五年间，在来到浙江之前，我从来没有违章行驶过。可是，南方各地的有关部门很快就琢磨出了超速陷阱所具有的投资潜力。他们把照相设备装在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十字路口。在高速公路上，有些路段的速度限制会在毫无理由、毫无提醒的情况下突然降低。他们还设置了雷达枪。本地的驾驶员都能够记住那些地点，我也尽可能地去记住那些地点，可要记的路段竟是如此之多。首先，我得提防那些开着奥迪A6以一百六十多公里时速飞奔，然后在雷达照相机面前急踩刹车的老板们。在那条高速公路上，我从来没有看见真人警察出现过。

“对警察来说，这是一笔不错的业务，”每当我抱怨又收到一张罚单时，“昌盛汽车”的一个经理总是这样跟我说。他说得对，警官们以私人股东的形式投资雷达照相机，然后以股息的形式获取收益。在浙江，一个警官如果在高速公路超速陷阱上投资五万元，那么，他可以从每张违章罚单的收益中分到百分之七点五的利润。每部照相机以四个投资者为限，年轻警察没有资格购买股份，只有累积到一定的资历后才获得购买资格。阶位高的警察可以多买相机股份。他们有抽奖系统，决定哪几个警察购买高速路上哪几个路段的照相机。这个产业甚至催生了私人借贷者，因为人们知道，借钱给警察用于参股超速陷阱没有任何后顾之忧。跟新兴城镇的各个方面一样，这里并不是完全没有法律——实际上，有严格的规定，严控警察投资。可那只是统治集团和利益集团的规定，并不是维护法律和秩序的规定。

每一张超速罚款单都会在驾驶员记录里进行记分处理，我后来由于分数累计得太多，根据法律，应该重新参加驾驶课程的学习。不过，汽车租赁公司的经理告诉我，只要我亲自到丽水市的公安局去一趟，就完全没有重新学习的必要了。在公安局，一个警官用计算机调出了我那些杰出的违章记录。他打印了几张表格，然后就叫我到中国银行去交钱。银行就在马路对面，倒也十分方便。新近的几张罚款单加在一起，达到了五百元之多。

“记分的事情怎么办？”我问道。

“我已经给你消掉了，”那位警官说道，“只要你去把钱交了，一点问题都没有。”

在银行，我排在了专交罚款的长队里。有好几个城市白领早已等在那里。一步一步地，我们往前挪动到了前台，银行职员麻利地收下了我们的罚款。当时正是二月份，可银行大厅里的一条英文大标语上还写着“Merry Christmas”（圣诞快乐）。就在那个星期，我在高速公路上看到了一条新标语：

安全驾驶！

此路段已有二十六人丧生！

截止7月底，胸罩调节环制造厂仍然只有四个客户，库房里已经积压了一百万只胸罩调节环。一连数天，那台机器都静静地躺在那里。很明显，工厂现在遇到了大麻烦。他们不再招徕临时性的组装工人，削减了所有高层技术人员的薪水。小龙的薪水被削减了百分之四十，罗师傅的薪水减掉了一半。这都违背了他们几个跟工厂之前签订的劳动合同。从理论上说，他们可以向当地劳动部门进行投诉，可中国的工人们很少迈出这一步。他们对于政府很少有信赖感——“这些事情，得靠你自己处理，”罗师傅总是这样说。他告诉我，就目前来说，他需要的是耐心。如果事情没有转机，他得另找一份工作。

罗师傅干胸罩调节环这一行已经很多年了，连做梦都在想着这个东西。睡梦中，他会看着调节环从那台机器的传送带上掉下来，还会看见成堆成堆的调节环，等着分拣，等着装箱。在他的噩梦里，他常常会和老板们进行无休止的争吵。一次，我们在机器间闲聊的时候，罗师傅说起了头天晚上把他惊醒的那场梦。“我们刚刚收到一批尼龙粉，但质量不高，”他说道，“可是王老板觉得那批货很好。我说不行，那批货起不到作用。王老板说很好。我说不行，你简直是在放屁！”

在工厂里，罗师傅属于那种被称之为“大师傅”的人。他才三十好几，可有二十三年的时间是在中国各地的工厂里打工度过的。实际上，跟他那一代人的很多大师傅们一样，他也是在农村长大的。他的父母在湖北省松滋县种植棉花。20世纪70年代末期，农村的学校办得很糟糕，罗师傅受到的正规教育十分有限。“我们当时只有两本教科书，”他回忆道，“语文和算术。就那样。”开始上中学了，可他还基本上算是个文盲。不过，他的父母亲已经决定，不再为他支付学费了。“他们说，他们也要用钱。所以，我最好出去找事干。”

1984年，他十四岁的时候，在湖南省的一家玩具厂找到了一份工作。他在那儿干了一年的时间，从每个月两百多块钱的薪水里拿出很大一部分寄回家里。不久，他去了深圳。20世纪80年代，这个最南边的经济特区走上了快速发展之路。有一阵子，罗师傅在一家纺织厂上班。随后，他又换了一份工作。这成了他的套路：在十年时间里，他从一个城市转到另一个城市，从一家工厂转到另一家工厂，从一种产品转到另一种产品。他在湖北生产过螺丝钉，在新疆的一家油漆厂干过一阵子。他在广州的一家碗厂生产过塑料碗，在云南省靠近缅甸的边境上做过小生意，在东北靠近西伯利亚的黑龙江一家玩具厂停留过。

可最终，他回到了深圳，回到了南方的其他城市。几年后，说到这一地区的时候，他仍带有喜爱之情。因为20世纪80年代，在深圳这个地方，他参加了私人办的一些培训班。“八点钟就要上课，我们在下班过后得马上赶过去，”他回忆道，“每节课五元钱，时间是四十五分钟。上课的内容有电气布线、机床加工技术、焊接技术等——全都是有用的东西。老师是北京来的，是个退休老师，的确教得很好。我们上课的地方跟这儿大小差不多，可每天晚上都有两百多个学生去上课。之所以那么多人挤着去上课，就是因为那位老师名气很大。”

那个时候，罗师傅每个星期的上班时间是六十个小时，但他依然抽出时间去上夜校。那笔投资意义非凡——他每个月的工资收入只有五百块，可他愿意每次拿出五块钱去参加课程学习。在经济开发区，私人开办的学校或者辅导课程十分常见，因为那些有积极性的工人们知道，有朝一日他们总要离开生产线。二十多岁的时候，在他的空闲时间里，罗师傅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也得到了提高，最后竟成了个不折不扣的文化人。在深圳，他通过了政府主办的考试，取得了函授高中毕业证。

除了天生的聪颖和坚定的意志，罗师傅不具有其他的天然优势。他在贫困中长大成人，按照中国人的标准来看，长得也不好看。他的个子很矮小，脸上长有雀斑，这在中国也算得上是瑕疵。他的眉毛很浓密，长鼻子，牙齿长得不好看。不过，他的表情中透出一种开朗。他很爱笑，而且一笑起来，眼角的细纹就会舒展开来。他脸上所具有的那种神情，是经历了太多事情、却没有太多愤世嫉俗的人才有的那种神情。随着时间推移，他成了我最了解的工厂打工仔。他的视野比大多数人要宽广——他对那些自学成才的人有一种天然的好奇心。作为大师傅，他经常处在老板和劳动者之间的位置上。在汕头市，他帮着管理工人和机器，这样的经历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保管着全厂所有的登记表格，因此我发现，很多工人连字都不会写，”他说，“中国竟然还有那么多人没有读过书！不过，你知道，这些人有时候也很聪明。在汕头市，我知道有一个人，他在蓝天宾馆开电梯。他没有上过学，不会看书也不会写字，但他就是天生的聪明。一次，宾馆的发电机坏掉了，几个电工都搞不定。电工败下阵后，那个电梯操作工跟老板说，‘让我看看吧。’老板说：‘这些东西你是弄不懂的。’不过最后还是让他试了试，结果竟在一个小时之内把它修好了。之后，老板让他担起了更多的责任，而另一个老板以每个月两千八百元的薪水雇佣了他。那个工人来自四川，人也很老实。他说：‘我既不识字，也不会写字，怎么能够拿那么多钱哦？’那个老板说：‘我不管，只要你懂的东西多就行。’后来，又有一个老板以四千块的薪水雇佣了他。他连名字都不会写，可什么东西都修得好。他说不出道理来，但就是修得好。”

在汕头市郊的潮南区，罗师傅在工厂这个圈子内逐渐崭露头角。20世纪90年代后期，他在汕港科技找到了一份工作，汕港科技是最先走进胸罩调节环这个行当的厂家之一。罗师傅学会了修理那台机器，到2002年，他每个月的薪水可以拿到一千六七百元，相当可观。同时，潮南的其他老板们听说胸罩调节环这个产业利润可观，其中有一个人便向他发出了召唤。一开始，那位老板并没有说工作的事儿，只是请罗师傅到和平饭店这些十分高档的餐馆一起吃饭。“我们点的有螃蟹、鱿鱼、龙虾等，”罗师傅回忆道，“他点了十八元一瓶的啤酒，给我买了中华烟。然后，我们去了咖啡店，接着又去唱了卡拉OK。三次之后，那位老板才跟我说：‘你能过来帮我吗？’他说他当时那个师傅很坏，他需要找个懂行的人。”

多年以后，罗师傅依然能够侃侃谈起那些相互之间充满竞争的老板们前来动员他时的错综复杂的细节。当时的他颇有舞台新秀的架势：他若有所思地说起那些故事，追忆着每一家宾馆、每一家酒楼，甚至每一道菜肴、每一份价格。第二个老板提出要给他双倍的工资，罗师傅答应了。很快，那家公司也大获全胜。轮到下一个老板向他发出召唤的时候，罗师傅的地位又升了一档，求贤的仪式也更精致了。“我们去过金色花苑宾馆两次，”他说，“去吉祥花园宾馆也有两次，去过一次金龙，一次金色郦城。”到高老板和王老板卷入其中的时候，那已经是打算雇佣罗师傅的第四个胸罩调节环制造厂了。一路走来，他的月薪从不足一千六百元，慢慢地涨到了五千六百多元。

罗师傅离开一家公司的时候，总是按照既定的套路进行。他不会跟现任老板说别人对他抛出的绣球，只是想方设法把他应得的工资拿到手。然后，他会请上几天假，说需要回老家处理点紧急的家庭事务。有时候，他会在工厂的宿舍里留下一两件不太值钱的行李，给人造成他还要回来的印象。之后，他只需要换个电话号码，就可以在新厂上班，并尽量避开老厂的同事就行。在潮南，他把这样的套路走了三次，三次都是在不同的胸罩调节环制造厂，而且几家公司都位于同一个社区之内。

“他们不会生气么？”我问他。

“当然会了！”他说，“不过，等他们发现的时候，也无可奈何了。那也是我不提前告诉他们的原因。如果提前说了，他们会想方设法让你留下来，比如留着你的工资不发，或者威胁你，或者别的什么。”

“如果新换的工作不好，又想回到原来的老厂，那怎么办呢？”

“哦，那很麻烦，”他笑了笑说。他告诉我，上一次跳槽很轻松，因为丽水市和潮南区相隔好几百公里。这让他心存幻想，说不定以后还可以回到原来的老厂上班。时不时地，罗师傅会找出他原来的SIM卡放到手机上，把那个老号码用一用，给原来的老板打打电话，说因为老家有人不幸患了重病，他现在还在湖北老家。用这样的办法解决问题，就像中国人阅读的《方与圆》这样的励志书籍里鼓吹的——如果说谎有用，没什么不可以；如果不行，那就把桥拆毁算了吧。在经济开发区，没有人想什么长远的事情，也没有人反思过什么事情。“找新工作就像是一场赌博，”罗师傅解释道。“你一旦离开了老厂，那就期待着在新厂里一切安好。如果不如意，你要回到原来的老厂，去过原来的生活，那是不大可能的。过去的事情，就让它留在过去吧。”

丽水是罗师傅第一次博弈并且输掉的地方。跟原来的工作相比，高老板和王老板给这位技术人员涨了工资。他们许诺，如果工厂的生意顺利，还可以增加他的工资。可是，两位老板在财务上遇到了麻烦，于是削减了罗师傅的工资，后来连一分钱都不发给他了。跟常理相悖，这竟然是防止他离开本厂另寻工作的最佳办法。如果两位老板继续发给他很少的薪水，他可能会弃厂而去。可如果厂里始终欠着他一大笔钱，要走的可能性反而很小。整整一个夏天，每到月末的时候，高老板和王老板都会编造各种各样的借口，做出各种各样的承诺，希望通过欠债的方式把罗师傅留在丽水市。他们想方设法也要留住罗师傅——他是所有雇员中唯一搞得懂那台机器的人。

在南方的经济开发区，夏天通常是十分懒散的季节。对很多工厂来说，生产任务在秋季开始慢慢增加，以便为欧美国家的圣诞购物季节做好准备。不过，这样一年一度的节奏放缓跟天气也不无关系。南方的夏季热得要命，而多数工厂都没有安装空调。很难想象，还有什么比7月中旬在仿皮厂的生产线上劳动更糟糕的事情。工厂的工人们显得无精打采，老板们也没有了任何积极性，建筑工人们则躲到了阴凉处。那年夏天，我去丽水的时候，遂松路上的劳动节奏大为放慢，几乎停了下来。人行道仍然没有完工，一堆堆铺石在太阳底下炙烤着。乏力症似乎已经降临，使所有人的速度都降低了一半。

对胸罩调节环制造厂来说，他们的产品跟圣诞购物季没有什么关联，他们所遇到的问题也绝非天气不适这么简单。两位老板神情紧张，一言不发。罗师傅说，两位老板为了投资的事情发生过口角。最初，王老板和高老板一致商定，两人按照五五比例出资，各投入七十五万元，可两人都没有按照承诺的数量足额出资。到了这个夏天，两个人都等着，谁也不愿意先拿出钱来。按照罗师傅的说法，这种家族式的公司经常麻烦不断。“最好是找个朋友作为合作伙伴，”他说，“如果是朋友，你可以直截了当地提出来。跟亲戚就敏感得很，而且很容易发火。”

不过，根本的问题似乎是缺乏一套完善的体系。工厂没有设立管理委员会，没有制定投资计划，没有人在乎法律契约，也没有人在乎预先订好的规约。两位老板基本上全部是用现金进行注资，这不仅增加了风险，还在家族内部造成关系紧张。他们在一小时零四分钟的时间内为自己的工厂画出了设计图纸。他们至关重要的那台机器，竟然是由一个只上过中学的农民凭着记忆设计出来的。对于正式的营销规划，哪怕一丁点最细微的线索分析都没有做过，却指望着通过送几瓶五粮液白酒和几条中华烟就能把未来的客户给搞定。到7月份，厂里面最大的一笔流动资产竟然是装在无数个塑料袋子里的胸罩调节环，多达一百多万，也就不足为奇了。

如果有什么稀奇的话，那就是他们竟然走到了这个地步，这让人迷惑不已。厂里面读书最多的人要数高老板，也不过就是在财贸学校读了两三年。多数雇员所受到的正规教育严重不足，他们那批人——从上到下——都是从农村走出来的。高老板和王老板的家里靠种植水稻为生；罗师傅出生的地方，是一块棉花地；掌管胸罩衬骨的老田，曾经在家种过水稻；小龙的父母亲靠种植茶叶和烟叶为生；陶家人精通的是小麦和绿豆；那位秘书——差不多算是会计吧，因为记账的就是她——生长在产梨大县；一位从前的柑橘种植户现在在厂里操控起了金属冲压机。还好，他们种植的这些农产品被他们抛在了身后。这些曾经的农民们现在生产的是两种吃不进嘴的东西：薄如剃刀的胸罩衬骨，以及重量仅有零点五克的胸罩调节环。

在中国，差不多每个工厂都有类似的故事。人们也许缺少正规教育，但他们来到了这样的环境里，被强迫着边干边学。最重要是，那是一大批人。在全国的十三亿人口里面，年龄在十六岁到六十四岁之间的人占到了百分之七十二。在现代史上，这个国家从来没有过这么高比例的劳动大军，要他们离开自己的老家也远非难事。各地的道路都修好了，务工网络也建好了。社会主义的老式户口登记制度早已变得十分宽松，人们可以想到哪儿就走到哪儿。过去的岁月使他们变得坚强起来——工人们足智多谋，目的明确，创业者们更是无所畏惧。政府的基本政策正是为了释放这种人类力量，让市场本身建立起丽水这样的新兴城镇。

不过，在个体仅凭着意志力究竟能走多远的问题上，仍存在诸多限制。哪怕是胸罩调节环这样简单的产品，也存在着问题。由于缺乏系统的管理结构，由于雇员们没有经受过正规教育，现在遇到了麻烦。而更大的问题，还在于中国的各个公司能否超越低利润率的产品发展起对创造力和创新性提出要求的相关产业。到头来，这才是中国的快速发展和西方工业革命之间的最大差异。在欧洲和美国，工业的发展要求人们的思维模式做出快速改变，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当时存在劳动力缺乏的局面。例如，在19世纪的美国，土地很充足，而人口则相对较少。任何人只要怀揣几个月的储蓄，就可以前往西部，尝试着发展农垦事业。农业和西进步伐使身强力壮的劳动者们耗尽了精力，老板们只能充分利用剩下不多的劳动力。对效率的需求激发着人们的创造力，这样的创造力反过来又改变着世界的面貌：棉籽酒、缝纫机、装配线、标准化的“美国体系”，以及可替换零件，等等。

然而，在今天的中国，几乎不存在节省劳动力的诱因。每一年，外出务工人员的数量估计会增加一千万，年轻人离开农村的年龄呈现出越来越早的趋势。对于将要前往新兴城镇的学生们来说，正规的学校教育似乎毫无关联性，因为传统的中国教育体制除了死记硬背外，教给学生们的东西少之又少。这一切——众多的人口数量、社会机构的缺乏、教育体制改革的缓慢——共同麻木着人们的创造能力。无可避免，任何国家都面临着浪费巨额财富的诱惑，而中国正巧面临的是对人力资源这种财富的浪费。从罗师傅的个人经历来看，他算是大获全胜了，可他生产的也不过就是胸罩调节环这种玄妙深奥的东西；再说，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做到他这个样子，永远都做不到的人又何止千千万万。

在丽水市的两位老板当初录用罗师傅的时候，他告诉他们，他已经有了一个小孩，正计划着在短期内生第二个小孩。他们从来没有看到过他的妻子和第一个孩子，跟许许多多的务工人员一样，罗师傅没有把家人带在身边。不过，他明确地让两位老板了解到他所肩负的责任——这个法子在争取多要薪水上十分奏效。王老板自己也有两个孩子，因此，他对于跟计生干部打交道时所必须的贿赂和罚款是十分熟悉的。

临近7月底，罗师傅要请假回湖北老家，去照顾即将给他生下第二个孩子的妻子。不过，到这个时候，两位老板也学精明了，懂得用金钱方面的责任来对付他。

“你应该留在这儿，”王老板说，“现在回老家要浪费很多钱。”

罗师傅则辩解说，厂里面反正不忙，他也没有打算要回去很久。但重要的是，妻子生孩子的时候，他得呆在她的身边。

“生第一个的时候，你在场，对不对？”王老板问，“那就够了嘛。生第一个孩子才激动嘛。生第二个小孩就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了。我老婆生第二个的时候，我一点都没觉得有什么好激动的。”

整整一个礼拜的时间，他们一直进行着这样的对话，就像经济开发区里面的绝大多数协商那样文火慢烧着。没有最后通牒，没有人发火，没有人表现出不耐烦，大家的话语依然十分平静，平静得就像是在讨论头天的晚饭一样。不过，那场对话就那样文火慢烧着，一天一天，还是出现了些许细微的紧张迹象。罗师傅的脸涨红着，很少露出笑容。王老板给大家发烟的次数也少了。这些日子，他的结巴更厉害了——生意清淡已经给他带来了不小的压力；现在罗师傅要请假，无疑又给他增加了几分压力。一般情况下，王老板会不假思索地同意罗师傅的请假，可他现在很担心罗师傅会借机离开厂子不再回来。他的担忧是有充足理由的：在以往，差不多就是以这种家庭大事为借口，罗师傅曾经频繁跳槽。

多数情况下，他们是在以顺便协商的方式进行着沟通。打工仔说起什么事情，老板也会做出回应，而他们谁也不会看上对方一眼。很多时候，他们的对话非常轻描淡写，让我很难听清楚他们到底在说什么。一天晚上，我跟罗师傅一起呆在那机器间的时候，他转向王老板跟他说起话来，我听到了“薪水”这个词。王老板马上把头转了过去，看着别处。

“以——后吧，”他说道，“目前生意不太好。”

“我只是问你要两个月的，”罗师傅说道，“你总共欠了我三个月呀。”

“不——行。”

“我只不过请四天假，四天假就够了呀。”

“不——可能。我们随时可能接到新的业务。”

说完这句话，王老板就离开了房间，而罗师傅则看着我笑了一下。这段时间，我已经学着小心翼翼了——跟罗师傅在一起的时候，我总是非常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不久前，我请他到遂松路上的一家馆子吃饭，喝了几杯啤酒，聊了两个多小时。第二天，王老板就对我满腹疑惑：昨晚上你跟罗师傅去哪儿啦？你们怎么去了那么久呀？你怎么对厂里边的事情那么好奇呀？在中国的其他地方，在对其他项目进行报道的时候，我时不时地要向别人保证，我写出来的故事不会给他们带来政治上的麻烦。可是，浙江南部的这两位创业家担心的不是这样的问题。他们唯一的担心跟做生意有关：他们担心我可能是前来卧底的竞争对手，也许正满心期待着自己开一家胸罩调节环制造厂呢。注意到王老板的紧张情绪之后，我给他看了我之前写过的一本书，还从互联网上把我曾经发表过的故事打印了出来。我也跟他讲了实情——我丝毫没有兴趣来他这里挖罗师傅，我很热爱写作，不会为了浙江省的胸罩调节环而放弃它。

在厂里边，这一场协商一致持续到了2006年7月27日早上十一点整，也就是罗师傅得知自己的儿子降生的那一刻。他是从手机上得知这一消息的，因为他的一个亲戚给他发来了一条短信。孩子是剖腹产的，母亲则需要在医院待上两三天。刹那之间，工厂里边进行的那场对话有了进展。王老板准了假，给他支付了一个月的欠薪。他们依旧欠着他两个月的工资，两位老板算过，这笔钱足以保证罗师傅回到厂里继续上班。他立马出去，买了张去湖北的火车票。他预计在那天午夜的时候可以出发，如果一路上没有什么耽搁的话，儿子生下三天的时候，就可以见着他的爸爸了。

那天夜里，罗师傅临走之前，为了表示我的祝贺，我请他在丽水市区吃了顿饭。坐在我租来的桑塔纳轿车里，罗师傅解释说，这是他三个月以来第一次离开经济开发区。他挑了一家四川饭店，我们点了麻辣鳝鱼、重庆鸡丁、麻婆豆腐等。那个饭店没有他记忆中的潮南那些地方——金龙、金色郦园——那么气派，不过，罗师傅很是高兴。

“我多么希望还是在广东啊，”他说，“如果我还在广东，我会去买彩票，因为今天是我的幸运日。在广东，他们可以卖香港六合彩，这里根本买不到。”

我问他准备怎么对付那些计划生育干部。外来务工人员如果违反了政策，他们通常会带着自己的孩子离开暂住地。可是，罗师傅的孩子是在老家出生的呀。他曾经跟我讲过，他的大儿子也在老家。此刻，他迟疑了一阵子，考虑着我提出的问题。过了一会儿，他终于说道：“没事儿。”

“那你还要交罚款吗？”

“没事儿，”他说道，“都处理好了。”

他改变了话题，端起了酒杯，我们共同为他新生儿子的健康干了一杯。罗师傅笑着，再次说起了他希望买香港六合彩的话题。他被拖欠了一大笔钱，打工的工厂濒临破产，儿子出生时又不在身边。可在他看来，在那个夏夜，他是全丽水市最幸运的人。

第三章

有一年多的时间，我定期前往浙江南部考察，那个地方仿佛成了我另外一个家。我喜欢开着车在那条新建成的高速公路上行驶，看着瓯江沿岸那些熟悉的景致。我时常会把车停在同一个地方，会见同一批人。丽水市新修了一家叫作现代广场的宾馆，我同他们的经理协商到了特价，一晚只要一百六十元。在几个街区之外，我加入了那家叫作“闻香识女人”的健身俱乐部。那是丽水城区唯一的一家健身房，既对男人开放，也对女人开放。他们的经理告诉我，之所以取那个名字，是因为那几个字听起来好听。他们几个人谁都没有看过那部同名的美国电影。实际上，那家健身房有一股很重的仿皮味，因为健身器材全是崭新的。

如果天气好的话，我会到城南的小山上跑跑步，穿行在一片片柑橘林之间。那儿的水果长得棒极了——那也是我喜欢去那儿打发时间的另一个原因。我发现了一家还算不错的川菜馆，找到了一家堪称一流的面馆。于是，我沿着高速公路在各城镇之间穿巡着。我喜欢循着一条固定的线路行走，喜欢新兴工业城镇那种急匆匆的生活节奏，以及那么多人走在路上时所表现出来的朝气与活力。不过，在我的南行途中，也难免会有一些荒诞不经的事情。每次一离开北京，飞机刚一着地，我的手机立刻就会收到一条短信：

欢迎您来到中国十大最具活力的经济中心之一：温州。在“大胆开路人，和谐市民”的创业之乡，中共温州市委热忱地希望您在此建立友谊，寻找商机，收获成功。

在一次飞行途中，我遇到了“毛泽东”。那是早上七点三十分北京飞温州的第一个航班，也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一架专机。上了飞机，我一坐下来，马上就睡着了。跟往常一样，这架飞机上坐满了生意人和领导干部。其他旅客还在登机，我时断时续地打着盹。有那么一下子，半睡半醒之间，我的视线仿佛穿过一层迷雾，看见了一个乘客跟毛主席长得极为相似。我没有理会，以为只是一场梦而已。可还没有等到飞机起飞，我就听到有两个空勤人员在议论着。

“演毛主席的那个演员又来了！”其中一个人说道。

“在哪一排？”

“二十五排！”

他坐的是中间的位置，被两个温州商人夹在中间。差不多跟飞机上所有的乘客一样，这两个温州商人也睡过去了，但是扮演毛主席的那位演员却非常警醒。他穿着一件灰色中山装，打着红色领带，在舞台上表演的妆容尚未褪去——脸上因此闪着不自然的红光。他的牙齿也泛着光，头发染成了黑色，发型则是毛主席曾经蓄过的那种大背头。在他下巴的左边一点，甚至还有一颗假的黑痣。每一个去厕所的人从他身边走过时，都会忍不住多看一眼：“毛泽东”坐在经济舱的二十五排E号位置上。

飞机在温州机场降落之后，一辆公共汽车驶过来，把所有的乘客从飞机上转运到航站楼。公共汽车比飞机还要拥挤，我所处的位置刚好在“毛泽东”的边上。我向他做了自我介绍，还给了他一张名片，他也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了我。他名片上的头衔至少有七个：

金阳

伟大领袖毛泽东扮演者

凤之凰文化艺术中心主任

华夏国际影视有限公司总导演

北京强盛国际武术文化发展公司副总经理

北京影视研究所商业总监

中华社会大学电影学院荣誉导演

中国红蜻蜓集团高级顾问

中国红蜻蜓商业与文化中心总巡视员

他此次来温州是为了参加中央电视台一部电视短剧的拍摄工作。该剧讲述20世纪40年代发生的一场战争，当时的红军和日本侵略者在浙江进行了一次遭遇战。金阳说，他在电影和电视剧中扮演毛主席已经有十年之久。他看着我递过去的名片，禁不住笑了笑。

“哦，你是个记者呀，”他说道，“曾经有一个美国记者，名叫埃德加·斯诺，他跟毛主席还是好朋友呢。”

我知道埃德加·斯诺，对于任何想以中国为题进行写作的密苏里人来说，他的故事都算得上具有警示意义。20世纪30年代，斯诺成了毛泽东和周恩来最好的朋友。后来，他慢慢地听信了他们的宣传动员。大跃进时代，有好多中国人因饥饿而死，埃德加·斯诺在中国周游了一圈，然后写出报道，说关于饥荒的事情全是不真实的谣言。不过，在温州，我更想知道的是金阳背后的故事。他是怎么被人们发现的？在扮演伟大领袖毛泽东之前的那段时间，他在干什么？

可是，每当我提出问题时，他总是用毛主席的生活轶事来回应我。他告诉我，他是长沙人——跟毛主席是真正的同乡。我问他以前是什么职业，这位演员说道：“你知道，毛主席那张最著名的照片就是埃德加·斯诺拍摄的。”

“这我听说过，”我说道，“可在当演员之前，你是做什么的呢？”

“人们说到青年毛泽东的时候，用的就是那张照片，”他继续说道，“五六十年代的时候，好多地方都加印过那张照片。”

我们乘坐的公共汽车歪歪扭扭地向着温州航站楼驶去，挤得满满当当的车厢里，人们纷纷对着手机叫嚷着。不过，金阳的脸上始终带着笑容，一如他下巴上那颗塑料黑痣，一如他在乘机旅行中那份慈祥的眼神，仿佛他仍旧是国家领导人，而不是坐早间专机的中间位置来到温州的普通乘客。我一直在揣摩他的背景。我琢磨着他的名片，然后就他在“北京强盛国际武术文化发展公司”的头衔提出了问题。“你练武术吗？”我问道。他沉着地笑了笑，然后回答道：“是的。毛主席经常强调，体育活动很重要！你知道吗，他曾经畅游过长江呢？”他接着又跟我说了一次，他是长沙人。他说，埃德加·斯诺写的书第一次把毛主席向西方人做了介绍。随着他讲起一件又一件道听途说的生活轶事，他的笑容似乎越来越令我感到紧张。最后，我只好结束了跟他的交谈。这人是怎么了？他真的以为自己就是毛泽东吗？

在航站楼，我取到了我的行李。走出机场之前，我去了趟男卫生间。里面除了“毛泽东”，空无一人。他站在第一个尿槽跟前，我听见他好像在低声自语：“美国记者，美国记者。”我心想，还是用远离他那个尿槽吧。我以最快的速度撒完了尿，拉上拉链，一言不发地走了出来。他脸上依旧带着慈祥的笑容，一个人站在卫生间，愉快地自言自语着。

在胸罩调节环制造厂，工人们在夏季的懒散拖沓状况一直捱过了8月。随着“深咖啡色”的出现，这种状况才终于烟消云散。9月份，一个新客户订购了十多万只调节环，要求全部染成一种颜色。经历了几个月的无所事事之后，小龙突然忙碌起来了。他的实验室里摆满了各种各样的试管，里面装着的东西全呈黑褐色。在他那本颜色手册里，这种颜色被标作“Deep Coffee”（“深咖啡色”）。尽管小龙和罗师傅对新客户不甚了解，他们还是知道，那是浙江南部的一家胸罩组装厂。老板们一般不会把客户的信息透露给雇员，因为害怕他们拿着这些潜在买家的名单跳槽到别的公司去。因此，两位老板只是跟罗师傅说，这位买家是做出口的。那也就意味着，这一批胸罩调节环的质量要求是最高的。至于最终目的地，罗师傅不清楚——那一定是喜欢褐色内衣的某个国家吧。

还是在那个月，另外一个新买主签下了一张大订单。现在，整个厂子里又开始运转起来了。那是自春季以来的第一次，两台金属冲压机投入了使用，那台机器每天八小时不停地轰鸣着。陶家人又一起回来了：两姐妹、父亲、表亲又被叫回来按天干活儿。之前好几个被解雇的装配线女工也被工厂请了回来。王老板告诉我，9月是他们第一次收入大于开支的月份。从他们最先设计厂房算起，十一个月过去了。尽管离收回投资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可他们的生意毕竟开始盈利了。

就在那个夏天，工厂的宿舍区迎来了年龄最小的住客。王老板的老婆和他两岁的儿子有时候会过来住上几个星期。如今，这儿也成了罗师傅新生儿子的家。这孩子还不到两个月大的时候，他的母亲程有琴（音译）就带着他坐了二十多个小时的汽车，穿越了大半个中国。他们一家人的宿舍在三楼，那是一个尚未完工的房间。房间里只有一张简易木床，一只小电炉，几样炊具，以及一个用来储存衣物的纸箱子。除此之外，他们基本上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程有琴十分自豪地告诉我，他们的孩子基本上已经可以在隆隆的机器声中入睡了。

孩子出生五十天的那一天，我邀请他们一家人出去吃饭。在中国，人们通常很看重这样的日子，出生后的一百天尤为重要。我到宿舍跟他们碰了面，罗师傅给他的儿子换衣服的时候，嘴里抽着利群香烟。因为厂里面很热，孩子最近刚刚剃过头。跟他妈妈一样，这孩子长着一双好看的眼睛，胖胖的脸蛋，粉嘟嘟的双唇，鼻子像是来自钮扣城：真是一个好看的孩子。罗师傅把他交到我的手里。

“他的哥哥还好吧？”我问道。我本以为，那个大一点的孩子还留在村子里，由他的爷爷奶奶或者其他亲人照看着。然而，一听到我的问题，罗师傅的脸马上沉了下来，他的妻子则尴尬地看了他一眼。

“有件事，我得告诉你，”罗师傅慢慢说道，“这实际上是我们的第一个孩子。王老板和高老板雇佣我的时候，我跟他们说我已经有了一个儿子，那是为了要求多点薪水。我并不想对你撒谎，可是，我们俩交谈的时候，他们两个人也在身边。我担心他们偷听，所以，我没有跟你说实话。本来上次临走之前，我应该跟你说实话的，可我没有说。非常抱歉。”

我告诉他，不必感到抱歉。不管怎么说，当王老板不让他回家去陪着生孩子的时候，那个并不存在的孩子已经让罗师傅魂牵梦绕了一次。那一次，老板就坚称，事情不怎么重要，因为毕竟是第二个孩子了。我问他，老板现在是否知道真相。

“不知道，”罗师傅说道，“现在来不及了，还是不要跟他说吧。我就假装家里还有一个孩子。”

我很难把那看成是个谎言，因为这样的故事在新型工业城镇太普遍了。当人们跟老板协商工资的时候，他们会尽一切可能地找到有利于自己的理由。因此，我也明白那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孩子的重要价值。即便是现在，他依然扮演着一个角色。如果罗师傅打算辞去他在丽水的工作，要到别处找工作，他还可以为那个并不存在的孩子编造一个并不存在的病症。那样，他就可以找到理由请假了。

在遂松路上，我们碰到了罗师傅的一个朋友。他是个创业者，在附近摆了个小摊，出售廉价服装。他告诉我们，就在那个街区的尽头，一家新的火锅馆正在盛大开业。在火锅馆，食客们围着盛满辣椒和油的大锅而坐，一束燃气火焰把锅里的东西煮到一片沸腾。顾客们自己烹煮着食物，把生鲜蔬菜和肉食往油锅里倒进去，主料通常有猪肠子和其他内脏。这种吃法的吸引力主要是它具有社交功能：吃这样的饭，喝啤酒是再合适不过了。餐馆里总是水汽弥漫，人声嘈杂，跟中国人喜欢吃夜市是同一个道理。火锅馆也是我最不愿带一个孩子去庆祝他五十天生日的地方，可没有人问过我为孩子着想的建议。

这家馆子的出现标志着这个社区的发展又上了一个台阶。火锅馆并不便宜，但它对经济开发区里面的经理和技术人员这类中产阶级很有吸引力。这是遂松路上一个月之内开业的第二家火锅馆，门口装饰着鲜花，标志着开门营业。他们也放了鞭炮——我们刚一坐下来，餐馆老板就在大门外点燃了一挂鞭炮。听到鞭炮声，孩子的眼睛一眨一眨的，但没有哭闹。我们点着了火，罗师傅和他的朋友抽着利群香烟。很快，孩子那嫩瓷一样的脸上闪出了汗珠子，面颊红得像胡萝卜，眼睛里出现了迷离的神情。在那个餐馆里，我是唯一没有抽烟的成年男子。可是，那孩子的表情依然十分平静。后来，我干脆什么也不想了。他已经受了五十天的罪，再说，在经济开发区，这样的日子永无止境。

靠近餐馆大门口有一张大圆桌，八个人刚刚吃完了饭。他们一定是天一黑就来了，而且，显然喝了不少的酒。其中一个人欺负服务员是女的，冲着她大声地抱怨饭菜不行，餐馆老板连忙跑了过去。老板三十多岁的样子，他老婆也在帮着打理那个场子。他尽量安抚着那位顾客，主动赔礼道了歉，可其他人还在那里大声嚷嚷着。最后，老板给他们打了折，还免费招待他们喝了一圈啤酒，可那几个人的声音却越来越高。

在中国，如果有人抱怨饭菜不好，那是常事。中国人可能会对很多东西都逆来顺受，但饭菜不在其列。我认为，那正是他们长期以来既有一流美食，又有政治灾难的原因之一。不过，火锅馆的那一幕跟平时多少有些不一样。又打折又免费敬酒是很少见的，一般来说应该是可以让另一方闭上嘴巴的。可是，这一群人竟然继续在那里大声叫嚷着。他们把老板叫过去，跟他继续打着嘴仗，还对着他的老婆大吼大叫。接着，他们坚持要跟厨师理论。可怜的厨师穿着脏兮兮的白色工作服，瞪大眼睛站在那里，其中一个醉鬼对着他的脸上指点着。他抱怨做菜用的油不好，肉没有切好，还抱怨蔬菜不新鲜。餐馆很小，其他食客都在津津有味地看着这一幕。那帮人离去之后，终于清静了一分钟。可是，那个醉得最厉害的人又突然折了进来，颇像恐怖电影里的恶棍。他又高声抱怨了一长串，同伙才把他拉了出去。

那边完事之后，餐馆老板才过来招呼我们这一桌。“对不起，刚才吵到各位了，”他说，“不过，你们要知道，他们并不是真对饭菜不满意！”他解释道，那一切都是同一条街上的另外一家火锅馆老板安排的。那位老板花钱请来几个人早早地就来吃饭，然后喝醉，再大吵大闹。他们的目的是要搞砸这家火锅馆的开业，幸亏老板很快就识破了他们的闹剧。

这位老板做事非常认真，说起话来轻言细语，从这张桌子走到那张桌子，一遍遍地解释着刚才发生的事情。可是，已经无可救药了：中国人的抱怨总是具有一定的传染性，就像有害菌一样在人群之间传播着。这跟群体冲动有一定关系，大家根本就是情不自禁——如果他们看见别人这么做，马上就会产生共鸣。在火锅馆，我们这一桌就是如此。罗师傅点评说，这个地方一点都不干净；他的朋友则说，这家馆子的蔬菜看起来也不咋样。汤太咸，肉的分量不足，质量也不高——他们一边抱怨着，一边把菜肴倒进油锅中，大快朵颐。中国人的饭菜评论通常是：评论归评论，胃口可不会受到影响。吃完了饭，程有琴甚至把茶水也贬了一番。一句坏话也没说的，只有那个小孩子——他平静如常，吸着二手烟，流淌着汗水。在火锅馆的烟熏火燎中，真像一只可怜的小猪仔。

不甚满意的饭菜全都吃完了，罗师傅的朋友把筷子放进啤酒杯里蘸了一下，然后放进小孩子的嘴里。小家伙皱了皱眉头——那天晚上，就那一刻，他的表情最丰富。这激起那位朋友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应能力测试。他摇晃着手掌，仿佛要揍那孩子，可他的手就在离那颗钮扣鼻头一点点远的地方戛然停住，小家伙依旧不为所动。“他的视力还不太好，”那人说道，“才这么大一点，眼睛还看不太清楚。”

“看得见！”程有琴说道。

“看不见！”那人又挥舞着拳头：依旧没有反应。“看见了吗？我就说嘛。”

没有哪位母亲愿意看着自己的孩子受到这样的诽谤，因此，她立马奋起捍卫。只见她将筷子朝小孩的脸上刺去，在两三厘米远的地方猛然停住——小家伙终于眨了下眼睛。“看见没！”她如获至胜地说道，“他的视力好着呢！”

“可他并没有看见这个！”

“他看见了！”

“你看，他都没有反应。”

“他看得见！你要这样做！”

“老实说，我觉得有点热，”我说道，“我们可以走了吗？”

往外走的时候，餐馆老板给了我们五十元的消费券，算是表示歉意。“我再也不来这儿了，”出了餐馆大门，来到遂松路上，罗师傅这么说着，“这儿的饭好难吃。”可他还是把那几张消费券折叠好，放进了口袋。外面，空气清新，小家伙也不流汗了。他的双眼依旧一眨不眨，平静如常，似在为五十天之后可能扎到他脸上的任何东西做着准备。

无论何时，只要驾车从温州经高速公路前往丽水，我都会在沿途的小城镇停下车来。好几个小城镇已经纳入规划，即将融入这条高速公路：每一个出口附近，都在修建新的社区。有的社区坐落的位置曾经完全是一片耕地。其中一个小城镇名叫石帆乡，位于丽水市以南十六公里。我第一次造访石帆乡的时候，高速公路还没有完全开通使用。那时候，这个小镇还只是一个建筑大工地，到处都是尚未完工的街道，搭着脚手架的住宅楼。在一条大街的尽头，有一块告示牌：

重视滩坑大坝，

为迁来移民服好务，

距首批移民搬迁还有：

三十二天

告示牌上的数字可以更换，下方的地面上丢弃着好几张前些日子撕扯下来的纸片。这儿有一张“五”，那儿有一张“四”，写着“三”的那一张被人撕碎了，扔在一边：这都是新社区的倒计时啊！我顺着大街溜达的时候，一个手提大锤的人向我走来。“你是来买房子的吗？”他问道。我说不是的，我是个记者，正要前往丽水市，只是路过这里。“哦，你是记者呀，”他说道，“你是不是在找那些痛恨修大坝的人？”

那是我在石帆听到的头两样事情：空空的住宅楼，心怀不满的人们。我了解到，石帆乡是为了那个叫作滩坑水电站项目而建在高速路口的城镇之一。滩坑大坝位于丽水市西面的高山上，建在小溪之上。建设周期五年，投资总额超过四十九亿元。工程完工后，库区将淹没十个城镇和八十个村庄，迁移人口总数为五万多人。所有这些数据全都印在了工地附近的公告牌上，可除此之外，在其他地方很难了解到有关滩坑大坝的资料数据。关于这个项目，浙江的报纸上基本没有什么文章涉及，国外的媒体更是只字未提。关于滩坑大坝，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那五万多人将会被悄无声息地转移安置——至少就媒体而言的确如此。

在中国，修大坝太稀松平常了，根本就不会引起媒体的注意。再说，国内的媒体也普遍不对这样的建设项目发表批评意见。因为空气污染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心，政府需要为火力发电厂寻找替代物，水电项目常常是他们的首选。在丽水这样的地方更是如此。这儿有高山，雨量充沛，而且还梦想着成为重要的工业中心。这个地方因为修建大坝而声名鹊起，何况当地对电力的需求还在不断增加。在经济开发区，一位政府官员告诉我，工业用电量占到了丽水市总用电量的百分之七十。这个数据是针对辖区全境的，它囊括了所有的小城镇和农村地区的用电量。由于重工业和机械化生产等因素，比例才这么高。不过，这个数据也反映出当地生活水平的低下。与之相反，美国的工业用电量仅占全国用电总量的三分之一。

毋庸讳言，随着第一轮基础设施投资和工业投资开始发挥效益，丽水的生活水平肯定会有所提高。高速公路开通六个月之后，丽水市的购车总数与往年同期相比翻了一番。人们搬进了像季氏家族修建的江滨住宅小区这样更加宽敞的住房。在城北，另一家房产公司正在修建白云住宅小区，这也是全市第一家独栋别墅小区。白云小区的每家每户都修建了车道和车库——他们的经理很自豪地告诉我，这是丽水的又一个第一。不过，房子修大了，注定要给这个城市的电网带来更大的压力。丽水本已极度依赖外购电力，而滩坑大坝正是要力图减少这种依赖性。滩坑大坝具有一定的优势，因为它位于高山之间，那儿的人们比较贫困，反对搬迁的可能性极小。

在受影响的地区，北山是最大的一个乡镇，总人口约有一万。2005年秋季，移民搬迁的日子越来越临近时，当地政府找到了一位算命先生。他断定，农历的九月二十三是动工拆迁的黄道吉日。那天一大早，我开着租来的桑塔纳轿车，一路往西朝北山驶去。那条没有名字的公路非常狭窄，顺着小溪蜿蜒前行。满布巨石的溪谷里，河水一路奔流。偶尔，可见一两个渔民沿着岸边涉水而行。小溪的水并不深，无法行船。因此，附近人烟稀少。种庄稼也很困难：两岸的山坡太陡，梯田是开不出来的，稻田只能在河边的平地上顺势而为。这里的农村地势如此崎岖，仿佛跟温州的工业地区丝毫没有关联。可事实上，温州离这儿的直线距离不到八十公里，连乌鸦也能飞过去。正是这样的地形，形成了南部浙江人的商业天性。几个世纪以前，这里的高山逼迫人们到沿海地区以商为业。及至最近，这里的人们才学着把他们的创业精神用到制造业上。到头来，他们又回到内陆地区修建大坝，以期为他们的工业城镇提供更充足的电力资源。

一路上，到处都是红狮水泥的广告牌，几乎看不见其他广告。多数居民点规模不大，而且很穷，但路上还是挤满了车。一条车流缓缓地从北山往下流淌着：解放牌大卡车、破旧的大货车、劈啪作响的拖拉机……一箱箱、一堆堆家具堆放在车上，又脏又旧的床垫在卡车货箱两侧竖立着。这些车辆从政府竖立在路边的一个个告示牌旁驶过：

建好滩坑大坝

造福千秋万代

今天支持滩坑大坝

明日造福子孙后代

跟我同一个方向行驶的车辆，多半是这样或那样的受益者。水泥搅拌车轰隆隆地朝着大坝的方向驶去，跟它一起的则是拉着建筑工人的敞篷货车。捡破烂的则开着空车：拆迁现场总有砖头、木材、废旧金属可供再利用。也有领导干部们乘坐的黑色奥迪A6，以及警车——我在浙江的农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多警察。驶往北山的途中，我经过了大坝的坝址，那儿也竖着一块告示牌，说整个工程需要十六万四千立方米的混凝土。那可是红狮水泥在这儿拔得的头筹啊，工程的大头还没到来，整个挡土墙工程才在河里插下了几根桩子，还有脚手架撑着。往上走，满目疮痍的山坡表明，那里是未来的堤坝所在地——相对的两座山上已经挖出了一道大槽，从沟谷的这一头延伸到另一头，就像一个拼图游戏，只差最后一片没有摆上了。

我之前曾经来过一次北山，当时这个小镇一片繁荣。可是，我今天差点认不出它的模样来。一条大街上，竖立着一个倒计时牌子，跟石帆乡的那一个一模一样。在北山，上面的数字显示为两个“0”，拆迁队已经清理完了曾经的镇中心地段。由政府安排的拆迁队穿着白色工作服，在一栋栋大楼之间穿梭着，确保没有任何居民藏身其中。至于拆毁工作本身，主要依靠那些自谋生计的拾荒者。在经济开发区，凭着市场经济的力量，整个社区拔地而起，工厂和商店差不多同时冒了出来。而在摧毁北山方面，获利的动机具有同样的效果。屋顶上有瓦片，墙壁上有砖头，地底下有金属——这全都可以卖钱。因此，一队队人马迅速地穿城而过，活像田地里的蝗虫，所经之处仅留一片荒凉。

我花了十分钟时间才开进原来的城中心。因为一辆辆大卡车得排队上货，转运物资，我只有在车流中一寸一寸地挣扎着。终于，我把车停在了路边，仔细地聆听着。在工业城镇里，机器的噪声成天到晚响个不停。而在北山，所有的拆迁工作基本上都靠手工完成。木板被扯开，钉子被拔出，混凝土被大锤一下下地砸开了。我听到了一个拾荒者捣毁墙壁的声音——啪、哧、咚；啪、哧、咚——最后，“咣当”一下，什么也听不见了。这样的空寂，是北山命中注定的：它的沟谷永远不可能具备厂房里的闲忙节律，永远不可能响彻着夜班工人的劳作声。相反，它注定要变成一个静谧的水库，唯一的声音只有湖水拍打库岸的哗哗声。在几十米深的沉寂水底，这个地方将不复存在。

2006年11月的两天时间里，经济开发区里出现了树叶。还是在那个月，政府派人完成了遂松路人行道的贴砖工程，甚至安上了几只垃圾箱。之前，创业者们在这一地区搞建设的时候，人们随地乱抛垃圾，垃圾便沉积在排水沟里。但是现在，这里开始实行垃圾定期清理。他们开行了通往城区的公共汽车。工人们沿着经济开发区的各条大街植上了樟树，这些樟树先前经过培育，已经长到了两米多高。每隔五十米栽上一棵，规则得如同装配线上的工作站。突然之间，工业区里有了绿色——仿佛在提醒着我们，刚刚在一年前，在山头没被轰掉、机器没有安装到位之前，这儿还全是农村。

树刚栽上没几天，那台机器所在的装配线上干活儿的一位女工庆祝了她的十六岁生日。她叫任静（音译），来自安徽省的一个小村庄，离陶家人的老家没多远。跟陶家人一样，姓任的也来了一大家子：父母双亲、两个女儿、一个儿子。父母亲开了一个蔬果摊，专为工人们服务；大女儿卖盗版光盘。在胸罩调节环制造厂，任静跟陶玉染——也就是陶家两姐妹中年长的那一个——一起上班。她们的任务，就是对从装配线上生产出来的胸罩调节环进行分拣。晚上，这三个打工妹下了班以后，经常在一起打发时间，她们的父母则在各自的小摊前忙活着。正是这个原因，几个女孩儿都很喜欢自己的工作作息——一到晚上，她们就不受管束了。

祝贺生日的那天，她们到晚上八点钟才走下流水线，因为厂里正在为一个新客户的订单而加班。陶氏姐妹给任静买了一个生日蛋糕，上面用糖霜混合物写着几个英文单词：“Luck for You！”（“祝你好运！”）任静的姐姐在卖光碟的间歇，抽空做了七道菜。她十九岁，今晚上做好了草鱼、鸡丁、花菜和莲藕。她们吃饭的地点就在任家的家里，其实也就是从当地一个农民的一套房子里面租住的一个房间。那个地方是用混凝土抹的墙壁，地上铺着粗糙的瓷砖，一箱箱苹果、一箱箱橘子占去了大部分空间。几个女孩坐在父母的床上，享受着晚宴，用雪碧和可口可乐相互敬酒。

他们为几个男人买来了双鹿啤酒。任家大姐的男朋友也在场——他在一家仿皮厂干了十二个小时的活儿，刚下班过来。老田也从厂里赶了过来。老田是衬骨生产线上的监工，管着陶玉凤，也就是工厂第一轮招聘时，那个刚满十五岁却又对自己的年龄撒谎的女孩儿。今天晚上，啤酒刚一打开，她就把目标对准了老田。

“老田，喝一杯，”她说道。她给老田的杯子倒满了啤酒，给自己倒上了雪碧。他们俩都喝了，玉凤马上又把杯子倒满了。

“再喝一杯，”她果断地说道。

“等一下，”老田说，“我得歇一歇。”

“喝！”

“等一等。”

“马上就喝！马上就喝！”

杯子一干，她又倒上了。

“现在该你了，”她指着任家大姐的男友说道，“跟他喝一杯。我要他喝醉，明天早上他就管不着我了。”

“我哪有管你！”

“跟他喝！”

姐姐的男友遵命之后，她又转向了我。“接下来是你，”她吩咐道，“跟老田喝。”我没有犹豫——我明白，最好不要碍玉凤的事。从她靠撒谎进厂工作的那一刻开始，玉凤就已经在厂里树立起了她那自然之力的形象。她年轻的脸上带着男孩子气，面颊长得胖乎乎的，蓄着短发。不过，她的态度比所有成年工人加在一起还要复杂。任何人做起胸罩衬骨来都没有她的速度快，因此，她不愿意受到老板们的管束。有一次，王老板告诉玉凤，接下来有几天没有活可干。她一边大骂着他，一边跑出了厂房。“那个女——孩儿啊，脾气真——大，”她走了之后，他和善地说道。跟厂里的其他人一样，他拿她最没办法：对这样年轻而又泼辣的女孩儿，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老田尤其不是她的对手。他的体重不到九十斤，长着一张淘气的脸，生活中遵循着一条两句话的座右铭：“快乐度过每一天！新的一天从现在开始！”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他离开四川农村的老家时，这就成了他的格言警句。那个时候，他靠修表为业，日子过得还可以，在经济开发区的大街上摆了个摊。可是没过多久，他发现他被前进的步伐甩在了后面。本世纪初，手机的价格一下子降了下来，连收入最低的人也可以买个手机——还能当手表使用。修手表的买卖过时了。跟许许多多中国人一样，老田明白，在新知识面前来不得骄傲自满。他已经从农业转向了钟表，可现在又到了学习新知识的时候。他立马动了起来——这就是永恒的乐观主义：新的一天从现在开始！在温州，他找了一份工作，先在一家工厂当技术人员，后来专门做起了胸罩衬骨这一行。

他拿的薪水很高，大约有三分之一都被他用来买彩票了。在中国，国营的福利彩票为社会事业提供资金支持，老田贡献的远超于自己享有到的福利。老田着了迷——他记下所有的中奖号码，写在了他宿舍的墙壁上。他住的是底楼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光秃秃的抹灰墙上写满了他关于“快乐度过每一天”的格言警句，以及令人眼花缭乱的彩票号码：

95 1.3.17.20.21.24＋16

97 1.5.9.13.15.33＋14

97 11.14.15.20.26.27＋12

98 6.7.10.11.15.23＋16

99 7.12.18.23.24.27＋5

工厂里的每一个工人，都在偷偷地谋划着未来的梦想。玉凤告诉我，她想开一家鞋厂，小龙说过要饲养兔子或者做批发生意。罗师傅有经商的念头，就是把莲藕榨干用真空包装的形式卖到北方去，因为那儿没有莲藕生长。有一次，老田正在捣鼓厂里的机器。我问他，如果运气够好赢了大奖的话，他要做什么。他指着胸罩衬骨笑了笑。“我要做这个东西，”他说，“我要自己开一家厂，生产这个东西。”在厂里，他是唯一一个还愿意从事老本行的人。在中国，那实际上是一场白日梦，几乎跟买彩票中大奖一样不可能：完全相信你自己做的营生永远不会过时。

生日晚会上，老田因为喝了啤酒，脸很快就变得绯红。玉凤逼着他喝了不少，好不容易才大发善心饶过了他，他便在房间角落里的一张床上躺了下来。几个女孩子则聊起了厂里的工作。她们提到了关于仿皮的谣传，说仿皮会引起婴儿出生缺陷。玉凤说，还是鞋厂好一些。

“那儿也会有毒气，”任静说道，“问题都是一样的。”

“那种气体不一样，”姐姐玉然纠正说，“鞋厂的问题，是他们用的那种胶水对身体不好。不过，没有仿皮气味糟糕。”

玉然只有十七岁，可说起工厂那些事儿来，却显得非常老练。这是她在生产线上干过的第三份活。之前，她做过鞋，也做过衬衫。严格地说，任静——也就是过生日的那个女孩儿——今天才达到法定工作年龄，可这已经是她做过的第二份活儿了。十四岁时，她就在一家低档服装厂做起了缝纫工。“我们是做计件的，”她对我说，“这个工作好一些，因为是计时。这要轻松得多。”

“我喜欢我以前工作的服装厂，”玉然说道，“老板人很好。一天晚上，我们加班到很晚，因为有一笔订单要做嘛。他给我们每个人都买来了饮料，没有人叫他这样做啊。”

“高老板绝不会那么做。”

“高老板太抠门了。”

“服装厂的老板懂得照顾工人。”

“王老板人很好。可他随时都有操不完的心。”

“你们看老田！”

几个女孩儿大笑着——那位喝得醉醺醺的监工已经倒在角落的那张床上睡着了。蛋糕已经分光了，桌子上摆放着一大堆礼物：一只玩具猪，一头小牛，一只软布做的狗。任静很喜欢填充动物玩具，跟所有的女孩一样，她有时候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小。她们从来没有谈过男孩子的事儿，至少在男女混合的公司里面没有提到过。她们非常乐意听从父母的话，这在美国的年轻人看来简直难以想象。不过，从其他方面看来，她们是非常成熟的。在美国，没有几个女孩儿能够为一个甜蜜蜜的十六岁生日聚会做出七道菜肴。而且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不会有十五岁的女孩儿逼着自己的监工喝得烂醉。不过，有些特征倒是哪里都找得到的。这几个安徽女孩一开口闲谈，立马变得兴高采烈起来，显得从未有过的开心。整整一个小时，任静和她的朋友们坐在一起，聊着工作，聊着老板，聊着哪家工厂最好。

那年的一个秋夜，从温州驾车经高速公路返回丽水的路上，高老板的轿车失控了。那是一个雨夜，天空一片漆黑，他的行驶速度在一百公里以上。在一个弯道处遇到一摊积水，刹车抱死了，他只好开起了水上飞机。他那辆车的名字倒也取得恰如其分：别克赛欧。

[2]

轿车原地打转，在高速路上发生侧滑，撞上了防护栏。金丽温高速公路上，很多路段悬空而建，有些地方紧邻悬崖，高老板在那个路段出事，实属幸运——安全防护栏给他和他的车起到了阻挡作用。当时正是深夜，路上的车辆很少。随后，那辆车在路肩上停住了，高老板抽了一支三五牌香烟，让自己的神经平静下来。不过，车辆的损失很轻微，他还能够继续开回丽水。

两位老板的家都在温州市附近，他们每个星期要往返两三次。在一定程度上，那是由于机器质量所引起的问题：厂里有些东西总会时不时坏掉，迫使他们回到温州去购买配件或者送修。以往，两位老板都不怎么开车，新开通的高速公路却搅乱了他们的方寸。费用也很昂贵——每往返一趟，大概要两百元通行费。那年秋天，工厂差不多才刚刚开始盈利，两位老板就开始商量着要不要把工厂整体搬迁到自己的老家去。

经济开发区长期的不稳定性也是原因之一。在这样的地方，人们对于搬迁和调整早就习以为常，喜欢到各处敲敲打打成了他们的天性。通常情况下，一丁点小成功带给他们的不是满足，而是方寸不稳。老板们一开始赚钱，就满脑子想着削减成本。厂里面共有二十来个工人，而且常常加班到深夜，可两位老板一直不愿意再雇人手。他们抱怨房租太高，因为厂里的空间太大太大。他们当初规划这个企业的时候野心太大，满以为在六个月之内肯定有大规模的扩张。可一年过去了，企业的成长远远低于他们的预期，顶楼上的很多空间都闲置着，形成了极大的浪费。

每当两位老板相互之间商量要事的时候，他们就讲自己的方言，其他工人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对于他们的计划，几乎没有跟任何人说起过。可那年秋天，两位老板问过罗师傅，假如工厂要搬迁，他把那台机器拆下再装好大概需要多少时间。罗师傅说需要十天的时间。之后，他们没再问罗师傅任何问题，他也就弄不太清楚，他们说的可能要搬迁是不是真的。他觉得在年底之前，他们不大可能那么做，因为业务刚刚兴旺起来，这个时候迁厂风险很大。不过，罗师傅也承认，尽管在工业城镇呆了这么多年，他仍然无法预料老板们会不会做出仓促的决定。尤其在浙江这个地方，人们很少会做周密的计划。从罗师傅的角度来看，这里比他几年前呆过的广东还要无序。“他们做事情大不一样，”他跟我说，“那儿更讲逻辑性。在广东，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修路，然后才是建厂。可在这儿呢，倒过来了。先建厂，然后才是修路，等等。”

秋天快要过去的时候，罗师傅打定了主意，最好让他的妻子和孩子回贵州老家去。他拿不太准工厂会不会搬迁，而两位老板还扣留着一部分工资没有发给他。春节过后，他有可能要另找工作。不管是哪种情况，都免不了要搬家。如果有小孩子在，做这些事会麻烦得多。跟许许多多外出务工人员一样，他们决定先分开住，等到罗师傅的工作稳定下来后再作打算。

程有琴在她的行李包里塞进了尽量多的东西，她把那部新买的佳能数码相机也带上了。那是他们家里最值钱的东西——孩子出生后，他们拿出一千二百元钱买了这部相机。程有琴带着大大小小的包裹，还有一个婴儿，坐汽车离开了丽水，然后转乘火车到达了贵州省的省会贵阳。坐了一个通宵的车，她和孩子到达贵阳的时候还不到五点钟。在贵阳火车站，一个看上去很友善的女子走向程有琴，问她要去什么地方。那个面善的女子告诉程有琴，她知道某个人有一辆车，要去的地方正好跟她是一个方向。她开出的价钱不贵，程有琴就答应了。她的老家在贵阳的乡下，有两个多小时的路程，通常要转好几趟车才能回到家里。

她跟着那个年轻的女子走出了火车站，可她一看见那辆车心里就紧张起来。那辆车脏兮兮的，空间很狭小，就是人们所说的微型“面包车”。里边已经坐了三个人，其中两个体格魁梧。程有琴坐进去的时候，他们只顾抽烟，什么话也没说。她心里在想着要不要回去等公共汽车算了。可当时天还很早，从丽水坐长途车过来也让她感到非常疲倦。儿子在她的怀里睡得很熟。最终，她还是决定把事情尽量往好处想，于是坐进了面包车。

他们的车在贵阳市区兜了一圈，朝着乡下驶去。另外四个人相互认识，但他们不怎么交谈。越往前走，这种沉默的局面越让程有琴心里感到害怕。贵州是一个贫困而偏远的省份，地形十分崎岖不平。没过多久，他们就驶离了贵阳郊外的最后一片居民区。驶上一条空旷的路段时，程有琴闻到了一股浓浓的化学物品散发出的气味，她立刻觉得头昏眼花起来。面包车在路边停了下来。接下来，所有的事情都仿佛发生在一片迷雾中：那几个人让她把现金、值钱的东西，还有手机统统交出来。他们威胁说，如果她不配合，他们就杀掉她和孩子。程有琴身上带着一千元钱的现金，她把这些钱和手机都交给了他们。他们又要她的耳环，她也取了下来。可她没有跟他们讲藏在婴儿物品袋子最底下的那部数码相机。即使那几个人威胁说，如果她敢撒谎的话他们就要杀掉母子俩，她也没有承认还有值钱的东西。

几个强盗把程有琴和她的孩子扔在路边后跑了。当时正值清晨，空气又湿又冷，程有琴的脑子还有些昏昏沉沉的。她相信自己是被下药了——最近有报道说，有些强盗喜欢用化学物品麻醉受害人。幸运的是，路边不远处就有一栋农舍，程有琴抱着孩子跌跌撞撞地走了过去。一对上了年纪的夫妇给程有琴开了门，给她找了些吃的东西，还把电话借给她用。她做的第一件事情，是给手机号码本上的亲戚和朋友挨个打电话。中国的窃贼偷到手机之后会检查号码簿，然后给其中一些号码打去电话。他们会编造谎言，说电话的主人受伤严重，无法开口说话，马上要接受治疗，如果不先交钱，医生就不看病。如果有亲戚朋友听信了他们编造的故事，窃贼们会要求他们把钱马上电汇过来。

程有琴听人说起过这样的骗局，所以她尽量把每一个号码都回忆起来。然后，她给罗师傅打去电话，问他要那些想不起来的号码。她给亲戚朋友打了半个钟头的电话，解释她所遭遇到的事情，提醒他们不要上当受骗。随后她才注意到，她的孩子还在沉沉昏睡。一般情况下，这个时候他该睡醒了，可今天却好像喝醉了一样。慌乱之下，程有琴又给罗师傅打了个电话。他让她立刻给孩子洗个澡，洗的时候用力擦洗，以清除药物的影响。

在农舍里，那对老夫妇给孩子洗了个澡，他终于醒过来了。之后，似乎一切正常。接下来的几个星期，程有琴密切地观察着他的情况。他还是跟往常一样平静，一样快乐。她这才相信，那些化学药品没有伤害到他。后来我再次见到她的时候，她跟我说，她敢肯定，如果不是因为她有孩子的话，那几个强盗会把她杀掉。她很自豪，因为她在那部数码相机上骗了他们——即便在胁迫之下，她还是保护着全家最值钱的那件东西。

随着孩子一点点长大，他的脸蛋越来越像罗师傅。这个小男子汉也长着长鼻子、粗眉毛，脸上带着温和的笑容。也许有一天，他也会像罗师傅一样具有沉静的个性、阅历丰富而又不愤世嫉俗，可谁知道呢。在头四个月的人生岁月里，这个孩子做了两次穿越中国的旅行，住在工厂的宿舍里，在几次工资协商中充当了马前卒的角色。他在火锅馆里见证了拆台者把玩的伎俩，侥幸逃脱了电话被抢后可能引发的骗局。他被下过药，被抢劫过。父母给他取名为“文”，是“文化”的“文”。罗师傅之所以选那个字作名字，是因为他梦想着有一天，他的儿子将会变成一个文化人。

罗师傅从来没在他宿舍的墙壁上写过任何口号。他不看那些励志书籍，对宗教也没有什么兴趣。他崇敬邓小平，因为他的实用主义而崇敬。在工业城镇工作了二十多年，罗师傅的生活哲学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如果你有什么问题，你得自己搞定。”在经济开发区，经常听到人们说这样的话。那些功成名就的人一般都是凭着自己的天资或者努力来实现，他们既没有期待也没有实际得到过来自政府、工会，或者其他人的支持。某个工人如果处在上升势头，他也很少有兴趣加入中国共产党，因为这样的身份跟他在工厂干的活关系不大。合法的劳工组织其实也存在，那就是政府主导下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可在丽水，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哪个工人向这个组织求援。事实上，我唯一看到的这个组织的活动，是几次街头的娱乐表演。每个月，中华全国总工会都会在遂松路上支起银幕放电影，每个人都可以免费观看。每一年，他们都要为工人们组织大型的卡拉OK比赛。除此之外，在我去丽水进行的几次考察过程中，一次也没有碰到过他们。

在工业城镇，人们对于当地政府的态度大多漠不关心。很多人抱怨当地政府官员贪污腐化，可说起这些事情的时候用的尽是些非常抽象的话语，因为他们跟领导干部很少有正面接触。这跟高速公路上的超速罚单十分相似：如果有警察把车子拦下来，找驾驶员的麻烦或者粗暴地施以罚款，驾驶员们可能会勃然大怒。不过，当局在这些方面精明一些。因此，他们常常会找到合适的策略，既弄到了钱，又不让事情太针对个人。最主要的是，老百姓对此能够忍受，有时候甚至甘愿听其摆布。一个工厂的老板告诉我，他为了公共服务方面的事情行过贿。“你得让他们感觉到自己很了不起，”他对我说，“你得给他们送烟，你得请他们吃饭——多少给他们一点面子。如果他们不干这些事情，就只能成天待在办公室。替他们想想吧，他们不能做生意，也不敢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他们的日子多无聊啊！”

等到人们真正向政府求助时，那通常是走投无路的标志。当我沿着高速公路驾车前行的时候，只有在因为修筑大坝而被迫搬迁的城镇里，才能听到那里的人们偶尔满怀希望地说起，可以从领导干部那里得到什么东西。那些地方是我在浙江省的考察中看过的最令人沮丧的地方。这样的城镇多数孤零零地修建在高速公路的出口边上，他们所能感受到的只有这刚刚建成的城镇，却活力全无。在这些建筑工地上，即将完成的东西一样也没有：我去看过丽水市南边的石帆乡，在为期两年多的时间里，那条主大街一直没有完工。每一个新兴工业城镇都是一模一样，作为开路先锋的总是那些小商店——“中国移动”、建材商店、家居装饰等。这些店铺出售瓷砖、水龙头，用来装饰公寓的商品也不少。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主大街一直没有进入下一个成长阶段，找不到生意兴隆的餐馆，也找不到路边娱乐场所。石帆想要获得生机，可是没有机会，因为附近没有什么大的产业。

这就是一个开车路过的城镇而已，它所得到的也只有用车子拉进来的活儿。偶尔，某个大城市的工厂老板会顺着高速公路来到这里，给当地人提供一些挣外快的机会。有一次，我把车停下来，路边上刚好有五六个老太太。她们正坐在大街上，一边悠闲地聊着天，一边把一些珠子穿在一根布条上。这个活是温州一家制鞋厂委托给她们做的，每穿一串，可以挣到一块钱。这些穿好的珠串最终会粘贴到童鞋上。几个月之后，我又去石帆走了一趟，看到那几个老太太正在把珠子穿到一个个束发带上。有一阵，大家会把小灯珠串起来做成电子信号牌。又过了一阵，她们会一连几个月做着廉价的棉布手套。

石帆最雄心勃勃的产业，应该是网络游戏。有一大群年轻人买来几台计算机，接入高速互联网，然后开始玩“魔兽世界”——为了挣钱。“魔兽世界”是全世界最流行的在线游戏，玩家们通过积累虚拟财富而创造角色。这个游戏传播甚广，已经形成了各式各样的市场，各式战利品均可以用真钱进行买卖。在美国和欧洲，有的玩家太忙碌，没有时间耗在游戏上，可他们愿意花钱请人来做这种枯燥乏味的工作，帮自己练级。这叫作金农：从本质上来说，这就是娱乐产业的外包服务。有一次，石帆的这几个年轻人赚了大钱。他们一天二十四小时轮番玩着“魔兽世界”，然后把获得的点数卖给远在德国的玩家们。可是，随之而来的是“魔兽世界”管理者们的这一做法遭遇政府的制裁，只好关闭在中国的所有账号。最后，石帆的这些玩家们只好放弃他们的经营活动。他们卖掉计算机，沿着高速公路往南进发，前往温州或者别的地方找活去。对于修建在高速公路出口的大多数工业城镇的年轻人来说，那是他们对于机遇匮乏做出的最显而易见的解决之道：离开这个地方。

不过，也有一小群人因为滩坑大坝项目被弄得恼怒不已，正在寻求公平和正义。在搬迁的过程中，当局答应根据每一户人家的房屋种类和土地种类进行补偿。如果他们要在石帆或者其他高速路出口附近的城镇买房子，还可以享受价格上的优惠。有些规定的细节非常清楚明白：如果某人原来的房子是砖房，那他可以得到每平方米二百二十元补偿；如果是木板房，补偿费是每平方米一百八十元。灶的补偿标准是固定的。另有四百八十元的搬家费。如果家里有人做全日制工，可以得到四百八十元的额外补偿，补偿搬迁期间的误工损失。如果有樱桃树，每一棵都会记下来并根据树龄进行评估，据此进行赔偿。平均算下来，每一个人应得的补偿款要超过八万元。但由于贪污腐败的原因，他们拿到手的实际数字比这少了许多。实际上，石帆的所有人都在抱怨搬迁这件事，其中有几个人怒气很大，他们已经准备正式上访。

他们的目标，是要找到政府里面某个级别更高的官员。跟许许多多中国人一样，他们对当局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信任，觉得贪腐只是地方一级官员的毛病。他们去了省城杭州，在各个专门设置的办公室里排队等候，以期引起某个官员的关注。我一直没有听到石帆的人们说起过他们在这样的上访中得到了什么样的正义，可他们还是要努力一试。差不多算是每一次，当我在他们的镇里停下车来的时候，总有人找到我想跟我讲一讲那些事情。我跟他们解释，我写的书只在国外出版，根本不可能在浙江发行，但他们还是想跟我摆谈摆谈。也许，只是想找一个愿意听他们抱怨的人：通常，我会坐上半个小时，看着某个失去家园的农民翻弄着那本安置手册。很显然，他对此已经烂熟于心，每一个细节，每一个不公——他原来住的是砖房，得到的赔偿却是木板房，要不就是房间的面积算错了，要不就是明明已经长大的橘子树被当成了幼苗。这样的对话让我感到无助，因为只要当地的媒体稍微管管就能搞定这些事情。可是浙江的记者们却被告知，不要掺和到大坝建设工程中去。在这个开车路过的城市里，我感觉自己只不过是个开车路过的记者而已，听完了那些悲伤的故事，又从高速公路上离他们而去。

尤其令人感到沮丧的是，这样的制度竟然运作良好。它不一定非要取悦于人，而且肯定没有绝对的公平，可却非常管用。政府很精明，他们不会把所有的人安置在一个地方，因为那样的话可能会酿成政治风波。相反，他们把这些人分散到沿高速公路出口修建的各个城镇里。他们还制订了一些小规则，使人们没有精力去顾及大事情。他们要测量平方数，要数果树的棵数，他们要在砖房和木板房之间制造出差距。这样的做法给人一种合理合法和按既定程序办事的印象，可实际上却是毛病多多。关于大坝的修建，本应该举行公开的会议，媒体也应该在其中发挥作用，人们对于世代耕种的土地应该具有所有权。石帆这样的新兴城镇本应该放在靠近工业城市的地方，人们才能有活可干。不过，这一切很少在我跟他们的谈话中间出现过，因为当地人所迷恋的都是些细枝末节。

在大坝建设初期，北山曾经出现过一些示威活动。当地人告诉我，官员们雇人把组织者揍了一顿。甚至有传言说，他们还杀了一个人。最后，当局不费吹灰之力便平息了那场骚乱。在中国，这样的昙花一现十分常见——北山被拆迁的那一年，公安部公布说，全国有八万七千起“扰乱公共秩序案件”。每一年，中国都会公布类似的数据，这些数据总会给人难以置信的感觉。不过，从实际情况来看，抗议的次数无关紧要。真正要紧的是抗议的目标。如果人们抗议土地使用法框架下的基本结构，问题就严重了。可是，如果某个人感到不高兴，仅仅是因为他的房子有一百五十平方米，却被算成了一百平方米，那就该另当别论了。在中国，基本上所有的抱怨都停留在这个层面：仅限于一个地方，而且是孤立事件。还有一个紧要之处，那就是看进行抗议的是些什么人。在农村，也就是滥用权力最严重的地方，有能耐的人往往都会外出务工。如果某个有能耐的人碰巧留在家里没有出去——就是三岔村的魏子淇那样的人，而且又是中共党员，他最后也很可能会被网入权力结构中。也因为这一点，这样的体系才显得十分管用：比比皆是的施压阀能够把那些具有潜在危险的人的精力分散到各个方向上。

最重要的是，有能耐的中国人都知道，参加公开的政治活动毫无意义，但这并不是说他们没有权力。这里的社会流动性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要高，天资聪明和辛勤劳动通常会得到回报——从罗师傅他们的经历来看，这一点十分明确。可是，这样的人实际上没怎么依赖政府。他们在别的服务机构找到了他们所需要的东西：自己花钱参加私人培训课程，自己学会动用关系，自己找工作换工作。他们利用种种自己能够找得到的有利条件，跟老板们进行着艰难的协商。如果被安置到某个了无生机的社区，就只有一走了之。面临着这么多选择与流动，跟领导们去打一场注定没有结果的战争，实在没有什么意思。

在石帆，我所遇到的请愿者多数都显得孤注一掷。他们读的书没有一般人多，工作前景没有一般人好，通常跟外出务工者一样时运不济。他们中间有很多人受到过创伤——因为在他们进行请愿的过程中，受到过这样那样的威胁。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使他们成功的可能性更小，但他们还是要继续尝试，因为他们已无退路。只有一次，我遇到的上访者给我留下了很有能耐的印象。他把那次会见安排得很周到。我们是通过一个双方都认识的熟人介绍的，见面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看看我那由政府颁发的记者证。在高速公路出口修建的这些城镇里，之前从来没有人这么要求过。

“实话实说，我更愿意找别人说这件事情，”他说，“我真想跟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或者英国广播公司的人说这件事儿。”

我很敬重他这一点——他需要的是到电视上去说这件事，而不是接受某个蹩脚的期刊记者的访谈。不过，那一天，我是他手中唯一的选项，所以，我们还是坐下来交谈了一个多小时。他向我抱怨说，没有人知道滩坑大坝到底是怎么通过审批，怎么进行融资的。有传闻说，一些私人投资者会从所产生的电力中获取利益。“如果他们要修建这样的东西，我们有必要知道为什么，”他说，“我们有必要知道，那些投资者是谁。不过，我反对的主要理由，是政府什么也不给我们这些人。仅仅给我们钱和房子是不够的。在这样的地方，人们怎么生活嘛？你看看外面——这儿什么都没有啊。在北山的时候，我们做生意的位置多好啊，因为那是中心位置，周围村子的人都要去那里。”

那是我第一次碰到当地人对大坝背后的基本问题显得有所关心。而且，出于原则，他还拒绝接受现金安置。他的穿戴很不错，手里拿着一部价格不菲的手机。于是，我问他靠什么养活自己。“我是做生意的，”他说，“我在这儿开了好几家商店，附近就有一家。”

我问他，商店卖些什么东西。

“地板砖，”他说。

他拒绝接受政府的现金安置，还在设法把他的故事写进新闻报道，可他同时又从这些高速公路出口处的城镇里的建筑工地上获取好处。对于他想保全自己的赌注，我并不打算加以指责——至少他在尽力弄清事情的真相。也许某一天，会有更多的中国人像他一样，想方设法也要坚持了解有关的基本问题。或许教育制度会得到改进，公民们将具有更广阔的视野，可以跟他们的实际技能结合起来。在经济开发区，最让我为之一振的是那些个人主义的迹象——一些人据此摆脱了小村子里的群体思维模式，学会了自己拿主意，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可如果要把他们个人的经验教训用来解决社会层面上的问题，还需要迈出关键性的一步。也许，最终的动机还在于经济——我常常感觉到，中国需要发展到某个点上，让中产阶级和上层人士都感觉到，这样的体系对他们获得成功已经形成了障碍。不过，这种情形还没有发生，即便在高速公路出口的小城镇里也没有发生，因为他们仅凭着卖几块地板砖也能赚到大钱。

11月初，两位老板决定搬迁他们的胸罩调节环制造厂。他们一直没有告诉大家，什么时候搬迁，要搬到哪里。对这些问题，也许他们自己都还没有答案。偶尔，高老板开着他那部别克赛欧轿车往高速公路的方向驶去，一两天后才回到厂里，然后和王老板悄悄地商量着什么。罗师傅相信，两位老板仍旧在寻找新的厂址，具体地址很有可能就在温州附近。不过，他也拿不太准。老板们对这样的消息进行保密，已经形成了一种特色。如果他们提前宣布搬迁计划，工资拿得不多的工人们要么会提出加薪，要么会马上另找工作。因为业务正在好转，这个时候两位老板可担不起劳动力缺失的代价。因此，他们只告诉大家，搬迁的事情还早得很。

王老板突访老陶，和他进行了第一次协商。到这个阶段，老陶已经可以充当发言人的角色了，因为他代表着厂子里差不多四分之一的劳动力：他的两个女儿、陶家偶尔来厂里做做零工的几个表亲、同样来自安徽省的十六岁女孩任静以及老陶本人。王老板本来不屑于跟这个人商量，可他别无选择，尤其是那几个女孩儿，都是非常宝贵的女工。一天，他问老陶，他们一家人是否愿意跟着搬迁。

“搬到哪里？”老陶问道。

“还——没——确定，”王老板说。当他跟老陶打交道的时候，总会出现结巴的现象。“不过，应该不会太远。”

“嗯，那么我也不好说，”老陶说道，“你得告诉我，搬到什么地方，这样我才好答复你呀。”王老板不想说得太细，他们只好就此打住——那不过像一点火星，然而，这点火星足够引燃文火慢烧似的协商进程。

在厂里，还没有能够像老陶那样讨价还价的人。每当入夜，流水线上的活儿干完之后，他就想着法子打理一家人的干货摊。对此，他也很在行。他的摊上备有几百本书籍、杂志，廉价商品也有好几十种，这些东西的价格他都记在心里。跟别的店老板不一样，对那些可能成为顾客的人，他不会笑脸相迎，或者假装热情。他能够镇得住人：因为有那样的身高，因为有那样挺直的身板，他天生就是个令人敬畏的讨价还价者。可令他出名的还是他那很好的鉴别力，当地的其他一些店主有时候都要前来向他讨教。

陶家的摊位摆在跟遂松路相连接的一条小巷子里。小巷创业者多来自安徽省，尽管他们之间存在着竞争，但相互间还是有一种同乡情谊。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有的小摊变成了真正的商铺，其中一对夫妻开了一家店面，跟老陶的小摊隔街相望。这对夫妻有一个十个月大的儿子，他的外形跟其他中国人差异很大。这个小家伙长着一头纤细的头发，接近金黄色，两只眼珠子呈现出浅灰色。他的皮肤也很白皙——当地人都叫他“小老外”。傍晚时分，我有时候会到陶家的小摊上跟老陶坐上一会儿。每当这时，邻居们就会跟我开玩笑：“喂，那可能是你的小孩儿哦！”他们这么说，让我感到十分窘迫。在中国，我时不时会看到有些长得比较特别的小孩。这一点都不奇怪，因为在这个国家曾经出现过的多民族融合，远远超乎人们的想象。经过了若干个世纪的迁徙与移民，一定会飘荡着各式各样的基因，有时候肯定会出现在某个小孩子的身上。这些小孩常常受到一些不太友善的关注——丽水的这个小孩太小，还理解不了这一点。不过，我可以想象，总有一天他会对这样的话语感到厌烦。

他的父母关系一直不太和睦。陶家人告诉我，自从搬来经济开发区后，那两口子就一直口角不断。11月的一天傍晚，那样的口角终于演变成了一场十分恶毒的公开争吵。跟往常一样，这次的纷争跟钱有关。在中国的家庭里，通常男人比较喜欢挥霍钱财，他把钱用来买烟买酒下馆子，这也正是这对安徽夫妇争执的焦点。他们对峙了五分钟之久，站在小巷子中间，朝着对方吵骂着。之后，那位丈夫突然大步离开了现场。过了好一阵子，那位妻子站在那里气得满脸通红，向着远处大声吼叫。她长得很强壮，有着农民特有的黝黑肤色。真难以猜想，那小孩子白皙的皮肤是怎么得来的。我去陶家的小摊上坐了那么多次，从来没有看见那个女人露出过笑容。

那天晚上，她大吵大闹了一刻钟之久，然后开始放火焚烧店里的东西。她先是搬出几箱尼龙袜，放在巷子里当作引火柴，然后拿来了打火机。她把小孩子放在店铺冰冷的水泥地上，孩子立马号啕大哭起来。很快，围观的人群里聚集了二三十个人。不过，这些围观的人跟一般的街头围观者有所不同。通常而言，中国人把街头争吵和打架当成一种公共娱乐活动来看待。不过，今晚参与围观的人群中，谁也没笑。大家都显出很吃惊的样子，终于有一个穿着工厂工作服的人站了出来。

“不要这样子，”他说道，“这样做不好。回屋里去吧，他都已经走了。”

老板娘用力甩开他的手，继续拨弄着打火机。当时她非常愤怒，费了些时间才打着火，引燃了纸箱的一角。此时，那小孩子涨红了脸，满脸都是泪水。

“不要让他哭了，”另外一个人说道，“他还小！”

可是，老板娘充耳不闻。她又掀动打火机，引燃了另外一只纸箱子。老陶一言不发，走到了巷子里。跟往常一样，他依然十分决断，懒得跟那位老板娘说话，那位也没有理睬他。老陶抱起那小孩儿，穿过巷子，回到了自己的小摊上。

很快，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刺鼻的气味。那些袜子十分便宜，只卖一两元钱一双，不大容易燃烧，并且释放出浓浓的黑烟。那女子回到店铺里，在货架上查看着。人群开始嘀咕起来。

“不要让她再烧东西了。”

“她把这事忘了就算了！”

“别管她！”

老陶抱着小孩儿，小孩儿也就看不见自己的妈妈。他从干货摊上取来一个塑料蜘蛛侠玩具，小孩儿终于不再哭喊。火还在闷烧，可老板娘似乎已经找不到什么东西再放进去烧了。这场争执本来就因为金钱而引起的，即便在怒火中烧的时候，她依然保持着她的节俭品质：她专门拣出最便宜的袜子来点燃。这时，她沉重地坐在店门口，满脸怒容，呆呆地看着前方。人群中，有几个人心神不安地笑了笑，终于散去了。有人用脚把火踩熄。最后，老陶跨过小巷子，把小孩还给那个女人。

她呆呆地摇着头，那小孩儿又开始哭了起来，可他的妈妈看都不看他一眼。老陶没有办法，只好又穿过了小巷。接下来的四十五分钟时间里，小孩变得更加狂躁不安。老陶的妻子抱了他一会儿，然后把他递到了我的手里，我又把他交还给了老陶。我们全都轻言细语地哄着他，想让他安静下来，可是一点指望也没有。他大声嚎哭着，金色头发下面的小脑袋涨得通红。无论谁靠近那位母亲，她都视而不见。她管不住自己的丈夫，那场篝火令她难堪，她只能把最后一丝怒气撒在她唯一能够控制的人身上。

我们站在那里轮流抱着孩子，一直等到九点钟以后，陶家两姐妹总算加完晚班回到家里。玉然，也就是年龄稍大一些的那个，立马抱起仍在大哭不止的小孩儿。玉然只有十七岁，刚刚上了十一个小时的班——分拣着粉色和紫色的胸罩调节环，可她又从容地承担起这一很有挑战性的任务。她柔声哄逗着小孩儿，轻轻地抖晃着，他那疲倦的双眼终于慢慢闭拢了。玉然第一次抱着小孩穿过小巷的时候，他的妈妈拒绝了。玉然抱着小孩儿耐心地等待着，又试了一次。她一个字也没有说——她抱着孩子，就那么面对着那个女子。最后，在那场戏开演差不多两个小时以后，女人接过了孩子。抱着孩子，她走进了自己的商店。

后来，再次见到玉然的时候，我问她，那位老板娘的丈夫回来之后，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她摇了摇头：那天夜里很晚的时候，他就回来了，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玉然很年轻，脸上还带着稚气，但她说的话却显得很老成。“他们总是那样搞来搞去，”她说道，“他们就那样子。有些人就是喜欢打架。”

在丽水市南部，政府已经在开始修建另外一条公路了。最终，这条路会接入金丽温高速公路，向西南穿过经济开发区，延伸到农村地区。这个项目仍处于建设初期，建筑工人们正在悬崖峭壁上进行隧道爆破。除了那些拆毁点，周围一片沉寂。有时候，当我想离开经济开发区短暂休假时，我便会朝那个方向开过去。从今开始的几年以后，一座座工业城镇可能会在这些地方拔地而起。但就目前来说，这儿依旧是一片农田。

在大港头附近，离丽水市三十公里远的地方，高速公路将会开设一个出口。一直以来，大港头就是位于大溪上的一个小渔村。几百年前，人们在这里筑起了一道石堰。小村里有一条卵石街道，两旁都是传统的木结构瓦房，当地政府便把这里确定为“绿色产业”的最佳位置。因为丽水市早年是依靠仿皮加工发展起来的，现在的领导干部们开始引进更清洁的产业。于是，他们决定在大港头兴建艺术家公社。他们的目的有两个：画家们画出适合出售的画作；高速公路通车后，吸引外来游客。唯一还缺乏的，就是富有活力的艺术社区。对此，政府打算采用引进的方式，跟当初他们引进产业的方式一模一样。在经济开发区，所有工厂在头三年内都可以享受税收减免的优惠；而在艺术家公社，所有搬迁来此的画家都可以享受头三年房租减免的优惠。这项政策如果对仿皮工业有效的话，为什么不可以用到艺术上呢？

领导们给这个项目取名为“古堰画乡”，他们宣称那是根据巴比松画派而命名的。巴比松画派是19世纪的一个油画派别，始于法国枫丹白露附近的森林。当时的画家们聚集在此，以画乡村景色和农民主题闻名于世。在巴比松精神的指引下，丽水市政府委托画家们以周边农村的景色为题创作了一系列画作。他们为这些画专门修建了一个陈列馆。陈列馆刚开放没多久，我就去那里看了一下。我在陈列馆里一边溜达，一边观看着这一地区的风景：大溪上的一段田园风光、山坡上静静的橘子林、传统的农村民居，等等。多数画作深受法国印象主义画派的影响，使用了大量的浊色和柔光，有些细节描绘还带有欧洲风格。一幅画上面画着三头慵懒的母牛，这样的母牛我在丽水从来没有看到过。有一幅画采用了凡·高的绘画手法去描绘一棵橘子树。有一幅画受莫奈风格的启迪，画了糠壳燃烧的场景。在陈列馆主厅里陈列的二十六幅风景画作中，只有一幅画里面出现了人的形象。如果这幅画的场景是在法国某个地方，画面上又没有人物的话，看上去跟丽水市也没有什么分别。

古堰画乡刚刚开业，但关于租金免费的承诺已经吸引了十一家艺术公司。这些小公司多是聘请几个画师，让他们画一些美国和欧洲的城市风光，然后再卖到海外市场。这些画家在遍布浙江的艺术学校里接受过培训，很多人以临摹威尼斯风景画为专长。红叶是当地最大的公司之一，那里的一个经理告诉我，他们跟欧洲一个买家达成了协议，每个月需要一千张威尼斯风景画。在欧洲，这些油画被卖到旅游商店、宾馆，以及饭店。荷兰大师们的画作临摹品也有很好的市场。中国的艺术家们把这样的风景画称作“荷兰街”，他们通常只要一天多点时间就能画出一张来。

在一家叫作波米亚的画廊里，我看见一个名叫陈美子（音译）的女人正在画一幅“荷兰街”。这幅画里有鹅卵石、马拉车，以及她称之为“塔”的建筑物。我告诉陈美子，那其实是一座教堂。她说，之前她也很怀疑，但一直拿不太准。她大致估计了一下，画这一幅画可能有三十次了。她经常画的其他主题有圣马可大教堂和意大利总督宫，尽管她连这两个地方的名字都说不上来。跟当地其他画师一样，她把威尼斯称作“水城”。她从小在浙江省某地的农村长大，我问她是怎么对艺术产生兴趣的。

“因为我学习成绩不好，”美子说道，“我成绩不好，考不上高中。艺校比技校好考些，就是这么回事。”

“你小的时候喜欢画画吗？”

“不喜欢，”她回答道。

“但你很有天赋，对吗？”

“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她说道，“我刚开始学画画的时候，连画笔都拿不稳。”

“你学习很好吗？”

“不，我是班上最差的学生。”

“你喜欢画画吗？”

“不，一点也不喜欢。”

在我看来，美子的技术似乎很棒，她的画看起来很不错。可她说到自己的工作时，一丁点热情都没有。中国人对这类事情一般非常直截了当，如果他们是农村人，那更是如此。不过，这倒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在广告公司信手涂鸦的美国年轻人，可能会对创造力、灵感这些东西侃侃而谈——只要公司能够让我按照自己的灵感作画就行了！可是美子根本不来这一套。美子个子娇小，声音沙哑，称得上是个美女。她穿着白色的画师工作服，我提出的很多问题都让她大笑不已。她从来没有因为兴趣而画过画——当我问她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时，她看我的眼神好像是我的脑子进水了。对巴比松这个概念，她嗤之以鼻。跟大多数外出务工人员一样，她最讨厌的东西，就是乡村的宁静。她之所以搬到大港头这个地方来，完全是因为这里的房租全免。我问她，她画的哪一幅画自己最喜欢，她说道：“我一幅也不喜欢。”我问她有没有崇拜过莫奈或者凡·高这些著名艺术家的作品，她给出了类似的回答。“没有我最喜欢的作品，”她说道，“那类作品跟我们现在画的东西没有任何联系。”

她跟男朋友住在一起。她的男朋友名叫胡建辉（音译），也是个艺术家，两人一起经营着波米亚画廊。他们请了几个艺校毕业生跟他们一起画画。每过一个月左右的样子，胡建辉就要收拾起一堆画作，然后坐火车去遥远的东莞市。东莞有一个市场专门买卖他这种画作，胡建辉的客户多来自欧洲和俄罗斯。买主根据尺寸付钱：8×10的通常可以卖到五十元，12×16的可以卖到一百元，30×40的可以卖到三百六十元。平均每个月，美子和建辉能够挣到八千元，这在丽水算是很不错的收入了。就工厂里的技术人员而言，只有大师傅才能拿到那么多钱。

一天下午，我闲逛到他们的画廊那儿，他们俩正在作画。我们的谈话慢慢转到了品位这个话题上，建辉说起了他在艺术品市场上发现的一些东西。“美国人喜欢比较明亮的图画，”他说，“他们喜欢淡色的风景画。俄罗斯人也喜欢明亮的色调。韩国人喜欢柔和的色调。德国人喜欢带点灰色的东西，法国人也是这样。”

美子正在翻看一本书，书中展示的是各种风景画的样本。她指了指那幅粗陋的域外风光图，图上是一片海滩，画着几棵棕榈树。“中国人喜欢这样的画面，”她说，“真蠢，只有小孩才喜欢这样的地方。中国人真是没品位。法国人的欣赏水平最好，其次是俄罗斯人，然后是其他的欧洲人，美国人都要排在他们后面。我们画的画，欧洲人根本不会购买。如果我把那幅画拿给一个中国人看，他肯定会说：‘画的真好！’”

有时候，艺术家们会拿到一些委托任务。任务是几张照片，需要把它们画成油画。那个星期，一个美国人送过来几张照片，美子给我看了看：一个大大的白色谷仓，矗立着两个筒仓。我问她，她是怎么想的。

“经济开发区呗，”她回答道。

我告诉她，那是一个农场。“农场用得着这么一片地呀？”她问道，“这些东西是做什么用的？”

我说，那几个筒仓是用来装粮食的。

“那么大的东西用来装粮食？”她大笑着说，“我还以为是用来储存化肥的呢！”

于是，她重新审视着那幅图画中的景色。“真不敢相信，这玩意有这么大！”她说道，“村里的其他人在什么地方呢？”

我告诉她，美国的农场主通常不会住在小镇上。

“他们的邻居在哪里呢？”美子问我。

“他们的邻居呀，可能也隔得很远呢。”我说。

“他们不会感到孤独吗？”

“没事儿，”我说，“美国的农场就是这样子的。”

她给我看了其他的照片，多是些商店的店面以及一些老式建筑物，从表面上看，应该是美国的某个小城镇。对于委托本身，美子跟我说不出更多的东西来——那是通过一个中间人转过来的，他不愿意把最终买家的信息透露出来。从商店的店名，以及我从互联网上查询的结果来看，那些老式建筑物位于犹他州的帕克市。一开始，我以为这事儿肯定跟那儿的旅游宣传有关，可当我跟帕克市的人取得联系时，他们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家或者商店被拍了照片，现在正在中国被画成巴比松风格的油画。也许是某个人在穿越犹他州北部的时候，带了部相机，照了几张快照，然后委托人把它们画成油画。最有可能的是，这些画会被当作装饰画卖掉，用来挂在宾馆或者餐馆里，而它们的最终归宿很可能在美国或者欧洲的某个地方。

照片上的那些商店店名最让艺术家们感到头痛，因为他们根本不会英语。美子画过一张照片，店门上的标志是“Miners Hospital 1904”（矿工医院1904）。在那幅画上，建筑物看上去画得相当不错，可店名却变成了“Miers Hospital 1904”（米尔斯医院1904）。美子还把另外一张照片上的“Fine Sheepskin Leather Since 1973”（精致绵羊皮始于1973）写成了“Fine Sheepskim Leather Since 1773”（精致绵羊浏览皮始于1773）。“Bar”（酒吧）变成了“Dah”（大刀）。有几幅画上面写着“Hope Nuseum”（正确的英文应为“Hope Museum”，意为“希望展览馆”）。有一家商店出售“Amiques”（正确的英文应为“Antiques”，意为“古玩”），以及“Residentlal Bhoker”（正确英文应为“Residential Stoker”，意为“家用加煤机”）。

我的内心却更喜欢他们创造出来的新版本——谁不想去那个叫作“大刀”的地方喝一杯呢？不过，我还是希望艺术家们把别人委托的事情做好。于是，我给他们指出了所有必须更正的地方。之后，我每次到丽水，都要去古堰画乡拜访一下。我喜欢那儿宁静的风景，还有那个宁静的小村子。在高速公路开通之前，这个小村子不会有什么改变。我每次去古堰画乡拜访的时候，都要帮建辉和美子把那些写错了的地方更正过来，他们总是心怀感激。有好几次，他们主动提出来，要专门为我画点什么。“你就拿一张照片来吧，”建辉跟我这样说过。后来，我把我小时候在密苏里住过的房子——我父母现在还住在那里——的照片给了他们一张。我看得出来，建辉对这件委托的活儿干得十分认真。我前去取画的时候，他跟我道了歉。

“对这一部分我很抱歉，”他说道，“看不太清楚，所以我不知道那是什么。”

他指了指房子边上的车道。在照片上，树影投射在沥青路面上，使路面显得有些斑驳。我明白了，建辉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格局：丽水市第一个带有私家车道的小区是白云小区，可当时还在建设之中。我跟他解释道，很多美国人都把车停在房屋边上的沥青路上。

“哦，我懂了，”他说，“我原来没有弄明白，那到底是一条街道还是别的什么东西。如果你觉得要改过来，我可以改一下。”

在那幅画里，他把那条沥青路拓宽了，占了门前草坪一大半的位置。多年来，我远在密苏里的父母一直不愿意改建那条老式的车道，他们觉得修新的两车停车库显得有些多余。可是，建辉现在竟然替他们完成了拓宽工程。我对他说，整幅画作堪称完美，只有一点不足：没有签名。这些艺术家通常不在画上署名，因为欧洲人不想看到威尼斯的风景画上出现中国画家的名字。可我还是叫建辉在油画上签下了他的名字。我卷起那幅画，后来坐飞机把它带回了美国。我的父母十分激动，把它当作礼物挂在了厨房里。每当我看到那幅画的时候，就会想起，那是我对于丽水最美好的回忆，那个宁静的小村子变成了古堰画乡。不过，那幅画也让我感到一点点内疚，因为美子和建辉拒绝收取这次委托活儿的钱。在我跟他们打交道的时候，那次是他们最接近于因为乐趣而画画。

11月底，两位老板终于决定搬厂。高老板开车去了温州西南边的瓯海，高速公路最近在这个地方开了一个出口。他在这里找到了一座很大的仓库，足够放得下那台机器和金属冲压机，他便和老板签订了租赁合同，租金比现有的厂房便宜。签下租赁合同后，两位老板去找了一个算命先生。算命先生的建议明确无误：11月28日恰逢农历初八，没有哪个日子比两个八更吉利。

他们一直拖到11月26日才把这个消息通知给工人们。不出所料，生产线上的多数员工马上离职而去，罗师傅和其他几位技术人员则打算趁搬迁之机要求涨工资。不过，老板们颇有能耐，把他们提出的要求一一回绝了。剩下一个问题，陶家一家人和任静会不会随厂搬迁。王老板一直等到27号早晨，才径直来到老陶家。协商刚一开始，就充满了火药味。

“你跟——不跟我——们一起走？”他问道。

“不走！”老陶回答道，“我儿子要在这儿上学。我们走不开。再说，我还有生意要做。”

“到了那边，如果你要做生意，可以照常做生意。”

“你说得轻巧，”老陶说，“我们在这儿生意做得好好的。”

王老板来的时候，我正在跟老陶聊天。老陶这个人很随和，也很幽默。可是现在呢，他的身体语言完全变了个样：背挺得直直的，头抬得高高的，下巴向前挺出去。王老板又试了一下。“先——去试——一下嘛，”他说。

“我得留在这儿，我要照看我的儿子呀。”

“那么，你的两个女儿要跟我们走吧，”实际上这才是王老板的如意算盘：把那两姐妹带走，让老陶留在这里。可老陶的反应也很快。

“她们俩单独去是不行的，”他说，“她们还很年轻。再说，我们在这儿签的是一年的合同。如果你搬走了，不就违约了么？”

“我没有违约！是我请你跟着搬过去。”

“合同上根本没说搬到另外一个城市的事儿。我一大家人怎么搬嘛？”

“那是你的事，”王老板说，“我还让你干同样的活儿。那就是合同。”

“如果我去劳动局告你，他们恐怕不会这么看哦。”这样的威胁言辞徒劳无用——如果老陶真的愚蠢到要去劳动局上告，碰巧奇迹出现，领导们愿意听他投诉的话，他们的反应恐怕应该是停止对玉凤这个十五岁童工的非法使用。然而，那番话还真的管用了：王老板似乎感到有些无趣，老陶似乎感到有些高兴。还可以协商的时间剩下不到一天，不过，对他这样的人来说，那点时间已经显得很充裕了。

午饭时分，老陶不见了踪影，他出门办一件十分神秘的差事去了。老陶离开工厂后，罗师傅请玉凤和任静到他的宿舍一起吃饭，老田也跟来了。吃完饭过后，两个男人开始数落起那两个女孩儿来。

“你没有自己的银行账户，对吧？”罗师傅问玉凤。

“没有。”

“你还把钱全部给你的父母哇！到了你这个年龄，应该有自己的账户哦。”

“他们需要我拿钱出来帮补家用。”

“你学会独立了，才是真正的在帮补他们，”他说，“好多人到了你这个年龄，都独立了。在我们村，大家一出去打工，马上就开了个账户。”

“唉，我们村跟你们村不一样，”玉凤说道。她抱着双臂，倔强地看着门口。任静跟她坐在一起，一言不发。她的妈妈已经跟她说过，除非陶家两姐妹跟着搬，否则她是不允许跟着走的。

“你现在就应该去银行开一个账户，”罗师傅说。

“好吧，我明天就去开！”玉凤大声说道，“不用你管！”

“我只不过觉得你应该自己拿主意，”罗师傅柔声说道，“如果你有了银行账户，就可以给自己买点什么东西嘛。在我们村，那些年轻人回家过春节的时候，穿的是名牌鞋子，用的是名牌手机。”

“我们村那些年轻人还不是这个样子！”玉凤又顶了回去。“我还记得，有一个女孩儿回家的时候，骑了辆摩托车。大家都说她发了。”

“噢，你也应该那样嘛。至少，你可以自己拿主意嘛。”

“那不是我的主意！”

“不，看得出来，不是你拿的主意，”他说，“你是让你的父亲替你拿主意。他不想让你独立。你留下来干什么嘛？”

“我可以去鞋厂打工，”玉凤说。

“那你挣得了多少钱？”

“不知道。”

“你觉得鞋厂现在会要你么？都年底了。”

女孩儿沉默了——她知道，罗师傅说得对。11月份很难在工厂找得到工作，很多人都在等着放假过后跳槽呢。不过，同样有道理的是，11月份也很难找到新人，那也正是罗师傅和老田在这场对话中所下的赌注。搬机器是一项十分浩大的工程，他们最不愿意做的事情，就是培训新手。罗师傅心里清楚，不管协商什么事情，他肯定会半路杀进来——高层次技术人员担当这样的角色很普遍。

老陶在出去办自己的差事之前，把条件讲得很清楚。他要求每个人的月薪要拿到一千元：他本人、他的两个女儿，还有任静，这个薪水要求比现在的水平增加了30％。他还提出要包吃包住。王老板没有答复——搬迁临近，他手头有很多事情要处理。他的妻子已经赶来帮忙，还把三岁的儿子也带了过来。这个小男孩不论什么时候来到厂里，都会成天跑到机器房里添乱。他在几个楼层间穿来穿去，走到哪里，哪里的工人就要追赶他。工人们以此为乐——人们似乎把他当成了唾手可得的替罪羊，发泄着他们对老板的挑衅。

午饭后，那小孩儿跑到了罗师傅的宿舍。罗师傅抓起一把大大的切菜刀，挽起袖子，蹲下身来，像个精神病人那样咕哝着。那三岁大的小男孩僵在那里，双眼圆睁。

“啊——啊——！”罗师傅大声吼叫着，摇摇摆摆地靠近那小男孩。“啊——啊——！”

他手里的菜刀在空中挥舞，小男孩尖叫着，跑了出去。他哭喊着，一路跌跌撞撞地顺着楼梯跑了下去。不一会儿，他又出现在化学实验室里，小龙又找到另一种极具创意的方法，把他赶了出来。等到罗师傅和老田都不再发笑之后，他们又回过头来数落着玉凤。

“你那些钱都花在什么地方了？”老田揶揄地问道。“你自己挣的钱一点都没有留，是不是？”

“她要学着独立呀，”罗师傅说。

“我是想去，”玉凤承认，“可是，如果我爸爸要我留在这里，我可能就去鞋厂找个工作，学点技术。”

“开玩笑！”老田说，“像你这样的年龄，根本找不到技术活儿。”

“跟我们一起走，”罗师傅说，“要学会自己靠自己。再过一年，你就可以去广州、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了。”他开始讲起自己第一次外出务工的经历，也是先存了些钱，然后再去的深圳。两个女孩之前听他讲过这些事情，可她们现在还是陷入了沉思。她们听着他摆谈那些南方传奇故事，眼里闪着光芒。

七点钟的时候，王老板把价钱开到了七百元。老陶坚持要一千元——那三百元的差距可不是一笔小数目。两个女儿下班回来的时候，他正在家里等着她们。

“罗师傅和老田简直是在恐吓我，”玉凤抱怨说，“他们老是说我应该自己出去闯一闯。”

“他们跟你说什么都不要紧，”老陶说。

“可是，我要跟他们走！”

“你要等着，看老板们怎么说。要有耐心。”

“我要走。”她的父亲没有理睬她，她于是提高了声音：“我要走！”

“好好说，”玉然说道。姐姐的性格文静一些，她时常管束着玉凤。“不要争吵，”她说道。

“反正我要走。”玉凤又低声说道。

“等一等嘛，”她爸爸严肃地说道，“只要你等着，什么事情都错不了。”

八点钟，罗师傅来了。我们刚刚吃过晚饭，大家——陶家两姐妹、她们的父亲、他的表亲，还有我——便围着燃气炉坐了下来。那租来的房子算得上是一间土墙棚屋，11月的寒风从缝隙中钻了进来。罗师傅给几个男人递上了西湖香烟，女孩们静静地离开了房间——她们知道，这纯粹是大人们的事情。吃饭的时候，老陶和他的表亲像在农村那样漫不经心地聊着往事。现在，他们还在继续闲聊着。

“明朝一开始很强大，可是后来慢慢地变弱了，”表亲说道。

“经常都是这个样子嘛，”老陶说，“人也是这个样子。老了就不中用了，就死了。”

“明朝的时候，中国的确很衰，”罗师傅轻轻松松就接过了话头，“他们被满族人打败了。满族是个少数民族，竟然统治了四百年时间。那么几个人，统治着那么多人！”

“到毛泽东出现之前，中国一直都很衰，”老陶说。

说到这里，我们本来可以往好几个方向接续这个话题，但罗师傅把我们拉回了正题。“你看，你要的条件我都可以答应，”他对老陶说道，“目前，我不想雇太多的新手。你要知道，我是站在你这边的。”他顿了顿，吸了一口香烟。“王老板和高老板说了，今年剩下这几个月，你们过去干活，每人可以给两千块。如果生意好，他们还会给你们发奖金。过春节的时候，你们每个人都有红包。春节过后，他们保证每个月给你们八百。王老板说，多了他不给。”

红包是过春节的礼物，这是习惯，但老陶不为所动。“我不想把这个家庭弄得四分五裂，”他说，“那样的话，我们要多花很多钱。”

“我懂，”罗师傅说，“我跟他说了，如果我要请工人，要培训他们，每个人大概要花五百元。我跟两个老板讲了，你们的要求不算高。”

“不包括吃住吗？”

“不包吃，”罗师傅说，“包住。”

“我要两样都包。”

“抱歉，但你别忘了，他们要给你发奖金，还有红包啊。”

“不管红包不红包，奖金不奖金，”老陶说，“要有保障的才算数。如果他们不包吃不包住，那就给我每天发七块钱的生活费。每个人都一样，包括任静。她是我的责任，跟我那两个女儿一样。”

“我不知道他们会怎么说。”罗师傅的双手有些紧张，把手里拿着的那张纸不停地折过来折过去。这时，老陶的妻子走进棚屋，围着炉子坐了下来。

“我刚开始打工的时候，”老陶说道，“每小时拿四块半，可我没在那个厂干下去。有人跟我说，这个地方的工资高些，其实根本不是那回事。所以说，如果没有保障，我是不会跟着你们搬的。”

“我懂，那肯定是个麻烦事，”罗师傅说道。

那个女人开了口。“何必费那个心呢？”她说道，“我们可以把她们两姐妹送到鞋厂去嘛。”

“先把这事说清楚，再送到鞋厂去也不迟，”老陶说。

“就这段时间，两千块可以了，”罗师傅说，“春节过后，你们肯定能够拿得到八百元。”

“今后的事情，我根本管不着，”老陶说，“‘保证’还不是哄骗我们这些工人的话。玉凤一天可以弄一万套胸罩衬骨。你们去哪儿找那么快的新手？”

之后的四十五分钟，房间里一直萦绕着这样的对话。男人们不停地抽着西湖香烟，抱怨搬厂和雇新人的麻烦。大家都同意，浙江的老板普遍不值得信任。可是，有好一阵子，谁也没有提到那个具体的数字。“过节前的这段时间，他们每个月要给我们每个人增加一百块，”老陶终于说道，“跟他们说，那个钱是用来抵生活费的。”罗师傅点点头，掐灭烟头，走出了棚屋。他在那儿已经呆了一个多小时。

工厂里，王老板和高老板正在跟一群搬家工人商量着什么。一连几天，除了讨价还价，他们什么也没有干。现在，他们终于得到了罗师傅传过来的信息。

“我们就给吧，”高老板说，“谁在乎那点钱啊？”可他还是看着他的叔叔，看他怎么做这个最后的决断。王老板想了想——很显然，跟老陶打交道让他心烦不已，尽管是通过中间人传话。

“给他五十，”他说，“一百不行。”

“说定了吗？”罗师傅问道。

“跟他讲，这是最后的开价。不是他想要什么，我就给什么。”

我和罗师傅穿过遂松路，走了回来。时间已经过了九点半，夜晚越来越冷了。想到这样的程序，他苦笑了一下。“我老是做这样的事情，”他说，“不管做什么工作，都是一样的——师傅来当中间人。谁都不愿意跟对方直接打交道。麻烦！我要的是靠得住的工人，却不得不干起了这样的调解工作。”

陶家的棚屋里没有人。于是，我们又往前来到他们家的干货摊，玉凤和玉然正在招呼客人。她们的爸爸这个时候一般都在这里，可他又出去办理什么秘密差事了，打他手机也不接。罗师傅跟两个女孩留了口信，让老陶给他打电话，可老陶一直没有打回来。那个晚上过去了，可最后的开价依然没有提交讨论。

11月28日，也就是农历初八，这是鸿运当头、前程似锦的日子。早上，我一觉醒来，发现大众桑塔纳轿车的车胎瘪了。在中国开了五六年的车，行驶过各种各样的恶劣路段以及在建的经济开发区，那是我第一次遇到爆胎。我打开了汽车尾厢：没有千斤顶，也没有扳手。从温州市昌盛汽车租赁公司租来的车上，工具箱是空的，油箱也是空的。不过，还算运气好，车上有备胎。我给之前认识的一个丽水出租车司机打去电话，他便带着工具赶来给我换轮胎。在拧紧最后一颗螺丝的时候，他觉得双脚站在扳手上更好用力。我还没来得及说什么，那颗螺丝折断了——他把螺丝头齐刷刷地拧断了。

“没事儿，”他说，“没事儿。上得够紧了——轮胎肯定掉不下来。”

“可是，如果又爆胎了怎么办？那颗螺丝我怎么取得下来？”

他没说话，静静地思量着这个问题。“那倒是有点麻烦，”他一字一顿地说，“也许你不能开得太快。”

我心里在想，就别提什么算命先生了吧。那一天仿佛是仿皮厂发了怒，经济开发区上空低垂着灰色云烟。胸罩调节环制造厂里，几位老板已经租了一台叉车、四辆解放牌卡车、七个计日工。那几辆卡车都是五吨大卡车，货厢敞开着。等我赶到的时候，其中一辆已经装满了东西。上面满载着纸箱子和几台机器，我问高老板，如果遇到下雨的话，他们打算怎么办。

“不会下雨，”他说。

“看起来可能要下雨哦。”

“没办法，”他说，“我们管不了。”

一大清早，罗师傅就开始了对那台机器的拆卸工作。他把整个生产线拆分成了三大块，一辆叉车把那个沉重的铁架子放到了卡车上。他们把几台金属冲压机和衬骨机器也搬了出来。老田和小龙把那些成品调节环用盒子装了起来：总共有一百多万只，一共装了九十四个纸板箱。到此，重要的设备已经全部搬了出来，高老板和王老板像跟在收割机后面捡拾麦穗的人那样，把每一层楼都捡了个遍。他们把楼上办公室那肮脏的地垫收了起来，把所有的金属碎片都收集在一起，这些东西还可以卖给废品回收人。他们把厂里所有的电灯泡都拧了下来，一个也没有剩下。高老板拿着榔头，把钉在木头上的所有钉子全部敲了下来。差不多一年前，他们从承包商那里订购了几扇一百元的门扉；现在，他们一扇一扇地取了下来，然后把这些门扉像叠扑克牌那样放进了卡车的货厢。到正午时分，几颗大大的雨点滴了下来，两位老板忧心忡忡地看了看天。还好，天气没变。

下午，老陶出现了。他在那里漫不经心地站了半个小时，看着那几辆卡车装满货物。他没有走过去打个帮手：从现在起，他从这家工厂正式下岗了。最近几天，除了越说越生气的工资协商以外，他还悄悄地找起了工作，终于在附近华都仿皮厂的生产线上找到了一份活儿干。因为毒气的名声在外，它给的薪水比大多数初级工要高些：每站着工作一小时，老陶可以挣到四元六角钱。晚上，他还能够照料家里开的干货摊。他那两个女儿——关于年轻和要人陪伴那些说辞都不过是谈判中的手段而已。老陶一直很清楚，她们两个能够自食其力。现在，她们自由了，可以走了。

任静为自己做出了同样的决定。末了，她的母亲有些惊慌失措地追着女儿走到了工厂大门口，求她留下来。她还小，这是她在厂里做的第二份工作，她应该等到明年再说！可是，任静主意已定：她把所有的财产装在了一个小包里，等着搭乘搬厂的卡车。她什么话也没有说，也不看她的母亲。那女人求着情，突然大哭起来。女孩儿依旧不为所动。最后，母亲让步了，大声叫道：“去吧！你愿意去就去吧！”

她转过身来，拖着僵硬的双腿慢慢地穿过了遂松路，大声哭喊着。她一走开，女孩儿也不自禁地大哭起来——她把头埋在双膝间，抽泣不止。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母亲和女儿站在街道的各一边，哭泣着。她们都很生气，不跟对方说话，不看对方一眼，可母亲还是不愿意离去。这是中国人的传统，一直要看着自己所爱的人离去。即使心头有气，这位母亲也不会置自己的孩子于不顾。

后来，任静的姐姐来了，隔着遂松路传递着口信。“她叫你要当心，”她对任静说道。十六岁的女孩儿回了一句：“告诉她，我不会有事的。”五分钟后，姐姐又说道：“她哭了。她是真的想让你留下来！”可是，任静的口气很硬：“今天晚上一到那边，我就给她打电话。”工人们花了好长时间才装好了第三辆卡车，任静终于爬上了车。最后，母亲眼看着所有的哀求都无济于事，便送过来两百元钱。她仍旧站在那里，泪水从脸庞上滑落下来。卡车载着她的女儿，消失在远方。

陶家两姐妹离去的时候，谁也没有哭泣。两个女孩各自收拾了一个小箱子。走向老厂的时候，她们俩激动地交谈着，恰似上大学的美国孩子。老陶陪着她们走到了厂门口，但他没有停下脚步。没有拥抱，没有亲吻——直到最后一刻，他也像个军人。传统的离别方式对他来说不成问题；他关心的是更重要的问题。他最后的交代是：“衣服要穿暖和。天气凉了，如果不注意，要生病的。如果生病了，又得花钱买药。衣服要穿暖和，好吧？再见。”

说完这些，他转过身去，大踏步地走了。十点钟的时候，最后一辆卡车开出了老厂。车辆抵达新厂后，大家都干活儿到深夜，确保所有的设备都搬下车来，安全地放进了屋里。竟然在一天的时间内，他们把所有的东西都搬走了——那台机器和金属冲压机，电灯泡和一百元一扇的门扉，胸罩衬骨和一百多万只胸罩调节环。差不多是他们刚一搬完，天空犹如撕开一道口子，没完没了地下起了倾盆大雨。

第四章

2007年夏天，我的中国驾照过期了。那时，我已经回到美国，重新适应了新的道路行驶规程。在车流中，我学会了不开快车，也不从右边的路肩上超车。我的手指不再摁住喇叭按钮不放。走到十字路口，遇到绿灯变亮时，我得压制住在中国开车时迎着来车立即左转的冲动。我不再担心遇到三轮拖拉机、长途大客车，或是黑色奥迪A6轿车。我把车开到修理厂的时候，修车师傅没有抽烟。有一次，在丹佛市，一位女士开的车刮蹭了我的后保险杠，我们给对方的是电话号码，而不是现金。科罗拉多警察把我的车拦过两次，每次都是警告一番就让我走了。他们叫我稍微开慢一点，并祝我度过愉快的一天。

那年年底，我回了一趟中国。一个朋友告诉我，驾照有效期过后还有宽限期，于是我去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填了一大堆表格。整个过程极其简单，他们便给我颁发了新证，2013年前有效。我坐飞机到了温州，租了一辆大众桑塔纳，转动了点火钥匙：红灯。那时，我早已熟知昌盛汽车租赁公司周围八公里范围内所有的加油站，于是，我把车开到了最近的一家中国石化加油站。正在加油的时候，两个警察推着一辆警车进入了加油站。警车的发动机没有动静，两个警察挂着空挡把车推了进来。我问他们，是不是车子坏了。

“不，车子没事儿，”其中一个警察乐呵呵地说，“车子没油了！”

故地重返的感觉真好。沿着金丽温高速公路，我往北开去，在那一个个生产单一产品的小镇之间穿行着：下斜村的攀爬架、桥头镇的钮扣，等等。在丽水市，我停留了几天，开着车在经济开发区内转悠。政府最近在当地开展了一个东扩项目，将使工业区的面积扩大四倍。他们计划引进高技术产业，项目总投资约为七十多亿元，其中大部分靠贷款解决。给我提供这个数据的，是曾经当过坦克手的经济开发区主任王丽炯。王主任告诉我，为了完成东扩项目，他们又需要削平四百座大大小小的山头。

我还记得在2005年观摩过的那一次爆破过程，也就是他们在胸罩调节环制造厂附近进行的那次爆破工作。我开着车回到了那个位置，那些人早已不见了，那座山头更是踪迹全无。原来是山头的地方，现在耸立着四家新的工厂。一家生产建筑材料，另外一家向杜邦公司出售化工产品，第三家生产仿皮厂所需要的聚亚胺酯。第四家工厂写着大大的英文标识：浙江人力环保有限公司。公司厂房是一长溜低矮的建筑物，几只大烟囱正吐着滚滚白烟。没隔多远，几百只锈迹斑斑的金属桶子一字排开，上面盖着简易雨棚。一面墙上，写着一条标语：

保护环境，人人有责

我踱进了厂区，没有人介意我的唐突造访。一个工人把我领到了办公室，一个身着黑西装的人递给我一张名片：叶春生（音译），人力公司副总经理。他给我介绍道，人力是一家个体企业，专门处理仿皮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有毒溶剂二甲基甲酰胺。丽水市大大小小的仿皮厂每经过一轮生产周期，二甲基甲酰胺就成了废品。然后，他们就把这些废品用车拉到人力公司来。外边那些锈迹斑斑的金属桶装的就是那玩意，正在等着处理呢。

“这些设备一天二十四小时都运行着，”叶先生说，“国内只有我们一家公司搞这个业务。我们在温州和这儿各有一套设备。”

我向他打听那些滚滚白烟的事，叶先生向我一个劲地保证，那都是些清洁烟雾。“全都经过了政府的批准，”他说。他递给我一支香烟，跟我握了握手，欢迎我下次再来。往外走的时候，我数了数，一共有六百四十桶二甲基甲酰胺。在我看来，只有在中国，你才会有两年前看到的是一座山，两年后就变成所谓“人力环保有限公司”的经历。

胸罩调节环制造厂搬迁过去后，一开始生意很不错。他们的新厂址位于瓯海市，也就是温州南边的那座滩涂城市。之前已经宣布过，该市的部分区域将搬迁掉所有的工业企业，腾出土地建设绿化带。在中国的城市，这样的项目通常是环保意识觉醒的前期信号。不过，要走的路还很长。在瓯海，当建设绿化带的计划公布之后，人们立刻做出了反应，把一大批纯属污染大户的低端企业搬了进去。他们以为，这个即将寿终正寝的地区在监管方面一时会比较松懈。再说，租金也很便宜。这是吸引王老板和高老板的主要原因——在租金上，他们省了不少的钱。最终，他们还要搬一次厂。可是，暂时还没有理由去担心这些问题。

搬迁后没几个月，附近的一个老板悄悄地接近了罗师傅。这位邻居已经注意到，胸罩调节环的销路很好，他也想加入这个行当。于是，他向罗师傅提出，罗师傅可以在他打算成立的新公司中占有股份。但是，罗师傅回绝了——他觉得温州人不太值得信任。“我就是在给这些家伙打工的过程中学到的，”他说，“只要是温州老板许诺的，你就知道，他肯定不会遵守。”

不过，这位邻居老板给清水机械制造公司下了订单。没过多久，那台机器在温州地区就有了老二，源源不断地生产出胸罩调节环。在跟罗师傅的一次闲聊中，他告诉我，如果外人要投资做这个行当，只要他罗师傅出面，所需资金不到三十万便可解决问题。他知道怎样购买那样的机器和装配线，他找得到厂址。工人的工资也很便宜。罗师傅还提到，他已经有一些存款，可以拿出来凑齐开业所需的三十万。最后，我终于明白了他的意思。我向他表示了感谢，同时向他解释，我不是做生意的料，尤其不适合在中国做生意。不过，如果我今后放弃写作，决定改行做胸罩辅料的话，我想不出除了他还可以跟谁合伙。

几个月后，罗师傅离开了胸罩调节环制造厂。他们一直没有按照承诺的标准给他工资，欠的工钱将近一万元，这笔钱在中国也算是相当多了——他最终决定要尽量减少自己的损失。他又回到了南方，找到了一个想加入胸罩调节环这个行业的老板。罗师傅帮着这位老板组装了两台机器，销售量很快便蒸蒸日上。可就在这时，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到来了。2008年下半年，全中国所有的工业城镇都感受了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影响。“每一天，你都会听到两三家公司破产倒闭的消息，”罗师傅对我说。他所在的那家工厂解雇了不少工人，类似做法在那段时间司空见惯，成了家常便饭。在温州，高老板和王老板把自己的工人数量削减了一半。最终，工厂总算挺了过来，但那一年真是过得十分艰难。

这个地区的其他公司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在丽水市，房产价格骤然跌落。银泰房地产公司——也就是修建了我去看过的江滨住宅小区的那家公司——突然陷入了困境。他们的融资很大一部分来自私人，但是，到了2008年夏天的时候，银泰公司连为这些融资支付利息都很困难，恐慌情绪很快就在私人投资者中间扩散开来。大家都想把钱要回来，而公司又拿不出钱来。一个农民被逼得神经错乱，服药自杀了。政府介入进行调查，揭开了大家熟知多年的事情——银泰公司一直在非法筹集资金。共有一万五千多人把钱借给了这家公司，加在一起，集资额超过了八个多亿。因为无法还钱，政府冻结了公司账户，没收了财产，逮捕了银泰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公司创始人连同他的几个儿子，被关进了监狱。2009年的时候，他们仍在候审阶段。季胜军，也就是我在夜总会里见过的那个副董事长——穿着普拉达，带着贴身保镖，喝着绿茶和马谛氏尊者苏格兰威士忌——可能会在大牢里呆上若干年。在调查季氏家族的过程中，政府没收了四十多辆豪华轿车，其中包括一辆法拉利。

不过，在中国很少发生这么大动干戈的公司倒台现象，他们似乎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能够更好地抵御这场危机。他们没有遇到美国那么普遍的房产抵押问题，因为信用消费对中国人来说很难获取。即便是银泰这样极其糟糕的局面也无损于它的体系，因为这种借款属于私人行为，得不到国家的支持。银行没有损失什么，投资失利的只是些普通百姓。在中国，整个国家的崛起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外来务工人员和中小创业者的积极性，而这些私人投资者正好充当了抵御金融危机的缓冲器。他们在心理上已经做好了应对经济衰退压力的准备：大家见惯了动荡和艰难时世，心里都很清楚，机遇总会有来有往。2008年，当各个工厂进行裁员的时候，他们纷纷回到了自己的老家，等着情况的好转。中国人已经在改革开放时期学到了很多新的技能，他们变得反应敏捷、足智多谋、善于思考。不过，他们也会耐心等待——这是他们所具有的一种古老的品德，跟这个国家一样历史悠久。

中央政府为了应对这场金融危机，又开始了大规模的道路建设工程。2008年，他们宣布了一项为期两年的刺激计划，所需资金为四万多亿，其中半数的资金将用来修建公路、铁路和机场。有评论家发问，既然有这么多资源，为什么不投向教育？那也许是一次良机，最终可以确立起更好的教育制度，培养人们更好地从事创新劳动。然而，政府宁愿采用这种屡试不爽的解决方法：把钱用来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大家自己挣钱自己花。他们尤其把目光对准了农村地区，希望把几亿中国农民变成一个巨大的消费群体。国务院通过一项决议，该决议如果得以实施，将会允许农民们拿自己的土地使用权进行出租或交易——不是出售。有些农村已经在开始实验，用它来获取小额抵押贷款。国家政府还启动了一项新的项目，叫作“家用电器下乡”活动。政府给购买电冰箱、电视机、移动电话，以及其他商品的农村居民提供补贴。这既是农民们的实惠，也是工业城镇的福音——这可以大大地减少他们的库存积压。

在丽水市，这些战略似乎奏效了，至少开始初步奏效了。2009年年中的时候，王丽炯主任告诉我，他们那个城市当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有望增加百分之十。全国范围内都是这样的情形——中国的出口下降了百分之二十，但全国的经济增速依然保持在百分之八左右。中国拿海外消费者换得了国内消费者，光是这个国家的规模就能够使这种交换变成现实。就是汽车市场也表现不俗，尤其在政府降低新车购置税之后更是如此。2009年第一季度，历史上头一次出现了中国消费者购买的汽车总数超过美国人的局面。

在金融危机当头的时候，罗守云终于完成了从大师傅到老板的转变。二十多年来，也就是改革开放以来，他一直在为别人打工。从一字不识的装配工开始干起，在全国上下辗转奔波于城市和工厂之间，他终于成长为一个技艺娴熟的技术人员。他跟靠不住的老板打过交道，自己也违反过合同。他做过那么多胸罩调节环，晚上做梦都想着它们。然而在2009年，他把这一切都抛在了脑后。他开设了自己的公司，合伙人是他的侄儿，他们把公司开在了南方的佛山市。他们干的是废物循环利用——从国外买来垃圾，变成原材料，然后卖给中国的工厂。公司专做高档塑胶，罗师傅凭着他的技术，装配好了机器设备。年中的时候，他们已经请了十多个员工，罗师傅赚的钱高过他做胸罩调节环的那些日子。他的妻子跟他一起工作，儿子继续留在贵州，由亲戚照看着，正在上幼儿园。

当我叫他的新头衔“罗老板”的时候，他笑了笑。“我是从你们国家买的垃圾哦，”他说。他们定期收到来自美国、欧洲、澳大利亚的货物，很多货物运到的时候外形还很好。他认得出哪是电冰箱，哪是电视机，甚至哪是汽车零部件。他们把这些原材料拆散开来，把其中的塑胶进行加工，然后卖给中国的制造类公司。“有些人用这个东西来制造玩具，”罗老板说，“不过，我们有些客户也用来做电冰箱和电视机——就是我们从老外手里买回来的那些东西。基本上是同样的玩意儿。”

在浙江，胸罩调节环制造厂搬到温州之后没有多久，陶氏姐妹和任静都离开了这家工厂。看来，那也是老陶早就安排好的计划的一个方面：在假期到来之前，他为拿到更多的薪水进行了艰难的协商。随即，一旦奖金和红包到手，他就把几个女孩儿撤了回来。她们几个都回到了丽水，一起在一家生产烟灰缸的工厂里找了份工作。玉凤满十六岁之后，就好在大公司找工作了，她们于是又跳槽到了华都仿皮厂，具体工作是质量控制。她们监测着成品，找出有瑕疵的产品。经过她们的批准之后，一卷一卷的仿皮被送到了世界各地。

我最后一次去丽水考察的时候，到陶家那个单间的棚屋停留了一会儿。玉凤刚刚下了班，一提起她的工作，她就兴奋地叽叽喳喳说个没完。“他们要给加班工资哦！”她说，“我每个月发九百元，如果把加班工资算进去，一般会有一千五。”这样的工资算是很高了，是入门级流水线工人工资的一倍还多。玉凤很骄傲地告诉我，他们工厂生产的皮革质量不是一般的好：有的用来做摩托车坐垫，有的用来做汽车内饰。“我喜欢我们的老板，”她说，“如果我们做累了，睡着了，他也不会发火。如果我们一天工作的时间长了，他会给我们买水果、零食之类的。真好玩。”

她打算在仿皮厂再干上一年左右，然后用家里的积蓄做点生意，也许跟她爸爸一起做吧。他们想开一家正儿八经的商店——有屋顶有门窗的那种，而不是沿街摆放的小摊儿。“在皮革厂你不能做得太久，”她说，“那儿有毒，对人有害。我们做质量控制的还好点，但也是对身体不好。你在那里呆上一两年，就要离开才行。如果不是因为有毒，在那个地方上班倒是很不错的。”

玉凤就要满十七岁了。我第一次遇到她差不多是在两年前，她当时拿着姐姐的身份证第一次出来找工作。那个时候，她的个子有些矮胖，身材像个男孩子。她抓着胸罩调节环的架势，如同在把玩着赌博用的筹码。她说自己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以此向老板推荐自己。然而，在二十个月的时间里，她慢慢地走进了自己编造的那个故事。她儿时的肥胖不见了，转眼之间就变成了美女——高高的颧骨，精致的下巴，精心打理的发型。她修了指甲，这在打工妹中间是很罕见的。小村子已是两年前的事情，更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事情，她没再谈起她的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也没有说起过原来的同班同学。她想要说的就是明天——新的工作、新的计划、新的生活，以及随着时光匆匆流过，其他有望实现的所有事情。

一天下午，我开着车去了胸罩调节环制造厂原来的厂址。遂松路上，那栋三层楼高的建筑物依然空荡荡的，尽管格雷公司以后可能会扩展到这些空间来。格雷公司开足了马力，生产铜线缆和简·爱牌电灯开关。一个保安告诉我，他们的业务真的很好。我问他，可不可以到原来的厂里面去看一看。他说，没有问题。我从石狮子边上走了过去，经过了折叠式安全门，从美国国旗边上走了过去。老板的鎏金书法依然在墙壁上熠熠生辉：

未来震撼眼前

进了厂房，我发现的第一样东西是那些胸罩调节环。自从搬迁之后，没有人愿意费心去打扫这个地方。到处都是调节环：黑的、红的，弯折的、破损的。在玉凤原来上班的那个房间，一大堆衬骨像吸管一样缠绕在一起。地上有空的双鹿啤酒瓶、皱巴巴的三五牌空烟盒、用过的包装胶带卷，等等。一只破花瓶里栽着的植物已经枯萎。一颗卒子象棋，一支筷子。一张标着11月22日的挂历纸。一个空的纸尿布袋子，一只童鞋。一楼，在老田曾经睡觉的地方，墙壁上写着一串彩票号码：

95 1.3.17.20.21.24＋16

97 1.5.9.13.15.33＋14

97 11.14.15.20.26.27＋12

98 6.7.10.11.15.23＋16

99 7.12.18.23.24.27＋5

只要有工人生活过的地方，到处都写着东西。用来写字的有铅笔、钢笔，还有油漆。他们那些励志口号在污渍斑斑的墙壁上纵横交错。我循着原来的宿舍区走着，一路经过的尽是格言警句：

马到成功

快乐度过每一天！

新的一天从现在开始！

面对未来

人生何处不成名，

学不成名誓不还。

一阵凉风吹拂着窗户。繁忙的秋季已经到来，经济开发区里的工厂大多在起劲地生产着。在外面，我能够听到那些机器有节奏的声音——割玻璃的嘎嘎声、做塑料模具的隆隆声、收卷铜线的嗖嗖声。但是，没有一丝人声。整整半个小时，我一个人站在那里，读着空荡荡的厂房墙壁上写的那些字。

[1]
正确的标示应该是“Main Lane”和“Overtaking Lane”。——译者

[2]
赛欧的英文名是“Sail”，意为“风帆”。——译者

致谢

十年前，我在密苏里的哥伦比亚市完成了《江城》的书稿之后，问一个邻居能不能替我看看这部手稿。之前，我听闻过道格·亨特的编辑水平，但一直没想到竟会如此仰仗于他。十年来，对我在中国写作的所有方面，他差不多都提供了建议。跟其他两本书一样，经过他的慧眼和决断，本书才得以大为增色。我相信，在1999年的时候，道格也不知道自己将会卷入进什么。（他也不会意识到，这种关系会令他走上为易安·约翰逊的《慕尼黑的清真寺》和我妻子彤禾的《打工妹》提出编审意见的道路。）我想对道格说的，就是一声“感谢”——感谢他的耐心和大度，更要感谢他和我之间的这份友谊。

在北京的时候，几个跟我关系很近的作家朋友欣然阅读了这本书的初稿。易安·约翰逊提出了很好的修改建议，尤其在删减内容方面的建议非常宝贵。迈克尔·迈尔帮助我进一步凝练了全书的焦点——而且，这么多年来，从四川到北京，有他这个志愿者伙伴与我一同旅行，真是妙不可言。另外一个志愿者麦克·高提格，在驾车游的途中伴我走过了好几段崎岖不平的路段。回到北京后，特拉维斯·克林伯格总是十分乐意跟我就各个项目展开讨论（还在书籍的封面上给了我相当不错的建议）。

我深深地得益于石彬伦所作的研究工作。我从没有遇到过像他那样一丝不苟和富有献身精神的人，是他彻底地改变了我对长城的观念和认识。他也校读了本书，我对此非常感谢。至于我曾经摔坏的膝盖，我认为值得。

在三岔，我有幸与郭眯眯同住一套房子。在头几年，跟地方当局打交道是一种不大不小的挑战，如果没有眯眯的耐心和决断，我很难想象自己会不会很好地跟他们协商种种事项。是她的友谊让我在三岔居住的日子变成了乐事。我同时也要感谢眯眯在手稿相应部分的细节核对上所提供的帮助。多亏了她，以及阿伦·郭的帮助，我们仍旧在三岔村保留着那套房子——我期待着在今后有机会再与他们去那里同住一屋。

魏嘉生病的时候，我曾对远在美国的三位医生仰仗颇多：特德·斯科特、艾琳·卡凡纳、文森特·P·古鲁恰理。我还要感谢凯瑟琳·迈尔斯提供的帮助，是她给我解释了在中国进行血液检查的复杂细节。以上诸位的专业水准乃无价之宝，但我最想感谢的，还是他们的大度——尽管极其繁忙，他们还是在最短的时间内回答了我提出的所有问题。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当面感谢古鲁恰理医生。不过，我也想告诉他的妻子和女儿们，即使在他本人跟癌症做抗争的时候，他还抽出时间来牵挂着中国的这个患儿。

本书内容所包含的三部分以不同的方式跟《纽约客》和《国家地理》杂志所进行的一些项目研究紧密相关。在《纽约客》工作期间，在为写作这几个故事所作的研究期间，我有幸与三位出色的编辑共事，他们是尼克·蓬加藤、丹纳·古德耶和艾米·戴维森。我要感谢戴维·热姆尼克广泛的兴趣爱好，是他令我可以就不同的主题——乡村生活、驾驶、丽水的艺术家、奇瑞汽车、长城等——进行创作。

在我为《国家地理》杂志写作长城故事的时候，我与摄影师麦克·山下一起共事，正是他的热情、活力和灵活性使得该项目充满乐趣。能够与伊丽莎白·克莱斯特共事也是一件幸事，她在中国问题上的兴趣推动了这些项目的不断前进。如果没有《国家地理》杂志的奥利弗·佩恩在项目初期所具有的信念，我不可能进行那次长长的横跨北方的驾车之旅。在我的出版成果尚未显现之前，奥利弗就对我的写作表现出了兴趣。不仅如此，他还让我以开放的心态踏上了驾车之旅——不要预定日程，不要安排访谈，不要限定主题。当我在浙江的时候，他仍旧鼓励我保持这种即性而为。对一个愿意到任意地方会见任意对象的研究者来说，这样的支持至关重要，而且在当今的新闻界尤其难得一见。杂志社的卡洛琳·怀特也是丽水项目的早期支持者。我尤其要深深地感谢克里斯·琼斯为我写的那个故事安排了那么多版面。

我为各杂志写的很多文章都由著名的摄影师马克·梁摄影配图。尤其令我开心的是，我们一起完成了丽水项目——除了在摄影方面的能力，马克还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和思想，是他令我对浙江那个角落的理解得以不断丰富。

如果没有海伦·张提供的帮助，我恐怕没办法理解三岔村那些古老的地契文书上书写的繁体中文。拉尼亚·霍提供了北京市的四叶草形立交桥地图。J·D·鲍尔公司中国办事处的迈克尔·杜恩先生替我解答了无数的关于中国汽车工业的问题。目前在夏威夷大学的江红大度地向我介绍，我在内蒙古的乌审旗应该同哪些人见面。在我驾车之初，《华尔街日报》的窦长路向我介绍了不少驾车窍门，莉莉·宋则适时提醒我进行各种注册登记。当初对浙江产生兴趣，是因为我以前的几个学生搬到了那个地方，而他们以不同的方式给我提供了帮助：威廉·杰弗逊·福斯特做了关于浙江省的资料核对的工作，雪莉·赵为我在温州市昌盛汽车租赁公司租车做了担保。《华尔街日报》的崔蓉查找到了有关浙江各工业城镇的背景资料。对于资料核对，我还十分仰仗于凯瑟顿·张——她非常乐意加班加点地工作，我对此十分感谢。

我还要感谢安吉拉·海斯勒，在她自己绘制王国地图——恺撒和亚德里亚诺的罗马帝国地图——的过程中，抽出时间为我绘制了漂亮的中国地图。伯吉塔对书籍的封面提出了很好的建议。这么多年来，海斯勒家族、甘地斯家族和乃贝克斯家族的全体成员所给予的支持让我受益匪浅。

哈珀柯林斯出版公司在为我出版这三本书的过程中，始终安排蒂姆·杜甘做我的编辑。对一个在偏远的地方写稿的作者来说，有这样的始终如一的合作和支持，实在是不小的帮助。简·伯恩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宣传人员，埃里森·洛伦森在本书的几轮稿件编辑（以及终稿编辑）方面进行了相当不错的协调工作。我永远要感激我的代理人威廉·克拉克，自1999年起就阅读我那些不受欢迎的手稿。自那以来，他替我井井有条地打理着所有的出版事宜。

十年后，要离开中国，实非易事。尤其困难的是，要像当初开始这个项目那样，再次带着这个项目上路——两个身处异乡的人，各带一本做了初期研究工作的书稿，在科罗拉多西南山谷里驾车寻找可以安身写作的地方。还好，我们找到了，而且都挺了过来。不管价值几何，在罗格-希尔-梅萨之巅，两本关于中国的书籍慢慢初具雏形。令人鼓舞的是，我看着《打工妹》在隔壁房间里一点一点地变得鲜活起来。同样令人鼓舞的是，我们在一起讨论了有关中国的各个项目，探讨了我们同在中国南方的各次研究之旅中所得到的收获。对彤禾来说——我为她所做的研究工作深感敬重，为她的写作深感欣喜。

我最感激的，是我写及的那些中国人。对于我在路上遇到的那些老乡们——搭车人、外出务工人员、大方的村民们，我没法去感谢他们，但我希望这本书能捕捉到他们身上所具有的精神。依我看，在北京租车本来是一件非常冒险的事情。但是，如果不是因为“首都汽车”的王先生的话，事情不可能变得如此愉快。在丽水市，我有幸遇到了高晓萌和王爱国，我非常感激他们在工厂事务上对我所表现出来的开放态度。陶家人总是乐于与我相处，但我最要感谢罗守云与我结下的友谊以及他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专家级专业水准。在三岔，托上帝的福，我结识了魏子淇、曹春梅、魏嘉和魏宗漏。感谢你们让我与你们同住一屋，同吃一桌，感谢你们向我敞开心扉。因为有你们的善良，三岔永远让我有家的感觉。

2009年9月

于科罗拉多瑞奇道

资料来源

《寻路中国》的主要内容基于我本人的观察所作的研究成果，不过在有些章节里，我也采用了一些公开出版的资料，以及与专业人员进行的访谈。我在本书中未采用脚注，是因为大多数读者觉得在非虚构类叙述作品中采用脚注会干扰阅读进程（大多数读者也乐于将这一部分忽略不计）。不过，我还是要向每一个愿意以此从事研究工作的读者明白地交代我所采用的一些资料来源。按照出现的先后顺序，我用页码列出了参考文献。

本书是一本非虚构类文学作品，但我还是尽可能地做到了精确细致。我没有刻意地对各个事件、各个细节和先后顺序加以改变，任何差错都是偶然所致。在全书中，我一律采用了真名。只有魏嘉的小学同学是个例外，我把那些孩子的名字做了一些改变。

针对本书的研究工作进行于2001年至2009年间，在此期间，一些重要的数据发生了较大幅度的变化。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所做的估计，中国外出务工的流动人口总数从2001年的八千九百六十一万增加到了2006年的一亿三千二百一十二万。目前，多数专家认为这一数据已经超过了一亿四千万。不过，这也只能算是粗略的估计而已，因为要跟踪调查流动人员极度不易，甚至于还难以对流动人员作出准确的定义。

在这八年时间里，货币之间的汇率也在不断改变着。因此，我并没有在全书采用统一的美元兑换率。相反，我在计算的时候，参照了不同时间的汇率。

BOOK I：THE WALL

Part I

5 almost a thousand new drivers：According to China's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the number of registered automobile drivers in Beijing increased by 300，000 in 2001.

5 223. If you come to a road：Chinese driving laws are national， and they are listed in the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Jiaotong Anquan Fa"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raffic Safety Laws"]. Driving examinations are similar from place to place， but there are slight regional variations. I researched training methods and testing in the city of Lishui， in Zhejiang Province. The Lishui Public Safety Traffic Bureau provided me with a copy of their official study booklet， which lists questions that appear on the exam. The study booklet is entitled "Lishui Shi Qiche Jiashiren：Like Peixun Fuxi Ziliao" ["Lishui City Automobile Drivers：Scientific Training Review Materials"]. All quoted exam questions come from this study booklet.

7 "The Chinese Automobile Driver's Book of Maps"：

Zhongguo Qiche Siji Dituce. Beijing：Zhongguo Ditu Chubanshe [Sinomaps]， 2001.

8 By 1931， more than two dozen places：For background on how the Chinese converted ancient city walls into roads：

Campanella， Thomas J. "'The Civilising Road'：American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Highways and Motoring in China， 1900-1949." The Journal of Transport History 26， no. 1 （March 2005）：pp. 78-98.

9 modernizers turned their attention to the Great Wall：For the Chinese plan to convert the Great Wall into a highway：

Lei Sheng. "Changcheng Zhu Lu Zhi Feiwu Liyong" [Using Waste Material to Build a Road on the Great Wall]. Shenbao Qiche Zengkan [Shenbao Automobile Supplement] 76 （May 12， 1923）：pp. 2-3.

Liu Huru. "Changcheng" [Great Wall]. Xuesheng Zazhi [Students' Magazine] 18， no. 3 （March 1931）：pp. 75-76.

13 the Ming dynasty avoided building the Great Wall：For the influence of feng shui beliefs on wall construction near the Ming tombs：

Hong Feng. "Longquan Yu Zhi Shifo Si Duan Bian Chengyin Tijie"

[Notes on Contributing Factors to the Lack of Great Wall From

Longquan Valley to Stone Buddha Temple]. Zhongguo Changcheng

Bowuguan [China Great Wall Museum] 21， no. 1 （2006）：pp. 52-63.

15 The first major construction campaign：For the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Red Cross road-building campaign， see the article by Thomas J. Campanella：Ibid.

16 similar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1911：According to China's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there were 9，939，600 passenger vehicles in 2001； this figure includes cars and buses， but not trucks.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a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re were 618，727 registered automobiles in 1911， for a ratio of 152 people for every car. By 1912， it had dropped to 106. （There were no registered buses at that time.）

22 there isn't a single scholar at any university in the world who specializes in the Great Wall：Arthur Waldron， now at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researched the Great Wall during the early part of his career， but he has since moved to other subjects. Julia Lovell at Cambridge University published The Great Wall：China Against the World， 1000 BC-AD 2000， a broad historical survey that describes， in part， cultural interpretations of the wall. Apart from that project， Lovell has not specialized in the Great Wall.

23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Western explorers and missionaries：For background on Western confusion about the history of the Great Wall：

Waldron， Arthur. The Great Wall of China：From History to Myth.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23 claimed that the Great Wall is visible to the human eye from the moon：Warwick， Adam. "A Thousand Miles Along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National Geographic XLII， no. 2 （February 1923）：pp. 114-43.

27 China had about one-fifth：The figures in this paragraph come from the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29 use of headlights was banned：

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 "Light in China." January 4， 1984.

34 "They come like hurricanes：This quotation is from Han Anguo， the minister of censorship in 134 BC. It can be found in：

Jagchid， Sechin， and Van Jay Symons. Peace， War， and Trade Along the Great Wall：Nomadic- Chinese Interaction through Two Millennia. 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9. Page 60.

34 "is like attacking a shadow"：This quotation comes from the Han dynasty official Zhufu Yan in 200 BC. Also found in Jagchid and Symons， page 57.

34 "covetous for grain"：This quotation is from the Book of Han， a history completed in AD 111. It can be found on page 33 in Arthur Waldron's book about the Great Wall. Other quotes in this section are from my interviews with Waldron.

35 the Chinese response：The material in this section， which concerns the various strategies employed by the Ming in their attempt to manage the nomads， comes from the research of the independent historian David Spindler. Spindler's project on the Great Wall is ongoing， and most of his findings have yet to be published. He gave me an introduction to his work over the course of many interviews and several journeys to the Great Wall near Beijing. For background on Spindler's methodology and conclusions about the Wall， see my magazine profile of him：

Hessler， Peter. "Walking the Wall." The New Yorker， May 21， 2007.

37 a major tremor in 1556：

Chen Genyuan. "Ming Dai Guanzhong Da Dizhen Dui Shanxi Wenwu Zaocheng de Pohuai" [Damage to Shaanxi Cultural Relics from the Ming Dynasty Guanzhong Earthquake]. Shoucang [Collection]， August 2008.

53 the Ordos Desert：F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rdos Desert and the Great Wall， see Arthur Waldron：Ibid.

54 more than one-fourth of China's land suffers from desertification：

Jia Xiaoxia. "Desertification：A Growing Threat in China." Down to Earth：The Newslet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to Combat Desertification 19 （December 2003）：p. 2.

55 any benefits of willow planting would be short-lived：For background on Wushenqi （also written as Uxin Ju） and environmental issues in the Ordos：

Jiang Hong. "Grassland Campaigns in China's Collective Era：Socialist Policies and Local Initiatives in Uxin Ju， a 'Pastoral Dazhai.'" China's Embedded Activism：Opportunities and Constraints of a Social Movement.

London：Routledge， 2008. Pages 89-110.

＿＿. "Reading China's Environmental Crisis：'Mao's War Against Nature' Continues." China Scope （September/ October 2007）：pp. 3-16.

＿＿. "China's Great Green Wall Proves Hollow." The Epoch Times， July 30， 2009.

Part II

62 In 1924， Sun Yat-sen：For the history of Sun Yat-sen's correspondence with Henry Ford， and the Chinese switch to the right-hand side of the road， see Thomas J. Campanella：Ibid.

63 a book called Beijing Jeep：

Mann， Jim. Beijing Jeep：A Case Study of Western Business in China. Boulder， Colorado：Westview Press， 1997.

64 Volkswagen and General Motors made more profits：For information about profit margins for foreign automakers， I relied on interviews with Michael Dunne， currently managing director of the China office at J. D. Power and Associates. Dunne also provided me with the history of the City Special， as well as background on Chery Automobile Co.

65 the government of Wuhu：For information about Chery， I interviewed a number of workers and company officials in Wuhu， including Lin Zhang， the general manager for Chery's International Division， and Yin Tongyao， the company president. The company's strategy of asking forgiveness rather than permission was explained to me by Chu Changjun， the Communist Party Deputy Secretary of the Wuhu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rea. I also spoke with John Dinkel and other foreign consultants and partners. For more information， see my article about Chery：

Hessler， Peter. "Car Town." The New Yorker， September 26， 2005.

65 one step away from the complacency that comes with happiness：There are various and often conflicting explanations of the spelling of Chery's name. Here I've relied on what company officials told me in Wuhu.

79 In Genghis Khan's military：For background on Genghis Khan and the rise of the Mongols：

Weatherford， Jack. Genghis Khan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Three Rivers Press， 2004.

81 Yin Geng's words：Many of these quotations are from David Spindler's unpublished research. He has published an article about Altan Khan and the "Raid of the Scorned Mongol Women"：

Spindler， David. "A Twice-Scorned Mongol Woman， the Raid of 1576， and the Building of the Brick Great Wall." Ming Studies 60 （Fall 2009）.

100 earliest known maps：For a discussion of the earliest known Chinese maps， and the impact of Pei Xiu， see the following article. （In English sources his name is often rendered as Pei Hsiu.）：

Hsu， Mei-Ling. "The Han Maps and Early Chinese Cartography."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68， issue 1 （March 1978）：pp. 45-60.

100 cartography developed out of astronomy：For background on the history of Western cartography， and contrasts in development with Chinese mapmaking， I interviewed Patricia Seed， a historian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Her article provides an introduction to early European maps of Africa：

Seed， Patricia. "The Cone of Africa... Took Shape in Lisbon." Humanities 29， no. 6 （November/December 2008）.

113 for Lu Xun：

Roberts， Claire， and Geremie R. Barmé， editors.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Sydney：Powerhouse Publishing， 2006. Page 24.

113 "more like a river than a barrier"：

Waldron， Arthur. "Scholarship and Patriotic Education：The Great Wall Conference， 1994." China Quarterly 143 （September 1995）：p. 846.

115 we stuck the severed heads：This quotation is from David Spindler's research.

121 "Time seems to have lost all power"：For background on Aurel Stein in China：

Walker， Annabel. Aurel Stein：Pioneer of the Silk Road. 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8.

BOOK II：THE VILLAGE

Part I

138 Even as far back as the seventeenth century：For background on the book culture of imperial China：

Rawski， Evelyn Sakakida. Education and Popular Literacy in Ch'ing China.

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9.

139 texts from the late Ming dynasty：This detail comes from David Spindler's research.

145 in AD 1615， a crew of 2，400 soldiers：David Spindler has transcribed and studied the tablet above Sancha； these details are from his research.

152 118 boys born for every 100 girls：

"Rising Sex-Ratio Imbalance 'A Danger'." China Daily. January 23， 2007.

168 estimated that more than one million Chinese had been infected with H.I.V.：At the time of Wei Jia's illness， the Western media carried many reports of unsanitary donor practices in China， and people feared that the country was on the verge of a major epidemic. In 2001， a United Nations report estimated that over one million Chinese had been infected， and they warned of a possible figure of twenty million by 2010. The Chinese government， on the other hand， estimated that there were only 840，000 H.I.V. and AIDS cases in 2003. In the following years， it became clear that the epidemic was not as widespread as many believed. In 2006， the figures were actually reduced：the Chinese government， working with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nd the United Nation's AIDS program， estimated that the total number of Chinese H.I.V. and AIDS cases was 650，000. For reference， see the articles below：

Rosenthal， Elisabeth. "China Now Facing an AIDS Epidemic， A Top Aide Admits."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24， 2001.

Yardley， Jim. "New Estimate in China Finds Fewer AIDS Cases." 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6， 2006.

Part II

187 average net income for rural people increased by 11 percent：This and the other figures in this section come from "The Rural Land Question in China，" an excellent introduction to rural issues. This paper also gives a concise history of rural land policies since the Revolution. It was prepared by a number of Chinese and American academics who worked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Rural Development Institute. For background， I also spoke with two of the authors of this report， Zhu Keliang and Ye Jianping.

Zhu Keliang et al. "The Rural Land Question in China：Analysis and Recommendations Based on a Seventeen-Province Survey." New York Universit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Politics 38， no. 4 （Summer 2006）：pp. 761-839.

188 sixty-six million farmers lost their land：This figure is from a recent summary of China's rural issues， which also includes an analysis of proposed policy changes：

Cheng Li. "Hu Jintao's Land Reform：Ambition， Ambiguity， and Anxiety."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27 （Winter 2009）.

188 average rural household consisted of 4.55 people：Figures in this section are from Zhu Keliang et al.：Ibid.

192 paving 119，000 miles of rural roads：These figures， and the comparison with the previous half century， were given at a government press conference I attended in Beijing："The Highlights of National Expressway Network Plan，" presented by Zhang Chunxian， Minister of Communications， on January 13， 2005.

192 in 2003， nearly half a million Beijing residents acquired their driver's licenses：Total figure was 480，000， according to the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193 looked almost exactly like the Chevy Spark：For the controversy regarding the Chery QQ， I spoke with Chery officials and also Timothy P. Stratford， general counsel for General Motors' China Group.

193 dropped by 8.8 percent：This figure comes from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and was reported by The New York Times：

Bradsher， Keith. "G. M. to Speed Up Expansion in China"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8， 2004.

193 leaped by 80 percent：This figure is from an interview with Yale Zhang， director of emerging markets vehicle forecasts at CSM Asia.

195 fewer than one in five used a loan：see Bradsher， Keith：Ibid.

203 Falun Gong：For background on the rise of Falun Gong， and the crackdown：

Johnson， Ian. Wild Grass：Three Stories of Change in Modern China. New York：Pantheon Books， 2004.

204 hundreds of believers died in custody：This was the figure generally reported by foreign newspapers during the period when the Wei family began to engage in business. Today， estimates are even higher； Amnesty International says that over two thousand believers have died in custody. For a more recent newspaper report：

Jacobs， Andrew. "China Still Presses Crusade Against Falun Gong."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27， 2009.

Part III

225 "Build New Countryside"：For background on this campaign， see Cheng Li：Ibid.

229 "Preserving the Progressiveness"：For background on this campaign：

Yardley， Jim. "China Attacks Its Woes With an Old Party Ritual."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9， 2006.

231 One volume was entitled "A Textbook for Urbanizing the Countryside"：

"Tuijin Nongcun Chengshihua Duben" [A Textbook for Urbanizing the Countryside]. Huairou Qu Shizheng Guanli Weiyuanhui [Huairou District Municipal Administration Committee]. July 2005.

233 cigarettes are even subsidized：This detail and the other facts about smoking in China are from my interview with Yang Gonghuan， deputy director general of the Chinese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268 Trouble can start within the Party itself：For background on village elections， and the ways in which dissent sometimes occurs， I spoke with Kevin J. O'Brien， a political scientist who specializes in China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See also：

O'Brien， Kevin J.， and Rongbin Han. "Path to Democracy？ Assessing Village Elections in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8， no. 60 （June 2009）：pp. 359-378.

BOOK III：THE FACTORY

Part I

281 officials announced plans：Details about China's highway project， and Zhang Chunxian's comments about Condoleezza Rice， are from the government press conference I attended on January 13， 2005 （see previous reference）.

282 the Jinliwen Expressway：Background on the new road came from He Jiongwei at the Lishui City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s.

284 the town had 380 factories：Details about Qiaotou's button production came from Ye Zhengxiang， chairman of the Qiaotou Button Association. The Wuyi Printing Association gave figures for Wuyi's playing card production. Other figures came from the Wenzhou Educational Toy Association， the Wenzhou Shoe and Leather Association， the Wenzhou Smoking Paraphernalia Association， the Shengzhou Neckties Industry Association， and the Datang Textile Socks Industry Company.

291 nearly 80 percent of all Wenzhou entrepreneurs：Details on the educational level of Wenzhou business people， and local economic statistics， are from：

Lu Haoting. "Millionaire School." China Daily， China Business Weekly， January 23， 2005.

292 The Jews of the East：

Ye Jiandong. Dongfang Youtairen：50 Wei Wenzhou Shangren de Chuangye Gushi [The Jews of the East：The Commercial Stories of Fifty Wenzhou Entrepreneurs]. Beijing：Renmin Ribao Chubanshe [People's Daily Press]， 2002.

293 a survey of local male millionaires：

"Wenzhou Qiyejia 2.14 Qinggan Shenghuo Diaocha" [Valentine's Day Survey of the Love Life of Wenzhou Entrepreneurs]. Caifu [Fortune Weekly， a supplement of the newspaper Wenzhou Dushibao] 138 （February 14， 2006）：p. 17.

305 Yang Xiaohong：He was the director of Lishui's Economy Trade Committee.

307 Long-term exposure to DMF causes liver damage：

Redlich， Carrie A.， et al. "Liver Disease Associated with Occupational Exposure to the Solvent Dimethylformamide." 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 108， issue 5 （May 1988）：pp. 680-86.

Also see the Office of Environmental Health Hazard Assessment's "Chronic Toxicity Summary：N， N-Dimethylformanide." December 2000.

Part II

343 annual per capita GDP：This figure， and the statistics about Lishui infrastructure， are from Yang Xiaohong， director of Lishui's Economy Trade Committee.

344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This figure， along with the statistic about real estate， is from the local Lishui newspaper：

Lan Yan. "Wo Shi Jingji Baochi Jiao Kuai Zengzhang" [Our City Maintains a Relatively Fast Rate of Growth]. Chuzhou Wanbao [Chuzhou Evening News]， July 28， 2006， p. 5.

352 Square and Round：For background on this self-help book， see：

Chang， Leslie T. Factory Girls：From Village to City in a Changing China. New York：Spiegel & Grau， 2008.

355 Francis Cabot Lowell：For background on Lowell， see the introduction to：

Eisler， Benita， editor. The Lowell Offering：Writings by New England Mill Women （1840-1845）. New York：W. W. Norton & Company， 1998.

356 speeding ticket：Background on radar tickets in Zhejiang came from interviews with local police officers.

Part III

378 70 percent of Lishui's total consumption of electricity：This figure is from director Yang Xiaohong.

378 number of Lishui households buying an automobile：

Zhang Qiao. "Mei Qian Hu Jumin Jiating Goumai Yong Qiche 20 Liang" [For Every Thousand Households， 20 New Cars Were Purchased]. Chuzhou Wanbao [Chuzhou Evening News]， July 27， 2006.

393 87，000 "public-order disturbances"："China Handles 87，000 Public Order Disturbance Cases." People's Daily， January 20， 2006.

400 Ancient Weir Art Village：For background on the Dagangtou artists' commune， I referred to the local government proposal "Guyan Huaxiang Huibao Cailiao" [Report on the Ancient Weir Art Village]， as well as：

Lan Weirong. "Lishui Huaxiang Chuangzuo Jidi Zai Quan Sheng Shao Jian" [The Lishui Artists' Village Creates a Unique Base in the Province].

Chuzhou Wanbao [Chuzhou Evening News]， November 29， 2006.

Part IV

419 the Yintai real estate company：For background on the Yintai case：

Zhang Daosheng. "Lishui Yintai Fanchan Feifa Jizi An Wancheng Jiezi Hu Zhaiquan Shenbao Shenhe" [Creditors' Rights Are Declared in the Yintai Real Estate Illegal Fund-Raising Case]. Xinhua， March 4， 2009.

Dong Bishui. "Zhejiang Fangchan Shang Da Guimo Mingjian Rongzi Ju Kui 8 Yi Sun Ji 3 Wan Renci" [Large-scale Privately Invested Zhejiang Company Loses 800 Million Yuan and Damages 30，000 Investor Units]. Zhongguo Qingnian Bao， September 23， 2008.

Jiang Dongliang. "FeifaJizi Zhi Huan" [The Anxiety Over Illegal FundRaising]. Faren， February 2， 2009.

420 two-year stimulus plan：

Barboza， David. "China Unveils Sweeping Plan for Economy."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9， 2008.

420 targeted rural regions：For background on the role of rural consumers in the stimulus plan， as well as proposed changes to rural land-use laws， see Cheng Li， "Hu Jintao's Land Reform" （referred to earlier）.

421 national economy was still growing：

Barboza， David. "Economy in China Regains Robust Pace of Growth."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17， 2009.

421 Chinese consumers bought more motor vehicles：

Bradsher， Keith. "China Influence Grows with Its Car Sales."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21， 2009.

译后记

从2001年到2010年的十年时间，美国青年作家何伟（Peter Hessler）先后写作了三本关于中国的著作，分别是《江城》（2001）、《甲骨文》（2006）和《寻路中国》（2010）。《江城》以作者于1996年至1998年在长江和乌江交汇处的涪陵一所大学任教时的经历为主线，反映了改革开放政策在中国内陆城市的人们身上所产生的变化与希冀；《甲骨文》通过对人们既熟悉又陌生的甲骨文的命运的描述，力图揭示中国文化的内涵和实质；《寻路中国》则致力于反映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脉络。这三本书分别从不同的侧面刻画中国社会的人文、历史与经济，构成了作者的“中国三部曲”，奠定了作者在西方社会独一无二的以写真实中国见长的卓著地位，同时也让他赢得了相当多的中国“粉丝”读者。

《江城》发表已有十年之久，迄今仍旧热销海外，而且被翻译成了多种文字出版，在其中一个版本的封面上，曾经出现过一行文字：“如果只读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就选这本吧。”但这本书目前只在台湾出版了繁体中文版，逗得许多只能通过阅读中文来跟何伟沟通的“河粉”心痒不已。而在《寻路中国》的英文版出版仅仅一个多月之后，何伟便通过电子邮件告诉我，上海译文出版社已经拿到了该书的简体中文出版权。这一方面估计是因为“经济发展”这个话题非常符合中国的时代主题，另一方面也足见上海译文出版社所具备的专业眼光和敏锐嗅觉。

何伟在涪陵教书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了同事和朋友，因此对他的文学创作我可能比别人了解得更多一些，更深一些。2006年，美国查尔斯顿大学（College of Charleston）将《江城》列为该校学生的必读书目之一，邀请我前去以一个中国人的视角跟他们的学生和社区居民交流对何伟作品的理解。2007年，我在《外国文学动态》上发表论文《何伟：热爱中国的美国文坛新星》，首次向中国的学者和文学爱好者介绍何伟和他的主要作品。之后，我又在《重庆晚报》等报刊以及网络博客撰写文章，进一步介绍这位美国作家。此外，我还先后在拥有大量“河粉”的涪陵接受电视台和电台专访，与本土读者一起去诠释他的作品。

尽管如此，在翻译这本书的时候，我还是发现，他作为作家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所具有的洞察力大大地超过了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中国读者。这种洞察力使他能够把《寻路中国》写得比《江城》更有时代感，比《甲骨文》更具可读性。也正因为如此，我自觉得要把这本书翻译得“漂亮”一些，否则会感觉到似乎辜负了何伟关于“书写最时新的东西”的允诺。但是，在翻译的过程中，要时时刻刻做到这一点却并非易事。好在我和何伟随时保持着联系，他的华裔太太及其家人对汉语的把握程度帮了我的大忙。何伟的三部作品的英文书名都只有两个英文单词，River Town和Oracle Bones都很好用汉字加以对应，Country Driving却有些不一样，Country和Driving都是多义词，组合在一起更可以表达多层意思。一方面，何伟是通过在中国北方的乡村地区和南方小城驾车看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汽车和道路对中国的经济发展确实起到了推动作用。因此，要确定译本的书名首先成了难题。还好，通过我和何伟本人，以及他的太太和岳母的协商，最终把书名翻译成《寻路中国》。这个书名既与何伟所进行的驾车之旅相吻合，也映照了全书三个篇章一致蕴含的主线。

与此同时，我尽可能地与书中所涉及的相关人物进行了联系，他们是主角，对细节的表述更有把握，更有助于我准确地做好相关内容的翻译工作。所以，我的翻译过程不仅仅是一次文字的转换过程。我从网络资料以及与郭眯眯的电邮联系中，看到了她教授瑜珈的执着态度，更好地领会了她在文中小主人公魏嘉生病时的全情相助。关于魏子淇开办的“长城驿站”，我是在查阅了大量网络资料后才知道，除了仰仗于他本人的商业头脑和执着态度，还得益于北京市政府有关弘扬长城文化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又比如在“工厂”那一部中，不论老板还是打工仔，都喜欢在墙上写上自勉的话语，我因此在“美国格雷专业电气工程公司”的公司主页上看到了他的老板季金力手书的“未来震撼眼前……”那一幅巨型标语，以及那些琳琅满目的线缆产品。在翻译极具美国特色的文字部分时，我的几个美国朋友给我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说明和解释，使我的译文更符合中国读者的认知心理。而对于具有中国特色的标语和横幅，我一方面通过网络图片资料进行内容确认，同时还尽可能地通过所涉地区的朋友加以确认。尽管如此，对于何伟所引用的很多标语，我还是无法找到与之对应的原文，只能结合我本人的认识，重构了一幅幅也许并不准确的标语和横幅。

翻译这本书之前，出版社给我的期限是半年时间。在翻译的过程中，何伟说要在今年秋季或者冬季带着他的双胞胎女儿回到涪陵做一次访问。为了争取让译本面世的时间赶得上他来中国访问的时间，我在四个月的时间里加班加点地做完了全书的翻译和初校工作。其间，初为人父的何伟耐心地解答我在翻译中遇到的很多具体问题，使我的工作受益匪浅。为了早一天完成翻译任务，我的家人陪着我挑灯夜战，充满好奇地听我朗诵译文初稿，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建议。我的同事朋友们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阅读我的译文初稿，并进行了认真的校正工作。在此，请允许我向他们致以最真诚的谢意。

对何伟在涪陵、重庆、乃至全国的大量粉丝和读者来说，我努力地想让这个译本忠实地反映何伟的作品在内容上的精彩和深邃，以及在写作手法上的简洁和干脆，据此领略他对这片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土地的热爱之情。对于其中的谬误和不足，恳请谅解，并不吝赐教。

李雪顺

2010年9月写于“江畔之城”——涪陵

《局外人》的社会现实内涵与人性内涵

在加缪的全部文学创作中，《局外人》从不止一个方面的意义上来说，都可谓是“首屈一指”的作品：

《局外人》酝酿于1938年至1939年，不久之后即开始动笔，完成时间基本上可确定是在1940年5月。这时的加缪刚过二十六岁的生日不久，还不到二十七岁。小说于1942年出版，大获成功。对于一个青年作家来说，这似乎意味着一个创作与功业的黎明。事实上，《局外人》正是加缪文学黎明的第一道灿烂的光辉，在完成它之后，加缪才于1941年完成、1943年出版了他隽永的哲理之作《西西弗斯神话》，他另一部代表作《鼠疫》的完成与发表则是后来1946年、1947年的事了。因此，从加缪的整个文学创作来说，《局外人》是他一系列传世之作中名副其实的“领头羊”。

当然，应该注意到加缪很早就开始写作，并于1932年发表了他的第一部作品《正面与反面》，实际上已经开始了他文学创作的第一个时期。属于这个时期的其他作品还有剧本《可鄙的年代》、《阿斯杜里的暴动》、散文集《婚礼》，以及一些零散的评论、诗歌、散文如《论音乐》、《直觉》、《地中海》等等，为数颇不少，其中有若干也被收入了伽利玛经典版的《加缪全集》。虽然文学史上以其早期的作品就达到创作高峰的作家不乏其人，而在加缪的创作历程中，《局外人》之前已有不少作品历历可数，但无可置疑地居于优先地位的作品，仍然要算《局外人》，毕竟时序的优势并不保证地位的优势，加缪本人就曾一直把他早期（即使是比较重要的）作品，列为他的史前时期。世界性的经典作家加缪是从《局外人》开始的。

对于一部作品在作家整个创作中价值的突现与在文学史上地位的奠定能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作品的社会影响、作品所获得的文学声誉以及文化界、思想界对作品符合实际、并经得起时间检验的评价。在这些方面，《局外人》较加缪的其他文学创作（包括他日后的名著与杰作）都处于绝对的优势。《局外人》于1942年6月15日出版，第一版四千四百册，为数不少，出版后即在巴黎大获成功，引起了读书界广泛而热烈的兴趣。这是加缪的作品过去从未有过的，作者由此声名远扬，从一开始到几年之内，报界、评论界对它的佳评美赞一直“络绎不绝”。日后将成为法兰西学士院院士的马塞尔·阿尔朗把它视为“一个真正作家诞生了”的标志；批评家亨利·海尔称《局外人》“站立在当代小说的最尖端”；“存在”文学权威萨特的文章指出，“《局外人》一出版就受到了最热烈的欢迎，人们反复说，这是几年来最出色的一本书”，并赞扬它“是一部经典之作，一部理性之作”；现代主义大家娜塔丽·萨洛特在她的现代主义理论名著中认为《局外人》在法国当代文学中起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如像所有货真价实的作品一样，它出现得很及时，正符合了我们当时的期望”；一代理论宗师罗朗·巴特也再次肯定“《局外人》无疑是战后第一部经典小说”，是“出现在历史的环节上完美而富有意义的作品”，指出“它表明了一种决裂，代表着一种新的情感，没有人对它持反对态度，所有的人都被它征服了，几乎爱恋上了它。《局外人》的出版成为了一种社会现象”

[1]

。

《局外人》的规模甚小，篇幅不大，仅有五六万字，但却成为了法国二十世纪一部极有分量、举足轻重的文学作品；它的内容比起很多作品来说，既不丰富，也不波澜壮阔，只不过是写一个小职员在平庸的生活中糊里糊涂犯下一条命案，被法庭判处死刑的故事，主干单一，并无繁茂的枝叶，决非有容乃大，但却成为当代的世界文学中一部意蕴深厚的经典名著；它是以传统的现实主义风格写成，简约精炼，含蓄内敛，但却给现代趣味的文化界与读书界提供了新颖的、敏锐的感受……所有这些几乎都带有某种程度的奇迹性，究竟是什么原因呢？这很值得人们思考。

一部作品要一开始就在较大的社会范围里与广泛的公众有所沟通、有所感应，获得理解，受到欢迎，并且这种沟通、感应、理解、欢迎持续不衰，甚至与日俱增，那首先就需要有一种近似Lieux Communs的成分，对它我们不必鄙称为“陈词滥调”或“老生常谈”，宁可视之为“公共场所”，就像娜塔丽·萨洛特所说，是“大家碰头会面的地方”。在《局外人》中，这种Lieux Communs，可以说就是法律题材、监狱题材，就是对刑事案件与监狱生活的描写。因为，这个方面现实的状态与问题，是广大社会层面上的人们都有所关注、有所认识、有所了解的，不像夏多布里昂的《阿拉贡》中的密西西比河，洛蒂的《洛蒂的婚姻》中的太平洋岛国上的生活，对绝大多数的人来说都是一个陌生的领域。而且，这方面的现实状况与问题，在文学作品中得到反映与描写，也是早已有之，甚至屡见不鲜的，雨果的中篇《死囚末日记》、短篇《克洛德·格》、长篇《悲惨世界》中芳汀与冉阿让的故事与司汤达《红与黑》第二部的若干章节以及法朗士的中篇《克兰克比尔》，都是有关司法问题的著名小说篇章，足以使读者对这样一个“公共场所”不会有陌生感。

历来的优秀作品在这个“公共场所”中所表现出来的几乎都是批判倾向，这构成了文学中的民主传统与人道主义传统，对于这一个传统，历代的读者都是认同的、赞赏的、敬重的。《局外人》首先把自己定位在这个传统中，并且以其独特的视角与揭示点而有不同凡俗的表现。

《局外人》中，最着力的揭示点之一就是现代司法罗织罪状的邪恶性质。主人公默尔索非常干脆地承认自己犯了杀人的命案，面对着人群社会与司法机制，他真诚地感到了心虚理亏，有时还“自惭形秽”，甚至第一次与预审法官见面、为对方亲切的假象所迷惑而想要去跟他握手时，就想到“我是杀过人的罪犯”而退缩了。他的命案是糊里糊涂犯下的，应该可以从轻量刑，对此不论是他本人还是旁观者清的读者都是一清二楚的，因此，他一进入司法程序就自认为“我的案子很简单”，甚至天真地对即将运转得愈来愈复杂、愈来愈可怕的司法机关“管得这么细致”而大加称赞，说“真叫人感受到再方便不过”

[2]

，但法律机器运转的结果却是他被宣布为“预谋杀人”、“丝毫没有一点人性”、“最藐视最基本的社会原则”、以致“其空洞的心即将成为毁灭我们社会的深渊”的“罪不可赦”者，最后被判处了死刑，而且其死罪是在“以法兰西人民的名义”这样一个高度上被宣判的。从社会法律的角度来说，《局外人》主人公的冤屈程度，并不像完全无辜而遭诬告判刑的芳汀与克兰克比尔那样大，因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冤案。但是，对默尔索这样一个性格，这样一个精神状态的人物来说，这一判决却是最暴虐不过，最残忍不过的，因为它将一个善良、诚实、无害的人物完全妖魔化了，在精神上，在道德上对他进行了“无限上纲上线”的杀戮，因而是司法领域中一出完完全全的人性冤案。如果说传统文学中芳汀、冉阿让·克兰克比尔那种无罪而刑、冤屈度骇人听闻的司法惨案放在十九世纪法律制度尚不严谨的历史背景下还是真实可信的话，那么这样的故事放在“法律制定得很完善”的二十世纪社会的背景下，则不可能满足现代读者对真实性的期待。加缪没有重复对司法冤屈度的追求，而致力于司法对人性残杀度的揭示，这是他的现代性的一个重要表现，也是《局外人》作为一部现代经典名著的社会思想性的一个基石。

就其内容与篇幅而言，《局外人》着力表现的正是法律机器运转中对人性、对精神道德的残杀。每件司法不公正的案件都各有自己特定的内涵与特点，而《局外人》中的这一桩就是人性与精神上的迫害性，小说最出色处就在于揭示出了这种迫害性的运作。本来要对默尔索这桩过失杀人的命案进行司法调查，其真相与性质都是不难弄得一清二楚的，但正如默尔索亲身所感受到的，调查一开始就不是注意命案本身的事实过程，而是专门针对他本人。这样一个淡然超脱、与世无争、本分守己的小职员平庸普通的生活有什么可调查的呢？于是，他把母亲送进养老院，他为母亲守灵时吸了一支烟，喝过一杯牛奶，他说不上母亲确切的岁数，以及母亲葬后的第二天他会了女友，看了一场电影等这些个人行为小节，都成为了严厉审查的项目，一个可怕的司法怪圈就此形成了：由于这些生活细节是发生在一个日后犯下命案的人身上，自然就被司法当局大大地加以妖魔化，被妖魔化的个人生活小节又在法律上成为了“毫无人性”与“叛离社会”等判语的根据，而这些结论与判语又导致对这个小职员进行了“罪不可恕”的严厉惩罚，不仅是判处他死刑，而且是以“法兰西人民的名义”判处他死刑。这样一个司法逻辑与推理的怪圈就像一大堆软软的绳索把可怜的默尔索捆得无法动弹、听任宰割，成为了完善的法律制度与开明的司法程序的祭品。

默尔索何止是无法动弹而已，他也无法声辩。他在法庭上面对着对他的人性、精神、道德的践踏与残害，只能听之任之，因为根据“制定得很好”的法律程序，他一切都得由辩护律师代言，他本人被告诫“最好别说话”，实际上已经丧失了辩护权，而他自己本来是最有资格就他的内心问题、思想精神状态作出说明的。何况，辩护律师只不过是操另一种声调的司法人员而已，默尔索就不止一次深切感受到法庭上，审讯中的庭长、检察长、辩护律师以及采访报导的记者都是一家人，而自己完全被“排除在外”，在审讯过程中，他内心里发出这样的声音：“现在到底谁才是被告呢？被告可是至关重要的，我有话要说。”没有声辩的可能，他不止一次发出这样的感慨：“我甚至被取代了。”司法当局“将我置于事外，一切进展我都不能过问，他们安排我的命运，却未征求我的意见”。小说中司法程序把被告排斥在局外的这种方式，正是现代法律虚伪性的表现形式，加缪对此着力进行了揭示，使人们有理由说《局外人》这个小说标题的基本原意就在于此。

如果说，从司法程序来看，默尔索是死于他作为当事人却被置于局外的这样一个法律的荒诞，那么，从量罪定刑的法律基本准则来看，他则是死于意识形态、世俗观念的荒诞。默尔索发现，在整个审讯过程中，人们对他所犯命案的事实细节、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并不感兴趣，也并未作深入的调查与分析，而是对他本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感兴趣。他的命运并不取决于那件命案的客观事实本身，而是取决于人们如何看待他这个人，取决于人们对他那些生活，对他的生活方式，甚至生活趣味的看法，实际上也就是取决于某种观念与意识形态。在这里，可以看见意识形态渗入了法律领域，决定了司法人员的态度与立场，从而控制了法律机器的运作。加缪的这种揭示无疑是深刻有力的，并且至今仍有形而上的普遍的意义，意识观念的因素对法律机制本身内在的侵入、钳制与干扰，何止是在默尔索案件中存在呢？

《局外人》以其独特视角对现代法律荒诞的审视，而在这一块“公共场所”中表现不凡，即使在这个“公关场所”出现过托尔斯泰《复活》这样的揭露司法黑暗腐败的长篇巨制，它也并不显得逊色，它简明突出、遒劲有力的笔触倒特别具有一种震撼力。

对《局外人》这样一部被视为现代文学经典的小说，对加缪这样一位曾被有些人视为“现代派文学”大师的作品，如此进行社会学的分析评论，是否有“落后过时”之嫌？近些年来，由于当代欧美文论大量被引入，各种主义、各种流派的文学评论方法令人趋之若鹜，成为时髦，致使高谈阔论、玄而又玄、新词、新术语满篇皆是，但却不知所云的宏文遍地开花，倒是那种实实在在进行分析的社会学批评方法已大为无地自容了。笔者无意于对各家兵刃作一番“华山论剑”，妄断何种批评方法为优为尊，仅仅想在这里指出，《局外人》的作者加缪是一位十分社会化的作家，甚至他本人就是一位热忱的社会活动家，仅从他写作《局外人》前几年的经历就可以明显看出：

1933年，法西斯势力在德国开始得势，刚进阿尔及尔大学不久的加缪就参加了由两个著名左倾作家亨利·巴比塞与罗曼·罗兰组织的阿姆斯特丹——布莱叶尔反法西斯运动。次年年底，他加入了共产党，他分担的任务是在穆斯林之中做宣传工作。虽然他于1935年离党，后来又于1936年创建了左倾的团体“文化之家”与“劳动剧团”，并写作了反暴政的剧本《阿斯图里起义》。1938年，他又创办《海岸》杂志，并担任《阿尔及尔共和报》的记者，其活动遍及文学艺术、社会生活与政治新闻等各领域。不久后，他又转往《共和晚报》任主编，在报社任职期间，他曾经撰写过多篇揭示社会现实、抨击时政与法律不公的文章。

加缪本人这样一份履历表，充分表明了写作《局外人》之前的加缪正处于高度关注社会问题、积极介入现实生活的状态，《局外人》不可能不是这样一种精神状态的产物。事实上，加缪在一封致友人的信里谈到《局外人》时，就曾这样说：“我曾经追踪旁听过许多审判，其中有一些在重罪法庭审理的特大案件，这是我非常熟悉，并产生过强烈感受的一段经历，我不可能放弃这个题材而去构思某种我缺乏经验的作品”

[3]

。对于这样一部作品，刻意回避其突出的社会现实内容，摒弃社会学的文学批评，而专致于解构主义的评论，岂不是反倒是反科学的？

《局外人》之所以以短篇幅而成为大杰作，小规模而具有重分量，不仅因为它独特的切入角度与简洁有力的笔触表现出了十分尖锐的社会现实问题，而且因为其中独特的精神情调、沉郁的感情、深邃的哲理传达出了十分丰富的人性内容，而处于这一切的中心地位的，就是感受者、承受者默尔索这个人物。

毫无疑问，默尔索要算是文学史上一个十分独特，甚至非常新颖的人物。他的独特与新颖，就集中体现在他那种淡然、不在乎的生活态度上。在这一点上，他不同于文学史上几乎所有的“小生”主人公，那些著名的“小生”主人公如果有什么共同点的话，那就是入世、投入与执著，不论是在情场上、名利场上、战场上以及恩怨场上。《哈姆雷特》中的丹麦王子、《红与黑》中的于连、《高老头》中的拉斯蒂涅、《卡尔曼》中的唐·若瑟以及《漂亮朋友》的杜·阿洛都不同程度、不同形态具有这样一种共性。他们身上的这种特征从来都被世人认为是正常的、自然的人性，世人所认可、所欣赏的正是他们身上这种特征的存在形态与展现风采。

默尔索不具有这种精神，而且恰巧相反。在事业上，他没有世人通称为“雄心壮志”的那份用心，老板要调他到巴黎去担任一个好的职务，他却漠然对待，表示“去不去都可以”。在人际关系上，他没有世人皆有的那些世故考虑，明知雷蒙声名狼藉，品行可疑，他却很轻易就答应了做对方的“朋友”的要求，他把雷蒙那一堆捻酸吃醋、兹事闯祸的破事都看在眼里，却不为什么就有求必应被对方拖进是非的泥坑。他对所有涉及自己的处境与将来而需要加以斟酌的事务，都采取了超脱淡然、全然无所谓的态度，在面临作出抉择的时候，从来都是讲同一类的口头语：“对我都一样”、“我怎么都行”，很叫他喜欢的玛丽建议他俩结婚时，他就是这么不冷不热作答的。即使事关自己的生死问题，他的态度也甚为平淡超然，他最后在法庭上虽然深感自己在精神与人格上蒙冤，并眼见自己被判处了死刑，内心感到委屈，但当庭长问他“是不是有话要说”时，他却是这样反应的：“我考虑了一下，说了声‘没有’”，就这么让自己的命运悲惨定案。

我们暂时不对默尔索的性格与生活态度作出分析与评论，且把此事留在后文去作，现在先指出加缪把这样一个人物安排在故事的中心会给整个作品带来何种效应。

首先，这样一个淡然超脱、温良柔顺、老实本分、对社会、对人群没有任何进攻性、危害性的过失犯者，与司法当局那一大篇夸张渲染、声色俱厉、把此人描写成魔鬼与恶棍的起诉演说相对照，与当局以这种起诉词为基础、把此人当作人类公敌、社会公敌而从严判决相对照，实际上突现出了以法律公正为外表的一种司法专政，更突现出了司法当局的精神暴虐。如果这是作品所致力揭示的精神暴虐的“硬件”的话，那么，默尔索这样一个不信上帝的无神论者在临刑前被忏悔神父纠缠不休，则揭示了精神暴力的“软件”，执行刑前任务的神父几乎是在强行逼迫可怜的默尔索死前皈依上帝表示忏悔，当然是作为人类公敌、社会公敌的忏悔，以完成这头羔羊对祭坛的完整奉献。

把默尔索这样一种性格的人物置于作品的中心，让他感受与承受双重的精神暴力，正说明了作者对现代政法机制的“精神暴力”的严重关注。只有二十世纪的具有现代意识的作家才会这样做。原因很简单，二十世纪的加缪不是生活在饥饿这个社会问题尚未解决的十九世纪，他不会像雨果那样在一块面包上写出冉·阿让的十九年劳役，他只可能像温饱问题已经解决的现代社会中的人们一样，把关注的眼光投向超出肉体与生理痛苦之外的精神人格痛苦，他让默尔索这样一个人物成为作品中的感受者与承受者，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在这里，有加缪对现代人权的深刻理解，也有加缪对现代人权的深情关怀。

默尔索这样一种性格的人物居于作品的中心作为厄运的承受者，必然会产生另一个重要效应，就是能引起读者深深的人道主义怜悯与同情。如果默尔索是一个感情殇滥、多愁善感的人，他面对厄运的种种感情反而会显得虚夸、张扬、浅显，但默尔索的性格内向，情态平淡，他在厄运之中，在死刑将要来到之时的感受因此就显得更为含蓄深沉，更具有张力。要知道，夸张与过分是喜剧所需要的成分，而蕴藏，敛聚、深刻才是悲剧的风格，默尔索的感情表现状态正是如此。在《局外人》中，作者描写默尔索在法庭上有如五雷轰顶的感受；从法院回监狱的路上彻底告别自由生活的感受；以及在监狱里等待死刑的感受，都表现出了高度的心理真实与自然实在的内心状态，这些描写构成了小说的主要艺术成就，至今已成为二十世纪文学中心理描写的经典篇章。

当然，在任何一部作品中，任何居于中心地位的人物都会在作品整体中起这种或那种作用，给作品带来这种或那种效果，剩下来还需要考察的问题是，居于中心地位的人物是属于何种性质、何种类别。我们已经指出，默尔索这个人物与传统文学中的人物颇为不同，似乎属于“另类”，甚至可以说，他身上那种全然不在乎，全然无所谓的生活态度，在充满了各种非常现实的问题与挑战的现代社会中，似乎是不可能有的。于是，对这个人物仔细加以观照时，人们不禁会问，这样一个人物的现实性如何、典型性又如何？

在入世进取心强的人看来，默尔索的性格与生活态度显然是不足取的。说得好一点，是随和温顺，好说话，不计较，安分，实在；说得不好一点，是冷淡、孤僻、不通人情、不懂规矩、作风散漫、放浪形骸、是无主心轴、无志气、无奋斗精神、无激情、无头脑、无出息、温吞吞、肉乎乎、懒洋洋、庸庸碌碌、浑浑噩噩……总而言之是现代社会中没有适应能力与生存能力的人。但实际上，加缪几乎是以肯定的态度来描写这个人物的，塞莱斯特在法庭上作证时把默尔索称为“男子汉”“不说废话的人”，这个情节就反映出了加缪的态度。后来，加缪又在《局外人》英译本的序言中，对这个人物作出一连串的赞词：“他不耍花招，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里的局外人”，“他拒绝说谎……是什么，他就说是什么。他拒绝矫饰自己的感情，于是社会就感到受到了威胁”，“他是穷人，是坦诚的人，喜爱光明正大”，“一个无任何英雄行为而自愿为真理而死的人”。加缪对这个人物可谓是爱护备至，他还针对批评家称这个人物为“无动于衷”一事这样说：“说他‘无动于衷’，这措词不当”，说他“‘善良宽和’则更为确切”

[4]

。在加缪自己对这个人物作了这些肯定之后，我们再来论证这个人物的正面的积极的性质，就纯系多余了。

默尔索这个人物不仅得到加缪的理性肯定，而且对加缪来说在感情上也是亲近亲切的，他是加缪以他身边的不止一个朋友为原型而塑造出来的，其中还融入了他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某种感受与体验。根据加缪的好友罗歇·格勒里埃所写的加缪评传中的记叙，默尔索这个人物身上主要有两个人的影子，一个是巴斯卡尔·比阿，另一个是被他称为彼埃尔的朋友，而两个朋友身上的共同特点都是“绝望”。巴斯卡尔·比阿是来自巴黎的职业记者，当时在阿尔及尔主持《阿尔及尔共和报》，是加缪的领路人与顶头上司。他酷爱文学，富于才情，在诗歌创作上颇有成绩，也从事各种各样的职业，其中包括不那么高尚的职业如出盗版书等。他具有独特的精神与人格，自外于时俗，轻视现实利益与声名功利，只求忠于自己，自得其乐，有那么一点超凡脱俗的味道。他不仅对加缪，而且对法国二十世纪另一个大作家安德烈、马尔罗、荷兰大作家埃迪·杜·贝隆以及其他一些重要作家均有深刻的影响，罗歇·格勒尼埃把这个人物称为“极端虚无主义者”，“最安静的绝望者”。关于默尔索的另一个原型彼埃尔，加缪曾经这样说：“在他身上，放浪淫佚，其实是绝望的一种形式”

[5]

，可见加缪对这两个原型，都有一个共同的着眼点，那便是“虚无”、“绝望”。这一点值得我们在后文中再作一些评析，至于加缪本人融入默尔索身上的自我感情，则是他1940年初到巴黎后的那种“陌生感”、“异己感”，“我不是这里的人，也不是别处的。世界只是一片陌生的景物，我的精神在此无依无靠。一切与己无关”

[6]

。

从成分结构与定性分析来看，虚无、绝望、陌生感、异己感，所有这些正是二十世纪“荒诞”这一个总的哲理体系中的组成部分，从法国二十世纪文学的走脉来看，马尔罗、加缪们又都曾接受过巴斯卡尔·比阿这样一个作为“极端虚无主义者”、“最安静的绝望者”艺术形象的原型的影响，并且以“荒诞”哲理为经纬形成了一个脉络，在这个脉络、这个族群中，《局外人》显然算是一个亮点，自有其特殊的意义。

应该注意，1940年5月《局外人》一完稿，加缪只隔四个月就开始写他的《西西弗斯神话》，并且四个月后，也就是于1941年2月即完成了这一部名著，这一部著作要算是使加缪之所以成为加缪的最有力的一部杰作，是加缪最重要的代表作，是他全部作品与著作的精神基础、哲理基础。它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从哲理的高度描述、阐明了人最最基本的生存状况，把纷纭复杂、五光十色、气象万千的人的生存状况概括、凝现为西西弗斯推石上山、永不停歇但却劳而无功的这样一个图景。当然，这里的人是个体的人，而非整体的人类，人的生存如像推石上山、劳而无功是决定于人的生而必死这种生存荒诞性。人生而必死、劳而无功，这是“上帝已经死了”、宗教已经破灭、人没有彼岸天堂可以期待之后的一种悲观绝望的人生观，在这种人生观的理解范围里，现实世界对人来说只是人匆匆而过的异乡。这种人生观无疑带有浓重的悲观主义与虚无主义的色彩，然而，面对着生而必死、劳而无功的生存荒诞，却又推石上山、虽巨石反复坠落山下、却仍周而复始、推石上山、永不停歇，这无疑又是一曲壮烈、悲怆的赞歌，一个不到三十岁的青年，有如此大悲大悯的情怀，对人的状况作出了如此深刻隽永的描述，在整个二十世纪的精神文化领域，发生了广泛的震撼性的影响，这无疑给他在四十四岁的壮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奠定了一块巨大的坚固的基石。

《局外人》与《西西弗斯神话》同属加缪的创作前期，两者的创作仅相隔几个月，一个是形象描绘，一个是哲理概括，两者的血肉联系是不言而喻的。从哲理内涵来说，《局外人》显然是属于《西西弗斯神话》的范畴，在默尔索这个颇为费解的人物身上，正可以看见《西西弗斯神话》中的某些思绪。

在这方面，《局外人》最后一章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它十分精彩地写出了默尔索最后拒绝忏悔、拒绝皈依上帝而与神父进行的对抗与辩论，在这里，他求生的愿望、刑前的绝望、对司法不公正的愤愤不平、对死亡的达观与无奈、对宗教谎言的轻蔑、对眼前这位神父的厌烦以及长久监禁生活所郁积起来的焦躁都混合在一起，像火山一样爆发，迸射出像熔岩一样灼热的语言之流，使人得以看到他平时那冷漠的“地壳”下的“地核”状态。

他的“地核”也许有不少成分，但最主要的就是一种看透了一切的彻悟意识。他看透了宗教的虚妄性与神职人员的诱导伎俩，他的思想与其说是认定“上帝已经死亡”，不如说是认定它“纯属虚构”，“世人的痛苦不能寄希望于这个不存在的救世主”，用他的话来说，他很想从监狱的墙壁上看见上帝的面容浮现，但他“没有看见浮现出来什么东西”，因此，他把拒绝承认上帝，拒绝神父一切的说教当作维护真理之举。他也看透了整个的人生，他认识到“所有的人无一例外都会被判处死刑，幸免不了”，他喊出的这句话几乎跟巴斯喀在《思想集》中、马尔罗在《西方的诱惑》中关于人的生存荒诞性的思想如出一辙，他根据自己的经验与所见所闻，深知“世人活着不胜其烦”“几千年来活法都是这个样子”，对人类生存状况的尴尬与无奈有清醒的意识，他甚至质问道：“他这个也判了死刑的神父，他懂吗。”有了这样的认知，他自然就剥去了生生死死问题上一切浪漫的、感伤的、悲喜的、夸张的感情饰物，而保持了最冷静不过、看起来是冷漠而无动于衷的情态，但他却“只因在母亲葬礼上没有哭而被判死刑”，于是，默尔索在感受到人的生存荒诞性的同时，又面临着人类世俗与社会意识形态荒诞的致命压力。这是他双重悲剧的要害。

不可否认，默尔索整个的存在状况与全部的意义仅限于感受、认知与彻悟，他毕竟是一个消极的、被动的、无为的形象。他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属于《西西弗斯神话》，《西西弗斯神话》的性质也仅限于宣示一种彻悟哲理。思想的发展使加缪在五年后（1946年）的长篇小说《鼠疫》里，让一群积极的、行动的、有为的人物成为小说的主人公，写出他们对命运、对荒诞、对恶的抗争，而且加缪又紧接着于1950年完成了他另一部哲理巨著《反抗者》，阐述人对抗荒诞的哲理，探讨在精神上、现实中、社会中进行这种反抗与超越的方式与道路，从而在理论阐述与形象表现两个方面使他“荒诞——反抗”的哲理体系得以完整化、完善化，成为法国二十世纪精神领域里与萨特的“存在——自我选择”哲理、马尔罗的“人的状况——超越”哲理交相辉映的三大灵光。

[1]
分别见埃尔贝·R．洛特曼：《加缪传》第283至285页与张容：《阿尔贝·加缪》第75至76页。

[2]
引文均见《局外人》。

[3]
罗杰·格勒尼埃：《阳光与阴影》第100页，伽利玛出版社，1987年。

[4]
罗杰·格勒尼埃：《阳光与阴影》第91—92页，伽利玛出版社。

[5]
《阳光与阴影》第83页，伽利玛出版社。

[6]
《阳光与阴影》第84页，伽利玛出版社。

- 第一部

- 第二部

·第一部·

一

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在昨天，我搞不清。我收到养老院的一封电报：“令堂去世。明日葬礼。特致慰唁。”它说得不清楚。也许是昨天死的。

养老院是在马朗戈，离阿尔及尔八十公里。我明天乘两点的公共汽车去，下午到，赶得上守灵，晚上即可返回。我向老板请了两天的假。事出此因，他无法拒绝。但是，他显得不情愿。我甚至对他说：“这并不是我的过错。”他没有答理我。我想我本不必对他说这么一句话。反正，我没有什么须请求他原谅的，倒是他应该向我表示慰问。不过，到了后天，他见我戴孝上班时，无疑会作此表示的。似乎眼下我妈还没有死。要等到下葬之后，此事才算定论入档，一切才披上正式悼念的色彩。

我乘上两点钟的公共汽车，天气很热。像往常一样，我是在塞莱斯特的饭店里用的餐。他们都为我难过，塞莱斯特对我说“人只有一个妈呀”，我出发时，他们一直送我到大门口。我有点儿烦，因为我还要上艾玛尼埃尔家去借黑色领带与丧事臂章。几个月前他刚死了伯父。

为了赶上公共汽车，我是跑着去的。这么一急，这么一跑，又加上汽车的颠簸与汽油味，还有天空与公路的反光，这一切使我昏昏沉沉，几乎一路上都在打瞌睡。当我醒来的时候，正靠在一个军人身上。他冲我笑笑，并问我是不是从远方来的。我懒得说话，只应了声“是”。

养老院离村子还有两公里。我是步行去的。我想立刻见到妈妈。但门房说我得先会见院长。由于院长正忙，我就等了一会儿。这期间，门房说着话，而后我就见到了院长：他是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接见我的。这是个矮小的老头，佩带着荣誉团勋章。他用那双明亮的眼睛打量打量我，随即握着我的手老也不松开，叫我不知如何抽出来。他翻阅了一份档案，对我说：“默尔索太太入本院已经三年了。您是她惟一的赡养者。”我以为他有责备我的意思，赶忙开始解释。但他打断了我：“您用不着说明，我亲爱的孩子，我看过令堂的档案。您负担不起她的生活费用。她需要有人照料，您的薪水却很有限。把她送到这里来她会过得好一些。”我说：“是的，院长先生。”他补充说：“您知道，在这里，有一些跟她年龄相近的人和她做伴，他们对过去时代的话题有共同的兴趣。您年纪轻，她跟您在一起倒会感到烦闷的。”

的确如此。妈妈在家的时候，一天到晚总是瞧着我，一言不发。刚来养老院的那段时间，她经常哭，但那是因为不习惯。过了几个月，如果要把她接出养老院，她又会哭的，同样也是因为不习惯。由于这个原因，自从去年以来我就几乎没来探望过她。当然，也由于来一次就得占用我的一个星期天，且不算赶公共汽车、买车票以及在路上走两个小时所费的气力。

院长还说个不停，但我几乎已经不听他了。最后他对我说：“我想您愿意再看看令堂大人吧。”我什么也没说就站了起来，他领我出了办公室。在楼梯上，他向我解释说：“为了不刺激其他的老人，我们已经把她转移到院里的小停尸房去了。这里每逢有老人去世，其他人两三天之内都惶惶不可终日，这给服务工作带来很多困难。”我们穿过一个院子，那里有很多老年人三五成群地聊天。我们经过的时候，他们就不出声了。我们一走过，他们又聊起来了，就像是一群鹦鹉在聒噪。走到一幢小房子门前，院长告别我说：“默尔索先生，我失陪啦，我在办公室等您。原则上，下葬仪式是在明天上午十点钟举行。我们要您提前来，是想让您有时间守守灵。再说一点，令堂大人似乎向她的院友们表示过，她希望按照宗教仪式安葬。这件事，我已经完全安排好了。不过，还是想告诉您一声。”我向他道了谢。妈妈虽说不是无神论者，可活着的时候从来没有想到过宗教。

我走进小屋，里面是一个明亮的厅堂，墙上刷了白灰，顶上是一个玻璃天棚，放着几把椅子与几个X形的架子，正中的两个架子支着一口已盖合上了的棺材。棺材上只见一些闪闪发亮的螺丝钉，拧得很浅，在刷成褐色的木板上特别醒目。在棺材旁边，有一个阿拉伯女护士，身穿白色罩衫，头戴一块颜色鲜亮的方巾。

这时，门房走进屋里，来到我身后。他大概是跑着来的，说起话来有点儿结巴：“他们给盖上了，我得把盖打开，好让您看看她。”他走近棺材，我阻止了他。他问我：“您不想看？”我回答说：“不想。”他只好作罢。我有些难为情，因为我觉得我不该这么说。过了一会儿，他看了我一眼，问道：“为什么？”但语气中并无责备之意，似乎只是想问个清楚而已。我回答说：“我说不清。”于是，他捻捻发白的小胡子，没有瞧我一眼，一本正经地说：“我明白。”他有一双漂亮的淡蓝色的眼睛，面色有点儿红润。他给我搬过来一把椅子，自己则坐在我的后面一点儿。女护士站起身来，朝门外走去。这时，门房对我说：“她长的是一种下疳。”因为我不明白，就朝女护士瞧了两眼，见她眼睛下面有一条绷带绕头缠了一圈，在齐鼻子的地方，那绷带是平的。在她的脸上，引人注意的也就是绷带的一圈白色了。

她走出屋后，门房说：“我失陪了。”我不知道我做了什么手势，他又留下了，站在我后面。背后有一个人，这使我很不自在。整个房间这时充满了夕阳的余晖。两只大胡蜂冲着玻璃顶棚嗡嗡乱飞。我觉得困劲上来了。我头也没有回，对门房说：“您在这院里已经很久了吧？”他立即答道：“五年了。”似乎他一直在等着我向他提问。

接着，他大聊特聊起来。在他看来，要是有人对他说，他这一辈子会以在马朗戈养老院当门房告终，那他是苟难认同的。他今年不过六十四岁，又是巴黎人。他说到这里，我打断说：“哦，您不是本地人？”这时，我才想起，他在引我到院长办公室之前，曾对我谈过妈妈。他劝我要尽快下葬，因为平原地区天气热，特别是这个地方。正是说那件事的时候，他已经告诉了我，他曾在巴黎待过，后来对巴黎一直念念不忘。在巴黎，死者可以停放三天，有时甚至四天。在此地，可不能停放那么久。这么匆匆忙忙跟在柩车后面去把人埋掉，实在叫人习惯不了。他老婆在旁边，提醒他说：“别说了，不应该对这位先生说这些。”老门房脸红了，连连道歉。我立即进行调和，说：“没关系，没关系。”我觉得老头讲的有道理，也有意思。

在小停尸房里，他告诉我说，他进养老院是因为穷。自己身体结实，所以就自荐当了门房。我向他指出，归根结底，他也要算是养老院收容的人。对我这个说法，他表示不同意。在此之前，我就觉得诧异，他说到院里的养老者时，总是称之为“他们”、“那些人”，有时也称之为“老人们”，其实养老者之中有一些并不比他年长。显然，他以此表示，自己跟养老者不是一码事。他，是门房，在某种意义上，他还管着他们呢。

这时，那个女护士进来了。夜幕迅速降临。玻璃顶棚上的夜色急剧变浓。门房打开灯，光亮的突然刺激一时使我睁不开眼。他请我到食堂去用晚餐，但我不饿。于是他转而建议给我端一杯牛奶咖啡来。我因特别喜欢喝牛奶咖啡，也就接受了他的建议。过了一会儿，他端了一个托盘回来。我喝掉了。之后我想抽烟。但我有所犹豫，我不知道在妈妈遗体面前能不能这样做。我想了想，觉得这无伤大雅。我递给门房一支烟，我们两人就抽起来了。

过了一会儿，他对我说：“您知道，令堂大人的院友们也要来守灵。这是院里的习惯。我得去找些椅子、弄些咖啡来。”我问他是否可以关掉一盏大灯。强烈的灯光照在白色的墙上使我倍感困乏。他回答我说，那根本不可能。灯的开关就是这么装的，要么全开，要么全关。之后，我懒得再去多注意他。他进进出出，把一些椅子摆好，在其中一把椅子上，围着咖啡壶放好一些杯子。然后，他在我的对面坐下，中间隔着妈妈的棺材。那女护士也坐在里边，背对着我。我看不见她在干什么。但从她胳臂的动作来看，我相信她是在织毛线。屋子里暖烘烘的，咖啡使我发热，从敞开的门中，飘进了一股夜晚与鲜花的气息。我觉得自己打了一会儿瞌睡。

一阵窸窸窣窣声把我弄醒了。我刚才合眼打盹儿，现在更觉屋子里白得发惨。在我面前，没有一丝阴影，每一件物体，每一个角落，所有的曲线，都轮廓分明，清晰醒目。正在此时，妈妈的院友们进来了，一共有十来个，他们在耀眼的灯光下，静悄悄地挪动着。他们都坐了下来，没有弄响一把椅子。我盯着他们细看，我从来没有这么看过人。他们的面相与衣着的细枝末节我都没有漏过。然而，我听不见他们的任何声音，我简直难以相信他们的确存在。几乎所有的女人都系着围裙，束在腰上的带子使得她们的肚子更为鼓出。我从来没有注意过年老的女人会有这么大的肚子。男人们几乎都很瘦，个个拄着拐杖。在他们的脸上，使我大为惊奇的一个特点是：不见眼睛，但见一大堆皱纹之中有那么一点昏浊的亮光。这些人一落座，大多数人都打量打量我，拘束地点点头，嘴唇陷在没有牙齿的口腔里，叫我搞不清他们是在跟我打招呼，还是脸上抽搐了一下。我还是相信他们是在跟我打招呼。这时，我才发现他们全坐在我对面的门房的周围，轻轻晃动着脑袋。一时，我突然产生了这么一个滑稽的印象：这些人似乎是专来审判我的。

过了一小会儿，其中的一个女人哭起来了。她坐在第二排，被一个同伴挡住了，我看不清她。她细声饮泣，很有规律，看样子她会这么哭个不停。其他的人好像都没有听见她哭。他们神情沮丧，愁容满面，一声不响。他们盯着棺材，或者自己的手杖，或者随便什么东西，但只盯着一样东西。那个女人老在那里哭。我很奇怪，因为我从不认识她。我真不愿意听她这么哭。但是，我不敢去对她讲。门房向她欠过身去，对她说了什么，但她摇摇头，嘟囔了一句，然后又继续按原来的节奏哭下去。门房于是走到我旁边。他靠近我坐下。过了好一阵，他并未正眼瞧我，告诉我说：“她与令堂大人很要好，她说令堂是她在这里惟一的朋友，现在她什么人都没有了。”

屋里的人就这么坐着过了好久。那个女人的叹息与呜咽逐渐减弱了，但抽泣得仍很厉害。终于，她不出声了。我的困劲也全没有了，但感到很疲倦，腰酸背疼。这时，使我心里难受的是所有在场人的寂静无声。偶尔，我听见一种奇怪的声响，我搞不清是什么声音。时间一长，我终于听出来，是有那么几个老头子在咂自己的腮腔，发出了一种奇怪的啧啧声。他们完全沉浸在胡思乱想之中，对自己的小动作毫无察觉。我甚至觉得，在他们眼里，躺在他们中间的这个死者，什么意义也没有。但现在回忆的时候，我认为我当时的印象是错误的。

我们都把门房端来的咖啡喝掉了。后来的事我就不清楚了。一夜过去，我记得曾睁开过一次眼，看见老人们一个个蜷缩着睡着了。只有一个老人例外，他的下巴颏儿支在拄着拐杖的手背上，两眼死盯着我，似乎在等着看我什么时候才会醒。这之后，我又睡着了。因为腰越来越酸痛，我又醒了，此时晨光已经悄悄爬上玻璃顶棚。过了一会儿，又有一个老人醒了，他咳个不停。他把痰吐在一大块方格手帕上，每吐一口痰费劲得就像动一次手术。他把其他的人都吵醒了，门房说这些人全该退场啦，他们站了起来。这一夜守灵的苦熬，使得他们个个面如死灰。大大出乎我意料的是，他们走出去的时候，都一一跟我握手，似乎我们在一起过了一夜而没有交谈半句，倒大大增加了我们之间的亲近感。

我很疲乏。门房把我带到他的房间，我得以马马虎虎漱洗了一下。我还喝了杯咖啡加牛奶，味道好极了。我走出门外，太阳已经高高升起。在那些把马朗戈与大海隔开的山丘之上，天空中红光漫漫。越过山丘吹过来的风，带来了一股咸盐的气味。看来，这一定是个晴天。我很久没有到乡下来了。要是没有妈妈这档子事，能去散散步该有多么愉快。

我在院子里等候着，待在一棵梧桐树下。我呼吸着泥土的清香，不再发困了。我想到了办公室的同事们。此时此刻，他们该起床上班去了，而对我来说，现在却是苦挨苦等的时候。我又想了想眼前的这些事，但房子里响起的钟声叫我走了神。窗户里面一阵忙乱，不一会儿就平静了下来。太阳在天空中又升高了一些，开始晒得我两脚发热。门房穿过院子前来传话，说院长要见我。我来到院长办公室。他要我在几张纸头上签了字。我见他穿着黑色礼服和条纹长裤。他拿起电话，对我说：“殡仪馆的人已经来了一会儿了。我马上要他们盖棺。在这之前，您是不是要再看令堂大人一眼？”我回答说“不”。他对着电话低声命令说：“费雅克，告诉那些人，可以盖棺了。”

接着，他告诉我，他将亲自参加葬礼。我向他道了谢。他在办公桌后面坐下，两条小腿交叉着。他告诉我，去送葬的只有他和我两个人，还加上勤务女护士。原则上，养老者都不许参加殡葬，只让他们参加守灵。他指出：“这是一个讲人道的问题。”但这一次，他允许妈妈的一个老朋友多玛·贝雷兹跟着去送葬。说到这里，院长笑了笑。他对我说：“您知道，这种友情带有一点儿孩子气，但他与令堂大人从来都形影不离。院里，大家都拿他们开玩笑，对贝雷兹这么说：‘她是你的未婚妻。’他听了就笑。这种玩笑叫他俩挺开心。这次，默尔索太太去世，他非常难过，我认为不应该不让他去送葬。不过，我根据保健大夫的建议，昨天没有让他守灵。”

我们默默不语地坐了好一会儿。院长站起身来，朝窗外观望。稍一会儿，他望见了什么，说：“马朗戈的神甫已经来了，他倒是赶在前面。”他告诉我，教堂在村子里，到那儿至少要走三刻钟。我们下了楼。屋子前，神甫与两个唱诗班的童子正在等着。一个童子手持香炉，神甫弯腰向着他，帮助调好香炉上银链条的长短。我们一到，神甫直起身来。他称我为“我的儿子”，对我说了几句话。他走进屋去，我也随他进屋。

我一眼就看见棺材上的螺钉已经拧紧，屋里站着四个穿黑衣的人。这时，我听见院长告诉我柩车已在路旁等候，神甫也开始祈祷了。从这时起，一切都进行得很快。那四个人走向棺材，把一条毯子蒙在上面。神甫、唱诗班童子、院长与我都走了出来。在门口，有一位我不认识的太太，院长向她介绍说：“这是默尔索先生。”这位太太的名字，我没有听清，只知道她是护士代表。她没有一丝笑容，点了点有瘦削的长脸的头。然后，我们站成一排，让棺材过去。我们跟随在抬棺人之后，走出养老院。在大门口，停着一辆送葬车，长方形，漆得锃亮，像个文具盒。在它旁边，站着葬礼司仪，他个子矮小，衣着滑稽，还有一个举止做作的老人。我明白了，此君就是贝雷兹先生。他头戴圆顶宽檐软毡帽，棺木经过的时候，他脱下了帽子。他长裤的裤管拧绞在一起，堆在鞋面上，他黑领带的结打得太小，而白衬衫的领口又太大，很不协调。他的嘴唇颤抖个不停，鼻子上长满了黑色的小点。他一头白发相当细软，下面露出两只边缘扭曲、形状怪异、耷拉着的耳朵，其血红色对衬着的苍白的面孔，使我觉得刺眼。葬礼司仪安排好我们各自的位置。神甫领头走在最前面，然后是柩车。柩车旁边是四个黑衣人。柩车后面，是院长和我。最后断路的是护士代表与贝雷兹先生。

太阳高悬，阳光普照，其热度迅速上升，威力直逼大地。我不懂为什么要磨蹭这么久才迟迟出发。身穿深色衣服，我觉得很热。矮老头，本来已戴上了帽子，这时又脱下来了。院长又跟我谈起他来了，我略微歪头看着他。院长说，我妈妈与贝雷兹先生，常在傍晚时分，由一个女护士陪同，一直散步到村子里。我环顾周围的田野，一排排柏树延伸到天边的山岭上，田野的颜色红绿相间，房屋稀疏零散，却也错落有致，见到如此景象，我对妈妈有了理解。在这片景色中，傍晚时分那该是一个令人感伤的时刻。而在今天，滥施淫威的太阳，把这片土地烤得直颤动，使它变得严酷无情，叫人无法忍受。

我们上路了。这时，我才看出贝雷兹有点儿瘸。车子渐渐加快了速度，这老头儿就落在后面了，其中一个黑衣人也跟不上车，与我并排而行。我感到惊奇，太阳在天空中竟升高得那么快。我这才发现，田野里早已弥漫着一片虫噪声与草簌声。汗水流满了我的脸颊。因为我没有戴帽子，只得用手帕来扇风。殡仪馆的那人对我说了句什么，我没有听清楚。这时，他右手把鸭舌帽帽檐往上一推，左手用手帕擦了擦额头。我问他：“怎么样？”他指了指天，连声道：“晒得厉害。”我应了一声：“是的。”过了一小会儿，他问我：“这里面是您母亲吗？”我同样应了一声：“是的。”他又问：“她年纪老吗？”我回答说：“就这么老。”因为我搞不清她究竟有多少岁。到这里，他就不吭声了。我转过身去，看见贝雷兹老头已经落在我们后面五十来米。他急急忙忙往前赶，手上摇晃着帽子。我也看了看院长。他庄严地走着，一本正经，没有任何小动作。他的额头上渗出了一些汗珠，但他没有去擦。

我觉得这一行人走得更快了。在我周围，仍然是在太阳逼射下灿灿一片的田野。天空亮得刺眼。有一阵，我们经过一段新修的公路，烈日把路面的柏油都晒得鼓了起来，脚一踩就陷进去，在亮亮的层面上留下裂口。车顶上车夫的熟皮帽子，就像是从这黑色油泥里鞣出来的。我头上是蓝天白云，周围的颜色单调一片，裂了口的柏油路面是黏糊糊的黑，人们穿的衣服是丧气阴森的黑，柩车是油光闪亮的黑，置身其中，我不禁晕头转向。所有这一切，太阳、皮革味、马粪味、油漆味、焚香味，一夜没有睡觉的疲倦，使得我头昏眼花。我又回了回头，见贝雷兹已远远落在我后面，在一片腾腾的热气中若隐若现，后来，干脆就看不见了。我用目光搜寻他，见他已离开了大路，而后又从田野斜穿过来。我发现在我们前方的大路转了个弯。原来，贝雷兹熟悉本地，他正抄近路追赶我们。果然，在大路转弯的地方，他追上我们了。不久，我们又把他落下了。他仍然是穿田野、抄近路，这样，反反复复，如法炮制了好几次。而我，这么走着的时候，一直觉得血老往头上涌。

后来，所有的事都进行得那么快速、具体、合乎常规，所以我现在什么都不记得了。只记得这么一件事：在村口，护士代表跟我说了话。她的声音奇特，抑扬顿挫而又颤悠发抖，与她的面孔极不协调。她对我说：“走得慢，会中暑，走得太快，又会汗流浃背，一进教堂就会着凉感冒。”她说得对。左右为难，不知如何是好。此外，我还保留了那天的几个印象：例如，贝雷兹最后在村口追上我们时的那张面孔。他又激动又难过，大颗大颗的眼泪流在脸颊上。但由于脸上皱纹密布，眼泪竟流不动，时而扩散，时而汇聚，在那张哀伤变形的脸上铺陈为一片水光。此外，还有教堂，还有站在路旁的村民，开在墓地坟上的红色天竺葵，还有贝雷兹的晕倒，那真像一个散了架的木偶，还有撒在妈妈棺材上的血红色的泥土与混杂在泥土中的白色树根，还有人群、嘈杂声、村子、在咖啡店前的等待、马达不停的响声以及汽车开进阿尔及尔闹市区、我想到将要上床睡上十二个钟头时所感到的那种喜悦。

二

我醒来的时候，明白了为什么我请了两天假，老板就一直板着面孔，因为今天是星期六。可以说，我把这事全给忘了，起床时才想起来。老板自然是想到了，加上星期天，我就等于有了四天假期，而这，是不会叫他高兴的。但是，一者，妈妈的葬礼安排在昨天而不是今天，这并非我的过错；二者，不论怎么说，星期六与星期天总该归我所有。即使是这个理，也并不妨碍我理解老板的心理。

昨天实在很累，今早几乎起不了床。刮脸的时候，我想了想今天要干什么，我决定去游泳。我乘电车到了海滨浴场。在那儿，我一头就扎进了泳道。浴场上年轻人很多。我在水里看见了玛丽·卡尔多娜，她以前是与我同一个办公室的打字员。那时，我很想把她弄到手。现在想来，她当时也对我有意，但不久她就离职而去，我俩没有来得及好上。在浴场上，我帮她爬上一个水鼓，扶她的时候，我轻微地碰了碰她的乳房。她躺在水鼓上面，我仍在水里。她的头发遮住了眼睛，她一直在笑。我也爬上水鼓，躺在她身边。天气晴和，我像开玩笑似的把头抬起枕在她的肚子上。她没有说什么，我也就趁势这么待着。我两眼望着天空，天空一片蔚蓝，金光流溢。我感觉到玛丽的肚子在我的颈背下轻柔地一起一伏。我俩半睡半醒地在水鼓上待了很久，当太阳晒得特别厉害的时候，她就钻进水里，我也跟着下水。我赶上她，用手臂搂着她的腰，我俩齐游共泳，她一直在笑。我们在岸上晾干的时候，她对我说：“我晒得比你黑，”我问她，晚上是否愿意去看场电影。她仍然在笑，对我说她很想去看费尔南德主演的一个片子。当我们穿上衣服的时候，她见我系着黑领带，显得有点诧异，问我是不是在戴孝。我对她说妈妈死了。她想知道是什么时候，我告诉她：“就是昨天。”她吓得往后一退，但没有发表什么意见。我想对她说这不是我的过错，但我没有说出口，因为我想起我对老板也这么说过。其实说这个毫无意义，反正，人总得有点什么错。

晚上，玛丽把这件事抛到了脑后。这个片子有些地方挺滑稽，但实在很蠢。她的腿靠着我的腿，我抚摩她的乳房。电影快散场的时候，我抱吻了她，但没有吻好。出了电影院，她随我到了我的住所。

我醒来的时候，玛丽已经走了。她跟我说过她得到她姨妈家去。我想起了今天是星期天，这真叫我烦，我从来都不喜欢过星期天。于是，在床上翻了个身，努力去寻找玛丽的头发在枕头上留下的海水的咸味，我一直睡到十点钟。然后，仍然躺在床上，不断抽烟，一直抽到了中午。我像往常一样不喜欢到塞莱斯特的饭店去吃饭，因为，那里肯定有一熟人会向我提出种种问题，这我可不喜欢。我煮了几个鸡蛋，就着盘子吃掉了，也没有用面包，面包早就吃完了，我一直不愿意下楼去买。

吃罢饭，我有点烦闷，就在房间里转来转去。妈妈在的时候，这套房子大小合适；现在，我一个人住就显得太空荡了。我不得不把饭厅里的桌子搬到卧室里来。我只用我这一间，几张已经有点塌陷的麦秸椅子、一个镜面已经旧得发黄的柜子、一个梳妆台，还有一张铜床，我就生活在这个空间里，其他的空间我都不管了。又过了一会儿，我为了消磨时光，就拿起一张旧报纸读了起来。我把克吕逊盐业公司的一则广告剪下来，粘贴在一个旧本子上，报纸上种种叫我开心的东西，我都贴在那里面。之后，我洗了洗手，事情告一段落，我来到阳台上。

我的房间正朝着本区一条主要街道。中午，天气晴朗，但马路肮脏，行人稀少而又来去匆匆。我先看见一家家出来散步的人，有两个穿海军服的小男孩，短裤长得过了膝盖，笔挺的服装使得他们举止拘谨。还有一个小女孩，头上扎着玫瑰红的大花结，脚穿黑色的漆皮鞋。在孩子的后面，是他们的母亲，身材高大，穿着栗色连衣裙，父亲则是一个相当瘦弱的小个子，我颇眼熟。他戴着扁平的狭边草帽，领口扎着蝴蝶结，手持一根文明杖。看见他跟他妻子在一起，我明白了为什么这个区的人都说他秀气优雅。过了一小会儿，走来一群郊区的年轻人，头发油光锃亮，打着大红领带，衣服腰身紧俏，装佩着绣花口袋，脚上穿的是方头皮鞋。我猜他们是到城里去看电影的，所以这么早就动身。他们一伙人急急忙忙赶电车，还高兴地说说笑笑。

这一群人过去之后，路上行人渐渐稀少。我想，那些好看好玩的地方开始热闹起来了。街上只剩下了一些商店老板与猫。从街道两旁的榕树上空望去，天空晴和，但并不明朗。在街对面的人行道上，有个烟铺老板搬出一把椅子，放在店门口，跨坐在上面，两臂搁在椅背上。刚才拥挤不堪的电车，现在几乎全都空了。烟铺旁边那个名叫“皮埃罗之家”的小咖啡馆里，厅堂空空荡荡，一个侍者正在用锯屑擦洗地面。真个是一派星期天的景象。

我也把椅子倒转过来，像烟铺老板那样放着，我觉得那样更舒服。我抽了两支烟，又进房拿了一块巧克力，回到窗前吃了起来。过了一小会儿，天空变得阴沉，我以为快要下暴雨了。但是，它又渐渐转晴。不过，一片片乌云飘过，使得街道阴暗了些。我抬头望着天空，一直这么待了好久。

下午五点钟，一辆辆电车在轰隆声中驶过来了，载满了一群群从郊区体育场看比赛回来的人，有些人就站在踏板上，有些则扶着栏杆。跟在后面的几辆电车载的是运动员，我是从他们的小手提箱认出来的。他们使劲地高呼，歌唱，嚷嚷他们的团队将永远战无不胜。好几个运动员朝我打招呼，其中一个对我喊道：“我们赢了他们。”我也回喊了一声“没错”，同时使劲点点脑袋。电车过去，街上的小汽车就开始一拥而至了。

天色有点暗了。屋顶的上空变成淡红色，随着暮色渐至，那些假日出游的人陆续往回走。我在人群中认出了那位优雅的先生。他家的几个孩子哭泣着跟在父母的后头。这时，附近的电影院一股脑儿将所有的观众都倾泻在大街上。那些观众中，青年人的行为举止比平日多了几分冲劲，我猜他们刚才看的是一部惊险片。从城里电影院回来的观众则姗姗来迟。他们显得较为庄重。他们也说说笑笑，但显得疲倦并若有所思。他们待在街道上，在对面的人行道上踱来踱去。这一带的少女们，不着帽，披着发，挽着胳臂在街上走，小伙子们则打扮得整整齐齐，为的是跟她们擦身而过。他们不断高声地开玩笑，招得姑娘们格格直笑，还回过头来瞅瞅他们。姑娘们之中有几个我是认得的，她们也在跟我打招呼。

这时，街灯突然一齐亮了，使得在夜空中初升的星星黯然失色。老这么盯着灯光亮堂、行人熙攘的人行道，我感到眼睛有些发累。灯光把潮湿的路面与按时驶过的电车照得闪闪发亮，也映照着油亮的头发、银制的手镯与人的笑容。过了一会儿，电车渐渐稀疏了，树木与街灯的上空，已是一片漆黑。不知不觉，附近这一带已阒无一人，于是，又开始有猫慢吞吞地踱过空寂的街道，我这才想到该吃晚饭了。倚靠在椅背上待的时间实在太久，我的脖子有点酸痛。我下楼买了面包与果酱，自己略加烹调，站着就吃完了。我想在窗口抽支烟，但空气凉了，我略感凉意。我关上窗户，转过身来，从镜子里看见桌子的一角上放着我的酒精灯与几块面包。我想，这又是一个忙忙乱乱的星期天，妈妈已经下葬入土，而我明天又该上班了，生活仍是老样子，没有任何变化。

三

今天，我在办公室干了很多的活儿。老板显得和蔼可亲。他关心地问我累不累，还问我妈妈有多大岁数。为了不把具体的岁数说错，我回答：“六十来岁。”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一听此话就好像松了一口气，并认为这是了结了一桩大事。

我的桌上放了一大堆提单，都得由我来处理。在离开办公室外出吃午饭之前，我洗了洗手。每天中午，我喜欢这么清理清理。到了傍晚，我就不高兴这么做了，因为公用的转动毛巾被大家用一天，已经全湿透了。有一天，我曾经提请老板注意此事。他回答我说，他对此也感到遗憾，但这毕竟是无关紧要的一桩小事。我下班稍晚一点儿，十二点半才跟在发货部工作的艾玛尼埃尔一道出来。公司的办公室面对大海，我们先观看了一会儿阳光照射下的海港里停泊的船只。这时，一辆卡车开过来了，夹带着一阵链条哗啦声与内燃机噼啪声。艾玛尼埃尔问我：“咱们去看看如何？”我就跑了起来。卡车超过了我们，我们跟在它后面直追。我被淹没在一片噪声与灰尘之中，什么也看不见，只感到自己是在拼命地奔跑，进行比赛，周围是绞车、机器、在半空中晃动的桅杆以及停在近旁的轮船。我第一个抓住了卡车，一跃而上。然后，我帮艾玛尼埃尔在车上坐好。我们俩人都喘不过气来。卡车在码头高低不平的路面上使劲颠簸，包围在阳光普照与尘土飞扬之中。艾玛尼埃尔笑得上气不接下气。

我们大汗淋漓地来到了塞莱斯特的饭店。他还是那个样子，大腹便便，系着围裙，蓄着白色小胡子。他问我总还过得下去吧，我回答说是，还说我肚子饿了。我狼吞虎咽，又喝了咖啡。然后，我回到家里，因为酒喝多了，就睡了一小觉，醒来时，我想抽烟。时间已经迟了，我跑着去赶电车。整个下午，我一直闷头干活。办公室里很热，傍晚，我下班出来，沿着码头慢步回家，这时，颇有幸福自在之感。天空是绿色的，我心情轻快，尽管如此，我还是径直回家，因为我想自己煮土豆。

上楼的时候，我在黑乎乎的楼梯上撞着了沙拉玛诺老头，他是我同楼层的邻居。他牵着狗，八年以来，人们都见他与狗形影不离。这条西班牙猎犬生有皮肤病，我想是丹毒叫它的毛都脱光了，浑身是硬皮，长满了褐色的痂块。主人与狗挤住在同一个小房间里，日子久了，沙拉玛诺老头终于也像那条狗了。他脸上长了好些淡红色的硬痂，头发稀疏而发黄。而那狗呢，则学会了主人弯腰驼背的行走姿势，嘴巴前伸，脖子紧绷。他们好像是同一个种族的，但又互相厌恶。每天两次，上午十一时，傍晚六时，老头都要牵狗散步。八年以来，他们从未改变过散步的路线。人们老见他俩沿着里昂街而行，那狗拖拽着老头，搞得他蹒跚趔趄，于是，他就打狗、骂狗。狗吓得趴在地上，由主人拖着走，这时，该老头去拽它了。过一会儿，狗忘得一干二净，再次拽起主人来了，主人就再次对它又打又骂。这样一来，他们两个就停在人行道上，你瞪着我，我瞪着你，狗是怕，人是恨。天天如此，日复一日。有时狗要撒尿，老头偏不给它时间，而是硬去拽它，这畜生就沥沥拉拉撒了一路。如果它偶尔把尿撒在屋里，更要遭一顿狠打。这样的日子已经过了八年。塞莱斯特对此总这么说：“这真不幸。”但实际上，谁也说不清楚。当我在楼梯上碰见沙拉玛诺的时候，他正在骂狗：“坏蛋！脏货！”狗则在哼哼。我对他道了声“晚安”，他仍在骂个不停。我就问他狗怎么惹他了。他也不回答，只顾骂：“坏蛋！脏货！”我见他弯下腰去，在狗的颈圈上摆弄着什么，我又提高嗓门儿问他。他没有转向我，只是憋着火气回答说：“它老是那副德行。”说完，便拖着狗走了。那畜生匍匐在地被生拉硬拽，不断哼哼唧唧。

正在此时，又进来了一个同楼层的邻居。附近一带的人都说，他是靠女人生活。但是，有人问他是从事什么职业时，他总是答曰：“仓库管理员。”一般来说，他一点儿也不招人喜欢，不过，他常主动跟我搭话，有时，也上我的房间坐坐，我总是听他说。我觉得他所讲的事都很有趣。再说，我也没有任何道理不跟他说话。他名叫雷蒙·桑泰斯，个子相当矮小，宽肩膀，塌鼻子。他总是穿着得很讲究。谈到沙拉玛诺时，他对我也这么说：“这真不幸！”他问我，我对那对难兄难弟是不是感到恶心，我回答说不。

我们上了楼，我跟他告别的时候，他对我说：“我房里有香肠有酒，愿意来跟我喝一杯吗？……”我想这可以免得自己回家做饭，于是就接受了邀请。他也只有一个房间，外带一间没有窗户的厨房。在他的床上方，摆着一个白色与粉红色的仿大理石天使雕塑，贴着一些体育冠军的相片与两三张裸体女人画片。房间里很脏，床上很凌乱。他先点上煤油灯，然后从口袋里拿出一卷相当肮脏的纱布，把自己的右手包扎起来。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刚才跟一个找麻烦的家伙打了一架。

“默尔索先生，”他对我说，“您知道，并非我这个人蛮不讲理，但我是个火性子。那个家伙冲着我叫板：‘你小子有种就下电车来。’我对他说：‘滚你的，别找碴儿。’他就说我没有种，这么一来，我就下了电车，对他说：‘够了，你到此为止吧，不然我就要教你长长见识。’他又朝我叫板：‘你敢怎么样？’于是，我就揍了他一顿。他跌倒在地。我呢，我正要扶他起来，他却在地上用脚踢我，我又给了他一脚，扇了他两个耳光。他满脸是血。我问他受够了没有，他回答说够了。”说着这段故事的时候，雷蒙已经把纱布缠好。我坐在床上。他继续说，“您瞧，不是我去惹他，而是他来冒犯我。”的确如此，我承认。于是，他向我表示，他正想就此事征求我的意见，他认为我是一条汉子，又有生活阅历，能够帮助他，以后他会成为我的朋友。我什么话也没有说，他就问我愿不愿意做他的朋友。我说做不做都可以。他听了显得很高兴。他取出香肠，在炉子上烹调了一番，接着又摆上酒杯、盘子、刀叉与两瓶酒。做这一切时，他没有说话。我们坐了下来。他一边吃，一边给我讲述他的故事。开始，他有点不便启齿。“我结识了一个太太……这么说吧，她就是我的情妇。”被他揍了一顿的那个人，就是这位太太的兄弟。他对我说，他一直供养着这个女人。我没有答言。接着他又说，他知道附近一带关于他的流言飞语，但他问心无愧，他确实是一个仓库保管员。

“说到我跟这女人的关系，我发现她一直在欺骗我。”他把整个事情追述了一遍，他供她的钱正够她维持生活，他还替她付房租，每天另给她二十法郎的饭钱。“三百法郎的房租，六百法郎的饭钱，时不时还送她一双袜子，这几项加起来就有上千法郎了。这位女士休闲在家，却振振有词，还说我供她的钱不够她过日子。我常对她说，‘你为什么不出去找个半日班的工作干干？那就省得我为你的零星花销操心。这个月，我给你买了一套衣服，每天又给你二十法郎，还替你付房租，而你每天下午都跟你的姐们儿喝咖啡。拿我的咖啡和糖去招待人家。我供养你，我待你不薄，你倒以怨报德。’我这么说她，她还是不出去工作，总说钱不够用，所以，我才发觉其中必定有鬼。”

接着，这汉子告诉我，有一天他在她的手提包里发现了一张彩票，她无法解释她是怎么买来的。不久，他又在那里发现了一张当票，证明她到当铺里当了两只手镯。而他，从不知道她还有两个镯子。“我当然一眼就看穿她一直对我不忠。于是，我就把她休了，不过，我先揍了她一顿，然后才揭穿她的鬼把戏。我对她说，她跟我只是为了寻开心。默尔索先生，我是这么对她说的：‘你也不好好瞧瞧大家是多么羡慕我给你的福分，你以后就会明白，你跟着我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他把那个女人打出了血。在此以前，他从不打她。“过去也常有过动手的事，但可以说，只是轻轻碰一下而已。她只要稍一叫喊，我就关上窗子，立即罢手，每次都是这样。而这一次，我可是动真格的了，我还觉得对她教训得不够呢。”

他接着又向我解释说，正是为这件事，他需要听听别人的意见。说到这里，他停了下来，去把燃尽了的灯心调了一调。我一直在听他说，慢慢喝掉了将近一公升的酒，喝得太阳穴直发热。我不断地抽雷蒙的香烟，因为我自己的都抽光了。最后的几班电车开过去了，带走了郊区已渐模糊的嘈杂声。雷蒙还在继续说，使他烦恼的是，他偏偏对自己那个姘头还有感情。但他仍想惩罚她。起初他想把她带到一家旅馆去，跟“风化警察”串通好，制造一桩丑闻，害得她在警察局里备个案。后来，他又找了几个流氓帮里的朋友讨主意，他们也没有想出什么法子，不过，正如雷蒙向我指出的那样，跟帮里的人称兄道弟是很值得的，他把事由告诉他们之后，他们就建议他在那个女人脸上“留个记号”。但是，他不想这么损，他要考虑考虑。在此以前，他想问问我有什么主意。现在，尚未得到我的指点之前，他想知道我对整个这桩事有什么看法。我回答说，我没有什么看法，不过我觉得这桩事挺有趣。他问我是不是也认为那女人欺骗了他。我说看来的确是欺骗了他，他又问我，我是不是也认为该去惩罚那个女人，如果我碰见了这种事，我会怎么去做。我对他说，我永远也不可能知道该怎么做，但我很理解他要惩罚那个女人的心理。说到这里，我又喝了一点酒。他点起一支烟，对我讲了他的打算。他想给她写一封信，狠狠地羞辱她一番，同时讲些话叫她感到悔恨。信寄出后，如果她回到他身边，他就跟她上床做爱，“正要完事的时候”，他要吐她一脸唾沫，再把她轰出门外。我说，要是他用这个法子，当然是把那女人惩罚了一顿。但是，雷蒙说，他觉得自己写不好这么一封信，他想请我代笔，见我没有吭声，他就问我马上写我是否嫌烦，我回答说不是。

他又喝了一杯酒，然后站起身，把杯盘与我们吃剩下的一点冷香肠挪开。他仔仔细细把铺在桌上的漆布擦干净，从床头柜的抽屉里取出一张方格纸，一个黄信封，一支红木杆的蘸水笔和一方瓶紫墨水。他把那女人的名字告诉我，从姓名看，她是个摩尔人。我写好了信。信写得有点儿随便，但我尽可能写得叫雷蒙满意，因为，我没有必要叫他不满意。我高声念给他听，他一边抽烟一边听着，连连点头。他又请我再念了一遍。他表示完全满意。他对我说：“我早就知道你见多识广。”我开始没有注意到他在用昵称“你”跟我说话。听到他这么说：“现在，你是我真正的朋友。”这时我才受宠若惊。这句话他又重复了一遍，我回应了一声“是的”。对我来说，做还是不做他的朋友，怎么都行，而他，看起来倒确实想攀这份交情。他封上信，我们喝完了酒，默默地抽了一会儿烟。街上很安静，我们听见有一辆汽车驶过。我说，“时间很晚了。”雷蒙也这么说，他觉得时间过得真快，在某种意义上，的确如此。我实在困了，但我却站不起来。我的样子一定是显得疲惫不堪，所以雷蒙对我说我不该灰心丧气、一蹶不振。起初我不懂他这话的意思。他就给我解释说，他听说我妈妈去世了，但他认为这只是早晚要发生的事。我说，我也是这么看的。

我站起身来，雷蒙使劲握住我的手，对我说，男人与男人，感同身受，心意相通。出了他的房间，我把门带上，在漆黑的楼梯口待了一小会儿。整幢楼房一片寂静，从楼梯洞的深处升上来一股不易察觉的潮湿的气息。我只听见血液的流动正在我耳鼓里嗡嗡作响，我站在那里没有动。沙拉玛诺老头儿的房间里，他那条狗发出低沉的呻吟。

四

整整这个星期，我干活儿很卖劲儿。雷蒙来过我处，告诉我他已经把信发出去了。我与艾玛尼埃尔去看过两次电影，银幕上演些什么，他常看不明白，我得给他解释。昨天是星期六，玛丽来了，这是我们事先约好的。我见了她就产生了强烈的欲望，因为她穿了一件漂亮的红色条纹连衣裙，脚上是一双皮凉鞋，乳房丰满坚挺，皮肤被阳光晒成了棕色，整个人就像一朵花。我俩坐上公共汽车，来到离阿尔及尔几公里远的一个海滩，那里有悬崖峭壁环抱，靠岸的这边，则有一溜芦苇。下午四点钟的太阳，已不太灼热，但海水还很温暖，水光接天，微波荡漾。玛丽教我玩一种游戏，那就是在游泳的时候，迎着浪尖喝一口水含在嘴里，然后转过身将水朝天喷出。那水既像泡沫花带一样在空中稍纵即逝，又像温热的雨丝洒落在脸上，但玩了一会儿之后，我的嘴就被苦咸的海水烧得发烫。玛丽又游到我身边，在水里紧紧依偎着我，她把嘴贴着我的嘴，伸出舌头舔尽了我唇上的咸涩。我俩在水里翻腾搅和了好一阵子。

当我俩在海滩上穿上衣服的时候，玛丽用热烈的眼光瞧着我。我抱吻了她。从这时起，我俩不再说话交谈，我紧搂着她，我俩急于搭上公共汽车，急于回我的家，急于上床做爱。我把窗户大大敞开，感受着夏夜在我们的棕色皮肤上流走，真是妙不可言。

早晨，玛丽没有走，我对她说要跟她一道共进午餐。我下楼去买了点肉。回楼上的时候，我听见雷蒙的房间里有女人的说话声。过了一小会儿，沙拉玛诺老头儿又开始骂狗了，我们听见木头楼梯上响起鞋底声与爪子声，还有“坏蛋！脏货”的骂声，老头儿与狗出了楼到街上去了。我对玛丽讲了老头儿的事情，她听了直笑。她穿着我的睡衣，两袖高高挽起。当她笑的时候我对她又动了欲念。过了一会儿，她问我爱不爱她。我对她说，这种话毫无意义，但我似乎觉得并不爱。她听了显得有些伤心。但是，在做饭的时候，她又无缘无故地笑了起来，笑得我又抱她吻她。正是此时，雷蒙的房间里传来一阵吵架声。

先是听见一声女人的尖叫，接着就是雷蒙的声音：“你敢跟我对着干，你敢跟我对着干，我要教你学会怎么对着干！”同时是几记重重的抽打声与女人的号叫，叫得那么惨厉，楼梯口立即就站满了人。玛丽与我也出了房门，听见那女人还不断在惨叫，而雷蒙还不断在打。玛丽对我说，这真可怕，我没有吭声。她要我去找警察，我说我不喜欢警察。但是住在三层的一个做白铁工的房客找来了一个。警察敲了敲门，里面就没有声音了。他又使劲地敲，过了一会儿，女人哭起来了，雷蒙把门打开。他嘴上叼着一支烟，满脸堆笑。那女人从门里冲出来，高声向警察告状，说雷蒙打了她。警察问她，“你叫什么名字。”雷蒙替她回答了。“你跟我说话的时候，把烟从嘴上拿掉！”警察命令道。雷蒙没有立即照办，他瞧了瞧我，又抽了一口。说时迟，那时快，警察朝他的脸上，狠狠地一个大耳光扇个正着。他嘴上那支烟被扇出几米远。雷蒙脸色大变，但他当时什么也没有说，而是低声下气地问警察，他是不是可以把自己的烟头拾起来。警察说可以，但又补了一句：“下次别忘了，警察可不是你闹着玩的。”那女人一直在哭，不断地说：“他打了我，他是个男鸨。”雷蒙就问：“警察先生，说一个男人是男鸨，这在法律上讲得通吗？”但警察命令他：“闭上你的嘴。”雷蒙于是转身向那女子，对她说：“你等着瞧，小娘们儿，咱俩后会有期。”警察要他别再吭声，叫那女人离开，叫他待在家里等候警局的传讯，他还说，雷蒙醉成这样，不断打哆嗦，应该感到羞耻。雷蒙听了，辩解说：“警察先生，我可没有醉，只是我在这里，在您面前，我才打哆嗦，自己控制不住。”他关上房门，围观的人也都散了。玛丽与我做好了午饭。但她不饿，几乎都让我吃了。她一点钟时走了，我又睡了一会儿。

将近三点的时候，有人敲我的门，进来的是雷蒙。我仍然躺在床上没有起身。他在我的床边坐下。开始时他一言不发，我就问他，他的事怎么闹到了这种地步。他讲述了他如何按预谋行事，如愿以偿，但她回敬了他一个耳光，这么一来，他就揍了她一顿。以下的情况，我都在场看见了。我对他说，我觉得那女人确已受到惩罚，你该感到满意了。雷蒙表示同意，而且他认为，警察横加干涉也是白搭，反正那女人已经挨了一顿揍。他还说，他对那些警察了解得很透，知道该怎么对付他们。他问我，当时我是不是等着他回敬那警察一个耳光。我回答说，当时我并没有在等什么，不过，我从来都不喜欢警察。雷蒙听了好像很满意。他问我是否愿意和他一道出去走走。我下了床，梳了梳头。他说我得给他作证。我表示怎么都行，但我不知道该作证些什么。照雷蒙的意思，只需说那个女人冒犯了他就行了。我答应为他提供这样的证词。

我们出了门，雷蒙请我喝了一杯白兰地。后来，他要去打一局台球，我跟着去差一点儿输了。接着，他又要去逛妓院。我说不，因为我不喜欢。于是，我们慢慢地回去。他对我说把情妇惩罚了一顿，他心里真高兴。他对我很热情友好，和他相处，我觉得是一段愉快的时光。

隔着老远，我看见沙拉玛诺老头儿站在大门口，神情焦躁。我们走近时，我发现他没有和他的狗在一起。他正在东张西望，转来转去，使劲儿朝黑洞洞的走廊里看，嘴里嘟嘟囔囔，语不成句，还睁着那双小红眼，仔细朝街上搜索。雷蒙问他怎么啦，他没有立即回答。我模糊听见他低声骂了一句“坏蛋，肮货”，神情依然焦躁。我问他狗到哪里去了，他没有好气地回答说它跑掉了，接着，他却突然滔滔不绝地说起来：“我像平日一样，牵着它去练兵场，那些商贩棚子周围全是人。我停下来看了看《消遣之王》。转身要走时，狗就不见了。的确，我早就想给它换一个小一点儿的颈圈，没有想到这个脏货这么早就溜掉了。”

雷蒙对他说，狗可能是迷了路，它不久就会找回来的。他举了好几个例子，说狗能隔十几公里远又跑回主人的身边。虽然听了这些宽心话，老头儿却更为焦急不安了。“可您知道，他们会把它逮走的，如果有人收养它就好了，但那是不可能的，它一身的疮，人见人厌，警察会逮走它的，我敢肯定。”于是，我对他说，应该去招领处看看，付点钱就可以把它领回来。他问我金额高不高。我说不知道。他听了就发起火来：“为这个脏货花钱！啊，它还是去死吧！”接着，他又对那畜生骂将起来。雷蒙直笑，钻进了楼里。我也跟着他上楼，我们在楼梯口分了手。过了一会儿，我听见沙拉玛诺老头儿的上楼声，接着，他敲我的房门。我把门打开，他站在门口说：“对不起，对不起。”我请他进来，但他不肯。他瞧着自己的鞋尖，长满了疮痂的手在颤抖着。他没有看我，问道：“默尔索先生，您说，他们不会把它逮走吧。他们会把它还给我的，是吧，否则的话，我怎么活下去呢？”我对他说，招领处将送去的狗保留三天，等主人去领，三天以后才任意处置。他一言不发地望着我，然后，向我道了一声“晚安”。他关上自己的房门，我听见他在房里走来走去。他的床嘎嘎作响了一下，透过墙壁传来一阵细细的奇怪的声音，我听出来他是在哭。不知道怎么搞的，这时我突然想起了我妈妈，但是明天早晨我得早起。我不饿，所以没有吃晚饭就上床睡了。

五

雷蒙往办公室给我打电话，说他有个朋友曾经听他说起过我，要邀请我到阿尔及尔附近的海滨木屋去过星期天。我回答说很愿意去，但我已经和女朋友约好一起过。雷蒙立即说他那位朋友也请我的女友去。因为那位朋友的妻子一定很高兴在一堆男人中有个女伴。

我本想立刻把电话挂掉，原因是我知道老板不喜欢有人从城里给我们这些雇员打电话。雷蒙要我等一等，他说他本来可以在晚上向我转达那位朋友的邀请，但他有别的事要提前告诉我。他今天一直被一帮阿拉伯人钉梢，那帮人中有一个就是他那前姘头的兄弟。“你今晚回家的时候，如果发现这帮人在我们住处附近活动，你一定要告诉我一声。”我回答说当然不在话下。

过了一会儿，老板派人来叫我，这使我有点心烦意乱，因为我以为他又要教训我少打电话多干活儿了。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他说他要跟我谈谈一个还很模糊的计划。他只是想听听我对这个问题的意见。他计划在巴黎设一个办事处，负责市场业务，直接与那些大公司做生意，他想知道我是否愿意被派往那儿去工作。这份差事可以使我生活在巴黎，每年还可以旅行旅行，“你正年轻，我觉得这样的生活你会喜欢的。”我回答说，的确如此，不过对我来说，实在是可有可无。于是，他就问我是否不大愿意改变改变生活，我回答说，人们永远也无法改变生活，什么样的生活都差不多，而我在这里的生活并不使我厌烦。老板显得有些扫兴，他说我经常是答非所问，而且缺乏雄心大志，这对做生意是糟糕的。他说完，我又回去工作了。我本想不扫他的兴，但我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改变我的生活。仔细想来，我还算不上是个不幸者。当我念大学的时候，有过不少这类雄心大志。但当我辍学之后，很快就懂得了，这一切实际上并不重要。

晚上，玛丽来找我，问我是否愿意跟她结婚。我说结不结婚都行，如果她要，我们就结。她又问我是否爱她，我像上次那样回答了她，说这个问题毫无意义，但可以肯定我并不爱她。“那你为什么要娶我？”她反问。我给她解释说这无关紧要，如果她希望结婚，那我们就结。再说，是她要跟我结婚的，我不过说了一声同意。她认为结婚是件大事，我回答说：“不。”她沉默了一会儿，无言地瞧着我，然后又说，她只不过是想搞清楚，如果这个建议是来自另一个女人，而我跟她的关系与我跟玛丽的关系同属于一种性质，那我会不会接受。我说：“当然会。”于是，她心想自己是不是爱我，而我呢，对此又一无所知。她又沉默了一会儿之后，低声咕哝说我真是个怪人，她正是因为这点才爱我的，但将来有一天也许会由于同样的原因而讨厌我。我没有吭声，无话要补充。她见此，就笑着挽着我的胳臂，说她愿意跟我结婚。我回答说，她什么时候愿意，我们就什么时候结。这时，我跟她谈起了老板的建议，玛丽说她很愿意去见识见识巴黎。我告诉她我曾经在那里住过一段时间，她就问巴黎怎么样。我对她说：“很脏。有不少鸽子，有些黑乎乎的院子。人们有白色的皮肤。”

后来，我们出去走了走，逛了全城几条大街。街上的女人都很漂亮，我问玛丽她是否注意到了。她说注意到了，还说由此她对我有所了解了。此后片刻，我们俩人都一言不发。但我还是想要她跟我在一起，我对她说我们可以到塞莱斯特那儿去吃晚饭，她说想去，但她有事。于是，在我住处的附近，我对她道了再见。她瞧着我说：“你就不想知道我有什么事吗？”我倒很想知道，但我没想去问她，对此，她显出要责怪我的样子。见我有点尴尬，她又笑了起来，把身子往我面前一靠，给了我一个吻。

我在塞莱斯特的饭馆吃晚饭。在我已经吃起来之后，走进来一个怪怪的小个子女人，她问我可不可以坐在我的桌旁。当然可以。她的动作急促而不连贯，两眼炯炯有光，小小的面孔像圆圆的苹果。她脱下夹克衫，坐了下来，匆匆地看了看菜谱。她招呼塞莱斯特过来，立刻点了她要的菜，语气干脆而又急促。在等主菜前的小吃时，她打开手提包，取出一小块纸片与一枝铅笔，提前结算出费用，然后从钱包里掏出这笔钱，再加上小费，分文不差，全数放在面前。这时，主菜前的小吃端上来了，她狼吞虎咽，很快就一扫而光。在等下一道菜时，她又从提包里取出一枝蓝铅笔与一份本周的广播节目杂志，她仔仔细细把几乎所有的节目都一一做了记号。因为那本杂志有十几页，所以她整个用餐时间都在做这件事。我已经吃完，她还在专心致志地圈圈点点。不一会儿，她吃完起身，以刚才那样机械而麻利的动作，穿上夹克衫就走了。我无事可做，也出了饭店，并跟了她一阵子，她在人行道的边缘上走，步子特别快速而稳健，她径直往前，头也不回。终于，她走出了我的视线，我自己也就往回走了。当时，我觉得她一定是个怪人，但这个念头一过，我很快就把她忘了。

在房门口，我遇见了沙拉玛诺老头儿。我请他进去，他告诉我，他的狗的确丢了，因为它不在招领处。那里的管理人员对他说，那狗或许是被车轧死了。他问到警察局去是否可以打听得清楚。人家告诉他说，这类鸡毛蒜皮的事是不会有记录的，因为每天司空见惯。我安慰沙拉玛诺老头儿说，他满可以另外再养一条狗，可是，他提请我注意，他已经习惯跟这条狗在一起了，他这话倒也言之有理。

我蹲在床上，沙拉玛诺坐在桌子前的一把椅子上。他面对着我，双手搁在膝盖上。他戴着他那顶旧毡帽，发黄的小胡子下，嘴巴在咕哝咕哝，语不成句。我有点儿嫌他烦，不过，此时我无事可做，又没有睡意，所以没话找话，就问起他的狗来。他告诉我，自从老婆死后，他就养了那条狗。他结婚相当晚。年轻时，他一直想要弄戏剧，所以在军队里的时候，他是歌舞团的演员。但最后，他却进了铁路部门。对此，他不后悔，因为现在他享有一小笔退休金。他和老婆在一起并不幸福，但总的来说，他俩过习惯了。老婆一死，他倒特感孤独。于是，他便向同事要了一条狗，那时，它还很小，他得用奶瓶给它喂食，因为狗比人的寿命短，所以他们就一同都老了。“它的脾气很坏，”沙拉玛诺老头儿说，“我经常跟它吵架。不过，它终归还是一条好狗。”我说它是条良种狗，沙拉玛诺听了显得很高兴，“您还没有在它生病之前见过它呢，它那身毛可真漂亮。”自从这狗得了这种皮肤病之后，他每天早晚两次给它涂抹药膏。但是在他看来，它真正的病是衰老，而衰老是治不好的。

这时，我打了个哈欠，沙拉玛诺老头儿说他该走了。我对他说他还可以再待会儿，我对他狗的事感到难过。对此，他谢了谢我。他还说我妈妈很喜欢他的那条狗。说到妈妈，他称之为“您那可怜的母亲”，他想必我在丧母之后一定很痛苦，说到这里，我没有吱声。这时，他急促而不自然地对我说，他知道附近这一带的人对我颇有非议，只因我把我妈妈送进了养老院，但他了解我的为人，知道我对妈妈的感情很深。我回答说，我对这种非议迄今一无所知。既然我雇不起人去伺候我妈妈，我觉得送她进养老院是很自然的事（当时我为什么这么回答，现在我也说不清）。我还补充说，“很久以来，她一直跟我无话可说，她一人在家闷得很，到了养老院，至少可以找到伴。”这话不假，沙拉玛诺也这么说。然后，他起身告辞，想去睡。现在，他的生活发生了变化，他简直不知如何是好。他小里小气地向我伸出手来，这是我认识他以来他第一次这么做，我感到他手上有一块块硬痂。他微笑了一下，在走出房门之前，说：“我希望今天夜里外面那些狗不要叫，否则我会以为是我的狗在叫。”

六

星期天，我沉睡得醒不过来，玛丽不得不叫我、摇晃我，才使我起了床。我俩没有吃早餐，急于早早去游泳。我感到腹中空空，头也有点晕。抽起烟来也觉得有一股苦味。玛丽取笑我，说我“愁眉苦脸”。她穿着一件白色麻布连衣裙，散披着头发。我对她说，她很漂亮，她听了高兴得笑了。

在下楼的时候，我们敲了敲雷蒙的房门。他说他正要下去。到了街上，由于我感到疲倦，也由于在屋里时没有打开百叶窗，到了街上，光天化日之下强烈的阳光，照在我脸上，就像打了我一个耳光。玛丽兴高采烈，欢蹦乱跳，不停地说天气真好。我感觉好了一些，我发现我其实是肚子饿了。我把这话告诉玛丽，她打开她的漆布提包给我看，里面放了我俩的游泳衣和一条浴巾。我们只要等雷蒙了，我们听见他锁门下楼。他穿着蓝色的裤子，白色的短袖衬衫，但他戴的一顶扁扁的狭边草帽，引得玛丽笑了起来。他露在短袖外的胳臂很白，上面覆盖着浓黑的汗毛，我看了有点儿不舒服。他一边下楼一边吹口哨，看样子很高兴。他对我说：“你好，老兄，”而对玛丽，他则称“小姐”。

前一天，我与雷蒙去了警察局，我证明那个女人的确“冒犯了”雷蒙。他只受到了一个警告就没事了。警局并没有对我的证词调查核实。在门口，我们与雷蒙谈了谈前一天的事，然后，我们决定去乘公共汽车。海滩并不很远，如果乘车去会到得更快。雷蒙认为，他那位朋友见我们早早就到了必定很高兴。我们正要动身，雷蒙突然做了个手势，要我看看对面的街上。我看见有一伙阿拉伯人正在烟铺橱窗前站着。他们冷冷地盯着我们，不过他们看人的方式总是这个样子，就像被看的是石头、是枯树。雷蒙告诉我，左起第二人就是他说起过的那个家伙。这时，他好像忧心忡忡。但他接着又说，过去的那件事，现在已经了结了。玛丽不大明白我们在谈什么，就问我们是怎么回事。我告诉她这伙阿拉伯人恨雷蒙。她要我们马上就离开。雷蒙挺了挺身子，笑着说是该赶紧离开了。

我们朝汽车站走去，车站离我们有相当远一段距离。雷蒙告诉我，阿拉伯人并没有跟着我们，我回头看了看，果然他们还待在原地未动，仍然冷冷地瞧着我们刚刚离开的那个地方。我们乘上了汽车，雷蒙顿时放松下来，不断跟玛丽开玩笑。我感觉得出来，他喜欢玛丽，但玛丽几乎不答理他。时不时，她笑笑瞧着他。

我们在阿尔及尔郊区下了车。海滩离汽车站不远，但必须经过一片俯临大海、面积甚小的高地，由此沿坡而下，直达海滩。高地上满是发黄的石头与雪白的阿福花，衬托着蓝得耀眼的天空。玛丽抡着漆布提包，在空中划圈，自得其乐。我们穿过一幢幢小型的别墅，这些别墅的栅栏或者是绿色，或者是白色，有些幢连同自己的阳台，隐没在桎柳丛中，有些幢则光秃秃地兀立在一片片石头之间。快到高地边上时，就已经能望到平静的大海了，还有更远处的一岬角，它正似睡非睡地横躺在清亮的海水里。一阵轻微的马达声从寂静的空中传到我们的耳际，远远的，我们看见耀眼的海面上，有一艘小小的拖网渔船缓慢驶来，慢得像是一动也没有动。玛丽采了几朵鸢尾花。我们顺坡而下，到了海边，看见已经有几个人在游泳了。

雷蒙的那位朋友住在海滩尽头的一座小木屋里。木屋背靠悬崖，前面支撑着屋子的桩柱则浸于海水之中。雷蒙将我们双方作了介绍。他那位朋友名叫马松，是个高高大大的汉子，腰粗膀壮，他的女人身材矮小，胖鼓鼓的，和善可亲，讲话巴黎口音。马松立刻要我们不必客气，说他这天早晨捕了一些鱼，已经油炸好了。我对他说，他的房屋真是漂亮得很。他告诉我，星期六、星期天，还有所有的假日，他都上这里来过，又说：“跟我的妻子，你们会合得来的。”确实不错，他妻子跟玛丽已经在说说笑笑了。这时，我萌生出要结婚的念头，这也许是我生平的第一次。

马松想去游泳，但他妻子与雷蒙不想去。我们三人走下海滩，玛丽立即就跳进水里。马松与我，稍为耽搁了一会儿。他说起话来慢吞吞的，而且，不论说什么，都要在前面加一句“我甚至还要说”，其实，他并没有补充什么新意。谈到玛丽，他对我说：“她真了不起，我甚至还要说，真是可爱。”接下来，我就不去注意他那句口头语了，一心在享受阳光晒在身上的舒适感。沙子开始烫脚了。我真想下水去，却又继续将就了他一会儿，最后对他说“咱们下水吧”，就一头扎进了水里。他也慢慢地走进海水，直到站不住了，才钻了进去。他游的是蛙式，游得相当糟。我只好扔下他去追玛丽。海水清凉，游起来很舒服。我与玛丽双双游远了，我俩动作协调，心气合拍，共享着同一份酣畅。

到了宽阔的海面，我们仰浮在水上，我的脸朝着天空，微波如轻纱拂面，使嘴里流进了海水，而袭袭面纱又一一被阳光撩开。我们看见马松游回海滩，躺下晒太阳。远远望去，他俨然一庞然大物。玛丽想和我搂在一起游，我就从她身后抱着她的腰，她在前面用胳臂使劲划水，我在后面用脚打水，鼎力相助，轻轻的水声不绝于耳，直到我觉得累了。于是，我放开玛丽，往回游去，姿势恢复了正常，呼吸也就自如了。在海滩上，我俯卧在马松旁边，把脸捂在沙里。我对他说：“真舒服。”他表示同意。不一会儿，玛丽也上岸了。我翻过身来，瞧着她走近。她浑身海水淋淋，长发甩在后面。她紧挨着我躺下，她的体温与阳光的热气，使得我昏昏入睡了。

玛丽推醒我，告诉我马松已经回去，该是吃午饭的时候了。我立即站起来，因为我饿了，但玛丽提醒我，今天我还没有吻过她呢。这是实情，不过，我一直是想吻她的。“来，到水里去。”她对我说。我们朝海水跑去，迎着细浪就游了起来。我们蛙泳了几下子，她紧贴着我，我感到她的大腿蹭着我的大腿，这时我想占有她。

当我们回木屋的时候，马松已经在喊我们了。我说我很饿。他立刻向他妻子表示，他喜欢我这么不讲客气。面包香脆可口，我狼吞虎咽，把自己的那份鱼也吃个精光。接着上桌的还有肉与炸土豆。我们一声不吭地吃着。马松不断地喝酒，还老倒给我喝。用咖啡的时候，我的头有点昏昏沉沉了，因此，我抽了好多烟。马松、雷蒙和我，合计八月份再来海边一起度假，费用由大家分担。玛丽忽然对我们说：“你们知道现在几点钟吗？才十一点半呢。”我们都有些诧异，但马松说，我们的午饭吃得太早了，不过，这也很自然，肚子饿的时候，也就是该吃饭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玛丽听了这话竟笑了起来。现在想来，当时她是喝多了一点儿。马松这时问我是否愿意跟他一道去海边散散步。“我妻子每天午饭后都要睡午觉，而我，我不喜欢午觉，我得活动活动。我总跟她说，这对健康有好处。不过，要睡，是她的权利。”玛丽说她要留下来帮马松太太刷盘子。那个矮个子巴黎女人说，要刷盘子，就得把男人都赶出去。于是，我们三个爷们儿就走了。

太阳几乎是直射在沙滩上，它照在海面上的强烈反光叫人睁不开眼睛。海滩上一个人也没有。散落在高地边缘、俯临着大海的那些木屋里，传出一阵阵刀叉盘碟的声音。石头的热气从地面冒起，叫人喘不过气来。开始，雷蒙与马松谈了一些我不认识的人与事。由此我才知道他们两人相识已经很久，而且，有一段时期还住在一起。我们朝水面走去，然后沿海边漫步。有时，层层海浪卷来，把我们的帆布鞋也打湿了。我什么也不想，因为我没有戴帽子，太阳晒得我昏昏欲睡。

这时，雷蒙跟马松说了点儿什么，我没有听清楚，但就在此时，我看见海滩尽头，离我们远远的，有两个穿锅炉工蓝制服的阿拉伯人，正朝我们这边走来，我看了雷蒙一眼，他对我说：“就是他。”我们继续往前走。马松问道，他们怎么会跟踪到这里来的。我猜想他们大概是看见我们上了公共汽车，手里还拿着去海滩游泳用的提包，但我什么也没有说。

阿拉伯人慢慢向前走来，他们已经大大逼近我们了。我们仍不动声色，但雷蒙发话了：“如果打起来，你，马松，你对付第二个家伙，我收拾我那个对头。如果再来一个家伙，默尔索，那由你包了。”我应了一声：“行。”马松则把双手插进衣袋里。这时我觉得滚烫的沙子就像是烧红了。我们步伐一致地朝阿拉伯人走去。双方的距离愈来愈近。当我们离对方只有几步的时候，阿拉伯人停下来，不再往前走。马松与我也放慢了脚步。雷蒙则直奔他的那个对头。我没有听清他朝那人说了句什么，但见那人摆出一副不买账的样子。于是，雷蒙先发制人，出手一拳，同时还招呼马松动手。马松也向派给他的那个对象扑上去，重重地给了那人两拳。那人被打进水里，头朝下栽，好几秒钟没有动静，只见脑袋周围有一些气泡冒出水面，又很快消失。这时，雷蒙也把他那个对象打得满脸是血。他转身对我说了一句：“你盯住他的手会掏什么家伙，”我朝他喊道：“小心，他有刀！”说时迟，那时快，雷蒙的胳臂已给划开了口，嘴巴上也挨了一刀。

马松向前一跳。被他打的那个阿拉伯人已经站立起来，退在手里拿刀的家伙身后。我们不敢动了。对方慢慢后撤，仍然紧盯着我们，靠那把刀造成威慑。当他们看到自己已经退得相当远了，扭头飞快就逃，而我们则仍在太阳下原地未动，雷蒙用手按着他流血不止的胳臂。

见此，马松说，正好有一个来这儿过星期天的大夫，就住在高坡上。雷蒙想立即就去找那大夫。但他一张口说话，嘴上的伤口就冒出血泡。我们搀扶着他，很快地回到了木屋。雷蒙说，他只伤着了皮肉，能够走去找医生。在马松的陪同下，他走了。我留下来把打架的经过讲给两位妇女听。马松太太听后吓哭了，玛丽也脸色煞白。给她们讲这桩事真叫我烦，讲着讲着，我就不吭声了，望着大海，抽起烟来。

将近一点半钟，雷蒙与马松回来了。他胳臂上缠着绷带，嘴角贴着橡皮膏。大夫说小伤算不了什么，但雷蒙的脸色很阴沉。马松试着逗他笑，他仍然一声不吭。后来，他说要到海滩上去，我就问他要去海滩什么地方。他说只想去透透空气。马松与我都说要陪他去，他听了就发起火来，把我们骂了一通。马松说还是别惹他生气吧。即便如此，我仍陪着他出去了。

我和他在海滩上走了很久。阳光炙热难耐，它照射在沙砾与海面上，金光闪烁。我隐约感到雷蒙知道要奔哪儿去，但这肯定是我的错觉。在海滩远远的尽头，看见有一眼泉水在一块大岩石后面的沙地上流淌。正是在那儿，我们又碰见交过手的那两个阿拉伯人。他们穿着油污的蓝色工装躺在地上。他们的样子看来很平静，甚至很高兴。我们的出现并未惊动他们，那个伤了雷蒙的家伙只是一声不吭地盯着他。另一个家伙则一边用眼角瞟着我们，一边不停地吹一小截芦苇管，那玩意只能发出三个单音，重复来重复去的。

此时此刻此地，只有阳光与寂静，伴随着泉水的淙淙声与芦苇管的三个单音。雷蒙的手伸进口袋去摸枪，但他那个对头并没有动，他俩一直对视着。我则注意到吹芦苇的那小子的脚趾大大地叉开着。雷蒙紧盯着对手的眼睛，问我：“我要不要把他崩了？”我想如果我说不，他反而会心里恼火，非开枪不可。我只是说，“他还没有向你表示什么，这时向他开枪不妥。”在周围一片静寂与酷热之中，还听得见泉水声与芦苇声。雷蒙说，“那么，我先骂他，他一还口，我就把他崩了。”我说：“就这么办吧，但只要他不掏出刀子，你就不能开枪。”雷蒙开始有点儿发火了。一个阿拉伯人仍在吹芦苇管，他们两人都紧盯着雷蒙的一举一动。我对雷蒙说：“不行，还是一个对一个，空手对空手，你先把手枪给我，如果他们两个打你一下，或者那个家伙把刀掏出来，我就替你把他崩掉。”

雷蒙把他的枪递给了我。阳光在枪上一闪。不过，双方都原地不动地站着，似乎周围的一切已把人严封密扎了起来。每一方都眼皮不眨，紧盯对手，在这里，大海、沙岸、阳光之间的一切仿佛都凝固不动，泉水声与芦苇声似乎也听不见了。这时，我思忖着，我既可以开枪，也可以不开枪。但是，突然间，两个阿拉伯人往后倒退，很快就溜到大岩石后面去了。于是，雷蒙和我也掉头往回撤。他显得高兴了些，还谈起回城去的公共汽车。

我一直陪伴着他回到木屋，他登上木台阶的时候，我却在最低一级的前面站住了。我脑袋已被太阳晒得嗡嗡作响，一想到还要费劲地爬上台阶，然后又要去跟两位妇女周旋，心里就泄气了。但是天气酷热，刺眼的阳光像大雨一样从空中洒落而下，即使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我也感到很难受。待在原地或者到别处走走，反正都是一样。稍过了一会儿，我转身向海滩走去。

海滩上也是火热的阳光。大海在急速而憋闷地喘息着，层层细浪拍击着沙岸。我漫步走向那片岩石，感到脑袋在太阳照射下膨胀起来了。周围的酷热都聚焦在我的身上，叫我举步维艰。每一阵热风扑面而来，我就要咬紧牙关，攥紧裤口袋里的拳头，全身绷紧，为的是能战胜太阳与它倾泻给我的那种昏昏然的迷幻感。从沙砾上、从白色贝壳上、从玻璃碎片上，投射出来的反光像一道道利剑，刺得我睁不开眼，不得不牙关紧缩。就这样我走了好久。

我从远处看见那一小堆黑色的岩石，阳光与海上的尘雾在它周围笼罩着一层耀眼的光晕。我一心想着岩石后那清冽的泉水。我挺想再听听泉水的潺潺声，挺想逃避太阳的炙烤与步行的劳顿，离木屋里妇女的哭泣远远的，得到一片阴凉的地方，好好休息休息。但当我走近时，却发现雷蒙的那个对头又已经回到那里了。

他只一个人。仰面躺着，双手枕在脑后，面孔隐在岩石的阴影中，身子露在太阳下。他蓝色的工人装被晒得直冒热气。我颇感意外。对于我来说，刚才打架的事已经了结，我后来就没有把它再放在心上。

他一看见我，稍稍欠起身来，把手伸进口袋。我呢，自然而然就紧握着衣兜里雷蒙的那把手枪。这时，那人又恢复原状躺下去，但仍把手放在口袋里。我离他还相当远，约有十来米。我隐约看见他的目光不时在细眯的眼皮底下一闪一闪。但更多的时候，我感到他的面孔在眼前一片燃烧的热气中跳动。海浪的声音更加有气无力，比中午的时候更为沉稳。太阳依旧，光焰依旧，一直延伸到跟前的沙滩依旧。已经有两个钟头了，白昼纹丝未动，已经有两个钟头了，白昼在沸腾着的金属海洋中抛下了锚。在天边，有一艘小轮船驶过，在我视野的边缘，我觉得它像是一个黑点，因为我一直正眼紧盯着那个阿拉伯人。

我想，我只要转身一走，就会万事大吉了。但整个海滩因阳光的暴晒而颤动，在我身后进行挤压。我朝水泉迈了几步，那个阿拉伯人没有反应。不管怎么说，我离他还相当远。也许是因为他脸上罩有阴影，看起来他是在笑。我等他作进一步反应。太阳晒得我脸颊发烫，我觉得眉头上已聚满了汗珠。这太阳和我安葬妈妈那天的太阳一样，我的头也像那天一样难受，皮肤底下的血管都在一齐跳动。这种灼热实在叫我受不了，我又往前走了一步。我意识到这样做很蠢，挪这么一步无助于避开太阳。但我偏偏又向前迈出一步。这一下，那阿拉伯人并未起身，却抽出了刀子，在阳光下对准了我。刀刃闪闪发光，我觉得就像有一把耀眼的长剑直逼脑门。这时聚集在眉头的汗珠，一股脑儿流到眼皮上，给眼睛蒙上了一层温热、稠厚的水幕。在汗水的遮挡下，我的视线一片模糊。我只觉得太阳像铙钹一样压在我头上，那把刀闪亮的锋芒总是隐隐约约威逼着我。灼热的刀尖刺穿我的睫毛，戳得我的两眼发痛。此时此刻，天旋地转。大海吐出了一大口气，沉重而炽热。我觉得天门大开，天火倾泻而下。我全身紧绷，手里紧握着那把枪。扳机扣动了，我手触光滑的枪托，那一瞬间，猛然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一切从这时开始了。我把汗水与阳光全都抖掉了。我意识到我打破了这一天的平衡，打破了海滩上不寻常的寂静，在这种平衡与寂静中，我原本是幸福自在的。接着，我又对准那具尸体开了四枪，子弹打进去，没有显露出什么，这就像我在苦难之门上急促地叩了四下。

·第二部·

一

我被捕之后，立即就被审讯了好几次。但都是关于身份问题之类的讯问，时间都不长。头一次是在警察局，我的案子似乎没有引起任何人的兴趣。过了八天，预审法官来了，他倒是好奇地打量了我一番。但作为开场白，他只询问了我的姓名、住址、职业、出生年月与出生地点。然后，他问我是否找了律师。我说没有，我问他是否一定要找一个才行。“您为什么这么问？”他说。我回答说，我觉得我的案子很简单。他微笑着说：“您这是一种看法，但是，法律是另一回事。如果您自己不找律师，我们就指派一位给您。”我觉得司法部门还管这类细枝末节的事，真叫人感到再方便不过。我把自己的这个看法告诉了这位法官，他表示赞同，并认为法律的确制定得很完善。

开始，我并没有认真对待他。他是在一间挂着窗帘的房间里接待我的，他的桌子上只有一盏灯，照亮了他让我坐下的那把椅子，而他自己却坐在阴影中。我过去在一些书里读到过类似的描写，在我看来，这些司法程序都是一场游戏。在我们进行谈话后，我端详了他一番，我看清楚他是一个面目清秀的人，蓝色的眼睛深陷在鼻梁旁，身材高大，蓄着长长的灰色唇髭，头发浓密，几乎全都白了。我觉得他很通情达理，和蔼可亲，虽然脸上不时有神经性的抽搐扯动他的嘴巴。走出房间的时候，我甚至想去跟他握手，但我马上想起了我是杀过人的罪犯。

第二天，有位律师来狱中探视我。他矮矮胖胖，相当年轻，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天气很热，我没有穿外衣，他却穿着深色的套装，衬衣的领子硬硬的，系着一根怪怪的领带，上面有黑白两色的粗条纹。他把夹在胳臂下的公文包放在我的床上，作了自我介绍，说他已经研究了我的案卷。我的案子很棘手，但如果我信任他的话，他有胜诉的把握。我向他表示感谢，他说：“现在咱们言归正传吧。”

他在我的床上坐下，对我说，他们已经调查了我的个人生活，知道我妈妈前不久死在养老院。他们专程到马朗戈做过调查，预审推事们了解到我在妈妈下葬的那天“表现得无动于衷”。这位律师对我说：“请您理解，我实在不便启齿询问此事，但事关重要。如果我做不出什么解释的话，这将成为起诉您的一条重要依据。”他要我帮他了解当天的情况。他问我，当时我心里是否难过。他这个问题使我感到很惊讶，我觉得假若是我在问对方这个问题的话，我会感到很尴尬的。但是，我却回答说，我已经不习惯对过去进行回想了，因此很难向他提供情况。毫无疑问，我很爱妈妈，但这并不说明什么。所有身心健康的人，都或多或少设想期待过自己所爱的人的死亡。我说到这里，律师打断我的话，并显得很焦躁不安。他要我保证不在法庭上说这句话，也不在预审法官那里说。我却向他解释说，我有一个天性，就是我生理上的需要常常干扰我的感情。安葬妈妈的那天，我又疲劳又发困，因此，我没有体会到当时所发生的事情的意义。我可以绝对肯定地说，我是不愿意妈妈死去的。但我的律师听了此话并不显得高兴。他对我说：“仅这么说是不够的。”

他考虑了一下。他问我他是否可以说那天我是控制住了自己悲痛的心情。我对他说：“不，因为这是假话。”他以一种古怪的方式看了我一眼，好像是我有点儿使他感到厌恶了。他几乎是不怀好意地对我说，无论如何，养老院的院长与有关人员，将作为证人陈述当时情况，那将会使我“极为难堪”。我提醒他注意，安葬那天的事与我的犯案毫无关系。但他只回答说，显而易见的是我从未与司法打过交道。

他很生气地走了。我真想叫他别走，向他解释我希望得到他的同情，而并非他的强硬辩护，如果我可以说的话，也就是自然而然、通情达理的辩护。特别是，我看出了我已经使他感到很不自在。他没有理解我，他对我有点反感。我挺想向他说明，我和大家一样，绝对和大家一样。但是，说这些话，实际上没有多大用处，而且，我也懒得去费口舌。

过了不久，我又被带到预审法官面前。当时是下午两点钟，这一次，他的办公室亮亮堂堂的，只有一层纱帘挂在窗口。天气很热。他要我坐下，很彬彬有礼地告诉我，我的律师因为“临时不凑巧”而不能来，但我有权对他提出的问题保持沉默，等我的律师将来在场时再回答。我对他说，我可以单独回答。他用手指按了按桌子的一个电钮。一个年轻的书记员进来了，几乎就在我的背后坐下。

我与预审法官都端坐在自己的椅子上。讯问开始了。他首先说人家把我描绘成一个性格孤僻、沉默寡言的人，他想知道我对此有何看法。我回答说：“这是因为我从来没有什么值得一说的，于是我就不说。”他像上次那样笑了笑，承认这是最好的理由，马上，他又补充了一句：“不过，这事无关紧要。”他沉默了一下，看了看我，然后，有点突如其来，把身子一挺，快速地说了一句：“我感兴趣的，是您本人。”我不太明白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也就没有回答。他又接着说：“在您的行为中，有些事情叫我搞不明白。我相信您会帮助我来理解。”我说其实所有的事情都很简单。他要我把那天枪杀的事情再复述复述。我就把上次曾经给他讲过的过程又讲了一遍：雷蒙，海滩，游泳，打架，又是海滩，小水泉，太阳以及开了五枪。我每讲一句，他都说：“好，好。”当我说到躺在地上的尸体时，他表示确认说：“很好。”而我呢，这么一个老故事又重复来重复去，真叫我烦透了，我觉得我从来没有说过这么多的话。

他沉默了一会儿，站起来对我说，他愿意帮助我，说他对我感兴趣，如果上帝开恩的话，他一定能为我做点什么。不过，在这样做之前，他还想向我提几个问题。没有绕弯子，他直接了当问我爱不爱妈妈。我说：“爱，跟常人一样。”书记员一直很有节奏地在打字，这时大概是按错键盘，因而有点慌乱，不得不退回去重来。预审法官的提问看起来并无逻辑联系，他又问我，我那五枪是否是连续射出的，我想了想，断定先是开了一枪，几秒后，又开了四枪。对此，他问道：“您为什么在第一枪之后，停了一停才开第二枪？”这时，那一天火红的海滩又一次显现在我眼前，我似乎又感到自己的额头正被太阳炙烤着。但这一次我什么也没有回答。接下来是一阵沉寂，预审法官显得烦躁不安，他坐下去，搔了搔头发，把胳臂支在桌子上，微微向我俯身过来，神情古怪地问：“为什么，为什么您还向一个死人身上开枪呢？”对这个问题，我不知如何回答。预审法官双手放在额头上，又重复了他的问题，声音有点儿异样了：“为什么，您得告诉我，究竟是为什么？”我一直沉默不语。

突然，他站起来，大步走到办公室的尽头，拉开档案柜的一个抽屉，取出一个银十字架，一边朝我走，一边晃动着十字架。他的声音完全变了，几乎在颤抖了，他大声嚷道：“您认得这个吗？我手里的这个。”“认得，当然认得。”于是，他急促而充满了激情地说他是相信上帝的，他的信念是，任何人的罪孽再深重，也不至于得不到上帝的宽恕。但是，为了得到上帝的宽恕，他就得悔过，变得像孩子那样心灵纯净，无保留地接受神意。他整个身子都俯在桌上，几乎就在我的头上晃动着十字架。说老实话，他的这番论证，我真难以跟上，首先是因为我感到很热，又因为他这间房子里有几只大苍蝇正落在我脸上，还因为他使我感到有点可怕。与此同时，我觉得他的论证也是可笑的，因为不论怎么说，罪犯毕竟是我。但他仍在滔滔不绝。终于我差不多听明白了，那就是，在他看来，我的供词中只有一点不清楚：为什么我等了一下才开第二枪。其实一切都很明白，只有这一点，他一直没有……没有搞懂。

我正要对他说，他讲的这点并不那么重要，他如此钻牛角尖实在没有道理。但他打断了我，挺直了身子，又一次对我进行说教，问我是否信仰上帝。我回答说不相信，他愤怒地坐下。他反驳我说这是不可能的，所有的人都信仰上帝，甚至那些背叛了上帝的人也信仰。这就是他的信念，如果他对此也持怀疑态度的话，那么他的生活也就失去意义了。他嚷道：“您难道要使我的生活失去意义吗？”在我看来，这是他自己的事，与我无关。我把这话对他说了。但他已经越过桌子把刻着基督受难像的十字架杵到我眼皮底下，疯狂地叫喊道：“我，我是基督徒，我祈求基督宽恕你的过错，你怎么能不相信他是为你而上十字架的？”我清楚地注意到他已经称呼我为“你”，而不是“您”了，但我对他的一套已经腻烦了。房间里愈来愈热。像往常那样，当我听某个人说话听烦了，想要摆脱他时，就装出欣然同意的样子。出乎我的意料，他竟以为自己大获全胜，得意扬扬起来：“你瞧，你瞧，你现在不是也信上帝了？你是不是要把真话告诉他啦？”我又一次说了声“不”。他颓然往椅子上一倒。

他显得很疲倦，待了好一会儿没有吭声。打字机一直紧追我们的对话，这时还在打那最后的几句。他全神贯注地盯着我，带点儿伤心的神情，低声说：“我从没有见过像您这样冥顽不化的灵魂，所有来到我面前的犯人，见了这个十字架，都会痛哭流涕。”我正想回答说，这正是因为他们都是罪犯，但我立刻想到我也跟他们一样。罪犯这个念头，我一直还习惯不了。法官站起身来，好像是告诉我审讯已经结束。他的样子显得有点儿厌倦，只是问我是否对自己的犯案感到悔恨，我沉思了一下，回答说与其说是真正的悔恨，不如说我感到某种厌烦。当时我觉得他并没有听懂我这句话。不过，谈话没有再继续下去，这天的事情就到此为止了。

在此之后，我经常见到预审法官，只不过，每次都由我的律师陪同。他们限于要我对过去重述过的内容的某些地方再加以确认，或者是预审法官与我的律师讨论对我的控告罪名。但在这些时候，他们实际上根本就不管我了。反正是，渐渐地，这类审讯的调子改变了。预审法官似乎不再对我感兴趣，已经以某些方式把我的案子归类入档了。他不再跟我谈上帝，我再也没有见过他像第一天那么激动过。结果，我们的交谈变得较为亲切诚挚了。提几个问题，稍微与我的律师谈谈，一次次审讯就这么了事。照预审法官的说法，我的案子一直在正常进行。有几次，当他们谈一般性问题的时候，还让我也参加议论。我开始松了一口气。在这些时候，没有人对我不好。一切都进行得很自然，有条不紊，恰如其分，甚至使我产生了“亲如一家”这种滑稽的感觉。预审持续了十一个月，我可以说，使我颇感惊奇的是，有那么不多的几次竟是我生平以来最叫我高兴的事：每次，预审法官都把我送到他的办公室门口，拍拍我的肩膀，亲切地说：“今天就进行到这里吧，反基督先生。”然后让法警把我带走。

二

有一些事情我从来是不喜欢谈的。自从我进了监狱，没过几天我就知道将来我不会喜欢谈及我这一段生活。

过了些时候，我觉得对此段生活有无反感并不重要。实际上，在开始的几天，我并不像是真正在坐牢，倒像是在模模糊糊等待生活中某个新的事件。直到玛丽头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来探视我之后，监狱生活的一切才正式开始。那时我收到她一封信，她在信里告诉我，当局不允许她再来探视我，因为她不是我的妻子。从这天起，我才感受到我是关在监狱里，我的正常生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被捕的那天，先被关在一个已经有几个囚犯的牢房里，他们多数是阿拉伯人，看见我进来都笑了，接着就问我犯了什么事。我说我杀了一个阿拉伯人，他们一听就不再吭声了。但过了一会儿，天黑了，他们又向我说明如何铺睡觉用的席子，把一头卷起来，就可以当作一个长枕头。整整一夜，臭虫在我脸上爬来爬去。过了几天，我被隔离在一间单身牢房里，有一张木板床，还有一个木制马桶与一个铁质脸盆。这座监狱建在本城的高地上，通过一扇小窗，可以望见大海。有一天，我正抓住铁栅栏，脸朝着有光亮的地方，一个看守走进来，对我说有一位女士来探视我。我猜是玛丽，果然就是她。

要到探视室去，得穿过一条长长的通道，上一段阶梯，再穿过一条通道。我走进一个明亮的大厅，充足的光线从一扇宽大的窗口投射进来。两道大铁栏杆横着把大厅截成了三段，两道铁栏杆之间有八到十米的距离，将探监者与囚犯隔开。我看见玛丽就在我的对面，穿着带条纹的连衣裙，脸晒成了棕褐色。跟我站在一排的，有十来个囚徒，大多是阿拉伯人。玛丽的旁边全是摩尔人，紧靠着的两人，一个是身材矮小的老太太，她身穿黑衣，嘴唇紧闭，另一个是没戴帽子的胖女人，她说起话来指手画脚，嗓门儿很大。因为铁栏杆之间隔着一大段距离，探监者与囚徒都不得不提高嗓音对话。我一走进大厅，就听见一大片嗡鸣声在高大光秃的四壁之间回荡，强烈的阳光从天空倾泻到玻璃窗上，再反射到大厅里，这一切都使我感到头昏眼花。我的单身牢房又寂静又阴暗，来到大厅里，得有好一会儿才能适应。最后，我终于看清了显现在光亮中的每一张脸孔。我注意到有一个看守坐在两道铁栏杆之间隔离带的尽头。大部分阿拉伯囚徒与他们的家人，都面对面地蹲着。这些人都不大叫大嚷。虽然大厅里一片嘈杂声，他们仍然低声对话而能彼此听见。他们沉闷的低语声从底下往上升起，汇入在他们的头上回荡的对话声浪，构成了一个延绵不断的低音部。所有这一切，都是我朝玛丽走去时敏锐注意到的。这时，她已经紧贴在铁栏杆上，努力朝我微笑。我觉得她很美，但我不知道如何向她表达出这个心意。

“怎么样？”她大声问我。

“就这个样子。”

“身体好吗？需要的东西都有吗？”

“好，都有。”

我俩一时无语，玛丽始终在微笑着。那个胖女人一直对着我旁边的一个人高声大叫，那人肯定是她的丈夫，他个子高大，头发金黄色，目光坦诚。他们的对话早已开始，我听到的只是一个片段：

“让娜不愿意要他！”那女人扯开嗓子嚷嚷。

“我知道，我知道！”那男人说。

“我对她说你出来后会再雇他的，她还是不愿意要他。”

玛丽也高声告诉我雷蒙向我问好，我答了声：“谢谢。”但我的声音被我旁边那个男人盖过了，他在大声问道：“他近来可好？”他的女人笑着回答说：“他的身体从来没有现在这么好过。”我左边的是一个小个子的年轻人，他有一双纤细的手，他一直沉默不语。我注意到他的对面是一个小个子老太太，他们两人非常专注地相视着。但这时，我没有工夫再去观察他们了，因为玛丽在高声对我喊，要我抱有希望。我说了声“对”，同时，我定睛望着她，真想隔着裙子搂住她的肩膀，真想抚摩她身上细软的衣料，我没有明确意识到，除此之外我还该抱有什么其他的希望。但这一点肯定也是玛丽刚才所要表达的意思，因为她一直在向我微笑。我只看着她发亮的牙齿与她笑眯眯的眼睛，她又喊道：“你会出来的，你一出来，我们就结婚。”我回答说：“你相信吗？”我这不过是没话找话而已。她于是急促而高声地说她相信，她相信我将被释放，我们还将一同去游泳。旁边那个女人又吼叫起来，说她有个篮子遗放在法院的书记室里，说篮子里放了哪些哪些东西，她得去清点查对一下，因为那些东西都很贵。另一旁的那个青年和他母亲两人仍相视无语。阿拉伯人仍蹲在地上继续低声交谈。大厅外的阳光似乎愈来愈强，照射在窗户上闪闪发亮。

我一直感到有点儿不舒服，真想离开大厅。噪声使人难受。但另一方面，我又挺想和玛丽多待一阵子。我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玛丽对我讲她的工作，她一直不断地微笑着。低语声、喊叫声、谈话声混成一片。只有我身旁的小个子青年与他母亲之间，仍是无声无息，就像孤立于喧嚣海洋中的一个寂静的小岛。渐渐地，阿拉伯人都被带走了。第一个人一带走，其他的人就都不做声了。那小个子老太太靠近铁栏杆，这时，一个看守向她儿子做了个手势，他说了声：“再见，妈妈！”那老太太把手伸进两道栏杆之间，向儿子轻轻摆了摆手，动作缓慢。

老太太一出大厅，立刻就进来了一个手里拿着帽子的男人，补替她留下来的空位，看守则又带进另一个囚犯。这两人开始热烈交谈，但压低了声音，因为大厅已经安静下来了。看守又过来领走我右边的那个男人，他的老婆仍然扯着嗓子对他说话，全然没有注意到此时已经用不着提高嗓门儿了，她叫道：“好好照顾你自己，小心！”接下来就该轮到我了，玛丽做出吻我的姿势。我在走出大厅之前又回过头去看她，她站着未动，脸孔紧紧贴在铁栏杆上，仍然带着那个强颜的微笑。

就在这次见面之后不久，她给我写了那封信。从收到这封信起，那些我从来也不喜欢谈及的事情也就开始了。不论怎么说，谈这些事不该有任何夸大，我要做到这一点倒要比做别的事容易。在入狱之初，最叫我痛苦难受的是我还有自由人意识。例如，我想到海滩上去，想朝大海走去，想像最先冲到我脚下的海浪的声响，想像身体跳进海水时的解脱感，这时，却突然意识到自己是禁闭在牢房的四壁之中。但这种不适应感只持续了几个月，然后，我就只有囚犯意识了。我期待着每天在院子里放风或者律师来和我晤谈。其余的时间，我也安排得很好。我常想，如果要我住在一棵枯树的树干里，什么事都不能做，只能抬头望望天空的流云，日复一日，我逐渐也会习惯的，我会等待着鸟儿阵阵飞起，云彩聚散飘忽，就像我在牢房里等着我的律师戴着奇特的领带出现，或者就像我在自由的日子里耐心地等到星期六而去拥抱玛丽的肉体。更何况，认真一想，我并没有落到在枯树干里度日的地步。比我更不幸的人还多着呢，不过，这是妈妈的思维方式，她常这么自宽自解，说到头来人什么都能习惯。

而且，一般来说，我还没有到此程度。头几个月的确很艰难，但我所做出的努力使我渡过了难关。例如，我老想女人，想得很苦。这很自然，我还年轻嘛。我从来都不特别想玛丽，但我想某一个女人、想某一些女人、想我曾经认识的女人、想我爱过她们的种种情况，想得那么厉害，以至我的牢房里都充满了她们的形象，到处都萌动着我的性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使得我精神骚动不安，从另一种意义上说，却又帮我消磨了时间。我终于赢得了看守长的同情，每天开饭的时候，他都与厨房的工友一道进来，正是他首先跟我谈起了女人。他对我说，这是其他囚犯也经常抱怨的头一件大事。我对他说我也如此，并认为这种待遇是不公正的。他却说：“但正是为了这个，才把你们投进了监狱。”

“怎么，就为了这个？”

“是的，什么是自由，女人就是自由呀！你们被剥夺了这种自由。”

我从没有想到这一层。我对他表示同意，我说：

“的确如此，要不然惩罚从何谈起？”

“您说得对，您懂这个理，那些囚犯都不懂，不过，他们最终还是自行解决了他们的性欲问题。”看守长说完这话就走了。

还有，没有烟抽也是一个问题。我入狱的那天，看守就剥走了我的腰带、我的鞋带、我的领带，搜空了我的口袋，特别是其中的香烟。进了单人牢房，我要求他们还给我。但他们对我说，监狱里禁止抽烟。头些天，我真难熬，这简直就叫我一蹶不振。我只好从床板撕下几块木片来吮咂。整个那天，我都想呕吐。我不理解为什么监狱里不许抽烟，抽烟对谁都没有危害呀。过了些日子，我明白了这就是惩罚的一部分。但这时我已经习惯于不抽烟了，因此，这种惩罚对我也就不再成其为一种惩罚啦。

除了这些烦恼，我还不算太不幸。最根本的问题，我再说一遍，仍是如何消磨时间。自从我学会了进行回忆，我终于就不再感到烦闷了。有时，我回想我从前住过的房子，我想像自己从一个角落出发，在房间里走一圈又回到原处，心里历数在每一个角落里见到的物件。开始，很快就数完一遍。但我每来一遍，时间就愈来愈长。因为我回想起了每一件家具，每一件家具上陈设的每一件物品，每一件物品上所有的局部细节，如上面镶嵌着什么呀，有什么裂痕呀，边缘有什么缺损呀，还有涂的是什么颜色、木头的纹理如何呀，等等。同时，我还试着让我的清单不要失去其连贯性，试着不遗漏每一件物品。几个星期之后，单单是数过去房间里的东西，我一数就能消磨好几个钟头。这样，我愈是进行回想，愈是从记忆中挖掘出了更多的已被遗忘或当时就缺乏认识的东西。于是我悟出了，一个人即使只生活过一天，他也可以在监狱里待上一百年而不至于难以度日，他有足够的东西可供回忆，决不会感到烦闷无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一种愉快。

还有睡觉问题。开始，我夜里睡不好，白天根本睡不着。渐渐地，我夜里睡得好了，白天也能睡得着。我可以说，在最后的几个月里，我每天能睡上十六到十八个钟头。这样，我就只剩下六个钟头要打发了，除了吃、喝、拉、撒，我就用回忆与捷克斯洛伐克人的故事来消磨时间。

有一天，我在床板与草褥子之间，发现了一块旧报纸，它几乎与褥垫粘在一起，颜色发黄，薄得透明。那上面报道了一桩社会新闻，缺了开头，但看得出来事情是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有个人早年离开自己的村子，外出谋生。过了二十五年，他发了财，带着妻儿回家乡。他母亲与他妹妹在村里开了家旅店。为了要让她们得到意外的惊喜，他把自己的妻子与儿子留在另一个地方，自己则住进他母亲的旅馆。进去时，母亲没有认出他。他想开个大玩笑，就特意租了一个房间，并亮出自己的钱财。夜里，他的母亲与妹妹为了谋财，用大锤砸死了他，把尸体扔进了河里。第二天早晨，他的妻子来了，懵然不知真情，通报了这位店客的姓名。母亲上吊自尽，妹妹投井而死。这则报道，我天天反复阅读，足足读了几千遍。一方面，这桩事不像是真的，另一方面，却又自然而然。不论怎样，我觉得这个店客有点咎由自取，人生在世，永远也不该演戏作假。

就这样，我睡大觉、进行回忆、读那则新闻报道，昼夜轮回，日复一日，时间也就过去了。我过去在书里读到过，说人在监狱里久而久之，最后就会失去时间观念。但是，这对我来说，并没有多大意义。我一直不理解，在何种程度上，既可说日子漫漫难挨，又可说苦短无多。日子，过起来当然就长，但是拖拖拉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最后就混淆成了一片。每个日子都丧失了自己的名字。对我来说，只有“昨天”与“明天”这样的字，才具有一定的意义。

有一天，看守对我说我入狱已经有五个月了，我相信他说得很准确，但对此我颇不理解。在我看来，这五个月在牢房里，我总是过着一模一样的一天，总是做一模一样的事情。那天，看守走了后，我对着我的铁饭盒照了照自己，我觉得，我的样子显得很严肃，即使是在我试图微笑的时候也是如此。我晃了晃那饭盒，又微笑了一下，但照出来的仍是那副严肃而忧愁的神情。天黑了，这是我不愿意谈到的时间，是无以名状的时间，这时，夜晚的嘈杂声从监狱各层升起，而后又复归于一片寂静。我走近天窗，借着最后的亮光，又照了照自己的脸。神情老是那么严肃。这有什么奇怪呢？既然那个时刻我一直就很严肃。但这时，我几个月来第一次清晰地听见我自己说话的声音。我辨识出这就是好久以来一直在我耳边回响的声音，我这才明白，在这一段日子里，我一直在自言自语。于是，我回想起妈妈葬礼那天女护士说过的话。不，出路是没有的，没有人能想像出监狱里的夜晚是怎么样的。

三

我可以说，一个夏天接着一个夏天，其实过得也很快。我知道，天气开始愈来愈热时，我就会碰到若干新的情况。我的案子定在重罪法庭最后一轮中审理，这一轮将于六月底结束。开庭进行公开辩论时，外面的太阳正如火如荼。我的律师向我保证，审讯不会超过两三天。他补充说：“再说，到那时，法庭会忙得不可开交，因为您的案子并不是那一轮中最要紧的一桩。在您之后，紧接着就要审一桩弑父案。”

早晨七点半钟，执法人员来提我，囚车把我送到法院。两名法警把我带进一间阴凉的小房间，我们坐在一扇门旁候着，隔着门，可以听到一片谈话声、叫唤声、挪动椅子声，吵吵嚷嚷的，使我觉得像本区那些节日群众聚会、音乐演奏完之后，人们就一哄而上，清理场地，准备跳舞。法警告诉我得等一会儿才开庭，其中的一人递给我一支烟，我谢绝了。不一会儿，他问我是不是“心里害怕”。我回答说不。我甚至说，在某种意义上，我倒挺有兴趣见识见识如何打官司，我这一辈子还从来没有见过打官司呢。另一个法警接我的话茬说：“这倒也是。不过，见多了就累得慌。”

过了一会儿，房间里一个小电铃响了。他们给我摘下手铐，打开大门，带我走到被告席上。整个大厅，人群爆满。尽管窗口挂着遮帘，阳光仍从一些缝隙透射进来，大厅里的空气已经很闷热了。窗户仍然都关着。我坐下来，两名法警一左一右看守着我。这时，我才看清我面前有一排面孔，他们都盯着我，我明白了，这些人都是陪审员，但我说不清这些面孔彼此之间有何区别。我只是觉得自己似乎是在电车上，对面坐位上有一排不认识的乘客，他们审视着新上车的人，想在他们身上发现有什么可笑之处。我马上意识到我这种联想很荒唐，因为我面前这些人不是在找可笑之处，而是在找罪行。不过，两者的区别也并不大，反正我就是这么想的。

在这个门窗紧闭的大厅里拥挤着这么多人，这真有点使我头昏脑涨。我朝法庭上望了望，没有看清楚任何一张面孔。我现在认为，这首先是因为我没有料想到，整个大厅的人挤来挤去，全是为了来瞧瞧我这个人的。平时，世人都没有注意到我。来到法庭上，我总算明白了，我就是眼前这一片骚动的起因。我对法警表示惊讶说：“这么多人！”他回答我说这是报纸炒作的结果。他给我指出坐在陪审员席位下一张桌子旁边的一伙人，说：“他们就在那儿。”我问：“谁？”他说：“报社的人呀！”他认识其中的一个记者，那人也瞧见了他，并向我们走来。此人年纪不轻，样子和善，长着一副滑稽的面孔。他很热情地跟法警握了握手。这时，我注意到大家都在见面问好，打招呼，进行交谈，就像在俱乐部有幸碰见同一个圈子里的熟人那样兴高采烈。我也就明白了自己为什么产生了一种奇特的感受，觉得我这个人纯系多余，有点像个冒失闯入的家伙。但是，那个记者却笑眯眯跟我说话了，他希望我一切顺利。我向他道了声谢谢，他又说：

“您知道，我们把您的案子渲染得有点儿过头了。夏天，这是报纸的淡季。只有您的案子与那桩弑父案还有点儿可说的。”

接着，他指给我看，在他刚离开的那一堆人中，有一个矮个子，那人像一只肥胖的银鼠，戴着一副黑边的大眼镜。他告诉我，此人是巴黎一家报社的特派记者，他说：

“不过，他不是专为您而来的，因为他来报道那桩弑父案，报社也就要他把您的案子也一起捎带上。”

说到这里，我又差点儿要向他道谢了。但一想，这不免会显得很可笑。他亲切地向我摆了摆手，就离去了。接着，我们又等候了几分钟。

我的律师到场了，他穿着法院的袍子，由好几个同事簇拥着。他向那些记者走去，跟他们握手，互相打趣说笑，都显得如鱼得水，轻松自在，直到法庭上响起铃声为止。于是，大家各就各位。我的律师走到我跟前，握了握我的手，嘱咐我回答问题要简短，不要主动发言，剩下的事则由他来代劳。

在左边，我听见椅子往后挪动的声音，我看见一个细高身材的男人，身披红色的法袍，戴着夹鼻眼镜，仔细地理了理法袍坐了下来。此人就是检察官。执达员宣布开庭。与此同时，两个大电扇开动起来，发出嗡嗡的声响。三个审判员，两个穿黑衣，一个穿红衣，夹着卷宗进了大厅，快步向俯视着全场的审判台走去。穿红衣的庭长坐在居中的高椅上，把他那顶直筒无边的高帽放在面前，用手帕拭了拭自己小小的秃头，宣布审讯开始。

记者们已经手中握笔，他们的表情都冷漠超然，还带点嘲讽的样子。但是，他们之中有一个特别年轻的，穿一身灰色法兰绒衣服，系一根蓝色领带，把笔放在自己面前，眼睛一直盯着我。在他那张有点不匀称的脸上，我只注意到那双清澈明净的眼睛，它专注地审视着我，神情难以捉摸。而我也有了一种奇特的感觉，好像是我自己在观察我自己。也许是因为这一点，也因为我不懂法庭上的程序，我对后来进行的一切都没有怎么搞清楚，例如，陪审员抽签，庭长向律师提问，向检察官、向陪审团提问，（每次提问的时候，陪审员的脑袋都同时转向法官席）然后是很快地念起诉书，我只听清楚了其中的地名与人名，然后，又是向律师提问。

这时，庭长宣布传讯证人。执达员念了一些引起我注意的名字，从那一大片混混沌沌的人群中，我看见证人们一个个站起来，从旁门走出去，他们是养老院的院长与门房、多玛·贝雷兹老头、雷蒙、马松、沙拉玛诺，还有玛丽。玛丽向我轻轻做了一个表示焦虑的手势。我还在纳闷儿怎么没有早些看见他们。最后，念到塞莱斯特的名字，他也跟着站起来了。在他身边，我认出了在饭店见过的那个身材矮小的女人，她仍穿着那件夹克衫，一副一丝不苟、坚决果敢的神气。她的眼睛紧紧地盯着我。但我来不及考虑什么，因为庭长开始发言了。他说双方的辩论就要开始了，他相信用不着再要求听众保持安静。他声称，他的职责是引导辩论进行得公平合理，以客观的精神来审视这个案件，陪审团的判决亦将根据公正的精神作出，不论发生什么情况，他将坚决排除对法庭秩序的任何干扰，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干扰。

大厅里越来越闷热，我看见好些在场者都在用报纸给自己扇风。这样，就造成了一阵持续不断的纸张哗啦哗啦声。庭长做了一个手势，执达员很快就拿来三把稻草编织的扇子，三位法官立刻就扇将起来了。

对我的审问开始了。庭长语气平和地向我发问，甚至我觉得他带有一丝亲切感。虽然我不厌其烦，他还是先要我自报身份、籍贯、年龄。我自己一想，这也是自然而然、合情合理的，万一把某甲当做某乙来审一通，岂不是一件极为严重的事情？接着，庭长又开始复述了我所犯下的事情，每念三句就问我一声：“是这样的吗？”对此，我总是根据律师的嘱咐回答说：“是的，庭长先生。”这一个程序拖了很长的时间，因为庭长复述得很详细。在此过程中，记者们都在作笔录。我感到那个最年轻的记者与那个自动机器般的小个子女人，一直用眼光盯着我。像坐在电车板凳上的一排陪审员全都转身向着庭长，专心倾听。庭长咳嗽了一声，翻阅了一下卷宗，一边扇着扇子，一边转向我。

他说他现在要涉及几个表面上跟案子无关、但实际上是关系颇大的问题。我知道他也要谈妈妈的问题了，这时，我感到自己对此是厌烦透了。他问我，为什么要把妈妈送进养老院，我回答说，因为没有钱雇人照料她的生活起居。他又问我，就我个人而言，这样做是否使我心里难过，我回答说，不论是我妈妈还是我自己，并不期望从对方那里得到什么，而且也不期望从任何人那里得到什么，我们两人都已经习惯我们这种新式的生活。于是，庭长说他并不想强调这个问题，接着，他问检察官是否有其他的问题要向我提出。

检察官半转过身来，没有正眼瞧我，说如果庭长准许的话，他想知道我当时独自回到泉水那里，是否怀有杀死阿拉伯人的意图。我说：“没有。”他又说：“既然如此，那当事人为什么要带着武器，而且偏偏直奔这个地方呢？”我说纯属偶然。检察官着重强调了一句，语气阴坏阴坏的：“暂时就说这些。”接着，事情进行得有点凌乱，至少我有这种印象。经过一番私下磋商之后，庭长宣布休庭，听取证词则推迟到下午进行。

我没有时间做过多考虑，他们就把我带走，装进囚车，送回监狱吃午饭。这一切进行得匆匆忙忙，没有花什么时间，待我刚来得及感到很累的时候，他们又来提我上庭了。一切都又重来一遍，我被带进同样的大厅，面对着同样那些面孔。不同的只是大厅里更加闷热了，就像发生了奇迹一样，每个法官、检察官、我的律师与一些记者，都手执一把草扇。那个年轻的记者与那个瘦小的女士也已在座，但这两人却不扇扇子，而是仍然一言不发地紧盯着我。

我擦了擦脸上的汗，直到我听见传唤养老院院长上庭作证时，我才稍微意识到自己所处的场合与处境。检察官问他我的妈妈对我是否常有怨言，他说是的，但又补充说，经常埋怨自己的亲人，这差不多是养老院的老人普遍都有的怪癖。庭长要他明确指出妈妈是否对我把她送进养老院一事有怨言，院长也回答说是。但对这个问题，他没有作补充说明。接着，庭长又向他提出另一个问题，对此，他回答说，他对我在下葬那天的平静深感惊讶。然后，他又被问及他所说的平静是指什么，他看了看自己的鞋尖，说是指我不愿意看妈妈的遗容，我没有哭过一次，下葬之后立刻就走，没有在坟前默哀。他说，还有一件事使他感到惊讶，那就是殡仪馆的人告诉他，我不知道妈妈的具体岁数。说到这里，大厅里一时寂静无声，庭长要养老院院长确认所讲的就是我，院长没有听清楚这个问题，牛头不对马嘴地回答说：“这就是法律。”接着，庭长又问检察官还有没有问题要问证人，检察官大声嚷道：“噢！没有了，这已经足够了。”他的声音如此响亮，他的目光如此扬扬得意，朝我一扫，使得我多年以来第一次产生了愚蠢的想哭的念头，因为我感到所有这些人是多么厌恶我。

庭长又问了陪审团与我的律师有没有问题要问，然后要养老院的门房上庭作证。门房也像其他人那样，履行了同样的程序。走过我面前时，他瞧了我一眼，就把目光移开了。他回答了向他提出的问题。他说我不想见妈妈的遗容，说我抽了烟、睡了觉、喝了牛奶咖啡。这时，我感到有某种东西激起了全大厅的愤怒，我第一次觉得我真正有罪。庭长要门房把喝牛奶咖啡与抽烟的经过再复述了一遍。检察官看了看我，眼睛里闪烁着嘲讽的目光。这时，我的律师问门房当时是否跟我一道抽烟来着。但检察官猛然站起来，激烈反对这个问题说：“在这里，究竟谁是罪犯？这种为了削弱证词的力量而不惜给证人抹黑的做法，究竟是什么做法，但这份证词是无可辩驳的，并不因抹黑伎俩而减色！”尽管如此，庭长仍然要门房回答上述问题。那老头儿难为情地说：“我知道当时我也不应该抽烟，但先生递给我一支，我不敢拒绝。”最后，他们问我有没有要补充的。我回答说：“没有，我只想说，证人没犯错，当时我的确递了一支烟给他。”这时，门房有点惊奇地看了看我，还带有一种感激的神情。他迟疑了一下，说牛奶咖啡是他请我喝的。对此，我的律师得意扬扬地叫了起来，说陪审团一定会重视这一点的。而检察官却在我们头上像雷鸣一样大声吼道：“是的，陪审员先生们会注意这一点，不过他们会认定，一个非亲非故的人完全可以送上一杯咖啡，但一个儿子面对着生他育他的那个人的遗体，就应该加以拒绝。”这时，门房回到自己的坐位上去了。

轮到多玛·贝雷兹作证了，执法员一直把他扶到证人席上。贝雷兹说，他主要是认识我妈妈，跟我只见过一次面，就是下葬的那天。法官问他那天我有些什么表现，他回答说：“诸位都明白，我自己当时太难过了，所以，我什么都没有看见，难过的感情使我没有去注意。因为对我来说，那是天大的悲痛，我甚至都晕倒了。因此，我不可能去注意这位先生。”检察官问他，是不是至少看见了我哭。贝雷兹说没有看见。检察官于是说：“陪审团的诸位会重视这一点的。”但我的律师恼火了，他以一种我觉得是颇为夸张的语气问贝雷兹，他是否看见了我没有哭？贝雷兹回答说没有看见。这一问一答引起了哄堂大笑。我的律师一边挽起自己的一只衣袖，一边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这就是这场审讯的形象，所有一切都是真的，但又没有任何东西是真的！”检察官板着脸，用铅笔在他的文件上戳戳点点那些标题。

审讯暂停了五分钟，这时，我的律师对我说，事情进行得再好不过。接着，法庭传唤塞莱斯特作证，他是由被告方提名出庭的，而被告方，就是我。塞莱斯特不时把目光投向我这一边，手里不停地摆弄着一顶巴拿马草帽。他穿着一身新衣服，那是他好几个星期天跟我一道去看赛马时穿的。但我现在记得他当时没有戴硬领，因为只有一只铜纽扣扣住了他衬衫的领口。庭长问他我是不是他的顾客，他说：“是的，但也是一个朋友。”问及他对我的看法时，他回答说我是个男子汉；问及他此话是什么意思时，他回答说谁都知道此话的意思；问及他是否注意到我是一个封闭孤僻的人时，他只回答说我是个从不说废话的人。检察官问他我到他饭店吃饭，是否按时付款。塞莱斯特笑了，他说：“这是我与他之间的私事。”又问及他对我的罪行有什么看法时，他把两手放在栏杆上，可以看得出来，他事先对此是有所准备的，他这样答道：“在我看来，这是一桩不幸事故。不幸事故，谁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它叫你无法预防。嗨！所以在我看来，这是一桩不幸事故。”他还要继续讲下去，但庭长对他说他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谢谢他。这时，塞莱斯特待在那里，不知所措。他大声表示，他还要继续发言。庭长要求他讲得简短一些。他又重复了一遍，说这是个不幸事故。庭长打断他说：“是的，当然是不幸事故，但我们在这里就是为了审理这类不幸事故。我们向您表示感谢。”似乎他已竭尽了自己的心力，充分表现出了作为朋友的善意。塞莱斯特朝我转过身来，我觉得他眼里闪出泪光，嘴唇颤抖哆嗦，那样子好像在问我他还能尽些什么力。我呢，我什么也没有说，也没有做任何表示，但我生平第一次产生了想要去拥抱一个男人的想法。庭长又一次请他离开作证席。塞莱斯特这才回到了旁听席上。在以下的审讯过程中，他就坐在那里，身子稍微前倾，两肘支在膝上，手里拿着巴拿马草帽，听着旁人作证。玛丽被带进来了。她戴着帽子，仍然是那么美，但我更喜欢她长发披肩。从我的位置上，我可以感觉得到她乳房轻轻地颤动，我又回想起了她那微微鼓出的下嘴唇。这时她好像很紧张。刚一上来，庭长就问她是从什么时候认识我的。她说是我们在一家公司里做事的时候认识的。庭长又问她跟我是什么关系，她说她是我的女友，对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她说她的确要和我结婚。正在翻阅卷宗的检察官这时突然问她何时与我发生肉体关系的，她说了那个日期。检察官以一种不动声色的神态指出，那似乎就是我妈妈下葬的第二天。接着，他带着明显的嘲讽意味说，他并不想在一个微妙的问题上大做文章，他也很理解玛丽不便启齿，但是，（说到这里，他的声调大为严厉起来）他认为自己的职责使他不得不超脱某些通常的礼节。于是，他要求玛丽把我们发生关系那天的经过讲述一遍。玛丽不愿意讲，但在检察官的坚持下，她讲了那天我们游泳、看电影与回到我住处的经过。检察官说，根据玛丽在预审中所提供的证词，他调查了那一天电影院放映的节目，他要玛丽自己来说说那天我们看的是什么片子。玛丽的声音都变了，说那是费尔南德的一部片子。她话音一落，全场鸦雀无声。这时，检察官霍地站了起来，神态庄严，用手指着我，以一种我觉得很是激动的声调，咬着一个字一个字地、慢吞吞地叫道：“陪审团的先生们，此人在自己母亲下葬的第二天，就去游泳，就去开始搞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就去看滑稽电影、放声大笑，我用不着再向诸位说什么了。”他坐下，大厅里仍是鸦雀无声。但是，玛丽突然大哭起来，她说情况并不是这样，还有其他的情况，她刚才的话并不是她心里想的，而是人家逼她说的，她一直很了解我，我没有做过任何坏事，但是，执达员在庭长的示意下，立刻把她架了出去，审讯又继续进行。

接下去是听马松的证词。他宣称我是一个正直的人，“甚至要说，是个老实人。”但这时大厅里的人都不怎么听他的了。轮到沙拉玛诺作证，更没有多少人听了。他说我对他的狗很好，关于我妈妈与我的问题，他回答说，我跟妈妈没有什么话可说，因为这一点，我把她送进了养老院。“应该理解呀，应该理解呀！”他这样说。但没有人表示理解。他也被带走了。

再就是轮到雷蒙了，他是最后一个作证的。雷蒙向我轻轻做了个手势，一上来就说我是无辜的。但庭长立即宣称，法庭不要他下判断，而是要他提供事实，吩咐他先等法庭提问，然后再作回答。接着，首先要他讲清楚他与被杀者的关系。雷蒙趁这个机会说被杀者恨的是他，因为他羞辱了他的姐姐。庭长问他，被杀者是否没有原因对我有什么仇恨，雷蒙说我到海滩去完全是出于偶然。检察官问他，为什么最初酿成了这个事件的那封信是出自我手。雷蒙回答说，这也是出于偶然。检察官反驳说，在这个事件中，偶然性对人类良知的毁坏已经很多了。他想知道，当雷蒙羞辱他的情妇的时候，我没有去劝阻，这是否出于偶然，我为他到警察局去作证，这是否出于偶然，我在作证时所说的话完全是为了讨好人，这是否也出于偶然。最后，他问雷蒙靠什么生活，雷蒙回答说“当仓库管理员”。检察官朝着陪审团大声说，众所周知，此人所干的行当是给妓女拉皮条，而我则是他的同谋，他的朋友。这是一个最下流无耻的事件，由于有道德上的魔鬼在其中掺和而更加严重。这时，雷蒙要进行声辩，我的律师也表示抗议，但庭长要他们让检察官把话讲完。检察官说：“我要讲的话不多了，他是您的朋友吗？”他这样问雷蒙，雷蒙回答说：“是的，他是我的哥们儿。”检察官又向我提出同样的问题，我看了看雷蒙，他仍目不转睛地看着我。我回答：“是的。”检察官于是转身向着陪审团，大声说：“还是这个人，他母亲死后的第二天，就去干最放荡无耻的勾当，为了了结一桩伤风败俗、卑鄙龌龊的纠纷，就随随便便去杀人。”

检察官坐下了。我的律师已经按捺不住，他举起胳臂，法袍的袖子因此滑落下来，露出里面上了浆的衬衣的褶痕，他大声嚷道：“说到底，究竟是在控告他埋了母亲，还是在控告他杀了一个人？”听众哄堂大笑。但检察官又站了起来，披了披自己的法袍，高声宣称，只有您这位可敬的辩护律师如此天真无邪，才能对这两件事之间深层次的、震撼人心的、本质的关系视而不见，无动于衷。他声嘶力竭地喊道：“是的，我控告这人怀着一颗杀人犯的心埋葬了一位母亲。”这一声宣判，显然对全体听众起了很大的影响。我的律师耸了耸肩，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看来他本人也颇受震撼，这时我感到我的事情不妙了。

审讯完毕。出了法庭上囚车的一刹那间，我又闻到了夏季傍晚的气息，见到了这个时分的色彩。我在向前滚动的昏暗的囚车里，好像是在疲倦的深渊里一样，一一听出了这座我所热爱的城市、这个我曾心情愉悦的时分的所有那些熟悉的声音：傍晚休闲气氛中卖报者的吆喝声，街心公园里迟归小鸟的啁啾声，三明治小贩的叫卖声，电车在城市高处转弯时的呻吟声，夜幕降临在港口之前空中的嘈杂声，这些声音又在我脑海里勾画出我入狱前非常熟悉的在城里漫步的路线。是的，过去在这个时分，我都心满意足，精神愉悦，但这距今已经很遥远了。那时，等待我的总是毫无牵挂的、连梦也不做的酣睡。但是，今非昔比，我却回到自己的牢房，等待着第二天的到来，就像划在夏季天空中熟悉的轨迹，既能通向监狱，也能通向酣睡安眠。

四

即使是坐在被告席上，听那么多人谈论自己，也不失为一件有意思的事。在检察官与我的律师进行辩论时，我可以说，双方对我的谈论的确很多，也许谈论我比谈论我的罪行更多。但双方的辩词，果真有那么大的区别吗？律师举起胳臂，承认我有罪，但认为情有可原；检察官伸出双手，宣称我有罪，而且认为罪不可赦。使我隐隐约约感到不安的是一个东西，那便是有罪。虽然我顾虑重重，我有时仍想插进去讲一讲，但这时我的律师就这么对我说：“别做声，这样对您的案子更有利。”可以说，人们好像是在把我完全撇开的情况下处理这桩案子。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没有我参与的情况下进行的。我的命运由他们决定，而根本不征求我的意见。时不时，我真想打断大家的话，这样说：“归根到底，究竟谁是被告？被告才是至关重要的。我本人有话要说！”但经过考虑，我又没有什么要说了。而且，我应该承认，一个人对大家感兴趣的问题，也不可能关注那么久。例如，对检察官的控词，我很快就感到厌烦了。只有其中那些与整体无关的只言片语、手势动作、滔滔不绝讲话，才使我感到惊讶，或者引起我的兴趣。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他基本的思想是认定我杀人纯系出自预谋。至少，他力图证明这一点。正如他本人所说：“先生们，我将进行论证，进行双重的论证。首先是举出光天化日之下犯罪的事实，然后是揭示出我所看到的这个罪犯心理中的蛛丝马迹。”他概述了妈妈死后的一连串事实，历数了我的冷漠、我对妈妈岁数的无知、我第二天与女人去游泳、去看费尔南德的片子、与玛丽回家上床。我开始没有搞清楚他的所指，因为他老说什么“他的情妇”、“他的情妇”，而在我看来，其实很简单，就是玛丽。接着，他又谈雷蒙事件的过程。我发现他观察事物的方式不够清晰明了。他说的话还算合情合理。我先是与雷蒙合谋写信，把他的情妇诱骗出来，让这个“道德有问题”的男人去作践她。后来我又在海滩上向雷蒙的仇人进行挑衅。雷蒙受了伤后，我向他要来了手枪。我为了使用武器又独自回到海滩。我按自己的预谋打死了阿拉伯人。我又等了一会儿。为了“确保事情解决得彻底”，又开了四枪，沉着、稳定、在某种程度上是经过深思熟虑地又开了四枪。

“先生们，事情就是这样，”检察官说，“我给你们复述出全部事实的发展线索，说明此人完全是在神志清醒的状态中杀了人。我要强调这一点。因为这不是一桩普通的杀人案，不是一个未经思考、不是一个当时的条件情有可原、不是一个值得诸位考虑不妨减刑的罪行。先生们，此人，犯罪的此人是很聪明的。你们听他说过话没有？他善于应对，他很清楚每个字的分量。我们不能说他行动的时候不知他是在干什么。”

我听着他侃侃而谈，听见了他说我这个人很聪明。但我难以理解，为什么一个普通人身上的优点，到了罪犯身上就成为了他十恶不赦的罪状。至少，他这种说法使我感到很惊诧，于是，我不去听检察官的长篇大论了，直到过了一会儿，我又听见他这样说：“难道此人表示过一次悔恨吗？从来没有，先生们，在整个预审过程中，此人从没有对他这桩可憎的罪行流露过一丝沉痛的感情。”说到这里，他向我转过身来，用手指着我，继续对我大加讨伐，真弄得我有些莫名其妙。当然，我不能不承认他说得有根有据。我对开枪杀人的行为，的确一直并不怎么悔恨。但他那么慷慨激昂，却使我感到奇怪。我真想亲切地，甚至是带着友情地向他解释，我从来没有对某件事真正悔恨过。我总是为将要来到的事，为今天或明天的事忙忙碌碌，操心劳神。但是，在我目前这种处境下，我当然不能以这种口吻对任何人说话。我没有权利对人表示友情，没有权利抱有善良的愿望。想到这里，我又试图去倾听检察官的演说，因为他开始评说我的灵魂了。

他说他一直在研究我的灵魂，结果发现其中空虚无物。他说我实际上没有灵魂，没有丝毫人性，没有任何一条在人类灵魂中占神圣地位的道德原则，所有这些都与我格格不入。他补充道：“当然，我们也不能因此而谴责他。他既然不能获得这些品德，我们也就不能怪他没有。但是，我们现在是在法庭上，宽容可能产生的消极作用应该予以杜绝，而代之以正义的积极作用，这样做并不那么容易，但是更为高尚。特别是在今天，我们在此人身上所看到的如此大的灵魂黑洞，正在变成整个社会有可能陷进去的深渊，就更有必要这样做。”这时，他又说起了我对妈妈的态度。他把在辩论时说过的话又重复了一遍。但说这事的话要比说我杀人罪的话多得多，而且滔滔不绝，不厌其烦，最后使得我听而不闻，只感觉到这天早晨的天气热得厉害。至少直到检察官停了一下的时候。然后，他又以低沉而坚定不移的声音说道：“先生们，我们这个法庭明天将要审判一桩最凶残可恶的罪行，杀死亲生父亲的罪行。”据他说，这种残忍的谋杀简直令人无法想像。他希望人类的正义对此予以严惩而不手软。但是他敢说那桩罪行在他身上引起的憎恶，与我对妈妈的冷酷所引起的憎恶相比，几乎可说是小巫见大巫。他认为，一个在精神心理上杀死了自己母亲的人，与一个谋害了自己父亲的人，都是以同样的罪名自绝于人类社会。在任何意义上来说，前一种罪行是后一种罪行的准备，它以某种方式预示着后一种罪行的发生，并使之合法化。他提高声调继续说：“先生们，我坚信，如果我说坐在这张凳子的人，与本法庭明天将要审判的谋杀案同样罪不可恕，你们决不会认为我这个想法过于鲁莽。他应该受到相应的惩罚。”说到这里，检察官擦了擦因汗水闪闪发光的脸，他最后说，他的职责是痛苦的，但他要坚决地去完成。他宣称，既然我连这个社会的基本法则都不承认，当然已与这个社会一刀两断；既然我对人类良心的基本反应麻木不仁，当然不能对它再有所指望。他说：“我现在向你们要求，取下此人的脑袋，在提出这个要求时，我的心情是轻快的，因为，在我从事已久的职业生涯中，如果我有时也偶尔提出了处以极刑的要求的话，我从未像今天这样感到我艰巨的职责得了补偿，达到了平衡，并通明透亮，因为我的判断是遵循着某种上天的、不可抗拒的旨意，是出自对这张脸孔的憎恶，在这张脸孔上，我除了看见有残忍外，别无任何其他的东西。”

检察官坐下后好久一会儿，大厅里静寂无声。我因为闷热与惊愕而头昏脑涨。庭长咳了两声，清清嗓子，用很低的声音问我有没有话要说。我站了起来，由于我憋了好久，急着要说，说起来就有点没头没脑，我说我并没有打死那个阿拉伯人的意图。庭长回答说，这是肯定的，又说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搞清楚我为自己辩护的要领，希望在听取我律师的辩护词之前，我先说清楚导致我杀人的动因。我说得很急，有点儿语无伦次，自己也意识到有些可笑，我说，那是因为太阳起了作用。大厅里发出了笑声。我的律师耸了耸肩膀，马上，庭长就让他发言了。但他说，时间不早了，他的发言需要好几个钟头，他要求推迟到下午再讲。法庭同意了。

下午，巨大的电扇不断地搅和着大厅里混浊的空气，陪审员们手里五颜六色的小草扇全朝一个方向扇动。我觉得我的律师的辩护词大概会讲个没完没了。有一阵子，我是注意听了，因为他这样说：“的确，我杀了人。”接着，他继续用这种语气讲下去，每次谈到我这个被告时，他都自称为“我”。我很奇怪，就弯下身子去问法警这是为什么，法警要我别出声，过了一会儿，他说：“所有的律师都用这个法子。”我呢，我认为这仍然是把我这个人排斥出审判过程，把我化成一个零，又以某种方式，由他取代了我。不过，我觉得我已经离这个法庭很远了，而且，还觉得我的律师很可笑。他很快就以阿拉伯人的挑衅为由替我进行辩护，然后，他也大谈起我的灵魂，但我觉得他的辩才远远不如那位检察官。他这样说：“我本人，我也研究过被告的灵魂，但与检察机构这位杰出的代表相反，我发现了一些东西，而且我可以说，这些东西是一目了然的。”他说，他看到我是一个正经人，一个循规蹈矩的职员，不知疲倦，忠于职守，得到大家的喜爱，对他人的痛苦富有同情心。在他看来，我是一个模范儿子，尽了最大的努力供养母亲。最后，由于希望老太太得到我的能力难以提供的舒适生活，才把她送进了养老院。他又补充说：“先生们，我很奇怪，有关人士竟对养老院议论纷纷，大加贬损。说到底，如果要证明养老院这种设施的用处与伟大，只需指出这些机构全是由国家津贴的就行了。”不过，他没有谈到葬礼问题，我觉得这是他辩护词的一个漏洞。由于这些长篇大论，由于人们一小时又一小时、一天又一天没完没了地评论我的灵魂，我似乎觉得，所有这一切都变成了一片无颜无色的水，在它面前我感到晕头转向。

最后，我只记得，正当我的律师在继续发言时，一个卖冰的小贩吹响了喇叭，声音从街上穿过一个个大厅与法庭，传到了我耳边，对过去生活的种种回忆突然涌入我的脑海，那生活已经不属于我了，但我从那里确曾得到过我最可怜、最难以忘怀的快乐，如夏天的气味、我所热爱的街区、傍晚时的天空、玛丽的笑声与裙子。我觉得来到法庭上所做的一切都毫无用处，这使我心里堵得难受，只想让他们赶紧结束，我好回到牢房里去睡大觉。所以，我的律师最后大声嚷嚷时，我几乎没有听见。他说，陪审员先生们是不会把一个因一时糊涂而失足的老实劳动者送上死路的，他要求对我已犯下的罪行予以减刑，因为对我最实在的惩罚，就是让我终身悔恨。法庭结束辩论，我的律师筋疲力尽地坐下。但他的同事都走过来跟他握手，我听他们说：“棒极了，亲爱的。”其中的一人甚至拉我来帮腔：“嗨，怎么样？”我表示同意，但我的恭维言不由衷，因为我实在太累了。

外面，天色已晚，也不那么炎热了。我听见从街上传来的一些声音，可以想像已经有了傍晚时分的凉爽。大厅里的人都在那里等着，其实大家所等的事情只关系我一个人。我看了看整个大厅，情形与头一天完全一样。我又碰见了那个穿灰色上衣的新闻记者和那个像机器人的女子的目光。这使我想起了，在整个审讯过程中我都没有用眼光去搜索玛丽。我并没有忘记她，而是因为我要应付的事太多了。这时，我看见她坐在塞莱斯特与雷蒙之间，她向我做了个小小的手势，仿佛在说：“总算完了！”我看见她那略显忧伤的脸上泛出了一丝笑容，但我感到自己的心已经对外封闭，甚至无法回答她的微笑。

全体法官又回来了。庭长向陪审团很快地念了一连串问题。我听见有“杀人犯”……“预谋”……“可减轻罪行的情节”等。陪审团走出大厅，我也被带到我原来在里面等候的那个小房间。我的律师也来了，他滔滔不绝，以从来没有过的自信心与亲切态度跟我说话。他认为一切顺利，我只需坐几年牢或者服几年苦役即可完事。我问他，如果判决严厉的话，我是否还有上诉的机会。他对我说没有。他的策略是，诉讼当事人放弃提出意见，以免引起陪审团的反感。他向我解释说，不能无缘无故就不服判决，提出上诉。我觉得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也就同意了他的意见。其实，冷静地加以考虑，这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否则，要耗费的公文状纸就会太多。我的律师又说：“无论如何，上诉是允许的，但我有把握，判决肯定对你有利。”

我们等了很久，我想大概有三刻钟。最后，又响起了铃声。我的律师先走了，走时对我说：“庭长要宣读对双方辩论的评语了，待一会儿，宣读判决词的时候，会让您进去的。”我听见一阵门响，一些人在楼梯上跑过，听不出离我多远。接着，我听见大厅里有一个低沉的声音在读什么。铃声又一次响起，门开了，我一出现，大厅里就鸦雀无声，真是一片死寂，我看见那个年轻的新闻记者把视线从我身上移开，我突然产生一种奇异的感觉。我没有朝玛丽那边看。我已经没有时间去看了，因为庭长用一种奇怪的方式向我宣布，将要以法兰西人民的名义，在一个广场上将我斩首示众。这时，我才觉得自己弄明白了审讯过程中我在所有听众脸上看到的表情意味着什么。我确信那就是另眼相看。法警对我很温和了，律师把他的手放在我的腕上。我这时什么都不想了。庭长问我是不是有话要说，我考虑了一下，说了声“没有”，立刻就被带出了法庭。

五

我已经是第三次拒绝接待指导神甫了。我跟他没有什么可说，我不想说话。反正我很快又会见到他。我现在感兴趣的是逃避死刑，是要知道判决之后是否能找到一条生路。当局又给我换了一间牢房。在这里，我一躺下，就可以望见天空，也只可能望见天空。我整天整天地看着天空中从白昼到黑夜色彩明暗的变化。躺着的时候，我双手枕在头下，等待着什么。我不知想过多少次，是否在那些被判死刑的罪犯中也曾有人逃脱了那部无情的断头机，挣脱了执法者的绳索，在处决之前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样想时，我就责怪自己过去没有对那些描写死刑的作品给予足够的注意。世人对这类问题必须经常关注，因为谁也不知道会有什么事情落在自己头上。像大家一样，我也看过一些报纸上的这类报道。但肯定会有一些这方面的专著，而过去我是从没有兴趣去看的。也许，在那些书里，我可以找到逃脱极刑的叙述。那我就会知道，至少有过那么一次，绞刑架的滑轮突然停住了，或者是出自某种难以防止的预谋，一个偶然事件与一个凑巧机遇发生了，仅仅只发生那么一次，最终改变了事情的结局。在某种意义上，我认为这对我就足够了，剩下的事自有我的良心去料理。报纸上经常高谈阔论对社会的欠债问题。照它们的说法，欠了债就必须偿还。但是，只在想像中欠了社会的债，就谈不上要偿还了。重要的是，要有逃跑的可能性，要一下就跳出那不容触犯的规矩，发狂地跑，跑，就可以给希望提供种种机会。当然，所谓希望，就是在街道的某处，奔跑之中被一颗流弹击倒在地。尽管作了这么一番畅想，但现实中没有任何东西允许我去享受这种奇遇，所有的一切都禁止我作此非分之举，那无情的机制牢牢地把我掌握在手中。

虽然我善良随和，也不能接受这判决咄咄逼人的武断结论。因为，说到底，在以此结论为根据的判决与此判决宣布之后坚定不移地执行过程之间，存在着一种可笑的不相称。判决在二十点钟而不是在十七点钟宣布，就很可能是另一个样子，它是由一些煞有介事、换了新衬衣的人作出的，而且是以法兰西人民（既不是德国人民，也不是中国人民）的名义作出的，而法兰西人民这个概念又并不确切，在我看来，所有这一切就使得这个判决大大丧失了它的严肃性。然而，我不得不承认，从它被作出的那一秒钟起，它就是那么确切无疑，严峻无情，像眼前我的身体所依靠的牢房墙壁一样。

在这个时候，我想起了妈妈对我讲过的一件有关我父亲的往事。我没有见过我父亲。对他这个人，我所知道的全部确切的事，也许要算妈妈告诉我的那些了：有一天，他去看处决一个杀人凶犯。他一想到去看杀人，心里就不舒服，但他还是去了，回来呕吐了一早晨。自从我听了这件事后，我对父亲就有点厌恶了。现在，我理解了，他当时那么做是很自然的事。我过去怎么没有看出执行死刑是最重要不过的事呢，怎么没有看出，使一个人真正感兴趣的，归根结底就是这么一件事呢！如果有朝一日我出了这个监狱，一定要去看所有的执行死刑的场面。我相信，我这样想是错了，不该设想这种可能性。因为，我一想到如果某一天早晨我自由了，站在警察的绳索后面，也可以说，是站在另外一边，充当观众来看热闹，看完之后又呕吐一场，一想到这些，我就感到有一阵恶毒的喜悦涌上心头，但这是不理智的。我不该让自己有这些胡思乱想，因为这样一想，我就感到全身冷得可怕，在被窝里缩成一团，牙齿打战，难以自禁。

当然，谁也不可能做到永远理智。比方说，有好些次，我就制定起法律来。我改革了刑罚制度，我注意到最重要的是要给被判处决者一个机会。即使是千分之一的机会，也足以把很多的事情都安排好。这样，我觉得人就可以发明一种化学合成品，服用后有百分之九十的把握可使受刑者死去（我想的就是受刑者）。条件是，让受刑者本人事先知道。经过反复考虑，冷静权衡，我认为断头台的缺点就是没有给任何机会，绝对没有。一锤落定，绝无回旋，受刑者必死无疑。那简直就是一桩铁板钉钉的公案，一个不可更改的安排，一份已经谈妥了的协议，再没有回旋余地。如果由于特殊情况，那断头机失灵，那就又得再砍一次。因此产生了一个令人烦恼的问题，那就是被处决者还得期望断头机运转正常。我这里说的是不完善的一方面。在某种意义上，事情的确如此。但是在另一种意义上，我不能不承认，整个严密机制的全部奥秘也在于此。总而言之，被处决者在精神上不能不与整个机制配合。他要关心的就是一切运转正常，不发生意外。

我不得不承认，到目前为止，我在这些问题上的想法有些是不正确的。比如说，不知是什么原因，我长期来一直以为上断头台，要一级一级走上去。现在我认为，这是因为1789年大革命的缘故，也就是说，在这些问题上，人们教给我或让我是这么认识的。但是，有一天早晨，我回想起一张刊登在报纸上的照片，那是对一次轰动一时的处决场面的报道。实际上断头机就平放在地上，再简单不过。它比我想像的要窄小许多。我过去没有早看出这点，这真有点怪。照片上那台断头机外观上精密、完美、光洁闪亮，使我大感惊奇。一个人对他所不了解的东西，总是会有一些夸张失真的想法。我应该看到，其实一切都很简单：断头机与被处决的人都在平地上，被处决的人朝机器走过去，他走到它跟前，就像碰见了另一个人一样。当然，这是件讨厌的事。登上断头台，想像力可以发挥作用，把这想像为升上天堂。实际上，断头机毁灭了一切，一个人被处死，无声无息，真有点丢脸，但准确无误，快捷了当。

还有两件事是我牵肠挂肚、念念难忘的，那就是黎明与我的上诉。其实，我一直在说服自己，尽量不再去想它。我躺着的时候，仰望天空，努力对它感兴趣。它变成绿色时，就是黄昏来到了。我再努一把力，转移我的思路。我听见自己的心在跳动，我不能想像伴随着我这么多年的心跳声，有朝一日会停止。我从未有过真正的想像力。但我还是试图想像出心跳声不再传到脑子里的那短暂的片刻。即使如此，我仍然是白费了力气，黎明与上诉还是萦绕脑际。我最后对自己说，最合情合理的办法，就是不要勉强自己。

我知道，他们总是黎明时来提人。因此，我整夜全神贯注，等待黎明。我从来都不喜欢凡事突如其来，措手不及。要是有什么事发生，我更喜欢有所准备，这就是为什么我只在白天睡一睡，而整个夜晚都耐心地等候着日光照上天窗。最难熬的是朦朦胧胧的破晓时分，我知道他们都是此时此刻动手的。一过了午夜，我就等着，窥伺着。我的耳朵从来没有听见过这么多声音，没有分辨出过这么细微的声响。我可以说，在这段时期里，我总算还有运气，没有听见来提我的脚步声。妈妈过去常说，一个人即使倒霉决不会时时事事都倒霉。每当天空被晨光染上了色彩，新的一天又悄悄来到我牢房时，我就觉得她说得很有道理。因为，我本来是可能听到脚步声的，我的心本来也是可能紧张得炸裂的。甚至，最轻微的窸窣声也会使我奔到门口，把耳朵紧贴在门上，狂乱不知所措地等着，听见自己的呼吸粗声粗气，就像狗的喘气声，因而感到非常恐惧，但终究我的心没有被吓得炸裂，我又多活了二十四小时。

整个白天，我就考虑我的上诉。我认为我抓住了这个念头中最可贵的部分。我估量我所能获得的结果，我从自己的思考中自得其乐。我总是设想有最坏的可能，即我的上诉被驳回。“这样，我就只有去死。”死得比很多人早，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世人都知道，活着不胜其烦，颇不值得。我不是不知道三十岁死或七十岁死，区别不大，因为不论是哪种情况，其他的男人与其他的女人就这么活着，活法几千年来都是这个样子。总而言之，没有比这更一目了然的了。反正，是我去死，不论现在也好，还是二十年以后也好。此时此刻，在我想这些事的时候，我颇感为难的倒是一想到自己还能活上二十年，这观念上的飞跃叫我不能适应。不过，在想像我二十年后会有什么想法时，我只要把它压下去就可以了，将来的事，将来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既然都要死，怎么去死、什么时间去死，就无关紧要了，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所以，我的上诉如遭驳回，我就应该服从。不过，对我来说，困难的是念念不忘“所以”这个词所代表的是逻辑力量。

这时，也只有在这时，我才可以说有了权利，以某种方式允许自己去作第二种假设，即我获得特赦。麻烦的是，我必须使自己的血液与肉体，不要亢奋得那么强烈，不要因为失去理智的狂喜而两眼昏花。我还得竭力压制住叫喊，保持理智的状态。作此假设时，我也得表现得自然而然，以使得我放弃第一种假设显得较为合情合理。我这样做取得了成功，我也就有了一个钟头的平静，这么做毕竟也是不简单的事。

也正是在这样一个时刻，我再一次拒绝见指导神甫。我当时正躺着，从天空里的某种金黄色可以看出，黄昏已经临近。我刚好放弃了上诉，感到血液在全身正常流动，我不需要见指导神甫。很久以来，我第一次想到了玛丽。她已经好些日子没有写信给我了。这天夜晚，我反复思索，心想她大概是已经厌倦了给一个死刑犯当情妇。我也想到她也许是病了或者是死了。生老病死，本来就是常事。既然我跟她除了已经断绝的肉体关系之外别无其他任何关系，互相又不思念，我怎么可能知道她具体的近况呢？再说，从这时开始，我对玛丽的回忆也变得无动于衷了。如果她死了，我就不再关心她了。我觉得这是正常的，因为我很清楚，我死后，人们一定就会忘了我。他们本来跟我就没有关系。我甚至不能说这样想是无情无义的。

想到这里时，指导神甫进来了。我一见他，就轻微地颤抖了一下。他看出来了，对我说不必害怕。我对他说他今天来没有按惯常的时间。他回答说，这是一次完全友好的访问，与我的上诉无关，事实上他对此也一无所知。他坐在我的小床上，请我坐在他旁边。我拒绝了。不过，我觉得他的态度很和蔼。

他坐了一会儿，把手搁在膝上，低着头，看着自己的手。他的双手细长而又结实有力，使我联想到两头灵巧的野兽。他慢慢地搓着双手，而后，就这么坐着，老低着头，好久好久，有时我甚至忘了他还坐在那儿。

但是，他突然抬起头来，两眼直盯着我，问道：“您为什么多次拒绝我来探望？”我回答说我不信上帝。他想知道我对此是否有绝对把握，我说我没有必要去考虑，我觉得这个问题并不重要。他于是把身子往后一仰，背靠在墙上，两手放在大腿上，好像不是在对我说话，说他曾经注意到有的人总自以为有把握，实际上他并没有把握。我听了没有做声。他盯着我发问：“您对此有何想法？”我回答说有这种可能。不过，无论如何，对于我真正感兴趣的事我也许没有绝对把握，但对于我不感兴趣的事我是有绝对把握的，恰好，他跟我谈的事情正是我不感兴趣的。

他把眼光移开，身子仍然未动，问我这么说话是否因为极度绝望。我向他解释说我并不绝望，我只不过是害怕，这很自然。他说：“那么，上帝会帮助您的。我所见过的处境与您相同的人最后都皈依了上帝。”我回答说，我承认这是那些人的权利，这恰恰说明他们还有时间这么做。至于我，我不愿意人家来帮助我，而且我已经没有时间去对我不感兴趣的事情再产生兴趣。

这时，他气得两手发抖，但他挺直身子，理顺了袍子上的皱褶。然后，称我为“朋友”，对我说：他这样对我说话，并不是因为我是一个被判死刑的人；在他看来，我们这些人，无一例外都是被判了死刑。我打断他说这不是一回事，而且他这么说无论如何也不能安慰我。他同意我的看法，说：“当然如此。不过，您如果今天不死，以后也是会死的。您那时还会碰见同样的问题，您将怎么接受这个考验？”我回答说，我今天是怎么接受的，将来就会怎么接受。

听了这话，他霍地站了起来，两眼逼视着我的两眼。他这种把戏我很熟悉，我常用它跟艾玛尼埃尔与塞莱斯特闹着玩，通常，他们最后都把目光移开。指导神甫也深谙此法，我立刻就看穿了他，果然，他直瞪着两眼，一动也不动，他的声音也咄咄逼人，这么对我说：“您难道就不抱任何希望了吗？您难道就天天惦念着自己行将整个毁灭而这么苟延残喘吗？”我回答说：“是的。”

于是，他低下了头，重新坐下。他说他怜悯我，他认为一个人这么生活是不能忍受的。而我，我只感到他开始令我厌烦了。我转过身去，走到窗口下面，用肩膀靠着墙。他又开始向我提问了，我心不在焉地听着他。他的声音不安而急促。我觉得他是动感情了，因此，我就听得比较认真了。

他说他确信我的上诉会得到批准，但我仍背负着一桩我应该摆脱的罪孽。在他看来，人类的正义算不了什么，上帝的正义才是一切。我向他指出，正是前者判了我死刑。他回答说，它并没有因此就洗刷掉我的罪孽。我对他说我压根儿就不知道何谓罪孽，法庭只告诉我是罪犯。我是犯人，我就付出代价，别人无权要求我更多的东西。我说到这里，他又站了起来，我想，在这么狭小的牢房里，他如果要活动活动，就别无其他选择，要么坐下去，要么站起来。

我的眼睛盯着地面。他向我走近一步，停下来，好像是不敢再往前走。他的眼光穿过铁条望着天空，对我说：“您错了，我的儿子，我们可以对您要求更多，我们会向您提出这样的要求，也许会的。”

“那么是什么要求？”

“要求您看。”

“看什么？”

神甫朝他周围看了看。我突然发现他答话的声音已变得疲惫不堪了，他说：“所有这些石块都流露出痛苦，这我知道。我没有一次看它们心里不充满忧伤。但是，说句心里话，我知道，你们这些囚犯中身世最悲惨的，都从这些黑乎乎的石块上看见过有一张神圣的面孔浮现出来。我们要求您看的，就是这张面孔。”

我有点激愤起来。我说我每天瞧着这些石壁已经有好些个月了，对于它们，我比世界上任何人、任何东西都更为熟悉。也许，曾经有好久的时间，我的确想从那上面看见一张面孔，但那是一张充满了阳光色彩与欲望光焰的面孔，那就是玛丽的面孔。我白费了力气。现在，彻底完了。反正，从这些潮湿渗水的石块里，我没有看见浮现出什么东西。

指导神甫带着一种悲哀的神情看了我一眼，我现在全身都靠在墙上，阳光照在我的前额上，他说了句什么，我没有听清，接着他很快地问我是否允许他拥抱我，我回答说：“不。”他转过身去，朝墙壁走去，慢慢地把手放在墙上，轻言轻语地说：“您难道就是这么爱这个世界的吗？”我没有作任何回答。

他背对着我站了好久。他待在这里使我感到压抑，惹我恼火。我正要请他离开，不要再管我，他却转身向我，突然大声叫嚷了起来：“不，我不信您的话，我确信您曾经盼望过另外一种生活。”我回答说那是当然的，但那并不比盼望发财、盼望游泳游得更快，或者盼望自己长一张更好看的嘴巴来得更为重要。这都是一回事。他打断我的话，他想知道我是如何设想另一种生活的。于是，我朝他嚷了起来：“就是那种我可以回忆现在这种生活的生活。”立刻，我又对他说，我已经受够了。他还想跟我谈上帝，但我朝他逼近，试图最后一次向他说明我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不想浪费时间去跟上帝在一起。他企图变换话题，问我为什么称他为“先生”而不是“我的父亲”，这可把我惹火了，我对他说他本来就不是我的父亲，他到别人那里去当父亲吧。

他把手放在我的肩上，说：“不，我的孩子，我在您这里就是父亲。但您不明白这点，因为您的心是迷茫的。我为您祈祷。”

这时，不知是为什么，好像我身上有什么东西爆裂开来，我扯着嗓子直嚷，我叫他不要为我祈祷，我抓住他长袍的领子，把我内心深处的喜怒哀乐猛地一股脑儿倾倒在他头上。他的神气不是那么确信有把握吗？但他的确信不值女人的一根头发，他甚至连自己是否活着都没有把握，因为他干脆就像行尸走肉。而我，我好像是两手空空，一无所有，但我对自己很有把握，对我所有的一切都有把握，比他有把握得多，对我的生命，对我即将来到的死亡，都有把握。是的，我只有这份把握，但至少我掌握了这个真理，正如这个真理抓住了我一样。我以前有理，现在有理，将来永远有理。我以这种方式生活过，我也可能以另外一种方式生活。我干过这，没有干过那，我做过这样的事，而没有做过那样的事。而以后呢？似乎我过去一直等待的就是这一分钟，就是我也许会被判无罪的黎明。没有任何东西，没有任何东西是有重要性的，我很明白是为什么。他也知道是为什么。在我所度过的整个那段荒诞生活期间，一种阴暗的气息从我未来前途的深处向我扑面而来，它穿越了尚未来到的岁月，所到之处，使人们曾经向我建议的所有一切彼此之间不再有高下优劣的差别了，未来的生活也并不比我已往的生活更真切实在。其他人的死，母亲的爱，对我有什么重要？既然注定只有一种命运选中了我，而成千上万的生活幸运儿都像他这位神甫一样跟我称兄道弟，那么他们所选择的生活，他们所确定的命运，他们所尊奉的上帝，对我又有什么重要？他懂吗？大家都是幸运者，世界上只有幸运者。有朝一日，所有的其他人无一例外，都会判死刑，他自己也会被判死刑，幸免不了。这么说来，被指控杀了人，只因在母亲的葬礼上没有哭而被处决，这又有什么重要呢？沙拉玛诺的狗与他的妻子没有什么区别，那个自动机械式的小女人与马松所娶的那个巴黎女人或者希望嫁给我的玛丽，也都没有区别，个个有罪。雷蒙是不是我的同伙与塞莱斯特是不是比他更好，这有什么重要？今天，玛丽是不是又把自己的嘴唇送向另一个新默尔索，这有什么重要？他这个也被判了死刑的神甫，他懂吗？从我未来死亡的深渊里，我喊出了这些话，喊得喘不过气来。但这时，有人把神甫从我手中救了出去，看守们狠狠吓唬我。而神甫却劝他们安静下来，他默默地看了我一会儿。他眼里充满了泪水，他转过身去走开，消失掉了。

他走了以后，我也就静下来了。我筋疲力尽，扑倒在床上。我认为我是睡着了，因为醒来时我发现满天星光洒落在我脸上。田野上万籁作响，直传到我耳际。夜的气味，土地的气味，海水的气味，使我两鬓生凉。这夏夜奇妙的安静像潮水一样浸透了我的全身。这时，黑夜将尽，汽笛鸣叫起来了，它宣告着世人将开始新的行程，他们要去的天地从此与我永远无关痛痒。很久以来，我第一次想起了妈妈。我似乎理解了她为什么要在晚年找一个“未婚夫”，为什么又玩起了“重新开始”的游戏。那边，那边也一样，在一个生命凄然而逝的养老院的周围，夜晚就像是一个令人伤感的间隙。如此接近死亡，妈妈一定感受到了解脱，因而准备再重新过一遍。任何人，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哭她。而我，我现在也感到自己准备好把一切再过一遍。好像刚才这场怒火清除了我心里的痛苦，掏空了我的七情六欲一样，现在我面对着这个充满了星光与默示的夜，第一次向这个冷漠的世界敞开了我的心扉。我体验到这个世界如此像我，如此友爱融洽，觉得自己过去曾经是幸福的，现在仍然是幸福的。为了善始善终，功德圆满，为了不感到自己属于另类，我期望处决我的那天，有很多人前来看热闹，他们都向我发出仇恨的叫喊声。

译本序

威廉·萨默塞特·毛姆，英国现代著名小说家和剧作家，一八七四年一月生于巴黎英国大使馆。他的父亲劳伯特·奥蒙得·毛姆，当时在驻法英国大使馆任法律事务官。毛姆生下时，他父亲已有三个儿子，他是家庭中最小的成员。他八岁丧母，十岁丧父，因家中无人照顾，被送往坎特依叔父处居住。在他渡过英吉利海峡，第一次登上祖国的土地时，他简直不会讲什么英语。由于这个缘故，法语和法国文化一直影响着他。一八九七年，他因染上肺疾，被送往法国南方里维埃拉疗养，开始接触法国文学，特别是莫泊桑的作品。一八九一年，他去德国海德堡住了九个月，在大学里听过古诺·费希尔讲授叔本华的哲学和文学课；一八九二年，在伦敦圣托马斯医院学医；学医期间，曾赴伦敦兰贝斯贫民窟当了三个星期的助产士；这段经历使他动了写作的念头。一八九七年，他医科毕业，同时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小说《兰贝斯的莉莎》。这部写贫民窟女子莉莎悲剧性结局的小说受到批评界的重视，特别是文坛耆宿艾德蒙·戈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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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赞扬，使毛姆决心放弃行医，从事文学创作。他听了安德鲁·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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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错误劝告，为写历史小说而游历西班牙和意大利，但是，这期间写的小说和短篇很少成功。一九〇三年回国后，他的剧本《正直的人》被戏剧学会搬上舞台，但并未引起重视。直到一九〇七年，他的剧本《弗莱德理夫人》上演，首次获得成功；一九〇八年，他竟有四部剧本同时在伦敦西城的剧院上演；伦敦的滑稽杂志《笨气》还为此登载了一幅漫画，画着莎士比亚看了墙上满贴着毛姆剧本上演的海报，带有恐惧的表情咬着拇指头。人们很容易会设想，经过这次意外成功，毛姆当会像萧伯纳一样以剧本写作为终生事业，但是，不然，他并没有放弃写小说的企图，而且在他的小说获得成功并在经济上使他得到生活保障之后，他于一九三三年反而放弃了剧本写作；然而，他不但从不反对自己的小说和短篇小说搬上银幕，而且还从中襄助。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能试行作这样的解释：一部小说或电影的成功取决于广大的读者或观众；评论家的毁誉可以起一点影响，但是，群众仍旧是决定性的。一个剧本的成功常要看上演时的卖座率，特别是第一晚演出后的舆论反映，而伦敦西城那些剧院的“第一晚”观众，也就是伦敦上流社会的交际界人士，一个剧本的生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操在这类人的手里。毛姆的后半生，特别是在里维埃拉购买了一幢豪华住宅之后，虽则招待不少英国上层人士，甚至皇亲国戚，但对欧洲的上流交际界人士却有他的看法。他在《刀锋》中介绍醉心于欧洲交际社会生活的美国人艾略特·谈波登时，有这一段话：

……以艾略特的机伶，决不会看不出那些应他邀请的人多只是混他一顿吃喝，有些是没脑子的，有些毫不足道。那些响亮的头衔引得他眼花缭乱，看不见一点他们的缺点。……这一切，归根结底，实起于一种狂热的浪漫思想；这使他在那些庸碌的小小法国公爵身上见到当年跟随圣路易到圣地去的十字军战士，在装腔作势、猎猎狐狸的英国伯爵身上见到他们在金锦原侍奉亨利八世的祖先。

这一段话不妨说也代表了毛姆对这些上流社交人士的看法。他放弃戏剧的写作等于是对这些上流交际界的蔑视。

一九一五年，毛姆的自传性小说《人生的枷锁》出版。一个在战争期间和他同住一卧室的达斯蒙德曾经亲眼看见毛姆审阅这部小说的校样；他把这部小说列为与班内特的《老妇故事》，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威尔斯的《吉普斯》同样经得起时间淘汰的现实主义小说；这个评价，除掉《永别了，武器》在时代上稍晚，不应列入外，对《人生的枷锁》是适当的，而且也为后来的许多评论家所承认。但是，后来竟有人认为《人生的枷锁》是毛姆唯一能在文学史上占一席地的小说，这就不对了。《人生的枷锁》虽然是在一次大战的第二年出版，但仍属于英国爱德华时代文学；它的构思是在一次大战前，但是，便在它问世的一九一五年，欧洲人对这次大战的认识和后来的认识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当时，英国人对战争的艰苦性大概认为与南非布尔战争差不多，不会动摇大英帝国的基础；法国尽管在作战开头时失利，但毕竟顶住了，绝不会料到这次战争对欧洲文明产生那样深远的影响。《人生的枷锁》是一部杰出小说，但不应视为毛姆的唯一代表作。毛姆应属于两次大战期间的代表作家，虽则他和海明威所代表的“迷惘的一代”有所不同。

毛姆一生最喜欢游历。从他接受安德鲁·郎格的错误劝告开始，这个爱好一直持续到晚年，对他的写作生涯产生了无法估计的影响。在二十年代，他曾经漫游南海群岛，并在塔希提岛发现印象派画家高更画的窗板，回欧洲后便写了以高更为主角的《月亮和六便士》。他继续游历远东、美国、欧洲、北非等地，写的短篇小说、小说和游记都广受欢迎。二十年代末，他与结婚十年的妻子西里·威尔康姆离婚。一九二八年，在法国里维埃拉的法拉特角买下一幢曾属于比利时国王的别墅，继续写作。《寻欢作乐》以托马斯·哈代为蓝本，是他始终最喜爱的一部小说，但书中的主角却是一个随便与人发生关系的女子露西。我个人觉得它并不是一部成功的小说，但是，它的矛头所指，却是英国的那种清教徒的道德观。他对露西毫无指摘，但对书中那个预备为哈代写传的小说家(后来他承认是指与他同时的英国小说家休·沃波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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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讽刺，文笔却极为犀利。在书中，他还离开主题，和另一个小说家伊夫林·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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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论用第一人称写小说的问题。沃认为用第一人称写小说是可鄙的，毛姆则认为人年事愈长，愈觉得对别人的理解不够，因此，只想从个人的角度来写自己所要写的人物。大约余怒未息，就在次年他出版了一部短篇小说集，即以《第一人称》为名。

二次大战爆发后，毛姆由尼斯避难到英国，继而赴美国居住，直到战争结束后才返回里维埃拉的故居。在美国期间，他出版了《刀锋》(一九四四年四月，英国版晚三个月)；这是一部杰作，出版后不但受到广大读者欢迎，而且受到弗吉尼亚·伍尔夫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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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严峻的批评家的称许。《总结》(一九三八)虽然带有自传性质，但主要是叙述他的相当实事求是但不随俗流的文学见解和人生哲学；这部书应和《一个作家的笔记本》(一九四四)作姊妹篇读。他死时九十一岁，遗有一女。他的戏剧、小说和短篇小说有许多于他在世时都拍成电影；这在当代作家中也是少见的。

由于童年在法国度过，青年时期在法国养过病，中年后又定居法国，并且经常旅行，毛姆可说是一个最没有英国气的英国作家。他的外祖母孀居之后，曾经带领两个女儿——大女儿就是毛姆的母亲——来法国以写小说和儿童文学谋生；毛姆好像不但继承了他外祖母的写作才能，而且继承了她的亲法国倾向。在《寻欢作乐》中，他曾经提到笛福、斯特恩、萨克雷、狄更斯、艾米丽·勃朗特和马塞尔·普鲁斯特这些小说家“在世时那样有名，但是，现在无疑已经被人忘却了”。这里面，除掉最后一个是法国人外，其余的都是英国小说家，而且是英国小说的半壁江山。他好像特别和狄更斯过不去。在《总结》中他写道，“现实主义是相对的。最现实主义的作家，由于兴趣的引导，常常歪曲自己的人物。他通过自己的眼睛看他们……才气越大，个性越强，他的人生图画越是光怪陆离。有时，我觉得，后代如果要知道今天的世界是什么样子，最好别去看那些独树一帜的作家，而去读那些平庸的作家，因为他们由于平庸，反而能把周围环境描写得更忠实。这些人我不想提他们的名，因为尽管后世肯定会欣赏他们，被标志为平庸总是不称心的事情。不过我觉得应当承认，人们在安东尼·特罗洛普的小说里，比在狄更斯的小说里更能看到真实的人生图画。”然而巴尔扎克、莫泊桑、司汤达对他的影响，他始终没有否认过。巴尔扎克的石子投入河中的比喻，他在《刀锋》中曾一再运用而不自觉。巴尔扎克小说中的一些人物，他提到时就像我们对《红楼梦》中的人物一样熟悉。他的短篇小说不但受莫泊桑的影响，而且为他赢得了“英国莫泊桑”的声誉。

《刀锋》依旧是用第一人称写的，而且这个人干脆不再是作者惯用的阿辛登笔名，而是直接用了自己的真名实姓。小说写一个参加第一次大战的美国青年飞行员拉里·达雷尔。在军队中，拉里结识了一个爱尔兰好友：这人平时是那样一个生龙活虎般的置生死于度外的飞行员，但在一次遭遇战中，因趋救拉里而中弹牺牲。拉里因此对人生感到迷惘，弄不懂世界上为什么有恶和不幸(这也是毛姆在《总结》中提出过的)。复员后，拉里既不肯进大学，也不肯就业，一心想探求人生的终极。为此，他丢下未婚妻来到巴黎；两年后，和未婚妻解约，又从巴黎遍游世界各地，最后到了印度，找到了印度的吠陀经哲学。于是了悟人生，把自己的一点薄产分散给亲友，自己返回美国，当一个自食其力的出租汽车司机，打算隐身人海，以终天年。小说以拉里为中心，描绘了许多美国男女，有拉里的未婚妻，贪图物质享受的伊莎贝儿；有以买卖古董起家，一心想钻进上流交际社会的艾略特·谈波登；有头脑简单但心地忠厚的格雷·马图林，他原是百万富翁的独生子，但是一九二九年的经济大崩溃使他破了产，他是个只知道做生意发财的典型美国社会产物；有伊莎贝儿的同学，索菲·麦唐纳，因丈夫和儿子在车祸中丧命，被夫家放逐到巴黎来过着堕落的生活，终于被不逞之徒杀害；还有一个模特儿兼妓女的法国女子苏姗·鲁维埃，和拉里与作者都相识，最后和法国一个外地厂商结婚而得到生活保障。作者本人在书中也担任了一个重要角色；他既是演员，又是观众。背景多半是在法国，特别是巴黎。由于毛姆大半生是在法国度过的，而写作本书时，正因战争避地美国，所以写到巴黎时，特别流露出怀乡情绪，如写他在赴拉里约会之前，穿过卢森堡博物馆的公园时，描写园中游人的那一段回忆自己青年时期的描述，完全属于自叙性质，和小说毫无关系。又如第六章论述莱辛的《贝蕾妮丝》，都是离开主题发挥自己的文学见解。书中的主要角色除掉苏姗·鲁维埃外，全都是美国人，使人想起一句调侃美国人的谚语：“人死后进天堂，美国人死后去巴黎。”但是，他们最后都死的死了，回国的回国了，连苏姗·鲁维埃也嫁到外地去，如作者所说，“在我的生命中也消失了。”当然，这个小圈子里的人只占据作者生活的很少一部分，但我们仍不免兴一种落寞之感，仿佛作者是“珠箔飘灯独自归”。

正如作者在小说中交代的，他这本书并不想“阐述所谓《奥义书》的哲学体系”。“我懂得太少了，但即使懂得很多，这也不是阐述《奥义书》的地方……我想的只是拉里。”在本书结尾时，他又说，“我是个俗人，是尘世中人；我只能对这类人中麟凤的光辉形象表示景慕，没法步他的后尘。”因此，他和克里斯朵夫·衣修午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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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并不打算向西方推荐吠陀经哲学，或者提倡人人都学拉里；单拿一点来说，不近女色，如果人人都像拉里那样奉行，岂不会造成灭种的灾祸！毛姆的道德观是如我国嵇康在《绝交书》中所主张的“四民有务，各得志为乐”。他把拉里捧得很高，但并不把艾略特·谈波登那个“大大的势利鬼”贬得很低。他对放浪形骸的索菲·麦唐纳只有同情，对当模特儿兼妓女的苏姗·鲁维埃能够有一个归宿感到欣幸，对头脑简单的格雷·马图林，在他的笔下绝少挖苦，而往往突出他的忠厚和慈爱，但对伊莎贝儿则毫不徇情地揭露她蓄意破坏索菲和拉里婚事的阴谋，尽管他很欣赏她的美，并且是她多年来的“知心”朋友。但他接着也写伊莎贝儿获悉拉里分散自己财产，并且返回美国预备当司机的消息后，伤心啜泣的情景，从而让读者自己对伊莎贝儿作出结论。不妨说，伊莎贝儿的用心是狠毒的，但是，她破坏的是一个本来不可能有好结果的婚姻，因为如果索菲连伊莎贝儿布置的那点诱惑都抵御不了，拉里即使学会了瑜伽修道士的那点法力，能把她从自甘堕落的道路上拉得回转吗？

尽管作者在本书开头声称，他几乎没有什么故事可述，但是，他仍旧充分运用了叙事的技巧，从而抓住读者的注意力。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我时常碰到这样的情形，即一面译，一面盘算着不知他对这种铺开的局面怎样收拾法。但是，使我佩服的是他笔头一转，很快就结束掉；例如在第二章末尾，当伊莎贝儿告诉作者自己和拉里解约的经过，以及作者给了伊莎贝儿忠告之后，他只用两三行文字就结束了他们精心策划的汉普顿宫之游：

雨仍旧下个不停，我们认为不去看汉普顿宫那些华贵建筑，甚至伊丽莎白女王的床，伊莎贝儿也可以活下去，所以就坐车子回到伦敦。

我想如果有个金圣叹的话，很可能在这一段后面插进一些双行批语：“随手收拾掉汉普顿宫，妙。盖汉普顿宫之游不过是为了找个场合让伊莎贝儿能向作者倾吐胸臆，现在目的已达，再叙述作者领她游览汉普顿宫便是呆鸟矣。”

但是，本书最成功的还是人物的塑造；不但几个主要人物写得非常成功，连些次要人物，如布雷德利太太，矿工考斯第，甚至土伦的警察局长，也都是有血有肉的人。小说从一九一九年开始，一直写到三十年代中期，人物的性格当然不可能没有发展和变化。索菲·麦唐纳和作者在芝加哥初次见到的腼腆少女判若两人，这不难做到；她自己的身世便是解释。伊莎贝儿经过嫁格雷后的纸醉金迷生活，继之以破产和二次来巴黎后依舅父艾略特居住，锻炼成她那样的尤物，作者是煞费了一番苦心的。艾略特·谈波登的变化基本上不大，只是一九二九年之后，排场变得阔绰了，但是，一直写到他临终前拿到爱德娜·诺维马里的请帖，亲自写那封回信之后，作者方才完成这幅社会名流的画像，真可以说是达到笔酣墨饱的地步。只有拉里·达雷尔自始至终好像变化不大，永远是那样一个闲云野鹤似的人物，使人疑心是不是取材自真实生活。可是，一九五九年，却被我无意中发现了拉里的蓝本，原来是剑桥大学新近逝世的哲学教授维特根斯坦。这位教授是奥地利人，在剑桥大学学工程学，偶尔也研究一点哲学，听过罗素和摩尔的课，但颇能发挥自己的独特见解。第一次大战开始，维特根斯坦担任军官并沦为俘虏；战后隐居奥国，当小学教师和修道院园丁。他的剑桥大学同学兰姆赛和布里斯威特在奥地利访求到他，力劝他重新把哲学抓起来，维特根斯坦于是跟当时的维也纳学派石里克等人稍稍往还；一九三〇年，受聘为剑桥大学研究员。后来摩尔退休，维特根斯坦却继摩尔被任命为哲学教授。以一个外国人在英国的学术首府担当这个职务，可以说是殊荣，但维特根斯坦却引以为苦，经常劝他的学生不要在大学教书，尤其不能教哲学。一九四七年年纪不到六十就退职，一九五一年逝世。毛姆在一九四四年出版《刀锋》时，维特根斯坦还活着，所以作者在小说开头时说，“书中角色的姓氏全都改过，并且务必写得使人认不出是谁，免得那些还活在世上的人看了不安。”但是，不管作者怎样改动，总有些蛛丝马迹可寻；举例说，小说开头叙述拉里在俱乐部图书室里死啃威廉·詹姆斯的《心理学原理》，而维特根斯坦讲课时绝不引用别的哲学家的话，但却时常提到威廉·詹姆斯；有一天，甚至告诉学生詹姆斯的《心理学原理》第××页讲的什么，使学生们听了都感觉诧异，这是一。其次，小说写拉里最后把自己的一点财产分散给人，维特根斯坦的父亲死后，留给他一笔很优渥的财产，维特根斯坦全拿来分给富有的亲朋，他的怪理由是富人得到才可以免受金钱的腐蚀，而小说中也没有提到拉里散金的对象是些什么人，这是二。还有，维特根斯坦平日绝少与人交接，凡是大学社交生活和哲学界各种活动都绝迹不参加，这和拉里不喜欢社交活动也有相似之处。根据这几方面的对照，再加上两人性格上的转变，都是因参加一次大战后开始的，可以断言小说中的拉里就是写的维特根斯坦。当然也有不尽相同之处，如拉里告诉伊莎贝儿他读希腊原文的《奥德修纪》所感到的兴奋，但是，维特根斯坦却是什么文学作品都不读，只看侦探小说。但是，毛姆在《总结》中曾讲过这样的话：“喜欢听故事和喜欢看跳舞和摹拟表演……同样是人性的自然倾向。从侦探小说的流行可以看出这种爱好至今不衰，连第一流的知识分子也看它们，当然并不当回事，可是的确看它们；为什么？还不是因为他们唯一放在眼里的那些心理的、教育的、精神分析的小说不能满足他们的这种特殊需要吗！”毛姆这段话里面的“第一流知识分子”原文是the most intellectual persons,所以不仅包括文学权威，也应包括其他学术权威在内。可以揣想，维特根斯坦喜欢看侦探小说，毛姆并不是不知道

[7]

；而小说第五章作者从爱德娜·诺维马里的女秘书那里为艾略特偷得请帖后，问女秘书她在化装舞会上预备穿什么服装时，她的回答是，“我亲爱的先生，我是个牧师的女儿，这种愚蠢的事，我留给上层阶级去做。当我看见《先驱报》和《邮报》的那些代表吃了一顿好消夜并且喝了一瓶我们的第二等最好的香槟酒之后，我的责任就结束了。我将回到我的卧室关起门来看一本侦探小说。”这一点描绘，我认为也是从维特根斯坦身上移植过来的。最后，还有维特根斯坦在战后当的小学教师与修道院园丁工作，和拉里回美国后预备当的卡车司机和开出租汽车同样都是不求闻达的表现，毛姆只是把他的蓝本首尾倒置一下而已。

毛姆从不讳言他小说中的人物是从真实生活取材的，所以我的这点考证——如果并没有被别人发现的话——并不足为奇；问题倒是为什么毛姆挑中维特根斯坦这样一个人作为他小说的主角。《刀锋》出版于一九四四年，是他一九四〇年来美国后的第一部小说。人们可以想象得出在他流寓美国期间，盘算和估量——特别是从大西洋彼岸——他所经历的两次大战之间这段时期，以他阅历之深，接触面之广，而选择了维特根斯坦，一定是经过反复考虑的。现在，我们可以看出，拉里这个人确是一次大战的产物，而他反映的时代——两次大战之间的时代——则是欧洲中心主义的黄昏时代。在这个时期，世界文化中心虽则仍在欧洲，而欧洲的文化中心，在毛姆看来，无疑在法国，但它已经不能给来此寻求人生真谛的人以满意的回答了。拉里在巴黎博览群书，学会了几种语言，但是，巴黎和法国只成为他的中途岛；他最后带回去的，既不是恩夏姆神甫要把他当迷途羔羊圈回去的天主教，也不是他想从波兰矿工考斯第口中探听的神秘主义，而是印度的吠陀经哲学。小说中无一语涉及纳粹的兴起，但是，小说反映的欧洲的精神空虚，已足够说明为什么纳粹主义能够乘虚而入了。

小说不是历史，不需要反映一个时代的全貌，但它反映的那一部分，特别是其中的人物，必须给人以真实感，不能只是影子。有时候，由于文学修养差，欣赏不了作家所创造的人物，这情形是有的。我当学生时，对莎士比亚的李尔王形象就不能欣赏，后来读了A.C.布雷德利

[8]

的《莎士比亚悲剧》才发现自己的文学修养不足。但是，有些名家笔下的人物，如最近我读到的狄更斯的《小杜丽》，就只能说是概念的产物了。毛姆的《刀锋》之所以可贵，就在于为我们提供了两次大战之间那个时期的一个人物画廊。

周煦良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六日

[1]
艾德蒙·戈斯(1849—1928)，英国诗人，批评家，传记作者。

[2]
安德鲁·郎格(1844—1912)，苏格兰作家。

[3]
休·沃波尔(1884—1941)，英国小说家。

[4]
伊夫林·沃(1903—1966)，英国小说家。

[5]
弗吉尼亚·伍尔夫夫人(1882—1941)，英国小说家，批评家。

[6]
克里斯朵夫·衣修午德(1904—1986)，英国出生的美国小说家、剧作家，因写过一些以20世纪30年代初的柏林为背景的小说而名噪一时。《紫罗兰姑娘》(1945)和《再见吧，柏林》(1951)都被改编成电影剧本，获得巨大成功。他是英国30年代以奥登为首的一批左倾作家；后来变得消沉，转向印度的吠陀经哲学。

[7]
最近我才得知，维特根斯坦和A·E·豪斯曼在剑桥大学住在同一宿舍里，维氏的房间比豪斯曼的高一层，但两人的关系并不好；豪斯曼不喜欢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见解。毛姆在本世纪初曾和豪斯曼的兄弟劳伦斯合编过一个短命的文学杂志《探新》；维特根斯坦的一些生活细节，毛姆很可能是从劳伦斯那里听来的。

[8]
安德鲁·塞西尔·布雷德利(1851—1935)，英国文学批评家。

一把刀的锋刃很不容易越过；

因此智者说得救之道是困难的。

《迦托—奥义书》

- 第一章

- 第二章

- 第三章

- 第四章

- 第五章

- 第六章

- 第七章

第一章

一

我以前写小说从没有像写这一本更感到惶惑过。我叫它做小说，只是因为除了小说以外，想不出能叫它做什么。故事是几乎没有可述的，结局既不是死，也不是结婚。死是一切的了结，所以是一个故事的总收场，但是，用结婚来结束也很合适；那些世俗的所谓大团圆，自命风雅的人也犯不着加以鄙弃。普通人有一种本能，总相信这么一来，一切该交代的都交代了。男的女的，不论经过怎样的悲欢离合，终于被撮合在一起，两性的生物功能已经完成，兴趣也就转移到未来的一代上去。可是，我写到末尾，还是使读者摸不着边际。我这本书只是追叙我过去认识的一个人，这人虽则和我非常接近，却要隔开很长的时间才碰一次面；他中间的经历我几乎毫无所知。要我杜撰些情节来补足这些脱漏，使故事读起来更加连贯，固然可以，可是，我无意于这样做。我只打算把自己知道的事情记下来而已。

多年前，我写过一本小说叫《月亮和六便士》；在那本书里，我挑选了一个名画家保罗·高更

[1]

；关于这位法国艺术家的生平我知道得很少，只是倚仗一点事实的启示，使用小说家的权限，炮制了若干故事来写我创造的人物。在本书里，我一点不打算这样做。这里面丝毫没有杜撰。书中角色的姓氏全都改过，并且务必写得使人认不出是谁，免得那些还活在世上的人看了不安。我写的这人并不出名；也许他永远不会出名；也许他的生命一朝结束之后，这一生留在世界上的痕迹并不比石子投入河中留在水面上的痕迹为多。那时候，我这书倘使还有人读的话，就是由于它本身可能引起的兴趣了。但是，也许他替自己挑选的生活方式，和他性格里面所特有的坚定和驯良，在他同类中间的影响会日益加深，这样，可能在他去世长远以后，有人会恍悟这时代里曾经生活过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那时候，人们就会看出我这本书写的是谁了，而那些想要稍微知道一点他早年身世的人，当可在书中找到些他们想要找的东西。我觉得这书虽有如我所说的种种不足之处，对于替我朋友作传的人，将不失为一本可资征引的书。

书中的谈话，我并不要假充是逐字逐句的记载。在这类或其他场合下，人家的谈话我从不记录下来；可是与我有关的事情我都记得很清楚，所以，虽则是我写的，敢说很能忠实反映他们的谈话。适才说过，我丝毫没有杜撰；现在这句话要改正一下。就像希罗多德

[2]

以来的许多历史家一样，我也有擅自增入的部分；故事里角色的谈话有些是我没有亲耳听见，而且也不可能听见的。我这种从权的理由和那些历史家的理由一样，因为有些场合若只是重述一下，就会毫无生气，加进谈话要生动得多，真切得多。我要有人读我的书，所以只要写得人读得下去，我认为总可以做得。至于哪些地方是擅自增入的，明眼的读者自会一望而知，他要摈弃这些不读，完全听他自由。

另一个理由使我从事这部作品时感到疑惧的，是这里面的主要人物都是美国人。了解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觉得一个人除掉他本国人以外，很难说真正了解什么人。因为人不论男男女女，都不仅仅是他们自身；他们也是自己出生的乡土，学步的农场或城市公寓，儿时玩的游戏，私下听来的山海经，吃的饭食，上的学校，关心的运动，吟哦的诗章，和信仰的上帝。这一切东西把他们造成现在这样，而这些东西都不是道听途说就可以了解的，你非得和那些人生活过。要了解这些，你就得是
这些。正由于你离开观察不能了解一个对于你是异域的人，要在书中刻画得真切就难了。连亨利·詹姆斯

[3]

那样一个精细的观察家，在英国住了四十年，也没有能创造出一个十足英国气的英国人来。至于我，几篇短篇小说除外，从没有打算写过本国以外的人；短篇小说里敢于写外国人的缘故，是因为短篇的人物只要一点粗枝大叶；你写个轮廓，细微的地方全可以由读者自己去补充。也许有人要问，既然我能把保罗·高更变做一个英国人，这本书里的人物为什么不可以照做。我的回答很简单：就是不能。那一来，他们就不成其为他们那样的人了。我并不作为他们是美国人眼中的美国人；他们是一个英国人眼中的美国人，连他们的语言特点我都没有打算仿效。英国作家在这方面闯的乱子和美国作家打算模仿英国人说的英语时闯的乱子一样多。俚语是最坑人的东西。亨利·詹姆斯在他的英国故事里经常要用俚语，可是总不像一个英国人说的那样，因此不但不能取得他所企求的俚俗效果，反而时常使英国人读来感到突兀和怪不舒服。

[1]
保罗·高更（1848-1903），法国后期印象派画家。

[2]
希罗多德（约公元前484—425），古希腊历史学家，后代称为历史之父。

[3]
亨利·詹姆斯（1843-1916），美国小说家。

二

一九一九那一年，我起身到远东去，路过芝加哥；为了某种和本书无关的原因，在那边住了有两三个星期之久。不久以前，我出版了一部成功的小说，所以在当时也算是新闻人物，一到芝加哥，就有记者来访问。第二天早上，电话铃响，我去接电话。

“我是艾略特·谈波登。”

“艾略特，我还以为你在巴黎呢。”

“不，我回来看看家姐的。我们找你今天来玩。跟我们一起吃午饭。”

“好极了。”

他把时间和地址告诉我。

我认识艾略特·谈波登已经有十五年。他这时已是将近六旬的人，一表人才，高个儿，眉目清秀，鬈发又多又乌，微带花白，恰好衬出他那堂堂的仪表。他穿着一直考究，普通的买自夏费商店，可是衣服鞋帽总要在伦敦买。在巴黎塞纳河南岸时髦的圣纪劳姆街上有一所公寓。不喜欢他的人说他是古董客人，可是这是诬蔑，他极其痛恨。他有眼光，又有学问，也不否认在已往的年头他刚在巴黎住下时，曾经帮助那些要买画的收藏家出过主意；后来在他的交游中听到有些中落的英法贵族想要卖掉一张精品，碰巧他知道美国博物馆的某某理事正在访求这类大画家的优秀作品时，自然乐得给双方拉拢一下。法国有许多旧家，英国也有些，有时迫于境遇，不得不把一口比尔

[1]

签名的橱柜或者一张奇彭代尔

[2]

手制的书桌割爱，但是不愿意声张出去，碰到他这样博雅而彬彬有礼的人能够把事情办得一点不露痕迹，正是求之不得。听到这话的人自然而然想到艾略特会在这些交易上捞些好处，但都是深有教养的人，谁也不愿意提。刻薄的人硬说他公寓里的东西全都是出售的，说他每次名酒好菜请美国阔佬们吃一顿午饭之后，他那些值钱的画总有一两张不见了，不然就是一口细工精嵌的橱柜换成一口漆的。等到有人问他怎么某一件东西不见了，他就花言巧语地说，那个他觉得还不上品，因此拿去换了一件更好的。接着又说，尽瞧见一样东西真腻味。

“Nous autres américians，”他先调一句法文，“我们美国人就欢喜换花样。这既是我们的短处，也是我们强过人的地方。”

巴黎的有些美国太太，自称晓得他的底细的，说他的家道原来很穷，所以起居能够那样阔绰，只是由于他为人非常精明的缘故。我不清楚他究竟有多少钱，可是那位公爵头衔的房东在他这所公寓上却着实收他一笔房租。公寓里的陈设又是那样名贵：墙壁上挂的都是法国大画家的作品，瓦托

[3]

啊，弗拉戈纳尔

[4]

啊，克洛德·洛兰

[5]

啊，等等；镶木地板上炫耀着萨伏纳里和奥比松

[6]

的地毯；客厅里摆了一套路易十五时代精工细绣的家具，制作之精，如他自称的，说不定就是当年蓬巴杜夫人

[7]

的香闺中物。反正他并不用设法赚钱，就能生活起居有他认为上流人士应有的那种派头。至于他过去通过什么途径才能达到这样，你假如是明白人的话，最好还是别提，除非你有意要和他断绝往来。他既然在物质上不用操心，就一心一意追求他一生中最大的愿望起来，换句话说，社会交际。他初到欧洲时，还是个拿着介绍信去见名流的年轻人，后来和英国、法国那些中落的大家发生商业关系，这就奠定了他先前取得的社会地位。本人在弗吉尼亚州原是旧家，母系方面还可以追溯到一位在独立宣言上署过名的祖先，这点家世使他拿着信去见那些有头衔的美国太太时，很受人看得起。人缘好，人又神气，跳舞跳得不错，打枪不算坏，网球很好，什么宴会里都少不了他。鲜花和高价钱的大盒巧克力，任意买来送人；虽则很少请客，请起客来，倒也别致有趣。那些阔太太们被他带着上一趟苏荷区的异国情调饭馆，或者拉丁区的小酒店，都觉得很好玩。替人效劳，随时随地都来；你要是请他做一件事，不管多么厌烦，没有不高高兴兴替你做的。碰到年纪大点的女人，总是曲尽心意去博她们的欢心，所以不久在许多豪贵人家都混得很熟。为人实在太好讲话了，假如有人失约，你临时拉他来凑数，他毫不介意就来，而且让他坐在一位顶讨厌的老太婆旁边，保管还会替你敷衍得有说有笑。

两三年工夫，在伦敦和巴黎，所有一个年轻美国人攀得上的朋友，他都攀上了；巴黎他是长住，伦敦是每年游宴季末期去，还有就是在初秋时拜访一转乡间别墅。那些早先把他引进社交界的太太们，看到他的交游竟如此广，很觉得诧异。感想是分两方面：一方面是高兴她们抬举的这个年轻小伙子居然有偌大的成功，另一方面，则有点着恼，怎么和他混得很熟的人，和自己的交情只是一点浮面。虽则他对待她们照旧很客气，很肯效劳，这些人总不好受，觉得他利用她们做了社交上的垫脚石。她们担心他是个势利鬼，当然他是个势利鬼，他是个大大的势利鬼，他势利得毫不顾旁人齿冷。哪一家请客，他想厕身被请之列，或是哪一位大名鼎鼎但是有名难缠的老阔寡妇，他想拉拢点关系，就什么都做得出来：钉子照碰，冷言冷语照吃，下不了面子的地方照下得去。在这方面，他可以说是不屈不挠。只要眼睛落在什么上面，他就像植物学家寻求一株异种兰花一样，洪水、地震、瘴热、敌意的土人，什么危险都去冒，非弄到手不肯罢休。一九一四年的大战给他提供最后的机会；战事一爆发，他就去参加一个救护队，先后在佛兰德

[8]

和阿尔艮战区都服务过；一年后回来，佩起一枚红勋章，在巴黎红十字会弄了一个位置。那时候，他手头已很宽裕，要人支持的慈善事业，他都慷慨捐助。任何铺张扬厉的善举，他必竭尽自己的博雅知识和办事才能来襄助一切。巴黎两家最高贵的俱乐部，他都做了会员。法兰西那些最煊赫的妇女提起他来总是“那个好艾略特”。他终于发迹了。

[1]
比尔（1642-1732），法国路易十四御用的家具匠。

[2]
奇彭代尔（1718？-1779），伦敦十八世纪时名家具匠。

[3]
瓦托（1684-1721），法国风俗画家。

[4]
弗拉戈纳尔（1732-1806），法国画家。

[5]
克洛德·洛兰（1600-1682），法国17世纪风景画家。

[6]
萨伏纳里，法文原意为肥皂业，因17世纪的芳齐埃和杜邦二人在夏劳特将一家肥皂厂改为地毯厂而成为精美地毯的标志。奥比松是法国18世纪时在奥比松生产的著名地毯；影响所及，别地方的地毯也被称为奥比松地毯了。

[7]
蓬巴杜夫人（1721-1764），法国路易十五的情妇。

[8]
佛兰德，包括现比利时的东佛兰德省和西佛兰德省以及法国北部的部分地区。

三

我最初认识艾略特的时候，自己还不过是个平常的年轻作家，他也不把我放在眼里。他从不忘记一张脸，所以不论在哪里碰到，总是很客气地和我拉手，但是，无意和我结交；假如我在歌剧院里看见他，比方说，和他坐在一起的是一位显贵，他就会装作没有看见我。可是，那时我写的剧本碰巧获得相当出人意料的成功，所以，不久我就看出艾略特对我稍微亲热起来。有一天我收到一封短柬，约我到克拉里奇饭店吃午饭，那是一家旅馆，他到伦敦就住在那里。客人并不多，也不怎么出色，我有个感觉，好像他在试探我在交际上成不成。可是，从那时起，我自己的成功也给我添了不少新朋友，因此，和艾略特碰面的机会也多起来。之后不久，我上巴黎去度秋天，住了几个星期，在一个双方都认识的朋友家里又碰见了。他问我住在哪里，一两天后，又寄来一张午饭请帖，这次是在他自己的公寓里。我到了一看，没料到客人竟是相当出色，肚子里暗笑。我知道，以他那样烂熟世故，明知道在英国社交界我这样一个作家并不稀奇，但是，在法国这儿，一个人只要是作家就会被人另眼相看，所以我也了不起了。这以后好多年，我们的交往都相当亲密，不过从没有真正成为朋友。我怀疑艾略特·谈波登会和任何人成为朋友。他对别人的一切，除了他的社会地位外，全不发生兴趣。不论我偶尔来巴黎，或是他在伦敦，他请客少一个人，或者逼得要招待旅游的美国人时，总要请我去。这些人，我疑惑有些是他的老主顾，有些是拿介绍信来谒见他的、素昧平生的人。他一生中就是在这些地方受罪。他觉得应酬总得应酬一下，但是，不愿意介绍他们和他那些阔朋友见面。最好的打发办法当然是请吃晚饭，再去看戏，可是这往往很困难，因为他每晚都有应酬，而且早在三个星期前全约好了；就算能做到那样，料想那些人未必就此满足。他因为我是个作家，而且没有什么大关系，就毫不介意把他这些苦恼告诉我。

“美国那些人写介绍信真是太不替别人着想了。并不是说把这些人介绍给我，我不高兴见，不过，我觉得没有理由叫我的朋友跟我受罪。”

他给他们买了大玫瑰花篮和大盒的巧克力糖送去，借此补救一下，可是，有时候还得请吃饭。就在这种时候，他先告诉我一番话，然后又天真地邀请我赴他筹备的这类宴会。

“他们极其想见见你，”信上这样捧我。“某太太是个很有文学修养的妇女，你写的书她一个一个字都读过了。”

某太太后来就会告诉我，她读了我的《裴林先生和特雷尔先生》非常喜欢，而且祝贺我的《软体动物》剧本演出成功，头一本书的作者是休·沃波尔，后一书的作者是哈伯特·亨利·戴维斯

[1]

。

[1]
哈伯特·亨利·戴维斯（1876-1917），英国戏剧作家。

四

如果我描写的艾略特·谈波登使读者觉得他是个卑鄙小人，那实在是冤枉他。

在某一点上，他可以称得上法国人说的serviable；这个词，以我所知，在英语里还找不到适当字眼。词典上有serviceable，古义是指肯帮助人，施惠，厚道。这恰恰就是艾略特。他为人慷慨；虽则在他早期的社会活动中，那种送花、送糖、送礼的豪举无疑有他的用心，到后来没有这种必要时，他还是照做。送东西给人，他觉得很好受。他顶好客；雇的厨师比起巴黎的哪一家来都不差，而且在他那儿用饭，准会吃到最早的时鲜菜。他的酒十足证明他是个品酒的内行。诚然，他挑的客人都是视他们的社会地位而定，不一定是佳客，可是，他至少总罗致一两个能说会笑的客人，因此，他的宴会差不多总是很有意思。有人在背后嘲笑他，说他是个龌龊小人；尽管这样说，他请起客来，还是高高兴兴照去。他的法语说得流利正确，轻重音一点不含糊。他曾经费了很大气力把英语说得像英国人那样，你得有一对很尖锐的耳朵才能捉住他一个美国音。他极其健谈，只是你得设法使他不提那些公爵和公爵夫人；但是，即使谈到这些公爵和公爵夫人时，他也能使人解颐，特别是单独和你在一起时，反正他现在的地位已经是不容置疑了。他有一张顶逗人的刻薄嘴，而这些王公贵人的丑史秽闻又没有一件不吹到他耳朵里的。X公主最近的孩子的父亲是谁，Y侯爵的情妇是哪一个，我全是从他那里听来的。敢说连马塞尔·普鲁斯特

[1]

知道的显贵秘闻也赶不上艾略特知道的那样多。

在巴黎时，我时常跟他一起吃午饭，有时在他公寓里，有时在饭馆子里。我喜欢逛古董铺，偶尔也买些，不过看看居多，而艾略特总是兴冲冲陪我去。他懂，对于艺术品也真心爱好。我想巴黎这类铺子他没有一家不认识，而且老板个个都是熟人。他最爱杀价；每次我们出发时，他总叮嘱我：

“要是你有什么东西想买，自己不要问。丢个眼色给我，底下的由我来。”

他顶得意的事就是替我弄到一件我看中的东西，价钱只抵要价的一半，看他讲价真是好耍子。他会争论，哄骗，发脾气，想法叫卖方心软，嘲弄他，挑剔毛病，吓唬不再踏进人家店门，叹气，耸肩膀，正言规劝，满脸怒容朝外走，到最后争到他出的价钱时，惨然的样子摇摇头，好像无可奈何只好屈服一样。然后低低用英语跟我说：

“买下来。加倍的价钱都还是便宜。”

艾略特是个热心的天主教徒；他在巴黎住下不久，就碰见一位神父。那人出名的会说人皈依，过去多少相信异端的迷途羔羊都被他圈了回来。他饭局最多，人有名的善于辞令。他的教务活动只限于富贵人家。虽则出身寒微，多少高门大户都尊为座上客。这样一个人，艾略特见了当然动了念头。他偷偷告诉一位新近被这位神父说服改教的美国阔太太，说他家里虽则一直奉的圣公会派，他本人却是对天主教向往已久。有一天晚上，这位太太请他吃饭，跟这位神父见见；就只他们三个，神父是谈笑风生。女主人把话兜到天主教上去，神父谈得非常热烈，丝毫不迂腐，虽则是教中人，就像一个见过世面的人同另一个见过世面的人谈话一样。艾略特发现神父十分知道他的为人，有点受宠若惊。

“范多姆公爵夫人上回还跟我谈起你，她觉得你看事情顶清楚。”

艾略特快活得红光满面，公爵夫人他是进谒过，可是，从没有想到她会对他动一下脑筋。神父心性广阔，见解摩登，态度宽容，一番关于天主教的议论谈得既高明又温和。他把天主教会说得使艾略特听来很像一个任何有教养的人如果不加入就对不起自己的高尚俱乐部。六个月后，艾略特就入了教。这样一改宗，再加上在天主教方面的慷慨布施，那几家以前进不去的人家大门也被他敲开了。

也许他放弃祖传的宗教，动机并不纯正，可是改宗以后，倒的确诚心诚意。每星期要到第一流人士光顾的教堂去做弥撒，过些时就去神父那里忏悔，隔两年总要朝一次罗马。久而久之，教廷因他虔诚，派了他御前侍卫，又见他孜孜恪尽职守，奖给他圣墓勋章。说实在话，他在天主教方面的事业和他在世俗方面的事业，可算一样成功。

我时常问自己，以他这样一个聪明、和蔼、学识优长的人怎么会被势利蒙着心眼儿。他不是暴发户。父亲在南方一个大学当过校长，祖父是相当有名的神学家。以艾略特的机伶，决不会看不出那些应他邀请的人多只是混他一顿吃喝，有些是没脑子的，有些毫不足道。那些响亮的头衔引得他眼花缭乱，看不见一点他们的缺点。我只能这样猜想，跟这些家世缅邈的人过从亲密，做这些人家妇女的近臣，给他一种永不厌烦的胜利感；而且这一切，归根结底，实起于一种狂热的浪漫思想；这使他在那些庸碌的小小法国公爵身上见到当年跟随圣路易

[2]

到圣地去的十字军战士，在装腔作势、猎猎狐狸的英国伯爵身上见到他们在金锦原

[3]

侍奉亨利八世的祖先。跟这些人在一起，他觉得就像生活在天地广阔的英勇古代里一样。我想他翻阅戈沙年鉴

[4]

时，看见一个姓氏接一个姓氏地使他回想起年代悠远的战争，史册上的攻城战和著名的决斗，外交上的诡诈和王侯们的私情，他的心就会热得跳起来。总而言之，这就是艾略特·谈波登。

[1]
马塞尔·普鲁斯特（1871-1922），法国小说家，著有一部卷帙浩繁的《追忆逝水年华》。

[2]
圣路易（1215-1270），即法王路易九世，曾两次率领十字军东征。

[3]
在法国吉塞尼附近的平原，1520年英王亨利八世与法王弗朗西斯一世在此会见，因铺张扬厉，极尽豪华而有此称。

[4]
戈沙年鉴，1763年创刊，早先以记载欧洲贵族世系为主；1944年后相继为希特勒、斯大林和阿登纳禁止出版。

五

我预备洗个脸，梳一下头发，再去赴艾略特约的饭局；正忙着时，旅馆里人打电话上来，说他在楼下等我。我有点诧异，可是一收拾好，就下楼去。

我们握手时，他说：“我想我自己来接你要安全些。我不清楚你对芝加哥到底有多熟。”

他这种感觉，我看出好些住在国外多年的美国人都有；他们心目中仿佛美国是个很难走甚至危险的地方，你不能随随便便让一个欧洲人单独去闯。

“还早，我们不妨走一段路，”他提议。

外面微有寒意，可是，天上一丝云都没有，活动活动筋骨倒不错。

我们走着路时，艾略特说：“我想你会见家姐之前，顶好先知道一点她的为人，她有一两次住在巴黎我那里过，不过，我记得你那时不在，你知道，今天人并不多，就是家姐和她的女儿伊莎贝儿和格雷戈里·布拉巴宗。”

“是那个室内装饰家吗？”我问。

“对了，家姐的屋子糟透了，伊莎贝儿和我都劝她重新装修一下，我刚巧听见布拉巴宗在芝加哥，所以就叫家姐请他今天来吃午饭，当然，他不是怎么一个上等人，但是很行，玛丽·奥利芬特的拉尼堡，圣厄茨家的圣克莱门特·塔尔伯特府，都是他装饰的。公爵夫人极其喜欢他。你可以看看路易莎的屋子，我永远不懂得，她这么多年怎么住得下去，不过说起这个来，她怎么能在芝加哥住下去，我也永远不懂得。”

我从他嘴里得知布雷德利太太是个寡妇，三个孩子，两儿一女，不过儿子年纪大得多，而且都已结婚，有一个在菲律宾政府里做事，有一个，像他父亲过去那样，在外交界服务，现在人在阿根廷都城。布太太的丈夫过去宦历甚广，在罗马做了几年一等秘书，后来又派到南美洲西岸的一个小共和国当专员，人就是死在那边。

艾略特继续讲下去，“他去世之后，我要路易莎把芝加哥的宅子卖掉，可是，她不忍心。布家这所宅子买下来已有了年代，他们是伊利诺斯一个顶旧的旧家。一八三九年从弗吉尼亚原籍迁来这里，在现在离芝加哥六十英里的地方置下田产，目前还保留着。”艾略特迟疑一下，看看我吃不吃他这一套。“我想你也许会说他家早先是种田的，不过，我不晓得你可知道，在上世纪中叶的时候，中西部开始开发，不少弗吉尼亚的人，好人家的子弟，你晓得都被无名的诱惑打动，离开了丰衣足食的乡土。我姐丈的父亲切斯特·布雷德利看出芝加哥有它的前途，来这里进了一家法律事务所，反正他赚的钱也够儿辈吃用的了。”

艾略特的话虽如此说，从他的神情可以看出，那位已经去世的切斯特·布雷德利离开他祖传的华屋良田，来进律师事务所，原因并不那样简单，不过，从他攒聚了一笔家财上看来，总还值得。后来有一回布太太拿几张乡下她所谓“老家”的照片给我看，艾略特就不很快活；照片上面我见到的是一所不大不小的宅子，有美丽的小花园，可是仓房、牛棚、猪厩都隔开只有一箭之地，四周是一片荒芜的平畴。我不由想到，切斯特·布雷德利先生丢下这儿到城市里去找出路，并不是没有成算的。

过了一会，我们叫了一辆出租汽车。车子把我们开到一所褐色砂石房子面前，房子窄而高，要拾上一串陡峻的石级才到大门。并排是一列房屋，在湖滨道过来的一条街上，房屋外表就是在那天明媚的秋光里也还是阴沉沉的，我不懂得一个人对这样的房子会有什么好感。开门的是个高壮的、一头白发的黑人管家，把我们引进客厅。我们走进时，布雷德利太太从椅子上站起来，艾略特给我引见。她年轻时当是个美丽的女子，眉眼虽则粗一点，却生得不错，眼睛很美。可是那张几乎完全不施脂粉的僵黄脸，肌肉已经松弛下来，显见她和中年发胖的战斗是失败了。我猜她还不肯服输，因为她坐下时，腰杆在硬背椅子上撑得笔直；的确，穿着她那受罪的铠甲一般的紧身衣，这样要比坐在有软垫的椅子上舒服得多。她穿的一件青色衣服，上面满织的花，高领子，鲸鱼骨撑得硬硬的。一头漂亮的白发，烫成波浪纹，紧紧贴在头上，发式做得极其复杂。她请的另一位客人还没有到，我们一面等，一面东拉西扯地谈。

“艾略特告诉我，你是走南路来的，”布太太说。“你在罗马歇了没有？”

“歇的，我在那边住了一个星期。”

“亲爱的玛格丽达王后好吗？”

我被她这个问题弄得很诧异，只好回答说我不知道。

“哦，你没有去看她？真是个好女人，我们在罗马的时候，待我们真好。布雷德利先生那时是使馆的一等秘书。你干吗不去看她？你难道是跟艾略特一样的坏蛋，连奎林纳宫都进不去吗？”

“当然不是，”我笑着说。“事实是我并不认识她。”

“不认识？”布太太说，好像信不了似的。“为什么不认识？”

“告诉你实在话，作家们一般并不跟国王王后厮熟。”

“可是，她是个顶可爱的女人，”布太太好言劝我，好像不认识这位王后完全是我不屑似的。“我敢保你会喜欢她。”

这时候门开了，管家把格雷戈里·布拉巴宗领进来。

格雷戈里·布拉巴宗，空有一个好名姓，并不是个浪漫人物

[1]

。这人长得矮而胖；除掉耳朵旁边和后颈有一圈黑鬈发外，头秃得就像只鸡蛋；满脸红光，看去就像要裂成一大堆臭汗一样，骨碌碌的乌眼珠，多肉的嘴唇，厚厚的下巴。他是英国人，我有时在伦敦落拓不羁人士的宴会里碰见他。人很热闹，开心，总看见他咧着嘴笑，可是，你不用是一个出色的人物评判者，就可以看出他和人家那种嘻嘻哈哈的亲密不过是一种遮盖，这里面还有很精明的生意经。多年来，他在伦敦都是最成功的屋内装饰家。他有一副很洪亮动人的嗓子，和一双小而肥的富于表情的手。只要来一套动人的姿势，一大串兴奋的字眼，他就能推动一个踟蹰不决的主顾的想象力，使人简直没法拒绝那在他好像是一份盛情的交易。

管家重又托了一盘鸡尾酒进来。

“我们不等伊莎贝儿了，”布太太拿起一杯酒时说。

“她到哪儿去了？”艾略特问。

“跟拉里打高尔夫去的。说她也许要晚一点。”

艾略特转向我说，“拉里是劳伦斯·达雷尔。伊莎贝儿算跟他订婚了。”

我说，“艾略特，我不知道你喝鸡尾酒。”

“我不喝，”他一面愤然回答，一面呷着手里的酒，“可是，在这个禁酒的野蛮国度里，你有什么办法？”他叹口气，“巴黎有些人家现在也预备这东西了，坏交通把好习惯都搅糟了。”

“简直胡扯淡，艾略特，”布太太说。

她的口气相当温和，然而坚决，使我不由而然觉得她是个有个性的女人；我并且从她看艾略特那种怡然自得的神情，可以猜出她丝毫没有把他当作了不起。我肚子里寻思，不知她把格雷戈里·布拉巴宗看作是哪一等人。布拉巴宗进来时，我就看见他用内行的眼光把屋子里扫一下，两道浓眉不知不觉抬了起来。这的确是间奇怪的屋子。壁纸、窗帘布、椅垫、椅套，全是一式的图案；壁上厚重金镜框里挂的油画，显然是布家人在罗马时买的。拉斐尔

[2]

派的圣母，基多·里尼

[3]

派的圣母，苏卡吕尼

[4]

派的风景，庞尼尼

[5]

派的古迹。还有他们住在北京时的纪念品，雕得都满的海梅桌子，巨大的景泰蓝花瓶，还有些是从智利或者秘鲁买来的，硬石刻的胖人儿，陶制的瓶子。一张奇彭代尔的书桌，一只嵌木细工的玻璃橱。灯罩用白绸做的，不知道哪个鲁莽画家在上面画了些穿瓦托式装束的牧羊男女。屋子看上去真使人作呕，然而不懂什么缘故，却还顺眼。这里有一种安逸的，住了人的气氛，使你觉得这许多荒乎其唐的大杂烩自有它的道理。所有这一切凑合不上的东西都属于同一类，因为它们是布太太生活的一部分。

我们才喝完鸡尾酒，门开处，进来一个女孩子，后面跟着一个男子。

“我们迟了没有？”她问。“我把拉里带回来。可有他吃的吗？”

“想来有吧，”布太太笑着说。“你按下铃，叫尤金添个位子。”

“他才替我们开门的。我已经告诉他了。”

“这是我的女儿伊莎贝儿，”布太太转身向我说。“这是劳伦斯·达雷尔。”

伊莎贝儿赶快跟我握一下手，来不及地就转向布拉巴宗。

“你是布拉巴宗先生吗？我真渴望见你。你替克莱曼婷·多默装饰的屋子我真喜欢。这屋子糟不糟？我好多年来都想法叫妈收拾一下，现在你来芝加哥，真是我们的机会到了。老实告诉我，你觉得这屋子怎样？”

我知道布拉巴宗死也不会说。他很快张了布太太一眼，可是她脸上泰然自若，一点看不出什么。他断定伊莎贝儿是重要人物，就发出一声狂笑。

“我敢说这屋子很舒服，种种都很好，”他说，“不过，你要是直截了当问我的话，那么我觉得确乎相当的糟。”

伊莎贝儿长得高高的，椭圆脸，直鼻梁，俊俏的眼睛，丰满的嘴，这一切看来都是布家的特征。人秀气，不过胖一点，大约是年龄关系，等她长大一点就会苗条起来，一双有力的长得很好的手，不过也嫌肥一点；短裙子露出的小腿也嫌肥。皮肤生得好，颜色红红的，和适才的运动以及开敞篷车回来都不无关系。人容光焕发，充满活力。十足的健康体质，嬉皮笑脸的高兴派头，对生活的满足，和从内心里流露出来的幸福感，使人看了心花儿都开。那种自如若堂的风度，不管艾略特多么文雅，和她一比都不免有点俗气。布太太那张惨白而有皱纹的脸在她的朝气衬托下，看去简直疲惫和衰老了。

我们下楼去吃饭。布拉巴宗一看见饭厅，眼睛就眯起来。壁上糊的暗红纸，算是冒充花布，挂些脸色阴沉死板的男女肖像，画得糟透糟透。这些人都是去世的那位布雷德利先生的近系祖先。他自己也在上面，一撮浓上须，僵直的身体穿着礼服和白粉浆的领子。一张布太太的像，是九十年代一个法国画家的手笔，挂在壁炉上面，穿着灰青缎子的晚服，颈上珠串，发髻一颗钻石星，一只满戴珠宝的手捏一条编织领巾，画得连针脚都一一可数，另一只手随随便便拿一柄鸵鸟羽扇子。屋内家具是黑楠木的，简直笨重不堪。

大家坐下时，伊莎贝儿问布拉巴宗，“你觉得这个怎么样？”

“我敢说一定花了不少钱，”他答。

“的确，”布太太说。“这是布雷德利先生的父亲送我们的婚礼，被我们带着跑遍了全世界。里斯本啊，北京啊，基多啊，罗马啊。亲爱的玛格丽达王后非常艳羡它。”

“假如是你的，你把它怎么办？”伊莎贝儿问布拉巴宗，可是，不等他回答，艾略特就替他说了。

“烧掉，”他说。

三个人开始讨论怎样装饰这屋子起来。艾略特力主路易十五的装潢，伊莎贝儿则要一张僧院式的餐桌和一套意大利式椅子。布拉巴宗认为奇彭代尔比较适合布太太的性格。

他转身看着艾略特，“你当然认识奥利芬特公爵夫人的？”

“玛丽吗？顶熟的朋友。”

“她要我装饰餐厅，我一见到她的人，就决定乔治二世。”

“你真对。上次在她那儿吃饭，我就注意到。雅极了。”

话就这样谈下去，布太太只听他们讲，你猜不出她肚子里想些什么。我讲话很少，伊莎贝儿的年轻朋友拉里（我忘记了他姓什么）简直一言不发。他坐在我对面的布拉巴宗和艾略特之间，我不时看他一眼。他年纪看去很轻，和艾略特差不多高，六英尺不到一点，瘦，而且四肢长得很松弛。顶讨人喜欢相的一个孩子，不漂亮，也不丑陋，相当的腼腆，一点没有出色的地方。我觉得怪有意思的倒是，虽则进屋子来之后记得他没有说上五六句话，人却非常自如，而且奇怪的是，尽管不开口，好像也在参加谈话。我注意到他的手很长，可是，就他的身个论，不能算大，形状看上去很美，同时又有力。我想画家一定高兴画这双手。他体格比较瘦，但是，看去并不文弱，相反地，敢说顽健。一张脸宁静庄重，晒得黝黑，要不是这样就看不出什么血色；五官端正，但并不出众。颧骨相当高，庭穴凹进。深棕色的头发，微微拳曲。眼睛看上去比原来的要大，因为陷在眼窝里很深，睫毛则又浓又长。眼珠的颜色很特别，不是伊莎贝儿和她母亲，舅舅共有的那种浓栗色，非常之深，虹彩和瞳子差不多是一个颜色，这给他的眼睛以一种特别的光芒。他有一种动人的潇洒风度，看得出为什么伊莎贝儿对他倾心。她的眼光不时落到他身上一下，从她的神情里我好像看出不但有爱，而且有喜欢。两人的眼光碰上时，他眼睛里含有一种温情，看去非常之美。没有比看见年轻人相爱更动人的了，这使我这个已届中年的人艳羡他们，同时，不懂得什么缘故，感到难受。这很愚蠢，因为以我所知，是没有什么可以影响到他们的幸福的；两人的境遇都宽裕，你想不出什么理由说他们结不了婚，而且结婚后不能一直幸福地生活下去。

伊莎贝儿、艾略特和布拉巴宗继续往下讲怎样重新装饰屋子，想逼出布太太一句话来，承认是得想个办法，可是，她只蔼然微笑。

“你们不要逼我。我得空下来自己想过。”她转身向那男孩子说，“拉里，你对这一切怎么看法？”

他向桌子四周环顾一下，眼中露出微笑。

“我觉得做不做都无所谓，”他说。

“你这个狗蛋，拉里，”伊莎贝儿叫出来。“我还特地关照你给我们撑腰的。”

“假如路易莎伯母满意她原来的那些，做什么要换掉？”

他发的问题非常在点子上，而且很合乎情理，我不禁笑出来。他看看我，自己也笑了。

“而且请你嘴不要咧得那个鬼相，你自以为讲了一句非常俏皮的话，我觉得很蠢，”伊莎贝儿说。

可是他的嘴咧得更大了，这时我注意到他的牙齿长得又小又白又整齐。他望着伊莎贝儿的神情，不知怎样，使她脸红起来，呼吸也急促了。我假如没有弄错的话，那么，她就是疯狂地在爱着他，可是不知道什么缘故，好像她对他的情意里面还有一种母性的爱。这在这样一个年轻女孩子身上有点令人意想不到。她嘴边微带笑意，重又向布拉巴宗殷勤起来。

“别睬他。他非常之蠢，完全没有受过教育。他什么东西都不懂，只懂得飞行。”

“飞行？”我说。

“他大战时是空军。”

“我还以为他那时年纪轻着，不会参军。”

“他年纪是轻，着实太轻了。他淘气之极。溜出学校，跑到加拿大；说了一大堆谎话，人家真的相信他是十八岁，这样就进了空军。停战时，他还在法国作战呢。”

“你把你母亲的客人缠死了，伊莎贝儿，”拉里说。

“我从小就认识他，他回来时穿一身军装，外套上挂那么漂亮的奖章，非常好看，所以，我就这么坐在他门口阶沿上，缠得他一刻不能安静，只好答应跟我结婚了。那时候，竞争可真激烈。”

“真的吗，伊莎贝儿？”她母亲说。

拉里身子伸过来向我说：

“我希望你一个字也不要信她。伊莎贝儿不是什么坏女孩子，可是个说谎大家。”

吃完午饭，艾略特和我不久就告辞。我先前告诉他打算去博物馆看看画，他说他带我去。我不大愿意有人跟我去逛博物馆，可是，没有法子说我喜欢一个人去，只好让他陪我。路上我们谈起伊莎贝儿和拉里。

我说，“看见两个年轻人这样相爱，怪有意思。”

“他们结婚的确太早一点。”

“为什么？趁年纪轻时恋爱、结婚，要有意思得多。”

“别胡闹。她十九岁，他不过刚满二十。他还没有职业。自己有点小进项，三千块一年，路易莎告诉我的；而路易莎也不是怎样富裕。她的收入只够她自己花。”

“那么，他可以找个事做。”

“就是呀。他不想找事。他好像很满意这样晃膀子。”

“我敢说他在战争中一定吃了不少苦头。也许想休息一下。”

“他休息已有一年。这总够长了。”

“我觉得他像是个很不错的孩子。”

“哦，我对他毫无成见。他的门第以及其他种种都很好。父亲原籍是巴尔的摩；过去是耶鲁大学罗曼语副教授，总之大致如此。母亲是费城教友派的一个老旧家。”

“你口口声声过去，难不成他父母都去世了么？”

“是的，他母亲生孩子亡故，父亲约在十二年前去世。他是他父亲的老同学抚养大的。那人是麻汾的一个医生。路易莎跟伊莎贝儿就是这样才认识他的。”

“麻汾在哪儿？”

“布家的产业在麻汾。路易莎总在那边度夏。她看见这孩子可怜。纳尔逊医生是个独身汉，怎样带孩子连初步的常识都不知道。路易莎力主把这孩子送到圣保罗堂去，圣诞节时她总接他出来过节。”艾略特法国式地耸一下肩膀。“我想她当初总该见到会是这样的结果了。”

这时，我们已走到博物馆，心思就转到绘画上去。艾略特的识见又令我倾倒一番。他领着我在那些屋子里转来转去，仿佛我是一群旅游家似的。讲起那些画来，连任何美术教授都不能比他更使人获益。我决定独自再来一次，那时自己可以随便逛逛，所以现在由他说去。过了一会，他看一下表。

“我们走吧，”他说。“我在博物馆里从不待过一个钟点。这样还得看一个人的欣赏力熬得了熬不了。我们改天再来看完它。”

分手时，我满口道谢。也许走开后我变得聪明一点，可是确很恼火。

我和布太太告别时，她告诉我第二天伊莎贝儿要请她几位年轻朋友来家吃晚饭；我要是愿意来的话，那些孩子们走后，我还可以跟艾略特谈谈。

“你等于救救他，”她接着说。“他在外国待得太久了，到这儿觉得百不如意；简直找不到一个跟他合得来的人。”

我接受了；在博物馆门口台阶上两人分手时，艾略特告诉我，他很高兴我答应下来。

“在这座大城里，我就像迷失了的灵魂，”他说。“我答应路易莎跟她住六个星期，我们自从一九一二年后彼此就没有见过，可是，我盼望回巴黎真像度日如年。巴黎是世界上唯一文明人能住得下去的地方。我亲爱的朋友，你知道他们这儿把我看作什么？看作一个怪物。真是野蛮的人。”

我大笑走了。

[1]
过去有个生在巴黎的英国地主兼画家夏普改名为赫克力司·布拉巴宗，以水彩画出名。他改名的原因不详，但可以肯定他觉得夏普这个姓氏太普通了，不够引人注意。作者在这里暗示这位屋内装饰家的姓名也是假的。

[2]
拉斐尔（1483-1520），意大利16世纪画家，除壁画外还画了不少圣母像，表现了温柔的母性形象。

[3]
基多·里尼（1575-1642），意大利人像画家。

[4]
苏卡吕尼（1702-1788），意大利风景画家，受雇在威尼斯和伦敦作画。

[5]
庞尼尼（1691-1765），意大利18世纪著名地形画家，所画古罗马遗迹既准确，又发挥了思古的幽情。

六

第二天傍晚时分，我一个人去赴约。事前艾略特打电话来，要来接我，被我推掉，居然平安到达布太太家。因为有人来访，我耽搁了一下，到得稍为晏点。上楼时，听见客厅里人声嘈杂，我以为客人一定很多，不料连我通共不过十二个人。布太太穿一身绿缎子衣服，戴一串细珠项链，非常富丽。艾略特的晚礼服式样做得极好，那种潇洒派头，看上去只有他才配；和我握手时，各种阿拉伯香水气味都冲进我鼻孔里来。他把一位身材高大的人介绍给我；那人一张红红的脸，穿着晚礼服，样子怪不舒服。他叫纳尔逊医生，可是，我当时听到丝毫没有感觉。其他客人都是伊莎贝儿的朋友，不过，那些名字才听到就被我忘掉。女子都年轻貌美，男子都少年英俊。那些人我全没有什么印象，只有一个男孩子，还是因为他的身材特别高大的缘故。他一定有六英尺三四英寸高，而且肩膀宽阔。伊莎贝儿穿着得极美，白绸子衣服曳着长裙，正好遮着她的肥腿；从衣服的式样上看出她有发育得很丰满的胸脯；光膀子稍嫌肥一点，可是颈项很美。人兴高采烈，明眸四射。毫无疑问是个很美很可爱的女子，但是看得出如果不当心的话，人就会胖得过头。

席间，我坐在布太太和一位腼腆的女子之间；她看去比余下的人还要年轻。我们坐下来时，布太太为要使谈话容易进行起见，特地讲给我听，说她的祖父母就住在麻汾，而且伊莎贝儿和她从前是同学；她的名字，我从旁人口中听到，叫索菲，姓什么可不知道。席间，大家尽情笑谑，人人都大声说话，笑声很多。这些人好像都非常之熟。我不跟女主人周旋时，就设法和邻座的那个女孩子攀谈，可是并不怎样顺利。她比其余的人都要沉默些。人不算美，但是，脸长得很有趣，鼻尖微翘，阔嘴，蓝里带绿的眼珠，赭黄色的头发，式样梳得很简单。人瘦，胸部几乎像男孩子一样平坦。大家寻开心时，她也笑，可是，态度显得有点勉强，使人觉得她并不如表面那样真正感到好笑。我猜想她是在尽力敷衍；也弄不懂她是否人有点笨，还只是过分腼腆。我起先和她的几次攀谈都没有谈下去，后来无话可说，就请她告诉我席间这些人是谁。

“啊，纳尔逊医生你总认识吧，”她说，指指坐在布太太对面的那个中年人。“他是拉里的保护人。我们在麻汾都是请他看病。人很聪明，发明了许多飞机零件，可是没有人理会。他没有发明可做时，就喝酒。”

她讲话时淡蓝色眼睛里闪出一丝光彩，我不由而然觉得这孩子肚子里并不如初看上去那样没有货色。接着她把那些年轻人的名字一一告诉我，他的父母是谁，若是男子的话，从前进过什么大学，现在做什么事，都没有什么出色的。

“她很可爱，”或者，“他高尔夫打得很好。”

“那个浓眉毛的大个子是谁？”

“哪个？哦，那是格雷·马图林。他父亲在麻汾河边有一所大房子，是我们里面的百万富翁。我们都以他为荣，他把我们的身价都抬高了。马图林，霍布斯，雷纳，史密斯这些人。他是芝加哥顶顶有钱的人之一，格雷又是个独养儿子。”

她讲到这一连串阔人的名字时，故意加上些逗人的刻薄字眼，使我好奇地瞟了她一眼；她张见，脸红了起来。

“你把马图林先生再讲点给我听。”

“没有什么可讲的。他很有钱，人人都尊敬他。在麻汾替我们盖了一所教堂，还捐了一百万给芝加哥大学。”

“他儿子长得挺漂亮。”

“他不错。你决想不到他祖父是个爱尔兰水手，祖母是饭店里一个瑞典女跑堂的。”

格雷·马图林的相貌不能算漂亮，不过动人。人看去很粗野，毫不修饰；鼻子短而扁，多肉的嘴唇，红红的爱尔兰肤色；长了一头黑发，又光又柔。浓浓的眉毛，下面衬着一双明亮的蓝眼睛。虽则身个高大，四肢五官倒也相称。假如脱掉衣服，一定是个很健美的男性胴体。看来力气想必很大，那种雄赳赳的样子给人印象颇为深刻。拉里就坐在他身边，和他一比，拉里虽则不过比他矮三四英寸，却显得孱弱多了。

“喜欢他的人真多，”我腼腆的邻座说。“我知道有好几个女孩子都在拼命追他，就差要动刀子。可是她们一点指望没有。”

“为什么没有呢？”

“你一点都不知道吗？”

“我怎么会知道。”

“他爱伊莎贝儿爱到了极点，人就像疯了一样，而伊莎贝儿却爱上拉里。”

“他干吗不竞争一下？”

“拉里是他顶好的朋友。”

“我敢说，这一来事情可麻烦了。”

“的确，要是你像格雷那样义气的话。”

我拿不准她这话的意思是当真，还是带有讥讽。她的态度一点不莽撞，也不直率或者冒失，然而，我有个印象，觉得她并不缺乏幽默，也不缺乏精明。我猜不出她这样和我谈着话，肚子里会想些什么，可是，这一点我知道永远也不会弄清楚。她摆明不大信得过自己，我想她大概是个独生女，过去和比她年纪大得多的人过孤寂的生活太久了。她有种幽娴贞静的派头，使人觉得很惹疼，可是，如果我猜她以前过了很久的孤独生活是事实的话，看来她对于和她一起生活的人一定默默观察过，而且对他们都有一定的看法。我们上了年纪的人很少觉察到年轻人对我们的判断多么无情，然而又多么深刻。我又瞧瞧她那蓝里带绿的眼睛。

“你多大了？”

“十七岁。”

“你看书吗？”我大胆问她。

可是，她还没有回答，布太太为了尽女主人的责任，已经拿话和我搭上。我还没有对付掉她，晚饭已经完毕。那些年轻人立刻走得不知去向，剩下我们四个人，就到楼上客厅里去坐。

我很诧异今天自己也在被邀请之列，因为他们闲谈一会之后，就谈起一桩恐怕他们一定愿意背着人谈的事来。我拿不定主意是否要避点嫌疑，抬起脚来走掉，还是以局外人的身份，当一个对于他们有益的旁观者。争论的问题是拉里为什么不肯就业，这太奇怪了，后来又集中到马图林先生答应在他的公司里给拉里一个职位，马图林先生就是适才晚饭时同席的男孩子的父亲。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只要人能干勤快，拉里在一定时间内就可以赚一大笔钱。小马图林急于要他接受。

我记不清楚他们所有的谈话，不过谈话的内容却清清楚楚在脑子里。拉里从法国回来时，他的保护人纳尔逊医生劝他进大学，可是他拒绝了。这也是人情之常，先闲散一个时候；他吃了不少苦，而且两次受伤，虽则不算太重。纳尔逊医生认为他对战争的余悸还没有消除，能够休息些日子直到完全恢复正常，也好。可是，几个星期一拖就是几个月，现在离他退伍时已经有一年多了。他在空军里面混得好像不错，回来在芝加哥很谈得上嘴，因此，好几位商界人士都要罗致他。他谢谢他们，但是拒绝了。也不说什么原因，只说他自己对于做什么还没有打定主意。他和伊莎贝儿订了婚。这事布太太也不诧异，因为两人耳鬓厮磨已有多年；布太太知道伊莎贝儿爱他；她本人也喜欢他，而且觉得他会使伊莎贝儿幸福。

“她的性格比拉里强，她可以弥补他的短处。”

尽管两人年纪都这么轻，布太太却愿意他们立刻结婚，不过拉里总要就业才成。他自己有点钱，可是即使有比这多上十倍的钱，她还是要坚持这一点。照我猜想，她同艾略特想问纳尔逊医生的就是拉里打算做什么。他们想要纳尔逊医生用他的影响使拉里接受马图林先生给他的职位。

“你们知道我从来就管不了拉里，”他说，“便在做孩子时，他就独行其是。”

“我知道，你完全纵容他。他会变得那样好，真可以说是奇迹。”

纳尔逊医生酒已经喝了不少，不乐意地看她一眼，一张红红的脸又红了一点起来。

“我很忙，我自己也有事情要过问。当初我收留他的缘故，是因为他无处可去。他父亲又是我的一个朋友。这孩子是不容易管教的。”

“我不懂你怎么可以讲这样的话，”布太太尖刻地回答，“他的性情很温和。”

“这孩子从不跟你吵嘴，可是完全我行我素；你气极时，他就说声对不起，由你咆哮去，请问你怎样对付？他要是我自己的儿子，我就可以打得。但是，这样一个举目无亲的孩子，他父亲把他托孤给我，以为我会待他好的，我总不能打吧？”

“这全是驴头不对马嘴，”艾略特说，人有点儿发毛，“目前的情形是这样，他游手好闲的时间算得上长了；他现在有一个就业的机会，眼看可以赚很多的钱；他如果要娶伊莎贝儿，就得接受。”

“他总该懂得目前世界上，”布太太插嘴说，“一个人总得做事。他现在已经强壮得和好人一样。我们都知道，南北战争之后，有些人回来从不做事。他们是家庭的累赘，而且对社会毫无益处。”

后来我开口了。

“可是，他拒绝那些人给他找的事时，提出什么理由呢？”

“没有，只说那些事他不喜欢。”

“可是，有什么事是他要做的呢？”

“摆明没有。”

纳尔逊医生给自己又倒上一杯柠檬威士忌，喝了一大口，然后看看他的两个朋友。

“你们要不要听我讲讲我的印象？我不敢说我看人没有错，不过，至少行了三十多年的医，我想总懂得一点。这次战争使拉里变了。他回来时已经不是他走时那样的人。也不是说他年纪大了一点。他不知道碰上什么事情，连性格都变了。”

“碰上什么事情呢？”我问。

“我可不知道。他对自己的战争经历总是讳莫如深。”纳尔逊医生转向布太太，“路易莎，他可跟你谈过他的经历吗？”

她摇摇头。

“没有。他初回来时，我们总设法要他告诉我们一点他的出生入死经历，可是，他总是那样笑笑，说没有什么可谈的。连伊莎贝儿他都没有告诉过。她屡次问他，可是一点没有问出什么来。”

话就这样不痛不痒地谈下去，不久，纳尔逊医生看看表，说他得走了。我准备跟他一同走，但是，艾略特硬把我留下。纳尔逊医生走后，布太太向我打招呼，说拿这些私事麻烦我，恐怕我一定觉得腻味。

“不过，你知道，这的确是我的一件心事，”她最后说。

“毛姆先生人很谨慎，路易莎，你有什么事只管告诉他。我并不觉得鲍勃

[1]

·纳尔逊和拉里怎样亲密，不过，有些事路易莎跟我都觉得顶好不要跟他提。”

“艾略特。”

“你告诉他不少了，何不把其余的也告诉他。我不知道晚饭时你可留意到格雷·马图林没有？”

“他那样高大，怎么会不注意到他？”

“他也是追求伊莎贝儿的一个。拉里不在的时候，他一直非常之殷勤。她也喜欢格雷。假如战争再拖长一点，她很可能就嫁给格雷。格雷跟她求过婚。她没有接受，也没有拒绝。路易莎猜她是不愿意在拉里回来之前有所决定。”

“格雷为什么不去参战呢？”

“他因为踢足球心脏用力过度，严重是不严重，可是陆军不肯收他。总之，等到拉里回来，他就一点机会也没有了。伊莎贝儿毅然决然把他甩掉。”

我不懂得对这件事应当怎么说，所以不开口。艾略特继续说下去，以他那样的堂堂仪表和牛津口音，足可以当一名外交部的高级官员。

“当然，拉里是个好孩子，而且他私自溜了去参加空军也是十足的壮举，不过，我看人还相当在行……”他微笑一下，说了一句我听到他唯一暗示到他在古董生意上发了财的话，“否则，我现在就不会拥有一笔数额相当大的金边股票

[2]

。我的意见是拉里永远不会有什么出息，钱，地位，都说不上。格雷·马图林就全然不同了。有个很好的爱尔兰家声。祖上有一位是当主教的，一个戏剧家，还有几个出名的军人和学者。”

“你怎么知道这些的？”我问。

“人就是这样知道，”他若无其事地回答。“说句老实话，那一天在俱乐部里我碰巧翻一下美国名人字典，恰恰撞见这个姓氏。”

我觉得犯不着多事，把晚饭时我的邻座告诉我的话告诉他，说马图林的祖父母是穷爱尔兰水手和瑞典女跑堂的。艾略特又说下去。

“我们都认识亨利·马图林多年。是个顶好的人，而且很富有。格雷正踏进芝加哥最好的一家经纪人商号。哪一个不买他的账。他想娶伊莎贝儿；替她着想，不能不说是一门很好的亲事。我自己完全赞成，而且我知道路易莎也赞成。”

“艾略特，你离开美国太久了。”布太太说，勉强地一笑。“你忘记在这个国家里，女孩子并不因为她们母亲或者舅舅赞成她们的婚姻就结婚的。”

“这并不值得骄傲，路易莎。”艾略特尖刻地说。“根据我三十年的经验，我可以告诉你，一件婚事把地位、财产、双方的处境都考虑到，要比爱情的结合好十倍。说来说去，法国总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国家了。在法国，伊莎贝儿会毫不迟疑嫁给格雷；往后再过一两个年头，假如她愿意的话，可以把拉里当作她的情人，格雷可以置一所豪华公寓，养一个女明星，这样就皆大欢喜了。”

布太太并不傻；她看看自己兄弟暗自好笑。

“艾略特，碍事的是纽约的剧团每年只到这儿来演一个时期。格雷那所豪华公寓里的娇娘能够住多久，谁也说不准。这肯定对大家都不方便，是不是？”

艾略特笑了。

“格雷可以在纽约的证券交易所里弄一个经纪人的位置。说道地话，人在美国除了住纽约以外，我看不出能住在哪儿。”

这以后不久我就离开了，可是，走之前，我简直不懂得，艾略特为什么忽然问我可愿意和他一起吃午饭，会会马图林父子。

“美国的商界人士中，亨利是最好的典型，”他说。“我觉得你应该见见。他替我们经管产业已经有多年了。”

我并不怎么特别想见这个人，可是没有理由拒绝他，所以说很愿意。

[1]
鲍勃，罗伯特的昵称。

[2]
金边股票，指有政府担保的股票。

七

有人介绍我在芝加哥逗留期间加入一家俱乐部。俱乐部里有个很好的阅览室；赴筵的次晨，我去那里翻阅一两种大学刊物，因为这些刊物除掉长期订阅外，不大容易碰得见。时间还早，阅览室里只有一个人，坐在大皮椅子里在出神看书。我很诧异看见这人就是拉里。在这样一个地方，他可以说是我最不指望撞见的人。我走近时，他抬起头看，认出是我，做出要站起来的样子。

“别起身，”我说，接着几乎是随口问他，“你看什么？”

“一本书，”他说，微笑一下，可是那一笑非常动人，连他回话里那种顶撞的口吻都毫不使人生气了。

他把书合上，用他那种特殊的没有光彩的眼睛望着我，举起来给我看书名。

“你昨晚玩得好吗？”我问。

“痛快极了，五点钟才回的家。”

“那么你这么早到这儿来，又这样精神，真不容易。”

“我常来这儿。一般在这个时候总是由我独占。”

“我不打搅你。”

“你并不打搅我，”他说，又笑一下，这时候，我才觉出他能够笑得极其可爱，并不是那种漂亮的、闪电似的笑，而是好像含有一种内在的光华，把他的脸都照明了。他坐的地方是用书架围成的一个角落，在他旁边还有一把椅子。他把手放在椅子靠手上说，“你坐一会吗？”

“好的。”

他把手里拿的书递给我。

“我就看这个。”

我看看，原来是威廉·詹姆斯

[1]

的《心理学原理》。这当然是部名著，在心理学史上很重要，而且书写得极其流畅；不过一个年轻人，一个飞行员，头一天还跳舞跳到早上五点钟，我决没有想到他手里会有这样一本书。

“你为什么要看这个？”我问。

“我的知识太浅了。”

“你年纪还轻着呢，”我笑着说。

他好一会没有说话，我渐渐觉得窘起来，正打算站起身去找我要找的杂志。可是，我觉得他仿佛要讲什么话似的。他眼睛视若无睹，脸色严肃而紧张，像在沉思。我候着他，心里很想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当他开口时，那就像继续适才的谈话一样，并不感到中间长久的沉默。

“我从法国回来时，他们都要我进大学。我不能。经历过那些事情，我觉得没法子回到学校去。反正我在中学也没有学到东西。我觉得我没法子参加一个一年级大学生的生活。他们不会喜欢我，我也不愿勉强自己做自己不想做的事。而且我不相信那些教师能教给我想要知道的东西。”

“当然，我知道这事与我不相干，”我说，“不过，我并不觉得你对。我想我懂得你的意思，我也懂得一个人参加了两年战争之后，在开头一两年里当那种受人欣羡的普通大学生，是相当腻味的。我不相信他们会不喜欢你。美国大学我不大熟悉，可是，我相信美国的大学生和英国的也差不多，也许粗卤一点，稍为倾向于胡闹，可是，整个儿说来，还是些规矩懂事的孩子；我敢说，你假如不想过他们那种生活，只要稍微使一点手腕，他们总可以让你过你自己的生活。我的弟兄都读过剑桥，我就没有。有过一个机会，可是，我拒绝了。我要到外面来混。后来我一直都懊恼。我想进了大学可以使我少做多少错事。在有经验的老师指导下，你可以学得快得多。你假如没有一个人指导，就会糟蹋掉许多时间，走冤枉路。”

“你也许是对的。我并不在乎做错事。也许在那许多死胡同的一条胡同里，可以找到适合我目的的东西呢。”

“你的目的是什么呢？”

他踌躇一下。

“正是啊，我还不大清楚。”

我没有开口，因为这句话好像没有什么可以回答的。我这个人从年轻时起就有个明确目标在脑子里，颇有点觉得不耐烦；可是，我责备自己；我有个感觉，只能说是直觉，好像这孩子灵魂里在模模糊糊追求一种东西，是不是属于一种半明半昧的观念，抑是一种隐隐约约的情绪，我也说不出，而这种追求却使他整个的人得不到宁息，逼着他，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要向哪儿去找。他莫明其妙地激起我的同情。我从来没有听他多说话过，现在才觉察到他说起话来极其好听，那声音非常之醉人，就像仙丹。想到这一点，再加上他那迷人的笑，和富于表情的黑眼珠，我很能了解伊莎贝儿为什么爱他。他确乎有种惹人爱的地方。他转过头来，毫不忸怩地望着我，但是，眼睛里有一种表情，像在打量我，又像是好笑。

“昨天晚上我们全走开去跳舞时，你们谈到我的吧？我这猜得对不对？”

“有这么一个时候。”

“我想他们硬把鲍勃大叔邀来，就是这个缘故。他顶恨出门。”

“像是有人给你找了一个很好的事。”

“一个顶好的事。”

“你干不干呢？”

“不见得。”

“为什么不？”

“我不想干。”

这与我毫不相干，我实在是多事，可是我有个感觉，好像正因为我是个局外人，而且来自外国，所以拉里觉得同我谈谈没有关系。

“你知道，一个人什么都做不了时，他就成了作家。”我哧哧笑了。

“我没有才能。”

“那么，你要做什么呢？”

他向我来了一下他那明媚迷人的微笑。

“晃膀子，”他说。

我只好笑了。

“我觉得，芝加哥并不是做这种事的顶好的地方，”我说，“不管啦，让你看书吧。我想去翻一下《耶鲁季刊》。”

我站起来。等到我离开阅览室时，拉里还在出神看威廉·詹姆斯的那部书。我独自在俱乐部里用了午饭，因为阅览室里静，又回到那里去抽雪茄，这样消磨了个把钟点，看书写信。我很诧异看见拉里还在一心看他的书。那神气好像我走开后，他就没有动过。等到我约莫四点钟的时候走开，他还在那里。他这种明显的聚精会神能力，很使人吃惊。他既没有留意到我走，也没有留意到我来。下午我有各种事要做，直到应当换衣服去赴晚宴时，才回旅馆，回来的路上，忽然被一时的好奇心驱使，又走进俱乐部一次，到阅览室里看看。那时候，室内已有不少的人，看报啊，等等。拉里还是坐在那把椅子里，全神贯注在那本书上。怪！

[1]
威廉·詹姆斯（1842-1910），美国著名的哲学家、心理学家。

八

第二天，艾略特邀我在巴玛大厦午餐，会会老马图林和他的儿子。就只我们四个人。亨利·马图林也是个大个子，差不多和他儿子一样高大，一张红红的脸，满是肉，大下巴，同样带有挑逗性的塌鼻子，可是，眼睛比儿子的小，不那样蓝，极其狡猾。虽则年纪至多不过五十开外一点，看上去要老十年，头发已经稀得很厉害，而且全白了；初看上去，并不给人好感。他好像多年来自己混得很不错。我得到的印象是一个残酷、精明、能干的人，这种人在生意经上面是毫无慈悲可言的；开头时说话很少，我觉得他在打量我。我当然看出艾略特在他的眼中只是个可笑的人。格雷温和恭敬，几乎一句话不说，倘若不是艾略特的交际手腕老到，尽是滔滔不绝讲些闲话，彼此间就得僵着。我猜他过去和那些中西部商人做交易，一定获得不少经验，那些人不用花言巧语笼络，决不肯花那样惊人的价钱买一张旧名家的画的。不久，马图林先生慢慢高兴起来，也说了两句话。这才显出他并不像表面那样俗气，而且的确还有点冷隽的幽默感。有这么一会，谈话转到证券股票上去。我发现艾略特讲到这上面时头头是道，并不觉得诧异，因为我一向知道他为人尽管那样荒唐，可一点不傻。就在这时候，马图林先生说道：

“今天早上我收到格雷的朋友拉里·达雷尔一封信。”

“爹，你没有同我讲么，”格雷说。

马图林先生向我说：

“你认识拉里吧？”我点点头。“格雷硬要我在公司里安排他一个位置。他们是好朋友。格雷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

“他怎么说的，爹？”

“他谢谢我，说他很知道这对于他这样的人是极好的机会。他详详细细把这件事情想过，最后认定自己不够我的期望，想想与其那样，还不如不接受的好。”

“他这人真蠢，”艾略特说。

“的确，”马图林先生说。

“真正对不起，爹，”格雷说。“我和拉里假如能一块儿做事，够多美。”

“你可以把马领到水边，你可没法使它喝水。”

马图林先生说这话看看儿子，狡猾的眼光温和下来。我这才发现这寡情的商人还有其另一面；他简直疼这个大块头儿子。他又向我说：

“你知道这孩子星期天在场子上打两盘让点赛，赢了我七点和六点。我真能够拿球棒把他脑子斫出来。算起来还是我亲自教他打高尔夫的。”

他满脸得意的样子，我渐渐喜欢他起来。

“爹，我的运气太好了。”

“一点也不是运气。你把球从洞里打出来，落下来离洞口只有六英寸远，这难道是运气？三十五码远不多也不少，就是那一球。明年我要叫你去参加业余锦标比赛。”

“我没有法子抽出时间来。”

“我是你的老板，是不是？”

“我难道不知道？迟到写字间一分钟，你发那样的脾气。”

马图林先生哧哧笑了。

“他想把我说成是个专制魔王，”他向我说。“你别信他。我就是我的行业，和我合伙的人都不行，而我又重视我这行业。我叫这孩子先从最下级做起，指望他慢慢升上来代替我时，他就会对付得了。这是很大的责任，我这个行业，有些主顾的投资交给我管总有三十年了，他们信任我。跟你说句实在话，我宁可把自己的钱淌掉，不愿意看他们蚀本。”

格雷笑了。

“前几天，一个老小姐来，要把一千块钱投资在一个什么野鸡事业上，说是她的牧师劝她的，他就不肯替她办。她坚决要做，他就大发雷霆，弄得她哭着出了门。后来他又去会见那牧师，把牧师也着实收拾了一顿。”

“人家把我们做经纪人的总说得不成东西。可是，经纪人里面也有分别。我不要人家蚀本，我要人家赚钱，可是，他们那种做法，多数的人会使你觉得他们活在世界上的一个目的，就是使自己一文不名。”

马图林父子辞去，回写字间。我们离开时，艾略特问我，“你觉得他怎么样？”

“我总高兴碰见新型的人物。我觉得父子之间的感情相当感动人。敢说英国不大碰得见这种情况。”

“他顶喜欢这孩子。这人真是个怪物，说他那些主顾的话全是真的。他手里有几百个老太婆、退伍军人、牧师，他们的储蓄都交给他经营。要是我，就会觉得不值得找这许多麻烦，可是，他很自负有这许多人信任他。不过碰到大生意，而且有厚利可图时，任何人都比不上他残酷和忍心。那是一点慈悲也没有的。非要他的一磅肉

[1]

不行，几乎没有什么可以拦得了他的。你把他的脾气搅翻，他不但要叫你倾家荡产，而且事后还要大乐特乐。”

回到家，艾略特告诉布太太拉里回绝了亨利·马图林。伊莎贝儿正跟女友一块午餐。她进来时，姐弟还谈着这件事，就告诉了她。从艾略特的话里，我觉得他很费了一番唇舌。虽则他自己十年来一点工作不做，虽则他用以攒聚一笔富裕家财的工作也毫不艰苦，他却坚持工商业是人类生存必备的条件。拉里是一个极其平常的青年，毫无社会地位，他没有什么理由不遵从他本国共同遵从的习惯。在艾略特这样有眼光的人看来，美国显然正在走上一个空前的繁荣时代。拉里现在有个入门的机会，只要他勤勤恳恳、孜孜不息去做，也许到四十岁的时候，就抵得上几个百万富翁。那时候，他要是愿意歇手，做个寓公，或者在巴黎杜布瓦大街盖一所公寓，或者在都兰置一所府第，他艾略特就没有话说。可是，布太太的话更直截了当，更无答辩的余地。

“他要是爱你的话，就应当准备为你工作。”

我不知道伊莎贝儿对这些话怎样一个回答，可是，她相当的见机，看得出她这些长辈都有着他们的理。她认识的那些年轻男子，哪一个不在学习就业，或者已经在一家公司里忙碌起来，拉里总不能指望靠他在空军里的卓越成绩吃一辈子。战争已经结束，人人都厌恶透顶，恨不能赶快忘记掉，愈快愈好。大家商量之后，伊莎贝儿答应把这件事情和拉里爽爽快快讲个明白。布太太想出一个主意，叫伊莎贝儿找拉里给她开车到麻汾去。布太太正预备定制客厅里的新窗帘，一张量好的尺寸单被她丢掉，所以要叫伊莎贝儿再去量一下。

“鲍勃·纳尔逊会留你们吃午饭，”她说。

“我有个更好的计划在此，”艾略特说。“你给他们准备一个食物篮子，让他们在廊沿上吃野餐，饭后他们就可以谈。”

“这倒怪好玩的，”伊莎贝儿说。

“再没有比舒舒服服吃一顿野餐更乐的了，”艾略特机灵地说。“老迪泽公爵夫人常跟我说，就是顶桀骜不驯的男人在这种场合也变得能说服了。你替他们的午饭预备什么吃的？”

“蛋荷包

[2]

，跟一块鸡三明治。”

“胡说，你要野餐，就不能没有肥肝酱。开头你得给他们咖喱虾仁，后来是鸡脯冻，衬上生菜心色拉，这得由我亲自动手。肥肝酱之后，随你的便，你要是尊重美国习惯的话，就来一个苹果派。”

“我给他们蛋荷包和一块鸡三明治，艾略特，”布太太拿定主意说。

“那么，你记着我的话，事情一定不成，那只能怪你自己。”

“舅舅，拉里吃得很少，”伊莎贝儿说，“而且他吃什么都不知道。”

“我希望你不要以为这是他的优点，蠢孩子，”她舅舅回答。

可是布太太说给他们什么东西吃，他们那天就吃的那些东西。后来艾略特告诉我这次出游的结果时，他非常法国派地耸耸肩膀。

“我告诉他们一定不会成功。我央求路易莎放一瓶蒙特拉夕酒，我在战前送给她的，她不听我话。用热水瓶装了一瓶咖啡，此外什么没有带。你能指望什么呢？”

当时的情形好像是布太太和艾略特单独坐在客厅里，这时候车子到了门口停下，伊莎贝儿进屋子来。天刚黑，窗帘拉上。艾略特躺在圈椅里，在炉边看一本小说，布太太做一块刺花，预备当遮火屏用。伊莎贝儿没有进来，上楼进了自己卧室。艾略特从眼镜上面望望他姐姐。

“我想她脱掉帽子就会下来，”她说。

可是，伊莎贝儿并没有下来。已经过了好几分钟。

“也许人倦了，或者躺着呢。”

“你难道没有希望拉里跟进来。”

“艾略特，别惹人生气。”

“好吧，反正是你的事，不是我的事。”

他又看书，布太太继续做花。但是，半小时之后，她突然站起来。

“我想，还是上去看看她怎样了。假如休息，我就不惊动她。”

她离开屋子，可是，一会儿就下来了。

“她哭过了。拉里要到巴黎去，去两年。她答应等他。”

“他为什么要到巴黎去？”

“问我没有用，艾略特，我不晓得。她什么都不肯告诉我。她说她了解，不愿意阻挡他。我跟她说，‘他如果打算丢下你两年，对你的爱也就有限了。’她说，‘我没有办法。事实是我非常之爱他。’我说，‘甚至于今天这样之后，还爱他？’她说，‘今天使我比往常更加爱他，而且，妈，他的确爱我，我敢肯定。’”

艾略特想了一会。

“那么两年之后怎样呢？”

“我告诉你我不知道，艾略特。”

“你认不认为这事非常之不如意？”

“非常。”

“这里只有一件事可以说，就是他们的年纪都还轻。等上两年对谁也没有妨碍。在这两年里头，什么事都会发生。”

两人商量之后，都同意最好不要去惊动伊莎贝儿。那天晚上，他们本来要出去吃晚饭。

“我不想叫她难受，”布太太说。“人家如果看见她眼睛完全肿起来，一定会奇怪。”

但是，第二天午饭之后——就只家里三个人用饭——布太太又提起这件事，可是，从伊莎贝儿嘴里一点问不出什么来。

“妈，除掉已经告诉你的之外，实在没有什么可以告诉你的，”她说。

“可是，他要去巴黎做什么呢？”

伊莎贝儿微笑一下，因为她知道自己的回答在她母亲听来一定不通情理之至。

“晃膀子。”

“晃膀子？你这话怎么讲？”

“就是他告诉我的。”

“我真是受不了你。你如果还有点脾气的话，当时当地就会跟他解约。他简直耍你。”

伊莎贝儿看看她左手戴的戒指。

“我有什么办法呢？我爱他。”

后来，艾略特参加进来了。他拿出他有名的权术来谈这问题。“并不摆出我是她的舅舅，老兄，而是像一个世情洞达的人和一个没有经验的女孩子谈话。”可是，他的成绩比布太太也好不了多少。我得到的印象是伊莎贝儿叫他别管闲事。当然话说得很有礼貌，但是意思毫不含糊。艾略特是在当天稍晚一点把一切经过告诉我的，就在黑石旅馆我自己的小起坐间里。

“当然路易莎是不错的，”他又说。“这事非常之不痛快，可是，让年轻人自己去找婚姻对象，除了相互爱慕之外，什么也不问，这种事情是必然碰上的。我跟路易莎说不要去愁它；我觉得这事不会变得如她设想的那样糟。拉里不在跟前，小格雷守在这儿——你说，结果不是摆明在那里；否则的话，我就是一点不懂得人情世故了。一个人在十八岁时情感非常热烈；但是不能持久。”

“你真是洞悉世情，艾略特，”我微笑说。

“我的拉罗什富科

[3]

总算没有白读。你知道芝加哥是怎样一个地方；他们天天见面。一个女孩子有一个男孩子这样对她钟情当然高兴；等到她知道她的那些女朋友里面没有一个不心甘情愿要嫁给他时——那么，我问你，从人情上讲，她是不是要把每一个人都挤掉呢？我是说，这就像有人家请你的客，明知道去了一定腻味得受不了，而且唯一的吃喝只是柠檬水和饼干，然而你还是去，因为你知道你顶好的朋友都恨不得爬了去，但是没有一个被请的。”

“拉里几时走？”

“不知道。我想大约还没有决定。”艾略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又长又薄的、白金和黄金合镶的烟盒子，掏出一支埃及烟。发第玛，吉士，骆驼，好运道，

[4]

都不是他抽的。他微笑望着我，一脸的鬼心眼儿。“当然我不想跟路易莎这样说，可是，告诉你倒不碍事；我肚子里却同情这年轻的小伙子。我想他打仗时见识过一下巴黎，这是世界上唯一适合文明人居住的城市，他着了迷，我一点不怪他。他年纪轻，我敢肯定他要在开始家庭生活以前，尽情荒唐一下。很自然，很正当。我要照顾他，把他介绍给那些合式的人。他风度不错，再由我指点一二，就很可以见得人；我敢保带他看看美国人很少有机会看到的法国生活的另一面。老兄，你相信我的话，一般美国人进天国远比他进圣日耳曼大街容易得多。他二十岁，人又风趣。我想我大约能够给他找一个年纪大一点的女人。这会使他成熟。我总觉得，青年男子能做一个上了相当年纪女子的情人，是再好没有的教育。当然，假如这女子是我想象的那种人，一个妇女界名流，你懂吧，这就会使他在巴黎立刻有了地位。”

“你把这话告诉了布太太吗？”我微笑着问。

艾略特哧哧笑了。

“我的老哥，我假如有什么地方值得自负的话，那就是我的权术。我没有告诉她。她不会了解的，可怜的女人。我在有些事情上永远不懂得路易莎，这也是一件；她虽则半辈子都在外交界混，而且世界上一半的首都住了过来，可仍旧是个不可救药的美国人。”

[1]
引用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中犹太人夏洛克向安东尼逼债的故事。

[2]
煮鸡蛋再在里面塞进虾仁和肉末，一般作为冷盆吃的。

[3]
拉罗什富科（1613-1680），法国政治家和作家，拥护王后反对红衣主教里希留，著有《箴言录》，对人的性格进行毫不徇情的分析，揭露人类各种不易捉摸和狡猾的自私行径。

[4]
这些都是美国制造的纸烟。

九

那天晚上，我到湖滨道一所大厦去赴宴。房子全是石砌的，看去好像当初的建筑师本来打算盖一座中世纪城堡，后来中途改变主意，决定改建为一幢瑞士木屋。那天是个大宴会，我走进那巨大而奢华的客厅时，满眼都是些石像、棕榈、架灯、古画，和挨挨碰碰的家具。还好至少有几个人是认识的。亨利·马图林给我介绍了他的骨瘦如柴的老婆，搽得一脸脂粉。还有布太太和伊莎贝儿，我都问了好。伊莎贝儿穿一身红绸子衣服，和她的浓栗色头发、深褐色眼睛很配。她看上去兴致很好，没有人会猜到她不久以前还怄了气来。围着她的有两三个年轻人，格雷也是一个，她正和他们谈笑。晚饭时，她坐在另一桌，看不见她。饭后，我们男人都慢腾腾地喝咖啡，呷酒，抽雪茄，好久好久才回到客厅里来。这时我总算找到一个机会和她说话。我跟她不熟，没法子把艾略特告诉我的那些直接向她说，可是，有些事我觉得告诉她之后，她也许会高兴。

“那天在俱乐部里我碰见你的男朋友，”我随随便便说。

“哦，是吗？”

她说话时也像我一样随便，可是，看得出立刻警觉起来，眼睛在张望，而且我能看出里面带有恐惧。

“他在阅览室里看书；那样的专心，我真是意想不到。我十点钟过一点进去时，他在看书；我吃完午饭，回阅览室时，他还在看书；我出外吃晚饭，路过俱乐部进去看看时，他仍旧在看书。敢说他足足有十个钟点坐在椅子里没有动过。”

“他看的什么？”

“威廉·詹姆斯的《心理学原理》。”

她眼睛垂了下去，使我没法知道她听了我这番话后是什么滋味，可是，我有点觉察到，好像她既迷惑不解，又松了一口气。这时主人跑来拉我去打桥牌，等到牌局散时，伊莎贝儿和她母亲已经走了。

十

两天之后，我去向布太太和艾略特辞行，碰到他们正在喝茶。伊莎贝儿随后也来了。我们谈到我未来的远东之行，我并且谢谢他们对我在芝加哥逗留期间的殷勤招待；坐了适当一段时间之后，我便起身告辞。

“我陪你走到药房那儿，”伊莎贝儿说。“我刚想起有点东西要买。”

布太太最后叮咛的话是：“你下次看见亲爱的玛格丽达王后时，替我问候好吗？”

我再也不打算否认我认识这位尊贵的女人了，就随口答应一定做到。

到了马路上时，伊莎贝儿带着微笑斜瞥我一眼。

“你可想喝一杯冰淇淋苏打？”她问。

“未始不可以，”我小心地回答。

当我们向药房

[1]

走去时，伊莎贝儿始终没有说话；我本来没有话，所以也不做声。进了药房，我们找一张桌子坐下，椅背和椅子腿都用铁条扭成，坐着怪不舒服。我叫了两杯冰淇淋苏打。柜台那边有个人在买东西；别的桌子坐着有两三对客人，但是，都忙着谈自己的事情，所以等于只有我们两个。我点起一支香烟等着，伊莎贝儿则显得非常惬意地吸着长麦管。我看出她有点紧张。

“我想跟你谈谈，”她凭空讲了一句。

“我猜到是，”我微笑说。

有这么半晌，她沉吟地望着我。

“前天晚上，你在萨特思韦特家为什么谈到拉里那件事情？”

“我想你也许感觉兴趣。我觉得你可能不完全懂得他说的晃膀子是什么意思。”

“艾略特舅舅真会搬弄是非。当他说要上黑石旅馆找你谈谈时，我就知道他要把所有的事情告诉你了。”

“你知道，我认识他多年。他就喜欢谈论别人的事情。”

“他是这样，”她微笑说。可是，笑只是一刹那。她目不转睛地望着我，眼睛里神情很严肃。“你觉得拉里怎样？”

“我只见过他三次，人好像很不错。”

“就这么些吗？”

她的声音有点窘。

“不，不完全如此。我怎么说呢；你知道，我跟他太不熟悉了。当然，他很讨人喜欢。他有一种谦虚、和蔼、温柔的地方，很吸引人。年纪这样轻，可是，人很有主意；跟我在这里见到的别的男孩子全不一样。”

我就是这样支支吾吾地想把自己脑子里还没有怎样弄清楚的印象表达为语言；我这样说时，伊莎贝儿凝神看着我。我讲完之后，她轻轻叹了一口气，仿佛放下心来。然后对我嫣然一笑，几乎带点顽皮。

“艾略特舅舅说他时常对你的观察力感到诧异。他说什么都逃不过你的眼睛，但是，你作为一个作家的最大长处是你有常识。”

“我能够想出比这更可贵的长处，”我淡然说。“例如才气。”

“你知道，我找不到一个人商议这件事情。妈只能从她自己的角度看问题。她要我的未来生活得到保证。”

“这是很自然的事，可不是？”

“艾略特舅舅只看社会地位。我自己的朋友，我是指那些和我年纪相仿的人，认为拉里没有出息。这使我很难受。”

“当然。”

“并不是说他们待他不好。谁也没法对拉里不好。可是，他们看不起他；老是拿他开玩笑，使他们恼火的是他好像并不在乎。他只是笑笑。你知道事情现在弄成什么样子？”

“我只知道艾略特告诉我的那些。”

“我可不可以把我们那天上麻汾去的情形一五一十地告诉你？”

“当然可以。”

下面的叙述一部分是根据伊莎贝儿当时谈话的回忆，一部分是根据我的想象改写的。可是，她和拉里的谈话很长，敢说要比我现在打算叙述的要多得多。就如同人们在这类场合通常做的那样，恐怕他们不但讲了许多不相干的话，而且反复讲了许多同样的话。

那天伊莎贝儿醒来，看见天气很好，就打个电话给拉里，告诉他说，她母亲有点事情要她到麻汾去一趟，叫他开汽车送她去。她除掉她母亲关照尤金准备的一热水瓶咖啡外，又慎重地在篮子里放进一水瓶的马地尼鸡尾酒。拉里新近买了一部双人跑车，很得意。他是个开车快手，开的速度使两人都非常开心。到达之后，伊莎贝儿量了调换窗帘的尺寸，教拉里记下。后来就在廊沿上把午餐摆出来。廊沿上什么风都吹不到，小阳春天气的太阳晒得很舒服。那幢房子造在一条土路边上，和新英格兰那些旧式的木屋比起来，一点不漂亮，顶多只能说得上宽敞舒适，可是从廊沿上望出去的景色却还悦目，一座红色的大谷仓，黑屋顶，一丛老树，再过去是一片一眼望不到头的褐色田野。景色是单调的，可是，阳光和秋深的温暖色调，在那一天却给它添上一种亲切的娇美。展现在你面前的那片寥廓里，有一种欢乐。冬天这里一定寒冷荒凉，夏天可能炎蒸逼人，可是，在这个季节却使人感到异样兴奋，因为宽阔的景色逗得人从内心里感到冲动。

他们就像健康的年轻男女一样，一顿午饭吃得很开心，而且很高兴能够两个人在一起。伊莎贝儿把咖啡倒出来，拉里点上烟斗。

“现在爽快谈吧，心肝，”他说，眼睛里带着好笑的神气。

伊莎贝儿吃了一惊。

“爽快谈什么？”她尽量装出不懂的样子。

拉里扑哧笑了一声。

“亲爱的，你难道把我当作十足的傻瓜？你母亲要是不知道客厅里窗帘的尺寸，就把我的头砍掉。这不是你要我开车子送你下来的理由。”

伊莎贝儿这时已经镇定下来，对他明媚地笑了一下。

“可能是因为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单独在一起玩一天很有意思。”

“可能，不过，我觉得事情不是这样。我的猜想是，艾略特舅舅已经告诉你，我谢绝了亨利·马图林给我的事情。”

他说得很愉快，也很轻松；伊莎贝儿觉得用这种口吻谈下去倒也方便。

“格雷一定感到非常失望。他觉得有你跟他在一个写字间里太妙了。你总有一天要找个工作做，而且时间拖得越久，就越难找。”

他抽着烟斗望着她，温柔地微笑着，使她弄不清他究竟是认真，还是在开玩笑。

“你知道，我有个看法，觉得我这一生还可以多做点事情，不能够光卖股票。”

“那么好吧。你就去进律师事务所，或者去学医。”

“不，这两件事我都不想做。”

“那么，你想做什么呢？”

“晃膀子，”他泰然回答。

“唉，拉里，别胡扯。这件事情，关系太大了。”

她的声音有点发抖，眼睛里含着泪水。

“心肝，别哭。我不想弄得你不开心。”

他走过来，坐在她身边，用胳臂搂着她。他的声音里含有一种柔情，使她伤心起来，眼泪再也忍不住了。可是，她擦干眼泪，嘴边勉强装出一点微笑。

“你尽管说你不想弄得我不开心。你就是弄得我不开心。你知道，我爱你。”

“我也爱你，伊莎贝儿。”

她深深叹了一口气；然后挣脱他的胳臂，坐开一点。

“人总要讲道理。一个人总得工作，拉里。这是一个做人的问题。我们国家还很年轻，一个人有责任参加国家的各种活动。亨利·马图林在前两天还讲过，我们正开始一个新的时代，这将使过去时代的成就看上去就像几个小钱一样。他说，他看不出我们的进步会有个完，而且他深信到了一九三〇年，我们将成为世界上最富和最大的国家。你认不认为这太叫人兴奋了？”

“是叫人兴奋。”

“年轻人从来没有碰到这样好的机会过。我会认为你将以参加目前这些工作为荣呢。这是了不起的惊天动地的事情。”

他轻松地笑了。

“我敢说你是对的。那些阿穆尔和斯威夫特公司将会做出更多更好的肉罐头，那些麦考密克公司将会造出更多更好的收割机，亨利·福特将会造出更多更好的汽车。而且人人都会变得愈来愈有钱。”

“为什么不可以？”

“正如你说的，为什么不可以？不过，碰巧我对钱不感觉兴趣。”

伊莎贝儿咯咯笑了。

“亲爱的，别像傻子一样说话。一个人没有钱就不能生活。”

“我有了一点钱。这就使我有机会做我想做的事情。”

“晃膀子吗？”

“对，”他微笑回答。

“跟你真难说话，拉里，”她叹口气。

“对不起，我并不是故意要这样。”

“你是故意。”

他摇摇头，人沉默了一会，在想心思。等到他终于开口时，他的话使伊莎贝儿听了一惊。

“死者死去时那样子看上去多么死啊！”

“你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她问，人有点着慌。

“就是这个意思，”他向她苦笑一下。“当你一个人飞上天时，你有许多时间思索。你会有许多怪想法。”

“哪些想法？”

“模糊的。不连贯的。纷乱的，”他笑着说。

伊莎贝儿把这话盘算一下。

“你觉得不觉得，如果你找一个工作，这些想法说不定自己会理出个头绪来，那时候你就会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这个我也想过。我想到说不定跟一个木匠或者去一个汽车修理站做工。”

“唉，拉里，人家会当作你发疯呢。”

“这有关系吗？”

“对我说，是的。”

两个人重又沉默下来。后来是伊莎贝儿先开口。她叹了口气。

“你跟你去法国以前完全是两个人。”

“这并不奇怪。你知道当时我碰上许多事情。”

“你举个例子看。”

“噢，不过是些通常的琐事。我在空军里最要好的朋友为了救我的性命，牺牲了。我对这事一直觉得很难过。”

“跟我谈谈，拉里。”

他望着她，眼睛显出非常痛苦的神气。

“还是不谈的好。归根到底，这只是一件小小的不幸事故。”

伊莎贝儿本来富于感情，眼泪又汪起来。

“你苦恼吗，亲爱的？”

“并不，”他微笑回答。“唯一使我苦恼的是我使你这样苦恼。”他抓着她的手，坚实有力的手抵着她的手时，给她一种非常友善亲切之感，使她不得不咬着嘴唇，不让自己哭出来。他沉重地说，“除非我对一些事情有了一定看法，我将永远得不到平静。”他又迟疑一下。“这很难用语言表达，你才想说出来，就感到尴尬。你跟自己说：‘我算是老几，要在这个、那个和别的事情上动脑筋？也许这只是因为我是狂妄之徒。按照老一套行事，随遇而安，会不会好些呢？’接着，你就想到一个在一小时以前还是个有说有笑、充满生气的人，直挺挺躺在那里；就是这样残酷，这样没有意义。你没法子不问自己，人生究竟是为了什么，人生究竟有没有意义，还仅仅是盲目命运造成的一出糊里糊涂的悲剧。”

拉里讲话的音调非常之美，说说停停，就好像是强迫自己说出自己不愿意说的话，然而是这样沉痛真挚，使人听了不由得不感动；伊莎贝儿等了半晌，然后不由自主地说：

“你出门去走一趟会不会好些？”

她问这话时心沉了下来。拉里等了好久方才回答。

“我也这样想。你竭力想要不理会社会舆论，可是，这不容易。当社会舆论对你是敌对时，你心里也变得敌对起来，这样你就得不到平静。”

“那么，你为什么不走呢？”

“唔，是为了你。”

“亲爱的，让我们相互不要做假。目前我在你的生活里并没有地位。”

“这是不是说，你不想和我保持订婚关系呢？”

她颤抖的嘴唇勉强装出微笑。

“不，胡说，我的意思是我愿意等。”

“也许要一年，也许两年。”

“没有关系。可能会短些。你打算上哪儿去呢？”

他凝神望着她，仿佛想要看到她内心深处似的。她微笑着，以此掩饰自己紊乱的心情。

“我想先上巴黎。那边我一个人不认识。不会有什么人干涉我。我在部队里休假时，去过巴黎几次。我不懂得什么缘故，可是，我有个想法，觉得到了那边，我头脑里一切昏昏乎乎的思想都会得到澄清。那是个怪地方，使你感到你在那边能够把自己要想的事情想个透。我想在巴黎也许可以找到我要走的路。”

“如果万一你找不到呢？”

他哧哧笑了。

“那样我就回到我们美国的十足实际的人生观上来，承认这事行不通，并且回到芝加哥，有什么事情做什么事情。”

这次谈话给伊莎贝儿的刺激太大了，她告诉我时还不免有点动心；讲完之后，她可怜相地望着我。

“你觉得我做得对吗？”

“我认为你不但做了你唯一能够做的事，而且觉得你非常之厚道、宽宏、体贴。”

“我爱他，我要他快乐。你知道，在某一点上，我对他走并不感觉难受。我要他离开这个不友好的环境，不但为了他，也为了我自己。我不能怪那些人说他不会有什么出息；我恨他们，然而我内心里一直怀着恐惧，觉得他们对。可是，你不要说我体贴。他在追求什么，我一点体会不到。”

“也许你感情上体会到，理智上体会不到，”我微笑说。“为什么你不立刻和他结婚，跟他一起到巴黎去？”

她眼睛里微微露出笑意。

“我没有比这件事情更愿意的了，可是我不能。你知道，我的确认为他没有我要好过得多，尽管我非常不愿意承认这一点。如果纳尔逊医生的话说得对，他的病是一种慢性惊恐症，那么，新环境和新兴趣就会将他医好；等到他的精神状态恢复平衡之后，他就会回到芝加哥来，像正常人一样做生意。我不想嫁一个游手好闲的人。”

伊莎贝儿从小的教养方式使她接受灌输给她的那些原则。她并不想到钱，因为她从来就不曾尝到没有她眼前这一切的滋味，可是，她本能地感到钱的重要性。钱意味着权势和社会地位。人应当赚钱是天经地义的事；他的一生显然应当放在这上面。

“你不理解拉里，我并不奇怪，”我说，“因为我敢肯定他自己也不理解自己。他不肯谈他的打算，可能是因为自己也弄不清是些什么打算。你记着，我跟他简直不熟，这仅仅是臆测：他有没有可能在寻找什么，但是，寻的什么他并不知道，甚至有没有他都没有把握，会不会呢？也许他在大战中的有些遭遇，姑且不问是些什么遭遇，使他的心情平静不下来。你认不认为，他可能在追求一种虚无飘渺的理想——就像天文学家在寻找一颗只有数学计算说明其存在的星体一样？”

“我觉得有件什么东西在使他苦恼。”

“是他的灵魂吗？可能他对自己感到害怕。可能他对自己心灵的眼睛迷迷糊糊看到的境界是否真实，自己都没有把握。”

“他有时候使我觉得他非常古怪；他给我一个印象，就像是个梦游者在个陌生地方突然醒过来，摸不清身在何处似的。大战前他人非常正常。他最可爱的地方是对生活的热爱。人吊儿郎当的，兴致总是那么好，跟他在一起真是开心；他的为人既可爱，又可笑。是什么使他变得这样厉害？”

“我也说不了。有时候，一件小事情对一个人就会有很大的影响，那要看他当时的处境和心情。我有一次在全圣节那一天，法国人称作的死者节，到一个村庄的教堂去做弥撒，那个村子在德国人第一次向法国进军时曾经被骚扰过。教堂里挤满了军人和戴孝的女人，教堂墓园里是一排排木制的小十字架。当悲惨而庄严的弥撒在进行时，女人都哭了，男人也哭了。我当时有个感觉，仿佛那些睡在小十字架下面的人可能比那些活人要好受些，我把这个感想告诉一个朋友，他问我这是什么意思。我没法解释，而且看出他认为我是个十足的傻瓜。我还记得，在一次战斗之后，一群死掉的法国士兵重重叠叠地堆在一起，看上去就像是一个破了产的木偶剧团胡乱丢在垃圾角落里的许多木偶，因为它们已经不能再派用场了。当时我想到的就是拉里告诉你的那句话：死者死去时的样子看上去多么死啊！”

我不想给读者一个印象，好像我要把拉里大战中那件使他极端不能平静的遭遇搞得神秘化，到适当时候，再加以揭露。我想他跟任何人都没有谈过。可是，他在多年之后，却告诉了一个我和他都相识的女子，苏姗·鲁维埃，关于那个救了他性命而牺牲了的年轻空军情况。苏姗转告了我，所以，我只能根据第二手材料重述事情的经过。我是根据苏姗的法语转译过来的。拉里显然和他的小分队里另一个男孩子结下很深的友谊。苏姗只知道拉里用以称呼他的带有讽刺性的绰号。

“他是个红头发的小家伙，爱尔兰人。我们经常叫他帕特西，”拉里告诉苏姗，“而且比我认识的任何人都更加精力充沛。哎，简直是生龙活虎一般。他长了一张古怪的脸，笑起来也是那副怪样子，人家只要看见他，就忍不住要笑出来。他是个横冲直撞的家伙，什么想入非非的事都做得出；上级经常把他叫去臭骂一顿。人从来不懂得什么叫害怕，作战时差一点儿就送掉性命，他却笑得嘴咧得多大的，就像这是世界上最好笑的事情一样。可是，他是个天生的飞行员，在天上时，非常沉着和警觉。他教给我不少东西。他比我年纪大一点，把我看作是他的小弟弟；这的确有点滑稽，因为我比他要高出六英寸，如果动起手来，我可以随便一拳就把他打倒。有一次，在巴黎，他吃醉了酒，真的把他打倒过。

“我参加空军小分队时，人有点不够振作而且怕自己做不出成绩来，他总是跟我讲些好话，加强我的自信心。他对战争的看法很怪，对德国鬼子一点没有敌意；可是，他喜欢打架，和德国鬼子打仗，他从心眼里快活。打下他们一架飞机，在他看来，等于和德国人开了一次天大的玩笑。人老脸皮厚的，一点没有管束，一点不知轻重，可是，有那么一点真挚的地方，使你没有法子不喜欢他。在你身上会随便把钱花光，也会把你的钱随便花光。如果你觉得寂寞，或者想家，或者害怕，像我有时候那样，他就会看出来，一张丑陋的小脸，这时就会满堆着笑，说些打中你心坎的话，使你心情恢复过来。”

拉里抽他的烟斗，苏姗等他继续说下去。

“我们时常打假报告，使我们能够一同出去休假；我们一到了巴黎，他人就野了。我们玩得真是开心啊。我们在三月初旬计算要有一个时候假期，那是在一九一八年，我们预先订下计划。不管什么事情，我们都打算尝试一下。走前一天，队里叫我们飞到敌方上空侦察，把我们看到的情况写一个报告。突然间，我们碰上几架德国飞机，我们还没有弄清是怎么回事，就已经干了起来。其中一架在我后面追来，可是我先得了手。我回头看看它会不会摔下去，就在这时，我从眼角里瞄到另一架飞机钉着我的尾巴。我低冲躲开它，可是，它一转眼就追上我，我想这一下可完了；后来，我看见帕特西就像一道闪电似的向它冲下来，把所有的弹药都对准它放。它们吃不消溜走了，我们也回到阵地。我的飞机给打得遍体鳞伤，我侥幸着陆了。帕特西比我先着陆。我下了飞机时，他们刚把他抬出飞机。他躺在地上，人们在等待救护车开来。他看见我时，咧开嘴笑了。

“‘我打掉了那个钉着你尾巴的讨厌鬼，’他说。

“‘你怎么啦，帕特西？’我问。

“‘哦，没有关系。他打中我的胳臂。’

“他脸色惨白。突然间，脸上显出一种古怪神情。他这才恍悟出自己要死了，而死的可能性在他脑子里从来就没有转过。他们还没有来得及拦他，他已经坐了起来，笑了一声。

“‘呀，我他妈的，’他说。

“他倒下死了。不过二十二岁。他本来预备战后回爱尔兰和一个姑娘结婚的。”

我和伊莎贝儿谈话的第二天，就离开芝加哥上旧金山，在那边再坐船去远东。

[1]
美国的药房兼卖冷饮。

第二章

一

一直到第二年六月底，艾略特来到伦敦，我才和他重又见面。我问他拉里究竟去了巴黎没有；他告诉我去了。艾略特对他很是恼火，使我听了暗笑。

“我对这孩子本来抱有同情，他要在巴黎住上两年，我也不能怪他，我而且准备拉他一把。我告诉他，一到巴黎，就通知我，可是，直到路易莎写信告诉我他在巴黎时，我才知道他来了。我由美国旅行社转给他一封信——这通信地址是路易莎告诉我的——叫他上我家来吃晚饭，好和几个我认为他应当认识的人见见面；我想先让他见见那批法美籍的人，爱米丽·德·蒙塔杜尔和格拉西·德·夏托加亚尔等，你知道，他回信怎么说？他说，他很抱歉，不能够来，而且他没有带晚礼服。”

艾略特眼睛盯着我望，指望这点吐露能引起我的震动，当他看见我处之泰然时，眉毛抬了起来，很不屑的样子。

“他的回信写在一张乌七八糟的信纸上，上面印有拉丁区一家咖啡馆的名字；我写回信给他，要他把他的住址告诉我。我觉得，为了伊莎贝儿的缘故，我非得帮助他一下不可；我想也许他脸嫩吧——我的意思是说我就不相信一个正常的年轻人到巴黎来会不带晚礼服的，而且不管怎样说，巴黎的服装店也还过得去；所以，我就邀他来吃午饭，而且说客人不多，可是，你相信不相信，他不但不理会我要求他把住址告诉我，仍旧是美国旅行社转，而且说他从来不吃午饭。这一来，我可把他没有办法了。”

“不知道他究竟在干些什么？”

“不知道，而且告诉你老实话，我也不想知道。恐怕他是个极端没有出息的青年人，我认为伊莎贝儿嫁给他，是个大错。说到底，如果他过的是正常生活，我在里茨酒吧间或者富凯饭店或者什么地方总该会碰见他。”

这些时髦地方，有时候我自己也去，但是，别的地方也去。就在这一年的秋初，我上马赛去，预备乘法邮公司的船上新加坡，碰巧在巴黎待了几天。有一天傍晚，我和几个朋友在蒙帕纳司区吃过晚饭，一同去多姆咖啡店喝杯啤酒。我四面看看，不久就瞧见拉里一个人靠着一张大理石的桌子，坐在拥挤的走廊上。他在悠然望着来往行人；闷热的白天过后，那些行人正在享受晚凉。我丢下我的朋友向他走去。拉里看见我，脸上露出笑容。他请我坐下，可是，我说，我还有朋友在一起，不能多留。

“我只想问候你好不好，”我说。

“你住在巴黎吗？”他问。

“只有几天工夫。”

“明天跟我吃午饭好吗？”

“我还以为你不吃午饭呢？”

他咯咯笑了。

“你见过艾略特了。我一般不吃，没有时间吃，所以，我只吃一杯牛奶和一块烧饼。可是，我很想跟你一起吃午饭。”

“好的。”

我们约好隔天在多姆见面，先喝杯酒开胃，然后在蒙帕纳司大街上找个馆子吃饭。我回到我的朋友那里，坐着谈天。当我再望望拉里时，他已经走了。

二

第二天上午，我过得很开心。我去卢森堡博物馆

[1]

花了一个小时看了几张我喜欢的画，然后，在园子里闲逛，追忆着我的青年时代。什么都没有变。那些沿着沙砾小径一对对走着，热烈地讨论那些使他们兴奋的作家的，很可能就是当年那些学生。那些在保姆的监视目光下滚着铁环的儿童，很可能就是当年那些保姆和儿童。那些晒着太阳、看着早报的老人，很可能就是当年那些老人。那些戴着孝，坐在公共长凳上，相互谈着食品价格和用人弊病的，很可能就是当年那些中年妇女。后来我去奥台翁剧院，看看走廊上陈列的新书，而且看见那些青年人和我三十年前一样，在穿着长罩衫侍役的不耐烦目光下，尽量多看一点他们买不起的书。后来我懒懒散散穿过那些亲切而阴沉的小街到了蒙帕纳司大街，再走到多姆咖啡馆。拉里在等我。我们喝了一杯酒，就沿着马路找到一家可以在室外进餐的馆子。

拉里可能比我上次见到他时要苍白些，这使他陷在眼窝里的一双黑眼睛颜色更加深了；可是人还是那么自如，这在一个年纪这样轻的人很是稀奇，而且笑得还是那么天真。我注意到他的法语讲得很流利，重音很好；向他表示祝贺。

“你知道，我以前懂得一点法语，”他解释说。“路易莎伯母给伊莎贝儿聘的一位家庭教师是法国人，他们在麻汾时总要叫我们始终跟她讲法语。”

我问他喜欢不喜欢巴黎。

“很喜欢。”

“你住在蒙帕纳司吗？”

“是的，”他迟疑了一下才回答；我理解这是因为他不愿意把自己的确切住址告诉我。

“艾略特对你只告诉他一个由美国旅行社转的地址相当不高兴。”

拉里笑笑，但是，没有回答。

“你成天干些什么呢？”

“晃膀子。”

“看书吗？”

“是的，看书。”

“你可听到伊莎贝儿的消息没有？”

“有时候。我们两人都不大欢喜写信。她在芝加哥玩得很开心。明年她要来和艾略特住些时候。”

“那对你不是很好吗？”

“我敢说伊莎贝儿从来就没有到过巴黎。带她去逛一定很有意思。”

他急于想知道我的中国之行怎么样，我告诉他时，他凝神听着；可是当我想使他谈谈自己时，却没有能达到目的。他的嘴非常之紧，使我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他约我和他吃午饭，只是因为他喜欢我陪陪他。我虽然高兴，但是，有点迷惑不解。才吃完咖啡，他就叫开账。付了账，他就站起身来。

“啊，我得走了，”他说。

我们分了手。我比以前对他的情况并不知道得更多一点。我没有再见过他。

[1]
这个博物馆陈列的都是现当代绘画，从印象派绘画开始。

三

一直到第二年春天，我才重到巴黎；那时，布太太和伊莎贝儿已经比她们原先计划的时间早一点到达，在艾略特家里住了下来。这中间隔了有好几个星期，因此，我又得运用想象，把这段时间内的经过补叙一下。她们在瑟堡上的岸，艾略特一直非常体贴，亲自去迎接她们。海关检查以后，三个人上了火车；艾略特等火车开动，才相当得意地告诉她们，他雇了一个很好的身边使唤的女仆照应她们。布太太说这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她们并不需要女仆，艾略特对她很不客气。

“不要一到就叫人不耐烦，路易莎。一个人没有女用人就见不了人，我雇下安托瓦内特不但为了你们，也为了我自己。你们穿得不讲究，我也没面子。”

他看了她们穿的衣服，一眼不屑的神气。

“当然你们要买点新衣服。我想来想去，认为只有夏内尔服装店最合适。”

“我以前总是上沃思服装店，”布太太说。

她这话等于白说，因为艾略特根本不睬。

“我跟夏奈尔当面讲过，而且替你们约好下午三点钟。还有帽子。当然在勒布买。”

“我不想花上一大笔钱，艾略特。”

“我知道。我打算全部费用由我来付。你非得给我挣面子不可。哦，路易莎，我已经为你安排了几次宴会，而且告诉我的法国朋友，说迈隆当过大使；这个，如果他活得长一点，是准会当上的；这样给人的印象要好些。我想这件事不会有人问起，不过我还是预先给你打下招呼的好。”

“你真可笑，艾略特。”

“不，我并不。我懂得世情。我知道一个大使的孤孀要比一个专员的孤孀有身份。”

火车开进北站，伊莎贝儿站在窗口，这时喊了出来。

“拉里来了。”

火车才停，伊莎贝儿就跳下车，迎着拉里跑去。他张开胳臂抱着她。

“他怎么知道你们来的？”艾略特酸溜溜地问姐姐。

“伊莎贝儿在船上给他发了个电报。”

布太太很亲热地吻了拉里，艾略特伸出一只不带劲的手让他握一下。时间已是晚上十点。

“舅舅，拉里明天能不能来吃午饭？”伊莎贝儿叫，她和拉里胳臂套着胳臂，脸色急切，眼睛里闪着光。

“我很荣幸，不过，拉里通知过我，他不吃午饭。”

“他明天会吃的，是不是，拉里？”

“是的，”他微笑说。

“那么请你明天一点钟光临。”

他重又伸出手来，想要打发他走，可是拉里老脸厚皮地向他咧着嘴笑。

“我要帮助搬行李，还要给你们叫辆汽车。”

“我的车子在等着，我的用人会照顾行李，”艾略特岸然说。

“好极了。那我们就可以走了。车子坐得下的话，我预备送你们到门口。”

“对的，送送我们，拉里，”伊莎贝儿说。

两人一同沿月台走去，布太太和艾略特跟在后面。艾略特一张冷冰冰的脸，很不以为然的样子。

“啥个腔调，”

[1]

他自言自语；在某种情况下，他觉得讲法语能够更有力地表达他的情绪。

第二天上午十一点钟，艾略特盥洗完毕——因为他起身较晚——给他姐姐写了一张便条，叫用人约瑟夫和女仆安托瓦内特送去，约她到书房来谈话。布太太来了之后，他小心把门关上，拿一支香烟装在一根非常之长的玛瑙烟嘴上点起来，并且坐下。

“难道伊莎贝儿和拉里还算订婚吗？”他问。

“我知道的是这样。”

“我对这个年轻人可没有什么好话可以奉告。”接着他就告诉她，他是怎样准备把拉里拉进社交界，以及他计划以一种适当和得体的方式使他取得地位。“我甚至于替他留心到一处底层住房，这恰恰就是他需要的。是小德·雷泰侯爵的房子，他要分租出去，因为他被派到驻马德里的大使馆任职。”

但是，拉里谢绝了艾略特的那些邀请；根据他这种表现，显然他不需要艾略特的任何帮助。

“如果你不想利用巴黎能够给你的机会，你上巴黎来又为了什么呢，我真弄不懂。我不知道他干些什么。他好像什么人都不认识。你知道他住在哪儿吗？”

“我们知道的唯一通信地址就是美国旅行社转。”

“就像个旅行推销员或者度假期的教师。我有把握说，他在蒙马特

[2]

的一间画室里跟一个下流女人同居着。”

“胡说八道，艾略特。”

“他把自己的住处搞得这样神秘，而且拒绝和他同样身份的人来往，除了这，还会有什么别的解释？”

“这不像拉里的为人。而且昨天晚上，你可看出他仍旧像过去一样爱伊莎贝儿。他不可能这样做假。”

艾略特耸耸肩膀，意思是告诉他姐姐，男人是花样百出的。

“格雷·马图林怎样？还在追吗？”

“只要伊莎贝儿要他，他立刻就可以跟她结婚。”

接着，布太太告诉艾略特，为什么她们比原定的计划提早来欧洲。她发现自己的健康不好，医生告诉她是糖尿病。病情并不严重，只要饮食小心，适当地服用胰岛素，完全有理由活上好多年，可是，她在获悉自己得了这种不治之症之后，急切想看见伊莎贝儿的婚事能够解决。母女两个谈过这件事。伊莎贝儿很懂事理，同意如果拉里在巴黎住了两年之后，不遵照原议回到芝加哥，并且找个工作做，那就只有一条办法，和他解约。可是，布太太觉得要等到约定的时间，然后去巴黎把拉里像个逃犯一样抓回本国，有损个人的尊严。她感到伊莎贝儿这样一来会弄得很失面子。但是，母女两个上欧洲歇夏却是很自然的事，而且伊莎贝儿还是在孩提时到过巴黎，后来就没有去过。她们逛了巴黎之后，可以找一处海滨让布太太养病，再从那边去奥地利的蒂罗尔山区住一个时期，然后从容不迫地穿过意大利。布太太有意约拉里陪她们去，让他和伊莎贝儿看看相隔这么久之后，两人的感情有没有变。拉里经过这次放荡之后，愿意不愿意承担生活责任，到时候自会明白。

“亨利·马图林对拉里拒绝他给他的事情很不痛快，但是，格雷跟父亲说通了，所以只要他回芝加哥，立刻就可以有工作。”

“格雷人好。”

“当然，”布太太叹口气。“我知道他会使伊莎贝儿幸福。”

艾略特然后告诉布太太他替她们安排了一些什么宴会。明天他要请很多人来吃午饭，在周末举行一次排场很阔的晚宴。他还要带她们去参加夏托加亚尔家的招待会，而且替她们弄到两张罗思柴尔德

[3]

家即将举行的舞会请帖。

“拉里你总要请吧？”

“他告诉我他没有晚礼服，”艾略特不屑地说。

“不管，你照样请他。归根结蒂，这孩子并不坏。冷淡他对他没有好处，只会使伊莎贝儿更加固执己见。”

“当然，你要我请我就请。”

拉里在约定的时间来吃午饭。艾略特的礼貌本来很周到，对他特别客气。做到这样并不难，原因是拉里很开心而且兴致极好，只有比艾略特脾气坏得多的人才会不喜欢他。谈话都是谈的芝加哥和那边双方都认识的朋友，弄得艾略特除掉摆出一副和蔼样子，装得对这些他认为毫无社会地位的人感觉兴趣外，没有别的事可做。听他们谈他并不在乎；老实说，听着他们谈这一对年轻人订婚了，那一对年轻人结婚了，另外一对年轻人离婚了，使他觉得相当可怜。谁听说过这些人来？他可知道美丽的小德·克兰尚侯爵夫人曾经服毒自杀过，原因是她的情人德·科龙贝亲王抛弃她，娶了个南美洲百万富翁的女儿。这种事情才是
值得谈的。他看看拉里，不由得不承认他有种异常吸引人的地方；他的陷进的、颜色深得出奇的眼睛，高颧骨，苍白的皮肤和灵活的嘴，使艾略特联想起波提切利

[4]

的一幅画像，想到如果给他穿上那个时代的服装，看上去一定充满浪漫气息。他记得自己曾经打算把拉里拉拢给一位著名的法国女人过，同时想到星期六晚宴邀请了玛丽·路易丝·德·弗洛里蒙，自己狡狯地笑了。这个女人是交游广阔和私德败坏兼而有之。她年纪四十岁，看上去却要年轻十年；纳蒂埃

[5]

曾经替她的一个女祖先画过一张像，这张像就是通过艾略特本人的关系挂在美国的一个大博物馆里。玛丽生得就和她这个女祖先同样娇艳，而她在性生活方面的口味极大，好像永远不能满足似的。艾略特决定让拉里坐在她身边。他知道玛丽会很快使拉里懂得她的意图。他还请了英国大使馆的一位年轻的侍从武官，认为伊莎贝儿说不定欢喜他。伊莎贝儿很美，而且这人是个英国人，家财豪富，伊莎贝儿没有财产也没有关系。午饭一上来，喝的是上等蒙特拉夕酒，继之以好的波尔多酒，喝得艾略特浑陶陶的；他悠然自得地想着那些展示在他眼前的许多可能性。如果事态的发展像他估计的那样，亲爱的路易莎就没有什么可焦急的了。她对他总是有点不以为然，可怜的人儿，她太闭塞了；可是他喜欢她。凭他这样一个见过大世面的人，替她把各事安排妥当，对他说来，也是一件称心的事情。

为了不浪费时间，艾略特安排好一吃完午饭就带路易莎母女去看衣服，所以大家才站起来，艾略特就用他最擅长的辞令通知拉里他应当走了，可是，同时，又亲亲热热地敦促他参加自己安排的两次盛大宴会。他根本不用费这么大的事，因为拉里很轻快地全答应了。

但是，艾略特的计划失败了。拉里来参加晚宴时，穿了一套很像样的晚餐服，艾略特看见松了一口气，因为他有点担心，怕他穿了那次午饭时那样一身蓝哔叽来。晚饭后，艾略特把玛丽·德·弗洛里蒙拉到角落里，问她对他的年轻美国朋友觉得怎样。

“他眼睛很美，牙齿也长得好。”

“就这些吗？我让他坐在你身边，因为我认为他恰好是你的一点小吃。”

她疑惑地望着他。

“他告诉我已经跟你的漂亮外甥女订婚了。”

“得了，亲爱的

[6]

，一个男孩子属于另一个女子，这件事决不会妨碍你把他从那个女子手里抢走，只要您能够做到。”

“你要我做的就是这个吗？哼，我可不打算替你做这种卑鄙勾当，我可怜的艾略特。”

艾略特笑了一声。

“我猜想，你这话意味着你试过了，但是，发现不成功。”

“艾略特，我喜欢你的是你的品德就像个妓院老板。你不要他要你的外甥女。为什么？他有教养，而且很讨人喜欢。可是他实在太纯洁了。我敢说他一点没有疑心到我的用意。”

“你应当表示得露骨些，亲爱的朋友。”

“我有足够的经验，知道什么时候我在浪费时间。事实是，他的眼睛里只有你的小伊莎贝儿，而且我这话只跟你一人说，她比我讨便宜的是年轻二十岁。而且人很可爱。”

“你喜欢她的衣服吗？我亲自给她挑的。”

“很美，也很合适。不过，当然她不帅。”

艾略特把这话认为是对他的鉴定，他可不能轻易放过，非得戳她一下不可。他亲切地笑了一下。

“亲爱的朋友，一个人非得活到你的成熟年龄，才能像你这样帅。”

德·弗洛里蒙夫人手里挥的是一根大头棒，而不是一把短剑。她的反击使艾略特的弗吉尼亚血液沸腾起来。

“我可以肯定，在你们那个帮匪横行的贵国里〔vôtre beau pays d'apaches〕他们决不会错过这样微妙、这样模仿不了的东西的。”

虽则德·弗洛里蒙夫人挑眼儿，艾略特其余的朋友对伊莎贝儿，对拉里，都很喜欢。他们喜欢伊莎贝儿的青春美，喜欢她那样健康，那样精力充沛；他们喜欢拉里的生动外表，彬彬有礼，和淡淡的带有讽刺的幽默。两个人的法语都讲得流利准确，这一点很讨便宜。布太太由于在外交界生活多年，法语尽管说得正确，可是，带有美国土音，而且自己满不在乎。艾略特对他们是盛席款待。伊莎贝儿对自己的新衣服新帽子很满意，对艾略特安排的那些乐事全都觉得有趣，对自己和拉里在一起感到快活，认为从来没有玩得这样开心过。

[1]
原文为法语，指拉里硬挨上来，毫无礼貌意。

[2]
蒙马特，在塞纳河右岸，巴黎穷画家集中地。

[3]
罗思柴尔德，欧洲有名的犹太家族和巨富。

[4]
波提切利（1444？-1510），15世纪后期佛罗伦萨画派最著名的大师。

[5]
纳蒂埃（1685-1766），法国人像画家，1715年曾被彼得大帝召往俄国，1734年任奥尔良家族画师。

[6]
原文为法文。

四

艾略特认为，早饭只能跟陌不相识的人一起吃，而且只在不得已时才这样做，因此，布太太和伊莎贝儿都逼得只好在自己卧房里吃早饭；布太太有点不大愿意，伊莎贝儿则丝毫不觉得什么。可是，伊莎贝儿醒来后，有时候告诉安托瓦内特——就是艾略特给她们雇的那个高贵女用人——把她的牛奶咖啡送到她母亲房间里，俾能一面喝咖啡，一面和母亲谈天。她现在整天没得空，这是她一天中间唯一能够和母亲单独在一起的时刻。就是在这样一个早晨，母女到达巴黎将近一个月的光景，伊莎贝儿告诉母亲头一天晚上怎样玩的，讲她和拉里大部分时间都带着一群朋友逛那些夜总会；讲完之后，布太太就向她提出那个自从来到巴黎之后心里一直想要问的问题。

“他几时回芝加哥呢？”

“不知道。他没有谈到过。”

“你没有问他吗？”

“没有。”

“你是不是有点怕问？”

“不是，当然不是。”

布太太倚在软榻的靠背上，穿着艾略特坚持要给她买的时髦晨服，修着指甲。

“你们两个人单独在一起时，成天谈些什么？”

“我们并不成天在谈。在一起就很好。你知道，拉里一直都比较沉默。我们谈话时，大都是我在讲话。”

“他平时干些什么？”

“我也弄不清楚；只觉得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我想他日子过得很好。”

“还有他住在哪里？”

“这个，我也不知道。”

“他好像很讳莫如深，是不是？”

伊莎贝儿点起一支香烟，当她从鼻孔里呼出一缕烟时，静静地望着她母亲。

“你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妈？”

“你舅舅认为他租了一所公寓，跟一个女人同居。”

伊莎贝儿扑哧笑了起来。

“你相信吗，妈？”

“不，老实说我不相信。”布太太望着自己的指甲在转念头。“你可曾跟他谈过芝加哥呢？”

“谈过，谈得很多。”

“他可曾有过什么表示打算回去呢？”

“说不上有。”

“他到今年十月已经离开芝加哥两年了。”

“我知道。”

“这是你的事情，乖乖，你认为怎样做对，就怎样做。可是，尽在拖并不能解决问题。”她盯着女儿望，但是，伊莎贝儿避开母亲的眼光。布太太疼爱地向她微笑。“你还是去洗澡吧，否则，午饭要迟到了。”

“我要跟拉里去吃午饭。在拉丁区一个什么地方。”

“好好玩吧。”

一小时后，拉里来接她。他们雇了一辆汽车上圣米歇尔桥，漫步走上行人拥挤的圣米歇尔大街，找到一家外表像样的咖啡馆。他们在走廊上坐下，叫了两杯迪博内

[1]

。后来又叫了一辆汽车去一家饭馆，伊莎贝儿胃口极好，拉里给她叫的那些好吃的菜她都吃得很香。她喜欢看那些和他们挨肩擦背坐在一起的人，因为这地方很挤；看见他们显然对食物感到那样强烈的兴趣，自己都笑了；可是，她最最开心的是和拉里单独找一张小台子坐着。她爱看自己兴孜孜地拉呱着时他眼睛里的喜悦神情。这样自由自在和他在一起使她感到心醉。可是，在她脑子的角落里却隐隐约约有种不安，因为虽则他看上去也很自在，她觉得与其说是由于有她，还不如说是由于喜欢这种环境。她母亲早上说的话有点打动了她，现在虽则毫不用心地聊着天，却留心看着他的每一个表情。他和离开芝加哥时并不完全一样，但是，说不出哪儿变了。他的样子和她记得的他同样年轻，同样坦率，只是神情变了；并不是说变得更加严肃了；他的脸色静下来时一直是严肃的，而且有一种安静的神情，是她以前没有见到过的；就好像解决了自己的什么问题，因而从来没有感到像现在这样心安理得过。

两人吃完午饭之后，他建议上卢森堡博物馆逛一转。

“不，我不想去看那些画。”

“好吧，那就去花园里坐坐。”

“不，这个我也不想。我要去看看你住在哪里。”

“没什么可看的，我住在旅馆里一个很蹩脚的小房间。”

“艾略特舅舅说你住一所公寓，跟一个画家的模特儿发生了不正常的关系。”

“那么，你就亲自去看看。”他大笑说，“从这里去只有几步路。我们可以走过去。”

他带着她穿过一些狭隘的、弯弯曲曲的街道，尽管从街两边的高房子中间可以望见一抹青天，但仍旧很寒伧相，走了一会儿之后，就在一家门面很不像样的小旅馆门口站住。

“我们到了。”

伊莎贝儿随着他走进一间狭窄的厅堂，厅堂的一边有一张书桌，书桌后面坐了一个人，没穿上衣，只穿一件细黑黄条子相间的背心，围一条很脏的围裙，在看报纸。拉里向他要钥匙，那人从身后格子架里把钥匙交给他，同时好奇地瞥了伊莎贝儿一眼，又转为会意的假笑。显然他认为伊莎贝儿去拉里的房间不是干规矩事情的。

他们爬上两串楼梯，楼梯上铺的破旧的红地毯，拉里打开自己的房门，伊莎贝儿走进一间有两扇窗户的小房间。窗子望出去是街对面的灰色公寓，公寓底层是一家文具店。房内放一张单人床，床旁边一只床头柜，一口大衣柜镶着一面大镜子，一张装了垫子但是椅背笔直的圈椅，两扇窗子之间放一张桌子，桌子上有架打字机，一些纸张和好几本书。壁炉板上堆了些纸面装订的书。

“你坐圈椅，椅子不大舒服，可是，这是我拿得出的最好的了。”

他另外拉了一把椅子，自己坐下。

“你就是住在这儿吗？”伊莎贝儿问。

他看见她脸上的神情，哧哧笑了。

“就在这儿，我自从到巴黎来，一直就住在这儿。”

“可是为什么呢？”

“方便，这儿靠近国家图书馆和巴黎大学。”他指指她没有注意到的一扇门，“这里有个浴间，我可以在这儿吃早饭，晚饭一般就在我们吃午饭的那一家吃。”

“这太肮脏了。”

“不，我觉得不错，我只要这样子。”

“可是，这儿住的是些什么人呢？”

“噢，我不清楚。上面阁楼住了几个学生。两三个在政府机关里做事的老单身汉和一个奥台翁剧院的退休女演员；唯一的另外一个有浴室的房间，住着一个包身的女人，她的男朋友每隔一个星期的星期四来看她；恐怕还有些暂住的客人。这地方很安静，很规矩。”

伊莎贝儿弄得相当尴尬，而且由于知道拉里已经看出来并且在笑她，有点存心找岔儿。

“桌子上那本大书是什么？”她问。

“哪个？噢，那是我的希腊字典。”

“你的什么？”她叫。

“没有关系，不会咬你的。”

“你在学希腊文吗？”

“对。”

“为什么？”

“我想到要学一点。”

他望着她时，眼睛里带着微笑，她也对他回笑。

“你可觉得不妨告诉告诉我，你到了巴黎之后，这两年，做了些什么事情？”

“我看了很多书。一天总要看上八小时到十小时。我去巴黎大学听过课。我认为，我已经把法国文学里所有的重要作品都看了，我而且能看拉丁文，至少能看拉丁散文，差不多跟我看法文一样没有困难。当然，希腊文要难些。可是我有一个很好的教师。在你来到巴黎之前，我每星期经常有三个晚上去他那里补习。”

“这样会有什么结果呢？”

“获得知识。”他微笑说。

“这好像不太实际。”

“也许不太实际，另一方面，也许很实际。总之非常之有趣。你决计想象不到读《奥德修纪》的原文时多么令人兴奋。使你感到仿佛你只要踮起脚伸出手来，天上的星星就能碰到似的。”

他从椅子上站起来，就像兴奋得控制不住自己，在小房间内来回走着。

“前一两个月我看了斯宾诺莎

[2]

。我不敢说我已经十分懂得，可是感到非常振奋。就像乘一架飞机降落在巍峨群山中的一片高原上。四围万籁俱寂，而且空气非常清新，像佳酿一样沁人心脾；自己感觉到像个百万富翁。”

“你几时回芝加哥？”

“芝加哥？不知道。我就没有想过。”

“你说过，如果你两年之后，找不到你要找的东西，你就放弃不干吗？”

“我现在不能回去。我刚要入门：看见广大的精神领域在我面前展开，向我招手，我急切要去那里旅行。”

“你希望在那边找到什么呢？”

“我那些问题的答案。”

他瞥她一眼，简直有点顽皮。如果不是因为她和他这样熟悉，她说不定认为他在开玩笑。“我想弄清楚上帝究竟有，还是没有。我想弄清楚为什么世界上会有恶。我想要知道我的灵魂是不是不灭，还是我死后一切都完了。”

伊莎贝儿倒抽一口冷气。听见拉里讲这些事情，她觉得怪不舒服，幸亏他谈得非常随便，声调就和平时讲话一样，使她还能不露出窘相。

“可是，拉里，”她微笑说，“人们几千年来都在问这些问题；如果能够回答的话，肯定答案早已有了。”

拉里笑了一声。

“你笑得就好像我说了什么蠢话似的，”她生气说。

“没有这个意思。我认为，你说得很在点子上。可是，另一方面，你也不妨说，既然人们对这些问题问了几千年，那么，他们就没法不问这些问题，而且不得不继续问下去。还有，你说没有人找到过答案，这话并不正确。答案比问题还要多，而且不少的人都给这些问题找到完全满意的答案。例如鲁斯布鲁克

[3]

那个老头儿。”

“他是谁？”

“哦，只是巴黎大学一个我不认识的人。”拉里随口回答。

伊莎贝儿不懂得他是什么意思，但他继续往下说。

“这话听上去非常之幼稚。这些事情使大学里二年级学生感到兴奋，但是，离开大学后就忘掉的。他们得养家活口。”

“我不怪他们，你知道，我幸亏还有点钱可以过活。如果没有的话，我也只好像别人那样设法去赚钱了。”

“你难道把钱一点不放在眼里吗？”

“是的，”他笑着说。

“你觉得自己在这些事情上还要搞多久呢？”

“我也说不了。五年。十年。”

“这以后呢？你预备把这种智慧派什么用处呢？”

“我如果有了智慧，我想我当不难懂得怎样派它的用处。”

伊莎贝儿两只手激动地勒在一起，身子从椅子上探出来。

“你完全错了，拉里。你是个美国人，这儿不是你安身立命的地方。你安身立命的地方是美国。”

“等我搞好了，我就回去。”

“可是，你要错过很多机会。我们正在经历着一个世界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宏伟时代，你怎么能忍心坐在这死气沉沉的地方一动不动呢？欧洲完蛋了。我们是世界上最伟大、最强大的民族。我们正在一日千里地前进。我们什么都有。你有责任参加国家的发展事业。你忘记了，你不知道美国今天的生活多么使人惊心动魄。你有把握说你不参加这种建国大业，是因为你没有勇气去担当目前面临着每一个美国人的重任吗？唉，我知道你多多少少也在工作，但这恰恰是逃避责任，可不是？这难道不恰恰是一种积极的偷懒吗？如果人人都像你这样畏缩不前，美国会弄成什么样子？”

“你很苛刻，心肝，”他笑着说。“我的回答是，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和我一样的感受。对他们说，这也许是运气，多数人都准备按常规行事；你忘记的是，我想学习就跟——就跟格雷想要挣一大笔钱一样热烈。难道我想花几年工夫教育自己真就是背叛祖国吗？也许我学成以后，将有一点人家高兴要的东西拿出来。当然这要看，可是，如果我失败了，我也不比一个人做生意而没有赚到钱更不如些。”

“那么我呢？我难道对你一点不重要？”

“你对我非常重要。我要你嫁给我。”

“几时呢？十年之内吗？”

“不。现在。越快越好。”

“靠什么呢？妈没有什么奁资给我。而且，她有也不肯。她会认为，这样鼓励你游手好闲是错的。”

“我不要你母亲的什么奁资，”拉里说。“我有三千块一年。这在巴黎很够用了。我们可以有一所小公寓和一个做全天的女用人。我们会生活得非常开心，心肝。”

“可是，拉里，三千块一年是没法子生活的。”

“当然能够。很多人钱比这少得多也能生活。”

“可是，我不愿意靠一年三千块钱生活。我没有理由要这样。”

“我过去只要一半的钱也就生活下来了。”

“可你，是怎么过的！”

她看一下那间寒伧的小房间，厌恶地耸下肩膀。

“这就是说，我储蓄了一点钱。我们可以上卡普里岛

[4]

去度蜜月，秋天我们再去希腊。我渴想看看希腊。你记得我们过去不是时常谈到一同周游世界吗？”

“我当然想旅行。但不是这样旅行。我不愿意坐二等舱，也不愿意住三等旅馆，连个浴间都没有，吃饭都在小饭店里。”

“去年十月，我就是这样上意大利去的。玩得真开心。我们可以靠三千块一年把全世界都跑到。”

“可是，我要有孩子，拉里。”

“这没有关系。我们把孩子一起带了去。”

“你真蠢，”她大笑说。“你知道有个孩子要花多少钱？维娥莱·托姆林森去年生了一个孩子，她尽量节省，还花了两千五百块。还有你知道雇一个保姆要多少钱？”她脑子里想到一连串的事情，变得愈来愈激动了。“你一点不实际。你不懂得你要求我的是什么。我年轻。我要找乐子。我要做别人家都做的事情。我要参加宴会，参加跳舞会，我要打高尔夫球和骑马。我要穿好衣服。你可懂得一个女孩子不能穿得跟她一起的那些人一样好，是什么滋味？拉里，你可知道买你朋友穿厌了的旧衣服穿，和感到人家可怜你送你一件新衣服，是什么滋味？我甚至于连去一家像样的理发店做做头发也做不起。我不要坐电车和公共汽车到处跑；我要有我自己的汽车。你想，你在图书馆里看书，我成天干的什么？逛马路，看橱窗，还是坐在卢森堡博物馆的花园里留心自己孩子不要闯祸？我们连朋友都不会有。”

“唉，伊莎贝儿，”他打断她。

“不会是我过去来往的那些朋友。是啊，艾略特舅舅的朋友有时候会看他的面子请我们一次，但是，我们去不了，因为我没有像样的衣服穿，而且我们不会去，因为我们回请不起。我不想认识一大堆上不了台盘的、不修边幅的人。我要生活，拉里。”她突然感到他眼睛里有种神情，虽则盯着她望时永远是那样温柔，但是，带有一点好笑。“你觉得我愚蠢，是不是？你觉得我啰嗦而且蛮不讲理。”

“不，我并不。我觉得你说的这些都很自然。”

他背对着壁炉站着，她站起来，走到他跟前，和他面对面。

“拉里，如果你一个铜子没有，可是，找到一个收入三千块的工作，我会毫不迟疑就嫁给你。我会替你烧饭，收拾床铺，我会不在乎我穿的什么衣服，我会什么都不在乎，我会认为这样非常之有意思，因为我知道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你总会有钱的。可是，现在这样结婚，意味着我一辈子要过这种肮脏的牛马不如的生活，什么指望都没有。这等于说，我要苦挨苦挣一辈子。而为的什么呢？为了使你能够成年累月地给你说的自己都解决不了的问题找答案。这太不像话了。一个人应当工作。他生到世界上来就为的这个，他就是这样造福社会的。”

“总之，他有责任在芝加哥安顿下来，进亨利·马图林的投资公司。你认为劝说我的朋友买亨利·马图林感兴趣的股票，我会大大造福社会吗？”

“掮客总是要有的，这样养家活口完全没有什么不体面，不光彩的地方。”

“你把巴黎有一般收入的人的生活形容得一塌糊涂。你知道，实际上并不如此。人们用不着上夏奈尔服装店，仍旧可以穿着得很好。而且所有有趣的人并不住在凯旋门附近和福煦大道上。事实上，有趣的人简直不住在那儿，因为有趣的人一般钱都不多。我在这儿认识不少的人，画家，作家，学生，法国人，英国人，美国人，什么样式的人都有，我认为你会觉得这些人比艾略特的那些性情毛躁的侯爵夫人和目中无人的公爵夫人有趣多了。你脑筋动得快，而且富于幽默感。听他们一面吃晚饭，一面针锋相对地谈话，你一定很欣赏，尽管喝的只是普通的葡萄酒，而且你用不着有个男管家和两个手下人伺候你。”

“别胡扯，拉里。当然我会欣赏。你知道我并不势利。我很喜欢会见有趣的人。”

“是的，穿着夏奈尔服装店的衣服。你想他们看见你这副打扮会不会认为你是来视察贫民窟的呢？他们不会舒服，你也不会舒服，而且你除了事后告诉爱米丽·德·蒙塔杜尔和格拉西·德·夏托加亚尔，说你在拉丁区碰到一群怪里怪气的不修边幅的人，觉得非常好玩之外，别无收获。”

伊莎贝儿微微耸一下肩膀。

“我敢说你讲得对。他们不是和我一起长大的那种人。他们跟我没有一点共同之处。”

“你这话指的什么？”

“还是我开头讲的话。从我记事以来，我一直就住在芝加哥。我的朋友全都在芝加哥。我的兴趣全在芝加哥。我在芝加哥过得很习惯。这是我的乡土，也是你的乡土。妈现在有病，而且她的病永远不会好了。我就是想离开她也不能离开她。”

“这是不是说除非我回到芝加哥去，你就不想嫁给我呢？”

伊莎贝儿踟蹰了一下。她爱拉里。她要嫁给他。她的整个身心都爱着他。她知道他也要她。她不相信到了摊牌时他不会软下来。她害怕，可是她不得不冒一下险。

“对的，拉里，我就是这个意思。”

他在壁炉板上划了一根火柴

[5]

——那种给你的鼻孔装满辛辣气味的旧式法国硫磺火柴——点起他的烟斗后，掠过她，走到一扇窗子前面站着。他向窗外望，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就像永远没有个完似的。她仍旧站在原来面对着他站着的地方，照着壁炉板上的镜子，但是，看不见自己。她的心乒乒乓乓地跳着，而且感到害怕，他终于转过身来。

“我真想能够使你懂得，我向你建议的生活要比你想象的任何生活都要充实得多。我真希望能够使你懂得精神的生活多么令人兴奋，经验多么丰富。它是没有止境的。它是极端幸福的生活。只有一件事同它相似，那就是当你一个人坐着飞机飞到天上，越飞越高，越飞越高，只有无限的空间包围着你，你沉醉在无边无际的空间里。你是那样的欢乐，使你对世界上任何权力和荣誉都视若敝屣。前几天，我读了笛卡儿

[6]

。那样的痛快，文雅，流畅。天哪！”

“可是，拉里，”她急腔急调地打断他，“你难道看不出你在要求我做一件我做不来的事情，是我不感兴趣而且不想感兴趣的事情吗？我对你讲过不知道多少遍了，我只是一个平常的、正常的女孩子，我现在二十岁，再过十年我就老了，我要及时行乐。唉，拉里，我的确非常爱你。所有这些全都是无聊的玩意儿。它不会使你有什么出息的。为了你自己，我求求你放弃它。拉里，做个好样的，做一个男人应做的事情。人家都在分秒必争地干，你却在浪费宝贵光阴。拉里，你要是爱我的话，你就不会为了一个梦想而抛弃我。你已经荒唐过了。跟我们回美国去吧。”

“我不能。这对我说来等于自杀。这等于出卖我的灵魂。”

“唉，拉里，为什么这样说话？那些歇斯底里的肉麻当有趣的女人就是这样说的。这有什么意义呢？毫无意义，毫无，毫无。”

“这恰恰就是我的感受，”他答道，
着眼睛。

“你怎么可以笑呢？你可意识到，这是一个极其严肃的问题。我们正站在十字路口，我们现在的决定将会影响我们的一生。”

“我知道。请你相信我，我是在非常严肃地对待。”

她叹了口气。

“跟你讲正经话你不听，那有什么可说的。”

“可是，我不认为这是正经。我认为，你讲的从头到尾都是荒唐透顶的东西。”

“我？”如果不是因为她当时心里非常难过，她就会哈哈大笑。“可怜的拉里，你就像个疯子。”

她慢慢把手上戴的订婚戒指褪了下来，放在掌心里，对着它瞧。那是一粒四四方方的红宝石，用细白金嵌的戒指，她一直都很喜欢。

“你假如爱我，就不应当使我这样不快乐。”

“我的确爱你。不幸的是，一个人想要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却免不了要使别人不快乐。”

她把放着红宝石戒指的手伸出来，颤抖的嘴唇勉强显出微笑。

“还你，拉里。”

“我没有用。你留着作为我们友谊的纪念好不好？你可以把它戴在小拇指上。我们的友谊不需要中止，是不是？”

“我会永远关心你，拉里。”

“那么就留着。我也将永远喜欢你。”

她迟疑了一下，然后把戒指套在右手的小拇指上。

“太大了。”

“你可以改装一下。我们上里茨酒吧间去喝杯酒。”

“好。”

她对这件事解决得这样容易，感到有点诧异。她没有哭。除掉她不会跟拉里结婚外，好像什么都没有改变。她简直相信不了什么都完结了，结束了。她对两人没有大吵大闹有点不甘心。这件事就这样平心静气谈妥了，就仿佛他们刚才谈的是租房子的事情一样。她觉得自己上了当，但同时微微有种满意的感觉，因为两个人的表现都非常文明。她真想知道拉里究竟是什么一种心情。可是，这始终没法知道；他那张吸引人的脸，那双深色的眼睛，她知道只是一种面具，因为尽管她认识他许多年，却猜不透他。她本来把帽子脱掉，放在床上；现在站在镜子前面，把帽子戴上。

“我只是问着玩，”她说，一面把头发抹抹平，“你原来打算跟我解约吗？”

“没有。”

“我想也许可以使你不背包袱。”他没有回答。她转过身来，嘴边露出轻松的微笑。“现在好走了。”

拉里把身后的门锁上。当他把钥匙交给坐在写字台那儿的人时，那人带着狡狯的神情会意地望着他们。伊莎贝儿当然猜出这人当作他们在干苟且的事儿。

“我敢说这个家伙对我的贞操是打问号的，”她说。

他们雇了一辆汽车到里茨喝了一杯酒，谈些不相干的事情，丝毫不显得拘束，就像两个天天见面的老朋友一样。尽管拉里天生不大说话，伊莎贝儿话却很多，老是有一搭没一搭地聊，而且她决心不让相互之间变得沉默下来，弄得没有话说。她不想使拉里觉得她恨他，她的自尊心又逼使她装得使拉里不会疑心她伤心和不快乐。过了一会，她就建议他送她回去。当他把汽车开到门口让她下车时，她轻松地向他说：

“不要忘记你明天跟我们吃午饭。”

“杀头也不会忘记。”

她让他吻了自己的面颊，穿过车道门进去了。

[1]
一种紫红色的开胃甜酒。

[2]
斯宾诺莎（1632-1677），荷兰哲学家。

[3]
鲁斯布鲁克（1294-1381），古佛兰芒民族的神秘主义者。

[4]
在意大利。

[5]
是一种旧式红头火柴，和现在的黑头安全火柴不同，经过摩擦，自能燃烧。拉里用的这种火柴还浸过半截硫磺，烧起来时间比较耐久。

[6]
笛卡儿（1596-1650），法国理性主义哲学家。

五

伊莎贝儿走进客厅时，看见有几个客人已经在喝茶。有两个是住在巴黎的美国妇女，穿着非常考究，脖子上围着珠串，手上戴着钻石手镯，手指上套着价值昂贵的戒指。虽则有一个的头发用散沫花染成棕红色，另一个的金色头发很不自然，两个人却非常之像。同样涂了油膏的睫毛，同样搽得鲜红的嘴唇，同样抹了胭脂的面颊，同样经过刻苦锻炼保持着的苗条身材，同样清晰如削的五官，同样如饥似渴的彷徨的眼神；你没法不意识到她们的生活就是为了保持自己的徐娘风韵在拼命挣扎。她们鼓着响亮的喉咙东拉西扯地谈着，一刻也不肯停，像是担心只消有片刻的沉默，机器就会停摆，而那个代表她们一切的人为建筑就会土崩瓦解一样。还有一个美国大使馆的秘书，人温和沉默，因为他一句话也插不进，看上去很有点派头；一个矮小的黑皮肤的罗马尼亚王子，总是那样卑躬屈膝，两只又小又玲珑的黑眼睛，一张刮得很光的黑黑的脸，老是看见他来不及地站起来送茶，递蛋糕，或者给人点香烟，对那些在座的人总是厚颜无耻地竭尽恭维的能事。他这样子做是在偿还过去从这些巴结对象获得的晚餐，以及今后希望获得的晚餐。

布太太坐在那里，为了讨好艾略特，比她平常喝茶时穿得讲究。她以惯常的礼貌但是相当淡漠的神情，泰然执行着主妇的任务。她对自己兄弟的这些客人有什么想法，我只能想象。我和她从来没有混熟过，而且她是个什么都放在肚子里的女人。她人并不笨；在外国的首都住了那么多年，见过不少形形色色的人，想来会根据自己根生土长的弗吉尼亚小城市标准，对这些人作出自己的精明结论。恐怕她看着这些人的滑稽样子时，会感到相当好笑，而且敢说她对这些人的神气活现的派头，和对一本小说里人物的哀愁和苦痛同样无动于衷，因为她从一开始就知道小说的结局是圆满的（否则她就不会去看它）。巴黎、罗马、北京对她的美国气息毫无影响，就如同艾略特的虔诚天主教信仰对她的坦率但并无不便的长老会宗教毫无影响一样。

伊莎贝儿的青春、活力和健康美给这种浮华气氛带来一股新鲜空气。她就像个新的尘世女神冲了进来。罗马尼亚王子慌不迭地站起来替她拉过一张椅子，而且做了一大堆手势竭力恭维。两个美国女人一面尖着嗓子很和蔼地跟她讲话，一面上上下下打量她，仔细瞧她的衣服，拿自己和伊莎贝儿的锦绣年华对照，可能心里起一种落寞感。美国外交官看见伊莎贝儿使这两个女人看去多么空虚和憔悴，独自在微笑。可是，伊莎贝儿却觉得她们很有派头；她喜欢她们的华丽衣服和昂贵珠串，而且对她们矫揉造作的姿态感到一丝妒意。她盘算自己会不会有一天变得这样雍容华贵。当然那个小罗马尼亚人很可笑，不过，也相当讨人喜欢，就算他讲的那些好听的话是言不由衷，听听也不坏。她进来时打断的谈话现在又恢复了，而且谈得是那样起劲，那样深信不疑，好像她们谈的事情都是值得谈的，使你简直认为她们谈的话有道理。她们谈自己参加过的宴会，和预备参加的宴会。她们搬弄最近的丑事秽闻。她们把自己的朋友毁得体无完肤。她们从这个大人物谈到那个大人物。她们好像什么人都认识；什么秘密都知道。她们几乎是气也不换地提到最近上演的话剧，最时新的妇女服装设计师，最时新的人像画家，最近上台的首相的最近情妇。人们会当作她们没有一件事情不知道。听得伊莎贝儿都呆了。她觉得，这一切都非常文明。这的确是生活。这使她有种置身其中的惊喜感。这是真的。场合简直太合适了。宽敞的房间，地板上铺的萨伏纳里地毯，华丽的镶了木板的墙壁挂的那些美丽的画，坐的那些精工细雕的椅子，细工镶嵌的橱柜和茶几，每一件都够得上进博物馆；布置这间房间花的钱抵得上一笔财产，可是值得。她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它的美，布置得这样妥帖，因为旅馆里那个寒伧的小房间，那张铁床，她坐的那张硬邦邦的不舒适的椅子，那个拉里认为没有什么不好的房间，还鲜明地印在她脑子里。可说是空空如也，又丧气，又可怕。她想起时不由打了个寒噤。

客人散了，只剩下伊莎贝儿和她母亲和艾略特三个人。

艾略特送那两个可怜的满脸脂粉的美国贱货出门回来。“有意思的女人，”他说，“她们才在巴黎住下时，我就认识她们了。做梦也没有想到她们会变得像现在这样漂亮。我们女子的适应能力真是可惊。你简直看不出她们是美国人，而且是中西部来的。”

布太太眉毛抬了起来，也不言语，只把艾略特看了一眼，可是，以艾略特的机灵哪有不懂得的。

“谁也没法子这样说你，我可怜的路易莎，”他半讥讽半亲热地说。“不过，天知道，你过去是完全做得到的。”

布太太的嘴嘟了起来。

“恐怕我使你感到非常失望，艾略特，不过，告诉你实在话，我对自己现在这样非常之满意。”

“各有各的爱好

[1]

，”艾略特叽咕了一句法文。

“我想我应当告诉你们，我已经和拉里解约了。”伊莎贝儿说。

“啧，啧，”艾略特叫出来。“这一来，我明天请的午饭可糟了。这样短短的时间，叫我哪儿再找一个人呢？”

“噢，午饭他还是来吃的。”

“在你跟他解约之后？这好像不大合乎习惯。”

伊莎贝儿咯咯笑了。她眼睛盯着艾略特望，因为她知道，她母亲的眼睛正盯着自己望，而她不愿意和她眼睛碰上。

“我们没有吵嘴。我们今天下午谈了一次话，认为我们订婚是个错误。他不想回美国去；他要留在巴黎，他说他要去希腊。”

“这是为什么？希腊又没有社交活动。事实上，我对希腊艺术从来就不大看在眼里。有些古希腊的东西有那么一点颓废的魅力，还可以看得。可是，菲迪亚斯

[2]

：不行，不行。”

“你看着我，伊莎贝儿，”布太太说。

伊莎贝儿转过头来，唇边微带笑意望着母亲。布太太把女儿仔细看了一眼，可是，只哼了一声。这孩子没有哭过，这一点她能看出；她的神情很泰然自若。

“我觉得你解约得好，伊莎贝儿，”艾略特说。“我原来想竭力成全这件事，可是，我一直认为，这个婚姻不对头。他实在配不上你，而且他在巴黎的所作所为很清楚表明他决不会有什么出息。以你的漂亮和你的关系，你可以找一个比他好得多的对象。我觉得，你这件事情做得很有见识。”

布太太瞟了女儿一眼，看得出有点担心。

“你不是为了我解约吧，伊莎贝儿？”

伊莎贝儿断然摇摇头。

“不是，亲爱的，我完全是自愿做的。”

[1]
原文为法文。

[2]
菲迪亚斯（前490？—前432），希腊雕塑家。

六

那时候，我已经从东方回来，正在伦敦住一个时期。大约在上述事件发生之后两个星期光景，艾略特一天早上打电话给我。我听见他的声音并不奇怪，因为他的习惯总是在游宴季节到了尾声时来英国玩乐一下。他告诉我，布太太和伊莎贝儿和他一起来了，如果我今天傍晚六点钟过来喝杯酒，她们一定很高兴看见我。他们当然住在克拉里奇饭店。当时我的寓所离那儿并不远，所以我踱过公园巷，穿过梅费尔区那些安静、高贵的街道到了克拉里奇饭店。艾略特就住在他平时住的一套房间。室内镶的是褐色木头壁板，就像雪茄烟盒子的那种木头，陈设既文静又豪华。侍役领我进来时，艾略特只有一个人在屋里。布太太和伊莎贝儿上街去买东西，眼看就要回来。他告诉我，伊莎贝儿和拉里解约了。

艾略特对于在什么处境下应该怎样做人，有他自己的浪漫和高度保守的看法。他对这两个年轻人的行为很看不惯。拉里不但在解约后的第二天来吃午饭，而且做得就好像自己地位一点没有改变似的。他和平日一样随和，一样彬彬有礼，一样安静愉快。对待伊莎贝儿还是和他过去对待她一样亲亲热热的。他看上去既不感觉窘，也不心烦意乱，也不垂头丧气。伊莎贝儿也不像有心思的样子，人很快活，笑得照样轻松，照样嘻嘻哈哈地打趣，仿佛并不曾在自己一生中刚刚作了一项重大决定；而且肯定是忍痛的决定。艾略特弄得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他从侧面听到他们一言半语的谈话，打听到他们丝毫没有意思要取消以前讲定的那些约会；所以一得空他就找姐姐谈这件事。

“这不成话，”他说。“他们不能够仍旧像订婚一样两个人到处跑，拉里实在应当懂得一点分寸。而且，这样会毁掉伊莎贝儿的机会。小福塞林根，那个英国大使馆的男孩子，显然很中意她；他有钱，而且社会关系很不错；如果他知道伊莎贝儿已经解约，可能会向她求婚，这我一点不奇怪。我觉得你应当跟她谈一下。”

“亲爱的，伊莎贝儿二十岁了，她有套办法能够婉婉转转告诉你不要管她的事情。这使我一直很难对付。”

“那么，你就是太娇纵她了，路易莎，再说，这是你应管的事情。”

“在这件事情上，你跟她的看法肯定不一样。”

“路易莎，你叫人简直不能容忍。”

“我可怜的艾略特，你假如有个成年的女儿的话，你就会发现她比一头抗拒的小公牛还要难管。至于她内心里想的什么，你还是装作她认为的那种头脑简单的老糊涂虫好得多。我几乎可以肯定她就是这样看你的。”

“可是，你不是跟她谈过这件事吗？”

“我打算谈。她大笑，告诉我实在没有什么可说的。”

“她难过吗？”

“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她吃得很香，睡得就像个孩子。”

“哼，你记着我的话，如果你听任他们这样搞下去，总有一天两个人会溜掉，跟谁也不说一声就结婚了。”

布太太忍不住笑了。

“这一点你尽可放心，在我们现在待的这个国家里，不正常的男女关系有一切方便，结婚则到处会碰壁。”

“很对，结婚是严肃的事情，家庭的保障和国家的稳定全系在这上面。但是，婚姻只有在婚姻之外的关系得到容忍，并且得到认可时，才会保持其尊严。娼妓，可怜的路易莎——”

“得了，艾略特，”布太太打断他。“你对不正常男女关系的社会价值观和道德价值观，我一点不感觉兴趣。”

就在这时候，艾略特提出一个阻止伊莎贝儿和拉里往来的计划，因为他对这种越轨的行动太看不入眼了。巴黎的游宴季节已到尾声，所有的上流人士都准备先上海边或者多维尔，然后去他们在图兰、昂儒或者布列达尼半岛的祖传宫堡度夏。艾略特通常都是在六月底去伦敦，可是，他的家族感很强，对姐姐和伊莎贝儿的感情又很真实；他原来打算，只要她们愿意，即使巴黎像样的人走光了，他也可以完全自我牺牲继续留下来。但是，现在他发现自己的处境很合心意，既能够尽量为别人着想，同时又于自己方便。他向布太太建议，三个人立刻一同上伦敦去，因为伦敦那边游宴季节正处在高潮，而且新的兴趣和新的朋友将会使伊莎贝儿的心情不再缠在这种不幸的遭遇上。据报载，那位专治糖尿病的有名专家这时就在英国首都，布太太正好找他诊治，这样就可以为他们匆促离开巴黎找到合理的解释；伊莎贝儿即使不愿离开，也说不出口了。布太太同意这个计划。她弄不懂的是伊莎贝儿。伊莎贝儿是不是如她表面那样一点不在乎，还是心里痛苦、气愤或者伤心，但是，故意装得硬挣，好掩盖自己的内心痛苦，布太太也肯定不了。她只能同意艾略特的说法，看见新朋友和新地方，对伊莎贝儿有好处。

艾略特忙着去打电话。那天，伊莎贝儿正和拉里一同去逛凡尔赛宫；她回家时，艾略特已经各事就绪，就告诉她已经替她母亲约好那位有名的医生看病，时间在三天以后；他而且在克拉里奇饭店定下一套房间，因此，后天就要动身。当艾略特有点沾沾自喜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伊莎贝儿时，布太太留心察看女儿，但见她神色不动。

“啊，亲爱的，我很高兴你能够去看那个医生，”她以平素那种急腔急调的派头叫出来。“当然你不能错过这个机会。而且上伦敦走一趟太有意思了。我们在那里要待多久？”

“再回巴黎就没有意思了，”艾略特说，“因为一个礼拜之内，这里的人都要走光了。我要你们跟我在克拉里奇饭店住完这个夏天。七月里总有些很好的舞会，当然还有温布尔登网球赛

[1]

。这以后，还有古德伍德的赛马和考斯的赛船。我肯定埃林厄姆家会欢迎我们坐他们的帆船去看考斯船赛，班托克家在古德伍德赛马时总举行一次很大的宴会。”

伊莎贝儿看上去很高兴，布太太心放下来了。伊莎贝儿好像把拉里根本不放在心上。

艾略特才跟我讲完这些，母女两个就走了进来。我有一年又大半年没见到她们，布太太比以前消瘦一点，而且脸色更加苍白了；人样子很疲倦，气色很坏。可是，伊莎贝儿却是容光焕发，红红的脸色，深褐色的头发，亮晶晶的深栗色眼睛，白净皮肤，给人一种深刻的青春感，好像单是觉得自己活着，就很快活；看到这些，你不禁会高兴得笑出来。她使我产生一个相当荒唐的看法，仿佛她是一只金黄的熟透了的梨子，又香又甜，只等你来吃。她身上发出温暖，使你觉得只要伸出手来就能够感到舒适。人比我上次看见时高了一点；是不是因为穿了高跟鞋的缘故，还是哪个聪明的裁缝把她的衣服剪裁得把她的年轻的丰满体型给遮盖了，我也说不出。她的举止有自幼从事户外运动的女孩子的那种萧洒风度。总之，从性的角度看，她已经是一个非常诱人的少女。我是她母亲的话，会认为她应当赶快结婚才是。

我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能答谢我在芝加哥时布太太对我的招待。所以请她们三位晚上一同去看戏；还安排请她们吃一次午饭。

“你还是现在就约定的好，老朋友，”艾略特说。“我已经通知一些朋友，我们到了伦敦，敢说一两天之内，我们这个季节的时间全要排满了。”

我懂得艾略特这话的意思是说他们没有时间和我这样的人在一起，不禁大笑。艾略特看了我一眼，神情有点傲慢。

“可是，当然你下午六点钟来时，一般都会找到我们，我们也很高兴看见你，”他婉转地说，可是，他的用意显然是要我明白，作为一个作家，自己的地位并不高。

但是，瓦片也会翻身。

“你一定要跟圣奥尔弗德家碰碰头，”我说。“听说他们打算卖掉他家的那张康斯特布尔

[2]

的索尔兹伯里教堂。”

“我眼下不想买什么画。”

“我知道，可是你说不定可以帮他们处理掉。”

艾略特的眼睛恶狠狠地看着我。

“亲爱的朋友，英国人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可是，他们从来就画不好，而且永远画不好。我对英国画派不感兴趣。”

[1]
一年一度全世界最大的草地网球赛。

[2]
约翰·康斯特布尔（1776-1837），英国风景画家。

七

这以后的四个星期中，我很少见到艾略特和布太太母女。他真给她们挣面子。这一个星期他带她们去苏塞克斯一个豪华人家去度周末，另一个周末又带他们去威尔特郡一个更豪华的人家。他带她们坐在皇家包厢作为温莎王室一个年轻公主的客人看歌剧；带她们和些大人物一起吃午饭，吃晚饭。伊莎贝儿参加了几次舞会。艾略特在克拉里奇饭店招待一批批的客人，这些人的名字在第二天的报纸上登得很显眼。他在西罗饭店和大使饭店招待夜餐会。事实上，所有应当做的事情他都做了，艾略特这些为了使伊莎贝儿玩得开心而安排的纸醉金迷场合，伊莎贝儿要避免玩得眼花缭乱，非得有一副复杂得多的头脑不可。艾略特可以自吹自擂，说他费了这么大的劲，没有一点自私动机，完全是为了使伊莎贝儿能忘掉这次不幸的恋爱事件；但是，我看出他对自己能让姐姐亲眼看见他和那些名人，那些时髦人物多么的熟悉，也颇感满意。他是一个很不错的主人，而且喜欢卖弄他那一套交际手腕。

我也被邀请去参加一两次艾略特的宴会，有时候还在下午六点钟去克拉里奇饭店看望他们一下。我看见伊莎贝儿被一些在御林军里的穿漂亮衣服的高大年轻人，和外交部的一些穿着差一点的头面整洁的年轻人包围着。就是在这种场合，伊莎贝儿把我拉到一边。

“我想求你一件事，”她说。“你可记得那天傍晚我们上药房吃冰淇淋苏打的事吗？”

“清清楚楚。”

“那次你很够朋友。你肯不肯再够朋友一次？”

“我总尽力而为。”

“我想跟你谈一件事。能不能哪天我们一同吃午饭？”

“随便你哪一天。”

“找个清静一点的地方。”

“坐车子到汉普顿宫去，在那边吃午饭，你说怎样？那些园子目前应当是花事最盛的时候，而且你可以看看伊丽莎白女王的床。”

这个建议她很中意，我们就约定了日期。可是，到了那一天，原来晴暖的天气忽然变了；阴沉沉的天，还落着小雨。我打电话问伊莎贝儿是不是还是在城里吃午饭。

“我们将没法坐在花园里，而且那些画会非常之暗，一点看不出什么。”

“我在花园里坐得多啦，而且对名画看得腻味透了。我们反正去吧。”

“好的。”

我去接她，两个人坐了汽车下去。我知道有一家小旅馆，饭菜还过得去，所以就一直开到那边。伊莎贝儿在路上和平日一样兴致勃勃地谈她参加的宴会和碰见的人。她玩得很开心，可是，她对自己结识的那些形形色色人物的评论，使我感到她很精明，而且有些荒唐可笑的事情一眼就看出来。由于天气不好，游客绝迹，所以餐厅等于被我们两个独占。这家旅馆以家常的英国菜最拿手，所以我们点了一块好羊腿，外加绿豌豆和新马铃薯，加上大盆烤的苹果排浇上德文郡奶油

[1]

；再来一大杯淡啤酒，一顿午餐的确吃得很好。吃完以后，我建议上那边空咖啡室去，因为软圈椅可以坐得舒适点。咖啡室里很冷，但是壁炉里煤和木柴都已放好，所以我擦一根火柴生了火。火焰使寒伧的房间亲切得多了。

“行了，”我说。“现在告诉我，你要跟我谈什么事。”

“和上次一样，”她哧哧笑了起来。“拉里。”

“我猜是如此。”

“你知道我们已经解约了。”

“艾略特告诉了我。”

“妈妈放心了，艾略特很开心。”

她迟疑了一下，然后开始把她和拉里的那次谈话告诉我，这我已经尽量忠实地向读者交代过了。读者也许会诧异，她为什么要跟我这样的人交浅而言深。我和她见面敢说顶多只有十次，而且除掉药房那一次外，从来就没有单独在一起过。这事并不奇怪。单拿一点来说，正如任何作家都会告诉你一样，有些人跟别人不会讲的事情，的确会告诉一个作家。我不懂得这是什么缘故，要么是因为读了他们一两本书以后，他们对这个作家特别感觉亲切；还可能他们使自己戏剧化了，把自己看作是小说中的人物，因此愿意像他杜撰的那些人物一样向他推心置腹。还有，我觉得伊莎贝儿认为我喜欢拉里和她，他们的年轻使我很动心，并且对他们的不幸处境感到同情。她不能指望艾略特好心听她的诉说，因为拉里有过一个年轻人少有的进入社交界的好机会。但是他糟蹋掉了；对于这样一个年轻人，艾略特是不愿意动脑筋的。她母亲也帮助不了她。布太太有她自己的崇高原则和世故。她的世故使她认定，你假如要在这个世界上混得好，你就得接受这个世界的一套，而且不去做别人明白指出的那种不牢靠的事情。她的崇高原则使她相信一个人的责任就是在一个企业里找一项工作做，靠自己的努力找机会赚上一笔钱，按照符合自己地位的生活标准养家活口，使儿子们受到适当教育，俾能在长大成人之后清清白白地生活，并在死后使自己的妻子衣食无忧。

伊莎贝儿记性很好。那次时间很长的谈话的许多重要关节，她全都紧记着。我一直等她讲完，都不吭气听着，她只有一次打断自己话头问我一个问题。

“卢斯代尔是谁？”

“卢斯代尔？他是荷兰的一个风景画家。怎么？”

她告诉我拉里曾经提到他。他说卢斯代尔至少对他提出的问题找到一个答案，她并且重述了她问拉里这是什么人时，拉里给她的轻描淡写的回答。

“你想他是什么意思？”

我忽然灵机一动。

“你想他会不会是说的鲁斯布鲁克？”

“也许是。他是什么人？”

“是一个生活在十四世纪的佛兰芒神秘主义者。”

“噢，”她带着失望说。

伊莎贝儿一点不懂得这里的道理，但是，我却懂得一点。这是我第一次对拉里心里盘算的问题发现一点迹象，所以，当伊莎贝儿继续谈她的经过时，我虽则仍旧凝神在听，可是，一半心思却忙着研究拉里提到这个人可能意味着什么。我不想小题大做，因为可能他提起这位狂热的导师的名字只是作为争辩的理由；也可能有它的用意，但是，没有被伊莎贝儿听出来。当他回答伊莎贝儿的问题，说鲁斯布鲁克是他在中学时一个不认识的同学，他显然是不想伊莎贝儿追问下去。

“你说这一切算什么？”她讲完之后问我。

我等了一会才回答。

“你可记得他曾经说过要晃膀子？如果他这话是当真，他指的晃膀子可能要花费很大的气力。”

“我肯定他这话是真的。可是，你难道看不出，如果他把这么多气力放在什么有出息的工作上，他就可以有一笔很可观的收入。”

“有些人生性就是那样古怪。那些犯罪的人苦心经营的结果只是把自己送进监狱，可是，才从监狱里放出来，他们立刻又重新做起，结果又进了监狱。如果他们把这么多的勤奋、机巧、智谋和刻苦放在正经事业上，他们准会生活得很富裕，而且占据重要的职位。但是，他们的生性就是这样。他们就喜欢犯罪。”

“可怜的拉里，”她哧哧笑起来。“你难道打算说他学希腊文是准备抢一家银行吗？”

我也笑了。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打算告诉你的是，有些人对做某一件事情具有那样强烈的欲望，连自己也刹不住车，他们非做不可。为了满足内心的渴望，他们什么都可以牺牲。”

“连爱他们的人都可以牺牲？”

“是啊。”

“这除了明显的自私外，还能是什么？”

“我也不懂，”我微笑说。

“拉里学习死语言能有什么用处？”

“有些人对知识有种无所为而为的欲望。这不是什么下流的欲望。”

“如果你不预备派知识的用场，知识又有什么好处。”

“也许他就是如此。也许单单有了知识就是满足，正如艺术家能创造一件艺术品就认为满足一样。也可能知识是为了进一步追求什么的准备。”

“他如果要的是知识，他为什么复员之后不去进大学？纳尔逊医生和妈就是这样劝他的。”

“我在芝加哥时跟他谈过。学位对他没有用处。我觉察到他对自己要什么有他的具体想法，而且觉得在大学里得不到。你知道，在治学上有合群的狼，也有单身的狼。我认为拉里是那种除了走自己道路没有别的路好走的人。”

“我记得有次问他想不想写书。他大笑，说他没有东西可写。”

“这是我听到的不肯写作的最站不住的理由，”我微笑说。

伊莎贝儿做了个不耐烦的姿势。她连最温和的调侃都没有心肠听了。

“我弄不懂的是为什么他要变成这个样子。大战以前，他和别人并没有两样。说来你不相信，可是，他网球打得很好，而且高尔夫也打得很不错。他经常做我们其余的人做的那些事情。他是一个正常的孩子，而且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设想他不会成为一个完全正常的男人。说到底话，你是个小说家，你应当能够解释。”

“人性是这样极端复杂，我有什么资格来解释？”

“今天我要跟你谈谈，就是为了这个，”她接着说，根本不理会我那句话。

“你不开心吗？”

“不，并不完全是不开心。拉里不在时，我很好；但是跟他在一起时，我就感觉非常软弱。现在只是一种难受，就像你好几个月没有骑马，骑马跑一次长途之后身上感到发酸那样；它并不痛苦，也并不使人忍受不了，但是使你感觉到；我会熬过的。我只恨拉里把自己的生活糟蹋成这样。”

“也许他不会。他开始走的是一条悠长艰苦的道路，可是，他最后也许会找到他要找的东西。”

“那是什么呢？”

“你难道没有想到过？从他告诉你的那些话看来，他表示得相当明显。上帝。”

“上帝

[2]

！”她叫出来。可是，她这一句是表示极端诧异的惊叹语。我们用了同一字眼，但是，意义却完全两样，使我们对这里的喜剧效果全都不由而然地笑了。但是，伊莎贝儿立刻又严肃起来，我而且觉得她的整个表情带有一种恐惧。“你怎么会想到这个？”

“我只是猜想。可是，你要我告诉你我作为一个小说家是怎样看法。不幸的是，你一点不知道他在大战时碰上了什么事情深深打动了他。我觉得，他的感触是完全出乎他的意料的。我在想，不管拉里碰上了什么，总之，这事使他有种人生无常和痛苦感，同时，觉得世界上的罪恶和痛苦准有一种补救办法。”

我看得出伊莎贝儿不喜欢我把谈话兜到这上面来。这使她觉得坐立不安。

“这一切都非常之不正常，是不是？我们得承认眼前的现实。人活在世界上就是要把生活过得好。”

“你大概是对的。”

“老老实实说，我只是一个非常正常的普通女孩子。我要过得开心。”

“看上去你们两个人的气息完全合不到一块去。你在结婚之前能够发现这一点，非常之好。”

“我要结婚，而且有孩子，而且生活得——”

“按照慈悲的上帝高兴给你安排的那样生活，”我打断她，并向她微笑。

“是啊，而且这也没有什么不对，可不是？这样的生活很快乐，我是完全满意的。”

“你们就像两个朋友要一起去度假期，可是，一个要爬格陵兰的雪山，另一个要到印度的珊瑚礁去钓鱼。显然这是办不到的。”

“不管怎样，我说不定会在格陵兰的雪山上弄到一件海豹皮大衣，而印度的珊瑚礁恐怕很难说有什么鱼可以钓到。”

“那还得看。”

“你为什么这样说呢？”她问，眉头有点皱。“你自始至终好像肚子里藏了什么话不说似的。当然我知道我并不是这出戏里的主角。拉里是主角。他是理想家，他在做一个美丽的梦，而且即使这个梦不会实现，能做这样的梦也是令人心醉的。我担任的是那种狠心的、势利的、讲究实际的角色。通常的人是不大同情的，是不是？可是，你忘掉倒霉的是我。拉里会我行我素，遨游天地间，我只得紧紧跟在他后面苦挨苦挣地过日子。我要生活。”

“这个我一点没有忘掉。多年前，当我还年轻的时候，我认识一个医生，而且是一个很不错的医生，可是他并不开业。他许多年来都埋头在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里，每隔一段很长时间，就写一大本既不像科学又不像哲学的书，由于没有人要看，只好自费印了出来。他在逝世前写了四五本这样的书，没有任何价值。他有个儿子进军界，可是，他没有钱送他进桑赫斯特军事学院，只好去当一名普通兵士，大战时阵亡了。他还有个女儿；长得很美，我对她相当倾心。她去演戏，可是没有天才，只好认倒霉到外省去转，在些二流剧团里演配角，挣的钱少得可怜。他的妻子操了多年的单调而肮脏的苦活，终于健康顶不住，病倒了，那女孩子只好回家来看护母亲，代替母亲做她母亲做不动的苦活。碰壁，碰壁，再碰壁，生命白白浪费，落得个一场空。当你决定离开常轨行事时，这是一种赌博。许多人被点了名，但是，当选的寥寥无几。”

“妈和艾略特舅舅赞成我这样做。你也赞成吗？”

“亲爱的，这对你有什么关系？我对你几乎可以说是个陌生的人。”

“我把你看作是一个无所偏袒的观察者，”她说时嫣然一笑。“我很想征得你的同意。你真的认为我做得对吗？”

“我认为你为你自己做得对，”我说，深信她不会觉察到我的回答里有丝毫的区别。

“那么，为什么我总感到过意不去呢？”

“真的吗？”

她点点头，她嘴边仍带着微笑，可是变得有点像苦笑了。

“我知道这只是起码知识。我知道任何懂道理的人都会认为我做了唯一应当做的事情。我知道从任何实际的立场看，从人情世故的角度看，从普通的常识看，从是非的立场看，我做得都是对的。然而，在我的内心深处，我总感到一种不安，觉得我如果好一点，我如果不斤斤计较利害一点，比较不自私些，比较高尚些，我就会和拉里结婚，并且过他的那种生活。如果我真的爱他，我就会把世界不放在眼里。”

“你也可以把话倒转来说。如果他真的爱你，他就会毫不踟蹰照你的意思行事。”

“我跟自己也这样说过。可是，没有用处。我想女人和男人不同，女人天生是要牺牲自己的。”她哧哧笑了。“路得和异乡麦田

[3]

和那一类的事情。”

“你为什么不大胆试一下？”

我们的谈话一直都很轻松，几乎像在随便谈论双方都认识，但是跟我们关系并不密切的一些人的事情；伊莎贝儿甚至于向我叙述她跟拉里的那次谈话时，谈得也很风趣，有时还夹一点诙谐，就好像不要我把她的话太当真似的。可是，现在她的脸色变了。

“我怕。”

有这么半晌，我们两个都没有开口。我从头一直凉到脚，就像我碰到深刻而真实的人类情感时会起的那种古怪反应。我觉得吃不消，而且相当震骇。

“你非常之爱他吗？”我终于问了她一句。

“我不知道，我对他很不耐烦，我对他很恼火。我一直在想他。”

我们重又沉默下来。我不知道怎样说是好，我们坐的咖啡室很小，厚厚的花边窗帘遮着外面的光线。糊着黄大理石花纹壁纸的墙壁上挂些陈旧的游猎印刷品。再加上那些桃花心木的家具，寒伧相的皮椅子和一股霉味，给人一种古怪的感觉，仿佛是狄更斯小说里的咖啡室似的。我拿起火钳拨拨火，加上些煤。伊莎贝儿突然开口说道：

“你知道我原来以为到了摊牌的时候，他会屈服。我知道他很软弱。”

“软弱？”我叫出来。“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一个人由于决心要走自己的道路，能够一年不理会所有的亲友的反对……”

“过去只要我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我能够把他玩于股掌之上。在我们做的那些事情上，他从来不当头儿。只是跟着大伙儿一起转。”

我点起一根香烟，看着我喷出的烟圈。烟圈变得越来越大，最后在空气中消失。

“妈和艾略特都认为我这事之后仍旧若无其事地跟他出去到处逛，很不对头，但是，我并不放在心上。我一直到最后都认为他会屈服的。我一直相信不了，当他的蠢脑袋意识到我讲的话算数时，他不会让步。”她迟疑一下，带着顽皮的恶意向我一笑。“如果我告诉你一件事情，你会不会大吃一惊？”

“我想肯定不会。”

“在我们决定来伦敦之后，我去看了拉里，问他我们能不能一同消磨我在巴黎的最后一晚。当我告诉家里人时，艾略特舅舅说这非常之不得体，妈说她觉得没有必要。妈说没有必要，意思就是说她对这件事完全不赞成。艾略特舅舅问我这是什么意思，我说，我们打算找个地方吃晚饭，然后去逛那些夜总会。他告诉妈说，她应当禁止我去。妈说，‘如果我禁止你去，你会听吗？’我说，‘不，亲爱的，绝对不听。’她就说，‘这就是我原来设想的，既然如此，我禁止你去好像没有什么意思了。’”

“你母亲好像是个非常通情达理的女人。”

“我敢说很少有什么事情逃得过她的眼睛的。拉里来接我时，我到她房间里跟她说再见。我稍微打扮了一下；你知道，在巴黎非得如此不可，不然的话看上去就太像光着身子了；当她看见我穿的那些衣服时，她把我从头到脚看了一遍，使我很局促不安，觉得她相当敏锐地看出我心里的打算。可是，她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吻了我一下，说她希望我玩得开心。”

“你打算干什么呢？”

伊莎贝儿疑惑地望着我，就像决定不了自己究竟坦白到什么程度。

“我敢说我看上去很不错，而且这是我的最后机会。拉里在马克昔姆饭店定了一张桌子。我们点了很多好菜，所有我特别喜欢吃的东西都点了，还喝了香槟。我们杂七杂八地谈，至少我是这样，而且引得拉里大笑。我喜欢他的一件事情是，我总能够使他开心。我们跳了舞。跳舞跳够了以后，我们就上马德里堡

[4]

，在那边碰到几个我们相识的人，就加入他们一起；我们又喝了香槟。后来我们又去阿凯西亚。拉里舞跳得很好，而且我们步调很合。又是热，又是酒，又是音乐——我有点飘飘然起来。我觉得毫不在乎。我和拉里脸儿相偎地跳着，我知道他要我。天知道，我也要他啊。我有了一个想法。我觉得这个想法一直就在我脑子里。我想我要把他带回家，只要带回家，嗯，那个不可避免的事情一定会不可避免地发生。”

“我要说，你这样措辞再微妙不过了。”

“我的房间离艾略特舅舅的房间和妈的房间有一段路，因此我认为没有危险。等我们回到美国之后，我想我就写信告诉他我怀孕了。他那时就只好回来和我结婚，而且只要能把他弄回去，我敢说使他留在美国并不难，特别是妈在生病。‘我以前怎么没有想到这个，我这个蠢货，’我跟自己说。‘这一来，当然什么都解决了。’音乐停下来时，我仍旧在那里让他搂着我。后来我说时间晚了，明天中午我们还要上火车，所以我们还是走吧。我们乘了一辆出租汽车。我紧紧偎着他，他用胳臂搂着我，而且吻了我。他吻了我，吻了我——啊，简直是登天。车子开到门口，好像只有一刹那的工夫。拉里付掉车钱。

“‘我走回去。’他说。

“汽车隆隆开走，我拿胳臂搂着他的头颈。

“‘上来再喝一杯酒，好吗？’我说。

“‘行，如果你要我的话。’他说。

“他已经揿了门铃，这时门开出来。我们进门时，他把电灯扭开。我看看他的眼睛；眼睛的神情是那样信任，那样诚实，那样——那样天真无邪；他显然一点没觉察到我在设下一个圈套；我觉得，我不能对他玩这样的卑鄙手段。这就像把孩子手里的糖拿掉。你知道我怎样做的。我说，‘呀，也许你还是不上去的好。妈今天晚上不大好。如果她已经睡了，我可不想吵醒她。晚安。’我仰起脸让他吻了我，把他推出门。事情就这样完结。”

“你懊恼吗？”我问。

“也不高兴，也不懊恼。我只是自己做不了主。并不是我要这样；只是一时冲动，使我没法子不这样做。”她勉强一笑。“我想你会说这是我的性格的好的一面。”

“我想你可以这样说。”

“那么我的好的一面只好自食其果了。我相信将来它会小心点。”

我们的谈话实际上就这样结束。伊莎贝儿对自己能够无拘无束地跟人谈话也许相当感到慰藉，可是，我能给她的只是这一点点。我觉得自己没有能尽到责任，想讲几句话使她多少感到舒服一点。

“你知道，一个人在恋爱，而且事情弄得全然不对头时，心里总是非常难受，而且好像永远不能摆脱似的。可是，你会诧异的是，海在这上面很起作用。”

“这话怎么讲？”

“爱情是个很不行的水手，你坐一次船，它就憔悴了。当你和拉里之间隔开一座大西洋时，你会意想不到地发现，在启程以前，好像无法忍受的苦痛，也变得轻微了。”

“这是你的经验之谈吗？”

“这是一个曾经沧海的人的经验体会。我在爱情上碰了钉子，感到痛苦时，就立刻去搭上一只大海轮。”

雨仍旧下个不停，我们认为不去看汉普顿宫那些华贵建筑，甚至伊丽莎白女王的床，伊莎贝儿也可以活下去，所以就坐车子回到伦敦。这以后我还见过伊莎贝儿两三面，但是，都有别人在场。后来我在伦敦住够了一个时期，就上蒂罗尔山区去了。

[1]
德文郡奶油：将牛奶煮热冷却后，撇取浮在牛奶面上的奶油。

[2]
伊莎贝儿的这句话等于我们的“天哪！”。

[3]
《旧约·路得记》：寡妇路得返回原籍伯利恒，在波阿斯田中拾麦穗奉养婆婆拿俄米，波阿斯很照顾她。拿俄米得知，就命路得趁波阿斯在场上睡熟时，掀被睡在他的脚头。波阿斯便娶路得为妻，即大卫王的高祖母。伊莎贝儿在这里提到路得，大约是想到她自荐衾帱之事，所以哧哧笑了。“异乡麦田”一语不见《路得记》，而是济慈在《夜莺颂》中胡乱用的。

[4]
也是一家饭馆，就在波隆花园入口处，是一家超级饭店。

第三章

一

这以后，我总有十年没有再见到伊莎贝儿和拉里。艾略特还是经常见到，而且由于某种原因——这我以后再交代——比以前见面的机会的确更多了。我不时从他口中得知伊莎贝儿的近况。可是关于拉里，他一点讲不出来。

“以我所知，他仍旧住在巴黎，可是，我不大可能碰到他。我们交游的圈子不一样。”他又接上一句，有点心安理得的样子。“非常遗憾的是，他会堕落到这种地步。他是好好人家出身，我敢说，如果他把事情交给我来安排，我总可以使他混出一点名堂来。反正对伊莎贝儿说，她总算幸免了。”

我的交游并不限于艾略特认识的那些人；我在巴黎认识的有些人，艾略特说不定认为很不像样。巴黎我虽然时常经过，但是待的时间都不太长；也曾问过里面某些人可曾碰见拉里，或者听到他的消息没有；有几个和他偶然相识，但是，都谈不上和他有深交，所以谁也没法告诉我拉里的情况。我去他常吃晚饭的那家饭馆，但是，发现他已经好久不去，所以都认为他一定走了。我在蒙帕纳司大街那些咖啡店里也从来没有看见过他，这些咖啡店是住在附近的人总会去的。

拉里在伊莎贝儿离开巴黎之后，原来的打算是去希腊，但是他放弃了。他的实际行踪多年后才由他亲口告诉我，但是，为了把事情尽量按照时间顺序排列，读起来方便些，我还是现在来叙述的好。他整个夏天都住在巴黎，一直工作到秋深。

“那时我觉得需要把书本子放一下，”他说。“我一天看八小时到十小时的书，这样已经有两年了。所以我就到一家煤矿去做工。”

“你到那儿去？”我叫出来。

他看见我这样诧异，笑了起来。

“我认为从事几个月体力劳动对我有好处；这会使我有时间把自己的思想理理清楚，使自己平静下来。”

我没有开口；我不知道这是否拉里采取这一意外步骤的唯一理由，还是和伊莎贝儿拒绝和他结婚也有关系。事实是，我就不知道他对伊莎贝儿的爱有多深。大多数人在恋爱的时候会想出各种理由说服自己，认为照自己的意旨行事是唯一合理的举动。我想不幸的婚姻那么多，就是这个原因。他们就像那些把自己的事情交给一个明知道是坏蛋的人去管一样；由于这个坏蛋和自己很好，他们就不愿意相信一个坏蛋首先是坏蛋，然后才是朋友，而且坚决认为这个人尽管对人不老实，对自己决不会如此。拉里不肯为了伊莎贝儿牺牲自己选择的生活，是相当坚强的，但是，失掉伊莎贝儿可能比他自己预料的要更加不能忍受。可能他就和我们多数人一样，又要吃饼子，又要留着看。

“哼，你讲吧，”我说。

“我把我的书和衣服放在两只箱子里，交给美国旅行社保管。然后把一套替换的衣服和些内衣打了一个包，就动身了。我的希腊文教师有个妹妹嫁给朗斯附近一家煤矿的经理，所以写了一封信介绍我去见他。你知道朗斯吗？”

“不知道。”

“在法国北部，离比利时边界不远。我在那边只住了一晚，就在车站旅馆，第二天坐当地的火车去了煤矿那边。你去过煤矿村吗？”

“在英国。”

“啊，我想大约是差不多的。有煤矿，有经理的房子，一排排矮小的三层楼房，全是一个样，完全一个样，单调得使你看了心情非常抑郁。有一座新近造的、怪模怪样的教堂，还有几家酒吧间。我到达时，天气又阴又冷，而且下着毛毛雨。我到了经理的办公室，把信交给他。经理是个矮胖子，两颊红红的，看上去像是个贪嘴的家伙。矿上正缺乏工人，许多矿工在大战中都牺牲了，有不少波兰人在这儿做工，敢说有二三百名。他问了我一二个问题，他不喜欢我是个美国人，好像觉得这里面有鬼，可是，他舅爷的信上说我很好，而且他反正愿意用我。他要给我一个地面上的工作，可是，我告诉他我想到矿下面去干活。他说，如果我没有做惯，会觉得人吃不消，但是，我告诉他，我早有准备，这样，他就说，我可以做一个矿工的助手。这其实是男孩子做的，不过，男孩子也不够周转。这人很不错，他问我有没有找过房子，当我告诉他还没有去找时，他就拿一张纸条子写了个地名，说我如果拿这个纸条子去，那个房子的女人就会给我一个地方睡。她是个寡妇，丈夫是矿工，大战中阵亡了，两个儿子都在矿上做工。

“我拿了包，离开经理室，找到那所房子，一个身材高大的女人来开门，头发已经花白，一双乌黑的大眼睛；眉眼长得不错，过去有一个时候一定好看过；如果不是因为门牙少掉两颗，她也不至于像现在这样憔悴。她告诉我没有房间，但是，她租给一个波兰人的房间里有两张床，我可以睡那一张空床。她的两个儿子睡在楼上的一个房间，另外一间她自己睡。她给我看的那个房间在楼下，我想原来大概是作为起坐间的；我很愿意能够单独有间房间，不过，我想还是不要啰嗦吧；外面的毛毛雨已经淅淅沥沥下起来，而且我的衣服打湿了。我不想再跑别的地方，把衣服淋得湿透。所以，我说这样行，就住了下来。他们把厨房当起坐间，厨房里有两张摇摇晃晃的圈椅。院子里有个堆煤的棚，也用来作浴室。两个男孩子和那个波兰人已经跟他们吃过午饭，但是，她说，我可以跟她在中午一起吃饭。这以后，我就坐在厨房里抽烟，她一面做家事，一面跟我谈她的身世和家庭情况。早班做完，别的人陆续回来，先是那个波兰人，后来是两个男孩子。波兰人穿过厨房，当房东太太告诉他，我要和他睡一个房间时，只跟我点一下头，并不开口，从壁炉架上拿起一只大水壶到煤棚里洗脸去了。两个男孩子都是高个子，尽管脸上有煤污，看上去还很漂亮，而且好像愿意跟我要好。他们把我看作是个怪物，因为我是美国人。一个男孩子十九岁，解除军役不过几个月，另一个十八岁。

“波兰人回来了，两个男孩子就去洗刷。波兰人的姓是那种很难叫的波兰姓氏，可是他们都叫他考斯第。一个大家伙，比我要高出两三英寸，长得又长又壮；一张苍白肥胖的脸，鼻子短而宽，大嘴；蓝眼睛，由于没有能把眉毛和睫毛上面的煤灰洗掉，看上去就像化了妆一样。黑睫毛把眼珠的蓝颜色衬得简直令人骇异；是个丑陋肮脏的家伙。两个男孩子换了衣服出去了。波兰人继续坐在厨房里抽烟斗，看报。我口袋里有本书，所以拿了出来，也开始看书。我注意到他有一两次张我一眼，不久便放下报纸。

“‘你看的什么？’他问。

“我把书递给他，让他自己看。是一本《克莱夫王妃》

[1]

，我在巴黎火车站买的，因为本子小，可以放在衣袋里。他看看书，又看看我，有点奇怪，就把书还我。我看出他嘴边露出讽刺的微笑。

“‘你觉得好看吗？’“‘我觉得很有意思——甚至很引人入胜。’

“‘我在华沙上学时读过。看得我腻味死了。’他法文讲得很好，一点波兰口音也没有。‘现在我除掉报纸和侦探小说外，什么都不看。’

“杜克娄克太太——这就是我们房东太太的名字——一只眼睛瞄着火上在烧的晚饭吃的汤，一面靠着桌子补袜子。她告诉考斯第，我是煤矿经理介绍来的，并且把我认为可以告诉她的话重述一遍。他一面听，一面抽着烟斗，一双雪亮的蓝眼睛瞅着我，眼光严厉而精细。他问了我几个关于我的问题。当我告诉他我从来没有在煤矿上做过工时，他嘴角露出讽刺的微笑。

“‘你不知道自己来做什么。一个人只要有别的工作可做，决不肯上煤矿来工作。不过这是你的事情，肯定有你的理由。你在巴黎住在哪里？’

“我告诉他住在哪里。

“‘有一个时期，我每年都要去巴黎一趟，不过，都是在那些大街上逛。你到过拉吕饭店没有？那是我最喜欢去的馆子。’

“这使我有点诧异，因为你知道，这馆子并不便宜。”

“一点不便宜。”

“我想他看出我有点诧异，因为他嘴边又露出那种讽刺的微笑。可是，他显然觉得并不需要进一步解释。我们东聊聊，西聊聊，后来两个男孩子回来了。我们一同吃晚饭。吃完晚饭，考斯第问我可高兴和他上小酒店去喝杯啤酒。小酒店只是一间相当大的房间，房间的一头是酒吧间，另外有几张大理石面的桌子，四周围放些木椅。有一架自动钢琴，有人放进一个硬币，钢琴正放着舞曲。除掉我们坐的那张桌子外，只有三张桌子坐有人。考斯第问我可会打比陆。我曾经跟我的那些学生朋友学过，所以说会打；他就建议我们赌谁会啤酒账。我同意，他叫人把纸牌拿来。我输了一杯啤酒，接着又输掉一杯啤酒。后来他建议我们赌现钱。他拿的牌好，我的运气很坏。不过赌的输赢不大，我只输了几个法郎。这一赢加上啤酒使他的兴致高了，他就谈起来，从他的谈吐和举止，我不久就看出他是个受过教育的人。当他重又谈到巴黎时，他就问我可认识某某，某某，某某，就是路易莎伯母和伊莎贝儿住在艾略特家里时我碰见的那些美国女人。他好像比我跟这些人熟悉得多，我弄不懂他怎么会落到现在这样。时间并不晚，可是，我们天一亮就得起来。

“‘走之前，我们再喝一杯啤酒吧，’考斯第说。

“他一面呷着啤酒，一面用他精细的小眼睛瞄着我。我知道他当时使我联想起的什么，是一个坏脾气的猪猡。

“‘你为什么到这个混蛋的煤矿来做工？’他问我。

“‘体验一下。’

“‘你是个傻瓜，小伙子，’他说。

“‘那么，你为什么在这儿做工呢？’

“他耸耸自己厚实而臃肿的肩膀。

“‘我做孩子时就进了贵族军事学校，我父亲是沙皇下面的一个将军，上次大战时我是骑兵军官。我受不了皮尔苏斯基

[2]

。我们策划杀死他，可是有人出卖了我们。我们的人凡是被他捉到的，都被枪毙。我总算来得及越过边境。这时我只有参加法国军团，或者到煤矿上做工的两条路。这两件坏事，我选择了后一件坏得少些的。’

“我已经告诉过考斯第，我预备在煤矿上做什么工作，他当时没有说什么，可是，现在他把胳膊肘搁在大理石台面上，跟我说道：

“‘你试试把我的手摊开看。’

“我懂得这是一种老式的角力，所以摊开手掌抵着他的手掌。他笑了。‘几个星期之后，你的手可不会这样软了。’我使尽力气推，可是，他的力气非常之大，简直动不了他；他慢慢地把我的手推回去，一直推到桌子下面。

“‘你相当有力气，’他总算没有笑我。‘没有多少人能够顶得住这样久的。你听我说，我的助手很不行，他是个矮小的法国人，连个虱子的力气也没有。明天你跟我来，我跟工头说叫你做我的助手。’

“‘我很愿意，’我说。‘你看他肯吗？’

“‘要点人情。你拿得出五十个法郎吗？’

“他把手伸出来，我从皮夹子里拿出一张钞票给他。两个人回家睡觉。我劳累了一整天，睡得像猪一样。”

“你可觉得煤矿的活不好干吗？”我问拉里。

“开头干得人腰酸背痛，”他咧开嘴笑了一下。“考斯第和工头一起干活，我当考斯第的助手。那时候，考斯第干活的地方只有旅馆浴室那样大小，而且进去时要通过一条很低的隧道，只能手足齐用爬进去。里面热得像火炉，我们干活时只穿一条裤子。考斯第那个又胖又白的上半身看了叫人极其厌恶，就像只无大不大的蜒蚰。在那么狭窄的一点地方，气刀的声音吵得人耳朵都聋了。我干的活是把他劈下来的煤块装满一篮子，再把篮子拖到隧道口，等地下煤车隔段时间开来时，把它装上，煤车再开到电梯那边。这是我平生碰到的唯一的一个煤矿，所以不知道一般的做法是不是都是如此。这好像是很起码的操作法，可是这活儿却他妈的非常吃力。做了半个工的时候，我们坐下来休息，吃午饭，抽烟。做完一天之后，我并不难受，而且洗个澡真是开心。我当作我的脚永远不会干净似的，黑得就像墨水。当然我的手划破了，而且酸痛得厉害，但是长好了。我对工作慢慢习惯起来。”

“你坚持了多久呢？”

“这个活我只做了几个星期。那些把煤装到电梯那边的煤车，是用一辆拖拉机拖的，司机不大懂机器，引擎经常出毛病。有一次他没法子开动车子，而且好像想不出一点办法。我相当会修机器，所以把机器检查一下，半小时之内，就把车子修好了。工头告诉了经理，经理把我找了去，问我可懂得开车子。结果他就叫我担任司机；当然工作是单调的，但是轻松，而且由于引擎没有再出什么毛病，他们对我都很喜欢。

“考斯第对我离开他恨得要死。他和我很配合，而且跟我搞习惯了。我同他成天一起工作，吃完晚饭一起上小酒店，睡一个房间，当然和他熟悉。他是个怪家伙。这种人你一定会喜欢。他不跟波兰人来往，波兰人去的咖啡馆我们也不去。他总忘记不了自己是贵族，而且当过骑兵军官，所以，他把那些波兰人都看成狗屎。波兰人当然恨他，但是，一点没有办法；他壮得就像条公牛，打起架来，不管有刀子没有刀子，五六个人一齐上也胜不了他。可是，我照样认识了几个波兰人；他们告诉我，他在一个漂亮的骑兵分队里当过军官是真的，但是，为了政治原因离开波兰，则是说谎。他是因为打牌作弊，被人捉住，从华沙军官俱乐部里被赶出来，并且解职的。他们叮咛我不要跟他打牌；说他碰见他们都有点怯，因为他们太熟悉他的底子。谁都不肯跟他打牌。

“我打牌一直输给他，你知道，不过输得不多，只有几个法郎，而且他赢了以后，总要争着会酒账，所以实在算不了什么。我认为，自己只是运气不好，或者牌打得没有他好的缘故。可是，在那些人告诉我之后，我的眼睛就留神起来，而且百分之百肯定他在作弊，可是，你知道，我怎么也看不出他是怎样作弊的。哎，他真是聪明。我知道他根本不可能永远拿到好牌。我就像个山猫盯着他看。他就像狐狸一样狡猾，而且我猜想，他已经看出我对他提防起来。有一天晚上，我们玩了一会牌之后，他带着相当残酷而讽刺的微笑——这是他懂得的唯一笑法——望着我说：

“‘要不要我变两个戏法给你看？’

“他把纸牌拿过去，叫我说一张牌，然后洗了牌，叫我随便取一张；我取了一张看时，就是我说的那一张。他又变了两个戏法，然后问我打不打扑克。我说会打，他就发给我几张牌。我一看，手里的牌是四个A一个K。

“‘你拿到这副牌总会押上很多的钱吧，是不是？’他问我。

“‘我会把所有的钱都押上去，’我答。

“‘傻瓜。’他把自己手里的牌摊给我看，是同花顺子。他是怎么搞的，我不知道。他看到我大为惊讶，哈哈大笑。‘我假如不是个规矩人，我就会使你到现在连老婆都输掉。’

“‘现在你也没有吃亏，’我笑着说。

“‘小意思。连在拉吕吃顿晚饭都不够。’

“我们每晚仍继续打牌，而且打得很高兴。我得到的结论是，他作弊与其说是为了钱，还不如说是为了寻乐子。他对自己能够愚弄我感到一种异样的满足，而且我觉得，他发现我明知道他在作弊却看不出他是怎样作的，感到好笑之至。

“可是，这只是他的一方面，而使我感觉兴趣的却是他的另一方面。我简直无法把这两方面调和起来。虽则他自夸除掉报纸和侦探小说以外，什么都不看，但他实在是个有文化的人。人很健谈，谈起话来刻薄、严峻、讥诮，但是，听他谈话，常使人笑不可仰。他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床头挂一个十字架，星期天经常去做弥撒。星期六晚上总要喝醉酒。我们去的那家小酒店，星期六总是挨挨挤挤的人，室内烟雾弥漫。有的是带了家人来的沉静的中年矿工，有的是成群结队的吵吵闹闹的年轻人，有的汗污满面围着桌子一面打比陆，一面大声叫唤，他们的老婆则坐得稍后一点看着。这些人和这些声音对考斯第产生一种古怪的影响；他会变得严肃并且谈起神秘主义来——在许多你想象不到的问题中间，偏偏会谈这个。我当时对神秘主义毫无所知，只是在巴黎读过一篇梅特林克论鲁斯布鲁克的文章。可是，考斯第却谈到柏鲁丁诺

[3]

、雅典最高法院法官德尼

[4]

、鞋匠约考白·波伊姆

[5]

和梅斯特·艾克哈特

[6]

。听这样一个被自己的世界开除出来的大块头和游民，带着讽刺、怨恨和绝望的口气谈万物的本性，谈与上帝结合后的极乐境界，简直是匪夷所思。这些我都从来没有听过，弄得我又莫名其妙，又兴奋。我就像一个躺在黑房间里但是醒在床上的人，忽然看见窗帘上透进一道光线，心里知道只要拉开窗帘，眼前就会展开一片晨光朗照的原野似的。可是，在他清醒的时候，我想要逗他谈谈这个问题，他就会对我大发脾气，恶狠狠地望着我。

“‘我连自己讲的什么都不知道，怎么会知道自己谈些什么？’他打断我。

“可是，我知道他在扯谎。他完全知道自己谈些什么。他懂得很多。当然他当时是吃醉了，可是，他眼睛的神情，他那张丑陋脸上心旷神怡的表情，并不仅仅是吃了酒的缘故。这里面很有道理。他第一次这样跟我谈时，有些话我始终不能忘记，因为我听了觉得骇然。他说，世界并不是上帝创造的，因为无不能变为有；世界是永恒的一种表现；这还罢了，可是，他接着又说，恶和善一样，都是神性的直接表现。坐在那个肮脏吵闹的咖啡馆里，加上自动钢琴伴奏着舞曲，听着他讲这些话，真给人一种古怪的感觉。”

[1]
法国拉法耶特夫人（1634-1693）著，是一部开心理小说先河的作品。

[2]
皮尔苏斯基（1867-1935），波兰元帅和政治家，因主张波兰独立，屡次被捕，最后成为波兰的独裁者（1918-1922），1926年曾任国防部长。

[3]
柏鲁丁诺（205？—270），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

[4]
即圣德尼（？—272？），巴黎第一任主教，于公元250年由罗马派往巴黎向高卢人传教，因宣传犹太教义被调回罗马，受酷刑并斩首。

[5]
约考白·波伊姆（1575-1624），波兰的神秘主义者。

[6]
梅斯特·艾克哈特（1260？-1327？），德国神秘主义者，主张泛神论。

二

为了使读者休息一下，我在这里另起一节，但是，这样做只是为了读者的方便；拉里的谈话并没有中断过。我不妨借这个机会说，拉里谈得很从容，时常小心选择他的字眼。虽则我并不自命把这些谈话记录得完全无误，可是，我不但竭力重述了他的谈话内容，而且也复制了他的谈话风度。他的声音清脆，具有一种音乐美，听上去很受用；他谈话时，不作任何手势，只抽着烟斗，有时停下来把烟斗重新点一下，盯着你望，深色的眼睛里带有一种讨喜的，往往是古怪的表情。

“后来春天来了。在那片平坦而荒凉的乡间，春天来得很晚，仍旧是阴雨和寒冷；可是，有时候，也会有一天晴暖，使人不想离开地面，坐着摇摇晃晃的电梯钻到一百英尺下面的地球肚里去，里面挤满了穿着煤污工人裤的矿工。春天固然是春天，但是，在那片污浊的原野上，春天来得很羞涩，就像拿不准会不会受到人们欢迎似的。它像朵黄水仙，或者百合花，开在贫民区住房窗沿上的一只盆子里，使你弄不懂它在那儿做什么。星期天早晨，我们躺在床上——因为我们星期天早上总是起身很晚——我在看书，考斯第望着外面蓝天，对我说：

“‘我要离开这儿。你可要跟我一起走？’

“我知道有许多波兰人夏天都回波兰参加割麦子，不过，时令还早，而考斯第波兰是回不去的。

“‘你上哪儿去？’我问。

“‘流浪。穿过比利时到德国，再沿莱茵河走。我们可以在农场上找到工作，把一个夏天混掉。’

“我毫不迟疑就决定了。

“‘这听上去不错，’我说。

“第二天，我们就去告诉工头我们不干了。我找到一个人愿意拿一只背包和我换皮包。我把不需要的和背不动的衣服送给杜克娄克太太的小儿子，因为他的身材和我差不多。考斯第留下一只口袋，把些要用的东西打一只背包，就在第二天老太婆给我们喝了咖啡之后出发了。

“我们一点不着忙，因为我们至少要等到庄稼可以收割的时候才能找到一处农场干活，所以，两个人懒懒散散地由那慕尔和列日穿过法国和比利时，然后经由亚琛进入德国境内。每天顶多走十英里或十二英里路；遇到一个村子看上去不错，就住了下来。总有一个客栈之类的地方可以过夜，总有一家酒店可以吃到饭，喝到啤酒。整个说来，天气都很好。在煤矿里干了好几个月的活之后，能够跑到野外来，的确开心。敢说我从来就没有体会到一片绿茵看上去有这样好看，一棵树还没有长出叶子，但是树枝笼罩着一层淡绿色薄雾有多么的美好。考斯第开始教起我德语来，我而且相信他的德语和法语讲得一样好。我们一路行来，他就会告诉我经过我们面前的那些形形色色的东西德文叫什么，一头牛，一匹马，一个人等等，后来又叫我复述简单的德文句子；就这样把时间消磨掉。等到我们进入德国境内时，我至少已经能够跟人家要我要的东西了。

“科隆并不完全是顺路，可是考斯第坚决要去那里，他说是为了那一万一千殉道修女

[1]

。等我们到了科隆时，他去酗酒胡闹。我有三天没见到他；等他回到那有点像工人宿舍的房间时，脸色非常阴沉，原来他和人家打了架，眼睛打青了，嘴唇也划了一道口子。那相貌可不怎么好看，我可以告诉你，他睡了二十四小时，后来我们就沿着莱茵河流域向达姆施塔特出发；他说那一带乡间很好，我们很有机会找到工作。

“我从来没有这样痛快过。天气仍旧很好，我们漫步穿过小镇和村落；碰到有什么可看的，就停下来看看。只要有地方可以过夜，就住下来；有一两次，睡在稻草堆上。吃饭在路旁的客店里吃，等到我们到达酿葡萄酒的乡间时，就不喝啤酒，喝起葡萄酒来；在客店喝酒时，就跟店里那些人交朋友。考斯第有一种粗野的快活派头，使那些人对他很信任；他会跟他们打斯卡特，那是一种德国的牌戏。玩牌时，他会偷牌，可是人脾气好，而且讲些他们欣赏得了的下流笑话，所以那些人输给他那几个大钱也不介意。我和他们练习讲德语；在科隆时我买了一小本英德会话语法，进步得很快。到了晚上，考斯第喝了两大盅白葡萄酒之后，就会以一种古怪的病态方式谈论从逃避孤独而找到孤独，谈灵魂的黑夜，谈造物和主宰合为一体的极乐境界。可是到了清早，当我们穿行在明媚的乡野，草上还沾着露水时，我想要他再告诉我一点，他却变得非常生气，几乎要动手打我。

“‘住口，你这蠢材，’他说。‘你要知道这些无聊的事儿做什么？来，让我们学德文。’

“一个拳头就像汽锤而且说打就打的人，你跟他有什么争辩头。我曾经看见他发过火。我知道他可以把我打昏过去，把我丢在水沟里，而且用不着我提，他就会在我昏倒时把我的口袋掏光。我对他这个人简直摸不透。当葡萄酒打开他的话匣子，他谈到至高无上的主宰时，他会避开平时讲的那些粗野下流话，犹如脱掉在煤矿里穿的煤污工人裤一样；他会谈得很文雅，甚至很有口才。我敢肯定他并没有弄虚作假。不知道我是怎样会想起的，但是，我多少有种想法，好像他从事煤矿上那种辛苦的非人劳动是为了折磨自己的血肉之躯。好像他憎恨自己那个巨大的臃肿不灵的身体，要给他罪受；他的诈欺行为，他的仇恨，他的残酷，都是他的意志对——唉，我不知道你会称它做什么——他的意志对一种根深蒂固的神圣本能的反抗，对自己渴求上帝的欲望的反抗，那个使他害怕同时又使他困惑的上帝。

“我们并不赶时间，春天差不多快过去了，树木全长得青枝绿叶的。葡萄园里的葡萄开始灌浆。我们总尽量沿土路走，现在路上的灰尘大了起来。我们已到了达姆施塔特附近，考斯第说我们还是找个工做吧。我们的钱快用光了。我口袋里还有半打旅行支票，可是，我拿定主意只要能够不用，还是不用。当我们看见一家看去还不错的村舍时，我们就停下来，问他们要不要两个帮工。我要说我们的外表并不怎样讨人喜欢；身上又是灰尘，又是汗，又是肮脏。考斯第样子像个大流氓，我的样子想来也好不了多少。我们几次三番被人拒绝了。有一个地方的农夫说，他愿意雇用考斯第，但是不能用我；考斯第说我们是好朋友，不能分开。我叫他去，可是他不肯。我很诧异。我知道考斯第喜欢我，虽则我想不出是什么缘故，因为我现在已经对他没有用处了，但是，我决计没有想到他喜欢我到这种地步，会为我而拒绝工作。当我们走开后，我感到有点良心责备，因为我并不真正喜欢他，事实上，我觉得他相当可厌，但是，当我想要说几句话，表示我对他这样做感到高兴时，他把我臭骂了一顿。

“但是，我们总算时来运转了。我们刚穿过一处坐落在低谷中的村子，就望见一幢单独的村舍，外表还不错。我们敲敲门，一个女人来开门。我们像平时一样问她可要帮工的，说我们不要工钱，只要有饭吃，有地方住就行，想不到她并没有请我们吃闭门羹，而是叫我们等一下。她向屋子里面叫人，不久就出来一个男人。这人把我们仔细打量一下，问我们从哪儿来的。他要我们把证件给他看，看到我是美国人时，把我又瞪了一眼。他好像不大高兴这一点，但仍旧请我们进去，并且喝杯葡萄酒；他把我们带到厨房，三个人一同坐下。那女人端来一大盅酒和几只杯子。他告诉我们，他雇的帮工被公牛牴伤了，现在在医院里，要等到庄稼收割之后才能复工。战争里死了那么多人，余下的人又都进了莱茵河沿岸兴起的那些工厂做工去了，现在找帮工他妈的可真不容易。这个我们知道，而且早已算计到了。总而言之，他说他可以雇用我们。房子里地方很大，可是，我想他大约不愿意我们住在家里；不管怎样，他告诉我们稻草棚上面有两张床，我们就在那里睡。

“农场上的活不重。牛要喂食，还有猪也要喂食；机器很不灵，我们得好好收拾一下；但是，我还是有点空闲。我喜欢那些芳香的草坪，傍晚时常常到处闲逛，遐想，日子过得很不错。

“这家人家姓贝克尔，有老贝克尔，他的妻子，他的寡媳和孙儿女。贝克尔年近五十，肥硕的身躯，花白头发；他在大战时参过军，腿上受了伤，现在走起路来还是一拐一拐的。腿上的伤使他很痛苦，只能靠喝酒解痛；睡觉前总是喝得醉醺醺的。考斯第和他相处得很好，晚饭后，时常一起上酒店，打斯卡特，大喝其酒。贝克尔太太原是婢女。他们把她从孤儿院里领出来，贝克尔在妻子死后不久就娶了她。她比贝克尔年纪小一大截，也还有点姿色，长得丰满，两颊红红的，浅色的头发，有股风骚劲儿。考斯第不久就看出这里面有点花头的结论。我告诉他不要当傻瓜。我们有个好工作，可不愿意丢掉。他只是嘲笑我；说贝克尔满足不了她，而且是她自己在要。我知道叫他规规矩矩是白说，但还是关照他当心点；贝克尔可能看不出他的企图，但是还有他的媳妇。你逃不脱她的眼睛。

“爱丽——就是那个媳妇的名字——是个又高又壮的年轻女人，只有二十来岁，黑眼睛，黑头发，一张长方的阴沉沉的脸。她仍旧替自己在凡尔登阵亡的丈夫戴着孝。是个虔诚教徒，每逢星期天早晨，都要步行到村子里去做早弥撒，下午又要跑去做晚祷。她有三个孩子，其中一个是遗腹子；吃饭时除掉骂孩子外，从不开口。她在农场上只做少量的活，多数的时间都花在带孩子上，晚上总是一个人坐在起坐间里开门看小说，这样哪个孩子哭她就能听到。两个女人感情很坏。爱丽看不起贝克尔太太，因为她是个弃儿，做过用人，而且对于她是一家的主妇，能够发号施令痛恨之至。

“爱丽是个富庶农夫的女儿，嫁过来时带了一大笔奁资。她并没有在村里上学，而是上的最邻近的斯温根堡镇的一个女子体育学校，受到很好的教育。可怜的贝克尔太太十四岁就到了农场，能够看书写字在她已经很不错了。两个女人关系搞不好，这是另一个原因。爱丽一有机会就卖弄她的知识，贝克尔太太气得满脸通红，就问有知识对于一个农夫的妻子有什么用。于是，爱丽就会看着自己用钢链绕在手腕上的死去丈夫的身份牌，对着贝克尔太太愠怒的脸恶狠狠地说：

“‘不是一个农夫的妻子。只是一个农夫的寡妇，一个把生命献给国家的英雄的寡妇。’

“可怜的老贝克尔为了使她们不要吵嘴，只好把农活搁下来。”

“可是，他们对你怎样看法呢？”我打断拉里的话。

“哦，他们当作我是从美国军队里逃出来的，弄得回不了美国，回去就得坐牢。我不愿意跟贝克尔和考斯第上酒店去喝酒，他们认为就是这个缘故。他们觉得我不愿引起人们注意，弄得村警来盘问我。当爱丽得知我打算学德文时，她就把自己的旧课本拿出来，说要教我。因此，晚饭后，她就和我走进起坐间，把贝克尔太太丢在厨房里；我读给她听，她改正我的读音，并设法使我懂得那些我不认识的单词。我猜想她这样做与其说是帮助我，还不如说是摆点颜色给贝克尔太太看。

“考斯第这一向一直都在设法勾引贝克尔太太，但是没有进展。她是一个快活的、嘻嘻哈哈的女人，很随便地和他一起揶揄说笑，考斯第对女人很有他的一套。我猜她知道考斯第的用心，而且敢说自己感到得意，但是，当考斯第开始拧她时，她却教他放规矩些，并且掴了他耳光。我敢打赌，那一记打得很重。”

拉里有点迟疑，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

“我从来不是那种认为女人在追我的人，可是，我感到——嗯，贝克尔太太看中了我。这使我很不舒服。单拿一点说，她比我大得多，而且老贝克尔一直对我们很尊重。吃饭时，贝克尔太太管分菜，我没法不感到她给我的菜总比给别人的多一点。我总觉得，她在找机会同我单独在一起。她会以一种我想你会称做的挑战姿态向我微笑，曾经问我可有女朋友，并且说一个年轻人在这种乡下，一定因为找不到女朋友而感到苦闷。这类事情你是懂得的。我只有三件衬衫，而且都穿得很破了。有一次，她说我穿得这样破烂真丢脸，要我把衬衫拿来让她给我缝缝补补。爱丽听到了，因此，下一次她和我单独在一起时，就说我如果有什么东西要补的，让她来补。我说没有关系。可是，一两天后，我发觉我的袜子洞全补好了，衬衫也打上补钉，放在阁楼上我放东西的长凳上，但是，不知道是她们哪一个做的。当然，我并不把贝克尔太太放在心上；她是个忠厚女人，我觉得这可能只是她的母性表现；但是，有一天，考斯第跟我说：

“‘你听着，她要的不是我而是你。我一点指望也没有。’

“‘别胡说八道，’我跟他说。‘她大可以做我的母亲。’

“‘这有什么关系？你只管追她，老弟，我不会碍你的事。她可能不那么年轻，但是身体长得很不错。’

“‘不要胡说。’

“‘你迟疑做什么？不要因为我的缘故，我希望。我是个哲学家，我懂得此处不着那处着。我不怪她。你年轻，我也年轻过来。青春是稍纵即逝的。
’

“考斯第这样把稳，我并不高兴，我不愿意相信有这种事情。我不知道怎样对付这种局面是好，后来，我追溯了当时曾经触动我的许多事情，爱丽讲的那些我没有怎样留意的话。可是，现在我懂了，我有把握说爱丽也知道是怎么回事。贝克尔太太和我单独在厨房里时，爱丽会突然跑进来。我有个印象好像她在监视我们。我很不喜欢，觉得她想要当场捉着我们。我知道她恨贝克尔太太，只要有点风吹草动，她就闹出来。当然我知道她没法子抓到我们的把柄，但是，这个女人的心眼儿很坏，说不定会编出一套谎话来灌输给老贝克尔。我不懂得怎样对付，只好假装我是个大傻瓜，一点领会不了这个女人的用心所在。我在农场上过得很快活，干活也干得很开心，不想在收割之前就离开。”

我不由得笑起来。我可以想象得出拉里当时的模样，穿着补过的衬衫和短裤，脸和脖子被莱茵河的太阳晒得黝黑，灵活而瘦削的身体，一双深色眼睛嵌在凹进的眼窝里。我可以有把握说，他这副相貌会使贝克尔太太这样白皙、这样胸部丰满的主妇欲火中烧起来。

“那么，后来怎样呢？”我问。

“是啊，夏天一天天过去。我们像牛马一样干着活。割掉麦子，堆起麦子。后来樱桃熟了。考斯第和我爬梯子摘樱桃，两个女人把樱桃装进大箩筐，由老贝克尔送到斯温根堡镇上卖掉。后来我们又割裸麦。当然始终还要照顾牲口。我们总是天没亮就起来，一直干到天黑才歇手。我想贝克尔太太已经看出我这人没有指望，把我放弃了；我总是保持和她若即若离，但是，尽量不得罪她。晚上，我已经非常瞌睡，谈不上读什么德文；吃完晚饭就回到阁楼上去，往床上一倒。贝克尔和考斯第大都上村里的酒店，可是考斯第回来时，我已经酣呼大睡了。阁楼上很热，我睡觉时总脱得赤条条的。

“有一天夜里，我被弄醒了。开头我弄不清是怎么回事；我半睡半醒，我感到一只热乎乎的手捂着我的嘴，这才发觉有人和我睡在一起。我把手挪开，接着就有一张嘴抵着我的嘴，两只胳臂抱着我，我感到贝克尔太太的两只大奶子抵着我的身体。

“‘不要响，’她低声说。

“她身体紧紧抵着我，用又热又丰满的嘴唇吻我，两只手不住摸我的身体，两条大腿夹在我大腿中间。”

拉里停下来，我哧哧笑了。

“你怎么办呢？”

他不屑地笑一下，甚至脸有点红起来。

“我有什么办法？我能够听见考斯第在我旁边的床上鼾声很大。这是约瑟的处境

[2]

，而且我过去一直觉得有点可笑。我只有二十三岁。我不能闹出来，把她赶去。我也不想使她伤心；只好依她。

“后来她溜下我的床，轻手轻脚下了阁楼。我可以告诉你，我深深叹了口气，心放了下来。你知道，我吓坏了。‘天哪，’我说，‘真险！’我想贝克尔很可能吃得大醉回来，昏昏沉沉睡了，可是，他们睡一张床，说不定他会醒来，看见自己老婆不在床上。还有爱丽。她总是说睡得不好。如果她醒着，她就会听见贝克尔太太下楼走出屋子。接着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情来。贝克尔太太和我睡在一起时，我觉得有块铜片碰到我的身体。当时我没有注意到，你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一般都不注意这些事情的，我而且一直没有盘算到他妈的这是什么。现在我想起来了。当时我坐在床沿上，正在盘算这一切事情的后果而且发愁时，忽然吓了一大跳，人站了起来。那个铜片是爱丽丈夫的身份牌，被爱丽一直缠在手腕上的，所以和我睡在一起的并不是贝克尔太太，而是爱丽。”

我哈哈大笑，笑得不可开交。

“你可能觉得好笑，”拉里说。“我可不觉得。”

“现在你回想一下当时的情景，是不是认为这件事情有点滑稽味道吗？”

拉里嘴边勉强露出微笑。

“也许。可是这事情弄得非常尴尬。我不知道这会引起什么后果。我不喜欢爱丽。我觉得她是个顶讨厌的女人。”

“可是，你怎么会把她当作另外一个呢？”

“那时屋子里漆黑。她除了叫我不要作声外，一句话也没说。她们两个身材都高大。我认为贝克尔太太看上了我。从没有想到爱丽会把我放在心上。她总是想念自己的丈夫。我点起一支香烟盘算当时的情形，越想越不高兴。看来最好的办法是离开这儿。

“我时常恨考斯第不容易叫醒。在煤矿上时，我总要死扯活拉把他叫起来，使他不至于迟到。可是，现在我倒很感谢他睡得这样沉了。我点灯穿上衣服，把衣物打在背包里——我的东西不多，所以一会儿就打好了——把胳臂套在背带里。只穿袜子穿过阁楼，一直到楼梯下面才穿鞋，把手里的灯吹熄。夜很黑，没有月亮，可是，我识得大路，到了大路上就向村子的方向走去。我走得很快，因为我打算在有人走动之前穿过村子。这儿离斯温根堡只有十二英里，我到达时，刚开始有人走动。这次夜路我永远不会忘记。路上除了我的脚步声外，一点声音没有，只偶尔从农场那边传来一声鸡叫。后来天上露出一点既不是亮又不是黑的鱼肚白，接着，是晨曦微露，太阳出来，鸟儿全开始歌唱起来。还有那绿油油的田野、草地和树林，田里的小麦，被清晨的宁静光线照得金里泛银。我在斯温根堡喝了一杯咖啡，吃了一只小面包，然后上邮局打了一个电报给美国旅行社，叫他们把我的衣服和书寄到波恩去。”

“为什么到波恩？”我打断他。

“我们沿莱茵河步行时在那里耽搁过，我很中意那个城市。我喜欢阳光照在屋顶上和河上面的那种情调，那些小街，那些别墅、花园、栗子树的大道和大学的洛可可式

[3]

建筑。当时，我就想到在那儿待一个时候倒不坏。可是，我觉得在到达那里之前，该把外表收拾得像样一点。我的样子就像个流浪汉，敢说我如果找到一处供应膳宿的人家，要租赁一间房，人家不会信得过我，所以我坐了火车上法兰克福，去买了一只皮包和一些衣服。我在波恩断断续续住了有一年光景。”

“你这番经历使你有什么收获呢？我的意思是说在煤矿上和在农场上。”

“有，”拉里点头微笑着。

可是，他没有告诉我是哪些收获，而且那时候我已经很熟悉他的为人，他愿意告诉你时，就告诉你，他不愿意告诉你时，就会半开玩笑地把你的问题支开，再问他也是白费。我得提醒读者，这一切都是在十年之后他才告诉我的。在这以前，也就是我和他重又碰面之前，我一直就不知道他的行踪，或者他在干什么。拿我来说，他等于死了一样。如果不是由于我和艾略特的交往，经常使我得悉伊莎贝儿的生活经过，从而想起拉里，我肯定早已忘掉有这个人了。

[1]
科隆的圣乌尔苏拉教堂（建于11和13世纪）相传藏有为匈奴杀戮的1万1千名修女遗骸。遗骸以某种葬礼式的镶嵌图案造在墙上，教堂内各处都可见到。圣徒和她的几个亲密伴侣的头颅则藏在金室内金银神像的头内。

[2]
《旧约·创世记》第39章，约瑟为埃及人管家，遭埃及人的妻子勾引，要和他同寝，约瑟不从；她拉着他的衣裳，约瑟丢掉衣裳逃去。她以衣裳作证，说约瑟勾引她，将约瑟下狱。

[3]
17、18世纪欧洲流行的纤巧华美的房屋装饰法。

三

伊莎贝儿和拉里解约后的第二年六月初，就和格雷·马图林结婚了。这时候，巴黎的游宴季节正处在高潮，艾略特有很多的盛大宴会要参加，当然不愿意离开，可是他的家族感情非常之强，对这种在他认为是履行社会责任的事，他决不能不管。伊莎贝儿两个哥哥，供职的地点都太远，没法离开，所以只好由艾略特作一次不愉快的旅行，上芝加哥做伊莎贝儿的主婚人。他想起那些法国贵族都是穿着盛装上断头台的，所以特地上伦敦订做一套新晨礼服，一件青灰色双排钮扣的大衣和一顶丝绒大礼帽。回到巴黎来时，他请我来看他穿上这套衣装的派头。他选定他认为婚礼应当打的淡灰色领带，弄得他平日别在领带上的珍珠别针一点不显眼，正感到恼火。我建议他改用他那枚翡翠和钻石的别针。

“我如果是客人——那可以，”他说。“但是，处在我要担任的主婚人地位，我的确觉得珠子是一种象征。”

他对这门亲事很高兴，认为从各方面看，都符合他的标准；谈起来时，就像个居孀的公爵夫人对于拉罗什富科家的幼子和蒙莫朗西家的女儿门当户对的结婚，谈得津津有味。为了明白表示自己的满意，他不惜重金买了一张纳蒂埃的法国王室公主的一幅精美画像，预备带去作为婚礼。

亨利·马图林好像给这对年轻夫妇在阿斯特街买下一幢房子，使他们靠近布太太家，同时离开自己在湖滨道的宫殿式府第也不太远。说也凑巧，而且我疑心这里面有艾略特做了手脚，在买下这幢房子时格雷戈里·布拉巴宗恰好在芝加哥，因此，房子的内部装饰就交给了他。当艾略特返回欧洲，放弃了巴黎的游宴季不参加而直接到了伦敦时，他带来了一些屋内装饰的照片。格雷戈里·布拉巴宗放手大干了一场。客厅和餐厅完全是乔治二世风格，非常华贵。书房是格雷将来的窝；格雷戈里是靠慕尼黑的阿马连堡宫一间屋子给他的启发来装饰的；除掉没有地方放书籍外，可以说无懈可击。至于卧室，把双人床除外，格雷戈里给这对年轻美国夫妇装饰得太舒适了，连法王路易十五世在这里会见他的蓬巴杜夫人也会同样满意，但是，伊莎贝儿的浴室连路易十五见到也会大开眼界；全是玻璃——墙壁、天花板、浴缸——墙上有许多银色的鱼在金色的水草中游来游去。

“当然，房子不大，”艾略特说，“但是，亨利告诉我，屋内的装修花了他十万块。对某些人说来，简直是一笔财产。”

婚礼是在圣公会教会所能做到的范围内极尽铺张的能事中举行的。

“不像巴黎圣母院的那种婚礼，”他心安理得地告诉我，“但是，就新教的婚礼来说，总算有气派。”

报纸的报道很像样，艾略特随便把些剪报扔给我看。他给我看伊莎贝儿和格雷的结婚照片，伊莎贝儿穿着新娘服装，个子很高但是漂亮，格雷虽然块头大，但是，身材长得不坏，穿着礼服稍微有点不大自如。还有一张新婚夫妇和伴娘们的照片，一张和布太太、艾略特一起拍的照片，布太太穿一件华贵的衣服，艾略特拿着新丝绒大礼帽的派头可以算一绝。我问他布太太身体怎样。

“体重减少了许多，而且我觉得她的脸色不大好看，但是人倒精神。当然整个婚事使她很累，不过，现在事情办完，她总可以休息一下了。”

一年后，伊莎贝儿生了一个女儿，根据当时的风气，她给她取名叫琼；隔了两年，又生了一个女儿，又根据当时风气，取名普丽西拉。

亨利·马图林一个合伙的人死了，另外两个在压力下不久也退休了，所以，这个一直由他独断独行的企业，现在完全归他所有。他长期以来抱的野心既然实现，就叫格雷跟他合伙。生意从来没有这样兴旺过。

“他们赚钱就像随手捞似的，老兄，”艾略特告诉我。“怎么，格雷才二十五岁，已经赚五万块一年了，而且这只是开头。美国的富源真是没有个完。这不是暂时的繁荣，而是一个伟大国家的正常发展。”

他的胸臆装满了一种少见的爱国热情。

“亨利·马图林不会永远活下去，高血压，你懂吗？格雷到了四十岁时，总会有两千万元。了不起，老兄，了不起。”

艾略特和姐姐经常保持通信，年去年来，不时把他姐姐告诉他的一些事情告诉我。格雷和伊莎贝儿过得很快乐，而且两个孩子都可爱。他们的生活方式使艾略特深感满意，认为完全适合他们的地位；请客的场面阔绰，人家请他们也是如此；艾略特非常满意地告诉我，说他们三个月里没有一次两个人单独在一起吃过晚饭。这种纸醉金迷生活因马图林太太的逝世打断了一下——就是那个脸色苍白、高颧骨的女人，当初亨利·马图林娶她是为了自己在芝加哥能有点地位，因为他父亲当初来到芝加哥时不过是个乡下佬。为了纪念马图林太太，小两口儿有一年工夫请客顶多只请六个人。

“我一直说八个人是最合适的，”艾略特说，拿定主意从乐观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这样比较亲切，谈话全照应得到，人数又够得上像个宴会。”

格雷在妻子身上很肯花钱。生头一个孩子时，他给了伊莎贝儿一只方钻石戒指；生第二个孩子时，送了她一件黑貂皮大衣。由于太忙，他很少离开芝加哥，但是，只要能够放几天假，他们都要到亨利·马图林在麻汾的那幢大房子去度假日。亨利对儿子非常钟爱，有求必应，有一次圣诞节，在南卡罗来纳州买了一处农场，使他能在射猎季节时去打两个星期的野鸭子。

“当然，我们的商业巨头跟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靠商业发财的那些伟大的艺术倡导人很相似。例如，美第奇家族。两个法国国王并不认为娶这家望族的女儿有失身份，我预见到有一天欧洲的贵族也会向我们的金元公主求婚的。雪莱是怎样说的？‘世界的伟大时代将重新开始，黄金的年头要回转来。’”

多年来，布太太和艾略特的投资都交给亨利·马图林管，姐弟对他的眼光很信任，而且有十足的理由这样做。亨利从来不考虑做投机，把他们的钱都放在可靠的股票上，但是，由于股票的价值大大增长，他们发现自己有限的那点财产却增加得很可观，使他们又惊又喜。艾略特告诉我，他不用动一根指头，眼下一九二六年已经有他在一九一八年的财产的两倍。他现在六十五岁，头发花白，脸上有皱纹，眼睛下面有眼袋，但是仍不服老；身材依然瘦削，而且和过去一样腰杆笔挺；在烟酒上向来有节制，而且很注意外表。只要他能够有伦敦最好的裁缝给他做衣服，有自己的特约理发师为他理发修面，有推拿的人天天早上来使他的优美身形保持常态，他决不听任自己的身体受到时光的摧残。他早已忘记自己曾经沦为商贾之流，总倾向于暗示自己早年曾经在外交界做过事，但是从不明白说出，因为他人并不笨，决不会讲一句难免会被人戳穿的谎言。我得承认，如果我有机会描写一位大使的话，我毫不迟疑会选上艾略特做我的蓝本。

但是，世道在变。当初把艾略特提拔进社交界的那些仍然活着的伟大妇女，年事已经很高。那些英国的贵族夫人，在她们的爵爷去世后，只得把府邸让给媳妇，自己住进切尔登南的小别墅或者摄政公园一带的普通房屋。斯达福德府改为博物馆

[1]

，古松府成了一个机构的办事处，德文郡府在出卖。艾略特在考斯常坐的帆船转了手。眼下当道的那些时髦人物觉得艾略特这样大年纪的人没有用。他们嫌他烦不过，而且可笑。他们仍旧愿意参加他在克拉里奇饭店招待的盛大午宴，可是，艾略特相当机伶，知道他们来是为了相互之间碰头，而不是来看他。过去请帖散在写字台上随便他挑选的情形，现在已经没有了；他常常弄得只好在自己旅馆的套间里一个人吃晚饭，这种丢脸事情他很不愿意有人知道。英国有地位的女子，由于一件风流事件遭到交际界抵制之后，就对艺术感觉兴趣起来，在自己身边罗致一些画家、作家和音乐家。艾略特太心高气傲了，可不愿意丢这样的脸。

“遗产税和战争暴发户把英国交际界毁了，”他告诉我。“人们好像对于和什么人来往全不在乎。伦敦的裁缝和鞋帽匠还是不错的，敢说我活在世上时还会如此，但是，除掉这些，伦敦已经完了。老兄，你可知道圣艾尔斯家用女人伺候饭桌吗？”

这话是他和我吃完午宴一同从卡登府胡同走出来时讲的。那天的午宴上发生了一桩不幸事件。我们的尊贵主人藏画很有名，一个叫保罗·巴顿的年轻美国人第一次上这儿来，表示想看看这些藏画。

“你是不是有张提香

[2]

？”

“我们从前有过。现在在美国了。一个犹太佬出了一大笔钱买它，而我们那时候手头他妈的正非常之紧，所以老爵爷就卖掉了。”

我注意到艾略特耳朵竖了起来，对这位谈笑自若的侯爷恶狠狠看了一眼，就猜到当初原是他买下这张画的。他听到自己这个出生在弗吉尼亚而且祖先在独立宣言上签过名的后裔被人家这样奚落，简直气炸了。他有生以来从没有受过这样的羞辱。更使人受不了的是，他对保罗·巴顿一向就深恶痛绝。这人年纪虽轻，在大战后不久就到了伦敦。二十三岁，白白的皮肤，长得很漂亮，人又风趣，舞跳得非常之好，并且很有钱。他带了一封信来见艾略特，艾略特天生是个好心肠，就介绍他认识自己的那些形形色色的朋友。这样还不满足，还给了他一些宝贵的忠告，教他怎样做人。他根据自己已往的经验指给他看，只要对老太婆献些小殷勤，对名流的谈话，不管怎样腻味，你都洗耳恭听，便是一个举目无亲的人也能钻进社交界。

可是，保罗·巴顿进的社交界和二十年前艾略特·谈波登辛辛苦苦钻进的社交界，完全是两个世界。这个世界一心只顾自己享乐。保罗·巴顿的豪兴、漂亮仪表和翩翩风度在几个星期之内就达到艾略特花了多年刻苦和决心所达到的程度。不久他就不需要艾略特的帮助，而且并不想法子遮盖这一事实，两人碰面时，巴顿还是很讨喜，可是，那种随随便便的派头，使这个年纪大的人非常生气。艾略特请的客人并不是根据自己喜欢不喜欢，而是看他们能不能使宴会开得好。由于巴顿的人缘不错，所以艾略特每星期请午宴时，仍旧邀他；但是，这个成功的年轻人一般都有约会，而且有一两次在最后五分钟时拆他的台。这样的事情艾略特自己过去做得太多了，明知道这是因为另外的一家请客，比艾略特的宴会更有吸引力。

“我也不要求你相信我的话，”艾略特气吁吁地跟我说，“可是，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我看见他时，他总要强过我。我
。提香，提香，”他连话都说不连贯。“就是有张提香，他也对面不识。”

我从来没有看见艾略特气成这个样子过。我猜想他所以发火是因为他认为保罗·巴顿问起这张画是出于恶意；他不知道怎样打听出艾略特买了这张画，就想利用这位高贵主人的回答拿艾略特开一次玩笑。

“他是一个卑鄙无耻的势利小人，世界上我最深恶痛绝的就是势利。要不是我，他什么都谈不上。你可想得到，他父亲是打办公室家具的。办公室家具。”这几个字他讲得特别不屑。“我告诉人家，他在美国是个提不上嘴的人，出身非常寒微，但是，他们好像并不在乎。你记着我的话，老兄。英国交际界整个儿完了，就像渡渡鸟

[3]

。”

艾略特认为，法国的情形也不大妙。他年轻时候的那些伟大妇女，如果还活着的话，都把时间花在打桥牌（他最讨厌的一种牌戏）、做祈祷和带领孙子孙女上面。开厂的人，阿根廷人，智利人，和丈夫分居或者离了婚的美国妇女，住在贵族派头的华丽大厦，请起客来，竭尽豪华之能事，可是，艾略特在他们的宴会上碰到的都是法语发音鄙俗的政客，吃相难看的新闻记者，甚至演员，气得他直骂。名门望族的小儿子娶开店人家的女儿并不认为是丢脸。诚然，巴黎是热闹的，但是，这种热闹多么寒伧啊！那些年轻人一味疯狂地追求享乐，都认为再没有比在一家乌烟瘴气的小夜总会，喝一百法郎一瓶的香槟酒，挤在城里不三不四的人里面跳舞跳到天亮五点钟，更有意思的了。烟气、热气、嘈杂声，闹得艾略特头都痛了。这不是他三十年前所认为的精神家园的巴黎。这不是善良的美国人死后进入的巴黎

[4]

。

[1]
伦敦斯达福德府是在1912年由莱佛赫尔姆勋爵购下捐献给政府，改为大英博物馆的，毛姆在这里为了行文方便，把这件事说成在20年代。

[2]
提香（1477-1576），意大利画家，威尼斯派。

[3]
一种近于绝种的鸟。

[4]
由于美国人都很羡慕巴黎生活，有一句笑话说：善良的人死后进天堂，善良的美国人死后进巴黎。

四

可是艾略特有个预感。一个知道内情的人提醒他，里维埃拉

[1]

就要重新成为贵族和时髦人物的游乐地。过去由于在教廷供职，他从罗马回来，或者拜访了戛纳他那些朋友的乡村别墅之后，总要在蒙特卡洛的巴黎饭店住上几天，所以对这一带海滨相当熟悉。不过，那都在冬天，近来却听到传说，认为这地方也是个很不错的消夏胜地。那些大旅馆夏天仍旧开着；夏季的游客都一一列在巴黎的《先锋报》交际栏上，艾略特看到他们的熟悉名字甚中下怀。

“我有点吃不消这个世界，”他说。“我现在已经到了偌大年纪，很想享受享受山水乐趣。”

这话好像讲得很含糊。其实并不是那么一回事。艾略特一直认为，山水是社交生活的障碍；那些人眼面前摆着一只摄政时代的衣柜或者一张瓦托的画不去欣赏，却要费那么大的事去游山玩水，这种人他最受不了。当时他手头正好有一大笔现金。亨利·马图林一方面因儿子力劝，一方面看见他那些做证券交易所的朋友转眼成为巨富，很是恼火，终于向潮流屈服了；他逐渐放弃自己的陈旧保守主义，认为自己没有什么理由不可以插一手。他写信给艾略特，说他仍旧和过去一样反对赌博，但是，这并不是赌博，这只证实了他对国家无穷尽资源的信仰。他的乐观主义是根据常识来的。他看不出有什么事情能够阻止美国进步。最后，他又说，他替亲爱的路易莎·布雷德利在最低价时买进若干硬股票，而且很高兴告诉艾略特，她现在已经赚了两万元了。最后，他说，如果艾略特想要赚点零钱，让他根据自己的眼光行事，保管不会使他失望。艾略特总喜欢引用陈词滥调，说他就是抵御不了诱惑；其结果是，从那时候起，《先锋报》和他的早饭一起送进来时，多年来他都是先翻交际栏，现在却首先注意证券市场的报道了。亨利·马图林代表他做的那些交易非常成功，所以，艾略特现在手边足足有五万块不费吹灰之力得来的现款。

他决定把这笔钱取出来，在里维埃拉买一所房子。作为一个避世的逋逃薮，他选择了昂蒂布。这地方在戛纳和蒙特卡洛之间占有一种战略地位，他可以很方便地从这里到上述两处去；昂第布不久就成为时髦社会的中心，他选择这个地方是出于天意，抑是靠本能的指引，谁也说不出。住在一个带园子的乡村别墅里，有一种近郊的庸俗气息，使艾略特这种凡事苛求的人很有反感，所以，他在旧城临海的地方买了两幢房子，并成一幢，安装上暖气、浴间和卫生设备，这都是美国的先例强加给一个顽梗的大陆的。当时正时新酸洗，所以他把古老的普罗旺斯家具全都酸洗过，再用现代纺织品蒙上——很慎重地迁就现代风尚——将屋子陈设起来。他对毕加索

[2]

和布拉克

[3]

这类画家仍然不愿意接受——“不成样子，老兄，不成样子”——认为这些人大都是某些走入魔道的热心家哄起来的，但是，对于印象派画家终于觉得未始不可以兼收并蓄一下，所以墙上挂了些美丽的画。我记得有一张人们在河里划船的莫奈

[4]

，一张毕沙罗

[5]

画的塞纳河的码头和桥，一张高更的塔希提岛风景，和一张勒努瓦

[6]

画的少女侧像，黄头发从背上披下来，很令人着迷。等到房子装修完工，真是焕然一新，赏心悦目，不同凡响而又朴素无华，而这种朴素却是教人一看就知道不耗费巨资是办不到的。

这以后就开始了艾略特一生最煊赫的时期。他把自己在巴黎的名厨师带下来，不久人们便公认他家里的菜在里维埃拉首屈一指。他的管家和用人一律穿上白衣服，肩膀上钉上金带子；请起客来非常豪华，但是，从不搞到庸俗的地步。沿地中海海岸从欧洲来的王公贵族几乎俯拾即是。有些是因为爱上了那儿的气候，有些是逃亡在外，有些是由于过去在国内弄得声名狼藉，或者门第不当的婚姻，使他们觉得住在国外比较方便。这些里面有俄国的罗曼诺夫皇族，奥地利的哈司布格王族，西班牙的波旁王族，两个西西里王族和帕尔马王族；有温莎王室的公主；有布拉干萨王室的公主；有瑞典的王族和希腊的王族；艾略特都招待他们。有从奥地利、意大利、西班牙、俄罗斯、比利时来的没有王室血统的王子和公主，公爵和公爵夫人，侯爵和侯爵夫人，艾略特都招待他们。冬季，瑞典国王和丹麦国王来海滨小住，西班牙的阿丰索也不时地来匆匆一游，艾略特也招待他们。我对他向这些高贵人物鞠躬的派头一直非常钦佩，因为他既能够彬彬有礼，同时又保持一个据称是人类生来平等的国家的公民的那种独立姿态。

我经过这些年的东奔西走，这时刚好在弗拉特角买了一所房子，因此和艾略特时常见面。我在他眼中很荣幸地已经升得很高，所以，他有时候也请我参加他的最盛大的宴会。

“来帮帮我的忙吧，老朋友，”他会说。“当然我跟你一样知道，皇族破坏宴会的气氛。可是，别的人却想见见他们，而且我觉得应当对这些可怜的人儿稍稍关顾一下。不过，天知道，他们是不配的。他们是世界上最忘恩负义的人；他们要利用你，而当他们不再需要利用你时，就会把你当作穿破的衬衫一样扔掉；他们会从你手里接受无数恩惠，但是，里面没有一个会走到马路对面替你做一点点事情。”

艾略特费了很大苦心和当地的上级官员搞好关系，因此区长和教区主教和主教的总教士时常成为他的座上客。主教在进教会之前是个骑兵军官，大战时并且指挥过一个骑兵团。他是一个脸色红红的、身材高大的人，讲话故意学军队里的那种粗鲁而率直的派头，他的那位严峻、颜色枯槁的总教士常常手脚发麻，生怕主教会说出什么下流话来。他带着不以为然的微笑听着自己上级讲他那些喜欢的故事。可是，主教管理自己的教区非常能干，他在布道台上的口才很感动人，就像他在午餐席上的打趣同样使人解颐一样。他称许艾略特对教会的虔诚布施，喜欢艾略特那样和气和艾略特招待他的好酒好菜；两个人成了好朋友。所以，艾略特很可以自鸣得意，说他在这两个世界里都混得不错，而且如果按照我的大胆说法，在上帝和魔鬼之间摆得很平。

艾略特对自己的房子甚为得意，急于想让自己的姐姐看见；他总觉得布太太对他的称许里面带有保留味道，很想让她看看自己现在生活起居的派头，看看和他交好的那些朋友。这是对她的保留的最具体回答。她将没法不承认他混得很好。他写信给布太太邀她和格雷和伊莎贝儿一同来，不是住在他家里，因为家里没有地方，而是作为他的客人住在附近的“角上旅馆”。布太太回信说，她已经过了旅行年龄，因为健康欠佳，想想还是待在家里的好；反正格雷在芝加哥也脱不了身；生意很发达，他赚了很多的钱，非得待下去不可。艾略特跟姐姐感情很深，这封信使他慌张起来。他写信问伊莎贝儿。伊莎贝儿回了一个电报，说母亲身体虽然很不好，每星期得卧床一天，但目前还没有危险，老实说，如果当心一点，说不定还会活上好多年；可是，格雷倒需要休息，而且有他父亲在芝加哥照应着，他大可以出来度一个假期；今年不行了，明年她和格雷将来欧洲一行。

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三日，纽约的证券市场崩溃了。

[1]
法国与意大利境内地中海沿岸的一带地方，为旅游胜地。

[2]
毕加索（1881-1973），西班牙立体派画家。

[3]
布拉克（1882-1963），法国画家，野兽派绘画的早期提倡者，立体派的奠基人之一。

[4]
莫奈（1840-1926），法国印象派画家。

[5]
毕沙罗（1830-1903），丹麦印象派画家。

[6]
勒努瓦（1841-1919），法国印象派画家。

五

我当时在伦敦；开头我们在英国的人并不意识到情形会那么严重，也不懂得它的后果是那样地不可收拾。拿我自己来说，虽然对损失了相当大的一笔钱感到着恼，但是，损失的大部分是票面利润，等到局势澄清以后，我发现自己的现款并不减少。我知道艾略特过去在投机生意上赌得很大，很担心他会跌得眼青鼻肿，可是，一直到我们两个都回到里维埃拉度圣诞节时，我方才看见他。他告诉我，亨利·马图林死了，格雷破产了。

我对生意经一点不懂，敢说我根据艾略特告诉我的关于这些事情的叙述，读起来有点儿乱。在我看来，他们的公司所以碰上那样大的灾难，一半要怪亨利·马图林的固执，一半要怪格雷的急躁。亨利·马图林开头不相信崩溃的严重性，反而自以为这是纽约掮客的阴谋，想要偷外省掮客的鸡，因此咬紧牙关拿出大笔的钱来支撑市场。他对芝加哥的掮客们听任自己被纽约那些坏蛋吓得屁滚尿流，非常生气。他的那些小户头，有固定收入的寡妇，退休的军官等等，过去听他的忠告，从来没有损失过一个铜板，这件事他一直引以自豪，现在为了不使他们受到损失，就自己掏腰包来弥补他们的空头账。他说，他准备破产，他可以重新挣一笔家财，但是，如果让那些信任他的人变成赤脚，他就永远抬不起头来做人。他自以为慷慨豪爽；其实是狂妄。他的巨大家财溶化掉了，一天晚上，他发了心脏病。他已经六十多岁，而且一直工作过度，玩乐过度，饮食过度；经过几个钟点的痛苦，他就因冠状动脉血栓形成死掉了。

剩下格雷一个人对付这个局面。他额外做了大量的投机，但是，没有他父亲的知识，自己陷入极大的困难。他要摆脱困境的努力失败了，银行不肯给他贷款；交易所里老一辈的人告诉他，唯一的办法就是宣告失败。余下的事情我也不大清楚。好像他没法偿还自己的债务，因此宣告破产；他自己的房子早已抵押出去，乐得把房子交给受押户；他父亲在湖滨道的房子和在麻汾的房子都三文不值二文卖掉；伊莎贝儿卖掉自己的首饰：他们唯一剩下的财产是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农场，这是过户在伊莎贝儿名下的，可是找不到买主。格雷赤脚了。

“你怎么样，艾略特？”我问。

“噢，我毫无怨言，”他轻松地回答。“上帝对弱者是仁慈的。”

我没有再问下去，因为他的经济情况与我无关，可是，不管他遭受什么损失，想来和我们一样都吃了苦的。

不景气对里维埃拉的打击，开头并不严重。听说有两三个人的损失很大，许多别墅冬天都没有开放，有几所挂起牌子出售。旅馆住不满，蒙特卡洛的赌场埋怨今年冬天的生意清淡。一直到两年之后，里维埃拉才感受到这次飓风的影响。这时候，一个地产商告诉我，从土伦到意大利边界的地中海沿岸，大大小小总有四万八千处房地产要出售。赌场的股票跌得很低。大旅馆减价，想多吸引一些顾客，但是没有收效。唯一看得见的外国人是那些一直都穷得不能再穷的人，他们没有花钱是因为无钱可花。开店的全都大失所望。但是，艾略特并不像许多人那样，既不辞退他的用人，也不减少他们的工资。他继续用好酒好菜招待那些王公贵族，还买了一辆崭新的大汽车，是从美国进口的，为这辆汽车付了很大一笔关税。主教组织的给失业家庭施舍饭菜的善举，艾略特都慷慨捐款。事实上，他生活得就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危机，而且东半球并没有被危机冲得立足不定似的。

我碰巧发现这里的原因：艾略特现在除掉一年一度去伦敦两个星期做衣服外，已经不去英国了，但是他仍旧每年秋天带着用人去巴黎在自己的公寓里住三个月，还有五月和六月，因为在这个时期艾略特的那些朋友不上里维埃拉来。他喜欢里维埃拉的夏天，一部分是由于有海水浴，但是，我觉得主要是因为炎热使他有机会穿上五颜六色的衣服来纵容一下自己，而这是他为了体统逼得一直避免的。这时候，他会穿上颜色鲜艳的裤子，红的，蓝的，绿的或者黄的，同时穿上色调相反的汗衫：紫红的，淡紫的，紫褐色的或者杂色的，并且接受人们对这套装束所要求的恭维，嘴边露出一点鄙薄的神情，就像一个女演员听见人家说她扮演一个新角色时演得非常成功一样。

那年春天我在遄返弗拉特角途中，在巴黎待了一天，邀艾略特和我一同吃午饭。我们在里茨饭店的酒吧间碰头。这地方已经不再挤满了美国来的寻乐子的大学生，而是像一个戏剧家在一出不成功的戏第一晚上演后那样受到冷落。我们喝了一杯鸡尾酒——这个大西洋对岸传来的习惯，艾略特终于向它妥协了——就叫午饭。吃完午饭，他建议一同去逛逛古玩店；虽则我告诉他我没有钱花在古玩上，但仍旧很高兴陪他去。我们步行穿过旺多姆广场，他问我可介意跟他到夏费服装店去一下；他在那家店里定做了一点衣服，想问问做好没有。看来他好像定做了几件汗衫和一些衬裤，并且把自己姓名的缩写字母绣在上面。汗衫还没有做好，可是衬裤好了，店员问他要不要看。

“看看吧，”他说，就在店员去拿衬裤的同时，他接着又向我说了一句，“我叫他们给我定制了我自己的图案。”

衬裤拿来了，和我时常在麦西服装店买的一个样子，只不过是绸子的，但是，引起我注意的是在那个E．T．

[1]

两个交错的字母上面是一个男爵的冠饰。我没有言语。

“很好，很好，”艾略特说。“等汗衫做好，一同给我送去。”

我们离开铺子；艾略特走开时，带着微笑向我说。

“你注意到那个冠饰吗？告诉你老实话，我拉你上夏费来时，已经忘记掉这件事情。我记得我还没有机会告诉你，教皇陛下给我恢复了我的古老家族头衔。”

“你的什么？”我问，客气中带有骇异。

艾略特不以为然的神气把眉毛抬了一下。

“你不知道吗？我在母系方面是德·劳里亚男爵的后代，他是随从菲利普二世到英国来，并且娶了玛丽王后的一个贵嫔。”

“我们的老朋友嗜杀的玛丽吗？”

“我认为这是相信异端的人叫她的，”艾略特回答，口气很不自然。“恐怕我没有告诉过你，一九二九年九月我是在罗马过的。我觉得去罗马是件头痛的事，因为罗马在这时候当然没有什么人，可是，幸亏我的责任感超过我追求世俗享乐的欲望。我在梵蒂冈的朋友告诉我，经济大崩溃就要来到，坚决劝我把所有的美国股票全卖掉。天主教会拥有两千年之久的智慧，所以我毫不迟疑。我打电报给亨利·马图林把我所有的股票卖掉，买进金子，我并且打电报给路易莎叫她照做。亨利·马图林回电问我是不是疯了，并且说除非我用电报再发出我的指示，他决不卖出。我立刻回电给他，口气极其坚决，叫他立即照办，并在办好后打电报告诉我。可怜的路易莎没有听我的话，因此吃了苦头。”

“原来大崩溃来时，你坐得很舒服呢。”

“这是我们美国语言，我看你还是尽量不用的好，可是，这句话用来形容我的情形倒非常恰当。我一点没有损失；事实上，我还捞了一点你会叫作的油水。过了一个时期以后，我只花了很少一点钱就把原来卖掉的那些股票全买回来了；由于这一切只能形容为上帝的直接干预，我觉得我也应当做点事情来报答上帝。”

“噢，那么，你是怎样报答的呢？”

“嗯，你知道领袖

[2]

在庞廷尼沼地收回了大片的土地，他们告诉我，说教皇陛下对那边的居民缺少一个做礼拜的地方甚感焦灼。因此别的不多说了，我就造了一座小小的罗马风格的教堂，和我在普罗旺斯看到的一座一式一样。教堂造得非常道地，我自己要说，简直是个宝。它是献给圣马丁的，因为我的运气很好，刚好被我买到了一扇有关圣马丁事迹的古染色玻璃窗，上面的圣马丁正把他的袍子一剖为二，把半边袍子给了一个赤身露体的乞丐；由于这里的象征非常恰当，所以我买了下来，装在高祭坛上面。”

我没有打断艾略特的话，问他在圣马丁的著名行动和他的行动之间有什么相似之处，因为他不过靠了及时卖掉股票赚了一笔钱，现在把些铜子角票剔了出来酬谢上帝，就像给代理人佣金似的。不过，对我这样的俗人来说，象征手法时常是隐晦的。艾略特又继续说：

“当我有幸把这张照片呈献给教皇看时，他很夸奖，说他一眼就看出我是个很有眼光的人，并且说，他很高兴在这个世风日下的时代能碰到一个既忠于教会，又具有这样难得的艺术修养的人。这是一次难忘的经验，老兄，难忘的经验。但这以后不久，当教会通知我，教皇很高兴赐给我一个爵位，我比谁都感到诧异。作为一个美国公民，我觉得不用这个头衔要谦虚些，当然除非在梵蒂冈，那是非用不可的。我而且禁止我的约瑟夫称呼我‘男爵先生
’，我相信你也会尊重我对你的信任。我不想把这件事情声张出去。但是，我不愿意使教皇觉得我不珍惜他给我的这项荣誉，所以我把冠饰绣在我个人的衬衣上，这完全是出于对他的尊敬。我不妨告诉你，我对于把我的头衔藏在美国公民的文静内衣上面，感到一种谦虚的骄傲。”

我们分手了。艾略特告诉我，他将于六月底到里维埃拉来。他没有来得了。他刚刚准备好把用人从巴黎转过来，自己坐着汽车消消闲闲开着，俾能在到达时各事都已就绪，就在这时，他接到伊莎贝儿的电报，说她母亲突然病重。艾略特，如我以前说过的，不但跟姐姐要好，而且家族观念很强。他从瑟堡搭第一条船出发，从纽约到了芝加哥。他写信告诉我，布太太病得很厉害，瘦得使他见了吓了一跳。她可能活上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可是不管怎样，他觉得自己有个痛苦的责任给她送终。他说，芝加哥的高温比他预计的容易忍受得多，但是，缺乏像样的交际活动他只是勉强容忍，原因是在这种时刻他反正没有心思参加。他说，他看到自己国人对经济萧条的反应，感到失望；他原来指望他们对这场灾祸更看得开些。再没有比勇敢忍受别人的灾难更容易的了；鉴于这一点，我觉得，艾略特既然有生以来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富有过，恐怕根本没有资格对别人要求这样严。最后，他请我带信给他的几个朋友，并且请我务必记着向所有碰见的人解释，为什么他的房子今年夏天没有开放。

这以后不到一个月，我又接到他的信，告诉我布太太死了。信写得很诚恳动人。我早就认为尽管他为人势利，而且有许多荒唐做作的地方，他还是一个好心的、多情的和诚实的人；如果不是这样，我就决计想不到他会表现得这样得体、真实和单纯。信中告诉我，布太太身后的情况看来相当没有头绪。她的大儿子是个外交官，现在由于驻日大使离任，正在东京担任代办，当然无法离开职守。二儿子谈波登在我初认识布家时，原在菲律宾群岛，后来已调回华盛顿，并在国务院担任要职。他在母亲病危时，曾经带着妻子来到芝加哥，但是，安葬之后，非得立刻回首都不可。由于这些情形，艾略特觉得自己只得留在美国把事情料理好。布太太把财产平均分给三个孩子，可是，看上去，她在一九二九年经济大崩溃时，损失不轻。所幸他们在麻汾的农场找到了一个买主。艾略特在信中把农场说成是亲爱的路易莎的乡间住宅。

他写道，“一个人家弄到要卖掉自己祖传的房子，总是伤心的，不过，近年来，我看见我的许多英国朋友逼得这样做的太多了，所以，我觉得我的两个外甥和伊莎贝儿必须以同样的勇气和淡泊接受这种不可避免的后果。有权利就有义务！

[3]

”

他们也很幸运能处理掉布太太在芝加哥的房子。原来早就有人打算把布太太住了一幢的那排房屋拆掉，改建一座大公寓，但是，布太太非常顽固，坚决要死在自己住的房子里，所以，这个计划始终没有实现。布太太一断气，立刻就有掮客跑来出了一笔价钱，布家立刻就接受了。可是，尽管如此，伊莎贝儿还是不够开销。

大崩溃之后，格雷曾经设法找工作，即使在那些顶过风暴的掮客的写字间里当个职员也行，可是，总不成功。他找他的老朋友们要点事情做，不管地位多小，也不管薪金多么低，但是没有用。过去他企图避免那场最后使他冲家的灾难时，曾经作过疯狂的挣扎；再加上焦虑的压力，以及后来的屈辱，他的神经终于崩溃了。他开始患一种剧烈的头痛病，整整二十四小时之内一点不能动弹。头痛停止以后，人就像块湿抹布一样垮了。伊莎贝儿觉得只有带着他和孩子到南卡罗来纳州那边农场上去住，等格雷健康恢复再说。这个农场当初靠出产的大米，一年就可以有十万元进项，但是，多年来只是一片沼泽地和橡皮树材的荒野，只对喜欢打野鸭的人有用，找不到一个买主。他们从大崩溃之后就住在那边，现在仍旧打算回去，等国内情形好转，格雷能找到职业时再作计较。

“我不许他们这样做，”艾略特在信上写道，“怎么，他们就像猪猡一样生活着，伊莎贝儿没有一个女用人，孩子没有家庭教师，只有两个黑种女人照顾她们。所以，我把巴黎的公寓让给他们住，等到这个荒唐国家的情形改变之后再说。我要给他们弄几个用人，事实上，我厨房里的女用人菜就烧得不错。我预备把她留给他们，我可以另外找个人代替她，这并不难。我预备由我来负担全部开销，伊莎贝儿的那一点点收入让她买点衣服，或者用在家庭的小乐惠上。这当然意味着我的大部分时间要在里维埃拉过掉，因此，老兄，我希望能够比过去和你更多地见面。照伦敦和巴黎现在这种情形，老实说，我住在里维埃拉要习惯得多。这是唯一我能碰见讲我自己语言的人的地方。我要说，我有时还会上巴黎去住上几天，不过就是去巴黎，我也毫不在乎在里茨饭店挤一下。我很高兴我总算使格雷和伊莎贝儿接受了我的要求，现在只等把必要的事情料理好，就带他们来。家具和油画（很蹩脚，老兄，而且真伪难辨）再下个星期可以拍卖掉。目前，由于我觉得在老房子里住到最后一刻会使他们伤心，所以把他们带到德莱克饭店来跟我住在一起。等我们到了巴黎之后，把他们安顿好，我再来里维埃拉。别忘记替我向你的皇家邻居问好。”

谁能够否认艾略特这个最大的势利鬼，也是最仁慈、最体贴、最慷慨的人呢！

[1]
艾略特·谈波登英文名字的缩写。

[2]
指墨索里尼。

[3]
这是一句法国谚语，所以艾略特用法文写。

第四章

一

艾略特把马图林一家安顿在左岸自己那所宽大的公寓里之后，就在年尾回里维埃拉去了。他这幢房子是为了适应自己的方便而设计的，容纳不下一个四口之家，所以，即使他自己愿意，也没法留他们和自己住在一起。我想他对此并不难受。他完全意识到人家请客，一个人要比总是伴随着一个外甥女和外甥女婿受欢迎得多；而他自己的那些出色的小宴会（他在这件事情上往往煞费苦心），如果每次家里非要有两个人参加不可的话，那是无法安排的。

“对他们来说，在巴黎定居下来，习惯一下文明生活，只有好。还有，两个女孩子年龄也不小，该上学了，我而且打听到离我的公寓不远，有一所学校敢说是很上等的。”

由于这个原因，我直到次年春天方才见到伊莎贝儿。那时候，我由于某项工作需要，得在巴黎待上好几个星期，所以在离旺多姆广场不远的一家旅馆租了两间房间。这家旅馆我是常住的，不但因为方便，还因为它有一种情调。那是一所大房子围着一个大院落，被人开设为旅店将近二百年了。浴室根本谈不上讲究，抽水马桶更不能使人满意；卧室里都是铁床，漆成白色，那些老式的白床罩和有镜子的巨大衣橱，式样都很寒伧；但是，起坐室里的家具却是古色古香。长沙发和圈椅都是拿破仑第三时代的那种华而不实的货色，不过，尽管谈不上舒适，看上去却还花花绿绿，很好看。坐在这间屋子里，人仿佛生活在法国那些伟大的小说家时代似的。我望着玻璃罩子里的帝国式时钟，就会想到一个头发梳成小发卷，穿荷叶边衣裳的美丽女子，当初说不定在一面望着时钟的长针，一面等候着拉斯第耶克登门拜访；这个拉斯第耶克就是巴尔扎克在小说里写的那个向上爬成性的人。巴尔扎克一部小说接一部小说从他的微贱出身开始一直写到他最后的荣华富贵，把他的一生都包括进去了。还有比安松医生对巴尔扎克是那样真实的一个人物，以至于巴尔扎克临死时还说，“只有比安松医生能够救我”；说不定当年他也会走进这间房间，替一位阔寡妇按脉搏、看舌头；这位阔寡妇是从外省来到巴黎找律师商议一件诉讼案子，生了点小毛小病而请医生的。在那张写字台前，可能坐着一个穿撑裙的钟情女子，头发对中分开，在那里给她的负心情人写一封热情的信，也可能坐着一个性情暴躁的老头儿，穿一件绿礼服大衣，围一条硬领巾，在字斟句酌地写一封愤怒的信给他挥霍无度的儿子。

我到达的第二天，就打电话给伊莎贝儿，问她如果我五点钟来，能不能请我喝杯茶。我和她已经十年不见。一个脸色庄重的管家把我领进客厅时，她正在看一本法国小说，立刻站起身，握着我的双手，热情而妩媚地微笑，向我问好。我和她过去见面顶多不过十一二次，而且只有两次单独在一起，可是，她使我立刻觉得我们是老朋友，而不是泛泛之交。过去的十年，已经缩小一个年轻女子和一个中年男子之间的鸿沟，我不再觉得我们的年龄是那样悬殊了。她以一个见过世面女子的不露痕迹的奉承对待我，好像我和她的年龄相仿，所以不到五分钟，我们就谈得很体己，很没有拘束起来，就像我们从小就在一起玩，经常见面，从没有间断过似的。她已经学会了一种随便、落落大方和泰然自若的派头。

可是，使我最感吃惊的是她外貌的变化。我记忆中的她是一个美丽的、肌肉丰满的女子，使人担心她会发胖。我不知道她是否意识到这一点而采取了勇敢措施来减轻自己的体重，还是生育孩子偶然碰上了一个可喜后果；不管怎样说，总之她现在的身材非常苗条，可以说完全合乎理想。眼前的服装风气又突出了这一点。她穿了一身黑；我一眼看出她的绸衣服既不太朴素，也不太华丽，是在巴黎一家最讲究的服装店定制的，而她穿在身上却是那样满不在乎，那样若无其事，犹如她天生就是应当穿考究衣服的。十年前，尽管有艾略特替她出主意，她的衣服总有点不够文静，而且穿在身上老是不十分自如。现在玛丽·路易丝·德·弗洛里蒙可不能再说她不帅了。她从头到脚一直到涂成桃红色的指甲尖都帅。她变得更加清秀了。我还发觉她的鼻梁是我看见的女子中长得最直、最美的。不论在前额上或者在她淡褐色的眼睛下面，都看不见一丝皱纹，而且皮肤虽则不像少女时期那样光彩焕发，但是仍旧非常细腻；所以能这样，不用说是和使用化妆品以及面部按摩分不开的，但是这一来却使她的皮肤显得滋润光滑，简直动人。修削的双颊淡淡抹点胭脂，唇膏也不涂得太浓。浓栗色的头发按照当时的风尚剪得很短，并且烫过。手上没有戴戒指，我想起艾略特告诉过我，她把首饰都卖掉了；一双手，虽则特别小，但是长得很好。在那些年代里，女人白天衣服都穿得很短，我能看见她着淡黄长丝袜的腿很美，又长，又瘦削。许多漂亮女子就坏在腿长得不够好看。伊莎贝儿的腿，在她当闺女时，本来是使人最看不上眼的，现在却变得异常好看了。事实上，过去她吸引人是靠健康活泼和精神饱满，现在却由一个漂亮女孩子变为一个美妇人了。至于她的美貌有多少靠的是艺术、锻炼和皮肉吃苦，似乎是无所谓的。总之，结果是极端令人满意就行了。很可能她这种绰约风姿和娴雅举止，着实花了一番苦心，但是看上去却非常自然。我有个想法，觉得她在巴黎住的这四个月，给她多年来惨淡经营的这件艺术品进行了一次最后的加工。艾略特，即便拿出他最苛刻的条件来衡量，也不得不赞许她；我本来不是一个难以取悦的人，当然被她迷住了。

格雷上毛特芳丹打高尔夫去了，可是，伊莎贝儿告诉我，他马上就会回来。

“而且你得看看我的两个女儿。她们上杜伊勒里公园去玩，可是，快回家了。孩子们很可爱。”

我们东拉西扯地谈。她喜欢巴黎的生活，而且住在艾略特的公寓里很舒服。艾略特在离开他们之前，曾经把他认为他们会喜欢的一些朋友介绍给他们，所以他们现在已经有一批人过从得很开心了。艾略特总是逼着他们像他过去惯常做的那样，广为交际。

“你知道，我们生活得就像阔人一样，而事实上，我们是穷光蛋。想到这里，我真好笑死了。”

“真弄到这样糟吗？”

她咯咯笑了，这使我想起十年前我觉得非常可爱的那种轻松愉快的笑。

“格雷是一文不名；我的收入几乎完全同拉里要和我结婚而我不肯的时候拉里的收入相等；那时候，我觉得我们没法子靠这点钱生活下去，而现在我又多了两个孩子。相当可笑，是不是？”

“我很高兴你认为这件事情可笑。”

“你知道拉里的情况吗？”

“我吗？没有。在你上一次离开巴黎之前，我就没有看见过他。他熟悉的人里面，有几个我还算认识，而且的确问过他们拉里的情况，不过，那是多年以前的事了。没有人知道一点点他的情形。他就这么不见了。”

“我们认识芝加哥拉里有存款的那家银行的经理；他告诉我们，他偶尔会收到拉里从什么怪地方开来的一张支票。中国啊，缅甸啊，印度啊。他好像在到处跑。”

我毫不踟蹰地把到了嘴边的一句话问了出来。说到底，你如果想知道一点什么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问。

“你现在可想到早该和他结婚吗？”

她眯眯地笑了。

“我跟格雷结婚很幸福。他是一个好得不能再好的丈夫。你知道，一直到大崩溃到来之前，我们都过得开心之至。我们喜欢同一样的人，而且喜欢做同一样的事。他待我真好。有人对你倾倒备至总是好受的事；而且他现在爱我就如同我们刚结婚时一样。他觉得我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女子。你无法想象他多么的温柔和体贴。在穿的、戴的、用的方面，他大方得简直到了荒唐的程度；你晓得，他认为没有什么我不配享受的。我们结婚这么多年，他从来没有对我讲过一句不体贴或者严厉的话。我真是太幸运了。”

我肚子里想，她是不是认为这就是回答了我的问题。我换了话题。

“谈谈你的两个小女儿。”

我说话时，门铃响了。

“她们来了。你自己看吧。”

不一会，两个孩子就进来了，后面跟着保姆。伊莎贝儿先给我介绍大的一个，琼，然后介绍小的，普丽西拉。每个人和我握手时都略为蹬一下，表示礼貌。她们一个八岁，一个六岁，个子都不算矮；伊莎贝儿当然是高的，格雷我记得是个大块头；不过两个孩子也只是像一般儿童那样好看。她们看上去很孱弱；长了父亲的黑头发，母亲的淡栗色眼睛；在生人面前并不害羞，都兴冲冲地告诉母亲在公园里做的事情。她们的眼睛盯上伊莎贝儿的厨师为喝茶准备的精美糕点，不过，我们还没有动过。当她们母亲准许每个人挑一块吃时，两个人在选择哪一块上都显得有点为难起来。看见她们对自己母亲表现的那种明显感情很好受；三个人扯在一起形成一幅很动人的图画。当她们吃完自己选择的那块糕点之后，伊莎贝儿便打发她们走，两个孩子没有吭一声就出去了。我的印象是，伊莎贝儿把孩子教育得很听话。

孩子们走后，我讲了些对孩子母亲通常讲的话，伊莎贝儿听了我那些恭维话显然很高兴，但是，有点儿不放在心上。我问她格雷可喜欢巴黎。

“相当喜欢。艾略特舅舅留下一辆汽车给我们，所以他几乎能够每天都去打高尔夫球；他并且加入了旅行家俱乐部，在那边打桥牌。当然，艾略特舅舅让出这所公寓把我们养起来，是雪中送炭。格雷人完全垮了，而且现在仍旧发那种可怕的头痛病。他现在即使谋到一个职位，也干不了；这当然使他很着急。他要工作，觉得自己应当工作，想到不能工作使他感到低人一等。你知道，他认为做一个男人就应当工作；如果不能工作，那还不如死掉的好。他不能容忍自己成为一个多余的人；我只是解劝他，说休息和换一下环境会使他恢复正常，才把他拉到巴黎来的。可是，我知道，生活不上轨道他是不会快乐的。”

“恐怕在过去这两年多时间里，你们的日子可够受的。”

“嗯，你知道，崩溃才开始时，我简直相信不了。说是我们会垮掉，我认为是不可想象的事。我能够理解到别的人会垮掉，但是，说我们会垮掉——哼，那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我一直认为，到了最后，总会来点什么运气之类使我们得救。后来，打击终于落到了我们头上，我觉得没法再活下去，觉得简直没法正视未来的日子，太黑暗了。有两个星期，我简直不是人受的；天哪，什么都得放弃掉，知道以后再没有什么欢乐可言，一切我喜欢做的事情都没有我的份儿，真是可怕——后来两个星期过去了，我说：‘唉，滚他妈的，我决计不再去想它了，’告诉你真话，我从此就没有想过。我一点点都不懊恼。当时我是得乐且乐，现在完了，就完了罢。”

“摆明的，住在上等住宅区的一座豪华公寓里，有一个能干的管家，一个菜烧得很好的厨师，不要自己花一个钱，还可以给自己的瘦骨头穿上夏奈尔定制的衣服，破产的痛苦是容易忍受的，是不是？”

“不是夏奈尔，是朗万，”她哧哧笑了。“我看出你十年来没有怎么变。你这个鬼灵精，想来是不会相信我的话的，不过我接受艾略特舅舅的好意是为了格雷和两个孩子，这一点我倒是有把握的。靠了我每年的两千八百块的收入，我们在农场上可以过得很好，我们会种稻子、黑麦、玉米和养猪。说到底，我是生在伊利诺斯的一个农场并且在那边长大的。”

“也不妨这样讲，”我微笑说，明知道她实际上是出生在纽约的一家高级妇产科医院里的。

这时候格雷走进来了。十二年前，我确实只和他见过两三面，可是，我看见过他的结婚照片（艾略特把照片装上漂亮的镜架，和瑞典国王、西班牙王后、德·吉斯公爵签名的那些照片一同放在钢琴上面），他的样子我记得很清楚。见面时，我吓了一跳。他的鬓角秃得很厉害，头上还有一小块秃顶，脸养得肥肥的，红红的，重下巴。多年来讲究酒食的结果使他的体重大大增加，只是由于个儿高大，才使他不至于成为一个十足的胖子。可是，最引起我注意的是，他那双眼睛的神情。我完全记得当初他前途无量，一点不用操心的时候，一双深蓝色眼睛里的那种无忧无虑的坦率；如今我好像在这双眼睛里看见一种无名的沮丧，而且即使我不知道事情经过，恐怕我也不难猜到是什么意外事故摧毁了他对自己以及对世界秩序的信心。我觉得他有一种自卑感，就像做了坏事，虽则不是出于有意，但是感到羞愧。很明显，他垮了。他很有礼貌地欣然向我问好，而且的确像老朋友见面时一样，显得很高兴，但是，我的印象却是他的这种开心样子只是做惯的一套，嘴里嚷的和内心的感受毫无共同之处。

用人送来了酒，他给我们调了鸡尾酒。他打了两轮高尔夫球，自己觉得很满意；谈他碰到一只难进的洞时他是怎样解决的，讲得相当啰嗦仔细，伊莎贝儿好像听得津津有味。过了几分钟后，我和他们约好一个日子吃晚饭和看戏，就告辞了。

二

我逐渐养成一个习惯，每天下午做完一天工作之后，就去看望伊莎贝儿，一个星期总有三四次。这时候，她大都一个人在家，很高兴有人来聊天。艾略特给她介绍的那些人，比她的年纪要大得多，我而且发现她很少有什么和她年纪相仿的朋友。我自己的朋友在晚饭之前大都很忙，我而且觉得与其去我的俱乐部，和那些并不怎样欢迎外人插进来的没好气的法国人打桥牌，还不如跟伊莎贝儿聊聊好受些。她那种把我当作和她年纪相当的人的妩媚派头，使得我们谈起话来很随便；我们相互笑谑，欢笑，打趣，有时候谈我们自己，有时候谈我们共同的朋友，有时候谈书，谈画，所以时间很开心就消磨掉了。我生性有个缺点：对不好看的相貌永远看不惯；一个朋友的性格不管多么善良，即使多年来时常过从，也不能使我看见他的坏牙齿或者歪鼻子感到顺眼；另一方面，我对朋友的标致相貌却永远感到喜欢，而且尽管交往了二十年之久，我对于长得像样的额头或者线条柔和的颧骨仍旧喜欢看。因此，我每次看见伊莎贝儿时，对她那张完美的椭圆脸型，凝脂似的皮肤，栗色眼睛里的明快神情，总会重新感到一点心旷神怡。

后来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

三

在所有大城市里，总存在着许多自给自足的集团，相互不通音问；它们是一个大世界里的许多小世界，个个过着自己的生活，只有成员和成员之间交往过从；每个小世界是一个孤岛，中间隔着无法通航的海峡。根据我的经验，没有一个城市比巴黎更加是这样了。在巴黎，上流社会很少让外界人进得去的；政客们把自己局限在他们生活糜烂的圈子里；大大小小的资产阶级相互来往；作家和作家聚集在一起（在安德烈·纪德

[1]

的日记里，有一点很突出：他好像除掉那些跟他从事一样职业的人以外，很少和什么人接近的），画家和画家亲近，音乐家和音乐家交游。伦敦也是同样情形，不过不是那么显著；在伦敦，同一类的人不大聚集在一起，而且有这么十几家人家的宴会席上，你可以同时碰见一个公爵夫人，一个女演员，一个画家，一个议员，一个律师，一个服装设计师和一个作家。

我在生活上的遭遇，使我在不同的时间里，在巴黎差不多所有这些小世界里都待过一个短暂时间，甚至圣日耳曼大街那个关闭社会（通过艾略特）也进去过；但是，我最喜欢的是以蒙帕纳司大街为干线的那个小社会，比起以现在叫做福煦大道为中心的那个甄别很严的小圈子，比起常去拉吕饭店和巴黎咖啡馆的那一批不管国别的人士，比起蒙马特尔区那群喧闹而破烂的寻欢作乐的人来，都还要喜欢。在我是个青年时，我曾经在贝尔福狮子咖啡馆附近的一个小公寓里住过一年，公寓在六层楼，从上面可以瞭望那片公墓

[2]

，眼界非常开阔。蒙帕纳司在我眼中仍旧具有当初它特有的那种外省乡镇的安静气息。当我经过阴暗而狭窄的奥德萨街时，我会感到一阵惆怅，想起当初我们经常聚餐的那家简陋饭店。我们里面有画家，雕刻家，插图家，除掉阿诺德·班内特

[3]

偶尔来来外，我是唯一的作家；我们会坐得很晚，兴奋地、荒谬地、愤怒地讨论绘画和文学。现在沿着蒙帕纳司大街走去，看着那些和我当年一样的青年人，并且替自己杜撰些关于他们的故事，对我仍旧是一种乐趣。当我没有事情可做时，我就叫一辆汽车去老多姆咖啡店坐坐。它已经不再像当年那样，为放荡不羁的艺术家包下来的集会场所；邻近的小商贩常会上这儿来，而塞纳河对岸的陌生人也会跑来，企图看一看那个已经不复存在的世界。当然，学生们仍旧来这里，还有画家和作家，但多半是外国人；当你坐在咖啡店里听周围的人谈论时，你听到的俄语、西班牙语、德语和英语和你听到的法语一样多。可是，我有个感觉，好像他们谈论的东西跟我们四十年前谈论的东西大致一样，只是他们现在谈的是毕加索而不是马奈

[4]

，是安德烈·布雷东

[5]

而不是纪尧姆·阿波利内尔

[6]

而已。我真向往他们啊。

我来到巴黎两个星期之后，有一天晚上，坐在多姆咖啡店里；由于露台上人挤，我只得在前排找一张桌子坐下。天气晴暖。悬铃树正要冒叶子，空气中有巴黎所特有的那种闲散、轻松和欢快的情趣。我觉得很平静，不是由于疲乏，而是由于畅快。忽然间，有个男子在我面前走过，停下来向我咧开嘴笑，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说声：“哈啰！”我瞠眼望着他。这人又高又瘦，没有戴帽子，乱蓬蓬的深棕色头发，早就应当剪了；上嘴唇和后腮全被浓密的棕色胡须掩盖起来；前额和头颈晒得黑黑的；穿一件破衬衫，没有打领带，一件穿得很旧的棕色上褂，灰色裤子也破烂得不成样子。他像个乞丐，我有十足的把握从来没有见过他。我断定他是那种没出息的人流落在巴黎，存心等他编一套落难的故事，骗我几个法郎去吃顿晚饭和找个地方过夜。他站在我的面前，两手插在口袋里，露出白牙齿，深棕色的眼睛显出好笑的神气。

“你不记得我了？”他说。

“我有生以来从没有见过你。”

我准备给他二十法郎，可是，我不准备放过他胡说什么我们见过。

“拉里，”他说。

“老天啊！请坐。”他哧哧笑了，向前走一步，在我桌子的空椅子上坐下。“喝杯酒。”我招呼侍役。“你脸上这样胡子拉碴的，怎能指望我认得你呢？”

侍役来了，他要了橘子水。现在我再看看他，想起他眼睛的那种特别神情是由于虹膜和瞳孔的颜色一样黑，使眼睛看上去既强烈又没有光彩。

“你在巴黎待多久了？”我问。

“一个月。”

“预备待下去吗？”

“住一个时候。”

当我问这些问题时，脑子里却不停地盘算。我注意到他的裤脚管已经毛了，上褂靠肘腕那儿也有些洞。他的样子和我过去在东方那些港口碰见的贫民一样寒伧。在那些日子里，人们是很容易联想到不景气的，所以我盘算是不是一九二九年的经济大崩溃使他变得赤贫了。想到这里，我很不好受，可是，我向来不喜欢兜三绕四的，所以就开门见山问他：

“你是不是没法子混了？”

“没有，我很好，你怎么会想到这上面？”

“哦，你看上去好像三天没有吃饭的样子，而且你穿的衣服只配扔到垃圾箱里。”

“有这么糟吗？我从来没有想到过。事实是我本来打算置办些零碎东西，不过，我好像从来就没有能兑过现。”

我觉得他害臊或者放不下架子，但是，我认为犯不着容忍他这一套胡说。

“别傻了，拉里。我不是个富翁，但是，我也不穷。如果你缺少钱用的话，让我借几千法郎给你。不会搞垮我的。”

他哈哈大笑。

“多谢，不过，我并不缺少钱用。我的钱尽够我花的了。”

“大崩溃之后还是这样吗？”

“哦，大崩溃并不影响我。我所有的钱都买了政府公债。我不知道这些是不是跌价了。我从来没有打听过。只知道山姆大叔

[7]

仍像往常一样规矩，继续付利息。事实上，过去几年中我的用度极小，所以手里的现钱一直很可观呢。”

“那么，你是从哪里来的呢？”

“印度。”

“哦，我是听说你去过那里。伊莎贝儿告诉我的。她显然认识你在芝加哥的银行的经理。”

“伊莎贝儿？你是几时看见她的？”“昨天。”

“她难不成在巴黎吗？”

“她的确在巴黎。就住在艾略特·谈波登的公寓里。”

“这太有意思了。我真愿意看看她。”

当我们这样交谈时，我虽则相当留神观察他的眼睛，可是，除掉通常的诧异和高兴之外，并没有察觉出什么更加复杂的心情。

“格雷也住在那里，你知道他们结婚了。”

“是啊，鲍勃大叔——纳尔逊医生，我的保护人——写信告诉我的，可是他几年前死了。”

我想起这可能是他和芝加哥以及他在芝加哥那些朋友之间的唯一联系，现在这条线断了，他很可能对这几年发生的事情毫无所知。我告诉他，伊莎贝儿生了两个女儿，亨利·马图林和路易莎·布雷德利都死了；告诉他格雷完全破产和艾略特的慷慨行为。

“艾略特也在巴黎吗？”

“不在。”

四十年来，艾略特第一次不在巴黎过春天。尽管样子看上去还年轻，他已经是七十岁的人了。人上了这样年纪，总有些时候感到疲倦和不舒适。他除掉散步外，别的锻炼逐渐都放弃掉。他对自己的健康很不放心，他的医生一个星期来看他两次，在两边屁股上轮流打针，皮下注射一种当时流行的针剂。每次吃饭，不论在家里或者在外面，他总要从口袋里掏出个小金盒子，取出一粒药片吞下去，就像履行宗教仪式一样郑重其事。他的医生劝他去蒙特卡地尼疗养，那是意大利北部的一个水疗场；这以后他建议去威尼斯寻找一个制作适合放在他的罗马式教堂里的圣水盘。他对巴黎的兴趣已经大不如前了，原因是他觉得巴黎的社交生活一年不如一年。他不喜欢年纪大的人，而且非常痛恨人家请客时碰见的都是和他一样年纪的人，但是，年轻人他又觉得语言无味。装修他建造的这座教堂现在成了他生活中主要的兴趣；在这上面，他可以放开手买，以满足自己对艺术品的那种根深蒂固的热爱，同时感到心安理得，觉得是在颂扬上帝。他曾经在罗马物色到一座蜜黄色石头砌的早期祭坛，并在佛罗伦萨花了六个月时间的讨价还价，买下一块锡耶纳

[8]

派的三联雕刻放在祭坛上面。

后来拉里问我格雷喜欢不喜欢巴黎。

“恐怕他有点不知如何是好的。”

我试行向他描绘格雷给我的印象。他一面听，一面眼睛紧紧盯着我的脸看，一
也不
，像在沉思；这使我觉得——连我也不懂得是什么缘故——他不是用耳朵，而是用一种内在的、更灵敏的器官在听。这很古怪，而且叫人不舒服。

“不过，你会亲眼看见的，”我讲完时说。

“是啊，我很愿意去看他们。我想电话簿上会找到他们的住址。”

“可是，如果你不想把他们吓得灵魂出窍，并且使两个孩子叫得像着魔一样，我想你还是去剪个头，把胡子刮刮。”

他笑了。

“我也想到过。没有道理使自己这样刺眼。”

“既然你这样说，也不妨给自己买一套新衣服。”

“我想我是有点破烂相。当我快要离开印度时，我发现只剩下身上这一套衣服。”

他看看我穿的衣服，问我是哪一家裁缝做的。我告诉了他，不过附带告诉他这家铺子在伦敦，所以纵使知道，也派不上多大用场。这个问题丢下之后，我就重新谈起格雷和伊莎贝儿来。

“我时常和他们见面，”我说。“他们一块儿过得很快乐。我从没有机会单独和格雷谈话过，不过，敢说他反正不会跟我谈到伊莎贝儿。可是，我知道他对她的爱情很专。他静下来时，脸色相当难看，眼睛里带有一种迷惘，可是，当他看见伊莎贝儿时，就会显出一种温柔恩爱的神情，相当感动人。我有个想法，在他们出事的那些日子里，她从头到尾都像岩石一样和他站在一起，所以他永远不会忘记她待他的好处。你会发现伊莎贝儿变了。”我没有告诉他，伊莎贝儿从来没有像她现在这样美丽过。他未见得能识别得出当初那个好看的高个儿女孩子，怎样变成这样极端文雅娇艳的女子。有的男人对于艺术给女性美的加工是痛恨的。“她待格雷很好。尽了最大的力量帮助他恢复自信。”

可是，时间已经晏了；我问拉里要不要和我到大街上去一同吃晚饭。

“不，我不想吃，谢谢，”他答。“我得走了。”

他站起身，很和气地点个头，三脚两步到了人行道上。

[1]
安德烈·纪德（1869-1951），法国小说家，先后受象征主义和尼采超人哲学影响。

[2]
指蒙帕纳司公墓，有许多文学家、艺术家都葬在这里。

[3]
阿诺德·班内特（1867-1931），英国小说家。

[4]
马奈（1832-1883），法国印象派绘画的奠基人。

[5]
安德烈·布雷东（1896-1966），法国诗人，文论家和批评家，提倡超现实主义。

[6]
纪尧姆·阿波利内尔（1880-1918），法国现代派诗人，主张“革新”诗歌，完全破坏诗歌形式与句法结构。对法国超现实主义作家发生过影响。

[7]
美国政府的绰号。

[8]
锡耶纳在14世纪时宗教热达到高潮，出现不少宗教画家和艺术家。

四

第二天，我看见格雷和伊莎贝儿，就告诉他们我碰见拉里。他们和我昨天一样感到出乎意料。

“看见他太好了，”伊莎贝儿说。“让我们立刻去看他。”

我这才想起自己忘记问他住在哪里。伊莎贝儿把我狠狠收拾一顿。

“我即使问他，恐怕他也不会告诉我，”我一面笑，一面抗议说。“这很可能跟我的潜意识有关系。你可记得他从来不喜欢告诉人他住在哪里。这是他的怪癖之一。他随时都可以走进来。”

“这倒像他的为人，”格雷说。“便是在过去，你也拿不准会在你指望的地方找到他。他今天在这儿，明天就不见了。你明明看见他在房间里，过会儿想要过去招呼他一下，可是，你转过身去时，他已经失踪了。”

“他一直是个顶叫人恼火的家伙，”伊莎贝儿说。“这是无法否认的。看来我们只好等他高兴的时候大驾光临了。”

那天他没有来，第二天也没有来，第三天也没有来。伊莎贝儿硬说是我编出来使他们怄气的。我向她保证没有，并且想出些理由来说明他不来的原因。但是，这些理由不大讲得通。我自己心里盘算，他是不是经过重新考虑，决定不见格雷和伊莎贝儿，并且离开巴黎到什么别的地方游荡去了。我已经觉得他从来不在什么地方扎根，只要有了一条他认为是良好的理由，或者自己一时高兴，他就会随时抬起脚来走掉。

他终于来了。那是个下雨天，格雷没有去毛特芳丹打球。我们三个人都在一起，伊莎贝儿和我在喝茶，格雷呷着一杯威士忌掺贝里埃

[1]

；这当儿，管家开了门，拉里踱了进来。伊莎贝儿叫了一声立刻站起来，投入他的怀抱，吻他的两颊。格雷的一张红红胖胖的脸比平时更红了，热烈地拉他的手。

“嘻，真高兴看见你，拉里，”他说，声音激动得有点咽着。

伊莎贝儿咬着嘴唇，看出她在硬忍着没有哭出来。

“喝杯酒，老兄，”格雷摇摇晃晃地说。

两个人看见这个流浪汉如此的高兴，深深打动了我。拉里看见自己在他们心里这样重，一定很好受，他快乐地笑着。可是，在我看来，他仍然十分冷静。他注意到桌上的茶具。

“我喝杯茶吧，”他说。

“嘘嘘，你不想喝茶，”格雷叫出来。“让我们开瓶香槟酒。”

“我喜欢茶，”拉里微笑说。

他的镇定对这对夫妇产生了一种可能是他预期的效果。两人都平静下来，但是，仍旧带着喜悦的眼光望着他。我这话并不意味着说他以冷冰冰的僵硬态度来回答人家的由衷热情；相反，他显得非常之有礼貌和可爱；不过从他的眉宇之间可以觉察到一种只能称之为超然的派头，而且弄不懂这代表什么。

“你为什么不立刻来看我们，你这个鬼？”伊莎贝儿叫，假装生气。“这五天来，我一直在张望窗子外面，看你来了没有，而且每次门铃响，我的心都要跳到嘴里来，要费很大的劲才能咽得下去。”

拉里哧哧笑了。

“毛姆先生告诉我，我的样子太野蛮了，你们的用人不会放我进门的。我飞往伦敦去买点衣服。”

“你用不着上伦敦去买，”我笑着说。“你可以在春光百货公司或者美丽园买一套现成的。”

“我想果真要做衣服的话，那还是做得像样些。我有十年没有买西方服装了。我上你的裁缝店去，说我要在三天之内做一套衣服。他说要两个星期，因此折衷下来改为四天。我是一小时前从伦敦回来的。”

他穿了一套藏青哔叽衣服，和他的瘦长身材非常相称，一件白衬衫，配上软领子，打一条蓝领带，脚上穿一双黄皮鞋。头发已经剪短，脸上胡子都已剃光。他看上去不但整洁，而且头发梳得很光；简直是变了一个人；由于长得很瘦，颧骨显得更加突出，庭穴更凹进去，深陷在眼窝里的那双眼睛比我记得的还要大些；尽管如此，外表还很漂亮；说实在话，那张晒得黑黑的、没有一丝皱纹的脸使他看上去异常年轻。他比格雷小一岁，两人都是三十开外的人，可是，格雷看上去要老十岁，而拉里则要年轻十年。格雷由于身材高大，动作迟缓而且比较滞重，拉里的动作则是轻快随便。拉里的神情像个孩子，又快活又高兴，可是，同时带有一种宁静，使我特别感觉到，并且和我过去认识的这个青年有所不同。谈话一直就没有停，这在老朋友之间是很自然的事，因为许许多多记忆都是共同的；格雷和伊莎贝儿还插进些芝加哥的新闻，都是些零星花絮，从一件事勾起另一件事，引起轻盈的笑声。当他们这样谈笑时，我一直有一个印象，就是拉里虽则笑得很开朗，而且听着伊莎贝儿那样随便拉呱表现出明显的喜悦，但是，有一种很特别的洒脱派头。我不觉得他在做假，他非常自然，决不会做假，而且他的诚恳是一望而知的；我只觉得他内心里有一种东西，不知道叫它知觉，还是感性，还是力量，使他始终说不上来地有点落落寡合。

两个女孩子被保姆带了进来，和拉里见过，并且有礼貌地行一下屈膝礼。拉里伸出手来，柔和的眼睛带着动人的慈祥神气望着她们；孩子们握着他的手，一本正经地睁眼望着他。伊莎贝儿兴孜孜地告诉拉里，她们的功课都很不错，给了她们每人一片小饼饼，就打发她们走了。

“你们睡觉时，我来给你们念十分钟故事书。”

她不愿意在这时候打扰她看见拉里的快乐。女孩子去向父亲道晚安。看见这个大块头搂着孩子吻她们时一张红脸上显露出来的爱，确很动人。谁也看得出他对她们非常钟爱，非常得意；当她们走后，他转向拉里，唇边显出一种甜蜜的微笑说：

“两个孩子不错吧？”

伊莎贝儿亲热地瞟他一眼。

“我要是听任格雷不管，他就会把她们惯坏了。这个大坏蛋，他会把我饿得个要死，而用鱼子酱和肝酱去喂两个孩子。”

他微笑望着她说：“你说谎，而且知道你在说谎。我是崇拜得你五体投地的。”

伊莎贝儿的眼睛里也露出笑意，算是回答。这一点她知道，而且很高兴。真是一对幸福的夫妇。

她坚决要我们留下吃晚饭。我想他们大约愿意单独和拉里在一起，就推说有事，但是，伊莎贝儿决计不听。

“我去告诉玛丽在汤里多放一根胡萝卜，就够四个人吃的了。有只小鸡，你和格雷可以吃腿，我和拉里吃翅膀；她的奶蛋酥总可以做得够我们四个人吃的。”

格雷好像也要我留下；我本来不想走，就服从他们的劝阻。

在等待晚饭时，伊莎贝儿又把他们的遭遇详细讲了一遍，就是我简单告诉拉里的。虽则她叙述自己的悲惨遭遇时尽量讲得轻松，格雷绷着个脸显得很不好受。她设法使他高兴一点。

“反正现在全过去了。我们摔了跤，但是，我们还有前途。等情形好一点，格雷将会谋得一件好事，发笔大财。”

鸡尾酒送进来，两杯酒下肚，使这个可怜人儿的兴致好一点起来。我看见拉里虽然拿了一杯酒，但是，简直没有碰；格雷没有注意到，给他再来一杯时，他拒绝了。我们洗了手，坐下来吃晚饭。格雷关照人开一瓶香槟酒，可是管家给拉里倒酒时，他告诉管家他不喝酒。

“唉，可是你非喝一点不可，”伊莎贝儿叫。“这是艾略特舅舅最好的酒，他只在招待特客时才开呢。”

“告诉你老实话，我还是欢喜喝水。在东方待了这么些年，能够喝到干净的水已经是福分了。”

“这是庆祝。”

“好吧，我喝一杯。”

晚饭烧得很好，可是，伊莎贝儿注意到，我也注意到，拉里吃得很少。大约她忽然想起一直是自己在谈话，而拉里除掉洗耳恭听外，简直没有机会说什么，所以，现在开始问拉里自从上次见面以后，这十年来做了些什么。他回答得很诚恳坦率，但是，含糊其辞，等于没有告诉我们什么。

“噢，我在晃膀子，你知道。我在德国待了一年，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待了些年。在东方胡乱跑了一阵。”

“你刚从哪里来？”

“从印度。”

“你在印度多久？”

“五年。”

“玩得好吗？”格雷问。“打到老虎没有？”

“没有，”拉里笑了。

“你干了些什么，要在印度待上五年呢？”伊莎贝儿说。

“到处玩，”他答，忍俊不禁的样子。

“那个绳子戏法

[2]

是怎么回事？”格雷问。“你看见过没有？”

“没有，没看见。”

“你看见什么呢？”

“很多的事情。”

我这才向他提出一个问题。

“据说瑜伽师

[3]

具有我们认为的神奇能力，是真的吗？”

“我弄不清楚。我只能告诉你，印度一般都这样认为。但是，最有智慧的人并不把这些能力看得怎样了不起；他们觉得只会妨碍修真。我记得他们里面有一个人告诉我，有个瑜伽师来到河边，没有渡河钱，摆渡的船夫不肯白白带他，于是他就走到河上，踏着水面到达对岸。告诉我这件事的瑜伽师，相当鄙夷地耸耸肩膀说，‘这样的奇迹只抵得上一个渡河钱的价值。’”

“可是，你认为瑜伽师真的能在水上行走吗？”格雷问。

“告诉我的那个瑜伽师摆明是相信的。”

听着拉里讲话，使人觉得很好受，因为他的声音非常之悦耳，清脆，圆润而不深沉，有种特殊的抑扬顿挫。吃完晚饭，大家回客厅喝咖啡。我从来没有到过印度，急于想多知道一点。

“你跟作家和思想家有过接触吗？”我问。

“我看你把他们当作两种不同的人，”伊莎贝儿取笑我说。

“我有心要去接触他们，”拉里回答。

“你怎样同他们交谈的呢？用英语吗？”

“他们里面最有意思的人，即使会说英语，也说得不大好，理解就更差了。我学了兴都斯坦语。后来去南方，又学了不少泰米尔语，所以相当混得下去。”

“拉里，你现在懂得几国语言？”

“噢，我也不知道。半打左右吧。”

“我还想多了解一点瑜伽师的情形，”伊莎贝儿说。“你跟他们里面的人可有搞得很熟的？”

“熟得不能再熟了，”他微笑说。“我在一个瑜伽师的亚西拉马住了两年。”

“两年？亚西拉马是什么？”

“啊，我想你不妨称它做隐居的地方。有些圣徒总是单独生活，或是在庙里，或是在林子里，或者在喜马拉雅山的山坡上。另外有些瑜伽师吸引了一些门徒。有些乐善好施的人为了积功德，对某一个瑜伽师的虔诚深怀景仰，就为他造一间房子住；房子有大有小，那些门徒就跟着他住，或者住在阳台上，或者住在厨房，如果有厨房的话，或者住在树底下。我在这处丛林有一间小房子，刚好放得下我的行军床、桌椅和书架。”

“这地方在哪儿？”我问。

“在特拉凡哥尔，那是一处美丽的乡野，青绿的山谷，缓缓的河流。山上有老虎、豹子、象和野牛，可是，那个亚西拉马是在环礁湖上，周围长着椰子树和槟榔树。它离开最邻近的城镇也有三四英里远，但是，人们常常从那边或更远的地方徒步或者坐着牛车来听这位瑜伽师讲道；那是在他高兴讲的时候；他不讲道时，就坐在他的脚下，在晚香玉的氤氲空气中，共同享受从他的道行所散发出来的宁静和安乐气氛。”

格雷在椅子上不安地扭动着。我猜想谈话的内容使他感到不大好受了。

“来杯酒吗？”他问我。

“不要，多谢。”

“那么，我来一杯。你怎么样，伊莎贝儿？”

他挪动自己沉重的身体从椅子上起来，走到放威士忌和贝里埃及酒杯的台子前面。

“那儿有别的白人吗？”

“没有，我是唯一的一个。”

“你怎么能待得了两年之久呢？”伊莎贝儿叫。

“那就像一转眼似的。我过去的有些日子过得好像比这两年的时间长得多呢。”

“这两年你干些什么？”

“读书。散步，散很长的步。坐一条船在环礁湖上游。冥思。冥思非常之吃力；两三个小时之后，你就像赶了五百英里路的马车一样筋疲力尽，以后只想休息，什么事都不想干。”

伊莎贝儿眉头微微皱一下。她弄得迷惑了，敢说她有一点儿害怕。可能她开始感觉到这个几小时前走进屋子里来的拉里，虽则外表上没有变，而且和以前一样开朗和亲热，但是，和她过去认识的那个拉里，那个非常坦率、平易、和蔼，执拗不听她的话但是讨人喜欢的拉里已经不是一个人了。她曾经失掉他，现在重新见面，她认为他还是旧日的拉里，不管经过世情变化，他仍旧是她的；现在呢，她好像在把一道日光抓在手里，而日光却从她握紧的手指间漏掉了；这使她感到有点迷惑不解。那天晚上，我总是在看她，这在我是一件赏心乐事；我看出她的眼光落到拉里那修剪得很整齐的头上，两只小耳朵贴着脑壳时，眼中有股喜悦的神情，而当她注意到他深陷的庭穴和瘦削的双颊时，眼睛的神情又是怎样变化的。她望望他的一双又长又瘦的手，尽管看上去憔悴，仍旧强壮有力。后来她的眼睛又盯着他那富于表情的嘴看，嘴形长得很好，丰满但没有肉感；盯着他开阔的额头和端正的鼻子看。他的那一套新衣服穿在身上不像艾略特那样风度翩翩，可是，自如落堂，就好像穿了有一年，而且天天穿，日日穿似的。他好像引起了伊莎贝儿的一种母性本能，而这种本能是我在伊莎贝儿和她的女儿中间不曾见到的。她是个有经验的女人；而他看上去还只是个男孩子；我从她的神情仿佛察觉到一种母性的骄傲，因为自己的成年孩子能够侃侃而谈，而且别人也都在听，觉得他的话有道理。我不相信拉里那些话的涵义能打中她的心坎。

可是，我的话还没有问完。

“你的瑜伽师是什么样子？”

“你指外表，是不是？怎么说呢，他个子不高，人不瘦，也不胖，暗棕色皮肤，胡须剃得光光，白发剪得很整齐。身上除掉一件围腰布外，什么也不穿，然而能够使人看上去和布罗克斯兄弟公司广告上的男人一样穿着整齐。”

“那么，他有什么地方使你特别看中的呢？”

拉里凝神看着我整整有一分钟方才回答。他陷在深窝里的那双眼睛像在企图钻进我的灵魂深处。

“圣徒气息。”

他的回答使我微微感到不安。在这间陈设着精美家具、墙上挂着名画的房间里，这句话就像浴缸漫出的水从天花板上漏下来，扑腾的一声。

“我们全都读到过圣徒。圣佛兰西斯啊，十字架的圣约翰啊，但是，这都是几百年前的事了。我从来没有想到过会在今天碰见一个活的圣徒。从我第一次看见他，我就毫不怀疑他是个圣徒。这是个了不起的经验。”

“你得到的又是什么呢？”

“宁静，”他随口回答，淡淡地一笑。然后突然站了起来说，“我得走了。”

“唉，等等，拉里，”伊莎贝儿叫。“时间还早呢。”

“晚安，”他说，一面仍旧笑着，毫不理会她的央求。他吻了一下她的秀颊。“我一两天内再来看你们。”

“你住在哪里？我来看你。”

“哦，别找这些麻烦了。你知道在巴黎打一个电话多么困难，而且我们的电话常常出毛病。”

我看见拉里这样不落痕迹地拒绝把住址告诉人，肚子里好笑。这是他的一个怪癖，总是瞒住自己的住址。我建议后天晚上请他们全体在波隆花园吃饭。在这样令人心醉的春天，露天坐在树下面吃饭，确是快意之至，而且格雷可以用他的小轿车开我们去。我同拉里一同离开，本来很愿意跟他走一段路，可是，一走到街上，他就和我拉拉手，大踏步走了。我坐上出租汽车。

[1]
贝里埃尤特是著名香槟酒厂家；这里的贝里埃当然是指商标，但肯定不是香槟，而可能是梨汁或苹果汁制的果子酒。

[2]
这种戏法据别的小说里形容的，是将一根绳子笔直地伸入云中，再命小儿爬上去，以此勒索观众给钱。

[3]
瑜伽师或修瑜伽行者，一般即指修道士，与哲学派别或佛教都无大关系。他们各有一套修炼术，道行各有高低。

五

我们约好在公寓里碰头，先喝杯鸡尾酒，然后出发。我在拉里之前到达。我约他们去的是一家很讲究的餐馆，总以为伊莎贝儿会穿上盛装；有那么多的女人全穿得花枝招展的，肯定她不愿意比不过人家。可是，她只穿了一件素净的羊毛上衣。

“格雷又发头痛病了，”她说。“他人非常难过。我不能丢下他。我告诉过厨娘，给孩子们吃了晚饭之后，就可以走了，所以我得亲自给格雷烧点吃的，并且劝他吃下去。你还是和拉里单独去吧。”

“格雷睡在床上吗？”

“没有，他发头痛时，从来不肯躺在床上。天知道，他最好是睡下来，可是他不肯。他在书房里。”

这是一间有棕色和金色护壁板的小屋子，护壁是艾略特从一座古堡里弄来的。书籍都有镀金格子护着，并且加上锁，以防止人们翻阅；也许这样做倒好，因为这些书大部分是十八世纪的有插图的淫书；不过，用现代摩洛哥皮面装订起来，看上去倒着实漂亮。伊莎贝儿把我带进书房。格雷弓着身子坐在一张大皮椅子里，旁边地板上散着画报。他闭着眼睛，往日的那张红脸现出死灰色，显然人非常痛苦。他打算站起来，但是，我拦着他。

“你给他吃阿司匹林没有？”我问伊莎贝儿。

“阿司匹林毫不抵用。我有个美国配方，但是，吃了也不见效。”

“唉，别管我了，亲爱的，”格雷说。“明天我就会好了。”他勉强一笑。“很对不起，做了你们的包袱。”他向我说。“你们全去波隆花园。”

“谈也不要谈，”伊莎贝儿说。“你想我会玩得开心吗，一面知道你被这个鬼病折磨着？”

“这个魔鬼，我想他爱上我了，”格雷说，把眼睛闭上。

接着他的脸突然抽搐起来，你几乎可以觉出他头里面那种痛如刀割的滋味。门轻轻开了，拉里走了进来。伊莎贝儿把情形告诉他。

“真糟糕，”他说，同情的样子看了格雷一眼。“有什么办法能够使他好过一点呢？”

“没有，”格雷说，眼睛仍旧闭着。“你们能够做的事情就是别管我，每一个人；离开这儿，自己去寻乐儿。”

我心想，这其实是唯一合理的办法，不过，伊莎贝儿恐怕良心上过不去。

“让我来看看能不能帮助你一下，”拉里说。

“谁也帮助不了我，”格雷有气无力地说。“这个病简直要我的命，有时候我真盼老天这样做。”

“我说也许能够帮助你一下，是我说错了。我的意思是也许我能够帮助你帮助一下自己。”

格雷慢慢睁开眼睛，看着拉里。

“你怎样帮助呢？”

拉里从口袋里掏出个像银币似的东西，把来放在格雷手里。

“用手紧紧勒住，手掌朝下。不要抗拒我。不要用劲，只是把银币勒在手里。在我数到二十以前，你的手就会张开，银币就会落在地上。”

格雷照他说的做了。拉里坐在写字台那儿，开始数起来。伊莎贝儿和我始终站着。一，二，三，四。数到十五时，格雷的手并没有动，后来好像抖了一下，我有个印象，简直说不上是看见，好像那些勒住的手指在松开。大拇指离开拳头。我清清楚楚看见手指在颤动。当拉里数到十九时，银币从格雷的手里掉下来，滚到我的脚边。我拾起来看看。银币很重，而且形状不整齐，一面生动地刻了一个年轻的头像，我认出是亚历山大大帝。格雷茫然望着自己的手。

“我没有让银币落下去，”格雷说。“是它自己落下去的。”

他坐在皮椅子里，右臂搁在椅子靠手上。

“你坐在这椅子上舒服吗？”拉里问。

“我头痛得不可开交时，只有坐在这里最舒服。”

“那么，你人完全松下来。不要紧张。不要做什么。不要抗拒。在我数到二十以前，你的右手将要从椅子靠手上抬起来，一直到把手举过头。一，二，三，四。”

他用自己银铃似的抑扬声调数着那些数目；当他数到九时，我们看见格雷的手从搁手的皮面上抬了起来，起先只是勉强看得见，然后高到大约有一英寸光景。有这么一会又停止下来。

“十，十一，十二。”

手震动了一下，接着是整个胳臂开始向上移动。胳臂不再搁在椅子上了。伊莎贝儿有点吓，抓着我的手。情形真是古怪。一点不像自愿的动作。我从来没有见过人梦游过，但是，可以想象梦游的人走动起来就像格雷的手臂动作一样古怪。看上去就像本人的意志并不是动力。想来通过自觉的努力把手臂抬得这样慢以及动作这样匀称，是非常困难的。它给人的印象是，有一种心灵不能控制的潜意识力量在抬起这只胳臂；动作就像活塞在汽缸里非常缓慢地上上下下。

“十五，十六，十七。”

数目字说得很慢，很慢，很慢，就像洗脸盆的水龙头出毛病滴水一样。格雷的胳臂抬着，抬着，一直到手举过头为止。当拉里说完最后一个数字时，胳臂自动地落回到椅子靠手上。

“我没有把胳臂举起来，”格雷说。“只是没法阻止它这样抬起来。是它自己抬起来的。”

拉里淡淡一笑。

“没有关系。我觉得这样说不定会使你对我产生信心。那块希腊银币呢？”

我把银币给他。

“把它抓在你手里。”格雷把银币拿过来。拉里看着表。“现在是八点十三分。在六十秒钟之内，你的眼皮将会变得重起来，使你不得不闭上眼睛，然后你就会睡去。你将要睡六分钟。八点二十分时，你会醒来并且不再感到头痛了。”

伊莎贝儿和我都不说话，眼睛看着拉里。拉里也没有再说什么；眼睛直盯着格雷，但是眼光好像不在看他，而像是透过他，越过他看出去。出现在我们中间的沉寂，给人以一种阴森的感觉，就像夜色降临时园中花丛里那种沉寂一样。突然间，我觉得伊莎贝儿抓着我的手紧起来。我张一下格雷。他的眼睛已经闭上，呼吸通畅均匀；人睡着了。我们站在那里的一段时间就像没完没了似的。我渴想抽支烟，但是不想点。拉里一动不动，眼睛注视着渺茫的远方。除掉眼睛还睁着外，他可以说是处在一种木然块然状态。忽然间，他好像松了下来；眼睛重又是往常的那种神情。他看看表。当他看表时，格雷的眼睛睁开了。

“噢唷，”他说，“我敢说我睡觉了。”接着他一惊。我注意到他脸上的那种惨白完全消失。“我的头不痛了。”

“很好，”拉里说。“抽一支烟，然后我们一起出去吃晚饭。”

“这是个奇迹。我觉得人好极了。你怎样做的？”

“我没有做。你自己做的。”

伊莎贝儿去换衣服，我和格雷则喝着鸡尾酒。尽管拉里摆明不想再提，格雷却坚决要谈适才发生的一切。他一点弄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你知道，我根本不相信你会有什么办法，”他说。“我听你摆布只是因为我懒得跟你辩。”

他接着形容自己发病时的情形，受到的折磨，以及头痛过去后人就像垮掉一样。他简直弄不懂怎么刚才醒来时，人会跟平时一样精力充沛。伊莎贝儿回来了；穿的一件衣服是我从前没有见过的；衣服一直拖到地，大约是用一种叫马罗坎的极薄的白平纹绸做的，外镶一圈黑纱边。我不由而然觉得她会为我们争光。

马德里宫堡

[1]

那天特别热闹，我们都兴高采烈。拉里杂七杂八谈些逗趣的话——我从来没有听见他这样谈过——使我们全都笑了。我感到他这样做的用意，是使我们不要再去想他适才显示了自己的非凡能力。但是，伊莎贝儿是个意志坚强的女子。不碍她的事时，她可以顺着你滚，可是，她满足自己好奇心的打算决不放弃。吃完晚饭，大家喝着咖啡和甜酒，伊莎贝儿大约认为一顿好饭和那杯葡萄酒以及亲密的谈话，已经削弱了拉里的防范，就把一双亮晶晶的眼睛盯着他看。

“现在告诉我们你是怎样治好格雷的。”

“你自己不是看见了，”他微笑着说。

“你是在印度学会这套玩意儿的吗？”

“是的。”

“他被病魔折腾得很苦。你认为可以使他断根吗？”

“我不知道。也许能够。”

“这会使他的整个生活变样子。像他现在这样一来就病倒四十八小时，怎么能担任正正经经的工作。而他除非又有了工作，是决不会开心的。”

“你知道，我是做不出奇迹的。”

“可是你做的就是奇迹。我亲眼见来。”

“不，这不是奇迹。我只是使格雷脑子里有一种想法，余下的都是他自己做的。”他转向格雷。“明天你做什么？”

“打高尔夫。”

“我六点钟来，我们一起谈谈。”接着，向伊莎贝儿眯眯一笑：“伊莎贝儿，我有十年没有跟你跳舞了。你要不要试一下我行不行。”

[1]
这是在波隆花园入口处的一家特别时髦也特别昂贵的饭馆。

六

这事以后，我们就时常和拉里碰面。接下去的一个星期，他每天都到公寓来，和格雷单独关在书房里半个小时。看来他是要劝说格雷——如他自己笑着说的——摆脱掉那种使他振作不起来的忧郁心理，而格雷则是孩子气地对他极端信任。从格雷那些零零星星谈话里，我觉察到拉里同时也在设法使格雷恢复对自己的信心。大约在十天以后，格雷的头痛又发作了，碰巧拉里要到傍晚才来。这次的头痛并不太厉害，可是，格雷现在对拉里的异常能力已经充满信心，认为只要找得到拉里，他就能在几分钟内治好他的头痛。可是，他们不知道他的住址；伊莎贝儿打电话问我，我也不知道。等到拉里终于来了，并且治好格雷的头痛后，格雷就问他住在哪里，以便紧急时立刻可以找到他。拉里笑笑。

“打电话给美国旅行社，留一个口信。我每天早上打电话给他们。”

伊莎贝儿后来问我为什么拉里要把住址保密。他从前就是这样，后来发现他住在拉丁区一个三等旅馆里，并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地方。

“我一点不懂得，”我回答说。“我只能提出些想入非非的理由，可能完全是捕风捉影。也许他的某种古怪本能迫使他把自己精神的一些隐秘部分转移到他的栖息之所。”

“你这是他妈的什么意思？”她相当恼火地问。

“你可注意到他和我们在一起时，尽管那样平易近人，和和气气，但是，总有种超然物外的味儿，就好像他并不把自己全部公开出来，而是把某些东西保留在自己的灵魂深处。是什么使他脱离我们呢？一种拉力？一个秘密？一种向往？某种知识？我也不知道。”

“我从小就认识拉里，”伊莎贝儿不耐烦地说。

“有时候，我觉得他就像个伟大的演员，在一出蹩脚戏里把一个角色演得无懈可击，就像埃莱奥诺拉·杜丝

[1]

在《女店主》

[2]

那样。”

伊莎贝儿听了沉吟一下。

“我想我懂得你的意思。大家玩得很开心，而且觉得他是我们里面的一员，犹如别的人一样，可是，突然间，你觉得他就像你想要抓在手里的烟圈一样逃脱你的掌握。你说是什么使他变得这样古怪呢？”

“也许很稀淡平常，所以人们简直觉察不到。”

“比方说？”

“例如，人好。”

伊莎贝儿眉头皱起来。

“我希望你不要这样说。使人听了怪不是滋味的。”

“还是心灵深处有那一点点苦痛呢？”

伊莎贝儿盯着我看了好长一会，像在考虑我在想些什么。她从旁边桌上取一支香烟，点起来，靠在椅背上；望着烟袅袅升到空中。

“你要我走吗？”我问。

“不。”

我有半晌不开口，尽看着她，欣赏着她的俊俏的鼻子和下巴的优柔线条。

“你是不是非常之爱拉里？”

“你这个狗蛋，我有生以来从来没有爱过别的人。”

“那你为什么嫁给格雷呢？”

“我总得嫁人。格雷疯狂地追我，妈也要我嫁给他。人人都说我和拉里解约很对。我很欢喜格雷；我现在仍旧喜欢他。你不知道他多么的可爱。世界上没有人能够像他这样更温和更体贴的了。他看上去好像脾气很大，是不是？可是，他对我永远那样温柔。他有钱的时候，总要叫我欢喜这个，欢喜那个，这样他就可以给我买来，并且自己觉得好受。有一次，我说，如果我们能有只帆船周游世界多么好，倘若不是因为经济大崩溃，他就会买来。”

“他听上去太好了，有点叫人信不过似的，”我说。

“我们曾经生活得非常美满。在这方面，我将永远感激他。他使我过得非常幸福。”

我看看她，没有开口。

“我想我并不真正爱他，可是，一个人没有爱满可以过得下去。在我的内心深处，我渴想的是拉里，可是，只要不和他见面，这并不真正打扰我。你可记得你跟我说过，只要隔开三千英里的大洋，爱情的痛苦就变得可以忍受了？我当时觉得这是一句极端带有讽刺意味的话，但是，话当然是对的。”

“如果你看见拉里感到痛苦，那么，不和他见面，你说是不是更聪明些呢？”

“可是这种痛苦是天堂啊！再者，你知道他是怎样的人。随便哪一天，他都会像太阳落山后的影子一下子消失掉，而且多年和他见不到面。”

“你从来没有想到和格雷离婚吗？”

“我没有理由要和他离婚。”

“没有理由并不能阻止你们国家的女人要和她们丈夫离婚。”

她大笑。

“你认为她们为什么要离婚呢？”

“你不知道？因为美国女人指望她们的丈夫十全十美，就同英国女人指望她们的男管家一样。”

伊莎贝儿把头傲然向后一甩，我简直认为她要把头颈骨扭断。

“你看见格雷不那样能说会道，就以为他一无可取吗？”

“你弄错了，”我赶快打断她。“我觉得他有种动人的地方。人非常之多情。只要看看他望着你时的脸，就知道他对你的情感是多么真挚，多么深。他对自己的孩子比你爱得多。”

“我想你现在要说我是个坏母亲了。”

“相反，我觉得你是个很好的母亲。你照顾得她们很周到，很快乐；注意她们的饮食，留心她们大便是否正常；教给她们礼貌，读书给她们听，命她们做祈祷；一有毛病立刻就请医生，而且小心服侍她们。但是，你不像格雷那样，全心全意放在她们身上。”

“本来没有必要这样做。我是个人，我把她们也当作人看待。一个做母亲的把儿女当作自己唯一的生命，只会对儿女有害处。”

“我认为你很对。”

“而且她们照样崇拜我。”

“这一点我也留意到了。她们把你看作是她们理想中的一切，文雅、美丽、高贵。但是，她们和你在一起不像和格雷在一起时那样适意和随便。她们崇拜你，这是事实；但是，她们爱格雷。”

“他是可爱。”

我很喜欢她这样说。她的性格中一个顶可爱之处就是对赤裸裸的事实从不恼火。

“大崩溃之后，格雷完全垮了。有好多个星期，他在写字间里一直工作到深夜。我时常在家里坐得胆战心惊；生怕他会自杀，因为他觉得太丢脸了。你知道，那些人过去对公司，对他父亲，对格雷都非常信赖，对他们的正直和判断的正确非常信赖。倒并不完全是因为我们把自己的钱蚀光了，而是因为所有那些信任他的人把钱全蚀光了，使他交代不过去。他觉得自己早就应当看出一点苗头。我没法子说服他认为事情不能怪他。”

伊莎贝儿从手提包里取出一支口红，涂涂嘴唇。

“但是，我要告诉你的并不是这个。我们剩下的唯一一块财产就是农场；我觉得格雷的唯一机会就是离开当地，所以我把两个孩子交给妈，和格雷上农场去住。农场他是一直喜欢的，但是，从来没有单独去过；过去总是带上一大堆人，玩得非常痛快。格雷的枪法很好，可是，当时没有心思打猎。他过去时常一个人坐一条船，划到沼泽那边，待上几个钟头，观察野禽。他时常在小河里划来划去，两边是浅灰色的蒲草，头上只看见蓝天。有些日子，那些小河就像地中海一样蓝。他回来总不大肯说，只说妙极了。可是，我能看出他感受很深。我知道他的心被这种美，这种寥廓，这种幽静打动了。在太阳刚要落山之前，沼地上有这么一会儿光线很是迷人。他往往站在那里凭眺，心里感到非常受用。他时常骑马到那些孤寂而神秘的林子里跑得老远；那些树林就像梅特林克

[3]

一出戏剧里的那种树林一样，灰暗、沉寂，简直有点阴森；而且春天有这么一个时候——顶多只有半个月——山茱萸盛开，橡皮树抽叶，嫩绿色的叶子被灰色的西班牙苔藓一衬，就像一首欢乐的歌曲；地上开遍白色的大百合花和野杜鹃，像铺了地毯一样。格雷形容不出自己的感受，但是感受极深。他被妩媚的春光弄得浑陶陶的。啊，我知道我讲得不好，可是我没法告诉你，看见这样一个大块头被这样纯洁、这样美的感受提到这样高的境界，叫人简直要哭出来。如果天上有个上帝的话，那么格雷是非常接近上帝的。”

伊莎贝儿告诉我这段话时，人有点儿动心，所以掏出一块小手绢，小心地把眼角两边的晶莹眼泪揩掉。

“你在制造幻想，是不是？”我微笑说。“我觉得你在把你指望格雷具有的思想和情感说成是真事。”

“如果他没有，我怎么能看到呢？你知道，我是怎样的人。我除非感觉到人行道上脚底下的水泥，和沿街商店大橱窗里有帽子、皮大衣、钻石手镯和镶金的化妆用品盒可看，就不觉得真正快乐。”

我笑了；有这么一会，双方都没有开口。后来，她回到我们先前谈的话题上来。

“我决不会和格雷离婚。我们共同经历的事情太多了。而且他是绝对离开不了我的。这使人相当得意，你知道，也使人产生一种责任感。再者……”

“再者什么？”

她斜瞥了我一眼，眼睛里闪出一种调皮的神情。我认为，她拿不准我对她打算讲的话抱什么态度。

“他在床笫之间很不错。我们结婚已经有十年，可是他还是和开头一样对我那么热火。你在你的一个剧本里不是说过，一个男子对一个女子不会爱到五年以上的？哼，当时你只是胡说八道。格雷就跟我们刚结婚时一样爱我。在这方面，他使我很快乐。不过单看我的样子，你不会想到我是那样的人。我是个很风骚的女人。”

“你完全错了，我会这样想的。”

“那么，这并没有什么要不得的地方，对不对？”

“恰恰相反。”我仔细看了她一眼。“你可懊悔十年前没有和拉里结婚吗？”

“不。当时如果和他结婚，那简直是发疯。不过，当然喽，当时如果我像现在这样懂得，我就会溜走和他住上三个月，然后，把他从我的生活中排除出去，一了百了。”

“你没有做这样的试验，恐怕算你的运气；你说不定会发现自己没法摆脱掉他。”

“我不相信。这不过是一种肉体的诱惑。你知道，克服肉体欲望的最好办法往往就是让它得到满足。”

“你可曾想到过你是一个占有欲很强的女人？你告诉过我，格雷的情感有深刻的诗意，你又告诉我，他是个热烈的情人；我深信这两者对你都极其重要；但是，你没有告诉我比这两者加在一起还要重要得多的是什么——那就是把他抓在你那美丽但并不太小的手掌心里的感觉。拉里将永远逃脱你的掌握。你可记得济慈

[4]

的《希腊古瓮颂》？‘大胆的情人，你永远，永远不能吻到，虽则逐渐接近目标。’”

“你往往自命你懂得的比你知道的多，”她说，话有点尖刻。“一个女子只有一个法子能抓住男人，你是知道的。让我再告诉你一点：她要抓住男人不在乎第一次和他睡觉，而是看第二次。如果一个女子抓住了一个男人，那么，就此永远抓住他了。”

“你这话可以说是探骊得珠。”

“我到处跑，眼睛和耳朵又没有闲住。”

我有半晌没有开口；心里在盘算。

过了一会，我说道，“我不知道拉里过去是不是真正爱你。”

她坐起来；脸色有点变，眼睛含怒。

“你讲的什么？他当然爱我。你认为一个女孩子碰到有人爱她都不知道吗？”

“噢，我敢说他在一定程度上是爱你的。他认识的女孩子里没有一个像你这样接近的。你们从小就在一起玩。他指望自己爱你。他有正常的性欲本能。你们应当结婚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你们除掉住在一起，睡在一起外，相互的关系并没有任何特殊不同。”

伊莎贝儿气平了一点下来，等着我继续说下去；我知道女子总是喜欢人谈论爱情，所以接着说道：

“道德家总想说服我们，把性的本能和爱情看作是两码子事。他们总倾向于把性说成是一种附带现象。”

“附带现象，这放的什么屁？”

“有些心理学家是这样看的，认为意识是伴随脑的活动出现的，并且由脑活动决定，但是意识对脑的活动并不产生任何影响。意识就像水里的树影，离开树不能存在，但是对树丝毫没有影响。有人说，没有热情也可以有爱，我认为是胡说；他们说热情没有了，爱仍旧可以存在，他们指的是另外一种东西，感情，好心，共同的爱好，兴趣，和习惯。特别是习惯。两个人可以由于习惯继续发生性关系，就像到了吃饭的时候肚子觉得饿一样。当然，人可以有欲望而没有爱。欲望并不是热情。欲望是性的本能的天然结果，它比人这个动物的其他功能并不更重要些。所以有些做丈夫的在时间地点适合时偶尔放纵一下，他们的妻子那样大惊小怪，实在愚蠢。”

“这难道专指男人吗？”

我笑了。

“你一定要问的话，我得承认对两者都适用。唯一不同的是，对一个男子来说，这种露水关系毫无情感价值，对一个女子来说就不同了。”

“那要看是什么样的女人。”

我不预备让她打断我的话。

“爱没有情欲，就不是爱，而是别的东西；而且情欲并不是由于满足而是由于阻挠变得强烈的。你想济慈告诉他的希腊古瓮上的情人不要难受是什么意思？‘你将永远爱着，而她将永远美好！’为什么？因为她是得不到手的；不管这情人怎么疯狂地追求，她仍旧逃脱他的掌握。原因是他们被拘禁在我所谓的一件无情艺术品的大理石上面。你对拉里的爱，和拉里对你的爱，就和保禄与弗兰采斯加的爱情

[5]

，和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一样单纯和自然。所幸是，你们没有碰上一个悲惨的结局。你和一个有钱的人结了婚，拉里则云游世界，想弄清妖女唱的是什么歌

[6]

。情欲在这里没有起过作用。”

“你怎么知道的？”

“情欲是不计代价的。巴斯噶

[7]

说感情有其为理智所不理解的理由。如果他的意思是我设想的那样，那就是指情欲控制着感情的时候，感情就会发明一些不但言之成理的理由，而且可以充分证明世界在爱的面前可以为了爱完全毁掉。它使你相信牺牲荣誉是值得的而蒙耻受辱是便宜事情。情欲是毁灭性的。它毁掉安东尼和克莉娥彼特拉

[8]

，毁掉特里斯丹和绮瑟德

[9]

，毁掉巴奈尔和吉蒂·奥赛

[10]

。如果它不毁掉人，它就死掉。到了那时候，一个人才会废然若失，发现自己虚掷了一生的大部分时间，熬受因妒忌引起的剧烈痛苦，蒙辱含垢，忍气吞声，把自己的全部柔情蜜意，自己灵魂的全部财富，都浪费在对方身上，而对方不过是只破鞋，一个蠢货，是自己制造许多梦想的一个借口，连一块橡皮糖都抵不上。”

我发挥掉这段议论之前，已经满看出伊莎贝儿并不凝神听我，而是一个人在出神。可是，她下面的一句话却使我出乎意料。

“你想拉里是处男吗？”

“亲爱的，他已经三十二岁了。”

“我肯定他是的。”

“你怎么会有这样看法？”

“对这种事情女人天生有一种本能。”

“我知道有一个年轻人冒充他从来没有和女人睡过觉，把一个个美丽女子都骗了过去，因此混得很不错。他说这就像巫咒一样灵。”

“你怎样说我也不管。我是靠直觉知道的。”

天已经快晚了，格雷和伊莎贝儿有朋友约他们吃晚饭，她要换衣服。我无事可做，因此，沿着拉斯拜尔大街一路行来，享受着春天傍晚的愉快气息。我对女人的直觉从来就不大相信；它和她们的主观愿望太适合了，使人对它的可靠性不得不产生怀疑。当我想到和伊莎贝儿的那一大段谈话的末尾，自己不由得笑了出来。这使我想起苏姗·鲁维埃来，我有好几天没有和她见面了。不知道她目前在干些什么。如果没有什么事，说不定愿意跟我一起吃晚饭，并且去看个电影。我叫住一辆在街上彷徨的汽车，告诉车夫鲁维埃的公寓地址。

[1]
埃莱奥诺拉·杜丝（1859-1924），意大利名女演员。

[2]
《女店主》是意大利名喜剧作家哥尔多尼（1707-1793）的作品。

[3]
梅特林克（1862-1949），比利时剧作家，诗人。

[4]
济慈（1795-1821），英国诗人。

[5]
但丁《神曲·地狱篇》中一对恋人。

[6]
希腊史诗《奥德修纪》中以歌声引诱航海者的女妖。

[7]
巴斯噶（1623-1662），法国数学家和思想家，著有《沉思录》。

[8]
见莎士比亚的同名悲剧。

[9]
见瓦格纳的同名歌剧。

[10]
查理斯·司都亚特·巴奈尔（1846-1891），英国议员，以主张爱尔兰自治，成为英国政界当时最有权势的风云人物，使格拉斯通都同意他的爱尔兰自治主张。1890年，奥赛上尉控告妻子有外遇要求离婚案中，巴奈尔成为共同被告，从而毁掉他的政治前途。次年6月他与吉蒂·奥赛结婚，于同年10月突然死亡。

七

我在本书开头时，曾经提到过苏姗·鲁维埃。我认识她已有十一二年；在我现在讲到她的时候，她已是将近四十岁的人。人长得并不美；实际上，可以说相当丑。在法国女人里面，个子算是高的，短身体，长胳臂，长腿；动作笨拙，就好像不知道把长长的四肢怎么对付似的。头发的颜色看她的高兴，多数的时间是红褐色。一张小方脸，高高的颧骨胭脂搽得红红的；大嘴，唇膏涂得很厚。所有这些全谈不上动人，但是，偏偏有人看中她。诚然，她皮肤长得很好，还有雪白有力的牙齿，和大而有神的眼睛。这是她相貌最美的部分，所以她把睫毛和眼皮都染黑了，尽量使得眼睛更好看。人看上去既精明而又和善，而且有种随遇而安的派头；性情非常敦厚，也相当地硬挣。就她所过的那种生活来说，她非得硬挣一点不可。母亲嫁了一个政府的小公务员，丈夫死后，回到昂儒原籍那个村子靠抚恤金过活。苏姗十五岁时，被送到邻镇一个服装店里学生意，离家很近，每星期都能回家；十七岁那年，苏姗有两个星期假期，被来到她村子画风景的一个画家勾引上了。苏姗知道得很清楚，自己一个铜子没有，结婚的机会是谈不上的，所以，在夏天快完时，画家建议带她上巴黎去，她欣然答应了。他带她在蒙马特尔区像兔子窝一样全是画室的地段找到一个住处，快快活活过了一年。

一年后，他告诉她说，自己一张画都没有卖掉，因此没有能力再养活一个情妇。她对此早已料及，所以泰然处之。他问她要不要回家去，当她回答说不想回去时，他就告诉她说，另外有个画家愿意要她，就在同一条街上。他提的这个人曾经勾引过她两三次；虽则她顶了他回去，但是，嘻嘻哈哈的，所以并不使他难堪。她对这个人并不讨厌，所以服服帖帖接受这个建议。搬家很方便，连出租汽车都不用叫，就把箱子搬了过去。她的第二个情人比第一个情人年纪大得多，但是仍旧长得很体面，把她各式各样的姿势都画到了，穿衣服的，裸体的。她和他同居了两年，过得很快活。她感到得意的是，他的第一张真正成功的画就是以她当模特儿的；她拿给我看这张画的一张印刷品，是从介绍这张画的一个画报上剪下来的。这张画后来被一家美国画店购去。一张裸体，和活人一样大小，躺的姿势和马奈的《奥林匹亚》差不多。画家很快就看出她的身体比例有一种现代情趣，所以把她的瘦削身材画得更加瘦弱，腿和胳臂画得更长，两个高颧骨更为突出，蓝眼睛画得特别大。从复制品里当然看不出用的什么颜色，但是使人感到构图是漂亮的。这张画给他带来一点小名气，从而使他能够娶一个有钱的寡妇，引得人人欣羡。苏姗完全理解一个男人应以自己前途为重，一点没有吵闹，就和他断绝这种亲切关系。

原来到了这时，她已经认识到自己的价值。她喜欢艺术家的生活，高兴让画家画她，当模特儿；在一天工作之后，上咖啡店去跟画家们、画家的妻子和情妇坐在一起，听他们谈论艺术，咒骂画商，讲些下流故事，她觉得开心。就在这种场合，她看见有机可乘，自己打定好主意。她挑中了一个没有相好女人的年轻画家，而且在她看还有点才气；当画家单独坐在咖啡店时，她就找一个机会明白讲出自己的处境，也不来什么开场白，就建议两个人同居。

“我二十岁而且很会理家。我会替你省钱，而且省掉你雇用模特儿的钱。你看看你的衬衫，真不像个样子；你的画室简直是一团糟。你需要有个女人照应你。”

他知道她是个好样的；对她的建议觉得很好玩；她看出他有意思接受。

“反正试试没有害处，”她说。“万一不行的话，我们至多和现在一样，谁也没有损失。”

他是个非表现派的画家，给她画像画的全是些方块和长方块；画她只有一只眼睛，没有嘴；把她画成一幅黑、棕、灰色交织的几何图案；画成一大堆杂乱无章的线条，这里面勉强可以看出一张人脸。她和他同居了一年半，后来自动地离开他。

“为什么？”我问她。“你不喜欢他吗？”

“我喜欢他，他是个很好的男孩子。我觉得他没有进步。他在重复自己。”

她毫无困难地又找到一个继承者。她始终忠于画家们。

“我总是和绘画打交道，”她说。“我和一个雕塑家待了六个月，可是，不懂得为什么，我始终不能欣赏。”

她引以为慰的是她和那些情人分开时从没有发生不快过。她不但是个很好的模特儿，也是很好的主妇。她喜欢在自己暂时栖身的画室里工作，把画室收拾得整整齐齐的，并且引以为荣。她的菜烧得很好，能够花很少一点钱烧出很可口的菜来。男人的袜子破了，给他补好；衬衫的纽扣掉了，给他钉上。

“我永远不明白为什么一个人因为是个画家，就不能穿得整整齐齐的。”

她只失败过一次。这次是同一个年轻的英国人；人比她以前认识的画家都有钱，还有一辆汽车。

“可是，没有多久就吹了，”她说。“他时常喝醉酒，喝醉酒之后真够烦人。如果他是个不坏的画家，我也就不在乎了，可是，亲爱的，他画得简直不堪入目。我告诉他我要离开他之后，他哭了起来，说他爱我。

“‘我可怜的朋友，’我跟他说。‘你爱我不爱我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你没有才气。你顶好回到本国去开个杂货店。这是你的本分。’”

“他听了你这番话之后怎么说的？”我问。

“他火高三丈，叫我滚出去。可是你知道，我跟他讲的全是忠告；真希望他能够采纳。他人并不坏，就是画得太坏了。”

世情洞达和心地忠厚对于一个风尘中人说来，常会使她的人生历程比较顺利，但是苏姗选的职业也和别的职业一样有它的成功和失败。例如当初那个斯堪的纳维亚人。苏姗很孟浪，竟然爱上了他。

她告诉我说，“亲爱的，他是个神。个子非常之高，就像埃菲尔铁塔一样，宽肩膀，阔胸脯，腰只有那一点细，只消两只手几乎就可以围过来，肚子是平的，平得和我的手掌一样，肌肉结实得像个职业运动家；头发是金黄色的鬈发，皮肤像蜂蜜一样细腻。画得也不坏。我喜欢他的笔触，有力而且泼辣，色彩用得浓厚鲜明。”

她拿定主意要和他生个小孩。他反对，可是，苏姗说由她负责来养。

“孩子生下来时，他相当喜欢。哦，真是个可爱的娃娃，粉红色，淡颜色头发，跟父亲一样长了一双蓝眼睛。是个女孩子。”

苏姗和他同居了三年。

“他有点愚蠢，有时候使人厌烦，但是他很可爱，而且长得非常之美，所以我并不真正在乎。”

后来他接到瑞典的一封电报，说他父亲病危，他必须立刻回家。他答应回到巴黎，可是苏姗有个预感，觉得他永远不会回来。他把钱全留给她；走后，一个月听不到他的消息，后来收到他一封信，说他父亲死了，身后有一大堆事情要料理，他认为自己有责任侍奉母亲，并且经营木材生意。信中附了一张一万法郎的支票。苏姗不是那种容易弄得心灰意懒的女人，她很快就打定主意，认为带一个孩子在身边非常碍事，所以把孩子带到乡下，连同那一万法郎，交给她母亲去抚养。

“这使我很伤心。我非常爱这孩子，可是在生活上，人一定要讲求实际。”

“后来怎样了？”我问。

“哦，还不是过下去。我又找到一个朋友。”

可是，接着她就害了伤寒。她提起来时总是说“我的伤寒”，就像百万富翁会说“我的棕榈滩”或者“我的松鸡泽”一样。她病得几乎死掉，在医院里住了有三个月。出院之后，人只剩皮包骨头，身体弱得风都吹得倒，人动不动就要哭。当时她这个人可以说一点用处没有，做模特儿，身体吃不消，钱也很少。

“哎呀呀
，”她说，“我那些日子真是够受的。所幸是我还有些好朋友。不过，你知道画家都是哪一种人，他们能够混口饭吃，已经是不容易了。我从来就不怎么漂亮，当然姿色还是有一点，但是已经不再是二十岁的小姑娘了。后来我碰到那个和我同居过的立体派画家；自从我们分手之后，他已经结了婚并且离了婚；他并且放弃了立体派，变成超现实派。他觉得可以利用我，并且说他感到寂寞；他只能供给我住宿和吃饭，老实告诉你，我欣然答应了。”

苏姗和他同居到认识那个工厂主的时候为止。这位工厂主是一个朋友把他带来的，指望他说不定会买下一张这位前立体派画家的画。苏姗急于拉拢这笔交易，竭尽所能地敷衍这位客人。工厂主当场不能决定买还是不买，但是，说他想要再来看一次。两个星期后，他果然来了。这一次，苏姗有个印象，好像他是来看她，而不是为了看画。离开时，他仍旧没有买，但是，和她拉手拉得有点过分亲热。第二天，那个带工厂主上门的朋友趁她上街买小菜时半路上拦着她，告诉她那位工厂主看上了她，问她在他下一次来巴黎时，愿意不愿意和他一起吃晚饭，因为他想向她提出一项建议。

“你想，他看中了我什么地方？”苏姗问。

“他是一个近代绘画的业余爱好者。他看见过你的画像。你使他着了迷。他是外省人，而且是个生意人。你在他眼中代表巴黎，艺术，风流韵事，总之，这一切是他在里尔

[1]

所得不到的。”

“他有钱吗？”苏姗老老实实地问。

“很多。”

“好的，我愿意和他吃晚饭。不妨听听他有些什么话要说。”

他带她上的马克昔姆饭店，使她觉得他为人还不算小气。那天她衣服穿得很文静，再把周围的那些女人看看，觉得自己很充得过一个上流已婚女子。他叫了一瓶香槟，这一点她也认为是对她的尊重。到了喝咖啡时，他把建议提了出来。她觉得条件很不错。他告诉她，自己经常每隔两个星期都要上巴黎来开一次董事会；晚上总是一个人吃晚饭，如果想找女人的话，就上妓院去；这种生活很腻味。以他这样的地位，结了婚，而且有了两个孩子，这样的生活安排实在不能令人满意。那个他们共同认识的朋友把苏姗的身世全部告诉了他，他认为她是个很懂得分寸的女人。他自己已近中年，不想和那些朝三暮四的女孩子牵牵搭搭。他多少又是一个收藏现代绘画的人，而她在这方面的关系使他感到有种同好。接着他就提出具体安排，他准备给她租下一所公寓，全部装修好，包括家具在内，另外每月给她两千法郎。交换条件是，每两个星期能够有一个晚上和她在一起。苏姗有生以来从来没有过这么多钱供她零花过；她很快就计算出有了这笔钱，不但吃的穿的可以和她现在的地位相称，还可以供应自己的女儿，并且积攒一点下来以备不虞。可是她迟疑了一下，原因是她一直自命“在绘画界”里转，现在要做一个生意人的情妇，敢说感到有点降低身份。

“C'est à prendre ou à laisser，”他说。“你可以接受或者不接受。”

她并不讨厌他，而且他纽孔里挂的玫瑰形勋章，说明他还是个头面人物。她笑了。

“Je prends，”她说。“我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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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尔：法国北部省的省会。

八

苏姗虽说一直住在蒙马特尔区，可是，她认为有必要和过去的生活割断，因此，在蒙帕纳司大街附近的一幢大房子里租下一所公寓。公寓只有两间房间，一间小厨房，一间浴室；是在六层楼，但是有电梯。对苏姗说来，有浴室和电梯，尽管电梯只容得了两个人，开得像蜗牛爬，下楼还得步行，这一切不但代表舒适，而且有气派。

在他们结合的头几个月里，亚希尔·戈万先生——这就是他的名字——每隔两个星期来到巴黎时，总是住在旅馆里；晚上和苏姗做完好事以后，仍旧回到旅馆里一个人睡觉，第二天到时候起来，搭火车回去做他的生意，和享受安静的家庭乐趣。后来是苏姗向他指出，这种旅馆钱花得毫无道理；为什么不可以在公寓里住到早上，既省钱，人也舒服得多。戈万先生当然觉得这话很有道理。他对苏姗这样体贴自己的生活感到高兴——老实说，在一个寒冷的冬夜跑到街上，找一辆出租汽车，并不是什么愉快的事——而且很赞成她不愿意看见他为自己浪费钱财。一个女人不但自己省钱，还要为自己的情人省钱，确是个好女人。

亚希尔先生过得十分满意。他们一般都是上蒙帕纳司大街一家比较考究的饭店吃晚饭，但是，有时候，苏姗也在公寓里给他烧一顿晚饭吃。那些菜烧得滋味很好，吃得亚希尔先生很喜欢。天气暖和的一些傍晚，他往往只穿一件衬衫吃晚饭，对这种放浪不羁的生活方式觉得很有味道。他总欢喜买画，可是，苏姗看不上的画决不让他买；不久，他对她的眼光也服帖了。她决不跟掮客们打交道，总是把他带到画家的画室去买，所以花的钱只抵在外面买画的一半。亚希尔先生知道她在积钱；后来苏姗告诉他，自己逐年在本村里买了一点地时，亚希尔先生心里感到一阵得意。他懂得在法国人的血液里，每一个人都想要占有土地，所以苏姗也有田地使他对她就更加器重了。

就苏姗这方面来说，她也很满意。她既不忠于他，也不不忠于他；那就是说，她很注意不同另一个人发生永久关系，可是，如果她碰上一个她中意的人，也并不拒绝同这个人睡觉。但是，决不让他在公寓里过夜，这一点她始终坚守不渝；认为这是她对那位有钱势地位的亚希尔先生应尽的责任，她眼前的这种安定和受人尊敬的生活还不是全亏的他。

我是在苏姗和一位画家同居时认识她的。这位画家刚巧是我的一个相识；苏姗在画室里让他画时，我时常坐在旁边看。后来偶尔也碰见她，不过不大经常；真正和她关系密切起来，是在她搬到蒙帕纳司之后。当时好像是亚希尔先生——苏姗在背后和当面都是这样称呼他——读了一两本我的小说的法译本，于是，在某天晚上，请我在一家饭馆里和他们一起吃饭。他身个很小，比苏姗矮半个头，铁灰色头发，修得整齐的灰色上须。人偏胖一点，而且是个大肚皮，但是并不过分，只衬出他的有钱派头；走起路来像个矮胖子那样神气十足，显然对自己甚感得意。一顿晚饭请得很讲究；人也有礼貌。他告诉我，他很高兴苏姗有我这样一个朋友；他一眼就能看出我是有教养的

[1]

，而且很高兴我看重苏姗。他的事业，唉，总是把他捆在里尔，使得苏姗往往非常之寂寞；想到她能有机会接近一个有教养的人，他感到安慰。他是个生意人，但是，对艺术家一直钦佩。

“啊，我亲爱的先生

[2]

，艺术和文学一直是法兰西的一对掌上明珠。当然，还有它的军事技术。我作为一个毛织品厂商，毫不迟疑地要说，我是把画家、作家和军事家、政治家放在同等地位的。”

再没有比他这番话讲得更中听了。

苏姗决不肯雇一个女佣料理家务，一半是为了省钱，一半是因为（她自己知道得最清楚）她不喜欢有人插进她叫做的个人事务中来。那间小公寓被她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而且是按照当时最时新的式样陈设的；所有的内衣都由自己亲手来缝。可是，虽说如此，由于她现在不再充当模特儿了，日子过得有点百无聊赖，可她是个勤劳的女人，不久，她就想起既然过去让那么多的画家画她，为什么不可以自己也画一点；于是，她买了画布、画笔和油彩等等，就动起手来。有时候，我约她出去吃晚饭，去得早一点时，就会看见她穿着罩衫在忙着作画。正如胎儿在子宫里大体上重演物种进化的过程一样，苏姗也重演了她过去所有情人的风格。她画风景就像那个风景画家，画抽象画就像那个立体派画家，还借助一张风景明信片画了一只停泊的帆船，和那个斯堪的纳维亚人画的一样。她不会素描，可是，色彩感还不错，所以即使画得并不怎样好，自己却画得很开心。

亚希尔先生鼓励她画。想到自己的情妇是个画家，使他感到某种满足。就是在他的敦促之下，苏姗送了一张画去参加秋季沙龙；画挂出来时，两人都非常得意。亚希尔先生给了她一条忠告。

“不要画得像男人一样，亲爱的，”亚希尔先生说。“像个女人那样画。不要着眼于有笔力；只要讨人喜欢就行。而且要诚实。在生意经上，欺骗有时候会得手，但是在艺术上，诚实不但是最上策，也是唯一的策略。

[3]

”

在我写到这里时，他们发生关系已经有了五年；而且双方都感到满意。

“显然他这个人并不使我感动，”苏姗告诉我。“可是，他人聪明，而且有地位。到了我这样年纪，我有必要考虑一下自己的处境才是。”

她心肠好，而且明白事理；亚希尔先生很尊重她的意见。他和她谈到自己的生意和家庭之间的事务时，她都有滋有味听着。亚希尔先生的女儿一次考试失败，她和他一样难受；亚希尔先生的儿子和一个有钱的女孩子订婚，她和他一样开心。亚希尔先生自己讨的就是一个同行的人的独养女儿；两个厂家原来是对头，这样一合并，对双方都有好处。现在亚希尔先生的儿子能懂得这个道理，认识到幸福的婚姻必须建筑在共同物质利益的基础上，当然使他满意。亚希尔先生还把自己的心事告诉苏姗，说他有个野心想把女儿嫁给一个贵族。

“为什么不可以，有她那一大笔钱？”苏姗说。

亚希尔先生替苏姗打通门路，把她自己的女儿送进一所修道院学校，使她能受到好的教育，并且答应等她的女儿到达适当年龄时，由他出钱去学习打字和速记，以便日后靠此谋生。

“她长大了会是个美人，”苏姗告诉我，“可是受点教育，而且能够敲敲打字机，摆明并没有害处。当然她现在年纪很小，谈什么都太早，也许她会变得没有气质。”

苏姗没有明说。她让我靠自己的聪明推想她是什么意思。我推想得没有错。

[1]
原文为法文。

[2]
原文为法文。

[3]
西谚，诚实是最上策。

九

一个多星期后，我完全出乎意料地碰见拉里。有天晚上，苏姗和我一同吃晚饭，又去看了电影，后来坐在蒙帕纳司大街的精美咖啡馆喝啤酒；就在这时候，拉里随随便便走了进来。苏姗吃了一惊，而且使我诧异的是喊住了他。拉里走到我们桌子面前，吻了她，并和我握手。我能看出苏姗简直信不过自己的眼睛。

“我可以坐下吗？”他说。“我还没有吃晚饭，要叫点东西吃。”

“唉，可是看见你真高兴，我的宝贝
，”苏姗说，眼睛里显出光彩。“你从哪里跳出来的？而且这么些年来怎么连个影子都看不见呢？天哪，你真瘦啊。我简直当作你已经死了。”

“可是，我并没有死，”拉里答，眼睛眨着。“奥代特好吗？”

奥代特是苏姗女儿的名字。

“啊，她已经长成一个大女孩子了。而且很美。她还记得你。”

“你从来没有告诉我你认识拉里，”我对苏姗说。

“为什么要告诉你？我从来不知道你认识他。我们是老朋友了。”

拉里给自己叫了火腿蛋。苏姗把自己女儿的事情全部告诉他，后来又告诉他关于自己的情况。她一面拉呱，拉里一面蔼然微笑听着。她告诉他，自己已经有了个家，还在作画。她转向我说：

“我有了进步，你说是不是？我并不自命是个天才，可是，我的才能和我认识的许多画家比起来并不差。”

“你卖掉画吗？”拉里问。

“我不用卖画，”她轻松地回答。“我有私人收入。”

“好运气。”

“不，不是运气，是聪明。你一定要来看看我的画。”

她在一张纸上写下自己住址，并且逼着他答应来。她由于兴奋，滔滔不绝地谈下去。后来拉里叫侍役开账。

“你难道要走吗？”她问。

“我是要走，”拉里微笑说。

他付掉钱，向我们挥一下手就走了。我大笑起来。他这种派头一直使我觉得很特别，刚才还和你在一起，一转眼间没有一点解释人已经走了，如此突兀，仿佛在空气中消失掉。

“他为什么这么快就走？”苏姗生气地问。

“也许有个女孩子在等他，”我带着玩笑回答。

“这等于废话。”她从手提包里取出粉镜来在脸上扑粉。“哪一个女人爱上了他，算她倒霉，哎呀呀
。”

“你为什么这样说？”

她有这么一分钟盯着我望，脸色非常严肃，我很少看见她有这样过。

“我自己有一度几乎爱上了他。这无异于爱上了水里的一个影子，或者一线阳光，或者天上的一块云。我总算是幸免了。便在现在，我一想起当时的险境，还觉得不寒而栗。”

管他妈的分寸不分寸。只要是人，总想知道这一切是怎么一回事。碰巧苏姗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守口如瓶。

“你怎么竟然会认识他？”我问。

“噢，那是好多年前的事了。六年前，还是七年前，我也记不清楚。奥代特当时只有五岁。他认识马塞尔，那时候，我正和马塞尔同居。他常上马塞尔的画室，坐在那里看马塞尔画我。有时候，他请我们出去吃晚饭。他几时来，你从来没有数。有时候，接连好几个星期不来，接着，又会两三天连着来。马塞尔往往喜欢他到画室来，说有他在旁，就画得满意些。后来我就生了我那场伤寒病。我从医院出来之后，日子过得非常之苦。”她耸耸肩膀。“可是，这些我以前已经跟你说过了。总之，有一天，我正兜那些画室，想找个工作做，但是，没有人要我。整整一天我只喝了一杯牛奶和一只油炸面包，而且连房钱都没有着落，就在这时，我在克利希大街上偶然撞见拉里。他停下来，问我近来怎样；我告诉他生了伤寒症的经过，后来，他就跟我说：‘你看上去好像需要好好喂一顿。’他说话的声音和他眼睛里的神情有种地方使我很感动；我哭了起来。

“我们隔壁就是玛丽埃特大娘饭店，所以，他挽着我的胳臂拉我找一张桌子坐下。我肚子饿极了，连皮靴都吞得下，可是，摊鸡蛋上来时，我觉得一口也吃不下。他逼着我吃了一点，又给我叫了一杯勃艮第酒

[1]

。这一来，人觉得好些，就吃了一点芦笋。我把全部困难都告诉他，身体是这样弱，怎么能做模特儿；人剩了皮包骨头，样子真难看，不可能指望找到个男人。我问他能不能借我一点钱，让我回到本村子去。至少我还有个小女儿在那边。他问我是不是真的要去，我说当然不是。妈并不要我；物价这样高，她靠那点抚恤金都不容易过活，而我寄给奥代特的钱已经全都花光了。可是，如果我到了家门口，她也没法不放我进去，她会看出我病得多么厉害。拉里看了我好半天，我想他大约要告诉我，不能借钱给我。后来他开口了：

“‘你可愿意我把你带到乡下我认识的一个小地方去，你和你的孩子一起？我需要度一个时候假期。’

“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我认识他这么多年，可是他从来没有勾搭过我。

“‘照我现在这样？’我说，自己忍不住笑了出来。‘我的好朋友，’我说，‘眼下什么男人都不会要我的。’

“他望着我笑了。你可曾留意过他笑起来是多么的迷人？简直像蜜一样甜。

“‘别这样胡扯，’他说。‘我并不是指的那件事。’

“听了这话，我不禁痛哭起来，连话都说不出。他给我钱，把孩子接出来，我们一起到了乡下。他带我们去的那个地方风景真可爱啊。”

苏姗把那个地方形容给我听。它离一个小镇有三英里远；小镇的名字被我忘了。他们坐汽车开到一家旅馆，那是河边上一幢东倒西歪的房子，有一片草地一直铺到水边。草地上有悬铃树，他们就在树阴下吃饭。夏天，画家们都来作画，不过，时节还早，所以，旅馆等于被他们包下来。这里的菜烧得很好；星期天中午，别地方的人往往开车子来大啖一顿，但是，在别的日子里，他们的安静生活很少受到干扰。由于得到休息，而且饮食又好，苏姗的身体逐渐好了起来，而且有孩子在身边，过得很开心。

“他很喜欢奥代特，奥代特也非常亲近他。我得拦阻奥代特不要缠着他，可是，拉里不管奥代特怎样闹，都好像不介意。这情况常常引得我大笑，他们在一起就像两个孩子。”

“你们做些什么事情呢？”我问。

“噢，事情有的是。我们常常坐条船出去钓鱼；有时候，借了旅馆老板的雪铁龙汽车开到镇上去。拉里很喜欢这个小镇。旧式的房子，广场。镇上非常之静，你走在铺了鹅卵石的路上，足声是唯一听得见的声音。有一所路易十四时期的市政厅和一座老教堂；小镇边上是宫堡和勒诺特尔

[2]

设计的花园。当你坐在广场的咖啡馆里时，你感到就像回到三百年前一样；停在路边上的那部雪铁龙汽车好像根本不属于这个世界。”

我在本书开头叙述的关于那个年轻空军的故事，就是拉里在一次出游时告诉苏姗的。

“我不懂得他为什么要告诉你，”我说。

“我也不懂。大战时，镇上有过一所医院；公墓里是一排排的十字架。我们去看了；时间并不长，因为我有点毛骨悚然——那么多可怜的年轻人睡在那里。回家的路上，拉里非常沉默。他向来吃得不多，可是，到了晚饭时，他一口都没有吃。我记得非常清楚，那天的夜晚很美，满天的星，我们坐在河边上，白杨树在黑暗中望去就像剪影，景色很美，拉里抽着烟斗。忽然间，平白无故地

[3]

，他告诉我他的这个朋友，和他怎样为了救他而送命的。”苏姗喝了一口啤酒。“他是个怪人。我将永远不理解他。他时常喜欢念书给我听。有时候，在白天，我一面听，一面给小东西缝衣服，有时候，在晚上，在我打发小东西睡觉以后。”

“他念些什么呢？”

“啊，各式各样的书。德赛维涅夫人的书信

[4]

和圣西蒙

[5]

的一些片段。你可想得到，我以前除掉报纸以外，什么都不读的；偶尔看一本小说，是因为在画室里听见人谈论它，不想使自己被他们当成傻瓜才看的。我从没有想到读书这样有味道过。那些旧作家，他们并不像人们设想的那样乏味。”

“谁会这样设想的？”我哧哧笑了。

“后来他就叫我和他一同念。我们读《费德尔》和《贝蕾妮丝》

[6]

。他念男人的台词，我念女人的台词。你决想不到有那样好玩，”她天真地补充一句。“当我念到那些凄凉的台词哭起来时，他往往很古怪地看着我。当然那只是因为我的身体还没有复原的缘故。你知道，这些书我现在还在手里。便在今天，我读到他向我念的德赛维涅夫人的几封信时，耳朵里仍然好像听见他的可爱声音，仍然看见河水静静流着，看见河对岸的那些白杨树；有时候，我简直读不下去，它使我心里非常难受。现在我认识到这几个星期是我一生中过得最快乐的。他这个人，真是像天使一样可爱。”

苏姗觉得自己变得感情冲动起来，怕我会笑她（其实我不会）。她耸了耸肩膀，微笑说。

“你知道，我一直心里有这样的打算，等我活到适当的年纪，再没有男人愿意跟我睡觉的时候，我就跟教会妥协，忏悔自己的罪行。但是，我跟拉里犯的罪，不管谁怎样说，我决不忏悔。决不，决不，决不！”

“可是，像你适才所形容的，我看不出有什么地方是你应当忏悔的。”

“后半段我还没有告诉你呢。你知道，我的体质本来不错，现在成天在室外走动，吃得好，睡得好，一点心思没有，这样有三四个星期，人已经和过去一样健康了。而且样子也好看起来；两颊红红的，头发也有了光泽。人变得年轻了。拉里每天早上在河里游泳，我时常在一旁看他。他的身体长得很美，不像我那个斯堪的纳维亚人的运动员身体，而是强壮有力，又非常匀称。

“我身体很坏时，他非常忍耐，但是，现在我已经完全复原，我觉得没有理由叫他继续等着。我给了他一两次暗示，表明我可以干那活儿了，但是，他好像不懂得。当然，你们盎格鲁撒克逊人是古怪的；你们粗暴，同时又容易动感情；你们不是谈情说爱的好手，这是无法否认的。我跟自己说，‘也许这是他体贴的地方，他待我这么好，他让我把孩子带来，也许他不好意思要求我报答他；其实这是他的权利。’所以，有一天晚上，当我们去睡觉之前，我对他说，‘你要我今晚上你的房间来吗？’”

我大笑。

“你相当直截了当，可不是？”

“是啊，我没法要他到我的房间来，因为奥代特睡在里面，”她坦然回答。“他用他那双和善的眼睛看了我一下，然后微笑说，‘你要来吗？’

“‘你想呢——你这样漂亮的身体？’

“‘好吧，你就来吧。’

“我上了楼，脱掉衣服，然后，沿着过道溜进他的房间。他躺在床上看书，抽着烟斗。他放下烟斗和书，移过身子让出地方给我。”

苏姗有这么一会没有说话，我也不想向她提出问题。可是，过了一会，她又继续说道：

“他是一个很特别的情人。亲热，甚至温柔，健壮而不热烈，不知道你懂得我的意思没有，而且一点不下流。他爱得就像个青年学生一样。那情形相当可笑，但又令人感动。我离开他时，觉得应当是我感谢他，而不是他感谢我。当我关上门时，我看见他又拿起书，继续从刚才撂下的地方看下去。”

我开始笑了。

“我很高兴使你觉得开心，”她带有恶意说，可是，她自己也有点忍俊不禁，所以哧哧笑了。“我不久就发现，如果我要等他来请，那就说不定要永远等下去，所以，我感到需要时，自己就到他的房间去，爬上床。他始终都很好。总之，他也有人类天性中的那些本能，但是，他就像一个心不在焉的人忘记吃饭一样，你只要给他烧一顿好饭，他也能吃得有滋有味的。一个人爱我不爱我，我是清楚的。如果我认为拉里爱我，那我就是个傻瓜，但是，我想他会跟我过得很习惯。一个人在生活上应当实际一点，所以，我跟自己说，如果我们回到巴黎之后，他带着我和他住在一起，我也非常愿意。我知道他会让我把孩子带在身边，这一点我很喜欢。我的本能告诉我，如果我爱上他，那就很愚蠢，你知道女人是很不幸的；时常，她们一堕入情网，自己就变得不可爱了，所以，我打定主意不上这个当。”

苏姗抽了一口香烟，把烟从鼻子里喷出来。时间已晚，许多桌子都已经空了，但是，还有一群人围在酒柜台那边。

“有天早晨，吃过早饭，我正坐在河边上做针线，奥代特玩着拉里给她买的积木，这时，拉里走到我面前来。

“‘我是来向你告别的，’他说。

“‘你要到什么地方去吗？’我说，感到诧异。

“‘是的。’

“‘你就此不回来了吗？’我说。

“‘你现在身体已经很好了。这里的一笔钱够你过完夏天，并且回到巴黎重新开始了。’

“我一时间心里非常难过，简直不知道说什么是好。他站在我面前，像平日那样坦然微笑着。

“‘我有什么地方使你不快吗？’我问他。

“‘一点没有。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我有工作要做。我们在这儿过得非常开心。奥代特，来跟叔叔说再见。’

“奥代特太小了，什么也不懂。拉里把她抱起来，吻了她；然后又吻了我，就走回旅馆去；一分钟后，我听见汽车开走了。我看看手里的银行支票。一万二千法郎。事情来得是这样快，我连反应都来不及。‘那么，管他妈的

[7]

，’我跟自己说。至少我有一件事情得感谢老天，我没有让自己爱上他。可是，我简直弄不懂这是怎么回事。”

我不禁笑了。

“你知道，有一个时候，我只是简简单单把事情真相说出来，竟给自己挣得一个很不坏的幽默家头衔。对多数人说来，他们完全想象不到事实就是如此，所以当作我是说笑话。”

“我看不出这里的关系。”

“你知道，我觉得拉里在我认识的人当中，是唯一能够完全无所为而为的人。这就使他的行动显得古怪。有些人不相信上帝，但是，他们的所作所为却完全是为了上帝之爱；这种人我们是不习惯的。”

苏姗瞠着眼睛望我。

“我可怜的朋友，你酒喝得太多了。”

[1]
原产于法国勃艮第地区的葡萄酒，这里泛指同勃艮第酒相似的葡萄酒。

[2]
安德烈·勒诺特尔（1613-1700），法国风景园艺的创始人。

[3]
原文为法文。

[4]
德赛维涅侯爵夫人（1626-1696），1644年与德赛维涅侯爵结婚，婚后生活十分痛苦，因此，她专给女儿写信，一共写了1千多封信，这些信不但反映了路易14时期的政治内幕，而且文情并茂，既虔诚又风趣。

[5]
圣西蒙（1675-1755），以生动描述当时朝政的《回忆录》传名后世。

[6]
都是法国诗人兼剧作家拉辛（1639-1699）写的诗剧。

[7]
原文为法文。

第五章

一

我在巴黎拖拖拉拉地写作。春天真是好过，香榭丽舍大街上那些栗子树开花了，许多街道的光线非常悦目。空气中有一种快乐，一种轻飘飘的短暂快乐，使人心旷神怡而不涉邪想，使人的步履更加轻捷，头脑更加清醒。我和自己五花八门的朋友一起玩得很开心，心里充满往日亲切的回忆，至少精神上恢复了一点青春的活力。这种片刻的欢愉我说不定永远不会再充分享受到；我倘若让写作来干扰我，那我就是傻瓜，我跟自己说。

伊莎贝儿、格雷、拉里和我常常一同去游览近郊的名胜：尚蒂伊和凡尔赛，圣日耳曼和枫丹白露。我们不管去哪儿，午饭都吃得很好，很多。格雷由于他的大块头身体需要，胃口最大，而且酒喝得往往有点过头。他的健康肯定有了好转，是否由于拉里的治疗，还仅仅是日子久了的缘故，我也说不上。总之，他的头痛病已经不发了。我来巴黎和他初见面时，他眼睛里那种惘然若失的神情，使人看了很难受的，现在也消失了。他谈话不多，只是偶然谈些冗长的故事，但是，伊莎贝儿和我胡说八道时，他会哈哈大笑。他玩得很开心；尽管人并不风趣，但是脾气好而且容易满足，人不由得不喜欢他。这种人，你是不愿意和他度过一个寂寞的夜晚的，而且说不定会高兴地期望和他过六个月。

他对伊莎贝儿的爱，看了真使人喜欢；他崇拜她的美，而且认为她是世界上最有才华、最动人的女子；他对拉里的忠诚，像狗对主人一样的忠诚，也使人感动。拉里也玩得很开心；他似乎把这段时间看作是一种休假，使他暂时把脑子里的打算——且不问是什么打算——放一放，安心安意地尽情享受。他也不大讲话，但是没有关系，有他在一起，就和谈话差不多；人很随便，而且总是那样兴致勃勃，使你觉得这样已经很够了，不需要再对他有所要求；我而且满知道我们度过的这些日子所以能这样快活，全是由于有他和我们在一起。虽则他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动人的或者风趣的话，少他一个就会感到无聊。

有一次，在我们作了这类短程游览的归途中，我目睹了一幕使我相当骇异的情景。我们玩了夏尔特尔

[1]

之后，正回到巴黎来。格雷开车子，拉里坐在他旁边；伊莎贝儿和我坐在后面。一整天玩下来，全都觉得疲倦。拉里一只胳臂伸出来搭在前座椅背上。这个姿势使他的袖口拉了上去，露出瘦长而有力的手腕和微微长了一层茸毛的棕色皮肤的小臂。阳光把那些茸毛照成金黄色。伊莎贝儿一点声息没有，使我觉察到这里有异，便瞄她一眼。她一动不动，使人简直当作她受了催眠似的。她呼吸急促；眼睛直瞪着那长了金黄茸毛的坚韧手腕和那只瘦削、修长而有力的手望，当时她脸上的那种如饥似渴的淫荡，我在任何人脸上都没有见到过。那是一只肉欲的假面具。我决没有想到她的美丽容貌会表现出这样放纵的骚态来。它是兽欲，而不是人性。脸上的美全剥掉了；神情变得丑陋和骇人。它可怕地使人想起一只春情萌动的母狗，我感到有点厌恶。她并不感到我在旁边；她感到的只是那只随随便便搭在椅背上、使她欲火中烧的手。后来就像是一阵痉挛掠过她的脸，她打了个寒噤，闭上眼睛往车角上一靠。

“给我一支烟，”她说，声音是那样嘶哑，我简直听不出是她。

我掏出烟盒，给她点上一支。她死命抽着。在汽车余下的路程中，她始终望着窗外，一句话也不说。

格雷开到家时，请拉里把我开回旅馆，然后把车子开进车间。拉里坐上司机的座位，我坐在他身边。穿过人行道时，伊莎贝儿挽着格雷的胳臂，紧贴着他，向格雷做了个脸色；我虽然没有看见脸色，但可以猜出那意味着什么。我想格雷今天晚上将会发现自己妻子特别狂热，但是，他将永远不懂得是什么良心责备促使她这样热烈的。

六月快完了，我得回里维埃拉去。艾略特的某些去美国的朋友把他们在迪纳尔

[2]

的乡下别墅借给马图林夫妇住，他预备等孩子学校放假立刻动身。拉里留在巴黎工作，但是，自己买了一辆旧雪铁龙，答应在八月里上他们那儿去住几天。在我离开巴黎的前夕，我请他们三个人和我一同吃晚饭。

就在这天晚上，我们碰见了索菲·麦唐纳。

[1]
巴黎西南55英里的一个城市，以城中的教堂闻名；教堂建于12世纪，是哥特式的优美建筑。

[2]
布列塔尼半岛的一个海滨浴场休养地。

二

伊莎贝儿有意观光一下那些冶游场所；由于我对这些地方比较熟悉，就要求我做他们的向导。我不大愿意，因为在巴黎的这类地方，那些人对美国来的游客很不喜欢，而且毫不掩饰，所以往往弄得人不开心。但是，伊莎贝儿非去不可。我预先打她招呼，说这会使人很扫兴，请她千万穿得朴素一点。我们很迟才吃晚饭，先去仙女游乐厅

[1]

看了一小时戏，然后出发。我先带他们到圣母院附近的一处地下室，是歹徒和他们的那些家属常去的地方。由于老板和我相识，他找一张长桌子给我们让出几个空位子；长桌子那儿还坐着几个很不像样的人，可是，我叫了酒请大家喝，并且互祝健康。室内又热又脏又烟雾迷漫。后来我带他们去斯芬克司舞厅；这里的女人穿着漂亮而俗气的晚服，里面什么都不穿，奶子等等全看得见，面对面坐在两张长凳子上；乐队奏乐时，就一对对没精打采地跳起来，一面眼睛搜索着舞厅周围靠大理石面桌子坐着的男人。我们叫了一瓶没有冰过的香槟酒。有些女人经过我们面前时，把伊莎贝儿狠狠看了一眼，我不知道她可懂得这是什么意思。

后来我们又去了拉白路。那是一条寒伧狭窄的巷子；你才走进巷子，就给你一种下流淫秽的印象。我们走进一家咖啡馆。弹钢琴的是那种通常的苍白而浪荡的年轻人，另一个拉着小提琴的则是一个又老又疲倦的老头子，还有第三个人吹着不协调的萨克斯管。这地方挤满了人，看上去好像一张空台子都没有，但是老板看出我们是肯花钱的主顾，毫不客气地把一对男女赶到另外一张已经坐了人的桌子去，请我们坐下。那两个被打发掉的客人不甘心，讲了一些涉及我们的很不中听的话。不少的人都在跳舞；帽上系红绒球的水手；男人多数戴着便帽，或者用手帕围着脖子；成年的妇女和年轻的女孩子，眼睛全画起来，光着头，穿着短裙和颜色罩衫。男人和眼睛化了妆的矮胖男孩子跳；瘦削，面目凶恶的女子和染了头发的胖女人跳；男人和女人跳。一股烟气杂酒气的臭味和汗酸味。音乐没完没了地奏着，这一群气味难闻的乱七八糟的人不停地在屋子里转，脸上闪耀着汗水，一本正经的劲头里带有一种可怕的样子。有几个大个儿的样子很粗暴，但多数人都矮小而且营养不足。我打量那三个奏乐的人。他们不妨说是机器人，因为演奏完全是机械式的；我心里盘算，有没有可能在过去某一个时候，当他们刚刚开始时，曾经想到自己说不定是人们会跑老远的路来听并向之喝彩的音乐家呢。便是把小提琴拉得很坏，你也得请人教，也得练习啊：难道这个提琴手费了那么大的事，就是为了在这个臭气熏人的狗窝里拉狐步舞曲子，拉到天快亮吗？音乐停止了，钢琴家掏出一块脏手绢揩揩脸。跳舞的人或者懒洋洋地，或者歪着身体，或者扭扭捏捏地，回到自己座位上。忽然间，我们听到一个美国口音。

“我的老天啊！”

一个女人从屋子对面的一张台子站起来。和她在一起的男子打算拦住她，但是，她把他推在一边，自己摇摇晃晃从对面走过来。她已经很醉了，走到我们台子边，站在我们面前，身体带点摇晃，傻里傻气地咧开嘴笑。她好像觉得我们这些人的样子怪有意思的。我望一下我的同伴。伊莎贝儿木然望着她，格雷皱着眉头，一脸愠怒，拉里盯着她看，像是相信不了自己的眼睛。

“哈罗，”她说。

“索菲，”伊莎贝儿说。

“你还他妈的当作是哪一个？”她咯咯笑了。她一把抓着身边走过的侍役，“芬山，拿张椅子来。”

“你自己拿，”他说，挣开她的手。

“畜生

[2]

，”她骂，向他吐了一口唾沫。

“别介意，索菲

[3]

，”一个大胖家伙说；他的大脑袋上长了一头油光光的头发，只穿件衬衫，就坐在我们邻座。“这儿有椅子。”

“想不到这样子碰见你们大伙儿，”她说，仍旧有点晃。“哈啰，拉里。哈啰，格雷。”她在那个男子搬在她身后的椅子上一屁股坐下。“大家来杯酒，老板

[4]

，”她叫。

我早已注意到老板的眼睛在盯着我们，这时走了过来。

“你认识这些人吗，索菲？”他问，用熟悉的第二人称单数

[5]

称呼她。

“住嘴

[6]

，”她醉醺醺地大笑。“他们是我小时候的朋友。我要请他们喝一瓶香槟。你可不要给我们什么马尿

[7]

吃。拿点人咽得下去不会呕出来的。”

“你吃醉了，我可怜的索菲，”他说。

“滚你的。”

他走了，很高兴能卖掉一瓶香槟酒——我们为了安全起见，只喝白兰地掺苏打水——这时索菲木木然看了我一会儿。

“你这位朋友贵姓，伊莎贝儿？”

伊莎贝儿把我的姓名告诉她。

“哦？我记得的，你有一次到过芝加哥。派头很神气的，是不是？”

“也许，”我笑说。

我一点想不起她来；这并不奇怪，因为我已经有十年多没有去过芝加哥，而且当时和以后都接触过不少的人。

她相当高，站起来时看去更高，因为人很瘦。她穿了一件鲜绿的绸罩衫，但是，弄皱了而且有污迹，下面着一条黑短裙。染成棕红色的头发剪得很短，马马虎虎卷了一下，而且弄得乱七八糟。妖里妖气的打扮；两颊的胭脂搽到眼睛，上眼皮和下眼皮涂成深蓝色；眉毛和睫毛都搽上很浓的黑油；嘴唇用口红染成鲜红；两只手的指甲也都染红，但是手很脏。她的样子比屋子里别的任何女人都更下流。我怀疑她不但喝醉了而且吸了毒。不过，也不能否认她具有一种邪恶的吸引力；她的头以一种傲慢的姿态稍稍向后仰起，脸上的打扮把她眼珠的绿色衬得更加刺目。尽管醉得颠三倒四的，她却有一种厚颜无耻的派头，使我能够想象得出是所有下流男人都喜欢的。她向我们鄙薄地一笑。

“敢说你们并不怎么高兴看见我，”她说。

“我听说你在巴黎，”伊莎贝儿懒洋洋地说，脸上带着冷淡的微笑。

“你何妨打电话给我。电话簿上有我的名字。”

“我们来了不久。”

格雷来解围了。

“你在巴黎玩得开心吗，索菲？”

“开心。你生意失败了，格雷，是不是？”

格雷的脸本来就红，这一下涨得更红了。

“是的。”

“真倒霉。我想眼下芝加哥的日子大约很不好过。幸亏我及早就离开了。天哪，那个狗娘养的怎么不拿点酒来我们喝？”

“他就来了，”我说；一个侍役盘子里托了几只杯子和一瓶酒，正穿过台子中间走来。

我的话使她注意到我。

“我的可爱的婆家人把我赶出芝加哥。说我败坏了他家——名声。”她咯咯地狞笑起来。“我现在靠国内的汇款生活。”

香槟来了，斟好了。她一只颤抖的手把杯子举到嘴边。

“神气十足的小人物见鬼去，”她说。她把酒喝光，看看拉里。“你自己好像没有什么说的，拉里。”

拉里脸上毫无表情地望着她。自从她来了以后，他的眼睛就一直没有离开她，现在很和气地对她一笑。

“我讲话本来不多，”他说。

音乐又奏起来。一个人走到我们面前；他个子相当高，而且长得结实；大鹰钩鼻子，锃亮的黑头发，大嘴和多肉的嘴唇。那样子就像个成了反面角色的萨伏纳洛拉

[8]

。像这里的多数男人一样，他不戴领子，小腰身的上褂扣得很紧，显出一点腰来。

“来，索菲。我们去跳舞。”

“走开。我没有空。你难道没有看见我有朋友吗？”

“我才不管你那些朋友

[9]

。滚你妈的朋友。来跳舞。”

他抓着她的胳臂，但是，她挣脱他。

“别缠我，混蛋

[10]

，”她突然怒气冲冲叫出来。

“坏东西

[11]

。”

“你才坏

[12]

。”

格雷不懂得他们讲些什么，可是，我看出伊莎贝儿完全理解，因为她具有多数正经女子有的那种对猥亵的奇异知识，所以她脸板下来，皱着眉头表示厌恶。那人举起胳臂，张开手——一只长满老茧的工人的手——正预备打她耳光，这时格雷从椅子上半抬起身子。

“滚开

[13]

，”他用自己的恶劣声调喊。

那人停下来，恶狠狠看了格雷一眼。

“当心，可可，”索菲说，狞笑一下。“他会把你打个半死。”

那人把格雷的高大身材、体重和力气打量一下，悻悻地耸耸肩膀，向我们骂了一句脏话，溜走了。索菲醉意十足地哧哧笑了。在座其余的人都不作声。我重新给她把杯子斟满。

“你住在巴黎吗，拉里？”索菲把酒喝光之后问他。

“暂时。”

跟一个喝醉酒的人谈话总是很吃力的，而且不用说，清醒的人都处在不利地位。我们继续谈了几分钟话，谈得既乏味，又尴尬。后来索菲把椅子往后一推。

“我再不回到我的男朋友那儿去，他就要气疯了。他是个生闷气的浑蛋，可是老天啊，是个好样的。”她摇摇晃晃站起来。“再会，朋友们。来玩嘛。我每天晚上都在这儿。”

她挤到那些跳舞的人中间，在人群中消失了。我看见伊莎贝儿的高贵容貌上那种冷冰冰的鄙夷表情，几乎要笑出来。我们谁也不讲话。

“这是个下流地方，”伊莎贝儿突然说。“我们走吧。”

我付掉我们叫的酒和索菲的香槟酒账，大家一同离开。大部分人都在舞池里，我们看也不看就出去了。时间已过两点，我觉得应当睡觉了，但是，格雷说他肚子饿，所以，我建议上蒙马特尔的格拉夫饭店去吃点东西。车子开出去时我们全都不说话。我坐在格雷旁边指挥他开到那个装潢得很俗气的餐馆。阳台上还坐了一些人。我们走到里面，叫了火腿蛋和啤酒。伊莎贝儿至少表面上重又镇定了下来；她恭维我认识巴黎的这些比较下流的场所，也许带有一点调侃味儿。

“是你要去的，”我说。

“我玩得十分开心。今天晚上痛快极了。”

“见鬼，”格雷说。“叫人要呕出来。还有索菲。”

伊莎贝儿无动于衷地耸一下肩膀。

“你还记得她吗？”她问我。“你第一次到我们家来吃晚饭时，她就坐在你旁边。当时她的头发还不是红得这样不像话。它原来的颜色是暗赭色。”

我把往事回忆一下；想起了一个年纪很轻的女孩子，蓝得几乎像绿色的眼睛，头微微斜向一边，很逗人；不能算美，但是活泼坦率，杂有腼腆和俏皮，使我觉得很有趣。

“当然我记得。我喜欢她的名字。我有个姑母就叫索菲。”

“她嫁了一个叫鲍勃·麦唐纳的男孩子。”

“人不错，”格雷说。

“他是我碰见的最漂亮的男孩子之一。我永远不懂得他看中索菲的什么地方。她是紧接着我之后结婚的。她的父母离婚了；母亲改嫁了一个在中国的美孚石油公司的人。她跟着父亲住在麻汾，那时我们时常看见她，但是，她结婚之后就和我们这群人有点疏远下来。鲍勃·麦唐纳是个律师，但是挣的钱不多，住在城北一所没有电梯的公寓里。但是，这不是原因。他们不愿意看见任何人。我从来没有看见有两个人相爱得这样狂热的。便在他们结婚已经有两三年而且生了一个孩子之后，两个人上电影院时，还是像情人一样；他搂着她的腰，她的头靠在他的肩膀上。他们在芝加哥被人当作笑话说。”拉里听着伊莎贝儿讲，不赞一词。脸上有一种莫测高深的神情。

“后来怎样呢？”我问。

“有天晚上，他们开着自己的小敞篷汽车回芝加哥，把孩子带在身边。他们总是把孩子带着，因为家里没有帮手，索菲什么事都亲自动手，而且他们对孩子异常钟爱。一伙醉鬼开着一部大轮车以每小时八十英里的速度和他们迎头撞上。鲍勃和孩子当场撞死，可是，索菲只受到脑震荡，另外断了一两根肋骨。他们尽量瞒着，不让她知道鲍勃和孩子已经死了，但是，最后只好告诉她。他们说那情形真使人受不了，她就像疯了一样；叫得房子都要塌下来。他们得日夜看守着她，有一次，几乎被她从窗子里跳出去。当然我们凡是能够做的都做了，可是，她好像恨我们。她从医院出来之后，他们把她送进疗养院，在那边住了好几个月。”

“可怜的人儿。”

“当他们放她出来之后，她开始喝酒；喝醉之后，谁找上她，她就跟谁睡觉。她的夫家人吃她不消。他们都是些善良的安分的人，对这种丑事非常愤恨。开头我们全都想帮助她，但是没办法；如果你请她吃晚饭，她来的时候就已经喝醉了，而且很可能客人还没有散，她就醉得不省人事了。后来她和一班坏蛋混起来，我们只好不睬她。有一次，她因喝醉酒开汽车被捕。和她在一起的是她在地下酒店结识的一个达果

[14]

，一查原来是个官方要缉拿的人。”

“可是，她有钱吗？”我问。

“有鲍勃的人寿保险；那辆把他们撞倒的汽车的主人是保了险的，她从他们那里也拿到一点钱。不过，这点钱维持不了多久。她花钱就像喝醉酒的水手，两年之内就赤脚了。她的祖母不肯让她回麻汾。后来，她的夫家人说，如果她肯出国，并且住在外国不回来，就给她生活津贴。我想，她现在就是靠的这笔钱过活。”

“事情又还原了，”我说。“从前有一个时候，败家子是从英国送到美洲去的；现在的败家子显然是从美国送到欧洲来了。”

“我真替索菲可惜，”格雷说。

“是吗？”伊莎贝儿冷静地说。“我不。当然这是一个打击，当时我比任何人都更加同情她。我们一直彼此都很熟悉。但是，一个正常的人碰到这种事情总要恢复过来的。她所以垮掉是因为她本来就有劣根性；天生就是个不健全的人；连她对鲍勃的爱情都嫌过分。她如果性情坚强的话，总应该有办法过下去。”

“如果坛坛罐罐全都……你是不是太狠心了，伊莎贝儿？”我咕噜说。

“我不认为如此。这是常识，我认为不需要对索菲感情用事。天晓得，谁也不比我更爱格雷和两个孩子的了；如果他们在一次车祸中送了命，我会变得神志失常，但是，迟早将会振作起来。格雷，你是不是赞成我这样做，还是赞成我每晚喝得酩酊大醉，并且和巴黎的随便一个流氓睡觉？”

格雷的回答很妙，也可以说是我听见格雷的讲话最有风趣的一次。

“当然我赞成你穿一件摩林诺时装店新制的衣服跳进我的火葬堆里，不过，既然现在不行殉葬，我想最好的代替办法是打桥牌。你而且要紧记住，除非你有把握一出手就拿三叠半到四叠牌，不要上来就叫无王牌。”

我不想向伊莎贝儿指出，她对自己丈夫和孩子们的爱虽则出于真心，但一点谈不上热烈；这不是时候。可能她已经看出我脑子里在想的什么，所以带有挑战的味道问我道：

“你怎么说？”

“我和格雷一样，很替这女孩子惋惜。”

“她不是女孩子，她已经三十岁了。”

“我想她的丈夫和孩子丧命时，世界对她说来已经完结了。生命待她太残酷了，所以她也不管自己变得怎样，一头钻进酗酒和淫乱的堕落泥坑，作为对生命的报复。她本来住在天堂，现在天堂失去了，她住不惯平凡人的平凡世界，因此，绝望之余，一头钻进地狱。我可以想象得出，既然她不再能喝到天神的琼浆玉液，那还不如饮小便的好。”

“这是你们在小说里写的一套。它是胡扯，你也知道是胡扯。索菲滚进泥潭里是因为她喜欢。别的女人也有死掉丈夫和孩子的。她变坏并不是这个原因。坏不是由好变过来的。坏本来就已经有了。等到那次车祸冲破她的防线，她就露出本来面目来。别把你的怜惜浪费在她的身上；她现在变成这样，说明她一直就是这样。”

拉里自始至终没有开口。他像在沉思，我们讲些什么恐怕他听都没有听见。伊莎贝儿讲完话后，暂时有一段沉寂。后来他开始讲话了，但是，声音很古怪、很单调，不像朝着我们，而像自言自语；眼睛像在望着模糊的已往岁月。

“我记得她十四岁时，把长头发从前额梳到后面，在后面打一个黑蝴蝶结，一张长了雀斑的严肃的脸。是一个谦虚的、高尚的、充满理想的孩子；碰到什么书都看，我们时常在一起谈书。”

“在什么时候？”伊莎贝儿问，眉头微微有点皱。

“哦，在你和你母亲出去交际的时候。我常上她祖父家里去，我们会坐在他们家那棵大榆树下面，相互读书。她喜欢诗歌，自己也写了不少诗歌。”

“很多女孩子在这样年纪都写诗。相当蹩脚的东西。”

“当然那是好多年以前的事了，而且敢说我自己就不懂得什么好坏。”

“你自己顶多也不过十六岁。”

“当然是模仿的。有不少地方学的罗勃特·弗罗斯特

[15]

。不过我的感觉是，年纪这样轻的女孩子能写成这样，是了不起的。她的耳朵很灵敏，而且有节奏感；对乡野间的声音和气味有感情，诸如空气中早春的温柔气息和干旱土地上雨后发出的清香。”

“我从来不知道她写诗，”伊莎贝儿说。

“她保守秘密，怕你们大家笑她。她很害臊。”

“她现在可不害臊。”

“战后我回来时，她几乎已经是成人了；读了许多关于工人阶级情况的书，而且是在芝加哥亲自看到了那些情况。她迷上了卡尔·桑德堡

[16]

，拚命写自由诗，描写穷人的困苦生活和工人阶级的受剥削情况。我要说那些诗写得平淡，但是诚实，而且带有同情和高尚感情。当时，她想要做一个社会工作者。她的牺牲精神很使人感动。我觉得，她的能力很强。她并不傻，也不感情冲动，但是，给人一种悠闲贞静和灵魂高洁的印象。那年夏天，我们时常碰面。”

我能够看出，伊莎贝儿听得越来越毛躁。拉里一点不觉得自己在拿一柄匕首戳进她的心里，而且每一个单词都像匕首在她心里搅。可是，伊莎贝儿开口时，嘴边却露出淡淡的微笑。

“她怎么选上你做她的知心人的？”

拉里一双诚实的眼睛望着她。

“我不知道。你们这些人都很有钱，她在你们中间是一个穷女孩子，而我则不属你们之列。我来到麻汾，只是因为纳尔逊叔叔在麻汾行医。想来她觉得这使我和她有共同的地方。”

拉里一个亲戚也没有。我们多数人至少有些堂兄弟、堂姐妹或者表兄弟、表姐妹；这些人我们可能简直不认识，但至少使我们感到自己是这个家族的一部分。拉里的父亲是独生子，母亲是独生女；他的祖父是教友派教徒，年纪很轻时就在海上遇难，他的外祖父没有兄弟，也没有姐妹。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像拉里这样孤零的。

“你曾想到过索菲爱你吗？”伊莎贝儿问。

“从来没有，”他笑了。

“她是爱你的。”

格雷冒冒失失的样子说，“拉里打完仗作为一个受伤军人回来时，半个芝加哥的女孩子都在追他。”

“这不仅仅是追。她崇拜你，我可怜的拉里。难道你是说你不知道吗？”

“我当然不知道，而且我不相信。”

“想来你认为她太高尚了。”

“对我说来，她现在仍旧如在目前；一个瘦瘦的小女孩子，头发打了个蝴蝶结，脸色庄重，读起济慈的颂歌来，声音有点抖，含着眼泪，因为诗太美了。不知道她如今在哪里。”

伊莎贝儿微微吃了一惊，带着迷惑不解的神情把拉里看了一眼。

“晚得不像话了，我人疲倦得不知道怎么办。我们走吧。”

[1]
巴黎的一家黄色舞剧院。

[2]
原文为法文。

[3]
原文为法文。

[4]
原文为法文。

[5]
相当于中国不称“您”，而称“你”。

[6]
原文为法文。

[7]
原文为法文。

[8]
萨伏纳洛拉（1452-1498），意大利黑袍教僧侣，代表教会反对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放纵和社会风气败坏。政治上拥护法国的查理8世，引起教皇亚历山大6世的敌意，以宣传异端罪被处火刑。

[9]
原文为法文。

[10]
原文为法文。

[11]
原文为法文。

[12]
原文为法文。

[13]
这里应是法文，即滚开意，说话的人把音念别了。

[14]
美国人用以指意大利人、西班牙人或葡萄牙人的贬语。

[15]
罗勃特·弗罗斯特（1875-1963），美国诗人，以写新英格兰乡村风光知名。

[16]
卡尔·桑德堡（1878-1967），美国当代诗人，继承惠特曼传统，写自由诗。

三

第二天傍晚我坐蓝钢车去里维埃拉，两三天后，就上昂第布去看艾略特，告诉他巴黎的新闻。他看上去气色很不好。蒙特卡地尼的疗养并没有取得预期的疗效，而事后去各处旅行又弄得他精疲力竭。他在威尼斯找到一只洗礼盆，然后又上佛罗伦萨去买下那张他和人家讨价还价的三联画。为了急于把这些东西安装好，他亲自上庞廷尼沼地去了一趟，住在一家很蹩脚的小旅馆里，热得使人简直吃不消。他买的那些名贵艺术品要好多天才能运到，但是，他下定决心非要达到目的决不离开，因此继续住下去。当一切总算照他所要求的那样安装就绪以后，他感到非常满意，并且得意扬扬地把自己拍的那些照片拿给我看。教堂虽然小，但是有气派；内部装修华丽而不俗气，证明艾略特确有眼光。

“我在罗马看见一口早期基督教时代的石棺，非常中意，考虑了好久，想把它买下来，但是，最后打消了。”

“你怎么想到要买一口早期基督教的石棺，艾略特？”

“给我自己睡，老兄。制作非常之精，我觉得和门那边的圣水盘正好扯平

[1]

，不过，那些早期基督徒都是些矮矮胖胖的人，我睡不进去。我总不能躺在那儿等那张最后的王牌

[2]

跑来使我的膝盖顶着下巴，就像胎儿那样，怪不舒服的。”

我大笑，艾略特却是一本正经。

“我想了一个更好的办法。我跟教堂方面商量好——是碰到些困难的，不过也是意料中事——把我葬在祭坛前面，就在圣坛东面台阶底下；这样的话，当庞廷尼沼地那些可怜的农民前来领圣餐时，他们那些沉重皮靴就会踏在我的骨头上面。相当帅，你说是不是？只是光秃秃一块石板上面刻了我的名字和两行生卒年月。Si monumentum quoeris， circumspiece

[3]

。如果你要找他的碑，你四下看看，就知道了。”

“我拉丁文还算懂得，一句陈词滥调还用不着译给我听，艾略特。”我有点刻薄地说。

“对不起，老兄。我一向习惯于上流人士的愚昧无知，一时间忘记我是在和一位作家谈话。”

口头上还是被他占了便宜。

他又继续说道，“不过，我要告诉你的是：我已经在遗嘱上把葬礼应当注意的事情全写上了，但是，我要你当监视人。我决不
和里维埃拉那批退休军官和中产阶级的法国人葬在一起。”

“我当然愿意照办，艾略特，不过，我觉得多年后的事情用不着现在就考虑得这样周到。”

“我年纪不小了，你知道，而且说实在话，离开人世我并不难过。兰道尔

[4]

那几句诗是怎么说的？我烘我的双手……”

我对诗文的记性虽则很差，但是，这首诗很短，所以我能背得出来。我从不与人争，没有人值得我与之争；

我爱自然，其次爱的是艺术；

我向生命之火伸双手取暖；

火快烧残了，我也准备离去。“对了，”他说。

我私心认为艾略特硬要拿这首诗来形容自己，实在非常牵强。

可是，他说，“它完全表达了我的心情。我唯一要增入的地方是，我一直和欧洲最上流的人士交往。”

“在一首四行诗里，添上这一点恐怕不容易。”

“交际界完结了。有一个时候，我曾经希望美国会取代欧洲建立一个为‘大众’

[5]

所尊重的贵族阶层，可是，不景气把这种可能性完全摧毁了。我可怜的祖国越来越变得不可救药地庸俗。你决不会相信的，我亲爱的朋友，上次在美国时，一个开出租汽车的司机竟然称呼我‘老兄’。”

里维埃拉受到一九二九年市场大崩溃的打击仍未恢复；虽然它远不是过去那样，艾略特照旧举行宴会，并参加人家的宴会。他从不和犹太人过从，只有罗思柴尔德家族除外，但是，现在有些最盛大的宴会却是这些上帝的选民

[6]

举行的，而只要是宴会，艾略特都舍不得不去参加。他在这些聚会里东跑跑西站站，风度翩翩地和这个人握手，或者对那个人行吻手礼，但是，带有一种无可奈何的超然派头，就像一个被放逐的皇族看见自己和这批人混在一起感到有点不自在似的。可是，那些被放逐的皇族却玩得非常快活；对他们说来，认识一个电影明星好像是他们一生中最大的愿望。时下的这种风气，把戏剧界人士看作是交际对象，艾略特也看不入眼；但是，有一个退休的女演员就在他的邻近造了一所豪华的住宅，还经常招待宾客。部长、公爵、名门闺秀之流在她家里一住就是几个星期。艾略特也成了经常的客人。

“当然，人色很不整齐，”他告诉我说，“不过，你不喜欢的人用不着理睬。她是美国人，我觉得应当帮她撑撑场面。她招待下榻的那些客人发现有人和他们有共同语言，一定会解除不少疑虑。”

有时候，他显然身体非常不好，使我不得不劝他参加社交活动何必这样积极。

“老兄，在我这样的年纪，我是经不起掉队的。我在上流社会混了快五十年了，难道我不懂得这里的道理：只要你不经常在重要场合出现，你就会被人家忘记掉。”

我弄不懂他是否意识到自己当时作了一次多么可悲的自白。我不忍心再嘲笑艾略特了；他在我眼中成了一个极其可怜的人物。他活着就是为了社会交际；宴会和他是息息相关的；哪一家请客没有他，等于给他一次侮辱；一个人溜单是羞耻的；而现在人已经老了，他对受冷落尤其怕得要死。

夏天就这样过掉。艾略特从里维埃拉的这一头到里维埃拉的那一头忙得团团转，在戛纳吃午饭，在蒙特卡洛吃晚饭，拿出全副本领来适应这一家的茶会或者那一家的鸡尾酒会。而且不管自己多么疲劳，总竭力做得和蔼可亲，谈笑风生。他的内幕新闻来得个多，敢说最近的一些丑事秽闻的细节，除掉直接有关系的人外，谁也不比他知道得更早。假如你说他这种人生无益于时，他会瞠眼望着你毫不掩饰他的骇异。他会觉得你简直愚昧无知。

[1]
艾略特设想他进入天国，还得受洗。

[2]
指上帝。

[3]
艾略特在这里套用了英国著名建筑师克里斯托弗·雷恩爵士（1632-1723）的墓志铭（雷恩死后葬在圣保罗大教堂），又自己在下文译了出来。

[4]
沃尔特·兰道尔（1775-1864），英国作家，诗人，是一个具有反抗性的文人，传世之作有《想象的谈话》。

[5]
原文为希腊文。

[6]
上帝的选民指犹太人。

四

秋天到了。艾略特决定上巴黎住些时候，一半是看看伊莎贝儿、格雷和两个孩子过得怎么样，一半是如他说的为了在首都露一下脸

[1]

。这以后，他预备上伦敦定制些新衣服，顺带看望看望几个老友。我自己计划直接去伦敦，但是，他邀我和他一同坐汽车上巴黎。这样上路很舒服，所以我答应下来，同时觉得自己不妨在巴黎至少也呆上几天。一路上走得很从容，只要哪儿饭菜做得好，就停下来休息。艾略特的腰子有毛病，只饮维希矿泉水，但是，我喝的半瓶葡萄酒，他总坚持要替我挑选；他心地忠厚，尽管自己现在享受不了品酒的乐趣，看见我夸奖酒好，从心里感到快活。他非常慷慨，我要花费许多唇舌才能说服他让我付掉我那一部分的房饭钱。他谈论过去认识的那些大人物，听得人有些生厌，但是这趟旅行还是开心的。我们经过的大部分是乡间，初秋的景色很迷人。在枫丹白露吃了午饭之后，一直到下午才到达巴黎。艾略特把我送到我那家中等的老式旅馆，便绕过街角去里茨饭店。

我们预先通知伊莎贝儿说我们要来，所以，看见她在旅馆里留交给我的便条，并不感到突然，可是，便条的内容却使我吃了一惊。你一到就来。出了大事情了。别把艾略特舅舅带来。看在上帝的份上，请你立刻就来。我和别人一样急于想知道究竟，但是，我得洗个脸，换上一件干净衬衫；然后，叫了一辆汽车，开到圣纪尧姆街的公寓。用人把我领进客厅。伊莎贝儿立刻站了起来。

“你这半天上哪儿去了？我等了你好几个钟点。”

时间是五点钟，我还没有来得及回答，管家已经把喝茶的东西送进来。伊莎贝儿双手紧勒，看着管家摆茶具简直不耐烦。我想象不出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刚到。我们在枫丹白露吃午饭，把时间拖得太长了。”

“老天啊，他摆得多慢。人都要急疯了！”伊莎贝儿说。

管家把托盘连同茶壶放在桌上，把糖缸和茶杯放在桌上，然后以一种的确恼人的安详在桌子四周摆上一盆盆的面包、牛油、蛋糕、甜饼。他出去时，随手把门带上。

“拉里要跟索菲·麦唐纳结婚。”

“她是谁？”

“别这样蠢，”伊莎贝儿叫出来，眼睛里闪出怒火。“就是在你带我们去的那家下流咖啡馆里我们碰到的那个喝醉酒的婊子。天知道你为什么把我们带到那种地方去。格雷倒尽了口味。”

“哦，你是指你们的那个芝加哥朋友吗？”我说，不理会她的不公正责备。“你怎么知道的？”

“我为什么要知道？昨天下午他亲自来告诉我的。从那时候起，我一直恼火到现在。”

“你不妨坐下来，给我倒杯茶，一五一十地告诉我。”

“你自己倒。”

她坐在喝茶桌子对面，一股不耐烦的样子看着我给自己倒茶。我在靠近壁炉的一张小小的长沙发上舒舒服服坐下。

“我们和他最近不大见面，我是说，自从我们从迪纳尔回来之后；他去迪纳尔待了几天，但是，不肯跟我们住在一起，住在一家旅馆里。他常到海边来，跟两个孩子玩。孩子们喜欢得他要命。我们去圣布里亚克打高尔夫。格雷有一天问他后来见到过索菲没有。

“‘见到，见过好几次，’他说。

“‘为什么，’我问。

“‘她是老朋友嘛，’他说。

“‘我要是你的话，决不在她身上浪费时间，’我说。

“他听了微笑一下。你懂得他笑的那种派头，好像认为你的话很好笑，然而，事实上，一点也不好笑。

“‘可是，你不是我，’他说。

“我耸耸肩膀，谈到别的上面去了。这件事我从来没有再盘算过。当他上这儿来，告诉我他们要结婚时，你可以想象得出我的震动多大。

“‘你不可以，拉里，’我说。‘你不可以。’

“‘我预备跟她结婚，’他若无其事地说，就好像他要再来点马铃薯似的。‘我而且要你好好接待她，伊莎贝儿。’

“‘这个要求太过分了，’我说。‘你疯了。她是坏人，坏人，坏人。’”

“你怎么会这样想的？”我打断她。

伊莎贝儿望着我，眼睛里直冒火。

“她从早到晚喝得烂醉。不管什么流氓要跟她睡觉，她就跟人家睡觉。”

“这并不意味着她就是坏人。不少有身份的人酗酒，而且喜欢干下流事情。这些是坏习惯，就像咬指甲一样，说它坏，也只能坏到这个地步。我认为，那些说谎、欺骗、残酷的人才是真正的坏人。”

“你假如偏袒她，我就要你的命。”

“拉里怎样又碰见她的？”

“他在电话簿上找到她的住址。他去看了她。她正在生病，这也不奇怪，过的是那种生活。他替她请了医生，并且找个人服侍她。关系就是这样开始的。拉里说她戒了酒；这个蠢货认为她的病已经治好了。”

“你记得拉里治格雷的头痛吗？他不是把他治好了？”

“那不同。格雷要自己的病好。她不要。”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理解女人。一个女人堕落到像她那样，就完结了；是永远不会回头的。索菲所以堕落到现在这样，是因为她一向就是这样一种人。你认为她会永远跟拉里吗？当然不会。迟早还是要跟他崩掉。她天生有一种劣根性。她喜欢的是流氓，这种人能给她刺激，她要找的是这种人。她会把拉里的生活搞得一塌糊涂。”

“看来很有可能，不过，我看不出你能想出什么办法。他又不是糊里糊涂这样做的。”

“我
是没有办法，但是，你有。”

“我？”

“拉里喜欢你，他会听你的话。你是唯一能对他施加影响的人。你见多识广。你去找他，叫他不要做这种傻事。告诉他这会毁掉他的。”

“他会干干脆脆告诉我这不关我的事，而且他这样讲完全对的。”

“可是，你喜欢他，至少你对他是感觉兴趣的，你总不能抄着手站在旁边，看着他把生活搞得一团糟。”

“格雷是他最要好的朋友，而且认识最早。我并不是说这会有什么帮助，不过，我觉得跟拉里谈，格雷最适合。”

“格雷，哼，”她说，不耐烦的样子。

“你知道，事情未见得如你设想的那样糟。我有两三个朋友，一个在西班牙，两个在东方，他们都娶的妓女做老婆，结果家庭处得很好。她们都感谢自己丈夫，我是指给了她们生活上保障，而她们对怎样讨男人的欢心，当然都是知道的。”

“你真啰嗦。你认为我牺牲自己，就是为了让一个疯狂的淫荡女人把拉里抓在手里吗？”

“你
怎样牺牲自己的？”

“我放弃拉里的唯一一条理由，是我不想影响他的前途。”

“去你的，伊莎贝儿。你放弃拉里是为了方形钻石和貂皮大衣。”

话才出口，一盘黄油面包就向着我的头飞来。总算运气，盘子被我接住，可是，黄油面包都落在地板上。我站起身，把盘子放回在桌子上。

“你把艾略特舅舅的王冠德比盘

[2]

打破一只，他可不会感谢你。这些当初是替第三代多塞特公爵烧制的，几乎是无价之宝。”

“把黄油面包拾起来，”她气吁吁地说。

“你自己拾起来，”我说，又在沙发上靠起。

她站起身，一面生气，一面把散在地上的黄油面包拾起来。

“你还自称是一位英国上流人士呢，”她恶狠狠地说。

“不行，这件事情我一生从来没有做过。”

“滚出去。我再不要看见你了。你的样子叫我厌恶。”

“很抱歉，因为你的样子一直使我欢喜。可有人告诉过你，你的鼻子跟那不勒斯博物馆里普绪刻

[3]

石像的鼻子一模一样。这座石像是存世的代表少女美的最优秀作品。你的腿很美，又长又有线条，我看见时总是感到诧异，因为你做女孩子时，你的腿很粗而且不匀称。我没法想象你是怎样做到的。”

“靠坚强的意志和上帝的恩泽，”她怒冲冲地说。

“可是，你的手当然是你最勾引人的部位。这样纤细瘦削。”

“我有个印象，好像你觉得我的手太大了。”

“就你这样的身材来说，不能算大。你使用两只手起来姿势异常美妙，我十分叹服。不管是出自天工，或者人为，总之，你的手的每一动作总给人以美感。它们有时候像花朵，有时候像飞鸟。它们比任何语言更富于表现力。它们就像艾尔·格列柯

[4]

的画像里的那些手；说实在话，我看着你的手时，想到艾略特原来胡扯你家祖上有一个是西班牙贵族，说不定有道理。”

她头抬了起来，悻悻然的样子。

“你讲的什么？我还是第一次听到。”

我把德·劳里亚娶玛丽王后贵嫔的事告诉她，这是艾略特从母系方面追溯上去的。伊莎贝儿一面听，一面心安理得地端详着自己的长手指和修剪涂染过的指甲。

“人总是什么人的后代，”她说，接着轻盈一声笑，顽皮的样子把我看看，一点怨气没有了。“你这个鬼儿子，”她又说。

一个女人，你只要告诉她真情实话

[5]

，就很容易使她讲理。

“有时候，我并不怎样真正恨你，”伊莎贝儿说。

她走来靠着我，在长沙发上坐下，把胳臂和我的胳臂套起，探出身子来要吻我。我把面颊避开。

“我可不要脸上沾上口红，”我说。“你假如要吻我，就吻我的嘴，这是慈悲的上苍指定的地方。”

她哧哧笑了，用手把我的头转了对着她，嘴唇在我的嘴唇上印上一条细红颜色。那滋味很好受。

“现在你既然这样表示了，也许可以告诉我你是什么打算。”

“要你出个主意。”

“我很愿意给你出，不过，敢说你一时接受不了。你只能做一件事，就是勉为其难。”

她又火起来，抽开胳臂，站起身，一屁股坐在壁炉那一边的一张沙发上。

“我不愿意眼看着拉里把自己毁掉不管。我要不惜一切阻止拉里娶那个贱货。”

“你不会成功的。要知道，他是被一种最强烈的最动人心弦的情感迷惑住了。”

“你难道认为他真正爱上了她？”

“不是。爱和这种情感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

“什么？”

“你读过《新约全书》没有？”

“总算读过吧。”

“你记得基督是怎样被圣灵引到旷野，禁食四十天的？当时，他感到饥饿，魔鬼就来找他，对他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可以命令这些石头变成面包。但是，基督拒绝了他的引诱。后来魔鬼就教基督站在殿顶上，对基督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就跳下去。因为天使受命照应你，会将你托着。但是，基督又拒绝了。后来魔鬼又把他带上一座高山，指给他看世上的万国，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但是基督说：滚开吧，撒旦。根据心地善良单纯的马太的记载，故事的结尾就是这样。但是，故事并没有完。魔鬼很狡猾，他又来找基督，对他说：如果你愿意接受耻辱，鞭挞，戴上荆棘编的冠，让人家把你钉死在十字架上，你将使人类得救，因为为了朋友牺牲自己的生命，是人所能表现的最伟大的爱。基督中计了。魔鬼笑得肚子都痛了，因为他知道坏人会借了为人类赎罪的名义来干坏事。”

伊莎贝儿愤然瞧着我。

“你从哪儿听来的这段话。”

“哪儿也没有。是我临时诌出来的。”

“我觉得这段故事很愚蠢，而且亵渎神圣。”

“我只想向你指出，自我牺牲是压倒一切的情感，连淫欲和饥饿跟它比较起来都微不足道了。它使人对自己人格作出最高评价，驱使人走向毁灭。对象是什么人，毫无关系；值得也可以，不值得也可以。没有一种酒这样令人陶醉，没有一种爱这样摧毁人，没有一种罪恶使人这样抵御不了。当他牺牲自己时，人一瞬间变得比上帝更伟大了，因为上帝是无限和万能的，他怎么能牺牲自己？他顶多只能牺牲自己唯一的儿子。”

“老天啊，你真唠叨，”伊莎贝儿说。

我不理会她。

“当拉里被这种情感牢牢掌握着时，你想跟他讲通常的道理，或者劝他小心从事，会对他有影响吗？你不知道他这多年来在追求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只是猜想。但是，这许多年的辛勤收获，所有这些年积累的经验，现在都敌不过他的欲望——啊，岂止是欲望，是一种急切的、如饥似渴的压迫：去救一个他过去认识的清白女孩子而现在已成为荡妇的人的灵魂。我认为你是对的，我认为他是在做一件没有指望的事；以他那样敏感，他将要像受天罚的人一样吃足苦头；他的毕生事业，不管那是什么，将永远完成不了。卑鄙的帕里斯一箭射中阿喀琉斯的脚后跟，使他送了命。

[6]

拉里恰恰缺少这点狠毒，而这点狠毒便是圣徒为了取得正果，也是少不了的。”

“我爱他，”伊莎贝儿说。“上帝知道，我一点不要求他什么。我一点不指望他什么。谁也不会像我爱他那样毫无自私之心。这底下的日子他可着实不好过呢。”

她开始哭起来。我觉得哭哭对她有好处，所以不加劝阻。我无意间脑子里出现一个想法，借此消磨时间。一个人在想着玩。我敢大胆断言，魔鬼目睹基督教挑起的那些残酷战争，教徒对教徒进行的那些迫害和刑罚，以及残忍、虚伪、褊狭，一定对这本账感到心满意足。而且当他想起基督教给人类背上了一个原始罪恶的痛苦包袱，使美丽的满天星斗昏暗下来，给世上那些供人们享受的赏心乐事投下一道邪恶的阴影，他准会咯咯笑起来，一面咕哝着：活该受这报应，这个鬼。

不一会，伊莎贝儿从手提包里取出一块手帕和一面镜子，看看自己，小心地揩揩眼角。

“你他妈的很同情，是不是？”她愤然说。

我若有所思地望着她，但不答话。她在脸上扑扑粉，涂上口红。

“你刚才说你猜想他这多年来在追求什么东西。你这是什么意思？”

“告诉你，我只能猜测，而且有可能完全错了。我觉得他是在寻求一种哲学，也可能是一种宗教，一种可以使他身心都获得安宁的人生准则。”

伊莎贝儿把我的话盘算了一下，叹口气。

“你认不认为奇怪，一个伊利诺斯州麻汾镇的乡下孩子会有这样的想法？”

“路得·伯班克出生在马萨诸塞州的农场，会种出一种无核的橘子，亨利·福特出生在密执安州的一个农场，会发明一种小汽车，拉里并不比他们更奇怪。”

“可是，那些都是实用的东西。是在美国传统之内的。”

我笑了。

“世界上还有什么比学会生活得最好更实用的吗？”

伊莎贝儿作了一个没精打采的姿势。

“你要我怎么办？”

“你不想完全失掉拉里，是吗？”

她点头。

[7]

“你知道拉里是非常忠实的：你假如不睬他的老婆，他也不会睬你。你如果懂道理的话，就得跟索菲交朋友。你得忘掉过去，在有可能时，尽量对她好。她要结婚了，我想她要买些衣服。为什么你不提出陪她去买。我想她准会喜出望外。”

伊莎贝儿眼睛眯起听我说。她好像很注意听我的话。有这么一会儿，她在盘算，可是，我猜不出她脑子里在想些什么。后来她使我吃了一惊。

“你请她吃午饭好吗？在我昨天给拉里那顿发作之后，我请是相当尴尬的。”

“我如果请的话，你肯循规蹈矩吗？”

“像个光明天使，”她带着最魅人的微笑回答。

“我立刻就敲定。”

屋内有电话。我很快查到索菲的电话号码；经过一段通常的耽搁——凡是使用法国电话的人，都得耐心耐性——我接上了她。自己报了名字。

“我刚到巴黎，”我说，“就听说你跟拉里要结婚了。我向你道喜。希望你们过得非常幸福。”伊莎贝儿站在我身边，把我胳臂上的肉狠狠拧一下，我几乎叫了出来。“我在巴黎只呆很短一段时间，不知道你跟拉里后天能不能到里茨饭店和我一起吃午饭。我还要请格雷、伊莎贝儿和艾略特·谈波登。”

“我来问问拉里。他就在这儿。”停了一下。“好的，我们很高兴来。”

我讲定了时间，说了一句客气话，放下耳机。这时，我瞥见了伊莎贝儿眼睛里有种表情，使我不放心起来。

“你在想什么？”我问她。“我不大喜欢你脸上的神情。”

“对不起；我还以为你真正喜欢我的就在这种地方。”

“你会不会肚子里面藏了什么坏主意，伊莎贝儿？”

她眼睛睁得多大的。

“我向你保证没有。事实上，我急切想看见拉里使索菲改邪归正之后，看上去是什么样子。我只希望她上里茨饭店来的时候，不要搽得一脸的胭脂花粉。”

[1]
原文为法文。

[2]
英国德比以烧瓷出名，这种王冠德比盘的图案是在D字母上缀一王冠。

[3]
希腊神话中以少女形象出现的人类灵魂化身。

[4]
艾尔·格列柯（1541-1614），生于克里特岛，本名多明尼可·狄奥托可普。青年时期在威尼斯、罗马。1577年到西班牙，旋定居托莱多，创作以肖像画和宗教题材为主；也是雕塑家和建筑家。

[5]
这是作者讥讽的话，他根本不相信艾略特关于自己母系祖先那一套。

[6]
希腊神话，特洛亚国王子帕里斯拐走了斯巴达国王美丽的妻子海伦，引起希腊攻打特洛亚的十年战争。阿喀琉斯是希腊方面的勇猛的战士，是他杀死特洛亚的大将赫克托耳。阿喀琉斯据说被帕里斯的冷箭射死，但是，荷马史诗未载。

[7]
原文是摇头，这是英美人同意否定句问话的习惯，为了使中国读者不致误会，只好改为“点头”。

五

我的小宴会开得还不坏。格雷和伊莎贝儿先到；拉里和索菲·麦唐纳五分钟之后到。伊莎贝儿和索菲亲热地互吻，伊莎贝儿和格雷又祝贺她订婚。我瞥见伊莎贝儿的眼睛迅速地把索菲的外表打量了一下。索菲的样子使我吃惊。以前我在拉白路那家下等咖啡馆看到她时，她搽得一脸脂粉，头发染成棕红色，穿一件鲜明的绿衣服，尽管神情放荡而且喝醉了，但是，带有一种挑衅的味儿，甚至有股骚劲儿；可是，现在，看上去则很寒伧，虽则比伊莎贝儿肯定要小一二岁，但是，样子比她老多了。头仍旧像上次那样傲然翘着，但不知道什么缘故，却是一副可怜相。她已经让头发恢复原来的颜色，染过的头发和新长出来的头发看上去邋里邋遢的。除掉嘴唇涂了红色以外，脸上什么脂粉不施。皮肤粗糙，而且带有不健康的苍白色。我记得她的眼珠是鲜明的绿色，可是，现在变得暗淡无光了。身上穿一件红衣服，显然是新买的，还配了一色的帽子、鞋子和手提包；我并不自命懂得女人应当怎样穿衣服，但总觉得有点刺眼，而且在今天这样场合稍嫌过分讲究一点。胸口戴了一件很触眼的人造宝石的首饰，就是人们在雷奥里路买到的那路货色。伊莎贝儿穿一件黑绸子衣服，挂一串人工培养的珍珠项链，戴一顶很漂亮的帽子；和她一比，索菲显得很俗气，更谈不上派头。

我叫了鸡尾酒，不过拉里和索菲都拒绝喝。后来艾略特来了。可是，他穿过那间辽阔的厅堂走来时，却被一个接一个的熟人拦住，跟这个拉手，吻那个的手。他的举止就好像里茨是开在他家里的，而他正在向自己客人的惠然光临表示衷心感谢。我们把一切都瞒着他，只告诉他索菲的丈夫和孩子在一次车祸中丧命，现在要和拉里结婚。当他终于走到我们面前时，他使出自己最拿手的一套，风度翩翩地向这对未婚夫妇祝贺。大家一同走进餐厅；由于我们是四男二女，所以我叫伊莎贝儿和索菲就一张圆桌面对面坐下，索菲的两旁边坐着格雷和我。桌子很小，谈话大家都听得见。午餐我已经预先订好，管酒的侍役这时把酒单拿来。

艾略特说，“老兄，你酒一点不在行。阿尔勃特，把酒单给我。”他翻着酒单，一面说。“我自己只喝矿泉水，但是，我不能容忍别人喝次等酒。”

他跟管酒的侍役阿尔勃特是老朋友。经过热烈的讨论后，两人决定我应当叫什么酒请客人喝。然后他转向索菲。

“你们预备上哪儿去度蜜月，亲爱的？”

他瞧了她衣服一眼，眉毛几乎令人觉察不到地抬了一下，使我看出他对这件衣服看不上眼。

“我们预备去希腊。”

“我想去希腊总有十年了，”拉里说，“可是，不知道什么缘故，总是去不成。”

“这个季节应当是风光最好的时候，”伊莎贝儿说，表示很起劲。

她记得，我也记得，当初拉里要跟她结婚时，提议带她去的就是希腊。对拉里说来，去希腊度蜜月好像已经成为固定的了。

谈话进行得并不怎样容易，如果不是亏了伊莎贝儿，我这个主人就会觉得事情很难办。她表现得非常之好。只要讲话有中断的危险，而我在开动脑筋想找个新话题来谈时，她就插进些轻松的话。这使我很感激。索菲简直不大开口，只在有人跟她谈话时，方才勉强讲几句。她神气索然。你会说这个人已经是个半死人了；我肚子里在盘算拉里是不是约束她过头了，使她简直受不了。我猜想她不但酗酒，而且吸毒；这倘然属实，一下子把这些戒掉准会使她的人垮掉。有时候，我瞥见他们相互对看一眼。拉里的神情含有温存和鼓励，索菲的神气带有恳求，使人感到恻然。格雷天性忠厚，可能本能地觉察到我猜测的情况，所以跟索菲谈起拉里怎样治好那个使他成为废人的头痛病，接着又告诉她他是怎样离不开拉里，感激拉里。

“现在我一点病都没有了，”他继续说。“只要有一天找到事，我就会重新工作起来。现在我有几件事都在接头，希望不久能够敲敲定。嘘，回国去真是开心。”

格雷完全出于好意，可是，他讲的那些话也许不大策略；因为照我的想法，拉里用来治愈索菲酗酒的痼疾的，可能用的是治愈格雷的同一的暗示术（在我看，就是这个法子）。

“你现在一点不发头痛了吗，格雷？”艾略特问。

“三个月来从没有发过；如果我感到它要发作了，我就立刻抓着我的护身符，我就好了。”他说着从口袋里摸出拉里给他的那块古钱，“这是我的无价之宝。”

午饭已毕，上咖啡了。管酒的侍役过来问要不要来点甜酒

[1]

。我们全拒绝了，只有格雷说他要一杯白兰地。瓶子拿来时，艾略特坚持要看看是什么牌子。

“行，我认为可以喝。对你没有害处。”

“您来一小杯吗？”侍役问。

“唉，我现在是禁酒了。”

艾略特详详细细告诉侍役，自己的腰子有毛病，医生不允许他喝酒。

“喝一点苏布罗伏加对您不碍事。这酒有名的治腰痛。我们刚从波兰运来一批。”

“真的吗？这种酒近来很难得。把瓶子拿来我看看。”

管酒的侍役是个身材魁梧、神气十足的家伙，脖子绕了一根长长的银项链，跑去拿酒瓶。艾略特向我们解释说这是波兰酿制的一种伏特加酒，但在种种方面比伏特加高级得多。

“我住在拉德齐威尔斯家里参加打猎时，常饮这种酒。你们应当瞧见那些波兰亲王喝起这种酒来的派头；成大杯地喝，一点不动声色，我这话丝毫没有夸张。当然都是些金枝玉叶；一举一动完全是贵族味儿。索菲，你非得尝一下这个酒不可；伊莎贝儿，你也要尝。这个机会不能轻易放过。”

管酒的侍役把酒瓶拿来。拉里、索菲和我都拒绝了，但是，伊莎贝儿说她愿意试试。我感到诧异，因为她一向酒喝得很少，而今天她已经喝了两杯鸡尾酒和两三杯葡萄酒了。侍役倒了一小杯淡绿色的甜酒，伊莎贝儿擎起来闻闻。

“哦，多香啊！”

“是不是？”艾略特说。“香味是因为里面泡了有一种药草；酒的味道好也是这个缘故。我也陪你喝一点点。偶尔一次对我不会有什么害处。”

“酒味真美，”伊莎贝儿说。“像甘露一样。我从来没有喝过这样美的酒。”

艾略特把杯子举到唇边。

“唉，这酒使人想起已往的日子。你们从没有在拉德齐威尔斯家住过的人，就不懂得什么叫生活。那个场面真大啊。封建的场面，懂吗？你简直觉得自己像置身在中世纪。上车站来接你的是一辆六匹马驾驶的车，还有驭者骑在马上。吃饭时，每个人后面都站着一个穿制服的男用人。”

他继续形容那家府邸的阔绰华贵，以及那些筵席的豪华；我忽然起了一阵疑心——当然是无足轻重的——好像这件事整个儿是艾略特和那个管酒侍役商量好的，让艾略特借这机会大谈特谈一下这个王族的豪华排场，以及他在他们的宫堡作客时结识的那一大堆波兰贵族。要阻止他不谈是不可能的。

“再来一杯，伊莎贝儿？”

“哦，我不敢来了。不过酒实在太美了。我很高兴知道有这种酒；格雷，我们得想法买几瓶。”

“我叫他们送几瓶到公寓去。”

“呀，艾略特舅舅，你肯吗？”伊莎贝儿兴孜孜地说。“你待我们太好了。格雷，你非尝一下不可；它闻上去就像新割的稻草和春天的花草，像百里香和薰香草，尝上去一点不辣，非常适意，就像在月光下面听音乐。”

这样呱啦呱啦地前言不搭后语，不像伊莎贝儿的为人，我疑心她是不是有点醉了。筵席散了，我同索菲握手道别。

“你们几时结婚？”我问她。

“再下个星期。我希望你能来参加婚礼。”

“恐怕我那时候不在巴黎。我明天就去伦敦。”

当我和其他客人握别时，伊莎贝儿把索菲拉到一旁，跟她谈了几句话，就转身向格雷说：

“哦，格雷。我要等一等回去。摩林诺时装店有一个时装展览，我要带索菲去看。她应当看看最新的衣服式样。”

“我很愿意，”索菲说。

我们分手了。当晚我带苏姗·鲁维埃去吃晚饭，第二天早上就动身去英国。

[1]
甜酒这里指的像樱桃白兰地那类浓味甜酒，一般在餐后用小杯子饮。

六

两个星期后，艾略特抵达克拉里奇饭店；之后不久，我就便道去看他。他已经给自己定制了几套衣服，并且有点不厌其烦地详细告诉我他挑选的什么料子，而且为了什么理由。当我终于能插话时，我就问他拉里的婚礼是怎样举行的。

“没有举行，”他冷冷地说。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婚礼要举行的前三天，索菲失踪了。拉里到处寻她。”

“真是怪事！他们吵嘴了吗？”

“没有。根本谈不上。什么都准备好了。我还担任把新娘交给新郎的角色。他们预备婚礼举行后立刻去搭东方快车。你现在问我，我觉得拉里做得完全不对头。”

我猜想伊莎贝儿已经把什么都告诉他了。

“究竟是怎样一回事情？”我问。

“好吧，你记得那天你请我们在里茨吃午饭之后，伊莎贝儿带索菲上摩林诺去。你记得她穿的那件衣服吗？不像样子。你可注意到两个肩膀？一件衣服剪裁得好不好，你只要看肩膀合身不合身就行了。当然，可怜的孩子，摩林诺的价钱是她付不起的，可是，伊莎贝儿，你知道她是非常慷慨的，伊莎贝儿打算送她一件衣服，使她至少在结婚那一天有件像样的衣服穿。总之，长话短说，有一天，伊莎贝儿约索菲三点钟上她公寓来，一同去服装店最后试样。索菲来了，但是不幸的是伊莎贝儿要带两个孩子上牙科医生那里去一趟，四点钟后方才到家，那时候，索菲已经走了。伊莎贝儿以为她等得不耐烦，自己去摩林诺了。她立刻赶到摩林诺去，但是，索菲没有来过。最后，她只好放弃，自己又赶回家。他们晚上要在一起吃饭；拉里晚饭时来了，伊莎贝儿问他的第一件事就是索菲哪里去了。

“他不懂得什么原因，就打电话到她公寓，但是，没有人接，因此拉里说他要亲自去找她。他们把晚饭尽量延迟，但是，两个人都没有来，他们只好自己吃了。当然你知道你们在拉白路碰见索菲之前，她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你把他们带到那种地方去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件。总之，拉里整整一夜把她去的那些地方跑遍了，但是，哪儿也找不到她。他一次又一次回到她的公寓去，但是，看门的人说她没有回来过。他花了三天工夫找她的下落。她就这样失踪了。第四天，他又上她的公寓去。看门人告诉他索菲回来过了，打了一只提包，叫一辆出租汽车走了。”

“拉里是不是很难过？”

“我没有见到他。伊莎贝儿告诉我他相当不好受。”

“她没有写信来或者留下什么字条吗？”

“什么都没有。”

我考虑了一下。

“你对这件事情什么看法？”我说。

“老兄，跟你的看法完全一样。她熬不下去了；所以又开了酒戒。”

这摆明是这样，但尽管如此，还是很古怪。我不懂得为什么她偏偏选在这个时候溜掉。

“伊莎贝儿怎样看的？”

“当然她很难受，不过，她是个懂事的女子，所以，她告诉我，她认为拉里娶这种女人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拉里呢？”

“伊莎贝儿对他很体贴。她说难办的是他不肯跟她谈这件事。他会恢复的，你懂得；伊莎贝儿说，他从来就没有爱上索菲，他娶她只是出于一种不正常的怜惜心理。”

我能够想象伊莎贝儿对事态转变得这样如她的心愿，是会表现得非常坚强的。我敢肯定，下次我见到她时，她准会向我指出她早就知道会是什么结局了。

可是，我几乎在一年以后才重又见到伊莎贝儿；那时候，我可以把索菲的情形说给伊莎贝儿听，让她仔细想一想，但是，鉴于当时的处境，我不想跟她谈。我在伦敦一直住到圣诞节，然后直接回到里维埃拉自己家里，在巴黎没有停留。我着手写一部小说，这以后几个月都闭门谢客。艾略特有时候见见面。他的健康显然很坏，但是尽管如此，他还坚持参加社交活动，真使人看了替他难受。他对我很不开心，因为我不肯从三十英里外开车子来参加他继续举行的定期宴会，认为我喜欢坐在家里工作太自命不凡。

“老兄，这个季节比往年特别热闹，”他告诉我。“像你这样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外面什么活动都不参加，简直是犯罪。而且你为什么选择里维埃拉那段完全过了时的地区居住，我就是活上一百年也弄不懂。”

可怜的、可爱的、可笑的艾略特；很显然，他是活不到这么大年纪的。

到了六月，我的小说初稿已经完成，觉得自己应当休息一下，所以打了一只包，乘上那只夏天常把我们开到福斯湾洗海水浴的单桅帆船，并且沿着海岸向马赛驶去。由于风时起时歇，所以大部分时间我们都把附装的马达一路上轧轧开着。我们在戛纳港过了一夜，在圣马克昔姆又过了一夜，在萨纳里过了第三夜。后来就到达土伦。这个海港我对它一直有好感。法国的舰队赋予它一种既浪漫而又亲近的气息，而且在那些老式街道上闲逛，从不使人厌倦。我能够在码头上流连几个钟点不走，看那些上岸休假的水兵一对一对地或者带着女友闲逛，平民来回溜达着，就好像除掉享受欢乐的阳光外，世界上没有其他的事可做似的。由于所有这些船舶和渡船都是把扰攘的人群带往这个大海港的各个据点去，所以，土伦给你的印象是大千世界各种活动的一个终点站。当你坐在一家咖啡馆里，眼睛被天光和海水照耀得有点眼花缭乱时，你的幻想就会将你带往金光灿烂的海角天涯。你坐一条狭长的船在太平洋上一座珊瑚岛上登陆，周围长着椰子树；你走下舷梯，到了仰光的码头上，坐上一部黄包车；你的船向太子港疾驶着，你从上甲板察看那些嘈杂的、做着手势的一群黑人。

帆船在上午较晚时到达。我于下午三点左右上岸，沿着码头走去，看看店铺，看看身边经过的行人，看看坐在咖啡店天篷下面的客人。忽然间，我看见索菲；在同一时候，她也看见了我。她笑着向我招呼。我停下来和她拉手。她一个人靠一张小台子坐着，面前放一只空玻璃杯。

“坐下来喝杯酒，”她说。

“你跟我一同喝一杯，”我说，同时在一把椅子上坐下。

她穿了一件法国水手穿的蓝白条子紧身衣，一条大红裤子，脚上穿的凉鞋，露出涂了趾甲的大足趾。她没有戴帽子，头发剪得短短的而且烫过，淡金色简直近于白银。和我们在拉白路碰见她时一样浓妆艳抹。从桌上的盘子可以看出她已经饮过一两杯，不过人还清醒。她对我的态度还算亲热。

“巴黎的那些人好吗？”她问。

“想来都还好。自从那天我们一起在里茨饭店吃午饭之后，我还没有碰见过谁。”

她从鼻孔里喷出一大股烟，大笑起来。

“我总算没有跟拉里结婚。”

“我知道。为什么？”

“亲爱的，事到临头一想，我觉得我不能让拉里做耶稣基督，我来做抹大拉的马利亚

[1]

。不行，先生。”

“你为什么到最后关头改变了主意？”

她嬉皮笑脸地望着我。头傲然抬起一点，小奶子，狭窄的腰身，加上这身打扮，她看上去简直像个顽童。可是和我上次看见的她一比，穿着那件红衣服，那种又漂亮又乡气的使人看了不起劲的派头，不能不说她现在要吸引人得多。脸和脖子都被太阳晒黑了，虽则皮肤的棕色把两颊搽的胭脂，眉毛涂的黑色衬得更加刺眼，但是，这种俗气所产生的效果也有其妩媚的地方。

“要不要我告诉你？”

我点点头。侍役把我叫的啤酒和她叫的白兰地苏打送过来。她用手里刚吸完的粗丝卷烟燃起另外一支。

“我那时有三个月没有喝过一杯酒。没有抽过一次烟。”她看见我微微吃惊的神情，不禁大笑。“我不是说香烟。是鸦片。我觉得难受之极。你知道，有时候，我一个人时，我简直要把房子叫塌了；我常说，‘我支持不下去了，我支持不下去了。’我跟拉里在一起时，还不怎样难受，可是他一不在，那简直是地狱。”

我正在看着她；当她提到鸦片时，我就更加仔细地打量她起来，看出她的瞳孔缩成针眼一样大，这证明她现在还在抽。她的眼珠绿得骇人。

“我的结婚礼服是伊莎贝儿送的。这衣服不知道现在怎样了。真美。我们讲好我去找她，然后一同去摩林诺。这一点我是服帖伊莎贝儿的，她对衣服实在内行。我到了她的公寓，那个用人告诉我，他的女主人急急忙忙把琼带去看牙医生了，留下了话，说她即刻就回来。我走进客厅。桌上还放着咖啡壶和杯子，我问那人能不能给我来一杯咖啡。那时我靠着打气的只有咖啡了。他说替我烧点来，同时把吃剩的咖啡壶和杯子拿走，在盘子里留下一瓶酒。我看了一下，原来就是你们大家在里茨饭店谈论的那个波兰玩意儿。”

“苏布罗伏加，我记得艾略特说他要送几瓶给伊莎贝儿的。”

“你们全盛夸酒非常之香，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我打开塞子，闻上一闻。你们讲的一点不错；酒闻上去的确他妈的非常之香。我点起一支香烟。过了几分钟，那人把咖啡送进来。咖啡也很好。人们都大夸特夸法国咖啡好，让他们去夸吧；我还是喜欢喝美国咖啡。这是我在法国唯一想念的东西。可是，伊莎贝儿的咖啡烧得不坏，我正感觉无聊，吃了一杯咖啡，人觉得好些。我望望桌上放的那瓶酒。真是馋人呀，可是，我说，滚他妈的蛋，我决不想它，于是又点起一支烟。我想伊莎贝儿就会来了，可是，她并不来；我变得神经非常不宁起来；我最恨等人，而且屋子里没有什么可以翻阅的东西。我在屋子里开始走动起来，看看墙上的画，但是，眼睛始终离不开那个混蛋的酒瓶。后来我想，我只倒一杯出来，看看它。它的颜色确实好看。”

“淡绿色。”

“对了。怪吧，它的颜色就跟它的味道一样。那种绿色就像你有时候在一朵白玫瑰心子里看见的那样。我非得看看它的味道是不是也是这样不可，我想尝一下对我不会有什么影响；我只打算呷一口，接着，我听见一声响，我当伊莎贝儿来了，就一口把酒喝掉，因为我不愿意被她撞见。但是，伊莎贝儿并没有来。天哪，我自从戒酒以后从来没有觉得这样好受过。我的确开始觉得人又活络起来。那时候，如果伊莎贝儿进来，我想我现在和拉里已经结过婚了。我不懂得那将会是怎样的结果。”

“她没有进来吗？”

“没有，她没有来。我很生她的气。她是什么了不起的人，叫我这样等她。接着，我看见杯子里酒又满了；我想我一定是无意中把酒斟上，不过，信不信由你，我并不记得我曾经倒过。可是，再把酒倒回去太没有意思了，所以我就把酒喝掉。没有话说，酒实在太美了。我觉得自己变了个人；觉得自己在大笑，三个月来，我从来没有这样感觉过。你可记得那个老屈死说，他在波兰看见有人用大杯子灌这种酒，但是神色不动吗？哼，我想，一个波兰狗崽子喝得了，我也喝得了，管他妈的索性喝它个痛快，所以我把剩下的咖啡倒在壁炉里，把杯子斟得满满的。什么母亲的奶是天下最美的，完全胡扯。这底下我就记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不过，敢说等到我喝得尽兴之后，瓶子里已经所剩无几了。接着，我想到我要在伊莎贝儿进来之前溜掉。她几几乎撞上我。我才走出前门，就听见琼妮

[2]

的声音。我奔上公寓的楼梯，等她们全都进了自己公寓关上门之后，再奔下来，上了一辆出租汽车。我叫车夫死命地开，他问我上哪儿去，我向他哈哈大笑。人就像成佛成仙一样。”

“你回自己的公寓没有？”我问，明知道她没有回去。

“你把我当作什么样的大傻瓜？我知道拉里会来找我。那些我常去的地方一处也不敢去，所以我去了哈基姆那里。我知道拉里决不会在那里找到我。再者，我还要过一下烟瘾。”

“哈基姆是什么地方？”

“哈基姆。哈基姆是个阿尔及利亚人，而且只要你付得起钱，总能够替你弄到鸦片。他同我是很要好的朋友。你要什么他都能给你弄到，不管是男孩子，是男人，是女人，或者黑人。他手边总有半打阿尔及利亚人随叫随到。我在那里住了三天。我不知道搞了多少男人。”她开始哧哧笑起来。“各式各样的，和各种肤色的。总算把损失掉的时间捞回来。可是，你知道，我害怕起来了。我觉得在巴黎住下去不安全。我怕拉里会找到我，而且我的钱已经花光，那些狗娘养的，你得付钱，才跟你睡觉，所以，我就出来了，回到公寓里，给看公寓的女人一百法郎，告诉她如果有人来找我，就说我已经离开了。我把行李打好，当晚就坐火车来到土伦。一直到抵达这里之后，我的心才算放了下来。”

“你从此就没有离开吗？”

“一点不错，而且我要一直待下去。这儿的鸦片烟要多少有多少。那些水手从东方带来的，上等货色，不是他们在巴黎卖给你的那种烂狗屎。我在旅馆里有一间房间。你知道，商业与航海旅馆。晚上你走进旅馆，过道里全是鸦片烟味。”她放荡地嗅一下鼻子。“又香又刺鼻子，你知道客人们就在自己房间里抽，使你有一种亲切之感。他们而且不管你带什么人进来睡觉。早上五点钟时，他们来敲敲你的门，喊那些水手上船去，所以，你只管放心大胆睡觉。”接着，并不改换话题，就说：“我在沿码头的一家铺子里看见一本你的书；早知道要碰见你，我就会买下来，叫你签个名。”

刚才经过书店时，我曾经停下来看看橱窗，注意到在别的新书里面有一本我的小说的法译本，是新近出版的。

“我想，你看了不会觉得好玩的，”我说。

“为什么不？你知道，我是能够
看书的。”

“而且你还能够写，我相信。”

她迅速地看我一眼，大笑起来。

“哎，我小时候常常写诗。想来一定不像样子，但是，我觉得很好。我想是拉里告诉你的。”她迟疑了一下。“人生反正是他妈的，可是，如果能找些乐儿，而你不去享受，那你就是天大的傻瓜。”她把头挑战性地向后一甩。“我如果买下那本书，你肯在上面写几个字吗？”

“我明天就离开。你真要的话，我买一本送你，留在你旅馆里。”

“那太好了。”

就在这时候，一艘海军汽艇开到码头上，汽艇里跑出一群水手来。索菲狠狠看了那些水手一眼。

“那是我的男朋友。”她向其中一个挥一下胳臂。“你可以请他喝一杯酒，然后最好溜掉。他是个科西嘉人，而且和我们的老朋友耶和华一样妒忌。”

一个年轻人向我们走来，看见我时迟疑了一下，但是，索菲做了一个打招呼的姿势，就走到我们桌子面前。他很高，黑黑的，胡子刮得很干净，很漂亮的深色眼睛，鹰钩鼻子，乌黑的鬈发。样子看上去不到二十岁。索菲介绍我是她童年时代的一个美国朋友。

“不会讲话可是漂亮，”她向我说。

“你喜欢他们粗暴，是不是？”

“越粗暴越好。”

“总有一天会割你的脖子。”

“完全意想得到，”她咧开嘴笑。“早死早好。”

“人要讲法文，是不是？”水手厉声说。

索菲转身向他一笑，笑里带有一点调侃味道。她说得一口流利的俚俗法语，美国音很重，但是，这样一来，却使她平日使用的下流猥亵语言带有一种滑稽腔调，使人忍俊不禁。

“我告诉他你很漂亮，但是怕你不好意思，我用英语讲了。”

[3]

她对我说。“他很棒。肌肉就像个拳击手。你摸摸看。”

这些恭维话使水手的愠怒消失了，带着满意的微笑弯起胳臂，把二头肌鼓出来。

“你摸摸看，”他说。“来吗，你摸摸看。”

我摸了一下，表示相当钦佩。我们拉呱了几分钟。我付了酒账，站起身来。

“我得走了。”

“见到你很高兴。别忘记那本书。”

“不会的。”

我和两个人都拉了手，漫步走开。途中经过书店时，买下那本小说，写上索菲和我的名字。接着，脑子里忽然来了一个念头，但是，想不出什么别的好写，我把龙萨

[4]

那首精美小诗的第一句写在上面（这首诗是所有选集里都有的）：美人儿，我们去看看那玫瑰花……我把书留在索菲的旅馆里。旅馆就靠近码头，我常住在那里，因为天一亮，人就被呼唤值勤人上班的喇叭吵醒；那时太阳曚昽照在港里平静的水上，犹如给那些幽灵似的舰只蒙上一层尸衣，十分娇美。第二天，我们开往卡锡，我要在这儿买点葡萄酒，然后开到马赛；在马赛换了一只我们预订的新船。一星期后，我回到家里。

[1]
参阅《新约·路加福音》第7章第37—39节，第8章第2节。

[2]
即琼的爱称。

[3]
这句话是向水手讲的，因为水手并不是不懂英语。

[4]
龙萨（1524-1585），法国抒情诗人。

七

我看到艾略特的用人约瑟夫的一封信，告诉我艾略特卧病在床，很想见见我，所以，第二天，我就开车子上昂第布去。约瑟夫在领我上楼见他主人之前，告诉我艾略特生了一场尿毒症，他的医生认为情形很严重。他现在已经熬过了，正在复原中，但是，腰子有病，要完全康复是不可能的。约瑟夫跟随艾略特四十年，对他很忠心，可是，尽管表面显得难过，人们不难看出，和他这个阶层的许多成员一样，当主人家遭到灾难时，他暗地里却在庆幸。

“可怜的先生
，”他叹口气。“他当然有他的怪癖，不过，基本上为人还是好的。人迟早总是要死的。”

他的口气就好像艾略特快要断气了。

“我敢说你的赡养费他早已安排好了，约瑟夫，”我不客气地说。

“人不能不指望这个，”他哀叹地说。

当他把我领进艾略特的卧房时，我没有想到艾略特竟然很活跃。脸色苍白，样子看上去很老，但是，兴致很好。胡子刮过，头发梳得很整齐。身上穿的是淡青色绸睡衣，睡衣口袋上绣着他姓名的缩写字母，字母上面是他的伯爵冠饰。在翻过来的被单上，也绣有这些字母和冠饰，并且大得多。

我问他觉得怎么样。

“非常之好，”他兴孜孜地说。“不过是暂时欠安。再过几天，我就会起来了。我约了第米特里大公星期六和我共进午餐，而且告诉我的医生，无论怎样，到那时候，要把我治好。”

我陪他坐了半小时，出来时告诉约瑟夫，如果他的病复发，就来告诉我。一个星期后，我去赴一个邻居家里的午宴，没想到艾略特也在座。他穿着赴宴的衣服，脸色像个死人。

“你不应当出来，艾略特，”我跟他说。

“噢，这是什么意思，老弟。佛里达请了玛法尔达公主。我认识意大利王室已有多年，从可怜的路易莎在罗马任上的时候起，而且我总不能拆佛里达的台吧。”

我不知道究竟应当佩服他的不屈不挠精神，还是可怜他在偌大的年纪而且得了不治之症之后，还对社交生活这样热衷。你决不会想到他是一个病号。就像一个快死的演员，脸上一涂了油彩，踏上舞台，登时忘掉身上的病痛一样，艾略特也以他一贯的自如担当他的潇洒请客的角色。人极端和蔼可亲；对于适当的人能照应得使人洋洋得意；讲话刁钻刻薄，非常逗人，这是他的拿手好戏。我好像从来没有看见他使出这样浑身解数过。当那位殿下走后（而且艾略特鞠躬的那种翩翩风度，既表现了对公主的崇高身份的尊敬，又表现了一个老人对一个年轻美丽女子的景慕，真值得一看），无怪乎耳朵里听见我们的女主人跟他说，他是这次宴会的生命和灵魂。

几天后，他又躺在床上了。他的医生禁止他走出房门。艾略特简直冒火。

“偏偏在这个时候，真是糟糕透了。今年这个季节特别热闹。”

他滔滔不绝地谈出一大串知名人士今年夏天都要到里维埃拉来。

我每隔三四天都去探望他一次。他有时候躺在床上，有时候穿一件华丽的晨衣坐在一辆两轮推车上。这种晨衣他好像备有若干件，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见他穿过同样的。有一次去探望他——时间已是八月初——发现他异乎寻常地沉默。约瑟夫领我进屋子时告诉我，他人好像好了一点；看见他这样没精打采，我有点诧异。我把海边听来的一些花絮告诉他，想使他高兴一点，但是，他显然不感兴趣。他双眉微蹙，脸上有种愠怒的表情，这在他是少见的。

“你去参加爱德娜·诺维马里的宴会吗？”他突然问我。

“不，当然不。”

“她请了你没有？”

“里维埃拉的每个人她都请。”

诺维马里亲王夫人是一个美国巨富，嫁了一个罗马亲王，不过，不是意大利那种一钱不值的普通亲王，而是一个伟大家族的族长，一个雇佣兵队长的后代；这位雇佣兵队长在十六世纪就为自己割了一大片采邑。诺维马里亲王夫人已经六十岁，是个寡妇。由于法西斯政权索取她的美国进款太多了，她很不乐意，所以离开意大利，自己在戛纳山背面一块漂亮的地产上盖了一所佛罗伦萨式的别墅。她从意大利运来大理石作为她那些大客厅墙壁的镶边，从外国请来画家给她画天花板。她的藏画，她的铜像都异常精美；连艾略特向来不喜欢意大利家具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她的家具十分华贵。那些花园都很秀丽，一座游泳池的造价抵得上一个中产人家的财产。人非常好客，每顿饭总不少于二十个人。她安排好在八月里月圆时举行一次化装舞会。虽则还有三个星期的时间，里维埃拉已经到处都在谈论这次舞会了。晚上要放焰火，她还要从巴黎带一个黑人乐队下来。那些流亡的王公贵族相互谈论时又是羡慕，又是妒忌，认为她这一晚的花费足够他们一年的用度。

“真是豪华，”有人说。

“简直发疯，”有人说。

“庸俗之至，”有人说。

“你预备穿什么衣服？”艾略特问我。

“可是，我告诉过你了，艾略特，我不预备去。你认为在我这样的年纪还会穿得花花绿绿吗？”

“她没有请我，”他嗄声嗄气说，瞪着一双倦眼望着我。

“哦，她会请的，”我淡然说。“敢说请帖还没有发全。”

“她不预备请我。”他讲话的声音都变了。“这是故意给我难堪。”

“哦，艾略特，这个我不能相信。肯定只是一时疏忽。”

“我不是个会被忽略的人。”

“你健康坏到这样，反正是去不了的。”

“当然我应当去。这个季节最好的一次宴会！我就是躺在床上要死了，也会爬起来去。我有我祖先德·劳里亚伯爵的衣服可以穿。”

我不知道说什么是好，所以没有作声。

“你来之前不久，保罗·巴顿刚来看过我，”艾略特忽然说。

读者想必忘记这个人是谁了，因为我自己写到这里还得翻翻前面我给这个人起了个什么名字。保罗·巴顿就是那个艾略特引进伦敦社交界，后来觉得派不了艾略特用场就不理会他的美国青年，因此艾略特非常恨他。这个人近来相当引人注目，先是因为他加入了英国国籍，后来又因为他娶了一个报界巨头的女儿，而这位巨头已经晋升为贵族了。有了这样的后台，再加上人那样灵活，显然前途是不可限量的。艾略特恨透了。

“只要我夜里醒来，听见有只老鼠在护壁板里面扒，我就说，‘这是保罗·巴顿在朝上爬。’我敢说，老弟，最后他总要进上议院的。感谢上帝，那一天我是看不见了。”

“他的来意是什么呢？”我问，因为我和艾略特一样清楚，这个年轻家伙决不会无缘无故跑来。

“我告诉你他的来意，”艾略特气哼哼地说。“他想要借我的德·劳里亚伯爵的服装。”

“真不要脸！”

“你懂得他的用意吗？这表明他知道爱德娜没有请我，而且不打算请我。她唆使他来的。这只老狐狸。没有我，她决不会混到现在这样。我为她开宴会。她认识的人都是我介绍的。她跟自己的汽车司机睡觉；这个你当然知道的。叫人恶心！巴顿坐在那儿告诉我，她预备把花园整个扎上灯彩，还要放焰火。我就爱焰火。他告诉我，许多人缠着爱德娜要请帖，可是，她全拒绝了，因为她要把宴会开得十分出色。他谈话的口气好像我被请是没有问题的。”

“你把服装借给他吗？”

“借给他？先叫他死了进地狱。我自己下葬时就要穿它。”艾略特在床上坐起来，像个发疯的女人，身子摇摇晃晃。“唉，真是忍心，”他说。“我恨他们，我恨他们所有的人。我能够招待他们时，他们都高高兴兴地捧我的场，但是，现在我又老又病，我对他们就派不了用场了。自从我病倒以后，来探望我的病的不到十个人，而且整整这个星期只有一束寒伧的花送来。我什么事情都替他们做。他们吃我的饭，喝我的酒。我给他们当差。替他们安排宴会。我竭尽心力帮他们的忙。而我得到的是什么呢？屁也没有。他们里面没有一个关心我的死活。唉，太狠心了。”他开始哭起来。大滴大滴的眼泪从他消瘦的面颊上滚下来。“我真懊悔离开美国。”

看见这个一只脚已经跨进棺材的老头儿，因为一家宴会没有请他，哭得像小孩子一样，实在遗憾；这使人觉得骇异，同时凄凉得有点令人吃不消。

“没有关系，艾略特，”我说，“宴会那天，可能下雨。那就会搞垮它。”

他就像传闻的快要淹死的人捞到一根稻草一样，赶快抓着我这句话，眼泪还没有干就哧哧笑了起来。

“我从来没有想到这上面。我要比平时祷告更加虔诚地向上帝祷告下雨。你讲的很对，那就会搞垮它。”

我总算把他的无聊念头引导到别的方面去，离开他时，他即使不是高高兴兴，至少已经安静下来。可是，我不愿意事情就这样了结；回到家里，我就打电话给爱德娜·诺维马里，说我明天得上戛纳山来，问她我能不能和她一起吃午饭。她叫用人回话，说她很欢迎，不过，明天她没有举行宴会。虽说如此，我到达时一看，除了她之外，还有十位客人。她这人并不坏，慷慨而且好客；她的唯一严重毛病是一张嘴不好。连和她最亲密的朋友，她也没法不讲人家坏话，不过她这样做是因为她是个愚蠢女人，除了讲人家坏话之外，没法引起人们对她的注意。由于她讲的那些坏话又被人传了出去，所以她和那些被她中伤的人往往不叫应，但是，她的宴会总很热闹，多数人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觉得还是不和她计较的好。我觉得求她邀请艾略特参加她的盛会未免丢艾略特的脸，不想这样做，所以先看看风色。她对举行这次宴会很兴奋，午饭时全是谈的这个。

“艾略特有一个机会穿他的菲力普二世服装，一定很高兴呢，”我尽量说得很随便。

“我没有请他，”她说。

“为什么不？”我装作诧异地问。

“我为什么要请他？他在社交界已经数不上了。他是个老厌物，是个势利鬼，是个传播流言蜚语的人。”

这些攻击对她同样适用，所以，我觉得，她太过分了。她是个蠢货。

“再者，”她又说，“我要保罗穿艾略特的服装。他穿上那套服装样子一定神气。”

我不再言语，但是，决心要替艾略特把他念念不忘的请帖弄到手，不管用什么手段。午饭后，爱德娜把她的朋友带到花园里去。这给我以可乘之机。我曾经有一次在这里作过几天客，所以知道一点她家的情况。我猜想总还有些请帖剩下来，这些当会留在秘书的房间里。我急匆匆向秘书的房间走去，打算悄悄塞一张请帖在口袋里，写上艾略特的名字寄掉；明知道他病得很厉害，赴不了宴会，但是，收到请帖一定使他非常高兴。可是打开门时，我愣住了，因为爱德娜的秘书就坐在写字台那边，而我原来指望她还在吃午饭呢。秘书是个中年的苏格兰女子，名叫吉斯小姐，赭黄色头发，脸上许多雀斑，夹鼻眼镜，从头到脚一副老处女派头。我装出随便的样子。

“亲王夫人带大伙儿去逛花园了，所以，我想进来和你一同抽支烟。”

“欢迎。”

吉斯小姐讲话时带有一种苏格兰的粗嗄音。她讲话冷隽，但只对自己喜欢的人讲，而当她这样谈时，粗嗄的喉咙就变得更粗嗄了，使她的那些话听上去极端令人发笑。但是，当你笑不可仰时，她却会诧然不悦地看着你，仿佛认为你觉得她讲的话好笑，简直是发神经。

“我想这个宴会给你增加了不少的麻烦事儿，吉斯小姐，”我说。

“简直弄得我团团转。”

我对她完全信赖得过，所以就单刀直入。

“为什么老东西不请谈波登先生？”

吉斯小姐刻板的脸上显出微笑。

“你知道她是怎样的人。她跟他有仇。是她亲自在名单上把他的名字划去的。”

“你知道，他快死了。他不会再起床的。他对没有请到他很感到难受。”

“他要是想跟她拉拢，当初就该明白一点，不应当到处告诉人，她跟自己的汽车司机睡觉。而且这个人有老婆，还有三个孩子。”

“那么她睡了没有呢？”

吉斯小姐从夹鼻眼镜上面看看我。

“我亲爱的先生，我当了二十一年的秘书，我一贯的准则是相信我所有的雇主都和积雪一样皎洁。我承认，当我的女主人之一发现自己有了三个月的身孕，而爵爷则去非洲猎狮子已有六个月时，我的信仰是有点支持不住的，可是，她去巴黎旅行了一趟，而且是一次很花钱的短期旅行，那就万事大吉了。亲王夫人和我同时都松了一口气。”

“吉斯小姐，我来并不是为了同你一起抽支烟的，我来是想偷一张请帖亲自寄给谈波登先生。”

“这样做很不妥当。”

“就算如此吧。吉斯小姐，请你做做好事。给我一张请帖。他不会来的，这会使老头儿快活。你对他没有什么不痛快吧？”

“没有，他一直对我很有礼貌。他是个正派人，这一点我对他是肯定的，而且比多数跑到这里来骗亲王夫人一顿吃喝，把大肚子装得饱饱的人都正派。”

所有重要的人物身边都有些得宠的下属。对这些倚仗人势的人，你最怠慢不得。当他们得不到自认为应受到的尊重时，他们就会产生敌意，并且反复在主子面前针对这些人放冷箭，进行挑拨离间。你必须和这种人搞好关系。艾略特比任何人都更懂得这一点，所以对那些穷亲戚，老年女用人或者倚为亲信的秘书，他总要和他们亲亲热热讲句话，或者有礼貌地微笑一下。我肯定他时常和吉斯小姐相互打趣，而且每逢圣诞节总记着送她一盒巧克力或者小手提包。

“求求你，吉斯小姐，发个善心吧。”

吉斯小姐把夹鼻眼镜在自己大鼻子上夹得更牢。

“毛姆先生，我肯定你没有意思要我做不忠于我的雇主的事；再者，如果那个老母牛发现我违背了她，她就会辞退我。请帖在写字台上，都装在信封里。我要向窗外看看，这一半是因为我在一个位置上坐得太久了，腿有点僵，想活动一下，一半是想看看美丽的景色。在我背后发生的事，不论上帝或者凡人都不能要我负责。”

当吉斯小姐重新坐下来时，请帖已经到了我的口袋里。

“今天很幸会，吉斯小姐，”我说，把手伸出来。“化装舞会上你预备穿什么服装？”

“我亲爱的先生，我是个牧师的女儿，”她回答说。“这种愚蠢的事，我留给上层阶级去做。当我看见《先驱报》和《邮报》的那些代表吃了一顿好消夜并且喝了一瓶我们的第二等最好的香槟酒之后，我的责任就结束了。我将回到我的卧室关起门来看一本侦探小说。”

八

两天之后，我去看艾略特时，发现他笑逐颜开。

“你看，”他说，“我收到请帖了。今天早上来的。”

他从枕头下面把请帖拿出来给我看。

“我不是告诉过你吗，”我说。“你看你的姓是从T开始的。那位秘书显然到现在才写到你。”

“我还没有回信呢。等明天回。”

听见这话，我一时害怕起来。

“你要不要让我替你写回信？我走时就可以替你寄掉。”

“不，为什么你要替我回？我完全能够亲自回答人家的请帖。”

我想，幸亏信封会由吉斯小姐拆，而她当会懂得把它扣下来。艾略特按按铃子。

“我要把服装拿给你看。”

“难道你真想去吗，艾略特？”

“当然要去。自从博蒙家那次舞会之后，我还没有穿过它呢。”

约瑟夫听见铃声进来，艾略特告诉他把服装拿来。服装放在一只大的扁盒子里，用薄绢包着。这里有白绸长袜，衬里的织金布短裤，白麻布镶边，配上紧身上衣，一件大氅，一条围在脖子上的绉领，一顶平顶丝绒便帽，一条长金链子，链子的一头挂着那个金羊毛勋章。我看出这是模仿提香画的菲力普二世穿的那件豪华服装，这张画就在普拉托

[1]

。当艾略特告诉我西班牙国王和英国女王结婚时，德·劳里亚伯爵穿的恰恰就是这样的装束，我认为他完全是想入非非。

第二天早晨，我还在吃早饭时，就有人打电话来。是约瑟夫；他告诉我，夜间艾略特又发病了，医生匆匆赶来之后，认为可能今天都熬不过去。我命人把汽车开来，赶到昂第布。艾略特正处于昏迷状态。艾略特坚决不肯用护士，可是我却看见有个护士在场，是医生从那个介于尼斯与博卢之间的英国医院找来的，这使我看了很高兴。我出去打了个电报给伊莎贝儿。她和格雷正带着孩子在拉保尔的海滨度夏，因为那边费用比较便宜。这条路很长，恐怕他们赶不到昂第布送终。她是艾略特唯一在世的亲人，除了她以外，就是她的两个哥哥，他们同艾略特已经多年不见了。

可是他的生活意志很强，不然就是医生用的药物生效，在这一天里，他慢慢恢复过来。尽管病得不成样子，他仍旧强作精神，和护士打趣，问一些关于她的性生活的猥亵问题。我在下午大部分时间里都和他在一起；第二天再去看他时，发现他虽则人很疲惫，兴致已经相当好了起来。护士只允许我和他待很短一段时间。我对发出的电报没有得到回音感到焦急；由于不知道伊莎贝儿在拉保尔的地址，电报是打到巴黎去的，生怕管家转电报时耽搁了时间。两天之后，我才收到回电，说立刻动身。也是活该倒霉，格雷和伊莎贝儿正坐汽车在布列塔尼半岛作短途旅行，所以刚刚收到电报。我查了火车表，看出他们至少要等过三十六小时才能到达。

第二天清早，约瑟夫又打电话给我，说艾略特夜里睡得很不好，而且要找我。我赶快去了。当我到达时，约瑟夫把我拉到一旁。

“先生，恕我冒昧跟您谈一件不大好说的事，”他跟我说。“我当然是不信教的，认为所有的宗教都只是神父企图控制人民的阴谋，但是，先生要知道，女人不这样看。我老婆和女佣都坚持老先生应当受到最后的祝福，而且时间越来越短了。”他相当不好意思地望望我。“实际的情形是，谁也说不了，也许一个人如果要死的话，还是把自己跟教会的关系搞搞好为上。”

我完全懂得他的意思。多数的法国人，不管他们平时怎样随便嘲弄宗教，到了临终时，都还是愿意和他们几乎骨肉相连的信仰妥协的。

“你是要我向他提出吗？”

“先生如果肯行好的话。”

这个差使我并不怎样喜欢，但是，艾略特毕竟多少年来都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所以，履行一个天主教徒的职责也是对头的。我上楼进了他的房间。他仰卧着，人又瘦又憔悴，但是，神志完全清楚。我请护士出去。

“艾略特，你的病恐怕很重了，”我说。“不知道，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找个神父来？”

他看看我，有半晌没有说话。

“你的意思是说我就要死了？”

“哦，但愿不是如此。不过还是把稳的好。”

“我懂了。”

他不作声。这的确是个难受的时刻，当你不得不向一个人说出我刚才向艾略特讲的话时。我没法望着他；自己牙关紧咬，生怕要哭出来。这时我人坐在床边，面向着他，伸出一只胳臂撑着身体。

他拍拍我的手。

“不要难过，我亲爱的朋友。义不容辞的事，你懂。”

我傻里傻气地笑了。

“你这个怪家伙，艾略特。”

“这就对了。现在打电话给主教，说我要忏悔并且受涂油礼

[2]

。如果肯派夏尔神父来，我将感激不尽。他是我的朋友。”

夏尔神父是主教的代理人，我以前也提到过。我下楼打了电话；在电话里，和主教亲自讲了。

“急吗？”他问。

“很急。”

“我立刻就办。”

医生来时，我告诉他适才的事情。他和护士一同上楼去看艾略特，我在楼下饭厅里等着。从尼斯到昂第布开汽车只消二十分钟，所以过了半小时多一点，一辆大黑轿车就开到门口。约瑟夫跑来告诉我。

“主教大人亲自来了，先生

[3]

，是主教本人。”他慌慌张张地说。

我出去迎接他。主教并不如往常一样带着他的副手，而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带着一个年轻神父；神父携着一只盒子，想来里面装的是进行涂油礼的用具。汽车司机携了一只破烂相的黑皮包跟在后面。主教同我握手并介绍了他的同伴。

“我们可怜的朋友怎么样了？”

“恐怕病得很厉害呢，主教大人。”

“请您把我们带到一间屋子里，好穿上法衣。”

“餐厅在这儿，主教大人，客厅在楼上。”

“餐厅就行。”

我招待他进了餐厅，我和约瑟夫在外面等着。不一会，门开了，主教走了出来，后面跟着神父，双手捧着一只圣餐杯，杯子上面是一个小圆盘子，里面放一块祭祀用过的圣饼。这些都拿一块麻纱食巾盖着，麻纱非常之细，等于透明。我除掉在晚宴或者午宴席上和主教见面外，从来没有和他会见过；他而且是个食量很大的人，能欣赏一顿好饭和一杯佳酿，讲些滑稽甚至下流的故事起来津津有味。那时候，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身体结实强壮的人，只有中等身材。今天穿上白法衣，披上圣带，看上去不但很高，而且高贵。一张红红的脸，一般都是笑容可掬的，现在则很严肃。从外表上看，过去的那个骑兵军官在他身上找不到一丝痕迹；他的样子就像是教会里的一个大人物，而且实际也是如此。我看见约瑟夫在胸口画了十字，一点不觉得诧异。主教头向前倾，微微伛一下身体。

“带我上病人那里去，”他说。

我让他先上楼，可是，他请我在前领路。我们在庄严沉默中上楼。我走进艾略特的房间。

“主教亲自来了，艾略特。”

艾略特挣扎着坐了起来。

“主教大人，我感到不胜荣幸之至，”他说。

“你别动，我的朋友。”主教转身向着护士和我。“请你们离开。”然后又对神父说：“我到时候会叫你。”

神父向四下看看，我猜想他是想找个地方放圣餐杯。我把梳妆台上的玳瑁壳镶背的发刷推推开。护士下楼去了，我把神父领进艾略特作为书房的那一间。窗子开着，窗外是蓝天，神父走过去，站在一扇窗子口。我坐下来。海湾里一些两头尖的单桅帆船正在竞赛，它们的三角帆被蓝天一衬，白得闪烁耀眼。一条大黑壳纵帆船，红帆张开，正迎着风向港口驶来。我认出这是捕捞龙虾的船，是从撒丁捕获了一批鱼虾给赌场里的那些寻欢作乐者晚饭时食用的。从关闭门里，我能隐隐听见讲话声。艾略特正在做忏悔。我渴想抽支烟，可是，怕神父瞧见不以为然。他站着不动，向外面望出去，一个身材瘦削的年轻人，浓密的黑鬈发，清秀的深色眼睛，黄里带青的皮肤，表明他是意大利种。他的脸上带有南方的那种生命的活力，这使我心里盘算着是什么强烈的信仰，什么火热的心愿，促使他放弃日常生活的欢乐、年轻人的享受和感官的满足，献身为上帝服务。

隔壁房间的声音忽然停止，我看看门。门开了，主教出来。

“来
，”他向神父说。

剩下我一个人。我重又听见主教的声音，知道他正在祈祷；这是教会命令要为将死的人说的。接着又是一阵沉寂，知道艾略特正在吃圣餐。恐怕这是远祖的影响，我虽则不是一个天主教徒，但是每次做弥撒时，听见侍从摇着小铃通知我圣饼举起时

[4]

，总不免感到一阵战栗；现在我同样感到一阵战栗，就好像冷风透过肌肤一样，感到又害怕又奇怪。门重又打开。

“你可以进来了，”主教说。

我走进去。神父正在把杯子和放圣饼的镀金小盘子用纱布盖上。艾略特的眼睛显出喜悦。

“送主教大人上车，”他说。

我们走下楼。约瑟夫和女佣们在厅堂里等着。女佣们在哭。她们一共三个人，都挨次地走上前来，跪下吻主教的戒指。主教伸出两个指头放在她们头上，为她们祝福。约瑟夫的老婆用肘部捣他一下，他上前一步，也跪下来，吻了戒指。主教微笑。

“你不是不信教的吗，孩子？”

我看出约瑟夫挣扎了一下。

“是的，主教大人。”

“别放在心上。你对主人很忠心耿耿。主将会饶恕你在理性上的错误。”

我陪主教到了马路上，给他开了汽车门。他向我鞠个躬，上车子时，欣然微笑说：

“我们可怜的朋友病很重了。他的缺点只是些浮面的；他心地非常宽厚，而且对同类是仁慈的。”

[1]
意大利地名，离佛罗伦萨不远。

[2]
天主教对临终的人的一种仪式。

[3]
原文为法文。

[4]
天主教宗教仪式之一，主持弥撒的神父背向教众，将盛圣饼的盘子举过头顶，俾与会者瞻仰。

九

我想艾略特经过了适才的临终忏悔仪式之后，可能不想见人，所以，上楼进了客厅，看起书来，可是，才坐下来，护士就进来通知我，说艾略特要见我。我爬上那串楼梯到了他的房间。是不是由于医生给他打了一针，帮助他能熬过即将临头的忏悔仪式，还是由于举行仪式给他的兴奋，他的兴致比较好，眼睛也有神。

“莫大的荣幸，我亲爱的朋友，”他说。“我将带着教会的一位大人物的介绍信进入天国。我想所有人家都会欢迎我。”

“恐怕你会发现人色一点不齐整，”我微笑说。

“你别相信它，我亲爱的朋友。我们从《圣经》上知道，天上和地上一样有阶级区别。有六翼天使和二级天使，有天使长和天使。我一直在欧洲的上流社会中走动，毫无疑问，我也将在天上的上流社会中走动。主曾经说过：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

[1]

。把大众安置在他们完全不习惯的环境里是极端不适合的。”

我猜艾略特把天国想象为德·罗思柴尔德男爵的宫堡一样，墙上镶有十八世纪的护壁板，比尔的桌子，嵌木细工的小房间和路易十五风格的成套家具，蒙着原来的精工刺绣。

“我不骗你，亲爱的朋友，”他停了一下，又说，“天上决没有那种混蛋的平等。”

他忽然睡着了。我坐下来，拿本书看。他一直睡下去。一点钟时，护士进来告诉我，约瑟夫替我把午饭烧好了。约瑟夫变驯服了。

“真想不到主教大人竟然亲自来。对我们可怜的先生是很大的光荣。您看见我吻他的戒指吗？”

“我看见了。”

“我自己不会吻它，是为了满足我可怜的老婆才做的。”

我在艾略特的房间内待了一下午。中间伊莎贝儿来了个电报，说她同格雷坐蓝钢车第二天早晨到达。我认为他们肯定赶不及送终。医生来了，摇摇头。太阳下山时，艾略特醒来，能够进一点饮食。这好像使他暂时有点力气。他向我招招手，我走到他的床前。他的声音很弱。

“我还没有回爱德娜的请帖呢。”

“噢，现在别管它了，艾略特。”

“为什么不管。我一直是个台面上的人；不能因为我就要离开，就忘掉礼貌。请帖在哪里？”

请帖放在壁炉板上，我交在他手里，但是，敢说他看不清楚。

“你在我的书房里可以找到一本信纸。你把它找来，我就可以口述回信。”

我走进书房，把信纸拿来，在他的床边坐下。

“你预备好了吗？”

“是的。”

他的眼睛闭着，可是，嘴边露出调皮的微笑。我盘算不知他会说些什么。

“艾略特·谈波登先生甚感遗憾，由于和赐福的主事先有个约会，不能接受诺维马里亲王夫人的盛意邀请。”

他发出一声轻微的幽灵似的冷笑。他脸色白得很古怪，看上去阴森森的，而且呼出的气息有他这种毛病所特有的令人作呕的恶臭。可怜的艾略特，过去一直就喜欢洒夏奈尔和摩林诺的香水的。他手里仍旧抓着那张我偷来的请帖。我觉得拿着不方便，想从他手里取出来，可是，他勒得更紧。他忽然开口讲话，声音相当大，这使我吃了一惊。

“老淫妇，”他说。

这是他最后讲的一句话，接着人就昏迷过去。护士前一天晚上陪了他一夜，脸色非常疲乏，所以，我叫她去睡觉，答应在必要时叫她，由我来守夜。事实上，无事可做，我开了一只有罩子的灯，看书看得眼睛发酸，于是把灯熄掉，在黑暗中坐着。夜晚很热，窗户都洞开。灯塔的闪光每隔一定时间扫射一下屋子。月亮下去了；等月圆时，它就会俯视着爱德娜·诺维马里的化装舞会那片空洞而嘈杂的欢乐景象。天的颜色是一种极深极深的蓝，无数的星星照得骇人地亮。我大约打了一下瞌睡，但是，感觉仍旧清醒；忽然间，一声仓促的愤怒的声音，是人们所能听到最怕人的声音，死的呼啸，把我惊醒，人的神志变得极端清楚起来。我走到床边，凭着灯塔的闪光按按艾略特的脉搏。他已经死了。我开了他床头的灯，望望他。他嘴巴张开，眼睛睁着。我将他眼睛闭上之前，先对眼睛看了一会，自己感动了，觉得有几滴眼泪沿双颊流下来。一个老朋友，忠厚的朋友。想到他的一生过得那样愚蠢、无益和无聊，使我感觉难受。他参加过那么多的宴会，曾经和所有那些亲王、公爵、伯爵厮混过，现在都毫无道理了。他们已经忘记他了。

我觉得没有道理要叫醒那个筋疲力尽的护士，因此，回到我原来靠窗子的座位上。护士在早晨七点钟进来时，我已经睡着。我留下她做她认为应当做的事，自己吃了早饭，就上车站去接格雷和伊莎贝儿。我告诉他们，艾略特已经去世。由于艾略特的房子里没有客房，我邀他们上我家去住，可是他们愿意住旅馆。我回到自己家里洗了个澡，刮了胡子，换了衣服。

上午格雷打电话给我，说约瑟夫给他们一封信写的我的名字，是艾略特托付给他的。由于这封信里面讲的话可能只是对我一人讲的，所以，我说立刻就到，因此，一小时不到，我又一次进了那所房子。那封信的信壳是这样写的：在我死后，立刻交去；信里面是关于丧葬礼的指示。我知道，他一心一意要葬在他造的那座教堂那边，而且已经告诉过伊莎贝儿。他要涂上防腐香膏，并且提到可以进行这种手术的店铺名字。“我打听过，”他继续说，“人家告诉我，他们做得很道地。我信任你不会让他马虎了事。我要穿上我的祖先德·劳里亚伯爵的服装，佩上他的长刀，把他的金羊毛勋章挂在胸前。挑选棺材的事交给你办。不要很触目，但要符合我的身份。为了避免给人增加不必要的麻烦，我要求由托马斯·库克父子公司

[2]

承办一切转运遗体事宜，他们应当派一个人护送棺木到它最后安放的地点。”

我记得艾略特曾经说过，他要穿他那件古服装安葬，但是认为这只是闹着玩的一句话，没有想到他当真要这样做。约瑟夫坚持要执行他的遗志，我们好像没有理由不照办。他的遗体及时涂了香膏，然后，由我和约瑟夫给穿上那荒唐的装束。这件事使人倒尽了口味。我们先把他的两条长腿套上白长筒丝袜，再在上面拉上那金色布的紧身裤。好不容易才把两只胳臂塞进紧身上衣的袖管。给他戴上那浆洗好的宽大轮状绉领，再把缎斗篷给他披在肩上。最后把那只平顶丝绒帽戴在他头上，把金羊毛的领圈围着他的脖子。涂香膏的人已经给他的两颊搽上胭脂，嘴唇染红。艾略特的身体现在瘦得只剩一点点，这套衣服穿在他身上就仿佛是威尔地

[3]

早期歌剧里的一个歌手。一个乏善可陈的悲惨的唐吉诃德。当装殓的人把他抬进棺材时，我把那柄作为道具的长刀沿着他的身体放在两腿之间，两手按着刀柄的圆头，就像我看见一个十字军骑士墓上雕塑放的那个样子。

格雷和伊莎贝儿去意大利参加葬礼。

[1]
典出《新约·约翰福音》第14章第2节。

[2]
英国的一家旅行社。

[3]
威尔地（1813-1901），意大利作曲家。

第六章

一

我觉得应该先打读者一个招呼，他完全可以跳过这一章，而仍旧能抓着我要讲的故事线索，因为这一章大部分只是记述我和拉里的一次谈话。可是话又要说回来，如果不是由于这次谈话，我也许认为不值得写这部书。

二

那年秋天，在艾略特逝世后两个月，我去英国，中途在巴黎逗留了一个星期。伊莎贝儿和格雷，作了那次艰苦的意大利旅行之后，又回布列塔尼半岛，可是，现在重又在圣纪尧姆街的公寓里住下来了。伊莎贝儿把艾略特遗嘱的详细内容告诉我。他留下一笔钱给他造的那座教堂为他的灵魂做弥撒，另外还捐给教堂一笔维持费。他留给尼斯主教一笔可观的数目作为慈善费用。他留给我他收藏的那批真伪难说的十八世纪淫书，和弗拉戈纳尔

[1]

的一张美丽的绘画，画的一个山羊神和一个女仙干那背着人干的事。这张画太下流了，没法挂出来，而我又不是那种私下里贪看猥亵图画的人。他留给几个用人的钱都相当多。他的两个外甥每人各得一万元，其余的财产全归伊莎贝儿。这笔财产究竟值多少，她没有说，我也没问；从她那心满意足的外表看来，该是很大的一笔钱。

好久以来，格雷自从恢复健康之后，就急于想回美国重新工作。尽管伊莎贝儿在巴黎住得相当舒服，格雷定不下心来也影响到她。格雷曾经和自己的那些朋友通过一个时期的信，但是，最好的一个机会是由他拿出相当大的一笔资本。这笔钱他拿不出。可是，艾略特死后，伊莎贝儿却拥有比格雷需要的数目多得多的钱，所以，在取得伊莎贝儿的同意之后，格雷又开始和人家接洽起来；如果情形真如对方所说，他预备离开巴黎，亲自去看看。但是在成行之前，有不少事情要做。他们必须和法国财政局在遗产税问题上取得一项合理的协议。他们要把昂第布的房子和圣纪尧姆街的公寓处理掉。他们得在德鲁奥旅馆筹备一次拍卖，处理掉艾略特的那些家具、藏画和素描。这些都很名贵，看来最好等到春天那些大收藏家可能在巴黎时拍卖最合算。伊莎贝儿认为在巴黎再过一个冬天并不坏；两个孩子现在法文已经讲得和英文一样流利，所以，伊莎贝儿很愿意让她们在法国学校里再呆几个月。三年来，她们全长高了，长长的腿，瘦瘦的身体，成了生动活泼的小姑娘，目前还没有长得像她们母亲那样美，但是，全懂礼貌，而且有一个永不满足的好奇心。

就这么多。

[1]
弗拉戈纳尔（1732-1800），法国人物和风景画家。

三

我和拉里是无意中碰到的。我曾经向伊莎贝儿问到他；她告诉我，从拉保尔回来之后，他们很少见到他过。她和格雷这时自己认识了一些朋友，都属于他们这一代的人，所以常有约会，比我们四个人时常在一起时的那些快乐的日子忙得多。有一天晚上，我去法兰西剧院看《贝蕾妮丝》。这个剧本我当然读过，但从没有看见它上演；由于难得演，所以很不愿意错过这个机会。这不是拉辛最好的戏，因为题材太单薄了，顶不了五幕，但是戏写得很感动人，有几段够得上说是脍炙人口。故事是根据塔西佗

[1]

的短短的一段文字写的：铁图热烈爱上巴勒斯坦的女王贝蕾妮丝，甚至如人们所设想的，答应和她结婚，但是，为了国家大事在他登基的开始，却违反自己的愿望，也违反贝蕾妮丝的愿望，使她离开罗马。原因是元老院和罗马的人民都反对自己的皇帝和一个外国女王结合。剧本写的是铁图在爱情与义务之间的心理斗争；在他摇摆不定时，最后是贝蕾妮丝拿准了他爱她，赞成他的出发点，永远离开了他。

恐怕只有一个法国人能够充分欣赏拉辛诗句的文采和音调美，但是，即便是一个外国人，一旦习惯于诗句的那种矫揉造作风格之后，也没法不被他的柔情蜜意和高尚情感打动。很少人能像拉辛那样懂得人的语音里面含有那么多的戏剧成分。不管怎样，对我来说，那些流畅的亚历山大体

[2]

诗句的作用足可以代替情节，而且我发现那些长篇大论，以卓绝的手腕逐渐达到预期的高潮，和电影里任何惊险的镜头一样使人惊心动魄。

第三幕演完时有一场休息。我出去门厅里抽支烟；门上首竖着乌东

[3]

的伏尔泰雕像，咧着一张没有牙齿的嘴在讽刺地微笑。有人拍拍我的肩膀。我转过身去，可能有点着恼，因为我想要独自享受一下那些铿锵诗句在我心中引起的兴奋；我看见是拉里。和平时一样，我见到他总很高兴。我和他已经有一年没有见面，因此，建议看完戏，一同去喝杯酒。拉里说他肚子饿了，因为没有吃晚饭，提议上蒙马特去。到时候，我们碰上头，一同走出剧院。法兰西剧院有一种特殊的霉味。这种气味又和一代代的那些女招待员身上的气味掺和在一起；她们从不洗澡，板着一副脸，把你带领到座位上，硬邦邦等你付小账。这使人走到外面来时深深透一口气；由于晚上天气很好，所以我们一路走了过去。歌剧院大街的弧光灯傲然炫耀着；天上的星星好像不屑跟它们较量，都把自己的光华隐藏在无完无尽的黑暗里。我们一边走，一边谈论着刚才看的戏。拉里感到失望。他原来指望演得自然一点，把诗句读得像说话一样，姿势也不要那样太戏剧化。我觉得他的看法错了。这出戏以辞藻胜，而且使用华丽的辞藻，所以，我认为台词读起来应当带有做作气。我喜欢碰到韵脚时那样顿一下；而且那些优美的姿势和身段，由一个悠久传统保留到今天的，好像和这种偏重形式的艺术格调很适合。敢说拉辛当年就愿意他的戏照这样子演呢。过去我对那些演员在重重限制下竭力演得真实、热烈和有人情味，总很佩服。艺术能够利用传统格式达到自己的目的，就是艺术的胜利。

我们到了克利希大街，走进布拉西里·格拉夫饭店。时间是夜晚十二点过去不久，馆子里挤满了人，但是，我们找到了一张桌子，叫了火腿蛋。我告诉拉里，我见到伊莎贝儿。

“格雷应该高兴能回美国，”他说。“他在这里就像鱼儿失水一样。他非要重新有了工作，是不会快乐的。敢说他会赚到很多钱。”

“他如果赚到很多钱，那都是亏的你。你不但治好他的病，而且治好他的心病。你使他恢复了自信心。”

“我做得很有限。我仅仅指给他看怎样医好自己。”

“这点‘有限’你是怎样学会的？”

“碰巧。那是我在印度的时候。我当时患失眠症，刚好向一个我认识的老瑜伽教徒谈起；他说即刻给我治一下。他对我做的就是你看见我给格雷做的那一套；那天晚上，我睡得很好，几个月来都没有睡得这样好过。后来，时间当在一年以后，我和我的一个印度朋友爬喜马拉雅山；他把脚踝跌伤了。当地找不到医生，而他的脚痛得不可开交。我想到照老瑜伽教徒那样试一下，竟然奏效。不管你相信不相信，总之他完全不痛了。”拉里笑起来。“我可以向你保证，我比任何人都更加诧异。这里面实在一点神秘也没有；它只是把这种想法灌输到病人的头脑里。”

“说来容易，做起来可不容易。”

“如果你的胳臂不由自主地从桌子上抬起来，你会诧异吗？”

“当然非常诧异。”

“它会的。当我们回到文明世界以后，我的印度朋友告诉人们，说我会这项本领，并且带领别的人来看我。我非常之不愿意做，因为我还不完全懂得这是怎么回事，可是，他们坚决要我做。不知道什么道理，我总把他们治好了。我发现不但能止痛，而且能驱除恐惧。奇怪的是，许多人都患恐惧病。我说的恐惧并不是指怕被关闭起来或者怕站在高地方，而是怕死亡，或者更糟糕的，怕生命。他们往往看上去好像非常之健康，生活富裕，一点心事也没有，然而却被恐惧折磨着。我有时觉得，这是人性中的最扰人意的一种心理倾向；有一个时候，甚至盘算这是不是植根于某种动物本能，是人类从那个第一次感到生命颤栗的原始物质继承下来的。”

我一面倾听着拉里，一面怀着期望，因为他很少讲话有这样长的。我而且觉察到这一次他总算愿意谈心了。也许我们刚才看的那出戏减轻了某种内心的压抑，那种明快的抑扬顿挫的节奏，正如音乐会引起的反应一样，克服了他的天生拘谨。忽然间，我感到自己的手有点不对头。我对拉里刚才说的那个半开玩笑的问题一点没有在意。现在我觉得自己的手不再搁在台子上，而是不由自主地离开台面有一英寸光景。我吃了一惊，看看手时，发现它微微有点抖。我感到自己胳臂的神经有一种古怪的颤动，它震动了一下，手和小臂就自动地抬了起来，我老老实实，既不参与也不抵抗，直到它们离开桌子有好几英寸；接着，感到整个胳臂举过肩头。

“这很古怪，”我说。

拉里笑了。我稍微运用一点意志，手就落回到桌子上。

“这不希罕，”他说。“别当它什么了不起。”

“是不是你刚从印度回来跟我们谈到的那个瑜伽教徒教给你的？”

“不是的，他对这类事情很不耐烦。我不知道他是否相信自己具有某些瑜伽教徒自命具有的能力，但是，他认为运用这些能力是幼稚无聊的。”

我们要的火腿蛋来了。两人吃得津津有味，喝喝啤酒，谁都没有说话。我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我则在想着他。吃完之后，我燃起一支纸烟，拉里点上他的烟斗。

“你去印度首先是为了什么？”我蓦然问他。

“碰巧。至少当时是认为如此。现在我比较倾向于认为这是我在欧洲待了多年的必然结果。差不多所有对我影响最大的人都好像是偶然的遇合，然而，回想起来却像是非碰上他们不可似的。那就像是他们全在那里等待我在需要时找上他们。我去印度是想休息一下，因为工作得太累了，还想把思想清理清理。我找到一个水手的工作，就在那种周游世界的旅游船上。船正开往东方，并且要通过巴拿马运河到纽约。我已经有五年不回美国，很想家。人情绪低落。你知道我们好多年前在芝加哥初次见面时，我是多么的无知。我在欧洲读了许许多多的书，见识了不少事情，但是，比我开始着手寻找我要追求的东西时好不了多少。”

我想问他追求的什么，但是，感到他会笑笑，耸耸肩膀，说这事不值得一谈。

“可是，你为什么要去当一名水手呢？你又不是没有钱，”我换了个题目问他。

“我要体验一下。只要我精神上到了饱和点，只要我把暂时能吸收的全都吸收了，我发现做做水手之类的事情有好处。那年冬天，我和伊莎贝儿解除婚约之后，我就在朗斯附近的煤矿做了六个月的工。”

就在这时，他叙述了我在前面讲的他那些遭遇。

“伊莎贝儿把你扔掉时，你难过吗？”

在回答我以前，他有这么半晌眼睛盯着我看，一双深得很特别的眼睛这时好像不向外看，而是在向内看。

“是的。我那时年纪轻，已经打定主意要结婚，并且安排好我们的生活打算。我指望可以生活得很美满。”他淡淡一笑。“但是，结婚要有两个人才行，正如吵架要有两个人才吵得起来一样。我从没有想到，我给伊莎贝儿安排的那种生活使她大失所望。我如果懂得一点人情世故的话，决不会向她提出来。她太年轻，太热爱生活了。我不怪她。但是我没法妥协。”

读者现在可能想起，自从他和农场主的寡妇发生了那次荒唐的关系并且逃出农场之后，他是去波恩的。我急于想听他继续讲下去，但是，知道我必须当心，不要问些不必要的问题。

“我从来没有到过波恩，”我说。“小时候在海德堡上过一个时候的学。那是我一生最快乐的时期，我觉得。”

“我喜欢波恩；在那边待了一年。我在波恩大学一位教授的家里租了一间房间；教授已经亡故，他的遗孀收容了两个房客；两个女儿都已经达到中年，做饭和家事都由她们担当。她们的另一个房客是法国人，开头我有点失望，因为我只想说德国话，别国话都不想讲；可是他是阿尔萨斯人，德国话

[4]

即使讲得不比他的法国话更流利，至少吐音比他的法语准确。他穿得像个牧师；几天之后，我才知道他是个黑衣教士，这使我有点意想不到。他是经修道院批准到大学图书馆来做研究工作的，是一个饱学之士，但是，外表看上去和我心目中的僧侣并没有两样。身材又高又大，赭黄色头发，碧碧蓝的一双眼睛，红红的圆脸。人很怯生拘谨，看上去不大想跟我多搭讪，可是，礼貌相当周到，在餐桌上谈话时始终客客气气；我只在吃饭时见到他；午饭一吃完，他就回图书馆工作；吃完晚饭，我留在客厅里和那个不洗餐具的女儿谈话，练习德语，他总是回自己的屋子。

“有一天下午，那至少已经在我迁来一个月之后，他问我愿不愿意和他散一回步。这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他说他能够指给我看邻近的一些地方，而这些地方敢说单靠我一个人是不会发现的。我相当能够走路，可是，他随时都能击败我。这第一次散步，我们一定足足走了有十五英里远。他问我来波恩干什么，我说来学德文，并且想熟悉一下德国文学。他很有谈吐，说他愿意尽量帮助我。这次以后，我们每星期总要出去散步两三次。我发现他教哲学已有好些年。在巴黎时，我读过一些哲学，斯宾诺莎啊，柏拉图啊，笛卡儿啊，但是，德国的那些大哲学家都没有读过，听他谈论这些哲学家正是求之不得。有一天，我们做了一次短途旅行，越过莱茵河，坐在一家卖啤酒的园子里喝啤酒，他问我是不是新教徒。

“‘想来是的，’我说。

“他迅速扫了我一眼，我觉得他的眼睛里闪出一丝笑意。他开始谈论埃斯库罗斯

[5]

起来；你知道，我学过希腊文；他对这些伟大的悲剧家之熟悉，我简直无法望其项背。听他谈很给人启发。我不懂得他为什么忽然问我这个问题。我的保护人纳尔逊叔叔是一个不可知论者，但是，他经常去做礼拜，因为他的病家指望他这样；他送我上主日学校，也是为了同样理由。我们的帮佣玛莎是一个顽固的浸礼会教徒；我做小孩时，她时常告诉我地狱里的烈火，有罪的人将要永远在地狱里受苦，以此来吓唬我。村子里某些人，她为了这种或那种原因，要给他们惩罚，就形容给我听，他们在地狱里将要受的各种苦难，自己觉得十分开心。

“到了冬天，我和恩夏姆神父已经混得很熟了。我觉得，他是个相当了不起的人。我从来没有看见他着恼过。人平和忠厚，比我可能指望的还要胸襟开阔，而且极其宽容。他学识渊博，而且肯定知道我什么都不懂，但谈起话来，往往把我当作好像和他一样有学问。对待我非常耐心，仿佛除掉帮助我之外，别无所求。有一天，我不知道什么缘故，患了腰痛，我的房东太太葛拉保夫人给了我热水袋，坚决要我睡上床。恩夏姆神父听说我病倒了，晚饭后，来到我的房间。我除掉腰痛得很厉害以外，人还是好好的。你懂得书呆子的为人，他们对书总要弄个明白；我把手里看的书放下时，他就拿了起来看看书名。那是一本讲梅斯特·艾克哈特的书，我在城里一家书铺里买到的。他问我为什么看这种书，我告诉他，我曾经涉猎过相当一部分有关神秘主义的书，并且和他谈到考斯第以及他怎样引起我对神秘主义的兴趣的。他用那双碧碧蓝的眼睛打量着我，眼睛里有一种神情只能形容为爱惜。我感到他觉得我相当可笑，但是，同时对我的钟爱并不因此而有所减弱。反正我从来就不在乎人家认为我有点像傻瓜。

“‘你在这种书里面想寻些什么？’他问我。

“‘我要是知道的话，’我答，‘至少就会去寻它了。’

“‘你可记得我曾经问过你是不是新教徒？你说想来是的。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就是这样长大的，’我说。

“‘你相信上帝吗？’他问。

“我不喜欢人问我这些个人问题，所以首先想到的是告诉他，说这不关他的事。可是，他的脸色非常和善，使我感到没法顶撞他。我不知道说些什么；我不想回答相信，也不想回答不相信。也许是我的腰痛要说话，也许是他对我的某种影响。反正我和他谈了自己的经历。”

拉里迟疑了一下。当他继续说下去时，我知道他的讲话并不是对着我，而是对着那个黑衣教士。他已经把我忘却。我不懂得是什么时间因素抑是地点因素使他违反自己的沉默性格，不经我敦促，就把他长期讳莫如深的事情讲了出来。

“鲍勃·纳尔逊叔叔很民主，他送我进的是麻汾中学。只是因为路易莎·布雷德利伯母跟他唠叨个不停，到了我十四岁时，他才让我进圣保罗中学。我不论功课或者体育都不怎么行，只是还对付得过去。我认为我是个完全正常的男孩子。我对飞行特别迷。那时候，飞行还处在早期，鲍勃叔叔对飞行和我一样兴奋。他认识几个飞行员；当我说想要学飞行时，他就说愿意给我想办法。我年纪虽小，个子却长得高，十六岁就完全可以充十八岁。鲍勃叔叔叮嘱我务必保守秘密，因为他晓得人家知道他让我飞行全都会骂得他臭要死。可是，事实上，就是他帮助我溜到加拿大，并且给我一封介绍信去见他的一位熟人的。结果是，到了十七岁时，我已经在法国当飞行员了。

“当时我们飞的全是非常蹩脚的飞机；你每次上天等于拿性命打赌。飞行的高度，按照今天的标准，是荒唐透顶的，但是，我们全不懂得，反而认为了不起。我真爱飞行啊。我没法形容飞行时心里的感受，只觉得自己又得意又快乐。在天上，飞得高高的，觉得自己成了某种伟大而美丽的东西的一部分。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只知道到了两千英尺以上，我不再是先前那样孤零零的一个人，而是有所属了。这话听上去可能很愚蠢，但是，我实在说不清楚。当我飞到云层以上，看见那些云就像大群绵羊似的在我脚下，我的感受就像和无限合为一体了。”

拉里停了一下，从他那深不可测的眼窝里盯着我，可是，我说不出他是否看见我。

“我知道有成千上万的人死去，但是，我没有亲眼看见他们死去，所以对我没有什么影响。后来我亲眼看见了一个死人。这使我感到惭愧。”

“惭愧？”我不由自主地叫出来。

“惭愧，因为那个孩子只比我大三四岁，是那样的精力充沛和勇敢，在不久前还是充满生命力，还是那样善良，而现在只剩下一堆烂肉，那样子就像从来没有活过似的。”

我没有说什么。我读医科时曾经见过死人，在战争时看见的还要多。使我倒胃口的是他们看上去非常渺小，一点尊严没有。只是些弃置不用的木偶。

“那天晚上，我没有睡觉。我哭了。我并不是为自己担心；我感到忿恨不平；使我控制不了自己的是死的丑恶。战争结束了，我回到家里。过去我一直喜欢机械。如果航空没有什么干头的话，我就进一家汽车工厂。我曾经受过伤，只能暂时无所事事一下。后来他们要我就业。我没法做他们要我做的那种事情。这好像很无聊。我曾经有过很多时间在思索。我不断问自己，人生是为了什么。归根到底，我能够活着只是靠运气；我要一生有所作为，但是，不知道应当做什么。我从来没有对上帝开动过什么脑筋。现在却想起他来了。我不懂得为什么世界上要有恶。我知道自己很肤浅；我不认识什么可以请教的人，但是，我要学，所以我就胡乱地读起书来。

“当我告诉恩夏姆神父所有这些话时，他就问我：‘那么，你已经读了四年书了，是不是？你找到答案没有呢？’

“‘一点没有，’我说。

“他望着我，一脸的慈祥神气，把我都搞糊涂了。我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使他这样感动。他在桌上轻轻敲着指头，就像脑子里在盘算一件事情一样。

“‘我们大明大智的老教会，’他当时说，‘曾经发现，如果你假装信教那样行事，你就会真正信教；如果你带着疑虑祈祷，但是出于真心，你的疑虑将会消除。我们圣餐仪式对精神的力量是为多少世纪以来的人类经验所证明了的；如果你肯使自己接受一下圣餐仪式的美，也许上天会赐给你宁静。我不久就要回修道院。何不跟我们一同去住几个星期呢？你可以和我们的杂役僧人一起在地里做活；晚上在图书馆里看书。这个经验不见得不及在煤矿或者在德国农场上做工。’

“‘你为什么要建议我这样做呢？’我问。

“‘我从旁观察你已有三个月了，’他说。‘也许我理解你比你理解自己还要多些。你和信仰之间只隔开一层薄纸。’

“我对他这话没有说什么。那就像有人扣着我的心弦，并且拨了一下，给人一种古怪的感觉。终于我跟他说，让我考虑考虑。他就不再言语。在恩夏姆神父逗留在波恩的余下期间，我们从不再提有关宗教的事，可是，在他离开时，他开了修道院的地址给我，说如果我决定去，只要写个便条给他，他就会替我安排住所。他走后，我比预计的还要想念他。日子过得很快，又是仲夏天气。在波恩过夏天相当不错。我读了歌德、席勒、海涅；读了荷尔德林

[6]

和里尔克

[7]

；但是，仍然没有找到答案。我时常盘算恩夏姆神父讲的那些话，终于决定接受他的邀请。

“他上车站来接我。修道院在阿尔萨斯，乡间很美。恩夏姆神父介绍我见了院长，然后，领我到指定给我的小房间。房内有一张狭窄铁床，墙上挂了一只耶稣殉难的十字架，陈设简陋，只是些生活必需的东西。午饭铃响时，我向食堂走去。那是一间有穹顶的大厅。院长带领两个僧侣站在门口，一个僧侣端一盆水，另一个手里拿条毛巾，院长在客人两只手上洒几滴水洗洗，然后用僧侣递给他的毛巾将两手擦干。除了我之外，还有三个客人，另有两个过路牧师留下吃午饭的；还有一个年长的满腹牢骚的法国人，到这里来归隐的。

“院长和两个助手，一正一副，在餐厅的上首就座，各自坐一张桌子；神父们在沿墙的两边坐，修道士和勤杂人员以及客人们则坐在餐厅正中。做了感恩祷告之后，大家就吃起来。一个见习修士站在餐厅进口处，以一种单调的声音读一本道书。吃完饭，大家又做感恩祷告。院长、恩夏姆、客人和招待客人的修士走进一间小点的屋子喝咖啡，谈些杂七杂八的话。然后我就回自己的小房间。

“我待了三个月，人很快乐。那种生活对我完全适合。图书馆很好，我看了不少的书。神父们没有一个企图用任何方法影响我，但是，很高兴和我交谈。他们的学问，他们的虔诚，和他们的那种不随流俗的派头，都深深打动了我。你不要以为他们过的是一种无所事事的生活。他们一直都不得闲。自己种地，自己打粮食，也高兴我帮助他们做。我喜欢做祈祷的华丽场面，但是，最最喜欢的是晨祷。那是在清晨四点钟。你坐在教堂里，四周围全是黑夜，觉得特别动心；这时候，修士们都神秘地穿上他们的服装，头巾拉上来遮着头，用他们有力的男声唱着礼拜仪式的平易歌曲。这类日以为常的活动给人以一种安全感；而且尽管花了偌大的精力，尽管思想从没有停止过活动，你仍然感到一种持久的宁静。”

拉里带有憾意地微笑一下。

“我就像罗拉

[8]

一样，生得太晚了，没有碰上自己的时代。我应当生在中世纪，那时候，信教是天经地义的事。那样的话，我就会看清自己的前途，在教会里谋一个职位。现在我没法相信。我想要相信，但是，我相信不了一个比一般上流人士好不了多少的上帝。神父们告诉我上帝创造世界是为了颂扬自己。这在我看来并不是怎么高尚的事儿。贝多芬写他的那些交响乐难道是为了颂扬自己？我不相信是如此。我相信他写那些创作是因为他的灵魂里有一种音乐要表现出来，而他要做的就是尽自己的能力把这些音乐表达得尽善尽美。

“我常听神父们反复念餐前祈祷，心里盘算他们怎么会一直祈祷而不怀疑到他们的天父给他们每日粮食呢。儿童会恳求他们尘世的父亲给他们食物吗？他们指望他这样做，对他这样做既不感谢，也不需要感谢；对于一个生了孩子而养不活或者不愿养活孩子的父亲，我们对他只有责备。我觉得一个万能的造物主如果不准备给他创造的众生以生存的必要物质和精神食粮，他还是不创造的好。”

“亲爱的拉里，”我说，“你还是不生在中世纪的好。否则，你准被判处火刑。”

他笑了。

“你获得不少成就，”他继续说。“你可愿意人当面恭维你吗？”

“这只会弄得我很尴尬。”

“我替你想，也会是这样。我也没法相信上帝要人恭维。在空军里面，一个家伙靠巴结指挥官弄到美差，我们都看不起他。一个人想要靠穷巴结，而从上帝那里得到拯救，我相信上帝也会看不起他。我总认为，上帝最喜欢的崇拜者是那种按照你的知识程度尽力而为的人。

“可是，使我想不通的首先还不是这个。我没法理解那种原始罪恶的想法，而以我所知，那些神父的头脑里多多少少都带有这种成见。我参加空军时认识许多人。当然他们只要有机会就喝醉酒，就找女孩子睡觉，而且嘴里不干不净的；我们里面有一两个坏蛋：一个家伙因开空头支票被逮捕，并且判了六个月徒刑；这不完全是他的过错；他从来没有过钱，当他拿到比自己想望更多的钱时，他就忘乎所以了。我在巴黎碰到过坏人；回到芝加哥时，碰到过更多的坏人，但是，他们做坏事大都由于遗传，而这是他们无法可想的，或者由于环境，这也是不由他们自己选择的：对于这些罪恶，敢说社会应当比他们负有更大的责任。我如果是上帝的话，我就设法惩罚他们里面的一个，甚至里面最坏的一个，堕入地狱，永受沉沦之苦。恩夏姆神父思想比较开通；他认为地狱就是失去上帝护持，但是，如果这样就是一种使人忍受不了的惩罚，够得上是地狱，你能想象仁慈的上帝会执行这种惩罚吗？归根到底，是他创造了人类；如果他创造的人类使他们能够犯罪，那就是他要他们犯罪。如果我训练一只狗去咬闯进我后院来的生人的咽喉，它咬了生人的咽喉之后，我再去打它，那是不公平的。

“如果一个至善和万能的上帝创造了世界，为什么他又创造恶呢？神父们说，这是为了使人克服自己恶的本性，抵拒诱惑，把痛苦和忧患作为上帝用以洗刷自己的考验来接受，使自己终于配得上享受上帝的恩典。这就像派个人送封信到某地去，然后在他必经之路上造一个迷阵，使他不容易通过，又挖一条壕沟，使他要游泳过去，最后又造一道城墙使他攀缘过去。我不相信全能的上帝会没有常识。我不懂得为什么你们不能设想一个并没有创造世界的上帝，而是尽力而为的上帝，比人类好得多，聪明得多，伟大得多，在和一个不是由他创造的恶斗争，而且说不定最后会战胜恶。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我也说不出为什么你们应当信仰这样一个上帝。

“那些神父对使我困惑的这些问题，不论在理智上或者在情感上，都没法替我解决。我和他们不在一个道儿上。当我去向恩夏姆神父告别时，他没有问我有没有从他认为满有把握的经验中得到益处。他无限仁慈地把我看看。

“‘恐怕我辜负了你的美意，神父，’我说。

“‘不，’他回答。‘你是一个有极深宗教观念的不信上帝的人。上帝将会挑选上你。你会回来。是回到这里或者别处，只有上帝说得了。’”

[1]
塔西佗（约55—约117），罗马历史学家。

[2]
这个名称从希腊诗歌借来，在法文中指十二音缀的诗句。

[3]
乌东（1741-1828），法国雕塑家。

[4]
阿尔萨斯在普法战争后曾割让给德国，第一次大战后才归还法国，所以当地人常会两国语言。

[5]
埃斯库罗斯（公元前525？—456），古希腊三大悲剧家之一。

[6]
约翰·克里斯蒂安·荷尔德林（1776-1843），德国诗人，拥护资产阶级革命。

[7]
勒内·马里亚·里尔克（1875-1926），奥地利象征主义诗人。

[8]
理查·罗拉（1290-1349），亦称汉波尔隐士，英国苦行主义者，曾将《圣经》中的《诗篇》译为英语并改写为散文；用拉丁语和英语写有长诗《良心的刺激》。

四

“那年冬天余下的时间，我都住在巴黎。我对科学一点不懂；觉得现在该是我对科学至少有点入门知识的时候了。我读了不少的书。我不知道自己学到多少，只知道自己极端无知。不过这一点我过去已经晓得了。春天来时，我就去乡间住在小河边一个旅馆里，靠近一个美丽的旧式小镇；这类小镇法国很多，生活在这里好像二百年来就没有变动过。”

我猜想这就是拉里和苏姗·鲁维埃一起度夏的地方，可是，我没有打断他。

“后来，我去西班牙。我要看看贝拉斯克斯

[1]

和艾尔·格列柯；盘算艺术能不能给我指出宗教所不能指出的一条出路。我游荡了一个时期，然后到了塞维利亚。这地方使我很喜欢，心想我要在这儿过冬。”

塞维利亚我二十三岁时也到过，那地方我也喜欢。我喜欢那些白色的弯弯曲曲的街道，那些教堂，和瓜达尔基维尔河一带广阔的平原；可是我也爱那些安达卢西亚女郎的风韵和欢快，深色的眸子，和佩在她们黑头发上的麝香石竹，把头发衬得更黑，而石竹花也被头发衬得更鲜艳；我喜欢她们浓郁的肤色，她们嘴唇的诱惑性肉感。那时候，确实是，只要年纪轻就等于置身天堂。拉里去塞维利亚时不过比那时候的我稍微大一点，所以，我不由而然盘算他面对这些迷人精的引诱，是否仍旧无动于衷。他回答了我没有说出的问题。

“我碰到一个在巴黎认识的画家，一个叫奥古斯特·科泰的家伙；他一度和苏姗·鲁维埃住在一起过。他来到塞维利亚写生，在那边找到一个女子就同居起来。有天晚上他请我去埃里丹尼亚剧院听一个弗拉门科

[2]

歌唱家唱歌，并且带了那女子的一个朋友来。你从来没有见过那样娇小玲珑的女子；年纪只有十八岁。她跟一个男孩子闯了祸；因为有了身孕，只好离开自己村子。男孩子正在服兵役。她生下孩子之后，把孩子交给乳娘带，自己在烟草工厂里找了一个工作。我把她带回家。她人非常快活可爱；几天之后，我就问她愿不愿意和我同居。她说愿意，所以我们就在有余屋分租的人家租了两间房，一间卧室，一间起坐间。我跟她说她可以不去做工，可是她不肯，这对我也合适，因为这样白天我就可以自己支配。厨房是公用的，所以，她总是在上工之前给我把早饭烧好，中午时候回来烧午饭，晚上我们上馆子，饭后看电影或者找个地方跳舞。她把我看作是疯子，因为我洗过一次蒸汽浴，而且每天早上非要用海绵蘸冷水淋身不可。她把孩子托在一个村子里，离塞维利亚有几英里，我们常在星期天去看他。她并不瞒我，她跟我同居是为了多赚两个钱，等她的男朋友服兵役期满之后，好和他在大杂院里找个住的地方。她是个很惹人疼的小东西，肯定说她会成为她的帕科的好妻子。人兴致好，性情温和，热忱。她把人们讳言的性交看作是身体的自然功能之一，和别的身体功能一样。她从中找到快乐，也高兴给人快乐。她当然像一只小动物，但她是一只很好的、吸引人的、驯化了的动物。

“后来有一天晚上，她告诉我，她收到帕科从西属摩洛哥（他服兵役的地方）寄来一封信，说他就要复员，两天内将抵达加的斯。第二天早上，她把自己东西打了包，把钱塞在长袜子里，让我送她上车站。当我把她送上车厢时，她热烈地吻了我，可是，她太兴奋了，一脑门子只想到和自己的情人重逢，谈不上和我惜别。我有十足的把握，在火车还没有完全开出车站之前，她已经把我忘记得一干二净了。

“我在塞维利亚继续住下去；到秋天就动身去东方，也就是那一次使我到达印度的。”

[1]
贝拉斯克斯（1599-1660），西班牙画家。

[2]
阿根廷地名。

五

时间已经很晚了。客人逐渐少下来，只有几张桌子还坐了些人。那些因为无所事事而坐在那里的人都回家了。那些看完了戏或者电影来这里喝杯酒或者吃点东西的人，也已经离开。偶尔会有些晚到的客人，闲闲散散走进来。我看见一个高个子，显然是个英国人，带了一个年轻流氓进来。他有一张英国知识分子长长的疲惫的脸，稀疏的鬈发；他有着和许多人一样的幻觉，总以为只要人到了国外，你在国内认识的人就没法认出是你来。年轻流氓狼吞虎咽地吃一大盘三明治，他的同伴则带着喜悦和仁慈的眼光在一边看着他。真好的胃口！我看见一个脸熟的人，因为我们在尼斯时同在一家理发店理过发。这人个子高大，年纪不小了，花白头发，一张红红的虚胖的脸，眼睛下面两个大大的眼包。他是美国中西部的一个银行家，经济大崩溃之后，宁可离开自己根生土长的城市，而不愿意对簿公堂。我不知道他究竟犯了罪没有；如果他犯了罪，他在法国当局的眼中恐怕也是个提不上嘴的人物，犯不着引渡他。他派头很大，而且像蹩脚政客那样假装兴高采烈，但是，他眼睛里显出害怕和忧郁。他从来没有完全醉过，也从来没有完全清醒过。他总是带着一个妓女，而这个妓女显然在尽可能地榨取他。而现在他正带着两个满脸脂粉的中年妇女坐在那里；两个妇女显然在嘲笑他，而且并不打算加以掩饰；他呢，只勉强懂得她们讲话的意思，还在哧哧地傻笑。繁华的生活啊！依我看来，他还是待在家里吃下那帖苦药的好。有一天，女人会把他榨干，那时候，他就只有投河或者服安眠药自杀的一条路了。

在两点和三点之间，生意好一点起来，大约是因为夜总会关门了。一伙美国青年踱了进来，喝得烂醉而且闹得厉害，不过，不久就走了。离我们不远，两个脸色阴沉的胖女人穿着男人似的紧身装束，并排坐着，一声不响在忧郁地饮着威士忌苏打。来了一群穿晚礼服的人，是法文里叫作有身份的人

[1]

的人，显然是到各处逛逛，现在要找个地方吃消夜，作为结束。他们来了又走了。一个小个子男人，穿着朴素，坐在那里有一个多钟点，面前放了一杯啤酒，在看报。这人引起我的好奇心。他留了一撮整齐的黑胡子，戴夹鼻眼镜。终于进来了一个女人和他坐在一起。他向女人点一下头，毫不亲热。我猜想，他大约因为女人使他久等，生气了。女人年纪轻，穿得很不像样，但是涂得满脸脂粉，而且看上去很疲倦。过不久，我看见女人从手皮包里拿个东西交给他。钱！他看看，脸色沉下来。他跟女人讲的话我听不见，但是，从女人的样子看来，这些话大约是骂她的，而且她好像在给自己开脱。突然间，他探身过去，给了女人一记响亮的耳光。她叫了一声，呜呜咽咽哭起来。经理听见闹声赶来，看是怎么回事。他好像在告诉他们，如果不守规矩，就滚出去。女子转身向着经理，并且为了使别人听见，尖着嗓子用下流话告诉他不要多管闲事。

“他打我耳光是我自找的，”她大声说。

这些女人！过去我一直认为一个人要靠女人卖淫吃饭，一定得身体精壮、面目姣好而且具有性感，随时会动刀子或者拔出手枪；没想到这样一个矮小委琐的家伙，从外表看来，可能只是律师事务所的一个小职员，竟而能够在这人满为患的职业里有插足之地。

[1]
原文为法文。

六

那个伺候我们这张桌子的侍役要下班了；为了拿到小账，把账单送过来。我们付了钱，并叫了咖啡。

“怎么样？”我说。

我觉得拉里有心思讲下去，我也知道自己有心思听下去。

“我不使你厌烦吗？”

“不。”

“好吧。我到了孟买。船在孟买要停三天，让那些旅游者借此游览一下，并作短途旅行。第三天，我下午不值班，就上岸去走走。我走了一转，看看来往人群：真是五方杂处！中国人，穆斯林教徒，印度教徒，和你的帽子一样黑的泰米尔人；还有那些拖大车的、长着两只长角的驼背公牛！后来我去石像山逛了那个山洞

[1]

。一个印度人在亚历山大城搭了我们的船去孟买，那些旅游者都不大看得起他。这人矮而胖，一张棕黄色的圆脸，穿一套黑绿两色格子的厚花呢衣服，围一条牧师的领子。有天晚上，我正在甲板透透空气，他跑上来和我攀谈。刚巧那时候我不想跟任何人谈话，我要单独一个人；他问了我许多问题，恐怕我对他有点不大客气。反正我告诉他我是一个学生，为了回美国省点路费而在船上干活的。

“‘你应当在印度逗留一下，’他说。‘东方能够教给西方的东西，比西方所想象的要多。’

“‘是吗？’我说。

“‘反正，’他继续说，‘你一定得去看看石像山的山洞。你决不会后悔。’”拉里打断自己问了我一个问题。“你到过印度没有？”

“从没有到过。”

“是这样，我正在瞧着那个庞大的三头神像，这是石像山的巨观，而且弄不懂这是什么意思时，听见身后有人说道：‘原来你接受我的劝告了。’我转过身去，一眼就看出是谁在跟我说话。就是那个穿厚花呢衣服，戴牧师领子的矮子，可是，现在，他穿上一件番红色长袍；事后我才知道，这种长袍是罗摩克里希纳教会长老

[2]

着的。他已经不再是以前的那个滑稽相的吱吱呱呱小矮子，而是很有派头，很神气了。我们同时都盯着那个庞大的胸像看。

“‘“大梵天”，司创造，’他说。‘毗湿奴，司护持；湿婆，司破坏。绝对精神的三个表现。’

“‘我不大懂得你的意思，’我说。

“‘这并不奇怪，’他回答，唇边露出微笑，眼睛
了一下，仿佛在嘲笑我。‘一个能够被人了解的上帝就算不上上帝。无限岂能形诸语言？’

“他合掌微微躬身，就漫步走去。留下我望着那三个神秘的头像。也许我正处在一种虚心接受状态，自己感到异常激动。你知道，有时候，人在回忆一个名字的情形；那名字就在嘴边，可你就是叫不出来：当时我的感受就是这样。我从山洞里出来之后，坐在石阶上很久很久，望着大海。我关于婆罗门教的全部知识只是爱默生

[3]

的那些诗，现在想把那些诗背出来，但是背不出。这使我很恼火。回孟买时，我走进一家书店，看能不能找到什么书收进这些诗的。原来在《牛津英诗选》里。你记得吗？他们刷掉我是他们失算，

他们逃避我，我就是羽翼；

我是怀疑者，我也是怀疑，

我是婆罗门歌唱的圣诗。“我在一个本地饭馆吃了晚饭，然后到练兵场上走走，眺望大海，因为我可以玩到十点钟上船。我觉得从来没有看见天上有这么多的星星过。一天酷热之后，晚凉使人很受用。我找到一处公园，在长凳上坐下。公园里很黑，沉默的白色人影在我身旁来来去去。这个神奇的一天，朗照的日光，五颜六色的闹吵吵的人群，辛辣而芳香的东方气味，使我心醉了；而那三尊‘大梵天’、毗湿奴和湿婆的庞大头像，就像画家用来使他的构图具有完整性的一个物体或者一片颜色似的，赋予这一切以一种神秘的意义。我的心开始疯狂地跳起来，因为我突然间深深体会到印度能给我某种我非有不可的东西。那就像有个机会摆在我面前，我要么立刻拿到手里，要么就永远失之交臂。我很快打定主意，决定不回船。船上我没有留下什么，只有一只旅行袋，装了几样东西。我慢慢走回本地居民区，看有没有旅馆；不久就找到一家，要了一个房间。我有的是身上穿的衣服，一点零钱，护照和取款证明信；我觉得非常自由，大声笑了。

“开船在十一点钟；为了保险起见，我等到十一点才走出房间。我走到码头上，看船开出去，然后去罗摩克里希纳教会，访出那位在石像山和我谈话的长老。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我讲明要见那位刚从亚历山大城来的长老。我告诉他，我决定在印度呆下来，并且问他应当看些什么。我们谈了好半天，最后，他说，他当晚要去贝那勒斯，问我可愿意和他一同去。我高兴得跳起来。两个人坐的三等车厢。车厢里满是人，吃东西，喝酒，谈话，而且热得简直吃不消。我一夜没有闭眼；第二天早上，人相当疲倦，可是，那位长老就像一朵雏菊那样精神奕奕。我问他怎么会的，他说：‘靠参究混沌；我在绝对中找到休息。’我不懂得该怎么想法，可是，我能够亲眼看出他就像在一张舒适的床上睡了一夜好觉那样神清气爽。

“贝那勒斯总算到了。一个和我年纪相仿的年轻人来迎接我的伙伴；长老命他给我找一间房子住。他的名字叫马亨德拉，是大学里的一个教师。人忠厚聪敏，很喜欢我；我也很喜欢他。那天傍晚，他带我坐一条船去游恒河；这对我可说是开眼界，全城的人都拥到水边来，望去很美，简直惊心动魄；但是，第二天早上，他还有更好的指给我看。天没有亮，他就到旅馆来叫我起身，重又把我带到河边。我看见的事情使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眼睛：成千上万的人来到水边洗去邪浴和祷告。我看见一个又长又瘦的高个子家伙，蓬发虬髯，只穿一条兜带遮着下体，立在那里伸出两只长胳臂，仰起头，高声向着初升的太阳做祈祷。我没法形容给你我所获得的印象。我在贝那勒斯呆了六个月，破晓时，屡次到恒河边去看这种稀有的景象。我永远忘记不了这种奇观。那些人一点不是将信将疑，一点不带有保留，或者疑虑参半。

“人人都对我很好。他们一旦发现我来并不是为了打老虎，或者做买卖，而是求学，就想尽方法帮助我。他们很高兴我想学习兴都斯坦语，并且替我找先生。他们借书给我；回答我的问题从来不感到累。你对印度教可懂得吗？”

“很有限，”我答。

“我以前还当作你会感觉兴趣呢。印度教认为宇宙没有开头，没有结尾，而是永远从成长到平衡，从平衡到衰落，从衰落到解体，从解体到成长，如是以至无穷；可有什么见解比这个更了不起的？”

“印度教徒认为这种无完无尽的周而复始，其目的是什么？”

“我觉得他们会说这就是绝对的本性。你晓得，他们相信生死是一个阶段，其目的是对灵魂的前世行为给予惩罚或者奖励。”

“这就是主张轮回说。”

“三分之二的人类都相信这个学说。”

“有许许多多人相信并不能保证它就是真理。”

“不能，但至少值得认真对待。基督教吸收了不少的新柏拉图主义，它当初说不定很便当地也吸收了轮回说；事实上，有一个早期基督教派就相信轮回说，但是被宣称为异端。如果不是因为这个缘故，基督教徒就会对轮回和对耶稣复活一样深信不疑。”

“轮回是不是指灵魂从一个身体转到另一个身体，并且根据前生的功过没完没了地经历下去？”

“想来是这样。”

“可是，你知道，我不但是我的灵魂，也是我的身体。谁说得了我之所以为我，有多少是我的身体碰巧造成的。拜伦不是因为碰巧生了一只畸形的脚会是拜伦吗？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因为碰巧有羊痫风会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吗？”

“印度人不愿意说碰巧。他们会说是你前生的所作所为，才使你的灵魂投进一个残缺的身体。”拉里用手指轻轻敲着桌子，眼睛空无所瞩地在出神。后来，嘴边露出微笑，眼睛里显出深思的神气，继续说道：“你可曾想到过，轮回既是世间有恶的解释，也是恶的存在理由？如果我们受的恶报是我们前生造孽的结果，我们就会服服帖帖地忍受，并在今生努力行善，使来生少受些苦。但是，自己忍受恶报比较容易，只要硬挣一点就行；使人不能忍受的是看见别人受苦，而这些苦难看起来往往不是应得的。如果你能够说服自己，认为这是前世作的孽，你可以怜悯人家，可以尽力减轻其痛苦，而且应当如此，但是，你没有理由抱怨或者不平。”

“可是，为什么上帝不在一开始就创造一个没有痛苦和不幸的世界，使人决定自己的行动时没有功过可言呢？”

“印度教徒会说开始是没有的。个人灵魂是与天地同存的，从古如斯，它的善恶则由以前的生存决定。”

“那么相信轮回说对人的生活会有实际影响吗？说来说去，考验就在这上面。”

“我认为有影响。我可以告诉你我的一个相识，轮回说对他的生活肯定产生了很实际的影响。我到印度的最初两三年中，大都住在当地的旅馆里，但是，有时候，也有人请我到他家里去住，而且有一两次在一位生活很阔气的土邦主的家里作客。通过我在贝那勒斯一个朋友的关系，我被邀请到北方的一个小土邦去住住。首府很爱人；‘一座桃红色的城市，有时间一半老’。朋友介绍我认识的是一位财政部长；他受过欧洲教育，在牛津读过书。跟他谈话时，你得到的印象是一个有学识的进步开明人士，而且以一个极端能干的部长和精明的政治家知名于时。他穿西装，外表很整洁；相貌相当漂亮，和一般印度人达到中年时一样，身体稍微有点发胖，留了一撮修剪得很整齐的上须。他时常请我到他家里去。家里有座大花园，我们常坐在大树的阴影里聊天。他有一个妻子，两个成年的孩子。你会把他看作只是一般的，相当平常的，英国化的印度人，所以，有一天，我发现一年之后他五十岁时，就要辞去自己进项很好的职位，把财产交给妻子和孩子，去做托钵僧到处去飘流，不由得大吃一惊。但是，更使人诧异的是，他的朋友们，以及土邦主，都认为事情已成定局，并且把这看作是很自然的事，而不是什么出奇出格的行为。

“有一天，我跟他说：‘你这人头脑是很开通的，而且见过世面，读过万卷书，科学，哲学，文学——难道你真心真意相信灵魂转世吗？’

“他的整个表情变了，完全是一副先知的脸。

“‘我亲爱的朋友，’他说，‘如果我不相信灵魂转世，生命对我将会毫无意义。’”

“那么你相信吗，拉里？”我问。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我认为，我们西方人不可能像东方人那样从心眼里相信。这和他们是血肉相连的；而对我们说来，只能是种见解。我既不相信，又不不相信。”

他停了一下，手托着脸看着桌子；然后向后靠起。

“我想告诉你，我有过一次非常奇怪的经验。那时，我在阿什拉玛；一天晚上，在自己的小房间里按照我的印度朋友教给我的方式参禅。我点了一支蜡烛，把注意力集中看着火焰；过了一段时间，我从火焰里很清晰地见到一长串的人物。为首的是一个年事已长的妇女，头上一顶花边帽，戴一对灰色耳环，穿一件黑紧身上衣和一条黑绸撑裙——大约是十八世纪七十年代穿的那一种；她站在那里，正面向着我，态度娴雅谦虚，两臂沿身体下垂，手掌心向着我。一张有皱纹的脸，脸上神情给人以和蔼可亲的感觉。紧接在她后面是一个瘦长个子的犹太人，偏着身子使我只能看见他的旁相；他长了一只鹰钩鼻子，和两瓣厚嘴唇，穿一件黄色粗布衣服，一顶黄便帽遮着浓密的深色头发。他的神态像个好学深思的学者，表情严肃，同时又富于情感。在他身后是一个年轻人，但是脸朝着我，就像我们中间不隔着任何人似的，他面色红润愉快，一眼就看出是一个十六世纪的英国人。他直挺挺地站着，两腿稍稍分开，神情强悍骄横；全身装束都是红色，就像朝服一样华丽，脚上穿的宽头黑丝绒鞋，头戴黑丝绒扁帽。在这三个人后面，还有一长串数不尽的人，就像电影院外面排的长队，但是，模模糊糊，看不清他们的面貌。我只感觉到他们的模糊形状和夏风吹过麦田时的那种起伏动作。没有一会儿工夫，不知道是一分钟，还是五分钟，还是十分钟，他们便慢慢消失在夜晚的黑暗里，只剩下蜡烛的稳定火焰。”

拉里微笑一下。

“当然可能是我睡糊了或者做梦。可能是我把注意力集中在那微弱的火焰上，使我进入一种催眠状态，而我看见的三个像你一样清晰的人只是保留在潜意识里的过去见到的图画。但也可能是前世的我；可能不多年以前我是新英格兰的一位老太太，而在这以前是勒旺岛一带的一个犹太人，而再在这以前的若干年，在塞瓦斯蒂安·卡博特

[4]

从布里斯托尔启航不久以后，是亨利王太子宫廷的一个风流人物。”

“你那个桃红色城市的朋友结局怎么样？”

“两年后我去南方的一个叫马都拉的地方；一天晚上，在庙里有人碰碰我的胳臂；我转身看时，瞧见一个留了胡须和长头发的人，只在腰间围了一块布，拿一根手杖和圣徒化缘的钵子。直到他开口，我才认出是谁，原来就是我那位朋友。我惊得不知说什么是好。他问我这两年做些什么，我告诉了他。他问我去哪里，我说去特拉凡哥尔；他叫我去见见西里·甘乃夏。‘他会传授给你你寻求的东西的。’我请他谈谈这个人，他只是笑笑，说一切见面自知。那时候，我对这些事已经司空见惯了，就问他在马都拉干什么。他说，他正徒步到印度各地朝圣。我问他食宿怎样解决的。他告诉我，有人家肯借宿，他就睡在凉台上，没处借宿就睡在树下，或者在庙里安身；至于吃的，有人施舍就吃，没有就饿肚子。我看看他，说‘你瘦了’。他大笑，说他觉得瘦了更好受。接着他就向我告别，听这个腰间只围一块布的人向我说英语‘Well，so long，old chap’

[5]

，真是滑稽——后来，他就走进了庙中的内室，那是我进不去的。

“我在马都拉呆了一个时期。这庙恐怕是印度唯一的可以让白人随意走动的庙宇，只有庙中最圣洁的部分不能进去。天黑以后，庙里挤满了人，男男女女，大大小小。男人赤膊穿件围腰布，额上，往往连着胸口和胳臂，都涂上牛粪烧剩的白灰。你看见他们在这个或那个神龛面前膜拜，有时候，整个人匍匐在地上，脸朝下，行五体投地礼。他们祈祷并且朗诵连祷经文；他们相互叫唤，招呼，斗嘴，热烈争辩。一片邪恶的吵闹声，然而，莫明其所以然，上帝好像近在咫尺而且活灵活现。

“你穿过许多长厅堂，厅堂的屋顶都有雕塑的柱子撑住，靠近柱子下面都有一个托钵僧人坐着：每人面前放一只化缘的碗，或者一小块席子，让虔诚的人不时丢一个铜板。他们有些穿着衣服，有些几乎是赤身裸体。有些在你经过时瞠目望着你；有些念着经，或者读出声来，或者默诵，对川流不息的人群仿佛毫不觉察。我想在他们中间寻找我那位朋友，但是，就此见不到他了。想来他已经开始自己预定的行程了。”

“那是什么呢？”

“不再堕入轮回。根据吠陀经义，真我，即他们称作阿特曼而我们称作灵魂的，与身体及其感觉，与心灵及其智力，都不相同；它不是绝对的一部分，因为绝对由于是无限的，就不能有部分而只能是它本身。灵魂不是创造出来的；它亘古以来就有了，而当它终于解脱掉愚昧的七重蒙蔽之后，就会回到它原来的无限去。它就像海里蒸发起来的一滴水，在一场雨后坠进水潭，然后流入溪涧，进入江河，通过险峻的峡谷和广袤的平原，迂回曲折，络石萦林，终于抵达它所由升起的无垠大海。”

“但是，这一小滴可怜的水，当它重又和大海合为一体时，肯定是失去个性了。”

拉里咧开嘴笑。

“你要尝尝糖的味道，你并不要变做糖。个性除掉表现我们的自我中心主义外，还会是什么？除非灵魂摆脱掉自我中心的最后痕迹，它就不能和绝对合为一体。”

“你谈起绝对来，好像很熟悉，拉里，而且这个名词非常冠冕堂皇。它对你究竟意味着什么？”

“现实。你没法说它是什么，你也没法说它不是什么。它是无法表达的。印度称它为大梵天。它是无在而无所不在。万物都蕴涵它，仰藉它。它不是人，不是物，不是因。它没有属性。它凌驾在久与变之上，整体与部分之上，有限与无限之上。它是永恒的，因为它的完善与时间无关。它是真理和自由。”

“我的老天！”我肚子里寻思，但是对拉里说道：“不过，一个纯理智的观念怎么能成为受苦人类的慰藉呢？人总是要求一个人化的上帝，俾能在苦难时祈求安慰和鼓励。”

“也许在遥远的将来，通过更大的洞察力，人类有一天将会看出只有在自己的灵魂里面寻找安慰和鼓励。我自己以为崇拜个人化的上帝只是古代祈求残忍神祇的蛮性遗留。我相信上帝只在我心里，此外哪儿都没有。如果是这样，我应当崇拜谁呢？崇拜我自己？人的精神发展是分不同阶段的，因此在印度人的想象中，绝对就表现为大梵天、毗湿奴和湿婆和上百种其他名称。绝对在‘自在’（即宇宙大神）里，它是世界的创造者和统治者，也在那些卑微的神物

[6]

里，那些在太阳烤得滚烫的田里的农民放一朵花供奉的卑微的神物。印度的那些名目繁多的神只是些用以达到使自我与至高的我合为一体的手段。”

我望着拉里，一面沉思。

“我不懂得是什么使你向往这种严峻的信仰，”我说。

“我想我可以告诉你。我一直觉得那些宗教的创始人有种使人觉得可悲的地方，因为他们要你信仰他作为得救的条件。看上去好像他们要倚靠你们的信心才能对自己有信心。这使你联想起古代那些异教的神祇，如果没有信徒的祭祀，就会变得日益憔悴。吠檀多的不二论哲学并不要求你凭信仰去接受什么；它只要求你具有认识现实的热烈欲望；它断言你能够像感到快乐或痛苦一样有把握地感觉到上帝。而且今天印度有许多人——以我所知总有成百上千的人——自认已经做到这一点。我对于人可以通过知识达到最高现实这种想法感到非常满意。在后期，印度的圣徒有鉴于人类的软弱性，承认通过爱和通过工作也可以得到解脱，但是，他们从来不否认最高但是最艰难的途径是通过知识，因为知识的工具是人类最宝贵的能力，即他的理智。”

[1]
孟买的名胜，此山上有一座石雕像，上面驮一只老虎得名。这里最有名的是山洞，有130英尺长。

[2]
罗摩克里希纳（1836-1886）出生于印度的一个贫苦婆罗门家庭，几乎没有受到什么教育，等于文盲；他始终只讲一种粗俗的孟加拉方言，既不懂英语，也不通梵文。他20来岁时成了苦行主义者，并经人传授给他瑜伽师的修炼术和吠檀多教义及不二论哲学。他以身作则，证明一切宗教的本质都是一样的而且都是真理。他的教导传到欧洲，受到世人的重视；人们争先恐后来到加尔各答他的住处听他讲道。他从不写书，他的言论集是他的弟子收集出版的。罗摩克里希纳教会是经他的大弟子辨喜的宣传成立的，现在仍遍及印度各地。

[3]
爱默生（1803-1882），美国哲学家兼诗人。

[4]
塞巴斯蒂安·卡伯特（1476-1557），英国航海家、探险家。父亲约翰·卡伯特也是探险家，发现北美洲大陆。他自己的探险活动有一半是英国支持的，后死在英国。

[5]
再见，老弟。

[6]
一块圆柱石头（可大可小），即马克思论印度文中所说的“林加”。

七

这里我得先行交代一下，我并不想在本书里阐述所谓《奥义书》

[1]

的哲学体系。我懂得太少了，但是，即使懂得很多，这也不是阐述《奥义书》教义的地方。我们的谈话很长；拉里告诉我的比这里写的要多得多，但是，这本书说到头毕竟是部小说，不适宜把拉里讲的话全都记录下来。我想到的只是拉里。下面不久我就要讲到拉里所要采取的行动；我觉得至少要提一下他的那些哲学思考，和可能由此而引起的稀罕经验，否则就会使人觉得他的那些行径不合乎人情；除掉这个原因，我根本不会涉及这样一个复杂绕人的宗教问题。他的声音非常悦耳，连最最随便的一句话都带有说服力；他的脸部表情经常随着他的思想在变化，从严肃到轻快，从沉吟到嬉戏，就像钢琴在许多小提琴猛然奏起一个协奏曲的几个主题时发出的涟漪一样；而使我感到恼火的是，所有这些我休想用语言形容得了。尽管在谈正经事情，他谈时却很自然，口气就像平时谈话一样，也许有点踟躇，但是丝毫不勉强，犹如在谈天气或者庄稼。如果读者有一个印象好像他在说教，那完全是我的过失。他的谦虚，和他的诚恳，都是一望而知的。

咖啡馆里已经稀稀落落，剩下没有几个人了。那些闹酒的早已离开。两个靠爱情做生意的可怜虫也已经回到他们肮脏的寓所。不时走进来一个满脸倦容的人要一杯啤酒和一块三明治，或者一个好像还没有完全睡醒的人要一杯咖啡。都是些脑力工作者。一个是值完夜班回家睡觉；另一个是被闹钟惊醒，一肚子不愿意去参加冗长的一天劳动。拉里似乎对时间和对周围情况都毫不觉察。我这一生中碰到的离奇事情可多着。我曾经不止一次差一点儿送命；曾经不止一次几乎做下风流勾当而且自己心里明白；曾经骑一匹小马沿着马可·波罗当年通往传说中的中国那条路穿过中亚细亚；曾经在彼得堡一间整洁的会客室里一面喝俄国茶，一面听一个穿黑上衣条纹裤子的、和声和气的矮子谈他怎样暗杀一个大公；曾经坐在议会大厦一间客厅里倾听着海顿

[2]

的恬静温柔的钢琴三重奏，而飞机的投弹则在外面爆炸着；但是，这些遭遇我觉得都不及眼前这样离奇：在一家花花绿绿的咖啡馆里，坐着红丝绒椅子，听拉里一个钟点接一个钟点谈下去，谈上帝和永恒，谈绝对和厌倦的没完没了的轮回。

[1]
印度最古经典《吠陀》的最后一部分。

[2]
弗朗茨·约瑟夫·海顿（1732-1809），奥地利作曲家。

八

拉里有几分钟没有说话。我不想催他，所以等着。接着，他向我友善地一笑，仿佛突然又觉察到我。

“当我到达特拉凡哥尔时，我发现根本不用打听西里·甘乃夏的下落。人人都知道他。有好多年他都住在深山的一个山洞里，但是，最后被人劝说迁移到平原上来，由一位施主舍出一块土地，给他造了一间土砖墙的房子。这里离首府特里凡得琅有很长一段路，我花了整整一天，先是坐火车，然后坐牛车，才到达道观。在院子的进口处，我碰见一个年轻人，问他能不能见到师长

[1]

。我带了一筐水果，这是通常的觐见礼。几分钟后，年轻人回来，领我到一处长轩，四周围全是窗子。在长轩的一角，西里·甘乃夏坐在一张蒙着虎皮的平台上参禅。‘我在等你呢，’他说。这使我感到诧异，但是，猜想大约是我在马都拉的那个朋友跟他谈到我的。可是，当我提起这个朋友的名字时，他摇摇头。我把水果呈上，他叫年轻人把水果拿走。这时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他看看我，没有说话。我不记得这样的沉默有多久；可能有半小时。我已经告诉过你他的仪表；但没有告诉你他身上焕发出的那种宁静，那种善良、平和、无我的气息。我一天旅行下来，人又热又疲倦，但是，逐渐感到完全安静下来。在他没有再开口之前，我已经知道他就是我要访求的人了。”

“他说英语吗？”我打断他。

“不。可是，你知道，我学语言相当快。我已经学了不少泰米尔语，使我能在南部和人应对。他终于开口了。

“‘你来做什么的？’他问。

“我开始告诉他，我是怎样来印度和怎样度过这三年的；怎样根据人家传说某某人多么智慧、多么圣洁，我一个个找上门，但发现他们谁也没能给我满意的答复。他拦着我。

“‘这我全知道。用不着告诉我。你来这儿做什么？’

“‘希望你做我的师傅，’我回答。

“‘只有大梵天才是师傅，’他说。

“他以一种古怪的神情死命盯着我瞧，后来，突然身体变得挺硬，眼睛像是转为内视，看得出他的人进入印度人叫做的入定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物我之分开始消失，人成为绝对知识。我盘膝坐在地上，面向着他，心怦怦跳。经过了不知多久时间，他叹口气，我知道他已经恢复正常知觉。他以慈爱的神情看了我一眼。

“‘住下吧，’他说。‘他们会告诉你住宿的地方。’

“他们拨给我的住处就是西里·甘乃夏初次来到平原时住的那间土砖墙房子。他现在日夜住的长轩是在他的门徒聚集得越来越多，和有更多的人慕名而来之后兴建的。为了不至引人注目，我改穿了舒适的印度服装，而且皮肤晒得黝黑，除非你特别注意到我，否则，很可能把我当作是本地人。我读了许多书；一个人思索；在西里·甘乃夏高兴讲话时，听他讲。他不大讲话，但是，你有问题问他时，他都愿意回答。听他讲话，真使人振奋；听上去就像音乐一样。他自己虽则在年轻时持戒律极严，但并不要求自己的门徒照做，只是劝导他们摆脱私心、情欲、声色的奴役，告诉他们通过静穆、克制、谦虚、退让，通过专心致志，通过对自由的孜孜向往，他们就可以得到解脱。人们常从三四英里外的一个镇市赶来求他；那儿有一座著名的庙宇，每年都有大群的人来赶庙会；人们从特里凡得琅来，从辽远的地方来，把自己的苦难告诉他，向他请教，听他的教导；离开时，全都胸怀舒畅，心定神安。他的教导很简单。他教导说，人都比他自视的为高，而智慧是解脱之道。他教导说，要脱离苦海并不一定要出家，只要去掉一个我字。他教导说，行事不怀私心使心地纯洁，责任为个我并入大我提供机会。但是感人最深的并不是他的那些教导而是他的为人，他的慈祥，他的气度，他的圣洁。只要能见到他的面，就是福气。同他在一起，我觉得很幸福。我感到终于达到了自己追求的目的。一个星期接一个星期，一个月接一个月，日子过得想象不到地快。我打算住到他死为止，因为他告诉我们，他不打算在这躯壳里待多久了，不然就是等我有一朝大彻大悟，那就是终于冲破愚昧的藩篱并且深信不疑自己与绝对合而为一了。”

“那么这下面呢？”

“这下面，如果他们讲的话属实，就没有可说的了。灵魂的尘世旅程就此结束，永不再来。”

“西里·甘乃夏死了吗？”我问。

“以我所知，还没有死。”

他说时看出我问这话的用意，轻微地笑了一声。经过片刻迟疑之后，方才又说下去，可是，说话的派头使我起先以为他想避免回答我在口边上的第二个问题，那当然是指他有没有达到大彻大悟。

“我并没有一直住在道观里。我有幸认识当地一个森林管理员，他的住处就在山脚下一个村子边上。这人最笃信西里·甘乃夏，在公务之暇，总要来跟我们盘桓两三天。人非常之好，和我们一谈半天。他喜欢找我练习英语。和我认识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告诉我森林管理所在山上有间小屋子，哪一天我想一个人上山去住住，他就把钥匙交给我。我有时候去那里。路上要走两天；先坐长途汽车到森林管理员的村子，下面只好步行，可是，到达之后，那种庄严，那种幽静，真是壮丽。我把所能携带的东西装在一只背袋里，雇了个脚夫替我扛食物，一直待到粮食吃完为止。那只是一所用树桩钉成的小屋，后面有一间烧饭的地方；家具除掉一只可以放一张席子的支起架床，和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外，别无长物。山上很风凉，有时候，晚上升个火，倒也受用。想到二十英里之内渺无人烟，不禁感到惊心。晚上常常听见虎啸或者象群穿过丛莽的嘈杂声。我常在森林中走得很远。有一个地方是我最喜欢坐的，因为坐在那里全山景色都映入眼帘，还可以俯眺下面的湖水。在黄昏时刻，许多野兽，如鹿、豕、水牛、象、豹都来饮水。

“我待在阿什拉玛刚满两年之后，就到我山上那个隐居的地方去住；我去的理由，你听了也许会好笑，我要在那边过我的生日。我在生日的前一天到达那里。第二天早上，天没亮就醒来，想去我刚才告诉你的那个地方看日出。那地方我闭着眼睛也摸得到。我坐在一棵树下等着。当时还是黑夜，但是，星儿淡了，说明白天就要到来。我怀着一种古怪的期望心情。光线开始一点一点地，几乎使人觉察不到，缓缓透过黑暗，就像一个神秘的身形蹑足穿过树丛。我感到心跳，就像碰到危险似的。太阳升了起来。”

拉里停了一下，嘴边露出苦笑。

“我不会形容，那些写景的字眼我全不会使用，我讲不来，不能使你亲眼看见破晓时展现在我面前的那片壮丽景色。那些满布茂密林莽的群山，晓雾仍旧笼罩在树顶上，和远在我脚下的那座深不可测的大湖。太阳从山峦的一条裂缝中透进来，照耀得湖水像灿银一样。世界的美使我陶醉了。我从来没有感到过这样的快意，这样超然物外的欢乐。我有一种古怪的感觉，一种震颤从脚下起一直升到头顶，人好像突然摆脱掉身体，像纯精灵一样分享着一种我从来没有意想到的快感。我感到一种超越人性的知识掌握着我，使得一切过去认为混乱的变得澄清了，一切使我迷惑不解的都有了解释。我快乐得痛苦起来；我挣扎着想摆脱这种状态，因为我觉得再这样继续下去，人就会立刻死掉；然而，我是那样陶醉，又宁可死去而不愿放弃这种欢乐。我有什么法子告诉你我那时的感觉呢？没有言语能够形容我当时的幸福心情。等我恢复到原来的我时，人变得精疲力竭，而且在发抖。我睡着了。

“我醒来时，已经是中午。走回我的小屋时，人是那样的轻松愉快，好像脚不沾地一样。我给自己弄点吃的，我真的饿了，并且点上烟斗。”

拉里这时也点上烟斗。

“我不敢认为这是我，伊利诺斯州麻汾镇的拉里·达雷尔所得到的启示，而别人穷年累月苦行苦修到今天还没有到手的。”

“你为什么不认为这只是一种催眠状态，是你当时的心情，加上你的孤寂，破晓时的神秘气氛和你脚下那片灿银的湖水，造成的呢？”

“那是由于它的极端真实感。说实在话，它就是千百年来世界各地的神秘主义者所获得的那类经验。印度的婆罗门，波斯的苏非

[2]

，西班牙的天主教徒，新英格兰的新教徒；只要他们想要形容那无法形容的境界，使用的语言都差不多。这种境界的存在是无从否认的；唯一的困难在于解释。是不是我一时间和绝对合为一体，还是潜意识里的一种亲力（我们全都有这种潜在亲力）流进普遍精神所致，我也说不了。”

拉里停了一下，向我嘲弄地看了一眼。

“还有，你能用拇指碰到你小指头吗？”他问。

“当然能，”我笑着说，并且当场做给他看。

“你可知道这只有人和灵长目动物能够做到？由于拇指能够和别的指头相对，手才成为现在这样可爱的工具。这种能够和别的指头碰到的拇指，当它还在雏形时，会不会只在个别的人类祖先和大猩猩中才有；它之成为人类的共同特征只是经过无数世代发展的结果，会不会呢？而这类和绝对合为一体的经验，过去为许多不同的人所具有的，会不会指向人类意识的一个第六感觉的发展方向，即在遥远遥远的将来，它将成为人类共同的感觉。人类将如现在感到感官事物一样，直接感到绝对呢？这至少是可能的。”

“如果那样，你指望会对人类有什么影响呢？”我问。

“我无法告诉你，就如同那第一个能将拇指碰到小指的人，无法告诉你这点细微动作将蕴涵多少重大后果一样。我只能告诉你，那片刻陶醉时抓住我的浓郁的宁静、欢乐和安泰感仍旧留在我心里，那种第一次使我眼花缭乱的宇宙美丽境界，现在仍旧同样鲜明生动。”

“可是，拉里，你关于绝对的见解肯定会逼使你认为世界和世界的美只是幻觉——是玛雅

[3]

一手造成的。”

“认为印度人把世界看作是幻觉，这是错的；印度人并不如此；他们只说世界的真实和绝对的真实不能同日而语。玛雅只是那些热衷的思想家编出来的，借此解释无穷怎样创造有穷。沙姆卡拉，他们里面最聪明的一个，断言这是一个解决不了的谜团。你知道，困难在于解释为什么婆罗门要创造世界。婆罗门是存在、福祉和智慧；它是不可改变的；它一直在这里，而且永远保持静止，它什么都不缺，它什么都不需要，因此既不知道变易，也不知道争夺，它是十全十美的；既然如此，它为什么要创造世界呢？你假如问这个问题，你得到的一般解答是，绝对创造世界是闹着玩的，并不带有什么目的。可是，当你想到洪水和饥馑，地震和飓风，想到折磨人体的一切疾病，你的正义感就会爆发出来，认为这么多骇人听闻的东西当初怎么会这样随随便便就创造出来。西里·甘乃夏心地太忠厚了，所以不相信这种学说；他把世界看作是绝对的表现，而且是它的完善的泛滥。他教导说，神没法子不创造，而世界则是神性的表现。我问他，既然世界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主宰的本性表现，为什么它是这样的可恨，使众生的唯一合理出路就是摆脱它的束缚。西里·甘乃夏回答说，尘世的满足都是暂时的，只有无限能提供持久的快乐和幸福。但是，时间的没完没了并不能使善更加善些，也不能使白更加白些。如果中午的蔷薇失去它在清晨时的娇美，它在清晨时的娇美仍然是真实的。世间万事万物都有个完，我们除非是傻子才要求事物永久不变，但是，如果我们不抓着手里的东西及时享受它，肯定说我们就更傻了。如果变易是事物的本性，我们会认为把这一条作为人生哲学的前提，是最合情合理了。我们谁也不能两次濯足于同一的河流，然而，河水流去，继之流来的水仍旧一样清凉沁人。

“往昔雅利安人初次来到印度时，把我们知道的世界看作只是不可知世界的表象；但是，他们欢迎这样一个世界，觉得它窈窕多姿。只是经过了若干世纪之后，当征伐的劳累和困人的气候消磨掉他们的活力，使得他们成为异族大举入侵的俎上肉时，他们方才仅仅看见人生的丑恶一面，并且渴望从轮回中解脱出来。但是，为什么我们西方人，特别是我们美国人，慑于腐朽、死亡、饥渴、疾病、衰老、愁恨和虚幻呢？我们的生命力是旺盛的。当时，我坐在自己的小木房子里抽着烟斗时，觉得自己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加精神。我觉得体内有种力量急于要扩展出来。要我离开世界，住进一个修道院，我决计不干；相反，我要生活在世界上，爱这世界上的一切，老实说不是为它们本身，而是为了它们里面的无限。如果在那几次的片刻陶醉中，我的确和绝对合为一体，那就如他们告诉我的，什么都不能伤害我，而当我清算了今生的前因后果之后，我就不会再回到世界上来。一想到这里，我不禁充满惶惑。我要投生，投生再投生。我愿意接受形形色色的生活，不管它是怎样忧伤痛苦；我觉得只有生生不息，一个生命接一个生命，才能满足我的企求，我的活力，我的好奇心。

“第二天早上，我动身下山，于次日到达道观。西里·甘乃夏看见我穿上西服感到诧异。那些衣服是我上山时在森林管理员那所小屋子里换上的，因为山上比较冷；下山时也没有想起要换掉。

“‘师傅，我是来告别的，’我说。‘我打算回家乡了。’

“他没有开口。和平时一样，他盘膝坐在铺着虎皮的禅床上，前面火钵里点了一支香，空气里微微闻得见一点香味。跟我第一天看见他时一样，他只是一个人。他凝神盯着我看，好像一直看到我的内心深处。我知道他已经完全懂得了。

“‘这样好，’他说。‘你离家太久了。’

“我朝他跪下，他为我祈福。当我站起来时，我的眼睛湿了。他是一个高尚圣洁的人。我将永远以认识他为荣。我和院中那些修士一一告别；他们有些已经修道多年，有些是在我之后来的。我把自己的一点衣物和书籍留下，觉得说不定对他们有用，于是把背包扛在肩上，穿着我到达时的旧长裤和褐色上褂，戴一顶破帽子，步行回到镇上。一星期后，在孟买搭上一条船，在马赛上了岸。”

我们两人都沉默下来，各自在思索；可是尽管我已经十分疲倦，有一件事我还是急切地要问个明白，所以最后还是我开口。

“拉里，老弟，”我说，“你这次长时期的探索是从恶的问题开始的。是世界上有恶的存在使你孜孜以求的。可是，谈了这半天，你对这个问题连一个初步答案也没有提到。”

“也许就没有什么答案，也许我不够聪明，因而找不到答案。罗摩克里希那把世界看作是神的一种游戏。他说，‘世界就是游戏，在这种游戏里，有乐有忧，有道德亦有堕落，有知识亦有愚昧，有善亦有恶。如果罪恶和痛苦在创世时就被完全排除掉，游戏还能继续玩下去吗？’我将以全力否定这种说法。我能提出的最好设想是，当绝对在这世界上表现为善时，恶也自然而然连带着出现。没有地壳灾变的那种无法想象的恐惧，你就决不会见到喜马拉雅山的壮丽景色。中国烧瓷的匠人能够把花瓶烧得像蛋壳一样薄，烧得造形那样优美，点缀上美丽的花饰，着上迷人的色彩，涂上粲然的光泽，但是，由于它的本质是瓷，他就没法改变它的脆弱性。如果失手落在地上，它就会变成许多碎片。根据同样的道理，我们在这世界上所珍视的一切美好的、有价值的事物，只能和丑恶的东西共同存在，你说是不是呢？”

“拉里，这是一个很别致的想法。我觉得并不怎样令人满意。”

“我也不满意，”他微笑说。“顶多只能说，既然得出某些事情是不可避免的结论，一个人就只能尽力而为。”

“你现在有什么打算？”

“我有一件工作要在这里做掉，然后回美国去。”

“回去干什么？”

“生活。”

“怎样生活？”

他的回答很冷静，但是，眼睛里闪出一种好笑的神气，因为他料准我会完全意想不到。

“不急躁，对人随和，慈悲为怀，丢掉一个我字，不近女色。”

“高标准！”我说。“那么，为什么要不近女色？你还年轻；女色和吃饭一样是人这个动物最强的本能，你这样抑制它是否明智呢？”

“所幸的是对我说来，接近女色只是寻欢作乐，而不是出于生理需要。根据我个人的经验，印度的那些哲人主张不近女色可以大大增强精神的力量，这话说得再确当没有了。”

“我还以为最明智的生活方式是在肉体需要和精神需要之间保持一种平衡呢。”

“印度人认为这恰恰是我们西方人所没有做到的；认为我们有了许许多多的发明，许许多多的工厂和机器以及生产出来的商品，总想把幸福建筑在物质上，但是，幸福的取得并不靠这些，而是靠精神。他们而且认为我们选择的道路是毁灭的道路。”

“你以为美国那种地方对实现你的理想适合吗？”

“我看不出为什么不适合。你们欧洲人一点不理解美国。因为我们积聚了大笔财富，你们以为我们只是要钱。我们一点不要钱；我们一有钱就拿来花掉，有时候花得好，有时候花得不好，但我们总是花掉。钱对我们说是不在话下的，它只是成功的象征。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理想主义者；我只是认为我们把理想放错了地方，我认为一个人能够追求的最高理想是自我的完善。”

“这是一个崇高的理想，拉里。”

“这种理想值不值得人努力去实现呢？”

“但是，你有没有想到，以你这样一个人，对美国这样一个贸贸匆匆、忙忙碌碌、目无法纪、极端个人主义的民族会有什么影响呢？这无异想要赤手空拳阻止密西西比河的河水不流。”

“我可以试试。是一个人发明轮子的；是一个人发现引力的定律的。没有一件事情不会产生影响。你把一粒石子投入池中，宇宙就不完全是它先前那样子。把印度的那些圣者看作生无益于时，是错误的。他们是黑暗中的明灯。他们代表一种理想，这对他们的同类是一帖清凉剂；普通的人可能永远做不到，但是，他们尊重这种理想，而且生活上始终受到它的影响。一个人变得纯洁完善之后，他的性格就会产生广泛的影响，使得那些追求真理的人很自然地去接近他。如果我过着给自己安排的那种生活，它也可能影响到别人。这种影响也许并不比石子投入池中引起的涟漪影响更大，但是，一道涟漪引起第二道涟漪，而第二道又引起第三道涟漪；很可能有少数几个人会看出我的生活方式带来幸福和安适，而他们也会转而把自己所学到的传给别人。”

“我不知道你可知道自己在和什么人作对，拉里。要知道那些不学无术的人过去用拉肢架和火刑架镇压他们害怕的意见，现在早已放弃不用了；他们现在发明了一种更恶毒的毁灭武器——说俏皮话。”

“我这个人相当顽强，”拉里微笑说。

“好吧，我只能说你有点个人收益总算有你的狗运。”

“这对我是很大的帮助。如果不是靠这点钱，我就没法像过去那样天南地北地跑。可是，我的学徒阶段结束了。从现在起，它将成为我的包袱。我要扔掉它了。”

“这将是非常不明智的事。你打算过的那种生活之所以可能，唯一靠的就是经济上不仰求别人。”

“相反，经济上不仰求别人，将使我计划的那种生活成为没有意义。”

我实在按捺不住了，摆出一副不耐烦的样子来。

“这对印度那些云游四方的托钵僧也许很合适；他可以在树下过夜，而那些虔诚的人，为了结缘，都很愿意把他的讨饭钵子装满吃的。可是，美国的气候对露宿是很不相宜的，而且我虽然不敢自命对美国十分了解，至少有一件事是美国人全都同意的，就是要吃饭就得工作。可怜的拉里，恐怕你还没有起步，就会被人当作流浪汉抓到教养院去了。”

他大笑。

“我懂。人得适应自己所处的环境，我当然要工作。我到达美国之后，将要设法在汽车修配厂找一个工作。我是个相当好的机械工，想来这不大困难。”

“这一来，你不是把本来可以派用场的精力浪费掉？”

“我喜欢体力劳动。不论什么时候，只要看书看不下去了，我就从事一个时候体力劳动。我觉得这样能使人精神振作起来。记得有一次，我读斯宾诺莎传，读到这位哲学家为了糊口不得不打磨镜片，作者非常愚蠢地认为这对斯宾诺莎是很大的折磨。我敢说这对他的理智活动只会有好处，别的不谈，单单使他暂时不去苦思苦想那些哲学问题，也就够了。当我冲洗车子或者修理汽化器时，我的脑子是不去想什么的，而当我把手里的活做完之后，我会有一种乐滋滋的味儿，觉得自己完成了一件事情。当然，我不会在一个汽车修配厂永远待下去。我离开美国已经有好多年了，我得重新熟悉它。我将设法找一个卡车司机的工作。那样的话，日子长了，我就会把美国全都跑到。”

“你大约忘记钱有一个最大的用处，就是节省时间。生命太短促了，而我们要做的事情是那样多，所以一分钟也不能浪费。比如说，你从一个地方徒步走到另外一个地方，而不坐公共汽车，又如搭公共汽车而不坐出租汽车，你将浪费多少时间？”

拉里笑了。

“讲得很对，这一点是我没有想到的，但是，我可以拥有自己的出租汽车来解决这个困难。”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最后我将在纽约定居下来，别的理由不说，还因为纽约拥有最大的图书馆。我只需要很少一点生活费；我对住宿的地方毫不在乎；一天只要吃一顿饭就够了；等我把美国要逛的地方全逛到了，我将会省下一笔钱来买一部出租汽车，自己当司机。”

“你应当关起来，拉里，你疯了。”

“一点不疯。我很懂事，也很实际。当一个出租自己的汽车的司机，我每天开车子的时间只要够我的食宿和车子的折旧就行了。其余的时间可以用来从事别的工作。如果有什么急事要上哪儿去，就可以开自己的出租汽车去。”

“可是，拉里，一部出租汽车和政府公债一样也是财产，”我故意说这话逗他。“而占有一部出租汽车，你就是一个资本家。”

他大笑。

“不然。我的出租汽车只是我的劳动工具，无异于托钵僧的手杖和食钵。”

这样打趣一番之后，我们的谈话中止了。我久已看出，咖啡馆里的客人愈来愈多了。一个穿晚礼服的人离我们不远坐下，叫了一份很丰盛的早餐；他那疲倦而带有满足的面容，说明他过了一夜风流，现在回想起来还有余味。几位老者，由于年纪大睡觉少，都起身很早；他们一面一本正经地喝牛奶咖啡，一面从深度眼镜里读着晨报。年纪轻一点的人，有的衣冠楚楚，有的穿得破烂，匆匆走进来，三口两口吞下一只面包，喝掉一杯咖啡，就赶往写字间或者店铺去。一个干瘪老太婆挟了一捆早报进来到处兜售，但是，看上去好像一份也没卖掉。我从大玻璃窗户望出去，看见天色已经大亮。一两分钟后，电灯全都熄掉，只有这家大咖啡馆的后面一半还开着。我看看表，已经七点过了。

“来点早饭怎样？”我说。

我们吃了油炸面包和牛奶咖啡；油炸面包是新出锅的，又热又脆。我人很疲倦，没精打采的，样子一定很难看，但是，拉里却像平时一样精神，眼睛奕奕有神；光滑的脸上一条皱纹也没有，看上去顶多只有二十五岁。咖啡使我振作了一点。

“容许我给你一点忠告，拉里。我是不大给人忠告的。”

“我也不大接受人家的忠告，”拉里回答，咧开嘴一笑。

“在你处理掉你那一点点财产之前，希望你慎重考虑一下。因为一旦脱手之后，就永远不会回来。说不定有一天你为了自己或者为了别人迫切需要钱用，那时你就会后悔莫及，觉得自己做了一件蠢事。”

他回答时，眼睛里带有嘲笑的神气，但是，丝毫不含恶意。

“你比我把钱更加看得重。”

“我很重视，”我直率地回答他。“要知道，你一直有钱，而我并不如此。钱能够给我带来人世上最最宝贵的东西——不求人。一想到现在只要我愿意，我就能够骂任何人滚他妈的蛋，真是开心之至，你懂吗？”

“可是，我并不要骂任何人滚他妈的蛋；而如果我要骂的话，也不会因为银行里没有存款就不骂。你懂吗，钱对你说来意味着自由，对我则是束缚。”

“你是个讲不通的家伙，拉里。”

“我知道。这没有法子。反正时间还早着，我要改变主意，尽来得及。我要等到明年春天才回美国。我的画家朋友奥古斯特·科泰把萨纳里的一所村舍借给我，我打算在那边过冬。”

萨纳里是沿里维埃拉的一个不大出色的海滨休养地，介于班多尔和土伦之间。艺术家和作家不喜欢圣特罗佩那些花花绿绿的宗教仪式的，常到这里来。

“那地方就像一潭死水那样了无生气，你如果不在乎这一点就会喜欢它。”

“我有事情要做。我搜集了一大堆资料，预备写一本书。”

“写的什么呢？”

“写出来后你就会知道，”他微笑说。

“书写成之后，你假如愿意寄给我，也许我可以设法替你出版。”

“你不用费心。我有几个美国朋友在巴黎办了个小小的出版社。我跟他们谈好替我印出来。”

“可是，这样出版一本书很难指望有销路的，而且不会有人给它写书评。”

“我不在乎有人给它写书评，也不指望出售。书的印数很少，只预备寄给我的印度朋友和在法国的少数可能对它感觉兴趣的人。它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我写它出来只是为了把搜集到的资料处理掉，而出版它是因为我觉得只有印出来才能弄清楚它是什么货色。”

“这两条理由我都懂得。”

这时我们的早饭已经吃完，我叫侍役开账。账单来时，我把它递给拉里。

“你既然打算把你的钱全部送光，老实不客气，这顿早饭要你请了。”

他大笑，把钱付掉。坐了这样久，我人都僵了；走出咖啡馆时，觉得两胁在痛。秋天早晨的空气非常新鲜，人很好受。天是蓝的，德·克利希大街在夜里是那样一条肮脏的通道，现在却显出一点活泼气象，就像一脸脂粉的消瘦妇人走着女孩子的轻快脚步，看去并不讨厌。我向一部过路的出租汽车打一个手势。

“带你一段路怎样？”我问拉里。

“不用。我预备步行到塞纳河边，找一处洗澡的地方游泳一下，以后还得上图书馆去，我有些东西要查。”

我们拉了手。我望着他的两条长腿大踏步走过马路。我这块料可没有他硬挣，所以坐上出租汽车回到旅馆。走进起坐间时一看，已经八点过了。

“一个年纪大的人在这个时候才回家，”我向玻璃罩里的裸体女子不以为然地说；一八一三年以来她一直就横陈在时钟上面，身体的位置在我看来极端不舒服。

她继续望着自己在镀金铜镜里的镀金铜脸，而那座钟的回答只是：滴答、滴答。我放了一盆热洗澡水；一直泡到水不太热时，方才把身体擦干，吞下一片安眠药，把瓦勒里

[4]

的《海葬》带到床上去看（书刚巧放在床头柜上），一直看到睡去。

[1]
即瑜伽信徒。

[2]
伊斯兰教的泛神论神秘主义者。

[3]
印度教中制造幻境的女神。

[4]
保罗·瓦勒里（1871-1945），法国当代著名诗人。

第七章

一

六个月后，在四月里的一个早晨，我正在弗拉特角自己房顶书室里忙着写稿子，一个用人进来说，圣让（我的邻村）的警察在楼下要见我。我对受到打搅很恼火，而且想不出警察找我有什么事情。我没有亏心事，定期的慈善捐款也已经交纳。他们还发给我一张身份证，被我藏在汽车里，预备开车超出规定速度或者在马路上停错地方被人捉着时，可以在出示行车执照时，让警察无意中瞧见，免得警告没有个完。当时我想很可能是我的那些用人里面，有一个被人家写了匿名信（这是法国人生活中一个可爱之处），因为她的身份证还没有办妥；不过，我和当地的警察关系处得不坏，在打发他们走之前，总要请他们喝杯酒，所以想来不会有什么大了不起的事。可是，他们（总是两个人一同来）这次来却负有完全不同使命。

我们握了手并且相互问好之后，年长的一个——他的称呼是班长，蓄了一部我从没有见过的又浓又密的上须——从口袋里掏出个本子，用肮脏的拇指翻着。

“索菲·麦唐纳这个名字你听说过吗？”他问。

“我认识的人有叫这个名字的，”我小心地回答。

“我们刚和土伦的警察局通电话，那边的警长要你立刻就去，请您去一趟

[1]

。”

“为什么？”我问。“我和麦唐纳夫人并不熟。”

我立刻想到索菲一定出事了，很可能和鸦片有关系，但是，弄不懂为什么会把我牵连进来。

“这个我不管。毫无疑问，你和这个女人有过交往的。好像是她有五天没有回她的住所，后来，有人在海港捞到一具女尸，警察认为可能就是她。局里要你去认一下。”

我打了一个寒噤。不过，这事并不怎样出乎我的意料。她过的那种生活很可能使她在抑郁无聊之际突然结束自己的生命。

“可是，从她穿的衣服和随身的证件也可以认出是她来。”

“她被捞到时是赤条条的，而且脖子割了。”

“老天啊！”我一面感到毛骨悚然，一面自己在动脑筋。很可能警察会强逼着我走，所以我还是遵命为上，落得个漂亮。“好的。我搭第一班火车就去。”

我看了火车时刻表，查到五点到六点之间，有一班火车可以搭到土伦。班长说他会打电话报告土伦的警长，并且叫我一到达就直接上警察局去。我把必要的衣物装了一只手提箱，吃完午饭，就坐汽车上火车站。

[1]
原文为法文。

二

我上土伦警察局报到时，立刻被引进警察长的房间。警察长坐在桌子后面，长得又粗又黑，脸色阴沉沉的，看上去像是科西嘉岛的人。也许习惯使然，他怀疑地看了我一眼；可是当他注意到我（为了防而不备）佩在领孔上的勋章

[1]

时，就假意地一笑，请我坐下，满口打招呼，说是惊动我这样一个有身份的人，实在出于不得已。我也同样客客气气回答，说是只要能够替他效劳，我是不胜荣幸之至。接着我们就谈起正经事情来。他又恢复到先前粗鲁而且相当傲慢的神情，看看放在面前的文件，对我说：

“这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看来这个麦唐纳女人的名声很坏，酗酒，吸毒，一个烂污货。她不但经常和船上下来的水手睡觉，还和当地的流氓睡觉。你这样年纪和身份的人，怎么会和这种人混起来？”

我本来想告诉他这不关他的事，可是，根据我钻研几百本侦探小说的经验，对待警察还是客气的好。

“我和她并不熟；是在芝加哥碰见她的，那时，她还是个女孩子。后来她在芝加哥和一个有身份的人结了婚。一年多以前，通过她和我共同认识的一些朋友，才重又和她见面。”

在这以前，我一直弄不懂他怎么会把我和索菲联系在一起，可是，现在，他把一本书推到我面前。

“这本书是在她房间里找到的。请你看看上面写的话，你当会懂得你们的关系决不是如你自称那样的泛泛之交。”

就是那本索菲在书店橱窗里看见的我的小说法文译本，她要我在上面写几个字的。我在自己的名字下面写了“美人儿，我们去看看那玫瑰花，

[2]

”因为是提笔就想起的。这当然看上去太亲热一点。

“你假如认为我是她的情人，那你就错了。”

“这不关我的事情，”他答，接着眼睛眨了一下：“而且我丝毫没有独犯足下的意思，根据我打听到的这个女人的癖好，敢说你也不是她会看中的人。但是，你对一个完全陌生的人显然不会称呼为美人儿。”

“这句诗，局长先生，是龙沙一首脍炙人口的诗的头一行，他的作品以你这样有文化教养的人肯定是熟悉的。我录了这句诗因为我有把握她知道这首诗并且会连带想起下面的诗句，这一来，说不定使她感到自己过的那种生活，别的不说，至少是不检点的。”

“我在学校里显然读过龙沙，可是，我的事情非常繁忙，你提起的那些诗句早已被我忘了。”

我把那首诗的第一节背了出来，满知道他在我提到这位诗人之前，从来就没有听到这个名字过，所以一点不怕他会想到这首诗的最后一节丝毫不带有劝人学好的味儿。

“她摆明是读过一点书的。我们在她的房间里找到若干侦探小说和两三本诗集。有一本波德莱尔

[3]

，一本兰波

[4]

，还有一本英文诗，一个叫艾略特

[5]

写的。他出名吗？”

“名气很大。”

“我没有时间读诗。反正我不懂英语。可惜的是他如果是个好诗人，为什么不用法文写诗，使得受教育的人都能读他。”

想到这位局长在读艾略特的《荒原》，我真乐了。突然间，他把一张照片送到我面前。

“你可看得出这是何等样人？”

我一眼看出是拉里。他穿着游泳裤，照片是新近拍的，据我猜想，大约就是前年夏天他和伊莎贝儿和格雷在迪纳尔避暑时照的。我脱口而出的一句话是想说我不认识，因为我从心里不愿意这件可恨的事情牵连到拉里，可是再一想，倘若警察局查出是拉里的话，我的否认就会使他们疑心到我认为这里面有什么不可告人之处。

“他是个美国公民，叫劳伦斯·达雷尔。”

“这是我们在这女人的东西里面找到的唯一一张照片。他们之间什么关系？”

“他们都是在芝加哥附近同一个村子里长大的，从小就认识。”

“可是，这张照片拍了没有多久，想来是在法国北部或者西部一个海滨休养地。查出究竟在什么地方并不难。他是怎样的一个人？”

“是一个作家，”我大胆说。警察局长的两撇浓眉毛稍稍抬一点起来，我想他认为干我这一行的人，行为都是不大检点的。“而且生活不靠稿费收入，”我又补上一句，企图抬高他的身份。

“他现在在哪里？”

我又禁不住想说我不知道，但是，仍旧认为这一来只会把事情弄别扭。法国警察也许有许多毛病，但是，他们的组织体系却能使他们很快就查出一个人来。

“他住在萨纳里。”

警察局长头抬了起来，显然感觉兴趣。

“地址呢？”

我记得拉里告诉过我奥古斯特·科泰把自己乡下的小房子借给他住；我圣诞节回来时，曾经写信给他，邀他到我家来住一个时候，但是，不出我所料，他谢绝了。我把他的地址告诉了警察局长。

“我就打电话到萨纳里，叫人把他带到这儿来。可能从他嘴里问出点名堂。”

我不由而然觉得警察局长大约认为这可能是个嫌疑犯，真想笑出声来。我断定，拉里会很容易证明他和这件事情无关。我急于想知道的是关于索菲的悲惨结局的详情，但是，局长告诉我的只比我知道的多出一些细节。两个渔夫把尸体捞到。当地的警察告诉我尸体一丝不挂，其实是耸人听闻。凶手把三角裤和奶罩都留下了。如果索菲的衣着和我看见她时一样，那么，凶手只要剥去她的长裤和紧身衫就行了。由于查不出她的姓名，警察就在当地报纸上加上一段描写。有个女人在一条小街上出租房间的（法国人叫它做临时房间
，客人可以随意把女人或者男人带去睡觉），见报后就上警察局来。她原是警察局的耳目，警察常要她报告谁上她的客栈来，和来了干什么。我上次碰见索菲时，她刚被码头附近的那家旅馆赶了出来，因为她的行为实在太不像话，连一向马虎的旅馆主人都忍耐不下去了。这以后她就找到上述的那个女人，在她的房子里租下一个卧房，另外加一间小起坐间。一间房间一夜租出去两三次，赚的钱比较多，可是，索菲出的价钱很大，所以那女人就答应租给她，按月计算。这个女人现在到警察局来，说她的房客有好几天没有回来住宿了；她原也不放在心上，以为她暂时去了马赛或者维尔弗朗什，因为英国军舰最近开来了，这件事对沿海岸一带的老少女子都具有吸引力；但是，她读到报上关于死者的那段描写，觉得可能是她的房客。警察带她去看了尸体，她稍微迟疑一下，就声称这是索菲·麦唐纳。

“可是，如果尸体已经被认出是谁，你们找我来做什么？”

“贝莱太太是个很诚实的女人，而且品行不错，”局长说，“可是，她认出这个女尸的理由可能是我们不知道的；反正我觉得应当找一个和死者关系比较密切的人来证实一下。”

[6]

“你认为有可能捉到凶手吗？”

局长耸耸自己宽阔的肩膀。

“我们当然在查访。我们到她常去的酒吧间问了一些人。她可能是被一个水手出于妒忌杀害的，而水手的船已经离开港口了，也可能是当地一个流氓抢她身上的钱而杀死她。看上去她身边总带有不少的钱使那些歹徒会看上她。也许有些人认为某某人有很大的嫌疑，但是，在和她交往的人中间，除非为了自身的利益，谁也不会说出来。像她那样跟这批坏蛋朝夕相处，得到这样的下场是完全意想得到的。”

我对他这话也没有可说的。局长请我明天早上九点钟之后来，那时候，他当会和“照片中的这位男子”见过面，底下就由一个警察领我们去停尸所看尸首。

“她的打葬事情呢？”

“如果验明正身，你们承认是死者的朋友并且愿意负担丧葬费的话，你们将会得到批准。”

“我敢说达雷尔先生和我都愿意很快得到批准。”

“我完全理解。这可怜的女人遭遇太惨了，能够越早安息越好。你的话使我想起我这里有一张丧葬承办人的名片，他收费公道，而且办事利落。我将在上面写几个字，叫他办得更周到些。”

我有把握他在丧葬费用上会得到回扣，可是，我满口感谢他。在他竭力表现得毕恭毕敬，送我出门之后，我立刻就找到名片上的地址。丧葬承办人既活跃又一本正经。我挑了一口棺材，既不是最便宜的，也不是最贵的。他主动提出替我向他熟识的一家花店订购两三只花圈——“免得先生履行一项不愉快的义务，并且出于对死者的尊敬，”他说——约好柩车于次日两点钟到达停尸所。他告诉我，对坟地用不着操心，一切他都会安排好的，又说“想来太太是新教徒吧”，所以如果我同意的话，他将找一位牧师等在公墓那边，于下葬时为死者祈祷。所有这一大套使我不由得佩服他的办事能力。但是，由于我和他素不相识，而且是个外国人，如果请我肯惠然给他预先开一张支票，敢说我是不会介意的。他说出的数目比我指望的要大一点，显然是准备我还价；可是，我一声不嘀咕，掏出支票本来，开了一张支票给他；当时看得出他脸上显出诧异的样子，甚至于有点失望

[7]

。

我在旅馆开了一个房间，第二天早上，又到警察局去。先在候见室等了一段时间，然后由人请我到警察局长的房间去。我看见拉里，神情严肃而且不自如，就坐在我昨天坐的椅子上。局长兴高采烈地和我招呼，仿佛我是个多年失散的弟兄似的。

“很好，我亲爱的先生，你的朋友极其坦率地回答了我有责任问他的问题。我没有理由不相信他已经有一年零六个月没有见到过这个可怜的女人。他叙述了自己在上星期的行踪，以及那个女人房间里他那张照片的由来，讲得都非常令人满意。照片是在迪纳尔拍的，有一天，他和那女人吃午饭时，刚好放在她口袋里。我从萨纳里收到的关于这位年轻人的情况报告非常之好，我而且，并不是我想卖弄，本来就善于识人；深信他不可能干下这种勾当。我而且不揣冒昧向他表示同情，一个童年的朋友，而且在一个健康和有种种教养的家庭长大的，竟会堕落到这种地步。可是，这就是人生。现在，亲爱的先生们，我的一个下属将陪二位上停尸所去，在你们证实死者之后，就没有你们的事了。去吃一顿好午饭吧。我这里有一张土伦最好餐馆的卡片，只消我在上面写几字，餐馆老板就会尽力招待。经过这番折腾之后，来一瓶好酒对你们两位都有益处。”

他这时的的确确充满善意了。我们跟随一个警察走到停尸所。这地方的生意并不兴隆。只有一张板上停了一具尸体。我们向着尸首走去，看守人把头部的遮布揭开。那形象很不好看。海水已经把烫弯曲的银灰色染发泡直，而且湿濡濡地粘在颅骨上。脸肿得厉害，看上去使人毛骨悚然，但是，毫无疑问，是索菲。看守人把遮布又拉下一点，给我们看了那道一直割到两边耳朵下面的骇人刀痕；对我们两个来说，还是不看见的好。

我们回到局里。局长没有空见客，我们只好把应当说的话告诉一个助理。他丢下我们，不久就拿了证件出来；我们带了证件去交给丧葬承办人。

“现在去喝杯酒吧，”我说。

拉里从我们离开警察局上停尸所，除掉从停尸所回来时声称他认出尸身是索菲·麦唐纳外，一句话也不说。我领他上码头那边，和他坐在从前和索菲坐的那家咖啡馆里。外面正吹着一股强烈的北风，平时波平如镜的海港到处点缀着白浪花。渔船轻轻摇曳着。阳光朗照；和每次刮北风时一样，眼中望去的任何物体都异常清晰耀眼，就好像从望远镜中特别对准了物体眺望，给人以一种震撼心弦和生命在颤栗的印象。我喝了一杯白兰地苏打，但拉里始终没有碰我给他叫的一杯。他郁然坐着，一声不响，我也不打搅他。

过了一会，我看看表。

“我们还是去吃点东西吧，”我说。“我们两点钟要到停尸所。”

“我饿了，我没有吃早饭。”

我根据警察局长的外貌断定他是懂得吃好菜的，所以把拉里带到局长告诉我的那家饭店。我知道拉里很少吃肉，所以叫了摊鸡蛋和煎龙虾，然后把酒单要来，仍旧遵照局长的话，挑了一瓶葡萄酒。酒送来时，我给拉里倒了一杯。

“你还是喝下这劳什子，”我说。“它可能给你提示一个话题。”

他乖乖地遵照我的话喝了。

“西里·甘乃夏常说沉默也是谈话，”他咕哝着说。

“这使人想起剑桥大学那些冬烘先生一次欢快的聚会。”

“恐怕你得单独负担这笔丧葬费呢，”他说。“我没有钱了。”

“我完全愿意，”我回答。接着，他这句话的含义触起我。“你难道真的做了不成？”

他有半晌没有做声。我注意到他眼睛里那种诡诈神情。

“你没有把你的钱送掉吧？”

“除掉等我的船开到之前必要的用度外，全送掉了。”

“什么船？”

“我在萨纳里住的房子的邻舍负责一家货轮在马赛的办事处，货轮的航线往返于近东和纽约之间。他们从亚历山大城打电报给他，说一条开往马赛的船有两个水手生病，在亚历山大城上了岸，叫他找两个替工。他是我的好朋友，答应把我弄上船。我把自己的旧雪铁龙送给他做纪念。上船之后，我除掉身上的衣服和一个手提包的东西外，便别无长物了。”

“嗯，反正是你自己的钱。现在你自由了，白种人而且满二十一岁

[8]

。”

“自由这个字眼用得很对。我一生从来没有比现在更感到快活和更无牵无挂了。我到达纽约时，他们会付给我工资，这钱将能够维持到我找到一个工作。”

“你写的书怎样了？”

“噢，已经写完而且印好了。我开了一张赠书的名单，你在一两天内当会收到。”

“多谢。”

这下面没有什么可说的。我们在友好的沉默中吃完午餐。我叫了咖啡。拉里点起烟斗；我点起一支雪茄，若有所思地望着他。他感到我的眼光朝着他，将我看了一眼；他自己的眼睛闪出顽皮的神气。

“你要是想骂我是个大傻瓜蛋，你就只管骂吧。我一点不介意。”

“不，我并不怎样想骂你。我只是盘算，如果你像别人一样结婚生子，生活方式会不会变得更正常些。”

他笑了。过去我提到他的笑很美，肯定总有二十次了；他笑得是那样适意，真挚和迷人，恰恰反映出他那优良品质的坦率和诚实的一面，可是我还要再提一次，因为现在他的笑除掉上述的种种以外，还含有一种凄惨和温柔的味道。

“现在太迟了。我碰到的有可能和她结婚的女子只有可怜的索菲。”

我诧然望着他。

“经过这一切之后，你还能这样说吗？”

“她有个可爱的灵魂，热情，超脱，慷慨。她的理想是高尚的。甚至到最后她寻找自我毁灭的方式，也具有崇高的悲剧味道。”

我没有作声；我不懂得对这些古怪的评述该怎样看待。

“当时你为什么不和她结婚呢？”我问。

“她那时还是个孩子。告诉你实在话，我从来没有想到当初我常到她祖父家，和她一同在榆树下读诗时，这个瘦骨嶙峋的小鬼蕴藏着灵魂美的种子。”

我不由得感到诧异的是，在这个当口，他竟然不提伊莎贝儿。他不可能忘记曾经和她订过婚。人们只能设想他把订婚的事看作是两个没有成熟的年轻人糊里糊涂干出来的蠢事，毫无道理。他决没有想到伊莎贝儿一直在苦恋着他，这件事我深信在他脑子里连个影子都没有。

现在是动身的时候了。我们走到拉里停车的广场，汽车已经很破旧了。我们开到停尸所。丧葬承办人没有虚报。什么事情都办得井井有条；在那片光华耀眼的天光下，狂风把墓地的柏树都吹弯了，给殡葬添上最后一点恐怖气氛。各事完毕以后，承办人恭敬如仪地和我们拉手。

“两位先生，希望你们满意。办得很不错吧？”

“很不错，”我说。

“请先生记着，如果有什么差遣，随时吩咐好了。路远毫无关系。”

我谢过他。当我们走到公墓门口时，拉里问我还有什么事情要他做的。

“没有了。”

“我想尽快赶回萨纳里。”

“把我开到我的旅馆，好吗？”

开着车子时，我们一句话都没有说。我到旅馆时下车，两个人拉拉手，他就开走了。我付了旅馆账，拿了手提箱，雇一辆出租汽车上火车站。我也要赶快离开。

[1]
荣誉勋章，拿破仑一世所创制。

[2]
原文为法文。

[3]
波德莱尔（1821-1867），法国象征派诗人，代表作有《恶之华》。

[4]
兰波（1854-1891），法国象征派诗人。

[5]
托马斯·艾略特（1888-1965），现代英国美裔诗人，《荒原》是他的代表作。

[6]
警察局长故意含糊其辞，实际上他对那个出租房间的女人并不信任，怕她冒认一个无名女尸是索菲，而真正的索菲则被她毁尸灭迹了。这些门面话当然瞒不过作者，所以接着就问到缉拿凶手的问题。

[7]
暗指对方懊悔没有索价更高。

[8]
美国法律，白种人满21岁就是成年，可以自由处理财产。黑种人大约不同于白种人。

三

几天之后，我就动身去英国。我原来的打算是沿路不停，但是，出了索菲这件事情之后，我特别想看看伊莎贝儿，所以决定在巴黎停留二十四小时。我打了个电报给她，问她我能不能在下午晚一点时候去，并在她家吃晚饭。到达我的旅馆时，我收到她留下的一张便条，说她和格雷晚上有饭局，可是，欢迎我五点半以前来，因为五点半以后她要去试衣服。

天冷，雨下下停停，但下得很大；我猜想格雷不会上毛特芳丹去打高尔夫。这对我不大合适，因为我想单独会见伊莎贝儿。但是，当我到达公寓时，她告诉我的第一句话就是，格雷上旅行者俱乐部打桥牌去了。

“我告诉他不要回来太晚，如果要见你的话，不过，我们要到九点钟才吃晚饭，这就是说，我们用不着在九点半以前到达，所以我们满有时间痛痛快快谈一下。我有一大堆事情要告诉你。”

他们已经把公寓转租出去。艾略特的藏画将在两星期内拍卖。拍卖时他们要到场，所以正准备搬到里茨饭店去住。然后上船回国。伊莎贝儿除掉艾略特在昂第布房子里挂的那些近代绘画之外，什么都卖掉。这些近代绘画她虽则不大喜欢，但是，认为这些挂在他们未来的家里将会抬高他们的身价；她想得完全对头。

“遗憾的是，可怜的艾略特舅舅并不太合时宜。毕加索，马蒂斯，鲁奥

[1]

，你知道。我想他的藏画好还是好的，不过恐怕过时了一点。”

“我倘若是你的话，就不去管它。几年之后，别的画家将会出头，毕加索，马蒂斯比起你那些印象派画家来也未见得更时新了。”

格雷和人家的谈判快结束了。他有了伊莎贝儿给他提供的资本，将以副经理的身份参加一家生意兴隆的企业。这家企业和石油有关系，所以他们打算住在达拉斯。

“我们的首要事情是找一幢合式的房子。我要有一个很好的园子，这样格雷工作回来可以有地方闲逛逛，而我非要有一间真正的大起坐间不可，这样才可以招待客人。”

“我不懂得你为什么不把艾略特的家具带走。”

“我认为不大合适。我要打全套的摩登家具，也许在有些地方来点墨西哥式样，使它带有一种情调。我一到纽约就去打听现在哪一个屋内装饰家最吃香。”

安托万，那个男用人，捧了一只盘进来，上面放了许多酒瓶。伊莎贝儿总是那样机灵，知道十个男人有九个都自命搀鸡尾酒比女人搀得好（而且这个看法是对的），所以叫我搀两杯。我把杜松子酒和努瓦里普拉

[2]

倒出来，搀上少量的苦艾酒；就靠这点苦艾酒把原来是不甜的马地尼

[3]

从一种说不出名堂的酒变成仙露，连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肯定都会放弃自己的家酿来喝它。我私下里一直觉得这是一种可口可乐的饮料。当我把酒杯递给伊莎贝儿时，我注意到桌上有一本书。

“嗨，”我说。“这就是拉里写的书啊。”

“是的，今天上午寄来的，可是，我非常之忙，午饭之前，有说不尽的事情要做；午饭是在外面吃的；下午又去了摩林诺时装店。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稍微翻一下。”

一个作家成年累月地写一本书，也许呕心沥血才写成它，但是，被人随便放在那里，一直到无事可做时才会看它；想到这里，我感到抑然。

“想来你知道拉里整个冬天都在萨纳里过的。你碰见过他没有？”

“碰见过。前几天还一起在土伦的。”

“是吗？你们去土伦干什么？”

“打葬索菲。”

“她难不成死了？”伊莎贝儿叫出来。

“她如果不是死了，我们会有什么借口去打葬她？”

“这并不好笑，”她停了一下。“我不想假装难受。恐怕是酗酒和吸毒双重原因。”

“不是的，是被人割了脖子，赤身裸体抛到海里的。”

和圣让的警察班长一样，我觉得有必要强调一下她的脱光情况。

“太可怕了！可怜的人儿。当然像她那样子生活，结局一定是悲惨的。”

“这也是土伦的警察局长说的话。”

“他们知道凶手是谁吗？”

“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认为是你杀了她。”

她诧异地盯着我望。

“你讲的什么
？”接着，似笑非笑的一声：“再猜猜：我有铁证，不在犯罪的现场。”

“去年夏天，我在土伦碰见她，和她有一次长谈。”

“她没有喝醉酒吗？”

“相当清醒。她告诉我，在她将要和拉里结婚的前几天，她是怎样会无缘无故失踪的。”

我看见伊莎贝儿的脸色板了下来。接着，我把索菲告诉我的话一五一十地告诉她。伊莎贝儿竖着耳朵在听。

“从那次之后，我把她告诉我的话盘算了很久，越想越发现这里面肯定有鬼。我在你这里吃午饭总有过二十次，你在午饭时，从来不备甜酒。那天你一个人吃午饭。为什么放咖啡杯子的盘子里有一瓶苏布罗伏加酒呢？”

“艾略特舅舅刚派人把酒送来。我想尝尝看，是不是和我在里茨尝到时一样合口味。”

“对，我记得你当时盛夸这酒。我觉得诧异，因为你从来就不饮甜酒；你非常注意自己的身材，决不会想喝甜酒。那时候我有个印象，你是想撩索菲；我觉得你简直不怀好心。”

“谢谢你。”

“你一般和人约会都很守时间。你约索菲去试结婚礼服，这件事对她说很重要，对你说也好玩，为什么你要跑出去？”

“这是她亲口告诉你的。我对琼的牙齿不大放心。我们的牙医生很忙，只能在他指定的时间去。”

“看牙医生总是在上一次走前约好的。”

“我知道。可是，他早上打电话给我，说有事不能看病，但是，可以改在当天下午三点钟；我当然不放过这个时间。”

“难道不能叫保姆带琼去吗？”

“琼吓得要命，可怜的孩子，我觉得亲自带她去，她会好受一点。”

“你回来的时候，看见那瓶苏布罗伏加四分之三光了，索菲也不见了，你难道不诧异吗？”

“我以为她等得不耐烦，自己去摩林诺了。我到摩林诺一问，她并没有去，弄得我莫名其妙。”

“还有那瓶苏布罗伏加呢？”

“哦，我的确看出酒喝掉许多，还以为是安托万偷喝的，几几乎要说他，可是，他的工资是艾略特舅舅付的，他又是约瑟夫的朋友，所以我想想还是不理会的好。他是一个很好的用人，即使偶尔偷点嘴，犯不着我来责备他。”

“你真是个说谎精，伊莎贝儿。”

“你不相信我吗？”

“一点不相信。”

伊莎贝儿站起来，走到壁炉架那边。壁炉里烧着木柴，在这阴寒天使人很适意。她把肘部撑在壁炉板上，姿态很文雅；这是她可喜的禀赋之一，能够不显得一点做作。多数的法国上流女子白天穿黑，她也如此，这对她瑰丽的肤色特别相宜；今天她穿了一件很贵重但是式样简单的衣服，很能衬出她的苗条身材。她有一分钟抽着香烟。

“我跟你还有什么不可以说的。那天我要出去一趟确是很不幸，而且安托万实在不应当把甜酒和咖啡杯盘留在房间里，应当在我出去时就拿走。我回来时，看见瓶里酒差不多光了，当然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听说她失踪，我猜想，她大概是喝醉酒胡闹去了。这事我没有声张出去，因为说了只会使拉里更尴尬，单单这样子已经够他烦心的了。”

“你肯定那瓶酒不是你故意叫人放在那里的？”

“肯定不是。”

“我不相信。”

“那就不相信吧。”她恶狠狠地把香烟扔到炉火里；眼露凶光。“好吧，你要了解真相的话，那就老实告诉你，并且滚你妈的蛋。是我做的，而我现在还会做。告诉你，我要不惜一切阻止她和拉里结婚。你是不会阻止的，你或者格雷，你们只会耸耸肩膀，说这事做得太荒唐。你们一点不关心，我关心。”

“你如果不插手的话，她现在还会活着。”

“跟拉里结婚，弄得拉里痛苦不堪。他觉得能使她变一个新人。男人真是傻瓜！我早就知道迟早她会把持不住。这是摆明的。我们大家在里茨吃午饭时，你自己亲眼看见她多么坐立不安。我注意到她喝咖啡时，你在看她；她的手抖得厉害，一只手不敢拿，只好两只手捧到嘴边。我看出侍者给我们倒酒时，她的眼睛盯着酒望；一双没精打采的眼睛跟着瓶子转，就像一条蛇盯着一只羽毛方满的小鸡拍翅似的。我知道她会拼死弄一杯喝的。”

伊莎贝儿现在面向着我，眼睛里充满激情，声音严厉，迫不及待地讲了下去。

“当艾略特舅舅把那混蛋的波兰甜酒捧上天的时候，我觉得糟透了，但是，硬说我从来没有尝到过这样美的酒。我有把握说，她一有机会，绝对没有勇气抵制得了。所以我就带她去看时装展览。所以我要送她一套结婚礼服。那一天最后试样时，我告诉安托万，午饭我要喝杯苏布罗伏加，后来，又告诉他，我约好一位太太，她来时请她等一下，喝杯咖啡，并且把甜酒留下来，说不定她会高兴喝上一杯。我的确把琼带到牙医生那里，但是，由于没有预先约好，医生不能看病，我就带琼去看了一场新闻片

[4]

。我打定主意，如果索菲不碰那活儿，我就勉为其难，尽量和她要好。我发誓，这是实话。可是，我回家时，一看酒瓶，知道自己算对了。她走了，我而且可以拿头来打赌，她将永远不会回来。”

伊莎贝儿说完时，人老老实实都有点喘了。

“这和我想象的多少有点像，”我说。“你看，我猜对了；你无异亲手拿刀子割了她的脖子。”

“她是坏人，坏人，坏人！我很高兴她死了。”她猛然倒在一张沙发上。“给我一杯鸡尾酒，你这混蛋。”

我走过去，又搀了一杯。

“你是个卑鄙的坏蛋，”她接过我手里的鸡尾酒时说。后来勉强一笑；她的笑就和小孩的笑一样，知道自己笑得很顽皮，但是，认为仗着那一点天真的派头，可以哄得你不会生气。“你不会告诉拉里吧？”

“你怎么想得到的。”

“你能对天发誓吗？男人是顶顶靠不住的。”

“我答应你不告诉他。可是就算我想告诉他，我也没有机会，因为我今生今世恐怕不会和他再见面了。”

她身子坐直。

“你说的什么
？”

“这时候，他已经搭上一艘货轮，当水手或者司炉，开往纽约了。”

“你这话是真的吗？他真是个怪人！几个星期前，他还到巴黎来，为他那本书上公共图书馆查资料的，可是，绝口不提他要去美国。我很高兴；这就是说，我们又要和他见面了。”

“我不敢说。他的美国离开你的美国就和戈壁沙漠一样远。”

接着，我就告诉伊莎贝儿，拉里怎样处理掉自己的财产，以及他今后的打算。她张口结舌地听我讲；脸上显出骇异的神情；有时候，打断我的话，喊“他疯了，疯了”。我说完之后，她垂着头，两行眼泪沿颊上流下来。

“现在我真正失去他了。”

她转过身去，脸抵着沙发椅背哭起来。悲伤破坏她的美丽容颜，她也不在乎。我束手无策；不懂得在她的心灵深处是什么愚蠢而矛盾的希望被我传来的消息最后砸得粉碎。我有个模糊看法，好像能够偶尔见到拉里，至少知道拉里是她的世界的一部分，就把她和拉里牵在一起，而拉里的行动最后把这根微弱的牵线也割断了，因此她觉得自己永远丧失了他。我弄不懂使她痛苦的，使她枉自悔恨的是什么；想想还是让她哭一阵的好。我拿起拉里的书，看看目录。我的一本在我离开里维埃拉时还没有寄来，现在在几天之内没法看到。书写得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是一本论文集，篇幅和利顿·斯特雷奇

[5]

的《维多利亚名人传》相仿佛，论述了若干有名人物。他挑选的人使我迷惑不解。有一篇论述罗马独裁者苏拉

[6]

，在独揽大权之后，退位归隐，一篇论建立帝国的蒙古征服者阿克巴尔

[7]

；一篇论吕本

[8]

，一篇论歌德，还有一篇论切斯特菲尔德伯爵

[9]

，那个搞文学的。显然每篇文章都需要读许多书，无怪拉里要花这么长的时间才能写成，可是，我不懂得为什么他认为值得在这上面花这么多时间，也不懂得他为什么选择这些人来研究。接着我想起来，这些人都各有一套方式在自己一生中取得卓越的成就，而使拉里感觉兴趣的想来就在于此。他有心估量一下究竟是怎样的成就。

我随便读了一页，看看他的文笔怎样。是那种学术性的文章，但是写得流畅，一点没有初学写作的人往往有的卖弄或者陈腐气。看得出他就和艾略特·谈波登经常亲近达官贵人一样，他也是经常浸润在名著中的。我的思绪被伊莎贝儿的一声叹息打断了。她坐起来，皱着脸把变得微温的鸡尾酒一饮而尽。

“我再哭下去，眼睛要肿得不像样子了；今天晚上，我们还要出去吃晚饭呢。”她从皮包里取出一面镜子，不放心地照照自己。“对了，用冰袋在眼睛上放半小时，这就是我要做的。”她在脸上扑了粉，涂了口红。后来若有所思地望着我，“你听了我这样作为，会瞧不起我吗？”

“你在乎吗？”

“你也许会奇怪，我在乎。我要你觉得我人不错。”

我笑了。

“亲爱的，我是一个很不道德的人，”我答。“当我真正欢喜一个人的时候，尽管我不赞成他做的那些坏事，但是照样喜欢他。按说你不是个坏女人，而且风度翩翩。我知道你的美貌是两种因素的巧合，高超的审美眼光和不顾一切的决心，但并不因此而影响我对你的欣赏。你只是缺少一样使人完全对你着迷的东西。”

她微笑着等待。

“温柔。”

她唇边的笑意消失了，恶狠狠地看了我一眼，可是还没有来得及定下神来回答我，格雷已经蹒跚地走进来。在巴黎住了这三年，格雷已经胖得厉害，脸色变得更红，头发秃得很快，可是健康好到极顶，而且兴致勃勃的。看见我时，高兴得一点不做作。他讲话充满了口头禅。不管怎样过时的字眼，他说起来总深信自己是第一个想到这样说的。上床是打稻草，睡觉总睡得像没有亏心事的人一样；下雨总是敲锣击鼓，巴黎必定是繁华的巴黎。可是他为人非常善良，非常不自私，非常正直，非常可靠，非常不搭架子，使人没法子不喜欢他。我对他倒有真实感情。他现在对于即将动身回国很兴奋。

“天哪，又要上笼头了，真开心，”他说。“我已经闻到饲草香了。”

“是不是都谈妥了？”

“我还没有在虚线上签字呢，但是有十成十了。我打算合伙的是我大学里一个同房间同学，一个好样的，我敢保他不会叫我上当。可是，我们一到达纽约，我就会飞往得克萨斯把整个设备检查一下，在我把伊莎贝儿的钱吐出之前，敢保任何可疑的情况都不会逃过我的眼睛的。”

“你知道，格雷是一个很精明的生意人，”她说。

“我又不是在牛棚里长大的，”格雷微笑说。

他继续告诉我他预备加入那项生意的情况，时间拖得相当长，可是我对这类事情简直不懂，只掌握到一件具体事实，就是他很有希望赚一大笔。他对自己讲的事情越来越感兴趣，所以，不久就转身向伊莎贝儿说：

“我说，我们何不把今晚这顿讨厌的饭回掉，就我们三个人上银堡痛痛快快吃一顿晚饭呢？”

“哎，亲爱的，这不能做。他们是为我们请的客。”

“反正我也来不了，”我插嘴说。“在我听到你们晚上有饭局之后，我打电话给苏姗·鲁维埃，约好带她出来吃饭了。”

“苏姗·鲁维埃是谁？”伊莎贝儿问。

“拉里认识的一个女子，”我说了故意捉弄她。

“我总疑心拉里有个小娘儿藏在哪儿不给我们知道，”格雷说，咯咯笑了出来。

“胡扯，”伊莎贝儿愤然说。“拉里的性生活我全知道。他没有人。”

“好吧，让我们分手之前再喝一杯鸡尾酒，”格雷说。

我们喝了鸡尾酒，然后，我和他们道别。他们陪我到了穿堂里。当我穿上大衣时，伊莎贝儿把胳臂和格雷的胳臂套起，挨近他身子，盯着他的眼睛看，脸上带着我指责她所缺乏的那种温柔表情。

“你说说，格雷——坦白地说——你觉得我狠心吗？”

“不，亲爱的，远不是如此。怎么，难道有人说你狠心吗？”

“没有人。”

她把头掉过去，使格雷看不见她，向我把舌头吐了出来，那个派头艾略特肯定会说不像个上流女子。

“那是两回事情，”我一面咕哝着，一面走到门外，随手把门带上。

[1]
乔治·鲁奥（1871-1958），法国野兽派画家。

[2]
一种白葡萄酒的商标名。

[3]
鸡尾酒的一种。

[4]
当时有这种专映短纪录片或新闻片的电影院。

[5]
利顿·斯特雷奇（1880-1932），英国近代传记作家。

[6]
苏拉（前138—前78）。

[7]
阿克巴尔（1542-1605）。

[8]
彼得·保罗·吕本（1577-1640），佛兰德画派大师。

[9]
切斯特菲尔德伯爵（1694-1773），英国政治家、外交家，以他写给自己儿子的书信集闻名于后世。

四

我再经过巴黎时，马图林一家已经走了；艾略特的公寓已经住进别人。我很怀念伊莎贝儿。她长得好看，而且谈话不大拘束，领会很快，对人没有恶意。我后来从没有见过她。我不会写信而且拖拉，伊莎贝儿则从不和人通信。她如果不和你通电话或者打电报，你就休想得到她的消息。那一年圣诞节，我收到她一张贺片，上面有张漂亮照片，照的是一幢有殖民地时期门廊的房子，四周围长着茂密的栎树，想来就是农场那边的房子；当初他们需要钱时卖不掉，现在大约愿意留下来了。邮戳表明信是从达拉斯寄出的，可以肯定，合营的交易已经谈妥，他们已在达拉斯定居了。

我从来没有到过达拉斯，但可以想象它和我见到的美国其他城市一样，有一个住宅区，坐汽车去商业中心和郊外俱乐部都不需要多少时间；住宅区阔人家的房子都很漂亮，有大花园，从客厅窗子里可望见幽美的山陵或者溪谷。伊莎贝儿肯定住在这样一个地方和这样一幢房子里，房子从地窖到阁楼都是由纽约最时髦的屋内装饰家按照最时新的式样布置的。我只希望她挂的那些画，勒努瓦，马奈的花卉，莫奈的风景和高更看上去不太过时。餐厅无疑不大不小，正适合伊莎贝儿经常招待午宴，酒肯定好，菜肴当然是第一流。伊莎贝儿在巴黎学到不少东西。她一眼就可以看出客厅够大不够大，客厅不大的房子她是不会住的；因为她要等两个女儿长大了一点，在客厅里开未成年人的舞会，这是做母亲的一项愉快的责任。今天琼和普丽西拉该已到结婚的年龄了。肯定她们都有很好的教养。她们进的是最好的学校，伊莎贝儿准会把她们培养得面面俱到，使她们在合格的青年人眼中成为可以追求的对象。格雷现在想来脸色更红润了，兴致更好了，头更秃了，体重更增加了，但是，伊莎贝儿我不相信会变到哪里去。她仍旧会比两个女儿长得美。马图林这一家肯定是社会上少不了的，我而且有十足把握他们在当地的人缘很好，这也是应该的。伊莎贝儿人风趣、文雅、殷勤、机智；至于格雷，不用说，是标准美国人中的精华。

五

我不时仍去看望苏姗·鲁维埃。后来，她的境遇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使她离开巴黎，也在我的生命中消失了。那是一天下午，大致在我叙述的事件两年之后，我先在奥台翁剧院的走廊上浏览书籍，很惬意地消磨了一个钟点，后来一时无所事事，就想起去看望一下苏姗。我有六个月没有见到她了。她开门时，拇指搭着调色板，嘴里咬一支画笔，穿一件罩衫，上面满是油彩。

“啊，是您，亲爱的朋友。请进来。”

[1]

她这样客气使我有点诧异，因为一般我们只是你我相称。我走进那间客厅兼画室的房间。画架上放了一张油画。

“我很忙，不知道怎么办是好。我一分钟也不能浪费。说来你不会相信，我要在梅耶海姆画店开个人画展，得准备三十幅画呢。”

“在梅耶海姆？这真了不起。你是怎样做到的？”

因为梅耶海姆并不是塞纳路上的那些靠不住的画商；那些人开一爿小店，由于付不出房租，随时都有关门的可能。梅耶海姆在塞纳河繁华的这一边有一爿漂亮画店，而且享有国际声誉。一个画家被他看中了就会发财。

“亚希尔先生带他来看我的作品，他认为我很有才气。”

“À d'autres， ma vieille，”我答，这句法文我想最好的译法是“鬼相信你，小女人”。

她看了我一眼，哧哧笑起来。

“我要结婚了。”

“跟梅耶海姆？”

“别装傻了。”她把画笔和调色板放下来。“我工作了一整天，现在该休息一下了。让我们喝杯红葡萄酒，我再告诉你经过。”

法国生活的一个不大愉快的方面是，你往往逼得要在不适当的时候喝一杯酸溜溜的红葡萄酒。你只好听命。苏姗取出一瓶酒和两只杯子，把杯子斟满，坐下来如释重负地叹了一口气。

“我站了有好几个钟点，我的静脉曲张血管都痛了。是这样的。亚希尔先生的妻子今年年初去世了。她是个好女人，也是个好天主教徒，但是，亚希尔和她结婚并不是出于自愿；他娶她是为了生意经，因此虽则他器重她，尊敬她，要说她的亡故使亚希尔先生怎样伤心，那就过甚其辞了。他儿子的婚姻很不坏，在公司里也做得很出色；现在他女儿的婚事也谈妥了，对方是一位伯爵，虽说是比利时人，倒是货真价实的贵族，在那慕尔附近有一座很美丽的宫堡。亚希尔先生认为，他可怜的妻子不会为了自己的缘故耽误两个年轻人的幸福，所以尽管还在居丧期间，一等到财产过户手续

[2]

完成后，立刻就举行婚礼。显然亚希尔先生住在里尔的那幢大房子里会感到寂寞的；他需要有个女人照应他的生活起居，还要管理好那所关系到他身份的住宅。长话短说，他要我代替他妻子的位置；他讲得入情入理：‘我第一次结婚是为了消除两家对立的竞争，我而且并不懊悔，但是第二次结婚那就要听我喜欢了。’”

“恭喜恭喜，”我说。

“当然我将失去自由，而我是喜欢无拘无束的。可是，一个人应当考虑到自己的前途。不瞒你说，我已经是四十开外的人了，这事只有你我知道。亚希尔先生正处在危险的年龄；万一他忽然想入非非追求一个二十岁的女孩子起来，我怎么办呢？我还要替我的女儿着想，她现在十六岁，看上去会出落得和她父亲一样漂亮。我使她受到很好的教育。但是，事实摆在你面前，不容你否认；她既没有才干当一个演员，也没有她可怜母亲的气质去当妓女，那么我问你，她能指望什么呢？当个女秘书，或者在邮局里当个职员。亚希尔先生很慷慨地同意她和我们住在一起，并且答应给她一笔厚厚的奁资，使她能嫁个好人家。说实在话，我亲爱的朋友，别人怎样说不去管它，结婚仍旧是女人的最最满意的职业。很明显，当我想到女儿的幸福时，我毫不迟疑就接受了亚希尔先生的建议，即使牺牲某种满足也在所不惜；反正一年年过去，这种满足愈来愈不容易获得了。而且我一定要告诉你，我结婚之后，预备绝对恪守妇道〔d'une vertu farouche〕，因为根据我多年的经验，深信幸福的婚姻唯一倚靠的就是双方绝对的忠实。”

“这是很高尚的情感，我的美人儿，”我说。“亚希尔先生还预备每两个星期来巴黎谈生意吗？”

“哎呀呀
，你把我当作什么样人，我的小宝贝？亚希尔先生向我求婚时，我跟他讲的第一件事就是：‘你听我说，亲爱的，你到巴黎来开董事会时，我也跟着来，这算讲定了。你一个人在这里我是不放心的。’‘你不能设想我这样年纪还会做出蠢事来，’他答。‘亚希尔先生，’我跟他说，‘你正当壮年，我而且比谁都清楚你是个多情人，而且风度翩翩，神气十足。种种地方都会被女人看中。总之，我觉得最好你不要受到引诱。’最后，他答应把董事的位置让给儿子，由他代替父亲来巴黎开会。亚希尔先生假装不快，认为我不讲理，事实上他心里觉得很好受。”苏姗满意地叹了一口气。“对我们可怜的女人来说，如果不是因为男人的这种想象不到的虚荣心，生活就更加难办了。”

“这一切都很好，但是，这和你在梅耶海姆开个人画展有什么相干？”

“我可怜的朋友，你今天有点儿笨头笨脑的。多少年来我不是告诉过你，亚希尔先生是一个极端聪明的人吗？他要考虑到自己的地位，而且里尔的人是很挑剔的。亚希尔先生要我在社会上有地位；作为他这样重要人物的妻子，我有权利享受这种地位。你知道那些外省人是怎样的，他们最欢喜管别人的闲事；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问：苏姗·鲁维埃是什么人？好吧，这就是他们的回答。她是一位名画家，最近在梅耶海姆画店开的画展获得很了不起和当之无愧的成功，‘苏姗·鲁维埃是殖民步兵团一位军官的遗孀，好些年来都靠自己的艺术才能维持生活，并抚养一个早年丧失父爱的娇女，表现了典型的法国妇女的刚毅性格。现在我们欣悉她的作品不久将在目光犀利的梅耶海姆先生的画室展出；广大公众将有机会观赏她的细致笔触和过得硬的技巧。’”

“你胡说些什么？”我说，耳朵竖了起来。

“亲爱的，这就是亚希尔先生计划做的抬高我的宣传。法国重要一点的报纸都将登载这条新闻。他真是了不起。梅耶海姆先生的条件很苛刻，亚希尔先生毫不在乎全接受了。预展时要开香槟酒庆祝；美术部长（他本来欠亚希尔先生的人情）将要在开幕式上来一篇夸夸其谈的演讲；他将着重提到我的品德和绘画才能，最后他将宣布国家的责任和职权是论功行赏，所以已经买下我的一张画由国家收藏。巴黎各界人士都将到场，梅耶海姆先生将亲自招呼那些评论家，保证他们的报道不但要讲好话，还要占相当篇幅。那些可怜的家伙，他们挣的钱实在太少了。给他们一个机会额外挣点钱也算是做好事。”

“这一切是你本来应当得到的，”我说。“你一直是个好心肠的人。”

“别啰嗦，

[3]

”她答，这句话无法翻译。“可是这还不算数。亚希尔先生又用我的名义在圣拉斐尔海边买了一所别墅，所以我将不仅以一个艺术家，而且还要以一个有产业的妇女在里尔的社交界露面。再过两三年他就要退休了，那时，我们将像上流人士那样（Comme des gens bien）在里维埃拉住下去。他可以在海上划船，捞虾子，我则画我的画。现在我把画拿给你看。”

苏姗作画已有好几年，而且学会了她那些情人的作画方式，终于画出了她自己的风格。素描仍旧不会，但是色彩感很不错。她给我看的画有和她母亲住在昂儒省时画的风景，有凡尔赛宫花园和枫丹白露森林的小景，有在巴黎近郊被她看中的街道风光。她的画像浮光掠影，不踏实，但是具有一种花枝招展的美，甚至某种不经意的情趣。有一张画我很中意，告诉她我要买，因为我认为这样会使她高兴。这张画我记不起是叫《林中荫道》，还是叫《白围巾》，而且事后检阅，到今天还说不出来。我问了价钱，要价也很合理，所以说我要买下它。

“你是个宝，”她叫。“我的第一笔交易。当然你在展览会开过后才能拿到，可是，我要叫他们在报上登出来，说你买了它。反正一点点宣传对你是没有妨碍的。我很高兴你挑了这一张，我认为这是我的一张得意之作。”她拿起一面镜子，从镜子里端详这张画。“很有情调，”她说，眼睛眯了起来。“没有人能否认这一点。这些绿颜色——多么浓郁，然而又多么娇嫩！还有中间这点白颜色，确是神来之笔；它把整个画面统一起来了，它有特色。这是才气的表现，毫无疑问，真正的才气。”

我看出她在通往职业画家的路上已经迈出老远了。

“现在，我的小宝贝，我们谈得够长了，我得重新工作起来。”

“我也得走了，”我说。

“顺带问一句，那个可怜的拉里还住在印第安人中间吗？”

她提到上帝自己国家

[4]

的居民时，一向习惯于用这种鄙薄口气。

“据我知道，还在那里。”

“以他那样温和可爱的人，日子一定很不好过。如果那些电影使人信得过的话，有那许许多多的匪帮、牛仔和墨西哥人，那边的生活肯定是使人受不了的。并不是说那些牛仔没有一种吸引力，使你想起什么来。哎呀呀
。可是看上去一个人在纽约街上行走，口袋里如果不带一支手枪的话，那将是极端
危险的。”

她送我到门口，并且吻了我的两颊。

“我们曾经在一起玩得很开心。日后多想想我。”

[1]
原文为法文。

[2]
欧洲社会上流人士结婚前，要把一笔资财过在女方名下。

[3]
原文为法文。因为苏姗不要毛姆打断她话头。

[4]
指美国。

六

这就是我的故事的结束。我从没有听到拉里的消息，也不指望听到。由于他一般都按照自己的打算行事，我想他回到美国以后，可能就在汽车修配行里找一个工作，然后当卡车司机，直到他获得关于他阔别多年的这个国家的知识为止。在达到这项目的以后，他很可能把开出租汽车的怪想法付诸实施：诚然，这在当时不过是我们在咖啡馆里对面坐时随便说的一句玩笑话，但是，如果他当真这样做起来，我也丝毫不感到奇怪；我而且后来每次在纽约雇出租汽车时总要把司机看一眼，指望说不定会和拉里的那双深陷的庄重而微笑的眼睛碰上。我从来没有碰到过。大战爆发了。他年纪不小，飞行当然谈不上，但可能重新去开卡车，在国内或在国外；也可能在一家工厂做工。想来他会在空余的时间写一本书，试图阐述他的人生体会和对自己同类的教导；可是，如果在写的话，也要等很长的时间才会完成。他有的是时间；岁月在他身上没有留下痕迹；不管从哪一方面说，他还是个青年。

他没有野心，不要名；他最厌恶成为知名人士；所以很可能安心安意地过着自己挑选的生活，我行我素，别无所求。他为人太谦虚了，决不肯使自己成为别人的表率；但是，他也许会想到，一些说不上来的人会像飞蛾扑灯一样被吸引到他身边来，并且逐渐和他的热烈信仰取得一致，认为人生最大的满足只能通过精神生活来体现，而他本人始终抱着无我和无求的态度，走着一条通往自我完善的道路，将会作出自己的贡献，就如同著书立说或者向广大群众发表演讲一样。

但是这都是揣测之辞。我是个俗人，是尘世中人；我只能对这类人中麟凤的光辉形象表示景慕，没法步他的后尘。有时候一些比较接近通常类型的人，我自命能了解他们的内心深处；对拉里，我不能。拉里已经如他自愿的那样，藏身在那片喧嚣激荡的人海中了；而这片人海又是被那么多的矛盾利益困扰着，那样迷失在世界的混乱里，那样渴望好的，那样外表上笃定，内心里彷徨，那样慈善，那样残忍，那样诚实，又那样狡猾，那样卑鄙，又那样慷慨；而这就是美国人民。我讲拉里只能到此为止，我知道这很不够，但是，没有办法。可是，当我写完这本书，感到准会使读者摸不到边际而有点不自在时，我就把这冗长的故事在脑子里重温了一遍，看看有没有办法设计一个令人满意一点的结局。使我非常吃惊的是，我忽然恍悟，尽管丝毫没有意思要这样做，我不多不少恰恰写了一部以“成功”为题材的小说。因为书中和我有关的人物无不如愿以偿：艾略特成为社交界名流；伊莎贝儿在一个活跃而有文化的社会里取得巩固地位，并且有一笔财产做靠山；格雷找到一个稳定而赚钱的职业可以每天从早上九点到下午六点上班；苏姗·鲁维埃得到生活保障；索菲获得死；拉里找到了安身立命之道。所以，不管那些自命风雅的人多么挑剔，一般公众从心眼里还是喜欢一部如愿以偿的小说的；所以，也许我的故事结局毕竟并不是怎样不尽如人意呢。

作者像

作者手迹（致其姐卡珊德拉书片断）

译本序

关于简·奥斯丁，应该从哪儿说起呢？著名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有句名言说：“在所有伟大作家当中，简·奥斯丁是最难在伟大的那一瞬间捉住的。”

[1]

简·奥斯丁（1775—1817）生长于英国南部有文化教养的牧师家庭，本人一生四十多个年头的岁月基本上是在英国的乡间度过的，她的六部完整作品——《理智与情感》（1795）、《傲慢与偏见》（1796）、《诺桑觉寺》（1798）、《曼斯菲尔德庄园》（1812）、《爱玛》（1814）、《劝导》（1816）——大都是描写她自己熟悉的乡间所谓体面人家的生活与交往，看来平凡而琐碎。在她的六部小说中，没有拜伦式慷慨激昂的抒发，也极少见惊心动魄的现实主义描写。对于简·奥斯丁，要想捕捉她的“伟大”之所在，应从何处下手呢？她笔下那一场一场的舞会、一次一次的串门喝茶、一顿一顿的家宴和一桌一桌的纸牌，还有那些数不清的散步、闲谈等如何能体现她的小说艺术的伟大呢？

评价奥斯丁，不可避免地要涉及题材问题。毫无疑问，奥斯丁是写小题材的。据她自己说：“乡间村庄里的三四户人家”是她“得心应手的好材料”。

[2]

她还把自己的艺术比作在“两寸象牙”上“细细地描画”。

[3]

这是奥斯丁在艺术上自觉的选择。当有人建议她在创作上改换路子写这写那，她都婉言谢绝，坚持说：“不，我必须保持自己的风格，按自己的方式写下去……”

[4]

小天地可以反映出大问题。别小看“乡间村庄里的三四户人家”的家务事，英国社会的阶级状况和经济关系尽在其中。至少在奥斯丁的作品里是如此。以《傲慢与偏见》为例，仅第二十九章罗新斯庄园的一次宴请和饭后的一桌牌就说明了多少问题。咖苔琳·德·包尔夫人仅凭自己的家产、地位便在柯林斯牧师夫妇面前那样骄横，柯林斯牧师竟对她那样谦卑，他被邀请为夫人凑上一桌牌，便感到不胜荣幸，“他赢一次要谢她一次，如果赢得太多，还得向她道歉”

[5]

。其实这不是一般的阿谀奉承问题。要知道，柯林斯教区牧师的职务是咖苔琳夫人提拔的，他视夫人为“施主”，当然不好意思再赢她的钱。这仅是个小小的细节，却有趣地反映了当时教会对地产的依附。至于威廉·卢卡斯爵士，既然本身已经封了爵位，何至于在牌桌上“不大说话，只顾把一桩桩轶事和一个个高贵的名字装进脑子里去”

[6]

？原来，他是在镇上做生意起家的，曾在当市长的任内向国王献过辞，从而获得爵士头衔。他是个商人变贵人的典型，骨子里还是个商人，难怪羡慕贵族，从莫里哀的茹尔丹先生以来就是如此，或许可追溯到更早的罗马喜剧。再如，彬格莱先生和他的两个姊妹出场不久，第四章便交代说，“她们出生于英格兰北部的一个体面家族。她们对自己的出身记得很牢，可是却几乎忘了她们兄弟的财产以及她们自己的财产都是做生意赚来的”

[7]

。对于细心的读者，看到这“北部”一词，就一目了然。彬格莱一家是在工业首先发达起来的北部发家致富的，这样赚来的钱带着铜臭气，与贵族攀交的彬格莱小姐当然不愿意正视它。这是当时普遍的阶级心理。后来的盖斯凯尔夫人在小说《北部与南部》中对照了农业的南部与工业的北部，更充分地描写了发了财的北部企业家在文化教养上的欠缺与自卑。奥斯丁这里轻轻一笔带过，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不过，要论证奥斯丁作品的历史社会意义，要从根本上解决对奥斯丁的评价，还得从她大量描写的“乡间村庄里的三四户人家”入手来说明问题。

《傲慢与偏见》开卷第一句话便宣称：“凡是有财产的单身汉，必定需要娶位太太，这已经成了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在这里，关键的字是两个：有“财产”和有“需要”。原文中的in want of系指客观需要，不是主观“想要”，这种提法使命题更具有“真理”的客观性。

《傲慢与偏见》便以班纳特一家为典型来检验这条举世公认的真理。

住在浪搏恩村的班纳特一家是当地的第一大户，班纳特先生的地产年进两千镑，刚够一家子的开支。根据遗嘱上的附加条款，这份产业必须传给男性继承人，班纳特夫妇没有儿子，产业要由一位远亲继承。他们的五个女儿没有生活保障，只能等着结婚。因此，当有十万镑遗产的彬格莱先生租下邻近的尼日斐庄园时，这就难怪班纳特太太，像四邻八舍所有那些家里有女儿的太太一样，要把这位尚未见过面的彬格莱当作自己女儿“理所应得的一笔财产”——“一个有钱的单身汉；每年有四五千镑的收入。真是女儿们的福气！”

[8]

《傲慢与偏见》就是这样开始的。这里所说的婚姻，显然不涉及感情，纯粹是个经济问题、生存问题。对于那些待嫁的女孩子，彬格莱只是个抽象存在，她们远远看见他“身穿蓝上衣，骑着一匹黑马”就足够了。关键是有“财产”。人们常常笼统地认为奥斯丁专门描写爱情与婚姻，其实她首先和主要是写婚姻问题，不是作为爱情结果的婚姻，而是作为经济需要的婚姻。因此，我们可以说，与作者的宣称相反，所谓“有财产的单身汉需要娶位太太”根本不是什么“举世公认”的“真理”，而只是班纳特太太的一厢情愿。我们也可以说，在《傲慢与偏见》中，真正的“举世公认的真理”，不是“有财产的单身汉需要娶位太太”，而是“没有财产的妇女需要嫁有财产的丈夫”！

从《傲慢与偏见》的整个描写来看，作者探索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即占有欲泛滥成灾的社会条件下的婚姻关系，推而广之，也是考察经济关系在婚姻、在人们生活中的决定作用。

《傲慢与偏见》里描写了各种不同的婚姻关系，吉英与彬格莱、达西与伊丽莎白、韦翰与丽迪雅、柯林斯牧师与夏绿蒂·卢卡斯……夏绿蒂与丽迪雅代表两种极端，前者只追求“可靠的储藏室，日后可以不致挨冻受饥”

[9]

；后者却纯粹出于性的冲动，完全不顾后果。《傲慢与偏见》也描写了人们对婚姻的不同追求与看法。如咖苔琳夫人一心要把女儿安娜小姐嫁给外甥达西，以便“把两家的地产合起来”，她并且认为达西“有义务”、“有责任”这样做。有两万镑嫁妆的咖罗琳·彬格莱小姐一贯挥霍无度，喜欢与有身份地位的人结交，紧紧盯住年进一万镑的达西先生。彬格莱小姐还极力阻止她哥哥与班纳特家的大女儿吉英之间的爱情，她希望哥哥娶达西的妹妹乔治安娜小姐，一来可以“增加财产、提高地位”，二来亲上加亲，可以此促成她自己与达西的婚事……达西的表兄费茨威廉上校是位伯爵的小儿子，不能继承家产和爵位，他坦白地向伊丽莎白说，自己挥霍惯了，在婚姻大事上不能不考虑钱财。他说，在婚姻问题上只有达西有条件不受钱财的约束而自由选择。

对这形形色色的婚姻关系和婚姻观，作道义上的谴责是无济于事的。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傲慢与偏见》中作者始终把婚姻问题放在各种社会和经济关系中去考察，使整个故事扎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

历来英国小说描写婚姻的不知有多少，但像奥斯丁在《傲慢与偏见》中那样透彻地从经济关系方面抓住资产阶级婚姻制度的本质，在英国小说里确实是不可多得的。奥斯丁用最透辟的眼光向人们表明，资产阶级婚姻的实质无非是金钱交易、利益的结合。柯林斯牧师与夏绿蒂·卢卡斯的结婚是个典型。柯林斯牧师继承了父亲的产业又受到咖苔琳·德·包尔夫人的提拔，获得了教区牧师的职位，他有了房子，有了很不错的收入，就缺个会理家又会陪伴他的驯服太太，加之他“施主”的怂恿，因此他急于娶妻。从夏绿蒂方面而言，则她从这桩婚事中得到了房子、小园子、家具陈设等一个舒服的小家。伊丽莎白去看望她时发现，“操作家务，饲养家禽，教区事物以及与此有关的一切，对她还没有失去其吸引力……”

[10]

，“只要把柯林斯忘掉，其余一切都很舒适融洽”

[11]

。在这种婚姻关系中，有趣的是，没有财产的妇女的确嫁了有财产的单身汉，但在婚姻带给她的乐趣中，恰恰没有丈夫的地位。这不是对小说一开始提出的“举世公认的真理”的一种绝妙的讽刺吗？

但问题不仅止于此。柯林斯牧师与夏绿蒂以最快的速度完成这种标准化的婚姻关系，令人特别不舒服，为他们感到难堪。在奥斯丁笔下，它之所以令人不舒服，关键在于事情办得那样仓促，采取纯粹的、赤裸裸的交易形式。

我们由此便可以理解，在《傲慢与偏见》第一章中，班纳特太太要抓住新迁来的彬格莱先生，为什么非要催着自己的丈夫出发先去拜访他不可。按照资产阶级婚姻“仪式”的要求，必须得由一家之主的班纳特先生率先去拜访新来者，待对方做过礼节性的回访后，主妇方可出面设家宴招待客人，而在家宴上，女儿们便露面了。这是促使有财产的单身汉陷入情网的第一步。紧接着便是舞会，喜欢跳舞被视为一个“好兆头”，是“导致谈情说爱的一个步骤”

[12]

，这也许是奥斯丁小说里舞会场面多的一个原因吧。总之，通过夏绿蒂的婚姻，通过她做到的和没有做到的，奥斯丁不仅揭露了资产阶级婚姻的实质，而且还审视了它的形式方面，即它的“仪式”。在吉英与彬格莱的关系中，吉英虽然默默地爱上了彬格莱，却从不表露，直等到最后彬格莱向她求婚。他们的结合完全合乎“仪式”，是资产阶级“自由选择”、“有爱情”的婚姻的“典范”。

奥斯丁在《傲慢与偏见》中通过不同类型的婚姻关系把资产阶级婚姻从经济实质到礼仪形式揭露得多么透彻啊！

然而，问题还不止于此。既然，如奥斯丁所表示的，婚姻不过是某种“仪式”底下的利益的权衡，那又怎么解释达西与伊丽莎白的不平等婚姻呢？故事从一开始就在他们两人之间设置障碍，如达西傲慢地拒绝请她跳舞，使伊丽莎白对他产生偏见，达西方面则早就认定她们有那些不体面的亲戚，“倘使想嫁给有地位的男人，机会可就大大减少了”，更没有想到自己会向她求婚！那么他们最后又是怎么结合起来的？在回答这个问题以前，也许有必要先谈谈manners问题。

英语中manners的概念包括许多内容——举止、言谈、礼貌、风度、待人接物的态度，总之，一个人的文明教养的综合表现，暂且称之为“教养”吧。在当时的社会，“教养”在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十八世纪末政治家、思想家勃克曾写过这样的话：“教养（manners）比法律还重要……它们依着自己的性能，或推动道德，或促成道德，或完全毁灭道德。”

[13]

当时十分流行的所谓“世态小说”就注重从举止言谈，即教养方面描写人物，奥斯丁的小说实际上是属于“世态小说”传统的。譬如，她对人物不做道德伦理的判断，而是多从举止言谈方面刻画。manners一词，在《傲慢与偏见》一书中出现竟有一百一十三次之多不是偶然的。在这个意义上，《傲慢与偏见》中的人物可以以有无教养来划分。我们从一些不招眼的细节可以体会出奥斯丁在这方面所做的微妙区别。以人们在窗前的表现而言，伊丽莎白在窗口看见达西带着他妹妹乔治安娜来看望她，便赶快“从窗口闪开，生怕被人看见”

[14]

，在窗前张望对于像伊丽莎白这种所谓体面人家的女孩子来说，是不合体统的。相比之下，伊丽莎白的姨妈，嫁了镇上的律师的腓力普太太，则打开客厅窗户，大声向过路的熟人叫喊，请人家进屋坐坐。这个细节鲜明地突出了她的缺乏教养，使我们理解了，达西以及彬格莱小姐等人何以认为班纳特一家有这样的亲戚是不配与有身份的人攀亲的。在奥斯丁笔下，举止、言谈、风度、教养在现实生活中是会发生作用的。譬如，吉英一度失去了彬格莱，正是她的至亲骨肉的行为失检造成的。

[15]

别的不说，单凭班纳特太太在大庭广众之下滔滔不绝地议论这桩婚事的好处，就足以把彬格莱吓退了。

现在回到本节开头提出的问题。在《傲慢与偏见》中达西与伊丽莎白之间终于克服了财产与门第的悬殊，结为夫妇，manners在这里起了很大作用。如前所述，他们俩之间的隔阂首先是由达西在舞会上对伊丽莎白无礼引起的。可是，后来又是manners把达西与伊丽莎白结合起来。他们在彭伯里庄园偶然相遇，达西发现，伊丽莎白的舅舅、伦敦商人嘉丁纳先生及其夫人是极有教养的体面人。班纳特太太固然缺乏教养，但他自己的亲姨咖苔琳夫人也同样不懂规矩。至于说丽迪雅私奔造成丑闻，其实达西自己的妹妹乔治安娜也曾打算私奔，总之在亲属的教养问题上，他们两人的“账”互相抵消了。纯粹属于两个人之间的隔阂，在彭伯里的新的条件下也完全烟消云散。达西第一次求婚被伊丽莎白拒绝，他认识到了自己的居高临下，自我中心；在彭伯里再次见面时，他彬彬有礼，与昔日舞会上的达西判若两人，使伊丽莎白大为感动……这时伊丽莎白才开始认识到，只有他（她）们两人在思想、感情、志趣上最投合。当姐姐吉英问到她，怎么会爱上达西先生的，伊丽莎白回答说：“应该从我看见彭伯里庄园美丽的园林那一天算起。”

[16]

这话好像是指达西的财产，因此吉英要妹妹别开玩笑，其实这话是双关语，除了指具体的庄园外，还指在彭伯里的园林里见到的一个新的达西。也就是说，达西改了待人接物的态度，才赢得伊丽莎白的心。可以想象，如果达西还是那么傲慢无礼，那么即使其他误会排解了，他们之间也不会产生爱情的。

这样说，奥斯丁是不是以达西与伊丽莎白的婚姻而否定了自己对资产阶级婚姻本质的揭示呢？当然不是。诚然，在达西与伊丽莎白疏远与和解的关系中，manners起了绝大的作用。manners克服了他们之间的鸿沟，包括财产地位的悬殊，但是manners本身不是超阶级的。如前所述，manners包括举止言谈、礼貌风度，归根结蒂是社会身份的标志。达西与伊丽莎白在财产地位上有一定的悬殊，但他们基本上属于同一个阶级，即伊丽莎白说的，“他（指达西）是绅士，我是绅士的女儿，在这点上我们是平等的。”

[17]

我们重温恩格斯那段名言，应该注意到他说的资产阶级的婚姻自由，是“从本阶级选择”。我们通过表面的“仪式”看到了选择过程。更重要的是，manners的要求则保证这选择限于本阶级。因此，奥斯丁对“仪式”和“教养”的强调不仅不削弱她在《傲慢与偏见》中对资产阶级婚姻本质的揭示，相反从“仪式”到实质，奥斯丁围绕资产阶级婚姻揭示了一系列社会、经济、道德的真理。若说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实际上是为恩格斯的论断做了形象的注释，这话也不为过吧。

奥斯丁素来长于刻画人物，有的批评家还认为在这点上她可以与莎士比亚媲美。英国著名作家E．M．福斯特的小说理论名著《小说面面观》在分析“立体”人物（与“扁平”人物相对而言）时便以奥斯丁的人物为例。实际上，奥斯丁的某些人物基本上只是漫画，是扁平的。班纳特太太和柯林斯牧师，他们身上只有一个基本特征，这个特征从一开始就交待清楚了。如小说的第一章寥寥数百字的对话就把班纳特太太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呈现在读者面前，人物后来的言行不过是他们固有特征在新的条件下的不同表现，如同音乐中的变调。同样，柯林斯牧师的第一封信也是一幅自画像，他后来的言行（和书信）只不过是进一步的自我暴露而已。奥斯丁的另一些人物，如女主人公伊丽莎白·班纳特的性格就有发展，而且还是令人意想不到的变化，正合了福斯特对立体人物的要求。但是无论如何，扁平也好，立体也好，《傲慢与偏见》中描写得最出色的人物形象——伊丽莎白、班纳特太太、柯林斯牧师——都刻画得栩栩如生，好像可以从书本中走出来，我们仿佛听到伊丽莎白爽朗而调皮的笑声、班纳特太太那喋喋不休的抱怨和柯林斯牧师滔滔不绝的废话。

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还有奥斯丁在描写人物形象时使用的嘲讽语调和喜剧手法，当她说班纳特太太“智力贫乏、不学无术、喜怒无常”

[18]

时，她的语言还仅是简洁而准确的。但当她接着写到“只要碰到不称心的事，她就自以为神经衰弱”

[19]

时，就含有嘲讽了。奥斯丁还善于自己躲在后面，让人物通过最普通的语言自己暴露自己。《傲慢与偏见》开头时，班纳特太太急于抢先认识彬格莱，不指望靠郎格太太的介绍，她说“我不相信郎格太太肯这么做。她自己有两个亲侄女。她是个自私自利、假仁假义的女人，我瞧不起她”

[20]

。而第五十四章到了故事的结尾，吉英与彬格莱的婚事已成定局，班纳特太太心里高兴，又提起这位始终没有露面的郎格太太，说：“我觉得郎格太太这个人真是太好了；她的侄女儿们都是些规规矩矩的好姑娘，只可惜长得一点也不好看。我真喜欢她们。”

[21]

这两段话一前一后，遥相呼应，不是把班纳特太太嫁女儿的竞争心理以及她的反复无常、自我中心表现得淋漓尽致吗？再如柯林斯牧师把班纳特一家搅了半天也没有娶他们的女儿，班纳特太太早就对他烦透了，而柯林斯牧师临走时还“答应”给他们“再来一封谢函”！“答应”二字用得好，充分点出这个厌物的迟钝，竟丝毫没有觉察出班纳特一家人永远也不想见到他或收到他的片言只语！又如对咖苔琳夫人的描写。咖苔琳夫人的马车路过门口，柯林斯牧师全家手忙脚乱出去迎接，伊丽莎白却说：“就是这么回事吗？我还以为是猪猡闯进了花园呢，原来只不过是咖苔琳夫人母女俩。”

[22]

这话虽然说得挖苦，戳破了咖苔琳夫人自己吹起来的唬人架势，但过于直率不够含蓄。再看下文中对咖苔琳夫人的描写：“只要哪一个佃户不驯服、不知足或穷得活不下去，她就亲自出马到村子里去调解纠纷、压制怨言，把他们骂得恢复太平与富足！”

[23]

她请柯林斯等人吃饭，饭前“打发客人到窗口去欣赏风景”，饭后又要大家聆听她来“断定第二天的天气会如何”

[24]

。这里仅仅通过几个小词的安排，一个专横跋扈的老太婆的讽刺画像便跃然纸上了。

在《傲慢与偏见》这样一部以喜剧性为基调的作品中，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正面人物或反面人物，基本上只有理性的人和愚蠢的人，骗子韦翰也许除外。但读者可能会注意到，韦翰完全是从外部描写的，读者无法真正了解他。他在故事中主要起道具的作用。而对书中的蠢人，作者不仅让他们自己暴露自己，并且还用喜剧手法让他们以自己的愚蠢惩罚自己。如咖苔琳夫人兴师动众跑到班纳特家向伊丽莎白问罪，原是要扼杀达西与伊丽莎白的爱情，可是，事实上，正是她这一举动为这一对相爱的人沟通信息，促成了他们的结合。伊丽莎白调皮地说：“咖苔琳夫人倒帮了极大的忙，她自己也应该高兴，因为她喜欢帮人家的忙”

[25]

，作者就这样把这位又霸道又可笑的老太婆给打发掉了。

在《傲慢与偏见》中，伊丽莎白是全书的中心人物，其他人物的愚蠢都是通过她反映出来的。如在尼日斐花园举行的舞会上，班纳特太太和她的小女儿们的不得体的言行都是通过伊丽莎白的眼睛看见的；当时吉英与彬格莱眉目传情，根本没有注意，只有伊丽莎白为她们脸红。她“觉得她家里人好像是约定今天晚上到这儿来尽量出丑，而且可以说是从来没有那样起劲，从来没有那样成功”

[26]

。同样，关于彬格莱小姐的种种心计，吉英总是从最好的方面去理解，也还是伊丽莎白敏锐地觉察出她们姐妹俩的不怀好意。班纳特先生在第一章里，当伊丽莎白还没有露面时就说过，“别的女儿都糊涂，只有伊丽莎白聪明”等话，也给我们从心理上作了准备，使我们产生一种印象、一种期待，似乎伊丽莎白是全书的中心人物，作者通过她而对全书的人和事做出判断，好像勃朗特之于简·爱一样。的确，在《傲慢与偏见》中，作者花了很多笔墨刻画她的性格，她资质聪明，思想活泼，性格开朗，有幽默感，喜欢笑别人，也同样能笑自己。对于彬格莱小姐的暗箭，她反唇相讥，对咖苔琳夫人的无礼，她胆敢顶撞。她凭自己的聪明大方博得了众目所瞩的男子达西先生的爱慕，击败了“情敌”彬格莱小姐，有如简·爱击败了布兰奇小姐而与罗契斯特先生相爱一样。但所有这一切只能说明，伊丽莎白是全书中兴趣的中心，但还不是判断是非曲直的尺度，即不是“意识”的中心。事实上，伊丽莎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正面主人公形象，作者并没有始终一贯地从赞赏的眼光描写她。读者会注意到《傲慢与偏见》进行到四分之一，即到第十六章的时候，作者对伊丽莎白的描写在基调上发生了变化：她从“聪明人”变成了“愚人”。事情是从伊丽莎白在麦里屯碰到民兵自卫团的军官韦翰开始的，伊丽莎白立刻被韦翰一副“讨人喜欢”的仪表迷住了。韦翰跟她一见如故，滔滔不绝地洗刷自己，中伤达西先生，那话里破绽百出，聪明过人的伊丽莎白竟然毫无察觉，完全被韦翰牵着鼻子走。这时奥斯丁笔锋一转，改用嘲讽的笔调描写伊丽莎白，如说她看着韦翰，心里觉得，他“越说话越显得英俊了”

[27]

。其实他正在那里编排一席谎言哩！她为他抱屈，心里责怪达西，“怎么竟如此对待像你这样的一个青年，光凭你一副脸蛋儿人家准知道你是个和蔼可亲的人”

[28]

。她与韦翰分手时“满脑子是他的形象”，“一心盼着跟他跳舞”，“穿着打扮格外用心”，

[29]

总之，现在伊丽莎白自己成了被嘲讽的愚人了。她对韦翰的着迷已为别人所察觉，如她的舅妈就提醒她要“谨慎”

[30]

，她的朋友夏绿蒂也劝她“别做傻瓜，为一个韦翰而得罪比他高十倍的达西”

[31]

，而伊丽莎白恰恰当了这样的“傻瓜”，傲慢地拒绝了达西的求婚。这完全不能跟《简．爱》的简·爱拒绝嫁给罗契斯特相提并论。《傲慢与偏见》第三十五章伊丽莎白拒绝达西的求婚没有任何保卫妇女人格不受侵犯的含义。当我们想到伊丽莎白是在对韦翰着迷，听信他的谗言的情况下才拒绝达西的求婚时，她的那副姿态不是有点可笑吗？第三十七章是伊丽莎白成长过程的重要转折。看了达西的信，她不仅知道了韦翰—达西关系的真相，更重要的是，她对自己达到了一种新的认识。她现在突然认识到，当初，第一次见面，韦翰就滔滔不绝，自称自赞，是多么有失体统，何况又言行不一，而她自己竟毫无察觉，上了大当。她悔恨自己“盲目、偏心眼儿、有偏见、荒唐”，“完全被虚荣心牵着走……”。最后她说：“在此之前，我根本不认识我自己”

[32]

，这或者就是西方评论所谓的epiphany，亦可称为“顿悟”吧。伊丽莎白克服了偏见，达西也收敛了傲慢，两人在新的境界里结合起来。至此，小说也达到顶点与高潮。在此之后，就是收拾故事的各条线索而已；就人物塑造而言，已全部完成，不再有什么发展。失去了嘲讽的、喜剧性的基调，《傲慢与偏见》的最后部分就少了奥斯丁特有的韵味。如伊丽莎白与达西最后定情的那段话：“她立刻吞吞吐吐地告诉他说，……她的心情已经起了很大的变化，现在她愿意以愉快和感激的心情来接受他这一番盛情美意。这个回答简直使他感到从来没有过的快乐，他正像一个狂恋热爱的人一样，立刻抓住这个机会，无限乖巧、无限热烈地向她倾诉衷曲……”

[33]

比起先前那些机智的斗嘴和带挖苦的叙述，这段交代多么乏味！显而易见，对奥斯丁来说，嘲讽是她的小说艺术的精髓。

纵观《傲慢与偏见》，可以说，奥斯丁对决定婚姻关系，乃至人的一切关系的物质原因可谓揭露得深刻，但这种揭露，在这部喜剧性的世态小说中，不是凶狠的，不是感伤的，不是道德义愤的，也不是玩世不恭的，而是嘲讽的。奥斯丁的嘲讽渗透于全书的字里行间，在人物塑造上起了关键作用，也是叙述中的灵魂。但这种嘲讽不是文字游戏，也不在抽象品格上兜圈子，而是紧紧围绕对人们的现实关系的揭露。

总之，观察的深度与才气横溢的嘲讽在《傲慢与偏见》中凝炼为一部闪耀着喜剧光彩的现实主义杰作，摆在世界名著的行列中间毫不逊色。

朱虹

[1]
转引自伊扬·瓦特编：《奥斯丁：批评文选》1963年美国版第15页。原为书评，发表于《民族》报1923年12月15日，收入论文集时本段被删去。

[2]
《书信》1814年9月9日。

[3]
《书信》1816年12月16日。

[4]
《书信》1816年4月1日。

[5]
见本书第29章。

[6]
同上。

[7]
见本书第4章。

[8]
见本书第1章。

[9]
见本书第22章。

[10]
见本书第38章。

[11]
见本书第28章。

[12]
见本书第3章。

[13]
艾德蒙德·勃克书信《论谋求与法国弑君政权媾发》，见《艾德蒙德·勃克作品集》，牛津大学出版社，1928年版，第6卷，第150页。

[14]
见本书第44章。

[15]
见本书第36章。

[16]
见本书第59章。

[17]
见本书第56章。

[18]
见本书第1章。

[19]
同上。

[20]
同上。

[21]
见本书第54章。

[22]
见本书第28章。

[23]
见本书第30章。

[24]
见本书第29章。

[25]
见本书第60章。

[26]
见本书第18章。

[27]
见本书第16章。

[28]
见本书第16章。

[29]
见本书第17章。

[30]
见本书第25章。

[31]
见本书第18章。

[32]
见本书第36章。

[33]
见本书第58章。

乘着一辆驷马大轿车来看房子

- 第一章

- 第二章

- 第三章

- 第四章

- 第五章

- 第六章

- 第七章

- 第八章

- 第九章

- 第十章

- 第十一章

- 第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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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十六章

- 第五十七章

- 第五十八章

- 第五十九章

- 第六十章

- 第六十一章

第一章

凡是有财产的单身汉，必定需要娶位太太，这已经成了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

这样的单身汉，每逢新搬到一个地方，四邻八舍虽然完全不了解他的性情如何，见解如何，可是，既然这样的一条真理早已在人们心目中根深蒂固，因此人们总是把他看作自己某一个女儿理所应得的一笔财产。

有一天，班纳特太太对她的丈夫说：“我的好老爷，尼日斐花园终于租出去了，你听说过没有？”

班纳特先生回答道，他没有听说过。

“的确租出去了，”她说，“郎格太太刚刚上这儿来过，她把这件事的底细，一五一十地都告诉了我。”

班纳特先生没有理睬她。

“你难道不想知道是谁租去的吗？”太太不耐烦地嚷起来了。

“既是你
要说给我听，我听听也无妨。”

这句话足够鼓励她讲下去了。

“哦，亲爱的，你得知道，郎格太太说，租尼日斐花园的是个阔少爷，他是英格兰北部的人；听说他星期一那天，乘着一辆驷马大轿车来看房子，看得非常中意，当场就和莫理斯先生谈妥了；他要在‘米迦勒节’

[1]

以前搬进来，打算下个周末先叫几个用人来住。”

“这人叫什么名字？”

“彬格莱。”

“有太太的呢，还是个单身汉？”

“噢！是个单身汉，亲爱的，确确实实是个单身汉！一个有钱的单身汉；每年有四五千镑的收入。真是女儿们的福气！”

“这怎么说？关女儿们什么事？”

“我的好老爷，”太太回答道，“你怎么这样叫人讨厌！告诉你吧，我正在盘算，他要是挑中我们的一个女儿做老婆，可多好！”

“他住到这儿来，就是为了这个打算吗？”

“打算！胡扯，这是哪儿的话！不过，他倒兴许
看中我们的某一个女儿呢。他一搬来，你就得去拜访拜访他。”

“我不用去。你带着女儿们去就得啦，要不你干脆打发她们自己去，那或许倒更好些，因为你跟女儿们比起来，她们哪一个都不能胜过你的美貌，你去了，彬格莱先生倒可能挑中你呢。”

“我的好老爷，你太捧我啦。从前也的确有人赞赏过我的美貌，现在我可不敢说有什么出众的地方了。一个女人家有了五个成年的女儿，就不该想到自己的美貌啦。”

“这样看来，一个女人家并没有多少时候好想到自己的美貌喽。”

“不过，我的好老爷，彬格莱一搬到我们的邻近来，你的确应该去看看他。”

“老实跟你说吧，这不是我分内的事。”

“看女儿们分上吧。只请你想一想，她们不论哪一个，要是攀上了这样一个人家，够多么好。威廉爵士夫妇已经决定去拜望他，他们也无非是这个用意。你知道，他们通常是不会拜望新搬来的邻居的。你的确应该去一次，要是你不去，叫我们
怎么去。”

“你实在过分细心啦。彬格莱先生一定很高兴看到你的；我可以写封信给你带去，就说随便他挑中了我哪一个女儿，我都心甘情愿地答应他把她娶过去；不过，我在信上得特别替小丽萃

[2]

吹嘘几句。”

“我希望你别这么做。丽萃没有一点儿地方胜过别的几个女儿；我敢说，论漂亮，她抵不上吉英一半；论性子，她抵不上丽迪雅一半。你可老是偏爱她
。”

“她们没有哪一个值得夸奖的，”他回答道；“她们跟人家的姑娘一样，又傻，又无知；倒是丽萃要比她的几个姐妹伶俐些。”

“我的好老爷，你怎么舍得这样糟蹋自己的亲生女儿？你是在故意叫我气恼，好让你自己得意吧。你半点儿也不体谅我的神经衰弱。”

“你真错怪了我，我的好太太。我非常尊重你的神经。它们是我的老朋友。至少在最近二十年以来，我一直听到你郑重其事地提到它们。”

“啊！你不知道我怎样受苦呢！”

“不过我希望你这毛病会好起来，那么，像这种每年有四千镑收入的阔少爷，你就可以眼看着他们一个个搬来做你的邻居了。”

“你既然不愿意去拜望他们，即使有二十个搬了来，对我们又有什么好处！”

“放心吧，我的好太太，等到有了二十个，我一定去一个个拜望到。”

班纳特先生真是个古怪人，他一方面喜欢插科打诨，爱挖苦人，同时又不苟言笑，变幻莫测，真使他那位太太积二十三年之经验，还摸不透他的性格。太太的脑子是很容易加以分析的。她是个智力贫乏、不学无术、喜怒无常的女人，只要碰到不称心的事，她就自以为神经衰弱。她生平的大事就是嫁女儿；她生平的安慰就是访友拜客和打听新闻。

[1]
米迦勒节为9月29日，系英国四结账日之一，雇用用人多在此日，租约亦多于此日履行。

[2]
丽萃系伊丽莎白的爱称。

第二章

班纳特先生尽管在自己太太面前自始至终都说是不想去拜访彬格莱先生，事实上一直都打算去拜访他，而且还是跟第一批人一起去拜访他的。等到他去拜访过以后，当天晚上太太才知道实情。这消息透露出来的经过是这样的——他看到第二个女儿在装饰帽子，就突然对她说：

“我希望彬格莱先生会喜欢你这顶帽子，丽萃。”

她的母亲愤愤地说：“我们既然不预备去看彬格莱先生，当然就无从知道他喜欢什么。”

“可是你忘啦，妈妈，”伊丽莎白说，“我们将来可以在跳舞会上碰到他的，郎格太太不是答应过把他介绍给我们吗？”

“我不相信郎格太太肯这么做。她自己有两个亲侄女。她是个自私自利、假仁假义的女人，我瞧不起她。”

“我也瞧不起她，”班纳特先生说；“你倒不指望她来替你效劳，这叫我听到高兴。”

班纳特太太没有理睬他，可是忍不住气，便骂起女儿来。

“别那么咳个不停，吉蒂，看老天爷分上吧！稍许体谅一下我的神经吧。你简直叫我的神经要胀裂啦。”

“吉蒂真不知趣，”她的父亲说；“咳嗽也不知道拣个时候。”

“我又不是故意咳着玩儿，”吉蒂气恼地回答道。

“你们的跳舞会定在哪一天开，丽萃？”

“从明天算起，还得再过两个星期。”

“唔，原来如此，”她的母亲嚷道，“郎格太太可要挨到开跳舞会的前一天才能赶回来；那么，她可来不及把他介绍给你们啦，她自己也还不认识他呢。”

“那么，好太太，你大可以占你朋友的上风，反过来替她介绍这位贵人啦。”

“办不到，我的好老爷，办不到，我自己还不认识他呢；你怎么可以这样嘲笑人？”

“我真佩服你想得这般周到。两个星期的认识当然谈不上什么。跟一个人相处了两个星期，不可能就此了解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不过，要是我们
不去尝试尝试，别人可少不了要尝试的。话说到底，郎格太太和她的侄女儿一定不肯错过这个良机。因此，要是你不愿意办这件事，我自己来办好了，反正她会觉得这是我们对她的一片好意。”

女儿们都对父亲瞪着眼。班纳特太太只随口说了声：“真胡扯！”

“你怎么这样大惊小怪！”他嚷道。“你以为替人家效点儿劳介绍介绍是毫无意思的事吗？你这样的说法我可不大同意。你说呢，曼丽？我知道你是个有独到见解的少女，读的书都是些皇皇巨著，而且还要做札记。”

曼丽想说几句有见识的话，可又不知道怎么说才好。

于是班纳特先生接下去说：“让曼丽仔细想一想再发表意见吧，我们还是重新来谈谈彬格莱先生。”

“我就讨厌谈彬格莱先生，”他的太太嚷起来了。

“遗憾得很，你竟会跟我说这种话
；你怎么不早说呢？要是今天上午听到你这样说，那我当然就不会去拜访他啦。这真叫做不凑巧。现在既然拜访也拜访过了，我们今后就少不了要结交这个朋友。”

果然不出他所料，娘儿们一听此话，一个个都大为惊异，尤其是班纳特太太，比谁都惊异得厉害；不过，这样欢天喜地地喧嚷了一阵以后，她便当众宣布，说这件事她早就料到的。

“你真是个好心肠的人，我的好老爷！我早就知道你终究会给我说服的。你既然疼爱自己的女儿，当然就不会把这样一个朋友不放在心上。我真太高兴了！你这个玩笑开得真太有意思，谁想到你竟会今天上午去拜访他，而且到现在一字不提。”

“吉蒂，现在你可以放心大胆地咳嗽啦，”班纳特先生一面说，一面走出房间，原来太太那样得意忘形，把他闹得有些腻烦了。

门一关上，班纳特太太便对她的几个女儿说：“孩子们，你们的爸爸真太好了，我不知道你们怎样才能报答他的好心；再说，你们还应该好好地报答我
一番呢。老实跟你们说吧，我们老夫妇活到这么一大把年纪了，哪儿有兴致天天去交朋结友；可是为了你们，我们随便什么事都乐意去做。丽迪雅，乖宝贝，虽然你年纪最小，开起跳舞会来，彬格莱先生或许就偏偏要跟你跳呢。”

“噢！”丽迪雅满不在乎地说。“我才不当它一回事。年纪虽然是我最小，个儿却算我顶高。”

于是她们一方面猜测那位贵人什么时候会来回拜班纳特先生，一方面盘算着什么时候请他来吃饭，就这样把一个晚上的工夫在闲谈中度过去了。

第三章

尽管班纳特太太有了五个女儿帮腔，向她丈夫问起彬格莱先生这样那样，可是丈夫的回答总不能叫她满意。母女们想尽办法对付他——赤裸裸的问句，巧妙的设想，离题很远的猜测，什么办法都用到了；可是他并没有上她们的圈套。最后，她们迫不得已，只得听取邻居卢卡斯太太的间接消息。她的报道全是好话。据说威廉爵士很喜欢他。他非常年轻，长得特别漂亮，为人又极其谦和，最重要的一点是，他打算请一大群客人来参加下次的舞会。这真是再好也没有的事！喜欢跳舞是谈情说爱的一个步骤；大家都热烈地希望去获得彬格莱先生的那颗心。

“我只要能看到有一个女儿在尼日斐花园幸福地安了家，”班纳特太太对她的丈夫说，“看到其他几个也匹配得这样门当户对，此生就没有别的奢望了。”

不到几天工夫，彬格莱先生上门回拜班纳特先生，在他的书房里跟他盘桓了十分钟左右。他久仰班纳特先生几位小姐的年轻美貌，很希望能够见见她们：但是他只见到了她们的父亲。倒是小姐们比他幸运，她们利用楼上的窗口，看清了他穿的是蓝外套，骑的是一匹黑马。

班府上不久就发请帖请他吃饭；班纳特太太已经计划了好几道菜，每道菜都足以增加她的体面，说明她是个会当家的贤主妇，可是事不凑巧，彬格莱先生第二天非进城不可，他们这一番盛意叫他无法领情，因此回信给他们，说是要迟一迟再说。班纳特太太大为不安。她想，此人刚来到哈福德郡

[1]

，怎么就要进城有事，于是她开始担心思了；照理他应该在尼日斐花园安安定定住下来，看现在的情形，莫不是他经常都得这样东漂西泊，行踪不定？亏得卢卡斯太太对她说，可能他是到伦敦去邀请那一大群客人来参加舞会，这才使她稍许减除了一些顾虑。外面马上就纷纷传说彬格莱先生将要带来七男十二女参加舞会。小姐们听到有这么许多女宾，不禁担心起来。好在开跳舞会的前一天，她们听到彬格莱先生并没有带来十二个女宾，仅仅只带来六个，其中五个是他自己的姐妹，一个是表姐妹，这个消息才使小姐们放了心。后来等到这群贵客走进舞场的时候，却一共只有五个人——彬格莱先生，他的两个姐妹，姐夫，还有另外一个青年。

这群贵客走进舞场的时候

彬格莱先生仪表堂堂，大有绅士风度，而且和颜悦色，没有拘泥做作的习气。他的姐妹也都是些优美的女性，态度落落大方。他的姐夫赫斯脱只不过像个普通绅士，不大引人注目，但是他的朋友达西却立刻引起了全场的注意，因为他身材魁伟，眉清目秀，举止高贵，于是他进场不到五分钟，大家都纷纷传说他每年有一万镑的收入。男宾们都称赞他的一表人才，女宾们都说他比彬格莱先生漂亮得多。人们差不多有半个晚上都带着爱慕的目光看着他，最后人们才发现他为人骄傲，看不起人，巴结不上他，因此对他起了厌恶的感觉，他那众望所归的极盛一时的场面才黯然失色。他既然摆出那么一副讨人嫌惹人厌的神气，那么，不管他在德比郡有多大的财产，也挽救不了他，况且和他的朋友比起来，他更没有什么大不了。

彬格莱先生很快就熟悉了全场所有的主要人物。他生气勃勃，为人又不拘泥，每一场舞都少不了要跳。使他气恼的是，舞会怎么散场散得这样早。他又谈起他自己要在尼日斐花园开一次舞会。他这些可爱的地方自然会引起人家对他发生好感。他跟他的朋友是多么显著的一个对照啊！达西先生只跟赫斯脱太太跳了一次舞，跟彬格莱小姐跳了一次舞，此外就在室内踱来踱去，偶尔找他自己人谈谈，人家要介绍他跟别的小姐跳舞，他怎么也不肯。大家都断定他是世界上最骄傲，最讨人厌的人，希望他不要再来。其中对他反感最厉害的是班纳特太太，她对他的整个举止都感到讨厌，而且这种讨厌竟变本加厉，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气愤，因为他得罪了她的一个女儿。

由于男宾少，伊丽莎白·班纳特有两场舞都不得不空坐。达西先生当时曾一度站在她的身旁，彬格莱先生特地歇了几分钟没有跳舞，走到他这位朋友跟前，硬要他去跳，两个人的谈话给她偷听到了。

“来吧，达西，”彬格莱说，“我一定要你跳。我不愿意看到你独个儿这么傻里傻气地站在这儿。还是去跳吧。”

“我绝对不跳。你知道我一向多么讨厌跳舞，除非跟特别熟的人跳。在这样的舞会上跳舞，简直叫人受不了。你的姐妹们都在跟别人跳，要是叫舞场里别的女人跟我跳，没有一个不叫我活受罪的。”

“我可不愿意像你那样挑肥拣瘦，”彬格莱嚷道，“随便怎么我也不愿意！不瞒你说，我生平没有见过今天晚上这么许多可爱的姑娘；你瞧，其中有几位真是美貌绝伦。”

“你
当然啰，舞场上惟一的一位漂亮姑娘在跟你跳舞！”达西先生说，一面望着班府上年纪最大的一位小姐。

“噢！我从来没见过这么美丽的一个尤物！可是她的一个妹妹就坐在你后面，她也很漂亮，而且我敢说，她也很讨人爱。让我来请我的舞伴给你们俩介绍一下吧。”

“你说的是哪一位？”他转过身来，朝着伊丽莎白望了一会儿，等她也看见了他，他才收回自己的目光，冷冷地说：“她还可以，但还没有漂亮到能够打动我
的心，眼前我可没有兴趣去抬举那些受别人冷眼看待的小姐。你还是回到你的舞伴身边去欣赏她的笑脸吧，犯不着把时间浪费在我身上。”

彬格莱先生依了达西先生的话走开以后，达西自己也走开了。伊丽莎白依旧坐在那里，对达西先生委实没甚好感。不过她却蛮有兴致地把这段偷听到的话去讲给她的朋友听，因为她的个性活泼调皮，遇到任何可笑的事情都会感到兴趣。

班府上全家人这一个晚上大致都过得很高兴。大小姐蒙彬格莱先生邀她跳了两次舞，而且这位贵人的姐妹们都对她另眼相看。班太太看到尼日斐花园的一家人都这么喜爱她的大女儿，觉得非常得意。吉英跟她母亲一样得意，只不过没有像她母亲那样声张。伊丽莎白也为吉英快活。曼丽曾听到人们在彬格莱小姐面前提到她自己，说她是邻近一带最有才干的姑娘；咖苔琳

[2]

和丽迪雅运气最好，没有哪一轮舞缺少舞伴，这是她们每逢去跳舞会时惟一关心的一件事。母女们高高兴兴地回到她们所住的浪搏恩村（她们算是这个村子里的旺族），看见班纳特先生还没有睡觉。且说这位班先生平常只要捧上一本书，就忘了时间，可是这次没有睡觉，却是因为他极想知道大家朝思暮想的这一个盛会，经过情形究竟如何。他满以为他太太对那位贵客一定很失望，但是他立刻就发觉事实并非如此。

“噢！我的好老爷，”她一走进房间就这么说，“我们这一个晚上过得太快活了，舞会太好了。你没有去真可惜。吉英那么吃香，简直是无法形容。什么人都说她长得好；彬格莱先生认为她很美，跟她跳了两场舞！你光是想想这一点
看吧，亲爱的；他确实跟她跳了两场！全场那么多女宾，就只有她一个人蒙受了他第二次邀请。他头一场舞是邀请卢卡斯小姐跳的。我看到他站到她身边去，不禁有些气恼！不过，他对她根本没意思，其实，什么人也不会对她有意思；当吉英走下舞池的时候，他可就显得非常着迷了。他立即打听她的姓名，请人介绍，然后邀她跳下一轮舞。他第三轮舞是跟金小姐跳的，第四轮跟玛丽雅·卢卡斯跳，第五轮又跟吉英跳，第六轮跟丽萃跳，还有布朗谢家的——”

“她还可以。”

“要是他稍许体谅我一点，”她的丈夫不耐烦地叫起来了，“他就不会跳这么多，一半也不会！天哪，不要提他那些舞伴了吧。噢！但愿他头一场舞就跳得脚踝扭了筋！”

“噢！亲爱的，”班纳特太太接下去说，“我非常喜欢他。他真太漂亮啦！他的姐妹们也都很讨人喜欢。我生平没有看见过任何东西比她们的衣饰更讲究。我敢说，赫斯脱太太衣服上的花边——”

她说到这里又给岔断了。班纳特先生不愿意听人谈到衣饰。她因此不得不另找话题，于是就谈到达西先生那不可一世的傲慢无礼的态度，她的措辞辛辣刻薄，而又带有几分夸张。

“不过我可以告诉你，”她补充道，“丽萃不中他的意，这对于丽萃并没有什么可惜，因为他是个最讨厌、最可恶的人，不值得去奉承他。那么高傲，那么自大，叫人不可容忍！他一会儿走到这里，一会儿走到那里，把他自己看得那么了不起！还要嫌人家不够漂亮，配不上跟他跳舞呢！要是你在场的话，你就可以好好地教训他一顿。我厌恶透了那个人。”

[1]
英国内陆之一郡，以玫瑰花圃著称。该郡的圣阿尔班及白纳特曾先后于1455年、1461年及1471年为有名的“玫瑰战争”的战场。英国名人如培根、兰姆、李敦等均出生于此郡。

[2]
咖苔琳即吉蒂，后者为爱称。

第四章

吉英本来并不轻易赞扬彬格莱先生，可是当她和伊丽莎白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她就向她的妹妹倾诉衷曲，说她自己多么爱慕他。

“他真是一个典型的好青年，”她说，“有见识，有趣味，人又活泼；我从来没见过他那种讨人喜欢的举止！——那么大方，又有十全十美的教养！”

“他也长得很漂亮，”伊丽莎白回答道，“一个年轻的男人也得弄得漂亮些，除非办不到，那又当别论。他真够得上一个完美无瑕的人。”

“他第二次又来请我跳舞，我真领他的情。我真想不到他会这样抬举我。”

“你真没想到吗？我倒替你想到了。不过，这正是我和你大不相同的地方。你
遇到人家抬举你，总是受宠若惊，我
就不是这样。他第二次再来请你跳舞，这不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吗？你比起舞场里任何一位小姐都要漂亮得不知多少倍，他长了眼睛自然会看得出。他向你献殷勤你又何必感激。说起来，他的确很可爱，我也不反对你喜欢他。不过你以前可也喜欢过许多蠢货啊。”

“我的亲丽萃！”

“唔！你知道，你总是太容易对人家发生好感。你从来看不出人家的短处。在你眼睛里看来，天下都是好人，你都看得顺眼。我生平从来没听见过你说人家的坏话。”

“我总希望不要轻易责难一个人，可是我一向都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我知道你是这样的，我对你感到奇怪的也就是这种地方
。凭你这样一个聪明人，为什么竟会忠厚到看不出别人的愚蠢和无聊！你走遍天下，到处都可以遇到伪装坦白的人。可是，——坦白得不加任何炫耀，不带一点企图，承认别人的优点，而且把人家的长处多夸奖几分，却绝口不提别人的短处——这可只有你做得到。那么，你也喜欢那位先生的姐妹们吗？她们的风度可比不上他呀。”

“初看上去——的确比不上。不过，跟她们攀谈起来，就觉得她们也都是些讨人喜欢的女人。听说彬格莱小姐将要跟她兄弟住在一起，替他料理家务；她要不是个好邻居，那才怪呢。”

伊丽莎白听着姐姐说话，嘴上一声不响，心里可并不信服。她比她姐姐的观察力来得敏锐，脾气也没有姐姐那么好惹，因此提到彬家姐妹，她只要想想她们在跳舞场里的那种举止，就知道她们并不打算要讨一般人的好。而且她很有主见，决不因为人家待她好就改变主张，她不会对她们发生多大好感的。事实上，她们都是些非常好的小姐；她们并不是不会谈笑风生，问题是在要碰到她们高兴的时候；她们也不是不会待人和颜悦色，问题在于她们是否乐意这样做。可惜的是，她们一味骄傲自大。她们都长得很漂亮，曾经在一个上流的专科学校里受过教育，有两万镑的财产，花起钱来总是太随便了，爱结交有身价地位的人，因此才造成了她们在各方面都自视甚高，不把别人放在眼里。她们出生于英格兰北部的一个体面家族。她们对自己的出身记得很牢，可是却几乎忘了她们兄弟的财产以及她们自己的财产都是做生意赚来的。

彬格莱先生从他父亲那儿只承继了一笔将近十万镑的遗产。他父亲生前本来打算购置些田产，可惜没有了却心愿就与世长辞了。彬格莱先生同样有这个打算，并且一度打算就在自己的故乡购置，不过目前他既然有了一幢很好的房子，而且有庄园听他任意使用，于是那些了解他的性格的人都说，像他这样一个随遇而安的人，下半辈子恐怕就在尼日斐花园度过，购置田产的事又要留给下一代去做了。

他的姐妹们倒反而替他着急，希望他早些购置产业；不过，尽管他现在仅仅是以一个租户的身份在这儿住下来，彬格莱小姐还是非常愿意替他掌管家务，再说那位嫁了个穷措大的赫斯脱太太，每逢上弟弟这儿来做客，依旧像是到了自己家里一样。当时彬格莱先生成年还不满两个年头，只因为偶然听到人家推荐尼日斐花园的房子，他便来到这儿看看。他里里外外看了半个钟头，地段和几间主要的房间都很中他的意，加上房东又把那幢房子大大赞美了一番，那番话对他也是正中下怀，于是他就当场租了下来。

他和达西虽然性格大不相同，彼此之间的友谊却始终如一。达西所以喜欢彬格莱，是因为彬格莱为人温柔敦厚、坦白直爽，尽管个性方面和他自己极端相反，而他自己也从来不曾觉得自己的个性有什么不完美的地方。达西很器重彬格莱，因此彬格莱对他极其信赖，对他的见解也推崇备至。从智力方面讲，达西比他强——这并不是说彬格莱呆笨，而是说达西显得聪明些。达西为人兼有傲慢、含蓄和爱挑剔的性子，他虽说受过良好的教养，可是他的风度总不受人欢迎。从这一方面讲，他的朋友可比他高明了。彬格莱无论走到哪儿，一定都会讨人喜欢，达西却始终得罪人。

从他们俩谈起麦里屯舞会的态度来看，就足见两人性格的不同。彬格莱说，他生平从来没有遇到过什么人比这儿的人更和蔼，也没有遇到过什么姑娘比这儿的姑娘更漂亮；在他看来，这儿每个人都极其和善，极其殷勤，不拘礼，不局促，他一下子就觉得和全场的人都相处得很相熟了；讲起班纳特小姐

[1]

，他想象不出人间会有一个比她更美丽的天使。至于达西，他总觉得他所看到的这些人既不美，又谈不上风度，没有一个人使他感兴趣，也没有一个人对他献殷勤，博取他的欢心。他承认班纳特小姐是漂亮的，可惜她笑得太多。

赫斯脱太太姐妹俩同意他这种看法——可是她们仍然羡慕她，喜欢她，说她是个甜姐儿，她们并不反对跟她这样的一位小姐做个深交。班纳特小姐就这样成为一个甜姐儿了，她们的兄弟听到了这番赞美，便觉得今后可以爱怎么样想她就怎么样想她了。

[1]
班纳特小姐指班纳特家的大小姐，即吉英，本书中除特别指出者以外，均同此。

第五章

距离浪搏恩不远的地方，住着一家人家，这就是威廉·卢卡斯爵士府上。班纳特府上跟他们特别知己。爵士从前是在麦里屯做生意起家发迹的，曾在当市长的任内上书皇上，获得了一个爵士的头衔。这个显要的身份使他觉得太荣幸，从此他就讨厌做生意，讨厌住在一个小市镇上，于是歇了生意，告别小镇，带着家属迁到那离开麦里屯大约一英里路的一幢房子里去住，从那时候起就把那地方叫做卢家庄。他可以在这儿自得其乐，以显要自居，而且，既然摆脱了生意的纠缠，他大可以一心一意地从事社交活动。他尽管以自己的地位欣然自得，却并不因此而目空一切，反而对什么人都应酬得非常周到。他生来不肯得罪人，待人接物总是和蔼可亲，殷勤体贴，而且自从觐见皇上以来，更加彬彬有礼。

卢卡斯太太是个很善良的女人，真是班纳特太太一位可贵的邻居。卢府上有好几个孩子。大女儿是个明理懂事的年轻小姐，年纪大约二十六七岁，她是伊丽莎白的要好朋友。

且说卢府上几位小姐跟班府上几位小姐这回非要见见面，谈谈这次跳舞会上的事不可。于是在开完了跳舞会的第二天上午，卢府上的小姐们到浪搏恩来跟班府上的小姐交换意见。

班纳特太太一看见卢卡斯小姐，便客客气气、从容不迫地说：“那天晚上全靠你
开场开得好，你
做了彬格莱先生的第一个意中人。”

“是呀；可是他喜欢的倒是第二个意中人。”

“哦，我想你是说吉英吧，因为他跟她跳了两次。看起来，他是真的爱上了她呢——我的确相信他是真的——我听到了一些话——可是我弄不清究竟——我听到了一些有关鲁宾逊

[1]

先生的话。”

“说不定你指的是我偷听到他和鲁宾逊先生的谈话吧；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鲁宾逊先生问他喜欢不喜欢我们麦里屯的跳舞会，问他是否觉得到场的女宾们中间有许多人很美，问他认为哪一个最美？他立刻回答了最后一个问题：‘毫无问题是班纳特家的大小姐最美。关于这一点，人们决不会有别的看法。’”

“一定的！说起来，那的确成了定论啦——看上去的确像是——不过，也许会全部落空呢，你知道。”

“我
偷听到的话比你听到的要更有意思了，伊丽莎，”夏绿蒂

[2]

说。“达西先生的话没有他朋友的话中听，可不是吗？可怜的伊丽莎！他只不过认为她还可以
！”

“我请求你别叫丽萃想起了他这种无礼的举动又生起气来；他是那么讨厌的一个人，被他看上了才叫倒霉呢。郎格太太告诉我说，昨儿晚上他坐在她身边有半个钟头，可是始终不开口。”

“你的话靠得住吗，妈妈？——一点儿没有说错吗？”吉英说。“我清清楚楚看到达西先生跟她说话的。”

“嘿——那是后来她问起他喜欢不喜欢尼日斐花园，他才不得已敷衍了她一下；可是据她说，他似乎非常生气，好像怪她不该跟他说话似的。”

“彬格莱小姐告诉我，”吉英说，“他从来不爱多说话，除非跟知己的朋友们谈谈。他对待知己的朋友
非常和蔼可亲。”

“我根本不相信这种话，要是他果真和蔼可亲，就该跟郎格太太说话啦。可是这里面的奥妙是可想而知的，大家都说他非常骄傲，他所以没跟郎格太太说话，或许是因为听到郎格太太连马车也没有一部，临时雇
了车子来参加跳舞会吧。”

“始终不开口。”

“他没跟郎格太太说话，我倒不计较，”卢卡斯小姐说，“我只怪他当时没跟伊丽莎跳舞。”

“丽萃，假如我是你，”她的母亲说，“我下次偏不跟他跳舞。”

“妈妈，我相信我可以万无一失地向你保证，我怎么也不跟他跳舞呢。”

“他虽然骄傲，”卢卡斯小姐说，“可不像一般人的骄傲那样使我生气，因为他的骄傲还勉强说得过去。这么优秀的一个青年，门第好，又有钱，样样都比人家强，也难怪他要自以为了不起。照我的说法，他有权利
骄傲。”

“这倒是真话，”伊丽莎白回答道，“要是他没有触犯我的骄傲，我也很容易原谅他的骄傲。”

“我以为骄傲是一般人的通病，”曼丽说。她觉得自己的见解很高明，因此提高了谈话的兴致。“从我所读过的许多书看来，我相信那的确是非常普遍的一种通病，人性特别容易趋向于这方面，简直谁都不免因为自己具有了某种品质，或是自以为具有了某种品质而自命不凡。虚荣与骄傲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尽管字面上常常当作同义词用。一个人可以骄傲而不虚荣。骄傲多半不外乎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估价，虚荣却牵涉到我们希望别人对我们的看法。”

卢家一个小哥儿（他是跟他姐姐们一起来的）忽然说道：“要是我也像达西先生那么有钱，我真不知道会骄傲到什么地步呢。我要养一群猎狗，还要每天喝一瓶酒。”

班纳特太太说：“那你就喝得太过分啦，要是给我看见了，我就马上夺掉你的酒瓶。”

那孩子抗议道，她不应该那样做；她接着又宣布了一遍，说她一定要那样，一场辩论直到客人告别时方才结束。

[1]
即达西先生。

[2]
即卢卡斯小姐。

第六章

浪搏恩的小姐们不久就去拜访尼日斐花园的小姐们了。人家也照例来回拜了她们。班纳特小姐那种讨人喜爱的举止，使赫斯脱太太和彬格莱小姐对她愈来愈有好感。尽管班家老太太叫人不可容忍，几个小妹妹也不值得攀谈，可是两位彬格莱小姐还是愿意跟年纪大的两位班小姐作进一步的深交，吉英极其喜悦地领受了这份盛意；可是伊丽莎白看出她们对待任何人仍然很高傲，甚至对待吉英也几乎没有两样，因此颇不喜欢她们；不过，她们所以待吉英好，看来多半还是由于她们兄弟爱慕她的缘故。只要你看见他们俩在一起，你就看得出他的确
是爱慕她的。伊丽莎白又很清楚地看出吉英一开头就对彬格莱先生有好感，现在已不由自主地倾心于他，也可以说是爱上了他。可是她高兴地想到，吉英虽说感情丰富，好在性格很镇定，外表上仍然保持着正常的和颜悦色，那就不会引起那些卤莽人的怀疑，因此他俩的心意也就不会给外人察觉了。伊丽莎白曾经跟自己的朋友卢卡斯小姐谈到过这一点。

夏绿蒂当时说道：“这种事要想瞒过大家，也许是怪有意思的，不过，这样提心吊胆，有时候反而不妙。要是一个女人在她自己心爱的人面前，也用这种技巧遮遮掩掩，不让他知道她对他有意思，那她就可能没有机会博得他的欢心；那么，就是把天下人都蒙在鼓里，也无补于事。男女恋爱大都免不了要借重于双方的感恩图报之心和虚荣自负之感，听其自然是很难成其好事的。恋爱的开头都是随随便便——某人对某人发生点儿好感，本是极其自然的一回事；只可惜没有对方的鼓励而自己就肯没头没脑去钟情的人，简直太少了。女人家十有八九都是心里有一分爱表面上就露出两分。毫无问题，彬格莱喜欢你姐姐；可是你姐姐如果不帮他一把劲，他也许喜欢喜欢她就算了。”

“不过她已经尽心竭力在帮他的忙了。要是我都能看出她对他的好感，而他却看不出，那他未免太蠢了。”

“伊丽莎，你得记住，他可不像你那么懂得吉英的性格。”

“假如一个女人爱上了一个男人，只要女方不故意瞒住男方，男方一定会看得出的。”

“要是男方和女方见面的机会很多，或许他总会看得出。虽然彬格莱和吉英见面的次数相当多，却从来没有在一起接连待上几个钟头，何况他们见起面来，总是跟一些杂七杂八的人在一起，不可能让他们俩畅谈。因此如果吉英想叫他一心一意都在她身上，她就千万不能错过每一个机会。等到能够把他抓到手，再从从容容尽量去谈恋爱还来得及。”

伊丽莎白回答道：“倘使只求嫁一个有钱的男人，你这个办法妙极了，我如果决心找个阔丈夫，或者干脆只要随便找个丈夫就算数，我或许会照你的办法去做。可惜吉英不是这样想法的；她为人处世，就是不愿意使心眼儿。而且，她自己也还拿不准她究竟对他钟情到什么地步，钟情得是否得体。她认识他才不过两个星期。她在麦里屯跟他跳了四次舞；有天上午她在他家里跟他见过一次面，此后又跟他吃过四次晚饭，可是总有别人在一起。就这么点儿来往，叫她怎么能了解他的性格呢。”

“事情并不如你所说的那样。要是她只跟他吃吃晚饭，那她或许只看得出他的饭量好不好；可是你得记住，他们既在一起吃过四顿饭也就是在一起盘桓了四个晚上呀——四个晚上的作用可大着呢。”

“是的；这四个晚上叫他们俩彼此摸透了一样性格，那就是他们俩都喜欢玩二十一点，不喜欢玩‘康梅司’

[1]

；讲到别的重要的特点，我看他们彼此之间还了解得很少。”

“唔，”夏绿蒂说，“我一心一意祝吉英成功。我以为即使她明天就跟他结婚，她所能获得的幸福，比起她花上一年时间、研究了他的性格、再去跟他结婚所能获得的幸福，并不见得会少到哪里去。婚姻生活是否能幸福，完全是个机会问题。一对爱人婚前脾气摸得非常透，或者脾气非常相同，这并不能保证他们俩就会幸福。他们总是弄到后来距离越来越远，彼此烦恼。你既然得和这个人过一辈子，你最好尽量少了解他的缺点。”

“你这番话妙透了，夏绿蒂。不过这种说法未必可靠。你也明知道未必可靠，你自己就不肯那么做。”

伊丽莎白一心只知道谈论彬格莱先生对她姐姐的殷勤，却一点儿没想到她自己已经成了彬格莱那位朋友的意中人。说到达西先生，他开头并不认为她怎么漂亮；他在跳舞会上望着她的时候，并没有带着丝毫的爱慕之意，第二次见面的时候，他也不过用吹毛求疵的眼光去看待她。不过，他尽管在朋友们面前，在自己心里，都说她的面貌一无可取，可是眨下眼的工夫，他就发觉她那双乌黑的眼睛美丽非凡，使她的整个脸蛋儿显得极其聪慧。紧接着这个发现之后，他又在她身上发现了几个同样叫人怄气的地方。他带着挑剔的眼光，发觉她的身段这儿也不匀称，那儿也不匀称，可是他到底不得不承认她体态轻盈，惹人喜爱；虽然他嘴上一口咬定她缺少上流社会的翩翩风采，可是她那落落大方的爱打趣的作风，又把他迷住了。伊丽莎白完全不明了这些情形，她只觉得达西是个到处不讨人喜欢的男人，何况他曾经认为她不够漂亮，不配跟他跳舞。

达西开始希望跟她深交。他为了想要慢慢地跟她攀谈攀谈，因此她跟别人谈话的时候，他总是留神去听。于是，有一次威廉·卢卡斯爵士大请客，他这样的做法当场引起了她的注意。

且说当时伊丽莎白对夏绿蒂说：“你瞧，达西先生是什么意思呢，我跟弗斯脱上校谈话，干吗要他在那儿听？”

“这个问题只有达西先生自己能够回答。”

“要是他再这样，我一定要叫他明白我并不是个糊涂蛋。他挖苦人的本领特别高明，要是我不先给他点颜色看看，我马上就会见他怕啦。”

不到一会儿工夫，达西又走到她的身边来了，他表面上虽然并不想跟她们攀谈，卢卡斯小姐却还是怂恿伊丽莎白向他把这个问题正面提出来。伊丽莎白给她这样一激，便立刻转过脸来跟他说：

“达西先生，我刚刚缠住弗斯脱上校要他给我们在麦里屯开一次跳舞会，你看我的话是不是说得非常得体？”

“的确说得起劲极了，不过这件事本来就是叫小姐们非常起劲的。”

“你这样说我们，未免太尖刻了些吧。”

“马上要有别人来缠住她了，”卢卡斯小姐说。“我去打开琴，伊丽莎，接下来该怎么办，你自个儿明白。”

“你这种朋友真是世上少有！——不管当着什么人的面，总是要我弹琴唱歌！——要是我存心要在音乐上出风头，我真要对你感激不尽。可是宾客们都是听惯了第一流演奏家的，我实在不好意思在他们面前坐下来献丑。”话虽如此，怎奈卢卡斯小姐再三要求，她便说道：“好吧，既是非献丑不可，只得献献丑吧。”她又板着脸对达西瞥了一眼，说道：“有句老古话说得好，在场的人当然也都晓得这句话：‘留口气吹凉稀饭’；我也就留口气唱歌吧。”

她的表演虽然说不上奇妙绝伦，也还娓娓动听。唱了一两支歌以后，大家要求她再唱几支。她还没来得及回答，她的妹妹曼丽早就急切地接替她坐到钢琴跟前去了。原来在她们几个姐妹之间，就只有曼丽长得不好看，因此她发愤钻研学问，讲究才艺，老是急着要卖弄卖弄自己的本领。

曼丽既没有天才，格调也不高。虽说虚荣心促使她刻苦用功，但是同样也造成了她一脸的女才子气派和自高自大的态度。有了这种气派和态度，即使她的修养再好些也无补于事，何况她不过如此而已。再说伊丽莎白，虽说弹琴弹得远不如她，可是她落落大方，没有矫揉造作的习气，因此大家听起来就高兴得多了。曼丽的几位妹妹，本在房间那头和卢家小姐们在一起，正在跟两三个军官跳舞跳得起劲，曼丽奏完了一支很长的协奏曲之后，她们便要求她再奏几支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小调，她也高高兴兴地照办了，为的是要博得别人的夸奖和感激。

达西先生就站在她们附近。他看到她们就这样度过一个晚上，也不跟人家攀谈攀谈，心里很是生气。他心思很重，威廉·卢卡斯爵士站在他身边他也不知道，最后他才听到爵士这样跟他说：

“达西先生，跳舞对于年轻人是多么可爱的一种娱乐！说来说去，什么都比不上跳舞，我认为这是上流社会里最出色的才艺。”

“当然啰，先生；——而且好就好在跳舞在低等社会里也很风行。哪个野蛮人不会跳舞。”

威廉爵士笑了笑没做声。后来他看见彬格莱也来参加跳舞，便对达西这么说：“你的朋友跳得很不错，我相信你对此道也是驾轻就熟吧，达西先生。”

“你大概在麦里屯看见过我跳舞的吧，先生。”

再三要求

“见过，不错，而且看得非常高兴。你常到宫里去跳舞吗？”

“从来没去过，先生。”

“你连在宫里都不肯赏脸吗？”

“无论在什么地方，我也不愿意赏这种脸，能避免总是避免。”

“你在城里一定有住宅吧？”

达西先生耸了耸身子。

“我一度曾经想在城里住家，因为我喜欢上流社会；不过我可不敢说伦敦的空气是否适合于卢卡斯太太。”

他停了一会儿，指望对方回答；可是对方根本就懒得回答。不久伊丽莎白朝他们跟前走来，他灵机一动，想乘此献一下殷勤，便对她叫道：

“亲爱的伊丽莎小姐，你干吗不跳舞呀？——达西先生，让我把这位年轻的小姐介绍给你，这是位最理想的舞伴。有了这样一个美人儿做你的舞伴，我想你总不会不跳了吧。”他拉住了伊丽莎白的手，预备往达西面前送，达西虽然极为惊奇，可亦不是不愿意接住那只玉手，却不料伊丽莎白立刻把手缩了回去，好像还有些神色仓皇地对威廉爵士说：

“先生，我的确一点儿也不想跳舞。你可千万别以为我是跑到这边来找舞伴的。”

达西先生非常有礼貌地要求她赏光，跟他跳一场，可是他白白地要求了。伊丽莎白下定了决心就不动摇，任凭威廉爵士怎么劝说也没有用。

“伊丽莎小姐，你跳舞跳得那么高明，可是却不肯让我享享眼福，看你跳一场，这未免太说不过去了吧。再说，这位先生虽说平常并不喜欢这种娱乐，可是要他赏我们半个钟头的脸，我相信他也不会不肯的。”

伊丽莎白笑着说：“达西先生未免太客气了。”

“他真的太客气了——可是，亲爱的伊丽莎小姐，看他这样求你，你总不会怪他多礼吧。谁不想要像你这样的一个舞伴？”

伊丽莎白笑盈盈地瞟了一眼就转身走开了。她的拒绝并没有使达西觉得难过。达西正在相当高兴地想念着她，恰巧彬格莱小姐走过来招呼他：

“我猜中你现在在幻想些什么。”

“谅你猜不中。”

“你心里正在想：许多个晚上都是跟这些人在一起无聊度过的，这实在叫人受不了，我跟你颇有同感。我从来不曾这样烦闷过！既枯燥乏味，又吵闹不堪，无聊到了极点。这批人又一个个都自以为了不起！我就想听听你指责他们几句。”

“老实对你说吧，你完全猜错了。我心里想的东西要妙得多呢。我正在玩味着：一个漂亮女人的美丽的眼睛竟会给人这么大的快乐。”

彬格莱小姐立刻把眼睛盯在他的脸上，要他告诉她，究竟是哪位小姐有这种妙处，使他这样想入非非。达西先生鼓起极大的勇气回答道：

“伊丽莎白·班纳特小姐。”

“伊丽莎白·班纳特小姐！”彬格莱小姐重复了一遍。“我真感到惊奇。你看中她多久啦？——请你告诉我，我几时可以向你道喜啊？”

“我料到你会问出这种话来的。女人家的想象力真敏捷；从敬慕一跳就跳到爱情，一眨眼工夫又从爱情跳到结婚。我知道你要预备来向我道喜了。”

“唔，要是你这么一本正经，我就认为这件事百分之百地决定啦。你一定会得到一位有趣的岳母大人，而且当然啰，她会永远在彭伯里跟你待在一起。”

她说得那么得意，他却完全似听非听，她看他那般镇定自若，便放了心，于是那张利嘴越发滔滔不绝了。

[1]
一种法国牌戏。下注后每人发牌三张，其中一张可以根据各个玩牌者之需要在牌堆中掉换，直等到有人换妥赢牌为止，通常三张相同者为最大，同花顺子次之。

第七章

班纳特先生的全部家当几乎都在一宗产业上，每年可以借此获得两千镑的收入。说起这宗产业，真是他女儿们的不幸。他因为没有儿子，产业得由一个远亲来继承，至于她们母亲的家私，在这样的人家，本来也算得上一笔大数目，事实上却还不够补偿他的损失。班纳特太太的父亲曾经在麦里屯当过律师，给了她四千镑遗产。

她有个妹妹，嫁给了她爸爸的书记腓力普，妹夫后来就承继了她爸爸的行业；她还有个兄弟，住在伦敦，生意做得很得法。

浪搏恩这个村子和麦里屯相隔只有一英里路，这么一段距离对于那几位年轻的小姐们是再便利不过的了，她们每星期总得上那儿去三四次，看看她们的姨母，还可以顺便看看那边一家卖女人帽子的商店。两个最小的妹妹咖苔琳和丽迪雅特别倾心于这方面，她们比姐姐们心事要少得多，每当没有更好的消遣办法时，就必定到麦里屯去走一遭，消遣消遣美好的晨光，并且晚上也就有了谈助。尽管这村子里通常没有什么新闻可以打听，她们还老是千方百计地从她们姨妈那儿打听到一些。附近地方最近开到了一团民兵，她们的消息来源当然从此就丰富了，真叫她们高兴非凡。这一团人要在这儿驻扎整个冬天，麦里屯就是司令部的所在地。

从此她们每次拜访腓力普太太都获得了最有趣的消息。她们每天都会打听到几个军官的名字和他们的社会关系。军官们的住宅不久就让大家知道了，再后来小姐们就直接跟他们搞熟了。腓力普先生一一拜访了那些军官，这真是替他的姨侄女儿们开辟了一道意想不到的幸福的源泉。她们现在开口闭口都离不了那些军官。在这以前，只要提到彬格莱先生的偌大的财产，她们的母亲就会眉飞色舞，如今跟军官们的制服对比起来，她们就觉得偌大的财产简直一钱不值了。

一天早晨，班纳特先生听到她们滔滔不绝地谈到这个问题，他不禁冷言冷语地说：

“看你们谈话的神气，我觉得你们真是些再蠢不过的女孩子。以前我还是半信半疑，现在我可完全相信了。”

咖苔琳一听此话，颇感不安，可是并没有回答。丽迪雅却完全没有把爸爸的话当一回事，还是接着说下去，说她自己多么爱慕卡特尔上尉，还希望当天能够跟他见面，因为他明天上午就要到伦敦去。

班纳特太太对她丈夫说：“我真奇怪，亲爱的，你总是喜欢说你自己的孩子蠢。要是我呀，什么人的孩子我都可以看不起，可是我决不会看不起自己的孩子。”

“要是我自己的孩子果真蠢，我决不愿意没有自知之明。”

“你说得不错，可是事实上，她们却一个个都很聪明。”

“我们两个人总算只有在这一点上看法不同。我本来希望你我在任何方面的意见都能融洽一致，可是说起我们的两个小女儿，的确非常蠢；关于这一点，到目前为止，我不得不跟你抱着两样的见解。”

“我的好老爷，你可不能指望这些女孩子都跟她们爸妈一样的见识呀。等她们到了我们这么大年纪，她们也许就会跟我们一样，不会再想到什么军官们了。我记得从前有个时期，我也很喜爱‘红制服’

[1]

——当然，到现在我心里头还喜爱‘红制服’呢；要是有位漂亮的年轻上校，每年有五六千镑收入，随便向我的哪一个女儿求婚，我决不会拒绝他的；有天晚上在威廉爵士家里，看见弗斯脱上校全副军装，真是一表人才！”

拿来一封信给班纳特小姐

“妈妈，”丽迪雅嚷道，“姨妈说，弗斯脱上校跟卡特尔上尉这一向上蔚琴小姐家里去的次数，不像初来的时候那么勤了；她近来常常看到他们站在‘克拉克借书处’等人。”

班纳特太太正要答话，不料一个男仆走了进来，拿来一封信给班纳特小姐。这是尼日斐花园送来的一封信，男仆等着取回信。班纳特太太高兴得眼睛也闪亮起来。吉英读信的时候，她心急地叫道：

“嘿，吉英，谁来的信？信上说些什么？是怎么说的？喂，吉英，赶快看完说给我们听吧；快点儿呀，宝宝！”

“是彬格莱小姐写来的，”吉英说，一面把信读出来：

我亲爱的朋友，——要是你不肯发发慈悲，今天光临舍下跟露薏莎和我一同吃晚饭，我和她两个人就要结下终生的怨仇了。两个女人成天在一块儿谈心，到头来没有不吵架的。接信后希即尽快前来。我的哥哥和他的几位朋友们都要上军官们那儿去吃饭。

你的永远的朋友珈罗琳·彬格莱

“上军官们那儿去吃饭！”丽迪雅嚷道，“这件事怎么姨妈没告诉我们呢。”

“上别人家去吃饭，”班纳特太太说；“这真是晦气。”

“我可以乘着车子去吗？”吉英问。

“不行，亲爱的，你最好骑着马去。天好像要下雨的样子，下了雨你就可以在那儿过夜。”

“这倒是个好办法，”伊丽莎白说。“只要你拿得准他们不会送她回来。”

“噢，彬格莱先生的马车要送他的朋友们到麦里屯去，赫斯脱夫妇又是有车无马。”

“我倒还是愿意乘着马车去。”

“可是，乖孩子，我包管你爸爸匀不出几匹马来拖车。——农庄上正要马用，我的好老爷，是不是？”

“农庄上常常要马用，可惜到我手里的时候并不多。”

伊丽莎白说：“可是，如果今天到得你的手里，就如了妈妈的愿了。”

她终于逼得父亲不得不承认——那几匹拉车子的马已经有了别的用处。于是吉英只得骑着另外一匹马去，母亲送她到门口，高高兴兴地说了许多预祝天气会变坏的话。她果真如愿了；吉英走了不久，就下起大雨来。妹妹们都替她担忧，只有她老人家反而高兴。大雨整个黄昏没有住点。吉英当然无法回来了。

班纳特太太一遍又一遍地说：“真亏我想出了这个好办法！”好像天下雨都是她一手造成的。不过，她的神机妙算究竟造成了多大的幸福，她一直到第二天早上才知道。早饭还没吃完，尼日斐花园就打发了人送来一封信给伊丽莎白：——

我亲爱的丽萃，——今晨我觉得很不舒服，我想这可能是昨天淋了雨的缘故。承蒙这儿好朋友们的关切，要我等到身体舒适一些才回家来。朋友们再三要请钟斯医生来替我看病，因此，要是你们听到他上我这儿来过，可别惊讶。我只不过有点儿喉咙痛和头痛，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毛病。——姐字。

伊丽莎白读信的时候，班纳特先生对他太太说：“唔，好太太，要是你的女儿得了重病——万一她一病不起——倒也值得安慰呀，因为她是奉了你的命令去追求彬格莱先生的。”

“噢！她难道这么一下子就会送命！哪有小伤风就会送命的道理。人家自会把她侍候得好好的。只要她待在那儿，包管无事。倘使有车子的话，我也想去看看她。”

真正着急的倒是伊丽莎白，她才不管有车无车，决定非去一趟不可。她既然不会骑马，惟一的办法便只有步行。她把自己的打算说了出来。

她妈妈叫道：“你怎么这样蠢！路上这么泥泞，亏你想得出来！等你走到那儿，你那副样子怎么见人。”

“我只要能见到吉英就成。”

“丽萃，”她的父亲说，“你的意思是叫我替你弄几匹马来驾马车吗？”

“当然不是这个意思。我不怕步行，只要存心去，这点儿路算得上什么。才不过三英里路。我可以赶回来吃晚饭。”

这时曼丽说道：“你完全是出于一片手足之情，我很佩服，可是你千万不能感情用事，你得有理智一点，而且我觉得尽力也不要尽得过分。”

咖苔琳和丽迪雅同声说道：“我们陪你到麦里屯。”伊丽莎白表示赞成，于是三位年轻的小姐就一块儿出发了。

“要是我们赶得快些，”丽迪雅边走边这么说，“或许我们还来得及赶在卡特尔上尉临走以前看看他。”

三姐妹到了麦里屯便分了手；两位妹妹上一个军官太太的家里去，留下伊丽莎白独个儿继续往前走，急急忙忙地大踏步走过了一片片田野，跨过了一道道围栅，跳过了一个个水洼，终于看见了那所屋子。她这时候已经双脚乏力，袜子上沾满了泥污，脸上也累得通红。

她被领进了餐厅，只见他们全家人都在那儿，只有吉英不在场。

高高兴兴地说了许多预祝天气会变坏的话

她一走进门就引起全场人的惊奇。赫斯脱太太和彬格莱小姐心想，这么一大早，路上又这么泥泞，她竟从三英里路开外赶到这儿来，而且是独个儿赶来的，这事情简直叫人无法相信。伊丽莎白料定她们瞧不起她这种举动。不过事实上她们倒很客气地接待了她，特别是她们的兄弟，不仅是客客气气接待她，而且非常殷勤多礼。达西先生说话不多，赫斯脱先生完全一言不发。达西先生的心里被两种情感弄得七上八下：一方面爱慕她那步行之后的鲜艳的脸色，另一方面又怀疑她是否值得为了这么点儿事情独个儿打那么远赶来。至于赫斯脱先生，他一心一意只想要吃早饭。

她问起姐姐的病情如何，可没有得到满意的回答。据说班纳特小姐晚上睡不好，现在虽然已经起床，热度却很高，不能出房门。使伊丽莎白高兴的是，他们马上就把她领到她姐姐那儿去。吉英看到她来，非常高兴，原来她为了不愿意让家里人着急和麻烦，所以信里并没有说明她极其盼望有个亲人来看看她。可是她没有力气多说话，因此，当彬格莱小姐走开以后，剩下她们姐妹俩在一块儿的时候，她只说到她们这儿真待她太好了，使她非常感激——除了这些话以外，就没有再说什么。伊丽莎白静悄悄地侍候着她。

早饭吃过以后，彬格莱家的姐妹也来陪伴她们，伊丽莎白看到她们对吉英那么亲切和关怀，便不禁对她们有了好感。医生来检查了病人的症状，说她是重伤风（其实这也是可想而知的），他嘱咐她们要尽力当心，又劝吉英上床去睡觉，并且给她开了几样药。医生的嘱咐立刻照办了，因为病人热度又高了一些，而且头痛得很厉害。伊丽莎白片刻也没离开她的房间，另外两位小姐也不大走开；男客们都不在家里，其实她们到别处去也没什么事好干。

医生来检查了病人的症状

正三点的时候，伊丽莎白觉得应该走了，于是勉强向主人家告别。彬格莱小姐要她乘着马车回去，她正打算稍许推辞一下就接受主人的盛意，不料吉英说是舍不得让她走，于是彬格莱小姐便不得不改变了请她坐马车回去的主意，请她在尼日斐花园小住一阵。伊丽莎白感激不尽地答应了。接下来就是差人上浪搏恩去，把她在这儿暂住的事情告诉她家里一声，同时叫她家里给她带些衣服来。

[1]
指英国军人。

第八章

五点钟的时候，主人家两姐妹出去更衣；六点半的时候，伊丽莎白被请去吃晚饭。大家都礼貌周全，纷纷来探问吉英的病情，其中尤其是彬格莱先生问得特别关切，这叫伊丽莎白非常愉快，只可惜吉英的病情一些没有好转，因此她无法给人家满意的回答。那姐妹俩听到这话，便几次三番地说她们是多么担心，说重伤风是多么可怕，又说她们自己多么讨厌生病，——说过了这些话以后就不当它一回事了。伊丽莎白看到她们当吉英不在她们面前的时候就对吉英这般冷淡，于是她本来那种讨厌她们的心情现在又重新滋长了起来。

的确，她们这家人里面只有她们的兄弟能使她称心满意。你一眼便可以看出他是真的在为吉英担忧，再说他对于伊丽莎白也殷勤和悦到极点。伊丽莎白本以为人家会把她看作一个不速之客，可是有了这份殷勤，她就不这么想了。除他以外，别人都不大理睬她。彬格莱小姐的心在达西先生身上，赫斯脱太太差不多也没有什么两样；再说到赫斯脱先生，他就坐在伊丽莎白身旁，他天生一副懒骨头，活在世上就是为了吃、喝、玩牌，他听到伊丽莎白宁可吃一碟普通的菜而不喜欢吃烩肉，便和她谈不上劲了。

伊丽莎白一吃过晚饭就回到吉英那儿去。她一走出饭厅，彬格莱小姐就开始说她的坏话，把她的作风说得坏透了，说她既傲慢又无礼貌：不懂得跟人家攀谈，仪表不佳，风趣索然，人又长得难看。赫斯脱太太也是同样的看法，而且还补充了几句：

“总而言之，她除了跑路的本领以外，没有一样别的长处。她今儿早上那副样子我才永远忘不了呢，简直像个疯子。”

“她的确像个疯子，露薏莎。我简直忍不住要笑出来。她这一趟真来得无聊透顶！姐姐伤了点风，干吗就得要她那么大惊小怪地跑遍了整个村庄？——头发给弄得那么蓬乱，那么邋遢！”

“是呀，还有她的衬裙——可惜你没看到她的衬裙。我绝对不是瞎说，那上面糊上了有足足六英寸泥，她把外面的裙子放低了些，想用来遮盖，可是遮盖不住。”

彬格莱先生说：“你形容得并没有过火的地方，露薏莎，可是我并不以为然。我倒觉得伊丽莎白·班纳特小姐今儿早上走进屋来的时候，那种神情风度很不错呢。我并没有看到她的肮脏的衬裙。”

“你一定看到的，达西先生，”彬格莱小姐说，“我想，你总不愿意看到你自己的姐妹弄成那副狼狈样子吧。”

“当然不愿意。”

“无缘无故赶上那么三英里路、四英里路、五英里路，谁晓得多少英里呢，泥土盖没了踝骨，而且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她这究竟是什么意思？我看她十足表现了没有家教的野态，完全是乡下人不懂礼貌的轻狂。”

彬格莱先生说：“那正说明了她的手足情深，真是好极了。”

彬格莱小姐死样怪气地说：“达西先生，我倒担心，她这次的冒失行为，会影响你对她那双美丽的眼睛的爱慕吧？”

达西回答道：“一点儿影响也没有，她跑过了这趟路以后，那双眼睛更加明亮了。”说完这句话，屋子里稍许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赫斯脱太太又开口说话：

“我非常关心吉英·班纳特——她倒的确是位可爱的姑娘——我诚心诚意地希望她好好儿攀门亲事。只可惜遇到那样的父母，加上还有那么些低微亲戚，我怕她没有什么指望了。”

“我不是听你说过，她有个姨爹在麦里屯当律师吗？”

“是呀；她们还有个舅舅住在齐普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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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近。”

“那真妙极了，”她的妹妹补充了一句，于是姐妹俩都纵情大笑。

彬格莱先生一听此话，便大叫起来：“即使她们有多得数不清的舅舅，可以把整个齐普赛都塞满，也不能把她们讨人喜爱的地方减损分毫。”

“可是，她们倘使想嫁给有地位的男人，机会可就大大减少了，”达西回答道。

彬格莱先生没有理睬这句话；他的姐妹们却听得非常得意，于是越发放肆无忌地拿班纳特小姐的微贱的亲戚开玩笑，开了老半天。

不过她们一离开了饭厅，就重新做出百般温柔体贴的样子，来到吉英房间里，一直陪着她坐到喝咖啡的时候。吉英的病还不见好转，伊丽莎白寸步不离地守着她，一直到黄昏，看见她睡着了，才放下了心，觉得自己应该到楼下去一趟（虽说她并不乐意下楼去）。走进客厅，她发觉大家正在玩牌，大家当时立刻邀她也来玩，可是她恐怕他们输赢很大，便谢绝了，只推说放心不下姐姐，一会儿就得上楼去，她可以拿本书来消遣消遣。赫斯脱先生惊奇地朝她望了一下。

“你宁可看书，不要玩牌吗？”他说。“这真是少有。”

彬格莱小姐说：“伊丽莎白·班纳特小姐瞧不起玩牌，她是个了不起的读书人，对别的事都不感到乐趣。”

伊丽莎白嚷道：“这样的夸奖我不敢当，这样的责备我也不敢当，我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读书人，很多东西我都感到乐趣。”

彬格莱先生说：“我断定你很乐意照料你自己的姐姐，但愿她快些复元，那你就会更加快活了。”

伊丽莎白从心底里感谢他，然后走到一张放了几本书的桌子跟前。他立刻要另外拿些书来给她——把他书房里所有的书都拿来。

“要是我的藏书多一些就好啦，无论是为你的益处着想，为我自己的面子着想；可是我是个懒鬼，藏书不多，读过的就更少了。”

伊丽莎白跟他说，房间里那几本书尽够她看了。

彬格莱小姐说：“我很奇怪，爸爸怎么只遗留下来了这么几本书。——达西先生，你在彭伯里的那个藏书室真是好极了！”

达西说：“那有什么稀奇，那是好几代的成绩啊。”

“你自己又添置了不少书，只看见你老是在买书。”

“我有现在这样的日子过，自然不好意思疏忽家里的藏书室。”

“疏忽！我相信凡是能为你那个高贵的地方增加美观的东西，你一件也没有疏忽过。——查尔斯

[2]

，以后你自己建筑住宅的时候，我只希望有彭伯里一半那么美丽就好了。”

“但愿如此。”

“可是我还要竭力奉劝你就在那儿附近购买房产，而且要拿彭伯里做个榜样。全英国没有哪一个郡比德比郡

[3]

更好的了。”

“我非常高兴那么办。我真想干脆就把彭伯里买下来，只要达西肯卖。”

“我是在谈谈可能办到的事情，查尔斯。”

“珈罗琳，我敢说，买下彭伯里比仿照彭伯里的式样造房子，可能性要大些。”

伊丽莎白听这些话听得出了神，弄得没心思看书了，索性把书放在一旁，走到牌桌跟前，坐在彬格莱先生和他的妹妹之间，看他们斗牌。

这时彬格莱小姐又问达西：“从春天到现在，达西小姐长高了很多吧？她将来会长到我这么高吧？”

“我想会吧。她现在大概有伊丽莎白·班纳特小姐那么高了，恐怕还要高一点。”

“我真想再见见她！我从来没碰到过这么使我喜爱的人。模样儿那么好，又那样懂得礼貌，小小的年纪就出落得多才多艺，她的钢琴真弹得高明极了。”

彬格莱先生说：“这真叫我感到惊奇，年轻的姑娘们怎么一个个都有那么大的能耐，把自己锻炼得多才多艺。”

“一个个年轻的姑娘们都是多才多艺！亲爱的查尔斯，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呀？”

“是的，我认为一个个都是那样。她们都会装饰台桌，点缀屏风，编织钱袋。我简直就没见过哪一位不是样样都会，而且每逢听人谈起一个年轻姑娘，没有哪一次不听说她是多才多艺的。”

达西说：“你这一套极其平凡的所谓才艺，倒是千真万确。多少女人只不过会编织钱袋，点缀屏风，就享有了多才多艺的美名；可是我却不能同意你对一般妇女的估价。我不敢说大话：我认识很多女人，而真正多才多艺的实在不过半打。”

“我也的确不敢说大话，”彬格莱小姐说。

伊丽莎白说：“那么，在你的想象中，一个多才多艺的妇女，应该包括很多条件啦。”

“不错，我认为应该包括很多条件。”

“噢，当然啰，”他的忠实的助手

[4]

叫起来了，“要是一个妇女不能超越常人，就不能算是多才多艺。一个女人必须精通音乐、歌唱、图画、舞蹈以及现代语文，那才当得起这个称号；除此以外，她的仪表和步态，她的声调，她的谈吐和表情，都得有相当风趣，否则她就不够资格。”

达西接着说：“她除了具备这些条件以外，还应该多读书，长见识，有点真才实学。”

“怪不得你只认识六个才女啦。我现在简直疑心你连一个也不认识呢。”

“你怎么对你们女人这般苛求，竟以为她们不可能具备这些条件？”

“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女人。我从来没见过哪一个人像你所说的这样有才干，有情趣，又那么好学，那么仪态优雅。”

赫斯脱太太和彬格莱小姐都叫起来了，说她不应该表示怀疑，因为这种怀疑是不公平的，而且她们还一致提出反证，说她们自己就知道有很多女人都够得上这些条件。一直等到赫斯脱先生叫她们好好打牌，怪她们不该对牌场上的事那么漫不经心，她们才住嘴，一场争论就这样结束了，伊丽莎白没有多久也走开了。

门关上之后，彬格莱小姐说：“有些女人们为了自抬身价，往往在男人们面前编派女人，伊丽莎白·班纳特就是这样一个女人，这种手段在某些男人身上也许会发生效果，但是我认为这是一种下贱的诡计，一种卑鄙的手腕。”

达西听出她这几句话是有意说给他自己听的，便连忙答道：“毫无疑问，姑娘们为了勾引男子，有时竟不择手段，使用巧计，这真是卑鄙。只要你的做法带有几分狡诈，都应该受到鄙弃。”

点缀屏风

彬格莱小姐不太满意他这个回答，因此也就没有再谈下去。

伊丽莎白又到他们这儿来了一次，只是为了告诉他们一声：她姐姐的病更加严重了，她不能离开。彬格莱再三主张立刻请钟斯大夫来，他的姐妹们却都以为乡下郎中无济于事，主张赶快到城里去请一位最有名的大夫来。伊丽莎白不赞成，不过她也不便太辜负她们兄弟的一番盛意，于是大家协商出了一个办法：如果班纳特小姐明儿一大早依旧毫无起色，就马上去请钟斯大夫来。彬格莱先生心里非常不安，他的姐姐和妹妹也说是十分担忧。吃过晚饭以后，她们俩总算合奏了几支歌来消除了一些烦闷，而彬格莱先生因为想不出好办法来解除焦虑，便只有关照他那管家婆尽心尽意地照料病人和病人的妹妹。

[1]
伦敦街名，自圣保罗教堂向东延展，以珠宝商及绸缎商著称。1666年大火以前，该处系一露天广场，为中世纪市集会聚之地。

[2]
彬格莱先生的名字。

[3]
英格兰北中部之一郡。该郡在英国诸郡中人口占第19位，面积占第20位。其北面之高地名秀阜，以风景秀丽著称。此郡多古代寺院教堂之遗迹，金属矿藏亦甚丰富，故采矿业颇为发达。关于该郡风景名胜，可参阅第42章有关注解。

[4]
按指彬格莱小姐。

第九章

伊丽莎白那一晚上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她姐姐房间里度过的，第二天一大早，彬格莱先生就派了个女用人来问候她们。过了一会儿，彬格莱的姐姐妹妹也打发了两个文雅的侍女来探病，伊丽莎白总算可以聊以自慰地告诉她们说，病人已略见好转。不过，她虽然宽了一下心，却还是要求他们府上替她差人送封信到浪搏恩去，要她的妈妈来看看吉英，来亲自判断她的病情如何。信立刻就送去了，信上所说的事也很快就照办了。班纳特太太带着两个最小的女儿来到尼日斐花园的时候，他们家里刚刚吃过早饭。

倘使班纳特太太发觉吉英有什么危险，那她真要伤心死了；但是一看到吉英的病并不怎么严重，她就满意了；她也并不希望吉英马上复元，因为，要是一复元，她就得离开尼日斐花园回家去。所以，她的女儿一提起要她带她回家去，她听也不要听，况且那位差不多跟她同时来到的医生，也认为搬回去不是个好办法。母亲陪着吉英坐了一会儿工夫，彬格莱小姐便来请她吃早饭，于是她就带着三个女儿一块儿上饭厅去。彬格莱先生前来迎接她们，说是希望班纳特太太看到了小姐的病一定会觉得并不像想象中那般严重。

班纳特太太回答道：“我却没有想象到会这般严重呢，先生，她病得太厉害了，根本不能搬动。钟斯大夫也说，千万不可以叫她搬动。我们只得叨光你们多照顾几天啦。”

“搬动！”彬格莱叫道，“绝对不可以。我相信我的妹妹也决计不肯让她搬走的。”

彬格莱小姐冷淡而有礼貌地说：“你放心好啦，老太太，班纳特小姐待在我们这儿，我们一定尽心尽意地照顾她。”

班纳特太太连声道谢。

接着她又说道：“要不是靠好朋友们照顾，我相信她真不知道变成个什么样儿了；因为她实在病得很重，痛苦得很厉害，不过好在她有极大的耐性——她一贯都是那样的，我生平简直没见过第二个人有她这般温柔到极点的性格。我常常跟别的几个女儿们说，她们比起她来简直太差了。彬格莱先生，你这所房子很可爱呢，从那条鹅卵石铺道上望出去，景致也很美丽。在这个村庄里，我从来没见过一个地方比得上尼日斐花园。虽然你的租期很短，我劝你千万别急着搬走。”

彬格莱先生说：“我随便干什么事，都是说干就干，要是打定主意要离开尼日斐花园，我可能在五分钟之内就搬走。不过目前我算在这儿住定了。”

“我猜想得一点儿不错，”伊丽莎白说。

彬格莱马上转过身去对她大声说道：“你开始了解我啦，是吗？”

“噢，是呀——我完全了解你。”

“但愿你这句话是恭维我，不过，这么容易被人看透，那恐怕也是件可怜的事吧。”

“那得看情况说话。一个深沉复杂的人，未必比你这样的人更难叫人捉摸。”

她的母亲连忙嚷道：“丽萃，别忘了你在作客，家里让你撒野惯了，你可不能到人家这里来胡闹。”

“我以前倒不知道你是个研究人的性格的专家。”彬格莱马上接下去说，“那一定是一门很有趣的学问吧。”

“不错；可是最有趣味的还是研究复杂的性格。至少这样的性格有研究的价值。”

达西说：“一般说来，乡下人可以作为这种研究对象的就很少。因为在乡下，你四周围的人都是非常不开通、非常单调。”

“可是人们本身的变动很多，他们身上永远有新的东西值得你去注意。”

班纳特太太听到刚刚达西以那样一种口气提到乡下，不禁颇为生气，便连忙嚷道：“这才说得对呀，告诉你吧，乡下可供研究的对象并不比城里少。”

大家都吃了一惊。达西朝她望了一会儿便静悄悄地走开了。班纳特太太自以为完全占了他的上风，便趁着一股兴头说下去：

“我觉得伦敦除了店铺和公共场所以外，比起乡下来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好处。乡下可舒服得多了——不是吗，彬格莱先生？”

“我到了乡下就不想走，”他回答道；“我住到城里也就不想走。乡下和城里各有各的好处，我随便住在哪儿都一样快乐。”

“啊，那是因为你的性格好。可是那位先生，”她说到这里，便朝达西望了一眼，“就会觉得乡下一文不值。”

“妈妈，你根本弄错了，”伊丽莎白说道，为她母亲脸都红了。“你完全弄错了达西先生的意思。他只不过说，乡下碰不到像城里那么些各色各样的人，这你可得承认是事实呀。”

“当然啰，宝贝——谁也没那么说过。要是说这个村子里还碰不到多少人，我相信比这大的村庄也就没有几个了。就我所知，平常跟我们来往吃饭的可也有二十四家呀。”

要不是顾全伊丽莎白的面子，彬格莱简直忍不住要笑出来了。他的妹妹可没有他那么用心周到，便不由得带着富有表情的笑容望着达西先生。伊丽莎白为了找个借口转移一下她母亲的心思，便问她母亲说，自从她离家以后，夏绿蒂·卢卡斯有没有到浪搏恩来过。

“来过；她是昨儿跟她父亲一块儿来的。威廉爵士是个多么和蔼的人呀，彬格莱先生——他可不是吗？那么时髦的一个人！那么温雅，又那么随和！他见到什么人总要谈上几句。这就是我所谓的有良好的教养；那些自以为了不起、金口难开的人，他们的想法真是大错而特错。”

“夏绿蒂在我们家里吃饭的吗？”

“没有，她硬要回去。据我猜想，大概是她家里等着她回去做肉饼。彬格莱先生，我雇起用人来，总得要她们能够料理分内的事，我的
女儿就不是像人家那样教养大的。可是一切要看各人自己，告诉你，卢卡斯家里的几个姑娘倒全是些很好的女孩子。只可惜长得不漂亮！当然并不是我个人以为夏绿蒂长得很平常，她究竟是我们要好的朋友。”

“她看来是位很可爱的姑娘，”彬格莱说。

“是呀，可是你得承认，她的确长得很平常。卢卡斯太太本人也那么说，她还羡慕我的吉英长得美呢。我并不喜欢夸耀自己的孩子，可是说老实话，提起吉英——比她长得更好看的人也就不多见喽。谁都那么说。这并不是我说话有偏心。还在她十五岁的那一年，在我城里那位兄弟嘉丁纳家里，有位先生就爱上了她，我的弟妇看准了那位先生一定会在临走以前向她求婚。不过后来他却没有提。也许是他以为她年纪太小了吧。不过他却为吉英写了好些诗，而且写得很好。”

“那位先生的一场恋爱就这么结束了，”伊丽莎白不耐烦地说。“我想，多少有情人都是这样把自己克服过来的。诗居然有这种功能——能够赶走爱情，这倒不知道是谁第一个发现的！”

“我却一贯认为，诗是爱情的食粮

[1]

，”达西说。

“那必须是一种优美、坚贞、健康的爱情才行。本身强健了，吃什么东西都可以获得滋补。要是只不过有一点儿蛛丝马迹，那么我相信，一首十四行诗准会把它断送掉。”

达西只笑了一下，接着大伙儿都沉默了一阵子，这时候伊丽莎白很是着急，怕她母亲又要出丑。她想说点儿什么，可是又想不出什么可说的。沉默了一下以后，班纳特太太又重新向彬格莱先生道谢，说是多亏他对吉英照顾周到，同时又向他道歉说，丽萃也来打扰了他。彬格莱先生回答得极其恳切而有礼貌，弄得他的妹妹也不得不讲礼貌，说了些很得体的话。她说话的态度并不十分自然，可是班纳特太太已经够满意的了。一会儿工夫，班纳特太太就叫预备马车。这个号令一发，她那位顶小的女儿立刻走上前来。原来自从她们母女来到此地，两个女儿就一直在交头接耳地商量，最后说定了由顶小的女儿来要求彬格莱先生兑现他刚到乡下时的诺言，在尼日斐花园开一次跳舞会。

丽迪雅是个胖胖的、发育得很好的姑娘，今年才十五岁，细皮白肉，笑颜常开，她是她母亲的掌上明珠，由于娇纵过度，她很小就进入了社交界。她生性好动，天生有些不知分寸，加上她的姨爹一次次以美酒佳肴宴请那些军官们，军官们又见她颇有几分浪荡的风情，便对她发生了相当好感，于是她更加肆无忌惮了。所以她就有资格向彬格莱先生提出开舞会的事，而且冒冒失失地提醒他先前的诺言，而且还说，要是他不实践诺言，那就是天下最丢人的事。彬格莱先生对她这一番突如其来的挑衅回答得叫她的母亲很是高兴。

“我可以向你保证，我非常愿意实践我的诺言；只要等你姐姐复了元，由你随便订个日期就行。你总不愿意在姐姐生病的时候跳舞吧？！”

丽迪雅表示满意。“你这话说得不错。等到吉英复元以后再跳，那真好极了，而且到那时候，卡特尔上尉也许又可能回到麦里屯来。等你开过舞会以后，我一定非要他们也开一次不可。我一定会跟弗斯脱上校说，要是他不开，可真丢人哪。”

于是班纳特太太带着她的两个女儿走了。伊丽莎白立刻回到吉英身边去，也不去管彬格莱府上的两位小姐怎样在背后议论她跟她家里人有失体统。不过，尽管彬格莱小姐怎么样说俏皮话，怎么样拿她的美丽的眼睛
开玩笑，达西却始终不肯受她们的怂恿，夹在她们一起来编派她
的不是。

[1]
“诗是爱情的食粮”一句，请参阅莎士比亚《第十二夜》开场第一句：“如果音乐是爱情的食粮，奏下去吧。”这里应是套用。

第十章

这一天过得和前一天没有多大的不同。赫斯脱太太和彬格莱小姐上午陪了病人几个钟头，病人尽管好转得很慢，却在不断地好转。晚上，伊丽莎白跟她们一块儿待在客厅里。不过这一回却没看见有人打“禄牌”

[1]

。达西先生在写信，彬格莱小姐坐在他身旁看他写，一再纠缠不清地要他代她附笔问候他的妹妹。赫斯脱先生和彬格莱先生在打“皮克牌”

[2]

，赫斯脱太太在一旁看他们打。

伊丽莎白在做针线，一面留神地听着达西跟彬格莱小姐谈话。只听得彬格莱小姐恭维话说个不停，不是说他的字写得好，就是说他的字迹一行行很齐整，要不就是赞美他的信写得仔细，可是对方却完全是冷冰冰爱理不理。这两个人你问我答，形成了一段奇妙的对白。照这样看来，伊丽莎白的确没有把他们俩看错。

“达西小姐收到了这样的一封信，将会怎样高兴啊！”

他没有回答。

“你写信写得这样快，真是少见。”

“你这话可说得不对。我写得相当慢。”

“你一年里头得写多少封信啊。还得写事务上的信，我看这是够厌烦的吧！”

“这么说，这些信总算幸亏碰到了我，没有碰到你。”

“请告诉令妹，我很想和她见见面。”

“我已经遵命告诉过她了。”

“我怕你那支笔不大管用了吧。让我来代你修理修理。修笔真是我的拿手好戏。”

“谢谢你的好意，我一向都是自己修理。”

“你怎么写得那么整齐来着？”

他没有作声。

“请告诉令妹，就说我听到她的竖琴弹得进步了，真觉得高兴，还请你告诉她说，她寄来给我装饰桌子的那张美丽的小图案，我真喜欢极了，我觉得比起格兰特莱小姐的那张，真好不知多少了。”

“可否请你通融一下，让我把你的喜欢，延迟到下一次写信时再告诉她？这一次我可写不下这么多啦。”

“噢，不要紧。正月里我就可以跟她见面。不过，你老是写那么动人的长信给她吗，达西先生？”

“我的信一般都写得很长；不过是否每封都写得动人，那可不能由我自己来说了。”

“不过我总觉得，凡是写起长信来一挥而就的人，无论如何也不会写得不好。”

她的哥哥嚷道：“这种恭维话可不能用在达西身上，珈罗琳，因为他并不能够大笔一挥而就，他还得在那些文绉绉的字眼上面多多推敲。——达西，你可不是这样吗？”

“我写信的风格和你很不同。”

“噢，”彬格莱小姐叫起来了，“查尔斯写起信来，那种潦草随便的态度，简直不可想象。他要漏掉一半字，涂掉一半字。”

“我念头转得太快，简直来不及写，因此有时候收信人读到我的信，只觉得不知所云。”

“彬格莱先生，”伊丽莎白说，“你这样谦虚，真叫人家本来要责备你也不好意思责备了。”

达西说：“假装谦虚最叫人上当了，往往是信口开河，有时候简直是转弯抹角的自夸。”

“那么，我刚刚那几句谦虚的话，究竟是信口开河呢，还是转弯抹角的自夸？”

“要算是转弯抹角的自夸，因为你对于你自己写信方面的缺点觉得很得意，你认为你思想敏捷，懒得去注意书法，而且你认为你这些方面即使算不得什么了不起，至少也非常有趣。凡是事情做得快的人总是自以为了不起，完全不考虑到做出来的成绩是不是完美。你今天早上跟班纳特太太说，如果你决定要从尼日斐花园搬走，你五分钟之内就可以搬走，这种话无非是夸耀自己，恭维自己。再说，急躁的结果只会使得应该要做好的事情没有做好，无论对人对己，都没有真正的好处，这有什么值得赞美的呢？”

“得了吧，”彬格莱先生嚷道，“晚上还记起早上的事，真是太不值得。而且老实说，我相信我对于自己的看法并没有错，我到现在还相信没有错。因此，我至少不是故意要显得那么神速，想要在小姐们面前炫耀自己。”

“也许你真的相信你自己的话；可是我怎么也不相信你做事情会那么当机立断。我知道你也跟一般人一样，都是见机行事。譬如你正跨上马要走了，忽然有个朋友跟你说：‘彬格莱，你最好还是待到下个星期再走吧，’那你可能就会听他的话，可能就不走了，要是他再跟你说句什么的，你也许就会再待上一个月。”

伊丽莎白叫道：“你这一番话只不过说明了彬格莱先生并没有任着他自己的性子说做就做。你这样一说，比他自己说更来得光彩啦。”

彬格莱说：“我真太高兴了，我的朋友所说的话，经你这么一圆转，反而变成恭维我的话了。不过，我只怕你这种圆转并不投合那位先生的本意，因为：我如果真遇到这种事，我会爽爽快快地谢绝那位朋友，骑上马就走，那他一定更看得起我。”

“那么，难道达西先生认为，不管你本来的打算是多么轻率卤莽，只要你一打定主意就坚持到底，也就情有可原了吗？”

“老实说，我也解释不清楚；那得由达西自己来说明。”

“你想要把这些意见说成我的意见，我可从来没承认过。不过，班纳特小姐，即使把你所说的这种种情形假定为真有其事，你可别忘了这一点：那个朋友固然叫他回到屋子里去，叫他不要那么说做就做，可是，那也不过是那位朋友有那么一种希望，对他提出那么一个要求，可并没有坚持要他非那样做不可。”

“说到随随便便地轻易听从一个朋友的劝告，在你身上可还找不出这个优点。”

“如果不问是非，随随便便就听从，恐怕对于两个人全不能算是一种恭维吧。”

“达西先生，我觉得你未免否定了友谊和感情对于一个人的影响。要知道，一个人如果尊重别人提出的要求，通常都是用不着说服就会心甘情愿地听从的。我并不是因为你说到彬格莱先生而就借题发挥。也许我们可以等到真有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再来讨论他处理得是否适当。不过一般说来，朋友与朋友相处，遇到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的时候，一个已经打定主意，另一个要他改变一下主意，如果被要求的人不等到对方加以说服，就听从了对方的意见，你能说他有什么不是吗？”

“我们且慢讨论这个问题，不妨先仔仔细细研究一下，那个朋友提出的要求究竟重要到什么程度，他们两个人的交情又深到什么程度，这样好不好？”

彬格莱大声说道：“好极了，请你仔仔细细讲吧，连到他们身材的高矮和大小也别忘了讲，因为，班纳特小姐，你一定想象不到讨论起问题来的时候这一点是多么重要。老实对你说，要是达西先生不比我高那么多，大那么多，你才休想叫我那么尊敬他。在某些时候，某些场合，达西是个再讨厌不过的家伙——特别是礼拜天晚上在他家里，当他没有事情做的时候。”

达西先生微笑了一下，伊丽莎白本来要笑，可是觉得他好像有些生气了，便忍住了没有笑。彬格莱小姐看见人家拿他开玩笑，很是生气，便怪她的哥哥干吗要谈这样没意思的话。

达西说：“我明白你的用意，彬格莱，你不喜欢辩论，要把这场辩论压下去。”

“我也许真是这样。辩论往往很像争论。假若你和班纳特小姐能够稍缓一下，等我走出房间以后再辩论，那我是非常感激的。我走出去以后，你们便可以爱怎么说我就怎么说我了。”

伊丽莎白说：“你要这样做，对我并没有什么损失；达西先生还是去把信写好吧。”

达西先生听从了她的意见，去把那封信写好。

这件事过去以后，达西要求彬格莱小姐和伊丽莎白小姐赏赐他一点音乐听听，彬格莱小姐便敏捷地走到钢琴跟前，先客气了一番，请伊丽莎白带头，伊丽莎白却更加客气、更加诚恳地推辞了，然后彬格莱小姐才在琴旁坐下来。

赫斯脱太太替她妹妹伴唱。当她们姐妹俩演奏的时候，伊丽莎白翻阅着钢琴上的几本琴谱，只见达西先生的眼睛总是望着她。如果说，这位了不起的人这样望着她是出于爱慕之意，她可不大敢存这种奢望，不过，要是说达西是因为讨厌她所以才望着她，那就更说不通了。最后，她只得这样想：她所以引起了达西的注意，大概是因为达西认为她比起在座的任何人来，都叫人看不顺眼。她作出了这个假想之后，并没有感到痛苦，因为她根本不喜欢他，因此不稀罕他的垂青。

彬格莱小姐弹了几支意大利歌曲以后，便改弹了一些活泼的苏格兰曲子来变换变换情调。不大一会儿工夫，达西先生走到伊丽莎白跟前来，跟她说：

“班纳特小姐，你是不是很想趁这个机会来跳一次苏格兰舞？”

伊丽莎白没有回答他，只是笑了笑。他见她闷声不响，觉得有点儿奇怪，便又问了她一次。

“噢，”她说，“我早就听见了；可是我一下子拿不准应该怎样回答你。当然，我知道你希望我回答一声‘是的’，那你就会蔑视我的低级趣味，好让你自己得意一番，只可惜我一向喜欢戳穿人家的诡计，作弄一下那些存心想要蔑视我的人。因此，我决定跟你说，我根本不爱跳苏格兰舞；这一下你可不敢蔑视我了吧。”

“果真不敢。”

伊丽莎白本来打算使他难堪一下，这会儿见他那么体贴，倒愣住了。其实，伊丽莎白的为人一贯温柔乖巧，不轻易得罪任何人，而达西又对她非常着迷，以前任何女人也不曾使他这样着迷过。他不由得一本正经地想道，要不是她的亲戚出身微贱，那我就难免危险了。

彬格莱小姐见到这般光景，很是嫉妒，或者也可以说是她疑心病重，因此由疑而妒。于是她愈想把伊丽莎白撵走，就愈巴不得她的好朋友吉英病体赶快复元。

为了挑拨达西厌恶这位客人，她常常闲言闲语，说他跟伊丽莎白终将结成美满良缘，而且估料着这一门良缘会给达西带来多大的幸福。

第二天彬格莱小姐跟达西两人在矮树林里散步，彬格莱小姐说：“我希望将来有一天好事如愿的时候，你得委婉地奉劝你那位岳母出言吐语要谨慎些，还有你那几位小姨子，要是你能力办得到，最好也得把她们那种醉心追求军官的毛病医治好。还有一件事，我真不好意思说出口：尊夫人有一点儿小脾气，好像是自高自大，又好像是不懂礼貌，你也得尽力帮助她克制一下。”

“关于促进我的家庭幸福方面，你还有什么别的意见吗？”

“噢，有的是。千万把你姨丈人姨丈母的像挂到彭伯里画廊里面去，就挂在你那位当法官的伯祖父大人遗像旁边。你知道他们都是同行，只不过部门不同而已。至于尊夫人伊丽莎白，可千万别让别人替她画像，天下哪一个画家能够把她那一双美丽的眼睛画得惟妙惟肖？”

“那双眼睛的神气的确不容易描画；可是眼睛的形状和颜色，以及她的睫毛，都非常美妙，也许描画得出来。”

他们正谈得起劲的时候，忽然看见赫斯脱太太和伊丽莎白从另外一条路走过来。

彬格莱小姐连忙招呼她们说：“我不知道你们也想出来散散步，”她说这话的时候，心里很有些惴惴不安，因为她恐怕刚才的话让她们听见了。

“你们太对不起我们了，”赫斯脱太太回答道：“只顾自己出来，也不告诉我们一声。”

接着她就挽住达西空着的那条臂膀，丢下伊丽莎白，让她独个儿去走。这条路恰巧只容得下三个人并排走。达西先生觉得她们太冒昧了，便说道：

“这条路太窄，不能让我们大家一块儿并排走。我们还是走到大道上去吧。”

伊丽莎白本不想跟他们待在一起，一听这话，便笑嘻嘻地说：

“不用啦，不用啦；你们就在这儿走走吧。你们三个人在一起走非常好看，而且很出色。加上第四个人，画面就给弄毁了。再见。”

于是她就得意洋洋地跑开了。她一面溜达，一面想到一两天内就可以回家，觉得很高兴。吉英的病已经大为好转，当天晚上就想走出房间去玩它两个钟头。

“不用啦，不用啦；你们就在这儿走走吧。”

[1]
法国的一种赌钱的牌戏，每人发牌三张至五张。如发五张，则以梅花“贾克”为最大；如发三张，其大小同“惠斯脱”。

[2]
两个人玩的一种牌戏，自六以下的牌一般皆除去。

第十一章

女客们吃过晚饭以后，伊丽莎白就上楼到她姐姐那儿去，看她穿戴得妥妥帖帖，不会着凉，便陪着她上客厅去。她的女朋友们见到她，都表示欢迎，一个个都说非常高兴。在男客们没有来的那一个钟头里，她们是那么和蔼可亲，伊丽莎白从来不曾看到过。她们的健谈本领真是吓人，描述起宴会来纤毫入微，说起故事来风趣横溢，讥笑起一个朋友来也是有声有色。

可是男客们一走进来，她们的心目中就不再有吉英了。达西一进门，彬格莱小姐的眼睛立即转到他身上去，要跟他说话。达西首先向班纳特小姐问好，客客气气地祝贺她病体复元；赫斯脱先生也对她微微一鞠躬，说是见到她“非常高兴”；但是说到语气周到，情意恳切，可就比不上彬格莱先生那几声问候。彬格莱先生才算得上情深意切，满怀欢欣。开头半小时完全消磨在添柴上面，生怕换了房间，病人会受不了。吉英依照彬格莱的话，移坐到火炉的另一边去，那样她就离开门口远一些，免得受凉。接着他自己在她身旁坐下，一心跟她说话，简直不理睬别人。伊丽莎白正在对面角落里做活计，把这全部情景都看在眼里，感到无限高兴。

喝过茶以后，赫斯脱先生提醒她的小姨子把牌桌摆好，可是没有用。她早就看出达西先生不想打牌，因此赫斯脱先生后来公开提出要打牌也被她拒绝了。她跟他说，谁也不想玩牌，只见全场对这件事都不做声，看来她的确没有说错。因此，赫斯脱先生无事可做，只得躺在沙发上去打瞌睡。达西拿起一本书来。彬格莱小姐也拿起一本书来。赫斯脱太太聚精会神地在玩弄自己的手镯和指环，偶尔也在她弟弟跟班纳特小姐的对话中插几句嘴。

添柴

彬格莱小姐一面看达西读书，一面自己读书，两件事同时并做，都是半心半意。她老是向他问句什么的，或者是看他读到哪一页。不过，她总是没有办法逗他说话；她问一句他就答一句，答过以后便继续读他的书。彬格莱小姐所以要挑选那一本书读，只不过因为那是达西所读的那本书的第二卷，她蛮想读个津津有味，不料这会儿倒读得筋疲力尽了。她打了个呵欠，说道：“这样地度过一个晚上，真是多么愉快啊！我说呀，什么娱乐也抵不上读书的乐趣。无论干什么事，都是一上手就要厌倦，读书却不会这样！将来有一天我自己有了家，要是没有个很好的书房，那会多么遗憾哟。”

谁也没有理睬她。于是她又打了个呵欠，抛开书本，把整个房间里望了一转，要想找点儿什么东西消遣消遣，这时忽听得她哥哥跟班纳特小姐说要开一次跳舞会，她就猛可地掉过头来对他说：

“这样说，查尔斯，你真打算在尼日斐花园开一次跳舞会吗？我劝你最好还是先征求一下在场朋友们的意见再作决定吧。这里面就会有人觉得跳舞是受罪，而不是娱乐，要是没有这种人，你怪我好了。”

“如果你指的是达西，”她的哥哥大声说，“那么，他可以在跳舞开始以前就上床去睡觉，随他的便好啦。舞会已经决定了非开不可，只等尼可尔斯把一切都准备好了，我就下请帖。”

彬格莱小姐说：“要是开舞会能换些新花样，那我就更高兴了，通常舞会上的那老一套，实在讨厌透顶。你如果能把那一天的日程改一改，用谈话来代替跳舞，那一定有意思得多。”

“也许有意思得多，珈罗琳，可是那还像什么舞会呢。”

彬格莱小姐没有回答。不大一会儿工夫，她就站起身来，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故意在达西面前卖弄她优美的体态和矫健的步伐，只可惜达西只顾在那里一心一意地看书，因此她只落得枉费心机。她绝望之余，决定再作一次努力，于是转过身来对伊丽莎白说：

“伊丽莎白·班纳特小姐，我劝你还是学学我的样子，在房间里走动走动吧。告诉你，坐了那么久，走动一下可以提提精神。”

伊丽莎白觉得很诧异，可是立刻依了她的意思。于是彬格莱小姐献殷勤的真正目的达到了——达西先生果然抬起了头来。原来达西也和伊丽莎白一样，看出了她在耍花招引人注目，便不知不觉地放下了书本。两位小姐立刻请他来一块儿踱步，可是他谢绝了，说是她们俩所以要在屋子里踱来踱去，据他的想象，无非有两个动机，如果他参加她们一起散步，对于她们的任何一个动机都会有妨碍。他这话是什么意思？彬格莱小姐极想知道他讲这话用意何在，便问伊丽莎白懂不懂。

伊丽莎白回答道：“根本不懂，他一定是存心奚落我们，不过你最好不要理睬他，让他失望一下。”

可惜彬格莱小姐遇到任何事情都不忍心叫达西先生失望，于是再三要求他非把他的所谓两个动机解释一下不可。

达西等她一住口，便马上说：“我非常愿意解释一下。事情不外乎是这样的：你们是心腹之交，所以选择了这个办法来消磨黄昏，还要谈谈私事，否则就是你们自以为散起步来，体态显得特别好看，所以要散散步。倘若是出于第一个动机，我夹在你们一起就会妨碍你们；假若是出于第二个动机，那么，我坐在火炉旁边可以更好地欣赏你们。”

“噢，吓坏人！”彬格莱小姐叫起来了。“我从来没听到过这么讨厌的话。——亏他说得出，该怎么罚他呀？”

“要是你存心罚他，那是再容易不过的事，”伊丽莎白说。“彼此都可以罚来罚去，折磨来折磨去。作弄他一番吧——讥笑他一番吧。你们既然这么相熟，你该懂得怎么对付他呀。”

“天地良心，我不懂得。不瞒你说，我们虽然相熟，可是要懂得怎样来对付他，还差得远呢。想要对付这种性格冷静和头脑机灵的人，可不容易！不行，不行，我想我们是搞不过他的。至于讥笑他，说句你不生气的话，我们可不能凭空笑人家，弄得反而惹人笑话。让达西先生去自鸣得意吧。”

“原来达西先生是不能给人笑话的！”伊丽莎白嚷道。“这种优越的条件倒真少有，我希望一直不要多，这样的朋友多了，我的损失可大啦。我特别喜欢笑话。”

“彬格莱小姐过奖我啦。”他说。“要是一个人把开玩笑当作人生最重要的事，那么，最聪明最优秀的人——不，最聪明最优秀的行为——也就会变得可笑了。”

“那当然啰，”伊丽莎白回答道，“这样的人的确有，可是我希望我自己不在其内。我希望我怎么样也不会讥笑聪明的行为或者是良好的行为。愚蠢和无聊，荒唐和矛盾，这的确叫我觉得好笑，我自己也承认，我只要能够加以讥笑，总是加以讥笑。不过我觉得这些弱点正是你身上所没有的。”

“或许谁都不会有这些弱点，否则可真糟了，绝顶的聪慧也要招人嘲笑了。我一生都在研究该怎么样避免这些弱点。”

“假如虚荣和傲慢就是属于这一类的弱点。”

“不错，虚荣的确是个弱点。可是傲慢——只要你果真聪明过人——你就会傲慢得比较有分寸。”

伊丽莎白掉过头去，免得人家看见她发笑。

“你考问达西先生考问好了吧，我想，”彬格莱小姐说。“请问结论如何？”

“我完全承认达西先生没有一些缺点。他自己也承认了这一点，并没有掩饰。”

“不，”达西说，“我并没有说过这种装场面的话。我的毛病够多的，不过这些毛病与头脑并没有关系。至于我的性格，我可不敢自夸。我认为我的性格太不能委曲求全，这当然是说我在处世方面太不能委曲求全地随和别人。别人的愚蠢和过错我本应该赶快忘掉，却偏偏忘不掉；人家得罪了我，我也忘不掉。说到我的一些情绪，也并不是我一打算把它们去除掉，它们就会烟消云散，我的脾气可以说是够叫人厌恶的。我对于某个人一旦没有了好感，就永远没有好感。”

“这倒的的确确是个大缺点！”伊丽莎白大声说道。“跟人家怨恨不解，的确是性格上的一个阴影。可是你对于自己的缺点，已经挑剔得很严格。我的确不能再讥笑你了。你放心好啦。”

“我相信，一个人不管是怎样的脾气，都免不了有某种短处，这是一种天生的缺陷，即使受教育受得再好，也还是克服不了。”

“你有一种倾向，——对什么人都感到厌恶，这就是你的缺陷。”

“而你的缺陷呢，”达西笑着回答。“就是故意去误解别人。”

彬格莱小姐眼见这场谈话没有她的份，不禁有些厌倦，便大声说道：“让我们来听听音乐吧，露薏莎，你不怕我吵醒赫斯脱先生吗？”

她的姐姐毫不反对，于是钢琴便打开了。达西想了一下，觉得这样也不错。他开始感觉到对伊丽莎白似乎已经过分亲近了一些。

第十二章

班纳特姐妹俩商量妥当了以后，伊丽莎白第二天早上就写信给她母亲，请她当天就派车子来接她们。可是，班纳特太太早就打算让她两个女儿在尼日斐花园待到下星期二，以便让吉英正好住满一个星期，因此不大乐意提前接她们回家，回信也写得使她们不大满意，——至少使伊丽莎白不十分满意，因为她急于要回家。班纳特太太信上说，非到星期二，家里弄不出马车来。她写完之后，又补写了几句，说是倘若彬格莱先生兄妹挽留她们多待几天，她非常愿意让她们待下去。怎奈伊丽莎白就是不肯待下去，她打定主意非回家不可——也不怎么指望主人家挽留她们，她反而怕人家以为她们赖在那儿不肯走。于是她催促吉英马上去向彬格莱借马车。她们最后决定向主人家说明，她们当天上午就要离开尼日斐花园，而且把借马车的事也提出来。

主人家听到这话，表示百般关切，便再三挽留她们，希望她们至少待到下一天再走，吉英让他们说服了，于是姐妹俩只得再耽搁一天。这一下可叫彬格莱小姐后悔挽留她们，她对伊丽莎白又嫉妒又讨厌，因此也就顾不得对吉英的感情了。

彬格莱听到她们马上要走，非常发愁，便一遍又一遍地劝导吉英，说她还没有完全复元，马上就走不大妥当，可是吉英既然觉得自己的主张是对的，便再三坚持。

不过达西却觉得这是个好消息，他认为伊丽莎白在尼日斐花园待得够久了。他没想到这次会给她弄得这般地心醉，加上彬格莱小姐一方面对她
没有礼貌，另一方面又越发拿他自己开玩笑。他灵机一动，决定叫自己特别当心些，目前
决不要流露出对她有什么爱慕的意思——一点儿形迹也不要流露出来，免得她存非分之想，就此要操纵我达西的终身幸福。他感觉到，假如她存了那种心，那么一定是他昨天对待她的态度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叫她不是对他更有好感，便是把他完全厌弃。他这样拿定了主意，于是星期六一整天简直没有跟她说上十句话。虽然他那天曾经有一次跟她单独在一起待了半小时之久，他却正大光明地用心看书，看也没看她一眼。

星期日做过晨祷以后，班家两姐妹立即告辞，主人家几乎人人乐意。彬格莱小姐对伊丽莎白一下子变得有礼貌起来了，对吉英也一下子变得更亲热了。分手的时候，她先跟吉英说，非常盼望以后有机会在浪搏恩或者在尼日斐花园跟她重逢，接着又十分亲切地拥抱了她一番，甚至还跟伊丽莎白握了握手。伊丽莎白高高兴兴地告别了大家。

到家以后，母亲并不怎么热诚地欢迎她们。班纳特太太奇怪她们俩怎么竟会提前回来，非常埋怨她们给家里招来那么多麻烦，说是吉英十拿九稳地又要伤风了。倒是她们的父亲，看到两个女儿回家来了，嘴上虽然没有说什么欢天喜地的话，心里确实非常高兴。他早就体会到，这两个女儿在家里的地位多么重要。晚上一家人聚在一起聊天的时候，要是吉英和伊丽莎白不在场，就没有劲，甚至毫无意义。

她们发觉曼丽还像以往一样，在埋头研究和声学以及人性问题，她拿出了一些新的札记给她们欣赏，又发表一起对旧道德的新见解给她们听。咖苔琳和丽迪雅也告诉了她们一些新闻，可是性质完全不同。据她们说，民兵团自从上星期三以来又出了好多事，添了好多传说：有几个军官新近跟她们的姨爹吃过饭；一个士兵挨了鞭打，又听说弗斯脱上校的确快要结婚了。

第十三章

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班纳特先生对他的太太说：“我的好太太，我希望你今天的午饭准备得好一些，因为我预料今天一定有客人来。”

“你指的是哪位客人，我的好老爷？我一些也不知道有谁要来，除非夏绿蒂·卢卡斯碰巧会来看我们，我觉得拿我们平常的饭餐招待她也够好了。我不相信她在家里经常吃得这么好。”

“我所说到的这位客人是位男宾，又是个生客。”

班纳特太太的眼睛闪亮了起来。“一位男宾又是一位生客！那准是彬格莱先生，没有错。——哦，吉英，你从来没漏出过半点儿风声，你这个狡猾的东西！——嘿，彬格莱先生要来，真叫我太高兴啦。可是——老天爷呀！运气真不好，今天连一点儿鱼也买不着。——丽迪雅宝贝儿，代我按一按铃。我要马上吩咐希尔一下。”

她的丈夫连忙说：“并不是彬格莱先生要来；说起这位客人，我一生都没有见过他。”

这句话叫全家都吃了一惊。他的太太和五个女儿立刻迫切地追问他，使他颇为高兴。

拿他太太和女儿们的好奇心打趣了一阵以后，他便原原本本地说：“大约在一个月以前，我就收到了一封信，两星期以前我写了回信，因为我觉得这是件相当伤脑筋的事，得趁早留意。信是我的表侄柯林斯先生寄来的。我死了以后，这位表侄可以高兴什么时候把你们撵出这所屋子，就什么时候撵你们出去。”

“噢，天啊，”他的太太叫起来了。“听你提起这件事我就受不了。请你别谈那个讨厌的家伙吧。你自己的产业不能让自己的孩子继承，却要让别人来继承，这是世界上最难堪的事。如果我是你，一定早就想出办法来补救这个问题啦。”

吉英和伊丽莎白设法把继承权的问题跟她解释了一下。其实她们一直设法跟她解释，可是这个问题跟她是讲不明白的。她老是破口大骂，说是自己的产业不能由五个亲生女儿继承，却白白送给一个和她们毫不相干的人，这实在是太不合情理。

“这的确是一件最不公道的事，”班纳特先生说，“柯林斯先生要继承浪搏恩的产业，他这桩罪过是洗也洗不清的。不过，要是你听听他这封信里所说的话，那你就会心肠软一些，因为他这番表明心迹还算不错。”

“不，我相信我绝对不会心软下来；我觉得他写信给你真是既没有礼貌，又非常虚伪。我恨这种虚伪的朋友。他为什么不像他爸爸那样跟你吵得不可开交呢？”

“哦，真的，他对这个问题，好像也有些为了顾全孝道，犹豫不决，且让我把信读给你们听吧：

亲爱的长者：

以前你与先父之间曾有些芥蒂，这一直使我感到不安。自先父不幸弃世以来，我常常想到要弥补这个裂痕；但我一时犹豫，没有这样做，怕的是先父生前既然对阁下惟恐仇视不及，而我今天却来与阁下修好，这未免有辱先人。’——注意听呀，我的好太太。‘——不过目前我对此事已经拿定主张，因为我已在复活节那天受了圣职。多蒙故刘威斯·德·包尔公爵的孀妻咖苔琳·德·包尔夫人宠礼有加，恩惠并施，提拔我担任该教区的教士，此后可以勉尽厥诚，恭侍夫人左右，奉行英国教会所规定的一切仪节，这真是三生有幸。况且以一个教士的身份来说，我觉得我有责任尽我力之所及，使家家户户得以敦穆亲谊，促进友好。因此我自信这番好意一定会受到你的重视，而关于我继承浪搏恩产权一事，你也可不必介意。并请接受我献上的这一枝橄榄枝

[1]

。我这样侵犯了诸位令嫒的利益，真是深感不安，万分抱歉，但请你放心，我极愿给她们一切可能的补偿，此事容待以后详谈。如果你不反对我踵门拜候，我建议于十一月十八日，星期一，四点钟前来拜谒，甚或在府上叨扰至下星期六为止。这对于我毫无不便之处，因为咖苔琳夫人决不会反对我星期日偶尔离开教堂一下，只消有另一个教士主持这一天的事情就行了。敬向

尊夫人及诸位令嫒致候。

你的祝福者和朋友威廉·柯林斯

十月十五日写于威斯特汉附近的肯特郡汉斯福村”

“那么，四点钟的时候，这位息事宁人的先生就要来啦，”班纳特先生一边把信折好，一边说。“他倒是个很有良心、很有礼貌的青年，一定是的；我相信他一定会成为一个值得器重的朋友，只要咖苔琳夫人能够开开恩，让他以后再上我们这儿来，那更好啦。”

“他讲到女儿们的那几句话，倒还说得不错；要是他果真打算设法补偿，我倒不反对。”

吉英说：“他说要给我们补偿，我们虽然猜不出他究竟是什么意思，可是他这一片好意，也的确难得。”

伊丽莎白听到他对咖苔琳夫人尊敬得那么出奇，而且他竟那么好心好意，随时替他自己教区里的居民们行洗礼，主持婚礼和丧礼，不觉大为吃惊。

“我看他一定是个古怪人，”她说。“我真弄不懂他。他的文笔似乎有些浮夸。他所谓因为继承了我们的产权而感到万分抱歉，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即使这件事可以
取消，我们也不要以为他就肯
取消，他是个头脑清楚的人吗，爸爸？”

“不，宝贝，我想他不会是的。我完全认为他是恰恰相反。从他信里那种既谦卑又自大的口气上就可以看得出来。我倒真想见见他。”

曼丽说：“就文章而论，他的信倒好像写得没有什么毛病。橄榄枝这种说法虽然并不新颖，可是我觉得用得倒很恰当。”

在咖苔琳和丽迪雅看来，无论是那封信也好，写信的人也好，都没有一点儿意思。反正她们觉得她们的表兄绝不会穿着“红制服”来，而这几个星期以来，穿其他任何颜色的衣服的人，她们都不乐意结交。至于她们的母亲，原来的一股怨气已经被柯林斯先生一封信打消了不少，她倒准备相当平心静气地会见他，这使得她的丈夫和女儿们都觉得奇怪。

柯林斯先生准时来了，全家都非常客气地接待他。班纳特先生简直没有说什么话；可是太太和几位小姐都十分愿意畅谈一下，而柯林斯先生本人好像既不需要人家鼓励他多说话，也不打算不说话。他是个二十五岁的青年，高高的个儿，望上去很肥胖。他的气派端庄而堂皇，又很拘泥礼节。他刚一坐下来就恭维班纳特太太福气好，养了这么多好女儿，他说，早就听到人们对她们的美貌赞扬备至，今天一见面，才知道她们的美貌远远地超过了她们的名声；他又说，他相信小姐们到时候都会结下美满良缘。他这些奉承话，人家真不大爱听，只有班纳特太太，没有哪句恭维话听不下去，于是极其干脆地回答道：

“我相信你是个好心肠的人，先生；我一心希望能如你的金口，否则她们就不堪设想了。事情实在摆布得太古怪啦。”

“你大概是说产业的继承权问题吧。”

“唉，先生，我的确是说到这方面。你得承认，这对于我可怜的女儿们真是件不幸的事。我并不想怪你
，因为我也知道，世界上这一类的事完全靠命运。一个人的产业一旦要限定继承人，那你就无从知道它会落到谁的手里去。”

“太太，我深深知道，这件事苦了表妹们，我在这个问题上有很多意见，一时却不敢莽撞冒失。可是我可以向年轻的小姐们保证，我上这儿来，就是为了要向她们表示我的敬慕。目前我也不打算多说，或许等到将来我们处得更熟一些的时候——”

主人家请他吃午饭了，于是他的话不得不被打断。小姐们彼此相视而笑。柯林斯先生所爱慕的才不光光是她们
呢。他把客厅、饭厅以及屋子里所有的家具，都仔细看了一遍，赞美了一番。班纳特太太本当听到他赞美一句，心里就得意一阵。怎奈她也想到，他原来是把这些东西都看作他自己未来的财产，因此她又非常难受。连一顿午饭也蒙他称赏不置，他请求主人告诉他，究竟是哪位表妹烧得这一手好菜。班纳特太太听到他这句话，不禁把他指责了一番。她相当不客气地跟他说，她们家里现在还雇得起一个像样的厨子，根本用不到女儿们过问厨房里的事。他请求她原谅，不要见怪。于是她用柔和的声调说，她根本没有怪他，可是他却接接连连地道歉了一刻钟之久。

[1]
意谓求和修好，因橄榄枝是和平的象征。典出《圣经·创世记》第8章第11节：“到了晚上，鸽子回到他那里，嘴里衔着一个新拧下来的橄榄叶子，挪亚就知道地上的水退了。”

第十四章

吃饭的时候，班纳特先生几乎一句话也没有说；可是等到用人们走开以后，他就想道，现在可以跟这位客人谈谈了。他料想到，如果一开头就谈到咖苔琳夫人身上去，这位贵客一定会笑逐颜开的，于是他便拿这个话题做开场白，说是柯林斯先生有了那样一个女施主，真是幸运极了，又说咖苔琳·德·包尔夫人对他这样言听计从，而且极其周到地照顾到他生活方面的安适，真是十分难得。班纳特先生这个话题选得再好也没有了。柯林斯先生果然滔滔不绝地赞美起那位夫人来。这个问题一谈开了头，他本来的那种严肃态度便显得更严肃了，他带着非常自负的神气说，他一辈子也没有看到过任何有身价地位的人，能够像咖苔琳夫人那样的有德行，那样的亲切谦和。他很荣幸，曾经当着她的面讲过两次道，多蒙夫人垂爱，对他那两次讲道赞美不绝。夫人曾经请他到罗新斯去吃过两次饭，上星期六晚上还请他到她家里去打过“夸锥”

[1]

。据他所知，多少人都认为咖苔琳夫人为人骄傲，可是他只觉得她亲切。她平常跟他攀谈起来，总是把他当作一个有身份的人看待。她丝毫不反对他和邻居们来往，也不反对他偶尔离开教区一两个星期，去拜望拜望亲友们。多蒙她体恤下情，曾经亲自劝他及早结婚，只要他能够谨慎地选择对象。她还到他的寒舍去拜访过一次，对于他住宅里所有经过他整修过的地方都十分赞成，并且蒙她亲自赐予指示，叫他把楼上的壁橱添置几个架子。

班纳特太太说：“我相信这一切都做得很得体，很有礼貌，我看她一定是个和颜悦色的女人。可惜一般贵夫人们都比不上她。她住的地方离你很近吗，先生？”

“寒舍那个花园跟她老夫人住的罗新斯花园，只隔着一条胡同。”

“你说她是个寡妇吗，先生？她还有家属吗？”

“她只有一个女儿，——也就是罗新斯的继承人，将来可以继承到非常大的一笔遗产呢。”

“嗳呀，”班纳特太太听得叫了起来，一面又摇了摇头。“那么，她比多少姑娘们都福气好。她是怎样的一位小姐？长得漂亮吗？”

“她真是个极可爱的姑娘。咖苔琳夫人自己也说过，讲到真正的漂亮，德·包尔小姐要胜过天下最漂亮的女性；因为她眉清目秀，与众不同，一看上去就知道她出身高贵。她本来可以多才多艺，只可惜她体质欠佳，没有进修，否则她一定琴棋书画样样通晓，这话是她的女教师说给我听的，那教师现在还跟她们母女住在一起。她的确是可爱透顶，常常不拘名分，乘着她那辆小马车光临寒舍。”

“她觐见过皇上吗？在进过宫的仕女们中间，我好像没有听见过她的名字。”

“不幸她身体柔弱，不能进京城去，正如我有一天跟咖苔琳夫人所说的，这实在使得英国的宫廷里损失了一件最明媚的装潢；她老人家对我这种说法很是满意。你们可以想象得到，在任何场合下，我都乐于说几句巧妙的恭维话，叫一般太太小姐们听得高兴。我跟咖苔琳夫人说过好多次，她的美丽的小姐是一位天生的公爵夫人，将来不管嫁给哪一位公爵姑爷，不论那位姑爷地位有多高，非但不会增加小姐的体面，反而要让小姐来为他争光。这些话都叫她老人家听得高兴极了，我总觉得我应该在这方面特别留意。”

班纳特先生说：“你说得很恰当，你既然有这种才能，能够非常巧妙地捧人家的场，这对于你自己也会有好处。我是否可以请教你一下：你这种讨人喜欢的奉承话，是临时想起来的呢，还是老早想好了的？”

“大半是看临时的情形想起来的；不过有时候我也自己跟自己打趣，预先想好一些很好的小恭维话，平常有机会就拿来应用，而且临说的时候，总是要装出是自然流露出来的。”

班纳特先生果然料想得完全正确，他这位表侄确实像他所想象的那样荒谬，他听得非常有趣，不过表面上却竭力保持镇静，除了偶尔朝着伊丽莎白望一眼以外，他并不需要别人来分享他这份愉快。

不过到吃茶的时候，这一场罪总算受完了。班纳特先生高高兴兴地把客人带到会客室里，等到茶喝完了，他又高高兴兴地邀请他朗诵点什么给他的太太和小姐们听。柯林斯先生立刻就答应了，于是她们就拿了一本书给他，可是一看到那本书（因为那本书一眼就可以看出是从流通图书馆借来的），他就吃惊得往后一退，连忙表明他从来不读小说

[2]

，请求她们原谅。吉蒂对他瞪着眼，丽迪雅叫起来了。于是她们另外拿了几本书来，他仔细考虑了一下以后，选了一本弗迪斯的《讲道集》

[3]

。他一摊开那本书，丽迪雅不禁目瞪口呆，等到他那么单调无味、一本正经地刚要读完三页的时候，丽迪雅赶快岔断了他：

“妈妈，你知不知道腓力普姨爹要解雇李却？要是他真的要解雇他，弗斯脱上校一定愿意雇他。这是星期六那一天姨妈亲自告诉我的。我打算明天上麦里屯去多了解一些情况，顺便问问他们，丹尼先生什么时候从城里回来。”

两个姐姐都吩咐丽迪雅住嘴；柯林斯先生非常生气，放下了书本，说道：

“我老是看到年轻的小姐们对正经书不感兴趣，不过这些书完全是为了她们的好处写的。老实说，这不能不叫我惊奇，因为对她们最有利益的事情，当然莫过于圣哲的教训。可是我也不愿意勉强我那年轻的表妹。”

于是他转过身来要求班纳特先生跟他玩“贝茄梦”

[4]

，班纳特先生一面答应了他，一面说，这倒是个聪明的办法，还是让这些女孩子们去搞她们自己的小玩艺儿吧。班纳特太太和她几个女儿极有礼貌地向他道歉，请他原谅丽迪雅岔断了他朗诵圣书，并且说，他要是重新把那本书读下去，她保证决不会有同样的事件发生。柯林斯先生请她们不要介意，说是他一点儿也不怪表妹，决不会认为她冒犯了他而把她怀恨在心。他解释过以后，就跟班纳特先生坐到另一张桌子上去，准备玩“贝茄梦”。

连忙声明他从来不读小说

[1]
四个人玩的一种牌戏，风行于18世纪初叶。

[2]
这里应该指出，英国小说所以盛行于18世纪，是和英国17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分不开的。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前的封建社会里，英国流行着一种传奇文学（romance），这是一种非现实的、封建意识形态的文学，它在政治上的作用就是利用一个“理想的”世界来粉饰现实，以巩固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而18世纪一切现实主义的小说都是随着封建主义的解体而来的，所以都是“反传奇的”（Anti-romance），因此在18世纪的初叶，封建贵族都不愿意读小说。柯林斯所以不读小说，也正是这种封建意识形态的流露，试比较本书第8章达西讲到一个多才多艺的女子应具备的条件时，便说：“……还应该多读书，长见识，有点真才实学。”这里所谓多读书，系指多读小说，这也正是当时新兴的商业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反映。

[3]
弗迪斯系指詹姆斯·弗迪斯，是苏格兰的一个牧师，著有《对青年妇女的讲道集》，出版于1765年，主要内容系向青年妇女灌输封建道德。奥斯丁在这里以诙谐讽刺的笔墨对当时的旧道德作了无情的抨击。

[4]
一种用骰子做比赛的游戏。

第十五章

柯林斯先生并不是个通情达理的人，他虽然也受过教育，也踏进了社会，但是先天的缺陷却简直没有得到什么弥补。他大部分日子是在他那守财奴的文盲父亲的教导下度过的。他也算进过大学

[1]

，实际上不过照例住了几个学期，并没有结交一个有用的朋友。他的父亲管束得他十分严厉，因此他的为人本来很是谦卑，不过他本是个蠢材，现在生活又过得很悠闲，当然不免自高自大，何况年纪轻轻就发了意外之财，更其自视甚高，哪里还谈得上谦卑。当时汉斯福教区有个牧师空缺，他鸿运亨通，得到了咖苔琳·德·包尔夫人的提拔。他看到他的女施主地位颇高，便悉心崇拜，备加尊敬；另方面又自命不凡，自以为当上了教士，该有怎样怎样的权力，作为一个教区的主管牧师，又该享受怎样怎样的权利，于是他一身兼有了骄傲自大和谦卑顺从的两重性格。

他现在已经有了一幢好房子，一笔可观的收入，想要结婚了。他所以要和浪搏恩这家人家讲和修好，原是想要在他们府上找个太太。要是这家人家的几位小姐果真像大家所传闻的那么美丽可爱，他一定要挑选一个。这就是他所谓补偿的计划，赎罪的计划，为的是将来继承她们父亲的遗产时可以问心无愧。他认为这真是个独出心裁的办法，既极其妥善得体，又来得慷慨豪爽。

他看到这几位小姐之后，并没有变更本来的计划。一看到吉英那张可爱的脸蛋儿，他便拿定了主张，而且更加确定了他那些老式的想法，认为一切应当先尽最大的一位小姐。头一个晚上他就选中了她
。不过第二天早上他又变更了主张，因为他和班纳特太太亲亲密密地谈了一刻钟的话，开头谈谈他自己那幢牧师住宅，后来自然而然地把自己的心愿招供了出来，说是要在浪搏恩找一位太太，而且要在她的令嫒们中间找一位。班纳特太太亲切地微笑着，而且一再鼓励他，不过谈到他选定了吉英，她就不免要提请他注意一下了。“讲到我几个小女儿，我没有什么意见——当然也不能一口答应——不过我还没有听说她们有什么对象；至于我的大女儿，我可不得不提一提——我觉得有责任提醒你一下——大女儿可能很快就要订婚了。”

柯林斯先生只得撇开吉英不谈，改选伊丽莎白，一下子就选定了——就在班纳特太太拨火的那一刹那之间选定的。伊丽莎白无论是年龄，美貌，比吉英都只差一步，当然第二个就要轮到她。

班纳特太太得到这个暗示，如获至宝，她相信很快就可以嫁出两个女儿了；昨天她提都不愿意提到的这个人，现在却叫她极为重视了。

丽迪雅原说要到麦里屯去走走，她这个念头到现在还没有打消。除了曼丽之外，姐姐们都愿意跟她同去；班纳特先生为了要把柯林斯先生撵走，好让自己在书房里清净一阵，便请他也伴着她们一起去。原来柯林斯先生吃过早饭以后，就跟着他到书房里来了，一直待到那时候还不想走，名义上在看他所收藏的那本大型的对开本，事实上却在滔滔不绝地跟班纳特先生大谈他自己在汉斯福的房产和花园，弄得班纳特先生心烦意乱。他平常待在书房里就是为了要图个悠闲清净。他曾经跟伊丽莎白说过，他愿意在任何一间房间里接见愚蠢和自高自大的家伙，书房里可就不能让那些人插足了。因此他立刻恭恭敬敬地请柯林斯先生伴着他女儿们一块儿去走走，而柯林斯先生本来也适合做一个步行家，不适合做一个读书人，于是非常高兴地合上书本走了。

他一路废话连篇，表妹们只得客客气气地随声附和，就这样打发着时间，来到了麦里屯。几位年纪小的表妹一到那里，就再也不去理会他
了。她们的眼睛立刻对着街头看来看去，看看有没有军官们走过，此外就只有商店橱窗里的极漂亮的女帽，或者是最新式的花洋布，才能吸引住她们。

不到一会儿工夫，这许多小姐都注意到一位年轻人身上去了。那人她们从来没见过，一副道地的绅士气派，正跟一个军官在街道那边散步。这位军官就是丹尼先生，丽迪雅正要打听他从伦敦回来了没有。当她们打那儿走过的时候，他鞠了一个躬。大家看到那个陌生人风度翩翩，都愣了一下，只是不知道这人是谁。吉蒂和丽迪雅决定想法子去打听，便借口要到对面铺子里去买点东西，带头走到街那边去了。也正是事有凑巧，她们刚刚走到人行道上，那两个男人也正转过身来，走到那地方。丹尼马上招呼她们，并请求她们让他把他的朋友韦翰先生介绍给她们。他说韦翰是前一天跟他一块儿从城里回来的，而且说来很高兴，韦翰已经被任命为他们团里的军官。这真是再好也没有了，因为韦翰这位青年，只要穿上一身军装，便会十全十美。他的容貌举止确实讨人喜欢。他没有一处长得不漂亮，眉目清秀，身材魁梧，谈吐又十分动人。一经介绍之后，他就高高兴兴、恳恳切切地谈起话来——既恳切，又显得非常正派，而且又有分寸。他们正站在那儿谈得很投机的时候，忽然听到一阵得得的马蹄声，只见达西和彬格莱骑着马从街上过来。这新来的两位绅士看见人堆里有这几位小姐，便连忙来到她们跟前，照常寒暄了一番。带头说话的是彬格莱，他大部分的话都是对班纳特小姐说的。他说他正要赶到浪搏恩去拜访她。达西先生证明他没有撒谎，同时鞠了个躬。达西正打算把眼睛从伊丽莎白身上移开，这时突然看到了那个陌生人。只见他们两人面面相觑，大惊失色，伊丽莎白看到这个邂逅相遇的场合，觉得很是惊奇。两个人都变了脸色，一个惨白，一个通红。过了一会儿，韦翰先生按了按帽子，达西先生勉强回了一下礼。这是什么意思呢？既叫人无从想象，又叫人不能不想去打听一下。

又过了一会儿，彬格莱先生若无其事地跟他们告别了，骑着马跟他朋友管自走了。

丹尼先生和韦翰先生陪着几位年轻的小姐，走到腓力普家门口，丽迪雅小姐硬要他们进去，甚至腓力普太太也打开了窗户，大声地帮着她邀请，他们却鞠了个躬告辞而去。

腓力普太太一向喜欢看到她的姨侄女儿们，那大的两个新近不常见面，因此特别受欢迎。她恳切地说，她们姐妹俩突然回家来，真叫她非常惊奇，要不是碰巧在街上遇到钟斯医生的药铺子里那个跑街的小伙子告诉她，说是班纳特家的两位小姐都已回家，不用再送药到尼日斐花园去，那她到现在还不知道她们回来了呢，这是因为她们家里没有打发马车去接她们的缘故。正当她们这样闲谈的时候，吉英向她介绍柯林斯先生。她不得不跟他寒暄几句，她极其客气地表示欢迎他，他也加倍客气地应酬她，而且向她道歉，说是素昧生平，不该这么冒冒失失，闯到她府上来，又说他毕竟还是非常高兴，因为介绍他的那几位年轻小姐和他还有些亲戚关系，因此他的冒昧前来也还勉强说得过去。这种过分的礼貌使腓力普太太受宠若惊。不过，正当她仔细打量着这一位生客的时候，她们姐妹俩却又把另一位生客的事情，大惊小怪地提出来向她问长问短，她只得又来回答她们的话，可是她能够说给姨侄女儿们听的，也无非是她们早已知道了的一些情形。她说那位生客是丹尼先生刚从伦敦带来的，他将要在某某郡担任起一个中尉的职责，又说，他刚刚在街上走来走去的时候，她曾经对他望了整整一个钟头之久。这时如果韦翰先生从这儿经过，吉蒂和丽迪雅一定还要继续张望他一番；可惜现在除了几位军官之外，根本没有人从窗口走过，而这些军官们同韦翰一比较，都变成一些“愚蠢讨厌的家伙”了。有几个军官明天要上腓力普家里来吃饭。姨母说，倘若她们一家人明天晚上能从浪搏恩赶来，那么她就要打发她的丈夫去拜访韦翰先生一次，约他也来。大家都同意了；腓力普太太说，明天要给她们来一次热闹而有趣的抓彩票的玩艺儿，玩过之后再吃一顿晚饭。想到了明天这一场欢乐，真叫人兴奋，因此大家分别的时候都很快乐。柯林斯先生走出门来，又再三道谢，主人也礼貌周全地请他不必过分客气。

回家的时候，伊丽莎白一路上把刚刚亲眼看见的那两位先生之间的一幕情景说给吉英听。假使他们两人之间真有什么宿怨，吉英一定要为他们两人中间的一人辩护，或是为两人辩护，只可惜她跟她妹妹一样，对于这两个人的事情完全摸不着头脑。

柯林斯先生回来之后，大大称赞腓力普太太的殷勤好客，班纳特太太听得很满意。柯林斯说，除了咖苔琳夫人母女之外，他生平从来没见过更风雅的女人，因为他虽然和她素昧生平，她却对他礼貌周全，甚至还指明要请他明天一同去吃晚饭。他想，这件事多少应该归功于他和她们的亲戚关系，可是这样殷勤好客的事，他还是生平第一次碰到呢。

[1]
按指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

第十六章

年轻的小姐们跟她们姨妈的约会，并没有遭受到反对。柯林斯只觉得来此作客，反而把班纳特夫妇整晚丢在家里，未免有些过意不去，可是他们叫他千万不要放在心上。于是他和他的五个表妹便乘着马车，准时到了麦里屯。小姐们一走进客厅，就听说韦翰先生接受了她们姨爹的邀请，而且已经驾到，觉得很是高兴。

大家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便都坐了下来。柯林斯先生悠闲自在地朝四下望望，瞻仰瞻仰一切；屋子的尺寸和里面的家具使他十分惊羡，他说他好像进了咖苔琳夫人在罗新斯的那间消夏的小饭厅。这个比喻开头并不怎么叫主人家满意，可是后来腓力普太太弄明白了罗新斯是一个什么地方，它的主人是谁，又听他说起咖苔琳夫人的一个会客间的情形，光是一只壁炉架就要值八百英镑，她这才体会到他那个譬喻实在太恭维她了，即使把她家里比作罗新斯的管家奶奶的房间，她也不反对了。

柯林斯在讲述咖苔琳夫人和她公馆的富丽堂皇时，偶然还要穿插上几句话，来夸耀他自己的寒舍，说他的住宅正在装潢改善中等等，他就这样自得其乐地一直扯到男客们进来为止。他发觉腓力普太太很留心听他的话，她愈听就愈把他看得了不起，而且决定一有空就把他的话传播出去。至于小姐们，实在觉得等得太久了，因为她们不高兴听她们表兄的闲扯，又没事可做，想弹弹琴又不成，只有照着壁炉架上那些瓷器的样子，漫不经心地画些小玩艺儿消遣消遣。等待的时间终于过去了，男客们来了。韦翰先生一走进来，伊丽莎白就觉得，无论是上次看见他的时候也好，从上次见面以来想起他也好，她都并没对他产生过哪怕一丁点儿的盲目的爱。某某郡的军官们都是一批名誉很好的绅士气派的人物，参加这次宴会的尤其是他们之中的精华。韦翰先生无论在人品上，相貌上，风度上，地位上，都远远地超过他们，正如他们
远远地超过那位姨爹一样——瞧那位肥头胖耳、大腹便便的姨爹，他正带着满口葡萄酒味，跟着他们走进屋来。

韦翰先生是当天最得意的男子，差不多每个女人的眼睛都朝着他看；伊丽莎白是当天最得意的女子，韦翰终于在她
的身旁坐了下来。他马上就跟她攀谈，虽然谈的只是些当天晚上下雨和雨季可能就要到来之类的话，可是他那么和颜悦色，使她不禁感觉到即使最平凡、最无聊、最陈旧的话，只要说话的人有技巧，还是一样可以说得动听。

说起要博得女性的青眼，柯林斯先生遇到像韦翰先生和军官们这样的劲敌，真变得无足轻重了。他在小姐们眼睛里实在算不上什么，幸亏好心的腓力普太太有时候还听听他谈话，她又十分细心，尽量把咖啡和松饼敬给他吃。

一张张牌桌摆好以后，柯林斯便坐下来一同玩“惠斯脱”

[1]

，总算有了一个机会报答她的好意。

他说：“我对这玩艺儿简直一窍不通，不过我很愿意把它学会，以我这样的身份来说——”腓力普太太很感激他的好意，可是却不愿意听他谈论什么身份地位。

韦翰先生没有玩“惠斯脱”，因为他被小姐们高高兴兴地请到另一张桌子上去玩牌，坐在伊丽莎白和丽迪雅之间。开头的形势很叫人担忧，因为丽迪雅是个十足的健谈家，大有把他独占下来的可能；好在她对于摸奖也同样爱好，立刻对那玩艺儿大感兴趣，一股劲儿下注，得奖之后又大叫大嚷，因此就无从特别注意到某一个人身上去了。韦翰先生一面跟大家应付这玩艺儿，一面从容不迫地跟伊丽莎白谈话。伊丽莎白很愿意听他说话，很想了解一下他和达西先生过去的关系，可是她要听的他未必肯讲。于是她提也不敢提到那位先生。后来出人意料之外，韦翰先生竟自动地谈到那个问题上去了，因此她的好奇心到底还是得到了满足。韦翰先生问起尼日斐花园离开麦里屯有多远。她回答了他以后，他又吞吞吐吐地问起达西先生已经在那儿待了多久。

某某郡的军官们

伊丽莎白说：“大概有一个月了。”为了不愿意让这个话题放松过去，她又接着说：“据我所知，他是德比郡的一个大财主。”

“是的，”韦翰回答道。“他的财产很可观——每年有一万镑的净收入。说起这方面，谁也没有我知道得确实，因为我从小就和他家里有特别关系。”

伊丽莎白不禁显出诧异的神气。

“班纳特小姐，你昨天也许看到我们见面时那种冷冰冰的样子吧，难怪你听了我的话会觉得诧异。你同达西先生很熟吗？”

“我也只希望跟他这么熟就够了，”伊丽莎白冒火地叫道。“我和他在一起待了四天，觉得他很讨厌。”

韦翰说：“他究竟讨人喜欢还是讨人厌，我可没有权利说出我的
意见。我不便发表意见。我认识他太久，跟他也处得太熟，因此很难做个公正的判断人。我
不可能做到大公无私。不过我敢说，你对他的看法会叫人吓一跳的，或许你在别的地方就不会说得这样过火吧。这儿都是你自己人呢。”

“老实说，除了在尼日斐花园以外，我到附近任何人家去都会这样说。哈福德郡根本就没有人喜欢他。他那副傲慢的气派，哪一个见了都讨厌。你绝不会听到人家说他一句好话。”

歇了一会儿，韦翰说：“说句问心无愧的话，不管是他也好，是别人也好，都不应该受到人家过分的抬举。不过对于他这个人，情况往往不是这样。他的有钱有势蒙蔽了天下人的耳目，他那目空一切、盛气凌人的气派又吓坏了天下人，弄得大家只有顺着他的心意去看待他。”

“我虽然跟他并不太熟，可是我认为他是个脾气很坏的人。”韦翰听了这话，只是摇头。

等到有了说话的机会，他又接下去说：“我不知道他是否打算在这个村庄里多住些时候。”

“我完全不知道；不过，我在尼日斐花园的时候，可没有听说
他要走。你既然喜欢某某郡，打算在那里工作，我但愿你不要因为他在附近而影响了你原来的计划。”

“噢，不；我才不会让达西先生赶走呢。要是他
不愿意看到我，那就得他走。我们两个人的交情搞坏了，我见到他就不好受，可是我没有理由要避开他
，我只是要让大家知道他是怎样亏待了我，他的为人处世怎样使我痛心。班纳特小姐，他那去世的父亲，那位老达西先生，却是天下最好心的人，也是我生平最最真心的朋友；每当我同现在这位达西在一起的时候，就免不了逗起千丝万缕温存的回忆，从心底里感到苦痛。他对待我的行为真是恶劣万分；可是我千真万确地相信，我一切都能原谅他，只是不能容忍他辜负他先人的厚望，辱没他先人的名声。”

伊丽莎白对这件事越来越感到兴趣，因此听得很专心。但是这件事很蹊跷，她不便进一步追问。

韦翰先生又随便谈了些一般的事情。他谈到麦里屯，谈到四邻八舍和社交之类的事，凡是他所看到的事情，他谈起来都非常欣喜，特别是谈到社交问题的时候，他的谈吐举止更显得温雅殷勤。

他又说：“我所以喜欢某某郡，主要是为了这儿的社交界都是些上等人，又讲交情，我又知道这支部队名声很好，受到大家爱护，加上我的朋友丹尼为了劝我上这儿来，又讲起他们目前的营房是多么好，麦里屯的人们对待他们又多么殷勤，他们在麦里屯又结交了多少好朋友。我承认我是少不了社交生活的。我是个失意的人，精神上受不了孤寂。我一定
要有职业和社交生活。我本来不打算过行伍生活，可是由于环境所迫，现在也只好去参加军队了。我本应该
做牧师的，家里的意思本来也是要培养我做牧师；要是我博得了我们刚刚谈到的这位先生的喜欢，说不定我现在也有一份很可观的牧师俸禄呢。”

“是吗？”

“怎么会不是！老达西先生遗嘱上说明，牧师职位一有了最好的空缺就给我。他是我的教父，非常疼爱我。他待我的好意，我真无法形容。他要使我衣食丰裕，而且他自以为已经做到了这一点，可是等到牧师职位有了空缺的时候，却落到别人名下去了。”

“天哪！”伊丽莎白叫道；“怎么会有那种
事情，怎么能够不依照他的遗嘱办事？你干吗不依法申诉？”

“遗嘱上讲到遗产的地方，措辞很含混，因此我未必可以依法申诉。照说，一个要面子的人是不会怀疑先人的意图的；可是达西先生偏偏要怀疑，或者说，他认为遗嘱上也只是说明有条件地提拔我，他硬要说我浪费和荒唐，因此要取消我的一切权利。总而言之，不说则已，说起来样样坏话都说到了。那个牧师位置居然在两年前空出来了，那正是我够年龄掌握那份俸禄的那年，可是却给了另一个人。我实在无从责备我自己犯了什么过错而活该失掉那份俸禄，除非说我性子急躁，心直口快，有时候难免在别人面前说出我对他的想法，甚至还当面顶撞他。也不过如此而已。只不过我们完全是两样的人，他因此怀恨我。”

“这真是骇人听闻！应该叫他在公开场合丢丢脸。”

“迟早总会有人来叫他丢脸，可是我
决不会去难为他的。除非我对他的先人忘恩负义，我决不会揭发他
，跟他作对。”

伊丽莎白十分钦佩他这种见地，而且觉得他把这种见地讲出来以后，他越发显得英俊了。

歇了一会儿，她又说道：“可是他究竟是何居心？他为什么要这样作践人呢？”

“无非是决心要跟我结成不解的怨恨，我认为他这种结怨是出于某种程度上的嫉妒。要是老达西先生对待我差一些，他的儿子自然就会跟我处得好一些。我相信就是因为他的父亲太疼爱我了，这才使他从小就感到气恼。他肚量狭窄，不能容忍我跟他竞争，不能容忍我比他强。”

“我想不到达西先生竟会这么坏。虽说我从来没有对他有过好感，可也不十分有恶感。我只以为他看不起人，却不曾想到他卑鄙到这样的地步——竟怀着这样恶毒的报复心，这样的不讲理，没有人道！”

她思索了一会儿，便接下去说：“我的确记得，有一次他还在尼日斐花园里自鸣得意地说起，他跟人家结下了怨恨就无法消解，他生性就爱记仇。他的性格一定叫人家很厌恶。”

韦翰回答道：“在这件事情上，我的意见不一定靠得住，因为我对他难免有成见。”

伊丽莎白又沉思了一会儿，然后大声说道：“你是他父亲的教子，朋友，是他父亲所器重的人，他怎么竟这样作践你！”她几乎把这样的话也说出口来：“他怎么竟如此对待像你这样的一个青年，光凭你一副脸蛋儿人家准知道你是个和蔼可亲的人。”不过，她到底还是改说了这样几句话：“何况你从小就和他在一起，而且像你所说的，关系非常密切。”

“我们是在同一个教区，同一个花园里长大的。我们的少年时代大部分是在一起过的——同住一幢房子，同在一起玩耍，受到同一个父亲的疼爱。我父亲所干的行业就是您姨爹腓力普先生得心应手的那门行业，可是先父生前为了替老达西先生效劳，把自己的事都搁在一边，用出全副精力来照管彭伯里的财产。老达西先生对他极为器重，把他看做最知己的心腹朋友。老达西先生一向承认先父管家有方，使他受惠非浅，因此在先父临终的时候，他便自动提出要负担我一切的生活费用。我相信他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对先父感恩，另一方面是为了疼爱我。”

伊丽莎白叫道：“多奇怪！多可恶！我真不明白，这位达西先生既然这样有自尊心，怎么又这样亏待你！要是没有别的更好的理由，那么，他既是这么骄傲，就应该不屑于这样阴险——我一定要说这是阴险。”

“的确稀奇，”韦翰回答道；“归根结底来说，差不多他的一切行动都是出于傲慢，傲慢成了他最要好的朋友。照说他既然傲慢，就应该最讲求道德。可是人总免不了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他对待我就是意气用事多于傲慢。”

“像他这种可恶的傲慢，对他自己有什么好处？”

“有好处；常常使他做起人来慷慨豪爽——花钱不吝啬，待人殷勤、资助佃户，救济贫苦人。他所以会这样，都是因为门第祖先使他感到骄傲，他对于他父亲的为人也很引为骄傲。他主要就是为了不要有辱家声，有违众望，不要失掉彭伯里族的声势。他还具有做哥哥身份的骄傲，这种骄傲，再加上一些手足的情分，使他成了他妹妹的亲切而细心的保护人；你自会听到大家都一致称赞他是位体贴入微的最好的哥哥。”

“达西小姐是个怎么样的姑娘？”

韦翰摇摇头。“我但愿能够说她一声可爱。凡是达西家里的人，我都不忍心说他们一句坏话。可是她的确太像她的哥哥了——非常非常傲慢。她小时候很亲切，很讨人喜爱，而且特别喜欢我。我常常陪她接连玩上几个钟头。可是现在我可不把她放在心上了。她是个漂亮姑娘，大约十五六岁，而且据我知道，她也极有才干。她父亲去世以后，她就住在伦敦，有位太太陪她住在一起，教她读书。”

他们又东拉西扯地谈了好些别的话，谈谈歇歇，后来伊丽莎白不禁又扯到原来的话题上来。她说：

“我真奇怪，他竟会和彬格莱先生这样知己。彬格莱先生的性情那么好，而且他的为人也极其和蔼可亲，怎么会跟这样一个人交起朋友来？他们怎么能够相处呢？你认识彬格莱先生吗？”

“我不认识。”

“他的确是个和蔼可亲的好性子的人。他根本不会明白达西先生是怎样一个人。”

“也许不明白；不过达西先生要讨人欢喜的时候，他自有办法。他的手腕很高明。只要他认为值得跟人家攀谈，他也会谈笑风生。他在那些地位跟他相等的人面前，在那些处境不及他的人面前，完全是两个人。他处处傲慢，可是跟有钱的阔人在一起的时候，他就显得胸襟磊落、公正诚实、讲道理、要面子，也许还会和和气气，这都是看在人家身价地位的分上。”

“惠斯脱”牌散场了，玩牌的人都围到另一张桌子上来，柯林斯先生站在他的表妹伊丽莎白和腓力普太太之间。腓力普太太照例问他赢了没有。他没有赢，他完全输了。腓力普太太表示为他惋惜，于是他郑重其事地告诉她说，区区小事何必摆在心上，因为他根本不看重钱，请她不要觉得心里不安。

他说：“我很明白，太太，人只要坐上了牌桌，一切就得看自己的运气了，幸亏我并不把五个先令当作一回事。当然好些人就不会像我这样说法，也是多亏咖苔琳·德·包尔夫人，有了她，我就不必为这点小数目心痛了。”

这话引起了韦翰先生的注意。韦翰看了柯林斯先生几眼，便低声问伊丽莎白，她这位亲戚是不是同德·包尔家很相熟。

伊丽莎白回答道：“咖苔琳·德·包尔夫人最近给了他一个牧师职位。我简直不明白柯林斯先生是怎么受到她赏识的，不过他一定没有认识她多久。”

“想你一定知道咖苔琳·德·包尔夫人和安妮·达西夫人是姐妹吧。咖苔琳夫人正是现在这位达西先生的姨母呢。”

“不知道，我的确不知道。关于咖苔琳夫人的亲戚，我半点儿都不知道。我还是前天才晓得有她这个人的。”

“她的女儿德·包尔小姐将来会承受到一笔很大的财产，大家都相信她和她的姨表兄将来会把两份家产合并起来。”

这话不禁叫伊丽莎白笑了起来，因为这使她想起了可怜的彬格莱小姐。要是达西果真已经另有心上人，那么，彬格莱小姐的百般殷勤都是枉然，她对达西妹妹的关怀以及对达西本人的赞美，也完全白费了。

“柯林斯先生对咖苔琳夫人母女俩真是赞不绝口，可是听他讲起那位夫人来，有些地方真叫我不得不怀疑他说得有些过分，对她感激得迷住了心窍。尽管她是他的恩人，她仍然是个既狂妄又自大的女人。”

“我相信她这两种毛病都很严重，”韦翰回答道。“我有多少年没见过她了，可是我记得我自己一向讨厌她，因为她为人处世既专横又无礼。大家都说她非常通情达理；不过我总以为人家所以夸她能干，一方面是因为她有钱有势，一方面因为她盛气凌人，加上她又有那么了不起的一个姨侄，只有那些具有上流社会教养的人，才巴结得上他。”

伊丽莎白承认他这番话说得很有理。他们俩继续谈下去，彼此十分投机，一直谈到打牌散场吃晚饭的时候，别的小姐们才有机会分享一点韦翰先生的殷勤。腓力普太太宴请的这些客人们正在大声喧哗，简直叫人无法谈话，好在光凭他的举止作风，也就足以博得每个人的欢心了。他一言一语十分风趣，一举一动非常温雅。伊丽莎白临走时，脑子里只想到他一个人。她在回家的路上一心只想到韦翰先生，想到他跟她说过的那些话，可是一路上丽迪雅和柯林斯先生全没有住过嘴，因此她连提到他名字的机会也没有。丽迪雅不停地谈到抓彩票，谈到她哪一次输了又哪一次赢了；柯林斯先生尽说些腓力普先生和腓力普太太的殷勤款待，又说打“惠斯脱”输了几个钱他毫不在乎，又把晚餐的菜肴一盘盘背出来，几次三番地说是怕自己挤了表妹们。他要说的话太多，当马车停在浪搏恩的屋门口时，他的话还没有说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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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四人玩的牌戏，与桥牌大同小异。

第十七章

第二天，伊丽莎白把韦翰先生跟她自己说的那些话全告诉了吉英。吉英听得又是惊奇又是关心。她简直不能相信，达西先生会这样地不值得彬格莱先生器重，可是，像韦翰这样一个青年美男子，她实在无从怀疑他说话不诚实。一想到韦翰可能真的受到这些亏待，她就不禁起了怜惜之心；因此她只得认为他们两位先生都是好人，替他们双方辩白，把一切无法解释的事都解释作意外和误会。

吉英说：“我认为他们双方都受了人家的蒙蔽，至于是怎样受到蒙蔽的，我们当然无从猜测，也许是哪一个有关的人从中挑拨是非。简单地说，除非我们有确确实实的根据可以责怪任何一方，我们就无从凭空猜想出他们是为了什么事才不和睦的。”

“你这话说得不错。那么，亲爱的吉英，你将替这种有关的人说些什么话呢？你也得替这种
人辩白一下呀，否则我们又不得不怪到某一个人身上去了。”

“你爱怎么取笑就怎么取笑吧，反正你总不能把我的意见笑掉。亲爱的丽萃，你且想一想，达西先生的父亲生前那样地疼爱这个人，而且答应要赡养他，如今达西先生本人却这般亏待他，那他简直太不像话了。这是不可能的。一个人只要还有点起码的人道之心，只要多少还尊重自己的人格，就不会做出这种事来。难道他自己的最知己的朋友，竟会被他蒙蔽到这种地步吗？噢！不会的。”

“我还是认为彬格莱先生受了他的蒙蔽，并不认为韦翰先生昨儿晚上跟我说的话是捏造的。他把一个个的人名，一桩桩的事实，都说得有根有据，毫无虚伪做作。倘若事实并非如此，那么让达西先生自己来辩白吧。你只要看看韦翰那副神气，就知道他没有说假话。”

和自己要好的朋友重逢，真是非常高兴

“这的确叫人很难说——也叫人难受。叫人不知道怎么想法才好。”

“说句你不见怪的话，人家完全知道该怎么样想法。”

吉英只有一桩事情是猜得准的，那就是说，要是彬格莱先生果真受了蒙蔽，那么，一旦真相大白，他一定会万分痛心。

两位年轻的小姐正在矮树林里谈得起劲，忽然家里派人来叫她们回去，因为有客人上门来——事情真凑巧，来的正是她们所谈到的那几位。原来尼日斐花园下星期二要举行一次盼望了好久的舞会，彬格莱先生跟他的姐妹们特地亲自前来邀请她们参加。那两位小姐和自己要好的朋友重逢，真是非常高兴。她们说，自从分别以来，恍若隔世，又一再地问起吉英别来做些什么。她们对班纳特府上其余的人简直不理不睬。她们尽量避免班纳特太太的纠缠，又很少跟伊丽莎白交谈，至于对别的人，那就根本一句话也不说了。她们一会儿就告辞了，而且出于她们的兄弟彬格莱先生的意料之外，那两位小姐一骨碌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拔腿就走，好像急于要避开班纳特太太那些纠缠不清的繁文缛节似的。

尼日斐花园要举行舞会，这一件事使这一家的太太小姐都高兴到极点。班纳特太太认为这次舞会是为了恭维她的大女儿才开的，而且这次舞会由彬格莱先生亲自登门邀请，而不是发请帖来请，这叫她更加高兴。吉英心里只是想象着，到了那天晚上，便可以和两个好朋友促膝谈心，又可以受到她们兄弟的殷勤款待；伊丽莎白高兴地想到可以跟韦翰先生跳好多好多次舞，又可以从达西先生的神情举止中把事情的底细看个水落石出。至于咖苔琳和丽迪雅，她们可不把开心作乐寄托于某一件事或某一个人身上，虽然她们俩也跟伊丽莎白一样，想要和韦翰先生跳上个大半夜，可是跳舞会上能够使她们跳个痛快的舞伴决不止他一个人，何况跳舞会究竟是跳舞会。甚至连曼丽也告诉家里人说，她对于这次舞会也不是完全不感到兴趣。

曼丽说：“只要每天上午的时间能够由我自己支配就够了。我认为偶然参加参加晚会并不是什么牺牲。我们大家都应该有社交生活。我认为谁都少不了要有些消遣和娱乐。”

伊丽莎白这会儿真太高兴了；她虽然本来不大跟柯林斯先生多话，现在也不禁问他是不是愿意上彬格莱先生那儿去作客，如果愿意，参加晚会是不是合适。出乎伊丽莎白的意料之外，柯林斯先生对于作客问题毫无犹豫，而且还敢跳舞，一点不怕大主教或咖苔琳·德·包尔夫人的指责。

他说：“老实告诉你，这样的舞会，主人是一个品格高尚的青年，宾客又是些体面人，我决不认为会有什么不好的倾向。我非但不反对自己跳舞，而且希望当天晚上表妹们都肯赏脸。伊丽莎白小姐，我就利用这次机会请你陪我跳头两场舞，我相信吉英表妹一定不会怪我对她有什么失礼吧，因为我这样尽先尽后有正当的理由。”

伊丽莎白觉得自己完全上了当。她本来一心要跟韦翰跳开头几场，如今却来了个柯林斯先生从中作梗！她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扫兴过，不过事到如今，已无法补救。韦翰先生的幸福跟她自己的幸福不得不耽搁一下了，她于是极其和颜悦色地答应了柯林斯先生的请求。她一想到柯林斯此番殷勤乃是别有用心，她就不太乐意。她首先就想到他已经在她的几个姐妹中间看中了她自己，认为她配做汉斯福牧师家里的主妇，而且当罗新斯没有更适当的宾客时，打起牌来要是三缺一，她也可以凑凑数。她这个想法立刻得到了证实，因为她观察到他对她越来越殷勤，只听得他老是恭维她聪明活泼。虽然从这场风波足以想见她的诱人的魅力，她可并不因此得意，反而感到惊奇，她的母亲不久又跟她说，他们俩是可能结婚的，这叫她做母亲的很喜欢。伊丽莎白对母亲这句话只当作没有听见，因为她非常明白，只要跟母亲搭起腔来，就免不了要大吵一场。柯林斯先生也许不会提出求婚，既然他还没有明白提出，那又何必为了他争吵。

自从尼日斐花园邀请班纳特家的几位小姐参加跳舞的那天起，到开舞会的那天为止，雨一直下个不停，弄得班家几个年纪小的女儿们没有到麦里屯去过一次，也无从去看望姨母，访问军官和打听新闻，要不是把参加舞会的事拿来谈谈，准备准备，那她们真要可怜死了。她们连跳舞鞋子上要用的玫瑰花也是叫别人去代买的。甚至伊丽莎白也对这种天气厌恶透了，就是这种天气弄得她和韦翰先生的友谊毫无进展。总算下星期二有个跳舞会，这才使吉蒂和丽迪雅熬过了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和星期一。

第十八章

伊丽莎白走进尼日斐花园的会客室，在一群穿着“红制服”的人里面寻找韦翰先生，找来找去都找不着，她从来没有一丝怀疑：他会不来。虽然想起了过去的种种事情而颇为担心，可是她的信心并没有因此受到影响，她比平常更小心地打扮了一番，高高兴兴地准备要把他那颗没有被征服的心全部征服，她相信在今天的晚会上，一定会让她把他那颗心完全赢到手。但是过了一会儿，她起了一种可怕的怀疑：莫不是彬格莱先生请军官们的时候，为了讨达西先生的好，故意没有请韦翰吗？虽然事实并非如此，不过他缺席的原委马上就由他的朋友丹尼先生宣布了。这是因为丽迪雅迫不及待地问丹尼，丹尼就告诉她们说，韦翰前一天上城里有事去了，还没有回来，又带着意味深长的微笑补充了几句：

“我想，他要不是为了要回避这儿的某一位先生，决不会就这么凑巧，偏偏这时候因事缺席。”

他这个消息丽迪雅虽然没有听见，却给伊丽莎白听见了。伊丽莎白因此断定：关于韦翰缺席的原因，虽然她开头没有猜对，却依旧是达西先生一手造成的。她觉得非常扫兴，对达西也就越发起了反感，因此后来当达西走上前来向她问好的时候，她简直不能好声好气地回答他。要知道，对达西殷勤，宽容，忍耐，就等于伤害韦翰。她决定不跟他说一句话，怏怏不乐地掉过头来就走，甚至跟彬格莱先生说起话来也不大快乐，因为他对达西的盲目偏爱引起了她的气愤。

伊丽莎白天生不大会发脾气，虽然她今天晚上大为扫兴，可是她情绪上并没有不愉快多少时候。她先把满腔的愁苦都告诉了那位一星期没有见面的夏绿蒂·卢卡斯小姐，过了一会儿又自告奋勇地把她表兄奇奇怪怪的情形讲给她听，一面又特别把他指出来给她看。头两场舞重新使她觉得烦恼，那是两场活受罪的跳舞。柯林斯先生又呆笨又刻板，只知道道歉，却不知道小心一些，往往脚步弄错了自己还不知道。他真是个十足叫人讨厌的舞伴，使她丢尽了脸，受尽了罪。因此，从他手里解脱出来，真叫她喜极欲狂。

她接着跟一位军官跳舞，跟他谈起韦翰的事。听他说，韦翰是个到处讨人喜爱的人，于是她精神上舒服了许多。跳过这几场舞以后，她就回到夏绿蒂·卢卡斯身边，跟她谈话，这时候突然听到达西先生叫她，出其不意地请她跳舞，她吃了一惊，竟然不由自主地答应了他。达西跳过以后便立刻走开了，于是她口口声声怪自己为什么这样没有主意。夏绿蒂尽力安慰她。

“你将来一定会发觉他很讨人喜欢的。”

“天不容！那才叫做倒了天大的霉呢！下定了决心去恨一个人，竟会一下子又喜欢起他来！别这样咒我吧。”

当跳舞重新开始、达西又走到她跟前来请她跳舞的时候，夏绿蒂禁不住跟她咬了咬耳朵，提醒她别做傻瓜，别为了对韦翰有好感，就宁可得罪一个比韦翰的身价高上十倍的人。伊丽莎白没有回答便下了舞池，她想不到居然会有这样的体面，跟达西先生面对面跳舞，她看见身旁的人们也同样露出了惊奇的目光。他们俩跳了一会儿，一句话也没有交谈。她想象着这两场舞可能一直要沉默到底，开头决定不要打破这种沉默，后来突然异想天开，认为如果逼得她的舞伴不得不说几句话，那就会叫他受更大的罪，于是她就说了几句关于跳舞方面的话。他回答了她的话，接着又是沉默。歇了几分钟，她第二次跟他攀谈——

“现在该轮到你
谈谈啦，达西先生。我既然谈了跳舞，你
就得谈谈舞池的大小以及有多少对舞伴之类的问题。”

他笑了笑，告诉她说，她要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

“好极了；这种回答眼前也说得过去了。待一忽儿我或许会谈到私人跳舞会比公共场所的跳舞会来得好；不过，我们现在可以不必做声了。”

“那么说，你跳起舞来照例总得要谈上几句吗？”

“有时候要的。你知道，一个人总得要说些话。接连半个钟头待在一块儿一声不响，那是够别扭的。不过有些人就偏偏巴不得说话愈少愈好，为这些人着想，谈话也不妨安排得少一点。”

“在目前这样的情况下，你是在照顾你自己的情绪呢，还是想要使我情绪上快慰？”

“一举两得，”伊丽莎白油滑地回答道。“因为我老是感觉到我们俩转的念头很相同。你我的性格跟人家都不大合得来，又不愿意多说话，难得开口，除非想说几句一鸣惊人的话，让大家当作格言来流传千古。”

他说：“我觉得你的性格并不见得就是这样，我的性格是否很近似这方面，我也不敢说。你
一定觉得你自己形容得很恰当吧。”

“我当然不能自己下断语。”

他没有回答，他们俩又沉默了，直等到又下池去跳舞，他这才问她是不是常常和姐妹们上麦里屯去溜达。她回答说常常去。她说到这里，实在按捺不住了，便接下去说：“你那天在那儿碰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正在结交一个新朋友呢。”

这句话立刻发生了效果。一阵傲慢的阴影罩上了他的脸，可是他一句话也没有说。伊丽莎白也说不下去了，不过她心里却在埋怨自己软弱。后来还是达西很勉强地先开口说：

“韦翰先生生来满面春风，交起朋友来得心应手。至于他是不是能和朋友们长久相处，那就不大靠得住了。”

伊丽莎白加重语气回答道：“他真不幸，竟失去了您的
友谊，而且弄成那么尴尬的局面，可能会使他一辈子都感受痛苦。”

达西没有回答，好像想要换个话题。就在这当儿，威廉·卢卡斯爵士走近他们身边，打算穿过舞池走到屋子的那一边去，可是一看到达西先生，他就停住了，礼貌周全地向他鞠了一躬，满口称赞他跳舞跳得好，舞伴又找得好。

“我真太高兴了，亲爱的先生，跳得这样一脚好舞，真是少见。你毫无问题是属于第一流的人才。让我再唠叨一句，你这位漂亮的舞伴也真配得上你，我真希望常常有这种眼福，特别是将来有一天某一桩好事如愿的时候，亲爱的伊丽莎小姐。”（他朝着她的姐姐和彬格莱望了一眼）“那时候将会有怎样热闹的祝贺场面啊。我要求达西先生：——可是我还是别打搅你吧，先生。你正在和这位小姐谈得心醉神迷，如果我耽搁了你，你是不会感激我的，瞧她那一双明亮的眼睛也在责备我呢。”

后半段话达西几乎没有听见。可是威廉爵士提起他那位朋友，却不免叫他心头大受震动，于是他一本正经地去望着那正在跳舞的彬格莱和吉英。他马上又镇定了下来，掉转头来对他自己的舞伴说：

“威廉爵士打断了我们的话，我简直记不起我们刚刚谈些什么了。”

“我觉得我们根本就没有谈什么。这屋子里随便哪两个人都不比我们说话说得少的，因此威廉爵士打断不了什么话。我们已经换过两三次话题，总是谈不投机，以后还要谈些什么，我实在想不出了。”

“谈谈书本如何？”他笑着说。

“书本！噢，不；我相信我们读过的书不会一样，我们的体会也各有不同。”

“你会这样想，我真
抱歉；假定真是那样，也不见得就无从谈起。我们也可以把不同的见解比较一下。”

“跳得这样一脚好舞，真是少见。”

“不——我无法在舞场里谈书本；我脑子里老是想着些别的事。”

“目前的场面老是吸引你的注意力，是不是？”他带着犹疑的眼光问。

“是的，老是这样，”她答道。其实她并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她的思想跑到老远的地方去了，你且听她突然一下子说出这样的话吧：“达西先生，我记得有一次听见你说，你生来不能原谅别人——你和别人一结下了怨，就消除不掉。我想，你结
的时候总该是很慎重的吧？”

“正是，”他坚决地说。

“你从来不会受到偏见的蒙蔽吗？”

“我想不会。”

“对于某些坚持己见的人说来，在拿定一个主张的时候，开头应该特别慎重地考虑一下。”

“是否可以允许我请教你一声，你问我这些话用意何在？”

她竭力装出若无其事的神气说：“只不过为了要解释解释你的
性格罢了，我想要把你的性格弄个明白。”

“那么你究竟弄明白了没有？”

她摇摇头。“我一点儿也弄不明白。我听到人家对于你的看法极不一致，叫我不知道相信谁的话才好。”

他严肃地答道：“人家对于我的看法极不一致，我相信其中一定大有出入。班纳特小姐，我希望你目前还是不要刻画我的性格，我怕这样做，结果对于你我都没有好处。”

“可是，倘若我现在不了解你一下，以后就没有机会了。”

于是他冷冷地答道：“我决不会打断你的兴头。”她便没有再说下去。他们俩又跳了一次舞，于是就默默无言地分手了。两个人都怏怏不乐，不过程度上不同罢了。达西心里对她颇有好感，因此一下子就原谅了她，把一肚子气愤都转到另一个人身上去了。

他们俩分手了不多一会儿，彬格莱小姐就走到伊丽莎白跟前来，带着一种又轻藐又客气的神气对她说：

“噢，伊丽莎小姐，我听说你对乔治·韦翰很有好感！你姐姐刚才还跟我谈到他，问了我一大堆的话。我发觉那年轻的哥儿虽然把什么事都说给你听了，可就偏偏忘了说他自己是老达西先生的账房老韦翰的儿子。他说达西先生待他不好，那完全是胡说，让我站在朋友的立场奉劝你，不要盲目相信他的话。达西先生一直待他太好了，只有乔治·韦翰用卑鄙的手段对待达西先生。详细情形我不清楚，不过这件事我完全知道，一点儿也不应该怪达西先生。达西一听见人家提到乔治·韦翰就受不了。我哥哥这次宴请军官们，本来也很难把他踢开，总算他自己知趣，避开了，我哥哥真高兴。他跑到这个村里来真是太荒谬了，我不懂他怎么竟敢这样做。伊丽莎小姐，我对你不起，揭穿了你心上人的过错。可是事实上你只要看看他那种出身，当然就不会指望他会干出什么好事来。”

伊丽莎白生气地说：“照你的说法，他的过错和他的出身好像是一回事啦，我倒没有听到你说他别的不是，只听到你骂他是达西先生的账房的儿子，老实告诉你，这一点他早已亲自跟我讲过了。”

“对不起，请原谅我好管闲事；不过我是出于一片好意。”彬格莱小姐说完这话，冷笑了一下，便走开了。

“无礼的小妞儿！”伊丽莎白自言自语地说。“你可转错了念头啦，你以为这样卑鄙地攻击人家一下，就影响了我对人家的看法吗？你这种攻击，倒叫我看穿了你自己的顽固无知和达西先生的阴险。”她接着便去找她自己的姐姐，因为姐姐也向彬格莱问起过这件事。只见吉英满脸堆笑，容光焕发，这足以说明当天晚会上的种种情景使她多么满意。伊丽莎白顿时就看出了她的心情；于是顷刻之间就把她自己对于韦翰的关怀、对于他仇人们的怨愤，以及其他种种感觉，都打消了，一心只希望吉英能够顺利地走上幸福的道路。

她也和姐姐同样满面堆笑地说道：“我想问问你，你有没有听到什么有关韦翰先生的事？也许你太高兴了，想不到第三个人身上去吧；果真是那样的话，我一定可以谅解你的。”

“没有的事，”吉英回答道，“我并没有忘记他，可惜我没有什么满意的消息可以告诉你。彬格莱先生并不了解他的全部底细，至于他主要在哪些方面得罪了达西先生，彬格莱先生更是一无所知；不过他可以担保他自己的朋友品行良好，诚实正派，他并且以为达西先生过去对待韦翰先生已经好得过分了。说来遗憾，从他的话和她妹妹的话来看，韦翰先生决不是一个正派的青年。我怕他果真是太莽撞，也难怪达西先生不去理睬他。”

“难道彬格莱先生自己不认识韦翰先生吗？”

“不认识，那天上午在麦里屯他还是初次和他见面。”

“那么，他这一番话是从达西先生那儿听来的啦。我满意极了。关于那个牧师职位的问题，他是怎么说的？”

“他只不过听达西先生说起过几次，详细情况他可记不清了，可是他相信，那个职位虽然规定了是给韦翰先生的，可也是有条件的。”

伊丽莎白激动地说：“彬格莱先生当然是个诚实君子喽，可是请你原谅，光凭几句话并不能叫我信服。彬格莱先生袒护他自己朋友的那些话，也许说得很有力；不过，他既然弄不清这件事的某些情节，而且另外一些情节又是听他朋友自己说的，那么，我还是不愿意改变我原来对他们两位先生的看法。”

她于是换了一个话题，使她们俩都能谈得更称心。她们俩在这方面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伊丽莎白高兴地听着吉英谈起，她在彬格莱先生身上虽然不敢存奢望，却寄托着多少幸福的心愿；她于是尽心竭力说了许多话来增加姐姐的信心。一会儿，彬格莱先生走到她们这里来了，伊丽莎白便退到卢卡斯小姐身边去。卢卡斯小姐问她跟刚才那位舞伴跳得是否愉快，她还没有来得及回答，只见柯林斯先生走上前来，欣喜欲狂地告诉她们说，他真幸运，发现了一件极其重要的事。

他说：“这真是完全出于我意料之外，我竟然发现这屋子里有一位是我女施主的至亲。我凑巧听到一位先生跟主人家的那位小姐说，他自己的表妹德·包尔小姐和他的姨母咖苔琳夫人。这些事真是太巧合了！谁想得到我会在这次的舞会上碰到咖苔琳·德·包尔夫人的姨侄呢！谢天谢地，我这个发现正是时候，还来得及去问候他，我打算现在就去，相信他一定不会怪我没有早些去问候他吧。我根本就不知道有这门亲戚，因此还有道歉的余地。”

“你打算去向达西先生自我介绍吗？”

“我当然打算去。我一定去求他原谅，请他不要怪我没有早些问候他。我相信他是咖苔琳夫人的姨侄。我可以告诉他说，上星期我还见到她老人家，她身体着实健康。”

伊丽莎白竭力劝他不要那么做，她说，他如果不经过人家介绍就去招呼达西先生，达西先生一定会认为他冒昧唐突，而不会认为他是奉承他姨母，又说双方根本不必打交道，即使要打交道，也应该由地位比较高的达西先生先来跟他通候。柯林斯先生听她这么说，便显出一副坚决的神气，表示非照着自己的意思去做不可，等她说完了，他回答道：

“亲爱的伊丽莎白小姐，你对于一切问题都有卓越的见解，我非常敬佩，可是请你听我说一句：俗人的礼节跟教士们的礼节大不相同。请听我说，我认为从尊严方面看来，一个教士的位置可以比得上一个君侯，只要你能同时保持相当的谦虚。所以，这一次你应该让我照着我自己良心的吩咐，去做好我认为应当做的事情。请原谅我没有领受你的指教，要是在任何其他的问题上，我一定把你的指教当作座右铭，不过对于当前这个问题，我觉得，由于我还算读书明理，平日也曾稍事钻研，由我自己来决定比由你这样一位年轻小姐来决定要合适些。”他深深鞠了一躬，便离开了她，去向达西先生纠缠。于是她迫不及待地望着达西先生怎样对待他这种冒失行为，料想达西先生对于这种问候方式一定要大为惊讶。只见她这位表兄先恭恭敬敬地对达西鞠了个躬，然后再开口跟他说话。伊丽莎白虽然一句也没听到他说些什么，却又好像听到了他所有的话，因为从他那蠕动嘴唇的动作看来，他无非口口声声尽说些“道歉”、“汉斯福”、“咖苔琳·德·包尔夫人”之类的话。她看到表兄在这样的一个人面前出丑，心中好不气恼。达西先生带着毫不掩饰的惊奇目光斜睨着他，等到后来柯林斯先生唠叨够了，达西才带着一副敬而远之的神气，敷衍了他几句。柯林斯先生却并不因此而灰心扫兴，不再开口。等他第二次开口唠叨的时候，达西先生的轻蔑的神气显得更露骨了。他说完以后，达西先生随便欠了欠身子就走开了。柯林斯先生这才回到伊丽莎白跟前来。他跟伊丽莎白说：“告诉你，他那样接待我，我实在没有理由感到不满意。达西听到我的殷勤问候，好像十分高兴。他礼貌周全地回答了我的话，甚至恭维我说，他非常佩服咖苔琳夫人的眼力，没有提拔错了人。这的确是个聪明的想法。大体上说，我很满意他。”

伊丽莎白既然对舞会再也没有什么兴味，于是几乎把全部注意力都转移到她的姐姐和彬格莱先生身上去了。她把当场的情景都看在眼里，想象出了多少可喜的事情，几乎跟吉英自己感到同样的快活。她想象着姐姐做了这幢屋子里的主妇，夫妇之间恩爱弥笃，幸福无比。她觉得如果真有这样一天，那么，连彬格莱的两个姐妹，她也可以尽量对她们发生好感。她看见她母亲也明明正在转着同样的念头，因此她决定不要冒险走到母亲跟前去，免得又要听她唠叨个没完。因此当大家坐下来吃饭的时候，她看到母亲的座位跟她隔得那么近，她觉得真是受罪。只见母亲老是跟那个人（卢卡斯太太）在信口乱说，毫无忌讳，而且尽谈些她怎样盼望吉英马上跟彬格莱先生结婚之类的话，这叫伊丽莎白越发气恼。她们对这件事越谈越起劲，班纳特太太一个劲儿数说着这门姻缘有多少多少好处。首先，彬格莱先生是那么漂亮的一个青年，那么有钱，住的地方离她们只有三英里路，这些条件是令人满意的。其次，他的两个姐妹非常喜欢吉英，一定也像她一样地希望能够结成这门亲，这一点也很令人快慰。再其次，吉英的亲事既然攀得这么称心如意，那么，几个小女儿也就有希望碰上别的阔人。最后再说到她那几个没有出嫁的女儿，关于她们的终身大事，从此也可以委托给大女儿，不必要她自己再为她们去应酬交际了，于情于理，这都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怎奈班纳特太太生平就不惯于守在家里。她又预祝卢卡斯太太马上也会有同样的幸运，其实她明明是在趾高气扬地料定她没有这个福分。

伊丽莎白一心想要挫挫她母亲的谈锋，便劝她谈起得意的事情来要放得小声小气一点，因为达西先生就坐在她们对面，可见得大部分的话都让他听到了。可是劝也无用，她的母亲只顾骂她废话，她真是说不出的气恼。

“我倒请问你，达西先生与我有什么关系，我干吗要怕他？我没有理由要在他面前特别讲究礼貌，难道他不爱听的话我就不能说吗？”

“看老天爷分上，妈妈，小声点儿说吧。你得罪了达西先生有什么好处？你这样做，他的朋友也不会看得起你的。”

不过，任凭她怎么说都没有用。她的母亲偏偏要大声发表高见。伊丽莎白又羞又恼，脸蛋儿红了又红。她禁不住一眼眼望着达西先生，每望一眼就越发证实了自己的疑虑，因为达西虽然并没有老是瞧着她的母亲，却准是一直在留心听她高谈阔论。他脸上先是显出气愤和厌恶的表情，慢慢地变得冷静庄重，一本正经。

后来班纳特太太话说完了，卢卡斯太太听她谈得那样志得意满，自己又没个份儿，早已呵欠连连，现在总算可以来安心享受一点冷肉冷鸡了。伊丽莎白现在也算松了口气。可惜她耳朵里并没有清净多久，因为晚饭一吃完，大家就谈起要唱唱歌。伊丽莎白眼看着曼丽经不起人家稍微怂恿一下就答应了大家的请求，觉得很难受。她曾经频频向曼丽递眼色，又再三地默默劝告她，竭力叫她不要这样讨好别人，可惜终于枉费心机。曼丽丝毫不理会她的用意。这种出风头的机会她是求之不得的，于是她就开始唱起来了。伊丽莎白极其苦痛地把眼睛盯在她身上，带着焦虑的心情听她唱了几节，等到唱完了，她的焦虑丝毫没有减轻，因为曼丽一听到大家对她称谢，还有人隐约表示要她再赏他们一次脸，于是歇了半分钟以后，她又唱起了另一支歌。曼丽的才力是不适宜于这种表演的，因为她嗓子细弱，态度又不自然。伊丽莎白真急得要命。她看了看吉英，看看她是不是受得了，只见吉英正在安安静静地跟彬格莱先生谈天。她又看见彬格莱先生的两位姐妹正在彼此挤眉弄眼，一面对着达西做手势，达西依旧面孔铁板。她最后对自己的父亲望了一眼，求他老人家来拦阻一下，免得曼丽通宵唱下去。父亲领会了她的意思，他等曼丽唱完了第二支歌，便大声说道：

“你这样尽够啦，孩子。你使我们开心得够久啦。留点时间给别的小姐们表演表演吧。”

曼丽虽然装做没听见，心里多少有些不自在。伊丽莎白为她感到不好受，也为她爸爸的那番话感到不好受，生怕自己一片苦心完全白费。好在这会儿大家请别的人来唱歌了。

只听得柯林斯先生说：“假使我侥幸会唱歌，那我一定乐意给大家高歌一曲；我认为音乐是一种高尚的娱乐，和牧师的职业丝毫没有抵触。不过我并不是说，我们应该在音乐上花上太多的时间，因为的确还有许多别的事要做。负责一个教区的主管牧师有多少事要做啊。首先，他得制订什一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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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条例，既要订得于自己有利，又要不侵犯施主的利益。他得自己编写讲道辞，这一来剩下的时间就不多了。他还得利用这点儿时间来安排教区里的事务，照管和收拾自己的住宅——住宅总少不了要尽量弄得舒舒服服。还有一点我认为也很重要：他对待每一个人都得殷勤和蔼，特别是那些提拔他的人。我认为这是他应尽的责任。再说，遇到施主家的亲友，凡是在应该表示尊敬的场合下，总得表示尊敬，否则是不像话的。”他说到这里，向达西先生鞠了一躬，算是结束了他的话。他这一席话说得那么响亮，半个屋子里的人都听得见。多少人看呆了，多少人笑了，可是没有一个人像班纳特先生那样听得有趣，他的太太却一本正经地夸奖柯林斯先生的话真说得合情合理，她凑近了卢卡斯太太说，他显然是个很聪明优秀的青年。

伊丽莎白觉得她家里人好像是约定今天晚上到这儿来尽量出丑，而且可以说是从来没有那样起劲，从来没有那样成功。她觉得姐姐和彬格莱先生真算幸运，有些出丑的场面没有看到，好在彬格莱先生即使看到了一些可笑的情节，也不会轻易感到难受。不过他的两个姐妹和达西先生竟抓住这个机会来嘲笑她家里人，这已经是够难堪的了。那位先生的无声的蔑视和两个娘儿们的无礼的嘲笑，究竟哪一样更叫人难堪，她可不能断定。

晚会的后半段时间也没有给她带来什么乐趣。柯林斯先生还是一直不肯离开她身边，和她打趣。虽然他无法请她再跟他跳一次舞，可是却弄得她也无法跟别人跳。她要求他跟别人去跳，并且答应给他介绍一位小姐，可是他不肯。他告诉她说，讲到跳舞，他完全不发生兴趣，他的主要用意就是要小心侍候她，好博得她的欢心，因此他打定主意整个晚上待在她身边。无论怎样跟他解释也没用。多亏她的朋友卢卡斯小姐常常来到他们身边，好心好意地和柯林斯先生攀谈攀谈，她才算觉得好受一些。

至少达西先生可以不再来惹她生气了。他虽然常常站得离她很近，边上也没有人，却一直没有走过来跟她说话。她觉得这可能是因为她提到了韦翰先生的缘故，她因此不禁暗暗自喜。

在全场宾客中，浪搏恩一家人最后走，而且班纳特太太还用了点手腕，借口等候马车，一直等到大家走完了，她们一家人还多待了一刻钟。她们在这一段时间里看到主人家有些人非常指望她们赶快走。赫斯脱太太姐妹俩简直不开口说话，只是嚷着疲倦，显然是在下逐客令了。班纳特太太一开口想跟她们攀谈，就被她们拒绝了，弄得大家都没精打采。柯林斯先生尽管在发表长篇大论，恭维彬格莱先生和他的姐妹们，说他们家的宴席多么精美，他们对待客人多么殷勤有礼，可是他的话也没有能给大家增加一些生气。达西一句话也没有说。班纳特先生同样没做声，站在那儿袖手旁观。彬格莱先生和吉英站得离大家远一些，正在亲亲密密地交谈。伊丽莎白像赫斯脱太太和彬格莱小姐一样，始终不开口。连丽迪雅也觉得太疲乏了，没有说话，只是偶然叫一声：“天啊，我多么疲倦！”接着便大声打了一个呵欠。

后来她们终于起身告辞了，班纳特太太恳切备至地说，希望在最短期间以内，彬格莱先生阖府都到浪搏恩去玩，又特别对彬格莱先生本人说，要是哪天他能上她们家去吃顿便饭，也不要正式下请帖，那她们真是荣幸之至。彬格莱先生欣喜异常，连忙说，他明天就要动身到伦敦去待一个短时期，等他回来以后，一有机会就去拜望她。

班纳特太太满意极了，走出屋来，一路打着如意算盘：不出三四个月光景，她就可以看到自己的女儿在尼日斐花园找到归宿了，她少不了要准备一些财产、嫁妆和新的马车。她同样相信另一个女儿一定会嫁给柯林斯先生，对这门亲事她虽然没有对那门亲事那样高兴，可也相当
高兴。在所有的女儿里面，她最不喜欢伊丽莎白。尽管姑爷的人品和门第，配她已经绰绰有余，可是比起彬格莱先生和尼日斐花园来，就显得黯然失色了。

[1]
指向教会缴纳的农作物、牲畜等税，其税率约为年产额的十分之一，故名什一。

第十九章

第二天，浪搏恩发生了一件新的事情。柯林斯先生正式提出求婚了。他的假期到下星期六就要满期，于是决定不再耽搁时间，况且当时他丝毫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好意思，便有条不紊地着手进行起来，凡是他认为必不可少的正常步骤，他都照办了。刚一吃过早饭，看到班纳特太太、伊丽莎白和一个小妹妹在一起，他便对那位做母亲的这样说：

“太太，今天早上我想要请令嫒伊丽莎白赏光，跟我作一次私人谈话，你赞成吗？”

伊丽莎白惊奇得涨红了脸，还没来得及有所表示，班纳特太太连忙回答道：

“噢，好极了，当然可以。我相信丽萃也很乐意的，我相信她不会反对。——来，吉蒂；跟我上楼去。”她把针线收拾了一下，便匆匆忙忙走开了，这时伊丽莎白叫起来了：

“亲爱的妈，别走。我求求你别走。柯林斯先生一定会原谅我。他要跟我说的话，别人都可以听的。我也要走了。”

“不，不；你别胡扯，丽萃。我要你待在这儿不动。”只见伊丽莎白又恼又窘，好像真要逃开的样子，于是她又说道：“我非要你待在这儿听柯林斯先生说话不可。”

伊丽莎白不便违抗母命。她考虑了一会儿，觉得能够赶快悄悄地把事情解决了也好，于是她重新坐了下来，时时刻刻当心着，不让啼笑皆非的心情流露出来。班纳特太太和吉蒂走开了，她们一走，柯林斯先生便开口说话：

“说真的，伊丽莎白小姐，你害羞怕臊，非但对你没有丝毫损害，而且更增加了你的天生丽质。要是你不这样稍许推委一下，我反而不会觉得你这么可爱了。可是请你允许我告诉你一声，我这次跟你求婚，是获得了令堂大人的允许的。尽管你天性羞怯，假痴假呆，可是我对你的百般殷勤，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你一定会明白我说话的用意。我差不多一进这屋子，就挑中了你做我的终身伴侣。不过关于这个问题，也许最好趁我现在还控制得住我自己感情的时候，先谈谈我要结婚的理由，更要谈一谈我来到哈福德郡择偶的打算，因为我的确是存着那种打算的。”

想到柯林斯这么一本正经的样子，居然会控制不住他自己的感情，伊丽莎白不禁觉得非常好笑，因此他虽然说话停了片刻，她可没有来得及阻止他往下说：

“我所以要结婚，有这样几点理由：第一，我认为凡是像我这样生活宽裕的牧师，理当给全教区树立一个婚姻的好榜样；其次，我深信结婚会大大地促进我的幸福；第三（这一点或许我应该早点提出来），我三生有幸，能够侍候上这样高贵的一个女施主，她特别劝告我结婚，特别赞成我结婚。蒙她两次替我在这件事情上提出了意见（而且并不是我请教她的！），就在我离开汉斯福的前一个星期六晚上，我们正在玩牌，姜金生太太正在为德·包尔小姐安放脚凳，夫人对我说：‘柯林斯先生，你必须结婚。像你这样的一个牧师，必须结婚。好好儿去挑选吧，挑选一个好人家的女儿，为了我，也为了你自己；人要长得活泼，要能做事，不求出身高贵，但要会算计，把一笔小小的收入安排得妥妥帖帖。这就是我的意见。赶快找个这样的女人来吧，把她带到汉斯福来，我自会照料她的。’好表妹，让我说给你听吧：咖苔琳·德·包尔夫人对我的体贴照顾，也可以算是我一个优越的条件。她的为人我真无法形容，你有一天会看到的。我想，你这样的聪明活泼一定会叫她喜欢，只要你在她那样身份高贵的人面前显得稳重端庄些，她就会特别喜欢你。大体上我要结婚就是为的这些打算；现在还得说一说，我们自己村里多的是年轻可爱的姑娘，我为什么看中了浪搏恩，而没有看中我自己村庄的呢？事情是这样的：往后令尊过世（但愿他长命百岁），得由我继承财产，因此我打算娶他一个女儿作家室，使得将来这件不愉快的事发生的时候，你们的损失可以尽量减轻一些，否则我实在过意不去。当然，正如我刚才说过的，这事情也许要在多少年以后才会发生。我的动机就是这样，好表妹，恕我不揣冒昧地说一句，你不至于因此就看不起我吧。现在我的话已经说完，除非是再用最激动的语言把我最热烈的感情向你倾诉。说到妆奁财产，我完全无所谓，我决不会在这方面向你父亲提出什么要求，我非常了解，他的能力也办不到，你名下应得的财产，一共不过是一笔年息四厘的一千镑存款，还得等你妈死后才归你所得。因此关于那个问题，我也一声不响，而且请你放心，我们结婚以后，我决不会说一句小气话。”

现在可非打断他的话不可了。

“你太心急了吧，先生，”她叫了起来。“你忘了我根本没有回答你呢。别再浪费时间，就让我来回答你吧。谢谢你的夸奖。你的求婚使我感到荣幸，可惜我除了谢绝之外，别无办法。”

柯林斯先生郑重其事地挥了挥手回答道：“年轻的姑娘们遇到人家第一次求婚，即使心里愿意答应，口头上总是拒绝；有时候甚至会拒绝两次三次。这样看来，你刚才所说的话决不会叫我灰心，我希望不久就能领你到神坛跟前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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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丽莎白嚷道：“不瞒你说，先生，我既然话已经说出了口，你还要存着指望，那真太奇怪了。老实跟你说，如果世上真有那么胆大的年轻小姐，拿自己的幸福去冒险，让人家提出第二次请求，那我也不是这种人。我的谢绝完全是严肃的。你不能使我
幸福，而且我相信，我也绝对不能使你
幸福。唔，要是你的朋友咖苔琳夫人认识我的话，我相信她一定会发觉，我无论在哪一方面，都不配做你的太太。”

“用最激动的语言把我最热烈的感情向你倾诉。”

柯林斯先生严肃地说：“就算咖苔琳夫人会有这样的想法，我想她老人家也决不会不赞成你。请你放心，我下次有幸见到她的时候，一定要在她面前把你的淑静、节俭以及其他种种可爱的优点，大大夸奖一番。”

“说实话，柯林斯先生，任你怎么夸奖我，都是浪费唇舌。我自己的事自己会有主张，只要你相信我所说的话，就是赏我的脸了。我祝你幸福豪富。我所以谢绝你的求婚，也就是为了免得你发生什么意外。而你呢，既然向我提出了求婚，那么，你对于我家里的事情，也就不必再感到有什么不好意思了，将来浪搏恩庄园一旦轮到你做主人，你就可以取之无愧了。这件事就这样一言为定吧。”她一面说，一面站起身来，要不是柯林斯先生向她说出下面的话，她早就走出屋子了。

“要是下趟我有幸再跟你谈到这个问题，我希望你能够给我一个比这次满意点的回答。我不怪你这次冷酷无情，因为我知道，你们姑娘们对于男人第一次的求婚，照例总是拒绝，也许你刚刚所说的一番话，正符合女人家微妙的性格，反而足以鼓励我继续追求下去。”

伊丽莎白一听此话，不免有些气恼，便大声叫道：“柯林斯先生，你真弄得我太莫名其妙了。我的话已经说到这个地步，要是你还觉得这是鼓励你的话，那我可不知道该怎么样谢绝你，才能使你死心塌地。”

“亲爱的表妹，请允许我说句自不量力的话：我相信你拒绝我的求婚，不过是照例说说罢了。我所以会这样想，简单说来，有这样几点理由：我觉得我向你求婚，并不见得就不值得你接受，我的家产你决不会不放在眼里。我的社会地位，我同德·包尔府上的关系，以及跟你府上的亲戚关系，都是我非常优越的条件。我得提请你考虑一下：尽管你有许多吸引人的地方，不幸你的财产太少，这就把你的可爱、把你许多优美的条件都抵消了，不会有另外一个人再向你求婚了，因此我就不得不认为：你这一次并不是一本正经地拒绝我，而是仿效一般高贵女性的通例，欲擒故纵，想要更加博得我的喜爱。”

“先生，我向你保证，我决没有冒充风雅，故意作弄一位有面子的绅士。但愿你相信我说的是真话，我就很有面子了。承蒙不弃，向我求婚，我真是感激不尽，但要我接受，是绝对不可能的。我感情上怎么也办不到。难道我说得还不够明白吗？请你别把我当作一个故意作弄你的高贵女子，而要把我看作一个说真心话的平凡人。”

他大为狼狈，又不得不装出满脸的殷勤神气叫道：“你始终都那么可爱！我相信只要令尊令堂做主应承了我，你就决不会拒绝。”

他再三要存心自欺欺人，伊丽莎白可懒得再去理他，马上不声不响地走开了。她打定了主意：倘若他一定要把她几次三番的拒绝看作是有意讨他的好，有意鼓励他，那么她就只得去求助于她的父亲，叫他斩钉截铁地回绝他。柯林斯总不见得再把她父亲的拒绝，看作一个高贵女性的装腔作势和卖弄风情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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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指到教堂里去结婚。

第二十章

柯林斯先生独自一个人默默地幻想着美满的姻缘，可是并没有想上多久，因为班纳特太太一直待在走廊里混时间，等着听他们俩商谈的结果，现在看见伊丽莎白开了门，匆匆忙忙走上楼去，她便马上走进饭厅，热烈地祝贺柯林斯先生，祝贺她自己，说是他们今后大有亲上加亲的希望了。柯林斯先生同样快乐地接受了她的祝贺，同时又祝贺了她一番，接着就把他跟伊丽莎白刚才的那场谈话，一五一十地讲了出来，说他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谈话的结果很令人满意，因为他的表妹虽然再三拒绝，可是那种拒绝，自然是她那羞怯淑静和娇柔细致的天性的流露。

这一个消息可叫班纳特太太吓了一跳。当然，要是她的女儿果真是口头上拒绝他的求婚，骨子里却在鼓励他，那她也会同样觉得高兴的，可是她不敢这么想，而且不得不照直说了出来。

她说：“柯林斯先生，你放心吧，我会叫丽萃懂事一些的。我马上就要亲自跟她谈谈。她是个固执的傻姑娘，不明白好歹；可是我会叫她明白的。”

“对不起，让我插句嘴，太太，”柯林斯先生叫道；“要是她果真又固执又傻，那我就不知道她是否配做我理想的妻子了，因为像我这样地位的人，结婚自然是为了要幸福。这么说，如果她真的拒绝我的求婚，那倒是不要勉强她好，否则，她脾气方面有了这些缺点，她对于我的幸福决不会有什么好处。”

班纳特太太吃惊地说：“先生，你完全误会了我的意思，丽萃不过在这类事情上固执些，可是遇到别的事情，她的性子再好也没有了。我马上去找班纳特先生，我们一下子就会把她这个问题谈妥的，我有把握。”

她不等他回答，便急忙跑到丈夫那儿去，一走进他的书房就嚷道：

“噢，我的好老爷，你得马上出来一下；我们闹得天翻地覆了呢。你得来劝劝丽萃嫁给柯林斯先生，因为她赌咒发誓不要他；假如你不赶快来打个圆场，他就要改变主意，反过来不要她
了。”

班纳特先生见她走进来，便从书本上抬起眼睛，安然自得、漠不关心地望着她的脸。他听了她的话，完全不动声色。

她说完以后，他便说道：“抱歉，我没有听懂你究竟说些什么。”

“我说的是柯林斯先生和丽萃的事。丽萃表示不要柯林斯先生，柯林斯先生也开始说他不要丽萃了。”

“这种事叫我有什么办法？看来是件没有指望的事。”

“你去同丽萃说说看吧。就跟她说，你非要她嫁给他不可。”

“叫她下来吧。让我来跟她说。”

班纳特太太拉了下铃，伊丽莎白小姐给叫到书房里来了。

爸爸一见她来，便大声说：“上这儿来，孩子，我叫你来谈一件要紧的事。我听说柯林斯先生向你求婚，真有这回事吗？”伊丽莎白说，真有这回事。“很好。你把这桩婚事回绝了吗？”

“我回绝了，爸爸。”

“很好，我们现在就来谈到本题。你的妈非要你答应不可。我的好太太，可不是吗？”

“是的，否则我看也不要看到她了。”

“摆在你面前的是个很不幸的难题，你得自己去抉择，伊丽莎白。从今天起，你不和父亲成为陌路人，就要和母亲成为陌路人。要是你不
嫁给柯林斯先生，你的妈就不要再见你，要是你嫁
给他，我就不要再见你了。”

伊丽莎白听到了那样的开头和这样的结论，不得不笑了一笑；不过，这可苦了班纳特太太，她本以为丈夫一定会照着她的意思来对待这件事的，哪里料到反而叫她大失所望。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的好老爷？你事先不是答应了我，非叫她嫁给他不可吗？”

“好太太，”丈夫回答道，“我有两件事要求你帮帮忙。第一，请你允许我自由运用我自己的思想来处理这件事；第二，请你允许我自由运用我自己的书房。我真巴不得早日在自己书房里图个清闲自在。”

班纳特太太虽然碰了一鼻子灰，可是并不甘心罢休。她一遍又一遍想说服伊丽莎白，一忽儿哄骗，一忽儿威胁。她想尽办法拉着吉英帮忙，可是吉英偏不愿意多管闲事，极其委婉地谢绝了。伊丽莎白应付得很好，一忽儿情意恳切，一忽儿又是嬉皮笑脸，方式尽管变来换去，决心却始终如一。

这当儿，柯林斯先生独自把刚才的那一幕沉思默想了一番。他把自己估价太高了，因此弄不明白表妹所以拒绝他，原因究竟何在。虽说他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可是他别的方面丝毫也不觉得难过。他对她的好感完全是凭空想象的，他又以为她的母亲一定会责骂她，因此心里便也不觉得有什么难受了，因为她挨她母亲的骂是活该，不必为她过意不去。

正当这一家子闹得乱纷纷的时候，夏绿蒂·卢卡斯上她们这儿来玩了。丽迪雅在大门口碰到她，立刻奔上前去凑近她跟前说道：“你来了我真高兴，这儿正闹得有趣呢！你知道今天上午发生了什么事？柯林斯先生向丽萃求婚，丽萃偏偏不肯要他。”

夏绿蒂还没来得及回答，吉蒂就走到她们跟前来了，把同样的消息报道了一遍。她们走进起坐间，只见班纳特太太正独自待在那儿，马上又和她们谈到这话题上来，要求卢卡斯小姐怜恤怜恤她老人家，劝劝她的朋友丽萃顺从全家人的意思。“求求你吧，卢卡斯小姐，”她又用苦痛的声调说道；“谁也不站在我一边，大家都故意作践我，一个个都对我狠心透顶，谁也不能体谅我的神经。”

她们走进起坐间

夏绿蒂正要回答，恰巧吉英和伊丽莎白走进来了，因此没有开口。

“嘿，她来啦，”班纳特太太接下去说。“看她一脸满不在乎的神气，一些不把我们放在心上，好像是冤家对头，一任她自己独断独行。——丽萃小姐，让我老实告诉你吧：如果你一碰到人家求婚，就像这样拒绝，那你一生一世都休想弄到一个丈夫。瞧你爸爸去世以后，还有谁来养你。我是养不活你的，事先得跟你声明。我从今以后再也不管你的事了。你知道，刚刚在书房里，我就跟你说过，我再也不要跟你说话了，瞧我说得到就做得到。我不高兴跟不孝顺的女儿说话。老实说，跟谁说话都不大乐意。像我这样一个神经上有病痛的人，就没有多大的兴致说话。谁也不知道我的苦楚！不过天下事总是这样的。你嘴上不诉苦，就没有人可怜你。”

女儿们一声不响，只是听着她发牢骚。她们都明白，要是你想跟她评评理，安慰安慰她，那就等于火上加油。她唠唠叨叨往下说，女儿们没有一个来岔断她的话。最后，柯林斯先生进来了，脸上的神气比平常显得益发庄严，她一见到他，便对女儿们这样说：

“现在我要你们一个个都住嘴，让柯林斯先生跟我谈一会儿。”

伊丽莎白静悄悄走出去了，吉英和吉蒂跟着也走了出去，只有丽迪雅站在那儿不动，正要听听他们谈些什么。夏绿蒂也没有走，先是因为柯林斯先生仔仔细细地问候她和她的家庭，所以不便即走，随后又为了满足她自己的好奇心，便走到窗口，去偷听他们谈话。只听得班纳特太太开始怨声怨气地把预先准备好的一番话谈出来：“哦，柯林斯先生。”

“亲爱的太太，”柯林斯先生说，“这件事让我们再也别提了吧。我决不会怨恨令嫒这种行为。”他说到这里，声调中立刻流露出极其不愉快的意味：“我们大家都得逆来顺受，像我这样年少得志，小小年纪就得到了人家器重，特别应该如此，我相信我一切都听天由命。即使蒙我那位美丽的表妹不弃，答应了我的求婚，或许我仍然免不了要怀疑，是否就此会获得真正的幸福，因此我一向认为，幸福一经拒绝，就不值得我们再加重视。遇到这种场合，听天由命是再好不过的办法。亲爱的太太，我这样收回了对令嫒的求婚，希望你别以为这是对您老人家和班纳特先生不恭敬的表示，别怪我没要求你们出面代我调停一下。只不过我并不是受到您拒绝，而是受到令嫒拒绝，这一点也许值得遗憾。可是人人都难免有个阴错阳差的时候。我对于这件事始终是一片好心好意。我的目的就是要找一个可爱的伴侣，并且适当地考虑到府上的利益；假使我的态度方面有什么地方应当受到责备的话，就让我当面道个歉吧。”

第二十一章

关于柯林斯先生求婚问题的讨论，差不多就要结束了，现在伊丽莎白只感到一种照例难免的不愉快，有时候还要听她母亲埋怨一两声。说到那位先生本人，他
可并不显得意气沮丧，也没有表现出要回避她的样子，只是气愤愤地板着脸，默然无声。他简直不跟她说话，他本来的那一股热情，到下半天都转移到卢卡斯小姐身上去了。卢小姐蛮有礼貌地听着他说话，这叫大家都松了口气，特别是她的朋友。

班纳特太太直到第二天还是同样不高兴，身体也没有复元。柯林斯先生也还是那样又气愤又傲慢的样子。伊丽莎白原以为他这样一气，就会早日离开此地，谁知道他决不因此而改变原来的计划，他讲好要到星期六才走，便决定要待到星期六。

吃过早饭，小姐们上麦里屯去打听韦翰先生回来了没有，同时为了他没有参加尼日斐花园的舞会而去向他表示惋惜。她们一走到镇上就遇见了他，于是他陪着小姐们上她们姨妈家里去，他在那儿把他的歉意，他的烦恼，以及他对于每个人的关注，谈了个畅快。不过他却在伊丽莎白面前自动说明，那次舞会是他自己不愿意去参加。

他说：“当时日期一天天迫近，我心里想，还是不要碰见达西先生的好；我觉得要同他在同一间屋子里，在同一个舞会上，待上好几个钟头，那会叫我受不了，而且可能会闹出些笑话来，弄得彼此都不开心。”

她非常赞美他的涵养功夫。当韦翰和另一位军官跟她们一块儿回浪搏恩来的时候，一路上他特别照顾她，因此他们有充分的空暇来讨论这个问题，而且还客客气气地彼此恭维了一阵。他所以要伴送她们，是为了两大好处：一来可以让她高兴高兴，二来可以利用这个大好机会，去认识认识她的双亲。

韦翰和另一位军官跟她们一块儿回浪搏恩

她们刚回到家里，班纳特小姐就接到一封从尼日斐花园寄来的信。信立刻拆开了，里面装着一张小巧、精致、熨烫得很平滑的信笺，字迹是出自一位小姐的娟秀流利的手笔。伊丽莎白看到姐姐读信时变了脸色，又看到她全神贯注在某几段上面。顷刻之间，吉英又镇静了下来，把信放在一旁，像平常一样高高兴兴地跟大家一起聊天；可是伊丽莎白仍然为这件事焦急，因此对韦翰也分心了。韦翰和他的同伴一走，吉英便对她做了个眼色，叫她跟她上楼去。一到了她们自己房里，吉英就拿出信来，说道：“这是珈罗琳·彬格莱写来的，信上的话真叫我大吃一惊。她们一家人现在已经离开尼日斐花园上城里去了，再也不打算回来了。你看看她怎么说的吧。”

于是她先把第一句念出来，那句话就是说，她们已经决定，立刻追随她们的弟兄上城里去，而且要在当天赶到格鲁斯汶纳街

[1]

吃饭，原来赫斯脱先生就住在那条街上。接下去是这样写的：——“最亲爱的朋友，离开哈福德郡，除了你的友谊以外，我真是一无留恋，不过，我们希望将来有一天，还是可以像过去那样愉快地来往，并希望目前能经常通信，无话不谈，以抒离悃。临笔不胜企盼。”伊丽莎白对这些浮话奢词，亦只是姑妄听之；虽说她们这一次突然的迁走叫她感到惊奇，可是她并不觉得真有什么可以惋惜的地方。她们离开了尼日斐花园，未必彬格莱先生便不会再在那儿住下去；至于说到跟她们没有了来往，她相信吉英只要跟彬格莱先生时常见面，也就无所谓了。

歇了片刻，伊丽莎白说道：“不幸得很，你朋友们临走以前，你没有来得及去看她们一次。可是，彬格莱小姐既然认为将来还有重聚的欢乐，难道我们不能希望这一天比她意料中来得更早一些吗？将来做了姑嫂，不是比今天做朋友更满意吗？彬格莱先生不会被她们久留在伦敦的。”

“珈罗琳肯定地说，她们一家人，今年冬天谁也不会回到哈福德郡来了。让我念给你听吧：

我哥哥昨天和我们告别的时候，还以为他这次上伦敦去，只要三四天就可以把事情办好；可是我们认为办不到，同时我们相信，查尔斯一进了城，决不肯马上就走，因此我们决计追踪前去，免得他冷冷清清住在旅馆里受罪。我很多朋友都上伦敦去过冬了；亲爱的朋友，我本来还希望听到你进城去的消息，结果我失望了。我真挚地希望你在哈福德郡照常能够极其愉快地度过圣诞节。希望你有很多漂亮的男朋友，免得我们一走，你便会因为少了三个朋友而感到难受。”

“这明明是说，”吉英补充道，“他今年冬天不会回来啦。”

“这不过说明彬格莱小姐不要
他回来罢了。”

“你为什么这样想法？那一定是他自己的意思。他自己可以做主。可是你还没有全部
知道呢。我一定
要把那特别叫我伤心的一段读给你听。我对你
完全不必忌讳。‘达西先生急于要去看看他的妹妹；说老实话，我们
也差不多同样热切地希望和她重逢。我以为乔治安娜·达西无论在容貌方面，举止方面，才艺方面，的确再也没有人能够比得上。露薏莎和我都大胆地希望她以后会做我们的嫂嫂，因此我们对她便越发关切了。我不知道以前有没有跟你提起过我对这件事的感觉，可是当此离开乡村之际，我不愿意不把这些感觉说出来，我相信你不会觉得这是不合情理的吧。我的哥哥已经深深地爱上了她，他现在可以时常去看她，他们自会更加亲密起来；双方的家庭方面都同样盼望着这门亲事能够成功。我想，如果我说，查尔斯最善于博取任何女人的欢心，这可不能是出于做姐妹的偏心，瞎说一阵吧。既是各方面都赞成这段姻缘，而且事情毫无阻碍，那么，最亲爱的吉英，我衷心希望着这件人人乐意的事能够实现，你能说我错吗？’你觉得这一句
怎么样，亲爱的丽萃？”吉英读完了以后说。“说得还不够清楚吗？这不是明明白白地表明她们不希望、也不愿意我做她们的嫂嫂吗？不是说明了她完全相信他的哥哥对我无所谓吗？而且不也是说明了：假如她怀疑到我对他有感情，她就要劝我（多亏她这样的好心肠！）当心些吗？这些话还能有别的解释吗？”

“当然可以有别的解释；我的解释就和你的解释完全两样。你愿意听一听吗？”

“非常愿意。”

“这只消三言两语就可以说明白。彬格莱小姐看出她哥哥爱上了你，可是她却希望他和达西小姐结婚。她跟着他到城里去，就为的是要把他绊住在那儿，而且竭力想来说服你，叫你相信他对你没有好感。”

吉英摇摇头。

“吉英，你的确应该相信我。凡是看见过你们俩在一起的人，都不会怀疑到他的感情。我相信彬格莱小姐也不会怀疑，她不是那么一个傻瓜。要是她看到达西先生对她的爱有这样的一半，她就要办嫁妆了。可是问题是这样的：在她们家里看来，我们还不够有钱，也不够有势，她所以急于想把达西小姐配给她的哥哥，原来还有一个打算，那就是说，结上了这门亲事以后，再来个亲上加亲就省事了。这件事当然很费了一些心机，我敢说，要不是德·包尔小姐从中作梗，事情是会成功的。可是，最亲爱的吉英，你千万不要因为彬格莱小姐告诉你说，她哥哥已经深深地爱上了达西小姐，你就以为彬格莱先生自从星期二和你分别以来，对你的
倾心有丝毫变卦，也别以为她真有本领叫她哥哥不爱你，而去爱上她那位女朋友。”

“假使你我对彬格莱小姐的看法是一致的，”吉英回答道，“那么，你的一切想法就会大大地让我安心了。可是我知道你这种说法很偏心。珈罗琳不会故意欺骗任何人，我对这桩事只能存一个希望，那就是说，一定是她自己想错了。”

“这话说得对。我的想法既然不能安慰你，你自己居然转得出这样的好念头来，那是再好也没有了：你就相信是她自己想错了吧。现在你算是对她尽了礼节，再也用不着烦恼。”

“可是，亲爱的妹妹，即使从最好的方面去着想，我答应了这头亲事，而他的姐妹和朋友们都希望他跟别人结婚，这样我会幸福吗？”

“那就得看你自己的主张如何，”伊丽莎白说。“如果你考虑成熟以后，认为得罪了他的姐妹们所招来的痛苦，比起做他的太太所得来的幸福还要大，那么，我劝你决计拒绝了他算数。”

“你怎么说得出这种话？”吉英微微一笑。“你要知道，即使她们的反对使我万分难受，我还是不会犹豫的。”

“我并没有说你会犹豫；既然如此，我就可以不必再为你担心了。”

“倘若他今年冬天不回来，我就用不着左思右想了。六个月里会有多少变动啊。”

所谓他不会回来，这种想法伊丽莎白大不以为然。她觉得那不过是珈罗琳一厢情愿。她认为珈罗琳这种愿望，无论是露骨地说出来也罢，委婉地说出来也罢，对于一个完全无求于人的青年说来，决不会发生丝毫影响。

她把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感想，解释给她姐姐听，果然一下子就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她觉得非常高兴。吉英这样的性子，本来不会轻易意志消沉，从此便渐渐产生了希望，认为彬格莱先生准定会回到尼日斐花园来，使她万事如意，尽管有时候她还是怀疑多于希望。

最后姐妹俩一致主张，这事在班纳特太太面前不宜多说，只要告诉她一声，这一家人家已经离开此地，不必向她说明他走的原因；可是班纳特太太光是听到这片段的消息，已经大感不安，甚至还哭了起来，埋怨自己运气太坏，两位贵妇人刚刚跟她处熟就走了。不过伤心了一阵以后，她又用这样的想法来安慰自己：彬格莱先生不久就会回来，到浪搏恩来吃饭；最后她心安理得地说，虽然只不过邀他来便饭，她一定要费些心思，请他吃两道大菜。

[1]
伦敦一条街名，近海德公园，有各式各样的建筑物，是一个有名的住宅区。

第二十二章

这一天班纳特全家都被卢卡斯府上请去吃饭，又多蒙卢卡斯小姐一片好意，整日陪着柯林斯先生谈话。伊丽莎白利用了一个机会向她道谢。她说：“这样可以叫他精神痛快些，我对你真是说不尽的感激。”夏绿蒂说，能够替朋友效劳，非常乐意，虽然花了一点时间，却得到了很大的快慰。这真是太好了；可是夏绿蒂的好意，远非伊丽莎白所能意料：原来夏绿蒂是有意要尽量逗引柯林斯先生跟她自己谈话，免得他再去向伊丽莎白献殷勤。她这个计谋看来进行得十分顺利。晚上大家分手的时候，夏绿蒂几乎满有把握地感觉到，要不是柯林斯先生这么快就要离开哈福德郡，事情一定能够成功。但是她这样的想法，未免太不了解他那如火如荼、独断独行的性格。且说第二天一大早，柯林斯就采用了相当狡猾的办法，溜出了浪搏恩，赶到卢家庄来向她屈身求爱。他惟恐给表妹们碰到了，他认为，假若让她们看见他走开，那就必定会让她们猜中他的打算，而他不等到事情有了成功的把握，决不愿意让人家知道。虽说他当场看到夏绿蒂对他颇有情意，因此觉得这事十拿九稳可以成功，可是从星期三那场冒险以来，他究竟不敢太卤莽了。不过人家倒很巴结地接待了他。卢卡斯小姐从楼上窗口看见他向她家里走来，便连忙到那条小道上去接他，又装出是偶然相逢的样子。她万万想不到，柯林斯这一次竟然给她带来了说不尽的千情万爱。

在短短的一段时间里，柯林斯先生说了多多少少的话，于是两人之间便一切都讲妥了，而且双方都很满意。一走进屋子，他就诚恳地要求她择定吉日，使他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虽说这种请求，暂时应该置之不理，可是这位小姐并不想要拿他的幸福当儿戏。他天生一副蠢相，求起爱来总是打动不了女人的心，女人一碰到他求爱，总是请他碰壁。卢卡斯小姐所以愿意答应他，完全是为了财产打算，至于那笔财产何年何月可以拿到手，她倒不在乎。

他们俩立刻就去请求威廉爵士夫妇加以允许，老夫妇连忙高高兴兴地答应了。他们本来没有什么嫁妆给女儿，论柯林斯先生目前的境况，真是再适合不过的一个女婿，何况他将来一定会发一笔大财。卢卡斯太太立刻带着空前未有过的兴趣，开始盘算着班纳特先生还有多少年可活；威廉爵士一口断定说，只要柯林斯先生一旦得到了浪搏恩的财产，他夫妇俩就大有觐见皇上的希望了。总而言之，这件大事叫全家人都快活透顶。几位小女儿都满怀希望，认为这一来可以早一两年出去交际了，男孩子们再也不担心夏绿蒂会当老处女了。只有夏绿蒂本人倒相当镇定。她现在初步已经成功，还有时间去仔细考虑一番。她想了一下，大致满意。柯林斯先生固然既不通情达理，又不讨人喜爱，同他相处实在是件讨厌的事，他对她的爱也一定是空中楼阁，不过她还是要他做丈夫。虽然她对于婚姻和夫妇生活，估价都不甚高，可是，结婚到底是她一贯的目标：大凡家境不好而又受过相当教育的青年女子

[1]

，总是把结婚当作仅有的一条体面的退路。尽管结婚并不一定会叫人幸福，但总算给她自己安排了一个最可靠的储藏室，日后可以不致挨冻受饥。她现在就获得这样一个储藏室了。她今年二十七岁，人长得又不标致，这个储藏室当然会使她觉得无限幸运。只有一件事令人不快——那就是说，伊丽莎白·班纳特准会对这门亲事感到惊奇，而她又是一向把伊丽莎白的交情看得比什么人的交情都重要。伊丽莎白一定会诧异，说不定还要埋怨她。虽说她一经下定决心便不会动摇，然而人家非难起来一定会使她难受。于是她决定亲自把这件事告诉她，嘱咐柯林斯先生回到浪搏恩吃饭的时候，不要在班纳特家里任何人面前透露一点风声。对方当然惟命是从，答应保守秘密，其实秘密很难保守，因为他出去得太久了，一定会引起人家的好奇心，因此他一回去，大家立刻向他问长问短，他得要有几分能耐才能够遮掩过去，加上他又巴不得把此番情场得意的情况宣扬出去，因此他好容易才克制住了。

说不尽的千情万爱

他明天一大早就要启程，来不及向大家辞行，所以当夜太太小姐们就寝的时候，大家便相互话别；班纳特太太极其诚恳、极其有礼貌地说，以后他要是有便再来浪搏恩，上她们那儿去玩玩，那真叫她们太高兴了。

他回答道：“亲爱的太太，承蒙邀约，不胜感激，我也正希望能领受这份盛意；请你放心，我一有空就来看你们。”

大家都吃了一惊，尤其是班纳特先生，根本不希望他马上又来，便连忙说道：

“贤侄，你不怕咖苔琳夫人不赞成吗？你最好把亲戚关系看得淡一些，免得担那么大的风险，得罪了你的女施主。”

柯林斯先生回答道：“老长辈，我非常感激你这样好心地提醒我，请你放心，这样重大的事，不得到她老人家的同意，我决不会冒昧从事。”

“多小心一些只会有益处。什么事都不要紧，可千万不能叫她老人家不高兴。要是你想到我们这儿来，而她却不高兴让你来（我觉得这是非常可能的），那么就请你安分一些，待在家里，你放心，我们
决不会因此而见怪的。”

“老长辈，请相信我，蒙你这样好心地关注，真叫我感激不尽。你放心好了，你马上就会收到我一封谢函，感谢你这一点，感谢我在哈福德郡蒙你们对我的种种照拂。至于诸位表妹，虽然我去不了多少日子，且请恕我冒昧，就趁着现在祝她们健康和幸福，连伊丽莎白表妹也不例外。”

太太小姐们便行礼如仪，辞别回房；大家听说他竟打算很快就回来，都感到惊讶。班纳特太太满以为他是打算向她的哪一个小女儿求婚，也许能劝动曼丽去应承他。曼丽比任何姐妹都看重他的能力。他思想方面的坚定很叫她倾心；他虽然比不上她自己那样聪明，可是只要有一个像她这样的人作为榜样，鼓励他读书上进，那他一定会成为一个称心如意的伴侣。只可惜一到第二天早上，这种希望就完全破灭了。卢卡斯小姐刚一吃过早饭，就来访问，私下跟伊丽莎白把前一天的事说了出来。

早在前一两天，伊丽莎白就一度想到，柯林斯先生可能一厢情愿，自以为爱上了她这位朋友，可是，要说夏绿蒂会怂恿他，那未免太不可能，正如她自己不可能怂恿他一样，因此她现在听到这件事，不禁大为惊讶，连礼貌也不顾了，竟大声叫了起来：

“跟柯林斯先生订婚！亲爱的夏绿蒂，那怎么行！”

卢卡斯小姐乍听得这一声心直口快的责备，镇静的脸色不禁变得慌张起来，好在这也是她意料中事，因此她立刻就恢复了常态，从容不迫地说：

“你为什么这样惊奇，亲爱的伊丽莎？柯林斯先生不幸没有得到你的赏识，难道就不作兴他得到别的女人的赏识吗？”

伊丽莎白这时候已经镇定下来，便竭力克制着自己，用相当肯定的语气预祝他们俩将来良缘美满，幸福无疆。

夏绿蒂回答道：“我明白你的心思，你一定会感到奇怪，而且感到非常奇怪，因为在不久以前，柯林斯先生还在想跟你结婚。可是，只要你空下来把这事情细细地想一下，你就会赞成我的做法。你知道我不是个罗曼蒂克的人，我决不是那样的人。我只希望有一个舒舒服服的家。论柯林斯先生的性格、社会关系和身份地位，我觉得跟他结了婚，也能够获得幸福，并不下于一般人结婚时所夸耀的那种幸福。”

伊丽莎白心平气和地回答道：“毫无问题。”她们俩别别扭扭地在一起待了一会儿，便和家人一块坐下。夏绿蒂没有过多久就走了；伊丽莎白独自把刚才听到的那些话仔细想了一下。这样不合适的一门亲事，真使她难受了好久。说起柯林斯先生在三天之内求了两次婚，本就够稀奇了，如今竟会有人应承他，实在是更稀奇。她一向觉得，夏绿蒂关于婚姻问题方面的见解，跟她颇不一致，却不曾料想到一旦事到临头，她竟会完全不顾高尚的情操，来屈就一些世俗的利益。夏绿蒂竟做了柯林斯的妻子，这真是天下最丢人的事！她不仅为这样一个朋友的自取其辱、自贬身价而感到难受，而且她还十分痛心地断定，她朋友拈的这一个阄儿，决不会给她自己带来多大的幸福。

[1]
家境不好的青年女子，作者奥斯丁在这里揭露了当时妇女的悲惨命运，她们没有独立自由，惟一的出路只有结婚，做母亲的也都逼着她们结婚。奥斯丁的前辈作家哥尔斯密（1728—1774）的《威克斐牧师传》中所描写的白琳罗太太便是这种母亲的典型。

第二十三章

伊丽莎白正跟母亲和姐妹坐在一起，回想刚才所听到的那件事，决不定是否可以把它告诉大家，就在这时候，威廉·卢卡斯爵士来了。他是受了女儿的拜托，前来班府上宣布她订婚的消息。他一面叙述这件事，一面又大大地恭维了太太小姐们一阵，说是两家能结上亲，他真感到荣幸。班府上的人听了，不仅感到惊异，而且不相信真有这回事。班纳特太太再也顾不得什么礼貌，竟一口咬定他弄错了。丽迪雅一向是又任性又撒野，不由得叫道：“天哪！威廉爵士，你怎么会说出这番话来？你不知道柯林斯先生要娶丽萃
吗？”

遇到这种情形，只有像朝廷大臣那样能够逆来顺受的人，才不会生气，好在威廉爵士颇有素养，竟没有把它当一回事，虽然他要求她们相信他说的是实话，可是他却使出了极大的忍耐功夫，蛮有礼貌地听着她们无理的谈吐。

伊丽莎白觉得自己有责任帮助他来打开这种僵局，于是挺身而出，证明他说的是实话，说是刚刚已经听到夏绿蒂本人谈起过了。为了尽力使母亲和妹妹们不再大惊小怪，她便诚恳地向威廉爵士道喜，吉英马上也替她帮腔，又用种种话来说明这门婚姻是何等幸福，柯林斯先生品格又非常好，汉斯福和伦敦相隔不远，往返方便。

班纳特太太在威廉爵士面前，实在气得说不出话；可是他一走，她那一肚子牢骚便马上发泄出来。第一，她坚决不相信这回事；第二，她断定柯林斯先生受了骗；第三，她相信这一对夫妇决不会幸福；第四，这门亲事可能会破裂。不过，她却从整个事件上简单地得出了两个结论——一个是：这场笑话全都是伊丽莎白一手造成的；另一个是，她自己受尽了大家的欺负虐待；在那一整天里，她所谈的大都是这两点。随便怎么也安慰不了她，随便怎么也平不了她的气。直到晚上，怨愤依然没有消散。她见到伊丽莎白就骂，一直骂了一个星期之久。她同威廉爵士或卢卡斯太太说起话来，总是粗声粗气，一直过了一个月才好起来；至于对夏绿蒂，她竟过了好几个月才宽恕了她。

至于班纳特先生，对这件事心情却完全心平气和，据他说，这次所经过的一切，真使他精神上舒畅得很。他说，他本以为夏绿蒂·卢卡斯相当懂事，哪知道她简直跟他太太一样蠢，比起他的女儿来就更要蠢了，他实在觉得高兴！

吉英也承认这门婚姻有些奇怪，可是她嘴上并没说什么，反而诚恳地祝他们俩幸福。虽然伊丽莎白再三剖白给她听，她却始终以为这门婚姻未必一定不会幸福。吉蒂和丽迪雅根本不羡慕卢卡斯小姐，因为柯林斯先生不过是个传教士而已；这件事根本影响不了她们，除非把它当作一件新闻，带到麦里屯去传播一下。

再说到卢卡斯太太，她既然也有一个女儿获得了美满的姻缘，自然衷心快慰，因而也不会不想到趁此去向班纳特太太反唇相讥一下。于是她拜望浪搏恩的次数比往常更加频繁，说是她如今是多么高兴，不过班纳特太太满脸的酸相，满口不中听的话，也足够叫她扫兴的了。

伊丽莎白和夏绿蒂之间从此竟有了一层隔膜，彼此都不便提到这桩事。伊丽莎白断定她们俩再也不会像从前那样推心置腹。夏绿蒂既然叫她失望，她便越发亲切地关注到自己的姐姐身上来。她深信姐姐为人正直，作风优雅，她这种看法决不会动摇。她关心姐姐的幸福一天比一天来得迫切，因为彬格莱先生已经走了一个星期，却没有听到一点儿他要回来的消息。

吉英很早就给珈罗琳写了回信，现在正在数着日子，看看还得过多少天才可以又接到她的信。柯林斯先生事先答应写来的那封谢函星期二就收到了，信是写给她们父亲的，信上说了多少感激的话，看他那种过甚其辞的语气，就好像在他们府上叨光了一年似的。他在这方面表示了歉意以后，便用了多少欢天喜地的措辞，告诉他们说，他已经有幸获得他们的芳邻卢卡斯小姐的欢心了，他接着又说，为了要去看看他的心上人，他可以趁便来看看他们，免得辜负他们善意的期望，希望能在两个礼拜以后的星期一到达浪搏恩；他又说，咖苔琳夫人衷心地赞成他赶快结婚，并且希望愈早愈好，他相信他那位心上人夏绿蒂决不会反对及早定出佳期，使他成为天下最幸福的人。

一口咬定他弄错了

对班纳特太太说来，柯林斯先生的重返浪搏恩，如今并不是什么叫人快意的事了。她反而跟她丈夫一样地大为抱怨。说也奇怪，柯林斯不去卢家庄，却要来到浪搏恩，这真是既不方便，又太麻烦。她现在正当健康失调，因此非常讨厌客人上门，何况这些痴情种子都是再讨厌不过的人。班纳特太太成天嘀咕着这些事，除非想到彬格莱一直不回来而使她感到更大的痛苦时，她方才住口。

吉英跟伊丽莎白都为这个问题大感不安。一天又一天，听不到一点关于他的消息，只听得麦里屯纷纷传言，说他今冬再也不会上尼日斐花园来了，班纳特太太听得非常生气，总是加以驳斥，说那是诬蔑性的谣言。

连伊丽莎白也开始恐惧起来了，她并不是怕彬格莱薄情，而是怕他的姐妹们真的绊住了他。尽管她不愿意有这种想法，因为这种想法对于吉英的幸福既有不利，对于吉英心上人的忠贞，也未免是一种侮辱，可是她还是往往禁不住要这样想。他那两位无情无义的姐妹，和那位足以制服他的朋友同心协力，再加上达西小姐的窈窕妩媚，以及伦敦的声色娱乐，纵使他果真对她念念不忘，恐怕也挣脱不了那个圈套。

每逢夏绿蒂跟柯林斯先生低声说话的时候

至于吉英，她在这种动荡不安的情况下，自然比伊丽莎白更加感到焦虑，可是她总不愿意把自己的心事暴露出来，所以她和伊丽莎白一直没有提到这件事。偏偏她母亲不能体贴她的苦衷，过不了一个钟头就要提到彬格莱，说是等待他回来实在等待得心焦了，甚至硬要吉英承认——要是彬格莱果真不回来，那她一定会觉得自己受了薄情的亏待。幸亏吉英临事从容不迫，柔和镇定，好容易才忍受了她这些谗言诽语。

柯林斯先生在两个礼拜以后的星期一准时到达，可是浪搏恩却不像他初来时那样热烈地欢迎他了。他实在高兴不过，也用不着别人献殷勤。这真是主人家走运，多亏他的恋爱成功，这才使别人能够清闲下来，不必再去跟他周旋。他每天把大部分时间消磨在卢家庄，一直挨到卢府上快要睡觉的时候，才回到浪搏恩来，向大家道歉一声，请大家原谅他终日未归。

班纳特太太着实可怜。只要一提到那门亲事，她就会不高兴，而且随便她走到哪儿，她总会听到人们谈起这件事。她一看到卢卡斯小姐就觉得讨厌。一想到卢卡斯小姐将来有一天会接替她做这幢屋子里的主妇，她就益发嫉妒和厌恶。每逢夏绿蒂来看她们，她总以为人家是来考察情况，看看还要过多少时候就可以搬进来住；每逢夏绿蒂跟柯林斯先生低声说话的时候，她就以为他们是在谈论浪搏恩的家产，是在计议一俟班纳特先生去世以后，就要把她和她的几个女儿撵出去。她把这些伤心事都说给她丈夫听。

她说：“我的好老爷，夏绿蒂·卢卡斯迟早要做这屋子里的主妇，我却非得让她
不可，眼睁睁看着她来接替我的位置，这可叫我受不了！”

“我的好太太，别去想这些伤心事吧。我们不妨从好的方面去想。说不定我比你的寿命还要长，我们姑且就这样来安慰自己吧。”

可是这些话安慰不了班纳特太太，因此她非但没有回答，反而像刚才一样地诉苦诉下去。

“我一想到所有的产业都得落到他们手里，就受不了。要不是为了继承权的问题，我才不在乎呢。”

“你不在乎什么？”

“什么我都不在乎。”

“让我们谢天谢地，你头脑还没有不清楚到这种地步。”

“我的好老爷，凡是有关继承权的事，我决不会谢天谢地的。随便哪个人，怎么肯昧着良心，不把财产遗传给自己的女儿们？我真弄不懂，何况一切都是为了柯林斯先生的缘故！为什么偏偏要他享有这份遗产？”

“我让你自己去想吧。”班纳特先生说。

第二十四章

彬格莱小姐的信来了，疑虑消除了。信上第一句话就说，她们决定在伦敦过冬，结尾是替他哥哥道歉，说他在临走以前，没有来得及向哈福德郡的朋友们辞行，很觉遗憾。

希望破灭了，彻底破灭了。吉英继续把信读下去，只觉得除了写信人那种装腔作势的亲切之外，就根本找不出可以自慰的地方。满篇都是赞美达西小姐的话，絮絮叨叨地谈到她的千娇百媚。珈罗琳又高高兴兴地说，她们俩之间已经一天比一天来得亲热，而且竟大胆地作出预言，说是她上封信里所提到的那些愿望，一定可以实现。她还得意非凡地写道，她哥哥已经住到达西先生家里去，又欢天喜地地提到达西先生打算添置新家具。

吉英立刻把这些事大都告诉了伊丽莎白，伊丽莎白听了，怒而不言。她真伤心透了，一方面是关怀自己的姐姐，另方面是怨恨那帮人。珈罗琳信上说她哥哥钟情于达西小姐，伊丽莎白无论如何也不相信。她仍旧像以往一样，相信彬格莱先生真正喜欢吉英。伊丽莎白一向很看重他，现在才知道他原来是这样一个容易轻信而没有主见的人，以致被他那批诡计多端的朋友们牵制住了，听凭他们反复无常地作弄他，拿他的幸福做牺牲品——一想到这些，她就不能不气愤，甚至不免有些看不起他。要是只有他个人的幸福遭受到牺牲，那他爱怎么胡搞都可以，可是这里面毕竟还牵涉着她姐姐的幸福，她相信他自己也应该明白。简单说来，这问题当然反复考虑过，到头来一定是没有办法。她想不出什么别的了。究竟是彬格莱先生真的变了心呢，还是他的朋友们逼得他无可奈何？他究竟看出了吉英的一片真心呢，还是根本不知道？虽然对她说来，她应该辨明其中的是非曲直，然后才能断定他是好是坏，可是对她姐姐说来，反正都是一样地伤心难受。

隔了一两天，吉英方才鼓起勇气，把自己的心事说给伊丽莎白听。且说那天班纳特太太像往常一样说起尼日斐花园和它的主人，唠叨了老半天，后来总算走开了，只剩下她们姐妹俩，吉英这才禁不住说道：

“噢，但愿妈多控制她自己一些吧！她不晓得她这样时时刻刻提起他，叫我多么痛苦。不过我决不怨谁。这局面不会长久的。他马上就会给我们忘掉，我们还是会和往常一样。”

伊丽莎白半信半疑而又极其关切地望着姐姐，一声不响。

“你不相信我的话吗？”吉英微微红着脸嚷道。“那你真是毫无理由。他在我的记忆里可能是个最可爱的朋友，但也不过如此而已。我既没有什么奢望，也没有什么担心，更没有什么要责备他的地方。多谢上帝，我还没有那种
苦恼。因此，稍微过一些时候，我一定就会慢慢克服过来的。”

她立刻又用更坚强的声调说道：“我立刻就可以安慰自己说：这只怪我自己不该瞎想，好在并没有损害别人，只损害了我自己。”

伊丽莎白连忙叫起来了：“亲爱的吉英，你太善良了。你那样好心，那样处处为别人着想，真像天使一般；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同你说才好。我觉得我从前待你还不够好，爱你还不够深。”

吉英竭力否认这一切言过其实的夸奖，反而用这些赞美的话来赞扬妹妹的热情。

“别那么说，”伊丽莎白说，“这样说是不公平的，你
总以为天下都是好人。我只要说了谁一句坏话，你就难受。我要把你
看作一个完美无瑕的人，你就来驳斥。请你放心，我决不会说得过分，你有权利把四海之内的人一视同仁，我也不会干涉你。你用不着担心。至于我，我真正喜欢的人没有几个，我心目中的好人就更少了。世事经历得愈多，我就愈对世事不满；我一天比一天相信，人性都是见异思迁，我们不能凭着某人表面上一点点长处或见解，就去相信他。最近我碰到了两件事：其中一件我不愿意说出来，另一件就是夏绿蒂的婚姻问题。这简直是莫名其妙！任你怎样看法，都是莫名其妙！”

“亲爱的丽萃，不要这样胡思乱想吧。那会毁了你的幸福的。你对于各人处境的不同和脾气的不同，体谅得不够。你且想一想柯林斯先生的身份地位和夏绿蒂的谨慎稳重吧。你得记住，她也算是一个大家闺秀，说起财产方面，倒是一门挺适当的亲事。你且顾全大家的面子，只当她对我们那位表兄确实有几分敬爱和器重吧。”

“要是看你的面子，我几乎随便对什么事都愿意信以为真，可是这对于任何人都没有益处；我现在只觉得夏绿蒂根本不懂得爱情，要是再叫我去相信她是当真爱上了柯林斯，那我又要觉得她简直毫无见识。亲爱的吉英，柯林斯先生是个自高自大、喜爱炫耀、心胸狭窄的蠢汉，这一点你和我懂得一样清楚；你也会同我一样地感觉到，只有头脑不健全的女人才肯嫁给他。虽说这个女人就是夏绿蒂·卢卡斯，你也不必为她辩护。你千万不能为了某一个人而改变原则，破格迁就，也不要千方百计地说服我，或是说服你自己去相信，自私自利就是谨慎，糊涂胆大就等于幸福有了保障。”

“讲到这两个人，我以为你的话说得太过火，”吉英说。“但愿你日后看到他们俩幸福相处的时候，就会相信我的话不假。这件事可也谈够了，你且谈另外一件吧。你不是举出了两件事吗？我不会误解你，可是，亲爱的丽萃，我求求你千万不要以为错是错在那个人
身上，千万不要说你瞧不起他，免得我感到痛苦。我们决不能随随便便就以为人家在有意伤害我们。我们决不可能指望一个生龙活虎的青年会始终小心周到。我们往往会因为我们自己的虚荣心，而给弄迷了心窍。女人们往往会把爱情这种东西幻想得太不切合实际。”

“因此男人们就故意逗她们那么幻想。”

“如果这桩事当真是存心安排好了的，那实在是他们不应该；可是世界上是否真如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样，到处都是计谋，我可不知道。”

“我决不是说彬格莱先生的行为是事先有了计谋的，”伊丽莎白说。“可是，即使没有存心做坏事，或者说，没有存心叫别人伤心，事实上仍然会做错事情，引起不幸的后果。凡是粗心大意、看不出别人的好心好意，而且自己缺乏果断，都一样能害人。”

“你看这桩事也得归到这类原因吗？”

“当然——应该归于最后一种原因。可是，如果叫我再说下去，说出我对于你所器重的那些人是怎么看法，那也会叫你不高兴的。趁着现在我能够住嘴的时候，且让我住嘴吧。”

“那么说，你断定是他的姐妹们操纵了他啦。”

“是的，而且是跟他那位朋友共同计谋的。”

“我不相信。她们为什么要操纵他？她们只有希望他幸福；要是他果真爱我，别的女人便无从使他幸福。”

“你头一个想法就错了。她们除了希望他幸福之外，还有许多别的打算：她们会希望他更加有钱有势；她们会希望他跟一个出身高贵、亲朋显赫的阔女人结婚。”

“毫无问题，她们希望他选中达西小姐，”吉英说；“不过，说到这一点，她们也许是出于一片好心，并不如你所想象的那么恶劣。她们认识她比认识我早得多，难怪她们更喜欢她。可是，不管她们自己的愿望如何，她们总不至于违背她们兄弟的愿望吧。除非有了什么太看不顺眼的地方，哪个做姐妹的会这样冒昧？要是她们相信他爱上了我，她们决不会想要拆散我们；要是他果真爱我，她们要拆散也拆散不成。如果你一定要以为他对我真有感情，那么，她们这样的做法，便是既不近人情，又荒谬绝伦，我也就更伤心了。不要用这种想法来使我痛苦吧。我决不会因为一念之差而感到羞耻——即使感到羞耻也极其轻微，倒是一想起他或他的姐妹们无情无义，我真不知道要难受多少倍呢。让我从最好的方面去想吧，从合乎人情事理的方面去想吧。”

伊丽莎白无法反对她这种愿望，从此以后，她们就不大提起彬格莱先生的名字。

班纳特太太见他一去不回，仍然不断地纳闷，不断地抱怨，尽管伊丽莎白几乎没有哪一天不给她解释个清楚明白，然而始终无法使她减少些忧烦。女儿尽力说服她，尽说一些连她自己也不相信的话给母亲听，说是彬格莱先生对于吉英的钟情，只不过是出于一时高兴，根本算不上什么，一旦她不在他眼前，也就置之度外了。虽然班纳特太太当时也相信这话不假，可是事后她又每天旧事重提，最后只有想出了一个聊以自慰的办法，指望彬格莱先生来年夏天一定会回到这儿来。

班纳特先生对这件事可就抱着两样的态度。有一天他对伊丽莎白说：“嘿，丽萃，我发觉你的姐姐失恋了。我倒要祝贺她。一个姑娘除了结婚以外，总喜欢不时地尝点儿失恋的滋味。那可以使她们有点儿东西去想想，又可以在朋友们面前出点风头。几时轮到你头上来呢？你也不大愿意让吉英赶在前面太久吧。现在你的机会来啦。麦里屯的军官们很多，足够使这个村子里每一个年轻的姑娘失意。让韦翰做你的对象吧。他是个有趣的家伙，他会用很体面的办法把你遗弃呢。”

“多谢您，爸爸，差一些的人也能使我满意了。我们可不能个个都指望交上吉英那样的好运气。”

“不错，”班纳特先生说；“不管你交上了哪一种运气，你那位好心的妈妈反正会尽心竭力来成全的，你只要想到这一点，就会感到安慰了。”

浪搏恩府上因为近来出了几件不顺利的事，好些人都闷闷不乐，多亏有韦翰先生跟他们来往来往，把这阵闷气消除了不少。她们常常看到他，对他赞不绝口，又说他坦白爽直。伊丽莎白所听到的那一套话——说什么达西先生有多少地方对他不起，他为达西先生吃了多少苦头——大家都公认了，而且公开加以谈论。每个人一想到自己远在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时，早就十分讨厌达西先生，便不禁非常得意。

只有班纳特小姐以为这件事里面一定有些蹊跷，还不曾为哈福德郡的人们弄清楚。她是个性子柔和、稳重公正的人，总是要求人家多多体察实情，以为事情往往可能给弄错，可惜别人全把达西先生看作天下再混账不过的人。

第二十五章

谈情说爱，筹划好事，就这样度过了一星期，终于到了星期六，柯林斯先生不得不和心爱的夏绿蒂告别。不过，他既已作好接新娘的准备，离别的愁苦也就因此减轻了，他只等下次再来哈福德郡，订出佳期，使他成为天下最幸福的男子。他像上次一样隆重其事地告别了浪搏恩的亲戚们，祝贺表妹们健康幸福，又答应给她们的父亲再来一封谢函。

下星期一，班纳特太太的弟弟和弟妇照例到浪搏恩来过圣诞节，班纳特太太很是欣喜。嘉丁纳先生是个通情达理、颇有绅士风度的人物，无论在个性方面，在所受的教育方面，都高出他姐姐很多。他原是出身商界，见闻不出货房堆栈之外，竟会这般有教养，这般讨人喜爱，要是叫尼日斐花园的太太小姐们看见了，实在难以相信。嘉丁纳太太比班纳特太太以及腓力普太太，都要小好几岁年纪，也是个和蔼聪慧、而又很文雅的女人，浪搏恩的外甥女儿们都很喜欢她，两个大外甥女儿跟她特别亲切。她们常常进城去在她那儿待一阵子。

嘉丁纳太太刚到这里，第一件事就是分发礼物，讲述最时新的服装式样。这件事做过以后，她便坐在一旁，静听班纳特太太跟她说话。班纳特太太有多少牢骚要发，又有多少苦要诉。自从上年她弟妇走了以后，她家里受了人家欺负。两个女儿本来快要出嫁了，到头来只落得一场空。

“我并不怪吉英，”她接下去说，“因为吉英要是能够嫁给彬格莱先生，她早就嫁了。可是丽萃——唉，弟妇呀！要不是她自己那么拗性子，说不定她已做了柯林斯先生的夫人了。他就在这间房子里向她求婚的，她却把他拒绝了。结果倒让卢卡斯太太有个女儿比我的女儿先嫁出去，浪搏恩的财产从此就得让人家来继承。的确，卢卡斯一家人手腕才高明呢，弟妇。他们都是为了要捞进这一笔财产。我本来也不忍心这样编派他们，不过事实的确是如此。我在家里既然过得这样不称心，又偏偏碰到这些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邻舍，真弄得我神经也坏了，人也病了。你可来得正是时候，给了我极大的安慰，我非常喜欢听你讲的那些……长袖子的事情

[1]

。”

嘉丁纳太太远在跟吉英以及伊丽莎白通信的时候，大体上就已经知道了她们家里最近发生的这些事情，又为了体贴外甥女儿们起见，只稍微敷衍了班纳特太太几句，便把这个话题岔开了。

后来伊丽莎白跟她两人在一起的时候，又谈到了这件事。她说：“这倒也许是吉英的一门美满亲事，只可惜吹了。可是这种情形往往难免！像你所说的彬格莱先生这样的青年，往往不消几个星期的工夫，就会爱上一位美丽的姑娘，等到有一件偶然的事故把他们分开了，他也就很容易把她忘了，这种见异思迁的事情多的是。”

“你这样的安慰完全是出于一片好心，”伊丽莎白说。“可惜安慰不了我们
。我们吃亏并不是吃在偶然的事情上面。一个独立自主的青年，几天以前刚刚跟一位姑娘打得火热，现在遭到了他自己朋友们的干涉，就把她丢了，这事情倒不多见。”

“不过，所谓‘打得火热’，这种话未免太陈腐，太笼统，太不切合实际，我简直抓不住一点儿概念。这种话通常总是用来形容男女一见钟情的场面，也用来形容一种真正的热烈感情。请问，彬格莱先生的爱情火热
到什么程度？”

“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像他那样的一往情深：他越来越不去理会别人，把整个的心都放在她身上。他们俩每见一次面，事情就愈显得明朗，愈惹人注目。在他自己所开的一次跳舞会上，他得罪了两三位年轻的小姐，没有邀请她们跳舞；我找他说过两次话，他也没有理我。这还不能算是尽心尽意吗？宁可为了一个人而得罪大家，这难道还不是恋爱场上最可贵的地方？”

“噢，原来如此！这样看来，他的确对她情深意切。可怜的吉英！我真替她难受，照她的性子看来，决不会一下子就把这件事情淡忘。丽萃，要是换了你，倒要好些，你自会一笑置之，要不了多少时候就会淡忘。不过，你看我们能不能劝她到我们那里去稍住一阵？换换环境也许会有好处；再说，离开了家，松口气，也许比什么都好。”

伊丽莎白非常赞成这个建议，而且相信姐姐也会赞成。

嘉丁纳太太又说：“我希望她不要因为怕见到这位青年小伙子而拿不定主意。我们虽然和彬格莱先生同住在一个城里，可不住在同一个地区，来往的亲友也不一样，而且，你知道得很清楚，我们很少外出，因此，除非他上门来看她，他们俩就不大可能见到面。”

“那
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他现在被朋友们软禁着，达西先生也不能容忍他到伦敦的这样
一个地区去看吉英！亲爱的舅母，你怎么会想到这上面去了？达西先生也许听到过
天恩寺街这样一个地方，可是，如果他当真到那儿去一次，他会觉得花上一个月的工夫也洗不净他身上所染来的污垢；请你放心好了，他绝不会让彬格莱先生单独行动。”

“那就更好。我希望他们俩再也不要见面。可是，吉英不还是在跟他妹妹通信吗？彬格莱小姐
也许难免要来拜望呢。”

“她绝不会跟她再来往了。”

伊丽莎白虽然嘴上说得这么果断，认为彬格莱先生一定被他的姐妹朋友挟制住了，不会让他见到吉英，这事情实在可笑，可是她心里想来想去，还是觉得事情未必已经完全绝望。她有时候甚至认为彬格莱先生非常可能对吉英旧情重燃，他朋友们的影响也许敌不过吉英的感情所加给他身上的天然影响。

得罪了两三位年轻的小姐

班纳特小姐乐意地接受了舅母的邀请，她心里并没有怎么想到彬格莱一家人，只希望珈罗琳不和她哥哥同住一宅，那么她就可以偶尔到珈罗琳那儿去玩上一个上午，而不至于撞见她的哥哥。

嘉丁纳夫妇在浪搏恩待了一个星期，没有哪一天不赴宴会，有时候在腓力普府上，有时候在卢卡斯府上，有时候又在军官们那儿。班纳特太太小心周到地为她的弟弟和弟妇安排得十分热闹，以致他们夫妇不曾在她家里吃过一顿便饭。家里有宴会的日子，必定就有几位军官到场，每次总是少不了韦翰。在这种场合下，伊丽莎白总是热烈地赞扬韦翰先生，使得嘉丁纳太太起了疑心，仔细注意起他们两人来。从她亲眼看到的情形来说，她并不以为他们俩真正地爱上了，不过相互之间显然已经发生了好感，这叫她很是不安，她决定在离开哈福德郡以前，要把这件事和伊丽莎白谈个明白，并且要解释给她听，让这样的关系发展下去，实在太莽撞。

可是韦翰讨好起嘉丁纳太太来，另有一套办法，这和他吸引别人的本领完全不同。远在十多年以前嘉丁纳太太还没有结婚的时候，曾在德比郡他所出生的那个地区住过好些时候，因此她跟他有许多共同的朋友，虽说自从五年前达西先生的父亲去世以后，韦翰就不大到那地方去，可是他却能报道给嘉丁纳太太一些有关她从前的朋友们的消息，比她自己打听得来的还要新鲜。

嘉丁纳太太曾经亲眼看到过彭伯里，对于老达西先生也是久闻大名，光是这件事，就是个谈不完的话题。她把韦翰先生所详尽描写的彭伯里和她自己记忆中的彭伯里比较了一下，又把彭伯里故主人的德行称赞了一番，谈的人和听的人都各得其乐。她听到他谈起现在这位达西先生对他的亏待，便竭力去回想那位先生小时候的个性如何，是否和现在相符，她终于有自信地记起了从前确实听人说过，费茨威廉·达西先生是个脾气很坏又很高傲的孩子。

[1]
班纳特太太最后想要说句话敷衍敷衍她弟妇，可是一时气急败坏，说了上半句又接不上下半句，便顺口说出了“你讲的那些……长袖子”，意思是指她弟妇刚刚说的时装样式方面的事情。

第二十六章

嘉丁纳太太一碰到有适当的机会和伊丽莎白单独谈话，就是善意地对外甥女儿进行忠告，把心里的话老老实实讲了出来，然后又接下去说：

“你是个非常懂事的孩子，丽萃，你不至于因为人家劝你谈恋爱要当心，你就偏偏要谈；因此我才敢向你说个明白。说正经话，你千万要小心。跟这种没有财产作为基础的人谈恋爱，实在非常莽撞，你千万别让自己坠入情网，也不要费尽心机使他坠入情网。我并不是说他的坏话——他倒是个再有趣不过的青年；要是他得到了他应当得到的那份财产，那我就会觉得你这门亲事再好也没有了。事实既是如此，你大可不必再对他想入非非。你很聪明，我们都希望你不要辜负了自己的聪明。我知道你父亲信任你品行好，又有决断，你切不可叫他失望。”

“亲爱的舅母，你真是郑重其事。”

“是呀，我希望你也能够郑重其事。”

“唔，你用不到着急。我自己会当心，也会当心韦翰先生。只要我避免得了，我决不会叫他跟我恋爱。”

“伊丽莎白，你这话可就不郑重其事啦。”

“请原谅。让我重新讲讲看。目前我可并没有爱上韦翰先生；我的确没有。不过在我所看见的人当中，他的确是最可爱的一个，任谁也比不上他；如果他真会爱上我——我相信他还是不要爱上我的好。我看出了这件事很莽撞。噢！达西先生那么可恶！父亲这样器重我，真是我最大的荣幸，我要是辜负了他，一定会觉得遗憾。可是我父亲对韦翰也有成见。亲爱的舅母，总而言之，我决不愿意叫你们任何人为了我而不快活；不过，青年人一旦爱上了什么人，决不会因为暂时没有钱就肯撒手。要是我也给人家打动了心，我又怎能免俗？甚至我又怎么知道拒绝他是不是上策？因此，我只能答应你不仓促从事就是了。我决不会一下子就认为我自己是他最中意的人。我虽然和他来往，可是决不会存这种心思。总而言之，我一定尽力而为。”

“假如你不让他来得这么勤，也许会好些；至少你不必提醒
你母亲邀他来。”

伊丽莎白羞怯地笑笑说：“就像我那天的做法一样，的确，最好是不要那样
。可是你也不要以为他是一直来得这么勤。这个星期倒是为了你才常常请他来的。你知道妈的主意，她总以为她自己的朋友非得经常有人陪着不可。可是请你相信我好了，我总会想出最聪明的办法去应付的；我希望这一下你总该满意了吧。”

舅母告诉她说，这一下满意了；伊丽莎白谢谢她好心的指点，于是二人就分别了——在这种问题上给人家出主意而没受抱怨，这次倒可算是一个稀罕的例子。

嘉丁纳夫妇和吉英刚刚离开了哈福德郡，柯林斯先生就回到哈福德郡去。他住在卢卡斯府上，因此班纳特太太并没有多大的不方便。他的婚期已经迫近，因此班纳特太太不但终于死了心，认为这门亲事是免不了的，甚至还几次三番恶意地说：“但愿
他们会幸福吧。”星期四就是佳期，卢卡斯小姐星期三到班府上来辞行。当夏绿蒂起身告别的时候，伊丽莎白一方面由于母亲那些死样怪气的吉利话，使她听得不好意思，另一方面自己也委实有动于衷，便不由得送她走出房门。下楼梯的时候，夏绿蒂说：

“我相信你一定会常常给我写信的，伊丽莎。”

“这
你放心好啦。”

“我还要你赏个脸。你愿意来看看我吗？”

“我希望我们能够常常在哈福德郡见面。”

“我可能暂时不会离开肯特郡

[1]

。还是答应我上汉斯福来吧。”

伊丽莎白虽然预料到这种拜望不会有什么乐趣，可又没法推辞。

夏绿蒂又说：“我的父母三月里要到我那儿去，我希望你跟他们一块儿来。真的，伊丽莎，我一定像欢迎他们一样地欢迎你。”

结好了婚，新郎新娘从教堂门口直接动身往肯特郡去，大家总是照例你一句我一句的要说上多少话。伊丽莎白不久就收到了她朋友的来信，从此她们俩的通信便极其正常，极其频繁！不过，要像从前一样地畅所欲言，毫无顾忌，那可办不到了。伊丽莎白每逢写信给她，都免不了感觉到过去那种推心置腹的快慰已经不复存在；虽说她也下定决心，不要把通信疏懒下来，不过，那与其说是为了目前的友谊，倒不如说是为了过去的交情。她对于夏绿蒂开头的几封信都盼望得很迫切，那完全是出于一种好奇心，想要知道夏绿蒂对于她的新家庭观感如何，她是不是喜欢咖苔琳夫人，是不是觉得自己幸福，不过读了她那几封信以后，伊丽莎白就觉得夏绿蒂所说的话，处处都和她自己所预料的完全一样。她的信写得充满了愉快的情调，讲到一件事总要赞美一句，好像她真有说不尽的快慰。凡是住宅、家具、邻居、道路，样样都叫她称心，咖苔琳夫人待人接物又是那么友善，那么亲切。她只不过把柯林斯先生所夸耀的汉斯福和罗新斯的面貌，稍许说得委婉一些罢了；伊丽莎白觉得，一定要等到亲自去那儿拜访，才能了解底蕴。

吉英早已来了一封短简给伊丽莎白，信上说，她已经平安抵达伦敦；伊丽莎白希望她下次来信能够讲一些有关彬格莱家的事。

第二封信真等得她焦急，可是总算没有白等。信上说，她已经进城一个星期，既没有看见珈罗琳，也没有收到珈罗琳的信。她只得认为她上次从浪搏恩寄给珈罗琳的那封信，一定是在路上失落了。

她接下去写道：“明天舅母要上那个地区去，我想趁这个机会到格鲁斯汶纳街去登门拜访一下。”

吉英拜望过彬格莱小姐并且和她见过面以后，又写了一封信来。她写道：“我觉得珈罗琳精神不大好，可是她见到我却很高兴，而且怪我这次到伦敦来为什么事先不通知她一下。我果然没有猜错，我上次给她的那封信，她真的没有收到。我当然问起她们的兄弟。据说他近况很好，不过同达西先生过从太密，以致姐妹兄弟很少机会见面。听说达西小姐要上她们那儿去吃饭，我但愿能和她见见面。我这一次拜望的时间并不太久，因为珈罗琳和赫斯脱太太都要出去。也许她们马上就会上我这儿来看我。”

伊丽莎白读着这封信，不由得摇头。她相信，除非有什么偶然的机会，彬格莱先生决不会知道吉英来到了伦敦。

四个星期过去了，吉英还没有见到彬格莱先生的影子。她竭力宽慰自己说，她并没有因此而觉得难受；可是彬格莱小姐的冷淡无情，她到底看明白了。她每天上午都在家里等彬格莱小姐，一直白等了两个星期，每天晚上都替彬格莱小姐编造一个借口，最后那位贵客才算上门来了，可是只待了片刻工夫便告辞而去，而且她的态度也前后判若两人，吉英觉得再不能自己骗自己了。她把这一次的情形写了封信告诉她妹妹，从这封信里可以看出她当时的心情：——

我最最亲爱的丽萃妹妹：现在我不得不承认，彬格莱小姐对我的关注完全是骗我的。我相信你的见解比我高明，而且你看到我伤心，还会引为得意。亲爱的妹妹，虽然如今事实已经证明你的看法是对的，可是，我如果从她过去的态度来看，我依旧认为，我对她的信任以及你对她的怀疑，同样都是合情合理，请你不要以为我固执。我到现在还不明白她从前为什么要跟我要好；如果再有同样的情况发生，我相信我还会受到欺骗。珈罗琳一直到昨天才来看我，她未来以前不曾给我片纸只字的讯息，既来之后又显出十分不乐意的样子。她只是照例敷衍了我一句，说是没有早日来看我，很是抱歉，此外根本就没有提起她想要再见见我的话。她在种种方面都前后判若两人，因此，当她临走的时候，我就下定决心和她断绝来往，虽说我禁不住要怪她，可是我又可怜她。只怪她当初不该对我另眼看待；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和她的交情都是由她主动一步一步进展起来的。可是我可怜她，因为她一定会感觉到自己做错了，我断定她所以采取这种态度，完全是由于为她哥哥担心的缘故。我用不着为自己再解释下去了。虽然我们
知道这种担心完全不必要，不过，倘若她当真这样担心，那就足以说明她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了。既然他确实值得他妹妹珍惜，那么，不管她替他担的是什么忧，那也是合情合理，亲切可喜。不过，我简直不懂她到现在还要有什么顾虑，要是他当真有心于我，我们早就会见面了。听她的口气，我肯定他是知道我在伦敦的；然而从她谈话的态度看来，就好像她拿稳他是真的倾心于达西小姐似的。这真叫我弄不明白。要是我大胆地下一句刻薄的断语，我真忍不住要说，其中一定大有蹊跷。可是我一定会竭力打消一切苦痛的念头，只去想一些能使我高兴的事——譬如想想你的亲切以及亲爱的舅父母对我始终如一的关切。希望很快就收到你的信。彬格莱小姐说起他再也不会回到尼日斐花园来，说他打算放弃那幢房子，可是说得并不怎么肯定。我们最好不必再提起这件事。你从汉斯福我们那些朋友那儿听到了许多令人愉快的事，这使我很高兴。请你跟威廉爵士和玛丽亚一块儿去看看他们吧。我相信你在那里一定会过得很舒适。——你的……

这封信使伊丽莎白感到有些难受；不过，一想到吉英从此不会再受到他们的欺蒙，至少不会再受到那个妹妹的欺蒙，她又高兴起来了。她现在已经放弃了对那位兄弟的一切期望。她甚至根本不希望他再来重修旧好。她越想越看不起他；她倒真的希望他早日跟达西先生的妹妹结婚，因为照韦翰说来，那位小姐往后一定会叫他后悔，悔当初不该把本来的意中人丢了，这一方面算是给他一种惩罚，另方面也可能有利于吉英。

大约就在这时候，嘉丁纳太太把上次伊丽莎白答应过怎样对待韦翰的事，又向伊丽莎白提醒了一下，并且问起最近的情况如何；伊丽莎白回信上所说的话，虽然自己颇不满意，可是舅母听了却很满意。原来他对她的显著的好感已经消失，他对她的殷勤也已经过去——他爱上别的人了。伊丽莎白很留心地看出了这一切，可是她虽然看出了这一切，在信上也写到这一切，却并没有感到什么痛苦，她只不过稍许有些感触。她想，如果她有些财产，早就成为他惟一的意中人了——想到这里，她的虚荣心也就得到了满足。拿他现在所倾倒的那位姑娘来说，她的最显著的魅力就是使他可以获得一万金镑的意外巨款；可是伊丽莎白对自己这件事，也许不如上次对夏绿蒂的事那么看得清楚，因此并没有因为他追求物质享受而怨怪他。她反而以为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她也想象到他舍弃她一定颇费踌躇，可又觉得这对于双方都是一种既聪明而又理想的办法，并且诚心诚意地祝他幸福。

她把这一切都对嘉丁纳太太说了。叙述了这些事以后，她接下去这样写道：“亲爱的舅母，我现在深深相信，我根本没有怎样爱他，假如我当真有了这种纯洁而崇高的感情，那我现在一听到他的名字都会觉得讨厌，而且巴不得他倒尽了霉。可是我情绪上不仅对他没有一些芥蒂，甚至对金小姐也毫无成见。我根本不觉得恨她，并且极其愿意把她看作一个很好的姑娘。这桩事完全算不上恋爱。我的小心提防并不是枉然的；要是我狂恋着他，亲友们就一定会把我看作一个更有趣的话柄了，我决不因为人家不十分器重我而竟会感到遗憾。太受人器重有时候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吉蒂和丽迪雅对他的缺点计较得比我厉害。她们在人情世故方面还幼稚得很，还不懂得这样一个有失体统的信条：美少年和凡夫俗子一样，也得有饭吃，有衣穿。”

[1]
英格兰东南部海滨之一郡，富有历史意义。坎特伯雷大教堂及路彻斯特大教堂均在此郡。玛丽女王及伊丽莎白女王均出生于此郡，爱德华六世及拿破仑三世死于此郡。彼得大帝曾在此郡学习造船业。此郡又为大文豪狄更斯之故乡。

第二十七章

浪搏恩这家人家除了这些事以外，再没有别的大事；除了到麦里屯去散散步以外，再没有别的消遣。时而雨水泥泞、时而风寒刺骨的正月和二月，就这样过去了。三月里伊丽莎白要上汉斯福去。开头她并不是真想去；可是她立刻想到夏绿蒂对于原来的约定寄予了很大的期望，于是她也就带着比较乐意和比较肯定的心情来考虑这个问题了。离别促进了她想和夏绿蒂重逢的愿望，也消除了她对柯林斯先生的厌恶。这个计划多少总有它新奇的地方；再说，家里有了这样的母亲和这样几位不能融洽的妹妹，自难完美无缺，换换环境也好。趁着旅行的机会也可以去看看吉英；总之，时日迫近了，她反而有些等不及了。好在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最后依旧照了夏绿蒂原先的意思，跟威廉爵士和他的第二个女儿一块儿去做一次客。以后这计划又补充了一下，决定在伦敦住一夜，这一来可真是个十全十美的计划了。

只有和父亲离别使她感到痛苦，父亲一定会记挂她。说起来，他根本就不愿意让她去，既是事情已经决定，只得叫她常常写信给他，而且几乎答应亲自给她写回信。

她跟韦翰先生告别时，双方都十分客气，韦翰比她还要客气。他目前虽然在追求别人，却并没有因此就忘了伊丽莎白是第一个引起他注目的人，第一个值得他注目的人，第一个听他倾诉衷情，第一个可怜他，第一个博得了他爱慕的人；他向她告别，祝她万事如意，又对她说了一遍德·包尔夫人是怎样的一个人，他相信他们俩对那位老夫人的评价，对每一个人的评价，一定完全吻合。他说这话的时候，显得很是热诚，很是关切，这种盛情一定会使她对他永远怀着极其深挚的好感。他们分手以后，她更相信不管他结婚也罢，单身也罢，他在她的心目中将会始终是一个极其和蔼可亲而又讨人喜欢的人。

第二天和她同路的那些人，也并没有使韦翰在她心目中相形见绌。威廉爵士简直说不出一句中听的话，他那位女儿玛丽亚虽然脾气很好，脑子却像她父亲一样空洞，也说不出一句中听的话。听他们父女俩说话，就好像听到车辆的辘辘声一样无聊。伊丽莎白本来爱听无稽之谈，不过威廉爵士那一套她实在听得腻了。他谈来谈去总不外乎觐见皇上以及荣膺爵士头衔之类的奇闻，翻不出什么新花样来；他那一套礼貌举止，也像他的出言吐语一样，已经陈腐不堪。

这段旅程不过二十四英里路

[1]

，他们启程很早，为的是要在正午赶到天恩寺街。他们走近嘉丁纳先生的大门时，吉英正在会客室的窗口望着他们。他们走进过道时，吉英正等在那儿接他们，伊丽莎白真挚地仔细望了望吉英的脸，只见那张脸蛋儿还是像往常一样地健康美丽，她觉得很高兴。男男女女的孩子们为了急于要见到表姐，在客厅里等不及，又因为一年没见面，不好意思下楼去，便都待在楼梯口。到处是一片欢乐与和善的气氛。这一天真过得极其愉快：上午乱哄哄地忙做一团，又要出去买东西；晚上上戏院去看戏。

伊丽莎白在舅母身旁坐下来。她们俩首先就谈到她姐姐。她仔仔细细问了许多话，舅母回答她说，吉英虽然竭力提着精神，还免不了有情绪低落的时候，她听了并不十分诧异，却很忧郁。好在这种情绪低落的现象不会继续多久。嘉丁纳太太也跟伊丽莎白谈起彬格莱小姐过访天恩寺街的一切情形，又把吉英跟她好几次的谈话重述了一遍给她听，这些话足以说明吉英的确打算再不和彬格莱小姐来往了。

嘉丁纳太太然后又谈起韦翰抛弃伊丽莎白的话，把她外甥女儿笑话了一番，同时又赞美她的忍耐功夫。

待在楼梯口

她接着又说：“可是，亲爱的伊丽莎白，金小姐是怎么样的一个姑娘？我可不愿意把我们的朋友看作一个见不得钱的人啊。”

“请问你，亲爱的舅母，拿婚姻问题来讲，见钱眼红与动机正当究竟有什么不同？做到什么地步为止就算知礼，打哪儿起就要算是贪心？去年圣诞节你还生怕我跟他结婚，怕的是不郑重其事，而现在呢，他要去跟一个只不过有一万镑财产的姑娘结婚，你就要说他见不得钱啦。”

“只要你告诉我，金小姐是怎么样一个姑娘，我就知道该怎么说话了。”

“我相信她是个好姑娘。我说不出她有什么坏处。”

“可是韦翰本来完全不把她放在眼睛里，为什么她祖父一去世，她做了这笔家产的主人，他就会看上了她呢？”

“没有的事，他为什么要那样？要是说，他不愿意跟我相爱，就是因为我没有钱，那么，他一向不关心的一个姑娘，一个同样穷的姑娘，他又有什么理由要去跟她谈恋爱呢？”

“不过，她家里一发生这件变故，他就去向她献殷勤，这未免不像话吧。”

“一个处境困难的人，不会像一般人那样有闲，去注意这些繁文缛节。只要她
不反对，我们
为什么要反对？”

“她
不反对，并不说明他
就做得对。那只不过说明了她本身有什么缺陷，不是见识方面有缺陷，就是感觉方面有缺陷。”

“哦，”伊丽莎白叫道：“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说他
贪财也好，说她
傻也好。”

“不，丽萃，我才不
这么说呢。你知道，在德比郡住了这么久的一个青年，我是不忍心说他坏话的。”

“噢，要是光光就凭这点理由，我才看不起那些住在德比郡的青年人呢，他们住在哈福德郡的那批知己朋友们，也好不了多少。他们全都叫我讨厌。谢谢老天爷！明天我就要到一个地方去，我将要在那儿见到一个一无可取的人，他无论在风度方面，在见解方面，都不见长。说到头来，只有那些傻瓜值得你去跟他们来往来往。”

“当心些，丽萃；这种话未免说得太消沉了些。”

她们看完了戏，刚要分手的时候，舅父母又邀请她参加他们的夏季旅行，这真是一种意外的快乐。

嘉丁纳太太说：“至于究竟到什么地方去，我们还没有十分决定，也许到湖区

[2]

去。”

对伊丽莎白说来，随便什么计划也不会比这个计划更中她的意了，她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个邀请，而且非常感激。“我的好舅母，亲舅母，”她欢天喜地叫了起来，“多高兴，多幸福！你给了我新的生命和活力。我再也不沮丧和忧郁了。人比起高山大石来，算得了什么？我们将要度过一些多么快乐的时日啊！等到我们回来的时候，一定不会像一般游人那样，什么都是浮光掠影。我们一定
会知道到过什么地方——我们看见过的东西一定
会记得住。湖泊山川决不会在我们脑子里乱七八糟地混做一团；我们要谈到某一处风景的时候，决不会连位置也弄不明白，彼此争论不休。但愿我们一回来叙述起游踪浪迹的时候，不要像一般旅客那样陈腔滥调，叫人听不入耳。”

[1]
按在奥斯丁时代，英国交通虽比18世纪初叶较为便利，但仍道路崎岖，旅程艰苦。

[2]
指英国北部的名湖区，风景优美，19世纪的湖上诗人华兹华斯、骚塞、柯勒律治即居住此地。华兹华斯所著《湖上行》一书，对该处风景名胜有极其详尽优美的描写。

第二十八章

第二天旅途上的每一样事物，伊丽莎白都感到新鲜有趣；她精神很愉快，因为看到姐姐气色那么好，可以不用再为她的健康担心，加上一想到去北方的旅行，她就越发高兴。当他们离开了大路，走上一条通往汉斯福的小径时，每一只眼睛都在寻找着那幢牧师住宅；每拐一个弯，都以为就要看到那幢房子。他们沿着罗新斯花园的栅栏往前走。伊丽莎白一想到外界所传闻的那家人家的种种情形，不禁好笑。

终于看到那幢牧师住宅了。大路斜对面的花园、花园里的房子、绿的栅栏以及桂树围篱——每一样东西好像都在宣布他们快到了。柯林斯先生和夏绿蒂走到门口来了。在宾主频频点头脉脉微笑中，客人们在一道小门跟前停下了车，从这里穿过一条短短的鹅卵石铺道，便能直达正屋。一眨眼工夫，他们都下了车，宾主相见，无限欢欣。柯林斯太太笑容满面地欢迎自己的朋友，伊丽莎白受到这么亲切的欢迎，就越发满意这次的作客了。她立刻看到她表兄并没有因为结了婚而改变态度，他还是完全和以往一样地拘泥礼节，在门口耽搁了她好几分钟，问候她全家大小的起居安好。听到她一一回答了之后，他才满意。于是他就没有再耽搁他们，只指给他们看看门口是多么整洁，便把客人们带进了屋子；等到客人一走进客厅，他又对他们作了第二次的欢迎，极其客气地说，这次承蒙诸位光临寒舍，真是不胜荣幸，并且一次又一次把他太太送上来的点心敬给客人。

伊丽莎白早就料到他会那样得意非凡，因此当他夸耀那屋子的优美结构、式样以及一切陈设的时候，她禁不住想到他是特地讲给她听的，好像要叫她明白，她当初拒绝了他，是多么大的一个损失。虽说样样东西的确都那么整洁和舒适，她可千万不能流露出一点点后悔的痕迹来叫他得意；她甚至带着诧异的目光看着夏绿蒂，她弄不明白夏绿蒂和这样的一位伴侣相处，为什么还会那么高兴。柯林斯先生有时竟会说些很不得体的话，叫他自己的太太听了也不免难为情，而且这类话又说得并不太少，每逢这种场合，伊丽莎白就不由自主地要向夏绿蒂望一眼。夏绿蒂有一两次被她看得微微脸红了，不过一般总是很聪明地装作没有听见。大家在屋里坐了好一会儿，欣赏着每一件家具，从食器橱一直欣赏到壁炉架，又谈了谈一路上的情况以及伦敦的一切情形，然后柯林斯先生就请他们到花园里去散散步。花园很大，布置得也很好，一切都是由他亲手料理的。他的最高尚的娱乐就是收拾花园。夏绿蒂说，这种操作有益于健康，她尽可能鼓励他这样做；她讲起这件事的时候，非常镇定自若，真叫伊丽莎白佩服。他领着他们走遍了花园里的曲径小道，看遍了每一处景物，每看一处都得琐琐碎碎地讲一阵，美不美倒完全不在他心上，看的人即使想要凑合他，赞美几句，也插不上嘴。他数得出每一个方向有多少田园，连最远的树丛里有多少棵树他也讲得出来，可是，不论是他自己花园里的景物也好，或者是这整个乡村甚至全国的名胜古迹也好，都万万比不上罗新斯花园的景色。罗新斯花园差不多就在他住宅的正对面，四面是树，从树林的空隙处可以望见里面。那是一幢漂亮的近代建筑，耸立在一片高地上。

柯林斯先生和夏绿蒂走到门口

柯林斯先生本来想把他们从花园里带去看看他的两块草坪，但是太太小姐们的鞋子抵挡不住那残余的白霜，于是全都走回去了，只剩下威廉爵士陪伴着他。夏绿蒂陪着自己的妹妹和朋友参观住宅，这一下她能够撇开丈夫的帮忙，有机会让她自己显显身手，真是高兴极了。房子很小，但是建筑结实，使用也很方便；一切都布置得很精巧，安排得很协调，伊丽莎白对夏绿蒂夸奖备至。只要不想起柯林斯先生，便真正有了一种非常舒适的气氛。伊丽莎白看见夏绿蒂那样得意，便不由得想到她平常一定不把柯林斯先生放在心上。

伊丽莎白已经打听到咖苔琳夫人还在乡下。吃饭的时候又谈起了这桩事，当时柯林斯先生立即插嘴说：

“正是，伊丽莎白小姐，星期日晚上你就可以荣幸地在教堂里见到咖苔琳·德·包尔夫人，你一定会喜欢她的。她为人极其谦和，丝毫没有架子，我相信那天做完礼拜之后，你就会很荣幸地受到她的注目。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只要你待在这儿，每逢她赏脸请我们做客的时候，总少不了要请你和我的小姨子玛丽亚。她对待我亲爱的夏绿蒂真是好极了。我们每星期去罗新斯吃两次饭，她老人家从来没有哪一次让我们步行回家，总是打发自己的马车送我们——我应该说，是打发她老人家的某一辆马车，因为她有好几辆车子呢。”

夏绿蒂又说：“咖苔琳夫人的确是个可尊敬的、通达情理的女人，而且是位极其殷勤的邻居。”

“说得很对，亲爱的，你真说到我心上去了。像她这样一位夫人，你无论对她怎样尊敬，依旧会感到有些欠缺。”

这一晚主要就谈论哈福德郡的新闻，又把以前信上所说的话重新再提一遍。大家散了以后，伊丽莎白孤单单地在房间里，不由得默默想起了夏绿蒂对于现状究竟满意到什么程度，驾御丈夫的手腕巧妙到什么程度，容忍丈夫的肚量又大到什么程度。她不由得承认，一切都安排得非常好。她又去想象着这次做客的时间将如何度过，无非是：平淡安静的日常起居，柯林斯先生那种惹人讨厌的插嘴打岔，再加上跟罗新斯的酬酢来往等等。她那丰富的想象力马上解决了整个问题。

大约在第二天晌午的时候，她正在房间里准备出去散散步，忽听得楼下一阵喧哗，马上这整个住宅里的人好像都慌乱了起来；一会儿工夫，只听得有人急急忙忙飞奔上楼来，大声叫她。她开了门，在楼梯口遇见了玛丽亚，只见她激动得气都喘不过来，嚷道：

“噢，亲爱的伊丽莎呀，请你赶快到餐室里去，那儿有了不起的场面值得看呢！我可不告诉你是怎么回事。赶快呀，马上下楼来。”

伊丽莎白一遍遍问，也问不出一个究竟来；玛丽亚多一句也不肯跟她说；于是她们俩便奔进那间面临着大路的餐室，去看个究竟。原来来了两位女客，乘着一辆低低的四轮马车，停在花园门口。

伊丽莎白连忙嚷道：“就是这么回事吗？我还以为是猪猡闯进了花园呢，原来只不过是咖苔琳夫人母女俩。”

玛丽亚听她说错了，不禁大吃一惊：“瞧你，亲爱的，那不是咖苔琳夫人。那位老夫人是姜金生太太，她跟她们住在一起的；另外一位是德·包尔小姐。你且瞧瞧她那副模样儿吧。她真是个非常纤小的人儿。谁会想到她会这么单薄，这么小！”

“她真太没有礼貌，风这样大，却让夏绿蒂待在门外。她为什么不进来？”

“噢，夏绿蒂说，她真难得进来。德·包尔小姐要是进来一次，那可真是天大的面子。”

“她那副模样儿真够人瞧的，”伊丽莎白一面说，一面又突然起了别的种种念头。“她看上去身体不好，脾气又坏。她配他

[1]

真是再好不过呢。她做他的太太极其相称。”

柯林斯先生和夏绿蒂都站在门口跟那两位女客谈话。伊丽莎白觉得最好笑的是，威廉爵士正必恭必敬地站在门口，虔诚地瞻仰着面前的蔚然大观，每当德·包尔小姐朝着他这边望的时候，他总是一鞠躬。

跟那两位女客谈话

后来他们的话全说完了，两位女客驱车而去，别人都回到屋里。柯林斯一看到两位小姐，就恭贺她们走了鸿运；夏绿蒂把他的意思解释给她们听，原来罗新斯明天又要请他们全体去吃饭了。

[1]
指达西。

第二十九章

罗新斯这一次请客，真使得柯林斯先生感到百分之百地得意。他本来一心要让这些好奇的宾客们去观光一下他那女施主的堂皇气派，看看老夫人对待他们夫妇俩多么礼貌周全。他竟会这么快就得到了如愿以偿的机会，这件事足以说明咖苔琳夫人的礼贤下士，使得他不知如何景仰是好。

“说老实话，”他说，“她老人家邀请我们星期日去吃茶点，在罗新斯消磨一个下午，我一点也不觉得意外。她一贯为人和蔼，我倒以为她真要这样招待一番的，可是谁料想得到会像这次这样情意隆重？谁会想到你们刚刚到这里，就被请到那边去吃饭（而且全体都请到了）？”

威廉爵士说：“刚才的事我倒不怎么觉得稀奇，大人物的为人处世实在都是如此，像我这样有身份的人，就见识得很多。在显宦贵族们当中，这类风雅好客的事不足为奇。”

这一整天和第二天上午，简直只谈到去罗新斯的事。柯林斯先生预先仔仔细细地一样样告诉他们，到那边去将要看到些什么东西，免得他们看到了那样宏伟的屋子，那样众多的仆从，那样丰盛的菜肴，会造成临时慌乱，手足失措。

当娘儿们正要各自去打扮的时候，他又对伊丽莎白说：

“不要为衣装担心思，亲爱的表妹。咖苔琳夫人才不会要我们穿得华丽呢，这只有她自己和她的女儿才配。我劝你只要在你自己的衣服里面，拣一件出色的穿上就行，不必过于讲究。咖苔琳夫人决不会因为你衣装朴素就瞧你不起。她喜欢各人守着自己的本分，分得出一个高低。”

娘儿们整装的时候，他又到各个人的房门口去了两三次，劝她们快一点，因为咖苔琳夫人请人吃饭最恨客人迟到。玛丽亚·卢卡斯听说她老人家的为人处事这样可怕，不由得吓了一跳，因为她一向不大会应酬。她一想起要到罗新斯去拜望，就诚惶诚恐，正如她父亲当年进宫觐见一样。

天朗气清，他们穿过花园，作了一次差不多半英里的愉快的散步。一家家的花园都各有美妙，伊丽莎白纵目观赏，心旷神怡，可是并不如柯林斯先生所预期的那样，被那眼前的景色陶醉得乐而忘形。尽管他数着屋前一扇扇窗户说，光是这些玻璃，当初曾一共花了刘威斯·德·包尔爵士多大一笔钱，她可并不为这些话动心。

他们踏上台阶走进穿堂的时候，玛丽亚一分钟比一分钟来得惶恐，连威廉爵士也不能完全保持镇定。倒是伊丽莎白毫不畏缩。无论是论才论德，她都没有听到咖苔琳夫人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足以引起她敬畏，光凭着有钱有势，还不会叫她见到了就胆战心惊。

进了穿堂，柯林斯先生就带着一副喜极欲狂的神气，指出这屋子的堂皇富丽，然后由用人们带着客人走过前厅，来到咖苔琳夫人母女和姜金生太太的起坐间。夫人极其谦和地站起身来迎接他们。根据柯林斯太太事先跟她丈夫商量好的办法，当场由太太出面替宾主介绍，因此介绍得很得体，凡是柯林斯先生认为必不可少的那些道歉和感激的话，都一概免了。

威廉爵士虽说当年也曾进宫觐见过皇上，可是看到四周围这般的富贵气派，也不禁完全给吓住了，只得弯腰一躬，一声不响，坐了下来；再说他的女儿，简直吓得丧魂失魄一般，兀自坐在椅子边上，眼睛也不知道往哪里看才好。伊丽莎白倒是完全安然自若，而且从容不迫地细细瞧着那三位女主人。咖苔琳夫人是位高大的妇人，五官清楚，也许年轻时很好看。她的样子并不十分客气，接待宾客的态度也不能使宾客忘却自己身份的低微。她吓人的地方倒不是默不作声，而是她出言吐语时声调总是那么高高在上，自命不凡，这叫伊丽莎白立刻想起了韦翰先生的话。经过了这一整天的察言观色之后，她觉得咖苔琳夫人的为人，果然和韦翰所形容的完全一样。

她仔细打量了她一眼，立刻就发觉她的容貌有些像达西先生，然后她就把目光转到她的女儿身上，只见她女儿长得那么单薄，那么瘦小，这使她几乎和玛丽亚一样感到惊奇。母女二人无论体态面貌，都没有相似之处。德·包尔小姐脸色苍白、满面病容，五官虽然长得不算难看，可是并不起眼；她不大说话，除非是低声跟姜金生太太嘀咕几句。姜金生太太的相貌没有一点特出的地方，她只是全神贯注地听着小姐说话，并且挡在她面前，不让人家把她看得太清楚。

坐了几分钟以后，客人们都被打发到窗口去欣赏外面的风景。柯林斯先生陪着他们，一处处指给他们看，咖苔琳夫人和善地告诉他们说，到了夏天还要好看。

酒席果然特别体面，侍候的仆从以及盛酒菜的器皿，也跟柯林斯先生所形容过的一模一样，而且正如他事先所料到的那样，夫人要他和她对席而坐，看他那副神气，好像人生没有比这更得意的事了。他边切边吃，又兴致淋漓地赞不绝口；每一道菜都由他先来夸奖，然后由威廉爵士加以吹嘘，原来威廉爵士现在已经完全消除了惊恐，可以做他女婿的应声虫了。伊丽莎白看到那种样子，不禁担心咖苔琳夫人怎么受得了。可是咖苔琳夫人对这些过分的赞扬好像倒非常满意，总是显露出仁慈的微笑，尤其是端上一道客人们没见过的菜到桌上来的时候，她便格外得意。宾主们都没有什么可谈的，伊丽莎白却只要别人开个头，总还有话可说，可惜她坐的地方不对头，一边是夏绿蒂，她正在用心听咖苔琳夫人谈话；另一边是德·包尔小姐，整个吃饭时间不跟她说一句话。姜金生太太主要在注意德·包尔小姐，她看到小姐东西吃得太少，便逼着她吃了这样再吃那样，又怕她不受用。玛丽亚根本不想讲话，男客们只顾一边吃一边赞美。

女客们回到会客室以后，只是听咖苔琳夫人谈话。夫人滔滔不绝地一直谈到咖啡端上来为止。随便谈到哪一桩事，她总是那么斩钉截铁、不容许别人反对的样子。她毫不客气地仔细问着夏绿蒂的家常，又给她提供了一大堆关于料理家务的意见。她告诉夏绿蒂说，像她这样的一个小家庭，一切事情都应该精密安排，又指教她如何照料母牛和家禽。伊丽莎白发觉这位贵妇人只要有机会支配别人，随便怎么小的事情也决不肯轻易放过。夫人同柯林斯太太谈话的时候，也间或向玛丽亚和伊丽莎白问几句话，特别向伊丽莎白问得多。她不大清楚伊丽莎白和她们是什么关系，不过她对柯林斯太太说，她是个很斯文、很标致的姑娘。她好几次问伊丽莎白有几个姐妹，她们比她大还是比她小，她们中间有没有哪一个就要结婚，她们长得好看不好看，在哪里读书，她们的父亲有什么样的马车，她母亲的娘家姓什么。伊丽莎白觉得她这些话问得唐突，不过还是心平气和地回答了她。于是咖苔琳夫人说：

“你父亲的财产得由柯林斯先生继承吧，我想？”——说到这里，她又掉过头来对夏绿蒂说：“为你着想，我倒觉得高兴；否则我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不让自己的女儿们来继承财产，却要给别人。刘威斯·德·包尔家里就觉得没有这样做的必要。——你会弹琴唱歌吗，班纳特小姐？”

“略知一二。”

“噢，几时我们倒想要听一听。我们的琴非常好，说不定比——你哪一天来试一试看吧。你的姐妹们会弹琴唱歌吗？”

“有一个会。”

“为什么不大家都学呢？你们应该个个都学。魏伯家的小姐们就个个都会，她们父亲的收入还比不上你们父亲呢。你们会画吗？”

“不，一点儿不会。”

“怎么说，一个也不会吗？”

“没有一个会。”

“这倒很稀奇。我猜想你们是没有机会学吧。你们的母亲应该每年春天带你们上城里来投投名师才对。”

“我妈是不会反对的，可是我父亲厌恶伦敦。”

“你们的女家庭教师走了吗？”

“我们从来就没有请过女家庭教师。”

“没有女家庭教师！那怎么行？家里教养着五个姑娘，却不请个女家庭教师！我从来没听到过这样的事！你妈简直是做奴隶似地教育你们啦。”

伊丽莎白禁不住笑起来了，一面告诉她说，事实并不是那样。

“那么谁教导你们呢？谁服侍你们呢？没有一个女家庭教师，你们不就是没人照管了吗？”

“同别的一些人家比较起来，我们家里待我们可以算是比较懈怠；可是姐妹们中间，凡是好学的，决不会没有办法。家里经常鼓励我们好好读书，必要的教师我们都有。谁要是存心偷懒，当然也可以。”

“那是毫无疑问的；不过，女家庭教师的任务也就是为了防止这种事情；要是我认识你们的母亲，我一定要竭力劝她请一位。我总以为缺少了按部就班的指导，教育就不会有任何成绩，而按部就班的指导就只有女家庭教师办得到。说起来也怪有意思，多少人家都是由我介绍女家庭教师的。我一贯喜欢让一个年轻人得到很好的安插。姜金生太太的四个侄女儿都由我给她们介绍了称心如意的位置；就在前几天，我又推荐了一个姑娘，她不过是人家偶然在我面前提起的，那家人家对她非常满意。——柯林斯太太，我有没有告诉过你，麦特卡尔夫夫人昨天来谢我？我觉得蒲白小姐真是件珍宝呢。她跟我说：

‘咖苔琳夫人，你给了我一件珍宝。’——你的妹妹们有没有哪一个已经出来交际了，班纳特小姐？”

“有，太太，全都出来交际了。”

“全都出来交际了！什么，五个姐妹同时出来交际？真奇怪！你不过是第二个！姐姐还没有嫁人，妹妹就出来交际了！你的妹妹们一定还很小吧？”

“是的；最小的一个才十六岁。或许她还太小，不适宜多交朋友。不过，太太，要是因为姐姐无法早嫁，或是不想早嫁，做妹妹的就不能有社交和娱乐，那实在太苦了她们。最小的和最大的同样有消受青春的权利。怎么能为了这样的
原由，就叫她们死守在家里！我以为那样做就不可能促进姐妹之间的情感，也不可能养成温柔的性格。”

“真想不到，”夫人说，“你这么小的一个人，倒这样有主见。请问你几岁啦？”

“我已经有了三个成人的妹妹，”伊丽莎白笑着说。“你老人家总不会再要我说出年纪来了吧。”

咖苔琳夫人没有得到直截了当的回答，显得很惊奇；伊丽莎白觉得敢于和这种没有礼貌的富贵太太开玩笑，恐怕要推她自己为第一个人。

“你不会超过二十岁，所以你也不必瞒年纪啦。”

“我不到二十一岁。”

等到喝过了茶，男客们都到她们这边来了，便摆起牌桌来。咖苔琳夫人、威廉爵士和柯林斯夫妇坐下来打“夸锥”；德·包尔小姐要玩“卡西诺”

[1]

，因此两位姑娘就很荣幸地帮着姜金生太太，给她凑足了人数。她们这一桌真是枯燥无味，除了姜金生太太问问德·包尔小姐是否觉得太冷或太热，是否感到灯光太强或太弱以外，就没有一句话不是说到打牌方面的。另外一桌可就有声有色得多了。咖苔琳夫人差不多一直都在讲话，不是指出另外三个人的错处，就是讲些自己的趣闻轶事。她老人家说一句，柯林斯先生就附和一句，他赢一次要谢她一次，如果赢得太多，还得向她道歉。威廉爵士不大说话，只顾把一桩桩轶事和一个个高贵的名字装进脑子里去。

‘咖苔琳夫人，你给了我一件珍宝。’

等到咖苔琳夫人母女俩玩得不想再玩的时候，两桌牌就散场了，打发马车送柯林斯太太回去，柯林斯太太很感激地接受了，于是马上叫人去套马。大家又围着火炉，听咖苔琳夫人断定明天的天气怎么样。等到马车来了，叫他们上车，他们方始停止受教。柯林斯先生说了许多感激的话，威廉爵士鞠了多少躬，大家方才告别。马车一走出门口，柯林斯先生就要求伊丽莎白发表她对于罗新斯的感想，她看在夏绿蒂面上，便勉强敷衍了他几句。她虽然勉为其难地说出了一大篇好话，却完全不能叫柯林斯先生满意，柯林斯没有办法，只得立刻亲自开口，把老夫人大大地重新赞扬了一番。

[1]
一种牌戏，类似21点。

第三十章

威廉爵士在汉斯福只待了一个星期，可是经过了这一次短短的拜访，他大可以放心了：女儿实在是嫁得极其称心如意，而且有了这样不可多得的丈夫和难能可贵的邻居。威廉爵士在这儿作客的时候，柯林斯先生总是每天上午同他乘着双轮马车，带他到郊野里去漫游；他走了以后，家里又恢复了日常生活。伊丽莎白真要谢天谢地，因为这一次做客，跟她表兄柯林斯朝夕相见的次数并不多。原来他从吃早饭到吃午饭那一段时间里，不是在收拾花园，就是在自己那间面临着大路的书房里看书写字，凭窗远眺，而女客的起坐间又在后面那一间。伊丽莎白开头很奇怪：这里的餐厅比较大，地位光线也比较好，为什么夏绿蒂不愿意把餐厅兼作起居室？可是她立刻看出了她朋友所以要这样做，的确非常有理由，因为：假如女客也在一间同样舒适的起坐间里，那么柯林斯先生待在自己房间里的时间就要比较少了；她很赞赏夏绿蒂这样的安排。

她们从会客室里根本看不见外面大路上的情形，幸亏每逢有什么车辆驶过，柯林斯先生总是要告诉她们；特别是德·包尔小姐常常乘着小马车驶过，差不多天天驶过，他没有哪一次不告诉她们的。小姐常在牧师住宅的门前停下车来，跟夏绿蒂闲谈几分钟，可是主人从来不请她下车。

柯林斯先生差不多每天要到罗新斯去一趟，他的太太也是隔不了几天就要去一次。伊丽莎白总以为他们还有些别的应得的俸禄要去处理一下，否则她就不懂得为什么要牺牲那么多时间。有时候夫人也光临他们的住宅，来了以后就把屋子里无论什么事都看在眼里。她查问他们的日常生活，察看他们的家务，劝他们换个方式处置；又吹毛求疵地说，他们的家具摆得不对，或者是他们的用人在偷懒；要是她肯在这里吃点东西，那好像只是为了要看看柯林斯太太是否持家节俭，不滥吃滥用。

伊丽莎白立刻就发觉，这位贵妇人虽然没有担任郡里的司法职使，可是事实上她等于是她自己这个教区里最积极的法官，一点点芝麻大的事都由柯林斯先生报告给她；只要哪一个穷苦人在吵架，闹意气，或是穷得活不下去，她总是亲自到村里去调解处理，镇压制服，又骂得他们一个个相安无事，不再叫苦叹穷。

罗新斯大约每星期要请她们吃一两次饭；尽管缺少了威廉爵士，而且只有一桌牌，不过每有一次这样的宴会，都依照第一次如法炮制。他们简直没有别的宴会，因为附近一般人家的那种生活派头，柯林斯还高攀不上。不过伊丽莎白并不觉得遗憾，因为她在这里大体上是过得够舒服的了：经常和夏绿蒂作半个钟点愉快的交谈，加上这个季节里又是天气晴朗，可以常常到户外去舒畅一下。别人去拜访咖苔琳夫人的时候，她总是爱到花园旁边那座小林子里去散散步，那儿有一条很美的绿荫小径，她觉得那地方只有她一个人懂得欣赏，而且到了那儿，也就可以免得惹起咖苔琳夫人的好奇心。

她开头两个星期的作客生涯，就这样安静地过去了。复活节快到了，节前一星期，罗新斯府上要添一个客人。在这么一个小圈子里，这当然是件大事。伊丽莎白一到那儿，便听说达西先生在最近几个星期里就要到来，虽然她觉得在她所认识的人里面，差不多没有一个像达西这样讨厌，不过他来了却能给罗新斯的宴会上添一个面貌比较新鲜的人，同时可以从他对他表妹的态度看出彬格莱小姐在他身上的打算要完全落空，那更有趣极了。咖苔琳夫人显然已经把他安排给他的表妹，一谈到他要来，就得意非凡，对他赞美备至，可是一听说卢卡斯小姐和伊丽莎白早就跟他认识，又时常见面，就几乎好像生起气来。

柯林斯先生总是要告诉她们

不久，柯林斯家里就知道达西来了；因为牧师先生那天整个上午都在汉斯福路旁的门房附近走动，以便尽早获得确凿的消息；等到马车驶进花园，他就鞠了一个躬，连忙跑进屋去报告这重大的新闻。第二天上午，他赶快到罗新斯去拜会。他一共要拜会咖苔琳夫人的两位姨侄，因为达西先生还带来了一位费茨威廉上校，是达西的舅父（某某爵士）的小儿子。柯林斯先生回家来的时候，把那两位贵宾也带来了，大家很是吃惊。夏绿蒂从她丈夫的房间里看到他们一行三人从大路那边走过来，便立刻奔进另外一个房间，告诉小姐们说，她们马上就会有贵客降临，接着又说：

“伊丽莎，这次的贵客光临，我得感谢你呀。否则达西先生才不会一下子就来拜望我呢。”

伊丽莎白听到这番恭维话，还没有来得及申辩，门铃就响了，宣布贵宾光临。不大一会儿工夫，宾主三人一同走进屋来。带头的是费茨威廉上校，大约三十岁左右，人长得不漂亮，可是从仪表和谈吐看来，倒是个地道的绅士。达西先生完全是当初在哈福德郡的那副老样子，用他往常一贯的矜持态度，向柯林斯太太问好。尽管他对她的朋友伊丽莎白可能另有一种感情，然而见到她的时候，神色却极其镇定。伊丽莎白只对他行了个屈膝礼，一句话也没说。

费茨威廉上校立刻就跟大家攀谈起来，口齿伶俐，像个有教养的人，并且谈得颇有风趣；可是他那位表兄，却只跟柯林斯太太把房子和花园稍许评赏了几句，就坐在那儿没有跟任何人说话。过了一会儿，他重新想到了礼貌问题，便向伊丽莎白问候她和她全家人的安好。伊丽莎白照例敷衍了他几句；停了片刻，她又说：

“我姐姐最近三个月来一直在城里。你从来没有碰到过她吗？”

把那两位贵宾也带来了

其实她明明知道他从来没有碰到过吉英，只不过为了想要探探他的口气，看看他是否知道彬格莱一家人和吉英之间的关系。他回答说，不幸从来未曾碰到过班纳特小姐，她觉得他回答这话时神色有点慌张。这件事没有再谈下去，两位贵宾立刻就告辞了。

第三十一章

费茨威廉的风度大受牧师家里人的称道，女眷们都觉得他会使罗新斯的宴会平添上不少情趣。不过，他们已经有好几天没有受到罗新斯那边的邀请，因为主人家有了客人，用不着他们了；一直到复活节那一天，也就是差不多在这两位贵宾到达一星期以后，他们才蒙受到被邀请的荣幸，那也不过是大家离开教堂时，主人家当面约定他们下午去玩玩而已。上一个星期他们简直就没有见到咖苔琳夫人母女。在这段时间里，费茨威廉到牧师家来拜望过好多次，但是达西先生却没有来过，他们仅仅在教堂里才见到他。

他们当然都接受了邀请，准时到达了咖苔琳夫人的会客室。夫人客客气气地接待了他们，不过事实很明显，他们并不像请不到别的客人时那样受欢迎；而且夫人的心几乎都在两位姨侄身上，只顾跟他们说话，特别是跟达西说话比跟房间里任何人都说得多。

倒是费茨威廉上校见到他们好像很高兴：因为罗新斯的生活实在单调无味，他很想要有点调剂，而且柯林斯太太的这位漂亮朋友更使他十分喜欢。他就坐到她身边去，那么有声有色地谈到肯特郡，谈到哈福德郡，谈到旅行和家居，谈到新书和音乐，直谈得伊丽莎白感觉到在这个房间里从来没有受到过这样的款待；他们俩谈得那么兴致淋漓，连咖苔琳夫人和达西先生也注意起来了。达西的一对眼睛立刻好奇地一遍遍在他们俩身上打溜转；过了一会儿工夫，夫人也有了同感，而且显得更露骨，她毫不犹豫地叫道：

“你们说的什么？你们在谈些什么？你跟班纳特小姐在说些什么话？说给我听听看。”

“我们谈谈音乐，姑母，”费茨威廉迫不得已地回答了一下。

“谈音乐！那么请你们说得响一些吧。我最喜爱音乐。要是你们谈音乐，就得有我的分儿。我想，目前在英国，没有几个人能像我一样真正欣赏音乐，也没有人比我趣味更高。我要是学了音乐，一定会成为一个名家。安妮要是身体好，也一定会成为一个名家的。我相信她演奏起来，一定动人。乔治安娜现在学得怎么样啦，达西？”

达西先生极其恳切地把他自己妹妹的成就赞扬了一番。

“听到她弹得这样好，我真高兴，”咖苔琳夫人说；“请你替我告诉她，要是她不多多练习，那她也好不到哪里去。”

“姨母，你放心吧，”达西说，“她用不着你这样的劝告。她经常在练习。”

“那就更好。练习总不怕太多，我下次有空写信给她，一定要嘱咐她无论如何不得偷懒。我常常告诉年轻的小姐们说，要想在音乐上出人头地，就非要经常练习不可。我已经告诉过班纳特小姐好几次，除非她再多练习练习，她永远不会好到哪里去；我常常对她说，柯林斯太太那里虽然没有琴，我却很欢迎她每天到罗新斯来，在姜金生太太房间里那架钢琴上弹奏。你知道，在那间房间里，她不会妨碍什么人的。”

达西先生看到姨母这种无礼的态度，觉得有些丢脸，因此没有去理她。

喝过了咖啡，费茨威廉上校提醒伊丽莎白说，她刚刚答应过弹琴给他听，于是她马上坐到琴边去。他拖过一把椅子来坐在她身旁。咖苔琳夫人听了半支歌，便像刚才那样又跟这一位姨侄谈起话来，直谈得这位姨侄终于避开了她，从容不迫地走到钢琴跟前站住，以便把演奏者的美丽的面貌看个清楚明白。伊丽莎白看出了他的用意，弹到一个段落，便停下来，回过头来对他俏俏地一笑，说道：

“达西先生，你这样走过来听，莫不是想吓唬我？尽管你妹妹的确
演奏得很好，我也不怕。我性子倔强，决不肯让别人把我吓倒。人家越是想来吓倒我，我的胆子就越大。”

达西说：“我决不会说你讲错了，因为你不会真以为我存心吓你；好在我认识你很久了，知道你就喜欢说一些并不是你自己心里想说的话。”

伊丽莎白听到人家这样形容她，便高兴地笑了起来，于是对费茨威廉说道，“你表兄竟在你面前把我说成一个多糟糕的人，教你对我的话一句也不要相信。我真晦气，我本来想在这里骗骗人，叫人相信我多少有些长处，偏偏碰上了一个看得穿我真正性格的人。——真的，达西先生，你把我在哈福德郡的一些倒霉事儿都一股脑儿说了出来，你这是不厚道的——而且，请允许我冒昧说一句，你这也是不聪明的——因为你这样做，会引起我的报复心，我也会说出一些事来，叫你的亲戚们听了吓一跳。”

“我才不怕你呢，”他微笑地说。

费茨威廉连忙叫道：“我倒要请你说说看，他有什么不是。我很想知道他跟陌生人一起的时候，行为怎么样。”

“那么我就讲给你听吧；我先得请你不要骇怕。你得明白，我第一次在哈福德郡看见他，是在一个跳舞会上；你知道他在这个跳舞会上做些什么？他一共只跳了四次舞！我不愿意叫你听了难受，不过事实确是这样。虽说男客很少，他却只跳了四次，而且我知道得很清楚，当时在场的女客中间，没有舞伴而闲坐在一旁的可不止一个人呢——达西先生，你可不能否认有这件事哟。”

“说来遗憾，当时舞场上除了我自己人以外，一个女客也不认识。”

“不错；跳舞场里是不兴请人家介绍女朋友的。——唔，费茨威廉上校，再叫我弹什么呢？我的手指在等着你吩咐。”

达西说：“也许我当时最好请人介绍一下，可是我又不配去向陌生人自我推荐。”

“我们要不要问问你表兄，这究竟是什么缘故？”伊丽莎白仍然对着费茨威廉上校说话。“我们要不要问问他，一个有见识、有阅历、而又受过教育的人，为什么不配把自己介绍给陌生人？”

费茨威廉说：“我可以回答你的问题，用不着请教他。那是因为他自己怕麻烦。”

达西说：“我的确不像人家那样有本领，遇到向来不认识的人也能任情谈笑。我也不会像人家那样随声附和，假意关切。”

伊丽莎白说：“我弹起钢琴来，手指不像许多妇女技巧那么熟练，也不像她们那么有力和灵活，也没有她们弹得那么有表情。我一直认为这是我自己的缺点，是我自己不肯用功练习的缘故。我可不信我的
手指不及那些比我弹奏得高明的女人。”

达西笑了笑说：“你说得完全对。你花的时间并不多，可见你的成绩要好得多。凡是有福分听过你演奏的人，都觉得你毫无欠缺的地方。我们两人都不愿意在陌生人面前表演。”

说到这里，咖苔琳夫人大声地问他们谈些什么，打断了他们的话。伊丽莎白立刻重新弹起琴来。咖苔琳夫人走近前来，听了几分钟以后，就对达西说：

“班纳特小姐如果再多练习练习，能够请一位伦敦名师指点指点，弹起来就不会有毛病了。虽说她的趣味比不上安妮，可是她很懂得指法。安妮要是身体好，能够学习的话，一定会成为一位令人满意的演奏者。”

伊丽莎白望着达西，要看看他听了夫人对他表妹的这番夸奖，是不是竭诚表示赞同，可是当场和事后都看不出他对她有一丝一毫爱的迹象；从他对待德·包尔小姐的整个态度看来，她不禁替彬格莱小姐感到安慰：要是彬格莱小姐跟达西是亲戚的话，达西一定也会跟她
结婚。

咖苔琳夫人继续对伊丽莎白的演奏发表意见，还给了她许多关于演奏和鉴赏方面的指示。伊丽莎白只得极有忍耐地虚心领教。她听从了两位男客的请求，一直坐在钢琴旁边，弹到夫人备好了马车送他们大家回家。

第三十二章

第二天早晨，柯林斯太太和玛丽亚到村里有事去了，伊丽莎白独自坐在家里写信给吉英，这时候她突然吓了一跳，因为门铃响了起来，准是有客人来了。她并没有听到马车声，心想，可能是咖苔琳夫人来了，于是她就疑虑不安地把那封写好一半的信放在一旁，免得她问些卤莽的话。就在这当儿，门开了，她大吃一惊，万万想不到走进来的是达西先生，而且只有达西先生一个人。

达西看见她单独一个人，也显得很吃惊，连忙道歉说，他原以为太太小姐们全没有出去，所以才冒昧闯进来。

他们俩坐了下来，她向他问了几句关于罗新斯的情形以后，双方便好像都无话可说，大有陷于僵局的危险。因此，非得想点儿什么说说不可；正当这紧张关头，她想起了上次在哈福德郡跟他见面的情况，顿时便起了一阵好奇心，想要听听他对那次匆匆的离别究竟有些什么意见，于是她便说道：

“去年十一月你们离开尼日斐花园多么突然呀，达西先生！彬格莱先生看见你们大家一下子都跟着他走，一定相当惊奇吧；我好像记得他比你们只早走一天。我想，当你离开伦敦的时候，他和他的姐妹们一定身体都很好吧？”

“好极了，谢谢你。”

她发觉对方没有别的话再回答她了，隔了一会儿便又说道：

“我想，彬格莱先生大概不打算再回到尼日斐花园来了吧？”

“我从来没有听到他这么说过；不过，可能他不打算在那儿久住。他有很多朋友，像他这样年龄的人，交际应酬当然一天比一天多。”

“如果他不打算在尼日斐花园久住，那么，为了街坊四邻着想，他最好干脆退租，让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固定的邻居，不过彬格莱先生租那幢房子，说不定只是为了他自己方便，并没有顾念到邻舍，我看他那幢房子无论是保留也好，退租也好，他的原则都是一样。”

达西先生说：“我料定他一旦买到了合适的房子，马上就会退租。”

伊丽莎白没有回答。她惟恐再谈到他那位朋友身上去；既然没有别的话可说，她便决定让他动动脑筋，另外找个话题来谈。

他领会了她的用意，隔了一忽儿便说道：“柯林斯先生这所房子倒好像很舒适呢。我相信他初到汉斯福的时候，咖苔琳夫人一定在这上面费了好大一番心思吧。”

“我也相信她费了一番心思，而且我敢说，她的好心并没有白费，因为天下再也找不出一个比他更懂得感恩报德的人了。”

“柯林斯先生娶到了这样一位太太，真是福气。”

“是呀，的确是福气；他的朋友们应当为他高兴，难得有这样一个头脑清楚的女人肯嫁给他，嫁了他又能使他幸福，我这位女朋友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不过她跟柯林斯先生结婚，我可并不认为是上策。她倒好像极其幸福，而且，用普通人的眼光来看，她这门婚姻当然攀得很好。”

“她离开娘家和朋友都这么近，这一定会使她很满意的。”

“你说很近吗？快五十英里呢。”

“只要道路方便，五十英里能算远吗？只消大半天就到得了。我认为很近。”

伊丽莎白嚷道：“我从来没有认为道路的远近，也成了这门婚姻的有利条件之一，我决不会说柯林斯太太住得离家很近。”

“这说明你自己太留恋哈福德郡。我看你只要走出浪搏恩一步，就会嫌远。”

他说这话的时候，不禁一笑，伊丽莎白觉得自己领会他这一笑的深意：他一定以为她想起了吉英和尼日斐花园吧，于是她红了脸回答道：

“我并不是说，一个女人家就不许嫁得离娘家太近。远近是相对的，还得看各种不同的情况来决定。只要你出得起盘缠，远一些又何妨。这儿
的情形却不是这样
。柯林斯夫妇虽然收入还好，可也经不起经常旅行；即使把目前的距离缩短到一小半，我相信我的朋友也不会以为离娘家近
的。”

达西先生把椅子移近她一些，说道：“你
可不能有这么重的乡土观念。你
总不能一辈子待在浪搏恩呀。”

伊丽莎白有些神色诧异。达西也觉得心情有些两样，便把椅子拖后一点，从桌子上拿起一张报纸看了一眼，用一种比较冷静的声音说：

“你喜欢肯特吗？”

于是他们俩把这个村庄短短地谈论了几句，彼此都很冷静，措辞也颇简洁。一会儿工夫，夏绿蒂跟她妹妹散步回来了，谈话就此终止。夏绿蒂姐妹俩看到他们促膝谈心，都觉得诧异。达西先生把他方才误闯进来遇见班纳特小姐的原委说了一遍，然后稍许坐了几分钟就走了，跟谁也没有多谈。

他走了以后，夏绿蒂便说：“这是什么意思？亲爱的伊丽莎，他一定爱上你啦，否则他决不会这样随随便便来看我们的。”

伊丽莎白把他刚才那种说不出话的情形告诉了她，夏绿蒂便觉得自己纵有这番好意，看上去又不像是这么回事。她们东猜西猜，结果只有认为他这次是因为闲来无聊，所以才出来探亲访友，这种说法倒还算讲得过去，因为到了这个季节，一切野外的活动都过时了，待在家里虽然可以和咖苔琳夫人谈谈，看看书，还可以打打弹子，可是男人们总不能一直不出房门；既然牧师住宅相隔很近，顺便散散步荡到这儿来玩玩，也很愉快，况且那家人家又很有趣味，于是两位表兄弟在这段作客时期，差不多每天都禁不住要上这儿来走一趟。他们总是上午来，迟早没有一定，有时候分头去，有时候同道去，间或姨母也跟他们一起来。女眷们看得非常明白，费茨威廉来访，是因为他喜欢跟她们在一起——这当然使人家愈加喜欢他，伊丽莎白跟他在一起就觉得很满意，他显然也爱慕伊丽莎白，这两重情况使伊丽莎白想起了她以前的心上人乔治·韦翰；虽说把这两个人比较起来，她觉得费茨威廉的风度没有韦翰那么温柔迷人，然而她相信他也许知识面更广。

姨母也跟他们一起来

可是达西先生为什么常到牧师家里来，这仍然叫人不容易明白。他不可能是为了要热闹，因为他老是在那儿坐上十分钟一句话也不说，说起话来也好像是迫不得已的样子，而不是真有什么话要说——好像是在礼貌上委曲求全，而不是出于内心的高兴。他很少有真正兴高采烈的时候。柯林斯太太简直弄他不懂。费茨威廉有时候笑他呆头呆脑，可见他平常并不是这样，柯林斯太太当然弄不清其中的底蕴。她但愿他这种变化是恋爱所造成的，而且恋爱的对象就是她的朋友伊丽莎白，于是她一本正经地动起脑筋来，要把这件事弄个明白。每当她们去罗新斯的时候，或是他来到汉斯福的时候，她总是注意着他，可是毫无效果。他的确常常望着她的朋友，可是他那种目光究竟深意何在，还值得商榷。他一股劲儿望着她，的确很诚恳，可是柯林斯太太还是不敢断定他的目光里面究竟含有多少爱慕的情意，而且有时候那种目光简直是完全心不在焉的样子。

她曾经有一两次向伊丽莎白提示过，说他可能倾心于她，可是伊丽莎白老是一笑置之；柯林斯太太觉得不应该尽在这个问题上唠叨不休，不要撩得人家动了心，到头来却只落得一个失望；照她的看法，只要伊丽莎白自己觉得已经把他抓在手里，那么，毫无问题，一切厌恶他的情绪自然都会消失的。

她好心好意地处处为伊丽莎白打算，有时候也打算把她嫁给费茨威廉。他真是个最有风趣的人，任何人也比不上他；他当然也爱慕她，他的社会地位又是再适当也没有了；不过，达西先生在教会里有很大的权力，而他那位表兄弟却根本没有，相形之下，表兄弟这些优点就无足轻重了。

第三十三章

伊丽莎白在花园里散步的时候，曾经好多次出乎意料地碰见达西先生。别人不来的地方他偏偏会来，这真是不幸，她觉得好像是命运在故意跟她闹别扭。她第一次就对他说，她喜欢独自一人到这地方来溜达，当时的用意就是不让以后再有这种事情发生。如果会有第二次，那才叫怪呢。然而毕竟有了第二次，甚至还有了第三次。看上去他好像是故意跟她过不去，否则就是有心要来赔不是；因为这几次他既不是跟她敷衍几句就哑口无言，也不是稍隔一会儿就走开，而是当真掉过头来跟她一块儿走走。他从来不多说话，她也懒得多讲，懒得多听；可是第三次见面，她觉得他问了她几个稀奇古怪、不相连续的问题。他问她住在汉斯福快活不快活，问她为什么喜欢孤单单一个人散步，又问起她是不是觉得柯林斯夫妇很幸福。谈起罗新斯，她说她对于那家人家不大了解，他倒好像希望她以后每逢有机会再到肯特来，也会去那儿
小住一阵，从他的出言吐语里面听得出他有这层意思。难道他在替费茨威廉上校转念头吗？她想，如果他当真话里有音，那他一定是暗示那个人对她有些动心。她觉得有些痛苦，好在已经走到牧师住宅对过的围墙门口，因此又觉得很高兴。

有一天，她正在一面散步，一面重新读着吉英上一次的来信，把吉英心灰意冷时所写的那几段仔细咀嚼着，这时候又让人吓了一跳，可是抬头一看，只见这次并不是达西，而是费茨威廉上校正在迎面走来。她立刻收起了那封信，勉强做出一副笑脸，说道：

“没想到你也会到这儿来。”

费茨威廉回答道：“我每年都是这样，临走以前总得要到花园里各处去兜一圈，最后上牧师家来拜望。你还要往前走吗？”

“不，我马上就要回去了。”

于是她果真转过身来，两人一同朝着牧师住宅走去。

“你真的星期六就要离开肯特吗？”她问。

“是的，只要达西不再拖延。不过我得听他调遣。他办起事情来只是凭他自己高兴。”

“即使不能顺着他自己的意思去安排，至少也要顺着他自己意思去选择一下。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哪一个人，像达西先生这样喜欢当权做主，为所欲为。”

“他太任性了，”费茨威廉上校回答道。“可是我们全都如此。只不过他比一般人有条件，可以那么做，因为他有钱，一般人穷。我是说的真心话。你知道，一个小儿子可就不得不克制自己，仰仗别人

[1]

。”

“在我看来，一个伯爵的小儿子，对这两件事简直就一点儿不懂。再说，我倒要问你一句正经话，你又懂得什么叫做克制自己和仰仗别人呢？你有没有哪一次因为没有钱，想去什么地方去不成，爱买一样东西买不成？”

“你问得好，或许我在这方面也是不知艰苦。可是遇到重大问题，我可能就会因为没有钱而吃苦了。小儿子往往有了意中人而不能结婚。”

“除非是爱上了有钱的女人，我认为这种情形他们倒往往会碰到。”

“我们花钱花惯了，因此不得不依赖别人，像我这样身份的人，结起婚来能够不讲钱，那可数不出几个了。”

“这些话都是对我说的吗？”伊丽莎白想到这里，不禁脸红；可是她立刻恢复了常态，用一种很活泼的声调说道：“请问，一位伯爵的小儿子，通常值多少身价？我想，除非哥哥身体太坏，你讨起价来总不能超过五万镑。”

他也用同样的口吻回答了她，这事便不再提。可是她又怕这样沉默下去，他会以为她是听了刚才那番话心里难受，因此隔了一会儿，她便说道：

“我想，你表兄把你带来待在他身边，主要就是为了要有个人听他摆布。我不懂他为什么还不结婚，结了婚不就是可以有个人一辈子听他摆布了吗？不过，目前他有个妹妹也许就行了；既然现在由他一个人照管她，那他就可以爱怎么对待她就怎么对待她了。”

“不，”费茨威廉上校说，“这份好处还得让我分享。我也是达西小姐的保护人。”

“你真是吗？请问，你这位保护人当得怎么样？你们这位小姐相当难侍候吧？像她那样年纪的小姐，有时候真不大容易对付；假若她的脾气也和达西一模一样，她自然也会样样事都凭她自己高兴。”

她说这话的时候，只见他在情恳意切地望着她。他马上就问她说，为什么她会想到达西小姐可能使他们感到棘手。她看他问这句话的神态，就愈发断定自己果真猜想得很接近事实。她立刻回答道：

“你不必慌张。我从来没有听到过她有什么坏处；而且我敢说，她是世界上最听话的一位姑娘。我的女朋友们中有几个人，譬如赫斯脱太太和彬格莱小姐，都喜欢得她了不得。我好像听你说过，你也认识她们的。”

“我和她们不大熟。她们的兄弟是个富有风趣的绅士派人物，是达西的好朋友。”

“噢，是呀，”伊丽莎白冷冷地说；“达西先生待彬格莱先生特别好，也照顾得他十二万分周到。”

“照顾他！是的，我的确相信，凡是他拿不出办法的事情，达西先生总是
会替他想出办法。我们到这儿来，路上他告诉了我一些事情，我听了以后，便相信彬格莱先生确实多亏他帮了些忙。可是我得请他原谅，我没有权利猜想他所说的那个人就是彬格莱。那完全是瞎猜罢了。”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这件事达西先生当然不愿意让大家知道，免得传到那位小姐家里去，惹得人家不痛快。”

“你放心好了，我不会说出去的。”

“请你记住，我并没有足够的理由猜想他所说的那个人就是彬格莱。他只不过告诉我，他最近使一位朋友没有结成一门冒昧的婚姻，免却了许多麻烦，他觉得这件事值得自慰，可是他并没有提到当事人的姓名和其中的细节；我所以会疑心到彬格莱身上，一则因为我相信像他那样的青年，的确会招来这样的麻烦，二则因为我知道，他们在一起度过了整整一个夏天。”

“达西先生有没有说他为了什么理由要管人家闲事？”

“我听说那位小姐有些条件太不够格。”

“他用什么手段把他们俩拆开的？”

费茨威廉笑了笑说：“他并没有说明他用的是什么手段，他讲给我听的，我刚才全都讲给你听了。”

伊丽莎白没有回答，继续往前走，她心里气透了。费茨威廉望了她一下，问她为什么这样思虑重重。

她说：“我在回想你刚才说给我听的话，我觉得你那位表兄的做法不大好。凭什么要他做主？”

“你认为他的干涉完全是多管闲事吗？”

“我真不懂，达西先生有什么权利断定他朋友的恋爱合适不合适；凭着他一个人的意思，他怎么就能指挥他的朋友要怎样去获得幸福。”她说到这里，便平了一下气，然后继续说下去，“可是，既然我们不明白其中的底细，那么，我们要指责他，也就难免不公平。也许这一对男女中间根本就没有什么爱情。”

“这种推断倒不能说不合情理。”费茨威廉说。“我表兄本来是一团高兴，给你这样一说，他的功劳可要大大地打折扣啦。”

他这句话本是说着打趣的，可是她倒觉得，这句话正好是达西先生的一幅逼真的写照，她因此不便回答，便突然改变了话题，尽谈些无关紧要的事，边谈边走，不觉来到了牧师住宅的门前。客人一走，她就回到自己房里闭门独坐，把刚才所听来的一番话仔细思量。他刚刚所提到的那一对男女，一定跟她有关。世界上决不可能有第二个人会这样无条件服从达西先生。提到用尽手段拆散彬格莱先生和吉英的好事，一定少不了有他的份，她对于这一点从来不曾怀疑过；她一向认为主要是彬格莱小姐的主意和摆布。如果达西先生本人并没有给虚荣心冲昏头脑，那么，吉英目前所受的种种痛苦，以及将来还要受下去的痛苦，都得归罪于他，归罪于他的傲慢和任性。世界上一颗最亲切、最慷慨的心，就这样让他一手把幸福的希望摧毁得一干二净；而且谁也不敢说，他造下的这个冤孽何年何月才能了结。

“这位小姐有些条件太不够格，”这是费茨威廉上校说的；这些太不够格的条件也许就是指她有个姨爹在乡下当律师，还有个舅舅在伦敦做生意。

她想到这里，不禁大声嚷了起来：“至于吉英本身，根本就不可能有什么缺陷，她真是太可爱太善良了——她见解高，修养好，风度又动人，我父亲也没有什么可指摘的，他虽然有些怪癖，可是他的能力是达西先生所不能藐视的，说到他的品德，达西先生也许永远赶不上，”当然，当她想到她母亲的时候，她的信心不免稍有动摇；可是她不相信那方面
的弱点对达西先生会有什么大不了的影响。最伤害他自尊心的莫过于让他的朋友跟门户低微的人家结亲，至于跟没有见识的人家结亲，他倒不会过分计较。她最后完全弄明白了：达西一方面是被这种最恶劣的傲慢心理支配着，另方面是为了想要把彬格莱先生配给他自己的妹妹。

她越想越气，越气越哭，最后弄得头痛起来了，晚上痛得更厉害，再加上她不愿意看到达西先生，于是决定不陪她的表兄嫂上罗新斯去赴茶会。柯林斯太太看她确实有病，也就不便勉强她去，而且尽量不让丈夫勉强她去；但是柯林斯先生禁不住有些慌张，生怕她不去会惹起咖苔琳夫人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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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在封建社会中，财产都由长子继承，其他的小儿子既无职业，又无生活资源，只得仰仗兄长或朋友资助。

第三十四章

伊丽莎白等柯林斯夫妇走了以后，便把她到肯特以来所收到的吉英的信，全都拿出来一封封仔细阅读，好像是为了故意要跟达西做冤家做到底似的。信上并没有写什么真正埋怨的话，既没有提起过去的事情，也没有诉说目前的痛苦。她素性娴静，心肠仁爱，因此她的文笔从来不带一些阴暗的色彩，总是欢欣鼓舞的心情跃然纸上，可是现在，读遍了她所有的信，甚至读遍了她每一封信的字里行间，也找不出这种欢欣的笔调。伊丽莎白只觉得信上每一句话都流露着不安的心情，因为她这一次是用心精读的，比上一次仔细多了，所以没有注意到这种地方。达西先生恬不知耻地夸口说，叫人家受罪是他的拿手好戏，这使她愈发深刻地体会到姐姐的痛苦。好在达西后天就要离开罗新斯，她总算稍觉安慰，而更大的安慰是，不到两个星期，她又可以和吉英在一起了，而且可以用一切感情的力量，去帮助她重新振作起精神来。

一想起达西就要离开肯特，便不免记起了他的表兄弟也要跟着他一起走；可是费茨威廉已经表明他自己决没有什么意图，因此，他虽然挺叫人喜欢，她却不至于为了他而不快活。

她正在转着这种念头，突然听到门铃响，她以为是费茨威廉来了，心头不由得跳动起来，因为他有一天晚上就是来得很晚的，这回可能是特地来问候她。但是她立刻就知道猜错了，出乎她的意料，走进屋来的是达西先生，于是她情绪上又是另一种感觉。他立刻匆匆忙忙地问她身体好了没有，又说他是特地来听她的复元的好消息的。她客客气气地敷衍了他一下。他坐了几分钟，就站起身来，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伊丽莎白心里很奇怪，可是嘴上一言未发。沉默了几分钟以后，他带着激动的神态走到她跟前说：

读吉英的信

“我实在没有办法死捱活撑下去了。这怎么行。我的感情再也压制不住了。请允许我告诉你，我多么敬慕你，多么爱你。”

伊丽莎白真是说不出的惊奇。她瞪着眼，红着脸，满腹狐疑，闭口不响。他一看这情形，便认为她是在怂恿他讲下去，于是立刻把目前和以往对她的种种好感全都和盘托出。他说得很动听，除了倾诉爱情以外，又把其他种种的感想也原原本本说出来了。他一方面滔滔不绝地表示深情蜜意，但是另一方面却又说了许许多多傲慢无礼的话。他觉得她出身低微，觉得自己是迁就她，而且家庭方面的种种障碍，往往会使得他的见解和他的心愿不能相容并存——他这样热烈地倾诉，虽然显得他这次举动的慎重，却未必能使他的求婚受到欢迎。

尽管她对他的厌恶之心是根深蒂固，她究竟不能对这样一个男人的一番盛情，漠然无动于中；虽说她的意志不曾有过片刻的动摇，可是她开头倒也体谅到他将会受到痛苦，因此颇感不安，然而他后来的那些话却引起了她的怨恨，她那一片怜惜之心便完全化成了愤怒。不过，她还是竭力镇定下来，以便等他把话说完，耐心地给他一个回答。末了，他跟她说，他对她的爱情是那么强烈，尽管他一再努力克服，结果还是克服不了，他又向她表明自己的希望，说是希望她肯接受他的求婚。她一下子就看出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显然自认为她毫无问题会给他满意的回答。他虽然口里说
他自己又怕又急，可是表情上却是一副万无一失的样子。这只有惹得她更加激怒；等他讲完话以后，她就红着脸说：

“遇到这一类的事情，通常的方式是这样的：人家对你一片好心好意，你即使不能给以同样的报答，也得表示一番感激。照人情事理说来，感激之心是应该有的，要是我果真觉得
感激，我现在就得向你表示谢意。可惜我没有这种感觉。我从来不稀罕你的抬举，何况你抬举我也是十分勉强。我从来不愿意让任何人感到痛苦，纵使惹得别人痛苦，也是根本出于无心，而且我希望很快就会事过境迁。你跟我说，以前你顾虑到种种方面，因此没有能够向我表明你对我的好感，那么，现在经过我这番解释之后，你一定很容易把这种好感克制下来。”

达西先生本是斜倚在壁炉架上，一双眼睛盯住了她看，听到她这番话，好像又是气愤又是惊奇。他气得脸色铁青，从五官的每一个部位都看得出他内心的烦恼。他竭力装出镇定的样子，一直等到自以为已经装像了，然后才开口说话。这片刻的沉默使伊丽莎白心里非常害怕。最后达西才勉强沉住了气说道：

“我很荣幸，竟得到你这样一个回答！也许我可以请教你一下，为什么我竟会遭受到这样没有礼貌的拒绝？不过这也无关紧要。”

“我也可以请问一声，”她回答道，“为什么你明明白白存心要触犯我，侮辱我，嘴上却偏偏要说什么为了喜欢我，竟违背了你自己的意志，违背了你自己的理性，甚至违背了你自己的性格？要是我果真
没有礼貌，那么，这还不够作为我没有礼貌的理由吗？可是我还有别的气恼。你也知道我有的。就算我对你没有反感，就算我对你毫无芥蒂，甚至就算我对你有好感吧，那么请你想一想，一个毁了我最亲爱的姐姐的幸福，甚至永远毁了她的幸福的人，怎么会打动我的心去爱他呢？”

达西先生听了她这些话，脸色大变；不过这种感情的激动，只有一会儿就过去了，他听着她继续说下去，一些不想打岔。

“我有足够的理由对你怀着恶感。你对待那件事
完全无情无义，不论你是出于什么动机，都叫人无可原谅。说起他们俩的分离，即使不是你一个人造成的，也是你主使的，这你可不敢否认，也不能否认。你使得男方被大家指责为朝三暮四，使女方被大家嘲笑为奢望空想，你叫他们俩受尽了苦痛。”

她说到这里，只见他完全没有一点儿悔恨的意思，真使她气得非同小可。他甚至还假装出一副不相信的神气在微笑。

“你能否认你这样做过吗？”她又问了一遍。

他故作镇静地回答道：“我不想否认。我的确用尽了一切办法，拆散了我朋友和你姐姐的一段姻缘；我也不否认，我对自己那一次的成绩觉得很得意。我对他
总算比对我自己多尽了一份力。”

伊丽莎白听了他这篇文雅的词令，表面上并不愿意显出很注意的样子。这番话的用意她当然明白，可是再也平息不了她的气愤。

“不过，我还不止在这一件事情上面厌恶你，”她继续说道，“我很早就厌恶你，对你有了成见。好几个月以前听了韦翰先生说的那些话，我就明白了你的品格。这件事你还有什么可说的？看你再怎样来替你自己辩护，把这件事也异想天开地说是为了维护朋友？你又将怎么样来颠倒是非，欺世盗名？”

达西先生听到这里，脸色变得更厉害了，说话的声音也不像刚才那么镇定，他说：“你对于那位先生的事的确十分关心。”

“凡是知道他的不幸遭遇的人，谁能不关心他？”

“他的不幸的遭遇！”达西轻蔑地重说了一遍。“是的，他的确太不幸啦。”

“这都是你一手造成的，”伊丽莎白使劲叫道。“你害得他这样穷——当然并不是太穷。凡是指定由他享有的利益，你明明知道，却不肯给他。他正当年轻力壮，应该独立自主，你却剥夺了他这种权利。这些事都是你做的，可是人家一提到他的不幸，你还要鄙视和嘲笑。”

“这就是你对我的看法！”达西一面大声叫嚷，一面向屋子那头走去。“你原来把我看成这样的一个人！谢谢你解释得这样周到。这样看来，我真是罪孽深重！不过，”他住了步，转过身来对她说：“只怪我老老实实地把我以前一误再误、迟疑不决的原因说了出来，所以伤害了你的自尊心，否则你也许就不会计较我得罪你的这些地方了。要是我耍一点儿手段，把我内心的矛盾掩藏起来，一味恭维你，叫你相信我无论在理智方面、思想方面，以及种种方面，都是对你怀着无条件的、纯洁的爱，那么，你也许就不会有这些苛刻的责骂了。可惜无论是什么样的装假，我都痛恨。我刚才所说出的这些顾虑，我也并不以为可耻。这些顾虑是自然的，正确的。难道你指望我会为你那些微贱的亲戚而欢欣鼓舞吗？难道你以为，我要是攀上了这么些社会地位远不如我的亲戚，倒反而会自己庆幸吗？”

伊丽莎白愈来愈忿怒，然而她还是尽量平心静气地说出了下面这段话：

“达西先生，倘若你有礼貌一些，我拒绝了你以后也许会觉得过意不去，除此以外，倘若你以为这样向我表白一下，会在我身上起别的作用，那你可想错了。”

他听到这番话，吃了一惊，可是没有说什么，于是她又接着说下去：

“你用尽一切办法，也不能打动我的心，叫我接受你的求婚。”

他又显出很惊讶的样子，他带着痛苦和诧异的神气望着她。她继续说下去：

“从开头认识你的时候起，几乎可以说，从认识你的那一刹那起，你的举止行动，就使我觉得你十足狂妄自大、自私自利、看不起别人，我对你不满的原因就在这里，以后又有了许许多多事情，使我对你深恶痛绝；我还没有认识你一个月，就觉得像你这样一个人，在天下的男人中我最不愿意和他结婚的就是你。”

“你说得够了，小姐。我完全理解你的心情，现在我只有对我自己那些顾虑感到羞耻。请原谅我耽搁了你这么多时间，请允许我极其诚恳地祝你健康和幸福。”

他说了这几句话，便匆匆走出房间。隔了一忽儿，伊丽莎白就听到他打开大门走了。她心里纷乱无比。她不知道怎样撑住自己，她非常软弱无力，便坐在那儿哭了半个钟头。她回想到刚才的一幕，越想越觉得奇怪。达西先生竟会向她求婚，他竟会爱上她好几个月了！竟会那样地爱她，要和她结婚，不管她有多少缺点，何况她自己的姐姐正是由于这些缺点而受到他的阻挠，不能跟他朋友结婚，何况这些缺点对他至少具有同样的影响——这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一个人能在不知不觉中博得别人这样热烈的爱慕，也足够自慰了。可是他的傲慢，他那可恶的傲慢，他居然恬不知耻地招认他自己是怎样破坏了吉英的好事，他招认的时候虽然并不能自圆其说，可是叫人难以原谅的是他那种自以为是的神气，还有他提到韦翰先生时那种无动于中的态度，他一点儿也不打算否认对待韦翰的残酷——一想到这些事，纵使她一时之间也曾因为体谅到他一番恋情而触动了怜悯的心肠，这时候连丝毫的怜悯也完全给抵消了。

她这样回肠百转地左思右想，直到后来听得咖苔琳夫人的马车声，她才感觉到自己这副模样儿见不得夏绿蒂，便匆匆回到自己房里去了。

第三十五章

伊丽莎白昨夜一直沉思默想到合上眼睛睡觉为止，今天一大早醒来，心头又涌起了这些沉思默想。她仍然对那桩事感到诧异，无法想到别的事情上去；她根本无心做事，于是决定一吃过早饭就出去好好地透透空气，散散步。她正想往那条心爱的走道上走去，忽然想到达西先生有时候也上那儿来，于是便住了步。她没有进花园，却走上那条小路，以便和那条有栅门的大路隔得远些。她仍旧沿着花园的围栅走，不久便走过了一道园门。

她沿着这一段小路来回走了两三趟，禁不住被那清晨的美景吸引得在园门前停住了，朝园里望望。她到肯特五个星期以来，乡村里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早青的树一天比一天绿了。她正要继续走下去，忽然看到花园旁边的小林子里有一个男人正朝这儿走来；她怕是达西先生，便立刻往回走。但是那人已经走得很近，可以看得见她了；只见那人急急忙忙往前跑，一面还叫着她的名字。她本来已经掉过头来走开，一听到有人叫她的名字，虽然明知是达西先生，也只得走回到园门边来。达西这时候也已经来到园门口，拿出一封信递给她，她不由自主地收下了。他带着一脸傲慢而从容的神气说道：“我已经在林子里踱了好一会儿，希望碰到你。请你赏个脸，看看这封信，好不好？”于是他微微鞠了一躬，重新踅进草木丛中，立刻就不见了。

伊丽莎白拆开那封信；这是为了好奇，并不是希望从中获得什么愉快。使她更惊奇的是，信封里装着两张信纸，以细致的笔迹写得密密麻麻。信封上也写满了字。她一面沿着小路走，一面开始读信。信是早上八点钟在罗新斯写的，内容如下：

“小姐：接到这封信时，请你不必害怕。既然昨天晚上向你诉情和求婚，结果只有使你极其厌恶，我自然不会又在这封信里旧事重提。我曾经衷心地希望我们双方会幸福，可是我不想在这封信里再提到这些，免得使你痛苦，使我自己受委屈。我所以要写这封信，写了又要劳你的神去读，这无非是拗不过自己的性格，否则便可以双方省事，免得我写你读。因此你得原谅我那么冒昧地亵渎你的清神，我知道你决不会愿意劳神的，可是我要求你心平气和一些。

你昨夜曾把两件性质不同、轻重不等的罪名加在我头上。你第一件指责我拆散了彬格莱先生和令姐的好事，完全不顾他们俩之间如何情深意切，你第二件指责我不顾体面，丧尽人道，蔑视别人的权益，毁坏了韦翰先生那指日可期的富贵，又断送了他美好的前途。我竟无情无义，抛弃了自己小时候的朋友，一致公认的先父生前的宠幸，一个无依无靠的青年，从小起就指望我们施恩——这方面的确是我的一种遗憾；至于那一对青年男女，他们不过只有几星期的交情，就算我拆散了他们，也不能同这件罪过相提并论。现在请允许我把我自己的行为和动机一一剖白一下，希望你弄明白了其中的原委以后，将来可以不再像昨天晚上那样对我严词苛责。在解释这些必要的事情时，如果我迫不得已，要述一述我自己的情绪，因而使你情绪不快，我只得向你表示歉意。既是出于迫不得已，那么，再道歉未免就嫌可笑了。我到哈福德郡不久，就和别人一样，看出了彬格莱先生在当地所有的少女中偏偏看中了令姐。但是一直等到在尼日斐花园开跳舞会的那个晚上，我才顾虑到他当真对令姐有了爱恋之意。说到他的恋爱方面，我以前也看得很多。在那次跳舞会上，当我很荣幸地跟你跳舞时，我才听到威廉·卢卡斯偶然说起彬格莱先生对令姐的殷勤已经弄得满城风雨，大家都以为他们就要谈到嫁娶问题。听他说起来，好像事情已经千稳万妥，只是迟早问题罢了。从那时起，我就密切注意着我朋友的行为，于是我看出了他对班纳特小姐的钟情，果然和他往常的恋爱情形大不相同。我也注意着令姐。她的神色和风度依旧像平常那样落落大方，和蔼可亲，并没有钟情于任何人的迹象。根据我那一个晚上仔细观察的情形看来，我确实认为她虽然乐意接受他的殷勤，可是她并没有用深情蜜意来报答他。要是这件事你没有弄错，那么错处一定在我；
你对于令姐既有透辟的了解，那么当然可能是我错了。倘若事实果真如此，倘若果真是我弄错了，以致造成令姐的痛苦，那当然难怪你气愤。可是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令姐当初的风度极其洒脱，即使观察力最敏锐的人，也难免以为：她尽管性情柔和，可是她的心不容易打动。我当初确实希望她无动于中，可是我敢说，我虽然主观上有我的希望，有我的顾虑，可是我的观察和我的推断并不会受到主观上的影响。我认为，令姐决不会因为我希望她无动于中，她就当真无动于中；我的看法大公无私，我的愿望也合情合理。我昨天晚上说，遇到这样门户不相称的婚姻，轮到我自己身上的时候，我必须用极大的感情上的力量加以压制，至于说到他们俩这一门婚姻，我所以要反对，还不光光是为了这些理由，因为关于门户高低的问题，我朋友并不像我那么重视。我所以反对这门婚姻，还有别的一些叫人嫌忌的原因——这些原因虽然到现在还存在，而且在两桩事里面同样存在着，可是我早就尽力把它忘了，因为好在眼不见为净。这里必须把这些原因说一说，即使简单地说一说也好。你母亲的娘家亲族虽然叫人不太满意，可是比起你们自己家里人那种完全没有体统的情形来，便简直显得无足轻重。你三个妹妹都是始终一贯地做出许多没有体统的事情来，有时候甚至连你父亲也难免。请原谅我这样直言无讳，其实得罪了你，也使我自己感到痛苦。你的骨肉至亲有了这些缺点，当然会使你感到难受，我这样一说，当然会叫你更不高兴，可是你只要想一想，你自己和你姐姐举止优雅，人家非但没有责难到你们俩头上，而且对你们褒奖备至，还赏识你们俩的见识和个性，这对于你究竟还不失为一种安慰吧。我还想跟你说一说：我那天晚上看了那种种情形，不禁越发确定了我对各个人的看法，越发加深了我的偏见，觉得一定要阻止我的朋友，不让他缔结这门最不幸的婚姻。他第二天就离开尼日斐花园到伦敦去了，我相信你一定记得，他本来打算去一下便立刻回来。我得在这里把我当初参与这件事的经过说明一下。原来他的姐妹们当时跟我一样，深为这件事感到不安。我们立刻发觉了彼此有同感，都觉得应该赶快到伦敦去把她们这位兄弟隔离起来，于是决定立刻动身。我们就这样走了。到了那里，便由我负责向我朋友指出，他如果攀上了这门亲事，必定有多少多少坏处。我苦口婆心，再三劝说。我这一番规劝虽然动摇了他的心愿，使他迟疑不决，可是，我当时要不是那么十拿九稳地说，你姐姐对他并没有什么倾心，那么这番规劝也许不会发生这样大的效力，这门婚姻到头来也许终于阻挡不住。在我没有进行这番劝说以前，他总以为令姐即使没有以同样的钟情报答他，至少也是在竭诚期待着他。但是彬格莱先生天性谦和，遇到任何事情，只要我一出主意，他总是相信我胜过相信他自己。我轻而易举地说服了他，使他相信这事情是他自己一时糊涂。他既然有了这个信念，我们便进一步说服他不要回到哈福德郡去，这当然不费吹灰之力。我这样做，自己并没觉得有什么不对。今天回想起来，我觉得只有一件事做得不能叫自己安心，那就是说，令姐来到城里的时候，我竟不择手段，把这个消息瞒住了他。这件事不但我知道，彬格莱小姐也知道，然而她哥哥一直到现在还蒙在鼓里。要是让他们俩见了面，可能也不会有坏的后果，可是我当时认为他并没有完全死心，见到她未必能免于危险。我这样隐瞒，这样欺蒙，也许失掉了我自己的身份。然而事情已经做了，而且完全是出于一片好意。关于这件事，我没有什么可以再说的了，也无用再道歉，如果我伤了令姐的心，也是出于无意；你自然会以为我当初这样做，理由不够充足，可是我到现在还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现在再谈另外一件更重的罪名：毁损了韦翰先生的前途。关于这件事，我惟一的驳斥办法，只有把他和我家的关系全部说给你听，请你评判一下其中的是非曲直。我不知道他特别
指责我的是哪一点；但是我要在这里陈述的事实真相，可以找出不少信誉卓著的人出来做见证。韦翰先生是个值得尊敬的人的儿子。他父亲在彭伯里管了好几年产业，极其尽职，这自然使得先父愿意帮他的忙；因此先父对他这个教子乔治·韦翰恩宠有加。先父供给他上学，后来还供给他进剑桥大学——这是对他最重要的一项帮助，因为他自己的父亲被他母亲吃光用穷，无力供给他受高等教育。先父不仅因为这位年轻人风采翩翩而喜欢和他来往，而且非常器重他，希望他从事教会职业，并且一心要替他安插一个位置。至于说到我自己所以对他印象转坏，那已经是好多好多年的事了。他为人放荡不羁，恶习重重，他虽然十分小心地把这些恶习遮掩起来，不让他最好的朋友觉察，可是究竟逃不过一个和他年龄相仿佛的青年人的眼睛，他一个不提防就给我瞧见了漏洞，机会多的是——当然老达西先生决不会有这种机会。这里我不免又要引起你的痛苦了，痛苦到什么地步，只有你自己知道。不论韦翰先生已经引起了你何等样的感情，我却要怀疑到这些感情的本质，因而我也就不得不对你说明他真正的品格。这里面甚至还难免别有用心。德高望重的先父大约去世于五年前；他宠爱韦翰先生始终如一，连遗嘱上也特别向我提到他，要我斟酌他的职业情况，极力提拔他，要是他受了圣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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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俸禄优厚的位置一有空缺，就让他替补上去。另外还给了他一千镑遗产。他自己的父亲不久也去世了；这几桩大事发生以后，不出半年工夫，韦翰先生就写信跟我说，他已最后下定决心，不愿意去受圣职；他既然不能获得那个职位的俸禄，便希望我给他一些直接的经济利益，不要以为他这个要求不合理。他又说，他倒有意学法律，他叫我应该明白，要他靠了一千镑的利息去学法律，当然非常不够。与其说，我相信
他这些话靠得住，不如说，我但愿
他这些话靠得住。不过，我无论如何还是愿意答应他的要求。我知道韦翰先生不适宜当牧师。因此这件事立刻就谈妥条件，获得解决：我们拿出三千镑给他，他不再要求我们帮助他获得圣职，算是自动放弃权利，即使将来他有资格担任圣职，也不再提出请求。从此我和他之间的一切关系，便好像一刀两断。我非常看他不起，不再请他到彭伯里来玩，在城里也不和他来往。我相信他大半都住在城里，但是他所谓学法律，只不过是一个借口罢了；现在他既然摆脱了一切羁绊，便整天过着浪荡挥霍的生活。我大约接连三年简直听不到他的消息，可是后来有个牧师逝世了，这份俸禄本来是可以由他接替的，于是他又写信给我，要我荐举他。他说他境遇窘得不能再窘，这一点我当然不难相信。他又说研究法律毫无出息，现在已下定决心当牧师，只要我肯荐举他去接替这个位置就行了。他自以为我一定会推荐他，因为他看准我没有别的人可以补缺，况且我也不能疏忽先父生前应承他的一片好意。我没有答应他的要求，他再三请求，我依然拒绝，这你总不见得会责备我吧。他的境遇愈困苦，怨愤就愈深。毫无问题，他无论在我背后骂我，当面骂我，都是一样狠毒。从这个时期以后，连一点点面子账的交情都完结了。我不知道他是怎样生活的，可是说来痛心之至，去年夏天他又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得在这里讲一件我自己也不愿意记起的事。这件事我本来不愿意让任何人知道，可是这一次却非得说一说不可。说到这里，我相信你一定能保守秘密。我妹妹比我小十多岁，由我母亲的内侄费茨威廉上校和我做她的保护人。大约在一年以前，我们把她从学校里接回来，把她安置在伦敦居住；去年夏天，她跟管家的那位杨吉太太到拉姆斯盖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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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了。韦翰先生跟着也赶到那边去，显然是别有用意，因为他和杨吉太太早就认识，我们很不幸上了她的当，看错人了。仗着杨吉太太的纵容和帮忙，他向乔治安娜求爱。可惜乔治安娜心肠太好，还牢牢记着小时候他对待她的亲切，因此竟被他打动了心，自以为爱上了他，答应跟他私奔。她当时才十五岁，我们当然只能原谅她年幼无知。她虽然糊涂胆大，可是总算幸亏她亲口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我。原来在他们私奔之前，我出乎意料地来到他们那里；乔治安娜一贯把我这样一个哥哥当作父亲般看待，她不忍叫我伤心受气，于是把这件事向我和盘托出。你可以想象得到，我当时是怎样的感触，又采取了怎样的行动。为了顾全妹妹的名誉和情绪，我没有把这件事公开揭露出来；可是我写了封信给韦翰先生，叫他立刻离开那个地方，杨吉太太当然也给打发走了。毫无问题，韦翰先生主要是看中了我妹妹的三万镑财产，可是我也不禁想到，他也很想借这个机会大大地报复我一下。他差一点儿就报仇报成了。小姐，我在这里已经把所有与我们有关的事，都老老实实地谈过了；如果你并不完全认为我撒谎，那么，我希望从今以后，你再也不要认为我对待韦翰先生残酷无情。我不知道他是用什么样的胡说，什么样的手段，来欺骗你的；不过，你以前对于我们的事情一无所知，那么，他骗取了你的信任，也许不足为奇。你既无从探听，又不喜欢怀疑。你也许不明白为什么我昨天晚上不把这一切当面告诉你。可是当时我自己也捉摸不住自己，不知道哪些话可以讲，哪些话应该讲。这封信中所说的一切，是真是假，我可以特别请你问问费茨威廉上校，他是我们的近亲，又是我们的至交，而且是先父的遗嘱执行人之一，他对于其中的一切详情自然都十分清楚，他可以来作证明。假使说，你因为厌恶我，竟把我的话看得一文不值，你不妨把你的意见说给我的表弟听；我所以要想尽办法找机会把这封信一大早就交到你手里，就是为了让你可以去和他商量一下。我要说的话都说完了，愿上帝祝福你。

费茨威廉·达西”

[1]
受圣职是一种仪式，誓愿终生为上帝服务。

[2]
英格兰肯特郡一港口。

第三十六章

当达西先生递给伊丽莎白那封信的时候，伊丽莎白如果并没有想到那封信里是重新提出求婚，那她就根本没想到信里会写些什么。既然一看见这样的内容，你可想而知，她当时想要读完这封信的心情是怎样迫切，她的感情上又给引起了多大的矛盾。她读信时的那种心情，简直无法形容。开头读到他居然还自以为能够获得人家原谅，她就不免吃惊；再读下去，又觉得他处处都是自圆其说，而处处都流露出一种欲盖弥彰的羞惭心情。她一读到他所写的关于当日发生在尼日斐花园的那段事情，就对他的一言一语都存着极大的偏见。她迫不及待地读下去，因此简直来不及细细咀嚼；她每读一句就急于要读下一句，因此往往忽略了眼前一句的意思。他所谓她的姐姐对彬格莱本来没有什么情意，这叫她立刻断定他在撒谎；他说那门亲事确确实实存在着那么些糟糕透顶的缺陷，这使她简直气得不想把那封信再读下去。他对于自己的所作所为，并没有觉得过意不去，这当然使她无从满意。他的语气真是盛气凌人，丝毫没有悔悟的意思。

接下去读到他关于韦翰先生那一段事情的剖白，她才多少比刚才神志清明一些，其中许多事情和韦翰亲口自述的身世十分相同，假如这些都是真话，那就会把她以前对韦翰的好感一笔勾销，这真是使她更加痛苦，更加心乱。她感到十分惊讶和疑虑，甚至还有几分恐怖。她恨不得把这件事全都当作他捏造出来的，她一次次嚷着：“一定是他在撒谎！这是不可能的！这是荒谬绝伦的谎话！”——她把全信读完以后，几乎连最后的一两页也记不起说些什么了，连忙把它收拾起来，而且口口声声发誓说，决不把它当作一回真事，也决不再去读那封信。

她就这样心烦意乱地往前走，真是千头万绪，不知从哪里想起才好。可是不到半分钟工夫，她又按捺不住，从信封里抽出信来，聚精会神地忍痛读着写述韦翰的那几段，逼着自己去玩味每一句话的意思。其中讲到韦翰跟彭伯里的关系的那一段，简直和韦翰自己所说的毫无出入；再说到老达西先生生前对他的好处，信上的话也和韦翰自己所说的话完全符合，虽说她并不知道老达西先生究竟对他好到什么地步。到这里为止，双方所述的情况都可以互相印证，但是当她读到遗嘱问题的时候，两个人的话就大不相同了。韦翰说到牧师俸禄的那些话，她还记得清清楚楚；她一想起他那些话，就不免感觉到，他们两个人之间总有一个人说的是假话，于是她一时之间，倒高兴起来了，以为自己这种想法不会有错。接着她又极其仔细地一读再读，读到韦翰借口放弃牧师俸禄从而获得了三千镑一笔款项等等情节的时候，她又不由得犹豫起来。她放下那封信，把每一个情节不偏不倚地推敲了一下，把信中每一句话都仔仔细细考虑了一下，看看是否真有其事，可是这样做也毫无用处。双方都是各执一词。她只得再往下读。可是愈读愈糊涂：她本以为这件事任凭达西先生怎样花言巧语，颠倒是非，也丝毫不能减轻他自己的卑鄙无耻，哪里想得到这里面大有文章可做，只要把事情改变一下说法，达西先生就可以把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

达西竟毫不迟疑地把骄奢淫逸的罪名加在韦翰先生身上，这使她极其惊骇——何况她又提不出反证，于是就越发惊骇。在韦翰先生参加某某郡的民兵团之前，伊丽莎白根本没有听到过他这个人。至于他所以要参加民兵团，也只是因为偶然在镇上遇见了以前一个泛泛之交的朋友，劝他加入的。讲到他以前的为人处世，除了他自己所说的以外，她完全一无所知。至于他的真正的人品，她即使可以打听得到，也并没有想要去追根究底。他的仪态音容，叫人一眼看去就觉得他身上具备了一切美德。她竭力要想起一两件足以说明他品行优良的事实，想起他一些为人诚实仁爱的特性，使达西先生对他的诽谤可以不攻自破，至少也可以使他的优点遮盖得住他偶然的过失。她所谓他的偶然过失，都是针对达西先生所指责的连年来的懒惰和恶习而说的，可惜她就想不出他这样的一些好处来。她眨下眼睛就可以看到他出现在她面前，风采翩翩，辞令优雅，但是，除了邻里的赞赏之外，除了他用交际手腕在伙伴之间赢得的敬慕之外，她可想不起他有什么更具体的优点。她思考了好一会儿以后，又继续读信。可是天哪！接下去就读到他对达西小姐的企图，这只要想一想昨天上午她跟费茨威廉上校的谈话，不就是可以证实了吗？信上最后要她把每一个细节都问问费茨威廉上校本人，问问他是否真有其事。以前她就曾经听费茨威廉上校亲自说起过，他对他表兄达西的一切事情都极其熟悉，同时她也没有理由去怀疑费茨威廉的人格。她一度几乎下定了决心要去问他，但是问起这件事不免又要有多少别扭，想到这里，她便把这个主意暂时搁了下来。后来她又想到，如果达西先生拿不准他表弟的话会和他自己完全一致，那他决不会冒冒失失提出这样一个建议，于是她就干脆打消了这个主意。

偶然在镇上遇见

那个下午她跟韦翰先生在腓力普先生家里第一次见面所谈的话，现在都能一五一十地记得清清楚楚。他许许多多话到现在还活灵活现地出现在她的记忆里。于是
她突然想到他跟一个陌生人讲这些话是多么冒昧，她奇怪自己以前为什么这样疏忽。她发觉他那样自称自赞，是多么有失体统，而且他又是多么言行不符。她记起了他曾经夸称他自己并不是怕看到达西先生，又说达西先生要走就走，他可决不肯离开此地；然而，下一个星期在尼日斐花园开的舞会，他毕竟没有敢去。她也还记得在尼日斐花园那家人家没有搬走以前，他从来没跟另外一个人谈起过他自己的身世，可是那家人家一搬走以后，这件事就到处议论纷纷了。虽然他曾经向她说过，为了尊重达西先生的先父，他老是不愿意揭露那位少爷的过错，可是他毕竟还是肆无忌惮，毫不犹疑地在破坏达西先生的人格。

凡是有关他的事情，怎么这样前后悬殊！他向金小姐献殷勤一事，现在看来，也完全是从金钱着眼，这实在可恶；金小姐的钱并不多，可是这并不能说明他欲望不高，却只能证实他一见到钱就起贪心。他对待她自己的动机也不见得好：不是他误会她很有钱，就是为了要博得她的欢心来满足他自己的虚荣；只怪她不小心，竟让他看出了她对他有好感。她越想就越觉得他一无可取，她禁不住又想起当初吉英向彬格莱先生问起这事时，彬格莱先生说，达西先生在这件事情上毫无过失，于是她更觉得达西先生有理了。尽管达西的态度傲慢可厌，可是从他们认识以来（特别是最近他们时常见面，她对他的行为作风也更加熟悉），她从来没有见过他有什么品行不端或是蛮不讲理的地方，没有看见过他有任何违反教义或是伤风败俗的恶习；他的亲友们都很尊敬他，器重他，连韦翰也承认他不愧为一个好哥哥，她还常常听到达西爱抚备至地说起他自己的妹妹，这说明他还是具有亲切的情感。假使达西的所作所为当真像韦翰说的那样坏，那么，他种种胡作非为自难掩尽天下人的耳目；以一个为非作歹到这样地步的人，竟会跟彬格莱先生那样一个好人交成朋友，真是令人不可思议。

她越想越惭愧得无地自容。不论想到达西也好，想到韦翰也好，她总是觉得自己以往未免太盲目，太偏心，对人存了偏见，而且不近情理。

她不禁大声叫道：“我做得多么卑鄙！我一向自负有知人之明！我一向自以为有本领！一向看不起姐姐那种宽大的胸襟！为了满足我自己的虚荣心，我待人老是不着边际地猜忌多端，而且还要做得使我自己无懈可击。这是我多么可耻的地方！可是，这种耻辱又是多么活该！即使我真的爱上了人家，也不该盲目到这样该死的地步。然而我的愚蠢，并不是在恋爱方面，而是在虚荣心方面。开头刚刚认识他们两位的时候，一个喜欢我，我很高兴，一个怠慢我，我就生气，因此造成了我的偏见和无知，遇到与他们有关的事情，我就不能明辨是非。我到现在才算有了自知之明。”

她从自己身上想到吉英身上，又从吉英身上想到彬格莱身上，她的思想联成了一条直线，使她立刻想起了达西先生对这件事的解释非常不够；于是她又把他的信读了一遍。第二遍读起来效果就大不相同了。她既然在一件事情上不得不信任他，在另一件事上又怎能不信任他呢？他说他完全没想到她姐姐对彬格莱先生有意思，于是她不禁想起了从前夏绿蒂一贯的看法。她也不能否认他把吉英形容得很恰当。她觉得吉英虽然爱心炽烈，可是表面上却不露形迹，她平常那种安然自得的神气，实在叫人看不出她的多愁善感。

当她读到他提起她家里人的那一段时，其中措辞固然伤人感情，然而那一番责难却也入情入理，于是她越发觉得惭愧。那真是一针见血的指责，使她否认不得；他特别指出，尼日斐花园那次舞会上的种种情形，是第一次造成他反对这门婚姻的原因——老实说，那种种情形不仅使他难以忘怀，自己也同样难以忘怀。

至于他对她自己和对她姐姐的恭维，她也不是无动于中。她听了很舒服，可是她并没有因此而感到安慰，因为她家里人不争气，招来他的訾议，并不能从恭维中得到补偿。她认为吉英的失望完全是自己的至亲骨肉一手造成的，她又想到，她们两姐妹的优点也一定会因为至亲骨肉的行为失检而受到损害，想到这里，她感到从来没有过的沮丧。

她沿着小路走了两个钟头，前前后后地左思右想，又把好多事情重新考虑了一番，判断一下是否确有其事。这一次突然的变更，实在事关紧要，她得尽量面对事实。她现在觉得疲倦了，又想到出来已久，应该回去了；她希望走进屋子的时候脸色能像平常一样愉快，又决计把那些心思抑制一下，免得跟人家谈起话来态度不自然。

回到屋子里，人家立刻告诉她说，在她出外的当儿，罗新斯的两位先生都来看过她了，达西先生是来辞行的，只待了几分钟就走了，费茨威廉上校却跟她们在一起坐了足足一个钟头，盼望着她回来，几乎想要跑出去找到她才肯罢休。伊丽莎白虽然表面上装出
很惋惜的样子，内心里却因为没有见到这位访客而感到万分高兴。她心目中再也没有费茨威廉了，她想到的只有那封信。

第三十七章

那两位先生第二天早上就离开了罗新斯；柯林斯先生在门房附近等着给他们送行，送行以后，他带了一个好消息回家来，说是这两位贵客虽然刚刚在罗新斯满怀离愁，身体却很健康，精神也很饱满。然后他又赶到罗新斯去安慰咖苔琳夫人母女；回家来的时候，他又得意非凡地把咖苔琳夫人的口信带回来——说夫人觉得非常沉闷，极希望他们全家去同她一块吃饭。

伊丽莎白看到咖苔琳夫人，就不禁想起：要是自己愿意跟达西要好，现在已经成了夫人的没有过门的侄媳妇了；而且她想到夫人那时将会怎样气愤，就不禁好笑。她不断地想出这样一些话来跟自己打趣：“她将会说些什么话呢？她将会有些什么举动呢？”

他们一开头就谈到罗新斯佳宾星散的问题。咖苔琳夫人说：“告诉你，我真十分难受。我相信，谁也不会像我一样，为亲友的离别而伤心得这么厉害。我特别喜欢这两个年轻人，我知道他们也非常喜欢我。他们临去的时候真舍不得走。他们一向都是那样。那位可爱的上校到最后才算打起了精神；达西看上去最难过，我看他比去年还要难受，他对罗新斯的感情真是一年比一年来得深。”

说到这里，柯林斯先生插进了一句恭维话，又举了个例子，母女俩听了，都粲然一笑。

吃过中饭以后，咖苔琳夫人看到班纳特小姐好像不大高兴的样子；她想，班小姐一定是不愿意马上就回家去，于是说道：

“你要是不愿意回去的话，就得写封信给你妈妈，请求她让你在这儿多待些时候。我相信柯林斯太太一定非常乐意跟你在一起的。”

伊丽莎白回答道：“多谢你好心的挽留，可惜我不能领受盛情。我下星期六一定要进城去。”

“哎哟，这么说来，你在这儿只能住六个星期啦。我本来指望你待上两个月的。你没有来以前，我就这样跟柯林斯太太说过。你用不着这么急于要走。班纳特太太一定会让你再待两个星期的。”

“可是我爸爸不会让我的。他上星期就写信来催我回去。”

“噢，只要妈妈让你，爸爸自然会让你的。做爸爸的决不会像妈妈一样，把女儿当做宝贝看待。我六月初要去伦敦待一个星期；要是你能再住满一个月，我就可以把你们两个人当中顺便带一个去，涛生

[1]

既不反对驾四轮马车，那自然可以宽宽敞敞地带上你们一个；要是天气凉快，我当然不妨把你们两个都带去，好在你们个儿都不大。”

“你真是太好心啦，太太；可惜我们要依照原来的计划行事。”

咖苔琳夫人不便强留，便说道：“柯林斯太太，你得打发一个用人送她们。我说话一向心直口快，我不放心让两位年轻的小姐赶远路。这太不像话了，我最看不惯的就是这种事，你千万得派一个人送送她们。对于年轻的小姐们，我们总得照着她们的身份好好照顾她们，侍候她们。我的姨侄女儿乔治安娜去年夏天上拉姆斯盖特去的时候，我非得要她有两个男用人伴送不可。要知道，她身为彭伯里的达西先生和安妮夫人的千金小姐，不那样便难免有失体统。我对于这一类的事特别留意。你得打发约翰送送这两位小姐才好，柯林斯太太。幸亏我发觉了这件事，及时指出，否则让她们孤零零地自个儿走，把你的面子也丢光了。”

“我舅舅会打发人来接我们的。”

“噢，你的舅舅！他真有男用人吗？我听了很高兴，总算有人替你想到这些事。你们打算在哪儿换马呢？当然是在白朗莱啦。你们只要在驿站上提一提我的名字，就会有人来招待你们。”

提到她们的旅程，咖苔琳夫人还有许多话要问，而且她并不完全都是自问自答，因此你必须留心去听，伊丽莎白倒觉得这是她的运气，否则，她这么心事重重，一定会忘了自己的做客身份呢。有心事应该等到单独一个人的时候再去想。每逢没有第二个人跟她在一起的时候，她就翻来覆去地想个痛快；她没有哪一天不独个儿散步，一边走一边老是回想着那些不愉快的事情。

达西那封信，她简直快要背得出了。她把每一句话都反复研究过，她对于这个写信人的感情，一忽儿热了起来，一忽儿又冷了下去。记起他那种笔调口吻，她到现在还是说不尽的气愤；可是只要一想到以前怎样错怪了他，错骂了他，她的气愤便转到自己身上来了。他那沮丧的情绪反而引起了她的同情。他的爱恋引起了她的感激，他的性格引起了她的尊敬；可是她无法对他发生好感，她拒绝他以后，从来不曾有过片刻的后悔，她根本不想再看到他。她经常为自己以往的行为感到苦恼和悔恨，家庭里面种种不幸的缺陷更叫她苦闷万分。这些缺陷是无法补救的。她父亲对这些缺陷只是一笑置之，懒得去约束他那几个小女儿的狂妄轻率的作风；至于她母亲，她本身既是作风失检，当然完全不会感觉到这方面的危害。伊丽莎白常常和吉英合力同心，约束咖苔琳和丽迪雅的冒失，可是，母亲既然那么纵容她们，她们还会有什么长进的机会？咖苔琳意志薄弱，容易气恼，她完全听凭丽迪雅指挥，一听到吉英和伊丽莎白的规劝就要生气；丽迪雅却固执任性，粗心大意，她听也不要听她们的话。这两个妹妹既无知，又懒惰，又爱虚荣，只要麦里屯来了一个军官，她们就去跟他勾搭。麦里屯跟浪搏恩本来相隔不远，她们一天到晚往那儿跑。

她还有一桩大心事，那就是替吉英担忧；达西先生的解释固然使她对彬格莱先生恢复了以往的好感，同时也就越发感觉到吉英受到的损失太大。彬格莱对吉英一往情深，他的行为不应该受到任何指责，万一要指责的话，最多也只能怪他过分信任朋友。吉英有了这样理想的一个机会，既可以得到种种好处，又可望获得终身的幸福，只可惜家里人愚蠢失检，把这个机会断送了，叫人想起来怎不痛心！

涛生既不反对驾四轮马车

每逢回想起这些事情，难免不连带想到韦翰品格的变质，于是，以她这样一个向来心情愉快而难得消沉沮丧的人，心里也受到莫大的刺激，连强颜为笑也几乎办不到了，这是可想而知的。

她临走前的一个星期里面，罗新斯的宴会还是和她们刚来时一样频繁。最后一个晚上也是在那儿度过的，老夫人又仔仔细细问起她们旅程的细节，指示她们怎么样收拾行李，又再三再四说到长衣服应当怎么样安放。玛丽亚听了这番话之后，一回去就把早上整理好的箱子完全翻了开来，重新收拾一遍。

她们告别的时候，咖苔琳夫人屈尊降贵地祝她们一路平安，又邀请她们明年再到汉斯福来。德·包尔小姐甚至还向她们行了个屈膝礼，伸出手来跟她们两个人一一握别。

[1]
按涛生系咖苔琳夫人的侍仆。

第三十八章

星期六吃早饭时，伊丽莎白和柯林斯先生在饭厅里相遇，原来他们比别人早来了几分钟。柯林斯先生连忙利用这个机会向她郑重话别，他认为这是决不可少的礼貌。

他说：“伊丽莎白小姐，这次蒙你光临敝舍，我不知道内人有没有向你表示感激；不过我相信她不会不向你表示一番谢意就让你走的。老实告诉你，你这次来，我们非常领情。我们自知舍下寒伧，无人乐意光临。我们生活清苦，居处局促，侍仆寥寥无几，再加我们见识浅薄，像你这样一位年轻小姐，一定会觉得汉斯福这地方极其枯燥乏味，不过我们对于你这次赏脸，实在感激万分，并且竭尽绵薄，使你不至于过得兴味索然，希望你能见谅。”

伊丽莎白连声道谢，说是这次作客，非常快活，这六个星期来真是过得高兴极了，跟夏绿蒂待在一起真有乐趣，加上主人家对待她又那么殷勤恳切，实在叫她感激。柯林斯先生一听此话，大为满意，立刻显出一副笑容可掬的样子，郑重其事地回答道：

“听到你并没有过得不称心，我真满意到极点。我们总算尽了心意，而且感到最幸运的是，能够介绍你跟上流人来往。寒舍虽然毫不足道，但幸亏高攀了罗新斯府上，使你住在我们这种苦地方，还可以经常跟他们来往来往，可以免得单调，这一点倒使我可以聊以自慰，觉得你这次到汉斯福来不能算完全失望。咖苔琳夫人府上对我们真是特别优待，特别爱护，这种机会是别人求之不得的。你也可以看出我们是处于何等样的地位。你看我们简直无时无刻不在他们那边作客。老实说，我这所牧师住宅虽然异常简陋，诸多不便，可是，谁要是住到里边来，就可以和我们共享罗新斯的盛情厚谊，这可不能说是没有福分吧。”

他满腔的高兴实在非言语所能形容；伊丽莎白想出了几句简简单单、真心真意的客气话来奉承他，他听了以后，简直快活得在屋子里打转。

“亲爱的表妹，你实在大可以到哈福德郡去给我们传播传播好消息。我相信你一定办得到。咖苔琳夫人对内人真是殷勤备至，你是每天都亲眼看到的。总而言之，我相信你的朋友并没有失算——不过这一点不说也好。请你听我说，亲爱的伊丽莎白小姐，我从心底里诚恳地祝你将来的婚姻也能同样的幸福。我亲爱的夏绿蒂和我真是同心合意，无论遇到哪一件事莫不是意气相投，心心相印。我们这一对夫妇真是天造地设。”

伊丽莎白本来可以放心大胆地说，他们夫妇这样相处，的确是很大的幸福，而且她还可以用同样诚恳的语气接下去说，她完全认为他们家里过得很舒适，她亦叨了一份光。不过话才说到一半，被说到的那位太太走了进来，打断了她的话。她倒并不觉得遗憾。夏绿蒂好不可怜！叫她跟这样的男人朝夕相处，实在是一种痛苦。可是这毕竟是她自己睁大了眼睛挑选的。她眼看着客人们就要走了，不免觉得难过，可是她好像并不要求别人怜悯。操作家务，饲养家禽，教区里的形形色色，以及许许多多附带的事，都还没有使她感到完全乏味。

马车终于来了，箱子给系上车顶，包裹放进车厢，一切都准备好了，只准备出发。大家恋恋不舍地告别以后，便由柯林斯先生送伊丽莎白上车。他们从花园那儿走出去，他一路托她回去代他向她全家请安，而且没有忘了感谢他去年冬天在浪搏恩受到的款待，还请她代为问候嘉丁纳夫妇，其实他根本就不认识他们。然后他扶她上车，玛丽亚跟着走上去，正当车门快要关上的时候，他突然慌慌张张地提醒她们说，她们还忘了给罗新斯的太太小姐留言告别呢。

他满腔的高兴

“不过，”他又说，“你们当然想要向她们传话请安，还要感谢她们这许多日子来的殷勤款待。”

伊丽莎白没有表示反对，车门这才关上，马车就开走了。

沉默了几分钟以后，玛丽亚叫道：“天啊！我们好像到这儿来才不过一两天，可是事情倒发生了不少啊！”

她的同伴叹了口气说：“实在不少。”

“我们在罗新斯一共吃了九次饭，另外还喝了两次茶！我回去有多少事要讲啊！”

伊丽莎白心里说：“可是我回去有多少事要瞒啊！”

她们一路上没有说什么话，也没有受什么惊，离开汉斯福不到四个钟头，就到了嘉丁纳先生家里。她们要在那儿耽搁几天。

伊丽莎白看到吉英气色很好，只可惜没有机会仔细观察一下她的心情是不是好，因为多蒙她舅母一片好心，早就给她们安排好了各色各样的节目。好在吉英就要跟她一块儿回去，到了浪搏恩，多的是闲暇的时间，那时候再仔细观察观察吧。

不过，她实在等不及到了浪搏恩以后，再把达西先生求婚的事情告诉吉英，她好容易才算耐住了性子。她知道她自己有本领说得吉英大惊失色，而且一说以后，还可以大大地满足她自己那种不能从理智上加以克服的虚荣心。她真恨不得把它说出来，只是拿不定主意应该怎样跟吉英说到适可而止，又怕一谈到这个问题，就免不了多多少少要牵扯到彬格莱身上去，也许会叫她姐姐格外伤心。

他突然慌慌张张地提醒她们

第三十九章

五月已经到了第二个星期，三位年轻小姐一块儿从天恩寺街出发，到哈福德郡的某某镇去；班纳特先生事先就为她们约定了一个小客店，打发了马车在那儿接她们，刚一到那儿，她们就看到吉蒂和丽迪雅从楼上的餐室里望着她们，这表明车夫已经准时到了。这两位姑娘已经在那儿待了一个多钟头，高高兴兴地光顾过对面的一家帽子店，看了看站岗的哨兵，又调制了一些胡瓜色拉。

她们欢迎了两位姐姐之后，便一面得意洋洋地摆出一些菜来（都是小客店里常备的一些冷盆），一面嚷道：“这多么好？你们想也没想到吧？”

丽迪雅又说：“我们存心做东道，可是要你们借钱给我们，我们自己的钱都在那边铺子里花光了。”说到这里，她便把买来的那些东西拿给她们看。“瞧，我买了这顶帽子。我并不觉得太漂亮；可是我想，买一顶也好。一到家我就要把它拆开来重新做过，你们看我会不会把它收拾得好一些。”

姐姐们都说她这顶帽子很难看，她却毫不在乎地说：“噢，那家铺子里还有两三顶，比这一顶还要难看得多；待我去买点儿颜色漂亮的缎子来，把它重新装饰一下，那就过得去了。再说，某某郡的民兵团，两星期之内就要开走了，他们一离开麦里屯之后，夏季随便你穿戴些什么都无所谓。”

“他们就要开走了，真的吗？”伊丽莎白极其满意地嚷道。

“他们就要驻扎到白利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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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我真希望爸爸带我们大家到那儿去消暑！这真是个妙透了的打算，或许还用不着花钱。妈妈也一定非要去不可！你想，否则我们这一个夏天多苦闷呀！”

“话说得是，”伊丽莎白想道；“这
真是个好打算，马上就会叫我们忙死了。老天爷啊！光是麦里屯一个可怜的民兵团和每个月开几次跳舞会，就弄得我们神魂颠倒了，怎么当得起白利屯和那整营整营的官兵！”

大家坐定以后，丽迪雅说：“现在我有点儿消息要报告你们，你们猜猜看是什么消息？这是个好透了的消息，头等重要的消息，说的是关于我们大家都喜欢的某一个人。”

吉英和伊丽莎白面面相觑，便打发那个堂倌走开。于是丽迪雅笑笑说：

“嗐，你们真是太规矩小心。你们以为一定不能让堂倌听到，好像他存心要听似的！我相信他平常听到的许多话，比我要说的这番话更是不堪入耳。不过他是个丑八怪！他走开了，我倒也高兴。我生平没有见到过他那样长的下巴。唔，现在我来讲新闻啦——这是关于可爱的韦翰的新闻；堂倌不配听，是不是？韦翰再不会有跟玛丽·金结婚的危险了——真是个了不起的消息呀！那位姑娘上利物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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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叔叔那儿去了——一去不回来了。韦翰安全了。”

“应该说玛丽·金安全了！”伊丽莎白接着说，“她总算逃过了一段冒失的姻缘。”

“要是她喜欢他而又走开，那真是个大傻瓜呢。”

“我但愿他们双方的感情都不十分深，”吉英说。

“我相信他这方面的感情是不会深的。”

“我可以担保，他根本就没有把她放在心上。谁看得上这么一个满脸雀斑的讨厌的小东西？”

伊丽莎白心想，她自己固然决不会有这样粗卤的谈吐
，可是这种粗卤的见解
，正和她以前执迷不悟的那种成见一般无二，她想到这里，很是惊愕。

吃过了饭，姐姐们会了账，便吩咐着手准备马车；经过了好一番安排，几位小姐，连带自己的箱子、针线袋、包裹以及吉蒂和丽迪雅所买的那些不受欢迎的东西，总算都放上了马车。

“我们这样挤在一起，多够劲！”丽迪雅叫道。“我买了顶帽子，真是高兴，就算特地添置了一只帽盒，也很有趣！好吧，且让我们再偎紧来舒服舒服，有说有笑地回到家里去。首先，请你们讲一讲，你们离家以后遇到了些什么事情。你们见到过一些中意的男人吗？跟人家有过勾搭没有？我真希望你们哪一位带了个丈夫回来呢。我说，吉英马上就要变成一个老处女了。她快二十三岁啦！天哪！我要是不能在二十三岁以前结婚，那多么丢脸啊！腓力普姨妈要你们赶快找丈夫，你们可没有想到吧。她说，丽萃要是嫁给柯林斯先生就好了，我可不觉得那会有多大的趣味。天哪！我真巴不得比你们哪一个都先结婚！我就可以领着
你们上各式各样的跳舞会去。我的老天爷！那天在弗斯脱上校家里，我们那个玩笑真开得大啊！吉蒂和我那天都准备在那儿玩个整天，弗斯脱太太答应晚上开个小型的跳舞会（说起来，弗斯脱太太跟我是多么
要好的朋友！）；她于是请哈林顿家的两位都来参加。可是海丽病了，因此萍不得不独个赶来；这一来，你们猜我们怎么办？我们把钱柏伦穿上了女人衣服，让人家当他是个女人。你们且想想看，多有趣啊！除了上校、弗斯脱太太、吉蒂和我以及姨妈等人以外，谁也不知道，说到姨妈，那是因为我们向她借件长衣服，她才知道的。你们想象不到他扮得多么像啊！丹尼、韦翰、普拉特和另外两三个人走进来的时候，他们根本认不出是他。天哪！我笑得好厉害，弗斯脱太太也笑得好厉害。我简直要笑死了。这
才叫那些男人们起了疑心，他们不久就识穿了。”

“我们这样挤在一起，多够劲！”

丽迪雅就这样说说舞会上的故事，讲讲笑话，另外还有吉蒂从旁给她添油加酱，使得大家一路上很开心。伊丽莎白尽量不去听它，但是总免不了听到一声声提起韦翰的名字。

家里人极其亲切地接待她们。班纳特太太看到吉英姿色未减，十分快活；吃饭的时候，班纳特先生不由自主地一次又一次跟伊丽莎白说：

“你回来了，我真高兴，丽萃。”

他们饭厅里人很多，卢卡斯府上差不多全家人都来接玛丽亚，顺便听听新闻，还问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卢卡斯太太隔着桌子向玛丽亚问起她大女儿日子过得好不好，鸡鸭养得多不多；班纳特太太格外忙，因为吉英正坐在她下手，她便不断向她打听一些时下的风尚，然后再去传给卢卡斯家几位年轻小姐去听；丽迪雅的嗓子比谁都高，她正在把当天早上的乐趣一件件说给爱听的人听。

“噢，曼丽，”她说，“你要是跟我们一块儿去了多有趣！我们一路去的时候，吉蒂和我放下了车帘，看上去好像是空车，要是吉蒂没有晕车，就会这样一直到达目的地。我们在乔治客店实在做得够漂亮，我们用世界上最美的冷盘款待她们三位；假使你也去了，我们也会款待你的。我们临走的时候，又是那么有趣！我以为这样一挂车子无论如何也装不下我们。我真要笑死啦。回家来一路上又是那么开心作乐！我们有说有笑，声音大得十英里路以外都能听见！”

曼丽听到这些话，便一本正经地回答道：“我的好妹妹，并不是我故意要杀你们的风景，老实说，你们这些乐趣当然会投合一般女子的爱好，可动不了我的心，我觉得读读书要有趣得多。”

可是她这番话丽迪雅一个字也没有听进去。别人说话她很少听满半分钟，对于曼丽，她就从来没有认真听过。

到了下午，丽迪雅硬要姐姐们陪她上麦里屯去，看看那边的朋友们近况如何，可是伊丽莎白坚决反对，为的是不让别人说闲话，说班纳特家的几位小姐在家里待不上半天，就要去追逐军官们。她所以反对，还有一个理由。她怕再看到韦翰。她已经下定决心，能够和他避而不见就尽量避而不见。那个民兵团马上就要调走了，她真是感觉到说不出的快慰。不出四个星期，他们就要走了，她希望他们一走以后，从此平安无事，使她不会再为韦翰受到折磨。

她到家没有几个小时，就发觉父母在反复讨论上白利屯去玩的计划，也就是丽迪雅在客店里给她们提到过的那个计划。伊丽莎白看出她父亲丝毫没有让步的意思，不过他的回答却是模棱两可，因此她母亲虽然惯常碰钉子，可是这一次却并没有死心，还希望最后能如她的愿。

[1]
在英格兰海滨，是一个幽美的游憩疗养之地。

[2]
按在奥斯丁那个时代，利物浦虽然居民尚不足10万人，却已成为英格兰一个极大的港口。

第四十章

伊丽莎白非把那桩事告诉吉英不可了，再也忍耐不住了，于是她决定把牵涉到姐姐的地方，都一概不提，第二天上午就把达西先生跟她求婚的那一幕，拣主要情节说了出来。她料定吉英听了以后，一定会感到诧异。

班纳特小姐对伊丽莎白手足情深，觉得她妹妹被任何人爱上了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此开头虽然吃惊，过后便觉得不足为奇了。她替达西先生惋惜，觉得他不应该用那种很不得体的方式来倾诉衷情；但她更难过的是，她妹妹的拒绝会给他造成怎样的难堪。

她说：“他那种十拿九稳会成功的态度实在要不得，他至少千万不应该让你看出这种态度，可是你倒想一想，这一来他会失望到什么地步啊。”

伊丽莎白回答道：“我的确万分替他难过；可是，他既然还有那么些顾虑，他对我的好感可能不久就会完全消失。你总不会怪我拒绝了他吧？”

“怪你！噢，不会的。”

“可是我帮韦翰说话帮得那么厉害，你会怪我吗？”

“不怪你；我看不出你那样说有什么错。”

“等我把下一天的事告诉了你，你就一定看得出有错了。”

于是她就说起那封信，把有关乔治·韦翰的部分，都一点一滴讲了出来。可怜的吉英听得多么惊奇！她即使走遍天下，也不会相信人间竟会有这许多罪恶，而现在这许多罪恶竟集中在这样一个人
身上。虽说达西的剖白使她感到满意，可是既然发现了其中有这样一个隐情，她也就不觉得安慰了。她诚心诚意地想说明这件事可能与事实有出入，竭力想去洗清这一个的冤屈，又不愿叫另一个受到委屈。

伊丽莎白说：“这怎么行，你绝对没有办法两全其美。两个里面你只能拣一个。他们两
个人一共只有那么多优点，勉强才够得上一
个好人的标准，近来这些优点又在两个人之间移来动去，移动得非常厉害。对我来讲，我比较偏向于达西先生，觉得这些优点都是他的，你可以随你自己的意思。”

过了好一会儿，吉英脸上才勉强露出笑容。

她说：“我生平最吃惊的事莫过于此，韦翰原来这样坏！这几乎叫人不能相信。达西先生真可怜！亲爱的丽萃，你且想想，他会多么痛苦。他遭受到这样的一次失望！而且他又知道了你看不起他！还不得不把他自己妹妹的这种私事都讲出来！这的确叫他太痛苦了，我想你也会有同感吧。”

“没有的事；看到你对他这样惋惜和同情，我反而心安理得了。我知道你会竭力帮他讲话，因此我反而越来越不把它当一回事。你的宽宏大量造成了我的感情吝啬；要是你再为他叹惜，我就会轻松愉快得要飞起来了。”

“可怜的韦翰！他的面貌那么善良，他的风度那么文雅。”

“那两位年轻人在教养方面，一定都有非常欠缺的地方。一个的好处全藏在里面，一个全在表面上。”

“你以为达西先生仪表
方面有所欠缺，我可从来不这么想。”

“可是我倒以为你这样对他深恶痛绝，固然说不上什么理由，却是非常聪明。这样的厌恶，足以激励人的天才，启发人的智慧。例如，你不断地骂人，当然说不出一句好话；你要是常常取笑人，倒很可能偶然想到一句妙语。”

“丽萃，你第一次读那封信的时候，我相信你对待这件事的看法一定和现在不同。”

“当然不同，我当时十分难受。我非常难受——可以说是很不快活。我心里有许多感触，可是找不到一个人可以倾诉，也没有个吉英来安慰安慰我，说我并不像我自己所想象的那样懦弱，虚荣和荒诞！噢，我真少不了你啊！”

“你在达西先生面前说到韦翰的时候，语气那么强硬，这真是多么不幸啊！现在看起来，那些话实在
显得不怎么得体。”

“的确如此。我确实不应该说得那么刻毒，可是我既然事先存了偏见，自然难免如此。有件事我要请教你。你说我应该不应该把韦翰的品格说出去，让朋友们都知道？”

班纳特小姐想了一会儿才说道：“当然用不着叫他太难堪。你的意见如何？”

“我也觉得不必如此。达西先生并没有允许我把他所说的话公开向外界声张。他反而吩咐我说，凡是牵涉到他妹妹的事，都要尽量保守秘密；说到韦翰其他方面的品行，我即使尽量对人家说老实话，又有谁会相信？一般人对达西先生都存着那么深的成见，你要叫别人对他有好感，麦里屯有一半人死也不愿意。我真没有办法。好在韦翰马上就要走了，他的真面目究竟怎样，与任何人都无关。总会有一天真相大白，那时候我们就可以讥笑人们为什么那么蠢，没有早些知道。目前我可绝口不提。”

“你的话对极了。要揭露他的错误，可能就会断送了他的一生。也许他现在已经后悔，痛下决心，重新做人。我们千万不要弄得他走投无路。”

这番谈话以后，伊丽莎白的烦乱的心境平静了下来。两星期来，这两件秘密心思一直压在她的心头，如今总算放下了一块大石头，她相信以后要是再谈起这两件事来，不论其中哪一件，吉英都会愿意听。可是这里面还有些蹊跷，为了谨慎起见，她可不敢说出来。她不敢谈到达西先生那封信的另外一半，也不敢向姐姐说明：他那位朋友对姐姐是多么竭诚器重。这件事是不能让任何人知道的，她觉得除非把各方面的情况里里外外都弄明白了，这最后的一点秘密才可以揭露。她想：“这样看来，如果那件不大可能的事一旦居然成了事实，我便可以把这件秘密说出来，不过到那时候，彬格莱先生自己也许会说得更动听。要说出这番隐情，不等到事过境迁，才轮不到我呢！”

现在既然到了家，她就有闲暇的时间来观察姐姐的真正心情。吉英心里并不快活。她对彬格莱仍然未能忘情。她先前甚至没有幻想到自己会对他钟情，因此她的柔情蜜意竟像初恋那么热烈，而且由于她的年龄和品性的关系，她比初恋的人们还要来得坚贞不移。她痴情地盼望着他能记住她，她把他看得比天下任何男人都高出一等，幸亏她很识时务，看出了他朋友们的心思，这才没有多愁多恨，否则一定会毁了她的健康，扰乱了她心境的安宁。

有一天，班纳特太太这么说：“喂，丽萃，这一下
你对于吉英这件伤心事怎么看法呢？我可已经下定决心，再也不在任何人面前提起。我那天就跟我妹妹说过，我知道吉英在伦敦连他的影子也没有见到，唔，他是个不值得钟情的青年，我看她这一辈子休想嫁给他了。也没有听人谈起他夏天会回到尼日斐花园来，凡是可能知道些消息的人，我都一一问过了。”

“我看他无论如何不会再住到尼日斐花园来。”

“哎哟，听他的便吧。谁也没有要他来；我只是觉得他太对不起我的女儿，要是我做吉英，我才受不了这口气。好吧，我也总算有个安慰：我相信吉英一定会伤心得把命也送掉，到那时候，他就会后悔当初不该那么狠心了。”

伊丽莎白没有回答，因为这种想入非非的指望，并不能使她得到安慰。

没有多大工夫，她母亲又接下去说：“这么说来，丽萃，柯林斯夫妇日子过得很舒服啊，可不是吗？好极好极，但愿他们天长地久。他们每天的饭菜怎么样？夏绿蒂一定是个了不起的管家婆。她只要有她妈妈一半那么精明，就够省俭的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决不会有什么浪费。”

“当然，丝毫也不浪费。”

“他们一定是管家管得好极了。不错，不错。他们
会小心谨慎，不让他们的支出超过收入，他们是永远不愁没有钱的。好吧，愿上帝保佑他们吧！据我猜想，他们一定会常常谈到你父亲去世以后，来接收浪搏恩。要是这一天到了，我看他们真会把它看作他们自己的财产呢。”

“这件事，他们当然不便当着我的面提。”

“当然不便，要是提了，那才叫怪呢。可是我相信，他们自己一定会常常谈到的。唔，要是他们拿了这笔非法的财产能够心安理得，那是再好也没有了。倘若叫我来接受这笔法庭硬派给他的财产，我才会害臊呢。”

“我可已经下定决心，再也不在任何人面前提起。”

第四十一章

她们回得家来，眨下眼睛就过了一个星期，现在已经开始过第二个星期。过了这个星期，驻扎在麦里屯的那个民兵团就要开拔了，附近的年轻小姐们立刻一个个垂头丧气起来。几乎处处都是心灰意冷的气象。只有班纳特家的两位大小姐照常饮食起居，照常各干各的事。可是吉蒂和丽迪雅已经伤心到极点，便不由得常常责备两位姐姐冷淡无情。她们真不明白，家里怎么竟会有这样没有心肝的人！

她们老是无限悲痛地嚷道：“老天爷呀！我们这一下还成个什么样子呢？我们该怎么办呢？你还好意思笑得出来，丽萃？”她们那位慈祥的母亲也跟了她们一块儿伤心；她记起二十五年以前，自己也是为着差不多同样的事情，忍受了多少苦痛。

她说：“我一点儿没记错，当初米勒上校那一团人调走的时候，我整整哭了两天。我简直心碎了。”

“我相信我的
心是一定要碎的，”丽迪雅说。

“要是我们能上白利屯去，那多么好！”班纳特太太说。

“对啊——如果能上白利屯去多么好！可是爸爸偏偏要作对。”

“洗一洗海水浴就会使我一辈子身体健康。”

“腓力普姨母也说，海水浴一定会对我的身体大有好处。”吉蒂接着说。

浪搏恩这家人家的两位小姐，就是这样没完没结地长吁短叹。伊丽莎白想把她们笑话一番，可是羞耻心打消了她一切的情趣。她重新又想到达西先生的确没有冤枉她们，他指出她们的那些缺陷确是事实，她深深感觉到，实在难怪他要干涉他朋友和吉英的好事。

但是丽迪雅的忧郁不多一会就烟消云散，因为弗斯脱团长的太太请她陪她一块儿到白利屯去。这位贵友是位很年轻的夫人，新近才结婚的。她跟丽迪雅都是好兴致，好精神，因此意气相投：虽然才只三个月的友谊，却已经做了两个月的知己。

“米勒上校那一团人调走的时候……”

丽迪雅这时候是怎样欢天喜地，她对于弗斯脱太太是怎样敬慕，班纳特太太又是怎样高兴，吉蒂又是怎样难受，这些自然都不在话下。丽迪雅根本没有注意到姐姐的心情，只顾自己手舞足蹈。在屋子里跳来蹦去，叫大家都来祝贺她，大笑大叫，比往常闹得越发厉害；倒运的吉蒂却只能继续在小客厅里怨天尤命，怪三怪四。

“我不明白弗斯脱太太为什么不叫我
和丽迪雅一同去，”她说，“即使我不是她特别要好的朋友，又何妨也邀我一同去。照说我比她大两岁，面子也得大些呢。”

伊丽莎白把道理讲给她听，吉英也劝她不必生气，她都不理睬。再说伊丽莎白，她对于这次邀请，完全不像她母亲和丽迪雅那样兴高采烈，她只觉得丽迪雅纵然还没有糊涂到那种地步，这一去可算完全给毁了。于是她只得暗地里叫她父亲不许丽迪雅去，也顾不得事后让丽迪雅知道了，会把她恨到什么地步。她把丽迪雅日常行为举止失检的地方，都告诉了父亲，说明和弗斯脱太太这样一个女人做朋友毫无益处，跟这样的一个朋友到白利屯去，也许会变得更荒唐，因为那边的诱惑力一定比这里大。父亲用心听她把话讲完，然后说道：

“丽迪雅非到公共场所之类的地方去出一出丑，是决不肯罢休的。她这次要去出丑，既不必花家里的钱，又用不着家里麻烦，真难得有这样的机会呢。”

伊丽莎白说：“丽迪雅那样轻浮冒失，一定会引起外人注目，会使我们姐妹吃她的大亏——事实上已经吃了很大的亏——你要是想到了这一点，那你对这桩事的看法就会两样了。”

“已经使你们吃了大亏！”班纳特先生重复了一遍。“这话怎么说：她把你们的爱人吓跑了不成？可怜的小丽萃呀，甭担心。那些经不起一点儿小风浪的挑三剔四的小伙子，不值得你去惋惜。我倒要问问你：究竟有过多少傻小子，因为看见了丽迪雅的放荡行为，而不敢向你们问津？”

“你完全弄错了我的意思。我并不是因为吃了亏才来埋怨。我也说不出我究竟是在埋怨哪一种害处，只觉得害处很多。丽迪雅这种放荡不羁、无法无天的性格，确实对我们体面攸关，一定会影响到我们的社会地位。我说话爽直，千万要请你原谅。好爸爸，你得想办法管教管教她这种撒野的脾气，叫她明白，不能够一辈子都这样到处追逐，否则她马上就要无可救药了。一旦她的性格定型以后，就难得改过来。她才不过十六岁，就成了一个十足的浪荡女子，弄得她自己和家庭都惹人笑话，而且她还轻佻浪荡到极端下贱无耻的地步。她只不过年纪还轻，略有几分姿色，此外就一无可取。她愚昧无知，头脑糊涂，只知道博得别人爱慕，结果到处叫人看不起。吉蒂也有这种危险。丽迪雅要她东就东，西就西。她既无知，又爱虚荣，生性又懒惰，完全是没有一点家教的样子！哎哟，我的好爸爸呀，她们随便走到什么地方，只要有人认识她们，她们就会受人指责，受人轻视，还时常连累到她们的姐姐们也丢脸，难道你还以为不会这样吗？”

班纳特先生看到她钻进了牛角尖，便慈祥地握住她的手说：

“好孩子，放心好了。你和吉英两个人，随便走到什么有熟人的地方，人家都会尊敬你们，器重你们；你们决不会因为有了两个——甚至三个傻妹妹，就失掉了体面。这次要是不让丽迪雅到白利屯去，我们在浪搏恩就休想安静。还是让她去吧。弗斯脱上校是个有见识的人，不会让她闯出什么祸事来的；幸亏她又太穷，谁也不会看中她。白利屯跟这儿的情形两样，她即使去做一个普通的浪荡女子，也不够资格。军官们会找到更中意的对象。因此，我们但愿她到了那儿以后，可以得到些教训，知道她自己没有什么了不起。无论如何，她再坏也坏不到哪里去，我们总不能把她一辈子关在家里。”

伊丽莎白听到父亲这样回答，虽然并没有因此改变主张，却也只得表示满意，闷闷不乐地走开了。以她那样性格的人，也不会尽想着这些事自寻烦恼。她相信她已经尽了自己的责任，至于要她为那些无法避免的害处去忧闷，或者是过分焦虑，那她可办不到。

倘若丽迪雅和她母亲知道她这次跟父亲谈话的内容，她们一定要气死了，即使她们两张利嘴同时夹攻，滔滔不绝地大骂一阵，也还消不了她们的气。在丽迪雅的想象中，只要到白利屯去一次，人间天上的幸福都会获得。她幻想着在那华丽的浴场附近，一条条街道上都挤满了军官。她幻想着几十个甚至几百个素昧生平的军官，都对她献殷勤。她幻想着堂皇富丽的营帐，帐幕整洁美观，里面挤满了血气方刚的青年小伙子，都穿着灿烂夺目的大红军服。她还幻想到一幅最美满的情景，幻想到自己坐在一个帐篷里面，同时跟好多个军官在柔情蜜意地卖弄风情。

倘若她知道了她姐姐竟要想妨害她，不让她去享受到这些美妙的远景和美妙的现实，那叫她怎么受得了？只有她母亲才能体谅她这种心境，而且几乎和她有同感。她相信丈夫决不打算到白利屯去，她感到很痛苦，因此，丽迪雅能够去一次，对她这种痛苦实在是莫大的安慰。

可是她们母女俩完全不知道这回事，因此，到丽迪雅离家的那一天为止，她们一直都是欢天喜地，没有受到半点儿打岔。

现在轮到伊丽莎白和韦翰先生最后一次会面了。她自从回家以后，已经见过他不少次，因此不安的情绪早就消失了；她曾经为了从前对他有过情意而感到不安，这种情绪现在更是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以往曾以风度文雅而博得过她的欢心，现在她看出了这里面的虚伪做作，陈腔滥调，觉得十分厌恶。他目前对待她的态度，又造成了她不愉快的一个新的根源；他不久就流露出要跟她重温旧好的意思，殊不知经过了那一番冷暖之后，却只会使她生气。她发觉要跟她谈情说爱的这个人，竟是一个游手好闲的轻薄公子，因此就不免对他心灰意冷；而他居然还自以为只要能够重温旧好，便终究能够满足她的虚荣，获得她的欢心，不管他已经有多久没有向她献过殷勤，其中又是为了什么原因，都不会对事情本身发生任何影响。她看到他那种神气，虽然表面上忍住了气不作声，可是心里却正在对他骂不绝口。

柔情蜜意地卖弄风情

民团离开麦里屯的前一天，他跟别的一些军官们都到浪搏恩来吃饭；他问起伊丽莎白在汉斯福那一段日子是怎么度过的，伊丽莎白为了不愿意和他好声好气地分手，便趁机提起费茨威廉上校和达西先生都在罗新斯消磨了三个星期，而且还问他认识不认识费茨威廉。

他顿时气急败坏，大惊失色，可是稍许镇定了一下以后，他便笑嘻嘻地回答她说，以前常常见到他的。他说费茨威廉是个很有绅士风度的人，又问她喜欢不喜欢他。她热情地回答他说，很喜欢他。他立刻又带着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气说道：“你刚刚说他在罗新斯待了多久？”

“差不多有三个星期。”

“你常常和他见面吗？”

“常常见面，差不多每天见面。”

“他的风度和他表兄大不相同。”

“的确大不相同；可是我想，达西先生跟人家处熟了也就好了。”

只见韦翰顿时显出吃惊的神气，大声嚷道：“那可怪啦，对不起，我是否可以请问你一下——”说到这里，他又控制住了自己，把说话的声调变得愉快些，然后接下去说：“他跟人家说话时，语气是否好了些？他待人接物是否比以前有礼貌些？因为我实在不敢指望他——”他的声调低下去了，变得更严肃了，“指望他从本质上变好过来。”

“没那回事！”伊丽莎白说。“我相信他的本质还是和过去一样。”

韦翰听到她这一番话，不知道应该表示高兴，还是应该表示不相信。韦翰见她说话时脸上有种形容不出的表情，心中不免有些害怕和焦急。她又接下去说：

“我所谓达西先生跟人家处熟了也就好了，并不是说他的思想和态度会变好，而是说，你同他处得愈熟，你就愈了解他的个性。”

韦翰一听此话，不禁心慌起来，顿时便红了脸，神情也十分不安。他沉默了好几分钟以后，才收敛住了那副窘相，转过身来对着她，用极其温和的声调说：

“你很了解我心里对达西先生是怎样一种感觉，因此你也很容易明白：我听到他居然也懂得在表面上
装得像个样子了，这叫我多么高兴。那种骄傲即使对他自己没有什么益处，对别人也许倒有好处，因为他既有这种骄傲，就不会有那种恶劣行为，使我吃那么大的亏了。我只怕他虽然收敛了一些（你大概就是说他比较收敛了一些吧），事实上只不过为了要在他姨母面前做做幌子，让他姨母看得起他，说他的好话。我很明白，每逢他和他姨母在一起的时候，他就免不了战战兢兢，这多半是为了想和德·包尔小姐结婚，我敢说，这是他念念不忘的一件大事。”

伊丽莎白听到这些话，不由得微微一笑，她只稍微点了一下头，并没有做声。她看出他又想在她面前把那个老问题拿出来发一通牢骚，她可没有兴致去怂恿他。这个晚上就这样过去了，他表面上还是装得像平常一样高兴，可没有打算再逢迎伊丽莎白；最后他们俩客客气气地分了手，也许双方都希望永远不再见面了。

他们分手以后，丽迪雅便跟弗斯脱太太回到麦里屯去。他们打算明天一早从那儿动身。丽迪雅和家里分别的时候，与其说是有什么离愁别恨，还不如说是热闹了一场。只有吉蒂流了眼泪，可是她这一场哭泣却是为了烦恼和嫉妒。班纳特太太口口声声祝她女儿幸福，又千叮万嘱地叫她不要错过了及时行乐的机会——这种嘱咐，女儿当然会去遵命办理；她得意非凡地对家里人大声叫着再会，于是姐妹们低声细气地祝她一路平安的话，她听也没有听见。

第四十二章

倘若叫伊丽莎白根据她自己家庭的情形，来说一说什么叫做婚姻的幸福，什么叫做家庭的乐趣，那她一定说不出好话来。她父亲当年就因为贪恋青春美貌，为的是青春美貌往往会给人带来很大的情趣，因此娶了这样一个智力贫乏而又小心眼儿的女人，以致结婚不久，他对太太的深挚的情意便完结了。夫妇之间的互敬互爱和推心置腹，都永远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对于家庭幸福的理想也完全给推翻了。换了别的人，凡是因为自己的冒失而招来了不幸，往往会以荒唐或是不正当的逸乐来安慰自己，可是班纳特先生却不喜欢这一套。他喜爱乡村景色，喜爱读书自娱，这就是他最大的乐趣。说到他的太太，除了她的无知和愚蠢倒可以供他开心作乐之外，他对她就再没有别的恩情了。一般男人照理总不希望在妻子身上去找这一种乐趣，可是大智大慧的人既然没有法儿去找别的乐趣，那也只好将就现成的了。

不过，伊丽莎白并不是看不出父亲这方面的缺德。她看到这情况，老是觉得痛苦；可是她尊重他的才能，又感谢他对自己的宠爱，因此，本来忽略不了的地方，她也想忘掉算了，而且，纵使父亲大不该叫孩子们看不起妈妈，以致使他们老夫妇一天比一天不能够互敬互爱地相处，她也尽量不去想它。但是，说到不美满的婚姻给儿女们带来的不利，她从前决没有像现在体验得这样深刻；再说，父亲的才能使用得不得当因而造成种种害处，这一点她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看得透彻。要是父亲的才能运用得适当，即使不能够扩展母亲的见识，至少也可以保存女儿们的体面。

韦翰走了固然使伊丽莎白感到快慰，然而，这个民兵团开拔以后，并没有什么别的地方叫她满意。外面的宴会不像以前那样多那样有趣了，在家里又是成天只听到母亲和妹妹口口声声埋怨生活沉闷，使家里笼罩上了一层阴影；至于吉蒂，虽说那些闹得她心猿意马的人已经走了，她不久就会恢复常态；可是还有那另外一个妹妹，秉性本就不好，加上现在又处身在那兵营和浴场的双重危险的环境里，自然会更加大胆放荡，闯出更大的祸事来。因此从大体上说来，她发觉到（其实以前有一度她早就发觉到）她眼巴巴望着到来的一件事，等到真正到来了，总不像她预期的那么满意。因此她不得不把真正幸福的开端期诸来日，找些别的东西来寄托她的希望和心愿，在期待的心情中自我陶醉一番，暂时安慰自己一下，准备再遭受到失望。她现在心里最得意的一件事便是不久就可以到湖区去旅行，因为既然母亲和吉蒂心里不快活，吵得家里鸡犬不宁，当然一想起出门便使她获得了最大的安慰；如果吉英也能参加这次旅行，那就十全十美了。

她心里想：“总还算幸运，我还可以存些指望。假使处处都安排得很完满，我反而要感到失望了。姐姐不能够一同去，我自会时时刻刻都感到遗憾，不过也反而可以使我存着一分希望，因此我所期待的愉快也可能会实现。十全十美的计划总不会成功；只有稍许带着几分苦恼，才可以大体上防止得了失望。”

丽迪雅临走的时候，答应常常给母亲和吉蒂写信来，详详细细地告诉她们一路上的情形，可是她走了以后，家里老是等了好久才接到她一封信，而每封信又往往只是寥寥数行。她给她母亲写的那些信，无非说说她们刚刚从图书馆回来，有许多军官们陪着她们一起去，她们在那里看到许多漂亮的装饰品，使她眼红极了，或者说是她买了一件新的长衣服，一把阳伞，她本来可以把这些东西详详细细地描写一番，可是弗斯脱太太在叫她了，她们马上就要到兵营里去，等等。至于她写给吉蒂的信，虽然要长得多，可是也很空洞，因为有许多重要的话不便于写出来。

她走了两三个星期以后，浪搏恩又重新恢复了愉快欢乐的气象。一切都欣欣向荣。上城里过冬的那些人家都搬回来了，人们都穿起了夏天的新装，到处是夏天的约会。班纳特太太又像往常一样动不动就发牢骚。到了六月中旬，吉蒂完全恢复了常态，到麦里屯去完全可以不掉眼泪了，伊丽莎白看到真高兴，她希望到了圣诞节，吉蒂会变得相当有理智，不至于每天三番五次地提到军官们，除非作战部不管人家死活，又来一次恶作剧，重新调一团人驻扎到麦里屯来。

他们北上旅行的日期已经迫近，只剩下两个星期了，不料这时候嘉丁纳太太却寄来了一封信，使行期耽搁了下来，旅行范围也得缩小。信上说，因为嘉丁纳先生有事，行期必须延迟两个星期，到七月里才能动身，又因为他只能出外旅行一个月便得回到伦敦，日期很短促，不能照原来的计划作长途旅行，饱餐山川景色，至少不能照原来所安排的那样悠闲自在地去游览，湖区必须放弃，旅程必须缩短，只能到德比郡为止。其实德比郡也就足够供他们游览，足够他们消磨短短三星期的旅行日程，而且嘉丁纳太太非常向往那个地方。她以前曾在那儿住过几年，现在能够旧地重游，盘桓数日，便不禁对于马特洛克

[1]

、恰滋华斯

[2]

、鸽谷

[3]

、秀阜

[4]

的风景名胜，心醉神往。

这封信使伊丽莎白非常失望。她本来一心想去观赏湖区风光，到现在还觉得
时间很充裕。不过，她既没有权利可以反对，她的心境又很洒脱，不多一会，便又觉得好受了。

一提到德比郡，就免不了勾起许多联想。她看到这个地名，就不禁想到彭伯里和彭伯里的主人。她说：“我一定可以大摇大摆地走进他的故乡，趁他不知不觉的时候，攫取几块透明的晶石

[5]

。”

行期一延再延。舅父母还得过四个星期才能来。可是四个星期毕竟过去了，嘉丁纳夫妇终于带着他们的四个孩子来到浪搏恩。四个孩子中间有两个女孩子，一个六岁，一个八岁，另外两个男孩子年纪还小。孩子们都将留在这儿，由他们的表姐吉英照管，因为他们都喜欢吉英，加上吉英举止稳重，性情柔和，无论是教孩子们读书，跟他们游戏，以及照顾他们，都非常适合。

嘉丁纳夫妇只在浪搏恩住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就带着伊丽莎白去探新猎异，寻欢作乐。这几个旅伴确实非常适当，所谓适当，就是说大家身体健壮，性子随和，路上遇到不方便的地方可以忍受得了，这实在叫人称心如意。他们一个个都生气勃勃，这自然可以促进愉快，而且他们感情丰富，人又聪明，万一在外地碰到了什么扫兴的事情，互相之间仍然可以过得很快活。

本书不打算详细描写德比郡的风光，至于他们的旅程所必须经过的一些名胜地区，例如牛津、布楞恩

[6]

、沃里克

[7]

、凯尼尔沃思

[8]

、伯明翰

[9]

等，大家都知道得够多了，也不打算写。现在只讲一讲德比郡的一小部分。且说有个小镇名叫蓝白屯，嘉丁纳夫妇从前曾在那儿住过，她最近听说还有些熟人依旧住在那边，于是看完了乡间的一切名胜古迹之后，便绕道到那儿去看看。伊丽莎白听见舅母说，离开蓝白屯不到五英里路就是彭伯里，虽然不是路过必经之处，可是也不过弯了一两英里路。前一个晚上讨论旅程的时候，嘉丁纳太太说是想到那边再去看看。嘉丁纳先生表示愿意，于是他们便来征求伊丽莎白同意。

嘉丁纳一家来到浪搏恩

舅母对她说：“亲爱的，那个地方你是久闻大名的，愿意去看看吗？你的许多朋友都跟那地方有关系。韦翰的整个少年时代都是在那儿度过的，你知道。”

伊丽莎白给说得窘极了。她觉得不必到彭伯里去，便只得说不想去。她但说高楼大厦、锦毡绣帏，已经见识得够多了，实在无意再去浏览。

嘉丁纳太太骂她蠢，她说：“要是光光只有一幢富丽堂皇的房子，我也不会把它摆在心上；可是那儿的庭园景色实在可爱，那儿的树林是全国最美丽的树林。”

伊丽莎白不做声了，可是她心里仍旧不敢赞同。她立刻想到，如果到那儿去欣赏风景，很可能碰到达西先生，那多糟糕！她想到这里就羞红了脸，自以为还不如把事情跟舅母开诚布公地说个明白，免得要担这么大的风险。可是这也不妥当；她最后决定先去暗地里打听一下达西先生家里有没有人，如果有人，那么，她再来用这最后一着还不为迟。

晚上临睡的时候，她便向侍女打听彭伯里地方好不好，主人姓甚名谁，又心惊胆战地问起主人家是否要回来消暑。她这最后一问，竟得到了她所求之不得的回答：他们不回来。她现在用不到再怕什么了，可是又逐渐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心，想亲眼去看看那幢房子；第二天早上旧话重提，舅母又来征求她的同意，她便带着一副毫不在乎的神气马上回答说，她对于这个计划没有什么不赞成，于是他们就决计上彭伯里去了。

[1]
德比郡一教区，多温泉及钟乳石洞穴。

[2]
德比郡一名胜地区，以图书馆、美术及雕刻闻名。此间花园亦极其美丽，仅次于凡尔赛。

[3]
在恰滋华斯附近，是一个美丽无比的小山谷，布满着精巧绮丽的岩石和绿叶成荫的树木。

[4]
德比郡西北部的丘陵地带，鸽谷之水流经此处。面积约为30英尺乘22英尺。此处有秀阜洞，纵深约达750码。

[5]
一名“德比郡莹石”，系德比郡的一种著名矿产。

[6]
原系德国巴伐利亚州一村庄。1704年，因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所引起之战争，进展至此地，8月3日，英国马包罗公爵击败法国人与巴伐利亚人于此，安妮女王为纪念此次胜利，遂以50万镑之巨资在牛津郡建立马包罗城堡，中有130英尺高之圆柱一根，其上塑马包罗像，极其宏伟。

[7]
英格兰中部一郡名，其森林地带风景之美丽甲于全英国，并有沃里克男爵之城堡，颇为宏伟。

[8]
沃里克郡一市镇，以凯尼尔沃思城堡著称。1563年，伊丽莎白女王将此城堡赐予其情人勒西斯特伯爵，伯爵于1575年6月在此城堡中款待女王18日，详见司各特所著《坠楼记》。

[9]
沃里克郡一城市，以钢铁及五金业著称。

第四十三章

他们坐着车子一直向前去。彭伯里的树林一出现在眼前，伊丽莎白就有些心慌；等到走进了庄园，她更加心神不定。

花园很大，只见里边高阜低洼，气象万千。他们拣一个最低的地方走进了园，在一座深邃辽阔的美丽的树林里坐着车子走了好久。

伊丽莎白满怀感触，无心说话，可是看到了每一处、每一角的美景，她都叹赏不止。他们沿着上坡路慢慢儿走了半英里光景，最后来到了一个相当高的山坡上，这也就是树林子尽头的地方，彭伯里大厦马上映入眼帘。房子在山谷那边，有一条相当陡斜的路曲曲折折地通到谷中。这是一幢很大很漂亮的石头建筑物，屹立在高垄上，屋子后面枕着一连片树林茂密的高高的小山冈；屋前一泓颇有天然情趣的溪流正在涨潮，没有一丝一毫人工的痕迹。两岸的点缀既不呆板，也不做作。伊丽莎白高兴极了。她从来不曾看到过一个比这里更富于自然情趣的地方，也没有见过任何地方的自然之美能像这儿一样的不受到庸俗趣味的玷损。大家都热烈地赞赏不已，伊丽莎白顿时不禁觉得：在彭伯里当个主妇也还不错吧。

他们下了山坡，过了桥，一直驶到大厦门前，欣赏那附近一带的景物，伊丽莎白这时候不免又起了一阵疑惧，生怕闯见主人。她担心旅馆里的侍女弄错了。他们请求进去参观，立刻便被让进客厅；大家都在等着管家奶奶，这时候伊丽莎白方才想起身在何处。

管家奶奶来了，是一个态度端庄的老妇人，远不如她想象中那么有风姿，可是礼貌的周到倒出乎她的想象。他们跟着她走进了餐室。那是一间宽敞舒适的大屋子，布置得很精致。伊丽莎白稍许看了一下，便走到窗口欣赏风景。他们望着刚才下来的那座小山，只见丛林密布，从远处望去益发显得陡峭，真是个美丽的地方。处处都收拾得很美观。她纵目四望，只见一弯河道，林木夹岸，山谷蜿蜒曲折，真看得她心旷神怡。他们再走到别的房间里去看，每换一个房间，景致总会两样，可是不管你走到哪个窗口，都自有秀色可餐。一个个房间都高大美观，家具陈设也和主人的身价颇为相称，既不俗气，又不过分侈丽，比起罗新斯来，可以说是豪华不足，风雅有余，伊丽莎白看了，很佩服主人的情趣。

她心里想：“我差一点儿就做了这儿的主妇呢！这些房间也许早就让我走熟了！我非但不必以一个陌生人的身份来参观，而且还可以当作自己的住宅来受用，把舅父母当做贵客欢迎。可是不行，”她忽然想了起来，“这是万万办不到的事：那时候我就见不到舅父母了，他决不会允许我邀他们来。”

她幸亏想起了这一点，才没有后悔当初的事。

她真想问问这位管家奶奶，主人是否真不在家，可是她没有勇气，只得作罢。不过她舅父终于代她问出了这一句话，使她大为慌张，连忙别转头去，只听见雷诺奶奶回答道，他的确不在家。接着又说：“可是他明天会回家，还要带来许多朋友。”伊丽莎白听了真高兴，幸亏他们没有迟一天到这儿来。

她的舅母叫她去看一张画像。她走近前去，看见那是韦翰的肖像，和另外几张小型画像夹在一起，挂在壁炉架的上方。舅母笑嘻嘻地问她觉得好不好。管家奶奶走过来说，画像上这位年轻人是老主人的账房的儿子，由老主人一手把他栽培起来的。她又说道：“他现在到军队里去了，我怕他已经变得很浪荡了。”

嘉丁纳太太笑吟吟地对她外甥女儿望了一眼，可是伊丽莎白实在笑不出来。

雷诺奶奶指着另一张画像说：“这就是我的小主人，画得像极了。跟那一张是同时画的，大约有八年了。”

嘉丁纳太太望着那张画像说：“我常常听人家说，你的主人堂堂一表人才，他这张脸蛋的确漂亮。——可是，丽萃，你倒说说看，画得像不像。”

雷诺奶奶听到伊丽莎白跟她主人相熟，便好像益发敬重她。

“这位小姐原来跟达西先生相熟？”

伊丽莎白脸红了，只得说：“不太熟。”

“你觉得他是位很漂亮的少爷吗，小姐？”

“是的，很漂亮。”

“我敢说，我没见过这样漂亮的人；楼上画室里还有一张他的画像，比这张大，画得也比这张好。老主人生前最喜爱这间屋子，这些画像的摆法，也还是照从前的老样子。他很喜欢这些小型画像。”

伊丽莎白这才明白为什么韦翰先生的像也放在一起。

雷诺奶奶接着又指给他们看达西小姐的一张画像，那还是她八岁的时候画的。

“达西小姐也跟她哥哥一样漂亮吗？”嘉丁纳先生问道。

“噢，那还用说——从来没见过这样漂亮的小姐，又那么多才多艺！她成天弹琴唱歌。隔壁房间里就是刚刚替她买来的一架新钢琴，那是我主人给她的礼物，她明天会跟他一块儿回来。”

那位管家奶奶看见嘉丁纳先生为人那么随和，便跟他有问有答。雷诺奶奶非常乐意谈到她主人兄妹俩，这或者是由于为他们感到骄傲，或者是由于和他们感情深厚。

“你主人每年在彭伯里待的日子多吗？”

“并没有我所盼望的那么多，先生，他每年大概可以在这儿待上半年；达西小姐总是在这儿歇夏。”

伊丽莎白心想：“除非到拉姆斯盖特去就不来了。”

“要是你主人结了婚，你见到他的时候就会多些。”

“是的，先生；不过我不知道这件事几时才能如愿。我也不知道哪家小姐配得上他。”

嘉丁纳夫妇都笑了。伊丽莎白不由得说，“你会这样想，真使他太有面子了。”

管家奶奶说：“我说的全是真话，认识他的人都是这样说，”伊丽莎白觉得这话实在讲得有些过分。只听得那管家奶奶又说道：“我一辈子没听过他一句重话，从他四岁起，我就跟他在一起了。”伊丽莎白听得更是惊奇。

这句褒奖的话说得最出人意料，也叫她最难想象。她早就断定达西是个脾气不好的人，今日乍听此话，不禁引起了她深切的注意。她很想再多听一些。幸喜她舅舅又开口说道：

“当得起这样恭维的人，实在没有几个。你真是运气好，碰上了这样一个好主人。”

“你真说得是，先生，我自己也知道运气好。我就是走遍天下，再也不会碰到一个更好的主人。我常说，小时候脾气好，长大了脾气也会好；他从小就是个脾气最乖、肚量最大的孩子。”

伊丽莎白禁不住瞪起眼来看她。她心里想：“达西先生当真是这样一个人吗？”

“他父亲是个了不起的人，”嘉丁纳太太说。

“太太，你说得是，他的确是个了不起的人；他儿子完全像他一样——也像他那样体贴穷苦人。”

伊丽莎白一直听下去，先是奇怪，继而怀疑，最后又极想再多听一些，可是雷诺奶奶再也想不出别的话来引起她的兴趣。她谈到画像，谈到房间的大小，谈到家具的价格，可是她都不爱听。嘉丁纳先生觉得，这个管家奶奶所以要过甚其辞地夸奖她自己的主人，无非是出于家人的偏爱，这倒也使他听得很有趣，于是马上又谈到这个话题上来了。她一面起劲地谈到他的许多优点，一面领着他们走上大楼梯。

“他是个开明的庄主，又是个最好的主人；”她说，“他不像目前一般撒野的青年，一心只为自己打算。没有一个佃户或用人不称赞他。有些人说他傲慢；可是我从来没看到过他有哪一点傲慢的地方。据我猜想，他只是不像一般青年人那样爱说话罢了。”

“他被你说得多么可爱！”伊丽莎白想道。

她舅母一边走，一边轻轻地说：“只听到说他的好话，可是他对待我们那位可怜的朋友却是那种样子，好像与事实不大符合。”

“我们可能是受到蒙蔽了。”

“这不大可能；我们的根据太可靠了。”

他们走到楼上那个宽敞的穿堂，就给领进一间漂亮的起坐间，这起坐间新近才布置起来，比楼下的许多房间还要精致和清新，据说那是刚刚收拾起来专供达西小姐享用的，因为去年她在彭伯里看中了这间屋子。

“他千真万确是一个好哥哥，”伊丽莎白一面说，一面走到一个窗户跟前。

雷诺奶奶估计达西小姐一走进这间屋子，将会怎样高兴。她说：“他一向就是这样，凡是能使他妹妹高兴的事情，他马上就办到。他从来没有一桩事不依她。”

剩下来只有画室和两三间主要的寝室要指给他们看了。画室里陈列着许多优美的油画，可惜伊丽莎白对艺术方面完全是外行，但觉这些画好像在楼下都已经看到过，于是她宁可掉过头去看看达西小姐所画的几张粉笔画，因为这些画的题材一般都比较耐人寻味，而且比较容易看得懂。

画室里都是家族的画像，陌生人看了不会感到兴趣。伊丽莎白走来走去，专门去找那个面熟的人的画像；她终于看到了有张画像非常像达西先生，只见他脸上的笑容正像他从前看起她来的时候那种笑容。她在这幅画像跟前站了几分钟，欣赏得出了神，临出画室之前，又走回去看了一下。雷诺奶奶告诉他们说，这张画像还是他父亲在世的时候画的。

伊丽莎白不禁对画里那个人立刻起了一阵亲切之感，即使从前她跟他见面最多的时候，她对他也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我们不应当小看了雷诺奶奶对她主人的这种称赞。什么样的称赞会比一个聪明的下人的称赞更来得宝贵呢？她认为他无论是作为一个兄长，一个庄主，一个家主，都一手操纵着多少人的幸福；他能够给人家多少快乐，又能够给人家多少痛苦；他可以行多少善，又可以做多少恶。那个管家奶奶所提出的每一件事情，都足以说明他品格的优良。她站在他的画像面前，只觉得他一双眼睛在盯着她看，她不由得想起了他对她的钟情，于是一阵从来没有过的感激之情油然而生，她一记起他钟情的殷切，便不再去计较他求爱的唐突了。

凡是可以公开参观的地方，他们都走遍了，然后走下楼来，告别了管家奶奶，管家奶奶便吩咐一个园丁在大厅门口送他们。

他们穿过草地，走向河边，伊丽莎白这时候又掉过头来看了一下，舅父母也都停住了脚步，哪知道她舅舅正想估量一下这房子的建筑年代，忽然看到屋主人从一条通往马厩的大路上走了过来。

他们只相隔二十码路光景，他这样突然出现，叫人家简直来不及躲避。顷刻之间，四只眼睛碰在一起，两个人脸上都涨得血红。只见主人吃惊非凡，竟愣住在那儿一动不动，但是他立刻定了一定心，走到他们面前来，跟伊丽莎白说话，语气之间即使不能算是十分镇静，至少十分有礼貌。

伊丽莎白早就不由自主地走开了，可是见他既然已经走上前来，她便不得不停住脚步，又窘又羞地接受他的问候。再说舅父母，他们即使一见了他还认不出是他，或是明明看出他和刚才那幅画像有相似的地方，却还看不出他就是达西先生，只消看看那个园丁眼见主人归来而惊奇万状的神气，也应该立刻明白了。舅父母看到他在跟他们的外甥女儿谈话，便稍稍站得远一点。他客客气气地问候她家里人的平安，她却诧异慌张得不敢抬起眼睛来朝他脸上看一眼，简直不知道自己回答了他几句什么话。他的态度跟他们俩上一次分手的时候完全两样，这使她感到惊奇，因此他每说一句话都使她越发觉得窘；她脑子里左思右想，觉得闯到这儿来被人家发现，真是有失体统，这短短的几分钟竟成了她生平最难挨的一段光阴。他也不见得比她从容，说话的声调也不像往常那么镇定。他问她是几时从浪搏恩出发，在德比郡待了多久，诸如此类的话问了又问，而且问得很是慌张，这足以说明他是怎样的心神错乱。

最后他好像已经无话可说，默默无言地站了几分钟，突然又定了一下心，告辞而去。

舅父母这才走到她跟前，说他的仪表叫他们很是仰慕，伊丽莎白满怀心事，一个字也没听进去，只是默默无言地跟着他们走。她真是说不出的羞愧和懊恼。她这次上这儿来，真是天下最不幸、最失算的事。他会觉得多么奇怪！以他这样傲慢的一个人，又会怎样瞧不起这件事！她这次好像是重新自己送上门来。天哪，她为什么要来？或者说，他怎么偏偏就出人意料地早一天赶回家来？他们只要早走十分钟，就会走得远远的叫他看不见了；他显然是刚巧来到，刚巧跳下马背或是走出马车。想起了方才见面时那种别扭的情形，她脸上不禁红了又红。他的态度完全和从前两样了——这是怎么回事呢？他居然还会走上前来跟她说话，光是这一点，就叫人够惊奇的了；何况他出言吐语，以及问候她家里人的平安，又是那么彬彬有礼！这次邂逅而遇，他的态度竟这般谦恭，谈吐竟这般柔和，她真是从来也没有见过。上次他在罗新斯花园里交给她那封信的时候，他那种措词跟今天成了怎样的对比！她不知道如何想法才好，也不知道怎样去解释这种情景。

他们现在已经走到河边一条美丽的小径上，地面逐渐低下去，眼前的风光便越发显得壮丽，树林的景色也越发显得幽雅，他们慢慢地向前走，舅父母沿途一再招呼伊丽莎白欣赏如此这般的景色，伊丽莎白虽然也随口答应，把眼睛朝着他们指定的方向张望一下，可是她好久都辨别不出一景一物，简直无心去看。她一心只想着彭伯里大厦的一个角落里，不管是哪一个角落，只要是达西先生现在待在那儿的地方。她真想知道他这时候在想些什么，他心目中怎样看待她，尽管发生了那么一连串事情，他是否依旧对她有好感。他也许只是自以为心头一无牵挂，所以对她特别客气，可是听他说话的声调，自有一种说不出的意味
，又不像是一无牵挂的样子。她不知道他见了她是痛苦多于快乐，还是快乐多于痛苦，可是看他那副样子，决不像是心神镇定。

后来舅父母怪她怎么心不在焉，这才提醒了她，觉得应该装得像个样子。

他们走进树林，踏上山坡，跟这一湾溪流暂时告别。从树林的空隙间望出去，可以看到山谷中各处的景色。对面一座座的小山，有些小山上都长满了整片的树林，蜿蜒曲折的溪流又不时映入眼帘。嘉丁纳先生想在整个园林里兜个圈子，可是又怕走不动。园丁带着得意的笑容告诉他们说，兜一圈有十英里路呢。这事情只得作罢，他们便沿着平常的途径东兜西转，过了好一会工夫，才在悬崖上的小林子里下了坡，又来到河边，这是河道最狭的一部分。他们从一座简陋的小桥上过了河，只见这座小桥和周围的景色很是调和。这地方比他们所到过的地方要朴素些，山谷到了这儿也变成了一条小夹道，只能容纳这一湾溪流和一条小径，小径上灌木夹道，参差不齐。伊丽莎白满想循着曲径去探幽寻胜；可是一过了桥，眼见得离开住宅已经那么远，不长于走路的嘉丁纳太太已经走不动了，一心只想快一些上马车。外甥女只得依从她，大家便在河对岸抄着近路向住宅那边走。他们走得很慢，因为嘉丁纳先生很喜欢钓鱼，平常却很少能够过瘾，这会儿看见河面上常常有鳟鱼出现，便又跟园丁谈鱼谈上了劲，因此时常站着不动。他们就这样慢慢溜达，不料又吃了一惊，尤其是伊丽莎白，她几乎诧异得跟刚才完全没有两样。原来他们又看见达西先生向他们这边走来，而且快要来到跟前了。这一带的小路不像对岸那样隐蔽，因此他们隔得很远便可以看见他。不过伊丽莎白不管怎么诧异，至少比刚刚那次见面有准备得多，因此她便下定决心：如果他当真要来跟他们碰头，她便索性放得镇定些，跟他攀谈一番。她开头倒以为他也许会转到别的一条小道上去。她所以会有这种想法，只因为道儿拐弯的时候，他的身影被遮住了，他们看不见他。可是刚一拐弯，他马上便出现在他们面前。她偷偷一看，只见他正像刚才一样，没有一点儿失礼的地方，于是她也仿效着他那彬彬有礼的样子，开始赞赏这地方的美丽风光，可是她刚刚开口说了几声“动人”、“妩媚”，心里又起了一个不愉快的念头。她想，她这样赞美彭伯里，不是会叫人家曲解吗？想到这里，她不禁又红了脸，一声不响。

嘉丁纳太太站在稍微后面一点；正当伊丽莎白默不作声的时候，达西却要求她赏个脸，把她这两位亲友给他介绍一下。他这样的礼貌周到，真是完全出乎她的意料；想当初他向她求婚的时候，他竟那样傲慢，看不起她的某些亲友，而他现在所要求介绍的却正是这些亲友，相形之下，她简直忍不住要笑出来。她想：“要是他知道了这两位是什么样的人，他不知会怎样吃惊呢！他现在大概把他们错看作上流人了。”

不过她还是立刻替他介绍了；她一面跟他说明这两位是她的至亲，一面偷偷地瞟了他一眼，看他是不是受得了。她想他也许会撒腿就跑，避开这些丢脸的朋友。他弄明白了他们的亲戚关系以后，显然很吃惊
。不过他总算没给吓坏，非但不走开，反而陪了他们一块儿走回去，又跟嘉丁纳先生攀谈起来。伊丽莎白自然又是高兴，又是得意。她可以让他知道，她也有几个不丢脸的亲戚，这真叫她快慰。她十分留心地听着他跟嘉丁纳先生谈话，幸喜他舅父的举止谈吐，处处都足以叫人看出他颇有见识，趣味高尚，风度优雅。

他们不久就谈到钓鱼，她听见达西先生非常客气地跟他说，他既然住在邻近，只要不走，随时都可以来钓鱼，同时又答应借钓具给他，又指给他看，这条河里通常哪些地方鱼最多。嘉丁纳太太跟伊丽莎白挽着手走，对她做了个眼色，表示十分惊奇。伊丽莎白没有说什么，可是心里却得意极了，因为这番殷勤当然都是为了讨好她一个人。不过她还是极端诧异；她一遍遍地问自己：“他的为人怎么变得这么快？这是由于什么原因？他不见得是为了我
，看在我的
面上，才把态度放得这样温和吧？不见得因为我在汉斯福骂了他一顿，就会使他这样面目一新吧？我看他不见得还会爱我。”

他们就这样两个女的在前，两个男的在后，走了好一会儿。后来为了要仔细欣赏一些稀奇的水草，便各各分开，走到河边，等到恢复原来位置的时候，前后次序就改变了。原来嘉丁纳太太因为一上午走累了，觉得伊丽莎白的臂膀支持不住她的重量，还是挽着自己丈夫走舒服些。于是达西先生便代替了她的位置，和她外甥女儿并排走。两人先是沉默了一阵，后来还是小姐先开口说话。她想跟他说明一下，这一次他们是事先打听他不在家然后再到这儿来游览的，因此她头一句话就谈起他这次回来非常出人意料。她接下去说：“因为你的管家奶奶告诉我们，你一定要到明天才会回来；我们离开巴克威尔以前，就打听到你不会一下子回到乡下来。”他承认这一切都是事实，又说，因为要找账房有事，所以比那批同来的人早来了几个钟头。他接着又说：“他们明天一大早就会和我见面，他们中间也有你认识的人，彬格莱先生和他的姐妹们都来了。”

伊丽莎白只稍微点了一下头。她立刻回想到他们俩上一次提到彬格莱时的情形；从他的脸色看来，他心里这时候也在想着上一回的情形。

歇了片刻，他又接下去说：“这些人里面，有个人特别想要认识你，那就是舍妹。我想趁你在蓝白屯的时候，介绍她跟你认识认识，不知道你是否肯赏脸，是否认为我太冒昧？”

这个要求真使她受宠若惊；她不知道应该怎样答应才好。她立刻感觉到，达西小姐所以要认识她，无非是出于她哥哥的怂恿；只要想到这一点，就足够叫她满意了。她看到他虽然对她不满，可是并没有因此就真的对她怀着恶感，心里觉得很快慰。

他们俩默不作声地往前走，各人在想各人的心思。伊丽莎白感到不安；这一切好像不大可能；可是她觉得又得意，又高兴。他想要把妹妹介绍和她认识，这真是她了不起的面子。他们立刻就走到嘉丁纳夫妇前头去了；当他们走到马车跟前的时候，嘉丁纳夫妇还离开他们好一段路呢。

他请她到屋子里去坐坐，她说并不累，两个人便一块儿站在草地上。在这种时候，双方应当有多少话可以谈，不作声可真不像样。她想要说话，可是什么话都想不起来。最后她想起了自己正在旅行，两个人便大谈其马特洛克和鸽谷的景物。然而时间过得真慢，她舅母也走得真慢，这场知心的密谈还没结束，她却早已心也慌了，话也完了。嘉丁纳夫妇赶上来的时候，达西先生再三请大家一块儿进屋子里去休息一下，可是客人们谢绝了，大家极有礼貌地告辞分手。达西先生扶着两位女客上了车。直到马车开驶，伊丽莎白还目送他慢慢儿走进屋去。

舅父母现在开始评长论短了；夫妇俩都说他的人品比他们所料想的不知要好多少。舅父说：“他的举止十分优雅，礼貌也极其周到，而且丝毫不搭架子。”

舅母说：“他的确
有点儿高高在上的样子，不过只是风度上稍微有这么一点儿罢了，并不叫人讨厌。现在我真觉得那位管家奶奶的话说得一点不错：虽然有些人说他傲慢，我可完全看不出来。”

“他竟那样款待我们，真是万万料想不到。这不仅是客气，而是真正的殷勤；其实他用不到这样殷勤，他跟伊丽莎白的交情是很浮浅的。”

舅母说：“丽萃，他当然比不上韦翰那么漂亮，或者可以说，他不像韦翰那样谈笑风生，因为他的容貌十分端庄。可是你怎么会跟我们说他十分讨厌呢？”

伊丽莎白竭力为自己辩解，她说她那次在肯特郡遇见他时，就比以前对他有好感，又说，她从来没有看见过他像今天上午那么和蔼可亲。

舅父说：“不过，他那么殷勤客气，也许靠不大住，这些贵人大都如此；他请我常常去钓鱼，我也不能信他的话，也许有一天他会变了主意，不许我进他的庄园。”

伊丽莎白觉得他们完全误解了他的性格，可是并没说出口来。

嘉丁纳太太接着说：“从我们看到他的一些情形来说，我真想象不出，他竟会那样狠心地对待可怜的韦翰。这人看上去心地不坏。他说起话来，嘴上的表情倒很讨人喜欢。至于他脸上的表情，的确有些尊严，不过人家也不会因此就说他心肠不好。只有带我们去参观的那个管家奶奶，倒真把他的性格说得天花乱坠。有几次我几乎忍不住要笑出声来。不过，我看他一定是位很慷慨的主人；在一个用人的眼睛里看来，一切的德性就在于这一点
上面。”

伊丽莎白听到这里，觉得应该替达西说几句公道话，辩明他并没有亏待韦翰；她便小心翼翼地把事情的原委说给舅父母听。她说，据达西在肯特郡的有些亲友，他们曾告诉她，他的行为和人家所传说的情形大有出入；他的为人决不像哈福德郡的人们所想象的那么荒谬，韦翰的为人也决不像哈福德郡的人们所想象的那么厚道。为了证实这一点，她又把他们两人之间银钱往来上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讲了出来，虽然没有指明这话是谁讲出来的，可是她断定这些话很可靠。

这番话使嘉丁纳太太听得既感惊奇，又极担心，只是大家现在已经走到从前她喜爱的那个地方，于是她一切的心思都云散烟消，完全沉醉在甜蜜的回忆里面。她把这周围一切有趣的处所一一指给她丈夫看，根本无心想到别的事上面去。虽然一上午的步行已经使她感到疲倦，可是一吃过饭，她又动身去探访故友旧交。这一晚过得真有意思，正所谓：连年怨阔别，一朝喜重逢。

至于伊丽莎白，白天里所发生的种种事情对她实在太有趣了，她实在没有心思去结交任何新朋友；她只是一心一意地在想，达西先生今天为什么那样礼貌周全，尤其使她诧异的是，他为什么要把他妹妹介绍给她。

第四十四章

伊丽莎白料定达西先生的妹妹一到彭伯里，达西先生隔天就会带着她来拜访她，因此决定那天整个上午都不离开旅馆，至多在附近走走。可是她完全猜错了，原来她跟舅父母到达蓝白屯的当天上午，那批客人就到了彭伯里。他们到了蓝白屯，便跟着几个新朋友到各处去溜达了一转，刚刚回到旅馆去换衣服，以便到一家朋友那里去吃饭，忽然听到一阵马车声，他们便走到窗口，只见一男一女，坐着一辆双轮马车，从大街上往这边来。伊丽莎白立刻就认出了马车夫的号衣，心里有了数目，于是告诉舅父母说，她就要有贵客光临。舅父母听了都非常惊讶。他们看见她说起话来那么窘，再把眼前的事实和昨天种种情景前前后后想一想，便对这件事有了一种新的看法。他们以前虽然完全蒙在鼓里，没有看出达西先生爱上了他们的外甥女儿，可是他们现在觉得一定是这么回事，否则他这百般的殷勤就无法解释了。他们脑子里不断地转着这些新的念头，伊丽莎白本人也不禁越来越心慌意乱。她奇怪自己怎么会这样坐立不安。她前思后想，很是焦急，怕的是达西先生为了爱她的缘故，会在他妹妹面前把她捧得太过分；她愈是想要讨人喜欢，便愈是怀疑自己没有讨人喜欢的本领。

她为了怕让舅父母看见，便打从窗前退缩回来，在房间里踱来踱去，竭力装出心神镇定的样子，只见舅父母神色诧异，这可更糟了。

达西兄妹终于走进了旅馆，大家郑重其事地介绍了一番。伊丽莎白看到达西小姐也和自己同样显得不好意思，不禁颇感惊奇。自从她来到蓝白屯以来，总是听说达西小姐为人非常傲慢，可是这会儿她只观察了她几分钟工夫，就断定她不过是过分羞怯畏缩。达西小姐除了简单地回答一两个字外，此外你休想再逼得出她一句话来。

达西小姐个子很高，身材比伊丽莎白大一号，她虽然才十六岁，可是已经发育完全，一举一动都像个大人，端庄大方。她抵不上她哥哥漂亮，可是她的脸蛋儿长得聪明有趣，仪表又谦和文雅。伊丽莎白本以为她看起人来也像达西一样尖酸刻薄，不留情面，现在见她并不如此，倒放下了心。

他们见面不久，达西先生就告诉伊丽莎白说，彬格莱也要来拜候她；她正要说一声不胜荣幸，可是话未出口，就听见彬格莱先生上楼梯的急促的脚步声，一刹那工夫，他就进来了。伊丽莎白本来已经对他心平气和，纵使余怒未消，只要看他这次来访，情恳意切，对重逢表示喜悦，这般情景便使得她有气也变成无气了。他亲亲切切地问候她全家安好，虽然只说了几句寻常话，可是他的容貌谈吐，却完全和从前一样安详愉快。

嘉丁纳夫妇也和她有同感，认为他是个耐人寻味的人物。他们早就想见见他。眼前这些人确实引起了他们极大的兴趣。他们因为怀疑达西先生跟他们外甥女儿的关系，便禁不住偷偷地仔细观察双方的情形，观察的结果，他们立刻确定两个人中间至少有一个已经尝到了恋爱的滋味。小姐的心思一时还不能断定，可是先生方面显然是情意绵绵。

伊丽莎白忙于应付。她既想弄清在场宾客中每个人对她观感如何，又要确定她自己对人家的观感如何，还要博得大家的好感。她最怕不能博得大家的好感，可是效果偏偏非常好，因为她要讨好的那些人，未来之前都已对她怀着好感。彬格莱存心要和她交好，乔治安娜极想和她要好，达西非要讨她的好不可。

看到了彬格莱，她一切的念头自然都转到自己姐姐身上去了，她多么想要知道他是不是也同她一样，会想到她姐姐！她有时候觉得他比从前说话说得少了，不过有一两次，当他看着她的时候，她又觉得他竭力想在她身上看出一点和她姐姐相似的地方。这也许是她自己的凭空假想，不过有一件事她可看得很真切：人家都说达西小姐是吉英的情敌，其实彬格莱先生对达西小姐并没有什么情意。他们两人之间看不出有什么特别钟情的地方。无论什么地方，都不能证明彬格莱小姐的愿望一定会实现。伊丽莎白立刻就觉得自己这种想法颇近情理。宾客们临走以前，又发生了两三件小事，伊丽莎白因为爱姐心切，便认为这两三件小事足以说明彬格莱先生对吉英依然旧情难忘，而且他还想多攀谈一会儿，以便谈到吉英身上去，只可惜他胆量甚小，未敢如此。他只有趁着别人在一起谈话时，才用一种万分遗憾的语气跟她说：“我和她好久不曾相见，真是福薄缘浅。”她还没有来得及回他的话，他又说道：“有八个多月不见面了。我们是十一月二十六日分别的，那一次我们大家都在尼日斐花园跳舞。”

博得大家的好感

伊丽莎白见他对往事记得这么清楚，很是高兴；后来他又趁着别人不在意的时候，向她问起她的姐妹们现在是不是全在浪搏恩。这前前后后的一些话，本身并没有什么深意，可是说话人的神情态度，却大可玩味。

她虽然不能常常向达西先生顾盼，可是她只消随时瞥他一眼，就看见他脸上总是那么亲切，她听他谈吐之间既没有丝毫的高傲习气，也没有半点蔑视她亲戚的意味，于是她心里不由得想道：昨天亲眼看到他作风大有改进，那即使是一时的改变，至少也保持到了今天。几个月以前他认为和这些人打交道有失身份，如今他却这样乐于结交他们，而且要博得他们的好感；她看到他不仅对她自己礼貌周全，甚至对那些他曾经声言看不入眼的亲戚们，礼貌也颇周全。上次他在汉斯福牧师家里向她求婚的那一幕，还历历如在目前，如今对比起来，真是前后判若两人。这种种情形，实在使她激动得太厉害，使她几乎禁不住把心里的惊奇流露到脸上来。她从来没见过他这样一心要讨好别人，无论是在尼日斐花园和他那些好朋友们在一起的时候，或是在罗新斯跟他那些高贵的亲戚在一起的时候，也不曾像现在这样虚怀若谷，有说有笑，何况他这样的热情并不能增进他自己的体面，何况他现在殷勤招待的这些人，即使跟他攀上了交情，也只会落得尼日斐花园和罗新斯的太太小姐们嘲笑指摘。

这些客人在他们这儿待了半个多钟头；临走的时候，达西先生叫他妹妹跟他一起向嘉丁纳夫妇和班纳特小姐表示，希望他们在离开这儿以前，上彭伯里去吃顿便饭。达西小姐虽然对于邀请客人还不大习惯，显得有些畏缩不前，可是她却立刻照做了。于是嘉丁纳太太望着外甥女儿，看她是不是愿意去，因为这次请客主要是为了她
，不料伊丽莎白转过头去不响。嘉丁纳太太认为这样故意回避是一时的羞怯，而不是不喜欢这次邀请；她又看看自己的丈夫：他本来就是个爱交际的人，这会儿更显得完全愿意去的样子，于是她就大胆答应了，日期定在后天。

彬格莱表示十分高兴，因为他又可以多一次看到伊丽莎白的机会，他还有许多话要和她谈，还要向她打听哈福德郡某些朋友的情况。伊丽莎白认为这一切都只是因为，他想从她嘴里探听她姐姐的消息，因此心里很快活。凡此种种，虽然她当时倒并不怎么特别欢欣，可是客人们走了以后，她一想起刚才那半个钟头的情景，就不禁得意非凡。她怕舅父母追三问四，很想走开，所以她一听完他们把彬格莱赞扬了一通以后，便赶快去换衣服。

可是她没有理由害怕嘉丁纳夫妇的好奇心，因为他们并不想强迫她讲出心里的话。她跟达西先生的交情，显然不是他们以前所猜想的那种泛泛之交，他显然爱上了她，舅父母发现了许多蛛丝马迹，可又实在不便过问。

他们现在一心只想到达西先生的好处。他们和他认识到现在为止，从他身上找不出半点儿错处。他那样的客气，使他们不得不感动。要是他们光凭着自己的感想和那个管家奶奶的报道来称道他的为人，而不参考其他人的意见，那么，哈福德郡那些认识他的人，简直辨别不出这是讲的达西先生。大家现在都愿意去相信那个管家奶奶的话，因为她在主人四岁的那年就来到他家，当然深知主人的为人，加上她本身的举止也令人起敬，那就决不应该贸贸然把她的话置若罔闻，何况根据蓝白屯的朋友们跟他们讲的情形来看，也觉得这位管家奶奶的话没有什么不可靠的地方。达西除了傲慢之外，人家指摘不出他有任何错处。说到傲慢，他也许果真有些傲慢，纵使他并不傲慢，那么，那个小镇上的居民们见他全家终年足迹不至，自然也要说他傲慢。不过大家都公认他是个很大方的人，济苦救贫，慷慨解囊。

再说到韦翰，他们立刻就发觉他在这个地方并不十分受人器重；虽然大家不大明了他和他恩人的儿子之间的主要关系，可是大家都知道他离开德比郡时曾经欠下了多少债务，后来都是由达西先生替他偿还的。

伊丽莎白这个晚上一心一意只想到彭伯里，比昨天晚上还要想得厉害。这虽然是一个漫漫的长夜，可是她还是觉得不够长，因为彭伯里大厦里那个人
弄得她心里千头万绪，她在床上整整躺了两个钟头睡不着觉，左思右想，还弄不明白对他究竟是爱是憎。她当然不会恨他。决不会的；恨早就消了。如果说她当真一度讨厌过他，她也早就为当初这种心情感到惭愧。她既然认为他具有许多高尚的品质，自然就尊敬起他来，尽管她开头还不大愿意承认，事实上早就因为尊敬他而不觉得他有丝毫讨厌的地方了。她现在又听到大家都说他的好话，昨天她又亲眼看到了种种情形，看出他原来是个性格很柔顺的人，于是尊敬之外又添上了几分亲切，但是问题的关键还不在于她对他尊敬和器重，而在于她还存着一片好心好意，这一点可不能忽略。她对他颇有几分感激之心。她所以感激他，不仅因为他曾经爱过她，而且因为当初她虽然那么意气用事，斩钉截铁地拒绝过他，错怪过他，如今他却决不计较，反而依旧爱她。她本以为他会恨她入骨，决不会再理睬她，可是这一次邂逅而遇，他却好像急不待缓地要跟她重修旧好。提到他们两人本身方面的事情，他虽然旧情难忘，可是语气神态之间，却没有粗鄙怪癖的表现，只是竭力想要获得她亲友们的好感，而且真心诚意地要介绍她和他的妹妹认识。这么傲慢的一个男人，会一下子变得这样谦虚，这不仅叫人惊奇，也叫人感激，这不能不归根于爱情，浓烈的爱情。她虽然不能千真万确地把这种爱情说出一个所以然来，可是她决不觉得讨厌，而且还深深地给打动了心，觉得应该让这种爱情滋长下去。她既然尊敬他，器重他，感激他，便免不了极其关心到他的幸福。她问她自己究竟是否愿意放心大胆地来操纵他的幸福；她相信自己依旧有本领叫他再来求婚，问题只在于她是否应该放心大胆地施展出这副本领，以便达到双方的幸福。

晚上她和舅母商谈，觉得达西小姐那么客气，回到彭伯里已经是吃早饭的时候，却还当天就赶来看她们，她们即使不能像她那样礼貌周全，至少也应该稍有礼貌，去回拜她一次。最后她们认为，最好是明天一大早就上彭伯里去拜候她。她们决定就这么办。伊丽莎白很是高兴，不过她只要问问自己为什么这样高兴，却又答不上来了。

吃过早饭以后，嘉丁纳先生马上就出去了，因为上一天他又重新跟人家谈到了钓鱼的事，约定今天中午到彭伯里去和几位绅士碰头。

第四十五章

伊丽莎白现在认为，彬格莱小姐所以一向厌恶她，原因不外乎和她吃醋。她既然有了这种想法，便不禁觉得这次到彭伯里去，彬格莱小姐一定不会欢迎她；尽管如此，她倒想看看这一次旧雨重逢，那位小姐是否会多少顾全一些大体。

到了彭伯里大厦，家人们就带着她们走过穿堂，进入客厅，只见客厅北面景色非常动人，窗户外边是一片空地，屋后树林茂密，冈峦耸叠，草地上种满了美丽的橡树和西班牙栗树，真是好一派赏心悦目的夏日风光。

达西小姐在这间屋子里接待她们，跟她一同来接她们的还有赫斯脱太太、彬格莱小姐，以及那位在伦敦跟达西小姐住在一起的太太。乔治安娜对她们礼貌非常周全，只是态度颇不自然，这固然是因为她有几分羞怯，生怕有失礼的地方，可是在那些自以为身份比她低的人看来，便容易误会她为人傲慢矜持，幸亏嘉丁纳太太和她外甥女决不会错怪她，反而还同情她。

赫斯脱太太和彬格莱小姐只对她们行了个屈膝礼。她们坐定以后，宾主之间许久不曾交谈，实在别扭。后来还是安涅斯雷太太第一个开口说话。这位太太是个和蔼可亲的大家闺秀，你只要瞧她竭力想出话来攀谈，便可以知道她确实比另外两位有教养得多。全靠她同嘉丁纳太太先攀谈起来，再加上伊丽莎白不时地插几句嘴助助兴，谈话才算没有冷场。达西小姐好像想说话而又缺乏勇气，只是趁着人家听不见的时候支吾一两声，也总算难得。

伊丽莎白立刻发觉彬格莱小姐在仔细地看着她，注意她的一言一语，特别注意她跟达西小姐攀谈。如果伊丽莎白跟达西小姐的座位隔得很近，攀谈起来很方便，她决不会因为畏忌彬格莱小姐而就不和达西小姐攀谈，可是既然毋须多谈，再加她自己也正心思重重，所以也并不觉得遗憾。她时时刻刻都盼望着会有几位男客走进来，而且盼望这一家的主人也会跟着男客们一同进来，可是她虽然盼望，却又害怕，她究竟是盼望得迫切，还是害怕得厉害，她自己也几乎说不上来。伊丽莎白就这样坐了一刻钟之久，没有听到彬格莱小姐发表一言半语，后来忽然之间吓了一跳，原来是彬格莱小姐冷冰冰地问候她家里的人安好。她也同样冷冷淡淡简简单单地敷衍了她几句，对方便也就不再开口。

她们来了不久，用人们便送来了冷肉、点心以及各种应时鲜果。本来达西小姐一直忘了叫人端来，幸亏安涅斯雷太太频频向她做着眼色，装着微笑，方才提醒了她做主人的责任。这一下大家都有事情可做了。虽然不是每个人都健谈，可是每个人都会吃；大家一看见那大堆大堆美丽的葡萄、油桃和桃子，一下子就聚拢来围着桌子坐下。

吃东西的时候，达西先生走了进来，伊丽莎白便趁此辨别一下自己的心情，究竟是希望他在场，还是害怕他在场。辨别的结果，虽然自以为盼望的心情多于害怕的心情，可是他进来了不到一分钟，她却又认为他还是不进来的好。

且说达西原先同自己家里两三个人陪着嘉丁纳先生在河边钓鱼，后来一听到嘉丁纳太太和她外甥女儿当天上午就要来拜望乔治安娜，便立刻离开了他们，回到家里来。伊丽莎白见他走进来，便临机应变，下定决心，促使自己千万要表现得从容不迫，落落大方。她下定这个决心，确实很必要，只可惜事实上不大容易做到，因为她看到全场的人都在怀疑他们俩；达西一走进来，几乎没有一只眼睛不在注意着他的举止。虽然人人都有好奇心，可是谁也不像彬格莱小姐那么露骨，好在她对他们两人中间随便哪一个谈起话来，还是满面笑容，这是因为她还没有嫉妒到不择手段的地步，也没有对达西先生完全死心。达西小姐看见哥哥来了，便尽量多说话；伊丽莎白看出达西极其盼望她跟他妹妹处熟起来，他还尽量促进她们双方多多攀谈。彬格莱小姐把这些情形看在眼里，很是气愤，也就顾不得唐突，顾不得礼貌，一有机会便冷言冷语地说：

“请问你，伊丽莎白小姐，麦里屯的民兵团不是开走了吗？府上
一定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吧。”

她只是不敢当着达西的面明目张胆地提起韦翰的名字，可是伊丽莎白立刻懂得她指的就是那个人，因此不禁想起过去跟他的一些来往，一时感到很难过。这是一种恶意的攻击，伊丽莎白非要狠狠地还击她一下不可，于是她立刻用一种满不在乎的声调回答了她那句话。她一面说，一面不由自主地对达西望了一眼，只见达西涨红了脸，恳切地望着她，达西的妹妹更是万分慌张，低头无语。彬格莱小姐如果早知道这种不三不四的话会使得她自己的意中人这样苦痛，她自然就决不会说出口了。她只是存心要打乱伊丽莎白的心思，她以为伊丽莎白过去曾倾心于那个男人，便故意说了出来，使她出出丑，让达西看不起她，甚至还可以让达西想起她几个妹妹曾经为了那个民兵团闹出多少荒唐的笑话。至于达西小姐想要私奔的事情，她一点也不知情，因为达西先生对这件事一向尽量保守秘密，除了伊丽莎白小姐以外，没有向任何人透露过。他对彬格莱的亲友们隐瞒得特别小心，因为他认为以后要和他们攀亲，这也是伊丽莎白意料中的事。他的确早就有了这个打算；也许就是为了这个原因，便对彬格莱的幸福更加关心，可并不是因此而千方百计地去拆散彬格莱和班纳特小姐的好事。

达西看到伊丽莎白不动声色，方才安下心来。彬格莱小姐苦恼失望之余，不敢再提到韦翰，于是乔治安娜也很快恢复了正常的神态，只不过一时之间还不好意思开口说话。她害怕看到她哥哥的眼睛，事实上她哥哥倒没有留意她也牵涉在这件事情里面。彬格莱小姐这次本来已经安排好神机妙算，要使得达西回心转意，不再眷念伊丽莎白，结果反而使他对伊丽莎白更加念念难忘，更加有情意。

在河边钓鱼

这一问一答以后，客人们没有隔多久就告辞了。当达西先生送她们上马车的时候，彬格莱小姐便趁机在他妹妹面前大发牢骚，把伊丽莎白的人品、举止和服装都一一编派到了。乔治安娜可并没有接嘴，因为她哥哥既然那么推崇伊丽莎白，她当然便也对她有了好感。哥哥的看法决不会错；他把伊丽莎白捧得叫乔治安娜只觉得她又亲切又可爱。达西回到客厅里来的时候，彬格莱小姐又把刚才跟他妹妹说的话，重新说了一遍给他听。

她大声说道：“达西先生，今天上午伊丽莎·班纳特小姐的脸色多难看！从去年冬天以来，她真变得太厉害了，我一辈子也没看见过哪个人像她这样。她的皮肤变得又黑又粗糙，露薏莎和我简直不认识她了。”

这种话尽管不投合达西的心意，他却还是冷冷地敷衍了她一下，说是他看不出她有什么变化，只不过皮肤黑了一点，这是夏天旅行的结果，不足为奇。

彬格莱小姐回答道：“老实说，我觉得根本看不出她有什么美。她的脸太瘦，皮肤没有光泽，眉目也不清秀。她的鼻子也很平常，线条一些不突出。她一口牙齿勉强还过得去，可是也不过普普通通；讲到她的眼睛，人家有时候都把它说得多么美，我可看不出有什么大不了。她那双眼睛有些尖刻相，又有些恶毒相，我才不喜欢呢；而且拿她的整个风度来说，完全是自命不凡，其实却不登大雅之堂，真叫人受不了。”

彬格莱小姐既然早已断定达西爱上了伊丽莎白，又要用这种办法来博得他的喜欢，实在不太高明；不过人们在一时气愤之下，往往难免有失算的时候。她看到达西终于给弄得多少有些神色烦恼，便自以为如意算盘打成功了。达西却咬紧牙关，一声不响，她为了非要他说几句话不可，便又往下说：

“我还记得我们第一次在哈福德郡认识她的时候，听人家说她是个有名的美人儿，我们都觉得十分奇怪；我特别记得有一个晚上，她们在尼日斐花园吃过晚饭以后，你说：‘她
也算得上一个美人！那么她妈妈也算得上一个天才了！’可是你以后就对她印象好起来了，你也有一个时期觉得她很好看。”

达西真是忍无可忍了，只得回答道：“话是说得不错，可是，那是我刚认识她时候的事情；最近好几个月以来，我已经把她看做我认识的女朋友当中最漂亮的一个。”

他这样说过以后，便走开了，只剩下彬格莱小姐一个人。她逼着他说出了这几句话，本以为可以借此得意一番，结果只落得自讨没趣。

嘉丁纳太太和伊丽莎白回到寓所以后，便把这次作客所遇到的种种事情详细谈论了一番，只可惜大家都感到兴趣的那件事
却偏偏没有谈到；凡是她们所看到的人，她们都拿来一个个评头论足，又一一谈到各人的神情举止，只可惜她们特别留意的那个人却没有谈到。她们谈到了他的妹妹、他的朋友、他的住宅、他请客人们吃的水果——样样都谈到了，只是没有谈到他本人，其实外甥女儿真希望舅母大人谈谈对那个人印象如何，舅母大人也极其希望外甥女儿先扯到这个话题上来。

第四十六章

伊丽莎白到蓝白屯的时候，因为没有立即接到吉英的来信，感到非常失望；第二天早上又感到同样的失望。可是到了第三天，她就再也不用焦虑了，再也不埋怨她的姐姐了，因为她这一天收到了姐姐两封信，其中一封注明曾经送错了地方。伊丽莎白并不觉得诧异，因为吉英确实把地址写得很潦草。

那两封信送来的时候，他们刚刚要出去溜达；舅父母只管自己走了，让她一个人去静静地读信。误投过的那封信当然要先读，那还是五天前写的。信上先讲了一些小规模的宴会和约会之类的事，又报道了一些乡下的新闻；后一半却报道了重要消息，而且注明是下一天写的，显见得写信人提笔时心绪很乱。后半封内容如下：

亲爱的丽萃，写了上半封信之后，发生了一件极其出人意料、极其严重的事；可是我又怕吓坏了你。请放心吧，家里人都好，我这里要说的是关于可怜的丽迪雅的事。昨天晚上十二点钟，我们正要睡觉的时候，突然接到弗斯脱上校一封快信，告诉我们说，丽迪雅跟他部下的一个军官到苏格兰去了；老实说，就是跟韦翰私奔了！你想象我们当时多么惊奇。不过吉蒂却以为这件事并非完全出人意料。我真难受。这两个男女就这样冒冒失失地配成了一对！可是我还是愿意从最好的方面去着想，希望别人都是误解了他的人品。我固然认为他为人轻率冒昧，不过他这次的举动未必就是存心不良（让我们但愿如此吧）。至少他选中这个对象不是为了有利可图，因为他一定知道父亲没有一个钱给她。可怜的母亲伤心得要命。父亲总算还支持得住。谢天谢地，好在我们从来没有让两位老人家知道外界对他的议论，我们自己也不必把它放在心上。据大家猜想，他们大概是星期六晚上十二点钟走的，但是一直到昨天早上八点钟，才发现这两个人失踪了。于是弗斯脱上校连忙写信告诉我们。亲爱的丽萃，他们所经过的地方离开我们一定不满十英里。弗斯脱上校说，他一定立刻就到我们这里来。丽迪雅留了一封短信给弗斯脱太太，把他们两人的意图告诉了她。我不得不停笔了，因为我不能离开母亲太久。我怕你一定会觉得莫名其妙吧，我自己也简直不知道在写些什么。

伊丽莎白读完了这封信以后，几乎说不出自己是怎样的感觉，想也没有想一下，便连忙抓起另外一封信，迫不及待地拆开就看。这封信比第一封信迟写一天。

亲爱的妹妹，你现在大概收到了我那封匆促草成的信了吧。我希望这封信会把问题说得明白些；不过，时间虽然并不急促，我的头脑却糊里糊涂，因此并不能担保这封信一定会写得有条有理。我的亲丽萃，我简直不知道该写些什么，但是我总得把坏消息报道给你，而且事不宜迟。尽管韦翰先生和我们可怜的丽迪雅的婚姻是多么荒唐，可是我们却巴不得听到他们已经结婚的消息，因为我们非常担心他们并没有到苏格兰去。弗斯脱上校前天寄出那封快信以后，稍隔数小时即由白利屯出发到我们这儿来，已于昨日抵达此间。虽然丽迪雅给弗太太的那封短信里说，他们俩要到格利那草场

[1]

去，可是根据丹尼透露出来的口风，他相信韦决不打算到那儿去，也根本不打算跟丽迪雅结婚。弗上校一听此话，大为骇异，便连忙从白出发，希望能追到他们。他一路追踪觅迹，追到克拉普汗，这倒还不费什么事，可是再往前追便不容易，因为他们两人到达此地后，便把从艾普桑

[2]

雇来的马车打发走了，重新雇了出租马车。以后的行踪去迹便颇难打听，只听见有人说，看见他们继续往伦敦那方面去。我不知道应该怎样想法。弗上校在伦敦竭力仔细打听了一番以后，便来到哈福德郡，在沿路的关卡上以及巴纳特和帽场两地所有的旅馆里，统统探寻了一遍，可是不得要领而返。大家都说没有看见这样的人走过。他无限关切地来到了浪搏恩，把他的种种疑虑全都诚心诚意地告诉了我们。我实在替他和弗太太难过；谁也不能怪他们夫妇俩。亲爱的丽萃，我们真是痛苦到极点。父亲和母亲都以为，这事情的下场势必糟透坏极，可是我却不忍心把他看作那么坏。也许为了种种关系，他们觉得在城里私下结婚，比较合适，故未按照原来计划进行；纵使他
欺侮丽迪雅年幼无知，没有显亲贵戚，因而对她存心不良，难道丽迪雅自己也会不顾一切吗？这件事绝对不可能！不过，听到弗上校不大相信他们俩会结婚，我又不免伤心。我把我的心愿说给他听，他只是频频摇头，又说韦恐怕是个靠不住的人。可怜的妈真要病倒了，整天不出房门。要是她能勉强克制一下，事情也许要好些，可惜她无法办到。讲到父亲，我一辈子也没见过他这样难受。可怜的吉蒂也很气愤，她怪她自己没有把他们俩的亲密关系预先告诉家里人；但是他们俩既然信任她能够保守秘密，我也不便怪她没有早讲。最亲爱的丽萃，我真替你高兴，这些痛苦的场面对你说来，真是眼不见为净。不过，开头一场惊险既已过去，我很希望你回来，你不会觉得我这是不合情理吧？如果你不方便，自然我也不会太自私，非要逼你回来不可。再见吧！刚刚才告诉过你，我不愿意逼你回来，现在我又要拿起笔来逼你了，因为照目前情况看来，我不得不诚恳地请求你们尽可能快些回来。舅父母和我相知颇深，决不会见怪，我因此才大胆提出要求，而且我还有别的事要求舅父帮忙。父亲马上就要跟弗斯脱上校到伦敦去想办法找她。他的具体打算我无从知道，可是看他那么痛苦万状，就知道他办起事来决不会十分稳妥，而弗斯脱上校明天晚上就得回白利屯。情况如此紧急，万万非请舅父前来协助指示不可。我相信他一定会体谅我此刻的心情，我相信他一定肯来帮忙。

伊丽莎白读完信以后，不禁失声叫道：“舅父上哪儿去啦？”她连忙从椅子上跳起来，急急去找寻舅父。时间太宝贵，一分钟也不能错过。她刚走到门口，恰逢用人把门打开，达西先生走了进来。他看见她脸色苍白，神情仓皇，不由得吃了一惊。他还没有定下心来说一句话，她却因为一心只想到丽迪雅的处境，却连忙叫起来了：“对不起，不能奉陪。我有紧要的事要去找嘉丁纳先生，一分钟也不能耽搁。”

他抑制不住一时的感情冲动，便也顾不得礼貌，大声嚷道：“老天爷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他让自己定了一下心，然后接下去说：“我不愿意耽搁你一分钟；不过还是让我去替你找嘉丁纳先生夫妇吧，或是让用人去也好。你身体不好；你不能去。”

伊丽莎白犹豫不定，但是她已经双膝发抖，也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去找他们。她只得叫用人来，打发他去把主人和主妇立刻找回来。她说话的时候上气不接下气，几乎叫人家听不清楚。

用人走出去以后，她便坐下来，达西见她身体已经支持不住，脸色非常难看，简直不放心离开她，便用了一种温柔体贴的声调跟她说：“让我把你的女用人叫来吧。你能不能吃点东西，叫你自己好过一些？要我给你弄一杯酒吗？你好像有病呢。”

她竭力保持镇静，回答他道：“不要，谢谢你。我没有什么。我很好；只是刚刚从浪搏恩传来了一个不幸的消息，使我很难受。”

她说到这里，不禁哭了起来，半天说不出一句话。达西一时摸不着头脑，只得含含糊糊说了些慰问的话，默默无言地望着她，心里很是同情。后来她便向他吐露实情：“我刚刚收到吉英一封信，告诉了我一个非常不幸的消息，反正这也瞒不住任何人。告诉你，我那最小的妹妹丢了她所有的亲友——私奔了——落入了韦翰先生的圈套。他们俩是从白利屯逃走的。你深知他的为人，下文也就不必提了。她没钱没势，没有任何地方足以使他要——丽迪雅一生完了。”

达西给吓呆了。伊丽莎白又用一种更激动的声调接下去说：“我本来是可以阻止这一件事的！我知道他的真面目！我只要把那件事的一部分——我所听到的一部分，早讲给家里人听就好了，要是大家都知道了他的品格，就不会出这一场乱子了，但现在事已太迟。”

达西叫道：“我真痛心，又痛心又惊吓。但是这消息靠得住吗，完全靠得住吗？”

“当然靠得住！他们是星期日晚上从白利屯出奔的，人家追他们一直追到伦敦，可是无法再追下去。他们一定没有去苏格兰。”

“那么，有没有想什么办法去找她呢？”

“我父亲到伦敦去了，吉英写信来，要舅父立刻回去帮忙，我希望我们在半个钟头之内就能动身。可是事情毫无办法，我认为一定毫无办法。这样的一个人，有什么办法对付得了？又想得出什么办法去找他们？我实在不敢存一线的希望。想来想去真可怕。”

“一分钟也不能耽搁。”

达西摇摇头，表示默认。

“我
当初本已看穿了他的人品，只怪我一时缺乏果断，没有大着胆子去办事。我只怕做得太过火，这真是千不该万不该！”

达西没有回答。他好像完全没有听到她的话，只是在房间里踱来踱去，煞费苦心地在沉思默想。他双眉紧蹙，满脸忧愁。伊丽莎白立刻看到了他这副面容，而且随即明白了他的心思。她对他的魔力一步步在消退了；家庭这样不争气，招来了这样的奇耻大辱，自然处处都会惹得人家一天比一天看不起。她丝毫不觉得诧异，也不怪别人。她即使姑且认为他愿意委曲求全，也未必就会感到安慰，未必就会减轻痛苦。这反而足以使她懂得了自己的心事。现在千恩万爱都已落空，她倒第一次感觉到真心真意地爱他。

她虽然难免想到自己，却并不是完全只想到自己。只要一想到丽迪雅给大家带来的耻辱和痛苦，她立刻就打消了一切的个人顾虑。她用一条手绢掩住了脸，便一切都不闻不问了。过了好一会儿，她听到她朋友的声音，这才神志清醒过来。只听得达西说话的声调里满含着同情，也带着一些拘束：“我恐怕你早就希望我走开了吧，我实在没有理由待在这儿，不过我无限地同情你，虽然这种同情无济于事。天哪，我但愿能够说几句什么话，或是尽我一份力量，来安慰安慰你这样深切的痛苦！可是我不愿意说些空洞的漂亮话，让你受罪，这样做倒好像是我故意要讨你的好。我恐怕这桩不幸的事，会使得你们今天不能到彭伯里去看我妹妹了。”

“哦！是呀，请你替我们向达西小姐道个歉吧。就说我们有紧要的事，非立刻回家不可。请你把这一桩不幸的事尽可能多隐瞒一些时候。不过我也知道隐瞒不了多久。”

他立刻答应替她保守秘密，又重新说他非常同情她的苦痛，希望这一件事会得到比较圆满的结局，不至于像现在所想象的这样糟糕，又请她代为问候她家里人，然后郑重地望了她一眼，便告辞了。

他一走出房门，伊丽莎白就不禁想到：这一次居然能和他在德比郡见面，而且好几次见面都蒙他竭诚相待，这简直是出人意料。她又回想了一下他们整个一段交情，真是矛盾百出，千变万化，她以前曾经巴不得断绝这一段交情，如今却又希望能继续下去，想到这种颠三倒四的地方，不由得叹了口气。

如果说，大凡一个人爱上一个人，都是因为先有了感激之心，器重之意，那么，伊丽莎白这次感情的变化当然既合情理，又叫人无可非议。反而言之，世人有所谓一见倾心的场面，也有双方未曾交谈三言两语就相互倾心的场面，如果说，由感激和器重而产生的爱情，比起一见倾心的爱情来，就显得不近人情事理，那我们当然就不能够再袒护伊丽莎白，不过还有一点可以替她交待清楚一下：当初韦翰使她动心的时候，她也许多少就采用了一些一见倾心的办法，结果事情不妙，她只得退而求其次，采用了另一种比较乏味的恋爱方式。这且不提，却说她看见达西走了，真是十分惆怅；丽迪雅这次的丑行，一开头就造成了这样不良的后果，再想起这件糟糕的事，她心里更加痛苦。自从她读了吉英的第二封信以后，她再也不指望韦翰会存心和丽迪雅结婚了。她想，只有吉英会存这种希望，此外谁都不会。关于这件事的发展趋势，她丝毫不觉得奇怪。当她只读到第一封信的时候，她的确觉得太奇怪，太惊讶——韦翰怎么会跟这样一个无利可图的姑娘结婚？丽迪雅又怎么会爱上他？实在叫人不可理解。可是现在看来，真是再自然也没有了。像这一类的苟合，丽迪雅的风流妩媚可能也就足够了。她虽然并不以为丽迪雅会存心跟人家私奔而不打算结婚，可是丽迪雅无论在品德方面或见识方面，的确都很欠缺，当然经不起人家勾引，这也是她意料中事。

民兵团驻扎在哈福德郡的时候，她完全没有看出丽迪雅对韦翰有什么倾心的地方，可是她深深认识到丽迪雅只要随便哪个人勾引一下，就会上钩。她今天喜欢这个军官，明天又喜欢那个军官，只要你对她献殷勤，她就看得中你。她平常的情感极不专一，可是从来没有缺少过谈情说爱的对象。这只怪一向没有家教，对她任意纵容，结果使这样的一个姑娘落得这般下场。天哪！她现在实在体会得太深刻啦！

她非回家不可了——要亲自去听听清楚，看看明白，要赶快去给吉英分担一份忧劳。家里给弄得那么糟，父亲不在家，母亲撑不起身，又随时要人侍候，千斤重担都压在吉英一个人身上。关于丽迪雅的事，她虽然认为已经无法可想，可是她又认为舅父的帮助是极其重要的，她等他回来真等得万分焦急。且说嘉丁纳夫妇听了仆人的话，还以为是外甥女儿得了急病，便连忙慌慌张张赶回来。伊丽莎白见到他们，马上说明并非得了急病，他们方才放心。她又连忙讲清楚找他们回来的原因，把那两封信读出来，又气急败坏地念着第二封信后面补写的那一段话。虽然舅父母平常并不喜爱丽迪雅，可是他们却不得不感到深切的忧虑，因为这件事不单是牵涉到丽迪雅，而是对于大家都体面攸关。嘉丁纳先生开头大为骇异，连声慨叹，然后便一口答应竭尽一切力量帮忙到底。伊丽莎白虽然并没有觉得事出意外，可还是感激涕零。于是三个人协力同心，一刹那工夫就样样收拾妥帖，只等上路。他们要走得越快越好。“可是怎样向彭伯里交待呢？”嘉丁纳太太大声地说：“约翰

[3]

跟我们说，当你在找我们的时候，达西先生正在这儿。这是真的吗？”

“是真的；我已经告诉过他，我们不能赴约了。这件事
算是交待清楚了。”

“这件事算是交待清楚了，”舅母一面重说了一遍，一面跑回房间去准备。“难道他们两人的交情已经好到这步田地，她可以把事实真相都说给他听了吗？哎唷，我真想弄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可惜她这个愿望落空了，最多不过在这匆匆忙忙、慌慌乱乱的一个钟头里面，宽慰了一下她自己的心。纵使伊丽莎白能够偷闲摸空跟她谈谈，在这种狼狈不堪的情况下，哪里还会有闲情逸致来谈这种事，何况她也和她舅母一样，有多少事情要料理：别的且不说，蓝白屯所有的朋友们就得由她写信去通知，捏造一些借口，说明他们为什么要突然离去。好在一小时以后，样样事情都已经料理妥帖，嘉丁纳先生也和旅馆里算清了账，只等动身。伊丽莎白苦闷了整整一个上午，想不到在极短的时间里，居然坐上马车，向浪搏恩出发了。

[1]
在苏格兰邓弗里斯郡。自1754年以后，秘密结婚者多逃往该地，每年多达200起，盖以当时适用于英格兰之婚姻法不适用于苏格兰。自1756年以后，凡男女结婚，必须在该地居住3星期以上始得举行婚礼。

[2]
伦敦附近一小镇，18世纪时是一个游览休憩的名胜地方，现在以跑马场著称。

[3]
约翰指男用人。

第四十七章

他们离开那个城镇的时候，舅父跟伊丽莎白说：“我又把这件事想了一遍，认真地考虑了一番，越发觉得你姐姐的看法很对。我认为无论是哪个青年，决不会对这样一位姑娘存着这样的坏心眼，她又不是无亲无靠，何况她就住在他自己的上校家里，因此我要从最好的方面去着想。难道他以为她的亲友们不会挺身而出吗？难道他还以为这一次冒犯弗斯脱上校以后，还好意思回到民兵团里去吗？我看他不见得会痴情到冒险的地步。”

伊丽莎白的脸色立刻显得高兴起来，连忙嚷道：“你果真这样想吗？”

嘉丁纳太太接嘴说：“你相信我好了，我也开始赞成你舅舅的看法了。这件事太不顾羞耻，太不顾名誉和利害关系了，他不会这样胆大妄为。我觉得韦翰未必会这样坏。丽萃，你竟这样把他完全看透了，相信他会做出这种事吗？”

“他也许不会不顾全自己的利害关系。除此以外，我相信他全不在乎。但愿他能有所顾忌。我可不敢存这个奢望。要是真像你所想的那样，那他们干吗不到苏格兰去呢？”

嘉丁纳先生回答道：“第一，现在并不能完全证明他们没有到苏格兰去。”

“哎哟！可是他们把原来的马车打发走，换上了出租的马车，光是凭这一点就可想而知！此外，到巴纳特去的路上，也找不到他们的踪迹。”

“那么就假定他们在伦敦吧。他们到那儿去也许是为了暂时躲避一下，不会别有用心。他们两个人都没有多少钱；也许他们都会想到，在伦敦结婚虽然比不上在苏格兰结婚来得方便，可是要省俭些。”

“可是为什么要这样秘密？为什么怕给人家发觉？为什么结婚要偷偷摸摸？哦，不，不，你这种想法不切合实际。你不是看到吉英信里说吗——连他自己最要好的朋友也相信他不会跟她结婚。韦翰绝不会跟一个没有钱的女人结婚的。他根本办不到。丽迪雅除了年轻、健康、爱开玩笑之外，有什么办法、有什么吸引力，可以叫他为了她而放弃掉结婚致富的机会？至于他会不会怕这次羞耻的私奔使他自己在部队里丢面子，便把行为检点一下，那我就无法判断了，因为我无从知道他这一次的行为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但是你说的另外一点，我恐怕不大靠得住。丽迪雅的确没有个亲兄弟为她出头，他又看到我父亲平日为人懒散，不管家事，便以为他
遇到这类事情，也会跟人家做父亲的一样，不肯多管，也不肯多想。”

“可是你以为丽迪雅为了爱他，竟会不顾一切，可以不跟他结婚而跟他同居吗？”

伊丽莎白眼睛里涌起了眼泪说道：“说起来真是骇人听闻，一个人居然怀疑到自己亲妹妹会不顾体面，不顾贞操！可是我的确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也许是我冤枉了她。她很年轻，又从来没有人教她应该怎样去考虑这些重大的问题；半年以来——不，整整一年以来——她只知道开心作乐，爱好虚荣。家里纵容她，让她尽过些轻浮浪荡的日子，让她随便遇到什么事情都是轻信盲从。自从民兵团驻扎到麦里屯以后，她一脑子只想到谈情说爱，卖弄风情，勾搭军官。她先天就已经足够多情，再加上老是想这件事，谈这件事，想尽办法使自己的感情更加——我应该说更加怎么呢？——更加容易被人家诱惑。我们都知道韦翰无论在仪表方面，辞令方面，都有足够的魅力可以迷住一个女人。”

“可是你得明白，”她的舅母说，“吉英就不把韦翰看得那么坏，她认为他不会存这种心肠。”

“吉英何尝把任何人看作坏人？不管是什么样的人，无论他过去的行为怎样，除非等到事实证明了那个人确实是坏，她怎么会相信人家会存这种心肠？可是说到韦翰的底细，吉英却和我一样明白。我们俩都知道他是个不折不扣的淫棍，他既没有人格，又不顾体面，一味虚情假意，柔声媚气。”

这番话使嘉丁纳太太起了极大的好奇心，想要弄明白外甥女儿怎么知道这些事情的，便大声问道：“这些情形你真的都了解吗？”

伊丽莎白红着脸回答道：“我当然了解，那一天我已经把他对待达西先生的无耻行为说给你听过。人家待他那么宽宏大量，可是你上次在浪搏恩的时候，曾经亲耳听到过他是以怎样的态度谈到人家。还有许多事情我不便于说，也不值得说，可是他对于彭伯里府上造谣中伤的事实，真是数说不尽。他把达西小姐说成那样一个人，使得我开头完全把她当做一位骄傲冷酷、惹人讨厌的小姐。然而他自己也知道事实完全相反。他心里一定明白，达西小姐正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和蔼可亲，一些也不装腔作势。”

“难道丽迪雅完全不知道这些事吗？既然你和吉英都了解得那么透彻，她自己怎么会完全不晓得？”

“糟就糟在这里。我自己也是到了肯特郡以后，常常跟达西先生和他的亲戚费茨威廉上校在一起，才知道真相。等我回得家来，某某郡的民兵团已经准备在一两个星期以内就要离开麦里屯了。当时我就把这情形在吉英面前和盘托出，吉英和我都觉得不必向外面声张，因为街坊四邻既然都对韦翰有好感，如果叫大家对他印象转坏，这会对谁有好处？甚至于临到决定让丽迪雅跟弗斯脱太太一块儿走的时候，我还不想叫丽迪雅了解他的人品。我从来没想到她
竟会被他欺骗。你可以相信，我万万想不到会造成这样的
后果。”

“那么说，他们开拔到白利屯去的时候，你还是毫不在意，没想到他们俩已经爱上了吧？”

“根本没有想到。我记得他们谁都没有流露出相爱的意思，要知道，当初只要看出了一点形迹，在我们那样的一个家庭里是不会不谈论的。他刚到部队里来的时候，她就对他十分爱慕，当时我们大家都是那样。在开头一两个月里面，麦里屯一带的姑娘们没有哪一个不为他神魂颠倒；可是他对她却不曾另眼相看。后来那一阵滥爱狂恋的风气过去了，她对他的幻想也就消失了，因为民兵团里其他的军官们更加看重她，于是她的心又转到他们身上去了。”

他们一路上把这个有趣的话题翻来覆去地谈论，谈到哪些地方值得顾虑，哪些地方还可以寄予希望；揣想起来又是如何如何；实在再也谈不出什么新花样来了，只得暂时住口。可是隔了不多一会儿，又谈到这件事上面来了；这是可想而知的。伊丽莎白的脑子里总是摆脱不开这件事。她为这件事自怨自艾，没有一刻能够安心，也没有一刻能够忘怀。

他们匆匆忙忙赶着路，在中途住宿了一夜，第二天吃中饭的时候就到了浪搏恩。伊丽莎白感到快慰的是，总算没有让吉英等得心焦。

他们进了围场，嘉丁纳舅舅的孩子们一看见一辆马车，便赶到台阶上来站着；等到马车赶到门口的时候，孩子们一个个惊喜交集，满面笑容，跳来蹦去，这是大人们回来时第一次受到的愉快热诚的欢迎。

伊丽莎白跳下马车，匆匆忙忙把每个孩子亲吻了一下，便赶快向门口奔去，吉英这时候正从母亲房间里跑下楼来，在那儿迎接她。

伊丽莎白热情地拥抱着她，姐妹两人都热泪滚滚。伊丽莎白一面又迫不及待地问她是否听到那一对私奔的男女有什么下落。

“还没有听到什么下落，”吉英回答道。“好在亲爱的舅舅回来了，我希望从此以后一切都会顺利。”

“爸爸进城去了吗？”

“进城去了，他是星期二走的，我信上告诉过你了。”

“常常收到他的信吗？”

“只收到他一封信。是星期三寄来的，信上三言两语，只说他已经平安抵达，又把他的详细地址告诉了我，这还是他临走时我特别要求他写的。另外他只说，等到有了重要消息，再写信来。”

“妈好吗？家里人都好吗？”

“我觉得妈还算好，只不过精神上受了很大的挫折。她在楼上；她看到你们回来，一定非常快活。她还在她自己的化妆室里呢。谢天谢地，曼丽和吉蒂都非常好。”

“可是你好吗？”伊丽莎白又大声问道。“你脸色苍白。你一定担了多少心思啊！”

姐姐告诉她完好无恙。姐妹俩趁着嘉丁纳夫妇忙于应付孩子们的时候，刚刚谈了这几句话，只见他们一大群男女老幼都走过来了，于是谈话只得终止。吉英走到舅父母跟前去表示欢迎和感谢，笑一阵又哭一阵。

大家都走进会客室以后，舅父母又把伊丽莎白刚才问过的那些话重新问了一遍，立刻就发觉吉英没有什么消息可以奉告。吉英因为心肠慈善，总是从乐观的方面去着想，即使事到如今，她还没有心灰意冷，她还在指望着一切都会有圆满的结局：总有哪一天早上她会收到一封信，或者是父亲写来的，或者是丽迪雅写来的，信上会把事情进行的经过详细报道一番，或许还会宣布那一对男女的结婚消息。

大家谈了一会儿以后，都到班纳特太太房里去了。果然不出所料，班纳特太太见到他们便眼泪汪汪，长吁短叹。她先把韦翰的卑劣行为痛骂了一顿，又为自己的病痛和委屈抱怨了一番，她几乎把每个人都骂到了，只有一个人没骂到，而那个人却正是盲目溺爱女儿，使女儿铸成大错的主要原因。

第一次受到的愉快热诚的欢迎

她说：“要是当初能够依了我的打算，让全家人都跟着到白利屯去，那就不会发生这种事
了。丽迪雅真是又可怜又可爱。毛病就出在没有人照应。弗斯脱夫妇怎么竟放心让她离开他们跟前呢？我看，一定是他们太怠慢了她。像她那样一个姑娘，要是有人好好地照料她，她是决不会做出那种事来的。我一直觉得他们不配照管她；可是我一直要受人家摆布。可怜的好孩子呀！班纳特先生已经走了，他一碰到韦翰，一定会跟他拼个死活，他一定会给韦翰活活打死，那叫我们大家可怎么办？他尸骨未寒，柯林斯一家人就要把我们撵出去；兄弟呀，要是你不帮帮我们的忙，我就真不知道怎么是好啦。”

大家听到她这些可怕的话，都失声大叫；嘉丁纳先生先告诉她说，无论对她本人，对她家里人，他都会尽心照顾，然后又告诉她说，他明天就要到伦敦去，尽力帮助班纳特先生去找丽迪雅。

他又说：“不要过分焦急，虽说也应该从最坏的方面去着想，可也不一定会落得最坏的下场。他们离开白利屯还不到一个星期。再过几天，我们可能会打听到一些有关他们的消息。等我们把事情弄明白了：要是他们真的没有结婚，而且不打算结婚，那时候才谈得上失望。我一进城就会到姐夫那里去，请他到天恩寺街我们家里去住，那时候我们就可以一块儿商量出一个办法来。”

班纳特太太回答道：“噢，好兄弟，这话正讲在我心上。你一到城里，千万把他们找到，不管他们在哪里也好；要是他们还没有结婚，一定叫
他们结婚。讲到结婚的礼服，叫他们用不着等了，只告诉丽迪雅说，等他们结婚以后，她要多少钱做衣服我就给她多少钱。千万要紧的是，别让班纳特先生跟他打架。还请你告诉他，我真是在活受罪，简直给吓得神经错乱了，遍身发抖，东倒西歪，腰部抽搐，头痛心跳，从白天到夜里，没有一刻儿能够安心。请你跟我的丽迪雅宝贝儿说，叫她不要自作主张做衣服，等到和我见了面再说，因为她不知道哪一家衣料店最好。噢，兄弟，你真是一片好心！我知道你会想出办法来把样样事情都办好。”

嘉丁纳先生虽然又重新安了她一下心，说他一定会认真尽力地去效劳，可是又叫她不要过分乐观，也不要过分忧虑。大家跟她一直谈到吃中饭才走开，反正女儿们不在她跟前的时候，有管家妇侍候她，她还可以去向管家妇发牢骚。

虽然她弟弟和弟妇都以为她大可不必和家里人分开吃饭，可是他们并不打算反对她这样做，因为他们考虑到她说话不谨慎，如果吃起饭来让好几个用人一起来侍候，那么她在用人们面前把心里的话全说了出来，未免不大好，因此最好还是只让一个用人
——一个最靠得住的用人侍候她，听她去叙述她对这件事是多么担心，多么牵挂。

他们走进饭厅不久，曼丽和吉蒂也来了，原来这两姐妹都在自己房间里忙着各人自己的事，一个在读书，一个在化妆，因此没有能够早一些出来。两人的脸色都相当平静，看不出有什么变化，只是吉蒂讲话的声调比平常显得暴躁一些，这或者是因为她丢了一个心爱的妹妹而感到伤心，或者是因为这件事也使她觉得气愤。至于曼丽，她却自有主张，等大家坐定以后，她便摆出一副严肃的面孔，跟伊丽莎白低声说道：

“家门不幸，遭此惨祸，很可能会引起外界议论纷纷。人心恶毒，我们一定要及时防范，免得一发不可收拾。我们要用姐妹之情来安慰彼此创伤的心灵。”

她看到伊丽莎白不想回答，便又接下去说：“此事对于丽迪雅固属不幸，但亦可以作为我们的前车之鉴。大凡女人家一经失去贞操，便无可挽救，这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美貌固然难于永葆，名誉亦何尝容易保全。世间多的是轻薄男子，岂可不寸步留神？”

[1]

伊丽莎白抬起眼睛来，神情很是诧异；她心里实在太郁闷，所以一句话也答不上来。可是曼丽还在往下说，她要从这件不幸的事例中阐明道德的精义，以便聊以自慰。

到了下午，两位年纪最大的小姐有了半个钟头的时间可以在一起谈谈心。伊丽莎白不肯错过机会，连忙向吉英问东问西，吉英也连忙一一加以回答，好让妹妹放心。两姐妹先把这件事的不幸的后果共同叹息了一番。伊丽莎白认为一定会发生不幸的后果，吉英也认为难免。于是伊丽莎白继续说道：“凡是我不知道的情节，请你全部说给我听。请你谈得再详细一些。弗斯脱上校怎么说的？他们俩私奔之前，难道看不出一点形迹可疑的地方吗？照理应该常常看到他们两人在一起呀。”

“弗斯脱上校说，他也曾怀疑过他们俩有情感，特别是怀疑丽迪雅，可是他并没有看出什么形迹，因此没有及时留意。我真为他难受。他为人极其殷勤善良。远在他想到他们两人并没有到苏格兰去的时候，他就打算上我们这儿来慰问我们。等到人心惶惶的时候，他连忙便赶来了。”

“丹尼认为韦翰不会跟她结婚吗？他是否知道他们存心私奔？弗斯脱上校有没有见到丹尼本人？”

“见到的；不过他问到丹尼的时候，丹尼绝口否认，说是根本不知道他们私奔的打算，也不肯说出他自己对这件事究竟怎样看法。丹尼以后便没有再提起他们俩不会结婚之类的话，照这样
看来，但愿上一次是我听错了他的话。”

“我想，弗斯脱上校没有到这儿以前，你们谁都没有怀疑到他们不会正式结婚吧？”

“我们的脑子里怎么会有这种念头呢！我只是觉得有些不安心，有些顾虑，怕妹妹跟他结婚不会幸福，因为我早就知道他的品行不太端正。父亲和母亲完全不知道这种情形，他们只觉得这门亲事非常冒昧。吉蒂当时十分好胜地说，她比我们大家都熟悉内幕情形，丽迪雅给她的最后一封信上就已经隐隐约约透露出了一些口风，准备来这一着。看吉蒂那副神气，她好像远在好几个星期以前，就知道他们俩相爱了。”

“总不见得在他们俩去到白利屯以前就看出了吧？”

“不见得，我相信不见得。”

“弗斯脱上校是不是显出看不起韦翰的样子？他了解韦翰的真面目吗？”

“这我得承认，他不像从前那样器重他了。他认为他行事荒唐，又爱奢华，这件伤心的事发生以后，人们都传说他离开麦里屯的时候，还欠下了好多债，我但愿这是谣言。”

“哎哟，吉英，要是我们当初少替他保守一点秘密，把他的事情照直说出来，那也许就不会发生这件事了！”

吉英说：“说不定会好些，不过，光是揭露人家过去的错误，而不尊重人家目前的为人，未免亦有些说不过去。我们待人接物，应该完全好心好意。”

“弗斯脱上校能不能把丽迪雅留给他太太的那封短信逐字逐句背出来？”

“那封信他是随身带来给我们看的。”

于是吉英从口袋里掏出那封信，递给伊丽莎白。全文如下：

亲爱的海丽

[2]

，

明天一大早你发现我失踪了，一定会大为惊奇；等你弄明白了我上什么地方去，你一定又会发笑。我想到这里，自己也禁不住笑出来了。我要到格利那草场去。如果你猜不着我是跟谁一起去，那我真要把你看成一个大傻瓜，因为这世界上只有一个男人是我心爱的，他真是一个天使。没有了他，我决不会幸福，因此，你别以为我这次去会惹出什么祸来。如果你不愿意把我出走的消息告诉浪搏恩我家里人，那你不告诉也罢。我要使他们接到我信的时候，看到我的签名是“丽迪雅·韦翰”，让他们更觉得事出意外。这个玩笑真开得太有意思！我几乎笑得无法写下去了！请你替我向普拉特道个歉，我今天晚上不能赴约，不能和他跳舞了。我希望他知道了这一切情形以后，能够原谅我；请你告诉他，下次在跳舞会上相见的时候，我一定乐意同他跳舞。我到了浪搏恩就派人来取衣服，请你告诉莎蕾一声，我那件细洋纱的长衣服裂了一条大缝，叫她替我收拾行李的时候把它补一补。再见。请代问候弗斯脱上校。愿你为我们的一路顺风而干杯。

你的好朋友丽迪雅·班纳特

伊丽莎白读完了信以后叫道：“好一个没有脑子的丽迪雅！遇到这样重大的事，竟会写出这样一封信来！但是至少可以说明，她
倒是把这一次旅行看成一件正经事。不管他以后会诱惑她走到哪一步田地，她可没有存心
要做出什么丢脸的事来。可怜的爸爸！他对这件事会有多少感触啊！”

“他当时惊骇得那种样子，我真是一辈子也没见过。他整整十分钟说不出一句话来。妈一下子就病倒了，全家都给弄得鬼神不安！”

“噢，吉英，”伊丽莎白叫道。“岂不是所有的用人当天都知道了这件事的底细吗？”

“我不清楚，但愿他们并没有全都知道。不过在这种时候，即使你要当心，也很难办到。妈那种歇斯底里的毛病又发作了，我虽然尽了我的力量去劝慰她，恐怕还是有不够周到的地方。我只怕会出什么意外，因此吓得不知如何是好。”

“你这样侍候她，真够你累的。我看你脸色不怎么好。样样事都让你一个人操心烦神，要是我跟你在一起就好了！”

“曼丽和吉蒂都非常好心，愿意替我分担疲劳，可是我不好意思让她们受累，因为吉蒂很纤弱，曼丽又太用功，不应该再去打扰她们休息的时间。好在星期二那天，父亲一走，腓力普姨妈就到浪搏恩来了，蒙她那么好心，一直陪我到星期四才走。她帮了我们不少的忙，还安慰了我们。卢卡斯太太待我们也好，她星期三早上来慰问过我们，她说，如果我们需要她们帮忙，她和她女儿们都乐意效劳。”

伊丽莎白大声说道：“还是让她待在自己家里吧，她也许真是出于一片好意，但是遇到了这样一件不幸的事，谁还乐意见到自己的邻居？他们帮我们忙帮不成功，慰问我们反而会叫我们难受。让她们在我们背后去高兴得意吧。”

然后她又问起父亲这次到城里去，打算采用什么方法去找到丽迪雅。

吉英说：“我看他打算到艾普桑去，因为他们俩是在那儿换马车的，他要上那儿去找找那些马车夫，看看能不能从他们嘴里探听出一点消息。他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去查出他们在克拉普汗所搭乘的那辆出租马车的号码。那辆马车本来是从伦敦搭乘客人来的；据他的想法，一男一女从一辆马车换上另一辆马车，一定会引起人家注目，因此他准备到克拉普汗去查问。他只要查出那个马车夫在哪家门口卸下先前那位客人，他便决定上那儿去查问一下，也许能够查问得出那辆马车的号码和停车的地方。至于他有什么别的打算，我就不知道了。他急急忙忙要走，心绪非常紊乱，我能够从他嘴里问出这么些话来，已经算是不容易了。”

[1]
曼丽颇有女学究气，她说的这两段话在原文中用字造句都十分矫揉造作，故译文亦尽力保持原来的风格。

[2]
海丽是弗斯脱太太的名字。

第四十八章

第二天早上，大家都指望班纳特先生会寄信来，可是等到邮差来了，却没有带来他的片纸只字。家里人本来知道他一向懒得写信，能够拖延总是拖延；但是在这样的时候，她们都希望他能够勉为其难一些。既是没有信来，她们只得认为他没有什么愉快的消息可以报道，但即使如此，她们也希望把事情弄个清楚明白。嘉丁纳先生也希望在动身以前能够看到几封信。

嘉丁纳先生去了以后，大家都认为，今后至少可以经常听到一些事情进行的经过情形。他临走的时候，答应一定去劝告班纳特先生尽可能马上回来。她们的母亲听了这话，很是安慰，她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她丈夫不会在决斗中被人打死。

嘉丁纳太太和她的孩子们还要在哈福德郡多待几天，因为她觉得，待在这里可以让外甥女儿们多一个帮手。她可以帮着她们侍候班纳特太太，等她们空下来的时候，又大可以安慰安慰她们。姨妈也常常来看她们，而且据她自己说，她来的目的是为了让她们高兴高兴，好振作起来，不过，她没有哪一次来不谈到韦翰的奢侈淫佚，每次都可以举出新的事例。她每次走了以后，总是叫她们比她没有来以前更加意气消沉。

三个月以前，差不多整个麦里屯的人们都把这个男人捧到天上；三个月以后，整个麦里屯的人都说他的坏话。他们说，他在当地每一个商人那里都欠下了一笔债；又给他加上了诱骗妇女的头衔，又说每个商人家里都受到过他的糟蹋。每个人都说他是天下最坏的青年；每个人都开始发觉自己一向就不信任他那伪善的面貌。伊丽莎白虽然对这些话只是半信半疑，不过她早就认为妹妹会毁在他手里，这一来当然更是深信无疑。吉英本来连半信半疑也谈不上，这一来也几乎感到失望——因为时间已经过了这么久，如果他们两人真到苏格兰去了，现在也应该有消息了，这样一想，纵使她从来没有觉得完全失望，现在当然也难免要感到失望。

嘉丁纳先生是星期日离开浪搏恩的。星期二他太太接到他一封信。信上说，他一到那里就找到了姐夫，把他劝到天恩寺街去。又说，他没有到达伦敦以前，班纳特先生曾到艾普桑和克拉普汗去过，可惜没有打听到一点儿满意的消息；又说他决定到城里各大旅馆去打听一下，因为班纳特先生认为，韦翰和丽迪雅一到伦敦，可能先住旅馆，然后再慢慢寻找房子。嘉丁纳先生本人并没有指望这种办法会获得什么成绩；既是姐夫非要那样做不可，也只有帮助他着手进行。信上还说，班纳特先生暂时根本不想离开伦敦，他答应不久就会再写一封信来。这封信上还有这样的一段附言：

我已经写信给弗斯脱上校，请他尽可能在民兵团里把那个年轻小伙子的要好朋友找几个来打听一下，韦翰有没有什么亲友知道他躲藏在这个城里的哪一个区域。要是我们有这样的人可以请教，得到一些线索，那是大有用处的。目前我们还是无从捉摸。也许弗斯脱上校会尽量把这件事做得使我们满意。但是，我又想了一下，觉得丽萃也许比任何人都了解情况，会知道他现在还有些什么亲戚。

伊丽莎白究竟为什么会受到这样的推崇，她自己完全知道，只可惜她提供不出什么令人满意的材料，所以也就受不起这样的恭维。

她除了听到韦翰谈起过他自己的父母以外，从来不曾听到他有什么亲友，况且他父母也都已去世多年。某某郡民兵团里他的一些朋友们，可能提供得出一些材料，她虽说并不能对此存着过分的奢望，但究竟不妨试一试。

邮差

浪搏恩一家人每天都过得非常心焦，最焦急的时间莫过于等待邮差的那一段时间。大家每天早上所急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等着邮差送信来。不管信上报道的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总是要讲给大家听，还盼望着第二天会有重要的消息传来。

嘉丁纳先生虽然还没有给她们寄来第二封信，可是她们却收到了别的地方寄来的一封信，原来是柯林斯先生寄来了一封信给她们的父亲。吉英事前曾受到父亲的嘱托，代他拆阅一切信件，于是她便来拜读这一封信。伊丽莎白也知道柯林斯先生的信总是写得奇奇怪怪，便也挨在吉英身旁一同拜读。信是这样写的：

长者先生赐鉴：

昨接哈福德郡来信，借悉先生目前正值心烦意乱，不胜苦悲。不佞与拙荆闻之，无论对先生个人或尊府老幼，均深表同情。以不佞之名分职位而言，自当聊申悼惜之意，何况与尊府忝为葭莩，益觉责无旁贷。夫揆诸情理，此次不幸事件自难免令人痛心疾首，盖家声一经败坏，便永无清洗之日，伤天下父母之心，孰有甚于此者？早知如此，但冀其早日夭亡为幸耳。不佞惟有曲尽言辞，备加慰问，庶几可以聊宽尊怀。据内人夏绿蒂言，令嫒此次淫奔，实系由于平日过分溺爱所致，此尤其可悲者也。惟不佞以为令嫒年方及笄，竟而铸成大错，亦足见其本身天性之恶劣，先生固不必过于引咎自责也。日前遇咖苔琳夫人及其千金小姐，曾以此事奉告，夫人等亦与不佞夫妇有所同感。多蒙夫人与愚见不谋而合，认为令嫒此次失足，辱没家声，遂使后之攀亲者望而却步，殃及其姐氏终生幸福，堪虑堪虑。念言及此，不禁忆及去年十一月间一事，则又深为庆幸，否则木已成舟，势必自取其辱，受累不浅。敬祈先生善自宽慰，任其妄自菲薄，自食其果，不足怜惜也。（下略）

“曾以此事奉告。”

嘉丁纳先生一直挨到接得弗斯脱上校的回信以后，才写第二封信到浪搏恩来。信上并没有报道一点喜讯。大家都不知道韦翰是否还有什么亲戚跟他来往，不过倒知道他确确实实已经没有一个至亲在世。他以前交游颇广，只是自从进了民兵团以后，看来跟他们都已疏远，因此找不出一个人来可以报道一些有关他的消息。他这次所以要保守秘密，据说是因为他临走时拖欠了一大笔赌债，而他目前手头又非常拮据，无法偿还，再则是因为怕让丽迪雅的亲友发觉。弗斯脱上校认为，要清偿他在白利屯的债务，需要有一千多英镑才够。他在本镇固然欠债很多，但赌债则更可观。嘉丁纳先生并不打算把这些事情瞒住浪搏恩这家人家。吉英听得心惊肉跳，不禁叫道：“好一个赌棍！这真是完全出人意料；我想也不曾想到。”

嘉丁纳先生的信上又说，她们的父亲明天（星期六）就可以回家来了。原来他们两人再三努力，毫无成绩，情绪十分低落，因此班纳特先生答应了他舅爷的要求，立刻回家，一切事情都留给嘉丁纳相机而行。女儿们本以为母亲既是那样担心父亲会被人打死，听到这个消息，一定会非常得意，谁知并不尽然。

班纳特太太嚷道：“什么！他没有找到可怜的丽迪雅，就这样一个人回来吗？他既然没有找到他们俩，当然不应该离开伦敦。他一走，还有谁去跟韦翰决斗，逼着他跟丽迪雅结婚？”

嘉丁纳太太也开始想要回家了，决定在班纳特先生动身回浪搏恩的那一天，她就带着孩子们回伦敦去。动身的那天可以由这里打发一部马车把她送到第一站，然后趁便接主人回来。

嘉丁纳太太走了以后，对伊丽莎白和德比郡她那位朋友的事，还是糊里糊涂，从当初在德比郡的时候起，就一直弄不明白。外甥女儿从来没有主动在舅父母面前提起过他的名字。她本以为回来以后，那位先生就会有信来，可是结果并没有。伊丽莎白一直没有收到过从彭伯里寄来的信。

她看到外甥女儿情绪消沉；可是，家里既然出了这种不幸的事情，自然难免如此，不必把这种现象
牵扯到别的原因上面去。因此她还是摸不着一点边际。只有伊丽莎白自己明白自己的心思，她想，要是不认识达西，那么丽迪雅这件丢脸的事也许会叫她多少好受些，也许可以使她减少几个失眠之夜。

班纳特先生回到家里，仍然是那一副乐天安命的样子。他还是像平常一样不多说话，根本不提起他这次外出是为了什么事情，女儿们也过了好久才敢提起。

一直到下午，他跟她们一块儿喝茶的时候，伊丽莎白才大胆地谈到这件事。她先简单地说到他这次一定吃了不少的苦，这使她很难过，他却回答道：“别说这种话吧。除了我自己之外，还有谁该受罪呢？我自己做的事应该自己承担。”

伊丽莎白劝慰他说：“你千万不要过分埋怨自己。”

“你劝我也是白劝。人的本性就是会自怨自艾！不，丽萃，我一辈子也不曾自怨自艾过，这次也让我尝尝这种滋味吧。我不怕忧郁成病。这种事一下子就会过去的。”

“你以为他们会在伦敦吗？”

“是的，还有什么别的地方能让他们藏得这样好呢？”

吉蒂又在一旁补说了一句：“而且丽迪雅老是想要到伦敦去。”

父亲冷冷地说：“那么，她可得意啦，她也许要在那儿住一阵子呢。”

沉默了片刻以后，他又接下去说：“丽萃，五月间你劝我的那些话的确没有劝错，我决不怪你，从目前这件事看来，你的确有见识。”

班纳特小姐送茶进来给她母亲，打断了他们的谈话。

班纳特先生大声叫道：“这真所谓享福，舒服极了；居然倒霉也不忘风雅！哪一天我也要来学你的样子，坐在书房里，头戴睡帽，身穿寝衣，尽量找人麻烦；要不就等到吉蒂私奔了以后再说。”

吉蒂气恼地说：“我不会私奔的，爸爸，要是我上白利屯去，我一定比丽迪雅规矩。”

“你
上白利屯去！你即使要到东搏恩那么近的地方去，叫我跟人家打五十镑的赌，我也不敢！不，吉蒂，我至少已经学会了小心，我一定要让你看看我的厉害。今后随便哪个军官都不许上我的门，甚至不许从我们村里经过。绝对不许你们去参加跳舞会，除非你们姐妹们之间自己跳跳；也不许你走出家门一步，除非你在家里每天至少有十分钟规规矩矩，像个人样。”

吉蒂把这些威吓的话看得很认真，不由得哭了起来。

班纳特先生连忙说道：“得啦，得啦，别伤心吧。假使你从今天起，能做上十年好姑娘，那么，等到十年期满的时候，我一定带你去看阅兵典礼。”

第四十九章

班纳特先生回来两天了。那天吉英和伊丽莎白正在屋后的矮树林里散步，只见管家奶奶朝她俩跟前走来，她们以为是母亲打发她来叫她们回去的，于是迎面走上前去。到了那个管家奶奶跟前，才发觉事出意外，原来她并不是来叫她们的。她对吉英说：“小姐，请原谅我打断了你们的谈话，不过，我料想你们一定获得了从城里来的好消息，所以我来大胆地问一问。”

“你这话怎么讲，希尔？我们没有听到一点儿城里来的消息。”

希尔奶奶惊奇地嚷道：“亲爱的小姐，嘉丁纳先生打发了一个专差给主人送来一封信，难道你们不知道吗？他已经来了半个钟头啦。”

两位小姐拔脚就跑，急急忙忙跑回家去，话也来不及说了。她们俩跑进大门口，来到起坐间，再从起坐间来到书房，两处地方都没有见到父亲，正要上楼到母亲那儿去找他，又碰到了厨子，厨子说：

“小姐，你们是在找主人吧，他正往小树林里去散步呢。”

她们听到这话，又走过穿堂，跑过一片草地，去找父亲，只见父亲正在从容不迫地向围场旁边的一座小树林走去。

吉英没有伊丽莎白那么玲珑，也没有她那么会跑，因此一下子就落后了，只见妹妹已经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了父亲跟前，迫不及待地嚷道：

“爸爸，有了什么消息？什么消息？你接到舅父的信了吗？”

“是的，他打发专人送了封信来。”

“唔，信里说些什么消息呢——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哪来好消息？”他一面说，一面从口袋里掏出信来。“也许你倒高兴看一看。”

伊丽莎白性急地从他手里接过信来。吉英也赶上来了。

“念出来吧，”父亲说，“我几乎也不知道信上讲些什么。”

“亲爱的姐夫：

我终于能够告诉你一些有关外甥女儿的消息了，希望这个消息大体上能叫你满意。总算侥幸，你星期六走了以后，我立刻打听出他们俩在伦敦的住址。详细情况等到见面时再告诉你。你只要知道我已经找到了他们就够啦。我已经看到了他们俩——”

吉英听到这里，不禁嚷了起来：“那么这一下我可盼望到了！他们结婚了吧！”

伊丽莎白接着读下去：

“也许你倒高兴看一看。”

“我已经看到了他们俩。他们并没有结婚，我也看不出他们有什么结婚的打算；可是我大胆地向你提出条件来，要是你愿意照办的话，他们不久就可以结婚了。我要求你的只有一点。你本来已经为你女儿们安排好五千镑遗产，准备在你和姐姐归天以后给她们，那么请你立刻就把这位外甥女儿应得的一份给她吧。你还得和她订定一个契约，在你生前每年再津贴她一百镑。这些条件我已经再三考虑，自以为有权力可以代你做主，因此便毫不迟疑地答应了。我特派专人前来送给你这封信，以便可以马上得到你的回音。你了解了这些详情以后，就会明白韦翰先生并不如一般人所料想的那么生计维艰，一筹莫展。一般人都把这件事弄错了。甥女除了自己名下的钱以外，等韦翰把债务偿清以后，还可得到些剩余的钱，这使我很高兴。你如果愿意根据我所说的情况，让我全权代表你处理这件事，那么，我立刻就吩咐哈斯东去办理财产过户的手续。你不必再进城，大可以安心地待在浪搏恩。请你放心，我办起事来既勤快又小心。请赶快给我回信，还得费你的神，写得清楚些。我们以为最好就让外甥女儿从这所屋子里出嫁，想你也会同意。她今天要上我们这儿来。倘有其他情形，容当随时奉告。余不多及。

爱德华·嘉丁纳八月二日，

星期一，写于天恩寺街”

伊丽莎白读完了信问道：“这事情可能吗？他竟会同她结婚？”

她姐姐说：“那么，韦翰倒并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不成器啦。亲爱的爸爸，恭喜你。”

“你写了回信没有？”伊丽莎白问。

“没有写回信，可是立刻就得写。”

于是她极其诚恳地请求他马上就回家去写，不要耽搁。

她嚷道：“亲爱的爸爸，马上就回去写吧。你要知道，这种事情是一分钟一秒钟也不能耽搁的。”

吉英说：“要是你怕麻烦，让我代你写好了。”

父亲回答道：“我的确不大愿意写，可是不写又不行。”

他一边说，一边转过身来跟她们一同回到屋里去。

伊丽莎白说：“我可以问你一句话吗？我想，他提出的条件你一定都肯答应吧？”

“一口答应！他要得这么少，我倒觉得不好意思呢。”

“他们俩非结婚不可了！然而他却是那样的
一个人。”

“是啊！怎么不是，他们非结婚不可。没有别的办法。可是有两件事我很想弄个明白——第一件，你舅舅究竟拿出了多少钱，才使这件事有了个着落；第二件，我以后有什么办法还他这笔钱？”

吉英嚷道：“钱！舅舅！你这是什么意思，爸爸？”

“我的意思是说，一个头脑清楚的人是不会跟丽迪雅结婚的，因为她没有哪一点地方可以叫人家看中。我生前每年给她一百镑，死后一共也只有五千镑。”

伊丽莎白说：“那倒是实话，不过我以前却从来没有想到过。他的债务偿清了以后，还会多下钱来！噢，那一定是舅舅代他张罗的！好一个慷慨善良的人！我就怕苦了他自己。这样一来，他得花费不少钱呢。”

父亲说：“可不，韦翰要是拿不到一万镑就答应娶丽迪雅，那他才是个大傻瓜呢。我同他刚刚攀上亲戚，照理本不应该多说他的坏话。”

“一万镑！天不容！即使半数，又怎么还得起？”

班纳特先生没有回答。大家都转着念头，默不作声。回到家里，父亲到书房里去写信，女儿们都走进饭厅里去。

姐妹两人一离开父亲，妹妹便嚷道：“他们真要结婚了！这真稀奇！不过我们也大可以谢天谢地。他们究竟结婚了。虽然他们不一定会过得怎么幸福，他的品格又那么坏，然而我们毕竟不得不高兴。哦，丽迪雅呀！”

吉英说：“我想了一下，也觉得安慰，要不是他真正爱丽迪雅，他是决不肯跟她结婚的。好心的舅舅即使替他清偿了一些债务，我可不相信会垫付了一万镑那么大的数目。舅舅有那么多孩子，也许以后还要养男育女。就是叫他拿出五千镑，他又怎么能够拿出来？”

“我们只要知道韦翰究竟欠下了多少债务，”伊丽莎白说，“用他的名义给我们妹妹的钱有多少，那我们就会知道嘉丁纳先生帮了他们多大的忙，因为韦翰自己一个子儿也没有。舅舅和舅母的恩典今生今世也报不了。他们把丽迪雅接回家去，亲自保护她，给她争面子，这牺牲了他们自己多少利益，真是一辈子也感恩不尽。丽迪雅现在一定到了他们那儿了！要是这样一片好心还不能使她觉得惭愧，那她可真不配享受幸福。她一见到舅母，该多么难为情啊！”

吉英说：“我们应该把他们两人过去的事尽力忘掉，我希望他们还是会幸福，也相信会这样。他既然答应跟她结婚，这就可以证明他已经往正路上去想。他们能够互敬互爱，自然也都会稳重起来。我相信他们俩从此会安安稳稳、规规矩矩地过日子，到时候人们也就会把他们过去的荒唐行为忘了。”

“他们既然已经有过荒唐行为，”伊丽莎白回答道，“那么无论你我，无论任何人，都忘不了。也不必去谈这种事。”

两姐妹想到她们的母亲也许到现在还完全不知道这回事，于是便到书房里去，问父亲愿意不愿意让母亲知道。父亲正在写信，头也没抬起来，只是冷冷地对她们说：

“随你们的便吧。”

“我们可以把舅舅的信拿去读给她听吗？”

“你们爱拿什么去就拿什么，快走开。”

伊丽莎白从他的写字台上拿起那封信，姐妹俩一块儿上了楼。曼丽和吉蒂两人都在班纳特太太那里，因此只要传达一次，大家就都知道了。她们稍微透露出了一点好消息，便把那封信念出来。班纳特太太简直喜不自禁。吉英一读完丽迪雅可能在最近就要结婚的那一段话，她就高兴得要命，越往下读她越高兴。她现在真是无限欢喜，极度兴奋，正如前些时候是那样的无限烦恼，坐立不安。只要听到女儿快要结婚，她就心满意足。她并没有因为顾虑到女儿得不到幸福而心神不安，也并没有因为想起了她的行为失检而觉得丢脸。

“我的丽迪雅宝贝儿呀！”她嚷起来了：“这太叫人高兴啦！她就要结婚了！我又可以和她见面了！她十六岁就结婚！多亏我那好心好意的弟弟！我早就知道事情不会弄糟——我早就知道他有办法把样样事情都办好。我多么想要看到她，看到亲爱的韦翰！可是衣服，嫁妆！我要立刻写信跟弟妇谈谈。丽萃，乖宝贝，快下楼去，问问你爸爸愿意给她多少陪嫁。等一会儿，等一会儿；还是我自己去吧。吉蒂，去拉铃叫希尔来。我马上就会把衣服穿好。丽迪雅我的心肝呀！等我们见面的时候，多么高兴啊！”

大女儿见她这样得意忘形，便谈起她们全家应该怎样感激嘉丁纳先生，以便让她分分心，让她精神上轻松一下。

吉英又接下去说：“全靠他一片好心，才会有这样圆满的结局。我们都认为是他答应拿出钱来帮韦翰先生的忙。”

“哎哟，”母亲叫道，“这真是好极了。要不是亲舅父，谁肯帮这种忙？你要知道，他要不是有了那么一家人，他所有的钱都是我和我的孩子们的了；他以前只送些礼物给我们，这一次我们才算真正得到他的好处。哎哟！我太高兴啦。过不了多久，我就有一个女儿出嫁了。她就要当上韦翰太太了！这个称呼多么动听！她到六月里才满十六岁。我的吉英宝贝，我太激动了，一定写不出信；还是我来讲，你替我写吧。关于钱的问题，我们以后再跟你爸爸商量，可是一切东西应该马上就去订好。”

于是她就一五一十地报出一大篇布的名目：细洋纱、印花布、麻纱，恨不得一下子就把样样货色都购置齐全，吉英好容易才劝住了她，叫她等到父亲有空的时候再商量，又说，迟一天完全无关紧要。母亲因为一时太高兴了，所以也不像平常那么固执。她又想起了一些别的花样。

“我一穿好衣服，就要到麦里屯去一次，”她说，“把这个好消息说给我妹妹腓力普太太听。我回来的时候，还可以顺路去看看卢卡斯太太和郎格太太。吉蒂，快下楼去，吩咐他们给我套好马车。出去透透空气，一定会使我精神爽快得多。孩子们，有什么事儿要我替你们在麦里屯办吗？噢！希尔来了。我的好希尔，你听到好消息没有？丽迪雅小姐快要结婚了。她结婚的那天，我们大家都可以喝到一碗‘朋趣酒’

[1]

欢喜欢喜。”

希尔奶奶立即表示非常高兴。她向伊丽莎白等一一道贺。后来伊丽莎白对这个蠢局实在看得讨厌透了，便躲到自己房间里去自由自在地思忖一番。

可怜的丽迪雅，她的处境再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可是总算没有糟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因此她还得谢天谢地。她确实要谢天谢地；虽说一想到今后的情形，就觉得妹妹既难得到应有的幸福，又难享受到世俗的富贵荣华，不过，只要回想一下，两个钟头以前还是那么忧虑重重，她就觉得目前的情形真要算是千幸万幸了。

[1]
用柠檬汁、糖和葡萄酒混合而成的一种饮料。

第五十章

班纳特先生远在好久以前，就希望每年的进款不要全部花光，能够积蓄一部分，让女儿们往后不至于衣食匮乏；如果太太比他命长，衣食便也有了着落。拿目前来说，他这个希望比以往来得更迫切。要是他在这方面早就安排好了，那么这次丽迪雅挽回面子名誉的事，自然就不必要她舅舅为她花钱；也不必让她舅舅去说服全英国最差劲的一个青年和她确定夫妇的名分。

这事情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如今却得由他舅爷独自拿出钱来成其好事，这实在叫他太过意不去；他决定要竭力打听出舅爷究竟帮了多大的忙，以便尽快报答这笔人情。

班纳特先生刚结婚的时候，完全不必省吃俭用，因为他们夫妇自然会生儿子，等到儿子成了年，外人继承产权的这桩事就可以取消，寡妇孤女也就衣食无虑了。可是五个女儿接接连连地出世，儿子还不知道在哪里；丽迪雅出世多少年以后，班纳特太太还一直以为会生儿子。这个指望终于落了空，如今省吃俭用已经太迟了。班纳特太太不惯于节省，好在丈夫自有主张，才算没有入不敷出。

当年老夫妇的婚约

[1]

上规定了班纳特太太和子女们一共应享有五千镑遗产。至于子女们究竟怎样分享，得由父母在遗嘱上规定。关于这个问题，至少丽迪雅应享有的部分必须立刻解决，班纳特先生毫不犹豫地同意了摆在他面前的那个建议。他回信给他舅爷，多谢他一片好心。他的措辞极其简洁，只说他对一切既成事实都表示赞同，而且舅爷所提出的各项条件，他都愿意照办。原来这次说服韦翰跟他女儿结婚一事，竟安排得这样好，简直没有带给他什么麻烦，这实在是他所意料不到的。虽说他每年要付给他们俩一百镑，可是事实上他每年还损失不了十镑，因为丽迪雅在家里也要吃用开销，外加她母亲还要贴钱给她花，计算起来每年几乎也不下于一百镑。

还有一件可喜的意外，那就是办起这件事来，他自己简直可以不费什么力气，他目前最希望麻烦越少越好。他开头也曾因为一时冲动，亲自去找女儿，如今他已经气平怒消，自然又变得像往常一样懒散。他把那封回信立刻寄出去；他虽然做事喜欢拖延，可是只要他肯动手，倒也完成得很快。他在信上请他舅爷把一切代劳之处详详细细告诉他，可是说起丽迪雅，实在使他太气恼，因此连问候也没有问候她一声。

好消息立刻在全家传开了，而且很快便传到邻居们耳朵里去。四邻八舍对这件事都抱着相当超然的态度。当然，如果丽迪雅·班纳特小姐亲自上这儿来了，或者说，如果她恰恰相反，远隔尘嚣，住到一个偏僻的农村里去，那就可以给人家增加许多谈话的资料。不过她的出嫁问题毕竟还是使人家议论纷纷。麦里屯那些恶毒的老太婆，原先总是一番好心肠，祝她嫁个如意夫君，如今虽然眼看着情境变了，也还是在起劲地谈个不休，因为大家看到她嫁了这么一个丈夫，都认为必定会遭到悲惨的下场。

班纳特太太已经有两个星期没有下楼，遇到今天这么快乐的日子，她欢欣若狂，又坐上了首席。她并没有觉得羞耻，自然也不会扫兴。远从吉英十六岁那年起，她的第一个心愿就是嫁女儿，现在她快要如愿以偿了。她的思想言论都完全离不了婚嫁的漂亮排场：上好的细洋纱，新的马车，以及男女佣仆之类的事情。她并且在附近一带到处奔波，要给女儿找一所适当的住宅；她根本不知道他们有多少收入，也从来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她看了多少处房子都看不中，不是为了开间太小，就是嫌不够气派。

那些恶毒的老太婆

她说：“要是戈丁家能迁走，海夜花园倒还合适；斯托克那幢大房子，要是会客室大一些，也还可以，可是阿西渥斯离这儿太远！我不忍心让她同我隔开十英里路；讲到柏卫别业，那所假三层实在太糟了。”

每当有用人在跟前的时候，她丈夫总是让她讲下去，不去岔断她的话。可是用人一出去，他可老实不客气地跟她说了：“我的好太太，你要为你的女儿和女婿租房子，不管你要租一幢
也好，或是把所有
的房子都租下来也好，都得让我们事先把问题谈谈清楚。邻近的房子，一幢
也不许他们来住。他们不要梦想，认为我会在浪搏恩招待他们！”

这话一说出口，两人便争吵不休；可是班纳特先生说一不二，于是又吵了起来；后来班纳特太太又发觉丈夫不肯拿出一文钱来给女儿添置一些衣服，不禁大为惊骇。班纳特先生坚决声明，丽迪雅这一次休想得到他半点儿疼爱，这实在叫他太太弄不懂。他竟会气愤到这样深恶痛绝的地步，连女儿出嫁都不肯优待她一番，简直要把婚礼弄得不成体统，这确实太出乎她的意料。她只知道女儿出嫁而没有嫁妆是件丢脸的事情，至于她的私奔，她没有结婚以前就跟韦翰同居了两个星期，她倒丝毫不放在心上。

伊丽莎白目前非常后悔：当初实在不应该因为一时痛苦，竟让达西先生知道了她自己家里为她妹妹担忧的经过，因为妹妹既然马上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结婚，了却那一段私奔的风流孽债，那么，开头那一段不体面的事情，她们当然希望最好不要让局外人知道。

她并不是担心达西会把这事情向外界传开。讲到保守秘密，简直就没有第二个人比他更能使她信任；不过，这一次如果是别的人知道了她妹妹的丑行，她决不会像现在这样难受。这倒不是生怕对她本身有任何不利，因为她和达西之间反正隔着一条跨不过的鸿沟。即使丽迪雅能够体体面面地结了婚，达西先生也决不会跟这样一家人家攀亲，因为这家人家本来已经缺陷够多，如今又添上了一个一向为他所不齿的人做他的至亲，那当然一切都不必谈了。

她当然不怪他对这门亲事望而却步。她在德比郡的时候就看出他想要博得她的欢心，可是他遭受了这一次打击以后，当然不会不改变初衷。她觉得丢脸，她觉得伤心；她后悔了，可是她又几乎不知道在后悔些什么。如今她已经不想攀附他的身份地位，却又忌恨他的身份地位；如今她已经没有机会再听到他的消息，她可又偏偏希望能够听到他的消息；如今他们俩已经再也不可能见面，她可又认为，如果他们俩能够朝夕聚首，那会多么幸福。

她常常想：才不过四个月以前，她那么高傲地拒绝了他的求婚，如今可又心悦诚服地盼望他再来求婚，这要是让他知道了，他会感到怎样的得意！她完全相信他是个极其宽宏大量的男人。不过，他既然是人，当然免不了要得意。

她开始理解到，他无论在个性方面和才能方面，都百分之百是一个最适合她的男人。纵使他的见解、他的脾气，和她自己不是一模一样，可是一定能够叫她称心如意。这个结合对双方都有好处：女方从容活泼，可以把男方陶冶得心境柔和，作风优雅；男方精明通达，阅历颇深，也一定会使女方得到莫大的裨益。

可惜这件幸福的婚姻已经不可能实现，天下千千万万想要缔结真正幸福婚姻的有情人，从此也错过了一个借鉴的榜样。她家里立刻就要缔结一门另一种意味的亲事，也就是那门亲事破坏了这门亲事。

她无从想象韦翰和丽迪雅究竟怎么样独立维持生活。可是她倒很容易想象到另一方面：这种只顾情欲不顾道德的结合，实在很难得到久远的幸福。

嘉丁纳先生马上又写了封信给他姐夫。他先对班纳特先生信上那些感激的话简捷地应酬了几句，再说到他极其盼望班纳特府上的男女老幼都能过得舒舒服服，末了还要求班纳特先生再也不要提起这件事。他写这封信的主要目的是，要把韦翰先生已经决定脱离民兵团的消息告诉他们。

他这封信接下去是这样写的：

我非常希望他婚事一定夺之后就这样办。我认为无论为他自己着想，为外甥女儿着想，离开民兵团确是一个非常高明的措施，我想你一定会同意我的看法。韦翰先生想参加正规军，他从前的几个朋友都愿意协助他，也能够协助他。驻扎在北方的某将军麾下的一个团，已经答应让他当旗手。他离开这一带远些，只会有利于他自己。他前途颇有希望，但愿他们到了人地生疏的地方能够争点面子，行为稍加检点一些。我已经写了信给弗斯脱上校，把我们目前的安排告诉了他，又请他在白利屯一带通知一下韦翰先生所有的债主，就说我一定信守诺言，马上就偿还他们的债务。是否也可以麻烦你就近向麦里屯的债主们通知一声？随信附上债主名单一份，这都是他自己说出来的。他把全部债务都讲了出来；我希望他至少没有欺骗我们。我们已经委托哈斯东在一星期以内将所有的事统统办好。那时候你如果不愿意请他们上浪搏恩来，他们就可以直接到军队里去。听见内人说，外甥女儿很希望在离开南方之前跟你们见见面。她近况很好，还请我代她向你和她母亲请安。

爱·嘉丁纳

班纳特先生和他的女儿们都和嘉丁纳先生同样地看得明明白白，认为韦翰离开某某郡有许多好处。只有班纳特太太不甚乐意。她正在盼望着要跟丽迪雅痛痛快快、得意非凡地过一阵，不料她却要住到北方去，这真叫她太失望。到现在为止，她还是决计要让女儿和女婿住到哈福德郡来。再说，丽迪雅刚刚在这个民兵团里和大家处熟了，又有那么多人喜欢她，如今远去他方，未免太可惜。

她说：“她那么喜欢弗斯脱太太，把她送走可太糟了！而且还有好几个年轻小伙子，她也很喜欢。某某将军那个团里的军官们未必能够这样讨她喜欢呢。”

她女儿要求（其实应该算作她自己的要求）在去北方之前，再回家来看一次，不料开头就遭到她父亲的断然拒绝。幸亏吉英和伊丽莎白顾全到妹妹的心绪和身份，一致希望她的婚姻会受到父母的重视，再三要求父亲，让妹妹和妹婿一结婚之后，就到浪搏恩来。她们要求得那么恳切，那么合理，又那么婉转，终于把父亲说动了心，同意了她们的想法，愿意照着她们的意思去办。母亲这一下可真得意：她可以趁着这个嫁出去的女儿没有充军到北方去之前，把她当作宝贝似的显给街坊四邻看看。于是班纳特写回信给他舅爷的时候，便提到让他们俩回来一次，讲定让他们行过婚礼就立刻到浪搏恩来。不过伊丽莎白倒冷不防地想到韦翰会不会同意这样的做法；如果单是为她自己着想，那么，跟韦翰见面实在是万不得已的事。

[1]
婚约上所载事项大都是关于财产方面的，由结婚当事人于结婚前妥为签写，以便作为结婚时授予妻子财产之根据。

第五十一章

妹妹的婚期到了，吉英和伊丽莎白都为她担心，恐怕比妹妹自己担心得还要厉害。家里打发了一部马车到某某地方去接新夫妇，吃中饭时他们就可以来到。两位姐姐都怕他们来，尤其是吉英怕得厉害。她设身处地地想：要是丽迪雅这次的丑行发生在她自己身上，她一定会感触万千，再想到妹妹心里的难受，便越发觉得不好过。

新夫妇来了。全家都集合在起居室里迎接他们。当马车停在门前的时候，班纳特太太满面堆着笑容，她丈夫却板着脸。女儿们又是惊奇又是焦急，而且十分不安。

只听得门口已经有了丽迪雅说话的声音，一会儿，门给打开了，丽迪雅跑进屋来。母亲高兴得要命，连忙走上前来欢迎她，拥抱她，一面又带着亲切的笑容把手伸给韦翰（他走在新妇后面），祝他们夫妇俩快活。班太太的话讲得那么响亮，说明了她相信他们俩一定会幸福。

然后新夫妇转身走到班纳特先生跟前，他对他们可没有他太太那么热诚。只见他的脸色显得分外严峻，连嘴也不张一下。这一对年轻夫妇那种安然自得的样子，实在叫他生气。伊丽莎白觉得厌恶，连吉英也禁不住感到惊骇。丽迪雅还是丽迪雅——不安分，不害羞，撒野吵嚷，天不怕地不怕的。她从这个姐姐跟前走到那个姐姐跟前，要她们一个个恭喜她。最后大家都坐下来了，她连忙扫视了一下这间屋子，看到里面稍许有些改变，便笑着说，好久不曾到这儿来了。

韦翰更没有一点难受的样子。他的仪表一向亲切动人，要是他为人正派一些，娶亲合乎规矩一些，那么，这次来拜见岳家，他那笑容可掬、谈吐安详的样子，自然会讨大家欢喜。伊丽莎白从来不相信他竟会这样厚颜无耻，她坐下来思忖道：一个人不要起脸来可真是漫无止境。她不禁红了脸，吉英也红了脸；可是那两位当事人，别人都为他们难为情，他们自己却面不改色。

带着亲切的笑容

这个场合确实是不愁没有话谈。新娘和她母亲只觉得有话来不及说；韦翰凑巧坐在伊丽莎白身旁，便向她问起附近一带的熟人近况如何，问得极其和悦从容，弄得她反而不能对答如流。这一对夫妇俨然心安理得，毫无羞耻之心。他们想起过去的事，心里丝毫不觉得难受；丽迪雅又不由自主地谈到了许多事情——要是换了她姐姐们，这种事情是无论如何也说不出口的。

只听得丽迪雅大声说道：“且想想看，我已经走了三个月了！好像还只有两个星期呢；可是时间虽短，却发生了多少事情。天啊！我走的时候，的确想也没想到这次要结了婚再回来，不过我也想到：如果真就这样结了婚，倒也挺有趣的。”

父亲瞪着眼睛。吉英很难受，伊丽莎白啼笑皆非地望着丽迪雅；可是丽迪雅，凡是她不愿意知道的事，她一概不闻不问，她仍然得意洋洋地说下去：“噢，妈妈，附近的人们都知道我今天结婚了吗？我怕他们还不见得都知道；我们一路来的时候，追上了威廉·戈丁的双轮马车，我为了要让他知道我结婚了，便把我自己车子上的一扇玻璃窗放了下来，又脱下手套，把手放在窗口，好让他看见我手上的戒指，然后我又对他点点头，笑得什么似的。”

伊丽莎白实在忍无可忍了，只得站起身来跑到屋外去，一直听到她们走过穿堂，进入饭厅，她才回来。来到她们这里，又见丽迪雅急急匆匆大摇大摆地走到母亲右边，一面对她的大姐姐说：“喂，吉英，这次我要坐你的位子了，你得坐到下手去，因为我已经是出了嫁的姑娘。”

丽迪雅既然从开头起就完全不觉得难为情，这时候当然更是若无其事。她反而越来越不在乎，越来兴头越高。她很想去看看腓力普太太，看看卢卡斯全家人，还要把所有的邻居都统统拜访一遍，让大家都叫她韦翰太太。吃过中饭，她立刻把结婚戒指显给希尔奶奶和其他两个女用人看，夸耀她自己已经结了婚。

大家都回到起坐间以后，她又说道：“妈妈，你觉得我丈夫怎么样？他不是挺可爱吗？姐姐们一定都要羡慕我。但愿她们有我一半运气就好啦。谁叫她们不到白利屯去。那里才是个找丈夫的地方。真可惜，妈妈，我们没有大家一起去！”

“你讲得真对；要是照我的意见，我们早就应该一起都去。可是，丽迪雅宝贝儿，我不愿意你到那么远的地方去。你难道非去不可吗？”

“天啊！当然非去不可，那有什么关系。我真高兴极了。你和爸爸，还有姐姐们，一定要来看我们呀。我们整个冬天都住在纽卡斯尔

[1]

，那儿一定会有很多舞会，而且我一定负责给姐姐们找到很好的舞伴。”

“那我真是再喜欢也没有了！”母亲说。

“等你动身回家的时候，你可以让一两个姐姐留在那儿；我担保在今年冬天以内就会替她们找到丈夫。”

伊丽莎白连忙说：“谢谢你的关怀，可惜你这种找丈夫的方式，我不太欣赏。”

新夫妇只能和家里人相聚十天。韦翰先生在没有离开伦敦之前就已经受到了委任，必须在两星期以内就到团部里去报到。

只有班纳特太太一个人惋惜他们行期太匆促，因此她尽量抓紧时间，陪着女儿到处走亲访友，又常常在家里宴客。这些宴会大家都欢迎：没有心思的人固然愿意赴宴，有心思的人更愿意借这个机会出去解解闷。

果然不出伊丽莎白所料，韦翰对丽迪雅的恩爱比不上丽迪雅对韦翰那样深厚。从一切事实上都可以看出来，他们的私奔多半是因为丽迪雅热爱韦翰，而不是因为韦翰热爱丽迪雅，这在伊丽莎白看来，真是一件显而易见的事。至于说，他既然并不十分爱她，为什么还要跟她私奔，伊丽莎白一点也不觉得奇怪，因为她断定韦翰这次为债务所逼，本来非逃跑不可；那么，像他这样一个青年，路上有一个女人陪陪他，他当然不肯错过机会。

丽迪雅太喜欢他了，她每说一句话就要叫一声亲爱的韦翰。谁也比不上他。他无论做什么事都是天下第一。她相信到了九月一日那一天，他射到的鸟一定比全国任何人都要多。

他们来到这儿没有多少时候，有一天早晨，丽迪雅跟两位姐姐坐在一起，对伊丽莎白说：

“丽萃，我还没有跟你讲起过我结婚的情形呢。我跟妈妈和别的姐姐们讲的时候，你都不在场。你难道不想要听听这场喜事是怎么办的吗？”

“不想听，真不想听，”伊丽莎白回答道；“我认为这桩事谈得不算少了。”

“哎呀！你这个人太奇怪！我一定要把经过情形告诉你。你知道，我们是在圣克利门教堂结婚的，因为韦翰住在那个教区里面。大家约定十一点钟到那儿。舅父母跟我一块儿去的，别的人都约定在教堂里碰头。唔，到了星期一早上，我真是慌张得要命。你知道，我真怕会发生什么意外，把婚期耽搁了，那我可真要发狂了。我在打扮，舅母一直不住嘴地讲呀，说呀，好像是在传道似的。她十句话我最多听进一句，你可以想象得到，我那时一心在惦记着我亲爱的韦翰。我一心想要知道，他是不是穿着他那件蓝衣服去结婚。

“唔，像平常一样，我们那天是十点钟吃早饭的。我只觉得一顿饭老是吃不完，说到这里，我得顺便告诉你，我待在舅父母那儿的一段时期，他们一直很不高兴。说来你也许不信，我虽在那儿待了两个星期，却没有出过家门一步。没有参加过一次宴会，没有一点儿消遣，真过得无聊透顶。老实说，伦敦虽然并不太热闹，不过那个小戏院

[2]

还是开着。言归正传，那天马车来了，舅父却让那个名叫史桐先生的讨厌家伙叫去有事。你知道，他们俩一碰头，就不想分手。我真给吓坏了，不知道怎么是好，因我需要舅父主婚；要是我们误了钟点，那天就结不成婚。幸亏他不到十分钟就回来了，于是我们一块儿动身。不过我后来又想起来了，要是他真被缠住了不能分身，婚期也不会延迟，因为还有达西先生可以代劳。”

伊丽莎白大惊失色，又把这话重复了一遍：“达西先生！”

“噢，是呀！他也要陪着韦翰上教堂去呢。天哪，我怎么完全给弄糊涂了！这件事我应该一字不提才对。我早已在他们面前保证不说的！不知道韦翰会怎样怪我呢？这本来应该严格保守秘密的呀！”

“如果是秘密，”吉英说，“那么，就请你再也不要说下去了。你放心，我决不会再追问你。”

“噢，一定不追问你，”伊丽莎白嘴上虽是这样说，心里却非常好奇。“我们决不会盘问你。”

“谢谢你们，”丽迪雅说；“要是你们问下去，我当然会把底细全都告诉你们，这一来就会叫韦翰生气。”

她这话明明是怂恿伊丽莎白问下去，伊丽莎白便只得跑开，让自己要问也无从问起。

但是，这件事是不可能不闻不问的，至少也得去打听一下。达西先生竟会参加了她妹妹的婚礼！那样一个场面，那样两个当事人，他当然万万不愿意参与，也绝对没有理由去参与。她想来想去，把各种各样古怪的念头都想到了，可还是想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她当然愿意从最好的方面去想，认为他这次是胸襟宽大，有心表示好意，可是她这种想法又未免太不切合实际。她无论如何也摸不着头脑，实在难受，于是连忙拿起一张纸，写了封短短的信给舅母，请求她把丽迪雅刚才无意中泄露出来的那句话解释一下，只要与原来保守秘密的计划能够并行不悖就是了。

她在信上写道：“你当然很容易了解到，他跟我们非亲非眷，而且跟我们家里相当陌生，竟会跟你们一同参加这次婚礼，这叫我怎么能够不想打听一下底细呢？请你立刻回信，让我把事情弄明白。如果确实如丽迪雅所说，此事非保守秘密不可，那我也只得不闻不问了。”

写完了信以后，她又自言自语地说：“亲爱的舅母，如果你不老老实实告诉我，我迫不得已，便只有千方百计地去打听了。”

且说吉英是个十二万分讲究信用的人，她无论如何也不肯把丽迪雅嘴里漏出来的话暗地里去说给伊丽莎白听。伊丽莎白很满意她这种作风。她既然已经写信去问舅母，不管回信能不能使她满意，至少在没有接到回信以前，最好不要向任何人透露心事。

[1]
英格兰一港口，英国所产的煤大都由此处运往世界各国。

[2]
小戏院可能系指朱瑞巷戏院。该戏院旧址原系斗鸡场，至詹姆斯一世时改为戏院，于1663年开幕，1672年被焚，1674年重新开设，由德莱顿致开幕词。1809年又被焚，1812年重新开幕，由拜伦朗诵揭幕诗。在该院演出之名演员计有波士、加里克等人，肯波曾于1782年9月3日在该院初次登台演出《汉姆莱特》。该院于1908年3月25日三度被焚。又海马克剧院亦称小戏院。

第五十二章

伊丽莎白果然如愿以偿，很快就接到了回信。她一接到信，就跑到那清静的小树林里去，在一张长凳上坐下来，准备读个痛快，因为她看到信写得那么长，便断定舅母没有拒绝她的要求。

亲爱的甥女：

刚刚接到你的来信，我便决定以整个上午的时间来给你写回信，因为我估料三言两语不能够把我要跟你讲的话讲个明白。我得承认，你所提出的要求很使我诧异，我没有料到提出这个要求的竟会是你
，请你不要以为我这是生气的话，我不过说，我实在想象不到你
居然还要来问。如果你一定装作听不懂我的话，那只有请你原谅我失礼了。你舅父也跟我同样地诧异，我们都认为，达西所以要那样做，完全是为了你的缘故。如果你当真一点也不知道，那也只好让我来跟你说说明白了。就在我从浪搏恩回家的那一天，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客人来看你舅父。那人原来就是达西先生，他跟你舅父关起门来，密谈了好几个钟头。等我到家的时候，事情已经过去了，我当时倒并没有像你现在这样好奇。他是因为发觉了你妹妹和韦翰的下落，特地赶来告诉嘉丁纳先生一声。他说，他已经看到过他们，而且跟他们谈过话——跟韦翰谈过好多次，跟丽迪雅谈过一次。据我看，我们离开德比郡的第二天，达西就动身赶到城里来找他们了。他说，事情弄到如此地步，都怪他不好，没有及早揭露韦翰的下流品格，否则就不会有哪一位正派姑娘会把他当作知心，会爱上他了。他慨然引咎自责，认为这次的事情都得怪他当初太傲慢，因为他以前认为韦翰的品格自然而然会让别人看穿，不必把他的私人行为都一一揭露出来，免得使他自己有失体统，他认为这都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罪恶，因此他这次出面调停，设法补救，实在是义不容辞。他自己承认他要干预这件事的动机就是如此。如果他当真别有用心
，也不会使他丢脸。他在城里待了好几天才找到他们；可是他有线索可找，我们
可没有。他也是因为自信有这点把握，才下定决心紧跟着我们而来。好像有一位杨吉太太，她早先做过达西小姐的家庭教师，后来犯了什么过错（他没有讲明），被解雇了，便在爱德华街弄了一幢大房子，分租过活。达西知道这位杨吉太太跟韦翰极其相熟，于是他一到城里，便上她那儿去打听他的消息。他花了两三天工夫，才从她那儿把事情探听明白。我想，杨吉太太早就知道韦翰的下落，可是不给她贿赂她决不肯讲出来。他们俩确实是一到伦敦便到她那里去，要是她能够留他们住，他们早就住在她那儿了。我们这位好心的朋友终于探听出了他们在某某街的住址，于是他先去看韦翰，然后他又非要看到丽迪雅不可。据他说，他第一件事就是劝丽迪雅改邪归正，一等到和家里人说通了，就赶快回去，还答应替她帮忙到底，可是他发觉丽迪雅坚决要那样搞下去，家里人一个都不在她心上。她不要他帮助，她无论如何也不肯丢掉韦翰。她断定他们俩迟早总要结婚，早一天迟一天毫无关系。于是他想，他第一次跟韦翰谈话的时候，明明发觉对方毫无结婚的打算，如今既是丽迪雅存着这样的念头，当然只有赶快促成他们结婚。韦翰曾经亲口承认，他当初所以要从民兵团里逃出来，完全是由于为赌债所逼，至于丽迪雅这次私奔所引起的不良后果，他竟毫不犹豫地把它完全归罪于她自己的愚蠢。他说他马上就要辞职。讲到事业前途，他简直不堪设想。他应该到一个什么地方去找份差事，可是又不知道究竟去哪儿，他知道他快要没有钱生活下去了。达西先生问他为什么没有立刻跟你妹妹结婚，虽然班纳特先生算不上什么大阔人，可是也能够帮他一些忙，他结婚以后，境况一定会有利一些。但是他发觉韦翰回答这话的时候，仍然指望到别的地方去另外攀门亲，以便扎扎实实地赚进一笔钱。不过，他目前的情况既是如此，如果有救急的办法，他也未始不会心动。他们见了好几次面，因为有好多地方都得当面商讨。韦翰当然漫天讨价，结果总算减少到一个合理的数目。他们
之间一切都商谈好了，达西先生的下一个步骤就是把这件事告诉你舅父，于是他就在我回家的前一天晚上，到天恩寺街来进行第一次访问。当时嘉丁纳先生不在家；达西先生打听到你父亲那天还住在这儿，不过第二天早晨就要走。他以为你父亲不是像你舅父那样一个好商量的人，因此，决定等到你父亲走了以后，再来看你舅父。他当时没有留下姓名，直到第二天，我们还只知道有位某某先生到这儿来过，找他有事。星期六他又来了。那天你父亲已经走了，你舅父在家，正如我刚才说过的，他们俩便在一起谈了许久。他们星期天又见了面，当时我也看见他的。事情一直到星期一才完全谈妥。一谈妥之后，就派专人送信到浪搏恩来。但是我们这位贵客实在太固执了。丽萃，我以为说到他的性格，惟一的缺点毕竟还是固执。人们都纷纷指责他的错处，今天说他有这个错处，明天又说他有那个错处，可是这一
个才是他真正的错处。样样事情都非得由他亲自来办不可；其实你舅父非常愿意全盘包办（我这样说并不是为了讨你的好，所以请你不要跟别人提起）。他们为这件事争执了好久，其实对当事人来说，无论是男方女方，都不配享受这样的对待。可是你舅父最后还是不得不依从他，以致非但不能替自己的外甥女儿稍微尽点力，而且还要无劳居功，这完全和他的心愿相违；我相信你今天早上的来信一定会使他非常高兴，因为这件掠人之美的事，从此可以说个清楚明白，使那应该受到赞美的人受到赞美。不过，丽萃，这件事只能让你知道，最多只能说给吉英听。我想你一定会深刻了解到，他对那一对青年男女尽了多大的力。我相信他替他偿还的债务一定远在一千镑以上，而且除了她自己名下的钱以外，另外又给她
一千镑，还给他买了个官职。至于这些钱为什么得由他一个人付，我已经在上面说明理由。他说这都怪他自己不好，怪他当初考虑欠妥，矜持过分，以致叫人家不明了韦翰的人品，结果使人家上了当，把他当做好人。这番话
或许真有几分道理；不过我却觉得，这种事既不应当怪他矜持过分，也不应当怪别人矜持过分。亲爱的丽萃，你应当明白，他的话虽然说得这样动听，我们要不是鉴于他别有苦心
，你舅父决不肯依从他。一切事情都决定了以后，他便回到彭伯里去应酬他那些朋友，大家同时说定，等到举行婚礼的那天，他还得再到伦敦来，办理一切有关金钱方面的最后手续。现在我把所有的事情都讲给你听了。这就是你所谓会使你大吃一惊的一篇叙述；我希望至少不会叫你听了不痛快。丽迪雅上我们这儿来住过，韦翰也经常来。他完全还是上次我在哈福德郡见到他时的那副老样子。丽迪雅待在我们这儿时，她的种种行为举止，的确叫我很不满，我本来不打算告诉你，不过星期三接到吉英的来信，我才知道她回家依然故态复萌，那么，告诉了你也不会使你有什么新的难过。我几次三番一本正经地跟她说，她这件事做得大错特错，害得一家人都痛苦悲伤。哪里知道，我的话她听也不要听。有几次我非常生气，但是一记起了亲爱的伊丽莎白和吉英，看在她们面上，我还是容忍着她。达西先生准时来到，正如丽迪雅所告诉你的，他参加了婚礼。他第二天跟我们在一起吃饭，星期三或星期四又要进城去。亲爱的丽萃，要是我利用这个机会说，我多么喜欢他（我以前一直没有敢这样说），你会生我的气吗？他对待我们的态度，从任何方面来说，都跟我们在德比郡的时候同样讨人喜爱。他的见识，他的言论，我都很喜欢。他没有任何缺点，只不过稍欠活泼；关于这一点，只要他结婚结得当心
一些，娶个好太太，他也许会让她给教好的。我认为他嘴紧得很，因为他几乎没有提起过你的名字。但是嘴紧倒好像成了时下的一种风气。如果我说得太放肆了，还得请你原谅，至少不要处罚得我太厉害，将来连彭伯里也不许我去啊。我要把那个花园逛遍了，才会心满意足。我只要弄一辆矮矮的双轮小马车，驾上一对漂亮的小马就行了。我无法再写下去，孩子们已经嚷着要我要了半个钟头。

你的舅母M·嘉丁纳九月六日写于天恩寺街

伊丽莎白读了这封信，真是百感交集。她这种心情，叫人家弄不明白她究竟是高兴多于苦痛，还是苦痛多于高兴。她本来也曾隐隐约约、疑疑惑惑地想到达西先生可能会成全她妹妹的好事，可是又不敢往这方面多想，怕他不可能好心到这个地步；另一方面她又顾虑到，如果他当真这样做了，那又未免情意太重，报答不了人家，因此她又感到痛苦。如今这些揣测却成了千真万确的事实！想不到他那天竟会跟随着她和舅父母赶到城里去。他不惜担当起一切的麻烦和艰苦，来探索这件事。他不得不向一个他所深恶痛绝、极其鄙视的女人去求情。他不得不委曲求全，同一个他极力要加以回避、而且连名字也不愿意提起的人去见面，常常见面，跟他说理规劝他，最后还不得不贿赂他。他这般仁至义尽，只不过是为了一个他既无好感又不器重的姑娘。她心里轻轻地说，他这样做，都是为了她。但是，再想到一些别的方面，她立刻就不敢再存这个希望。她马上感觉到，她本可以从虚荣心出发，认为他确实爱她，可是她哪能存着那么大的虚荣心，指望他会爱上一个已经拒绝过他的女人！他不愿意跟韦翰做亲戚，这种情绪本来也极其自然，又哪能指望他去迁就！何况是跟韦翰做连襟！凡是稍有自尊心的人，都容忍不了这种亲戚关系。毫无问题，他为这件事出了很大的力。她简直不好意思去想象他究竟出了多大的力。他所以要过问这件事，理由已经由他自己加以说明，你不必多费思索就可以深信无疑。他怪他自己当初做事欠妥，这自然讲得通；他很慷慨，而且有资格可以慷慨；虽然她不愿意认为他这次主要就是为了她，可是她也许可以相信，他对她依旧未能忘情，因此遇到这样一件与她心境攸关的事情，他还是愿意尽心竭力。一想起这样一个人对她们情意隆重，而她们却无法报答他，这真是痛苦，说不尽的痛苦。丽迪雅能够回来，能够保全了人格，这一切都得归功于他。她一想起自己以前竟会那样厌恶他，竟会对他那样出言唐突，真是万分伤心！她不胜自愧，同时又为他感到骄傲。骄傲的是，他竟会一本同情之心，崇尚义气，委曲求全。于是她把舅母信上恭维他的那段话读了又读，只觉还嫌说得不够，可是也足以叫她十分高兴。她发觉舅父母都断定她跟达西先生感情深切，推心置腹。她虽然不免因此而感到几分懊恼，却也颇为得意。

这时已经有人走近前来，打断了她的沉思，使她从座位上站起来；她刚要从另一条小径走过去，却见韦翰赶了上来。

他走到她身边说道：“我怕我打扰了你清静的散步吧，亲爱的姐姐。”

她笑着回答道：“的确是这样，不过，打扰未必就不受欢迎。”

“要是这样，我真过意不去。我们
一向是好朋友，现在更加亲近了。”

“我的话她听也不要听。”

“你说得是。他们都出来了吗？”

“不知道。妈妈和丽迪雅乘着马车到麦里屯去了。亲爱的姐姐，听舅父母说起，你当真到彭伯里去玩过了。”

她说，当真去过了。

“你这份眼福几乎叫我嫉妒，可惜我又消受不了，否则，我到纽卡斯尔去的时候，也可以顺道一访。我想，你看到了那位年老的管家奶奶吧？可怜的雷诺奶奶！她从前老是那么喜欢我。不过，她当然不会在你面前提起我的名字。”

“她倒提到了。”

“她怎么说来着？”

“她说你进了军队，就怕——就怕你情形不大好。路隔得那么
远，传来的话十分靠不住。”

“当然啰，”他咬着嘴唇回答道。

伊丽莎白满以为这一下可以叫他住嘴了；但是过不了一会儿，他又说道：

“上个月真出乎意料，在城里碰到了达西。我们见了好几次面。我不知道他到城里有什么事。”

“或许是准备跟德·包尔小姐结婚吧，”伊丽莎白说。“他在这样的季节到城里去，一定是为了什么特殊紧要的事。”

“毫无疑问。你在蓝白屯见到过他吗？听嘉丁纳夫妇说，你见到过他的。”

“见过，他还把我们介绍给他的妹妹。”

“你喜欢她吗？”

“非常喜欢。”

“真的，我听说她这一两年来有了很大的长进。以前看到她的时候，我真觉得她没有什么出息。你喜欢她，我很高兴。但愿她能够改好得像个人样。”

“她一定会那样；她那最容易惹祸的年龄已经过去了。”

“你们经过金泊屯村的吗？”

“我记不得是否到过那个地方。”

“我所以要提到那个地方，就因为我当初应该得到的一份牧师俸禄就在那儿。那是个非常好玩的地方！那所牧师住宅也好极了！各方面都适合我。”

“你竟喜欢讲道吗？”

“喜欢极了。我本当把它看作我自己本分的职务，即使开头要费点力气，过不了多久也就无所谓了。一个人不应该后悔；可是，这的确是我的一份好差事！这样安闲清静的生活，完全合乎我幸福的理想！只可惜已经事过境迁。你在肯特郡的时候，有没有听到达西谈起过这件事？”

“听
到过的，而且我认为他的话很靠得住
，听说那个位置给你是有条件的，而且目前这位施主

[1]

可以自由处理。”

“你听到过！不错，这话也有些道理；我开头就告诉过你，你可能还记得。”

“我还听说，你过去有一个时期，并不像现在这样喜欢讲道，你曾经郑重其事地宣布过，决计不要当牧师，于是这件事就此解决了。”

“你真听说过！这话倒不是完全没有根据。你也许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谈起这件事的时候，我也提起过的。”

他们两人现在快要走到家门口了，因为她有意走得很快，要甩脱他；不过看在妹妹分上，她又不愿意使他生气，因此她只是和颜悦色地笑了笑，回答道：

“算了吧，韦翰先生；你要知道，我们现在已是兄弟姐妹。不要再为了过去的事争论吧。但愿将来一直不会有什么冲突。”

她伸出手来，他亲切而殷勤地吻了一下。虽然这时候他表情十分尴尬。他们就这样走进了屋子。

[1]
按指达西。

第五十三章

韦翰先生对于这场谈话完全感到满意，从此他便不再提起这件事，免得自寻苦恼，也免得惹他亲爱的大姨伊丽莎白生气；伊丽莎白见他居然给说得不再开口，也觉得很高兴。

转眼之间，他和丽迪雅的行期来到了，班纳特太太不得不和他们分离，而且至少要分别一年，因为班纳特先生坚决不赞同她的计划，不肯让全家都搬到纽卡斯尔去。

她哭了：“哦，我的丽迪雅宝贝，我们到哪一天才能见面呢？”

“天哪！我也不知道。也可能两年三年见不着面。”

“常常写信给我吧，好孩子。”

“我尽可能常写信来。可是你知道，结了婚的女人是没有什么工夫写信的。姐妹们倒可以常常写信给我
，反正她们无事可做。”

韦翰先生一声声的再见比他太太叫得亲切得多。他笑容满面，仪态万方，又说了多少漂亮话。

他们一走出门，班纳特先生就说：“他是我生平所看到的最漂亮的一个人。他既会假笑，又会痴笑，又会跟大家调笑。我真为他感到莫大的骄傲。我敢说，连卢卡斯爵士也未必拿得出一个更名贵的女婿。”

女儿走了以后，班纳特太太郁闷了好多天。

她说：“我常常想，同自己的亲人离别，真是再难受不过的事；他们走了，我好像失去了归宿。”

伊丽莎白说：“妈妈，你要明白，这就是嫁女儿的下场，好在你另外四个女儿还没有人要，一定会叫你好受些。”

“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丽迪雅并不是因为结了婚而要离开我，而是因为她丈夫的部队凑巧驻扎得那么远。要是近一点，她就用不着走得这样快了。”

且说这事虽然使班纳特太太精神颓丧，不过没有过多久也就好了，因为这时候外界正流传着一件新闻，使她的精神又振作了起来。原来风闻尼日斐花园的主人一两天内就要回到乡下来，打几个星期的猎，他的管家奶奶正在奉命收拾一切。班纳特太太听到这消息，简直坐立不安。她一会儿望望吉英，一会儿笑笑，一会儿摇摇头。

“好极了，彬格莱先生居然要来了，妹妹，”（因为第一个告诉她这消息的正是腓力普太太。）“好极了，实在太好了。不过我倒并不在乎。你知道，我们一点也不把他放在心上，我的确再也不想见到他了。不过，他既然愿意回到尼日斐花园来，我们自然还是欢迎他。谁知道会怎么样呢？反正与我们无关。你知道，妹妹，我们早就讲好，再也不提这件事。他真的会来吗？”

她的妹妹说：“你放心好了，尼可尔斯奶奶

[1]

昨儿晚上去过麦里屯。我亲眼看见她走过，便特地跑出去向她打听，是不是真有这回事；她告诉我说，的确真有这回事。他最迟星期四就会来，很可能星期三就来。她又说，她正要上肉铺子去定点儿肉，准备星期三做菜，她还有六只鸭子，已经可以宰了吃。”

班纳特小姐听到他要来，不禁变了脸色。她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在伊丽莎白面前提起过他的名字；可是这一次，一等到只有她们姐妹两人在一起的时候，她就说道：

“丽萃，今天姨母告诉我这消息的时候，我看到你直望着我，我知道我当时神色很难看；可是你千万别以为是为了这一类的傻事，只不过当时我觉得大家都在盯着我看，所以一时之间有些心乱。老实告诉你，这个消息既不使我感到愉快，也不使我感到痛苦。只有一点使我感到高兴——这次他是一个人来的，因此我们看到他的机会就会比较少。我本身并没有什么顾虑，而是怕别人闲言闲语。”

伊丽莎白对这件事不知道怎么想才好。如果她上次没有在德比郡见到他，她也许会以为他此来并非别有用心。可是她依旧认为他对吉英未能忘情。这次他究竟是得到了他朋友的允许才来的呢，还是他自己大胆跑来的？这实在叫她无从断定。

她有时候不由得这么想：“这可怜的人，回到自己租定的房子里来，却引起人家这样纷纷猜测，想起来着实令人难受。我也别去管他吧。”

不管她姐姐嘴上怎么说，心里怎么想，是否盼望他来，伊丽莎白却很容易看出了她姐姐精神上受到了影响，比往常更加心魂不定，神色不安。

大约在一年以前，父母曾经热烈地争论过这个问题，如今又要旧事重提了。

班纳特太太又对她丈夫说：“我的好老爷，彬格莱先生一来，你一定要去拜访他呀。”

“不去，不去，去年你硬逼着我去看他，说什么只要我去看了他，他就会挑中我们的某一个女儿做太太，可是结果只落得一场空，我再也不干这种傻事了。”

他太太又说，那位贵人一回到尼日斐花园，邻居们都少不了要去拜候他。

他说：“我恨透了这一类的礼节
，要是他想跟我们来往，让他自己找上门来好了。他又不是不知道我们的住址。邻居们每次来来去去，都得要我来迎送，我可没有这种工夫。”

“唔，你不去拜访他，那就是太不知礼。不过，我还是可以请他到这儿来吃饭，我已经决定要请他来。我们本当早些请郎格太太和戈丁一家人来，加上我们自己家里的人，一共是十三个，所以正好留个位子给他。”

她决定了这么做，心里就觉得快慰了些，因此丈夫的无理也就叫她好受了些；然而，这样一来，结果就会使邻居们比他们先看到彬格莱先生。他来的日子迫近了。

吉英对她妹妹说：“我现在反而觉得他还是不要来的好，其实也无所谓；我见到他也可以装得若无其事；只是听到人家老是谈起这件事，我实在有些受不了。妈妈是一片好心，可是她不知道（谁也不知道）她那些话使我多么难受。但愿他不要在尼日斐花园再住下去，我就满意了！”

伊丽莎白说：“我真想说几句话安慰安慰你，可惜一句也说不出。你一定明白我的意思。我不愿意像一般人那样，看到人家难受，偏偏劝人家有耐性一些，因为你一向就有极大的耐性。”

彬格莱先生终于来了。班纳特太太多亏用人们加以协助，获得消息最早，因此烦神也烦得最久。既然及早去拜望他的计划已告失望，她便屈指计算着日子，看看还得再隔多少天才能送请帖。幸亏他来到哈福德郡的第三天，班纳特太太便从化妆室的窗口看见他骑着马走进围场，朝她家里走来。

她喜出望外，急急忙忙唤女儿们来分享她这种愉快。吉英毅然决然地坐在桌子边不动。伊丽莎白为了叫她母亲满意，便走到窗口望了一望，只见达西先生也跟他一同来了，于是她便走回去坐在姐姐身旁。

吉蒂说：“妈妈，另外还有位先生跟他一起来了呢，那是谁呀？”

达西先生也跟他一同来了

“我想，总不外乎是他朋友什么的，宝贝，我的确不知道。”

“瞧！”吉蒂又说。“活像以前跟他在一起的那个人。记不起他的名字了，就是那个非常傲慢的高个儿呀。”

“天哪，原来是达西先生！准定是的。老实说，只要是彬格莱先生的朋友，这儿总是欢迎的；要不然，我一见到这个人就讨厌。”

吉英极其惊奇、极其关心地望着伊丽莎白。她完全不知道妹妹在德比郡跟达西会面的事，因此觉得妹妹自从收到他那封解释的信以后，这回第一次跟他见面，一定会觉得很窘。姐妹俩都不十分好受。她们彼此体贴，各有隐衷。母亲依旧在唠叨不休，说她颇不喜欢达西先生，只因为看他究竟还是彬格莱先生的朋友，所以才客客气气地接待他一番。这些话姐妹俩都没有听见。其实伊丽莎白心神不安，的确还另有原因，这是吉英所不知道的。伊丽莎白始终没有勇气把嘉丁纳太太那封信拿给吉英看，也没有勇气向吉英叙述她对他感情变化的经过。吉英只知道他向她求婚，被她拒绝过，她还低估过他的长处，殊不知伊丽莎白的隐衷绝不仅如此而已，她认为他对她们全家都有莫大的恩典，她因此对他另眼看待。她对他的情意即使还抵不上吉英对彬格莱那样深切，至少也像吉英对待彬格莱一样地合情合理，恰到好处。达西这次回到尼日斐花园，并且自动到浪搏恩来重新找她，确实使她感到惊奇，几乎像她上次在德比郡看见他作风大变时一样地感到惊奇。

时间已经隔了这么久，而他的情意，他的心愿，竟始终不渝；一想到这里，她那苍白的脸便重新恢复了血色，而且显得更加鲜艳，她不禁喜欢得笑逐颜开，双目放光。可是她毕竟还是放心不下。

她想：“让我先看看他的举止行动如何，然后再存指望还不迟。”

她坐在那儿专心做针线，竭力装得镇静，连眼睛也不抬起来一下，等到用人走近房门，她才性急起来，抬起头来望望姐姐的脸色，只见吉英比平常稍微苍白了一些，可是她的端庄持重，颇出于伊丽莎白的意料。两位贵客到来的时候，她的脸涨红了；不过她还是从容不迫、落落大方地接待他们，既没有显露一丝半点怨恨的形迹，也并不做得过分殷勤。

伊丽莎白没有跟他们两人攀谈什么，只不过为了顾全礼貌，照例敷衍了几句，便重新坐下来做针线，而且做得特别起劲。她只是大胆地瞟了达西一眼，只见他的神色像往常一样严肃，不像在彭伯里时的那副神气，而是像他在哈福德郡时的那副神气。这也许是因为他在她母亲面前，不能像在她舅父母面前那样不拘礼节。她这种揣测固然是煞费苦心，但也未必不近情理。

她也望了彬格莱一眼，立即就看出他又是高兴，又是局促不安。班纳特太太待他那样礼貌周到，而对他那位朋友，却是勉强敷衍，十分冷淡，相形之下，使她两个女儿觉得很是过意不去。

其实她母亲对待这两位贵客完全是轻重倒置，因为她心爱的一个女儿多亏了达西先生的搭救，才能免于身败名裂，伊丽莎白对这事的经过知道得极其详细，所以特别觉得难受。

达西向伊丽莎白问起嘉丁纳夫妇，伊丽莎白回答起来不免有些慌张。以后达西便没有再说什么。他所以沉默寡言，也许是因为他没有坐在她身边的缘故，不过上次在德比郡，他却不是这样。记得上次他每逢不便跟她自己说话的时候，就跟她舅父母说话，可是这一次，却接连好几分钟不听见他开口。她再也抑制不住好奇心了，便抬起头来望望他的脸，只见他不时地看着吉英和她自己，大部分时间又总是对着地面发呆。可见得这一次比起他们俩上次见面的时候，他心思比较重，却不像上次那样急于博得人家的好感。她感到失望，同时又怪自己不应该失望。

她想：“怎么料得到他竟是这样？那他何必要来？”

除了他以外，她没有兴致跟别人谈话，可是她又没有勇气向他开口。

她向他问候他的妹妹，问过以后，又是无话可说。

只听得班纳特太太说：“彬格莱先生，你走了好久啦。”

彬格莱先生连忙说，的确有好久了。

“我开头还担心你一去不回。人们都说，你打算一到米迦勒节，就把房子退租，我但愿不会如此。自从你走了以后，这一带发生了好多事情。卢卡斯小姐结婚了，有了归宿了，我自己一个女儿也出了嫁。我想你已经听到过这件事，你一定在报纸上看到了吧。我知道《泰晤士报》和《快报》上都有消息，不过写得不成体统。那上面只说：‘乔治·韦翰先生将于最近与班纳特小姐结婚，’关于她的父亲，她住的地方，以及诸如此类的事，一个字也没有提到。这是我弟弟嘉丁纳拟的稿，我不懂他怎么会做得这样糟糕。你看到了吗？”

彬格莱说他看到了，又向她道贺。伊丽莎白连眼睛也不敢抬起来，因此也不知道达西先生此刻表情如何。

班纳特太太接下去说：“的确，顺利地嫁出了一个女儿，真是桩开心的事，可是，彬格莱先生，她离开了我身边，我又觉得难受。他们到纽卡斯尔去了，在很远的北方，他们去了以后也不知道多久才能回来。他的部队在那儿。他已经脱离了某某民兵团，加入了正规军，你大概也知道吧。谢天谢地！他总算也有几个朋友，不过凭他的品德，他还可以多几个朋友呢。”

伊丽莎白知道她这话是有意说给达西先生听的，真是难为情得要命，几乎坐也坐不住了。不过这番话倒是比什么都有效用，使她能够勉为其难地跟客人攀谈起来。她开始问彬格莱是否打算暂时在乡下小住，他说，要住几个星期。

她母亲说：“彬格莱先生，等你把你自己庄园里的鸟儿打完以后，请到班纳特先生的庄园里来，你爱打多少就打多少。我相信他一定非常乐意让你来，而且会把最好的鹧鸪都留给你。”

伊丽莎白听她母亲这样废话连篇，讨好卖乖，越发觉得难受。想起了一年以前，她们曾经满怀希望，沾沾自喜，如今虽然眼见得又是好事在即，然而只消一转眼的工夫，便会万事落空，徒感懊丧。她只觉得无论是吉英也好，她自己也好，即使今后能够终身幸福，也补偿不了这几分钟的苦痛难堪。

她心里想：“我只希望今后永远不要跟他们两人来往。跟他们做朋友虽然能够获得愉快，可是实在抵偿不了这种难堪的局面。但愿再也不要见到他们！”

不过话说回来，虽然终身的幸福也抵偿不了眼前的痛苦，可是不到几分钟工夫，她看到姐姐的美貌又打动了她先前那位情人的心，于是她的痛苦便大大减轻了。彬格莱刚进来的时候，简直不大跟吉英说话，可是不久便越来越殷勤。他发觉吉英还是像去年一样漂亮，性格温顺，态度自然，只是不像去年那么爱说话。吉英一心只希望人家看不出她跟从前有什么两样，她自以为她依旧像从前一样健谈。其实她是心事太重，因此有时候沉默起来，连她自己也没有觉察到。

班纳特太太早就打算向贵客稍献殷勤，当他们告辞的时候，她记起了这件事，便立即邀请他们过几天到浪搏恩来吃饭。

于是她便说道：“彬格莱先生，你还欠我一次回拜呢，你去年冬天上城里去的时候，答应一回来就上我们这儿来吃顿便饭。你要知道，我一直把这事摆在心上，你却一直没有回来赴约，真使我大失所望。”

提起这件事来，彬格莱不禁呆了半天，后来才说，因为有事情耽搁了，极为抱歉。然后两人便告辞而去。

班纳特太太本来一心一意打算当天就请他们吃饭，然而她又想到，家里平常的饭菜虽然也很不错，可是人家是个有身份的人，每年的收入达一万镑之多，她既然对人家寄存着那么深切的希望，那么，不添两道正菜，怎么好意思呢？

[1]
按尼可尔斯奶奶是彬格莱家里的女管家，应是本书第11章所提男管家尼可尔斯之妻子。

第五十四章

他们一走，伊丽莎白便到屋外去溜达溜达，好让自己精神舒畅一下，换句话说，也就是不停地去想那些足以使她精神更加沉闷的念头。达西先生的行为叫她惊奇，也叫她烦恼。

她想：“要是他这次来是为了要沉默寡言，庄严冷淡，那他又何必来？”

她想来想去，总是不愉快。

“他在城里的时候，对我的舅父母依旧很和气，很讨人喜欢，怎么反而对我两样？如果他见我就怕，他又何必要来？如果他已经无心于我，又何必有话不说？好一个惯会作弄人的男子！今后我再也不去想念他了。”

姐姐走近前来，使她不得不把这个念头暂时搁在一旁。她一见姐姐神色欣然，便知道这两位贵客虽使她自己失意，却使她姐姐较为得意。

姐姐说：“第一次见面总算过去了，我倒觉得非常自在。这次我既然能够应付，等他下次再来，我便不会发窘。他星期二能到这儿来吃饭，我倒很高兴，因为到那时候，大家都会看出，我和他不过是无所谓的普通朋友。”

伊丽莎白笑着说：“好一个无所谓的朋友！吉英，还是当心点儿好！”

“亲爱的丽萃，你可别以为我那么软弱，到现在还会招来什么危险。”

“我看你有极大的危险，会叫他如醉如痴地爱你。”

直到星期二，她们方才又见到那两位贵客。班纳特太太因为上次看到彬格莱先生在那短短的半小时访问过程中，竟然兴致极高，礼貌又好，因此这几天来便一直在打着如意算盘。

且说那天浪搏恩来了许多客人；主人家最盼望的两位嘉宾都准时而到，作为狩猎者，他们果真做到了信守时刻。两人一走进饭厅，伊丽莎白连忙注意彬格莱先生，看他是不是在吉英身旁坐下，因为从前每逢有宴会，他都是坐在那个位子上。她那精明的母亲也有同感，因此并没有请他坐到她自己身边去。他刚走进饭厅的时候，好像颇有些犹豫，幸亏吉英凑巧回过头来，凑巧在微笑，他这才拿定主意，在她身边坐下。

伊丽莎白看得很是得意，不由得朝他那位朋友望了一眼，只见达西落落大方，若无其事。她要不是恰巧看见彬格莱先生又惊又喜地也对达西先生望了一眼，她还以为他这次之所以能够称心如意，是事先蒙到达西先生恩准的呢。

吃饭的时候，彬格莱先生果然对她姐姐流露出了爱慕之意。虽然这种爱慕表现得没有从前那样露骨，可是伊丽莎白却觉得，只要能够完全让他自己做主，吉英的幸福和他自己的幸福一定马上就可以十拿九稳。虽然她不敢过存奢望，可是看到他那样的态度，实在叫她高兴。她当时心情虽然并不十分愉快，这一来却使她精神上得到了极大的鼓舞。达西先生的座位和她隔得那么远，他和她母亲坐在一起。她觉得这无论是对于达西，对于她母亲，都是兴味索然，两不方便。座位隔得远了，她自然听不清达西跟她母亲讲些什么，可是她看得出他们俩很少谈话，谈起来又非常拘泥，非常冷淡。看看母亲对他那样敷衍应酬，再想想他对她们家里情深谊重，她当然分外难受。有几次她真恨不得能够告诉他说，她家里并不是没有人知道他的好处，并不是全家都对他忘恩负义。

吉英凑巧回过头来

她但愿这个下午彼此能够亲近一些，多谈些话，不要辜负了他这一场拜访，不要让他只是在进门时听到她照例地招呼一声，便一无所获。她感到万分焦急不安，因此在两位贵客没有走进会客室以前，她几乎厌倦沉闷得快要发脾气了。她一心盼望他们进来，因为整个下午的兴致完全在此一着。

她想：“假如那时候
他依旧不到我跟前来，我只好永远把他放弃。”两位贵宾进来了；看他那副神情，她倒觉得他不会辜负她一片心意。可是天哪！班纳特小姐在桌子上斟茶，伊丽莎白在倒咖啡，女客们却把这张桌子团团围住，大家挤在一起，摆一张椅子的空地方也没有。他们进来以后，有一个姑娘又向伊丽莎白身边更挨近一些，跟她低声说道：

“我决计不让这般男人来把我们分开，不管哪个男人，我们都不让他来，好不好？”

达西只得走开。伊丽莎白的眼睛盯牢着他看，随便看到什么人跟他说话，她都觉得嫉妒。她几乎没有心思给客人们倒咖啡了。过了一会儿，她又埋怨自己不该这样痴心。

“他是一个被我拒绝过的男人！我怎么蠢到这般地步，竟会指望他重新爱上我？哪一个男人会这样没有骨气，向一个女人求第二次婚？他们决不屑做这种丢面子的事！”

这时只见他亲自把咖啡杯送回来，因此她总算稍微高兴了一些，立即抓住这个机会跟他说话：

“你妹妹还在彭伯里吗？”

“还在，她一直要在那儿待到圣诞节。”

“只有她一个人吗？她的朋友都走了没有？”

“安涅斯雷太太跟她在一起。别的人都在三个星期以前上斯卡巴勒

[1]

去了。”

郎格太太和她的侄女儿们

她想不出别的话可说了；不过，只要他
愿意跟她谈话，他自有办法。他默默无言地在她身旁站了几分钟，后来那位年轻的小姐又跟伊丽莎白咬起耳朵来，他又只得走开。

等到茶具撤走、牌桌全摆好以后，女客们都站起身来，这时伊丽莎白更希望他立刻就到自己身边来，但见她母亲在四处硬拉人打“惠斯脱”，他也情面难却，顷刻之间就和众宾客一同坐上牌桌，于是她一切的希望都落了空。她满怀的兴致都变成泡影。今晚她已毫无指望。两个人只得各坐牌桌一张，达西的眼睛频频向她这边看，结果两个人都打输了牌。

班纳特太太本来打算留尼日斐花园的这两位贵客吃晚饭，不幸的是，他们吩咐用人套车比谁都先，因此她没有机会留他们。

客人们一走，班纳特太太便说：“孩子们，今天过得快活吗？告诉你们，我觉得一切都非常顺利。饭菜烹调得从来没有过的那么好。鹿肉烧得恰到好处，大家都说，从来没见过这么肥的腰肉。说到汤，比起我们上星期在卢卡斯家里吃的，那可不知要好多少。连达西先生也承认鹧鸪烧得美极了，我看他自己至少用了三个法国厨子呢。再说，亲爱的吉英，我从来没有看见你比今天更美。郎格太太也这么说，因为我在她面前问过你美不美。你猜她还说了些什么？她说：‘呃！班纳特太太，她少不了要嫁到尼日斐花园去的。’她真是这么说来着。我觉得郎格太太这个人真是太好了；她的侄女儿们都是些规规矩矩的好姑娘，只可惜长得一点也不好看。我真喜欢她们。”

总而言之，班纳特太太今天的确高兴极了。她把彬格莱对吉英的一举一动全看在眼里，因此相信吉英一定会把他弄到手。她一时高兴，便不禁想入非非，一心只指望这门亲事会给她家里带来多少多少好处，等到第二天不见他来求婚，她又大失所望。

班纳特小姐对伊丽莎白说：“今天一天过得真有意思，来吃饭的客人都挑选得那么好，大家都很投机。我希望今后我们能够常常聚会。”

伊丽莎白笑了笑。

“丽萃，请你千万不要笑，千万不要疑心我。这会使我难受。告诉你吧，我只不过很欣赏这样一位聪明和蔼的年轻人的谈吐，并没有存别的非分之想。他的整个举止作风中间，有一点我完全感到满意，那就是他绝对没有想要博得我的欢心。只不过他的谈吐实在比别人美妙，而且他也比别人随和。”

只听得妹妹说：“你真狠心，你不让我笑，又偏偏要时时刻刻引我发笑。”

“有些事是多么不容易叫人相信！”

“又有些事简直不可能叫人相信！”

“可是，你为什么偏要逼我，认为我没有把真心话全说出来呢？”

“这话可叫我无从回答了。我们都喜欢替人家出主意，可是出了主意，人家又不领情。算我对你不起。如果你再三要说你对他没有什么意思，可休想叫我
相信。”

[1]
英格兰北部一个有名的消暑地区。1620年该地发现温泉后，愈加有名。又因该处环境极为幽美，故有“英国温泉之后”的称呼。

第五十五章

这次拜访以后，没有过几天，彬格莱先生又来了，而且只有他一个人来。他的朋友已经在当天早上动身上伦敦去，不过十天以内就要回来。他在班府上坐了一个多钟头，显然非常高兴。班纳特太太留他吃饭，他一再道歉，说是别处已经先有了约会。

班纳特太太只得说：“希望你下次来的时候，能够赏赏我们的脸。”

他说他随时都乐意来，只要她不嫌麻烦，他一有机会就来看她们。

“明天能来吗？”

能来，他明天没有约会；于是他爽爽快快地接受了她的邀请。

第二天他果然来了，来得非常早，太太小姐们都还没有打扮好。班纳特太太身穿晨衣，头发才梳好一半，连忙跑进女儿房间里去大声嚷道：

“亲爱的吉英，快些下楼去。他来了。彬格莱先生来了。他真来了。赶快，赶快。我说，莎蕾，赶快上大小姐这儿来，帮她穿衣服。你别去管丽萃小姐的头发啦。”

吉英说：“我们马上就下去，也许吉蒂比我们两个都快，因为她上楼有半个钟头了。”

“哦，别去管吉蒂吧！关她什么事？快些，快些！好孩子，你的腰带在哪儿？”

母亲走了以后，吉英再三要一个妹妹陪着她下楼去。

到了下午，显见得班纳特太太又一心要成全他们两人在一起。喝过了茶，班纳特先生照着他平常的习惯，到书房里去了，曼丽上楼弹琴去了。班太太看见五个障碍去了两个，便立即对伊丽莎白和咖苔琳挤眉弄眼，可惜她们半天都不领会她的用意，伊丽莎白看也不看她一眼，吉蒂终于很天真地说：“怎么啦，妈妈？你为什么老是对我眨眼？你要我做什么呀？”

“没什么，孩子，没什么。我没有对你眨眼。”于是她又多坐了五分钟，实在不愿意再错过这大好的机会，她便突然站起来，对吉蒂说：

“来，宝贝，我跟你说句话，”说过这话，她便把吉蒂拉了出去。吉英立刻对伊丽莎白望了一眼，意思说，她受不住这样的摆布，请求伊丽莎白不要也这样做。一眨眼工夫，只见班纳特太太打开了半边门，喊道：

“丽萃，亲爱的，我要跟你说句话。”

伊丽莎白只得走出去。

一走进穿堂，她母亲就对她说：“我们最好不要去打扰他们，吉蒂和我都上楼到我化妆室里去了。”

伊丽莎白没有跟她争辩，静静地留在穿堂里，等母亲和吉蒂走得看不见了，才又回到会客室来。

班纳特太太这一天的打算没有如愿。彬格莱样样都讨人喜爱，只可惜没有公然以她女儿的情人自居。他安然自若，神情愉快，在她们晚间的家庭聚会上，人人都喜欢他。虽然班纳特太太不知分寸，多管闲事，他却竭力忍受；尽管她讲出多少蠢话，他也一些不动声色，很有耐性地听着，这特别叫那女儿满意。

他几乎用不到主人家邀请，便自己留下来吃饭；他还没有告辞，便又顺应着班纳特太太的意思，将计就计，约定明天来跟她丈夫打鸟。

自从这一天以后，吉英再也不说对他无所谓了。姐妹两人事后一句也没有谈起彬格莱，可是伊丽莎白上床的时候，心里很是快活，觉得只要达西先生不准时赶回来，这件事很快便会有眉目。不过她又认为事到如今，达西先生一定早已表示同意。

第二天，彬格莱准时赴约，依照事先约定，跟班纳特先生在一起消磨了整个上午。班纳特先生和蔼可亲，实在远远出乎彬格莱先生的意料。这是因为，彬格莱没有什么傲慢或愚蠢的地方惹他嘲笑，或是叫他讨厌得不肯理睬他。比起彬格莱上次跟他见面的情形来，他这次更加健谈，也不像以前那样古怪。不用说，彬格莱跟他一同回来吃了中饭，晚上班纳特太太又设法把别人都遣开，让他跟她女儿在一起。伊丽莎白今晚有一封信要写，吃过茶以后便到起坐间去写信，因为她看到别人都坐下来打牌，不便再和她母亲作对。

等她写好了信回到客厅里来的时候，一看那种情景，不由得触目惊心，认为母亲果然比她聪明得多。且说她一走进门，只见姐姐和彬格莱一起站在壁炉跟前，看来正在谈话谈得起劲，如果这情形还没有什么可疑，那么，只消看看他们俩那般的脸色，那般慌慌张张转过身去，立即分开，你心里便有数了。他们
窘态毕露，可是她自己却更窘。他们坐了下来，一言不发；伊丽莎白正待走开，只见彬格莱突然站起身来，跟她姐姐悄悄地说了几句话，便跑出去了。

吉英心里有了快活的事情，向来不瞒伊丽莎白，于是她马上抱住妹妹，极其热情地承认她自己是天下最幸福的人。

她又说：“太幸福了！实在太幸福了。我不配。哎哟，为什么不能人人都像我这样幸福呢？”

伊丽莎白连忙向她道喜，真诚热烈，欢欣异常，实在非笔墨所能形容。她每说一句亲切的话，就增加吉英一分幸福的感觉。可是吉英不能跟妹妹多纠缠了，她要说的话还没有说到一半，可不能再说下去了。

“丽萃，亲爱的，我要跟你说句话。”

吉英说：“我得马上上妈妈那儿去，我千万不能辜负她一片好心好意，我要亲自去把这件事说给她听，不要别人转言。他已经去告诉爸爸了。噢，丽萃，你知道，家里人听到我这件事，一个个会觉得多么高兴啊！我怎么受得了这样的幸福！”

于是她就连忙到母亲那儿去，只见母亲已经特地散了牌场，跟吉蒂坐在椅上。

伊丽莎白一个人留在那儿，心想：家里人为了这件事，几个月来一直在烦神担心，如今却一下子便得到了解决，她想到这里，不禁一笑。

她说：“这就是他那位朋友处心积虑的结局！是他自己的姐妹自欺欺人的下场！这个结果真是太幸福、太圆满、太有意思了！”

没有过几分钟，彬格莱就到她这儿来了，因为他跟她父亲谈得很简捷扼要。

他一打开门，便连忙问道：“你姐姐在哪儿？”

“在楼上我妈那儿，马上就会下来。”

他于是关上了门，走到她跟前，让她亲切地祝贺姐夫。伊丽莎白真心诚意地说，她为他们俩未来的美满姻缘感到欣喜。两人亲切地握了握手。她只听得他讲他自己的幸福，讲吉英的十全十美，一直讲到吉英下楼为止。虽然这些话是出于一个情人之口，可是她深信他那幸福的愿望一定可以实现，因为吉英绝顶聪明，脾气更是好得不能再好，这便是幸福的基础，而且他们彼此的性格和趣味也十分相近。

这一晚大家都非常高兴，班纳特小姐因为心里得意，脸上也显得鲜艳娇美，光彩焕发，比平常更加漂亮。吉蒂笑笑忍忍，忍忍笑笑，一心只希望这样的幸运赶快轮到自己头上。班纳特太太同彬格莱足足谈了半个钟头之久，她满口嘉许，极力赞美，可总觉得不能够把满腔的热情充分表达出来；班纳特先生跟大家一块儿吃晚饭的时候，但看他的谈吐举止，便可以看出他也快活到极点。

不过他当时对这件事却一字不提，等到贵客一走，他又连忙转过身来对大女儿说：

“吉英，我恭喜你。你可成了一个极幸福的姑娘啦。”

吉英立刻走上前去吻他，多谢他的好意。

他说：“你是个好孩子；想到你这样幸福地解决了终身大事，我真高兴。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和好相处。你们的性格很相近。你们遇事都肯迁就，结果会弄得样样事都拿不定主张；你们那么好讲话，结果会弄得个个用人都欺负你们；你们都那么慷慨，到头来一定会入不敷出。”

“但愿不会如此。我
要是在银钱问题上粗心大意，那是不可原谅的。”

他的太太叫道：“入不敷出！我的好老爷，你这是什么话？他每年有四五千镑收入，可能还不止呢。”她又对大女儿说：“我的好吉英，亲吉英，我太高兴了！我今天晚上休想睡得着觉。我早就知道会这样，我平常老是说，总有一天会这样。我一向认为你决不会白白地生得这样好看。他去年初到哈福德郡的时候，我一看到他，就觉得你们两个一定会成双配对。天哪！我一辈子也没见过像他这样漂亮的男人！”

她早把韦翰和丽迪雅忘了。吉英原是她最宠爱的女儿，现在更是谁也不在她心上了。妹妹们马上都簇拥着吉英，要她答应将来给她们多少好处。

曼丽请求使用尼日斐花园的藏书室，吉蒂硬要她每年冬天在那儿开几次跳舞会。

从此以后，彬格莱自然就成了浪搏恩家每天必来的客人。他总是早饭也没吃就赶来，一直要待到吃过晚饭才走——除非有哪一家不识大体、不怕人讨厌的邻居，再三请他吃饭，他才不得不去应酬一下。

伊丽莎白简直没有机会跟她姐姐谈话，因为只要彬格莱一来，吉英的心就想不到别人身上去。不过他们俩总还是有时候不得不分开一下。吉英不在的时候，彬格莱老爱跟伊丽莎白谈话；彬格莱回家去了，吉英也总是找她一块儿来消遣，因此她对于他们俩还是大有用处。

有一个晚上，吉英对她说：“他说今年春天完全不知道我也在城里，这话叫我听了真高兴。我以前的确不相信会有这种事。”

伊丽莎白答道：“我以前也疑心到这一点，他有没有说明是什么缘故？”

“那一定是他的姐妹们布置好了的，她们当然不赞成他和我要好，我也不奇怪，因为他大可以选中一个样样都比我强的人。可是，我相信她们总有一天会明白，她们的兄弟跟我在一起是多么幸福，那时候她们一定又会慢慢地回心转意，跟我恢复原来的交情，不过决不可能像从前那样知己了。”

“我生平只听到你讲了这样一句气量小的话。你真是个好心的姑娘！老实说，要是又看到你去受那假仁假义的彬格莱小姐的骗，那可真要气死我了！”

“丽萃，我希望你相信，他去年十一月里到城里去的时候，的确很爱我，他要不是信了别人的话，以为我真的不爱他，那他无论如何早就回来了！”

“他实在也有些不是，不过那都是因为他太谦虚。”

吉英听了这话，自然又赞美起他的虚心来，赞美他虽然具有许多优美的品质，可并不自以为了不起。

伊丽莎白高兴的是，彬格莱并没有把他朋友阻挡这件事的经过泄露出来，因为吉英虽然宽宏大量，不记仇隙，可是这件事如果让她知道了，她一定会对达西有成见。

吉英又大声说道：“我确实是古往今来最幸福的一个人！哦，丽萃，家里这么多人，怎么偏偏是我最幸福？但愿你也会同样的幸福！但愿你也能找到这样一个人！”

“你即使给我几十个这样的人，我也决不会像你这样幸福。除非我脾气也像你这样好，人也像你这样好，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像你这样幸福的。不会，决不会，还是让我来自求多福吧，如果我运气好，到时候我也许又会碰到另外一个柯林斯。”

浪搏恩这家人家的事瞒人也瞒不了多久。先是班纳特太太得到了特许，偷偷地讲给了腓力普太太听，腓力普太太没有得到任何人的许可，就大胆地把它传遍了麦里屯的街坊四邻。

记得就在几星期以前，丽迪雅刚刚私奔，那时大家都认为班纳特府上倒尽了霉，如今这样一来，班家竟在顷刻之间成了天下最有福气的一家人家了。

第五十六章

有一天上午，大约是彬格莱和吉英订婚之后的一个星期，彬格莱正和女眷们坐在饭厅里，忽然听到一阵马车声，大家都走到窗口去看，只见一辆四马大轿车驶进园里来。这么一大早，理当不会有客人来，再看看那辆马车的配备，便知道这位访客决不是他们的街坊四邻。马是驿站上的马，至于马车本身，车前侍从所穿的号服，他们也不熟悉。彬格莱既然断定有人来访，便马上劝班纳特小姐跟他避开，免得被这不速之客缠住，于是吉英跟他走到矮树林里去了。他们俩走了以后，另外三个人依旧在那儿猜测，可惜猜不出这位来客是谁。最后门开了，客人走进屋来，原来是咖苔琳·德·包尔夫人。

大家当然都十分诧异，万万想不到会有这样出奇的事。班纳特太太和吉蒂跟她素昧生平，可是反而比伊丽莎白更其感到宠幸。

客人走进屋来的那副神气非常没有礼貌。伊丽莎白招呼她，她只稍微侧了一下头，便一屁股坐下来，一句话也不说。她走进来的时候，虽然没有要求人家介绍，伊丽莎白还是把她的名字告诉了她母亲。

班纳特太太大为惊异，不过，这样一位了不起的贵客前来登门拜访，可又使她得意非凡，因此她便极其有礼貌地加以招待。咖苔琳夫人不声不响地坐了一会儿工夫，便冷冰冰地对伊丽莎白说：

“我想，你一定过得很好吧，班纳特小姐。那位太太大概就是你母亲？”

伊丽莎白简简单单地回答了一声正是。

“那一位大概就是你妹妹吧？”

班纳特太太连忙应声回答：“正是，夫人，”她能够跟这样一位贵夫人攀谈，真是得意。“这是我第四个女儿。我最小的一个女儿最近出嫁了，大女儿正和她的好朋友在附近散步，那个小伙子不久也要变成我们自己人了。”

咖苔琳夫人没有理睬她，过了片刻才说：“你们这儿还有个小花园呢。”

“哪能比得上罗新斯，夫人，可是我敢说，比威廉·卢卡斯爵士的花园却要大得多。”

“到了夏天，这间屋子做起居室一定很不适宜，窗子都朝西。”

班纳特太太告诉她说，她们每天吃过中饭以后，从来不坐在那儿，接着又说：

“我是否可以冒昧请问您夫人一声，柯林斯夫妇都好吗？”

“他们都很好。前天晚上我还看见他们的。”

这时伊丽莎白满以为她会拿出一封夏绿蒂的信来；她认为咖苔琳夫人这次到这里来，决不可能为了别的原因。可是并不见夫人拿信出来，这真叫她完全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班纳特太太恭恭敬敬地请贵夫人随意用些点心，可是咖苔琳夫人什么也不肯吃，谢绝得非常坚决，非常没有礼貌，接着又站起来跟伊丽莎白说：

“班纳特小姐，你们这块草地的那一头，好像颇有几分荒野的景色，倒很好看。我很想到那儿去逛逛，可否请你陪我一走？”

只听得她母亲连忙大声对她说：“你去吧，乖孩子，陪着夫人到各条小径上去逛逛。我想，她一定会喜欢我们这个幽静的小地方。”

伊丽莎白听从了母亲的话，先到自己房间里去拿了一把阳伞，然后下楼来侍候这位贵客。两人走过穿堂，咖苔琳夫人打开了那扇通到饭厅和客厅的门，稍稍打量了一下，说是这屋子还算过得去，然后继续向前走。

她的马车停在门口，伊丽莎白看见车子里面坐着她的侍女。两人默默无声地沿着一条通到小树林的鹅卵石铺道往前走。伊丽莎白只觉得这个老妇人比往常更其傲慢，更其令人讨厌，因此拿定主张，决不先开口跟她说话。

她仔细瞧了一下这老妇人的脸，不禁想道：“她哪一点地方像她姨侄？”

一走进小树林，咖苔琳夫人便用这样的方式跟她谈话：

“班纳特小姐，我这次上这儿来，你一定知道我是为了什么原因。你心里一定有数，你的良心一定会告诉你，我这次为什么要来。”

伊丽莎白大为惊讶。

“夫人，你实在想错了，我完全不明白你这次怎么这样看得起我们，会到这种地方来。”

夫人一听此话，很是生气：“班纳特小姐，你要知道，我是决不肯让人家来跟我开玩笑的。不管你
怎样不老实，我
可不是那样。我是个有名的老实坦白的人，何况遇到现在这桩事，我当然更要老实坦白。两天以前，我听到一个极其惊人的消息。我听说不光是你姐姐将要攀上一门高亲，连你
，伊丽莎白·班纳特小姐，也快要攀上我的姨侄，我的亲姨侄达西先生。虽然我明知这是无稽的流言，虽然我不会那样看不起他，相信他真会有这种事情，我还是当机立断，决定上这儿来一次，把我的意思说给你听。”

伊丽莎白又是诧异，又是厌恶，满脸涨得通红。“我真奇怪，你既然认为不会有这种事情，何必还要自找麻烦，跑到这么远的地方来？请问你老人家究竟有何见教？”

“我一定要你立刻向大家去辟谣。”

稍稍打量了一下

伊丽莎白冷冷地说：“要是外界真有这种传说，那么你赶到浪搏恩来看我和我家里人，反而会弄假成真。”

“要是真有这种传说！你难道存心要假痴假呆不成？这不全是你自己拼命传出去的吗？难道你不知道这个消息已经闹得满城风雨了吗？”

“我从来没有听见过。”

“你能不能说一声这是毫无根据
？”

“我并不冒充我也像您老人家一样坦白。你尽管问好了，我可不想回答。”

“岂有此理！班纳特小姐，我非要你说个明白不可。我姨侄向你求过婚没有？”

“你老人家自己刚刚还说过，决不会有这种事情。”

“不应该有这种事情；只要他还有头脑，那就一定不会有这种事情。可是你千方百计地诱惑他，他也许会一时痴迷，忘了他应该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家里人。你可能已经把他迷住了。”

“即使我真的把他迷住了，我也决不会说给你听。”

“班纳特小姐，你知道我是谁吗？你这种话真讲得不成体统。我差不多是他最亲近的长辈，我有权利过问他一切的切身大事。”

“你可没有权利过问我的
事，而且你这种态度也休想把我逼供出来。”

“好好儿听我把话说明白。你好大胆子，妄想攀这门亲，那是绝对不会成功——一辈子也不会成功的。达西先生早跟我的女儿
订过婚了。好吧，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只有一句话要说——如果他当真如此，那你就没有理由认为他会向我求婚。”

咖苔琳夫人迟疑了一会儿，然后回答道：

“他们的订婚，跟一般情形两样。他们从小就配好了对，双方的母亲两相情愿。他们在摇篮里的时候，我们就打算把他们配成一对；眼见他们小两口子就要结婚，老姐妹俩的愿望就要达到，却忽然来了个出身卑贱、门户低微的小妮子从中作梗，何况这小妮子跟他家里非亲非眷！难道你丝毫也不顾全他亲人的愿望？丝毫也不顾全他跟德·包尔小姐默认的婚姻？难道你一点儿没有分寸，一点儿也不知廉耻吗？难道你没有听见我说过，他一生下来，就注定了要跟他表妹成亲的吗？”

“我以前确实听到过。可是我管它做什么？如果你没有别的理由反对我跟你姨侄结婚，那么，我虽然明知他母亲和姨妈要他跟德·包尔小姐结婚，我也决不会因此却步。你们姐妹俩费尽了心思筹划这段婚姻，成功不成功可要看别人。如果达西先生既没有责任跟他表妹结婚，也不愿意跟她结婚，那他为什么不能另外挑一个？要是他挑中了我，我又为什么不能答应他？”

“无论从面子上讲，从礼节规矩上讲——不，从利害关系来讲，都不允许这么做。不错，班纳特小姐，确是为了你的利害关系着想。要是你有意跟大家都过不去，你就休想他家里人或是他的亲友们看得起你。凡是和他有关的人，都会斥责你、轻视你、厌恶你。你们的结合是一种耻辱；甚至我们连你的名字都不肯提起。”

“这倒真是大大的不幸，”伊丽莎白说。“可是做了达西先生的太太，必然会享受到莫大的幸福，因此，归根结底，完全用不到懊丧。”

“好一个不识好歹的小丫头！我都为你害臊！今年春天我待你那么殷勤，你就这样报答我吗？难道你也没有一点儿感恩之心？让我们坐下来详谈。你应该明白，班纳特小姐，我既然上这儿来了，就非达到目的不可；谁也阻不住我。任何人玩什么花巧，我都不会屈服。我从来不肯让我自己失望。”

“那只有更加使你自己难堪，可是对我
毫无影响。”

“我说话不许人家插嘴！好好儿听我说。我的女儿和我的姨侄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他们的母系都是高贵的出身，父系虽然没有爵位，可也都是极有地位的名门世家。两家都是豪富。两家亲戚都一致认为，他们俩是前生注定的姻缘；有谁能把他们拆散？你这样一个小妮子，无论家世、亲戚、财产，都谈不上，难道光凭着你的痴心妄想，就可以把他们拆散吗？这像什么话！这真是太岂有此理！假如你脑子明白点，为你自己的利益想一想，你就不会忘了自己的出身啦。”

“我决不会为了要跟你姨侄结婚，就忘了我自己的出身。你姨侄是个绅士，我是绅士的女儿，我们正是旗鼓相当。”

“真说得对。你的确是个
绅士的女儿。可是你妈是个什么样的人？你的姨父母和舅父母又是什么样的人？别以为我不知道他们的底细。”

“不管我亲戚是怎么样的人，”伊丽莎白说。“只要你姨侄不计较，便与你
毫不相干。”

“爽爽快快告诉我，你究竟跟他订婚了没有？”

伊丽莎白本来不打算买咖苔琳夫人的情面，来回答这个问题，可是仔细考虑了一会儿以后，她不得不说了一声：

“没有。”

咖苔琳夫人显得很高兴。

“你愿意答应我，永远不跟他订婚吗？”

“我不能答应这种事。”

“班纳特小姐，我真是又惊骇又诧异。我没有料到你是这样一个不讲理的小妮子。可是你千万把头脑放清楚一些，别以为我会让步。非等到你答应了我的要求，我就不走。”

“我当然决不会
答应你的。这种荒唐到极点的事，你休想吓得我答应。你只是一心想要达西先生跟你女儿结婚；可是，就算我
如了你的意，答应了你，你以为他们俩
的婚姻就靠得住了吗？要是他看中了我，就算我
拒绝他，难道他因此就会去向他表妹求婚吗？说句你别见怪的话，咖苔琳夫人，你这种异想天开的要求真是不近情理，你说的许多话又是浅薄无聊。要是你以为你这些话能够说得我屈服，那你未免太看错人啦。你姨侄会让你把他的
事干涉到什么地步，我不知道，可是你无论如何没有权利干涉我的
事。因此我请求你不要再为这件事来勉强我了。”

“请你不必这样性急。我的话根本没有讲完。除了我已经说过的你那许多缺陷以外，我还要加上一件。别以为我不知道你那个小妹妹不要脸私奔的事。我完全晓得。那个年轻小伙子跟她结婚，完全是你爸爸和舅舅花了钱买来的。这样
一个臭丫头，也配做我姨侄的小姨吗？她丈夫是他父亲生前的账房的儿子，也配和他做连襟吗？上有天下有地！你究竟是打的什么主意？彭伯里的门第能够这样给人糟蹋吗？”

伊丽莎白恨恨地回答道：“现在你该讲完了，你也把我侮辱得够了。我可要回家去啦。”

她一面说，一面便站起身来。咖苔琳夫人也站了起来，两人一同往回走去。老夫人真给气坏了。

“那么，你完全不顾全我姨侄的身份和面子啦！好一个没有心肝、自私自利的小丫头！你难道不知道，他跟你结了婚，大家都要看不起他吗？”

“咖苔琳夫人，我不想再讲了。你已经明白了我的意思。”

“那么，你非要把他弄到手不可吗？”

“我并没有说这种话。我自有主张，怎么样做会幸福，我就决定怎么样做，你
管不了，任何像你这样的局外人也都管不了。”

“好啊。你坚决不肯依我。你完全丧尽天良，不知廉耻，忘恩负义。你决心要叫他的朋友们看不起他，让天下人都耻笑他。”

伊丽莎白说：“目前这件事情谈不到什么天良、廉耻、恩义。我跟达西先生结婚，并不触犯这些原则。要是他跟我结了婚，他家里人就厌恶他，那我毫不在乎；至于说天下人都会生他的气，我认为世界上多的是知义明理的人，不见得个个都会耻笑他。”

“这就是你的真心话！这就是你坚定不移的主张！好啊。现在我可知道该怎么应付了。班纳特小姐，别以为你的痴心妄想会达到目的。我不过是来试探试探你，没想到你竟不可理喻。等着瞧吧，我说得到一定做得到。”

咖苔琳夫人就这样一直讲下去，走到马车跟前，她又急急忙忙掉过头来说道：

“我不向你告辞，班纳特小姐。我也不问候你的母亲。你们都不识抬举。我真是十二万分不高兴。”

伊丽莎白不去理她，也没有请她回到屋子里去坐坐，只管自己不声不响地往屋里走。她上楼的时候，听到马车驶走的声音。她母亲在化妆室门口等她等得心急了，这会儿一见到她，便连忙问她，为什么咖苔琳夫人不回到屋子里来休息一会儿再走。

女儿说：“她不愿意进来，她要走。”

“她是个多么好看的女人啊！她真太客气，竟会到我们这种地方来！我想，她这次来，不过是为了要告诉我们一声，柯林斯夫妇过得很好。她或许是到别的什么地方去，路过麦里屯，顺便进来看看你。我想，她没有特别跟你说什么话吧？”

伊丽莎白不得不撒了个小谎，因为她实在没有办法把这场谈话的内容说出来。

第五十七章

这不速之客去了以后，伊丽莎白很是心神不安，而且很不容易恢复宁静。她接连好几个钟头不断地思索着这件事。咖苔琳夫人这次居然不怕麻烦，远从罗新斯赶来，原来是她自己异想天开，认为伊丽莎白和达西先生已经订了婚，所以特地赶来要把他们拆散。这个办法倒的确很好；可是，关于他们订婚的谣传，究竟有什么根据呢？这真叫伊丽莎白无从想象，后来她才想起了达西是彬格莱的好朋友，她
自己是吉英的妹妹，而目前大家往往会因为一重婚姻而连带想到再结一重婚姻，那么，人们自然要生出这种念头来了。她自己也早就想到，姐姐结婚以后，她和达西先生见面的机会也就更多了。因此卢家庄的邻居们（她认为只有他们和柯林斯夫妇通信的时候会说起这件事，因此才会传到咖苔琳夫人那里去）竟把这件事看成十拿九稳，而且好事就在眼前，可是她自己只不过觉得这件事将来有几分希望而已。

不过，一想起了咖苔琳夫人那一番话，她就禁不住有些感到不安：如果她硬要干涉，谁也说不出会造成怎样的后果。她说她坚决要阻挡这一门亲事，从这些话看来，伊丽莎白就想到夫人准会去找她的姨侄；至于达西是不是也同样认为跟她结婚有那么多害处，那她就不敢说了。她不知道他跟他姨母之间感情如何，也不知道他是否完全听他姨母的主张，可是按情理来说，他一定会比伊丽莎白看得起那位老夫人。只要他姨妈在他面前说明他们两家门第不相当，跟这样出身的女人结婚有多少害处，那就会击中他的弱点。咖苔琳夫人说了那么一大堆理由，伊丽莎白当然觉得荒唐可笑，不值一驳，可是她那样看重门第身份，在他看来，也许会觉得见解高明，理由充足。

如果他本来就心里动摇不定（他好像时常如此），那么，只要这位至亲去规劝他一下，央求他一下，他自会立刻打消犹豫，下定决心，再不要为了追求幸福而贬低自己的身份。如果真是这样，那他一定再也不会回来。咖苔琳夫人路过城里，也许会去找他，他虽然和彬格莱先生有约在先，答应立即回到尼日斐花园来，这一下恐怕只能作罢了。

她心里又想：“要是彬格莱先生这几天里就接到他的信，托辞不能践约，我便一切都明白了，不必再去对他存什么指望，不必去希求他始终如一。当我现在快要爱上他、答应他求婚的时候，如果他并不真心爱我，而只是惋惜我一下，那么，我便马上连惋惜他的心肠也不会有。”

且说她家里人听到这位贵客是谁，都惊奇不置；可是她们也同样用班纳特太太那样的假想，满足了自己的好奇心，因此伊丽莎白才没有被她们问长问短。

第二天早上，她下楼的时候，遇见父亲正从书房里走出来，手里拿着一封信。

父亲连忙叫她：“丽萃，我正要找你；你马上到我房间里来一下。”

她跟着他去了，可是不明白父亲究竟要跟她讲些什么。她想，父亲所以要找她谈话，多少和他手上那封信有关，因此她越发觉得好奇。她突然想到，那封信可能是咖苔琳夫人写来的，免不了又要向父亲解释一番，说来真是烦闷。

她跟她父亲走到壁炉边，两个人一同坐下。父亲说：

“今天早上我收到一封信，使我大吃一惊。这封信上讲的都是你的事，因此你应该知道这里面写些什么。我一直不知道我同时有两个女儿都有结婚的希望。让我恭喜你情场得意。”

伊丽莎白立刻断定这封信是那个姨侄写来的，而不是姨妈写来的，于是涨红了脸。她不知道应该为了他写信来解释而感到高兴呢，还是应该怪他没有直接把信写给她而生气，这时只听得父亲接下去说：

“你好像已经心里有数似的。年轻的姑娘们对这些事情总是非常精明；可是即使以你
这样的机灵，我看你还是猜不出你那位爱人姓甚名谁。告诉你，这封信是柯林斯先生寄来的。”

“柯林斯先生寄来的！他
有什么话可说？”

“当然说得很彻底。他开头恭喜我的大女儿快要出嫁，这消息大概是那爱管闲事的好心的卢家说给他听的。这件事我姑且不念出来，免得你不耐烦。与你有关的部分是这样写的：——‘愚夫妇既为尊府此次喜事竭诚道贺以后，容再就另一事略申数言。此事消息来源同上。据云尊府一俟大小姐出阁以后，二小姐伊丽莎白也即将出阁。且闻二小姐此次所选如意夫君，确系天下大富大贵之人。’

“丽萃，你猜得出这位贵人是谁吗？——‘贵人年轻福宏，举凡人间最珍贵之事物，莫不件件具有。非但家势雄厚，门第高贵，抑且布施提拔，权力无边。惟彼虽属条件优越，处处足以打动人心，然则彼若向尊府求婚，切不可遽而应承，否则难免轻率从事，后患无穷，此不佞不得不先以奉劝先生与表妹伊丽莎白者也。’

“丽萃，你想得到这位贵人是谁吗？下面就要提到了。

“‘不佞之所以不揣冒昧，戆直陈词，实因虑及贵人之姨母咖苔琳·德·包尔夫人对此次联姻之事，万难赞同故耳。’

“你明白了吧，这个人就是达西先生
！喂，丽萃，我已经
叫你感到诧异了吧。无论是柯林斯也好，是卢卡斯一家人也好，他们偏偏在我们的熟人当中挑出这么一个人来撒谎，这不是太容易给人家揭穿了吗？达西先生见到女人就觉得晦气，也许他看都没有看过你
一眼呢！我真佩服他们！”

伊丽莎白尽量凑着父亲打趣，可是她的笑容显得极其勉强。父亲的俏皮幽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不讨她喜欢。

“你不觉得滑稽吗？”

“啊，当然。请你再读下去。”

“‘昨夜不佞曾与夫人提及此次联姻可能成为事实，深蒙夫人本其平日推爱之忱，以其隐衷见告。彼谓此事千万不能赞同，盖以令嫒门户低微，缺陷太多，若竟而与之联姻，实在有失体统。故不佞自觉责无旁贷，应将此事及早奉告表妹，冀表妹及其所爱慕之贵人皆能深明大体，以免肆无忌惮，私订终身！’——柯林斯先生还说：‘丽迪雅表妹之不贞事件得以圆满解决，殊为欣慰。惟不佞每念及其婚前即与人同居，秽闻远扬，仍不免有所痛心。不佞尤不能已于言者，厥为彼等一经确定夫妇名分，先生即迎之入尊府，诚令人不胜骇异，盖先生此举实系助长伤风败俗之恶习耳。设以不佞为浪搏恩牧师，必然坚决反对。先生身为基督教徒，固当宽恕为怀，然则以先生之本分而言，惟有拒见其人，拒闻其名耳。’——这就是他所谓的基督徒宽恕精神！下面写的都是关于他亲爱的夏绿蒂的一些情形，他们快要生小孩了。怎么，丽萃，你好像不乐意听似的。我想，你不见得也有那种小姐腔，假装正经，听到这种废话就要生气吧。人生在世，要不是让人家开开玩笑，回头来又取笑取笑别人，那还有什么意思？”

伊丽莎白大声叫道：“噢，我听得非常有趣。不过这事情实在古怪！”

“的确古怪——有趣的也正是这
一点。如果他们讲的是另外一个人，那倒还说得过去。最可笑的是，那位贵人完全没有把你放在眼里，你
对他又是厌恶透顶！我平常虽然最讨厌写信，可是我无论如何也不愿和柯林斯断绝书信往来。唔，我每次读到他的信，总觉得他比韦翰还要讨我喜欢。我那位女婿虽然又冒失又虚伪，还是及不上他。请问你，丽萃，咖苔琳夫人对这事是怎么说的？她是不是特地赶来表示反对？”

女儿听到父亲问这句话，只是笑了一笑。其实父亲这一问完全没有一点猜疑的意思，因此他问了又问，也没有使她感觉到痛苦。伊丽莎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为难：心里想的是一套，表面上却要装出另一套。她真想哭，可是又不得不强颜为笑。父亲说达西先生没有把她放在眼里，这句话未免太使她伤心。她只有怪她父亲为什么这样糊涂，或者说，她现在心里又添了一重顾虑：这件事也许倒不能怪父亲看见得太少，而应该怪她自己幻想得太多
呢。

第五十八章

彬格莱先生非但没有如伊丽莎白所料，接到他朋友不能履约的道歉信，而且在咖苔琳夫人来过以后没有几天，就带着达西一同来到浪搏恩。两位贵客来得很早。丽萃坐在那儿时时刻刻担心，惟恐母亲把达西的姨母来访的消息当面告诉达西，好在班纳特太太还没有来得及说这件事，彬格莱就提议出去散步，因为他要和吉英单独待在一块儿。大家都同意。班纳特太太没有散步的习惯，曼丽又从来不肯浪费时间，于是一同出去的只有五个人。彬格莱和吉英马上就让别人走在前头，自己在后边走，让伊丽莎白、吉蒂和达西三个人去相互应酬。三个人都不大说话：吉蒂很怕达西，因此不敢说话；伊丽莎白正在暗地里下最大的决心；达西或许也是一样。

他们向卢卡斯家里走去，因为吉蒂想要去看看玛丽亚；伊丽莎白觉得用不着大家都去，于是等吉蒂离开了他们以后，她就大着胆子跟他继续往前走。现在是她拿出决心来的时候了；她便立刻鼓起勇气跟他说：

“达西先生，我是个自私自利的人，我只想叫自己心里痛快，也不管是否会伤害你的情感。你对我那位可怜的妹妹情义太重，我再也不能不感激你了。我自从知道了这件事情以后，一心就想对你表示谢忱；要是我家里人全都知道了，那么，就不止我一个人要感激你了。”

“我很抱歉，我真抱歉，”达西的声调又是惊奇又是激动，“这件事要是以错误的眼光去看，也许会使你觉得不好受，想不到竟会让你知道。我没有料到嘉丁纳太太这样不可靠。”

“你不应该怪我舅母。只因为丽迪雅自己不留神，先露出了口风，我才知道你牵涉在这件事情里面；那么我不打听个清楚明白，当然不肯罢休。让我代表我全家人谢谢你，多谢你本着一片同情心，不怕麻烦，受尽委屈，去找他们。”

达西说：“如果你当真要谢我，你只消表明你自己的谢忱。无用否认，我所以做得那么起劲，除了别的原因以外，也为了想要使你高兴。你家里人不用感谢我。我虽然尊敬他们，可是我当时心里只想到你
一个人。”

伊丽莎白窘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过了片刻工夫，只听得她的朋友又说：“你是个爽快人，决不会开我的玩笑。请你老实告诉我，你的心情是否还是和四月里一样。我的
心愿和情感依然如旧，只要你说一句话，我便再也不提起这桩事。”

伊丽莎白听他这样表明心迹，越发为他感到不安和焦急，便不得不开口说话。她立刻吞吞吐吐地告诉他说，自从他刚刚提起的那个时期到现在，她的心情已经起了很大的变化，现在她愿意以愉快和感激的心情来接受他这一番盛情美意。这个回答简直使他感到从来没有过的快乐，他正像一个狂恋热爱的人一样，立刻抓住这个机会，无限乖巧、无限热烈地向她倾诉衷曲。要是伊丽莎白能够抬起头来看看他那双眼睛，她就可以看出，他那满脸喜气洋洋的神气，使他变得多么漂亮；她虽然不敢看他的脸色，却敢听他的声音；只听得他把千丝万缕的感情都告诉了她，说她在他心目中是多么重要，使她越听越觉得他情感的宝贵。

他们只顾往前走，连方向也不辨别一下。他们有多少心思要想，多少情感要去体会，多少话要谈，实在无心去注意别的事情，她马上就认识到，这次双方所以会取得这样的谅解，还得归功于他姨母的一番力量，原来他姨母回去的时候，路过伦敦，果真
去找过他一次，把她自己到浪搏恩来的经过、动机，以及和伊丽莎白谈话的内容，都一一告诉了他，特别把伊丽莎白的一言一语谈得十分详细，凡是她老人家认为嚣张乖僻、厚颜无耻的地方，都着重地说了又说，认为这样一来，纵使伊丽莎白不肯答应打消这门亲事，她姨侄一定会亲口承诺。不过，也是老夫人该倒霉，效果恰恰相反。

他说：“以前我几乎不敢奢望，这一次倒觉得事情有了希望。我完全了解你的脾气，我想，假若你当真恨我入骨，再也没有挽回的余地，那你一定会在咖苔琳夫人面前照直招认出来。”

伊丽莎白涨红了脸，一面笑，一面说：“这话不假，你知道我为人直爽
，因此才相信我会做到那种
地步。我既然能够当着你自己的面，深恶痛绝地骂你，自然也会在你任何亲戚面前骂你。”

“你骂我的话，哪一句不是活该？虽然你的指斥都没有根据，都是听到人家以讹传讹，可是我那次对你的态度，实在应该受到最严厉的责备。那是不可原谅的。我想起这件事来，就免不了痛恨自己。”

伊丽莎白说：“那天下午的事，究竟应该由谁多负责任，我们也用不着争论了，严格说来，双方的态度都不好，不过从那次以后，我觉得我们双方都比较有礼貌些了。”

“我心里实在过意不去。几个月以来，一想起我当时说的那些话，表现出的那种行为，那种态度，那种表情，我就觉得说不出的难过。你骂我的话，确实骂得好，叫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你说：‘假使你表现得有礼貌一些就好了。’你不知道你这句话使我多么痛苦，你简直无从想象；不过，说老实话，我也还是过了好久才明白过来，承认你那句话骂得对。”

“我万万想不到那句话对你有那样大的影响。我完全没有料到那句话竟会叫你难受。”

“你这话我倒很容易相信。你当时认为我没有一丝一毫真正的感情，我相信你当时一定是那样想法。我永远也忘不了：当时你竟翻了脸，你说，不管我怎样向你求婚，都不能打动你的心，叫你答应我。”

他姨母的一番力量

“哎哟，我那些话你也不必再提，提起来未免太不像话。告诉你，我自己也早已为那件事觉得难为情。”

达西又提起那封信。他说：“那封信——你接到我那封信以后，是否立刻对我有好感一些？信上所说的那些事，你相信不相信？”

她说，那封信对她影响很大，从此以后，她对他的偏见都慢慢地消除了。

他说：“我当时就想到，你看了那封信，一定非常难受，可是我实在万不得已。但愿你早把那封信毁了。其中有些话，特别是开头那些话，我实在不愿意你再去看它。我记得有些话一定会使你恨透了我。”

“如果你认为一定要烧掉那封信，才能保持我的爱情，那我当然一定把它烧掉；不过话说回来，即使我怎样容易变心，也不会看了那封信就和你翻脸。”

达西说：“当初写那封信的时候，我自以为完全心平气和，头脑冷静；可是事后我才明白，当时确确实实是出于一股怨气。”

“那封信开头也许有几分怨气，结尾却并不是这样。结尾那句话完全是一片大慈大悲

[1]

。还是不要再去想那封信吧。无论是写信人也好，受信人也好，心情都已和当初大不相同，因此，一切不愉快的事，都应该把它忘掉。你得学学我的人生观。你要回忆过去，也只应当去回忆那些使你愉快的事情。”

“我并不认为你有这种人生观。对你
来说，过去的事情，没有哪一件应该受到指责，因此你回忆起过去的事情来，便觉得件件满意，这与其说，是因为你人生观的关系，倒不如说，是因为你天真无邪。可是我
的情形却是两样。我脑子里总免不了想起一些苦痛的事情，实在不能不想，也不应该不想。我虽然并不主张自私，可是事实上却自私了一辈子。从小时候起，大人就教我，为人处世应该如此这般，却不教我要把脾气改好。他们教我要学这个规矩那个规矩，又让我学会了他们的傲慢自大。不幸我是一个独生子（有好几年，家里只有我一个孩子），从小给父母亲宠坏了。虽然父母本身都是善良人（特别是父亲，完全是一片慈善心肠，和蔼可亲），却纵容我自私自利，傲慢自大，甚至还鼓励我如此，教我如此。他们教我，除了自己家里人以外，不要把任何人放在眼里，教我看不起天下人，至少希望
我去鄙薄别人的见识，鄙薄别人的长处，把天下人都看得不如我。从八岁到二十八岁，我都是受的这种教养，好伊丽莎白，亲伊丽莎白，要不是亏了你，我可能到现在还是如此！我哪一点不都是亏了你！你给了我一顿教训，开头我当然受不了，可是我实在得益匪浅。你羞辱得我好有道理。当初我向你求婚，以为你一定会答应。多亏你使我明白过来，我既然认定一位小姐值得我去博得她的欢心，我又一味对她自命不凡，那是万万办不到的。”

“当时你真以为会博得我的欢心吗？”

“我的确是那样想的。你一定会笑我太自负吧？我当时还以为你在指望着我、等待着我来求婚呢。”

“那一定是因为我态度不好，可是我告诉你，我并不是故意要那样。我决不是有意欺骗你，可是我往往凭着一时的兴致，以致造成大错，从那天下午起，你一定是非常恨我！”

“恨你！开头我也许很气你，可是过了不久，我便知道究竟应该气谁了。”

“我简直不敢问你，那次我们在彭伯里见面，你对我怎么看法。你怪我不该来吗？”

“不，哪儿的话；我只是觉得惊奇。”

“你固然惊奇，可是我蒙你那样抬举，恐怕比你还要惊奇。我的良心告诉我说，我不配受到你殷勤款待，老实说，我当时的确没有料到会受到分外
的待遇。”

达西说：“我当时
的用意，是要尽量做到礼貌周全，让你看出我气量颇大，不计旧怨，希望你知道我已经重视了你的责备，诚心改过，能够原谅我，冲淡你对我的恶感。至于我从什么时候又起了别的念头，实在很难说，大概是在看到你以后的半个钟头之内。”

然后他又说，那次乔治安娜非常乐意跟她做朋友，不料交情突然中断，使她十分扫兴；接着自然又谈到交情中断的原因，伊丽莎白这才明白，当初他还没有离开那家旅馆以前，就已下定决心，要跟着她从德比郡出发，去找她的妹妹，至于他当时所以沉闷忧郁，并不是为了别的事操心，而是为了这件事在转念头。

她又感谢了他一次，但是提起这桩事，双方都非常痛苦，所以没有再谈下去。

他们这样悠闲自在地溜达了好几英里路，只顾忙着交谈，想不到已走了这么远，最后看看表，才发觉应该回家了。

“彬格莱和吉英上哪儿去了？”他们俩从这句话又谈到那另外一对的事情上去。达西早已知道他朋友已经和吉英订婚，觉得很高兴。

伊丽莎白说：“我得问问你，你是否觉得事出意外？”

“完全不觉得意外。我临走的时候，便觉得事情马上会成功。”

“那么说，你早就允许了他啦。真让我猜着了。”虽然他竭力声辩，说她这种说法不对，她却认为事实确是如此。

他说：“我到伦敦去的前一个晚上，便把这事情向他坦白了，其实早就应该坦白的。我把过去的事都对他说了，使他明白我当初阻挡他那件事，真是又荒谬又冒失。他大吃一惊。他从来没有想到过会有这种事。我还告诉他说，我从前以为你姐姐对他平平淡淡，现在才明白是我自己想错了；我立刻看出他对吉英依旧一往情深，因此我十分相信他们俩的结合一定会幸福。”

伊丽莎白听到他能够这样轻而易举地指挥他的朋友，不禁一笑。

她问道：“你跟他说，我姐姐爱他，你这话是自己体验出来的呢，还是春天里听我说的？”

“是我自己体验出来的。最近我到你家里去过两次，仔细观察了她一下，便看出她对他感情很深切。”

“我想，一经你说明，他也立即明白了吧。”

“的确如此。彬格莱为人极其诚恳谦虚。他因为胆怯，所以遇到这种迫切问题，自己便拿不定主张，总是相信我的话，因此这次一切都做得很顺利。我不得不向他招认了一件事，我估计他在短时期里当然难免要为这件事生气。我老实对他说，去年冬天你姐姐进城去待了三个月，当时我知道这件事，却故意瞒住了他。他果然很生气。可是我相信，他只要明白了你姐姐对他有情感，他的气愤自然会消除。他现在已经真心诚意地宽恕了我。”

伊丽莎白觉得，彬格莱这样容易听信别人的话，真是难得；她禁不住要说，彬格莱真是个太可爱的人，可是她毕竟没有把这句话说出口。她想起了目前还不便跟达西开玩笑，现在就开他的玩笑未免太早。他继续跟她谈下去，预言着彬格莱的幸福——这种幸福当然抵不上他自己的幸福。两人一直谈到走进家门，步入穿堂，方才分开。

[1]
指第35章达西致伊丽莎白那封信的结尾一句：“我要说的话都说完了，愿上帝祝福你。”达西当初这句话实在含有几分怨气，伊丽莎白在这里是嘲弄他。

第五十九章

且说伊丽莎白一走进家门，吉英便问她：“亲爱的丽萃，你们到什么地方去了？”等到他们两人坐下来的时候，家里所有的人都这样问她。她只得说，他们两人随便逛逛，后来她自己也不知道走到什么地方去了。她说话时涨红了脸；可是不管她神色如何，都没有引起大家怀疑到那件事上面去。

那个下午平平静静地过去了，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公开了的那一对爱人有说有笑；没有公开的那一对不声不响。达西生性沉静，喜悦不形于色；伊丽莎白心慌意乱，只知道自己很幸福，却没有确切体味到究竟如何幸福，因为除了眼前这一阵别扭以外，还有种种麻烦等在前头。她预料事情公开以后，家里人有何种感觉。她知道除了吉英以外，家里没有一个人喜欢他，她甚至顾虑到家里人都会讨厌
他，哪怕凭他的财产地位，也是无法挽救。

晚上，她把真心话说给吉英听。虽说吉英一向并不多疑，可是对这件事却简直不肯相信。

“你在开玩笑！丽萃。不会有这种事！跟达西先生订婚！不行，不行，你不要骗我；我知道这件事不可能。”

“一开头就这样糟糕，可真要命！我惟一的希望全寄托在你身上，要是你不相信我，就没有人会相信我了。我决不是跟你胡说。我说的都是真话。他仍然爱我，我们已经讲定了。”

吉英半信半疑地看着她。“噢，丽萃，不会有这种事的。我知道你非常厌恶他。”

“你一点也不明白这里面的曲折，这种话
不必再提。也许我一向并不像现在这样爱他。可是这一类的事，总不应该把宿怨记得太牢。我从今以后也一定要把它忘记得干干净净。”

班纳特小姐仍然显出非常诧异的样子。于是伊丽莎白更加一本正经地重新跟她说，这是事实。

吉英不禁大声叫道：“老天爷呀！真有这件事吗？这一下我可应该相信你了，我的好丽萃，亲丽萃，我要恭喜你，我一定得恭喜你；可是，对不起，让我问你一声：你能不能断定——能不能百分之百地断定，嫁了他是否会幸福？”

“这当然毫无疑问。我们俩都认为我们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一对。可是你高兴吗，吉英？你愿意要这样一位妹夫吗？”

“非常非常愿意。彬格莱和我真是再高兴也没有了。这件事我们也考虑过、谈论过，都认为不可能。你当真非常爱他吗？噢，丽萃，什么事都可以随便，没有爱情可千万不能结婚。你确实感觉到你应该这样做吗？”

“的确如此！等我把详情细节都告诉了你，你只会觉得我还做得不够呢。”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嗳，我得承认，我爱他要比爱彬格莱深切。我怕你要生气吧。”

“好妹妹，请你严肃一些。我要听你严肃地谈一谈。凡是可以对我说的话，赶快对我说个明白，你是否愿意告诉我：你爱他有多久了？”

“这是慢慢儿发展起来的，我也说不出从什么时候开始，不过我觉得，应该从看到彭伯里他那美丽的花园算起。”

姐姐又叫她严肃些，这一次总算产生了效果；她立刻依了吉英的意见，郑重其事地把自己爱他的经过讲给吉英听。班纳特小姐弄明白了这一点以后，便万事放心了。

她说：“我现在真是太幸福了，因为你也会同我一样幸福。我一向很器重他。不说别的，光是为了他爱你，我也就要永远敬重他了；他既是彬格莱的朋友，现在又要做你的丈夫，那么，除了彬格莱和你以外，我最喜欢的当然就是他啦。可是丽萃，你太狡猾了，平常连一点口风也不向我吐露。彭伯里的事和蓝白屯的事从来没有说给我听过！我所知道的一些情形，都是别人说给我听的，不是你自己说的。”

伊丽莎白只得把保守秘密的原因告诉了她。原来她以前不愿意提起彬格莱，加上她又心绪不宁，所以也不讲起达西，可是现在，她大可不必再把达西为丽迪雅的婚姻奔忙的那段情节，瞒住吉英了。她把一切的事都和盘托出，姐妹俩一直谈到半夜。

第二天早上，班纳特太太站在窗口叫道：“天哪！那位讨厌的达西先生又跟着我们的彬格莱一块儿上这儿来了！他为什么那样不知趣，老是要上这儿来？我但愿他去打鸟，或者随便去干点什么，可别来吵我们。叫我们拿他怎么办？丽萃，你又得同他出去散散步才好，不要让他在这里麻烦彬格莱。”

母亲想出个办法来，正是伊丽莎白求之不得的，她禁不住要笑出来，可是听到母亲老是说他讨厌，她亦不免有些气恼。

两位贵客一走进门，彬格莱便意味深长地望着她，热烈地跟她握手，她一看见这情形，便断定他准是消息十分灵通；不多一会工夫，他果然大声说道：“班纳特太太，这一带还有什么别的曲径小道，可以让丽萃今天再去迷路吗？”

班纳特太太说：“我要劝达西先生、丽萃和吉蒂，今天上午都上奥克汉山去。这一段长路走起来挺有味，达西先生还没有见过那儿的风景呢。”

彬格莱先生说：“对他们两人当然再好也没有了，我看吉蒂一定吃不消。是不是，吉蒂？”

吉蒂说她宁可待在家里。达西表示非常想到那座山上去看看四面的风景。伊丽莎白默默表示同意，正要上楼去准备，班纳特太太在她后面说：

“丽萃，我很对不起你，逼你去跟那个讨厌的人在一起，你可不要计较。你要知道，这都是为了吉英；你只消随便敷衍敷衍他，不必多费心思。”

散步的时候，两人决定当天下午就去请求班纳特先生表示允许；母亲那儿由伊丽莎白自己去说。她不知道母亲是否会赞成。母亲实在太厌恶他了，因此伊丽莎白有时候竟会认为，即使以他的财产地位，也挽回不了母亲的心，可是，母亲对这门婚姻无论是坚决反对也好，欣喜若狂也好，她的出言吐语反正都是不得体。叫人家觉得她毫无见识。她对达西先生不是欣喜欲狂地表示赞成，便是义愤填胸地表示反对，伊丽莎白想到这里，心里实在受不了。

当天下午，只见班纳特先生刚一走进书房，达西先生便立刻站起身来跟着他走，伊丽莎白看到这情形，心里焦急到了极点。她并不是怕父亲反对，而是怕父亲会给弄得不愉快。她想，她是父亲最宠爱的女儿，如果她选择了这个对象，竟会使父亲感到痛苦，使父亲为她的终身大事忧虑惋惜，未免太不像话。她担心地坐在那儿，直到达西先生回到她身边，面带笑意，她这才松了口气。一会儿工夫，达西走到她跟吉蒂一块儿坐着的那张桌子跟前来，装作欣赏她手里的针线，轻声地跟她说：“快到你爸爸那儿去，他在书房里等着你。”她于是马上就去了。

她父亲正在房间里踱来踱去，看他那种神气，既是严肃，又是焦急。

他说：“丽萃，你在闹些什么？你疯了吗，你怎么会要这个人？你不是一向都恨他吗？”

她这时候真是焦急非凡。假若她从前不是那样见解过火，出言不逊，那就好了，那现在用不到那么尴尴尬尬地去解释和剖白了。可是事到如今，既是免不了要费些唇舌，她只得心慌意乱地跟父亲说，她爱上了达西先生。

“换句话说，你已经打定主意，非嫁他不可啦。他当然有的是钱，可以使你比吉英衣服穿得更高贵，车辆乘得更华丽。难道这就会使你幸福吗？”

伊丽莎白说：“你认为我对他并没有感情，除此以外，你还有别的反对意见吗？”

“一点没有。我们都知道他是个傲慢而不易亲近的人；不过，只要你真正喜欢他，这也无关紧要。”

女儿含泪回答道：“我实在喜欢他，我爱他。他并不是傲慢得没有道理。他可爱极了。你不了解他真正的为人，因此，我求你不要这样编派他，免得我痛苦。”

父亲说：“丽萃，我已经允许他了。像他那样的人，只要蒙他不弃，有所请求，我当然只有答应。如果你现在已经决定了要嫁他，我当然决计允许你
。不过我劝你还是再仔细想想：我了解你的个性，丽萃。我知道，你除非真正能敬重你的丈夫，认为他高你一等，你便不会觉得幸福，也不会觉得得意。以你这样了不起的才能，要是婚姻攀得不相称，那是极其危险的，那你就很难逃得了丢脸和悲惨的下场。好孩子，别让我以后眼看着你瞧不起你的终身伴侣，为你伤心。你得明白，这不是闹着玩的。”

伊丽莎白更加感动，便非常认真、非常严肃地回答他的话；后来她又几次三番地说，达西先生确实是她选中的对象，说她对他的敬爱已经步步提高，说她相信他的感情决不是一朝一夕生长起来的，而是经历了好几个月才考验出来的；她又竭力赞扬他种种优美的品质，这才打消了父亲的犹疑，完全赞成了这门婚姻。

她讲完了，他便说道：“好孩子，这么说，我没有别的意见了。当真这样，他的确配得上你。丽萃，我可不愿意让你嫁给一个够不上这种标准的人。”

为了要使得父亲对达西先生更有好感，她又把他自告奋勇搭救丽迪雅的事告诉了父亲。父亲听了，大为惊奇。

“今天真是无奇不有了！原来一切全仗达西的大力，他一手撮合他们的婚姻，为他们赔钱，替那个家伙还债，给他找差使！这是再好也没有了。省了我多少麻烦，省了我多少钱。假如这事是你舅舅做的，我就非还他不可，而且可能
已经还他了；可是这些狂恋热爱的年轻人，样样事都喜欢自作主张。明天我就提出还他的钱，他一定会大吹大擂，说他怎么样爱你疼你，那么事情就这样完了。”

于是他记起了前几天给伊丽莎白读柯林斯先生那封信的时候，她是多么局促不安；他又取笑了她一阵，最后才让她走了；她正要走出房门，他又说：“如果还有什么年轻人来向曼丽和吉蒂求婚，带他们进来好了，我正闲着呢。”

伊丽莎白心里那块大石头这才算放了下来，在自己房间里待了半个钟头定了定心以后，便神色镇定地去和大家待在一起了。所有欢乐愉快的事情都来得太突然，这个下午就这样心旷神怡地消磨过去了；现在再也没有什么重大的事情需要担忧了，但觉心安理得，亲切愉快。

晚上母亲进化妆室去的时候，伊丽莎白也跟着母亲一起去，把这个重要的消息告诉她。班纳特太太的反应极好。她初听到这消息，只是静静地坐着，一句话也说不出，过了好一会儿，她才听懂了女儿的话，才隐隐约约地明白了又有一个女儿要出嫁了，这对于家里有多少好处。到最后她才完全弄明了是怎么回事，于是在椅子上坐立不安，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又坐下去，一会儿诧异，一会儿又为自己祝福。

“谢谢老天爷！谢天谢地！且想想看吧！天啊！达西先生！谁想得到哟！真有这回事吗？丽萃，我的心肝宝贝，你马上就要大富大贵了！你将要有多少针线钱

[1]

，有多少珠宝，多少马车啊！吉英比起来就差得太远了——简直是天上地下。我真高兴——真快乐。这样可爱的丈夫！那么漂亮，那么魁伟！噢，我的好丽萃！我以前那么讨厌他，请你代我去向他求饶吧！我希望他不会计较。丽萃，我的心肝，我的宝贝。他在城里有所大住宅！漂亮的东西一应俱全！三个女儿出嫁啦！每年有一万镑的收入！噢，天啊！我真乐不可支了。我要发狂了！”

这番话足以证明她完全赞成这门婚姻；伊丽莎白心喜的是，幸亏母亲这些得意忘形的话只有她一个人听见。不久她便走出房来。可是她走到自己房间里还没有三分钟，母亲又赶来了。

母亲大声叫道：“我的心肝，我脑子里再也想不到旁的东西了！一年有一万镑的收入，可能还要多！简直阔得像个皇亲国戚！而且还有特许结婚证

[2]

——你当然要用特许结婚证结婚的。可是，我的宝贝，告诉我，达西先生爱吃什么菜，让我明天准备起来。”

一句话也说不出

这句话不是个好兆头，看来她母亲明天又要在那位先生面前出丑：伊丽莎白心想，现在虽然已经十拿九稳地获得了他的热爱，而且也得到了家里人的同意，恐怕还是难免节外生枝。好在事出意料，第二天的情形非常好，这完全是多亏班纳特太太对她这位未来的女婿极其敬畏，简直不敢跟他说话，只是尽量向他献些殷勤，或者是恭维一下他的高谈阔论。

伊丽莎白看到父亲也尽心竭力地跟他亲近，觉得很满意；班纳特先生不久又对她说，他愈来愈器重达西了。

他说：“三个女婿都使我非常得意，或许韦翰是我最宠爱的一个；可是我想，你的
丈夫也会像吉英的丈夫一样讨我喜欢。”

[1]
按英国自14世纪刚刚发明针时，极其宝贵，售针仅限于1月1日及1月2日两天。用针者仅限于富人。故通常结婚时，夫家均给予妻子一笔款项作为购针之用，谓之针线钱。“针线钱”这一名词今日在英国仍甚普遍，多指贵夫人用以购买奢侈品之钱，或丈夫给予妻女的零用钱。

[2]
按英国从前的法律，结婚多用结婚通告，由牧师在礼拜天做早祷时，读完了第二遍《圣经》经文以后，便当众宣布，连续宣布三个礼拜，如男女一方有未成年的，家长或保护人出来反对，结婚通告就不生效。如需提早结婚，则不用通告，而用特许结婚证，特许结婚证只有大主教或主教始有权颁发，凡请求颁给特许结婚证者，男女双方必须有一方在所在地教区居住十五日以上，并得发誓。

第六十章

伊丽莎白马上又高兴得顽皮起来了，她要达西先生讲一讲爱上她的经过。她问：“你是怎样走第一步的？我知道你只要走了第一步，就会一路顺风往前去；可是，你最初究竟怎么会转这个念头的？”

“我也说不准究竟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看见了你什么样的风姿，听到了你什么样的谈吐，便使我开始爱上了你。那是好久以前的事。等我发觉我自己开始
爱上你的时候，我已经走了一半路了。”

“我的美貌并没有打动你的心；讲到我的态度方面，我对你至少不是怎么有礼貌，我没有哪一次同你说话不是想要叫你难过一下。请你老老实实说一声，你是不是爱我的唐突无礼？”

“我爱你的脑子灵活。”

“你还不如说是唐突，十足的唐突。事实上是因为，你对于殷勤多礼的客套，已经感到腻烦。天下有种女人，她们无论是说话、思想、表情，都只是为了博得你
称赞一声，你对这种女人已经觉得讨厌。我所以会引起你的注目，打动了你的心，就因为我不像她们
。如果你不是一个真正可爱的人，你一定会恨我这种地方；可是，尽管你想尽办法来遮掩你自己，你的情感毕竟是高贵的、正确的，你心目中根本看不起那些拼命向你献媚的人。我这样一说，你就可以不必费神去解释了；我通盘考虑了一下，觉得你的爱完全合情合理。老实说，你完全没有想到我有什么实在的长处；不过，随便什么人，在恋爱的时候，也都不会想到这种事情
。”

“当初吉英在尼日斐花园病了，你对她那样温柔体贴，不正是你的长处吗？”

“吉英真是太好了！谁能不好好地待她？你姑且就把这件事当做我的德性吧。我一切优美的品质都全靠你夸奖，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我可只知道找机会来嘲笑你，跟你争论；我马上就开始这样做，听我问你：你为什么总是不愿意直捷爽快地谈到正题？你第一次上这儿来拜访，第二次在这儿吃饭，为什么见到我就害臊？尤其是你来拜访的那一次，你为什么显出那副神气，好像完全不把我摆在心上似的？”

“因为你那样板起了脸，一言不发，使得我不敢和你攀谈。”

“可是我觉得难为情呀。”

“我也一样。”

“那么，你来吃饭的那一次，也可以跟我多谈谈喽。”

“要是爱你爱得少些，话就可以说得多些了。”

“真不凑巧，你的回答总是这样有道理，我又偏偏这样懂道理，会承认你这个回答！我想，要是我不来理你，你不知要拖到什么时候；要是我不问你一声，不知你
什么时候才肯说出来。这都是因为我拿定了主意，要感谢你对丽迪雅的好处，这才促成了这件事。我怕促成得太厉害
了；如果说，我们是因为打破了当初的诺言

[1]

，才获得了目前的快慰，那在道义上怎么说得过去？我实在不应该提起那件事的。实在是大错特错。”

“你不用难过。道义上完全讲得过去。咖苔琳夫人蛮不讲理，想要拆散我们，这反而使我消除了种种疑虑。我并不以为目前的幸福，都是出于你对我的一片感恩图报之心。我本来就不打算等你先开口。我一听到我姨母的话，便产生了希望，于是决定要立刻把事情弄个清楚明白。”

“咖苔琳夫人倒帮了极大的忙，她自己也应该高兴，因为她喜欢帮人家的忙。可是请你告诉我，你这次上尼日斐花园来是干什么的？难道就是为了骑着马到浪搏恩来难为情一番吗？你有没有预备要做出些正经大事来呢？”

“我上这儿来的真正目的，就是为了看看你。如果可能的话，我还要想法子研究研究，是否有希望使你爱上我。至于在别人面前，在我自己心里，我总是说，是为了看看你姐姐对彬格莱是否依然有情，如果依然有情，我就决计把这事的原委向他说明。”

“你有没有勇气把咖苔琳夫人的自讨没趣，向她自己宣布一遍？”

“我并不是没有勇气，而是没有时间，伊丽莎白。可是这件事是应该要做的；如果你给我一张信纸，我马上就来做。”

“要不是我自己有封信要写，我一定会像另外一位年轻的小姐一样

[2]

，坐在你身旁，欣赏你那工整的书法。可惜我也有一位舅母，再不能不回信给她了。”

且说前些时候，舅母过高地估计了伊丽莎白和达西先生的交情，伊丽莎白又不愿意把事情向舅母说明白，因此嘉丁纳太太写来的那封长信一直还没有回答，现在有了这个可喜的消息告诉她，她一定会喜欢，可是伊丽莎白倒觉得，让舅父母迟了三天才知道这个消息，真有些不好意思。她马上写道：——

亲爱的舅母，蒙你写给我那封亲切而令人满意的长信，告诉了我种种详情细节，本当早日回信道谢，无奈我当时实在情绪不佳，因而不愿意动笔。你当时所想象的情况，实在有些过甚其辞。可是现在
，你大可爱怎么想就怎么想了。关于这件事，你可以放纵你的幻想，想到哪里就是哪里，只要你不以为我已经结了婚，你总不会猜想得太过分。你得马上再写封信来把他赞美一番，而且要赞美得大大超过你上一封信。我要多谢你没有带我到湖区去旅行。我真傻，为什么想到湖区去呢？你说要弄几匹小马去游园，这个打算可真有意思。今后我们便可以每天在那个园里兜圈子了。我现在成了天下最幸福的人。也许别人以前也说过这句话，可是谁也不能像我这样名副其实。我甚至比吉英还要幸福：她只是莞尔微笑，我却要纵声大笑。达西先生分一部分爱我之心问候你。欢迎你们到彭伯里来过圣诞节。——你的甥女。（下略）

达西先生写给咖苔琳夫人的信，格调和这封信颇不一样，而班纳特先生写给柯林斯先生的回信，和这两封信又是全不相同。

贤侄先生左右：我得麻烦你再恭贺我一次。伊丽莎白马上就要做达西夫人了。请多多劝慰咖苔琳夫人。要是我处在你的地位，我一定要站在姨侄一边，因为他可以给人更大的利益。

愚某手上

彬格莱小姐祝贺哥哥快要结婚的那封信，写得无限亲切，只可惜缺乏诚意。她甚至还写信给吉英道贺，又把从前那一套假仁假义的话重提了一遍。吉英虽然再也不受她蒙蔽，可仍然为她感动；虽说对她不再信任，可还是回了她一封信，措辞极其亲切，实在使她受之有愧。

达西小姐来信上说，她接到喜讯时，正和她哥哥发出喜讯时一样欢欣。那封信写了四张信纸，还不足以表达她内心的喜悦，不足以表明她是怎样恳切地盼望着嫂嫂会疼爱她。

那种极尽巴结阿谀的样子

柯林斯先生的回信还没有来，伊丽莎白也还没有获得柯林斯太太的祝贺，这时候浪搏恩全家却听说他们夫妇俩马上要到卢家庄来。他们突然动身前来的原因，是很容易明白的。原来咖苔琳夫人接到她姨侄那封信，大发雷霆，而夏绿蒂对这门婚事偏偏非常欣喜，因此不得不火速避开一下，等到这场暴风雨过去了以后再说。对伊丽莎白说来，在这样的佳期，自己的好朋友来了，真是一件无上愉快的事，只可惜等到见了面，看到柯林斯先生对达西先生那种极尽巴结阿谀的样子，便不免认为这种愉快有些得不偿失。不过达西却非常镇定地容忍着。还有威廉·卢卡斯爵士，他恭维达西获得了当地最宝贵的明珠，而且还恭而敬之地说，希望今后能常在宫中见面。达西先生甚至连这些话也听得进去，直到威廉爵士走开以后，他方才耸了耸肩。

还有腓力普太太，她为人很粗俗，也许会叫达西更加受不了。腓力普太太正像她姐姐一样，见到彬格莱先生那么和颜悦色，于是攀谈起来很是随便，而对达西则敬畏备至，不敢随便，可是她的出言吐语总还是免不了粗俗。虽说她因为尊敬达西而很少跟达西说话，可是她并不因此而显得举止文雅一些。伊丽莎白为了不让达西受到这些人的纠缠，便竭力使他跟她自己谈话，跟她家里那些不会使他受罪的人谈话。虽然这一番应酬大大减少了恋爱的乐趣，可是却促进了她对未来生活的期望，她一心盼望着赶快离开这些讨厌的人物，到彭伯里去，和他一家人在一起，舒舒服服地过一辈子风雅有趣的生活。

[1]
当初的诺言一句极其俏皮，可参阅第34章。

[2]
伊丽莎白又在这里说俏皮话了，她指的是从前彬格莱小姐看达西写信的事，请参阅第10章。

第六十一章

班纳特太太两个最值得疼爱的女儿出嫁的那一天，正是她做母亲的生平最高兴的一天。她以后去拜访彬格莱太太，在人家面前谈起达西太太，是多么得意，多么骄傲，这是可想而知的。看她家庭面上，我想在这里作一个说明：她所有的女儿后来都得到了归宿，她生平最殷切的愿望终于如愿以偿；说来可喜，她后半辈子竟因此变成了一个头脑清楚、和蔼可亲、颇有见识的女人；不过她有时候还是神经衰弱，经常都是大惊小怪，这也许倒是她丈夫的幸运，否则他就无从享受这种稀奇古怪的家庭幸福了。

班纳特先生非常舍不得第二个女儿；他因为疼爱她，便常常去看她，他生平从来不肯这样经常出外作客。他喜欢到彭伯里去，而且去起来大都是别人完全意料不到的时候。

彬格莱先生和吉英在尼日斐花园只住了一年。虽说他的
脾气非常随和，她的
性情亦极其温柔，可是夫妇俩都不大愿意和她母亲以及麦里屯的亲友们住得太近。后来他在德比郡邻近的一个郡里买了一幢房子，于是他姐妹们的衷心愿望总算如愿以偿；而吉英和伊丽莎白俩在万重幸福上又添了一重幸福，那就是说，姐妹俩从此不过相隔三十英里了。

吉蒂最受实惠，大部分时间都消磨在两位姐姐那儿。从此她所交往的人物都比往常高尚，她本身当然也就大有长进。她本来不像丽迪雅那样放纵，现在既没有丽迪雅来影响她，又有人对她加以妥善的注意和照管，她便不像以前那样轻狂无知和麻木不仁了。当然家里少不了要小心地管教她，不让她和丽迪雅来往，免得再受到她的坏影响；韦翰太太常常要接她去住，说是有多少跳舞会，有多少美少年，她父亲总是不让她去。

后来只剩下曼丽还没有出嫁；班纳特太太因为不甘寂寞，自然弄得她这个女儿无从探求学问。曼丽不得不多多和外界应酬，可是她仍然能够用道德的眼光去看待每一次的出外作客。她现在再也不用为了和姐妹们争妍比美而操心了，因此她父亲不禁怀疑到，她这种改变是否出于心甘情愿。

说到韦翰和丽迪雅，他们俩的性格并没有因为她两位姐姐的结婚而有所变化。韦翰想起自己对达西种种忘恩负义、虚伪欺诈的事情，伊丽莎白虽然从前不知道，现在可完全明白了，不过他依旧处之泰然，他多少还指望达西给他一些钱。伊丽莎白结婚的时候，接到丽迪雅一封祝贺信。她看得很明白，即使韦翰本人没有存那种指望，至少他太太也有那种意思。那封信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丽萃：

祝你愉快。要是你爱达西先生抵得上我爱韦翰的一半，那你一定会非常幸福了。你能这样富有，真叫人十分快慰；当你闲来无事的时候，希望你会想到我们。我相信韦翰极其希望在宫廷里找份差使做做。要是再没有别人帮帮忙，我们便很难维持生计了。随便什么差使都行，只要每年有三四百镑的收入。不过，要是你不愿意跟达西讲，那就不必提起。（下略）

伊丽莎白果然
不愿意讲，因此在回信中尽力打消她这种希望，断了她这一类的念头。不过伊丽莎白还是尽量把自己平日的用途节省一些，积下钱来去接济妹妹。她一向看得很明白，他们的收入那么少，两口子又挥霍无度，只顾眼前，不顾今后，这当然不够维持生活；每逢他们搬家，伊丽莎白或是吉英总是接到他们的信，要求接济他们一些钱去偿付账款。即使天下太平了，他们退伍回家，他们的生活终究难望安定。他们老是东迁西徙，寻找便宜房子住，结果总是多花了不少钱。韦翰对丽迪雅不久便情淡爱弛，丽迪雅对他比较持久一些，尽管她年轻荒唐，还是顾全了婚后应有的名誉。

虽然达西再三不肯让韦翰到彭伯里来，但是看在伊丽莎白面上，他依旧帮助他找职业。丽迪雅每当丈夫到伦敦去或是到巴思

[1]

去寻欢作乐的时候，也不时到他们那儿去做客；至于彬格莱家里，他们夫妇俩老是一住下来就不想走，弄得连彬格莱那样性格温和的人，也觉得不高兴，甚至说，要暗示他们走。

达西结婚时，彬格莱小姐万分伤心，可是她又要在彭伯里保持作客的权利，因此便把多少怨气都打消了；她比从前更喜爱乔治安娜，对达西也好像依旧一往情深，又把以前对伊丽莎白失礼的地方加以弥补。

乔治安娜现在长住在彭伯里了；姑嫂之间正如达西先生所料到的那么情投意合，互尊互爱，甚至融洽得完全合于她们自己的理想。乔治安娜非常推崇伊丽莎白，不过，开头看到嫂嫂跟哥哥谈起话来，那么活泼调皮，她不禁大为惊异，几乎有些担心，因为她一向尊敬哥哥，几乎尊敬得超过了手足的情分，想不到现在他竟成为公开打趣的对象。她以前无论如何也弄不懂的事，现在才恍然大悟了。经过伊丽莎白的陶冶，她开始懂得：妻子可以对丈夫放纵，做哥哥的却不能允许一个比自己小十岁的妹妹调皮。

咖苔琳夫人对她姨侄这门婚姻极其气愤。姨侄写信给她报喜，她竟毫不留情，直言无讳，写了封回信把他大骂一顿，对伊丽莎白尤其骂得厉害，于是双方有一个短时期断绝过往来。后来伊丽莎白说服了达西，达西才不再计较这次无礼的事，上门去求和；姨母稍许拒绝了一下便不计旧怨了，这可能是因为她疼爱姨侄，也可能是因为她有好奇心，要看看侄媳妇怎样做人。尽管彭伯里因为添了这样一位主妇，而且主妇在城里的那两位舅父母都到这儿来过，因此使门户受到了玷污，但她老人家还是屈尊到彭伯里来拜访。

新夫妇跟嘉丁纳夫妇一直保持着极其深厚的交情。达西和伊丽莎白都衷心喜爱他们，又一直感激他们，原来多亏他们把伊丽莎白带到德比郡来，才成全了新夫妇这一段姻缘。

[1]
英国一个有名的温泉所在地。

献给伊莱安

- 立体几何

- 家庭制造

- 夏日里的最后一天

- 舞台上的柯克尔

- 蝴蝶

- 与橱中人的对话

- 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

- 化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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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5年在梅尔顿·莫布雷举办的“异趣珍宝”拍卖会上，我的曾祖父在他的朋友M陪同下，拍得了尼科尔斯船长的阳具，这位船长1873年死于马贩巷监狱。它被盛在一座十二英寸高的玻璃樽里，按我曾祖父于当晚的日记中所记述，“保存精美”。同时被拍卖的还有“已故巴里摩尔小姐的讳名部位。被山姆·伊斯莱尔斯以五十几尼拍得”。我的曾祖父很想将这两件物品作为一对收藏，但被M劝阻。这极佳地诠释了他们的友谊。我的曾祖父是个心血来潮的空想家，而M则是一位懂得适时竞价的实干派。我的曾祖父在世六十九年，其中的四十五年里，在每晚睡觉之前，他坐下来将自己的思想写成日记。这些日记如今就摆在我的桌上，整整四十五卷，以小牛皮装订。日记左边，尼科尔斯船长静坐在玻璃樽里。我的曾祖父靠他父亲发明的一种女性胸衣手扣的专利收入生活，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爱好清谈、数字和理论；也喜爱烟草，上等的波尔图葡萄酒，煨兔肉，以及偶而为之的鸦片。他喜欢以数学家自居，尽管他既未有过教职，也未曾发表过专著。他一辈子从不旅行，也没有上过《时代》杂志。1869年他和托比·沙德威尔牧师的独生女爱丽丝结婚，牧师是一本名不见经传的英国野生花卉专著的合著者。我深信我的曾祖父是一位杰出的日记作者，一旦我编完他的日记并得以发表，我敢肯定他将重新获得应有的认识。而我在工作结束之后将休一段长假，去某个清冷无树的地方旅行，比如冰岛或者俄罗斯草原。我曾不止一次地想，如果可能的话，在那一切结束之后我将试着与妻子梅茜离婚，不过现在已无此必要。

梅茜常常会在睡梦中大喊大叫，我不得不弄醒她。

“抱住我，”她总是说，“是个恶梦。我以前做过一次。我在飞机上，飞过荒漠。可其实并不是真的荒漠。我让飞机飞低一点，我看到成千上万的婴儿堆在一起，一直向地平线延伸，他们都光着身子，彼此倾轧。我的燃料眼看就要用完了，我得降落。我想找到一块空地，我飞呀飞呀想找一块空地……”

“好了去睡吧，”我打着哈欠说，“这只不过是个梦。”

“不，”她叫道，“我现在睡不着，现在不行。”

“好吧，那我得睡了，”我对她说，“我早上还得早起。”

她摇摇我的肩膀。“先别睡好吗？别让我一个人待着。”

“我就睡在你身边，”我说，“我不会撇下你的。”

“可这有什么用，别让我一个人醒着……”可是我的眼皮已经合上了。

最近我染上了我曾祖父的习惯。在睡觉前我静坐半小时来反思这一天。我没有数学奇思或者性爱理论可供记录。基本上我只是记下梅茜对我说过的话而我又跟她说了些什么。有时，为了绝对私密起见，我将自己锁在盥洗室里，坐在马桶上，膝头铺着写字板。除我之外，盥洗室里偶尔还有一两只蜘蛛，它们爬上排水管伏在白光闪闪的瓷釉上纹丝不动。它们一定在纳闷这是到了哪儿。经过数小时匍匐之后，它们不解地掉转身，也许因为依然无法获得答案而倍感失望。就我所知，关于蜘蛛我曾祖父只提及过一次。在1906年5月8日，他写道：“俾斯麦是个蜘蛛。”

下午梅茜往往会斟上茶水，来跟我讲她的噩梦。通常我都在翻阅旧报纸，汇编索引，分列主题，放下这一卷又拿起另一卷。梅茜说她每况愈下。最近她整天待在屋子里看有关心理学与超验的书，几乎每夜都会做恶梦。自从那次我们先后手持同一只鞋子埋伏在盥洗室门外袭击对方之后，我已对她全无怜悯。她的问题部分源自嫉妒。她十分嫉妒我曾祖父那四十五卷日记，以及我编撰它们的意志和热情。她却无所事事。梅茜端茶进来的时候，我正好换上另一卷日记。

“我说梦给你听好吗？”她问道。“我乘飞机飞过沙漠一样的地方……”

“过会儿再讲，梅茜，”我说，“我手头的事正做到一半。”她走了以后我盯着书桌前面的墙壁，思忖着M，在长达十五的时间里，他定期来与我曾祖父闲谈和晚餐，突然在1898年的一个晚上莫名地一去不返。尽管M的身份有待确认，但他除了是个实干派之外，也颇具学究气。比如，在1870年8月9日晚上，他们两人论及做爱姿势，M告诉我曾祖父后入式是最自然的性交方式，这是由阴蒂的位置所决定的，而且其他灵长类也都偏爱此式。我的曾祖父穷其一生性交不超过十次，并且都发生在他和爱丽丝结婚的头一年内，惊讶地大声追问教会对此所持的观点，M当即指出七世纪神学家提奥多雷认为后入式性交与手淫等罪，应处苦修四十天。当晚稍后，我的曾祖父用数学方法证明了性交姿势不可能大于素数17。但M对这一结果嗤之以鼻，并告诉我曾祖父他曾见过拉斐尔的弟子罗马诺的一组素描藏品，上面画着二十四种姿势。并且，他说，他还听说过一位F·K·弗伯格先生曾历数了九十种之多。等我想起手边梅茜放下的茶，它早已经凉了。

我们关系恶化过程中的重要一节是这样发生的。一天夜里我坐在盥洗室里写下梅茜和我关于塔罗牌的对话，突然间她在外面又拍门又拧把手。

“开门，”她叫道，“我要进去。”

我跟她说，“你得再等几分钟，我很快就好了。”

“马上让我进去，”她大喊，“你又没在用厕所。”

“等等。”我边回答边又继续往下写。此时梅茜开始踹门了。

“我月经来了，我得弄一下。”我没理会她的叫喊，一直把这一段写完，我觉得这特别紧要。假如留待稍后，将会丧失某些细节。这时已听不见梅茜的喊声了，我还以为她在卧室。可是当我打开门，却见她手拿一只鞋挡在我面前。她猛地用鞋跟砸向我的头，我稍一偏身但躲闪不及，鞋跟挂到我耳朵上，划了好大一条口子。

“这下好了，”梅茜一边说着绕过我走进洗手间，“现在我们都流血了。”说完砰地摔上门。我拾起那只鞋，一声不吭地耐心等在盥洗室门外，另一只手用手绢捂住流血的耳朵。梅茜在里面大约待了十分钟，她刚一出来就被我不偏不倚击中头顶，没有任何机会侧身。好一会儿她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直勾勾地盯着我。

“可怜虫。”她吐出几个字，然后径直走去厨房料理伤口，消失在我的视线之外。

昨天晚餐的时候梅茜宣称如果一个人在密室里闭关，只需凭借一副塔罗牌就能获知一切。那天下午她在读这些书，牌铺得满地都是。

“他能从牌里算出瓦尔帕莱索的街道图吗？”我问。

“你傻帽。”她答道。

“牌能告诉他如何开洗衣店，如何煎蛋卷，如何做血透？”

“你内心如此狭隘。”她嘟哝道，“如此狭隘，如此平庸。”

“他行吗？”我不依不饶，“那告诉我M是谁，还有为什么……”

“这些无关紧要，”她咆哮道，“又不是非知不可。”

“可是这些也是知识。他能算出来吗？”

她迟疑了一下，“会的，他能。”

我笑了，没吱声。

“有什么可笑？”她说。我耸了耸肩，她气不打一处来。她需要被证伪。“你为什么总是问这些无厘头的问题？”

我还是耸耸肩。“我只是想知道你是不是真的指所有一切。”

梅茜拍着桌子喊道，“你混蛋！你为什么老是拿话噎我？你为什么从不说些实在的？”说到这里，我们彼此都认识到，我们无论谈什么都只会导致这样的场面，只得痛苦地缄口。

如果我不厘清围绕在M身上的疑云，日记的整理工作就无法开展下去。在十五年里不时来晚餐，为我曾祖父的理论提供了一大堆素材之后，M从日记里断然消失了。12月6日星期二，我曾祖父还邀请M星期六来共进晚餐，尽管M来了，可曾祖父在那天的日记里只是简单地写道，“M来晚餐。”以往他们席间的谈话无不花费很长篇幅记录。星期一，12月5日，M也曾来赴晚餐，那天的谈话内容涉及几何，而此后这一星期的日记全都围绕着这个主题。看不出两人有过丝毫龃龉。相反，我曾祖父离不开M。M为他提供素材，M深谙今世风尚，他对伦敦了如指掌，多次到过欧洲大陆。他熟知社会主义和达尔文学说，在自由恋爱运动圈里也有朋友，又与詹姆斯·辛顿相熟。从某种意义上说，M真正活在这个世界上，而我那一生只离开过梅尔顿·莫布雷一次赴诺丁汉的曾祖父则算不上。从年轻时代开始，我的曾祖父就嗜好坐在炉火边论证推理，他所需要的正是M提供的素材。例如，1884年6月的一个晚上，刚从伦敦返回的M向我曾祖父叙述了城里的街道如何被马粪玷污而难行。恰好那个星期我的曾祖父正在阅读马尔萨斯的著作《人口原理》，当晚他在日记里兴奋地表示他将写一本小册子发表，题目就叫“关于马粪”。这本小册子从未发表，估计也从未写成，但在那晚之后的两个星期里，日记内容却有详尽的注释。在“关于马粪”中，他假设马匹数量呈几何增长，在仔细考量了道路规划之后他预言：1935年时，伦敦将无法通行。他所指的无法通行是以主要街道马粪平均厚度一英尺（干缩后）计。他描述了在自己的马厩外所做的确定马粪干缩率的实验，并获得了数学表达式。当然这些都是纯理论的。他的结论是建立在此后五十年所有马粪都不被铲除的前提之下。后来劝他放下这个课题的很可能也就是M。

一天早晨，在经历了充满梅茜梦魇的漫漫黑夜之后，我们并排躺在床上，我说，

“你究竟想要什么呢？你为什么不回去上班？漫无目的的散步，这些心理分析，待在家里，一躺一上午，塔罗牌，恶梦……你想要什么？”

她说，“我想矫正我的头脑。”这句话她以前说过很多遍。

我说，“你要知道，你的头脑，你的内心，不是酒店的厨房，可以把里面的东西像旧罐头一样扔掉。它更像是一条河而不是一处所在，每时每刻都在流动和变化。你无法矫正一条河流。”

“别又重头来一遍了，”她说，“我没打算矫正一条河，我只想矫正我的头脑。”

“你总得做点什么，”我跟她说，“总不能啥也不做。为什么不回去上班？过去你工作的时候从不做恶梦，也从来没有这么不开心过。”

“我得抽离这一切，”她说，“我不知道其中的意义何在。”

“时髦，”我说，“都是时髦。时髦的隐喻，时髦的阅读，时髦的病恹。你关心荣格什么，比如说？一个月里你读了十二页。”

“别再说了，”她恳求道，“你知道这不会有任何结果的。”

但我继续往下说，

“可你也没有得出过什么结果，”我对她说，“你成事不足。过去是个乖孩子，老天没赐给你一个不幸的童年。你那慈悲的佛经、过气的玄学、焚香疗法、星相杂志，没有一样是你自己的，你什么都没搞明白过。你只是陷了进去，陷在一个纷繁直觉的泥潭里。除了感觉到自己的寡欢，你根本不具备去直觉其他事物的敏感和激情。为什么你要把别人装神弄鬼的一套塞进自己的脑子里，搞得恶梦不断？”我起床，掀开窗帘，开始穿戴。

“你好像是在小说研讨会上发言。”梅茜说，“为什么你总是想把我的生活弄得更糟？”自怜开始在她内心泛起，又被她强压下去。她接着说，“你说话的时候，我感到自己就像一张纸，被揉成一团。”

“也许我们是在谈论小说。”我冷冷地说。梅茜在床上坐起来看着自己的腿。突然间她的语气变了。她拍了拍身边的枕头温柔地说，

“过来。坐到这儿来。我想抱抱你，我想你抱我……”可是我叹了一口气，兀自走向厨房。

我到厨房给自己煮了点咖啡，端进书房。夜里忽睡忽醒之间我似乎有一种感觉，M的失踪也许能从那些有关几何的记述中找出线索。过去对此我总是草草翻过，因为数学实在提不起我的兴趣。1898年12月5日星期一，M和我曾祖父讨论了vescia piscis

[1]

，这显然属于欧几里得第一定律的范畴，曾对许多古代宗教建筑的平面设计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我把谈话记录仔细地读了一遍，竭力去理解其中的几何部分。然后翻过一页，我发现就在当晚，在咖啡奉上，雪茄点燃之后，M对我曾祖父讲了一段长篇轶事。我正要开始读，梅茜走了进来，

“那你自己呢？”她说，仿佛我们先前的斗嘴从未休战，“你就知道书。在旧纸堆上爬来爬去，像苍蝇叮在一坨屎上。”

我当然很气愤，但还是笑笑，和颜悦色地说，“爬来爬去？嗯，至少我还在动弹。”

“你以后别再跟我说话了。”她说，“你像弹球机一样耍我，就知道取乐。”

“早上好，哈姆雷特。”我回答道，坐在椅子里耐心地等她的下一句。但她什么也没说，轻轻把书房门带上，走了。

“1870年9月，”M开始对我曾祖父说，

我掌握了一些重要文件，它们不但全盘否定了当今立体几何学的基石，甚至背离了我们物理学定律的基本准则，让人不得不重新审视在自然界框架下自我的存在。这些论著的价值超过了马克思和达尔文著作的总和。它们出自一位数学家——苏格兰人大卫·亨特之手，而将这些文件托付给我的则是另一位年轻的美国数学家，他的名字叫古德曼。我与古德曼的父亲因为其有关月经周期理论的著作，通信有年。难以置信的是，这一理论在本国依然被普遍认为荒诞不经。我在维也纳遇见小古德曼，他正和亨特以及来自各个国家的数学家一起参加一次国际性的数学会议。我见到他时，古德曼面色惨淡，神情低落，准备次日返回美国，尽管会议进程还不到一半。他把文件转交给我的时候交代我，如果有朝一日得知大卫·亨特的下落就请交还给他。而后，在我一再劝服和坚持之下，他告诉了我在会议第三天所目睹的一切。会议每天上午九点半开始，宣读一篇论文，紧接着作例行讨论。十一点钟供应茶点，数学家们会从他们围坐的那张光泽可鉴的长桌边站起身，在轩敞雅致的会议室里信步闲聊，三三两两地与同行们作非正式的交流。会议将进行两个星期，按照惯例，首先由最杰出的数学家宣读论文，然后才轮到那些略逊一筹者，依此类推，次第以降整整两个星期，如此这般难免会在这群聪明过人的绅士们中间偶尔激起强烈的妒忌。亨特虽然是位出色的数学家，但是年纪尚轻，一出他自己所在的爱丁堡大学便无人知晓。他申请宣读一篇（按他自己所描述）立体几何领域非常重要的论文，可是鉴于他在数学殿堂人微言轻，他被安排在会议结束前的倒数第二天上场，而届时大多数重量级的人物都已返回了各自尊敬的国度。因此在第三天上午，正当侍应生奉上茶点，亨特突然站起来，向纷纷离座的同行们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身材高大不修边幅，虽然年轻，却自有一种气度，让嗡鸣的交谈声变为寂静一片。

“先生们，”亨特说，“我得请求诸位原谅这种唐突的举动，不过我有极其重要结论要告诉大家。我发现了无表面的平面。”在轻蔑的嘲讽和茫然的讪笑之中，亨特从桌上拿起一大张白纸。他用小刀沿表面切开大约三英寸长，切口略微偏向一边。他把纸举起来以便大家都看得清，接着在做了一连串快速复杂的折叠之后，他似乎从切口处拉出一个角，随之，纸消失了。

“请看，先生们，”亨特向众人举起空空如也的双手，“无表面的平面。”

梅茜走进我的房间，刚洗过澡，散发出淡淡的香皂气味。她走到我身后，把手搭在我的肩上。

“在读什么呢？”她说。

“日记里的一些片段，我以前没留意。”她开始温柔地揉捏我的颈底。假如我们还是在结婚的头一年里，我会感到抚慰。可现在已经是第六年，它生成的是一阵紧抽，传遍整条脊梁。梅茜在表达某种欲望。为了抑制她我用右手握住她的左手，只当她是表示关心，她倾身向前，吻我的耳垂，呼吸中混有吐司和牙膏的味道。她枕着我的肩头。

“去卧室，”她喃喃地说，“我们差不多有两星期没做爱了。”

“我知道，”我回答她，“你看……我这么多事要忙。”我对梅茜或其他任何女人都毫无欲念，我只想继续读我曾祖父的日记。梅茜把手从我肩膀上抽走，站在我身旁。她的静默中陡然充满了恶意，我不由得像蹲在起跑线上的选手一样全身绷紧。她伸手操起盛有尼科尔斯船长的玻璃樽，随着她双手高举，里面的阳具梦幻般地从一头漂到另一头。

“让你自鸣得意。”梅茜厉声喝道，把玻璃樽砸向我桌子前面的墙壁。我本能地用手捂住脸抵挡玻璃四溅。睁开眼后，我听见自己在说，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那是我曾祖父的。”在碎玻璃和福尔马林蒸腾的臭气之间，尼科尔斯船长垂头丧气地横卧在一卷日记的封皮上，疲软灰暗，丑态毕露，由异趣珍宝变作了一具可怖的亵物。

“真可怕。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又说了一遍。

“我要去走走了。”梅茜答道，这一次她狠狠地摔门而去。

许久，我呆坐在椅子里没有动弹。梅茜摧毁了一件对我极具价值的物品。在它生前曾经矗立在他的书房，而今一直矗立在我的书房，把我的生命和他连结在一起。我从膝头捡起几块玻璃碎片，盯着桌子上那段160年前另一个人的身体。看着它，我想到那些曾经拥塞其中不计其数的小精虫。我想象它曾去过的地方，开普敦、波士顿、耶路撒冷，被裹在尼科尔斯船长黢黑腥臭的皮裤里周游世界，偶尔在挤挤搡搡的公共场所掏出来撒尿，才见到炫目的阳光。我还想象它触摸过的一切，所有分子，在海上寂寞相思的长夜里尼科尔斯船长摸索的双手，那些年轻的姑娘以及色衰的娼妓们湿滑的阴道，她们的分子一定残留至今，从切普赛街飘到莱切斯特郡的一粒细小尘埃。天知道它原本能还在玻璃瓶里留存多久。我动手收拾残局。我从厨房取来一只垃圾桶，尽量把玻璃都扫起来，把福尔马林拖掉。然后由一头拿起尼科尔斯船长，试着把他摊在一张报纸上。当包皮在我手指里开始滑动的时候我直反胃，最后闭上眼，总算成功，小心翼翼地用报纸把他包起来，拎去花园，埋在天竺葵之下。在处理这一切的过程中，我努力不让自己对梅茜的怨恨充斥我的内心。我想着M故事的发展。回到座位上，我轻轻拭去几滴浸润到墨迹上的福尔马林，继续往下读。

几乎整整一分钟屋里的空气凝固了，随着每一秒钟的流逝，气氛愈加凝重。首先开口的是剑桥大学的斯坦利·罗斯博士，他的名望多建立于其著作《立体几何原理》，因此遭受亨特所谓无表面平面的重创。

“胆大妄为。先生。你竟敢用这种一钱不值的杂耍伎俩来玷污这次庄严的会议。”在他身后响起一阵叽叽喳喳附和的鼓噪声。他接着说，“你应当感到惭愧，年轻人，十分惭愧。”这时，整个房间仿佛火山喷发，除了小古德曼和端着点心傻站在一旁的侍应们，全场都指向亨特，对他报以愚蠢而不知所云的斥责、谩骂和恐吓。一些人愤怒地拍台，另一些则挥舞老拳。一位孱弱的德国绅士突发中风跌倒在地，不得不被人扶上座椅。与此同时，亨特坚定地站在原处，外表不动声色，头微微偏向一侧，手轻轻抚在那张光泽可鉴的长桌上。那一钱不值的杂耍伎俩招至的甚嚣尘上恰恰证明了潜伏的不安有多深，亨特一定充分意识到了。他举起手，众人一下子又回复寂静，他说，

“先生们，你们的担心是可以理解的，现在我将再证明一次，终极证明。”语毕，他坐下脱去鞋，再起立脱去外衣，并请求一名志愿者帮助，这时古德曼站了出来。亨特大步穿过人群来到靠墙摆放的一张沙发前，他坐上去的时候嘱托一脸迷惑的古德曼请他回英格兰的时候带上自己的论文，并一直保存到他回来取为止。当数学家们都围拢过来以后，亨特身体向前屈，两只手则伸到背后互相扣紧，双臂呈环状形成一个古怪的姿势。他让古德曼扶住他的手臂以保持这种姿势，自己侧躺下奋力做了几下拉伸动作，直到将自己的一只脚伸入臂环。他让辅助的古德曼帮他把身体转到另一侧，然后重复同一套动作，成功地把另一只脚也伸到手臂之间，与此同时他弯曲上身使得头从与脚相反的方向进入臂环。在古德曼的帮助下，他开始让头和腿在臂环中对穿。这时在场所有可敬的学者们，宛若同一个人一般齐声迸发出不可思议的惊呼。亨特在开始消失！他的头和腿在臂环中对穿渐渐柔顺，两端仿佛被看不见的力量牵引，眼看他就要完全消失……终于，他不见了，消逝殆尽，没有留下一点痕迹。

M的故事让我曾祖父难以遏制地兴奋。在他当晚的日记里记录了他如何企图“成功地说服我的客人立刻派人去取那些论文”，尽管时值凌晨两点。不过M则更对整件事抱怀疑态度。他对我曾祖父说，“美国人，经常沉迷于怪诞的妄言之中。”不过他答应第二天带那些论文来。根据次日的记载，M因为有约在身没和我曾祖父一起吃晚饭，但他下午带着论文来过一会儿。

他临走时告诉我曾祖父这些论文他翻阅过好几次，“其中并无可汲取的真义。”他并没有意识到他有多么低估了我那作为业余数学家的曾祖父。一杯雪利酒后两人在起居室的炉火前约定这个周末星期六再度共进晚餐。在接下来的三天里，我曾祖父一头埋在亨特的推演里废寝忘食。日记里别无旁骛，纸面划满了涂鸦、符号和图解。看起来亨特必须发展一套新的符号，实质上是一种新的语言，才能表达他的观点。到第二天结束，我的曾祖父实现了第一次突破。在涂画了一页数学式后他在角落里写道，“维度是知觉的函数。”翻开翌日的日记我读到这样的字眼，“它在我手里消失了。”他已经重建了无表面的平面。在我眼前展开的是一步一步地指导如何折叠那张纸。再翻过一页，我顿时明白了M失踪之谜。毫无疑问在我曾祖父的怂恿下，那晚他大约是以怀疑论者的姿态参与了一场科学实验。此处我曾祖父勾勒了一组图示，乍眼看去像是瑜珈姿势。显然，它们正是亨特消失表演的秘密。

我颤抖着手清理出一块台面，挑了一张干净的打印纸铺在面前，又从盥洗室取来一把剃须刀片，接着翻箱倒柜找到一副陈旧的圆规，而后削尖铅笔套进去；最后我找遍整个屋子总算找到一把精确的钢尺，那是当初我曾用来嵌窗格的，这下终于准备就绪。首先我要把纸裁成一定的尺寸，亨特从桌面上随手拿起的那张纸显然是事先精心准备的。每一条边的长度必须符合特殊的比例。我用圆规确定了纸张的中点，从中点画一条与一边平行的直线，向右延伸至纸边。然后我需要画一个矩形，矩形的大小与纸的边长特异关联。矩形的中点对直线作黄金分割。在矩形上方画一对交叉弧线，其半径也是特定比例的；在矩形下方也作同样的弧线。两条弧线的交点连接就得到切割线。然后我开始确定折叠线。每一条线的长度，倾斜的角度，与其他线条的交点，似乎都透射出一种数字间神秘的内在和谐。我在取弧度，画直线，做折叠的时候，感觉自己正懵懂地驾驭着一种至高无上慑人魂魄的知识体系，一种绝对的数学。当我完成最后一次折叠，纸张的形状变为以切割线为中轴由三个同心圆围绕构成的一朵几何花。这种造型独有一种宁静和完美，一种孤傲与夺目，当我注视着它，不由地出神，内心变得澄净和安详。我使劲摇了摇头，把目光移开。现在该把纸花内折，拉过切割线了。这是个很精巧的动作，我的手又一次开始颤抖，唯有注视着花朵中心才能安定我的情绪，我动手的时候感觉后脑一阵麻木。我往前又拉了一点，一瞬间那纸映得更白了，好像就要消失。我说“好像”是因为一开始我不敢肯定我是感觉它依然在手里却看不见了，或是还能看到却已无手感，抑或说是我意识到它已消失而它作为物质的性质仍在。麻木感传遍大脑到肩膀，我的感官似乎无力把握眼前的一切。“维度是知觉的函数，”我心里念叨。我展开双手，手中空无一物，可是即使当我再次伸开手，没看到任何东西，我也不敢肯定那纸花已经完全消失。印象挥之不去，视觉残留不止是印在视网膜上，而且印在了心里。正在这时，我身后门开了，只听梅茜说，

“你在干吗？”

我仿佛从梦中惊醒，回到房间里，回到那淡淡的福尔马林气味中。尼科尔斯船长的毁灭已经过去了很久很久，但那气味唤醒了我的怨恨，就像麻木感一样贯穿全身。梅茜身上裹着一件厚外套加一条羊毛围巾，懒洋洋地站在门口。她似乎很遥远，当我看着她的时候，心中的怨恨同婚姻的疲惫感交织在一起。我心想，为什么她要打碎玻璃瓶？因为她想做爱？因为她想要一根阳具？因为她嫉妒我的工作而想要砸烂与我曾祖父的纽带？

“你为什么要那样做？”我不自觉地大声质问。梅茜用鼻子哼了一声。她打开门时看到我伏在桌上盯着自己的双手。

“你坐在那儿一下午，就在想这个？”她哧哧地笑。“那好，它怎么样了？你不会舔它了吧？”

“我把它埋了，”我说，“在天竺葵下面。”

她稍微走进房间，用认真的语气说道，“对不起，真的。我都不知道自己干了些什么。你能原谅我吗？”我迟疑了片刻，疲惫感让我忽然心生一计，我说，

“当然，我原谅你。那只不过是一条腌制的鸡巴而已。”我们都笑了。梅茜走到我身边吻我，我也报以回吻，用舌头撬开她的双唇。

亲吻已毕，她说，“你饿吗？要不要我做点晚餐？”

“那太好了。”我说。梅茜亲了一下我的额头，走出房间，而我折回书房，暗下决心晚上要尽可能对梅茜好。

过后我们坐在厨房享用梅茜做的晚餐，一瓶葡萄酒让我们不禁微醺。我俩合抽了一支大麻，这是很久以来头一次我俩一起抽。梅茜告诉我她会在林业委员会谋个差事，明年夏天去苏格兰植树。而我则跟她讲M与我曾祖父有关后入式的议论，还有我曾祖父的理论——做爱不可能超过素数17种姿势。我们都笑了，梅茜捏了捏我的手，情欲的气氛荡漾在我俩之间，弥漫于厨房温热的浊气中。接着我们披上外衣出去散步。就要月圆。我们沿着屋前的大路走了一段，然后拐到一条小街，路边密密麻麻地布满了附带迷你前院的房子。我们没有走太远，可我们的胳膊一直相互缠绕，梅茜跟我说她轻飘飘的有多高兴。我们走过一个小公园，公园已经锁了，我们站在大门外抬头望着树杈上的月亮。回到家以后，梅茜笃悠悠地洗了个热水澡，而我则在书房再次浏览一遍，巩固了几处细节。我们的卧室是一间温暖而舒适的房间，以卧室论可算是奢华。床是7英尺乘8英尺，这是在我们结婚的第一年我亲手做的。梅茜做了床单，染成厚重浓烈的深蓝色，还绣了枕套。房间里唯一的灯光透过一顶老式手工羊皮灯罩映出来，那是梅茜从一个上门叫卖的人手里买的。我们并排裹在盖被和垫毯中间，沐浴过后梅茜身体舒展，慵懒而性感，而我则用肘撑着身体。梅茜睡意蒙眬地说。

“下午我沿着河边散步。眼下树很美，橡树、榆树……过了人行桥大概一英里有两棵山毛榉，你该看看去……呵哦，这样很舒服。”我让她趴在床上，她一边说话我一边抚摩她的背。“黑莓结得一路上都是，我从没见过长得这么大，还有接骨木。今年秋天我要自己酿些葡萄酒……”我倚过身亲吻她的后颈，把她的两条手臂带到背后。她乐于顺服我如此摆布。“河水格外静，”她说，“倒映着树，而树叶又飘落到水面。冬季来临之前我要和你一起去河边，去看落叶。那个小天地是我发现的，没有其他人去……”我用一只手保持梅茜手臂的姿势，另一只手帮她把腿伸进臂环。“……我在那儿坐了半小时，像树一样一动不动。我看到一只水老鼠顺着对岸狂奔，几只形态各异的鸭子在河面飞起又落下。我听见河里有噗通噗通的声音，可是不知道是从哪儿发出来的。我还见到两只橘黄色的蝴蝶，它们几乎飞到我手上了。”当我把梅茜的腿放到位，她说，“第十八种姿势。”我们都忍俊不禁。“我们明天就去吧，去河边。”梅茜说时我正小心翼翼地把她的头轻轻往手臂里放。“小心，小心，会疼的。”她突然叫起来，手脚开始挣扎。可是已经太迟，她的头和腿都已经伸入手臂环中，在我的推动之下，准备相互对穿。“怎么回事？”梅茜大声喊道。此刻她的肢体展现出惊人的美丽和人体结构的高贵，正如纸花，它的对称具有一种令人神魂颠倒的魔力。我又一次感到神情恍惚，头皮发麻。当我拉着她的腿穿过臂环的时候，梅茜就像袜子一样翻卷起来。“噢，上帝，”她发出悲号，“怎么回事？”她的声音似乎十分遥远。而后她不见了……还没有消失：她的声音非常细微，“怎么回事？”深蓝色的床单上只剩下她追问的回声。

[1]
应拼作“vesica piscis”，其拉丁文本意为“鱼鳔”，在几何中指两个等半径圆通过彼此圆心相交所构成的橄榄形重叠部分，其形状貌似阴道或是子宫，故在“神圣几何”中被尊为“第一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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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逼仄的浴室，现在依然历历在目，灯光耀眼，康妮肩上披着一条浴巾，坐在浴缸沿抽泣，而我边往水池里放热水边吹着口哨，猫王的“Teddy Bear”，我得意的时候就是这德性。我还记得，一直记得，灯芯绒床罩上的纱绒漂在水面打起了旋儿，但只是到最近，我才完全意识到，如果这是那件往事的终结，如果现实生活中的事件可以被说成是有终结的话，那么，是雷蒙德占据了，可以这么说吧，此前的开始和过程；而如果世事不能以件次论之，本无往事一说，那么我就要坚持，这是一个关于雷蒙德，而不是关于童贞、交媾、乱伦和自渎的故事。因此，让我在这个故事的开始，告诉你，说来很讽刺，偏偏是雷蒙德想要让我觉悟到自己的童贞，其原因只有到后来才慢慢明朗，所以你得耐心。一天，在芬斯伯里公园里，雷蒙德走过来，把我架到一片月桂树丛中，在我面前神秘地将手指一伸一屈，同时急切地望着我的脸。我一脸茫然。然后我也将手指一伸一屈，看来我是做对了，因为雷蒙德在咧着嘴笑。

“你明白了？”他说。“你明白了！”他的兴奋劲儿迫使我回答是的，并希望雷蒙德现在能走开，让我一个人屈伸手指，于无人处参透他那令人困惑的手指戏的寓意。可雷蒙德一把抓住我的衣领边，样子异乎寻常地急切。

“那么，怎么样？”他惊呼着问。为了拖延时间，我又勾起食指，然后慢慢伸直，冷静又自信，我是如此冷静又自信，随着我的动作，雷蒙德屏住气，一动不动。我看着我伸直的手指，说：

“这就要看啦。”心想我是不是就要发现今天我们说的究竟是什么了。

雷蒙德那时十五，比我大一岁，虽然我自认智力上胜他一筹——这也是为什么我要假装看懂了他的手指戏，但其实是雷蒙德先懂那些事情，是他在教我。是雷蒙德给我启蒙了成人生活的秘密，那些事情他天生就懂，却从未全懂。他带我发现的那个世界，所有迷人的细节、学问和罪孽，那个他在其中可以算是有纪念意义的人物的世界，其实从来都不适合他。他足够了解那个世界，但那个世界，可以说，却不想接纳他。所以，当雷蒙德变出香烟，是我学会了深吸一口，吐出烟圈，并像电影明星那样双手捧住火柴取火，而雷蒙德则被呛得手忙脚乱。后来雷蒙德先搞到了大麻，我听都没听过的，最终又是我很快飘飘欲仙，而雷蒙德却承认——我永远都不会如此坦承——他什么感觉都没有。还有，当雷蒙德装出低沉的声音，戴上假胡子带我混进恐怖片放映场时，他却闭着眼睛，手指堵着耳朵在那里从头坐到尾。鉴于我们单一个月就看了二十二场恐怖片，这着实令人惊异。而当雷蒙德从超市偷来一瓶威士忌，要让我见识一下酒精时，他不由自主地阵阵呕吐让我醉醺醺地傻笑了两个小时。我的第一条长裤也是雷蒙德的，他送给我作为十三岁的生日礼物。穿在雷蒙德身上，就像他的其他衣服一样，裤脚吊在脚踝四寸以上，大腿紧绷，裆部鼓出，但现在，仿佛我们友谊的一种象征，我穿着它就像是裁缝为我量身定做的一样，如此合身如此舒适，乃至我一年里没有穿过其他裤子。接下来是去商店行窃的冒险。这个主意照雷蒙德的解释相当简单。你走进弗耶尔的书店，口袋里塞满书，拿到迈恩路的小贩那里，他们会很乐意半价买下。第一次行事时，我借了爸爸的大衣，在人行道上翩翩而过。我在店外见到雷蒙德。他穿着长袖T恤，因为他把外套忘在了地下室，但他确信没有外套也能对付，于是我们走进店里。当我往上上下下的口袋里塞瘦身本的诗集精选时，雷蒙德却在往自己身上藏集注版七卷本《爱德蒙·斯宾塞文集》。换了其他任何人，这种大胆举动也许也能换来一些成功的机会，但雷蒙德的大胆具有一种不靠谱的天性，几乎完全游离了现实情境。他正从书架上把书拔下来时，书店的助理站到了他身后。我带着自己的收获与他们擦身而过时，两个人正站在门边，我朝紧箍着大部头的雷蒙德发出同谋的微笑，并对主动为我开门的助理道谢。幸运的是，雷蒙德偷书的企图显得如此无望，而他的解释又是那么白痴，被人一眼看穿，助理最后竟让他走了，我想，大概是当他精神不正常的人给随便打发了。

最后，或许也是最意义重大的，雷蒙德让我领略了手淫的暧昧快感。那时我十二岁，正处于性意识的破晓。我们正在探索一个轰炸废墟里的地窖，伸头探脑地想看看流浪汉们留下了点什么。此时雷蒙德却已褪下裤子，好像要小解的样子，开始用手揉搓鸡鸡，而且邀我一起来。我学他的样做，很快便被一种温暖而莫名的快感充满，这种感觉渐渐强烈，化为一股溶化涌动的热流，好似五脏六腑将要一泄而空。一时间我们的手疯狂地抽动。我正想要感谢雷蒙德发现了这样既简便又省钱还快活的消遣法子，又想知道我能否把一生献给这美妙的感觉——现在回头想想从很多方面看，我已经这么做了——这一切还没能说出口，突然一阵痉挛提动我的后颈、胳膊、大腿，五内翻动，伸展，抽搐，抓耙，最后排出了两朵精液，射在雷蒙德的礼拜日外套上——那天是礼拜天，又流进了他胸前的衣袋里。

“嘿，”他停下手中的动作，说，“你这是做什么？”还没有从那摧枯拉朽的体验中恢复过来，我一言不发，一句话都说不出。

“我教你怎么做，”雷蒙德连声数落我，小心地擦去黑色外套上闪烁的液迹，“可你只知道乱喷。”

就这样，到十四岁时，在雷蒙德的引领下，我已经熟知了一系列我恰当地归之为成人世界的享乐。我一天抽十支烟，有威士忌就喝，对暴力和淫秽颇有鉴赏力。我吸食过烈性的火麻脂，并明了自己的性早熟，但很奇怪的是，我从未意识到这有什么用，我的想象力尚未因渴望和隐秘的幻想而丰富。所有这些消遣的花费都出自迈恩路的小贩。在这些品味的养成上，雷蒙德是我的梅菲斯特，如同笨拙的维吉尔之于但丁，他指引我到了一处乐土，自己却无法涉足。他不能吸烟，因为会咳嗽，而威士忌会让他吐，那些电影则让他害怕或者觉得无聊，大麻也对他不起作用，我在轰炸废墟的地窖天花板上凝聚出钟乳石时，他什么都弄不出来。

“也许，”一天下午我们离开废墟时他悲哀地说，“也许对于做这些事情我已经有点老了。”

因此当雷蒙德站在我面前，急切地把手指勾起伸直时，我感觉到，在成人世界那所广阔朦胧又美妙的大宅中，还有一间铺设毛皮的华贵内室，只要我矜持一点，为了自尊掩藏一下自己的无知，那么很快雷蒙德就会接盅，而我很快就会胜出。

“哦，这就要看了。”我们一边说一边穿越芬斯伯里公园。年少好事的雷蒙德曾经在这里用玻璃碴喂过鸽子，我们还一起活烤了希亚娜·哈科特的长尾鹦鹉，而她就晕厥在附近的草地上，当时我们那种天真的喜悦简直可以用《序曲》颂扬。在那片草地上我们这些小男孩还爬到灌木丛后面，朝在凉棚里做爱的人扔石头。我们穿过芬斯伯里公园时，雷蒙德说：

“你知道谁？”我知道谁？我仍然有点摸不着边，这可能是在转换话题吧，因为雷蒙德的脑子很糊涂。于是我反问：“那你知道谁？”雷蒙德答道：“露露·史密斯。”一句话使我恍然大悟，至少是悟出了我们谈话的主题，我真是惊人地无知啊。露露·史密斯！漂亮的露露！似乎一听到这个名字，我就感觉有只冰凉的手握住了我的卵蛋。亲爱的露露，人说她什么都会做，什么都做过。我们讲犹太笑话，大象笑话，还讲露露的笑话，这些主要都归功于那些夸张的传说。苗条的露露——可我的心为什么在震颤——她肉体的魔力只有她闻名的性欲与性力能匹配，她的粗俗只能与被她的粗俗激发的欲念来匹配，传奇只有现实能匹配。祖鲁的露露！传说她的裙下已拜倒伦敦北区一长列淌着口水的痴汉，一长串凄凉破碎的心，从牧羊丛林到荷洛围，从昂加到伊斯灵顿，那排列着的一条条鸡巴。露露！她颤动的胸脯和迷离的笑靥，香艳的大腿和指节的肉涡，这团娇喘不息、热力散发、双腿之上的少女肉身，在言之凿凿的传说中，搞过一头长颈鹿、一只蜂鸟、一个装铁肺的男人（他随后因此丧命），一头牦牛，卡斯·克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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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绒猴、一根玛尔斯条

[2]

和她爷爷的莫里斯车的换挡手柄（随后对象切换成了一名交通指挥员）。

芬斯伯里公园里弥漫着露露·史密斯的气息，我第一次感到了那种模糊的渴望，而不仅仅是好奇。我大致知道那是些什么要做，在漫长的夏夜里我不是见过公园角落里处处是缠叠在一起的男女吗？我不是向他们扔过石头和水弹吗？——出于迷信心理现在我有点后悔了。走在芬斯伯里公园，穿行在一堆堆唐突的狗屎中间，我意识到了自己的童贞，这令我憎恶。我知道这是大宅中的最后一间密室，我知道它肯定是最奢华的一间，陈设比任何一间都更精巧，而诱惑也更致命，而我从来没尝试、干过和搞定的这一事实简直是一种诅咒，是信天翁一样臭的糗事。我看着雷蒙德，他仍然竖着手指，向我揭示我必须做的事。雷蒙德是一定知道的……

放学后我和雷蒙德去芬斯伯里公园戏院旁边的一个咖啡馆。在我们的同龄人还对着集邮册和作业本挖鼻孔的时候，雷蒙德和我却在这里度过了许多时光，大杯喝茶，讨论如何赚快钱。有时我们也和来这里的工人们搭话。米莱斯

[3]

应该来这儿把我们一动不动听讲的样子画下来，他们讲的都是些不知所云的幻想和冒险：与货车司机的交易，教堂屋顶上的铅皮，市政工程部失窃的燃料，然后讲骚货、裙子；讲摸呀、打呀、操呀、吸呀；讲屁股和奶头；后面、上面、下面、前面；戴不戴套；讲挠和扯、舔和射；讲女人那里潮湿、温暖而销魂；还有一些冷感而干涩，却也值得一试；讲鸡巴老弱或生猛；讲到，太快，太迟，还是根本到不了；讲一天多少次；讲随之而来的病；讲水泡、脓肿、溃疡和悔恨；讲败坏的卵巢和掏空的精囊。我们听他们说到清洁工操了什么，怎么操法；合作社的送奶工怎么塞进去的；送煤人干了什么；地毯工放倒了什么；建筑工竖起了什么；测量员量了什么；面包师配送了什么；煤气工喷出来什么；管子工探进去什么；电工又接上了什么；医生注射了什么；律师引诱了什么；家具工套上了什么，诸如此类，乱七八糟的大杂烩、陈词滥调、双关语、含沙射影、套话、口号、道听途说和夸大其辞。我不求甚解地听着，在心里将这些逸闻记下并归档，以备将来之需，从性行为及性倒错史的表述来说，这其实就是一部性学大全。所以当我最终通过自己的亲身体验开始明白这一切时，我早已有一套全面的知识储备可供随时取用，而通过速览哈维洛克·蔼理斯和亨利·米勒的某些更为有趣的片段，这些知识又得到了扩充。我因此获得了少年性交专家的美名，成群结队的男生——也荣幸地包括女生——都前来咨询。这美名一直伴随我进入艺术学院，点亮了我在那里的人生。所有这些，都发生在一次交媾之后，那便是本故事的主题。

就是在这个我懵懂地听事记事的咖啡馆里，雷蒙德现在终于放松了他的食指，用它勾住了杯子把，然后说：

“一先令，露露·史密斯就给看。”这让我很高兴。很高兴我们不必贸然出击，很高兴不会被留下独自而对祖鲁·露露，并被期待完成那隐晦得要命的动作；很高兴这番必由冒险的首个回合只是一次侦察行动。还有，我有生以来只见过两个裸体女人。那时我们常去光顾的黄色电影根本够不上黄，只能看到大腿和背，还有那对快活的男女欲仙欲死的脸，其余的都留给了我们不够发达的想象力，什么都弄不明白。至于那两位裸女，我妈妈体型庞大又奇怪，松垂的皮肤像剥下来的蟾蜍皮。而我十岁的妹妹丑如蝙蝠，小时候我都不肯正眼瞧她，更别提共用一个澡盆了。况且，考虑到雷蒙德和我比咖啡馆里大多数工人有钱，一先令根本算不上什么花费。我比我那么多叔叔，比我可怜的超负荷工作的爸爸，比家里我知道的任何一个人，都要有钱。想到爸爸在面粉厂做着十二小时轮班的工作，晚上到家时筋疲力尽，脸色发白，脾气暴躁的样子，我经常会放声大笑。再想到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像我家的这些人一样，我就会笑得更响。他们每天早上从自家的门前台阶上涌出，去往磨房、工厂、木料场和伦敦的码头，辛苦劳累一星期，星期天才得休息，星期一又得奔赴苦役。每晚回家时都变得更老，更累，却没有更富。我和雷蒙德喝茶时经常笑话这种对生活的消极背叛。他们砍呀挖呀推呀包啊查啊，为别人的利润呻吟和流汗；笑话他们为了肯定自己，把一生的低眉折腰看成是美德；笑话他们为没错过这地狱中的每一天而奖励自己。我笑得最多的是，鲍伯叔叔、特德叔叔或者我父亲把他们辛苦赚来的先令中舍出一个当成礼物发给我们——在特殊的日子里或许是一张十先令的票子——我笑是因为我知道运气好的话我们在书店一下午的活赚得比他们辛苦积攒一星期的还多。当然，我得悠着点笑，因为要是搅黄这样的礼物可不行，尤其，他们显然在给我票子时从中获得了相当的快乐。我现在还记得他们的样子，我的一个叔叔或者我爸爸在狭窄的前厅来回踱步，手持硬币和钞票，回首往事，畅谈人生，沉浸在给予的奢侈中，故作姿态，感觉良好，良好到旁观他们都成为一种乐趣。在那短暂的一小会儿，他们觉得，自己是伟大的、智慧的、明辨的、好心的、包容的，也许还有点神圣呢，谁知道呢？作为父辈，以最明智、最大度的方式向子侄们分发他们睿智和财富的果实——他们是自己庙宇中的神，我算是谁呢要去拒绝他们的礼物？一星期五十个小时在工厂拼死累活，他们需要这样的前厅奇迹剧，这样父子间的神秘交汇，于是我在明察并欣赏这一情境的种种微妙之后，接过他们的钱，耐着性子陪他们玩上一会儿，压抑住可笑的感觉，过后才嗷嗷狂笑直到浑身无力，笑出了眼泪。在此之前，我是一个学生，一个很有希望的学生，讽刺吧。

故而，为了一窥那不可言传之物，那秘密中的秘密核心，那肉欲的圣杯，漂亮露露的私处，一先令不算太多。我催促雷蒙德尽快安排一次这样的观瞻机会。雷蒙德很自然地进入了舞台助理的角色，煞有介事地皱起眉头，低声沉吟着日期、时间、地点、报酬问题，并在一个信封的背面画了些符号。雷蒙德是少数既能从安排事情的过程中获得巨大乐趣而又善于把事情搞砸的人。很有可能我们会在错误的一天错误的时间到达，并且会因报酬和观瞻的时长而发生混乱，但有一件事情，最终将会比任何其他事情都更加确定，比太阳会在明天升起还要确定，那就是我们将最终得见那美妙之处。生活毋庸置疑是站在雷蒙德一边的。我感到在宇宙个人命运的阵列中，我和雷蒙德的命运被安排在了一条对角线上，只是那时我还找不到这么多词汇来表达这种感觉。命运女神会跟雷蒙德开玩笑，她也许会往他的眼睛里扬沙子，但从来不会唾他的脸，或者刻意踩踏他的生存之本——雷蒙德的错误、损失、背叛和伤痛，最终看来，都是喜剧而非悲剧。我记得有次雷蒙德花十七镑买了两盎司印度大麻粉，却发现根本不是大麻。为了挽回损失，雷蒙德带着那包东西去了索霍区一个路人皆知的交易点，想要把它卖给一个便衣警察，幸好那人并没有提起诉讼。毕竟至少在那时还没有针对马粪粉末交易的法律，即便它被包裹在锡箔纸里。然后便是那次越野赛跑。雷蒙德是个平庸的长跑者，却和其他十个人一起被选去代表学校参加县际运动会。我总是会去看这些运动会。事实上，没有什么运动能像一次精彩的越野赛跑一样，让我看得如此热切，如此兴奋。我爱看选手们进入彩旗通道，跨越终点线时备受折磨的扭曲的脸。我觉得那些紧接在前五十名之后的选手的脸尤其有趣，跑得比任何人都吃力，着魔似的竞逐场上一百一十三名的位置。我看着他们跌跌撞撞跑进彩旗通道，扯着喉咙干呕，胳膊使劲乱摆，倒在草地上，使我确信眼前正是一幅表现人类徒劳性的图景。比赛中只有前三十名选手计算名次，一旦这些人中的最后一个到达后，观众就开始散开，留下剩余的选手继续他们的个人奋斗——正是在这个时候我才兴致盎然。裁判、司仪和计时都回家很久了，冬末下午的天空阴云低垂，我还留在终点线旁，观看最后一批选手爬过终点标志。我扶起那些跌倒的人，给流鼻血的人递上手绢，为呕吐的人捶打后背，按摩痉挛的小腿和脚趾——名副其实的白衣天使。只是因为那些徒劳无获地跑进终点的人类失败者的胜利情怀，会让我兴奋，快活，甚至着迷。在广袤荒凉，四周环绕着工厂、高压电缆架、呆板的房屋和车库的场地上，我等待了十分钟，十五分钟，甚至二十分钟，一股冷风吹过，夹带凄冷小雨。站在这样阴沉的天色下，突然在旷野很远的那端，辨别出一个微弱的白色小点，缓慢地朝通道靠近，缓慢地用麻木的双脚在湿冷的草地上丈量出完全徒劳的微渺宿命。我是如此心绪激昂，泪水盈眶。在那阴云低覆的都市天空下，似乎是为了把有机生命演化过程的复杂整体性和人类目的统一起来，以便我领会，那个细小的阿米巴变形虫一样的白点现在穿过旷野，化成人形，同样为了我，摇摇晃晃又坚定不移地抵达彩旗——只是生命，只是面目不详，不断自我更新的生命。当那个人像把大折刀一样栽倒在终点线的地面上，我心头温暖，精神升华，委身于宇宙生命过程的真义，任凭放逐。

“运气不好，雷蒙德，”我语调轻快地说，递给他套头衫，“下次会好的。”同时又弱弱一笑，不无悲哀地想起阿莱契诺

[4]

和费斯特

[5]

来，想到他们两个都是小丑，不是悲情人物，只有悲情人物才手握王牌，二十二张大阿卡那，他们的字母是Than，他们的符号是太阳神。这样微笑着，我们离开了就快天黑了的野地，雷蒙德说：

“哎，这只是一场越野跑，只是一场游戏，你知道。”

雷蒙德答应第二天放学后向女神露露·史密斯面陈我们的提议。可我被迫保证过那天晚上会照看妹妹，因为我父母要去沃森斯道赛狗会，于是我在咖啡馆跟雷蒙德分了手。回家的路上我一直想着女人的私处。我在女售票员的微笑中看见它，在车辆的咆哮声中听到它，从鞋油厂的烟灰中嗅到它，从过路的主妇们的裙摆下面浮想它，在我的手指尖上触摸它，在空气里感受它，在心里描画它。晚饭吃的是面拖香肠，吞咽也仿佛一种无法言传的仪式，我感觉吞下的是面糊和香肠做成的女人私处。可是尽管这样，我还是不知道它究竟是什么样子。我打量桌子对面的妹妹。刚才我说她丑如蝙蝠是有点夸张了——我开始觉得她也许不是那么难看。诚然她的牙比较突，脸有点凹，但在暗处你就不大看得出来，如果头发刚洗过，像现在这样，那几乎可以勉强算是长相过得去了。所以一点不奇怪地，我对着面拖香肠寻思起来，如果哄哄康妮，或许只要随口骗骗她，让她想象一下，就一小会儿，把自己想成别人，比如说，一个年轻貌美的贵妇，电影明星，那么康妮和我就可以跳上床，演出那动人的一幕：我去关灯，你快把这身笨重的睡衣脱下来……然后带着这样舒服得来的知识，我就可以热烈而放肆地面对令人生畏的露露了，那可怕的考验也将变得不足挂齿。谁知道呢，也许偷窥秀进行到一半，我就会把她放倒，然后……

我向来不喜欢照看康妮。她被娇纵惯了，脾气坏，很难伺候，不爱看电视，总是想玩游戏。我通常会想法子把时钟拨快一小时，好让她早点上床睡觉。今晚我把它拨了回来。一等我父母出去看赛狗，我就问康妮想玩什么游戏，她想玩什么都行。

“我不想跟你玩游戏。”

“为什么？”

“因为你吃饭的时候一直盯着我。”

“哦，当然了，康妮。我要想你最喜欢玩什么游戏呢，所以才看着你。就这样。”最后她同意玩捉迷藏，我一直鼓动她玩这个，因为我们家房子的大小决定了只有两个房间你可以藏，都是卧室。康妮先去藏。我蒙上眼睛数到三十，听到她的脚步走上爸妈的房间，床的吱扭声让我心中暗喜——她正在往鸭绒毯里面藏，这是她第二喜欢的地方。我喊着“我来了”，开始爬上楼梯。在楼梯下面时我觉得我还没想清楚自己想做什么。可能只是看看，弄明白哪儿是哪儿，记下个平面图，以备日后参考——毕竟要是把小妹吓着了可不行，她想都不用想就会全告诉爸妈，那就意味着一种我不愿意看到的场面，费力地编造谎言，大喊大哭，诸如此类。我需要所有的能量来对付心头的执念。不过，等我上到楼梯顶时，血已从大脑流到了腹股沟，说得文气点，就是从理性流到了感性。我站在楼梯顶端喘着气，将汗湿的手伸向门把时，已经决定要对妹妹动粗。我轻轻地推开门，用唱歌似的调子喊道：

“康——康妮，你在哪儿——哪儿？”我总能把她逗笑，但这次却没听到声音。我屏着气踮起脚走到床边唱道：

“我知——知道你——你在哪里。”朝鸭绒毯下露出马脚的隆起，弯下腰，我小声说，

“我来抓你了。”说着轻轻地，几近温柔地把厚重的盖被揭开，朝温暖的黑暗里窥视。怀着令人眩晕的期待，我把毯子拉起来，可是，无辜无助地横陈在我面前的只是爸妈的睡衣，就在我惊讶地往后跳开时，腰上早中了一拳，那种不假思索的力道只能是出自一个妹妹擂向哥哥的拳头。康妮在那里高兴地手舞足蹈，衣橱的门在她身后洞开。

“我看到你了，我看到你，你却没看见我！”为了解气，我踢了她的小腿，然后坐到床上想下面怎么办。康妮可想而知地，坐在地板上装模作样地哭闹起来。过了一会我觉得那噪音令人沮丧，就下楼去看报纸，肯定康妮很快就会跟下来。果然，她气鼓鼓地下来了。

“你现在想玩什么游戏呢？”我问她。她坐在沙发的边上撅着嘴，对我嗤之以鼻，在生我的气。我几乎都想要忘掉整个计划，看一晚上电视算了，忽然间却有了一个主意，一个如此简洁，如此优雅，如此清晰而具有形式美的主意，如此量身定制万无一失。有一个游戏对像康妮这样既爱家又缺乏想象力的小姑娘来说是无法抗拒的，从牙牙学语开始，康妮就不断地烦我，要我陪她玩。因此我的少年时代经常被她这样的请求骚扰，而我总是以断然的拒绝将她赶走。总而言之，我宁可被绑在柱子上烧死，也不愿意被朋友们看见在玩那种游戏。现在，我们终于要玩“爸爸妈妈过家家”了。

“我知道有一个游戏你肯定想玩，康妮。”我说。自然她没有答理，但我让话在空气中像钓饵一样地停留了一会，“我知道有一个游戏你肯定想玩。”她抬起头。

“是什么？”

“就是那个你一直想玩的游戏。”

“爸爸妈妈过家家？”她顿时焕发光彩，变了个人似的，欣喜若狂，满怀热忱，一阵风似的从自己的房间搬来了童车、布娃娃、炉子、冰箱、小摇床、茶杯、洗衣机和狗窝，把它们摆在我周围。

“现在你到这里来，不是那里，这里可以做厨房，那里是你进来的门，不要踩到那里，那是一面墙，我走进来看见你，我对你说话，然后你跟我说，说完你出去了，然后我做午饭。”我被抛入到这场迷你生活秀，这乏味的、日复一日的、沉闷庸碌的生活，我父母和他们的朋友们的可怕而琐碎的生活，康妮如此渴望模仿的生活。我去上班然后回来，我去酒吧然后回来，我去寄信然后回来，我去商店然后回来，我读报，我捏捏子女的胶木脸蛋。我读另外一份报，再捏捏其他的脸蛋，去上班然后又回来。康妮呢？她在炉子上做饭，在水池里洗刷，洗啊，喂啊，哄她的十六个娃娃睡觉，又把它们叫醒，加一点的茶——她很开心。她是星际主妇女皇，她拥有并主宰着周围的一切，一切尽在眼底，一切了若指掌，她告诉我什么时候出去，什么时候进来，我去哪个房间，说些什么，怎么说，什么时候说。她很开心，她很完满，我从来没见过其他人有这么完满，她笑了，嘴咧得很开，是我从未见过的天真又快活的笑——她在此时此地尝到了天堂的滋味。她沉浸在惊奇和欣喜中，有一刻话说到一半竟噎住了，于是坐在自己的脚后跟上，眼里闪着光，发出一声长长的音乐般的叹息，透出难得又美妙的幸福感。我怀着强暴她的想法简直太可耻了。在半小时里第二十次下班回来后，我说：

“康妮，我们漏掉了妈妈和爸爸在一起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她难以相信我们还漏掉了什么，很好奇地想知道。

“他们在一起做爱，康妮，你肯定知道这个。”

“做爱？”这个词从她嘴唇上蹦出来我听上去那么奇怪而空洞，不像是我揣度的那么回事。

“做爱？是什么意思啊？”

“哦，就是他们晚上做的事情，晚上上床以后，睡觉之前。”

“做给我看看。”我解释说我们得上楼到床上去才行。

“不，不用。我们可以假装这就是床。”说着，她指了指地毯上的一块方形图案。

“我没法同时假装又做给你看。”于是我再次爬上楼梯，又一次血液沸腾，阳刚之气骚动起来。康妮也很兴奋，游戏的幸福感冲昏了她的头脑，她很乐意看到还有什么新奇的下文。

“首先他们要做的，”我边说边领着她走到床边，“就是脱光所有的衣服。”我把她推到床上，用紧张得不听使唤的手指解开她的睡衣，直到她赤身坐在我面前。她身上还散发着沐浴后的香味，由于觉得好玩一直咯咯笑个不停。接着我自己也脱了，剩下内裤免得吓着她，坐到她身边。小时候我们对彼此的身体司空见惯，不把裸体当回事，不过那也有些年头了，我意识到她有些不安。

“你肯定他们是这么做的吗？”

欲望冲走了我的犹疑。“是的，”我说，“其实很简单。你那里有个洞，我把小鸡鸡放进去。”她用手捂住嘴，一脸不信地笑起来。

“这很傻。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我不得不心下承认，这事儿确实有些玄。

“他们这么做，因为这是他们说喜欢对方的一种方式。”康妮开始觉得这一切都是我编造出来的，而我，从某种意义上说也不得不认同。她盯着我，眼睛瞪得老大。

“可这很傻啊，为什么他们不直接告诉对方呢？”我开始辩解，就像一个科学狂人在对一个持怀疑态度的理性主义者解释他的古怪新发明——交媾。

“瞧，”我对妹妹说，“不止是这样。也是一种非常美妙的感觉。他们这样做也是为了获得那种感觉。”

“获得感觉？”她还是不太相信我。“获得感觉？你说什么啊，获得感觉？”

我说：“我来做给你看。”说着便把康妮推倒在床上，学着我和雷蒙德看过的电影里的姿势，趴到她身上。我还穿着内裤。康妮面无情地看着我，也不害怕——实际上她可能快要觉得烦了。我两边扭来扭去，想不用起身就把裤子挣掉。

“我还是没感觉。”她在我身下抱怨。“我什么感觉都没有，你有什么感觉吗？”

“等等。”我嘟囔着，一边用手指尖勾着内裤褪到脚趾上。“你稍等一下，我会做给你看的。”我开始生气，对康妮，对我自己，对世界，但主要是对缠在脚踝上挣不脱的内裤。最后终于脱掉了。我那玩意儿硬邦邦地顶着康妮的小腹，我一手撑起身体的重量一手握着它在她的双腿之间鼓捣。我搜索着她的小缝隙，却完全不知道自己要找的是什么，却还是怀有些许期待，期待随时会被超度，被一阵快感的旋风裹挟而去。我心中想象那也许是一个温暖的肉穴，但我一阵乱戳乱撞，除了紧闭而抗拒的皮肉，什么都没发现。康妮则仰躺着，还不时地评论一两下。

“哦，那是我尿尿的地方。我肯定妈妈和爸爸不会这么做。”我支撑身体的那只手开始针刺般地酸麻，感到那儿有点擦痛了，但还继续戳探着，绝望的情绪在滋长。每次康妮说“我还没有任何感觉”，我觉得自己的男子气就流失一点。最后我不得不停下来。我坐在床边开始回顾这令人绝望的失败。康妮在我身后用胳膊支起身子。过了一会，我感觉床开始被无声的抽搐晃动，转过身，我看见康妮的扭曲的脸上淌着眼泪，笑得扭来扭去，说不出话来。

“怎么啦？”我问，但她只是胡乱朝我指了指，咕哝着什么，又倒在床上，笑得喘不过气。我坐在她身边，康妮从后面摇我，我脑子是一片空白，只是知道，再来一次是不可能了。最后她终于能说出一点话来，她坐起来，指着我仍然竖起的鸡鸡，喘着气说：

“它看上去……它看上去……”又笑得躺倒了，然后又挣扎着接着说，“好搞笑，它看上去好搞笑啊。”说完便又瘫倒在一阵尖细嘶哑的傻笑声中。我孤独地坐在欲望消退的空白之中，这最后一记耻笑令我麻木，令我意识到身边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女孩，不是那个性别中真实的一员，当然也不是男孩，说到底也不算女孩——只是我妹妹。我瞪着自己瘪缩的鸡鸡，对着它可鄙的样子失神。就在我想要把衣服穿起来的时候，已经安静下来的康妮，碰了碰我的肘。

“我知道要插到哪里。”说着她躺回到床上，张开双腿，这是我没有想到让她做的。她把自己摆在枕头中间。“我知道洞在哪里。”

我忘记了妹妹，鸡鸡好奇地竖起来，满怀希望，响应着康妮的低声邀约。现在一切好了，她重新玩起了爸爸妈妈过家家，主导着游戏。她用手引导我，进入她紧湿的小女孩的阴道，一时间我们凝固了。我希望雷蒙德能看着我，我很高兴他让我意识到了自己的童贞；我希望漂亮的露露能看着我，事实上假如我的愿望能够实现，我会希望我所有的朋友，所有我认识的人，排着队走进卧室瞻仰我的光辉形象。因为甚于任何感觉，哪怕是耳后爆炸、长矛穿腹、烫烙私处，或者灵魂折磨，尽管这些我一样都没有感受过，那么就甚于想到这些时候的感觉吧，我感觉到的是自豪，自豪自己操过了，就算只是和康妮，我十岁的妹妹，哪怕只是和一只跛脚的山羊，我也会自豪自己以这样男人的姿势躺在这里，自豪能提前说“我操过了”，自豪我现在业已无可逆转地加入到人类社会的高级人群当中，他们深谙性事，并借此传宗接代。康妮也安静地躺着，眼睛半闭，呼吸深沉——她睡着了。现在过了她的上床时间，我们奇怪的游戏让她筋疲力尽。我这才开始轻轻前后动起来，只用几下就到了，可怜巴巴，草草了事，没什么快感。康妮被愤怒地弄醒了。

“你在我里面尿湿了”，她开始大哭。我悄悄地爬起来，开始穿衣服。对人类交合来说，这也许是已知的最凄凉的交配，它包含了谎言，欺骗，羞辱，乱伦，对象的睡去，我那蚊叮似的高潮，还有眼下弥漫卧室的抽泣声。但我却感到满意，对此，对自己，对康妮，我满意地让一切歇上片刻，待其尘埃落定。我领着康妮去浴室，开始往水池中注水——父母很快就回来，康妮应该在她的床上入睡。我终于进入了成人世界，我为此高兴，但此刻我不想再看见一个裸体的女孩，或者裸露的任何玩意儿，至少在一段时间里。明天我会告诉雷蒙德忘掉和露露的约会，除非他想一个人去。我知道的是他根本不会想那么做。

[1]
拳王阿里的本名。

[2]
一种知名品牌的巧克力条。

[3]
英国先拉斐尔派代表画家之一。

[4]
即“哈利昆”，意大利即兴喜剧中最广为人知的小丑角色，剃光头、戴面具、身穿杂色衣服并手持木剑。。

[5]
莎士比亚喜剧《第十二夜》中的丑角。

■

第一次听到她笑时，我正趴在阳光下后院的草坪上，光着脊梁，肚皮贴着地。那年我十二岁。我不知道是谁，也没动，闭着眼。那是一个女孩的笑，一个年轻女人的，短促而紧绷，像是在不知所谓地讪笑。我把半个脸埋到草丛里，那草地我一个小时前刚割过，可以嗅到下面阴凉的泥土气味。河面吹来微风，午后的太阳叮着后背，那笑声轻拍过来，在我脑海里融为一体，别有滋味。笑声停了，只听见微风翻动我的漫画书，艾丽斯在楼上什么地方哭泣，一种夏天的滞重感在园子里弥漫。然后我便听到他们穿过草地走向我，我飞快地坐起来，猛地有点头晕，眼前的一切失去了颜色。那是个胖女人，或者说胖女孩，和哥哥一道向我走过来。她那么胖，胳膊都没法从肩膀上顺当地挂下来，脖子上堆着游泳圈。他们俩都朝我看，在说我。等他们走到近前，我站起来。她一边和我握手，一边继续打量我，发出一种温顺的马儿那样的轻嘶声。那就是我刚才听到的，她的笑声。她粉红的手温热潮湿，像块海绵，每个手指根那儿都有个小肉涡。哥哥介绍说她叫珍妮，会住在我们的阁楼上的卧室。她长了好大一张脸，圆满如一轮红月，又戴着厚厚的眼镜，眼睛显得如高尔夫球般硕大。她松开我的手时，我不知该说什么。不过我哥哥皮特在不停地说，他告诉她我们要种些什么蔬菜，栽些什么花。又带她在能够透过树林看见那条河的地方停了停，然后领她回屋。我哥岁数恰好是我的两倍，他对这种场面很在行，说呀说的。

珍妮住进了阁楼。那儿我上去过几次，去旧箱子里找东西，或者从小窗口里眺望那条河。那些箱子里其实也没有什么，只是一些碎布头和衣服裁剪样。也许其中一些的确是我妈妈留下来的。在一个角落里有一叠没有画的画框。有回我上去那里，因为外面在下雨，而楼下皮特在和别人吵架。我帮何塞把那里打扫出一块来做卧室。何塞过去是凯特的男朋友，去年春天他把东西从凯特房间里都搬出来，住进了我隔壁的空房间。我们把那些箱子和画框搬进车库，把木地板染成黑色，铺上地毯，又从我房间里把那张加床拆出来，搬上楼。有了这些，再加上一桌一椅，一个小橱柜，斜屋顶下只够两个人站立的空间。而珍妮的全部行李就是背包加一个小箱子。我帮她提上楼，她在后面跟着，气喘得越来越粗，不得不在第三层楼梯的中途停下来歇一会儿。我哥哥皮特从后面跟上来，大家都挤了进去，就好像我们都要住到那里，并且是第一次过来看似的。

我指给她看窗户，从那儿她能望见河。珍妮坐着，硕大的胳膊肘搁在桌上。她在听皮特讲故事，不时用一条白色大手绢轻轻擦她那潮湿的红脸蛋。我坐在她后面的床上，看到她的背那么宽阔，而椅子下面她粉红的粗腿，逐渐收细，末了挤进一双小鞋。她浑身都是粉红的。她的汗味充满了房间，闻起来像外面新割过的草。我忽然想到，不能吸进太多这样的气味，要不我也会变胖。我们起身离开，好让她安放行李。她连声说谢谢，我走出门时，她又发出小小的嘶鸣，她那紧绷的笑声。我在门道里下意识地回头，看到她正望着我，睁着那双被放大得跟高尔夫球似的眼睛。

“你不太说话的，是吗？”她说。这似乎让开口更难了。于是我朝她笑了笑，继续下楼去了。

到了楼下，轮到我帮凯特做晚饭。凯特长得高挑忧郁，正好和珍妮形成对照。我以后要是找女朋友，就找凯特那样的。她很淡很白，即便是在这样的夏天。她的发色有点怪，有次我听山姆说那是一种棕色信封的颜色。山姆是皮特的朋友，也住这里，何塞搬出凯特卧室时，他想把他的东西搬进去。但凯特挺傲，她不喜欢山姆，因为他太吵。如果山姆搬进凯特的房间，他肯定会把凯特的女儿艾丽斯吵醒的。凯特和何塞同在一个房间时，我总是会观察，看他们是否会看一眼对方，可他们从来不。去年四月的一个下午，我去凯特的房间借东西，看到他们一起睡在床上。何塞的父母来自西班牙，他的皮肤很黑。凯特仰卧着，摊开一条胳膊，何塞就枕在那条胳膊上，偎依着她。他们没穿睡衣，被子盖到半腰。一个那么白，另一个那么黑。我在床尾站了很久，看着他们。似乎那是一个秘密，我发现的。凯特睁眼看到我，很轻声地叫我出去。我很奇怪他们曾经那样躺在一起，现在却互相看都不看一眼。我以后要是睡在一个女孩的胳膊上，是不会让这种情形发生的。凯特不喜欢做饭。她要花很多时间去确认艾丽斯没有把小刀塞进嘴里，没有把开水壶从炉子上扒拉下来。凯特更喜欢打扮得漂漂亮亮出门，或者几小时几小时地煲电话粥，我要是个女孩，也会更情愿做这些。她如果回来晚，我哥哥皮特就得哄艾丽斯上床。凯特跟艾丽斯说话时总是神色忧伤。当她告诉她怎么做时，总是说得很轻，似乎她并不是真的想和艾丽斯说话来着。她对我说话时也一样，好像我们根本不是真的在谈话。她在厨房看到我的背，就把我带到楼下的浴室里，用一块毛巾搽了些炉甘石水在我身上。我能从镜子里看见她，她脸上没什么特别的表情，说话时从牙缝里发出声音，半嘘半叹。当她想要我背上另外一块对着光时，就推推或拉拉我的胳膊。她飞快地轻声问我楼上的女孩长什么样，我说“她很胖，笑起来很滑稽”后，她又不置一词。我帮凯特把蔬菜切开，摆好桌子。然后便走到河边去看我的小船。那是我用父母去世时得到的一些钱买的。等我走到码头时，太阳已经下山了，河面成了暗黑色，漂着一片片碎红，有点像过去阁楼上的碎布头。今晚的河水流速缓慢，空气温暖爽滑。因为背被太阳晒疼了，没法摇桨，我没有解开小船，而是爬进去，坐在里面感受河水静静的起伏，看那些碎红布头沉入黑色的水中，想着自己是不是吸了太多珍妮的气味。

我回来时他们正准备开饭。珍妮坐在皮特旁边，我进来时她没从盘子上抬起头，甚至我在她的另一边坐下时也没有。在我身边她如此庞大，却还那样俯在盘子上，让人感觉她好像并不想置身于此，我有点为她感到难过，想和她说说话。可又不知说什么好。实际上这顿饭没人言语，大家都只是把刀叉在盘子里推前挪后，间或有人嘟囔一声递个东西。我们平常吃饭并不是这样，总会说些什么。但现在有珍妮在，她比我们任何人都要安静，都要大个，还埋头在盘子里。山姆清了清嗓子，朝桌子一端的珍妮看去。其他人都抬起头，等着，除了珍妮。山姆又清了下嗓子说，“珍妮，你以前住哪里？”

因为一直无人开口，这话显得硬生生的，好像山姆是在办公室为她填表一样。而珍妮呢，仍旧看着她的盘子，说，“曼彻斯特，”然后看着山姆，“一所公寓里。”接着发出小小的嘶鸣样的笑，很可能是因为我们都在望着她。然后山姆说着“啊，我知道了”之类的话，边想下面该说点什么的时候，她却又埋头到盘子里去了。楼上艾丽斯开始哭闹，凯特上去把她抱下来，让她坐在膝上。她停下不哭后，就开始轮流指着我们每个人，“呃，呃，呃”地叫着。我们低头吃饭一言不发时，她围着桌子指了一圈，好像是在责备我们为什么不想点话题。凯特叫她安静，带着她和艾丽斯在一起时惯常的忧伤神色。有时我想她这个样子可能是因为艾丽斯没有爸爸。她看上去一点不像凯特，头发非常淡，耳朵大得和头不相称。一两年前艾丽斯很小的时候，我以为何塞是她爸爸。但他的头发是黑色的，而且从来不怎么关心艾丽斯。当大家都吃完头道菜，我帮着凯特收拾盘碟时，珍妮把艾丽斯揽到了膝头。艾丽斯还在咿咿呀呀，对着屋里的东西指指点点。可她一到珍妮的膝头，就变得非常安静，可能因为这是她见过的最大的膝头吧。凯特和我把水果和茶端上来，大家开始剥橘子和香蕉，吃园子里摘的苹果，倒茶，递着牛奶和糖，并开始说笑，像往常一样，像没什么事情曾让他们欲言又止一样。

珍妮把膝上的艾丽斯逗得很开心，一会儿像奔马一样抖动，一会儿手像鸟一样朝艾丽斯的肚子俯冲，一会儿秀给她看各种手指戏法，艾丽斯一直叫着还要。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她笑成这样。珍妮顺着桌子瞥了一眼凯特，她一直在看她们玩，表情像在看电视。珍妮把艾丽斯送到她妈妈身边，似乎忽然觉得不好意思，因为把艾丽斯抱在膝上这么久，还玩得这么开心。回到桌子那头的艾丽斯还在叫：“还要，还要，还要。”五分钟后她妈妈抱她上床时，她还在叫。

因为哥哥吩咐了，第二天清早，我把咖啡端进珍妮的房间。我进去时她已经起来了，坐在桌前往信封上贴邮票。她看上去没有昨晚那么大。她让窗子敞开着，房间里充满了早晨的空气。她好像起来很久了。透过她的窗子，可以看到树木间蜿蜒的河水，在阳光下轻盈而安详。我想到外面去，在早饭前看看我的船。可珍妮想聊聊。她让我坐在她床上，讲讲我自己。她没有问我什么问题，而我也不能确定该如何开始向别人介绍自己，所以只是坐在那里，看她一边在信封上写地址，一边啜着咖啡。我倒不介意，在珍妮的房间里还行。她在墙上挂了两幅画。一幅是装在相框里的照片，是动物园里的一只猴子，倒挂在一条树枝上仰行，肚子上还攀了个小猴崽。你看得出那是一个动物园，因为底下还有管理员的帽子和半边脸。另外一幅是从杂志上剪下来的彩图，上面两个小孩手拉手沿海岸跑，正值日落时分，整个画面呈深红色，连小孩都是。很棒的画。她处理完信件，便问我在哪里上学。我告诉她假期过后就要去一所新学校，雷丁的综合学校，但我从来没去过那里，没多少可讲的。她见我又在往窗外看。

“你要去河边吗？”

“是的，我要去看看我的船。”

“我能和你一起去吗？你愿意带我去看看那条河吗？”我在门口等她，看着她把粉红色圆滚滚的脚塞进扁平的小鞋子里，又用一把背面有镜子的梳子刷了刷很短的头发。我们穿过草坪走出园子尽头的小门，踏上小路，两边是高大的蕨草。半路上我停下来听一只金翼啄木鸟，她告诉我她听不懂小鸟的歌声。多数大人从来不会跟你说他们不懂什么。因此在小路那头连着码头开阔处的地方，我们在一棵橡树底下站住，她可以听听乌鸫。我知道那里有一只，而且总是在早晨这个时候歌唱。我们刚走到那里，它就停了。我们只好静静地等它重新开始。站在几乎半枯的树干旁，我听见其他树上的鸟叫声，河水从前面不远处码头下流过。但我们的鸟却偃旗息鼓了。沉默的等待似乎让珍妮有点不安，她捏紧鼻子，免得发出那嘶鸣的笑声。我很想让她听那乌鸫叫，于是把手放到她的胳膊上，看我这么做，她笑笑把手从鼻子上移开。几秒钟后，乌鸫开始了它婉转悠长的鸣唱。这许久它一直在等我们安定下来。我们走到码头上，我给她看我的船系在尽头。那是一条划艇，外绿内红，像只水果。这个夏天我每天都来，为它划桨，给它上漆，把它擦干净，有时只是来看看它。有一次我逆流划了七英里远，然后用那天剩余的时间顺流漂回来。我们坐在码头的边沿看着小船、河水和对岸的树。然后珍妮面朝下游说，

“伦敦就在那个方向。”伦敦是一个我不想让河水知道的很要紧的秘密。它流过我们家时还不知道伦敦。因此我只是点头，什么都不说。珍妮问我她能不能坐一下小船。一开始我有点犯愁，因为她太重了。当然我不能这么对她说。我后斜着身子拉紧缆绳让她爬进去。她进去时把周围弄出好一阵咕咚咕咚的动静。船看上去并没有比平常明显下沉，我也就上去了。我们从这个新视角望着河面，你能看出这河是多么古老和强大。我们坐着聊了很久。我先告诉她我父母两年前如何在一次车祸中丧生，而我哥哥又怎么想到把房子变成集体公寓；起初他计划让这里住上二十个人，但现在我想他打算把人数控制在八个左右。然后珍妮告诉我她以前在曼彻斯特一所很大的学校里当老师，孩子们总是笑话她，因为她胖。她似乎并不介意谈到这个。她讲了那时一些好玩的事情。当她告诉我有次孩子们把她锁在一个书橱里时，我们都大笑起来，笑得船都开始左右摇晃，在河水里推起了一些小波浪。这次珍妮笑得很放松，有节奏，不是以前那样生硬的嘶笑。回来的路上她凭着歌声认出了两只乌鸫，穿过草地时她又指认了一只。我只是点头。其实那不过是一只欧鸫，但我太饿了，懒得告诉她其中的区别。

三天后我听见珍妮在唱歌。当时我正在后院用一堆零件组装自行车，从厨房敞开的窗子里传出她的歌声。她在里面做午饭和照看艾丽斯，凯特出去见朋友了。她记不得歌词，歌声欢快中又有点悲伤，她像个呱呱的黑女佣那样对着艾丽斯唱。新的早晨好人儿……啦啦啦，啦啦啦，啦，新的早晨好人儿啦啦啦，啦啦啦，啦。新的早晨好人儿带我离开这里。那天下午我划船带她出河，她又唱起另外一首歌，也是同样的调子，这次完全没有歌词。呀啦啦，呀啦，呀咿咿。她伸开双手，转动着被放大的眼睛，好像是专为我唱一首小夜曲。一个星期过后，整栋房子里都是珍妮的歌声，有时她记得一两句歌词，但更多时候只是无词的哼哼。她很多时间都花在厨房，那也是她最常唱歌的地方。厨房被她弄得更敞亮：她刮掉了北窗上的画，让更多光线透进来，没有人想得起为什么原先那里会贴张画；她搬走了一张旧桌子，地方一腾出来，大家都马上意识到它曾经多么碍事；一天下午她把整面墙都刷成白色，让空间显得更大些；她重新整理了碗碟，让大家知道什么东西放在什么地方，连我都能够得到。她把厨房变成了一个你没事可以来坐坐的地方。珍妮自己做面包，烤蛋糕，而这些东西我们平常都去商店买。她来的第三天我的床铺换上了干净的被单。她把我睡了一个夏天的被单和大部分衣服都拿去洗了。她会用整个下午来做咖喱，那天晚上我吃到了两年来最美味的一餐。当其他人告诉她大家觉得这有多么好的时候，珍妮就会紧张，并发出嘶笑。这时我看得出其他人仍受不了她这么笑，他们旁顾左右，似乎遇到什么令人生厌的事情，非礼勿视。但她的那种笑声我一点都不在乎，我甚至察觉不到，除非在场的其他人把目光转向别处。大多数下午我们都一起去河上，我教她划桨，听她讲教书时的故事，讲她在超市工作时，每天都看到有些老人进来偷火腿和黄油。我教她辨认更多的鸟鸣，但她始终只记得住第一种，乌鸫。在她房间里，她给我看她父母和哥哥的照片，说，“只有我胖。”我也给她看我父母的照片。有一张是他们去世前一个月拍的，照片里他们手拉手走在台阶上，冲着镜头笑。那是我哥哥在搞怪逗他们，好让我拍下来。照相机是我刚得来的十岁生日礼物，这也是我用它拍的最初几张照片之一。珍妮看了很久，说了些她看上去是个非常好的女人之类的话，忽然间我觉得妈妈只是一个照片中的女人，而她可以是任何女人，第一次我感觉她远离了我，不是在我心里向外看，而是在我身外，被我、珍妮或者任何拿着这张相片的人注视着。珍妮把它从我手中拿走，和其他的一起放进鞋盒里。我们下楼时，她开始讲一个很长的故事：她的一个朋友写了一出戏，戏有一个奇怪而安静的结尾。那朋友希望珍妮在终场时带头鼓掌，可珍妮不知怎么搞错了，在终场前十五分钟的一段沉默戏里鼓起掌来，结果戏的最后一部分就这样给丢失了，掌声很热烈，因为没人看懂戏在讲什么。我想，她讲这些，是为了让我别再想妈妈，她做到了。

凯特有更多的时间和雷丁的朋友们在一起。一天早晨我在厨房，她打扮得很光鲜地走进来，一身皮装配皮长靴。她坐在我对面等珍妮下来，好告诉她给艾丽斯喂什么，她会什么时候回来。我想起差不多两年前的一个早晨，凯特也是同一身装扮走进厨房。她坐在桌旁，解开衬衣，开始用手指往一个瓶子里挤白得发蓝的乳汁，挤完一个奶头再换另一个，似乎没注意到我坐在那儿。

“你这是干吗啊？”我问她。

她说，“好让詹内特待会儿喂艾丽斯吃啊。我得出门。”詹内特是过去住在这里的一个黑人女孩。看着凯特把自己的奶挤到一个瓶子里，感觉很古怪。那让我觉得我们只是一群穿着衣服，行为奇特的动物，就像茶会上的猴子。只是大多数时候我们都太过彼此习惯了而已。我很想知道，早上一起来就和我一道坐在厨房里的凯特，是不是也想起了那次的情形。她涂着橘红的唇膏，头发盘到后面，令她越发显瘦。她的唇膏带点荧光，就像一种路标。她不停地看表，皮靴吱扭作响。她看上去像个外太空美女。这时珍妮下来了，穿着一件巨大的碎布睡袍，打着哈欠，因为才起床。凯特轻声飞快地向她交待着艾丽斯今天的饮食。一说起这些事似乎就令她忧伤。她拿起包跑出厨房，又回过头说了一声“Bye”。珍妮在桌旁坐下喝着茶，似乎她当真就是守在家里照看阔太太的女儿的胖嬷嬷。你爸爸富有，你妈妈漂亮，啦啊……啦啦啦……啦啦别哭。其他人对待珍妮的态度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味道，当她是一个外来的怪物，和他们不是同类。他们对她做的大餐和蛋糕早已习以为常，如今没人再为此有所表示了。有时晚上皮特、凯特、何塞和山姆围坐在一起，用皮特自制的水烟管抽大麻，听音乐，把音响的声音开得很大。这时珍妮就会上楼回自己的房间，这种时候她不喜欢和他们在一起，我能看得出来他们因此有点不快。虽然她是个女孩，却没有凯特和我哥哥的女朋友莎伦那么美，也不像她们那样穿牛仔裤和印度衬衫，可能是因为她找不到合身的吧。她穿印花的裙子和一些平常的衣服，就像我妈妈或是邮局里的女人们穿的那样。若为什么事情紧张了，她就会发出嘶笑，我能感到他们把她看作某种精神病人，看他们把头扭开的样子我就知道。他们还在想她那么胖。有时她不在场，山姆称她为“苗条的吉姆”，这总是让大家哄笑。他们并不是对她不友好什么的，他们只是在以某种说不清的方式，把她排斥在外。

有次我们在河上，她问我关于大麻的事情。“你是怎么看待这个的？”她说。我告诉她在十五岁前我哥哥不会让我碰它。我知道她是坚决抵制的，但她没有再说什么。同一天下午我为她拍了一张抱着艾丽斯靠在厨房门上，朝着太阳微微眯眼的照片。她也帮我拍了一张在后院撒把骑自行车的照片。就是那辆我自己用零件组装起来的车。

说不清从哪天起珍妮真成了艾丽斯的妈妈。起初她只是在凯特去会朋友的时候照看她。后来凯特与朋友的会面越来越频繁，几乎每天都去。于是我们三个，珍妮、艾丽斯和我，在河边一起度过了许多时光。码头边有一方草岸，斜下去连着一片六英尺见宽的小沙滩。我摆弄船的时候，珍妮就坐在草岸上陪艾丽斯玩。我们第一次把艾丽斯放进船里的时候，她像只猪崽那样尖叫。她不信任水。过了好久，她才敢站到小沙滩上，就算她终于站上去了，眼睛也不敢离开水沿，生怕它会爬到自己身上来。看见珍妮从船里向她招手，很安全，她才打定主意。我们一起划到河对岸。艾丽斯不在乎凯特离开，因为她喜欢珍妮。珍妮断断续续唱着自己会的歌，坐在河边草岸上一直和她说个不停。虽然艾丽斯一个字都听不懂，但她喜欢听到珍妮的声音源源不断。有时艾丽斯会指着珍妮的嘴说，“还要，还要。”凯特面对她总是那样沉默和忧郁，她听不到多少直接对她讲的话。一天夜里凯特外出直到第二天早上才回来。凯特跑进来的时候，艾丽斯正坐在珍妮的膝头，把早饭洒了一桌子，凯特一把捞起她，抱着一遍一遍地问，不给任何人回答的机会。

“她还好吗？她还好吗？她还好吗？”当天下午艾丽斯又回到了珍妮身边，因为凯特又得去一个什么地方。我在厨房外的大厅里听到她跟珍妮说天黑她会回来，几分钟后她出现在车道上，手里提着一个行李箱。过了两天她回来时，只是把头伸进门看了一眼艾丽斯是不是还在那儿，然后便上楼回自己的房间去了。一天到晚带着艾丽斯并不总是件美差。我们无法把船划太远。二十分钟一过，艾丽斯又怕起水来，想要回到岸上。如果我们要走去哪里，大部分时候都得带上艾丽斯。那意味着我没法带珍妮去看河边我的一些秘密领地。一天下来，艾丽斯总会凄凄惨惨，莫名其妙地又哭又闹，都是因为累了。我厌倦了这么多时间和艾丽斯在一起。白天凯特大多待在自己屋里。一天下午我给她端杯茶上去，发现她在椅子里睡着了。因为很多时间要带着艾丽斯，我和珍妮不像她刚来那会儿聊得那么多了。倒不是因为艾丽斯会听见，而是珍妮的时间全被她占掉了。她脑子里没有其他事情，真的，似乎除了艾丽斯她根本不想和别人说话。有一天晚饭过后我们都围坐在前屋。大厅里凯特和什么人在电话上吵了很久。她挂了，走进来，噗通坐下，抓起一本什么就看。我看得出她很生气，不是真的在读。屋子里沉默了一阵，忽然艾丽斯在楼上哭，喊着要珍妮。珍妮和凯特都立刻抬头，互相对视了片刻。然后凯特起身离开了房间。我们装作继续看书，但实际上都在听凯特上楼的脚步。我们听到她走进艾丽斯的房间，恰好就在这间楼上。艾丽斯越哭越响，非要珍妮上去不可。凯特走下楼，这次很快。她进屋的时候珍妮抬起头，她们又对视了一下。而艾丽斯则一直不停地喊着珍妮。珍妮起身，在门边和凯特侧身而过，她们都没有说话。其余的人，皮特、山姆、何塞和我，都继续在心不在焉地阅读，听珍妮上楼的脚步。号哭停了下来，她在上面待了很久。她下来时凯特已拿了本杂志坐回了椅子里。珍妮坐下来，没有人抬头，没有人说话。

忽然夏天就过完了。珍妮有天清早来到我房间，把床上的被单和她能找到的衣服都拖走了。我开学前所有的东西都必须清洗。接着她命令我打扫自己的房间，整个夏天积攒在我床底下的那些旧漫画书和杯碟，所有的灰尘和我刷船用的油漆罐都被清除了。她又从车库里找来一张小桌子，我帮她搬进我的房间。那将是我用来做功课的书桌。她要带我到村子里请我，但不告诉我请什么。到那以后才发现原来她是要请我理发。我正想逃，她拉住我的肩膀。

“别傻了，”她说，“你不能这个样子去学校，你会一天也待不下去的。”于是我乖乖地坐在理发师跟前，让他剪去我的整个夏天，珍妮坐在我身后，看到我从镜子里瞪她便大笑。她从我哥哥皮特那里拿了一点钱，带我坐上进城的巴士去买校服。以过去我们在河上相处的经验，现在她突然指挥起我来，感觉有些怪。不过没事，真的，我想不出有什么理由不按她说的做。她领着我走过商业街，在鞋店和衣服店给我买了一件红色运动衫、一顶帽子、两双黑皮鞋、六双灰袜子、两条灰裤子和五件灰衬衫，一路上她问个不停，“你喜欢这些吗？”“这个喜欢吗？”由于我对深浅不一的灰色并没有特别的偏好，所以她认为最好的我便同意。一个小时之内我们便搞定了。那天晚上她把我抽屉里的摇滚收藏清空了来放新衣服，还让我穿上整套行头。他们都在楼下大笑，尤其当我戴上红帽子的时候。山姆说我看上去像一个星际邮差。一连三个晚上，她让我用指甲锉擦膝盖，把埋在皮肤里的龌龊去掉。

接着便到了星期天，返校前一天，我最后一次和珍妮、艾丽斯一起驾船出去。晚上我就要帮着皮特和山姆把我的船拉上小路，穿过草坪，收到车库里过冬。我们还要再修建一个码头，一个更坚固的。这是那个夏天最后一次行船。我在码头上稳住船，珍妮把艾丽斯托进船里，自己也爬了进去。我挥桨划离岸边时，珍妮开始唱起一支歌。耶稣啊你能降临吗，耶稣啊你能降临吗，耶稣啊你能降临吗，啦啦啦啦啊，啦啦。艾丽斯站在珍妮两膝当中看着我划桨。她觉得我使劲前俯后仰的样子很好玩。她以为那是我们在和她玩的一个游戏，把脸一会儿凑近她又移走。有点奇怪，我们在河上的最后一天。珍妮唱完她的歌以后，许久都没有人说话。只有艾丽斯在冲我笑。河面寂寥，她的笑声飘过，不知所终。太阳发散出黯淡的黄光，似乎在夏日之末也燃尽了自己。岸上的树林里没有风吹，没有鸟鸣，连桨在水里也悄无声息。我逆流而上，阳光斜射在脊背上，但孱弱得难以察觉，苍白得甚至照不出影子。前面岸边有一个老人站在橡树下钓鱼。我们行到和他并排处，他抬头瞪着船里的我们，我们也回瞪着岸上的他。他看着我们，面无表情。我们也报之以无动于衷，没有人说“嗨”。他嘴里衔着一片草叶，我们经过时，他把它松开悄悄吐进了河里。珍妮把手探进缓滞的水中，望着河岸，似乎那是她头脑中唯一能看见的东西。这让我觉得她并非真的想和我一起到河上来。她来，只是因为我们曾经一起划过那么多次船，因为这是今年夏天的最后一次。想到这里我不免有点难过，桨划得更吃力了。我们这样走了半小时，她微笑着看我，我意识到先前觉得她不想来河上完全是我自己在胡思乱想，因为她开始聊起这个夏天，聊起我们一同做过的所有事情。她把一切说得很有意思，远比实际美妙。我们冗长的漫步，和艾丽斯一起沿河岸划行，我教她如何划桨和辨认不同的鸟鸣，还有那些我们在别人还在沉睡时便起来荡舟河上的清晨时光。她也带动了我，回忆起我们做过的种种，比如有一次我们以为看见了一只太平鸟，而另一次我们在某个晚上守在灌木丛后面等待一只獾出洞。很快我们就真的兴奋起来，对着沉闷的空气大喊大笑，为一个如此美妙的夏天，为我们明年计划要做的事情。

这时珍妮说，“明天你要戴上红帽子去上学咯。”她装出严肃并带有责备的语气，一个手指在空中指点，那样子让这句话变成我听过的最好笑的话。言下之意也是，整个夏天干了那么多有意思的事情，最后却要戴上一顶红帽子去上学。我们哈哈大笑，似乎停不下来。我不得不放下双桨。我们的咯咯声和喘息声越来越响，因为死寂的空气没有带走声音，它还留在船上萦绕着我们。我们一看到对方的眼睛就笑得更起劲更大声，最后肚子都笑疼了，我拼命想打住。艾丽斯开始大哭，因为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这让我们更加欲罢不能。珍妮把身体倾向船外，这样就可以不看到我。可她的笑声变得越来越紧绷和干哑，细小而急促的嘶声像一个个小石子从她喉咙里蹦出来。她粉红的大脸和粉红的胖胳膊晃动着，挣扎着，刚喘上一口的气，又随着一个个小石子跑掉了。珍妮回转身。她的嘴在笑，但眼神看上去惊恐而干涩，双膝一软倒了下去，手捂着笑疼了的肚子，把艾丽斯也撞倒了。船翘了起来，因为珍妮跌倒在船的一侧，她是那么大，我的船又那么小。船很快就翻了个，快得就像照相机的快门喀嚓一下，刹那间我就到了暗绿色的河底，手背抵到了冰冷的软泥，脸边有水草拂动。我能听到像块块石子入水般的笑声，就在耳边。但当我浮上水面时，却感到四下无人。河面黑黢黢的，我一定是在下面沉了很久。有东西碰着了我的头，我意识到自己被压在翻覆的船里。我又潜下去从另一边浮起，过了好长时间才喘过气来。我绕船游着，一遍遍呼喊珍妮和艾丽斯。我还把嘴埋在水里叫她们的名字。没有人答应。没有东西划破水面。河面上只有我。于是我悬在船边，等待她们冒上来。我等了很久，随船漂流，脑子里仍然回荡着笑声。我望着河水和西沉的太阳打在上面的片片黄色光斑。有时一个大寒战穿透我的腿和背，但大多数时候我是平静的，挂在绿色的船壳上，脑子里空空荡荡，什么都没有，只是望着河水，等着水面被冲开，黄斑散碎。我漂过那个老人钓鱼的地方，那似乎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他早已不见，原先站过的地方只有一个纸袋。我是那么疲惫，我闭上双眼，感觉好像是躺在家里的床上，是冬天，妈妈来我房里道晚安。她关掉灯，而我把船滑进了河里。于是我又记起来了，呼喊珍妮和艾丽斯，又望着河水，然后我的眼睛开始合上，我妈妈又来我房里道晚安并关掉灯而我又沉入水中。很长时间我忘了呼喊珍妮和艾丽斯，我只是挂在船沿，漂流而下。我现在看到岸上有个地方，是我很久以前熟悉的。那里有一小片沙滩，码头边有一方草岸。黄斑已沉入水中，我推开小船，任它一路漂去伦敦，而我在黑色的水中慢慢朝码头游去。

■

地板上有灰尘，布景只画了一半，他们全都赤裸地站在舞台上，明亮的灯光保持住他们的体温，并彰显空气中的尘埃。无处可坐，他们只得痛苦地左右交替重心。没有衣袋可以插手，也没有香烟。

“你这是头一回吗？”谁都是头一回，这只有导演清楚。只有相识的朋友在交谈，悄声且断且续。其余的人都默然。裸体陌生人之间如何开始交谈？没人知道。那些专业演员，出于专业的目的，互相瞟了瞟对方的那个部位，而其余的人，导演的朋友的朋友们，想弄点现钱才来的，都在不动声色地打量女人。贾斯敏刚刚一直在观众席后面和服装师说话，此刻他用混杂威尔士口音的伦敦土话高声叫道：

“都手淫过了吗，小伙子们？很好。”（并没人吱声。）“如果给我看见勃起，就滚蛋。这可是一场体面的演出。”女人中有人咯咯偷笑。几个非专业人士溜达到灯光区外。两个舞台助理把一卷地毯搬上舞台，一边说，“小心背后。”于是每个人都愈加自觉裸露无遗。一个戴丛林帽穿白衬衫的男人在乐池里安置了一台录音机。他上磁带时一脸鄙夷。这是一幕交媾戏。

“我要‘交媾好时光’，杰克。”贾斯敏对他说。“让他们先听听。”四只大喇叭，让人无处逃遁。

哦人人都在听闻性事的隐秘，

让我来告诉你这事情的实际。

就在这国度四方，

现在是抽插一二三交媾好时光。

飞扬的小提琴和军乐队响起，合唱过后，长号、军鼓和钟琴交织成欢快的两轮进行曲。贾斯敏沿着甬道走向舞台。

“这就是你们的性交音乐，姑娘小伙子们。”他解开衬衫顶上那粒纽扣。曲子是他亲手写的。

“黛儿在哪儿？我要黛儿。”黑暗中走出编舞师。她身穿一件时髦的风衣，中间束着一条阔皮带。细腰、墨镜、小甜面包状盘发，走起路来活像一把剪刀。贾斯敏没转身就叫住正从观众席后门往外走的家伙。

“我要那些假发，哈里亲爱的。我要那些假发。没有假发，就没有哈里。”贾斯敏在第一排坐下。他架起腿，两手合尖顶在鼻子底下。黛儿爬上舞台。她立于横铺在舞台上的大地毯中央，一手扶腰。她说：“我要姑娘们蹲成V形，一边五个。”自己站在队列顶端的位置，挥动双臂。她们在她脚边坐下，而她就在大家中间穿来剪去，带过一丝麝香味。她搭了个比较深的V，又调浅，然后变换成马蹄形和月牙状，再重新变回浅V。

“好极了，黛儿。”贾斯敏说。V形指向后台。黛儿从中间挪出一个女孩，用靠边的另一个顶替她的位置。她不言语，只是用肘点卯，领着她们从这儿到那儿。她们无法透过墨镜看到她的眼神，因此并非总能明白她的意思。她指挥男人们逐一走到每个女人前面，压压他的肩膀让他面对面坐下。她把每对男女的腿调适好，让他们挺直腰背，又将他们的头摆对位置，让每一对的小臂相互扣紧。贾斯敏点燃一支烟。十对男女在地毯上搭成V形，地毯实际上是休息室的。

最后黛儿说：“现在我拍手，你们就跟着前后摇动。”

于是他们摇摆起来，像小朋友在玩划船。导演走到观众席后面。

“我想要再靠近一点，亲爱的，从这儿看根本不像那么回事儿。”黛儿把一对对男女推得更近一些。再动起来的时候他们的阴毛都互相擦着了。动作很难合拍。这是一件需要下功夫练习的活儿。有一对侧翻在地，姑娘的头砸在地板上。她揉着头，黛儿过去，也帮她揉，然后重新把他们排妥。贾斯敏飞快地走下甬道。

“我们配上音乐试试，杰克。注意了。记住，姑娘小伙子们，唱完以后你们二次跟进。”

哦人人都听闻性事的隐秘

……

随着黛儿拍手，姑娘和小伙子们开始摇动。一，二，三，四。贾斯敏站在甬道中，抱着手。他松开手，高声喊道：

“停。够了。”四下霎时肃静。一对对男女瞪着灯光之外的黑暗，等待着。贾斯敏缓缓走下台阶，待到踏上舞台，他温和地说：

“我知道这很难，可是你们得看上去很享受这桩事情。”（他提高嗓门。）“的确有人享受，你们知道。你们要明白，这是性交，不是葬礼。”（他的声音低下去。）“我们再来一次，这次带点热情。杰克，放音乐。”黛儿把那些摇出界的配对重新排整齐，而导演又爬上台阶。好多了，毫无疑问这次好多了。黛儿站在贾斯敏身边观看。他把手搭在她的肩头，冲她的眼镜笑了笑：

“亲爱的，很好，会很好的。”

黛儿说：“最末那两个摇得好。如果他们都能摇成那样，那这儿就没我事了。”

现在是抽插一二三交媾好时光。

黛儿击掌，帮他们跟上新的节奏。贾斯敏在第一排坐下点燃一支烟。他扭头对黛儿叫道：

“最末的那对……”她把手指贴在耳边示意她听不清，一边顺着台阶朝他走去。

“最末那对，他们摇得太快了，你觉得呢？”他们一起观看。确实，一直摇得很好的那两个，他们有点脱节了。贾斯敏两手又在鼻子底下合成尖顶，黛儿脚步轻剪踏上舞台，站到那两个人身边击掌。

“一二，一二。”她叫道。他们似乎没听见黛儿，还有那些长号、军鼓和钟琴。

“见鬼，一二。”黛儿咆哮。她无助地望着贾斯敏。“我希望他们能有点节奏感啊。”

可贾斯敏没理会，因为他也在咆哮。

“打住！停！把那玩意儿关掉，杰克。”所有男女戛然而止，除了最末的那对。大家都望着他俩，此时他们摇动得更快了，自有一种婀娜的韵律。

“我的天，”贾斯敏说，“他们操上了。”他朝舞台助理吼道：“把他们分开，你们愣着干吗？别咧着嘴傻笑，不然以后就别想在伦敦混。”他又向其他男女吼，“解散，过半个小时再回来。不，不，待在这儿。”他转过身对着黛儿，嗓音嘶哑：“对此我深感抱歉，亲爱的。我理解你的感受。这是下流的，令人恶心，这都是我的错。我该一个一个先检查的。决不会再发生这种事了。”在他的絮叨声中，黛儿已经翩然剪过甬道，消失了。与此同时，那对男女继续摇动着，没有音乐伴奏，只有地毯下木板的咯吱咯吱和女人低声的呻吟。舞台助理站在一旁，不知道如何下手。

“拉开他们。”贾斯敏又叫道。一个舞台助理拉扯男人的肩膀，可是他们浑身是汗，哪儿都抓不稳。贾斯敏转过身去，眼里噙着泪水。真是难以置信。其他人则乐得休息，他们站成一圈围观。那个刚刚拽过男人肩膀的舞台助理拎上来一桶水。贾斯敏擤着鼻子。

“别多此一举了，”他哑着嗓子咕哝道，“他们现在可能都搞完了。”说话间那两个人结束了摇摆，彼此挣开，那姑娘跑去了更衣室，剩下那男的独自一人站着。贾斯敏爬上舞台，气得直哆嗦，挖苦道：

“好，好，波特诺伊，捅过一回了？感觉爽了？”那人背手而立，黏湿的鸡巴怒挺着，然后微微抽搐着自动缩回去了。

“是的，谢谢克利菲先生。”那人说。

“你叫什么名字，亲爱的？”

“柯克尔。”杰克喷出了一声鼻息，那是他迄今最接近笑容的样子了。其他人咂了咂嘴。贾斯敏则深深吸了一口气。

“好了，柯克尔，你和你吊着的老二可以滚出这舞台了，带上那个欠操的小妞。但愿你能找到容得下两个人的槽。”

“我们一定会的，克利菲先生，谢谢你。”贾斯敏又重新爬回观众席。

“就位，你们剩下的。”他说。他坐了下来。许多时候他简直要哭，真的哭泣。不过他没有，他点燃了一支烟。

■

星期四我平生第一次见到尸体。今天是星期天，无所事事。天气很热，没想到英格兰也能这么热。临近中午，我决定出去走走。我站在屋外，迟疑，一时拿不准该往左还是往右。查理伏在街对面一辆汽车底下。他肯定是看见我的腿了，只听他叫道：

“喂，怎么样？”这类问话总是让人无从回答。我愣了几秒钟，支吾道：

“你好吗，查理？”他爬了出来。阳光从我站的街这边径直射入他的双眼。他伸手搭住眼眉，说道：

“你这会儿是要去哪儿呢？”我再一次被问住了。适逢星期天，无所事事，天又太热……

“出去，”我说，“走走……”。我走过去打量着汽车引擎，尽管对此我一窍不通。查理是个对机械很在行的老家伙。他帮街坊们和他们的朋友修车。他从车边兜过来，两只手拎着一套沉重的工具。

“这么说，她死了？”他站在那儿用一块废布擦着一把扳手。自然，他早就知道了，只不过想听听我的说法。

“是啊，”我对他说，“她是死了。”他在等我继续说下去。我斜靠在车的一侧。车顶烫得摸不上手。查理还在提我，

“你最后见到她在……”

“在桥上，我看见她沿着运河跑。”

“那你看到她……”

“我没看见她掉下去。”查理把扳手收进工具箱。他正准备爬回汽车底下，并以这种方式宣告谈话结束。我仍然在踌躇该走哪条路。在消失之前查理说道，

“作孽，真是作孽。”

我朝左边走去，因为我恰好面朝那边。我走过几条由女贞树篱和滚烫的泊车分割成的街道。每条街上都闻到同一股煮午饭的味道，敞开的窗户里传出同一套电台节目的声音。我碰见几条猫狗，却很少看到人，就算有也都隔着一段距离。我脱下外衣搭在胳膊上。能依树临水当然最好，可伦敦的这一区没有公园，只有泊车位。倒是有一条运河，褐色的河水在工厂之间穿梭，流经一处废品站，小简就淹死在里面。我走到公共图书馆，尽管一早知道今天它不开门，我还是喜欢坐在门外的台阶上。现在我就在这儿坐着，坐在一块不断萎缩的阴影里。一阵热风吹进街道，卷起我脚边的杂物。我看见路中央吹起一张报纸，是《每日镜报》的某一页，头条标题露出一部分“……的人……”。四下无人。街角传来的冰激凌车的叮当声让我意识到自己渴了。铃铛奏出莫扎特钢琴奏鸣曲中的一段，在旋律当中戛然而止，好像铃铛被人踹了一脚。我快步走过去，可是当我走到街角时它已经不在了。不一会儿又传来它的声音，听上去分明已走出了很远。

往回走的路上我一个人也没碰见。查理已经进屋，他刚才修理的那辆车也不见了。我从厨房水龙头里接了点水喝，不知从哪儿读到过，伦敦的水龙头里放出来的一杯水相当于已经被五个人喝过了。水里有一股金属味，这使我想起他们停放小女孩的不锈钢台，她的尸体。他们可能就是用自来水来清洗太平间的台面。晚上七点我要去见女孩的父母，不是我想见，这是警官的主意，帮我做笔录的那个。我本该强硬一点，可他在我身边转悠，让我害怕。他跟我说话的时候用手抓住我的肘部，这大概是他们从警校里学来的伎俩，用以获得所需的权威。我正准备离开那幢大楼时他叫住了我，把我押到一个角落。我没法挣脱，除非与他搏斗。他声音低哑，话不失礼却语锋迫人：

“你是女孩死前最后一个见到她的人……”他把死字拖得很长。“她的父母，嗯，当然想要见见你。”他握住我的时候就有那种权威，话中夹杂的暗示让我害怕，不管他其实是在暗示些什么。他那双握住我的手又紧了紧：“所以我跟他们说你会来的。你和他们差不多算是隔壁邻居对吧？”我看向别处，点了点头。他笑了，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尽管如此，这也算是件事，一次见面，好歹让这一天有点意义。下午晚些时候我决定洗个澡，打扮一番。大把时间有待消磨。我翻出一瓶从没打开过的古龙水和一件干净的衬衫。放洗澡水的时候我脱掉衣服，凝视着镜子里面自己的身体。我是个长相可疑的人，我知道，因为我没有下巴。尽管说不出缘由，在警察局里甚至还没等我作陈述他们就开始怀疑我了。我告诉他们当时我站在桥上，我从桥上看见她沿着运河跑。那个警官说，

“哦，那倒是相当巧合，不是吗？我是说，她和你住在同一条街上。”我的下巴和我的脖子互为一体，它们不分彼此，滋生怀疑。我母亲也长成这样，直到我离家之后才发觉她形容怪异。去年她死了。女人不喜欢我的下巴，她们从不靠近我。我母亲也一样，她从未有过朋友，无论去哪儿都是一个人，哪怕是节日。每一年她前往利特尔汉普顿的时候，都是独自坐在甲板的椅子上，面朝大海。到生命的最后阶段，她尖瘦而乖戾，活像一条小灵犬。

在上星期四见到简的尸体以前，我从未曾对死有过什么特别的想法。有一回我见到过一条狗被碾死，车轮从它头颈上轧过，眼珠迸裂。可我无动于衷。我母亲死的时候我躲得远远的，多半出于冷漠，也因为厌恶我的那些亲戚们。对她死去的样子我也没有好奇心。我想我自己的死将会和她一样，苍老而瘦削地躺在花簇中。那时我并没有看见尸体。尸体把生和死摆在了一起。他们带我走下石阶来到一条走廊，我原以为太平间会是独立建筑，实际却在一幢七层高的办公大楼里。我们是在地下室，我能听到楼梯角传来打字机的声音。警官已经到了，还有另外两个穿制服的，他拉开弹簧门让我进去。我没料到她真的会在里面。现在我想不起来当时我以为会是什么，照片？也许，可能还会要签一些文件。我没有认真考虑过整件事。可她真的在里面。五张高高的不锈钢台排成一列，天花板上荡下的长长的链条上悬着带绿色铁皮罩的荧光灯。她在离门最近的那张台上，仰躺着，手掌朝上，双腿并拢，嘴张得很开，眼睛睁得很大，非常苍白，非常安静。她的头发还有一点潮。她红色的裙子看上去好像刚刚洗过。身体散发出淡淡的运河的气味。我猜要是你见惯尸体，比如那位警官，这场面并没有什么特别。她右眼上有一小块淤伤。我忍不住想要摸摸她，但我意识到他们就在咫尺之外盯着我。穿白大褂的那个人像是在卖二手车似的轻巧地说，

“只有九岁。”无人搭腔。我们都看着她的脸。警官手里拿着一些文件转到我站的台子这边。

“好了吗？”他说。我们由那条长长的走廊往回走。上楼后我签了一些笔录，表明当时我正横过铁道线的人行天桥，看见一个小女孩——经辨认即楼下那位，在运河边的纤道上奔跑。我没怎么在意。可不一会儿，我看到水面有一团红色的东西沉下去不见了。由于我不会游泳，于是叫来了一位警察，他朝河面端详良久，说什么也没有。我留下姓名和地址然后就回家了。一个半小时以后他们用绳索把她从河底拉了上来。我一共签了三份。完事后我久久没有离开那幢大楼。在其中的一条走廊里，我找了张塑料椅子坐下。在我对面，透过一扇敞开的大门，可以看见两个姑娘正在办公室里打字。她们见我在朝她们看，互相嘀咕了几句，笑了。其中一个走出来，笑着问我是不是被约见的。我跟她说我只是坐坐，想点事。那女孩回到办公室，靠过身去告诉她的朋友。她们不自然地扫了我一眼。她们怀疑我什么，和其他人一样。我倒并没有认真回想楼下死去的女孩。她的影子在我脑海里有些迷乱，活着的和死去的，我努力不去理会她们。我坐在那里一下午只是觉得自己哪儿都不想去。那个姑娘关上办公室的门。后来我走是因为所有人都回家了，他们得锁门。我是最后一个离开那幢楼的人。

我花了很长时间才穿戴好。我先把黑色西服烫了一遍，黑色在我看来恰如其分的，然后我挑了一条蓝色的领带，因为我不想黑得过头。可就在差不多要出门的时候，我忽然改变了主意。我回到楼上把西服、衬衫和领带全都脱了下来，我突然对自己的一番精心准备感到厌恶。为什么我那么渴望获得他们的认可？我又换上了刚才穿过的那套旧裤子和运动衫。我后悔洗了澡，只好拼命地把脖子后面的古龙水洗掉。可是还留着另一种味道，那是我洗澡时用的香皂的气味。星期四我用的就是同一块香皂，那个小女孩对我说的第一句话便是，

“你身上有股花香。”我出门恰巧走过她家的小院子。我没理她。我尽量避免和小孩说话，因为面对他们很难拿准腔调，还有他们的直截了当也令我困扰，让我无所适从。这个孩子以前我见过很多次，通常自己一个人在街上玩，或者看查理干活。她从院子里走出来跟着我。

“你去哪儿？”她说。我还是没理她，最好她快点失去耐性。况且我也没想清楚要到哪儿去。她又问我：“你要去哪儿？”

我停了一下，说：“不关你的事。”她跟在我的身后，我正好看不到她。我感觉她在模仿我走路，不过并没有转过身去看。

“你是去屈臣氏店吗？”

“对，我是去屈臣氏。”

她走上前和我并排。“可是今天它关门，”她说，“今天星期三。”我没答话。当我们走到街尾拐角的时候，她说，

“你到底要到哪里去？”我头一回如此近距离看她。她细长的脸，眼睛大而哀怨，细密的棕色头发用红色的橡皮筋扎成一束，和红色的棉布裙子相衬。她有一种诡异的美丽，近乎不祥的意味，像莫迪利阿尼画中的人物。我说，

“我不知道，我只是出去走走。”

“我也要去。”我没说话，于是我们一起朝商场方向走去。

她也一声不吭，落在我后面一点点，好像是随时等我通知她向后转。她手里玩一种这一带孩子都会的游戏。几根弦两头各拴着一个硬球，用手操动，硬球相互弹击，就能发出咔嗒咔嗒的声音，有点像足球拉拉队手里的小摇旗。我觉得她这么做是在有意取悦我。这样赶她走就变得更加困难。加上我已经好几天没和任何人说过话了。

当我重新换好衣服下楼的时候已是六点一刻。简的父母也住在街这边，与我相距十二栋房子。鉴于我提前四十五分钟准备完毕，我决定出去走走消磨些时间。天色昏暗。我站在门口思忖着最佳线路。查理在街对面修理另一辆汽车。他看见我了，于是我不自觉地朝他走过去。他抬起头，但没有笑。

“这时候你要去哪儿？”他说话的口气好像我是个孩子。

“透透气，”我说，“呼吸一下傍晚的空气。”查理喜欢打听街坊的八卦。他认识这一带每一个人，包括所有小孩。我经常看到那个小女孩和他在一起。最后一次是在给他递扳手。由于某种原因，查理因为她的死而迁怒于我，他一整天都在琢磨这个事。他想从我这儿打听详情，却又不好直接问我，

“去见她父母，嗯？七点钟？”

“对，七点钟。”他还想听我继续说。我绕着车转。福特黄道带，粗笨老旧，锈迹斑驳，和这条街相得益彰。这是街尾开小店的巴基斯坦人家的。天知道为什么，他们的店取名屈臣氏。他们的两个儿子是被街边的蛊惑仔揍大的。他们正在攒钱准备回白沙瓦。有一次我去他店里的时候，男主人这么告诉我，他正准备携家回故里是因为伦敦的暴力和鬼天气。查理隔着屈臣氏先生的车对我说，

“她是他们的独生女。”他像是在控诉我。

“是啊，我知道。”我说。“真作孽。”我们绕着车转。查理接着说，

“报上登了。你看了吗？说是你见到她沉下去的。”

“确实这样。”

“那你抓不住她吗？”

“不行，她沉下去了。”我绕着车慢慢越转越开，而后顺势溜走。我知道查理的眼睛一直在盯着我的背影，不过我没有回头去迎合他的怀疑。

到街尾我假装抬头看飞机朝背后瞟了一眼。查理站在车边，双手叉腰，还在注视着我。他脚边蹲着一头黑白相间的大猫。我一瞟而过后便拐入街角。六点半。我决定到图书馆去混掉剩下这点时光。这和我先前走的那条路一模一样，不过街上游荡的人多了。我走过在街边踢足球的一帮西印度孩子。他们的球朝我滚过来，被我抬脚跨过。其中一个小一点的男孩出来捡球，其他人则站在原地等着。当我和他们擦身而过的时候，所有人都默默地盯着我。我刚一走过，有个家伙沿着路面扔来一块小石头想打我的脚。我没有转身，甚至根本没看一眼，就干净利落地用脚把石头踩住。我的动作如此漂亮纯属巧合。他们一齐爆发出笑声，并鼓掌喝彩，刹那间的飘飘然几乎让我以为转过身就能和他们一起玩。球又回到他们中间，比赛重新开始。短暂的片刻就这样过去，我继续朝前走。我的心跳由于刚才的兴奋而加快，甚至到了图书馆坐在台阶上以后，我还能感觉到太阳穴上脉搏的颤动。对我而言这样的机会十分罕见。我不太见人，实际上我只跟查理和屈臣氏先生说话。我和查理说话是因为我一出门他总在对面，永远都首先开口，只要我想离家就避不开他。而与屈臣氏先生我则是说得少听得多，我听是因为我得到他店里买日用品。星期三能有一个人和我一起散步也是一种机会，哪怕是个闲极无聊的小女孩。尽管如此，在那一刻我并没有承认这一点，她对我天真的好奇使我感到满足，她吸引了我，我想要她成为我的朋友。

不过一开始我很不自然。她走在我后面一点，手里拨弄着玩具，我敢肯定，还在我背后指手画脚，搞小孩的把戏。后来我们上了商业街，她就走到我身边。

“你怎么不上班？”她说，“我爸爸除了星期天每天都要去上班。”

“我用不着上班。”

“那你已经有很多钱了吗？”我点点头。“真的很多吗？”

“是啊。”

“那你能给我买点东西吗，如果你愿意的话？”

“如果我愿意的话。”她指着一间玩具店的橱窗。

“买一件，求你啦，去嘛，随便一件，去嘛。”她吊在我的胳膊上摇来晃去，做出贪心的模样，想把我推入那间店。甚至从我孩提时算起，都从来没有人如此主动地触摸我这么长时间。我只觉得胃里一阵寒战，脚下不稳。我口袋里还有点钱，我实在找不出有什么理由不给她买点东西。我让她在门外等着，自己进店买了她想要的一个粉红色的光身小洋娃娃，那是用一整块塑胶注塑而成的。可是她一拿到手就好像对它失去了兴趣。沿着这条街又走了一段，她要我给她买冰激凌。她在一家店门口站着不动等我买。这一次她没有碰我。我有些犹疑，不知该如何把握。可是此时我已经对她，以及她正在我身上产生的效力欲罢不能。我给了她足够的钱，让她进去给我们俩买冰激凌。她显然对礼物习以为常。我们走远一点后，我用最友善的语气问她，

“别人买东西给你你从不说谢谢的吗？”她轻蔑地望着我，薄而暗淡的嘴唇上涂着一圈冰激凌，

“不。”

我问她叫什么名字，想让谈话的气氛变得友好些。

“简。”

“我给你买的洋娃娃呢，简？”她朝手里看了看。

“我把它放在甜品店了。”

“你不想要了吗？”

“我忘了。”我刚想开口叫她跑回去拿，可就在这时我才发现自己是多么不愿意让她离开，而我们距运河已经那么近了。

运河是这附近唯一的一条蜿蜒水道。走在水边总能给人不同感受，哪怕是工厂区背后这条又黑又臭的水道。俯瞰运河的工厂大部分已经废弃，没有窗户。你沿着纤道可以走上一英里半，通常一个人也碰不到。途中会经过一处年头久远的废品站。直到两年多前，都一直有位沉默寡言的老人守着这堆垃圾，他住在一间铁皮小屋里，屋外的木杆上拴着他养的一条硕大的德国牧羊犬。那狗已经老得叫不动了。后来铁皮屋、老人和狗一齐消失了，废品站的大门也随之封闭。久而久之，周围的篱笆全都被当地的孩子糟蹋殆尽，如今只剩下大门还没倒。废品站是这一英里半路上唯一的景致，其余路段全都紧挨着工厂后墙。可是我对运河情有独钟，和附近任何地方相比，这里靠近水边没那么逼仄。和我一起默默走了一会以后，简又问我：

“你要去哪儿？你要去哪儿走？”

“运河边。”

她想了片刻。“我不许到运河边去的。”

“怎么不行？”

“因为。”这时她略略走在我前面一点，嘴边的一圈白色已经干了。我的双腿发软，太阳的热力从路面蒸腾上来令我窒息。说服她和我一起走运河已经变成当务之需，这念头让我着魔，我扔掉手中没吃完的冰激凌，说，

“我差不多每天都在运河边走。”

“为什么？”

“那儿非常安静……什么都有。”

“有什么？”

“蝴蝶。”话一出口想收都收不回来。她转过身来，突然很感兴趣。蝴蝶不可能在运河边生存，臭气早把它们熏跑了。不用多久她就会发现。

“什么颜色的蝴蝶？”

“红的……黄的。”

“还有什么？”

我嗫嚅道：“还有废品站。”她皱了皱眉头。我连忙说，“还有船，运河上还有船。”

“真的船？”

“是啊，当然是真的船。”这也不是我原本想说的。她停下脚步，我也跟着停下。她说，

“如果我去，你不会告诉别人吧？”

“不会，我不会跟任何人说的，不过在运河边你得一直靠紧我，懂吗？”她点点头。“把嘴巴上的冰激凌擦掉。”她用手背在脸上胡乱蹭了蹭。“过来，让我来。”我把她拉过来，左手扶着她的脖子。我舔湿了右手食指，就像过去我见过父母做的那样，沿着她的嘴唇擦拭。我从未碰过别人的嘴唇，我也无从经历这样的快感。它令人痛苦地从小腹一路涌到胸口，堵在心头，仿佛两肋被重拳猛击。我重新舔湿这根手指，指尖带着黏稠的甜味。我再次擦她的嘴唇，可这回被她推开了。

“你弄疼我了，”她说，“你按得太重了。”我们继续往前走，她开始紧挨着我。

要下到纤道上我们得先穿过运河上的一座小桥，桥是黑色的，两边有高墙。走到桥中间，简踮起脚尖，想从墙头往外看。

“把我举起来，”她说，“我要看船。”

“这里看不到。”我还是用手揽住她的腰，把她举起来。她红色的短裙向身后翻起，我心口的涌堵再次袭来。她扭过头朝我叫道：

“河水很脏。”

“一直都这么脏，”我说，“这是条运河。”我们沿石阶向下走到纤道的时候，简靠我更紧了。我能感觉到她屏住呼吸。通常运河向北流，可今天它静若死水。空气中没有一丝风，连水面上一块块黄色的浮渣也纹丝不动。偶尔有一辆车从我们头顶的桥上开过，远处是伦敦城的车水马龙。除此之外运河周边非常安静。天气炎热，令运河今天的气味更加浓烈。浮渣散发出的不像是化学品的味道，却更似动物的体味。简嘟哝着，

“蝴蝶在哪儿呢？”

“它们不远了。我们要先钻过两座桥洞。”

“我要回去。我要回去。”此时我们离开石阶已有一百多码。我极力怂恿她向前走，而她却想停下来。可是她又感到害怕，不敢离开我自己一个人跑回石阶。

“离这儿不远就能见到蝴蝶。红的，黄的，有时还有绿的。”我放任自己胡言，到此刻我已不在乎跟她怎么说了。她伸出手让我牵着。

“那船呢？”

“还要远一点。你会看见的。”我们继续往前走，我脑子里只想着如何把她留住。运河途经工厂、马路或铁道线时会由隧道穿过。我们经过的第一处隧道是一座三层结构的建筑，将运河两边的工厂相连。那里和眼下所有工厂一样空荡荡的，目光可及处窗户都已被打烂。走到隧道入口，简想把我往回拉。

“那是什么声音？我们别进去了。”隧道顶的凝聚水滴到运河里，空洞而怪异地回荡。

“那不过是滴水声。”我说，“瞧，你能一直看到对面洞口。”隧道里面的通道很窄，我只好让她走在我前面，一只手搭在她肩上，她在发抖。到出口处，她突然停下，用手一指。在阳光射进隧道口的地方，有一条砖缝中生出一朵花。看上去像是一种蒲公英，从一小撮草中冒出来。

“是款冬。”她一边叫着一边把它摘下来插在耳朵后面的头发里。我说，

“我以前从来没在这里看到过花。”

“应该有花的，”她一本正经的说，“因为有蝴蝶。”

接下来的十几分钟里，我们默默地走着。简又问了我一次蝴蝶的事。她松开我的手，显得已经不那么害怕了。我想碰她，可是又想不出如何才能不吓着她。我想试着起个话头，脑子里却一片空白。小道开始向右展开变得宽阔。在工厂和货仓之间，运河下一道弯旁边的开阔地，就是那个废品站。我们前方的上空飘着黑色的烟，走到河湾处，我发现烟是从废品站冒起的。有一群男孩围立在一堆点燃的火边。他们像是一帮团伙，都穿同样的蓝上衣，剃平头。据我判断，他们正准备活烤一头猫。烟在他们头上凝固的空气中悬浮，在他们身后废品层层堆积像座山。他们把猫的脖子绑在过去拴狗的那根木杆上，猫的前肢和后腿也被捆在一起。他们用几块铁丝网做了个笼子架在火上。我们走过的时候其中一个家伙扯着猫脖子上的绳子把它往火里拽。我拉住简的手加快脚步。他们十分专注，默不作声，甚至都无暇抬头看我们一眼。简的眼睛一直盯着地面。透过她的手我能感觉到她整个身体都在颤抖。

“他们要把猫怎么样？”

“我不知道。”回头望去，黑烟已使我难以看清他们此时的举动。我们远远抛离他们以后，小路再次贴着工厂的墙垣边。简快要哭出来了，我紧紧握住她的手让她无法挣脱。其实这已经没有必要，因为没有哪里她敢一个人跑去的：沿原路回去要经过废品站，向前则正要走进另一个隧道。我不知道走完这段路将会如何，她会想要跑回家，而我只知道自己不能放她走。我发疯般地这么想。在第二个隧道的入口处简站住。

“根本就没有蝴蝶，是不是？”话音变成了哭腔。我只好跟她说可能是天气太热的缘故。可她根本不听，开始哭。

“你撒谎，根本就没有蝴蝶，你撒谎。”她有气无力，可怜巴巴地哭着，想把手从我手里抽出来。我跟她讲道理可她不听。我用力抓住她的手把她拉进隧道。这时她尖叫起来，刺耳的声音持续从隧道四壁反射回来，充斥我的大脑。我又拉又拽一直把她拖到隧道中央。突然间，她的尖叫被正从我们头顶开过的一列火车的轰隆声淹没，空气和大地一齐在颤抖。火车开了很久才通过。我抱住她的双肩，这回她没有挣扎，巨大的喧嚣声镇服了她。当最后一声回响消逝殆尽，她含混地说：

“我要妈妈。”我拉开裤子拉链。我不知道在黑暗中她是否看得清伸向她的东西。

“摸摸它。”我轻轻地摇了摇她的肩膀。她没动，我又摇了摇她。

“摸摸它，快点。你听得懂我的话吗？”我要的其实十分简单。这一次我双手抓住她用力摇晃，叫道，

“摸它，快摸它。”她伸出手，手指草草地从我体尖拂过。可这已经足够，我弯下身，到了，我射在了自己的手掌里。就好像火车，它持续了很久，将一切都喷泄到我的手上。所有那些我独自消磨的时间，所有那些我一个人走过的路，所有那些我曾经有过的想法，全都喷泄在我的手上。过后的几分钟，我依然保持着这种姿势，弯着身手握在前面。我的头脑变得澄清，身体放松，心无一物。我伏在地上往下探，伸到运河里去洗手。冷水很难把那玩意儿给洗掉，它像浮渣一样粘在手指上。我只能一点一点地将它剥离。这时我才想起那女孩，她已经不在我身边了。我可不能让她现在跑回家，在发生了这一切以后。我得去追她。我站起来，隧道口透进的阳光显出她的剪影。她恍恍惚惚沿着运河缓缓地走。因为看不清前面的路，我无法跑得太快，越是接近隧道口的阳光就越难看得清楚。简就快要走出隧道了，她听到身后响起我的脚步，回过头骇怕地尖叫一声。她也开始跑，脚步马上跌跌撞撞。从我身处的位置很难看清到底发生了什么，她的剪影一下子消逝在黑暗中。当我赶到的时候，她脸朝下躺在地上，左腿斜出路边几乎插进水里。她跌倒时撞着头了，右眼肿起。她的右臂向前伸展，差一点就能够着阳光了。我弯下身贴近她的脸听，她的呼吸深沉而均匀。她的眼睛紧闭，睫毛因为哭过还是湿的。我不再想碰她，那已经从我体内喷泄出去进入了运河。我掸掉了她脸上的泥土，又掸了掸她背后的红裙子。

“傻姑娘，”我说，“没有蝴蝶。”然后我轻轻把她抱起，尽可能轻以免弄醒她，悄悄地缓缓把她放入运河。

我通常坐在图书馆前的台阶上，而不是走进去看书。外面学到的更多。现在我就这样坐着，星期天的傍晚，听我的心跳慢下来回到平常节奏。一遍又一遍我重新推演所发生的事和我应有的作为。我看见石头擦着路面飞来，我看见自己干净利落地用脚把它踩住，根本都没有转身。那时本该转过身去，要慢，用淡淡一笑回敬他们的喝彩。然后我该把石头踢回去，最好是跨过石头，顺势向他们走去，那样，等球回来我就会和他们一起，变成其中一员。许多个傍晚我将和他们一起在街上玩，知道每个人的名字，他们也知道我。白天我可能在城里邂逅他们，他们会从对街叫我，走过来攀谈。比赛结束时有人走过来握住我的胳膊。

“那明天见……”

“好的，明天见。”等他们再长大一点我们就一块去喝酒，而我也将学会爱上啤酒。我站起身开始缓缓地沿原路往回走。我明白我将不会参加任何足球比赛。机会渺茫，就像蝴蝶。你一伸手，它们就飞走了。我走过他们刚才踢球的地方，如今空无一人，我用脚踩住的那块石头还躺在路中央。我把它捡起来，放进口袋，才继续往前走，去赴我的约会。

■

你问我看见那女孩后做了什么。那好，我告诉你。看到那个橱子了吧，它快把房间占满了。我一路跑回来，爬进去，几下就完事了。别以为我边做边想着那女孩，我可受不了那样。我想从前，一路回溯到自己只有三英尺高时。这样会来得快些。我知道你会觉得我龌龊和变态。怎么说呢，事后我洗了手，这比有些人好。而且我感觉好点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放松了，在这样一间屋子里，还能怎样呢。你可能觉得没什么。我肯定你住在干净的房子里，有老婆洗床单，政府出钱让你去调查别人。好吧，我知道你是……那个什么来着……社会工作者，是来提供帮助的，可除了听你也帮不了我什么。我是改不了了，已经成型太久。不过谈谈也无妨，那我就跟你讲讲我自己。

我没见过我父亲，他在我出生前就死了。我想问题就出在这儿——是妈妈一个人把我带大的，再没有别人。我们住在司登思附近的一所大房子里。她精神有点问题，你知道，这是我问题的来由。她就想要孩子，可又不愿意考虑再婚，所以只有我一个；我必须充当她憧憬过的所有孩子。她努力阻止我长大，很长一段时间里她做到了。你知道吗，我到十八岁才学会正常说话。我没上过学，她让我待家里，因为学校是个野地方。她白天晚上都抱着我。我长到睡不下小摇床时，她不爽了，跑去一个医院拍卖会上买了张护栏床。这样的事情就是她能做出来的。我刚离家的时候还睡在那玩意上面。我没法在一张普通的床上睡觉，总觉得自己会掉下去，总也睡不着。我长到比她高两英寸时，她还想要在我脖子上系个围兜。她很神经。有次还找来锤子、钉子和几块木板，要做一把高凳让我坐在里面，那年我都十四岁了。你能想象，我一坐进去那玩意就散架了。可是老天！她那时喂我的那些玉米糊。我的胃病就是这么落下的。她不让我自己动手做任何事情，甚至不让我整得干净点。没她我简直动不了，她却以此为乐，那个婊子。

为什么我长大后没逃跑？你也许会想没什么拦得住我。但是听着，我从没起过那念头。我不知道生活还有其他样子，我不知道自己与众不同。话说回来，我那时在街上走不出五十码，就会害怕得拉一裤子，又怎么逃跑呢？我又能去哪里？我连鞋带都不会自己系，别提打份工了。我现在听起来恨恨的是吧？但我告诉你一件滑稽的事情。我那时并没有不快乐，你知道。她真的不错。那时她常读故事给我听，我们经常用纸板做东西。我们自己动手用水果箱做了一个舞台，人是用纸和卡片做的。是的，在我发现别人如何看我之前，我没有不快乐过。我想我本来会一辈子都一再重复生命中的头两年，而且不会觉得不开心。她是一个好女人，真的，我的妈妈，只是搭错线。就是这样。

我怎么长成大人的？我告诉你，我从来没学会过。我得伪装。所有你感到自然而然的事情我却必须刻意去做。每时每刻我都在盘算，仿佛置身于舞台。现在我抱着手坐在这把椅子上，这样不错，但我更愿意躺在地板上自顾自地咿咿呀呀，而不是和你说话。我知道你会认为我是在讲笑话。我现在早晨还是得花很长时间才能穿好衣服，最近我都懒得穿了。你能看出我用刀叉时是多么笨拙。我情愿有人过来拍着我的背，用勺子喂我。你相信吗？你觉得恶心吗？哦，我觉得。这是我知道的最恶心的事。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唾弃有关妈妈的记忆，就是她把我搞成了这个样子的。

我告诉你我是怎么学会伪装成年人的。我十七岁时我妈妈才三十八。她仍旧是个漂亮的女人，并且看上去要年轻得多。如果不是沉迷在我身上，她本该很容易就结婚了。但她太忙于把我推回她子宫里去，根本没时间考虑这码事。就如此一直到她遇上那个男人，然后一切都改变了，就那样。一夜之间，她就心思全变，以前被她完全抛在脑后的性事如今又赶上了她。她为那家伙疯狂，好像她疯得还不够似的。她想带他回家，但又怕他万一看到我，这个十七岁的老婴儿。因此我必须在两个月里完成一生的成长。她开始揍我，在我吐出食物或者发错语音时，甚至在我只是站在那里看她做什么情事时。她开始晚上出门，把我独自留在家中。这种高强度的训练真是把我撂倒了。十七年里一直罩着你的人，现在却处处和你针锋相对。我开始犯头痛病。然后就是那一次次抽风，特别是她准备好要出门的那些夜晚。我的腿和胳膊完全不听使唤，舌头也自作主张，像是长在别人身上。真是一场噩梦。一切都变得像地狱一样黑暗。醒来时，妈妈已经走了，我一身屎尿躺在黑屋子里。那些糟糕的日子。

后来抽风发作得没那么频繁了，因为有一天她把那男人带回了家。那时我算勉强能见人了。我妈妈推说我是智障，我想我也是。我记不太清那家伙了，只记得他很高大，倒梳一头油腻的长发。他总爱穿蓝西服。他在克拉彭开了一家修车行，因为他高大、成功，所以他见到我第一眼就讨厌我。你可以想象那时我是什么样子，我生出来以后几乎没出过门。我瘦弱，没有血色，比现在还要瘦还要弱。我也讨厌他，因为他夺走了妈妈。第一次妈妈把我介绍给他的时候，他只是点点头，此后从没跟我再说过一句话。他甚至都不正眼瞧我。他那么高大、强壮、自以为是，我猜他简直无法接受世上还有像我这样的人存在。

他经常来我们家，总是把妈妈带出去过夜。我则看电视，备感孤单。节目都结束以后，我总是坐在厨房里等妈妈，尽管十七岁了，我还是很爱哭。一天早上我下楼发现妈妈的男朋友穿着睡衣在吃早饭。我走进厨房时，他甚至连头都没抬一下。我转向妈妈，只见她在水槽边佯装忙碌。打那以后，他留宿越来越频繁，到后来每晚都睡在我们家里。一天下午他们穿戴齐整出门，回来的时候笑得满地打滚。他们肯定喝了很多。那晚妈妈告诉我他们结婚了，我得叫他爸爸。完了，我又一次发作，比哪次都惨烈。我没法说得清那次有多严重，虽然只是一两个小时的事，却像是持续了好些天。过后，我睁开眼，看到妈妈脸上的表情，是纯粹的厌恶。你决想不到一个人会在这么短时间变得这么快。我看到她那个样子，明白她已经和我爸爸一样，是个陌生人了。

在他们找到一个家来安置我之前，我和他们一起待了三个月。他们忙于关注对方，没空理我。他们很少跟我说话，我在屋里时，他们从不交谈。你知道，我很高兴能从那地方出来，尽管那是我的家。走的时候我虽然也哭了哭，但能离开他们我还是高兴的。我想他们也乐于最后一次见我。待在他们带我去的那个家并不坏。我其实不介意待在哪里。他们教我怎么更好地照顾自己，我甚至开始学习读书写字，虽然现在我都忘得差不多了。这不，我看不懂你给我的表格。真蠢。不管怎么说，我在那儿过得不赖。那里怪人很多，这让我更有自信。一周有三次他们会带我和其他几人坐巴士去一个作坊，我们去那儿学习修钟表。他们的想法是让我离开后能够自立，自谋生路。但这手艺还没让我赚过一分钱呢。你去找工作，他们会问你是哪儿学的。你告诉他们之后，他们却懒得再理你了。在那里最幸运的事情，是我遇到了史密斯先生。我知道这不算是个多么响亮的名字，他样子也很普通，你不会想到他有什么过人之处。但他的确不一般。他掌管那个家，就是他教我读书。我学得还不错。我走的时候刚刚读完《霍比特人》，我很喜欢。但一出来，我就没什么时间做这些事了。不过，老史密斯为了教我还是颇费心思的。他还教了我很多别的事情。刚到那里时，我口齿不清，我每次说话他都纠正我，我得照着他的口音重复念。而后他常说我需要更有风度。是呵，风度！他房间里有一台巨大的唱机，他会放唱片让我跳舞。一开始我觉得这傻透了。他跟我说忘记自己在哪里，身体放松，跟随音乐的感觉漂流。于是我在房间里跳来跳去，手舞足蹈，暗自希望不会有人从窗外看到我。后来我就喜欢上了。那和抽风差不多，你知道，只不过是愉快的抽风。我是说，我真的忘了自己，你可以想象。唱机停了，我站在那里淌着汗，喘着气，感觉有点癫。老史密斯倒不以为意。我一星期跳两次给他看，周一和周五。有时他弹钢琴，不放唱片。我不怎么喜欢，但没吱过一声，因为看他的脸，我知道他很陶醉。

他还教我画画。注意，不是一般的画。这么说吧，如果你想画棵树，你可能会先在下面画点棕色，再在顶上画团绿色。他说这完全错了。那儿有个大园子，一天早上他把我带到外面几棵古树边。我们站在其中一棵下面，那棵树好大。他说他想让我……怎么说来的……我得先感受这棵树，然后再创造它。很长时间以后我才明白他的意图。我先是按照自己的想法画，而后他向我说明他的意思。他说假设我想要画这棵橡树，我想到了什么呢？庞大、坚固、幽暗。他在纸上画了些黑色的粗线条。我这才开窍，开始循着自己的感觉来画。他要我画一幅自己的像，于是我画出来一些奇怪的黄黄白白的形状。接着画的是我的妈妈，我在纸上画满了一张张巨大的红色的嘴，那是她的唇膏，嘴里我涂上黑色，那是因为我恨她，虽然实际上没那么严重。离开那里以后，我再也没画过画。离开那里就没有地方来摆弄这些了。

如果我烦到人了，你就直说，我知道你得见很多人。没有理由要你陪我。那么好吧。那个家有条规矩，就是你到二十一岁时必须离开。我记得他们给我做了个蛋糕，作为一种补偿，但我不喜欢蛋糕，把它给了别的孩子。他们给我写了介绍信，还有可以去见的人的姓名和地址。我不想去搞这些。我想靠自己。让别人照顾你一生那意味着太多，即便他们对你好。于是我来到伦敦。一开始我做到了，信心十足，你知道，我觉得我可能会喜欢伦敦。对一个一生中从未来过这里的人，它是崭新而激动人心的。我在莫斯威尔山租了个房间，开始找工作。我唯一能凑上前去的那类工作是举重、搬运和挖掘。但他们只瞧了我一眼，便跟我说算了吧。最后我在一所酒店里找到一份差事，清洗工。那是个很时髦的地方——我是说，客人待的那一块。深红的地毯、水晶吊灯，大堂角落里还有一支小乐队。第一天我就错走到酒店前面那块儿去了。厨房可没那么好。不，老天，那是一个肮脏的粪坑。他们肯定人手不够，因为我是唯一的清洗工。或者是他们看到我来了就不干了。不管什么原因，反正我得一个人全包，十二小时一天，四十五分钟午饭时间。

我本不介意一天工作多少小时，我很高兴生命里头一次自食其力。不，是那个大厨老惹我。是他付我薪水，但经常克扣。不用说钱直接进了他自己的腰包。他是个丑八怪。你没见过他那些疙瘩。一脸一头，两颊下面、耳朵周围、甚至耳垂上都是。饱鼓鼓的疙瘩和脓痂，红的黄的。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让他接近食物。当然他们在厨房里也不怎么讲究这些。如果他们拍得住蟑螂，一早下锅了。可那个厨子真的老惹我。他总是叫我稻草人，这成了大笑话。“嗨，稻草人！吓走几只鸟了？”他就是这么说话。可能没有女人愿意凑近那些脓包。他头上长满了脓包，因为他是个满脑子坏水的混蛋。总把口水淌到杂志上。他常常追逐那些来厨房做清洁的女人。她们都是丑婆子，没有六十岁以下的。大多数都又黑又丑。我现在还能想得出他那样子。嘎嘎淫笑，吐着唾沫，把手伸进她们裙子里。这些女人也不敢做声，因为他会把她们赶出去。就算你说起码他是个正常人，我也宁愿做我自己。

因为我不跟别人一起附和他说的笑话，脓包脸开始变得很下作。他变着法子给我找更多的事做，所有的脏活都归我。那些稻草人的笑话也令我越来越恶心。于是有一天，在他叫我把所有锅子刷上三遍时，我说：“去你妈的，脓包脸。”这一下可刺到他了，从来没人敢当面这么叫他。当天他没理会我。但第二天一早，他一来就走过来对我说：“去把大烤炉擦干净。”明白吗？那儿有个巨大的铸铁烤炉，每年才清理一次，我想。炉壁上结着一层厚厚的黑色渣垢。要想把它弄掉，你得拿上一碗水和一把刮刀钻进去。炉子里面的气味像死老鼠。我拿了一碗水和几个洗刷器爬了进去。你没法用鼻子出气，否则会吐出来。我在里面刚待了十分钟，炉门被关上了。脓包脸把我锁在了里面。我能听到他在铁壁外大笑。他把我关了五个小时，一直关到午餐过后。在又黑又臭的炉子里待了五个小时，完了他又让我洗盘子。你可以想象我有多么火滚。可为了保住工作，我也没话好说。

第二天早上，我正准备洗早餐的碟子，脓包脸又走过来说：“我想我叫过你去清理烤炉的，稻草人。”于是我又一次拿着家伙爬到里面。我一进去门就被猛地关上了。我气疯了。尖叫着，冲着脓包脸骂遍所有我能想到的词。我捶打炉壁直到手生疼，但我什么都听不到，过了一会，我开始平静下来，试着让自己舒服点。我得动动双腿，免得受挤压。我在里面待了好像有六个小时，又听到脓包脸在外面大笑。然后里面开始变热。一开始我简直不敢相信，以为是自己的想象。脓包脸把烤炉开到了最低挡。很快里面就热得没法坐，我只好蹲着。我能感到炙烤的火热穿透我的鞋，烧到脸上，直冲鼻孔。汗水淋漓而下，每一口空气都灼痛喉咙。我没法捶打炉壁，因为烫得不能碰。我想尖叫却不敢吸气。我以为自己要死了，因为我知道脓包脸能把我生烤了。下午很晚的时候他把我放出来。我几乎不省人事，听到他说，“啊，稻草人，你一天都到哪去了？我要你清理炉子的。”说完他放声大笑，其他人附和，只是因为怕他。我叫了辆出租回家，上床。人都不成样了。第二天早上情况更糟：脚上起了水疱，背脊上也有，那儿一定是在炉壁上靠过；并且还呕吐。我打定主意，那就是我一定得回去上班，跟脓包脸算账，哪怕豁出性命。因为走路很痛苦，我又叫了辆出租。我想办法熬过一上午，到了午饭时间。脓包脸没搭理我。休息时他一个人坐在那儿看他的黄色杂志。就在刚才我点着了一口炸薯条锅下面的煤气。四品脱的锅，等油烧得滚烫，我端起来向脓包脸坐的地方走去。脚上的疱痛得让我直想叫。我的心怦怦直跳，因为我知道我要找脓包脸报仇了。我走到与他的椅子平行的地方。他抬头瞥了一眼，从我脸上的表情他立刻明白将要发生什么事情。但他来不及动弹，我把油径直倒在他膝头，我装作滑了一跤，这样即使有人看到也好说。脓包脸像头野兽般嚎叫。我没听过一个人能发出那样的声音。他的衣服看上去像是化掉了，我看见他的卵蛋变红胀大最后成了白色。油顺着他的两条腿往下流。在医生赶到给他打吗啡之前，他足足尖叫了二十五分钟。我后来知道脓包脸在医院里待了九个月，他们把衣服布屑一块块从他的肉里钳出来。这就是我如何解决脓包脸的。

那以后，我病得没法工作。房租我预付了，另外我还存了一点钱。那两个星期我每天蹒跚着从房间走去外科医生那里接受治疗。水疱好了之后，我开始另找活路。但此时我已经不那么踌躇满志了。伦敦对我来说变得越来越难以忍受。早晨起床是件很艰难的事，缩在被子里才好，这样更安全。一想到要面对蜂拥的人群，喧嚣的交通，无休止的排队等等，我就万分沮丧。我开始回想过去和妈妈在一起的日子。我希望自己能回到那时。以前被宠惯的生活，什么事都有人为我安顿好，温暖又安全。这听上去很傻，我知道，但我的确开始这么想，也许妈妈已经厌倦了她嫁的那个男人，如果我回去，我们还能继续以前的生活。哦，这想法在我脑子里萦绕了好些日子，令我难以自拔，别的什么都不想。我努力让自己相信她在等我，也许她正在请警察找我。我得回家，而她会把我揽进怀里，她会用勺喂我，我们会再一起搭一个纸板舞台。一天晚上我这么想着，就决定去找她。我还在等什么？我跑出门，沿街一路跑下去。我几乎要快乐地唱出来。我赶上了去司登思的火车，又从车站一路跑回家。一切就要好起来了。转到我家那条路时，我放慢了速度。家里楼下的灯亮着。我按了门铃。我的腿抖得那么厉害，不得不靠着墙。开门的人不是我妈妈，是一个女孩，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约摸十八岁。我一时不知该说什么。我想着该怎么说，傻傻地没吭声。这时她问我是谁。我说我过去住在这房子里，我在找妈妈。她说她和父母在这里已经住了两年。她回屋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地址留下。她进去后，我呆呆地望着门厅。一切都变样了。那里现在是大书架和另外一种墙纸，还有一台我们从还未曾拥有的电话。这里的改变让我觉得很难过，有种被欺骗的感觉。女孩回来告诉我没有找到地址。我说了声晚安，便沿着门前的路往回走。我被遗弃了。这房子真是我自己的，我真想那女孩请我进去，走进温暖。如果她用手揽住我的脖子，说：“来和我们一起住吧，”那该多好。这听起来太愚蠢。但在走回车站的路上，我一直在这么想。

于是我只好又回来找工作。我想那是烤炉干的。我的意思是，是烤炉让我想到可以回司登思，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关于那烤炉我想了很多。我做着被关进炉子的白日梦。这听起来十分荒唐，尤其在我对付了脓包脸之后。但这的确是真的，我抑制不住这么想。越想就越觉得我第二次进去清理炉子时，其实内心里盼着被关起来。我如此期盼却不自知，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想要受挫。我想要待在一个出不去的地方。这种想法藏在我心底。当我真的被关在烤炉里的时候，却太担心出不去，太生脓包脸的气了，而没能体验到内心的需要。事后它才从我心底浮现，就是这样。

我找工作的运气不好，钱又要花光了，就开始在商店里偷东西。你也许会认为这是在做蠢事，但其实容易得很。我又能做什么呢？我得吃饭。我每家偷一点点，通常是从超市里偷。穿上一件有大口袋的长外套，偷些冻肉和罐头之类的东西。我还得付房租，因此也开始拿些值钱一点的东西，到二手店里去卖。头一个月很顺当。我想要的都有了，如果我还想要什么，只需装进口袋就行了。但后来我从柜台里偷一块表时，被商场侦探逮个正着，我一定是太大意了。我拿的时候他并没有阻止我。他没有，他让我把它拿走，然后跟着我来到街上。我走到公共汽车站时，他扭住我的胳膊让我回商店去。他们叫来警察，我上了法庭。才知道他们已经注意我一段时间了，因此我得为若干商品失窃负责。由于我没有前科，他们让我两星期向监察官报告一次。算走运。我本来要关上六个月的。警官这么说。

监外缓刑并不能赐给我食物，替我付房租。监察官还算不错，我觉得，他尽了力。他的本子上有那么多号人，他不可能从星期一到星期四都记起我的名字。他试着帮我找的工作都需要能写会读，要不就得有搬运力气。话说回来，我并非真的想要再找份工作。我不想再见任何人，再被叫成稻草人。那么我还能怎样？我又开始偷。这次多加小心，决不在一个地方偷两次。可是你知道，没过一个星期我又被抓住了。我从一家百货商店里拿了把装饰小刀，因为我的上衣口袋老是用来塞东西，一定是被磨破了，我刚走出门，刀子从口袋里硬生生地掉到地板上。我还没来得及转身，就有三个人扑了上来。我又落在同一个法官手里，这次判了我三个月。

监狱是个有意思的地方。倒不是说能让你发笑。我原以为这里会有很多厉害的强盗，你知道，那种狠角色。其实没几个那样的。其他人都是些疯子，和我待过的那个家一样。这里一点都不坏，哪方面都比我想象的要好。我的小号和我在莫斯威尔山的房间没什么很大的不同。事实上监狱窗外的景色还要更好些，因为地势比较高。里面有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一只小书架，还有水槽。你可以从杂志上剪图片贴到墙上，而这在莫斯威尔山的房间里是不允许的。我也不用被锁在号子里，除了每天的那几个小时以外。我们可以四处走动串房，不过限于同一楼面。有一扇大铁门拦着不许你上下楼梯。

监狱里有几种怪人。有一个家伙常在吃饭的时候爬上椅子，暴露下体。第一次我真是被吓了一跳，可是大家都继续吃饭聊天，所以我也没动声色。不久以后我就视而不见了，尽管他乐此不疲。让人吃惊的是，这事你能适应得这么快。还有杰科。他在第二天早上走进我的小号，开始自我介绍。他说他是因为诈骗进来的，又告诉我他父亲是个驯马师，家道中落。他讲啊讲啊，告诉我一大箩事情我现在都忘了，然后走了。下一次他又来，重新自我介绍一遍，似乎他从没见过我。这次他说他是因为多次强奸坐牢的，他永远无法满足自己的性欲。我想他是盯上我了，因为我还在相信他第一次讲的故事。但他绝对一本正经。每次见到我他都变换不同的故事。他从来不记得我们上一次谈话或者他是谁。我想他不知道自己是谁，就像没了自己的身份。有人告诉我说杰科在一次持械抢劫中被砸坏了脑袋。我不知道是真是假。你永远不知道该相信什么。

别误会。他们并非全都这样。也有些好人，其中最好的一个叫聋子。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名，聋子也没法告诉别人，因为他又聋又哑。我想他差不多一辈子都待在里面。他的号子是整个监狱里最舒适的一间，他是唯一被允许自己烹茶的人。我常到他的小号里坐。当然，没有交谈。我们只是坐着，偶尔互对一笑，没别的。他会烹茶——那是我尝过最好喝的茶。有时下午我会在他的扶手椅上打盹，而他在一边看他的战争漫画，他在墙角存了一堆这样的书。我一有心事就去找他诉说。他一个字也听不明白，可他时而点头，时而微笑，时而忧伤，根据我的神情做出各种他认为必要的反应。我猜人喜欢这种参与感。大部分时间他都被其他狱友忽视。在看守那里他却很吃得开，他要什么他们都能给他弄来。有时我们甚至还有巧克力蛋糕当茶点。他能读会写，所以并不比我差多少。

那三个月是我离家以来最美好的时光。我把小号收拾得很舒服，生活十分有规律。除了聋子我不大和别人说话。我不想，我希望过着一种不复杂的生活。你可能会想我说的被关在炉子里和关在号子里是同一回事。不，这不是受挫后的那种痛并快乐，而是一种安全感带来的深层愉悦。事实上我现在还记得我希望有时不要那么多自由。我很享受一天中关在号子里的那几个小时。如果他们让我们整天都待在里面，我想我也毫无怨言，只是见不到聋子了。我不用计划。每天都和前一天一样。我无须担忧三餐和房租。时间为我停滞，像是浮在湖面。我开始担心要出去。我去见狱长助理，问他是否可以留下。但他说关一个人一星期要花十六镑，况且还有很多人在等着进来。他们容不下所有人。

然后我不得已出来了。他们帮我在工厂里找了个活。我搬进了这间阁楼，从那以后就一直住在这里。在工厂里我要把山莓罐头从传送带上取下来。我不介意做这个，因为噪音大，无须和任何人说话。现在我有点怪。我自己看来没什么奇怪的，我知道事情会变成这样。自从经历过烤炉后，我就想要被包纳起来，我想要变小。我不要这样的噪音和周围所有这些人。我想要摆脱这一切，在黑暗里。你看到那边的衣橱吗，占了大半个房间的？你看里面，没有挂一件衣物，全是靠垫和毯子。我进去，锁上门，在黑暗中一坐几小时。这在你听来一定很愚蠢。我觉得里面不错，我不会感到无聊什么的，就这么坐着。有时我希望衣橱自己会站起来走来走去，忘记还有个我在里面。起初我只是偶尔进去，而后越来越频繁，最后我开始整夜待在里面。早晨我也不想从里面出来，因此上班总是迟到。后来我就彻底不去上班了。这样有三个月了。我讨厌去外面，我情愿待在橱柜里。

我不想要自由。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嫉妒那些我在街上看到的被妈妈裹着抱着的婴儿。我想成为其中一员。为什么那不是我？为什么我得四处奔波，上班，做饭，做凡此种种不得不做的事情才能活下去？我想爬进婴儿车。这很傻，我有六英尺高。但身高不能改变我的感受。有一天我从一辆婴儿车里偷了块毯子。鬼使神差，我大概是想和他们的世界建立某种联系，来感觉自己并非完全与之隔绝。我感到被排除在外。我不需要性之类的东西。如果我看到一个漂亮女孩，比如我刚才跟你说到的那个，体内会一下子兴奋起来，然后我跑回这里，自己弄出来，就像我告诉你的那样。像我这样的人不多。我把那块偷来的毯子收在橱里。我想在里面摞上一打这样的毯子。

我现在不怎么出门。我已经有两星期没离开阁楼了。上次我买了一些罐头食品，尽管我从来没觉得很饿过。大多数时间我坐在橱里回想司登思的旧时光，希望昨日再来。有时夜里下雨，雨点打在屋顶上，我醒过来。我想起那个如今住在我家里的女孩，我听见风声，还有车辆驶过。我希望重回一岁。但那不会发生。我知道，不会的。

■

从夏日伊始，我们把轻薄的床垫抬到厚重的橡木桌子上，在宽敞的窗户前做爱，直至此举终显无谓。总有微风吹进房间带来四层楼下码头的气息。我不由自主地陷入幻想，造物的幻想，事后我们躺在巨大的桌面上，在那悠深的沉默里我微微听到它在又跑又抓。这是我头一回察觉，这声响让我不安，我想和西瑟尔说说才能放心。她没什么要说，她从不作抽象表述，也不评价环境，而是活在其中。我们望见海鸥在头顶上那方天空盘旋，或许它们一直都在高处看着我们，这才是我们的话题，对眼下稍作自娱的遐想。西瑟尔总是任由事情主宰自己，搅咖啡，做爱，听录音带，眺望窗外。她从不说诸如我很高兴，或是有点糊涂；我想做爱，或是不想；抑或我厌倦了家里的争吵，她永远不置可否，于是我只好独自忍受做爱时自己满脑子类似罪恶感的杂念，又在事后独自倾听它在寂静中窸窸窣窣。直到有天下午，西瑟尔小睡醒来，从床垫上抬起头说：“墙后面是什么声音在挠？”

我的朋友们远在伦敦，他们曾寄来痛心而深沉的信，他们还会干什么呢？他们算老几？他们这是干吗？他们和我一般大，十七八岁，可我假装不明白他们的意思。我寄回了明信片，告诉他们，我找到一张大桌子和一扇敞亮的窗。我很快乐，生活看起来很简单，我在做鳗鱼笼，找到人生目标真是太简单了。夏日绵绵，我没有再收到他们的来信。只有阿德里安来看我们，他是西瑟尔十岁的弟弟，他来是为了逃避破裂家庭的折磨：母亲反复无常的脾气；姐姐们没完没了的争弹钢琴；还有父亲偶尔难堪的到访。西瑟尔和阿德里安的父母在经历了二十七年婚姻并收获了六个孩子之后互相憎恶只能作罢，最终无法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父亲搬到几条街外的一家小旅馆，为的是离孩子们比较近。他是个业已赋闲的生意人，相貌好似格里高利·派克，乐天派，怀揣满腹有趣的挣钱计划。我以前常在酒吧里见到他。他不愿谈论本人的失业或是自己的婚姻，他也不介意我和她女儿同住在码头上面的屋子里，而是跟我大讲他在朝鲜战争的岁月；他跑国际业务时的情形；还有他那曾经营私舞弊的朋友而今却高高在上封了爵；后来有一天说到了奥斯河里的鳗鱼，河床上如何有成群的鳗鱼浮游，如果捉活的拿去伦敦卖能挣多少钱。我告诉他我在银行里有八十英镑，于是第二天我们买来了网、细绳、铁丝圈、还有一个旧的储水槽用来装鳗鱼。我用了之后的两个月来做鳗鱼笼。

晴朗的日子里我拿着网、铁丝和细绳出去，坐在码头的缆桩上干活。鳗鱼笼呈圆柱形，一端封闭，另一端有长长的锥形入口。它埋伏在河床，鳗鱼游进去吃诱饵，以他们退化的视力是不可能再游出来的。友善的渔民们觉得很好玩。河里倒是有鳗鱼，他们说，你也能抓到几条，但你无法以此为生。潮汐很快就会把你的网冲走的。我们会用铁砣，我告诉他们，他们笑着耸耸肩，并向我示范了一种更好的方法把网绑定在铁圈上，他们也都认同我有权亲身尝试。当渔民们驾船而去，我却无心做活，我呆坐着看潮水一次次漫上沼泽地，鳗鱼笼不用着急，不过我确信我们会有钱的。

我想用鳗鱼计划打动西瑟尔，我告诉她有人借给我们整个夏天一条划艇，但她没什么要说。于是我们转而把床垫抬到桌子上，和衣躺下。这时她才开始说话。我们把手掌合在一起，她仔细检查了两只手的大小和形状，一边看一边评说，刚好一样大，你的手指厚一点，你在这儿多了一块。她用拇指尖量我的睫毛，希望她的也一样长，她跟我讲她小时候养过的狗，长着长长的白睫毛。她看着我被太阳暴晒过的鼻梁，又说到她兄弟姐妹中哪一个晒过之后变红，哪一个变黑，她最小的妹妹有次说过什么。我们慢慢脱去衣服。她蹬掉布鞋，说她的脚烂了。透过敞开的窗户能闻见淤泥、海草和尘埃，我合上眼睛听着，絮絮叨叨。她把自己这种自言自语叫做絮絮叨叨。而我一旦进入她的身体，就情难自禁，我进入了自己的幻想，我那迅速膨胀的知觉和我们能在西瑟尔肚子里孕育生命这一常识无法分隔。我并非想要成为父亲，我想的不是这个，而是卵子、精子、染色体、羽毛、鱼鳃、爪子，那生命孕育之际的种种化学反应，在离我体尖仅几英寸远的暗红色黏液上不可遏止地发展着。我的幻觉在于当直面生命的力量和亘古时，我是那么无以自持，单只是这念头就令高潮来得猝不及防。当我告诉西瑟尔时她笑了。哦，上帝。她说。在我看来，西瑟尔就在这一过程中，她就是过程本身，她增添了幻想的魔力。西瑟尔本应服药的，可是每个月她至少忘记两三次。我们心有灵犀地采取射在体外的方法，但极少成功。当我们滑过长长的陡坡坠入高潮，在那拼尽全力的最后几秒，我努力挣扎着想脱身而出，却像鳗鱼一样被造物的幻想紧紧抓住，那些生命，在黑暗中饥渴地等待，我哺之以狂泻的白浆。在那些不经意的分秒刹那，我放任自己去哺育生命，管它是什么，管它在子宫内外，只和西瑟尔一人做爱，哺育更多生命，在那融化的瞬间，这成了我整个生命的意义。我细心留意西瑟尔的经期，女人的一切对于我都是新奇的，不能想当然。我们在西瑟尔轻松而汹涌的月经途中做爱，享受快感以及混合经血的褐色黏稠。这时我感觉我们就是那黏液上的生命，我们就在其中，被由窗户宣泄进来的云朵哺育，被潮湿泥滩上太阳蒸腾的气息哺育。我对自己的幻想感到惶恐，我知道没有它我将无法获得高潮。我问西瑟尔她会想些什么，她咯咯地笑。没有羽毛和鱼鳃，至少。那，你会想什么呢？没什么，真的没什么。我再追问，她又退归沉默。

我原以为是我自己幻想中的生命在窸窸窣窣，但自从那天下午西瑟尔也听到它并且开始不安，我意识到她的幻想也加入其中，这声音出自我们的交媾。当我们做完后安静地躺着，当我们空明澄净时，便听到它，极其悄然。那感觉像是一只小爪子在胡乱地挠着墙，声音是那么杳渺以至于要两个人才能听得见。我们都认为声音发自墙的某一角，可当我跪在地上把耳朵贴到踏脚板上的时候，它停了，我能感到它在墙的另一面，凝神屏息，在黑暗中等待。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我们白天又听到过几次，夜晚也偶有发生。我打算问问阿德里安他觉得是什么。听，就是它，阿德里安，闭上一会儿嘴，你感觉那是什么声音，阿德里安？他不耐烦地竖起耳朵听，可他安静不了多一会儿。什么也没有，他叫道，没有，没有，没有。他忽而变得异常兴奋，跳到他姐姐背上狂呼怪叫。管它是什么，他可不想听到，他可不想被撇在一旁。我把他从西瑟尔的背上拉下来，我们顺势滚到床上。再听，我摁住他说，又来了。他用力挣脱开，作高低忽悠的警笛声，呼啸着跑出了房间。他的声音在楼下渐渐远去，到完全听不见他的时候我说，也许阿德里安真的害怕耗子。你是说，老鼠，他姐姐说道，把手伸进我两腿之间。

到了七月中旬，我们在屋里就不那么逍遥了，凌乱和不适与日俱增，看起来还不太可能和西瑟尔说。阿德里安这时每天都到我们这儿来，因为暑假到了他在家里根本待不住。我们听见他从四层楼下一路高叫一路跺脚，以他特有的方式不期而至。他聒噪地冲进来，炫耀他的手倒立，还动辄跳到西瑟尔背上想吸引我的注意，其实他心怀忐忑，生怕我们不把他当玩伴，要打发他走打发他回家。他也为不再弄得懂他姐姐而不安。曾几何时，她总是随时准备应战，她可是个打架的好手，我听他这么跟他的朋友吹嘘，并引以为豪。现在他姐姐完全变了个人，她没好气地推开他，她情愿一个人待着什么也不做，情愿听录音带。他的脚踩到她的裙子会惹得她很生气，她的胸脯已经长得很像他母亲，她跟他说话的语气也变得跟母亲一样。下来，阿德里安。好了，阿德里安，好了，现在不行，等会儿。他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姐姐只是心情不好，只是这一阵子，于是他满怀希望地不断挑衅，他多么渴望时光倒流到他父亲离家之前，一切都没有改变。他用小臂锁住西瑟尔的脖子，把她朝后拖到床上的时候，他的眼神落在我身上寻求鼓励，他以为真正的纽带在我们之间，两个男人对一个女孩。即使看不到鼓励他也毫不在意，他执拗地这么以为。西瑟尔从来不会赶阿德里安走，她明白他为什么在这儿，不过这对她来说并不容易。有一回历尽整个下午的折磨，西瑟尔几乎是哭着黯然离开房间。阿德里安转过脸来对着我，挑起眉毛作骇人状。我刚想和他谈谈，可他已经怪叫一声摆出一副和我搏斗的姿势。西瑟尔也不会在我面前说她弟弟，她从不评判人，因为她从不作评判。有时当我们听到阿德里安上楼，她会瞥我一眼，只有她微微撅起的漂亮嘴唇才会流露出掩饰不住的心思。

只有一个法子能让阿德里安放过我们。他见不得我们身体接触，这样会刺痛他，着实让他恶心。一看到我俩其中一个穿过房间向另一个走去，他就会无声地向我们恳求，跑到我们中间，假作顽皮，想哄我们玩别的游戏。最后实在没办法，他便抽疯似的模仿我俩，让我们看看自己的样子有多愚昧。最后他无力支持，夺门而去，在楼梯口用机关枪扫射德国鬼子和年轻的情侣。

只是眼下西瑟尔和我的身体接触越来越少了，无言之间我们都不太能提起劲头。并非我俩在走下坡路，并非我们不再两情相悦，而是机缘在萎缩。这恰恰就是因为房间本身。它不再是四层楼上的空中阁楼了，不再有微风吹进窗户，只有从码头周围水母死尸上蒸腾的潮热和成群结队的苍蝇：凶悍的海乌蝇专找我们的腋窝猛叮，家蝇则抱团在我们的食物上盘旋。我们的头发又长又油，挂下来挡着了眼睛。我们买的食物都化开，吃起来像河水。我们不再把床垫抬上桌子了，现在地板上最凉，而地板上粘满了腻腻的沙子，永远都除不尽。西瑟尔开始厌倦她的磁带，她脚上的溃烂从一只脚感染到另一只脚，并开始散发气味。房间很臭。我们没有说起要走，因为我们什么也没有说。每天夜里我们都被墙那边窸窸窣窣的声音弄醒，如今声音比以前响了，也更持久。我们做爱的时候它在墙边听。我们少了做爱，垃圾围绕着我们聚集：我们懒得去丢的牛奶瓶、淌着灰白色汁的奶酪、奶油纸皮、酸奶盒、烂熟的腊肠。这还不算，在这一片狼藉中，阿德里安推车，怪叫，扫射，偷袭西瑟尔。我本打算就我的幻想写一首关于生命的诗，可看起来是无计契入，我什么也没写，连首句也没有。我转而沿着河沟远行，一路纵深到诺福克腹地，看阴郁的甜菜地、电线杆和制服般灰色的天空。还要再做两个鳗鱼网，每天我都强迫自己坐下来干活。可是我内心已对其厌倦，我无法真的相信鳗鱼会钻进去，甚至我都怀疑自己是否这么期待，鳗鱼安静地藏身于河床底下阴凉的淤泥里其实会不会更好。不过我还是继续做，因为西瑟尔的父亲已经准备就绪，因为我得让所有我业已投入的时间和金钱有所回报，因为这主意已经有它脆弱的势头，我停不下来，正如我始终没能把牛奶瓶拿出房间。

这时西瑟尔找了份工作，这使我看清我们和别人没什么两样。他们都有自己的屋子、住所、工作、事业，这就是人们的生活，他们有间干净点的屋子，好点的工作，我们只是某个角落正在打拼的一对。那是河对岸其中一所没有窗户的工厂，生产罐装水果和蔬菜。每天十小时，她要坐在机器轰隆的传送带边，不能交谈，抢在罐装之前把腐烂的胡萝卜捡出来。第一天收工后西瑟尔穿着红白相间的尼龙雨衣和粉红色帽子回家。我说，你怎么不把它脱掉？西瑟尔耸了耸肩。对她而言都一样，坐在家里或是坐在工厂，在那里他们沿着钢架铺排的喇叭接播BBC一台，四百名妇女半听半怔，她们的手像上足马力的梭子上下翻飞。西瑟尔上班的第二天我搭渡轮过河在工厂门口等她。几名妇女由那面巨大的无窗墙面上开的一扇小铁皮门出入，而后咿呀的汽笛响彻整个工厂大厦。其他小门打开，人们纷纷涌出，簇拥到大门口，成群结队穿着红白相间的尼龙罩衣和粉红色帽子的妇女。我站在矮墙上想看到西瑟尔，忽然间这变得很重要。我感觉要是我不能从这股红色尼龙洪流中把她分辨出来，她就消失了，我们将一起消失，我们的时间就将一钱不值。人流在涌向工厂大门时移动得很快。有些人以妇女从小学来的八字步无望地半跑；另一些则尽可能地快走。后来我才发现她们急匆匆地回家是为了给家人煮晚饭，是为了早一点开始做家务。晚班的迟到者则想逆流冲出一条路来。我看不到西瑟尔，我觉得自己濒临崩溃，我大声叫她的名字，可是声音被人群肆意践踏。两个老一点的女人靠着墙驻足点烟，咧嘴冲我笑。啜你自个儿吧。我绕远路从桥上走回家，打算不告诉西瑟尔我去等过她，因为那样我就得解释自己的惊慌失措，可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进门的时候她在床上坐着，她还穿着尼龙罩衣，帽子搁在地板上。你干吗不把那玩意儿脱掉？我说。她说，是你在工厂外面？我点点头。你看见我站在那儿干吗不理我？西瑟尔转过身把脸埋进床里。她的罩衣被机油和泥巴玷污，散发出异味。我不知道，她捂着枕头说，我一片空白。我下了班脑子里就一片空白。她的话好似被隔绝一般，我环顾四壁，陷入沉默。

两天后的星期六下午，我买了几磅浸透血像橡皮一样的牛肺作诱饵，他们称之为“轻料”。我们当即填好捕笼，趁落潮时划船到中游把它们沉到河床。七只捕笼每只都系着浮标。星期天凌晨四点西瑟尔的父亲就来叫我，我们乘着他的旅行车朝存放借来的小船的地方进发。现在我们要划船出去寻找浮标，拉起捕笼。检验的时刻到了，笼子里会不会有鳗鱼，多做点捕笼，多抓点鳗鱼，每周一次开车去比令思门鱼市会不会有利可图，我们会不会有钱？这是个阴郁多风的清晨，我感觉不到兴奋，有的只是疲惫以及持续的勃起。在旅行车空调的暖风下我半睡半醒。夜里许多时候我醒着听墙那边窸窸窣窣的动静。有一次我起身拿调羹敲了一下踢脚板。它停了一下，而后又继续挖。现在听起来很明显它是在向房间里挖一条通道。西瑟尔的父亲划船，我从船舷望出去寻找浮标。这并不像我原先想的那么容易，水面衬不出它们的白色，而只是显出一般幽暗的轮廓。我们花了二十分钟才找到第一个。当我们把它拉起来，我惊异于从渔具店买来的干净的白绳子这么快就变得与河边其他绳子一模一样，褐色、挂满了绿色的细丝水草。网看上去也旧得离奇，不敢相信是出自我俩之手。网里有两只螃蟹和一条大鳗鱼。他解开捕笼封死的那头，让两只螃蟹跌落水里，再把鳗鱼放进我们随身带来的塑料桶。我们在捕笼里填进新鲜的“轻料”，从船的一侧重新把它沉下去。我们又花了十五分钟找到第二只捕笼，但里面空无一物。我们在那段河面上上下下划了半小时，再也没找到其他捕笼，此时潮水开始上涨并盖过了浮标。这下轮到我接过船桨，划向岸边。

我们回到西瑟尔父亲住的小旅店，他做了早餐。我们都不愿谈及失踪的捕笼，自欺欺人地装出一副下次退潮就能找到它们的样子。可是我们心里明白它们已经不见了，被汹涌的潮水卷到上游或是下游，我也知道自己这辈子不会再做鳗鱼笼了。我还知道我的搭档将带着阿德里安作一次短暂的休假，他们下午就走。他们将参观军用机场，最好是以皇家战争博物馆作为旅行的终点。我们吃了鸡蛋、腌肉和蘑菇，还喝了咖啡。西瑟尔的父亲又告诉我一个主意，既简单可行又获利丰厚。虾在码头这一带根本不值钱，但在布鲁塞尔很贵。我们可以每个星期运两满车过去，谈笑间他轻松、友善、乐观，有一刻我真的觉得他这计划一定行。我喝完了最后一点咖啡。好了，我说，我想这需要考虑一下。我拎起装着鳗鱼的桶，至少这一条西瑟尔和我可以吃。我的搭档在和我握手告别的时候告诉我杀鳗鱼最稳妥的办法是先用盐把它埋起来。我祝他假日愉快，然后我们分了手，依然心照不宣地假装我们中的一个会在下次退潮时撑船出去搜寻鳗鱼笼。

在工厂上了一个星期的班，我本以为回到家时西瑟尔还没醒来，可她坐在床上，面色惨白，紧抱双腿，两眼紧盯着房屋一角。它在这儿。她说，它在地板上堆的那些书后面。我坐在床上脱下湿乎乎的鞋袜。耗子？你是说你看到耗子了?西瑟尔轻声说，是老鼠。我看见它穿过房间，是只老鼠。我走过去踢那堆书，它立刻现身，我先是听见它的爪子着地，而后我看见它沿着墙跑，霎时我觉得它似乎和一只小狗差不多大，一只老鼠，一只矮胖壮硕的老鼠，肚皮擦着地板在跑。它横过整堵墙爬到抽屉柜后面。我们得把它赶出去，西瑟尔以一种我完全陌生的声音哀号。我点点头，可一时却动弹不得，也说不出话，它是那么大，那只老鼠，整个夏天它都和我们待在一起，在我们做完以后深沉的空虚寂静里，在我们熟睡之际开始挠墙，它是我们的邻居。我感到十分恐惧，比西瑟尔还要害怕，我肯定老鼠了解我们就像我们了解它，它现在明白我们在屋子里就像我们知道它躲在抽屉柜后面一样。西瑟尔刚想开口再说什么，外面楼梯上响起了一阵吵闹声，是熟悉的跺脚和机关枪的声音。听到这声音我松了一口气。阿德里安以他惯常的方式驾临，踢开门，跳进来，猫着腰，斜挎机关枪。他从喉咙底部向我们喷射粗粝的扫射声，我们在嘴唇上竖起手指，想让他别吱声。你们死了，你们两个。说着他已经准备推车横穿屋子。西瑟尔又朝他嘘，招手让他到床这边来。嘘什么？你们怎么啦？我们指指抽屉柜，是老鼠，我们告诉他。他立刻跪下身来，观望。老鼠？他倒抽一口气。太妙了，是只大的，看呀。太妙了。你们想怎么办？我们把它逮住。我飞快地穿过房间从壁炉处操起一根拨火棍，在阿德里安的兴奋感召下我得以暂时摆脱恐惧，假装这只是我们房间里的一只胖老鼠，逮住它是场刺激的游戏。床上又传来西瑟尔的哀号。你拿着那个想干吗？一时间我感到握着拨火棍的手松了，我们都明白，那不是一只普通的老鼠，这也不是一场刺激的游戏。与此同时，阿德里安在手舞足蹈，对，那个，就用那个。阿德里安帮我把书搬到屋子中间，我们围着抽屉柜垒了一堵墙，只在中间留了一处缺口供老鼠通过。西瑟尔还在不停地问，你们在干什么？你们想用这个做什么？不过她不敢离开床。我们垒好了墙，我递给阿德里安一只衣架，让他用来把老鼠赶出来，忽然西瑟尔跳过来想从我手里夺过拨火棍。把它给我，她叫喊着吊在我仰起的胳膊上。就在这时老鼠从书墙的缺口处冲出来，它直奔我们，我看见它咬牙切齿的样子。我们四下逃窜，阿德里安跳上桌子，西瑟尔和我又退到床上。老鼠在屋子中央停顿了片刻，而后继续向前冲，这下我们几个有时间打量它了，我们有时间看清它有多壮、多胖、多快；它的整个身体是如何颤抖；它的尾巴是如何像条附着的寄生虫一样拖在身后。它认识我们，我觉得，它要直取我们。我不敢去看西瑟尔。当我站在床上，举起拨火棍瞄准它时，她发出尖叫。我使尽力气掷出拨火棍，它先击中地板，离老鼠削尖的脑袋仅几英寸远。它立刻调转身，跑回书堆的缺口中。我们听见它用爪子刨地的声音，而后把自己藏在抽屉柜后面，不动。

我掰开铁丝衣架，把它拉直然后对折，交给阿德里安。他现在安静多了，更有一点害怕。他姐姐则双手抱膝坐在床上。我站在离书堆缺口几英尺远的地方，双手紧握着拨火棍。我向下扫了一眼，看见自己苍白的双脚，一只老鼠的幽灵正龇着牙把趾甲从肉上咬掉。我大声叫道，等会儿，我得穿上鞋。可是已经太迟，阿德里安在用铁丝朝抽屉柜后面猛戳，我不敢走开。我蹲得稍稍低一点，像个板球手一样压住拨火棍。阿德里安爬上抽屉柜，将铁丝对准角落直刺下去。他正对我喊着什么，我没听清，气急败坏的老鼠冲出缺口，朝我的脚奔袭过来寻仇。它像老鼠幽灵一样龇着牙。我双手向下挥舞拨火棍，不偏不倚正好击中它的肚子底下，它飞离地面，由半空划过，伴随着西瑟尔从捂着嘴的指缝中发出的持久尖叫，它狠狠地砸在墙上，那一瞬间我在想，一定摔断了脊梁。它跌落地上，四脚朝天叉开，像只熟果子。西瑟尔没有把手从嘴边撤下来，阿德里安在抽屉柜那边没动，我也保持着挥击时的重心，谁都没敢出气。一股淡淡的气味在屋子里蔓延，腥腐而私隐，宛如西瑟尔的经血。这时阿德里安放了个屁，他从胆怯的畏缩中笑了出来，他的人体之气混入弥漫的老鼠气味之中。我站在老鼠前，用拨火棍轻轻戳了戳它。它翻向一侧，它的肚子上有一条深深的伤口，从里面淌出一个半透明的紫色胞衣，里面蜷缩着五个暗淡的身形，双膝顶着下颌。当胞衣碰到地面的那一刻，我看见里面动弹了一下，是一条未出世的老鼠的腿在抽搐，仿佛在盼望，可老鼠妈妈已经无望地死去，任何盼望都已不再。

西瑟尔跪在老鼠旁边，阿德里安和我像保镖一样站在她身后，那情形似乎她拥有某种特权，她蹲在那儿，长长的红裙子铺满四周。她用拇指和食指分开老鼠妈妈的伤口，把胞衣塞进去，合上血肉模糊的皮毛。她继续跪了一会儿，我们默默地站在后面。然后她把几个碟子从水槽移开好洗手。现在我们都想到外面去，于是西瑟尔用报纸把老鼠包起来，我们裹着它下楼。西瑟尔掀开垃圾桶的盖子，我小心翼翼地把它放进去。忽然我想起来，我告诉他们两个等等我，我又跑回楼上。是那条鳗鱼，它一动不动地躺在那么丁点儿水里，我差点以为它也死了，还好我把桶拎起来的时候看到它在扭动。风已经停了，浮云在散开，我们在交错的阳光和云阴中走向码头。潮水涨得很快。我们走下石阶来到水边，我把鳗鱼倒进河里，看它拂动身体，像在褐色的河水下面闪过一道白，从我们的视线中消失。阿德里安跟我们道别，我以为他会拥抱他姐姐。他犹疑片刻，跑开了，又转过脸来喊了句什么。我们大声应他，祝他假期愉快。回去的路上西瑟尔和我停下脚步远望河对岸的工厂。她告诉我，她会辞去那里的工作。

我们把床垫抬到桌子上，在敞开的窗前躺下，面对面，像夏日伊始那样。我们有一丝清风吹进，带来淡远如烟的秋天气息，我感到恬静，无比清澈。西瑟尔说，下午我们先清理房间，然后去远行，沿着河道去远行。我把掌心按在她温暖的肚子上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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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娜呵那个敏娜。如今蔫软，微喘，隔着厚厚的镜片，回忆起她在舞台上的最后一次亮相。老维多利亚剧院，妒妇高纳里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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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不许人乱说，虽然朋友们说早从那时起，敏娜的脑子就不行了。他们说，第一幕的时候，被提词，幕间她冲着心虚的舞台助理大叫，长长的蔻丹指甲抓过去，在那人眼下面的颊上向右划出一道细痕。李尔王过来挡在了中间，他上星期才被封为骑士，一位在戏迷圈外也尽人皆知的尊者。导演也插进来，用节目单拍拍敏娜。敏娜朝每人唾了一口，骂这个“皇室舔屁虫”，骂那个“后台一只鸭”，然后又演了一晚。这只是为了给替她的演员以准备的时间。敏娜在舞台上的最后一夜。好一个贵妇，扫来行去，念白接唱，穿行于无韵诗行里的列车，猫一样呼号，不加撑垫的傲人酥胸随声涨伏。那么大胆。一开场，她便漫不经心地将一朵塑料玫瑰撒落前排，当李尔称赞她耍扇子有一套时，引发了数波窃笑。观众是复杂的情感动物，同情她，又被绝望的剧情感染，他们知道敏娜的事情，在谢幕时发出特别的欢呼声，送她一路哭回化妆间，边走边用手背抵着额头。

两天后布里安妮去世，她的姐姐，亨利的妈妈。于是混淆日子的敏娜说服了葬礼茶会上的敏娜，她这么告诉朋友，她放弃舞台来照料姐姐十岁的孩子，他需要一个现实中的母亲，敏娜说道，现实的母亲。可敏娜是一个超现实的母亲。

在伊思灵顿她家的客厅里，她把侄子拉到身边，把他的小麻斑脸按到如今加过撑垫又洒了香水的胸上。这一幕在第二天去牛津街的出租车里又重演。她在那里为他买了一瓶古龙水和一套蕾丝边的小爵爷服。随后几个月里，她让他的头发留得长过了衣领和耳朵，这在六十年代早期来说可谓新异。她鼓励他为晚餐着装，这正是本故事的主题。教他晚上如何从鸡尾酒柜里调兑她的饮品，她为他请了小提琴教师，还有舞蹈老师，生日时又请了裁缝，然后还有一个嗓音尖细而文雅的摄影师。亨利和敏娜盛装端坐壁炉前，让他为他们拍有带褪色效果的淡褐彩照。这些全都是，敏娜告诉亨利，很好的训练。

很好的训练是为了？亨利没有对她或自己提出过这个问题，他不是敏感而善于内省的一类，只是把这样的新生活和自恋情结看成现实的一部分，毫无意见地接受。现实是他妈妈去世了，六个月来她的形象淡去如渺茫的星辰。当然还是有一些细节，他会提出疑问。当摄影师跃身穿过房间去收拾他的三脚架然后离开时，亨利从门口走回来，问敏娜，“为什么那个人声音那么滑稽？”但他满足于对敏娜的话似懂非懂。“我想，亲爱的，那是因为他是个怪人。”一包沉甸甸的照片很快寄抵，敏娜跑出厨房，寻找她的眼镜，又是尖叫又是傻笑，用手指撕扯着硬邦邦的棕色纸袋。在照片的边缘，棕色渐渐淡如烟霭，似乎很珍贵，却又不真实。里面的亨利，苍白，被动，直着背，一手轻搭在敏娜的肩头。她则坐在钢琴凳上，长裙铺地散开，头微微后仰，腰背挺出贵妇式的弓形身姿。头发挽成小黑髻垂于后颈。敏娜大笑起来，激动地摸索眼镜，好把照片拿远点看清楚，却一转身撞翻了牛奶罐，于是笑得愈发厉害，向后蹦到椅子里，避开从两腿之间滴答到地上的白色涓流。她边笑边问：“你觉得如何？亲爱的？效果很棒吧？”“还行吧，”亨利说,“我觉得”。

很好的训练？敏娜也未曾自问其中的含义。不过那肯定和舞台有关。敏娜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和舞台有关。总是在舞台上，即便只有一个观众在看，她一举一动都为了他们，仿佛一种超自我，她不能冒犯他们和自己，因此有时精疲力竭后她会呻吟一声倒在床上，这声呻吟也是有板有眼，拿捏到位。早上起来坐在卧室妆镜前梳妆，几个裸露的灯光在四周打出一个小小的马蹄光圈，她觉得背后似乎有一千双眼睛在注视她，因此每个动作都格外留意，要做得与众不同。亨利并不善于洞察。他误解了敏娜。敏娜唱歌时，或者舞动双臂，踮足旋转时，购买阳伞和戏服时，冲送奶人模仿他的口音时，还有高举着盘子从厨房走向餐桌时，或者牙缝里吹着某种进行曲的口哨，一边用她总在穿的奇怪的芭蕾舞鞋打着拍子时，亨利以为这都是为了他。他有点不自在，闷闷不乐——要不要鼓掌？该做点什么？参与敏娜一起，否则敏娜会觉得他在生气？有几次，被敏娜的情绪感染，他也加入进来，摇摇晃晃地，跟着一起在屋子里乐癫癫地疯。可是敏娜的眼神分明在警示他这里只容得下一位表演者，于是他就缩起手脚踅到最近的那把椅子里去了。

她无疑令他忧虑，但别的方面又还好。每天下午放学归家，茶点已准备好了，花样别致，几色他爱吃的点心，蛋挞和烤圆面包，然后是闲谈。敏娜开始叙述她白天的见闻和秘事，这时候更像妻子而不是姨妈。她边吃边飞快地说，喷出面包屑，油脂在她嘴唇上方勾出一弯月牙。

“午饭时我看到茱莉·弗兰克在三桶猛吃海喝，她还和那个职业赛马手还是驯马师什么的同居，却不想结婚，这个恶毒的婊子，亨利。‘茱莉，’我说，‘你那天广播的马克辛娜流产的八卦现在怎么样了？’——我跟你说过这个吧？——‘流产？’她说，‘哦，那件事。说笑罢了。敏娜，仅此而已。’‘说笑？’我说，‘我那天到那里时觉得自己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傻子。’‘哦哦，那么现在呢？’她说。”

亨利吃着夹心手指饼，默默地点头，他喜欢在一天的学校生活之后坐下来听故事，而敏娜又那么会讲。喝到第二杯茶时轮到亨利讲他的一天，相对平白而缓慢，像这样：“我们先上了历史课，然后唱歌，接着卡特先生领我们去汉普斯特德山上走，因为他说我们都像要睡着的样子，然后就到了休息时间，休息过后我们上法语课，然后是作文课。”但敏娜插话延长了谈话时间，“历史是我喜欢的科目，我记得……”还有“汉普斯特德山是伦敦的至高点，你得小心不要掉下去了，亲爱的。”还有作文，故事，他带回来了吗？打算读一下吗？等等，她得先坐得舒服点，好吧现在读吧。他心里说着不好意思，很不情愿地从他的书包里抽出练习本。翻开抚平，开始念，听起来像一个有自我意识的机器人在独白，“因为半夜听到的可怕哭声，村子里没人曾走近过灰崖上的城堡……”结尾时敏娜又是跺脚又是鼓掌，还像戏院后排的人那样大叫，把茶杯高高举起，“我们必须给你找一个代理人了，亲爱的。”现在轮到她了，她拿过故事，婉转激越地念起来，一边还敲打茶匙制造音效，使他相信这个故事很棒，甚至令人毛骨悚然。

下午茶和告白大概要进行两小时。之后他们便回各自的房间，为晚餐着装。过了九月，亨利发现炉火在房中晃动，墙上缭绕着家具的投影，而他的衣服或者说装扮摊开在床上，是敏娜为他当晚挑的。为晚餐着装。这中间的两小时，辛普森太太会自己拿钥匙开门进来，把饭做好再走；敏娜则洗好澡，戴着墨镜躺到人造阳光下；亨利做功课，读他的老书，摆弄他的旧破烂。敏娜和亨利在大英博物馆附近潮湿的书店里发现了这些旧书和图册，又从波托贝洛路、肯敦市场和肯特城的旧货店里收集来这些破烂。一块木头，上面刻着的一排渐渐变小的黄眼大象；一列油漆铁皮做的发条火车，还能走；一个掉了线的木偶；一只泡在坛子里的蝎子；还有一个维多利亚式儿童舞台，根据一本措辞古雅的脚本册子，可供两个人表演《一千零一夜》的场景。两个月里他们在不同的背景前把褪色的卡纸人推来推去，轻轻转动手腕将它们变换，还用小刀和茶匙模拟刀剑格斗。敏娜很紧张地跪在那里，有时他忘了词她就很生气，他经常忘。好在她自己也有不记得的时候，于是他们便大笑。敏娜会模仿各种人说话的嗓音，坏蛋的主人的王子的女主人公的原告的，想要教会他，但却徒劳，他们又大笑起来，因为亨利只能发出两种嗓音，一种高一种低。敏娜厌倦了纸板舞台，现在只有亨利会在炉火前把它拿出来，因为害羞，他只是在心里默念人物的对话。晚饭前二十分钟，他脱掉校服，洗洗手，穿上敏娜安排好的戏服，到餐厅里和同样穿着戏服的她一起吃饭。

敏娜千方百计地收集了很多戏装、便装、礼服、旧衣，把它们缝改合身，塞满了三个衣橱。现在她也为亨利收集。几件在牛津街定做的套装，但其他都是多余的存货，来自濒临散伙的业余戏班或者被人遗忘的哑剧团，也有一流戏服商的二手货，瞧，这是她的爱好。亨利为晚餐穿过了一个士兵的制服，一家美国酒店战前的电梯司乘的工作服，那个人肯定是个老人了，一件类似僧袍的衣服，还有牧童的牧羊罩衫，出自维吉尔的田园牧歌，牧歌曾由高六预科班的姑娘们排演成歌舞剧，是由当时的年级长编写和设计的，而敏娜也曾是年级长。亨利也不好奇，很顺从地每天晚上穿上放在床尾的衣服，来到楼下，看见敏娜穿着有衬垫和鲸骨撑的裙装，或是缀着亮片的猫女装，有时还扮成了克里米亚战争中的护士。但她没什么不同，也不扮演戏服代表的角色。她对两人的造型不做任何评价，看上去好像想要忘掉这码事。她吃着饭，伸着懒腰，喝着外甥递过来的饮料，他就是这样被训练的。亨利接受了这种生活规律，喜欢上了漫长的茶点仪式和固定的私密时段，放学路上他就想今天她准备了什么给他穿，希望在床上发现新东西。但敏娜很神秘，喝茶时并不会提醒他今天有什么新衣服，而是让他自己去发现，当他穿着一件她找来的托加袍

[2]

，站在那里为她调酒，并给自己倒上一杯柠檬汁时，她心中暗笑。在客厅里两人隔空举杯致意，默默无语。她将他扳转身，在心里默记需要修改的地方，然后开始吃饭，如往常一样的闲谈，她过去舞台上的故事，或别人的故事。那都是些很奇怪的事，但不知道怎么在亨利听来却没什么特别，并且在冬天里烘托出家的气息。

一天下午喝完茶后，亨利打开房门，发现一个女孩俯卧在他床上。走近一点，那不是女孩，而是一套晚会裙装、一副金色长发假发套、一条白色紧身裤和一双黑色浅口皮鞋。他屏住呼吸，碰碰那裙子，冰冷，滑溜溜地令人不快。拿起来便簌簌作响，全是荷叶边和褶裥，一层一层的白缎和蕾丝，粉色镶边，背后还垂着一个别致的蝴蝶结。他让它重新伏到床上，这是他见过的最女孩气的东西。他把手在裤子上擦了擦，不敢去碰那个看上去像有生命的假发套。不是这些，不是他，敏娜真的想要他穿？他委屈地瞪着床上，拿起白色紧身裤，不是这些，肯定。要他穿成士兵，罗马人，小仆役，这些都可以，但女孩不对劲。就像学校里他的那些好朋友一样，亨利一点也不喜欢女孩，他躲着她们。她们喜欢扎堆，耍小把戏，一会儿咬耳朵一会儿傻乐，手拉手还传纸条，总说我喜欢我喜欢，他们看到这些就咧嘴表示厌烦。亨利郁闷地在房间里来回走，又坐到桌前背法语单词，armoire橱柜，armoire橱柜，armoire橱柜……？每过一分钟就回头去看那些东西是否还在床上，还在。晚餐还有二十分钟，那不可能，他不可能脱下自己的衣服穿上那些，尽管破坏了着装仪式也是件可怕的事情。现在他听到敏娜唱着歌出了浴室。她就在隔壁房间里上妆。他可以请求穿别的吗，在她今天特地出门为他买来这些之后，在她告诉他这些假发有多贵多难求之后。他远远地坐在床的另一头，想要哭，几个月来他第一次想念起妈妈来，可靠的，永远不变的妈妈，总在交通部打字的妈妈。他听见敏娜出了房门下楼等他，他开始脱鞋，然后又停住，他不想。敏娜朝上喊他，声音并无异样。“亨利，亲爱的，下来了吗？”他大声说：“马上。”但却没有动弹，没法去碰那些东西，不想，即便假装穿成一个女孩也不行。楼梯上传来脚步声，她上来看了，他脱掉一只鞋做做样子，别无办法。

她进了房间，是他从来没见过的装扮，一身军官制服，神气，挺括，薄搭扣肩章，裤子上镶着一道红带。头发盘向脑后，也许还抹了油，闪亮的黑皮鞋，脸上画着男人的粗线条和小胡子。她大步走进房间，“亲爱的，你怎么还没开始呢,我来帮你，这毕竟是要在背后系带子的。”她开始松他的领带。亨利麻木地站着，失去了抵抗。她那么坚决，脱掉他的衬衫、裤子和另一只鞋，袜子，然后怪怪的，脱掉了他的内裤。他洗过了吗？她握着他的手腕，把他领到水池边，旋风似的把他席卷了个遍。他光着身子站在房间中央，像在噩梦中。敏娜在床上的衣服里胡乱翻找着，找到了，拽在手里转过身，白色连裤袜。亨利看在眼里，心里说着“不”。她弯下腰蹲到他脚边，用欢快的语气说：“抬起一只脚。”一边用手背敲了敲他一只脚。但他挪不动，只是站在那儿，被她声音里强忍的火气给吓住了。“来，亨利。不然晚餐吃不成了。”他动了动舌头，终于说：“不，我不想穿那些。”她蹲在那里有一会儿没动，然后便直起身，死命地掐住他的小臂，凑近了紧盯着他的脸，像是要把他吃掉的表情。他看见一张脂粉填塞起来的面具，一个老男人，轻浮的疤痕线，下唇线愤怒地紧箍着牙齿。他的小腿开始发抖，接着全身都抖了起来。她摇摇他的胳膊，嘶声说：“抬脚。”她等着，他慢慢动起来，但这一动使他失去控制，一股尿流不由地顺腿蜿蜒而下。她再次把他推到水池边，用毛巾飞快地给他擦拭，说：“抬脚。”亨利又怕又羞，不敢违抗，他抬起一只脚，跟着另一只，顺从地接受那层层叠叠的裙衣从头上套下，冰凉地贴在皮肤上，从后面用丝带绑住。然后是连裤袜，浅口皮鞋。最后是套得紧紧的假发。金色头发垂过他的眼帘，随意飘落在肩上。

他在镜子里看见了她，一个令人作呕的漂亮小姑娘，他移开视线，凄惨地跟着敏娜下楼，在裙衣里发出怏怏的簌动，双腿还不住地颤抖。敏娜现在变得快活了，拿他的不情不愿开着缓和气氛的玩笑，又说起今天去过的一个地方。也许是贝特西游乐场吧。即便在迷乱恍惚中，亨利也感觉到她因他的扮相而兴奋，因为吃饭时她两次从位子上走到他坐的地方，吻他抱他，手指在衣服上摩挲。“没事了，全都过去了。”后来敏娜喝了三杯葡萄酒，摊开手脚躺在扶手椅里。一个醉酒的士兵招呼着他的姑娘，想要她过来坐到长官的膝上。亨利徘徊在她够不到的地方，内心十分恐惧——她是不是很邪恶？很疯癫？他没法确定，但着装游戏由此失去了乐趣，他感到这其中敏娜的强制意味，他不敢违拗她，在她推搡他的动作里，嘶竭的嗓音里，隐藏着一些模糊的东西，一些他还不能理解的东西，他把它们从脑海中赶开。因此那晚临了，躲避着敏娜拉他上膝的手，瞥见房间里许多镜子里的自己，那个穿着晚会裙衣的漂亮金发小姑娘，他告诉自己：“都是为了她，和我没有任何关系。都是为了她，和我没关系。”

除去她身上那些他不能理解的东西叫他害怕，亨利大多数时候还是喜欢她的。她是他的朋友，她总是想让他笑，而不是叫他去做这做那。她会模仿各种滑稽的嗓音逗他发笑。讲故事讲到兴奋处，她经常讲到兴奋处，她会手舞足蹈演给他看，客厅变成了舞台。“那天黛博拉辞别丈夫，径直去往巴士车站……”这里敏娜摇摆双臂向房间中央迈了几步……“但这时她忽然记起午饭时间村子里不会有公共汽车过来……”手搭凉棚她在房间里四下寻找巴士，然后另一只手飞贴到嘴唇上，瞠目，张口，恍然记起的表情漫过她的脸，仿佛太阳从乌云后面出来……“于是她便回家去吃午饭……”又迈了几步……“她丈夫在两个空盘子前，打着饱嗝说，‘啊，我不知道你要回来，就把你的也吃了。’”……双手叉腰敏娜向亨利鼓出双眼，他现在成了坐在桌边的丈夫，他在想要不要参与进去，往椅背上一靠再打个饱嗝，但他却笑了起来，因为敏娜在大笑。故事讲到结尾时她总是这样大笑。敏娜时常在电视上出现，他为此仰慕她，即便那只是一些广告片。她通常是一个家庭主妇，手上拿着某个牌子的洗衣粉，头上卷着卷发器，裹着打结的头巾，站在花园墙边喋喋不休，一个邻居从墙那边靠过来问她的床单为什么那么干净，她的秘诀是什么，她总是用伦敦南部口音告诉她。她租了个电视只为看这广告片，他们手持节目单坐定，等着它出现，一出来他们就笑。播完就关掉，只是偶尔才看看节目，还没看就让她生气：“天，那是保罗·库克，我认识他的时候他还在伊普斯威奇保留剧目轮演剧团擦地板呢。”于是她从椅子里跳起来，一把拔掉插头向厨房扬长而去，留下亨利坐在椅子里看着屏幕中央的白点褪尽。

圣诞节前的一个下午，放学迟天又冷，茶碟边有一叠东西，敏娜放在他肯定会看到的地方，一叠平整的白色小卡片，上面一行精致、瘦长、装饰性的手写圆体字：敏娜和亨利邀请您参加派对。来宾须化装。敬请赐复。亨利看了几张，上面自己的印刷体名字有些陌生，他抬头看向正看着他的敏娜，一种忍俊不禁的氛围在他们中间升腾，在唇边一触即发，她在等待。他有点兴奋，但由于被期待，却不知道如何表达。于是他弱弱地说，很好啊。但错了，他根本不是这么觉得的，从来没参加过晚会，也从未上过请柬，再说敏娜的行事风格也使得这件事情很难说，需要知道更多。“化装，化什么样的装呢？”但太迟了，他这么说的时候，敏娜大笑着站起来，跳着芭蕾步昂然穿过房间，同时和着步调一遍遍唱着：“这很好吗?好——吗？好——吗？好——吗？”他不自在地望着她在屋子里转了个圈，又回到他的座位和桌子边。她站到椅子后面，装出慈爱的样子把他的头发弄乱，拨拉着，刺痛了他的眼睛。“亨利，亲爱的，可以说很难搞，很奇妙，很要命，但不能说很好。我们做的事情没有很好的。”边说边用手指卷绕他的头发。他头一偏，转头向上看她。她被这突如其来的斜眼瞪视逮了个正着，这时她缓和了一点，带着真正的怜爱搂住他。“我们的生活里将有一次快乐时光，你不开心吗？你觉得那些卡片如何？”他又拿起卡片，一本正经地说：“谁也不敢不来。”她语调中隐隐的邪气消失了，一边倒茶一边告诉他，化装必须要不被看出来，要能在她将要邀请的朋友们中间制造出玩笑和逸闻。

晚餐后他们坐在炭火边说话。敏娜穿着一件限量配给年代的新风貌装，亨利穿着小爵爷服，长长的沉默之后，敏娜突然说：“你呢？你准备邀请谁？”他怔了几分钟没有回答，想了想学校里的朋友们。在学校里他可不一样，不是这个样子。他玩追逐游戏，对着墙踢足球。在班上，他把敏娜的一些话和故事当成自己的搬出来讲，老师们因此认为他有点早熟。他有许多朋友，但都泛泛，不像有些人那样有一个最好的朋友。到了家里面，静坐在戏剧化场景和敏娜的情绪中，那么专注免得错接对白，他从未把这两种状态放在一起想过。一处大而自由，有大窗和亚麻地毯，几长排给他们挂外套的挂钩，另一处则密集，他房间里的东西、两杯茶和敏娜的游戏。向敏娜叙述他的白天就像早餐时讲起一个梦，真实而又不真实，最后他说：“我不知道，我想不起来有谁。”和他一起踢足球的那些人能和敏娜共处一室吗？“你难道在学校没交到可以带回家的朋友吗？”亨利没有回答。他们怎么可能化装，穿上戏服之类的东西呢？他肯定那不合适。

第二天她没有再问起，但滔滔不绝地尽诉心中涌现的细节和主意，她整天没想别的事情。为了加强化装的效果，房间里的光线要昏暗。“即便最好的朋友也无法认出彼此。”而化装也将一直是个秘密，没有人会知道哪个是敏娜，她可以四处走动，开心玩乐，让他们自己拿饮料喝，自我介绍——当然是假名字——他们全都是舞台上的人，化装大师，塑造人物的艺术家，因为这在敏娜看来的就是表演艺术，塑造自我，换句话说就是伪装。她气也不歇地讲着这些细节，在浴室里时又突然想到，当然要有红灯泡，一个潘趣酒的酒单，在某处放出音乐，也许我们还要点上几支香。然后请帖被送走了，所有能做的安排都做了，还有两星期。因此敏娜和亨利不再谈论这件事。她认得他所有的装束，因为那都是她买的，而她不想在那天认出他，因此给了他买衣服的钱。他必须自己去买，而且要保证自己保守秘密。星期六走了一整天，他在海伯里和伊斯灵顿地铁站的一个旧货店里找到了，放在照相机、破旧的剃须刀和发黄的书中间，有点像怪物鲍里斯·卡洛夫

[3]

的脸，用布做的，在眼睛和嘴巴处挖了几个洞。套到头上时有点像风帽的形状。金属丝做的头发向四面八方张开，看上很滑稽，会叫人吃一惊，但不吓人，那个男人说值三十先令。那天他身上没带钱，于是跟那个人说他星期一放学后会顺路过来买。

但那天他没去，那天他遇到了琳达。原本教室里的座位都排好了，两个一桌，四个一组，中间一条通行过道。亨利是新来的，一个人得意地占据了一整张桌子，这是因为其他人恰好都结成了对。他的书本、图册和两个玩偶从一边摆到另一边，人很伸展地坐在后面，感觉很惬意。老师在解释二十五英尺时，说大概就是从这里到亨利那张桌子的距离，教室里每个人都转过头来看，当然这是亨利的桌子。星期一他的桌子边坐了一个女孩，一个新来的女孩，她把自己的彩色铅笔铺在桌面上，好像那里是她的领地。看到他瞪着她，她垂下目光，轻声但并不退让地说：“老师叫我坐这里。”亨利皱着眉头坐下，他的地盘被人侵犯了不说，还是个女孩。头三节课她坐在旁边，亨利就当没人一样，他目不斜视，因为朝旁边看就意味着接受了她，这些顾盼的女孩就想抓住你的眼神。下课时他抢先起立，站到楼梯下面喝牛奶，避开他的朋友，等到教室里的人都走空了，才走回去为她清理出一半的桌子，他闷闷不乐地把一些零碎，发条火车的零件、旧衣服之类收拾起来，装到两个背包里，放到她的椅子后面，隐隐觉得自己做出了牺牲。他想让她知道这有多么不方便。她进来坐下时，不安地微笑了一下，但他很轻松，装作不屑的样子，搓着手向别处看去。

坏心情渐渐消退，他开始好奇，偷偷地瞥了她一眼，又瞥了几下，她身上一些夺目之处触动了他，比如金色阳光一样的美丽长发散落在后背柔软的羊毛衣上，白得像纸、没有血色的透明皮肤，然后是鼻子，挺拔紧致，像马一样张开鼻翼，还有她略带惊恐的灰色大眼睛。知道他又在看自己，她微微翘起嘴角做出欲笑的样子，这个动作让亨利心窝里小小地一惊，有点不自在。于是他把目光移向教室前面，依稀明白了他们说这个或那个女孩美丽时指的是什么，但以前这在他似乎总像是一个敏娜式的夸张。

人长大后会恋爱，亨利知道这个，和一个你遇到的女孩，到那时你会结婚，但得遇到一个你喜欢的女孩才行。他会怎样呢，大多数女孩在他看来都无法理解。可这个，尽管他能看见她的胳膊肘几乎到了他这半边，这个如此娇弱，与众不同。他想要摸摸她的脖子，或者把脚挨着她的脚边，亨利会为这些不曾有过的，这些纷乱的感觉而愧疚吗？到了历史课，大家都在画一张挪威地图，给箭头指向南方的海盗船上色。他碰了碰她的胳膊，“我可以借一支蓝色铅笔吗？”“海蓝还是天蓝？”“海蓝。”她找了一支笔给她，告诉他她叫琳达。握着还带着她手温的笔，他低头格外投入地画起来，涂出一条蓝色晕圈作海岸线，他用它在离眼睛三英寸远的地方忙上忙下，让声音听起来像是琳达，琳达，琳达。然后他想起来，轻轻地说：“我是亨利。”灰色眼睛又睁大了些，表示听到了，“亨利？”“是的。”被自己吓到了，他午饭时绕开她，确定是另外一张桌子才坐下来吃他的饭。他大声地穿过操场寻找他的朋友们，他们笑他，瞧你得了个女孩。他做出一个厌恶得颤抖的动作，逗得他们大笑，让他加入进来。他们对着操场的墙壁踢足球，亨利叫得最响，挥舞着胳膊和拳头。但球飞过了墙头，他们站在那里等着时，他的心却早已溜回了教室，想要坐到女孩的旁边。等他回去时，她已经在那儿了，他微微点头，让她知道他看见了她的微笑。下午缓慢沉闷地一点点流逝，她的存在令他在椅子上辗转反侧，既不想让时间停止也不情愿让时间继续。

放学时，他跪在她椅子后面，做出好像在包里找什么东西的样子，心想要到明天早上才能再见到她了。她仍然坐在桌边，在做不知道什么的收尾，没注意到他，于是亨利把包翻得更响，站起来清了清嗓子，生硬地说：“那么，再见了。”教室里回荡着他的声音。她站起来合上书，说：“我来背一个。”从他那里拿过一个包，在他前面走出了教室。他们穿过寂静的操场，亨利四周看了看，是否还有朋友在附近。有个女人站在校门旁边，穿着皮外套，扎了个马尾，看起来既老成又年轻。她朝琳达弯下腰，亲了下她的嘴，看着站在几步远的亨利说：“你已经交上新朋友了吗？”琳达只说了一句：“他叫亨利。”然后朝他说道：“这是我妈妈。”她妈妈朝亨利伸出了手，他走过来握了握手，像大人一样。“亨利，我们可以带你一程吗？把你和你的包送回家。”她说着转动手腕，向身后停着的一辆黑色大轿车约略示意一下。她把他的包放到后座上，建议他们都坐前面，他们照做了，琳达紧靠着他身上好让她妈妈换挡。因为面具，他今天不需要直接回家，他已经告诉了敏娜他会晚些，于是他接受了邀请去喝茶。顶着车门坐着，听琳达给她妈妈讲新学校的第一天。驶过一条弯曲的卵石车道，他们停在一座红砖大屋前面，周围林木环绕，林间石楠低垂，一路向湖边蔓延。他们绕着屋子散步时，琳达指给他看。那边有个别墅，你透过树林可以看到，那是肯伍德之家，那里有许多古画你可以免费参观。还有伦勃朗的《自画像》，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画。那么《蒙娜·丽莎》算什么？亨利想，但这一切都令他印象深刻。

她妈妈在冲茶，琳达带亨利去看她的房间，穿过一条铺着厚地毯，脚步悄无声息的走廊，进到一个门厅里。一段宽大的楼梯从这里起步，上去是一个马蹄状的大平台。楼梯在这里分成两个方向，平台的一头放着一座老爷钟，另一头放着一只巨大的柜子，上面包了黄铜，镶着人物画。琳达告诉他，这是一只嫁妆柜，他们用来给新娘装礼物的，有四百多年历史了。他们走上另一段楼梯，这所房子全是你家的吗？“过去是爸爸的，但他走了，现在是妈咪的。”“他去哪里了？”“想和别人结婚，不想和妈咪在一起，所以他们离婚了。”“所以他给你妈——妈妈这所房子做补偿。”他没法把“妈咪”说出口。琳达的房间简直就是一个有床的杂物堆。东西铺了一地，堵塞了门道。玩具摇床，娃娃，它们的衣服，纸牌和纸牌屑，墙上挂着一块大黑板，床也没铺，床单拖到了房间中央。旁边是枕头，妆镜前放着瓶瓶罐罐和发刷。墙全是粉红色的，陌生的女孩气息，令他兴奋。“你不要收拾的吗？”“今天早上我们打了一阵枕头仗。我喜欢乱乱的，你呢？”亨利跟着琳达走下楼，要是能找到个地方，去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当然好。

喝茶的时候，琳达的妈妈说，他可以叫她克莱尔，然后又问他还需要点什么？“不，谢谢，克莱尔。”这让琳达给满口的饮料呛了一下，亨利和克莱尔拍着她的背，他们继续没来由地大笑。琳达紧拽着亨利，免得自己滚落到地上。其间一个高个男子往厨房里探了下头。他长着浓黑的眉毛，微笑着说，“玩得开心哦。”就不见了。亨利穿上外套准备离开时，问琳达这个男人是谁。琳达告诉他这是西奥，有时会过来跟他们一起住，然后耳语道：“他睡在妈咪的床上。”“那是为啥？”话一出口他就想收回，琳达用外套掩面偷笑起来。三个人又坐到了前排，挤在一起。车子开出去一点，琳达想要他们唱法语歌“两只老虎”，他们唱了一路，直到伊斯灵顿，那么大声，遇到红灯停车时，旁边车里的人都听到了，透过车窗冲他们微笑。克莱尔在亨利家门前停车时，歌声止住了，一时间非常安静。他伸手从后座上拿包，一边咕哝着说“谢谢你们……”可克莱尔打断了他，问他星期天愿意过来吗？琳达叫起来那可要玩上一整天，一下子三个人都在说话。克莱尔说，如果他想来她会开车过来接他。琳达说要带他去看肯伍德之家里的名画，而亨利说他得先回家问问敏娜，但他肯定是可以的。琳达捏着他的手说：“学校见。”他们喊着，挥着手，又一轮合唱声响起，淹没在一辆货车开过的轰隆声里。他们把他和他的包留在了路边，过了一会他才进屋。

敏娜坐在桌边，手托着头，茶具在周围铺开。他打招呼时她没有抬头。他在门廊里不安地磨蹭着，脱下外套，翻翻书包。敏娜低声问：“你去哪里了？”他看了看钟，六点差十分，他迟到了一小时三十五分钟。“我告诉过你我会晚一个小时的。”“一个小时？”她拖长声音缓慢地说：“现在快两个小时了。”敏娜的陌生感中有一种似曾相识的东西，让亨利两腿发软。他在桌边开始摆弄一个茶匙，把它挤进手指握成的圆洞里，直到敏娜的嗤鼻声划破空气，“放下，”她厉声喝道，“我问你到哪里去了？”他颤抖着声音，解释说哦一个学校里朋友的妈妈请他去家里喝茶和——“我还以为你去拿服装去了。”她异常轻柔地说。“是的，本来要去的可……”亨利低头盯着自己摊开在桌上的手。“你要去别人家里为什么不告诉我？”她突然扯着嗓子喊起来，“我们有他妈的电话。”没有人说话。敏娜的回音在房间里荡漾了五分钟后，还在他的脑子里嗡鸣，她又低声说：“你却该死的一个也没打过。上楼换衣服。”

他知道有些话可以用来化解这个局面，但脑子里却一句也想不起来，有的只是眼前的东西，手指、手指下面桌布的图案。它们占据了他的注意力，他什么都没说。他走向门边，经过敏娜的椅子后面，她转身抓住他的胳膊肘，“这次不许大惊小怪。”然后把他推开。在楼梯顶，他想到她刚才所言，不许大惊小怪，一身用来羞辱他的新衣装，因为迟到，因为搅了下午茶仪式。他靠近端正地躺在床上的女孩，还是上次那个。想也没想他脱掉了衣服，不能再引发敏娜的狂怒，那种邪恶的冲动会将她变成陌生人，令他感到恐惧。他一边害怕一边哆嗦着，把冰冷的衣服套上身，那白色的紧身裤，手忙脚乱地，免得她以为他在磨蹭。他摸索到细细的皮带绳，两只手互相够着打结。他戴上假发，站到镜前扶正。站在那里他抬头看，他的动作僵住了，心窝里又是一紧，因为现在她在他的睡房里，头发随意地散落在背上，她苍白紧致的皮肤，她的鼻子。他从水池边拿起手镜，从各个角度打量自己的脸，眼睛的颜色不一样，他的更蓝，鼻子也更大些。但第一眼，第一眼给他的震撼仍在。他脱掉假发，那样子就有点像小丑，黑短发配晚会女装，看得他直发笑。他把假发又戴回去，在房间里跳了一小段舞，一瞬间亨利和琳达合二为一，比在车里还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压迫不再，他从敏娜的怒气中解脱出来，隐身在这个女孩里面。他开始梳理假发，学着琳达放学回家后的样子，从头梳到尾。这样头发不会分叉，她告诉他。

他还站在镜子前发愣，她突然走进房间，穿着上次那套军官服，脸上线条看着比上次还要坚硬。她掰过他的肩头让他转身，背对着她，从后面把裙衣系上，无声地哼哼着。她也把假发梳了梳，手伸到他的大腿内侧去摸摸内衣，满意了，把他转过来正对着她。凑近看她那张画着粗黑线条的脸，一垄一垄油亮的头发，他又一次笼罩在无言的恐惧感中。她弯下腰，把他拉近，吻他的前额：“乖。”然后默默地牵着他的手领他下楼。这次是她给他倒饮料，两杯满满的红酒。她欠身把杯子递到他手中，鞋跟敲着地面，扮出一副粗哑的嗓音：“你的酒，亲爱的。”他端着一只与往常不同的杯子，彩色的杯柄太短，他得使出两只手捧着。只有在特殊的日子里敏娜才会给他掺些啤酒，平常总是喝柠檬汁。现在敏娜背靠炉火站着，肩往后收，杯子与她的平胸持平，“干杯，”说着吞下两大口，“干了。”他用舌尖舔了舔，又苦又甜，他忍住没打颤，闭上眼喝了一大口，舌头一顶赶紧咽下去，免得尝到那味道，但嘴里还是感到一种麻麻的余味。敏娜喝完了自己的，等他喝完他的，然后把空杯子拿到酒柜边添满，又把酒放到桌上，才开始端菜上桌。眩晕而恍惚，他帮着她从加热板上端过一盘菜，奇怪敏娜为何如此安静。他们坐下来。琳达和亨利，亨利和琳达。席间敏娜举杯，说：“干杯。”等他也举起杯子，才喝掉。喝完马上站起来又去倒酒。现在他感到世界在滑走，目光所及，所有的东西都在从自身漂离，可同时又还在那里，物件之间的空隙在上下波动。敏娜的脸也散碎了，浮动着，和自身的影像重叠。他抓住桌子边想稳住房间，看见敏娜在瞧着他，看见她咧嘴大笑似乎在鼓励他，看见她在三维扭曲的房间里笨重地漂过去拿咖啡壶。世界似乎从你脚边某个地方开始翘起，如果他闭上眼，如果闭上眼，你就会跌落世界的边缘。与此同时敏娜一直在说话。敏娜想知道下午的事情，他在别人家里都干了什么，于是他动了动不知道在哪里的舌头，听见自己的声音从隔壁房间微弱地传来落在他嘴里，上颚好像被胶住了。“我们……我们拿出，她给我们拿……”他说不下去了，只剩下敏娜的笑声和大呼小叫。“哦我可怜的小姑娘有点喝过头了。”一边说着，一边蹑手蹑脚地走上来，从腋下架起他，半拖半抱地将他挪到扶椅边，拉上自己膝头，又转动他的身子，让他的腿垂搭在椅子扶手边。她用胳膊兜着他的头，像摔跤手那样滚热紧密地伏在他身上，他手脚无法动弹。她紧紧箍着他，把他的脸用力按进自己没扣扣的胸衣的沟壑里。他在她的怀抱里头晕目眩，他知道突兀的动作会引发陡然反胃。她好像想要这个姑娘，把他的脸朝她胸脯按得更近了。胸衣下什么都没有，亨利的脸紧贴到了她那干瘪老乳上微香而深皱的皮肤。她的手托住他的后颈，他没法从棕色的织物里露出脸，也不敢猛用力。他知道胃里有什么，因此不敢动弹，即便在她开始哼唱，另一只手开始在层层裙衣下面摸索他的大腿时。她半念半唱：“士兵需要姑娘，士兵需要姑娘。”尾调消失在她渐渐加急加深的气息中。亨利随之起伏，感到自己被拉得更紧，睁开眼只看到敏娜带点灰蓝色的苍白乳房。那种灰和那种蓝，让亨利想到死人的脸。“恶心。”他冲她的身体咕哝了一声，嘴里无声地涌出一团棕红色的流体，是晚餐和红酒的混合物，颜色正好映衬了胸衣下死一般的苍白。他从她撒开的怀抱滚落在地，假发也松脱了，现在原本清爽的白和粉红沾上红色和棕色的污点后显得那么俗丽。他一把扯掉假发，粗声说道：“我是亨利。”敏娜呆了片刻，坐在那里盯着地板上的假发，然后站起来跨过亨利，上楼。在天旋地转中他听到她在放洗澡水。他从跌落的地方坐起来，望着在手指间漂移的地毯花纹，呕吐后他感觉稍微好些，但动不了。

敏娜洗完澡穿着平常的裙子下来，又变回了她自己。她扶他站起来，领他到炉火边，为他脱下裙子，拿进厨房泡在一个水桶里。她拾起假发，牵着他的手，教他走楼梯，并且一步一唱像哄小孩似的，“一啊二啊三和……”在他的睡房里，他斜靠在她的肩上，她一边帮他脱去剩下的衣服，找来睡衣，一边不停地说，她第一次喝醉的时候……哦第二天什么都不记得了，亨利不清楚她在说什么，但听出来她的语气还好，就像认出她的裙子一样认出了她的声音。他仰面躺在床上，她的手放在他的额头上，让房间不要转那么厉害，楼下敏娜唱着念着那首歌：“士兵需要姑娘，雄狮需要颈鬣；要她温柔耳语，要她吻去伤痛。”她抚摩着他的头发。早上醒来时，他发现假发躺在他的枕头旁边，一定是夜里掉下来的。

醒来他便想到琳达，眼睛后面有点疼痛，怎么房间里的感觉不大像是早上？楼下敏娜说：“你想吃点午饭吗，我让你多睡了会儿没叫你。”但他穿好上学衣服，从挂钩上取下书包，冲出家门跑到街上，敏娜追在后面叫他回来，潮湿的风吹拂他的头发，昨晚一场混乱，他肯定，敏娜因之而丧失了些什么，使他可以轻易地跑开，听着她的声音渐渐变小。跑向琳达。到了学校他编了个理由，有点不舒服，这也不假。到了下午他的脸色依然白得足以令人信服。下午的课开始了，他向课桌走去，她等在那儿朝他微笑，准备将一个纸条塞进他手里，纸条上写着：“星期天你会来吗？”以早上从家里跑出时同样的心情，他在反面写上“会的”，手伸到桌子底下递给她，两个人手指交缠时，他捉住她，握了一会才放开。在他心窝里、小腹底，血流在青春前夜的皮肤下微微跳动，上涌，像春花一样绽放，又传递到衣服的皱褶里和悄然落地的纸条上。

他能告诉她镜前的一瞥吗，亨利和琳达的样子融合在一起，他们如何在一瞬间合而为一，他如何感到解脱，并在敏娜进来前轻轻起舞？他想告诉她，但得解释很多其他东西，关于敏娜的。从哪里开始呢？怎么解释那些并非游戏的游戏呢？因此他只是转而告诉她那天下午要去买面具，有点像妖怪，“但只会让你笑，不会让你跑。”这意味着他也告诉了她派对的事情，他的名字和敏娜的一起印在卡片上，所有的人都化了装，没有人知道你是谁，谁都可以做他们想做的事情，因为那没关系。大家放学后他们还在空落的操场上，编排着在没人知道你是谁的情况下你能做什么。她想来吗？想，她很想。她妈妈穿过操场向他们走来，亲了亲琳达，挽着亨利的肩，他们一起向车子走去。琳达把亨利的面具和亨利的派对说给妈妈听，克莱尔说她会去，那听起来很有意思。他们互道再见。

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进那家店铺，因为不想让敏娜又怪他晚回家。柜台后的男人，喜欢逗逗小男孩，故作幽默其实却不好玩。“哪里着火了？”看见亨利进来他这么说，假装要去拿急救工具。亨利飞快地说：“我是来拿面具的。”那个男人慢条斯理地从柜台上靠过来，笑话就在嘴边，他似乎等不及要说出来。“有意思，我以为你已经戴了呢。”然后瞧着亨利的脸，等他一齐和声大笑。亨利朝他微微一笑：“你说了会帮我留着的。”“让我们瞧瞧，”他煞有介事地在日历上翻着，“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吸了口气拖长声音，“如果我没记错——哦——的话，今天是星期二。”说着冲他的顾客小亨利灿烂一笑，弯弯眉毛，看着他着急。“那你还有吗？”他仍旧耸着眉毛，伸出一个指头，这个谁也逗不笑的傻瓜。“这是问题的关键，我还有吗？”就在亨利开始理解世上缘何有暴力这回事的时候，他伸手到柜台下面去找了，“让我看看，这里有些什么。”然后把面具拿了出来，亨利的面具。“你能帮我包起来吗？你知道这需要保密的。”那个男人，亨利这时才看清，是一个老人，他觉得有些不好意思。那人仔细地把他的面具用两层硬牛皮纸包好，又帮他找了个旧网兜拎起来。现在他默不作声了，亨利希望他能再开上几个蹩脚的玩笑，至少他还听得明白。但他只说了一个字“给”，把包裹递给柜台外的亨利。亨利离开店铺时喊了声“再见”，但那个人已经走进里屋，没有听见。

敏娜压根没提昨晚的事情，而是给他切了几片蛋糕，说话又快又多，拿他出门时的样子小小地打趣了一下，她又变回了自己。在厨房里亨利看见泡在一桶水里的裙子，像一条罕见的死鱼。他犹豫了一下说：“我的那个朋友，她家人请我星期天去她家玩。”敏娜淡淡地说：“是吗，我见过你的朋友吗，你怎么不请他来参加派对呢？”“我已经请过了，他们想我星期天过去。”为什么要刻意不提他朋友的性别呢？敏娜含糊地说：“到时候看吧。”但他站在她后面，跟着她出了厨房：“可你瞧我明天得告诉人家。”他的语调招来一阵沉默，过后揭晓了答案。她笑了笑，伸手把他眼睛上的头发拨开，用友好缓和的语气说：“我想不要吧，亲爱的。那样你昨晚落下的功课怎么办呢？”边说边推着他走到楼梯脚下。他往一旁站住，“可他们请我去，我也想去。”敏娜笑呵呵地：“我想没那么当真吧，亲爱的。”“我想去。”她把手从他肩上挪开，坐到最底下的一级楼梯上，双手托腮，想了很久，然后说：“那你出去和朋友一起玩，我星期天做什么呢？”这个突然的转变，使从之前的请求者一下子变成了施予者，他站着而她坐在他脚边，他愣住了，无话可说。过了一会，她说：“嗯？”向他伸出双手。他向她靠近了点，近到她能把他的手握在自己手中。她从眼镜上方看着他。她摘下眼镜，他看到她眼眶湿了。不对呀，这多可怕，现在他感到身负着可怕的压力，一个人有这么重要吗？她用力地捏了捏他的手。“好吧，”他说，“我留下。”

她拉着他的胳膊想让他靠得更近些，但他把手抽出来，绕过她跑上楼。他把床上的棕色外套搭到椅子上，仰面躺到床上，满怀愧疚地，想把琳达的影子驱开。敏娜走进来，坐到他旁边，注视着他的脸，他转开不去看她。他不想再看到她的眼睛，她只是坐在那里玩毯子角，用手指捻来捻去。敏娜用手指梳他的头发，他身体一下变得僵硬，盼着她停下来。他不喜欢她的手指靠近他的脸，现在不行。“你生我的气了，亲爱的？”他摇摇头，仍然不看她。“你生我的气了，我看得出来。”她站在桌边拿起一块粗糙的木头，他雕了几个月了，想做成一条剑鱼。但他既不能赋予它力量，也不能让它的躯干变得柔软弯曲，它还只不过是一段木头，一条孩童意义上的鱼。敏娜拿在手里转来转去，眼睛盯着它，却并不在看。在天花板上，有一座宽大的楼梯上行到一半分成两个方向，琳达和克莱尔在卧房里打枕头仗，大概克莱尔想让琳达高兴起来吧，因为那是她第一天上新学校，还有那个浓眉的高个子男人，他和克莱尔睡在同一张床上。敏娜说：“你真的想去，是吗？”亨利说：“没关系，真的这没那么重要。”敏娜转着手里的木头，“你想去的话，就去吧。”亨利坐起来，他还没有大到能够理解人们爱玩的一些小把戏，他还不够大，于是他说：“那好吧，我就去了。”敏娜离开了房间，手里仍握着那条无力的剑鱼。

亨利举起沉重的门环，让它落在白色的大门上。克莱尔领他走入通向厨房的幽暗的走廊，“琳达星期天早上总是赖在床上，”他们在厨房的荧光灯下浮现，“你可以上楼去和她玩，但先和我说会儿话，喝杯热饮吧。”他让她脱下他的外套，又转了个圈接受她对他的套装的赞美。“我们得找件衣服给你玩的时候穿。”她给他冲了杯热巧克力，他饶有兴趣地听她说话，一点也不担心会听到什么令他惊讶的事情。她说很高兴他能做琳达的朋友，又说琳达一天到晚都在说他，“她为你画了张彩图和一张素描，但不会给你看的，我知道。”她也想了解他，于是他说起他从旧货店里收集的零碎、纸板舞台和那些旧书，接着又说到了敏娜，她怎么会讲故事，因为她过去是演戏的，他以前从未一口气说过这么多话，他想要告诉她所有的事情，着装、醉酒，可他打住了，他不知道该如何表述，而且他希望她喜欢他，如果告诉她他醉成那个样子，而且还吐在敏娜身上，恐怕她就不会了。她给他拿来一些玩时穿的衣服，一件淡蓝的套头衫和一条褪色的牛仔裤，是琳达的。她问他是否介意，他笑着说不。她走出厨房去接电话，一边回头叫他自己上琳达房间。回到那条通向楼梯的幽暗走廊，他不理解为什么这里只有两头亮着灯。上了楼梯平台，他在那只巨大的柜子边停下来，用手摸着上面的铜人，一行人，打头的是富人，也许是新婚夫妇的亲戚，全都穿得裙裾曳地，宛如大波浪，铺满了街道和人行道，并且全都骄傲地挺着腰；他们后面是些市民，一群乌合之众，每人手上都拿着葡萄酒杯，跌跌撞撞，相互推搡，醉醺醺嘲笑着面前的人。他眼前有一扇开着的门，往里张望，是一个卧室，他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卧室，一张很大的双人床放在中间，四面都不靠墙。他往里走了几步，床没整理，中间拱起，这会儿他能看到有个男人脸朝下睡着，他吓了一跳，赶忙退出来回到平台，悄悄把门关上。他记起琳达的衣服还留在主楼梯上，于是找了来，跑上第二段楼梯到了琳达的房间。

她正坐在床上用黑色蜡笔在一张白卡纸上画画。看见他进来，就问他，“你怎么上气不接下气？”亨利坐到床上，“我跑上楼的，我看见一个男的睡在一间卧室里，看上去像死了一样。”琳达手中的画板掉到地上，大笑道：“那是西奥，我不是跟你说过他吗？”她把被子拉到下巴那儿，“星期天我醒得很早，不过要到吃午饭才起床。”他扬了扬那两件衣服，“你妈妈给我的，我在哪儿换？”“就在这儿，当然，你脚边有个衣架，你可以把外套放进衣橱里。”她又把被子往上拉了拉，现在只露出眼睛，看着他把衣服挂好，过来坐到她身边。没穿外套和裤子，他能感觉到她的体温透过厚厚的毯子抵达他裸露的腿上。他把腿压在她的上面，盯着枕头上散开如扇的黄头发。两个人忽然迸发出一阵莫名的大笑。琳达从被子里伸出手，拉拉他的胳膊肘。“你为什么不也躺进来呢？”亨利站起身，“那好。”她把头缩进被子里咯咯傻笑，闷声闷气地叫道：“可是你得先把衣服统统脱掉。”他照做了，爬进去躺到她身边，他的身体要比琳达凉，他躺下时她打了个寒战，他的胸贴着了她的背。她翻过身面朝着他，在粉红色的幽暗中，她散发出奶香和小兽的味道。过后当他独自回想时，这就是那个星期天的开始和结束，他的心跳从枕头怦然传到耳朵，他抬过一下头，好让她拔出被压住的头发。他们说着话，主要是关于学校的，她在那里的第一个星期，他们都认识的朋友和老师。那天发生的其他事情似乎都显得不太真实，比如，他穿上琳达的套头衫和牛仔裤，吃过午饭，和成群结队的人一起在汉普斯特德园地上漫无目的地散步，琳达带他去肯伍德之家看画，冷艳的贵妇，与她们相貌迥异的孩子，他们在伦勃朗的画前站了很久，都认同它是那里最好的，甚至是世上最好的，尽管琳达不喜欢头像周围的黑暗。她想去看他的房间，然后他们坐在撒缪尔·约翰逊的夏屋里，可以肯定他是一个著名的作家，可是哪个年代的？写过什么？然后他们又和许多人一起，在冬天的阴郁中，穿过园地走回来。他钻出毯子来透气，她脸斜靠在他的胸上，后来也钻了出来。两个人额头相抵，又眯了半个小时，难道那些都只发生在这半小时的睡梦中？只是梦境的延伸？实际上他们只是在那里躺了半个小时，也许久一些。那晚回家后，躺在自己的床上，他这么觉得。

事情和他预想的不太一样，事情从来不会如你所想，不会一模一样。那天她忘了买红灯泡，现在去买已经太晚了，因为店铺都打烊了；潘趣酒的单子放在一个信封里，现在也来不及去找了，敏娜买来取而代之的是一筐的瓶装酒，葡萄酒为主，她说，因为几乎人人都爱喝葡萄酒，还有两大壶苹果汁，是为那些不喝酒的人准备的。也不是亨利从来没见过的盒式录音机，而是一台从辛普森太太的儿子那里借来的老唱机，还有从辛普森太太那里借来的老唱片。派对在他的预想中，房子应该更大，房间个个都是大厅，天花板的高度令客人们显得矮小，音乐从四面八方澎湃而至，装扮异域风情，外国王子、食尸鬼、船长诸如此类，还有戴着面具的他。可是现在，时间已近，第一个客人就要来到，可房间还只是平常那么大，怎么可能两样呢？音乐只是从一个角落传来，沉闷还带着沙沙的杂音。现在第一批客人到了，亨利为他们开门，戴着他那张三十先令、表情惊骇的面具。来的客人都只是化装成平常人的样子，抑或他们根本没化装？他们没有仔细读请柬？他默默地立在门边，手拉着门，他们从他身边鱼贯而入，点点头似乎不觉得他的面具有什么特别，只是谁家的小男孩站在那里开门而已。他们三三两两地走过，言笑晏晏，自己倒饮料喝，然后谈笑更欢。穿着黑色灰色西服的男人们，双手深深插入口袋，和旁边的人交谈时，身体摇来摆去；妇人们挽着灰色的盘发，手指抚弄着玻璃杯；他们看上去都是一个样子。敏娜在楼上，准备悄悄下来，化着装神不知鬼不觉地混入客人当中。他四下张望，她可能已经在这里了，可没有一个女人，或者男人，看上去像她。他穿行在交谈的人群中，那些男人有些不对劲，那些女人也是，这一个的屁股，另外一些的肩膀。一个矮男人，秃头，浑身香水味，他的脖子对衬衫来说太细了，领结有他的拳头那么大。寻找敏娜时亨利从他身边走过，他朝他弯下腰，“你一定是亨利。”他的嗓音尖细刺耳。“你一定是，我可以从你脸上的表情看出来。”他站直了哈哈大笑，转过身去看是否有人听到了他的笑话。亨利等着，就像那次在店里等着别人的玩笑一样。那个秃头矮男人又向他转回身，想打圆场，压低声音说：“我知道是你当然是因为身高咯。亲爱的，你知道我是谁吗？”亨利摇了摇头，只见那个男人把指头伸到秃顶上，用大拇指和食指揭起一点头皮，让他看那下面不是骨头和脑子，而是头发，拳曲的黑波浪，完了他又把头皮盖上，“现在你能猜到了吗？不能？”他高兴起来，显得很得意，把腰再弯得低点，跟亨利耳语：“我是你的露西阿姨。”然后就走开了。露西，那些不是阿姨的阿姨中的一个，是敏娜的朋友，早上会来喝咖啡，想要亨利参加她的小剧团，一直想要他加入，这事被耽搁并不是因为他拒绝，而是敏娜，也许有点妒忌吧，不想让他去，所以不要紧。可敏娜，那些大屁股男人，那些壮硕的女人，哪一个是她呢？或者她还在上面等，等他们都喝上更多的葡萄酒？他透过面具的窟窿喝酒，想起上回他的初次，和事后泡在水桶中的裙衣，它现在在哪儿？他把酒飞快地咽下喉咙，不去辨味，可齿间涩麻的感觉舌头也舔不去。他一边寻找着敏娜，一边等待即将来到的琳达，没化装的琳达，他告诉她没必要化装，因为没人认识她，她是个陌生人，所有的陌生人都等于化了装，可是这是一个派对吗？他们全都站在那里，交谈，说笑，从这一群窜到那一群，没有人听唱机，也听不到，如此嘈杂。没有人换唱片，派对该是这样的吗？他自己去换唱片，伸手去够唱片套，一个掉了皮的破烂的硬纸板，这时一只手抓住了他的手腕，一只老手，他抬头看见一个老男人，很老的男人，耷拉着一边肩膀，弯下腰来，背上的驼在外套下面微微拱起，头发分得很开，下巴上一撮胡子，嘴唇上面一块亮斑的地方却寸毛不生。这个男人抓住他的手腕握了一下，然后放掉：“别费事，反正没人听得见。”亨利面朝这个男人，戒备地拿起葡萄酒杯：“你化了装吗？是不是每个人都化了装？”那个人戳了戳自己的肩膀，看样子不疼：“这个怎么能伪装出来呢？”“那可能是化装的一部分，我是说用垫子或者……”亨利的话音低下去，淹没在鼎沸的人声中。那个男人转过去把背对着亨利，大声说，“你摸，摸摸看再告诉我这到底是不是垫子。”像喝酒一样，这样的事情只要做得快，就能做到，飞快把它吞下肚就好了。他伸出手去碰碰那个人的背，又缩回来，那人说这不够，这么摸分不出是不是垫子做的，于是他又伸出手，这次他用手指抚摸着驼背。戴着表情惊骇又怪笑的面具，头发四面炸开，染色的嘴唇被酒液浸润，这个狞笑着的小怪物用手触摸着老人既硬又软的驼背，直到那人满意了，转过身说：“这样的东西你是藏不掉的。”然后走到房间另一边，独自站在那里，一边喝着酒一边朝人们怪笑。亨利也把杯子倒满了，一边喝着，一边在一群群谈话的人中间游荡，他们的声音在周围起起落落，悲咽的风琴声停了，这些让他有点头晕，要靠着桌子支撑身体，他在等，敏娜在哪里？琳达呢？没有人令彼此困惑，那些交谈的人，那些喝酒的人，认为化装之后他们知道自己现在是谁，发现说话是那么随意，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也完全没问题。当你不是你自己的时候，你还是某个人，那个人会承担过错，过错，什么过错？亨利用两只手抓紧桌沿，什么过错？他此刻在想什么？酒，还要酒。某种不安的情绪让他每十秒钟就把酒杯举到嘴边，因为不被注意，因为做了大人的派对上不起眼的小不点，某个负责开门迎客的小男孩，因为一切并未如他想象的那么新奇，为此种种他喝掉了四杯葡萄酒。在房间的远端有个男人从人群里走出来，手持酒杯摇摇晃晃地后退，跌进他背后的一张大椅子里，躺在那儿冲着笑他的人哈哈大笑。亨利的话在脑子里结结巴巴，像广告牌上的大数字，慢慢跳出来。如果松开桌子，他就会摔到地上。是摔到地上的怪物，还是亨利，该来承担过错呢？他又想起来，穿上别人的衣服，装成他们，你就得为他们所做的事情承担过错，或者你作为他们所做的……？那些大数字出来得那么慢，这些事情意味着什么。当敏娜为晚餐着装时，当她做她做过的事情时，她以为她是谁？那件泡在桶中像珍稀海洋生物一样的裙子，他们站在空无一人的操场上，开玩笑地讨论化装后你可以做些什么，克莱尔向他们走来，看上去又老成又年轻，还有那个用毛巾擦拭他大腿的军官，那个床上的男人，伦勃朗头像后面的黑色，琳达在那里说她更喜欢，琳达在那里，琳达在房间的另一边，背对着他，瀑布般的头发像漫游奇境里的艾丽斯一样，房间里太多的声音，她听不到他在喊她。他不能从桌子上放手。她在和那个躺在椅子里的男人说话，那个椅子里的男人，那些大数子，那个椅子里的男人在把琳达往膝上拉，琳达和亨利，他站在卧室镜子前感到解脱，同时作为琳达和亨利轻轻起舞，那个人把琳达往膝上拉，紧紧箍住她的头，她害怕得动不了，被吓呆了，舌头不听使唤，谁又能在嘈杂声里听见她？椅子里那个人在用一只手解衬衫的纽扣，人们错落的话音此时一片鼎沸，没人能看到，椅子里的男人把她的脸紧紧按到自己身上，不让她走，亨利想这是谁的过错？从桌子上放开手，慢慢地，踉踉跄跄地，酒气在胃里翻涌，他开始穿过拥挤的房间朝他们挪去。

[1]
莎士比亚悲剧《李尔王》中李尔的大女儿。

[2]
古罗马男性公民穿的宽松长袍。

[3]
卡洛夫（1887—1969），出生于英国的美国演员，因在大量恐怖片中饰演怪物和恶魔等角色而闻名，代表作有《弗兰肯斯坦的新娘》和《木乃伊》等。

我无意写一首闷闷不乐的颂歌，可我要像破晓晨鸡在栖木上引吭啼唱，只要能唤醒我的左邻右舍就好。

——梭罗

《瓦尔登湖》： 人与自然和美共存的赞歌

19世纪初叶，年轻的美利坚合众国刚摆脱战争创伤，元气得以恢复，国内经济有了迅速发展，俨然跻身一流经济大国。与此同时，日新月异的科学发明创造与大规模开发自然，一方面使美国人过上了空前富裕舒适的物质生活，另一方面由于掠夺性开发自然，严重地破坏了生态环境，导致原先纯朴恬淡的田园牧歌式的乡村生活销声匿迹。这时候，有一位独具慧眼、颇有忧患意识的伟大思想先驱，切中时弊，大声疾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他就是新英格兰著名作家、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始祖亨利·戴维·梭罗。

亨利·戴维·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1817年7月12日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康科德镇一个商人家庭。康科德四乡风景如画，梭罗喜欢经常到野外去，独自徘徊在树木花草、鸟兽鱼虫之间，与大自然结下了不解之缘。1833年他进入哈佛，好学不倦，是班级优等生；1837年毕业后返回故乡任教两年（1838—1840），还当过乡村土地测量员。但他毕生酷爱漫步、观察与思考，写下了大量日记，其中积累了他日后进行创作的丰富素材。他与大作家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 1803—1882）相契，于1841—1843年住在爱默生家里，成为他的门生兼助手。于是，他弃教从文，在爱默生的激励下，开始写诗与论说文，起初给超验主义杂志《日晷》、随后为其他报刊撰稿。

1845年，他在离康科德2英里远的瓦尔登湖畔（爱默生的地块上，事前征得门师同意）亲手搭建一间小木屋，在那里度过了两年多的时光，其间完成了《康科德河与梅里麦克河上一周》和《瓦尔登湖，或林居纪事》两部作品（均在他生前出版）。1847年梭罗返回康科德居住，其后就在故乡从事写作、讲学及观察、研究当地动植物，偶尔也出门作短程旅行，以广见闻，为日后创作打下坚实基础。有时，他还得到父亲的铅笔工厂去挣点钱维持生活。1862年5月6日，梭罗因患肺结核不幸去世，年仅44岁。他生前一直默默无闻，并不为同时代人所赏识。直到20世纪，人们才从他的不朽杰作中开始普遍地认识他。实际上，他真正的声名日隆，还是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

1846年2月4日，梭罗在独居瓦尔登湖畔期间，曾经给康科德乡民们做过一次学术性的演讲，题为《托马斯·卡莱尔及其作品》。演讲结束后，乡友们如实相告，对于这个不可理喻的苏格兰诗人其人其事，他们压根儿不爱听。说真的，他们很想听听他谈谈个人湖畔林居的所见所闻。对于乡友们的这一要求，梭罗倒是非常心领神会。于是，在1847年2月10日，他以《我的个人经历》为题，在康科德再次登台演讲，受到听众们的热烈欢迎，这令他喜出望外。听众们甚至要求他在一周后再讲一遍，希望他的讲稿还可以进一步增补内容。是故，此次演讲以及后来类似的演说，就成为《瓦尔登湖》一书的雏形，并于1847年9月完成初稿，1849年打算出书，可万万没想到会受到挫折。因此，他不得不历时5载，将此书反复修改、增补、润饰，前后计有8次之多，终于使它成为结构紧凑、文采斐然的一部文学作品。《瓦尔登湖》在19世纪美国文学中，被公认为最受读者欢迎的非虚构作品，迄至今日已有200种以上不同的版本，同时在国外也有不计其数的各种不同语言的译本。

《瓦尔登湖》一书副标题为《或林居纪事》，一望可知，乃是梭罗本人入住瓦尔登湖畔林居的实录。此书一开头，作者就声明是为了“乡友们细致入微地探听我的生活方式”而写的。他选择湖畔为未来住所，就地取材，亲自搭建小木屋，恰巧于1845年美国独立纪念日入住，种庄稼、栽菜蔬，过着独立不羁、悠闲自在的生活。当时在美国，就有人拿这本书当作19世纪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来阅读欣赏。没承望《瓦尔登湖》书中充满风光旖旎的田园般的魅力，足以诱惑数以百计的读者退隐山林，或者傍湖筑舍，竞相仿效这位贤哲俊彦的生活模式。一般说来，这种趣事是人们都始料未及的，殊不知梭罗仿佛料事如有神似的，早就预见到门徒如此之众多，所以，他在书中语重心长地奉劝过读者诸君，说很不希望有任何人采取他的生活方式。因为人们很容易把《瓦尔登湖》看成逃避现实的隐士幽居胜地或者世外桃源，事实上，恰恰有违梭罗的初衷。梭罗在书中开宗明义地说过，他之所以入住瓦尔登，是要探索生活的真谛，思考人与大自然这个重大问题，显然不是消极的、出世的，而是积极的、入世的。实际上，梭罗入住之后，并不是茕茕孑立，与人老死不相往来，恰好相反，他一方面经常出门走访，回康科德做学术讲演，另一方面，也有各种各样的来客专程前来登门造访，有的还冒着大风雪赶来，与作者倾心交谈，所以说，梭罗始终置身于这个社会大家庭中。再有很重要的一点是《鲁滨孙漂流记》毕竟是笛福的虚构小说，而《瓦尔登湖》乃是名副其实的非虚构作品，两者不可同日而语。

在某种程度上说，《瓦尔登湖》就像是康科德地方志中的动植物篇。诚然，梭罗大半辈子在康科德与瓦尔登湖边度过，始终致力于观察与研究飞禽走兽、草木花果，以及一年四季的变化进程。从他写到的草木、禽兽，如按生物纲、目、科分类粗略地估算一下，动辄数以百计，他还给它们分别标上拉丁文（或希腊文）学名，追述渊源、观察研究之如此精当、地道，事实上与博物学家相比，也毫不逊色。更有甚者，梭罗还用他的生花妙笔，将他的心得体会点染在自己的描述中，从而被誉称为《瓦尔登湖》一书中的精华所在。难怪19世纪美国书评家奉劝过读者不妨跳过《瓦尔登湖》中颇有哲学意味的片段，直接去品味赏析描写大自然的那些篇章。诚然，梭罗是当之无愧的描写大自然的高手，他在促进生态文学创作发展方面确实功不可没。虽说在他之前，美国也有过好多专门描述大自然的作家，但他们仅仅报道科学界的一些发现，显得相当单调乏味，所以，能以神来之笔描写大自然而形成独具一格的文学佳构，那毫无疑问，梭罗堪称个中翘楚。美国有的批评家曾经举例指出，单单从《瓦尔登湖》中有关潜水鸟的描写，若与约翰·奥杜庞所著《美国鸟类》一书中潜水鸟章节作一比较，显然大有霄壤之别，后者纯属科技性的报道，前者则是艺术作品。同样，我在译书过程中也觉得，梭罗不论是描写红黑蚂蚁大战，还是对灰背隼、红松鼠、猎狐犬等的描写，都是如此绘声绘色、如此引人入胜，真可以说是旷世罕见的华章。

作为艺术品的《瓦尔登湖》，在美国已被公认为现代美国散文的最早范本。《瓦尔登湖》的风格，若与它同时代的作品，比方说，具有写作天才的霍桑、梅尔维尔、爱默生等人的作品相比，都是迥然不同。那主要是因为梭罗这种独特的体裁颇具20世纪散文风格。当然，《瓦尔登湖》的主题，显而易见，写的十之八九是19世纪的人和事，然而妙就妙在，作者对字句文体的选择似乎有些超前，颇具20世纪的风格。句子写得率真、简洁，一扫维多利亚时期那种漫无边际的文风，而且用字极其精当，富有实体感，几乎不用模糊抽象的缀字。因此，梭罗这篇写于19世纪的散文，除文体多变化外，实际上似与20世纪海明威或亨利·米勒的散文并没有多大差异。

写作手法上，梭罗在《瓦尔登湖》中也有不少独创之处，特别是比喻的运用，几乎达到了极致。读者可以发现各类著名比喻语之实例，包括从音节的调配到意重语轻的反语法，或者比较通俗的从明喻到双关语等等。读过《瓦尔登湖》的人都知道，梭罗特别喜爱使用双关语，在全书中俯拾即是，我觉得，读者如果有兴趣，不妨试着编成目录手册，的确耐人寻味。精彩绝妙的双关语，我在这里只是信手拈来一两个，仅供读者细细玩味。梭罗写到一个在瓦尔登湖没有钓到鱼的渔夫，管他叫做修道士（Coenobites），作者在此不仅暗示此渔夫乃虔信宗教人士，而且我们读者要是稍加留意，听一听“修道士”这个英文词儿的发音，立时会发觉，其实，梭罗是在说：“你瞧，没有鱼来上钩。（See, no bites.）”再说，他写到作为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的标志——铁路时，既表示铁路开通有利于人际往来、城乡交流，但对铁路建设破坏自然生态等等，却又深表不满，就借“枕木”这个双关语写道：“如果一些人乐乐呵呵地乘坐火车在铁轨上驶过，那肯定有另一些人不幸地在下面被碾压过去。”他说“躺在铁路底下的枕木”，“就是一个人，一个爱尔兰人，或者说一个北方佬，”“他们可睡得很酣。”作者在这里通过英文枕木（sleeper）这个双关语，比喻那些为修造铁路卖命而又昏睡不醒、毫无觉悟的人。对于这些劳工，梭罗确实满怀同情，真可以说，哀其不幸，怒其昏睡不醒。总之，梭罗笔下那么多的双关语，我在译述时不由得一一加注，我想，说不定我国读者也会感兴趣。

从《瓦尔登湖》中的双关语，我们不禁联想到梭罗那种独特的幽默感。尽管当时文坛上很有权威的洛厄尔撰文说梭罗没有幽默感，但不少批评家却反驳道，缺乏幽默感的倒是洛厄尔，而绝不是梭罗，因为人们在阅读《瓦尔登湖》时会发现字里行间都闪耀着梭罗的智慧光芒。他的幽默不见得都是喧哗的，就像喜剧性那样俗不可耐。梭罗的幽默感饱含着一种批评性的、亦庄亦谐的韵味，它不仅使读者看在眼里，心情轻松，乃至于忍俊不禁，而且还像斯威夫特、伏尔泰、马克·吐温或萧伯纳的幽默，发人深省。比方说，19世纪上半叶，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立国还不太久，人们老是觉得自己脱不掉乡里乡气，一切时尚紧跟在欧洲后头，特别是以英国、法国马首是瞻，乃至于东施效颦，也数见不鲜。因此，梭罗就在《瓦尔登湖》中写出了“巴黎的猴王戴了一顶旅行帽，全美国的猴子便群起仿效”。读者不难揣想，美国人读到这类俳谐字句，管保暗自发笑，毋庸否认，这笑声里头还包含着梭罗把他们当作猴群的默认呢。总之，像上面这样连类不穷、涉笔成趣的诙谐幽默的词句在书中可谓比比皆是，梭罗就是通过它们来揭示： 我们人类是何等愚蠢啊。

梭罗还擅长夸张手法。最好的实例就是当年他在《瓦尔登湖》初次问世时扉页上所写的题词：“我无意写一首闷闷不乐的颂歌，可我要像破晓晨鸡在栖木上引吭啼唱，只要能唤醒我的左邻右舍就好。”不言而喻，作者旨在说明自己不愿做什么闷闷不乐的哀叹，他要使自己写在书中的切身感受对人们多少有所裨益。反过来说，作者写在书里的是一首精神抖擞、乐观向上、歌唱生活的欢乐颂。这是全书的宗旨，气势豪迈，而又言简意赅，原本印在卷首，意在引人醒目。不知何故，后来数以百计的《瓦尔登湖》版本上几乎全给删去了，依我看，显然拂逆了作者的初衷。他有时还采用先扬后抑的手法，比方说在《消极抵抗》的名篇中就是这样，他写道：“我衷心地接受这箴言——‘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我相信这箴言等于说——‘不管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接着，梭罗就笔锋一转，对自己过分激烈的观点有所收敛，采用委婉的口吻说：“我不是要求即时取消政府，而是要求立即有个较好的政府。”从而表明了自己绝不是政府废除派的立场。但是，弦外之音，反过来说，政府要是逼迫人民去做违背自己意愿的事，人民就应该拥有消极抵抗的权利。《消极抵抗》一文，原先也是应乡民们要求所作的讲演而写成的，随后不胫而走，远播海内外。没承望梭罗这种单凭个人力量的“非暴力抵抗”的主张，极大地激发了世界各国仁人志士——比方说，圣雄甘地、列夫·托尔斯泰和马丁·路德·金——的灵感，显然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迨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垮掉的一代”中最出名的小说家杰克·凯鲁亚克（其代表作是《在路上》）等人，也对当时尽管繁荣、但无生气的美国文明作过真正的抗议。美国文学史家据此指出： 他们就是继承了美国悠久而了不起的抗议传统，其渊源至少可以追溯到梭罗的风骨。

梭罗还在书中谈天说地、纵古揽今时，一边立论公允、痛斥时弊，一边又提出不少积极性的批评与建议，其内容十分广泛，涉及饮食文化、住房建筑、生态环境、学校教育、农贸渔猎等等。他反对当时严重脱离实际、费用高昂、培养年轻学子的学院式教育，提倡“与同时代中最有教养的人交游，从而得到更有价值的教育，那是压根儿不需要付什么钱的”。显然，这是梭罗根据自己追随爱默生、获益匪浅的可贵经验而得出的结论，十分精彩有力，至今仍然启迪后人深省。他一贯主张生活简朴、社会公正，在书中这么写道：“我深信，如果人人都像我当时那样过简朴的生活，那么，偷窃和抢劫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之所以发生，盖因社会上存在贫富不均。”寥寥数语一针见血地触及当时美国社会上贫富悬殊的要害。梭罗还根据个人耕作体验，认为“1年里头只要工作6周，就足够生活开支”，或者换句话说，1周之中只要工作1天，剩下6天时间，完全可以自由自在，安心读书，思考问题，或者从事艺术创作，等等。要知道，1周以内，人们6天工作，1天是安息日，这本来就是上帝的安排。梭罗身为基督徒，却大唱反调，主张工作1天，休息6天，岂不是大逆不道吗?反正在本书中，读者时不时碰到类似上述的叛逆言论，如果说梭罗是一个社会批评家，也是一点儿不过分。

梭罗在《瓦尔登湖》中用很大篇幅谈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与草木鸟兽和谐相处，有许许多多精彩片段，恕不一一列举。我打算日后另撰专文予以介绍。这里着重提一下，梭罗还主张社会内部各族群之间和谐相处。邃古以来，北美大陆的主人、原住民是各部落的印第安人，欧洲殖民者到达“新大陆”后不仅肆意残杀无辜印第安人，使其濒临种族灭绝的境况，而且彻底毁掉了悠久的印第安文化与生活方式，还对印第安人持极端歧视的态度。殊不知梭罗乃是狷介之士，却反其道而行之。他在书中常常笔酣墨饱地写到印第安人的种种美德，甚至说，即使是“野蛮民族”，美国人也“不妨学一学，也许大有裨益”，具体地说，就要学习各部落印第安人和墨西哥人的风俗文化，比如，“第一批果实节”、“除旧祭祀活动”，好像是在“蜕皮求新”，“净化自己处世理念”等等，试想远在一个半世纪以前，梭罗就具有上述真知灼见，确实值得世人们称道。

梭罗从年轻时起即好学不倦，博览群书。古希腊罗马文学、东方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对他都有影响，但是，爱默生的《论自然》等著述中的超验主义思想却给他较深的影响。超验主义思想的基本出发点，就是反对权威，崇尚直觉；其核心是主张人能超越感觉和理性而直接认识真理。无奈梭罗是一个富有诗人气质而又注重实践的哲学家。他和爱默生虽然是师生关系，在哲学思想上有很多相同之处，但他们的思想观点却是和而不同。这主要是因为他们两人的个性与作风毕竟大异其趣，结果反而使他们日益疏远，越到后来，越难接近。爱默生偏重于哲理的思辨，而梭罗则力求将自己相信的哲理付诸实践，就是说要身体力行。有趣的是，以爱默生为代表的康科德派文人，虽然也在小溪农庄和花果园地建立了一些公社，希望实现他们的理想，一边耕地，一边谈论哲学。惜乎这两个乌托邦社会都失败了。但是，梭罗主张人应该过一种有深刻内容的返璞归真的生活；他意志坚强地入住湖畔林居，根据个人生活体验写成的不朽之作《瓦尔登湖》，就是他通过自己力行而结出的丰硕成果，并且赢得超验主义圣经的美誉。

不言而喻，梭罗曾经从东方哲学思想中取得不少滋养与借鉴，从而丰富了自己独特的思想见解。值得注意的是梭罗对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情有独钟。他在《瓦尔登湖》中旁征博引孔子、孟子等先秦贤哲儒家经典言论，总共有9处之多。博大精深的儒家经典，崇尚自然、天人合一、民胞物与、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不仅成了梭罗在阐发自己的思想论点时有力的支柱，而且不经意间还扩大了现代美国文化的思想视野。就我国读者来说，读到梭罗如此热衷地向美国人介绍孔孟之道、老庄思想，我想也一定会很感兴趣。因为经过梭罗引经据典并进行了新的诠释，难道说不就是在重新发掘和激活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所固有的独特的魅力和活力，从而顺势融合到美国文化，乃至于全球性文化中去吗?

梭罗根据自己深信的超验主义观点，在书中就自然界四季更迭和精神复苏作出了极其精彩的描述。从章节上来看，《瓦尔登湖》一书是以春天开端，依次经历夏天、秋天和冬天，最后仍然以春天告终，好似生命轮回的写照，既是终点又是起点，生生不息，开始复苏。梭罗在书末讲到一个在新英格兰广泛流传的故事： 从一个蛰伏60年之久的虫卵里孵化出一只健壮而又美丽的小虫子，再次强调世上任何力量扼杀不了生命的复苏，同样也表达了他的无比乐观的人生态度。梭罗在结尾时所写下的隽语箴言，直至今日，依然令人对未来充满了希望：“遮住我们眼睛的亮光，对我们无异于黑暗。唯有我们清醒的时候，天光才大亮。天光大亮的日子多着呢。”

随着岁月流逝，梭罗的《瓦尔登湖》越来越受到世人的无比崇敬，曾被誉称为“塑造读者人生的25本书之一”（美国国会图书馆评语），“美国文学中无可争议的6本或8本传世佳作之一”（美国著名批评家约瑟夫·伍德·克鲁奇评语）。美国批评家伊拉·布鲁克甚至还说过：“在过去100年里，《瓦尔登湖》已经成为美国文化中纯洁天堂的同义词。”不消说，英国著名作家乔治·爱略特更是慧眼识珠，远在当年《西敏寺周报》上就撰文指出： 《瓦尔登湖》是一本超凡入圣的好书。严重的污染使人们丧失了田园的宁静，所以，梭罗这本书便被整个世界阅读和怀念。走笔至此，我猛地记起，《瓦尔登湖》于1848年问世之后，恩格斯于1873—1886年写成的《自然辩证法·序言》中，也曾言近旨远地告诫过世人这一段名言：“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7页）余外，还有不久前我国有识之士在深圳举办自然论坛，在特意向我国广大读者郑重推荐的“十大自然读物”的书中，梭罗的《瓦尔登湖》名列榜首，足见它确实是举世公认的一部不朽名著。说真的，梭罗写在书里的一字字、一句句，对上至国家决策人、下至草根百姓来说，都是恒久不变的警世箴言啊！我想，不管怎么说，当前全球生态环境仍在不断恶化，天上罕见一片蓝天、一丝和风，地上难觅一方净土、一泓清水，社会上贫富越来越悬殊，种种破坏自然生态环境的奇谈怪论依然甚嚣尘上，只要以上现象还没有得到全部彻底根除，在各个不同国家、各个不同民族，人们总要回首前尘，带着无限眷恋的心情，缅怀崇尚人与自然和谐的先驱，研读梭罗的这部不朽经典，从中不断地给自己汲取灵感、力量和希望。

潘庆舲

2007年1月识于上海圣约翰名邸

2013年5月稍有增补

- 省俭有方

- 我的住地；我的生活探索

- 阅读

- 闻籁

- 离群索居

- 来客

- 种豆

- 村子

- 湖

- 贝克农场

- 更高的法则

- 鸟兽若比邻

- 室内取暖

- 原住民，冬日来客

- 越冬鸟兽

- 冬日瓦尔登湖

- 春

- 结束语

省俭有方

写下面这些篇章，或者说写这里头大部分篇章时，我正形单影只地住在马萨诸塞州康科德

[1]

的瓦尔登湖畔树林子里我亲手搭建的一间小木屋里，离左邻右舍一英里，仅凭一双手养活自己。我在那里住了两年零两个月。如今，我又是文明生活中的匆匆过客了。

要不是我的乡友们细致入微地探听我的生活方式，我本来不作兴向读者念叨私事，有渎清神，尽管有人会认为我的生活方式不可理喻，可在我看来并不尽然；而且，考虑到当时情况，我反而觉得非常合理。有人问我有些什么可吃的，我是不是感到孤独，我害怕不害怕，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另一些人则好奇地想知道我的收入中有多少捐给慈善事业了。还有一些拖家带口的人问我抚养了多少个贫困儿童。因此，我在本书中对其中某些问题作出回答，要请那些对我并不特别感兴趣的人多多包涵。大多数书里，都不使用第一人称“我”这个字儿。在这本书里，“我”将保留第一人称。“我”字用得特别多，就成了本书的一大特色。其实，不管哪本书，说到底，都是第一人称在说这说那，不过我们往往把它给忘了。要是我既有自知之明又有知人之深，那我断断乎不会大谈特谈我自己的。不幸的是，我阅历很浅，只能局限于这一个主题。再说，我还要求每一个作家，迟早都能朴实无华、真心实意地写自己的生活，而不是仅仅写他听说过的别人的生活；写一些就像他从远方寄给亲人那样的书简，因为他只要真心实意地融入生活，一定是在离我十分遥远的地方。本书中这些篇章，也许对清贫学子特别适合。至于我的其他读者，他们会接受他们认为适合的那些部分。我相信，没有人会把撑破线缝的衣服穿上身，因为衣服只有合身，穿着才舒服。

我想要说的事儿涉及更多的，倒不是中国人和桑威奇群岛人

[2]

，而是阅读以下这些篇章的，据说都是住在新英格兰

[3]

的读者诸君。就是说，有关你们的生存状况，特别是你们在当今世界上的外部状况或者现实环境，你们这个镇究竟是什么样儿，是不是非得坏成目前这个样儿，还能不能改善得好一些。我在康科德去过许多地方，所到之处，不管是商店、公事房、田野，依我看，居民们都在以上千种惊人的方式苦修补赎。我听说过婆罗门的信徒在烈火中打坐，两眼直瞅太阳；或者说，身子倒悬于烈焰之上；或者说，侧转脑袋仰望苍穹，直到他们身体无法恢复自然姿态，这时脖子是扭曲的，除了流汁啥都进入不了胃囊中去；或者说栖身在一棵树底下，今生今世把自己跟链子拴在一起；或者说就像毛毛虫，用自己的身子丈量各大帝国的疆土；或者说一条腿站在立柱顶端——即便是这些有意识的赎罪苦行，也不见得比我每天见到的情景更不可置信，更令人触目惊心。赫拉克勒斯

[4]

的十二件苦差使与我的邻居们所经受的困苦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因为赫拉克勒斯毕竟只有十二件苦差使，好歹做完了就告结束；可是我从来没见过我的邻居们捕杀过任何妖魔鬼怪，或者服完过任何苦役。他们没有得到过像伊俄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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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样的好友相助，用通红的烙铁把九头蛇的蛇头烧掉，不过九头蛇嘛，一个蛇头刚除掉，两个蛇头马上又长了出来。

我看到年轻人，亦即我的乡友们，他们继承了农场、房子、谷仓、牲畜以及各种农具，因为这些家产来得容易，但要舍弃却很难，乃是他们的不幸。他们还不如出生在空旷的牧场上让狼喂养成人为好，他们就可以两眼更亮地看到他们应召去干活的田地是个什么样儿。谁让他们成为土地的奴隶？为什么有人只好含垢忍辱，有人就可以坐吃他们的六十英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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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成？为什么他们一生下来就得开始给自己挖坟墓？他们本该像常人那样过日子，推着他们眼前所有这些东西，尽可能把日子过好。我碰到过好多可怜虫，他们几乎被沉重的负荷压垮了，连气都透不过来，在生活道路上爬行，推动一座七十五英尺长四十英尺宽的谷仓、从来不打扫的奥吉厄斯的牛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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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传一百英亩土地还得耕种、除草、放牧、护林!没有祖产继承的人，固然不被祖产继承而来的拖累所折磨，但他们却要拼命地干活，方能培育自己几立方英尺的血肉之躯。

可是人们常在误导下辛勤劳作。人的音容才智很快被犁入泥土中，化成肥料。正如古书里所说受一种似是而非、通称必然的命运支配，人们积累的财宝会遭到虫咬、锈坏，而且诱贼入室偷盗

[8]

。这是一个笨伯的一生经历，他们要是生前也许还不明白，那么在临终前准会明白。据说，丢卡利翁和庇娜是从头顶向身后扔石头才创造了人类

[9]

。——

Inde genus durum sumus, experiensque laborum,

Et documenta damus quâ simus origine nati.

[10]

或者有如罗利

[11]

铿然吟咏过的诗句——

从此人心坚硬，任劳任怨，

证明我们的躯体源自岩石。

如此盲从荒谬的神谕，将石头从头顶往身后扔去，不看一看它们都掉落在了什么地方。

大多数人，即便在这个相对自由的国家，仅仅因为无知和误导，要应对的是虚假的忧虑，没完没了的粗活，却采撷不到更美好的生命果实。他们的手指，由于操劳过度，极其粗笨，而且一个劲儿颤抖，实在没法摘果子了。说真的，劳动的人没得闲暇休息，使身体得以日渐复原。他无法保持最洒脱的人际关系，他的劳动到了市场上就不免贬值。他除了做一台机器以外，哪儿有空去干别的什么来着。他怎么会记得自己是无知呢——他正是靠了无知才成长起来——尽管他时不时让自己的知识派用场。有时我们应该无偿地让他得到温饱，并用我们的补品去使他恢复健康，然后才好对他评头论足。我们天性中最优秀的品质，好似水果外皮的粉霜，只有精心加以呵护才保得住。可是，我们不管对待自己也好，还是对待别人也好，都缺失如此温情柔意。

我们全都知道，你们里头有些人挺穷，觉得求生很不易，有时甚至连气都喘不过来。我毫不怀疑，你们里头读过这本书的一些人，进餐后并不是都付得出钱来，或者说衣鞋快要穿烂，或者早已穿烂了也没钱添新的，即便如此，你们还忙里偷闲，阅读这几页文字，而这一点儿时间却是从你们的债主那儿偷来的。你们里头好多人，一望可知，过的是多么卑微、鬼鬼祟祟的日子，反正我阅历丰富，看得一清二楚。你们老是身陷困厄，很想做一点儿事来还债，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泥坑，拉丁文叫做aes alienum，亦即是指别人的铜钱，因为他们的钱币是用铜铸成的；你们生前，乃至于最后入土掩埋，使的都是别人的铜钱；你们老是说好还债，满口答应还债，明天就还，直到今天死了，债并没有偿还；你们竭力讨好求宠、获得惠顾，并且还使尽浑身解数，只图自己不吃官司坐大牢；你们撒谎，溜须拍马，选举投票，自愿被那套繁文缛礼框住，要不然，你们自己大吹大擂，营造一种稀溜溜的慷慨大方的氛围，以便说服你的邻居让你给他们做鞋子，制帽子，缝衣服，造马车，或者给他们代买食品杂货，反正为了防备日后生病而攒下点什么，没承望倒把自己累得病倒了。你把一点儿钱塞到一只旧箱子里，或者在泥灰墙后头一只袜筒里藏过点什么，或者更加保险地塞进砖柜里，根本不管藏在哪里，也不管积攒多少。

有时候，我暗自纳闷，我们怎能如此轻率地——我几乎要说——致力于推行那种万恶不赦、但有点陌生的所谓“黑奴制”，有那么多精明而诡秘的奴隶主在奴役南方和北方的奴隶。南方监工良心固然坏，北方监工良心更要坏，但是话又说回来，良心最最坏的还是你成为你自己的奴隶监工。胡扯什么人身上的神性!看一看大路上的车把式夜以继日地往市场赶，难道他心里还有什么神性在激动吗？他的最高职责是给驮马喂料添水!跟他的运货收益相比，他的命运算得了什么？他还不是在给一个炙手可热的乡绅赶车吗？他要什么神性呢？他要什么永世不朽？照他那副畏畏缩缩、鬼鬼祟祟的德行，整天价闹不清楚自己干吗胆战心惊，哪来什么不朽和神性，他仅仅是以奴隶和囚犯自居，以自己干的活儿挣个好口碑罢了。与我们的个人见解相比，公众舆论只是一个轻弱无力的暴君。一个人如何看待自己，这是决定了，或者换句话说，指明了他的命运。甚至在西印度群岛各省谈论空想的自我解放——又怎会有威尔伯福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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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令其实施呢？不妨再想一想，这块国土的女士们，她们编织梳妆用的垫子，为世界末日作准备，对她们自己的命运却漠不关心!仿佛你尽管消磨大量时光，却于永生纤毫无损似的。

人们在绝望中默默地过日子。所谓听天由命，就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绝望。你从绝望之城走向绝望之乡，还得拿水貂和麝鼠的勇气来安慰自己。甚至在人类所谓的游戏和娱乐下头，都隐藏一种陈旧的却是下意识的绝望。两者里头根本没有玩儿的，因为只有工作之后才能玩儿。不过话又说回来，不做绝望的事才是智慧的一种特征。

我们使用教理问答式的语言思考什么是人生的宗旨，什么是真正的生活必需品和生活资料时，仿佛人们已经深思熟虑地选择了这种生活的共同方式，因为他们就是喜欢这种方式，而别的则一概不喜欢。其实，他们心里也明白，舍此以外，别无选择。不过，神志清健的人都知道日出山河清。捐弃我们的偏见，从来不算为时太晚。任何一种思考方式或者行为方式，不管它有多么古老，如无确证都是不可信的。今天人人附和或者予以默认的真理，明天却有可能成为谬论，而这种谬论只不过是缥缈烟雾，有人却坚信，那是雨云，会把甘霖洒向他们的农田。老人说你不能做的事，你不妨试一试，却发现你是能做的。老人有老办法，新人有新招数。古人也许不知道添上燃料，火苗儿就灭不了；新人会在火车锅炉底下放上一点干柴，就像鸟儿似的绕着地球飞转，正如老话所说： 气死老头子。其实，老年人未必比年轻人更有资格做导师，因为老年人一生中获益也不见得比失去的更多。人们几乎可以质疑，即使是最聪明的人从生活中又能感悟出多少具有绝对价值的东西呢？说实话，老年人没有什么至关紧要的忠告给年轻人的，他们自己的经验如此不够完美，他们一生中又遭到如此惨败，他们必须承认那都是咎由自取；也许他们还有一些有悖于那种经验的信心，可惜他们已经不再年轻了。我在这个星球上已生活过三十多年，还没有听到我的长辈说过一句话，可谓有价值的，乃至于热忱的忠告。他们什么都没有告诉过我，也许他们对我说不出什么深中肯綮的话。这就是生活，一个在很大程度上我还没有尝试过的实验；他们倒是尝试过了，但对我丝毫无益。如果说我有什么自以为有价值的经验，我一定会想，这可是我的贤师们都还没有说过的呢。

有一个农夫对我说：“你不能光吃蔬菜过活，因为蔬菜对骨头毫无营养可言。”于是，他虔诚地奉献一部分时间，给自己的骨骼系统提供滋养；他一边说，一边跟在耕牛后头，而他的那头耕牛就靠蔬菜长成的骨头，却不顾一切障碍，使劲儿拖着他和他的耕犁往前赶。有些东西在某些人的圈子里，那些最无助、病得最重的人，确实是生命的必需品，但换了一个圈子，却仅仅成了奢侈品，要是再换一个圈子，则完全成了未知之物。

整个人类生活领域，不论山巅还是峡谷，在有些人看来，已被前人涉足过，所有问题也都被关注过。按照伊夫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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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说法：“聪明的所罗门曾经下令，规定树与树之间应有的距离；罗马地方官也曾规定过，你可以多少次到邻居的地头上，去拾落下来的橡实而不算非法侵入，多少份橡实应归邻居所有。”希波克拉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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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给我们留下了如何剪指甲的方法，就是说我们的指甲应剪得不可过长，也不可过短，与手指头并齐。有人认为如此枯燥与无聊会将生活的多样化和欢乐消耗殆尽，这种看法毫无疑问如同亚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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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古老。然而，人的各种能量从来还没有被估量过；我们也不应该根据任何先例来判断人的能量，尝试过的事委实太少了。不管你迄至今日经受过多大失败，“别难过，我的孩子，有谁会指派你去做你未竟之事呢？”

我们可以通过成千种简单的测试，来考验我们的生命： 比方说，这是同一个太阳，它使我种的豆子成熟，同时也照亮了就像我们地球一样的整个太阳系。这点我只要记住了，就可以少犯一些错误。但我在锄豆子地时却没有这种想法。星星是好多神奇的三角形的顶点!宇宙间形形色色的宿或宫中，有多少相距很远的不同物种，却会在同一个时刻思考着同一个事物!如同我们的各种体制一样，大自然和人生也是形形色色。有谁能说清楚别人的一生会有什么样前景吗？我们在一瞬间彼此两眼相望，难道说还有什么比这更伟大的奇迹吗？我们应该在一个钟头里经历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时代；是的，经历所有时代中所有的世界。历史、诗歌、神话!——我可不知道阅读别人的经验，还会有什么能像阅读历史、诗歌、神话那样令人惊讶而又增长见闻呢？

凡是我的邻居说是好的，大部分在我心目中却认为是坏的，如果说我有什么要反思，也许恰恰是我的正派作风。是哪个恶魔缠住了我，使我的所作所为如此这般正派？老人啊，那些最睿智的话儿你尽管念叨好了——你毕竟活了七十岁，活得还算体面——可我却听到一种不可抗拒的声音，要跟这一切离得远远的。一代人抛弃上一代的劳绩，就像抛弃搁浅了的船。

我想，我们可以笃笃定定地相信，比我们实际上相信还要多得多的事物。我们对自己的关怀能放弃多少，就能在别处诚心实意地给予他人多少。大自然既能适应我们的长处，也能适应我们的弱点。有些人无穷无尽地紧张焦虑，成了一种迹近不治的痼疾。我们生来就爱夸大我们所做的工作的重要性，可是又有多少工作我们还没有去做？或者换句话说，我们万一病倒了，又该怎么办？我们该有多么谨小慎微!我们决心不靠信教过活，只要能不信教的话；白日里老是提心吊胆，晚上我们又违心地做祷告，把自己托付给未定之天。我们如此彻底真诚地被逼着过活，既要崇敬自己的生命，又要否认变革的可能性。我们说： 这就是唯一的生活方式；但既然从一个中心可以画出好多好多半径来，生活方式一样也有好多好多。一切变革都是奇迹，值得思考；而奇迹是分分秒秒都在发生的。孔子说过：“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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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人将想象的事实归纳为自己所理解的事实时，我敢预言说，所有的人最终都会在那个基础上打造他们的生活。

让我们略费片刻，思考一下，我在前文提及的麻烦和焦虑，十之八九是些什么，有多少需要我们烦心，或者至少还得小心应对。我们尽管置身于一种徒有其表的文明之中，若能过上一种原生态的、开拓疆土的生活，还是颇有裨益，即使仅仅为了闹明白大量生活必需品是些什么，要用什么方法方可获得这些必需品；或者，甚至只消翻一翻商人的旧账本，看看人们在商店里买得最多的是什么，商店里存货是什么，也就是说，存量最大的杂货是什么。因为，时代固然在进步，但它对人类生存的基本法则并没有多大影响；就像我们的骨骼同我们祖先的骨骼相比，大抵也没有多大差别。

依我看，生活必需品，是指人通过自己的努力所获得的一切，或者换句话说，它从一开始（或者经过长期使用）就对人类生活变得如此须臾不可离，因此，没有哪个人，不管是出于野蛮、贫困还是哲学上的缘故，试图不靠它，独个儿地过活，即使有这样的人，那也是寥寥无几。许多人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讲的生活必需品只有一种，那就是——食物。对大草原上的美洲野牛来说，那就是几英寸长、可咀嚼的青草，可饮用的水，此外还要在森林里或者山阴处寻摸栖身之地。野兽需要的，不外乎是食物和栖身之地。在这个气候区，人的生活必需品可以极其精确地分为几大类： 食物、住所、衣服和燃料；因为只有获得以上这些东西，我们方才可以自由地考虑真正的人生问题，并有望取得成功。人类发明不仅有房子，还有衣服、熟食；也许是偶然发现烤火可以取暖，后来使用了火，起先被看成是一种奢侈品，到目前围火取暖也成为一种必需品了。我们已看到，猫狗也都获得了这种第二天性。我们只要住处合宜，穿着适当，就能合理地保持体内的热量；可是，如果说我们住处过暖，穿着过厚，或者燃料消耗过多，也就是说，外部的热量大大地超过我们体内的热量，那岂不是说在烘烤人体了吗？自然科学家达尔文谈到火地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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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住民时说，他自己那一伙人穿得很厚实，围坐在火堆边一点儿也不觉得热，那时一丝不挂的野蛮人在离火堆老远的地方待着，达尔文惊讶地发现他们却被“烘烤得竟然汗流浃背”。同样，据说新荷兰人赤身裸体走来走去，若无其事似的，而欧洲人穿了衣服还冷得瑟瑟发抖。这些野蛮人的体质铁硬，和文明人的智质聪明，难道说不可以相互结合在一起吗？根据李比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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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说法，人体是一座火炉，食物即是维持肺内消耗的燃料。我们冷天吃得多些，热天就吃得少些。动物体内的热量是内部消耗缓慢的结果，内耗太快，就会出现疾病和死亡；或者换句话说，由于缺乏燃料，通风装置出了毛病，火就会熄灭。当然，生命的体温与火是不能混为一谈的，但作为比喻也就只好到此为止。因此，从前文所述来看，动物生命这个词儿和动物体温这个词儿几乎可作同义词用；因为食物可以被看成维持我们体内之火不熄的燃料——而燃料只不过用来煮熟食物，或者说从体外来增加我们的体温——此外，住处和衣服也只是保持由此产生和吸收的热量。

因此，就人体来说，最大的必需品就是保暖，保持生命的热量。我们为此就得何等含辛茹苦，不仅为了获取食物、衣服和住所，而且还要寻摸床铺，也就是我们的睡衣，从鸟巢和飞鸟的胸脯上掠夺羽毛来打造这个住所里头的栖身之地，就像鼹鼠在地洞尽头拿杂草和树叶子做窝儿一样!穷人动不动就发牢骚，说这是一个寒冷的世界；我们的大部分疾病，不论生理上的也好，社会上的也好，我们干脆都归罪于饱受风寒。在一些气候区，夏天会给予人们一种天上乐园似的生活。那时节，燃料除了煮熟食物以外，也就不是必需品了；依他看，太阳就像是一团火，许多果实给太阳的光线煮熟了；一般来说，食物的品种繁多，而且又是唾手可得，衣服和住所已是完全用不着，或者说部分用不着。时下在这个国家，根据我的亲身经历，我觉得只要有几件工具： 一把刀，一柄斧头，一把铁锹，一辆手推车，等等，就可以过日子了。对于好学之士，另添一盏灯，一些文具，再加上几本书，这些均属次要的必需品，稍微花上几个铜子儿就能获得。但是，有些人不太聪明，跑到地球的另一边，到了蛮荒和肮脏的地区，一门心思地做了一二十年生意，为了谋生——就是说，为了追求舒适温暖——可到头来还是魂归新英格兰。奢侈的富人不只是得到令人舒适的暖和，而是热得太过反常；正如我前文所说的，他们肉体是在烘烤来着，不消说，是很切合时尚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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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烘烤。

绝大多数奢侈品，以及许多所谓使生活舒适的物品，不仅不是必不可缺的，而且还极大地有碍于人类进步。就奢侈和舒适来说，最聪明的人的生活，甚至比穷人过得还要简单、朴素。古代哲学家，不论在中国、印度、波斯还是希腊，都是同一种类型的人，从外表看，他们比谁都穷，从内心看，他们却比谁都富。我们对他们了解得不够。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毕竟还是常常听说他们呢。近代改革家和他们的民族救星，他们也都是如此这般。一个人唯有站在我们称之为甘于清贫的有利地位上，方能成为人类生活的公正、睿智的观察家。不论在农业、商业、文学或艺术中，奢侈生活结出的果实也都是奢侈。时下哲学教授比比皆是，但哲学家却一个也没有。然而，教授是令人艳羡的，因为教授的生活曾经令人艳羡。做一个哲学家，不仅要有奥博的思想，乃至于建立一个学派，而且还要热爱智慧，按照智慧的要求，过一种简朴、独立、豁达大度与富有信心的生活。不仅要从理论上，而且还要在实践中，解决生活中的一些问题。大学问家和大思想家的成功，不是帝王式的，也不是壮汉式的，通常都是侍臣式的成功。他们一味随流徇俗，应对生活变化，他们的所作所为，实际上跟父辈们如出一辙，压根儿成不了什么顶天立地的人类始祖。那么，为什么人类一直在退化呢？是什么使得许多家族没落？奢侈导致国家衰亡，那它的实质又是什么？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我们敢不敢说一点儿都没有奢侈味儿？即使在生活的外部形式上，哲学家也是处于时代前列。他不像他的同时代人那样饮食、居住、穿着和取暖。一个人既然做了哲学家，岂能没有比别人更好的方法来维持自己生命的热量呢？

一个人从我所描述的多种模式中得到了温暖，接下来他还想要些什么呢？当然不会是更多的同样的温暖，更多更丰盛的食物，更大更华丽的房子，更精美更大量的衣着，更多更持久更旺盛的炉火，等等。他获得了这些生活必需品之后，就不会再要那些剩余品，而要选择另外的东西了；那就是说，要摆脱卑微的劳动，开始度假，亲历生活中的奇遇。这里泥土看来对种子是很相宜的，因为泥土已使胚根向下延伸，随后又信心十足地使嫩茎不断朝上茁长。人既然那么牢牢地在大地上扎了根，为什么就不能同样恰如其分地升高到天空中去呢？——因为这是名贵植物的价值，是由远离地面、最终在空气和阳光下结出的果实来评定的，跟比较低等的菜蔬不可相提并论。那些菜蔬，哪怕是两年生的品种，也仅仅被栽培到根须长好为止，而上头枝叶通常都给剪去，因此，到了开花季节，人们多半认不得它们了。

我可不打算给那些坚强勇敢的人厘定什么规章，不论在天堂还是在地狱，他们都会专心于自己的事情；或许他们的住宅造得比富豪们更豪华，挥霍得也更惊人，却并没有因此而赤贫如洗，真不知道他们究竟如何生活的——如果说就像人们所梦想那样，确实有过这样的人的话；再说，我也不打算给下面那些人厘定什么规章，他们是从各种事物现状中得到鼓励和灵感，他们以恋人般的狂热珍爱现状——在某种程度上说，我想，我自己就是归属于这类人；我也不想对那些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能安居乐业的人说些什么，反正他们都知道自己是不是安居乐业，——我主要是向那些心怀不满的人说话，他们原本可以改善自己的生活，但他们老是徒然地诉苦说自己命运不济，时世艰难。有些人对任何事情都叫苦不迭，使人没法给予安慰，因为据他们自己所说，他们这是在尽他们的职责。在我心目中还有一种人，他们看上去很富，实际上却是各类人当中最穷的人，他们尽管攒下了一点破铜烂铁什么的，却不知道如何使用它，也不知道如何摆脱它，就这么着拿金银给他们自己打造了一副镣铐。

我要是试图说一说，过去几年里，我是如何希望将自己的生活给打发过去的，也许会让多少有所了解实际情况的读者感到惊喜，当然也会让全然不了解的人吃惊，我只是稍微谈一谈我心爱的事儿就得了。

不管天色阴晴，也不管白昼黑夜，我任何时候都渴望及时改善自己眼下的境况，并在自己的手杖上刻下记号；站在过去与未来这两个永恒的真理的交汇点上，也就是此时此刻；脚尖抵着那条线。请原谅我说话有些晦涩，因为我的行当秘密要比大多数人的行当多得多，不是我存心要保密，而是我这个行当离不开这个特点。我很乐意把我所知道的一切都说出来，断断乎不在我门上写下“不准入内”的字样。

很久以前，我丢失了一条猎犬，一匹栗色马和一只斑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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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至今还在追寻它们。我跟许多观光客念叨过它们，描述过它们的踪迹，以及它们对怎样的叫唤声会作出应答。我碰到过一两个人，他们听到过那条猎犬的吠声，也听到过马蹄声，甚至还看到过斑鸠消失在浮云后面；而且，他们看上去也急巴巴地想把它们找回来，好像是他们自个儿丢失了它们似的。

殷切期望着，不仅观看日出和黎明，如有可能，还可一睹大自然本色!无论寒冬酷暑多少个侵晨，左邻右舍还没有起来张罗这张罗那以前，我早就开始忙自己的事儿了。我有很多的乡友们，里头有天蒙蒙亮往波士顿赶的农夫，也有出 门干活去的樵夫，毫无疑问，他们都碰到过我一大早干完活儿回来。

说真的，太阳冉冉升起，我可从来没有具体地出过力，但是切莫怀疑，只要赶在日出之时到达现场，其意义就非同小可。

有多少个秋天，是的，还有多少个冬天，我是在镇外度过的，试图谛听风中有什么好听的，听后将它精准地播发出去!我为此几乎投入了我所有的资金，为了这笔生意，我顶着风儿东奔西跑，累得连气都喘不过来。要是风中有涉及两党政治的信息，那它肯定成为最新要闻刊登在《新闻报》上了。别的时候，守望在悬崖或者大树旁的观测台上，用电报发布新来的人的信息；或者傍晚时分在山巅上等待暮色徐徐降临，也许我会捕捉到一点儿什么的——尽管我捕捉到的从来就不多——何况这不多的东西如同“天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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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的会在阳光下消融殆尽。

有过很长一段时间，我是一家发行量不很大的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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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记者，编辑也从来不觉得我写的大量稿子可以刊用，反正作家们对此都有同感，我煞费苦心地写作，换来的只是痛苦。不过，就这件事来说，痛苦乃是它自身的回报罢。

好多年来，我自我指派为暴风雪和暴风雨的督察员，而且忠于职守；我还兼任测量员，测量公路以外的森林小道和所有交叉通道，确保它们畅通无阻；此外，我还测量过四季通行的峡谷桥梁，反正公众接踵而至，足以证实它们具有很高的利用率。

我还看守过镇上未驯化的牲畜，因为它们常常蹿过围栅逃逸，让一个恪守职责的牧人吃足苦头；我对农场里人迹罕至的角角落落也很注意；虽然我并不知道约那斯或者所罗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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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有没有在哪一个特定的地块干活儿，反正那跟我毫不相干。我给红色的越橘、沙地樱桃树、荨麻、红松和黑梣，还有白葡萄藤和黄色紫罗兰都浇过水，要不然它们在天气干燥的季节里就会枯萎不堪。

总而言之，我就这么着干过很长时间，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忠心耿耿地一门心思扑在我的工作上，直到后来事态越来越明显，我的乡友们压根儿不把我归入本镇公职人员之列，也不让我挂个闲职，拿一点儿菲薄的津贴。我做的账目，我可以起誓说，非常准确可靠，但从来没有人来核查过，更不用说获得同意，付了款，把账给结清了。好在我也没有把这件事儿放在心上。

此后没有多久，一个四处流浪的印第安人到我住处附近一个知名律师家兜售篮子。“你们想买篮子吗？”他问。回答是：“不，我们不要。”“天哪!”印第安人出门时大声嚷道，“你们是存心让咱们饿死吗？”看到他的勤奋的白人邻居日子过得如此红火——当律师只消把论据编好，就像变魔术似的，财富和地位就跟着来了——这个印第安人自言自语道： 我要做点生意，我要编篮子，干这玩意儿我准行。他满以为，篮子编好了，自己也就大功告成了，随后该是白人向他买篮子来着。他可没有觉察到，他必须把篮子编得让别人值得买；或至少让别人以为值得买，要不然他还不如去编别的什么让人感到值得购买的玩意儿。我自己也编过一只质地精美的篮子，但我没法做到让人一看就感到值得买。可我却一点儿不觉得自己犯不着去编篮子，我琢磨的，不是如何让人感到值得来买篮子，我琢磨的是如何避免篮子编好后非得卖掉不可。人们赞赏并认为成功的生活，也只不过是生活中的一种罢了。我们干吗要夸大一种生活，贬低另一种生活呢？

我发觉我的乡友们不大可能在县府大楼里给我一个职位，也不会给我一个助理牧师职位，或者别的什么生计，于是，我只好自谋出路，我要比往日里更加专注地把脸儿转向 树林子，反正那儿的一草一木我全都熟悉。我决定立即开业，不必再等到通常筹措资金到位，不妨就先动用我手边已有的那么一点微薄的积蓄。我到瓦尔登湖去的目的，不是因为那儿生活费用便宜或者昂贵，而是去经营一些私人业务，在那儿麻烦可以减到最少；要不然，由于缺乏业务常识，又没有做生意的才干而一事无成，难免做出惨不忍睹的傻事来。

我一直竭尽全力，务使自己获得严格的经商习惯；这些习惯对每个人都是不可或缺的。如果说你的生意是跟天朝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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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交道，那么，在塞勒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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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海滨某处设置小小一间账房，好歹有这么一个固定机构也就够了。你可以把国内生产的各种产品出口，比方说，纯正的土产品，还有许多冰凌啦、松木啦、一点儿花岗岩啦，常用本国货船运走。这些都是赚钱的买卖；事无巨细，你都得亲自过问；你又是一身数役，兼任领航员和船长，货主和保险商；你要买进、卖出，兼管记账，收到的信函要一一过目，发出的信件要自己拟写或者审阅；夜以继日地监督进口物品卸货；几乎与此同时，你要到沿海各地露露面——因为装货最多的大船往往都在泽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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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卸货的——自己做电报员，不知疲倦地发送到天涯海角，同时还要跟驶往海岸的所有船只通话；要源源不绝地给一个遥远而需求不断增长的海外市场发送货物；你自己要熟悉市场行情，了解各处战争与和平的前景，预测贸易和文明的趋向——利用所有探险活动的成果，使用新辟的航道和所有一切先进航海技术——要研究海图，认准各处暗礁、新灯塔和浮标的位置，对数图表要不断地校正，因为万一计算出了差错，本应抵达友好码头的船只往往会被礁石撞得粉碎，——再有就是拉·贝鲁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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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未知命运——要紧紧地跟上宇宙科学的发展，要研究从汉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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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腓尼基人直到我们当代所有伟大的发现者和航海家、伟大的冒险家和商人的一生；最后，舱里的货物要时不时记清楚，你方才知道自己如何给货船取特定航向。反正以下所述的种种问题，都会让你累得精疲力竭，端的是苦不堪言——比方说，什么利润啦、亏损啦、利息啦，还有什么净重计算啦，诸如此类的问题，全都要有精确数字来测定，那就非得具备广博的知识不可。

我已想过，瓦尔登湖将会成为做买卖的好地方，不单单因为有铁路和采冰业；它还有诸多有利条件，把它们泄露出来，恐怕也不是上策罢；它是一个良好的港口，具备良好基础。没有涅瓦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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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样的沼泽地需要填埋，尽管你还得到处打桩加固。据说涅瓦河只要发了大水，再加上西风和冰块助虐，就会把圣彼得堡从地球的表面给冲走了。

通常必备的资金还没有到位，我倒是先做起生意来了，因此，我打从哪儿可以获得像每一个这样的企业至今仍然不可或缺的资金，这个也许很不容易加以揣测吧。先说衣服，一下子就触及问题的实质。也许我们置备衣服时常常被爱好新奇、别人对它的看法所误导，就不太考虑衣服是不是实用。让那些有工作做的人记住穿衣服的目的，首先，是保证维持生命的体温，其次是在大庭广众把一丝不挂的身子遮盖起来，然后他就可以作出判断，不用给衣柜里增添什么衣服,就能完成多少必需的或重要的工作。国王和王后有御用男女裁缝给他们制衣，但每一套衣服通共只穿一次，所以体会不到穿上合身衣服的乐趣。他们比披上干净衣服的特洛伊木马好不了多少。我们穿的衣服天长日久，已与我们融为一体，而且由此凸现出穿衣人的性格，直到我们舍不得把它们丢弃，而且如此一本正经，就像舍不得丢弃我们自己的躯体一样，所以老是一再延宕，仿佛想给它疗救一下似的。有人穿了带补丁的衣服，在我的心目中，并不是低人一等；但我也相信，一般人更急于求得的，是时髦的衣服，至少要干干净净，没有补丁，至于他们有没有健全的良心，就不那么放在心上了。其实，即使衣服破了没给缝补，从而暴露出最大的缺点，也不过是大大咧咧罢了。有时候，我就用以下这种方法来测试我的朋友们——有谁肯穿一条膝盖上有补丁的，或者只是多了两条线缝的裤子？大多数人似乎都相信，他们要是这样穿了，就会把自己的前程全给毁了。他们宁可跛着一条腿进城，也不肯穿破裤子出门去。一位绅士要是在一场事故中腿受伤了，通常总有办法给予疗救。但是，如果他的裤腿在同样的事故中给扯破了，却是无法补救；因为他考虑的，不是真正令人可敬的东西，而是受到人们尊敬的东西。我们认识的人屈指可数，认识的衣服和裤子却是不计其数。你给稻草人穿上你最时髦的一套内衣，你懒洋洋地站在一边，有谁不马上向稻草人致敬吗？那天，我路过一块玉米地，在那根穿衣戴帽的桩杆旁，一眼就认出了农场的主人。同我上次见到他时相比，他由于饱经风霜，似乎显得更加憔悴。我听说有一条狗，只要见到衣冠齐整的陌生人走近主人家门口，就会冲着他大声吠叫，但它却很容易被一个赤身裸体的小偷糊弄得一声不吭。人们要是被剥去了衣服，还能在多大程度上保住各自相对的身份地位，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问题。如果说人人身上被剥去了衣服，你能肯定地说出哪一群文明人是属于最尊贵的阶层吗？菲菲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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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她周游世界、从东向西的探险之旅中，差不多快要抵达亚洲境内的俄罗斯，即将晋谒当地长官时，她说，她觉得自己非得脱去旅行服，另换行头不可，因为她“现下是在一个文明的国度，在那里，人们是根据衣着打扮来评定人的”。甚至在我们这个民主的新英格兰各城镇，谁只要不经意间发了大财，衣着奢华，宝马香车，照样也会赢得几乎众人的尊敬。不过，那些如此这般尊敬的人，尽管人数极多，但都是不信上帝的人，说真的，应该送一名传教士给他们才对。再说，衣服是一针一针地缝起来的，你会说，那是没完没了的活儿；反正一个女人的衣服，少说也是一辈子都做不完的。

一个终于找到了工作的人，上班时用不着穿什么新衣服；对他来说，有一身旧衣服就行了，即便是那套旧衣服在阁楼里已撂了不知有多久，积满了尘土。英雄穿旧鞋子的时间，要比英雄的仆从穿旧鞋子的时间长得多了——如果说英雄也有过仆从的话——光着脚丫的历史要比穿鞋子的历史更久远，反正英雄光着脚丫走路也行。唯有那些赴晚宴和进入议会大厅的人非穿新衣服不可，而且他们还得一套又一套地不断变换衣服，如同那些场合里的人换了一拨又一拨。不过，如果说我的外衣和裤子、帽子和鞋子，一一穿戴起来，才适合给上帝做礼拜的话，那么，这些衣物也好给上帝做礼拜，可不是吗？有谁见过自己的旧衣服——他的旧外衣，实实在在地穿烂了，变成原先一块块坯布，就算送给某个穷孩子都称不上什么行善不行善，说不定那个穷孩子还会拿去转送给某个比他更穷的人，或者也可以说比这穷孩子还要富的人，因为他没有这破衣服也照样过日子？我说，要小心提防的，不是单单穿新衣服的人，而是所有需要穿新衣服的企业。要是没有新人，怎能给他裁制合身的新衣服呢？如果说你有什么事要做，不妨还是穿上旧衣服去试试看。人之所求，不是做事情时要穿什么，而是要做什么，或者换句话说，要成为什么。不论旧衣服有多破、多脏，也许我们压根儿不该置备什么新衣服，我们还是如此这般我行我素，或者惨淡经营，或者扬帆远航，直到那时我们才觉得自己好像新人穿旧衣，依然故我，无异于新酒装在旧瓶子里。人的换羽季节，犹如飞禽更换羽毛，必定是人生中的一个转折点。潜水鸟隐没在人烟罕至的湖边换羽毛。蛇蜕皮，蛹出茧，也是如此这般，全靠体内奋力苦斗，往外扩展；因为在我们看来，衣服至多只不过是外层薄膜和尘世烦恼罢了。要不然我们就会被发觉扯着虚假的船旗在航行，到头来不可避免地将被全人类以及自己的看法所唾弃。

我们穿上一件又一件衣服，好像我们是外长植物，靠外部添加而成长。穿在我们外面的，通常很薄的奇装异服，是我们的表皮，或者说，假的肌肤，并不是我们生命的组成部分，即便在这里那里给剥下来，都不会造成致命伤；我们经常穿着厚一些的衣服，是我们的细胞外膜，或者说皮层；不过，我们穿的衬衫，却是我们的韧皮，或者说真正的树皮，一剥下来，肯定连皮带肉，以致身亡。我相信，所有物种到了某些季节，都会穿上某种类似衬衫的东西。可取的办法有如下述： 一个人穿着力求简单，就算在黑暗中两手准能摸到自己，而且，他的生活不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是如此紧凑扎实，有备无患，哪怕是敌人攻占了城市，他也能像古代哲学家一样，从容不迫，空手徒步出城。一件厚衣服等于三件薄的衣服一样派用场，顾客可按照自己能接受的价格买到便宜的衣服。厚外衣好几年都穿不破，五块钱可买到一件，两块钱可买一条厚实的长裤，一块半钱买一双牛皮靴，两角半买一顶夏天的遮阳帽，六角两分半买一顶冬天的帽子，或者换句话说，只花很少的钱在家就可以制作一顶质地更好的帽子。有一个人穷虽穷，但一穿上用自己的辛苦钱置备的行头，难道说还会没有聪明人去向他表示敬意吗？

我要定做一件款式特别的衣服，女裁缝听了以后一本正经地告诉我：“现下人家不时兴这个啦。”话音里压根儿没有强调“人家”两个字儿，仿佛她引用的有如命运三女神那样毫无人情味的权威似的。我发现很难得到我要的款式，仅仅因为女裁缝不相信我说的话是真的，好像只不过是随便说说罢了。我听了这神谕一般的话儿，一时间陷入沉思，稍后才使这句话儿逐字地显得特别清晰，好让我悟出个中含意，以便发现人家和我有多大血缘关系，在一件跟我如此密切相关的事情上，人家究竟拥有多大权威；最后，我决定同样神秘兮兮地回答她，对“人家”两字同样压根儿没有加以强调，说：“不错，前一阵子人家是不时兴这个，可是眼下人家又时兴啦。”她要是没有量过我的特色，单单量了一下我的肩宽，仿佛我是一颗挂衣服的钉子，这样量法又有什么用处呢？我们崇拜的不是美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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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女神，也不是珀尔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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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女神，而是时髦这位女神。她纺线、织布、剪裁，具有百分之百权威。巴黎的猴王戴上了一顶旅行帽，全美国的猴子便群起仿效。有时候，我感到绝望，在这人世间原本一些非常简单朴实的事情都要靠人帮助方能完成。人们不得不首先经过一台强有力的压榨机，把他们的旧观念从里头挤压出来，他们两腿再也不能马上直立起来，那时候，人群中就会有人生出怪念头来，从一个不知何时就存在那儿的卵子里头孵化出来的，即便烈火也都烧不尽它们，而你的一切辛苦全都打了水漂。不管怎么说，我们可别忘了，埃及有一种麦子是从一具木乃伊那儿一直传到了我们手里。

本国或者别国的服装已经达到了一种艺术上的尊贵地位，上述这种说法，从整体上看，我认为是不能成立的。眼下，人们还是能寻摸到什么就穿什么。如同搁浅船上的水手，他们在沙滩上能找到什么就穿什么，越过时空间距之后，不免彼此嘲笑对方身上化装舞会似的服饰。每一代人都在嘲笑旧的时尚，同时又在虔诚地紧追新的时尚。我们见到亨利八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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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伊丽莎白女王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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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衣服，不免觉得好笑，仿佛这些都是食人岛上岛王和岛后的衣服。反正衣服一离开了特定身份的人，就会显得可怜兮兮，或者稀奇古怪。唯有以严肃的眼光凝视穿衣人的真诚生活，方能抑制住嘲笑并对人们所穿的衣服肃然起敬。喜剧丑角在表演一阵阵急腹痛时，他的行头穿扮也不得不表达出这种痛苦的神态。士兵被炮弹打中，他那身上炸烂了的军服会顿时变成高贵的帝王紫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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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男男女女都喜爱新款式，这种既稚真又原始的趣味，使多少人摇着万花筒，眯起眼睛，不断窥看，能不能从里头发现今天这一代人所需求的那种独特的图样。那些制造商早就知道人们这种趣味是反复无常的。两种款式，不同之处仅仅是有几根线条在色彩上多少有点儿不一样，可是一款立时卖掉了，而另一款却在货架上无人问津，殊不知过了一个季节，无人问津的衣服反而成了最时髦的热门货，反正这类事是屡见不鲜。相比之下，文身还算不上是人们所说的那么可怕的陋习。其实，文身也说不上野蛮，就因为刺花是在表皮，而且不会改变。

我不相信，我们的工厂制度是人们有衣可穿的最佳模式。技工们的状况日复一日地更像英国的状况；这不足为奇，因为据我所见所闻，原来他们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让人们穿得既好而又体面，而是，毫无疑问，为了公司要多多地赚钱。从长远看，人们只好迎合他们所制定的目标。因此，尽管暂时不会得逞，他们还是觉得把目标不妨定得高一些为好。

至于住处，我并不否认，现在它已成为一种生活必需品，尽管有例子说明，在比我们这儿更寒冷的地区，人们长期以来居无定所，也照样能生活下去。塞缪尔·莱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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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拉普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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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穿皮衣，头和肩套在皮袋里，就这样一夜又一夜地睡在雪地上——寒冷的程度会使身历其境的穿毛衣的人都给冻死。”他看见过他们就这么着睡在雪地里。但莱恩还补充说：“其实，他们并不比别人更壮实。”不过，也许人类在地球上生活了没有多久，就发现住在房子里有诸多便利，以及家庭生活的舒适，这句话的原意可能表明对房子感到满足，而不是对家庭生活觉得满意。然而，在某些气候区，一提到房子，就会使我们联想到冬天和雨季；一年里头有三分之二的时间，用不着房子，只要一把遮阳伞就够了。上述说法非常片面，间或适用罢了。在我们的气候区，从前到了夏季，差不多只盖一点儿被单之类就过夜。在印第安人的记事里，一座棚屋象征着一整天的行程，树皮上刻画的一排棚屋，说明他们露宿已有过多少次了。人生下来并不肢体粗壮、身材魁梧，所以，他得设法让自己的活动天地缩小，用墙板围造一个与自己相宜的空间。人类早先赤身裸体，都在户外过活，大白天，赶上宁静而又暖和的天气，的确非常令人愉快；可是遇到雨季和冬天，姑且不说那毒日头，要不是人类赶快用房子把自己遮蔽起来的话，也许早在萌芽状态就给消灭了。根据传说，亚当和夏娃穿衣服以前就是用树叶遮蔽身体。每个人都想有个家，一个温暖的或者舒适的地方，先是生理上的温暖，然后才是感情上的温暖。

我们可以想象那个时候，人类还处在婴儿期，有些颇有魄力的人爬进岩洞里去寻摸庇护。从某种程度上说，每个孩子都是在开始重演这个创世纪的历程，喜欢待在户外，哪怕是雨天和冷天。孩子玩造房子，骑木马游戏，都是出于本能罢。有谁会不记得小时候窥探一座叠岩，或者走近一个岩洞时引起的极大兴趣呢？这是一种与生俱有的渴望，我们最原始祖先把它的一部分遗留在我们体内。从岩洞开始，我们逐渐进步，依次使用棕榈叶屋顶、树皮和树枝屋顶、编织可撑开的亚麻屋顶、杂草和稻草屋顶、木板和木瓦屋顶、一直到石块和砖瓦屋顶。最后，我们反而不知道什么叫露天生活来着，我们的生活比我们所想到的有更多家庭情调。从围炉走到田野，毕竟相距太远了。如果说我们在未来的日日夜夜里没有任何遮挡把我们和天体隔开，如果说诗人不是在屋顶底下那么高谈阔论，或者说圣人没有在屋子里住得那么长久，也许这样就会更好些。鸟儿在岩洞里不会歌唱，鸽子在鸽棚里不会觉得自己天真可爱。

但是话又说回来，要是有人设计建造一所住宅，他就得像我们新英格兰人那样精明一点，免得日后发现自己置身于一家感化院中，一座走不出去的迷宫中，一座博物馆中，一所济贫院中，一座监狱中，或者一座壮丽的陵墓中。先要想一想，如此这般的栖息处是不是非造不可。我看见过来自佩诺勃斯科特河的印第安人，就在这个镇上，住在薄棉布的帐篷里头，而四周围的积雪差不多有一英尺深了。于是我揣想，也许他们真的巴不得大雪下得更深些，好给他们挡挡风。我如何获得体面的生活，让我自由地从事正当的探索研究，这个问题在过去一直使我烦恼不已，可现在呢，多亏我对它变得有点儿麻木不仁了；过去，我常看见铁路旁边有一只大箱子，六英尺长、三英尺宽，夜里工人们把自己的工具就锁在里头。这使我想到： 每一个生活艰难的人，不妨花一块钱，买这么一个箱子，在上面凿几个窟窿眼儿通通气，到了下雨和过夜的时候钻进去，随手把箱子盖合上，这么一来，他就有了爱他所爱的自由，心灵也获得了自由。看来这不见得是个坏点子，断断乎不会遭人白眼的。你可以随心所欲，彻夜不寐，而且，不管什么时候你起身外出，也不会有哪个房东或者旅店老板盯住你要房租。为了给一个更大、更豪华的箱子付房租，许多人一直被困扰得快死了，而在这么一个小箱子里头，他们万万不会冻死的。我这话可不是在开玩笑。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尽管一直被人轻视，但是决不能就这么着被去掉。一个长年累月在露天过活的体质壮实的民族，从前在这里造过一所舒适的房子，几乎全部采用大自然提供的现成材料。马萨诸塞殖民地主管印第安人事务的负责人古金，曾在1674年写道：“他们最好的房子，房顶都用树皮覆盖得非常齐整、紧密而又暖和；那些树皮是在树汁充沛的季节从树干上剥下来，趁树皮还发绿时，在沉重的原木压力下，把它们压成很大的薄片……稍微差一些的房子，房顶上覆盖的是用一种灯芯草编成的草席，同样也很紧密、很暖和，只是不像前一种好看……我还见到过，有一些房子，六十或者一百英尺长，三十英尺宽，……我常住在他们的棚屋里歇夜，觉得就像在最棒的英国式住宅里一样暖和。”他还补充写道，那些房子里头常把镶花的草席子铺在地上和墙上，各式器皿一应俱全。印第安人已经相当先进，在屋顶上开了洞孔眼儿，挂上一张草席子，用一根绳子牵拉，调节通风状态。这样的棚屋最多一两天就能造好，几个钟头内管保拆掉；每家都有这样一座棚屋，或者在这样的棚屋里头拥有一个单间。

在原始的状态中，每家都拥有一个说得上最好的住处，满足他们比较粗陋而又简单的需求；不过，我认为，我说下面这些话还是很有分寸的： 虽然空中的鸟儿有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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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狐狸有洞，野蛮人有棚屋，然而，在现代文明社会里，居有其所的家庭却不到一半。在文明特别发达的大城市里，拥有住房的人只占全体居民的极小一部分。绝大多数人为这件遮蔽身体的外套每年都得支付房租，不管寒来暑往，那是不可或缺的，而这笔钱原本可以买一个村子里头的印第安人棚屋，如今却让他们一辈子挨穷受苦。在这里，我无意比较租房和买房之间孰优孰劣，但很明显，野蛮人拥有房子，是因为它的造价很低，而文明人通常租房子住，是因为他们买不起房子；从长远看，即便租房住，也未必一直租得起。但是有人回答说，贫穷的文明人只要付了这么一份租金，就有了房子住，这种房子同原始人棚屋相比，不啻是皇宫来着。一年的房租是二十五块钱到一百块钱，这是乡下的价格，却让他得到了历经好几个世纪改进后的成果，其中有宽敞的房间、洁净的涂料和墙纸，拉姆福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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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壁炉，抹上灰泥的顶板，软百叶窗帘，铜质水泵，弹簧锁，偌大的地下室，以及许多别的东西。可是，据说享受这些玩意儿的人，通常是贫穷的文明人，而享受不到这些玩意儿的野蛮人，却像野蛮人那样的富有，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如果说这是指文明使人类生活条件获得真正的改善——我认为这话是很对的，虽然只是聪明的人使他们的有利条件得到改善——那么，它必须说明： 文明不会使房价太贵就可以造出质量较好的住房；所谓物价，就是用于交换物品的我称之为生命的量，要么立即支付，要么以后支付。附近这一带，一所普通房子造价，大约要八百块钱，要积攒这笔钱，需要一个劳动者付出十年到十五年的生命代价，而且此人还得没有家室的拖累——按每个劳动者一天一块钱的价格来计算，反正有人收入多了，别人就会收入少了——因此，通常他必须花掉大半辈子的生命，才挣得到他的一座印第安人棚屋。如果我们假定说他不买房而租房，那也只不过是在两件坏事当中作出了一种令人可疑的选择。野蛮人懂不懂得，在这些条件下，拿他的棚屋去换取一座皇宫呢？

拥有这多余财产，最大好处就是储存资金，以防未来不时之需，我认为，就个人而言，主要足够他支付自己的丧葬费罢了。也许人们猜想，我对储存的最大好处几乎说得一无是处。不过话又说回来，其实一个人也许用不着自己来掩埋自己。不管怎么说，这可指出了文明人和野蛮人之间一个重大区别；他们为了保存文明种族，使文明种族臻于完善，就给文明人的生活设计了一套制度，这无疑是为我们的利益着想，无奈个人的生活却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损害。不过，我倒是想指出，我们为了得到眼前这种好处，已经作出了多大的牺牲；我由此还想到，我们原本不必遭受任何损失，照样也可以得到所有好处。你们说穷人总是和你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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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说父辈们吃过酸葡萄，孩子们牙齿还在发酸，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

“主耶和华说，我指我的永生起誓，你们在以色列中必不再有用这俗语的因由。”

“看啊，世人都是属于我的；为父的怎样属我，为子的也照样属我。犯罪的他必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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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想到我的邻居，康科德的农夫们，他们的境况至少跟别的阶级的人一样好，我却发现他们里头十之八九已经辛苦了二十年、三十年，乃至于四十年，不外乎为了他们也许会成为他们农场的真正主人，这些农场通常他们都附带抵押权而继承下来，要不然就靠借贷买下来的——我们不妨把他们劳动的三分之一当作他们的置房费——但是这笔钱通常他们还没有偿还哩。不错，那些抵押权有时超过了农场的价值，结果农场本身成了一大累赘，而到头来总还有一个人来接受它，因为正如这个人所说，他对农场太熟悉了。我向评估官咨询时，吃惊地发现，他们不能一下子举出那镇上十来个无任何负担地拥有农场的人的名字。如果你要了解这些农场的底细，不妨去银行问一问有关抵押的情况就得了。依靠在农场干活、真的能支付农场债务的人，是如此之少，就算有的话，任何一个邻居都可以把这个人指名道姓说出来。康科德能否找得出两三个这样的人，我可表示怀疑。人们谈论商人时说过，绝大多数，甚至百分之九十七的商人，肯定要破产的，农场主也同样如此。不过，说到商人，他们里头有一个人倒是说到了点子上，他说，他们的破产八成儿并不是真正的亏本，而仅仅是由于诸多麻烦事，没有履行承诺之故；这也就是说，信誉道德垮掉了。可是，这么一来，问题简直糟透了，而且还会使人联想到，即便是百分之三的人说不定也拯救不了自己的灵魂，他们的破产，很可能比那些老老实实地破产的人更要糟糕。破产和拒付债务都是一块块跳板，我们的文明有好大一部分从这些跳板上一个劲儿腾跃，又不断在翻跟斗往上蹿，而野蛮人却依然站在饥荒这块没有弹性的木板上。不过，一年一度在这儿举行的米德尔塞克斯牛展评，照例是兴高采烈，仿佛农业这台机器所有环节都运转自如。

农场主一直在想方设法来解决生活问题，无奈采用的方式却比问题本身更为复杂。为了得到一点蝇头微利，他居然投资做起了牲畜生意。他凭借娴熟的技巧，用细如发丝的套索设置一个陷阱，捕捉舒适和独立的生活，不料他一转身，自己的一条腿反而掉进了陷阱。他的穷根就在这里；而且，基于相同的原因，尽管我们被各种奢侈品所包围，但是如果跟野蛮人的成千种舒适相比，我们都是一贫如洗的。正如查普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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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诗写道——

这虚伪的人类社会——

——为了尘世的宏伟

天上种种安乐像空气般稀薄。

农夫得到他的房子，但并没有因此变得更富，倒是反而更穷了，惹他发火的恰好是他的房子。按照我所理解的来看，莫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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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密涅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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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造房子的理由是言之凿凿，令人信服；他说密涅瓦“没有把它造成一座可以移动的房子，如果可以移动，就能躲开坏邻居”。这种反对意见依然成立，因为我们的房子端的是一点儿也不实用，与其说我们住在里头，还不如说被关押在里头；要躲开的坏邻居，恰恰是我们自己可鄙的“自我”。我知道，在这个镇上，至少有一两户人家，他们差不多盼了一代人的时间都想把郊区的房子卖掉，迁到村子里去住，无奈一直未能如愿以偿，唯有一瞑不视，才能使他们彻底解脱。

就算大多数人最终能够拥有，或者说租用具备各种改进后设施的现代化房子吧。文明虽然一直使我们的房子得到改善，但它并没有使住在房子里头的人同样得到改善。文明打造了一座座皇宫，但要打造贵族和国王，可不是那么容易。如果文明人的追求并不比野蛮人的追求更有价值，如果文明人所花去的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只是去获得那些粗劣的必需品和舒适的生活享受。那么，他干吗非得拥有比野蛮人更好的住所呢？

但是，那些贫穷的少数人又如何过日子呢？也许人们会发现，有一些人的外部境遇比野蛮人好，别的一些人的外部境遇则成正比地比野蛮人差。一个阶级的奢侈和另一个阶级的穷苦是互为消长的。一边是宫殿耸立，另一边则是济贫院和“沉默的穷人”。修建金字塔亦即诸法老陵墓的百万劳工，只能靠大蒜过活，死后也不见得会像模像样地得到殓葬。石匠给宫殿修飞檐添彩，夜晚也许就回到远不如印第安人棚屋的窝里。有人以为，在一个常常显示文明存在的国家里，绝大多数居民的生活状况，可能不至于降低到如同野蛮人的生活状况那样，这就大错特错了。我说的是那些落魄的穷人，此刻还没有谈到那些落魄的富人。要了解这一点，用不着往远处看，只消看看我们铁路边上到处都有的简陋小木屋，那些毫无文明改进的地方；我每天散步时都看到，人们都挤在小窝棚里，整个冬天门儿都敞着，为了透进一点儿阳光，看不到有什么取暖火堆，那只能存在他们的想象之中。无论老年人和年轻人，他们的躯体由于长期挨冻受苦养成了蜷缩的习惯，所以永远地变了形，他们的四肢和官能也得不到正常发展。当然应该公正地看待这个阶级，正是由于他们的辛勤劳动，许多使这一代人享有盛名的工程才得以完成。在英国这一世界特大济贫院里，名目繁多的技工们的状况，多少也是如此这般。要不然，我就给你说一说爱尔兰的情况吧，爱尔兰这个地方，在地图上标出为白人居住的开明地区。不妨把爱尔兰人的身体状况和北美洲印第安人，或者南太平洋岛民，或者任何别的因为没有跟文明人接触而未退化的野蛮民族的身体状况比较一下吧。但我毫不怀疑，野蛮人的统治者和文明人的统治者是同样聪明的。他们的状况只能说明，何等肮脏的东西是可以和文明并存。现在我几乎不必提到我们南方各州的劳工，这个国家的主要出口产品都是他们生产的，而他们自己却成了南方的一种主要产品。不过，别扯远了，我还是只谈谈那些中不溜儿的人吧。

大多数人好像从来没有思考过，一所房子究竟是个什么样儿，他们原本不应该穷，实际上却穷了一辈子，仅仅是因为他们心里老想得到一所跟邻居一个样的房子。好像一个人只能穿裁缝给他量体制作的衣服，或者，由于逐步地甩掉了棕榈叶帽子或土拨鼠皮帽子，他就抱怨时世艰难，因为他实在没钱买一顶皇冠!要造一幢比我们住的房子更方便、更豪华的房子是有可能的，但是大家承认，那样的房子谁都买不起。难道说我们应该老是琢磨如何寻摸到更多的这类东西，而不是有时候应该满足于少寻摸一些东西吗？那些可敬的公民，竟然如此正经八百地言传身教，开导年轻人要在老死之前多多置备些富余的乌亮的皮鞋啦、晴雨伞啦，还有空荡荡的客房，来招待空想中的客人，这行不行呢？我们的家具干吗不可以简单一些，就像阿拉伯人或者印度人的家具那样呢？我们将民族的救星尊称为来自天国的使者，给人类带来神圣的礼物，我想到他们时脑海里却怎么也想不出他们身后还紧跟着什么随从啦，或者什么满载时髦家具的车辆啦。或者，有人说，既然我们在道德上和智力上比阿拉伯人高出一筹，那么，我们的家具就应该比他们的更为复杂，我要是同意了以上说法——这种同意岂不是怪得出奇吗？——那又会怎么样呢？目前，我们的房子里头堆满了家具，简直脏乱不堪，一个好主妇宁可让大量家具堆成垃圾堆，早上的活儿万万不可撂在一边不做。早上的活儿啊!在奥罗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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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灿烂霞光里，在门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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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美妙琴声里，世人们早上的活儿该做些什么来着？我的案头上有三块石灰石，每天尚且还需要给它们掸去尘埃，简直把我吓坏了，而我脑海里的家具至今还没有掸去尘埃，于是我在一气之下把它们扔到窗外去了。那么，我怎么能拥有一座带家具的房子呢？我宁可坐在露天，反正草地上不会尘土成堆，除非人们已在那儿破了土。

贪图奢侈，挥霍成性，正是骄奢淫逸之徒开创新时尚，众百姓趋之若鹜，唯恐落人之后。在一所人们所说最佳的旅店下榻的一个观光客，很快发现果然名不虚传，因为店主们把他当作萨达那珀勒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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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要是接受了他们的盛情款待，没多久他的阳刚之气管保消失殆尽。我认为，我们在火车车厢里，总是喜欢把钱更多地花在奢侈的设施上，而不是花在安全和方便上，结果安全和方便付之阙如，车厢反而成了现代化客厅，里头有长沙发，土耳其式睡榻，遮阳窗帘，还有上百种别的富有东方情调的玩意儿，一股脑儿照搬到我们西方来了，其实，原先都是为天朝帝国的后宫嫔妃和六宫粉黛发明的，约拿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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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一听到了这些个名字，管保羞惭得无地自容。我宁愿坐在一只南瓜上，为我一人所独占，也不乐意跟众人一起挤坐在一个有天鹅绒坐垫的椅子上。我宁愿坐在一辆牛车上走天下，来去自由，也不愿意搭乘什么花里胡哨的观光游览列车飞向天空，一路上呼吸着污浊的空气。

在蛮荒时代，人们生活极其简单，而且，赤身裸体，那至少有一个好处，他依然是大自然中匆匆过客。他吃饱睡足，振作精神之后，心里就琢磨自己重新上路。可以说，他住在这个尘寰的帐篷里，不是穿过峡谷，就是越过平原，或者攀登山巅。可是，瞧吧!人们已经成为他们的工具的工具了。从前肚子饿了独自摘果子的人，如今成了一个农夫，而原先站在树底下庇荫的人，如今却成了一个管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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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不再支起帐篷过夜，无非是安居在大地上，把天堂给忘了。我们信奉基督教，无非是把它当作改良农业的一种方法罢了。我们已经为尘世修建宅第，并为阴曹冥府修造坟墓。最美好的艺术作品里表达的，都是人类为自己摆脱上述这种精神状态而进行的搏斗，可是我们的艺术效果只是使这种低迷的精神状态变得安逸，而把较为高昂的精神状态忘得一干二净。在这个村子里，美术作品实际上没有立足之地，就算有什么作品已经传下来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房子和市街，也没法给它配置合适的底座。我们这儿连挂一张画的钉子都没有，安装英雄或圣人的胸像的台架也没有。我一想到我们的房子是如何修造的，钱款已付清或者还没有付清，它们内部经济又是如何管理和如何支撑，就暗自纳闷，客人在赞赏壁炉上那些华而不实的摆设时，亏得地板倒是没有塌下去，让他打从地下室，一直落到某块硕骨铁硬的宅基地上。我不能不看到，这种所谓富有和优雅的生活，好像让人越级攀升的阶梯，我压根儿也欣赏不了那些点缀生活的艺术品，我已全神贯注在人们跳跃的高度上了；因为我记得，仅仅由于人的肌肉能达到的最高跳高纪录，还是某些流浪的阿拉伯人保持的，据说他们从平地跳过了二十五英尺高。如果没有人给予支持的话，即使跳到这样的高度，一定还会回落的。我首先要问问举止如此不合适的业主，是谁在支持你？你是百分之九十七个失败者里头的一个，还是百分之三个成功者里头的一个？请回答我以上这些问题，随后，也许我会看一看你那些华而不实的玩意儿，发现它们原来是一些装饰品罢了。车子套在马前头，既不美观，也没有用处。我们用漂亮的饰物装潢房子前，务必把房子的墙壁剥掉一层皮，也给我们的生命剥掉一层皮，此外还得有出色的家政和美好的生活作为基础；如今，审美观大抵都是在户外培育，那儿既没有房子，也没有管家。

老约翰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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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神奇的造化》一书中，谈到了这个城镇的最早移民，原来他与他们都是同时代人，他告诉我们：“他们在某个小山坡上挖土修窑洞，作为自己最早的栖身之处，把泥土堆在原木上面，再在高头生起烟火来烘烤泥土。”他还说，那时候他们还没有给自己造房子，直到托上帝的福，让大地给他们带来面包，来养活他们。不料，第一年收成不大好，“有好长一段岁月，他们不得不减少自己口粮。”1650年，新尼德兰州

[51]

秘书，用荷兰文所写的、给希望移民到那儿的人提供信息中，特别详细地介绍说：“在新尼德兰的那些人，尤其是在新英格兰那些人，最初没法按照他们的心愿修造农舍，他们只好在地上挖一个方形坑，像地窨一样，六七英尺深，长和宽只要他们合意就行，坑内四壁围上木板，又给衬上树皮或者别的什么材料，以防泥土从缝隙渗进来；就在这种地窨里，地面铺了木板，顶上用护壁板作天花板，架起一个圆杆子屋顶，再在圆杆子上覆盖树皮或者绿草皮，这样他们就好一家子住在里头，既干爽而又暖和地过上两三个年头或者四个年头，而且，地窨里头还按照家庭人口多少，分隔成一些小小单间，这也是不难理解的。新英格兰有钱有势的人物，在殖民地初创时期，开头也都住在这种样式的房子里，是有以下两个原因： 首先，不要为修造房子浪费了时间，导致下一个季节粮食短缺；其次，不要让他们从本国带来的大批贫穷劳工感到灰心丧气。过了三四年，这儿四乡已适宜于耕种了，他们才花上好几千块钱，给自己修造漂亮的房子。”

我们祖先采取这种做法，说明他们至少是谨小慎微的，好像他们的原则就是首先满足当前最紧迫的需求。可是现在，最紧迫的需求得到满足了吗？我一想到给我自己寻摸一所豪宅就给吓住了，因为，可以这么说吧，这个国家与人类文化还是不相适应，我们至今还不得不把我们的精神面包削得更薄，甚至削得比我们祖先削过的全麦面包更要薄得多。这倒不是，即便在初创时期，所有建筑装饰可以置之不顾，而是说让我们跟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房子先装潢得美一些，有如贝类动物的内壁，可又不要有过之无不及。可是，老天哪!我去过一两处这样的房子，才知道他们室内装潢究竟是什么样儿。

今天，我们固然没有退化到再去住窑洞，或者住棚屋，或者去穿兽皮，但是接受人类的发明和工业提供的、也是来之不易的种种好处，那当然是再好不过了。在我们这一带，现在木板、木瓦、石灰和砖块，比适宜居住的窑洞要便宜得多，也更容易寻摸到；整根原木、大批量树皮，甚至高质量黏土或平坦的石板也都不难得到。我谈这个问题还算通情达理吧，因为我对它很熟悉，既有理论，也有实践。只要动一点儿脑筋，我们就可以把这些材料利用得更好，比时下那些豪富更加富有，使我们的文明成为一种福祉。文明人无非是一个更有经验、更加聪明的野蛮人罢了。不过，还是让我赶紧做我自己的试验吧。

1845年快到3月底的时候，我借了一柄斧子，来到瓦尔登湖畔树林子里，就在离我打算修造房子的最近处，开始砍了一些虽然高大但尚属幼龄的箭矢形白松，作为造房用木材。开了工就很难不向人家借这借那，不过，这么一来，让你的同胞们在你的惨淡经营中沾一点儿光，这也不失为最慷慨大方的善举吧。斧子的主人把斧子递给我的时候说，那是他的宝贝疙瘩哩，殊不知我归还他时，那斧子比我刚借到时还要锋利呢。我是在景色宜人的山坡上干活，那儿满山坡全是松树林，透过松树林我望得见瓦尔登湖，还有一小块林中空地，在那里，松树和山核桃树像雨后春笋似的冒了出来。湖里的冰凌还没有融化，虽然有好几处化开了的窟窿，全是黑黝黝的颜色，湿漉漉的样子。我在那里干活的日子里，还稀稀朗朗地飘过好几回雪花；不过，在我出了树林子、打从铁路走回家的路上，只见大部分地方还是绵延不绝的黄沙堆，在灰蒙蒙的云气暮霭里微微闪光，铁路道轨则在春天艳阳之下闪闪发亮，我听到云雀、小鹟和别的鸟儿在歌唱，跟我们在一起迎接新的一年了。在春回大地的日子里，令人不快的冬天正在跟冻土一块儿消融，而蛰伏的生命则开始自我舒展。有一天，我的斧头从柄上脱落来，我砍了一段碧绿的山核桃树枝做楔子，用石块把楔子嵌入斧头眼儿，稍后连柄带斧一块儿浸泡在湖水里，以便木头发胀，这时，我看见一条花蛇蹿入水中，潜伏在湖底，显然毫无不适之感，竟然跟我待在那儿的时间一样长或者大约有一刻多钟；也许它还没有从蛰伏状态中完全苏醒过来吧。依我看，人们之所以滞留在目前低级和原始的状态，也出于同样的原因吧。不过，如果说他们感受到万木之春的影响，使自己奋发起来，那么，他们必然会崛起，到达飘飘欲仙的人生最高境界。前一阵子，我在霜冻的清晨看见过小径上有好几条蛇，蛇体有些部分依然麻木，欠灵活，等待太阳出来融化它们。4月1日下了雨，冰凌融化了，在浓雾弥漫的前半天，我听到一只失群的孤雁在湖上四处摸索哀鸣，好像是迷了路，或者说又像是浓雾中的精灵。

就这么着，我连续干了好几天，砍伐树木，切削立柱和椽子，全靠我这柄小不点儿的斧子，既没有多少可以告知诸君，也没有什么学者式的思想，只是独个儿哼唱——

人们都说自己是见多识广；

瞧啊，他们长出了翅膀——

艺术呀，科学呀，

还有上千种技艺呀，

其实，只有一阵吹过的风，

才是他们见识的全部。

我把主要木材砍成六英寸见方，大多数立柱只砍两边，椽子和地板木料只砍一面，其他几面保留树皮，这么一来，它们跟锯过的木料一样平直，而且还要结实。这时，我还借到了一些别的工具，所以，每一根木料都精心地开了榫眼，削好榫头。我在树林子里度过的白昼时间不是很长；我常常带着面包黄油当午餐，正午时分，坐在我砍下来的碧绿松树丫枝上，读读原来包装面包黄油的报纸，连面包上也散发着松香味，因为我双手给涂上了厚厚一层的松脂。完工以前，我就成了松树的朋友，而不是仇敌，尽管我在松树林里砍过了一些树木，却跟松树越发熟悉了。有时候，林中闲游的人被我的丁丁伐木声给吸引了过来，就会在我砍下的碎木屑堆头上跟我愉快地闲聊呢。

我干活儿不是急吼吼，而是全力以赴，到了4月中旬，我的房子框架已做好，可以立起来了。我已经买下了在菲奇伯格铁路工作的爱尔兰人詹姆斯·科林斯的小木屋，里头的木板还可以利用。詹姆斯·科林斯的小木屋，人们都说是一所不同凡响的好房子。我去看房子时，他并不在家。我在屋子外头转了一圈，起初并没有被屋里头的人发现，因为窗子很深而又很高。这所小木屋不算大，有一个尖屋顶，别的也没有什么好看的，四周堆着五英尺高的垃圾，好像是一堆堆积肥。屋顶不少地方已被太阳晒得翘裂而且发脆，但它还是屋子里头最完好的材料。门槛没有了，不过，门板下头有一条常年可供母鸡们进出的通道。科林斯太太来到大门口，请我到小木屋里头去看看。我一走近小木屋，倒把母鸡们赶进屋子里去了。屋子里头光线很暗，地板八成儿都很脏，冷冰冰，潮腻腻，阴湿发黏，不由得令人浑身寒战，里边木板东一块、西一块的，惜乎已是经不起挪动了。她点燃了一盏灯，给我看看屋顶里边和四壁内墙，还有一直延伸到床底下的地板，她提醒我可别踩到地窨子里头去，其实，那是一个有两英尺深的垃圾洞。拿她自己的话来说，小木屋的“顶上木板是好的、四壁木板是好的，还有窗子也是好的”——原来是两个方框框，近来只有猫咪打从这儿出出进进。屋子里有一只火炉，一张床，一个可以坐坐的地方，一个在这屋子里头出生的婴儿，一把丝绸遮阳伞，一块镀金边框的镜子，一只钉在橡木上新颖的咖啡磨，这些就是他们的全部家当了。这笔买卖很快就成交，因为詹姆斯这时也回来了。当天晚上，我应付给他四块两毛五分钱，他呢，应该在转天清晨撤离，不得再把房子卖给别人： 六点钟，小木屋产权归我所有。他关照我说，最好还是赶早搬过来，以免有人在地租和燃料上提出数目不清而又蛮不讲理的要求。他还向我保证说，唯一的麻烦就只有这一个了。六点钟，我在路上就碰到他们一家人。那一大堆东西——床、咖啡磨、镜子和母鸡——他们的全部家当都在这儿，唯独猫咪没见到，原来它直奔树林子成了野猫，后来我听说，那猫咪踩进了诱捕土拨鼠的陷阱，最终成了一只死猫。

当天早上，我就拆卸这个小木屋，把木料上的钉子拔下来，随后一小车、一小车地运到了湖边，把木板铺在草地上，以便在阳光下晒白、复原。我驾车经过林间小道时，一只早起的画眉冲我鸣叫了一两声。一个名叫帕特立克的年轻人不无阴损地告诉我，说邻居爱尔兰人西莱，在装车的间隙趁机把仍然好用、笔笔直的、可以再派用场的钉子，U形钉和墙头钉通通装进自己口袋里去；等我回过去接班时，心里不免春思涌动，既有感慨而又满不在乎地望着那一片废墟似的场景，这时，他就站在一旁，说： 没得什么活儿可干啦。此时此刻，他正代表大伙儿作壁上观，使这种看似区区小事，倒是很像特洛伊城众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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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撤离。

我在南边的山坡上给自己挖了一个地窨子，以前土拨鼠曾在这儿挖过洞穴；我刨去漆树和黑莓的根，一直挖到几乎见不到植物痕迹的地方，亦即六英尺见方、七英尺深的一块优质沙土上，赶明儿不管冬天有多冷，土豆断断乎不会给冻坏。地窨子四壁装上搁板，所以没有砌上石块；反正阳光照不到地窨子里边，沙土始终保持不变。这个活儿只不过花了两个钟头。我对这种破土挖洞的活儿感到特别开心，因为差不多在所有的纬度上，人们只要动工挖洞，都会得到同样的温度。在大城市豪宅里至今仍有地窨子，他们在里面储存一些块根植物，有如古人那样，即便在上层建筑消失之后，后人还会在黄土里发现它遗留的凹痕。所谓房子，只不过是通往地洞的一道门廊罢了。

最后，到了5月初，我在一些朋友帮助下——其实并没什么必要，只不过借此改善一下邻里关系罢了——把房子的框架竖起来了。当时有这些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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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来相助，就拿他们的声名来说，我端的感到无上荣幸。我相信，有那么一天，他们注定会出力相助修建许多更为高大的建筑。7月4日，我开始住进我的房子了，当时木板安装才不久，屋顶也刚刚竣工，反正木板上下嵌边，都是精心地制作，紧密地扣在一起，防雨是万无一失的。镶嵌木板前，我已经在屋子的一端砌好烟囱的底座，所用的石块有两小车左右，全凭我的两只胳臂从湖边往山上搬过来的。入秋后锄过庄稼，赶在非生火取暖不可之前，我就把烟囱造好，因为前一阵子，我一大早起来，就在露天做饭的： 这种方式，我至今依然认为，从某些方面来说，比通常的方式要更加方便，更加合意。要是我的面包还没有烤好前碰上刮风下雨，我就会拿几块木板，架在火堆上遮挡一下，自己则坐在木板下头看我的面包，就这么着，我度过了多么开心的时光。在那些日子里，我手上的活儿挺多，书读得很少，不过，只要在地上有零星碎纸片什么的，甚至我的布衬垫或者台布，都会带给我实际上不逊于阅读《伊利亚特》时一样多的乐趣。

我造房子固然很细心，不过要是更加细心一些，也许还要合算，比方说，一道门，一扇窗，一个地窨子，一间阁楼，从人的生理需要方面来看，要考虑到有什么样的基础，而且，我们在找到除了满足暂时需要以外更好的理由之前，也许永远不会修建什么上层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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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人给自己造房和鸟儿筑巢，都是同样合情合理。有谁知道，要是人们都用自己的双手给自己造住房，简单而又朴实地为自己和家人提供食物，那么，富有诗情画意的才能就会得到普遍发展，这好像鸟儿忙活时引吭高唱、响彻云霄一模一样。可是，天哪!我们倒是很像牛鹂和杜鹃，它们总是到别的鸟儿筑好的窝里去产卵，那叽叽喳喳的刺耳噪声，让路过的游客听了大为扫兴。难道说我们就这么着把营造的乐趣永远让给了木匠师傅吗？在人类经验中，建筑算得了什么呢？我那么多次散步中，从来还没有碰到过某某人在从事像给自己造房子这么简单而又自然的工作呢。我们全都归属于社会。缝缝补补不是只有裁缝可做；传教士、商人和农夫，同样也可以做嘛。这种分工究竟要分到哪儿才算到头呢？到了最后又会有什么结果来着？毫无疑问，别人也可以代我来思考吧；但是，如果说他思考是为了不让我自己思考，那就不可取了。

不错，这个国家有所谓的建筑师，至少我听说过有一位建筑师，此人有一种想法，建筑装饰要具有一个真理的核心，一种必要性，因此才有一种美，仿佛这是神灵给予他的启示。也许从他的观点看来，全都美得很，其实，他比半瓶子醋的业余爱好者只不过稍微高明一点罢了。作为建筑学领域里一位多愁善感的改革者，他不是从基础上，而是从飞檐上入手。照他的设想，只不过是琢磨如何以真理为核心装进各种装饰里头，好比每块糖里头实际上都有一颗杏仁或者一颗葛缕子——尽管我觉得，没有糖衣的杏仁倒是更加有利于健康——可他并没有想到居民，亦即住在里头的人，如何把房子真正造得里里外外都很好，而让各种装饰顺其自然就得了。哪个有理性的人，会认为装饰只是表面的东西，纯属皮毛罢了——好比乌龟有斑纹外壳，壳类动物有珠母的光泽，都要像百老汇的居民有他们的三一教堂一样，需要什么立约规定呢？不过，一个人跟他的房子的建筑风格无关，如同乌龟跟它的硬壳无关一样；一个士兵也不见得那么无聊，把他骁勇无敌的确切色彩涂在军旗上。敌人自会发现。考验一到，他立时脸色煞白了。依我看，这个建筑师仿佛从飞檐上俯下身来，对住在里头的老粗们怯生生地嘀咕着半真半假的话儿，其实后者却比他知道得还多着哩。我现在见到的何谓建筑学上的美，我知道，乃是从内部逐渐向外部形成的，是迎合了居住者的各种需要和性格，因为只有居住者才是独一无二的建筑师——它来自不知不觉的真实与高贵，对于外表从来不予考虑；如果说此外还有什么类似这种的美注定产生的话，那么此前必定有过一种同样不知不觉的生命之美。这个国家最耐人寻味的住宅，正如画家都知道，通常是穷人那些毫无虚饰的简陋木屋和农舍；这些木屋和农舍之所以别具风姿，不是在外表上有什么与众不同的特色，而是因为住在外表好似贝壳的房子里头的居民生活；同样有趣的，还有市民建在郊外的那些箱子形状的木屋，他们的生活有如想象一样简单而又随和，他们并没有竭力追求什么住房的风格效果。绝大多数的建筑装饰都是形同虚设，9月间的一场大风就会把它们如同借来的羽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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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通通给剥光了，对住房实体则丝毫无损。地窨子里既没有橄榄、又没有美酒的人，就算不懂建筑艺术也无所谓。如果说在文学作品里也同样竭力追求什么装饰风格，那结果会是怎么样？如果说我们的《圣经》设计师，就像我们教堂的建筑师那样，把大量时间花在飞檐上，那结果又会是怎么样呢？纯文学和艺术学以及它们的教授，都是这么打造出来的。不消说，谁都很关心的是，这几根木条子究竟斜放在他上头还是底下，他那箱子形状房子应该涂上什么色彩。说真的，要是他把那些木条子斜放，给房子涂色，那是很有道理的；但是，如果说精神一离开居民的躯体，那它也就无异于给自己打造棺材的材料——亦即造墓工程；而“木匠”不外乎是“做棺材的人”的另一种叫法罢了。有人说，你要是感到绝望时或者对生活非常冷漠时，不妨从你脚下抓起一把泥土，给你房子涂成黄土色。他就想到了他那最终的狭仄的房子，可不是吗？不妨抛一枚铜币，碰碰运气吧。想必他有的是好多好多闲暇时间!为什么你只抓起来一把泥土？最好还是用你的肤色粉刷自己的房子吧；让它颜色苍白或者为你感到羞愧。改进村舍建筑风格的一大创举!等你为我的住房装饰准备停当了，我一定会采用它们的。

赶在入冬之前，我已造好烟囱，房子两侧原先挡不住雨水，这时已钉上从原木上砍下来的薄片，这些薄片很不齐整，树汁又多，我不得不用刨子把它们的两边刨平。

就这么着，我有了一所严丝密缝、涂抹灰泥的木板房子，七英尺宽，十五英尺长，立柱有八英尺高，一个小阁楼，一间盥洗室，每一边有一个大窗子，两个活动天窗，房子一头有一个大门，大门对面有一只砖砌的壁炉。我造房的确切费用支出，只是按我采用的这些材料的通常价格，人工不算在内，因为造房的活儿是由我自己干的，现将清单开列如下： 我之所以毛举细故，是因为很少有人说得出自己造房究竟花了多少钱，即使有的话，能把造房的各种各样材料费用单独列出来，一一加以说明，这样的人也是极少的——

木板　8.035元

（大多数采用旧棚屋木板）

屋顶与两侧使用的旧墙板　4.00元

板条　1.25元

2扇旧玻璃窗　2.43元

1000块旧砖　4.00元

2桶石灰　2.40元（买贵了）

发毛织物　0.31元（买多了）

壁炉架铁料　0.15元

钉子　3.90元

铰链和螺丝钉　0.14元

门闩　0.10元

粉笔　0.01元

搬运费　1.40元

（大多数自己驮）

总计　28.125元

造房的所有用料有如上述，不过，原木、石料和沙子不包括在内，因为这几项材料我是按照政府公地上造房定居者应享受的权利取得的。我还搭了一小间披屋，主要利用造房剩余材料盖成的。

我打算给自己造一幢房子，论宏伟豪华，要盖过康科德的那条大街上任何一幢房子，只要它能像现下这个木屋那样使我喜欢，而造价却不超过前者的话。

由此我发现，要想得到一个住处的学生，只要支付还不到现下每年所付房租的费用，就可获得一所他终生受用的房子。如果说我这话好像言过其实，那么我的理由是： 我是为人类，而不是为自己夸耀；而且我的缺点和前后不一致并不会影响我的论述的真实性。尽管我有不少虚假和伪善之处——那就像糠秕很难跟麦子分离一样，我和别人一样为此感到遗憾——可是就这件事来说，我还是要自由地呼吸，挺直自己的腰板，这对身心来说都是一种莫大欣慰。我已决定断断乎不低声下气地变成魔鬼的代理人。我将竭尽全力为真理说一句好话。在剑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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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住宿的房间只比我自己那个木屋稍微大一点，每年租金却高达三十块钱，而那家公司占尽便宜，在一个屋顶底下并排修建了三十二个房间，由于邻居众多而又嘈杂，所以，居住者都觉得诸多不便也许还不得不去住四层楼。我不禁想到，如果我们在这些方面有更多的真知灼见，不仅教育的需求可以减少，因为，说真的，人们已经获得更多的教育，而且受教育要缴费这种现象多半也会消失。在剑桥或者别的什么学校，学生为了得到这些便利，他们或者别的什么人就要付出很大的生命代价，不过双方要是处理得当，那只要付出十分之一也就够了。那些最花钱的东西，断断乎不是学生最需要的东西。比方说，学费是一学期收费账单上重要的一项，可是，与同时代人中最有教养的人交游，从而得到更有价值的教育，那是压根儿不需要付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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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一所学院的方式，通常是靠募捐，收进美元和分币，然而极端盲目地遵循分工的原则——其实，这种原则非得谨慎从事不可——招来了一个承包商，不料这个承包商把它当作投机生意来做，雇了一些爱尔兰人或者别的什么技工，果真奠基开工了，而到校上学的学生据说就不得不凑合着住了进去；为了这些失误，一代又一代的人不得不掏钱缴学费。我认为，如果学生，或者说那些渴望从上学中受益的人，哪怕他们自己动手奠基动工，也会比上面这种做法好得多。学生经常逃避人人必不可缺的任何劳动，得到了他所垂涎的闲暇和休息，他得到的只是一种可耻而无益的空闲，而唯有让这种空闲结出硕果的经历，却没有得到。“可是，”有人说，“你这不是说学生不该用脑子，而是应该用双手去干活儿吧？”我的本意确实不是这样。我是说学生不妨多多思考一下；我的本意是说他们不应该拿生活当作游戏，或者仅仅拿生活来研究一番，而同时在这场昂贵的游戏中还要这个社会大家庭供养他们。他们应该自始至终认真地取得生活的体验。青年人要是不赶快投入生活实践，怎么能更好地学会生活呢？我想，这就很像学习数学一样训练他们的心智。比方说，我要是希望一个孩子学一点艺术和科学，我就不愿走老路，那不外乎把他送到邻近某某教授那儿去，在那儿什么都教，什么都练，唯独生活艺术不教不练——教他从望远镜和显微镜下观察世界，从来不教他用肉眼来看世上万物；学了化学，却不懂得面包是如何做成的；学了力学，却不懂得这是如何得来的。发现了海王星周围好几颗新卫星，却没有发现自己眼睛里的微尘，或者说没有发现自己成了一颗什么漂泊无定的卫星；或者说他在一滴醋酸里观察各种怪物，却反而被他周围的怪物吞噬了。一个孩子一边从书本里尽量找到他所需要的知识，一边自己挖掘铁矿石，加以熔炼，终于给自己打造了一把折刀——而另一个孩子在大学里听有关冶金学的讲座，同时又收到了父亲给他的一把罗杰斯牌折刀，一个月之后，这两个孩子里头，究竟是哪一个进步得更快呢？哪一个孩子的手指最有可能给折刀划破呢？……让我大吃一惊的是，我离开大学时就被告知，说我已经学过航海学了!——得了，我只要到港口去兜个圈儿，管保学到更多的航海知识。政治经济学，就算可怜巴巴的大学生都学过了，但只是被教过罢了，而生活经济学，那是哲学的同义语，甚至从来没有在我们学院里教授过。结果是学生一面在学亚当·斯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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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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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萨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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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经济学，一面却使他父亲陷入无法摆脱的债务之中。

我们的大学是这样，一百项“现代化改进设施”也是这样。对它们抱有幻想，但并不是总有积极进展。魔鬼因为他很早就向那些设施入了股，后来又不断增资，所以不断地在索取复利，一直到最后。我们的发明常常是一些漂亮的玩具，使我们分心，不能专注于严肃的事物。它们不外乎是对毫无改进的目标提供一些改进的手段，其实，这个是早已达到而且很容易达到的，正如通往波士顿或者纽约的铁路那样。我们急吼吼地从缅因州兴建了一条磁性电报线路直达得克萨斯州，可是缅因州和得克萨斯州之间，说不定压根儿没有什么重要信息需要沟通。这就好比一个男人，急巴巴地想见一个聋子贵妇人，可是一等到他被引见给这位贵妇人，她的助听器一端也放在他手里了，他却发现无话可说，你倒说说，大家尴尬不尴尬。仿佛主要目的，是要赶快把话儿说出来，而不是要说得合情合理。我们急于在大西洋底下修建隧道，让旧世界缩短几个星期时间到达新世界，殊不知传入美国人的偌大耳朵里的第一条消息，也许就是阿黛莱德公主得了百日咳。反正骑着马儿一分钟跑一英里的人，不会带来最最重要的消息；他可不是一个福音传道者，他跑来跑去也用不着吃蝗虫和野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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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怀疑，飞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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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没有带过一粒谷子到磨坊去。

有人跟我说：“我纳闷你怎么不积攒一些钱；你喜欢旅游；你不妨搭乘汽车，今儿个就去菲奇伯格，见见世面呗。”可我想的却比这更聪明。我知道，最快的旅游者是安步当车的人。我跟我的朋友说，我们不妨试一试，看看谁先到达那儿。这段路程是三十英里；车费是九角钱。这差不多是一天的工资。我记得，工人在这条路上干活儿，一天只挣六角钱。得了，现在我开始步行，天黑之前到达那儿；一个星期以来，我一直保持这个速度行走的。这个时候，你是在挣车资，明天某个时间才能到达，或者说今儿个晚上也会到达，要是你运气好及时找到工作的话。其实，你并没有去菲奇伯格，而是你这一天绝大部分时间都在这儿干活。所以说，就算这条铁路绕着全世界一周，我想，我总得赶在你前头；至于见见世面，多一点这方面的阅历，那我也只好跟你完全断绝往来了。

这是普遍的法则，没有哪个人能智胜过它，至于铁路嘛，我们甚至可以说，反正它有多广就有多长。要想给人类修建一条环球铁路，无异于把这个星球表面全给铲平了。人们模模糊糊地觉得，仿佛只要坚持这种合股经营方式，用铁锹不停地挖下去，要不了多长时间，最后大家可以分文不花地乘火车，到达任何一个地方；不料，人们一窝蜂拥向火车站，乘务员高喊“大家上车吧”，这时火车黑烟四起，蒸汽密集喷发，才会发现，将只有少数人登上了火车，其余的人却通通被火车碾压过去了——这将被称为而且确实也是“一次令人为之动怜的意外事故”。毫无疑问，挣到了车资的人，最后还是赶得上火车的，也就是说，如果他们还能活到那时候的话。不过话又说回来，他们到时候也许早就心情不佳，游兴阑珊。耗费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去挣钱，为了享受最不宝贵的时间里那一点儿可疑的自由，这使我想起了那个英国人，他最先跑到印度去发财，为了日后可以回英国，过上一种诗人般的生活。得了吧，他应该马上住小阁楼去。“什么呀!”一百多万爱尔兰人从四面八方的窝棚里大声惊呼道，“我们修造的这条铁路，难道说不是一个好东西吗？”是的，我回答说，是比较好，要不然你们干得会更差劲呢；不过，既然你们是我的哥们儿，我希望你们过的日子能比这挖土活儿来得更美好。

我的房子落成之前，我希望通过诚实而又愉快的方式，挣到十块或者十二块钱，来应对我的额外开支，于是，我在房子附近大约二英亩半沙土地上种了点东西，主要是豆子，也种了一点土豆，还有玉米、豌豆和萝卜。整个地块总共十一英亩，大抵种植松树和山核桃树，上一个季度，一英亩卖到八块零八分钱。一位农场主说，这块地皮“没有啥用处，只好养几只叽叽叫的松鼠”。我没有给这块地施过肥，因为我不是这块地的主人，仅仅是个合法定居者，我也不指望再耕种这么多的地，就没有一下子把这块地都锄完。我在犁地时挖出了好几堆树桩头，供我燃用了好长时间，于是留下了小小几圈待开垦的肥沃土地，夏天里一眼就能看出来，因为那儿的豆子长得分外茂盛。我房子后头那些枯死、多半卖不掉的树木，以及从湖上漂过来的木材，提供了我尚待补足的燃料。我还租了一套马匹犁地，雇了一个短工帮我耕地，虽然仍由我亲自扶犁。在头一个季度，我的农场开支，比方说，农具、种子和用工等等，是十四块七角二分钱。玉米种子是人家送给我的。这实在也值不了多少钱，除非你种得太多。我收获了十二蒲式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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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子，十八蒲式耳土豆，此外还有一些豌豆和甜玉米。黄玉米和萝卜种得太晚了，一无所得。我的农场全部收入是——

23.44元

扣除支出费用14.725元

结余8.715元

除了我消费掉的和手头还存有的农产品以外，当时估算约值四块半钱——我手头的这笔钱，已超过了我没有种植的那一点儿菜蔬。经过全面考虑，那就是说，我考虑到人的灵魂和今天的重要性，尽管我的实验只占用了很短时间，不，也许正是由于时间很短，我相信，我当年的收成要比康科德任何一个农场主的都好。

第二年，我干得更欢了，因为我把所需要的土地全给铲平了，约莫有三分之一英亩。我压根儿没有被好多有关耕作的名著吓倒，其中包括亚瑟·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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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著作，我从两年来的经验中认识到，一个人要是简朴地过日子，只吃自己种的粮食，而且吃多少种多少，不拿粮食贪得无厌地去交换更奢侈、更昂贵的物品，那么，他只消种一两平方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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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就够了。这么一点儿地，用铁锹翻地要比用牛耕地更便宜，每次可更换一块新地，省得给旧地不断追肥，所有必要的农活，他只要在夏天抽空干一点儿就得了。这么一来，他就不会像今日里那样被一头公牛、一匹马、一头母牛或者一头猪拴在一起了。我希望就这个问题说话力求不带偏见，因为不管它成功也好、失败也好，我对目前经济和社会措施都不感兴趣。我比康科德任何一个农人更要特立独行，因为我好歹没有给锁定在哪一所房子里头或者哪一个农场上，而是可以随着自己的悟性行事，悟性则是瞬息万变的呢。再说，我的日子已经比他们好多了，万一我的房子着火了，或者说我歉收了，我的日子还可以像往昔一样过得很不赖。

我常常这样想，不是人在放牛，而是牛在牧人，反正前者有更多自由。人与牛是在交换劳动。如果说我们考虑的只是必不可缺的劳动，那么，牛就具有很大优势，它们的农场也是大得多。人做的一部分交换劳动，就是在六个星期里割草晒干，这可不是儿戏呢。当然，没有一个生活全面简单的民族，亦即没有一个贤哲民族，会犯下如此大错，竟让牲畜去劳动。说真的，过去从来没有过，将来也未必很快会有那么一个贤哲民族，是不是一定要有，我也说不准。不管怎么说，我断断乎不会驯养一匹马或者一头牛，让它替我干任何它可以干的活儿，唯恐自个儿会成为一名马夫或者牛倌；如果这样做了，社会好像成了赢家，难道我们能肯定说，一个人是赢家并不意味着另一个人是输家，小马倌跟他的主人一样有理由感到满意吗？就算有些公共设施没有牛马的帮助便完不成，还让人们与牛马一起沾沾自喜，难道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人们就不可能做出更加令人称道的事情来吗？人们在牛马的帮助下开始从事不仅仅毫无必要或者毫无艺术感，而且又奢侈、又懒散的工作，那就有少数人不可避免地去跟牛马交换劳动，或者换句话说，少数人便成了最强者的奴隶。就这么着，人不仅给他内心的兽性工作，而且作为这方面的一种象征，还要给他身外的兽性工作。虽说我们已经有了许多砖块或石块砌成的房子，但是一个农人的殷富与否，仍然要看他的谷仓在多大程度上盖过了他住的房子。据说这一带最大的房子都辟为耕牛、奶牛和马匹的厩舍，而且比城镇里头公共建筑也毫不逊色；可是，这个县里可供信仰自由或言论自由的厅堂却绝无仅有。国家缘何偏偏不是用抽象的思维能力，而是要靠大兴土木来给自己竖立纪念碑呢？一部《福者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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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东方各国的所有废墟还要令人赞叹不已!楼塔和庙宇是王孙公子们的奢侈品。一颗单纯的独立的心灵不会听从任何王孙公子的旨意去干苦活。天才不是给予任何皇帝的定金，连那有形的金子、银子或者大理石也不是，即使是的话，也是微乎其微。请问，开凿这么多的石头到底是为了什么？我在奥卡狄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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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没有看到有任何人在开凿岩石。好多国家都像疯了似的，痴心妄想留下大量石雕，让自己永垂不朽。要是他们付出同样的心血来打磨自己的风度，那又会是什么样呢？理智要比一座高得可攀月亮的纪念碑更值得流传下去。我偏偏喜欢岩石就留在原地不动。底比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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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宏伟是一种庸俗的宏伟。一座有一百个城门的底比斯城，早就远离了人生的真正目标，远不如围绕老实人的田地的一杆长石头墙那么合情合理。野蛮的异教徒的宗教和文明修建了许多华丽的寺院；而被你们称之为基督教的却没修建些什么。一个国家所开凿的岩石，十之八九只供它的坟墓使用。它把自己给活埋了。说到金字塔，它们原本说不上是什么奇迹不奇迹，不过令人吃惊的倒是在于： 有那么多人竟然如此忍辱负重，不惜耗尽自己的性命，为某个野心勃勃的傻瓜蛋修造坟墓，其实，这个傻瓜蛋还不如淹死在尼罗河里，随后把他的尸体喂狗，反而显得更聪明些、更有几分须眉汉子气派。也许我还可以给他们和他寻摸一些借口，可惜我没有这闲工夫。至于那些建筑师的宗教信仰和艺术爱好，倒是全世界都一样的，不管他们修造的是埃及神庙，还是美国银行。成本总是超过实用价值。主要动力是虚荣，对大蒜、面包、黄油的热爱则出力相助。年轻有为的建筑师，巴尔科姆先生，悉心追随维特鲁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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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硬铅笔和直尺设计了一张图纸，随后把它交给多布森父子采石公司。当三十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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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俯视它时，人类则开始仰视它。说到你们那些高楼和纪念碑，这个镇上有过一个疯疯癫癫的家伙，要开挖一条通往中国的隧道，他已挖得很深很深，据他所说，他已经听到了中国的水锅和茶壶里煮沸的响声；不过我想，我可不会一反常态地去赞赏他挖的那个窟窿眼儿。许多人都关注着东方和西方的那些纪念碑——要想知道是谁造的。而我呢，倒是很想知道当时是谁不肯造的——是谁不屑于如此这般区区小事。不过得了，还是回到我的各项统计上来吧。

当时，我在村子里又搞测量，又做过木工和各种各样打杂的活儿，反正我干过的行当跟我的手指头一样多，就这么着，我拢共挣到了十三块三角四分钱。八个月的伙食费，就是说，从7月4日到翌年3月1日，根据这八个月的时间估算的，尽管我在那儿住了两个多年头——至于我自己种的土豆、一点儿嫩玉米和豌豆都不算在内——结账当天留在手上的存货的价值也不算在内，合计：

是的，我总共吃掉八块七角四分钱；不过，我不应该这样没羞没臊地公布我的罪过，如果说我不知道我的读者里头有大多数人跟我有同样的罪过，他们的行为公之于众，恐怕还不见得会比我的好吧。第二年，我有时就逮几条鱼来充当正餐，有一回我甚至还宰了一只糟蹋过我豆子地的土拨鼠——就像鞑靼人所说，让它的灵魂转世——并把它吃掉了，部分是为了进行实验；尽管它有一股麝香味道，它还是让我瞬间一饱口福；不过，我知道，长期享受这种野味是不可取的，哪怕你请村子里的屠夫预先将土拨鼠加工处理过也不行。

同一时期内，衣服和其他零星费用，尽管数目不大，却有：

8.4075元

油和一些家庭用具　2.00元

除了洗衣和缝补费用，因为这些活儿多半到外头去请人代劳，账单还没有收到——这些费用都是世界上这块地方必须开支的（即使稍微有些超支）——全部钱财支出是：

房子　28.125元

农场的一年开支　14.725元

八个月内食物　8.74元

八个月内衣服及其他开支　8.4075元

八个月内油及其他开支　2.00元

总计　　　　　　　　　61.9975元

现在，我是跟那些要谋生的读者说几句话。为了支付以上开销，我把农场上的产品出售了，收入计有：

23.44元

打短工挣得13.34元

共计　　　36.78元

从支出中减去此数，还差二十五块两角一点七五分——这跟我启动时的那点钱相差无几，也就是我原本准备开支的金额，这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我从中获得闲暇、独立和健康，此外还拥有一座舒适的房子，我乐意住多久就住多久。

这些统计资料，看上去未免琐碎，好像没有多大意思，不过因为相当完整，也就有了一定价值。但凡我开支过的，我全都入了账。从上述账目中可以看出，单是食物一项，每星期就要花掉我大约两角七分钱。在此之后近两年里头，我的食物不外乎是黑麦和不发酵的印第安粗玉米粉、土豆、大米、少量的咸肉、糖蜜、盐和饮用水。像我这种对印度哲学精神情有独钟的人，以大米为主食，自然非常合适。为了应对一些净爱吹毛求疵的人的反对，我也不妨在此声明，要是我偶尔在外头用餐——正如过去我常在外头用餐那样，相信以后有机会我还会外出用餐——那往往有损于我的家用开支安排。不过我已经说过了，在外头用餐是常有的事，对这么一个比较声明，丝毫不发生影响。

我从两年的经历中知道，即使在这个纬度上，获得一个人所必需的食物，一点儿也不费事，真是令人难以置信；一个人饮食可以像动物一样简单，但仍然保持健康，孔武有力。我只是从玉米地里摘来一些马齿苋（拉丁文学名Portulaca Oleracea），煮熟加盐，权当一顿正餐，方方面面都让我感到满意。我之所以附上它的拉丁文学名，是因为它名字虽俗，但味道可不错。请问，在和平的岁月里，日常的中午时分，除了品尝相当丰盛的煮熟加盐的嫩甜玉米，一个通情达理的人还会要求什么来着？就算我稍微变换一些花样，也不外乎迁就一下口味，并不是为了健康的缘故。但是，人们免不了经常挨饿，不是因为短缺必需品，而是因为缺乏奢侈品；我还认识一个心地善良的妇人，她认为自己儿子之所以一命呜呼乃是他只喝白水的缘故。

读者也许会看出来，我是从经济的视角，而不是从美食的视角来处置这个问题。读者也不会贸然拿我这种节食方法来做试验，除非他是一个肥佬。

最初我用纯质印第安粗玉米粉加盐做面包，地地道道的锄头玉米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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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它们置放在一块墙面板上，或者一根我造房时锯下来的木棍上，然后移到户外的火堆上去烘烤；但是时常给烤糊了，还带着一股松树味儿。我也使用过面粉；到头来我却发现黑麦掺上印第安粗玉米粉一起烘烤，是最方便的，口味也最好。天冷的时候，连续烘烤好几个如此这般的小面包，就像埃及人小心翼翼地一边侍候、一边翻转正在孵化中的鸡蛋一样，倒是不失为一件趣事。它们是我烘烤成熟的真正谷物果实，在我的五种官能中，它们如同别的高贵的果实似的具有一种芳香，我用块布把它们包起来，尽可能长时间地保存着这种芳香。我研究了不可或缺的古代面包的制作工艺，向有关权威人士求教，一直追溯到原始时代，首次发明未经发酵的食品，那时人类从啖食坚果生肉的野蛮状态，首次达到了面包这种食物的味淡和优雅境界，随后，我从循序渐进的研究中，了解到据说就是那个偶然间发酵的面团教会了人们发酵的过程，自此以后经过各种发酵作用，我终于读到了“优质、味甜和有益于健康的面包”，这一生命的支柱。有人认为酵母是面包的灵魂，填充面包细胞组织的精神，像女灶神维斯太的圣火一样被虔诚地保存下来——我揣想，好几瓶珍贵的酵母最初还是“五月花”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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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的，为美国立下了大功，它的影响至今仍然在上升、膨胀，波及四方，就像这片国土上麦浪在起伏荡漾——这酵母起子，我是从村子里定期而又准确可靠地取得的，直到有一天早上，我不知怎的把惯例给忘了，用开水烫坏了我的酵母；从这个意外事故中，我发现，其实酵母有没有也无所谓——因为我的发现是分析的经过，而不是综合的过程——自此以后，我就干脆把酵母给省掉了，尽管大多数主妇满怀热忱地劝说过我，不经过发酵，恐怕面包不太安全，而且还不利于健康；而老人们则预言说体力很快会衰退的。可我发现，酵母并不是必不可缺的成分，不用酵母，我照样过了一年，如今还不是好端端地活在这块充满活力的土地上。我很高兴，总算用不着口袋里老装着一只瓶子，有时，它会砰的一声爆裂，瓶子里头的东西全给抖搂出来，让我好不尴尬啊。省掉了酵母，这样就更简便，质量反而更好。人这种动物，与别的动物相比，更能适应各种各样的气候和环境。我也没有给面包里放过什么盐、苏打，或者别的酸性和碱性的东西。看来我是根据基督出生前大约两个世纪的马库斯·波修斯·卡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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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配方做面包。“Panem depsticium sic facito．Manus mortariutmque bene lavato.Farinam in mortarium indito, aquae paulatim addito, subigitoque pulchre. Ubi bene subegeris, defingito， coquitoque sub testu．”这段拉丁文，我的理解是：“揉面制作面包是这样的。洗净你的手和揉面长槽。把粗面粉投入长槽。逐渐加水，揉得要透彻。揉好后捏成面包的形状，最后盖上盖子烘烤。”也就是说，在小烘锅里烘烤。全文没有一个字提到发酵的。不过，我也不老是使用这生命的支柱。有过一阵子，由于囊中羞涩，我有个把多月里没有见到过面包。

在这块适宜种植黑麦和印第安粗玉米的土地上，每一个新英格兰人都可以毫不费劲地生产出自己所需要的面包原料，而不依靠价格波动的远方市场来获取原料。无奈我们如今生活既不简朴，又缺乏独立性，在康科德，新鲜香甜的玉米粉在商店里几乎很少出售。玉米片和更粗一点的玉米，差不多没有人食用了。农场主把自己生产的谷物一部分都用来喂牲畜和猪，自己却出了高昂的代价，到商店里购买未必有益于健康的面粉。我想，我可以毫不费劲地种上一两蒲式耳黑麦和印第安玉米，因为前者在最贫瘠的地里都能生长，后者也用不着呱呱叫的土地。只要用手磨把它们碾碎了，没有大米，没有猪肉，也照样过日子；如果说我一定要用一些浓缩的甜味素，我通过实验发现从南瓜或甜菜里头就可以熬出一种非常好的糖蜜来；我还知道，我只要栽几棵槭树，也就更容易得到这种糖蜜；哪怕这几种菜蔬还在生长期间，我也可以利用各种替代品，取代我上面提到的那些东西。“因为，”有如祖先们歌唱的——

我们可以用南瓜、防风和核桃树叶，

酿成美酒，滋润我们的双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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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了，说到盐，杂货里头的大路货呗。要想寻摸到盐，不妨借此机会到海边去走走，或者换句话说，完全不用盐，也许我还好少喝点水哩。反正我可没有听说过，印第安人会煞费苦心地寻摸盐。

就这么着，我避免一切买卖与物物交换，至少食物一项是这样。好在我已有了一个安身之处，剩下来的就是穿着和燃料这两项了。我现在穿的这条裤子，是在一个农人家里织成的——谢天谢地，人身上依然还有那么多的美德呢；因为我觉得，农人一下子降为技工，就像人降为农人，两者同样伟大，令人难忘。新来乍到乡间，燃料是一件够你伤脑筋的事。至于栖息之地，如果不让我继续住在依法可以占用的公地，那我不妨按我耕种过的那块土地出让价格——即八块八角钱，另外购置一英亩地。事实上，我倒是觉得，我在这儿居住后，使这块土地反而增值了。

有一拨不肯轻信的人，有时会问我诸如此类的问题，比方说，我是不是觉得自己光吃蔬菜就能活下去；为了立时揭示事物的实质——因为实质就是信念——我惯常这样回答说： 我指靠木板上的钉子，照样也能活下去。他们如果连这话都听不懂，那不管我该说多少，反正他们还是听不懂。就我而言，我很高兴，听说有人在做这种试验；比方说，有个年轻人做过半个月试验，拿他的牙齿当研钵，光啃连皮带穗的玉米过日子。松鼠族做过同样的试验，获得成功。人类对此试验很感兴趣，虽然有少数几个老妇人对此类试验力不从心，或者说在磨坊里拥有三分之一产权，她们会感到担心。

我的家具——一部分是我自己打造的，其余部分没花过多少钱，所以也没有记账——包括一张床，一张桌子，一张写字台，三把椅子，一块直径三英寸的镜子，一把火钳，一个壁炉柴架，一把水壶，一只长柄平底锅，一个煎锅，一把长柄勺，一个脸盆，两副刀叉，三个盘子，一只杯子，一把勺，一个油罐，一只糖罐，以及一盏涂上日本油漆的灯。没有人会穷得只好坐在一只南瓜上。那就是苟且偷安呗。村子里的阁楼上，有许许多多我最喜欢的椅子，只要你喜欢，尽管拿走就是了。家具!谢天谢地，我能坐，我也能站，用不着家具公司来帮忙。可是有人看见自己的家具——不外乎是一些少得可怜的空箱子——装在马车上，串乡走村，暴露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除了圣哲以外，谁会不羞惭得无地自容呢？这莫非是斯波尔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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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家什啊!看过这么一车家具，我断断乎看不出它是属于一个所谓富人的呢，还是属于穷人的；这些家具的主人仿佛老是穷困潦倒似的。说真的，反正这样的劳什子，你越多，你就越穷。每一车装的好像都是十几个窝棚里头的东西；一个窝棚如果说是穷的，那它岂不是十几倍地穷。我们既然老是在搬家，干吗不甩掉我们的家什，甩掉我们的蜕皮；最后离开这个界域，到另一个置备新家具的界域，而把老家具通通给烧掉呢？这就像有人把所有圈套都给扣在自己腰带上，只要他搬家经过我们撒下绳索的荒野时，不能不拽动那些绳索，从而给拽进了自己的圈套里去。他是一只走运的狐狸，尾巴给掐断在陷阱里。麝鼠为了逃命，就会咬断自己的第三条腿。难怪人已失去了自己的灵活性。有多少回他走上了绝路啊!“先生，恕我太孟浪，可你说的绝路是什么意思？”如果说你是一个预言家，不管什么时候碰到一个人，你都会看出他所拥有的一切，还有好多他佯装不是自己的东西，甚至他厨房里的用具和破烂的零星杂物，他都要留着，舍不得给烧掉，仿佛他被拴在了它们轭上，使劲地拖着它们往前赶路。有一个人打从一个节孔或者一道门穿过去，而他身后的一车子家具却穿不过去，我说，此时此刻，这个人就是走上绝路了。我听说有个衣冠楚楚、外表壮硕的人，看上去很自由，万事齐备，没承望他说到自己“家具”不知道有没有保了险，就在这时，我不由地怜悯起他。“可我的家具该怎么办呢？”于是，我的快活的蝴蝶，就这么着被蜘蛛网纠缠在一起了。甚至还有这样一些人，多年来好像并没有什么家具，不过你要是细问一下，你就会发现，他在某某人家的谷仓里头储存好些家什来着。我看当今英格兰就像一个垂垂老矣的绅士，带着许许多多行李外出旅行，全是长年累月节俭持家积下来的破烂玩意儿，就是没有勇气把它们给烧掉；大箱子，小箱子，手提箱，还有大大小小的包裹。至少前头三样东西该扔掉吧。今日里就算身体不错的人，恐怕也不会拿了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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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处转悠，因此，我当然要劝告有病的人不妨丢下裤子，一溜小跑吧。我碰到过一个移民，扛着他那全部家当的包裹——看上去好像他脖子根后头长出来的一大巨瘤——跌跌撞撞地走着。我觉得他怪可怜的，倒不是因为他总共只有这么一丁点儿，而是因为他还得扛着那个玩意儿。如果我也非得拖着圈套走路不可，那我就会小心留神，拖一个轻一点的，别让它夹住我的要害部位。但是，千万别让你的手掌进入圈套，也许这才叫做最乖觉。

顺便提一下，我可不会花钱去买什么窗帘的，因为除了太阳和月亮，我觉得不需要把喜欢偷窥的人都给挡在屋子外头；我倒是乐意它们往里头看一看。月亮不会使我的牛奶发酸，也不会让我的肉发臭，而太阳也不会损坏我的家具，或者使我的地毯褪色，如果说这位朋友有时候太热情了，那我觉得躲到大自然提供的帘子后头去，从开支上来说倒是更加划算，不必在家用账上另添一笔费用。有一次，有一位太太要送给我一块草荐，无奈我屋子里头找不到让它铺开的空间，也没得时间在屋里屋外去打扫它，我就只好谢绝了，宁可在我门前的草地上擦擦自己的鞋子底。最好是邪恶一露头就避而远之。

过后不久，我参加了一次教会执事动产的拍卖，因为他的生命并没有白活——

人们做了恶事，死后免不了遭人唾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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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东西照例都是很寒碜，打从他父亲在世时就开始积存下来。这里头居然还有一条干绦虫。在他的阁楼和别的垃圾堆里躺了半个世纪之后，这些东西并没有给烧掉；岂止没有付之一炬，或者说火化销毁掉，如今还拿过来拍卖，换句话说，让它们的生命得以延续下去。街坊四邻急吼吼地聚拢来看看这些玩意儿，一股脑儿全给买下来，随后，小心翼翼地把它们搬进自家的阁楼和垃圾堆，让它们躺在那儿，直到各自家产进行清理时，它们另一次搬家又开始了。人死了，不外乎踢起某些家产上的灰尘。

某些野蛮民族的风俗，我们不妨学一学，也许大有裨益，因为他们至少每年从表面上看仿佛总要搞蜕皮求新似的活动；这是他们的处世理念，不管他们实际上有没有做到。正如巴特拉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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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穆克拉斯族印第安人的风俗那样，我们倘能也有类似除旧祭祀活动，或者换句话说，举办第一批果实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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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岂不是很好吗？“一个小镇节庆活动，”巴特拉姆这么说道，“大家早就给自己准备好新衣服、新壶、新罐、新盘子，以及别的家用器皿和家什，把穿过的旧衣服和别的废物通通收拢来，打扫和清理他们的房子、广场和整个小镇，把这些旧东西，包括所有余粮以及其他旧物，一股脑儿扔到一个公共的堆物垛上付之一炬。随后大家服药禁食三天，全镇禁绝烟火。禁食期间，他们一概不进食，清心寡欲。这时大赦令宣布，所有罪犯都可以回到小镇上来——

“到了第四天早上，大祭司两手摩擦着干燥的木头，在公共广场上燃起新的火焰，镇上每户人家都从这里取得了新生、纯洁的火种。”

随后，他们品尝新的玉米和水果，一连三天载歌载舞，“后四天，他们接待毗邻镇上的朋友来访，共庆节日，因为这些朋友也按同样的方式净化自己并且准备就绪。”

墨西哥人每过五十二年也会在年底进行一次同样的净化活动，他们相信大千世界每过五十二年就会暂告一段落。

我几乎从未听说过比这更真诚的圣礼，也就是说，如同字典上厘定的，“一种内在的心灵美转为外在的可见到的神迹。”我一点儿都不怀疑，他们这种做法原先是由天意直接传授，虽然他们没有一部像《圣经》那样的书籍来记述这种启示。

五年多来，我就这么着光靠双手劳动，养活了我自己，而且我还发现，一年里头只要工作六个星期，就足够支付我所有的生活开支。整个冬天，还有大部分夏天，我自由自在，安心读书。我全力以赴地办过私学，发现我的各项支出与我的收入基本相抵，或者略有超支，因为我不得不穿衣服、坐火车，更不用说还得有相应的思考和信仰，结果我的时间都在这件事上给耗费掉了。我教书不是为了我的同胞受益，而是为了自己谋食，所以这次办学失败了。我还试过做生意，但我发现，要想经商发财，就得花上十年时间，到了那时，也许我正在赶去见魔鬼的路上哩。说真的，我发愁的是，到了那时候，我也许正在做所谓的好生意。从前，我在到处寻摸什么谋生之道时，由于依照朋友的愿望，脑海里不时浮现一些可悲的经历，已使我殚精竭虑，于是，我常常认真地想还不如去拣拣浆果得了；反正这活儿我管保干得了，而且，那一点儿蝇头小利对于我也足够了——因为我的最大本领是需求很少——这只需要一丁点儿资金，对我素常的情绪又极少抵触，我就这么冒傻气思考着。我的朋友毫不犹豫地做起了生意，或者就业了，而我想自己这个职业倒是酷似他们的行当；整个夏天，我漫游于群山之间，路见浆果就拣起来，稍后又漫不经心地把它们扔掉，好像在看守阿德墨托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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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羊群。我还梦想自己不妨采集野草，或者用干草车辆运些常青树给喜爱树木的村民，甚至于运到城里去。但是从这以后，我才明白，商业诅咒它经管的每一件事，就算你经营的是天堂的福音，还是躲不开商业对它的全部诅咒。

由于我酷爱某些事物，特别珍视个人自由，而且，我吃得起苦，又能获取成功，所以，我并不希望浪掷时光，去赚取华丽的地毯或者别的优质家具，或者味美可口的烹调术，或者修造一幢古希腊式或者哥特式的房子。这些东西要是有人唾手可得，得到之后还懂得如何使用它们的话，那我干脆让他们去追求得了。有些人是“勤劳的”，似乎天生热爱劳动，或者也许因为劳动使他们避免去做更要不得的坏事；对诸如此类的人，目前我还是无话可说。至于那些有了比现在更多的闲暇，却不懂得如何安排的人，也许我会奉劝他们要比过去加倍地努力工作——一直工作到他们能养活自己，获得他们的自由身份证件。至于我自己，我发现，所有职业中，打短工的人是最独立不羁，特别是短工这个职业，一年里头只要三四十天，就可以养活自己了。夕阳西下时，打短工的活儿也告结束，随后他就自由自在，专心从事自己喜爱的、但跟白天劳动毫不相干的事儿；可是他的雇主要做投机买卖，从这一个月到下一个月，反正一年到头连气都喘不过来。

总之，根据信仰和经验，我确信，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谋生，只要生活得简朴和聪明，并不是一件苦事，而是一种消遣；有如生活较为简朴的民族，其追求至今还是不大自然的体育运动。一个人要谋生，其实用不着汗流浃背，除非他比我还容易出汗。

我认识一个继承过好几英亩地的年轻人，他跟我说他觉得自己应该像我这样生活，如果说他有办法的话。我并不愿意有人采用我的生活方式，不管出于什么理由；因为在他还没有学会我的生活方式以前，也许我已经寻摸到另一种生活方式；我倒是希望，在这个世界上，各不相同的人越多越好；可我又希望，每个人都要谨小慎微，寻摸和追求他自己的方式，而不是他父亲的、他母亲的或者他邻居的方式。年轻人可以造房，可以种植，可以航海，只要不阻挠他去做他告诉我他喜欢做的事就行了。仅仅从精确的视点来看，我们是聪明的，如同水手或者逃亡的奴隶两眼盯着北极星一样；这一点就足以引导我们一辈子了。也许我们在预定期间到达不了我们的港口，可是我们断断乎不会偏离正确的航线。

在这里，但凡适用于一个人的，无疑更适用于一千个人，比方说，一所大房子，按比例来说，并不比一个小房子造价更昂贵，因为一个屋顶可以覆盖好几个房间，底下合用一个地窨子，一堵墙可分隔出好几个房间来，不过，我个人偏爱离群索居。再说，与其说服别人相信合用一堵墙的好处，你还不如自己动手造房，通常会更便宜。你要是跟别人合用一堵墙，固然更加便宜，但是合用这堵隔墙一定很薄，说不定你的邻居人品不好，到时候他那半边墙坏了，也不会去修缮的。通常可行的那种合作，也是极其有限，而且是表面上的；就算有那么一点儿真正的合作，表面上也看不出来，是要有一种听不见的和谐。如果说一个人有信心，那他不论到哪儿都会跟同样有信心的人合作；如果说他没有信心，那他会像世界上其他的人一样，继续过自己的日子，不管他跟什么人做伴儿。合作无非就是让我们生活在一起。最近我听说，有两个年轻人打算结伴环球旅行，一个人没钱，一路上就在桅杆前和犁耙后头挣钱，而另一个人口袋里装着一张旅行支票。他们不论结伴也好、合作也好，一眼就看出来，都不会持久的，因为里头有一个人压根儿什么事都干不了。他们在路上碰到第一个令人关注的危机时，就会散伙。最重要的是，我在上面说过的，单独出行的人可以今天说走就走，而结伴旅行却要等到另一个人准备就绪，也许还得等上老长时间才能上路。

不过，这一切都是非常自私的，我就听到过我镇上有一些人这样说。我承认，直到现在为止，我很少致力于慈善事业。我有一种责任感，为此我作出了一些牺牲，其中包括行善乐趣。有人施尽所有花招，劝我资助镇上一些穷困人家；如果说我没有什么事可做——因为魔鬼净给闲人找事做的——也许我会试着做诸如此类的娱乐消遣。可是，每当我想到自己要肆意从事这方面活动，让某些穷人在各方面过得像我自己过的日子一样舒适，把他们享受天堂般的生活作为一种义务，乃至于已经向他们提供了帮助，没承望他们毫不犹豫地一致表示，他们宁愿继续贫困下去。我们镇上的男男女女已在想方设法，竭力为自己的同胞们谋福祉，我相信，这至少可以使人不去做没有人情味的事情。从事慈善事业，如同从事别的事情一样，非得具备天资不可。至于“做好事”，那是一种充满激情的职业。况且，我好歹也尝试过呢。看来也许挺奇怪，这种事不合我的脾性，因此我倒是对自己觉得很满意。也许我不应该故意回避自己这种特殊的职责，即社会要求我去做的拯救宇宙、使它免遭毁灭的好事。我相信，在别的什么地方，确实有一种类似的，却无限坚定的力量，至今仍在保护这个宇宙。不过，我不会阻拦任何一个人去发挥他的天才。这种事我自己是不做的，但是有人全心全意，毕其一生地去做了，我就会对他说，哪怕世人管它叫做坏事，他们很可能会有这样看法，可你们也一定要坚持下去。

我断断乎不是说我的情况特殊。毫无疑问，我的读者里头有许多人都会作出类似的辩白。在做某件事儿的时候——我不敢保证说我的左邻右舍会管它叫做好事——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我是一个首屈一指的雇工；但我干吗是首屈一指的雇工，这就要我的雇主去发现。我做什么好事，通常对好这个字儿的理解来说，一定是我的分外事，而且十之八九完全是我无意之中做的。人们几乎都这样说，你就照现在的样子，从自己身边开始，别指望成为更有价值的人，而首先要有一颗善心，才会去做好事。如果我完全仿效这种论调说教，还不如干脆这么说：“去吧，先开始做个好人吧。”好像太阳用自己的火焰照亮了月球或者一颗六等星后，应该停下来，如同罗宾·古德费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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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窥探每个村舍的窗子，使人疯疯癫癫，叫肉食变味，使黑暗变得可以看得见东西；而不是渐渐地增加它那宜人的热量和恩泽，直到它变得如此光芒四射，没有人能够仰望它的脸，随后，也就是说，与此同时，行走在自己的轨道上，绕着地球做好事，或者更确切地说，正如一种更为真实的哲学思想发现的，地球绕着太阳周转，从而得到了恩泽。法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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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想以惠泽世人来证明自己乃是天神出身，就驾着太阳神的四马金车出游，仅仅走了一天，即越出轨道，把天堂下面市街上好几排房子给烧掉了，烤焦了大地表层，烧干了每个春天，打造了撒哈拉大沙漠，直到最后朱庇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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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声霹雳把他击毙在地上，而太阳为他的死哀恸逾恒，整整一年没有发光。

行善走了味儿，那才是奇臭难闻。有如人的腐尸，神的腐尸一样。如果我确实知道有人要到我家来特意为我做好事，那我管保要逃命了，就像躲避非洲沙漠里所谓西蒙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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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热灼人，刮得你嘴巴里、鼻子里、耳朵里、眼睛里全是沙土，直到把你窒息至死，我唯恐他冲着我做起好事来——它的病毒会跟我的血液掺杂在一起。不——要是真的这样，我宁可遭灾受难，反而来得自然呢。如果有这么一个人，尽管我肚子饿了，他会来喂饱我，我快冻死了，他会来捂暖我，我要是掉进水沟，他会把我拉上来，但我并不认为他就是好人。我不妨就找一条纽芬兰狗给你看，它也样样做得到呢。从广义上说，慈善并不是泛爱同胞。霍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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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他个人作为来说，无疑是极其善良而备受尊敬的人，而且，他的善行也已得到了善报；但是，相比较而言，在我们最值得接受帮助的时候，霍华德们的慈善行为要是落实不到我们拥有最好的财产的这些人身上，就算有上百个霍华德，对我们来说，又有什么用处呢？我可从来没有听说过，有哪个慈善大会真心实意地提议过，给我或者像我这样的人做点好事。

耶稣会会士已被印第安人所挫败，这些印第安人在被绑住活活烧死之际，竟向行刑者提出了一些新的折磨方式。他们虽然肉体受苦但并不屈服，有时候他们对传教士所给予的安慰也无动于衷。你们应该奉行的法则是，行刑时在他们耳边少说规劝之类的话，至于他们如何被折磨至死，倒是他们自己都并不在乎。他们反而用一种新的方式去爱他们的仇敌，对后者所做的一切罪恶几乎全给宽赦了。

穷人远远地落在你们后面，对你们来说是一种儆戒，因此，你务必给穷人最需要的帮助。如果说你给钱，那你还得拿钱跟他们一块花掉，切不可把钱一扔给他们就完事了。有时候，我们会犯一些莫名其妙的错误。穷人尽管邋里邋遢，衣衫褴褛，举止粗俗，但有时候不见得都是处于饥寒交迫的境况。这多半由于他个人爱好，而并不单单是他的命运多舛所致。如果你给了他钱，也许他会拿这钱去买更多的破烂衣服。我素常怜悯那些笨手笨脚的爱尔兰劳工，他们在湖上凿取冰块，身上穿着破衣烂衫，真的寒碜极了，而我尽管穿着比较干净、好歹入时的衣服，还是给冻得瑟瑟发抖。后来，有一个砭人肌骨的大冷天，一个落水的爱尔兰人来我家里取暖，我看到他脱下了三条裤子、两双袜子，这才见到了皮肤，一点儿没错，尽管这些裤袜简直肮脏破烂极了，可他还是拒绝了我要送给他的额外衣服，因为他已有那么多里头穿的衣服。瞧他求之若渴的正是这次落水啊。于是，我就开始可怜我自己，我觉得如果送给我一件法兰绒衫，要比送给他一家廉价成衣店倒是更加功德无量。有上千个人在砍罪恶的枝杈，只有一个人把罪恶之根给砍掉了，也许就是这个在穷人身上花的时间和金钱最多的人，通过他的生活方式正在造的孽也最多，虽然他千方百计想要加以补救，但还是徒劳。正是假虔诚的蓄奴主拿出奴隶创造的利润的十分之一，给别的奴隶购买星期日的自由。有的人雇佣穷人帮厨，来显示自己对穷人的慈悲心。要是他们亲自下厨房干活儿，岂不是更有慈悲心吗？你夸口说把自己收入的十分之一捐给慈善事业，也许你应该捐出收入的十分之九去行善，善始善终嘛。即使这样，社会收回来的也只有财富的十分之一。这归咎于财富占有者的慷慨大方呢，还是公正的官员们的粗心大意？

慈善事业几乎可以说是人类赞赏备至的唯一美德。不，这委实对它估计过高了；而正是我们的自私才对它估计过高了。康科德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有一个粗壮的穷人，向我夸赞镇上一个市民，因为正如他所说，这个市民对穷人很善良，而这个穷人就是他自己。人类里头善良的大伯大婶们，要比真正的圣灵父母更受尊敬。有一次，我听到英格兰的一个才学兼优的牧师在话说英国，他先是列举了英国的科学、文学和政治领域的伟大人物，比方说，莎士比亚、培根、克伦威尔、弥尔顿以及牛顿等人，随后，他说到了英国基督教的英雄们，好像他的职业要求他务必如是说似的，他一个劲儿抬高基督教的英雄们，使他们凌驾于上述所有的伟人之上，成为伟人中的伟人。这些基督徒英雄就是佩恩、霍华德和弗莱夫人。人们一定都会觉得他在胡扯淡。最后三位并不是英国的最佳男人和女人，也许只好算作英国的最佳慈善家罢了。

至于慈善事业应该得到的赞扬，我是不会加以贬损的。我仅仅是要求把公正给予所有用自己的生命和劳动为人类造福的人。我器重一个人并不是以他的正直与善行为主要依据，因为两者不外乎是他的枝枝叶叶罢了。我们拿绿叶枯干后的草木做成药茶给病人喝，这种用处可说微乎其微，大抵被江湖医生所利用。我要的是一个人好比能开花结果，让芳香从他那里向我飘过来，成熟果子就在我们的交往中芳香四溢。想必他的善良不是局部的、短暂的行为，而是持久的、绰绰有余，对他丝毫无损，但也是无意识的行为。这是一种掩盖万恶的善行。慈善家总是念念不忘，要把自己一文不值的悲悯给芸芸众生营造一种氛围，美其名曰同情心。我们应该广泛施予人们的是我们的勇气，不是我们的绝望；是我们的健康和安适，不是我们的病恙，而且还要小心莫让疾病通过感染四处蔓延。是从哪些南方平原上传来了号哭声？我们会给住在什么纬度上的异教徒送去光明吗？谁是我们会去救赎的那个纵欲无度而又残暴的人呢？如果有人得了病，他就不能履行自己的职责，如果他还感到肠里疼痛——这可很值得同情——那他就要着手改造——这个世界。作为宇宙的一个缩影，他发现，这是一个真正的发现，而且就是他发现的——这个世界一直在吃青苹果；事实上，在他的眼里，地球本身即是一只巨大的青苹果，想想该有多吓人，人类的孩子在苹果还没有成熟前就去啃它多悬乎；他那个雷厉风行的慈善团体径直找到了爱斯基摩人和巴塔哥尼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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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体察了人口稠密的印度和中国的村舍；就这么着，经过好几年慈善活动，有权有势的人物却利用他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毫无疑问，他治好了自己的消化不良症，地球的单颊或双颊都泛着淡淡的红晕，好像它正在开始成熟，而生活的粗鄙状态也已消失，重新恢复和美健康的原貌。我从来没有梦见过比我自己所犯更大的罪孽。我从来没见过，今后也不会见到比我自己更坏的人。

我相信，令改革家如此这般悲伤的，并不是他对苦难中的人们表示同情，而是他自己心存愧疚，尽管他是最神圣的上帝之子。让这一切纠正过来吧，让春天来到他身边吧，曙光在他的卧榻上升起来，他将毫无歉意地抛弃他的慷慨的朋友们。我不反对嚼烟草的原因，是我从来不嚼烟草；嚼烟草的人终究会自食其果，哪怕他已经戒绝；尽管我自己尝过别的东西也够多的，我还是可以表示反对。如果说你不慎上当干过一些慈善活动，那就别让你的左手知道你的右手干过些什么，因为就算知道了也没有意思。救起溺水的人，系好你的鞋带。你还是悠着点，去做一些自由的劳动。

我们的举止言谈因与圣者交游而被毁掉了。我们的赞美诗中悦耳地发出亵渎上帝和永远容忍他的回响。也许有人会说，即使先知和救世主，也只是抚慰人们的恐惧，而不是肯定人们的希望。哪儿都没有对生命礼物表示简单而由衷的满意，以及令人难忘的赞美上帝的记载。所有的成功和健康使我受益，尽管它看上去多么遥远而不可企及；所有的失败和病恙使我悲伤，让我遭殃，尽管说不定它很同情我，或者我很同情它。如果说我们真的采用印第安人的、自然成长的、有魅力的，或者说合乎人性的方式来振兴人类，那么，先让我们自己简朴和美如同大自然一样，驱散悬在我们额头上的乌云，给我们体内的毛孔注入一丁点儿生命活力。再也不要做济贫院里教会执事济贫助理，要努力成为一个值得世人敬重的人。

我在设拉子

[87]

谢赫·萨迪

[88]

所写的《蔷薇园》里读到： 有人问一位哲学家说： 主造了那么多高大、成荫、有名的树，为什么单把不结果实的柏树称为“自由树”呢？他回答说： 每一种树都有一定的季节，到了那季节，才会茂长，过了那季节，便会凋落。唯有柏树，不为时间所限，四季常青，所以叫做自由。

暂存的一切不要贪求。

哈里发的光荣已成虚无。

巴格达城外的江水万古长流!

你应像枣树一样慷慨大度。

即使你是贫无所有，

也应像柏树一样无拘无束。

补充诗篇贫穷的托词

可怜巴巴的穷鬼，你实在太放肆，

要求在苍穹底下有一席之地，

你的破棚屋或者你的木桶

培养出一些懒惰或迂腐的德行，

在廉价的阳光下，或阴凉的泉水边

啃野菜和须根；在那儿你的右手

从心坎上扯去人类的热情，

美德之花在热情中灿然开放，

你贬损了大自然，又让感官麻木不仁，

像蛇发女妖

[89]

那样，将活人化成顽石。

我们并不需要这个沉闷的社会

你在那儿务必自我克制，

我们也不需要那种不自然的愚蠢

不知欢乐与悲伤；也不知道

你被迫使虚假消极的韧劲凌驾于

积极的韧劲之上。这低贱的一拨人

把他们的位置固定在平庸之辈，

成为你的奴性的心灵，可是我们

推崇这样的美德，承认节制，

勇敢慷慨的行为，庄严宏伟，

纵览一切的审慎，无边无际的

宽宏大度，还有那种英雄的美德

自古以来没有留下一个名称，

只有一些典型，比如赫拉克勒斯，

阿喀琉斯

[90]

，忒修斯

[91]

。回到你可憎的陋屋；

你看到了文明的新天地时，

仔细研究会知道最有价值的是什么。

T． 卡鲁

[92]

[1]
马萨诸塞州（又译麻省），州府波士顿，位于美国东北部，北美移民最早登陆处。康科德是马州东部一小镇，梭罗的家乡，也是超验主义学派的活动中心。（拙译中所有注释，都系译者加注。）

[2]
即今日夏威夷群岛人。

[3]
新英格兰，美国东北部（包括马萨诸塞州在内）六州总称，乃是英国清教徒最早移殖之地。

[4]
古希腊和古罗马神话中的神，力大无比，曾不畏艰难，完成了12件苦差使。

[5]
古希腊神话中英雄人物，赫拉克勒斯的侄子，车夫与助手，帮助赫拉克勒斯完成第二件苦差使，即杀死九头水蛇和与前者结盟的螃蟹。

[6]
一英亩等于40.47公亩或6.07亩或4047平方米。

[7]
源自古希腊神话，传说奥吉厄斯王牛棚里有300头牛，30年没有打扫过，后来赫拉克勒斯用河水一天就给清扫干净了。

[8]
详见《圣经·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6章19节： ——“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第6章20节： ——“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

[9]
源自古希腊神话，丢卡利翁（普罗米修斯之子）与妻子庇娜逃脱了宙斯所发的洪水，夫妇俩从肩头向身后扔石头（即指大地母亲的骨头），石头变成男男女女，从而重新创造了人类。

[10]
原文为拉丁文，引自古罗马作家奥维德《变形记》第1卷第414—415行，意谓： 人从此成为坚硬物种，历尽辛苦，给我们证明我们出身来历。

[11]
罗利（Sir Walter Raleigh，1554？—1618），英国探险家、作家，早期美洲殖民者，颇具传奇色彩，著有《世界史》。

[12]
威尔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 1759—1833），从事殖民地奴隶解放活动的英国人，被后人认为思想超前。

[13]
伊夫林（John Evelyn， 1620—1706），英国作家，皇家学会创始人之一，写过有关美术、林学、宗教等著作30余部。他的《日记》一书见证了英国60年来的政治、社会和宗教生活实况。

[14]
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公元前460—公元前377？），古希腊著名医生，被誉为“医学之父”。

[15]
亚当（Adam），《圣经》中的人物，相传为人类始祖，详见《圣经·旧约全书·创世记》。

[16]
引自《论语·为政》。

[17]
火地岛： 位于南美洲南部，以火地岛为主的岛群，分属阿根廷与智利。

[18]
李比希（Justus von Liebig， 1803—1873），德国化学家，以发展基因理论闻名于世。

[19]
原文为法文 La Mode。

[20]
此处栗色马与斑鸠，据研究者考证，是暗指已故的梭罗哥哥约翰与少女艾伦·西华尔，梭罗、约翰同时爱恋着西华尔，但后来梭罗终身未娶。

[21]
天粮（manna，亦译“吗哪”）： 古代以色列人抵达旷野获得从天而降的粮食，故称天粮。详见《圣经·旧约全书·出埃及记》第16章。

[22]
原文为Journal，意谓“杂志”、“日记”，双关语。此处指作者自己写的日记，也可能是为超验主义俱乐部的杂志《日晷》撰稿。

[23]
均为《圣经》中的人物。

[24]
天朝帝国： 指旧时中国。

[25]
塞勒姆： 美国马萨诸塞州东北部一港口城市。

[26]
此处指美国东北部新泽西。

[27]
拉·贝鲁斯（Jean-Francois de La Perouse，1741—1788），法国航海家，1785年受法王路易十六指派进行航海探险活动，在新赫布里底群岛以北美拉尼西亚的瓦尼科罗岛被当地人杀害。

[28]
汉诺（Hanno），约生活在公元前3世纪后半叶，迦太基航海家，一生富有传奇色彩。

[29]
涅瓦河，贯穿俄国圣彼得堡的一条著名大河。

[30]
菲菲夫人（Mrs. Ida Pfeiffer， 1797—1858），奥地利旅行家兼作家。

[31]
古希腊神话中，司掌光明、欢乐和壮盛的三女神的总称。

[32]
古罗马神话中的命运三女神的总称。

[33]
亨利八世（Henry Ⅷ， 1491—1547）,英国国王，以暴虐和生活糜烂著称，喜欢华丽服饰。

[34]
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Ⅰ， 1533—1603）, 英国女王，终身未嫁，以喜爱服饰华丽著称。

[35]
在古罗马，紫色被公认为高贵的象征。

[36]
塞缪尔·莱恩（Samuel Laing， 1780—1868），英国作家。

[37]
拉普兰人，指居住在北欧，比如挪威、瑞典和芬兰一带的人。

[38]
详见《圣经·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8章20节：“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

[39]
拉姆福德（Rumford,1753—1814），美国科学家，曾以发明通风良好的壁炉著称。

[40]
详见《圣经·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26章11节：“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

[41]
这两段话引自《圣经·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18章3—4节。

[42]
查普曼（George Chapman，1559—1634），英国诗人、剧作家、翻译家和传教士，以翻译荷马史诗著称于世。此处引诗，参见他写的悲剧《恺撒与庞培》第5幕第2场。

[43]
莫摩斯（Momus），古希腊神话中的嘲弄与指责之神。

[44]
密涅瓦（Minerva），古罗马神话中的智慧女神。

[45]
古罗马神话中的曙光女神。

[46]
埃及底庇斯附近阿孟霍特普三世的巨大石雕像，相传日出前会发出竖琴声，公元170年经罗马皇帝修复后却不再发声。

[47]
传说中的古亚述末代国王，约在公元前700年，以穷奢极侈、骄横不可一世著称于世。

[48]
约拿单，《圣经》中的人物，扫罗的儿子，大卫的朋友。

[49]
此处暗喻《圣经·旧约全书·创世记》中的亚当和夏娃。

[50]
约翰逊（Edward Johnson， 1598—1672），北美早期移民，历史学家。

[51]
北美原荷兰殖民地的称谓，即今日的纽约州等地区。

[52]
详见古希腊诗人荷马的史诗《伊利亚特》。

[53]
据悉，这些朋友均为美国著名作家、诗人，如： 爱默生、阿尔科特和W. E． 钱宁等。

[54]
此处亦可指建筑物、舰船、铁路及桥梁等的上部结构或上部建筑。

[55]
源自寒鸦向孔雀借羽毛的寓言，喻指借来的漂亮衣服或不属于本人的荣耀，等等。

[56]
哈佛大学最早名为剑桥学院。“那家公司”指管理哈佛大学的董事会机构，一直沿袭至今。

[57]
梭罗一生追随爱默生，获益匪浅，在此说出了他的经验之谈。他在本节中谈论教育的观点十分精彩，至今仍发人深省。

[58]
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英国经济学家，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从人性出发，主张经济自由，反对重商主义与国家干预，主要著作有《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等。

[59]
李嘉图（David Ricardo， 1772—1823），英国经济学家，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主张自由贸易，提出劳动价值论，主要著作有《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和《论农业的保护》等。

[60]
萨伊（Jean Baptiste Say， 1767—1832），法国早期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

[61]
此处指基督教《四福音书》作者之一约翰。《圣经·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3章1—4节说： 约翰在旷野里传道，他“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

[62]
指当时英国跑得最快的一匹有名的赛马。

[63]
英美容量单位，在英国为36.238升，在美国为35.238升。

[64]
亚瑟·杨（Arthur Young， 1741—1820），英国农业科学的先驱，著有许多关于农耕的书。

[65]
度量单位，1平方杆=
平方码。

[66]
《福者之歌》，印度古代叙事诗《摩呵婆罗多》中的一部分，以对话形式阐明印度教教义。

[67]
奥卡狄亚，古希腊一高原地区，后来在诗歌中常比喻为简朴的田园牧歌式生活。

[68]
底比斯，埃及尼罗河畔一古城，以石雕闻名，是世界著名古迹之一。

[69]
维特鲁威（Marcus Vitruvius，公元前1世纪），古罗马著名建筑师，他的著作《建筑十书》对文艺复兴时期、巴洛克与新古典主义时期均产生了影响。

[70]
原文如此。

[71]
因原先将饼撂在锄头上烤熟而得名。

[72]
“五月花”号，最早前往北美殖民地的英国清教徒所搭乘的船名。

[73]
卡托（Marcus Porcius Cato，公元前234—公元前149），古罗马政治家、作家，著有《史源》和《乡村篇》等，为拉丁文散文的开创者。

[74]
据称选自约翰·华尔纳·巴伯尔的《历史诗选》（1839年版）。

[75]
斯波尔丁（Gilbert R．Spaulding，1811—1880），美国某著名马戏团班主，他在美国率先带领马戏团坐火车四处演出。梭罗本人家具简陋，所以调侃那些家具就像马戏团变戏法的箱子。

[76]
此处出典，详见《圣经·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9章6节： 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瘫子让耶稣治疗。耶稣对瘫子说道：“起来，拿你的裤子回家去吧。”

[77]
引自莎士比亚的名剧《裘力斯·恺撒》第三幕第二场。朱生豪译《莎士比亚全集》第8卷，第26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78]
巴特拉姆（William Bartram， 1739—1823），美国博物学家，著有《南北加洛拉纳旅行记》。

[79]
第一批果实节，指一个季节中最早成熟并收获的农产品，尤指用来祭神的瓜果。

[80]
古希腊神话中的塞萨利国王，曾去海外寻找金羊毛的阿尔戈英雄之一，阿波罗替他看管过羊群。

[81]
古德费洛，英格兰民间故事中净爱恶作剧的小精灵。

[82]
法厄同，古希腊神话中太阳神赫里阿斯的儿子，驾着其父的太阳车狂奔，差点焚烧整个世界，幸亏宙斯见状，用雷将他击毙，世界才幸免于难。

[83]
朱庇特，古罗马神话中主宰一切的主神，统治众神，其地位相当于古希腊神话中的宙斯。

[84]
西蒙风，非洲和阿拉伯沙漠的干热风。

[85]
霍华德（John Howard， 1726—1790），英国慈善家，因倡导监狱改革而闻名。

[86]
居住在阿根廷中部、南部潘帕斯草原和巴塔哥尼亚高原的印第安人。

[87]
设拉子，伊朗南部城市，古波斯文化中心，有许多大诗人陵墓，东北60公里处有举世闻名的波斯帝国都城波斯波利斯遗迹。

[88]
萨迪（Saadi，1213—1292），波斯著名诗人，代表作有《果园》与《蔷薇园》，含有精深哲理性，在国内外产生深远影响。此处借用著名翻译家水建馥译文，详见《鲁达基·海亚姆·萨迪·哈菲兹作品选》，潘庆舲、水建馥、邢秉顺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38页。

[89]
古希腊神话中三个蛇发女妖之一，即戈尔戈（译音），面目狰狞，谁见到她，立即化成顽石。

[90]
阿喀琉斯，希腊神话中英雄人物之一，出生后被其母手握脚踵，倒提着浸在冥河水中，除脚踵外，浑身刀枪不入。

[91]
忒修斯，希腊神话中罗马国王，以杀死牛首人身的怪物米诺陶洛斯而闻名。

[92]
托马斯·卡鲁（Thomas Carew，1595—1645），英国骑士派诗人，著有长诗《狂喜》和爱情诗《诗集》等。此处题名是梭罗加的。

我的住地；我的生活探索

到了我们一生中的某个时期，我们惯常把每一个地方都当作可以建房安家之处。就这么着，我把住地周围方圆十来英里以内的乡村通通考察过了。我在想象中已经接二连三地把那儿所有的农场通通买下来了，因为所有的农场都得买下来，反正我心里对它们的价格一清二楚。我到过每一个农场主的场址，品尝过他的野苹果，跟他谈过庄稼，由他开出个价钱，不管什么价钱，把他的农场买下，在心里把农场再抵押给他，甚至把价钱定得高一些——通通都买下来，只是没有立契约——把他的话权当契约，因为我平素最爱闲扯——我开耕了这些土地，从某种程度上说，也算是跟他培养感情呗，我想，等我闲扯够了自己就离开，让他继续种下去。这番经历使朋友们都把我看成了某种地产经销商。其实，不管我坐在哪里，我都可以过日子，那里的风景因此还会为我熠熠生辉。何谓家宅，乃是拉丁文Sede（椅子），意即邸宅、别墅——如果是一座乡村别墅就更好。我发现好多宅子的选址，似乎不大可能很快加以改进，也许有人会觉得它离村子太远，可我觉得倒是村子离它太远了。得了，我说，我不妨就住在那里： 于是，我果真在那里住上一个钟头、一个夏天和一个冬天；眼看着我让岁月如何流逝而去，熬过了严冬，转瞬间春天就到了。这个地区的未来的居民，不管他们住房造在哪里，都可以肯定那里已有人捷足先登了。只消一个下午，管保把这块地辟成果园、林地和牧场，决定门前应该留下哪些优良的橡树或者松树，这么一来，从哪一个角度来看，每一棵枯萎的树木都会显得最美；然后，我暂且放下不管，让它闲置着，间或让它休耕，因为一个人总有许许多多事情，反正越是放得下来，也就越是富有。

我神思逸飞未免太远，乃至于被好几个农场拒绝了——拒绝正是我求之不得呢——但我从来没有让现实占有灼伤过自己的手指头

[1]

。迹近现实占有的那一次，是我购买霍尔维尔乡间住宅的时候，我已开始选种，还备好材料，打造一辆手推车，用来装卸种子；殊不知还没等到业主将契约交给我，他的妻子——每个男人照例都有如此这般的妻子——忽地变卦了，打算给自己留着，而他违了约就赔给我十块钱。说真的，当时我身上竟然只有一角钱，这可叫我算不上来，闹不清楚，我自己真的有一角钱，或者说有一个农场，或者说有十块钱，或者说我拥有了这一切。不管怎么说，我退回了他的十块钱，连农场也还给他了，因为这事我已经做得十分到家了；或者换句话说，我做得很漂亮大方，还按照我的买入价把农场卖给他了。因为他不是很富裕，我还送给他十块钱，但是我照旧拥有我的一角钱、种子以及打造手推车的木料。我因此发现我自己一直是个富人，又无损于我的贫穷。但是我留住了那里的风景。而且打这以后，我每年都把它生产的果实带走，用不着手推车。至于风景——

我是眺望全景的皇帝，

我的权利毋庸争议。

[2]

我经常看到一个诗人，欣赏了农场里令人叫绝的风景就离去了，而脾气急躁的农场主还以为他拿走的只是几个野苹果罢了。殊不知诗人已写了诗吟咏他的农场，而农场主多少年来都还蒙在鼓里呢；这么一道令人艳羡的无形栅篱，已经把农场圈了起来，把它的牛奶挤了出来，取其精华——奶油，然后通通拿走，留给农场主的是撇去了奶油的奶水。

依我看，霍尔维尔乡间住宅的真正魅力，是它全然遁世隐退之胜地，离村子有两英里远，最近的邻居也在半英里开外，好大的一块地把它和公路隔开；它以一条河划界，据农场主说，春天里河面上升起了大雾，霜冻也就不见影子，不过，这可跟我完全风马牛不相及。农舍和谷仓都是灰不溜秋，破败不堪；失修坍塌的栅篱，仿佛在我和早先的居民之间相隔了如此悠久岁月；那些苹果树早已中空，长满苔藓，还被兔子啃咬过；由此可见，与我比邻而居的将是何许人也；不过，最主要的倒是我回忆到早岁溯河而上时，望见那华屋依稀掩映在茂密的红枫树丛里，还听得到打从那儿传过来的家犬的吠声。我急吼吼地把它买下来，等不及业主把那些石块搬走，把树身早已中空的苹果树砍掉，把牧场上长出来的小白桦树连根铲掉，总之，等不及业主进一步收拾停当了。为了享有上述那些优点，我就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吧；如同阿特拉斯

[3]

一样，把整个世界扛到我肩膀上——我从没听说过他得到了什么回报——一切全由我自己操办，自然没有什么别的动机和借口，只等钱款付清，平安无事地拥有霍尔维尔乡间别墅。因为我一直知道，只要我让它自由发展，它就会带来我预期得到的最丰美的收成。但结果呢，如同我在前文所说的一样。

因此，有关大规模耕作一事（至今我一直在侍弄着一个园子），我所能说说的只是，种子我早已准备好了。很多人以为种子也会与时俱进。我并不怀疑时间是能分得出好与坏的，到了最后我真的要下种时，我想大概总不至于让我大失所望吧。但是，我要一劳永逸地告诉我的伙伴们： 你们要尽可能长时间地生活得自由自在，无牵无挂。你们把自己捆在农场上，无异于将自己投进大牢里。

老卡托——他的《乡村篇》乃是我的“栽培者”——我见到他的唯一译本把以下这段话简直译得不知所云——其实，他是这样说的：“你想要购置一座农场，脑子里务必多想想，切莫急吼吼地就买下；也不要怕累、怕麻烦，不去多看看，更不要以为绕着它转了一圈儿就够了。如果说农场真的不错的话，那里你去得越是勤，你就会越是喜欢它。”我想，我是不会急吼吼地买下来，反正我能活多久，就绕着它转多久，即使一瞑不视了，也要先掩埋在那儿，说不定最终它会使我获得更多乐趣哩。

现在谈的是我又一个这类实验，我打算描述得更加详尽；为了方便起见，我把这两年的经验合二为一地来写。我已说过，我无意写一首闷闷不乐的颂歌，而是要像破晓晨鸡在栖木上引吭啼唱，只要能唤醒我的左邻右舍就好

[4]

。

我住进树林子的第一天（也就是说，开始日日夜夜地在树林子里过日子），碰巧正是独立日，亦即1845年7月4日，当时我的房子还没有竣工，自然抵御不了严冬，只好凑合着遮挡一下风雨，既没有抹泥灰，也没有砌烟囱，墙壁采用的是饱经风雨侵蚀过的粗木板，缝隙很大，入夜以后就让人感到冷丝丝的。经过劈削后的笔直的白色立柱，以及刚刚刨过的门窗的框架，使小屋子显得洁净而又有一点儿透风，特别是大清早，木头都吸足了露水，令我浮想联翩，莫非到了正午时分，一些鲜美的树胶会从木头里渗出来。在我的想象之中，屋子里整整一天或多或少都保留着黎明时那种氛围，让我回想到前年观光过的一间山上小屋。那间小屋通风良好，又没有抹过泥灰，适宜接待一位云游四方的神仙，在那里女神也不妨拖曳长裙。打从我的屋顶吹过的风，有如横扫山脊的风发出时断时续的音调，或者说就是人间乐曲从天上落下的几个片段。晨风永不停歇地吹拂，创世记的诗篇从来没有间断过；惜乎听者寥寥无几。奥林匹斯山

[5]

到处都有，但能悟出个中奥妙之人却屈指可数。

过去，除了一条小船，我拥有独一无二的房子只是一顶帐篷，夏日出游时我偶尔使用过，如今已经卷好，仍然放在我的阁楼上；但是那条小船几经转手，早已沉没在时间的溪流里了。今日里有了这个颇具质感的栖身之处，我定居在人世间也算有了些改善。这小屋虽说有点儿单薄，却有一种赛过晶体的氛围环绕着我，而且还跟我这个营造师息息相通。它还使人联想到有点儿像一幅素描轮廓图。我不必到门外去呼吸新鲜空气，因为屋子里的空气丝毫不失新鲜。我坐在门后与置身门外都差不离，即使在阴雨天也一样。哈利梵萨

[6]

说：“居无鸟，犹如食无味。”诚然，我的住所并非如此这般，因为我发现自己突然与鸟儿们比邻而居；这可不是捉来一只鸟儿，把它幽禁起来，而是我让自己关在屋子里与鸟儿做伴。我跟它们最最接近的，不仅有常在花园和果园里飞来飞去的鸟儿，而且还有更加富有野趣、更加扣人心弦的林中鸣禽——比方说，画眉、鸫鸟、红茑、田雀、三声夜莺，以及许多别的鸣禽，它们从来没有过，就算有过，也极其难得向村民们吟唱过什么小夜曲。

我住在一个小湖边上，离康科德村以南约莫一英里半，地势比它稍高些，位于它和林肯

[7]

之间那一大片树林子里，往南再走两英里，乃是我们唯一的闻名遐迩的胜地——康科德战场

[8]

；不过，我这儿的位置在树林子里来说比较低，半英里开外的湖岸，如同别的地方一样，都被树木所掩盖，却成了我看得到的最遥远的地平线。在头一个星期里，不管什么时候，我凝望小湖，在印象中都觉得它是一个山中之湖，高踞在山的一侧，它的湖底远远地高于别的湖泊。太阳冉冉升起时，我依稀看见它正在蒙蒙夜雾中卸装，湖面上这里那里渐渐地看得见微波粼粼或者晶莹如镜的景象。这时，雾气像幽灵似的，悄无声息地四处旁逸，消失在树林子里，如同夜间秘密集会正在散场一样。雾水悬挂在树梢头，如同悬挂在山的两侧一样，到了比往日更晚的时分，仿佛还迟迟不肯消退似的。

8月里，和风细雨停歇时，小湖就成了我最珍贵的邻居，这时，空气和湖水平静极了，可是天上却乌云密布，下午才过了一半，俨然傍晚时分的寂静，画眉在四下里啼唱，隔岸隐约可闻。如此这般的小湖，从来没有比这个时刻更平静了；小湖上空部分清朗的氛围很稀薄，被乌云所遮掩而黯然无光；水中却浮光闪闪，倒影绰绰，自成一片下界天国，更加值得珍视。从刚被砍掉树木的附近一个小山上，举目眺望小湖的南岸，端的是景色宜人；山与山之间有一处凹口，挺开阔，于是形成湖岸，两座小山坡向下倾斜，使人联想到仿佛有一条溪涧，穿过树木茂密的峡谷，朝那个方向倾泻而下，其实，那里并没有什么溪涧。就这么着，我从邻近碧绿群山之间和之上，眺望地平线上呈现天蓝色的远方崇山峻岭。真的，踮起了脚尖，我能望得到西北角一些更蓝、更远的山脉上顶峰，那些纯蓝色恐怕都是浑然天成吧。此外，我还望得见村子里区区一隅。但是换个方向，即使还是这个视角，因为被四周树木所围住，我就什么也看不到。最好你住地附近有水，因为它有浮力，使地面浮了起来。哪怕是小小的一口水井，也有这么一点好处，当你俯瞰水井时，会发现地球并不是连绵的一大片，而是孤立的岛屿。这一发现如同井水可以冷藏黄油一样重要。我从这个山巅举目眺望小湖对岸，萨得伯里草地在发大水期间，我分明看得出草地骤然升高了，也许是云蒸霞蔚的峡谷所呈现的海市蜃楼吧，犹如盆底一枚硬币，小湖那一边的大地看上去赛过薄薄的一层外壳，因为有一小片横穿而过的涧水而形成孤岛似的漂浮起来。这时，我才恍然大悟，我的住地原来就是干旱地区。

从我的门口抬眼望去，视野虽窄，但我一丁点儿都没有逼仄之感。我的想象的骏马仍有任意驰骋的天地。长满低矮的橡树丛的高地，从小湖对岸升起，一直逶迤到西部的原野和鞑靼人

[9]

的大草原，给所有流浪人家提供了广阔的天地。“人世间再也没有比自由地欣赏一望无际的地平线的人更快活。”——达摩达拉

[10]

就这样说过，当时他的牛羊需要更大的新牧场。

地点和时间都已变换，我住的地方离宇宙的那些最吸引我的区域，离历史上最吸引我的那些时代都更近了。我住的地方跟天文学家夜间观测的许多区域一样遥远。我们习惯于想象： 在天体的某个遥远而神圣的角落，仙后座五亮星后面，远离喧哗和烦恼，总有一些罕见的令人愉快的地方。我发现，我的小屋实际上就是这么一个遁世之地，属于万古常新、没有玷污过的宇宙的一部分。如果说定居在这些地方，靠近昴星团或者毕星团，靠近牵牛星或者天鹰星，是颇有意思的话，那我就真的住在这种地方，或者换句话说，如同那些星座一样，远离我早已抛在后面的浊世尘俗，有如一缕微光闪烁不定，照着我最近的邻居，仅仅在没有月亮的夜晚方才看得见。我住的地方就是宇宙万物中的一隅——

世上有过一个牧羊人，

他的思想就像高山那样。

他在山上的一群羊，

时时刻刻把他来喂养。

[11]

如果说牧羊人的羊群总是游荡在比他的思想还要高的牧场上，那么，我们对牧羊人的生活该会作何感想呢？

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份令人愉快的邀请书，使我的生活与大自然本身一样简朴，也许我可以说，跟大自然本身一样纯真。我一直崇拜曙光女神奥罗拉，论虔诚不让希腊人。我起身很早，在湖中洗澡；它如同洗涤灵魂一样，也是我做得最好的一件事。据说，成汤王的浴盆上刻着如下文字：“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12]

我懂得个中深意。黎明带回来了英雄时代。天刚蒙蒙亮，我坐在敞着的门窗边，一只蚊子在我屋子里看不见也想象不到地飞呀飞，它那微弱的嗡嗡声，就像那歌颂美名的喇叭声一样，使我好大感动。这是荷马的安魂曲；其本身乃是人们感悟中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吟唱着它的愤怒与漂泊。其中不乏气凌宇宙的情怀，总是宣扬着世人的无穷活力与生生不息，直到被禁止。早晨是一天中最耐人寻味的时段，是一觉醒来的时刻；那时候，我们一点儿没有睡眼惺忪的样子，至少在个把钟头里，我们不管白天黑夜里常有昏昏沉沉的部分感觉也都苏醒过来了。如果说我们不是由我们自己的守护神唤醒的，而是由某个仆从呆板地用肘子给捅醒的，如果说我们不是由我们自己的新生力量与内心的渴望，以及天上的仙乐与空中的芳香，而是被工厂的上班钟声所唤醒——反正没有灵感的白昼是不会把我们带到比我们睡前生活层次更高些的地方去；那么，这样的白昼即使美其名曰白昼，也不会有多少期盼可言。倒是黑暗反而会结出果子来证明自己有能耐，一点儿也不比白昼逊色。一个人如果不相信每一天都有一个他还没有滥用过的、更早更神圣的黎明时刻，那他对生命早已绝望，正在寻摸一条沉沦黑暗的道路。感官的生活部分间歇之后，人的灵魂，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人的器官每天都会散发出新的活力，他的守护神又会试探他能打造出何等高贵的生活。我敢说，凡是令人难忘的事情都在黎明时刻的氛围里发生。《吠陀经》

[13]

里说：“万知醒于晨。”诗歌与艺术，以及最优美、最难以忘怀的人类行为，都来自这样一个时刻。所有的诗人和英雄，如同门农

[14]

一样，都是曙光女神奥罗拉的儿子，常在日出时分弹奏着他们美妙的音乐。对那些与太阳同步的、富于弹性和生气勃勃的思维的人来说，一天之中的任何时间都是早晨。这跟座钟报时、人们持什么态度和干什么活儿都毫不相干。早晨就是我醒来时，心里不觉有了一个黎明。德育改良就是力戒倦意。人们倘若不是昏睡不醒，那他们何至如此一事无成呢？可他们全都是精明人。他们要是没有昏睡不醒的话，本来会做出一些事情来的。好几百万人能非常清醒地从事体力劳动；但是一百万人里头只有一个人能非常清醒地从事有成效的知识劳动，一亿人里头只有一个人能欢度富有诗意或神圣的生活

[15]

。清醒才是真正活着。我还从没见到过一个非常清醒的人。如果见到了，我又该如何正视他呢？

我们必须学会自己苏醒，使自己保持清醒，不靠机械的帮助，而是寄厚望于黎明，就算我们在酣睡之际，黎明也不会抛弃我们。通过有意识的努力，人们毫无疑问有能力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我没有看到比这更令人振奋的事实。能绘制某一幅画，或者塑造一座雕像，或者美化几个物事，都是很了不起；不过，要是能塑造和描绘出那种恰到好处的艺术情调，可以使我们赏心悦目，那就更加值得称道。能影响当今上流人士，乃是艺术的最高境界。每个人都应该使自己的生活，乃至于它的细节，跟他在最庄严紧急之际的深思熟虑相匹配。如果说我们拒绝了，或者耗尽了我们所得到的这样微不足道的信息，那么，神谕就会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如何把这事做好。

我到树林子去，是因为我希望自己有目的地生活

[16]

，仅仅面对生活中的基本事实，看看我能不能学会生活要教给我的东西，免得我在弥留之际觉得自己虚度了一生。我不希望过算不上生活的那种生活，因为生活是那么珍贵；我也不希望自己与世无争，除非出于万般无奈。我想深入地生活，汲取生活中的全部精髓，要坚强地生活，像斯巴达人

[17]

一样，摈弃所有一切算不上生活的东西，开辟一块又宽又长的地，精心地侍弄着，让生活处于区区一隅，使生活条件降到最低限度，如果说它被证明是毫无价值，那么就要闹清楚整个毫无价值的真相，随后昭告世人；或者如果说它是崇高的，那就以亲身经历去了解它，在我的下次出游时能对它作出真实的描述。因为在我看来，大多数人对生活都吃不准，闹不清楚是属于魔鬼还是属于上帝；他们却又颇为草率地下了结论，认为人生的主要目的，乃是“永远崇拜上帝，热爱上帝”

[18]

。

可是我们的生活仍然毫无价值，好像蚂蚁似的；虽然古代寓言告诉我们，我们早已变成人了

[19]

；我们好像侏儒俾格米人一样在跟天鹤

[20]

打仗；这真是错上加错，越抹越脏了。我们最优美的德行，这时却成了多余的本可避免的讨厌鬼。我们的生活已被琐碎事儿消耗掉了。一个诚实的人除了数数自己的十个手指头以外，几乎用不着再计算更多数字，或者说，在极端情况下至多再加上他的十只脚趾头，其余不妨算统账就得了。简朴、简朴、简朴!

[21]

我说，最好你的事情只有两三件，而不是一百件或者一千件，数到半打即可，干吗非要一百万呢，不妨在你的大拇指甲上记账就得了。在这惊涛骇浪的文明生活的大海中，一个人要想生存，就得对如此这般的乌云密布、暴风骤雨、流沙险滩、一千零一件

[22]

事通通要考虑到，如果说他不是让船沉没，自己潜入海底，不通过船位推算抵达目的港的话；一个事业有成的人，必定是一个了不起的精明人。简化，简化吧!用不着一日三餐，必要时一餐就够了；用不着上一百道菜，五道菜足矣；余下的事按比例递减。我们的生活像德意志联邦，由许许多多大小公国组成，相互之间的边界永远在变动，即使德国人也不能随时把准确的边界告诉你。这个国家尽管有其所谓的内部改进——顺便说一下，全是外表的和肤浅的——它本身就是这么一个难于操作、过分臃肿的庞大机构，里头塞满了附属单位，从而落入了自己设置的陷阱，因为缺乏计算和崇高的目标，都给奢侈和挥霍毁掉了，就像国内上百万人家一样；对于一个国家，如同上百万人家一样，唯一疗救的办法就是推行严格的经济措施，过一种比斯巴达人更加简朴的生活，并且提高生活的目的。当今生活太放荡了。人们以为国家必须有商业，出口冰块，通过电报对话，一小时驱车三十英里，毫不怀疑人们是不是都做得到。至于我们的生活过得应该是像狒狒呢，还是像人一样，那反而说不准。如果说我们不是打造枕木

[23]

，锻造钢轨，夜以继日地工作，而是徒劳无益地空忙活来改善生活，那么，有谁会去修造铁路呢？如果说铁路没有造好，我们又如何能及时到达天堂呢？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我们守在家里，只管自己的事儿，那么，又有谁需要铁路呢？我们并没有乘坐铁路，倒是铁路在乘坐我们。难道你们没有想到过： 那些躺在铁路底下的枕木是些什么吗？每一根枕木就是一个人，一个爱尔兰人，或者说一个北方佬，铁轨就铺在他们身上，他们身上又给黄沙所覆盖，列车平平稳稳地打从他们身上疾驶过去。我告诉你，他们可睡得很酣。每隔几年，又一批新的枕木铺在铁轨底下，火车从上面碾过；因此，如果一些人乐乐呵呵地乘坐火车在铁轨上驶过，那肯定有另一些人不幸地在下面被碾压过去。要是他们碾过一个梦游者——一根错位的多余的枕木——把他给吵醒了时，他们会突然停车，为此大声嚷嚷起来，仿佛是在法庭上表示反对。我很高兴地了解到，每隔五英里铁路就有一队养路工，以保证那些枕木（沉睡者）平躺在路基（床）上，这个事实本身说明，这些枕木（沉睡者）有时候会松动（再爬起来）。

我们为什么要生活得如此匆忙，如此浪费生命呢？我们还不如在挨饿之前干脆饿死就得了。常言道，及时缝上一针，日后省缝九针，可是今天他们就缝了一千针，只是为了省缝明日的九针

[24]

。至于这种做法，我们可得不到任何效果。我们得了圣·维特斯

[25]

的狂舞病，不可能使我们的头脑保持清静。我要是在教区钟楼下拉了几下绳子，好像报火警似的，就是说，钟声还没有大响起来，在康科德郊外农家的任何一个人——尽管今儿个早上借口说过多少回他如何忙得不可开交——或者说，还有孩子、妇女，我敢说，管保撂下手头的活儿，循着钟声一溜小跑过来，说实话，他们跑来的主要目的，不是从大火中抢救财物，八成儿是来作壁上观，因为大火早已烧起来了，反正大家心里知道这火不是自己放的——干吗不来看看大火是如何被扑灭的，如果不用费什么劲儿的话，那就帮个忙救救火；是的，哪怕教区礼拜堂本身着了火，恐怕也会是如此这般的。一个人吃过午饭，刚睡过半个钟头午觉，醒来后抬头就问：“有什么消息没有？”仿佛别人都在给他站岗放哨似的。有的人吩咐道，每过半个钟头把他叫醒，毫无疑问，也并没有什么别的目的；稍后，作为回报，他们把自己做的梦胡扯给别人听。睡了一夜醒来，新闻之须臾不可离，如同早餐一样。“请告诉我，这个地球上某某地方发生的有关某某人的新闻，好吗？”——他一边喝咖啡，吃面包卷，一边看报纸，得知这天早上瓦奇托河

[26]

上，有一个人的眼睛给挖掉了；可他从来不想一想，此时此刻，他就生活在世界这个深不可测的大黑洞里，自个儿的一只眼睛也早已失明

[27]

了。

就我来说，没有邮局，我也能轻松应付。我想，只有极少的重要信息需要邮局传递。说得更确切些，我一生中至多也只收到过一两次信是值得邮递的——这还是我多年前写过的话。通常，一便士邮资的制度，其目的是你正经八百地给一个人一便士，就得到了他的想法，结果呢，你得到的往往是一个玩笑。我敢说，我从来没有在报纸上读到过任何难以忘怀的新闻。如果说我们读到有一个人遭到拦劫了，或者说被谋杀了，或者说死于非命了，或者说一幢房子给火烧了，或者说一条船沉没了，或者说一艘轮船爆炸了，或者说一头母牛在西部铁路上给撞死了，或者说一只疯狗被杀掉了，或者说入冬后出现一群蝗虫——那我们就不用再读别的什么玩意儿了。一条就够了。如果说你对原则早已了如指掌，你干吗还要去管多如牛毛的实例及其应用呢？在哲学家看来，一切所谓的新闻，全是闲扯淡，编辑新闻和阅读新闻的都是一些喝茶闲聊天的老妇人。然而，不少人对这种闲扯淡却乐此不疲。前几天，我听说有那么多人蜂拥到一家报馆，想打听最新收到的国外消息，把报馆的好几个大玻璃窗都给挤碎了——那条消息，我倒是认真地琢磨过，脑筋活泛一点的人管保在十二个月前或者十二年以前就可以准确无误地写好。比方说西班牙，只要你知道如何将堂·卡洛斯和公主

[28]

，堂·彼得罗和塞维利亚和格拉纳达这些字眼儿不时地、恰如其分地写上去就得了——自从我读报以来，这些字眼儿也许有了一点儿变化——如果没有别的乐事可供报道时，不妨扯一扯斗牛吧，这可是千真万确的新闻，把西班牙的现状或衰敝现象向我们作了出色的报道，如同报上这个标题底下那些最简洁明了的报道一模一样。至于英国呢，来自那个地方的最新要闻，几乎还是1649年的革命；如果你早已知道英国谷物每年平均产量的历史，那你再也用不着关心这类事了，除非你仅仅为赚大钱做投机生意。如果有人不看报就能下断语，那么，国外说真的没有发生过什么新鲜的事儿，即便是法国革命也不例外。

[29]

何谓新闻!要知道什么是万古长青的事情，那才是最重要的。“蘧伯玉（卫大夫）使人于孔子。孔子与之坐而问焉。曰： 夫子何为？对曰： 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 使乎，使乎。”

[30]

在周末，昏昏欲睡的农夫们的休息日里——星期日正是含辛茹苦的一周的结尾，不是新的一周崭新壮观的开始——传教士偏偏向他们耳朵里灌输的不是冗长乏味的布道，而是一个劲儿发出惊雷般的吼声：“停——停住!干吗看上去很快，其实却慢得要死呢？”

伪善和谬见被推崇为最健全的真理，现实却成了虚悬幻象。如果说人们都尊重现实，不为幻梦所欺，那么，我们的生活与现在的生活相比，将是其乐无穷，犹如“天方夜谭”。如果我们只尊敬那种不可避免的和有权利生存的事物，那么，音乐和诗歌将会在街头激起回响。只要我们从容和聪明就会看出，唯有伟大而优秀的事物方可永久而绝对地存在——些微的恐惧和些微的乐趣只不过是现实的影子罢了。现实总是令人振奋，令人崇敬。人们闭目微睡，任凭各种假象欺骗，到处确立和巩固日常生活的例行习惯，其实后者仍然建立在纯粹虚幻的基础之上。儿童模仿成年人活动做游戏，比成年人更加清楚地认识到生活的真正规律与关系，成年人虚度一生，但自以为比儿童聪明得多，因为他们有经验，也就是说，他们有过失败的经验。我在一本印度的书里头读到：“有一位王子，从小被赶出了他出生的城市，由一个樵夫收养，就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成人，一直自以为属于他生活其中的化外之民。他父亲手下的一个大臣发现了他，把他的身世告诉了他。他对自己出身的错误想法终于得以冰释，他知道自己原来是一个王子。所以，”这位印度哲学家接下去说，“由于身处环境的缘故，这个人对自己出身产生误解，直到某个圣洁的老师向他说明真相，这时他方才知道自己是婆罗门

[31]

。”我发觉，我们新英格兰的居民过着这种中不溜儿的生活，是因为我们的视野还穿透不了事物的表象。我们把似是而非的东西当作真实的东西。如果有一个人走过这个村镇，看到的只是现实，那么，你不妨想一想，米尔德姆街

[32]

将会走向何处？如果他给我们描述他在那儿看到的种种现实，那么，我们对他描述的那个地方恐怕就认不得了。瞧一瞧礼拜堂，或者县府大楼，或者监狱，或者商店，或者住宅，在真正凝视它们之前，你倒说说看，它们真的是什么样儿，反正在你的描述中它们都会化为乌有。人们尊重遥远的真理，是在现成体制之外，在最遥远的星辰后面，在亚当之前，在最后那个人之后

[33]

。永恒中确实存在真理和崇高。然而，所有这些时代、地点和事件，都在此时此地

[34]

。上帝之伟大已在此时此刻达到极致，断断乎不会随着时代消逝而显得更加神圣。我们只有永不间断地融入和开挖我们周围的现实，才能懂得什么是崇高，什么是高贵。宇宙经常顺应我们的观念；不管我们走得快还是走得慢，反正道轨已给我们铺好了。让我们毕生怀有这种设想吧。诗人或艺术家从未有过如此美好高尚的设想，但至少他的某些后代会将它付诸实现。

让我们像大自然那样从容地度过一天，莫让掉在道轨上的硬果外壳和蚊子翅膀而造成出轨。让我们黎明即起，用或者不用早餐，心平气和，泰然自若；让人来人往，让钟声响起，让孩子们啼哭——决心好好地过日子。为什么我们要认输，随波逐流呢？让我们不要饮食无度，佳肴珍馔就像浅滩，有着可怕的激流和旋涡。闯过了这一险关，你就平安无事，剩下的是下山的路了。莫让神经松弛，借助黎明的活力，朝另一个方向起航，就像尤利西斯

[35]

一样，把自己绑在桅杆上。如果火车头拉响了汽笛，就让它拉响吧，直到它的响声沙哑。如果钟声响起，我们干吗要拔腿就跑？我们还要琢磨琢磨，听听它们像是什么乐曲。让我们安下心来工作，涉足于全球泛滥的污泥浊水一般的舆论、偏见、传统、谬见和表象之间，穿越巴黎、伦敦、纽约、波士顿、康科德、教堂、国家、诗歌、哲学与宗教，一直来到一处坚硬的底层和牢固的基石，我们可以管它叫做现实，稍后说，现实就在这儿，没错；你可以在这个支点

[36]

之上，在山洪、冰霜与火焰之下，开始在这个地方，建造一道墙，或者建立一个国家，或者安全地竖起一根灯柱，或者一台测量仪器，不是尼罗河水位测量仪器，而是一台现实测定器

[37]

，让未来的各个时代可以知道，虚假和表象有如山洪般积聚下来，该有多么深。如果你直立着，面对事实，你就会看到事实的两面都闪烁着阳光，好像这是一柄古代阿拉伯人使用的双刃短刀，感觉到它那利刃正在剖开你的心脏和骨髓，于是你便欣然告别人生

[38]

。生也好，死也好，我们渴求的仅仅是现实。如果我们真的一瞑不视了，就让我们听听自己喉咙里发出的咯咯声，感觉到四肢冰冷吧；如果我们还活着，就让我们忙自己的事儿去吧。

时间只是可供我垂钓的小溪流。我饮用的是小溪里的水；但我一边饮用，一边看着小溪底层的沙土，发觉它是多么浅呀。溪水悄悄流去，然而永恒长存。我会尽情痛饮；我会寻摸到布满鹅卵石般星星的苍穹。我连“一”都数不出来。我不认得字母表的第一个字母。我常引以为憾，觉得自己还不如初生时聪明了。智力是一把刀，它能洞察缝隙，剖开万物的奥秘。我不希望自己双手忙于可有可无的事情。我的头脑是手和足的象征。我觉得自己所有最佳才能都凝聚于此。我的本能告诉我，我的头脑是一个开挖的器官，就像有些动物用它们的鼻嘴和前爪挖洞，我要用它去挖自己的洞，穿过这些山峦，开辟自己的道路。我想，最富有的矿脉埋藏在这儿附近的地方。因此，利用占卜杖

[39]

，根据升腾的雾气，我作出断定： 就在这里我着手开矿

[40]

。

[1]
此处喻指因为管闲事而吃苦头。

[2]
据考证，此处引自英国诗人考珀（William Cowper, 1731—1800）的《也许是亚历山大·塞尔柯克所写的诗》。

[3]
阿特拉斯，古希腊神话中用肩膀扛着天的大力神，意喻身负重担的人。

[4]
梭罗意在说明不愿做什么闷闷不乐的哀叹，他要使自己写出的感受能对他人多少有点益处。作为全书的宗旨，梭罗在《瓦尔登湖》首次问世时，即将这一题词印在卷首扉页，以警示世人。

[5]
奥林匹斯山，据传是众神之家，意谓天堂乐园。

[6]
印度成书于公元五世纪的古代梵文叙事诗《摩诃婆罗多》的附录，记述毗瑟拿（Vishnu）的化身克利须那（Krishna）的事迹和教义。

[7]
美国有好多个以林肯命名的村镇。此处指马萨诸塞州的林肯镇，在康科德东面不远。

[8]
独立战争中，北美人民第一次与英国交战的战场。此战役发生于1775年4月19日。

[9]
鞑靼人，泛指欧亚两洲之间鞑靼人居住地区，但无一定区域，因为鞑靼族属游牧民族。

[10]
达摩达拉亦即克利须那的别名，印度神话中三大神之一，毗瑟拿的第八化身。梭罗这段话引自印度叙事诗《哈利梵萨》。

[11]
这是英国詹姆斯一世时期一位无名诗人所写的诗。梭罗可能引自托马斯·伊万斯（Thomas Evans）编《古民谣》（Old Ballads，1810）一书。

[12]
我国商代成汤王，又称武汤，商代开创者。据《礼记·大学》记载，成汤王曾将上文刻于浴盆，用以自戒。也有人说出自汤之《盘铭》。

[13]
《吠陀经》，印度婆罗门教的经典，共四卷。“万知醒于晨。”意谓早晨是一天之中的最佳时辰。犹如我国谚语：“一日之计在于晨。”

[14]
门农，古希腊神话中的人物，曙光女神奥罗拉的儿子，在著名的特洛伊战争中被浑身刀枪不入的阿喀琉斯所杀害，宙斯却又赐予他永生。

[15]
这么一大段话，意谓普天之下净是为生活而生活的人，而真正领会生活意义的人却寥寥无几。

[16]
意谓不要庸庸碌碌地虚度一生。

[17]
斯巴达，古希腊奴隶制城邦，古代斯巴达人素以生活简朴、严谨、刻苦、耐劳而著称。

[18]
引自《新英格兰初级读物》（The New England Primer）的宗教教义部分。这一段表达了梭罗对生活的看法及其进入树林子的目的。

[19]
在希腊寓言中有一个故事讲到审判阿依库斯曾劝他父亲——主神宙斯把蚂蚁变成人。

[20]
荷马在《伊利亚特》第3卷中，把特洛伊人比喻为与俾格米人作战的天鹤。

[21]
这是梭罗的一句名言，强调生活不要奢侈，不要多为琐事所累。

[22]
此处意谓许许多多的事情要考虑。“一千零一”源自《一千零一夜》书名，形容数量极多。

[23]
此处系双关语，“枕木”又比喻那些为修造铁路卖命而又昏睡不醒、毫无觉悟的人。由此可见，梭罗对铁路这一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的标志所怀有的不满情绪，在本书中多处表达出来。同时，他对修造铁路的劳工深表同情。

[24]
意谓事倍功半。喻人们从事无谓劳动，对人的精神毫无裨益。

[25]
圣·维特斯，古代西西里岛上的一个贵族之子，患有狂舞病，后被奉为这些疯症的救主，并把这些疯症称为圣·维特斯狂舞病。

[26]
瓦奇托河，（The Wachito River，又名 Ouachita）红河的一条支流，源自阿肯色州，流入路易斯安那州。

[27]
传说在美国肯塔基州的大山洞里发现过无视力的鱼类，梭罗在此将世界比喻为这种尚未探明的黑山洞，把这种人比喻为洞中的盲鱼，含有极大讽刺挖苦之意。

[28]
1839年，西班牙斐迪南国王去世，堂·卡洛斯和堂·彼得罗二人为王位展开了竞争，结果伊莎贝拉公主于1843年被封为西班牙女王。

[29]
意指对一个不看报的人来说，国外并无什么新闻，连法国革命也等于没发生过似的。

[30]
引自《论语·宪问》。

[31]
印度教有三位主神，梵，或梵天（Brahma），又译婆罗门，是创造之神，亦指众生之本，或智慧的象征；毗瑟拿（Vishnu）是保护之神，湿婆（Siva）是毁灭之神。

[32]
米尔德姆街，当时康科德镇上的商业中心。

[33]
上帝创造了亚当和夏娃之后才开始有了人类。因此，亚当是人类的先祖。此句用亚当（Adam）指人类诞生之前，用最后那个人（the last man）指人类消亡之后，旨在说明当今人们只重视远古和遥远的将来，而不重视现在。

[34]
意指不必到过去或将来去寻求真理，真理就在眼前。

[35]
荷马史诗《奥德赛》里的英雄人物，为了抵制海上女妖塞壬（Siren）美妙歌声的引诱，让人把自己绑在桅杆上，避免了上当受骗、人船俱亡的惨剧。此处梭罗告诫人们要像尤利西斯抵制塞壬一样，不为七情六欲所动。

[36]
原文为法文Point dappui。

[37]
这是作者根据前者类比臆造的词，意为“现实测定器”，用来鉴别真伪。

[38]
告别人生，意即一旦真理在握，死也甘心。

[39]
占卜杖： 据称可以用来探寻矿脉或水源等的一种叉形木杖。

[40]
此处表明作者隐居林湖之间的目的以及探求生活真谛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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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业时如果考虑得周全一些，也许所有的人大抵会做学生和观察家，因为大家对两者的性质和命运，不消说，都感兴趣。为我们自己或者后代积累财富，成立家庭或者创建国家，或者甚至沽名钓誉，凡此种种，我们毕竟都是凡夫俗子；但在探究真理时，我们却是不朽的，也不必害怕变故或意外。最古老的埃及或印度的哲学家，给神像撩开了一角面纱，那颤悠悠的衣袍至今还往上撩着。我凝视着它如同当初那样灿然荣光，因为当初显得如此勇敢是附在他身上的我，而如今回顾这一幻觉的是附在我身上的他。衣袍上一尘不染；从神灵被显示以来，时间并没有流逝而去。我们真正在改进的，或者说可以改进的那个时代，既不是过去，又不是现在，也不是未来。

我的住地跟一所大学相比，不仅更适宜于苦思冥想，而且更适宜于认真阅读。尽管我阅读的书都在一般流通图书馆范围以外，但是我受到在全世界流通的图书的影响，却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多，那些书最早是写在树皮上，如今时不时地抄在亚麻布纸上。诗人米尔·卡玛·乌丁·马斯特

[1]

说：“静心打坐，任凭神思驰骋在心灵世界；我从书中得到了莫大好处。一杯美酒足以使人陶醉，我读深奥学说如饮玉液琼浆，其乐无比。”整个夏天，我将荷马的《伊利亚特》放在桌子上，尽管只是偶尔看上几页。起初，我手上有忙不完的活儿，我既要把房子造好，同时又要锄豆子地，使我不可能读更多的书。但赶明儿可以读得更多些的前景，始终支持着我。我在工作之余读过一两本浅显的谈旅行的书，后来我自己都脸红了，我不禁反躬自问，此时此刻，我究竟置身在何方。

学生可以阅读希腊文的荷马或埃斯库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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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著，不会有放荡或奢侈的危险，因为学生读了原著多少会仿效诗篇中的英雄人物，把他们清晨时间奉献给他们的诗章。这些英雄诗篇，即使用我们的母语印出来，在当前日渐衰退的时代，也常常会变成一种僵死的文字；因此，我们必须孜孜矻矻地寻摸每一个词儿、每一个诗行的原意，以我们固有的智慧、胆识和气量细心琢磨出它们的弦外之音。现代廉价而多产的印刷业，尽管出版了那么多翻译作品，却一点儿没有使我们更加接近那些古代的英雄作家。他们看上去依然寂寞，他们被印出来的文字跟从前一样稀奇古怪。你年轻时花去珍贵的光阴，去学一种古代语言，哪怕学到几个词语，也是值得的，因为它们是从街头巷尾的俚俗生活里提炼出来的，具有恒久的联想和激励。农夫听了几个拉丁文词语，就记在心上，时常念叨着，并非徒劳。有时候，人们说过，古典作品的研究好像最终会让位于更加现代化的实用研究；但是，富于进取心的学生还是始终不渝地研究古典作品，不管它们是用什么文字写出来的，也不管它们又是如何古老。古典作品乃是人类最高贵的思想的记载，舍此以外，还能是什么来着？它们是唯一的不朽的神谕，对大多数现代质询都会作出哪怕是特尔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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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多多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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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从没给予过的解答。也许我们不妨暂且不去研究大自然，因为她毕竟老了。读好书，就是说，要读实至名归的理想的书，这是一种高尚的锻炼，这种累得读者筋疲力尽的锻炼，超过当今时尚的任何运动锻炼。它要求读者如同运动员经受过的训练那样，几乎毕生矢志不渝、苦心修炼。书本是经过审慎思考后写出来的，所以阅读原著如同写作原著一样，务必审慎、含蓄。即使能说原著所用的那个国家语言也还不够，因为口语与书面语（亦即听到的语言与阅读的语言），两者有显著的差异；口语通常都是瞬息万变，仅仅是用一种声音，一种俚俗方言，几乎有点儿野腔野调，我们多少有点儿笨口拙舌似的，不知不觉地从母亲那儿学会这种口语。至于书面语呢，它是在口语的基础上渐臻成熟的经验总结；如果说前一种是我们的母语，那后一种就是我们的父语，一种含蓄而又洗练的词语，它的含意光靠耳朵还听不出来，为此，我们必须重新投胎才能学会这种词语。在中世纪，仅仅会说希腊语和拉丁语的老百姓，由于出身的偶然因素没有资格读天才们用这两种语言写成的作品；因为这些作品不是用他们知道的希腊语或拉丁语写成的，而是用洗练的文学语言写成的。希腊和罗马更高贵的语言，他们还没有学会，在他们看来，这些高贵的语言写出来的书只不过是一堆废纸，他们反而看重廉价的当代文学。但是，到了欧洲好几个国家获得他们自己的语言，虽然粗俗，但很鲜明，达到他们的文学崛起的目的已是绰绰有余，初始的学问也随之复兴，学者们能够鉴别遥远的地方的古代珍藏了。过去罗马和希腊的群众不能听懂的作品，经过好几个世纪之后，已有少数学者在阅读，而且至今也只有少数学者在阅读。不管我们多么赞赏演说家偶尔迸发出的滔滔不绝的辩才，最高贵的书面语，通常还是隐藏在转瞬即逝的口语之后，或者凌驾于转瞬即逝的口语之上，如同繁星闪烁的苍穹隐藏在转瞬即逝的浮云后面。繁星就在那里，能看到它们的人就可以识读它们。天文学家始终不渝在解释它们，观察它们。它们不会散发出像我们日常口语和模糊词语的气息。演讲台上的所谓辩才，一般说就是文学习作中的修辞。演说家凭借转瞬即逝的灵感，向他面前的听众和那些能够倾听他的人演讲；可是，作家需要更宁静的生活，那些激发演说家灵感的人群和事件，反而使他分神，所以说，他是向着人类的心智说话，向着任何时代一切能理解他的人说话。

难怪亚历山大大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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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征时，还要在他的宝匣里带上《伊利亚特》。书面文字是文物珍遗中的精品。它比其他艺术品跟我们更加亲密，同时也更加具有普遍性。它是最贴近生活本身的艺术作品。它可以翻译成各种文字，不仅供人们阅读，实际上还可以朗诵，朗朗上口——不仅描摹在画布上或者镌刻在大理石上，而且从生活本身的话语中脱颖而出。古代人思想的象征变成了现代人的言语。两千个盛夏就像赋予希腊的大理石雕刻品一样，已赋予希腊文学的丰碑更加成熟的金灿灿的秋天色彩，因为它们将自己的静谧、圣洁的氛围遍及世界各地，保护它们不受时间侵蚀。书是世界的珍宝，各个国家都可以世代相传。最古老、最优秀的书，自然应当置放在每户人家的书架上。它们可没有什么理由求情，但当它们开导与激励读者时，读者却通情达理，不会拒不接受它们。它们的作者不论在哪个社会，都成了富有魅力的天然的贵族，对人类产生的影响远远地超过国王和皇帝。目不识丁，也许还瞧不起别人的商人，由于苦心经营获得了他垂涎已久的闲暇和独立，跻身于富有和时尚的阶层，最后，他不可避免地会转向更高级，却又高不可攀的天才和知识精英的世界，此时此刻，他才感到自身文化底气不足，自己的全部财富无非显示虚荣和缺憾；于是，为了进一步证明自己还算头脑清醒，他煞费苦心地让他的子女们获得他深感匮乏的知识文化，也就这么着，他成了一个家族的始祖。

那些没有学会阅读古典作品原著的人，对人类历史知识肯定非常欠缺。显而易见，这些古典作品一直没有现代语的译本，除非我们的文明本身可以当作诸如此类的译本。荷马至今还从来没有用英文印行过，埃斯库罗斯也没有过，甚至维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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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都没有——这些大师的作品，写得这么优雅、这么坚实、这么壮丽，几乎宛若晨曦；后来的作家，我们尽管如何赞赏他们的天才，但能与这些古典作家笔下的精美、完整、不朽的英雄诗篇相媲美的，就算有，也是寥寥无几。那些从来不知道它们的人，谈的只是莫要再提到它们。等我们有了学问和才识，能够阅读它们、欣赏它们时，他们的这些话也就很快忘掉了。当我们称之为古典作品的遗产，以及比古典作品更古老、更古典，却又鲜为人知的各国经典著作积累得越来越多时，梵蒂冈教廷里堆满了《吠陀经》、《阿维斯陀古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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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各种《圣经》，以及荷马、但丁和莎士比亚作品，而且后继的世纪不断将它们的胜利纪念品提供给世人公开讨论的机会，到了此时此刻，那个时代才真的是富丽辉煌。有了这么一大堆精品，也许我们就有最终登上天堂的希望。

伟大诗人的作品，迄今人类还没有读懂呢，因为唯有伟大的诗人才能读懂它们。阅读这些作品的水平，只是像众人观望星辰，至多是从星象学的角度，而不是天文学的角度去观察研究。大多数人学会阅读，仅仅为了得到一丁点儿方便，有如他们学会阿拉伯数字，只是为了记账，免得做生意时上当受骗；对于阅读作为一种高尚的智力练习，他们就知之甚少，乃至于一无所知了；但是，从高尚的意义上来说，唯有这样才算是阅读，断断乎不是像奢侈品那样吸引我们的阅读，也不是使我们更高贵的官能昏昏欲睡的阅读，而是恰恰相反，我们不得不踮起脚尖去阅读，把我们最警觉、最清醒的时光奉献给阅读。

我想，我们认识字母以后，就该阅读最好的文字作品，而不是永远重复念叨a—b—ab，以及单音节的词儿，像四五年级的小学生，一辈子坐在最低年级最前排的座位上。大多数人只要自己能够阅读，或者听别人阅读，就心满意足了，或许他们还坚信有了一本好书《圣经》里的智慧也差不离，于是，他们在生命的剩余岁月里所谓轻松阅读中浪费自己的才能，无所事事地度过余生。我们的流通图书馆里，有一部多卷本的作品，名叫“小读物”，我想恐怕是我没有去过的一个小镇的名字。有那么一些人，就像鸬鹚和鸵鸟，各种各样食物都能消化，甚至在暴食一顿荤菜之后，照样也消化得了，因为他们不让东西白白地给浪费掉。如果说别人是供应这种饲料的机器，那么，他们就是阅读这种饲料的机器。他们读过了九千个关于西布伦和赛弗罗尼亚的传说故事，说他们如何相爱，过去从来没有人像他们那么相爱过，而且他们真正相爱的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反正不管怎么说，他们如何相爱，绊倒在地，再站起来，继续相爱!某个可怜的倒霉鬼如何爬到了教堂的尖顶上，但愿他从来没有爬到钟楼上面就好了；现在，既然毫无必要地让他爬到了尖顶那儿，这位兴高采烈的小说家却使劲儿敲起钟来，让全世界的人都赶过来听，哦，老天哪!瞧那个小子如何下来!依我看，全球小说世界里有的是这类向上爬的英雄人物，他们还不如把这些人物写成风信子鸡好了，如同他们过去常把英雄人物置身于星座之中一样，让风信子鸡在那里不停地旋转，直到生锈为止，莫让它们下地来胡闹，打扰老实人。下一回，这位小说家敲钟时，就算那座礼拜堂烧掉了，我也照样岿然不动。《踮起脚尖单足跳》，“一部中世纪传奇故事，是《铁特尔—托尔—谭》的著名作者的新著，按月连载；购者摩肩接踵，欲购从速。”读着这一切，他们满怀有如原始人的好奇心，眼睛睁得像盘子似的，而且胃口特别好，也用不着担心有损胃壁，犹如一个四岁大的小伢儿坐在板凳上，看两美分一本烫金封面的《灰姑娘》——可是，他们读后，反正我看得出，他们在发音上、语气上、重音上，都没有什么长进，在题旨的提炼或修饰上也没有学到什么技巧。阅读的结果是视力模糊，生死攸关的循环凝滞，一切智能衰退，仿佛蜕了皮似的。这类姜汁面包，差不多每个烤箱里每天都在烤出来，而且烤得比纯正小麦面粉或者黑麦加粗玉米粉做的面包更卖力，同时也更加对路适销。

那些最好的书，即使是所谓的好读者，也不阅读。我们康科德的文化又算是什么来着？甚至英国文学中最优秀的作品或者说顶呱呱的好书，尽管作品里头的单词大家都能读懂，也能拼写，可是这个小镇上除了极少例外，人们对这些好书就是没有兴趣。就是在大学里读过书、算得上受过所谓文科教育的人，不管在这里或者别处都一样，对英国经典作品实际上也是知之甚少，或者说一无所知；至于记载人类智慧的书籍，比方说，古代经典著作和各种圣经，只要愿意了解它们的人都很容易得到，惜乎只有极少数人肯下力气去阅读。我认识一个中年伐木工，订阅了一份法文报纸，他说不是为了看新闻（因为他对新闻不屑一顾），而是为了“让自个儿不断练练法语”，因为他出生在加拿大；我问他，在这个世界上，他觉得自己能做的最好的事儿是什么，他回答说，除了法语外，把英语也学好。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一般说来所做到的，或者想做的，也就是如此这般，他们订阅英文报纸就是出于这个目的。一个人刚刚读过一本也许是最好的英文书，可他能寻摸到几个可以一起对这本书交谈交谈的人呢？或者假定说，他刚刚读完一部希腊文或者拉丁文的经典作品，即使所谓的文盲都知道要对它赞扬一番；可他却寻摸不到一个可以一起聊聊的人，就只好对它保持沉默了。一位大学教授如果擅长破解希腊文中各种疑点，也就相应地擅长破解一位古希腊诗人的才智和诗篇中深奥之处，并且相应地将这种情投意合的同感传授给那些灵敏和满怀豪情的读者；可惜这样的教授在我们的大学里确乎绝无仅有；至于神圣的经文，或者说人类的各种圣经，这个镇上又有谁能向我把它们的名字一一道来呢？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唯独希伯来这个民族拥有一部经文。任何一个人，为了拾到一枚银币该有多费劲儿；可是这儿有的是赛过黄金的文字，那是古代最聪慧的人说出来的，其价值是历代智者都向我们证实过的——殊不知我们学的只不过是一些简易读物、识字课本和班级点名记分册，离校后读的是“小读物”和专门给孩子和初学者看的故事书；我们的阅读，我们的交谈和思想，水平非常之低，跟小人国里侏儒倒是很般配来着。

我倒是巴不得结识一些比康科德本土出生的更聪明的人，他们的名字在这儿几乎都没有听说过。难道说我会听到过柏拉图的名字，却从来不去读他的书吗？好像柏拉图是我的同乡，可我却从来没见过他——好像他跟我比邻而居，可我却从来没听到过他说话，或者从来没有倾听到他那智慧的隽语。但是实际情况又如何呢？柏拉图的《对话录》，包含着他的不朽思想，就搁在书架上，可我从来还没有读过它哩。我们是教养不良，粗俗无知的文盲；文盲有两种： 一种是我镇上目不识丁的老乡，一种是只读过儿童作品和适合极低智力读物的老乡，这两种文盲究竟有什么显著区别，我承认，我还看不出来。我们应该像古代圣贤一样优秀，但我们首先要知道他们是如何优秀的。我们是一群小山雀，在智力的飞跃中只比日报专栏稍微高出一点儿。

并不是所有的书都像它们的读者一样愚钝。书里头的文字也许就是针对我们的境况而说的，我们要是果真倾听到了，并且有所感悟的话，那么，它们会比清晨或春天更加有利于我们的生活，而且还有可能为我们揭开事物的新面目。有多少人因为读了一本书，从而开始了人生的新时代。一本书既能解释我们的奇迹，又能向我们揭示新的奇迹，这本书也许就是为我们而存在的。目下好多说不出来的事情，我们也许会发现在别处已经给说出来了。这些问题使我们感到困 惑和不知所措，也同样让所有聪明人碰到过；一个都没有给漏掉，每一个人都根据自己的能力，用自己的话和自己的生活，对这些问题一一作出回答。再说，有了智慧，我们将学会宽宏大量。康科德郊外某农场，有一个孤独的雇工，曾有过第二次出生和特殊的宗教经历，因为他相信自己由于信仰的缘故，进入了静穆庄重和遗世独立的境界，也许他会觉得上面的话儿是不真实的。但是好几千年以前，琐罗亚斯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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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走过了同样的道路，也有过同样的经验；然而，琐罗亚斯德很有灵性，知道这是普遍现象，因此善待众邻居，据说甚至还在人间发明并首创了拜神活动。那么，就让那位孤独的雇工谦逊地与琐罗亚斯德亲密交谈吧，并在所有圣贤的宽容思想影响下，与耶稣基督本人亲密交谈吧，让“我们的教会”垮掉吧。

我们夸口说，我们属于19世纪，正在迈着比哪个国家都要快的步子前进。可是想一想这个村镇为自己的文化所做的又何其微不足道。我可不想去恭维我镇上的乡友们，也不想他们来恭维我，因为这样一来，我们谁都不会有长进。我们应当像公牛那样需要刺激——受驱赶——才会快快跑。我们已有一个相当像样的公立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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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体制，惜乎仅仅为婴儿开设的；不过，冬天就有个处于半饥饿状态的吕克昂学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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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还有根据政府建议开办一个小小的图书馆，除此以外，却没有我们自己的学院。我们花在肉体的食粮或者肉体的病患上的钱，要比花在精神食粮上的钱多得多。现在该是我们创办不同凡响的学校的时候了，一个个村子应该都成为大学的时候了，村子里老年居民——如果说他们确实那么富裕的话——就有闲暇成为各大学里的研究员——可以在晚年进行大学文科研究。难道说世界上永远只有一个巴黎（大学）或者一个牛津（大学）吗？难道学生们不可以寄宿在这里，在康科德的蓝天底下接受文科教育吗？难道我们不可以出资聘请某个阿伯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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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给我们讲学吗？天哪!我们净是忙于喂牛、开店，好长好长时间没上学校了。我们的教育惨遭忽视。我国的村镇在某些方面应该取代欧洲的贵族的地位。它应该是美术的赞助人。它可富得很。它欠缺的就是宽宏大量和优雅。在农场主和商人觉得重要的那些事情上，它肯一掷千金，而对更有知识的人认为更有价值的事，如果要它出钱，它却认为那是乌托邦的空想。感谢好运或者政治，这个村镇花掉一万七千块钱造了一幢镇公所，但要它培育生动活泼的风趣，宛如贝壳里头的蚌珠，就算过了一百年，它也不肯花这么多的钱。为了冬天开办吕克昂学府，每年募捐一百二十五块钱，其实比镇上任何同样数目的筹款都要花得更有意义。我们生活在19世纪，为什么不该享受19世纪提供的种种好处呢？我们的生活为什么还过得如此这般乡里乡气呢？如果我们看报纸，为什么不跳过波士顿的闲谈，马上订阅世界上最好的报纸呢？——不要吮吸“中立派系”报纸的奶头，或者咀嚼新英格兰这儿的“橄榄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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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各种学术团体来我们这儿作报告吧，我们将要看看他们是不是真的知道一点什么。我们为什么要让哈珀兄弟图书公司和雷丁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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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替我们选择读物呢？这就好比趣味高雅的贵族，在他周围的一切必然有利于自己的文化修养——比方说，天才——学问——风趣——书籍——绘画——雕塑——音乐——哲学的工具，等等；那就让村镇也这么着吧——不要只请一个教师，一个牧师，一个司事，不要只办一个教区图书馆，不要只选三名市政委员，就算万事大吉了，因为我们清教徒前辈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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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仰仗以上这些人物，在荒凉的岩石上挨过了寒风凛冽的冬天。集体行动是符合我们制度的精神；我坚信，随着我们经济状况日益兴旺发达，我们的财力一定会比贵族更雄厚。新英格兰可以出资聘请世界上的哲人贤达来教育开导她，要他们膳宿在这里，让我们完全摒除粗野的乡气。这就是我们想要的不同凡响的学校。让我们拥有高贵的村镇居民，而不是贵族。如果必要的话，我们宁可在河上少造一座桥，多绕一些路，但在我们周围黑暗无知的深渊上，至少架起一座拱桥吧。

[1]
马斯特据说是18世纪波斯诗人。

[2]
埃斯库罗斯（Aeschylus，公元前525？—公元前456），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之一，据说写过80多个剧本，现存仅7个，其代表作是《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和《阿伽门农》。

[3]
②古希腊两城市，前者有阿波罗神示所，后者有宙斯神示所。

[4]
古希腊两城市，前者有阿波罗神示所，后者有宙斯神示所。

[5]
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公元前356—公元前323），古代马其顿国王（公元前336—公元前323），继位后先征服希腊、埃及和波斯，后入侵印度，建立亚历山大帝国。

[6]
维吉尔（Virgil，公元前70—公元前19），古罗马诗人，作品有《牧歌》19首，《农事》4卷，代表作是《埃涅阿斯纪》；他的作品对欧洲文艺复兴和古典主义产生了巨大影响。

[7]
《阿维斯陀古经》，古波斯琐罗亚斯德教（我国古籍中称祆教，俗称拜火教）的圣书。

[8]
琐罗亚斯德（Zoroaster，公元前628？—公元前551？），在我国古籍中称“苏鲁支”，古波斯琐罗亚斯德教（亦即祆教）创始人，据传他20岁时离家隐修，后对波斯多神教进行改革，创立祆教。

[9]
美国公立学校，一般包括中、小学部，但有时也仅有小学幼儿部。

[10]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在雅典创办的学府，现在一般指讲演场所。

[11]
阿伯拉尔（Pierre Abelard，1079？—1144），中世纪法兰西经院哲学家、逻辑学家和神学家，他的《神学》一书被指控为异端而遭焚毁。

[12]
一份卫理公会周报（名字）。

[13]
此处指设在纽约和波士顿两地的出版商。

[14]
指1620年到达北美创立普利茅斯殖民地的英国清教徒。

闻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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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我们局限在书本范围，尽管这些书是经典精品；我们读的只是一种特殊的书面语言，它们本身无非是方言土话；我们就有把另一种语言给忘掉的危险，那是一种所有事物不靠比喻就能说出来的语言，唯独它最丰富，也最标准。发表的东西倒是很多，但印出来的却很少。从百叶窗里透进来的亮光，只要百叶窗全给打开了，就再也没人记得了。任何一种方法或训练，也都无法替代永远保持警觉的必要性。一门历史，或者哲学，或者不管选得如何之精的诗歌，或者是顶呱呱的社会，或者是最令人艳羡的生活常规，如果跟永远着眼于可预见之物的准则相比，又都算得了什么呢？你乐意仅仅做一个读者，或者是一个学生，还是做一个预言家？不妨预测一下你的命运，看一看你的面前是什么，就径直迈向未来吧。

第一个夏天，我没有读书，我锄豆子地去了。不，我做的常常比这个还好哩。有时候，我真舍不得把眼前美好的时光奉献给任何工作，不管是脑力工作，还是体力工作。我喜欢给自己的生活留出更多空间。有时候，夏天一清早，惯常洗过澡之后，我就独坐在洒满阳光的门口，从日出一直到正午，出神冥想，置身于松树、山核桃树和漆树丛中，四下里一片孤寂和宁静，唯有鸟儿在近处歌唱，或者悄没声儿地掠过我的小屋，直到夕阳余晖照在我的西窗上；或者远处的公路上，观光客的车马的辚辚声隐约可闻，这时我才不禁想起了流光易逝。在这些季节里，我就像夜间的玉米一样在成长，它们比任何手干的活儿都要神妙得多，事实上，不但无损于我的生命健康，反而使我延年益寿。我才悟出了东方人所谓玄思和赋闲是什么意思了。其实，我并不在乎韶光的流逝。白昼走在前头，仿佛为了照亮我的工作；刚才还是早上，可是瞧吧，一晃眼就是晚上，令人难忘的事儿并没有完成。我可不是像鸟儿似的歌唱，我是在默默地笑看着自己的好运纷至沓来。麻雀落在我门前的山核桃树上一个劲儿啭鸣，而我呢，有时也会暗自发笑，要不然就遏制住自己的笑声，生怕也许它会从我的巢中听到。我心目中的日子，并不是指一个星期里头的哪一个日子，没有用异教徒的神祇来命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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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没有被分割成一个小时，一个小时，让座钟的滴嗒声使你烦躁不安；因为我的生活就像普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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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第安人，据说普里人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只用一个词儿，他们用手所指的方向来表示三者的不同含义，比方说，用手指向后面表示昨天，指向前面表示明天，指向头上表示今天”。这在我镇上的乡友们看来，毫无疑问，纯属无稽之谈；但是，如果让花鸟按它们的标准来估量我的话，那我应该说是无懈可击的。人必须寻找自我需求，信哉斯言。顺应自然的日子是非常平静的，很少会指责他的好逸恶劳吧。

有一些人为了娱乐消遣只好外出上剧院，与人交际应酬，相形之下，我在自己的生活方式里至少就有这么一点好处： 我的生活本身已成了我的娱乐，而且还历久常新。它是一个多幕剧，没有结局。如果说我们确实想要过上好日子，按照我们学到的最新最佳的方式来管理生活，那么，我们断断乎不会被百无聊赖所困扰。紧紧地跟随你的天赋，它会时时刻刻给你展示一个崭新的前景。干家务是一种令人愉快的消遣。屋子里地板脏了，我就起个早，把家具一股脑儿搬到屋外草地上，床和床架码成一堆，往地板上一洒水，再撒上一些湖里的白砂，稍后用一把扫帚擦洗得白白净净；等村民们刚一吃过早饭，太阳已经把我屋子里晒得干透时，我就可以把家具搬回去，而我的沉思默想几乎没有中断过。我喜滋滋地看到，我的全部家当在草地上很抢眼，码成了一个小垛堆，活像吉卜赛人行李似的；而我的那张三条腿桌子，置放在松树与山核桃树底下，桌子上的钢笔和墨水我全都没有取走。它们看样子也高兴到屋外去，还不乐意搬回去哩。有时候，我心里真巴不得在它们上头支起一顶帐篷，我就安坐在那儿，看着太阳映照在它们上头，听听微风吹拂着它们，真的太有意思了；熟稔的家什在屋外看上去要比屋子里更加耐人寻味。小鸟落在附近的树枝上，永久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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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在桌子底下，黑莓的藤蔓缠绕着桌子腿；松果、栗子以及草莓的叶子俯拾即是。仿佛它们这些形态就这么着转化为我们的家什，桌椅、床架子——因为我们的家什原先就来自这些草木之间。

我的小屋坐落在一个小山坡上，紧挨着一大片树林子的边缘，四周围长满幼小的北美油松和山核桃树，离湖大约六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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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有一条狭仄的小路从山脚下直通湖边。我的前院里，长着草莓、黑莓、永久花、狗尾草、一枝黄花、矮橡树、沙樱、乌饭树和落花生。临近5月底，沙樱（拉丁文学名Cerasus pumila）在小路两侧缀满了娇嫩的花朵，短短的花梗周围宛如一簇簇伞状花丛，入秋后沉甸甸地垂着个儿大、又好看的樱桃，形成花环似的在闪闪发光。感谢大自然的恩赐，我品尝过它们，尽管它们并不好吃。漆树（拉丁文学名Rhus glabra）在我屋子周围疯长，第一季度就长高了五六英尺，把我砌好的一堵矮墙都给拱了起来。它那阔大、羽状热带树叶子，望过去尽管有点儿怪，但还是招人喜爱。暮春时节，硕大的蓓蕾突然从仿佛死掉的枯枝上冒出来，像变魔术似的长成了淡雅嫩绿的柔软枝条，直径倒有一英寸；有时候，我坐在窗子跟前，由于它们漫不经心地猛长，树杈不堪重负，我会听到咔嚓一声，一根鲜嫩的树枝有如一把扇子冷不丁坠落，其实这时一丝儿风都没有，是给它自己的重量压断了。8月间，漫山遍野的浆果，在它们的开花时节，吸引了许许多多野蜜蜂。浆果渐渐地也染上了鲜艳的天鹅绒般的深红色，同样因为不堪重负，它们柔软的枝条也都给压断了。

今年夏天的一个午后，我坐在窗子边，一群鹰在我的林中空地上空来回盘旋；野鸭子一个劲儿在疾飞，三三两两地映入我的眼帘，或者闲不住地落在我的屋子后头白皮松枝头上，当空叫唤；一只鱼鹰在波平似镜的湖上，啄了一圈涟漪，叼走了一条鱼；一只水貂打从我门前的沼泽地悄悄地溜出来，在湖岸边逮住了一只青蛙；芦苇鸟常在这里那里飞落，莎草实在不堪重负，也都给压弯了；在末了的半个钟头里，我听到了火车轰隆轰隆的响声，一会儿沉寂下去，一会儿又响了起来，就像鹑鸡（拉丁文学名Tetrao umbellus）翅膀在扑棱着似的，把观光客从波士顿带到乡间来。我可不像那个孩子与世隔绝，听说，那个孩子被送往这个村镇东头的一个农夫家，但他委实太想家，没有多久就出逃，又回到了自己家里，这时他的鞋后跟都给磨破了。他从来没见过如此这般沉闷而又偏僻的地方；那里的老百姓全跑光了；老天哪，你甚至连口哨声都听不见!我怀疑马萨诸塞州眼下还有没有一个这样的地方——

我们的林子真的成了一个靶子，

给飞箭似的铁路所击中，

宁静的平原上和谐之音，

原来就是——康科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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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奇伯格铁路离我住地南边大约一百杆处与湖边毗连。通常我沿着它的堤道走到村里去，在某种程度上说，我就是通过这条线路才跟社会有了联系。货运列车上来回跑全程的那些人，常常向我点头打招呼，仿佛我是他们的老相识，毕竟过往时看见我的次数太多了，他们显然以为我是个雇工；那得了，我就算是个雇工吧。反正我也很乐意在地球轨道上的某个路段当一名养路工。

不管寒冬酷暑，火车头的汽笛声穿过我的树林子，好像一只盘旋在农夫院子上空的苍鹰在尖声叫唤，告诉我有许多浮躁不安的城市商人正在来到这个村镇的周围，或者说，有富于冒险精神的乡村商人正在从相反方向来到这里。他们来自同一条地平线，于是彼此大声发出警告，让对方闪开让道，这种警告声音有时候两个村镇都听得到。乡村哪，瞧，你们的杂货已送到；老乡哪，你们的粮食已送到!如今没有哪个农人还能独立地生活，敢对它们说一个“不”字。于是，乡下人的哨子叫起来了，这就是你们付给它们的代价!像长长的攻城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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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木，以每小时二十英里的速度向城墙冲过去，里面座椅多得不计其数，疲惫不堪、负担沉重的城里人都可以入内就座了。乡村置备了如此巨大笨重的厚礼，向城市送去了座椅。印第安人山上长满浆果的乌饭树全给采伐殆尽，盛产越橘的草地也被耙平，果实都运到城里去了。棉花上来了，布匹下去了；丝上来了，毛织品下去了；图书上去了，可是写作的智力却下降了。

我看到那火车头，拖着一长溜车厢，像行星运转似的往前驶去，或者不妨说，像一颗彗星，看上去它的轨道不像可以转回来的曲线，观看的人不知道它按照哪种速度、朝着哪个方向驶去，还会不会再折回到这轨道上来；火车头喷出的水蒸气，如同一面旗帜，缀着金环银环，飘浮在后面，就像我看到过悬浮高空的好多羽绒般的云朵，一大块、一大块地徐徐舒展，熠熠生辉——仿佛这个周游四方的半人半仙、吞云吐雾的怪物，马上会把夕阳西沉时的天空当作火车的号衣似的。我听到这匹铁骑吼声如雷，使群山响起了回声，它的铁蹄震撼着大地，鼻孔里不时喷火吐烟（我可不知道，在新的神话中，人们会收进什么样的飞马与火龙），看来大地终于添了新的一族，不愧为大地的居民。如果这一切确实都像看上去的那样，人们通过役使风、土、水、火四大要素，达到崇高的目的，该有多好!如果飘浮在火车头上空的云是创英雄业绩时洒下的热汗，或者说像悬浮在农田上空的云一样惠及苍生，那么，四大要素和大自然本身都会乐意为人类效劳，做人类的护卫者。

我远望清晨时分列车通过时的心情，如同我眺望日出时一模一样。日出倒也不见得会比列车更准时。火车正在驶往波士顿，长长的一条云带在它后面延伸，越升越高，升上苍穹，刹那间遮住了太阳，并让我远处的田野隐没在一片阴影中，俨然一列天上火车，而近旁的那列拥抱大地的小不点儿的火车，只不过是矛枪上的小小倒钩罢了。今年冬季里有一天早上，那匹铁骑的厩主起身挺早，借着山间星光给它喂料，开始套车，而且那么赶早地生起火来，给它体内供热，让它及时上路。反正干这种事儿像老八辈时一样简单就是了!赶上积雪很深时，人们给它穿雪鞋，用巨大的铁犁在群山之间辟开一条路，直达沿海地区；而在上面行驶的列车就像一台播种机，把所有浮躁不安的人们和价格浮动的商品，当作种子撒在了乡间。这匹火驹整天价在乡间飞驶，只有主人歇息时才停下来。子夜时分，我也会被它的铁蹄声和哼哧哼哧不服的喷气声所惊醒，这时，它正在远处森林峡谷里，碰到了冰雪交加等险情，直到晨星初现时才回到马厩，殊不知既没有休息，也没有打个盹儿，又马不停蹄地上路了。要不然在傍黑时分，我听见它在马厩里释放出白昼过剩的精力，使自己的神经松弛下来，肝脑也静下来一两个钟头，好让那铁骑合眼迷睡了。但愿这项事业能持之以恒、毫不疲倦，而又英姿勃勃、威风凛凛，该有多好!

远离城镇、人迹罕至的一些森林，过去唯有猎户大白天才进入过，如今那些灯火辉煌的特等客车，在漆黑的夜里风驰电掣般驶去，里头的人们却一无所知；此时此刻正停靠在村镇或者城市的某个灯光灿烂的火车站，有上流社会人士云集在那里，下一站却停靠在迪斯默尔沼泽

[8]

，把猫头鹰和狐狸都给吓跑了。列车的离站、到站，如今成了乡村日常生活里头等大事。它们来来去去，既定期而又准时，汽笛声打老远就听得见，农夫们常常据此来校准钟表，这么一来，一个管理完善的机制使整个国家管理得井然有序。自从发明了火车以来，人们在遵守时刻方面不是有所改进吗？人们在火车站里说话和思想的节奏，不是比在驿站里头更加快了吗？火车站里仿佛有着通上了电流的氛围。火车站所创造的种种奇迹，使我感到惊奇；原先我满以为，我的一些邻居断断乎不会搭乘如此快捷的交通工具到波士顿去，可是现在，钟声一响，他们管保都到了站台上。仿照“铁路方式”办事儿，眼下已成了口头禅；有关权威机构屡屡提醒人们不要挨近铁路道轨，对于这种真心诚意的告诫还是值得记取的。这种事既不能向闹事群众宣读“取缔闹事法”勒令散去，也不能向骚乱群众朝天开枪。我们已经创造了一个命运女神阿特洛波斯

[9]

，那是永远不闪开避让的。（不妨给你的火车头命名为“阿特洛波斯”号吧。）人们一看公告就知道，几点几分将有哪些弩箭射向罗盘上某一个具体地点；反正它从不干预别人的事，而孩子们上学则走另一条专线。因此，我们生活得更加笃悠悠了。我们就这么着人人都可以培养成退尔

[10]

的儿子了。空中有的是看不见的弩箭。每一条路都是通向命运之路，只有你自个儿的路例外，那就得了，还是走你自个儿的路吧。

我之所以对商业啧啧称赞，是因为它有进取心、有勇气。它不会两手十指交错地紧握着向朱庇特祈祷。我看见这些人每天在忙着做生意，好歹都有胆识和满足的表现，干得比他们想象的多得多，说不定比他们精心设计的还要出色呢。在布埃纳维斯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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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线能坚守半个钟头的那种英雄气概，固然我也觉得很感动，但是，更让我深深地为之感动的，还是在铲雪机里过冬的人们那种坚定、愉快的精神；他们不仅具有拿破仑认为最难得的凌晨三点钟打仗的勇气，而且断断乎还不肯早早休息，硬要顶到暴风雪停住之后，要不然在他们的铁骑的筋骨都给冻僵之后，他们这才躺下睡觉。这天大清早，特大风雪还在肆虐，简直冷得人们的血液快给冻结，我从他们呼出的水汽冻结后形成的雾堤里，听到火车头发出被蒙住了的钟声，宣告列车开来了，没有误点，根本不管来自新英格兰北部的暴风雪百般阻挡；我看到了那些铲雪人浑身披雪挂霜，他们正低着头仔细察看那铲雪板底下翻起来的，可不是雏菊和田鼠洞穴，而是像内华达山脉的巨砾，堪称天外之物。

商业是出乎意料地自信、安详、机灵、有进取心，而且还压根儿不知疲倦。它所采用的方法都很自然，乃是许多充满幻想的事业和感情用事的实验所不可企及，因此才获得出色的成功。一列货车打从我身边轰隆轰隆地驶过，我不由得顿觉心旷神怡，我闻得到从长码头到香普兰湖一路上货物散发出来的气味，使我想起了异国他乡，想起了珊瑚岛、印度洋、热带地区，乃至于广袤无边的环球世界。我看到了棕榈叶，来年夏天，不知有多少新英格兰浅黄色发丝的头上会戴着它；我还看到了马尼拉的大麻、椰子壳、旧绳索、黄麻袋、废铁和锈钉子，就在此时此刻，我觉得自己更像一名世界公民了。这一车子的破船帆要是拿去造纸、印书，也许会使阅读更加容易，也更为有趣呢。有谁能够像这些破船帆所做的那样，把自己经历过惊涛骇浪的历史如此绘声绘色地写下来呢？它们就是压根儿不用改正的校样。缅因州森林里的木材从这里运走，因为有些木材已经运走了，或者被锯成板料，上次发大水时没有出海的木材，每一千根涨了四块钱，松木、云杉和雪松——质量分为一等、二等、三等和四等，可前不久木材拢共只有一个质量标准，价格常在熊、驼鹿和北美驯鹿的价位之上波动不定。稍后，轰隆轰隆驶过的是托马斯顿

[12]

石灰，第一流货色，将被运往遥远的山区让它逐渐熟化。至于这一袋袋的破布，真可以说五颜六色，质地好坏都有，乃是棉花和亚麻落到了最惨的境地，也是衣着穿戴的最末下场——它们的图案时下再也没人啧啧称赞了，除非是在密尔沃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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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那些色彩抢眼的衣物，英国的、法国的，或者美国的印花布、方格布、平纹细布，等等，既有富人家的，也有穷人家的，都是从四面八方集拢来，将要变成一种颜色的纸，或者仅仅色彩深浅不一的纸，说不定在那纸上面会写出一些真实生活的故事，有的写上层社会，有的写底层社会，不过全是根据事实来写的!这一节闷罐车散发出咸鱼的腥味，强烈的新英格兰商业味道，让我回想到大浅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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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渔业的情景。咸鱼——谁没有见过？彻头彻尾是为了芸芸众生腌制的，断断乎不会使它变质，让持续蒙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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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圣人们都感到脸红。有了咸鱼，你可以扫街、铺路、砍劈柴；卡车司机本人与他的货物也好拿它来遮阳避雨——还有商人在铺号开张时把一条咸鱼悬挂在店门上当招牌，正如某个康科德商人做过的一样，到头来连老主顾全都说不准它究竟是动物、菜蔬，还是矿物，不过它依然洁白得像雪花呢。要是你把它放入锅里煮，煮出来的准是一条味道好极了的咸鱼，可供周末晚餐时食用。接下来是西班牙的皮革，依稀可辨那牛尾巴举向空中还在旋转，有如这些公牛当初奔驰在西班牙本土大草原一模一样——一种执拗的典型，证明一切与生俱有的缺憾是如何没得希望和不可救药啊。说实话，在我了解一个人的脾性后，我承认，在目前生存状态下，我并不指望它变好或者变坏。正如东方人所说的：“一条狗尾巴可以加热、烫平，用带子绑住，花费了十二年精力，到头来它的本性还是改不了。”类似牛尾巴这样根深蒂固的本性，唯一的根治办法，就是把它们制成胶汁，我相信，通常它们都可派这样的用场，发挥黏性的作用。这里有一大桶糖蜜或者白兰地，即将运往佛蒙特州卡廷斯维尔市，交给约翰·史密斯先生，格林山区的商人，他是给邻近本人林中空地的农夫们来办进口货的，此刻也许他站在舱壁高头，心里捉摸着近期到岸的几批货物，会如何影响他的货价，眼下告诉他的顾客们，说他巴望下一趟火车会运来第一流货色，其实，这话在今儿个早上以前，他给他们念叨过已有二十遍呢。甚至还在《卡廷斯维尔时报》上登过广告。

这批货物运走了，另一批货物运来了。我被一阵飕飕声所惊醒，于是放下书本，抬眼只见一些长长的松树，好像插上翅膀飞过了格林山区和康涅狄格州；这些松树是在遥远的北方砍下来的，飞箭似的在十分钟内穿过了城镇，人们还来不及看上一眼，

它就成为一根桅杆，

竖立在大旗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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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吧！运牲畜的车开来了，装着千山万岭的牛羊，什么天上的羊圈啦、马厩啦、牛栏啦，什么手持牧杖的放牧人啦，赶着羊群的小羊倌啦，除了山里牧场以外，全都来了，它们好像被9月里秋风从山上吹下来的落叶在打旋儿。空中充满牛羊的咩咩声，公牛们在猛撞乱挤，仿佛正在驶过的是一座放牧牛羊的山谷。那只老的带头羊只要铃铛一响，高山真的像公牛似的在欢跃，小山冈有如小山羊在蹦跳。列车有一节车厢都是放牧人，此刻和他们放牧的牛羊几乎平起平坐，他们虽然下了岗，可还是手持那根没有用处的牧杖，好像它就是他们司职的标志。但是，他们的牧羊狗上哪儿去了?这对牧羊狗来说，可是大溃散呀；它们完全被甩掉了，它们的嗅觉也不灵了。我仿佛听到它们在彼得博罗山后头狂吠不已，或者在格林山区西坡上气喘吁吁地奔走呢。它们不会跟着牛羊一块被宰割。它的职责也到尽头了。它们的忠诚和机灵眼下不管用了。它们灰溜溜地回窝去了，也许干脆豁出去，与狼和狐狸结盟。你的牧羊人生涯就这么着随风而去了。但是，钟声响了，我可得离开道轨，让列车驶过去——

铁路依我看是什么呢?

我不去张望

它的尽头在何方。

它填高一些沟壑，

又给燕子筑好堤岸，

它让黄沙满处飞扬，

又叫黑莓随地生长。

可是我穿过铁路，就像我走过树林子里的小道。我不会让火车的黑烟、蒸气和嘶嘶声污染了我的眼睛与耳朵。

如今，列车已经远去了，躁动的世界也随着列车远去了，湖中的鱼儿再也感觉不到火车的隆隆声，可我却感到了分外孤寂。漫长的午后，也许只有偶尔从远处公路上隐隐约约传来的一辆车或是一组车马的轻微响声，才会干扰我的沉思吧。

有时，赶上星期天，顺风的时候，我听到钟声，来自林肯、阿克顿、贝德福或者康科德的钟声，听起来柔和悦耳，俨然是自然的旋律，回荡在旷野上，端的是美极了。在遥远的树林子上空，这种旋律平添了一种颤动的微弱声响，仿佛地平线上的松针就是竖琴上的琴弦正在轻轻地拨弄着似的。凡此种种音响，哪怕在最远处，只要听得见，都有一种同样的效果，赛过七弦琴上的颤音，就像迢迢远方的山脊，由于大气介于中间，被抹上了淡蓝色，望过去格外令人悦目。我觉得这次传来的是一种在微风中越传越悠扬的旋律，与树林子里每一片叶子和松针喁喁私语后，风儿又吸收部分声音，经过变调在一座山谷回响之后又传到了另一座山谷。这种回响在某种程度来说，就是初始的声音，具有神奇的魅力。它不仅仅重复了钟声里值得重复的部分，而且部分还有着树林子里的声音；以及林中仙子低吟的昵语和乐音。

傍晚，树林子尽头、远处的地平线上，传来牛的哞哞声，很甜美动听，开头我会误认为是某些滑稽说唱团

[17]

在演唱，因为有时我听到过他们唱的小夜曲，也许此刻他们正好吟游在山谷之间；可是听着听着，我很快失望了——失望之余，我还是略感欣慰——因为那声音渐渐地拖长，变成了酷肖牛叫那种廉价的、原始状态的音乐。我这样说绝不是在挖苦那些年轻人，而是表示我对他们的歌唱很欣赏，我说，我分明听得出来他们的歌声与哞哞声差不离，不过，说到底，两者无疑都是天籁，你说是不是?

夏天有过一些日子，每天傍晚七点半，火车很准时驶过以后，三声夜莺唱过半个钟头的晚祷曲，就落在我门前的树桩上，或者落在我的屋脊上。每天晚上，日落以后，在某个特定时间五分钟内，它们就开始鸣叫，几乎跟座钟一样准确。我利用难得的机会，渐渐熟悉了它们的习惯。有时，我听到同时有四五只三声夜莺，在树林子各个不同地点啼唱，偶尔一只鸟儿唱的比另一只鸟儿差了一小节，而且离我又是那么近，我不仅听得出每一个音符之后的咯咯声，而且时常听到一种独特的嗡嗡声，就像一头飞蝇落进了蜘蛛网，只不过比飞蝇的响声稍微高一些。有时候，一只三声夜莺会从好几英尺远的树林子飞过来，绕着我飞来飞去，就像被一条绳子拴住了似的，说不定是我挨着鸟蛋太近了吧。它们彻夜通宵时断时续地啼唱，而且常在黎明前和黎明即将来临之际，它们的歌唱又跟过去一样富于极大乐感。

别的鸟儿静下来时，叫枭开始鸣叫，像哭丧妇似的发出老八辈子的呜——噜——噜。那种凄叫声，颇有本·琼生的遗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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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聪明的子夜女巫！它不像诗人们笔下tu—whit tu—who那么真实和呆板，不过，正经八百地说，那是一支异常肃穆的墓畔小曲，像一对自杀的恋人在阴曹冥府的树林子里，不知怎地想起了生前恋爱的苦与乐，少不得彼此安慰一番。然而，我特别爱听它们的哀鸣，它阴惨惨的应答，沿着树林子一侧不停地啭鸣；有时，让我联想到音乐和鸣禽；仿佛那就是音乐的饱含泪水的阴暗面，不得不歌吟的悔恨和哀叹。它们都是一些堕落者的幽灵，低落的情绪，忧郁的预感，以前它们有过人的模样儿夜游四方，净干黑暗勾当，如今它们早已罪孽昭著，它们吟唱哀歌，祈求赎罪。它们使我全新地感觉到，我们共同居住的大自然真是丰富多彩，兼容并包。哦——喔——哟——哟——哟——我压根儿还没出生——生——生——生——过
！湖的这一边，有一只夜莺叹道，在焦灼的绝望中来回盘旋，在灰溜溜的橡树上寻摸到新的栖息处。稍后，湖的另一边，传来了回响： 我压根儿还没出生——生——生——生——过
！那回响充满着发颤的真挚的感情；甚至从遥远的林肯那边的树林子也隐隐约约传来回响——还没有出生——生——生——生——生过
！

余外还有一只哑哑鸣叫的猫头鹰冲着我唱小夜曲哩。在近处听，也许你会觉得这是大自然中最忧郁的鸣叫声，仿佛它想让这种声音使人们临终之前的呻吟固定不变，并使它永远留在它的歌吟之中——这是凡人弥留之际留下可怜而又微弱的遗音，他把希望留在了身后，在进入黑黝黝的幽谷时像动物一样嚎叫，还带着活人的抽泣声，由于某种咯儿咯儿之声挺动听，但听着听着反而更加可怕——我想模拟那种声音时，不觉发现自己一开始念出了这种咯字音，正好表明： 一切健康的勇敢的思想都已坏疽时，一个人的心灵达到了胶凝似的发霉变质阶段。它使我想起了盗尸鬼、白痴和疯子的嚎叫。可是此时此刻，从远处的树林子传来了一声回应，由于离得远些，听起来倒是真的挺悦耳——呼——呼——呼——呼啦——呼
；说实话，那种声音只会给人带来许多愉快的联想，不管听它的时候，是白天还是夜晚，是夏天还是冬天。

可喜的是我这儿有猫头鹰。让它们为人们做些白痴般的疯狂嚎叫吧。这种声音最适宜于昼光照不到的沼泽地和幽暗的树林子，使人联想到大自然中还有一个幅员辽阔而尚待开发的领域，人类至今依然没有发现。它们代表全然的朦胧状态和人人都有的没得满足的思想。太阳整天照在一些原始的沼泽表面上，这里只见云杉林立，松萝地衣长满树身，小鹰在上空来回盘旋，黑头山雀在常春藤里头叽叽喳喳，野鸭子和野兔子则在底下潜行；可是此时此刻，一个更阴郁、更合适的白昼来临了，一种不同的生物已经苏醒过来，在那里充分表达了大自然的意图。

夜深以后，我听见远处车辆打从桥上轰隆隆地开过——这种声音在夜间听起来显得格外遥远——我还听到了犬吠声，有时我能听到远处牛棚里传来一头忧郁的母牛的哞哞声。与此同时，环湖岸边震荡着牛蛙的叫声，它们是冥顽不灵的古代酒鬼和纵酒欢闹之徒的精灵，依然不知悔改，在它们冥河般的湖上放声轮唱——但愿瓦尔登湖上凌波仙子们原谅我作这样的比喻，因为这里尽管没有水生植物，但青蛙遍地都是——它们倒是乐于遵循古老宴席上狂欢乱叫的规则，虽然它们的声音越发沙哑了，显得一本正经，于是嘲笑欢乐，美酒也失去了醇味，仅仅成了灌饱它们腹部的液体，朦胧醉意断断乎不会淹没往昔的记忆，只会使它们肚子里胀饱，顿觉沉甸甸、胀鼓鼓的。那个大佬儿牛蛙，下巴颏儿支在心形叶子上，好像在垂涎的嘴角底下挂了一块餐巾，它在北岸底下豪饮了一口过去瞧不起的水酒，就把酒杯向后头传递，同时一迭连声地吆喝道：特尔——尔——尔——乌恩克，特尔——尔——尔——乌恩克，特尔——尔——尔——尔——乌恩克
！这一声口令马上从远处的水面重复后又传了过来，那是另一只职位稍低的牛蛙满意地喝下一口酒后发出同样的口令；这一声酒令在湖边绕了一周，司酒令的牛蛙很满意，大声喝道：特尔——尔——尔——乌恩克
，于是，每一只牛蛙依次重复着同样的声音，一直传递给那只喝得最少、漏水最快、肚子最瘪的牛蛙，传递中一点儿没出错；稍后，酒令声又一遍遍地往下传递，直到太阳将晨雾驱散时为止，这时只有那只长老牛蛙还没有喝醉跌进湖里，

[19]

而且时不时地喊着特尔——尔——尔——乌恩克
，等待回应，但到头来还是徒劳。

我可说不准，在我的林中空地上听到过公鸡报晓，我觉得养只小公鸡还是值得的，哪怕仅仅把它当作鸣禽，为了听听它的打鸣儿也好。公鸡从前是印第安人的野鸡，在所有的鸟类中，它的鸣叫声当然最出色，要是它们还没有被驯养成家禽的话，它们的鸣叫声会很快成为我们森林中最有名的声音，胜过鹅的嘎嘎声和猫头鹰的哀鸣声；然后，不妨想一想吧，当公鸡嘹亮的啼唱停歇时，母鸡就会咕咕地欢叫着来填补这个空当！难怪人类将这种鸟儿列入家禽类呢——更不必提鸡蛋和鸡腿了。冬天的早上，漫步在群鸟繁衍生息的树林子里，听听野公鸡在枝头打鸣儿，那么清脆又嘹亮，方圆好几英里以内，大地为之震响，把别的鸟儿微弱的鸣叫声通通给淹没了——你就可想而知！它会使整个国家处于戒备状态。谁不会早早儿起床，一天比一天地起得更早，直到他变得说不出来的健康、富有与聪明呢?全世界的诗人在赞美他们本国鸣禽的同时，全都赞美过这种异国他乡鸟儿的乐音。全世界哪个地方对勇敢的雄鸡全都相宜。它甚至比本地产的禽鸟要略胜一筹。它历来体质很好，音色洪亮，精神永不衰萎。即使航行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上的水手，也都会被它的啼唱声所唤醒；殊不知它那嘹亮的啼唱声，却从来没有使我从睡梦中醒来。我没有养狗、猫、牛、猪，也没有养母鸡，也许你会说我这儿缺失家畜的声音；其实，我这儿也没有搅拌奶油的声音，没有纺车的声音，甚至没有水壶煮沸时的声音，没有咖啡壶的咝咝声，更没有孩子们的哭闹声等等给我一些慰藉。一个抱残守缺的人，也许就这么着发了疯，乃至于郁郁闷死。墙里头连耗子都没有，因为它们通通饿死了，或者宁可说，从来就没有被诱饵所吸引过——只有松鼠在屋顶上和地板底下走动，三声夜莺落在屋脊上，蓝色的
鸟在窗下尖叫，兔子和土拨鼠在屋子底下窜动，叫枭或者猫头鹰栖在屋子后头，野鹅或者爱笑的潜水鸟掠过湖面，余外还有狐狸会在夜间吠叫。甚至云雀或黄鹂，这些温和的鸟儿，从来都还没有造访过我的林中空地。院子里没有公鸡的啼唱，也没有母鸡的聒噪，你会说，那压根儿不像个院子！但是一无遮拦的大自然，直接延伸到了你的窗子跟前。一片新生的树林子在你的窗下，野黄栌树和黑莓藤蔓爬进了你的地窨子；挺拔的北美油松因无生长空间，触碰到屋子的木板而嘎吱嘎吱作响，它们的根须也延伸到宅基地下头。大风刮来的，不是天窗或者窗帘，而是你屋子后头松树的残枝断杈，或者连根拔起的松树，可供燃料之用。大雪中不是没有通向前院大门的小路——而是压根儿没有门——没有前院——没有通往文明世界的路！

[1]
籁，此处指自然界发出的声音。我国古诗中有“万籁此俱寂，但余钟磬声”诗句。亦可参见《庄子·齐物篇》。

[2]
英文中一个星期里的每一天，都是以某个神的名字演变而来的，比如，星期二，Tuesday由Tius day演变而来，是阴暗神提尔（Tiu）的名字；又如星期三，Wednesday 由 Wedens day 演变而来，是战神瓦丹（Woden）的名字，等等。总之，除了星期六来自古罗马农神萨图恩（Saturn）以外，星期二、三、四全部来自古代斯堪的纳维亚神话，故被梭罗称为异教徒。

[3]
此处指巴西印第安人，附录引文摘自菲菲夫人的《一位女士周游世界》。

[4]
永久花，花朵干枯后色状均不变的植物，尤指某些蜡菊属植物。

[5]
杆，美国长度单位。1杆约有5.5码。

[6]
在英文中和谐之音和康科德是同一个单词——concord，端的是一语双关，由此可见梭罗写书的初衷。引诗作者为梭罗好友诗人小钱宁。

[7]
古代西方一种攻城的兵器，此处原木比喻早期火车车厢均用原木制成。

[8]
迪斯默尔沼泽，位于弗吉尼亚州东南部和北卡罗来纳州东北部沿海平原上，几乎无法越过，逃亡的奴隶经常藏身此地。

[9]
阿特洛波斯（Atropos），古罗马神话中的命运三女神之一，司职剪断生命之线。

[10]
退尔（William Tell），瑞士传说中反抗奥地利统治的英雄人物，为争取民族独立而斗争，被迫用箭射放在他儿子头上的苹果，结果获得成功，儿子安然无恙。

[11]
布埃纳维斯塔，墨西哥一地名，1847年曾经是战场。

[12]
托马斯顿，地名，位于南缅因州。

[13]
密尔沃基，美国威斯康星州东南部一港口城市，濒临密歇根湖。

[14]
大浅滩，北美纽芬兰岛东南广阔的大西洋浅滩，为世界大渔场之一。

[15]
加尔文神学所谓持续蒙恩，指上帝的预定选民注定会持续蒙受恩典直至得救。

[16]
引自英国著名诗人约翰·弥尔顿（1608—1674）的《失乐园》。

[17]
在美国，有些白人饰黑人作滑稽演唱活动。

[18]
本·琼生（Ben Johnson，1572—1637），英国著名诗人与剧作家，与莎士比亚齐名。

[19]
梭罗在本书中常用一语双关手法，使文章更加生动，富有活力。此处仿英文成语under the table（意为烂醉，或醉后不省人事），所以说，既有烂醉状态，又有跳入湖里的动感。

离群索居

这是一个多美的傍晚，全身只有一种感觉，每一个毛孔都浸透喜悦。我以怪得出奇的自由，在大自然里走来走去，已与大自然浑然一体。我脱去外衣，只穿衬衫，漫步在多石的湖边，天气虽有凉意，多云又有风，我也没有发觉有什么特别诱人的景物，可周围一切于我可以说异常相宜。牛蛙的聒噪迎来了黑夜，吹皱了湖水的微风传来了三声夜莺的啭鸣声。桤木和杨树枝叶摇曳多姿，我岂能无动于衷，几乎连气都喘不过来?然而，就像湖水一样，我心中宁静只有一些涟漪，而没有激起波涛。晚风吹起的一些微波，依然像波平似镜的湖面一样，离暴风雨还远着哩。虽然天色已黑，风还在树林子里呼呼作响，波浪还在拍岸，一些动物还在用自己的乐音，为另一些动物催眠。没有十全十美的宁静。野性十足的动物并没有安歇下来，这时正在捕捉猎物呢；狐狸、臭鼬、兔子，这时也在田野上、森林里游荡着，一无畏惧。它们是大自然的巡夜人——是连接生机盎然的白昼的一个环节。

我回到屋里，发现已有好几位访客来过，他们都留下了自己的名片，有的是一束鲜花，有的是一个常春藤编的花环，有的是用铅笔在一片黄色胡桃木叶子上或者小木片上留下的名字。他们难得入林一游，常把树林子里的小玩意儿，拿在手里一路把玩，离去时，有的故意有的出于偶然，就留在了寒舍。有一位把柳树皮剥了下来，编成了一枚戒指，丢在我的桌子上。我外出时访客有没有来过，我总能知道，不是折断树枝或者青草弯斜了，就是地上有他们的鞋印，一般来说，根据他们留下的一些雪泥鸿爪，比方说，有的丢下一朵花，有的抓来一把青草却又给扔掉了，哪怕是远到半英里开外的铁路边上才扔掉呢；或者有的人抽雪茄或者烟斗，人去了烟味儿还不散，反正我都能说出他们的性别、年龄或者性格。岂但如此，我往往能根据烟斗的香味，推断出六十杆开外的公路上，有一个观光客打从那里经过。

我们周围的空间，一般来说很宽敞。我们的视域断断乎不会就在咫尺之间。茂密的树林子并不是就在我们家门口，湖泊也是如此，通常都是间隔着一块空地，由于我们经常使用，对它很熟悉，我们还好歹将它占有，用栅篱围了起来，仿佛向大自然要求收回来似的。如此浩瀚无比、好几个平方英里内人迹罕至，但是遭人类遗弃的大森林，我凭什么要据为己有呢?我的邻居离我最近也有一英里之遥，而且，除非登临小小山顶上，在我住地方圆半英里以内，不管从哪个方向看，都看不见一所房子。我的视域全给树林子包围起来了；抬眼远望，只见一边是与湖接界的铁路，另一边是一道沿着林地公路的围栏。但从大体上说，我住的地方就像在大草原上一样孤独。这个地方离新英格兰，委实就像离亚洲或者非洲一样遥远。实际上，我倒是有我自己的太阳、月亮和星星，还有一个完全属于我自己的小小天地。入夜以后，从来不会有观光客打从我屋子跟前经过，或者叩响我的门，我端的就像混沌初开时最早的那个人或者最后的那个人；除非到了春光明媚的季节，经过漫长的严冬间隔之后，有些人会从村子里来这儿钓条鳕——说白了，在瓦尔登湖里，他们钓得更多的是他们自己的天性，不外乎用黄昏给鱼钩权当诱饵罢了——不料他们很快就开溜了，通常鱼篓子里几乎一无所获，却“把整个世界留给了黄昏与我”

[1]

，而夜晚的黑色核心从来还没有被任何人类邻居亵渎过。我相信，人们一般说来还是有点儿害怕黑夜的，尽管巫婆全给吊死，基督教和蜡烛也都给引进过来了。

不过，有时候，我会切身感受到，在大自然中不论任何场合，都能跟最甜蜜、最温柔、最天真和最鼓舞人的朋友结交，乃至于对愤世嫉俗的可怜人和最忧郁的人也不例外。凡是生活在大自然之中，心智还健全的人，就不可能会有极度的忧郁。对于健康而无邪的耳朵，暴风雨无非是风神埃俄罗斯

[2]

式的音乐罢了。任何事情确实无法迫使一个简单的勇敢的人产生一种低俗的悲哀。我在享受四季给予的友情时，我相信，不管什么事情都不能使生活成为我的累赘。蒙蒙细雨滋润了我的豆子地，让我今天待在家里，但我并不因此感到讨厌、发愁，反而还觉得很好呢。下雨天，固然我不能下地锄豆子，可是，下了雨远比我锄地更有价值。如果说雨老是下个不停，使地里种子和低洼地的土豆都给烂掉了，那对高地上的草还是有好处的，既然如此，岂不是对我也有好处。有时候，我拿自己跟别人作比较，看来天上诸神对我特别垂青，比我应得的还要多着呢；仿佛我有一张证书和保单在他们手上，而别人却没有，因此，我得到了上天特殊的指引和保护。我可不是在恭维我自己，不过，很可能倒是他们在吹捧我。过去我从来没有感到孤独，或者换句话说，丝毫没有被孤独感压抑过，不过有一回，那是在我进入树林子几周之后，我有过一阵子怀疑，对于一种宁静而健康的生活来说，有个近邻相互交往是不是须臾不可离。独处不是令人愉快的事情。与此同时，我又意识到自己的情绪有一点儿失常，不过好像我也预知自己会恢复正常。我正在冥思苦想之际，纷纷细雨飘落下来了，我猛地意识到，与大自然默默地一来二往，没承望会如此甜美、如此友好，在每一滴淅沥的雨声中，在我屋子周围每一个声音和每一个景点中，都有一种无穷无尽和难以表述的友情，有如一种支援我的气氛，使我原先与人毗邻而居的念想已经一无可取，打那以后，我再也不曾有过那种想法。每一根细小的松针都富有同情心，仿佛渐渐长大，成了我的朋友。我清晰地意识到，即使在我们通常称之为野蛮、沉闷的地方，都有某种与我有缘的感觉，而且，与我最亲近的血缘、最富有人情味的，并不是一个人或一个村民，因此，从今以后，不管身在何方，我断断乎再也不感到陌生了——

悲恸使哀伤的人过早衰竭；

生者在尘世间，来日无多，

托斯卡的美丽女儿啊。

[3]

我的某些最美好的时光，是在春秋两季持续暴风雨时，上午或午后，我困在屋子里，听着暴风不停地咆哮和大雨瓢泼之声，却给了我些微慰藉；暮色早早四合，迎来了一个漫漫的长夜，其间就有千丝万缕思绪仿佛及时生根，徐缓舒展开来。来自东北角的滂沱大雨，使村子里每一幢房子都经受了考验，女仆们手提拖把和水桶，站在门口拦截大水进屋，这时我坐在小屋门背后，那是唯一的一道门，至此我才深深地体会到它有力地保护了我。在一场大雷雨中，闪电击中了湖对岸的一棵高大的北美油松，自上而下劈出一道螺旋形状的凹槽，很显眼而又匀称，有一英寸多深，四五英寸宽，就像你在手杖上开的凹槽一模一样。前天，我打从它那儿经过，一抬眼就看到了那个标记，我不禁大吃一惊，那是八年前一个吓人的、不可抗拒的霹雳留下来的痕迹，现在看上去比从前还要清晰。人们常跟我念叨说：“我想，你在那里准会感到很孤独，总想和人们更接近一些吧，特别是在下雨、下雪的日日夜夜里。”我按捺不住很想就这么着回答：——我们居住的整个地球，充其量只不过是宇宙中小小的一个点儿。那边的天空那颗星星，连我们的天文仪器还压根儿估量不出它有多大，你想想，它上面的两个相距最远的居民又能有多远的距离呢?那我怎么会觉得孤独呢?我们这个地球难道不也是在银河系吗?你提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呀。什么样的一种空间，才是把人与人们隔开，让他感到孤独呢?我发觉，两条腿不管怎么使劲儿走，也不能让两颗心挨得更近些。我们的住地最想靠近的是什么地方?当然不是人多的地方，什么车站啦，邮局啦，酒吧啦，礼拜堂啦，学校啦，杂货店啦，烽火山啦，五点区啦

[4]

，因为这些地方人群杂沓——而是更乐意接近我们生命不竭之源泉——大自然，我们从自己全部经历中发现，我们的生命源自大自然，就像长在水边的柳树，它的根须也向水边延伸一样，人的天性不同，因此情况也殊异，不过，聪明的人就是在这样的地方挖他的地窨子……有一天晚上，在去瓦尔登湖的路上，我赶上一位镇上乡友，他已积攒了所谓的“一笔很可观的资产”——虽然我对此从来还没有正面地
了解过——他赶着两头牛到市场去，问我怎么会心血来潮，把生活中那么多的安逸全给放弃了。我回答说，我非常确信，我真的很喜欢这样的生活；我说这话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就这么着，我回家，上床安歇了，撇下他在黑暗泥泞中朝着布莱顿走去——或者说，朝着光明城

[5]

走去——说不定他在清晨某个时刻就会赶到那儿了。

对一个死者来说，任何觉醒或者复活的前景，不管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都是无足轻重。也许会发生这种情况的地点总是相同的，对我们的感官来说有着难以形容的欢欣。我们大多数人都拿一些无关的、倏忽的枝节当作大事去做。实际上，它们才是使我们分心的原因。离万物最近的是创造一切的力量。其次
挨近我们的是最庄重的法则，在不断起作用。再次
挨近我们的是把我们创造出来的那个工匠

[6]

，而不是我们雇佣的工匠，虽然我们特别喜欢跟他唠嗑来着。

“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

“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

“使天下之人，斋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7]

我们都是一种试验的对象，我对这种试验还颇感兴趣呢。在这种情况下，难道说我们干脆不要这个流言蜚语的社会——用自己的思想来鼓舞我们自己就不行吗?孔子说：“道不孤，必有邻。”诚哉斯言。

有了思考，我们就会心智健全，欢欣若狂。通过心灵有意识的努力，我们就可以超然独立于各种行动及其后果之外；世间万物，不管好坏，都像激流似的打从我们身边逝去。我们还不是浑然一体地融合于大自然之中。也许我是急流中的一块散流板，或者就是从高空俯瞰它的因陀罗

[8]

。看一场戏很可能
感动我；另一方面，一件看似与我更加休戚相关的真事，却未必
感动我。我只知道我自己是作为一个有实体的人而存在的；也可以说，就是反映我的思想和情感的舞台；我很清楚自己有一种双重性，因此，我可以远远地看待自己，就像看待别人一样。不管我的经验该有多么生动有力，我都意识到自我的一部分的存在及其批评，在某种程度上说，却又不是自我的一部分，而是一个旁观者，并不分享我的经验，而至多只是注意到我的经验；这就像他再也不是你，也不可能是我。等到人生的戏——也许是一出悲剧——一演完，观众也就散场了。就观众来说，它是一种虚构，仅仅是一件充满想象力的作品。有时候，这种双重性极其容易使别人很难跟我们做邻居、交朋友。

我发现，一天之中大部分时间独处，是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有人做伴儿，就算是最好的伴儿，没多久也会感到厌倦、无聊。我爱独处。比孤独更好的伴儿，我从来还没有发现过。我们到了国外与人交往，大抵比待在自己家里更加孤独。一个人在思考或者工作的时候，总是独个儿的，让他乐意在哪儿就在那儿。孤独不能用一个人跟他的同伴们隔开多少英里来衡量。剑桥学院拥挤的小屋里，真正勤奋学习的学生，就像沙漠里的游方者一样孤独。农夫可以整天价在田地里或者树林子里独个儿干活，要么锄草松土，要么砍伐树木，丝毫不感到孤独，因为他有干不完的活儿；但是等到他晚上回到家里，却不会独个儿待在屋子里，任凭自己胡思乱想，而是非得上“看得到老乡”的地方去乐一乐，而且，照他的想法，那是对他一整天孤独的补偿；因此，他暗自纳闷，学生怎么就能夜以继日地独个儿待在屋子里，一点儿都不觉得烦闷和“忧郁”；可他并没有懂得，尽管学生待在自己屋子里，他却也是在他的
田地里干活儿，在他的
树林子里砍树呢，有如农夫在他的田地里和树林子里一模一样；随后，学生也要寻求同样的娱乐消遣，寻求同样的社交活动，尽管这些活动形式也许会更浓缩些。

社交活动通常没有多大价值。我们相聚时间十分短暂，来不及从对方那儿获得任何新的有价值的东西。我们每日三餐会面时，彼此之间只不过重新尝尝我们固有的那种陈旧、发霉的奶酪味道。我们不得不同意这么一套规则，亦即所谓的礼仪和礼貌，务使这种经常的会晤彼此都能包涵些，以免公开发生冲突。每天晚上，我们相聚在邮局、在交谊会、在篝火周围；我们住得太挤，相互干扰，彼此之间说话吞吞吐吐，我想，就这么着，我们相互之间失去了一些敬意。当然，所有重要而开心的聚会，倒也不见得非要天天举行不可。想想工厂里那些女工——她们断断乎不会独处，就是做梦，她们也不孤独呢

[9]

。如果说一平方英里以内只有一个居民，正如我住的地方一样，那也许就会好得多呢。一个人的价值并不在于他的皮肤，我们不必非得与之接触。

我听说过，有一个人在树林子里迷了路，他又饿又累，倒在一棵树底下快要咽气了，由于极度虚弱，他那病态的想象力，让他看到周围全是奇形怪状的幻象，还都信以为真，这么一来，他的孤独也就随之消失了。同样，只要身心健康，孔武有力，我们可以从类似的、更正常、更自然的社交活动中不断地感到欣慰，从而知道我们断断乎不是孤独的。

我屋子里就有好多好多伴儿，特别是在早晨，还没有人来探访的时候。让我先作几个比较，也许有的可以描述出我的一些境况。我并不觉得比湖中大声喧笑的潜水鸟更孤独，而且，我也不觉得比瓦尔登湖本身更孤独。我倒想问问，那孤独的湖又有谁做伴?可是，在它水天一色的湖上，并不是蓝色的魔鬼，而是蓝色的天使。太阳是孤独的，除非天上乌云密布时，有时候看上去好像有两个太阳，不过有一个是假的。上帝是孤独的——但是魔鬼呢，他倒是一点儿也不孤独；他就有好多哥儿们；他还有大队人马来着。我不见得比牧场上一朵毛蕊花或者蒲公英更孤独；或者换句话说，我也不见得比一片豆叶子、一棵酢浆草、一只马蝇，或者一只大黄蜂更孤独。我也不见得比磨房溪、风信鸡、北极星、南风、4月间的阵雨、1月里的融雪，或者新居第一只蜘蛛更孤独。

在漫长的冬日夜晚，满天飞雪，大风在林中呼啸，早年开拓者、原先的主人，偶尔会过来看看我，据说当年他开挖过瓦尔登湖，并用石头围起来，环湖还栽上了松树；他给我讲过往昔轶闻，以及新近的永生的故事；就这么着，我们俩好歹度过一个欢乐的夜晚，倾心交谈，挺开心，而且还愉快地交换了一些看法，即使并没有苹果和苹果酒助兴——这个绝顶聪明而又幽默的朋友啊，我可非常喜爱他，他知道的秘密，甚至比戈菲或华莱

[10]

还要多哩。虽说人们都说他已死了，可谁都说不出他给掩埋在哪儿。余外还有一位老太太，住在我处附近，人们八成儿都见不到她，有时候，我倒是喜欢上她那座芳香四溢的百草园去散步，采撷一些药草，听听她讲述的寓言故事，因为她具有举世罕见的禀赋，她的记忆可以追溯到远比神话更悠久的时代，善于引经据典，说出每个寓言的来历，是根据哪一个事实而来的，因为这些事儿一件件、一桩桩都在她小时候发生过的。这位脸色红润、精力充沛的老太太，不管什么天气、什么季节，她总是兴高采烈，说不定她会比她的子女们活得还要长哩。

太阳、风雨、夏天、冬天——大自然的纯真和恩惠是难以描述的——它们永远提供这么多健康、欢乐，还有这么多同情，它们始终给予我们人类，而且如果说有人为了正当理由而感到悲伤，那么，整个大自然都会为之动怜：太阳就会黯然无光，风会像人们一样呜咽叹息，云端会凄然落泪，树木会在仲夏季节枯萎落叶，披上了丧服。难道说我不该和大地心灵感应吗?难道说我自己一部分，不也是绿叶和菜蔬滋长的土壤吗?

是什么药丸使我们保持健康、宁静和满足的呢?不是我的或者你的曾祖父的药丸，而是我们的曾祖母大自然的万能草药，她仰仗这些草药而青春永驻，她的寿命比同时代那么多“老派尔”

[11]

都长，她靠消灭脂肪维持健康。我们有时看到浅长的黑色大篷车上拉来好多药瓶子，里头装的是江湖郎中蘸着冥河水和死海的水泡制而成的药水；而我的灵丹妙药，当然，不是这样的，说白了，就是让我深深地吸上一口纯净的清晨的空气。清晨的空气啊！如果说人们在一天的源头喝不到这种泉水，得了，那我们就得把它们灌装在瓶子里，拿到店铺里去，卖给这个世界上那些早上来不及订购的人们。但是请记住，就算在最冷的地窨子里，它也只能保存到正午，你还得早早地把瓶塞打开，然后随着曙光女神奥罗拉的脚步西行。我并不崇拜健康女神许革亚

[12]

，这位老草药医神埃斯科拉庇俄斯的女儿，在纪念碑上，她总是一只手抓住一条蛇，另一只手拿着一只杯子，有时候那条蛇会喝杯子里的水。我宁愿崇拜朱庇特的司酒赫柏

[13]

，她是朱诺

[14]

和野莴苣的女儿，她能使天上诸神和人类返老还童。也许她是地球上唯一健壮、健康、健全的少女，不论她走到哪里，那里就是明媚的春天。

[1]
源自英国诗人格雷（Thomas Gray，1716—1771）的名诗《墓园挽歌》。此处引用著名学者卞之琳先生的译文，详见王佐良编《英国诗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

[2]
埃俄罗斯，古希腊神话里的风神。

[3]
引自詹姆斯·麦克弗逊的《奥西安》（1762）中的诗句。

[4]
烽火山在波士顿，五点区在纽约，都是人口密集的居住区，前者为富人区，后者为穷人区，但人口拥挤是共同特点。

[5]
此处又是一语双关，因为布莱顿（Brighton）和光明城（Bright）在拼写与发音上相近之故。

[6]
此处意指上帝。

[7]
详见《中庸》。

[8]
古代印度神话中大地之神和风暴之神，司雷雨，战胜敌人。

[9]
当年麻省不少纺织厂雇佣一些女孩子，让她们住在工厂集体宿舍，拥挤不堪。

[10]
戈菲（William Goffe）与华莱（Edward Whalley）均为审判并对查理一世行刑的法官。在英国大革命中，他们是克伦威尔的得力将领，后逃往美国新英格兰。

[11]
全名托马斯·派尔（Thomas Parr），据说是英国的老寿星，活了3个世纪（1483—1653），以“老派尔”著称于世，诗人约翰·泰勒曾写诗赞美过他。

[12]
许革亚（Hygeia），古希腊神话中的健康女神。

[13]
赫柏（Hebe），古罗马神话中的青春和春天女神。

[14]
朱诺（Juno），古罗马神话中的天后，主神朱庇特之妻。相传她吃了过量野莴苣，就生下了赫柏。

来客

我想，我跟大多数人一样很喜欢交际，而且随时做好准备，像水蛭似的吸引住任何一位血气方刚的上门人客。我自然不是隐士，我要是有事去酒吧，那我很可能比那些泡酒吧的常客待的时间还要长哩。

我的屋子里备有三把椅子：一把独处时用，两把给友人来访时坐，三把交往活动时用。要是来客很多，始料所不及，也还是三把椅子招待他们，不过，通常他们都在屋子里站着，节省空间。巴掌大的一个小房间，居然能容纳那么多男男女女，端的令人吃惊。有一回，在我的屋顶下，来了二十五个或者三十个灵魂，外加他们的躯体，可我们在分手时，常常还不觉得相互之间挨得那么近。我们有许许多多房子，不管公产的还是私产的，照例都有多得简直数不清的房间，宽敞的厅堂和储藏名酒与和平时期军需品的地窨子，依我看，住在里头的人好像只不过是寄生在屋子里的一些蛀虫。我吃惊地看到，在特雷蒙、阿斯托，或米德尔塞克斯酒店

[1]

门前，侍应生通报来客时，活像一只滑稽可笑的耗子，打从宾客们经过的游廊那儿爬出来，眨眼间又钻进了过道上的一个窟窿里去。

我的屋子这么小，有时也有一些不便之处，那就是说，我们高谈阔论重大思想时，客人和我相互之间很难保持适当距离。你的思想需要足够的空间，方可准备扬帆启程，按照一两条航线航行，最后到达目的港。你那思想的子弹万万不可打偏、跳飞，这样方能稳准地直达听者的耳朵里，要不然它就会从听者的脑袋一侧擦过。再说，我们的句子也需要空间，便于渐次展开，排列成行。个人，就像国家一样，必须有合适的、宽阔的天然边界，乃至于有一个相当大的中立地带。我发现，跟友人隔湖交谈，端的是一种奢华的享受。在我的屋子里，我们相互之间挨得太近，说话反而听不清楚——可我们又不能让话音压得太低，要不然别人就听不到；这就像你把两颗石子扔进了平静的水面，因为石子挨得太近，彼此的涟漪都给搅乱了。如果我们仅仅是惯于大声聒絮的人，那么，我们不妨站得更近些，紧紧地挨在一起，感受到彼此的呼吸，倒也没有什么；可是，如果我们讲话很含蓄，富于思想性，那么，我们最好还是相互隔开得更远一点儿，以便我们的活力和朝气有机会散发出去。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有一些不可言传、只能意会的话语，要是喜欢与之进行最亲密的交流的话，那么，我们不仅要默不作声，而且身体往往还要隔开得远些，使我们怎么也听不到对方的声音才好。按照这个标准，大声说话只是为了方便那些耳朵背的人；不过有好多美好的事情，如果大声嚷嚷，那我们就怎么也表述不出来。只要谈话的声调开始越发崇高、庄严时，我们就会把椅子渐渐往后挪，挪得远远的，挪到对面屋角落里的墙根前，到了那时候，常常就觉得房间不够大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我“最好”的房间，我的客厅，就是屋子后面那片松树林，随时准备接待来客，而且太阳几乎很难得照到地毯上。入夏以来，贵宾来访时，我就带他们上那儿去。有一位不可多得的管家早已打扫过地板，还给家具掸去了尘土，样样东西都拾掇得井然有序。

如果来客只有一位，有时他便跟我共进便餐，我们一边交谈，一边搅动玉米粥，或者瞧着一块面包在火上渐渐膨胀、渐渐烤熟，反正两人话语声不绝于耳。万一客人来了二十个的话，就在我的屋子里歇息，用餐一事只好免谈了，也许我有足够两个人吃的面包，无奈这时候吃饭仿佛成了一种禁忌的习惯，我们自然而然地实行禁食了。这断断乎不会使人觉得怠慢客人，反而是一种处理最妥当、考虑最周到的办法。物质生活受到耗损，通常急需加以补救，但在当时却出奇地滞后了，好在生命的活力还能挺得过去。就这么着，不管来二十个人，还是一千个人，我照样都能接待；如果说有人一面看到我正好在家里，一面离开我屋子时却饿了肚子，不免感到十分扫兴，那么有一点他们会肯定，至少我也是爱莫能助。建立新的更好的风俗习惯，取代旧的风俗习惯，原本一点儿不难，尽管许多管家对此表示怀疑。你的声誉好不好，并不取决于你是否请客吃饭。就我来说，我不时拜访人家，我从来都没有被什么克耳柏洛斯

[2]

吓住过，倒是设宴款待我的人反而使我退避三舍；我想，这是一种非常客气兜着圈子的暗示，要我往后再也别去麻烦他。我想，赶明儿我断断乎再也不去这些地方了。我引为自豪的是，有一位客人在一张权充名片的黄澄澄胡桃木叶子上，留下了斯宾塞

[3]

的几行诗，我就不妨拿它来做我的陋室铭——

到了那里，他们挤满了小屋子，

不寻求那里原来没有的娱乐；

休息赛过宴会，一切悉听尊便。

崇高的心灵就是最能心满意足。

后来担任普利茅斯殖民地的总督温斯洛

[4]

，偕同一个伙伴，安步当车穿过森林，对马萨索伊特

[5]

作礼节性的访问。他们到达马萨索伊特的棚屋时又累又饿，受到马萨索伊特酋长的热情款待，可是那一天却只字未提进餐一事。黑夜来临，不妨援引他们自己的话来说：“他让我们睡在他自己与妻子的床上，他们睡在一头，我们睡在另一头，这床仅仅用木板搭成，离地一英尺高，上面铺了薄薄的一条席子。他手下的两个部属，因为没有地方睡，也挤在我们身边；本来我们一路上已经够劳累，没承望下榻在这儿，竟然让我们更加劳累不堪。”转天一点钟，马萨索伊特“带来两条他逮住的鱼”，个儿有鳊鱼的三倍那么大；“两条鱼就放在水里煮，至少有四十个人在等着分而食之。好歹大多数人都吃到了。两夜一天，我们只吃上这么一顿饭；要不是我们俩中间的一个人买到了一只鹑鸡，我们一路上风尘仆仆，简直都在禁食。”他们一来没得食物可吃，二来因为“野人们的野蛮歌声（他们经常就这样唱着歌儿不知不觉地睡着了）”也睡不好觉，生怕自己说不定也会晕倒了，因此，他们趁自己还有点力气走路时就动身，好赶回家去。说到住宿，确实亏待了他们，虽然他们所碰到的诸多不便，无疑已属款待贵宾的礼遇；不过，就吃食一事来说，依我看，印第安人所做的真是极妙的一招。他们自个儿也是一点儿吃的都没有；他们倒是很聪明，知道向客人一再道歉也代替不了食物；所以，他们就干脆勒紧裤带，只字不提了。后来，温斯洛又去拜访了他们，真巧，赶上他们丰收季节，因此再也不存在食物匮乏了。

至于人，差不离到哪儿都有的。我在林中居住期间，接待过的客人比我一生中任何时候还要多；我的意思是说，我虽然独居深林，但依然不乏知音。我在林中接待过好几个朋友，林中的环境比任何地方要好得多。不过，很少有人是为了一丁点儿的小事来找我的。在这方面，由于我住得离镇很远，仅仅这一段距离就把我的朋友给筛选了出来。如今，我已退隐到孤独的汪洋大海深处，虽然还有好多社会河流汇合入海，但就我的需求来说，只有最优良的沉积物麇集在我周围。此外，还有地球另一面尚待探索、尚待开化的各种证物，也随之漂流到了我跟前。

今儿个早上，要不是一位真正的荷马式的或者帕菲拉格尼亚

[6]

式的人物，还会有谁光临我的小屋呢——他的名字，端的是名如其人，富有诗情画意，惜乎我不能如实写在这里——一个加拿大人，专门伐木，制造标杆，一天能给五十根标杆凿出洞眼儿来；他的狗逮住了一只土拨鼠，于是，他就拿它来做他的最后的晚餐。他也听说过荷马其人其诗，而且，“要不是因为有了那几本书，”他可真“不知道怎么把下雨天打发过去”，尽管好多个雨季过去了，也许他压根儿还没有读完过一本书。他那遥远的老家教区内，有一个牧师懂得希腊文，曾经教过他读《圣经》里头的诗篇；现在我就得给他翻译了，他手里拿着那本书，阿喀琉斯在责备愁容满面的帕特洛克勒斯

[7]

：——“帕特洛克勒斯，你干吗哭得泪汪汪，像一个小姑娘似的?”——

要不你从毕蒂亚那儿听到什么消息?

据说阿克托之子麦诺提俄斯还活着，

爱考斯之子帕琉斯也在密耳弥冬人那里，

他们不论谁死了，我们都会心痛如绞。

他说，“写得真棒。”在他腋下夹了一大捆白色橡树皮，是他这个星期天早上替一个病人捡的。“我想，今儿个做这种事，总不会有什么坏处吧。”他说。他觉得，荷马是一位大作家，尽管荷马的诗里写了些什么，他并不知道。比他更简单、更本色的人，恐怕很难觅到了。罪恶与疾病，已给世人思想上投下了如此阴暗的色彩，但在他看来，仿佛压根儿不存在似的。他大约有二十八岁左右，十二年前，他离开加拿大和他父亲的家，到美国来打工，想挣点钱买个农场，也许是在他老家买吧。他是从最粗糙的模子里铸出来的；身材壮实而不太好动，但举止还算文雅，粗脖子晒得黑黝黝的，头发也乌黑而又乱蓬蓬，蓝眼睛有些昏昏欲睡、没精打采，不过偶尔却会发出富有表情的闪光来。他头上戴着一顶扁平的灰色布帽子，身上披着一件肮脏的本色羊毛大衣，脚蹬一双长筒牛皮靴。他是吃肉大王，经常用一只铁皮桶，带上他的午饭，走过我的屋子，到两英里开外去干活儿——因为他整个夏天都在砍伐树木——他带的都是冷肉，常常是冷土拨鼠肉；他的腰带上用绳子挂着一只粗制陶罐头，里头装上咖啡，有时他还会让我喝一口。他很早就过来了，穿过我的豆子地，不紧不慢，笃悠悠去干活儿，逼肖北方佬。他干活儿不想伤了自己元气，即使挣到的钱只够吃住，他也满不在乎。他经常把饭菜撂在灌木丛里，万一他的狗在半路上逮住一只土拨鼠，他就往回走一英里半路，把土拨鼠煮熟，放在他借宿的房子的地窨子里；不过在这以前，他曾经捉摸过半个钟头，想一想能不能把土拨鼠浸在湖里，万无一失地浸到天色黑下来——反正对于这一类问题，他就是喜欢长时间来回捉摸。一大早，他路过的时候总会说：“这儿有的是鸽子啊！赶明儿我不用每天去打工啦，那我光打猎，管保想吃肉就有肉吃啦！——什么鸽子啦，土拨鼠啦，兔子啦，鹑鸡啦——我的天哪！一星期的肉食，我管保一天以内搞定。”

他是一个熟练的伐木工，整日价痴迷于砍伐树木这门子工艺。他贴着地面将树木齐根砍倒，这么一来，日后新长出来的树苗会更加茁壮，雪橇也可以从树茬上头滑过去；他不是把树根先砍去一大半，再用绳子将整棵大树拉倒，而是把大树砍到只剩下细细的一根，或者薄薄的一片，最后只消用手一推，大树就倒下了。

他之所以使我感兴趣，是因为他是那么安静，那么孤寂，而内心又是那么快乐；两眼流露着喜悦和满足的神情。他的欢声笑语中没有掺杂别的成分。有时候，我看到他在树林子里砍伐树木，他会笑吟吟跟我打招呼，那种心满意足的劲儿简直没法形容。尽管他英语讲得也很好，但他跟我打招呼时用的却是带着加拿大腔调的法语。我走到他身边时，他会撂下手头的活儿，好不容易抑制住内心的喜悦，躺在被他砍倒的松树边。他把松树里层的树皮剥下来，卷成小球儿，把它放在嘴里，一边咀嚼，一边说说笑笑。他浑身真有使不完的劲儿，有时碰到想着想着不知怎的引他发笑的事，他就会哈哈大笑，倒在地上连着打滚儿。眼看着他周围的树木，他会大声嚷道：——“我的天哪！在这儿砍砍树，我已开心死啦；天底下最棒的乐子我也不稀罕。”有时候，他闲下来了，就会带着小手枪，整天价在树林子里，一边溜溜达达，一边以固定的间隔时间鸣枪向自己致敬，净给自己寻开心吧。入冬以后，他生了火，中午时分就在火上用小壶热他的咖啡，他坐在一根原木上头吃午餐时，无冠山雀有时会飞过来，落在他的胳臂上，啄着他手里的土豆；他说他“很喜欢身边有些小东西
”。

在他身上最发达的乃是阳刚之气。论体力和满足，他可以跟松树和岩石称兄道弟。有一回，我问他溜溜儿干了一天活儿，到了夜里有时觉不觉得很累；他露出一本正经的神情，回答说：“天知道，我活了大半辈子，从来就没觉得累过。”反正在他身上，智力亦即所谓的“灵性”还是在沉睡中，就像婴儿时一样。他接受过只是采用天真的、无效的方式进行的教育，天主教神甫就是采用这种方式来开导土著；而采用这种方式，小学生永远达不到有自我意识的境界，仅仅达到了信任和崇敬的程度，这个孩子并没有经过培养而长大成人，他依然还是个小伢儿罢了。大自然创造他时赋予他健壮体魄，使他乐天知命，并在方方面面尊敬他，信任他，做他的后盾，这样他就可以像孩子一样，一直活到七十岁。他生性是如此率真，不谙世故，因此，就用不着正经八百地来介绍他，犹如你大可不必向邻居介绍土拨鼠一模一样。他得慢慢地认识自己，就像你得慢慢地认识自己一样。他可不会装腔作势。他干了活儿，人家给他钱，这就帮助他不愁温饱；但他从来不跟人们交换看法。他是那么单纯，而且天生卑微——如果说胸无大志的人可以叫做卑微的话——这种卑微在他身上既不是明显的品质，也不是他自个儿能意想得到的。聪明一点的人，在他心目中，几乎成了天上诸神。如果你告诉他，如此这般的一个大人物正要驾到，那么，他仿佛觉得如此至关重要的事肯定跟他不搭界，用不着自己去瞎操心，还不如干脆把他忘掉就得了。他从来没有听到人家赞扬过他。他特别尊重作家和传教士。他们的言传身教，使他惊叹不已。我告诉他，说我写过不少作品，他想了好半天，以为我是在说写字，因为他自个儿也能写一手好字。有时候，我看见他把老家教区的名字写在公路旁雪地上，字体挺漂亮，还标上正确的法语重音符号，由此我才知道他曾经打从这里走过。我问他是不是想过把自己心里的感想写下来。他说他倒是给不识字的人念过和写过一些来往信件，但从来没有试过写写自己的感想——不，他写不了，他可不知道开头应该先写点什么，真的要他的命，写的时候还得留意切莫拼错了单词！

我听说，一个知名的聪明人兼改革家问过他，他乐意不乐意这个世界发生变革；不料，他却惊讶地哈哈大笑，因为这个问题他过去从来都没有考虑过，“不，这个世界我可喜欢呢。”哪个哲学家跟他闲扯一下，准会受到许多启发。在陌生人看来，他仿佛对人情世态一窍不通；然而，有时候，我在他身上却看到了一个我前所未见的人，我真不知道，他是像莎士比亚那样聪明，还是像小伢儿一样单纯天真；我也不知道他是富有诗人的才气呢，还是愚笨透顶。一个镇上的乡友告诉我，说他看见他头戴一顶紧绷绷的小帽儿，笃悠悠地穿过村子，还独自吹着口哨，让人不由想起一个假扮的王子。

他只有一本历史书和一本算术书，他特别擅长算术。前一本书在他看来乃是一部大百科全书，他认为那里头包含了人类知识的精华，事实上也确实如此。我喜欢问问他对当前种种改革问题有何看法，对此他从来都能作出最简单、最实际的回答。反正这样的问题，他过去还从来没有听说过。没有工厂，他行不行?我问他。过去他一直穿的就是家庭手工织的佛蒙特灰布，他说，还不是挺好嘛。那么没有茶和咖啡，他行吗?除了水，这儿还供应什么饮料来着?他说，他常常把铁杉叶子泡在水里，他觉得热天喝上它，可比水还要好哩。我问他没有钱，行不行呢，他举例说明钱给人带来的便利，他的表述富于哲学意味，竟然跟货币起源和“Pecu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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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源不谋而合。如果说他的家产是一头牛，现在他想到商店里去买些针线，可是每次买这么一点儿针线，都要拿牛的一部分去做抵押，他就觉得既不方便，又很难办到。他可以替许多制度作辩护，这可比哲学家还高明，因为他的说法都跟他本人直接有关，他指出了它们如何盛行的真正理由，他并没有胡思乱想出什么其他的理由。有一回，听了柏拉图关于人的定义——没有羽毛的两足动物——还听说，有人拿来一只公鸡，把毛全给拔掉了，管它叫做“柏拉图的人”，他当即说明，公鸡的膝盖
的弯曲方向不一样，这可是人与公鸡的一个重大区别。有时，他会大声嚷道：“我可多喜欢侃大山啊！天哪，我可以侃上溜溜儿一天呢！”有一回，我已有好几个月没见过他了，问他对今年夏天有没有新的想法。“老天啊，”他说，“一个像我这样干活的人，要是他有过一些想法，而且又能念念不忘的话，那他就一定会干得不赖的。也许跟你一起锄地的人想要和你比试一下；天哪，那你就得一门心思扑在锄地上，心里想的只是杂草。”在这种场合，有时候他会抢先问我有没有什么改进。入冬后有一天，我问他是不是常常感到自我满足，希望在他的内心能有一种东西，来取代外部的牧师，达到更高的生活目的。“满足啦！”他说，“有人满足于这件事，有人满足于另一件事。有人已经要啥就有啥，也许会满足于背烤着火，肚子顶着餐桌，打坐一整天，我的天啊！”可是，哪怕我使尽花招，我怎么也没找到他看待事物时所持的教会观点；仿佛在他心目中的最高境界，就是简单方便，有如你指望野蛮人会觉察到的那样；这一点，实际上，大多数人都是如此。如果我建议他不妨改进一下生活方式，那他只是回答说，太晚了，来不及啦，毫无遗憾的表情。但是话又说回来，他彻底信奉忠诚，以及诸如此类的美德。

从他身上可以觉察到，有某种确实存在的独创性，不管它多么微乎其微，而且，我偶尔还发现过他在独自思考，表达自己的意见，真是难得见到，我可乐意在哪天跑上十英里路去观察这种现象，这无异于重温一下许多社会制度的起源。虽然他有时迟疑不决，也许还不能有棱有角地表达他自己，但是，他在话语之间常常隐含一种不俗的见解。不过话又说回来，他的思想非常原始，而又沉浸于他那粗犷不羁的生活之中，虽然要比仅仅有学问的人的思想更有出息，但还是没有成熟到值得报道的程度。他说过，在生活的最底层，尽管他们出身低微，而又目不识丁，说不定也不乏天才人物，他们总是有自己的见解，从不装作自己什么都知道的样子；人们都说瓦尔登湖深不见底，他们就像瓦尔登湖一样，尽管也许有些浑浊不清。

许多观光客偏离游览路线，特意过来看看我和我的室内摆设，而且还为登门造访找个借口，说是要讨一杯水喝。我告诉他们，我喝的是湖里的水，用手指着湖，还借一把舀水勺给他们。我虽然离群索居，但每年仍免不了有人来看我，我想，大抵是在每年4月1日左右，人人都想出门踏青吧；我好歹交了好运，尽管我的来客里头有一些稀奇古怪的人物。来自济贫院或者别处的弱智族，也跑来看我；不过，我总是竭力使他们的全部智力都施展出来，向我说说心里话；在这种场合，智力往往成了我们谈话的主题；我也从中获益匪浅。说实话，我发现，他们里头有些人倒是怪聪明的，一点儿不比所谓教会执事济贫助理
或者市镇管理委员会成员逊色；我觉得，现在该是他们相互易位的时候了。说到智力，我认为弱智与大智并没有多大区别。有一天，一个头脑简单但人很随和的贫民特地过来看看我，过去我倒是常常见到他和别的一拨人仿佛当作栅篱一样，站在或坐在地头的栲栳

[9]

上，照看着牛和他自个儿不至于走失，这一回，他却表示自己要像我一样生活。他流露出非常单纯、真实，以及远远超出了，或者还不如说低于
一般的所谓的“自卑”的神情，告诉我说他自己“缺乏才智”，“缺乏才智”就是他说的原话。上帝把他打造成了这副德行，可是他认为，上帝关心他，就像关心别人一模一样。“我一向就是如此，”他说，“打从我小时候起，我就是这个样子；我脑瓜儿从小就不管用，我跟别的孩子不一样；我的脑子可不灵啦。这是上帝的旨意，我想。”而他就在我跟前，证实了他说的话没错。我觉得，他是一个很玄乎的谜。我难得碰上一个这样大有希望的人——他说的话儿都是那么单纯，那么诚恳，那么真实。说真的，他越是显得谦卑，反而越是高贵。起初我并不知道，这是一种聪明策略取得的结果。这么看来，在这个弱智贫民所建立的真实而又坦率的基础上，我们的交谈倒是可以达到比跟智者交谈还要好的效果。

我还有一些来客，通常不被认作城市贫民，其实，他们应该都算是贫民，而且不管怎么说，他们理应称作世界贫民；这些来客吁求的不是你的殷勤好客，而是你的乐善好施
；他们急巴巴地期盼着你的帮助，他们一开头就说明来意，他们已经发了狠，就是说，他们断断乎不帮助自己了。我要求来客可别饿着肚子来看我，虽然说不定他们有世界上最好的胃口，也不管他们又是如何得来的。慈善事业的对象，可不是来客。尽管我又开始张罗自己的事儿，回答他们的问话不免越发冷淡，越发怠慢，殊不知有些客人还是不明白他们的访问早已结束了。候鸟迁移的季节，来我这儿访问的，智力程度殊异的人几乎都有。有些人智力较高，他们就不知道该如何加以运用；一些逃亡的奴隶，一举手、一投足，活脱脱像仍在种植园里似的；他们有如寓言中的狐狸时时听到猎犬在追踪它们，苦苦哀求地直瞅着我，仿佛在说：——

哦，基督徒，你会把我送回去吗?

这些人里头，有一个真正逃亡的奴隶，我帮着引导他朝北极星的方向逃去。有的人只有一个心眼儿，就像带着一只小鸡的母鸡，或者像带着一只鸭子的母鸭；有的人私心杂念特别多，脑子里乱糟糟，就像那些要照料上百只小鸡的老母鸡，个个都在追逐一只小虫子，每天在晨露中管保丢失一二十只——到头来都变得羽毛蓬乱，遍体疥癣；有的人光有想法而没有长腿，像一条智力不俗的蜈蚣，使你浑身起鸡皮疙瘩。有人建议不妨置备一本签名簿，供来访者留下自己的名字，就像怀特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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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儿一样；可是，天哪！我的记性非常好，用不着那个玩意儿。

我不能不注意到我的来客的一些特点。少男少女和少妇通常好像挺喜欢到树林子里去。他们看湖水，看野花，消磨时光。一些商人，乃至于农场主，他们想到的只是孤独和生意经，认为我住得不是离那儿太远，就是离这儿太远，实在诸多不便；尽管他们说过，他们偶尔也喜欢到树林子里溜达溜达，其实，一望可知，他们并不喜欢。那些焦灼不安的人，他们的时间通通拿去谋生或者维持生活；那些上帝不离口的牧师，仿佛他们拿这个话题当成他们的专利品，因此对所有别的意见也就难以容忍了；医生、律师，以及那个不安分的女管家，在我外出时，她会窥探我的碗橱和床铺——要不然某某太太怎么会知道，我的床单就没有她家的床单干净呢?——还有那些年轻人，再也不算年轻了，他们却认为跟着各行各业的老路走，这才最保险，他们都说我当前的生活境况不会有多大好处。得了！问题正好就在这里。体弱多病的，以及胆子小的人，不管年龄、性别如何，想得最多的是疾病、意外和死亡；在他们看来，生活似乎充满了危险——其实，只要你不去想这想那，又哪来危险不危险呢?——他们认为，一个谨小慎微的人应该精心选择最最安全的地区，因为在那里，有一位B大夫

[11]

可以随叫随到。在他们看来，“村子”按字面来讲，就是一个Com—munity

[12]

，意谓共同抵御的联盟，你不妨想一想，他们连去采摘乌饭树浆果时都要捎带着医药箱。这就是说，一个人活着，总会有死亡的危险；只是由于此人活着跟死去无甚差别，这种死亡的危险因而也就相对地减少了。一个人在家中闭门打坐，其实，跟外出跑步一样，都有危险。最后，还有一种人，他们自命为改革家，所有来客里头就数他们最最讨厌，他们还以为我是一直在歌唱——

这就是我亲手修造的屋子；

这就是住在我造的屋子里的人；

可是他们并不知道第三行诗是——

正是这些家伙烦死了

住在我造的屋子里的人。

我不怕捉小鸡的凶鹞，因为我没有饲养小鸡；但是我怕捉人的凶鹞。

撇开最后这种人，我还有一些更加令人愉快的来客。孩子们来这儿采摘浆果，铁路工人穿着干净的衬衫，星期天早上来遛弯儿，渔夫和猎户、诗人和哲学家，总而言之，一切老实巴交的朝圣者，为了自由的缘故，全都来到树林子里，他们真的把村子甩在了身后，我已准备好欢迎词：“欢迎，英国人！欢迎，英国人！”

[13]

因为过去我跟这一个民族打过交道。

[1]
它们分别是在波士顿、纽约、康科德的有名酒店。

[2]
古希腊神话中，保卫冥府入口处，有三个头的猛犬，名叫克耳柏洛斯。

[3]
斯宾塞（Edmund Spenser，1552—1599）,英国著名诗人，以长诗《仙后》著称于世，他的诗歌艺术的卓越成就对后世英国诗人产生了深远影响。

[4]
温斯洛（Edward Winslow，1595—1655），北美普利茅斯殖民地的开拓者，后来连任三届该殖民地总督，1620年乘“五月花”号船移居新英格兰，为英国清教徒移民领袖之一。

[5]
马萨索伊特（Massasoit，1580—1661），北美万珀诺亚格印第安人首领，各部落的大酋长，1621年白人乘“五月花”号船抵达普利茅斯后，他与移民订立和平协议，彼此友好相处，直至他逝世。

[6]
古希腊的一个边区村落，濒临黑海之滨，小亚细亚北部。

[7]
古希腊神话中人物，在特洛伊战争中被赫克托耳所杀害，后阿喀琉斯为他复仇。底下引用的是荷马《伊利亚特》中的一段诗。

[8]
拉丁文Pecunia意谓“金钱”。词根Pecus，原意是“牛”，作者由此引出以下例子。

[9]
原文为蒲式耳（bushel），谷物容器，与我国旧时农村栲栳大致相似。

[10]
怀特山，美国阿巴拉契亚山脉的一部分，位于新罕布什尔州北部，其主要山峰以美国历届总统的名字命名，故有“总统之峰”的美誉。

[11]
此处指康科德的一位名叫约西亚·巴特利特（Josiah Bartlett）的医生。

[12]
英文Community，意为村子或社区，有时也译“共同体”。在拉丁文里，com意为“共同”，munity意为“抵御”。

[13]
据说这一欢迎词，就是当年英国清教徒移民抵达普利茅斯时，萨莫塞特部落印第安人所说的。

种豆

这时，我种下的豆子，一排排地加在一起就有七英里长，

急待锄草松土，因为最末一批还没有播完，头一批种的豆子却长势喜人，的确是不好再延宕下去了。这种在赫拉克勒斯看来纯属区区小事，干得如此投入，如此富有自尊心，究竟有什么意义，我可不知道。久而久之，我爱上了我种下的一排排的豆子，其实，我也要不了那么多的豆子。它们让我眷恋着大地，因此我有无穷的力量，就像安泰

[1]

一样。可是，我干吗要种豆子呢?只有老天爷知道。整个夏季，我就这么出奇地忙活——在大地表层的这个地块上，原先只长委陵菜、黑莓和狗尾草之类，还有味甜野果子和好看的花儿，可现在却只长豆子了。我从豆子那儿能学到些什么，而豆子又能从我这儿学到些什么呢?我珍爱它们，给它们锄草松土，从早到晚照看着它们，这就是我在白天的工作。它们的叶子宽大，挺好看。我的助手就是滋润这片干旱地块的露水和雨水，地块本身含有一定的肥力，但大部分却是贫瘠和枯竭的。我的敌人是虫子，在冷天，八成儿是土拨鼠。土拨鼠把我一英亩的四分之一的豆子都给吃光了。可是话又说回来，我又凭什么权利铲掉狗尾草，毁掉它们自古以来的百草园呢?反正剩下的豆子，过不了多久，就会茁壮成长，足以应对新的敌人了。

如今，我还清晰地记得，我四岁那年从波士顿迁移到我这个家乡，穿过这些树林子和这个地块，来到了这个湖边。这是铭刻在我记忆里最久远的景象之一。今儿个晚上，我的笛子唤醒了荡漾在这个湖上的回声。松树林依然屹立在那里，都比我岁数要大得多哩；或者说，有的松树已被砍掉了，我就用它们的根茬来煮饭，新的松树却在四周围长出来，在新生儿眼里别有一番景象。在这片牧场上，从同一丛多年生根部，长出了几乎清一色的狗尾草，甚至我最后还给我儿时梦境中神话般的风景披上了盛装。要知道我来到这里后所产生的影响，不妨看看这些豆子叶、玉米大叶子和土豆藤蔓就得了。

我种了大约两英亩半高地；由于这个地块树木约莫在十五年前被砍伐过，我自个儿挖出了两三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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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树桩，也就没有施过任何肥料；但在夏天，我锄地时挖出过一些箭头来，由此可见，远在白人开垦土地之前，一个已经消失了的民族曾经定居在这里，而且还种植过玉米和土豆，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为了好收成，他们已经使地里肥力消耗殆尽。

土拨鼠和松鼠还没有来得及蹿过大路，或者说太阳还没有冉冉升上那片矮橡树林之前，我就开始在我的豆子地里除掉那些高傲的杂草，并用泥块压在它们上头，尽管农夫们反对我这么做——但我还是奉劝诸位，赶在晨露未消去之前，尽可能把你所有活儿干完。大清早，我光着脚丫子干活儿，像一个雕塑家在沾满晨露的碎沙土里摆弄着泥巴，但到了后半晌，太阳直晒得我脚上起了水泡。太阳照着我给豆子锄草松土，在黄澄澄的沙砾构成的高地上，在长十五杆的一排排绿油油的豆苗里，慢悠悠地来回走动，一头连着一片矮橡树林，到时我会在那儿歇一会儿凉，另一头通向一块黑莓地，我每锄一个来回，青翠的浆果颜色不知怎的就会变得更深一些。锄掉杂草，给豆秆周围培上土，鼓励我种下的豆苗儿快点生长，让这块黄土地是以豆叶和豆花，而不是以苦艾、芦管、狗尾草来表达它那夏日情思——这就是我的日常工作。因为我既没有牛马相助，也没有雇短工或者童工帮忙，更没有采用改良农具，我干的活儿非常慢，这么一来我就跟豆子相处得格外亲昵。反正用手干活，哪怕到了做苦工份上，也许断断乎算不上赋闲的最坏形式吧。它含有一种万古不灭的真谛，对学者来说，乃是一种堪称典范的成果。对那些走过林肯和韦兰德一路西行、不知去向的观光客来说，我就是一个劳苦的农
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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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悠闲地坐在马车上，两个肘子搁在膝盖上，缰绳松散地下垂像花饰一样；我呢，株守家园，净跟泥巴打交道的乡巴佬。但是用不了多久，他们既不会看到，也不会想到我的家园了。大路两旁有很长一段路，只有这块地才是耕地，因此，他们也就特别留意。有时，在这块地里干活的人会听到观光客更多说三道四的话，其实并不是存心说给他听的，他们评头论足地说：“豆子种晚了！豌豆也种晚了！”——因为别人已开始锄地了，我还在下种——可我这个牧师下乡种地的人，却压根儿还没想到过这些呢。“玉米嘛，我的伙计，只能算饲料；玉米只能算饲料呗。”“他住
在那儿吗?”那个身穿灰色上衣、头戴黑色圆顶礼帽的人说；于是，那个脸相难看的农夫喝住他那听蹓的老马问道：犁沟里没得肥，你在这儿干什么来着?他就建议我不妨撒一点烂泥屑粒，或者废料，或者草木灰，或者灰泥都行。可是，眼前有两英里半长犁沟，只有一把锄头替代马车，用两只手在干活儿——说到别的什么车和马，我打从心里就反感——而烂泥屑粒离这儿很远才有呢。车辚辚，马萧萧，观光客打从这儿经过，拿我的豆子地和他们一路上所见过的庄稼，扯高嗓门儿来比较，这才让我知道我在农业世界中的地位了。原来这块地没有列入科尔曼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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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报告。不过，顺便说一下，大自然在更荒凉的、未经人类改良的地头上所产出的谷物，有谁去估算出它们的价值呢?英格兰
干草的收成，倒是有人细心地称过重量，乃至于它的湿度、硅酸盐和碳酸钾，也都一一计算过；但是，在所有的山谷、林中洼地、牧场和沼泽地里，都生长着丰富而又多种多样的谷物，只不过是人们还没有去收割罢了。我的豆子地，仿佛介于野地与被开垦的土地之间；犹如有的国家是开化了，有的国家是半开化，还有的国家则是蛮荒或者野蛮的，我种的地块堪称半开化，虽然这不是从坏的意义上来说的。那些豆子乐哈哈地回到了我栽培它们的野生的原始状态，我的锄头还给它们演奏了一支瑞士牧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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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这儿不远，有一棵白桦树，树顶上有一只棕鸫——有人喜欢管它叫做红歌鸫——在歌唱，溜溜儿唱了一早上，很高兴跟你做伴，要是你的地块不在这儿，它就会飞到另一个农夫的地头上。你在下种时，它就会给你助兴，唱道：“点种，点种——盖土，盖土——往上拽，往上拽。”反正这儿种的不是玉米，就算有像它这样的敌人在一旁，也还是挺安全的。也许你会暗自纳闷，它这一连串绕口令，它这个业余的帕格尼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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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单弦或者二十根弦上演奏的曲子，跟你的种豆子又有什么关系。可是，你宁愿听它唱下去，也不去滤掉灰烬或者灰泥。这是最便宜的一种顶级肥料，我完全信得过。

我用锄头在地头上翻出新土时，不知怎的把远古时代在这一片蓝天底下居住过、却没有历史记载的民族所遗留的灰烬也给翻出来了，他们打仗和狩猎时用过的小型器具，都在当今盛世重见天日。它们和别的天然石块掺杂在一起，有些石块上留有印第安人用火烧过的痕迹，有些是烈日暴晒留下的，还有一些陶器和玻璃碎片，是近代的拓荒者带来的。我的锄头碰撞石块时会叮叮当当作响，这怪好听的响声在树林子和半空中回荡，有它跟我做伴，我的劳动即时产生了无法估量的收获。我锄的不再是豆子，而且锄豆子的也不是我；当时我不免为之动怜而又骄傲地记起来——如果说我还记得不错的话——我的朋友们都到城里听清唱剧去了。在那阳光灿烂的下午，夜莺在我头顶上空盘旋——有时，我的活儿会溜溜儿干上一天——它好像是在我的眼里的一粒沙子，或者说在天空的眼里的一粒沙子，它时不时哗的一声尖叫，向下俯冲，仿佛天空一下子被扯破了，最后被扯成了碎布一样，但苍穹却依然天衣无缝似的；只见满天空都是小精灵，它们在光秃秃的沙土地上，或者在山顶的岩石上产卵，却很少有人看见它们；它们优美、纤长，好像湖上皱起的涟漪，又像被风一吹、飘浮在空中的树叶子；大自然里有的是如此这般的亲缘吧。鹰是波浪的空中兄弟，它在波浪之上一边掠飞，一边察看，它那翩跹空中的翅膀，像在酬应着大海那原始的、还不会飞的翼尖。或者有时候，我看见一对鹞鹰在高空盘旋，一上一下交替翻飞，一近一远如影随形，仿佛它们是我自己的思想的化身。或者说我给一群野鸭子吸引住了，眼看着它们从这座树林子飞向另一座树林子，带着一点儿嗡嗡响的颤音，急匆匆地飞去；或者说，有时候，我的锄头从腐烂的树根底下挖出了一条花斑蝾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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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瞧它那样儿蔫不唧的、又古怪、又丑陋，颇有埃及和尼罗河的痕迹，却又跟我们是同一个时代的。我傍着锄头歇息时，这些天籁美景不管在地头上哪个地方，我都听得到、看得见，乃是乡间独特的无穷的乐趣的一部分。

赶上节庆日，城里礼炮齐鸣，传到树林子里如同打气枪似的，一些军乐声偶尔也会这么传过来。远在城外的豆子地里，在我听来，那大炮的响声仿佛马勃菌在爆裂；万一有军队出动，而我又一无所知，有时我整日价恍然若失，感到地平线那儿在发痒，像得了病似的，仿佛马上会发疹子，要么是猩红热，要么是马蹄疮，直到后来和风吹过田野，吹到韦兰德公路，很快给我捎来了“民兵”的信息。远处隐隐约约传来了嗡嗡声，听上去好像谁家的蜜蜂在倾巢出动，邻居们依着维吉尔的办法，拿出家里头最响亮的器皿叮叮当当敲了起来，一个劲儿召唤它们回蜂房去。直到那叮当之声听不见了，嗡嗡声也随之消失，最宜人的和风也不会再捎来什么好消息，我才知道他们已把最后一只雄蜂安全地引回米德尔塞克斯蜂房，此时此刻他们就一门心思扑在蜂房里头满满当当的蜂蜜上了。

我感到骄傲，知道马萨诸塞州的自由和我们国家的自由已是安如磐石；于是，我回过来又去锄地时，怀着一种难以表述的自信，愉快地继续干我的活儿，泰然自若地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当有好几支乐队同时在演出时，那听起来仿佛整个村子就成了一只大风箱，所有房舍交替地在喧嚣之中，好像一会儿鼓了起来，一会儿又瘪掉了。但有时候，传到树林子来的乐曲，却是真正崇高和激动人心的，还有那歌颂英名的喇叭声，而我不知怎的觉得自己仿佛真的要捅死一个墨西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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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把瘾呢——这些区区小事，我们为什么总要容忍呢?——我在四处寻摸土拨鼠和臭鼬，很想显一显我的骑士精神。这些军乐的旋律听上去好像远远地在巴勒斯坦，我想起了十字军在地平线上行进，使村子上空的榆树梢头都给震得微微摇曳和颤动。这是了不起
的一天；尽管林中空地上空和平日里一样，还是一望无际的苍穹，反正我看不出有何差别。

我种下豆子以后，老是跟豆子打交道，久而久之，就积累了不俗的经验，那不外乎是下种啦，锄地啦，收割啦，挑拣啦，扬场啦，出售啦，如此等等——所有活儿就数最末一种特别棘手——也许我还要加上一个吃，因为我先得尝尝豆子的味道。我下了决心，要把豆子了解透彻。豆子正在生长的时候，我常常从清晨五点钟开锄，一直干到中午收工，这天剩下的时间，一般就忙别的事儿去了。不妨想一想，一个人与各种杂草打交道，相互之间居然会如此这般亲密，你说怪不怪——这类事说起来怪麻烦的，反正干活的时候，不消说，麻烦多多——毫不留情地捣毁杂草的纤弱组织——用锄头仔细区分出良莠之别，先把这一种草通通除掉，然后小心翼翼地去培养另一种草。那是罗马苦艾草——那是猪猡草——那是酢浆草——那是芦苇草——揪住它，往上拔，然后把根须翻过来，在烈日之下暴晒，别让根须留在阴凉处，要不然它就翻个身竖立起来，过不了两天又会长得碧绿，活像韭葱似的。一场持久战，对方不是鹤，而是杂草，这些特洛伊人

[9]

有太阳和雨露给它们助阵。豆子每天看见我肩扛锄头来救它们，痛歼它们的敌人，使战壕里头填满了枯死的杂草。许许多多身强力壮、趾高气扬、比战友们高出整整一英尺的赫克托耳

[10]

，全都倒毙在我的武器跟前，滚进尘土里去了。

夏日里，我的同时代人里头，有一些人在波士顿或者罗马，献身于美术，另一些人则在印度苦思冥想，还有一些人在伦敦和纽约做生意，而我却跟其他的新英格兰的农夫们在一起，致力于农事。这倒不是说我想要吃豆子，因为我这个人天性上属于毕达哥拉斯

[11]

派，至少在种豆一事上确实如此，休管这些豆子能煮成粥，或者用于投票

[12]

，或者拿去换大米；也许将来有一个寓言作家用得着，哪怕仅仅是为了比喻和表达，得了，反正总得有人在地里干活儿。总的说来，这是一种难得的娱乐消遣，要是持续时间太长，也许就会浪掷时光了。虽然我没有给豆子地施过肥，也没有把周围杂草全部锄掉，但我对锄草松土总是很卖力气，到头来也还得到了回报。“说真的，”正如伊夫林所说的，“任何混合肥料或是别的什么肥料，都比不上用铁铲不停地锄草松土。”“土地，”他还在别的地方找补着说，“尤其是新鲜的泥土，里头有某种磁力，可以吸引盐、能量，或者美德（你管它叫做别的什么也无妨），赋予土地以活力，因此，我们就靠围绕土地的一切劳动，来养活我们自己；一切粪肥和别的秽物只不过是这种改良的替代品罢了。”再说，这是一块闲置的土地，早已耗尽肥力，变得非常贫瘠，正在享受安息日；或者就像凯内尔姆·迪格比爵士

[13]

想到过的，它已从空气中吸收了“生命的元气”。我收获了十二蒲式耳豆子。

不过，人们抱怨说科尔曼先生的报告里主要谈乡绅农场主的昂贵试验。为了更加详尽起见，我就把我的开支列表如下——

锄头一把　0.54元

犁地、耙地、开沟　7.50元（费用太贵）

豆种子　3.125元

土豆种子　1.33元

豌豆种子　0.40元

萝卜种子　0.06元

栅篱白线　0.02元

耕马和三小时短工　1.00元

收获时雇用车马　0.75元

共计　14.725元

我的收入（patrem familias vendacem， non emacem esse oportet

[14]

）来自：

售出九蒲式耳十二夸脱豆子　16.94元

五蒲式耳大土豆　2.50元

九蒲式耳小土豆　2.25元

草　1.00元

茎　0.75元

共计　23.44元

盈余（就像我在别处说过）　8.715元

以上就是我种豆经验的结果。大约在6月1日，种下那种常见的小小的白色豆子，每行长三英尺，间距十八英寸，排列成行，都是精心挑选新鲜的、浑圆的、没有掺杂的种子。首先要注意提防虫害，没有出苗的空当要补种。然后注意提防土拨鼠，因为要是地头上没遮没挡的话，嫩叶子一长出来，土拨鼠一到，那里就会啃得精光；再说，娇嫩的卷须一窜出来，土拨鼠马上注意到，就像松鼠一样笔直地坐在那儿，把蓓蕾和嫩豆荚一股脑儿啃光。不过，最最要紧的是，如果你想躲开霜冻，使作物能卖个好价钱，那么，你就得尽量早点收割；这样一来，也许你就不会受到很大损失。

我还获得以下更多的有益经验。我自言自语道，下一个夏天，我可不想花费那么大的劲儿去种豆子和玉米，而是要播种诸如诚实、真理、简朴、信仰和纯真这一类的种子，只要这些种子还没有失落，我就要看看它们会不会在这片土地上生长，能不能以较少的劳力与肥料来养活我自己，因为它的肥力肯定没有消耗到不好长这些庄稼。唉！我就是这么着跟自己说的；可是，眼下又一个夏天过去了，而且一个又一个夏天全都过去了，我不得不告诉你，读者啊，我所播种的种子，如果说它们确实是那些美德的种子，却通通给虫子吃光了，或者说丧失了它们的活力，所以也就没有抽芽生根。一般来说，人们只能像他们的父辈一样勇敢，或者说一样胆怯。这一代人务必在新年来临时种下玉米和豆子，就像印第安人好几个世纪前所做的，同时又教会了第一批移民那样做的一模一样，仿佛这是命里注定似的。前几天，我看见一个老人用铁锹正在挖洞，少说也挖了七十次，可他自己并不打算躺在里头，真让我大吃一惊！新英格兰人为什么不可以尝试一下新的生意?不该过分看重他的谷物、他的土豆和草料，还有他的果园——何不去种植别的作物?我们为什么偏要如此这般关心豆种，而压根儿不关心一代新人呢?我前面提到过那些品德，我们都认为要比别的产品更为珍贵，但是它们大部分已经烟消云散了，如果说我们看到一个人，发现那些品德却在他身上扎根、生长，这时我们真的应该感到满意和欢欣呢。如今沿着大路来了这么一些深奥莫测而又不可言喻的品德，比方说真理或正义，尽管它们数量极少，然而品种却是新的。我们的驻外大使们应该奉命把诸如此类种子寄回国内，而我们的国会应该帮着把那些种子分发到全国各地去种植。我们对真诚千万不要拘礼。我们千万不要用我们的卑劣行为来相互欺骗、相互凌辱、相互排斥，如果说已有了高贵与友谊的核心的话。我们相见时不应该就这样忙忙叨叨。大多数人我压根儿没见过，因为他们好像没得时间；他们在为自己的豆子忙乎呢。我们可不要跟这种单调乏味的人打交道，他们歇乏时靠在锄头上或者铁锨上，仿佛是一根拐棍，而不是一只蘑菇，但仅有一部分破土而出，有点儿竖立起来，像燕子飞落下来，在地上行走似的——

说话时，他不时将翅膀舒展，

展翅欲飞时，却又收拢起来。

[15]

这么一来，我们怀疑莫不是在跟一个天使对话呢。面包不见得总是给我们滋养；但面包对我们总是有好处，让我们的关节不会僵硬，使我们肢体柔软，心情愉快，乃至于我们不知道受到什么病痛时，认识到人类或大自然的宽宏大量，分享到任何纯净和崇高的欢乐。

古代的诗歌和神话，至少使我们联想到，农事曾经是一种神圣的艺术；惜乎我们对它往往操之过急，掉以轻心，乃至于大不敬；我们的目标不外乎拥有大农场、大丰收。我们没有节庆日，没有列队祈祷，没有庆典仪式，乃至于我们的耕牛展示大会以及所谓的感恩节也不例外。本来农夫就是通过这些形式来表示他这个职业的神圣意义，或者借以追溯农事的神圣起源。现在引诱他的却是酬金和酒宴了。他供奉祭品的神祀，不是谷神刻瑞斯

[16]

和尘世的主神朱庇特，而是阴曹冥府的财神普路托斯

[17]

。我们谁都摆脱不了贪婪、自私和卑劣的习惯，把土地视为财产，或者换句话说，视为获得财产的主要手段，因此，风景变得寒碜，农事跟我们一起被贬损，农夫们过着最卑微的生活。他对大自然的了解，跟强盗对大自然的了解如出一辙。卡托说，农业的利润是特别虔诚和正当的（maximeque piusquaestus），按照瓦罗

[18]

的说法，古罗马人“以同一个名字称呼地母和刻瑞斯，认为从事耕作的人过着一种虔诚和有益的生活，认为只有他们才是农神萨杜恩王

[19]

的遗民”。

我们常常忘了，太阳照在我们的耕地上，跟照在草原和森林上毫无二致。它们都反射和吸收太阳的光线，前者只是太阳每日运转时看到的美妙图画中的一小部分。在太阳看来，大地全都耕耘得如同花园一样。因此，我们就得相应地满怀信任和宽宏大量的情怀，接受它的光与热的恩泽。我珍视豆种和当年的秋收，那又怎么样呢?这一片宽阔的土地，我守望了这么长时间，宽阔的土地并不认为我是主要的耕作者，而是撇开我，目光转向给它浇水、让它发绿、对它很近乎的各种影响要素。这些豆子结出的果实，并不是由我一人收获。它们有一部分不就是为土拨鼠生长的吗?麦穗儿（拉丁文学名spica，古拉丁文里是speca，源自spe，意谓“希望”），不应该是农夫惟一的希望；它的核儿或者谷物（granum，源于gerendo，意谓“生产”），也不是它产出的全部。那么，我们的庄稼怎么会歉收呢?难道说我们不应该为杂草的丰盛而感到高兴吗?因为杂草的种子不也是鸟儿的食粮吗?至于大地的产出能不能填满农夫的谷仓，相对地说，也就是无伤大雅的事。真正的农夫犯不着焦灼不安，就像那些松鼠对树林子里今年结不结栗子压根儿不放在心上一模一样；真正的农夫每天完成自己的劳动，并不要求地里产出的成品一股脑儿归他所有，他心里想的是，他奉献出的不仅是他的第一个果子，而且还有他的最后一个果子。

[1]
安泰（Antaeus），古希腊神话中的人物，力大无比，只要身体不离开土地，就能百战百胜，后被赫拉克勒斯识破，将他举至空中掐死。

[2]
考得（cord），木材的计量单位，通常为128立方英尺，约3.6246立方米。作者在书中多处使用英制，以此说明美国受英国殖民地影响很大，同时告诫国民应尽快建立本国计量制度。

[3]
原文为拉丁文agricola laboriosus。

[4]
科尔曼（Henry Colman,1785—1849），当时麻省的农业专员。

[5]
原文为法文Rans des Vaches。

[6]
帕格尼尼（Niccolo Paganini，1782—1840），著名意大利小提琴家和作曲家，其创作与演奏艺术举世闻名。

[7]
古代西方神话中的火怪形象，又称火蜥蜴、火蛇、火精。

[8]
由此可见，作者虽然离群索居，但依然关心天下大事，写这段话时，很可能是在美国发动侵略性的美墨（墨西哥）战争期间。

[9]
古希腊神话，描写特洛伊城被埃及人围攻，埃及人因久攻不下，就将一木马弃于城外，特洛伊人误以为围兵撤走，便把木马拖进城内，木马肚子里的埃及士兵乘夜逃出，袭击特洛伊城成功。

[10]
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人物，即前面译注中的围攻特洛伊城的英雄，后被阿喀琉斯所杀害。

[11]
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公元前582—公元前507），古希腊哲学家、数学家和毕达哥拉斯教团的创始人，提倡禁欲主义，认为数为万物的本原，促进了西方数学和理性哲学的发展。据说毕氏本人是不吃豆子的。

[12]
没想到一个半世纪前的北美，也像我国旧时农村选举时让选民们用豆子来投票，计算出候选人获得的选票数。

[13]
迪格比爵士（Sir Kenelm Digby，1630—1665），英国海军军官和作家，宫廷大臣，曾率领私掠船在今土耳其伊斯肯德伦击沉法国船只，著有《论肉体的本质》等哲学著作。

[14]
原文为拉丁文，源自卡托《乡村篇》，意谓一家之主应善于销售，不该只顾进货。

[15]
诗句引自英国宗教诗人夸尔斯（Francis Quarls，1592—1644）的《牧羊人的神示》第5首颂歌。

[16]
刻瑞斯，古罗马神话中的人物，为谷物和耕作的女神。

[17]
普路托斯，古罗马神话中的财神。

[18]
瓦罗（公元前116—公元前27），古罗马学者和讽刺作家，著作甚丰，现仅存《论农业》等书。

[19]
萨杜恩王（Saturn）,古罗马神话中的农神，相当于古希腊神话中的克洛诺斯。

村子

锄草松土之后，上午也许看看书，要不然写点什么，通常

我在湖里再洗个澡，游过一个小水湾，好歹洗掉我干活后一身污垢，或者说消去了读书留下的最后一道皱纹；下午我就绝对自由了。每天或者隔天，我就溜达到村子里去，听听那些没完没了的闲言碎语，有些是口口相传的，有些是各报相互转载的，如果采用顺势疗法小剂量接收，端的是令人耳目一新，有如枝叶萧瑟，青蛙啾鸣似的。正如我漫步在树林子里，爱看鸟儿和松鼠一样，我漫步在村子里，也爱看大人小孩；可我在村子里头听到的不是阵阵松涛，而是车辚辚的喧嚣声。从我的小屋朝一个方向看去，只见河边草地上有块地方，麝鼠在那儿出没无常；在那边地平线上，榆树和悬铃木树阴下，有一个村子，那儿都是忙人，让我怪得出奇的是，仿佛他们原本就是草原犬鼠，要么各自蹲在洞穴口，要么窜到邻家去闲扯淡。我经常到村子里去观察他们的生活习惯。依我看，这个村子活像一个庞大的新闻编辑室；在村子的一边，给它撑门面的，就像当年斯达特街

[1]

上的里丁出版公司，人们经营干果或者葡萄干，或者食盐和粗面粉，以及其他杂货。有些人对头一种商品，亦即新闻，胃口特别大，消化器官特别棒，他们可以一辈子坐在通衢大街上一动也不动，听那些新闻慢慢地沸腾起来，然后窃窃私语，像地中海的季风冲着他们吹过去，或者说，好像吸入了乙醚，只管产生局部麻醉，对疼痛全无感觉了——要不然有些新闻听起来往往让人觉得怪痛苦的——但对人们意识还是毫无影响。我在村子里四处转悠时，数见不鲜看到一排排这样的活宝，或者坐在梯子上晒太阳，身子稍微前倾，两眼时不时露出色迷迷的表情，一个劲儿在东张西望；要不然两手插在口袋里，身子靠在谷仓墙头上，有如女像柱似的，仿佛就靠它来支撑那座谷仓。他们素常老是待在户外，这阵风里头有些什么都听得出来。这些都是头一道碾磨得最粗糙的磨坊，所有的闲言碎语首先在里头粗粗地消化一遍，方可倒入室内比较精细的给料漏斗里。我观察到，村子里最富有活力的是食品杂货店、酒吧间、邮局和银行；此外，就像机器中必不可缺的配件，摆在适当的地方，照例有一座钟、一尊大炮和一辆救火车；为了充分发挥男人们的潜力，村舍全是面对面地按巷子排列，这样一来，每一个观光客势必受到夹道鞭打，村子里男女老少都好揍他一顿。那些住在离巷口最近的人们，最先看到别人，也最先被人看到，又是第一个出手揍观光客的人，不消说，为了他们的地段付出了最高昂的代价；住在村外的零散人家，在他们那儿开始出现一段段很长的豁口，观光客可以越墙而过，或者踅进小道，就这么着溜之乎也。因此之故，这些人家付的土地税和窗户税

[2]

也就微乎其微。为了招徕观光客，四下里都悬挂着幌子；有的幌子一看就令他胃口大开，比方说，小酒店和酒窖里边吃食店；有的幌子迎合顾客喜好，比方说，绸布衣装店和珠宝店；还有一些幌子，专门瞄准头发，或者脚丫子，或者裙子，比方说，理发店、鞋子店，或者裁缝店。余外，还有更吓人的是，他们老是邀请你挨门逐户地家访，在这些场合，少不了有一大拨看热闹的人。在大多数情况下，我都能奇迹般地化险为夷，或者我冷不丁勇往直前，毫不犹豫地冲着目的地走去，这一招真值得向那些受到夹道鞭打的人推荐；或者让我一门心思扑在崇高的事儿上，就像奥菲士

[3]

，“弹着他的七弦琴，高声歌唱天上诸神的赞美诗，将塞壬

[4]

的声音都淹没，从而转危为安。”有时候，我突然出走，谁都不知道我上哪儿去了，因为我平素不大拘礼，在围栅的豁口前断断乎不会老是迟疑不决。我甚至还习惯于突然间闯到别人家里去，别人家照例会很好招待我，就在了解一些要闻以及最新精选的新闻以后，知道某些已经平息下去的事态、战争与和平的前景，以及世界各国能不能持久地团结一致，等等，我便抄着后面小路滑脚溜掉，又遁入树林子里去了。

每当我在城里待得很晚了，自己才又动身回到黑夜之中，特别是在漆黑一团、风暴骤起的夜晚，我从一个明亮的乡间客厅或者演讲厅扬帆起航，肩上扛着一口袋黑麦或者印第安粗玉米粉，直奔我在树林子里温馨的港湾，外头一切都给扎得挺紧实，脑子里装满欢乐的思想，径直来到了甲板下，只让那个外部的我掌着舵，要不然赶上一帆风顺的时候，我干脆连舵全给拴住了，这是十分愉快的。“我在航行的时候，”在船舱的火炉边，我不知怎的心中涌起许多令人欣慰的思绪。虽然我遇到过好多次骇人的风暴，但不管是什么天气，我从来没有失事过，也从来没有泄气过。就是在平常的夜晚，树林子里也都要比大多数人所想象的更加黑暗。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我不得不经常抬起头来，看看小路上头树与树之间的缝隙，以便认清我走的路径；而且走到了没有车辙的地方，我还得用我的两脚来探索我刚踩出来的模糊不清的小道，要不然用我的双手摸一摸我所熟稔的树木来辨别方向，比方说，从两棵松树之间穿过，它们的间距就不会超过十八英寸。有时候，赶上黑咕隆咚而又闷热潮湿的夜晚，我就这么着老晚才回到家，两眼看不见的道路，我只好用脚丫子来探路，一路上懵懵懂懂，仿佛是在做梦似的，直到我伸出手去打开门闩，这才算清醒过来，却怎么都回想不起来，这一步一步自个儿是怎么走回来的，我想，也许我的身子，在它的主子丢弃它以后，还会寻摸到回家的路，好像用不着帮忙，手总是摸得到嘴巴一样。有好几回，有个来客很难得待到了晚上，赶上这天夜色漆黑得出奇，我不得不领他到屋子后头的那条车道上，指给他看他要去的方向，并且关照他，给他领路的是他的脚，而不是他的眼睛。一个黑黝黝的夜晚，我就这么着指点过两个湖上垂钓的年轻小伙子上路。他们俩住在离树林子大约一英里开外，不消说，熟门熟路呗。殊不知过了一两天，他们里头的一个人告诉我，说他们在自己的住所附近来回转悠了大半夜，直到天光大亮才回到了家，这当间下了几场大雨，树叶子都湿透了，他们自然被淋得浑身湿透了。我听说，有好多人就算行走在村里小道上也都会迷路，因为那天夜里特别黑，像一块黑布，正如俗语所说，可以用刀子一块一块割下来。有些人住在郊区，赶着马车到城里去采购，只好在那儿投宿过夜了；有些绅士和女士们出门访客，才走了还不到半英里路，只好用他们的两脚来探路，连什么时候该拐弯都不知道。不管在什么时候，在树林子里迷路，都是一种惊人、难忘的宝贵经历。暴风雪刮起时，哪怕是在大白天，走在一条熟稔的老路上，也会晕头转向，闹不清哪条路通往村子。尽管他知道自己在这条路上走过了成千次，可是路上的特征就是一点儿都记不得，反而觉得怪陌生的，好像是西伯利亚的一条路呢。入夜以后，困惑当然更是说不尽、道不完。我们平日里随意溜达时，经常地，虽然又是无意识地，像领航员一样，根据某些熟悉的灯塔和海角往前驶行；我们万一偏离了自己惯常的航线，脑海里仍然留下了邻近某些海角的印象；除非我们完全迷路了，或者换句话说，转了个身——因为你在这茫茫大地上，只要闭上眼睛转一个身，管保迷失了方向——我们这才领略到大自然的浩瀚和奇诡了。不管是睡着了，还是心不在焉，每一个人醒来时，都得经常不断地了解罗盘上指针的方向。除非我们迷了路，或者换句话说，除非我们失去了这个世界，我们这才开始发现我们自己，认识到我们的处境，以及我们各种联系的无限内涵。

头一个夏季快要结束时，有一天下午，我到村里鞋匠那儿取一只鞋子，我被捕了，坐了大牢，因为正如我在别的地方说过的

[5]

，我没有缴税，或者换句话说，不承认这个国家的权威，因为这个国家在参议院门前把男人、女人和儿童当作牛羊一样买卖。我是为了别的事才到树林子里去的。可是，不管一个人走到哪里，他们那些肮脏机构就跟到那里，追踪他，抓住他，只要他们能够做到，总要强制他回到属于他们那个绝望的共济会式的社会中去。诚然，我本来可以强烈地进行抵抗，多少会有一些效果，我本来也可以“像杀人狂似的”反对社会；但我宁可让这个社会“像杀人狂似的”来反对我，反正这个社会已是绝望的一方了。不过话又说回来，第二天我就被释放了，拿到了我那只修补过的鞋子，及时返回林中住地，还在美港山上大啖一顿乌饭树蓝色浆果。我从来没有受到过任何人的骚扰，只有那些代表国家的人除外。除了那张存放我的文稿的写字台以外，我既不上锁，也不上闩，更没有给我的门闩和窗户钉上过一颗钉子。反正不管白天也好，还是黑夜也好，我从来不锁门，尽管我有时出门一连好几天；乃至于第二年秋天，我去缅因州树林子里住过两个礼拜也没有锁门。但是，我的小屋子却备受人们尊敬，胜过有大队士兵守卫在我的屋子四周围。疲惫的漫游者可以上我这儿休息，围着火炉取暖，而文学爱好者不妨翻看我桌子上的几本书，聊以自娱，要不然那些富有好奇心的人，会打开我的碗橱，看看我的午餐剩下些什么，预测晚餐又将如何。虽然各个阶层有很多人都来过瓦尔登湖，可我并没有因此感到诸多不便，什么东西也没有丢失过，只缺了一本小书，那是一卷荷马的作品，也许这书皮烫了金遭人眼红，我相信，这是我们兵营里一个大兵拿走的。我深信，如果人人都像我当时那样过简朴的生活，那么，偷窃和抢劫也不会发生。之所以发生这样的事，盖因社会上存在贫富不均。蒲柏

[6]

翻译的荷马作品，会很快得到适当的传播——

Nec bella fuerunt，

Faginus astabat dum scyphus ante dapes.

世人只要山毛榉碗时

就不再会有战事。

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7]

[1]
斯达特街，美国波士顿的金融中心，有时也译州府街。

[2]
窗户税，英王威廉三世创设，将巨大战争开支转嫁于民，当时北美移民常为抗税泥封窗户，反对宗主国敛钱苛政。

[3]
奥菲士，古希腊神话中的人物，诗人和歌手，善弹七弦琴，弹奏时，猛兽俯首，顽石点头。

[4]
塞壬，古希腊神话中的人物，半人半鸟的女海妖，以美妙的歌声蛊惑过往的海员，让驶近的船只触礁沉没。

[5]
此处指梭罗的著名文章《消极反抗》。该文曾引起极大反响。

[6]
蒲柏（Alexander Pope，1688—1744），英国著名诗人，擅长讽刺，善用英雄偶体，尤以翻译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著称。

[7]
引自《论语·颜渊》。

湖

有时候，我对人际交往和闲言碎语，乃至于我所有乡友全

都腻透了，于是，我就去比我惯常的住所更远的西边漫游，进入这个乡镇人迹更加罕至的地域“新的树林子和新的牧场”；要不然，夕阳西沉时，在美港上以黑果和乌饭树蓝色浆果充当晚餐，随后再捡起来一些浆果，以备好几天食用。这些果实的真正美味，是采购它们的买主和出售它们的种植者断断乎不会品尝到的。要想品尝它们真正的味道，只有一个办法，可惜很少有人采用过。你要是真想了解黑果的美味，不妨问问牧童或者鹑鸡。从来没有采摘过乌饭树蓝色浆果的人，自以为品尝过它们的美味，这可是一种常见的错误。正宗的黑果从来没到过波士顿，尽管它们都长在波士顿的三座山上，但在当地却鲜为人知。在运往集市时，这种果子的芳香和精髓，连同它那鲜艳色泽一起耗损殆尽，却成了人们果腹的食品。只要永恒的正义还在人世间，地地道道的黑果就不会从乡村的山上运到城里去。

干完一天的锄地活儿后，我偶尔也会跟某个无耐性的朋友做伴；此人一早就来湖边垂钓，静悄悄的，一动也不动，像一只鸭子或者一片漂浮的树叶子，而且，实行过形形色色的人生哲学之后，并在我来到之前，他大抵已得出了结论：他属于老派的修道院住院修士

[1]

。有一位岁数稍大的人，是个顶呱呱的渔夫，各种木工活儿样样精通，他见到我搭建的房子给渔民提供方便，觉得很高兴；我看见他坐在我门口打理钓丝，同样也很高兴。我们偶尔会一起泛舟湖上，他坐在小船的这一头，我坐在小船的另一头；无奈我们之间很少说话，因为近年来他耳朵聋了，可他偶尔冷不丁哼起一首圣诗来，却与我的人生哲学不谋而合。我们的神交完全是一种扯不断的和谐融洽，回想起来比真的用话交谈更加令人神往。我在找不到人说话的时候，照例用桨把叩打自己的船舷，发出阵阵回响，在周围的树林子里激起一圈圈传得越来越远的声浪，好像动物园里管理员激起野兽吼叫声一样，最后，每一个树木葱茏的峡谷和山坡全都在发出咆哮似的。

在暖洋洋的傍晚时分，我常在小船上吹笛子，看见鲈鱼一直在我周遭游来游去，仿佛被我的笛子声迷住似的。月光在螺纹条状的湖底徐缓移动，湖底山林的残缺倒影隐约可见。早先，我不时有点儿猎奇似的来到这湖上，都是在夏天黑幽幽的夜间，跟一个朋友在水边生了一堆篝火，认为火光也许会吸引住鱼群，我们又用挂满诱饵的钓线逮了好些条鳕；我们就这么钓呀钓的直到夜深的时分，把燃烧中的木头高高地抛向天空，它们像冲天焰火，从高处坠落湖里，咝的一声巨响就熄灭了，一瞬间我们完全处于黑暗之中，只好摸索着行走。就这么一边摸黑行走，一边吹吹口哨，我们终于又来到人们三五为群的地方。可是现在，我在湖岸上已有了自己的家。

有时候，我就在村子里某个客厅待到这家人都歇息去了，方才返回树林子，多半是为了第二天的饭食问题，因为深更半夜我常在小船上、月光下垂钓好几个钟头鱼，听猫头鹰和狐狸在唱它们的小夜曲，还不时听到近处不知名的鸟儿的尖叫声。这些经历对我来说是弥足珍贵、难以忘怀——在水深四十英尺处抛了锚，离岸约莫有二三十杆远，有时好几千条小鲈鱼和银色小鱼团团围住了我，在月光下用它们的尾巴使湖面上出现了涟漪；于是，我用一根亚麻钓线，跟深居在四十英尺水下、常在夜间出没的神秘鱼儿在默默传神；或者有时候，我乘着夜间轻柔的微风在湖上漂游，小船后头拖上六十英尺长的钓线，时不时感到钓线在轻轻抖动，表明一个生命正在钓线那端觅食，浑然摸不清楚在那边这个愣头愣脑的玩意儿的目的何在，所以也不能立时让自己拿主意。到了最后，你慢慢地把钓线往上拉，两手交替地拉呀拉的，瞧，一条
鱼

[2]

一边吱叫着，一边全身扭动着给拉到了半空中。特别是在漆黑的夜间，正当你神思驰骋、漫无边际之时，却感觉到了这微弱的颤动，打断了你的梦想，把你和大自然又给连在了一起，岂不怪哉！那就像我接下来会把钓线甩向空中去，如同我将钓线往下甩向密度并不比空气更大的水里去一样，这么一来，我仿佛用一个钓钩却逮到了两条鱼似的。

瓦尔登湖的风景只好算粗线条，尽管很美，还是说不上壮观；不经常光临或者不在湖边居住的人，对它也不是特别关注；然而，瓦尔登湖以它的深邃纯净著称于世，值得对它详尽描述一番。原来它是一口清澈而黛绿的井，半英里长，周长一又四分之三英里，面积约有六十一英亩半；松树和橡树林中央，有一股终年井喷的泉水，除了云雾和蒸发以外，压根儿看不到它的入水口和出水口。周围的山峦陡然耸立，高出水面四十到八十英尺，虽然在东南角高达一百英尺，在东端更是高达一百五十英尺，绵延大约四分之一英里或者三分之一英里。它们清一色都是林地。我们康科德境内的水域，至少具有两种颜色，一种打老远就望得见，而另一种更接近本色，在近处才看得出。第一种更多取决于光线，随着天色而变化。在天气晴朗的夏天，从不远处看去，湖面呈现蔚蓝色，特别在水波荡漾的时候，而从很远的地方望过去，全是水天一色。赶上暴风雨的天气，水面有的时候呈现深石板色。不过，据说海水在大气层中看不出有什么变化的情况下，却是今天蓝，明天绿。白雪皑皑时，我看到过我们这儿河里，水和冰几乎都是草绿色。有人认为蓝色是“纯净水的颜色，不管它是流动的水，还是凝固的冰”。反正直接从小船上看湖面，倒是看得出非常不一样的颜色。瓦尔登湖一会儿蓝，一会儿绿，哪怕是从同一个视角看过去。瓦尔登湖位于天地之间，自然兼具天地之色。从一个山顶上望过去，它映现出蓝天的色彩，而从连岸边的沙子你都看得到的近处看，它却呈现出先是淡黄色，继而淡绿色，同时逐渐加深，终于变成了全湖一致的黛绿色。在有些时候的光线下，哪怕是从山顶上往下俯瞰，毗邻湖岸的水色也是鲜灵灵的绿色。有人认为，这是草木青葱返照的缘故，但在铁路道轨沙坝的映衬下，湖面依然是绿幽幽的；待到春天还没有叶茂成荫，这时湖光山色也不外乎是天上的湛蓝色与沙土的黄褐色掺在一起的结果，堪称瓦尔登湖彩虹般的色彩。入春以后，湖上冰层因受从湖底折射上来的、又透过土层传来的太阳热量而变暖，于是首先被融化，在中间仍然冻结的冰凌周围，形成了一条狭窄的小河。正如我们的其他水域一样，每当天色晴朗、水波潋滟之时，水波表面会从合适的角度映出蓝色的天空，或者由于糅合了更多亮光，如果稍微远点望过去，湖面仿佛呈现比天空本身更深的湛蓝色；此时此刻，泛舟湖上，从各个不同的视角观看水中倒映，我发现了一种无与伦比的不可名状的淡蓝色，有如浸过水的或者闪闪发光的丝绸和利剑青锋，却比天空本身更具天蓝色，它与水波另一面原有的黛绿色交替闪现，只不过后者相对来说显得有点儿浑浊罢了。那是一种类似玻璃的绿里泛蓝的色彩，跟我的记忆里一样，有如冬日夕阳西沉时从云层里呈现出一片片蓝天。反正举起一玻璃杯水，往亮处看，它里头好像装着空气，一样没有颜色。众所周知，一只大玻璃盘子是略带一点绿色，据制造玻璃厂商说，是由于玻璃“体厚”的缘故，但同样都是玻璃，块儿小的就没有颜色了。至于瓦尔登湖该有多少水量，才会泛出绿色，我倒是从来没有验证过。人们直接俯视我们河水，河水是乌黑的或者深棕色，而且如同大多数湖里的水一样，会给洗湖浴的人蹭上一丁点儿淡黄色；但是瓦尔登湖水却是如此纯净赛过水晶，使洗湖浴的人躯体洁白有如大理石一般，而且怪得出奇的是，此人的四肢给放大了，同时也给扭曲了，产生了一种骇人的效果，值得米开朗琪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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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研究哩。

湖水如此晶莹剔透，一眼就看得到二十五英尺或者三十英尺深的湖底。你光脚踩水，可以看见好多英尺深水下，有成群的鲈鱼和银色小鱼，它们也许只有一英寸长，但是前者一道道的横着花纹倒也很容易辨认出来，你会觉得，它们必定是苦行修炼的鱼种，才到那里寻摸生计的环境。好几年前的冬天里，有一回，我在冰层上凿洞钓狗鱼，我上岸时把我的斧子扔回冰层去，不料，仿佛神差鬼使似的，只见那柄斧子在冰层上滑出去了四五杆远，正好掉进一个冰窟窿里头去了，那儿水深二十五英尺。我出于好奇心，伏倒在冰层上往那个冰窟窿里头瞧一瞧，只见那柄斧子侧向一边，斧柄朝天竖起，随着湖水的脉动来回摆动，要是我不去打扰它的话，本来它说不定会在那儿就这么着直立下去，晃呀晃呀，随着时光流逝，直到斧柄烂掉为止。我就在斧子的上方，用我带来的冰凿子又凿了一个窟窿眼儿，用我的刀子砍下我在近处寻摸到的最长的一根白桦树枝，枝头上打了一个活结套，随后小心翼翼地把它放下去，套住斧柄上凸起的一块疙瘩，用系住白桦树枝的一根绳子往上拉，就这么着把那柄斧子给拉上来了。

湖岸是由一长条好似铺路用的滴溜滚圆的白色石子筑成的，除了一两处小小沙滩以外，在许多地方都非常陡峭，纵身一跃正好落到没顶深的湖水中；要不是湖水晶光锃亮得出奇，你断断乎看不见湖底，除非湖底在对面升了起来。有人认为，瓦尔登湖是湖深没有底的。湖水不论在哪儿也不浑浊，偶尔观湖的人还以为湖底压根儿连水草都没有，至于看得见的草木，除了不久前被水淹过的、原本不属于湖的那些小小草地以外，哪怕是再仔细地查看，也确实看不到菖蒲或灯芯草，连一朵百合花都没有，不管是黄色的还是白色的，至多只有一两片心形叶子和河蓼草，说不定还有一两片眼子菜；反正置身水中的人也许压根儿都看不出来；这些水生植物，好像如同它们赖以生长的湖水一样洁净、晶莹透亮。岸石延伸入水有一两杆远，湖底就是清一色的沙子了，只有在最深的地方通常会有一点儿沉积物，也许是历经好多个秋季树叶飘落、沉淀腐烂的缘故，甚至在仲冬时节，鲜绿色的水草也会随着铁锚一起浮出水面。

往西大约两英里半，一个叫九亩角的地方，我们还有一个类似这样的湖，那就是白湖。虽说方圆十几英里以内的湖泊十之八九我都很熟稔，可我还没有见过第三个湖具有如此纯净赛过井水的水质。这湖水也许古往今来各民族全都饮用过、赞赏过、测量过，随后也就相继消失了，唯有这湖水依然碧绿澄清。一个春天都没有间断过！说不定在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的那个春天早晨，瓦尔登湖早就存在了，甚至就在那个时候，随着薄雾弥漫和南风拂面而来的是一场蒙蒙的春雨，打破了湖上的平静，飞来了成群的鹅和鸭子，它们全然不知道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一事，觉得能有如此这般纯净的湖水，它们早就心满意足了。即使在那个时候，这个湖已开始时涨时落，湖水碧绿澄清，呈现出今日里的色彩，仿佛具有蓝天的特征，成为世上独一无二的瓦尔登湖和天上露珠的蒸馏器。谁知道，有多少种无人记得的民族文学作品把这个湖称为卡斯塔利亚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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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然在古代神话中的黄金时代，又有多少山林水泽的仙女们曾在这里居住过?这就是康科德冠冕上的第一颗滴水宝石。

不过，率先来到瓦尔登湖的人，说不定留下了他们的足迹。我很惊讶地发现，陡峭的山坡上有一条逼仄的小路，环绕湖边，甚至还通过湖边被砍伐过的茂密树林。这条小路走势有时忽上忽下，有时跟湖沿却又若即若离，也许和这儿的人类一样古老，是由当地土著猎户一步一步踩踏出来；此后，今日里这块土地的居住者就时不时不知不觉地在那上面行走。入冬以后，刚下过一场小雪，你站在湖中央望过去，这条小路显得特别清晰，犹如一道连绵起伏的白线，不但没有被杂草和枝条遮盖住，哪怕在四分之一英里开外的好多地方，还是呈现得特别显眼。可是一到夏天，就算你站在近处，也不见得能看清楚。在某种程度上说，看上去好像白雪用清晰的白色隆雕把它翻印出来了。说不定有一天这儿会兴建别墅，装点庭院，但愿类似这样的一些痕迹能保留下去。

湖水时有涨落，但不管它有没有规律或者周期，都是无人知晓，尽管有好多人惯常都会不懂装懂。一般说，湖水冬天高，夏天低，这和大气的潮湿干燥并没有相应关联。我还记得，倘若跟我住在湖边时相比，湖水什么时候落下去一两英尺，什么时候涨上去一两英尺，什么时候又会涨上去至少五英尺。有一条狭长的沙洲径直延伸到湖中，沙洲一边的湖水非常深，离主岸六杆远，大约在1824年，我在这沙洲上煮过一锅海鲜杂烩浓汤，时隔二十五年，要想再煮也是不可能了；另一方面，我已告诉过我的朋友们，说几年之后，我常驾着小船到隐蔽在树林子幽深处的小湾里去钓鱼，离他们知道的湖岸才不过十五杆远，可现在那儿早已变成了一片草地。他们听后老是不大相信，可是湖水两年来不断在上涨；现在，1852年的夏天，比我住在那里时高出了五英尺，或者换句话说，相当于三十年前的水位高度，岂不是又好到那块草地上钓鱼了。从外表看，水位落差有六七英尺；可是从周围群山流下来的水量并不大，水位上涨一定是跟影响深处泉源的原因有关。就在同年夏天，湖水又开始回落了。引人注目的是，湖水这种时涨时落，不管它有没有周期性，好像都需要好多年方能完成。我曾经观察到一次湖水上涨和两次湖水部分回落，我估摸，再过十二年或者十五年，湖水又会回落到我过去所了解的低水位了。东端一英里的佛林特湖，因湖水流入和流出而时有涨落，那些介于两者之间的小湖，则和瓦尔登湖的水情大致相仿，近来也和后者一样涨到了它们最高水位。根据我的观察，白湖的水位也是如此。

瓦尔登湖时涨时落，间隔时间很长，至少起到这样一种作用，湖水处于这种很高的水位，已有一年左右，尽管环湖行走不易，但从上次涨水以来，沿湖长出来的灌木丛，以及诸如北美油松、白桦树、桤木、大齿杨等等树木通通给冲走了，等到水位再次回落时，就留下光秃秃的湖岸；因为瓦尔登湖跟许多湖泊和每天水位有涨落的河流不一样，水位最低时，湖岸偏偏最干净。临近我住房的湖边，一长溜高达十五英尺的北美油松全被冲走，好像用杠杆给掀翻似的，从而止住了它们向湖岸的扩展；这些树木躯干的大小，表明上次湖水上涨到这种高度以来已有多少个年头了。通过这种涨落，瓦尔登湖对湖岸拥有了主权，因此，湖岸仿佛被剃光了胡子，使那些树木不能凭借所有权来侵占湖岸。这些瓦尔登湖的嘴唇上一茎胡子也都长不出来。湖水时不时地舔着自己的下巴颏儿。湖水涨高时，桤木、柳树和槭树淹没在水中的树根周围，都浮起大量纤维似的红色根须，长达好几英尺，高出地面三四英尺，一个劲儿来保护它们自己；我知道，湖岸那一带有一些高高的乌饭树灌木丛，通常不结果子，但在这种条件下倒是会结出丰硕的浆果来。

这湖岸怎么会被铺砌得如此齐齐整整，难免有人百思而不得其解。我镇上的乡友们都听说过这么一个传说，岁数最大的人们也告诉过我，说他们年轻时就听说过，古时候印第安人曾在这儿一座小山上举行一次帕瓦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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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座小山一下子升高，耸入苍穹，有如现在这湖深深地沉入大地一样；根据他们的说法，他们做了许许多多亵渎神灵的事，尽管这些罪行印第安人从来都没有做过，可是正当他们闹得这么来劲的时候，这座小山东摇西晃起来，突然下沉，只有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逃了出来，她的名字叫做瓦尔登，于是，瓦尔登湖就这么着照她的名字叫开了。有人推想，小山撼动时，这些山石从山坡上滚落了下来，形成了今日里的湖岸。反正有一点完全可以肯定的是，早先这儿没有湖，而现在有了一个湖；这个印第安人的传说，与我前头提到的那位古代原住民的说法并不矛盾，因为此人清晰地记得，他初来该地时，带着一根神杖，只见一片薄薄的雾气从草地上升腾起来，那根榛木神杖自始至终指着下方，于是决定在这儿挖一口井。至于那些岸石，好多人仍然认为，倘若归诸群山波动的原因，也未必能解释清楚；不过据我细心观察，这同一种石头在周围的山上显然俯拾即是，因此，人们不得不用这些石头在离瓦尔登湖最近的铁路两侧筑起护墙；再说，湖岸越陡峭的地方，石头也越多；可惜的是，这对我来说再也不是什么神秘兮兮了。反正我已寻摸到了铺砌石头的人。如果说瓦尔登湖这个名字不是来源于某一个英国地名——比方说，萨夫伦·瓦尔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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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话，那么，你就不妨揣想，这个湖原来叫做“围而得”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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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湖依我看就是一口现成的井。一年之中有四个月，湖水冰冰冷，如同湖水一年到头纯净一样；我揣想，这时候湖水就算不是镇上最好的，少说也得跟别的湖一样好。入冬后，凡是暴露在空气中的水，都要比避寒保暖的泉水和井水更冷些。我从下午五点钟一直坐到转天中午，亦即1846年3月6日，寒暑表上温度有时是华氏65度，有时是华氏70度——部分是由于照在屋顶上的阳光的缘故吧——湖水放在我屋子里的温度是华氏42度，或者换句话说，比从村中最冷的一口井里刚汲取上来的水还低一度呢。同一天，沸泉的水温是华氏45度，亦即经测试过的各种水中最最温暖的度数，不过，据我所知，到了夏天，这算是最冷的水了，因为这时候浅层的不流动的地表水，并没有和它混合在一起。再说，在夏天，瓦尔登湖因为很深，所以从来不像大多数暴露在阳光下的水那样变得很暖和。在最暖和的天气里，通常我把一桶水放在地窨子里，让它在夜里冷却下来，一直保持到转天；尽管有时我也到邻近的泉水去汲水。过了一个星期，水还像刚舀上来时一样好，一点儿水泵的气味都没有。要是有人夏天到湖边露营一周，只消在他帐篷的阴凉处把一桶水深埋几英尺，管保用不着冰块这类的奢侈品了。

人们在瓦尔登湖里逮住过一些狗鱼，有一条重达七磅，姑且先不谈另有一条鱼飞快逃跑时，把一卷钓线都给捎走了；渔夫没有看到它，估摸少说也有八磅重；逮住过的还有鲈鱼和条鳕，其中有的每条重达两磅以上；还有银色小鱼、鳊鱼（拉丁文学名Leuciscus pulchellus）或者太阳鱼，数量很少的欧鳊，以及一两条鳗鱼，有一条重达四磅——我之所以说得特别详细，是因为一条鱼的身价通常只好指靠它的重量，而这两条鳗鱼却是我在这儿听说过的独一无二的鳗鱼——此外，我还模模糊糊地记得一条小鱼，长五英寸，两侧银灰色，脊背泛绿，从它的特征上看有点儿像鲦鱼，我在这里提到它，主要为了把事实和寓言联系起来。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个湖里并不盛产鱼类。狗鱼虽说不算多，却成了这个湖的一大骄傲。有一回，我趴在冰层上，看到狗鱼至少有三种类型：一种又长又扁，铁灰色，酷肖从河里逮住的那样；一种金灿灿的，泛着绿色闪光，在很深的水域里，乃是这儿最常见的鱼；还有一种是金黄色，形状和前一种相似，只是两侧有深褐色斑点或者黑色斑点，间杂着一些淡淡的血红色斑点，活脱脱像鲑鳟鱼。这种鱼按拉丁文学名称为reticulatus（网状）不够贴切，还不如管它叫做guttatus（斑斓）为好。这些鱼全是肉头结实，看上去比它们的模子要重得多。银色小鱼、条鳕和鲈鱼，还有所有栖息在这个湖里的鱼类，确实要比生长在别的江河湖泊里的鱼类更干净、更漂亮、更结实，因为这里的湖水更纯洁，人们一眼就能把它们区别开来。也许很多鱼类学家可以利用它们来培育新的品种。这个湖里还有一些品种干净的青蛙和乌龟，以及数量极少的淡菜；麝鼠和水貂也在这儿留下了它们的痕迹，偶尔一只周游四方的香龟都会到此一游。有时候，我一大早推船离岸时，不知怎的会把夜间藏身在船底下的大香龟给惊动了。春秋两季，鹅鸭成群，往往在这儿出没无常；白肚皮的燕子（拉丁文学名Hirundo bicolor）在湖上轻轻地掠过，还有一些斑鹬（拉丁文学名Totanus macularius）整个夏天净在石头湖岸上“晃来晃去”。有时候，我还会惊起栖息在湖边白皮松枝头上的一只鱼鹰；可我不知道海鸥有没有来过这儿，如同它们常去美港一样。潜水鸟到这儿来至多每年一次。现在常到这儿来的，全是一些不同凡响的动物。

赶上风平浪静的天气，你坐在小船上，可以看到，湖的东头沙滩附近那一带，水深八英尺至十英尺，还有在湖的别处，也可以看到一些圆形堆垛，高约一英尺，直径六英尺，由比鸡蛋个儿还小的圆石子码成，周围全是光溜溜的沙子。起初你会纳闷，这是不是印第安人故意在冰层上堆叠这些圆石，待到冰层融化时，就一块儿沉到了湖底；可是，这些圆石码得太齐整匀称，里头有些圆石显然也太新鲜，不像人工堆叠。它们与河里找到的石子一模一样；反正这儿既没有胭脂鱼，也没有七腮鳗，我可闹不清楚那些圆石堆是由哪些鱼码起来。也许它们就是银色小鱼的窝儿吧。这些圆石堆给湖底平添了几分喜人的神秘感。

湖岸错落有致，一点儿都不单调。在我的心目中，西岸是犬牙交错的深水湾，北岸较为险峻，而南岸呈扇贝形，很漂亮，一连串岬角相互交叠，不由得使人想到岬角之间还有好些人迹罕至的小水湾。湖水边沿耸立的群山之间，有一个小湖，从小湖中央放眼四望，你会欣赏到在森林映衬下从来没有过的绝妙的美景；因为森林映在湖面的倒影，不但形成了最佳的前景，而且，由于迂回曲折的湖岸，也成为它的最自然、最宜人的边界线。这儿与板斧砍出来的林地不一样，与毗邻湖边的耕地也不一样，既无斧凿的痕迹，又无不完美之感。树木享有充分的空间可向水边扩展，每一棵树都冲着这个方向伸展出最富有活力的枝杈。在这儿，大自然编织了一道天然的花边，一眼望去，从湖边低矮的灌木丛蜿蜒向上，一直可以望到那些参天树木。在这儿，你看不见有什么人工痕迹。湖水冲洗堤岸，有如一千年前一模一样。

湖——在天然景色中最美、最富有表情的就数它了。它是大地的眼睛；人们观湖，可以掂量出他自己天性的深浅。湖畔水生树木，是仿佛给它镶边的修长的睫毛，而四周树木葱郁的群山和峭壁，则是它的悬挑的浓眉了。

9月间的一个下午，风平浪静，薄雾迷蒙，湖对岸的轮廓显得模模糊糊，此时此刻，站在湖的东头平坦的沙滩上，我方才恍然大悟，“湖面如镜”这种说法究竟是从何而来。你要是把头倒转过来看湖，湖就像一条最精致的薄纱悬挂在峡谷上空，在远方松林的映衬下闪闪发光，把大气一层一层地分隔开来。你会觉得，你可以从它底下衣不沾湿地走过去，一直走到湖对面的群山那里，而掠过湖面的燕子也可以在湖上栖息。有时候，那些燕子果真向它俯冲下来，好像一时失误，稍后才恍然大悟。你朝西头湖岸抬头望去，不得不举起两手遮住自己的眼睛，挡开地地道道的阳光和从水中反射上来的阳光，因为这两种阳光同样亮得耀眼；你要是用挑剔的眼光，在这两种亮光之间审视湖面，就会看到它端的是波平如镜了；余外只见一些贴水掠飞的昆虫，遍布整个湖面，彼此错开相同间距，在阳光下飞来飞去，在水面上产生了可以想象到的最精美的闪光来；也许间或还有一只鸭子在梳理自己的羽毛，或者，正如我前面说过的，有一只燕子贴水低飞，快要碰到水面似的。也许从远处望去，一条鱼儿在半空中画出了一道三四英尺的弧线，在它跃出水面时映出一道闪光，在它钻进水里时又映出了一道闪光；有时候，这一道银光闪闪的弧线还会整个儿显现出来；要不然，也许有一根蓟草漂浮在湖的什么地方，鱼儿冲它一跃，湖面上也会激起一圈圈涟漪。这时，湖面像熔化的玻璃，冷却了但还没有凝结，里头绝无仅有的尘埃也显得纯洁而优美，可谓白璧的微瑕。你经常会看到一片更光滑、更幽暗的水域，仿佛有一张看不见的蜘蛛网，把它和别的水域截然分开，成为水中仙子在那儿憩息的水栅。你从山顶上可以俯看到，几乎所有的水域都有鱼儿在跳跃；在这波平似镜的水面上，只消一条狗鱼或者银色小鱼在捕食一只小虫子，就会把整个湖面的平静给搅乱了。真是神极了，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却显现得这么精巧——这种鱼类伤生害命的事终必败露——我打老远高头就清晰地看到一圈圈直径为六七杆的波浪形在四周围扩散。你还会看见一只水蝽（拉丁文学名Gyrinus）在平滑的水面上不停歇地滑过去了四分之一英里；它们轻轻地在水面上犁出了波纹，两道分叉线形成了明显的涟漪，可是长足昆虫在水面上滑行，却不会留下看得见的涟漪。湖面上一掀起波浪，长足昆虫和水蝽连影儿都见不着了。但是，赶上风平浪静的日子，它们就会离开自己的避风港，好像探险似的，凭着一时冲动，打从湖边出发，一个劲儿往前方滑行，直到滑完全程为止。入秋后晴朗的一天，坐在高高的山头的树桩上，沐浴在温煦的阳光里，俯瞰瓦尔登湖景，仔细捉摸那一圈圈涟漪，一刻不停地雕刻在有着天空和树木倒影的水面上，要不是这些涟漪在晃动，连水面也都看不见呢——这真的是令人舒心的快事啊！在这么浩淼的水面上，什么干扰都没有，即使有一点儿，很快就会缓解消失，让人安静下来，好像在湖边汲取一壶水，颤动的水波流到了岸边，一切复归平静。鱼儿从水中跃起，小虫子落到了湖里，不外乎通过一圈圈涟漪和优美的线条表述出来，好像这是泉水不断地在向上震颤、井喷。是它的生命在轻轻地搏动，是它的胸脯在上下起伏。那是欢乐的激动，还是痛苦的战栗，全都说不清楚。湖上好一派安谧的气象啊！人类的劳动如同在春天里，又在闪闪发光。是啊，每一片叶子、每一根枝条、每一颗石子、每一张蜘蛛网，到了午后时分都在闪闪发光，宛如春天早晨它们身上沾满的露珠似的。船桨或者小虫子的每一个动作，也都会发出闪光；听那船桨的欸乃声，该有多美啊！

赶上九十月里这么一天，瓦尔登湖俨如十全十美的森林明镜，四周镶上圆石子，依我看，这些圆石子十分珍贵，可谓稀世之宝。说不定地球上再也没有一个湖，会像瓦尔登湖这样纯美，同时又这样浩渺。邈邈乎来自天上的水啊！它不需要护栏。多少个民族来了又去了，都没有玷污过它。它是一面石头砸不碎的镜子，它的水银永远不会消退，它的镶边金饰大自然还在不断修补呢；风暴、尘垢，都没法使它永远光鲜的表面黯然失色——这一面镜子，凡是不洁之物落在上头立时会沉下去，被太阳底下雾气掸去尘埃，刷洗干净——这是一块拂尘布——往上面呵一口气也都留不住，只管自己直升到高空，宛如悬浮在湖上的朵朵白云，同时又清晰地倒映在湖面上。

泱泱的湖水，让空中的精灵出没无常。它不断从天上接受新的生命和旨意。它实质上在天地之间充当媒介。大地上只有草木随风摇曳，而水自身却被风儿吹起一圈圈涟漪。从一缕或者一片闪光里，我看得出风儿在轻轻地吹拂。我们能够仔细俯视湖的表面，真是匪夷所思。说不定我们将来终究也会像这样仔细俯视天空的表面，发觉一个更玄妙的精灵打从它上面掠过呢。

10月的后半个月，严霜降临，长足昆虫和水蝽终于销声匿迹；再往后到了11月，风平浪静的日子里，通常湖面上绝不会被什么玩意儿激起涟漪来。11月的一个下午，持续好几天的暴风雨终于停了下来，但天上仍然阴云密布，雾气迷蒙，我观察到瓦尔登湖上光溜溜得出奇，连湖面都很难辨认出来；它虽然反射不出10月里光艳艳的色彩，却映照出了周围群山在11月间的暗淡色调。我尽可能轻轻地划着小船过湖，可是我的小船激起的波纹却一直扩散到我看不见的远方，使湖里的倒影泛出弯弯曲曲的形状。我抬眼观望湖面，隐隐约约看见远处星星点点的微光闪烁不定，就像一些在水上掠过的虫子躲过严霜之后却在那儿扎起堆来了，或者说，也许湖面过于光溜溜，连泉水从湖底往上井喷，也依稀可见。轻轻地荡起双桨，来到了那些地点，我吃惊地发觉，四周全是数不尽的小鲈鱼，大约有五英寸长，在碧绿的湖水里呈深铜色，它们在湖中嬉戏，经常跃到水面上来，激起一圈圈涟漪，有时还会留下一些小小泡沫。在如此透明、好像无底、映现云彩的湖水中，我好像乘着气球悬浮在空中，鲈鱼们则游来游去，依我看，如同飞翔或者盘旋似的，它们俨然是一群鸟儿打从我的下方或左或右穿过，它们的鳍有如全部撑开的风帆。瓦尔登湖就有好多这样的水族，显然它们要在严冬还没有落下冰帘、遮住它们头上广阔的天光之前，充分利用一下这个短暂的季节；有时，它们给湖面呈现出些许细纹模样儿，好像只是一丝微风拂过湖面，或是洒下几滴雨点罢了。我漫不经心地渐走渐近时，它们大吃一惊，猛地拍击湖水，甩着尾巴激起了水花来，好像有人拿着一根刷子似的枝条在击水，眨眼间它们都躲到湖水深处去了。最后，湖上一起风，雾霭渐浓，浪儿开始翻滚，鲈鱼们比前时蹿得更高，半拉鱼身一下子蹿出了水面，形成上百个黑点子，三英寸长。有一年，即使迟至12月5日，我还看到水面上有一些水花，以为一眨眼就要下大雨了，空中雾气弥漫，我急吼吼坐到划桨的位置上，冲着家径直划去；这时好像雨已经越下越大了，虽然我脸颊上还丝毫没有感觉到，可我估摸自己管保会淋成落汤鸡了。殊不知突然间那些水花连影儿都看不见了，原来水花是鲈鱼们激起来的，我的划桨声吓得它们潜入深水里去了，我目睹它们成群地消失得渺无影踪；就这么着，我衣不沾湿地度过了这天的下午。

有一位老人，将近60年前，经常在森林四周围已是黑咕隆咚的时候，光临湖边，他告诉我说，那些年头他有时还看到湖上挺闹猛的，鸭子和其他水禽在湖中戏水，有好多老鹰在来回盘旋。他是来这里钓鱼的，划着一只他在岸边寻摸到的破旧小划子。这小划子是由两棵白皮松中间凿空，打造在一起，首尾两端都给砍成方方正正。它那个样式很难看，但是管用，已有好多个年头了，后来进了水才泡烂，也许就沉到湖底去了。他可不知道那小划子是谁家的；得了，它就算属于瓦尔登湖吧。老人常常把山核桃树皮绞在一起，当作他的锚链。还有一个在革命前就住在湖边的老人，跟他念叨过，这湖底有一只铁箱子，老人还看见过呢。有时候，那只铁箱子还会漂浮到岸上来；不过，你要是一挨近它，它就又下沉到深水里去，立时渺无影踪。听到那只破旧的小划子的来历，我很高兴，它替代了那种印第安人的小划子，尽管两者木材相同，但是前者做工稍微好看一些；说不定它原先只是岸边的一棵树，后来倒伏在湖水里，漂浮过二三十年，成为最适合在这湖里行驶的船只了。记得我起初观察湖水深处时，就看到湖底隐隐约约躺着好多好多巨大树干，也许是从前被大风刮倒，要不然是最末一次砍伐后给扔在了冰层上，因为那时节反正木材很不值钱；殊不知如今这些树干十之八九都不见影儿了。

我头一次在瓦尔登湖上划船时，环湖全是茂密、高大的松树和橡树林，在湖的一些小水湾里，葡萄藤蔓爬过了湖沿的树木，形成了一个个凉亭，小船可以打从它底下穿过。形成湖岸的那些群山很陡峭，那儿有很多参天树木，你要是从西头往下俯瞰，这里看上去就像一座圆形剧场，可供某些林中仙子演出。年轻的时候，我就在那儿消磨过好多时光；我像风儿一样随心所欲，漂浮在湖面上，把我的小船划到湖中央，自己仰卧在座位上，在一个夏天的上午，似梦非梦，半眠半醒，待小船撞着了沙滩，我方才惊醒过来，于是站了起来，看看命运之神将我推向什么样儿的湖岸了；在那些日子里，赋闲乃是最诱人的事业，它的产出也最丰富。我让好多个上午都悄悄地溜过去，觉得还是把一天当中最珍贵的时间就这么着消磨掉为好；因为，就算我没钱，但我却富有阳光明媚的时光和凉爽歇夏的日子，供我尽情享受；我没有把时光更多地浪掷在工场里或者在教师的讲台上，对此我也并不后悔。可是，自从我离开湖岸以后，伐木者对树木越发乱砍滥伐，往后好多岁月里，再也不能在林间小道上徜徉了，也不可能打从枝杈之间偶尔看到湖水了。我的缪斯女神

[8]

要是从此沉默了，谅她也是情有可原。树林子全给砍光了，你还能指望鸟儿们歌唱吗?

湖底的树干、古老的独木舟和环湖的幽深的树林子，如今都见不着了，村民们就连湖坐落在哪儿也不知道，他们想的不是来这湖里沐浴和掬饮，却要把它的水——这少说也该像恒河一样圣洁的水啊——通过管道引进到村子里去，好让他们洗碟刷盘来着！只消拔去一个软塞，或者拧一下龙头，就用上了瓦尔登湖水！这酷肖魔鬼的铁马，它那震耳欲聋的巨响，整个村镇上都听得见，它的脚丫已经把沸泉给搅浑了，再说，也正是它，把瓦尔登湖畔所有树林子都给吞噬了。这匹特洛伊木马，肚子里藏了成千个人，全是经商的希腊人琢磨出来的！这个国家的勇士，摩尔府上的摩尔

[9]

在哪儿?应该迎头赶到“底普卡特”

[10]

，将复仇的长矛对准这个骄横的害人精的肋骨直捅进去吧。

不过话又说回来，据我所知，各种特色中，或许就数瓦尔登湖的特色最好，保持它的纯洁性，也是令人叫绝。许多人都被比喻为瓦尔登湖，但这一美誉只有少数人受之无愧。尽管伐木者把环湖的树木大片大片地先后都给砍光了，爱尔兰人在湖边搭建了他们的陋屋，铁路已经侵占了湖的边缘地带，冰商还来这儿凿取过冰块，但瓦尔登湖本身并没有变化，依然是我年轻时目睹过的湖水；变化了的反而是我自己了。瓦尔登湖里有过数不尽的涟漪，恒久不变的波纹却一道也没有。瓦尔登湖永远年轻，我可以伫立在湖畔，看一只燕子俯冲下来，将一只小虫子从湖面上叼走，如同在往日里一模一样。今夜，我不禁又触景生情，仿佛我几乎没有跟它朝夕相见长达二十多年之久，这就是瓦尔登湖，好多年以前我发现的那同一个林中之湖；去冬在湖边砍掉了一个树林子，今春又一个树林子就会傍湖拔地而起，依旧生机勃勃；同样的思绪如同在往日里一样从湖面上喷涌上来——这对湖本身与湖的创造者来说，是同样源源不绝的欢乐和幸福，是的，对我来说可能也是
如此。不消说，瓦尔登湖是一位勇士的杰作，他断断乎不会耍狡猾！他亲手把这湖水围住了，在他的思考中使湖水得以深化和澄清，并在他的遗嘱中将它传给了康科德。我从它的湖面上看到了同样的倒影活灵活现；我差不离要说：瓦尔登，是你吗?

我断断乎不会梦想

去雕饰一行诗；

唯有住在瓦尔登湖旁，

我方可走近上帝和天堂。

我是圆石堆砌的湖滨

高头轻轻地吹过的风；

在我的掌心里

是湖里的水和沙，

湖的最幽深的胜地

高卧在我的思绪里。

火车从来没有停下来观赏一下瓦尔登的湖光山色；不过，我揣想，火车上的司机、司炉和司闸员，还有那些持有月季票的旅客，他们倒是常常看在眼里，其实，观赏瓦尔登湖景色，就数他们最地道。司机在夜间开车并没有忘记它，或者说，司机的天性并没有忘记它，而在大白天，司机至少会对静谧、纯洁的湖光山色投以一瞥，就算它仅仅是惊鸿一瞥，也足以把斯达特街

[11]

和发动机上的污垢冲洗得干干净净。有人提议不妨管瓦尔登湖水叫做“圣水一滴”。

我已说过，瓦尔登湖的进水口和出水口都是看不见的，但它一边和佛林特湖遥相呼应，间接地连在一起，佛林特湖水位比较高，有一连串小湖打从那儿流过来；它另一边又显然直接和康科德河连在一起，而康科德河水位较低，也有一连串类似的小湖当间穿过，在某个地质时期也许河水泛滥过，只消稍微开挖一下——无奈上帝禁止开挖——它还是可以流到这儿来。如果说瓦尔登湖像林中隐士一样如此这般庄敬自重地生活了那么长时间，从而获得如此神奇的纯洁性，那么，佛林特湖较为不洁的湖水一旦和瓦尔登湖水搅浑在一起，或者换句话说，瓦尔登甘美的湖水给白白地浪费掉，流入了海洋，谁能不为之感到惋惜呢?

佛林特湖，或称沙湖，位于瓦尔登湖以东一英里的林肯附近，是我们这儿最大的湖和内海。佛林特湖面浩瀚，据说占地一百九十七英亩，湖中渔产也更丰富；不过，水位比较浅，水质也不太纯。穿过树林子溜溜达达上那儿去，常常是我的一大消遣。哪怕是仅仅感受一下那好不痛快地吹拂在脸颊上的清风，仅仅是看一看此起彼伏的水波，仅仅是追怀一下海员们的生活，那也不算是虚此一行吧。入秋后起风的日子里，我去那里拾过栗子，那时坚果都掉在水里，又给水波冲到了我脚跟边；有一回，我正沿着芦苇丛生的岸边爬行，鲜活的浪花飞溅在我脸上，我碰见了一条破船的残骸，船舷没有了，在灯芯草丛里几乎给人留下只有一个平底的印象；不过，船的模型还是轮廓分明，仿佛是一大块烂透了的垫板，依然有棱有角。这是人们在海岸上可以想象到令人印象深刻的船骸，里头还包含耐人寻味的寓意。这个时节，湖岸上不外乎是腐质土壤，很难看出真面目来，到处长满了灯芯草和菖蒲。这个湖北端的湖底沙滩上，涟漪留下的痕迹，常常使我赞赏不已；湖底受到水的压力变得异常坚硬，涉水者走在上面就更有具体感受；单行生长的灯芯草呈现波浪形条纹，跟湖底的涟漪痕迹合辙儿，一排又一排，仿佛是波浪把它们栽植的。在那里，我还发现好多奇形怪状的球体，分明是由细草或者根须，也许还有谷精草所组成的，其直径从一英寸半到四英寸，倒是很完美的圆形物体。这些球体在湖底沙滩浅水里来回冲荡，有时还被湖水卷到了湖岸上。它们要么是铁硬的草团，要么就是中间带着一点儿沙子。开头，你也许会说，它们是被波浪冲击而成的，如同鹅卵石一模一样；但是，最小的球体仅有半英寸长，尽管质地粗糙跟大的球体相同，但它一年之中只要一个季度就长大成形了。再说，我还怀疑，波浪所起的作用，不是在打造，而是在损坏早已抱成团的物体。这些球体一旦干透了，它们的形状依然可以保存相当长的时间。

佛林特湖
！我们给它起的名字，没承望会如此寒碜呀。邋里邋遢、傻里傻气的农夫，竟然在这水天一色的湖中开垦农场，恶狠狠地把湖岸糟蹋得不堪入目，他凭什么权利用自己的姓氏给它命名?好一个刮皮的吝啬鬼，天底下他最爱的是一块美元或者一枚闪亮的分币的反光，从中他可以看到自己那张厚黑的脸；他甚至把栖息在湖上的野鸭子都看成入侵者；由于长期惯常贪婪掠夺，他的手指已经变得弯曲而又尖硬，就像哈比

[12]

的鹰爪——因此，这个湖名我觉得挺别扭。我上那儿去，断断乎不是去看他，也不是去听人念叨他；他从来没有看见过
这个湖，也没有在这个湖里洗过澡；他从来没有喜爱过这个湖，从来没有保护过这个湖，从来没有说过这个湖的一句好话，更没有感谢过创造了这个湖的上帝。给这个湖命名，还不如干脆采用在湖中戏水的鱼儿的名字，在湖上出没无常的飞禽或者走兽的名字，或者傍湖生长的野花的名字，或者用一个他们的身世和湖的来历交织在一起的野人，乃至于野孩子的名字；断断乎不要采用他这个人的姓氏，因为除了同他意气相投的邻居或者立法机构发给他一张契约以外，他对这个湖并没有所有权——他这种人心里想的只是这个湖值多少钱；他在湖上的出现，说不定只会使环湖滩地横遭灾祸；他这种人只会使湖周围的土地潜力全给耗尽；他这种人唯一感到遗憾的是，这儿不是盛产英格兰干草或者越橘的草场——在他的眼里，这确实没有什么可补偿的——所以，只要湖底的淤泥可以卖钱，他认为，即使把湖水排干也行。反正湖水再也不会叫他的水磨转动，他也并不觉得观赏湖上景色是一种莫大的荣幸
。对他的活计，以及他那个样样东西明码标价的农场，我是不屑一顾的；他这种人会把风景，甚至还有他的上帝，通通拿到市场上去拍卖，只要他从中有利可图的话；其实，他到市场上去，说白了，就是为了他的那个上帝；在他的农场上，什么玩意儿都不会长出来；他的地里长不出谷物，他的草场上见不到花儿，他的果树上不结果实，反正长出来的是金元；他喜爱的并不是他的果子的美；他觉得，他的果子只有变成了美元，这才算成熟了。得了吧，反正我安于穷虽穷、其实真富的生活。农夫们越是贫困，越是得到我的敬意和关注——贫困的农夫们。亏它还是个模范农场！农场里的房子，就像粪堆上长出来的真菌，住房啦、马厩啦、牛棚啦、猪圈啦，不管是干净的，还是不干净的，全都连在一起！人就像畜生似的挤在里头！赛过一大块油渍，散发出粪肥和奶酪掺和在一起的气味。在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阶层里，连人的心脑都给沤成了粪肥！仿佛你上教堂墓园去种土豆！原来模范农场就是这个德行。

不，不；如果说最优美的景点要冠以人名，那就不妨采用最高贵的精英人物的名字。让我们的湖拥有真正的名字，至少要像伊卡罗斯海

[13]

那样，在那里，一次“勇敢的尝试”至今仍在海上回响着。

鹅湖，湖不太大，坐落在我去佛林特湖的路上；美港是康科德河的一个大水湾，据说面积大约有七十英亩，在西南角一英里处；白湖，约莫有四十英亩，离美港有一英里半之遥。这些就是我的湖乡。这几个湖，连同康科德河，成了我的水上特区；夜以继日，年复一年，它们把我送去的那些谷物都给碾成了粉。

自从伐木者、铁路和我玷污了瓦尔登湖之后，最诱人的湖，哪怕不是最美丽的湖，堪称林中瑰宝，在我们这儿所有的湖里头，也许就数白湖了——好一个可怜巴巴的湖名，由于它太平凡吧，它的得名不管是源于水质极其纯洁，还是源于沙子的颜色。反正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说，白湖与瓦尔登湖乃是孪生兄弟，只不过稍微小一些。它们相似之处非常之多，你会说它们在地底下一定是连在一起的。白湖也有同样的圆石湖岸，湖水也是同样的颜色。正如瓦尔登湖，赶上热得邪门的酷暑天气，透过树林子，俯瞰湖中一些水湾（它们虽然算不上很深，但因湖底的反光，染上了一层色彩），白湖的水也平添了一种雾蒙蒙的淡绿的，抑或是海绿的色彩。好多年前，我常去那里采沙，用小车运回来做砂纸，后来我还继续不断地去过那里。有一个常去白湖的人提议，不妨管它叫做“绿湖”就得了。也许还可以称它为“黄松湖”，理由如下：大约在十五年前，你会看到一棵油松的树梢头，不断往外伸向深水的上空，离湖岸竟有好多杆远呢。这种松树并不是什么名贵品种，但在这附近一带都称之为黄松。有人甚至还认为白湖原先下沉过，从前在这里有过一片原始森林，这棵黄松就是其中的一棵。我发现，甚至远在1792年，在马萨诸塞州历史学会藏书馆里，就有一位公民写过一部《康科德地形图志》，这位作者谈到了瓦尔登湖和白湖后，找补着说：“白湖的水位很低时，在湖心那里可以看到，有一棵树，树根虽然在离湖面有五十英尺的深处，但看上去仿佛生长在眼下所在的地点；树梢头已被摧折殆尽，被摧折之处直径据测算有十四英寸。”1849年春天，我和一个住在萨德伯利、离湖最近的人闲聊，他告诉我，正是他在十年或许十五年以前把这棵树给拽出来的。就他记忆所及，这棵树离湖岸有十二杆或者十五杆远，那儿水深约莫有三十英尺或者四十英尺。正是严冬季节，他上半天在湖上凿冰，决定午后请邻居们帮忙，把这棵老黄松树给拽出来。他先在冰层上锯开了一条渠道，径直通向湖岸，随后用一头牛把它拔起来，再拖到了冰层上；殊不知这活儿还没有多大进展，他大吃一惊地发现，这棵树却是树根朝天，枝条的根茬反而朝下，那小的一头牢牢地在沙质的湖底扎了根。那大头的直径约莫有一英尺，他原先指望能寻摸到一根可开出上等锯材的原木，没承望它已腐烂透顶，只配当作劈柴生火，如果说拿它来做燃料的话。当时，他的披屋里头还有一点儿木头。那上头还有斧痕和啄木鸟的喙痕呢。他认为，那可能是湖岸上的一棵死树，后来被大风刮倒在湖里，树顶被水浸透了，树底部分还是很干燥的，分量又很轻，因此浮上了水面，倒栽着沉了下去。他父亲年届八旬，记不起来那棵树什么时候不在那里。现在湖底依然可以看到一些好粗的原木，由于湖面上水波不断在荡漾，它们看上去就像硕大无朋的水蛇在游动似的。

白湖很少让船只玷污过，因为湖里可引诱渔夫的生物少得可怜。既没有洁白的百合（因为它需要污泥），也没有常见的菖蒲；在纯净的湖水中，稀稀落落地点缀一些蓝幽幽的菖蒲，它们都是从沿岸四周湖底石滩上仿佛一跃而起似的。到了6月间，蜂鸟就来这儿探访，那蓝幽幽的叶片和蓝幽幽的花朵，特别是它们在湖中的倒影，与海蓝色的湖水显得格外和谐。

白湖与瓦尔登湖是大地上的两大块水晶，“光之湖”。如果说它们是永远凝固的、小得可以拿捏的东西，也许它们早被奴隶们带走，如同宝石一样，点缀在帝王的头上了；殊不知它们是液体，烟波浩淼，永远惠及我们和我们的子子孙孙。可惜我们自己并不赏识它们，却去追求什么科依诺尔

[14]

大钻石。它们端的是太纯洁，断断乎没有市场价值，而且它们不含污垢。倘若跟我们的生命相比，它们不知道该有多美啊！倘若跟我们的性格相比，它们不知道还要透明多少呢！我们从来没听说它们有过什么微瑕。倘若跟农家门前鸭子在戏水的池塘相比，它们不知道该有多美啊！瞧，洁净的野鸭子上这儿来了。大自然啊，还没有一个居民能欣赏她呀。鸟儿连同它们的彩羽和歌喉，与鲜花可谓琴瑟和谐，但是又有哪个少男少女能与大自然的粗犷华丽之美息息相通呢?大自然远离尘嚣，独自欣欣向荣。还胡扯什么天堂！你玷污了大地。

[1]
此处也是梭罗惯用的一语双关的手法。英文为coenobites，意谓修道士，如果我们稍加注意这字的发音，就会发现“See， no bites”意谓“你看，没有鱼来上钩”。

[2]
此处尤指盛产于美国东部的云斑
。

[3]
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1475—1564）,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雕塑家、画家、诗人、建筑学家，代表作有雕塑《大卫》、《摩西》，壁画《最后的审判》等。

[4]
古代神话传说中位于帕纳萨斯山的一座泉，被认为是诗歌艺术灵感的源泉。

[5]
北美印第安人祈求神灵治病或保佑战斗、狩猎等胜利而表示庆贺举行的一种仪式，通常伴有巫术、盛宴、舞蹈等。

[6]
萨夫伦·瓦尔登（Saffron Walden），英国名城剑桥以南一城镇。

[7]
此处原文walledin，意为“用墙围起来”，发音与Walden相似，故中译文湖名亦按音译。

[8]
古希腊神话中掌管文学艺术，特别是诗歌的女神。

[9]
据传，摩尔是古代英国传说中的屠龙英雄人物。

[10]
底普卡特，原文为Deep Cut,意为深深地砍下去。

[11]
参见前注，即麻省首府波士顿市内一条大街，以金融中心著称于世。

[12]
哈比，古希腊、古罗马神话中一怪物，它的脸及身躯似女人，而翼、尾、爪似鸟，残忍、贪婪、掠夺成性。

[13]
伊卡罗斯为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人物，雕塑家戴达勒斯的儿子，与其父双双以蜡翼粘身飞离克里特岛，因为飞得太高，蜡翼被阳光融化，坠落爱琴海而死。

[14]
原产自印度的一颗大钻石，重191克拉，1849年后被英国夺走，成为英王王冠上的宝石。

贝克农场

有时，我漫步到松树林，松树林耸立着像寺院，或者像海

上装备齐全的舰队，树枝像波涛起伏，又像涟漪闪闪发光，看到那么柔和苍翠的浓阴，德鲁伊特们

[1]

也会摈弃他们的橡树林，专程来到这些松树林下顶礼膜拜了；有时，我漫步在佛林特湖畔的雪松树林，那些参天大树上挂满了灰白色的蓝莓，树干越长越高，移植到瓦尔哈拉殿堂

[2]

前倒是十分相宜；而杜松的藤蔓盘绕交错，果实累累匝地；有时，我信步来到沼泽地带，只见白杉上倒悬着花彩似的松罗地衣，满地都是伞菌，它们是沼泽地众神的一张张圆桌子，而分外美丽的香菌则点缀在树根周围，像蝴蝶、像彩贝，也像植物峨螺；那儿长着石竹和山茱萸，红色的桤木浆果活像小精灵的眼珠子；就算是最坚硬的树木，也会给蜡蜂啃成累累凹痕而毁掉；可野冬青的浆果，端的是美极了，令人看了流连忘返；还有好多好多别的不知名的野生禁果，也都是光艳夺目，挺诱人，味儿太美了，凡夫俗子是断断乎没尝过的。我一次又一次地去访问的，不是哪一位学者，倒是在这一带十分罕见的一棵棵不同凡响的树木，它们远远地耸立在牧场的中央，或者生长在树林子或者沼泽地的深处，或者生长在小山冈顶上。比方说，黑桦木，我们就有一些漂亮的标本，直径达二英尺。与黑桦木同一纲目的，还有黄桦木，披着宽大的金色外衣，跟黑桦木一样散发着香味儿。还有山毛榉，长得那么洁净脱俗，周身呈现靓丽的地衣色彩，所有细部全臻完美无缺；这一种树，除了散在各处的标本，在这一带我知道唯有这样小小的一片树林子，树身倒是相当可观，据说还是那些被附近山毛榉坚果引诱过来的鸽子所播下的种子呢；你一劈开这种树木，只见银色的颗粒闪闪发光，煞是好看。此外，还有椴树、鹅耳枥树。拉丁文学名为celtis occidentalis，亦即假榆树，我们这儿只有一棵生长得很好。还有一些可以作桅杆的高耸的松树，以及一棵可以做木瓦的树；一棵不同凡响的铁杉，矗立在树林子里宛如一座宝塔。我还可以列举出好多别的树木。不管严冬酷暑，这些都是我必去朝觐的圣地。

有一回，说来也真巧，我站在一道彩虹的拱座里，只见这条彩虹贯通大气的底层，给周围的草叶点染了色彩，使我一下子眼花缭乱，仿佛我正在透视一个五彩缤纷的水晶体，这儿旋即成了一个光之湖，刹那间，我活脱脱像在虹光之湖里的一头海豚。那彩虹要是持续的时间长一些，说不定会使我的事业和生命异彩纷呈了吧。我行走在铁路堤道上时，常常对我的影子周围那个光轮感到惊讶，自以为是上帝的一名选民了。有一个来访者告诉我，在他面前的那拨爱尔兰人，他们的影子周围就没有光轮，只有生于斯、长于斯的土著才有哩。本梵努托·切利尼

[3]

在他的回忆录里告诉我们，在圣安琪罗城堡囚禁期间，做了一个可怕的噩梦或者幻觉之后，无论在早上和晚上，都有一团灿烂的光芒出现在他的头影上，不管他是在意大利，还是在法国，而且，要是在草上有露珠时，那光轮也就更加明显，说不定这跟我说起过的是如出一辙的现象，在大清早显得尤其清楚，不过，在别的时间里，乃至于在月光之下，也是如此这般。这固然是一种常见的现象，但很少被人注意到，而像切利尼那样惊人的想象力，就足以构成迷信的基础。此外，他还告诉我们，他只是指点给极少数人看的。不过话又说回来，那些意识到自己得天独厚的人，难道说真的就是卓荦冠群吗？

有一天下午，我穿过那片树林子，去美港钓鱼，以弥补一下我光吃蔬菜所引起的营养不足。我路上穿过快乐草地，它隶属于贝克农场，从前有个诗人就歌唱过这么一块隐退胜地，诗的开头是——

入口是一片宜人的田野，

在长满苔藓的果树之间，

一条泛红小溪在涓涓地流，

麝鼠却在水边忽闪忽现，

还有鲜蹦活跳的鳟鱼，

也在水中尽情游来游去。

我在入驻瓦尔登湖之前，倒是考虑过去那里居住。我曾经在那里“钩过”树上的苹果，跨跃过那条小溪，吓跑过麝鼠和鳟鱼。那些个下半天，时间好像长得不得了，赛过我们寿命的一大半，其间会发生许许多多事情；就是这么一个下半天，时间早已过半，可我才动身呢。走到半路，碰到一场大雨，我只好在一棵松树底下站了半个小时，头上堆满树丫枝，再用一块手绢来遮挡雨水；到最后，我已站在齐腰深的水里，正要拿眼子菜来碰碰运气呢，突然间，我发现自己置身于一块乌云底下，雷声开始轰隆作响，我别无选择，只好洗耳恭听了。天上诸神定然自以为了不起，我想，居然用如此这般的叉形的闪电，来打击一个手无寸铁的可怜巴巴的钓鱼人。于是，我赶紧直奔最近的那个小屋去躲一躲，那小屋离哪一条大路都有半英里路远，不过离湖倒是反而近得多了，何况很久以来没有人在那里住过——

这里是一位诗人所造，

在他的风烛残年，

眼看这简陋的小木屋，

也有坍塌的险象。

[4]

缪斯女神讲过的寓言就是这样。但我却发现当下住在这里的一个爱尔兰人，名叫约翰·菲尔德，还有他的妻子和好几个孩子；那个脸儿大的男孩子已能帮父亲干点活儿，此刻跟着父亲从沼泽地奔回家躲雨，来到那个脸上有皱纹、像先知一样的圆锥体脑袋的婴孩跟前，那婴孩则坐在父亲的膝盖上，就像坐在贵族的宫殿里，从他那个潮湿而又挨饿的家里好奇地直望着陌生人，不消说，这是婴孩的特权，他却不懂得自己是贵族世家的最后一代，是当今世界的希望、引人瞩目的中心，而并不是什么约翰·菲尔德可怜的、挨饿的小伢儿。我们一块儿坐在漏雨最少的屋顶底下，而屋外，雷声隆隆，大雨滂沱。从前，我曾在这里坐过不知有多少回了，那时节，载着他们一家子漂洋过海到美国来的那艘船，恐怕还没有造好吧。约翰·菲尔德，一望可知，是个诚实、勤劳，但又无可奈何的人；他的妻子倒是很泼辣，总在高高的炉子那儿忙不迭地做饭；瞧她那张脸儿圆乎乎、油腻腻的，露着胸脯，仍然在梦想总有一天改善一下她的境遇；尽管她手里一刻儿不离小拖把，可哪儿都看不出它有什么效果。鸡群也进了屋子来躲雨，好像家里人一样在屋子里头走来走去，反正它们太酷肖人类，我想，就算烤熟了，味儿也不见得好极了。它们站在那儿，直盯住我的眼睛，或者故意来啄一啄我的鞋子。就在这时候，我的主人把自己的身世说给我听，说他如何给邻近的一个农场主在“沼泽地”里干活，用铁锹（或者沼泽地专用的铁锄）翻耕一片草地，报酬是每一英亩地十块钱，并且可使用施过肥的土地一年；又说他那脸儿大、个子小的儿子，一直在父亲身边乐乐呵呵地干活儿，一点儿不知道他老爸这一笔买卖该有多么倒霉。我试图用我的个人经验帮助他，告诉他，说他是我的紧邻之一，说我也不外乎来这儿钓钓鱼，看上去是个流浪汉，和他本人一样自谋生计；我还告诉他，我住在一个逼仄，却明亮、洁净的屋子里，屋子的造价一点儿也不高于他每年租用这种陋屋的租金，如果他愿意的话，他也可以在一两个月以内，给自己造一座宫殿来着；我平素不喝茶，不喝咖啡，不吃黄油，不饮牛奶，也不吃鲜肉，因此，我就用不着为了得到这些去干活儿；再有，我干活儿不太吃力，用不着吃得很多，所以，我的吃食费用也是微不足道；可是他呢，因为他一开始就要吃茶、咖啡、黄油、牛奶、牛排，那他就不得不拼命干活儿，来偿付这些吃食开支，而且，他越是拼命干活儿，就越是要拼命吃喝，以弥补他体力上的消耗——结果呢，他的开支越来越大，而开支越来越大，要是长此以往，确实难以承受，因为他总是设法得到满足，结果他的一生就这么着在这笔买卖中耗掉了；殊不知他还是认为，到美国来是赚的，在这里，你每天可以吃到茶、咖啡和肉类呢。其实，那唯一真正的美国是这样一个国家： 在这里，你可以自由地追求这么一种生活模式，即使没有这些照样也行，而且，在这里，国家并没有强迫你去支持蓄奴制，去供养战争，以及为了间接地或者直接地用于诸如此类的事儿而付出额外费用。原来我是有目的地跟他说这些话，好像他就是一个哲学家，或者换句话说，他愿意成为一个哲学家。我倒是很乐意让地球上所有草地依然处在荒芜状态，如果说那就是人类开始为自己赎罪的结果。一个人不见得读了历史，才悟出什么东西对他自己的文化最有裨益。可是，老天哪！一个爱尔兰人的文化，从心理上来说，就是用一种沼泽地专用的锄头去开创自己的事业。我告诉他，既然他在沼泽地里干活儿，他就需要加厚靴子和结实的衣服，要不然这些衣靴一下子就给弄脏了、磨烂了；可我穿着轻便的鞋子和薄薄的衣服，还不到他所花的钱的一半，说不定他认为我穿扮得活像一个绅士（其实并非如此）；我倒是可以在一两个钟头以内，不费吹灰之力，仅仅是作为一种消遣，就能钓到很多的鱼儿，够我吃上两天，或者挣到够多的钱，可供养我个把星期。如果说他和他的一家子愿意过简朴的生活，夏天他们可以全家都去拾乌饭树浆果，好歹也是个乐子呗。听了我这番话，约翰长叹了一声，而他的妻子双手叉腰，两眼直瞪着，他们两个人看上去都在思忖，他们有没有足够的资金，开始过这么一种生活，或者说，他们有没有足够的运算能力使它付诸实现。在他们看来，这好比张帆航行少不得航位测算，可他们闹不清楚该怎么着才能到达他们的港口；因此，我估摸，他们仍然会按照他们的方式生活，勇敢地直面生活，竭尽全力应对着他们没有能耐采用最精锐的楔子，自然也楔入不了生活的巨大立柱，将它一一劈开，然后精细地刻上花纹——他们想到的是凑合着应对生活，就像人们应对棘手问题一样。可是，他们却在极端不利条件下拼搏——过日子，约翰·菲尔德，天哪！不会算计，注定一败涂地。

“你钓过鱼吗？”我问。“哦，钓过，我休息的时候，倒是常常钓过一些；我还钓到过很棒的河鲈鱼呢。”“你用的什么鱼饵呢？”“我用鱼虫子钓银色小鱼，再用银色小鱼作诱饵来钓河鲈。”“得了吧，你现在就去钓鱼，约翰。”他的妻子说，脸上露出希望的闪光；可是，约翰却迟疑不定。

这时，阵雨已经过去了，东边树林子上空映现一道彩虹，预示着一个美好的夜晚；于是，我就起身告别。到了门外，我又转过身来，向他们要一杯水喝，希望看一看他们这眼井的底里，完成我对周近住家的调查；可是，天哪！这井底竟然是个浅滩，里头净是流沙，绳子扯断了，水桶也坏得没法修补。就在这时候，灶间用的一只杯子好歹给找出来了，杯子里头的水，好像蒸馏过了，经过一番磋商，拖了好长时间，才传递到了那口渴的人手上——还没有凉下来，更没有澄清哩。我想，这儿的人就是靠这种稀汤光水来活命的；于是，我巧妙地将尘埃抖落在水底，为了主人真诚的殷勤招待，我闭上眼，一饮而尽。在诸如此类的场合，我可一点儿也不拘礼的。

雨后，我离开了爱尔兰人一家，大步流星又向湖边走去。我涉水走过一些僻静的草地，泥坑与沼泽地的洞穴，也走过不少荒野的地块。我那种急吼吼去钓狗鱼的心情对我这个读过中学、上过大学的人来说，一下子显得可有可无；不过，我一下了山，直奔一抹红霞的西边，一道彩虹悬在我两肩之上，隐隐约约有一种叮当声，透过洁净的空气，传入我的耳际，这时，我又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听到我的守护神好像在跟我说话似的——你要天天去远处钓鱼打猎——越远越好，地域越广越好——你就在许多小溪边休息，在许多人家的围炉边休息，莫要担惊受怕。你在花样年华时，要感念你的造物主。你要在黎明前就一无牵挂地起来，追求冒险去吧。让正午看见你在别的一些湖边，入夜后，你就四海为家。天底下没有比这里更开阔的田野，也没有比这里更珍贵的猎物。按照你的天性，粗犷地成长吧，就像那些莎草和欧洲蕨，它们断断乎不会变成英格兰的干草。让雷声隆隆吧；它要是毁掉农夫们的庄稼，那又怎么着？那可不是派给你的苦差使。别人逃到车子里和披屋里躲雨，你不妨就躲在乌云底下吧。你要谋生，靠的不是自己的手艺，而是自己的消遣。尽情享受大地的乐趣吧，可千万不要占有大地。人们由于缺乏进取心和信心，势必依然故我，一辈子就像奴隶那样买进卖出。

啊，贝克农场！

大自然中最艳丽的景观

是一线天真无邪的阳光。……

农场周边都围上了篱栅，

谁也不会跑去纵情欢乐。……

你平素从不跟人们争辩，

没有哪个问题难得倒你，

你身穿朴素的褐色工作服，

像头一次见到时一样驯良。……

来吧，你们爱也好，

来吧，你们恨也好，

圣鸽的子女们，

和州里的盖伊·福克斯

[5]

还有种种阴谋诡计

悬挂在粗硬的椽木

[6]

上！

只有入夜以后，人们才乖乖地从毗邻的地头上，或者市街上回到家里，听听家里耳熟能详的回声。他们的生命力日渐脆弱，这是因为它没有吐故纳新吧；晨昏时分，他们的影子到达比他们每天的脚步还要远的地方。我们每天应该从远方、从奇遇、危险和发现中，带着新经验和新性格回家转。

我还没有到达湖边，没承望约翰·菲尔德却在新的冲动之下赶过来了。他的脑瓜儿已开了窍，太阳落山前不去沼泽地干活儿了。不过话又说回来，他，这个可怜虫，只钓到一两条鱼，我却钓到了一长串鱼儿，他说这就是他的运道呗；可是，我们互换了在小船上的座位，运道也跟着易了位。可怜巴巴的约翰·菲尔德啊！——我相信，他是不会读到这些话儿的，除非他读过后会有长进——他想在这个原始的新国家里，按照缺乏独创性的古老乡村模式来生活——用银色小鱼作诱饵把鲈鱼钓上来。有时候，这是很棒的鱼饵，我承认。凭他自己所有的见识，他还是一个穷人，生来就穷，继承了爱尔兰的贫困和贫困生活，继承了他那亚当的老奶奶和沼泽地耕作方式，因此，不管是他还是他的子孙后代，在当今世界里都无法崛起，除非他们泡在沼泽地里的蹼足后跟，穿上一双有翼凉鞋。

[1]
古代凯尔特人中有一批有学识的人，担任祭司、教师、法官或巫师、占卜者等。据说，他们崇拜橡树林。

[2]
北欧神话中诸神兼死亡之神奥丁接待战死者英灵的殿堂。

[3]
本梵努托·切利尼（Benvenuto Cellini， 1500—1571），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雕塑家、作家，他的回忆录是一部名著。

[4]
以上两处诗句转引自美国作家钱宁（W.E．Channing， 1780—1842）的《贝克农场》，钱宁系美国基督教公理会自由派牧师，主张神学人文化，反对蓄奴、酗酒、贫困和战争。

[5]
盖伊·福克斯（Guy Faux， 1570—1606），英国天主教徒，为英国火药阴谋案（1605）的主犯，在直通英国议会大厦的地下室埋下炸药，阴谋炸死詹姆士一世，事败后被处死。英文中Faux（福克斯）意谓“假的”、“伪的”，此处又是梭罗善用双关语的实例之一。

[6]
此处暗喻绞刑架，因绞刑架全由粗硬原木制成。

更高的法则

我手里提着一串鱼，拖着钓竿，穿过树林子回家的时候，

天已黑下来了，我瞥见一只土拨鼠打从我的小径溜过去，顿时感到一阵野性喜悦的刺激，恨不得将它生擒活捉，一口吞了下去。这倒不是当时我饥肠辘辘，而是不外乎它所代表的那种野性罢了。我在湖上生活时有过一两回，发觉自己像一条半饥半饱的猎犬，在树林子里头狂奔，放纵得出奇地在寻摸一些我可以吞食的野味，不管是哪一种野味，反正我都吞得下去。就算最野蛮的场景，我都莫名其妙地变得熟稔起来。我发现，至今仍然发现，自己内心深处有一种本能，想过一种更高级的生活，亦即所谓精神生活，对此大多数人都有同感；但我还有另一种本能，想归入原始阶层，过一种野性的生活。我对这两种本能都很尊重。我之热爱野性，并不亚于热爱善良。钓鱼寓有野性和历险，对我来说，至今仍然情有独钟。有时候，我希望能过上一种粗犷的生活，就像动物似的度过自己的一生。也许正是因为我年纪很轻的时候就钓鱼打猎，我才和大自然有了最亲密的交往。渔猎很早就把我们引进大自然，让我们置身于大自然景色之中，要不然，就凭那个年龄，我们恐怕很难对大自然熟稔起来。渔民、猎户、樵夫等人，在田野和森林里度过他们的一生，从某种特殊意义上说，他们本人已成了大自然的一部分，他们在工作之余，经常观察大自然，其心情之乐观，甚至超过那些企盼接近大自然的哲学家和诗人。大自然并不害怕把自己展现给他们看。旅行者到了大草原上，自然成了猎人，在密苏里河和哥伦比亚河上游，就成为一名捕兽者，而在圣玛利亚大瀑布，则成了一个渔民。说穿了，他们充其量只不过是一个旅行者，学到的也仅仅是二手货，一知半解，算不得什么权威。我们最感兴趣的是，科学报告里已向我们阐明了通过实践或者本能所发现的一切，因为唯有这样的报告才具有真正的人性
，或者换句话说，才是人类经验的记述。

有人以为北方佬很少娱乐，因为他们的公众假期不太多，大人和孩子的游戏也不像在英国玩的那么多，这种看法就错了，因为在我们这里有着更为原始，但又独一无二的娱乐，比方说，打猎和钓鱼等等，还没有让位给前者呢。差不多跟我同时代的每一个新英格兰孩子，在十岁和十四岁之间，肩上都扛过猎枪；跟英国贵族的专有保留地不一样，他们打猎和钓鱼的地域不受限制，有的甚至比野蛮人的还要辽阔无边。所以，北方佬不经常到公共场所去玩乐，也就不足为奇。但是，当前正在发生变化，倒不是因为人们日益具有人性，而是因为猎物在日益锐减，说不定猎户才是猎物们的最最了不起的朋友，保护动物协会也概莫能外。

再说，我在湖边时，间或钓钓鱼，不外乎换换我的口味罢了。其实，就像世间最早捕鱼为生的人们一样，我真的出于需要才去钓鱼的。不管我以人性的名义反对捕鱼，那都是虚假的，涉及更多的是我的哲学思考，而不是我的感情问题。现在我只谈捕鱼问题，因为我对打鸟早就有不同的看法，来这树林子之前，我索性把猎枪卖掉了。倒不是我比别人缺失多少人性，而是因为我一点儿意识不到自己有什么恻隐之心。我既不怜悯鱼儿，也不怜悯诱饵。这已是习以为常了。说到打鸟，在最后几年里，我扛着猎枪打猎去，我的借口是我在研究鸟类学，我寻摸的也仅仅是新的或者珍稀鸟类。但是，我承认，现在我开始觉得，要研究鸟类学，还有比这更可取的方式。这就需要更加仔细地注意观察鸟类的生活习惯，就凭这么一个理由，放下猎枪，我也心甘情愿。尽管有人从人性视角出发加以反对，我还是不得不怀疑，有没有同样有价值的娱乐可以取代打猎这些活动；我的一些朋友焦灼不安地对他们的孩子特别操心，问我： 是不是应该让他们的孩子去打猎，我的回答是： 应该——我记得这是我所受教育中最好的一部分——让他们成为
猎人，虽然他们早先只是运动员，如果可能的话，到头来也许会成为一名身强力壮的猎人，这么一来，赶明儿他们会知道，在这里或者在任何一个莽原上都没有足够的猎物，可供他们捕杀了——得人如得猎物和鱼

[1]

一样。因此，迄至今日，我倒是赞同乔叟笔下的那个修女的看法，她说：

还没有听到老母鸡说过

猎人并不是圣洁之人。

[2]

在个人和种族的历史上，都有过这么一个时期，猎人成了“最好的人”，阿尔贡金人

[3]

就是如此这般称呼过他们的。对于从来没有打过枪的孩子，我们不能不表示怜悯；因为他的教育不幸被忽视了，他已不再富有人情味。对于那些痴迷于打猎的青年人，我也说过与此相同的话，相信赶明儿他们长大成熟后也就不再乐此不疲了。没有人在度过他那没头没脑的童年之后，还会滥杀任何生物，因为生物跟人类一样，也具有生存的权利。兔子陷入绝境时，会大声呼喊就像一个孩子似的。我警告你们，母亲们，我的同情并不总是具有通常那种仁慈
的特征。

以上就是最常见年轻人如何通过打猎接近森林，以及他们身上最富有本色的一部分。他们到森林去，开头是一个打猎和钓鱼的人，到后来，如果说他心里已萌生仁慈种子的话，他总会发现自己正确的目标，也许他会做一个诗人，或者说成为一个博物学家，将猎枪和钓竿置之脑后。在这方面，芸芸众生还很稚嫩，而且一直总是很稚嫩。在有些国家里，爱打猎的牧师并不是罕见之事。诸如此类的牧师，说不定会成为一只好的牧羊犬，但断断乎成不了好牧人

[4]

。我很惊奇地仔细琢磨过，如今唯一平淡无奇的行当——先撇开伐木、凿冰等等行业不谈——能使我镇上的众乡友，不管是在镇上做老爸的还是当儿子的，在瓦尔登湖上流连了整整半天的，显然只有钓鱼这一项，概莫能外。一般说来，他们并不认为： 他们是很幸运的，他们也不枉来此一游，除非他们钓到了长长一串鱼，虽然他们借此机会，还可以尽情欣赏湖上景色。也许他们还得去湖上垂钓一千次，这种对钓鱼的陋见才会沉到湖底，让他们的目的得以净化；但是，毫无疑问，这样一种净化过程还得无时无刻不在继续进行。州长和他的议员们对瓦尔登湖的记忆已是模糊不清，因为他们还是在童年的时候去湖上钓过鱼。如今，他们岁数太大，身价又高，不好再去钓鱼了，因此，他们永远不会领略到垂钓的乐趣了。不管怎么说，反正最后他们还是指望到天堂去哩。如果说他们要立法，那大抵是对湖上准予垂钓的鱼钩数目作出规定；可是，他们不知道，这么一来却使湖光山色大煞风景，立法反而成了鱼饵呢。由此可见，即使在文明社会里，处于胚胎状态的人，也得需要经过一个渔猎者的发展阶段。

近年来，我不止一次地发觉，只要一去钓鱼，我的自尊心就减少一点儿。我试过了一次又一次。我有钓鱼技巧，就像我的伙伴们一样，这是我生来就会钓鱼的本能，殊不知这种本能在我心中时不时复苏。等我钓过鱼之后，我却又后悔早知道还是不去钓鱼的好。我认为我的想法并没有错。这是一种隐隐约约的暗示，就像黎明前的曙光似的。毫无疑问，我的这种本能，却是属于造物中层次较低的一种；反正我对钓鱼的兴趣在逐年递减，虽然人性乃至于智慧不见得有所增加；如今，我压根儿就不去钓鱼了。可是，我知道，如果我生活在荒原上的话，我还会抵御不住诱惑，变成一个正经八百的渔人和猎手。再说，这种饮食和所有的肉类，基本上是不洁净的，我开始懂得，哪儿来的那么多家务活儿，哪儿来的那么多苦差使，每天要穿戴整洁而又体面，保持居室温馨，没有恶臭脏乱景象，那开支不知该有多大啊！好在我一身数役，既是屠夫、杂役、厨子，又是大啖一道道菜的爷们，所以，我说的这些话，全都来自异常完整的经验。其实，我之所以反对吃兽肉，是因为它不干净；再说，就算我自己钓到的鱼儿，经过清洗、烹煮，并且吃过以后，好像也并没有给予我很多营养。反正是微不足道，又没有必要，当然，得不偿失啦。一小块面包和几片土豆，就足以果腹，既不麻烦，又无污物。我就像许许多多同时代人一样，好多年来已很难得吃荤腥，或茶，或咖啡等等；这倒不是因为我已找出了它们的负面影响，而是因为它们跟我的想象力格格不入。我对荤腥的反感并不是经验引起的，而是出于一种本能。粗茶淡饭

[5]

的生活，在许多方面来看，反而显得更美；虽然我从来没有做到这样，但至少也做到了使我的想象力满意。我相信，每一个人要是真心实意使自己更高级的，或者富有诗意的官能保持最佳状态，那就特别要自我克制，戒绝荤腥与暴食豪饮。昆虫学家认为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事实，我在柯尔比和斯彭塞

[6]

的著作里读到：“有些昆虫处于完美状态，虽有进食器官，却从来没有使用过。”他们把它概括为“一个普遍的法则，几乎所有处于这种状态的昆虫进食要比它在幼虫期少得多。贪食的毛虫变成了蝴蝶……贪婪的蛆变成了苍蝇”，只要得到一两滴蜂蜜，或者一点儿别的甜汁就满足了。在蝴蝶翅膀底下的腹部，它的幼体形状至今还依稀可见。这就是诱发它以虫为食的奥秘所在。大肚汉乃是还处于幼体状态的人；有一些国家整个儿还处于幼体状态，是一些没有幻想或者没有想象力的国家，只要看一看他们的大肚子，全都暴露无遗。

饮食烹制既要如此简单、清洁，而又不拂逆想象力，这可真不容易；不过，我想，我们体内固然需要滋养，想象力同样需要滋养，所以说，这两者应该同时兼顾。这也许是不难做到的。适量吃些水果，我们不必因此使自己的胃口感到难堪，也不会阻挠我们最有价值的追求。但是，你的餐盘里要是添加了额外佐料，对你来说无异于毒药。锦衣玉食的生活是毫无意义的。大多数人要是在亲手精心烹制主餐（不管是荤腥还是素食）时给人看到，不免会感到难为情，其实，像这样的主餐，每天人家都在给他们准备好了。反正这种情况不改变，我们哪有什么文明可说，就算是绅士淑女，也不是地地道道的男人女人。当然，这使人联想到应当有所改变才好。为什么想象力与肉类和脂肪是不可调和的，这用不着多问，反正你心里有数就得了。说人是一种食肉动物，难道这不就是一种谴责吗？没错，指靠猎取别的动物，可以使他活下来，实际上的确也活下来了，但这是一种挺惨的方式——也许任何一个逮过兔子、宰过羔羊的人都知道这一点——如果有人能教导人类只吃不是杀生荤腥，但又更有利于健康的食物，那他就会被尊称为人类的救星。不管我个人实践的成果如何，我一点儿都不怀疑： 这是人类命运的一部分，在人类发展循序渐进过程中，必然戒除食用荤腥的习惯，就像野蛮人与较文明的人交往频繁以后，逐渐戒除各部落间人吃人的习惯一样。如果说有人听了他的天良发出的最微弱、却持续不断的暗示（当然，都是真实可靠的），那他也未必看得清楚这暗示会把他引向什么样的极端，乃至于发疯状态；但是，随着他的毅力与信念越发增强，他要走的路就在眼前了。一个健康的人觉得要反对的理由，虽然很微弱，却又充满自信，最终一定会战胜人们的种种争论与习俗。通常人们从来不会听从自己的天良，除非那天良将他引入歧途的时候。虽然造成的结果是体质衰弱，但是，也许谁都不会说，这样的结果是令人遗憾的，因为这样一种生活符合了最高原则。如果说你满怀喜悦之情迎接白昼与黑夜，生活就像鲜花香草一样芳香四溢，而且更有弹性，更像繁星，更加不朽——那就是你的成功。于是，整个大自然都向你表示庆贺，而你一时也有理由为自己祝福。收益和价值越来越大，就越难使人们领情。我们很容易怀疑它们是不是真的存在。我们很快就把它们忘掉了。它们是极高级的现实。也许最惊人、最真实的各种事实，在人与人之间从来就没有交流过。我日常生活中的真正收获，好比晨昏之时天上色彩，触摸不到，难以言传。我得到的是一丁点儿尘埃，我抓住的仅仅是一段彩虹罢了。

然而，就我来说，我从来不是特别过于拘谨；如果必要的话，有时候，一只油炸耗子我也会津津有味地吃下去。我很高兴自己好久以来一直喝白水，要问原因嘛，这就像我最喜欢的是大自然的天空，而不是大烟鬼的天堂如出一辙。我愿意始终保持头脑清醒，而醉酒的程度却是无穷无尽。我相信，水是聪明人的唯一饮料；酒并不是什么高贵的饮品；不妨想一想，一杯热咖啡毁掉一个早晨的希望，一杯茶毁掉一个温馨的傍晚！啊，我受到咖啡和茶诱惑后，竟然一落千丈，不堪回首！甚至音乐也可以使人痴迷沉醉。就是诸如此类显然小小不言的原因，毁掉过希腊和罗马，赶明儿也会毁掉英国和美国。一切醉人佳品之中，谁不愿意，陶然更愿意陶醉在他呼吸的空气之中呢？我觉得，我之所以极力反对长时间玩命地干活，乃是因为像这样干活儿逼得我也会玩命地吃、喝。可是不瞒你说，如今我在这些方面也不如从前那么顶真了。我很少将宗教气氛引向餐桌，我也不祈求什么保佑；倒不是因为我比从前更加聪明了，不管这是该有多么遗憾，我还是不得不坦白承认，随着岁月流逝，我已变得更加粗俗而又冷漠了。也许这些问题，就像大多数相信诗歌的人一样，只是在年轻时才会考虑到。我的实践“哪儿都看不见”，可我的意见却写在这儿了。不过，我并不自以为是《吠陀经》里所说的那种特权人物，“凡是笃信无所不在的天神之人，都可以食用一切生存之物，”这就是说，用不着问他吃的是什么，又是谁给他准备好的；从《吠陀经》所说的情况中，也可以看到，就像一个印度的诠释家所说的，吠檀多将这种特权限定在“危难之时”。

有时候，虽然胃口没上来，却照样大快朵颐，这种经历谁没有过呢？由于通常所说的味觉，我在思想上得到了感悟，于是，在味觉的启发之下，我坐在小山坡上吃过一些浆果，以便滋养我的天性，一想到这些，我就觉得激奋不已。曾子曰：“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

[7]

能品味出食物的真正味道的人，断断乎不是一个老饕；反过来说，一个老饕也断断乎品味不出食物的真正味道。一个清教徒也许吃起黑面包屑粒来，胃口之特棒，就像一个市政委员在大啖甲鱼一模一样。玷污他的倒不是入口的食物，而是进食时的胃口。要害不在于质量，也不在于数量，而是在于贪图口腹之乐；如果说进食不是为了维持我们的生命，也不是为了激发我们的精神生命，那就仅仅是为了养活我们体内的馋虫罢了。如果说猎人爱吃香龟、麝鼠以及其他类似野味，那么，靓女酷爱小牛蹄冻肉或者来自海外的沙丁鱼，他们可以说都是半斤八两，不分轩轾呢。猎人到他的磨坊湖边去，靓女去拿她的冻肉罐头。令人惊讶的是： 他们，或者说你和我，怎么会过这种卑鄙的畜生般的生活，只会吃吃喝喝？

我们的整个一生，是惊人地注重道德。善与恶之间，从来都没有过瞬间的休战。善是独一无二的、永远不亏本的投资。竖琴音乐在全世界奏响，它因坚持弹奏以善为主题的乐曲而激动人心。竖琴仿佛成了宇宙保险公司的旅行推销员，宣传它的法则，我的小小的善心是我们所付的所有保费。虽然年轻人到最后变得漠不关心，但宇宙的法则却是不会漠不关心的，而是永远站在最敏感的人这一边。听一听西风中的谴责之声吧，因为里头肯定有谴责的，听不到谴责的人才是不幸的。我们只要拨动一根弦，移动一个音栓，那迷人的寓意就会渗透到我们的心灵中去。许多不堪入耳的声音，传开去特别远，听上去有一点儿好像音乐吧，对于我们卑贱的生活来说，不啻是一种傲然绝妙的讽刺。

我们意识到，我们体内有一种兽性；我们崇高的天性正在昏昏欲睡之际，它就会醒过来了。它是一条贪图感官享受的爬行动物，也许没法全部彻底清除干净；好像一些虫子，哪怕在我们生活安康时，它们也会钻入我们体内。也许我们可以躲开它，但断断乎改变不了它的本性。我们担心的是，说不定它也相当健康；也许我们也可以说很健康，但是未必纯洁。前几天，我拾到一块野猪的下颚骨，雪白壮实的牙齿和獠牙，可以看出动物也有它的健康和活力，与精神上的截然不同。这种兽类之兴旺发达，指靠的不是节制和纯洁，而是其他的方式。孟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8]

如果说我们已经达到了至纯境界，有谁知道那会导致何种生活方式呢？如果说我知道有这么一个绝顶聪明的人，能教给我至纯之道，那我一定即刻就去找他。“控制好我们的情欲和身体的外在器官，多多行善，就像《吠陀经》上所说的，乃是心灵上接近天神所必不可少的。”不过，这种精神暂时能够渗透和控制体内的每一种器官和每一种功能，将外部最粗俗的感官享受转化为至纯与虔诚。生殖能力一放纵，就会淫糜成风，使我们很不洁净，如果加以节制，即会使我们精力旺盛而受到激励。贞洁是人类绽放中的花朵；所谓天赋、英雄主义、神圣等等，不外乎是它开花后结出的果实。至纯之道一旦开通，人们马上有如潮涌，奔向上帝。我们时而受到至纯鼓舞，时而又因不洁感到沮丧。确信自己体内的兽性一天天地在消亡，神性一天天地却在增长的人，就是福分不浅。也许人人只好引以为耻，因为他身上还掺杂着低劣的兽性
。我深恐我们只不过是一些神或者说半神，就像农牧之神福纳斯和萨梯

[9]

那样，是神与兽的结合，贪婪好色的生物，而且，在某种程度来说，我们的生命本身就是我们的耻辱——

他呀多开心，分派群兽各得其所，

心中尘念全无，就像砍伐后林地。

****

他能驱使马、羊、狼以及一切兽类，

在兽类跟前，他自己还不算蠢驴，

不然，人不仅无异于群猪倌，

而且，还要充当那妖魔鬼怪，

使它们狂妄肆虐，越来越坏。

[10]

所有的淫荡，尽管形式各异，都是一样东西；所有的至纯，也都是一样东西。一个人不管是吃吃喝喝，男女同居，睡觉淫荡，其实都是一回事。它们只有一个欲念，而我们只要看到一个人在干这里头的一件事，管保知道此人是怎样的一个了不起的好色之徒。不洁与至纯是断断乎不能平起平坐。蛇在洞穴的这一头挨了打，就会在洞穴的另一头露面。你要保持贞洁，那就必须节制。什么是贞洁呢？一个人如何才知道他是不是贞洁？反正他是不会知道的。我听说过这种德行，但不知道它究竟是些什么。我们只是道听途说、人云亦云罢了。智慧和至纯源自力行；愚昧和淫荡则源自懒惰。就学生来说，淫荡乃是一种智力上懒惰的陋习。一个不洁的人，一般说来，就是一个懒鬼，他坐在火炉边取暖，俯卧着晒太阳，一点儿也不累，却老是歇着。若要避免不洁和一切罪孽，你就得使劲干活儿，哪怕是打扫马厩都行。本性是很难克服的，但是本性必须克服。如果说你并不比异教徒更纯洁，如果说你再也不能否定自己，如果说你还不够虔诚，那你就算是个基督徒，又管什么用呢？我知道，有许多被认作异教的宗教制度，他们的清规戒律使读者感到羞愧，激励读者作出新的努力，说白了，只不过是奉行仪式罢了。

其实，我并不愿意说这些事儿，这倒不是因为这个话题难于启齿——我可并不在乎我使用了淫词秽语
——而是因为我一讲这些事儿，无异于使我的不洁曝了光。有时，我们会毫无忌惮地谈论淫欲的这一种形式，而对另一种形式却缄口不语。我们生怕有失自己身份，所以简直不能谈论人类天性的必要功能。在更早的那几个时代，在某些国家，谈到每一种功能都是令人肃然起敬，而且每一种功能都由法律规定。印度的立法者甚至对待区区小事也照样不厌其烦，虽然这种做法也许跟现代人的趣味大相径庭。他教人如何吃，如何喝，如何同居，如何出恭，如何小解，如此等等，将这些猥陋的事儿档次给提高了，不再视为过于琐碎，因此也就装模作样，避而不谈。

每一个人都是一座寺院的建筑师，这寺院就是他的身体，按照纯属他自己的方式向神顶礼膜拜，即使他去雕凿大理石，也离不开自己的寺院。我们都是雕刻家和画家，我们使用的材料就是我们的血肉和骨骼。崇高的品行使人的风貌立时变得高雅，而卑劣或者淫荡则又会使人立时沦为禽兽。

9月间的一个夜晚，约翰·法默干了一天累活后，坐在自己家门口，脑子里多少还在惦念着他的工作。洗澡之后，他坐了下来，让自己脑瓜儿好歹休息一会儿。那天夜晚相当冷，他的左邻右舍都担心没准会有霜冻来着。他刚开始琢磨还没有多久，就听到了有人在吹笛子，那笛子的声音跟自己的心情倒是很和谐。这时，他心里仍然在惦念自己的活儿，不消说，他思虑重重；尽管他一直在动脑筋，而且还违心地在构想和策划之中，但他却觉得已经无关紧要了，充其量不过是他肌肤上的碎屑不时往下脱落。然而，他听到的那笛子吹的乐曲，来自跟他干活那儿截然不同的环境，却传入了他的耳际，使他身上某些沉睡着的官能苏醒过来。那笛子声轻柔悠扬，仿佛使他所居住的市街、村子和国家不翼而飞了。有一个声音对他说——既然你有可能过上一种顶呱呱的生活，缘何还待在这儿，过这种低贱的苦日子？同样的星星照耀的不是这儿，而是别处的田野——可是话又说回来，问题是如何走出这种困境，真的移居到那儿去？尽他所能想到的，不外乎是新的苦行修炼，让他的心灵融入自己的肉体，再来救赎它，而且对待自己也越来越尊敬。

[1]
参见《圣经·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4章19节：“耶稣对他们说： ‘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

[2]
乔叟（Geoffrey Chaucer， 1340？ —1400），英国诗人，用伦敦方言写作，使其成为英国文学的语言，代表作为《坎特伯雷故事》，反映14世纪英国社会生活面貌，体现了人文主义思想。此诗句引自该书，但梭罗说错了，这两行诗是教士说的，并不是修女说的。

[3]
阿尔贡金人，居住在加拿大渥太华河河谷地区，属阿尔贡金语族的印第安人。

[4]
好牧人，即基督耶稣的称号。

[5]
拙译“粗茶淡饭”不外乎顺应我国习惯说法，意谓饮食宜粗淡，忌精细，事实上，梭罗说过自己不饮茶，请读者见谅。

[6]
柯尔比（William Kirby， 1759—1850）、斯彭塞（William Spence， 1783—1860），均为英国昆虫学家，两人合著《昆虫学概论》（共四卷），举世闻名。

[7]
详见《礼记·大学》。

[8]
详见《孟子·离娄下》。

[9]
福纳斯，农牧之神，古罗马神话中一个半人半羊的形象；萨梯，森林之神，古希腊神话中，具人形而有羊的尾、耳、角等，性嗜嬉戏，好色。

[10]
多恩（John Donne， 1572—1631），英国诗人，是玄学派代表人物，上述诗句引自他所写的《致爱·赫伯特爵士》一诗。

鸟兽若比邻

有时候，我常跟一个朋友

[1]

结伴去钓鱼，他从城的那一头

过来，穿过村子，来到我屋里，我们俩一块儿钓鱼去，这倒赛过请客吃饭一样，是一种交际应酬罢。

隐士
我暗自纳闷，当今世界在干些什么来着。三个钟头里，连香蕨木上知了叫，我都没有听见。鸽子都在鸽棚里打盹儿——扑棱声也没有。此刻，在树林子外头吹响的，是不是农场主的午休号角声呢？雇工们收工回来，吃煮熟的咸牛肉、苹果酒，还有玉米粉面包。人们为什么要这样自寻烦恼呢？人不吃不喝，也就用不着干活儿。我不知道他们的收成有多少。谁会住到这种地方来，那狗汪汪叫得人压根儿不好想心事呢。哦，还有，家务活儿！在这么明亮的大白天，要把该死的门上铜把手擦亮，还要擦浴缸！看来还是干脆没有家的好。得了，不妨住在一个空心树洞里；那么一来，晨访和晚宴通通给免掉了！住在树洞里，反正只有啄木鸟的啄木声啦。哦，那儿人群杂沓；那儿太阳暴晒，热得邪门；依我看，他们这些人世故太深了。我从泉水边打水喝，橱架上还有一块焦黄的面包——听！我听到树叶子在沙沙作响。莫非是村子里哪条饿狗在四处乱转觅食吗？要不然就是那只迷了路的猪，据说还在树林子里，反正雨后我还看见过它的爪印。它急吼吼奔过来了；连我的漆树和多花蔷薇都颤动起来了——哦，诗人先生，是你吗？你觉得当今世界怎么来着？

诗人
看这些云，悬浮长空，多美！这可是我今天看到的最最顶呱呱的景致。像这样的云彩，古画里没有，在异国他乡也没有——除非我们到了西班牙海岸观景。那才是地地道道的地中海蓝空。我想，我好歹总得过日子吧，今儿个肚子也还没有填补过，那我就不妨钓鱼去。这才是诗人的真功夫呢。也是我学到家的唯一手艺。来吧，我们俩一块儿钓鱼去。

隐士
恭敬不如从命。我那块焦黄的面包很快就要吃完了。我乐意马上跟你一块儿走，不过，我那苦思冥想正在结束之中。我想，反正我快要接近尾声了。得了，让我独处一会儿吧。不过，为了两不误，你不如先去挖挖鱼饵，好吗？这儿附近很难挖到蚯蚓，因为这儿的地块从来没上过肥；蚯蚓一族眼看着都快绝种了。挖蚯蚓这玩意儿，几乎跟钓鱼一样有劲儿，只要你的胃口不太出格的话；今儿个你就可以独享了吧。我奉劝你带上铲子，到那边花生地里挖，就是你看见狗尾草在摇摆的地方。我想，我敢向你担保，你只要在草根底下好好找一找，就像除杂草一样，每翻起三块草皮，管保挖到一条蚯蚓。要不然，你干脆走远些，那也不算是不聪明，因为我发现，好鱼饵几乎跟远距离成正比。

隐士独白
让我想想看；我想到哪儿去了？窃以为，我已接近心智的这个框架；这个世界处在这种角度。我是应该上天堂呢，还是去钓鱼？要是我的苦思冥想马上结束了，难道说还会有这么一个美妙的机会吗？刚才我差不离已经和万物的精髓浑然一体了，那是我一辈子都还没有过的呢。我生怕自己的思想不会回来了。只要管用，我也乐意吹吹口哨，把它们召回来。当初思想向我们泉涌而至时，却说： 我们会想到它，这算聪明吗？我的思想一点儿痕迹都没有留下，我再也找不到自己的思路。我此刻在想的是什么来着？这一天可真够一头雾水的。我还是来想一想孔子的三句话，也许能恢复刚才的思路。我可不知道，那是闷闷不乐呢，还是初露头角的狂喜。记住，机会是从来只有一次的。

诗人
怎么啦，隐士，是不是太快了呀？我已挖到了十三条整条头的，余外还有好几条缺头少尾的，或者个儿太小的；不过，个儿小的钓钓小鱼还凑合；它们拴在鱼钩上很不显眼。村子里那些蚯蚓，个儿太大了；银色小鱼饱餐一顿，还碰不到那串肉的铁钩子呢。

隐士
得了，我们这就动身吧。我们要不要去康科德呀？要是水位不太高，不妨就上那儿去玩个痛快。

构成这个世界的，为什么偏偏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些事物？为什么人类与之毗邻而居的，只有这么一些兽类呢？看来这个缝隙，普天之下只有耗子能够来填补！我揣想，皮尔佩公司

[2]

算是充分利用动物，可以说达到了极致，因为他们都是驮兽，在某种程度上说，负载着我们的一部分思想。

我屋子里出没无常的耗子，并不是常见的，据说是从国外引进的那种，而土生土长的野耗子，村子里头反而看不到。我逮住了一只送给一位著名的博物学家，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我造房子的时候，有一只耗子却在我房子底下筑窝，我的楼板还没铺好，刨花也没有扫出去，只要一到午餐时刻，它就定时跑出来，啄食着我脚跟下的面包屑粒。说不定过去这只耗子从来没见过人，所以一来二去，就跟我非常熟稔，在我的鞋子和衣服上爬来爬去。它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往上一蹿，就爬到屋子的四壁，活像一只松鼠，连动作也都逼肖。到后来，有一天，我让胳膊肘支在凳子上头，它一下子爬上我的衣服，循着我的衣袖，绕着我盛放晚餐的纸包来回打转；接着，我把那包东西一会儿端过来，一会儿又推开去，反正躲躲闪闪，和它一块儿玩起躲躲猫

[3]

的游戏来；最后，我用拇指和食指夹住一块奶酪，得了，它就索性过来坐在我的掌上啃起奶酪来了，啃完以后，活像一只蝇子似的，擦擦它的脸和爪子，稍后扬长而去。

没有多久，一只东菲比霸鹟来到我的小木屋筑窝，还有一只知更鸟，为了寻求庇护，也来到屋子边的一棵树上栖居。到了6月间，鹑鸡——本是一种羞答答的鸟儿——也带着它的幼雏，经过我的窗子跟前，从屋子后的树林子绕到屋子前，像一只老母鸡似的咯咯地呼唤它的孩子们，瞧它那副模样儿，可以证明，它端的是林地母鸡。你只要一走近它们，母鸡就发出一个信号，它们猛地四处散开，仿佛给一阵旋风卷走了；它们也活脱脱像枯枝败叶一样，好多观光客常常会一脚踩在一窝子雏儿里头，只听见老鸟起飞时呼的一声，急吼吼呼唤着，听上去像猫儿叫似的，要不然会看见老鸟在鼓动翅膀，吸引观光客的注意力，也就用不着再对它们的周围左顾右盼，有时候，母鸟会在你跟前连地滚，打旋儿，使它的羽毛蓬乱不堪，让你一时间看不出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鸟儿。幼雏一动不动地蹲在地上，常把头埋在树叶子底下，只听母鸟从远处发出的信号，就算你走近了，它们也不会再乱跑，让自己暴露无遗。

说不定你还会一脚踩在它们身上，或者两眼直瞅着老半天，也没有发现它们。有过那么一回，我让它们待在我的掌上，可它们依然只听从它们的母鸟的信号和它们的本能，还得蹲在原地，一点儿不害怕，也不抖索。这种本能是如此之完美，有一回，我又把它们放到树叶子上，里头有一只不小心摔倒在一边，我发现，它在十分钟之后跟别的幼雏一样，还是保持原来的姿势。鹑鸡的幼鸟不像大多数幼雏那样不长羽毛，若跟别的小鸟相比，它们倒是长得要更丰满完美，乃至于更加早熟。它们睁大了宁静的眼睛，明显露出成熟而又天真的表情，委实令人难忘。全部才智仿佛从它们的眼睛里反映出来，不仅使人看到的是幼雏的纯洁无瑕，而且还有由经验洗练过的智慧。这样的目光不是鸟类与生俱有的，而是跟它所映现的天空一样久远。这样的瑰宝森林里是绝无仅有。观光客不见得会经常看到如此清澈的一口井。无知或残忍的猎户常常在这样的时刻用枪把它们的父母击毙，使这些无辜的幼雏成为四处觅食的猛兽或者猛禽的牺牲品，或者渐渐地掺入跟它们非常相似的枯枝败叶中一块儿烂掉。据说，这些小鹑鸡如由母鸡孵化出来，它们稍受一点儿惊吓，立即四散逃走，就这么着失踪了，因为它们永远也听不到母亲召集它们的呼唤声。以上这些就是我的母鸡和小鸡啊。

值得注意的是，有多少生物粗犷不羁地隐居在树林子里，间或还到村镇附近觅食为生，只有猎户猜得着它们藏身在哪儿。水獭在这儿过着多么僻静的生活啊！水獭长到四英尺高，个儿就像一个男孩子，也许还没有人见到过呢。过去，我在屋子后头树林子里看见过一头浣熊，就是现在夜里，说不定仍然听得见它们的吼叫声。通常，我上午耕种之后，中午在阴凉处休息一两个钟头，接着用午餐，然后在泉水边读一点书，这股泉水是一片沼泽地和一道小溪的源头，打从离我的地块大约半英里远的布里斯特山脚下涓涓地流淌着。到达这泉水边，需要穿过一片又一片野草丛生的低洼地，那儿长满了小油松，随后进入沼泽地附近一个比较大的树林子。在那里，树阴匝地，幽静极了，一棵浓阴蔽日的白皮松底下，还有一块干净而又坚实的草地，不妨稍事歇坐。我在这儿挖出了泉眼，砌成一口井，蓄满清澈的淡水，可以打满一桶水，井水也不会搅浑；仲夏时节，我几乎每天都上这儿来取水，因为这个时候湖水是最热的。山鹬也来这儿，带着它的幼雏，在烂泥地里寻觅虫子，随后又飞过泉边上空，离雏鸟约莫一英尺高，而小山鹬成群结队地在下面奔跑；但在最后发现我时，母鸟撇开它的幼雏，在我身边一圈又一圈地打转转，挨着我也越来越近，直到只有四五英尺时，却佯装翅膀或两腿折断了，把我的注意力引开去，好让小山鹬趁机逃生，其实，那一拨幼雏早已撒腿逃跑，按照老山鹬的指令，排成单行，发出微弱的吱吱的叫声，穿过了沼泽地。或者换句话说，这时我已看不见那只母鸟，只不过听得见小鸟们吱吱的叫声。斑鸠们也飞落在这座泉水边，或者在我头上柔软的白皮松枝柯之间来回穿梭；或者，还有红松鼠打从最近的树枝上一跃而下，对我特别亲热而又好奇。你只要在树林子里某个引人入胜的景点闲坐一阵子，也许所有林中栖居者会轮流登场，在你面前一一亮相。

我还是一些具有不太和谐性质的事件的见证人。有一天，我走出门，到我的木栈——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是我的一堆树桩头那儿去——这时，我看见两只大蚂蚁，一只红不棱登，另一只个儿特大，差不离有半英寸长，是黑不溜秋的，它们两个正在相互凶殴，一交手，不管是哪一只断断乎都不会罢休，只是一个劲儿搏斗着，角力着，就在那堆小木片里头不停歇地来回打滚儿。再往远处一看，我惊奇地发现，小木片堆里头到处都是如此这般的角斗士，这不是决斗
，而是一场战争
，一场在两个蚁族之间的战争，红蚂蚁总是跟黑蚂蚁恶斗，往往还是两只红的对付一只黑的。在我的木料场里，满坑满谷都是密耳弥多涅人

[4]

，已死和垂死的，红色的和黑色的，比比皆是。这是我亲眼目睹过的唯一的一场战役，也是我在激战犹酣之时亲历其境的唯一的一个战场；红色的共和派为一方，黑色的保皇派则为另一方。交战双方都投入了这一场殊死战，惜乎我什么响声也没有听见，反正人类士兵压根儿都没有打过如此这般的硬仗。我看见，在明媚的阳光下，小木片成堆的小山谷里，有一对斗士死劲儿抱住不放，准备从眼下正午时分，一直打到夕阳西沉，或者换句话说，干脆打到命归阴曹。那只个儿小的红蚂蚁，却像老虎钳似的死死咬住了敌人的脑门，并且满地翻滚，一个劲儿啃啮敌人触须的根，其实，另一根触须早已给咬断了；就在此时此刻，那只更壮实的黑蚂蚁却把红蚂蚁从一边到另一边地甩来甩去，我凑过去，仔细一看，只见红蚂蚁有好几个部位都给咬掉了。它们相互厮打，比叭喇狗

[5]

来得更凶悍。双方一丁点儿都没有退让的意向。显然，它们的战斗口号是：“不战胜，毋宁死。”就在酣战之际，这个小山谷边上走过来一只单身的红蚂蚁，一望可知，它格外亢奋，要么是它打死了一个敌人，要么是还没有投入这场战役；看上去倒是像后者，反正从肢体上看，它还不是断臂缺腿的；它的母亲已关照过它要么手持盾牌回来，要么躺在盾牌上由别人抬回来

[6]

。要么也许它就是又一个阿喀琉斯，独自怒火中烧，此刻赶来拯救他的好友帕特洛克勒斯

[7]

，或者说替他雪耻复仇来了。它远远地看到，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战斗——因为黑蚂蚁的个儿几乎是红蚂蚁的两倍——它急如星火地奔了过来，就在离那两只蚂蚁半英寸远的地方站岗，稍后，看准了时机，冲那只黑色的斗士猛扑了过去，开始攻击黑蚂蚁的右前腿根，任凭敌人也攻击自己的肢体上哪一个部位；三个斗士为了求生就这么着死缠在一块儿，仿佛发明了一种新型吸引力，使所有别的锁闸和水泥全都相形见绌。这时，要是看到它们双方各自都有管乐队，安置在某些显眼的小木片上，演奏它们各自的国歌给那些滞后的斗士鼓气，给那些垂死的斗士以莫大的激励，那我也不会觉得惊奇了。我自己都为之激动不已，仿佛它们俨如人类一样。你越是这么想，越是觉得，蚂蚁和人类之间本来无甚区别。至少，姑且撇开美国历史不谈，在康科德的历史上，确实还没有哪种恶战的记录，可以跟这种蚁战相提并论，不管从参战的人员数量来说，还是从他们所表现的爱国热忱和英雄气概来说。论参战人员和残杀的程度，这不啻是一场奥斯特利茨战役

[8]

，或者说是一场德累斯顿战役

[9]

。康科德之战又算个啥！爱国者一方有两名捐躯，路德·布朗夏尔也挂了彩！为什么在这儿，每一只蚂蚁都是一位布特利克

[10]

——“开火！为了上帝，开火！”——成千上万士兵都面临着戴维斯和霍斯默的命运。这儿没有一个是雇佣兵。我毫不怀疑，它们酷肖我们的祖祖辈辈，是为道义而战，而不是为了免缴他们的区区三便士的茶叶税；这次战役的结果，对参战的双方来说，都是生死攸关，令人难忘，至少就像我们的邦克山战役

[11]

一样。

我特别详细描述了三只蚂蚁在小木片上的殊死搏斗，我把那块小木片拿回了家去，放在窗台上，用一个大水杯罩住，以便了解战果如何。用显微镜观看那只最先提到的红蚂蚁，我看到，尽管它猛啃敌人的前腿附近，又咬断了敌人剩下的蚁须，可它自己的胸脯却全部被黑色武士的利齿扯破了，所有内脏暴露无遗。回头再看那黑色武士的胸甲，显然很厚实，因而穿刺不透的；这个受难者的眼睛的黑色球晶，流露出一般只有打硬仗才会激发出来的凶光。它们在那个大水杯底下搏斗了半个多钟头，等到我再看时，那个黑色士兵已使两个敌人身首异处，那两个还活着的小小首级，披挂在它的两侧，好像是披挂在它马鞍两侧的、怪吓人的战利品，只是明摆着它们依然跟刚才那样紧紧地咬住对方不放；那只黑蚂蚁尽管触须全都没有了，腿也只剩下一丁点儿，可它好像还想作一困兽斗似的；我真不知道它身上别的创伤该有多少来着，可它老是想甩掉那两个小小首级；最后，过了半个钟头，它好歹大功告成了。我一举起大水杯，它就一瘸一拐地从窗台上爬了过去，经过这回战斗，它能不能存活下来，在某家伤残退役军人院里度过余生，那我就不得而知了；反正我想，从今以后，它就算拼命卖力，也不会有多大出息了。我一直不知道，究竟是哪一方取得了最后胜利，也不知道这场战争的起因是什么；但在溜溜儿那一天时间里，我满怀激动和痛苦，觉得仿佛在家门口目睹了一场鲜血淋漓、惨不忍睹的人类战争。

柯尔比和斯彭塞告诉我们，蚂蚁的战役素来为人们称道，战役的日期也有记载；但是他们说，在近代作家中，唯有胡伯

[12]

好像是亲眼目睹过蚂蚁大战。他们说：“埃尼斯·西尔维乌斯

[13]

非常详尽地描述过在一棵梨树上大蚂蚁和小蚂蚁之间展开的一场恶战。”接下来，他补充着说：“此战发生于尤金尼斯第四

[14]

在位期间，著名律师尼古拉斯·庇斯托里恩西斯亲历战事，对这场战争的全过程作了极其忠实的描述。”奥勒斯·玛格努斯也记述过一次类似的战争，结果小蚂蚁打了胜仗，据说把它们自己的士兵的尸体给掩埋起来，但对庞大的敌人暴尸不埋，任凭鸟儿啄食。此事发生于暴君克里斯蒂安第二被逐出瑞典之前。至于我亲眼目睹的这场蚂蚁之战，发生于波尔克

[15]

任职期间，亦即《韦伯斯特逃亡奴隶法案》

[16]

通过之前五年。

村子里有好多老牛，本来只好在储存食品的地窨子里追赶香龟，如今却背着它的主人，拖着它那笨重的躯体，到树林子里来玩耍了；它一会儿嗅一嗅老狐狸的洞穴，一会儿闻一闻土拨鼠的地洞，当然，一无所获。说不定它是被杂种狗引进来的，这种狗个儿瘦小，动作灵活，常在林中穿来穿去，林中鸟兽至今还会情不自禁对它感到恐惧——这时，老牛远远地落在了向导的后头，像一只犬牛似的向躲在树上仔细观察的一只小松鼠狂吠一阵，随后慢腾腾地走开，它那笨重的躯体把树枝都给压弯了，但它还自以为在追踪迷了路的跳鼠呢。有一回，我惊奇地看见一只猫在湖的石岸边溜达，因为通常它们很少离家走得那么远的。我和猫都大吃一惊。可是，整天价躺在地毯上的家猫，到了树林子里显得倒像在家里一样舒适自在，瞧它那鬼鬼祟祟的狡猾劲儿，足以证明： 它比林中常住居民还要入乡随俗。有一回，我在树林子里拾浆果，碰上了一只猫，带着好几只小猫咪，这些小猫咪还是野性未泯，都像它们的母亲那样拱起背，恶狠狠地冲着我唾口水。好几年前，我还没有来林中居住的时候，离湖最近的林肯某农场主家里，亦即吉里安·巴克先生府上，就有过一只所谓“长翅膀的猫”。1842年6月，我特地去拜访她（我可说不准是公猫还是母猫，因此只好使用更为通常的女性代词），她像平时一样，上树林子里猎食去了。她的女主人告诉我，这只猫是一年多前，大约在4月间，来到这儿附近地块，最后由她们家收留；还说那只猫浑身深棕灰色，脖子底下有一个白点儿，白蹄子，毛茸茸的大尾巴，活像狐狸尾巴；入冬以后，皮毛长得又厚又密，在她两侧垂下来，形成了十到十二英寸长、二英寸宽的绺子，她的下巴颏儿底下好像长着一个暖手筒，上头的毛比较松散，下头却板结得像毡子似的；到了春天，这些附属品全都掉了。他们给了我那只猫的“一对翅膀”，我至今还保存着。好像这一对翅膀上并没有薄膜。有人认为，这只猫有一部分血统是飞松鼠，或者别的什么野生动物，这倒也不是不可能的，因为，根据博物学家的说法，貂和家猫交配，会产生这一多育杂种。这倒是不失为一种好猫，如果说我养猫的话；因为既然一位诗人的马可以插翅飞奔，诗人的猫缘何就不可以长出双翅来呢？

秋天，潜水鸟（拉丁文学名Colymbus glacialis）像往常一样来了，在湖里褪毛、戏水，我还没有起床，就听到它们的狂笑声，在树林子里回响着。听说潜水鸟要来了，米尔达姆那儿猎户来了个总动员，有的坐车，有的步行，三三两两，带上专利猎枪、尖头子弹，还有望远镜。他们像秋天的树叶子，穿过树林子沙沙作响，追寻一只潜水鸟，少说也有十个猎手。有些人守望在湖的这一边，有些人则在湖的另一边，因为这种可怜兮兮的鸟儿不可能在各处同时出现；潜水鸟如在湖岸这一边扎猛子，管保在湖岸那一边冒上来的。不过，时下10月小阳春的风吹起来了，使树叶子沙沙发响，湖面上微波荡漾，潜水鸟再也听不见、看不到了，虽然它的敌人们还在用望远镜扫视湖上，枪声一直在树林子里回响着。瞧那水波大起大落，愤怒地拍击着湖岸，跟所有的水禽站在一起，我们的猎手们只好铩羽回到村镇上、店里去，照常干自己没有干完的活儿。不过，他们得逞的时候也还是很多的。大清早，我上湖里去打水，经常看见这种气宇不凡的鸟儿游出我的小水湾，相距只有几杆远。如果我想坐船追上它，看看它到底如何耍花招，那它就会一个猛子，全都没影儿，这么一来，我再也见不到了，有时候，直到当天下午后半晌，它才会出现。不过在水面上，我还是比它强。通常它总是在雨中逃走的。

10月间，一个风平浪静的下午，我操着双桨，在湖的北岸划船，因为正是在这样的日子里，潜水鸟才会浮现在湖面上，像马利筋草绒毛似的；我扫视着湖面，却见不到潜水鸟的踪影，不料，猛然间却出现了一只，从岸边径直向湖心游去，在我前面仅有一两杆之远，狂笑了几声，却使自己曝了光。我挥桨追了上去，它倏忽一个猛子就不见了，等它再浮出水面时，我跟它挨得更加近了。它又一次潜入水中，可我把它的方向估计错了，这一回，它再浮出水面时，离我已有五十杆之遥，我们之间距离拉得这么远，乃是我失误所造成的；它又放声喧笑了半天，这一回笑得显然更有理由了。它一个劲儿耍花招，真的俏皮极了，就算离它五六杆的地方，我怎么也都达不到。每一次，它浮出水面，东张西望，冷静地测算水域和陆地，显然在选择它的路线，以便它浮出水面时，正好是水域最开阔、离船也最远的地方。它作出决定后，立即付诸实施，居然如此之快，实在令人吃惊。转眼之间，它已将我诱入湖上最宽阔的水域，从那里我就没法追逐它了。它脑子里正在想一件事的时候，我也竭尽全力猜度它的想法。这端的是一场绝妙的游戏，一个人与一只潜水鸟在波平似镜的湖面上见高低。突然间，你的对手的棋子在棋盘底下消失了，问题是你要知道它下次在哪里出现，就把你的棋子下在离它最近的地方。有的时候，它会出乎意料地在你对面浮出水面，显然是从你的船底下直接潜水过去的。它扎一个猛子有好长时间，一点儿也不累，等它游到老远老远时马上又潜入水中；这时，任凭你智谋超人也猜度不出，在这深不可测、波平似镜的湖里哪个地方，它会像一条鱼儿似的急速潜游，因为它毕竟有时间，也有能力到这湖底最深处访问。据说，在纽约一些水深八十英尺的湖里逮住过潜水鸟，只不过是被捕捉鲑鱼的钩子挂住的——可是瓦尔登湖终究比那些湖还要深呢。鱼儿们见了这个来自异域的不速之客，居然能在它们的族群中间游来游去，肯定惊讶不已！不过话又说回来，看来它深谙水性，在水底择路游弋跟在水上一样驾轻就熟，甚至于游得比在水上还要快呢。有过一两回，我看见它浮出水面时激起一圈涟漪，它的头刚探出来四处张望了一下，刹那间，又是一个猛子全都不见了。我觉得，我既可以估摸它下次打从哪儿出现，也不妨放下划桨，等它再次浮出水面，岂不是两全其美吗？因为我瞪着两眼朝一个方向凝视水域时，它却一次又一次地在我背后头一个劲儿怪笑，不由得使我吓一大跳。但是，为什么它在如此狡诈地糊弄了我以后，每次浮出水面，就必定喧笑一阵，从而使自己暴露无遗呢？难道说它那洁白的胸脯还不够引人瞩目吗？我想，它确实是一只傻乎乎的潜水鸟。通常我都听得见它浮上来时的拍水声，据此也就知道它在哪儿。可是，个把钟头过去之后，它似乎还是照旧那么活蹦乱跳，随心所欲地扎猛子，而且游得比一开始时还要远呢。它一浮出水面，却又安详地游开去了，只见它那胸脯的羽毛一点儿都不皱乱，那是全靠自己的蹼脚给抚平了的，实在令人吃惊。它经常发出的都是魔鬼般的笑声，有点儿像水禽的叫声；但是，有时它偶尔极其成功地躲开我，游到了老远的地方才浮出水面，拉长嗓门儿发出一阵怪叫声，听上去压根儿不像鸟叫，倒更像是狼嚎；也好像一头野兽，嘴鼻贴在地面上咻咻地在吼叫。这就是潜水鸟的声音——这种最狂野的声音，也许在这一带从来还没有听到过，却在树林子里回响。我想： 它是在嘲笑我徒劳无功，同时又相信自己会情急生智的。此时此刻，天色阴沉沉，但湖面上却很平静，它的叫声我虽然听不见，可依然看得见它在那儿划破水面。它那洁白的胸脯，还有，天上一丝儿微风都没有，湖水又很平静，这一切对它来说都是不利的。最后，它在五十杆处浮出水面后，发出了长长的一声吼叫，仿佛呼唤潜水鸟之神来救援它，顷刻之间，东边果然起风了，吹皱了湖水，满天空都是雾蒙蒙的细雨，当时，我印象很深，好像潜水鸟的祈祷有了回应，它的神对我光火了；于是，我就撇开它，让它远远地消失在波涛翻滚的湖面上。

秋天里，我就会一连好几个钟头，观看野鸭子神出鬼没地游来游去，它们始终据守着湖中央，远远地躲开猎人；反正这些把戏，恐怕它们也用不着到路易斯安那州牛轭湖操练吧。它们不得不起飞时，偶尔会飞到一定高度，在湖的上空来回盘旋，像天空中的点点黑斑，居高俯瞰，别处的江河湖泊，尽收眼底；我想，它们早已飞到那些地方去了，它们斜穿过四分之一英里远的开阔地，飞到了一个比较不受干扰的地方；可是，它们飞到瓦尔登湖中心，除了安全以外还有些什么来着，我就不得而知了，除非它们热爱这一泓湖水，跟我热爱的缘由如出一辙。

[1]
此处指诗人小钱宁。以下对话中，隐士指梭罗本人，诗人即指小钱宁。

[2]
当时美国一家专门出版儿童读物的图书公司。

[3]
即让脸儿一隐一现以逗小孩的游戏，在英美等国十分流行。

[4]
古希腊神话中，是指追随他们的国王阿喀琉斯参加特洛伊战争的勇士。在希腊文里，“Myrmes”意为“蚂蚁”。

[5]
一种猛犬，粗脖子，生性凶猛，打斗时不顾性命。

[6]
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写到斯巴达母亲们在儿子出征时都是这么循循嘱咐的。

[7]
在《伊利亚特》中，写到阿喀琉斯由于遭到轻视，撤离了战场，后来其好友帕特洛克勒斯遇害，于是，他暴跳如雷，杀死了特洛伊的赫克托耳。

[8]
1805年12月，拿破仑在该地歼灭俄奥联军3万余人，获得大胜。

[9]
1813年拿破仑在该地大胜俄奥联军。

[10]
1775年4月19日，约翰·布特利克少校率领500名民兵，在康科德桥上成功地打败英军及其雇佣军，这是美国革命的第一战。戴维斯和霍斯默这两位上尉是阵亡的美国士兵。

[11]
此战役发生于1775年6月17日，是美国历史上一场著名的战争，主要由农夫、渔夫和手工业者自发组织起来迎击英军获大胜。

[12]
胡伯（Francois Huber， 1750—1831），瑞士博物学家。

[13]
埃尼斯·西尔维乌斯： 教皇庇乌二世（Pope PiusⅡ， 1405—1464）的笔名，诗人，历史学家。

[14]
尤金尼斯第四，曾于1431—1447年任罗马天主教教皇。

[15]
波尔克（James Knox Polk， 1795—1849），美国第11任总统（1845—1849），促进美国对外贸易，发动墨西哥战争（1846—1848），兼并得克萨斯，向西部扩张领土。

[16]
韦伯斯特为美国北方自由派人士，支持国会通过《1850年妥协法案》，重申奴隶逃亡法的有效性。

室内取暖

10月间，我去河边草地采摘葡萄，满载而归，我觉得，除

了果腹以外，葡萄最可贵的就是它的色泽芳香。在那里，我也很喜欢越橘，那小小的蜡宝石，垂挂在草叶子上，赛过珍珠般亮晶晶，红艳艳，我倒是没有采撷过，但农夫们却用可怕的钉齿耙把它们集拢在一块儿，使平整的草地乱成一团糟；他们只是按每个蒲式耳多少美元价钱，大大咧咧地估堆儿一下，就把这些草地上的掠夺物贩卖到波士顿和纽约去；这些葡萄命里注定要被制成果酱
，满足城里头热爱大自然的人们的口味。屠夫们还在大草原上的野草里，一边耙，一边收集野牛舌草，至于这些野牛舌草是否被扯烂、枯萎，他们也就一概不管。小檗的果实光彩夺目，也仅仅是让我一饱眼福；不过，我采集过不少野苹果，用文火煮一煮，味儿不错，这倒是当地领主和观光客还没有想到过的呢。栗子熟了，我就储存半蒲式耳，准备过冬。在那个金秋季节里，漫步于林肯那儿一望无际的栗子林，委实让人心旷神怡——惜乎如今这些栗子树却长眠在铁道底下了——那时节，我肩上挽着一只布袋袋，手里提着一根开刺果的棍棒，因为我老是等不到霜冻，就在枯叶的沙沙作响和红松鼠跟
鸟聒噪的古怪声中去那儿闲逛。有时，我还偷吃过它们啃过一半的坚果，因为它们挑选过的刺果里头，确实就有个大肉绽的。偶尔，我也会爬上果树，去摇晃它们的果实，我的屋子后头也长栗子树，有一棵大得差不离把我的屋子都给遮没了，待到开花时节，就像一大束鲜花，连左邻右舍都是香气四溢，但是树上的果实，八成儿都给松鼠和
鸟吃掉了；一大早，
鸟三五成群地飞过来，趁着栗子还没有落地，就啄破果皮吃掉了。这些树我通通让给了它们，自己到离此处更远的树林子里去，那儿倒是清一色的栗子树。这些坚果，照它们的实情看，堪称面包的理想代用品。不过也许还可以寻摸到许多别的代用品呢。有一天，我在挖鱼饵时，发现了成串的野豆子（拉丁文学名Apios tuberosa），是土著居民的土豆，一种神奇的果实，我就开始怀疑，莫不是我小时候挖掘过，并且还吃过呢，正如人家告诉我的，反正以后我再也没有梦见过了。过去，我常常看见它那卷曲的红天鹅绒似的花朵，傍着别的植物梗子，却不知道与它还是同梗同茎呢。可惜开荒种地，已使它差不离要绝种了。野豆子味甘，口感很好，酷肖经过霜冻的土豆味道。我发现野豆子煮要比烤味道更好。这种块茎仿佛是大自然在冥冥之中的一种默默的许诺，要在未来的某些时期栽培她自己的儿女，就在这里让他们过上简朴温饱的日子。在当今耕牛肥育、麦浪翻滚的时代，这种不起眼的野豆子，尽管它一度还作为某个印第安人部落的图腾
，却早已被人遗忘了，至多也只有它开花时的藤蔓还能见得到；不过，要是让原始的大自然重新在这里统治，那些娇嫩的、奢侈的英国谷物，说不定会在无数仇敌跟前销声匿迹。无须人们操心，也许乌鸦甚至会把最后一颗玉米种子都送回到西南方印第安人的上帝的大片玉米地里，据说以前乌鸦就是从那里把种子带过来的；不过，眼下几乎濒临绝迹的野豆子，不怕霜冻和蛮荒，赶明儿也许还会复苏，证明自己是土生土长的，重振它那作为狩猎部落的食物的昔日雄风。印第安人的谷物女神和智慧女神，想必就是野豆子的发明者和赐予者；只要诗歌开始在这里占上风，野豆子的叶子和成串的坚果，说不定就会在我们的艺术作品里得到表现。

到了9月1日，我已看到湖对面的一个岬角上，离湖不远，有两三棵小槭树变红了，在那下面，三棵大齿杨白色的树干分了叉。啊，它们的色彩讲述了多少个故事！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每棵树的性格渐渐地凸现出来，它尽情欣赏那明镜般的湖面上自己的倒影。每天早上，这个画廊的经理取下墙上的旧画，换上一些新画，新画更加鲜亮，色彩和谐，美极了。

10月里，黄蜂们数以千计地飞临我的住所，好像是来过冬，落脚在我窗子的里头和高头的墙上，有时候会吓得一些来客不敢进门。每天早上，它们总有冷得冻僵了的，我就把它们扫到屋外去，但我并没有费心费力地把它们除掉；不仅如此，它们肯屈驾寒舍，我甚至还觉得荣幸之至呢。它们虽然跟我睡在一起，但从来没有伤害过我；后来，它们渐渐地见不到影儿了。我可不知道它们钻进了什么缝隙儿里头，为的是躲避严冬和难以描述的寒冷吧。

到11月，如同那些黄蜂一样，最后进入冬居之前，我常到瓦尔登湖的东北岸边去，在那里，阳光从油松林和石岸反射过来，无形之中形成了湖畔火炉；只要你还能做得到，孵太阳暖暖身子，委实要比家里围炉取暖更惬意，也更有利于健康。夏天好像是一个离去的猎人，却留下了还在发光的余烬；而我就这么着靠这些余烬取暖过冬。

等我一垒砌烟囱的时候，对泥水匠活儿总算入了门。我使用的是旧砖，先要用瓦刀把它刮干净，这么一来，我对砖头和瓦刀的特征就有了更深的了解。那些旧砖上头的灰浆，已有五十个年头了，据说年代越久越牢固；不过，以上这些话，人们老爱聒聒不休地这么说，也不管它究竟对不对。这样的说法本身随着年头越久，也变得越牢固，需要用瓦刀连续不断狠狠地刮，才能把旧砖上头这个未卜先知的老话刮干净。美索不达米亚有好多村子，都是用质量非常好的旧砖头砌造的；打从巴比伦废墟里捡来的，旧砖上头的水泥更古老，也许更加牢固吧。不管怎么样，那把纯钢瓦刀的钢刃特别坚硬，经得住那么多猛砸，一丁点儿不卷刃，真让我吃惊。我的砖头原本来自一座旧烟囱，虽然我没见过上头有尼布甲尼撒

[1]

的名字，我尽可能多捡出些壁炉用的砖块来，这样既省工，又不会浪费。我用湖边寻摸来的石子填塞壁炉四周砖头之间的空隙，并用湖边的白沙土制成供我使用的灰浆。我在壁炉上花费的时间最多，把它作为屋子里最要紧的一部分。说真的，我干得非常仔细，虽然一大早我就从地上开始砌砖，到晚上才垒起了离地几英寸高，夜里我拿它当枕头，可我记得我并没有落枕；而过去我倒是闹过落枕的毛病。大约就在这段时间，我邀来了一位诗人，在这儿住了半个月，因为房间逼仄，使我好不尴尬。他随身带来了自己的刀子，其实我也有两把，我们常常用刀子来回捅进地里的办法，把刀子擦得干干净净。他还帮我做过饭。眼看着我的壁炉，方方正正，结结实实，渐渐地垒高起来，我心里很高兴。我就揣想，虽说进度是慢了一点儿，据说寿命反而很长呢。烟囱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个独立的结构，拔地而起，穿过屋顶，直冲云霄；甚至在屋子烧掉以后，烟囱有时依然耸立着，它的重要性和独立性是显而易见的。那时接近夏末。眼下却是11月份了。

北风一起，湖水才开始变冷，还要一连好几个星期，风不停歇地刮着，湖水才会结冰，因为这个湖太深了。我头一次在晚上生火时，还没有给屋内板壁抹上灰浆，烟从烟囱里逸出情况特别好，因为板壁之间缝隙多得很。我就在这虽然寒冷但是通风良好的房间里，度过了好几个愉快的夜晚，四周围净是毛糙的、带节疤的棕色木板，高头的椽子还连着树皮呢。我的屋子后来抹过了灰浆，我不由得格外喜欢自己的屋子，我不得不承认，住在这样的屋子里，自然也格外舒服。人们居住的每一个房间，难道不应该顶头很高，高得给人产生朦朦胧胧的感觉，入夜以后看得见一些椽子四周，火光投射的影子在跳跃吗？这些影子的形态，要比壁画或者别的最昂贵的家具，更能激活人们的幻想和想象力。现在第一次入住我的屋子，不妨这么说，我已开始利用它来取暖，同时又可以蔽风雨了。我还寻摸到两个旧薪架，让木柴再也不会傍靠炉壁了。眼看着我造的烟囱后头所积累的烟炱，真是好不高兴，因此，我拨弄起炉火来，也比平常更加有劲儿，感到更加满足了。我的住处又窄又小，我很难在屋子里头产生回音；但是，当作单身房间使用，跟邻居们隔得也很远，似乎显得又大了一些。一幢房子的整个魅力全都集中在一个房间；它是厨房，是卧室，是客厅，又是储藏室；凡是父母或者孩子，主人或者仆人，住在一幢房子里，不管他们得到过什么样的满足，我通通享受到了。卡托说，一家之主（patremfamilias）一定要在他的乡间别墅拥有“cellam oleariam, vinariam, dolia multa, uti lubeat caritatem ex-pectare， et rei， et virtuti， et gloriae erit”

[2]

，也就是说，“一个储油存酒的地窨，还有许许多多储物木桶，以后如遇艰难日子，也就有备无患；这样对他会有好处、有功效，而且值得引以为自豪。”我在自己的地窨子里储存了一桶土豆，大约两夸脱

[3]

豌豆，包括掺杂在豌豆里头的象虫。我的架子上，还有一点儿大米，一罐糖浆，以及黑麦和印第安玉米粉各一配克

[4]

。

有时候，我梦见过一幢可容纳很多人的大房子，它在一个黄金时代拔地而起，建房材料经久耐用，也没有华而不实的装饰，但它只有一个房间，一个宽敞、简陋、实用、颇具原始气氛的厅堂，没有天花板吊顶，或者说没有抹过灰浆，仅有光秃秃的椽子和檩条，支撑着头顶上低矮的天棚——遮挡雨雪倒是很管用；在那里，你一跨过门槛，向那俯卧着的古代农神行礼之后，桁架中柱和桁架双柱

[5]

仿佛起立接受你的敬意；这是一幢空洞洞的房子，你在里头必须把火炬绑在长杆子上才能看得见屋顶；在那里，有的人可以住在壁炉边上，有的人在窗子的凹室里，有的人在高背椅子上，有的人在厅堂的这一头，有的人则在厅堂的那一头，有的人甚至跟蜘蛛一块儿在高头椽子上，反正只要他们愿意就得了；这么一幢房子，你一推开大门，就能长驱直入，到达厅堂，一切繁缛礼节全给免了；在那里，疲惫不堪的观光客不妨盥洗、进餐、聊天、睡觉，用不着出门远行；狂风暴雨之夜，你最巴不得到达的，正是这么一个栖身之处，里头一切家用必需品应有尽有，何况又没有家务之累；在那里，厅堂里所有金银财宝，你管保能一览无余；每一件常用物品全都挂在木钉子上；在那里，既是厨房，又是配餐室，客厅，卧室，储藏室，也是阁楼；在那里，你能看得见诸如木桶、梯子这类必需品，还有像碗橱之类用起来很方便的东西；你还听得见水壶在沸腾，你要向给你做饭的火灶和给你烤面包的炉子致敬；在那里，必不可缺的家具和器物成了主要的装饰物；在那里，洗过的衣物不用晾在外面，炉火不熄灭，女主人也不会嗔怒；厨子下地窨子时，有时也许请你打开活板门，这样你也不必用脚去踩，就知道地上哪儿是牢实的，哪儿是虚空的。一幢房子像鸟巢似的全部向外敞开，让人一目了然，你可以从前门进去，从后门出来，却看不见住在里头的人；在那里，就算做客人，照样享受到一切自由待遇，不是被摈于它的八分之七以外的地方，关在一间特殊的斗室里，还关照你，说什么宾至如归等等——其实把你幽禁起来。现下主人决不会邀请你到他的
壁炉边去，而是叫来泥水匠给你在走廊里头另砌一个火炉，所谓“殷勤招待”乃是一种跟你保持最大距离的诀窍。说到烹饪，自然窍门很多，多得仿佛他想要毒死你似的。我知道我到过好多人家府邸，本来很可能被他们依法着令我离去的，但我并不知道自己去过许多人的家里；如果说我走到了像我所描述过的巨宅里，我倒是不妨身穿旧衣去拜访过着俭朴生活的国王和王后；但是，如果说我万一在现代宫殿里被逮住了，那么，我真巴不得学会掉头溜走就得了。

看来我们的社交语言已失去了它的全部活力，完全退化为闲扯淡
；我们的生活如此远离它的符号，它的隐喻和借喻又显得如此牵强附会，可以说，只好通过滑道和升降梯来传递了；换句话说，客厅离厨房和作坊太远了。就算进餐，通常讲的也不过是进餐的大话罢了。好像唯有野蛮人住地跟大自然和真理挨得太近了，反而可以向他们借用比喻似的。远在“西北边陲”或者“马恩岛”

[6]

的学者，他又怎么会知道厨房里说的是什么彬彬有礼的语言呢？

但是话又说回来，我的客人里头只有一两个，还算胆子不小，留下来和我一块儿喝玉米面粥；可惜他们一看见危机露头时，就急吼吼地落荒而逃，好像危机会把这屋子震塌似的。后来结果呢，反正那么多玉米面粉给熬好了，这屋子依然好端端地屹立着。

直到天气真的冰冰冷了，我才开始抹灰浆。为了这件事，我划着小船从湖的对岸运回来更洁白、更干净的沙子，反正有了小船这种运输工具，必要时，就算去的地方更远，我也没有二话。就在这时候，我的屋子每面墙，都给钉上了木板条，从高头一直到齐墙根。钉木板条时，我挺高兴，只要一锤子下去，就把钉子牢牢地给钉死。我一心追求的是，要干净利落地把灰浆从木板条上抹到墙头上。我忽然想起了一个自高自大的家伙的故事，此人身穿优质衣服，老是在村子里东逛西荡，给工人们出主意。有一天，他心血来潮，想用实干取代空谈，于是，他把袖子一捋，操起一块灰浆工用的板子，用瓦刀把灰浆装上，干得好歹没出差错，稍后，他得意扬扬地瞅了一下高头的木板条，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灰浆抹了上去，不料整坨灰浆马上掉在他那气呼呼的胸脯上，真的是丢人现眼啊。我对抹灰浆倒是十分欣赏，因为它既经济，又方便，有效地抵御了寒气，而且抹过后又显得那么光洁、好看。我也了解到泥水匠很容易遭到各种意外事故。我很惊奇地发现，那些砖块竟然干渴得那么厉害，我还来不及把灰浆抹平整，水分早给砖块吸干了；我还惊奇地发现，为了新砌一个壁炉，我真不知道耗去多少桶水呢。前一个冬季，我把我们大河里寻摸到的珠蚌贝壳（拉丁文学名Unio fluviatilis）烧制成少量石灰，为了准备做实验；因此，我也就知道我的材料是从哪儿来的。说不定我在一两英里以内，可以找到上等的石灰石，亲自动手烧制，要是我乐意的话。

就在这时候，最背阴、最浅的小水湾里已经结了一层薄冰，比整个湖面结冰早了好几天，乃至于好几个星期。第一块冰特别耐人寻味，也显得特别完美；它质地坚硬，呈浅黑色而又透明，这对观察浅水处的湖底来说是一个绝佳机会。你不妨全身趴倒在一英寸厚的冰面上，像一只掠水虫似的，笃悠悠地琢磨研究湖底，离你才不过两三英寸，赛过玻璃后面的一幅图画，不消说，这时水始终是平静的。湖底的沙子上有很多沟槽，一些生物在沟槽里头爬过来，又循着原路爬回去；至于残骸，到处可见，全是白石英细颗粒形成的石蚕壳。也许那些沟槽就是它们留下来的，因为你发现在那些沟槽里头有它们的残壳，尽管这些沟槽又深又宽，断断乎不是它们一蹴而就。但冰凌本身是最耐人寻味的事物，因此，你务必不失时机地去琢磨研究它。你要是在结冰后那个早上来仔细观察它，就会发现，那些乍一看好像在冰凌里头的气泡，实际上依附在冰面上，还有更多的气泡正从水底不断地泛上来；再说，这冰凌相当坚实而又发暗，所以，你才可以透过它看到了水。这些气泡的直径，有的是1英寸的八十分之一，有的是1英寸的八分之一，它们非常清楚，非常美丽，透过冰凌，你可以看见你的脸儿映照在气泡上。每一平方英寸里头，也许就有三四十个气泡。还有一些气泡已经在冰凌里头，狭小的，椭圆的，垂直的，大约半英寸长，呈圆锥体，顶尖朝上；如果说是刚才冻结的冰凌，常常会有细小气泡，一个浮在另一个上头，望过去宛如一串珠玑似的。不过，冰凌里头的气泡，并没有像附着在冰凌底层的气泡那么多，也没有那么明显。有时候，我常常往冰凌上扔一些石子，试试看冰凌有多大力度，那些砸破冰面的石子会把空气也带了进去，在冰凌底下形成个儿特大而又特别显眼的气泡。有一天，我过了四十八小时后，再回到老地方去，发现这些个儿大的气泡依然完美如初，尽管那儿又结上了厚达一英寸多的冰凌，因为从一块冰凌边上的裂缝里，我看得清清楚楚。不过，前两天，天气挺暖和，好像小阳春似的，那冰凌就不怎么透明了，呈现出湖水的深绿色，而湖底有一点儿浑浊，呈现灰白色，冰凌比前时厚了两倍，却没有过去那么结实，因为气泡受热后大大地膨胀，积聚在一起，打乱了原有的格局；它们不再是一个浮在另一个上头，倒是像从一个袋子里倒出来的银币，一个个堆压在一起，或者说，就像一些薄片似的，仿佛填补一些细微的裂缝。冰凌之美早已无影无踪，再想琢磨研究湖底，已是为时太晚。出于好奇，很想知道，在新近结成的冰凌中，那些个儿大的气泡占着什么位置，于是，我凿取了一块含有中型气泡的冰，让它翻个身，底儿朝天。新结的冰凌是在那个气泡周围和底下形成，所以，气泡就在两块冰的中间。它完全处在底下的冰层，但又贴近上层冰凌，扁平形，或者说，也许有点儿像扁豆形状，圆边，深四分之一英寸，直径四英寸；我惊奇地发现，正对着气泡的底下，冰凌融化很有规则，好像倒置的茶碟形状，中间高度为八分之五英寸，水和气泡之间有一条薄薄的分界线，薄得几乎还不到八分之一英寸；这条分界线里好多地方，小气泡往下爆裂，也许在个儿最大、直径为一英尺的气泡底下，压根儿就没有冰凌了。我由此可以断定，我头一次看到附在冰凌底下的无数小气泡，这时也给冻在冰块里头，每一个小气泡程度不同地在冰凌底下起了类似取火镜的作用，要使冰凌融化殆尽。这些小气泡就是微型气枪，让冰凌融化时爆裂有响声。

最后，冬天真的呼啦地来到了，我那抹墙的活儿刚完，狂风开始在我屋子周围呼啸，仿佛直到此刻它才被允许呼啸似的。一夜又一夜，鹅群在黑暗中伴随着尖叫声、拍翅声，笨拙而又缓慢地飞过来，甚至大地上已铺满白雪之后还会飞过来，有的落在瓦尔登湖上，有的低低地掠过树林子，飞向美港，打算去墨西哥。有好几回，已是十点钟或者十一点钟，我从村子里回家，忽听见一群鹅或者是一群野鸭子在走动，在我屋后湖沼边上，踩着树林子里的枯叶，四处觅食；它们匆匆离去的时候，那领头鹅的低唤声还隐约可闻。1845年，瓦尔登湖在12月22日夜间第一次全部封冻，而佛林特湖和其他水位较浅的湖和康科德河早在十天前就封冻了；1846年封冻的日子是12月16日；1849年大约在12月31日；1850年大约在12月27日；1852年是1月5日；1853年是12月31日。11月25日起，大地全是皑皑白雪，突然间我被冬日雪景包围住了。我万般无奈，只好躲进自己的小窝儿，巴不得在屋里和心里点燃起一簇旺亮的火堆。这时，我去户外的差使，就是到森林里去寻摸枯木，然后手提或者肩扛回家转，或者有时候，胳臂底下分别夹住一棵枯死的松树，就这么着拖到我的披屋里。这棵枯树曾经是昔日森林围栅，有过多么风光的岁月，如今让我拖着它相当费劲儿。我把它祭献给火神伏尔甘

[7]

，因为过去它已祭献给护界神特尔米努斯

[8]

了。这是多么意味深长的一件事啊，据说人类晚饭的由来是这样的，当初有人到雪地里去猎取，不，你不妨可以这么说，去偷燃料，拿去烧晚饭的！他的面包和荤腥果然都很香喷喷呢。我们大多数村镇，在森林里都有各种木柴和废木料，足够人们生火，可是当前它们却没有给人们带来温暖，而且，有人还认为，它们会妨碍幼林的生长。湖上还有一些漂过来的木材。夏天，我发现过一排油松原木（树皮还留着）扎成的木筏，是当年爱尔兰人造铁路时钉在一块儿的。这里头有一部分，我已经拖到了湖岸上。在湖里浸泡过两年多，随后高地上又晾了六个月，它却是顶呱呱的好木材，尽管部分吸水太多，还没有完全干透。冬天里，有一天，我就这么着聊以自娱： 我把这些木头一根根从湖上拖过去，差不多有半英里远，一根十五英尺长的原木，一头搁在我肩头上，另一头搭在冰凌上，就像溜冰似的一路滑行过去；要不然，我用桦树条把好几根木头捆在一块儿，随后，用一根长一点的、头上带钩的桦木棍或者桤木棍钩住它，打从湖上拽过去。这些木料完全被水浸泡过，沉甸甸像铅块，可是，它们不仅经烧，而且火苗儿特别旺；不，我觉得，正因为湖里浸泡过，这些木头才更好烧，仿佛经过水里浸泡过的松脂，在灯笼里更加经烧一样。

吉尔平

[9]

描述英格兰的林中居民时说：“有些人已侵占了土地，于是，在森林的边界就这样筑了围栅，造了房子。”“古代森林法认为，这是一起严重的侵害行为，应当以侵占公地的罪名给予重罚，因为这使飞禽恐惧，森林受害。”不过，我对野味和森林的保护要比猎人和樵夫更加关注，仿佛我自己就是护林官一样。如果说森林有一部分给烧掉了，哪怕是我自己不小心造成的，我也会感到创巨痛深，要比领主悲痛得更持久，也更难得到安慰；不，还有呢，就算树木是领主自己砍掉的，我照样会感到痛心。我倒是希望我们的农场主们在砍伐一片森林时，也能感受到某种恐惧，就像古罗马人在神圣的森林（拉丁文为Lucum conlucare）里为了多透进一些阳光，砍掉少些树木，以便长得更稀疏时所感受到的那种恐惧，这是因为古罗马人相信那片森林已奉献给某些天神的。古罗马人先是赎罪，然后祈祷，不管你是男神还是女神，这片森林是专门奉献给你们的，请赐福给我和我的一家，以及子子孙孙吧。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当今时代，在这个新的国家，林木毕竟还是极有价值，这种价值要比黄金的价值更加久远，也更加普遍。我们已经有了许多发现和发明，但还没有哪一个人走过一垛木料时能无动于衷。林木对我们来说，就像对我们的撒克逊和诺曼祖祖辈辈一样是弥足珍贵的。如果说当年他们是用木材做弓箭，那么，如今我们就用木材来做枪托。三十多年前，米绍

[10]

就说过，在纽约和费城，木头燃料的价格“跟巴黎质地最好的木料价格几乎相同，有时也许还会超过，尽管这个巨大的首都每年需要三十多万考得的木材，周围三百英里的平原上又都是耕地”。在我们这个镇上，木材价格差不多在持续上涨，唯一的问题是，今年的木材价格比去年究竟要上涨多少。机工和商人亲自出马到森林里来，不为别的，管保是参加木材拍卖会，甚至愿出高价，获得伐木者离场之后捡取零星木料的权利呢。不知有多少岁月流逝而去了，人们老是到森林里头寻寻觅觅的，不外乎就是燃料和艺术的材料；新英格兰人、新荷兰人、巴黎人、凯尔特人、农场主和罗宾汉、古迪·布莱克和哈里·吉尔

[11]

，来自世界各地的王子和农民，以及学者和野蛮人，大家同样要到森林里头拿几根木头去生火取暖、做饭。就算是我，断断乎也少不了它的。

每个人看着自己的柴火堆，都会喜形于色。我喜欢把我的柴火堆码在窗前，劈柴劈得越多，越能勾起我对自己愉快工作的回忆。我有一把管保没人会要的旧斧头，冬闲时，我就坐在屋子向阳那一边用它来砍我从豆子地里挖出来的那些树桩头。就像我犁地时租用的马车主人预言过的，这些树桩头给予过我两次温暖来着，一次是我把它们劈成柴爿的时候，另一次是它们着火燃烧的时候，反正再也没有别的燃料能发出比它更多的热量来。至于那把斧头，有人劝我拿到村里铁匠那儿去“淬淬火”；可我是自个儿给它“淬火”的；而且，还从树林子里寻摸到一根山核桃木给它装上个斧把，用起来就更得手了。虽说这斧头很钝，但至少很管用吧。

两三片油脂松木，不啻是一大珍宝。想一想如今大地深处还秘藏着不知多少这种引火燃料，真的是匪夷所思了。前几年，我经常到光秃秃的山坡上进行“勘探”，从前，那儿有过一片油松林，我还刨出过一些油脂松树根茬来。它们几乎是坚不可摧的。那些树桩头，少说也有三四十个年头了，树心里头还很好，尽管边材已经腐朽了，那厚厚的树皮，在离树心四五英寸处，形成一个圆环，与地面接齐。你带上斧头和铲子对这种矿藏进行勘探，顺着那黄澄澄的牛油脂似的骨髓一样的储藏物一直挖下去，或者说，就像你挖到了大地深处的金矿的矿脉一样。但是，通常我是用树林子里的枯树叶来引火的，那还是我赶在下雪前就储存在披屋里的。青翠的山核桃木劈成细细的棍儿，伐工者在树林子里宿营时，常拿它来引火的。这种引火柴，我时不时总要储存一点儿。村民们远在天边生火的时候，我的烟囱里也会冒出袅袅的青烟来，让瓦尔登峡谷里各种山野居民都知道，我是醒着的——

双翼轻盈的青烟，伊卡罗斯之鸟，

往上升腾，你的羽翼将会熔化掉，

悄无声息的云雀，黎明的信使啊，

盘旋在屋舍上空，当作自己的窝；

要不然你是逝去的梦，子夜时

迷幻的身影，撩起你的衣裙；

长夜里给星星披上了面纱，

白日里遮住了亮光和太阳；

去吧，我的薰香，从围炉这儿飞起，

请求天上诸神，宽恕这明亮的火焰。

那碧绿的硬木刚刚劈开，尽管我生火时用得很少，我觉得却比别的木料更为相宜。有时，我在冬日午后，炉火很旺的时候，外出溜达去了，过了三四个钟头回家转，火苗儿依然在闪闪发光。我出门之后，屋子好歹也算不是空荡荡的，仿佛我留下了一位愉快的管家似的。住在这小屋里的是我和炉火；一般来说，我的这位管家真的是忠实可靠。殊不知有一天，我还在屋外劈木柴，猛地想到该去窗口上一眼，看看屋子里会不会着了火；在我的记忆中，唯独这么一次让我为这等事特别烦心；就这么着，我一看，不好了，一个火花星子把我的床铺烧着了；二话没说，我赶紧进屋去把火给扑灭了，还好它只烧掉巴掌大的一小块。不过，我的屋子方位很好，阳光充足，可避风雨，屋顶又挺低，所以，后来在任何一个冬日午后，我差不多都把炉火熄灭掉。

鼹鼠在我的地窨子里做窝儿，把土豆啃掉了三分之一；它们甚至利用我抹墙剩下来的一些毛发和牛皮纸，给自己搭了一个舒适的小窝铺；因为哪怕是最最富有野性的动物，也跟人类一样，眷恋舒适和温暖；也正因为它们如此小心翼翼地筑了窝儿，它们才能安然越过寒冬存活了下来。我的一些朋友说，仿佛我到树林子里来，就是存心让自己给冻成冰棍儿呢。野兽仅仅在一个避风处搭上一个小窝铺，靠自己的体温来取暖；可是，发现了火的人类，把空气关在一个宽敞的房间里来取暖，反正他不是靠自己的体温来取暖，而是把那个房间当作自己的床铺，在那个房间里头，他可以安之若素，用不着穿上很厚的衣服，在冬天就像夏天那样暖和，通过窗子可以让阳光照进室内，点了灯如同白昼延长一样。他就这么着比本能超前了一两步，省出时间来从事美术创作。当我长时间置身于狂风之中，周身就开始麻木不仁，可是，我一回到我家中温馨的氛围里，马上就神清气爽，延年益寿。说实话，就这一点来说，即便身居豪宅的人也没得什么好吹嘘的，我们也不必自寻烦恼，揣测什么人类最后如何毁灭。只要北方刮来稍微强劲一点的狂风，随时都可以切断他们的生命线。我们常常用“寒冷的星期五”和“大雪天”来计算日子的；反正星期五更冷一点，或者雪下得更大些，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恐怕就会告一段落。

第二年冬季，为了省俭起见，我改用一个很小的火炉，因为这片森林毕竟并不是归我所有；但这个小火炉不像敞开的壁炉那样老是火苗儿很旺。那时候，烹饪八成儿不再富有诗意，仅仅是一个化学过程罢了。在使用火炉的日子里，人们很快就忘掉了，从前自己跟印第安人一样，在余烬里头烘烤过土豆。火炉不仅占地方，熏得满屋子烟雾腾腾，连火苗儿都看不到，我觉得好像自己失去了一位伴侣似的。你在火光中总是能看到一张脸儿。傍晚时分，人们在劳动之余，两眼凝望着火苗儿，会使白昼积存的俗世杂念一一得到净化。可我再也不能坐下来守望火苗儿了，有一位诗人所写的深中肯綮的诗句，使我充满了新的力量——

明亮的火焰啊，你是生活的映像，

你可爱可亲之情，别舍不得给我。

如此光芒迸射，莫非是我的希望？

入夜如此低沉，难道我气运不旺？

你平素深受人们欢迎和爱戴，

缘何被逐出我们厅堂和炉台？

难道你一生太沉湎于幻想，

不给芸芸众生一点儿光亮？

难道你那神秘的光芒不是在

跟我们的心灵神交？心照不宣？

是的，我们安全又强健，因为此刻

坐在火炉边，没有黑影儿在晃动，

也没有欢乐伤悲，只有一团火

温暖我们的手足——希望并不高；

有了它这密集又实用的一堆火，

在它身旁的人不妨闲坐打盹儿，

别害怕从幽暗中游荡过来的鬼魂，

古树火光忽明忽暗地跟我们对话。

[12]

[1]
尼布甲尼撒二世（公元前630？ —公元前562），巴比伦国王，曾侵占叙利亚和巴勒斯坦，攻占并焚毁耶路撒冷，将大批犹太人驱逐至巴比伦，在位时修建巴比伦城和空中花园。

[2]
此处是拉丁文。

[3]
夸脱： 谷物等容量单位，约8蒲式耳。

[4]
配克： 谷物等容量单位，约8夸脱或2加仑。

[5]
此处原文为King and queen posts，光从字面看，意为“国王和王后柱”。

[6]
又称“人岛”，位于爱尔兰海上的一个岛屿。

[7]
古罗马神话中火与锻冶之神，亦称火神。

[8]
古罗马神话中保护界标之神，亦称护界神。

[9]
吉尔平（William Gilpin， 1724—1804），英国作家，他走遍英伦三岛，对他的游历给予诗一般的描述，其文风为后人所仿效。

[10]
米绍（1746—1802），法国植物学家。

[11]
此处指英国著名诗人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的名诗《古迪·布莱克和哈里·吉尔》里的一些人物。

[12]
引自美国田园诗人胡珀（Ellen Sturgis Hooper， 1812—1848）的名诗《柴火》。

原住民，冬日来客

我经历过好几次愉快的暴风雪，在炉边度过了一些欢畅的

冬日夜晚，大雪在外头疯狂地打旋儿，甚至将猫头鹰的尖叫声都盖过去了。好几个星期以来，我外出溜达时连一个人都没碰见过，除了偶尔来树林子里伐木的人，用雪橇把木柴拖回村里去。不过话又说回来，倒是大风大雪唆使我在树林子最深的积雪中开辟出一条小路来，因为有一次我穿过树林子时，大风把橡树叶子吹到我踩踏出来的脚印里，它们留在里头，吸收了阳光，把积雪给融化了，这么一来，我不仅脚下有了干爽的路面可走，而且入夜以后，它们那黑糊糊的线条就给我引路。至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活动，我不得不想起了树林子里那些原住民。我们镇上有好多人都还记得，那些原住民的欢声笑语曾经在我屋子附近那条大路上回荡，我屋子四周全是树林子，这里那里点缀着他们的小花园和小屋子，不过，那时节，繁茂的树木遮挡得比现在更要严严实实。有些地方，我自己都记得，松树的枝杈会同时刮破轻便马车的两侧，妇女和孩子们不得不单独步行到林肯去的，经过这儿不免有些心里发毛，往往还要一溜小跑上一段路。虽然大体上说，这只是一条通往邻村的不起眼的小道，或者换句话说，是专供伐木那帮人行走的小道，但由于它当年万种风情，倒是给观光客带来更多的情趣，并在他们的记忆里久久萦绕不去。如今，从村子到树林子，中间有一大片空旷的田野，那时这条小道打从槭树林的沼泽地穿过，路基底下全是原木，直至今日，在眼前这条尘土飞扬的公路下面，毫无疑问，仍然看得到它们的残迹；这条公路是从斯特拉顿，亦即现在的济贫院农场，径直通往布里斯特山。

加图·英格拉哈姆就住在我的豆子地东边，公路的对面；他是康科德村乡绅邓肯·英格拉哈姆老爷的奴隶，这位老爷给他的奴隶造了一间房，允许他住在瓦尔登树林子里——我在这儿提到的加图，不是尤蒂卡的那个加图，而是康科德的这个加图。有人说他是几内亚人。有少数人还记得他那个核桃林里有一小块地，他把核桃树培育成林，赶明儿他岁数大了，打算派用场呢；殊不知到头来还是落到了一个年纪轻轻的白人投机家手里。反正眼下他还有一间同样狭小的房子。加图的迹近湮没的地窨子洞口还依稀可见，但早已鲜为人知，因为边上有一排松树把它挡住了，人们就算走过，也都看不见。如今，那里长满了光洁的漆树（拉丁文学名Rhusglabra），最原始品种的黄花（拉丁文学名Solidago stricta），也长得很茂盛。

在我的地块的边角上，离镇更近些，有一个黑人妇女名叫齐尔法，住在小小一间房里，她在那里替镇上的人织亚麻布。她有一副特别好的嗓子，她那嘹亮的歌声在瓦尔登树林子里回响着。后来，在1812年战争中，她的住房被英国兵——这是一伙凭誓获释的俘虏兵——放火烧掉了；当时，幸好她不在家，可她的小猫、小狗和老母鸡通通给烧死了。她过的艰苦的生活，简直不像是人过的。一个常来树林子转悠的人记得，有一天中午，他路过齐尔法的家门口时，听见她冲着沸腾的水壶喃喃自语道——“你们全是尸骸，尸骸啊！”我在橡树林里，还看到了砖头呢。

循着公路下行，靠右边，布里斯特山上，住着布里斯特·弗里曼，“一个心灵手巧的黑人，”他一度是卡明斯乡绅家的奴隶——当年布里斯特栽培的苹果树，至今仍在那儿，现已长成很大的老树了，我觉得，它们结出的果实，口感依然是地地道道的野苹果味道。不久前，我在老林肯墓园里看到他的墓志铭，在他的墓碑附近，是一些无墓主姓名，亦即从康科德撤退时倒下的英国掷弹兵的坟墓——他的墓碑上写的是“西皮奥·布里斯特”

[1]

——他倒是有资格叫做西庇奥·阿非利加努斯的——“一个有色人种，”好像他已褪了色似的。我从墓碑上知道，上面还特别强调他是在什么时候死掉的；这仅仅是间接地告诉我他曾经饱尝过尘世况味罢了。和他住在一块儿的是他的妻子芬达，她殷勤好客，会替人算命，总让人听了很开心——长得个儿挺大，圆圆的，黑黑的，比黑夜里哪一个孩子还要黑，这么一个黑不溜秋的肉球，在康科德真可以说空前绝后。

沿着小山再往下走，靠左边，在树林子的古道上，是斯特拉顿家族庄园的地界；他们家的果园一度遍及布里斯特山的所有山坡，可惜老早就被油松所吞没，只剩下一些残株，它们的老根上至今还长出好多枝繁叶茂的野树来。

离镇更近些，在大路的另一边，恰好在树林子的边沿上，你就来到了布里德的地方；这个地方因为有过一个妖怪而出了名；虽然这个妖怪在古代神话中没有明确记述，但它在我们新英格兰人生活中却扮演着很显眼、很惊人的角色，就像任何一位神话人物一样，总有那么一天，应该有人给他写一部传记似的；最初，他是乔装打扮成一个朋友，或者一个雇工来的，没有多久就洗劫了，乃至于杀害了主人全家老小——真是新英格兰一大怪；但是历史想必还没有把此间上演过的所有悲剧一一记述下来；不妨让时间从中斡旋，给这些悲剧清除一些哀痛，添上一丁点儿蔚蓝的色彩吧。有一个最含糊不清的传说，说这儿从前有过一家小酒店；此外还有一眼井，就是这井水兑在路人的饮料里特别好喝，并使他的坐骑很快恢复活力。在这里，人们相互打个招呼，听听新闻，相互传告，然后各自上路。

布里德的小屋虽然早就没有人居住了，但在十二年前还矗立在那里。它跟我的小屋大小差不多，那是一个总统大选的夜晚，如果说我没有记错的话，是几个淘气的小男孩放火把它烧掉的。当时我住在村子的边上，还在捧读戴夫南特

[2]

的《龚迪伯特》出了神，那年冬天，我得了瞌睡病——顺便说一下，我可不知道，这毛病是不是家传的，反正我有一个大叔，连刮胡子的时候都会睡着了，因此，每逢礼拜日不得不下地窨子去摘掉土豆上的芽儿，就是让自己保持清静，守安息日；要不就是因为我想精读查尔默斯

[3]

的《英国诗选》，一首也不跳过去，结果导致了昏睡。这部诗选简直把我的神经

[4]

给征服了。我读着读着脑袋越来越耷拉下来，猛然间火警的钟声响了，救火车飞也似的赶了过来，冲在前头的是一大帮子大人和孩子，而我跑在最前面那帮人里面，因为那条小溪我纵身一跃就过去了。我们都以为着火地点远在树林子南边——以前我们都去救过火的——什么谷仓啦，店铺啦，或者什么住宅啦，或者是所有这一切通通着了火。“是贝克家的谷仓着火了。”有人大声嚷道。“是考德曼宅子着火了。”另一个人打包票说。随后，鲜亮的火花星子升上了树林子上空，仿佛屋顶塌下去了，我们大伙儿都扯着嗓门高喊：“康科德，快快来救火呀！”马车急如星火般驶去，车上挤满了人，说不定里头还有保险公司经纪人，反正不管有多远，他们是哪儿有火就往哪儿赶的；可是，救火车的铃声不时在后头响起来，越来越慢，越来越稳当，落在了大伙儿的最后面，就像事后人们窃窃私语的，也许正是他们这拨人先放了火，再去报警的。就这么着，我们继续往前赶，像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不相信自己感官提供的证据，直到在大路上拐弯时，我们听见了劈里啪啦的爆裂声，真的感受到墙那边传过来的热度，这才猛醒过来，老天哪！我们就在火场来着。火场倒是近了，我们的热情反而凉下来了。开头，我们打算把一个蛙塘里的水都浇到大火上去；但后来还是随它烧下去，这小屋子已经烧得差不离，救也是白搭。于是，我们围着救火车伫立着，相互之间推推搡搡，通过喇叭筒表达我们的观点，或者压低声音，谈到世人们目睹过的所有大火灾，包括巴斯考姆家的商号失火在内，而在我们自己一些人之间，却想到： 如果我们自己的“老爷船”

[5]

及时赶到，旁边又有一蛙塘的水，也许我们可以把最后这场骇人的大火变成另一场大洪水的。最后，我们一点儿恶作剧都没干就全部撤退，回去睡大觉。我呢，回去就看《龚迪伯特》。不过，说到《龚迪伯特》，序言里头有一段话，说机智就是灵魂的火药——“大多数人不懂得机智，就像印第安人不懂得火药。”这段话，我可不敢苟同。

转天晚上，大约在同一时刻，我穿过田野，正好走过那里，猛地听见一阵低沉的哭泣声。我摸黑走近去一看，发现这个人我认识，他是这个家族的唯一幸存者，继承了这一家人的善与恶，只有他还记挂着这场大火，这时趴在地上，眼看着地窨子的断垣残壁还在冒烟的余烬，喃喃地自语，如同往常一样。他整天价在河边草地那儿干活，但凡有时间也会抽空过来，看看他的祖上的老宅子，他自己的青春岁月就是在那儿度过的。他老是趴在那个地窨子上头，从各个视角、各个方位，轮番地仔细察看，仿佛那儿石板里头藏着他还记得的金银财宝，其实，如今什么都寻觅不到，只有一堆堆碎砖和灰烬。房子早已荡然无存了，他眼前看到的只是一片废墟。此刻我来到他面前所隐含的同情，好歹使他得到不少宽慰。他指给我看已被覆盖住的那口井，天色已黑了，尽可能去看一看；真是谢天谢地，那口井是断断乎烧不掉的；他沿着墙根摸索了老半天，总算寻摸到了他老爸亲手制作并且亲手架起来的井水提取装置，摸一摸那钩住盛满水的井桶往上提的铁钩或者铁扣——如今，他抓得住、摸得着的，也仅仅是这一个玩意儿了——他要我相信它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提水装置”。我就摸了一下它，后来我差不多每天出去溜达时，总会过去看看它，因为它上头还悬挂着一个家族的兴衰史呢。

在左边，就在看得见水井和墙边丁香花的今天那块空地上，纳廷和勒·格罗斯曾经在这里住过，不过都回林肯那儿去了。

比以上这些地方更远的树林子里，离湖最近的边上，陶工韦曼擅自占用一块地；平日里他给镇上的人制作陶器，还让自己后代继承他的手艺。他们活在世上可以说很不宽裕，只是默许他占住这块地；县里治安官

[6]

常常跑来收税，也老是白跑一趟，“扣押一件破玩意儿，”走走过场罢了，我看过他的账目，舍此以外确实身无长物。仲夏时节，有一天，我正在锄地，有一个人驾着一辆满载陶器的马车去赶集，到了我的地头边，他就勒马停了下来，向我打听有关小韦曼的情况。很久以前，小韦曼向他买过一个陶轮

[7]

，他很想了解一下小韦曼今日里怎么样了。过去我在经文里读到过陶工的泥坯和陶轮，但从来没有想到过，我们所用的陶器，并不是纤毫无损地从那时候留下来的，或者说就像长在树上的葫芦一样，所以，听说在我的街坊里头，有人从事这种塑造艺术，我心里挺高兴。

在我之前，这些树林子里最后一位居民，是爱尔兰人休·夸尔（如果写成科尔也无妨），借住在韦曼的屋子里——人们管他叫夸尔上校。据说他以一名战士身份，参加过滑铁卢战役。如果今天他还活着，本来我应该让他重上战场，一显身手。他在这里是靠挖沟过活。拿破仑去了圣赫勒拿岛；夸尔来到了瓦尔登树林子里；据我所知，他是一个悲剧性人物。他很讲究风度，就像见过世面的人似的，他说起话来特别彬彬有礼，那是你断断乎没有听到过的。到了仲夏时节，他身上还披着一件厚大衣，因为他患着震颤性谵妄症，连脸色都红得像抹上胭脂似的。我入住树林子后不久，他就死在布里斯特山脚下的大路上，所以，在我的记忆中没有他这个邻居。他的房子还没拆掉以前，他的同道都把它当作“凶宅”而退避三舍，可我倒是对它实地走访过。只见他的那些旧衣服都已穿得皱皮疙瘩，就像他本人似的，乱堆在那张高高隆起的木板床上。搁在壁炉上的，是他的破烟斗，而不是一只在泉水边打破了的碗。布里斯特泉水永远也不会成为他死亡的象征，因为他向我坦承过，他尽管早就听说过布里斯特泉水，却一辈子都没见到过；粘满尘埃的纸牌，什么方块、黑桃和红心、老K等等，满地都是。一只黑色小鸡没让遗产管理人捉去，它的羽毛乌黑得像黑夜，一气不吭，默默地等待列那狐

[8]

，它依然栖在隔壁房间里头。房子后头花园的轮廓，至今依稀可见，那里草木种下以后一次都没有松过土、除过草，因为主人患病后周身一直在震颤，不过如今已到了收获时节了。园子里长满了罗马苦艾和叫化草，这后一种草的果实都黏附在我的衣服上。一张土拨鼠毛皮新近剥下来的，紧绷在房子的后头，这是他最后一件滑铁卢的战利品；反正如今他再也不稀罕什么温暖的毛皮帽子或者手套了。

现在，地上只有一个浅坑，还让人看得出这些旧宅的遗址，地窨子里的石块已被掩埋，草莓、紫莓、榛子灌木丛，以及漆树，全都生长在阳光灿烂的草皮那边；一些油松或者多节的橡树，已从往昔烟囱那个角落里长了出来。当年门前石阶那儿，也许还有一棵芳香的黑桦树在摇曳呢。有时，水井的凹坑至今还能依稀可见，原先这里有过泉水，如今只有干枯的无泪的野草；要不然，这家族的最后一个人离去时，从草地里搬来一块石板，将水井深深地盖住了——反正赶明儿总会被人发现。把水井掩盖起来——想必是令人伤心的事，泪泉随之汩汩地喷涌。这些地窨子的凹坑，好像被遗弃的狐狸窝、旧洞穴，全是往昔人类沸腾生活留下的遗迹，当时他们用不同的形式和不同的方言讨论过何谓“命运、自由意志、绝对的预知”等问题，但是，据我所知，他们讨论的结果不外乎是“加图和布里斯特扯过羊毛”，这差不多就像极有名的哲学流派的历史一样发人深省。

大门、门楣和门槛消失了一个世代以后，丁香花树至今依然枝繁叶茂，每到春天，鲜花怒放，香气四溢，喜爱沉思的观光客都会前去采摘；过去是孩子们在前院的小小地块上亲手栽下和呵护过的——如今却落到了杳无人迹的草场颓垣边上，把位置让给了一些新的拔地而起的树林子——这些丁香花树就是这个家族唯一的幸存者，也是这个家族最后的孑遗。黑黝黝的孩子们压根儿想不到，他们在住宅背阴处插下只有两个芽眼的细枝，经过他们天天浇水，就这么深深地扎下了根，没承望活得比孩子们的岁数还大，而且活得比在后头给它遮阴的宅子本身寿命更长，甚至比大人们的花园和果园沿革更悠久，在他们长大、去世后又过去了半个世纪，丁香花树却悄悄地把他们的故事讲给一个孤独的漫游者听——丁香花儿开得好美，而且，芳香四溢，宛如在第一个春天里开放一模一样。丁香花那种依然娇嫩、淡雅和欢快的色彩，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个小村子，按说是大有可为的好苗子，为什么它却倏忽消失，而康科德还留在原地呢？难道说它不具备自然资源优势——比方说，水源不足吗？啊，深深的瓦尔登湖，清凉的布里斯特泉——常喝这些水有益于健康，该有多好，惜乎人们压根儿没有加以利用，只不过用它去稀释他们的杯中之物。他们都是清一色酒徒。为什么就不能让编篮子、扎马厩扫帚、织席子、烤玉米、织麻布、制陶器等等行当，在这里生意兴隆起来，使荒原像玫瑰一样灼然盛开，使子子孙孙能继承他们祖上的田地呢？贫瘠的土壤至少也能防止低地的退化。天哪！这些原住民的记忆，竟然压根儿没能使这里的山山水水增光添彩！也许大自然会再次考验，让我做第一个移民，使我去年春天造的小屋子成为这个村里最古老的宅子。

我可不知道，我的宅基地上，从前有没有人造过房子。让我远离那个建造在古城废墟上的城市吧，因为这种城市是利用废墟建成，以墓地造花园。那里的土地已经泛白，并被指控，而且在还没有采取必要措施之前，说不定大地本身也会给毁掉。我就这么着回首前尘，追怀往事，仿佛使原住民重归树林子，然后自己才安然入睡。

寒冬季节，我很难得有客人来。积雪最深的时候，往往一个星期或者半个月，都没有一个人走近我的小屋，可我生活得倒是很舒服，就像大草原上的一只耗子，或者牛羊和家畜似的，据说它们埋在积雪中间很长时间，即使没有吃食，也照样存活下来；或者说像本州萨顿镇早期移民那一家人，1717年刮起那场大雪时，这个移民本人正好外出，不料他那个小茅屋全给大雪盖没了，只见烟囱里冒出来的热气在积雪中融化成一个窟窿眼儿，却被一个印第安人发现，这才使一家人得救了。不过，对于我呢，至今没有哪个友好的印第安人表示过关注；其实，对他来说，也没有必要，因为这小屋主人总是株守在家哩。好大的雪啊！听着，多有劲儿！农夫们没法驾着驴马去树林子和沼泽地了；他们不得不把自家门前的那些绿阴树砍倒；积雪变得越来越硬时，他们还要到沼泽地去砍树，待到来年开春时一看，没想到砍树那块地方，竟然离地面有十英尺高呢。

积雪最深时，从公路到我的小屋的那条小路，约莫有半英里路长，也许可用一条弯弯曲曲的虚线标出来，每两个圆点之间都有很大空当。要是有个把星期里，天气稳定，我来来去去的时候，总是迈着同样数目的步子，同样大小的步伐，故意找准我自个儿踩出来的足迹走路，精确得就像一副两脚规——原来冬天就这么着使我们循规蹈矩走老路呢——不过，这些足迹里常常映现苍穹自己的蔚蓝色。但不管是怎么样的天气，都阻挠不了我去散步，或者外出，因为我经常为了践约起见，在最深的雪地里步行八英里或者十英里，去跟一棵山毛榉，或者一棵黄桦树，或者松树林中的一个老相识会晤；积雪和冰凌使松树的枝桠都给压弯了，树梢头显得更尖峭，因而变成了冷杉似的；有时候，我踩着近两英尺深的积雪，步履艰难地向高高的山顶走去，每走一步，都像另一场暴风雪冲我头顶上扑过来；有时候，我索性用双手和膝盖在雪地里爬行、拼搏，反正当时连猎户全都回去过冬了。有一天下午，我饶有兴趣地观察一只胸部有褐色斑纹的大林鹗（拉丁文学名Strix nebulose），它栖息在一棵白皮松的低矮的枯枝上，紧挨着树干，恰好是在大白天，我站的地方离它还不到一杆远。当我走动时，两脚踩雪的声响，它是听得见的，却看不清我。我让两脚在雪地里踩得猛响时，只见它的脖子就伸了出来，脖颈羽毛竖立起来，眼睛也睁得大大的；但它的眼睑却很快又闭上，开始打起盹儿来了。我观察它半个钟头之后，自己也有点儿睡眼惺忪，瞧它就这么着两眼半睁半闭，栖息在那儿，像一只猫，或者换句话说，像猫的长翅膀的兄弟。它的眼睑之间只留着一道窄缝，这样，它和我就保持了一种半岛状的关系吧；它就这么着，两眼半睁半闭，从梦幻中往外观望，极力想知道我是何许人也： 是一个模糊不清的物体，抑或是遮住它视线的一颗尘埃。最后，也许是某个更大的声响，也许是我越走越近的缘故，它就显得很不自在了，懒洋洋地在栖枝上转了个身，仿佛它的美梦给搅乱了而很不耐烦似的。于是，它展翅起飞，穿过松树林，将它的翅膀舒展到了令人始料未及的极致，但我却一丁点儿响声都听不见。就这样，它不是靠视力，而是凭借它对周边环境的灵敏感觉，在松树枝桠之间飞来飞去，仿佛它的羽毛都是极其敏感，能在昏暗中摸索自己的飞行路线。于是，它终于找到了一个新的栖枝，也许它就会在那里安静地等待它的白昼的到来。

我从横贯草地的长长的铁路堤岸上走过时，一阵砭人肌骨的寒风迎面刮来，因为它只有到了这里，刮起来才算最痛快淋漓；反正冰霜猛打我的左颊，尽管我是一个异教徒，我也还是照样把右颊送了过去

[9]

。从布里斯特山上来的火车道上，也好不了多少。反正我还是要到镇上去，就像一个友好的印第安人，漫山遍野的积雪在瓦尔登路两侧有如墙壁似的堆积起来，只消过去半个钟头，风雪管保将行人的足迹给盖没了。我回来的时候，就在新形成的积雪里踉跄挣扎过，西北风忙不迭把粉状白雪积存在大路一个急拐处，那儿连一只兔子的足迹都看不到，更不用说一只草地耗子的些许足迹了。但不管怎么说，即使在寒冬季节，我也还看到过暖和而松软的沼泽地上，野草和臭菘依然永葆常绿，一些耐寒飞禽有时偶尔会来这里，等待大地回春呢。

有时候，虽说冰天雪地，我傍晚散步回来，会发现樵夫打从我家门里走出来的深深的脚印，在壁炉上头还有他削好的一堆碎木片，屋子里充满他抽烟斗的味道。或者，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如果碰巧我在家，听得见一个精明的农夫踩雪时咔嚓咔嚓的脚步声，谅他是大老远穿过树林子，找上门来套近乎，“拉呱儿”；他是少数“在自家农场”种庄稼的人之一；他身上穿的不是教授的长袍，而是一套工作服，他说话时动不动会援引教会或者国家的那些仁义道德，就像他从牲口棚里拉出来一车粪肥似的。我们谈到了原始时代简朴生活，那时候，人们在冷得反而有精神气的天气里，围坐在一大堆篝火边，个个头脑清醒；如果说没有别的甜点心助兴，那我们就不妨拿自己的牙齿来试一试聪明的松鼠老早丢掉好多的坚果，因为那些坚果虽然外壳挺厚，其实往往都是空心的。

有一位诗人

[10]

顶着骇人的暴风雪，踩着深不可测的积雪，大老远赶到寒舍来做客。哪怕是一个农夫、一个猎户、一个大兵、一个记者，乃至于一个哲学家，都有可能给吓退了；但是，什么也不能吓住一个诗人，因为他的一切都是从纯粹的爱出发的。他的来来去去，有谁能预测呢？他的职业就像医生哪怕上床睡觉了，也随时被叫唤出门应诊去。我们使这个小屋子里欢声笑语不绝于耳，而且好多轻声细语的清醒的谈话也在回响着，这就弥补了瓦尔登谷地很久以来的沉默。相形之下，百老汇

[11]

也会显得冷清而又荒凉了。我们俩不时纵声大笑，也许是因为刚才脱口而出的一句妙语，要不就是因为正要说到的一则笑话。我们一边喝稀粥，一边谈论许多“崭新”的人生哲学，而这碗稀粥却将宴饮之乐和哲学所必需的头脑清醒融合在一起了。

我可忘不了，我在湖边的最后一个冬天，还有一个深受欢迎的来客

[12]

，有一回，他穿过林子，顶着雨雪，摸黑赶来，后来从树丛里瞥见了我的灯光，于是跟我一起度过好几个漫长的冬夜。最后一批哲学家里头的一位——康涅狄格州把他推向了世界——早先他是兜售康涅狄格州的商品，后来，据他自己所说，就兜售他的头脑了。他至今依然在兜售头脑，赞扬上帝，贬损世人，唯独他的头脑能结出果实，就像坚果里头有果肉一模一样。我想，他必定是当今世界上还活着的最虔诚的人里头的一个。他的话语和态度始终表明，一切事物都比别人所了解的好得多；而由于时代在演进，也许他会成为感到失望的最后一个人。眼下他还没有什么冒险行动。虽然当今人们不怎么理会他，但是他一旦旗开得胜，大多数人意想不到的法则就见效了，一家之主和统治者们都会来向他求教的——

看不到清澈的人是多么盲目啊！

[13]

人类的一个真正朋友，几乎也是人类进步的唯一朋友了。一个古老的凡夫俗子，还不如说是一个不朽之人，怀着不倦的耐心与信念，阐明深深印在人身上的形象，他们的上帝实际上只是一些残碑断碣罢了。他既亲热又聪明，体察孩子、乞丐、疯子、学者，他对各种思想兼容并蓄，还常常使它臻于博大精深。我想，他应该在世界大道上开设一家旅馆，各国哲学家都可以来投宿，他的店招上应该写上：“宾至如归，役畜免进。凡有闲暇、心境平和、热切地寻求正道的人，请进来。”在我认识的人里头，也许就数他神智最健全，怪点子也最少；他昨天是啥样，明天也还是啥样。从前，我们俩一道漫步、聊天，全然将俗世凡尘置诸脑后；因为他没有向世界上任何制度起过誓，是个生来自由自在的性情中人。不论我们转身走向何处，好像天地都浑然一体了，因为他使湖光山色显得更美丽了。一个身穿蓝衣服的人，他觉得最合适的屋顶，就是映现他心境宁静的苍穹。我看不出他怎么会一瞑不视呢；大自然也还舍不得他呢。

我们各自把思想摊开来谈，就像把木片拿出来晾干似的；我们坐了下来把木片削得尖尖的，一边试试我们的刀锋，一边欣赏那些松木中清晰的黄色纹理。我们是如此虔敬地轻轻涉水而过，或者说我们是如此平平稳稳地携手并进，因此，我们思想中的鱼儿既没有从小溪中被吓跑，也不害怕在岸边垂钓的人，而是好不快活地游来游去，宛如西边天空上飘过的浮云，那五光十色的云团在那里时而生成，时而消散。在那里，我们做作业，考订神话，润饰寓言，构建空中楼阁，因为大地上提供不了良好的基地。了不起的观察家！了不起的预言家！跟他思想交流不啻是新英格兰夜谭啊！啊！我们，隐士和哲学家，还有我提到过的那个老移民——我们三个人——就这么着侃侃而谈，谈得我的小屋子仿佛在不断膨胀、摇晃；我可不敢说，在每一个直径为一英寸的圆圈上，要承受这种气氛重达多少磅的压力；小屋子已裂开了缝，以后就得填塞很多劳什子，才能防止泄漏——反正我早已捡好了够多的这类填絮。

余外还有一个人

[14]

，我和他在他的村舍里一起度过久久难忘的“美好的时光”，而他也不时到我的小屋子来；舍此以外，我在这里再也没有跟别的什么人有交往了。

反正不管到哪儿都一样，有时我也期盼过那些断断乎不会来的客人。毗瑟拿·普纳那

[15]

说：“傍晚时分，主人始终要守在院子里，等上挤完一头奶牛的时间——或者时间更长些，如果说他乐意的话——鹄候客人到来。”我常常恪尽这种好客职守，等上很长很长时间，足够挤完一群奶牛，无奈我总是没看见一个人从城里走来。

[1]
阿非利加努斯（Scipio Africanus，公元前237—公元前183），古罗马将军，入侵非洲。他的名字Scipio与布里斯特Sippio相近，他的姓Africanus与非洲Africa同一个字根，亦与布里斯特是黑人有关。

[2]
戴夫南特（Sir William DAvenant， 1606—1668），英国诗人，剧作家兼剧院经理，著有喜剧《众才子》，假面剧《爱之神殿》，诗集《马达加斯加》等，创作英国第一部公演歌剧《围攻罗得岛》，有莎士比亚“精神之子”美誉。

[3]
查尔默斯（Alexander Chalmers， 1759—1834），英国剧作家。

[4]
原文Nervii，原指公元前57年被恺撒打败的一个北方欧洲部落，而梭罗写到此处，意谓查尔默斯的诗选征服了他的神经系统，可谓一语双关。

[5]
老爷船，指行动缓慢的救火车。

[6]
县里治安官大多由民选产生。

[7]
陶轮，也叫拉坯轮，陶工使用的一种踩动脚踏板时能旋转的水平盘。

[8]
列那，寓言和民间故事中狐狸的名字；列那狐指中世纪法国叙事诗《列那狐的故事》中的著名形象。

[9]
参见《圣经·新约全书》，书中要求基督徒，人家打你的左脸，你还把右脸送上去，借以化解矛盾，所以，梭罗在此处有“异教徒”的提法。

[10]
此处指前译注中提及的诗人小钱宁。

[11]
百老汇，纽约剧场等娱乐场所集中之地，以繁华热闹闻名全球。

[12]
指阿尔科特（Amos Bronson Alcott， 1799—1888），美国超验主义哲学家，教育家。其女乃是美国文学名著《小妇人》的作者。

[13]
此句引自托马斯·斯托勒（Thomas Storer）所写的《托马斯·华斯莱传》（1599）。其中Serenity一词，意为“清澈、安详、平静、晴朗”，但在大写时，词义为“尊贵的阁下”，由此可见，梭罗在此使用该词，颇有一语双关之深意。

[14]
此处指美国著名作家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 1802—1882），梭罗的邻居、朋友、导师，对梭罗一生影响极大。

[15]
印度教的主神之一，守护神。

越冬鸟兽

各个湖里通通冻成坚冰时，不仅有了通往许多地点的崭新

捷径，而且，从湖面上环视周围熟稔的景色，也有了新的视野。从前，我常常荡舟于佛林特湖上，还在湖面上溜过冰，但我在穿过大雪覆盖后的湖面时，觉得它出乎意料地显得那么宽阔，那么陌生，使我不由得想起了巴芬湾

[1]

。举目四望，只见林肯的群山屹立在皑皑白雪的平原上，我已记不得往昔自己在那里驻足过的一些地方；在冰凌上委实分不出远近，渔夫牵着他们的狼狗慢吞吞地行走着，活脱脱像是捕海豹的猎户，或者像爱斯基摩人似的；或者换句话说，在雾沉沉的天气里，如同神话传说里的生灵忽隐忽现，我真闹不清楚他们究竟是巨人呢，还是侏儒。我晚上到林肯去讲演时，走的就是这条路，反正从我的小屋子到讲演室之间，我既不走别的路，也不路过谁的家门口。在途中要经过鹅湖，那儿是一群土拨鼠的栖居地，它们的小窝棚高高地隆起在冰凌上，可我路过时却没见过一只土拨鼠在外头。瓦尔登湖跟其他几个湖一样，通常积不了雪的，至多只有零零碎碎的一层薄冰漂浮在湖面上。待到别处积雪平均达到将近两英尺深时，我倒是可以在瓦尔登湖面上闲庭散步，而村民们却被围困在自己的街区里。这里，远离村子里的街道，很难听得见雪橇上铃铛响声，我在冰凌上又滑雪、又溜冰，仿佛置身于一个被踩平了的巨大鹿苑之中，那儿矗立着橡树和肃穆的松树，它们不是被大雪压得低低的，便是倒挂着一根根冰柱。

冬天的夜里，就算白天也一样，我常常听得到从大老远传来的猫头鹰的叫声，凄凉却又悦耳，这种声音仿佛是冰冻的大地用合适的琴拨弹奏时发出来的，正是地地道道的瓦尔登树林子的土话

[2]

，尽管这鸟儿鸣叫时我从来没见到过，但后来我对这种叫声倒也耳熟能详了。冬夜，我一推开门，往往就听见它那“呜呼——呜呼——呜呼——呜啦——呜呼”的叫声，听上去很响亮，而且头三个音节的发音，有点儿像在打招呼“你——好”似的；或者，它有时只是一个劲儿发出“呜呼——呜呼”的叫声；初冬时节，有一天夜里，湖里还没有完全结冰，约莫九点钟左右，一只野鹅嘎嘎嘎地大叫，把我吓了一跳；我刚进家门，又听见它们掠过我屋顶时的拍翅声，就像一阵风暴打从树林子里穿过似的。它们越过湖面，向美港飞去，见到我的灯光，好像不敢逗留，领头鹅一路上总是发出节奏分明的叫唤声。猛然间，有一只猫头鹰从离我很近的地方，发出了非常刺耳而又发颤的吓人的叫声；这种叫声在树林子里居民中，我可从来没听见过，却不时回答了那只野鹅的叫声，仿佛发了狠，让这个来自赫德逊湾的入侵者曝光和丢丑，它的叫声越来越大、越来越响亮，还是那么一副土腔土调：“呜呼——呜呼”，看上去非把它们逐出康科德的蓝空不可。在这深更半夜，你来惊扰我那神圣不可侵犯的城堡，究竟是什么意思？你以为，我一到夜里这个时刻睡着了，就没有你那样的肺活量和嗓门儿吗？“波呜——呜呼，波呜——呜呼，波呜——呜呼！”这种让人震颤不止的噪音，我真的还从来没听到过呢。不过，你要是耳朵特别灵，能审辨音素，那就能从中听得出有一些十分和谐的音素，类似这样的音素，原野上倒是从来没有看见过，也还没有听见过呢。

我还听得见湖上冰凌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湖是和我一起睡在康科德这张眠床上的大伙伴，好像在床上老是静不下来，只好翻来覆去，同时，还要为肠胃气胀、连做噩梦而发愁；要不然，我会被严寒冻裂地面时的巨响所惊醒，仿佛这时有人赶着一套马车，不知怎的撞着了我的家门，我一早起来，定神一看，地上果真有了一道大裂缝，四分之一英里长，三分之一英寸宽。

有时候，在月色溶溶的夜晚，我听得见狐狸爬过雪地，寻觅鹑鸡或别的什么飞禽，像森林里的恶狗一样发出妖魔般刺耳的吠叫声；它们仿佛火急万分，或者说想表现些什么来着，拼命追求光明，借此立刻变成犬獒，到街上自由自在地奔跑；如果说我们考虑到各个时代演进历程，难道野兽中间不是像人类一样，也存在着一种文明吗？我倒是觉得，它们像穴居的原始人，仍然在捍卫着它们自己，等待它们变形的那一天。有时候，一只狐狸会被我的灯光所诱引，走到我窗子跟前，像吠叫似的冲我发出一声狐狸的诅咒，旋即转身溜走。

通常红松鼠（拉丁文学名Sciurus Hudsonius）会在天蒙蒙亮时把我吵醒，因为它在屋顶上蹿来蹿去，在屋子四壁爬上爬下，好像它从树林子蹿出来，为的就是叫醒我。过冬的时候，我会把半蒲式耳八成儿还没有成熟的甜玉米穗撒在我门前的雪地上，稍后，我饶有兴味地观察被引诱来的各种动物竞相争食的场面。从黄昏到夜深，兔子常来这儿饱餐一顿。红松鼠整天价来来去去，它的那种机灵劲儿真的给我莫大乐趣。开始的时候，有一只红松鼠小心翼翼地走近去，穿过低矮的橡树丛，跑跑停停地在雪地上四处奔跑，像一片随风飘的树叶子，一忽儿往这个方向蹿出去好几步远，速度快得出奇，精力耗得也够呛，它“快步迅跑”那种急吼吼的样子简直令人难以想象，似乎它是在不惜孤注一掷似的；一忽儿它又往那一边蹿出去好几步远，但每一次断断乎不超过半杆远；瞧它又冷不丁停了下来，来上一个滑稽亮相，接着莫名其妙地翻一个筋斗，仿佛整个宇宙的眼睛全都定格直盯住它似的——因为一只松鼠的所有动作，哪怕是在最孤寂、最幽静的大森林深处，也像一个舞女会吸引住那么多的观众——可惜那么多的时间浪费在它磨磨蹭蹭，不断来回兜圈子，要不然它早就跑完全程了——可我从来没见过一只松鼠是一步又一步地径直走过去的——这时，它又冷不丁停了下来，眨眼间，它早已蹿上了一棵小油松的树顶，随后旋紧了它的发条似的，责骂着所有想象中的观众，同时，它既像个人在独白，又像在跟整个宇宙对话来着——个中缘由，我一点儿猜不出来，我揣想，或许连它自个儿也不见得知道吧。最后，它好歹挨近了玉米穗，从里头选好合意的一个，还是那样蹦蹦跳跳，按着原来很不固定的三角形的路线，直蹿到我窗前那个木柴堆上，到了那里，它就死劲地直瞅着我，而且待了好几个钟头，时不时地给自己掰新的玉米穗，开头是狼吞虎咽地乱啃一气，把啃过一半的玉米芯扔掉。后来，它越来越挑三拣四，拿它的吃食耍着玩儿，仅仅是浅尝一下玉米粒。它用一只爪子抓住玉米穗搁在柴火棍上，但一不小心掉在了地上，它露出一种茫然不知所措的滑稽可笑的表情，低下头看着那玉米穗，好像怀疑那掉下来的玉米穗是不是也有生命，拿不定主意，该不该把它再拣起来，或者另叼一个新的，或者干脆走开得了；它一会儿想到那玉米穗，一会儿又听听风声中有什么动静。就这么着，这个孟浪的小家伙一上午糟蹋了好多好多玉米穗；最后，它抓起了一个长一点、粗一点的玉米穗，个儿要比它还大得多，好歹拖住玉米穗，朝着树林子走去，就像一只老虎拖着一头大水牛，同样照着原来路线，左拐右弯，走走停停，还拖着玉米穗，真够累的；它觉得仿佛这个玉米穗太沉重，动不动掉在了地上，于是，它让玉米穗循着垂直线与地平线之间对角线方向移动，不管怎么样，硬要把它拉回去——好一个轻浮而又古怪的家伙——它就这么着把它拖到自己的栖居地，也许是在四五十杆远一棵松树的顶上；后来，我总会在树林子里发现那些到处乱扔的玉米芯。

最后，
鸟来了，它们刺耳的尖叫声早就听到了；它们在八分之一英里之外，小心翼翼地飞过来，偷偷摸摸地从这一棵树飞到另一棵树，越飞越近，把松鼠们掉在地上的玉米粒都给捡了起来。随后，它们落在一棵油松的树枝上，急吼吼地把玉米粒吞下去，不料玉米粒个儿太大，哽在喉咙口，差点儿没给噎死；它们费了老大劲儿，才把玉米粒又吐了出来，接着花上个把钟头，用它们的尖喙啄呀啄的，好歹把玉米粒给啄碎了。它们分明是一帮子盗贼，我对它们一点儿好感都没有。至于松鼠呢，虽说它们一开始有点儿羞羞答答的，稍后却像在拿属于自己的东西似的，就忙活起来了。

就在这个时候，山雀也三五成群地飞来了，把松鼠们掉在地上的屑粒衔了起来，飞到了最近的树枝上头，爪子抓住屑粒，用小小尖喙啄开，仿佛那是树皮里头的一只小虫子，直到屑粒被啄得又细又小，能从它们纤细的喉咙里咽下去。每天都有一小拨类似这样的山雀，到我柴火堆前头享受一顿午餐，或者到我的门前来啄食屑粒，欢蹦乱跳，发出微弱的啁啾声，好像草丛里冰柱子丁零声响。要不然它们发出“得、得、得”的叫唤声，或者更为难得的是，在有几分春天气息的日子里，它们从树林子边上发出夏日里常有的类似弹琴的“菲—比”的鸣叫声。久而久之，它们竟然跟我熟识起来，后来有一只鸟儿落在了我捆抱进来的柴火上，毫不畏惧地啄起那些细小的枝条来。有一回，我在村中园子里锄草，忽然一只麻雀落在我肩上，待了一会儿，此时此刻，我觉得自己特别风光，哪怕我佩戴过什么荣誉肩章，也都没法与之相比。一来二去的，松鼠们最后都跟我很熟了，偶尔抄近路时，甚至会从我鞋子上头踩过去。

大地上不再是溜溜儿的素裹银装，冬天也接近了尾声，积雪已开始在南山坡和我的柴火堆上融化，这时，
鸟早晚从树林子里飞出来，上这儿觅食来了。在树林子里，不管你遛到哪一边，
鸟都会拍打着翅膀冷不丁飞出来，把高头枯黄树枝上的积雪抖落下来，在阳光中飞溅的雪花就像金灿灿的尘埃似的；原来这种勇敢的鸟儿根本不怕冬天的。它们常常会被积雪盖没，据说：“有时在飞行中还会一头扎进软绵绵的雪堆里，藏身在那里长达一两天之久。”落日偏西时，它们会飞出树林子，到旷野里啄食野苹果树上的“嫩芽儿”，所以，我还常常在那里把它们惊飞了。每到傍晚，它们都会定时落在某些惯常栖息的树上，狡猾的猎人正在那儿守候它们，这时紧挨着树林子的远处果园也都会遭了殃。我很高兴，反正
鸟好歹都能觅到吃食的。它们以啄芽儿、饮晨露为生，本来就是大自然自己的鸟儿。

在昏暗的冬天早晨，或者在短暂的冬天午后，有时候，我会听得到一大群猎犬狂吠，遏制不住自己追腥逐臭的本能，正在树林子里搜索，围猎的号角时不时地吹响，证明猎人就紧跟在后面。猎犬的狂吠声在树林子里再次响起，但并没有狐狸蹿到湖边的开阔地，那伙猎人也没跟上来，对他们的亚克托安

[3]

穷追不舍。说不定在黄昏时分，我看到猎户们回来了，正在寻摸旅馆过夜，只见他们的雪橇后头拖着一条狐狸尾巴，就算是他们的战利品吧。人们告诉我，说狐狸只要躲在冰冻的地底下，管保万无一失，或者说，狐狸只要笔直地往前奔，猎狐犬休想追得上它；但是，把那一拨猎犬远远地甩在了后头，狐狸就停下来歇口气，竖起耳朵听着，直到猎犬们又追上来了，这时，狐狸却绕着圈子踅回自己的老窝去，不料，猎户们正好在那儿守候着。不过，有时候，狐狸会偶然发现好几杆远有一堵墙，于是纵身一跃，蹿到了墙的另一边，似乎它知道狐臭一遇到水就没有了。有一个猎人告诉我，说有一回，他看见一只被猎犬猛追的狐狸，一下子蹿到了瓦尔登湖，湖里冰凌上恰好有浅浅的一层水，它跑了半程路，又折回到了原先的湖岸上。没多久，猎犬们匆匆赶到了，可是这儿却怎么都闻不到狐臭了。有时候，一群猎犬会在相互之间不停地追逐，绕着我的小屋打转转，一边追逐一边狂吠，压根儿不睬我，仿佛患上某种疯狂症，反正怎么也都阻止不了它们一个劲儿地相互追逐。就这么着，它们老是绕着圈儿追逐，没多久终于找到一只狐狸的新踪迹，因为哪怕只有一丝儿狐狸的踪迹，聪明的猎犬也断断乎不会轻易放弃的。有一天，一个来自列克星敦的人到我的小屋里来打听他那匆匆离去的猎犬的下落，他本人一直在找它，已有个把星期啦。不过，我想，就算我将一切向他和盘托出，恐怕他也不见得全都明白，因为我每次打算回答他的问题，他都打断了我，说：“你在这儿干啥呀？”他丢掉了一只狗，却找到了一个人。

有一个老猎户，说起话来老是干巴巴的；他每年照例来瓦尔登湖洗一回澡，总是在湖水最暖热的时候，还会顺便过来看看我，告诉我，说好多年以前，有一天下午，他只带一支猎枪，到瓦尔登树林子里去巡逻；他正行走在韦兰德路上时，忽然听见猎犬们的吠叫声越来越近，过不了多久，一只狐狸跃过沿墙蹿到了大路上，刹那间又跃过了另一道沿墙，从大路上逃跑了；他马上举枪射击，无奈丝毫没有碰着它。从后面不远处来了一只老猎犬，带着它的三只小崽子，全力追击，各自在搜寻，转眼却又消失在树林子里。下午后半晌，他正在瓦尔登南边密林里打尖，忽听见猎犬们远远地朝美港方向继续追捕狐狸时发出的吠叫声；它们正冲着这儿过来，它们的吠叫声在整个树林子里回响，仿佛越来越近，一会儿从威尔草地传过来，一会儿又从贝克农场传过来。他纹丝不动伫立在那里好半天，一直在倾听它们的音乐之声，这在猎户的耳朵里听起来，端的是美极了。这时，冷不丁狐狸出现了，轻快地穿过林中小径，它的响声已被树叶子深表同情的飒飒声所盖没了，只见它一会儿反应特快，一会儿又安静下来，守住阵脚，把它的追捕者远远地甩在了后面；稍后，它跃上了树林子里的一块岩石，直着身子坐下来，倾听动静，后背却朝着那个猎人。刹那间，后者被恻隐之心所掣肘；然而，他的这一个闪念却转瞬即逝。反正说时迟，那时快，他一举起猎枪，砰的一声
——那只狐狸立时被击毙，从岩石上滚落到了地上。那猎人还在原地守候，倾听猎犬的声响。它们还在四处追逐，这时，它们恶魔般的狂吠声在邻近树林子里所有小径上空回响着。最后，那头老猎犬猛然映入猎人眼帘，它用鼻子乱嗅着地面，好像着了魔似的朝天大声吠叫，稍后就直奔那块岩石；殊不知它一看见那只死狐狸，就突然停止追猎，仿佛受了惊吓，噤若寒蝉，一气不吭地绕着死狐狸来回打转转；它的小崽子一个挨一个先后赶来了，像它们的母亲一样，这眼前的哑谜也使它们一气不吭。此后，那猎人走了过去，站在它们中间，这哑谜才算揭开了。猎人把狐狸的毛皮给剥下来，它们静静地等着，稍后，跟在狐狸尾巴后头走了一会儿，最后又踅进树林子里去了。当天晚上，一位韦斯顿的乡绅到那个康科德的猎户的小屋里，打听他的那些猎犬的情况，还告诉他，说这几只猎犬离开韦斯顿树林子，各自追捕猎物，已有个把星期了。康科德的老猎户把自己所知道的告诉了他，还要把狐皮送给他；但是，那位乡绅却谢绝了，随即告辞离去。那天夜里，老猎户没有找到他的猎犬，不过转天就知道，它们过了河，在一个农夫家里宿了一夜，还在那里饱餐一顿，一大早便离去了。

给我讲这个故事的猎人，还记得有一个名叫山姆·纳丁的人，常在美港岸礁那里猎熊，拿着熊皮到康科德村子里去换朗姆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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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猎熊人告诉他，说他在那里甚至还见到过一只驼鹿呢。纳丁养了一条很有名的猎狐犬，名叫布尔戈因——他却把它念成了“布金”——给我讲故事的老猎户，经常去借纳丁那只猎狐犬。镇上有一个做生意的老头儿，他既是老板，又是镇上文书兼代表。在他的“流水账”里，我看到了以下记载： 1742年至1743年1月18日，“约翰·梅尔文，贷方，一只灰狐狸，两角三分”；眼下这种事在这里已见不到了；在他的流水账里，1743年2月7日，赫泽吉亚·斯塔拉顿，贷方，“半张猫皮，一角四分半”；不消说，是一张野猫皮，因为斯塔拉顿从前当过中士，参加过法兰西之战，不会为连野猫还不如的猎物去借钱的。那年头也有人以猎取鹿皮得到贷款的，每天都有鹿皮出售。有一个人至今还收藏着此地附近猎杀的最后一只鹿的鹿角。还有一个人告诉我他的大叔参加一次狩猎活动的详情。过去，此地猎户人数众多，日子过得乐乐呵呵。我至今还记得，有一个瘦骨嶙峋的人，名叫宁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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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路边随手摘一片树叶子，能够用它吹奏出一些曲子来，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甚至比狩猎的号角还要粗犷、好听哩。

子夜时分，皓月当空，有时我路上会碰上好些猎犬，它们都在树林子里东奔西窜，却会闪开给我让路，仿佛有点儿害怕似的，不声不响地站在灌木丛里，直到我走过去才出来。

松鼠和野鼠为了我储存的坚果争吵不休。在我的小屋周围有好几十棵油松，直径从一英寸到四英寸都有，去年冬天全给老鼠啃过——它们觉得，那好像是一个挪威式的冬天，因为雪下得时间很长，积雪又很厚，它们不得不把大量树皮和别的吃食花花搭搭在一块儿。这些树木好歹还活着，入夏后看来长得还很茂盛，其中有好些树木居然长高了一英尺，虽然被啃去了溜溜儿一圈树皮；殊不知又过了一冬，这些树却全都死了，无一例外。说来也真怪，小小一只耗子竟然能吃掉整整一棵大树，它可不是自上而下一口口地啃的，而是绕着树干一圈圈地啃的；不过话又说回来，为了让树木之间长得稀朗些，也许这还是必要的，不然的话，树木常常会长得密不透风。

野兔子（拉丁文学名Lepus Amerlcanus）是最不害怕见人的。有一只兔子在我的小屋子底下过了整整一冬，跟我仅仅隔了一层地板；每天早上，我刚开始走动，它就急吼吼地离去，把我吓一跳——砰、砰、砰，它由于慌不择路，连脑袋都撞到了我的地板底柱上。傍黑时分，它们常到我家门前踅来踅去，啃着我扔掉的土豆皮，它们跟地面的颜色如此相近，在它们静止不动时，两者简直难以识别。有时，在暮色苍茫之中，我的窗子底下有一只纹丝不动的小兔崽，一忽儿映入眼帘，一忽儿又倏忽不见了。晚上，我把门儿一打开，它们吱的一声四散逃窜。反正跟我那么近，它们只会使我为之动怜。有一天晚上，一只兔子待在我家门口，离我仅仅两步远，一开头就浑身发抖，硬是不肯离去，好一个可怜巴巴的小东西，瘦骨嶙峋、破耳朵、尖鼻子、短尾巴、细爪子，看上去好像大自然再也没有什么更高贵的品种，只剩下它这么个丑八怪。它那大大的眼睛看起来还年轻，但不健康，几乎像得了水肿似的。我往前走了一步，哦，只见它富有弹性地纵身一跃，它的身子和四肢优美地一伸展，就蹿过了雪地，刹那间使树林子介乎我和它自己中间了——这种野性的自由的筋肉，体现了大自然的活力和尊严。它之所以长得修长，并不是没有缘由的。那是它的天性使然。（它的拉丁文学名： Lepus，源自Levipes，有人认为是“蹄疾如飞”的意思。）

乡下要是没有野兔子和鹑鸡，那还算是什么乡下来着？它们是最简单的土生土长的动物；属于古老的目科动物，不论在古代和现代都很出名；与大自然有同样色彩，同样实质，与树叶和大地又有最近的亲缘——它们相互之间更有亲缘；它们不是长翅膀，便是长腿脚。兔子和鹑鸡要是突然不翼而飞了，你很难觉得它们是一种野性未驯的动物，反而会看作大自然的一部分，完全就像飒飒作响的树叶子一样。不管发生什么样的革命，鹑鸡和兔子肯定会繁衍生息下去。如果说森林被砍掉了，树苗和灌木丛还会长出来给它们藏身，它们就会繁殖得比过去更多。连一只兔子都养不活的乡下，说实话，必定是穷乡僻壤。我们的树林子里有的是这两种动物，每一片沼泽地上，都会看到鹑鸡和兔子在溜达，惜乎沼泽地四周，牛仔们往往会用树枝围上了栅篱，还用马鬃设置了陷阱。

[1]
巴芬湾，位于格陵兰岛和加拿大的巴芬岛之间。

[2]
原文是lingua vernacula（拉丁文），意为“方言”、“土话”。

[3]
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猎手，因看狩猎女神狄安娜沐浴，被狄安娜变成一头牝鹿，最终被他自己的猎犬撕成了碎片。

[4]
朗姆酒，英美人爱喝的一种甜酒。

[5]
宁录，《圣经》中的一个英勇的猎户，在西方，后来以宁录一词泛指猎人。

冬日瓦尔登湖

我度过了一个寂静的冬夜，醒来时依稀记得，仿佛有人向

我提问，比方说，什么啦——怎么啦——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睡梦中我很想一一回答，结果还是徒劳。但是，黎明时分，万物须臾不可离的大自然，脸呈宁静、满意的神情，直望着我那宽大的窗子，她的唇边倒是看不出在提问。我意识到了那道答题，意识到了大自然和天光大亮。大雪深深地覆盖着幼松点染的大地，我的小屋所在的小山坡，似乎在说： 前进吧！大自然并没有提问，对我们凡夫俗子的提问一概不予回答。她老早就下过决心了。“啊，王子，我们两眼钦慕地在凝思默想，将这宇宙间奇妙多变的景象传达给灵魂。毫无疑问，黑夜掩盖了这光辉的创造的一部分；然而，白昼来了，给我们显示了这一杰作，从大地一直延伸到浩茫的苍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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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该是我忙早上的活儿去了。首先，我拿了一把斧头和提桶，外出找水去，但愿不是在做梦吧。度过一个寒冷的雪夜以后，找水还真少不得有一根占卜杖才好。平日里湖面水波荡漾，对一丝儿微风都很敏感，常常映现出闪光和倒影；但一到每年冬天，湖里冰凌结得很坚实，深达一英尺或者一英尺半，就算是最沉重的马车都能承受得住；也许大雪覆盖得跟冰凌一般深，你很难识别是在湖上还是在平地上。像周围群山中的土拨鼠，它闭着眼进入冬眠，可以长达三个月或者三个月以上。站在大雪覆盖的平原上，好似在群山中的一块草场，我先要穿过一英尺深的雪地，接下来是一英尺厚的冰凌，在我的脚下开一个窗口，跪了下来喝水，俯瞰水下鱼儿们宁静的厅堂，那儿充满了柔和的亮光，好像透过一块磨砂玻璃窗照进去的，亮闪闪的细沙湖底和夏天的时候一模一样；在这里，常年水波不兴，始终是一片静谧，就像黄昏时琥珀色的天空，这倒是跟水中居民的冷静而又和顺的气质息息相通。天空在我们的脚下，也在我们的头上。

大清早，经过霜冻后显得格外寒冷，人们带上钓竿和午餐便当，把钓线甩到了雪地下面去钓狗鱼和鲈鱼；这一拨野腔野气的人，看来不像是他们的城里人，他们本能地采用别的生活方式，相信别的权威，他们就这么着来来去去，把好多城市部分地缝合在一起，要不然，这些城市相互之间还是不搭界的。他们穿着厚实的粗绒大衣，坐在湖边干枯的橡树叶上吃午餐，他们一说到自然知识总是头头是道，就像城里人会矫揉造作一样聪明。他们从来不求教书本，他们的动手能力大大地超过他们所掌握的并可传授的知识。他们做过的好多事儿，据说至今还没有人知道。这儿就有一位，常用大鲈鱼作诱饵去钓狗鱼。你看着他的木桶好不奇怪，就像看到了夏日里的湖，仿佛他把夏天锁好藏在自己的家里了，或者说他知道夏天已躲藏到哪儿去了。请问，隆冬季节，他怎么会逮到这么多的鱼儿呢？哦，地上到处冻了冰，但他从烂木头里寻摸到虫子，所以，他管保钓得到那么多鱼儿。他的生活原本就是在大自然里度过的，比博物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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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还要深入得多；他本人就是博物学家研究的对象。博物学家轻轻地用刀子揭去苔藓和树皮，从里头寻找虫子；可他只消一斧头下去，就劈开树芯，但见苔藓和树皮一下子飞得老远老远。他就靠剥树皮为生。这样的人就有权钓鱼，我很喜欢看到大自然在他身上显灵呢。鲈鱼吃蛴螬，狗鱼吃鲈鱼，渔夫吃狗鱼；生物等级中所有空隙就是这么着给填满的。

雾沉沉的天气里，我沿湖溜达，有时看到一些比较粗犷的渔夫所采用的原始方式，我觉得倒是挺有趣。冰凌上有好多个小窟窿，各自相距四五杆远，离湖岸也有那么远吧，也许他就把一些桤树枝搁在小窟窿上面，把钓线的一头拴在一根树枝上，以免被拉下水去，再在冰凌一英尺多远处，将松散的钓线挂在桤木的一根树枝上，上面系一片干枯的橡树叶子，只要这钓线被拽了下去，就说明鱼儿已上钩了。这些桤木树枝在迷雾中时隐时现，间距相等，你沿湖溜达，走过一半的时候，就可以见到了。

啊，瓦尔登湖的狗鱼！我看见它们躺在冰凌上时，或者，我从渔夫在冰凌上开凿小小的一眼井里看到它们的稀世之美，常常使我惊异不已，仿佛它们是寓言里的神秘之鱼，在市街上，乃至于树林子里都是见不着的，而且在我们康科德的生活中，也像见不着阿拉伯半岛一模一样。它们具有一种亮丽夺目、超凡脱俗的美，这种美使它们与灰白色的鳕鱼和黑鳕相比，竟有天壤之别，可后两种鱼在我们市街上却是响当当的。它们没有松树那么绿，也没有岩石那么灰，更没有苍穹那么蓝，依我看，它们的色彩，很可能是举世无双，像花朵，像宝石，它们俨然珍珠，是瓦尔登湖水中生物凝结的晶核或者水晶。不消说，它们是地地道道的瓦尔登湖；在这个动物王国中，它们本身就是一个个小小瓦尔登，好一个瓦尔登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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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吃惊的是它们却在这儿被人逮住——这种金翠色大鱼原本畅游于泱泱深水之中，远离瓦尔登大路上辚辚声响的驮畜、轻便马车和铃儿叮当响的雪橇。这种鱼我在市场上从来没见到过；如果上市的话，它管保吸引住人们的眼球。它们只消身子痉挛似的扭动几下子，立时抖掉它们湿漉漉的鬼相，就像一个凡夫俗子，虽然时限未到，却已进入了天堂。

那消失已久的瓦尔登湖的湖底，我真恨不得它早点恢复，所以，在1846年初，趁湖里冰凌还没融化之前，带上罗盘、测链以及测深绳，我就对它仔细地进行了勘探。至于这个湖到底有没有湖底，历来众说纷纭，当然也都是一些无稽之谈罢了。令人蹊跷的是，人们自己既没有测量过湖底，却长期以来相信它是无底之湖。我在这儿附近一次散步中就曾经到过两个所谓的“无底之湖”。许多人相信，瓦尔登湖一直通到了地球的另一边。有的人趴在冰凌上老半天，透过那梦幻似的媒介物向下俯视，也许还看得眼里水波荡漾，又因害怕胸部着凉，就急吼吼地下了结论，说他们确实看见了许许多多巨大的窟窿，“里头可以填塞大量干草，”如果真的有人下去填塞的话；这儿无疑就是冥河的源泉，地狱的入口。还有一些人，从村子里拉来一个标重“五十六磅”的铁疙瘩和满满一车子绳索，可他们并没有探测到湖底；因为他们把这个“五十六磅”铁疙瘩搁在一边，将绳索慢慢地全给放下到水里去，结果还是徒劳，怎么也都够不着这神奇的深不可测的湖底。我可以确切地告诉我的读者，瓦尔登湖有一个紧密得合乎常理的湖底；湖的深度虽然深得非同寻常，但也并非不合常理。我只消用一根钓鳕鱼线，线头上拴一块一磅半重的石头，扔到湖水中，很容易就能测出它的深度，因为石头落到湖底后缺乏浮力，再往上提要费更大劲儿，所以，石头什么时候离开湖底，我管保说得十分精确。湖的最深处，正好是一百零二英尺；也许还得加上后来上涨的湖水五英尺，总共是一百零七英尺。水域如此逼窄，却有这样的深度，确实相当可观，但是，光凭想象力，你也断断乎不能再减去它的一英寸。如果说所有的湖都很浅，那又会怎么着？这不会在人们心灵上产生影响吗？我真心感谢瓦尔登湖，这么深，这么纯洁，可以作为一种象征。既然有人相信无限，就必定有人相信有些湖是无底的。

有一个工厂主听说我测出了湖的深度，认为这是不真实的，因为根据他所熟稔的堤坝来判断，湖底细沙没法堆积在如此陡峭的坡度上。但是，即使是最深的湖，跟它们的水域相比，也没有大多数人所想象的那么深，而且，要是把湖水排干，再来看一看，也不会成为深不可测的谷地。它们不像群山之间的杯状物；而瓦尔登湖从它的面积来说，确实深得出奇，但从湖中心的垂直剖面来看，也不过像一只浅盘子那么深。大多数湖泊，排干了水，就呈现出一片草地，并不比我常常见到的那么低洼。威廉·吉尔平在描写景色时既令人赞叹，而又十分准确，站在苏格兰法恩湖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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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岬角上，他是这么描述的：“一个咸水湾，六七十英寻深，四英里宽，大约五十英里长，群山环抱。”他又评论说：“如果说我们能在洪水泛滥之前，或者在受到天灾之前，或者在大水鲸吞之前就看到了它，那么，它定然是一个非常骇人的缺口啊！”

高高隆起的群山啊！

谷底却又那么低，

庞大的河床，宽阔而又深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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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看到，从垂直剖面来看，瓦尔登湖只是一个浅盘子，可是，如果我们拿法恩湖湾的最短一条直径，按照相应比例来估算瓦尔登湖，那么，看来瓦尔登湖还要浅四倍呢。法恩湖要是湖水排干，它的缺口所增加
的骇人程度，原来也不过如此罢了。毫无疑问，许多山谷好像笑吟吟似的，一直伸展到玉米地里，正好成为大水退去之后这么一个“骇人的缺口”，虽然这还得要有地质学家的远见和洞察力，才能使那些没有料想到的居民相信这一事实。凡是特别好奇的眼睛，在地平线的小山上，常常可以发现一条原始湖的堤岸，平原后来就算升高了，也没有必要去掩盖它们的来历。但是，经常在公路上干活的人都知道，大雨过后看一看哪儿有泥水，就最容易发现低洼地了。这意味着，只要允许想象力稍微放纵一下，就要比大自然下潜得更深，升起得更高。因此，人们会发现，海洋的深度若跟它的面积相比，也许是浅得微不足道了。

我已通过冰层测量过瓦尔登湖水的深度，现在我就可以确定湖底的形状，这比测量没有冻冰的港湾，可能还要准确得多，总的说来，湖底齐整匀称，使我惊讶不已。湖底最深处有好几英亩地都是一溜儿平整，几乎胜过所有风吹日晒、被犁过的耕地。举个实例来说，我随便挑选了一道线，在三十杆以内，深浅不同程度不超过一英尺；一般说来，毗邻湖心一带，不管向哪个方向移动，我都可以预先算出，每一百英尺的变化，约莫在三四英寸以内。有人常说，哪怕是像这样平静的细沙湖底还有好多又深邃、又危险的窟窿，但是如有这种情况，湖水早已把湖底的坑坑洼洼通通给端平了。湖底齐整匀称，与湖岸以及毗邻山脉保持着一致性，真是如此完美，即便在湖对岸，照样能测量遥远的岬角，而且只要观察一下对岸，也可以确定它的走向。岬角成了沙洲和浅滩，溪谷和山峡成了深水和峡湾。

我按照十杆比一英寸的比例，绘制了一幅湖的全图，在一百多处标明它的深度，我发现了这一惊人的一致性。注意到标明湖水最深处的地方显然位于这幅全图的中心，我用一根尺子在全图最长的地方竖着画了一道线，又在最宽的地方横着画了一道线，我吃惊地发现，这两道线恰好
在湖水最深处相交了，尽管湖中心几乎是平坦的，但湖的轮廓却远不是齐整匀称，最长的线和最宽的线是通过测量湖湾才得出来的。我自言自语道，有谁知道，这是不是暗示海洋的最深处与湖泊或者水塘的情况如出一辙呢？这一规则是不是也适用于高山，把高山与山谷看成相对的？我们知道，一座山在它的最狭处，不见得就是它的最高点。

五个湖湾里头有三个，或者换句话说，所有我测量过的湖湾里头，它们的出口处都有一个沙洲，里头湖水比较深，看来这沙洲的走向不仅向内陆扩大水域，而且还向深处扩大水域，形成了一个盆地或者独立的湖，两个岬角的走向正好表明了沙洲的这一进程。每一个海港的入口处，也都有一个沙洲。湖湾的入口处，宽度大于长度，沙洲里头水也要比盆地里头水更深些。既然已经洞悉湖湾的长度和宽度、周围湖岸的特性，你几乎拥有足够的资料，可以列出一个公式来，对所有情况均可适用。

根据这次经验，我就在湖水的最深处观察它的平面轮廓和湖岸的特性，查看一下我测量结果的准确性如何；我还绘制了一幅白湖的平面图。白湖占地面积约有四十一英亩，跟瓦尔登湖一样，湖中没有岛屿，也没有任何看得见的入水口或者出水口。由于最宽的线和最窄的线挨得非常近，就在这里，两个遥遥相望的岬角也越来越近，而两个相对的沙洲却相距越来越远；我在最窄的线上标上一个点，但仍然落在与最长的线的交点上，作为湖水最深处的标志。果然发现这最深处离这个点不到一百英尺，比我原定的方向再远一点，深度只有一英尺，换句话说，是六十英尺深。当然，如果说有一道溪涧流过，或者说，湖中有一个岛屿，问题就会更加错综复杂了。

如果说我们了解大自然的一切法则，那我们需要的只有一个事实，或者说是有关一个实际现象的描述，就可以举一反三，得出许多各具特色的结论来。现在我们知道的只有很少几个法则，我们的结论往往无济于事；当然，这并不是由于大自然杂乱无章，或者毫无法则可循，而是因为我们在计算时对某些基本原理一无所知。我们对法则与和谐的认识往往局限于我们已知的少数事例；但为数更多的法则，看似矛盾实则相互呼应，惜乎未被我们所察觉，正是这些法则产生一种无比神奇的和谐呢。各种特殊的法则，其实来自我们的观点，这就像观光客在游山过程中，始终移步换景，目不暇给，尽管山的形状绝对地来说只有一个，但它的侧影却是不知其数。你即使劈山凿洞，也不能窥见它的全貌。

根据我的观察，湖的情况对行为准则倒是同样适合。这就是平均律。这么一种双径规则，不仅指引我们观察天体中的太阳，指引我们观察人心，而且就一个人的特殊的日常行为和生活潮流整合后的长度和宽度，也可以画上两道线，通向他的湖湾和入水口，那两道线的交叉点就是他的性格的最高点或者最深处了。也许，我们只要知道他的湖岸走向和他的周围环境，就可以知道他的深奥和深藏不露的底蕴了。如果说他的四周群山环绕，湖岸险峻，山峰耸立，并在他胸中有反映，那么，他也必然会体现出同样的深度。但是，低浅平滑的湖岸，就说明此人在别的方面也很肤浅。在我们的身体上，一个明显突出的大脑门，表明有一种相应的思想深度。此外，我们身上每一个凹进去的入口，仿佛都有一个沙洲，或者说一种特殊倾向；每一个凹口都是我们短暂的港湾，我们滞留在那儿，部分被陆地包围起来。这些倾向并不离奇古怪，它们的形态、大小以及方向，其实都是湖岸的岬角，亦即古时候地势升高的轴线所确定的，这个沙洲因暴风雨、潮汐或者洪水而渐渐增高，或者因水位回落而浮出水面时，起先这只不过是湖岸的一种倾向，其中却孕育着一种思想，后来又从海洋分隔开来，成为一个独立的湖，思想在这里确立了它自己的地位，也许由盐水变成了淡水，变成了淡水海、死海，或者说，一个沼泽。每个人来到尘世间，我们可不可以说，就是这么一个沙洲已经升到了水面上呢？诚然，我们都是一些可怜巴巴的航海家，我们的思想大体上说，时而靠近、时而远离没有港口的海岸驶行，至多只能跟稍微有点儿诗意的小小港汊打交道，要不然驶往公共的大港的入口，进入科学的枯燥码头，在那里，它们仅仅整修一下以适应当今世界，没有什么自然潮流能使它们保持独立性。

至于瓦尔登湖的出入口，除了雨、雪和蒸发，我什么都没有发现，虽然用温度表和线绳，说不定可以找到出入口；因为凡是水流入湖的地方，也许湖水夏天最凉，入冬后又最暖和。1846年至1847年间，采冰人在这里开凿冰块，有一天，送到岸上的冰块却被屯冰商所拒收，因为冰块太薄，与别的冰块码在一起不够厚；采冰人由此发现，一个小地块内冻结的冰块，要比别处薄二三英寸，他们推想此处说不准是个入口处。他们还指给我看另一个他们所谓的“漏洞”，瓦尔登湖在一座小山下漏入邻近一片草地，他们让我站在一块冰凌上，随即把我推了过去看看。那是一个小小的洞穴，水深有十英尺；不过，我可以保证，这个小小漏洞用不着堵上，除非日后发现更大的漏洞。有人觉得，如果说确实存在这么一个“漏洞”，而且又和草地确有联系的话，那也是不难证明的，只要在洞口撒上一些带色的粉末或者木屑，再把过滤器置放在草地的泉水边上，就一定可以截住水流带过来的小小屑粒。

我在勘察的时候，十六英寸厚的冰凌，在微风吹拂下，也会像湖水一样波动。众所周知，冰凌上头是不能用水准仪测量的。我把水准仪置放在岸上，对准冰凌上一根有刻度的木杆进行测量。尽管冰凌似乎跟湖岸紧密相连，但在离岸一杆远的地方，冰凌最大的波动幅度就有四分之三英寸了。在湖的中心，波动幅度也许还更大呢。我们的仪器要是再精密一些，说不定还能测出地壳的波动，谁知道呢？我将测量仪的两条腿支在岸上，第三条腿支在冰凌上，再从第三条腿的视角观察时，冰凌上稍微有一点儿波动，在湖对岸一棵树上就会出现好几英尺的差别。我为了测量水深开始凿洞，由于积雪很深，压得冰凌沉了下去，所以积有三四英寸的水；但是，湖水很快流进这些窟窿里去，形成很深的溪涧，一直流了两天，把周围的冰凌全给磨光了，湖面变得干爽了，即使这不是主要原因，至少也算是基本原因；因为，水流进去了，冰凌随之升高，浮上了水面。这有点儿像在船底上凿了一个洞眼，让水流出去。后来，这些窟窿冰冻了，接着下了雨，最后又结了冰，使整个湖面形成一层鲜亮光洁的冰凌，里头呈现杂色斑驳的优美网络，有点儿像蜘蛛网，你也不妨管它叫做冰玫瑰花结，那是来自四面八方的水流向湖中心的渠道形成的。有时，当冰凌上布满了浅浅的水潭，我会看到自己的两个影子，一个在冰凌上，另一个在树木或山坡的倒影里，两者相互叠映。

1月间，天气依然寒冷，冰雪既厚又坚实，深谋远虑的地主已从村子里来到湖上凿冰，为的是准备夏天冰镇饮料用的冰块；眼下还只是1月份——人们身穿厚大衣、戴着皮手套，好多事儿都还没有着落呢，可他呢，却预料到7月里的酷热和口渴，他的这份超前精明劲儿委实令人折服，乃至于感到可悲！也许他今生没有积攒过什么钱财，好让他来世享用他的冰镇夏季饮料吧。他把坚实的湖上冰凌凿破、锯开，掀掉鱼儿们的屋顶，把鱼儿们赖以生存的冰凌和空气，用铁链和桩子像捆木头似的紧紧地拴住，趁着冬日里晴好天气，一车又一车地拉走，储存在通风的地窨里，让冰凌在里头静待酷暑来临。拉冰车打从市街上走过，远远地望过去，仿佛晶体的苍穹似的。这些凿冰的都是一拨快活的人，有说有笑，干活有如玩儿似的。每当我来到他们中间时，他们倒是常常邀我站在下面拉锯，跟他们一块儿锯冰来着。

1846年到1847年冬天，来了上百个“极北乐土之人”

[6]

，那天早上，他们蜂聚似的来到我们的瓦尔登湖，好几辆大车上拉来了笨重的农具，比方说，雪橇、犁耙、条播机、铡草机、铲子、锯子、耙子等等，每人捎上一把双股叉，像这样的农具在《新英格兰农业杂志》或者《农事杂志》上还都没有描述过呢。我可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来播种冬天的黑麦，或者播种新近从冰岛引进的别的什么种子。我并没有看到肥料，我揣想，他们会像我一样，觉得这儿土层很厚，休耕时间也够长了，大概只打算浅耕一遍吧。他们说，有一个躲在幕后的乡绅，想让自己的钱成倍往上翻，据我所知，此人资产大抵已有五十万了。如今，为了他的每一块美元上再往上摞一块美元，他就在这砭人肌骨的大冷天里，来剥瓦尔登湖的唯一的一件外衣，不，是它的唯一的一层皮呀！他们说干就干，有的犁地，有的耙地，有的开沟，一切井然有序，好像他们硬要把这儿打造成一个示范农场似的；不料，等我睁大眼睛，看看他们往沟里播点什么种子时，我身边的那一拨人冷不丁开始用钩子钩住这处女地的沃土，把钩住的东西猛地一甩，一直甩到了沙地上，或者说水里头了——因为那是特别松软的泥巴—— 一点儿没错，那儿的所有土地
全是这样的——稍后装上雪橇就拉走了。于是，我猜摸，他们必定是在沼泽地里挖泥炭。就这么着，他们每天来来去去，伴随着火车头怪得出奇的尖叫声，来往于北极的某个地方，我觉得他们倒很像是一群来自北极的雪鸡。不过话又说回来，有时候，瓦尔登湖这位印第安女人也会来个报复： 一个雇工走在他那一伙人的后头，不小心滑到了一条通往阴曹冥府的裂缝里头去了，瞧他刚才还是那么骁勇无比，刹那间只剩下了九分之一的生命；他的体温几乎消失殆尽，能到寒舍避难，他觉得真是喜出望外，而且还承认这火炉功德无量；或者说，有时，坚硬的冻土会把铁犁上的钢齿，不是给砸断了，就是让铁犁陷在沟里，不得不刨开冻土，把它刨出来。

说实话，每天有上百个爱尔兰人，在北方佬监工的带领下，从剑桥来到这里开凿冰块。他们将冰凌切割成一个个方块，那方法是尽人皆知，毋庸赘述。这些冰块用雪橇拉到湖岸边，很快拖到一个储冰平台上，再用驮马拉的抓钩、滑轮和索具，对准排列齐整，像一桶一桶面粉那样，一块一块地码起来，好像在给一座耸入云霄的方塔打下坚实的塔基似的。他们告诉我，说干得好的话，一天可以挖到一千吨，那是大约一英亩地的产出吧。你瞧，深深的车辙和固定支架的“摇篮洞”，在冰凌上如同在陆地上
一样到处可见，这是雪橇在同一条道轨上来回滑动的结果，而驮马老是在挖成木桶似的冰槽里头吃燕麦。他们就这样将冰块置放在露天，堆成一个冰垛，高达三十五英尺，六七杆见方，在外面铺衬一层干草，与空气隔绝；因为即使不算是特别冷的风，照样能穿透冰垛，从而出现很大的裂缝，以致这里那里都支撑不住，冰垛到头来就会倒塌的。最初，这冰垛看上去很像一座巨大的蓝色城堡，或者说像瓦尔哈拉殿堂

[7]

。但是，人们开始用粗糙的草皮去填塞冰块缝隙，外面披挂着冰霜、冰柱子时，它看上去倒是像一个历尽沧桑的、长满苔藓的灰白色废墟，原由蓝色大理石建成，亦即冬神的寓所，那个我们常在年历上看到的老人——是他的陋屋，仿佛他老人家打算跟我们一道消夏似的。据他们估算，这堆冰块里头有百分之二十五到达不了目的地，百分之二或百分之三会在车子上耗损掉。不管怎么说，这个冰垛绝大部分的命运与主人的初衷正好适得其反；因为，要不就是这些冰块不像预期那样好保存，里头含有比平常更多的空气，要不就是其他原因，反正这些冰块从来都到达不了市场上。这堆冰垛是在1846年到1847年冬天码起来的，估计储量一万吨，最后又覆盖了干草和木板；第二年7月间，盖子被揭开，一部分冰块取走了，剩下的暴露在骄阳底下，这年夏天和翌年冬天全都安然度过，直到1848年9月还没有完全融化掉。不消说，大部分冰块就这么着回归瓦尔登湖。

瓦尔登湖的冰凌，像湖水一样，近看是绿的，但远看却是美丽的蓝色，与四分之一英里开外河上的白色冰凌，别的一些湖里，仅仅是淡绿的冰凌，一眼就能区别开来。有时候，从凿冰人雪橇上有一大块冰掉在了村里大道上，躺在那里个把星期，像一大块翡翠，引起所有过路行人的兴趣。我注意到，瓦尔登湖有一个部分，那里的水是绿的，但一结了冰，哪怕从同样的视角看去，它却变成了蓝色。因此，在湖周边的一些低洼地，有时候，入冬后积满绿幽幽的水，跟瓦尔登湖水一样，可是转天冰冻过后却变成了蓝色。说不定这湖水的蓝色和冰凌的蓝色，是因为它们所包含的光线和空气所造成，而且，最透明的地方，色彩也最蓝。冰凌是沉思中最耐人寻味的主题。他们告诉我，说他们有一些冰块在富来喜湖的冰库里储存已有五年之久，至今依然十分完好。一桶水缘何很快就会发臭，而结了冰，却可以永远保持甘美呢？人们常说，这就好比是情感与理智之间的差别吧。

就这样，我一连十六天，从我的窗口看到上百个人在忙活，像繁忙的农夫似的，成群结队，牵着车马，带上全套农具，如此这般的热闹画面，我们在年历的扉页上倒是屡见不鲜的。每当我凭窗远眺的时候，我常常想起云雀和收割者的寓言，或者播种者的故事，以及诸如此类的故事传说。如今，他们全都走了，也许过了三十多天以后，我又会凭窗远眺纯粹的海绿色的瓦尔登湖水，湖水映现出云彩和树木，寂静无声地将它蒸发的水汽升上天际，一点儿都看不出有人在那儿流连的痕迹。也许我会听到一只孤独的潜水鸟在扎猛子和梳理羽毛时的喧笑声；要不然我会看到一个孤独的渔夫，驾着一叶小舟，他的身影映现在水波里；可是不久前，上百个人还在那儿万无一失地忙活过呢。

因此，看来在查尔斯顿和新奥尔良，以及马德拉斯、孟买和加尔各答，那些热得喘不过气来的居民们，好像会在我的水井边啜饮呢。清晨，我才智飞灵，沉浸在《福者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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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令人惊叹的天体演化的哲学里，自从这部经典问世以后，圣贤们的时代也早已逝去；相形之下，我们近代世界及其文学似乎显得多么微不足道；我怀疑，那种哲学是否仅仅涉及往昔的生存状态，它的崇高风格离我们的理念又何其遥远。我放下了书本，走到我的井边去打水，可是，我的天哪！我在那里遇到了婆罗门教的仆人，梵天、毗瑟拿和因陀罗的僧侣，此人还打坐在恒河边上他的寺院里念《吠陀经》，要不然就带着他的馅饼皮和水罐，栖息在一棵大树底下。我遇见他的仆人过来给主人汲水，我们的水桶好像在同一口井中碰在一起。纯净的瓦尔登湖水，已经和恒河的圣水掺在一起了。乘着顺风，这水波流过了亚特兰蒂斯

[9]

和赫斯珀里得斯

[10]

这些传说中的岛屿，像汉诺

[11]

环航似的，飘过德那第岛和蒂多尔岛

[12]

以及波斯湾的入口，在印度洋的热带风中汇合在一起，最后在亚历山大也仅仅听说过的一些港口登陆。

[1]
引自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

[2]
此处博物学家，尤指直接观察动物与植物的科学工作者。

[3]
梭罗在此又是一语双关，指的是大约1170年出现于法国南部的一个基督教派别，参加过宗教改革运动。又译韦尔多派。

[4]
法恩湖湾，位于苏格兰高地地区南部，为游览胜地。

[5]
英国著名诗人弥尔顿《失乐园》第7卷288—290行。

[6]
古希腊神话中，居住在阳光普照、北风不到、四季常春之地的人，被称为“极北乐土之民”。

[7]
瓦尔哈拉，北欧神话中奥丁神接见战死者英灵的殿堂。

[8]
《福者之歌》，印度著名经典《摩诃婆罗多》的一部分，以对话形式阐明印度教教义。

[9]
亚特兰蒂斯： 传说中的岛屿，据说位于大西洋直布罗陀海峡以西，后沉入海底。

[10]
赫斯珀里得斯： 古希腊罗马神话中金苹果园所在地。

[11]
汉诺： 参见前注，古代迦太基航海家。

[12]
德那第岛和蒂多尔岛： 今属印度尼西亚。

春

由于凿冰人大量采冰，通常会使湖面提前解冻；因为湖水

在风的劲吹下，即使在大冷天，都能消融它周围的冰凌。可是那一年，瓦尔登湖并非如此这般，因为冰凌才消融，很快又重新冻冰，乃至于比前时更为厚实。这个湖从来不像附近其他的湖很早就开冻，因为湖水要比后者深得多，而且又没有溪涧从湖中穿过，把冰凌融化掉，或者给冲走。我可从来没见过它在冬天会开冻，除了1852年到1853年冬天，那时许多湖都经受了严峻的考验。瓦尔登湖通常在4月1日左右解冻，比佛林特湖和美港要晚个把星期或者十天，从北岸与浅水域开始融化，而这些地方本来也是最先开始结冰的。跟附近任何水域相比，它能更好地显示出这个季节的绝对进度，几乎不大受到温度瞬息万变的影响。3月间，持续好几天的严寒，也许会推迟别的湖的开冻时间，可是瓦尔登湖的温度，却几乎没有中断地在增高。1847年3月6日，温度表插入瓦尔登湖中心，显示温度在华氏32度，亦即为冰点；湖岸附近在华氏33度。在这同一天，佛林特湖中心温度在华氏32度半；离湖岸十二杆远的浅水处，冰厚一英尺的水下，温度则为华氏36度。在佛林特湖，深水域和浅水域温度相差华氏3度半，事实上，这个湖八成儿都是比较浅，这就可以说明它缘何比瓦尔登湖解冻要早得多。这个时候，在最浅处凝结的冰凌，要比湖中心的冰凌薄好几英寸。仲冬时节，湖中心最暖和，那里的冰凌也最薄。同样，入夏以后，在湖边蹚水而过的人全知道，靠近湖岸的水该有多暖和，只不过三四英寸深，不过稍远点，深水处的水面却比靠近湖底的水还要暖和。到了春天，太阳不仅使空气和大地的温度增加，它的热量还透过一英尺厚，或者比一英尺更厚的冰凌，在浅水处湖底折射上来，因此湖水也变暖了，冰凌底下开始逐渐融化；同时，由于太阳直接照射在融化了的冰层上头，使它变得凹凸不平，释放出气泡，而气泡又上下散开，直到冰层全都形成一个个蜂窝状的物体，最后突然在一场春雨中消失殆尽。冰凌跟树木一样，也有它的纹理。冰块开始融化，或者形成类似“蜂窝”的时候，不管它处在什么位置，气泡和水面上的东西都是成直角的。如有岩石和原木从水底下靠近水面，水面上的冰凌就会变得很薄，经常被折射过来的热量融化掉；我还听说过，有人在剑桥一个木制浅池子里做试验，尽管冷空气在下面循环，使上面下面都有冷空气循环，但从池底折射上来的阳光热量，还是大大抵消了这一有利因素。仲冬时节，一场暖雨融化了瓦尔登湖的冰雪，在湖的中心留下一块发暗的或者透明的坚冰，这时湖岸周边，大约有一杆或者一杆多宽处，会出现一长溜易碎，却又更厚的白冰，那也是反射上来的热量所造成的。此外，还有我早就说过的，在冰层里头的气泡本身起了类似聚光镜的作用，把底下的冰凌融化掉。

这一年四季的现象，天天在湖上层出不穷，只是规模较小。每天早上，一般说来，浅水要比深水暖得更快些，虽然说到底也暖不到哪里去，但是每天晚上，浅水也会比深水冷却得更快些。一天就是一年的缩影。黑夜是冬天，晨昏是春天和秋天，正午是夏天。冰凌的坼裂声表示温度的变化。1850年2月24日，度过了一个寒冷的夜晚，我迎着怡人的晨光到佛林特湖去，打算在那里待上一天。我惊奇地发现，我用斧头砍冰凌时，那响声就像敲锣打鼓一样，周围好几杆远都听得到，或者换句话说，仿佛我敲打的是一面绷紧了的鼓。太阳升起以后约莫个把钟头，湖感受到从山上斜射过来的阳光热量，就开始隆隆发响；湖就像一个刚睡醒了的人，伸一伸懒腰，打了个哈欠，响声越来越大，持续了三四个钟头。到了正午，它打了一个盹儿；傍晚时分，隆隆声又响了，因为太阳在收回它的影响。天气正常的时候，湖会极其准时鸣放它的黄昏礼炮。但在一天的正午时分，坼裂声四起，空气的弹性又比较差，湖完全失去了共鸣，即使敲击湖面，恐怕连鱼儿和土拨鼠听了都不会发愣的。渔夫说，“湖上的雷鸣”吓得鱼儿都不敢上钩。这湖并不是每天到了傍晚都会雷声大作，我也说不准，什么时候你会听到它的雷鸣。反正天气里有哪些细微变化，也许我看不出来，但湖倒是感受到了。谁想得到，这么寒冷、这么皮厚的庞然大物，居然会如此敏感呢？当然，湖也有它自身的规律，遵循这规律才会雷声大作，就好比花蕾到了春天定然绽开一样。大地复苏，到处生机盎然。最大的湖对大气的变化那么敏感，就像寒暑表管柱中的小小一滴水银似的。

吸引我住到树林子里来的，就是我可以有闲暇，有机会看看春回大地的全部历程。湖上的冰凌终于开始出现蜂窝状，我从那里走过，脚后跟都会陷进去。雾、雨、越来越暖和的阳光，渐渐地把积雪融化了；白昼显然越来越长；我觉得我不用给柴火堆添料都足够过冬，因为这时再也用不着旺火取暖。我密切注视着春天的最早信号，听听一些飞来的鸟儿偶尔啁鸣声，或者有斑纹松鼠的吱吱声，因为它储存的吃食想必此刻快要耗尽了，或者看看土拨鼠从它的越冬窝儿里好大胆地钻了出来。3月13日，我已听到蓝色鸣鸟、歌雀和红翅鸫在欢唱后，湖上冰凌差不多还有一英尺厚呢。天气越来越暖，冰凌还没有给湖水冲掉，也不像河里的浮冰那样漂了起来，虽然离湖岸半杆处，冰凌已经融化，但在湖中心的冰凌依然呈现蜂窝状，被湖水所浸透，因此，在六英尺厚的冰凌上，你仍然可以踩着走过去呢。殊不知到了第二天晚上，也许大雾刚过去，又下了一场暖洋洋的春雨，冰凌就完全见不着了，神不知鬼不觉地跟雾一起消失了。有一年，我穿过湖中心才五天，冰凌就完全无踪无影了。1845年，瓦尔登湖第一次完全开冻，是在4月1日；1846年，是在3月25日；1847年，是在4月8日；1851年，是在3月28日；1852年，是在4月18日；1853年，是在3月23日；1854年，大约是在4月7日。

我们生活在这么一个冷热极为悬殊的气候圈里，河与湖的解冻，天气的稳定，凡是与两者有关的每一件事，我们都会特别感兴趣。天气越来越暖和的时候，住在河边的人夜里会听到冰凌的坼裂声，那吓人的轰鸣像大炮一样，仿佛冰凌的锁链完全给断裂了，不到一两天，只见它倏忽消融殆尽。就像鳐鱼从泥沼中钻了出来，大地也随之震颤不已。有一位老人，观察大自然，真可以说细致入微。他对大自然的一切运作，似乎独具慧眼，料事如神，仿佛他还在孩提时代，大自然就上过造船台，而他却帮着安装过她的龙骨——如今，他已长大成人，他要是活到玛士撒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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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岁数，恐怕也很难获得更多的自然知识了——他告诉我，入春后有一天，他提着枪，坐上了小船，打算去打一两只野鸭子，但听到他对大自然的运作还表示惊奇时，我不由得大吃一惊，因为我本来觉得大自然与他之间已无什么秘密可言了。那时，草地上还有冰凌，但河里的冰凌早已荡然无存，他坐上了小船，从他的住地萨德伯里一路畅通，直达美港湖，没承望他却看见这儿十之八九还覆盖着坚硬的冰凌呢。那一天挺暖和，看见湖上还有那么多冰凌，他惊骇不已。什么野鸭子都没看见，他把小船藏在北岸，或者说，湖中一个小岛的背后。他自个儿躲到南岸的灌木丛里，等待野鸭子到来。离湖岸四杆的地方，冰凌都已融化了，湖面光滑暖和，湖底一片泥泞，野鸭子喜爱的正是这种地方，他心里估摸，过不了多久，野鸭子准会飞过来的。他静静地卧倒在那儿，已有一个多钟头了，猛地听见一阵低沉、似乎非常遥远的声音，但听上去又特别庄重，给人印象很深，跟他往日里听到过的声音截然不同；那声音渐渐地高扬，不断加强，仿佛它将会有一个响彻天地的难忘的尾音，一阵沉闷的、急吼吼的声响，在他听来，就像一大群飞禽马上要栖落在这里似的。于是，他抓起了枪，一跃而起，心情亢奋极了。可是他发现，真的叫他惊呆了： 原来就在他卧伏的时候，整整一大块冰凌已开始活动，漂浮到了岸边，他刚才听到的声音，就是冰凌边缘碰撞湖岸的声音——开头，冰凌边缘还是轻轻地啃动着、碎裂着，但到后来却沿着小岛周围不断往上翻腾，冰凌的碎片飞溅到一定的高度，方才复归于平静。

最后，太阳的光线直射大地，暖风吹散了雾和雨，湖岸上的积雪也融化了。太阳驱散迷雾之后，面向明暗交错、褐白相间的风景微微一笑；而在薰香似的蒙蒙烟雾中，观光客从一个小岛寻路到另一个小岛，沉醉于成千条溪涧流水奏鸣的乐曲声中，这些溪涧的脉管里，冬天的血液畅流不息，也随之悄然逝去。我到村子里去，照例要穿过铁路，见到解冻后的泥沙从铁路两侧陡坡深沟流下去，如此罕见的壮观，对我来说，不啻是一种莫大的惊喜，虽然自从铁路发明以来，想必用合适的材料新建的铁道路基也大大增加了。那材料就是沙子，粗细程度不同，而且异彩纷呈，通常还要掺上少量泥土。当霜冻在春天——乃至于在冬天融雪的日子里出现时，沙子开始像火山熔岩似的从铁路陡坡流下来，有时还穿透积雪而流了出来，泛滥于往昔从没见过沙子的地方。数不清的小溪流纵横交错，展现出一种混合的产物，部分服从水流的规律，部分却遵循植被的法则。沙子往下流淌的时候，看上去就像多汁的树叶或者藤蔓，而且往外喷洒出一堆堆软浆，竟有一英尺或者一英尺多深，你在俯瞰时会觉得它们很像某些苔藓，有锯齿状的、有条裂状的、有鳞甲状等菌体；要不然你就会想起珊瑚、豹掌或者鸟爪、脑子、肺叶或者肠子，以及各种各样的排泄物。这真的是一种奇形怪状
的植被，它们的形态和色彩，我们看见过，在青铜器皿上有所仿造，这么一种建筑学上常见的叶饰，要比叶形装饰、菊苣、常春藤、藤蔓，或者其他植物的叶子更古老、更典型；在某些情况下，也许将注定成为未来地质学家难解的一个哑谜呢。整个深沟给我印象很深，仿佛它是一座岩洞，连同它的钟乳石全都呈现在阳光之下。这些沙子真的是丰富多彩，令人赏心悦目，包括各种不同的铁的颜色： 棕色的、灰色的、淡黄色的，以及淡红色的。这么一大块的流沙达到路基脚下的排水沟时，就平铺开来，形成了浅滩
；个别的小溪流失去了它们的半圆锥形状，慢慢地变得越来越平坦、越来越宽阔似的，如果说还是湿漉漉时便会汇合在一块儿，最终形成一块几乎平展展的沙滩
，但依然丰富多彩，煞是好看，你还可以从中看出植物的原始形态的痕迹；最后，它们到了水中变成了堤岸，就像河口上形成的那些沙洲似的，那些植物的形态终于消失在湖底粼粼波纹中。

整个堤岸高度从二十英尺到四十英尺，有的时候，堤岸的一侧或者两侧，都被一大块、一大块这种叶饰，或者说，春天里常有细沙开裂的缝隙所覆盖，往往长达四分之一英里。这种沙子叶饰之所以引人注目，就在于它冷不丁就跃入眼帘。我在路基的一面看到的是毫无生气的侧面——因为太阳总是先照在一面的——另一面却是在个把钟头以内造成如此丰富多彩的叶饰；我不由得深为感动，仿佛奇怪地意识到，我已站在创造了世界和我的那个艺术家的实验室里——来到了他仍在继续创造的现场，看到了他正在路基那边大显身手，而且精力异常充沛，使他的鲜活构思随处可见。我觉得好像自己跟地球的内脏更加接近了，因为这种流沙所形成的叶状团块，倒是跟动物的内脏一模一样。从这些流沙里头，你会发现一种有植物叶子的预感。难怪大地常常依托叶子为其形，并以这样的理念劳其神。原子早已认识到这一法则，据此成果丰硕。悬挂在枝头的叶子，在这里看见了自己的原型。不管地球也好，还是动物也好，它们的内部
都有一张湿润的、厚实的“叶子”。这个词儿特别适用于肝、肺和脂肪叶
［它的希腊文字源λειβω，英文为labor，拉丁文为lapsus，是“漂流”，或者“向下流淌”、“流逝”的意思；λοβοs，拉丁文为globus，英文bobe（叶子）；英文globe（地球）的意思；还有lap（重叠）的意思；flap（垂下物）的意思，以及好多别的词儿］，从外表来看，是一张薄薄的干枯的叶子，英文是leaf，甚至字母f和v的发音，也是挤压发出的音质粗糙的b。叶子（lobe）的词根是lb，柔软的b音（是单叶片的，或者B，是双叶片的），流音l在后面，推动b音。地球（globe）一词的glb中，g这个颚音对喉部的功能尤为意味深长。鸟儿的羽毛和翅膀，也是叶子，只是更干爽、更单薄罢了。所以，你可以从泥土里的笨拙的蛴螬预见到它变成在空中翩跹的蝴蝶。我们这个地球不断超越自己，不断改变自己，在自己的轨道上扑棱翅膀。甚至冰凌也是从精细的水晶般的叶子开始的，仿佛它已流进了一个个模子，而后者正是印在湖水这面镜子里水中植物的叶子。整整一棵树只不过是一片叶子，河流是更大一些的叶子，它们的叶质和大地交错在一起，乡镇和城市则是它们叶腑上的虫卵。

太阳偏西时，沙子停止流淌，但到了转天早晨，这些溪流就又开始流淌，而且一条又一条地叉开来，形成了数不清的支流。也许你从这里会看到血管是如何形成的。只要你仔细地去观察，就会看到从最先融化的主体中流出来一条软化的沙流，它的顶端像水滴，和圆圆的手指头相似，慢慢地而又盲目地向下寻路流淌，随着太阳越升越高，变得很热，很湿润，后来那流淌最快的部分八成儿顺从最呆滞的部分也遵循的法则，终于跟后者分道扬镳，形成自己的一条迂回曲折的渠道，或者换句话说，一条动脉，从中可以看到，有一道银色的溪流，像闪电般在发光，从软浆似的叶子或者枝杈的阶段进入了另一个阶段，而且还不时地被流沙所吞没。沙子在流动时井然有序地使自己出奇地神速而又完美，利用沙团提供最佳材料，在渠道两侧形成尖尖的边缘。江河的发源地就是如此这般。河水中含有硅的物质，也许就是骨骼系统，在更精细的泥土和有机物中，即是肌肉纤维或者细胞组织了。人是什么，还不就是一团融化的泥土吗？人的圆圆的手指头，只不过是凝结了的一种滴状物。手指和脚趾从融化中的躯体里流了出来，达到自己的极限。在更加适宜于生长发育的环境中，谁知道人体会扩展到什么样子呢？人的手掌难道不就是一张撑开了的棕榈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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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叶片和片脉吗？耳朵不妨可以想象为一种苔藓，拉丁文为umbilicaria，垂在头的两边，也有叶片，或者说还有滴状物。嘴唇——字源是labi-um，大抵来自labor（劳动）这个词儿——是在洞穴似的嘴巴上下两边的重叠物或者悬垂体。鼻子，一望可知，是一个凝缩的滴状物，或者说，钟乳石。下巴颏儿是一个更大的滴状物，脸上的滴水全在这儿汇合。脸颊是一面斜坡，从眉毛滑下脸谷，由颧骨支撑住。植物叶子上每一个圆圆的叶片，也是一个浓稠的正在流淌的滴状物，尽管有大有小；叶片是叶子的手指；它有多少叶片，就会向多少个方向流动，如有更多的热量，或者受到别的适宜于生长发育的影响，它就会流动得更远了。

由此看来，这面斜坡以图例阐明了大自然所有运作的原则。大地的创造者只得到叶子一项专利权。有哪一个商博良

[3]

能为我们破译这种象形文字，让我们终于可以翻开新的一页来呢？这种现象比丰饶多产的葡萄园更让我感到亢奋不已。不错，它是有点儿分泌排泄的性质，反正什么五脏六腑等等，好像地球从里往外全给兜了底；不过，这至少表明，大自然也是有肠子的，而且还是人类的母亲。这是从冻土里结出来的霜花；这就是——春天。就像神话先于符合韵律的诗歌，它是先于青山绿水的春天，先于姹紫嫣红的春天。我可不知道还有别的什么可以荡涤冬天的雾霾和消化不良。它使我相信，大地依然是在襁褓之中的婴儿，它的小小指头向四处伸展。那光秃秃的额头上长出了稚嫩的鬈发。天地间原本没有什么无机之物。路基上布满叶饰图案，如同火炉里的熔滓，说明大自然内部“正是一片旺火”。大地不仅仅是死气沉沉的历史的一个片段，像一部书那样一页一页层层交叠，让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去研究，它是活生生的诗歌，像树上的叶子，先于花朵，先于果实——它不是一个化石的地球，而是一个活生生的地球；相形之下，一切动植物的生命，只不过是寄生在大地这一个了不起的生命中心上。它那剧烈的搏动能使我们的残骸从坟墓里给拽了出来。你可以把你的金属熔化掉，把它们浇铸到你能打造的最美丽的模子里；它们却从来没有使我激动过，从来没有像这大地熔化后所形成的图样令我亢奋不已。不仅是它，而且任何制度都像陶工手上的泥巴，可塑性很强。

没有多久，不仅仅是在堤岸上，而且在每座小山、每个平原和每块低洼地里，都有霜花从地里冒出来，好像一头穴居的四足动物从冬眠中醒来，在音乐声中寻找海洋，或者换句话说，迁徙到云中别的地方去。温言款语的融化之神，却比手执大锤的雷神托尔

[4]

更具力度。前者善于徐缓融化，而后者只会乱砸一气。

地上积雪已有部分消融，一连好几天挺暖和的，地面比较干爽了，这时，不妨拿新年伊始刚露出来最早的柔嫩景象，同熬过严冬的苍劲植物那庄重之美作一比较，倒是别有一番情趣——长生草、一枝黄花、芹叶太阳花，以及那些淡雅的野草，往往比夏日里显得更加鲜明和有味儿，好像它们的美非得饱经寒夜摧残之后才臻于成熟似的；即使是羊胡子草、香蒲、毛蕊花、狗尾草、绒毛绣线菊、白色绣线菊，还有别的硬茎植物，这些都是招待最早飞来的鸟儿取之不尽的谷仓——是很不错的杂草，至少也是大自然披上寡妇穿的全黑丧服罢

[5]

。特别是羊毛草禾束似的拱顶把我给吸引住了；它将夏天带到我们的冬日记忆里来了，那种形态乃是艺术所喜爱仿效的，而且在植物王国里，这些形态就如同天文学在人类心目中已有的预兆一样有着相同关系。它是一种比古希腊或者古埃及更古老的风格。冬日里的许多现象，使人想起了难以描述的柔嫩纤细的雅致。我们常听到有人把这个冬日之王描写成一个粗野狂烈的暴君，其实，他倒是以恋人的脉脉温情使夏日的秀发鲜艳倍增。

春天临近，我正坐下来读书或者写作时，红松鼠来到了我的屋子底下，它们成双配对地直接到我的脚下，叽叽喳喳，唧唧咕咕，或者有时长嘶短鸣，那声音古怪得出奇，我还从没听见过呢。我跺了几脚，它们的叫唤声反而更响，仿佛它们疯狂的恶搞早把畏惧置之度外，对人类的劝阻满不在乎了。你们别再——叽咔里、叽咔里地叫了。它们对我的斥责充耳不闻，或者一点儿都没感受到我斥责的力量，反而撒泼骂人似的，真让我拿它们没奈何呢。

第一只报春的麻雀！这一年在从来没有如此年轻的希望中开始！从局部光秃秃的、湿漉漉的田野里，隐隐约约地传来了银铃般的啁啾声，那是蓝色鸣鸟、北美歌雀和红翅鸫在欢叫，仿佛冬天最后的雪花飘落时的丁零声。在这么一个时刻，历史、编年史、传说，以及一切文字记载的启示录，都又算得了什么来着？小溪在向春天唱赞美诗和三部重唱歌曲。沼泽地的鹰低低地掠过草地，已在寻摸头一批苏醒过来的纤弱的生物。融雪的滴水声，漫山遍谷都听得到，各个湖里的冰凌在迅速消融。小草像春火似的燃遍了半山腰——春天的雨带来了一片新绿

[6]

——好似大地发出满腔热量，迎候太阳的回归；那火苗的色彩不是黄的，而是绿的——那是青春永驻的象征，那草叶啊，好似一条长长的绿色缎带，从草地里流向夏天，不错，被霜冻拦阻过，但倏忽又往前推进，竖起去年干草的嫩茎，让新的生命从底下长出来。它笃悠悠地在生长，宛如小溪从地下徐缓渗出来似的。它差不离跟小溪浑然一体，因为在适宜作物生长的六月天里，小溪干涸了，草叶子就成了它们的渠道，不知有多少个年头以来，牛羊都在这条常绿的小溪里饮水，而且，刈草人还会及时来收割为过冬取暖的草料。因此，我们人类的生命即使灭绝，只要根还在，就仍会长出永恒的绿叶来。

瓦尔登湖冰凌正在迅速消融中。湖的西北两侧，有一条两杆宽的运河，流到东头会更宽一些。偌大一片冰从主体上裂开了。我听到北美歌雀在湖边灌木丛里吟唱——欧利特、欧利特、欧利特——吉泼、吉泼、吉泼、吉、喳——吉、威斯、威斯、威斯。它也是在帮着冰凌坼裂呢。冰凌边缘的大幅度曲线，该有多么漂亮啊，它与湖岸的曲线多少有所呼应，却又显得齐整得多！最近以来有过一阵子，天气异常寒冷，冰凌坚硬得出奇，上面都有波纹，就像宫殿里的地坪似的。但是，风陡然朝东边吹去，掠过浑浊的冰层，直到吹皱了远处鲜活的水面。看着这缎带似的湖水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真是让人好不喜欢。光溜溜的湖面上洋溢着欢乐和青春，仿佛它在诉说湖中鱼儿们的欢乐，以及湖岸上细沙的欢乐——好像是鱼鳞片上发出的一片银色的光辉，整个湖俨然都成了一条欢蹦乱跳的鱼。冬天和春天的对比，就是如此这般。但是，我在前文已经说过，这一个春天，湖上开冻得更加笃悠悠呢。

从暴风雪和冬天转换到平静而温煦的天气，从昏暗和懒怠的时刻转换成明亮而富有弹性的时刻，这是万物称颂、难以忘怀的转捩点。最后，变化仿佛是一蹴而就似的。突然间，透进来一股春光，充满了我的小屋子，虽然已近黄昏时分，冬天的云堆依然悬挂在天际，雨雪之后的水珠正从屋檐滴落下来。我抬眼眺望窗外，瞧！昨天那里还是灰沉沉、冷丝丝的冰湖，此时此刻却是一泓透明的湖水，平静而充满希望，赛过夏日里的黄昏时分，在湖的胸脯上衬映出夏日里暮色苍茫的天空，这样的景致虽然高头还看不见，但它仿佛已跟遥远的地平线心心相印了。我听到有一只知更鸟在远处鸣叫，我觉得好几千年以来仿佛还是头一遭听到似的，即使再过好几千年，它的鸣叫声我也不会忘掉——它还是那么甜美，那么富有活力，跟从前一模一样。啊，黄昏时分的知更鸟，在新英格兰的一个夏日倏忽消逝的时刻！但愿我能觅到它栖息过的丫枝！我指的是它呢；我指的是那根丫枝
呢。至少这不是Turdus migratorius

[7]

吧。我屋子周围的油松和橡树丛，好久以来老是垂头丧气似的，此刻它的好多特性突然恢复了，看上去更鲜亮，更青翠，更挺秀，更有活气，仿佛经过雨水洗涤，很灵验，恢复了元气。我知道再也不会下雨了。只消看看森林中的任何一根丫枝，是的，看看你的柴火堆，你就可以知道冬天究竟过去了没有。天色越来越暗淡，一群野鹅低空掠过树林子时发出的唳声，吓了我一大跳，因为它们像疲累的旅行者一样，从南边的湖上飞过来，不免姗姗来迟，只好抱怨不迭，相互安慰。我站在门口，听得到它们扑棱翅膀的声音；它们冲我的小屋子飞来时，突然发现了我的灯光，喧叫声才戛然而止。它们盘旋数匝，飞落在了湖上。于是，我转身进屋，关上门，在树林子里度过我的第一个春宵。

清晨，我从门口透过薄雾观看野鹅，只见它们在五十杆远湖中央来回游弋；它们是那么多，那么喧闹，瓦尔登湖仿佛成了一个供它们戏水的人工湖。可是，我站在湖岸上时，忽听见领头鹅发出一声信号，它们马上拍翅起飞，排成行列，在我高头绕了一圈，总共二十九只，径直向加拿大飞去了；它们的领头鹅不时发出唳声
，仿佛关照它们到比较浑浊的湖中进早餐似的。一大群野鸭子也同时飞了起来，紧跟着那些闹嚷嚷的哥们儿，往北方飞去了。

一个星期以来，我常听见一只孤雁在晨雾中来回盘旋、摸索、唳叫，寻觅它的伙伴；它们就栖居在树林子里，它的唳叫声越来越响，连树林子都难以承受。到了4月间，就可以见到鸽子，三五成群地掠过天空，到一定时候，我听得见圣马丁鸟在我的林中空地啁啾，看来镇上未必有那么多的圣马丁鸟，让我这儿也可以有一两只吧。我揣想，圣马丁鸟是一种古老的飞禽族，远在白人到来以前就栖息在洞穴里。在几乎所有气候宜人的地区，乌龟和青蛙都是这个季节的先驱和信使；鸟儿一边歌唱一边飞翔，羽毛在空中闪闪发亮；各种植物拔地而起，花儿盛放；和风吹拂，仿佛纠正了南北两极之间的轻微摆动，使大自然保持了平衡。

每一个季节，对我们来说，似乎都是妙不可言，因此，春天的来临，就像鸿蒙初辟，宇宙创始，黄金时代到来了——

Eurus ad Auroram, Nabath～ eaque regna reces-sit，

Persidaque, et radiis juga subdita matutinis.

[8]

东风退却到奥罗拉和纳巴泰王国

[9]

，

退却到波斯和在晨光之下的山岭。

*　*　*　*

人诞生了。究竟是造物主为了创始

更美好的世界，用神的种子创造人；

还是大地刚刚从高高的苍穹坠落，

却保留了同一个上天的一些种子。

一场细雨过后，草儿长得越发青翠欲滴。同样，我们展望前景，只要有美好的思想注入，就会越发光明。如果我们总是活在当下，对眼前每一件事都善于利用，就像小草沾上一点儿露水也承认对自己有影响；莫将时间浪掷在弥补错失的机遇上，还认为我们在尽自己的职责；那么，我们应该说是幸福的。春天已经来临，可我们还在冬天徘徊不前。在一个令人愉快的春天的早晨，人间的一切罪恶都得到了宽赦。这就是罪恶消亡的日子。阳光如此温暖人心，即使坏人说不定也会回头。我们自己恢复了纯真，自然也能看到我们邻居的纯真。也许你知道你的邻居昨天是一个小偷、一个酒鬼，或者是一个色鬼，不是怜悯他就是鄙视他，从而对这个世界感到绝望；可是，阳光照亮了这个世界，温暖了这个春天的第一个早晨，重新创造了这个世界，你会碰见他正在安静地工作，只见他衰竭、淫逸的血管里溢满平静的欢乐，祝福新的日子来临，像婴儿似的天真感受到春天的影响，于是，他的一切差错你也都忘掉了。他不仅置身于一种善意的氛围之中，甚至还有一种神圣的气味，也许在盲目而又徒劳地表现，好像是一种新生的本能；没有多久，南边山坡上再也没有庸俗的玩笑声在回响。你会看到他那多节瘤的树皮上，有一些天真可爱的嫩枝条正在使劲儿抽芽，尝试另一个年头的生活，那么柔嫩、那么鲜活，就像幼树苗儿一样。他甚至还进入过他的上帝的欢乐天地呢。为什么狱卒还不把他的牢门打开——为什么法官还不把他手头的案子撤销——为什么传教士也不让会众离去！这是因为他们不服从上帝给予他们的暗示，也不接受上帝自由地赐予众人的宽恕。

“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效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之从而牧之，是以若彼之濯濯也。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

“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气，其好恶与人相近也者几希？则其旦昼之所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复，则其夜气不足以存，夜气不足以存，则其违禽兽不远矣。人见其禽兽也，而以为未尝有才焉者，是岂人之情也哉。”

[10]

“首先建立的是黄金时代。这个时代，没有人强迫它，没有法律，却自动地保持了信义和正道。在这个时代里没有刑罚，没有恐惧；金牌上也没有刻出吓人的禁律；没有喊冤的人群心怀恐惧观望着法官的面容；大家都生活安定，不必怕受审判。当时山上的松柏还没有遭到砍伐，作成船只航海到异乡；除了自己的乡土，人们不知道还有什么外邦。……四季常青，西风送暖，轻拂着天生自长的花草。”

[11]

4月29日，我在九英亩角桥附近的河岸上钓鱼，站在摇曳的野草与柳树根边，在这里土拨鼠出没无常。我听到了一种独特的咯咯声，有点儿像孩子们用手指耍弄木棍时发出的声音，这时，我抬头一看，但见一只非常小，但很俊秀的鹰，活脱脱像夜莺一样，一会儿打水花似的直冲云霄，一会儿又翻筋斗似的落了下来一两杆，就这么着轮番升降，显示它那翅膀的潜力，逼肖阳光下亮闪闪的一条缎带，或者说，赛过贝壳里闪光的珍珠。这种景象使我想起了猎鹰训练术，以及这一项运动所显示的何等高贵的情致和诗意。依我看，不妨管它叫做“灰背隼”

[12]

： 尽管我对它的名字并不在乎。它那飘飘欲仙的飞翔，我是从来还没有目睹过。它不像蝴蝶一样翩翩起舞，也不像苍鹰那样凌空翱翔；它是在田野上空，充满骄傲自信地飞着玩儿似的；它发出怪叫声，越飞越高，它一次又一次潇洒而又优美地俯冲下来，像风筝似的一个劲儿翻身，随后在高空的翻腾中恢复过来，仿佛它从来没有在大地
上落脚过。看来它在浩茫宇宙之中没有什么伴侣来着——总是独个儿在嬉戏长空——它只需要黎明和太空，这才是它唯一的玩耍伙伴呢。它并不是很孤独，倒让它底下的整个大地显得很孤独。孵养它的母亲上哪儿去了？它的亲属、它的父亲都去了九霄云外？它是空中来客，它和大地似乎仅有这么一点点关系，那就是有过一个鹰卵，不知什么时候在岩缝里头孵化出来——或者换句话说，莫非它那故土的鸟巢，是在云中一隅，由彩虹边缘和夕照长空所构成，再用从大地上升起轻柔的仲夏雾霭作陪衬吗？它的猛禽窝儿，此刻还在悬崖似的云堆里呢。

此外，我还逮到好多罕见的铜色鱼，瞧它们的色彩，金黄银白，交相辉映，望过去很像一串串珍珠。啊！不知有多少个开春第一天早晨，我深入过这些草地，从一个小圆丘蹦跳到另一个小圆丘，从一个柳树根蹦跳到另一个柳树根，这时，荒野的河谷和树林子沐浴在如此纯洁、如此明媚的日光里，如果死者就像有人所说的，只不过在坟茔里头打盹儿，此时此刻，恐怕他们也会醒过来的。永生不朽，用不着什么更有力的证据了。万物都应该生活在这样的日光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

[13]

？

我们村子周围要是没有尚待探索的森林和草地，我们的乡村生活就会死气沉沉。我们需要原生态来激励自己——有时跋涉在潜伏着麻和鹭鸶的沼泽地，听听沙锥鸟的叫声；闻一闻飒飒作响的莎草，草丛里头只有一些更野、更孤独的飞禽在筑窝儿，还有水貂肚皮贴地在爬行。就在我们热切地探索和熟悉一切事物的同时，我们却要求万物都是神秘的，从来没被探索过的；要求大地和海洋处于极其原生态，从来没被勘察过、测量过，因为它们都是深不可测的。我们对大自然断断乎不会感到腻烦。我们看到无穷无尽的活力，看到巨大的提坦

[14]

般的形象，看到海岸上航船的残骸，看到荒原上活树与枯树并存，看到雷鸣雨云，看到一连下了三周、引发洪水泛滥的暴雨，定然会感到精神振奋。我们必须看到自己的极限被突破，到从未漫游过的地方去自由地生活。虽说腐肉使我们作呕、泄气，但见秃鹫从啄食腐肉中获得健康和力量，我们倒是颇感高兴。通往我屋子的小道边上有一个坑，里头有一匹死马，有时候，我只好绕道而行，特别是在阴沉沉的夜间，但它却使我深信，大自然的胃口挺棒，而又非常健康，这就算是我从中得到的补偿吧。我爱着大自然充满了如此众多的生物，甚至还经受得住无数生灵之间相互捕食与残杀牺牲；我爱着纤嫩的生物像果肉似的，一气不吭地给压榨掉了——苍鹭一口吞掉蝌蚪，乌龟和蟾蜍在大路上被车轮碾死，有时候，简直血肉横飞！既然这么容易碰到意外事故，我们必须看到乃是人们对此不大重视。聪明人得出的印象是： 世间万物天真无邪。毒药到头来不见得有毒，创伤也未必会致命。怜悯是很靠不住的。它必定是转瞬即逝。它所恳求的断断乎不会是一成不变。

5月初，橡树、山核桃树、槭树以及别的树木，才从湖周围的松树林里发芽抽枝，它们像阳光似的使湖光山色显得格外光艳，特别是在阴天，仿佛太阳穿透了迷雾，给满山坡洒下了淡淡的亮光。5月3日或者4日，我在湖里看见一只潜水鸟，在这个月的头一个星期里，我听到了三声夜莺、棕嘲鸫、威尔逊鸫、美洲小鹟、棕雀，以及别的鸟儿的鸣叫声。歌鸫的鸣叫，很早以前我就听见过了。东菲比霸鹟频频来到我的窗门前往屋子里窥探，看看好不好在我的小屋子里筑窝儿；它一边在查看我屋里头情况，一边在空中扑棱着翅膀，收紧爪子，仿佛它全身让空气支撑住似的。没有多久，北美油松硫黄似的花粉，就铺满了湖面，以及岸边乱石堆和朽木林，因此，你可以毫不费劲地收集到满满一桶花粉。这就是我们听人说起过的所谓“硫黄雨”。甚至在迦梨陀娑的剧本《沙恭达罗》里，我们就读到：“莲花的金粉染黄了小溪。”就这么着，四季更迭，到了夏天，我们可以漫游在越长越高的青青草丛中。

我第一年在林中的生活就此告一段落，第二年跟它如出一辙。1847年9月6日，我最终离开了瓦尔登。

[1]
玛士撒拉，《圣经·旧约全书·创世记》中以诺之子，据传活了969岁。

[2]
梭罗在此处一语双关，因为英文中棕榈（palm），还可作“手掌”、“手心”解释。

[3]
商博良（Jean Francois Champollion, 1790—1832），法国历史学家、埃及学家，根据刻有希腊文字、埃及象形文字及通俗文字的罗塞塔石碑铭文破译出象形文字。

[4]
托尔，古代北欧神话中的雷神，亦即主神奥丁的儿子。

[5]
梭罗在这里又是一语双关，英文weeds既是野草、杂草，也指寡妇穿的全黑丧服。

[6]
此处原文为拉丁文：“et primitus oritur herba imbribus primoribus evocata.”

[7]
拉丁文，候鸟的意思。

[8]
拉丁文，意思即是紧随其后的两行诗中译文。

[9]
纳巴泰王国，西南亚古代阿拉伯王国，位于今约旦西部。

[10]
引自《孟子·告子》。

[11]
引自奥维德《变形记》第一章。著名学者杨周翰先生译，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

[12]
英文Merlin，音译“墨林”，中世纪传说中魔术师和预言家，亚瑟王的助手。

[13]
这两句话引自《圣经·新约全书·哥林多前书》第15章55节。

[14]
古希腊神话中提坦众巨神之一，天神乌拉诺斯与大地女神盖娅之子，力大无比。

结束语

有人得了病，医生会明智地建议他不妨换换空气和环境。

谢天谢地，这里并不意味着整个世界。七叶树不会生长在新英格兰，嘲鸫的鸣叫声这里也很难听得到。野鹅倒是比我们更加具有国际性；它在加拿大进早餐，到俄亥俄州吃午饭，然后在南方的牛轭湖梳理自己的羽毛过夜。甚至野牛，在某种程度上，也能紧随着季节更迭，先在科罗拉多牧场上吃草，直到黄石公园有了更绿、更鲜美的青草在等候它时为止。然而，我们认为，如果说我们的农场将栅栏通通拆掉，垒起了石墙来，我们就给自己的生活定下了界限，我们的命运也就选定了。你要是被选为镇上文书，那么，今年夏天你就去不了火地岛： 不过，你倒是可以到地狱烈火国去。宇宙比我们看到的还要广阔得多呢。

然而，我们应该像好奇的旅行家一样，经常到我们的船尾看看景色，而不要像愚蠢的水手那样，一路航行中自己只顾低头拣填船缝的麻絮。地球的另一面，不外乎是我们的同类的家。我们的航行只不过是绕了一个大圈子，而医生开的方子无非是治治皮肤病罢了。有人急吼吼赶到南非去追捕长颈鹿，其实，他应该猎捕的肯定不是这样的猎物。你倒说说看，一个人能花多少时间去追捕长颈鹿啊？猎捕沙锥鸟和土拨鼠，也是挺稀罕、够好玩儿的；但我相信，射向自我倒是不失为更高贵的一项娱遣——

你的视野一转向内心，发现

在你心中就有一千个地方

还没被发现。那你去那里旅游，

就会成为家庭宇宙志的专家。

[1]

非洲意味着什么？——西方又代表什么？在地图上，不也是我们自己心中一片空白吗？尽管一旦被发现，它会像海岸一样黑糊糊的？难道要我们去发现时，是尼罗河的源头，或者尼日尔河的源头，或者密西西比河的源头，或者我们大陆上的西北走廊吗？难道说这些就是跟人类休戚相关的问题吗？难道说失踪的仅仅是弗兰克林

[2]

一人，所以他的妻子就该十万火急地赶去寻找他吗？格林奈尔

[3]

先生知道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还不如争当芒戈·帕克

[4]

，成为路易斯、克拉克

[5]

和弗罗比歇

[6]

这样的探险家，探讨你自己的河流和海洋；探索你自己的南极或北极地区吧——必要时，船上不妨装足罐头肉，维持自己的生命；还可以把空罐头堆得老高老高，当作标志用。难道说发明罐头肉仅仅是为了保藏肉类吗？不，你得争当一个哥伦布，去发现你内心的新大陆和新世界，开辟新的渠道，不是为了做生意，而是为了沟通思想。每个人不啻是一国之主，相形之下，沙皇的帝国只不过是蕞尔小国，是冰凌遗留的一块小疙瘩。然而，有的人毫不庄敬自重
，却能侈谈爱国，为了少数人的利益却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他们喜爱的是给自己造墓的土地，而对赋予他们躯体以活力的精神却无动于衷。所谓爱国仅仅是他们头脑里造出来的幻想罢了。南太平洋海岛探险远征

[7]

，不论声势、耗资都是如此浩大，究竟意味着什么，其实，只是间接地承认了这么一个事实： 在人们的精神世界里，同样存在大陆和海洋，每个人只是这个精神世界里的一个半岛或者一个岛屿，可他还没有去探索，却坐在一艘政府的大船里，经过寒冷、风暴和吃人生番的地域，航行了好几千英里，带上五百名水手和仆役来伺候他，这比独自一人去探索内心的海洋、大西洋和太平洋，毕竟要容易得多——

Erret, et extremos alter scrutetur Iberos.

Plus habet hic vit, plus habet ille viae.

让他们漫游去，考察异邦澳大利亚人，

我懂得更多的是神，他们懂得更多的是路。

[8]

满世界跑去桑给巴尔

[9]

清点猫科动物，很不值得。可是话又说回来，如果说你乏善可做，这种事也不妨偶一为之。也许你真的找到了一些“西姆斯洞”

[10]

，由此终于进入内心世界。英国、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黄金海岸

[11]

和奴隶海岸

[12]

，全都面对内心的世界，虽然从那里出发，毫无疑问，可以直航印度，却没有哪一艘船敢于驶往看不见陆地的内心的海洋。尽管你学会了各种方言，认同了各国风俗习惯，尽管你会比一切旅行家都走得更远，又能适应一切气候与水土，让斯芬克司

[13]

气得一头撞到石头上，那也还得听从那位古代哲学家的箴言： 去探索你的内心世界吧。这就用得着眼力和大脑。只有败将和逃兵才去打仗，开小差的懦夫才会应募入伍。现在就开始探索，向西远征吧，这就不会在密西西比河或者太平洋逗留，也不会到古老的中国或者日本去，而是一往直前，好像经过大地的一条切线，不管寒暑昼夜，日没月落，断断乎不停歇地直到最后地球消失。

据说，米拉波

[14]

拦路抢劫过，为的是“验证一下，有人正式违抗社会上最神圣的法律，究竟需要多大的决心”。后来，他声称：“大兵打仗时需要的勇气，只有拦路抢劫的一半。”——“荣誉和宗教永远阻拦不了考虑周到和坚定不移的决心。”一般说来，米拉波其人其事颇具须眉气概；但又很无聊，即使还算不上十恶不赦。一个比较清醒的人会发觉自己屡屡“正式违抗”所谓“社会上最神圣的法律”，因为他要听从更加神圣的法律，根本用不着这么出格，也已经验证了他的决心。其实，他不必对社会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只要顺从他自己认可的法律，保持自己原有的态度，这样他就断断乎不会跟公正政府对抗的，如果说他碰得上这么一个政府的话。

我离开树林子，就像我入住树林子一样，都有充分的理由。也许我觉得，似乎还有好几种生活方式可供选择，我不该在这么一种生活方式上花费更多时间。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很容易不知不觉地习惯了某种生活方式，陈陈相因，久而久之，给自己踩出了一条老路来。我住在那里还不到个把星期，我的脚底下就踩出来了一条小道，从我家门口一直通往湖边；自此以后已有五六年了，这条小道至今依然清晰可见。说真的，我揣想，别人也走过这条小道，所以一直保持畅通无阻。大地的表面是柔软的，人们一走过就会留下踪迹；同样，人的心路历程也会留下踪迹的。不妨想一想，人世间的公路已给踩得多么坑坑洼洼，尘土飞扬，传统和习俗又形成了多么深的车辙！我可不乐意枯坐在船舱里边；我觉得还不如干脆站在世界的桅杆和甲板前面，因为从那里，那群山之间月色溶溶的美景，我可以看得更真切。那时我再也不想回到船舱下面去了。

我至少从我的试验中悟出了这么一点心得： 一个人只要充满自信地朝着他梦想指引的方向前进，努力去过他心中想象的那种生活，那他就会获得在平时意想不到的成功。他会把某些事情置之脑后，越过一道看不见的界限，在他周围与内心深处会确立一些新的、人人懂得的更加自由的法规来；要不然，旧的法规加以扩充，并从更加自由的意义上获得有利于他的新诠释，而他就可以获得高一等生灵的资格生活。他的生活越是简单，宇宙的法则也会显得越简单，孤独将不成其为孤独，贫困将不成其为贫困，懦弱也将不成其为懦弱。如果你造了空中楼阁，你是不会徒劳的；楼阁本该造在空中。现在已是给它们打下基础的时候了。

英国和美国提出了一个荒唐可笑的要求，那就是： 你说话非得让他们听得懂。无论是人们也好，还是伞菌也好，都不会变得如此这般。好像那种要求还很重要，没有他们也就没有人理解你了。仿佛大自然支持的是仅仅这么一种理解模式： 它养得起四足动物，却养不起鸟儿，养得起爬行动物，却养不起飞禽，连耕畜都听得懂的“嘘、吁”
的吆喝，倒是成了顶呱呱的英语。仿佛唯有傻里傻气，反而万无一失似的。我的主要担心是，也许我的表达还不够过火，也许没有突破我的日常经验的狭隘局限，因而没法将我深信的真理表达得一清二楚。至于过火嘛！这倒是要看你处在什么样的场合。迁徙中的水牛到另一个纬度去寻找新的草场，就不会像喂奶时的奶牛一脚踹翻奶桶、跃过牛栏、紧迫它的小牛犊那样来得更过火吧。我想到某些没有忌讳的地方去说说话；就像一个清醒的人跟别的一些清醒的人那样说话。因为我相信，就算为真实的表达奠定基础，我离夸大其词还差得远呢。有谁听过一段音乐后就担心自己说话永远会夸大其词吗？为了未来或者可能发生的事，我们的生活应该过得相当随意，不受约束，而我们的原则也不妨显得模糊不清，就像我们的阴影对着太阳也会不知不觉地在渗汗似的。我们言辞里真实性变化无常，不断地暴露余下来的论述不够充足。它们的真实性会转瞬易变，只有其字面的标记得以留存。表达我们的信仰和虔诚的话语是很不确切的；然而，对出类拔萃的人来说，它们犹如乳香，意味深远，芳香四溢。

为什么我们总是使我们的认识降低到最愚笨程度，还要赞美它为常识呢？最常见的感受是人们睡觉时的感觉，他们是用鼾声表达出来。有时，我们往往将难得聪明的人和傻里傻气的人归为一类，因为我们只能欣赏他们的聪明的三分之一。有人偶尔起个大早，就对迎晨红霞找碴儿。我听说，“他们认为，迦比尔

[15]

的诗歌有四种不同的意义： 幻觉、精神、才智和吠陀经典的通俗教义；”但在我们这里，要是有人在作品中接纳不止一种的诠释，那么，人们就会借口抱怨不迭。英国正在下大力防治土豆腐烂，难道就不能下大力医治大脑腐烂吗？大脑腐烂现象，实在更普遍，因而也更致命啊。

我并不是说，我已臻于晦涩的境地，但是，如果说在我这些书页里发现的致命差错不比从瓦尔登湖冰凌上发现的更多的话，那我就感到自豪了。南方的买家极不喜欢瓦尔登湖冰凌的蓝色，往往看成是泥浆所造成的，其实，这才是它纯洁无瑕的证明；他们反而喜欢剑桥的冰凌，白花花的，但有一股草腥味儿。人们所喜爱的纯洁，就像笼罩大地的雾霭，而不是凌驾于雾霭之上的蓝色太空。

有人在我们耳边叨咕着说，我们美国人以及一般意义上的现代人，倘若跟古人相比，甚至跟伊丽莎白时代的人相比，都不过是智力上的侏儒。但是，这话是什么意思来着？一条活狗毕竟胜过一头死狮吧。一个人属于侏儒族，难道就活该去上吊，而不能成为侏儒里头的高个儿吗？让每个人都管好自己的事儿，力求成为名副其实的万物之灵。

我们缘何如此急于求成，如此铤而走险呢？如果说有人跟不上他的同伴们，也许这是因为他听到的是另一种的鼓点。让他踩着自己听到的音乐节拍走路，不管这节拍是什么样，或者换句话说走得该有多远。至于他该不该像苹果树或者橡树那么迅速就成熟，这可并不重要。他该不该把他的春天变成夏天呢？如果说我们要求的条件还不具备，我们可以用来取代的，又算是什么样的现实呢？我们可不要因为虚空的现实而一败涂地。难道我们要下大力气在自己的头顶上建造一片蓝色玻璃似的天空，建成后我们还得抬眼凝望那个地地道道的遥远太空，仿佛前者并不存在似的？

库鲁城里有一个艺术家，他喜好追求完美。有一天，他突然想做一根手杖。他觉得，一件作品之所以不完美，时间是个因素，但凡一件完美的艺术作品，时间是在所不惜的。于是，他自言自语道： 哪怕我这辈子别的事都不干，我也得把手杖做得十全十美。他马上直奔森林去，凡是不合适的木材决不采用；他就这么着寻摸木料，一根又一根地挑选，哪一根都没选中，这时他的朋友渐渐地离开了他，因为他们干活儿一直干到老，一个个都死掉了，可他直到此刻一点儿还不见老呢。他一门心思，抱定宗旨，而又异常虔诚，不知不觉之中让他永葆青春。因为他决不向时间妥协，时间只好靠边站，待在远处叹息，徒呼奈何。他还没寻摸到完全适用的材料，可库鲁城已成了一片废墟；于是，他就坐在一个土堆上剥树皮。他还没有给手杖勾画出合适的形状来，坎大哈王朝却寿终正寝了，他用手杖的尖头在沙土上写下了那个种族最后一个人的名字，回头继续干自己的活儿。等他把那手杖磨平抛光时，卡尔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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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不再是北斗星了；在他还没有给手杖安上金箍和镶嵌宝石的头饰之前，梵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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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醒过已有好几回了。可是我缘何还要提到这些事情呢？因为等他的作品最后完成了，那手杖突然之间在他眼前一亮，变得无比光艳夺目，终于成为梵天所有创造物中最完美的珍品，让艺术家大吃一惊。他在制造手杖时创建了一种新的制度，一个完美和公正协调的新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古老的城市和王朝虽已消失，但取代它们的是更加漂亮、更加辉煌的城市和王朝。现在，他看到自己脚跟边堆满刨花，依然是崭新的，觉得就他和他的工作而言，时间的流逝只不过是一种幻觉，其实时间并没有流逝，就像梵天脑子里闪过的火花星子，点燃了凡夫俗子头脑里的火绒似的。他挑选的材料是至纯精美，他的艺术也是炉火纯青，结果怎么能不神奇呢？

我们可以使事物美观，但到最后都不会像真理那样使我们受益。唯有真理持续令人满意。我们大多数人并不是得其所哉，而是处于一种虚假的位置上。由于我们天性脆弱，我们设定一种情况，把自己摆了进去，这么一来，我们同时处于两种情况之中，要走出来就难上加难了。清醒时，我注重的只是各种事实，亦即实际情况。说你要说的话，而不是你该说的话。任何真理都要比虚伪好。补锅匠汤姆·海德站在绞刑架上，有人问他有没有什么话要说。“转告裁缝师傅们，”他说，“在缝第一针之前，记住线头上打一个结。”而他的朋友们的祈祷，倒是早给忘掉了。

不管你的生活多么卑微，那也要面对它过下去；不要躲避它，也不要贬损它。生活毕竟还不像你那么要不得吧。你最富的时候看上去倒像穷鬼。净爱挑剔的人，就算到了天堂，也会净找碴儿。热爱你的生活吧，哪怕是很贫困。即使在济贫院里，说不定你也会有一些快活、激动、极其开心的时光。夕阳照在济贫院的窗上，跟照在富豪人家的窗上一样亮闪闪；那门前积雪同在早春时一样融化掉。我揣想，一个人只要心地宁静，即使身在济贫院，也会像在宫殿里一样心满意足，思想愉快。镇上的穷人，依我看，往往过着人世间最独立不羁的生活。也许正是因为他们太了不起，所以受之无愧。多数人认为，他们压根儿用不着镇里来扶持；实际上，他们常常靠不正当的手段来养活自己，这应该说是很不光彩的。要像园中芳草和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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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样安于清贫吧。你何苦去找新的花头，不管是衣服，还是朋友。改变旧的，回到那儿去。万物是恒久不变；变的是我们。你的衣服可以卖掉，但你的思想要留住。上帝会看到，你并不需要社交。如果说我整天价关在阁楼上一个角落里，像一只蜘蛛似的，但我只要自己有思想，这个世界依我看还是一样大。哲学家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19]

不要急巴巴地寻求发展，让自己受到屡被耍弄的影响；这些全是瞎胡闹。卑微像黑暗，会透露出天国之光。贫穷和卑微的阴影把我们团团围住，“可是瞧吧！天地万物扩大了我们的视野。”人们经常提醒我们，如果说上天把克洛索斯

[20]

的巨富赐给我们的话，我们的宗旨一定仍然不会变，我们的方法实质上也不会变。再说，如果你受到贫困的限制，比方说，你连书报都买不起，其实，你也只不过限制在最有意义、最具活力的经验之中；你被迫跟盛产糖和淀粉的物质领域打交道。贫困的生活最温馨。你断断乎不去做无聊事儿。下层的人不会因为对上层的人心胸宽大而遭受损失。多余的财富只能购买多余的东西。而灵魂的必需品，是用钱也买不到的。

我生活在铅墙的角落里，它的成分里注入一点儿铅铜合金。经常在我午休的时候，有一种乱糟糟的叮叮当当的声音从外面传到我的耳际。这是我的同时代人的噪音。我的邻居告诉我，说到他们和一些知名的绅士淑女的奇遇，还有他们碰到过的什么头面人物；殊不知我对这等事就像对《每日时报》的内容压根儿不感兴趣。他们的兴趣和谈吐多半是有关穿着打扮和举止风度；反正呆头鹅总归是呆头鹅，不管你怎么个打扮它。他们向我讲到加利福尼亚和得克萨斯，讲到英国和印度，讲到某某大人——讲到佐治亚州或者马萨诸塞州，所有这一切，全是过眼烟云，我差点儿像马穆鲁克

[21]

老爷一样打从他们的院子里逃走。我很高兴摆正自己的定位——不喜欢耍滑头，摆谱儿，招摇过市，出足风头，即便我可以跟宇宙造物主走在一起，我也不乐意——不乐意生活在这个躁动不安、神经紧张、熙熙攘攘、琐屑无聊的十九世纪，而是喜欢站着或者坐着冥思苦想，任凭这个十九世纪流逝而去。人们在庆祝些什么来着？他们都是筹备委员会成员，随时企盼听人家演说。上帝仅仅是这一天的主席，韦伯斯特

[22]

是他的演说家。那些最强烈地吸引我的东西，只要言之有理，我就喜欢对它们仔细掂量，琢磨研究，并且朝它们靠近——而不会拉住磅秤横杆，试图使它们的分量轻一些——不会假设一种情况，而是要按照它的实际情况办事；走在我能走的唯一小路上，因为走在这种小路上，任何力量也都阻拦不住我。基础还没有夯实就去跳拱门，可不会使我遂心如意。我们还是别玩这危险的游戏。什么事都得有一个硬实的底儿。我们在书里读到，有个旅行家问一个孩子，他前面的沼泽地里是不是有一个硬实的底儿。那个孩子回答说，是有的。不料，转眼之间，旅行家的马却齐肚带深地往下陷了进去，于是，他就对那孩子说：“我听你说的，这个沼泽地里有个硬实的底儿。”“没错，底儿是有的，”孩子回答说，“不过现在你还没有达到它的一半深呢。”社会的沼泽地和流沙也都是如此这般；不过个中奥妙，只有活到老的孩子才懂得。也只有在极其难得的巧合中，把所想的事儿说了或者做了，那才好呢。有人傻乎乎地往板条和灰浆的墙里头钉钉子，我才不会这样做；因为做过这类事，我夜夜管保睡不好觉。给我一把榔头，让我摸一摸墙板上头的纹路。灰浆是靠不住的。要把钉子钉到实处，钉得牢实，你夜里醒来想想自己这活儿也管保挺满意——就算缪斯女神给唤来了，你也不会觉得难为情。这样做，上帝才会帮你的忙，也唯有这样做，你的忙上帝才帮得上。打进去的每一颗钉子，都应该是在宇宙这台机器里的又一颗铆钉，这样你才能继续发挥作用。

最好给我真理，而不是爱情、金钱、名声。我坐在一张摆满珍馐美酒的餐桌前，受到阿谀逢迎的招待，可是那儿唯独没有真诚和真理；我离开这张怠慢的餐桌，依然饥肠辘辘。如此这般的招待，简直冷若冰霜。我想倒是用不着再用冰块把它们冰镇起来。他们告诉我这酒的年代和酒的美名；但我想到了一种更陈、更新、更纯的酒，一种更加美名远扬的佳酿，反正他们那儿是没有的，花钱也买不到。风格、住宅、庭院和“娱乐”，在我的心目中，都是可有可无的。我访问过一个国王，可他让我在客厅里等着，从他举手投足来看，好像不大懂得招待客人似的。邻近我的住地，有一个人住在空心树洞里头。他的举止谈吐倒是颇具真正的王者风度。我要是去访问他，受到款待该会好得多吧。

我们要在门廊里坐多久，恪守无聊的陈规陋俗，让任何工作都变得荒谬之至？好像一个人每天一开始都要叫苦不迭，雇了一个人来给他种土豆；午后带着事先想好的种种许愿，出去实践基督徒的温顺和爱心！不妨想一想中国的自大和人类停滞不前的自满吧。这一代人托庇余荫，庆幸自己好歹成为名门望族的最后孑遗；在波士顿、伦敦、巴黎和罗马，想到它那绵绵瓜瓞似的历史，它还在沾沾自喜地诉说自己在艺术、科学和文学上取得的进步。各种哲学学会的记录，关于伟人
的公开的颂词俯拾即是！好人亚当在思考自己的美德。“是的，我们作出了伟大的业绩，唱起了神圣之歌，它们将是不朽的”——也就是说，只要我们记得住它们。古代亚述

[23]

的学术团体和伟人——现在他们都在哪儿呢？我们是多么年轻的哲学家和实验家啊！我的读者里头，还没有一个是活过完整的一生的。在人类生活中，这些也许仅仅是早春季节吧。如果说我们已有过七年之痒，

[24]

可我们还没有见过康科德的十七年周期蝉

[25]

。我们所熟稔的仅仅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上的一层薄壳，大多数人都没有潜入过地下六英尺深，也还没有跃过离地六英尺高。我们都不知道自己身在何方。再说，我们差不离有一半时间都在酣睡。但是，我们却自以为很聪明，在地球上建立了一种秩序。真的，我们是深刻的思想者，我们是志存高远的精灵！我站在森林覆被

[26]

上，看到松针之间爬行的一只虫子，极力躲避我的视线，于是，我反躬自问，为什么它会有这些谦逊思想，躲着我把它的头藏起来；也许我是它的恩主，告诉它的族群一些可喜的信息；这时，我想到了那个更伟大的恩主与智者，也正在俯视我这个俨然虫豸呢。

新奇事物源源不绝地涌入当今世界，可我们却容忍不可思议的愚钝。我只消提示一下，在最开明的国土上，我们至今还在听什么的布道就够了。这里头有诸如欢乐和悲哀之类的字眼儿，可它们都是赞美诗里的叠句，用鼻音哼唱的，其实，我们所相信的还是平庸和卑微。我们以为我们只要换一下衣服就得了。据说，不列颠帝国是大得很，名声好得很；而美国则是一流的强国。我们不相信每一个人背后都在潮起潮落，这潮水能使不列颠帝国像小木片似的漂浮起来，如果说每个人心里记住这个的话。谁知道下一次还会有什么样的十七年周期蝉呢？我生活所在的这个世界的政府，不像英国政府那样，在晚宴之后喝酒闲聊中就可以构建起来的。

我们体内的生命好似大河里的水。也许今年河水涨得老高，人们从来没见过，把干旱的高地都给淹没了；甚至于这一年说不定还是多事之秋，会把我们的所有麝鼠通通给淹死了。我们居住的地方不见得总是在旱地上。我远远地看到，深入内地的河岸在古代，远在科学还没有记录它们的洪灾之前，就受到河流的冲刷。每个人都听说过在新英格兰盛传的那个故事： 有一只健壮、美丽的虫子，从苹果木旧餐桌的一块干爽的活动面板里爬了出来。殊不知这张餐桌置放在农家厨房里已有六十多个年头了，先是在康涅狄格州，后来到了马萨诸塞州——可是那个虫卵远在六十多年前苹果树还活着时，就存活在树里头，少说也有好几年了，反正从树的年轮上是看得出来的；只听得这虫子在里面啃咬好几个星期，虫卵也许受到水壶的热气才孵化出来的。听了上面这么个故事，谁能不感受到复活和不朽的信心随之得到增强呢？它的卵子蛰伏在一层又一层的木头芯里，在枯死的社会生活里埋伏了好几个世代，开头是在生青碧绿的活木材里，后来活木材渐渐地风干变成坟墓似的硬壳——也许这时它在木头里已啃咬好几年了，让坐在喜庆餐桌前的一家人听到响声，大吃一惊——谁知道，多么美丽的、长着翅膀的生命，冷不丁从社会最不起眼、别人赠送的家具里头脱颖而出，终于享受着它完美的夏日生活！

我并不是说，这一切约翰或者乔纳森

[27]

都能认识到的。但是，仅靠时光的流逝，断断乎到不了拂晓，这就是那个早晨的特性。遮住我们两眼的亮光，对我们无异于黑暗。唯有我们清醒的时候，天光才大亮。天光大亮的日子多着呢。太阳才不过是一颗晨星罢了。

[1]
引自哈宾顿（William Habbington， 1605—1664）《致尊敬的奈特爵士》的诗句。

[2]
弗兰克林爵士（Sir John Franklin， 1786—1847），英国探险家，海军少将，率领官兵130余人，遇难于西北航道的探险中。

[3]
格林奈尔（Henry Grinnell， 1799—1874），纽约富商，曾资助寻找遇难的弗兰克林等一批人。

[4]
芒戈·帕克（Mungo Park， 1771—1806），苏格兰探险家，两次勘查非洲尼日尔河道，著有《非洲内地旅行》。

[5]
路易斯（Meriwether Lewis， 1774—1809）和克拉克（William Clark， 1770—1838），美国探险家，两人率队进行首次直达太平洋西北岸横贯大陆的考察活动。

[6]
弗罗比歇（Sir Martin Frobisher， 1535？ —1594），英国航海家。

[7]
此处指1838—1848年美国海军对南太平洋和大西洋的探险远征。

[8]
引自古罗马诗人克劳迪恩（Claudian, 370？ —404？）的《维罗纳的老人》一诗。梭罗的英译将“西班牙人”误译为“澳大利亚人”。请读者注意。

[9]
桑给巴尔，今日坦桑尼亚东北部。

[10]
西姆斯（John Symmes），英国人，曾论证地球是空心的。

[11]
黄金海岸，西非国家加纳旧称。

[12]
奴隶海岸，今西非贝宁湾沿岸一带，因16—19世纪末西方殖民者由此大量贩运非洲黑人至美洲为奴而得名。

[13]
斯芬克司，古希腊神话中长翅膀的狮身女怪，传说常叫过路行人猜谜，猜不出者即遭杀害。在埃及现存狮身人面（或羊头，或鹰头）巨像。

[14]
米拉波（Counte de Mirabeau， 1749—1791），法国大革命时期君主立宪派领袖之一，演说家、政治家。

[15]
迦比尔（Kabir， 1440—1518），印度神秘派诗人，曾试图融合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精华，形成简易瑜伽，成为迦比尔道、锡克教以及许多教门的先驱。

[16]
卡尔帕（Kalpa），在印度梵文中意为“劫”；古印度传说世界经历若干万年毁灭一次，重新再生，这一周期称为一劫。

[17]
梵天，印度教主神之一，为创造之神，亦指众生之本。

[18]
此处原文sage，又指鼠尾草类植物。

[19]
引自《论语·子罕》。

[20]
克洛索斯，（Croesus，公元前6世纪），吕底亚末代国王，敛财成巨富。

[21]
马穆鲁克（Mameluke），原指1250年到1517年统治埃及的军人集团的成员，出身奴隶，后来泛指奴隶。据传1811年在埃及一次大屠杀中，有一个马穆鲁克老爷翻墙跳到马上，得以逃命。

[22]
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 1782—1852），美国政治家和演说家。

[23]
亚述： 古代东方一奴隶制国家，位于亚洲西部。

[24]
此词为英美谑词，指夫妇间结婚7年后常出现相互厌倦和不忠实的趋势。

[25]
英文locust，美国昆虫名，周期蝉，另暗指灾星、老饕之类人物。

[26]
即指饱含枯枝落叶等腐殖质形成的森林覆被。

[27]
约翰、乔纳森都是英美人常用姓名，此处分别指英国人与美国人。

附录

新的桃源是耶？非耶？

——拙译《瓦尔登湖》屡屡重印有感

久享“美文中的美文”、“经典中的经典”声誉的《瓦尔登湖》——60多年前我念大学时虽然读过，但显然未能窥其堂奥。20世纪40年代末，诗人徐迟先生把它翻译出来了。谅他那时才30多岁，颇不简单，反正有才气，50年代我在京津还有幸见过他两面，很敬佩他。

后来，季羡林先生任主编的《名家名译·彩色插图本·世界文学名著经典文库》编委会诚邀我重译《瓦尔登湖》。我说坊间已有那么多中译本，屡次婉言推却，但到头来还是推却不了。那我就只好承乏，勉力为之。开译之前，我照例作了比较充分的准备，看了好多书……梭罗短暂的一生最出名的就数《瓦尔登湖》。它是纯粹散文经典，誉称“散文诗”。全书充满风光旖旎的田园般的魅力，不消说，足以诱惑众多读者退隐山林，或者傍湖筑舍，竞起仿效之。梭罗却在书中预告，很不希望有人采取他的生活方式，言外之意，切莫把它看成逃避现实的幽居胜地或世外桃源。书中记述梭罗独自在湖畔林居两年里有关大自然、人生、人性诸多重大问题的思考，以及他与大自然亲密接触、重塑自我、探索生活的真谛的心路历程，字里行间闪耀着宁静、恬淡、智慧的光芒。因此，作为译者，一是要特别用心，参透作者的原意，二是与之相应，用比较恬淡、飘逸的笔调把它译成中文。果然，据悉很多人反映读完拙译后感觉比较清新、酣畅，富于韵味。盖因我译经典时对译作中每个句段几乎都十分在意，力求朗朗上口，牢记叶圣陶先生的名言“好的文章可以朗诵”（大意）。我想，人们理想中的文学译作，必然是声情并茂，形神兼备，具有动人的魅力，从视觉、听觉上激活人们的审美情趣。

约莫在2005年，我开译《瓦尔登湖》，时断时续，至翌年冬始告竣，个中甘苦，我已于2010年1月初“腾讯”记者采访时作过介绍，详见长篇访谈录《潘庆舲： 吹尽狂沙始到金——译缘漫语》。

文学翻译艺术本无止境。我希望有更多的中译本问世。我觉得好多世界名著也应该有各种不同特色的中译本同时并存，斗艳竞秀，因为各个译家的理解毕竟不一样，译品也随之各有千秋，更相信广大读者独具慧眼。在西方，几百年来，像希腊荷马的作品就有好多不同的译本。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在英美也有各具特色的英译本。我觉得，我国译坛百花齐放、各领风骚也未尝不可。

拿我重译《瓦尔登湖》来说，没承想带来始料所不及的惊喜。尽管译竣后，我依然觉得并不十分满意，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于2007年6月首印后未几即告罄，于是赶紧在2008年3月再版。据悉，拙译《瓦尔登湖》在北京反应特别好，在当当网上被评为5个红五星。读者说，“现在这个互相倾轧、明争暗斗的时代，读这本书真的是特别好的选择。《瓦尔登湖》留在我们心里。让它成为我们的新的桃源吧！”（摘自2008年2月14日当当网）据《世界文学名著典藏》丛书主编告知，他们这套大型特精装本丛书中唯独三本一路热销，里头有一本即是拙译《瓦尔登湖》。

这可让我不由得暗自纳闷，端的是感慨万端。试想，方今书市并不是很景气，纸质出版物受到网络数字电子书挤压，浅阅读、看图风气盛行，传统书店纷纷倒闭，一部经典译著却被6家出版社争先恐后地印造，有的还在重印——这在我半个多世纪译著生涯中洵属罕见。毕竟西谚说得好：“人活着不是仅仅靠面包。”说到底，包括文学经典在内的精神食粮——乃是圆颅方趾断断乎少不得的。明摆着好的外国文学经典及其匹配的译作，普天下男男女女都爱不忍释，你说，可不是？！当然，这并不是意味着拙译一点瑕疵都没有。我可有自知之明，备不住也会有疏漏，或者学养不足，感悟不深，等等，还望专家、读者不吝指正。

潘庆舲

2011.10识于上海圣约翰名邸

原序

木麻黄树，据他们说，如果你带一根它的树枝上船的话，哪怕再短再小的一根，也必定会招来顶头的风，阻碍你的行程，或者招来狂风暴雨，危及你的性命。他们还说，圆月当空的时候，如果你站在它的荫头里，你会听见它用刻毒、阴险的话语，神秘地、低声地道出未来的秘密。这些事实，从来都没有人质疑过；但是他们还说，经过一段时期，河水退却，当海榄雌海榄雌（mangrove），一种马鞭草属植物。在宽阔的河口拓垦出潮湿、松软的泥土，木麻黄树就会自行生长，并且逐渐使土地变得结实、坚固、肥沃，直到它成为熟土，适合更多种类、更加繁茂的植物；然后，当它完成了自己的工作，它就会逐渐消隐，最后被丛林中无数归化了的植物彻底吞没。由此我觉得，对于一本描写居住在马来半岛和婆罗洲婆罗洲（Borneo），即东南亚的加里曼丹岛，世界第三大岛，现分属于印尼、马来西亚和文莱。的英国人的短篇小说集来说，“木麻黄树”应该是一个不错的书名；我原以为，这些英国人是在他们的先驱打开这片土地、带来西方文明之后来到这里的，因为工作已经完成，这个国家已经进入和平、有序和成熟的阶段，他们一定会以上面所说的方式，退让给更加丰富多彩，同时也不太有冒险精神的一代；当我深入调查之后，发现从前别人跟我所说的一切都不真实的时候，我的心情是极度复杂的。给一本短篇小说集起名是一件很难的事；想避重就轻，就不妨拿第一个短篇作为书名，但那样会欺骗买书的人，以为手里拿着一本长篇小说；一个好的书名应该关涉到书中的所有篇什，哪怕是隐约的关涉；世上的好书名都已用尽了。我难以定夺。但我想到，一个符号（正如弗朗索瓦·拉伯雷弗朗索瓦·拉伯雷（François Rabelais，1494—1553），法国文艺复兴时期作家，代表作为《巨人传》。大师在一个插科打诨的章节里指出的）可以象征一切事物；我回想起，那木麻黄树挺立在海岸边上，任人胡乱地砍倒在地，狼藉一片，但它依然守护着这片土地不受狂风的侵扰，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那些种植者和管理者，虽然他们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他们还是为他们朝夕相处的人民带来了安宁、正义和幸福；因此我猜想，当他们看着木麻黄树，同样感受到那份灰暗、粗鄙、悲哀，与那荒凉的热带地区有些格格不入的时候，很可能也会思念起自己的故乡；在悠然回忆起约克郡高原上的那些石南花，或者苏塞克斯郡公共牧场上的那些金雀花的同时，他们发现这种在严峻的环境中依然恪守自己职责的坚韧的树木，正是他们自己流落他乡异国的生活的象征。总之，我有多个理由保留目前这个书名，但最主要的是，我想不出更好的书名了。

威·萨·毛

- 赴宴之前

- 铁行轮船公司

- 驻地分署

- 环境的力量

- 胆怯

- 信

- 原跋

赴宴之前

斯金纳太太做事情喜欢守时。她早早地穿戴整齐，身上那件黑色的真丝外套既适合她的年龄，又适合她为死去的女婿服丧。此时，她还要戴上一顶帽子。对于这一点，她有点儿犹豫，因为帽子上装饰的白鹭羽毛很可能会引起一些朋友尖锐的非议，而她去赴宴时又免不了会碰上这些朋友；要获得这些羽毛，就必须杀死那些美丽的白鸟，而且必须在它们交配的季节，这话听起来多吓人呀；可话又说回来，这些羽毛真的很漂亮、时髦，不戴上的话岂不是太愚蠢了，而且要是被她女婿知道，准会伤了他的感情。他从婆罗洲那么远的地方把羽毛带回来，不就是为了让他岳母开心嘛。当时，凯瑟琳的神情似乎就不那么喜欢，如今噩耗传来，她一定后悔当初不该那样，不过凯瑟琳从一开始就没有真心喜欢过哈罗德。斯金纳太太站在梳妆台跟前，戴上了那顶帽子，然后用一枚镶着一颗大圆珠子的发针把它固定住。毕竟，这是她仅有的一顶漂亮帽子。要是有人跟她说起这几根羽毛的事儿，她自然知道如何应对。

“我知道这种事很吓人，”她会说。“我自己是绝对想不到要买这些羽毛的，是我可怜的女婿最后一次回国探亲的时候带回来的。”

这样就解释了她拥有这几根羽毛的理由，也为她戴这几根羽毛找到了借口。她的那些朋友一向都很和善。斯金纳太太从抽屉里拿出一块干净手帕，在上面洒了几滴古龙水

[1]

。她从来不用香水，因为她觉得使用香水有点儿轻佻，但古龙水却让人神清气爽。她差不多打扮好了，于是抬起头，眼神越过梳妆镜，朝窗外望去。卡农·海伍德今天要举办一个花园宴会，而且赶上了个好天气。风是暖暖的，天是蓝蓝的；树上还没有褪尽那早春的绿意。小外孙女正在屋后狭长的花园里忙着把自己那片小小的花床弄得松软一些；斯金纳太太看在眼里，脸上露出一丝微笑。她希望琼的脸色不要那么苍白，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们错误地把这孩子留在热带地区。这么小的年纪，成天板着脸，从没见她蹦蹦跳跳的天真样儿。这时，小女孩正悄悄地独自玩着游戏，给花圃里的花浇水。斯金纳太太轻轻地拍了拍自己的前襟，然后拿起手套，走下楼来。

凯瑟琳坐在窗前的写字台边，忙着整理几张名单，因为她是妇女高尔夫俱乐部的名誉秘书，碰到有竞赛的时候，就会有一大堆事情要做。可即使这么忙，她还是早就准备好了参加宴会。

“你最终还是穿上这件套衫啦，”斯金纳太太说。

吃午饭的时候，她们就为凯瑟琳到底应该穿这件套衫还是那件黑绸衫讨论了好一会儿。那件套衫黑白相间，凯瑟琳觉得比较时髦，不过不太像服丧的样子。但米莉森特却赞成穿这一件。

“我们干吗都要穿得像刚从葬礼上回来似的，”她说。“哈罗德都死了八个月啦。”

斯金纳太太觉得这话听着有点儿不顺耳。米莉森特从婆罗洲回来以后，举止态度都不太正常。

“你不会现在就脱掉丧服吧，亲爱的？”她问道。

米莉森特没有正面回答她的问题。

“现在人们服丧跟从前不一样啦，”她说道。她停了一下，继续说话。她说话的语气，斯金纳太太觉得很是奇怪。凯瑟琳也明显地注意到了这一点，因为她也用不解的眼神瞟了姐姐一眼。“我敢肯定，哈罗德也绝不会要我永远为他服丧的。”

“我早就穿戴好了，因为我有事要跟米莉森特说，”凯瑟琳答道，算是对母亲那种怀疑眼光的回应。

“哦，是吗？”

凯瑟琳没有解释。她把那几张名单放在一旁，皱起眉头，把一位女士寄来的信又读了一遍。那位女士在信里投诉委员会不公平，竟然把她应得的让棍数目从二十四减到十八

[2]

。作为妇女高尔夫俱乐部的名誉秘书，必须具备相当的智慧。遮阳篷使屋子里感觉阴凉。斯金纳太太戴上她那副崭新的手套，看着哈罗德生前托她保管的那只硕大的、染得光彩照人的木制犀鸟；她觉得这个标本有点儿奇特，而且粗野，但哈罗德却对它十分珍爱。它带有一点宗教的意味，连卡农·海伍德也对它倍加赞赏。沙发靠着墙，墙上是几件马来人的土制武器，但她忘记了它们的名称。几张随手放置的小桌上，到处摆放着哈罗德在不同的场合送给他们的银器和铜器。她以前一直喜欢哈罗德，因此两眼不由自主地移向钢琴上方，那上面原本有他的照片，旁边还有她两个女儿、外孙女、姐姐和外甥的几张照片。

“唉，凯瑟琳，哈罗德的照片哪儿去了？”她问道。

凯瑟琳环顾四周。照片已经不在原来的地方了。

“有人把它拿走了吧，”凯瑟琳说。

她惊讶而疑惑地站起身来，走到钢琴边上。几张照片的位置已经重新安排过，它们之间看不出有什么空缺。

“也许米莉森特想把它拿到自己的卧室里去吧，”斯金纳太太说。

“我早就该发觉的。再说，米莉森特已经有好几张哈罗德的照片了。只是她把它们都锁起来了。”

女儿没有在自己的卧室里放一张哈罗德的照片，斯金纳太太对此感到十分奇怪。她曾经跟她提起过这件事儿，但米莉森特并没有理会她。从婆罗洲回来以后，米莉森特就一直不爱说话；斯金纳太太想对她表示一下同情，但是看见她这个样子，也就不再想表示什么了。她好像也不大情愿谈起自己痛失丈夫的遭遇。悲伤，在不同的人身上，会有不同的表现方式。斯金纳先生就曾经告诫过自己的夫人，对待米莉森特，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她一个人独处。一想到自己的丈夫，斯金纳太太就转念想到，他们该动身去参加宴会了。

“你爸问我，我是不是觉得他应该戴一顶大礼帽，”她说。“我说，我觉得保险起见，还是戴上比较好。”

那场花园宴会的排场会很大。大家会品尝到博迪糖果店的草莓香草双色冰激凌，而且还有海伍德家自制的冰咖啡。社会各界名流都会参加。宴会的主人要向客人们介绍香港主教，那位主教这几天就住在卡农·海伍德的家里，因为他是卡农上大学时的老同学。这次，他还要作一个演讲，谈谈他在中国的传教活动。斯金纳太太的一个女儿也曾经在东方度过八个春秋，她的女婿又曾经是婆罗洲一个地区的驻地长官，所以她对这方面特别感兴趣。当然，在那些跟殖民地之类的事情毫无关系的人们看来，这种演讲虽然有趣，但并不像对她具有那么重要的意义。

“只了解英国的人，怎么可能对英国有真正的了解呢？”斯金纳先生这样说过。

这时，斯金纳先生走进房间。斯金纳先生子承父业，也是一名律师，在林肯律师学院广场

[3]

开了几家事务所。他每天早上到伦敦市区去上班，傍晚回家。他能陪夫人和女儿去参加卡农家的宴会，那得感谢卡农明智地把宴会选定在星期六。斯金纳先生穿着燕尾服和灰色花呢裤子，十分精神。他并不刻意讲究穿着，但很干练。他看上去像一个受人尊敬的家庭事务的辩护律师，而且他确实做得不错。他的事务所从来都不受理哪怕有一点点不正经的业务；如果有客人请他解决一些不大体面的麻烦事情，斯金纳先生就会变得一脸的严肃。

“我想，本事务所是不太有意承办这类案件的，”他会说。“您最好还是另请高明吧。”

他拿过一个便条簿，在上面刷刷地写下几个名字和地址。他撕下一张纸来，递给对方。

“如果我是您，就会去拜访这几个人。如果您提到我的名字，我相信他们会尽力为您帮忙的。”

斯金纳先生的胡子刮得很干净，头顶也全秃了。他那苍白而单薄的嘴唇紧闭着，但蓝色的眼睛里却透出一份羞怯。他的两颊没有血色，脸上满是皱纹。

“我看见你穿上那条新裤子了，”斯金纳太太说。

“我觉得这样的场合挺合适，”他答道。“我在想是否要在翻领上别一朵花呢。”

“要是我的话，就不别那种东西，爸，”凯瑟琳说。“我觉得那样子太难看了。”

“许多人都别花的，”斯金纳太太说。

“只有小职员那种人才会别花呢，”凯瑟琳说。“你也知道，海伍德会请各种各样的人来参加；再说，我们还在服丧呢。”

“我不知道在主教作完演讲之后，会不会要大家捐款哦，”斯金纳先生说。

“我想不太会吧，”斯金纳太太说。

“我觉得要真是那样，就有点儿损了，”凯瑟琳附和地说。

“保险起见，还是准备一下比较好，”斯金纳先生说。“到时候，我就代表我们一家人来捐。可我不知道捐十个先令够不够啊？还是必须捐一个英镑？”

“我觉得要么不捐，要捐就捐一个英镑，爸，”凯瑟琳说。

“我会见机行事的。我不想比别人捐的少，但也没有理由捐得比别人多。”

凯瑟琳把文件放进写字台的抽屉里，站起身。她看了看手表。

“米莉森特准备好了吗？”斯金纳太太问道。

“还有的是时间。人家请我们四点钟去，我想我们没必要赶在四点半之前到场

[4]

。我吩咐过戴维斯，四点一刻把车开过来。”

往常都是凯瑟琳开车，但像今天这样的大场合，不妨就让花匠戴维斯穿上制服，权当一回司机吧。这样汽车开到门口，派头会大一点。再说，凯瑟琳穿上那件新的套衫，自然也不太愿意自己开车。她看见母亲把手指一根根地往新手套里伸，不禁想起自己也该戴一副手套。她闻了闻自己的手套是不是还留着肥皂味儿。还好，只有一点味儿。她相信没有人会察觉到。

房门终于打开了，米莉森特走了进来。她穿着寡妇的丧服。斯金纳太太对她的这身打扮很看不惯，但她知道在这一年之内，米莉森特必须穿成这样。这套丧服跟她并不相配，这有点儿可惜，因为有的人是挺适合穿这套丧服的。有一次，她自己就试着戴过米莉森特的帽子，再配上那根白带子、黑面纱，觉得自己挺适合那身打扮的。当然，她希望自己亲爱的丈夫艾尔弗雷德比她活得长，但要是他先走的话，那她会永远穿着丧服，不再脱下来的。维多利亚女王就一直没有脱下丧服。可米莉森特的情况不一样，她年轻多了；她只有三十六岁；三十六岁就当了寡妇，实在是太惨了。而且，她也不太有机会再婚。凯瑟琳如今也不太可能出嫁，她已经三十五岁了；米莉森特和哈罗德上次回国的时候，斯金纳太太就建议他们俩把凯瑟琳接过去，跟他们一起住；哈罗德好像挺乐意，但米莉森特坚决反对。斯金纳太太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不行。那原本可以给凯瑟琳一个机会。当然，那并不是因为他们想把她打发掉，而是因为女孩子总是要嫁人的，可他们在国内认识的男人都已经结婚了。米莉森特的解释是，那边的气候太恶劣了。这话没错，她本人的脸色就很难看。有谁能想象，当初米莉森特可是比她妹妹更漂亮的呀。随着年龄的增长，凯瑟琳越来越有姿色了（当然也有人说她太瘦了），现在又把头发剪短了，再加上风雨无阻地打高尔夫球，两颊变得红扑扑的，看得斯金纳太太心里十分怜爱。而可怜的米莉森特呢，就没有人那样评论她了；她完全失去了身材；她原本就个头不高，现在又发胖了，简直就像一个矮胖墩儿。她也确实太胖了，斯金纳太太猜想这大概是因为热带气候太热，她没法出去活动吧。她的肤色呈灰黄色，像泥土一般，那一双蓝眼睛原本是她脸上最好看的地方，如今也变得暗淡无光了。

“她的脖子要找人看一下，”斯金纳太太心想。“两边的肉都坠下来了，实在有点儿可怕。”

这件事儿她跟丈夫谈过一两回。斯金纳先生的回答是，米莉森特已经不再年轻了；这话也没错，可也不能听其自然，随她怎么样就怎么样吧。斯金纳太太决定要跟女儿好好谈谈，但她必须照顾到女儿的悲伤情绪，所以愿意等她一年服丧完了之后再说。米莉森特原本一想到要跟母亲交谈就有点儿紧张，现在凭这个理由可以将此事推迟一年，她也很乐意接受。米莉森特已经完全变了个人。她老是阴沉着脸，她母亲跟她在一块儿的时候，总感到很不自在。斯金纳太太总爱大声唠叨，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可是你要跟米莉森特说说话吧（就是随便说说的那种），她老是阴阳怪气的，习惯性地不作回答，你也不知道她到底听见没有。有时候，斯金纳太太感到忍无可忍，必须提醒自己说，可怜的哈罗德才死了八个月啊，只有这样她才能让自己缓过来，对米莉森特表现得不那么严厉。

寡妇默默地走上前来，窗外的一线阳光照在她阴沉的脸上，但是凯瑟琳却背朝着窗户站在那里。她对姐姐凝神望了片刻。

“米莉森特，有件事情我想跟你说，”她说。“我今天早晨跟格拉迪丝·海伍德打了一场高尔夫。”

“你赢她了吗？”米莉森特问道。

格拉迪丝是卡农家里唯一还没有结婚的女儿。

“她跟我说了一些关于你的事情，我觉得应该让你知道。”

米莉森特的目光越过妹妹，落到那个正在花园里浇花的小女孩身上。

“妈，你有没有让安妮把琼带到厨房来喝茶？”她问道。

“说了，等仆人们喝茶的时候再让她喝吧。”

凯瑟琳冷冷地看着姐姐。

“主教回国的时候，在新加坡停了两三天，”她接着说。“他很喜欢旅行。他去过婆罗洲，许多你认识的人他都认识。”

“他一定很乐意见到你，亲爱的，”斯金纳太太说。“他认识可怜的哈罗德吗？”

“认识，他在吉所罗见过他。他清清楚楚地记得他。他说，听到他的死讯，他感到十分震惊。”

米莉森特坐下来，慢慢地戴上她的黑手套。女儿听到这些话竟然保持沉默，这使斯金纳太太感到有点儿意外。

“哦，米莉森特，”她说。“哈罗德的照片不见了。是你拿走的吗？”

“嗯，我把它收起来了。”

“我还以为你愿意把它放在外面呢。”

米莉森特又不说话了。这个习惯确实令人生气。

凯瑟琳微微地侧过身子，好正面对着她姐姐。

“米莉森特，你为啥跟我们说哈罗德是得感冒死的？”

寡妇一动不动，她定睛看着凯瑟琳，土灰的脸上泛起一片红晕，但却带着一层阴翳。她没有回答。

“你这是什么意思，凯瑟琳？”斯金纳先生吃惊地问道。

“主教说哈罗德是自杀死的。”

斯金纳太太失声叫了起来，她的丈夫摆摆手，示意让她安静。

“这是真的吗，米莉森特？”

“是真的。”

“那你干吗不告诉我们真相呢？”

米莉森特迟疑了一会儿。她身旁的桌子上有一件文莱的铜器，她的手指在上面慵懒地抚摸着。那也是哈罗德送的礼物。

“我想这样对琼比较好，让她相信她爸是得感冒死的。我不想什么都让她知道。”

“你把我们放在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凯瑟琳皱了皱眉头说。“格拉迪丝·海伍德怪我没有把真相告诉她，觉得我不够意思。我费了好大功夫才让她相信，我自己也根本不了解真相。她说她爸也很不高兴。他说，我们两家有这么多年的交情，考虑到他还是你们的证婚人，平时关系又很近，等等这些，他原以为我们会完全信任他。无论怎么样，即使我们不想把真相告诉他，也没有必要对他撒谎呀。”

“这一点，我必须说我同意他的观点，”斯金纳先生带着尖刻的口吻说。

“当然，我对格拉迪丝说，这事不应该怪我们。我们只是把你跟我们说的再转叙给他们而已。”

“但愿这件事儿没把你们那场高尔夫球赛搞砸吧，”米莉森特说。

“你可真是的，亲爱的，我觉得你这话太不成体统啦，”她父亲大声说道。

他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向空着的壁炉，按他习惯的样子，叉开燕尾服，站在壁炉前面。

“这是我自己的事儿，”米莉森特说，“如果我想把这事儿埋在心里，我不明白凭什么我就不可以这么做呢。”

“你对你妈都不愿说，看来你对你妈也没什么感情了，”斯金纳太太说。

米莉森特耸了耸肩。

“你应该知道，这种事情迟早会露馅儿的，”凯瑟琳说。

“凭什么？我相信两个爱嚼舌头的老牧师除了议论我之外，就没有其他事情可谈了。”

“当主教说他去过婆罗洲的时候，海伍德家的人自然就会问他认识不认识你和哈罗德。”

“谈了半天，都没谈到点子上，”斯金纳先生说。“我认为你应该把真相告诉我们，我们就可以决定怎么做是最好的。作为律师，我可以告诉你，从长远来看，你越是想隐瞒真相，就越会把事情搞糟。”

“可怜的哈罗德，”斯金纳太太说，眼泪开始顺着她涂满胭脂的脸颊上流下来。“这太可怕了吧。我一直觉得他是一个好女婿。究竟是什么事情招引他干出这种可怕的事情来的呢？”

“气候。”

“我觉得你最好把所有真相都给我们讲清楚，米莉森特，”她的父亲说道。

“凯瑟琳会告诉你们的。”

凯瑟琳迟疑了一会儿。她要讲的事情确实是挺吓人的。这种事情竟然发生在他们这样的家庭里，看来真的很可怕。

“主教说他是割喉咙死的。”

斯金纳太太喘着粗气，她一激动，竟冲到她那遭受不幸的女儿身边。她想把她搂在怀里。

“我可怜的孩子呀，”她哽咽着说。

但米莉森特却把身子往后缩了一下。

“请别来烦我，妈。这种搂来抱去的，我真的受不了。”

“你也真是的，米莉森特，”斯金纳先生皱起眉头说道。

他觉得女儿的举止太不像话了。

斯金纳太太小心地用手帕吸干眼泪，一边叹气，一边轻轻摇着头，回到自己的椅子上。凯瑟琳不耐烦地摆弄着自己脖子上的长项链。

“我姐夫是怎么死的，这事的详细情况要由我的朋友来告诉我，真是太荒谬了。这让我们大家在别人眼里都变得像傻瓜一样。主教很想见你，米莉森特；他想告诉你，他是多么替你难过。”她停了一下，但米莉森特没有说话。“他说，当时米莉森特带着琼在外面，当她回来的时候，发现可怜的哈罗德躺在床上死了。”

“那一定使人大为震惊，”斯金纳先生说。

斯金纳太太又开始哭了，但是凯瑟琳把手轻轻地搭在她的肩上。

“妈，别哭了，”她说。“眼睛哭红了，人家会笑话的。”

大家都沉默不语，斯金纳太太擦干眼泪，用了很大功夫，终于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在这种时候，她竟然还戴着可怜的哈罗德送给她的白鹭羽毛，这使她感觉十分异样。

“还有件事情我也应该告诉你们，”凯瑟琳说。

米莉森特还是不打紧地看着妹妹，目光是定定的，但带着一点警觉。那种神态，就像是一个人在等着听到一记响声，生怕自己错过似的。

“我不想说什么话来伤害你的感情，亲爱的，”凯瑟琳接着说，“但另外还有一件事，我觉得你们应该知道。主教说，哈罗德酗酒。”

“噢，天哪，真可怕呀！”斯金纳太太喊道。“这话听起来多吓人哪！是格拉迪丝·海伍德告诉你的吗？你怎么回答的？”

“我说这纯粹是胡说八道。”

“这就是隐瞒事实真相的结果，”斯金纳先生不耐烦地说道。“这种事情是百试不爽的。你越是想把事情隐藏起来，各种流言蜚语就越会传开去，说得比真相还糟十倍。”

“主教在新加坡的时候，人家跟他说，哈罗德是在喝了酒，神志不清的情况下自杀的。我觉得，出于对我们全家人的考虑，米莉森特，你应该站出来否认这种说法。”

“这样去谈论一个已经过世的人，真是太不应该了，”斯金纳太太说。“更何况，等琼长大了，对孩子也不好。”

“但是这种说法有什么依据吗，米莉森特？”她父亲问道。“哈罗德做事一向很有节制呀。”

“这个嘛，”寡妇说。

“他喝酒吗？”

“简直是个酒鬼。”

这个回答是大家没有想到的，而且语气那么尖刻，他们三个人都大为震惊。

“米莉森特，你怎么可以用这种口气谈论你死去的丈夫呢？”她的母亲嚷道，那整齐地戴着手套的两只手紧紧地攥在一起。“我不懂你在说什么。你回家以后，一直有点儿怪里怪气的。我绝不能相信我的女儿会用这种态度去看待她丈夫的去世。”

“先别说这个啦，孩子他妈，”斯金纳先生说。“这个事情我们以后再详谈。”

他走到窗前，朝那充满阳光的小花园里看了一会儿，然后又走回屋子当中。他从兜儿里掏出夹鼻眼镜，但是他并不打算把它戴上，而是用手帕擦拭着。米莉森特望着他，眼里明显地含着讥讽的意味。斯金纳先生心里烦恼极了。他干完了一周的工作，在星期一上班之前，原本可以过上一段清静的日子。虽然他跟夫人说过，这个花园宴会是件讨厌的事情，还不如在自己家的花园里静静地吃个午茶更加惬意，但他心里还是一直很想去的。对于在中国传教的活动，他不太感兴趣，不过认识一下那位主教，还是件挺有意思的事情。可是谁会料到现在会出这种事情！他对这类事情，是绝不愿意搅和进去的；何况有人跟他说，他的女婿是个酒鬼，还自寻短见，让他毫无心理准备，这实在是太令人不快了。米莉森特若有所思地把自己的白色袖口抚平。那副镇定的样子也惹他生气，可他并没有朝她发火，却对小女儿开了腔：

“你干吗不坐下，凯瑟琳？屋子里有的是椅子。”

凯瑟琳拉过一把椅子坐下，一句话也没说。斯金纳先生走到米莉森特面前停下，面对着她。

“当然，我明白你为什么跟我们说哈罗德是得感冒死的。我觉得那是个错误，因为那种事情迟早是会暴露出来的。我不知道主教跟海伍德的家人所说的话，有几分恰巧与事实相符；但是如果你听我的建议，你就应该把你知道的一切都告诉我们，然后我们再作计议。既然这件事情被卡农·海伍德和格拉迪丝知道了，那么我们不能指望不会再有其他人知道。像我们这种地方，人们都爱说长道短的。不管什么事情，一定要把真相弄得清清楚楚，那样对我们大家都会更有利。”

斯金纳太太和凯瑟琳觉得他说得很在理。她们等着米莉森特作出回应。但是她却以被动的神情听着，脸上的红晕早已消逝，脸上又恢复了往常的苍白和土灰色。

“要是我真的把什么都说出来，我想你们会不大乐意听的。”她说。

“你要相信，我们是同情你、理解你的，”凯瑟琳认真地说道。

米莉森特朝她瞥了一眼，紧闭的嘴角上掠过一丝微笑。她慢条斯理地看了他们三人一眼。斯金纳太太心里很不自在，感觉米莉森特在看他们的时候，就像是他们三个都是服装店里的人体模特儿。她仿佛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跟他们三个人没有一点儿关系。

“其实，我嫁给哈罗德的时候，我并不爱他。”她若有所思地说道。

斯金纳太太差点叫出声来，她丈夫迅速地做一个几乎无人察觉的手势阻止了她，多年来的夫妻生活，使这个动作足以在他们之间传神达意。米莉森特接着说道，声调平稳而缓慢，语气也没有多大变化。

“我那时二十七岁，好像也没有其他人愿意娶我。不错，他当时已经四十四岁，年纪似乎有点儿大，可他有个挺不错的职位，是吧？而我呢，也不大可能再会有比这更好的机会了。”

斯金纳太太又想叫出声来，但是她想起自己还要去赴宴呢。

“我现在知道你为什么把他的照片拿走了，”她伤心地说。

“妈妈，你可别这么说。”凯瑟琳大声说道。

照片是哈罗德跟米莉森特订婚的时候照的，哈罗德的形象挺不错。斯金纳太太一直觉得他是一个有修养的男人。他身材魁梧、高大，或许有点儿胖，但举止得体，外表庄重。他那时候就已经开始谢顶，可是现在的男人，顶都谢得比较早；何况他说过，硬壳帽，就是那种遮阳帽，对头发伤害挺大。他留了两撇小黑胡子，脸晒得黑黑的。他脸上最好看的地方就是他的那双眼睛，棕色的、大大的，跟琼的眼睛一样。他跟人说话也很有趣。凯瑟琳说他爱吹牛，但斯金纳太太却没觉得，男人说话有点儿发号施令，她并不在意；特别是当她发现（那可是不多一会儿的事），他竟被米莉森特迷住了，便开始非常喜欢他起来。他对斯金纳太太一直表现得很殷勤，他跟她谈自己工作的地区，告诉她自己捕杀的大猎物，她也听得很认真，仿佛对此很感兴趣。凯瑟琳说哈罗德总以为自己很了不起，而斯金纳太太却属于对男人的自夸都全盘接受的一辈人。米莉森特很快就看出大势已定，虽然她什么也没跟母亲说，但她母亲心里明白，要是哈罗德向她求婚，她肯定会同意接受他。

跟哈罗德在一起的是一些在婆罗洲住了三十多年的人，他们都认为那个地方不错。谁要说女人在那里不能过上舒服的日子，那是没有根据的；当然，小孩子到了七岁就必须回国，但斯金纳太太觉得现在就操这份心还为时过早。她请哈罗德到家里来吃饭，说喝午茶的时候他们一家人都会在家。他的时间似乎安排得挺松，所以当他住在老朋友家里一段时间，就要离开的时候，斯金纳太太跟他说，希望他能到自己家里来住上两个星期。也就是在这次来访快结束的时候，哈罗德跟米莉森特订了婚。他们先举办了隆重的婚礼，然后到威尼斯度蜜月，这才坐船去东方。轮船每到一个港口，米莉森特都要给家里写信。看来她挺幸福。

“吉所罗的人都对我很好，”她说。吉所罗是婆罗洲的重镇。“我们跟驻地长官住在一起，大家轮流请我们吃饭。有那么一两次，我听到有人请哈罗德去喝酒，他拒绝了；他说自己现在结婚了，已经重新做人了。他们都大笑了起来，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原因。长官夫人格雷太太对我说，大家都很高兴见到哈罗德结婚了。她说，一个单身汉在边防哨所服役是很寂寞的。我们离开吉所罗的时候，格雷太太阴阳怪气地跟我道别，我感觉很是异样。好像她要郑重地把哈罗德交付给我照顾似的。”

他们默默地听她讲述。凯瑟琳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她姐姐那副冷漠的脸，而斯金纳先生一直盯着他老婆坐着的那张沙发后面，挂在墙上的曲刃短剑

[5]

、帕兰刀

[6]

等马来人的土制武器。

“一年半以后，当我重新回到吉所罗时，我才明白他们原先的态度为什么那么古怪，”米莉森特发出一种细微的怪声，像是嘲笑之后的回音。“到了那时候，我才明白了以前一直没搞明白的很多事情。哈罗德那次回国，原来就是为了要结婚。可他并不在乎跟谁结婚。妈妈，你还记得我们当时是怎么跟他套近乎的吗？其实，我们根本不用花那么大的功夫。”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米莉森特，”斯金纳太太说，语气中颇带一点儿酸楚，因为这样拐弯抹角地指责她用心计，让她着实不很开心。“我还以为他被你迷住了。”

米莉森特耸了耸她那肥胖的肩膀。

“他是个酗酒成性的人。他每天晚上都要抱一瓶威士忌上床，天亮前把它喝光。秘书长跟他说过，如果他再不戒酒就必须辞职。秘书长表示，他会再给他一次机会。他可以先回英国去休假一段时间。他还建议他讨个老婆，那样回来以后就会有人管住他。哈罗德娶我，因为他想要一个管他的人。吉所罗的那些人打赌，看我能让他清醒多长时间。”

“可是他爱你呀，”斯金纳太太抢过话头说。“你不知道他是怎么跟我谈起你的，而且就在你刚刚谈到的那段期间，你去吉所罗生琼的时候，他给我写了一封多么感人的信来谈你啊。”

米莉森特又望着母亲，土灰色的脸庞上出现了红晕。她的两只手搭在大腿上，开始微微地颤抖。她想起她刚结婚头几个月的情形。官方的汽艇把他们送到入河口，他俩在那间孟加拉式平房里过了一夜，那个小屋，哈罗德戏称之为他们的海滨别墅。第二天，他俩乘一艘普拉胡帆船

[7]

逆流而上。她从读过的小说里猜想，婆罗洲的河流都是漆黑一片、阴森可怕的，可事实上天却那么蓝，还点缀着几朵白云；海榄雌和聂帕榈的绿树枝被流水冲刷后，在太阳底下闪闪发亮。河的两岸，茂密的丛林连成一片，遥远的天空映衬出一座高山的崎岖轮廓。清晨的空气清新凉爽。她仿佛踏进一片友善而肥沃的土地，感到无限的自由。他们眺望着河的两岸，猴子们正坐在缠绕的树枝上；有一次，哈罗德指着一段像树桩一样的东西，说那是一条鳄鱼。副长官穿着帆布裤，戴着遮阳帽，站在码头上迎接他们，还有十几个士兵齐刷刷排成一溜向他们致意。他们向她介绍了副长官，他叫辛普森。

“哎呀，长官，”他对哈罗德说，“我很高兴见到你回来。没有你，可真是寂寞透了。”

长官住的那间孟加拉式平房，坐落在一个小山顶上，周围有一个长满各色野花的花园。这是一座破旧的房子，家具也很少，但是房间里却很凉快，而且宽敞。

“我们的村庄

[8]

就在那儿，”哈罗德指着前方说道。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她听见椰林里响起了一片锣声。这让她心里感觉有点儿奇怪。

虽然她没什么事情可做，但这样的日子过得很轻松。每天早晨，侍从会把茶端到他们面前。哈罗德只穿一件背心和一条纱笼

[9]

，而她穿着晨衣，他们就这样一直在廊台上散步，享受着清晨的芬芳，直到穿衣服进早餐。然后，哈罗德去他的办公室，她就花一两个小时学习马来语。他回来吃午饭，然后又去办公室，她就睡个午觉。喝完下午茶，他俩振作精神，就出门散步，或打高尔夫；哈罗德已经把孟加拉式平房下边的丛林清除掉，整出来一块平地，建了一个九洞高尔夫球场。晚上六点时分，夜色降临，辛普森先生会过来喝一杯。他们会聊天，直到吃夜宵的时候。有时，哈罗德和辛普森先生也会一起下棋。温暖的夜晚是迷人的。萤火虫把廊台两边的灌木丛变成了闪动着冷光的点点信号灯，开花的树林里传来阵阵甜美的香气。晚饭之后，他们阅读六周前从伦敦寄出的报纸，然后上床睡觉。米莉森特非常享受这种女人的婚后生活，她有自己的房子，对那些土著仆人也很满意；他们穿着色彩鲜艳的纱笼，光着脚在孟加拉式平房里走动，没有响声，态度也很友好。这种生活使她快活，感到作为一个驻地长官的夫人挺受人尊重。哈罗德会说流利的马来语，他那种颐指气使的神气、那种尊严，都让她感觉很好。她有时会到法院去，甚至还旁听他审理案件。他要处理的事务很多，但他却处理得十分干练，她不禁对他生出一番敬意。辛普森先生告诉她，哈罗德对当地土著人的了解，在整个婆罗洲是数一数二的。他坚定、机智、幽默，这些特点综合起来，用以对付那些怯弱、好斗、多疑的土著是必不可少的。米莉森特开始对自己的丈夫怀有某种程度的钦佩。

他们结婚快满一年的时候，两个英国的自然学家在往内地去的途中，跟他们住过几天。他们拿出总督的一封介绍信，信中措词诚恳，所以哈罗德表示要盛情款待他们。他们的来访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可喜的变化。米莉森特邀请辛普森先生共进晚餐（他住在“屯堡”，所以只有在星期天晚上才能跟他们吃饭），饭后男人们坐下来打桥牌。过了一会儿，米莉森特就去睡觉了，可是他们吵闹个不停，弄得她好久也没能睡着。也不知道是在什么时候，哈罗德跌跌撞撞地冲进门来，把她吵醒了。她没有作声。哈罗德决定先洗个澡再上床；浴室就在他们卧室底下，他顺着台阶往下走。突然听见外面扑通一声，他摔了一跤，于是他破口大骂。接着，他开始翻江倒海地呕吐。她听见他用一桶桶的凉水往自己身上泼，过了一会儿，他拖着脚步（这次是小心翼翼的）爬上台阶，悄悄地上了床。米莉森特假装睡着了，她恶心透了。哈罗德喝醉了。她决定明早跟他谈谈。那两位自然学家究竟会怎么看他呢？可到了第二天早晨，哈罗德表现得仪表堂堂，她一下子吃不准该不该再提起那事儿了。到了八点钟，哈罗德和她，还有那两位客人，坐下来吃早饭。哈罗德环顾四周。

“麦片粥，”他说。“米莉森特，你为什么不在客人们吃早点的时候，弄点伍斯特

[10]

风味的辣酱油呢？我想他们此刻最想吃的就是这个东西了。我呢，只想来一点威士忌加苏打水。”

两位自然学家笑了，有点儿不好意思。

“你的丈夫真是个难对付的家伙，”其中一位说道。

“有贵客光临，如果第一个晚上我就没让两位吃饱喝足了再去睡觉，那是我没有尽到地主之谊。”哈罗德用他那种周到而体面的方式说道。

米莉森特脸上露出一丝讪笑，想到昨晚这两位客人也跟她丈夫一样喝得烂醉，心里略微感到有些宽慰。第二天晚上，她一直陪在他们身边，到了一个恰如其分的点上，大家就散了。她很高兴，两位客人终于上路了。他们的生活又恢复了平静。过了几个月，哈罗德去视察他所管辖的某个地区，结果染上了很重的疟疾回来。这种病，她是第一次亲眼见到，可此前她听人说起过好几回，所以哈罗德病愈之后身体虚弱，她也没感觉有什么奇怪。她感觉奇怪的是，他的举止有点儿反常。他下班回来，总是呆滞地凝视着她；有时他站在廊台上，对英国的政治局势发表长篇大论，身体微微摇晃，但是还能保持仪态；但说着说着，就前言不搭后语起来，于是他就看着她，带着一副跟他惯有的体面不太相称的狡黠神情说道：

“真是把人害苦了，这该死的疟疾。唉，小妞，你不懂，要想建造一个帝国，会把一个男人压死的。”

她感觉到，辛普森先生开始显得担忧起来，有一两次他俩单独在一块儿，他好像要跟她说些什么，可是话到嘴边，出于腼腆又缩了回去。这种感觉越来越强，使她心神不定，终于有一天晚上，哈罗德不知为什么在办公室里呆得比平时更久，于是她就对辛普森进行了盘问。

“辛普森先生，你有什么话要跟我说的吗？”她蓦地问道。

他脸刷地红了，有点儿迟疑。

“没有啊。您怎么会想到我有话要跟您说的呢？”

辛普森先生是个瘦瘦的、高挑的年轻小伙儿，二十四岁，一头漂亮的鬈发，他费了好大劲儿才终于把它梳得平整。他的手腕被蚊子咬得红一块紫一块，还留着几处疤痕。米莉森特淡定地望着他。

“如果这事跟哈罗德有关，你不觉得跟我说白了更好吗？”

这时，他满脸通红，坐在藤椅上，扭过来扭过去，怎么都不舒服。米莉森特坚决要他说出来。

“我担心您会觉得我是个死不要脸的，”他终于开口说。“背地里说自己上司的坏话，我这人真是太烂了。疟疾真是个烂透了的病，谁要是得了一回，就会感到彻底完蛋的。”

他又迟疑了一下。嘴角耷拉着，就像要哭出来似的。在米莉森特的眼里，他就像个孩子。

“我会像坟墓一样保守这个秘密，”她说，面带微笑，努力隐藏着内心的不安。“告诉我吧。”

“我觉得很遗憾，您丈夫在办公室里放着一瓶威士忌。这样他就可以比平时多喝上几口。”

辛普森先生激动得声音都哑了。米莉森特突然感到浑身冰凉，瑟瑟发抖。她竭力保持镇定，因为她知道不能吓着那个孩子，否则就无法让他把知道的事情都说出来。他不愿再说什么了。她求他，哄他，告诉他有责任说出来，但最后还是自己哭了起来。这时，辛普森跟她说，哈罗德近两个星期一直在酗酒，土著人都在议论这件事情，说他很快就会恢复结婚前的那些坏习惯。从前他就有酗酒的坏习惯；至于当时具体酗酒到什么程度，不管米莉森特怎样盘问，辛普森先生就是咬紧牙关，不肯透露。

“你觉得他这会儿就在喝酒吗？”她问道。

“这个我不知道。”

米莉森特突然感到怒火中烧，既羞耻又愤恨。那个“屯堡”，其实也是法院的所在地，之所以那么叫它，是因为那里屯放着枪支弹药。“屯堡”位于驻地长官哈罗德的孟加拉式平房对面，本身带一个花园。太阳快下山了，米莉森特不需要戴上帽子。她站起身，径直朝对面走去。她穿过哈罗德审理案件的大厅，看见他坐在大厅后面的办公室里，面前放着一瓶威士忌。他一边抽烟，一边跟三四个马来人说话；那些马来人站在他的面前听他说话，脸上是谄媚又含有藐视的表情。哈罗德满面通红。

那几个土著人一下子没影儿了。

“我过来看看你在干什么，”她说。

他装出惯常的那副刻意的礼貌态度招呼她，但是却显得跌跌撞撞。他觉察到自己站不稳，于是装出一副刻意的仪表堂堂的派头。

“请坐，亲爱的，请坐。公务紧急，耽误了一会儿。”

她愤怒地瞪着他。

“你喝醉了，”她说。

他直愣愣地望着她，两只眼珠子略微鼓出，肥大的脸盘上露出一副倨傲的神情。

“我听不懂你究竟在说什么，”他说。

她原本打算用一连串激愤的言词，劝他改邪归正，但现在却忍不住大哭起来。她一屁股坐进椅子，两手捂着脸。哈罗德看了她一会儿，泪水也从脸颊上流下来；他朝她走去，张开双臂，扑通一声跪了下来。他抽泣着，把她搂在怀里。

“原谅我，原谅我，”他说。“我向你保证，这种事情永远不再发生。这都是该死的疟疾害的。”

“这事太丢脸了，”她呜咽着说。

他像个孩子般地哭着。这个仪表堂堂的大男人竟做出这样的自我谴责，实在令人感动。过了一会儿，米莉森特抬起头来。他的两眼带着恳求和悔恨的神情，搜寻着她的目光。

“你能向我保证，永远不再酗酒了吗？”

“我保证，我保证。我恨透了那个东西。”

就在这时，她告诉他自己怀孕了。他真是喜出望外。

“我只想要那一件东西。它会让我做个真正的人。”

他们两人回到孟加拉式平房。哈罗德洗了个澡，然后小睡了一会儿。晚饭之后，他们谈了很长时间，谈得很平静。他承认自己在跟她结婚之前，有时喝酒喝得过量；生活在驻地分署，是很容易染上坏习惯的。米莉森特提出的各种要求，他都照单全收。分娩前的几个月，米莉森特必须到吉所罗去，在那段时间里，哈罗德一直是个尽心的丈夫，温柔、体贴、豪迈、热情；他无可挑剔。一艘小汽艇来接她，她要离开他六个星期，他向她忠实地保证，在她不在身边的时候滴酒不沾。他把两只手搭在她的肩膀上。

“我从不食言，”他带着惯有的那种仪态说。“即使不作保证，你能想象我会在你经受痛苦的时候，做出给你增添麻烦的事情吗？”

琼出生了。米莉森特暂时住在驻地长官的家里，他的夫人格雷太太是个中年妇女，性情温良，对她十分友善。两个女人长时间单独相处，除了聊天，别无他事。时间久了，米莉森特对她丈夫过去酗酒的事情，已经了解得一清二楚。最难让她接受的一个事实是，哈罗德被警告过，如果他想保住自己的公职，就必须带一个老婆回来。这一点在她心里激起一股隐隐的怨恨之情。当她发现自己的丈夫原来是个积习难改的酒鬼，她隐约感到有些不安。最让她害怕的是，在她不在家的那段时间，他可能会经不起那种嗜好的诱惑。她带着婴儿和一个保姆启程回家。她在河湾口过了一晚，并找了一个划独木舟的信差去通报她要回家了。当小汽艇快要靠岸时，她的眼神急切地扫过码头。哈罗德和辛普森先生站在那儿。那些士兵齐刷刷排成一溜，也在那儿迎候。哈罗德的身子略微有点儿晃悠，就像在颠簸的船上站不太稳一样，她的心突然一沉，她知道他喝醉了。

这次回国并不十分愉快。她几乎忘了自己的父母和妹妹都坐在那儿一声不吭地听她讲述。这时，她抖擞精神，才重新意识到他们的存在。她所讲述的一切似乎都是发生在很久以前的事情。

“那时候，我知道自己恨他，”她说。“我本该杀了他。”

“噢，米莉森特，可别那么说，”她母亲叫道。“别忘了，他已经去世了，那个可怜的人。”

米莉森特朝母亲望了一眼，她的表情木然，一时间又笼上了一层阴翳。斯金纳先生不安地挪了一下身子。

“继续说，”凯瑟琳说。

“他知道我对他的过去都了解得一清二楚，反而变得无所顾忌了。三个月之后，他又有一次震颤性谵妄症

[11]

发作。”

“你干吗不离开他？”

“那有什么好处呢？要不了两个星期，他就会被开除公职。那样的话，谁来养活我和琼呢？我必须待在那儿。在他清醒的时候，我没什么可抱怨的。他从来就没有爱过我，可是他喜欢我；我当初嫁给他也不是因为我爱他，不过是我想要出嫁而已。我想尽一切办法不让他喝酒；我设法让格雷先生禁止威士忌从吉所罗运过来，可是他从中国人那儿弄到了。我就像猫盯老鼠一样地盯着他。他太狡猾了，我对付不了他。没过多久，他又有一次谵妄症发作。他在工作中失职了。我担心有人会向他的上司投诉。我们那儿离吉所罗有两天的路程，这种阻隔对我们是一种保护，但我还是觉得有人传话上去了，因为格雷先生私底下给我写了一封信，要我特别提防。我把信交给哈罗德看了。他愤怒得大吼大叫起来，但我看得出来，他害怕了，有两三个月，他始终是清醒的。接着，他又我行我素起来。在我们休假回国之前，一直都是那样。”

“在我们回国之前，我求他、恳求他千万要克制。我不想让你们任何一个人知道我竟然嫁给了这样一个男人。他在英国休假期间，表现还不错。在我们回去之前，我又警告过他。这几年他对琼非常疼爱，为她骄傲，琼也跟他很亲。她一直都喜欢她爸爸，甚至超过喜欢我。我问哈罗德，等孩子长大以后，是否愿意让她知道爸爸是个酒鬼。这个念头使他大惊失色；我发现自己找到了一个制伏他的绝招。我跟他说，我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的，如果他让琼看见自己的爸爸喝醉了，我就立即把她带走，离开她的爸爸。你们知道吗，我说完这句话，他的脸刷地一下白了。当天晚上，我跪倒在地上感谢上苍，因为我终于找到一个拯救我丈夫的方法了。”

“他告诉我，如果我支持他，他愿意再次戒酒。我们下定决心，共同克服它。这一回，他真的很努力。当他觉得忍不住要喝一口的时候，他就来找我。你们知道，他总是有点儿盛气凌人的样子。可在我面前，他是那么谦卑，就像是个孩子，他依赖我。或许他在跟我结婚的时候并不爱我，可这时候他爱我，爱我和琼。我恨过他，因为那件丢脸的事儿，因为他喝醉了还要装得仪表堂堂、派头十足，实在令人厌恶；但是这会儿，我心里有一种奇怪的感觉。那不是爱情，而是古怪的、羞涩的温情。他不只是我的丈夫，他像是一个在漫长的岁月里，我一直替他担心的孩子。他为我感到自豪，而我呢，你们知道，也感到自豪。他口若悬河，我也不再反感，只是觉得他那种威武的仪态实在很可笑，也很迷人。最后我们取得了胜利。整整两年，他滴酒未沾。他彻底戒掉了那种嗜好。他甚至可以拿这件事情开玩笑。”

“辛普森先生当时已经调离了，我们那儿又来了一个年轻人，名叫弗朗西斯的。”

“‘你要知道，我可是一个改造好的酒鬼哦，弗朗西斯，’哈罗德有一次跟他说道。‘要不是我老婆呀，我早就丢掉饭碗了。我娶的是全世界最棒的老婆啊，弗朗西斯。’”

“听到他说这些话，别提我心里有多美了。从前我经历的一切，现在我都觉得很值。我太高兴了。”

她沉默了。她回想起那条宽阔的、泛黄而混浊的河流，就在那条河的岸边，她生活了那么久。几只白鹭在颤抖的夕阳下闪着光，它们成群地朝着河的下游飞去，飞得很低、很快，然后四下散开。它们就像一串洁白的音符，激起一片涟漪，像春天般甜美、清纯，它们是一段神灵般的琶音，在无形的竖琴上，被一只无形的手弹奏出来。白鹭拍打着双翅，顺着葱绿的两岸飞翔，融化到苍茫的暮色里，好比一个幸福的人脑子里洋溢的快乐的思绪。

“不久，琼得病了。整整三个星期，我们一直提心吊胆的。没有比在吉所罗更近的医生了，我们只好将就着请当地的一名药剂师来治病。孩子病好之后，我就把她带到河口，想让她呼吸一下新鲜的海洋空气。我们在那儿住了一个星期。除了上次我离开家去生琼以外，这还是我第一次离开哈罗德。河口那儿有个小渔村，房子都搭建在木桩上，渔村离我们不远，但我们还是感觉很冷清。我非常想念哈罗德，甚至充满了柔情，突然间我感觉到我爱他了。所以当普拉胡帆船来接我们回去时，我兴奋极了，因为我要去告诉他。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他具有重大的意义。我简直没法形容我当时有多么高兴。我们正朝上游划去，船夫告诉我，弗朗西斯要到内地去抓一个谋杀丈夫的女人。已经走了两三天了。”

“哈罗德竟然没到码头上来接我，这让我感到意外；对待这类事情，他一向是很守礼节的；他经常说，夫妻间应该相敬如宾；我想不出会有什么事情让他抽不出身来。我沿着小山坡往上走，那上面就是那间孟加拉式平房。保姆领着琼跟在我后面。小屋里安静得有点儿奇怪。好像一个仆人都不在，我不明白那是怎么回事儿；我猜想也许哈罗德没料到我会这么快回来，所以出去了。我走上台阶。琼说她口渴，保姆领她到下房去给她弄点喝的。哈罗德不在起居室。我喊他，但是没人回应。我感到失望，因为我真的希望他在家。我走进卧室。哈罗德根本就没有出门：他正躺在床上睡觉。我实在觉得很好玩，因为他一向自称从来不睡午觉的。他说我们白种人没有必要养成那种习惯。我轻手轻脚地走近床边。我想跟他开个玩笑。我掀开蚊帐。他仰面朝天躺在床上，只穿了一条纱笼，身边是一个威士忌的空瓶子。他喝醉了。”

“老毛病又犯了。我多年来的努力全都白费了。我的梦想破灭了。一切都没有指望了。我感到怒火中烧。”

米莉森特的脸上又泛起一片带着阴翳的红晕，双手紧紧抓着她坐的那把椅子的扶手。

“我抓着他的肩膀，使劲摇晃着他。‘你这个畜生，’我叫道，‘你这个畜生！’我气得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我只是不停地摇晃着他。你们不知道他的样子多叫人恶心，肥头大耳的，光着上半身；他有好几天没剃胡子了，脸蛋又肿又紫。他喘着粗气。我对他是大喊大叫，可他根本不理会。我想把他从床上拖下来，可是他太重了。他像根木头一样躺着不动。‘睁开眼睛，’我尖叫道。我又抓着他使劲摇晃。我恨他。我比以前更加恨他，因为有一个星期，我曾经用我的整个身心去爱他。他对不起我。他太对不起我了。我要告诉他，他是个多么肮脏的畜生。可是我没办法让他知道。‘睁开你的眼睛，’我叫道。我决定要让他睁开眼睛来看我。”

寡妇舔着自己干涸的嘴唇。她的呼吸好像有点儿急促。她说不出话了。

“要我说吧，就他当时的状况，还不如就让他睡着好了，”凯瑟琳说。

“床边的墙上挂着一把帕兰刀。你们知道，哈罗德就喜欢那些古董。”

“什么叫‘帕兰刀’？”斯金纳太太问道。

“别犯傻了，孩子他妈，”她丈夫不耐烦地说。“你身后的墙上就挂着一把呢。”

他指了指那把马来短刀，不知什么缘故，他的目光一直就下意识地没有离开过那个东西。斯金纳太太倏地蜷缩到沙发的一角，做出一个受到惊吓的手势，似乎有人跟她说她身旁盘着一条蛇。

“突然，一股鲜血从哈罗德的喉咙里喷涌而出。喉咙上割了一道大红口子。”

“米莉森特，”凯瑟琳叫唤了一声，嗖地站起身来，几乎是扑向她的姐姐。“凭上帝起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斯金纳太太惊吓得站了起来，两眼瞪着她，嘴巴张得很大。

“那把帕兰刀已经不在墙上了。它在床上。这时，哈罗德睁开了眼睛。那双眼睛长得跟琼一模一样。”

“可我不太明白，”斯金纳先生说。“如果他当时处于你所描述的状态，怎么可能自杀呢？”

凯瑟琳抓着姐姐的肩膀，愤怒地摇晃着。

“米莉森特，看在上帝的分上，请解释清楚。”

米莉森特从妹妹的手中挣脱出来。

“帕兰刀挂在墙上，我说过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到处都是血，哈罗德睁开了眼睛。他几乎当场就死了。他没有说话，只是喘了口气。”

这时，斯金纳先生才缓过来，张口说话。

“你这个恶毒的女人，那是谋杀！”

米莉森特脸涨得通红，用轻蔑而仇恨的眼神瞪了他一眼，使他倒退了半步。斯金纳太太叫道：

“米莉森特，那不是你干的吧？”

这时，米莉森特做了一件举动，让他们感到自己血管里的血都凝成了冰。她格格地笑了起来。

“难道还会是别人干的吗，”她说。

“我的天！”斯金纳先生嘟囔道。

凯瑟琳僵直地站在那儿，两手捂着胸口，像是经受不住心脏的跳动。

“后来怎么了？”她问。

“我尖叫起来。我跑到窗前，推开窗户。我叫保姆过来。她带着琼从院子那边过来。‘琼别过来，’我喊道。‘别让琼过来。’她找来了厨师，让他照顾孩子。我催她快点。她上来了，我就把哈罗德指给她看。‘老爷自杀啦！’我大叫道。她尖叫一声，就跑出了房门。”

“谁也不敢靠近。大家都吓得不知道做什么才好。我写信给弗朗西斯先生，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情，要他马上回来。”

“你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情，这话怎么说？”

“我说，我从河口回来，发现哈罗德的喉咙被割断了。你们知道，在热带地区，人死了就要尽快埋掉。我弄了一口中国棺材，士兵们就在‘屯堡’后面挖了一个墓。等弗朗西斯先生回来时，哈罗德已经下葬快两天了。弗朗西斯还是个孩子。我可以随便应付他。我告诉他，我发现哈罗德手里握着那把帕兰刀，毫无疑问，他是在谵妄症发作时自杀的。我把空酒瓶拿给他看。仆人们也说，自从我离家到海边去以后，他一直喝酒喝得很厉害。我在吉所罗也是那样说的。大家都挺同情我，政府还给了我一笔抚恤金。”

有好一会儿，大家都沉默不语。最后，斯金纳先生终于缓过神来。

“我是专业从事法律工作的。我是一个律师。我承担某些职责。我们这项工作一直是最受人尊敬的。你让我处在一个难堪的境地。”

他苦苦地思索着，在他混乱的思绪中搜寻那些跟他玩着躲猫猫的词语。米莉森特蔑视地望了他一眼。

“你想怎么样？”

“那是谋杀，确凿无疑；你认为我能保持沉默吗？”

“别瞎扯啦，爸，”凯瑟琳厉声说道。“不准你告发自己的亲生女儿。”

“你让我处在一个难堪的境地，”他重复说了一遍。

米莉森特又耸了耸肩。

“当初可是你们要我说出来的。这件事情我独自忍受了那么久。现在该轮到你们也来忍受了。”

这时，女仆推开了房门。

“老爷，戴维斯已经把车停在下面了，”她说。

凯瑟琳装作镇定的样子说了几句，女仆就退了出去。

“我们该走了，”米莉森特说。

“我现在不可能去赴宴，”斯金纳太太惊惶地大声说道。“我的心绪太乱了。我们怎么去面对海伍德一家人呢？更何况，主教还想认识你。”

米莉森特做了一个满不在乎的手势。她眼睛里依然带着讥诮的神情。

“我们必须得去，妈，”凯瑟琳说。“要是连我们都不去，那岂不是很奇怪。”她忿忿不平地转向米莉森特。“哎呀，我觉得我们大家都被这件事情搞得乱七八糟的！”

斯金纳太太不知所措地望着她的丈夫。他走过去，伸手把她从沙发上扶起来。

“恐怕我们还是得去啊，孩子他妈，”他说。

“可我还戴着一顶帽子，上面装饰着哈罗德亲手送给我的白鹭羽毛呢，”她呜咽着说。

他搀着她走出房间，凯瑟琳紧随在后，米莉森特跟在他们一两步后面的位置。

“这事儿啊，慢慢地你们就会习惯的，”她慢条斯理地说道。“一开始，我心里也一直放不下，可现在会有两三天都想不到它。看来不会有什么危险。”

他们没有答理她。他们穿过门厅，走出前门。三位女士坐在汽车的后座，斯金纳先生坐在司机的旁边。车上没有自动起动器；这是一辆旧车。戴维斯走到车前，用手摇动曲柄发动引擎。斯金纳先生转过身，忿忿地朝米莉森特瞪了一眼。

“你不该让我知道那些事情，”他说。“我觉得你很自私。”

戴维斯回到驾驶座上，于是他们坐车前往卡农家的花园宴会。

[1]
古龙水（Eau de Cologne），又译科隆水，一种原产于德国科隆的香水。

[2]
根据高尔夫球赛规则，以击棍数较少者胜出。业余球员与正式球员比赛，业余球员可以将其击棍数减去让棍数，以其相减的差数与正式球员的击棍数相比。例如：业余球员击棍78下，减去让棍数18下，所得为60下；正式球员必须少于60下才算赢过业余球员，否则即使实际击棍少于业余球员也算输。

[3]
林肯律师学院广场（Lincoln’s Inn Fields），伦敦最大的公共广场。

[4]
按照英国人参加宴会的习惯，客人一般会比请柬上写的时间晚一些到达。

[5]
曲刃短剑（kris），马来人用的匕首，刀锋呈波浪形。

[6]
帕兰刀（parang），马来人用的带鞘砍刀。

[7]
普拉胡帆船（prahu），马来亚或印尼的一种帆船，典型的有一个大三角风帆和舷外架，又称双体帆船。

[8]
原文是kampong，专指马来亚的小村庄。

[9]
纱笼（sarong），或译围裙，马来亚的民族服装，色彩鲜艳，男女皆穿。

[10]
伍斯特（Worcester），英格兰中西部城市。

[11]
震颤性谵妄症（delirium tremens，英文缩写D.T.），因过量摄入酒精引起的意识障碍，伴有幻觉、呓语、震颤等症状。

铁行轮船公司

哈姆林太太靠在长椅上，懒洋洋地看着乘客们从舷梯上过来。船是夜里抵达新加坡港的，从拂晓起就开始装货，整整一天绞盘都在吵个不停，不过她这会儿已经习惯了它们不停的噪音了。她在“欧罗巴”餐厅里用过午餐之后，因为无事可做，就坐上人力车，穿梭于这个城市里的欢快而拥挤的街道。新加坡是一个五方杂处的地方。有马来人，虽说他们是这里的土著，但在城里的日子却不很惬意，人口也少；有中国人，他们灵活、机警、勤快，成群结队地聚集在街头；有皮肤黝黑的泰米尔人，光着脚，走路悄无声息，好像异乡的旅客；有时髦而富足的孟加拉人，他们轻松自如地应付周遭的环境，而且自信满满的；有狡黠谄媚的日本人，他们似乎总在忙着一些紧急而绝密的事务；有英国人，他们戴着遮阳帽或白色鸭舌帽，或是坐在小汽车里飞速驶过，或是悠闲地坐在人力车里，摆出一副不动声色的派头。这些形形色色的统治者，用微笑而漠然的态度维持着他们的统治。这时，哈姆林太太感觉又困又热，等待着海船再次起航，开始她那横跨印度洋的漫长的航程。

当那个医生陪林赛尔太太上船时，哈姆林太太张开大手挥动着。她是个身材魁梧的女人。她从离开横滨之后就一直坐着这艘轮船，并且以她敏锐的兴趣关注着这两个人之间亲密关系的进展。林赛尔先生是英国驻日本大使馆随同来东京的海军军官。对于医生如此关心自己的妻子，这位海军军官表现得十分冷漠，这使她感到奇怪。另外两个男人也从舷梯上走过来，他们都是新乘客，她试图从他们的举止上猜测他们到底是单身还是已婚，借此聊以取乐。在她近旁，一群男人正坐在藤椅上，从他们的卡其布套装和宽边白帽子来看，她猜他们是种植园主。他们把甲板上的船员指使得团团转。他们都灌了不少酒下肚，大声地谈话，嬉笑的样子几近于胡闹，显然，他们在为其中的一个人送行，但哈姆林太太无从判断那个将与她共度航程的人究竟是哪一个。开船的时间渐渐迫近，乘客们陆续到达。杰夫森先生也到了，他神色庄重地缓步踏上舷梯。他是领事，这次回英国是为了度假。他是在上海登船的，登船之后不久就跟哈姆林太太套起了近乎，但她这会儿实在没有调情的兴致。一想到这次打道回府的缘由，她就眉头紧锁。这次圣诞节她要在海上度过，远离那些对她还有点儿在乎的人，有那么一会儿，她觉得心里有一阵微微的纠结。有一桩心事，不管她怎么坚决地把它推开，却总是持久地占据着她的心房，这让她烦恼不已。

起航的铃声嘹亮地响起，坐在她附近的那几个男人突然一齐动了起来。

“好吧，我们得快点儿了，否则就要被船带走了。”其中一个人说。

他们站起身，向舷梯方向走去。他们互相握手，到这个时候她才看清楚他们是在为谁送行。哈姆林太太注视的那个人并无任何特别之处，只是她实在没什么可看的，才把眼神在那个人身上多留了一会儿。他是个大块头，六英尺多高，肩膀宽阔，体格强壮，穿着一套邋遢的卡其斜纹布衣服，帽子扁塌而破旧。他的朋友们让他独自留在船上，然后越过码头，再转身致意。哈姆林太太发现他说话时带有浓重的爱尔兰口音，他的嗓音饱满、响亮、充满热情。

林赛尔太太已经走下船舱，医生也过来坐在哈姆林太太身边。他们互相交流着白天遇到的一些闲碎的奇闻。铃声再次响起，他们所乘的轮船拔锚起航了。那个爱尔兰人最后一次向他的朋友们挥了挥手，然后优哉游哉，踱着步走到他搁着报纸和杂志的椅子边上坐下。他朝医生点了点头。

“那个人你认识吗？”哈姆林太太问道。

“午餐前，有人在俱乐部介绍我们认识的。他叫加拉格尔，是个种植园主。”

经历了码头上的嘈杂和出发时的喧闹之后，船上显得异常宁静，令人惬意。轮船在汽笛声中徐徐地驶过布满青苔的嶙峋的悬崖（铁行轮船公司

[1]

的停泊点是一处优美僻静的小海湾），出来后进入主海港。所有国家的船只，客船、拖船、驳船、货船，都停泊在这里；越过防波堤，你看到成片的本地民船，它们的桅杆聚在一起，像一望无际的森林。在傍晚柔和的灯光下，忙忙碌碌的景象被涂上一层奇异的神秘色彩，你觉得所有那些船只的活动在那一刻暂时消歇，仿佛等待什么特别事件的发生。

哈姆林太太一向睡觉时间不长，天一亮，她就习惯性地走上甲板。当最后的星光褪去，日色逐渐占据天空，她那困扰的内心也得到一丝抚慰，在那一天中绝早的时辰，镜面般的大海纹丝不动，似乎大地上一切忧愁都微不足道。光线还很黯淡，空气里弥漫着令人愉悦的颤动。但是第二天凌晨，当她像往常一样走向上层甲板的尾部时，却发现已经有人先她一步了。那是加拉格尔先生，他正注视着苏门答腊岛低平的海岸线。日出像一个魔术师，在它的召唤之下，海岸线从黑暗的深海中浮现出来。她感到吃惊，又有些恼怒，她还没来得及转身，他已经发现了她，朝她点了点头。

“起得早啊，”他说，“要来支烟吗？”

他穿着睡衣、拖鞋，从睡衣口袋里掏出烟盒，递给她。她犹豫了一下。除了一件晨衣，一顶用来压住乱发的饰边小帽，她几乎什么都没穿，她猜想自己看上去一定很糟；当然，她感到心烦意乱，还有别的原因。

“我觉得一个四十岁的女人是没有权利再去在意她的外貌的，”她微笑着，好像他一定知道她脑子里盘踞着什么虚荣的想法。她拿了一支烟。“你起得也挺早啊。”

“我是干农活的。我长年以来都是早上五点起床，我都不知道怎么改掉这个习惯哩。”

“你这个习惯在国内可不太受欢迎啊。”

他脱了帽子，所以现在她看他的脸更加清楚了。他的相貌虽然谈不上英俊，但很亲切。当然，他有一点儿胖，但他的五官，年轻时没准是挺好看的，可现在却十分厚实。他的皮肤有些发红，还带点肿胀。但他的黑眼睛很活泼，虽然他看上去少说也有四十五岁，头发却依然又黑又密。他给人的感觉是强壮有力。他是个粗笨而普通的下等人，而哈姆林太太，要不是船上这么混乱不堪，断然不会觉得有什么必要跟这种人搭讪。

“你是回国度假吗？”她大胆地问道。

“不，我回国就不再回来了。”

他的黑眼睛闪烁了一下。他是个健谈的人。最后，哈姆林太太必须下船舱去洗个澡，可就这一会儿，他已经跟她讲了好多他自己的事情。他在马来联邦州生活了足足二十五年，过去十年里，经营一家南方的种植园。那里的生活是寂寞的，和所谓的文明简直不可同日而语，但他赚了些钱，在橡胶浪潮中，他的生意做得不赖，凭借着跟他那副乐天知命的相貌不相配的精明，他把自己的储蓄投资到政府债券中。但随着经济开始衰退，他也准备退休了。

“你是爱尔兰哪里人？”哈姆林太太问道。

“戈尔韦。”

哈姆林太太曾经驱车途经爱尔兰，印象中，她依稀记得那里有一座阴郁的小镇，粗糙的石头仓库，荒颓残败，面向阴森森的大海。一片荒芜，夹着细雨，寂寞、偏僻，这是她对那里的感受。难道这就是加拉格尔先生即将度过余生的地方吗？当他谈起那个地方时，语气里充满孩子般的迫切。他的活力和那个灰色的世界相比显得那么不协调，这勾起了她的好奇心。

“你家人都住在那里吗？”她问道。

“我没有家。我的爸妈都死了。这世界上没有我的亲人。”

他做好了所有计划，他花了二十五年做这些计划，现在，他很高兴可以将这些计划倾囊而出。这么多年，所有这些话他都只能跟自己倾诉。他打算买幢房子，再置办一辆汽车。他还要养马。对于打猎，他不是很上心；早年在马来州的时候，他猎到过不少巨大的野兽，但现在他已经兴味索然。他不理解为什么要去丛林里射杀那些野兽；他在丛林里生活得太久了。但是，他会打猎。

“你是不是觉得我太胖了？”他问她。

哈姆林太太笑了笑，上下打量了他一番。

“我敢说你准有一吨重。”她答道。

他大笑起来，爱尔兰马是世界上最优良的品种，而他也总是很注意保持身材。一座橡胶种植园有得你好走的，而他平日里还经常要打网球。他很快就能在爱尔兰瘦下来。接着他就会结婚。哈姆林太太沉默地注视着海面，海面渐渐被朝阳染上一层淡淡的金色。她叹了口气。

“把自己的根基都拔掉是件容易的事情吗？就没有一个人值得你怀念的？我能想象得出，这么多年来，你一直渴望回到家乡，而真当这一刻到来的时候，你的脑子会感觉像受了当头一棒似的。”

“我很高兴抽身离开。我受够了，再也不想看到那个国家，或是那里的任何一个人。”

一两个早起的乘客走上甲板，哈姆林太太想起自己还衣冠不整，就下到船舱里去了。

以后两天，她几乎没有见过加拉格尔先生，而加拉格尔先生也一直呆在吸烟室里。因为罢工，轮船没有停靠科伦坡，而乘客们也开始享受起这段印度洋上的愉快旅程。他们玩起甲板游戏，互相品头论足，打情骂俏。圣诞节即将来临，这给他们提供了打发时间的主题，有人建议可以在圣诞节举办一个化装舞会，女士们甚至着手准备各自的服装。一等舱的乘客召集会议，决定是否让二等舱的乘客也参加舞会，虽然天气热得要命，讨论还是很热烈。女士们认为这只会让二等舱的乘客感觉不安。可以想见，在圣诞节那天，他们肯定会喝过量的酒，紧接着就会弄出些不愉快的事来。每一个发言的人都坚称他们根本没有等级差别的想法，谁也不会那么势利，认为一等舱和二等舱的人有什么大不了的差别，可是他们也觉得不应该把二等舱的人放在错误的位置，那才是较为友善的做法。让他们在二等舱里自己举办他们自己的舞会，那样会让他们感觉更加自在。另一方面，大家都无意去伤害他人的感情，当然了，现如今都在讲民主（这是回应一位中国传教士的夫人，她说她乘坐铁行公司的轮船已经三十五年了，还从未听说过有人邀请二等舱的乘客来参加一等舱的会客厅里举办的舞会），即使他们并不感到愉快，他们还是很想来参加的。眼看着很快就要投票了，加拉格尔先生必须很不情愿地从牌桌前退出，因为领事要征求他的意见。二等舱有他的一个种植园的雇工，这次他带他一起回家。他从沙发椅上抬起他庞大的身躯。

“要问我的意见嘛，我只能说：我带着的那个伙计和我一起照看我们的机器。他是个顶呱呱的家伙，他和我一样，都有权参加你们这个舞会。但他是不会来的，因为我打算在圣诞节晚上六点之前把他灌醉，他什么事也干不了，只能上床去睡觉。”

领事杰夫森先生尴尬地笑了笑。由于他的官方职务，他被挑选出来主持会议，他希望能稳妥地处理好这件事。他的口头禅是：凡事要做好，否则就不做。

“我听取了大家的意见，”他不无讽刺地说道，“大家都觉得，我们现在开会讨论的这个问题不是什么大问题。”

“根本不需要大惊小怪的。”加拉格尔先生眨着闪亮的眼睛说道。

哈姆林太太笑了起来。最终想出的办法是，邀请二等舱的乘客，但私下里再到船长那里去，向他指出，他最好能对邀请他们来参加一等舱的舞会一事保留意见。那天晚上，哈姆林太太身穿晚礼服走上甲板，正好跟加拉格尔先生不期而遇。

“你正好赶上喝一杯鸡尾酒，哈姆林太太。”他用欢快的语调说道。

“我想来一杯。说实话，我正想找点乐子。”

“为什么？”他微笑着问道。

在哈姆林太太看来，他的微笑很迷人，但她并不想回答他的问题。

“前两天早晨我告诉过你，”她愉快地答道，“我四十了。”

“我没见过哪个女人会老提这件事的。”

他们走进休息室，他给她要了一杯干马提尼，给自己要了杯鸡尾酒。他在东方呆得太久，已经不习惯喝别的了。

“你在打嗝，”哈姆林太太说。

“是的，我整个下午都在打嗝，”他无所谓地答道，“很奇怪，看不见陆地之后，我就开始打嗝。”

“我敢说，吃了晚饭你就不打嗝了。”

他们喝完酒，等第二通铃声响起，就走进了餐厅。

“你不玩桥牌？”分手前他问她。

“不玩。”

哈姆林太太没有意识到自己已有两三天没见加拉格尔先生了。她满腹心事。当她缝纫时，它们挥之不去；当她想借着读小说来分散注意力时，它们横在眼前，叫她一个字也读不下去。她本指望乘船远离伤心地之后，她内心的折磨就能得到缓解，可恰恰相反，随着一天天地离英国越来越近，忧虑也与日俱增。一想到那凄凉而空虚的生活在前面等着她，她就忧心忡忡；她为那令她畏缩不前的未来费尽了心思，结果还是把思想转到她此前不知尝试过多少次，但从来也没能从中解脱出来的那个境地。

她结婚已经有二十个年头了。二十年是漫长的，当然，她不能指望丈夫依然像刚结婚时那样疯狂地爱她，再说，她也没有疯狂地爱过他。他们现在是彼此了解的好朋友。他们的婚姻，就婚姻而言，表面上是很成功的。只是突然有一天，她发现，他恋爱了。如果是偶尔调调情什么的，她也并不反对，他以前也有过，她甚至还拿那些事打趣，他也毫不介意，还把这些事当成恭维呢。有时候，他们还会一块儿嘲笑那些个既不深刻也不严重的倾向。可这次却不同，他像个十八岁的毛头小伙儿那样投身其中了，他都五十二了，这太荒唐了。这件事有失体面。他爱得不理智、不慎重，这件丑事如今已经在横滨的外国人中间闹得沸沸扬扬了。最初她感到十分震惊和愤怒，因为全世界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人会干出这种蠢事，但脾气发过之后，她也试着说服自己去理解。要是他能爱上个姑娘，那就随他去吧。中年男人总难免被那些轻佻的少女们搞得昏头昏脑的，结果丢人现眼。在远东呆了二十年，她早就明白，五十岁是个危险的年龄。但他没有这种借口。他爱上的是一个比她还要大八岁的女人。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这使得她，也就是他的妻子，成了大家的笑料。多萝西·拉贡快五十岁了。她跟哈姆林先生一样，都是横滨的丝绸商，因此，他认识她已经十八年了。一年又一年，他们每周都会有三四次见面，有一次，他们在英国碰上了，还曾经一起住在海边的一幢房子里。但是什么事也没发生！即使是一年前，他们也还只是打打趣的朋友关系。真是不可思议。当然，多萝西是个标致的女人，她身材好，可能有些过于丰满，但是胖得并不难看；她有一双坦率的黑眼睛，红唇、秀发，但那些都是几年前的事了，如今她已经四十八岁了。四十八呀！

哈姆林太太果断地和她丈夫摊牌了。起初，他还发誓根本没那回事儿，纯粹是子虚乌有，但她握有证据，于是他的脸沉下来，最后没法否认了，只得乖乖地承认。接着，他说出了一句令人震惊的话。

“你何必在意呢？”他问她。

这话使她发狂，她愤怒而嘲讽地回敬了他。她变得伶牙俐齿，她在内心的极度痛苦中寻找各种伤人的言辞，而他只是静静地听着。

“我们结婚二十年，我还不至于是那么差劲的丈夫吧。不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只是朋友关系。但我对你有很深厚的感情，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丝毫也没有削减过。我给多萝西的一切，没有一分一毫是从你这里取走的。”

“那我有什么地方可以让你埋怨的吗？”

“没有。没人能娶到比你更好的妻子了。”

“你待我这么冷酷，竟然还能说出这种话？”

“我没想过要冷酷地待你，只是我管不住自己的心。”

“可到底是什么让你爱上她的？”

“我怎么知道？你不见得会认为是我故意的吧？”

“难道你就不能抵抗一下？”

“我试过。我想我和她都试过。”

“你说这话，好像你才二十岁一样。要知道，你们都是中年人啦。她比我还大八岁呢。这事情把我弄得就像一个十足的白痴。”

他没再吭声，她也不清楚心底里翻滚的是什么样的情感。是嫉妒攫住了她的喉咙？还是气愤？或许只是自尊心受伤？

“我不会听之任之的。要是只有你和她，那我可以同你离婚，可现在还牵涉到她丈夫，还有孩子们。天哪，你有没有想过，要是他们是女孩而不是男孩，她现在没准都成奶奶了？”

“没错。”

“感谢上帝我们没有孩子！”

他深情地伸出手好像要抚摸她，但她厌恶地向后退缩着。

“你让我成了我朋友中的大笑料。为了我们大家好，我宁愿保持沉默，但条件是，一切都必须结束，现在、立刻、永远。”

他低着头，若有所思地抚弄着桌上的一件日本装饰品。

“我会把你说的话告诉多萝西。”这是他最后的回答。

她一语不发，稍稍向他欠了欠身，走过他的身边，出了房门。她气愤得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举止略微显得有些做作。

她等着他和多萝西·拉贡商量的结果，但是他再也没有提起这件事。他很安静、彬彬有礼、沉默寡言；最后她不得不主动开口。

“你没有忘记前两天我和你说过的话吧？”她冷冷地问道。

“没有啊，我和多萝西谈过了，她希望我转告你，对于她对你造成的伤害，她感到非常抱歉。她本想来看看你，但又担心这么做会令你反感。”

“你们怎么决定？”

他犹豫了一下。他很镇定，但是声音还是有一点颤抖。

“要是作出承诺而又无法实现，那恐怕对谁也没有好处。”

“这也算是个了结吧。”她答道。

“我想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你提起离婚诉讼，那我们只能应诉。你会发现你根本找不到有用的证据，你会败诉的。”

“我没想过要这么做。我要回英国去，咨询一下律师。现在这种事情办起来很容易，希望你能高抬贵手。我想你有能力还我自由，不必把多萝西·拉贡也拖进来。”

他叹了口气。

“这真是一团糟，是吧？我不想和你离婚，不过当然，我会尽一切努力满足你的要求。”

“你究竟想要我怎么做？”她哭了，怒气又一次发作。“你就希望我什么也不做，就当个傻子？”

“我真的太抱歉了，让你受了这么大的委屈。”他看着她，眼里充满了忧愁。“我很清楚，我和她的本意并不想相爱的。我们都知道自己有多大年纪了。多萝西，正如你说的，已经足以当奶奶了，而我也是个又秃又肥的五十二岁的男人。当你二十岁陷入恋爱时，你觉得那会是永恒的，而当你五十岁，你把生活，把爱情都看透了，你知道这不过是转瞬即逝的玩意儿。”他的声音低沉，充满悔恨。似乎在他的眼前呈现出秋天的悲哀和纷纷落下的枯叶。他严肃地看着她，“同样在这个年纪，你知道自己再也不能虚掷这个由反复无常的命运送来的机会。不出五年，或许六个月，这一切都会结束。生活是单调的、灰色的，而快乐是珍奇而稀有的。我们的死亡是漫长的。”

听到丈夫的这番话，哈姆林太太心里感到一阵刺痛，这个男人一向讲求实际，就事论事，如今却换上这样一副对她来说全新的腔调。在他身上，陡然生出一种她完全不熟悉的热情而悲剧的性格。二十年的共同生活，没有给他留下任何痕迹，在他的决绝面前，她无能为力。她只能一走了之。现在，她满怀怨恨，决定离婚，就像她威胁他的那样，踏上了回英国的旅途。

阳光照射在光滑的海面上，海面熠熠发光，好像一面明镜，空洞、冷漠，就像她面对的生活，那里没有她的立锥之地。整整三天，海面上没有别的船只来打破这片广袤的寂静。偶尔地，因为飞鱼的疾游，平滑的海面转瞬间波光粼粼。天气酷热，就连最好动的乘客也放弃了甲板游戏，比如现在（这时正好是吃完午餐之后），他们就没有睡在船舱里，而是横七竖八地躺在椅子上。林赛尔踱着步子向她走来，坐下。

“林赛尔太太在哪儿？”哈姆林太太问道。

“哦，不知道啊。就在附近吧。”

他的冷漠令她愤怒。他怎么可能看不出他的妻子和那个医生正打得火热？不然，他老早就应该开始在乎了。他们的婚姻也浪漫过。林赛尔太太还在中学的时候他们就订婚了，那时他也不过是一个稍大一些的男孩儿。他们肯定曾经是一对可喜可爱的可人儿，他们的恋爱故事也肯定十分感人。但是现在，就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他们就彼此厌倦了。这真让人心碎。她的丈夫又说过些什么话呢？

“我猜想，你回去后，是准备在伦敦定居吧？”林赛尔懒洋洋地问道，显然是想找话说。

“我想是的，”哈姆林太太说。

事实上，她回去以后无处可归，而且她住在哪里，也没人会关心，想到这一切，她的心情很难平静。一些纠结成团的想法令她想起加拉格尔。对于他回国的迫切心情，她感到忌妒，也很感动，对于他热情洋溢地描绘他计划中的房子，还有他计划娶的妻子，她都感到很有意思。她那些横滨的朋友，在暗地里得知她决定和丈夫离婚之后，都确信她还会再婚。她倒并不怎么急于再婚，毕竟那场婚姻太让她失望了。再说了，大多数男人在向一个四十岁的女人求婚之前，都会犹豫再三的。加拉格尔先生想要找的是身材丰满、圆润的年轻女子。

“加拉格尔先生哪儿去啦？”她向谦和的林赛尔问道。“我这两天都没见到过他。”

“你不知道吗？他病了。”

“可怜的人。他怎么了？”

“他一直在打嗝。”

哈姆林太太笑了起来。

“打嗝，怎么会让人生病呢？”

“那位医生也很困惑。他什么方法都试过了，就是不奏效。”

“真奇怪。”

从这以后，她也就没再多想，但是第二天早上，当她偶尔遇见医生时，她问起加拉格尔先生的情况。看见他那张孩子气、乐呵呵的脸上显出阴沉、迷茫的神情，她感到十分吃惊。

“恐怕很糟糕，可怜的家伙。”

“因为打嗝吗？”她不解地大声说道。

那只不过是一种生理失调，没有人会觉得那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是这样的，他咽不下东西。他没法入睡。他已经疲惫不堪。我能想到的方法都试过了。”他迟疑了一会儿。“除非我能很快止住他打嗝，否则，我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后果。”

哈姆林太太大惊失色。

“但是他很强壮啊。他看起来精力挺旺盛的。”

“我希望你能去看看他现在的样子。”

“他会要我去看他吗？”

“来吧。”

加拉格尔已经被人从船舱转移到了船上医院，当他们走近医院时，就听到一阵阵剧烈的打嗝声。那声音，可能让人联想起饮酒过度，所以听起来有点儿可笑。但加拉格尔的样子，使哈姆林太太感到震惊。他掉了不少肉，脖子上的皮肤松松垮垮的，耷拉着，即使在日光下，他的脸色也是一片死灰。他的眼睛，以前总是笑盈盈、充满快乐的，现在由于饱受折磨，已经深陷了。他的强壮的身躯因为打嗝而不停地摇晃，这时，那打嗝的声音已经再也没了可笑的成分；对于哈姆林太太，出于一种莫名的原因，那声音听起来怪异而可怕。当她走进房间时，他朝她微笑了。

“看见你的样子，我真的很难过，”她说。

“我死不了，你知道的，”他喘着气说。“我会平平安安地回到爱尔兰的绿色海滩。”

有个男人坐在他旁边，当他们进来时，他站起身。

“这位是普赖斯先生，”医生说。“他负责加拉格尔先生种植园里的机器。”

哈姆林太太朝他点了点头。他就是那天讨论圣诞节晚会时，加拉格尔提到的那个住在二等舱的乘客。他身材十分矮小，但是很敦实，一副快活放肆的神气，自信满满的。

“你要回家了，感觉开心吗？”哈姆林太太问他。

“那还用说，夫人。”他回答道。

就凭这几个词的语音语调，哈姆林太太就可以断定他是伦敦人，而且属于那种乐观、敏感、脾气很好的一类，这使她感到有点儿亲切。

“你不是爱尔兰人吧？”她微笑着问。

“我可不是，小姐。我家在伦敦，我很乐意回去，不骗你。”

哈姆林太太从来不觉得别人称自己是小姐有什么冒犯的。

“好吧，先生，我要走了。”他对加拉格尔说道，做了个手势，好像要抬手去触一下帽子，可其实他并没戴帽子。

哈姆林太太问那个病人有什么事情她可以效劳的，过了一两分钟，她就和医生一同离开了。那个矮个子伦敦人在门外等着。

“能占用你几分钟吗，小姐？”他问道。

“当然可以。”

医院的舱室位于船尾，他们倚着栏杆，俯身看着下面的凹甲板，不当班的水手和乘务员正在舱口盖上闲逛。

“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普赖斯说，语气含糊，一种严肃的表情以奇怪的方式改变了他原先活泼而满是皱纹的脸。“我和加拉格尔先生共事四年，他是个难得的好人。”

他又迟疑了一会儿。

“我不太喜欢，但这是事实。”

“你不太喜欢什么？”

“好吧，既然你问我，我就告诉你，他没救了。这一点连医生也不相信。我跟他说过，但他不听我的。”

“你别这么沮丧，普赖斯先生。医生是很年轻，但我想他也不笨，打嗝是不会致命的，你也清楚。我敢说，加拉格尔先生过两天就会好了。”

“你知道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吗？就在我们离岸那会儿。她说过，他绝对到不了家。”

哈姆林太太转过身，面对着他。她站直了，足足比他高出三英寸。

“你说什么？”

“我确信，这是一种施在他身上的魔法，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理解了我说的话。药物对他不起作用。你不了解那些马来女人，我了解她们。”

哈姆林太太十分震惊，她太震惊了，于是耸了耸肩，笑了起来。

“哦，普赖斯先生，那真是无稽之谈。”

“当我告诉医生的时候，他也这么说。但你记住我的话，他等不到看见陆地就会死的。”

这个男人那么顶真，哈姆林太太在隐约之中感到一种不祥，这事儿不由得她不当真。

“为什么有人要对加拉格尔先生施魔法呢？”她问道。

“嗯，这事跟女士说起来有点儿尴尬。”

“请告诉我。”

普赖斯十分窘迫，要是换个场合，哈姆林太太也许会难以抑制自己的好奇心。

“加拉格尔先生在内地生活了很长时间，这话你能理解吧，一个人是很孤独的，男人嘛，你也懂的，小姐。”

“我已经结婚二十年了，”她笑着答道。

“请原谅，夫人。事实上，他曾经跟一个马来女孩同居。我不太清楚有多久，我想应该有十年、十二年吧。当他决定回家不再回来时，那个女孩一句话也没说。她就独自坐在那儿。他以为她会一直坐在那里，但是没有。当然，他把她养得挺好的，还给她留下一幢小房子，修整得好好的，保证她每个月的收入跟原来差不多；他不是个小气的人，我得这么说。她一直都很清楚，总有一天他要回家乡的。她一点都不哭不闹。当他把所有的物品都打包，把它们运走，她就坐在那儿看着。直到他把所有家具全都卖给当地的中国人，她都没说过一句话。她想要的一切，他都留给了她。等到他要出发去赶着上船的时候，她还是坐着，坐在孟加拉式平房前的台阶上，呆呆地望着，一句话也不说。他想和她道别，就像普通人做的那样，你相信吗？她竟然一动也不动。‘你不想和我道别吗？’她的脸上显出一种很滑稽的表情。你知道她怎么说？‘你走，’她说；他们那些当地人，说话跟我们不一样，很滑稽，‘你走，’她说，‘但我告诉你，你绝对到不了家。当陆地沉到海里去的时候，死神就会降临到你身上，在重新看到陆地之前，死神会把你带走，就像陆地沉下去一样。’这话把我吓得半死。”

“加拉格尔先生怎么说？”哈姆林太太问道。

“这个嘛，你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啦。他只是大笑一声。‘你要开开心心的，’他对她说，然后跳进汽车，我们就这样走了。”

哈姆林太太眼前浮现出那条阳光明媚的道路，它穿过幽寂的种植园，穿过那些修剪得整整齐齐、分布均匀的绿树，然后蜿蜒上山，又取道密林而下。司机是个马来莽汉，车上坐着两名白人。车子向前疾驰，经过马来人远离大道、安静地隐退在椰林里的房屋，穿过繁忙的乡村，集市上到处都是身穿明丽纱笼、皮肤黝黑的矮小个子。傍晚，车子终于抵达整洁、现代的城镇，这里有俱乐部、高尔夫球场、整洁的客栈、在那儿定居的白人、火车站，这两个人将从这里搭火车前往新加坡。而那个女人坐在孟加拉式平房前的台阶上，等着新主人搬进这幢房子，看着汽车引擎突突启动的那条路，看着汽车绝尘而去，望着它，直到它消失在夜色之中。

“她长什么样？”哈姆林太太问道。

“嗯，依我看，那些马来女人都长一个样儿，你知道，”普赖斯先生答道。“当然她也不是那么年轻了，你知道那些本地人，她们会胖得吓人。”

“胖？”

这个怪异的想法使哈姆林太太感到沮丧。

“加拉格尔先生可是个从来不会亏待自己的人，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想到身材肥胖，哈姆林太太立即回复到常人的看法。一时间，她似乎有点儿接受这个矮个子伦敦人的看法，这使她对自己都有点儿讨厌了。

“这真是荒唐，普赖斯先生。肥胖的女人怎么可能在千里之外对一个男人施魔法呢！事实上，肥胖的女人自己生活都很不容易。”

“你尽管笑话吧，小姐，但是除非我们做点什么，否则你就听着我这句话，我的主人没救了。而且药对他不管用，反正白人的药没用。”

“说点正经的吧，普赖斯先生。那个肥胖的女士应该不会对加拉格尔先生怀有什么深仇大恨的。按照东方人的办事方式，他算对她不错的啦。她何必要伤害他呢？”

“我们不了解他们的想法。即使一个男人在那里和一个本地女人过上二十年，你就以为他懂得那个女人阴暗的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啦？至少他不懂！”

对于他那些夸张的言辞，她笑不出来，因为他的紧张情绪是感人的。她知道，男人，不管他们的肤色是黄色的、白色的还是棕色的，他们的心都是难以捉摸的。

“但是，就算她感到愤怒，就算她恨他，想杀了他，她能怎么样呢？”奇怪，哈姆林太太提这些问题时，下意识里已经开始相信这是真的了。“世界上哪有什么毒药可以在六七天后再起作用的呀。”

“我可没说过是毒药。”

“对不起，普赖斯先生，”她笑道。“但我可不愿相信什么巫术，你知道。”

“你可是在东方生活过的人哪。”

“断断续续差不多二十年吧。”

“就是啊，你知道他们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反正我是做不到的。”他突然愤怒地攥紧拳头，猛地一拳打在栏杆上。“我真受够了那个该死的国家。一想起来我就生气，那个鬼地方。我们没办法跟他们走到一块儿，我们是白人，事实就是这样。请原谅，我得去喝几杯，我心里直打鼓。”

他朝她硬生生地点了点头，离开了。哈姆林太太注视着他，这个敦实矮小的男人，穿着破旧的卡其布衣服，拖着脚跟，跌跌撞撞地走下升降口，来到船腰，低着头穿过去，然后消失在二等舱的大厅里。不知道为什么，他使她感到一阵隐隐的不安。她无法从脑海里去掉这幅场景——那个矮小的女人，已经不再年轻了，穿着纱笼和斑斓的上衣，戴着黄金首饰，坐在一座孟加拉式平房前的台阶上，望着空荡荡的路面。她的胖脸上施了脂粉，但是那双没有眼泪的大眼睛里，没有任何表情。开车离去的男人们活像回家度假的学生。加拉格尔舒了一口长气。这天清晨，在明丽的天空下，他的精神异常活跃。未来就像一条洒满阳光的道路，蜿蜒穿过一望无际、树木繁茂的大平原。

那天傍晚，哈姆林太太向医生询问病人的情况。医生摇了摇头。

“我没办法。该做的我都做了。”他皱着眉头。“真是倒霉，碰上这么一个病例。不过，就算是在英国也照样没辙，更别说是在船上了……”

他是爱丁堡人，最近刚通过医师资格认证，他这次来度假，回去以后就可以行医了。他真想替自己鸣冤哪，他本想玩得开开心心的，可面对这神秘的病灶，简直让他郁闷死了。虽然他经验不足，但他已经尽力而为了。让他懊恼的是，他怀疑别的乘客可能觉得他是一个无知的傻瓜。

“你有没有听普赖斯先生说过他的想法？”哈姆林太太问道。

“他那种瞎话，我可是闻所未闻。我跟船长说了，他也气得发疯。他希望大家不要谈这件事，认为这会在乘客中引起骚动。”

“我会守口如瓶的。”

大夫用锐利的眼神看了她一眼。

“你该不会相信那种胡说八道吧？”他问道。

“当然不会。”她环顾着四周的海景，蔚蓝而宁静的海面上闪着油光。“我在东方住的时间不短啦，”她加了一句，“那里偶尔会发生一些古怪的事。”

“这话让我有点儿紧张，”医生说道。

在他们俩的近旁，有两个小个子的日本绅士，正在玩掷绳圈的游戏。他们身穿整洁的网球衫，白长裤和麻布鞋。他们看起来很欧化，甚至在用英语相互记分。可是在那一刻，当哈姆林太太看着他们的时候，却隐约地感到有些不安。这些人似乎很会伪装自己，所以在他们身上总有一份邪恶。她的神经也快崩溃了。

很快，加拉格尔被施了魔法的说法在船上不胫而走，没人知道是怎么传出去的。女乘客们坐在甲板的躺椅上，一边为圣诞节的化装舞会编织晚装，一边压低声音聊起了这件事，而男士们则在吸烟室里一边啜饮鸡尾酒一边闲谈。他们中许多人都在东方生活过很长时间，在他们记忆的某个隐蔽处，总能挖掘出一些古怪的、令人费解的故事。当然，要是当真以为加拉格尔先生中了魔法，那也太荒唐了，这种事是不可能的，可是各种事实摆在面前，却又没人能够解释。医生不得不承认他无法解释加拉格尔的病因，他能给出一个生理上的解释，但对于这可怕的痉挛为什么突然降临在他身上，他却未置一词。他隐约感到一点自责，所以竭力为自己辩护。

“要知道，这种情形，恐怕你干到退休都不会碰到，”他说。“真是倒霉透了。”

与此同时，他跟过往的船只进行无线通讯，不时地收到各种诊治意见。

“他们说的每一种方法我都试过啦，”他不耐烦地说道。“日本轮船上的医生建议注射肾上腺素。亏他想得出来，我们现在正漂浮在印度洋的中央，我从哪里去搞肾上腺素啊！”

当这艘轮船在广袤的海洋上全速航行时，一些看不见的信息从不同的角落传到这艘船上来。想到这些，实在有些令人感动。在那一刻，她猛然感到特别孤单，宛如身处世界的中心。隔离舱里正躺着那个病人，痛苦的痉挛使他摇晃着身体，他在拼命地喘息。随后，乘客们发现轮船改变了航线，他们听说船长决定要在亚丁

[2]

停靠，因为船上的医疗条件有限。加拉格尔将被送到岸上，带到医院接受治疗。总工程师接到命令，要他开足马力。这艘轮船上了年纪，浑身震颤着，需要加倍卖力才能前行。乘客们早已习惯了轮船的噪音和引擎的震动，这时，由于震动加剧，他们的神经重又获得了一番刺激。虽然不会进入他们的潜意识，但它震撼了他们的感官，使每个人都感到有切身的危险。海面上依然没有过往的船只，他们就像穿越在一个空荡荡的世界。这时，早已降临在轮船上、但谁也不愿意承认的不安情绪，演变成了证据凿凿的危机。乘客们变得暴躁，为了一些小事而大吵大闹，要是在平时，那些事情根本就无足轻重。杰夫森先生还在讲述他那些老掉牙的笑话，但是不再有人报以微笑。林赛尔夫妇有过一次口角，有人听见林赛尔太太跟她的丈夫深夜在甲板上走来走去，她压低嗓门，用紧张而激烈的言辞指责她的丈夫。吸烟室里，一天晚上，有人在玩桥牌时大打出手，最后的和解是所有的人都酩酊大醉。人们很少谈起加拉格尔，但这个人始终萦绕在大家的心头。他们查看航海路线图。医生表示，加拉格尔顶多只有三四天了，于是他们热烈地讨论着最早什么时候能到达亚丁。至于他上岸后会怎么样，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他们只是不希望他死在船上。

哈姆林太太每天都去探望加拉格尔。就像热带的春天，一场阵雨过后，你似乎可以看着青草在你的眼前长出来，她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他衰竭下去。他的皮肤已经变得松弛，耷拉着，双颊凹陷，双下巴就像火鸡的满是皱褶的赘肉。你可以看见他硕大的身躯，透过他身上盖着的床单，一副瘦骨嶙峋的身子像是史前巨人的骨架。大多数时候，他因为注射了吗啡，双目紧闭地躺着，但仍然在随着可怕的痉挛而摇晃；他有时会睁开眼睛，那双眼睛异常巨大；从那只剩骨头的深陷的眼窝里，那双眼睛含混地、困惑而不安地看着你。但是当他从昏迷中醒过来，认出是哈姆林太太时，他便努力抽动嘴唇，挤出一丝笑意来。

“加拉格尔先生，你感觉怎么样了？”她问道。

“好些了，好些了。等过了这场该死的炎热，我就会好的。主啊，我多么希望能一头扎进大西洋里。要能尽兴地游个泳，让我干什么都行啊！我真想再感受一下戈尔韦那冰冷、灰色的海水拍打胸膛的感觉。”

接着，一阵打嗝使他从头顶一直摇晃到脚底。普赖斯先生和女服务生轮班照顾他。小个子伦敦人的脸上再也看不见原先的那副无拘无束的快活神情了，现在变得愠愠不乐。

“船长昨天把我找去了，”当他和哈姆林太太单独在一起时，他对她说道，“他给了我一次警告。”

“他说什么啦？”

“他说他不愿意听到这些不吉利的话。说是这些话已经在乘客中间引起了恐慌，我最好管住自己的嘴，否则他就要跟我算账。可这事不是我说的。除了跟你和医生说过，其他人我可一个字也没说过。”

“船上的人都听说了。”

“我知道。你难道认为就我一个人在谈这事吗？那些印度水手和中国人，他们都知道他是怎么回事儿。你不会觉得他们需要你的教导吧？他们都清楚这不是平常人得的病。”

哈姆林太太沉默不语。从有些乘客的女仆那里她了解到，在这艘轮船上，除了白人，现在已经没人再怀疑这个事实：加拉格尔抛弃的那个女人正在遥远的南方对他施以魔法。所有人都深信不疑，当他们看到阿拉伯岛上那荒芜的岩石时，他的灵魂就会跟他的肉体分离。

“船长说了，要是他再听到我搞什么鬼把戏，他就要把我锁在船舱里，直到我们上岸。”普赖斯突然说道，他眉头紧蹙，皱巴巴的脸上阴云密布。

“鬼把戏是什么意思？”

他狠狠地瞪了她一眼，就好像她也和船长一样成了他发火的对象。

“医生已经把他知道的所有狗屁办法都用上了，他还跟各个地方的人进行了无线通讯，可是有什么用？告诉我。难道他看不出来这个人快死了吗？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救他。”

“你是什么意思？”

“现在是巫术在杀他，所以只有巫术才能救他。你可不要说这个不管用，我亲眼见过。”他抬高了嗓音，暴躁而刺耳。“我看见过一个人就是这么从死亡边上被拖回来的，他们请了一个‘巴旺’，我们叫巫医，他会耍一些小把戏。跟你说吧，这可是我亲眼看见的。”

哈姆林太太没有吭声。普赖斯询问地看了她一眼。

“甲板上的水手当中有一个是巫医，他跟我们在马来州的‘巴旺’一样。他说他可以做，但他需要一只活物。一只公鸡就行。”

“要一只活物做什么？”哈姆林太太问道，眉头微微一蹙。

小个子伦敦人很快地用怀疑的眼光看了她一眼。

“你要是听我的劝告，就最好什么都别问。但我告诉你，我会不惜一切代价把我的主人救回来。如果被船长知道，他把我关进船舱，那就随他的便好了。”

正在这时，林赛尔太太上来了，普赖斯做了一个优雅的手势，跟她们道了别。林赛尔太太想让哈姆林太太试试她特地为化装舞会编织的服装。当她们走下船舱的时候，她突然紧张兮兮地对哈姆林太太说，加拉格尔先生可能会死在圣诞节那天。要是他真的死在那天，那他们就不可能举办舞会了。她已经跟医生说过了，要是真的发生那种事，她就永远不会再理他，他很诚恳地向她保证，他会尽量想办法让加拉格尔活过圣诞节的。

“这样对他也好，”林赛尔太太说。

“对谁？”哈姆林太太问。

“对可怜的加拉格尔先生啊！没有人会愿意死在圣诞节的，不是吗？”

“我真不知道。”哈姆林太太说。

那天晚上，她睡着有一会儿了，可是却哭醒了。她居然从睡梦中哭醒，这使她感到惶恐，似乎肉体的脆弱使她无法反抗，她的意志被击垮了，面对不知不觉中产生的悲哀，她毫无招架之力。跟往常一样，她反复回想这深深地影响着她的不幸事件的种种细节；她的脑子里重复着她和丈夫之间的对话，后悔自己当时蛮好说过某一句话，又为当时不该说而说出口的话感到自责。她现在真心希望自己对丈夫所做的荒唐事情一无所知，她责问自己为什么就不能明智地收起自己的自尊，对那令人不快的事实睁只眼闭只眼。她是这个世界上的一个女人，跟自己的丈夫分离，她失去的是比他的爱多得多的东西，这一点她太清楚了；她失去稳定的家业、确定的地位、富足的家产，还有来自优越的社会背景的支撑。她认识许多离婚后的妻子，靠一点微薄的收入过活，她们的朋友很快就开始嫌她们无趣了。这时的她感到寂寞。她就像这艘匆匆驰过无人海域的轮船一样寂寞，就像那个举目无亲、躺在隔离舱里的垂死的男人一样寂寞。哈姆林太太知道她现在的思维正活跃得很，而且她不会很快就重新入睡的。她的船舱里很热。她抬头看了看时间，四点过几分；在安心的白昼来临之前，她必须捱过这难捱的两个钟头。

她披上一件和服式的晨衣，走上甲板。夜色沉穆，虽然天上没有一丝云迹，却也看不见一颗星辰。这艘衰老的轮船喘息着、震颤着，在夜色中隆隆作响，笨重地向前移动。这种静穆有点儿诡异。哈姆林太太赤着脚，慢慢地沿着无人的甲板摸索前进。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她来到散步的甲板的尽头，身体靠在栏杆上。突然，她吃了一惊，眼睛一眨不眨：下层甲板上，她看见一团忽明忽暗的光。她小心地向前探了探身子，原来那是一小团火，她只能看见光，因为那里有许多男人围成一圈，他们佝偻着身子，赤露的背脊把火焰挡住了。在这一圈人的旁边，与其说是她看到还不如说是猜到的，有一个矮壮的穿睡衣的身影。其他人都是本地人，只有他是欧洲人。那肯定是普赖斯，她立刻猜出来他们正在举行某种黑暗的驱魔仪式。她竖起耳朵，听到一个低沉的嗓音吐出一串神秘的词语。她的身体开始颤抖。她知道，这些人专注于眼前的事情，是不会料到有人在看着他们的，但她不敢移动脚步。突然间，就像丝帛裂开一般，一声鸡叫打破了这片沉闷的静寂。哈姆林太太差点尖叫起来。普赖斯先生正在向那怪异的东方诸神献上祭品，试图挽救他的那位朋友兼主人的性命。刚才那个声音还在继续，音色低沉、连绵不绝。然后，那黑暗的一圈人里有了一些骚动，那里发生了一些事情，但她不知道究竟是什么；那只公鸡发出一阵愤怒而惊恐的咯咯声，接着听见一声奇怪的、难以形容的声响；巫师正在割断公鸡的喉咙，然后是一片寂静；还有一些模糊的动作，但她看不太清，过了一会儿，好像有人踩灭了火。她模模糊糊地看见这群人隐没在夜色之中，甲板上重又恢复了平静。她再次听到引擎有规律的震动声。

哈姆林太太怔怔地站了一会儿，心里有一种奇怪的情绪在骚动。她慢慢地在甲板上挪着步子。她找到一把躺椅，于是躺了下来。她的身体还在颤抖。对于刚才发生的一切，她只能猜测。她不知道自己在那里躺了多久，反正她知道黎明将近了。虽然还不是白天，但也不再是黑夜了。在茫茫的夜空下面，她能依稀辨认出轮船的栏杆。然后她看见一个人影向她走来。这人穿着睡衣。

“谁在那里？”她紧张地叫道。

“是医生，”传来一个亲切的声音。

“哦！晚上这种时间，你在这儿做什么？”

“我一直和加拉格尔在一起。”他坐在她边上，点着一支烟。“我给他注射了一针强力镇静剂，现在他总算安静下来了。”

“他一直病得很厉害吗？”

“我以为他快不行了。我一直看着他，突然他从床上坐起来，说起了马来语。当然，我一个字也听不懂。他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一个词。”

“也许是一个名字，一个女人的名字。”

“他想起床。都快死的人了，还是那么有劲儿。天晓得，我竟然跟他扭打了起来。我真怕他会投海自尽。他好像以为有人在叫他。”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哈姆林太太缓缓地问道。

“四点过几分吧。怎么啦？”

“没什么。”她打了个冷战。

这天上午，当船上的生活重又恢复到常态时，哈姆林太太在甲板上和普赖斯擦肩而过，但他只跟她简短地打了个招呼，就迅速地移开目光，径直向前走去。他看上去既疲惫又紧张。哈姆林太太忽然又想起那个胖女人，厚密的黑头发上戴着黄金首饰，坐在阒无一人的孟加拉式平房前的台阶上，望着那条蜿蜒穿过修剪得整整齐齐的橡胶林的道路。

天气热得实在可怕。她现在懂得了为什么夜那么黑。天不再是蓝色的，而是一片死一般的惨白；天空的表面太过均匀，即使有云也显不出来；炎热就像一个大罩子，悬吊在空中。没有一丝儿风，大海和天空一样惨淡无色，平滑闪光，像是染缸里的染料。乘客们无精打采，喘着粗气在甲板上晃来晃去，豆大的汗珠从他们的额头上渗出来。他们都压低嗓门说话。一种诡异而不安的气氛笼罩在船上，谁也笑不出声。他们的心里升起一股怨气；他们活得健健康康的，可就在他们近旁，有个人快死了，这让他们恼怒。这个事实虽然并不是他们关心的，但它以一种神秘的方式影响着他们。吸烟室里，一个种植园主把一杯杜松子酒灌下肚子之后，粗暴地把大家感受到却不敢承认的事情说了出来。

“说实话，如果他当真要死，”他说，“那就死得痛快些，把这事了结了。这样子真叫人瘆得慌。”

白天是难熬的。晚餐时间终于到了，哈姆林太太感到无比感激。经历了这么多事情，熬过了这么长时间。她在医生的桌子前坐下。

“我们什么时候到亚丁？”她问他。

“明天什么时候吧。船长说，我们大概会在早晨五六点看到陆地。”

她用锐利的眼神看了他一眼。他也盯住她看了一会儿，然后垂下眼睛，脸红了。他想起了那个女人，那个坐在孟加拉式平房前的台阶上的胖女人，她曾经说过，加拉格尔绝对不会看见陆地的。哈姆林太太心想，眼前这个怀疑一切的、总是相信眼见为实的年轻医生，是否也开始犹疑了呢？他皱了皱眉头，然后，好像要打起精神的样子，他重新抬起眼睛看着她。

“我把这个病人交给亚丁那边医院里的人，我可以说，我不会感觉有什么遗憾的，”他说。

第二天是圣诞节前夕。哈姆林太太夜里睡得不好，当她醒来时，天已经蒙蒙亮了。从舷窗里向外望去，天色清朗如银；雾气已经在夜间散去，晨光很美。她走上甲板，感觉轻松多了，于是她走到尽可能靠近船头的地方。在天边贴近地平线的地方，一颗晨星正闪着黯淡的光芒。海面上泛起粼粼的一片波光，好像是闲散的微风伸出它那调皮的手指，轻轻地抚弄着海面。那光线显得优雅而温和，纤薄得好像春日里刚刚抽芽的树木，而且晶莹剔透，令人想起山间小溪里潺潺的流水。她转过身，望着玫瑰色的旭日从东方冉冉升起，这时，她看见医生向她走来。他依然穿着制服；他整宿都没靠过枕头；他蓬头垢面的，走路的时候身子佝偻着，看上去已经累坏了。她一下子就明白了，加拉格尔死了。当他走到她跟前时，她看出他在哭。他看上去那么年轻，她不禁对他十分同情。她拉过他的手。

“可怜的孩子，”她说道，“你累坏了。”

“我什么都做了，”他说，“我真的很想救他。”

他的声音直发颤，她看得出他已经近乎歇斯底里了。

“他什么时候死的？”她问。

他闭上眼睛，竭力控制着自己，他的嘴唇颤抖着。

“几分钟前。”

哈姆林太太叹了口气。她不知道该说什么。她的目光在平静、冷漠、亘古不变的大海上游移。大海在他俩的四周无限地伸展，恰似人类的无限的悲哀。突然间，她的目光停住了，那儿，就在他们的前方，在地平线上有样东西，看上去像是一大团高耸的云，但是它的轮廓又太清晰了，不太像是云。她碰了碰医生的手臂。

“那是什么？”

他定睛望了片刻，虽然他的脸晒得有点儿黑，但她还是看得出他的脸色发白了。

“是陆地。”

这时，哈姆林太太再一次想起那肥胖的马来女人，她静静地坐在加拉格尔的那个孟加拉式平房前的台阶上。她知道这一切吗？

在太阳升到天顶的时候，他们把他埋葬了。一等舱和二等舱的乘客、白人乘务员、欧洲官员，他们都站在下层甲板和舱口。传教士念诵礼文。

“由女人所生的男子只享有短暂的生命，他的一生充满痛苦。他像花朵一般成长起来，然后被刈倒；他像影子一般消逝，一刻也不停留。”

普赖斯低头看着甲板，眉头紧锁。他的牙齿咬得紧紧的。他并不感到悲哀，因为他的内心充满了愤怒。医生和领事紧挨着站着。领事的脸上恰如其分地表现出作为一个官员应有的哀悼的神色，而医生已经剃净了胡子，穿着干净挺括的制服，佩戴着他的金色肩章，脸色苍白而疲惫。哈姆林太太把目光从他的身上移到林赛尔太太的身上。她紧靠在她的丈夫身边，哭泣着，而他正温柔地握着她的手。哈姆林太太被这情景莫名地打动了。在这个悲伤的时刻，她感到烦躁，这个小妇人本能地渴望得到丈夫的保护和支持。但她随即感到身上一丝寒颤，她的眼睛盯着甲板上的缝隙，因为她不想看到眼前的一切。念诵礼文的声音中断了片刻。人群中有一些骚动。一名官员发了一道命令。传教士的念诵声继续响起。

“由于万能的上帝出于伟大的仁慈希望将他的灵魂收回，我们亲爱的兄弟在此与我们永别；我们将他的肉体沉入海底，愿它化为腐土，在大海放弃它的时候，它的肉体将得到复活。”

哈姆林太太感到热泪从她的脸颊上滚下来。泪水滴下来时没有声响。传教士的念诵声还在继续。

葬礼结束后，乘客们四散开去；二等舱的乘客回到他们的船舱，铃声响起，示意午餐的时间到了。但是一等舱的乘客们还在散步甲板上漫无目的地闲逛着。男人们多数走到吸烟室，准备喝点威士忌加苏打水和杜松子酒，抖擞一下精神。领事在餐厅外的布告栏上张贴了一份通知，召集所有乘客开会。大多数人都在猜测开会的目的，到了约定的时间，他们都聚集在一起了。这一个礼拜以来，他们从来没有这样高兴过，他们畅快地侃侃而谈，只是偶尔会出于礼节，稍事克制一下而已。领事戴着单片眼镜，他告诉大家，这次召集会议是为了讨论明天举办的化装舞会。他知道大家对加拉格尔先生都怀有深切的同情，他提议大家联名给死者的亲属发一份措词得体的唁函；但是事务长已经检查过他的证件，没有发现可以联系到他的任何亲属或朋友的任何线索。已故的加拉格尔先生在世的时候，似乎相当孤单。同时，他（领事）斗胆向医生致以诚挚的慰问，因为他很确信，医生在当时的情况下，已经竭尽他的所能了。

“同意，同意！”乘客们说道。

大家都经历了一个非常严峻的时期，领事接着说道，有些人可能认为，把化装舞会延后到新年的前夕举办，那样可以更加尊敬地纪念死者。但是他坦言，这并不是他一个人的想法，而且他确信，加拉格尔先生本人也不会希望这样的。当然，这个问题还要看大多数人怎么决定。医生站起身来，对领事和乘客的善意言辞表示感谢，这固然是个非常严峻的时期，但同时他也表示，船长授权他明确希望所有庆祝活动都在圣诞节举行，就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他（医生）还向大家透露说，船长认为乘客们这一阵子都沉浸在可怖的气氛中，要是大家能在圣诞节找点乐子，对大家都有好处。接着，传教士的妻子站起身来，说他们不应该只想着自己；娱乐委员会已经作好了安排，一等舱乘客的晚餐一结束，就立即给孩子们把圣诞树支起来，他们可一直都盼着见到大家穿上化装舞会的服装呢；让他们失望真是太不好啦；至于说纪念死者，她不比别人更缺少尊敬，而对那些沉浸在悲痛之中无心跳舞的人们，她也抱有同情。她的心情十分沉重，但她依然觉得放纵于那种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的情感，实在是自私的表现。要多替孩子们想想。这一席话深深地打动了轮船上的乘客。他们既想抛弃这么多天以来笼罩着整艘轮船的恐怖气氛，他们是活人，他们要追求快乐；同时他们又有一个不安的念头，觉得应该适当表示一下哀伤才显得较为得体。但是，要是他们既能按照自己想做的去做，同时又能从利他主义的角度得到解释，那就没有什么不安的了。当领事要求大家举手表态时，除了哈姆林太太和一位患有风湿病的老妪之外，所有人都急吼吼地举手赞成。

“既然赞成者占绝对多数，”领事说，“那我就大胆地恭贺会议达成了一项明智的决定。”

正当散会之际，突然有个种植园主站起来，说他有一个建议。像现在这种情形，难道他们不想邀请二等舱的乘客也来参加吗？他们那天早上可都来参加了葬礼的呀。传教士一跃而起，对这个提议表示赞同。他表示，过去几天发生的一切，把所有人的距离都拉近了，死亡面前，人人平等。领事再次发话，其实这个问题上次会议就已经讨论过了，讨论的结果是，让二等舱的乘客自己举办他们自己的舞会，可能会让他们感觉更加自在。但是现在时过境迁，他现在很确信，上次所作的决定应该彻底推翻。

“同意，同意！”乘客们说道。

一时间，在乘客中掀起了一股民主的激情，这一提议立即赢得了一片赞扬声。他们散会时都松了口气，感到自己既仁爱又慈善。大家在吸烟室里互相敬酒致意。

于是，第二天傍晚，哈姆林太太穿上了她的化装舞会的服装。她对眼前的娱乐活动实在打不起精神，有那么一刻她甚至想装病，但她知道谁也不会相信她的，甚至害怕别人以为她是假惺惺的。她扮成卡门的样子，况且她也确实抵挡不住那份让自己看起来魅力四射的虚荣。她把眉睫染黑，两颊搽红。服装也正合身。集合号响起，当她款款走入会客厅时，一片艳羡之声扑面而来。领事（他总是那么幽默）穿上了芭蕾舞裙，逗得大家一边喝彩，一边大笑。传教士和他的妻子则显然有点儿害羞，但他们对自己倒还满意，他们打扮得像高贵的满清官员。林赛尔太太扮成喜剧人物科伦巴茵，尽情展示她那双美腿。她的丈夫扮成阿拉伯酋长，而医生则扮成马来苏丹

[3]

。

大家凑了一些小钱，在晚餐上提供香槟，因此餐桌上热闹非凡。轮船公司提供了彩包拉炮，爆出来的是各式各样的纸做的帽子，这些帽子后来都被乘客们戴上了。还有纸做的彩带，他们互相投掷着，还有小气球，他们从会客厅的这头打到那头。他们大声地笑着，叫着。每个人都很快活。可以说没有人玩得不开心。晚餐一结束，他们就走进布置了圣诞树的会客厅，树上点着蜡烛，一切准备就绪，孩子们被带进来，兴奋地尖叫着，领受各种礼物。然后，舞会开始了。二等舱的乘客羞怯地站在甲板上辟为舞池的那个地块的周围，偶尔有两个人结伴跳舞。

“我很高兴他们来参加，”领事一边和哈姆林太太跳着舞，一边说。“我是非常民主的，我觉得他们这样规规矩矩的，十分明智。”

但她发现普赖斯不在他们当中，她找到一个恰当的机会，向二等舱的一名乘客打听他在哪里。

“醉得一塌糊涂，”那人回答道，“我们下午就把他弄到床上去了，现在被锁在船舱里。”

领事表示，她还欠他一支舞。他是个油腔滑调的人。突然间，那支业余乐队的演奏、领事的调笑、那些跳舞的人们的欢乐气氛，这一切让哈姆林太太觉得无法再忍受了。她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只是那些人们在这整个夜晚给轮船带来的快乐景象，和这片孤寂的大海，突然使她感到恐惧。领事一松手，她就飞快地溜走了，回头瞥了一眼，发现没人注意到她，她就从升降口攀到救生艇甲板上。那里一片漆黑。她悄悄地走到一个地方，确信在那里不会受到打搅。但是她却听到一声轻微的笑，在一个隐蔽的角落，她看见科伦巴茵和马来苏丹在一起。看来，林赛尔太太和医生已经重新拾起了曾经被加拉格尔先生之死打断的调情。

那个可怜而孤单的人在他们中间离奇地死去，可是现在，所有那些人都已经用残忍的方式把他抛诸脑后了。他们不再同情他，反而心生怨恨，因为正是因为他，那些人心神不安。他们贪婪地抓住了生活。他们开玩笑、调情、闲聊。哈姆林太太想起领事说的话，在加拉格尔先生的证件中找不到任何信件，找不到一个朋友的名字能让他们告知其死讯，她不知为什么她会觉得这件事情悲惨得令她无法承受。一个能够如此寂寞地走过一生的人，身上总有些神秘色彩。她想起他怎样在新加坡上船，那是很短时间以前的事儿哪，当时他是多么粗壮、充满活力，还有他对未来的野心勃勃的计划，于是，她感到极度沮丧。葬礼上的那段礼文使她内心充溢着肃穆和敬畏：由女人所生的男子只享有短暂的生命，他的一生充满痛苦。他像花朵一般成长起来，然后被刈倒
……年复一年的，他为未来制订计划，他是那么渴望生活，他有那么多的生活理想，可是，正当他伸出手来，啊，多么遗憾哪；跟他相比，世界上的一切痛苦都变得微不足道了。死亡，和死亡的神秘，那才是世界上唯一重要的事情。哈姆林太太倚着栏杆，眺望着点点星空。人为什么要让自己不快乐呢？让他们为所爱的人流泪吧。死亡总是可怕的，可是，难道一脸苦恼、心怀恶意、自以为是、缺乏仁爱，那就值得吗？她又想起她自己和她丈夫，还有那个他莫名其妙爱上的女人。他也曾说过，而我们快乐地生活的时间是短暂的，我们的死亡是漫长的。她沉吟良久，突然间，好似夏天一道闪电划过黑暗的夜空，一阵强大的惊喜贯注她的全身，她有了一个发现；在她内心里，对她丈夫的愠怒，对情敌的嫉妒，都不复存在了。一个念头就像一轮旭日，在意识的遥远的地平线上升起，温柔和狂喜的光辉充盈她的灵魂。从那陌生的爱尔兰人的悲剧中，她欣喜地汲取了孤注一掷的勇气。她的心跳加快，她迫不及待地要将这个想法付于实施。一种自我牺牲的激情攫住了她。

音乐已经停止，舞会结束了；大部分乘客都要回去睡觉了，剩余的人要到吸烟室去。她走进自己的船舱，路上没有碰见任何人。她打开拍纸簿，给丈夫写信。

亲爱的，今天是圣诞节，我想对你说，我的内心充满对你们的亲切之情。我很愚蠢，也不够理智。对于那些我们关心的人，我想我们应该允许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开心，我们应该给他们再多一些关心，不要因为他们的开心方式而使我们变得不开心。我想让你知道，我不再因为那以特别的方式进入你生活的快乐，而对你怀恨在心。我不再嫉妒，不再感到受伤，不再心怀怨恨。不要觉得我会不快乐，感到孤单。只要你感到需要我，就来找我，我会满心欢喜地欢迎你的到来，没有责备，没有怨恨。我很感激你这些年给我带来的快乐，还有你的温柔，为此，我愿意向你表示一份不带任何要求的情意，而且我希望这份情意是完全没有私心的。别再恨我了，愿你开心、开心、永远开心。

她签上名，把信塞进一个信封。虽然这信要到赛德港

[4]

才能发出，但她还是恨不得立刻把它投进邮筒。做完这一切，她开始宽衣就寝，她看着镜子中的自己。一双眸子闪闪发光，在她的脂粉底下，肤色依然鲜亮。未来不再是贫瘠的，而是光明的，充满希望。她钻进被褥，很快就进入了无梦的熟睡之中。

[1]
P&O，全称Peninsular and Oriental Steam Navigation Company，英国的一家轮船公司，俗称铁行轮船公司，1840年由英国人在伦敦设立，随后业务扩充至埃及、印度、新加坡和香港，2005年以铁行渣华（P&O Nedlloyd）名义被A·P·莫勒马士基集团（A. P. Moller Maersk Group）收购，成为全球最大的航运集团。

[2]
亚丁（Aden），也门港口城市，在红海的南端、亚丁湾的北岸。

[3]
苏丹（Sultan），殖民时期对马来亚各州统治者的称谓。

[4]
赛德港（Port Said），在埃及境内，位于埃及的北部，红海的北端。

驻地分署

新的助手是下午到的。驻地长官沃伯顿先生接到报告说，已经看见普拉胡帆船了，于是他戴上硬壳遮阳帽，朝下向码头的方向走去。在他经过时，他的警卫队，那八名矮个子迪雅克

[1]

士兵，都立正站定。他满意地注意到，他们的姿势是军人式的，制服打理得干净整洁，枪也擦得锃亮。他们给他挣足了面子。他站在码头上注视着河道转弯的地方，不一会儿，小船就会从那里掠过。他身穿一尘不染的帆布裤，脚上蹬着白皮鞋，看上去十分潇洒。他的腋下夹着一根带黄金头饰的马六甲藤杖，那是从前霹雳州

[2]

的苏丹送给他的。他等着新人的到来，心里七上八下的，什么滋味都有。这个地区的工作由他一个人来承担，着实有点儿吃力，他定期要到他所管辖的内地去巡察，每次出巡时，就必须把这个驻地分署交给当地职员来管理，那样总是不太方便，但话又说回来，很久以来，他一直是这里唯一的白人，现在有别的白人要来，没有顾虑是不可能的。他已经习惯了独来独往。大战期间有三年，他没见过一张英国人的脸，当他接到指示要接待一位造林官时，他竟然感到惊惶失措，所以当那位客人行将抵达之时，他早早地把接待工作安排停当，并解释说自己要到上游去一趟，就这么跑了。一直等到送信的通报说他的客人已经离开了他才回来。

这时，普拉胡帆船出现在河道开阔的河面上。船由囚犯们操纵，他们都是被判了各种刑期的迪雅克人，两三个看守正等在码头上，准备把他们押回监狱。他们都是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对这条河很熟悉，划起船来很有力道。船靠岸时，有个人从聂帕榈叶盖的遮棚下面钻出来，一步跨上了岸。警卫队举枪表示致敬。

“总算到啦。谢天谢地，我都快被挤死了。我给你带来了邮件。”

他说话时透着一股狠命的快活劲儿。沃伯顿先生彬彬有礼地伸出手。

“我想，您就是库珀先生吧？”

“没错，你还会在等谁呢？”

这个问题原本是想逗人一乐，可是驻地长官并没有笑。

“鄙人姓沃伯顿。我带您去看您的住处。他们随后就会把您的行李送过来。”

他领着库珀，沿着狭窄的小道走进一个院子，当中是一座孟加拉式平房。

“我已经让人打扫过，做到尽量可以住人，当然啦，这里面已经好多年没人住了。”

屋子是建在木桩上的。一间长长的起居室，门开向一个宽敞的廊台，房子后面，走道的两旁各有一间卧室。

“我觉得这儿不错。”库珀说。

“我想您一定想洗个澡，换个衣服。今晚要是您能和我共进晚餐，我将不胜荣幸。八点钟，意下如何？”

“随便什么时候都行。”

驻地长官礼貌但稍显窘迫地微笑着，走开了。他回到“屯堡”他自己的住处。艾伦·库珀给他的印象不那么讨人喜欢，但他是个公平的人，知道仅以一面之交就下结论未免有失公正。库珀看上去有三十来岁，瘦高个儿，脸色灰黄，没有半点血色。这是一张索然无味的脸。他有一个大大的鹰钩鼻，一双蓝眼睛。他还没走进孟加拉式平房，就摘下遮阳帽，掷给一个小跟班。这时，沃伯顿先生注意到他的大脑壳，覆盖着一层短短的褐色头发，与之相比，下巴过于弱小，不太相称。他穿着卡其布短裤、卡其布衬衫，但是又破又脏；那顶破旧的遮阳帽也有些日子没洗了。沃伯顿先生想到，这个年轻人在沿岸航行的蒸汽船上呆过一个礼拜，此前四十八个小时还一直躺在普拉胡帆船的舱底。

“他过来用晚餐时，我再看看他是什么样儿。”

他走进自己的房间，房间里的东西都摆放得井井有条，就像他有一个英国仆从一般。他脱了衣服，下楼来到浴室，用凉水冲浴。他向气候所做的唯一妥协是穿上一件白色的无燕尾的礼服；除此之外，浆过的衬衫、高领、丝袜和漆皮鞋一样不缺，衣着正式得就像在蓓尔美尔街

[3]

上的俱乐部就餐。他是个事必躬亲的东道主，他走进餐厅查看餐桌是否布置妥当。兰花盛开着，银制餐具闪着光。餐巾叠成精致的形状。银制烛台里的带罩蜡烛发出一片柔光。沃伯顿先生微笑着表示赞许，回到起居室等候他的客人。过了片刻，库珀出现了。他穿着卡其布短裤、卡其布衬衫，外头是他上岸时穿着的破烂不堪的夹克。沃伯顿先生表示问候的笑容在脸上凝固了。

“呼喂，你穿得山青水绿的，”库珀说，“我都不知道你打扮成这样。我本想穿条纱笼就来的。”

“没关系。我知道你们年轻人都很忙。”

“你没必要为了我穿得这样正式，你知道的。”

“不，没有。我总是穿戴整齐之后才来就餐的。”

“哪怕是你一个人的时候？”

“特别是我一个人的时候，”沃伯顿先生说道，目光冷峻。

他从库珀的眼神里发现一丝讪笑的意味，于是气得脸都红了。沃伯顿先生是个性情暴烈的人；你可以从他的外表看出他好斗的性格，他那张红红的脸，那渐次发白的红棕色的头发，那暴怒时会充血发红的、冰冷而警觉的蓝眼睛。可他又是一个见过世面的人，他希望做到公正。他必须尽力与这个家伙和平相处。

“我在伦敦的时候，我们那个圈子里的人都觉得，每天晚上用餐，要是不穿戴整齐，就好像每天早上不洗澡一样的古怪。来到婆罗洲以后，我觉得没有任何理由不继续保持这个良好的习惯。战争期间，整整三年，我连一个白人都没见过。只要我能来用餐，我是从来不放过穿正装的机会的。您到这个国家的时间不长，相信我，如果想要维持您本身应有的自豪感，这个办法是再好不过了。一个白人，哪怕稍微有一点屈服于他周围环境的影响，他就会很快丧失自尊，而一旦丧失了自尊，那就可以肯定，当地人也很快不再尊重他。”

“话是这么说，可要是你指望我在这种大热天穿着浆过的衬衫和高领，恐怕你会失望的。”

“如果您在自己的孟加拉式平房里用餐，那随您的便，您想怎样都行。但是如果您肯屈尊与我共进晚餐，恐怕您会同意说：只有按照文明社会的要求穿戴整齐，才是礼貌的表现。”

两个腰里围着纱笼、头戴宋谷帽

[4]

的马来男仆走了过来，他们身穿整洁的白色外套，外套上还钉了黄铜纽扣，一个提着果子酒，另一个托着一只盛有橄榄和海蜒的托盘。随后，沃伯顿先生和库珀走进去用餐。沃伯顿先生吹嘘说，他的厨师是个中国人，是全婆罗洲最棒的，他不辞辛苦，即使条件再困难，也会尽量做出可口的饭菜。他在充分利用原材料方面，也动足了脑筋。

“您是否有意看一看菜单？”他一边说着，一边把菜单递给库珀。

菜单是用法文写的，各种菜肴都有响亮的名称。那两个男仆在一旁伺候。房间的另一头还有两个男仆，他们挥动着硕大的扇子，好让室内闷热的空气流动起来。菜肴很是铺张，香槟也是上等的。

“你每天都像这样吃饭吗？”库珀问。

沃伯顿先生不经意地瞥了一眼菜单。

“我看不出这顿晚饭和平日里有什么区别，”他说。“我自己吃得很少，但是我每天晚上必须要有一顿像样的饭菜。这样可以让厨子不荒废厨艺，对仆人们也是很好的锻炼。”

谈话在艰难中进行。沃伯顿先生竭尽待客之礼，或许是因为他的同伴为此感到不好意思，他感到了一丝略带恶意的好玩劲儿。库珀在森布卢

[5]

还没住上几个月，所以沃伯顿先生问起他在吉所罗的朋友的情况，这个话题很快就枯竭了。

“顺便问一下，”过了一会儿，他问道，“您见过一个叫亨纳利的小伙子吗？我想他最近挺出名的。”

“噢，是啊，他是个警察。一个俗气的暴发户。”

“我很难设想他会是那种人。他的叔叔巴勒克拉夫爵士是我的朋友。前几天我还收到巴勒克拉夫夫人的来信，让我去找他哩。”

“我听说他和什么人有点儿关系，我猜他就是那样子弄到工作的。他在伊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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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牛津上过学，他总是忘不了跟人炫耀这点历史。”

“您真让我吃惊，”沃伯顿先生说。“他的家族都是伊顿和牛津出来的，这都有好几百年历史了。我觉得他对此事应该是处之泰然的。”

“我觉得他是个可恶的假正经。”

“那您是在哪儿求学的呢？”

“我出生在巴巴多斯

[7]

，在那儿上的学。”

“哦，明白了。”

沃伯顿先生在他简短的回答中透露出的鄙薄之意，让库珀闹了个红脸。他沉默了半晌。

“我从吉所罗收到了两三封信，”沃伯顿先生继续说道，“我的印象是，年轻的亨纳利是个成功人士。大家公认他是一流的运动好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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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是啊，他很受欢迎。他是那种在吉所罗很吃香的类型。我其实不太喜欢一流的运动好手。说到底，高尔夫或网球玩得比别人好，又有什么大不了的？谁又在乎他能在台球桌上连续打出七十五分来呢？他们英国人把这种事情看得未免太重了点儿。”

“您这么看吗？我的印象是，一流的运动好手打起仗来，可一点也不比其他人差呀。”

“哦，要是谈起打仗，那我可是最有发言权的。我跟亨纳利在一个团里呆过，告诉你吧，那儿谁都瞧不起他。”

“您怎么知道？”

“因为我也是其中一员呢。”

“哦，可您没有军衔哪。”

“我哪有什么机会得到军衔哪。我是所谓的殖民地居民。没上过公学，也没有影响力。我在军队里那会儿，真他妈的不是人过的日子。”

库珀眉头紧皱。他似乎很难控制自己的嘴巴不蹦出几个骂人的词儿。沃伯顿先生审视着他，小蓝眼睛眯缝起来，他审视着他，心里全都明白了。他转换话题，开始跟库珀谈起可能需要他去从事的工作。钟敲十下时，他站起身。

“好吧，我不再留您了。我想旅途之后您一定很累了。”

他们握了握手。

“哦，对了，”库珀说，“我想你是不是可以给我找个男仆。我前头那个男仆，在我从吉所罗过来之前就跑掉了。他把我的行李拿到船上就没影儿了。直到我们的船开到海上，我才知道他没上船。”

“我要问一下我的那个仆役长，他肯定能为您物色到一个。”

“好吧。叫他把仆人带过来就行，只要他长得还好，我就会把他留下。”

天上有月亮，不需要打灯笼。库珀穿过“屯堡”回到自己的孟加拉式平房。

“我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给我派这么个家伙过来？”沃伯顿先生思忖着。“要是他们还要派这种家伙过来，我是很不喜欢的。”

他在自己的花园里散步。“屯堡”建在一座小山的顶上，园子一直延伸到小河的岸边，岸上有一个凉亭。他有个习惯，就是饭后走到那里，抽一支方头雪茄。经常地，从他下面的河面上会传来一些说话声，那些怯生生的马来人不敢在大白天里说的话，或是一声抱怨或者责骂，轻柔地飘送进他的耳朵；那些在切切私语中披露给他的一点信息，或一个有用的暗示，要不是他坐在这儿，绝对不会进入他官方的视野。他重重地坐进一把长藤椅。库珀！这个满怀嫉妒、没有教养的家伙，傲慢无礼、狂妄自大、倔强自负。但沃伯顿先生的怒气抵挡不住这沉静幽美的夜色。凉亭入口处的一棵树上开出的花朵把空气熏得甜丝丝的，还有萤火虫隐隐约约地闪烁着，晃晃悠悠地在空中跳着银色的舞蹈。月光在开阔的河面上为湿婆的新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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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轻快的步履铺出一条道来，在远处的河岸上，一排棕榈树以天空为背景衬出精致的剪影。平和与宁静悄悄地渗透到沃伯顿先生的内心。

沃伯顿先生是个古怪的人，他有过一段奇特的经历。二十一岁时，他继承了一笔相当可观的遗产，十万英镑。离开牛津后，他就尽情享受着一个出生于良好家庭的年轻人在那个年纪（如今沃伯顿先生已经五十有四了）所能享受的放荡生活。他在芒特街

[10]

上有自己的寓所，有私人马车，在沃里克郡有自己的狩猎小屋。他走遍了上流人士云集的各种场所。他英俊、风趣、慷慨。九十年代

[11]

初期，他在伦敦社交界也算是个人物，而当时的社交界依然是壁垒森严，也还没有失去它的光环。震撼社交界的布尔战争

[12]

是出人意料的事情，摧毁社交界的一次大战也只是悲观主义者的一种预言。在那个时代，一个阔绰的年轻人是无忧无虑的，每当进入社交季节，沃伯顿先生家里的壁炉架上就堆满了请帖，都是请他出席各种各样的重大宴会的。他展示这些请帖，心里洋洋自得。因为沃伯顿先生是个势利鬼。他不是那种胆怯的势利鬼，不会受到更加优越的人的影响而感到些许羞愧，也不是那种跟在政界有声望或在艺术界声名大噪的人套近乎的势利鬼，他也不是那种见钱眼开的势利鬼；他是个彻头彻尾的、不掺水分的标准势利鬼，对有权有势的贵族怀着由衷的热情。他敏感而易怒，但他宁愿被贵族冷落，也不愿被平民恭维。他在伯克编的《贵族名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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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处于很不起眼的地位。他在谈话中会巧妙地提到某个贵族世家，然后说他和这个世家有一层远亲关系，但却只字不提他母亲那一支的老实巴交的利物浦工厂主，可事实上，他正是因为他母亲（出嫁前的姓氏叫格宾斯）的关系才获得了他那笔遗产。看他运用这些谈话技巧，真叫人叹为观止。要是在考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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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阿斯科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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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类地方，他正和一位公爵夫人甚至一位皇家贵族周旋时，那些亲戚中的一个声称认识他，那对他的上流社会生活可真是一件恐怖的事情。

他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所以他很快就声名扫地，不过，他花钱大手大脚，倒使他的缺陷并不完全令人鄙视。那些受他崇拜的上流人士都嘲笑他，但是扪心自问，他们也未必认为他的崇拜不是发自内心的。可怜的沃伯顿确实是个恶心的势利鬼，但不管怎么说，他也是个好人。他总是乐意为一个不名一文的贵族付账，而且要是你陷入绝境，他准会借给你一百英镑。他会用好菜好饭招待你。他的惠斯特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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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得很烂，但是如果牌友都是上等人，他就不在乎输掉多少。他逐渐变成了赌徒，但总是运气不好，但他是个上品的输家，他一次输掉五百英镑而依然能够镇定自若，这不由得让人心生敬意。他对纸牌的热情程度，不亚于他对贵族头衔的热情，而这正是他失败的原因。他过着奢靡的生活，可他在赌桌上的损失却大得惊人。他开始越赌越大，起初是赌马，接着是投资于证券交易所。他的性格中带有一点质朴，而那些无耻之徒就把他当作一个单纯的猎物。我不知道他是否意识到他的那些精明的朋友在背后讥笑他，但我觉得他有一个模糊的直觉，他必须装得根本不在乎他那些钱。于是他落到了放债人的手里。三十四岁那年，他破产了。

他在那个阶层的精神世界里浸淫太久，这使他面临下一步抉择时变得犹豫不决。像他那样的人，在花完所有的钱之后，通常都会跑到殖民地去。没人听到沃伯顿先生有过一声抱怨。他不抱怨，因为一个贵族朋友曾经做过一个灾难性的预测，他不要求任何一个向他借钱的人还钱，自己还了债（或许他并不知道，那正是他血液里利物浦工厂主的那些卑琐因素起了作用），不向任何人求助，尽管在他一生中从没干过一点儿活，他还是努力寻求谋生的出路。他依然是那么开朗、无忧无虑、充满幽默。他不希望因为他絮叨自己的不幸往事，使那些恰好跟他在一起的人感到不快。沃伯顿先生是个势利鬼，但他也是个绅士。

只有一次，他向多年以来他一直陪伴左右的上流社会的朋友中的一个开口求情，那是请他写个推荐信。那个帮忙的朋友当时正好是森布卢的苏丹，是他给沃伯顿先生提供了现在这个职位。启航之前的那个晚上，他最后一次在俱乐部里用餐。

“我听说你要走了，沃伯顿，”赫里福德老公爵对他说。

“是啊，我要去婆罗洲。”

“上帝啊，你去那里做什么？”

“哦，我破产了。”

“是吗？我很遗憾。好吧，要是你回来了，可一定要通知我们。希望你过得愉快。”

“噢，那当然。那里有许多打猎的机会，你知道的。”

公爵点点头走开了。几个小时之后，沃伯顿先生眺望着英国的海岸线渐渐隐没到迷雾之中，他已经远离那些他认为值得为之生活的一切。

从那以后已经过去二十年了。他和多名贵妇人保持频繁的书信往来，他的信总是写得逗趣而亲切。他一直没有丧失对名门贵族的热情，密切地关注《泰晤士报》上那些贵族行踪的报导，尽管要到报纸出版六个礼拜之后他才能收到。他总是仔细阅读报纸上记录出生、死亡和婚姻的专栏，也总是随时准备发出他的恭贺和吊唁的信函。那些图文并茂的报纸让他了解到那些人的相貌，这样当他定期回英国去的时候就能捡起那些线索，认识那些可能在社交界崭露头角的一张张新面孔，仿佛那些线索从来没有中断过。他对于上流社会的兴趣丝毫不亚于他置身其中的时候。对他而言，那些依然是这个世界上唯一要紧的事情。

然而不知不觉地，另一种乐趣进入了他的生活。他现在的职位满足了他的虚荣心；他不再为博得上流人士的笑脸而溜须拍马，他现在是主人了，他的话就是法律。他对于在他经过时举枪致敬的迪雅克士兵警卫队十分满意。他喜欢坐在公堂上，替那些与他共同生活的人们主持公道。调解那些势力相当的首领之间的争执，对他来说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从前，每当拿敌人的首级作战利品的土人滋扰生事时，他就会亲自出征讨伐他们，并为此感到自豪。他虚荣心太强，所以他勇猛无比。他曾经单枪匹马冲进一个四周围着栅栏的村子，向一个嗜血成性的海盗劝降，那份镇定自若，一时传为佳话。他已经是一个处事干练的长官。他严格、公正、诚实。

渐渐地，他开始深深地爱上了马来人。他对那里的风俗习惯很感兴趣。他们的交谈从来不会叫他厌烦。他赞赏他们的美德，而对于他们的恶行，他会报之以微笑或耸耸肩膀，表示谅解。

“想当年，”他会说，“我和英国的一些最上流的绅士过从甚密，但要论起绅士风度，我还从来没见过比某些出身良好的马来人更好的呢。和这些人做朋友，我感到自豪。”

他欣赏他们的礼节和高贵举止，他们的憨厚与热情。他本能地清楚该如何对待他们。他对他们怀有真诚的温柔之情。但他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是个英国绅士，对于屈从于当地风俗的白人，他是无法容忍的。他自己是绝不屈服的。他也没有去效仿众多的白人，讨个土著女人做老婆，这类事情虽说是入乡随俗，无可厚非，但对他来说不仅是令人震惊的，而且有失尊严。一个曾经被威尔士亲王阿尔伯特·爱德华唤作乔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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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是断然不可以跟一个土著人有什么瓜葛的。这一次，当他结束他的英国之旅返回婆罗洲之后，他却感觉如释重负。他在英国的朋友和他一样都不再年轻了，新的一代都把他看成是一个讨厌的老家伙。看起来，如今的英国已经失去了许多他年轻时在英国所热爱的风采。但是婆罗洲却一如既往。现在这里成了他的家。他打算尽量延长他的任期，而在他的内心深处，他希望最好在他死之前不要被人逼着退休。他立下遗嘱说，无论今后他死在哪里，希望自己能被带回森布卢，埋葬在他深爱的人民中间，耳畔能听到江河的潺潺流水声。

但是他的这份情感并没有溢于言表；没有一个人，面对这位整洁、健壮、精心装扮的男人，还有他那刮得干干净净的有力的脸庞，他那渐次花白的头发，会想到他拥有如此深沉的情感。

他知道驻地分署的工作该如何运作，接下来的几天，他满腹狐疑地关注着他的助手。很快，他就发现这个助手吃苦耐劳，而且十分能干。在他身上他发现的唯一缺点，就是他对待土著人非常粗暴。

“马来人天生害羞，而且非常敏感，”他对助手说道。“我想您会发现，要是您更有礼貌，多点耐性，待他们更友善一些，事情会进展得更顺利。”

库珀发出一阵短促而刺耳的笑声。

“我出生在巴巴多斯，整个战争期间我都在非洲。我懂得该怎么和黑鬼打交道，不用人教。”

“我倒不太懂，”沃伯顿先生讥讽地说道。“但我们不是在说黑鬼，我们是在说马来人。”

“他们不是黑鬼么？”

“您太无知了，”沃伯顿先生回答道。

他不再吭声了。

库珀到这里以后的第一个礼拜天，沃伯顿先生邀请他来吃晚餐。他在礼节上极为周到，虽然他们前一天还在办公室里见过面，而且六点钟，他们还在“屯堡”的廊台上一起喝过杜松子酒和苦啤酒，但他还是请男仆给库珀的孟加拉式平房送去一封彬彬有礼的请帖。库珀虽然不太情愿，但还是穿着晚礼服到场了。沃伯顿先生对于自己的愿望得以实现颇为自得，但也注意到这位年轻人的衣服裁剪得很差，衬衫也不合身，不免有点儿轻蔑。但是沃伯顿先生那天晚上的心情很好。

“忘了跟您说了，”他握着他的手说道，“关于您的仆人，我跟我的仆役长说过了，他推荐了他的侄子。我见过他，看上去挺机灵，也很勤快。您想见见他吗？”

“无所谓。”

“他在等着呢。”

沃伯顿先生叫来他的男仆，吩咐把仆役长的侄子带过来。不一会儿，来了一个高高瘦瘦的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他有一双大大的黑眼睛，长相还好。他的衣着非常洁净，一条纱笼、一件小白褂子，头戴一顶紫红色天鹅绒制成的非斯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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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上没有缨带。他的名字叫阿巴斯。沃伯顿先生用赞许的眼光看着他，当他用流利地道的马来语同年轻人说话时，他的态度在不知不觉中变得柔和了。他常常以讥讽的态度对待白人，但是对马来人，他的态度却是优越感和亲切的巧妙杂糅。他的身份相当于苏丹。他很清楚怎样才能既保住自己的尊严，又让土著人感到自然。

“您看他还可以吗？”沃伯顿先生转向库珀说道。

“可以，我敢说他跟其他人一样也不过是个混蛋。”

沃伯顿先生告诉那个男仆他被雇用了，就打发他走了。

“您很幸运，能得到这样一个男仆，”他对库珀说。“他的血统很好。他们是近一百年前从马六甲过来的。”

“我并不介意给我擦鞋、送饮料的仆人有没有贵族血统。我只需要他听我的使唤，而且做得干净利落。”

沃伯顿先生噘着嘴，没有回答。

他们走进餐厅去吃饭。晚餐很丰盛，葡萄酒也非常好。这很快就对他们起了作用，他们这时的交谈已经没有了刻薄的成分，甚至可以说颇为友好了。沃伯顿先生平时就吃得不错，而礼拜天晚上则习惯比平时吃得再好一点。他开始觉得自己对库珀并不公平。当然，他不是个绅士，但那不是他的过错，当你跟他混熟以后，就会发现他其实是个挺不错的小伙子。他的缺点可能只是在举止上。毫无疑问，他干起活来是不差的，迅速、认真、周到。当晚餐进行到甜点的程序时，沃伯顿先生感觉到自己对全人类都充满了仁慈。

“这是您到这儿的第一个礼拜天，我想给您尝一瓶非常特别的波尔图葡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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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只剩下大约两打了，是为特殊场合预备的。”

他命令男仆去拿酒，一会儿，酒拿来了。沃伯顿先生看着男仆把酒瓶打开。

“这是我从一个老朋友查尔斯·霍林顿那里搞到的。这些酒在他那儿就已经藏了四十年，后来我又藏了好多年。霍林顿以拥有全英国最好的酒窖而闻名。”

“他是个卖酒的商人吗？”

“不完全是，”沃伯顿先生微笑着说道。“我说的是莱格城堡的霍林顿勋爵。他是英国最富有的贵族之一。跟我相识很久的老朋友。我和他兄弟是伊顿的同窗。”

这是沃伯顿先生绝对不会放过的好机会，他讲述了一件小小的轶事，其唯一的目的似乎就是想说他认识一个伯爵。波尔图葡萄酒真的很好；他喝了一杯，接着又喝了一杯。此前的矜持一扫而光。他已经好几个月没有跟一个白人说过话了。他开始讲故事。他尽情表现自己当初跟上流社会混得有多熟。听他说话，你会以为曾几何时，那些政府部门的设立或者那些政策的决定，都是由于他在一位公爵夫人耳朵里吹进一些建议，或是在晚餐桌上抛出一些想法，然后由君主的机要顾问满怀感激地照章执行的。阿斯科特、古德伍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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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考斯的旧时光再一次在他心里复活了。再来一杯波尔图葡萄酒。然后是他每年都去的在约克郡和苏格兰召开的盛大的家庭派对。

“当时我有个贴身男仆，我管他叫‘领班’，他是我用过的最好的仆从。你知道他为什么不干了吗？要知道，在‘管家的食堂’里，贵妇人的侍女和贵族的侍从是根据他们自己主人的身份入座的。他对我说，他对接二连三地参加那种派对烦透了，因为我是他们当中唯一的平民，这就意味着他总是坐在餐桌的最末一个，等到碟子里的菜传到他跟前的时候，好的部分都被挑走了。我把这件事情告诉了赫里福德老公爵，他当场叫了起来。‘我对上帝发誓，先生，’他说道，‘要是我当上英国国王，就为了给你的仆从一个机会，我也一定要封你为子爵。’‘您留下他吧，公爵，’我说。‘他是我用过的最好的仆从。’‘好吧，沃伯顿，’他说，‘要是您觉得他很好，那我也一定会觉得他很好的。把他带来吧。’”

后来就是沃伯顿先生和费奥多尔大公在赌城蒙特卡洛，两人搭档，在一个晚上让庄家倒闭的故事；再后来就是马伦巴。在马里昂巴德，沃伯顿先生和爱德华七世一起玩巴卡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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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牌。

“当然，那时候他还只是威尔士亲王。我记得他对我说，‘乔治，你要是再投五块钱下去，你连衬衫都要输掉了。’他说得对，我觉得那是他这一辈子说过的最灵验的话了。他非常优秀。我一直认为他是欧洲最伟大的外交家。可我那时候年轻，很傻，只把他的话当作耳旁风。要是我听了他的话，要是我没有再投下五块钱，我敢说，我今天就不会在这儿了。”

库珀注视着他。他那双棕色的眼睛深深地陷在眼窝里，冷峻而傲慢，嘴角上挂着一丝嘲讽的微笑。他在吉所罗就已经听说过不少有关沃伯顿先生的事情。算不上坏人，他们都说，他把他那个地区治理得井井有条，只可惜啊，他就是太势利了！他们嘲笑他，但都是出于善意的，因为像他那样慷慨、亲切的人物，要让人讨厌也是不太可能的，而且库珀也早就听说过威尔士亲王和巴卡拉纸牌那些赌博故事了。但是库珀在听的时候并没有宽容的想法。他从一开始就痛恨这位驻地长官的作风。他非常敏感，沃伯顿先生对他既有礼貌又带嘲讽，这让他痛苦不堪。沃伯顿先生有一种本领，如果他不赞同别人的说法，他会报之以压倒一切的沉默。库珀几乎没有在英国住过，而且对英国人特别反感。他尤其厌恶那班公学的学生，因为他总是害怕他们会对他盛气凌人。他非常讨厌别人在他面前摆架子，于是就先发制人，先把自己装成一副难以容忍的傲慢的样子。

“嗯，不管怎么说，战争总算替我们做了件好事，”他终于开了腔。“它摧毁了贵族的势力。布尔战争起了个头，到1914年世界大战时就大局已定了。”

“英国的贵族家庭恐怕都没有指望了，”沃伯顿先生像一个法国大革命时期流亡国外、依然怀念着路易十五的宫廷的贵族一样，用那种自满而忧郁的口吻说道，“居住在奢华宫殿的那种开销已经没人能负担得起，而他们那王侯将相的待客之道也将烟消云散，化作一抹记忆啦。”

“照我看，那真是他妈的太好了。”

“我可怜的库珀，那些‘昨日希腊的光荣，和往昔罗马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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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哪里会知道呢？”

沃伯顿先生摆出一个宏大的姿势。一时间，他的眼睛变得迷蒙起来，仿佛眼前呈现出一派往昔的景象。

“好啦好啦，说真的，那些腐朽的玩意儿我们早就腻味了。我们要的是商人管理的商人政府。我出生在一个英国直辖的殖民地，事实上我一辈子都住在殖民地。什么贵族不贵族的，在我看来一文不值。英国人的问题是，他们都太势利了。要说是什么人最惹我生气，那就是势利鬼。”

势利鬼！沃伯顿先生的脸气得发青，眼里迸出怒火。那是个跟随了他一辈子的字眼儿。他在年轻的时候，总乐于混迹于贵妇人的上流社会，她们虽然不至于把他对她们的赞赏看得毫无价值，但是那些贵妇人有时候也会失态而骂人，沃伯顿先生自己就不止一次被她们羞辱过。他知道，他当然知道，那些可恶的人管他叫势利鬼。真是太不公平了！凭什么？在他看来，世界上最令人憎恨的邪恶就是势利。说到底，他喜欢和自己那个阶层的人相处，只有和他们在一起才有归属感，看在上帝的分上，谁能说那就是势利呢？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嘛。

“我完全同意您的观点，”他回应道。“所谓势利鬼，就是别人的社会地位比他高，他就恭维或鄙弃别人的那种人。这是我们英国中产阶级最鄙俗的缺点。”

他看见库珀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得意。库珀用手捂住嘴巴，以掩饰自己咧嘴大笑的样子，结果使他的笑更惹人注意了。沃伯顿先生的手有点儿颤抖。

库珀可能永远也不知道他已经大大地得罪了他的上司。虽然他本人是个敏感的人，但是很奇怪，他对别人的感受却十分木讷。

他们的工作要求他们不得不在白天的某些时候有几分钟的会面。早上六点，两人要在沃伯顿先生的廊台上喝点儿酒。这是沃伯顿先生从英国本土带来的雷打不动的老式传统。但他们分头用餐，库珀在他自己的孟加拉式平房，而沃伯顿先生则在“屯堡”。工作结束后，两个人会散步直至暮色渐沉，但他们分头散步。这块地方只有几条小路，丛林就紧紧挨着村子的种植园，而当沃伯顿先生远远望见他的助手迈着散漫的步子走过来时，他就会绕个圈子，免得碰上他。库珀的坏脾气，他的志得意满，还有他的小气已经让他很不舒服，但要说到让驻地长官开始对他恨之入骨，那就不得不提到库珀来驻地分署几个月后发生的那桩事情。

有一次，沃伯顿先生因公要到乡下去巡察。他把驻地分署交给库珀打理，心里十分笃定，因为他认定库珀是一个能干的助手。他唯一不喜欢他的地方就是这人没有宽容心。他诚实、正直，也很能吃苦，但是对土著人缺乏同情心。这个人认为自己绝不比任何人差，同时又认为这么多人都不如他好，这一点让沃伯顿先生感到既痛恨又好笑。他很严厉，没有耐心去倾听土著人的想法，甚至有点儿蛮横。沃伯顿先生很快就意识到马来人不喜欢他，害怕他。对此，他倒并没有感到完全不满意。要是他的助手享有超出他的声誉，他反而不会十分开心。沃伯顿先生做了一番精心准备，踏上旅程，三周之后，他回来了。在此期间，邮包也寄到了。他走进起居室，首先闯入他的眼帘的是那一大摞摊开的报纸。库珀见过他之后，他们一起走进房间。沃伯顿先生转向身后的一个仆人，严厉地质问那些打开的报纸是什么意思。库珀赶紧解释。

“我想读一下有关沃尔弗汉普顿谋杀案的新闻，就把你的《泰晤士报》借过来看了看。我已经把它们都放回去了，我想你应该不会介意。”

沃伯顿先生转向他，气得脸色惨白。

“我很介意。我介意得很。”

“真是抱歉，”库珀说道，神情自若。“其实，我就是等不及你回来再看了。”

“我怀疑是否连我的信都被你拆开看了。”

库珀仍然无动于衷，对上司的恼怒报以一笑。

“哦，那可不是一回事儿。不管怎样，我无法想象你会介意我看你的报纸。那里面又没有什么隐私。”

“我绝不容许任何人在我之前阅读我的报纸。”说着，他走近那堆报纸。堆在那儿的差不多有三十张报纸。“我认为你这么做是极其无礼的。它们都乱成一团了。”

“很容易就能把它们按顺序排好，”库珀一边说，一边凑到桌子跟前。

“不要碰它们，”沃伯顿先生叫了起来。

“你为这么点小事就大惊小怪的，未免太幼稚了吧。”

“你竟敢这样跟我说话？”

“见你的大头鬼吧，”库珀说完，冲出了房间。

房间里只留下沃伯顿先生一个人，他激动得浑身发抖，怔怔地瞅着他的报纸。他人生的最大乐趣就这样被那双冷酷、残暴的双手给摧毁了。大多数远离家乡的人在收到邮包时都会急不可耐地扯开包装，拿起最后一份，首先看一眼来自家乡的最新消息。可沃伯顿先生并不这样。他的报刊经销商会在包装纸上注明每一份报纸派发的日期，当整卷报纸到沃伯顿先生这里时，他会看一遍这些日期，然后用蓝色的笔标上序号。每天早晨，他的仆役长要负责将一份报纸和他的早茶一块儿放在廊台上。啜一口茶，再慢慢拆开报纸卷，阅读晨报，这是沃伯顿先生特殊的乐趣。这让他产生一种幻觉，以为自己身在故乡。每个礼拜一的早晨，他会阅读六个礼拜之前的礼拜一的晨报，整个礼拜的每一天都按这种程式度过。礼拜天他会读《观察家》。就好像他盛装出席晚餐一样，这是与文明社会保持联系的纽带。使他感到自豪的是，不论新闻多么令人激动，他从来不会被诱惑驱使，在指定的时间之前打开报纸。在战争期间，那种悬念有时会令人无法忍受。有一次，当他读到军队开始推进的时候，他就经历过那种悬念的煎熬，而实际上，只要简单地打开架子上等待他阅读的下一份报纸，就可以将他从那种煎熬中解脱出来。这是他经历过的最严峻的考验，但是他最终战胜了它。而现在那个拙劣的笨蛋就这样拆开了包装得如此紧密的报纸，就因为他想知道一个臭女人是否谋杀了她的那个烂丈夫。

沃伯顿先生打发他的男仆去拿一些包装纸。他把报纸尽量卷紧，给每卷报纸裹上包装纸，然后在每卷上都加上序号。但这是一件令人感伤的事情。

“我绝不会原谅他，”他说，“绝不会。”

当然，他的男仆在旅途中一直跟随着他，他每次出差都带着他，因为他的男仆知道他的喜好，而沃伯顿先生也不是那种在丛林中旅行就会打算放弃享乐的人。但是在他们回来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他时常到仆人的宿舍里去聊天。他听说库珀和他的男仆们有些麻烦。除了那个叫阿巴斯的年轻人，其他人都离开了他。阿巴斯也想走，可因为当初是他叔叔听从驻地长官的命令才让他干了这份差事，没有他叔叔的允许，他不敢走。

“我跟他说他做得很好，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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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仆说。“但他很不高兴。他说，这个人家不好，他想知道自己可不可以走，因为其他人都走了。”

“不，他一定要留下来。老爷必须有仆人伺候。那些走掉的人有人补缺吗？”

“没有，老爷，没人愿意去。”

沃伯顿先生皱起了眉头。库珀是一个傲慢的傻瓜，但他好歹是个官员，必须配备合适的仆人。他的住处没有打理好，总有些不太妥当。

“那些男仆跑到哪儿去了？”

“他们都呆在村子里，老爷。”

“今天晚上去看看他们，跟他们说，我希望他们明天一大早就回到库珀老爷的住处。”

“他们说他们不会去的，老爷。”

“要是我命令他们去呢？”

这个男仆跟从沃伯顿先生有十五年了，他熟悉主人的每一种语音语调。他不是怕他，他们在一起经历了太多事情，有一次在丛林中，驻地长官救了他的命，另一次在急流中翻了船，多亏了他，驻地长官才没有淹死，但他很清楚什么时候必须毫无异议地遵守驻地长官的命令。

“我这就到村子里去，”他说道。

沃伯顿先生估计他的助手会在第一时间为自己的无礼道歉，但库珀具有那种缺乏教养的人在道歉方面所特有的迟钝；当他们第二天早晨在办公室碰面时，他压根儿就没提起那件事情。由于沃伯顿先生离开过三个礼拜，他们这次会面有必要延长点时间。会面结束后，沃伯顿先生表示他可以走了。

“我想没什么事了，谢谢。”库珀转身就走，但沃伯顿先生叫住了他。“听说你和你的男仆之间有些麻烦。”

库珀发出一阵刺耳的笑声。

“他们想勒索我。他们都无耻地逃跑了，除了那个无能的家伙阿巴斯——他知道在什么地方日子好过——可我就是按兵不动。他们现在都乖乖地回来了。”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今天早上他们都各就各位了，那个中国厨子，还有其他所有人。他们装模作样，搞得好像他们是那里的主人。我猜他们在想，我毕竟不像看起来那么蠢吧。”

“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他们回来是因为我明令要求他们这么做的。”

库珀的脸微微红了。

“你能不能行行好不要干涉我的私事？”

“他们可不是你的私事。你的仆人们逃跑会让你显得很可笑。你想被当成笑料，随你的便，可我不能容许你被当成笑料。你的住处不配备合适的人员是很不妥当的，所以当我听说你的仆人都离你而去的时候，我就要求他们天一亮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去。只有那样才行。”

沃伯顿先生点了点头，表示会面结束了。但库珀没有理睬他。

“你想知道我做了些什么吗？我把他们叫过来，然后把他们那帮人全都他妈的解雇掉了。我限他们十分钟滚出院子。”

沃伯顿先生耸了耸肩。

“你就那么肯定还能找到别人？”

“我已经叫自己人去找了。”

沃伯顿先生沉思了片刻。

“我认为你的行为很愚蠢。将来你就会明白，好的主人造就好的仆人。”

“您还有其他什么货色可以赐教的？”

“我倒想教你一点为人之道，但是恐怕会很费劲，我又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浪费。我倒想看看你是怎样找到仆人的。”

“请你不要太过操心我的事情。我完全能够找到。”

沃伯顿先生酸溜溜地一笑。他隐约感觉到库珀厌恶自己，就像自己厌恶库珀，而且他也知道要被迫接受一个厌恶的人的帮忙，是再别扭不过的了。

“让我提醒你一句，你在这里找一个马来仆人或中国仆人，不会比找一个英国管家或法国厨师的机会更大。除非我下命令，没有人会来。要不要我下个命令呢？”

“不。”

“那就随便吧。再会。”

沃伯顿先生幸灾乐祸地关注事态的发展。库珀的职员没法劝说任何一个马来人、迪雅克人或中国人踏进这样一个主人的宅子。阿巴斯，那个勉强留在他身边的男仆，只知道烹制土著人的食物；库珀，一个不太挑剔的食客，看到那永远不变的米饭就想呕吐。没有挑水的伙计，而天又热得要命，他每天都得冲好几次凉。他对着阿巴斯怒骂，但阿巴斯总是以沉默表示反抗，而且只做他愿意做的事。那家伙留下来，只是因为驻地长官坚持要这么做，他知道这件事之后感到很别扭。这种情况持续了两个礼拜，有一天早上，他发现先前被他赶走的那些仆人又重新出现在他的住处。他突然间怒火中烧，但这一次，他学乖了点儿，一声不吭，让他们留了下来。他忍受着屈辱，可是他对沃伯顿先生那些癖好所怀有的难以克制的轻蔑，逐渐转化为默默的仇恨；驻地长官的恶意攻击，让他成为所有土著人的笑柄。

这两个人如今是井水不犯河水。以前，他们尽管并不喜欢对方，但还是坚持和六点钟出现在驻地分署里的某个白人一起喝酒，现在他们打破了这个由来已久的习惯。两人各自生活在自己的住处，好像另一个人压根儿就不存在。由于库珀正忙于事务，他们在办公室里就自然没有什么接触了。沃伯顿先生会派一名勤务兵将消息通报给他的助手，而他的指示则通过正式信函传达。虽然他们经常碰面，那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周之内互相交流也不会超过五六句话。事实上，他们无法避免看到对方，这使他们彼此都感到十分紧张。他们被这种对立的局面折磨着，而沃伯顿先生在每天的例行散步途中，除了想着如何憎恨自己的助手，没法去思考任何其他事情。

可怕的是，他们这种互相敌对的状态，很可能会维持到沃伯顿先生离任的那一天。那样的话，大概需要三年时间。他没有理由向总部抱怨，因为库珀工作干得很出色，而且那时也很难找到人手。不错，他听到过一些含糊的抱怨，土著人反映说库珀的性格粗暴。土著人当中确实已经滋生了一些对他的不满情绪。但是每当沃伯顿先生具体调查一桩案子的时候，他所能说的无非就是，在原本可以温柔一点的时候，库珀显得非常严厉，他无动于衷，换上自己也许会表现出一点同情。他所做的一切还够不上被人指责。但是沃伯顿先生在关注着他。仇恨常常会使人增强眼力，他怀疑库珀在指使土著人干活的时候毫不体恤，但又不超越法律的界限，因为他觉得用这种方法可以激怒他的上司。也许总有一天，他会失去控制。没有谁比沃伯顿先生更加清楚，那漫长的燥热会使人变得多么急躁，而经过一个不眠之夜，要保持自控有多么困难。他暗自轻声笑了笑。库珀迟早会自己落到他的手心里。

机会终于来了，沃伯顿先生放声大笑。库珀负责管理囚犯；他们铺路、建造大棚，在普拉胡帆船往上游或下游去的时候还要拉纤，他们负责镇子的清洁，还有其他用得着他们的事。要是表现得好，他们还有可能会当上家仆。库珀让他们不停地忙活。他喜欢看他们劳作。他饶有兴致地想出一些活来让他们去干；这些囚犯很快就发现自己干的活是没有意义的，于是开始磨起洋工来。作为惩罚，他延长他们的劳动时间。这是违反规定的，沃伯顿先生听说这件事之后，没有向他的助手了解情况，就直接下令按原来的劳动时间下班；库珀出去散步时，发现囚犯们走回牢房休息，很是惊讶；他本来是命令他们不到天黑不许收工的。他问看守是怎么回事儿，看守告诉他那是驻地长官的命令。

他气得脸色发白，大步向“屯堡”走去。沃伯顿先生身着一尘不染的白色帆布裤，头戴整洁的遮阳帽，拄着手杖，牵着狗，正预备开始他的午后散步。他早就看见库珀出去，也知道他走的是河边那条路。库珀跳上台阶，径直冲到驻地长官面前。

“我要你解释你这该死的家伙为什么撤回我的命令，让囚犯们不到六点就收工，”他叫嚣着，怒气冲天。

沃伯顿先生瞪大了他那双冷冰冰的蓝眼睛，一副大为吃惊的神情。

“你脑子有问题吗？难道你不知道该用什么语气跟你的上司说话吗？”

“见你的大头鬼吧。犯人归我管，你无权干涉。你管你的事，我管我的事。你让我丢尽了脸面，我想知道你究竟想干什么。这里所有人都会知道是你撤回了我的命令。”

沃伯顿先生十分镇定。

“你没有权力下达那种命令。我撤回它是因为它过于苛刻和残暴了。其实呢，与其说我让你丢了脸面，还不如说是你自己让自己丢了脸面。”

“打从我来这儿那天起，你就瞧不上我。你为了让我在这儿日子不好过，可真是费尽了心思啊，就是因为我不愿拍你的马屁。你对我恶意中伤，就是因为我不愿奉承你。”

库珀满腔愤怒，不停地说着，已经接近危险的边缘，而沃伯顿先生的眼神突然变得更加冰冷，射出刺骨的寒光。

“你错了。我原以为你是个无赖，可是我对你的工作还是十分满意的。”

“你这个势利鬼，该死的势利鬼。你认为我是个无赖，只是因为我没有上过伊顿。是啊，我在吉所罗的时候就有人告诉我在这儿会遇上个什么样的人。哼哼，难道你不知道在这整个地区人家都在笑话你吗？当你告诉我那个威尔士亲王的著名故事时，我简直连肠子都要笑出来了。我的上帝啊，他们大呼小叫地在俱乐部里讲你这个故事。看在上帝的分上，我宁愿做我这样的无赖，也不愿做你那样的势利鬼。”

他戳到了沃伯顿先生的痛处。

“你马上给我从这房间里滚出去，否则我揍扁了你，”他叫喊道。

对方反倒凑得更近，还把他的脸朝他扬着。

“来啊，来啊，”他说，“上帝作证，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揍扁我的。想不想再听我说一遍？势利鬼。势利鬼。”

库珀比沃伯顿先生高出三英寸，肌肉发达，年轻力壮。沃伯顿先生体形肥胖，而且已经五十四岁了。他抡起了攥紧的拳头。库珀抓住他的胳膊，把他朝后一推。

“你这该死的笨蛋，别忘了我可不是什么绅士。我知道怎么用手打人。”

他发出一阵呼哨声，灰白而削尖的脸上露出奸笑，然后从廊台的台阶上一跃而下。沃伯顿先生感到怒不可遏，心都要从胸腔里跳出来了，他乏力地倒在椅子上。他浑身刺痛，好像生了痱子一样。他突然感到一阵恐惧，觉得自己都要哭出来了。但是猛然间，他意识到他的仆役长正站在廊台上，于是他出于本能地恢复了自控。男仆向他走过来，给他倒了一杯威士忌加苏打水。默默地，沃伯顿先生接过杯子，一饮而尽。

“你想对我说什么？”沃伯顿先生问道，从抽搐的嘴唇上挤出一丝笑容。

“老爷，那位助手老爷是个坏人。阿巴斯又提出要离开他。”

“让他再等一等。我会给吉所罗写封信，申请把库珀老爷调走。”

“库珀老爷待马来人不好。”

“退下去吧。”

男仆安静地退下了。沃伯顿先生独自陷入了沉思，眼前浮现出吉所罗的俱乐部。夜色降临，身穿法兰绒上衣的男人们不得不结束高尔夫和网球比赛，到这里聚会，他们围坐在窗前的桌子边，喝着威士忌和果子酒，一边说着威尔士亲王和他自己在马里昂巴德的著名故事，一边纵声大笑。他臊得满脸通红，内心痛苦不堪。一个势利鬼！他们都认为他是个势利鬼。他一直都把他们当成是好人，尽管他们的地位也不过区区二流，可他一直都像对待绅士一样待他们，在礼数上一点不差。现在他恨他们。但他对他们的痛恨，比起他对库珀的痛恨来，就微不足道了。要是他们俩真的打起来，库珀很可能会把他揍得够呛。屈辱的泪水从他那又红又胖的脸上淌下来。他在那儿坐了好几个小时，一支连一支地抽着雪茄烟，感觉生不如死。

终于，那个男仆走回来，问他是否要换一身衣服去用晚餐。当然！他总是穿戴整齐去用餐的。他艰难地从椅子上爬起来，穿上他的浆过的衬衫和高领。他坐在那张装点漂亮的餐桌前，像往常一样，由两个男仆伺候着，另外两个摇动手中的大扇子。而在另一边，两百码开外的地方，在一个孟加拉式平房里，库珀穿着一条纱笼和一件长袖衫，正吃着一顿脏兮兮的晚饭。他打着赤脚，吃饭的时候，他很可能会读一本侦探小说。晚餐之后，沃伯顿先生坐下来写信。苏丹不在，于是他就以私人身份给苏丹的代表写了一封密函。库珀工作干得很好，他说，但是他们相处得不太融洽。他们彼此都感到十分苦恼，因此他恳请代表能够开恩，将库珀调到别的分署去工作。

次日早晨，他派专人把信送了过去。两个礼拜之后，回信和当月的邮包一起寄到了。这是一封私人便笺，全文如下：

亲爱的沃伯顿：

我不想用公函回复你的来信，所以我亲自提笔，给你写上几句话。当然，如果你执意坚持，我也可以把这件事情提交给苏丹，但是我想你还是不要这样固执为好。我了解库珀，他是一块需要雕琢的玉。他很能干，而且在战争中吃了不少苦头，我觉得你应该给多他一点机会。我认为你有点儿过于看重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了。你要知道，时代变了。当然，一个人要能成为一个绅士，是一件好事，但是如果他有能力，又吃得起苦，那就更是一件好事了。我想如果你多一点耐心，就一定会和他相处融洽。

你真诚的

理查德·坦普尔

信纸从沃伯顿先生的手上滑落。言下之意已经很明显了。迪克·坦普尔

[24]

，这个他认识了二十年的人，迪克·坦普尔，一个家境阔绰的乡绅的后代，觉得他是一个势利鬼，由于这个原因，他没有耐心倾听他的请求。沃伯顿先生突然对生活失去了信心。他曾经生活过的那个世界已经成为过去，而未来属于更加平庸的一代。库珀就是这个时代的代表，而他对库珀恨之入骨。他伸出手，想把酒杯加满，他的仆役长见到这个手势，立刻走了上去。

“我不知道你在那儿。”

男仆捡起公函。哦，他就是为了这个才候在一旁。

“库珀老爷会走吗，老爷？”

“不会。”

“那么会出事情的。”

一时间，由于疲倦，他没有听出这话里有话。但那只是一会儿。他从椅子上坐起来，盯着那个男孩，警觉起来。

“你这是什么意思？”

“库珀老爷待阿巴斯不好。”

沃伯顿先生耸了耸肩。像库珀这样的人怎么会懂得如何对待仆人呢？沃伯顿先生了解这种人：前一分钟还亲密无间，后一分钟就粗暴无礼。

“让阿巴斯回到他家人身边吧。”

“但是库珀老爷怕他逃跑，扣了他的工钱。他已经三个月没给他工钱了。我告诉他，要有耐心。但他很生气，不听人劝。如果老爷还是这样虐待他，就一定会出事情的。”

“你把这件事告诉我很对。”

笨蛋！难道他对马来人无知到这个地步，以为他可以随意欺侮他们吗？要是他被马来人从背后用曲刃短剑刺死，那真是死得其所。一把曲刃短剑。沃伯顿先生的心脏似乎停了一拍。他只要任由事态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他会永远摆脱库珀。“以静制动”——当这个词语掠过他脑际时，他微微一笑。这时，他的心跳加快了，他看见那个让他痛恨的人，正脸朝下倒在丛林的小路上，背上插着一把刀。这是那个无赖恶棍应得的下场。沃伯顿先生叹了口气。他有责任警告他，他当然必须这么做。他给库珀写了一封很短的正式信函，让他立刻到“屯堡”来一趟。

十分钟之后，库珀站在他的面前。自从沃伯顿先生差点打他之后，他们就再没有说过话。此刻，他也没有让库珀坐下。

“你想见我？”库珀问道。

他的样子邋里邋遢，很不整洁。脸上和手上都是被蚊子咬的小红包，而且被他挠出了血。他那瘦削的长脸上一副闷闷不乐的神情。

“我听说你和仆人们又闹了点不愉快。阿巴斯，我的仆役长的侄子，抱怨说你克扣了他三个月的工钱。我认为这种做法太专横了。他想离开你，我当然不能责备他。我必须坚持要求你把他该得的工钱付给他。”

“我不想让他离开。我克扣他的工钱，是为了保证他能够规规矩矩。”

“你不了解马来人的脾性。他们对于伤害和嘲弄非常敏感。他们很容易激动，报复心很强。我有责任警告你，如果你把这个男仆逼到一定份儿上，你会非常危险。”

库珀发出轻蔑的一笑。

“依你看，他能把我怎么样？”

“依我看，他会杀了你。”

“你是过分操心了吧？”

“哦，我才不操这份心呢，”沃伯顿先生回答道，报以淡淡的一笑。“我会以最坚强的意志忍耐这一切。但我觉得应该给你一个正式的警告，这是我的职责所在。”

“你以为我会怕一个该死的黑鬼？”

“这件事跟我毫不相干。”

“好吧，让我告诉你，我知道怎么照顾自己；那个男仆阿巴斯是个肮脏的小偷、流氓，他要是胆敢跟我玩什么把戏，上帝作证，我就拧断他的狗脖子。”

“我想跟你说的就是这些，”沃伯顿先生说，“好自为之吧。”

沃伯顿先生向他微微一点头，打发他走。库珀脸一阵红，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该做什么，他转过身，跌跌撞撞出了房间。沃伯顿先生注视着他离开，嘴唇上凝着一层冰冷的笑意。他已经仁至义尽了。但他没有想到，当库珀回到自己那个死气沉沉的孟加拉式平房时，一阵悲凉和凄苦袭上心头，他顿时失去了控制，猛地扑倒在自己的床上。痛苦的抽泣撕裂了他的胸膛，眼泪从他瘦削的脸颊上扑簌簌地掉下来。要是沃伯顿先生看到这幅场景，又会作何感想呢？

在那以后，沃伯顿先生就很少见到库珀，也从不跟他说话。他每天早上阅读《泰晤士报》，在办公室里办公，锻炼身体，穿戴整齐去就餐，在河边抽他的方头雪茄烟。要是他碰巧见到库珀，他会装着没看见。尽管他们每时每刻都意识到对方近在咫尺，可行动起来却仿佛对方并不存在。时间无法削减他们之间的仇恨。他们互相关注对方的行动，也知道对方在干些什么。虽然沃伯顿先生年轻时热衷于打猎，但是随着年纪的增长，杀死丛林里的野生动物开始有点儿让他反感。但是库珀就不同了，只要是礼拜天和节假日，他就会带上枪去打猎；要是他有所收获，那是对沃伯顿先生的示威；要是没有收获，沃伯顿先生就会耸耸肩，暗自发笑。这帮站柜台的伙计还想当上流社会的运动好手呢！圣诞节对这两个人来说都很难熬：他们单独吃饭，各自呆在自己的住处，而且喝得烂醉。在方圆两百英里以内，他们是仅有的两个白人，又住得那么近。年初的时候，库珀发高烧，沃伯顿先生再次见到他时，他那副消瘦的样子使他大为震惊。他看上去病怏怏的，憔悴不堪。那份孤独，由于并非必要而显得更不自然，使他精神上备受折磨。那份孤独同样折磨着沃伯顿先生，使他经常彻夜难眠。他躺在床上，但却是醒着，思虑重重。库珀酗酒成瘾，几乎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但是他在跟土著人打交道的时候，却十分小心地避免做出可能被他上司指责的任何事情。他们在沉默中进行着一场生死搏斗。这是一场耐力的考验。几个月过去了，双方都没有显出缓和的迹象。他们就像两个永远居住在黑夜里的人，他们的灵魂由于知道黎明永远不会降临，所以备受压迫。看起来，他们的生命将处于这阴森恐怖的仇恨的氛围之中，直到永远。

于是，当那不可避免的事情终于来临之际，沃伯顿先生还是十分震惊，似乎从来没有想到过。库珀指责那个男仆阿巴斯偷了他几件衣服，男孩不承认，库珀就拎着他的后脖子，把他踢下了孟加拉式平房的台阶。男仆向库珀索要工钱，库珀劈头盖脸给了他一顿辱骂，并且告诉他，要是他不在一个小时之内滚出院子，他就要把他交给警察。第二天一早，库珀去办公室，男孩在“屯堡”外面堵住了他，再次向他索要工钱。库珀握紧了拳头，朝他脸上抡去。男孩倒在地上，当他爬起来时，鲜血从鼻子里流了出来。

库珀只管自己走到办公室，准备开始工作。但他无法集中心思。因为揍了人，他稍稍消了点火，但他知道自己做得有点儿过分。他有些担心。他感到郁结、苦恼和气馁。旁边的办公室里就坐着沃伯顿先生，他有一种冲动，想跑去告诉他刚才发生的事情；他在椅子里动了一下，可他知道沃伯顿会用怎样的冷嘲热讽来听他讲述这桩事情。他可以想见他那副傲慢的笑容。有那么一会儿，他有点儿不安，害怕阿巴斯会有些什么举动。沃伯顿的警告是对的。他叹了口气。他真是个笨蛋！但他又不耐烦地耸了耸肩。他不在乎；他要活着去干好多事情呢。这都是沃伯顿的错；要是他不惹他，这种事情就不会发生。沃伯顿从一开始，就把他的生活搅得一团糟。这个势利鬼。但是天下乌鸦一般黑：因为他是殖民地的居民。他在战争中没能混上个军衔，这真是奇耻大辱；他跟任何人相比都不算差呀。他们都是一批肮脏的势利鬼。他要是现在讨饶了，那才叫丢人呢。当然沃伯顿肯定会有所风闻；这个老恶棍什么都知道。他才不怕呢。他根本就不怕婆罗洲的任何马来人，叫沃伯顿去死吧。

他猜得没错，只要出了事，沃伯顿不会不知道。他在吃午餐的时候，他的仆役长告诉了他。

“你侄子现在上哪儿去了？”

“我不知道，老爷。他已经走了。”

沃伯顿先生沉默了半晌。按照惯例，午饭后他会小睡片刻，但是今天，他发现自己没有一点儿睡意。他的眼睛情不自禁地转向库珀正在休息的那座孟加拉式平房。

这个白痴！沃伯顿先生的脑子里迟疑了片刻。难道这个人不知道自己正面临着什么样的危险吗？他觉得应该派人去找他过来谈谈。可是每次他试图跟库珀争论时，他总是让他难堪。愤怒，潮水般的愤怒，突然从沃伯顿先生的心里涌出，他太阳穴上的青筋暴起，拳头也攥得紧紧的。这个无赖已经得着警告了。现在就让他恶有恶报吧。这和他已经没有关系，即使发生什么意外，也不是他的过错。说不定，吉所罗那边还会后悔没有采纳他的提议，把库珀调到别的驻地分署去呢。

那个夜晚，他感到有些异样的心神不宁。用过晚餐之后，他在廊台上来回踱步。男仆刚要离开他回自己的住处时，沃伯顿先生问他是否有关于阿巴斯的新消息。

“没有，老爷，我想他可能回到他舅舅的村子里去了。”

沃伯顿先生向他投去凌厉的一瞥，男仆正好看着地上，没有和他的眼神对上。沃伯顿先生走下坡道来到河边，坐在他的凉亭里。但他的内心无法平静。河水在不祥中默默地流淌。它像一条巨蛇慵懒地向大海游去。丛林里的沉沉树影低悬在水面上，也好像因恐惧而屏住了呼吸。没有一声鸟鸣。没有一丝微风撩动肉桂树的叶子。他周围的一切似乎都在等待着什么。

他穿过花园向大路走去。从那里可以看到库珀的孟加拉式平房的全景。他的起居室里点着灯，从路那边飘过来拉格泰姆

[25]

的音乐声。那是库珀在放他的留声机。沃伯顿先生打了个寒颤；他一直无法克服对那种机器的与生俱来的厌恶。要不是这一点，他完全可以走过去跟库珀说两句话。他转过身，回到自己屋里。他读书一直到深夜，最后睡着了。睡着没多一会儿，他就开始做起噩梦，他似乎被一声叫喊惊醒了。当然，那肯定也是一个梦，因为从他的房间里是听不到任何叫喊的——譬如从孟加拉式平房那边传来的叫喊。直到黎明时分，他都没有合上眼。随后，他就听到急促的脚步声和说话声，他的仆役长一头撞进他的房间，连非斯帽也没戴上，沃伯顿先生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了。

“老爷，老爷。”

沃伯顿先生从床上跳下来。

“我马上就来。”

他穿上拖鞋，穿上纱笼和睡衣，穿过自己的院子，走进库珀的院子。库珀躺在床上，嘴巴大张着，一把曲刃短剑刺穿了他的心脏。他在睡梦中被人刺杀了。沃伯顿先生感到震惊，他感到震惊并不是因为此情此景让他始料未及，而是因为他感到从未有过的狂喜。他肩头那副沉重的担子终于卸下了。

库珀已经浑身冰冷。沃伯顿先生把曲刃短剑从伤口里拔出来，短剑刺得太深，他费了好大劲才把它拔出来，然后端详了一番。他认出来了。这是几个礼拜前一个商人说要卖给他的，他知道后来被库珀买下了。

“阿巴斯在哪儿？”他厉声问道。

“阿巴斯在他舅舅的村子里。”

当地警署的警官此时正站在床脚边。

“带上两个人到村子里去，把他抓回来。”

沃伯顿先生立即采取了必要的行动。他板着面孔发布命令，言辞简短，不容置疑。然后他回到“屯堡”，刮好脸，洗完澡，穿戴整齐，走进餐厅。在他的餐盘边上，《泰晤士报》卷在包装纸里等候他开启。他吃了点水果。仆役长给他倒茶，第二个仆人递给他一碟子鸡蛋。沃伯顿先生吃得津津有味。仆役长伺候在一旁。

“有什么事吗？”沃伯顿先生问道。

“老爷，我的侄子阿巴斯整个晚上都呆在他舅舅家里。有人可以证明。他的舅舅发誓说，他整晚都没有离开过村子。”

沃伯顿先生转过身，皱起眉头望着他。

“库珀老爷是阿巴斯杀的。你和我都很清楚。必须主持公道。”

“老爷，你不会绞死他吧？”

沃伯顿先生犹豫了片刻，虽然他的声音还是坚定的，但眼神已经发生了变化。马来人很快就察觉到这一细微动作，并报之以理解的眼神。

“他捅了一个很大的娄子。必须对阿巴斯判处监禁。”沃伯顿先生停顿了一下，抹上一层果子酱，说，“等他在监狱里服刑一段时间，我会让他到我这儿来做男仆。你可以负责培训他。我敢说，他在库珀老爷那里学了不少坏习惯。”

“阿巴斯应该自首吗，老爷？”

“那应该是一个明智的做法。”

男仆退下了。沃伯顿先生拿起他的《泰晤士报》，细心地撕开包装。他喜欢展开那厚重的、沙沙作响的纸张。早晨如此新鲜、清凉，如此赏心悦目，他不由得将视线转到花园外面，投去温柔的一瞥。现在他终于如释重负。他将报纸翻到公布出生、死亡和婚姻的专栏。那总是他最先浏览的部分。一个他熟识的名字引起了他的注意。奥姆斯柯克夫人终于生了个儿子。天哪，老夫人该多高兴啊！他要在下一批邮件中给她发去一份贺电。

阿巴斯会成为一个非常好的家仆。

库珀这个笨蛋！

[1]
迪雅克（Dyak），加里曼丹或沙捞越的土著居民。

[2]
霹雳州（Perak），马来亚地区州名。

[3]
蓓尔美尔街（Pall Mall），伦敦大街名，以其绅士俱乐部闻名。可能源于17世纪一种名为paille maille的铁圈球游戏。

[4]
宋谷帽（Songkok），马来亚和印尼的一种椭圆形无边帽。

[5]
森布卢（Sembulu），可能是作者虚构的地名。

[6]
伊顿（Eton），又称伊顿公学，英国最著名的贵族中学。

[7]
巴巴多斯（Barbados），拉丁美洲国家名，原为英殖民地，1966年宣布独立，成为英联邦成员国。

[8]
运动好手（sportsman），在这里指贵族。英国上流社会经常在周末出去打猎、玩高尔夫或网球等，以显示自己的贵族身份。

[9]
湿婆的新娘（Siva’s bride），湿婆是印度教神话中的最高神之一，其新娘指乌摩，又称雪山女神，象征光明、美丽。

[10]
芒特街（Mount Street），伦敦的高级住宅区。

[11]
九十年代，这里指1890年代。

[12]
布尔战争（Boer War），1880—1902年英国人与布尔人为争夺南非殖民地而进行的两次战争。所谓布尔人是指荷兰、葡萄牙、法国殖民者的后裔。

[13]
伯克编的《贵族名册》（Burke’s Peerage），联合王国的贵族系谱，最初由爱尔兰系谱学家约翰·伯克（1787—1848）于1826年编成。

[14]
考斯（Cowes），英格兰南部海港城市，以帆船比赛著称。

[15]
阿斯科特（Ascot），英格兰地名，在伯克郡，以赛马会著称。

[16]
惠斯特牌（whist），流行于18、19世纪的一种英国纸牌游戏，共52张牌。玩法与桥牌相似，通常有四个玩家，二对二。

[17]
乔治是沃伯顿的名；威尔士亲王以名相称，是表示关系亲近。

[18]
非斯帽（fez），地中海沿岸某些国家的男子所戴的红色毡帽，圆筒形，通常顶部饰有黑色的缨带。

[19]
波尔图葡萄酒（port），一种原产于葡萄牙的葡萄酒。波尔图为葡萄牙西北部港口城市。

[20]
古德伍德（Goodwood），英格兰地名，在西苏塞克斯郡，以赛马会著称。

[21]
巴卡拉（baccarat），又称“百家乐”，一种流行于欧洲赌场、通常由三人玩的纸牌游戏。

[22]
这两句引自爱伦·坡的诗《致海伦》。

[23]
原文是Tuan，马来语。

[24]
迪克（Dick）是理查德（Richard）的昵称。

[25]
拉格泰姆（ragtime），美国的一种早期爵士音乐。

环境的力量

她坐在廊台上，等着丈夫回家吃午饭。早晨的凉爽一过，她的马来仆人就把遮帘放下了。这时，她把垂下的遮帘掀起一角，想眺望一下河上的景色。中午的太阳火烧一般，河上泛起一层死灰色。一个马来土著人划着一只独木舟从河上经过，那只独木舟很小，刚露出水面一点儿，几乎看不见。天空呈现出白茫茫的一片，这种色调只是表明其炎热的程度不同而已。（这有点儿像在小调上奏出的一支东方乐曲，重复着相同的旋律，令人烦躁；听众们急切地等待着和谐的旋律出现，但只是徒劳。）蝉不停地发出尖利的叫声，像溪水在乱石上流过，发出连续、单调的声响。突然，一阵嘹亮的鸟叫声淹没了蝉鸣，那叫声婉转悦耳；一时间，这触动了她的心弦，使她想起了英格兰的画眉。

这时，她听见自己丈夫的脚步声从孟加拉式平房后面那条石子路上传来，那条路直接通往法院，他就在那儿办公。她从椅子上站起来迎他。他飞快地跑上那段不太长的台阶，因为这座小屋高出地面，下面用木桩支撑着。仆人在门口恭候他，接过他的遮阳帽。他走进他们那间兼作起居室和餐厅的房间，一眼望见她，眼里闪出喜悦的光芒。

“哎，多丽丝，饿了吧？”

“都快饿瘪了。”

“我去洗个澡，回头就吃饭。”

“快点吧，”她微笑着说。

他钻进了更衣室。多丽丝听见他欢快地吹着口哨，然后把衣裤脱下，随手扔在地板上。这种大大咧咧的样子，经常受到她的批评。他都二十九岁了，还像个中学生样的，总是长不大。可她对他情有独钟，没准还就是为了这一点，因为她即使再有激情，也不至于认为他是个俊男吧。他是个矮个子，体形圆鼓鼓的，长着一张圆月似的红脸，一双蓝眼睛。他的脸上满是粉刺。有一回，她仔细地观察过他，最后只得跟他说了句实话：他的长相没有哪一点值得赞扬。她还说，他根本就不是自己的菜。

他笑着回答说：“我也没说过自己是个俊男呀！”

“真不知道我看上了你的哪一点。”

当然，她心里是十分明白的。他是个快活、乐观的小伙子，对什么事情都不是一本正经的，整天嘻嘻哈哈的。有时他还会逗她开心。他觉得生活是件有趣的事情，没必要搞得那么严肃，而他的微笑是迷人的。跟他在一起，她觉得幸福快乐、心情舒畅。他那双快活的蓝眼睛里流露出来的柔情蜜意打动着她的心弦。能得到这份爱情，她感到心满意足。在他们的蜜月期间，有一回，她坐在他的膝头，捧着他的脸说道：

“你是个又矮又胖的丑男人，盖伊，可是你很迷人。我忍不住会爱你。”

说着，一阵激动的热流涌上她的心头，不禁泪水模糊了双眼。她发觉，盖伊的面庞一时间感动得抽搐起来，回答时的声音也有些颤抖。

“我跟一个智商有问题的女人结了婚，这真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她咯咯地笑出声来。这正是她期待于他的独特的回答。

回想起来，九个月前的今天，她还没有听说过这个人，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当时，多丽丝正和母亲在海滨的一个小镇上度假，为期一个月，于是他俩邂逅了。多丽丝是一名国会议员的秘书。盖伊则正值回家探亲。他们住在同一家旅馆，初次见面，盖伊就把自己的身世向她和盘托出了。他出生于森布卢，父亲在第二任苏丹手下工作了三十年。他中学一毕业就到父亲那个部门里工作。他做到了尽忠报国。

“毕竟，英国对我来说是异国他乡，”他对她说。“森布卢是我的家。”

现在，森布卢也是她的家了。当一个月的假期结束时，他就向她求了婚。她早就料到这一点，而且打定主意拒绝他。她母亲守寡，而她又是母亲的独生女，她不能离开母亲那么远，可是真到了那个时刻，她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只觉得一阵冲动，不由自主地接受了他的求婚。如今，他们在他管辖的那个小小的驻地分署里已经住了四个月。她感到非常快乐。

有一次，多丽丝向盖伊透露说，她原先是打定主意要拒绝他的。

“可你没有拒绝我，你现在后悔吗？”他问道，那双蓝眼睛里闪着光，满含着快活的笑意。

“我要是真的拒绝了你，那才叫傻呢。当时是命运之神，或许是机缘或者是别的什么，他们对我进行干涉，完全改变了我的决定，真是太幸运了！”

这时，她听到盖伊踩着响步，下楼去浴室。他这个人响动很大，即使光着脚走路也不会安静。突然，他大叫了一声。然后，他用当地土话嚷了几句，那是多丽丝听不懂的话。接着，她听到有人在跟盖伊说话，声音很低，像是切切私语一般。在人家去洗澡的时候拦着人家说话，那真是不像话。接着又传来盖伊的说话声，虽然声音很低，但她能听得出他很恼火。这时，另一个人的说话声提高了；那是个女人的声音。多丽丝猜想，她大概是来向他投诉的。马来女人总是那样偷偷摸摸地过来的。但她显然没有从盖伊那儿得到什么，因为她听见盖伊对她说“滚吧”。这句话她还是听得懂的。接着，她听见他闩上门。底下传来哗啦哗啦的水声，那是他往身上浇水（她觉得那里的洗浴设施很有趣：浴室在卧室下面，在地面上；里面放一大桶水，用一只小铅桶舀水往身上浇），两分钟后，他回到餐厅。他的头发湿漉漉的。他们坐下来吃午饭。

“好在我不是一个生性多疑、爱吃醋的女人，”她笑着说。“可是你在洗澡的时候不停地跟别的女人聊天，我不知道该不该连这个也赞成呢。”

他进屋的时候脸色阴沉，没有了往常的喜气，不过这会儿又活跃起来了。

“我真的很不情愿见到她。”

“这一点，我从你的话音里也听出来了。说实话，我觉得你刚才对那个年轻女子有些粗暴呢。”

“死不要脸的，居然那样拦着我！”

“她想干什么？”

“这个，我也不知道。她是那个村里的。或许是她跟老公吵了一架吧。”

“我怀疑她就是今天早上在这附近不停转悠的那个女人。”

他皱了皱眉头。

“有人在这附近转悠吗？”

“是的，早上我去你的更衣室收拾东西，然后下楼去浴室。我走下台阶时，看见有人溜出门去，我出门去察看，发现一个女人站在那儿。”

“你跟她说话了吗？”

“我问她想干什么，她说了几句话，但是我听不懂。”

“我不想看见那些闲杂人员在这儿晃悠，”他说，“他们没有权利到这儿来。”

他笑了，但是多丽丝凭着热恋中的女人所特有的敏锐的观察力，发现他的笑只停留在嘴唇上，不像往常那样，眼睛里也满含着笑意。她纳闷：究竟是什么事情让他烦恼呢？

“你今天上午一直在做什么？”他问。

“哦，没做什么，只是散了一会儿步。”

“到村子里去了吗？”

“是的。我看见一个男人把链子拴在猴子身上，让它到树上去摘椰子，把我吓坏了。”

“但是很好玩，对吗？”

“哦对了，盖伊，有两个小男孩在看猴子上树，他们的皮肤比别的孩子白得多。我想他们不会是混血儿吧，就上前跟他们说话，可他们一句英语也听不懂。”

“村里的确有那么两三个混血儿，”他回答说。

“是谁的孩子呢？”

“他们的母亲是村里的一个女人。”

“父亲呢？”

“哦，亲爱的，在我们看来，向别人打听这种事情是有点儿危险的。”他停顿了一下。“许多白人都有当地的老婆，等到他们回国或结婚的时候，就会给她们一笔生活费，打发她们回到原来的村里去。”

多丽丝默不作声。他说话时那种满不在乎的样子，在她看来似乎有点儿冷漠。在她应答时，她那张坦诚、开朗而漂亮的英国人的脸上，隐隐地露出一丝愠色。她又问道：

“可那些孩子怎么处理呢？”

“我敢肯定他们都获得了很好的赡养。父亲一般都会尽力提供足够的钱，让孩子们受到良好的教育。他们有些人还在政府机关当办事员呢；他们过得挺好的。”

她冲着盖伊苦涩地一笑。

“别指望我会说这种做法很好。”

“你也别太苛求了，”他也还她以一笑。

“这倒不是苛求。幸好你没有娶过马来女人，否则我会记恨的。没法想象，要是那两个小家伙是你生的该有多么可怕。”

男仆为他们换了餐盘。他们的食谱一向花样不多。他们每次吃午餐，第一道菜总是河鱼，淡而无味，因此需要放好多番茄酱，才能使鱼变得可口些；接着是炖肉之类的。盖伊在上面滴了些伍斯特风味的辣酱油。

“以前，老苏丹认为，这儿不适合白人妇女居住，”他接着说。“他倒是鼓励大家跟当地女孩子——同居。当然，现在情况都变了。现在这个国家相当平静，我们也更加懂得如何应付这里的气候了。”

“可是盖伊，说起那两个孩子啊，大的还不到七八岁，小的只不过五岁上下呀。”

“驻地分署的生活是很寂寞的。唉，你会连续六个月见不到另一个白人，那是常有的事儿。驻地分署里的人刚到这儿的时候，还都是小伙子呢。”他朝多丽丝露出迷人的微笑，那微笑给他那张平凡的圆脸增色了不少。“那是情有可原的，知道吧。”

她总是感到他的微笑里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那是他最有力的论据。她的眼神又变得温柔起来。

“当然是情有可原的，”她隔着小餐桌伸过手来，按着他的手。“能在你这么年轻的时候就得到你，我真是幸运。说句真心话，要是有人跟我说，你也有过那种生活经历，我会难过死的。”

他抓过她的手，捏了一把。

“亲爱的，你在这儿快乐吗？”

“简直乐开了花！”

她身穿亚麻布上衣，看上去非常凉爽、清新。炎热并没有给她带来烦恼。如果说她漂亮，那是因为她年轻，虽然她那双褐色的眼睛还算好看；然而，她大胆、开朗，这一点很讨人喜欢，而且她有一头黑色的短发，剪得整齐而光鲜亮丽。她给人以朝气蓬勃的感觉，而且让人确信，她为那位国会议员当秘书的时候一定非常称职。

“我一到这个地方就爱上它了，”她说。“尽管没人做伴儿，但我从来没感到过寂寞。”

当然，她早就读过一些关于马来群岛的小说，在她的印象里，那是一片暗黑色的土地，那里有凶险的大川，有寂静而无法穿越的丛林。当一艘沿海岸航行的小汽艇把他们送到河口的时候，那儿停泊着一艘由十几个迪雅克人驾驶的大船，准备把他们送到驻地分署去。一时间，她被眼前的美景惊呆了，那感觉不是惊恐，而是亲切。这景象充满了欢乐的气氛，是她从来没有想到过的，就像鸟儿在树丛里婉转地歌唱。河的两岸生长着茂密的海榄雌和聂帕榈，后面是郁郁葱葱的森林。极目远望，只见绵亘的青山，峰峦重叠，茫无边际。她丝毫没有感觉到局促和郁闷，在这广阔的天地间，可以任凭自己的遐想作快乐的遨游。阳光下，青山绿野发出熠熠的光辉，天朗气清，使人心旷神怡。这片仁慈的大地似乎在微笑着欢迎她的到来。

他们划着船桨，沿着河岸缓慢地行进，一对鸽子在他们头顶上空飞翔。忽然，他们眼前有一道闪光，像一颗天然的宝石，划过他们的航道。啊！原来是只翠鸟。两只猴子摇着尾巴，并排地坐在树枝上。在天地之间，开阔的河面上水气蒸腾，在河对岸的丛林后面，飘浮着一排纤细的白云，那是天空中仅有的云彩，看上去就像一队身穿洁白轻纱的芭蕾舞女，在后台紧张而兴奋地等待着帷幕升起，登台表演。多丽丝心中洋溢着幸福感；回想起当时那一幕，她禁不住用感激的、充满柔情的眼神望着自己的丈夫。

当时，他们布置自己的起居室时是多么有趣啊！起居室很大。她刚到的时候，地上铺着又破又脏的草席；还没有上漆的木板墙上，挂着（可惜太高了）皇家艺术协会印的凹版印刷画、迪雅克盾牌，还有帕兰刀。桌子上铺着颜色深暗的迪雅克土布，上面放着很久没有擦拭过的文莱铜器，还有空的烟盒和几件马来银器。屋里有一只粗糙的木书架，上面放着一些廉价版的小说和几本皮封面已经破烂的旧旅游书；另一只木架上堆满了空瓶子。这是个单身汉的房间，杂乱、无趣；她觉得好笑，但又不禁感到一阵悲悯。盖伊一直在这里过着枯燥、毫无乐趣的生活，想到这些，她搂住盖伊的脖子，吻了他一下。

“你这个小可怜儿，”她笑着说。

她的手十分灵巧，很快就把房间收拾得可以住人了。她整理这个，又整理那个，把不需要的东西都清理掉。她的结婚礼品使这个房间增色不少。现在，这里变得亲切而舒适了。玻璃花瓶里插着可爱的兰花，大花盆里种着一大丛花草。她感到无比自豪，因为这是她自己的家（从前她只住过简陋的公寓房），而且是她替盖伊把房间布置得如此温馨。

“你对我满意吗？”收拾完之后，她问他。

“还算满意，”他微笑着说。

这种刻意的轻描淡写的回答正合她的心意。他们之间是如此了解，这多么令人高兴啊！他们都羞于感情直露，即使偶尔有所流露，也是采用相互打趣的方式。

吃完午饭，盖伊躺在长椅上，想睡个午觉。她走向自己的房间。当她经过他身边时，他拉住她，让她弯下腰，吻了她的嘴唇，这让她有点儿惊讶。在大白天，他们从来没有随时拥抱亲吻的习惯。

“你肚子填饱了就变多情了嘛，我的乖宝宝。”她逗趣地说。

“走远点，至少两个钟头别让我看见你。”

“可别打呼噜哦。”

她走开了。他们那天一大早就起床了，所以没过五分钟就睡着了。

多丽丝被丈夫在浴室里的泼水声吵醒了。这座孟加拉式平房的墙壁就像是一块传声板，他们俩不论谁在隔壁做了什么，另一个都能听得见。她懒得动弹，听到仆人端着茶点进来，她便蹦了起来，跑进自己的浴室。水不太冷，凉丝丝的，令人感到惬意、清爽。洗完澡，她回到起居室，盖伊正把网球拍从拍夹里取出来，因为他们会趁傍晚的凉爽时分打一会儿网球。六点钟天就黑了。

网球场离住处大约有两三百米，他们用过茶点之后，急匆匆地赶到球场。

“唉，你看，”多丽丝说，“我早晨见到的那个女人，就站在那儿呢。”

盖伊迅速地转过身，眼睛盯着那个土著女人看了一会儿，没有作声。

“她的纱笼真漂亮啊，”多丽丝说。“不知道是从哪儿弄来的。”

他俩从她身边走过。她身材瘦小，长着她那个种族特有的乌黑亮丽的大眼睛，还有一头乌油油的黑发。他俩经过时，她站在那儿纹丝不动，神情异样地盯着他俩。这时，多丽丝发现，那个女人并不像她想象的那么年轻。她的五官比较肥厚，肤色黝黑，但看上去非常漂亮。她怀里抱着个婴孩。多丽丝看见那个小孩时露出一丝微笑，但那个女人的嘴唇凝然不动，并没有报以一丝笑容。她的脸上始终是木然的表情。她没有看盖伊，只是盯着多丽丝，而盖伊独自向前走着，似乎根本没看见那个女人。多丽丝转身对他说：

“那小孩儿真可爱呀！”

“哦，我没注意。”

对于他的表情，她感到迷惑不解。他脸色煞白，原本就让她触眼的那些粉刺，这会儿更是红得有点儿异常。

“你注意到她的手和脚了吗？简直就像个公爵夫人呢。”

“这儿的女人手脚都长得很好看，”他回答道，但是不像平时那样快活的样子；好像他在强迫自己说话似的。

但是多丽丝倒来了兴趣。

“她是谁，你知道吗？”

“她就是村里的一个女人而已。”

这时，他们已经到了网球场。盖伊走向前去查看球网有没有拉紧，回头望了一眼。那女人还是站在原地。两人的目光相遇了。

“我来发球好吗？”多丽丝问。

“好的，球都在你那边。”

盖伊打得糟透了。往常他让她十五分还能赢她，可今天，多丽丝很轻易就取胜了。今天他打球时一直默不作声。往常他总是吵吵闹闹的，从头叫到尾，失掉一个球就骂自己是笨蛋，打得她够不着就笑话她。

“你今天不在状态啊，小伙子，”她喊道。

“没有的事，”他说道。

他开始用力扣球，想打败她，可是球却一个接一个地落网。多丽丝从没见他像现在这样板过脸。莫非他因为球打得不好而发火？天黑了，他们收起球拍。他们来时经过的那个女人，现在还站在原地，他俩从她身边走过时，她还是那样神情木然地盯着他们。

廊台上的遮帘已经拉起，两张长椅之间的餐桌上放着瓶子和苏打水。这是他俩每天喝第一杯酒的时候，盖伊配好了两杯杜松子酒。在他们的眼前，那条长河无限地延伸，夜色逐渐降临，给对岸那一片丛林笼罩上一层神秘的色彩。一个土著人站在船头，无声地划着两支桨，沿河而上。

“我刚才打球的时候真是笨透了，”盖伊打破了沉默。“我有点儿不舒服。”

“你真可怜，你不会是发烧了吧？”

“哦，不会的，我明天就好了。”

黑暗笼罩在他俩的周围。青蛙在大声地叫着，不时还能听见夜鸟的几声短促的啾啾声。萤火虫闪烁着柔和的光，在廊台上飞来飞去，把廊台周围的树木装扮得像点上蜡烛的圣诞树。多丽丝好像听见盖伊的一声轻叹。这让她隐隐地感到有些不安。因为盖伊平时总是无忧无虑的。

“怎么啦，老伴儿？”她温柔地说道。“告诉妈妈。”

“没什么。再喝一杯吧。”他轻松地回答说。

第二天，盖伊又变得跟往常一样快活，邮件也送到了。海岸小汽艇每月两次经过河口，一次是去煤田的时候路过，另一次是返航的时候路过；小汽艇外出的那一次会顺便把邮件带过来，盖伊派小船到河口去取。他们的生活平淡无奇，小汽艇的到达会给他们增加一点新鲜感。头一两天，他们会把带来的所有邮件都浏览一遍，包括信件、英国的报纸、新加坡的报纸、书籍等，然后几个星期里再仔细地阅读。他们你争我夺地读着带插图的报纸。要不是多丽丝埋头看报，她或许会察觉到盖伊身上发生的变化。而且她会觉得这种变化难以形容，更难以解释。他的眼睛里充满了警觉，他的嘴角因担忧而微微下垂。

大约过了一个星期，一天早上，多丽丝坐在落下遮帘的房间里，正读着一本马来语语法书（她这段时间正在勤奋地学习马来语），听见院子里一片嘈杂声。她听见仆人正在怒气冲冲说着什么，另外还有一个男人的声音，大概是那个挑水夫，还有一个女人的尖利的叫骂声和拉拉扯扯的声音。多丽丝走到窗前，掀起遮帘，看见挑水夫正抓着一个女人的胳膊往外拉，而那个仆人正在用两手往外推她。多丽丝一眼就认出来，她就是那天早晨在院子里转悠，后来又在网球场外边站着的那个女人。她怀里紧抱着个婴儿。三个人都愤怒地叫嚷着。

“别吵了，”多丽丝喊了一声。“你们在干什么？”

听见她的声音，挑水夫立即松了手，但是那个女人还在被人推着，一下子跌倒在地上。院子里一下子安静下来。仆人阴沉着脸，望着天空。挑水夫犹豫了片刻，悄悄地溜走了。那个女人慢慢地爬起来，把孩子抱好，表情木然地站在那儿，盯着多丽丝。仆人对那个女人说了些什么，声音很轻，多丽丝即使听得懂也听不见。那个女人脸上毫无反应，根本不理睬他的话，独自慢慢地走开了。仆人跟着她走到院子门口。他走回来时，多丽丝叫他，但他装作没听见。她开始生气了，更加严厉地喝住了他。

“你给我马上过来！”她叫道。

突然，他避开多丽丝愤怒的目光，径直朝孟加拉式平房走来。进屋后，他站在门口。他板着脸望着她。

“刚才你们跟那个女人在干什么？”她粗声粗气地问。

“老爷说不让她到这儿来。”

“不准你们那样对待女人。我不允许！我要把刚才看见的事情如实地告诉老爷。”

仆人没有回答。他看着别处，但她能感觉到那个仆人正透过他长长的睫毛观察着她。她打发仆人走了。

“你下去吧。”

仆人一句话也没说，转身回到了仆人们的住处。她感到很气恼，不能继续集中精力学习马来语了。过了一会儿，仆人进来铺好桌布，准备吃午饭。忽然，他转身走向门口。

“怎么啦？”多丽丝问。

“老爷回来了。”

仆人走出去，接过盖伊的帽子。多丽丝还没听见盖伊的脚步声，仆人那双灵敏的耳朵就听见了。盖伊没有像往常那样立刻走上台阶；他在下面呆了一会儿，多丽丝马上猜出，仆人下去接他，是为了把上午发生的事情告诉他。多丽丝耸了耸肩。仆人显然是想抢先说出他的那个故事版本。可是盖伊进来时，她却吃了一惊。盖伊的脸色苍白。

“盖伊，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他的脸刷地一下红了。

“没什么事儿。怎么啦？”

她对此感到惊愕，原先准备要说的话都被噎回去了，眼看着他从身边走过，进到自己的房间。这一回，他洗澡和换衣服的时间比以往长，当他回来的时候，午餐已经准备好了。

“盖伊，”他们坐下来之后，她说，“我们那天看见的那个女人，今天早晨又来了。”

“我听说了，”他应声道。

“仆人们对她态度很粗暴。我不得不制止他们。你必须好好地跟他们说一下。”

那个马来仆人知道多丽丝在说什么，但他并没有表露出听见的样子。他把烤面包递给她。

“已经告诉过她不要来这儿了。我吩咐过，要是她再来，就把她赶出去。”

“他们能不能不对她那样粗暴呀？”

“她自己不肯走。我觉得他们那样粗暴是出于不得已。”

“看见一个女人那样被人欺负，真是太可怕了。她还抱着个婴儿呢。”

“已经不是婴儿了。都三岁了。”

“你怎么知道？”

“我对她了解得一清二楚。她根本没有权利到这儿来纠缠大家。”

“她想干什么？”

“她想干的就是她刚才干的事。她想捣乱呗。”

多丽丝一时没有再说什么。她对丈夫说话的口气感到惊讶。他的话语那么简短。他说话的样子，似乎这一切都跟她无关。她感到盖伊有点儿不通人情。他的情绪紧张，而且烦躁。

“今天下午我们恐怕不能打网球了，”他说。“我觉得我们会见到一场暴风雨。”

她醒来的时候正在下雨，出门是不可能了。喝午茶那会儿，盖伊没有说话，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多丽丝拿起针线，开始干活。盖伊坐下来，读起那些还没有从头到尾读过的英文报纸；不过他心绪不宁；他在宽敞的房间里来回踱步，然后走到门外的廊台上。他望着淅淅沥沥的雨。他在想什么？多丽丝隐约感到有些不安。

直到吃完了晚饭，盖伊才开始说话。他吃着并不丰盛的饭菜，竭力装得跟平时一样轻松愉快，但那份刻意是明显的。雨停了，夜空中布满星星。他们俩坐在廊台上。为了不招引虫子，他们把起居室里的灯熄了。在他们脚下，那条大河，虽然具有强大的力量，势不可当，但它平缓地流淌着，显得沉静、神秘而不祥。它像命运一般，从容不迫、冷酷无情，令人生畏。

“多丽丝，我想跟你说件事。”盖伊突然开口说。

他的声音听起来很怪。他无法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平稳，莫非这是她的错觉？他痛苦得不能自拔，这使多丽丝感到有点儿难受，于是把手轻轻地放在他的手上。但他却缩了回去。

“这事儿说来话长。这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我怕我很难说出口。我想请你不要打断我，什么也别说，等我说完。”

四周没有光亮，多丽丝看不清他的脸，但她能感到他面容憔悴。她没有答话。他的声音很低，几乎没有惊扰这黑夜的宁静。

“我到这儿来的时候才十八岁。那时候刚念完高中。我在吉所罗住了三个月，然后被派到森布卢河上游的一个驻地分署去了。当然，那里有一个驻地长官，还有他的夫人。我住在公署里，不过我常在他们家里吃饭，晚上跟他们在一起消磨时光。那段日子，我很开心。后来，长驻这个地区的长官生病了，只能回国。由于战争，我们人手不足，我就来到这儿接替他的职务。当然，我当时还很年轻，可我的马来语讲得跟土著人一样流利，当然也有点儿看在我父亲的分上。我能独当一面，感到非常自豪。”

他沉默了一会儿，把烟斗里的烟灰磕出来，重新装上了烟丝。他在划亮火柴的时候，多丽丝没有看他，但她感觉到他的手在发抖。

“在这以前，我从来没有独自生活过。在家的时候有父母，通常还会请一个仆人。到了学校，身边自然是一直有好友相随的。后来我离开英国，在船上的时候，身边一直是有人的，在吉所罗，甚至到我第一次上任的时候，也都是那样。那儿的人跟我们大家没什么两样。我像一直都生活在一群人中间。我喜欢跟人交往。我天生就喜欢说说笑笑的。我喜欢过愉快的生活。周围的一切都会让我高兴，可你总得有个说笑的对象吧。可是，这里的情况就不同了。当然，白天倒没什么；我有工作，可以和迪雅克人说话。尽管那时候他们还是拿敌人的首级做战利品的土人，也不时给我找点麻烦，但他们还是很讲义气的。我跟他们相处得很好。我当然是希望有个白人跟我吹牛的，可既然办不到，有那些土著人也聊胜于无，可能比别人还强点儿，因为他们并没有把我当外人看待。我也喜欢自己的工作。到了傍晚，就相当孤单了，我只能坐在廊台上，独自喝着杜松子酒和苦啤酒。但我可以看书，另外，周围还有仆人。我的仆人名叫阿卜杜尔。他过去认识我的父亲。我看书看腻的时候，只要叫他一声，我就可以跟他聊天。

“最难熬的是夜晚。晚饭之后，仆人们关上门窗就回村子里睡觉去了。只有我孤零零一个人。孟加拉式平房里，除了壁虎会不时发出沙沙声以外，没有一点响动。这种动物爬出来的时候一般是悄无声息的，所以总会吓我一跳。村子里时常会传来敲锣声或爆竹声。他们过得很愉快，他们住得离我不远，但我必须驻守在自己的岗位上。我看书看得厌烦了。我觉得自己比关在监狱里还难受。就这样，我度过了一夜又一夜。我尝试着一连喝三四杯威士忌，但独自一个人喝酒，虽乐犹苦，无法让我打起精神；这样反倒使我第二天更加萎靡不振。我尝试着吃完晚饭后立即上床，可我睡不着。我躺在床上，越躺着越烦躁，越想睡越清醒，最后自己也不知道如何是好。天哪，那几个夜晚，真叫是漫长哪！你知道，我当时情绪低落，时常自怨自艾——现在想起来真是好笑，可那个时候，我才十九岁半哪——有时候，我还会哭泣。

“后来，有一天晚饭之后，阿卜杜尔收拾好餐桌，正要离开的时候，轻轻地咳了一声。他问我一个人独自过夜是不是寂寞。我说，‘呃，不，还好。’我不想让他知道我是个倒霉蛋，但我猜他心里全都明白。他站在那儿，一声不吭，我知道他有话要对我说。‘有什么事吧？’我说道。‘开口说话。’于是，他就问我是否想要一个女孩来跟我一起住，他知道有个女孩愿意来。那是个好女孩，他可以把她介绍给我。她不会给我添乱的，而且屋子里总得有个人来收拾。她还可以替我缝缝补补……我心里乱成了一团麻。雨下了一整天，我一点户外运动也没做。我知道又要失眠几个小时了。这事儿不会破费我很多钱，他说，她家里很穷，只要给点小礼物，他们就满足了。只要两百叻币。‘您看吧，’他说。‘要是您不喜欢，可以打发她走。’我问他那个女孩在哪儿。‘已经来了，’他说。‘我去叫她。’他朝门口走去。原来，女孩和她母亲一直在台阶上等着。她们走进屋子，就地坐了下来。我递给她们一些糖果。女孩有点儿害羞，但是相当镇定，我跟她说话时，她报之以微笑。她非常年轻，说她是个孩子也不算过分，据他们说，她十五岁。她长得非常漂亮，而且穿着她最好的衣服。我们开始聊了起来。她话不多，不过我逗她的时候，她就笑个不停。阿卜杜尔说，我会发现，等她跟我熟了以后，她会有很多故事可以说。他叫她挪到我身边坐下。她咯咯地笑着，不肯过来，可她妈妈让她过来，我也在椅子上给她腾出位置。她红着脸，笑了起来，不过还是过来了，而且很快就依偎在我的身边。阿卜杜尔也笑了。‘您瞧，她已经喜欢上您了，’他对我说。‘您愿意把她留下吗？’他问我。我转过头问她，‘你愿意留下吗？’她笑着，把脸躲在我的肩膀上。她的身材温柔而娇小。‘很好，’我说，‘就让她留下吧。’”

盖伊俯身向前，给自己倒了一杯威士忌加苏打水。

“我现在可以说话了吗？”多丽丝问道。

“等一会儿，我还没说完。我没有爱过她，即使在刚开始的时候也没有。我留下她，只是想让这个屋里有个人。我想，要是当初我不留下她，我准会发疯，要不就是酗酒。我当时真的是没辙了。我太年轻了，没法一个人过活。除了你，我没爱过别人。”他停顿了一下。“她一直住在这儿，直到我去年回国休假时才离开。她就是你前几天看见在附近转悠的那个女人。”

“哦，我猜到了。她还抱着个婴儿，那是你的孩子吗？”

“是的。是个小女孩。”

“只有这一个孩子吗？”

“你看见在村子里还有两个男孩。你提起过的。”

“那么她有三个孩子啦？”

“是的。”

“你这个家还挺像样的。”

她觉得这句话说重了，盖伊突然做了个手势，但没有说话。

“在你带着妻子突然出现在这里之前，她并不知道你结婚了是吗？”多丽丝问。

“她知道我打算结婚。”

“什么时候？”

“回国之前，我把她送回村子里去了。我告诉过她，我们到此为止了。我给了她我答应给的一切。她一直明白，她留在这里不过是临时的。我已经厌烦了。我跟她说过，我要娶一个白人。”

“但那时候你还没见过我呀？”

“是的，我知道。但我已打定主意，一回国就结婚。”他笑呵呵的，样子跟从前一样。“不妨跟你说吧，刚见到你的时候，我还在为以前的事情懊恼呢。我对你一见钟情，后来我发现，我非你不娶。”

“那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你不觉得，给我一个机会自己作判断，才是最最公平的吗？你应该想到，要是一个女孩发现自己的丈夫跟另外一个女人生活了十年，而且有三个孩子，这对于她是多么大的打击。”

“当时我想你不会理解的。这里的环境很特别。这是很平常的事情。六个男人中有五个都这样。我觉得这种事情会吓着你，可我不想失去你。你知道，当时我正疯狂地爱着你。我现在依然爱着你，亲爱的。你本来没有必要知道这一切，我本来也不打算再回到这里。很少有人回国休假之后再回到原来的地方。我们来了之后，我答应过她，如果她肯到其他村子里去住，我会给她钱。开始时她是同意的，后来她改变了主意。”

“那你为什么现在跟我说这些？”

“她总是在这儿捣乱。不知怎么的，后来她发现你并不知情。她了解到这一点之后，就跟我敲竹杠。我没办法，只好给了她一大笔钱。我吩咐过，不许她到这个院子里来。今天早上她来捣乱，就是想引起你的注意。她想威胁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想，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事情和盘端出。”

在他说完之后，是长时间的沉默。最后，他把手放在她的手上。

“多丽丝，你是理解我的，是吗？我知道，这都怪我不好。”

她没有抽回手。盖伊感到她的手冰冷。

“她妒忌吗？”

“我敢说，从前她住在这儿得了不少便宜。现在没了，我想她一定很不痛快。她从来就没爱过我，比我对她也好不了多少。土著女人是从来不会真正爱上白人男人的，这你知道。”

“那孩子们呢？”

“哦，他们过得不错。我出钱抚养他们。男孩们到了读书的年龄，我会送他们到新加坡去上学。”

“你对他们就没有一点怜惜之情吗？”

他迟疑了一下。

“不妨跟你坦率地说吧。如果他们发生什么意外，我会很难过。第一个孩子快出生的时候，我觉得我会喜欢他超过喜欢他的妈妈。要是那孩子是个白人的话，我想我真的会那样喜欢他。当然，他还是婴儿的时候很好玩，很招人怜，但我没有像孩子是自己亲生的那种特别的感情。我想问题就在这儿；你懂吧，我没有孩子是属于我的那种感觉。有时候我也自我谴责，因为这种想法不合情理，但是说真的，在我看来，他们跟别人的孩子没什么两样。当然，喜欢对孩子问题高谈阔论的，都是那些没有孩子的人。”

到现在为止，她已经听完了整个故事。盖伊在等她开口，但她沉默不语。她坐着，一动不动。

“你还有什么要问我的吗，多丽丝？”他终于问道。

“没有。我头痛得厉害。我想去睡觉。”她的声音还像往常那样镇定。“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当然，你所说的一切让我感到很意外。你要给我一点时间好好想想。”

“你对我很生气吧？”

“不，一点儿不生气。只是——只是我想独自呆一会儿。你别动。我去睡了。”

她从长椅上站起来，把手搭在他的肩膀上。

“今晚很热。我希望你在更衣室里睡。晚安！”

她走了。盖伊听见她把卧室门给闩上了。

第二天，她脸色苍白，盖伊看得出她一夜没睡。她的举止并未流露出痛苦，她说话跟往常一样，但是不太自然；她一会儿谈这个，一会儿谈那个，毫无头绪，就像在跟一个陌生人谈话。他们从未吵过架，但在盖伊看来，她现在说话的样子就像是他们刚刚有过一段分歧，在和解之后，她的创伤还没有治愈。她的目光使他无法理解；在她的眼神里，他似乎读出一种奇特的恐惧。晚饭刚吃完，她就说：

“我今晚不太舒服。我想现在就去睡觉。”

“噢，我可怜的宝贝儿，我很难过，”他大声说道。

“没什么。我过一两天就好了。”

“等一会儿我要到你房间去，道个晚安。”

“不，别过来。我要想办法马上睡着。”

“那好吧，吻我一下再走吧。”

他发现她的脸红了。她似乎犹豫了一下；然后眼睛看着别处，向他俯过身来。他搂住她，想吻她的双唇，但她却把脸别过去，他只吻到了她的面颊。多丽丝匆忙离开了他，盖伊又听见她轻轻地用钥匙把卧室的门锁上了。他重重地倒在长椅上。他想专心看书，但耳朵却在倾听着他妻子卧室里细微的声响。她说她要上床睡觉，但他听不见她的动静。卧室里的寂静使他感到不可名状的紧张。他用手挡住灯光，发现她房门底下透出一丝光亮；她还没有熄灯。她到底在干什么呢？他放下手里的书本。如果她气得对他大吵大闹，或者大哭一场，他都不会感到惊讶；对此，他有办法对付；但是她的冷静却让他害怕。还有，他从她眼里明显地看出的那种恐惧，意味着什么呢？他把自己前天晚上跟她说过的话又回想了一遍。他想不出有什么更好的讲述方式。说到底，他所做的不过是轮到别人也会做的事情，而且这件事早在他俩见面之前就已结束了。当然，最后他把事情弄得很尴尬，但人总得经历点事儿才会变得聪明呀。他把手放在胸口上。奇怪，那儿痛得很厉害。

“我想，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伤心吧，”他自言自语道。“不知道这样子还要持续多久！”

他是否应该去敲她的门，告诉她他有话要跟她说？最好是把事情都说清楚。他必须
让她理解。但是那片寂静让他畏惧。一点儿声音也没有！或许让她独自呆着更好些。当然，这件事对她是个打击。他必须给她充分的时间。说到底，她是明白自己有多么真心爱她的。耐心，只有靠耐心；也许她正在作思想斗争；他必须给她时间；他必须要有耐心。

第二天早上，他问她是否睡得比前一天好。

“嗯，好多了，”她说。

“你对我很生气吧？”他可怜地问道。

她看着他，眼神是诚实和坦率的。

“一点儿也不生气。”

“哦，亲爱的，我真高兴。我真是禽兽不如啊。我知道你非常忌恨这件事。但是请你原谅我。我也一直日子不好过。”

“我当然原谅你。我甚至都不怪罪你。”

他向多丽丝苦笑了一声，眼睛里流露出狗被人抽打之后的那种表情。

“这两天夜里，我一个人睡觉感觉别扭。”

她把目光转向别处。她的脸变得略有些苍白。

“我让人把我房间里的床搬掉了。太占地方了。我在那儿放了一张行军床。”

“亲爱的，你在说些什么呀？”

这时，她镇定地望着他。

“我不再作为你的妻子跟你共同生活了。”

“永远不啦？”

她摇了摇头，表示永远不了。盖伊茫然地望着她。他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感觉自己的心在痛苦地跳着。

“可是，这样对我太不公平了，多丽丝。”

“难道你不觉得把我放在这种境地，对我也有点儿不公平吗？”

“可你刚才还说不怪罪我的。”

“我的确不怪罪你。但是共同生活是另一回事儿。我做不到。”

“可我们怎么能住在一起，但又不共同生活呢？”

她盯着地板，似乎陷入了沉思。

“昨天晚上你要亲我的嘴，我——那简直让我恶心。”

“多丽丝！”

她突然盯着盖伊，她的目光冷酷、无情。

“我睡的那张床，是不是她生孩子时睡过的？”她看到盖伊满脸通红。“噢，太可怕了！你怎么能那样呢？”她扭着双手，那扭曲的手指就像扭动的小蛇。她竭力克制住自己的情绪。“我已经打定主意。我不想对你太无情，但有些事情你是不能逼我去做的。我都想过了。从你跟我说了以后，我白天黑夜都在想这件事，一直想到我筋疲力尽。我的第一个念头是站起来就走。马上就走。小汽艇两三天之后就到。”

“难道我爱你，你一点都不怜惜吗？”

“哦，我知道你爱我。我并不打算马上就走。我想给我们俩一个机会。我一直都那么爱你，盖伊。”她哽咽了，但没有哭出来。“我不想做得太过分。我对天发誓，我不想对你太绝情。盖伊，给我点时间，好吗？”

“我不太理解你是什么意思。”

“我只希望你能让我独自呆着。我对自己的感情感到害怕。”

他没有猜错；她害怕。

“什么感情？”

“请不要问了。我不想说伤害你的话。或许我会克制这种感情的。我对天发誓，我真想克制住。我会努力，我向你保证。我会努力。请给我半年时间。我为你可以做世界上的任何事情，但是那件事不行。”说着，她略微做了个恳求的手势。“我们没有理由不开开心心地在一起。如果你真心爱我，那你——那你就要有耐心。”

他深深地叹了口气。

“那好吧，”他说。“我当然是不会强迫你去做你不喜欢做的事情的。就按你说的办吧。”

他心情沉重地坐了一会儿，好像突然变老了许多，动一下都很费劲；然后他站了起来。

“我要去办公室了。”

他拿起遮阳帽，走出门去。

一个月过去了。女人比男人更善于掩饰自己的感情，要是有个陌生人来登门拜访，他绝对猜想不到多丽丝正在经受着煎熬。但在盖伊这方面，紧张的情绪是显而易见的；那张和善的圆脸拉得长长的，眼睛里流露出饥渴的、烦恼的神情。他观察多丽丝的举动。多丽丝还像往常一样欢活，跟他开玩笑；他们还在一起打网球；他们一会儿谈这个，一会儿谈那个。但是很明显，她全都在演戏，终于，盖伊忍不住了，又来跟她解释他跟那个马来女人的关系。

“噢，盖伊，那些陈年旧账，还提它干什么，”她若无其事地说。“该说的都说了，而且我又不怪罪你什么。”

“那你为什么还要折磨我？”

“我可怜的孩子，我并不想折磨你。我不是成心的，要不是……”她耸了耸肩。“人性是很难捉摸的。”

“我没听懂。”

“那就别自寻烦恼了。”

这话原本听起来很刺耳，但她带着和蔼、亲切的微笑，使它缓和了许多。每天晚上临睡之前，她都会俯身亲一下盖伊的面颊。但只是用嘴唇碰一下。就像一只飞蛾在他脸上掠过一样。

第二个月，接着是第三个月过去了，本来觉得遥遥无期的半年，一眨眼就过去了。盖伊心想，多丽丝是否还记得半年前的事情。此时，他绷紧了神经，留心她的每一句话，每一副表情，每一个手势。她依然那样深不可测。她要他等上半年；这不，他已经等到了。

海岸小汽艇经过河口，放下邮件之后接着上路。盖伊赶着写信，以便小汽艇返航时可以带走。两三天过去了。那天是星期二，那艘普拉胡帆船要在星期四凌晨出发去等候小汽艇。这几天，除了吃饭时多丽丝勉强说几句话之外，他们很少谈话；晚饭后，他们照例各自拿着书本，开始读书；可当仆人收拾了餐桌，回家歇息时，多丽丝放下了手里的书。

“盖伊，有件事我要跟你谈谈。”她喃喃地说。

他心里咯噔了一下，感到自己的脸色都变了。

“啊，亲爱的，别这样，没什么可怕的。”她笑着说。

但是盖伊感到，她的声音有些颤抖。

“那你说吧。”

“我想要你帮个忙。”

“亲爱的，我愿为你做世界上的任何事情。”

他伸出手，想握住她的手，但她缩了回去。

“我希望你让我回国。”

“让你回国？”他大惊失色地叫道。“什么时候？为什么？”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尽力忍耐。现在我再也忍不住了。”

“你想回去多久？再也不回来啦？”

“不知道。我想是不回来了。”她狠了狠心。“是的，不回来了。”

“噢，上帝啊！”

他哽咽了。多丽丝感觉到他快要哭了。

“噢，盖伊，不要责怪我。这真的不是我的错。我也没办法。”

“你要求我给你半年时间。我接受了你的条件。你总不能说，我在这段日子里让你讨厌了吧。”

“不，没有。”

“我一直努力不让你看到我这段日子有多难熬。”

“我知道。我很感激你。你一直待我非常好。听我说，盖伊，我想再说一遍，我并不为你所做的任何事情怪罪你。毕竟，你那时候还是个孩子，而且你所做的，轮到别人也会做；我知道在这儿有多么寂寞。噢，亲爱的，我真的替你感到难过。这一切，我从一开始就知道。所以我才请你给我半年的时间。我的常识告诉我，我在小题大做。我不近人情；我对你不公平。但是，你也明白，常识并不能解决问题；我的整个内心都在抗拒。每当我看见村子里的那个女人和她的孩子，我就感到两腿在发抖。这房间里的所有东西；一想到我睡过的那张床，身上就起鸡皮疙瘩……你不知道我是怎么忍过来的。”

“我想，我已经说服她离开这儿。而且我已经申请调离。”

“这没用。她永远都会在那儿。你属于他们，不属于我。我觉得，要是只有一个孩子的话，或许我还能忍过去，可是有三个呢；而且两个男孩儿还挺大了。过去的十年，你都跟她生活在一起。”她在心里郁积着的情感，现在都爆发出来了。她豁出去了。“这是个现实问题，我没办法，它比我强大。我想到她那瘦小的黑胳膊搂抱着你，我在生理上感到恶心。我想到你抱着那些黑娃娃。噢，这真令人难以忍受。你碰我时，我感到厌恶。每天晚上，当我吻你时，我得鼓足勇气。我得攥紧拳头，强迫自己去碰你的脸颊。”说着，她带着极度痛苦，神经质地把自己的手指捏紧、松开，又松开、捏紧，而且话音也失控了。“我知道，现在该受责备的是我。我是一个愚蠢而歇斯底里的女人。我以为我能忍过去。可我做不到，而且永远做不到。我是自作自受；我愿意承担后果；如果你说我必须留下，那我就留下，但是如果我留下，我就会死。我恳求你，让我走吧。”

这时，忍了很久的泪水一下子涌出眼眶，她伤心地痛哭起来。他还从来没见她哭过。

“当然，我不想违背你的意愿，让你留在这儿。”他沙哑地说。

她疲惫地向后靠在椅子上。她的面容已经扭曲而变样。平日里总是那么安详的脸，现在却充满了悲伤，看着让人心痛欲裂。

“真是对不起，盖伊。我破坏了你的生活，可我也破坏了自己的生活。我们本来是可以很幸福的。”

“你想什么时候走？星期四吗？”

“是的。”

她可怜地看着盖伊。他双手捂着脸。最后，他抬起头来。

“我累垮了，”他喃喃地说。

“我可以走了吗？”

“可以。”

大约有两分钟，他俩坐着，一句话也没说。她起身离开时，那只壁虎发出一阵刺耳而沙哑的叫声，这叫声有点儿怪，像人类的哭声。盖伊站起来走到廊台上。他倚着栏杆，望着那慢慢流淌的河水。他听见多丽丝走进她自己的房间。

第二天早上，他比平时起得早，走到多丽丝的门前，敲了敲门。

“什么事？”

“今天我要到河的上游去，很晚才能回来。”

“知道了。”

她心里明白。他故意安排一整天在外面，是免得自己在收拾行李时，他在一旁看着。这种场景令人心碎。收拾完衣服之后，她把起居室里属于她的东西都看了一遍。全部带走有点儿不近人情。所以她只拿走了她母亲的照片，其余都留着。盖伊到晚上十点才回来。

“对不起，我没能赶回来吃晚饭，”他说。“我去的那个村子，村长有很多事情要我处理。”

她发现盖伊的眼睛在扫视着房间，并且注意到她母亲的照片已经不在原来的位置了。

“都准备好了吗？”他问道。“我已经吩咐船夫，天亮时到门口等着。”

“我已经通知仆人，明早五点叫醒我。”

“我应该给你点儿钱。”他走到写字台前，开了张支票。他从抽屉里拿出几张现钞。“这些钱足够你用到新加坡，到了新加坡，你就可以兑换支票了。”

“谢谢。”

“要我送你到河口吗？”

“哦，不了，我想我们最好还是在这儿分手吧。”

“那好。我想我该进去睡觉了。走了一整天，我都快累死了。”

他甚至没有碰一下她的手。他进到自己的房间。没过多久，多丽丝听见他重重地倒在床上。她坐了一会儿，最后环顾了一下这个曾经使她如此欢乐，也使她如此痛苦的房间。她深深地叹了口气，起身走进自己的房间。她把一切都收拾干净了，只留着一两件东西供晚上用的。

仆人叫醒他俩的时候，天色还是黑的。他们匆忙地穿好衣服，等他们洗漱完毕，早饭已经准备好了。没多一会儿，他们就听见小船划到了孟加拉式平房下面的码头，仆人们随后就把她的行李抬了下去。他们虽然安排了早餐，但那不过是个形式而已。夜色渐渐散去，河水依然是黑魆魆的。天还没有大亮，但毕竟黑夜已经过去。寂静之中，码头上土著人说话的声音格外清晰。盖伊看了一眼妻子丝毫没动的餐盘。

“如果你吃完了，我们就下去吧。我想你该出发了。”

她没有回答。她从桌边站起来。她走回自己的卧室，看是否忘了什么东西，然后和盖伊并肩走下台阶。一条弯弯曲曲的小道将他们引到河边。码头上，土著的警卫队穿着干净整洁的制服，排成一列，当盖伊和多丽丝从他们跟前走过时，他们举枪表示致敬。多丽丝跨上船时，船夫伸手去扶她。她转身看着盖伊。她竭力想最后说一句安慰的话，再一次请他原谅，可她却像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盖伊向她伸过手去。

“那，再见吧，祝你一路顺风。”

他们握了握手。

盖伊向船夫点了点头，小船离岸了。黎明在晨雾缭绕中沿着河流慢慢侵来，但是夜色依然潜伏在幽暗的丛林之中。盖伊站在码头上，直到小船消失在凌晨的阴影之中。他叹了口气，转身离去。警卫队再次向他举枪致敬时，他心不在焉地点点头。一回到孟加拉式平房，他便叫仆人过来。他走进房间，把属于多丽丝的东西全都挑了出来。

“把这些东西全都收起来，”他说。“留在这儿不好。”

然后，他坐在廊台上，看着白昼逐渐降临，它像一种苦涩而委屈的、无法抑制的悲哀。最后，他看了看手表。他该去办公室了。

下午，他没法睡觉，头痛得厉害，于是拿着猎枪到丛林里去转悠。他什么也没打着，他只是走着，想把自己弄得精疲力竭。日落时分，他回到家里，喝了两三杯酒，这就到了换衣服吃饭的时候了。这时候，穿衣打扮也没什么用了；随便一点反倒自在；他披上一件宽松的本地上衣，穿上一条纱笼。在多丽丝到来以前，他就习惯于这身装束。他打着赤脚。他慵懒地吃完晚饭。仆人把桌子收拾干净就回去了。他坐下来阅读《闲谈者》

[1]

杂志。孟加拉式平房里静悄悄的。他读不下去，任凭杂志掉落在膝盖上。他精疲力竭。他无法思考，脑子里是异样的空虚。这天晚上，那只壁虎叫个不停，它那沙哑而突然的叫声好像是在嘲笑他。你很难相信，这种在空气中回荡的声音竟然是从那么细小的喉咙里发出来的。突然，他听见有人在轻轻咳嗽。

“谁？”他大声叫道。

咳嗽声停了一下。他朝门口望去。那只壁虎发出粗厉的笑声。一个小男孩侧身走进来，站在门坎上。他是个混血儿，穿着破烂的背心和纱笼。他是盖伊的长子。

“你来干什么？”盖伊问。

男孩走到房间里面，在盖伊的脚边盘腿坐下来。

“谁叫你到这儿来的？”

“妈妈叫我来的。她问你是否需要什么？”

盖伊定睛望着男孩。男孩不再多说什么。他只是坐在那儿等着，两眼胆怯地望着地面。盖伊双手捂着脸，陷入痛苦的沉思。有什么用呢？一切都完了。完了！他屈服了。他往椅子背上一靠，深深地叹了口气。

“告诉你妈，把你们的东西收拾一下，她可以回来了。”

“什么时候？”孩子毫无表情地问。

在盖伊的那张滑稽的、长满粉刺的圆脸上，热泪滚滚地流下。

“今天晚上。”

[1]
《闲谈者》（Tatler），英国上流社会的生活杂志，最早由英国散文家理查德·斯梯尔创办于1709年，如今在其名下有众多而复杂的报刊分支机构。

胆怯

河面上，两艘普拉胡帆船正轻松地向下游划去。两艘船的间隔大约有几米的样子，第一艘船上坐着两个白人。经过七个星期的河上生活，他们高兴地得知，今晚他们就能在一个文明的房间里睡上一觉了。自从战争爆发以来，伊泽特就一直住在婆罗洲，迪雅克人的房子、迪雅克人的节日，对他来说都是家常便饭；但是对于坎皮恩来说，虽然初到这个国家，一开始还有点儿新鲜感，但这会儿也渴望有椅子可以坐，有一张床可以睡了。迪雅克人十分好客，但要是住在他们那种房子里，很难说一定会很舒服，而且他们取悦客人的方式一成不变，很快就令人厌烦起来。每天晚上，当旅客们登上河岸，他们的头人就扯着一面旗帜，家族中较为重要的人物都到河边来迎接他们。有人把他们带到连体农舍

[1]

——这是一种用木桩搭建而成的农舍，整个村子的人都共用一个屋顶；要进入农舍，必须爬上一截树干，树干上胡乱砍出几个凹坑作为台阶——从农舍出来，就去看一批人敲锣打鼓，他们排成一条长队，沿着农舍来回行走。两侧是棕色的人群，他们都坐在自己的臀上，静静地盯着白人走过。地上铺开了干净的坐垫，客人们各自坐下。头人抓来一只活鸡，拎着它的双脚，在客人的头顶上兜上三圈，大声叫着神灵的名字，求它见证，嘴里还念着某种符咒。然后，有人拿来几个鸡蛋。接着是喝亚力酒

[2]

。一个女孩，一个非常害羞的小孩子，虽然是如花似玉的年龄，但那张毫无表情的脸上却颇有一些僧侣的意味，她将酒杯端到白人的嘴唇边上，直到酒杯里的酒全部喝干，然后就听见人们大声欢呼。男人们开始跳舞，一个紧接着一个，每个人都佩带着自己的盾牌和帕兰刀，在锣鼓声的伴奏下，踏着自己短促的舞步。就这样持续一段时间之后，旅客们被带到一个房间；那儿可以通向长长的平台，也就是村民们居家生活的地方。在那个房间里，旅客们发现，他们的晚饭早已经准备停当；女孩子们用中国汤匙给他们喂食。等他们都喝得有了三分醉意，他们就一起聊天，直到次日的凌晨。

然而现在，他们的旅行已经结束，正朝着海岸的方向赶路。他们是一大早出发的。开始时，河水很浅，它在带沙石的河床上清澈地流淌着；岸上的树枝伸到河面的上方，往上只能看见一长溜蓝色的天空；过了一会儿，河面变得开阔起来，船夫们不再用竹篙撑船，而是改用船桨划船了。那些树木、竹林，凤尾蕉像扎起来的一丛硕大的鸵鸟羽毛，有些树叶大如盖，有些树长着羽状叶子，酷似金合欢，而椰子树和槟榔树的白色树干高大而挺拔；河岸上的树林繁茂，在大面积疯狂地生长着。到处可以看到树木光秃秃的残骸，它们或被雷电击倒，或因年老而衰亡，裸露在那儿，狼藉一片，那种白色在这一大片青翠的背景映衬下，显得格外鲜活而生动。到处可以看到互争高下的森林之王，高大的树木耸立着，压倒了丛林中的普通树种。还有各种藤本植物；在树枝交汇的地方，聚成一簇的繁枝绿叶，或花儿绽放的藤蔓植物，掩映着向四周伸展的叶盖，就像一块薄纱，笼着新娘的面庞；有时候，它们像一个金碧辉煌的剑鞘，缠绕着高高的树干，在树枝和树枝之间挥舞着长长的会开花儿的手臂。它们渴望生长，在那份热烈的狂野之中，有一些震撼心灵的东西；它就像酒神的女祭司

[3]

，恣意放纵，敢于在祭神的行列之中撒野。

日色西沉，酷热已不再那么令人难以忍受。坎皮恩看了看手腕上那只破旧的银色手表。他们不会需要很长时间就能到达目的地了。

“哈钦森那家伙怎么样啊？”他问道。

“我不认识他。但我相信他一定是个好人。”

哈钦森是当地的驻地长官，他们俩今晚就要在他家里过夜，他们已经派了一个迪雅克人划一只独木舟到他那儿去通报说，他们马上就到。

“哎，我希望他那儿会有一些威士忌。亚力酒我已经喝厌了，一辈子不想再喝了。”

坎皮恩是一名采矿工程师，当时马来苏丹去英格兰，途经新加坡的时候遇上了他。苏丹发现他闲着没事儿，就委派他到森布卢去，看他能不能发现什么有利可图的矿藏。他还给在吉所罗的那个名叫威利斯的驻地长官发出指示，关照要为他提供各种便利条件，后来威利斯把坎皮恩又托付给伊泽特来照顾，因为伊泽特会讲马来语和迪雅克语，跟土著人没有什么两样。这次是他们俩第三次进入内地，现在，坎皮恩正带着他的勘探报告回来。他们希望能够赶上“苏丹艾哈迈德”号轮船，它后天一大早就要离开河口，所以如果赶巧的话，当天下午他们就能到达吉所罗。对于回家这件事，他们俩都十分开心。回家以后可以打网球，打高尔夫，俱乐部里还有台球，食物也相对比较可口，过着文明的生活，非常惬意。伊泽特也很高兴，因为在那儿，他除了坎皮恩，还可以和更多的人交往。他斜着眼睛，看了看坎皮恩。坎皮恩个子不高，但头很大，已经谢顶，虽然他已经满五十了，但依然强壮而结实；他有一双蓝眼睛，目光敏捷，闪闪发亮，还长着一撮又短又硬的灰色髭须。在他那已经爆裂而且变色的牙齿之间，很少不叼着一把用欧石南制成的老式烟斗。他不干净也不整洁，他的卡其布短裤已经穿破，汗背心也撕烂了；这时，他正戴着一顶磨坏了的遮阳帽。他从十八岁就开始闯荡江湖，去过南非，去过中国，去过墨西哥。跟他相处是一件有趣的事情；他很会讲故事，不管遇着谁，他都可以跟他不停地喝酒，喝个没完。他们俩相处得很好，但是伊泽特跟他在一起，还是觉得不自在。尽管他们俩在一起能说俏皮话，也能开怀大笑，一起喝酒喝到烂醉，但是伊泽特感觉他们之间并没有那种亲近感；他们俩的相处是热情而友好的，但他们俩的关系充其量不过是互相认识而已。伊泽特对自己给人的印象十分敏感，在坎皮恩的轻松活泼的外表底下，他感觉到一种阴冷；他那双闪闪发亮的蓝眼睛已经把他看透了；坎皮恩对他已经形成了一种看法，而伊泽特却无从知道这是怎样的看法，这一点使他隐隐地有些气恼。他感到愠怒，因为有可能眼前这个不起眼的小男人根本就不把他放在眼里。他渴望有人喜欢他，爱慕他。他希望成为大众的宠儿。他希望自己遇到的所有人都情不自禁地爱上他，然后他可以拒绝他们，或者略微带一点倨傲的态度把自己的友情馈赠给他们。他想跟各种各样的人都混得很熟，可是他又害怕被人拒绝，因此而畏缩不前；有时候，他把自己的友情慷慨地施舍给别人，而对方却对他的热情感到诧异，这时，他心里会很不是滋味。

也许是阴错阳差吧，他从来没有见过哈钦森，虽然他对他的一切都很清楚，就像哈钦森对他
的一切了如指掌，而且他们俩应该会有许多共同的话题。哈钦森上过温切斯特公学

[4]

，伊泽特也很乐意告诉他，自己上过哈罗公学

[5]

。

普拉胡帆船在河湾处一转，突然，他们看见了一座孟加拉式平房，矗立在一个微微隆起的小山上。没过几分钟，他们见到了码头，码头上，在一小群土著人中间，一个身穿白衣服的人在向他们招手。

哈钦森是个高个子，身材肥胖，脸色红润。看他的外表，你会以为他是一个风趣而自信的人，但是很快你就会着实感到吃惊，因为你会发现他完全是另一种人，甚至有点儿害羞。他和他的客人们握手（这时，伊泽特和坎皮恩两人先后作了自我介绍），并把他们带到通往那座孟加拉式平房的小径上。这时，虽然他明显而急切地想表现得彬彬有礼，但是不难看出，他跟人说话都已经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了。他把他们俩带到外面的廊台上，他们发现，桌子上早就备好了杯子和威士忌加苏打水。于是他们都躺在长长的椅子上，尽情地享受起来。伊泽特察觉到哈钦森在陌生人面前有些许尴尬，心中一阵窃喜；他非常得意，禁不住话多了起来。他开始谈论起一些他们在吉所罗共同认识的熟人，而且很快就把他上过哈罗公学的经历巧妙地编织到谈话之中。

“您上过温切斯特公学，是吗？”他问道。

“是啊。”

“那我想您该认识乔治·帕克吧。他就在我的步兵团里。他也是温切斯特公学的。我敢说他比你还要年轻一些。”

伊泽特觉得，他们俩都上过这些特殊的学校，这件事情是他们之间的纽带，而且这样就把坎皮恩撇在了一边，因为坎皮恩显然不享有这份优势。他们喝了两三杯威士忌。还没到半个小时，伊泽特已经开始把主人唤作“哈奇”了

[6]

。他频繁地提到他在战争时期认识的那个朋友所在的那个“我的步兵团”，还提到他的那些军官们有多么了不起。他提到了两三个人的名字，可是哈钦森都没怎么听说过。所有那种类型的人物，坎皮恩是不太可能遇得上的，所以当他提到他自称认识的某个人时，他会对他报以一份冷漠，而并不感到有什么歉意。

“比利·梅多斯？我倒认识一个叫比利·梅多斯的人，在锡那罗亚

[7]

，不过那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坎皮恩说。

“噢，我觉得那不可能是一个人，”伊泽特停顿了一下，回答说。“比利可以算得上是个世袭贵族。他是赛马场上的梅多斯勋爵。他还是‘春笋庄园’的主人呢，你不记得了吗？”

快吃晚饭了，他们梳洗了一下，喝了两杯果子酒。他们坐下来。哈钦森从来没有在一年中最好的季节造访过吉所罗，而且三个月来他没有见过一个白人。他希望利用这两个客人来访的机会好好乐一乐。他拿不出什么好酒，但他有很多威士忌，所以晚饭之后，他就捧出一瓶珍贵的法国廊酒。他们玩得很开心。他们笑着，不停地说着。伊泽特特别高兴。他觉得自己从来没有像喜欢哈钦森那样喜欢过一个人，他坚决要求他一旦有空就到吉所罗来。他们一定会盛宴招待。在谈话中，坎皮恩被伊泽特撇在了一边，伊泽特略微带着一点想制服坎皮恩的恶意，而哈钦森呢，出于羞涩，也就助成了他的目的；不一会儿，坎皮恩连打了好几个哈欠，于是表示自己想去睡觉了。哈钦森带他去了卧室，当他回来时，伊泽特对他说道：

“你还不太想睡吧？”

“才不想睡呢。我们再喝一杯吧。”

他们坐下来，又谈了起来。他们都有点儿醉了。过了一会儿，哈钦森告诉伊泽特，他跟一个马来姑娘住在一起，她给他生了两个孩子。他事先吩咐过他们，只要坎皮恩在这里，他们就不许出现。

“我想她现在已经睡了，”哈钦森说着，朝门那边瞥了一眼，伊泽特知道那扇门通往他的房间，“可是我早上起床，还是很想看见那两个小家伙。”

正说着，他们听见一声轻微的哭闹，哈钦森随口说了句“呵呵，那个小屁蛋醒了”，随即走过去，打开了门。过了一会儿，他抱着一个孩子出来了。身后跟着一个女人。

“他在长新牙呢，”哈钦森说。“所以比较闹腾。”

那个女人穿着一条纱笼和一件薄薄的白色外套，光着脚。她很年轻，长着一双漂亮的黑色眼睛，伊泽特跟她说话时，她报以灿烂而可人的微笑。她坐了下来，点了一支烟。伊泽特问了她一些日常家居的问题，她都毫不掩饰地回答，但也并不很热情。哈钦森问她是否要喝一点威士忌加苏打水，她说不要。当这两个男人又开始用英语交谈起来时，她静静地坐在一旁，坐在椅子里轻微地摇着，脑子里充满了一些恬静的、谁也不知道是什么的思想。

“这个姑娘不错，”哈钦森说道。“她照顾全家人，而且不惹麻烦。不过，生活在这种地方，也只能这么做了。”

“我自己是不会这么做的，”伊泽特说道。“归根到底，人总是要结婚的，可是要结婚的话，就会引出一大堆麻烦。”

“可是有谁愿意嫁过来呢？让白种女人过这种生活真是太惨了。即使给我世界上最好的东西，我也不会让一个白种女人在这儿生活。”

“当然，这是个人品味不同。我要是有孩子，我会让他们有一个白人母亲。”

哈钦森低下头，看着自己手臂里抱着的那个深色皮肤的小娃娃。他微微笑了笑。

“说起来也怪，你会喜欢上他们，”他说。“当他们成为你自己的孩子的时候，即使他们流的是黑人的血也好像没什么关系了。”

那个女人朝这个孩子看了一眼，站起身，表示她想把孩子带回屋去睡觉。

“我觉得我们大家都该进屋了，”哈钦森说。“天知道现在已经几点了。”

伊泽特回到自己的屋里，拉开了遮帘；那个一直跟随着他的男仆哈桑，在临走之前把遮帘拉上了。他吹灭了蜡烛，免得招来蚊子，随后在窗前坐下，遥望着温柔的天空。刚才喝的威士忌，使他神志异常清醒，而且此刻他也不想上床睡觉。他脱下帆布裤，换上纱笼，点上了一支方头雪茄烟。他已经失去了耐性。哈钦森竟然用那种慈爱的眼光看着那个混血儿，这使他感到愤怒。

“他们没有权利得到这一切，”他自言自语道。“他们绝对没有机会。永远没有。”

他若有所思地来回抚摸着自己裸露而带毛的双腿。他微微颤抖了一下。尽管他已经竭尽全力锻炼自己的小腿肚子，但他的双腿还是像芦柴棒似的。他讨厌自己的双腿。一想起它们，他就觉得不是滋味。它们就像是土著人的腿一般。当然，这两条腿比较适合穿高统靴。想当年他穿制服的时候，还是挺英俊的。他身材高挑而魁梧，身高超过六英尺，长着一绺整齐的黑髭须和一头整齐的黑发。一双深色的眼睛漂亮而灵动。他长得好看，他自己也知道，而且他穿着得体：要显得自然就穿得随意一点，要显得正式就穿得山青水绿。他喜欢当兵，战争结束时没能留在部队里，至今还是他心头的痛。他的志向很简单。他希望能够年入两千，组织小型而精致的晚会，参加聚会，身穿制服。他向往伦敦。

当然，他的母亲住在伦敦，他的母亲限制了他的生活方式。他不知道，要是他能实现自己一直追求的目标，跟出身良好（有点儿钱）的姑娘订上婚，他的母亲会惊讶成什么样子。由于他的父亲已经死了好多年，在他职业生涯的后半部分，他又驻扎在偏远的马来诸州，伊泽特相当确信，在森布卢已经没有人知道他母亲的身世，但是他还是活得战战兢兢，生怕有人在伦敦遇上他母亲，会写信给这边的人说，他母亲是个混血儿。她曾经是个美人儿，当她嫁给伊泽特的父亲的时候，他父亲是一个替政府办事的工程师；但现在，她已经是一个满头灰发、肥胖的老妇人，成天坐在家里，只知道抽烟。伊泽特在他父亲死的那年才十二岁，当时他就会说马来语，而且说得比英语还要流利。一个姑妈主动替他支付了他的教育费，于是他母亲伊泽特太太就陪着自己的儿子来到英国。她习惯住在带装修、有家具的公寓里，她的房间里到处都挂着富有东方特色的幕帘，摆放着马来人特有的银器。她总是跟东家合不来，因为她会把烟头扔得满地都是。伊泽特讨厌她的交友方式：她会有一段时间跟他们要好得像什么似的，过一段时间就跟他们断绝一切来往；她会在家里大吵大闹，然后离家出走。她唯一的乐趣就是看电影，每天都要去一次电影院。在家里的时候，她披着一件陈旧而俗气的晨衣，可每当出门时，她儿子穿得衣冠楚楚的，而她却穿得花花绿绿的——那样子，噢，真叫邋遢——简直把她儿子的脸都丢尽了。伊泽特经常跟她吵架，她已经让他不耐烦了，而且为她感到羞耻；可在内心深处，伊泽特对她怀有一份温柔的深情；那几乎是他们之间的一根肉体的纽带，超乎一般母子之间常有的感情，所以尽管她的那些缺点令他愤怒，但在这个世界上，只有跟她母亲在一起，他才会感到彻底的安心。

由于他父亲曾经在马来亚供职，加上他自己会说马来语（他母亲总是跟他说马来语），战争结束之后，他一时无事可做，于是想办法弄到个职位，为森布卢的苏丹效劳。他工作得很出色。他精于打猎，而且身体强壮，是个出色的打猎能手；在吉所罗他的别墅里，放着他在哈罗公学赢得的跑步和跳高比赛的奖杯，此后他还赢得过高尔夫和网球比赛的奖杯，他也一并放在那儿。由于他肚子里有一大堆笑话，朋友聚会总缺不了他这个角色，而他为人圆滑，什么事情都能摆得平。他原本可以过上幸福的生活，但是他生不逢时。他梦里都想要成为一个大众的宠儿，他有一个印象，而且此时此刻这个印象比往常更为强烈：他错过了成为大众宠儿的机会。他生怕在吉所罗那些平日里嘻嘻哈哈、称兄道弟的朋友会突然因为什么机缘，怀疑起他的身体里流着土著人的血。他深深地明白，一旦他们知道了真相会是什么结果。到那个时候，他们不会再说他是个快乐而友好的人，他们会说他太放肆，不懂规矩；他们会说他办事懒散、粗心，就像混血儿一样；要是他谈起跟一个白种女人结婚的事儿，他们会笑掉大牙的。噢，这太不公平了！那究竟有什么区别，他血管里那一滴土著人的血，就是因为这一点，人们可能在关键时刻，总是特别留意去发现那假想中的缺点。所有人都认为欧亚混血儿是不可靠的，他们迟早会令你失望；这一点他也知道，可现在他自问：人们总是觉得他们有缺点，或许他们就改掉那些缺点了呢。他们从来就没得到过机会，可怜的人哪！

一只雄鸡高亢地叫了起来。时间一定很晚了，他开始感觉到寒冷。他上了床。第二天早上，当哈桑把茶点给他端过来时，他的头痛得像裂开似的。他起床吃早点，但是他无法正面看着放在眼前的稀粥以及腌肉加鸡蛋。哈钦森也感觉不太舒服。

“我估计，我们是谈了一个通宵吧，”主人带着微笑说道，他想掩饰自己的一丝尴尬。

“我难受得要死，”伊泽特说道。

“我想，我就喝一些威士忌加苏打水，权当作早点吧，”哈钦森说。

伊泽特也没要什么别的东西，他看着坎皮恩带着健康的胃口吃着丰盛的食物，感到十分厌恶。坎皮恩跟他们开着玩笑。

“说真的，伊泽特，你的脸色不太好看呢，”他说。“我还从来没见过这么难看的脸色呢。”

伊泽特脸红了。他那黑不溜秋的皮肤一直是他的敏感点。可他还是强迫自己快乐地大笑了一声。

“你知道，我有一个西班牙籍的外婆，”他回答说，“如果我头一天喝多了，这种颜色就会显露出来。我记得在哈罗公学的时候，我跟一个小子打架，我踢了他，因为他叫我杂种混血儿。”

“你的皮肤确实有点儿黑，”哈钦森说道。“难道马来人就没问过你，你有没有土著人的血统吗？”

“问过，那些都是混账问题。”

一艘小船载着他们的装备一大早就出发了，它要在他们前面赶到河口，告诉“苏丹艾哈迈德”号轮船的船长（如果他不巧提前到达的话），他们俩正在路上，马上就到。坎皮恩和伊泽特吃完午餐就得立刻动身，他们要赶在“涌潮”过去之前到达他们今晚过夜的地点。所谓“涌潮”是一种海潮，由于某种特别的原因，它冲向陆地，造成一些河流里波涛汹涌，他们俩这次要驶过的河流正好要发生一次涌潮。哈钦森前一天晚上就提醒过他们俩，而坎皮恩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件，显得兴趣盎然。

“这是婆罗洲最美的景观之一。值得一看，”哈钦森说道。

他跟他们俩讲述了土著人如何期待这一刻的到来，然后乘着波涛，站在它的浪尖上，以惊人的速度朝河流的上游漂去。他自己就曾经体验过一次。

“我后来再也没试过，”他说。“我被吓破了胆。”

“我倒想试它一试，”伊泽特说道。

“虽然这事儿很刺激，但我想说的是，你乘坐的是一只一碰就碎的独木舟，你知道，如果掌舵的土著人没有把握好时机，你就会被抛进那汹涌的激流之中，你生还的几率是万分之一……不不，我并不认为那是一件好玩的事情。”

“在我的一生中，我曾经渡过许多激流，”坎皮恩说道。

“激流算得了什么。等着瞧这次涌潮吧。这是我所见过的最为可怕的事情。知道吗，每年都至少有十几个土著人淹死在那条河里？”

整个上午，他们基本上都在廊台上闲坐着；哈钦森带他们去参观了法院，然后有人送来了果子酒。他们喝了两三杯。伊泽特开始恢复常态，当午餐最后准备完毕之时，他发现自己胃口好起来了。哈钦森一直称道自己的马来咖喱特别好吃，当那些热气腾腾的可口饭菜端上桌子的时候，他们都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哈钦森硬要他们多喝点酒。

“接下去你们什么也不用干，只需要睡觉。为什么不喝个痛快呢？”

很快就要离开他们俩，他有些不忍心，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跟白人说过话了，能有这个机会真是太好了，所以他希望这顿饭能拖得长久一些。他劝他们多吃点儿。到了晚上，他们只能在连体农舍里吃那些难以下咽的饭菜，而且除了亚力酒就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喝的。过了这个村，就没有那个店了。坎皮恩提议了一两次说该动身了，可哈钦森正在兴头上，他向他担保说他们有的是时间，伊泽特也附和着，因为此时的他既开心又舒服。哈钦森让人去把那瓶珍贵的法国廊酒拿来。前一天晚上，他们在瓶口上开了个小洞；他们可以在临走之前把那瓶酒喝完。

最后，当他陪着他们俩走向河边的时候，他们都很兴奋，每个人的腿脚都有些不稳。在小船的中间部位，有一个用聂帕榈叶盖的遮棚，在遮棚底下，哈钦森早就铺好了一个坐垫。所有的船夫都是囚犯，他们刚从监狱里被押送出来，替白人划船，他们身穿破旧的纱笼，上面印着监狱的标记。他们手持船桨，等着他们上船。伊泽特和坎皮恩分别跟哈钦森握手道别，然后转身坐上了坐垫。船被推离了岸边。在那个阳光灿烂的下午，浑浊的河流宽阔而平静，就像被打磨之后的铜器，在暑热之中闪闪发亮。在他们前面很远的地方，可以看见河岸上绿树繁茂，枝叶纷披。他们俩都感到困乏，可是伊泽特呢，尽管那份沉重感已经慢慢地爬上他的身体，他还是想再抵抗一会儿，在这个抵抗的过程中，他多少发现有点儿好奇和有趣，于是他决定在抽完那支方头雪茄烟之前，不会让自己睡着。终于，烟头烧到了他的手指，他把烟头扔进了河里。

“我可要美美地睡上一觉了，”他说道。

“那么涌潮来了怎么办？”坎皮恩问道。

“哦，那个没问题。我们不必担心。”

他长长地打了个哈欠，而且声音很响。他感觉到四肢重得像铅一样。有那么一刻，他意识到困乏是一种美妙的感觉，然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突然间，他被惊醒了，坎皮恩在摇着他的身体。

“我说，那是什么？”

“你在说什么？”

他的语气颇有些被人打扰的意思，因为他依然睡意正浓，尽管如此，他还是顺着坎皮恩的手势望了过去。他什么也没听见，但是在很远的地方，他看见两三个带白色浪尖的波涛，一个连着一个。他们并没有显得十分惊恐。

“哦，我想那就是涌潮吧。”

“我们该怎么办？”坎皮恩大声说道。

伊泽特还没有完全醒过来。对于坎皮恩话音中的担心，他只报之以一笑。

“别担心。这些家伙会知道怎么做的。他们心里很明白该怎么做。不过我们的衣服会溅湿一点儿。”

正在他说话的时候，涌潮来到跟前了，来得很快，带着巨大的吼声，就像愤怒的大海发出的吼声一般，伊泽特发现，那浪头比他想象的要高得多、猛得多。他讨厌那浪头的形状，他紧了紧皮带，以免船被打翻之后，他的裤子会掉落下来。一转眼工夫，浪头就向他们砸了下来。那是一堵高大的水墙，它好像在他们头顶上轰然倒下；那堵墙大概有十多英尺高，但它的尺寸只能用你的恐惧来衡量。很明显，没有一艘小船能够抵挡这么高的一堵水墙。第一个浪头向他们砸下来时，就让他们浑身湿了个透，小船也装了一半水，然后紧接着就是下一个浪头向他们冲过来。划船的人员开始惊呼不已。他们拼命地划着船桨，掌舵的人员高声叫唤着命令。但是在那种湍急的河流中，他们帮不了忙，他们很快就发现小船完全失去了控制，所有人都一下子惊惶失措。水势汹涌，把小船掀起来，船的侧面向上，小船立在涌潮的浪尖上，随着河水跌跌撞撞地向前漂去。这时，又一个巨浪向他们打来，小船开始下沉。伊泽特和坎皮恩从原先他们俩休息的、带有遮棚的地方爬了出来，突然，小船从他们的脚底下滑了下去，他们俩都掉进水里，开始挣扎起来。河水在他们周围奔腾着、咆哮着。伊泽特的第一反应就是朝岸边游去，但是他的男仆哈桑对他大声叫着，要他抓住小船。有一会儿，他们所有人都照着他的话做了。

“你还好吗？”坎皮恩对他叫道。

“很好，这个澡洗得真爽啊，”伊泽特说道。

他想象着，等涌潮到了河流的上游，巨浪就会过去，只消几分钟，由于他们在河流的下游，周围的河水又会恢复平静。可是他忘了，他们这时正处于浪尖之上，向前漂流而去。浪头接连地向他们砸了下来。他们紧紧地抓住船舷的边缘，以及用聂帕榈叶盖的遮棚底下的支架。接着，一个更大的巨浪打在小船上，小船翻了个身，盖在他们所有人的头上，这下子，他们都失去了抓握的物体；除了一个光滑的船底，他们似乎已经没有东西可以依附了。伊泽特的双手在滑溜溜的表面上无助地滑行。但是小船在继续翻滚，他拼着死命朝着船舷的方向用力一抓，结果只感觉到船舷从他的手中滑脱。小船继续翻滚，他终于抓住了遮棚的框架。小船还在翻滚，只是翻滚得比较缓慢，于是他再一次努力，看小船底部有什么东西可抓。小船很有规律地翻滚着、翻滚着。他想，这一定是由于他们所有人都抓着小船的一边，于是他试图让船夫游到小船的那边去。他无法让这些人理解自己的意思。所有人都在大叫，巨浪带着单调而愤怒的咆哮声向他们打过来。每一次小船翻滚着、盖在他们头上的时候，伊泽特都被压到水里，他只有抓住船舷或遮棚的框架，才能再次露出水面。这样的挣扎是可怕的。没一会儿，他就累得气喘吁吁，感觉到全身乏力了。他感觉到自己无法坚持很久，但是他并不害怕，因为此时此刻，他的疲乏已经使他不是很在乎眼前发生的事情。哈桑就在他的身边，他跟他说自己已经疲惫不堪。他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冲向岸边，那距离也不过就是六十码，但是哈桑请求他不要那样做。他们依然在那些湍急而咆哮的巨浪之间向前漂流。小船在不停地翻滚，他们攀爬到小船的上面，就像笼子上的小松鼠。伊泽特吃了不少水。他感觉自己差不多完蛋了。哈桑没法帮助他，但是他在那儿，这是一种安慰，因为伊泽特知道，这个男仆生来就水性很好，游泳是一把好手。过了一两分钟，伊泽特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小船开始底部朝下变得稳当，他可以抓牢船舷了。他终于能够正常呼吸了，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正在此时，由马来人操纵的两只独木舟，乘着涌潮飞快地从他们的身边驶过。他们呼叫着请求帮助，但是那些马来人别过脸，弃他们而去了。他们看见是白人，所以不想惹什么麻烦。那些人处于安全的境地而不愿出手相助，反而漠不关心地离去，看见这种场景，真令人痛苦。突然，小船又开始翻滚起来，它慢慢地翻滚着，于是那悲惨的、耗人体力的攀爬活动又开始了。这种事情是会让人失去耐性的。但是刚才那一小段时间的喘息，给了伊泽特力气，使他能够再搏斗得长久一点。可没多一会儿，他就发现自己又上气不接下气了，觉得自己的胸都要炸开了。他的力气都用尽了，这时候的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力气游到岸边。突然，他听见一声叫喊。

“伊泽特，伊泽特。救救我。救救我。”

那是坎皮恩的声音。那是一声痛苦的呻吟。那声音一直穿透到伊泽特的神经末梢。坎皮恩，坎皮恩，他去管那个坎皮恩干啥呢？一阵恐惧攫住了他，那是一种隐秘的、动物性的恐惧，这种恐惧给了他新的力量。他没有作出回应。

“帮我，快，快，”他对哈桑说道。

哈桑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一支船桨神奇地漂浮到离他们很近的地方，他把船桨推到伊泽特手可以触及的地方。他把一只手放在伊泽特的胳膊底下，他们划着水，离开了小船。伊泽特的心在怦怦直跳，他感到呼吸困难。他感到既疲乏，又恐惧。浪头打在他的脸上。河岸似乎非常遥远，令人害怕难以抵达。他觉得自己根本游不到岸边。那男仆突然大声说，他可以触到底了，于是伊泽特伸下腿去试了试；但是他什么也没有触到；他又拼命地划了几下，眼睛死盯着岸边，再试了一下，他感到自己的脚陷在厚厚的污泥之中。他暗自庆幸。他继续在污泥中挣扎着，河岸就在眼前，污黑的烂泥淹没到他的双膝；他往上爬着，拼命想挣脱这残忍的、令人痛苦的河水；当他爬到岸上，他发现一块小小的平地，周围长满了高高的茂密的杂草。他和哈桑两人重重地倒在上面，四肢张开地躺了一会儿，就像是死人一般。他们太累了，一动也不能动。他们俩从头到脚都粘满了污黑的烂泥。

但是没过一会儿，伊泽特的脑子就开始工作了，一阵巨大的悲恸袭上心头。坎皮恩被淹死了。这太可怕了。他不知道自己回到吉所罗之后该如何解释这场灾难。他们会责怪他的；当他看见涌潮来临的时候，他应该记得涌潮这回事儿，并且告诉掌舵的人及时靠岸，把小船系在岸边。这不是他的错，这是掌舵人的错，他了解这条河流；他为什么没有想到要躲到安全的地方去呢？他凭什么认为有可能渡过那种可怕的激流呢？伊泽特一想到那湍急的潮水像一堵墙一样向他们倾倒下来，他的四肢就发抖。他必须找到他的尸体，把它运回吉所罗。他不知道其他船夫是否也有淹死的。他浑身乏力，无法动弹，但是哈桑站起身来，把自己纱笼上的水拧干；他去察看了一下河流，迅速回到伊泽特的身边。

“老爷，有一艘小船过来了。”

白茅草挡住了伊泽特的视线，他什么也看不见。

“大声叫他们过来，”他说。

哈桑一溜烟地不见了，他爬到一根伸到河面上方的树枝上；他大声叫着，挥着手。随后，伊泽特就听见有人说话。那是他的男仆与船主人之间匆匆的交谈，不一会儿，他的男仆就回来了。

“他们看见我们翻船的，老爷，”他说，“涌潮一过，他们就开船过来了。河对岸有一个连体农舍。如果你愿意到河的那边，他们就会给我们换上纱笼，还给我们吃的，我们可以睡在那儿。”

面对这奸诈而危险的河水，伊泽特一时间都不能相信自己的判断。

“另一位老爷怎么样啦？”他问道。

“他们不清楚。”

“如果他被淹死了，他们必须找到他的尸体。”

“还有一艘船已经往上游去了。”

伊泽特不知道该怎么做。他已经麻木了。哈桑的手臂搂着他的肩膀，搀扶他站立起来。他艰难地穿过茂密的杂草，走向河边，他在那里见到一只独木舟，里面坐着两个迪雅克人。河流已经恢复平静，正迟缓地流着；洪波巨浪已经过去，谁也不会想到，就在一刻钟之前，在这么平静的河面上曾经是一片狂风暴雨的海洋。两个迪雅克人把刚才跟男仆说过的话再跟他说了一遍。伊泽特已经说不出话来。他觉得自己要是一开口，必定会哭得泪流满面。哈桑扶他上了船，迪雅克人开始向河岸对面划去。出于恐惧，他渴望有一支烟，但是他的烟和火柴都装在后裤兜里，现在全都浸湿了。这条河似乎宽得永远也渡不过去。夜色降临了，当他们抵达对岸时，天边已经亮起了几颗星星。他踏上河岸，两个迪雅克人中的一个把他带到连体农舍。但是哈桑却抓起他刚扔下的那支船桨，与另一个迪雅克人一起划着船，回河里去了。两三个男人和几个孩子过来看望伊泽特，在一片嘈杂的人声中，他爬上了连体农舍。他登上梯子，被带到专供年轻人睡觉的场所，不时听见有人跟他打招呼，并作出兴奋的议论。人们匆忙地为他铺了几张藤席作为他的卧榻，他就重重地躺倒在上面。有人给他送来一坛子亚力酒，他喝了好久才喝完；这酒又涩又辣，喝完了嗓子里火辣辣的，但这酒给他的心里带来了温暖。他脱下衬衫和长裤，换上一条人家借给他的干爽的纱笼。偶然间，他瞥见一弯黄色的新月，新月朝上弓着身子，这给了他一种清新的、几乎是感官上的快乐。他忍不住想到，要是不巧，此刻自己很可能是随着潮水向上游漂去的一具尸体。此刻的月亮在他眼里，从来没有那么可爱过。他开始感觉到饥饿，于是提出要吃点米饭。一个女人走进一个房间去准备了。他这时体力已经恢复了许多，于是开始重新思考回到吉所罗之后该如何向人解释。没有人会过于责怪他，因为他当时睡着了；他的确没有喝醉，哈钦森可以替他作证，而且他怎么会料到那个掌舵的人竟然是个大混蛋呢？说到底就是倒霉。但是一想到坎皮恩，他还是忍不住打了个寒噤。终于，有人给他端上来一大盘米饭，正当他要开始吃饭时，一个人惊惶失措地跑了进来。

“那个老爷来了，”他大声说道。

“什么老爷？”

他跳了起来。门口只听见人声鼎沸，他向前跨出了一步。哈桑从黑压压的人群中快步向他走来，然后他听见一个人说话。

“伊泽特。你在吗？”

坎皮恩向他走来。

“哎呀，我们又见面了。感谢上帝，真是万幸啊，可不是吗？看来你已经把自己搞得挺舒服的了。哎哟，我要是有一杯酒就好了。”

湿漉漉的衣服粘着他的身体，他浑身都是泥巴，而且头发蓬乱。但是他的精神状态很好。

“我不知道这些家伙把我带到哪里来了。我打定主意，今天晚上一定要睡在岸上。我还以为你淹死了呢。”

“这儿有一点亚力酒，”伊泽特说。

坎皮恩用嘴凑着坛子喝着，他把酒泼得到处都是，但还是继续喝着。

“爽啊，可是说真的，这酒厉害。”他看着伊泽特，咧嘴笑着，露出他那已经爆裂而且变色的牙齿。“我说，老伙计，看你的样子，你要是洗个澡会好很多。”

“我等一会儿再洗。”

“好吧，那我也等一会儿。叫他们给我弄条纱笼来。你是怎么逃出来的？”他没有等他回答。“我以为我已经死了。我能得救，完全是靠这里的两位运动好手。”他乐呵呵地朝两名迪雅克囚犯点着头，示意是他们两个人，那两个人，伊泽特依稀记得是他们原先船夫中的成员。“他们两人在我身边，一边一个，一直抓着那艘倒霉的小船不放，后来他们发现我已经筋疲力尽了。我再也挺不下去了。他们朝我做手势，表示我们可以冒险游到岸边去，但是我觉得自己没有那个力气。天哪，我一辈子都没那么累过。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的，反正他们抓住了我们俩原先躺着休息的那只坐垫，把它卷成一个卷儿。他们真是运动好手。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把我抛下，去救他们自己呢。他们把那卷东西给了我。我觉得那东西就是一个破烂的救生带，但我想到一句古话，说一个人快淹死时，捞着一根救命草，总比没有好。于是我抓着那个破东西，他们两人一边一个，把我拽到了岸上。”

坎皮恩绝处逢生，有了那次危险的经历，他变得异常兴奋，话也比往常更多了；但是伊泽特几乎没有听他说话。他又一次听见坎皮恩痛苦的呼救声，那声音非常真切，好像那些话语还在空中回响，他因为感到害怕而难受。他的神经隐隐约约地感受到一阵阵惊恐。坎皮恩还在说话，可他是否为了掩饰自己的想法才这样说话的呢？伊泽特仔细地察看那一双闪亮的蓝眼睛，希望能读出那一系列话语的背后真实的涵义。那里面是否流露出凶狠的一瞥，或者含有一点尖刻的讽刺？他是否知道，伊泽特曾经自顾逃命，将他抛弃，任凭命运之手加以处置？他在内心感到羞愧。但是话又说回来，在当时的情况下，他能够做些什么呢？在那一时刻，所有人都会争先恐后，各自逃命的。但如果到了吉所罗，坎皮恩跟人家说，伊泽特把他抛弃了，人家会怎么议论呢？他应该留在他身边陪着他，此时此刻，他真心希望自己当时真的留在他的身边，但是，但是另一个想法占了上风，他做不到。有谁能责怪他呢？没有人，只要他见识过那奔腾汹涌的激流，就不能责怪他。啊，那一片河水，那种疲惫感，简直可以让人哭出来！

“如果你跟我一样感到饿了，不妨就这盘米饭好好地吃上一顿吧，”他说。

坎皮恩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但是伊泽特只吃了一两口，就感到自己没了胃口。坎皮恩不停地在说话。伊泽特将信将疑地听着。他觉得自己必须警惕，所以他饭没怎么吃，但亚力酒倒喝了不少。他开始感到有点儿醉了。

“我回到吉所罗，一定会被骂得臭死的，”他怯生生地说道。

“那是为什么？”

“我是被派来照顾你的。他们会觉得我很笨，以致于弄得你差点淹死。”

“那不是你的错呀。那是那个掌舵的大笨蛋的错。再说啦，我们不都活得好好的嘛，这才是重要的呢。说真的，我觉得自己死过一次了。当时我大声地叫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见。”

“没有，我什么也没听见。那时候声音那么嘈杂，不是吗？”

“也许你当时就已经离开了。我不是很清楚你什么时候离开的。”

伊泽特警觉地望着他。是不是由于他的幻觉，发现坎皮恩的眼神中有些异样？

“当时真是一片混乱，”他说。“我累得筋疲力尽。我的男仆扔给我一支船桨。他向我保证说你一切都很好。他告诉我说，你已经上岸了。”

那支船桨！他应该把那支船桨让给坎皮恩，并且告诉哈桑去救他，因为哈桑是个游泳能手。这一次，会不会又是他的幻觉，发现坎皮恩朝他迅速地投来一个搜寻的眼神？

“真希望我当时能帮上你更多的忙，”伊泽特说。

“哦，我敢肯定，你当时照顾自己都应付不过来呢，”坎皮恩回答说。

头人给他们俩带来了几杯亚力酒，他们俩尽兴地喝了。伊泽特的头开始晕眩，于是提议他们俩都睡上一觉。床都替他们俩铺好了，还挂好了蚊帐。明天一大早，他们俩就要沿着河流，完成他们剩下的行程。坎皮恩的床就在他的床边，没一会儿，他就听见他开始打鼾了。他一躺下就立刻睡着了。那天晚上，连体农舍的年轻人和充当那艘小船船夫的囚犯们聊到很晚才睡。这时，伊泽特的头开始疼得厉害，而且他无法思考。破晓时，当哈桑把他唤醒时，他感觉自己根本就没有睡着过。他们的衣裤都已经洗净、晾干，但是当他们走在通往河边的小径上时，衣裤还是湿漉漉的。普拉胡帆船正在河边等着他们。他们轻松地划着船。清晨是可爱的，河面开阔而平静，河水在晨曦中熠熠发光。

“感谢上天，活着真好啊，”坎皮恩说道。

他很邋遢，而且胡子拉碴的。他作着深呼吸，嘴巴半张着，撇向一边，而且龇着牙笑着。你可以明显地看到，他对呼吸这件事情感觉特别美好。面对着蓝天、阳光和青翠的树木，他感到愉快。伊泽特恨他。他可以确定，这个早上，他的举止行为有异于往常。他不知道怎么办。他想过要请求他的宽恕。他的行为就像一个小市民，但他已经感到后悔，他愿意尽一切努力重新获得一次机会。可这事儿，要是换了别人，也会像他那样做的。如果坎皮恩把他告发了，他就完蛋了。他再也不能住在森布卢了；在婆罗洲，在海峡殖民地

[8]

，他将名声扫地。如果他向坎皮恩忏悔，他自然是可以让坎皮恩保证守口如瓶的。但是他会信守诺言吗？他瞥了他一眼，一个狡猾的矮个子：这样的人怎么可以信得过呢？伊泽特想起自己前一天晚上说过的话。当然，那些话都不是真的，但是谁又会知道呢？退一万步说，谁能证明他当时不是真心实意地以为坎皮恩已经脱险了呢？不论坎皮恩说什么，那都不过是他个人指责伊泽特的话；他可以笑笑，耸耸肩，说坎皮恩丧失了理智，他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况且，还不能确定坎皮恩是否相信了他编的故事呢；在那个可怕的生死关头，他不可能什么事情都记得清清楚楚的。他忍不住想再回到刚才那个话题，但又怕旧话重提，会引起坎皮恩的怀疑。他必须
三缄其口。这是他安全自保的唯一机会。当他们抵达吉所罗时，他可以抢先说出他的那个故事版本。

“现在要是还有一支烟抽的话，”坎皮恩说，“我就是彻底的幸福了。”

“到了轮船上，我们应该能够抽上几根劣质香烟吧。”

坎皮恩浅浅地一笑。

“人类是很不理性的动物，”他说。“起初，我觉得自己能活着，已经很高兴了，别的什么也不想了，可是现在呢，我开始对丢失了我的笔记，我的照片，我的剃须用具而感到遗憾。”

这个想法，伊泽特早就形成了，它潜伏在他意识的背后，前一天晚上，他一直拒绝这个想法进入他的意识。

“我向上帝祷告，他要淹死该多好。那样，我就安全了。”

“船就在那儿呢，”坎皮恩突然叫了起来。

伊泽特环顾四周。他们已经到达了河口，“苏丹艾哈迈德”号轮船在等着他们。伊泽特的心一沉：他忘了这艘船上有一个英国船长，他一定会知道他们的冒险经历。坎皮恩会怎么说呢？船长的名字叫布雷登，伊泽特经常在吉所罗遇见他。他为人直率，长着一绺黑髭须，举止轻松活泼。

“快来吧，”他们划着船过去时，他向他们喊道，“我从天一亮就等你们到现在啦。”但当他们登上轮船之后，他的脸色一沉。“哦嗬，你们怎么啦？”

“给我们一点喝的，你会听到整个故事的，”坎皮恩说道，咧着嘴奸佞地笑着。

“跟我来。”

他们坐在遮棚底下。桌子上放着几个杯子、一瓶威士忌加苏打水。船长下达了命令，几分钟之后，他们就在一片轰隆声中启航了。

“我们遭遇到涌潮了，”伊泽特说道。

他觉得自己必须说些什么。虽然喝了酒，但他的嘴还是干燥得厉害。

“是吗？老天爷！你们没有淹死，真是命大呀。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虽然他是对着伊泽特说话，因为他认识他，但是回答的人却是坎皮恩。他讲述了整个事件，非常准确，而伊泽特则紧张而专注地听着。坎皮恩讲到故事前半部分的时候用的是复数人称，但是讲到他们掉进水里的时候，却改用单数人称了。起先是他们
做了一些什么，现在却是他自己
怎么样了。他把伊泽特撇在了一边。伊泽特不知道自己应该放心呢还是应该小心。他为什么不再提到他了呢？是因为在那个生死关头，他只是想到了自己，还是——他已经知道
了？

“那么你怎么样呢？”船长布雷登说着，把脸转向了伊泽特。

伊泽特正想回答，坎皮恩又说话了。

“我一直以为他已经被淹死了，直到我来到河的对岸。我不知道他是怎么逃出来的。我想他大概连自己也不知道吧。”

“当时我眼睛一眨就过去了，”伊泽特大笑着说道。

坎皮恩为什么说那些？他无意中碰见了他的眼神。现在他可以确定的是，他的眼睛里有一丝愉悦的神情。他无法确定真相，这太可怕了。他感到惊恐。他感到羞愧。他怀疑自己可能无法控制现在或以后的谈话，以至于到了吉所罗，他要去询问坎皮恩自己讲述的是不是同一个故事。故事里没有什么东西会引起任何人的怀疑。可即使没有其他人知道这件事儿，坎皮恩还是知道的。他差点儿把他害死了。

“不管怎么说，我觉得你们俩能够活着，算是命大的，”船长说。

船到吉所罗只需要很短的时间，当他们沿着森布卢河行驶的时候，伊泽特忧心忡忡地望着河的两岸。河岸上是被流水冲刷后的海榄雌和聂帕榈，身后是茂密而葱绿的丛林；在果树当中，鳞次栉比的，到处都是马来人的屋舍。他们靠岸的时候，夜幕已经降临。警官戈林走上船来，跟他们握了握手。当时他正住在那间别墅里，早在他着手准备会见那些土著乘客的时候，他就跟他们说，他们会发现还有一个名叫波特的人也住在那里。他们所有人都会在吃晚饭的时候会面。男仆们负责去照管他们的装备，坎皮恩和伊泽特则出去散步了。他们洗了澡，换了衣服，到了八点半，四个人在公共休息室里一边会面，一边喝着果子酒。

“我说啊，这个布雷登跟我说你们差点淹死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啊？”戈林一边走进来，一边说道。

伊泽特感到自己脸上发烧，但是他还没有开口，坎皮恩就插进来说话；伊泽特似乎肯定地认为，他说话的目的是想提供他所选择的故事版本。他因羞愧而焦躁不安。可是，没有一句话是贬损他的，也没有一个词提到他；他不知道那两个听故事的人——戈林和波特，发现他被撇在一边，是否会感觉奇怪。当坎皮恩接着讲故事的时候，他急切地望着他；他讲故事的方式挺幽默；他并不掩饰他们当时的危险境遇，但他是以玩笑的口吻讲述的，所以两个听故事的人一边听一边大笑，笑他们当时所处的窘境。

“有一件事情我一直觉得好笑，”坎皮恩说，“就是当我被救到岸边时，我浑身漆黑，从头到脚都是烂泥。我觉得我真的应该跳进河里去洗一个澡，但是你知道，我当时已经在那条要命的河里挣扎得太久，所以我对自己说：不，看在上帝的分上，就让我肮脏好啦。直到我走进那间连体农舍，看见伊泽特跟我一样浑身漆黑的时候，我知道他的感受也跟我的一样。”

他们笑着，伊泽特也强迫自己一起笑着。他注意到，坎皮恩在讲故事时所用的词语，和他跟“苏丹艾哈迈德”号轮船的船长讲故事时所用的词语完全一样。那只有一种解释；他知道真相，他知道一切，并且早就策划好了该怎样讲述这个故事。坎皮恩在陈述事实的同时，故意把那些肯定会败坏伊泽特名声的部分省略掉，他的手腕是恶毒的。但是他为什么留着一手呢？对于一个在他的生死关头冷酷地抛弃他的人，竟然不感到轻蔑和愤怒，这并不像是他的为人。突然，一个灵感闪过脑际，伊泽特明白了：他留着真相，是要告诉驻地长官威利斯。一想到要去面见威利斯，伊泽特就浑身起鸡皮疙瘩。他可以抵赖，但是他的抵赖有用吗？威利斯可不是傻瓜，他可以去质问哈桑；哈桑难保一定不会说出真相；哈桑会告发他的。那样的话他就死定了。威利斯会向他建议，他最好回英国老家去。

他头痛得就像裂开似的，吃过晚饭之后，他来到自己的房间，因为他想一个人呆着，那样可以构思一个行动计划。一会儿，他就有了一个想法，那想法使他浑身一阵热一阵冷的：他知道，他一直防范了这么久的秘密，其实是一个世人皆知的秘密。他突然间对这一点确信无疑。为什么他会有那双明亮的眼睛，有那身黝黑的皮肤？为什么他那么轻易地会说马来语，那么快就学会了迪雅克语？他们当然知道。还自以为他们会相信自己编的故事，什么西班牙籍的外婆，真是太傻了！当他告诉他们的时候，他们肯定在暗自发笑，他们在背地里一定把他叫做黑鬼。这时，还有一个想法在折磨着他，他问自己，是不是他血管里流着的那一滴肮脏的土著人的血，使他在听见坎皮恩呼救的时候丧失了勇气。毕竟来说，在那种时候，任何人都会惊惶失措；平心而论，为什么他就应该牺牲自己的生命，去营救一个他并不怜爱的人的生命呢？那是荒唐的。可是在吉所罗，他们当然认为只有那样做才是对的；他们是不会体谅的。

最后他还是上床了，但是在他翻来覆去折腾了天知道有多长时间，终于睡着了之后，他被一个噩梦惊醒了；他好像又掉进了那汹涌的潮水之中，小船在不停地翻滚着，翻滚着；然后就是拼命去抓那船舷时的挣扎，船舷从他的手中滑脱时的痛苦，还有奔腾着没过他头顶的河水。天亮时，他眼睛睁得大大的。他唯一的机会就是去面见威利斯，抢先说出他的故事版本；他仔细推敲他将要说的话，拣选他将要使用的确切词语。

他很早就起身，为了避免见到坎皮恩，他没吃早饭就出门了。他沿着大路走着，直到他知道驻地长官应该已经在办公室的时候，他才又走了回来。他报上自己的姓名，随后由人陪着走进威利斯的房间。威利斯略微有些上了年纪，头发灰白而稀疏，脸长长的，而且泛黄。

“看见你能够安全地回来，我很是高兴，”他跟伊泽特握着手说道。“听说你差点淹死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啊？”

伊泽特穿戴着干净的帆布裤和一尘不染的遮阳帽，是一个整洁的男人。他的一头黑发梳得整整齐齐，一绺髭须也经过修剪。他的外表端正，俨然一副士兵的样子。

“我觉得我最好过来立即跟您说一下情况，长官，因为您吩咐过，让我照顾坎皮恩的。”

“有话就直说吧。”

伊泽特讲述了他的故事。他轻描淡写地谈了一下当时的危险情况。他想让威利斯觉得没有发生什么大事。要是他们出发得早一点，就不会发生翻船的事儿。

“我催过坎皮恩，让他早点走，但是他已经喝了两三杯了，其实，他不想走。”

“他喝醉了吗？”

“这个我不知道，”伊泽特和善地微笑着。“我应该说，他绝对清醒。”

他继续讲着自己的故事。他用婉转的方法暗示，坎皮恩有点儿丧失了理智。当然，对于一个不太会游泳的人来说，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他，伊泽特，一直关心坎皮恩胜过关心他自己；他知道唯一的机会就是保持冷静，就在他们翻船的时候，他发现坎皮恩在大呼小叫。

“你不能就这件事情责怪他，”驻地长官说道。

“当然，我尽我所能，做了我能为他做的一切，长官，但事实上，我帮不上什么大忙。”

“行啦，关键是你们俩都逃出来了。要是他淹死了，我们所有人都会有麻烦的。”

“我觉得在您见坎皮恩之前，我最好先过来跟您说一下情况，长官。我猜想他很有可能会乱讲一气的。把事情夸大是不对的。”

“总体上来说，你们俩的说法还挺吻合的，”威利斯说，微微一笑。

伊泽特茫然地望着他。

“你今天早上没见到坎皮恩吗？我听戈林说发生了一些麻烦。昨天晚上吃过晚饭，我离开‘屯堡’回家时路过你们那儿。我看了一下，你已经上床睡觉了。”

伊泽特感到浑身战栗，他使出很大的劲儿，想保持镇定。

“顺便问一句，是你先逃出来的是吗？”

“我真的不知道，长官。您想啊，当时乱成了一团呢。”

“如果你比他早到岸上，那就肯定是你先逃出来的。”

“我猜是这样的。”

“好啦，谢谢你来告诉我，”威利斯说着，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他站起来时，把几本书撞翻到了地板上。书掉下来的时候，突然发出砰的一声。这突如其来的声音使伊泽特极为震惊，他倒抽了一口冷气。驻地长官很快地瞥了他一眼。

“我说啊，你现在的精神状态真够呛的。”

伊泽特战栗着，无法自控。

“我很抱歉，长官，”他喃喃地说道。

“我估计你们都受了惊吓。你最好这几天好好地休息一下。你可以去找医生，让他给你开点药。”

“我昨晚没有睡好。”

驻地长官点着头，似乎表示理解。伊泽特离开了房间，当他出门时，他的一个熟人停下脚步，为他大难不死而表示祝贺。他们都知道了。他向别墅的方向往回走。他一边走着，一边心里重复着刚才跟驻地长官讲述的故事。这个故事真的和坎皮恩讲的一模一样吗？他毫不怀疑，驻地长官已经听坎皮恩讲过这个故事了。他昨天那么早就上床睡觉，真是太傻了！他绝不应该让坎皮恩逃出他的视线。为什么驻地长官只是听着，而不告诉他已经知道这一切了呢？这时，伊泽特责骂自己刚才不该暗示说坎皮恩喝醉、丧失了理智。他说那些是想败坏他的名声，但他这时明白了那样做是愚蠢的。而且为什么威利斯提到是他先逃出来的呢？也许他也是留着一手；也许他会进行调查的；威利斯这个人是很鬼的。可是坎皮恩到底说了些什么呢？他必须知道；无论以什么代价，他都必须知道。伊泽特心潮起伏，他觉得自己几乎无法控制自己的思想了，但是他必须保持平静。他觉得自己就像是一只被猎杀的动物。他不相信威利斯会喜欢他；有一两次在办公室里，他责怪他不够仔细；也许他只是在等待，直到他了解了所有真相。伊泽特几乎疯狂了。

他走进别墅，在那里，坎皮恩正伸直了两腿，坐在一张长椅上。他在读报，那些报纸是他们在丛林里、不在家的那段时间送来的。看着这个矮小、肮脏的男人，伊泽特感觉到一阵隐隐的仇恨涌上心头，就是这个男人把他牢牢地握在手心里。

“你好啊，”坎皮恩抬起头来说道。“你到哪儿去啦？”

在伊泽特看来，他的眼睛里似乎充满了嘲笑和讽刺。他攥紧了拳头，呼吸开始急促起来。

“你跟威利斯到底是怎么说我的？”他唐突地问道。

他提了一个没头没脑的问题，而且语气十分粗鲁，坎皮恩略带诧异地瞥了他一眼。

“我觉得我没怎么说你呀。怎么啦？”

“他昨天晚上来过了。”

伊泽特急切地望着他。他愤怒地皱起眉头，双眉凝结在一起，试图看透坎皮恩的想法。

“我跟他说你头痛，上床睡觉了。他想了解一下我们的不幸遭遇。”

“我刚去见过他。”

伊泽特在宽敞而阴凉的房间里来回踱步；这时，虽然时间还早，但是太阳已经很热，而且刺眼。他感觉自己像热锅上的蚂蚁。他感到愤怒，但找不到理由；他可以掐住坎皮恩的喉咙，把他勒死，但是由于他不知道在跟谁斗争，他自觉软弱无力。他感到疲乏、难受，他的神经在震颤。突然，刚才给他以力量的那股怒火退却下去，他的心里充满了沮丧。在他血管里流着的似乎不是血，而是水；他的心沉甸甸的，他的双膝似乎无法再支撑他的身体。他觉得，如果他不克制自己，就会哭出声来。他感到自己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人。

“你去死吧，我对天发誓，我但愿自己从来就没见过你，”他大声说道，一副可怜样儿。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啊？”坎皮恩问道，他感到震惊。

“噢，别装了。我们都装了两天了，我感觉烦透了。”他的调门升高了，声音变得尖厉，它从那个强壮的男人嘴里发出来，很是异样。“我感觉烦透了。我的确是自顾逃命了。你呼救的时候，我没去救你。我知道自己是个孬种。可是我挺不住啊。”

坎皮恩慢慢地从椅子里站起来。

“你在说些什么哪？”

他那惊讶的语气是真心实意的，这反倒让伊泽特非常吃惊了。一阵寒慄穿过他的脊梁骨。

“你在呼救的时候，我害怕得要死。我正好抓到一支船桨，于是就叫哈桑帮助我逃跑了。”

“你那样做是再明智不过的呀。”

“我挺不住。我什么事也做不了。”

“当然做不了。当时我那样子呼救真是傻透了。那是在浪费气力，我那时候需要的就是气力。”

“你是说，你不知道？”

“当那两个人把坐垫交给我的时候，我还以为你还抓着船呢。我脑子里在想，我是比你先逃出来的。”

伊泽特双手扶着头，发出一声绝望而嘶哑的惨叫。“我的天哪，我真是个大笨蛋！”

他们两人站在那儿，互相对望了一会儿。那寂静似乎是永恒的。

“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伊泽特最后问道。

“噢，我亲爱的伙计，别担心。我也经常会怕得要死，哪有工夫去责怪别人表现得胆儿小呢。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

“好的，但是你知道。”

“我向你保证，你可以信任我。另外，我在这儿的工作也做完了，马上就要回去了。我要去赶下一班开往新加坡的轮船。”坎皮恩停顿了一下，若有所思地对着伊泽特看了一会儿。“我只有一件事情想求你：我在这儿交了不少朋友，我对一两件事情有点儿敏感；你跟别人说起我们那个翻船的故事的时候，你最好不要跟他们提起我那些傻乎乎的举动，那样的话，我会万分感激。我不想让这里的人认为我当时丧失了理智。”

伊泽特暗自感到羞愧。他回想起自己跟驻地长官说过的话。这情形，就好像坎皮恩一直都在他的背后偷听他说话一样。他清了清嗓门。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会以为我会做那种事情的。”

坎皮恩带着一副和善的样子，咯咯地笑着，他的蓝眼睛里充满了愉悦的神情。

“因为胆怯，”他回答道，然后，他咧嘴笑着，露出他那已经爆裂而且变色的牙齿：“抽一支雪茄吧，小伙子。”

[1]
连体农舍（long house），马来亚、印尼地区的一种集体农舍。

[2]
亚力酒（arak），一种亚洲产烈酒，由椰子酒或甜米酒提炼而成。

[3]
酒神的女祭司（maenad），原指古希腊神话人物Maenades，或译迈娜得斯，酒神狄俄倪索斯的女伴之一。这里泛指狂暴的女人。

[4]
温切斯特公学（Winchester），英国著名的贵族寄宿学校，创建于1382年。温切斯特位于英格兰东南部，历史上曾经是英格兰的首都，著名景点有温切斯特大教堂。

[5]
哈罗公学（Harrow），英国著名的男生寄宿学校，创建于1571年。哈罗位于英格兰东南部。

[6]
哈奇（Hutchie）是哈钦森（Hutchinson）的昵称。

[7]
锡那罗亚（Sinaloa），墨西哥西部太平洋沿岸一州。

[8]
海峡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指18世纪末以后英国在马六甲海峡沿岸的殖民地，包括槟榔屿、新加坡、马六甲、纳闽岛。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逐渐解散。

信

窗外的码头上，太阳火辣辣的。摩托车、卡车、公共汽车、私人轿车和出租车，在拥挤的大街上川流不息，所有的司机都在摁着喇叭；人力车夫在人群中灵活地穿梭，气喘吁吁的劳工们互相喊着号子，借以调整呼吸；苦力们扛着沉重的大包，侧着身子用飞快的碎步向前奔跑，嘴里还大喊着要行人让道；流动的小商贩们叫卖着自己的小玩艺儿。新加坡是一个五方杂处的地方；各种肤色的人都聚集在一起，有黑皮肤的泰米尔人、黄皮肤的华人、棕色皮肤的马来人，还有亚美尼亚人、犹太人和孟加拉人，他们用吵闹的声调互相打着招呼。但是在里普利、乔伊斯和内勒三位律师开设的合伙律师事务所里，却显得凉爽而宜人；跟阳光灿烂、尘土飞扬的大街相比，这里显得昏暗，大街上是永无休止的嘈杂声，而这里却是一片舒适和宁静的气氛。乔伊斯先生坐在他自己办公室的写字台前，一台电风扇正对着他使劲地吹着。他仰靠着椅背，两肘搭在椅子的扶手上，两手的指尖互相顶在一起。他目不转睛地看着前方长长的书架上已经翻烂的卷帙浩繁的《判例汇编》。壁橱顶上放置着几个涂过漆的方形铁皮盒子，盒子上写着各个诉讼委托人的姓名。

有人敲门。

“进来。”

一个身穿整洁的白色帆布裤的华人职员开了门。

“克罗斯比先生来了，先生。”

他的英文说得很漂亮，每个词的发音都很准确。乔伊斯先生经常对他能掌握这么大的词汇量而感到惊讶。他叫黄志成，广东人，曾在格雷律师学院

[1]

学习法律。为了将来自己独立开业，他正在里普利、乔伊斯和内勒的合伙律师事务所里做为期一两年的见习生。

“带他进来吧，”乔伊斯先生说。

乔伊斯先生站起来和客人握手，然后请他坐下。他站起来时，阳光照在他的身上。乔伊斯先生的脸依然在遮荫里。他生性沉默寡言，这时，他盯着罗伯特·克罗斯比看了好久，没有说话。克罗斯比身材高大，有六英尺多高，肩膀稍宽，肌肉发达。他是个种植园主，常常在种植园里徒步行走，借以锻炼身体；干完一天的活之后，他还要打网球，借以放松筋骨。他的皮肤被太阳晒得黝黑。他那双毛茸茸的手，还有那双装在笨重的靴子里的脚，都是硕大的；乔伊斯先生心想，这只巨大的拳头抡出去，可以轻易地把弱小的泰米尔人置于死地。但是他那双蓝眼睛里却没有一丝凶相；它们充满了信任和温柔；他的脸庞宽大，其貌不扬，但却显得开放、坦率而真诚。不过这个时候，他的脸色非常沮丧，一副瘦削、憔悴的样子。

“看来你这两个晚上没有睡好啊，”乔伊斯先生说。

“是的，没睡好。”

这时，乔伊斯先生注意到了那顶宽边双檐的旧毡帽，它是克罗斯比刚放在桌子上的，然后他的眼光移到了他的卡其布短裤，短裤底下露出了毛茸茸的红色大腿，他那条领口敞开的网球衫，没有配领带，然后是那条卷起了袖子、脏兮兮的卡其布外套。他这副样子活像是在橡胶林中长途跋涉之后刚刚钻出来。乔伊斯先生微微皱了下眉头。

“要知道，你必须打起精神。你必须保持冷静。”

“哦，我还好。”

“今天见过你的妻子吗？”

“没有，今天下午就去看她。你也知道，他们竟然逮捕了她，真他妈的太不像话了！”

“我想这是他们必须做的。”乔伊斯先生平静、柔和地回答道。

“我本来以为他们会让她保释出来。”

“案情很严重呢。”

“真他妈的见鬼！她只是做了任何一个良家妇女在那种情况下都会做的事情，不过她们十之八九没有她的胆量罢了。莱斯莉是世上最善良的女人，连一只苍蝇也不忍心打死呀。老兄，我真倒霉啊！我跟她结婚十二年了，难道还不了解她吗？上帝啊！假如那个男人落到我手里，我非要拧断他的脖子，我会毫不犹豫地宰了他。换了你也不会饶了他。”

“我亲爱的伙计，大家都同情你。谁也不为哈蒙德辩护。我们打算救她出来。我想，不论陪审团还是法官，他们一定会在对她宣判无罪之后才肯离开法庭的。”

“这完全是一幕闹剧，”克罗斯比气急败坏地说。“首先，她本来就不该被捕；还有，那可怜的女人吃尽了苦头，还要让她经受审判的折磨，这太可怕了。我到新加坡以来碰到过的男人或女人，没有谁不对我说莱斯莉那样做是合理的。居然把她关在监狱里几个星期，我觉得太可怕了。”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嘛。不管怎么说，她承认自己杀了那个男人。这很棘手。我对你们夫妇俩深表同情。”

“我算不了什么啦，”克罗斯比插了一句。

“但事实是她已经杀了人，在文明社会里，审判是不能避免的。”

“除掉一个无赖恶棍也算杀人吗？她枪杀他，正如杀死一条疯狗。”

乔伊斯先生又仰靠在椅背上，两手的指尖再次互相顶在一起，像是搭起了一个屋顶框架。他沉吟片刻。

“有一点使我稍微有些担心，”他终于开口说道，语气平和，一双褐色的眼睛冷静地盯着他的诉讼委托人。“如果这一点我不告诉你，作为你的法律顾问，我就不够称职。如果你的妻子朝哈蒙德只开一枪，整个案件的处理就会顺利得多。不幸的是，她开了六枪。”

“她的解释十分简单。在那种情况下，谁都会那样做的。”

“或许如此，”乔伊斯先生说。“当然，我认为她的解释是很合理的。但是，我们要是回避事实也没有好处。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上考虑问题，那样总是有好处的。我不能否认，要是我现在是代理王国政府来起诉的话，我会特别对这一点提出质疑。”

“我亲爱的伙计，只有白痴才会那样做。”

乔伊斯先生向罗伯特·克罗斯比瞪了一眼。他那棱角分明的嘴唇上露出一丝淡淡的微笑。克罗斯比是个好人，但不够聪明。

“或许这个问题不很重要，”律师回答说，“但我认为有必要提醒你一句。你不用等很长时间的，等一切都结束了，我建议你跟你妻子离开这儿，到其他地方去旅游一次，把这一切都忘掉。尽管我们可以断定她会无罪释放，但这种审判还是很费神的，你们两位到时候都需要休息。”

直到这时，克罗斯比的脸上才第一次露出笑容，这使他的面部发生了奇特的变化。你忘记了他那副凶相，看到的只是他那美好的心灵。

“我觉得我比莱斯莉更需要休息。她居然挺过来了，那太神奇了。说真的，你的委托人可是一个勇敢的小女人呀。”

“不错，她的自我控制能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律师说。“我怎么也没料到，她竟然有那种定力。”

作为克罗斯比太太的辩护律师，乔伊斯先生在她被捕后必须跟她有多次会面。尽管能做的一切都做了，千方百计让她感觉轻松，但事实上，她身陷囹圄，因涉嫌杀人而等待着开庭审判，即使她吓得六神无主，也是不足为奇的。在这场考验面前，她似乎有能力保持镇静。她读了很多书，尽一切可能地锻炼身体，同时，经主管人员批准，她把绣枕套花边作为一种娱乐，用以消磨漫长的时光。乔伊斯先生上次去看她时，她穿得很整洁，上身穿着凉爽、清新、轻便的外衣，头发已精心梳理过，指甲也修剪过。她的举止非常得体。她甚至还能拿自己目前所处的困境开几句玩笑。谈到自己遭遇的不幸，她似乎有点儿漫不经心，这使得乔伊斯先生不禁想到，只有像她那样具有良好的出身和教养，才不至于在这种显然严肃的环境中发现某些事情其实有点儿荒唐。这让他感到惊讶，因为他从来没想到，她居然是个有幽默感的人。

乔伊斯先生跟她的交往，时断时续的也有好多年了。莱斯莉每次来到新加坡，都要跟乔伊斯夫妇一起吃饭。有一两次，她甚至和乔伊斯夫妇在他们的海滨别墅里共度周末。乔伊斯先生的妻子曾经在莱斯莉的种植园里住过十几天，并在那里见过杰弗里·哈蒙德好几次。他们两对夫妇的关系虽然谈不上是密友，但也称得上是好友了，正因为如此，罗伯特·克罗斯比在发生灾祸之后，立刻赶到新加坡，恳求乔伊斯先生亲自为他那不幸的妻子作辩护律师。

莱斯莉讲的事件经过，跟乔伊斯先生第一次去看她时所讲的一样，连细节都没有改动。在案发之后几个小时，她冷静地讲述了事件经过，现在她依然这样讲述了一遍。她叙述连贯，语调平稳，只有在讲到一两个细节时两颊泛起一点红晕，有一点儿思路混乱的迹象。谁也不会想到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她这样一个女人身上。她刚三十出头，体质柔弱，身材高矮适中，虽然谈不上漂亮，但也称得上有几分姿色。她的手腕和脚踝都很纤细；她极其瘦弱，手臂上白皙的皮肤下面，骨头依稀可见，蓝色的静脉显露。她的脸色苍白，略微泛黄，嘴唇不见血色。她的眼睛的颜色不很明显。她有一头浓密的淡褐色头发，略微有些自然卷儿；只要稍加修剪，她的头发就很漂亮，但是你很难想象克罗斯比太太会刻意地采用那种办法。她是个安静、可爱、谦逊的女人。她的风度优雅，要是说她不曾受到人们的关注，那是因为她有些羞怯。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种植园主的生活是孤独的，在她自己的家里，跟自己熟悉的人相处，虽然漂亮，也只能孤芳自赏。乔伊斯太太在她那里住了十几天，回来之后她跟丈夫说，莱斯莉是个非常和蔼可亲的女主人。她说，她的内心还远远没有被人理解；你跟她熟识了之后，就会发现她的知识是那么渊博，她的性情是那么宜人。

像她那样的女人，是绝不会犯谋杀罪的。

乔伊斯先生对罗伯特·克罗斯比说了许多安慰的话，把他打发走了，然后独自坐在办公室里翻阅卷宗。其实，这不过是一个下意识的动作，他对整个案情的每个细节都已了如指掌。这个案件在当时是一个轰动事件，从新加坡到槟榔屿，整个半岛，不论在俱乐部里还是在餐桌上，大家都在热烈地谈论着。克罗斯比太太提供的事实很简单。当时，她丈夫去新加坡出差，晚上她独自一人在家。很晚的时候，九点差一刻，她独自一人吃了晚饭，饭后坐在起居室里绣花边。起居室的门对着廊台敞开着。孟加拉式平房里没有别人，仆人们已经回到后院他们的住处歇息去了。突然，花园的石子路上传来了脚步声，她感到奇怪，那是穿着靴子的声音，说明他是个白人，而不是土著居民，她也没有听到汽车马达声；她想不出这么晚，还会有谁来看她。那个人踏上孟加拉式平房的台阶，走过廊台，来到她坐着的起居室门前。一时间，她没有认出那个人是谁。她坐在一盏带有灯罩的灯旁，他站在那儿，背对着黑暗。

“我可以进来吗？”

她甚至没有听出是谁的声音。

“你是谁？”她问。

她绣花边的时候戴着眼镜，说话时，她把眼镜摘了下来。

“杰夫·哈蒙德

[2]

。”

“当然啦。进来喝点东西吧。”

她站起身，跟他热情地握手。他的拜访使她有点儿吃惊，因为虽说他是他们的邻居，但不论是她还是罗伯特跟他的来往都不算密切，而且她有好几个星期没见过他了。他是一个橡胶种植园主，离开她家几乎有八英里，她不知道为什么他挑选这么晚的时候来看望他们。

“罗伯特不在家，”她说。“他到新加坡去了，今晚回不来。”

也许他觉得有必要为自己深夜来访作个解释，于是说道：

“很抱歉。今天晚上我感到很寂寞，所以想过来看望你们。”

“你到底是怎么过来的？我没听见有汽车的声音呀。”

“我把汽车停在公路上，我以为你们俩都已经上床睡觉了。”

这个解释合情合理。种植园主黎明即起，检查工人的出勤情况，所以他喜欢吃过晚饭就睡觉。案发后的第二天，哈蒙德的汽车确实在离她家四分之一英里的地方被人发现了。

由于罗伯特不在家，家里没有威士忌和苏打水。考虑到男仆可能睡着了，莱斯莉没去叫醒他，而是自己去拿了。她的客人为自己调制了一杯，然后在烟斗里装上了烟。

在这个殖民地，杰夫·哈蒙德有一大批朋友。他这时已经差不多四十岁了，可他刚刚出道的时候还是个小伙子。大战爆发时，他是第一批奔赴战场的志愿军，而且表现得相当出色。两年后，他膝盖受伤，不再适合军旅生活，于是就退伍了，佩戴着“杰出服务勋章”和“军功十字勋章”来到马来联邦州。在这个殖民地，他是最优秀的台球选手之一。他跳舞跳得十分漂亮，网球也打得很出色，虽然现在跳舞是不行了，加上膝盖不灵活，网球也打得不如从前，但他善于交际，所有人都很喜欢他。他身材高大、相貌英俊，有着一双迷人的蓝眼睛和一头漂亮拳曲的黑发。一些老于世故的人早就说过，他最大的毛病就是贪恋女色。这次灾祸发生之后，那些人频频摇头，说他们早就料到他会在这上面栽跟头。

这时，他跟莱斯莉谈起一些当地新闻，新加坡即将举行的赛马会啦，橡胶的价格啦，以及最近有一只老虎经常在附近出没，他差一点儿把它打死。莱斯莉正在担心手头绣的花边不能在预定的日子完成，因为她想把它寄回国去给母亲做生日礼物，于是她又戴上眼镜，把放着枕头的小桌子往自己的椅子跟前挪了一下。

“你要是不戴这种牛角边框的眼镜就好了！”他说。“我搞不懂，一个美女干吗要竭力把自己往平庸里打扮呢。”

他这话让她感觉有点儿意外。他从来没有用这种口气跟她说过话。她觉得还是不要理会它比较好。

“要知道，我可从来不会装模作样，要当个什么美女，如果你问我，我会明白地告诉你，不管你觉得我是漂亮也好、平庸也好，我都无所谓。”

“我认为你不平庸。我认为你极其漂亮。”

“你真会说话，”她话里带刺地说。“如果你真那么想，我只会觉得你眼光不行。”

他咯咯地笑了起来。他站起身，坐到她身边的那张椅子上。

“你大概不会否认，你这双手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吧？”他说。

他做了个动作，像是要去握她的一只手。她轻轻地打了他一下。

“别干傻事。坐回你原来的位子，好好说话，不然我就下逐客令了。”

他仍然坐着没动。

“难道你不知道我非常爱你吗？”他说。

她依然保持着冷静的样子。

“我不知道。我根本不相信这是真的，而且即使是真的，我也不希望你说出来。”

他的话使她暗暗吃惊，因为他们认识七年来，他从来没有对她表示过特别的关注。他从战场上回来之后，他们倒是经常见面；有一次他病了，罗伯特还开车把他接到自己的孟加拉式平房来。他跟他们在一起住了两个星期。但是他们双方的兴趣点各不相同，这种熟人关系始终没有发展成友情。最近两三年来，他们很少跟他见面。有时他到这边来打打网球，有时他们在其他种植园主的聚会上见到他，但更多的情况是，他们会一个月见不到他的影子。

这时，他又喝了一杯威士忌加苏打水。莱斯莉怀疑他来之前就喝过酒。她发现他的举动有些异样，这让她略感不安。她嫌恶地看着他自斟自饮。

“如果我是你，我就不喝了，”她依然心平气和地说道。

他一口气喝完酒，放下酒杯。

“你以为我跟你说这些，是因为我醉了吗？”他冷不丁地问道。

“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了，难道不是吗？”

“不，绝对不是。我从第一次看见你，就爱上你了。只是我一直把话藏在心里，现在总该说出来了。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她站起身，小心地把枕头放在一边。

“晚安，”她说。

“我不想走。”

终于，她开始发火了。

“你这个可怜虫，你要知道，除了罗伯特，我谁都没有爱过；再说了，即使我不爱罗伯特，也绝不会爱上你这种人。”

“我有什么可怕的？罗伯特又不在家。”

“如果你不马上离开，我就喊仆人过来，把你扔出去。”

“他们听不见。”

她勃然大怒。她正朝廊台上走去，要是她在那儿喊叫，仆人肯定能听见，但是他抓住了她的胳膊。

“放开我，”她怒不可遏地喊道。

“别喊了。现在我可抓住你啦。”

她张开嘴大声喊道：“来人啊！来人啊！”可是他迅速用手捂住了她的嘴巴。她还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儿，他就已经把她搂进怀里，疯狂地吻着她。她挣扎着，拼命挣脱他那灼热的嘴唇。

“不，不，不，”她喊着。“放开我。我不！”

后来发生的事情，她有点思路混乱了。对于此前她所说的一切，她都记得非常确切，可是这时她吓得糊里糊涂，恍惚听到他在自己耳边急促地说话。他似乎在向她求爱。他开始不停地倾诉自己狂热的激情。他一直疯狂地把她搂在怀里。她感到无助，因为他是一个力大无比的男人，而她的手臂被他紧紧地箍住；她的反抗无济于事；她逐渐感到气力不支；她担心自己会晕过去，而他呼出的热气冲到她的脸上，使她感到极度恶心。他吻她的嘴唇、吻她的眼睛、吻她的脸颊、吻她的头发。他紧紧地搂着她，几乎把她憋死了。他把她抱得两脚离了地。她想踢他，可是他搂得更紧了。现在，他把她提起来了。他不再说话，但她知道他的脸色是苍白的，两眼充满了欲望之火。他把她抱进了卧室。他不再是个文明人，而是一个野蛮人了。他正走着，不巧被路当中的桌子绊了一脚。他的膝盖不太灵活，再加上怀里抱着个女人，结果扑通一声跌倒在地。说时迟，那时快，她趁机从他怀里挣脱了出来。她逃到沙发后面。他迅速站立起来，向她猛扑过去。桌子上有一把左轮手枪。她不是个神经质的女人，只是罗伯特晚上不在家，她原打算等她去睡觉的时候把它带进卧室的。这就是桌上放着手枪的原因。当时，她吓得魂不附体。她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她听见砰的一声枪响。她看见哈蒙德打了个趔趄。他大叫了一声。他说了句什么话，但她没听清。他摇摇晃晃地走出房间，来到廊台上。此刻的她已经陷入狂乱的状态，完全不能自控，她跟到廊台上，是的，是那样的，她肯定是跟了出来，虽然她已全都记不清了，她身不由己地连续地开枪，一枪接着一枪，直到六发子弹全部打光。哈蒙德跌倒在廊台地板上。他蜷缩成一团，血肉模糊。

仆人们被枪声惊醒，赶到这里，只见她站在哈蒙德身边，手里还拿着枪，而哈蒙德已经死了。她朝仆人们望了一会儿，没有说话。仆人们站在那儿吓坏了，挤成一团。枪从她的手里掉到地上，她一声不响地转身走进起居室。仆人们望着她从起居室走进自己的卧室，转动钥匙把门反锁上。他们不敢触碰尸体，只是惊惧地望着它，激动地交头接耳议论着。很快，仆役长就缓过神来；他服侍这家人已经很多年了，是个头脑冷静的华人。罗伯特是骑着摩托车去新加坡的，汽车留在车库里。仆役长叫司机把车开出来；他们必须马上去见地方助理警官，向他报告这里发生的事情。他从地上捡起手枪，把它放进了口袋。这位地方助理警官名叫威瑟斯，住在附近一座城市的郊区，离这儿约三十五英里。一个半小时之后，他们开车来到他的家。所有人都在睡觉，他们只得叫醒仆人。不一会儿，威瑟斯走出来，他们向他说明来意。仆役长掏出手枪给他看，证实自己所说的话。地方助理警官回屋里穿好衣服，派人叫来自己的车，不一会儿，他就跟随他们，驱车踏上了夜深无人的公路。他们到达克罗斯比的孟加拉式平房时，天刚蒙蒙亮。威瑟斯跑上廊台的台阶，在哈蒙德的尸体旁边停住脚步。他摸了摸死者的脸。脸已经冰凉了。

“女主人在哪里？”他问仆人。

华人仆役长指了指她的卧室。威瑟斯走上前去敲门。没有回应。他又敲了敲门。

“克罗斯比太太，”他喊了一声。

“谁呀？”

“威瑟斯。”

又是一阵沉默。屋里传来开锁的声音，门慢慢地开了。莱斯莉站在他面前。她没有上床睡觉，身上还是吃晚饭时穿的那件茶会礼服。她站在那儿，静静地望着地方助理警官。

“是您的仆人叫我来的，”他说。“他是哈蒙德。您做了些什么？”

“他想强奸我，我就开枪打死了他。”

“上帝啊！我说，你最好出来说话。你必须把事情真相原原本本地跟我讲一下。”

“现在不行。我做不到。你必须给我时间。派人叫我丈夫回来。”

威瑟斯是个年轻人，面对这种超出他职责范围的紧急情况，他不知道究竟该如何处理。莱斯莉一直保持沉默，直到最后罗伯特赶回来之后，她才向他们两人讲述了事情的全部经过。从那以后，尽管她一次次地重复讲述这个事件，每一次就连最小的细节都没有改动。

乔伊斯先生在反复思考的是开枪问题。作为辩护律师，他感到棘手的是，莱斯莉不止开了一枪，而是六枪，而且验尸报告表明，其中有四枪是离受害人很近的时候开的。人们很容易认为，受害人倒下之后，她就站在他的身旁，把枪里的子弹全部打在他的身上。尽管她对此前发生的一切都记得非常准确，但对于此时的情形，她表示记不清了。她的脑子一片空白。这表明她愤怒得无法自控了；但是，谁也不会相信像她这样一位娴静、端庄的女子会愤怒得无法自控。乔伊斯先生与她相识多年，一向认为她是一个不容易激动的人；在悲剧发生后的几个星期里，她的镇定自若是令人惊叹的。

乔伊斯先生耸了耸肩。

“事实上，我觉得，”他心想，“你永远也不会知道，在一位最体面的女人身上会隐藏着什么样的野性。”

有人敲门。

“进来。”

那个华人职员走了进来，随手关上了门。他关门的时候是轻轻的，带着谨慎，但是果断，然后朝着乔伊斯先生的办公桌前走过来。

“先生，能否打扰您一会儿？我有几句话要私下跟您说，”他说。

那个华人职员每次说话都字斟句酌，乔伊斯先生一直对此隐约地感觉到颇有兴趣，这时他正微笑着。

“没什么打扰的，志成。”他回答。

“我要跟您说的事情是微妙和保密的。”

“有话就直说吧。”

乔伊斯先生发现了那个职员狡黠的眼光。跟往常一样，黄志成穿着当地最时髦的服装。他脚上是闪亮的漆皮鞋和鲜艳的丝袜。他的黑领带上别着镶有珍珠和红宝石的饰针，左手无名指上戴着一颗钻戒。洁白的上衣口袋里插着一支镀金的钢笔和一支镀金的铅笔。他戴着一只镀金的腕表，鼻梁上架着一副隐形的夹鼻眼镜。他轻轻地咳了一声。

“这件事情和克罗斯比太太的案件有关，先生。”

“是吗？”

“我得知一个情况，先生，在我看来，它会使这个案件表现出不同的面貌。”

“什么信息？”

“先生，我得知的情况是，有那么一封信，是被告写给这个悲剧中遭遇不幸的受害人的。”

“这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在过去的七年中，我毫不怀疑克罗斯比太太会经常给哈蒙德先生写信。”

乔伊斯先生一向很赏识这个职员的精明，他说这番话，是故意掩盖自己的想法。

“那些是不必怀疑的，先生。克罗斯比太太以前肯定和死者过从甚密，比如请他一起吃个饭，约他一起打网球。我刚得知这个情况时也是这么想的。但是这封信是在哈蒙德先生死的那一天写的。”

乔伊斯先生的眼睛一眨都不眨。他依然面带微笑地望着黄志成，跟往常一样颇有兴趣地听他讲话。

“这是谁告诉你的？”

“我是间接从我一个朋友那里得知这个情况的，先生。”

乔伊斯先生知道不应该再追问了。

“您一定还记得，先生，克罗斯比太太说过，在案发之前的好几个星期，她没有跟哈蒙德先生有过来往。”

“你手里有那封信吗？”

“没有，先生。”

“信里说了些什么？”

“我的朋友给了我一份抄件。您要过目吗，先生？”

“看看吧。”

黄志成从上衣内侧口袋里掏出一个鼓鼓的皮夹子。皮夹子里装着各种纸片、新加坡纸币和香烟卡片。一会儿，他从这一大堆东西里抽出半张薄薄的便笺纸，放在乔伊斯先生的面前。信上写着：

罗今晚外出。我急欲见你。十一点等你来。我心急如焚，若不来，后果自负。来时勿开车——莱。

抄件是用外国学校里教华人写的那种连体字写的。这些字写得缺乏个性，跟信中那些不祥的词语极不协调，显得非常怪异。

“你凭什么说这封信是克罗斯比太太写的呢？”

“我完全相信那个给我提供情况的人是可靠的，先生，”黄志成回答说。“要证实这一点很容易。克罗斯比太太肯定能够立即告诉您，她是否写过这样一封信。”

从谈话一开始，乔伊斯先生的目光就没有离开过他这个职员的那副令人肃然起敬的面容。此刻，他在怀疑这张脸上是否流露出一丝嘲讽的神色。

“克罗斯比太太竟会写出这种信，真是难以置信。”

“如果您是这种想法，先生，这件事情就算了。我的朋友向我披露这件事情，是因为他考虑到我在您的事务所里工作，或许在您和助理检察官交换意见之前，您希望知道有这么一封信的存在。”

“原件在谁的手里？”乔伊斯先生直截了当地问。

黄志成从这个问题以及提问的口气中觉察到对方态度的转变，但他不露声色。

“您一定记得，先生，哈蒙德先生死后，有人发现他跟一个华人妇女同居过。这封信现在就在她手里。”

舆论曾经强烈地谴责哈蒙德，这件事情即是原因之一。人们得知，在他死之前，他已经让一个华人妇女在他家里住了好几个月。

他们俩沉默了好一阵子。的确，要说的话都已说了，双方都心照不宣。

“谢谢你，志成。这事儿我会考虑一下。”

“好吧，先生。您是否希望我把您的意思转告给我的朋友呢？”

“我觉得你可以跟他保持接触，”乔伊斯先生神色庄重地说。

“是，先生。”

黄志成轻手轻脚地退出房间，同样谨慎地关上了门，留下乔伊斯先生去独自思考。他目不转睛地看着那张用清楚但缺乏个性的字体抄写的、莱斯莉那封信的抄件。有一些模糊的疑点使他困惑不解。这些疑点使他烦心，他竭力想把它们从脑子里赶走。这封信必须有一个简单的解释，当然，莱斯莉能马上做到这一点，可是，天哪，无论如何得要有个解释！他从椅子上站起来，把信放进口袋，拿起遮阳帽。他走出来时，黄志成正在自己的写字桌前忙着写东西。

“我要出去一会儿，志成，”他说。

“乔治·里德先生约好中午十二点过来，先生。您要我跟他说您去哪儿了？”

乔伊斯先生淡淡地一笑。

“就说你不知道我去哪儿了。”

乔伊斯先生心里完全明白，黄志成知道他要到监狱去探监。虽然枪杀案是发生在贝兰达，审判也将在贝兰达巴鲁

[3]

进行，但由于那里的监狱不适合关押白人妇女，克罗斯比太太被送到了新加坡。

克罗斯比太太被带到探监室，看见乔伊斯先生在那儿等着，就伸出自己纤细的手来，并朝他嫣然一笑。她还是像往常一样衣着整洁、朴素，一头浓密的淡色头发已精心梳理过。

“没想到今天上午会见到你，”她说，一副温文尔雅的神态。

她那样子简直像在自己家里，乔伊斯先生似乎听见她吩咐男仆去给客人拿一杯果子酒。

“身体还好吗？”他问。

“从来没这么好过，谢谢你。”她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欣喜的光芒。“这里是个疗养的好地方。”

看守退了出去，房间里只剩下他们俩。

“坐吧，”莱斯莉说。

他拿了把椅子坐下。他不知道从何说起。她如此冷静，使他几乎难以开口谈他来这儿打算要谈的事情。她虽然谈不上漂亮，但外表中确有某些方面让人感觉舒服。她举止高雅，但那种高雅是来自她良好的教养，绝对没有社交场上的那种扭捏作态。你一眼就能看出，跟她打交道的是哪一种人，她在哪一种环境里生活。她那羸弱的体质更为她平添一种特有的风韵。从她身上不可能联想到一丁点儿粗暴的东西。

“我很想今天下午能和罗伯特见个面，”她说道，语气平静而安详。（听她说话是一种享受，她的语音语调都显露出她的身份。）“可怜的人哪，这件事情给他造成的压力很大。好在没几天这一切就会结束的。”

“只有五天了。”

“我知道。每天早上醒来，我就对自己说，‘又过了一天。’”她说着笑了。“就像我从前读书的时候数着日子等待放假一样。”

“顺便问一句，在案发前的几个星期里，你没有跟哈蒙德有过任何来往，是这样吗？”

“我可以完全肯定。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麦克法伦斯网球赛上。我想那天我跟他说了最多不超过两句话。要知道，那天有两块场地，我们刚巧不在一组。”

“你没有给他写过信吧？”

“哦，没有。”

“你能完全肯定吗？”

“哦，完全肯定，”她答道，面带微笑。“我给他写信也无非是邀请他吃饭或约他打网球，而且我已经好几个月都没有请他或约他了。”

“你跟他一度关系相当密切。后来怎么就不再请他过来了呢？”

克罗斯比太太耸了耸瘦削的肩膀。

“有时候人会讨厌跟人接触。我们没有什么非常相通的地方。当然，他生病时，罗伯特和我为他做了力所能及的事情，但最近一两年，他一直身体很好，而且交游广泛。他忙于各种应酬，我们似乎没有必要再经常邀请他了。”

“你能肯定情况就是这样吗？”

克罗斯比太太迟疑了片刻。

“哦，不妨跟你说说吧。我们听说，他当时跟一个华人妇女同居，罗伯特说他不欢迎他到我们家来。我亲眼见过那个女人。”

乔伊斯先生坐在一张直背扶手椅上，一只手托着下巴，眼睛盯着莱斯莉。乔伊斯先生似乎看见，她说上面那番话时，两只乌黑的瞳孔里突然闪过一道暗红的光。虽然只有几分之一秒，但足以令人震惊。他心想，难道这是自己的幻觉？乔伊斯先生在椅子上调整了一下坐姿。他将两手的指尖互相顶在一起，慢慢地、字斟句酌地说：

“我想我应该告诉你，有一封你亲手写给杰弗里·哈蒙德的信。”

乔伊斯先生凝视着她。她坐着不动，面不改色，只是在她回答之前，停顿的时间明显过长。

“我过去经常会因为这样或那样的事情给他写张便条，或者有时我知道他去新加坡，就写张便条托他捎点东西。”

“在这封信里，你约他来看你，因为罗伯特去了新加坡。”

“那不可能。我从来没有做过那种事情。”

“那么你还是自己看吧。”

他把信从口袋里掏出来，递给她。她用眼扫了一下，带着鄙夷的微笑把信退还给他。

“这不是我的笔迹。”

“我知道，据说这是跟原件相同的抄件。”

于是她开始读信上的文字，读着读着，她发生了可怕的变化。她那苍白的脸变得十分难看。她的脸色变得铁青。肌肉仿佛突然消失，只剩下一张皮紧紧地包在骨头上。她的嘴唇收缩起来，牙齿露了出来，那形象犹如一张鬼脸。她的眼睛从眼眶里鼓出来，盯着乔伊斯先生。乔伊斯先生感到眼前是一具骷髅，说着含糊不清的话语。

“这封信是什么意思？”她轻声问道。

她嘴里干涩，只能发出嘶哑的声音。它已经不是人类的声音了。

“这要你来解释，”他回答。

“这封信不是我写的。我发誓不是我写的。”

“说话要慎重。如果原件上是你的笔迹，否认也没用。”

“这是伪造的。”

“要证明它是伪造的很困难。要证明它是真的却很容易。”

她那瘦削的身体打了个哆嗦。她的额头上布满了豆大的汗珠。她从包里掏出手帕，擦了擦手心。她又朝那封信扫了一眼，然后瞟了一下乔伊斯先生。

“信上没写日期。如果是我写的，而且我也忘了，那么这就可能是几年前写的。假如你给我时间，我会尽力回想当时的情况。”

“我注意到信上没写日期。如果这封信落到检察官的手里，他们会审问你的仆人。他们很快就会查出，在哈蒙德死的那天是否有人给他送过信。”

克罗斯比太太的两只手十指交叉，拼命地攥在一起。她坐在椅子上有点儿摇晃，乔伊斯先生生怕她会晕过去。

“我向你发誓，这封信不是我写的。”

乔伊斯先生沉默了一会儿。他把目光从她那变形的脸上移开，低头望着地面。他在沉思。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们就没必要再谈下去了。”他终于打破沉寂，慢条斯理地说。“假如持有这封信的人觉得有必要把它交给检察官，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这些话是在提示，他没有其他话要说了，但是他并没有起身告辞。他在等待。他觉得自己等了很长时间。他没有看着莱斯莉，但能感觉到她静静地坐着。她一声不吭。最后，还是他开了口。

“如果你没有其他话要跟我说了，我想我要回办公室去了。”

“人们要是读了这封信，会有什么想法？”这时她问道。

“人们会认为你故意撒谎，”乔伊斯先生毫不客气地回答。

“我什么时候撒过谎了？”

“你确定地表示过，你跟哈蒙德至少有三个月没有任何来往。”

“这件事对我打击太大。那个可怕的夜晚发生的事情简直是一场噩梦。如果我忘了某个细节，那也没什么好奇怪的。”

“很不幸的是，对于你跟哈蒙德见面的每个细节，你都记得而且讲得非常准确，可是在他死的那天晚上，他正是应你的紧急要求到孟加拉式平房去见你的，你竟把这么重要的一条给忘了。”

“我没忘。但是案发之后我不敢提这件事情。我觉得，如果我承认他是应我的邀请而来的，你们谁也不会相信我对这个事件的陈述了。也许我那么做是愚蠢的；可是我当时脑子里一片糊涂呀。既然我第一次说跟哈蒙德没有来往，以后就只能一口咬定了。”

这时，莱斯莉又神奇地恢复了她那镇定的神情，坦然面对乔伊斯先生审视的目光。她的温柔颇能令人消除对她的怀疑。

“这样的话，你需要解释为什么
你要在罗伯特出差的那天晚上邀请哈蒙德来看你。”

她转过脸，睁大眼睛望着这位律师。他原本以为那双眼睛没什么特别，但是他错了，那是一双迷人的眼睛；如果这次他没有看错的话，她的眼里正闪烁着晶莹的泪花。她的话音有点儿哽咽。

“当时我正准备给罗伯特一个惊喜。下个月他就要过生日了。我知道他想要一支新的枪，可你也知道，我对体育方面一窍不通。我要跟哈蒙德谈谈。我想叫他帮我订购一支枪。”

“或许你记不清楚这封信是怎样措辞的吧。你是否要再看一遍？”

“不，我不想看，”她连忙说。

“你觉得，一个女人想跟一个并不太熟的朋友商量购买一支枪，会写这样的一封信吗？”

“我敢说，那样写是有点过分，有点冲动。你知道，我表达的时候总是那样。我打算承认自己那样做是愚蠢的。”她微笑着说。“不过，话又说回来，杰弗里·哈蒙德并不是什么不太熟的朋友。他以前生病时，我像妈妈一样地照料他。我在罗伯特出差的时候叫他过来，是因为罗伯特不欢迎他到我们家来呀。”

乔伊斯先生用同一个姿势坐久了，感到有些厌烦。他站起身，在房间里来回踱了一两圈，斟酌着他后面的话该怎么说；最后，他倚着自己刚才坐着的那张椅子的靠背。他说话时一字一顿的，语气极为深沉。

“克罗斯比太太，我想跟你非常、非常认真地谈一谈。这个案件的审理总的来说还算顺利。我觉得只有一点需要作出解释：根据我的判断，哈蒙德倒在地上以后，你至少又向他开了四枪。人们很难相信，一个体格纤弱、心惊胆战、一向能自我控制，而且性情温柔、有良好教养的女人，竟然会突然完全失去控制，变得那么疯狂。当然，这种说法被采信了。尽管杰弗里·哈蒙德有不少人喜欢，总体上对他的评价也不错，但我还是尽力证明了他可能犯有你为自己的行动辩护时指控他所犯的那种罪。在他死后，人们发现他曾经跟一个华人妇女同居，这个事实为我们提供了非常明确的、可以作为依据的东西。这也使他失去了人们可能对他怀有的同情。我们决定将充分利用他的这种关系在所有的体面人士心里激起的对他的憎恶感。我今天早上告诉你丈夫说，我有把握你能无罪获释，我跟他说这些，并不只是为了让他增强信心。我相信现在陪审团还没有离开法庭呢。”

他们互相盯着对方的眼睛。奇怪的是，克罗斯比太太一动不动。她像一只被蛇施了魔法而瘫痪的小鸟。乔伊斯先生接着往下说，语气还是那么平静。

“可是，这封信使这个案件表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我是你的辩护律师，我要在法庭上做你的代理。我把你的陈述当作事实来接受，并根据你的陈述内容为你辩护。有可能我相信你的陈述，也有可能我怀疑你的陈述。辩护律师的责任是让法庭相信，摆在它面前的证据不足以使法庭有理由作出有罪裁定，至于他私底下认为他的诉讼委托人是否有罪，那完全与本案无关。”

乔伊斯先生惊讶地发现，莱斯莉的眼睛里竟闪烁着一丝笑意。他感觉受了冒犯，于是说话的语气略显冷淡。

“你该不会否认哈蒙德是应你的紧急邀请，甚至是歇斯底里的邀请，才去你家的吧？”

克罗斯比太太迟疑了片刻，好像在沉思。

“他们可以证实这封信是你的某个男仆送到他的孟加拉式平房去的。他是骑着自行车去的。”

“你千万不要以为别人都比你笨。这封信会引起别人的怀疑，尽管他们没有怀疑过。我不想跟你说我刚看到这封信的抄件时，我个人是怎么想的。我希望你只告诉我必要的情况，其他什么也别说，否则你会保不住自己的脑袋。”

克罗斯比太太尖叫了一声。她猛地跳起来，吓得面如死灰。

“你觉得他们不会绞死我吧？”

“如果陪审团得出结论，你不是为了自卫而杀死哈蒙德，他们就有责任作出有罪裁定。罪名是谋杀。法官就有责任判你死刑。”

“但是他们有什么证据呢？”她气喘喘地问。

“我不知道他们有什么证据。我也不想知道。但是，如果他们起了疑心，如果他们开始调查，如果他们审问那些土著人，结果会发现什么呢？”

她突然蜷缩成一团。乔伊斯先生还没来得及伸手去扶她，她就倒在了地上。她晕了过去。他环顾房间想找水，但是没有水，他也不想有人来打扰。他让她在地板上平躺着，然后在她身边跪着，等待她苏醒。她睁开眼睛时，眼里充满了恐惧，非常可怕，他看见这些，感到不知所措。

“躺着别动，”他说。“过一会儿就会好的。”

“你不能让他们绞死我的，”她轻声说道。

她歇斯底里地哭了起来，乔伊斯先生轻声地竭力安慰她。

“看在老天的分上，镇定一些吧。”他说。

“稍微等一会儿。”

她的勇气令人吃惊。他看得出来，她在竭力克制自己，过了一会儿，她就恢复了镇定。

“扶我起来。”

他伸出手，扶着她站了起来。他抓着她的胳膊，把她搀到椅子旁边。她疲惫地坐了下来。

“不要跟我说话，给我一两分钟。”她说。

“很好。”

当她终于开口时，她所说的话完全出乎他的预料。她轻轻地叹了口气。

“恐怕事情被我搞得一团糟了，”她说。

他没有答话，又是一阵沉默。

“就没有可能把那封信弄到手吗？”她终于说。

“我想，要是拿着这封信的人不愿意卖的话，也不会有人来告诉我这件事了。”

“信在谁的手里？”

“跟哈蒙德同居的那个华人妇女。”

莱斯莉的脸颊上立刻泛起一片红晕。

“她的要价很高吗？”

“我想这个女人很机灵，知道这封信的价值。如果不出个大数目，怕是未必能够把它弄到手。”

“你打算让他们绞死我吗？”

“你以为要把一个对我们不利的证据弄到手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这跟买通证人没什么区别。你没有权利向我提出这样的建议。”

“那么，我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正义必然会得到伸张。”

她的脸色变得苍白。一阵轻微的战栗透过她的全身。

“我把一切都交在你的手里。当然，我没有权利要求你做不应该做的事情。”

乔伊斯先生没想到，她的话音有点儿哽咽，加上她习惯性的自我克制，竟变得非常动人，令人无法自持。她用谦卑的眼神看着他，他觉得，如果他拒绝那副眼神，它会在他的下半辈子一直萦绕着他。毕竟，任何事情都不可能使可怜的哈蒙德再活转来了。他急切地想知道这封信背后的解释。光凭这封信就得出结论说，没有人惹她，她就把哈蒙德杀死了，那是不公平的。他在东方生活了很长时间，职业荣誉感可能不如二十年前那么强烈了。他盯着地板。他决定做一件自知不合法的事情，但是他感觉喉咙被堵住了，他隐隐地对莱斯莉感到憎恶。他觉得尴尬，说不出话。

“我不太清楚，你丈夫的经济情况怎么样？”

她脸涨得通红，迅速地瞟了他一眼。

“他在锡矿上有很多股份，在两三个种植园里也有一点儿股份。我觉得他能筹到钱。”

“他可能会问这钱是派什么用的。”

她沉默了片刻。她像是在思考。

“他依然爱我。为了救我，他会作出任何牺牲。有必要让他看那封信吗？”

乔伊斯先生微微皱了皱眉头，她马上就会意了，于是接着往下说。

“罗伯特跟你是老朋友了。我不是在求你帮我，而是在求你帮助一个诚实善良、从来没有伤害过你的人，免受各种可能的痛苦。”

乔伊斯先生没有回答。他站起身打算告辞，克罗斯比太太优雅地伸出手，那份优雅在她身上显得尤为自然。虽然她对这一幕感到震惊，而且形容憔悴，但她还是强打精神，彬彬有礼地和他道别。

“你真好，为我分忧解难。我真不知道如何感谢你才好。”

乔伊斯先生回到事务所。他坐在自己房间里，什么工作也不想做，只是沉思。他想象着，许多奇怪的念头闪过他的脑际。他颤抖了一下。过了一会儿，有人谨慎地敲门，这正是他期待的。黄志成走了进来。

“我正好想出去吃午饭，先生。”

“去吧。”

“在我出去之前，您有什么事情要吩咐我去做的吗，先生？”

“我想没有。你有没有跟乔治·里德先生重新约定时间？”

“是的，先生，他下午三点过来。”

“好吧。”

黄志成转过身，走到门口，伸出细长的手指抓住门环。这时，他好像忽然想起了什么事情，又转身回来。

“先生，您有什么事情要我转告我的朋友的吗？”

虽然黄志成英语说得非常流利，但是r音总是发不准，他把friend即“朋友”一词念成了fliend。

“哪个朋友？”

“关于克罗斯比太太写给死者哈蒙德的那封信，先生。”

“噢！我都忘记了。我对克罗斯比太太提起这事儿，她说没有写过那种信。那封信显然是伪造的。”

乔伊斯先生从口袋里掏出那份抄件，递给黄志成。黄志成没有理会他的动作。

“这样的话，先生，要是我的朋友把信交给助理检察官，我想不会有人反对喽？”

“没人反对。但我看不出那样做对你的朋友有什么好处。”

“先生，我的朋友认为，伸张正义是他的职责。”

“我绝不会干涉任何人履行自己的职责，志成。”

这时，律师和华人职员的目光相遇了。两人的嘴唇上都没有一丝笑意，但他们彼此心领神会。

“我完全明白，先生，”黄志成说。“我研究了克罗斯比太太的案件，觉得把这样一封信提交上去，对我们的诉讼委托人是有害的。”

“我一向很欣赏你在法律方面的判断力，志成。”

“我想过，先生，如果我能说服我的朋友，让他劝说那个华人妇女把信交到我们手里，那就会省去很多麻烦。”

乔伊斯先生漫不经心地在吸墨水纸上画着各种脸。

“我想你的朋友是个生意人。你估计他要多少钱才肯把那封信交出来？”

“信不在他手里，还在那个华人妇女那儿。他只是那个华人妇女的亲戚。她什么都不懂；在我的朋友告诉她之前，她并不知道那封信的价值。”

“他觉得那封信值多少钱？”

“一万元，先生。”

“天哪！你想让克罗斯比太太到哪儿去弄这一万元钱！我告诉你，这封信是伪造的。”

他一边说着一边望着黄志成。这个职员对他的叫喊无动于衷。他依然站在桌旁，一副礼貌、冷静而恭顺的样子。

“克罗斯比先生在勿洞

[4]

橡胶园有八分之一的股份，在南角河

[5]

橡胶园有六分之一的股份。如果克罗斯比先生以他的财产作抵押，我有个朋友，他可以借钱给他。”

“你的朋友真不少啊，志成。”

“是的，先生。”

“既然这样，你可以转告他们，让他们全都见鬼去吧！那封信很容易解释清楚，我会向克罗斯比先生提议，最多出五千元，多一个子儿也不给。”

“那个华人妇女还不愿意把那封信卖了呢，先生。我的朋友花了很长时间才说服她。要是给她少于刚才说的那个数目，给了也是没有用的。”

乔伊斯先生盯着黄志成看了至少三分钟。这个职员坦然地接受对方投来的审视的目光。他望着地面，毕恭毕敬地站着。乔伊斯先生了解自己的手下。志成，这家伙真是聪明，他心想，我不知道他会从中捞到多少油水。

“一万元是个很大的数目。”

“克罗斯比先生绝不会眼看着自己的妻子被绞死，而不付这个数目的，先生。”

乔伊斯先生又沉默了。除了他说出来的以外，黄志成还知道些什么呢？他一定摸透了他的底细，所以才那么明显地不愿意讨价还价。这个数目是不能变的了，因为不管谁在策划这件事，他一定早就知道这是克罗斯比能拿得出的最大数目。

“那个华人妇女现在在哪儿？”乔伊斯先生问。

“她住在我那个朋友家里，先生。”

“她能到这儿来吗？”

“我觉得最好还是您去找她，先生。我可以今天晚上带您去，她会把信交给您。这个女人什么也不懂，先生，她连支票也看不懂。”

“我本来也不打算给她支票。我会带现金去。”

“如果您带的钱不足一万元，那就是浪费宝贵的时间，先生。”

“我完全明白。”

“我吃过午餐就去告诉我的朋友，先生。”

“好吧。你最好今天晚上十点钟在俱乐部门口等我。”

“好的，先生。”黄志成说道。

他向乔伊斯先生微微鞠了一躬，离开了房间。随后，乔伊斯先生也到外面去吃午饭。他来到了俱乐部，果然不出他所料，他在那儿见到了罗伯特·克罗斯比。他坐在一张挤满人的桌子前面，乔伊斯先生经过他的身边，想找个位子，顺手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临走之前叫我一声，我有话跟你说，”乔伊斯先生说。

“好吧。你吃完了过来叫我也行。”

乔伊斯先生已经想好了该如何跟他谈。他吃完午饭，又打了一局桥牌消磨时间，好让俱乐部里的人全都离开。他不想在自己的事务所里为这件事情跟克罗斯比见面。过了一会儿，克罗斯比来到桥牌室，站在一旁看人打牌，直到打完为止。人们都去忙自己的事儿了，房间里只剩下他们俩。

“很不巧出了一件事儿，老伙计，”乔伊斯先生尽量用听起来平常的口气说道。“在哈蒙德死的那天晚上，你的妻子似乎给他寄过一封信，请他到那座孟加拉式平房来。”

“那不可能，”克罗斯比叫了起来。“她一直都说她跟哈蒙德没有来往的呀。据我所知，她有好几个月都没见过他了。”

“事实摆在面前，确实是有一封信。现在那封信在曾经跟哈蒙德同居的那个华人妇女手里。当时你的妻子打算在你的生日送你一件礼物，所以想请哈蒙德帮她去买。悲剧发生之后，她的情绪过于激动，把这事儿给忘了，由于一度否认自己跟哈蒙德有过任何来往，所以她不敢承认自己以前说错了。当然，这事儿太不凑巧了，但也不能说这不合情理。”

克罗斯比一句话也没说。他那张宽大的红脸上显露出一片茫然的神情，对于他的冥顽不灵，乔伊斯先生感到既宽慰又愤怒。他是个愚蠢的人，乔伊斯先生无法忍受他人的愚蠢。然而，自从灾难降临之后，他所经历的悲惨境遇已经触到了这位律师的某个软点；而且克罗斯比太太请他帮忙不是为了她自己，而是为了她丈夫，这句话说得恰到好处，打动了他的心弦。

“我不说你也知道，如果这封信落到检察官的手里，事情就会非常尴尬。你的妻子撒了谎，她就必须解释撒谎的原因。如果哈蒙德不是作为一个不速之客闯入你家，而是应邀而来，这就会稍稍改变目前的形势。这很容易使陪审团的想法发生一些动摇。”

乔伊斯先生犹豫了。现在他正面对着自己作出的决定。想到自己正在为某个人采取一项重大措施，而这个人对这项措施的严重性却茫然不知，要是在平时，他一定会笑出来，可现在不是幽默的时候。如果他就这件事情想一下，他或许以为乔伊斯先生现在所做的，都跟别的律师一样，是正常办案的一部分。

“亲爱的罗伯特，你不仅是我的诉讼委托人，也是我的朋友。我想我们必须把那封信弄到手。那要花很多钱。要不是钱很多，我是不会向你提起这事儿的。”

“要多少？”

“一万元。”

“我操，那也太多啦。目前生意不好做，再加上这样那样的开销，那样差不多把我所有的家当都赔上了。”

“你能马上弄到吗？”

“我想可以。我把锡矿和两个种植园的股份作抵押，老查理·梅多斯会借给我钱。”

“那你决定这样做啦？”

“是否必须这样做啊？”

“假如你希望你的妻子无罪释放的话。”

克罗斯比的脸涨得通红。他的嘴角耷拉着，一副怪异的样子。

“可是……”他找不到适当的词儿，脸变成了紫色。“可是我不明白。她可以解释嘛。你该不是说，他们会判她有罪吧？他们不会因为她除掉了一个无赖恶棍而绞死她吧。”

“他们当然不会绞死她。他们只能判她犯有杀人罪。判处两三年监禁或许就能放出来。”

克罗斯比吓得跳了起来，涨红的脸因为惊恐而变了形。

“三年。”

这时，在他迟钝的脑筋里似乎透进了一线光亮。他的思维原本是一片黑暗，此时掠过一道闪电，尽管接下来还是同样深沉的黑暗，但那里却留下了某种看不见的东西的记忆。乔伊斯先生发现，克罗斯比那双干过各种粗活的、又大又红的手在不停地颤抖。

“她原来打算送给我什么礼物？”

“她说想送给你一支新的枪。”

克罗斯比那张宽大的红脸涨得更红了。

“你需要什么时候把钱准备好？”

这时，他的嗓音有点儿怪。那声音似乎有一双无形的手攫住了他的喉咙。

“今晚十点钟。我想你可以大约在六点钟送到我的办公室。”

“那个女人来找你吗？”

“不，我去找她。”

“我会把钱带来。我会跟你一起去。”

乔伊斯先生瞪了他一眼。

“你觉得你有必要去吗？我觉得你让我单独处理这件事比较好。”

“钱是我的，对吗？我要去。”

乔伊斯先生耸了耸肩。他们站起身握手告别。乔伊斯先生好奇地看着他。

十点钟，他们在空荡荡的俱乐部里见了面。

“一切都正常吗？”乔伊斯先生问。

“是的，钱在我的口袋里。”

“咱们走吧。”

他们走下了台阶。乔伊斯先生的汽车在广场上等着他们，那个时间广场上阒无一人；他们向汽车走去，黄志成从一幢房子的阴影里走了出来。他钻进汽车，坐在司机旁边给他指路。汽车驶过“欧陆饭店”，然后在“海员之家”的街角处拐弯，驶上了维多利亚大街。在这条街上，华人的店铺仍然在营业，一些无所事事的人在街上闲逛；在车道上，人力车、汽车、马车来往穿梭，一片繁忙的景象。突然，他们的汽车停住了，黄志成转过头来。

“我想，我们在这儿下车步行更好些，先生，”他说。

他们下了车，黄志成走在前面。他们前后只差一两步远。不一会儿，他叫他们停下。

“你等在这儿，先生。我进去，跟我朋友说句话。”

他走进一家沿街的店铺，店铺的柜台后面站着三四个华人。那些店铺都很奇怪，柜台里不陈列商品，不知道这些店铺是卖什么的。他们看见黄志成跟一个矮墩墩的男子说话。那个男人穿一身帆布衣服，胸前挂着一根粗大的金链子，他向屋外夜间黑压压的街道扫了一眼。他将一把钥匙交给黄志成，于是黄志成走了出来。他向等在外面的两个人做了个手势，钻进店铺旁边的一个门洞。他们跟着他进去，一会儿便来到一段楼梯下面。

“等一下，我点一根火柴，”他说道，他总是那么有办法。“你们请上楼来吧。”

他捏着一根点亮的日本火柴在前面引路，但是这一丁点儿火光是很难驱走黑暗的，他们只得跟着他，摸黑上楼。到了二楼，他打开门，走进去点亮了一盏煤气灯。

“请进来吧，”他说。

这是一间四四方方的小屋，只有一扇窗，屋子里仅有的家具就是两张铺着垫子的中国矮床。屋子的一角放着一只大箱子，用一把精巧的锁锁着，箱子上是一只破旧的托盘，托盘上摆着一支吸鸦片用的烟枪和一盏灯。屋子里有一股淡淡的刺鼻的鸦片烟味。乔伊斯先生和罗伯特坐下来，黄志成递给他们香烟。不一会儿，门开了，进来的是他们刚才看见站在柜台后面的那个矮墩墩的华人。他用流利的英语向他们道了晚安，然后在那位同乡的身旁坐下。

“那个华人妇女快要来了，”黄志成说。

店铺里的男仆端进来一只托盘，上面放着茶壶和茶碗，那个胖子给他们两位倒茶。克罗斯比谢绝了。那几个华人在私下议论着，但是克罗斯比和乔伊斯先生一声不响。终于，屋外传来讲话的声音；有人低声叫门；胖子走过去开门。他在屋外说了几句话，然后陪着一个妇女走进来。乔伊斯先生看了她一眼。自从哈蒙德死后，人们对这个妇女议论纷纷，但乔伊斯先生却从没见过她。她的体态略微显胖，不很年轻，脸庞宽宽的，但是面无表情。她的脸上搽过脂粉，两道眉毛画得又细又黑，但是她给人的印象，她是一位有个性的女人。她穿着浅蓝色上衣、白裙子，一身装束既不是欧式，也谈不上中式，但是她脚上却趿拉着中式的丝面拖鞋。她脖子上挂着沉甸甸的金项链，手腕上戴着金镯子，耳朵上吊着金坠子，一头黑发上别着金簪子。她慢腾腾地走过来，一副自信而从容的神情，只是脚步有些许拖沓。她紧挨着黄志成，在床沿上坐下。黄志成跟她说了些什么，她点点头，朝两个白人漫不经心地看了一眼。

“她把信带来了吗？”乔伊斯先生问。

“带来了，先生。”

克罗斯比什么也没说，从口袋里掏出一沓五百元的钞票。他数了二十张，交给黄志成。

“你数数看对不对，好吗？”

那个职员数完后交给那个华人胖子。

“没错，先生。”

胖子把钱又数了一遍，然后装进口袋。他又对那个女人说了句什么，她便从怀里掏出那封信，交给黄志成，黄志成低头看了看信。

“这正是那封信的原件，先生。”他说着便准备递给乔伊斯先生，可是克罗斯比一把夺了过去。

“让我看看。”他说。

乔伊斯先生看着他读完信，伸手去接。

“你最好还是让我拿着，”乔伊斯先生说。

克罗斯比却小心翼翼地把信叠好，装进口袋。

“不行。还是我自己保管吧。它花了我不少钱哪。”

乔伊斯先生没有争辩。三个华人看着这场小小的插曲，但是他们脸上毫无表情，你看不出他们对此有什么想法，或者到底有没有想法。乔伊斯先生站起身来。

“今天晚上您还需要我做什么事吗，先生？”黄志成问。

“没什么了。”他知道那个职员想留下来，收取他原来约定的份子钱，于是他转身面对克罗斯比。“准备走吧？”

克罗斯比没有回答，但他站了起来。胖子走过去给他们开门。黄志成找到了一小段蜡烛，他点着了，给他们照着下楼，两个华人陪他们俩来到街上。他们把那个女人留在屋里，让她坐在床沿上静静地抽烟。他们来到街上，那两个华人便告辞，转身回到楼上。

“你准备怎样处理这封信？”乔伊斯先生问。

“留着。”

他们走到等在那儿的汽车旁，乔伊斯先生提出为克罗斯比捎一段路，但是他摇了摇头。

“我想走走。”他犹豫了一下，慢慢地挪着脚步。“哈蒙德死的那天晚上，我去新加坡，部分原因就是去买一支新枪，我的一个熟人正好想卖。晚安。”

他很快就在夜幕里消失了。

乔伊斯先生对这次审判的估计非常正确。陪审团一走进法庭，就一致决定无罪释放克罗斯比太太。她为自己提供证据。她简单扼要、直截了当地把案情陈述了一遍。助理检察官是个心地善良的人，而且他对自己的职责显然不是很感兴趣。他只是敷衍地提了几个必须提的问题。他代表检察机关提出的诉状，完全可以拿来当作被告的辩护词，陪审团只花了不到五分钟就作出了他们乐于见到的裁定。法庭作出判决后，法院内挤得水泄不通的人群中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法官向克罗斯比太太祝贺，她获得自由了。

对哈蒙德的丑行最反感的莫过于乔伊斯太太了；她忠诚地对待自己的朋友，坚持叫克罗斯比夫妇在审判后，在她家里住一段时间，等到一切都安排好了再走。她跟大家一样，绝对没有怀疑过会有这个审判结果。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可怜、可爱、勇气可嘉的莱斯莉回去，住在那个曾经发生过可怕灾难的孟加拉式平房了。审判到十二点半结束，当他们来到乔伊斯先生的家里时，盛大的午宴已经准备好。鸡尾酒已经调好，乔伊斯太太举办的价值百万的鸡尾酒会在整个马来联邦州是出了名的。乔伊斯太太为莱斯莉的健康干杯。她本来就是个健谈、活跃的女人，这会儿更是兴致勃勃。幸亏她很活跃，否则就冷场了，因为其他三个人都沉默不语。她对此并没有觉得有什么奇怪；她的丈夫一向话就不多，而另外两个人经过好几天的折腾，自然是疲惫不堪了。午宴过程中，只有她在激动而兴奋地自说自话。宴会结束后，咖啡端上来了。

“喂，孩子们，”她欢喜雀跃地说道。“你们得先休息一下，吃完午茶，我开车带你们两位到海边兜风。”

乔伊斯先生平时很少在家吃午饭，现在他要回事务所去了。

“恐怕我去不了，乔伊斯太太，”克罗斯比说。“我得马上赶回种植园去。”

“今天不走吧？”她问。

“要走，现在就动身。我很久没去照顾种植园了，再说我还有一大堆急事儿要处理。不过，你能留莱斯莉在这儿住一段时间，我很感激，到时候我们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办。”

乔伊斯太太想再次挽留他，可她的丈夫阻止了她。

“如果他硬是要走，那一定有他的理由，别强留了。”

律师的口气好像话里有话，她忍不住瞟了丈夫一眼。乔伊斯太太话到嘴边停住了，大家沉默了一会儿。结果是克罗斯比开口了。

“对不起，我得马上动身，天黑前要赶回去。”说着，他站起身离开餐桌。“莱斯莉，你送我一下好吗？”

“当然。”

他们并肩走出餐厅。

“我觉得克罗斯比太不体贴人了，”乔伊斯太太说。“他应该知道，莱斯莉现在需要跟他呆在一起呀。”

“如果不是有要紧事情，我相信他不会走的。”

“哦，我去看看给莱斯莉准备的房间整理好了没有。她需要静养一段时间，然后再去娱乐一下。”

乔伊斯太太离开餐厅，乔伊斯先生又坐了下来。过了一会儿，他听见克罗斯比启动摩托车的发动机，接着车轮碾过花园碎石路，发出嘎嘎的声音。他站起身，走进起居室。克罗斯比太太站在起居室的中央，茫然地望着一片虚空，手里捏着一封打开的信。他立刻认出了那封信。当他进来时，她瞥了他一眼，他发现她脸色苍白。

“他知道了，”她喃喃地说。

乔伊斯先生走到她身边，接过那封信。他划亮了一根火柴，把那封信点着了。她看着它燃烧。当他再也拿不住的时候，他把纸片丢在地砖上面，他们两人看着那张纸片蜷缩、烧焦。然后，他用脚把它踩成一堆灰烬。

“他知道了什么？”

她久久地盯着他，眼睛里闪烁着奇异的光芒。那是轻蔑还是绝望？乔伊斯先生分辨不出来。

“他知道了杰夫是我的情夫。”

乔伊斯先生纹丝不动，一声不吭。

“多年以来，他一直是我的情夫。差不多从战后他刚回来的时候，他就是我的情夫了。我们知道必须小心行事。我们成为情人之后，我故意装作讨厌他，罗伯特在家的时候，他很少上我们家来。我经常开车到一个我们俩都知道的地方跟他见面，一个星期两三次，要是罗伯特去新加坡，他就在深夜趁仆人们睡觉之后到我家来。我们一直在约会，经常见面，没有人对此产生一丁点儿怀疑。可是最近，大约是一年前吧，他变了。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我无法相信，他不再喜欢我了。他一直否认自己变心了。我发疯了。我跟他大吵大闹。有时候我觉得他恨我。噢，你不会知道我忍受了什么样的痛苦。那就像是在地狱里煎熬。我知道他不再需要我了，但我不能让他离开。痛苦啊！痛苦啊！我爱过他。我把一切都给了他。他是我的生命。后来，我听说他跟一个华人妇女同居。我无法相信。我不愿相信。最后，我亲眼见到了她，看见她戴着金镯子、金项链在村子里大摇大摆地走路，一个又老又胖的华人婊子。她比我年龄还大。太可怕了！村子里的人全都知道，她是他的情妇。我从她身边走过时，她看看我，我心里也明白，她知道我也是他的情妇。我派人去叫他。我跟他说，我必须见他。就是你读过的那封信。我写信的时候简直发疯了。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不在乎。我已经十天没见到他了。那简直是度日如年。我们最后一次分别时，他把我抱在怀里，亲吻我，叫我别多心。可是他离开我之后，就投入她的怀抱里去了。”

她一直用低沉、激烈的语调说着，这时，她停了一下，反绞着双手。

“都怪那封倒霉的信！我们一直很小心。每次看完我给他写的便条，他就会马上撕掉。我怎么知道，他竟然把那封信留下了呢？他来了之后，我跟他说，我知道那个华人妇女的事了。他拒不承认。他说那不过是谣言。我当时发疯了。我不知道自己跟他说些什么。噢！我恨透了他。我对着他乱撕乱扯。我尽挑一些伤害他的话说。我侮辱他。我可能还向他脸上吐了唾沫。最后，他对我光火了。他说我这个人腻味透顶了。然后，他承认那个华人妇女的事是真的。他说他认识她已经有好多年了，战争爆发之前就认识了。他说只有那个女人才是他的真爱，跟其他女人不过是逢场作戏而已。他说他很高兴我知道了这件事，说现在总算可以让他清静了。后来发生的事情我记不清楚了。我发疯了，怒火中烧。我抓起左轮手枪，我开枪了。他惨叫一声，我看见我击中他了。他跌跌撞撞地冲向廊台。我追了出去，再次开了枪。他跌倒了，我站在他的身边，我不停地射击、射击，直到轮子发出咔嗒声，我知道子弹打光了。”

说到这里，她停了下来，激动得喘着粗气。她的脸已不再是人脸，残忍、愤怒和痛苦使它变了形。你绝对想不到，这样一位娴静、文雅的妇女，竟会怀着那种恶毒的激情。乔伊斯先生向后倒退了一步。看见她这副样子，他彻底吓坏了。那不是一张人脸，而是一张疯狂、狰狞的面具。这时，他听到隔壁房间有人在呼唤，那声音是嘹亮、友善、欢快的。那是乔伊斯太太。

“来吧，亲爱的莱斯莉，你的房间已经收拾好啦。你得马上睡觉。”

听到那声呼唤，克罗斯比太太的脸渐渐恢复了原状。就像一张折皱的纸被手捋平了一样，那轮廓清晰的激动情绪逐渐消退，过了一会儿，她的脸变得冷静、沉着、坦然。她的脸色仍有些苍白，但她的嘴唇却露出了可爱而亲切的微笑。她又成了那位有良好教养、甚至高雅的女性。

“我来啦，亲爱的多丽丝。给你带来那么多麻烦，真是太抱歉了。”

[1]
格雷律师学院（Gray’s Inn），伦敦的四家培养律师的机构之一。

[2]
杰夫（Geoff）是杰弗里（Geoffrey）的昵称。

[3]
贝兰达（Belanda）和贝兰达巴鲁（Belanda Bharu）可能都是作者虚构的地名。

[4]
勿洞（Betong），在今泰国南部，邻近马来西亚。

[5]
南角河（Selantan River），或写作Selatan River，在今印尼。

原跋

在这本短篇小说集里，故事情节的发生所在地的名称都是虚构的，但新加坡是一个例外，因为那个城市忙于自己的事务，不屑于关心琐碎的事情。在被中国海冲刷的国度里，有些偏小的社区是非常敏感的，如果有一部小说暗示说，他们那些居住在市郊的远房亲戚不总是看得上他们的生活条件，并且心满意足地住在市郊，那些社区里的成员就会变得焦虑不安。把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都抛在这片浩渺的东方沃土上的英国人，都带着很强的乡土观念，这要是被一个游客发现，他准会大吃一惊，甚至有时会猜想，他们不远万里来到西里伯斯岛

[1]

，结果发现那里跟贝德福德公园没什么两样，想必还特别高兴吧。那些英国人都很实际，也最关心实际的事情，所以他们并不赞成作家要有什么想象力，一旦了解到这个作家在这里或那里住过，跟这个或那个人认识，就贸然得出结论说，作家在创造那些人物时，无非是替他们描绘了一幅幅画像。

他们身处于东方人之中，就像生活在一个狭小的集镇，因此他们也带着集镇的缺点和毛病；他们似乎怀着恶意的快感去探寻那些人物的原型，尤其当他们是吝啬、愚蠢或恶毒的，而作家恰恰挑选他们作为小说人物的时候。他们对文学艺术知之甚少，并不明白在短篇小说中人物的性格和外表是由复杂情节的特殊需要决定的。他们也不会想到，现实中的人过于模糊，不能作为虚构作品中的人物。我们所见的真实的人都是扁平的，而虚构作品中的人必须是圆形的

[2]

；要塑造一个生动的人物形象，必须从多种来源中提取因子，再加以组合。不能因为一个读者闲极无聊，发现小说中的某个人物跟他认识的某个人在思想或身体上有一个共同特征，而且知道作者与这个人有过来往，于是就将这个人的名字贴在这个人物身上说：这就是他的画像。这是愚蠢的做法。一件虚构作品（如果笼统地说一件艺术作品，或许有点儿太过），是作者对他经验中的某些事实所作的一种安排，难免带有他本人的个性特征。如果他写的正好和他的生活相同，那只是巧合，也不算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正因为如此，有一位古希腊雕塑家在他的一件著名作品中，就曾让一位妇女长着六个脚趾，因为他坚信那样会使她的脚变得更加修长、美观。所谓事实只是一块画布，艺术家在上面描绘绚丽的图景。因此我斗胆声称，这些短篇小说中的人物都是想象出来的；但由于其中有一个短篇《胆怯》，是得灵感于我亲身经历的一次不幸遭遇，我还是希望做出一项特别声明，作品中提到的两个人物都不是我在那次危险事件中同行的伙伴。

[1]
西里伯斯岛（Celebes），印尼中部苏拉威西岛的旧称。

[2]
爱·摩·福斯特（E. M. Forster）于1927年初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主讲《小说面面观》（Aspects of the Novel），提出小说人物分为“扁平”（flat）和“圆形”（round）两类，其说影响深远。毛姆此书出版于1926年，这一提法似略早于福斯特，惜未能详论。

译后记

毛姆一生创作勤奋，在他的小说创作中，除了十几部长篇小说以外，还有一百五十多个短篇小说。这些短篇小说标志着他创作的新高度，在他生前就为他赢得了“当今在世的最伟大的短篇小说家”的荣誉，甚至有人把毛姆比作“英国的莫泊桑”。毛姆的短篇小说大致分为三个主题：英国海外殖民地的生活，英法两国的社会生活，英国间谍阿兴登的故事。

1926年9月，毛姆出版了一本题为《木麻黄树》的短篇小说集，其中收录了毛姆最出色的六个短篇，它与作者前一本短篇小说集《叶子的颤抖》（1921）一样，都属于上述第一个主题。这些短篇小说的篇幅大致相当，介于中篇和短篇之间，并以马来亚、婆罗洲为背景，生动地描写了一些西方人（大多数是英国人）在远东殖民地的经历，特别描写了他们在与原来所处的西方文明世界隔绝之后，在精神上受到的种种折磨。这本短篇小说集自从出版以后一直受到读者的青睐。在殖民地的大背景下，每一段悲惨人生经历的背后，无论是害人者还是受害者，可以说最后都是受害者，没有一个是胜利者。文化差异、冲突、孤独、恐惧、犯罪，是这六个短篇的关键词。评论家西利尔·康诺利（Cyril Connolly）将这本短篇小说集列为“现代主义运动（1880—1950）百部经典”之一，认为它“为我们准确地描绘了英国人在远东的生存状况，这是以前从来没有人写过的”。小说家哈特利（L. P. Hartley）认为这是一部近乎完美的作品，它具有“强大的叙事能力和独特的戏剧效果”，“深刻地揭露了人物内心动机中更卑鄙的一面，而且分析透辟”。虽然毛姆的小说主题总是悲观、愤世的，但是细读文本，我们不难发现，他在揭露人性丑恶面的同时，总是流露出对他笔下那些缺陷人物的深切的同情。

这本短篇小说集的书名“木麻黄树”是东南亚的一种植物，原产于澳洲、太平洋诸岛，马来语是kasuari，意为鹤鸵或食火鸡，因其细枝似鸟羽故名。它是一种常绿乔木，树干挺直，细枝如针状，果实坚硬，树皮呈灰褐色，广泛种植于海滩及海边，在中国南部沿海地区俗称“牛尾松”，主要用以抵抗台风、干旱、风沙、洪涝等自然灾害。这种植物，西方读者自然是闻所未闻的，用它作书名很富有异国情调。上世纪二十年代，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社会狂热地追求不受社会道德和责任约束的自由生活，在文学作品中经常表现逃避现实、远离社会的题材，许多小说以海外作为背景，这对战后的读者有强大的吸引力。毛姆采用这个词语作为书名，大概也是出于这种用意吧。

毛姆于1921年和1925年曾两次到过马来亚等地区，总共约十个月的时间。当时，英国殖民者把自己的生活习惯都带到那里，想把那里变成赤道上的另一个英国。毛姆在那里采访了各个阶层的人，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这些短篇中的许多情节，甚至细节，都可以直接和他的亲身经历相印证。正如作者在本书的跋语中提到的，这些故事是作者以事实为基础，再进行加工而成的。如《赴宴之前》的男女主人公的原型是作者在一个宴会上认识的两位客人；《驻地分署》的男主人公的原型是作者早先在西班牙认识的一个英国领事；《信》的女主人公的原型，据说是吉隆坡一名校长的妻子，名叫埃塞尔·梅布尔·普劳德洛克，只是作者把这个故事加工得更加合理、连贯，更富有戏剧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本短篇小说集的成功原因之一是细节上的真实。在许多读者的心目中，毛姆与马来亚的关系，就像吉卜林与印度的关系。但是由于作者有时运用素材过于直截了当，素材中的人物又经常被描写成怯懦、残忍、酗酒、强奸、通奸等丑恶事实的形象，以致于这本短篇小说集发表之后，在马来亚地区引起轩然大波，他在那里的许多好友都与其断绝了关系。

一般来说，短篇小说集里的篇什都是各自独立的，但这本短篇小说集却有所不同，六个短篇在场景的安排上往往互有关联。《赴宴之前》的场景设在英国本土，从“赴宴”这个英国人所熟悉的日常事件出发，巧妙地引入了一个来自遥远国度的离奇故事；故事由一个长驻婆罗洲的英国人的妻子讲述，像剥笋一样将情节层层展开，最后达到惊悚的高潮。《铁行轮船公司》的场景设在一艘离开马来亚、回归英国的轮船上，从一位从日本回归英国的女乘客的视角，引出一个发生在马来亚地区的故事，但故事的结局都发生在船上，可以说场景设在英国和马来亚之间。《驻地分署》和《环境的力量》的场景都设在马来亚，是对英国人在马来亚生活的最直接的描写，但前者描写了两个白人之间的关系，后者进一步揭示了白人与土著的矛盾。在《环境的力量》临近结尾的地方，一个驻地长官在码头上把自己的妻子送回英国，而他妻子的离开，是因为这位驻地长官另有一个土著的妻子；在《铁行轮船公司》中，男主人公在船上被咒语折磨至死，正是因为他抛弃了原先在驻地同居的土著女人，而这个从未出场的土著女人，在性格甚至情态上都跟《环境的力量》里的土著女人有许多相似之处。其实，这本短篇小说集中的不少人物，往往含有其他篇什中其他人物的影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分开是一个个鲜明的个体，合在一起是一个生动的群像。《胆怯》的场景虽然也设在马来亚，但却更加详细地描绘了周边的自然环境和土著的生活状况，在刻画男主人公深刻的内心矛盾的同时，也揭示了在一场灾难面前白人与土著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具有与其他篇什不同的文化内涵。最后一篇《信》的场景以新加坡的一家律师事务所为中心，从一个律师的视角，成功地塑造了一个白人妇女和一个华人职员的形象，揭露了在貌似公正的法律制度下人性中虚伪的一面。律师是最具有英国特色的职业之一，在第一篇《赴宴之前》里，那家人的父亲也是一名律师，作者借此将读者重新带回英国的生活环境，使这本短篇小说集在结构上形成一个完整的回路。在这些篇什之中，热带河流、简易码头、“屯堡”、孟加拉式平房、廊台，以及普拉胡帆船、纱笼、曲刃短剑、帕兰刀等当地特有的景物和器物，在不同的故事中反复出现，给故事增添了不少异国情调，也使各个短篇联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这六个短篇小说的心理分析深刻而细腻，反映了作者较高的艺术水平。例如在《驻地分署》这个短篇中，作者刻画了一个驻地长官和他的助手两个白人的截然不同的性格。沃伯顿出身门第不高，后来跻身于上流社会。他的家产在赌博中输光，不得不到海外谋求官职以维持生计。但他念念不忘其绅士的体面，遇到相识就要津津乐道其昔日与名门显贵的交往。在与英国上流社会隔绝之后，他培养了一些奇特而可笑的个人习惯，以其独特的方式维持着与英国上流社会的精神联系。在对待土著人方面，他做事圆滑，善于笼络人心，与他的助手库珀形成鲜明的对照。在意识到库珀面临生命危险的时候，他非但不加防范，反而推波助澜，以期借刀杀人。作者在心理分析方面入木三分，成功地刻画了一个老于世故的英国绅士形象。诗人兼小说评论家缪尔（Edwin Muir）评价《驻地分署》“是当代最优秀的短篇小说之一”。《胆怯》是这本短篇小说集中精于心理分析的另一篇佳作，可以说是一篇关于恐惧的心理小说，堪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康拉德的某些中短篇小说媲美。这个短篇与《驻地分署》和《信》一并受到毛姆的传记作者特德·摩根（Ted Morgan）的推荐。这本短篇小说集中的其余几个短篇，如《赴宴之前》、《环境的力量》，在心理描写方面也细致入微，对话富有个性，并与故事发展紧密结合，情节曲折、悬念迭起，曾被选入各种短篇小说集。

也许是因为出生于法国，毛姆与法国有着天然的亲和力。毛姆说过，他的短篇小说在法国远比在英国更加受到评论家和广大读者的赞赏。法国人，由于他们的古典意识和有序的思维方式，要求作品具有整饬的形式，他们讨厌有头无尾的作品，提出了主题而不解决，预示了高潮但又闪避。事实上，毛姆的短篇小说接近于莫泊桑。他在短篇小说的创作中，接受了法国古典主义对于结构的要求。他要求短篇小说做到“具体、充实、戏剧性强”，结构紧凑，情节曲折；要有头、有尾、有身体；有伏笔、有悬念、有高潮、有余波，跌宕有致、曲折变化。他主张一个故事要完整、连贯而生动，从铺叙到结束一气呵成，摒弃一切无助于情节的发展或者故事的戏剧性的细节。作家要在情节上下工夫，抓住读者的好奇心，引导他们读下去。这些创作主张，无疑有其合理性和现实意义。

西方评论界普遍认为毛姆的作品不够伟大，一直把他列为“二流作家”，这个评价基本上没错。事实上，毛姆并不追求伟大，但仅仅因为这一点而将他列为一般意义上的“二流作家”，却并不公允。毛姆对自己的评价是in the very first row of the second-raters（转引自Maugham：a Biography
，by Ted Morgan，p. 501），即“处于二流作家中最优秀的作家之列”。毛姆在这个自我评价中，虽然承认自己不是“一流作家”，但在“二流作家”的层面上，是颇有些不让时贤的。鉴于毛姆一贯用语精准的特点，这里似乎还带有一点“韵外之致”，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其实，我们在肯定评论界这个比较公允的评价之后，不妨再思考一下，毛姆作出这样的自我评价，其背后是否有一份自己的坚持呢？尤其是在读了一些现代派和后现代作品，包括某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伟大”作家的作品，频频有一些敢于说心里话的读者表示，他们的作品很难看懂的时候，我们益发觉得毛姆的小说亲切自然。

毛姆的语言明白畅达、朴实无华，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明晰（lucidity）、简洁（simplicity）、悦耳（euphony）。夏济安将这三点译成“达”、“简”、“顺”，他的解释是：第一，把话说清楚了，使人一看就懂；第二，要言不烦，少说废话；第三，音调悦耳，便于上口。第一点“明晰”或“达”，是毛姆一生致力所在。当代作家在这三点上的成就，能够得上毛姆的，实不多见（夏济安《现代英文选评注》第150页）。这个评价是中肯的。我一直觉得，毛姆的小说和散文，其文体风格是优秀的，是学习英语的范本，所以在译文中也尽可能朝这个方向努力，尽量做到明白晓畅、朴实无华。判断一种文体风格是否优秀，不能只看它在某些点上是否出彩，如某个用词是否古雅而恰当，某个句式是否复杂而精妙，还要看它是否具有整体上的和谐与美感。一种优秀的文体风格，在前后统一的前提下，原本是多样的，没有一种定规，但在众多的文体风格之中，“平实”是最不容易做到，也是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易》曰：“修辞立其诚。”子曰：“辞，达而已矣。”天增岁月，更觉此语意味隽永。

话说回来，小说毕竟是给人读的。喜欢就喜欢，不喜欢就放下。毛姆自己就说过，“小说的目的在于娱乐”。

黄福海

2011年1月25日于沪西同乐村

“爵代”风华——《了不起的盖茨比》成书记

马修·J·布鲁科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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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最为不幸的年头”

一九二四年四月菲茨杰拉德在账本上记下：“摆脱困境。另：着手小说。”那个月他致信帕金斯，盘点了为创作《了不起的盖茨比》而下的决心：

下面的话跟我们下午的谈话更为相关。尽管我定下了周全的计划，一心想在六月完成小说，但你知道这东西要见天日通常得花多少工夫。如果我没能写出能力所及的最好的东西，或者，就像我有时感到的那种神来之笔，哪怕我花了十倍的时间，我也是不会让其发表的。我去年夏天写的不少东西也算不错，但大都断断续续，很是零散。如今换个角度读来，我不得不舍弃了其中的许多——有一篇一删就是一万八千字（其中的一部分会作为一部短篇发表在《水星》上）。最近四个月我才明白打我写完《美与孽》后，这三年的光景我几乎是日渐堕落。这三个月我确实是在做事，但在之前的两年——不止两年里，我仅仅完成了一部剧本，六篇短篇，还有三四篇文章——平均下来，一天就码了大约一百个字。如果我把时间花在读书、游历，或者随便做点什么——哪怕是健身上，情况也会大不相同，但我却让光阴虚度，不学习，不思考，整天吃喝，到处起哄。假如当初我写《美与孽》的时候每天只写一百字，那这书我得写上四年，所以你可以想见这巨大的差异是如何折磨我的良心的。

说这些我只是想请你对此书保持耐心，请相信，到头来，至少这些年来这是头一遭，我着实是在勉力为之。我也正努力改变我的许多恶习：

1.懒惰

2.事必征询泽尔达的意见——坏习惯，事情完成之前不该去征求任何人的意见

3.过于注重用词——自我怀疑

等等等等。

我觉得自己体内充斥着一股巨力，从某种程度上说超过了我以往任何时候拥有的，但这股力量反复无常，令人犹疑丛生，因为很久以来我不缄其口，精神生活贫瘠，在需要依靠自己的时候便难敷其用。我也不知道还有谁像我这样在二十七岁便耗尽了那么多个人经历。《大卫·科波菲尔》和《潘登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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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作者年过四旬才完成的，而我的《人间天堂》是三卷头作品，《美与孽》也有两卷。所以在这部新小说里我要投入到纯粹创造性的工作中去——这不同于我那些短篇里微不足道的想象，而是一种持久的想象，这种想象源自一个真切却夺目的世界。我举步为缓，审慎而行，甚至每每陷于苦恼。这是一部有自觉美学追求的作品，它所仰赖的与我先前的创作全然不同。

今后要是我又有了闲暇，我定然不会像先前那样白白浪费。请相信，如今的我，着实是在勉力为之。

小说最初的标题是“灰堆与百万富翁”（“Among Ash Heaps and Millionaires”）——这表明菲茨杰拉德已然确立小说的一大中心象征——不过珀金斯认为这标题不够有力。四月，珀金斯表示他“一直认为‘了不起的盖茨比’这一标题充满暗示性，叫人过眼不忘”。说明这标题也是早期的选择之一。

据账本记载：“十五日（四月）决定前往欧洲。”这么做并非出于菲茨杰拉德对欧洲的钟爱，抑或文化上的需要；主要是为经济所迫。由于他在“大颈”无法安心写小说，于是他便携泽尔达前往里维埃拉，那里的生活简单、实惠。（当时法郎与美元的汇率是十九比一，一顿含酒水的饭只要三法郎。）之前他写了五个月短篇，净赚七千美金，现在他希望能暂搁短篇的写作，一心扑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上。

五月初，菲茨杰拉德夫妇乘坐明内沃斯卡号出发，带着十七件行李，一百英尺铜纱和《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他打算通读一遍。《我们的小说家》（The Men Who Make Our Novels
）的作者查尔斯·克里腾顿·鲍德温（Charles Crittenton Baldwin）询问小说进展，出航前两天菲茨杰拉德回应道：“我的第三部小说（尚未付梓）已经完稿，它与我之前的作品截然不同，在形式上这是一番尝试，我也竭力避免那种试图‘惟妙惟肖再现一切’的做法。”作家总有夸大写作进展之嫌；但从这封信来看，这本书在“大颈”完成的分量，要比外界推测的多。如果菲氏之言可信，那么他在里维埃拉要做的就是要把草稿中的第三人称叙述，改写成定稿中尼克的第一人称叙述。他们在巴黎待了九天——期间他们与毕肖普重聚，还给斯科蒂面试了几位保姆——之后在里维埃拉入住了耶尔的格林公园酒店。

“夏日的里维埃拉”，一如人们称呼的那样，是个老派的去处，那酒店里住满了年老体弱的英国人。菲氏夫妇在瓦勒斯库租下了雅致的“玛利亚别墅”，别墅地处圣拉斐尔以北，相距七公里，每个月的租金为七十九美元，他们又另花了七百五十美元购置了一辆雷诺汽车。英国保姆莉莲·马多克每月的佣金为二十六美元；厨师每月十六美元，女仆每月十三美元。尽管这些开销并不大，里维埃拉的生活还是不像菲氏夫妇预期的那样实惠，因为下人和当地的买卖人常占他俩的便宜。一如既往，相当一部分钱花在了饭馆跟咖啡馆里。

菲茨杰拉德稳步创作小说，期间就为《邮报》写了篇有关里维埃拉生活的记叙《一年全无收入，你要如何过活》（How to Live on Practically Nothing a Year
）。尽管他乐观的进展通报有所夸张——比方说，他在七月中旬向奥博宣称“小说几近完稿”——他在修改初稿上确实进展迅速。最初，泽尔达似乎对他们平静的生活心满意足；但七月里她开始跟一个法国飞行员牵扯不清，此人名叫爱德华·乔赞（Edouard Jozan），是常与菲氏夫妇在海滩上，在晚间聚会的那群小伙中的一个。在泽尔达跟前，那些法国小伙相互争宠，对她来说，这仿佛是回到了一九一八年的蒙特格梅罗。就像当年在赛叶公馆上空甩花活的那些美国飞行员，乔赞也驾驶飞机对着“玛利亚别墅”嗡嗡作响。或许没人知道，他献起浪漫的殷勤来能甩出多少花样。乔赞后来坚持说那只是调情。这些事被菲茨杰拉德夫妇双双化入了小说，各自有各自的版本：他写进了《夜色温柔》，而她写进了《留我一曲华尔兹》（Save Me the Waltz
）。在泽尔达的小说里，风流韵事并没有结成正果；那飞行员要的只是个情人，并不要她离开她丈夫。

菲茨杰拉德的账本记录：“巨大的危机——七月十三日。”他后来说听到泽尔达要跟他离婚，他便要跟乔赞来一场决斗，但乔赞避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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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茨杰拉德逼着泽尔达跟乔赞断绝一切来往，而八月他在账本上写下：“与泽尔达亲密相伴。”之后他在笔记本上写道：“一九二四年的那个九月，我知道有些事发生了便再也无以弥补。”

菲氏夫妇需要戏剧场景，于是泽尔达与乔赞的韵事就成了他俩在朋友那里的保留节目，有时是独角戏，有时是唱双簧。海明威谈到他对菲茨杰拉德那些描述的最初反应时，说：“他告诉我泽尔达和一个法国海军飞行员相爱了，第一次的版本实在是个凄婉的故事，我也相信确有其事。后来故事的说法一变再变，他像是在试着把它写进小说去，可这些版本没一个像头一个那么伤感，尽管每一个都可能是真的，可我一直只相信第一个。一遍说得比一遍好；可再没一次像头一次那样叫你伤心。”海明威在记述菲氏夫妇时并不时时可靠，可他的第一任妻子哈德利（Hadley）肯定了他的说法：“这是他们妇唱夫随的一幕。我记得泽尔达漂亮的脸蛋变得非常，非常庄重，她会说他爱她爱得如何深，这爱情又是如何无望，之后他又是如何自寻短见。期间司各特就站在她身旁，脸色苍白而苦恼，每一分钟都沉浸其中。”乔赞并没有自杀；十月他被调去了印度支那，之后在一九五二年擢升至海军中将。

在八月给卢德洛·福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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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里，菲茨杰拉德承认：“这个夏天，我也觉得自己老了——自打去年我的剧本失败了，我就有了这种感觉。那是这部小说承担的重负——幻觉消失了，它们为这个世界增色添彩，你对其真假全不在意，只要他们带有魔幻的光华。”在渗透于《了不起的盖茨比》的那些消失的幻觉中，菲茨杰拉德对泽尔达的爱的确信不疑便是其中之一。

小说为菲茨杰拉德提供了舞台，他可以尽情表现那些与他对泽尔达的爱意相关的刺激经历：一九一八年的大献殷勤，一九一九年的分道扬镳，一九二〇年的重归于好（随之而来的经济收益），还有一九二四年她的背叛。没人知道在一九二四年婚姻危机前，小说完成了多少。打字稿直到是年十月才被送去斯科里伯纳出版社，所以菲茨杰拉德少说也有三个半月时间来把他对泽尔达的幻灭写进小说里去。

与菲茨杰拉德一样，杰伊·盖茨比在战争中爱上了一个女孩，可她却无法对他的付出作出相当的回应。黛西嫁给了富人汤姆·布坎南，盖茨比说服自己失去黛西只是因为自己是个穷光蛋。他用神秘而非法的手段发了财，随后自我塑造，在长岛靠近黛西家的地方大开筵席，穷尽奢华。那些聚会是为吸引黛西而设，他预料某天黛西会出现在席间，而他的万贯家财能把黛西赢回身边。计划失败了，于是盖茨比又通过叙述者尼克·卡罗维见到了黛西。为盖茨比的诚心所感，黛西答应离开她那拈花惹草的丈夫。在酒店的冲突中，布坎南揭露了盖茨比牵涉犯罪活动，击碎了黛西的决心。在返回长岛的路上，黛西撞死了布坎南的情妇默特尔，随后逃逸。盖茨比背下了黑锅，布坎南又唆使默特尔那一心报仇的丈夫将矛头指向盖茨比。杰伊·盖茨比，了不起的信徒，死的时候唯有幻灭。

虽然婚姻起了波澜，菲茨杰拉德并没有中断小说的进程。但他并非时时都在写作——尽管他向博伊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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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称整个夏天都要与世隔绝——他和泽尔达都受不了无聊与孤独。他们去了蒙特卡罗、昂蒂布和戛纳。

菲茨杰拉德第一次提到杰拉德和萨拉·墨菲是在账本上一九二四年八月的一项条目里，尽管也许早在五月他们就在巴黎见过面了。介绍人或许是杰拉德的姐姐埃丝特，她是菲氏夫妇在美国结识的，或许是唐纳德·奥格登·斯图亚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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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他与墨菲一家在巴黎相识。八月，批评家吉尔伯托·塞尔德斯带着他的新娘在里维埃拉旅行，途中拜访了菲茨杰拉德一家与墨菲一家，当时他们住在圣拉斐尔以东三十英里的卡普德昂蒂布。墨菲一家成为了菲茨杰拉德夫妇在法国最亲密的朋友。

杰拉德和萨拉·墨菲是一对美国夫妇，温饱无虞，一心想把生活变成艺术，他们的座右铭是一句西班牙格言：活得愉快是最好的报复。杰拉德的父亲经营着马克·克罗斯皮具店；萨拉是辛辛那提名媛——维博格姐妹中的一个，家里是富有的墨水制造商。杰拉德于1912年毕业于耶鲁——在那他被选入“颅与骨”高年级社团——之后进入家族企业工作，他对此十分厌恶。萨拉在幼年期间常常与母亲一起游历欧洲，更在1914年被引见进英国皇宫。等到杰拉德退伍（他受训为飞行员，但从未执行过海外任务），墨菲夫妇决意与美国商业化的生活，与家庭压力一刀两断。他去哈佛学习园林建筑，一九二一年他们定居法国，带着三个孩子，为的是活得愉快。

杰拉德比菲茨杰拉德年长八岁，他英俊、机智、魅力四射。萨拉的头脑不在他之下，说话不爱绕弯子。尽管墨菲一家生活奢靡，独具一格，而且品位无可挑剔，他们其实不算特别富有。他们在巴黎和卡普德昂蒂布的住宅装修豪华，管事的仆人都训练有素。夫妇俩都对艺术颇为倾心。他们与娜塔莉·冈察洛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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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同学画，积极支持在巴黎的俄国与瑞典芭蕾剧团。帕布罗·毕加索、菲利普·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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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波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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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多斯·帕索斯、阿奇巴尔德·麦克利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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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费尔南德·莱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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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他们的好友。在1922与1930年之间，杰拉德·墨菲完成了十幅画，将立体派技巧结合进作品的细节之中。菲茨杰拉德钦佩杰拉德与人交际时的手腕，认为共同的爱尔兰身世会在他俩之间结成一种纽带。在《夜色温柔》中，菲茨杰拉德将墨菲那种“唤起痴迷而盲目的爱意的能力”转移给了狄克·戴弗。

一九二四年夏天，菲茨杰拉德对德国思想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的《西方的衰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虽然全书在一九二六年才被译成英文，菲茨杰拉德不可能在这之前便读到完整版，但当年的杂志上关于斯宾格勒的文章不乏名家手笔。斯宾格勒对于历史、政治与文化的演绎并不可能直接影响到《了不起的盖茨比》。因为那些关于文明的运动的庞大观念让菲茨杰拉德非常兴奋，而他也对自己所受的教育甚感不安，所以他将《西方的衰弱》视为智性历史的总结。《西方的衰弱》对西方历史作了一个有机的概述，主张文化运动有其一定模式，发展毁灭，周而复始——而二十世纪的西方正处在衰变期。

那年夏天，菲茨杰拉德给塞尔德斯、斯图瓦特、多斯·帕索斯、马克斯维尔·施特鲁瑟斯·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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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起的其他才俊”读了《了不起的盖茨比》，也可能是其中的片段。九月一个普林斯顿的学友，弗里德里克·耶瑟在圣拉斐尔逗留了一周。他没看出菲氏夫妇婚姻的裂缝，但他目睹了他俩关于宗教与文学的激烈争辩——争辩过后他们就互不理睬。菲茨杰拉德与耶瑟就普林斯顿的社交体制作了几番长谈。虽然关于文学的谈话几乎没有，菲茨杰拉德还是鼓励他去读《尤利西斯》、《奥托·布劳恩日记》（The Dairy of Otto Braun
）和W·N·P·巴贝里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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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失意客游记》（The Journal of a Disappointed Man
）。布劳恩是个德国青年知识分子，死于战争；菲茨杰拉德视他为文化英雄，为其早逝而动容。

菲茨杰拉德的账本里对其创作《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一九二三至一九二四年有过一番评价：“自我十九岁以来最为不幸的年头，满是可怕的挫折，刺人的灾难。工作繁重，在下半年会有回报，努力做得更好。”

二、帕金斯来信

那段时间泽尔达在读亨利·詹姆斯的《罗德里克·哈德孙》，于是决定要和斯科特在罗马度过一九二四年的冬天——尽管在一九二一年意大利曾给他们留下过很不好的印象。夫妇俩在里维埃拉过得大手大脚，他们选中意大利也是因为那里的兑换汇率要比法国更讨巧。小说的手稿在十月二十七日被送到了帕金斯那儿，然后菲茨杰拉德便驱车前往罗马。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公寓，他们就在西班牙广场的王子酒店落了脚，每月租金五百二十五美元。事后证明这步走错了。菲茨杰拉德讨厌意大利人，他觉得他们傲慢、不老实。他肆意酗酒，还挨了警察的揍——他把这视作有生以来的奇耻大辱，还写进了《夜色温柔》。奥博提议要他写篇关于罗马的文章，作为《一年全无收入，你要如何过活》的姊妹篇，对此菲茨杰拉德回应道：“我恨透了那些意大利佬，根本没法给《星期六晚邮报》写有关他们的东西——除非他们想看到《教皇西弗利斯六世与他麾下的蠢蛋们》之类的文章。”最后他写了篇《通心粉的高昂价格》，叫奥博难以处置。菲茨杰拉德夫妇在罗马吵了几架，双双得了病。泽尔达动了手术，治疗不孕症，但却害了慢性感染。乔赞造成的伤害暂时痊愈了；在一九二五年四月给毕肖普的信里，菲茨杰拉德写道：“酒会过后，我和泽尔达有时要一连吵上四天，不过我们依然热烈地爱着彼此，除了我俩，我还不知道有哪对已婚夫妇能享受真正的快活。”当时一个美国剧组正在罗马拍摄《宾虚传》，菲氏夫妇经常参加他们的聚会，跟演员卡梅·迈尔斯交上了朋友。

菲茨杰拉德写着新小说，但无法决定要用什么标题。他在“了不起的盖茨比”、“灰堆与百万富翁”、“特里马尔乔”、“西卵的特里马尔乔”、“往西卵的路上”、“戴金帽的盖茨比”、“高蹈情郎”和“盖茨比”中犹豫不决。其中的两个标题出自本书的卷首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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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泽尔达与帕金斯都中意“了不起的盖茨比”，菲茨杰拉德只好在十二月敲定了这个书名。他本来要选“特里马尔乔”或“西卵的特里马尔乔”——佩特罗尼乌斯传奇小说《萨蒂里孔》中的人物，经常铺张地大宴宾客——不过拉德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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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说提及特里马尔乔会把读者弄糊涂，因为这个单词读者连读也不会读，菲茨杰拉德终于被说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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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到罗马，他们已经把带到法国的七千美金花了个精光，于是菲茨杰拉德只好在润色小说的间歇去写点短篇。尽管《夜中情》（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三月刊的《邮报》）无足轻重，但这毕竟是他第一篇以里维埃拉作背景的小说。故事讲述了一个美国女富婆与一个被十月革命褫夺了家产的俄国贵族间的爱情，重现了当年在里维埃拉过冬的俄国族群，这后来被移植进了《夜色温柔》。之后又有《调节者》（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九月刊的《红书》），写于罗马——在一部分作品里，菲茨杰拉德像是在对着泽尔达演讲，这便是其中一篇。因为丈夫神经失常，一个厌倦而自私的少妇被迫承担起责任，神秘人月亮博士这样教导她：“‘我们同意孩子可以坐在观众席上，不来参与这场戏，’他说，‘但待到这些孩子长大成人，如果他们继续当观众的话，那么有些人就必须工作双倍的时间，这样观众们才可以欣赏这世界的灿烂与闪光。’”

十一月二十日，帕金斯给菲茨杰拉德寄了一封长信，恭喜他写出了好小说，并就如何处理盖茨比这一人物提出了三点建议：一是要让他的过往更模糊些，二是要暗示出他钱财的来源，三是要把他那段冗长的自述打散开来写：

我想你有任何理由为这本书感到骄傲。这书不比寻常，包含了各种思想，各种心绪。故事你讲得真是巧妙，叙述者是参与其间的演员，可更是超然于外的观众：由此读者可以高高在上地观察人物，距离给了他们一番远景。唯有如此，你的讽刺方能那样深刻，那样强烈，而读者方能切肤地体会到这巨大、不闻不问的宇宙中人类处境的陌生。在艾克尔伯格博士看来，读者不同，则意会不同；但他们的在场，对整件事有巨大的影响：他们面无表情，眼睛眨也不眨，低头看着人类的一幕幕。壮哉！

我可以接着说这本书的好话，思索其中的种种元素与含义，但现在几句批评来得更重要。你认为六、七两章稍有点乏味，确实如此，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补救。不过相信你总是有办法的，我只是想说这部分缺了点保鲜剂，既与整体节奏相称，也能顺利过渡。我只有两点真正的批评：

第一，书里的人物都个性明显，活灵活现——在街上我一眼就能认出汤姆·布坎南，然后躲着他——但盖茨比在其中有些模糊。读者没法聚焦在他身上，他的轮廓有些黯淡。与盖茨比相关的一切都多少有点神秘，也就是说多少有点看不真切，也许你出于艺术的考虑，但别人并不能领会。你能不能像描述其他人那样把他也从物理上描绘得线条分明呢？你能不能让他在那句口头禅“老兄”之外，再增添几个体貌上的特征呢？有些东西总让读者——斯克里伯纳先生与路易斯就是明证——觉得盖茨比的岁数要比实际上大，尽管作者说了，盖茨比跟他一般年纪。要是他乍一登场就能像黛西与汤姆一样鲜活，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我想这么写也不会危害你的全盘设想。

第二点也是关于盖茨比的：他的营生自然要保持神秘。但在结尾部分你点明了他能发财靠的是与沃尔夫山姆的关系。其实你早就隐约透露过这点。所有读者都会对盖茨比能有这么多钱感到困惑，也觉得应该有所解释。明明白白地道出原委，当然荒谬透顶。以我之见，你或许可以不时地插入一些话，也可能是几桩事，各种各样，几笔带过，来暗示他的忙，忙得神秘，忙得不为人知。他接到过几通电话，但我们看不到他在宴会上同某些神秘的大人物商谈的场景，这些大人物或是来自政界，或是来自赌场，或是来自烟花之地，哪里都行。我说得不太清楚，下面的事实也许有助于你明白我的意思。在小说的大部分篇幅里全然没有一番解释，这在我看来是个不足——或者说缺的不是解释，而是对真相大白的暗示。但愿你现在在我面前，那样我就能让你明白我的意思。盖茨比究竟是干什么的，这点永远不该说得太明，哪怕可以说明。但如果在他的生意上勾出淡淡的轮廓，那就会给这部分故事提供发展的可能。

还有一点：你有意要讲述盖茨比的历史，你让他自己告诉叙述者，与此同时你却在某种程度上偏离了既定的叙述方式，因为在常规的行进中，其它内容都几乎被交代了，而且交代得很出色——状况接连不断，兼有节外生枝。但你不能彻底不提他的历史。我之前以为你会有办法在叙述过程中叫他那些“上过牛津”啊，“参过军”啊之类的话一点一点原形毕现。我还没拿出证据，先提出这点供你参考。

整体而言，这部小说是卓越之作，我甚至羞于提出这些批评。你给一行句子注入的含义，你笔下的段落所具备的深度与强度，都非同寻常。手稿中有些表达让一个场景释放出生命的光华。如果有人喜欢让飞驰的火车载着旅行，我愿将你妙笔下生动、繁多的画面，比作那沿途展开的活生生的图景。书读起来似乎要比实际上来得短，但它带着你的头脑经历的一切，是需要一本三倍长度的小说才能容下的。

就我所知，你对汤姆、他的地位、黛西以及乔丹的呈现，对人物性格的揭示，可以说无人能及。那落满火山灰的山谷毗邻着可爱的乡村，默特尔公寓里人们的言谈举止，那份壮观的宾客名单——有些东西是能叫人出名的。所有这些，这动人的一整出戏，你已给它在时间与空间里找到了位置，因了T·J·艾克尔伯格的相助，因了不经意间你向天，向海，向这个城市投去的一瞥，你已传递了某种永恒之感。你曾说过你不是个天生的作家——天哪！你把技巧掌握得毫不含糊；但要写出这等作品，光有技巧可远远不足！

帕金斯建议“叫他那些‘上过牛津’啊，‘参过军’啊之类的话一点一点原形毕现”，要求发展已存在的叙述计划。小说出版后，菲茨杰拉德不吝赞美之辞，盛赞帕金斯的润色之功：“马克斯，听到人们夸赞此书的结构，真把我给逗乐了——因为定下结构的是你，不是我。”珀金斯并没有重新设定结构。菲茨杰拉德遵从了他的笼统建议，活都是自己干的。

十二月二十日左右，菲茨杰拉德一边等着校样——分成两批，分别在二十二日、三十日从纽约送达罗马——一边致信珀金斯，说他知道如何改进小说了，他要对初稿来一次大修：

赖你襄助，我能让“盖茨比”成为完美之作。第七章（酒店那一幕）总是达不到要求——我已经操够了心，我不太知道该让黛西怎么反应才好。不过我能稍加改进。缺少的不是想象的活力——问题是我下意识地没法再理一遍头绪，问题是我非得把所有角色带去纽约，好叫他们在回去的路上大难临头，我差不多非得这样不可。不拘的构想偶能带来创意，但这章是不可能有这种创意的。

信里还提到：“我要写一部新小说——题目内容都想好了，差不多要花上一年。”可这一计划中的作品却再没了音讯。

一面修改着样稿，菲茨杰拉德一面同奥博磋商连载的事宜。他的心理价位在一万五千到两万美元，而出版前的连载也能激发读者对小说的兴趣。根据一九二三年的期权契约，赫斯特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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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优先购买连载的专有权，但编辑雷·郎在十二月谢绝了《了不起的盖茨比》。他们认为小说的材料太猛，而那些杂志面向的多数是女性读者。菲茨杰拉德以为约翰·维勒会接受，发在《自由》上，当时这份周刊正在花钱造势；可维勒告知奥博：“这书对于我们有点太‘熟’啦。现在我们杂志只能刊发一个连载，这故事上不了，里面装了太多个媚娘，太多篇韵事了。”一月，《学院幽默》开出一万美元的条件，但菲茨杰拉德拒绝了，因为一旦连载，小说就要推迟五个月出版，他不想耽搁这么久。他还担心这样会让小说跌价：“大部分人看到《学院幽默》登出广告，还以为盖茨比准是个厉害的橄榄球前卫，这么一来书就没法出版了。”

二月，处理完修订过的初稿，为了避开罗马潮湿的冬季，菲氏夫妇搬去了卡普里的提比里奥酒店。在卡普里，泽尔达卧床不起，她的病一会被确诊为结肠炎，一会被归为卵巢出了问题，挨下来的两年她都为此病所累。司各特酗酒，泽尔达学画——这是她第一次正式的艺术研修。菲茨杰拉德与早年偶像康普顿·麦肯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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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了一面，可大失所望，他批评麦肯齐放弃了严肃小说的创作。在卡普里，菲茨杰拉德写了一篇小故事《指南上没有》（发表在《妇女家庭要览》上），而小说《阔少爷》也在此地动笔。

三月七日，菲茨杰拉德给帕金斯发去电报，询问要改书名是否为时太晚，因为他还是想要“戴金帽的盖茨比”或“特里马尔乔”。九日珀金斯答复：“改名会造成不利的延宕与混乱。”菲茨杰拉德在十九日又发去电报：着迷书名红白蓝下克服延误。可一切为时已晚。

三、了不起的“盖茨比”

菲氏夫妇在卡普里逗留了两个月，四月里，他们前往巴黎。出版日期日益临近，菲茨杰拉德愈发焦躁。四月十一日是书出版的第二天，斯科特给帕金斯发去电报，急着要听那边的消息。而帕金斯能做的只是在二十日复电：“销售情况尚不明了，已获佳评。”小说有二百十八页，帕金斯怀疑书太薄，从而损害了它的销量。《了不起的盖茨比》有五万词，出版时被刻意延展了页数。对此菲茨杰拉德有两个解释：

1.书名中不溜，不甚高明。

2.最重要的——书里缺少重要女性角色，而女性是现今小说市场的主导力量。我倒不认为悲惨的结尾有什么大关系。

这个月斯科特给帕金斯写了下面这封信，在结尾部分他作了一番自我评价，意气消沉：“不管怎样到秋天我可以出版一册上好的小说集。如今我得写点便宜货攒点钱，直到足够供我写下一部小说。完事后我打算相机行事。如果有销路，让我不至于再去写那些垃圾，那我就继续当个小说家。如若不然，我就不干了，卷铺盖回家，跑去好莱坞学电影。我没法降低生活标准，我也受不了经济上的不稳定。不管怎么说，如果你没法全心投入，那还是别当什么艺术家了。一九二〇年，我本有机会在生活的起步阶段适当节制，但既然我错过了，如今也只好接受惩罚。也许四十岁时我能够重新开始写作，一身轻松，不再时时受扰。”

《了不起的盖茨比》初版每册定价两百美元，首印二万零八百七十册。这一次的书依然题献给泽尔达。八月里小说二印，印数三千册；菲茨杰拉德过世时，斯科里伯纳出版社尚有这一版的库存。依靠着百分之十五的版税，小说初印为司各特收益六千二百六十一美元，抵掉了他欠斯科里伯纳的六千美元。

帕金斯确信《了不起的盖茨比》是一部讽刺作品，而大多数读者对其都存在着误解：“事实上司各特处于一个有些矛盾的境地：他原本是立于鸡群的仙鹤，但丰沛的才华却让他成了个‘通俗小说家’。”

尽管也偶有评论家认为《了不起的盖茨比》不过哗众取宠，但书评基本是站在菲茨杰拉德这边的，可以说他之前的作品从未受过如此好的待遇。直到八月，吉尔伯托·塞尔德斯措辞有力的评论才在《日晷》上姗姗露面：“菲茨杰拉德着实成熟了；他驾驭着天赋，凌空展翅翱翔，将早期作品中的暧昧不清与故作聪明统统甩在身后，而被甩得更远的，则是他的同辈乃至前辈诸家。”之后海明威指摘这篇评论造成了菲茨杰拉德的创作瓶颈，他尤其不满的是塞尔德斯赞赏菲氏的“冷嘲与怜悯”，在《太阳照常升起》中，这两个词沦为笑料。其他值得一题的还有威廉·罗斯·贝内

[19]

在《星期六文学评论》上的文章，劳伦斯·斯塔林斯

[20]

在《纽约世界报》上的文章，赫伯特·S·高尔曼

[21]

在《纽约太阳报》上的评论以及哈里·汉森在《芝加哥日报》上的评论。最大快其意的还得是来自维拉·凯瑟、伊迪丝·华顿与T·S·艾略特的贺信，这几位皆是菲茨杰拉德相当尊敬的作家。艾略特宣称：“以我之见，实际上这是亨利·詹姆斯之后美国小说跨出的第一步。”（菲茨杰拉德给艾略特送去了一本《了不起的盖茨比》，题词“狂热信徒致美国最伟大的在世诗人”。）H·L·门肯在《巴尔的摩太阳报》就这部小说发表长文，冠之以“言过其实的轶事”，但也赞扬了“行文的魅力与优美”以及菲氏描写社交场景的精准。对此菲茨杰拉德回应道：“我想是这流畅、连贯的风格让你有这种感觉…我写这部小说，是为了一反我之前两部小说的松散芜杂，也是为了反刘易斯

[22]

与多斯·帕索斯之道而行之。”

菲茨杰拉德相信《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不足正是他放弃的那段插曲，他在一九二四年九月同帕金斯谈起过这一部分。他向埃德蒙·威尔逊坦言：“书里最糟的缺陷，我想是个很大的缺陷：从盖茨比与黛西重逢，到大祸临头，我始终没有就他俩的情感关系作出详尽解释（对这种关系我全无感觉，浑然不知）。然而这一缺陷却为对盖茨比过往的回溯，以及绝妙的行文所狡猾地掩盖，以致无人察觉——尽管人人都感到了这一缺陷，然后给它起上错误的名号。”

《了不起的盖茨比》标志着菲茨杰拉德对其旧作的全面超越。如果他在写出《人间天堂》之后的五年里进步能够如此迅速，如果他在三十岁之前便能如此妙笔生花，那他真是前途无量。不同于他在《美与虐》中那样面对读者娓娓而谈，此番菲茨杰拉德取巧于风格，借此传达《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种种含义。细节的处理带来诗化的效果，而故事的价值在意象的运用中得到提升。对布坎南家的描述正揭示了菲茨杰拉德笔下的意象如何刺激感官：“草坪从海滩起步，直奔大门，足足有四分之一英里，所有这些人那年夏天都到盖茨比的别墅来过砖径和火红的花园——最后跑到房子跟前，仿佛借助于奔跑的势头，爽性变成绿油油的常春藤，沿着墙往上爬。”其行文最丰沛处，往往能给人运动之感；这里的草坪在奔跑，在跳跃，在漂移。一次又一次，他用一个词让好几句句子变得过目难忘——通常是某个表示色彩的词，比如“此刻乐队正在演奏黄色鸡尾酒会音乐”。

书中多用舞台效果与象征手法。其中不少场景与描绘堪作美国散文的试金石：比如黛西与乔丹的初次登场、盖茨比的舞会、默特尔的公寓、盖茨比的衬衫大展示、宾客名单和尼克对中西部的追忆等。在描绘这些场景时，菲茨杰拉德赋予了细节以十足的联想意义，使之获得了一种象征力量，从而扩展了故事的内涵。盖茨比的座驾“是瑰丽的奶油色的，镀镍的地方闪光耀眼，车身长得出奇，四处鼓出帽子盒、大饭盒和工具盒，琳琅满目，还有层层叠叠的挡风玻璃反映出十来个太阳的光辉”。车子浮夸的外形点明了盖茨比的爱慕繁华与恶俗。盖茨比所拥有的一切都带着夸大的色彩，对他意欲效仿富人生活方式的幼稚的骗局，黛西也看得清清楚楚。而他那辆被汤姆·布坎南叫作“马戏团车”的座驾，最终也成了他的“灵车”。

吉米·盖茨（杰伊·盖茨比）错将真爱的价值与金钱的购买力混为一谈。他相信金钱万能——甚至可以重现过去。尽管他对金钱满怀信心，但盖茨比却并不明白钱财到底在社会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也无从理解那些世代为富之人的傲慢。作为一个风俗作家，菲茨杰拉德从一个享有特权的局外人的角度痴迷地观察阶级分野，形成了自己的理解。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细节的安排既提供了文献资料，又形成了特定内涵，手法的经济实现了艺术对现实的关照。那份包含五百九十五个词的舞会宾客名单引出了一长串二流人物，这群人的数目日益增加，他们把盖茨比的别墅当成游乐场，屈尊来光临。

我记得，克拉伦斯·恩狄是从东卵来的。他只来过一次，穿着一条白灯笼裤，还在花园里跟一个姓艾蒂的二流子干了一架。从岛上更远的地方来的有齐德勒夫妇、O·R·P·斯雷德夫妇、乔治亚州的斯通瓦尔·杰克逊·亚伯拉姆夫妇，还有菲希加德夫妇和里普利·斯奈尔夫妇。斯奈尔在他去坐牢的前三天还来过，喝得烂醉躺在石子车道上，结果尤里西斯·斯威特太太的汽车从他的右手上开了过去。丹赛夫妇也来，还有年近七十的S·B·怀特贝特、莫理斯·A·弗林克、汉姆海德夫妇、烟草进口商贝路加以及贝路加的几个姑娘。

在这份名单的最后是尼克不动声色的结语：“所有这些人那年夏天都到盖茨比的别墅来过。”

菲茨杰拉德惯于罗列，这份著名的名单正是他这一习性的最佳证明。他按照时间顺序罗列出一个个姑娘、球员、歌曲，甚至自己遭受的冷眼。作为一个社会记录者，他有一种能力堪当立身之本，他能够通过细节重现与特定时间、地点相关的情绪、感觉与节律。菲茨杰拉德提到《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纠缠不清”。不断纠缠他的正是逝去的时间与暂借的时间。

小说的主题可以说是盖茨比与时间的缠斗：从开篇（“我年纪还轻，阅历不深的时候”）到结尾（“不停地倒退，进入过去”），整个故事里至少有四百五十个表示时间的词。不算人物的名字，出现第二频繁的名词便是“时间”，整整有八十七次（“房子”出现了九十五次）。“时刻”有七十三次；“天”七十次；“分”四十九次；“小时”四十七次。小说第一个突出的意象是布坎南家的草坪，所谓“一路跨过日晷”；尼克把盖茨比的宴客名单写在一张时刻表上；与黛西重逢的一幕，盖茨比差点撞倒壁炉上失灵的时钟。在菲茨杰拉德最好的那些作品里，“时间”总是受到特别关照。用马尔科姆·考利

[23]

的话来说，菲茨杰拉德的作品仿佛是在一间满是钟表与日历的房间里写的。

《了不起的盖茨比》之所以能经久不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美国梦”的探讨研究，在这点上，菲茨杰拉德扩展了霍雷肖·阿尔杰

[24]

的作品，将故事导向对“现代神话”的沉思。他看到美国历史的清白与慷慨，为之深深触动——他称之为“心悦诚服”。盖茨比成为了一个原型人物，他辜负了美国的承诺，同时也被这一承诺所背弃。盖茨比寓言依旧在回响。

较之菲氏先前的作品，《了不起的盖茨比》最大的进步在于其结构。菲茨杰拉德出色地把控着叙述，让围绕盖茨比的一桩桩事实随着小说的进程徐徐展开，使这位神秘的——几乎是乖戾的——杰伊·盖茨比显得煞有其人。或许是从约瑟夫·康拉德小说里学到的办法，菲茨杰拉德安排尼克·卡罗维充当一个“部分参与其间”的叙述者，经常不得不作出价值判断。小说中的每个事件都在尼克那过滤了一遍，于是也都被置于第一人称的即时性与作者视角的双重作用之下。正如卡罗维所言：“我既身在其中又身在其外，对人生的千变万化既感到陶醉，同时又感到厌恶。”视角的排布成为了菲茨杰拉德那些佳作的一个显著特质。

对《了不起的盖茨比》所取得的成就，菲茨杰拉德有准确估计，他也决定在这之上继续添砖加瓦：“《了不起的盖茨比》有诸多不足，但总的说来，像书里那样的散文在美国文学史上还是头一次出现。由此我大受鼓舞。我大受鼓舞，希望有朝一日我能将《人间天堂》的激情、《美与虐》的协调与《了不起的盖茨比》的抒情特质与健全美感结合到一部作品里，叫那一小部分人由衷钦佩——”

顾真译

[1]
Matthew Joseph Bruccoli（1931—2008），美国散学评论家、菲茨杰拉德专家，本文节选自他所著的评传《菲茨杰拉德光彩照人的一生》。

[2]
英国作家威廉·梅克皮斯·萨克雷的讽刺小说。

[3]
原注：在之后的岁月里，菲氏夫妇不断渲染这次感情危机的细节。泽尔达说菲茨杰拉德把她软禁在别墅长达一个月。去世前不久菲茨杰拉德向谢拉·格雷厄姆（Sheilah Graham）承认，他与乔赞决斗一事纯属捏造，而他把这次决斗写进了《夜色温柔》。

[4]
Ludlow Fowler，菲茨杰拉德在普林斯顿的同窗好友。

[5]
Thomas Alexander Boyd（1898—1935），美国小说家、书商，他的书肆也是当时文人的聚会场所。

[6]
Donald Ogden Stewart（1894—1980），美国作家，创作过不少电影剧本。

[7]
Natalia Goncharova（1881—1962），俄国“立体未来主义”先锋派艺术家，多才多艺。其舅婆为普希金之妻娜塔莉·普希金娜（Natalia Pushkina）。

[8]
Philip Barry（1896—1949），美国剧作家，作品有喜剧《假日》、《动物王国》等。

[9]
Cole Porter（1892—1964），美国作曲家、抒情诗人。

[10]
Archibald MacLeish（1892—1982），美国诗人，曾任国会图书馆馆长、助理国务卿。

[11]
Fernand Léger（1881—1955），法国画家，作品多以抽象几何形体和广告式色块表现城市生活与工业题材。

[12]
Maxwel Struthers Burt（1882—1954），美国小说家、诗人。

[13]
Wilhelm Nero Pilate Barbellion（1889—1919），英国人，日记作者。

[14]
原诗四行，诗的作者被假托为托马斯·帕克·德因维利亚斯（Thomas Parke D'Invilliers），这是《人间天堂》中以毕肖普为原型创造的人物。

[15]
Ringgold Wilmer Lardner（1885—1933），美国作家，长期从事报业工作，是菲茨杰拉德的好友。

[16]
原注：菲茨杰拉德的一个朋友，T·R·史密斯（T.R.Smith）在1922年编辑出版了一个《萨蒂里孔》的译本，结果“纽约风化协会”指责此书淫乱下流。

[17]
William Randolph Hearst所创，赫斯特为美国报业巨头，拥有多种日报和杂志，以轰动性新闻、醒目的版面和低廉的售价竞争取胜，为电影《公民凯恩》主角的原型。

[18]
Sir Compton Mackenzie（1883—1972），英国小说家、诗人。

[19]
William Rose Benét（1886—1950），美国诗人和编辑，1942年普利策诗歌奖得主，Stephen Vincent Benét之兄。

[20]
Laurence Tucker Stallings（1894—1968），美国剧作家、文学评论家、摄影师。

[21]
Herbert Sherman Gorman（1893—1954），美国记者、编辑。

[22]
指辛克莱·刘易斯，当时他的小说正当红。

[23]
Malcom Cowley（1898—1989），诗人、小说家、文学评论家、游记作者。也是上世纪二十年代菲茨杰拉德、海明威等人构成的巴黎文学群体中的一员。

[24]
Horatio Alger（1832—1899），美国儿童文学作家，代表作为《衣衫褴褛的狄克》（1868）。

那就戴顶金帽子，如果能打动她的心肠；

如果你能跳得高，就为她也跳一跳，

跳到她高呼“情郎，戴金帽、跳得高的情郎，

我一定得把你要！”

托马斯·帕克·丹维里埃

[1]

[1]
这是作者的第一部小说《人间天堂》中的一个人物。

- 了不起的盖茨比

- 重访巴比伦

- 疯狂的礼拜天

/第一章/

我年纪还轻，阅历不深的时候，我父亲教导过我一句话，我至今还念念不忘。

“每逢你想要批评任何人的时候，”他对我说，“你就记住，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并不是个个都有过你那些优越条件。”

他没再说别的。但是，我们父子之间话虽不多，却一向是非常通气的，因此我明白他的意思远远不止那一句话。久而久之，我就惯于对所有的人都保留判断，这个习惯既使得许多怪僻的人肯跟我讲心里话，也使我成为不少爱唠叨的惹人厌烦的人的受害者。这个特点在正常的人身上出现的时候，心理不正常的人很快就会察觉并且抓住不放。由于这个缘故，我上大学的时候就被不公正地指责为小政客，因为我与闻一些放荡的、不知名的人的秘密的伤心事。绝大多数的隐私都不是我打听来的——每逢我根据某种明白无误的迹象看出又有一次倾诉衷情在地平线上喷薄欲出的时候，我往往假装睡觉，假装心不在焉，或者假装出不怀好意的轻佻态度；因为青年人倾诉的衷情，或者至少他们表达这些衷情所用的语言，往往是剽窃性的，而且多有明显的隐瞒。保留判断是表示怀有无限的希望。我现在仍然唯恐错过什么东西，如果我忘记（如同我父亲带着优越感所暗示过的，我现在又带着优越感重复的）基本的道德观念是在人出世的时候就分配不均的。

在这样夸耀我的宽容之后，我得承认宽容也有个限度。人的行为可能建立在坚固的岩石上面，也可能建立在潮湿的沼泽之中，但是一过某种程度，我就不管它是建立在什么上面的了。去年秋天我从东部回来的时候，我觉得我希望全世界的人都穿上军装，并且永远在道德上保持一种立正姿势；我不再要参与放浪形骸的游乐，也不再要偶尔窥见人内心深处的荣幸了。唯有盖茨比——就是把名字赋予本书的那个人——除外，不属于我这种反应的范围——盖茨比，他代表我所真心鄙夷的一切。假使人的品格是一系列连续不断的成功的姿态，那么这个人身上就有一种瑰丽的异彩，他对于人生的希望具有一种高度的敏感，类似一台能够记录万里以外的地震的错综复杂的仪器。这种敏感和通常美其名曰“创造性气质”的那种软绵绵的感受性毫不相干——它是一种异乎寻常的永葆希望的天赋，一种富于浪漫色彩的敏捷，这是我在别人身上从未发现过的，也是我今后不大可能会再发现的。不——盖茨比本人到头来倒是无可厚非的；使我对人们短暂的悲哀和片刻的欢欣暂时丧失兴趣的，却是那些吞噬盖茨比心灵的东西，是在他的幻梦消逝后跟踪而来的恶浊的灰尘。

我家三代以来都是这个中西部城市家道殷实的头面人物。姓卡罗威的也可算是个世家，据家里传说我们是布克娄奇公爵

[1]

的后裔，但是我们家系的实际创始人却是我祖父的哥哥。他在一八五一年来到这里，买了个替身去参加南北战争，开始做起五金批发生意，也就是我父亲今天还在经营的买卖。

我从未见过这位伯祖父，但是据说我长得像他，特别有挂在父亲办公室里的那幅铁板面孔的画像为证。我在一九一五年从纽黑文

[2]

毕业，刚好比我父亲晚四分之一个世纪，不久以后我就参加了那个称之为世界大战的延迟的条顿民族大迁徙。我在反攻中感到其乐无穷，回来以后就觉得百无聊赖了。中西部不再是世界温暖的中心，而倒像是宇宙的荒凉的边缘——于是我决定到东部去学债券生意。我所认识的人个个都是做债券生意的，因此我认为它多养活一个单身汉总不成问题。我的叔伯姑姨们商量了一番，俨然是在为我挑选一家预备学校

[3]

，最后才说：“呃……那就……这样吧。”面容都很严肃而犹疑。父亲答应为我提供一年的费用，然后又几经耽搁我才在一九二二年春天到东部去，自以为是一去不返的了。

切合实际的办法是在城里找一套房间寄宿，但那时已是温暖季节，而我又是刚刚离开了一个有宽阔的草坪和宜人的树木的地方，因此办公室里一个年轻人提议我们俩到近郊合租一所房子的时候，我觉得那是个很妙的主意。他找到了房子，那是一座风雨剥蚀的木板平房，月租八十美元，可是在最后一分钟公司把他调到华盛顿去，我也就只好一个人搬到郊外去住了。我有一条狗、——至少在它跑掉以前我养了它几天——一辆旧道吉汽车和一个芬兰女用人，她替我收拾床铺，烧早饭，在电炉上一面做饭，一面嘴里咕哝着芬兰的格言。

头几天我感到孤单，直到一天早上有个人，比我更是新来乍到的，在路上拦住了我。

“到西卵村去怎么走啊？”他无可奈何地问我。

我告诉了他。我再继续往前走的时候，我不再感到孤单了。我成了领路人、开拓者、一个原始的移民。他无意之中授予了我这一带地方的荣誉市民权。

眼看阳光明媚，树木忽然间长满了叶子，就像电影里东西长得那么快，我就又产生了那个熟悉的信念，觉得生命随着夏天的来临又重新开始了。

有那么多书要读，这是一点，同时从清新宜人的空气中也有那么多营养要汲取。我买了十来本有关银行业、信贷和投资证券的书籍，一本本红皮烫金立在书架上，好像造币厂新铸的钱币一样，准备揭示迈达斯

[4]

、摩根

[5]

和米赛纳斯

[6]

的秘诀。除此之外，我还有雄心要读许多别的书。我在大学的时候是喜欢舞文弄墨的，——有一年我给《耶鲁新闻》写过一连串一本正经而又平淡无奇的社论——现在我准备把诸如此类的东西重新纳入我的生活，重新成为“通才”，也就是那种最浅薄的专家。这并不只是一个俏皮的警句——光从一个窗口去观察人生究竟要成功得多。

纯粹出于偶然，我租的这所房子在北美最离奇的一个村镇。这个村镇位于纽约市正东那个细长的奇形怪状的小岛上——那里除了其他天然奇观以外，还有两个地方形状异乎寻常。离城二十英里路，有一对其大无比的鸡蛋般的半岛，外形一模一样，中间隔着一条小湾，一直伸进西半球那片最恬静的咸水，长岛海峡那个巨大的潮湿的场院。它们并不是正椭圆形，——而是像哥伦布故事里的鸡蛋一样，在碰过的那头都是压碎了的——但是它们外貌的相似一定是使从头上飞过的海鸥惊异不已的源泉。对于没有翅膀的人类来说，一个更加饶有趣味的现象，却是这两个地方除了形状大小之外，在每一个方面都截然不同。

我住在西卵，这是两个地方中比较不那么时髦的一个，不过这是一个非常肤浅的标签，不足以表示二者之间那种离奇古怪而又很不吉祥的对比。我的房子紧靠在鸡蛋的顶端，离海湾只有五十码，挤在两座每季租金要一万二到一万五的大别墅中间。我右边的那一幢，不管按什么标准来说，都是一个庞然大物——它是诺曼底

[7]

某市政厅的翻版，一边有一座簇新的塔楼，上面疏疏落落地覆盖着一层常春藤，还有一座大理石游泳池，以及四十多英亩的草坪和花园。这是盖茨比的公馆。或者更确切地说这是一位姓盖茨比的阔人所住的公馆，因为我还不认识盖茨比先生。我自己的房子实在难看，幸而很小，没有被人注意，因此我才有缘欣赏一片海景，欣赏我邻居草坪的一部分，并且能以与百万富翁为邻而引以自慰——所有这一切每月只需出八十美元。

小湾对岸，东卵豪华住宅区的洁白的宫殿式的大厦沿着水边光彩夺目，那个夏天的故事是从我开车去那边到汤姆·布坎农夫妇家吃饭的那个晚上才真正开始的。黛西是我远房表妹，汤姆是我在大学里就认识的。大战刚结束之后，我在芝加哥还在他们家住过两天。

她的丈夫，除了擅长其他各种运动之外，曾经是纽黑文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橄榄球运动员之一——也可说是个全国闻名的人物，这种人二十一岁就在有限范围内取得登峰造极的成就，从此以后一切都不免有走下坡路的味道了。他家里非常有钱，——还在大学时他那样任意花钱已经遭人非议，但现在他离开了芝加哥搬到东部来，搬家的那个排场可真要使人惊讶不置。比方说，他从森林湖

[8]

运来整整一群打马球用的马匹。在我这一辈子中竟然还有人阔到能够干这种事，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他们为什么到东部来，我并不知道。他们并没有什么特殊的理由，在法国待了一年，后来又不安定地东飘西荡，所去的地方都有人打马球，而且大家都有钱。这次是定居了，黛西在电话里说。可是我并不相信——我看不透黛西的心思，不过我觉得汤姆会为追寻某场无法重演的球赛的戏剧性的激奋，就这样略有点怅惘地永远飘荡下去。

于是，在一个温暖有风的晚上，我开车到东卵去看望两个我几乎完全不了解的老朋友。他们的房子比我料想的还要豪华，一座鲜明悦目，红白二色的乔治王殖民时代式的大厦，面临着海湾。草坪从海滩起步，直奔大门，足足有四分之一英里，一路跨过日晷、砖径和火红的花园——最后跑到房子跟前，仿佛借助于奔跑的势头，索性变成绿油油的常春藤，沿着墙往上爬。房子正面有一溜法国式的落地长窗，此刻在夕照中金光闪闪，迎着午后的暖风敞开着。汤姆·布坎农身穿骑装，两腿叉开，站在前门阳台上。

从纽黑文时代以来，他样子已经变了。现在他是三十多岁的人了，身体健壮，头发稻草色，嘴边略带狠相，举止高傲。两只炯炯有神的傲慢的眼睛已经在他脸上占了支配地位，给人一种永远盛气凌人的印象。即使他那套像女人穿的优雅的骑装也掩藏不住那个身躯的巨大的体力——他仿佛填满了那双雪亮的皮靴，把上面的带子绷得紧紧的；他的肩膀转动时，你可以看到一大块肌肉在他薄薄的上衣下面移动。这是一个力大无比的身躯，一个残忍的身躯。

他说话的声音，又粗又大的男高音，增添了他给人的性情暴戾的印象。他说起话来还带着一种长辈教训人的口吻，即使对他喜欢的人也一样。因此在纽黑文的时候对他恨之入骨的大有人在。

“我说，你可别认为我在这些问题上的意见是说了算的，”他仿佛在说，“仅仅因为我力气比你大，比你更有男子汉气概。”我们俩属于同一个高年级学生联谊会；虽然我们的关系并不密切，我总觉得他很看重我，而且带着他那特有的粗野、蛮横的怅惘神气，希望我也喜欢他。

我们在阳光和煦的阳台上谈了几分钟。

“我这地方很不错，”他说，他的眼睛不停地转来转去。

他抓住我的一只胳臂把我转过身来，伸出一只巨大的手掌指点眼前的景色，在一挥手之中包括了一座意大利式的凹型花园，半英亩地深色的、浓郁的玫瑰花，以及一艘在岸边随着浪潮起伏的狮子鼻的汽艇。

“这地方原来属于石油大王德梅因。”他又把我推转过身来，客客气气但是不容分说，“我们到里面去吧。”

我们穿过一条高高的走廊，走进一间宽敞明亮的玫瑰色的屋子。两头都是落地长窗，把这间屋子轻巧地嵌在这座房子当中。这些长窗都半开着，在外面嫩绿的草地的映衬下，显得晶莹耀眼，那片草仿佛要长到室内来似的。一阵轻风吹过屋里，把窗帘从一头吹进来，又从另一头吹出去，好像一面面白旗，吹向天花板上糖花结婚蛋糕似的装饰，然后轻轻拂过绛色地毯，留下一阵阴影有如风吹海面。

屋子里唯一完全静止的东西是一张庞大的长沙发椅，上面有两个年轻的女人，活像浮在一个停泊在地面的大气球上。她们俩都身穿白衣，衣裙在风中飘荡，好像她们乘气球绕着房子飞了一圈刚被风吹回来似的。我准是站了好一会，倾听窗帘刮动的劈啪声和墙上一幅挂像嘎吱嘎吱的响声。忽然砰然一声，汤姆·布坎农关上了后面的落地窗，室内的余风才渐渐平息，窗帘、地毯和两位少妇也都慢慢地降落地面。

两个之中比较年轻的那个，我不认识。她平躺在长沙发的一头，身子一动也不动，下巴稍微向上仰起，仿佛她在上面平衡着一件什么东西，生怕它掉下来似的。如果她从眼角中看到了我，她可毫无表示——其实我倒吃了一惊，差一点要张口向她道歉，因为我进来惊动了她。

另外那个少妇，黛西，想要站起身来，——她身子微微向前倾，一脸诚心诚意的表情——接着她噗嗤一笑，又滑稽又可爱地轻轻一笑，我也跟着笑了，接着就走上前去进了屋子。

“我高兴得瘫……瘫掉了。”

她又笑了一次，好像她说了一句非常俏皮的话，接着就拉住我的手，仰起脸看着我，表示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她更高兴见到的了。那是她特有的一种表情。她低声告诉我那个在搞平衡动作的姑娘姓贝克（我听人说过，黛西的喃喃低语只是为了让人家把身子向她靠近，这是不相干的闲话，丝毫无损于这种表情的魅力）。

不管怎样，贝克小姐的嘴唇微微一动，她几乎看不出来地向我点了点头，接着赶忙把头又仰回去——她在保持平衡的那件东西显然歪了一下，让她吃了一惊。道歉的话又一次冒到了我的嘴边。这种几乎是完全我行我素的神情总是使我感到目瞪口呆，满心赞佩。

我掉过头去看我的表妹，她开始用她那低低的、令人激动的声音向我提问题。这是那种叫人侧耳倾听的声音，仿佛每句话都是永远不会重新演奏的一组音符。她的脸庞忧郁而美丽，脸上有明媚的神采，有两只明媚的眼睛，有一张明媚而热情的嘴，但是她声音里有一种激动人心的特质，那是为她倾倒过的男人都觉得难以忘怀的：一种抑扬动听的魅力，一声喃喃的“听着”，一种暗示，说她片刻以前刚刚干完一些赏心乐事，而且下一个小时里还有赏心乐事。

我告诉了她我到东部来的途中曾在芝加哥停留一天，有十来个朋友都托我向她问好。

“他们想念我吗？”她大喜若狂似的喊道。

“全城都凄凄惨惨。所有的汽车都把左后轮漆上了黑漆当花圈，沿着城北的湖边

[9]

整夜哀声不绝于耳。”

“太美了！汤姆，咱们回去吧。明天！”随即她又毫不相干地说，“你应当看看宝宝。”

“我很想看。”

“她睡着了。她三岁。你从没见过她吗？”

“从来没有。”

“那么你应当看看她。她是……”

汤姆·布坎农本来坐立不安地在屋子里来回走动，现在停了下来把一只手放在我肩上。

“你在干什么买卖，尼克？”

“我在做债券生意。”

“在哪家公司？”

我告诉了他。

“从来没听说过，”他断然地说。

这使我感到不痛快。

“你会听到的，”我简慢地答道，“你在东部待久了就会听到的。”

“噢，我一定会在东部待下来的，你放心吧。”他先望望黛西又望望我，仿佛他在提防还有别的什么名堂。“我要是个天大的傻瓜才会到任何别的地方去住。”

这时贝克小姐说：“绝对如此！”来得那么突然，使我吃了一惊——这是我进了屋子之后她说的第一句话。显然她的话也使她自己同样吃惊，因为她打了个呵欠，随即做了一连串迅速而灵巧的动作就站了起来。

“我都木了，”她抱怨道，“我在那张沙发上躺了不知多久了。”

“别盯着我看，”黛西回嘴说，“我整个下午都在动员你上纽约去。”

“不要，谢谢，”贝克小姐对着刚从食品间端来的四杯鸡尾酒说，“我正一板一眼地在进行锻炼哩。”

她的男主人难以置信地看着她。

“是吗！”他把自己的酒喝了下去，仿佛那是杯底的一滴。“我真不明白你怎么可能做得成任何事情。”

我看看贝克小姐，感到纳闷，她“做得成”的是什么事。我喜欢看她。她是个身材苗条、乳房小小的姑娘，由于她像个年轻的军校学员那样挺起胸膛更显得英姿挺拔。她那双被太阳照得眯缝着的灰眼睛也看着我，一张苍白、可爱、不满的脸上流露出有礼貌的、回敬的好奇心。我这才想起我以前在什么地方见过她，或者她的照片。

“你住在西卵吧！”她用鄙夷的口气说，“我认识那边一个人。”

“我一个人也不认……”

“你总该认识盖茨比吧。”

“盖茨比？”黛西追问道，“哪个盖茨比？”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说他是我的邻居，用人就宣布开饭了；汤姆·布坎农不由分说就把一只紧张的胳臂插在我的胳臂下面，把我从屋子里推出去，仿佛他是在把一个棋子推到棋盘上另一格去似的。

两位女郎袅袅婷婷地、懒洋洋地，手轻轻搭在腰上，在我们前面往外走上玫瑰色的阳台。阳台迎着落日，餐桌上有四支蜡烛在减弱了的风中闪烁不定。

“点蜡烛干什么？”黛西皱着眉头表示不悦。她用手指把它们掐灭了。“再过两个星期就是一年中最长的一天了。”她满面春风地看着我们大家。“你们是否老在等一年中最长的一天，到头来偏偏还是错过？我老在等一年中最长的一天，到头来偏偏还是错过了。”

“我们应当计划干点什么，”贝克小姐打着呵欠说道，仿佛上床睡觉似的在桌子旁边坐了下来。

“好嘛，”黛西说，“咱们计划什么呢？”她把脸转向我，无可奈何地问道，“人们究竟计划些什么？”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她的两眼带着畏惧的表情盯着她的小手指。

“瞧！”她抱怨道，“我把它碰伤了。”

我们大家都瞧了——指关节有点青紫。

“是你搞的，汤姆，”她责怪他说，“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但确实是你搞的。这是我的报应，嫁给这么个粗野的男人，一个又粗又大又笨拙的汉子……”

“我恨笨拙这个词，”汤姆气呼呼地抗议道，“即使开玩笑也不行。”

“笨拙，”黛西强嘴说。

有时她和贝克小姐同时讲话，可是并不惹人注意，不过开点无关紧要的玩笑，也算不上唠叨，跟她们的白色衣裙以及没有任何欲念的超然的眼睛一样冷漠。她们坐在这里，应酬汤姆和我，只不过是客客气气地尽力款待客人或者接受款待。她们知道一会儿晚饭就吃完了，再过一会儿这一晚也就过去，随随便便就打发掉了。这和西部截然不同，在那里每逢晚上待客总是迫不及待地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推向结尾，总是有所期待而又不断地感到失望，要不然就对结尾时刻的到来感到十分紧张和恐惧。

“你让我觉得自己不文明，黛西，”我喝第二杯虽然有点软木塞气味却相当精彩的红葡萄酒时坦白地说，“你不能谈谈庄稼或者谈点儿别的什么吗？”

我说这句话并没有什么特殊的用意，但它却出乎意外地被人接过去了。

“文明正在崩溃，”汤姆气势汹汹地大声说，“我近来成了个对世界非常悲观的人。你看过戈达德这个人写的《有色帝国的兴起》吗？”

“呃，没有，”我答道，对他的语气感到很吃惊。

“我说，这是一本很好的书，人人都应当读一读。书的大意是说，如果我们不当心，白色人种就会……就会完全被淹没了。讲的全是科学道理，已经证明了的。”

“汤姆变得很渊博了。”黛西说，脸上露出一种并不深切的忧伤的表情。“他看一些深奥的书，书里有许多深奥的字眼。那是个什么字来着，我们……”

“我说，这些书都是有科学根据的，”汤姆一个劲地说下去，对她不耐烦地瞅了一眼。“这家伙把整个道理讲得一清二楚。我们是占统治地位的人种，我们有责任提高警惕，不然的话，其他人种就会掌握一切了。”

“我们非打倒他们不可，”黛西低声地讲，一面拼命地对炽热的太阳眨眼。

“你们应当到加利福尼亚住家，……”贝克小姐开口说，可是汤姆在椅子上沉重地挪动了一下身子，打断了她的话。

“主要的论点是说我们是北欧日耳曼民族。我是，你是，你也是，还有……”稍稍犹疑了一下之后，他点了点头把黛西也包括了进去，这时她又冲我眨了眨眼。“而我们创造了所有那些加在一起构成文明的东西——科学艺术啦，以及其他等等。你们明白吗？”

他那副专心致志的劲头看上去有点可怜，似乎他那种自负的态度，虽然比往日还突出，但对他来说已经很不够了。这时屋子里电话铃响了，男管家离开阳台去接，黛西几乎立刻就抓住这个打岔的机会把脸凑到我面前来。

“我要告诉你一桩家庭秘密，”她兴奋地咬耳朵说，“是关于男管家的鼻子的。你想听听男管家鼻子的故事吗？”

“这正是我今晚来拜访的目的嘛。”

“你要知道，他并不是一向当男管家的；他从前专门替纽约一个人家擦银器，那家有一套供二百人用的银餐具。他从早擦到晚，后来他的鼻子就受不了啦……”

“后来情况越来越坏，”贝克小姐提了一句。

“是的。情况越来越坏，最后他只得辞掉不干。”

有一会儿工夫夕阳的余晖温情脉脉地照在她那红艳发光的脸上；她的声音使我身不由己地凑上前去屏息倾听——然后光彩逐渐消逝，每一道光都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她，就像孩子们在黄昏时刻离开一条愉快的街道那样。

男管家回来凑着汤姆的耳朵咕哝了点什么，汤姆听了眉头一皱，把他的椅子朝后一推，一言不发就走进室内去。仿佛他的离去使她活跃了起来，黛西又探身向前，她的声音像唱歌似的抑扬动听。

“我真高兴在我的餐桌上见到你，尼克。你使我想到一朵——一朵玫瑰花，一朵地地道道的玫瑰花。是不是？”她把脸转向贝克小姐要求她附和这句话，“一朵地地道道的玫瑰花？”

这是瞎说。我跟玫瑰花毫无相似之处。她不过是随嘴乱说一气，但是却洋溢着一种动人的激情，仿佛她的心就藏在那些气喘吁吁的、激动人的话语里，想向你倾诉一番。然后她突然把餐巾往桌上一扔，说了声对不起就走进房子里面去了。

贝克小姐和我互相使了一下眼色，故意表示没有任何意思。我刚想开口的时候，她警觉地坐直起来，用警告的声音说了一声“嘘”。可以听得见那边屋子里有一阵低低的、激动的交谈声，贝克小姐就毫无顾忌地探身竖起耳朵去听。喃喃的话语声几次接近听得真切的程度，降低下去，又激动地高上去，然后完全终止。

“你刚才提到的那位盖茨比先生是我的邻居……”我开始说。

“别说话，我要听听出了什么事。”

“是出了事吗？”我天真地问。

“难道说你不知道吗？”贝克小姐说，她真的感到奇怪。“我以为人人都知道了。”

“我可不知道。”

“哎呀……”她犹疑了一下说，“汤姆在纽约有个女人。”

“有个女人？”我茫然地跟着说。

贝克小姐点点头。

“她起码该顾点大体，不在吃饭的时候给他打电话嘛。你说呢？”

我几乎还没明白她的意思，就听见一阵裙衣窸窣和皮靴咯咯的声响，汤姆和黛西回到餐桌上来了。

“真没办法！”黛西强作欢愉地大声说。

她坐了下来，先朝贝克小姐然后朝我察看了一眼，又接着说：“我到外面看了一下，看到外面浪漫极了。草坪上有一只鸟，我想一定是搭康拉德或者白星轮船公司

[10]

的船过来的一只夜莺。它在不停地歌唱……”她的声音也像唱歌一般。“很浪漫，是不是，汤姆？”

“非常浪漫，”他说，然后哭丧着脸对我说，“吃过饭要是天还够亮的话，我要领你到马房去看看。”

里面电话又响了，大家都吃了一惊。黛西断然地对汤姆摇摇头，于是马房的话题，事实上所有的话题，都化为乌有了。在餐桌上最后五分钟残存的印象中，我记得蜡烛又无缘无故地点着了，同时我意识到自己很想正眼看看大家，然而却又想避开大家的目光。我猜不出黛西和汤姆在想什么，但是我也怀疑，就连贝克小姐那样似乎玩世不恭的人，是否能把这第五位客人尖锐刺耳的迫切呼声完全置之度外。对某种性情的人来说，这个局面可能倒怪有意思的——我自己本能的反应是立刻去打电话叫警察。

马，不用说，就没有再提了。汤姆和贝克小姐，两人中间隔着几英尺的暮色，慢慢溜达着回书房去，仿佛走到一个确实存在的尸体旁边去守夜。同时，我一面装出感兴趣的样子，一面装出有点聋，跟着黛西穿过一连串的走廊，走到前面的阳台上去。在苍茫暮色中我们并排在一张柳条的长靠椅上坐下。

黛西把脸捧在手里，好像在抚摩她那可爱的面庞，同时她渐渐放眼去看那天鹅绒般的暮色。我看出她心潮澎湃，于是我问了几个我认为有镇静作用的关于她小女儿的问题。

“我们彼此并不熟识，尼克，”她忽然说，“尽管我们是表亲。你没参加我的婚礼。”

“我打仗还没回来。”

“确实。”她犹疑了一下。“哎，我可真够受的，尼克，所以我把一切都差不多看透了。”

显然她抱这种看法是有缘故的。我等着听，可是她没再往下说，过了一会儿我又吞吞吐吐地回到了她女儿这个话题。

“我想她一定会说，又……会吃，什么都会吧。”

“呃，是啊。”她心不在焉地看着我。“听我说，尼克，让我告诉你她出世的时候我说了什么话。你想听吗？”

“非常想听。”

“你听了就会明白我为什么会这样看待——一切事物。她出世还不到一个钟头，汤姆就天晓得跑到哪里去了。我从乙醚麻醉中醒过来，有一种孤苦伶仃的感觉，马上问护士是男孩还是女孩。她告诉我是个女孩，我就转过脸哭了起来。‘好吧，’我说，‘我很高兴是个女孩。而且我希望她将来是个傻瓜——这就是女孩子在这种世界上最好的出路，当一个美丽的小傻瓜。’”

“你明白我认为反正一切都糟透了，”她深信不疑地继续说，“人人都这样认为——那些最先进的人。而我知道。我什么地方都去过了，什么也都见过了，什么也都干过了。”她两眼闪闪有光，环顾四周，俨然不可一世的神气，很像汤姆，她又放声大笑，笑声里充满了可怕的讥嘲。“饱经世故……天哪，我可是饱经世故了。”

她的话音一落，不再强迫我注意她和相信她时，我就感到她刚才说的根本不是真心话。这使我感到不安，似乎整个晚上都是一个圈套，强使我也付出一份相应的感情。我等着，果然过了一会儿她看着我时，她那可爱的脸上就确实露出了假笑，仿佛她已经表明了她是她和汤姆所属于的一个上流社会的秘密团体中的一分子。

室内，那间绯红色的屋子灯火辉煌。汤姆和贝克小姐各坐在长沙发的一头，她在念《星期六晚邮报》给他听，声音很低，没有变化，一连串的字有一种让人定心的调子。灯光照在他皮靴上雪亮，照在她秋叶黄的头发上暗淡无光，每当她翻过一页，胳臂上细细的肌肉颤动的时候，灯光又一晃一晃地照在纸上。

我们走进屋子，她举起一只手来示意叫我们不要出声。

“待续，”她念道，一面把杂志扔在桌上，“见本刊下期。”

她膝盖一动，身子一直，就霍地站了起来。

“十点了，”她说，仿佛在天花板上看到了时间。“我这个好孩子该上床睡觉了。”

“乔丹明天要去参加锦标赛，”黛西解释道，“在威斯彻斯特那边。”

“哦……你是乔丹·贝克。”

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她的面孔很眼熟——她那可爱的傲慢的表情曾经从报道阿希维尔、温泉和棕榈海滩

[11]

的体育生活的许多报刊照片上朝外向我看过。我还听说过关于她的一些闲话，一些说她不好的闲话，至于究竟是什么事我可早已忘掉了。

“明天见，”她轻声说。“八点叫我，好吧？”

“只要你起得来。”

“我一定可以。晚安，卡罗威先生。改天见吧。”

“你们当然会再见面的，”黛西保证道，“说实在，我想我要做个媒。多来几趟，尼克，我就想办法——呃——把你们俩拽到一起。比方说，无意间把你们关在被单储藏室里啦，或者把你们放在小船上往海里一推啦，以及诸如此类的办法……”

“明天见，”贝克小姐从楼梯上喊道。“我一个字也没听见。”

“她是个好孩子，”过了一会儿汤姆说。“他们不应当让她这样到处乱跑。”

“是谁不应当？”黛西冷冷地问。

“她家里人。”

“她家里只有一个七老八十的姑妈。再说，尼克以后可以照应她了，是不是，尼克？她今年夏天要到这里来度许多个周末。我想这里的家庭环境对她会大有好处的。”

黛西和汤姆一声不响地彼此看了一会儿。

“她是纽约州的人吗？”我赶快问。

“路易斯维尔

[12]

人。我们纯洁的少女时期是一道在那里度过的。我们那美丽纯洁的……”

“你在阳台上是不是跟尼克把心里话都讲了？”汤姆忽然质问。

“我讲了吗？”她看着我。“我好像不记得，不过我们大概谈到了日耳曼种族。对了，我可以肯定我们谈的是那个。它不知不觉就进入了我们的话题，你还没注意到哩……”

“别听到什么都信以为真，尼克，”他告诫我道。

我轻松地说我什么都没听到，几分钟之后我就起身告辞了。他们把我送到门口，两人并肩站在方方一片明亮的灯光里。我发动了汽车，忽然黛西命令式地喊道：“等等！”

“我忘了问你一件事，很重要的。我们听说你在西部跟一个姑娘订婚了。”

“不错，”汤姆和蔼地附和说，“我们听说你订婚了。”

“那是造谣诽谤。我太穷了。”

“可是我们听说了，”黛西坚持说，使我感到惊讶的是她又像花朵一样绽开了。“我们听三个人说过，所以一定是真的。”

我当然知道他们指的是什么事，但是我压根儿没有订婚。流言蜚语传播说我订了婚，这正是我之所以到东部来的一个原因。你不能因为怕谣言就和一个老朋友断绝来往，可是另一方面我也无意迫于谣言的压力就去结婚。

他们对我的关心倒很使我感动，也使他们不显得那么有钱与高不可攀了。虽然如此，在我开车回家的路上，我感到迷惑不解，还有点厌恶。我觉得，黛西应该做的事是抱着孩子跑出这座房子——可是显然她头脑里丝毫没有这种打算。至于汤姆，他“在纽约有个女人”这种事倒不足为怪，奇怪的是他会因为读了一本书而感到沮丧。不知什么东西在使他从陈腐的学说里摄取精神食粮，仿佛他那壮硕的体格的唯我主义已经不再能滋养他那颗唯我独尊的心了。

一路上小旅馆房顶上和路边汽油站门前已经是一片盛夏景象，鲜红的加油机一台台蹲在电灯光圈里。我回到我在西卵的住处，把车停在小车棚之后，在院子里一架闲置的刈草机上坐了一会儿。风已经停了，眼前是一片嘈杂；明亮的夜景，有鸟雀在树上拍翅膀的声音，还有大地的风箱使青蛙鼓足了气力发出的连续不断的风琴声。一只猫的侧影在月光中慢慢地移动，我掉过头去看它的时候，发觉我不是一个人——五十英尺之外一个人已经从我邻居的大厦的阴影里走了出来，现在两手插在口袋里站在那里仰望银白的星光。从他那悠闲的动作和他那两脚稳踏在草坪上的姿态可以看出这就是盖茨比先生本人，出来确定一下我们本地的天空哪一片是属于他的。

我打定了主意要招呼他。贝克小姐在吃饭时提到过他，那也可以算作介绍了。但我并没招呼他，因为他突然做了个动作，好像表示他满足于独自待着，——他朝着幽暗的海水把两只胳膊伸了出去，那样子真古怪，并且尽管我离他很远，我可以发誓他正在发抖。我也情不自禁地朝海上望去——什么都看不出来，除了一盏绿灯，又小又远，也许是一座码头的尽头。等我回头再去看盖茨比时，他已经不见了，于是我又独自待在不平静的黑夜里。

[1]
苏格兰贵族。

[2]
耶鲁大学所在地。

[3]
为富家子弟办的私立寄宿学校。

[4]
迈达斯：希腊神话中的国王，曾求神赐予点金术。

[5]
摩根：美国财阀。

[6]
米赛纳斯：古罗马大财主。

[7]
诺曼底：法国北部一地区，多古色古香的城堡。

[8]
森林湖：伊利诺伊州东北部的小城。

[9]
芝加哥富人聚居的地区。

[10]
两家著名的英国轮船公司，专营横渡大西洋的业务。

[11]
美国几个著名的旅游胜地，贝克小姐曾多次前往参加高尔夫球赛。

[12]
路易斯维尔：美国南部肯塔基州的城市。

/第二章/

西卵和纽约之间大约一半路程的地方，汽车路匆匆忙忙跟铁路会合，它在铁路旁边跑上四分之一英里，为的是要躲开一片荒凉的地方。这是一个灰烬的山谷——一个离奇古怪的农场，在这里灰烬像麦子一样生长，长成小山小丘和奇形怪状的园子；在这里灰烬堆成房屋、烟囱和炊烟的形式，最后，经过超绝的努力，堆成一个个灰蒙蒙的人，隐隐约约地在走动，而且已经在尘土飞扬的空气中化为灰烬了。有时一列灰色的货车慢慢沿着一条看不见的轨道爬行，叽嘎一声鬼叫，停了下来，马上那些灰蒙蒙的人就拖着铁铲一窝蜂拥上来，扬起一片尘土，让你看不到他们隐秘的活动。

但是，在这片灰蒙蒙的土地以及永远笼罩在它上空的一阵阵暗淡的尘土的上面，你过一会儿就看到T·J·埃克尔堡大夫的眼睛。埃克尔堡大夫的眼睛是蓝色的，庞大无比——瞳仁就有一码高。这双眼睛不是从一张脸上向外看，而是从架在一个不存在的鼻子上的一副硕大无朋的黄色眼镜向外看。显然是一个异想天开的眼科医生把它们竖在那儿的，为了招徕生意，扩大他在皇后区的业务，到后来大概他自己也永远闭上了眼睛，再不然就是撇下它们搬走了。但是，他留下的那两只眼睛，由于年深月久，日晒雨淋，油漆剥落，光彩虽不如前，却依然若有所思，阴郁地俯视着这片阴沉沉的灰堆。

灰烬谷一边有条肮脏的小河流过，每逢河上吊桥拉起让驳船通过，等候过桥的火车上的乘客就得盯着这片凄凉景色，时间长达半小时之久。平时火车在这里至少也要停一分钟，也正由于这个缘故，我才初次见到汤姆·布坎农的情妇。

他有个情妇，这是所有知道他的人都认定的事实。他的熟人都很气愤，因为他常常带着她上时髦的馆子，并且，让她在一张桌子旁坐下后，自己就走来走去，跟他认识的人拉呱。我虽然好奇，想看看她，可并不想和她见面——但是我会到她了。一天下午，我跟汤姆同行搭火车上纽约去。等我们在灰堆停下来的时候，他一骨碌跳了起来，抓住我的胳膊肘，简直是强迫我下了车。

“我们在这儿下车，”他断然地说，“我要你见见我的女朋友。”

大概他那天午饭时喝得够多的，因此他硬要我陪他的做法近乎暴力行为。他狂妄自大地认为，我在星期天下午似乎没有什么更有意思的事情可做。

我跟着他跨过一排刷得雪白的低低的铁路栅栏，然后沿着公路，在埃克尔堡大夫目不转睛的注视之下，往回走了一百码。眼前唯一的建筑物是一小排黄砖房子，坐落在这片荒原的边缘，大概是供应本地居民生活必需品的一条小型“主街”

[1]

，左右隔壁一无所有。这排房子里有三家店铺，一家正在招租，另一家是通宵营业的饭馆，门前有一条炉渣小道；第三家是个汽车修理行——“乔治·B·威尔逊。修理汽车。买卖汽车。”——我跟着汤姆走了进去。

车行里毫无兴旺的气象，空空如也；只看见一辆汽车，一部盖满灰尘、破旧不堪的福特车，蹲在阴暗的角落里。我忽然想到，这间有名无实的车行莫不是个幌子，而楼上却掩藏着豪华温馨的房间，这时老板出现在一间办公室的门口，不停地在一块抹布上擦着手。他是个头发金黄、没精打采的人，脸上没有血色，样子还不难看。他一看见我们，那对浅蓝的眼睛就流露出一线暗淡的希望。

“哈啰，威尔逊，你这家伙，”汤姆说，一面嘻嘻哈哈地拍拍他的肩膀。“生意怎么样？”

“还可以，”威尔逊缺乏说服力地回答，“你什么时候才把那部车子卖给我？”

“下星期；我现在已经让我的司机在整修它了。”

“他干得很慢，是不是？”

“不，他干得不慢，”汤姆冷冷地说，“如果你这样看法，也许我还是把它拿到别处去卖为好。”

“我不是这个意思，”威尔逊连忙解释。“我只是说……”

他的声音逐渐消失，同时汤姆不耐烦地向车行四面张望。接着我听到楼梯上有脚步的声音，过一会儿一个女人粗粗的身材挡住了办公室门口的光线。她年纪三十五六，身子胖胖的，可是如同有些女人一样，胖得很美。她穿了一件有油渍的深蓝双绉连衣裙，她的脸庞没有一丝一毫的美，但是她有一种显而易见的活力，仿佛她浑身的神经都在不停地燃烧。她慢慢地一笑。然后大摇大摆地从她丈夫身边穿过，仿佛他只是个幽灵，走过来跟汤姆握手，两眼直盯着他。接着她用舌头润了润嘴唇，头也不回就低低地、粗声粗气地对她丈夫说：

“你怎么不拿两张椅子来，让人家坐下。”

“对，对，”威尔逊连忙答应，随即向小办公室走去，他的身影马上就跟墙壁的水泥色打成一片了。一层灰白色的尘土笼罩着他深色的衣服和浅色的头发，笼罩着前后左右的一切——除了他的妻子之外。她走到了汤姆身边。

“我要见你，”汤姆热切地说道，“搭下一班火车。”

“好吧。”

“我在车站下层报摊旁边等你。”

她点点头就从他身边走开，正赶上威尔逊从办公室里搬了两张椅子出来。

我们在公路上没人看见的地方等她。再过几天就是七月四号

[2]

了，因此有一个灰蒙蒙的、骨瘦如柴的意大利小孩沿着铁轨在点放一排“鱼雷炮”。

“多可怕的地方，是不是，”汤姆说，同时皱起眉头看着埃克尔堡大夫。

“糟透了。”

“换换环境对她有好处。”

“她丈夫没意见吗？”

“威尔逊？他以为她是到纽约去看她妹妹。他蠢得要命，连自己活着都不知道。”

就这样，汤姆·布坎农和他的情人还有我，三人一同上纽约去——或许不能说一同去，因为威尔逊太太很识相，她坐在另一节车厢里。汤姆做了这一点让步，以免引起可能在这趟车上的那些东卵人的反感。

她已经换上了一件棕色花布连衣裙，到了纽约汤姆扶她下车时那裙子紧紧地绷在她那肥阔的臀部。她在报摊上买了一份《纽约闲话》和一本电影杂志，又在车站药店

[3]

里买了一瓶冷霜和一小瓶香水。在楼上，在那阴沉沉的、有回音的车道里，她放过了四辆出租汽车，然后才选中了一辆新车，车身是淡紫色的，里面坐垫是灰色的。我们坐着这辆车子驶出庞大的车站，开进灿烂的阳光里。可是马上她又猛然把头从车窗前掉过来，身子向前一探，敲敲前面的玻璃。

“我要买一只那种小狗。”她热切地说，“我要买一只养在公寓里。怪有意思的——养只狗。”

我们的车子倒退到一个白头发老头跟前，他长得活像约翰·D·洛克菲勒

[4]

，真有点滑稽。他脖子上挂着一个篮子，里面蹲着十几条新出世的、难以确定品种的小狗崽子。

“它们是什么种？”威尔逊太太等老头走到出租汽车窗口就急着问道。

“各种都有。你要哪一种，太太？”

“我想要一条那种警犬；我看你不一定有那一种吧？”

老头怀疑地向竹篮子里望望，伸手进去捏着颈皮拎起一只来，小狗身子直扭。

“这又不是警犬，”汤姆说。

“不是，这不一定是警犬，”老头说，声音里流露出失望情绪。“多半是一只硬毛猎狗。”他的手抚摸着狗背上棕色毛巾似的皮毛。“你瞧这个皮毛，很不错的皮毛，这条狗绝不会伤风感冒，给你找麻烦的。”

“我觉得它真好玩，”威尔逊太太热烈地说，“多少钱？”

“这只狗吗？”老头用赞赏的神气看着它。“这只狗要十美元。”

这只硬毛猎狗转了手，——毫无疑问它的血统里不知什么地方跟硬毛猎狗有过关系，不过它的爪子却白得出奇

[5]

——随即安然躺进威尔逊太太的怀里。她欢天喜地抚摸着那不怕伤风着凉的皮毛。

“这是雄的还是雌的？”她委婉地问。

“那只狗？那只狗是雄的。”

“是只母狗，”汤姆斩钉截铁地说，“给你钱。拿去再买十只狗。”

我们坐着车子来到五号路，在这夏天星期日的下午，空气又温暖又柔和，几乎有田园风味。即使看见一大群雪白的绵羊突然从街角拐出来，我也不会感到惊奇。

“停一下，”我说，“我得在这儿跟你们分手了。”

“不行，你不能走，”汤姆连忙插话说。“茉特尔要生气的，要是你不上公寓去。是不是，茉特尔？”

“来吧，”她恳求我。“我打电话叫我妹妹凯瑟琳来。很多有眼力的人都说她真漂亮。”

“呃，我很想来，可是……”

我们继续前进，又掉头穿过中央公园，向西城一百多号街那边去，出租汽车在一五八号街一大排白色蛋糕似的公寓中的一幢前面停下。威尔逊太太向四周扫视一番，俨然一副皇后回宫的神气，一面捧起小狗和其他买来的东西，趾高气扬地走了进去。

“我要把麦基夫妇请上来，”我们乘电梯上楼时她宣布说。“当然，我还要打电话给我妹妹。”

他们的一套房间在最高一层——一间小起居室，一间小餐室，一间小卧室，还有一个洗澡间。起居室给一套大得很不相称的织锦靠垫的家具挤得满满当当的，以至于要在室内走动就要不断地绊倒在法国仕女在凡尔赛宫的花园里荡秋千的画面上。墙上挂的唯一的画是一张放得特大的相片，乍一看是一只母鸡蹲在一块模糊的岩石上。可是，从远处看去，母鸡化为一顶女帽，一位胖老太太笑眯眯地俯视着屋子。桌子上放着几份旧的《纽约闲话》，还有一本《名字叫彼得的西门》

[6]

以及两三本百老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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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黄色小刊物。威尔逊太太首先关心的是狗。一个老大不情愿的开电梯的工人弄来了一只垫满稻草的盒子和一些牛奶，另外他又主动给买了一听又大又硬的狗饼干，有一块饼干一下午泡在一碟牛奶里，泡得稀巴烂。同时，汤姆打开了一个上锁的柜子的门，拿出一瓶威士忌来。

我一辈子只喝醉过两次，第二次就是那天下午；因此当时所发生的一切现在都好像在雾里一样，模糊不清，虽然公寓里直到八点以后还充满了明亮的阳光。威尔逊太太坐在汤姆膝盖上给好几个人打了电话；后来香烟没了，我就出去到街角上的药店去买烟。我回来的时候，他们俩都不见了，于是我很识相地在起居室里坐下，看了《名字叫彼得的西门》中的一章——要么书写得太糟，要么威士忌使东西变得面目全非，因为我看不出一点名堂来。

汤姆和茉特尔（第一杯酒下肚之后威尔逊太太和我就彼此喊教名了）一重新露面，客人们就开始来敲公寓的门了。

她妹妹凯瑟琳是一个苗条而俗气的女人，年纪三十上下，一头浓密的短短的红头发，脸上粉搽得像牛奶一样白。她的眉毛是拔掉又重画过的，画的角度还俏皮一些，可是天然的力量却要恢复旧观，弄得她脸有点眉目不清。她走动的时候，不断发出丁当丁当的声音，因为许多假玉手镯在她胳臂上面上上下下地抖动。她像主人一样大模大样走了进来，对家具扫视了一番，仿佛东西是属于她的，使我怀疑她是否就住在这里。但是等我问她时，她放声大笑，大声重复了我的问题，然后告诉我她和一个女朋友同住在一家旅馆里。

麦基先生是住在楼下一层的一个白净的、女人气的男人。他刚刮过胡子，因为他颧骨上还有一点白肥皂沫。他和屋里每一个人打招呼时都毕恭毕敬。他告诉我他是“吃艺术饭”的，后来我才明白他是摄影师，墙上挂的威尔逊太太的母亲那幅像一片胚叶似的模糊不清的放大照片就是他摄制的。他老婆尖声尖气，没精打采，漂漂亮亮，可是非常讨厌。她得意洋洋地告诉我，自从他们结婚以来她丈夫已经替她照过一百二十七次相了。

威尔逊太太不知什么时候又换了一套衣服，现在穿的是一件精致的奶油色雪纺绸的连衣裙，是下午做客穿的那种，她在屋子里转来转去的时候，衣裙就不断地沙沙作响。由于衣服的影响，她的个性也跟着起了变化。早先在车行里那么显著的活力变成了目空一切的hauteur

[8]

。她的笑声、她的姿势、她的言谈，每一刻都变得越来越矫揉造作，同时随着她逐渐膨胀，她周围的屋子就显得越来越小，后来，她好像在烟雾弥漫的空气中坐在一个吱吱喳喳的木轴上不停地转动。

“亲爱的，”她装腔作势地大声告诉她妹妹。“这年头不论是谁都想欺骗你。他们脑子里想的只有钱。上星期我找了个女的来看看我的脚，等她把账单给我，你还以为她给我割了阑尾哩。”

“那女人姓什么？”麦基太太问。

“埃伯哈特太太。她经常到人家里去替人看脚。”

“我喜欢你这件衣服，”麦基太太说，“我觉得它真漂亮。”

威尔逊太太不屑地把眉毛一扬，否定了这句恭维话。

“这只是一件破烂的旧货，”她说。“我不在乎自己是什么样子的时候，我就把它往身上一套。”

“可是穿在你身上就显得特别漂亮，如果你懂得我的意思的话，”麦基太太紧跟着说。“只要切斯特能把你这个姿势拍下来，我想这一定会是一幅杰作。”

我们大家都默默地看着威尔逊太太，她把一缕头发从眼前掠开，笑吟吟地看着我们大家。麦基先生歪着头，目不转睛地端详着她，然后又伸出一只手在面前慢慢地来回移动。

“我得改换光线，”他过了一会儿说道，“我很想把面貌的立体感表现出来。我还要把后面的头发全部摄进来。”

“我认为根本不应该改换光线，”麦基太太大声说。“我认为……”

她丈夫“嘘”了一声，于是我们大家又都把目光转向摄影的题材，这时汤姆·布坎农出声地打了一个呵欠，站了起来。

“你们麦基家两口子喝点什么吧，”他说。“再搞点冰和矿泉水来，茉特尔，不然的话大家都睡着了。”

“我早就叫那小子送冰来了。”茉特尔把眉毛一扬，对下等人的懒惰无能表示绝望。“这些人！你非得老盯着他们不可。”

她看看我，忽然莫名其妙地笑了起来。接着她蹦蹦跳跳跑到小狗跟前，欢天喜地地亲亲它，然后又大摇大摆地走进厨房，那神气就好似那里有十几个大厨师在听候她的吩咐。

“我在长岛那边拍过几张好的，”麦基先生断言。

汤姆茫然地看看他。

“有两幅我们配了镜框挂在楼下。”

“两幅什么？”汤姆追问。

“两幅习作。其中一幅我称之为《蒙涛角——海鸥》，另一幅叫《蒙涛角——大海》。”

那位名叫凯瑟琳的妹妹在沙发上我的身边坐下。

“你也住在长岛那边吗？”她问我。

“我住在西卵。”

“是吗？我到那儿参加过一次聚会，大约一个月以前。在一个姓盖茨比的人的家里。你认识他吗？”

“我就住在他隔壁。”

“噢，人家说他是德国威廉皇帝的侄儿，或者什么别的亲戚。他的钱都是那么来的。”

“真的吗？”

她点了点头。

“我害怕他。我可不愿意落到他手里。”

关于我邻居的这段引人入胜的报道，由于麦基太太突然伸手指着凯瑟琳而被打断了。

“切斯特，我觉得你满可以给她拍一张好的，”她大声嚷嚷，可是麦基先生光是懒洋洋地点了点头，把注意力又转向汤姆。

“我很想在长岛多搞点业务，要是有人介绍的话。我唯一的要求就是他们帮我开个头。”

“问茉特尔好了，”汤姆哈哈一笑说，正好威尔逊太太端个托盘走了进来。“她可以给你写封介绍信，是不是，茉特尔？”

“干什么？”她吃惊地问道。

“你给麦基写一封介绍信去见你丈夫，他就可以给他拍几张特写。”他嘴唇不出声地动了一会儿，接着胡诌道，“《乔治·B·威尔逊在油泵前》，或者诸如此类的玩意。”

凯瑟琳凑到我耳边，跟我小声说：

“他们俩谁都受不了自己的那口子。”

“是吗？”

“受不了。”她先看看茉特尔，又看看汤姆。“依我说，既然受不了，何必还在一起过下去呢？要是我，我就离婚，然后马上重新结婚。”

“她也不喜欢威尔逊吗？”

对这个问题的答复是出乎意外的。它来自茉特尔，因为她凑巧听见了问题，而她讲的话是又粗暴又不干净的。

“你瞧，”凯瑟琳得意洋洋地大声说，她又压低了嗓门。“使他们不能结婚的其实是他老婆。她是天主教徒，那些人是不赞成离婚的。”

黛西并不是天主教徒，因此这个煞费苦心的谎言使我有点震惊。

“哪天他们结了婚，”凯瑟琳接着说，“他们准备到西部去住一些时候，等风波过去再回来。”

“更稳妥的办法是到欧洲去。”

“哦，你喜欢欧洲吗？”她出其不意地叫了起来。“我刚从蒙地卡罗

[9]

回来。”

“真的吗？”

“就在去年，我和另外一个姑娘一起去的。”

“待了很久吗？”

“没有，我们只去了蒙地卡罗就回来了。我们是取道马赛去的。我们动身的时候带了一千二百多美元，可是两天之内就在赌场小房间里让人骗光了。我们回来一路上吃的苦头可不少，我对你说吧。天哪，我恨死那城市了。”

窗外，天空在夕照中显得格外柔和，像蔚蓝的地中海一样。这时麦基太太尖锐的声音把我唤回到屋子里来。

“我差点也犯错误，”她精神抖擞地大声说，“我差点嫁给了一个追了我好几年的犹太小子。我知道他配不上我。大家都对我说：‘露西尔，那个人比你差远了。’可是，如果我没碰上切斯特，他保险会把我搞到手的。”

“不错，可是你听我说，”茉特尔·威尔逊说，一面不停地摇头晃脑。“好在你并没嫁给他啊。”

“我知道我没嫁给他。”

“但是，我可嫁给了他，”茉特尔含糊其辞地说。“这就是你的情况和我的情况不同的地方。”

“你为什么嫁给他呢，茉特尔？”凯瑟琳质问道，“也没有人强迫你。”

茉特尔考虑了一会儿。

“我嫁给了他，是因为我以为他是个上等人，”她最后说，“我以为他还有点教养，不料他连舔我的鞋都不配。”

“你有一阵子爱他爱得发疯，”凯瑟琳说。

“爱他爱得发疯！”茉特尔不相信地喊道，“谁说我爱他爱得发疯啦？我从来没爱过他，就像我没爱过那个人一样。”

她突然指着我，于是大家都用责备的目光看着我。我竭力做出一副样子表示我并没指望什么人爱我。

“我干的唯一发疯的事是跟他结了婚。我马上就知道我犯了错误。他借了人家一套做客的衣服穿着结婚，还从来不告诉我，后来有一天他不在家，那人来讨还衣服。‘哦，这套衣服是你的吗？’我说。‘这还是我头一回听说哩。’但是我把衣服给了他，然后我躺到床上，号啕大哭，整整哭了一下午。”

“她实在应当离开他，”凯瑟琳又跟我说下去。“他们在那汽车行楼顶上住了十一年了。汤姆还是她第一个相好的哩。”

那瓶威士忌——第二瓶了——此刻大家都喝个不停，唯有凯瑟琳除外，她“什么都不喝也感到飘飘然”。汤姆按铃把看门的喊来，叫他去买一种出名的三明治，吃了可以抵得上一顿晚餐的。我想到外面去，在柔和的暮色中向东朝公园走过去，但每次我起身告辞，都被卷入一阵吵闹刺耳的争执中，结果就仿佛有绳子把我拉回到椅子上。然而我们这排黄澄澄的窗户高踞在城市的上空，一定给暮色苍茫的街道上一位观望的过客增添了一点人生的秘密，同时我也可以看到他，一面在仰望一面在寻思。我既身在其中又身在其外，对人生的千变万化既感到陶醉，同时又感到厌恶。

茉特尔把她自己的椅子拉到我椅子旁边，忽然之间她吐出的热气朝我喷来，她絮絮叨叨讲起了她跟汤姆初次相逢的故事。

“事情发生在两个面对面的小座位上，就是火车上一向剩下的最后两个座位。我是上纽约去看我妹妹，在她那儿过夜。他穿了一身礼服，一双漆皮鞋，我就忍不住老是看他，可是每次他一看我，我只好假装在看他头顶上的广告。我们走进车站时，他紧挨在我身边，他那雪白的衬衫前胸蹭着我的胳膊，于是我跟他说我可要叫警察了，但他明知我在说假话。我神魂颠倒，跟他上了一辆出租汽车，还以为是上了地铁哩。我心里翻来覆去想的只有一句话：‘你又不能永远活着。你又不能永远活着。’”

她回过头来跟麦基太太讲话，屋子里充满了她那不自然的笑声。

“亲爱的，”她喊道，“我这件衣服穿过之后就送给你。明天我得去另买一件。我要把所有要办的事情开个单子。按摩、烫发、替小狗买条项圈，买一个那种有弹簧的、小巧玲珑的烟灰缸，还要给妈妈的坟上买一个挂黑丝结的假花圈，可以摆一个夏天的那种。我一定得写个单子，免得我忘掉要做哪些事。”

已经九点钟了——一转眼我再看表时发觉已经十点了。麦基先生倒在椅子上睡着了，两手握拳放在大腿上，好像一张活动家的相片。我掏出手帕，把他脸上那一小片叫我一下午都看了难受的干肥皂沫擦掉。

小狗坐在桌子上，两眼在烟雾中盲目地张望，不时轻轻地哼着。屋子里的人一会儿不见了，一会儿又重新出现，商量到什么地方去，然后又找不着对方，找来找去，发现彼此就在几尺之内。快到半夜的时候，汤姆·布坎农和威尔逊太太面对面站着争吵，声音很激动，争的是威尔逊太太有没有权利提黛西的名字。

“黛西！黛西！黛西！”威尔逊太太大喊大叫。“我什么时候想叫就叫！黛西！黛……”

汤姆·布坎农动作敏捷，伸出手一巴掌打破了威尔逊太太的鼻子。

接着，浴室满地都是血淋淋的毛巾，只听见女人骂骂咧咧的声音，同时在一片混乱之中，还夹有断断续续痛楚的哀号。麦基先生打盹醒了，懵懵懂懂地就朝门口走。他走了一半路，又转过身来看着屋子里的景象发呆——他老婆和凯瑟琳一面骂一面哄，同时手里拿着急救用的东西跌跌撞撞地在拥挤的家具中间来回跑，还有躺在沙发上的那个凄楚的人形，一面血流不止，一面还想把一份《纽约闲话》报铺在织锦椅套上的凡尔赛风景上面。然后麦基先生又掉转身子，继续走出门去。我从灯架上取下我的帽子，也跟着走了出去。

“改天过来一道吃午饭吧。”我们在电梯里哼哼唧唧地往下走的时候，他提议说。

“什么地方？”

“随便什么地方？”

“别碰电梯开关，”开电梯的工人不客气地说。

“对不起，”麦基先生神气十足地说，“我还不知道我碰了。”

“好吧，”我表示同意说，“我一定奉陪。”

……我正站在麦基床边，而他坐在两层床单中间，身上只穿着内衣，手里捧着一本大相片簿。

“《美人与野兽》……《寂寞》……《小店老马》……《布鲁克林大桥》……”

后来我半睡半醒躺在宾夕法尼亚车站下层很冷的候车室里，一面盯着刚出的《论坛报》，一面等候清早四点钟的那班火车。

[1]
美国小城镇往往只有一条大街，商店集中在这条街上，通称“主街”。

[2]
美国独立纪念日。

[3]
美国药店兼售糖果、香烟、饮料及其他杂货。

[4]
美国石油大王，亿万富翁。

[5]
这种狗背上和两侧往往是黑色，其余部位是棕色。

[6]
当时流行的一部通俗小说。

[7]
纽约戏院集中的地区。

[8]
法语：傲慢。

[9]
世界著名的赌城。

/第三章/

整个夏天的夜晚都有音乐声从我邻居家传过来。在他蔚蓝的花园里，男男女女像飞蛾一般在笑语、香槟和繁星中间来来往往。下午涨潮的时候，我看着他的客人从他的木筏的跳台上跳水，或是躺在他私人海滩的热沙上晒太阳，同时他的两艘小汽艇破浪前进，拖着滑水板驶过翻腾的浪花。每逢周末，他的罗尔斯—罗伊斯轿车就成了公共汽车，从早晨九点到深更半夜往来城里接送客人，同时他的旅行车也像一只轻捷的黄硬壳虫那样去火车站接所有的班车。每星期一，八个仆人，包括一个临时园丁，整整苦干一天，用许多拖把、板刷、榔头、修枝剪来收拾前一晚的残局。

每星期五，五箱橙子和柠檬从纽约一家水果行送到；每星期一，这些橙子和柠檬变成一座半拉半拉的果皮堆成的小金字塔从他的后门运出去。他厨房里有一架榨果汁机，半小时之内可以榨两百只橙子，只要男管家用大拇指把一个按钮按两百次就行了。

至少每两周一次，大批包办筵席的人从城里下来，带来好几百英尺帆布帐篷和无数的彩色电灯，足以把盖茨比巨大的花园布置得像一棵圣诞树。自助餐桌上各色冷盘琳琅满目，一只只五香火腿周围摆满了五花八门的色拉、烤得金黄的乳猪和火鸡。大厅里面，设起了一个装着一根真的铜杆的酒吧，备有各种杜松子酒和烈性酒，还有各种早已罕见的甘露酒，大多数女客年纪太轻，根本分不清哪个是哪个。

七点以前乐队到达，决不是什么五人小乐队，而是配备齐全的整班人马，双簧管、长号、萨克斯管、大小提琴、短号、短笛、高低音铜鼓，应有尽有。游泳的客人最后一批已经从海滩上进来，现在正在楼上换衣服；纽约来的轿车五辆一排停在车道上，同时所有的厅堂、客室、阳台已经都是五彩缤纷，女客们的发型争奇斗妍，披的纱巾是卡斯蒂尔

[1]

人做梦也想不到的。酒吧那边生意兴隆，同时一盘盘鸡尾酒传送到外面花园里的每个角落，到后来整个空气里充满了欢声笑语，充满了脱口而出、转眼就忘的打趣和介绍，充满了彼此始终不知姓名的太太们之间亲热无比的会见。

大地蹒跚着离开太阳，电灯显得更亮，此刻乐队正在奏黄色鸡尾酒会音乐，于是大合唱般的人声又提高了一个音调。笑声每时每刻都变得越来越容易，毫无节制地倾泻出来，只要一句笑话就会引起哄然大笑。人群的变化越来越快，忽而随着新来的客人而增大，忽而分散后又立即重新组合；已经有一些人在东飘西荡——脸皮厚的年轻姑娘在比较稳定的人群中间钻进钻出，一会儿在片刻的欢腾中成为一群人注意的中心，一会儿又得意洋洋在不断变化的灯光下穿过变幻不定的面孔、声音和色彩扬长而去。

忽然间，这些吉卜赛人式的姑娘中有一个，满身珠光宝气，一伸手就抓来一杯鸡尾酒，一口干下去壮壮胆子，然后手舞足蹈，一个人跳到篷布舞池中间去表演。片刻的寂静，乐队指挥殷勤地为她改变了拍子，随后突然响起了一阵叽叽喳喳的说话声，因为有谣言传开，说她是速演剧团的吉尔德·格雷

[2]

的替角。晚会正式开始了。

我相信那天晚上我第一次到盖茨比家去时，我是少数几个真正接到请帖的客人之一。人们并不是邀请来的——他们是自己来的。他们坐上汽车，车子把他们送到长岛，后来也不知怎么的他们总是出现在盖茨比的门口。一到之后总会有什么认识盖茨比的人给他们介绍一下，从此他们的言谈行事就像在娱乐场所一样了。有时候他们从来到走根本没见过盖茨比，他们怀着一片至诚前来赴会，这一点就可以算一张入场券了。

我确实是受到邀请的。那个星期六一清早，一个身穿绿蓝色制服的司机穿过我的草地，为他主人送来一封措辞非常客气的请柬，上面写道：如蒙我光临当晚他的“小小聚会”，盖茨比当感到不胜荣幸。他已经看到我几次，并且早就打算趋访，但由于种种特殊原因未能如愿——杰伊·盖茨比签名，笔迹很神气。

晚上七点一过，我身穿一套白法兰绒便装走过去到他的草坪上，很不自在地在一群群我不认识的人中间晃来晃去——虽然偶尔也有一个我在区间火车上见过的面孔。我马上注意到客人中夹杂着不少年轻的英国人；个个衣着整齐，个个面有饥色，个个都在低声下气地跟殷实的美国人谈话。我敢说他们都在推销什么——或是债券，或是保险，或是汽车。他们最起码都揪心地意识到，近在眼前就有唾手可得的钱，并且相信，只要几句话说得投机，钱就到手了。

我一到之后就设法去找主人，可是问了两三个人他在哪里，他们都大为惊异地瞪着我，同时矢口否认知道他的行踪，我只好悄悄地向供应鸡尾酒的桌子溜过去——整个花园里只有这个地方，一个单身汉可以留连一下而不显得无聊和孤独。

我百无聊赖，正准备喝个酩酊大醉，这时乔丹·贝克从屋里走了出来，站在大理石台阶最上一级，身体微向后仰，用轻藐的神气俯瞰着花园。

不管人家欢迎不欢迎，我觉得实在非依附一个人不可，不然的话，我恐怕要跟过往的客人寒暄起来了。

“哈啰！”我大喊一声，朝她走去。我的声音在花园里听上去似乎响得很不自然。

“我猜你也许会来的，”等我走到跟前，她心不在焉地答道，“我记得你住在隔壁……”

她不带感情地拉拉我的手，作为她答应马上再来理会我的表示，同时去听在台阶下面站住的两个穿着一样的黄色连衣裙的姑娘讲话。

“哈啰！”她们同声喊道，“可惜你没赢。”

这说的是高尔夫球比赛。她在上星期的决赛中输掉了。

“你不知道我们是谁，”两个穿黄衣的姑娘中的一个说，“可是大约一个月以前我们在这儿见过面。”

“你们后来染过头发了，”乔丹说，我听了一惊，但两个姑娘却已经漫不经心地走开了，因此她这句话说给早升的月亮听了，月亮和晚餐的酒菜一样，无疑也是从包办酒席的人的篮子里拿出来的。乔丹用她那纤细的、金黄色的手臂挽着我的手臂，我们走下了台阶，在花园里闲逛。一盘鸡尾酒在暮色苍茫中飘到我们面前，我们就在一张桌子旁坐下，同座的还有那两个穿黄衣的姑娘和三个男的，介绍给我们的时候名字全含含糊糊一带而过。

“你常来参加这些晚会吗？”乔丹问她旁边的那个姑娘。

“我上次来就是见到你的那一次，”姑娘回答，声音是机灵而自信的。她又转身问她的朋友，“你是不是也一样，露西尔？”

露西尔也是一样。

“我喜欢来，”露西尔说。“我从来不在乎干什么，只要我玩得痛快就行。上次我来这里，我把衣服在椅子上撕破了，他就问了我的姓名住址——不出一个星期我收到克罗里公司送来一个包裹，里面是一件新的晚礼服。”

“你收下了吗？”乔丹问。

“我当然收下了。我本来今晚准备穿的，可是它胸口太大，非改不可。衣服是淡蓝色的，镶着淡紫色的珠子。二百六十五美元。”

“一个人肯干这样的事真有点古怪，”另外那个姑娘热切地说，“他不愿意得罪任何人。”

“谁不愿意？”我问。

“盖茨比。有人告诉我……”

两个姑娘和乔丹诡秘地把头靠到一起。

“有人告诉我，人家认为他杀过一个人。”

我们大家都感到十分惊异。三位先生也把头伸到前面，竖起耳朵来听。

“我想并不是那回事，”露西尔不以为然地分辩道，“多半是因为在大战时他当过德国间谍。”

三个男的当中有一个点头表示赞同。

“我也听过一个人这样说，这人对他一清二楚，是从小和他一起在德国长大的，”他肯定无疑地告诉我们。

“噢，不对，”第一个姑娘又说，“不可能是那样，因为大战期间他是在美国军队里。”由于我们又倾向于听信她的话，她又兴致勃勃地把头伸到前面。“你只要趁他以为没有人看他的时候看他一眼。我敢打赌他杀过一个人。”

她眯起眼睛，哆嗦了起来。露西尔也在哆嗦。我们大家掉转身来，四面张望去找盖茨比。有些人早就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需要避讳的事情，现在谈起他来却这样窃窃私语，这一点也足以证明他引起了人们何等浪漫的遐想了。

第一顿晚饭——午夜后还有一顿——此刻开出来了，乔丹邀我去和花园那边围着一张桌子坐的她的一伙朋友坐在一起。一共有三对夫妇，外加一个陪同乔丹来的男大学生，此人死气白赖，说起话来老是旁敲侧击，并且显然认为乔丹早晚会或多或少委身于他的。这伙人不到处转悠，而正襟危坐，自成一体，并且俨然自封为庄重的农村贵族的代表——东卵屈尊光临西卵，而又小心翼翼提防它那灯红酒绿的欢乐。

“咱们走开吧，”乔丹低声地讲，这时已经莫名其妙地浪费了半个钟头。“这里对我来说是太斯文了。”

我们站了起来，她解释说我们要去找主人；她就是因为我还从来没见过他，这使我颇感局促不安。那位大学生点点头，神情既玩世不恭，又闷闷不乐。

我们先到酒吧间去张了一张，那儿挤满了人，可盖茨比并不在那里。她从台阶上头向下看，找不到他，他也不在阳台上。我们怀着希望推开一扇很神气的门，走进了一间高高的哥特式图书室，四壁镶的是英国雕花橡木，大有可能是从海外某处古迹原封不动地拆过来的。

一个矮矮胖胖的中年男人，戴着老大的一副猫头鹰式眼镜，正醉醺醺地坐在一张大桌子的边上，迷迷糊糊目不转睛地看着书架上一排排的书。我们一走进去他就兴奋地转过身来，把乔丹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

“你觉得怎么样？”他冒冒失失地问道。

“关于什么？”

他把手向书架一扬。

“关于那个。其实你也不必仔细看了，我已经仔细看过。它们都是真的。”

“这些书吗？”

他点点头。

“绝对是真的——一页一页的，什么都有。我起先还以为大概是好看的空书壳子。事实上，它们绝对是真的。一页一页的什么——等等！我拿给你们瞧。”

他想当然地认为我们不相信，急忙跑到书橱前面，拿回来一本《斯托达德演说集》卷一

[3]

。

“瞧！”他得意洋洋地嚷道，“这是一本地地道道的印刷品。它真把我蒙住了。这家伙简直是个贝拉斯科

[4]

。真是巧夺天工。多么一丝不苟！多么逼真！而且知道见好就收——并没裁开纸页。你还要怎样？你还指望什么？”

他从我手里把那本书一把夺走，急急忙忙在书架上放回原处，一面叽咕着说什么假使一块砖头被挪开，整个图书室就有可能塌掉。

“谁带你们来的？”他问道，“还是不请自到的？我是有人带我来的。大多数客人都是别人带来的。”

乔丹很机灵，很高兴地看着他，但并没有答话。

“我是一位姓罗斯福的太太带来的，”他接着说，“克劳德·罗斯福太太。你们认识她吗？我昨天晚上不知在什么地方碰上她的。我已经醉了个把星期了，我以为在图书室里坐一会儿可以醒醒酒的。”

“有没有醒？”

“醒了一点，我想。我还不敢说。我在这儿刚待了一个钟头。我跟你们讲过这些书吗？它们都是真的。它们是……”

“你告诉过我们了。”

我们庄重地和他握握手，随即回到外边去。

此刻花园里篷布上有人在跳舞；有老头子推着年轻姑娘向后倒退，无止无休地绕着难看的圈子；有高傲的男女抱在一起按时髦的舞步扭来扭去，守在一个角落里跳——还有许许多多单身姑娘在作单人舞蹈，或者帮乐队弹一会儿班卓琴或者敲一会儿打击乐器。到了午夜欢闹更甚。一位有名的男高音唱了意大利文歌曲，还有一位声名狼藉的女低音唱了爵士音乐，还有人在两个节目之间在花园里到处表演“绝技”，同时一阵阵欢乐而空洞的笑声响彻夏夜的天空。一对双胞胎——原来就是那两个黄衣姑娘——演了一出化装的娃娃戏，同时香槟一杯杯的端出来，杯子比洗手指用的小碗还要大。月亮升得更高了，海湾里飘着一副三角形的银色天秤

[5]

，随着草坪上班卓琴铿锵的琴声微微颤动。

我仍然和乔丹·贝克在一起。我们坐的一张桌上还有一位跟我年纪差不多的男子和一个吵吵闹闹的小姑娘，她动不动就忍不住要放声大笑。我现在玩得也挺开心了。我已经喝了两大碗香槟，因此这片景色在我眼前变成了一种意味深长的、根本性的、奥妙的东西。

在文娱节目中间休息的时候，那个男的看着我微笑。

“您很面熟，”他很客气地说。“战争期间您不是在第一师吗？”

“正是啊。我在步兵二十八连。”

“我在十六连，直到一九一八年六月。我刚才就知道我以前在哪儿见过您的。”

我们谈了一会儿法国的一些阴雨、灰暗的小村庄。显而易见他就住在附近，因为他告诉我他刚买了一架水上飞机，并且准备明天早晨去试飞一下。

“愿意跟我一块去吗，老兄？就在海湾沿着岸边转转。”

“什么时候？”

“随便什么时候，对你合适就行。”

我已经话到了嘴边想问他的名字，这时乔丹掉转头来朝我一笑。

“现在玩得快活吧？”她问。

“好多了。”我又掉转脸对着我的新交。“这对我来说是个奇特的晚会。我连主人都还没见到哩。我就住在那边……”我朝着远处看不见的树篱笆把手一挥。“这位姓盖茨比的派他的司机过来送了一份请帖。”

他朝我望了一会儿，似乎没听懂我的话。

“我就是盖茨比，”他突然说。

“什么！”我叫了一声，“噢，真对不起。”

“我还以为你知道哩，老兄。我恐怕不是个很好的主人。”

他心领神会地一笑——还不止心领神会。这是极为罕见的笑容，其中含有永久的善意的表情，这是你一辈子也不过遇见四五次的。它面对——或者似乎面对——整个永恒的世界一刹那，然后就凝注在你身上，对你表现出不可抗拒的偏爱。他了解你恰恰到你本人希望被了解的程度，相信你如同你乐于相信你自己那样，并且教你放心他对你的印象正是你最得意时希望给予别人的印象。恰好在这一刻他的笑容消失了——于是我看着的不过是一个风度翩翩的年轻汉子，三十一二岁年纪，说起话来文质彬彬，几乎有点可笑。在他作自我介绍之前不久，我有一个强烈的印象，觉得他说话字斟句酌。

差不多在盖茨比先生说明自己身份的那一刻，一个男管家急急忙忙跑到他跟前报告他芝加哥有长途电话找他。他微微欠身道歉，把我们大家一一包括在内。

“你想要什么尽管开口，老兄，”他恳切地对我说，“对不起，过会儿再来奉陪。”

他走开之后，我马上转向乔丹——迫不及待地要告诉她我感到的惊异。我本来以为盖茨比先生是个红光满面、肥头大耳的中年人。

“他是谁？”我急切地问，“你可知道？”

“他就是一个姓盖茨比的人呗。”

“我是问他是哪儿来的？他又是干什么的？”

“现在你也琢磨起这个题目来了，”她厌倦地笑道，“唔，他告诉过我他上过牛津大学。”

一个模糊的背景开始在他身后出现，但是随着她的下一句话又立即消失了。

“可是，我并不相信。”

“为什么不信？”

“我不知道，”她固执地说，“我就是不相信他上过牛津。”

她的语气之中有点什么使我想起另外那个姑娘说的“我想他杀过一个人”，其结果是打动了我的好奇心。随便说盖茨比出身于路易斯安那州的沼泽地区也好，出身于纽约东城南区

[6]

也好，我都可以毫无疑问地接受。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年纪轻的人不可能——至少我这个孤陋寡闻的乡下人认为他们不可能——不知从什么地方悄悄地出现，在长岛海湾买下一座宫殿式的别墅。

“不管怎样，他举行大型宴会，”乔丹像一般城里人一样不屑于谈具体细节，所以改换了话题。“而我也喜欢大型宴会。这样亲热得很。在小的聚会上，三三两两谈心倒不可能。”

大鼓轰隆隆一阵响，接着突然传来乐队指挥的声音，盖过花园里嘈杂的人声。

“女士们先生们，”他大声说，“应盖茨比先生的要求，我们现在为各位演奏弗拉迪米尔·托斯托夫先生的最新作品，这部作品五月里在卡内基音乐厅曾经引起那么多人注意。各位看报就知道那是轰动一时的事件。”他带着轻松而居高临下的神气微微一笑，又加了一句：“可真叫轰动！”引得大家都放声大笑。

“这支乐曲，”他最后用洪亮的声音说，“叫做《弗拉迪米尔·托斯托夫的爵士音乐世界史》。”

托斯托夫先生这个乐曲是怎么回事，我没有注意到，因为演奏一开始，我就一眼看到了盖茨比单独一个人站在大理石台阶上面，用满意的目光从这一群人看到那一群人。他那晒得黑黑的皮肤很漂亮地紧绷在脸上，他那短短的头发看上去好像是每天都修剪似的。我看不出他身上有什么诡秘的迹象。我纳闷是否他不喝酒这个事实有助于把他跟他的客人们截然分开，因为我觉得随着沆瀣一气的欢闹的高涨，他却变得越发端庄了。等到《爵士音乐世界史》演奏完毕，有的姑娘像小哈巴狗一样乐滋滋地靠在男人肩膀上，有的姑娘开玩笑地向后晕倒在男人怀抱里，甚至倒进人群里，明知反正有人会把她们托住——可是没有人晕倒在盖茨比身上，也没有法国式的短发碰到盖茨比的肩头，也没有人组织四人合唱团来拉盖茨比加入。

“对不起。”

盖茨比的男管家忽然站在我们身旁。

“贝克小姐？”他问道，“对不起，盖茨比先生想单独跟您谈谈。”

“跟我谈？”她惊奇地大声说。

“是的，小姐。”

她慢慢地站了起来，惊愕地对我扬了扬眉毛，然后跟着男管家向房子走过去。我注意到她穿晚礼服，穿所有的衣服，都像穿运动服一样——她的动作有一种矫健的姿势，仿佛她当初就是在空气清新的早晨在高尔夫球场上学走路的。

我独自一人，时间已快两点了。有好一会儿，从阳台上面一间长长的、有许多窗户的房间里传来了一阵阵杂乱而引人入胜的声音。乔丹的那位大学生此刻正在和两个歌舞团的舞女大谈助产术，央求我去加入，可是我溜掉了，走到室内去。

大房间里挤满了人。穿黄衣的姑娘有一个在弹钢琴，她身旁站着一个高高的红发少妇，是从一个有名的歌舞团来的，正在那里唱歌。她已经喝了大量的香槟，在她唱歌的过程中她又不合时宜地认定一切都非常非常悲惨——她不仅在唱，而且还在哭。每逢曲中有停顿的地方，她就用抽抽噎噎的哭声来填补，然后又用震颤的女高音继续去唱歌词。眼泪沿着她的面颊往下流，——可不是畅通无阻地流，因为眼泪一碰到画得浓浓的睫毛之后变成了黑墨水，像两条黑色的小河似的慢慢地继续往下流。有人开玩笑，建议她唱脸上的那些音符，她听了这话把两手向上一甩，倒在一张椅子上，醉醺醺地呼呼大睡起来。

“她刚才跟一个自称是她丈夫的人打过一架，”我身旁一个姑娘解释说。

我向四周看看，剩下的女客现在多半都在跟她们所谓的丈夫吵架。连乔丹的那一伙，从东卵来的那四位，也由于意见不和而四分五裂了。男的当中有一个正在劲头十足地跟一个年轻的女演员交谈，他的妻子起先还保持尊严，装得满不在乎，想一笑置之，到后来完全垮了，就采取侧面攻击——不时突然出现在他身边，像一条愤怒的衲脊蛇，向他耳中嘶道：“你答应过的！”

舍不得回家的并不限于任性的男客。穿堂里此刻有两个毫无醉意的男客和他们怒气冲天的太太。两位太太略微提高了嗓子在互相表示同情。

“每次他一看见我玩得开心他就要回家。”

“我这辈子从来没听过这么自私的事。”

“我们总是第一个走。”

“我们也是一样。”

“不过，今晚我们几乎是最后的了，”两个男的有一个怯生生地说。“乐队半个钟头以前就走了。”

尽管两位太太一致认为这种恶毒心肠简直难以置信，这场纠纷终于在一阵短短的揪斗中结束，两位太太都被抱了起来，两腿乱踢，消失在黑夜里。

我在穿堂里等我帽子的时候，图书室的门开了，乔丹·贝克和盖茨比一同走了出来。他还在跟她说最后一句话，可是这时有几个人走过来和他告别，他原先热切的态度陡然收敛，变成了拘谨。

乔丹那一伙人从阳台上不耐烦地喊她，可是她还逗留了片刻和我握手。

“我刚才听到一件最惊人的事情，”她出神地小声说，“我们在那里边待了多久？”

“哦，个把钟头。”

“这事……太惊人了，”她出神地重复说。“可是我发过誓不告诉别人，而我现在已经在逗你了。”她对着我的脸轻轻打了个呵欠。“有空请过来看我……电话簿……西古奈·霍华德太太名下……我的姑妈……”她一边说一边匆匆离去——她活泼地挥了一下那只晒得黑黑的手表示告别，然后就消失在门口她那一伙人当中了。

我觉得怪难为情的，第一次来就待得这么晚，于是走到包围着盖茨比的最后几位客人那边去。我想要解释一下我一来就到处找过他，同时向他道歉刚才在花园里当面都不认识。

“没有关系，”他恳切地嘱咐我。“别放在心上，老兄。”这个亲热的称呼还比不上非常友好地拍拍我肩膀的那只手所表示的亲热。“别忘了明天早上九点我们要乘水上飞机上天哩。”

接着男管家来了，站在他背后。

“先生，费城有长途电话请您说话。”

“好，就来。告诉他们我就来。……晚安。”

“晚安。”

“晚安。”他微微一笑。突然之间，我待到最后才走，这其中好像含有愉快的深意，仿佛他是一直希望如此的。“晚安，老兄……晚安。”

可是，当我走下台阶时，我看到晚会还没有完全结束。离大门五十英尺，十几辆汽车的前灯照亮了一个不寻常的、闹哄哄的场面。在路旁的小沟里，右边向上，躺着一辆新的小轿车，可是一只轮子撞掉了。这辆车离开盖茨比的车道还不到两分钟，一堵墙的突出部分是造成车轮脱落的原因，现在有五六个好奇的司机在围观。可是，由于他们让自己的车子挡住了路，后面车子上的司机已经按了好久喇叭，一片刺耳的噪音更增添了整个场面本来就很严重的混乱。

一个穿着长风衣的男人已经从撞坏的车子里出来，此刻站在大路中间，从车子看到轮胎，又从轮胎看到旁观的人，脸上带着愉快而迷惑不解的表情。

“请看！”他解释道，“车子开到沟里去了。”

这个事实使他感到不胜惊奇。我先听出了那不平常的惊奇的口吻，然后认出了这个人——就是早先光顾盖茨比图书室的那一位。

“怎么搞的？”

他耸了耸肩膀。

“我对机械一窍不通，”他肯定地说。

“到底怎么搞的？你撞到墙上去了吗？”

“别问我，”“猫头鹰眼”说，把事情推脱得一干二净。“我不大懂开车——几乎一无所知。事情发生了，我就知道这一点。”

“既然你车子开得不好，那么你晚上就不应当试着开车嘛。”

“可是我连试也没试，”他气愤愤地解释。“我连试也没试啊。”

旁观的人听了都惊愕得说不出话来。

“你想自杀吗？”

“幸亏只是一只轮子！开车开得不好，还连试都不试！”

“你们不明白，”罪人解释说，“我没有开车。车子里还有一个人。”

这句声明所引起的震惊表现为一连声的“噢……啊……啊！”同时那辆小轿车的门也慢慢开了。人群——此刻已经是一大群了——不由得向后一退，等到车门敞开以后，又有片刻阴森可怕的停顿。然后，逐渐逐渐地，一部分一部分地，一个脸色煞白、摇来晃去的人从撞坏了的汽车里跨了出来，先伸出一只大舞鞋在地面上试探了几下。

这位幽灵被汽车前灯的亮光照得睁不开眼，又被一片汽车喇叭声吵得糊里糊涂，站在那里摇晃了一会儿才认出那个穿风衣的人。

“怎么啦？”他镇静地问道，“咱们没汽油了吗？”

“你瞧！”

五六个人用手指指向那脱落下来的车轮——他朝它瞪了一眼，然后抬头向上看，仿佛他怀疑轮子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轮子掉下来了，”有一个人解释说。

他点点头。

“起先我还没发现咱们停住了。”

过了一会儿，他深深吸了一口气，又挺起胸膛，用坚决的声音说：

“不知可不可以告诉我哪儿有加油站？”

至少有五六个人，其中有的比他稍微清醒一点，解释给他听，轮子和车子之间已经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联系了。

“倒车，”过了一会儿他又出点子，“用倒车挡。”

“可是轮子掉啦！”

他迟疑了一会儿。

“试试也无妨嘛，”他说。

汽车喇叭的尖声怪叫达到了高潮，于是我掉转身，穿过草地回家。我回头望了一眼。一轮明月正照在盖茨比别墅的上面，使夜色跟先前一样美好；明月依旧，而欢声笑语已经从仍然光辉灿烂的花园里消失了。一股突然的空虚此刻好像从那些窗户和巨大的门里流出来，使主人的形象处于完全的孤立之中，他这时站在阳台上，举起一只手作出正式的告别姿势。

重读一遍以上所写的，我觉得我已经给人一种印象，好像相隔好几个星期的三个晚上所发生的事情就是我所关注的一切。恰恰相反，它们只不过是一个繁忙的夏天当中的一些小事，而且直到很久以后，我对它们还远远不如对待我自己的私事那样关心。

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工作。每天清早太阳把我的影子投向西边时，我沿着纽约南部摩天大楼之间的白色裂口匆匆走向正诚信托公司。我跟其他的办事员和年轻的债券推销员混得很熟，和他们一起在阴暗拥挤的饭馆里吃午饭，吃点小猪肉香肠加土豆泥，喝杯咖啡。我甚至和一个姑娘发生过短期的关系，她住在泽西城

[7]

，在会计处工作。可是她哥哥开始给我眼色看，因此她七月里出去度假的时候，我就让这事悄悄地吹了。

我一般在耶鲁俱乐部吃晚饭，——不知为了什么缘故这是我一天中最凄凉的事情——饭后我上楼到图书室去认真学习各种投资和证券一个钟头。同学会里往往有几个爱玩爱闹的人光临，但他们从来不进图书室，所以那里倒是个做工作的好地方。在那以后，如果天气宜人，我就沿着麦迪逊路溜达，经过那座古老的默里山饭店，再穿过三十三号街走到宾夕法尼亚车站。

我开始喜欢纽约了，喜欢夜晚那种奔放冒险的情调，喜欢那川流不息的男男女女和往来车辆给应接不暇的眼睛带来的满足。我喜欢在五号路上溜达，从人群中挑出风流的女人，幻想几分钟之内我就要进入她们的生活，而永远也不会有人知道或者非难这件事。有时，在我脑海里，我跟着她们走到神秘的街道拐角上她们所住的公寓，到了门口她们回眸一笑，然后走进一扇门消失在温暖的黑暗之中。在大都市迷人的黄昏时刻，我有时感到一种难以排遣的寂寞，同时也觉得别人有同感，——那些在橱窗面前踯躅的穷困的青年小职员，等到了时候独个儿上小饭馆去吃一顿晚饭——黄昏中的青年小职员，虚度着夜晚和生活中最令人陶醉的时光。

有时晚上八点钟，四十几号街那一带阴暗的街巷挤满了出租汽车，五辆一排，热闹非凡，都是前往戏院区的，这时我心中就感到一种无名的怅惘。出租汽车在路口暂停的时候，车里边的人身子偎在一起，说话的声音传了出来，听不见的笑话引起了欢笑，点燃的香烟在里面造成一个个模糊的光圈。幻想着我也在匆匆赶去寻欢作乐，分享他们内心的激动，于是我暗自为他们祝福。

有好久我没有见过乔丹·贝克，后来在仲夏时节我又找到了她。起初我陪她到各处去感到很荣幸，因为她是个高尔夫球冠军，所有的人都知道她的大名。后来却有了另一种感情。我并没有真的爱上她，但我产生了一种温柔的好奇心。她对世人摆出的那副厌烦而高傲的面孔掩盖了点什么——大多数装模作样的言行到后来总是在掩盖点什么，虽然起初并不如此——有一天我发现了那是什么。当时我们两人一同到沃维克去参加一次别墅聚会。她把一辆借来的车子车篷不拉上就停在雨里，然后扯了个谎——突然之间我记起了那天晚上我在黛西家里想不起来的那件关于她的事。在她参加的第一个重要的高尔夫锦标赛上，发生了一场风波，差一点闹到登报，——有人说在半决赛那一局她把球从一个坏位置上移动过。事情几乎要成为一桩丑闻——后来平息了下去。一个球童收回了他的话，唯一的另一个见证人也承认他可能搞错了。这个事件和她的名字却留在我脑子里。

乔丹·贝克本能地回避聪明机警的男人，现在我明白了这是因为她认为，在对越轨的行动不以为然的社会圈子里活动比较保险。她不诚实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她不能忍受处于不利的地位，既然这样不甘心，因此我想她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耍各种花招，为了对世人保持那个傲慢的冷笑，而同时又能满足她那硬硬的、矫健的肉体的要求。

这对我完全无所谓。女人不诚实，这是人们司空见惯的事——我微微感到遗憾，过后就忘了。也是在参加那次别墅聚会的时候，我们俩有过一次关于开车的奇怪的谈话。因为她从几个工人身旁开过去，挨得太近，结果挡泥板擦着一个工人上衣的纽扣。

“你是个粗心的驾驶员，”我提出了抗议。“你该再小心点儿，要不就干脆别开车。”

“我很小心。”

“不对，你不小心。”

“不要紧，反正别人很小心，”她轻巧地说。

“这跟你开车有什么关系？”

“他们会躲开我的，”她固执地说，“要两方面才能造成一次车祸嘛。”

“假定你碰到一个像你一样不小心的人呢？”

“我希望永远不会碰到，”她答道，“我顶讨厌不小心的人。这也是我喜欢你的原因。”

她那双灰色的、被太阳照得眯紧的眼睛笔直地盯着前方，但她故意地改变了我们的关系，因而有片刻工夫我以为我爱上了她。但是我思想迟钝，而且满脑袋清规戒律，这都对我的情欲起着刹车的作用，同时我也知道首先我得完全摆脱家乡的那段纠葛。我一直每星期写一封信并且签上：“爱你，尼克”，而我能想到的只是每次那位小姐一打网球，她的上唇上边总出现像小胡子一样的一溜汗珠。不过确实有过一种含糊的默契，这必须先委婉地解除，然后我才可以自由。

每个人都以为他自己至少有一种主要的美德，而这就是我的：我所认识的诚实的人并不多，而我自己恰好就是其中的一个。

[1]
西班牙一地区，以产头巾出名。

[2]
吉尔德·格雷：名噪一时的纽约舞星。

[3]
约翰·斯托达德（1850—1931）：美国演说家，著有《演说集》十卷。

[4]
大卫·贝拉斯科（1859—1931）：美国舞台监督，以布景逼真闻名。

[5]
指天秤座星斗。

[6]
贫民窟。

[7]
在纽约市附近。

/第四章/

星期天早晨，教堂的钟声响彻沿岸村镇的时候，时髦社会的男男女女又回到了盖茨比的别墅，在他的草坪上寻欢作乐。

“他是个私酒贩子，”那些少妇一边说，一边在他的鸡尾酒和他的好花之间的什么地方走动着。“有一回他杀了一个人，那人打听出他是兴登堡

[1]

的侄子，魔鬼的表兄弟。递给我一朵玫瑰花，宝贝，再往那只水晶杯子里给我倒最后一滴酒。”

有一次我在一张火车时刻表上空白的地方写下了那年夏天到盖茨比别墅来过的人的名字。现在这已经是一张很旧的时刻表了，沿着折印快要散了，上面印着“本表1922年7月5日起生效”。但我还认得出那些暗淡的名字，它们可以给你一个比我的笼统概括更清楚的印象，那些人到盖茨比家里作客，却对他一无所知，仿佛这是对他所表示的一种微妙的敬意。

好吧，从东卵来的有切斯特·贝克夫妇、利契夫妇、一个我在耶鲁认识的姓本森的，还有去年夏天在缅因州淹死的韦伯斯特·西维特大夫。还有霍恩比姆夫妇、威利·伏尔泰夫妇以及布莱克巴克全家，他们总是聚集在一个角落里，不管谁走近他们就像山羊一样翘起鼻孔。还有伊士梅夫妇、克里斯蒂夫妇（更确切地说是休伯特·奥尔巴哈和克里斯蒂先生的老婆）和埃德加·比弗，据说有一个冬天的下午他的头发无缘无故地变得像雪一样白。

我记得，克拉伦斯·恩狄是从东卵来的。他只来过一次，穿着一条白灯笼裤，还在花园里跟一个姓艾蒂的二流子干了一架。从岛上更远的地方来的有齐德勒夫妇、O·R·P·斯雷德夫妇、乔治亚州的斯通瓦尔·杰克逊·亚伯拉姆夫妇，还有菲希加德夫妇和里普利·斯奈尔夫妇。斯奈尔在他去坐牢的前三天还来过，喝得烂醉躺在石子车道上，结果尤里西斯·斯威特太太的汽车从他的右手上开了过去。丹赛夫妇也来，还有年近七十的S·B·怀特贝特、莫理斯·A·弗林克、汉姆海德夫妇、烟草进口商贝路加以及贝路加的几个姑娘。

西卵来的有波尔夫妇、马尔雷德夫妇、塞西尔·罗伯克、塞西尔·肖恩、州议员古利克，还有卓越影片公司的后台老板牛顿·奥基德、艾克豪斯特和克莱德·科恩、小唐·S·施沃兹以及阿瑟·麦加蒂，他们都是跟电影界有这样那样的关系的。还有卡特利普夫妇、班姆堡夫妇和G·厄尔·马尔东，就是后来勒死妻子的那个姓马尔东的人的兄弟。投机商达·冯坦诺也来这儿，还有爱德·莱格罗、詹姆斯·B·（诨名是“坏酒”）菲来特、德·琼夫妇和欧内斯特·利里——他们都是来赌钱的，每当菲来特逛进花园里去，那就意味着他输得精光，第二天联合运输公司的股票又得有利可图地涨落一番。

有一个姓克利普斯普林格的男人在那儿次数又多时间又长，后来大家就称他为“房客”了——我怀疑他根本就没别的家。在戏剧界人士中，有葛斯·威兹、霍勒斯·奥多诺万、莱斯特·迈尔、乔治·德克维德和弗朗西斯·布尔。从纽约城里来的还有克罗姆夫妇、贝克海森夫妇、丹尼克夫妇、罗素·贝蒂、科里根夫妇、凯利赫夫妇、杜厄夫妇、斯科里夫妇、S·W·贝尔丘夫妇、斯默克夫妇、现在离了婚的小奎因夫妇和亨利·L·帕默多，他后来在时报广场跳在一列地下火车前面自杀了。

本尼·麦克莱纳亨总是带着四个姑娘一同来。她们每次人都不同，可是全长得一模一样，因此看上去都好像是以前来过的。她们的名字我忘了——杰奎林，大概是，要不然就是康雪爱拉，或者格洛丽亚或者珠迪或者琼，她们的姓要么是音调悦耳的花名和月份的名字，要么是美国大资本家的庄严的姓氏，只要有人追问，她们就会承认自己是他们的远亲。

除了这许多人之外，我还记得福丝娣娜·奥布莱恩至少来过一次，还有贝达克家姐妹，还有小布鲁尔，就是在战争中鼻子被枪弹打掉的那个，还有阿尔布鲁克斯堡先生和他的未婚妻海格小姐、阿迪泰·费兹彼得夫妇和一度当过美国退伍军人协会主席的P·朱厄特先生，还有克劳迪娅·希普小姐和一个被认为是她司机的男伴，还有一位某某亲王，我们管他叫公爵，即使我曾经知道他的名字，我也忘掉了。

所有这些人那年夏天都到盖茨比的别墅来过。

七月末一天早上九点钟，盖茨比的华丽汽车沿着岩石车道一路颠到我门口停下，它那三个音符的喇叭发出一阵悦耳的音调。这是他第一次来看我，虽然我已经赴过两次他的晚会，乘过他的水上飞机，而且在他热情邀请之下时常借用他的海滩。

“早啊，老兄。你今天要和我一同吃午饭，我想我们就同车进城吧。”

他站在他车子的挡泥板上，保持着身体的平衡，那种灵活的动作是美国人所特有的——我想这是由于年轻时候不干重活的缘故，更重要的是由于我们各种紧张剧烈的运动造成姿势自然而优美。这个特点不断地以坐立不安的形式突破他那拘谨的举止而流露出来。他一刻也不安静；总是有一只脚在什么地方轻轻拍着，要不然就是有一只手在不耐烦地一开一合。

他瞧出我用赞赏的目光看着他的汽车。

“这车子很漂亮，是不是，老兄？”他跳了下来，好让我看清楚一些。“你以前从来没看到过它吗？”

我看到过，大家都看到过。车子是瑰丽的奶油色的，镀镍的地方闪光耀眼，车身长得出奇，四处鼓出帽子盒、大饭盒和工具盒，琳琅满目，还有层层叠叠的挡风玻璃反映出十来个太阳的光辉。我们在温室似的绿皮车厢里许多层玻璃后面坐下，向城里进发。

过去一个月里，我大概跟他交谈过五六次。使我失望的是，我发现他没有多少话可说。因此我最初以为他是一位相当重要的人物的印象，已经渐渐消失，他只不过是隔壁一家豪华的郊外饭店的老板。

接着就发生了那次使我感到窘迫的同车之行。我们还没到西卵镇，盖茨比就开始把他文雅的句子说到一半就打住，同时犹疑不决地用手拍着他酱色西装的膝盖。

“我说，老兄，”他出其不意地大声说，“你到底对我是怎么个看法？”

我有点不知所措，就开始说一些含糊其辞的话来搪塞。

“得啦，我来给你讲讲我自己的身世吧，”他打断了我的话。“你听到这么多闲话，我不希望你从中得到一个对我的错误看法。”

原来他知道那些给他客厅里的谈话增添风趣的离奇的流言蜚语。

“上帝作证，我要跟你说老实话。”他的右手突然命令上天的惩罚作好准备。“我是中西部一个有钱人家的儿子——家里人都死光了。我是在美国长大的，可是在牛津受的教育，因为我家祖祖辈辈都是在牛津受教育的。这是个家庭传统。”

他斜着眼朝我望望——我这才明白为什么乔丹·贝克曾认为他撒谎。他把“在牛津受教育的”这句话匆匆带了过去，或者含糊其辞，或者半吞半吐，仿佛这句话以前就使他犯嘀咕。有了这个疑点，他的整个自述就站不住脚了，因此我猜疑他毕竟是有点什么不可告人之处。

“中西部什么地方？”我随便一问。

“旧金山。

[2]

”

“哦，是这样。”

“我家里人都死光了，因此我继承了很多钱。”

他的声音很严肃，仿佛想起家族的突然消亡犹有余痛似的。有一会儿我怀疑他在捉弄我，但是看了他一眼就使我相信不是那么回事。

“后来我就像一个年轻的东方王公那样到欧洲各国首都去当寓公——巴黎、威尼斯、罗马——收藏珠宝，以红宝石为主；打打狮子老虎；画点儿画，不过是为了自己消遣，同时尽量想忘掉好久以前一件使我非常伤心的事。”

我好不容易才忍住不笑出来，因为他的话令人难以置信。他的措词本身那么陈腐，以致在我脑子里只能是这样的形象：一个裹着头巾的傀儡戏里的“角色”，在布龙公园

[3]

追着打老虎，一面跑一面从身子里每个孔洞里往外漏木屑。

“后来就打仗了，老兄。这倒是莫大的宽慰，我千方百计地去找死，可是我的命好像有神仙保佑一样。战争开始的时候，我得到了中尉的军衔。在阿贡森林一役，我带领我那个机枪营的残余部队一往直前，结果我们两边都有半英里的空地，步兵在那里无法推进。我们在那儿待了两天两夜，一百三十个人，十六挺刘易斯式机枪。后来等到步兵开上来，他们在堆积如山的尸体中发现了三个德国师的徽记。我被提升为少校，每一个同盟国政府都发给我一枚勋章——其中甚至包括门的内哥罗，亚德里亚海上的那个小小的门的内哥罗。”

小小的门的内哥罗！他仿佛把这几个字举了起来，冲着它们点头微笑。这一笑表示他了解门的内哥罗动乱的历史，并且同情门的内哥罗人民的英勇斗争。这一笑也表示他完全理解那个国家一系列的情况，正是这些情况使得门的内哥罗热情的小小的心里发出了这个颂扬。我的怀疑此刻已化为惊奇；这好像是匆匆忙忙翻阅十几本杂志一样。

他伸手到口袋里去掏，随即一块系在一条缎带上的金属片落进我的手掌心。

“这就是门的内哥罗的那一个。”

使我吃惊的是，这玩意看上去是真的。“丹尼罗勋章”，上面的一圈铭文写道：“门的内哥罗国王尼古拉斯”。

“翻过来。”

“杰伊·盖茨比少校，”我念道，“英勇过人。”

“这儿还有一件我随身带的东西，牛津时期的纪念品，是在三一学院校园里照的——我左边那个人现在是唐卡斯特伯爵。”

这是一张五六个年轻人的相片，身上穿着运动上衣，在一条拱廊下闲站着，背后可以看见许许多多塔尖

[4]

，其中有盖茨比，比现在显得年轻点，但也年轻不了多少——手里拿着一根板球棒。

这样看来他说的都是真的啦。我仿佛看见一张张五色斑斓的老虎皮挂在他在大运河

[5]

上的宫殿里，我仿佛看见他打开一箱红宝石，借它们浓艳的红光来减轻他那颗破碎的心的痛苦。

“我今天有件大事要请你帮忙，”他说，一面很满意地把他的纪念品放进口袋里。“因此我觉得你应当了解我的情况。我不希望你认为我只是一个不三不四的人。要知道，我往往和陌生人交往，因为我东飘西荡，尽量想忘掉那件伤心事。”他犹疑了一下。“这件事今天下午你就可以听到。”

“吃午饭的时候？”

“不，今天下午。我碰巧打听到你约了贝克小姐喝茶。”

“你是说你爱上了贝克小姐吗？”

“不是，老兄，我没有。可是承蒙贝克小姐答应我跟你谈这件事。”

我一点儿也不知道“这件事”是指什么，但是我兴趣不大，倒觉得厌烦。我请贝克小姐喝茶，并不是为了谈论杰伊·盖茨比先生。我敢肯定他要求的一定是什么异想天开的事，有一会儿工夫我真后悔当初不该踏上他那客人过多的草坪。

他一句话也不说了。我们离城越近他也越发矜持。我们经过罗斯福港，瞥见船身有一圈红漆的远洋轮船，又沿着一条贫民区的石子路急驰而过，路两旁排列着二十世纪初褪色的镀金时代的那些还有人光顾的阴暗酒吧。接着，灰烬之谷在我们两边伸展出去，我从车上瞥见威尔逊太太浑身是劲在加油机旁喘着气替人加油。

汽车的挡泥板像翅膀一样张开。我们一路给半个阿斯托里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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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了光明——只是半个，因为正当我们在高架铁路的支柱中间绕来绕去的时候，我听到了一辆机器脚踏车熟悉的“嘟——嘟——劈啪”的响声，随即看到一名气急败坏的警察在我们车旁行驶。

“好了，老兄，”盖茨比喊道。我们放慢了速度。盖茨比从他的皮夹里掏出一张白色卡片，在警察的眼前晃了一下。

“行了，您哪，”警察满口应承，并且轻轻碰一碰帽檐。“下次就认识您啦，盖茨比先生。请原谅我！”

“那是什么？”我问道，“那张牛津的相片吗？”

“我给警察局长帮过一次忙，因此他每年都给我寄一张圣诞贺卡。”

在大桥上，阳光从钢架中间透过来在川流不息的车辆上闪闪发光，河对岸城里的大楼高耸在眼前，像一堆一堆白糖块一样，尽是出于好心花了没有铜臭的钱盖起来的。从皇后区大桥看去，这座城市永远好像是初次看见一样，那样引人入胜，充满了世界上所有的神秘和瑰丽。

一辆装着死人的灵车从我们身旁经过，车上堆满了鲜花，后面跟着两辆马车，遮帘拉上了的，还有几辆比较轻松的马车载着亲友。这些亲友从车子里向我们张望，从他们忧伤的眼睛和短短的上唇看上去他们是东南欧那带的人。我很高兴在他们凄惨的出丧车队中还能看到盖茨比豪华的汽车。我们的车子从桥上过布莱克威尔岛的时候，一辆大型轿车超越了我们的车子，司机是个白人，车子里坐着三个时髦的黑人，两男一女。他们冲着我们翻翻白眼，一副傲慢争先的神气，我看了忍不住放声大笑。

“我们现在一过这座桥，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了，”我心里想，“无论什么事都会有……”

因此，连盖茨比这种人物也是会出现的，这用不着大惊小怪。

炎热的中午。在四十二号街一家电扇大开的地下餐厅里，我跟盖茨比碰头一起吃午饭。我先眨眨眼驱散外面马路上的亮光，然后才在休息室里模模糊糊认出了他，他正在跟一个人说话。

“卡罗威先生，这是我的朋友沃尔夫山姆先生。”

一个矮小的塌鼻子的犹太人抬起了他的大脑袋来打量我，他的鼻孔里面长着两撮很浓的毛。过了一会儿我才在半明半暗的光线中发现了他的两只小眼睛。

“……于是我瞥了他一眼，”沃尔夫山姆先生一面说下去一面很热切地和我握手。“然后，你猜猜我干了什么事？”

“什么事？”我有礼貌地问道。

显然他并不是在跟我讲话，因为他放下了我的手，把他那只富有表情的鼻子对准了盖茨比。

“我把那笔钱交给凯兹保，同时我对他说：‘就这样吧，凯兹保，他要是不住嘴，一分钱也不要给他。’他当时立刻就住了嘴。”

盖茨比拉住我们每人一只胳臂，向前走进餐厅，于是沃尔夫山姆先生把他刚开始说的一句话咽了下去，露出了如梦似痴的神态。

“要姜汁威士忌吗？”服务员领班问道。

“这儿的这家馆子不错，”沃尔夫山姆先生抬头望着天花板上的长老会美女说，“但是我更喜欢马路对面那家。”

“好的，来几杯姜汁威士忌，”盖茨比同意，然后对沃尔夫山姆先生说，“那边太热了。”

“又热又小——不错，”沃尔夫山姆先生说，“可是充满了回忆。”

“那是哪一家馆子？”我问。

“老大都会。”

“老大都会，”沃尔夫山姆先生闷闷不乐地回忆道，“那里聚集过多少早已消逝的面容，聚集过多少如今已经不在人间的朋友。我只要活着就不会忘记他们开枪打死罗西·罗森塔尔的那个晚上。我们一桌六个人，罗西一夜大吃大喝。快到天亮的时候，服务员一副尴尬面孔来到他跟前说有个人请他到外面去讲话。‘好吧，’罗西说，马上就要站起来，我把他一把拉回到椅子上。

“‘那些杂种要找你，让他们进来好了，罗西，但你可千万千万不要离开这间屋子。’那时候已经是清早四点，要是我们掀起窗帘，我们会看见天已经亮了。”

“他去了吗？”我天真地问。

“他当然去了。”沃尔夫山姆先生的鼻子气呼呼地向我一掀。“他走到门口还回过头来说：‘别让那个服务员把我的咖啡收掉！’说完他就走到外面人行道上，他们向他吃得饱饱的肚皮放了三枪，然后开车跑掉。”

“其中四个人坐了电椅，”我想了起来就说道。

“五个，连贝克在内。”他鼻孔转向我，带着对我感兴趣的神情。“我听说你在找一个做生意的关系。”

这两句话连在一起使人听了震惊。盖茨比替我回答：

“啊，不是，”他大声说，“这不是那个人。”

“不是吗？”沃尔夫山姆先生似乎很失望。

“这只是一位朋友。我告诉过你我们改天再谈那件事嘛。”

“对不起，”沃尔夫山姆先生说，“我弄错了人。”

一盘鲜美的肉丁烤菜端了上来，于是沃尔夫山姆先生就忘掉了老大都会的温情得多的气氛，开始斯斯文文地大吃起来。同时他的两眼很慢地转动着，把整个餐厅巡视一遍；他又转过身来打量紧坐在我们背后的客人，从而完成了整个弧圈。我想，要不是有我在座，他准会连我们自己桌子底下也去瞧一眼的。

“我说，老兄，”盖茨比伸过头来跟我说，“今天早上在车子里我恐怕惹你生气了吧？”

他脸上又出现了那种笑容，可是这次我无动于衷。

“我不喜欢神秘的玩意儿，”我答道，“我也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肯坦率地讲出来，让我知道你要什么。为什么一定全要通过贝克小姐？”

“噢，决不是什么鬼鬼祟祟的事情，”他向我保证。“你也知道，贝克小姐是一位大运动家，她决不会做什么不正当的事。”

忽然间他看了看表，跳了起来，匆匆离开餐厅，把我跟沃尔夫山姆先生留在桌子边。

“他得去打电话，”沃尔夫山姆先生说，一面目送他出去。“好人，是不是？一表人才，而且人品极好。”

“是的。”

“他是牛劲

[7]

出身的。”

“哦！”

“他上过英国的牛劲大学。你知道牛劲大学吗？”

“我听说过。”

“它是全世界最有名的大学之一。”

“你认识盖茨比很久了吗？”我问道。

“好几年了，”他心满意足地答道。“刚打完仗之后我偶然有机会认识了他。可是我跟他才谈了一个钟头就知道我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教养的人。我就对自己说：‘这就是你愿意带回家介绍你母亲和妹妹认识的那种人。’”他停了下来。“我知道你在看我的袖扣。”

我本来并没有看，可是现在倒看了。它们是用几片小象牙制作的，看着眼熟得奇怪。

“用精选的真人臼齿做的。”他告诉我。

“真的！”我仔细看看。“这倒是个很妙的主意。”

“不错。”他把衬衣袖口缩回到上衣下面去。“不错，盖茨比在女人方面非常规矩。朋友的太太他连看也不看。”

这个受到本能的信赖的对象又回到桌边坐下的时候，沃尔夫山姆先生一口把他的咖啡喝掉，然后站起身来。

“我中饭吃得很高兴，”他说，“现在我要扔下你们两个年轻人走了，免得你们嫌我不知趣。”

“别忙，迈尔，”盖茨比说，一点也不热情。沃尔夫山姆先生像祝福似地举起了手。

“你们很有礼貌，不过我是老一辈的人了，”他严肃地说。“你们在这里坐坐，谈谈体育，谈谈你们的年轻女人，谈谈你们的……”他又把手一挥，以代替一个幻想的名词。“至于我哩，我已经五十岁了，我也就不再打搅你们了。”

他跟我们握握手，掉转身去，他那忧伤的鼻子又在颤动。我不知是否我说了什么话得罪了他。

“他有时会变得很伤感，”盖茨比解释道。“今天又是他伤感的日子。他在纽约是个人物——百老汇的地头蛇。”

“他到底是什么人？是演员吗？”

“不是。”

“牙科医生？”

“迈尔·沃尔夫山姆？不是，他是个赌棍。”盖茨比犹疑了一下，然后若无其事地补充道，“他就是一九一九年那年非法操纵世界棒球联赛的那个人。”

“非法操纵世界棒球联赛？”我重复了一遍。

居然有这种事，我听了发愣。我当然记得世界棒球联赛在一九一九年被人非法操纵，可是即使我想到过这种事，我也会以为那只不过是一件发生了的事情，是一连串必然事件的后果。我从来没料到一个人可以愚弄五千万人，就像一个撬开保险箱的贼那样专心致志。

“他怎么会干那个的？”我过了一分钟才问道。

“他只不过是看中了机会。”

“他怎么没坐牢呢？”

“他们逮不住他，老兄。他是个非常精明的人。”

我抢着付了账。服务员把找的钱送来时，我看到了汤姆·布坎农在拥挤的餐厅的那一边。

“跟我来一下，”我说，“我得同一个人打个招呼。”

汤姆一看见我们就跳了起来，朝我们的方向迈了五六步。

“你这一阵哪儿去了？”他急切地问道，“黛西气死了，因为你不打电话来。”

“这位是盖茨比先生，布坎农先生。”

他们随便握了握手，盖茨比脸上忽然流露出一种不自然的、不常见的窘迫表情。

“你近来到底怎么样？”汤姆问我。“你怎么会跑这么远到这儿来吃饭？”

“我是和盖茨比先生在一道吃午饭。”

我转身去看盖茨比先生，但他已经不在那儿了。

一九一七年十月里有一天——

（那天下午乔丹·贝克说，当时她挺直地坐在广场饭店茶室里一张挺直的椅子上。）

——我正在从一个地方向另一个地方走去，一半走在人行道上，一半走在草坪上。我更喜欢走草坪，因为我穿了一双英国鞋，鞋底有会在软绵绵的地面留下印痕的橡皮疙瘩。我还穿了一条新的能随风微微扬起的方格呢裙子，每当裙子随风扬起来，所有人家门前的红、白、蓝三色旗就都挺得笔直，并且发出“啧——啧——啧——啧”的声音，好像很不以为然似的。

几面最大的旗子和几片最大的草坪都是属于黛西·费伊家的。她刚刚十八岁，比我大两岁，是路易斯维尔所有小姐中最出风头的一个。她穿的是白衣服，开的是一辆白色小跑车，她家电话一天到晚响个不停，泰勒营那些兴奋的青年军官一个个都要求那天晚上独占她的全部时间。“至少，给一个钟头吧！”

那天早上我从她家门口对面路过时，她的白色跑车停在路边，她跟一位我以前从未见过的中尉同坐在车上。他们俩彼此全神贯注，一直到我走到五步之内她才看见我。

“哈啰，乔丹，”她出其不意地喊道。“请你过来。”

她要跟我说话，我觉得很光彩，因为在所有年纪比我大的女孩当中，我最崇拜的就是她。她问我是否到红十字会去做绷带。我说是的。那么，可否请我告诉他们说这天她不能来了？黛西说话的时候，那位军官盯住她看，每一个姑娘都巴望人家有时会用这种神态来看自己。因为我觉得那非常浪漫，所以我后来一直记得这个情节。他的名字叫杰伊·盖茨比，从那以后一隔四年多，我一直没再见过他——就连我在长岛遇到他以后，我也不知道原来就是同一个人。

那是一九一七年。到了第二年，我自己也有了几个男朋友，同时我开始参加比赛，因此我就不常见到黛西。她来往的是一帮比我年纪稍大一点的朋友——如果她还跟任何人来往的话。关于她的荒唐谣言到处传播——说什么有一个冬天夜晚她母亲发现她在收拾行装，准备到纽约去跟一个正要到海外去的军人告别。家里人有效地阻止了她，可是事后她有好几个星期不跟家里人讲话。从那以后她就不再跟军人一起玩了，只跟城里几个根本不能参军的平脚近视的青年人来往。

等到第二年秋天，她又活跃起来，和以前一样活跃。停战以后她参加了一次初进社交界的舞会，据说二月里她跟新奥尔良市来的一个人订了婚。六月里她就跟芝加哥的汤姆·布坎农结了婚，婚礼之隆重豪华是路易斯维尔前所未闻的。他和一百位客人乘了四节包车一同南来，在莫尔巴赫饭店租了整个一层楼，在婚礼的前一天他送了她一串估计值三十五万美元的珍珠。

我是伴娘之一。在举行婚礼前夕送别新娘的宴会之前半个小时，我走进她的屋子，发现她躺在床上，穿着绣花的衣裳，像那个六月的夜晚一样的美，像猴子一样喝得烂醉。她一手拿着一瓶白葡萄酒，一手捏着一封信。

“恭……喜我，”她含混不清地咕哝着说，“从来没喝过酒，啊，今天喝得可真痛快。”

“怎么回事，黛西？”

我吓坏了，真的；我从来没见过一个女孩子醉成这副模样。

“喏，心肝宝贝。”她在拿到床上的字纸篓里乱摸了一会，掏出了那串珍珠。“把这个拿下楼去，是谁的东西就还给谁。告诉大家，黛西改变主意了。就说‘黛西改变主意了！’”

她哭了起来——她哭了又哭。我跑出去，找到她母亲的贴身女用人，然后我们锁上了门，让她洗个冷水澡。她死死捏住那封信不放。她把信带到澡盆里去，捏成湿淋淋的一团，直到她看见它碎得像雪花一样，才让我拿过去放在肥皂碟里。

可是她一句话也没有再说。我们让她闻阿摩尼亚精，把冰放在她脑门上，然后又替她把衣裳穿好。半小时后我们走出房间，那串珍珠套在她脖子上，这场风波就过去了。第二天下午五点钟，她没事儿似的跟汤姆·布坎农结了婚，然后动身到南太平洋去作三个月的旅行。

他们回来以后，我在圣巴巴拉

[8]

见到了他们，我觉得我从来没见过一个女孩那么迷恋丈夫的。如果他离开屋子一会儿工夫，她就会惴惴不安地四下张望，嘴里说：“汤姆上哪儿去啦？”同时脸上显出一副神情恍惚的样子，直到她看见他从门口走进来。她往往坐在沙滩上，一坐个把钟头，让他把头搁在她膝盖上，一面用手指轻轻按摩他的眼睛，一面无限欣喜地看着他。看着他们俩在一起那种情景真使你感动——使你入迷，使你莞尔而笑。那是八月里的事。我离开圣巴巴拉一个星期以后，汤姆一天夜晚在凡图拉公路上与一辆货车相撞，把他车上的前轮撞掉了一只。跟他同车的姑娘也上了报，因为她的胳膊撞断了——她是圣巴巴拉饭店里的一个收拾房间的女用人。

第二年四月黛西生了她那个小女儿，随后他们到法国去待了一年。有一个春天我在戛纳

[9]

见到他们，后来又在多维尔

[10]

见过，再后来他们就回芝加哥定居了。黛西在芝加哥很出风头，这是你知道的。他们和一帮花天酒地的人来往，个个都是又年轻又有钱又放荡的，但是她的名声却始终清清白白。也许因为她不喝酒的缘故。在爱喝酒的人中间而自己不喝酒，那是很占便宜的。你可以守口如瓶，而且，你可以为你自己的小动作选择时机，等到别人都喝得烂醉要么看不见要么不理会的时候再搞。也许黛西从来不爱搞什么桃色事件——然而她那声音里却有点儿什么异样的地方……

后来，大约六个星期以前，她多年来第一次听到了盖茨比这个名字。就是那次我问你——你还记得吗？——你认识不认识西卵的盖茨比。你回家之后，她到我屋里来把我推醒，问我：“哪个姓盖茨比的？”我把他形容了一番——我半睡半醒——她用最古怪的声音说那一定是她过去认识的那个人。直到那时我才把这个盖茨比跟当年坐在她白色跑车里的那个军官联系起来。

等到乔丹·贝克把上面这些都讲完，我们离开了广场饭店已经有半个钟头，两人乘着一辆敞篷马车穿过中央公园。太阳已经落在西城五十几号街那一带电影明星们居住的公寓大楼后面，这时儿童像草地上的蟋蟀一样聚在一起，他们清脆的声音在闷热的黄昏中歌唱：

我是阿拉伯的酋长，

你的爱情在我心上。

今夜当你睡意正浓，

我将爬进你的帐篷——

“真是奇怪的巧合，”我说。

“但这根本不是什么巧合。”

“为什么不是？”

“盖茨比买下那座房子，就是因为这样一来黛西就在海湾对面嘛。”

这么说来，六月里那个夜晚他所向往的不单单是天上的星斗了。盖茨比在我眼中有了生命，忽然之间从他那子宫般的毫无目的的豪华里分娩了出来。

“他想知道，”乔丹继续说，“你肯不肯哪一天下午请黛西到你住处来，然后让他过来坐一坐。”

这个要求如此微不足道，真使我震惊。他居然等了五年，又买了一座大厦，在那里把星光施与来来往往的飞蛾——为的是在哪个下午他可以到一个陌生人的花园里“坐一坐”。

“我非得先知道这一切，然后他才能托我这点小事吗？”

“他害怕，他等得太久了。他想你也许会见怪。尽管如此，他其实是非常顽强的。”

我还是放不下心。

“他为什么不请你安排一次见面呢？”

“他要让她看看他的房子，”她解释道。“你的房子又刚好在紧隔壁。”

“哦！”

“我想他大概指望哪天晚上她会翩然而至，光临他的一次宴会，”乔丹继续说，“但是她始终没有来过。后来他就开始有意无意地问人家是否认识她，而我是他找到的第一个人。就是在舞会上他派人去请我的那一晚，可惜你没听到他那样煞费苦心、转弯抹角才说到正题。我自然马上建议在纽约吃一顿午餐——不料他急得像要发疯：‘我可不要做什么不对头的事情！’他一再说，‘我只要在隔壁见见她。’

“后来我说你是汤姆的好朋友，他又想完全打消这个主意。他对汤姆的情况不太了解，虽然他说他有好几年天天看一份芝加哥报纸，希望碰巧可以看到黛西的名字。”

这时天黑了，我们的马车走到一座小桥下面，我伸出胳臂搂住乔丹的金黄色肩膀，把她拉到我身边，请她一起吃晚饭。忽然之间，我想的已经不是黛西和盖茨比，而是这个干净、结实、智力有限的人，她对世间的一切都抱怀疑态度，她怪精神地往后靠在我伸出的胳臂上。一个警句开始在我耳中令人兴奋地激动鸣响：“世界上只有被追求者和追求者，忙碌的人和疲倦的人。”

“黛西生活里也应当有点安慰，”乔丹喃喃地对我说。

“她愿意见盖茨比吗？”

“事先是不让她知道的。盖茨比不要她知道。你只是请她来喝茶。”

我们经过了一排黑黝黝的树，然后五十九号街的高楼里一片柔和的灯光照到下面公园里来。跟盖茨比和汤姆·布坎农不一样，我的眼前没有什么情人的面影沿着阴暗的檐口和耀眼的招牌缥缈浮动，于是我把身边这个女孩子拉得更近一点，同时胳臂搂得更紧。她那张苍白、轻藐的嘴嫣然一笑，于是我把她拉得更近一点，这次一直拉到贴着我的脸。

[1]
兴登堡（1847—1934）：德国元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任德军总司令。

[2]
旧金山在西部海岸，不属中西部。

[3]
在巴黎郊外，有大片森林。

[4]
牛津校舍大多为哥特式建筑，塔尖林立。

[5]
指意大利威尼斯城的大运河。

[6]
皇后区的一个地段。

[7]
牛劲，“牛津”的讹音。

[8]
加利福尼亚的海滨旅游胜地。

[9]
法国南部海港，旅游疗养胜地。

[10]
法国西北部旅游胜地。

/第五章/

那天夜里我回到西卵的时候，有一会儿我疑心是我的房子着了火。半夜两点钟了，而半岛的那整个一角照得亮堂堂的，光线照在灌木丛上好像是假的，又照在路旁电线上映出细细的一长条一长条的闪光。转弯以后，我才看出原来是盖茨比的别墅，从塔楼到地窖都灯火通明。

起初我还以为又是一次晚会，一次狂欢的盛会，整个别墅统统敞开，好让大家做游戏，玩捉迷藏或“罐头沙丁鱼”。可是一点声音都没有。只有树丛中的风声，风把电线吹动，电灯忽暗忽明，好像房子在对着黑夜眨眼。当出租汽车哼哼着开走的时候，我看到盖茨比穿过他的草坪朝着我走过来。

“你府上看上去像世界博览会一样，”我说。

“是吗？”他心不在焉地转过眼睛去望望。“我刚才打开了几间屋子随便看看。咱俩到康尼岛

[1]

去玩吧，老兄。坐我车子去。”

“时间太晚了。”

“那么，到游泳池里泡一泡怎么样？我一夏天还没泡过哩。”

“我得上床睡觉了。”

“好吧。”

他等待着，急巴巴地望着我。

“我和贝克小姐谈过了，”我等了一会才说，“我明天打电话给黛西，请她到这里来喝茶。”

“哦，那好嘛，”他漫不经心地说，“我不希望给您添麻烦。”

“哪天对您合适？”

“哪天对您合适？”他马上纠正了我的话。“我不希望给您添麻烦，你明白。”

他考虑了一会。然后，他勉强地说：“我要让人把草地平整一下。”

我们俩都低头看了看草地——在我的乱蓬蓬的草地和他那一大片剪得整整齐齐的深绿色草坪之间有一条很清楚的分界线。我猜他指的是我的草地。

“另外还有一件小事，”他含混地说，然后犹疑了一会。

“你是不是希望推迟几天？”我问道。

“哦，跟那个没关系。至少……”他笨拙地一连开了几个头，“呃，我猜想……呃，我说，老兄，你挣钱不多，是吧？”

“不太多。”

这似乎使他放心一点，于是他更有信心地继续说了下去。

“我猜想你挣钱不多，如果你不怪我——你知道，我附带做点小生意，搞点副业，你明白。我也想到既然你挣钱不多——你在卖债券，是吧，老兄？”

“学着干。”

“那么，这也许会引起你的兴趣。不需要花费很多时间，你就可以挣一笔可观的钱。碰巧是一件相当机密的事。”

我现在认识到，如果当时情况不同，那次谈话可能会是我一生中的一个转折点。但是，因为这个建议说得很露骨，很不得体，明摆着是为了酬谢我给他帮的忙，我别无选择，只有当场把他的话打断。

“我手头工作很忙，”我说。“我非常感激，可是我不可能再承担更多的工作。”

“你不需要跟沃尔夫山姆打任何交道的。”显然他以为我讨厌中饭时候提到的那种“关系”，但我告诉他他搞错了。他又等了一会，希望我找个话题，但是我心完全不在这儿，没有答碴，结果他只好勉勉强强地回家去了。

这一晚使我感到又轻飘又快乐；大概我一走进自己的大门就倒头大睡。因此我不知道盖茨比究竟有没有去康尼岛，也不知他又花了几个小时“随便看看房间”，同时他的房子继续刺眼地大放光明。第二天早晨我从办公室给黛西打了个电话，请她过来喝茶。

“别带汤姆来，”我警告她。

“什么？”

“别带汤姆来。”

“谁是‘汤姆’？”她装傻地问道。

我们约定的那天大雨倾盆。上午十一点钟，一个男的身穿雨衣，拖着一架刈草机，敲敲我的大门，说盖茨比先生派他过来刈我的草。这使我想起我忘了叫我那芬兰女用人回来，于是我就开车到西卵镇上去，在湿淋淋的、两边是白石灰墙的小巷子里找她，同时买了一些茶杯、柠檬和鲜花。

花是多余的，因为下午两点钟从盖茨比家里送来一暖房的鲜花，连同无数插花的器皿。一小时以后，大门战战兢兢地打开，盖茨比一身白法兰绒西装，银色衬衫，金色领带，慌慌张张跑了进来。他脸色煞白，眼圈黑黑的，看得出他一夜没睡好。

“一切都准备好了吗？”他一进门就问。

“草地看上去很漂亮，如果你指的是草地。”

“什么草地？”他茫然地问道，“哦，你院子里的草地。”他从窗子里向外看，可是从他的表情看来，我相信他什么都没看见。

“看上去很好，”他含糊地说。“有一家报纸说他们认为雨在四点左右会停，大概是《纽约日报》。喝茶所需要的东西都齐全了吗？”

我把他带到食品间里去，他有点看不顺眼似地向那芬兰女用人望望。我们一起把甜食店里买来的十二块柠檬蛋糕细细打量了一番。

“这行吗？”我问道。

“当然行，当然行！好得很！”然后他又茫然地加了一声，“……老兄。”

三点半钟左右雨渐渐收了，变成了湿雾，不时还有几滴雨水像露珠一样在雾里飘着。盖茨比心不在焉地翻阅着一本克莱的《经济学》，每当芬兰女用人的脚步震动厨房的地板他就一惊，并且不时朝着模糊的窗户张望，仿佛一系列看不见然而怵目惊心的事件正在外面发生。最后他站了起来，用犹疑的声音对我说，他要回家了。

“那是为什么？”

“没有人来喝茶啦。时间太晚了！”他看了看他的表，仿佛别处还有紧急的事等着他去办。“我不能等一整天。”

“别傻，现在刚刚是四点差两分。”

他苦恼地坐了下来，仿佛我推了他似的，正在这时传来一辆汽车拐进我巷子的声音。我们俩都跳了起来，然后我自己也有点慌张地跑到院子里去。

在滴着水的没有花的紫丁香树下，一辆大型的敞篷汽车沿着汽车道开了上来。车子停了。黛西的脸在一顶三角形的浅紫色帽子下面歪向一边，满面春风、心花怒放地朝我看着。

“你千真万确是住在这儿吗，我最亲爱的人儿？”

她那悠扬的嗓音在雨中听了使人陶醉。我得先倾听那高低起伏的声音，过了一会儿才听出她所说的话语。一缕潮湿的头发贴在她面颊上，像抹了一笔蓝色的颜料一样；我搀她下车的时候，看到她的手也被晶莹的水珠打湿了。

“你是爱上我了吗，”她悄悄在我耳朵边说，“要不然为什么我非得一个人来呢？”

“那是雷克兰特古堡

[2]

的秘密。叫你的司机走得远远的，过一个钟头再来。”

“过一个钟头再回来，弗迪。”然后煞有介事地低声说，“他名字叫弗迪。”

“汽油味道影响他的鼻子吗？”

“我想并不影响，”她天真地说，“为什么？”

我们走进屋子里。使我大为惊异的是起居室里空荡荡的。

“咦，这真滑稽，”我大声说。

“什么滑稽？”

正在此刻大门上有人斯文地轻轻敲了一声，她转过头去看。我走到外面去开门。盖茨比面如死灰，那只手像重东西一样揣在上衣口袋里，两只脚站在一摊水里，神色凄惶地瞪着我的眼睛。

他阔步从我身边跨进门廊，手还揣在上衣口袋里，仿佛受牵线操纵似的突然一转身，走进起居室不见了。那样子一点也不滑稽。我意识到自己的心也在扑通扑通跳。外面雨下大了，我伸手把大门关上。

有半分钟之久，一点声音也没有。然后我听到从起居室里传来一阵哽咽似的低语声和一点笑声，跟着就是黛西的嘹亮而做作的声音：

“又见到你，我真高兴极了。”

一阵静寂；时间长得可怕。我在门廊里没事可做，于是我走进了屋子里。

盖茨比两手仍然揣在口袋里，正斜倚在壁炉架上，勉强装出一副悠然自得、甚至无精打采的神气。他的头往后仰，一直碰到一架早已报废的大台钟的钟面上；他那双显得心神错乱的眼睛从这个位置向下盯着黛西，她坐在一张硬背椅子的边上，神色惶恐，姿态倒很优美。

“我们以前见过，”盖茨比咕哝着说。他瞥了我一眼，嘴唇张开想笑又没笑出来。幸好那架钟由于他的头的压力就在这一刻摇摇欲坠，他连忙转过身来用颤抖的手指把钟抓住，放回原处。然后他坐了下来，直挺挺地，胳臂肘放在沙发扶手上，手托住下巴。

“对不起，把钟碰了，”他说。

我自己的脸也涨得通红，像被热带的太阳晒过那样。我脑子里虽有千百句客套话，可是一句也说不出来。

“是一架很旧的钟，”我呆头呆脑地告诉他们。

我想我们大家当时有一会儿都相信那架钟已经在地板上砸得粉碎了。

“我们多年不见了，”黛西说，她的声音尽可能地平板。

“到十一月整整五年。”

盖茨比脱口而出的回答至少使我们大家又愣了一分钟。我急中生智，建议他们帮我到厨房里去预备茶，他们俩立刻站了起来，正在这时那魔鬼般的芬兰女用人用托盘把茶端了进来。

递茶杯、传蛋糕所造成的忙乱大受欢迎，在忙乱之中建立了一种有形的体统。盖茨比躲到了一边去，当我跟黛西交谈时，他用紧张而痛苦的眼睛认真地在我们两人之间看来看去。可是，因为平静本身并不是目的，我一有机会就找了个借口，站起身来要走。

“你上哪儿去？”盖茨比马上惊慌地问道。

“我就回来。”

“你走以前，我有话要跟你说。”

他发疯似地跟我走进厨房，关上了门，然后很痛苦地低声说：“啊，天哪！”

“怎么啦？”

“这是个大错，”他把头摇来摇去地说，“大错而特错。”

“你不过是难为情罢了，没别的。”幸好我又补了一句，“黛西也难为情。”

“她难为情？”他大不以为然地重复了我的话。

“跟你同样难为情。”

“声音不要那么大。”

“你的行动像一个小孩，”我不耐烦地发作说，“不但如此，你也很没礼貌。黛西孤零零一个人坐在那里面。”

他举起手来不让我再讲下去，怀着令人难忘的怨气看了我一眼，然后战战兢兢地打开了门，又回到那间屋子里去。

我从后门走了出去，——半小时前盖茨比也正是从这里出去，精神紧张地绕着房子跑了一圈——奔向一棵黑黝黝的盘缠多节的大树，茂密的树叶构成了一块挡雨的苫布。此刻雨又下大了，我那片不成形的草地，虽然被盖茨比的园丁修剪得很整齐，现在却满是小泥潭和历史悠久的沼泽了。从树底下望出去，除了盖茨比的庞大的房屋之外没有别的东西可看，于是我盯着它看了半个小时，好像康德

[3]

盯着他的教堂尖塔一样。这座房子是十年前一位酿酒商在那个“仿古热”初期建造的，并且还有一个传闻，说他曾答应为所有邻近的小型别墅付五年的税款，只要各位房主肯在屋顶铺上茅草。也许他们的拒绝使他“创建家业”的计划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他立刻衰颓了。丧事的花圈还挂在门上，他的子女就把房子卖掉了。美国人虽然愿意，甚至渴望去当农奴，可是一向是坚决不肯当乡下佬的。

半小时以后，太阳又出来了，食品店的送货汽车沿着盖茨比的汽车道拐弯，送来他的仆人做晚饭用的原料——我敢肯定他本人一口也吃不下。一个女用人开始打开楼上的窗户，在每个窗口出现片刻，然后，从正中的大窗户探出身子，若有所思地向花园里啐了一口。该是我回去的时候了。刚才雨下个不停，仿佛是他们俩窃窃私语的声音，不时随着感情的迸发而变得高昂。但是在这新的静寂中，我觉得房子里面也是一片肃静了。

我走了进去——先在厨房里作出一切可能的响声，就差把炉灶推翻——但我相信他们什么也没听见。他们两人分坐在长沙发两端，面面相觑，仿佛有什么问题提了出来，或者悬而未决，一切难为情的迹象也都消失了。黛西满面泪痕，我一进来她就跳了起来，用手绢对着一面镜子擦起脸来。但是盖茨比身上却发生了一种令人惶惑的变化。他简直是光芒四射；虽然没有任何表示欣喜的言语姿势，一种新的幸福感从他身上散发出来，充塞了那间小屋子。

“哦，哈啰，老兄，”他说，仿佛他有好多年没见过我了。有一会儿工夫我还以为他想跟我握手哩。

“雨停了。”

“是吗？”等他明白我说的是什么，又发觉屋子里阳光闪烁时，他像一个气象预报员又像一个欣喜若狂的回归光守护神似的露出了笑容，又把消息转报给黛西。“你看多有趣，雨停了。”

“我很高兴，杰伊。”她的声音哀艳动人，可是她吐露的只是她意外的喜悦。

“我要你和黛西一起到我家里来，”他说，“我很想领她参观参观。”

“你真的要我来吗？”

“绝对如此，老兄。”

黛西上楼去洗脸——我很羞惭地想起了我的毛巾，可惜为时太晚了——盖茨比和我在草坪上等候。

“我的房子很好看，是不是？”他问道。“你瞧它整个正面反映着阳光。”

我同意说房子真漂亮极了。

“是的。”他用眼睛仔细打量了一番，每一扇拱门、每一座方塔都看到了。“我只花了三年工夫就挣到了买房子的钱。”

“我还以为你的钱是继承来的。”

“不错，老兄，”他脱口而出说，“但是我在大恐慌期间损失了一大半——就是战争引起的那次大恐慌。”

我猜想他自己也不大知道他在说些什么，因为等我问他做的是什么生意时，他回答：“那是我的事儿。”话说出口他才发觉这个回答很不得体。

“哦，我干过好几行，”他改口说，“我做药材生意，后来又做过石油生意。可是现在我这两行都不干了。”他比较注意地看着我。“那么说你考虑过那天晚上我提的那件事了？”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黛西就从房子里出来了，她衣服上的两排铜钮扣在阳光中闪烁。

“是那边那座老大的房子？”她用手指着大声问。

“你喜欢它吗？”

“我太喜欢了，但是我不明白你怎么能一个人住在那儿。”

“我让它不分昼夜都挤满了有意思的人，干有意思的事情的人，有名气的人。”

我们没有抄近路沿海边过去，而是绕到大路上，从巨大的后门进去的。黛西望着那衬在天空的中世纪城堡的黑黝黝的轮廓，用她那迷人的低语赞不绝口，一边走一边又赞赏花园，赞赏长寿花闪烁的香味，山楂花和梅花泡沫般的香味，还有吻别花淡金色的香味。走到大理石台阶前，我看不到鲜艳的时装在门口出出进进，除了树上的鸟鸣也听不到一点声音，真感到很异样。

到了里面，我们漫步穿过玛丽·安托万内特

[4]

式的音乐厅和王政复辟时期

[5]

式样的小客厅，我觉得每张沙发、每张桌子后面都藏着客人，奉命屏息不动直到我们走过为止。当盖茨比关上“默顿学院图书室”

[6]

的门时，我可以发誓我听到了那个猫头鹰眼睛的人突然发出了鬼似的笑声。

我们走上楼，穿过一间间仿古的卧室，里面铺满了玫瑰色和淡紫色的绸缎，摆满了色彩缤纷的鲜花，穿过一间间更衣室和弹子室，以及嵌有地下浴池的浴室——闯进一间卧室，里面有一个邋里邋遢穿着睡衣的人正在地板上做俯卧撑。那是“房客”克利普斯普林格先生。那天早上我看到过他如饥似渴地在海滩上徘徊。最后我们来到盖茨比本人的套间，包括一间卧室、一间浴室和一间小书房。我们在书房里坐下，喝了一杯他从壁橱里拿出来的荨麻酒。

他一刻不停地看着黛西，因此我想他是在把房子里的每一件东西都按照那双他所钟爱的眼睛里的反应重新估价。有时他也神情恍惚地向四面凝视他自己的财物，仿佛在她这个惊心动魄的真人面前，所有这些东西就没有一件是真实的了。有一次他差点从楼梯上滚了下去。

他自己的卧室是所有屋子中最简朴的一间——只有梳妆台上点缀着一副纯金的梳妆用具。黛西高兴地拿起了刷子刷刷头发，引得盖茨比坐下来用手遮住眼睛笑了起来。

“真是最滑稽的事情，老兄，”他嘻嘻哈哈地说，“我简直不能……我一想要……”

显而易见，他已经历了两种精神状态，现在正进入第三种。他起初局促不安，继而大喜若狂，目前又由于她出现在眼前感到过分惊异而不能自持了。这件事他长年朝思暮想，梦寐以求，简直是咬紧了牙关期待着，感情强烈到不可思议的程度。此刻，由于反作用，他像一架发条上得太紧的时钟一样精疲力竭了。

过了一会，精神恢复之后，他为我们打开了两个非常讲究的特大衣橱，里面装满了他的西装、晨衣和领带，还有一打一打像砖头一样堆起来的衬衣。

“我有一个人在英国替我买衣服。每年春秋两季开始的时候，他都挑选一些东西寄给我。”

他拿出一堆衬衫，开始一件一件扔在我们面前，薄麻布衬衫、厚绸衬衫、细法兰绒衬衫都抖散了，五颜六色摆满了一桌。我们欣赏着的时候，他又继续抱来，那个柔软贵重的衬衣堆越来越高——条子衬衫、花纹衬衫、方格衬衫，珊瑚色的、苹果绿的、浅紫色的、淡橘色的、上面绣着深蓝色的他的姓名的交织字母。突然之间，黛西发出了很不自然的声音，一下把头埋进衬衫堆里，号啕大哭起来。

“这些衬衫这么美，”她呜咽地说，她的声音在厚厚的衣堆里闷哑了。“我看了很伤心，因为我从来没见过这么——这么美的衬衫。”

看过房子之后，我们本来还要去看看庭园和游泳池、水上飞机和仲夏的繁花——但是盖茨比的窗外又下起雨来了，因此我们三人就站成一排远眺水波荡漾的海面。

“要不是有雾，我们可以看见海湾对面你家的房子，”盖茨比说，“你家码头的尽头总有一盏通宵不灭的绿灯。”

黛西蓦然伸过胳臂去挽着他的胳臂，但他似乎沉浸在他方才所说的话里。可能他突然想到那盏灯的巨大意义现在永远消失了。和那把他跟黛西分开的遥远距离相比较，那盏灯曾经似乎离她很近，几乎碰得着她。那就好像一颗星离月亮那么近一样。现在它又是码头上的一盏绿灯了。他的神奇的宝物已经减少了一件。

我开始在屋子里随便走走，在半明不暗的光线中看着各种各样模糊不清的摆饰。一个身穿游艇服的上年纪的男人的一张大相片引起了我的注意，相片挂在他书桌前面的墙上。

“这是谁？”

“那个？那是丹·科迪先生，老兄。”

那名字听着有点耳熟。

“他已经死了。很多年前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五斗橱上有一张盖茨比本人的小相片，也是穿着游艇服的——盖茨比昂着头，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气——显然是十八岁左右照的。

“我真爱这张相片，”黛西嚷嚷道，“这个笔直向后梳的发型！你从来没告诉我你留过笔直向后梳的发型，也没告诉我你有一艘游艇。”

“来看这个，”盖茨比连忙说，“这里有好多剪报——都是关于你的。”

他们俩并肩站着细看那些剪报。我正想要求看看那些红宝石，电话忽然响了，盖茨比就拿起了听筒。

“是的……噢，我现在不便谈……我现在不便谈，老兄……我说的是一个小城……他一定知道什么是小城……得啦，他对我们没什么用处，如果底特律就是他心目中的小城……”

他把电话挂上。

“到这儿来，快！”黛西在窗口喊道。

雨还在下，可是西方的乌云已经拨开，海湾上空翻滚着粉红色和金色的云霞。

“瞧那个，”她低声道，过了一刻又说，“我真想采一朵那种粉红色的云彩，把你放在上面推来推去。”

我这时想要走了，可是他们说什么也不答应；也许有我在场他们更可以心安理得地单独待在一起。

“我知道我们干什么好，”盖茨比说，“我们让克利普斯普林格弹钢琴。”

他走出屋子喊了一声“艾温”，又过了几分钟才回来，带来一个难为情的、面容有点憔悴的年轻人，一副玳瑁边眼镜，稀稀的金黄色头发。他现在衣服整齐一些了，穿着一件敞领的运动衫、一双运动鞋和一条颜色不清不楚的帆布裤。

“我们刚才打扰您做体操了吗？”黛西有礼貌地问。

“我在睡觉，”克利普斯普林格先生窘迫之中脱口而出。“我是说，我本来在睡觉。后来我起床了……”

“克利普斯普林格会弹钢琴，”盖茨比打断了他的话说，“是不是，艾温，老兄？”

“我弹得不好。我不会……根本不弹。我好久没练……”

“我们到楼下去。”盖茨比打断了他的话。他拨了一个开关。整个房子立刻大放光明，灰暗的窗户都不见了。

在音乐厅里，盖茨比只扭开钢琴旁边的一盏灯。他用一根颤抖的火柴点燃了黛西的香烟，然后和她一道坐在屋子那边远远的一张长沙发上，那里除了地板上从过道里反映过来的一点亮光之外没有其他光线。

克利普斯普林格弹完了《爱情的安乐窝》之后，在长凳上转过身来，不高兴地在幽暗中张望着找盖茨比。

“我好久没弹了，你看。我告诉你我不会弹。我好久没弹……”

“别说那么多，老兄，”盖茨比命令道。“弹吧！”

“每天早上，

每天晚上，

玩得欢畅……”

外面风刮得呼呼的，海湾上传来一阵隐隐的雷声。此刻西卵所有的灯都亮了；电动火车满载归客，在雨中从纽约急驰而来。这是人事发生深刻变化的时辰，空气中洋溢着兴奋的情绪。

“有一件事是千真万确，

富的生财穷的生——孩子。

在这同时，

在这期间……”

我走过去告辞的时候，我看到那种惶惑的表情又出现在盖茨比脸上，仿佛他有点怀疑他目前幸福的性质。几乎五年了！那天下午一定有过一些时刻，黛西远不如他的梦想——并不是由于她本人的过错，而是由于他的幻梦有巨大的活力。他的幻梦超越了她，超越了一切。他以一种创造性的热情投入了这个幻梦，不断地添枝加叶，用飘来的每一根绚丽的羽毛加以缀饰。再多的激情或活力都赶不上一个人阴凄凄的心里所能集聚的情思。

我注视着他的时候，看得出来他在悄悄使自己适应眼前的现实。他伸出手去抓住她的手。她低低在他耳边说了点什么，他听了就感情冲动地转身向她。我看最使他入迷的是她那激动昂扬的声音，因为那是无论怎样梦想都不可能企及的——那声音是一曲永恒的歌。

他俩已经把我忘了，但黛西抬起头来瞥了一眼，伸出了手；盖茨比此刻压根儿不认识我了。我又看了他俩一眼，他们也看看我，好像远在天涯，沉浸在强烈的感情之中。我随即走出屋子，走下大理石台阶到雨里面去，留下他们两人在一起。

[1]
康尼岛：纽约的一处游乐胜地。

[2]
《雷克兰特古堡》为英国十八世纪女小说家埃奇沃思所著恐怖神秘小说。

[3]
康德（1724—1804）：德国哲学家。

[4]
玛丽·安托万内特（1755—1793）：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王后，在大革命中被送上断头台。

[5]
英国十七世纪中叶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失败后，英王查理二世于1660年复辟。

[6]
默顿学院：牛津大学的一个学院，以藏书丰富闻名。

/第六章/

大概在这个时候，有一天早上，一个雄心勃勃的年轻记者从纽约来到盖茨比的大门口，问他有没有什么话要说。

“关于什么的话？”盖茨比很客气地问道。

“呃——发表个什么声明。”

在乱了五分钟之后事情才弄清楚。原来这个人在他报馆里曾经听人提到盖茨比的名字，可是为什么会提到他却不肯透露，或者他也没完全弄明白。这天他休息，于是就积极主动地跑出城来“看看”。

这不过是碰碰运气，然而这位记者的直觉却是对的。千百个人在他家做过客因而成为他的经历的权威，由于他们的宣扬，盖茨比的名声这一夏天越来越大，直到他只差一点就要成为新闻人物了。当时的各种传奇，像“通往加拿大的地下管道”之类，都和他挂上了钩，还有一个长期流传的谣言，说他根本不是住在一座房子里，而是住在一条船上，船看上去像座房子，并且沿着长岛海岸秘密地来回移动。究竟为什么北达科他州的杰姆斯·盖兹从这些谣言中得到满足，这倒不容易回答。

杰姆斯·盖兹——这是他的真姓名，至少是他法律上的姓名。他是在十七岁时改名换姓的，也是在他一生事业开端的那个特定时刻——当时他看见丹·科迪先生的游艇在苏必利尔湖

[1]

上最险恶的沙洲上抛锚。那天下午身穿一件破旧的绿色运动衫和一条帆布裤在沙滩上游荡的是杰姆斯·盖兹，但是后来借了一条小船，划到托洛美号去警告科迪，半小时之内可能起大风使他的船覆没的，已经是杰伊·盖茨比了。

我猜，就在当时他也早已把这个名字想好了。他的父母是碌碌无为的庄稼人——他的想象力根本从来没有真正承认他们是自己的父母。实际上长岛西卵的杰伊·盖茨比来自他对自己的柏拉图式的理念。他是上帝的儿子，——这个称号，如果有什么意义的话，就是字面的意思——因此他必须为他的天父效命，献身于一种博大、庸俗、华而不实的美。因此他虚构的恰恰是一个十七岁的小青年很可能会虚构的那种杰伊·盖茨比，而他始终不渝地忠于这个理想形象。

一年多来，他沿着苏必利尔湖南岸奔波，或是捕鲑鱼，或是捞蛤蜊，或是干任何其他为他挣来食宿的杂事。在那些风吹日晒的日子里，干着时松时紧的活计，他那晒得黝黑、越来越硬朗的身体过着天然的生活。他早就跟女人发生了关系，并且由于女人过分宠爱他，他倒瞧不起她们。他瞧不起年轻的处女，因为她们愚昧无知，他也瞧不起其他女人，因为她们为了一些事情大吵大闹，而那些事情由于他那惊人的自我陶醉，在他看来都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他的内心却经常处于激荡不安之中。夜晚躺在床上的时候，各种离奇怪诞的幻想纷至沓来。一个绚丽得无法形容的宇宙展现在他脑海里，这时小钟在洗脸架上滴答滴答地响着，月亮用水一般的光浸泡着他乱七八糟扔在地上的衣服。每夜他都给他那些幻想的图案添枝加叶，一直等到昏沉的睡意降落在一个生动的场面之上，使他忘记了一切。有一阵子这些幻梦为他的想象力提供了一个发泄的途径；它们令人满意地暗示现实是不真实的，它们表明世界的磐石是牢牢地建立在仙女的翅膀上的。

几个月以前，一种追求他未来的光荣的本能促使他前往明尼苏达州南部路德教的小圣奥拉夫学院。他在那里只待了两个星期，一方面由于学院对他的命运的鼓声、对命运本身麻木不仁而感到沮丧，一方面鄙视他为了挣钱作为学习费用而干的勤杂工工作。后来他东漂西荡又回到了苏必利尔湖，那天他还在找点什么活儿干的时候，丹·科迪的游艇在湖边的浅滩上抛下锚来。

科迪当时五十岁，他是内华达州的银矿、育空地区

[2]

、一八七五年以来每一次淘金热的产物。他做蒙大拿州铜的生意发了好几百万的财，结果虽然身体仍然健壮，可是脑子已经接近于糊涂。无数的女人对这个情况有所觉察，于是想方设法使他和他的钱分手。那个名叫埃拉·凯的女记者抓住他的弱点扮演了德曼特农夫人

[3]

的角色，怂恿他乘上游艇去航海，她所用的那些不太体面的手腕是一九〇二年耸人听闻的报刊争相报道的新闻。他沿着过分殷勤好客的海岸航行了五年之后，就在这天驶入小姑娘湾，成为杰姆斯·盖兹命运的主宰。

年轻的盖兹，两手靠在船桨上，抬头望着有栏杆围着的甲板，在他眼中，那只船代表了世界上所有的美和魅力。我猜想他对科迪笑了一笑——他大概早已发现他笑的时候很讨人欢喜。不管怎样，科迪问了他几个问题（其中之一引出了这个崭新的名字），发觉他聪明伶俐而且雄心不小。几天之后他把他带到德卢思城

[4]

，替他买了一件蓝色海员服、六条白帆布裤子和一顶游艇帽。等到托洛美号启程前往西印度群岛和巴巴里海岸

[5]

的时候，盖茨比也走了。

他以一种不太明确的私人雇员身份在科迪手下工作——先后干过听差、大副、船长、秘书，甚至还当过监守，因为丹·科迪清醒的时候知道自己酒一喝醉什么挥金如土的傻事都干得出来，因此他越来越信赖盖茨比，以防止这一类的意外事故。这种安排延续了五年，在这期间那艘船环绕美洲大陆三次。它本来可能无限期地继续下去，要不是有一晚在波士顿，埃拉·凯上了船，一星期后丹·科迪就毫不客气地死掉了。

我记得他那张挂在盖茨比卧室里的相片，一个头发花白、服饰花哨的老头子，一张冷酷无情、内心空虚的脸——典型的沉湎酒色的拓荒者，这帮人在美国生活的某一阶段把边疆妓院酒馆的粗野狂暴带回到了东部滨海地区。盖茨比酒喝得极少，这得间接地归功于科迪。有时在欢闹的宴席上女人会把香槟揉进他的头发；他本人却养成了习惯不去沾酒。

他也正是从科迪那里继承了钱——一笔二万五千美元的遗赠。他并没拿到钱。他始终也没懂得人家用来对付他的法律手段，但是千百万财产剩下多少通通归了埃拉·凯。他只落了他那异常恰当的教育：杰伊·盖茨比的模糊轮廓已经逐渐充实成为一个血肉丰满的人了。

这一切都是他好久以后才告诉我的，但是我在这里写了下来，为的是驳斥早先那些关于他的来历的荒唐谣言，那些都是连一点儿影子也没有的事。再有，他是在一个十分混乱的时刻告诉我的，那时关于他的种种传闻我已经到了将信将疑的地步。所以我现在利用这个短暂的停顿，仿佛趁盖茨比喘口气的机会，把这些误解清除一下。

在我和他的交往之中，这也是一个停顿。有好几个星期我既没和他见面，也没在电话里听到过他的声音——大部分时间我是在纽约跟乔丹四处跑，同时极力讨她那老朽的姑妈的欢心——但是我终于在一个星期日下午到他家去了。我待了还没两分钟就有一个人把汤姆·布坎农带进来喝杯酒。我自然吃了一惊，但是真正令人惊奇的却是以前竟然还没发生过这样的事。

他们一行三人是骑马来的——汤姆和一个姓斯隆的男人，还有一个身穿棕色骑装的漂亮女人，是以前来过的。

“我很高兴见到你们，”盖茨比站在阳台上说，“我很高兴你们光临。”

仿佛他们承情似的！

“请坐，请坐。抽支香烟或者抽支雪茄。”他在屋子里跑来跑去，忙着打铃喊人。“我马上就让人给你们送点什么喝的来。”

汤姆的到来使他受到很大震动。但是他反正会感到局促不安，直到他招待了他们一点什么才行，因为他也隐约知道他们就是为了这个才来的。斯隆先生什么都不要。来杯柠檬水？不要，谢谢。来点香槟吧？什么都不要，谢谢……对不起……

“你们骑马骑得很痛快吧？”

“这一带的路很好。”

“大概来往的汽车……”

“是嘛。”

刚才介绍的时候汤姆只当做彼此是初次见面，此刻盖茨比突然情不自禁地掉脸朝着他。

“我相信我们以前在哪儿见过面，布坎农先生。”

“噢，是的，”汤姆生硬而有礼貌地说，他显然并不记得。“我们是见过的，我记得很清楚。”

“大概两个星期以前。”

“对啦。你是跟尼克在一起的。”

“我认识你太太，”盖茨比接下去说，几乎有一点挑衅的意味。

“是吗？”

汤姆掉脸朝着我。

“你住在这附近吗，尼克？”

“就在隔壁。”

“是吗？”

斯隆先生没有参加谈话，而是大模大样地仰靠在他的椅子上；那个女的也没说什么——直到两杯姜汁威士忌下肚之后，她忽然变得有说有笑了。

“我们都来参加你下次的晚会，盖茨比先生，”她提议说，“你看好不好？”

“当然好了；你们能来，我太高兴了。”

“那很好啊，”斯隆先生毫不承情地说。“呃——我看该回家了。”

“请不要忙着走，”盖茨比劝他们。他现在已经能控制自己，并且他要多看看汤姆。“你们何不——你们何不就在这儿吃晚饭呢？说不定纽约还有一些别的人会来。”

“你到我家来吃晚饭，”那位太太热烈地说，“你们俩都来。”

这也包括了我。斯隆先生站起身来。

“我是当真的，”她坚持说，“我真希望你们来。都坐得下。”

盖茨比疑惑地看着我。他想去，他也看不出斯隆先生打定了主意不让他去。

“我恐怕去不了，”我说。

“那么你来，”她极力怂恿盖茨比一个人。

斯隆先生凑着她耳边咕哝了一下。

“我们如果马上就走，一点都不会晚的，”她固执地大声说。

“我没有马，”盖茨比说。“我在军队里骑过马的，但是我自己从来没买过马。我只好开车跟你们走。对不起，等一下我就来。”

我们其余几个人走到外面阳台上，斯隆和那位太太站在一边。开始气冲冲地交谈。

“我的天，我相信这家伙真的要来，”汤姆说。“难道他不知道她并不要他来吗？”

“她说她要他来的嘛。”

“她举行盛大的宴会，他在那儿一个人都不会认得的。”他皱皱眉头。“我真纳闷他到底在哪儿认识黛西的。天晓得，也许我的思想太古板，但是这年头女人家到处乱跑，我可看不惯。她们遇上各式各样的怪物。”

忽然间斯隆先生和那位太太走下台阶，随即上了马。

“来吧，”斯隆先生对汤姆说，“我们已经晚了。我们一定得走了。”然后对我说，“请你告诉他我们不能等了，行吗？”

汤姆跟我握握手，我们其余几个人彼此冷冷地点了点头，他们就骑着马沿着车道小跑起来，很快消失在八月的树阴里，这时盖茨比，手里拿着帽子和薄大衣，正从大门里走出来。

汤姆对于黛西单独四处乱跑显然放不下心，因为下一个星期六晚上他和她一道来参加盖茨比的晚会。也许是由于他的在场，那次晚会有一种特殊的沉闷气氛——它鲜明地留在我记忆里，与那个夏天盖茨比的其他晚会迥然不同。还是那些同样的人，或者至少是同一类的人、同样的源源不绝的香槟、同样的五颜六色、七嘴八舌的喧闹，可是我觉得无形中有一种不愉快的感觉，弥漫着一种以前从没有过的恶感。要不然，或许是我本来已经逐渐习惯于这一套，逐渐认为西卵是一个独立完整的世界，自有它独特的标准和大人物，首屈一指因为它并不感到相形见绌，而此刻我却通过黛西的眼睛重新去看这一切。要通过新的眼睛去看那些你已经花了很多气力才适应的事物，那总是令人难受的。

他们在黄昏时刻到达，然后当我们几人漫步走到几百名珠光宝气的客人当中时，黛西的声音在她喉咙里玩着呢呢喃喃的花样。

“这些东西真叫我兴奋，”她低声说，“如果你今晚上任何时候想吻我，尼克，你让我知道好了，我一定高兴为你安排。只要提我的名字就行，或者出示一张绿色的请帖。我正在散发绿色的……”

“四面看看，”盖茨比敦促她。

“我正在四面看啊。我真开心极……”

“你一定看到许多你听见过的人物的面孔。”

汤姆傲慢的眼睛向人群一扫。

“我们平时不大外出，”他说，“实际上，我刚才正在想我这里一个人都不认识。”

“也许你认得那位小姐。”盖茨比指出一位如花似玉的美人，端庄地坐在一棵白梅树下。汤姆和黛西目不转睛地看着，认出来这是一位一向只在银幕上见到的大明星，几乎不敢相信是真的。

“她真美啊，”黛西说。

“站在她身边弯着腰的是她的导演。”

盖茨比礼貌周全地领着他们向一群又一群的客人介绍。

“布坎农夫人……布坎农先生，”踌躇片刻之后，他又补充说，“马球健将。”

“不是的，”汤姆连忙否认，“我可不是。”

但是盖茨比显然喜欢这个名称的含义，因为以后整个晚上汤姆就一直是“马球健将”。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名人，”黛西兴奋地说，“我喜欢那个人……他叫什么名字来着？……就是鼻子有点发青的。”

盖茨比报了那人的姓名，并说他是一个小制片商。

“好嘛，我反正喜欢他。”

“我宁愿不做马球健将，”汤姆愉快地说，“我倒宁愿以……以一个默默无闻的人的身份看看这么多有名的人。”

黛西和盖茨比跳了舞。我记得我当时看到他跳着优雅的老式狐步舞感到很诧异——我以前从未见过他跳舞。后来他俩溜到我家，在我的台阶上坐了半个小时，她让我待在园子里把风。“万一着火或是发大水，”她解释道，“或是什么天灾啦。”

我们正在一起坐下来吃晚饭时，汤姆又从默默无闻中出现了。“我跟那边几个人一起吃饭，行吗？”他说，“有一个家伙正在大讲笑话。”

“去吧，”黛西和颜悦色地回答，“如果你要留几个住址下来，这里是我的小金铅笔。”……过了一会她四面张望了一下，对我说那个女孩“俗气可是漂亮”，于是我明白除了她单独跟盖茨比待在一起的半小时之外，她玩得并不开心。

我们这一桌的人喝得特别醉。这得怪我不好——盖茨比被叫去听电话，又碰巧两星期前我还觉得这些人挺有意思。但是当时我觉得好玩的今晚变得索然无味了。

“你感觉怎么样，贝达克小姐？”

我同她说话的这个姑娘正在想慢慢倒在我的肩上，可是并没成功。听到这个问题，她坐起身来，睁开了眼睛。

“什么？”

一个大块头、懒洋洋的女人，本来一直在怂恿黛西明天到本地俱乐部去和她一起打高尔夫球的，现在来为贝达克小姐辩白了：

“噢，她现在什么事也没有了。她每次五六杯鸡尾酒下肚，总是这样大喊大叫。我跟她说她不应当喝酒。”

“我是不喝酒，”受到指责的那个人随口说道。

“我们听到你嚷嚷，于是我跟这位希维特大夫说：‘那里有人需要您帮忙，大夫。’”

“她非常感激，我相信，”另一位朋友用并不感激的口气说，“可是你把她的头按到游泳池里去，把她的衣服全搞湿了。”

“我最恨的就是把我的头按到游泳池里，”贝达克小姐咕哝着说，“有一回在新泽西州他们差一点没把我淹死。”

“那你就不应当喝酒嘛，”希维特大夫堵她的嘴说。

“说你自己吧！”贝达克小姐激烈地大喊道，“你的手发抖。我才不会让你给我开刀哩！”

情况就是这样。我记得的差不多是最后的一件事是我和黛西站在一起望着那位电影导演和他的“大明星”。他们仍然在那棵白梅树下，他们的脸快要贴到一起了，中间只隔着一线淡淡的月光。我忽然想到他整个晚上大概一直在非常非常慢地弯下腰来，才终于和她靠得这么近，然后正在我望着的这一刻，我看见他弯下最后一点距离，亲吻了她的面颊。

“我喜欢她，”黛西说，“我觉得她美极了。”

但是其他的一切她都讨厌——而且是不容置辩的，因为这并不是一种姿态，而是一种感情。她十分厌恶西卵，这个由百老汇强加在一个长岛渔村上的没有先例的“胜地”——厌恶它那不安于陈旧的委婉辞令的粗犷活力，厌恶那种驱使它的居民沿着一条捷径从零跑到零的过分突兀的命运。她正是在这种她所不了解的单纯之中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

他们在等车子开过来的时候，我和他们一同坐在大门前的台阶上。前面这里很暗；只有敞开的门向幽暗的黎明射出十平方英尺的亮光。有时楼上化妆室的遮帘上有一个人影掠过，然后又出现一个人影，络绎不绝的女客对着一面看不见的镜子涂脂抹粉。

“这个姓盖茨比的究竟是谁？”汤姆突然质问我，“一个大私酒贩子？”

“你在哪儿听来的？”我问他。

“我不是听来的。我猜的。有很多这样的暴发户都是大私酒贩子，你要知道。”

“盖茨比可不是，”我简慢地说。

他沉默了一会。汽车道上的小石子在他脚底下喀嚓作响。

“我说，他一定花了很大的气力才搜罗到这么一大帮牛头马面。”

一阵微风吹动了黛西的毛茸茸的灰皮领子。

“至少他们比我们认得的人有趣，”她有点勉强地说。

“看上去你并不怎么感兴趣嘛。”

“噢，我很感兴趣。”

汤姆哈哈一笑，把脸转向我。

“当那个女孩让她给她来个冷水淋浴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黛西的脸？”

黛西跟着音乐沙哑而有节奏地低声唱了起来，把每个字都唱出一种以前从未有过、以后也决不会再有的意义。当曲调升高的时候，她的嗓音也跟着改变，悠扬婉转，正是女低音的本色，而且每一点变化都在空气中散发出一点她那温暖的人情味很浓的魔力。

“来的人有好多并不是邀请来的，”她忽然说。“那个女孩子就没有接到邀请。他们干脆闯上门来，而他又太客气，不好意思谢绝。”

“我很想知道他是什么人，又是干什么的，”汤姆固执地说。“并且我一定要去打听清楚。”

“我马上就可以告诉你，”她答道。“他是开药房的，好多家药房。他一手创办起来的。”

那辆姗姗来迟的大型轿车沿着汽车道开了上来。

“晚安，尼克，”黛西说。

她的目光离开了我，朝着灯光照亮的最上一层台阶看去，在那里一支当年流行的哀婉动人的小华尔兹舞曲《凌晨三点钟》正从敞开的大门传出来。话说回来，正是在盖茨比的晚会的随随便便的气氛之中，就有她自己的世界中完全没有的种种浪漫的可能性。那支歌曲里面有什么东西仿佛在呼唤她回到里面去呢？现在在这幽暗的、难以预测的时辰里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也许会光临一位令人难以置信的客人，一位世上少有的令人惊异不置的佳人，一位真正艳丽夺目的少女，只要对盖茨比看上一眼，只要一刹那魔术般的相逢，她就可以把五年来坚贞不移的爱情一笔勾销。

那夜我待得很晚，盖茨比要我待到他可以脱身，于是我就在花园里徘徊，一直待到最后一群游泳的客人，又寒冷又兴奋，从黑黝黝的海滩上跑上来，一直等到楼上各间客房里的灯都灭了。等到他最后走下台阶时，那晒得黝黑的皮肤比往常更紧地绷在他脸上，他的眼睛发亮而有倦意。

“她不喜欢这个晚会，”他马上就说。

“她当然喜欢啦。”

“她不喜欢，”他固执地说。“她玩得不开心。”

他不讲话了，但我猜他有满腔说不出的郁闷。

“我觉得离开她很远，”他说。“很难使她理解。”

“你是说舞会的事吗？”

“舞会？”他一弹指就把他所有开过的舞会都勾销了。“老兄，舞会是无关紧要的。”

他所要求于黛西的不下于要她跑去跟汤姆说：“我从来没有爱过你。”等她用那句话把四年一笔勾销之后，他俩就可以研究决定那些需要采取的更加实际的步骤。其中之一就是，等她恢复了自由，他俩就回路易斯维尔去，从她家里出发到教堂去举行婚礼——就仿佛是五年以前一样。

“可是她不理解，”他说。“她过去是能够理解的。我们往往在一起坐上几个钟点……”

他忽然停住不说了，沿着一条布满了果皮、丢弃的小礼物和踩烂的残花的小道走来走去。

“我看对她不宜要求过高，”我冒昧地说，“你不能重温旧梦的。”

“不能重温旧梦？”他大不以为然地喊道，“哪儿的话，我当然能够！”

他发狂地东张西望，仿佛他的旧梦就隐藏在这里，他的房子的阴影里，几乎一伸手就可以抓到的。

“我要把一切都安排得跟过去一模一样，”他说，一面坚决地点点头。“她会看到的。”

他滔滔不绝地大谈往事，因此我揣测他想要重新获得一点什么东西，也许是那进入他对黛西的热恋之中的关于他自己的某种理念。从那时以来，他的生活一直是凌乱不堪的，但是假如他一旦能回到某个出发点，慢慢地重新再走一遍，他可以发现那东西是什么……

……一个秋天的夜晚，五年以前，落叶纷纷的时候，他俩走在街上，走到一处没有树的地方，人行道被月光照得发白。他们停了下来，面对面站着。那是一个凉爽的夜晚，那是一年两度季节变换的时刻，空气中洋溢着那种神秘的兴奋。家家户户宁静的灯火仿佛在向外面的黑暗吟唱，天上的星星中间仿佛也有繁忙的活动。盖茨比从他的眼角里看到，一段段的人行道其实构成一架梯子，通向树顶上空一个秘密的地方——他可以攀登上去，如果他独自攀登的话，一登上去他就可以吮吸生命的浆液，大口吞咽那无与伦比的神奇的奶汁。

当黛西洁白的脸贴近他自己的脸时，他的心越跳越快。他知道他一跟这个姑娘亲吻，并把他那些无法形容的憧憬和她短暂的呼吸永远结合在一起，他的心灵就再也不会像上帝的心灵一样自由驰骋了。因此他等着，再倾听一会那已经在一颗星上敲响的音叉。然后他吻了她。经他的嘴唇一碰，她就像一朵鲜花一样为他开放，于是这个理想的化身就完成了。

他的这番话，甚至他难堪的感伤，使我回想起一点什么……我很久以前在什么地方听过的一个迷离恍惚的节奏，几句零落的歌词。一会儿的工夫，有一句话快到了嘴边，我的两片嘴唇像哑巴一样张开，仿佛除了一丝受惊的空气之外还有别的什么在上面挣扎着要出来。但是嘴唇发不出声音，因此我几乎想起的东西就永远无法表达了。

[1]
苏必利尔湖：美国五大湖之一。

[2]
育空地区：加拿大西部地区，十九世纪末叶发现新金矿。

[3]
德曼特农夫人：十七世纪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情妇，后秘密成婚。

[4]
德卢思：苏必利尔湖上的一个港口。

[5]
巴巴里海岸：埃及以西的北非伊斯兰教地区。

/第七章/

正在人们对盖茨比的好奇心达到顶点的时候，有一个星期六晚上他别墅里的灯都没有亮，——于是，他作为特里马尔乔

[1]

的生涯，当初莫名其妙地开始的，现在又莫名其妙地结束了。我逐渐才发觉那些乘兴而来的一辆辆汽车，稍停片刻之后又扫兴地开走了。我疑心他是否病了，于是走过去看看——一个面目狰狞的陌生仆人从门口满腹狐疑地斜着眼看我。

“盖茨比先生病了吗？”

“没有。”停了一会他才慢吞吞地、勉勉强强地加了一声“先生”。

“我好久没看见他了，很不放心。告诉他卡罗威先生来过。”

“谁？”他粗鲁地问。

“卡罗威。”

“卡罗威。好啦，我告诉他。”

他粗鲁地砰的一声关上了大门。

我的芬兰女用人告诉我，盖茨比早在一个星期前就辞退了家里的每一个仆人，另外雇用了五六个人，这些人从来不到西卵镇上去受那些开店的贿赂，而是打电话订购数量不多的生活用品。据食品店送货的伙计报道，厨房看上去像个猪圈，而镇上一般的看法是，这些新人压根儿不是什么仆人。

第二天盖茨比打电话给我。

“准备出门吗？”我问。

“没有，老兄。”

“我听说你把所有的仆人都辞了。”

“我需要的是不爱讲闲话的人。黛西经常来——总是在下午。”

原来如此，由于她看了不赞成，这座大酒店就像纸牌搭的房子一样整个坍掉了。

“他们是沃尔夫山姆要给帮点儿忙的人。他们都是兄弟姐妹。他们开过一家小旅馆。”

“我明白了。”

他是应黛西的请求打电话来的——我明天是否可以到她家吃午饭？贝克小姐会去的。半小时之后，黛西亲自打电话来，似乎因为知道我答应去而感到宽慰。一定出了什么事。然而我却不能相信他们竟然会选这样一个场合来大闹一场——尤其是盖茨比早先在花园里所提出的那种令人难堪的场面。

第二天天气酷热，几乎是那个夏天最后一天，肯定是最热的一天。当我乘的火车从地道里钻出来驶进阳光里时，只有全国饼干公司热辣辣的汽笛打破了中午闷热的静寂。客车里的草椅垫热得简直要着火了；坐在我旁边的一个妇女起先很斯文地让汗水渗透衬衣，后来，她的报纸在她手指下面也变潮了时，她长叹一声，在酷热中颓然地往后一倒。她的钱包啪的一声掉到了地下。

“喔唷！”她吃惊地喊道。

我懒洋洋地弯下腰把它捡了起来，递还给了她，手伸得远远的，捏着钱包的一个角，表示我并无染指的意图——可是附近的每一个人，包括那女人，照样怀疑我。

“热！”查票员对面熟的乘客说，“够呛的天气！……热！……热！……热！……你觉得够热的吗？热吗？你觉得……？”

我的月季票递还给我时上面留下了他手的黑汗渍。在这种酷热的天气还有谁去管他亲吻的是谁的朱唇，管他是谁的脑袋偎湿了他心前的睡衣口袋！

……盖茨比和我在门口等开门的时候，一阵微风吹过布坎农的住宅的门廊，带来电话铃的声音。

“主人的尸体？”男管家大声向话筒里嚷道，“对不起，太太，可是我们不能提供——今天中午太热了，没法碰！”

实际上他讲的是：“是……是……我去瞧瞧。”

他放下了话筒，朝我们走过来，头上冒着汗珠，接过我们的硬壳草帽。

“夫人在客厅里等您哩！”他喊道，一面不必要地指着方向。在这酷热的天气，每一个多余的手势都是滥用生活的公有财富。

这间屋子外面有遮篷挡着，又阴暗又凉快。黛西和乔丹躺在一张巨大的长沙发上，好像两座银像压住自己的白色衣裙，不让电扇的呼呼响的风吹动。

“我们动不了了，”她们俩同声说。

乔丹的手指，黝黑色上面搽了一层白粉，在我手指里搁了一会。

“体育家托马斯·布坎农

[2]

先生呢？”我问。

就在同时我听见了他的声音，粗犷、低沉、沙哑，在门廊的电话上说话。

盖茨比站在绯红的地毯中央，用着了迷的目光向四周张望。黛西看着他，发出了她那甜蜜、动人的笑声；微微的一阵粉从她胸口升入空中。

“有谣言说，”乔丹悄悄地说，“那边是汤姆的情人在打电话。”

我们都不说话。门廊里的声音气恼地提高了：“那好吧，我根本不把车子卖给你了……我根本不欠你什么情……至于你在午饭时候来打扰我，我根本不答应！”

“挂上话筒在讲，”黛西冷嘲热讽地说。

“不，他不是，”我向她解释道，“这是一笔确有其事的交易。我碰巧知道这件事。”

汤姆猛然推开了门，他粗壮的身躯片刻间堵住了门口，然后急匆匆走进了屋子。

“盖茨比先生！”他伸出了他那宽大、扁平的手，很成功地掩饰住对他的厌恶。“我很高兴见到您，先生。……尼克……”

“给我们搞一杯冷饮吧！”黛西大声说。

他又离开屋子以后，她站起身来，走到盖茨比面前，把他的脸拉了下来，吻他的嘴。

“你知道我爱你，”她喃喃地说。

“你忘了还有一位女客在座，”乔丹说。

黛西故意装傻回过头看看。

“你也跟尼克接吻吧。”

“多低级、多下流的女孩子！”

“我不在乎！”黛西大声说，同时在砖砌的壁炉前面跳起舞来。后来她想起了酷热的天气，又不好意思地在沙发上坐了下来，正在这时一个穿着新洗的衣服的保姆搀着一个小女孩走进屋子来。

“心——肝，宝——贝，”她嗲声嗲气地说，一面伸出她的胳臂。“到疼你的亲娘这里来。”

保姆一撒手，小孩就从屋子那边跑过来，羞答答地一头埋进她母亲的衣裙里。

“心——肝，宝——贝啊！妈妈把粉弄到你黄黄的头发上了吗？站起身来，说声——您好。”

盖茨比和我先后弯下腰来，握一握不情愿的小手。然后他惊奇地盯着孩子看。我想他以前从来没有真正相信过有这个孩子存在。

“我在午饭前就打扮好了，”孩子说，急切地把脸转向黛西。

“那是因为你妈要显摆你。”她低下头来把脸伏在雪白的小脖子上唯一的皱纹里。“你啊，你这个宝贝。你这个独一无二的小宝贝。”

“是啊，”小孩平静地答应。“乔丹阿姨也穿了一件白衣裳。”

“你喜欢妈妈的朋友吗？”黛西把她转过来，让她面对着盖茨比。“你觉得他们漂亮吗？”

“爸爸在哪儿？”

“她长得不像她父亲，”黛西解释说，“她长得像我。她的头发和脸型都像我。”

黛西朝后靠在沙发上。保姆走上前一步，伸出了手。

“来吧，帕咪。”

“再见，乖乖！”

很懂规矩的小孩依依不舍地回头看了一眼，抓着保姆的手，就被拉到门外去，正好汤姆回来，后面跟着四杯杜松子利克酒，里面装满了冰块喀嚓作响。

盖茨比端过一杯酒来。

“它们瞧上去真凉快，”他说，看得出来他是有点紧张。

我们迫不及待地大口大口地把酒喝下去。

“我在什么地方看到过，说太阳一年年越来越热，”汤姆很和气地说，“好像地球不久就会掉进太阳里去——等一等——恰恰相反——太阳一年年越来越冷。”

“到外面来吧，”他向盖茨比提议说，“我想请你看看我这个地方。”

我跟他们一起到外面游廊上去。在绿色的海湾上，海水在酷热中停滞不动，一条小帆船慢慢向比较新鲜的海水移动。盖茨比的眼光片刻间追随着这条船；他举起了手，指着海湾的对面。

“我就在你正对面。”

“可不是嘛。”

我们的眼睛掠过玫瑰花圃，掠过炎热的草坪，掠过海岸边那些大热天的乱草堆。那只小船的白翼在蔚蓝清凉的天际的背景上慢慢地移动。再往前是水波荡漾的海洋和星罗棋布的宝岛。

“那是多么好的运动，”汤姆点着头说，“我真想出去和他在那边玩上个把钟头。”

我们在餐厅里吃的午饭，里面也遮得很阴凉，大家把紧张的欢笑和凉啤酒一起喝下肚去。

“我们今天下午做什么好呢？”黛西大声说，“还有明天，还有今后三十年？”

“不要这样病态，”乔丹说。“秋天一到，天高气爽，生活就又重新开始了。”

“可是天真热得要命，”黛西固执地说，差点要哭出来了。“一切又都混乱不堪。咱们都进城去吧！”

她的声音继续在热浪中挣扎，向它冲击着，把无知觉的热气塑成一些形状。

“我听说过把马房改做汽车间，”汤姆在对盖茨比说，“但是我是第一个把汽车间变成马房的人。”

“谁愿意进城去？”黛西执拗地问道。盖茨比的眼睛慢慢朝她看过去。“啊，”她喊道，“你看上去真凉快。”

他们的眼光相遇了，他们彼此目不转睛地看着对方，超然物外。她好不容易才把视线转回到餐桌上。

“你看上去总是那么凉快，”她重复说。

她已经告诉他她爱他，汤姆·布坎农也看出来了。他大为震惊。他的嘴微微张开，他看看盖茨比，又看看黛西，仿佛他刚刚认出她是他很久以前就认识的一个人。

“你很像广告里那个人，”她恬然地继续说，“你知道广告里那个人……”

“好吧，”汤姆赶紧打断了她的话。“我非常乐意进城去。走吧——我们大家都进城去。”

他站了起来，他的眼睛还是在盖茨比和他妻子之间闪来闪去。谁都没动。

“走啊！”他有点冒火了。“到底怎么回事？咱们要进城，那就走吧。”

他把杯中剩下的啤酒举到了唇边，他的手由于他尽力控制自己而在发抖。黛西的声音促使我们站了起来，走到外面炽热的石子汽车道上。

“我们马上就走吗？”她不以为然地说，“就像这样？难道我们不让人家先抽支烟吗？”

“吃饭的时候大家从头到尾都在抽烟。”

“哦，咱们高高兴兴地玩吧，”她央求他。“天太热了，别闹吧。”

他没有回答。

“随你的便吧，”她说，“来吧，乔丹。”

她们上楼去作好准备，我们三个男的就站在那儿用我们的脚把滚烫的小石子踢来踢去。一弯银月已经悬在西天。盖茨比已经开口说话又改变了主意，但汤姆也转过身来面对着他等他说。

“你的马房是在这里吗？”盖茨比勉强地问道。

“沿这条路下去大约四分之一英里。”

“哦。”

停了一会。

“我真不明白进城去干什么，”汤姆怒气冲冲地说，“女人总是心血来潮……”

“我们带点儿什么东西喝吗？”黛西从楼上窗口喊道。

“我去拿点威士忌，”汤姆答道。他走进屋子里去。

盖茨比硬邦邦地转向我说：

“我在他家里不能说什么，老兄。”

“她的声音很不谨慎，”我说，“它充满了……”我犹疑了一下。

“她的声音充满了金钱，”他忽然说。

正是这样。我以前从来没有领悟过。它是充满了金钱——这正是她声音里抑扬起伏的无穷无尽的魅力的源泉，金钱丁当的声音，铙钹齐鸣的歌声……高高的在一座白色的宫殿里，国王的女儿，黄金女郎……

汤姆从屋子里出来，一面把一瓶一夸脱酒用毛巾包起来，后面跟着黛西和乔丹，两人都戴着亮晶晶的硬布做的又小又紧的帽子，手臂上搭着薄纱披肩。

“大家都坐我的车去好吗？”盖茨比提议。他摸了摸滚烫的绿皮坐垫。“我应当把它停在树阴里的。”

“这车是用普通排挡吗？”汤姆问。

“是的。”

“好吧，你开我的小轿车，让我开你的车进城。”

这个建议不合盖茨比的口胃。

“恐怕汽油不多了，”他表示不同意。

“汽油多得很，”汤姆闹嚷嚷地说。他看了看油表。“如果用光了，我可以找一个药房停下来。这年头药房里你什么东西都买得到。”

这句似乎没有什么意义的话说完之后，大家沉默了一会。黛西皱着眉头瞧瞧汤姆，同时盖茨比脸上掠过一种难以形容的表情；既十分陌生又似曾相识，仿佛我以前只是听人用言语描述过似的。

“走吧，黛西，”汤姆说，一面用手把她朝盖茨比的车子推过去。“我带你坐这辆马戏团的花车。”

他打开车门，但她从他手臂的圈子里走了出去。

“你带尼克和乔丹去。我们开小轿车跟在你后面。”

她紧挨着盖茨比走，用手摸着他的上衣。乔丹、汤姆和我坐进盖茨比车子的前座，汤姆试着扳动不熟悉的排挡，接着我们就冲进了闷热，把他们甩在后面看不见的地方。

“你们看到那个没有？”汤姆问。

“看到什么？”

他敏锐地看着我，明白了我和乔丹一定一直就知道。

“你们以为我很傻，是不是？”他说，“也许我是傻，但是有时候我有一种——几乎是一种第二视觉，它告诉我该怎么办。也许你们不相信这个，但是科学……”

他停了一下。当务之急追上了他，把他从理论深渊的边缘拉了回来。

“我已经对这个家伙做了一番小小的调查，”他继续说，“我大可以调查得更深入一些，要是我知道……”

“你是说你找过一个巫婆吗？”乔丹幽默地问。

“什么？”他摸不着头脑，瞪眼看着我们在哈哈笑。“巫婆？”

“去问盖茨比的事。”

“问盖茨比的事！不，我没有。我刚才说我已经对他的来历做过一番小小的调查。”

“结果你发现他是牛津大学毕业生，”乔丹帮忙地说。

“牛津大学毕业生！”他完全不相信。“他要是才他妈的怪哩！他穿一套粉红色衣服。”

“不过他还是牛津毕业生。”

“新墨西哥州的牛津镇，”汤姆嗤之以鼻地说，“或者类似的地方。”

“我说，汤姆，你既然这样瞧不起人，那么为什么请他吃午饭呢？”乔丹气恼地质问道。

“黛西请他的；她是在我们结婚以前认识他的——天晓得在什么地方！”

啤酒的酒性已过，我们现在都感到烦躁，又因为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一声不响地开了一会车子。然后当T·J·埃克尔堡大夫褪色的眼睛在大路的前方出现时，我想起了盖茨比提出的关于汽油不够的警告。

“我们有足够的汽油开到城里，”汤姆说。

“可是这里就有一家车行，”乔丹提出了反对。“我可不要在这种大热天抛锚。”

汤姆不耐烦地把两个刹车都踩了，车子扬起一阵尘土突然在威尔逊的招牌下面停了下来。过了一会老板从车行的里面走了出来，两眼呆呆地盯着看我们的车子。

“给我们加点汽油！”汤姆粗声大气地叫道，“你以为我们停下来干什么——欣赏风景吗？”

“我病了，”威尔逊站着不动说道，“病了一整天啦。”

“怎么啦？”

“我身体都垮了。”

“那么我要自己动手吗？”汤姆问，“你刚才在电话里听上去还挺好的嘛。”

威尔逊很吃力地从门口阴凉的地方走出来，喘着大气把汽油箱的盖子拧了下来。在太阳里他的脸色发青。

“我并不是有意在午饭时打扰你，”他说，“可是我急需用钱，因此我想知道你那辆旧车打算怎么办。”

“你喜欢这一辆吗？”汤姆问。“我上星期才买的。”

“好漂亮的黄车，”威尔逊说，一面费劲地打着油。

“想买吗？”

“没门儿，”威尔逊淡淡地一笑。“不想这个，可是我可以在那部车上赚点钱。”

“你要钱干什么，有什么突然的需要？”

“我在这儿待得太久了。我想离开这里。我老婆和我想搬到西部去。”

“你老婆想去？”汤姆吃惊地叫道。

“她说要去，说了有十年了。”他靠在加油机上休息了一会，用手搭在眼睛上遮住阳光。“现在她真的要去了，不管她想不想去。我要让她离开这里。”

小轿车从我们身边急驰而过，扬起了一阵尘土，车上有人挥了挥手。

“我该付你多少钱？”汤姆粗鲁地问道。

“就在这两天我才发现了一点蹊跷的事情，”威尔逊说，“这就是我为什么要离开这里的原因。这就是我为什么为那辆车子打扰你的原因。”

“我该付你多少钱？”

“一块两角。”

酷烈的热浪已经开始搞得我头昏眼花，因此我有一会儿感到很不舒服，然后才意识到，到那时为止他的疑心还没落到汤姆身上。他发现了茉特尔背着他在另外一个世界里有她自己的生活，而这个震动使他的身体患病了。我盯着他看看，又盯着汤姆看看，他在不到半小时以前也有了同样的发现——因此我想到人们在智力或种族方面的任何差异都远不如病人和健康的人二者之间的差异那么深刻。威尔逊病得那么厉害，因此看上去好像犯了罪，犯了不可饶恕的罪——仿佛他刚刚把一个可怜的姑娘的肚子搞大了。

“我把那辆车子卖给你吧，”汤姆说，“我明天下午给你送来。”

那一带地方一向隐隐约约使人感到心神不安，甚至在下午耀眼的阳光里也一样，因此现在我掉过头去，仿佛有人要我提防背后有什么东西。在灰堆上方，T·J·埃克尔堡大夫的巨眼在守望着，但是过了一会我觉察另外一双眼睛正在从不到二十英尺以外聚精会神地注视着我们。

在车行上面一扇窗户面前，窗帘向旁边拉开了一点，茉特尔·威尔逊正在向下窥视着这辆车子。她那样全神贯注，因此她毫不觉察有人在注意她，一种接一种的感情在她脸上流露出来，好像物体出现在一张慢慢显影的照片上。她的表情熟悉得有点蹊跷——这是我时常在女人脸上看到的表情，可是在茉特尔·威尔逊的脸上，这种表情似乎毫无意义而且难以理解，直到我明白她那两只充满妒火、睁得大大的眼睛并不是盯在汤姆身上，而是盯在乔丹·贝克身上，原来她以为乔丹是他的妻子。

一个简单的头脑陷入慌乱时是非同小可的，等到我们车子开走的时候，汤姆感到惊慌失措，心里像油煎一样。他的妻子和情妇，直到一小时前还是安安稳稳、不可侵犯的，现在却猛不防正从他的控制下溜走。本能促使他猛踩油门，以达到赶上黛西和把威尔逊抛在脑后的双重目的，于是我们以每小时五十英里的速度向阿斯托里亚飞驰而去。直到在高架铁路蜘蛛网似的钢架中间，我们才看见那辆逍遥自在的蓝色小轿车。

“五十号街附近那些大电影院很凉快，”乔丹提议说，“我爱夏天下午的纽约，人都跑光了。有一种非常肉感的滋味——熟透了，仿佛各种奇异的果实都会落到你手里。”

“肉感”这两个字使汤姆感到更加惶惶不安，但他还没来得及找话来表示反对，小轿车已经停了下来，黛西打着手势叫我们开上去并排停下。

“我们上哪儿去？”她喊道。

“去看电影怎样？”

“太热了，”她抱怨道，“你们去吧。我们去兜兜风，过会儿再和你们碰头。”她又勉强讲了两句俏皮话。“我们约好在另一个路口和你们碰头。我就是那个抽着两支香烟的男人。”

“我们不能待在这里争论，”汤姆不耐烦地说，这时我们后面有一辆卡车在拚命按喇叭。“你们跟我开到中央公园南边广场饭店前面。”

有好几次他掉过头去向后看，找他们的车子，如果路上的交通把他们耽误了，他就放慢速度，直到他们重新出现。我想他生怕他们会钻进一条小街，从此永远从他生活里消失。

可是他们并没有。而我们大家都采取了这个更难理解的步骤——在广场饭店租用了一间套房的客厅。

那场长时间的、吵吵嚷嚷的争论，以把我们都赶进那间屋子而告终，我现在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了，虽然我清清楚楚记得，在这个过程中，我的内衣像一条湿漉漉的蛇一样顺着我的腿往上爬，同时一阵阵冷汗珠横流浃背。这个主意起源于黛西的建议，她要我们租五间浴室去洗冷水澡，后来才采取了“喝杯凉薄荷酒的地方”这个更明确的形式。我们每一个人都翻来覆去地说这是个“馊主意”——我们大家同时开口跟一个为难的旅馆办事员讲话，自认为或者假装认为，我们这样很滑稽……

那间房子很大但是很闷，虽然已经是四点了，但打开窗户只不过从公园里的灌木丛刮来一股热风。黛西走到镜子前面，背朝我们站着，理她的头发。

“这个套间真高级，”乔丹肃然起敬地低声说，引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再打开一扇窗户，”黛西命令道，连头也不回。

“没有窗户可开了。”

“那么我们顶好打电话要把斧头……”

“正确的办法是忘掉热，”汤姆不耐烦地说，“像你这样唠唠叨叨只会热得十倍的难受。”

他打开毛巾拿出那瓶威士忌来放在桌上。

“何必找她的碴呢，老兄？”盖茨比说，“是你自己要进城来的。”

沉默了一会。电话簿从钉子上滑开，啪的一声掉到地上，于是乔丹低声说：“对不起。”但是这一次没人笑了。

“我去捡起来，”我抢着说。

“我捡到了。”盖茨比仔细看看断开的绳子，表示感兴趣地“哼”了一声，然后把电话簿往椅子上一扔。

“那是你得意的口头禅，是不是？”汤姆尖锐地说。

“是什么？”

“张口闭口都是‘老兄’。你是从哪里学来的？”

“你听着，汤姆，”黛西说，一面从镜子前面掉转身来。“如果你打算进行人身攻击，我就一分钟都不待。打个电话叫点冰来做薄荷酒。”

汤姆一拿起话筒，那憋得紧紧的热气突然爆发出声音，这时我们听到门德尔松的《婚礼进行曲》惊心动魄的和弦从底下舞厅里传上来。

“这么热竟然还有人结婚！”乔丹很难受地喊道。

“尽管如此——我就是在六月中旬结婚的，”黛西回忆道，“六月的路易斯维尔！有一个人昏倒了。昏倒的是谁，汤姆？”

“毕洛克西，”他简慢地答道。

“一个姓‘毕洛克西’的人。‘木头人’毕洛克西，他是做盒子的——这是事实——他又是田纳西州毕洛克西

[3]

市的人。”

“他们把他抬进我家里，”乔丹补充说，“因为我们住的地方离教堂只有两家。他一住就住了三个星期，直到爸爸叫他走路。他走后第二天爸爸就死了。”过了一会她又加了一句话说，“两件事并没有什么联系。”

“我从前也认识一个孟菲斯

[4]

人叫比尔·毕洛克西，”我说。

“那是他堂兄弟。他走以前我对他的整个家史都一清二楚了。他送了我一根打高尔夫球的轻击棒，我到今天还在用。”

婚礼一开始音乐就停了，此刻从窗口又飘进来一阵很长的欢呼声，接着又是一阵阵“好啊——好——啊”的叫喊，最后响起爵士乐的声音，跳舞开始了。

“我们都衰老了，”黛西说，“如果我们还年轻的话，我们就会站起来跳舞的。”

“别忘了毕洛克西，”乔丹警告她。“你是在哪儿认识他的，汤姆？”

“毕洛克西？”他聚精会神想了一会。“我不认识他。他是黛西的朋友。”

“他才不是哩，”她否认道，“我在那以前从来没见过他。他是坐你的专车来的。”

“对啦，他说他认识你。他说他是在路易斯维尔长大的。阿莎·伯德在最后一分钟把他带来，问我们是否有地方让他坐。”

乔丹笑了一笑。

“他多半是不花钱搭车回家。他告诉我他在耶鲁是你们的班长。”

汤姆和我彼此茫然地对看。

“毕洛克西？”

“首先，我们压根儿没有班长……”

盖茨比的脚不耐烦地连敲了几声，引起汤姆突然瞧了他一眼。

“说起来，盖茨比先生，我听说你是牛津校友。”

“不完全是那样。”

“哦，是的，我听说你上过牛津。”

“是的，我上过那儿。”

停顿了一会。然后是汤姆的声音，带有怀疑和侮辱的口吻：

“你一定是在毕洛克西上纽黑文的时候去牛津的吧。”

又停顿了一会。一个茶房敲门，端着敲碎了的薄荷叶和冰走进来，但是他的一声“谢谢您”和轻轻的关门声也没打破沉默。这个关系重大的细节终于要澄清了。

“我跟你说过了我上过那儿，”盖茨比说。

“我听见了，可是我想知道在什么时候。”

“是一九一九年，我只待了五个月。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能自称是牛津校友的原因。”

汤姆瞥了大家一眼，看看我们脸上是否也反映出他的怀疑。但是我们都在看着盖茨比。

“那是停战以后他们为一些军官提供的机会，”他继续说下去，“我们可以上任何英国或者法国的大学。”

我真想站起来拍拍他的肩膀。我又一次感到对他完全信任，这是我以前体验过的。

黛西站了起来，微微一笑，走到桌子前面。

“打开威士忌，汤姆，”她命令道，“我给你做一杯薄荷酒。然后你就不会觉得自己那么蠢了……你看这些薄荷叶子！”

“等一会，”汤姆厉声道，“我还要问盖茨比先生一个问题。”

“请问吧，”盖茨比很有礼貌地说。

“你到底想在我家里制造什么样的纠纷？”

他们终于公开化了，盖茨比倒也满意。

“他没制造纠纷，”黛西惊惶地看看这一个又看看那一个。“你在制造纠纷。请你自制一点儿。”

“自制！”汤姆不能置信地重复道，“我猜想最时髦的事情大概是装聋作哑，让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阿猫阿狗跟你老婆调情。哼，如果那样才算时髦，你可以把我除外……这年头人们开始对家庭生活和家庭制度嗤之以鼻，再下一步他们就该抛弃一切，搞黑人和白人通婚了。”

他满口胡言乱语，脸涨得通红，俨然自以为单独一个人站在文明最后的壁垒上。

“我们这里大家都是白人嘛，”乔丹咕哝着说。

“我知道我不得人心。我不举行大型宴会。大概你非得把自己的家搞成猪圈才能交朋友——在这个现代世界上。”

尽管我和大家一样感到很气愤，每次他一张口我就忍不住想笑。一个酒徒色鬼竟然摇身一变就成了道学先生。

“我也有话要对你说，老兄……”盖茨比开始说。但是黛西猜到了他的意图。

“请你不要说！”她无可奈何地打断了他的话。“咱们都回家吧。咱们都回家不好吗？”

“这是个好主意。”我站了起来。“走吧，汤姆。没有人要喝酒。”

“我想知道盖茨比先生有什么话要告诉我。”

“你妻子不爱你，”盖茨比说，“她从来没有爱过你。她爱我。”

“你一定是疯了！”汤姆脱口而出喊道。

盖茨比猛地跳了起来，激动异常。

“她从来没有爱过你，你听见吗？”他喊道。“她跟你结了婚，只不过是因为我穷，她等我等得不耐烦了。那是一个大错，但是她心里除了我从来没有爱过任何人！”

这时乔丹和我都想走，但是汤姆和盖茨比争先恐后地阻拦，硬要我们留下，仿佛两人都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仿佛以共鸣的方式分享他们的感情也是一种特殊的荣幸。

“坐下，黛西，”汤姆竭力装出父辈的口吻，可是并不成功。“这是怎么一回事？我要听听整个经过。”

“我已经告诉过你是怎么一回事了，”盖茨比说，“已经五年了——而你却不知道。”

汤姆霍地转向黛西。

“你五年来一直和这家伙见面？”

“没有见面，”盖茨比说，“不，我们见不了面。可是我们俩在那整个期间彼此相爱，老兄，而你却不知道。我以前有时发笑，”但是他眼中并无笑意。“想到你并不知道。”

“哦——原来不过如此。”汤姆像牧师一样把他的粗指头合拢在一起轻轻地敲敲，然后往椅子上一靠。

“你发疯了！”他破口大骂。“五年前发生的事我没法说，因为当时我还不认识黛西——可是我真他妈的想不通你怎么能沾到她的边，除非你是把食品杂货送到她家后门口的。至于你其余的话都是他妈的胡扯。黛西跟我结婚时她是爱我的，现在她还是爱我。”

“不对，”盖茨比摇摇头说。

“可是她确实爱我。问题是她有时胡思乱想，干一些她自己也莫名其妙的事。”他明智地点点头。“不但如此，我也爱黛西。偶尔我也荒唐一阵，干点蠢事，不过我总是回头，而且我心里始终是爱她的。”

“你真叫人恶心，”黛西说。她转身向着我，她的声音降低了一个音阶，使整个屋子充满了难堪的轻蔑。“你知道我们为什么离开芝加哥吗？我真奇怪人家没给你讲过那次小胡闹的故事。”

盖茨比走过来站在她身边。

“黛西，那一切都过去了，”他认真地说，“现在没什么关系了。就跟他说真话——你从来没爱过他——一切也就永远勾销了。”

她茫然地看着他。“是啊——我怎么会爱他——怎么可能呢？”

“你从来没有爱过他。”

她犹疑不定。她的眼光哀诉似地落在乔丹和我的身上，仿佛她终于认识到她正在干什么——仿佛她一直并没打算干任何事。但是现在事情已经干了，为时太晚了。

“我从来没爱过他，”她说，但看得出很勉强。

“在凯皮奥兰尼时也没爱过吗？”汤姆突然质问道。

“没有。”

从下面的舞厅里，低沉而闷人的乐声随着一阵阵热气飘了上来。

“那天我把你从‘甜酒钵’

[5]

上抱下来，不让你鞋子沾湿，你也不爱我吗？”他沙哑的声音流露着柔情。“黛西？”

“请别说了。”她的声音是冷淡的，但是怨尤已从中消失。她看看盖茨比。“你瞧，杰。”她说，可是她要点支烟时手却在发抖。突然她把香烟和点着的火柴都扔到地毯上。

“啊，你要求的太过分了！”她对盖茨比喊道，“我现在爱你——难道这还不够吗？过去的事我没法挽回。”她无可奈何地抽抽噎噎哭了起来。“我一度爱过他——但是我也爱过你。”

盖茨比的眼睛张开来又闭上。

“你也爱过我？”他重复道。

“连这个都是瞎话，”汤姆恶狠狠地说。“她根本不知道你还活着。要知道，黛西和我之间有许多事你永远也不会知道，我俩永远也不会忘记。”

他的话刺痛了盖茨比的心。

“我要跟黛西单独谈谈，”他执意说，“她现在太激动了……”

“单独谈我也不能说我从来没爱过汤姆，”她用伤心的声调吐露道，“那么说不会是真话。”

“当然不会是真话，”汤姆附和道。

她转身对着她丈夫。

“就好像你还在乎似的，”她说。

“当然在乎。从今以后我要更好地照顾你。”

“你还不明白，”盖茨比说，有点慌张了。“你没有机会再照顾她了。”

“我没有机会了？”汤姆睁大了眼睛，放声大笑。他现在大可以控制自己了。“什么道理呢？”

“黛西要离开你了。”

“胡说八道。”

“不过我确实要离开你，”她显然很费劲地说。

“她不会离开我的！”汤姆突然对盖茨比破口大骂。“反正决不会为了一个鸟骗子离开我，一个给她套在手指上的戒指也得去偷来的鸟骗子。”

“这么说我可不答应！”黛西喊道，“啊呀，咱们走吧。”

“你到底是什么人？”汤姆嚷了起来。“你是迈耶·沃尔夫山姆的那帮狐群狗党里的货色，这一点我碰巧知道。我对你的事儿做了一番小小的调查——明天我还要进一步调查。”

“那你尽可以自便，老兄，”盖茨比镇定地说。

“我打听了出来你那些‘药房’是什么名堂。”他转过身来对着我们很快地说，“他和这个姓沃尔夫山姆的家伙在本地和芝加哥买下了许多小街上的药房，私自把酒精卖给人家喝。那就是他变的许多小戏法中的一个。我头一趟看见他就猜出他是个私酒贩子，我猜的还差不离哩。”

“那又该怎么样呢？”盖茨比很有礼貌地说，“你的朋友瓦尔特·蔡斯和我们合伙并不觉得丢人嘛。”

“你们还把他坑了，是不是？你们让他在新泽西州坐了一个月监牢。天啊！你应当听听瓦尔特议论你的那些话。”

“他找上我们的时候是个穷光蛋。他很高兴赚几个钱，老兄。”

“你别叫我‘老兄’！”汤姆喊道。盖茨比没搭腔。“瓦尔特本来还可以告你违犯赌博法的，但是沃尔夫山姆吓得他闭上了嘴。”

那种不熟悉可是认得出的表情又在盖茨比的脸上出现了。

“那个开药房的事儿不过是小意思，”汤姆慢慢地接着说，“但是你们现在又在搞什么花样，瓦尔特不敢告诉我。”

我看了黛西一眼，她吓得目瞪口呆地看看盖茨比，又看看她丈夫，再看看乔丹——她已经开始在下巴上面让一件看不见可是引人入胜的东西保持平衡。然后我又回过头去看盖茨比，——看到他的表情我大吃一惊。他看上去活像刚“杀了个人”似的——我说这话可与他花园里的那些流言蜚语毫不相干。可是一刹那间他脸上的表情恰恰可以用那种荒唐的方式来形容。

这种表情过去以后，他激动地对黛西说开了，矢口否认一切，又为了没有人提出的罪名替自己辩护。但是他说得越多，她就越显得疏远，结果他只好不说了，唯有那死去的梦随着下午的消逝在继续奋斗，拼命想接触那不再摸得着的东西，朝着屋子那边那个失去的声音痛苦地但并不绝望地挣扎着。

那个声音又央求要走。

“求求你，汤姆！我再也受不了啦。”

她惊惶的眼睛显示出来，不管她曾经有过什么意图，有过什么勇气，现在肯定都烟消云散了。

“你们两人动身回家，黛西，”汤姆说，“坐盖茨比先生的车子。”

她看着汤姆，大为惊恐，但他故作宽大以示侮蔑，定要她去。

“走吧。他不会麻烦你的。我想他明白他那狂妄的小小的调情已经完了。”

他们俩走掉了，一句话也没说，一转眼就消失了，变得无足轻重，孤零零的，像一对鬼影，甚至和我们的怜悯都隔绝了。

过了一会汤姆站了起来，开始用毛巾把那瓶没打开的威士忌包起来。

“来点儿这玩意吗？乔丹？……尼克？”

我没搭腔。

“尼克？”他又问了一声。

“什么？”

“来点儿吗？”

“不要……我刚才记起来今天是我的生日。”

我三十岁了。在我面前展现出一条新的十年的凶多吉少、咄咄逼人的道路。

等到我们跟他坐上小轿车动身回长岛时，已经是七点钟了。汤姆一路上话说个不停，得意洋洋，哈哈大笑，但他的声音对乔丹和我就好像人行道上嘈杂的人声和头顶上高架铁路轰隆隆的车声一样遥远。人类的同情心是有限度的，因此我们也乐于让他们那些可悲的争论和身后的城市灯火一道逐渐消失。三十岁——展望十年的孤寂，可交往的单身汉逐渐稀少，热烈的感情逐渐稀薄，头发逐渐稀疏。但我身边有乔丹，和黛西大不一样，她少年老成，不会把早已忘怀的梦一年又一年还藏在心里。我们驶过黝黑的铁桥时她苍白的脸懒懒地靠在我上衣的肩上，她紧紧握住我的手，驱散了三十岁生日的巨大冲击。

于是我们在稍微凉快一点的暮色中向死亡驶去。

那个年轻的希腊人米切里斯，在灰堆旁边开小咖啡馆的，是验尸时主要的见证。那个大热天他一觉睡到五点以后才起来，溜到车行去，发觉乔治·威尔逊在他的办公室里病了——真的病了，面色和他本人苍白的头发一样苍白，浑身都在发抖。米切里斯劝他上床去睡觉，但威尔逊不肯，说那样就要错过不少生意。这位邻居正在劝说他的时候，楼上忽然大吵大闹起来。

“我把我老婆锁在上面，”威尔逊平静地解释说。“她要在那儿一直待到后天，然后我们就搬走。”

米切里斯大吃一惊；他们做了四年邻居，威尔逊从来不像是一个能说出这种话来的人。通常他总是一个筋疲力尽的人：不干活的时候，他就坐在门口一把椅子上，呆呆地望着路上过往的人和车辆。不管谁跟他说话，他总是和和气气、无精打采地笑笑。他听他老婆支使，自己没有一点主张。

因此，米切里斯很自然地想了解发生了什么事，但威尔逊一个字也不肯说——相反地，他却用古怪的、怀疑的目光端详起这位客人来，并且盘问他某些日子某些时间他在干什么。正在米切里斯逐渐感到不自在的时候，有几个工人从门口经过，朝他的餐馆走去，他就乘机脱身，打算过一会再回来。但是他并没有再来。他想他大概忘了，并没别的原因。七点过一点他再到外面来，才想起了这番谈话，因为他听见威尔逊太太的声音破口大骂，就在楼下车行里。

“你打我！”他听见她嚷嚷。“让你推，让你打吧，你这个肮脏没种的鸟东西！”

过了一会她就冲出门来在黄昏中奔去，一面挥手一面叫喊——他还没来得及离开自己的门口，事情就已经发生了。

那辆“凶车”——这是报纸上的提法——停都没停；车子从苍茫暮色中出现，出事后悲惨地犹疑了片刻，然后在前面一转弯就不见了。马弗罗·米切里斯连车子的颜色都说不准——他告诉第一个警察说是浅绿色。另一辆车，开往纽约的那一辆，开到一百码以外停了下来，开车的赶快跑回出事地点，茉特尔·威尔逊在那里跪在公路当中，死于非命，她那发黑的浓血和尘土混合在一起。

米切里斯和这个人最先赶到她身旁，但等他们把她汗湿的衬衣撕开时，他们看见她左边的乳房已经松松地耷拉着，因此也不用再去听那下面的心脏了。她的嘴大张着，嘴角撕破了一点，仿佛她在放出储存了一辈子的无比旺盛的精力的时候噎了一下。

我们离那儿还有一段距离就看见三四辆汽车和一大群人。

“撞车！”汤姆道，“那很好。威尔逊终于有一点生意了。”

他把车子放慢下来，但并没打算停，直到我们开得近一点，车行门口那群人屏息敛容的面孔才使他不由自主地把车刹住。

“我们去看一眼，”他犹疑不定地说，“看一眼就走。”

我这时听见一阵阵空洞哀号的声音从车行里传出来，我们下了小轿车走向车行门口时，才听出其中翻来覆去、上气不接下气地喊着“我的上帝啊！”几个字。

“这儿出了什么大乱子了，”汤姆激动地说。

他踮着脚从一圈人头上向车行里望去，车行天花板上点着一盏挂在铁丝罩里的发黄光的电灯。他喉咙里哼了一声，接着他用两只有力气的手臂猛然向前一推就挤进了人群。

那一圈人又合拢来，同时传出一阵咕咕哝哝的劝告声；有一两分钟我什么也看不见。后来新到的人又打乱了圈子，忽然间乔丹和我被挤到里面去了。

茉特尔·威尔逊的尸体裹在一条毯子里，外面又包了一条毯子，仿佛在这炎热的夜晚她还怕冷似的。尸体放在墙边一张工作台上，汤姆背对着我们正低头在看，一动也不动。在他旁边站着一名摩托车警察，他正在把人名字往小本子上抄，一面流汗一面写了又涂改。起初我找不到那些在空空的车行里回荡的高昂的呻吟声的来源——然后我才看见威尔逊站在他办公室高高的门槛上，身体前后摆动着，双手抓着门框。有一个人在低声跟他说话，不时想把一只手放在他肩上，但威尔逊既听不到也看不见。他的目光从那盏摇晃的电灯慢慢地下移到墙边那张停着尸体的桌子上，然后又突然转回到那盏灯上，同时他不停地发出他那高亢的、可怕的呼号：

“哎哟，我的上……帝啊！哎哟，我的上……帝啊！哎哟，上……帝啊！哎哟，我的上……帝啊！”

过了一会汤姆猛地一甩，抬起头来，用呆滞的目光扫视了车行，然后对警察含糊不清地说了一句话。

“M—a—v—”警察在说，“—o—”

“不对，r—”那人更正说，“M—a—v—r—o—”

“你听我说！”汤姆凶狠地低声说。

“r—”警察说，“o—”

“g—”

“g—”汤姆的大手猛一下落在他肩膀上时，他抬起头来。“你要啥，伙计？”

“是怎么回事？——我要知道的就是这个。”

“汽车撞了她，当场撞死。”

“当场撞死，”汤姆重复道，两眼发直。

“她跑到了路中间。狗娘养的连车子都没停。”

“当时有两辆车子，”米切里斯说，“一来，一去，明白吗？”

“去哪儿？”警察机警地问。

“一辆车去一个方向。喏，她，”他的手朝着毯子举起来，但半路上就打住，又放回到身边。“她跑到外面路上，纽约来的那辆车迎面撞上了她，车子时速有三四十英里。”

“这地方叫什么名字？”警察问道。

“没有名字。”

一个面色灰白、穿得很体面的黑人走上前来。

“那是一辆黄色的车子，”他说，“大型的黄色汽车，新的。”

“看到事故发生的吗？”警察问。

“没有，但是那辆车子在路上从我旁边开过，速度不止四十英里，有五六十英里。”

“过来，让我们把你名字记下来。让开点。我要记下他的名字。”

这段对话一定有几个字传到了在办公室门口摇晃的威尔逊耳朵里，因为忽然间一个新的题目出现在他的哀号中：

“你不用告诉我那是一辆什么样的车！我知道那是辆什么样的车！”

我注视着汤姆，看见他肩膀后面那团肌肉在上衣下面紧张起来。他急忙朝威尔逊走过去，然后站在他面前，一把抓住他的上臂。

“你一定得镇定下来，”他说，粗犷的声音中带着安慰。

威尔逊的眼光落到了汤姆身上；他先是一惊，踮起了脚尖，然后差点跪倒在地上，要不是汤姆扶住他的话。

“你听我说，”汤姆说，一面轻轻地摇摇他。“我刚才到这里，从纽约来的。我是把我们谈过的那辆小轿车给你送来的。今天下午我开的那辆车子不是我的——你听见了吗？后来我整个下午都没看到它。”

只有那个黑人和我靠得近，可以听到他讲的话；但那个警察也听出他声调里有问题，于是用严厉的目光向这边看。

“你说些什么？”他质问。

“我是他的朋友。”汤姆回过头来，但两手还紧紧抓住威尔逊的身体。“他说他认识肇事的车子……是一辆黄色的车子。”

一点模糊的冲动促使警察疑心地看看汤姆。

“那么你的车是什么颜色呢？”

“是一辆蓝色的车子，一辆小轿车。”

“我们刚从纽约来的，”我说。

有一个一直在我们后面不远开车的人证实了这一点，于是警察就掉过头去了。

“好吧，请你让我再把那名字正确地……”

汤姆把威尔逊像玩偶一样提起来，提到办公室里去，放在一把椅子上，然后自己又回来。

“来个人到这儿陪他坐着。”他用发号施令的口吻说。他张望着，这时站得最近的两个人彼此望望，勉勉强强地走进那间屋子。然后汤姆在他们身后关上了门，跨下那一级台阶，他的眼睛躲开那张桌子。他经过我身边时低声道：“咱们走吧。”

他不自在地用那双权威性的胳臂开路，我们从仍然在聚集的人群中推出去，遇到一位匆匆而来的医生，手里拎着皮包，还是半个钟头以前抱着一线希望去请的。

汤姆开得很慢，直到拐过那个弯之后他的脚才使劲踩下去，于是小轿车就在黑夜里飞驰而去。过了一会我听见低低的一声呜咽，接着看到他泪流满面。

“没种的狗东西！”他呜咽地说，“他连车子都没停。”

布坎农家的房子忽然在黑黝黝、瑟瑟作响的树木中间浮现在我们面前。汤姆在门廊旁边停下，抬头望望二楼，那里有两扇窗户在蔓藤中间给灯光照得亮堂堂的。

“黛西到家了，”他说。我们下车时，他看了我一眼，又微微皱皱眉头。

“我应当在西卵让你下车的，尼克。今晚我们没有什么事可做了。”

他身上起了变化，他说话很严肃，而且很果断。当我们穿过满地月光的石子道走向门廊时，他三言两语很利索地处理了眼前的情况。

“我去打个电话叫一辆出租汽车送你回家。你等车的时候，你和乔丹最好到厨房去，让他们给你们做点晚饭——要是你们想吃的话。”他推开了大门。“进来吧。”

“不啦，谢谢。可是要麻烦你替我叫出租汽车。我在外面等。”

乔丹把她的手放在我胳臂上。

“你进来不好吗，尼克？”

“不啦，谢谢。”

我心里觉得有点不好受，我想一个人单独待着。但乔丹还流连了一下。

“现在才九点半，”她说。

说什么我也不肯进去了；他们几个人我这一天全都看够了，忽然间那也包括乔丹在内。她一定在我的表情中多少看出了一点苗头，因为她猛地掉转身，跑上门廊的台阶走进屋子里去了。我两手抱着头坐了几分钟，直到我听见屋子里有人打电话，又听见男管家的声音在叫出租汽车。随后我就沿着汽车道慢慢从房子面前走开，准备到大门口去等。

我还没走上二十码就听见有人叫我的名字，跟着盖茨比从两个灌木丛中间出来走到小路上。我当时一定已经神志恍惚了，因为我脑子里什么都想不到，除了他那套粉红色衣服在月光下闪闪发光。

“你在干什么？”我问道。

“就在这儿站着，老兄。”

不知为什么，这好像是一种可耻的行径。说不定他准备马上就去抢劫这个人家哩；我也不会感到奇怪的，如果我看到许多邪恶的面孔，“沃尔夫山姆的人”的面孔，躲在他后面黑黝黝的灌木丛中。

“你在路上看见出什么事了吗？”他过了一会问道。

“看见的。”

他迟疑了一下。

“她撞死了吗？”

“死了。”

“我当时就料到了；我告诉了黛西我想是撞死了。一下子大惊一场，倒还好些。她表现得挺坚强。”

他这样说，仿佛黛西的反应是唯一要紧的事情。

“我从一条小路开回西卵去，”他接着说，“把车子停在我的车房里，我想没有人看到过我们，但我当然不能肯定。”

到这时我已经十分厌恶他，因此我觉得没有必要告诉他他想错了。

“那个女人是谁？”他问道。

“她姓威尔逊。她丈夫是那个车行的老板。这事到底怎么会发生的？”

“呃，我想把驾驶盘扳过来的……”他突然打住，我也忽然猜到了真相。

“是黛西在开车吗？”

“是的，”他过了一会才说，“但是当然我要说是我在开。是这样的，我们离开纽约的时候，她神经非常紧张，她以为开开车子可以使她镇定下来——后来这个女人向我们冲了出来；正好我们迎面来了一辆车子和我们相错。前后不到一分钟的事，但我觉得她想跟我们说话，以为我们是她认识的人。呃，黛西先是把车子从那个女人那边转向那辆车子，接着她惊慌失措又转了回去。我的手一碰到驾驶盘我就感到了震动——她一定是当场撞死的。”

“把她撞开了花……”

“别跟我说，老兄。”他闪缩了一下。“总而言之，黛西拼命踩油门。我要她停下来，但她停不了，我只得拉上了紧急刹车。这时她晕倒在我膝盖上，我就接过来向前开。”

“明天她就会好的，”他过了一会又说。“我只是在这儿等等，看他会不会因为今天下午那场争执找她麻烦。她把自己锁在自己屋子里了，假如他有什么野蛮的举动，她就会把灯关掉然后再打开。”

“他不会碰她的，”我说，“他现在想的不是她。”

“我不信任他，老兄。”

“你准备等多久？”

“整整一夜，如果有必要的话。至少，等到他们都去睡觉。”

我忽然有了一个新的看法。假定汤姆知道了开车的是黛西，他或许会认为事出有因——他或许什么都会疑心。我看看那座房子；楼下有两三扇亮堂堂的窗户，还有二楼黛西屋子里映出的粉红色亮光。

“你在这儿等着，”我说，“我去看看有没有吵闹的迹象。”

我沿着草坪的边缘走了回去，轻轻跨过石子车道，然后踮起脚尖走上游廊的台阶。客厅的窗帘是拉开的，因此我看到屋子里是空的。我穿过我们三个月以前那个六月的晚上吃过晚餐的阳台，来到一小片长方形的灯光前面，我猜那是食品间的窗户。遮帘拉了下来，但我在窗台上找到了一个缝隙。

黛西和汤姆面对面坐在厨房的桌子两边，两人中间放着一盘冷的炸鸡，还有两瓶啤酒。他正在隔着桌子聚精会神地跟她说话，说得那么热切，他用手盖住了她的手。她不时抬起头来看看他，并且点头表示同意。

他们并不是快乐的，两人都没动鸡和啤酒——然而他们也不是不快乐的。这幅图画清清楚楚有一种很自然的亲密气氛，任何人也都会说他们俩在一同阴谋策划。

当我踮着脚尖走下阳台时，我听见我的出租汽车慢慢地沿着黑暗的道路向房子开过来。盖茨比还在车道上我刚才和他分手的地方等着。

“那上面一切都安静吗？”他焦急地问。

“是的，一切都安静。”我犹疑了一下。“你最好也回家去睡觉吧。”

他摇了摇头。

“我要在这儿一直等到黛西上床睡觉。晚安，老兄。”

他把两手插在上衣口袋里，热切地掉转身去端详那座房子，仿佛我的在场有损于他神圣的守望。于是我走开了，留下他站在月光里——空守着。

[1]
特里马尔乔：古罗马作家皮特罗尼斯作品《讽刺篇》中一个大宴宾客的暴发户。

[2]
托马斯·布坎农即上文的汤姆·布坎农。汤姆系托马斯的昵称。

[3]
木头人、盒子在原文里都和毕洛克西谐音。

[4]
孟菲斯：田纳西州的城市。

[5]
甜酒钵：游艇的名字。

/第八章/

我整夜不能入睡；一个雾笛在海湾上不停地呜呜响，我好像生病一样在狰狞的现实与可怕的噩梦之间辗转反侧。天快亮的时候我听见一辆出租汽车开上盖茨比的汽车道，我马上跳下床开始穿衣服——我觉得我有话要跟他说，有事要警告他，而早晨会太迟了。

我穿过他的草坪，看见他的大门还开着，他在门厅里靠着一张桌子站着，由于沮丧或者瞌睡而显得很颓唐。

“什么事也没发生，”他惨淡地说，“我等了，四点钟左右她走到窗口，站了一会儿，然后把灯关掉。”

那天夜里我们俩穿过那些大房间找香烟的时候，他的别墅在我的眼里显得特别巨大。我们推开帐篷布似的厚门帘，又沿着无尽头的黑暗墙壁瞎摸寻找电灯开关——有一次我轰隆一声摔在一架幽灵似的钢琴的键盘上。到处都是多得莫名其妙的灰尘，所有的屋子都是霉烘烘的，好像有很多日子没通过气似的。我在一张不熟悉的桌子上找到了烟盒子，里面还有两根走了味的、干瘪的纸烟。我们把客厅的落地窗打开，坐下来对着外面的黑夜抽烟。

“你应当走开，”我说，“他们会追查你的车子，这是肯定的。”

“现在走开，老兄？”

“到大西洋城

[1]

去待一个星期，或是往北到蒙特利尔

[2]

去。”

他不肯考虑。他绝不可能离开黛西，除非他知道她准备怎么办。他在抓着最后一线希望不放，我也不忍叫他撒手。

就是这天夜里，他把他跟丹·科迪度过的年轻时代的离奇故事告诉了我，因为“杰伊·盖茨比”已经像玻璃一样在汤姆的铁硬的恶意上碰得粉碎，那出漫长的秘密狂想剧也演完了。我想他这时什么都可以毫无保留地承认，但他只想谈黛西的事。

她是他所认识的第一个“大家闺秀”。他以前以各种未透露的身份也曾和这一类人接触过，但每次总有一层无形的铁丝网隔在中间。他为她神魂颠倒。他到她家里去，起先和泰勒营的其他军官一起去，后来单独前往。她的家使他惊异——他从来没进过这样美丽的住宅。但是其所以有一种扣人心弦的强烈的情调却是因为她住在那里——这房子对于她就像他在军营里的帐篷对于他一样的平淡无奇。这房子充满了引人入胜的神秘气氛，仿佛暗示楼上有许多比其他卧室都美丽而凉爽的卧室，走廊里到处都是赏心乐事，还有许多风流艳史——不是霉烘烘、用熏香草保存起来的，而是活生生的，使人联想到今年的雪亮的汽车，联想到鲜花还没凋谢的舞会。很多男人曾经爱过黛西，这也使他激动——这在他眼中增高了她的身价。他感到她家里到处都有他们的存在；空气中弥漫着仍然颤动的感情的阴影和回声。

但是，他明白他之所以能出入黛西家里纯粹是出于偶然。不管他作为杰伊·盖茨比会有何等的锦绣前程，目前他只是一个默默无闻、一文不名的青年人，而且他的军服——这件看不见的外衣随时都可能从他肩上滑落下来。因此他尽量利用他的时间。他占有了他所能得到的东西，狼吞虎咽，肆无忌惮——终于在一个静寂的十月的夜晚他占有了黛西，占有了她，正因为他并没有真正的权利去摸她的手。

他也许应该鄙视自己的，因为他确实用欺骗的手段占有了她。我不是说他利用了他那虚幻的百万家财，但是他有意给黛西造成一种安全感；让她相信他的出身跟她不相上下——相信他完全能够照料她。实际上，他并没有这种能力——他背后没有生活优裕的家庭撑腰，而且只要全无人情味的政府一声令下，他随时都可以被调到世界上任何地方去。

但是他并没有鄙视自己，事情的结果也出乎他的意料。他起初很可能打算及时行乐，然后一走了之——但是现在他发现他已经把自己献身于追求一种理想。他知道黛西不同寻常，但是他并没认识到一位“大家闺秀”究竟有多少不同寻常。她回到她那豪华的住宅里，回到她那丰富美满的生活，突然不见了，给盖茨比什么也没留下。他觉得他已经和她结了婚了，如此而已。

两天之后，他们俩再见面时，显得心慌意乱，似乎上当受骗的倒是盖茨比。她家凉台沐浴在灿烂的星光里；她转身让他吻她那张奇妙、可爱的嘴时，时髦的长靠椅的柳条吱吱作响。她着了凉，她的声音比平时更沙哑，更动人；盖茨比深切地体会到财富怎样禁锢和保存青春与神秘，体会到一套套衣装怎样使人保持清新，体会到黛西像白银一样皎皎发光，安然高踞于穷苦人激烈的生存斗争之上。

“我真没法向你形容我发现自己爱上了她以后感到多么惊讶，老兄。有一阵我甚至希望她把我甩掉，但她没有，因为她也爱我。她认为我懂很多事，因为我懂的和她懂的不一样……唉，我就是那样，把雄心壮志撇在一边，每一分钟都在情网里越陷越深，而且忽然之间我也什么都不在乎了。如果我能够告诉她我打算去做些什么而从中得到更大的快乐，那么又何必去做大事呢？”

在他动身到海外之前的最后一个下午，他搂着黛西默默地坐了很长的时间。那是一个寒冷的秋日，屋子里生了火，她的两颊烘得通红。她不时移动一下，他也微微挪动一下胳臂，有一次他还吻吻她那乌黑光亮的头发。下午已经使他们平静了一会，仿佛为了在他们记忆中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为第二天即将开始的长远的分离做好准备。她用无言的嘴唇拂过他上衣的肩头，或者他温柔地碰一碰她的指尖，仿佛她是在睡梦之中，他俩在这一月的相爱中从来没有像这样亲密过，也从来没有像这样深刻地互通衷曲。

他在战争中一帆风顺。还没上前线他就当到上尉，阿贡战役之后他就晋升少校，当上了师机枪连的连长。停战以后他急得发疯地要求回国，但是由于混乱或者误会，他却被送到了牛津。他现在烦恼了——因为黛西的信里流露出紧张的绝望情绪。她不明白他为什么不能回来。她开始感觉到外界的压力，因此她需要见他，需要感到有他在她身边，需要他安慰她，说她所做的事完全正确。

毕竟黛西还年轻，并且她那人为的世界充满了兰花、愉快的势利风尚和乐队——是那些乐队定当年的节奏，用新的曲调总结人生的哀愁和温情。萨克斯管通宵呜咽着《比尔街爵士乐》绝望的哀吟，同时一百双金银舞鞋扬起闪亮的灰尘。每天晚茶时分，总有一些房间由于这种低而甜的狂热而不停地震颤，同时鲜亮的面庞飘来飘去，好像是被哀怨的喇叭吹落在舞池里的玫瑰花瓣。

在这个朦胧的宇宙里，黛西随着社交忙季又开始活跃了；忽然间她又重新每天和五六个男人订五六次约会，到破晓才困顿不堪地入睡，夜礼服的珠子和薄绸同凋零的兰花缠在一起，丢在她床边的地板上。在这整个期间她内心深处渴望作出一个决定。她现在就要解决自己的终身大事，刻不容缓——而且这个决定必须由一股近在眼前的力量来作出——爱情啦、金钱啦、实实在在的东西。

那股力量在春天过了一半的时候，随着汤姆·布坎农的到来而出现了。他的身材和身价都很有分量，因此黛西也觉得很光彩。毫无疑问，有过一番思想斗争，后来也如释重负。盖茨比收到信时还在牛津。

这时长岛上已是黎明，我们走过去把楼下其余的窗子也都打开，让屋子里充满渐渐灰白、渐渐金黄的光线。一棵树的影子突然横投在露水上，同时幽灵般的鸟儿在蓝色的树叶中开始歌唱。空气中有一种慢慢的愉快的动静，还说不上是风，预示着凉爽宜人的天气。

“我相信她从来没爱过他，”盖茨比从一扇窗前转过身来，用挑战的神气看着我。“你一定得记住，老兄，她今天下午非常紧张。他跟她讲那些话的方式把她吓唬住了——他把我说成是一个一文不值的骗子。结果她几乎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

他闷闷不乐地坐了下来。

“当然她可能爱过他一会儿，在他们刚结婚的时候——就在那时也更加爱我，你明白吗？”

忽然间他说出了一句很奇怪的话。

“无论如何，”他说，“这只是个人的事。”

你怎么理解这句话呢，除非猜测在他对这件事的看法中有一种无法估量的强烈感情？

他从法国回来后，汤姆和黛西还在作结婚旅行，他痛苦不堪而又身不由主地用他军饷所余的最后的钱到路易斯维尔去了一趟。他在那里待了一个星期，走遍当年他俩在十一月的夜晚并肩散步的街道，又重访他俩当年开着她那辆白色汽车去过的那些偏僻地方。正如黛西家的房子在他看来一向比别的房子更加神秘和欢乐，现在路易斯维尔这个城市本身，虽然她已一去不回，在他看来还是弥漫着一种忧郁的美。

他离开的时候觉得，假使他更努力地去找的话，他也许可以找到她的——而现在他却留下她走了。三等车里很热——他现在一文不剩了。他走到敞篷的通廊，在一张折叠椅上坐下，接着车站溜了过去，一幢幢陌生的建筑物的背面移动过去。然后驶过春天的田野，一辆黄色电车在那里并排飞驰了一会工夫，电车上可能有人一度无意间在街头看见过她那张迷人的脸庞。

铁轨拐了一个弯，现在是背着太阳走，西沉的太阳光芒四射，似乎为这个慢慢消逝的、她曾生活过的城市祝福。他绝望地伸出手去，仿佛只想抓住一缕轻烟，从那个因为她而使他认为是最可爱的地方留下一个碎片。但是在他模糊的泪眼前面一切都跑得太快了，他知道他已经失去了其中的那一部分，最新鲜最美好的部分永远失去了。

我们吃完早饭走到外面阳台上去时已经九点钟了。一夜之间天气骤然变了，空气中已经有秋意。园丁，盖茨比的老用人中的最后一名，来到台阶前面。

“我今天准备把游泳池的水放掉，盖茨比先生。树叶很快就要开始落了，那样水管子就一定会堵塞。”

“今天不要搞，”盖茨比回答。他含有歉意地转身对着我。“你知道吗，老兄，我整个夏天从来没用过那个游泳池！”

我看了看我的表，站起身来。

“离我那班车还有十二分钟。”

我并不愿意进城去。我也没有精神干一点像样的工作，可是不仅如此——我不愿意离开盖茨比。我误了那班车，又误了下一班，然后才勉强离开。

“我给你打电话吧，”我最后说。

“一定，老兄。”

“我中午前后给你打电话。”

我们慢慢地走下了台阶。

“我想黛西也会打电话来的。”他神色不安地看着我，仿佛他希望我证实他的话。

“我猜想她会的。”

“那么，再见吧。”

我们握握手，然后我就走开。在我快走到树篱之前，我想起了一件事，于是又掉转身来。

“他们是一帮混蛋，”我隔着草坪喊道，“他们那一大帮子都放在一堆还比不上你。”

我后来一直很高兴我说了那句话。那是我对他说过的唯一的好话，因为我是彻头彻尾不赞成他的。他起先有礼貌地点点头，随后他脸上露出了那种喜洋洋的、会心的微笑，仿佛我们俩在这件事上早已进行了欢狂的勾结。他那套华丽的粉红色衣服衬托在白色的台阶上构成一片鲜艳的色彩，于是我联想起三个月前我初次来他的古色古香的别墅的那个晚上。当时他的草坪和汽车道上挤满了那些猜测他的罪愆的人们的面孔——而他站在台阶上，藏起他那永不腐蚀的梦，向他们挥手告别。

我感谢了他的殷勤招待。我们总是为这向他道谢——我和其他的人。

“再见，”我喊道。“谢谢你的早饭，盖茨比。”

到了城里，我勉强抄了一会那些不计其数的股票行情，后来就在我的转椅里睡着了。中午前不久电话把我吵醒，我吃了一惊，脑门上汗珠直冒。是乔丹·贝克；她时常在这个钟点打电话给我，因为她出入大饭店、俱乐部和私人住宅，行踪不定，我很难用任何其他办法找到她。通常她的声音从电话上传来总是清凉悦耳，仿佛一块草根土

[3]

从一片碧绿的高尔夫球场上飘进了办公室的窗口，但是今天上午她的声音却显得生硬枯燥。

“我离开了黛西的家，”她说，“我此刻在海普斯特德，今天下午就要到索斯安普敦去。”

她离开黛西的家可能是很得体的，但是她的做法却使我不高兴，接着她下面一句话更叫我生气。

“昨晚你对我不怎么好。”

“在那种情况下有什么关系呢？”

片刻的沉默。然后：

“不管怎样吧……我想见你。”

“我也想见你。”

“那么我就不去索斯安普敦，下午进城来，好不好？”

“不好……我想今天下午不行。”

“随你的便吧。”

“今天下午实在不可能。许多……”

我们就这样说了一会，后来突然间我们俩都不再讲话了。我不知道我们俩是谁把电话啪的一下挂掉，但我知道我毫不在乎了。我那天不可能跟她在茶桌上面对面聊天，即使她从此永远不跟我讲话也不行。

几分钟以后我打电话到盖茨比家去，但线给占了。我一连打了四次，最后，一个不耐烦的接线员告诉我这条线路在专等底特律的长途电话。我拿出火车时刻表来，在三点五十分那班车上画了个小圆圈。然后我靠在椅子上，想思考一下。这时才是中午。

那天早上乘火车路过灰堆时，我特意走到车厢的另外一边去。我料想那儿整天都会有一群好奇的人围观，小男孩们在尘土中寻找黑色的血斑，还有一个爱唠叨的人翻来覆去讲出事的经过，一直说到连他自己也觉得越来越不真实，他也讲不下去了，茉特尔·威尔逊的悲惨的结局也被人遗忘。现在我要倒回去讲一下前一晚我们离开车行之后那里发生的情况。

他们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她的妹妹凯瑟琳。她那天晚上一定是破了她自己不喝酒的规矩，因为她到达的时候已经喝得昏头昏脑的，无法理解救护车已经开到弗勒兴区去了。等他们使她明白了这一点，她马上就晕了过去，仿佛这是整个事件中最难以忍受的部分。有个人，或是好心或是好奇，让她上了他的车子，跟在她姐姐的遗体后面一路开过去。

直到午夜过去很久以后，还有川流不息的人拥在车行前面，同时乔治·威尔逊在里面长沙发上不停地摇来晃去。起先办公室的门是开着的，凡是到车行里面来的人都忍不住往里面张望。后来有人说这太不像话了，才把门关上。米切里斯和另外几个男人轮流陪着他；起先有四五个人，后来剩下两三个人。再到后来，米切里斯不得不要求最后一个陌生人再等十五分钟，让他回自己铺子里去煮了一壶咖啡。在那以后，他单独一个人待在那儿陪着威尔逊一直到天亮。

三点钟左右，威尔逊哼哼唧唧的胡言乱语起了质变——他渐渐安静了下来，开始谈到那辆黄色的车子。他宣布他有办法去查出来这辆黄车子是谁的，然后他又脱口说出两个月以前他老婆有一次从城里回来时鼻青脸肿。

但等他听到自己说出这事，他畏缩了一下，又开始哭哭啼啼地叫喊“我的上帝啊！”米切里斯笨口拙舌地想法子分散他的注意力。

“你结婚多久了，乔治？得啦，安安静静坐一会儿，回答我的问题。你结婚多久了？”

“十二年。”

“生过孩子没有？得啦，乔治，坐着别动——我问了你一个问题。你生过孩子没有？”

硬壳的棕色甲虫不停地往暗淡的电灯上乱撞。每次米切里斯听见一辆汽车在外面公路上急驰而过，他总觉得听上去就像是几个小时以前那辆没停的车。他不愿意走进汽车间去，因为那张停放过尸体的工作台上有血迹；他只好很不舒服地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还没到天亮他已经熟悉里面的每样东西了——不时地又坐在威尔逊身边想法让他安静一点。

“有没有一个你有时去的教堂，乔治？也许你已经好久没去过的？也许我可以打电话给教堂，请一位牧师来，他可以跟你谈谈，不好吗？”

“不属于任何教堂。”

“你应当有一个教堂，乔治，碰到这种时候就有用了。你从前一定做过礼拜的。难道你不是在教堂里结婚的吗？听着，乔治，你听我说。难道你不是在教堂里结婚的吗？”

“那是很久以前了。”

回答问题的努力打断了他来回摇摆的节奏——他安静了一会。然后和原先一样的那种半清醒半迷糊的表情又回到了他无神的眼睛里。

“打开那个抽屉看看，”他指着书桌说。

“哪一个抽屉？”

“那个抽屉——那一个。”

米切里斯打开了离他手边最近的那个抽屉。里面什么都没有，除了一根小小的贵重的狗皮带，是用牛皮和银缏制作的。看上去还是新的。

“这个？”他举起狗皮带问道。

威尔逊瞪着眼点点头。

“我昨天下午发现的。她想法子向我说明它的来由，但是我知道这件事蹊跷。”

“你是说你太太买的吗？”

“她用薄纸包着放在她的梳妆台上。”

米切里斯看不出这有什么古怪，于是他对威尔逊说出十来个理由为什么他老婆可能会买这条狗皮带。但是不难想象，这些同样的理由有一些威尔逊已经从茉特尔那里听过，因为他又轻轻地哼起“我的上帝啊！”——他的安慰者还有几个理由没说出口又缩回去了。

“那么他杀害了她，”威尔逊说，他的嘴巴突然张得大大的。

“谁杀害了她？”

“我有办法打听出来。”

“你胡思乱想，乔治，”他的朋友说，“你受了很大的刺激，连自己说什么都不知道了。你还是尽量安安静静地坐到天亮吧。”

“他谋杀了她。”

“那是交通事故，乔治。”

威尔逊摇了摇头。他眼睛眯成一条缝，嘴巴微微咧开，不以为然地轻轻“哼”了一声。

“我知道，”他肯定地说，“我是个信任别人的人，从来也不怀疑任何人有鬼，但是我一旦弄明白一件事，我心里就有数了。是那辆车子里的那个男人。她跑过去想跟他说话，但是他不肯停下来。”

米切里斯当时也看到这个情况了。但他并没想到其中有什么特殊的意义。他以为威尔逊太太是从她丈夫那里跑开，而并不是想拦住某一辆汽车。

“她怎么可能弄成那样呢？”

“她这人很深沉，”威尔逊说，仿佛这就回答了问题。“啊——哟——哟——”

他又摇晃起来，米切里斯站在旁边搓着手里的狗皮带。

“也许你有什么朋友我可以打电话请来帮帮忙吧，乔治？”

这是一个渺茫的希望——他几乎可以肯定威尔逊一个朋友也没有；他连个老婆都照顾不了。又过了一会他很高兴看到屋子里起了变化，窗外渐渐发蓝，他知道天快亮了。五点左右，外面天色更蓝，屋子里灯可以关掉了。

威尔逊呆滞的眼睛转向外面的灰堆，那上面小朵的灰云呈现出离奇古怪的形状，在黎明的微风中飞来飞去。

“我跟她谈了，”他沉默了半天以后喃喃地说，“我告诉她，她也许可以骗我，但她决骗不了上帝。我把她领到窗口，”他费劲地站了起来，走到后窗户面前，把脸紧贴在上面。“然后我说：‘上帝知道你所做的事，你所做的一切事。你可以骗我，但你骗不了上帝！’”

米切里斯站在他背后，吃惊地看到他正盯着T·J·埃克尔堡大夫的眼睛，黯淡无光，巨大无比，刚刚从消散的夜色中显现出来。

“上帝看见一切，”威尔逊又说了一遍。

“那是一幅广告，”米切里斯告诉他。不知是什么使他从窗口转开，回头向室内看。但是威尔逊在那里站了很久，脸紧靠着玻璃窗，向着曙光不住地点头。

等到六点钟，米切里斯已经筋疲力尽，因此听到有一辆车子在外面停下的声音时满心感激。来的也是昨天帮着守夜的一位，答应了要回来的，于是他做了三个人的早饭，他和那个人一同吃了。威尔逊现在比较安静，米切里斯就回家睡觉；四小时之后他醒过来，急忙又跑回车行，威尔逊已经不见了。

他的行踪——他一直是步行的——事后查明是先到罗斯福港，从那里又到盖德山，他在那里买了一块三明治，可是并没吃，还买了一杯咖啡。他一定很累，走得很慢，因为他中午才走到盖德山。一直到这里为他的时间作出交代并不难——有几个男孩子看到过一个“疯疯癫癫”的男人，还有几个路上开汽车的人记得他从路边上古里古怪地盯着他们。以后三小时他就无影无踪了。警察根据他对米切里斯说的话，说他“有办法查出来”，猜想他用那段时间在那带地方走遍各家车行，打听一辆黄色的汽车。可是始终并没有一个见过他的汽车行的人站出来说话，所以他或许有更容易、更可靠的办法去打听他所要知道的事情。到下午两点半钟，他到了西卵，在那里他问人到盖茨比家去的路。所以那时候他已经知道盖茨比的名字了。

下午两点钟盖茨比穿上游泳衣，留了话给男管家，如果有人打电话来，就到游泳池来给他送个信。他先到汽车房去拿了一个夏天供客人们娱乐用的橡皮垫子，司机帮他把垫子打足了气。然后他吩咐司机在任何情况下不得把那辆敞篷车开出来——而这是很奇怪的，因为前面右边的挡泥板需要修理。

盖茨比把垫子扛在肩上，向游泳池走去。有一次他停下来挪动了一下，司机问他要不要帮忙，但是他摇了摇头，再过一会就消失在叶子正在变黄的树木中了。

始终没有人打电话来，可是男管家午觉也没睡，一直等到四点——等到那时即使有电话来也早已没有人接了。我有一个想法：盖茨比本人并不相信会有电话来的，而且他也许已经无所谓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一定会觉得他已经失去了那个旧日的温暖的世界，为了抱着一个梦太久而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他一定透过可怕的树叶仰视过一片陌生的天空而感到毛骨悚然，同时发觉一朵玫瑰花是多么丑恶的东西，阳光照在刚刚露头的小草上又是多么残酷。这是一个新的世界，物质的然而并不真实，在这里可怜的幽魂，呼吸着空气般的轻梦，东飘西荡……就像那个灰蒙蒙的、古怪的人形穿过杂乱的树木悄悄地朝他走来。

汽车司机——他是沃尔夫山姆手下的一个人——听到了枪声，事后他可只能说他当时并没有十分重视。我从火车站把车子直接开到盖茨比家里，等我急急忙忙冲上前门的台阶，才第一次使屋里的人感到是出事了。但是我认为他们当时肯定已经知道了。我们四人，司机、男管家、园丁和我，几乎一言不发地急匆匆奔到游泳池边。

池里的水有一点微微的、几乎看不出的流动，从一头放进来的清水又流向另一头的排水管。随着隐隐的涟漪，那只有重负的橡皮垫子在池子里盲目地漂着。连水面也吹不皱的一阵微风就足以扰乱它那载着偶然的重负的偶然的航程。一堆落叶使它慢慢旋转，像经纬仪一样，在水上转出一道细细的红圈子。

我们抬起盖茨比朝着屋子里走以后，园丁才在不远的草丛里看见了威尔逊的尸体，于是这场大屠杀就结束了。

[1]
大西洋城：南部佐治亚州首府。

[2]
蒙特利尔：加拿大首都。

[3]
打高尔夫球时，球棒从场地上削起的一小块土。

/第九章/

事隔两年，我回想起那天其余的时间，那一晚以及第二天，只记得一批又一批的警察、摄影师和新闻记者在盖茨比家的前门口进进出出。外面的大门口有一根绳子拦住，旁边站着一名警察，不让看热闹的人进来，但是小男孩们不久就发现他们可以从我的院子里绕过来，因此总有几个孩子目瞪口呆地挤在游泳池旁边。那天下午，有一个神态自信的人，也许是一名侦探，低头检视威尔逊的尸体时用了“疯子”两个字，而他的语气偶然的权威就为第二天早上所有报纸的报道定了调子。

那些报道大多数都是一场噩梦——离奇古怪，捕风捉影，煞有介事，而且不真实。等到米切里斯在验尸时的证词透露了威尔逊对他妻子的猜疑以后，我以为整个故事不久就会被添油加醋在黄色小报上登出来了——不料凯瑟琳，她本可以信口开河的，却什么都不说，并且表示出惊人的魄力——她那描过的眉毛底下的两只坚定的眼睛笔直地看着验尸官，又发誓说她姐姐从来没见过盖茨比，说她姐姐和她丈夫生活在一起非常美满，说她姐姐从来没有什么不端的行为。她说得自己都信以为真了，又用手帕捂着脸痛哭了起来，仿佛连提出这样的疑问都是她受不了的。于是威尔逊就被归结为一个“悲伤过度精神失常”的人，以便这个案子可以保持最简单的情节。案子也就这样了结了。

但是事情的这个方面似乎整个都是不痛不痒、无关紧要的。我发现自己是站在盖茨比一边的，而且只有我一人。从我打电话到西卵镇报告惨案那一刻起，每一个关于他的揣测、每一个实际的问题，都提到我这里来。起初我感到又惊讶又迷惑；后来一小时又一小时过去，他还是躺在他的房子里，不动，不呼吸，也不说话，我才渐渐明白我在负责，因为除我以外没有任何人有兴趣——我的意思是说，那种每个人身后多少都有权利得到的强烈的个人兴趣。

在我们发现他的尸体半小时之后我就打了电话给黛西，本能地、毫不迟疑地给她打了电话。但是她和汤姆那天下午很早就出门了，还随身带了行李。

“没留地址吗？”

“没有。”

“说他们几时回来了吗？”

“没有。”

“知道他们到哪儿去了吗？我怎样能和他们取得联系？”

“我不知道；说不上来。”

我真想给他找一个人来。我真想走到他躺着的那间屋子里去安慰他说：“我一定给你找一个人来，盖茨比。别着急。相信我好了，我一定给你找一个人来……”

迈耶·沃尔夫山姆的名字不在电话簿里。男管家把他百老汇办公室的地址给我，我又打电话到电话局问讯处，但是等到我有了号码时已经早就过了五点，没有人接电话了。

“请你再摇一下好吗？”

“我已经摇过三次了。”

“有非常要紧的事。”

“对不起，那儿恐怕没有人。”

我回到客厅里去，屋子里突然挤满了官方的人员，起先我还以为是一些不速之客。虽然他们掀开被单，用惊恐的眼光看着盖茨比，可是他的抗议继续在我脑子里回响：

“我说，老兄，你一定得替我找个人来。你一定得想想办法。我一个人可受不了这个罪啊。”

有人来找我提问题，但是我脱了身跑上楼去，匆匆忙忙翻了一下他书桌上没锁的那些抽屉——他从没明确地告诉我他的父母已经死了。但是什么也找不到——只有丹·科迪的那张相片，那已经被人遗忘的粗野狂暴生活的象征，从墙上向下面凝视。

第二天早晨我派男管家到纽约去给沃尔夫山姆送一封信，信中向他打听消息，并恳请他搭下一班火车就来。我这样写的时候觉得这个请求似乎是多此一举。我认为他一看见报纸肯定马上就会赶来的，正如我认为中午以前黛西肯定会有电报来的——可是电报也没来，沃尔夫山姆先生也没到；什么人都没来，只有更多的警察、摄影师和新闻记者。等到男管家带回来沃尔夫山姆的回信时，我开始感到傲视一切，感到盖茨比和我可以团结一致横眉冷对他们所有的人。

亲爱的卡罗威先生：这个消息使我感到万分震惊，我几乎不敢相信是真的。那个人干的这种疯狂行为应当使我们大家都好好想想。我现在不能前来，因为我正在办理一些非常重要的业务，目前不能跟这件事发生牵连。过一些时候如有我可以出力的事，请派埃德加送封信通知我。我听到这种事后简直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感到天昏地暗了。

您的忠实的，

迈耶·沃尔夫山姆

下面又匆匆附了一笔：

关于丧礼安排请告知。又及：根本不认识他家里人。

那天下午电话铃响，长途台说芝加哥有电话来，我以为这总该是黛西了。但等到接通了一听却是一个男人的声音，很轻很远的。

“我是斯莱格……”

“是吗？”这名字很生疏。

“那封信真够呛，是不？收到我的电报了吗？”

“什么电报也没有。”

“小派克倒霉了，”他话说得很快。“他在柜台上递证券的时候给逮住了。刚刚五分钟之前他们收到纽约的通知，列上了号码。你想得到吗？在这种乡下地方你没法料到……”

“喂！喂！”我上气不接下气地打断了他的话。“你听我说——这不是盖茨比先生。盖茨比先生死了。”

电话线那头沉默了好久，接着是一声惊叫……然后咔哒一声电话就挂断了。

我想大概是第三天，从明尼苏达州的一个小城镇来了一封署名亨利·C·盖兹的电报。上面只说发电人马上动身，要求等他到达后再举行葬礼。

来的是盖茨比的父亲，一个很庄重的老头子，非常可怜，非常沮丧，这样暖和的九月天就裹上了一件蹩脚的长外套。他激动得眼泪不停地往下流，我从他手里把旅行包和雨伞接过来时，他不停地伸手去拉他那撮稀稀的花白胡须，我好不容易才帮他脱下了大衣。他人快要垮了，于是我一面把他领到音乐厅里去，让他坐下，一面打发人去搞一点吃的来。但是他不肯吃东西，那杯牛奶也从他哆哆嗦嗦的手里泼了出来。

“我从芝加哥报纸上看到的，”他说，“芝加哥报纸上全都登了出来。我马上就动身了。”

“我没法子通知您。”

他的眼睛视而不见，可是不停地向屋子里四面看。

“是一个疯子干的，”他说，“他一定是疯了。”

“您喝杯咖啡不好吗？”我劝他。

“我什么都不要。我现在好了，您是……”

“卡罗威。”

“呃，我现在好了。他们把杰米放在哪儿？”

我把他领进客厅里他儿子停放的地方，把他留在那里。有几个小男孩爬上了台阶，正在往门厅里张望；等到我告诉他们是谁来了，他们才勉勉强强地走开了。

过了一会儿盖兹先生打开门走了出来，他嘴巴张着，脸微微有点红，眼睛里断断续续洒下几滴泪水。他已经到了并不把死亡看作一件骇人听闻的事情的年纪，于是此刻他第一次向四周一望，看见门厅如此富丽堂皇，一间间大屋子从这里又通向别的屋子，他的悲伤就开始和一股又惊讶又骄傲的感情交织在一起了。我把他搀到楼上的一间卧室里；他一面脱上衣和背心，我一面告诉他一切安排都推迟了，等他来决定。

“我当时不知道您要怎么办，盖茨比先生……”

“我姓盖兹。”

“……盖兹先生。我以为您也许要把遗体运到西部去。”

他摇了摇头。

“杰米一向喜欢待在东部。他是在东部上升到他这个地位的。你是我孩子的朋友吗，先生？”

“我们是很知己的朋友。”

“他是大有前程的，你知道。他只是个年轻人，但是他在这个地方很有能耐。”

他郑重其事地用手碰碰脑袋，我也点了点头。

“假使他活下去的话，他会成为一个大人物的，像詹姆斯·J·希尔

[1]

那样的人。他会帮助建设国家的。”

“确实是那样，”我局促不安地说。

他笨手笨脚地把绣花被单扯来扯去，想把它从床上拉下来，接着就硬邦邦地躺下去——立刻就睡着了。

那天晚上一个显然害怕的人打电话来，一定要先知道我是谁才肯报他自己的姓名。

“我是卡罗威先生，”我说。

“哦！”他似乎感到宽慰。“我是克利普斯普林格。”

我也感到宽慰，因为这一来盖茨比的墓前可能会多一个朋友了。我不愿意登报，引来一大堆看热闹的人，所以我就自己打电话通知了几个人。他们可真难找到。

“明天出殡，”我说。“下午三点，就在此地家里。我希望你转告凡是有意参加的人。”

“哦，一定，”他急忙说。“当然啦，我不大可能见到什么人，但是如果我碰到的话。”

他的语气使我起了疑心。

“你自己当然是要来的。”

“呃，我一定想法子来。我打电话来是要问……”

“等等，”我打断了他的话。“先说你一定来怎么样？”

“呃，事实是……实际情况是这样的，我目前待在格林威治这里朋友家里，人家指望我明天和他们一起玩。事实上，明天要去野餐什么的。当然我走得开一定来。”

我忍不住叫了一声“嘿”，他也一定听到了，因为他很紧张地往下说：

“我打电话来是为了我留在那里的一双鞋。不知道能不能麻烦你让男管家给我寄来。你知道，那是双网球鞋，我离了它简直没办法。我的地址是B·F·……”

我没听他说完那个名字就把话筒挂上了。

在那以后我为盖茨比感到羞愧——还有一个我打电话去找的人竟然表示他是死有应得的。不过，这是我的过错，因为他是那些当初喝足了盖茨比的酒就大骂盖茨比的客人中的一个，我本来就不应该打电话给他的。

出殡那天的早晨，我到纽约去找迈耶·沃尔夫山姆；似乎用任何别的办法都找不到他。在开电梯的指点之下，我推开了一扇门，门上写着“字控股公司”，可是起先里面好像没有人。但是，我高声喊了几声“喂”也没人答应之后，一扇隔板后面突然传出争辩的声音，接着一个漂亮的犹太女人在里面的一个门口出现，用含有敌意的黑眼睛打量我。

“没人在家，”她说，“沃尔夫山姆先生到芝加哥去了。”

前一句话显然是撒谎，因为里面有人已经开始不成腔地用口哨吹奏《玫瑰经》。

“请说一声卡罗威先生要见他。”

“我又不能把他从芝加哥叫回来，对不对？”

正在这时有一个声音，毫无疑问是沃尔夫山姆的声音，从门的那边喊了一声“斯特拉”。

“你把名字留在桌上，”她很快地说，“等他回来我告诉他。”

“可是我知道他就在里面。”

她向我面前跨了一步，开始把两只手气冲冲地沿着臀部一上一下地移动。

“你们这些年轻人自以为你们随时可以闯进这里来，”她骂道，“我们都烦死了。我说他在芝加哥，他就是在芝加哥。”

我提了一下盖茨比的名字。

“哦……啊！”她又打量了我一下。“请您稍……您姓什么来着？”

她不见了。过了一会，迈耶·沃尔夫山姆就庄重地站在门口，两只手都伸了出来。他把我拉进他的办公室，一面用虔诚的口吻说在这种时候我们大家都很难过，一面敬我一支雪茄烟。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情景，”他说，“刚刚离开军队的一名年轻的少校，胸口挂满了在战场上赢得的勋章。他穷得只好继续穿军服，因为他买不起便服。我第一次见到他是那天他走进四十三号街怀恩勃兰纳开的弹子房找工作。他已经两天没吃饭了。‘跟我一块吃午饭去吧，’我说。不到半个钟头他就吃了四块多美元的饭菜。”

“是你帮他做起生意来的吗？”我问。

“帮他！我一手造就了他。”

“哦。”

“我把他从零开始培养起来的，从阴沟里捡起来的。我一眼就看出他是个仪表堂堂、文质彬彬的年轻人，等他告诉我他上过牛劲，我就知道我可以派他大用场。我让他加入了美国退伍军人协会，后来他在那里面地位挺高的。他一出马就跑到奥尔巴尼

[2]

去给我的一个主顾办了一件事。我们俩在一切方面都像这样亲密，”他举起了两个肥胖的指头，“永远在一起。”

我心里很纳罕，不知这种搭档是否也包括一九一九年世界棒球联赛那笔交易在内。

“现在他死了，”我隔了一会才说。“你是他最知己的朋友，因此我知道今天下午你一定会参加他的葬礼的。”

“我很想来。”

“那么，来就是啦。”

他鼻孔里的毛微微颤动，他摇摇头，泪水盈眶。

“我不能来……我不能牵连进去，”他说。

“没有什么事可以牵连进去的。事情现在都过去了。”

“凡是有人被杀害，我总不愿意有任何牵连。我不介入。我年轻时就大不一样——如果一个朋友死了，不管怎么死的，我总是出力出到底。你也许会认为这是感情用事，可是我是说到做到的——一直拼到底。”

我看出了他决意不来，自有他的原因。于是我就站了起来。

“你是不是大学毕业的？”他突然问我。

有一会儿工夫我还以为他要提出搞点什么“关系”，可是他只点了点头，握了握我的手。

“咱们大家都应当学会在朋友活着的时候讲交情，而不要等到他死了之后，”他表示说。“在人死以后，我个人的原则是不管闲事。”

我离开他办公室的时候，天色已经变黑，我在蒙蒙细雨中回到了西卵。我换过衣服之后就到隔壁去，看到盖兹先生兴奋地在门厅里走来走去。他对他儿子和他儿子的财物所感到的自豪一直在不断地增长，现在他又有一样东西要给我看。

“杰米寄给我的这张照片。”他手指哆嗦着掏出了他的钱包。“你瞧吧。”

是这座房子的一张照片，四角破裂，也给许多手摸脏了。他热切地把每一个细节都指给我看。“你瞧！”随即又看我眼中有没有赞赏的神情。他把这张照片给人家看了那么多次数，我相信在他看来现在照片比真房子还要真。

“杰米把它寄给我的。我觉得这是一张很好看的照片，照得很好。”

“非常好。您近来见过他吗？”

“他两年前回过家来看我，给我买下了我现在住的房子。当然，他从家里跑走的时候我们很伤心，但是我现在明白他那样做是有道理的。他知道自己有远大的前程。他发迹之后一直对我很大方。”

他似乎不愿意把那张照片放回去，依依不舍地又在我眼前举了一会工夫。然后他把钱包放了回去，又从口袋里掏出一本破破烂烂的旧书，书名是《牛仔卡西迪》。

“你瞧瞧，这本书是他小时候看的。真是从小见大。”

他把书的封底翻开，掉转过来让我看。在最后的空白页上端端正正地写着“时间表”几个字和1906年9月12日的日期。下面是：

个人决心

不要浪费时间去沙夫特家或（另一姓，字迹不清）

不再吸烟或嚼烟

每隔一天洗澡

每周读有益的书或杂志一册

每周储蓄五元（涂去）三元

对父母更加体贴

“我无意中发现这本书，”老头说，“真是从小见大，是不是？”

“真是从小见大。”

“杰米是注定了要出人头地的。他总是订出一些诸如此类的决心。你注意没有，他用什么办法提高自己的思想？他在这方面一向是了不起的。有一次他说我吃东西像猪一样，我把他揍了一顿。”

他舍不得把书合上，把每一条大声念了一遍，然后眼巴巴地看着我。我想他满以为我会把那张表抄下来给我自己用。

快到三点的时候，路德教会的那位牧师从弗勒兴来了，于是我开始不由自主地向窗户外面望，看看有没有别的车子来。盖茨比的父亲也和我一样。随着时间过去，用人都走进来站在门厅里等候，老人的眼睛开始焦急地眨起来，同时他又忐忑不安地说到外面的雨。牧师看了好几次表，我只好把他拉到一旁，请他再等半个钟头。但是毫无用处。没有一个人来。

五点钟左右我们三辆车子的行列开到墓地，在密密的小雨中在大门旁边停了下来——第一辆是灵车，又黑又湿，怪难看的，后面是盖兹先生、牧师和我坐在大型轿车里，再后面一点的是四五个用人和西卵镇的邮差坐在盖茨比的旅行车里，大家都淋得透湿。正当我们穿过大门走进墓地时，我听见一辆车停下来，接着是一个人踩着湿透的草地在我们后面追上来的声音。我回头一看，原来是那个戴猫头鹰眼镜的人，三个月以前的一天晚上我发现他看着盖茨比图书室里的书惊叹不已。

从那以后我没再见过他。我不知道他怎么会知道今天安葬的，我也不知道他的姓名。雨水顺着他的厚眼镜流下来，他只好把眼镜摘下擦一擦，再看着那块挡雨的帆布从盖茨比的坟上卷起来。

这时我很想回忆一下盖茨比，但是他已经离得太远了，我只记得黛西既没来电报，也没送花，然而我并不感到气恼。我隐约听到有人喃喃念道：“上帝保佑雨中的死者，”接着那个猫头鹰眼睛的人用洪亮的声音说了一声“阿门！”

我们零零落落地在雨中跑回到车子上。猫头鹰眼睛在大门口跟我说了一会话。

“我没能赶到别墅来，”他说。

“别人也都没能来。”

“真的！”他大吃一惊。“啊，我的上帝！他们过去一来就是好几百嘛。”

他把眼镜摘了下来，里里外外都擦了一遍。

“这家伙真他妈的可怜，”他说。

我记忆中最鲜明的景象之一就是每年圣诞节从预备学校，以及后来从大学回到西部的情景。到芝加哥以远的地方去的同学往往在一个十二月黄昏六点钟聚在那座古老、幽暗的联邦车站，和几个家在芝加哥的朋友匆匆话别，只见他们已经裹入了他们自己的节日欢娱气氛。我记得那些从东部某某私立女校回来的女学生的皮大衣以及她们在严寒的空气中嘁嘁喳喳的笑语，记得我们发现熟人时招手呼唤，记得互相比较收到的邀请：“你到奥德威家去吗？赫西家呢？舒尔茨家呢？”还记得紧紧抓在我们戴了手套的手里的长条绿色车票。最后还有停在月台门口轨道上的芝加哥—密尔沃基—圣保罗铁路的朦胧的黄色客车，看上去就像圣诞节一样地使人愉快。

火车在寒冬的黑夜里奔驰，真正的白雪、我们的雪，开始在两边向远方伸展，迎着车窗闪耀，威斯康星州的小车站暗灰的灯火从眼前掠过，这时空中突然出现一股使人神清气爽的寒气。我们吃过晚饭穿过寒冷的通廊往回走时，一路深深地呼吸着这寒气，在奇异的一个小时中难以言喻地意识到自己与这片乡土之间的血肉相连的关系，然后我们就要重新不留痕迹地融化在其中了。

这就是我的中西部——不是麦田，不是草原，也不是瑞典移民的荒凉村镇，而是我青年时代那些激动人心的还乡的火车，是严寒的黑夜里街灯和雪车的铃声，是圣诞冬青花环被窗内的灯火映在雪地的影子。我是其中的一部分，由于那些漫长的冬天我为人不免有点矜持，由于从小在卡罗威公馆长大，态度上也不免有点自满；在我们那个城市里，人家的住宅仍旧世世代代称为某姓的公馆。我现在才明白这个故事到头来是一个西部的故事——汤姆和盖茨比、黛西、乔丹和我，我们都是西部人，也许我们具有什么共同的缺陷使我们无形中不能适应东部的生活。

即使东部最令我兴奋的时候，即使我最敏锐地感觉到比之俄亥俄河那边的那些枯燥无味、乱七八糟的城镇，那些只有儿童和老人可幸免于无止无休的闲话的城镇，东部具有无比的优越性——即使在那种时候，我也总觉得东部有畸形的地方。尤其西卵仍然出现在我做的比较荒唐的梦里。在我的梦中，这个小镇就像埃尔·格列柯

[3]

画的一幅夜景：上百所房屋，既平常又怪诞，蹲伏在阴沉沉的天空和黯淡无光的月亮之下。在前景里有四个板着面孔、身穿大礼服的男人沿人行道走着，抬着一副担架，上面躺着一个喝醉酒的女人，身上穿着一件白色的晚礼服。她一只手耷拉在一边，闪耀着珠宝的寒光。那几个人郑重其事地转身走进一所房子——走错了地方。但是没人知道这个女人的姓名，也没有人关心。

盖茨比死后，东部在我心目中就是这样鬼影幢幢，面目全非到超过了我眼睛矫正的能力。因此等到烧枯叶的蓝烟弥漫空中，寒风把晾在绳上的湿衣服吹得邦邦硬的时候，我就决定回家来了。

在我离开之前还有一件事要办，一件尴尬的、不愉快的事，本来也许应当不了了之的。但是我希望把事情收拾干净，而不指望那个乐于帮忙而又不动感情的大海来把我的垃圾冲掉。我去见了乔丹·贝克，从头到尾谈了围绕着我们两人之间发生的事情，然后谈到我后来的遭遇，而她躺在一张大椅子里听着，一动也不动。

她穿的是打高尔夫球的衣服，我还记得我当时想过她活像一幅很好的插图，她的下巴很神气地微微翘起，她头发像秋叶的颜色，她的脸和她放在膝盖上的浅棕色无指手套一个颜色。等我讲完之后，她告诉我她和另一个人订了婚，别的话一句没说。我怀疑她的话，虽然有好几个人只要她一点头就可以结婚的，但是我故作惊讶。一刹那间我寻思自己是否正在犯错误，接着我很快地考虑了一番就站起来告辞了。

“不管怎样，还是你甩掉我的，”乔丹忽然说，“你那天在电话上把我甩了。我现在拿你完全不当回事了，但是当时那倒是个新经验，我有好一阵子感到晕头转向的。”

我们俩握了握手。

“哦，你还记得吗，”她又加了一句。“我们有过一次关于开车的谈话？”

“啊……记不太清了。”

“你说过一个开车不小心的人只有在碰上另一个开车不小心的人之前才安全吧？瞧，我碰上了另一个开车不小心的人了，是不是？我是说我真不小心，竟然这样看错了人。我以为你是一个相当老实、正直的人。我以为那是你暗暗引以为荣的事。”

“我三十岁了，”我说，“要是我年轻五岁，也许我还可以欺骗自己，说这样做光明正大。”

她没有回答。我又气又恼，对她有几分依恋，同时心里又非常难过，只好转身走开了。

十月下旬的一个下午我碰到了汤姆·布坎农。他在五号路上走在我前面，还是那样机警和盛气凌人，两手微微离开他的身体，仿佛要打退对方的碰撞一样，同时把头忽左忽右地转动，配合他那双溜溜转的眼睛。我正要放慢脚步免得赶上他，他停了下来，蹙着眉头向一家珠宝店的橱窗里看。忽然间他看见了我，就往回走，伸出手来。

“怎么啦，尼克？你不愿意跟我握手吗？”

“对啦。你知道我对你的看法。”

“你发疯了，尼克，”他急忙说，“疯得够呛。我不明白你是怎么回事。”

“汤姆，”我质问道，“那天下午你对威尔逊说了什么？”

他一言不发地瞪着我，于是我知道我当时对于不明底细的那几个小时的猜测果然是猜对了。我掉头就走，可是他紧跟上一步，抓住了我的胳臂。

“我对他说了实话，”他说，“他来到我家门口，这时我们正准备出去，后来我让人传话下来说我们不在家，他就想冲上楼来。他已经疯狂到可以杀死我的地步，要是我没告诉他那辆车子是谁的。到了我家里他的手每一分钟都放在他口袋里的一把手枪上……”他突然停住了，态度强硬起来。“就算我告诉他又该怎样？那家伙自己找死。他把你迷惑了，就像他迷惑了黛西一样，其实他是个心肠狠毒的家伙。他撞死了茉特尔就像撞死了一条狗一样，连车子都不停一下。”

我无话可说，除了这个说不出来的事实：事情并不是这样的。

“你不要以为我没有受痛苦——我告诉你，我去退掉那套公寓时，看见那盒倒霉的喂狗的饼干还搁在餐具柜上，我坐下来像小娃娃一样放声大哭。我的天，真难受……”

我不能宽恕他，也不能喜欢他，但是我看到，他所做的事情在他自己看来完全是有理的。一切都是粗心大意、混乱不堪的。汤姆和黛西，他们是粗心大意的人——他们砸碎了东西，毁灭了人，然后就退缩到自己的金钱或者麻木不仁或者不管什么使他们留在一起的东西之中，让别人去收拾他们的烂摊子……

我跟他握了握手；不肯握手未免太无聊了，因为我突然觉得仿佛我是在跟一个小孩子说话。随后他走进那家珠宝店去买一串珍珠项链——或者也许只是一副袖扣——永远摆脱了我这乡下佬吹毛求疵的责难。

我离开的时候，盖茨比的房子还是空着——他草坪上的草长得跟我的一样高了。镇上有一个出租汽车司机载了客人经过大门口没有一次不把车子停一下，用手向里面指指点点；也许出事的那天夜里开车送黛西和盖茨比到西卵的就是他，也许他已经编造了一个独出心裁的故事。我不要听他讲，因此我下火车时总躲开他。

每星期六晚上我都在纽约度过，因为盖茨比那些灯火辉煌、光彩炫目的宴会我记忆犹新，我仍然可以听到微弱的音乐和欢笑的声音不断地从他园子里飘过来，还有一辆辆汽车在他的车道上开来开去。有一晚我确实听见那儿真有一辆汽车，看见车灯照在门口台阶上。但是我并没去调查。大概是最后的一位客人，刚从天涯海角归来，还不知道宴会早已收场了。

在最后那个晚上，箱子已经装好，车子也卖给了杂货店老板，我走过去再看一眼那座庞大而杂乱的、意味着失败的房子。白大理石台阶上有哪个男孩用砖头涂了一个脏字眼儿，映在月光里分外触目，于是我把它擦了，在石头上把鞋子刮得沙沙作响。后来我又溜达到海边，仰天躺在沙滩上。

那些海滨大别墅现在大多已经关闭了，四周几乎没有灯火，除了海湾上一只渡船的幽暗、移动的灯光。当明月上升的时候，那些微不足道的房屋慢慢消逝，直到我逐渐意识到当年为荷兰水手的眼睛放出异彩的这个古岛——新世界的一片清新碧绿的地方。它那些消失了的树木，那些为盖茨比的别墅让路而被砍伐的树木，曾经一度迎风飘拂，低声响应人类最后的也是最伟大的梦想，在那昙花一现的神妙的瞬间，人面对这个新大陆一定屏息惊异，不由自主地堕入他既不理解也不企求的一种美学的观赏，在历史上最后一次面对着和他感到惊奇的能力相称的奇观。

当我坐在那里缅怀那个古老的、未知的世界时，我也想到了盖茨比第一次认出了黛西的码头尽头的那盏绿灯时所感到的惊奇。他经历了漫长的道路才来到这片蓝色的草坪上，他的梦一定似乎近在眼前，他几乎不可能抓不住的。他不知道那个梦已经丢在他背后了，丢在这个城市那边那一片无垠的混沌之中不知什么地方了，那里共和国的黑黝黝的田野在夜色中向前伸展。

盖茨比信奉这盏绿灯，这个一年年在我们眼前渐渐远去的极乐的未来。它从前逃脱了我们的追求，不过那没关系——明天我们跑得更快一点，把胳臂伸得更远一点……总有一天……

于是我们继续奋力向前，逆水行舟，被不断地向后推，被推入过去。

巫宁坤译

[1]
詹姆斯·J·希尔（1838—1916）：美国铁路大王。

[2]
奥尔巴尼（Albany）：纽约州首府。

[3]
埃尔·格列柯（约1541—1614）：西班牙画家。作品多用宗教题材，并用阴冷色调渲染超现实的气氛。

一

“还有坎贝尔先生在哪儿？”查利问。

“上瑞士去了。坎贝尔先生病得可厉害哪，韦尔斯先生。”

“我听到了真难受。还有乔治·哈特呢？”查利打听。

“回美国去了，去工作了。”

“还有那个雪鸟

[1]

呢？”

“他上礼拜还在这儿。反正他的朋友谢弗先生在巴黎。”

一年半以前那张很长的名单上的两个熟人的名字。查利在他的笔记本上潦草地写了个地址，把那一页撕了下来。

“你要是看到谢弗先生的话，把这交给他，”他说。“这是我连襟的地址。我还没有打定主意住哪一家旅馆。”

看到巴黎这么冷落，他并不真的感到失望。不过，里茨酒吧间这么静悄悄，倒是奇怪而叫人吃惊的。这不再是一个美国人的酒吧间了——他待在这儿觉得应该讲究礼貌，而不是好像他是这儿的主人。这儿归还给法国了。他一下出租汽车，看到那个看门的在用人的出入口跟一个旅馆里打杂差的聊天，就看到这种静悄悄的气氛，往常这个时候，看门的正忙得没命啊。

穿过走廊那会儿，在从前闹得沸沸扬扬的女盥洗室里，他只听到传来一个厌烦的声音。一拐进酒吧间，他按照老习惯，眼睛笔直向前看，走过那二十英尺绿地毯，然后一只脚稳稳地踩在酒吧柜下面的横档上，回过头去，打量全室，没想到只看见角落里从一张报纸上露出一双眨巴的眼睛。查利要找酒吧间侍者头儿保罗，那个保罗在证券大涨的后期坐着定造的自备汽车来上班——不过，他干得很有分寸，把汽车停在最近的街角旁。可是，今天保罗在他乡下的别墅里，只得由亚历克斯来告诉他消息。

“行了，不要了，”查利说，“我近来喝得少了。”

亚历克斯恭维他：“两年前，你可真能喝。”

“我确实能坚持少喝，”查利蛮有把握地向他说，“我到现在已经坚持了一年半以上了。”

“你看美国的情形怎么样？”

“我已经有几个月没到美国去了。我在布拉格做买卖，代表两三个企业，那儿的人不知道我的情况。”

亚历克斯微笑。

“还记得乔治·哈特在这儿举行的那次单身汉宴会吗？”查利说。“嗳，克劳德·费森登的情况怎么样？”

亚历克斯压低了声音，装出一副吐露机密的模样：“他在巴黎，可是他不再上这儿来了。保罗不准他进来。他喝的酒啊，吃的午饭啊，经常还吃晚饭哪，一年多没付钱，他一古脑儿欠了三万法郎。保罗最后说他得把账付清，谁知道他开了一张空头支票给保罗。”

亚历克斯伤感地摇摇头。

“我真不明白，这么一个呱呱叫的人。现在浑身浮肿了——”他用手做了一个大苹果的模样。

查利看到一伙尖声尖气的男妓在一个角落里坐下来。

“什么都影响不了他们，”他想。“股票有时候涨，有时候跌；人有时候闲逛，有时候工作，可是他们永远这个样。”这地方叫他憋得慌。他要了一副骰子，跟亚历克斯赌酒账。

“在这儿待得久吗，韦尔斯先生？”

“我在这儿待四五天，看看我的小女孩。”

“啊！你有个小女孩？”

外面，细雨霏霏，霓虹灯招牌仿佛在烟雾中映出火焰似的红光、煤气似的蓝光、幽灵似的绿光。这是下午比较晚的时候，条条街上熙来攘往；小酒馆里灯光暗淡，在嘉布遣会

[2]

修女大街的拐角上，他叫了一辆出租汽车。宏伟的粉红色协和广场在车窗外掠过；他们接下来就不可避免地越过塞纳河了，查利顿时感到塞纳河左岸那一派外省风光。

查利吩咐出租汽车开到歌剧院街，这并不是顺路。不过，他要看暮色苍茫中歌剧院的豪华的正面，想象那不停地奏着《缓慢曲》

[3]

开头几个小节的汽车喇叭声是第二帝国

[4]

的号声。人们正在关上勃伦塔诺书店前面的铁栅；迪瓦尔饭馆那一片具有中产阶级风味的整齐的小小树篱后面，已经有人在吃晚饭了。他从来没有在巴黎一家真正便宜的馆子里吃过一餐。五道菜的晚饭，四法郎五十生丁，只合十八美分，还包括酒哪。不知怎么的，他觉得惋惜从来没去吃过。

汽车一路向左岸驶去，他一下子感到外省气息，心里想：“我辜负了这座城市。我当时不认识，可是日子一天又一天过去，两年工夫完了，一切都完了，我也完了。”

他三十五岁，长得挺俊。眉心间有一条很深的皱纹，使他那张爱尔兰人的表情灵活的脸显得严肃起来。他在帕拉蒂纳路上他连襟的家门前按门铃的时候，那道皱纹显得更深，使他的眉毛也皱起来了；他的肚子里有一种痉挛的感觉。从开门的女用人后面，冲出一个可爱的九岁的小女孩，她尖声尖气地叫：“爹爹！”接着猛地扑到他的怀里，像条鱼似的欢蹦乱跳。她拉着他的一只耳朵，把他的头拉得转过来，她的脸颊贴着他的脸颊。

“我的吱吱喳喳的喜鹊，”他说。

“啊，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

她把他拉进客厅，一家人都在那儿等着，一个男孩和一个跟他的女儿一样年纪的小女孩、他的大姨子和她的丈夫。他招呼马里恩，小心地掌握着声调，既不显出假装的热情，也不显出厌恶。虽然她把注意力摆在他的女儿身上，尽最大的努力来冲淡她那永远不会改变的不信任神情，不过，她的反应还是比较直爽的不冷不热的态度。两个男人友好地紧紧握手，林肯·彼得斯还把手在查利的肩膀上放了一会儿。

房间里暖烘烘，而且是舒服的美国式摆设。三个孩子亲热地走来走去，穿过那通向其他房间的长方形黄色门框玩耍；熊熊的炉火发出的劈劈啪啪的声音，厨房里传来那种法国式的忙碌的声音，这显示出六点钟的时候的家庭欢乐。可是，查利并不轻松自在；他一直提心吊胆，只是从他的女儿那儿获得信心，她时不时地抱着他买给她的玩具娃娃，来到他身旁。

“真的好极了，”林肯问他的时候，他这样回答。“那儿有许多买卖不景气得很，可我们干得比什么时候都好。事实上，是好得不得了。我下个月要去美国把我的姐姐接出来，为我管家。我去年的收入比我有钱的时候更多。你知道，那些捷克人——”

他这样自吹自擂是有明确的目的的；可是说了一会儿，看到林肯的神情有一点不耐烦，他就改变话题了：

“你们的两个孩子真乖，有教养，懂礼貌。”

“我们认为霍诺丽娅也是个挺好的小女孩。”

马里恩·彼得斯从厨房里出来。她是个高个子女人，眼睛里流露出担心的神情，她从前也有过美国姑娘那种活泼可爱的风韵。查利可从来没有觉得过；人们在谈到她从前多么漂亮的时候，他老是感到惊奇。一开始，他们两人中间就有一种本能的冷淡。

“噢，你看霍诺丽娅怎么样？”她问。

“太好啦。我简直大吃一惊，她十个月长了这么许多。孩子们个个气色很好啊。”

“我们有一年没请教过医生了。你这次回巴黎觉得怎么样？”

“看到这儿美国人这么少，感到有点奇怪。”

“我可感到高兴，”马里恩气呼呼地说，“至少你现在能走进一家铺子，没人把你当百万富翁了。我们跟别人一样一直吃苦头，不过，整个说来，眼下愉快得多了。”

“可是，那会儿日子过得真美，”查利说。“咱们都有点像王公贵族，简直不可能犯错误，好像会魔法似的。今天下午，我在酒吧间里，”——他发觉说漏了嘴，迟疑了一下——“那儿我一个人也不认识。”

她狠狠地看了他一眼。“我原以为你酒吧间去够了呢。”

“我只待了一下。每天下午，我喝一杯，决不多喝。”

“吃晚饭以前，你要不要喝杯鸡尾酒？”林肯问。

“我每天下午只喝一杯，刚才已经喝过了。”

“我希望你坚持下去，”马里恩说。

她那冷冰冰的口气明显地流露出她的厌恶，可是查利只是微笑了一下；他有更大的打算。她这种气势汹汹的谈吐只有对他有利；他完全懂得要等待时机。他要他们先谈论他这一次来巴黎的目的，他的目的他们是知道的嘛。

吃晚饭的时候，他在捉摸霍诺丽娅到底像他呢，还是像她的妈，可是肯定不了。他们两人都有那种给自身带来灾难的气质；要是霍诺丽娅一点都没有，那才幸运哪。他心里涌起一阵强烈的想保护她的愿望。他以为自己知道该为她干些什么。他相信性格；他要退回整整一代去，重新相信性格是永远可贵的因素。其他的一切都是靠不住的。

吃罢晚饭不久，他就走了，不过不是回旅馆。他一心想用他那双比从前更清晰、更有判断力的眼睛看一看夜巴黎。他买了一张游乐场加座票，看约瑟芬·贝克

[5]

用她巧克力色的四肢和身体组成种种阿拉伯图案。

看了个把钟头，他走出来，向蒙马特

[6]

踱过去，走上皮加尔路，走进布朗歇广场。雨已经停了，几辆出租汽车在有歌舞表演的馆子前停下，汽车里走出穿夜礼服的人；妓女们独自个儿或是两个人一起在转悠，还有许多黑人。他经过一扇透出亮光的门，门里传来音乐，有一种熟悉的感觉，他就站住脚。那是布里克托普舞厅，他在那儿度过许多时光，还花过许多钱。走过去几家门面，他发现另一家从前常去的舞厅，莽莽撞撞地探进头去。一个巴不得有客人来的乐队马上奏音乐。一对职业的跳舞男女马上跳起身来；侍者头儿呢，赶紧向他跑来，嚷着说：“大批客人就要来啦，先生！”可是，他急忙退出来。

“你得喝得醉醺醺才会进去，”他想。

泽利咖啡馆已经关门，周围那些外表寒碜、路子不正的便宜旅馆都是黑沉沉的；布朗歇路上灯光比较多，还有一伙说着本地话的法国人。诗人地窖咖啡馆没有了，不过天堂咖啡馆和地狱咖啡馆的两张大嘴仍然张开着——在他看的时候，甚至还吞下了从一辆旅游车上走出来的稀稀拉拉几个客人——一个德国人、一个日本人，还有一对美国人，他们两人用惊慌的眼光向他瞟了一眼。

蒙马特竭尽全力，动足脑筋，就那么点儿本领。所有的欢乐场所和销金窟的排场都像小孩的游戏，规模局促；他突然懂得“挥霍”这个词儿的含义——那就是化为一阵清风，化有为无嘛。在夜晚那短短的几个钟头里，每从一个地方转到另一个地方是一次大大地提高身份，花的钱越多，越是可以慢条斯理地寻欢作乐。

他记得点一支曲子就给一个乐队一张一千法郎的钞票，叫看门的叫一辆出租汽车就扔给他一百法郎。

不过，钱不是白花的。

花掉的钱，哪怕是最荒唐地胡乱花掉的钱，都是奉献给命运的，那种命运使他可能不记得那些最值得记住的事情，那些他现在会永远记住的事情——他失去了抚养女儿的权利；他的妻子永远离开了他，躺在佛蒙特州的坟墓里。

在一家啤酒馆刺眼的灯光下，一个女人跟他搭话。他给她买了鸡蛋和咖啡，避开她盯着他的勾引的眼光，给她一张二十法郎的钞票，叫了一辆出租汽车回旅馆。

二

他睡醒过来，看到的是一个秋季的晴天——玩橄榄球的天气。昨天的沮丧无影无踪了，他喜欢街上的人们。中午，他坐在瓦泰尔大饭店里，霍诺丽娅的对面；只有想起这个馆子的时候，他不会回忆那些香槟酒宴会和从两点开始一直吃到暮色苍茫才结束的漫长的午饭。

“嗳，来点儿蔬菜怎么样？你不是该吃点蔬菜吗？”

“哦，好吧。”

“这儿有菠菜、花椰菜、胡萝卜和菜豆。”

“我喜欢花椰菜。”

“你吃两样蔬菜，好不好？”

“我吃午饭通常只吃一样蔬菜。”

那个侍者装出一副非常喜爱小孩的模样。“多么可爱的小姑娘！法语说得跟法国人一样好。”

“吃什么甜点呢？待会儿点怎么样？”

侍者走掉了。霍诺丽娅眼巴巴地望着她的爸爸。

“咱们要干些什么呢？”

“咱们待会儿先上圣奥诺雷路那家玩具店去，你爱什么就买什么。接下来，咱们到帝国剧院去看杂耍。”

她踌躇了一下。“我喜欢看杂耍，玩具店不用去了。”

“干吗不去。”

“哦，你已经给我买了这个玩具娃娃。”她随身带着哪。“再说，我的玩具着实不少嘛。何况咱们眼下算不上有钱人了，对不？”

“咱们从来不是有钱人。不过，今天你要什么都买给你。”

“好吧，”她顺从地同意。

她的妈在世，她还有个法国保姆那会儿，他有意严一些；可是现在他放松了，尽可能显出前所未有的宽容；他不得不既做她的爸爸，又做她的妈妈，一点也不能引起她对他的隔阂嘛。

“我想要跟你认识，”他一本正经地说。“首先，让我介绍一下自己。我叫查尔斯

[7]

·J·韦尔斯，住在布拉格。”

“啊，爹爹！”她格格地笑起来。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他坚持问下去；她马上也演起戏来：“霍诺丽娅·韦尔斯，住在巴黎帕拉蒂纳路。”

“有丈夫吗，还是单身？”

“没有，没有丈夫。单身。”

他指指那个玩具娃娃。“可是我看到你有一个孩子，太太。”

霍诺丽娅不愿意否认这个娃娃是她的，把它抱在胸口，很快想出了回答：“是啊，我有过丈夫，可是现在没有了。我丈夫去世了。”

他很快地接着说：“娃娃叫什么名字？”

“西蒙娜。按照我学校里最好的朋友的名字起的。”

“你在学校里成绩这么好，我感到很高兴。”

“这个月我第三名，”她夸口说。“埃尔西”——那是她的表姐——“只得到个十八名；理查德呢，差不多是末了一名。”

“你喜欢理查德和埃尔西吗？”

“啊，喜欢。我很喜欢理查德；埃尔西呢，也挺喜欢。”

他小心谨慎地，可是装得随随便便地问：“马里恩大姨妈和林肯姨夫——你更喜欢哪一个？”

“啊，我想，是林肯姨夫吧。”

他越来越感觉到她不简单。他们走进来的那会儿，背后有一阵低声的“……真可爱”；现在呢，旁边那张桌子的人都静下来听她说话，都瞪出了眼望着她，好像她是一朵没有知觉的鲜花似的。

“我跟你干吗不住在一起？”她突然问。“是因为妈妈去世了吗？”

“你得待在这儿，多学点法语。要做爹的照顾得你这么好有困难嘛。”

“我确实不再需要多少照顾。我样样都自己干。”

他们走出馆子的时候，出人意料地一男一女叫住了他们。

“唷，老韦尔斯！”

“你们好，洛兰。……邓克

[8]

。”

突然出现了往昔的幽灵：邓肯·谢弗，大学里的同学。洛兰·夸尔斯，一个三十岁的脸色苍白的金发美人；三年前，在那挥金如土的日子里，帮他们一个月过得像一天那样快的那一伙中就有她。

“我丈夫今年来不成啦，”她在回答查利的时候说。“我们穷得没命。所以他给我两百块钱一月，跟我说我靠这点儿钱也对付得了。……这是你的小女孩？”

“回进去坐一会儿怎么样？”邓肯问。

“不行。”他有个借口感到高兴。跟往常一样，他总是感觉到洛兰有一股热情的、挑逗的魅力，不过他自己的生活节奏现在不一样了。

“好吧，那一起吃晚饭怎么样？”她问。

“我没有空。把你们的地址留给我，让我打电话找你们。”

“查利，我相信你没喝醉。”她作出判断说。“我确实相信他没喝醉，邓克。拧他一把，看他醉没醉。”

查利把头向霍诺丽娅一扬。他们两人笑了。

“你的地址呢？”邓肯怀疑地问。

他踌躇了一下，不愿说出他住的旅馆的名字。

“我还没有借旅馆。还是我打电话给你们。我们现在上帝国剧院去看杂耍。”

“好啊！我也正想去看哪！”洛兰说。“我想看看小丑啊、走绳索的啊、变戏法的啊。咱们去看吧，邓克。”

“我们先得去办件事，”查利说。“也许咱们在那儿会遇见你们。”

“好吧，你这势利的家伙。……再见，漂亮的小姑娘。”

“再见。”

霍诺丽娅有礼貌地行了个屈膝礼。

不知道为什么，他讨厌这次偶然的会面。他们喜欢他，因为他在干正经事，因为他严肃地做人；他们想见他，因为现在他比他们坚强，因为他们想从他的力量中获得支持。

在帝国剧院里，霍诺丽娅骄傲地拒绝坐在她爸爸的折叠的大衣上。她已经是个有主见的人了，自己有一套规矩；查利越来越巴不得能够在她完全定形以前，使她的性格多少有点像他。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要想了解她是没有希望的。

幕间休息的时候，他们在门厅里遇见了邓肯和洛兰，那儿有一班乐队在演奏。

“去喝一杯？”

“好吧，不过，别上酒吧间。咱们去找一张桌子。”

“真是个十全十美的爸爸。”

查利一边恍恍惚惚地听着洛兰说话，一对望着霍诺丽娅的眼光从他们的桌子上移开；他跟着她的眼光在房间里看来看去，一心想看到什么，却拿不准她在看什么。他们两人的眼光遇上了，她露出微笑。

“我喜欢那柠檬水，”她说。

她说了些什么呢？他想望的是什么呢？后来，坐着出租汽车回去的时候，他把她拉到怀里，让她的头贴在他的胸脯上。

“宝贝，你想到过你的妈妈吗？”

“想，有时候想，”她含含糊糊地回答。

“我希望你别忘掉她。你有她的相片吗？”

“有，我想有的。反正马里恩姨妈有。你干吗希望我别忘掉她？”

“她生前非常爱你。”

“我也爱她。”

静默了一会儿。

“爹爹，我要跟你一起过，”她突然说。

他的心怦怦地跳了；他就是想要她这样提出来。

“你不是过得很愉快吗？”

“可不是，可是我最爱你。你呢，既然妈妈去世了，也最爱我，对不对？”

“那还用说。不过，你不会永远最爱我的，宝贝。你会长大成人，遇上一个跟你年纪相当的男人，跟他结婚，忘掉还有一个爹爹哪。”

“可不是，这话不假，”她平静地同意。

他没有走进房子。他九点钟再来；为了到时候谈他那件非谈不可的事情，他要保持精神抖擞。

“安全回家以后，你在那个窗口露露脸。”

“好吧。再见，爹，爹，爹，爹。”

他等在黑暗的街上，直到她在楼上的窗口露脸，神情热烈，满面红光，亲亲她自己的手指，把飞吻送进黑夜。

三

他们在等他开口。马里恩穿着一身庄严的夜礼服，这身打扮叫人依稀想到是丧服，她坐在咖啡器具后面。林肯走来走去，神情兴奋，看来他刚才一直在说话。他们跟他一样急于谈正题。他几乎是直截了当地提了出来：

“我想你们知道我来看你们为的什么事——我这次来巴黎的真正的用意是什么。”

马里恩摸着项链上的黑星，皱起了眉头。

“我巴不得马上有个家，”他接着说，“我也巴不得马上让霍诺丽娅待在那个家里。我感激你们为了她妈的缘故收留了她，可是情况现在改变了，”——他踌躇了一下，接着更有力地说下去——“拿我来说，有了根本性的变化，我要求你重新考虑一下这件事。我要是否认三年以前我行为不检点的话，那是愚蠢的——”

马里恩抬起头望他，眼光冷酷。

“——不过，那一切都过去了。上回我跟你说过，已经有一年多，我每天只喝一杯酒，这一杯我是有意喝的，免得酒在我想象里变得太了不起。你们懂得这种想法吗？”

“不懂，”马里恩干巴巴地说。

“这是我对自己耍的一种手段。这样来保持平衡。”

“我懂你的意思了，”林肯说。“你不想让酒对你有诱惑力。”

“可以这么说。有时候，我忘了，就不喝。可是，我还是设法喝这一杯。反正我所处的地位也没法拼命喝酒。我代表的那些企业对我的工作十分满意，我要把我的姐姐从伯林顿接出来，给我管家，我也非常想跟霍诺丽娅一起生活。你们知道，哪怕她的妈跟我闹得不愉快的时候，我们也从来不让任何事情影响霍诺丽娅。我知道她喜欢我；我也知道我照顾得了她，还有——好吧，事情就是这样。你们觉得该怎么办？”

他知道眼下他免不了挨一顿痛骂了。会骂上一两个钟头，这滋味可不好受；不过，他要是能捺住那不可避免的怨气，装出一副改邪归正的浪子的虚心的姿态，到头来，他可能达到目的。

要忍住性子，他对自己说。你并不要辨什么是非曲直；你要的是霍诺丽娅。

林肯先开口：“我们上个月收到你的信，就一直谈论这件事情。我们很高兴让霍诺丽娅住在这儿。她是个可爱的小女孩，我们挺乐意照顾她，不过，问题当然不在这儿——”

马里恩突然插嘴说：“查利，你能有多久不喝得醉貌咕咚？”她问。

“永久，我希望。”

“这话哪一个能相信？”

“你知道，我原来酒喝得不怎么凶，我不做买卖，上这儿来以后，什么事也没有，才大喝起来。那会儿，海伦和我到处转悠，跟一伙——”

“请别把海伦扯进去。听你这么说她，我受不了。”

他沉着脸看她。他一直说不准海伦生前这姐妹俩有多亲。

“我喝酒的时间只有一年半——从我们来到这儿起，直到我——身体垮掉。”

“这段时间够长了。”

“这段时间是够长了，”他表示同意。

“我是完全为了海伦才负起这个责任的，”她说。“我总是想她本来会要我干些什么。坦白地说，从那一宿你干出了那件岂有此理的事情，我心目中压根儿就没你这个人了。我没法改变自己的看法。她是我妹妹。”

“是啊。”

“她临终的时候，要求我照顾霍诺丽娅。当时，你要是不在疗养院里的话，事情可能会好一些。”

他没话可回答。

“我这辈子永远忘不了那天早晨海伦来敲我的门，浑身湿透，直打哆嗦，她说你把她锁在门外。”

查利双手紧紧抓住椅子的扶手。这比他料想的更不好受；他原想长篇大论地辩白和解释，可是他才开口说：“那一宿，我把她锁在外面——”就给她打断了：“要我再听一回，我受不了。”

沉默了一会儿，林肯说：“咱们扯开去了。你要马里恩放弃她的合法监护权，把霍诺丽娅交给你。我想关键在她是不是信任你。”

“我不怪马里恩，”查利慢腾腾地说，“不过，我认为她可以完全信任我。我过去一直行为正当，三年以前才开始生活放荡的。当然啦，我随时都可能变坏，这样想法也是合情合理的。可是，咱们等得太久，霍诺丽娅的童年就会过去，我就失去了有一个家的机会。”他摇摇头，“那我就干脆失去她了，你们难道不知道吗？”

“是啊，我知道，”林肯说。

“你以前怎么不想到这一切，”马里恩问。

“我想，我也时不时地想过，可是那会儿海伦跟我处得不愉快。我同意把孩子交给你们监护的时候，正仰面朝天躺在疗养院里，而且我的钱都在股票市场上蚀光了。当初，我知道自己的行为不检点；我想只要能让海伦安心，我什么都同意。可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我在正正经经地干活，而且我的行为好得没得命，就——”

“请别当着我面赌咒发誓，”马里恩说。

他望着她，大吃一惊。她说的话一句比一句凶，越来越明显地流露出她的反感。她把她对人生的一切恐惧砌成一堵墙，拿它来阻挡他。可能是几个钟头以前，她跟厨子拌过嘴吧，所以她才会这样琐碎地数落。查利想到让霍诺丽娅待在对他这么憎恨的气氛中，心里越来越慌了；这儿一句话，那儿摇摇头，这种憎恨早晚会暴露出来，霍诺丽娅的心中会被根深蒂固地埋下一些不信任的根苗。可是，他憋着一肚子火，不让它发作，脸上不露出一丝痕迹；他已经赢得先手，因为林肯发觉马里恩的谈吐荒谬，轻轻地问她，从什么时候起，她反对“没命”这个词儿。

“再说，”查利说，“我现在能给她一些特殊照顾。我要带一个法国家庭女教师到布拉格去。我已经租了一套新公寓——”

他停住嘴，发觉自己说漏了嘴。不可能指望他们对他的收入又比他们的高一倍会心平气和。

“我想你能比我们使她的生活过得更豪华，”马里恩说。“几年前，你在乱花钱的那会儿，我们过的是花十个法郎都得掂量一下的日子。……我猜想你又开始在这么干了。”

“啊，不，”他说。“我已经学乖了。当初我也苦苦干过十年，你也知道——直到跟许多人一样，在股票市场上交了好运。运气好极了。看来用不着再干什么了，我才不干的。不会再发生这种事情了。”

长时间的静默。他们三人都感到神经紧张，而查利呢，一年来第一次想喝一杯。他现在拿得稳林肯·彼得斯想要把孩子交给他的。

马里恩突然哆嗦起来；她多少能看到查利现在已经站稳脚跟；再说，她那做妈妈的感情也承认他的愿望是合情合理的；不过，她长期以来带有一种偏见——这种偏见的根源是她莫名其妙地不相信她的妹妹生活幸福，而在那个可怕的夜晚发生了那件叫人震惊的事情以后，她的偏见就变成对他的憎恨。这完全是因为当时她正巧身体有病，境况又不好，恶劣的心绪使她不由得不信确实有邪恶的行为和邪恶的人。

“我没法不这么想！”她突然叫起来。“你该对海伦的去世负多大的责任，我不知道。这件事你应该去跟你自己的良心核计。”

他像触电似的浑身感到一阵剧烈的痛苦；他有一刹那差一点跳起身来，一个没有发出来的声音硬憋在嗓子眼里。他好不容易才忍住性子没发作，一刹那，又是一刹那。

“别难受，”林肯过意不去地说，“我从来不认为这件事你有责任。”

“海伦是心脏有毛病才去世的，”查利愁眉苦脸地说。

“是啊，心脏有毛病。”马里恩说，好像这话对她有别的意思似的。

她发作以后也感到没劲了；这时，她才看清他，发现不知怎么的，他已经控制了局面。她向她丈夫瞟了一眼，从他那儿得不到帮助；突然她甘心认输了，好像这是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似的。

“你爱怎么办都行！”她从椅子上蹦起来，嚷着说。“她是你的孩子。我才不来碍你的事哪。她要是我的孩子的话，我情愿让她——”她硬是克制住自己。“你们俩决定吧。这种情况我受不了啦。我不舒服。我要去睡了。”

她匆匆忙忙地走出房间；过了一会儿，林肯说：

“这一天对她来说也够受的了。你知道她受的刺激有多深——”他的声音几乎像在赔不是。“一个女人脑子里有了想法以后啊！”

“那还用说。”

“事情会顺利起来的。我想她现在看到你——养得起孩子了，所以我们没有正当的理由妨碍你或者妨碍霍诺丽娅。”

“谢谢你，林肯。”

“我还是去看看她怎么样了。”

“我走了。”

他走到街上，还在打哆嗦，但是从波拿巴路一路走到码头区，精神振作了；当他越过塞纳河的时候，在码头上的灯光下，他生气勃勃，感到兴高采烈。不过，回到房间里，他睡不着。海伦的形象一直在他的脑子里出现；他原来多么爱海伦啊，直到他们毫无意义地糟蹋对方的爱情，把爱情扯成碎片。在那个马里恩记得清清楚楚的可怕的二月夜晚，两口子已经暗暗吵了几个钟头。在佛罗里达饭店，他们大闹了一场，接着他打算带她回去，可她去吻了坐在一张桌旁的小韦布；后来，她歇斯底里地胡言乱语。他独自个儿回家，简直气疯了，用钥匙锁上了门。他怎么能知道她一个钟头以后会独自个儿回来呢，又怎么能知道要下大雪，而她穿着便鞋在雪地里转悠，恍恍惚惚，连出租汽车都不叫呢？结果，她害了肺炎，好不容易才死里逃生，这简直像是个奇迹；接下来是一大堆担惊受怕的护理工作。他们“和好”了；不过，那是结局的开端。而马里恩亲眼目睹了这一幕活剧，而且想象她的妹妹还吃了许多苦头，她怎么忘得了呢。

回忆往事使他跟海伦格外亲近；天蒙蒙亮的时候，柔和的白色亮光悄悄地照在他的身上，他似醒非醒地跟她谈起话来了。她说他给霍诺丽娅的安排是再好都没有了，她要霍诺丽娅跟他在一起。她说她感到挺高兴，因为他一直规规矩矩，而且干得越来越好。她还说了许多话——非常亲密的话——可是他穿着白衣服坐在秋千上，秋千越荡越快，所以最后她说的那一切他都听不清楚了。

四

他醒过来，感到快活。生活的门又打开了。他为霍诺丽娅和自己制订计划，展望前景，为未来作出安排，可是他突然记起当初他和海伦制订的一切计划，不由得悲伤起来。当时她没有计划要死啊。现在才是最重要的——要有工作做，要有人可爱。不过，爱得过分也不行，因为他知道不管是做爸爸的对女儿，还是做妈妈的对儿子，爱得过了头，对他们会有多大的危害：将来，孩子长大成人，在找配偶的时候，会追求同样盲目的痴情，万一找不到，就会反对爱情和人生。

又是一个明朗、清新的日子。他打电话到林肯·彼得斯工作的银行里去问他，他回布拉格去的时候，能不能指望把霍诺丽娅带上。林肯认为没有理由拖延。只有一件事——合法的监护权。马里恩想要再保留一个时期。她被整个事情折腾得心乱如麻，要是她觉得还能控制一年局面的话，事情就会好办得多。查利表示同意，他只要那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孩子嘛。

接下来是找个家庭女教师的问题。查利坐在一家阴沉沉的职业介绍所里，跟一个急性子的贝亚恩女人和一个结实的布列塔尼乡下女人谈话，那两个人他都不中意。明天，他会去看一些其他应聘的女人。

他跟林肯·彼得斯在鹰首狮身兽饭店吃午饭，尽可能地不流露他欣喜的心情。

“千好万好，总没有自己的亲孩子好，”林肯说，“不过，你也该了解马里恩心里是什么滋味。”

“她已经忘了我在那边有七年是怎么苦干的

[9]

？”查利说。“她只记得那一宿。”

“另外还有原因哪。”林肯踌躇地说。“你跟海伦在欧洲各国寻欢作乐，胡乱花钱的那会儿，我们只能凑合着过日子。我没有从繁荣中捞到一点儿好处，因为我生来胆小，除了付人寿保险以外，从来不敢买什么证券。我想马里恩觉得世上的事有点不公道——你到后来连工作都不干，可越来越有钱。”

“来得容易去得快嘛，”查利说。

“可不是，一大部分落在旅馆里打杂差的啊、吹萨克斯管的啊，和侍者头儿的手里——唉，盛大的宴会已经散啦。我说这些只是说明马里恩对那些发疯似的年头的感受。你要是今晚六点马里恩还没有累的时候上我家来，咱们就把那些细节当场谈妥吧。”

回到旅馆，查利发现一封从里兹酒吧间转来的气压传送快信，他为了找一个人在那儿留下了地址。

亲爱的查利：

那天我们遇见你的时候，你真怪，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惹你生气了。要是有的话，我可是无意的。事实上，我这一年来一直非常惦记你，而且在我的心底里老是想我要是上这儿来的话，就可能遇见你。在那个疯狂的春天，咱们确实过得真痛快；譬如说，那一宿，你跟我偷肉铺的三轮车；还有一回，咱们打算去见总统，你戴着没有帽顶、只有帽边的旧礼帽，拿着一根铁丝手杖。近来好像人人都看上去变老了，可是我一点也不觉得老。今天，咱们在一起待一会儿，谈谈往日的乐事，好不好？我眼下还宿醉未醒，不过到了下午会好的；在五点左右，我会到里兹那个活地狱来找你的。

永远忠诚的

洛兰

他的第一个感觉是害怕，他这个成年人确实偷过一辆三轮车，带着洛兰，在深夜到天亮那段时间里蹬着车转遍了星形广场。他回忆起来简直是一场梦魇。把海伦锁在门外，这件事同他平时的行为倒对不上号；可是偷三轮车这一类事情却对得上号——他可干过不知多少回啊。要过多少个礼拜、多少个月的放荡生活才会落到这么无法无天的地步呢？

他极力想象洛兰当年给他的印象——非常有诱惑力。海伦对这事感到不高兴；不过，她什么也不说。昨天，在馆子里，洛兰看来俗气、臃肿和憔悴。他特别不想见她；亚历克斯没把他旅馆的地址说出去，他感到高兴。他想起了霍诺丽娅，想到跟她一起度过的那些礼拜天，想到他向她说早晨好，想到他知道她夜晚睡在他的房子里，在黑暗中鼻息均匀，心里就轻松了。

五点钟，他坐了出租汽车，给彼得斯一家子买了礼物——一个逗人的布娃娃、一盒罗马士兵、送给马里恩的鲜花，还有送给林肯的麻纱大手绢。

他来到那套公寓，看出马里恩已经接受这不可避免的安排了。她现在招呼他，就像他是这一家子的一个难对付的亲人，而不像一个来意不善的外人。霍诺丽娅已经听说，她要走了；查利高兴地看到她机伶地掩饰她那极度喜悦的心情。只有坐在他膝上的那会儿，她才悄悄地透露了自己的欣悦，并且问了声：“什么时候？”接着，她就溜下去，跟别的孩子一起去玩了。

他和马里恩在房间里单独待了一会儿；他一时冲动，大胆地脱口而出：

“家庭纠纷是痛苦的事情。吵到哪儿是哪儿，没个准谱儿。这种事情不像疼痛或是伤口，而像皮肤开裂，因为没法弥补，裂口就收不成。我希望你我的关系能好起来。”

“有些事情是很难忘的，”她回答。“这是个信任问题。”这句话他没法回答；不一会儿，她问：“你什么时候打算带她走？”

“我一找到家庭女教师就走。我希望在后天。”

“这再怎么也来不及。我得给她准备得像样些。最快得礼拜六。”

他答应了。林肯回进房间，问他可要喝酒。

“我喝每天那杯威士忌。”

这儿暖烘烘的，是个家，大伙儿围着炉火。孩子们觉得很安全和了不起；妈妈和爸爸是认真的，处处关心孩子。他们要为孩子们做的事情比接待他的来访更重要。归根结蒂，一调羹药水比马里恩跟他自己的紧张关系更重要。他们不是迟钝的人，可是已经深深地陷入生活和环境的罗网。他拿不稳自己能不能拉林肯一把，帮他脱离银行中那老一套的刻板工作。

传来一阵长长的门铃声；那个样样干的女用人穿过房间，走进过道。又是一阵长长的门铃声，门开了，接下来是说话的声音。客厅里的三个人都眼巴巴地抬头望着；理查德走到看得见过道的地方；马里恩站起了身子。接着，那个女用人回进来了，后面紧跟着一片说话声，在灯光下，终于现出了邓肯·谢弗和洛兰·夸尔斯。

他们神情欢乐，吵吵嚷嚷，哈哈大笑。一刹那，查利吓呆了，他不知道他们怎么打听到了彼得斯的地址。

[10]

“啊！”邓肯淘气地对查利摇着一个手指头。“啊！”

他们又发出一阵大笑。查利焦急而狼狈，急忙跟他们握握手，把他们介绍给林肯和马里恩。马里恩点点头，简直一声不吭。她向壁炉前倒退了一步；她的小女孩站在她身旁；马里恩呢，一条胳膊搂着她的肩膀。

查利对他们这样闯进来越来越恼火，等他们说明来意。邓肯集中了一下思想，说：

“我们来请你出去吃晚饭。洛兰和我坚决要求你再也别像捉迷藏似的来这一套隐瞒地址的把戏了。”

查利向他们走近些，好像要逼他们退到过道里去似的。

“对不起，我不能去。告诉我你们上哪儿，我在半个钟头以后打电话给你们。”

这话压根儿不起作用。洛兰突然在一张椅子边上坐下来，眼光盯着理查德看，嚷着说：“啊，多漂亮的小男孩！来，小男孩。”理查德向他妈妈瞟了一眼，可是人没有动。只见洛兰耸耸肩膀，向查利转过身去：

“去吃饭吧。你的亲戚绝不会介意的。真是难得见到你啊。没想到你这么一本正经的。”

“我不能去，”查利厉声说。“你们俩去吃晚饭，我打电话来。”

她的声音一下子变得不愉快了。“好吧，我们走。可是我记得有一回清早四点，你砰砰地砸我的门，我可是挺讲交情，给你喝一杯哪。走吧，邓克。”

他们动作缓慢，脚步踉跄，臃肿的脸绷着，退到过道里。

“再见，”查利说。

“再见！”洛兰咬牙切齿地说。

他回进客厅，马里恩一步也没有动过，不过这时她的另一条胳膊搂着她的儿子。林肯还在把霍诺丽娅摇来摇去，像钟摆那样一来一回的摆动。

“真无耻！”查利大发脾气。“简直无耻透顶！”

两口子都没有回答。查利猛地坐在一张扶手椅上，拿起酒杯，又放下来，说：

“我两年没见的人，竟然这么死皮赖脸——”

他突然停住嘴。马里恩急促而怒气冲冲地发了一声“啊！”猛地背过身去，走出房间。

林肯小心谨慎地放下霍诺丽娅。

“你们几个孩子先进去喝汤，”他说；等他们依从地进去以后，他对查利说：

“马里恩身子不好，她受不了惊吓。这号人确实会使她发病。”

“我没有要他们上这儿来啊。不知道他们向哪一个人打听到了你的地址。他们有意——”

“唉，太糟糕了。这对事情没有好处。对不起，我失陪一下。”

剩下查利一个人，他紧张地坐在椅子上。他听得见孩子们在隔壁房间里吃饭，短短地交谈，已经把刚才大人们的那一场争吵忘掉。他听到隔得更远的一个房间里有低低的谈话声，接着是叮的一响，有人拿起电话听筒的声音；他慌慌张张地走到房间的另一头去，避免无意中听到什么。

林肯很快回来了。“喂，查利。我想今天的晚饭还是取消了吧。马里恩病倒了。”

“她生我的气了吧？”

“有点儿，”他说，口气挺生硬，“她身子骨单薄，而且——”

“你的意思是说，关于霍诺丽娅的事她改变主意了。”

“她眼下一肚子气。我不知道她怎么想法。你明天打电话到我的银行里来跟我谈吧。”

“我希望你向她说明一下，我做梦也想不到那两个人居然会上这儿来。我跟你们一样恼火。”

“我现在什么也没法向她说明。”

查理站起身来。他拿着大衣和帽子，正要在过道上走出去。接着，他开了餐室的门，声调不自然地说：“再见，孩子们。”

霍诺丽娅站起来，绕过桌子，搂住他。

“再见，乖心肝，”他含含糊糊地说，接着他尽可能使自己的声音显得比较柔和，尽可能在讨好什么似的说：“再见，亲爱的孩子们。”

五

查利怒气冲冲地直冲里兹酒吧间，一心想找到洛兰和邓肯，可是他们不在那儿；后来，他发觉自己也拿他们没有什么办法。他在彼得斯家没有喝那杯酒；这时候，他要了一杯威士忌苏打。保罗走过来招呼他。

“变化真大啊，”他感伤地说，“我们的买卖几乎只有以前的一半。我听说美国有许多人都蚀光了，也许逃过了第一次大跌风，可躲不过第二次。你的朋友乔治·哈特听说蚀得一个子儿都没有了。你回美国了吗？”

“不，我在布拉格做买卖。”

“我听说你在大跌风中也蚀了不少。”

“可不是，”接着他咬牙切齿地加了一句，“可是我在大涨风中就把我要的一切蚀光了。”

“做了空头？”

“大致是这样。”

他不由自主地回忆起那些往事，那简直像是一场梦魇——那些他们在旅行的时候遇见的人，接下来是那些一行数字都加不成、一句连贯的话都说不成的人。在轮船的舞会上，海伦同意跟那个小个子跳舞，那个人却在离餐桌十英尺的地方侮辱她；妇人和姑娘喝醉了酒，吸了毒，尖声叫嚷，从公共场所被人抬出去——

——男人们把他们的妻子锁在门外，因为一九二九年的雪不是真正的雪。你要是想不算它是雪的话，付点钱就行。

他走去打电话到彼得斯的公寓里去；林肯来接电话。

“我打电话来是因为这件事一直挂在心上。马里恩有明确的意见吗？”

“马里恩病了，”林肯简短地回答。“我知道事情完全不是你的责任，可是我不能让她精神崩溃。我怕咱们得把这事搁上半年再说；我不敢担这个风险，害她再受到这样严重的刺激。”

“我懂得。”

“对不起，查利。”

他回到桌旁。他杯子里的威士忌喝光了；亚历克斯用探询的眼光望着杯子，他摇摇头。眼下，他可做的事情不多了，只剩下给霍诺丽娅买些东西差人送去。明天，他要差人给她送去许多东西。他相当生气地想着，那只是钱罢了——他给过多少人钱啊。……

“不，不喝了，”他对另一个侍者说。“我该付你们多少？”

有一天，他会回来的；他们没法让他永远付账。可是他要自己的孩子，而且现在，除此以外，别的都算不了什么了。他不再年轻，也不再有个人的美妙的念头和梦想。他完全能肯定海伦不会要他这么孤独。

鹿金译

[1]
这是一个吸毒者的外号。

[2]
天主教方济各会的一个分支。

[3]
《缓慢曲》：法国作曲家德彪西（1862—1918）所作曲名。

[4]
指拿破仑三世当国王的法兰西第二帝国（1851—1870），当时社会畸形繁荣，民风浮华。

[5]
约瑟芬·贝克（1906—1975）：美国黑人女歌唱家和舞蹈家，长期在巴黎演出，被认为是美国“热烈的爵士”的化身。1937年入法国籍。

[6]
蒙马特：巴黎北部一个区，以咖啡馆和夜生活闻名于世。

[7]
查尔斯：查利的正式称呼。

[8]
邓克：邓肯的爱称。

[9]
那边指美国。上文查利说十年，此处说七年，是作者误记。

[10]
此处作者误记。小说开始时，作者即叙述查利托里茨酒吧间侍者将写有林肯·彼得斯的地址的纸条转交邓肯·谢弗。

一

礼拜天——算不上是一天，倒更像其他两天中间的一个缺口。对他们大伙儿来说，布景和连续镜头啊、在摇晃着传声筒的长杆下漫长的等待啊、一天开百把英里汽车横穿一个县打来回啊、在会议室里勾心斗角地比巧思啊、没完没了的妥协啊、许多名人为生活搏斗所造成的冲突和紧张关系啊，这些暂时都被撂在一边了。可这会儿是礼拜天，私生活又一下子开始了，他们的眼睛变得闪闪发亮，上一天下午他们都还眼光呆滞、没精打采的哪。随着时间过去，他们像一家玩具店里的“玩偶仙女”

[1]

那样慢腾腾地醒过来了。情人们在角落里热情地谈话后，溜到过道上去亲热了。人人都有这样的感觉：“赶快，现在还不太晚，不过，看在老天分上，赶快，免得白白浪费了这四十个幸福的空闲钟头。”

乔尔·科尔斯当时正在写电影分镜头剧本。他二十八岁，还没有给好莱坞挫了锐气。六个月以前，他到这儿以后，一直干着被认为是美差的活儿；而他呢，也热心地交出分镜头和连续镜头的剧本。他谦虚地自称是个雇佣作家，但是事实上并不以为是这样。他的母亲从前是个成功的女演员；乔尔在伦敦和纽约间度过童年，想方设法地区别现实和非现实，或者说至少要让一种猜测占上风。他是个漂亮的男人，有一双讨人喜欢的深棕色眼睛，一九一三年从他母亲的脸上盯着百老汇的观众看的就是一双这样的眼睛。

当他接到邀请的时候，这件事情使他肯定他正在出人头地。他通常礼拜天不出去，而是滴酒不喝，把工作带回家来。近来，他们居然给了他一个尤金·奥尼尔

[2]

的剧本，这是准备给一个非常显赫的女演员拍摄的。到目前为止，他所做的一切都使迈尔斯·卡尔曼中意，而迈尔斯·卡尔曼是这家电影制片厂里唯一不在监督人底下工作而是只向投资人负责的导演。在乔尔的生涯中，一切都显得很顺利。（“我是卡尔曼先生的秘书。你能来参加礼拜天四点到六点的茶会吗——他住在贝弗利希尔斯

[3]

，门牌号码是……”）

乔尔感到很荣幸。这将是一个最高级的社会名流的茶会。拿他自己来说，这是表示对一个大有前途的年轻人的赞扬。马里恩·戴维斯

[4]

那一伙、显赫的人、有钱的人，也许甚至迪特里奇

[5]

和嘉宝

[6]

，还有那个女侯爵，这些并不是到处可以看到的人，都可能到卡尔曼的家里来。

“我决不会拿起酒杯的，”他向自己保证。卡尔曼时常说他讨厌酒鬼，认为企业里没有他们不行，真遗憾。

乔尔同意这个看法：作家们喝酒喝得太多——他自己也这样，不过那天下午，他决不喝。他希望在鸡尾酒端上来的时候，迈尔斯能听到他简单而客气地说：“谢谢你，不要。”

迈尔斯·卡尔曼的住宅盖得适合于情绪激动的伟大时刻——它看上去好像在倾听，遥远而寂静的深景中好像隐藏着观众似的，不过这天下午，那儿是拥挤的，那些人好像是招来的，而不是请来的。乔尔骄傲地注意到，电影制片厂里的其他作家，只有两个在人群里；一个是有爵位的英国人，另一个呢，乔尔有点惊奇，是纳特·基奥，他引起过卡尔曼对酒鬼不耐烦的批评。

斯特拉·卡尔曼（就是斯特拉·沃克，那还用说）跟乔尔说话以后，没有走开去招待别的客人。她拖延着不愿走开——她望着他，显出那种有点要求奉承的美丽的神情，乔尔很快地发挥他母亲遗传给他的演戏才能：

“唷，你看上去约摸只有十六岁光景！你的儿童车在哪儿？”

看得出她挺高兴；她拖延着不愿走。他觉得自己应该再说几句，说几句互相信得过的、轻松愉快的话——他第一回遇见她的那会儿，她在纽约困难地争取当个在台上只有三言两语的小角色。这时候，一个盘子悄悄地端上来，斯特拉把一杯鸡尾酒送到他手里。

“人人都感到害怕，对不？”他一边说，一边心不在焉地望着酒杯。“人人都在注意别人的差错，要不，就想方设法地让他们自己跟那些会给他们带来荣誉的人挨在一起。当然啦，在你家里情况不是这样，”他赶紧为自己掩饰。“我只是泛指好莱坞的情况罢了。”

斯特拉表示同意。她给乔尔介绍了几个人，好像他是个了不起的大人物似的。乔尔确信迈尔斯在房间的另一边，于是把鸡尾酒喝了。

“原来你有了一个孩子？”他说。“这是得注意提防的时候。一个漂亮的女人生了第一个孩子以后，是非常脆弱的，因为她想要重新对自己的魅力产生信心。她势必要得到哪一个新的男人的全心全意的热爱，来证明她丝毫没有损失她从前的美貌。”

“我从来没有得到过全心全意的热爱，”斯特拉有点怨恨地说。

“他们怕你的丈夫。”

“你以为是这个原因吗？”她皱起眉头思索这个想法；接着，谈话被打断了，正好是乔尔挑中的时刻。

她的殷勤给了他信心。他可不该去跟那些太太平平的人混在一起，悄悄地去躲在他在这个房间里看到的那些熟人保护下。他走到窗口前，向外望着太平洋，在懒洋洋的夕照下它显得色彩暗淡。这儿真不错——什么美国的里维埃拉

[7]

啊，以及诸如此类的说法，要是有时间待在这儿享乐的话。房间里有相貌漂亮、衣着讲究的人们和可爱的姑娘们，还有——可不是，有可爱的姑娘们。你不能样样都有嘛。

他看着斯特拉那张红润的男孩脸，她一个眼睑老是疲倦地稍微耷拉在眼睛上，在她的客人中间走来走去；他想要跟她长时间地坐在一起谈话，好像她不是个名女人，而是个姑娘似的；他跟在她后面看她对别人是不是跟对他一样殷勤。他又拿了一杯鸡尾酒——倒不是因为他需要信心，而是因为她给了他这么大的信心。接着，他坐在那位导演的母亲身旁。

“你的儿子一定会成为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卡尔曼太太——预言家和决定命运的人

[8]

这样的大人物。我个人反对他，不过没人支持我。你认为他怎么样？他给你的印象深刻吗？他这么飞黄腾达，你感到惊奇吗？”

“不，我并不感到惊奇，”她平静地说。“我们一直料到迈尔斯是大有前途的。”

“嘿，这可是异乎寻常啊，”乔尔议论说。“我一直认为所有的母亲都像拿破仑的母亲。我的母亲原来不想让我干任何跟娱乐行业有关的工作。她想让我进西点军校，过稳定的生活。”

“我们一直对迈尔斯有充分的信心。”……

他跟那个脾气温和、喝酒很凶、收入很高的纳特·基奥一起站在餐厅里那个嵌在墙上的酒吧柜前。

“——我这一年挣了十万块，输掉了四万块，所以现在我雇了一个经理。”

“你的意思是说雇了一个代理人，”乔尔提醒他。

“不是，我也雇了个代理人。我的意思是说，雇了个经理。我把一切都交给我的妻子，于是他和我的妻子取得一致意见，才把钱给我。我付给他五千块一年，让他把我自己的钱给我。”

“你的意思是说你的代理人。”

“不，我的意思是说我的经理，而且这样做的不止只有我一个人——许多不负责的人都雇他。”

“不过，你要是不负责的话，干吗挺负责地雇了个经理？”

“我只是赌起钱来就不负责了。喂，瞧——”

一个歌唱家表演了；乔尔和纳特跟其他人一起走到前面去听。

二

歌声模模糊糊地传到乔尔的耳朵里；他感到快活，而且对所有聚集在这儿的人感到友好，他们是勇敢和勤劳的人，胜过比他们更无知、生活更放荡的资产阶级，在一个十年来只想娱乐的国家里，他们上升到最显赫的地位。他喜欢他们——他喜爱他们。亲切的感觉像汹涌的波浪那样在他心头翻腾。

那个歌唱家唱罢以后，一群人拥上去向女主人告别，这时候乔尔想到一个主意。他要为他们表演一个节目《改编》，他自己的创作。那是他唯一的余兴节目，曾经在几个茶会上把人逗笑，也许能使斯特拉·沃克喜欢。这个预感缠住了他，他一心想出风头，连血液里的红血球都在悸动了，他找寻她。

“当然啦，”她叫起来。“请演吧！你需要什么吗？”

“得有个人当秘书，我应该向她口述一封信。”

“我来当这个角色。”

话一传开去，门厅里的那些客人本来已经穿上大衣，准备离去，都纷纷退回来了，乔尔面对着许多陌生人的眼睛。他有个模模糊糊的感觉，觉得刚才表演的那个人是个大名鼎鼎的广播歌唱家。接着，有人说了一声“嘘！”他和斯特拉两个人就被围在印第安人那种咄咄逼人的半圆形的包围圈中央。斯特拉抬起头，微笑地望着他等待着——他开始了。

他的滑稽表演是拿独立制片人戴夫·西尔弗斯坦先生缺乏文化教养作题材的；西尔弗斯坦在向女秘书口述一封信，内容是他购买的一个故事的处理提要。

“一个离婚故事，要有比较年轻的娘儿们，还要有外籍志愿军，”他听到自己说话的声音在模仿西尔弗斯坦先生的语调。“不过，咱们总得把它改编好嘛，懂吗？”

他心里突然涌起一阵怀疑，使他感到剧烈的痛苦。在精心设计的柔和的灯光下，他周围那些脸上显出热切和好奇的神情，可是哪儿都找不到一丝笑意；那个银幕上的“伟大的情人”

[9]

在正前面，瞪出了眼睛望他，眼光尖锐得像土豆的芽眼。只有斯特拉·沃克抬起了头望着他，脸上始终流露出喜悦的、明显的微笑。

“咱们要是把他搞成门朱

[10]

的派头的话，那咱们就能把故事处理得有点像迈克尔·阿伦

[11]

的路子，不过有火奴鲁鲁气氛。”

前边仍然没有一点笑声，后边倒有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一阵听得出是向左边、向门口走去的声音。

“——接着她说她感到对他有那种性的吸引力，他筋疲力尽了，说：‘啊，去自杀吧——’”

就在这时候，他听到纳特·基奥吃吃笑起来，这儿那儿有几张脸上显出赞扬的神情，不过他的表演一结束，他就厌恶地发觉，他刚才当着电影界那些重要人士的面把他自己当笑柄，而他的事业就是依靠这些人照顾的。

他在发窘的沉默中待了一会儿，沉默被纷纷走向门口的声音打破了。他感到在人们的闲谈中有一股嘲笑的潜流在传开去；这一切都发生在十秒钟内；接着，那个“伟大的情人”，眼光冷漠而空洞，好像针眼，用他觉得是代表群众情绪的腔调喊叫：“呸！呸！”这是专业人员对业余人员的忿恨，是内行对外行的忿恨，是圈内人的指责。

只有斯特拉·沃克仍然站得很近，感谢他，好像他是一个获得空前成功的表演者，好像她压根儿没想到有人不喜欢这个表演似的。纳特·基奥帮他穿大衣的时候，他心里涌起一阵强烈的自怨自恨的情绪，可是他不顾死活地紧紧抓住他那条原则不放：绝不流露自卑情绪，直到他不再感到自卑为止。

“我演砸了，”他轻松地对斯特拉说。“没什么，节目可是好的，要是受欣赏的话。谢谢你的合作。”

她的脸上仍然显出微笑——他相当有醉意地鞠躬，纳特拉他向门口走去。……

吃早饭的时候，他才清醒过来，认清自己是在一个支离破碎和分崩离析的世界上。昨天，他毫无顾忌，是反抗一种行业的发火点；今天，他觉得陷在巨大的不利状况中，在对抗那些人的脸色，那些个人的轻蔑和大伙儿的冷笑。更糟糕的是，在迈尔斯·卡尔曼看来，他原来是一个丧失尊严的酒鬼，卡尔曼一直表示遗憾，他没法不雇用酒鬼。至于斯特拉·沃克呢，他已经强迫她作出牺牲，来维持她家好客的名声——她的意见他想都不敢想。他一点胃口也没有，把荷包蛋端回到摆电话的小几上。他写信：

亲爱的迈尔斯：

你能想象我对自己深刻厌恶。我承认沾染了爱出风头的恶习，可没想到竟然在下午六点在大庭广众前发作！天啊！向你的妻子致歉。

永远是你的

乔尔·科尔斯

乔尔从电影制片厂他的办公室里出来，像个犯罪分子那样鬼鬼祟祟地溜到卷烟店里去。他的行为是这么叫人怀疑，厂里有一个警察要求看他的出入证。他已经决定到外面去吃午饭了，这时候自信而愉快的纳特·基奥偏偏追上他来。

“你老是避开人，这是什么意思？那个娘们似的小白脸呸了你一下，又算得了什么呢？”

“嗨，听着，”他一边把乔尔拉进厂里的饭馆，一边接着说。“他有一个夜晚在格劳曼剧院首场演出，他在向观众鞠躬的那会儿，乔·斯奎尔斯踢他的屁股。那个装模作样的戏子说，他以后会找乔算账的；可是第二天八点钟，乔打电话给他说：‘我想你会来找我算账的嘛，’他挂上了电话。”

这个荒唐的故事使乔尔高兴。他盯着看隔壁那张桌子旁那一伙人，正在拍一张马戏班影片的那两个悲哀而可爱的身体相连的双胞胎、那几个猥琐的矮子，还有那个骄傲的巨人，从中得到一点阴郁的安慰。他的眼光越过那张桌子，把那些漂亮女人的有黄斑的脸一张张看过去，她们的眼睛涂着睫毛油，显得忧愁和叫人吃惊，在大白天她们身上穿着的舞衣看上去过分鲜艳夺目，后来，他看到一伙参加卡尔曼家茶会的人，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冷气。

“再也不可能啦，”他叫出声来，“那一回准是我最后一次在好莱坞社交界露面！”

第二天早晨，一封电报在他的办公室里等他：

你是我们茶会上最讨人喜欢的客人之一。希望你下礼拜天参加我姐姐琼的自助冷餐晚会。

斯特拉·沃克·卡尔曼

有那么一分钟，他兴奋得好像发狂似的，血管里的鲜血飞快地流动着。他不相信地把电报又看了一遍。

“嘿，这是我这一辈子中得到的最高兴的消息！”

三

又是疯狂的礼拜天。乔尔睡到十一点才起身，接着他看报，为了要了解过去一礼拜中的新闻。他在自己的房间里吃午饭，吃的是鲑鱼、鳄梨色拉，还喝了一品脱加利福尼亚酒

[12]

。他挑了一套细格子衣服、一件蓝衬衫和一条深橙色的领带，打扮好去参加冷餐会。他眼睛底下有疲劳的黑圈。他开着自己那辆旧货汽车来到跟里维埃拉一样风光如画的公寓前。他正在向斯特拉的姐姐自我介绍，这时候迈尔斯和斯特拉穿着骑马服装来了——他们在贝弗利希尔斯背后所有那些泥土路上几乎狠狠地吵了一下午。

迈尔斯·卡尔曼，高个子，神经质，乔尔从来没看到过像他那样坏的心情和那样不快活的眼光；从他模样滑稽的脑袋顶上开始直到他那双像黑人那样的脚，他一看上去就是个艺术家。他就是用这双脚稳稳地站着——他从来没有拍过一部低级的影片，不过有时候因为花钱很多的实验遭到失败，他付出沉重的代价。尽管他礼貌周到，凡是跟他在一起待久了的人，不可能不觉察他不是一个身心正常的人。

从他们进来的那会儿起，乔尔那一天就跟他们拴在一起，分不开了。他刚凑近一伙围着他们的人，斯特拉就转过身，嘴里不耐烦地咂了一声，走开去——而迈尔斯·卡尔曼呢，他对一个恰巧在他身旁的人说：

“别提伊娃·戈贝尔啦。在家里已经为她闹翻天啦。”迈尔斯转过脸去，对乔尔说：“对不起，昨天我没在办公室里接见你。我整个下午在精神分析医生那儿。”

“你在接受精神分析治疗吗？”

“我治疗了几个月了。起先，我是为了要治好幽闭恐怖才去的；现在，我在设法使我的整个生活正常。他们说这需要一年多时间。”

“这跟你的生活毫不相干，”乔尔使他安心。

“啊，不相干吗？可不是，斯特拉看来就是这么想的。去问任何人——他们都能这么跟你说，”他挖苦地说。

一个姑娘坐到迈尔斯的椅子扶手上来了；乔尔穿过房间来到斯特拉身旁，她郁郁不乐地站在炉火前。

“谢谢你的电报，”他说。“真是叫人太高兴了。我想象不出有哪个人既像你这么性子好，又像你这么漂亮。”

她比他以前看到的她好看一点；也许他眼睛里的无限喜爱的神情促使她对他吐露心事——这用不着过很长的时间，因为她的情绪显然马上就要爆发了。

“——两年来，迈尔斯一直干着这事，可我一点不知道。唉，她是我一个最好的朋友，老是待在我家里的。最后，人们都来告诉我，迈尔斯不得不承认这件事。”

她气势汹汹地坐在乔尔的椅子扶手上。她的骑马裤跟椅子的颜色一个样。乔尔看到她浓密的头发有几绺是红金色，有几绺是淡金黄色，所以是没法染的，还看到她没化妆。她多么俊阿——

斯特拉发现这件事以后，气得还在发抖，看到又有一个姑娘围着迈尔斯转，觉得受不了；她把乔尔领进一间卧房，两人分别坐在一张大床的两头，继续谈话。上盥洗室去的人们向卧房里瞟上一眼，说着俏皮话，可是斯特拉只管讲完她的故事，毫不在意。过了一会儿，迈尔斯从门外探进头来，说：“在半个钟点里，想要把事情给乔尔讲清楚，是办不到的，这种事情我自己也不懂，那个精神分析医生说要闹懂它得花上整整一年时间哪。”

她滔滔不绝地说下去，好像迈尔斯压根儿不在那儿似的。她爱迈尔斯，她说——尽管遇到相当的麻烦，她一直没有干过对不起他的事情。

“那个精神分析医生跟迈尔斯说，他有母亲情结。他第一次结婚后，把母亲情结转移到他的妻子身上，你懂吧——于是，他的性欲转向了我。可是我们结了婚，这件事又发生了——他把母亲情结转移到我的身上，而把他的性欲完全转向那另一个女人。”

乔尔知道这可能不是胡言乱语——可是这些话听起来却像是胡言乱语。他认识伊娃·戈贝尔；她的模样像是个做母亲的，跟斯特拉比起来，年纪比较大，可能也比较懂事，斯特拉是个受到赏识的幸运儿。

这时候，迈尔斯不耐烦地提出，既然斯特拉有这么许多话要说，乔尔就跟他们一起回去得了，他们三人就坐汽车一路回到贝弗利希尔斯那座大厦去。在很高的天花板下，情况看上去好像更庄严和富于悲剧性了。这是一个奇怪的明亮的夜晚，所有窗外的黑暗都非常清晰；斯特拉气得脸色绯红，在房间里又哭又嚷。乔尔呢，并不怎么相信电影女演员的悲伤。她们的心里还有许多别的事情——她们是编剧和导演给她们吹了气才生气勃勃的、脸色绯红的美人；工作时间一过，她们坐在一起，悄悄地谈话，带着格格的笑声隐隐约约地吐露隐私；许多冒险经历的结尾像流水那样在她们中间汩汩地流过去了。

有时候，他假装在仔细听，却在想她打扮得多漂亮啊——漂亮的马裤合身地裹着一双大腿、小高领的粉蓝色毛衣和棕色麂皮短上衣。他拿不准到底是她模仿一个英国贵妇人呢，还是英国贵妇人模仿她。她穿着这身服装既是现实世界中最符合这个身份的人，又是在最显眼地扮演角色。

“迈尔斯对我非常忌妒，他盘问我的每一个行为，”她嘲笑地说。“我在纽约的那会儿，写信给他说我跟埃迪·贝克一起去看过戏。迈尔斯非常忌妒，他一天打十个电话给我。”

“当时，我是发疯了，”迈尔斯把鼻子使劲吸了一下，发出响声，这是他在强调他的话时候的习惯。“那个精神分析医生有一个礼拜一点没有效果。”

斯特拉绝望地摇摇头。“难道你指望我在旅馆里干坐三礼拜吗？”

“我什么也不指望。我承认自己忌妒。我尽可能不这样。我配合布里奇班医生的治疗，可是一点用处也没有。今天下午，你坐在乔尔椅子扶手上那会儿，我就忌妒他。”

“你忌妒他？”她气得跳起来。“你忌妒他！那会儿你的椅子扶手上不是坐着一个女人吗？再说，在两个钟点里，你跟我说过一句话吗？”

“你一直在卧房里告诉乔尔你的烦恼。”

“我一想到那个女人”——她看来好像以为不提伊娃·戈贝尔这个名字，就可以贬低这个人的现实性似的——“时常到这儿来——”

“得了——得了，”迈尔斯没精打采地说。“我已经什么都承认了，我跟你一样对这件事感到不好受。”接着，他向乔尔转过脸去，谈起电影来，而斯特拉呢，双手插在马裤兜里，在房间的另一头烦躁地走来走去。

“他们待迈尔斯糟透了，”她突然回到他们的谈话上说，好像他们刚才没有讨论过她个人的事情似的。“亲爱的，告诉他老贝莱策想要改你的影片。”

她居高临下地站在迈尔斯身前，摆出一副保护的姿态，为了他的缘故，双眼闪着忿怒的光芒，这当儿，乔尔发觉他爱上了她。他简直激动得气都透不出来，就站起身告别了。

随着礼拜一的来到，这个礼拜恢复了工作日的节奏，同礼拜天的理论性的探讨、闲谈和流言蜚语形成尖锐的对照；没完没了地修改电影剧本的细节——“我们可以让她的话留在胶卷的声带上，从贝尔的角度切一个出租汽车的中景，来代替讨厌的溶出，要不，我们可以干脆把摄影机完全拉回来，把车站拍进去，持续一分钟，接着拍那溜出租汽车的全景”——在礼拜一下午，乔尔已经又忘了，那些以提供娱乐作为事业的人，是始终有特权得到娱乐的。在黄昏，他打电话给迈尔斯，没想到来接电话的是斯特拉。

“事情看来好点了吗？”

“不见得。这礼拜六黄昏，你有什么事吗？”

“没有。”

“佩里两口子要举行宴会和戏剧晚会，可是迈尔斯那天不在——他要坐飞机到南本德

[13]

去看圣母队对加利福尼亚队垒球比赛，我想你可以代他跟我一起去。”

过了很长一会儿，乔尔说：“噢——当然啦。要是开会的话，我没法去吃晚饭，不过我能赶到剧院去的。”

“那么，我去说咱们能去的。”

乔尔在他的办公室里走来走去。卡尔曼夫妇的关系这么紧张，迈尔斯对这件事会感到高兴吗，要不，她是打算干脆不让迈尔斯知道吗？那是办不到的——要是迈尔斯不提这件事的话，乔尔会提的。可是他还是过了一个多钟头才能坐回到椅子上去工作。

礼拜三，会议室里尽是行星

[14]

和烟卷的云雾，狠狠地吵了四个钟头。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挨个儿在地毯上踱来踱去，提出建议和谴责，疾言厉色和花言巧语地、满怀信心和灰心丧气地说话。会议结束以后，乔尔拖延着不走，要跟迈尔斯谈谈。

这个人累坏了——不是因为过度疲劳，而是被生活累坏了，眼睑下垂，胡子显眼地长在嘴边蓝色的阴影上。

“我听说你要坐飞机去看圣母队比赛。”

迈尔斯把眼光越过他的身子，摇摇头。

“我已经打消这个主意了。”

“为什么？”

“为了你。”他仍然不向乔尔看。

“到底怎么啦，迈尔斯？”

“我就是为了这个缘故才打消我的主意的。”他突然发出一阵勉强的笑声，嘲笑自己。“我说不上斯特拉出于怨恨可能会干出什么事来——她请你陪她上佩里家去，是不是？我哪儿还有兴致去看比赛呢。”

他的出色的本能在电影的天地里迅速而满怀信心地活动着，可是在他的私生活里，却只是非常软弱而无能为力地胡乱对付。

“喂，迈尔斯，”乔尔皱起了眉头说。“我从来没有对斯特拉有什么失礼的行为。你要是真的这么认真，为了我的缘故才取消这次旅行，我就不跟她一起到佩里家去。我就不去看她。你可以完全信任我。”

迈尔斯这时候仔细地望着他。

“也许是这样。”他耸耸肩膀。“反正早晚她会另外有人。我不会开心的。”

“看来你对斯特拉不怎么有信心。她跟我说过，她一直对你是忠实的。”

“也许她是忠实的。”在过去的几分钟里，迈尔斯的嘴边又有一些肌肉下垂了，“不过，出了这样的事情以后，我怎么还能对她有什么要求呢？我怎么能指望——”他突然停住嘴，接着他说话的时候，脸色越来越凶狠了。“我告诉你一件事，不管对不对，也不管我自己干了什么事，只要她给我发现有什么不对头，我就跟她离婚。我不能让我的自尊心受到损害——这会叫我受不了的。”

他的声调使乔尔恼火，可是乔尔说：

“她对伊娃·戈贝尔那件事情心情平静了吗？”

“没有。”迈尔斯悲观地使劲用鼻子吸气。“我也摆脱不了。”

“我原以为事情了结了。”

“我一直设法不跟伊娃见面，不过，你知道甩掉这么个人可不容易——她不是我昨儿晚上在出租汽车里亲吻的哪个姑娘！那个精神分析医生说——”

“我知道，”乔尔打断他的话。“斯特拉跟我说过。”这场面真叫人闷得慌。“好吧，拿我来说，你要是去看垒球比赛的话，我就不跟斯特拉见面。而且我敢肯定，斯特拉压根儿不会为了别的男人，对不起自己的良心的。”

“也许不会吧，”迈尔斯没精打采地重复着说。“不管怎么样，我会待在这儿，陪她去参加晚会的。嗨，”他突然说，“我希望你也去。我得有个同情的人谈谈。麻烦的是斯特拉样样都受到我的影响。尤其是我对她影响到了这种程度，我喜欢的人她个个喜欢——真难办。”

“准是这样，”乔尔同意地说。

四

乔尔没能赶上晚宴。他在好莱坞剧院前等其他的人，望着暮色中的游行队伍；街上有不少失业的人，他为自己头上戴着大礼帽感到不好意思。游行的人当中有些是化装成某几个灿烂的红星的无名人士；有的是穿着打马球服装的瘸子；有一个是留着胡子、拿着使徒的手杖、到处流浪的伊斯兰教托钵僧；有两个是穿着大学校服的漂亮的菲律宾人，使人想起共和国的这一个角落

[15]

是对全世界开放的；这一支由大喊大叫的年轻人组成的漫长的、奇形怪状的庆祝队伍，原来是一个大学生联谊会在举行入会仪式。队伍散开来，让两辆漂亮的高级轿车通过，汽车在人行道旁停下。

她在那儿，穿着一件像冰水的晚礼服，那是用成千片淡蓝料子做成的，喉咙那儿挂着冰柱。他急忙跑过去。

“怎么样，你喜欢我的衣服吗？”

“迈尔斯在哪儿？”

“他最后还是坐飞机去看垒球比赛了。他昨天早晨走的——至少我认为——”她突然停住嘴。“我刚收到从南本德打来的一个电报，说他快要动身回来了。我忘了——这几位你都认识吧？”

八个人一起走进剧院。

迈尔斯最后还是去了，乔尔拿不准他是不是会来。可是在演出的时候，斯特拉坐在他身旁，亮晃晃的火红的头发下一个侧面像，他不再去想迈尔斯了。有一次，他转过脸去看她；她回看他，脸带微笑，盯着他的眼光看，直到他的眼光避开。在幕间休息的时候，他们在门厅里吸烟，她低声说：

“杰克·约翰逊

[16]

的夜总会开张，他们待会儿都要去的——我不想去了，你呢？”

“咱们非去不可吗？”

“我想不见得。”她犹豫不决地说。“我希望跟你谈谈。我想咱们可以到咱们那个家里去了——只要我拿得稳——”

她又犹豫不决起来了，接着乔尔问：

“拿得稳什么？”

“拿得稳——唉，我知道自己的头脑有点不对头，不过，我怎么能拿得稳迈尔斯去看垒球比赛了？”

“你的意思是说，你认为他跟伊娃·戈贝尔在一起吗？”

“不，倒不是这个意思——而是猜想他在这儿，监视着我的一举一动。你知道，迈尔斯有时候会干出一些怪事来。有一回，他要有一个留长胡子的人跟他一起喝茶，吩咐派角色的部门找一个来，整整一下午，跟那个人一起喝茶。”

“那可不一样。他从南本德给你打来过电报——这证明他在看比赛。”

散戏以后，他们在人行道上向其他的人告别，引得别人都流露出对他们感兴趣的神情。他们穿过簇拥在斯特拉周围的人群，沿着五光十色的繁华大街悄悄溜走。

“你知道他能安排那些电报，”斯特拉说，“很容易。”

这千真万确。乔尔想到她的心神不定也许是有道理的，就发起火来：迈尔斯要是把摄影机对准他们的话，他对迈尔斯就不感到有什么义务。他大声说：

“那是胡闹。”

橱窗里已经摆着圣诞树；映照在宽阔的大道上空的滚圆的月亮只是一件道具罢了，就像装在闺房角落里那些巨大而式样精巧的电灯那样富于装饰趣味。从贝弗利希尔斯黑魆魆的簇叶间一路走进去——白天，那些树叶像桉树叶一样红得像火焰——乔尔只见在他自己的脸下面闪现着一张白脸和她弧形的肩膀。她突然从他身旁走开，抬起头望他。

“你的眼睛很像你妈妈的，”她说。“我从前有一本剪贴簿，里面尽是她的相片。”

“你的眼睛就像你自己的，一点也不像别人的眼睛，”他回答。

他们走进房子的时候，乔尔向外面园子里看看，心里不塌实，好像迈尔斯躲在灌木丛里似的。一封电报摆在门厅桌子上。她念出声来：

芝加哥

明夜抵家。想念你。亲爱的。

迈尔斯

“你瞧，”她一边说，一边把那张纸条扔回到桌子上，“他能挺容易地弄虚作假。”她吩咐管家准备酒和三明治，接着跑上楼去，这当儿乔尔走进空荡荡的会客室。他踱来踱去，踱到了钢琴前，两个礼拜以前，他就是在这个地方丢人现眼的。

“那咱们能搞成，”他出声说，“一个离婚故事，要有比较年轻的娘儿们，还要有外籍志愿军。”

他的思想跳到另一封电报上。

“你是我们茶会上最讨人喜欢的客人之一——”

他突然想到一个念头。要是斯特拉的电报全然是一种友好的姿态，那么，这很可能是迈尔斯使她想出这个主意的，因为请他参加茶会的是迈尔斯。可能迈尔斯说：

“给他打个电报——他挺可怜见的——他以为把自己给毁了。”

这跟他那些话完全对得上号——“斯特拉样样都受到我的影响。尤其是我对她影响到了这种程度，我喜欢的人她个个喜欢。”一个女人会做这样的事情，因为她感到同情——一个男人会做这样的事情，只因为他感到有责任。

斯特拉回进房间的时候，他握住她的双手。

“我有个奇怪的感觉，你跟迈尔斯在进行一场充满怨恨的较量，我有点像这场较量中的一个卒子，”他说。

“请自己倒酒。”

“而奇怪的是，尽管这样，我还是爱你。”

电话铃响了，她挣开双手去接电话。

“又是迈尔斯打来的电报，”她告诉他。“他从堪萨斯城打来的，或者说，电报上说，是他打来的。”

“我想他要你代表他向我问好。”

“没有，他只是说他爱我。我相信他这话。他是非常软弱的。”

“来，坐在我身旁，”乔尔催她。

时间还早。半个钟头以后，离午夜还有几分钟，乔尔走到没有生火的壁炉跟前，简短地说：

“这说明你从来对我没有过好奇心吧？”

“完全不是这样。你对我很有吸引力，这你也知道。问题是我想我是真的爱迈尔斯的。”

“这是明摆的。”

“而且今儿晚上，我觉得干什么都心神不定。”

他没有生气——甚至隐隐约约感到松了一口气，他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纠纷。不过，当他望着她的时候，她的温暖和柔软的肉体似乎在融化那件寒冷的蓝礼服，他知道她是一个会使他永远惋惜的人。

“我得走了，”他说。“我打电话去叫一辆出租汽车。”

“胡说——有值班的司机。”

他发觉她准备让他走，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冷气。她瞧出了他的心情，轻轻地亲了他一下，说：“你真可爱，乔尔。”接着，突然发生了三件事，他拿起酒杯，一口喝干；电话铃声响遍了整所房子；门厅里的钟响起了喇叭声似的报时声。

九——十——十一——十二——

五

又是礼拜天了。乔尔清楚地感觉到，那天黄昏，他赶到剧院去的时候，那礼拜的工作仍然像包裹木乃伊的蜡布那样缠在他的身上。在那一天结束以前，他原可以赶快着手处理一些事情，却在向斯特拉求爱。不过，眼下是礼拜天——接下来，有二十四个钟头可爱而悠闲的时间展现在他前面——每一分钟都是在花言巧语的哄骗中度过的，每一刹那都包含着数不清的可能。没有什么是办不到的——样样都刚开始。他给自己又倒了一杯酒。

斯特拉发出一声尖锐的呻吟，向前一滑，摔倒在电话旁，失去活动能力了。乔尔把她扶起来，安置在沙发上。他把苏打水喷在手绢上，然后把手绢按在她的脸上。电话听筒里还在发出嘎嘎的声音，他拿起听筒，凑到耳朵边上。

“——飞机正好坠落在堪萨斯城境内。迈尔斯·卡尔曼的尸体已经验明——”

他挂上电话。

“躺着别动，”斯特拉睁开眼来，他这样说，搪塞一下。

“啊，出了什么事？”她低声说。“给他们打个回电去。啊，出了什么事？”

“我马上打电话给他们。你的医生叫什么名字？”

“他们说迈尔斯死了吗？”

“躺着，别出声——有哪个用人还没睡吗？”

“搂住我——我害怕。”

他伸出一条胳膊搂着她。

“我要你的医生的名字，”他坚持地说，“这也许是一场虚惊，不过我要找个人待在这儿。”

“这是医生的名字——啊，天啊，迈尔斯死了吗？”

乔尔跑到楼上去，在陌生的药柜里找氨水。他下楼的时候，斯特拉在又哭又叫：

“他没有死——我知道他没死。这是他计划的一部分。他在折磨我。我知道他活着。我感觉得到他活着。”

“我要找几个跟你来往密切的朋友，斯特拉。你今晚不能独自个儿待在这儿。”

“啊，不要，”她哭叫着。“我什么人都不能见。你待着。我没有任何朋友。”她站起身，眼泪在她的脸上淌下来。“啊，迈尔斯是我唯一的朋友。他没有死——他不能死的。我要马上到那儿去看。去乘火车。你得陪我去。”

“你不能去。今儿晚上，什么事也不能干了。你总有一个可以让我打电话给她的女人，我要你告诉我她的名字：洛伊丝？琼？卡梅尔？不见得一个都没有吧？”

斯特拉神情迷惘地盯着他看。

“伊娃·戈贝尔是我最好的朋友，”她说。

乔尔想到迈尔斯两天以前在他的办公室里那张悲伤而绝望的脸。在他可怕的沉默的死亡后，他的一切都清晰了。他是唯一既有吸引人的气质、又有艺术良心的美国导演。他陷在这个企业的罗网里，精力得不到恢复，没有健康的鄙视流俗的精神，也没有安全的所在——只有可怜而靠不住的逃避，终于神经毁坏了。

外面的门上有响声——门突然开了，门厅里传来脚步声。

“迈尔斯！”斯特拉尖叫起来。“是你吗，迈尔斯？啊，是迈尔斯。”

一个送电报的孩子出现在房门口。

“我找不到门铃。我听到你们在里边说话。”

电报是刚才那个电话通知的复本。斯特拉看了又看，好像那是恶毒的谎言似的，这时候，乔尔在打电话。时间还早，他要找到一个人很困难；最后他终于找到了几个朋友，然后劝斯特拉喝了点烈酒。

“你待在这儿，乔尔，”她低声说，好像她睡意蒙眬似的。“你不能走。迈尔斯喜欢你——他说你——”她浑身直打哆嗦。“啊，天啊，你不知道我感到多孤独。”她闭上眼睛。“你搂住我。迈尔斯有一套这样的衣服。”她冷不防跳起来，站得笔直。“想想看，他那会儿可能有什么感觉。反正他几乎对什么都害怕。”

她晕头巴脑地摇摇头。突然，她抓住乔尔的脸，把它凑近她自己的脸。

“你不能走——你喜欢我——你爱我，对不对？别打电话给哪一个。明天有的是时间。你今晚跟我待在一起。”

他盯着她看，起先简直没法相信她的话，后来了解了她的用意，感到震惊。斯特拉在黑暗中摸索，试图维持迈尔斯生前猜想的情境，让他继续活在这种情境中——好像只要那些叫他担心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他的精神就不可能死似的。这是精神错乱、心灵受到极大痛苦的人的一个无可奈何的办法，她借此逃避承认他已经死去这个现实。

乔尔坚决地走到电话前，打电话给一个医生。

“别打，啊，别打电话给任何人！”斯特拉嚷叫。“回到这儿来，搂住我。”

“鲍尔斯医生在吗？”

“乔尔，”斯特拉嚷叫。“我原以为我能依靠你的。迈尔斯喜欢你。他忌妒你——乔尔，到这儿来。”

啊，原来是这样——要是他辜负了迈尔斯的信任，她就会觉得迈尔斯还活着——因为迈尔斯要是真的死了的话，怎么可能被辜负呢？

“——刚才受到很严重的刺激。你能马上来吗，带个护士？”

“乔尔！”

这时候，门铃声和电话铃声断断续续地响起来；一辆辆汽车在门前停住。

“你可别走，”斯特拉求他。“你会待着的，对不？”

“不，”他回答。“不过，我会再来的，你要是需要我的话。”

他站在那所房子的台阶上，这时候，房子里的活人像保护叶那样，为这次死亡嘈杂忙碌起来了；他喉咙里有点哽咽了。

“不管他接触什么东西，他都显出有不可思议的魔力，”他想。“他甚至使那个流浪的野姑娘生气勃勃，而且使她变得算得上一件精品。”

接着，他想：

“他——已经在那见鬼的荒野里留下了一个多糟糕的窟窿啊！”

接着，他有点辛酸地想：“啊，是啊，我会再来的——我会再来的！”

鹿金译

[1]
玩偶仙女（Puppenfeen）：典出法国作曲家德立勃（Léo Delibes，1831—1891）取材于德国作曲家、小说家、音乐评论家霍夫曼（Ernst Theodor Amadeus Hoffman，1776—1882）的小说《撒沙人》所作的舞剧《葛倍丽亚》。

[2]
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1888—1953）：美国著名剧作家，1936年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曾先后四次获美国普利策奖金。代表作有《天边外》、《安娜·克里斯蒂》、《琼斯皇》、《毛猿》、《榆树下的欲望》、《大神布朗》、《奇异的插曲》、《悲悼》三部曲等。

[3]
贝弗利希尔斯（Beverly Hills）：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县一城市，该地有著名的高等住宅区。

[4]
马里恩·戴维斯（Marion Davies，1897—1961）：美国电影女演员，威廉·伦道夫·赫斯特的情妇。她经常在豪华的住所设盛宴招待社交界知名人士和王公贵族。

[5]
迪特里奇（Marlene Dietrich，1904—）：著名德国电影女演员，雷因哈特的学生，以《蓝天使》一片成名，1930年迁居美国，为好莱坞拍过许多影片。

[6]
嘉宝（Greta Garbo，1906—）：著名瑞典电影女演员，1926年迁居美国，为好莱坞拍过许多影片。

[7]
里维埃拉（Riviera）：法国东南部和意大利西北部沿地中海的游憩胜地。

[8]
拿破仑·波拿巴自以为能决定人类的命运，自称为决定命运的人。此处乔尔借以奉承迈尔斯·卡尔曼。

[9]
指瓦伦蒂诺（Rudolph Valentino 1895—1926），美国电影演员，出生于意大利，主演过《血与沙》、《启示录四骑士》等电影，获得极大的成功，被千千万万的观众所倾倒，有“银幕情人”之称。

[10]
门朱即阿道夫·门朱（Adolphe Jean Menjou，1890—）：美国话剧和电影演员，以衣着讲究著名。此处是指要使男主角的仪表和服装像门朱。

[11]
迈克尔·阿伦（Michael Arlen，1895—1956）：英国小说家和剧作家，生于保加利亚。父母是亚美尼亚人。他的代表作《绿帽》曾引起极大轰动，被搬上舞台和银幕。书中描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伦敦上流社会的放荡生活，塑造了一个男孩子气的、不受传统束缚的女主人公。

[12]
加利福尼亚酒（California wine）：一种产于美国加利福尼亚的混合酒，用多种葡萄酒合成。

[13]
南本德（South Bend）：美国印第安纳州圣约瑟夫县的一个城市。天主教办的圣母大学就在该市。下文中提到的圣母垒球队，就是由该校学生组成的。

[14]
指那些激动得不断走动的电影明星。

[15]
指菲律宾。1898年美西战争以后，菲律宾就沦为美国殖民地，直到1946年7月才获得独立。

[16]
杰克·约翰逊（Jack Johnson，1878—1946）：美国重量级黑人拳击手，曾获得世界冠军称号。

献给莎伦·伊丽莎白和莫尼卡·简

- 南瓜灯博士

- 万事如意

- 乔迪撞大运

- 一点也不痛

- 自讨苦吃

- 与鲨鱼搏斗

- 与陌生人共乐

- 布朗宁自动步枪手

- 绝佳爵士钢琴

- 旧的不去

- 建筑工人

理查德耶茨作品系列

南瓜灯

[1]

博士

关于新转学来的男孩，普赖斯小姐只知道他基本上一直处于某种孤儿状态，现在跟他住在一起、头发灰白的“姑姑、姑父”其实是养父母，他的生活费由纽约市福利署支付。换做不太敬业或想象力不太丰富的老师可能会要求了解更多细节，但普赖斯小姐觉得这粗略的概括就够了。实际上，从他上四年级的第一个清晨开始，就已足够让她心中充满使命感，眼中明显透出爱意。

他到得很早，坐在最后一排——背挺得笔直，桌下两脚刚好交叉在一起，双手交叉放在桌上正中间，似乎只有对称能让他不那么显眼——其他孩子陆续进来，坐下安顿好的同时，每个人都面无表情地盯着他看了很久。

“今天早上我们有个新同学，”普赖斯小姐说，过分强调这显而易见的事情，让每个人都想笑。“他叫文森特·萨贝拉，来自纽约市。我知道我们大家会尽力让他感觉如同在家里一般。”

这次大家马上都转过身来盯着他看，他只得埋下头，重心从一边屁股挪到另一边。通常，从纽约来的人可能会有某种威信，因为对大部分孩子而言，纽约是个令人敬畏的去处，是成年人的场所。每天父亲们给吞没在那里，而他们自己很少能去，偶尔去一次时会穿上最好的衣服，像过节一样。可谁只要瞥他一眼，就知道文森特·萨贝拉无论如何与摩天大楼没有任何关系。即使你能对他那乱鸡窝一样的头发、灰不溜秋的肤色置之不理，他的衣服也会出卖他：灯芯绒裤子新得可笑，而帆布胶鞋又旧得可笑，黄色运动衫太小，印在胸前的米老鼠图案只剩下些许痕迹。显然，他来自纽约某处，那是你坐火车去中央火车站的路上不得不经过的地方——那里的人们把被单晾在窗台上，成天无聊地探身窗外发呆，你看到笔直幽深的街道，一条连着一条，全都一样，人行道上拥挤杂乱，阴郁的男孩们在那儿玩着某种没有希望的球。

女孩们判定他不太友好，转过脸去了；男孩们仍在仔细观察，脸上带着一丝笑意，上下打量着他。这个男孩是那种他们通常觉得“不好对付”的男孩，在陌生的街区里，这种男孩的目光曾经令他们不安；现在独一无二的报复机会来了。

“你想让我们怎么称呼你呢，文森特？”普赖斯问道。“我是说，你觉得叫文森特，或文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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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什么好一些？”（这纯粹是个不切实际的问题；普赖斯小姐也知道男生们会叫他“萨贝拉”，女生们则根本什么也不会叫。）

“叫我文尼就好了，”他回答时声音奇怪而沙哑，显然是在他家乡难看的街道上把嗓子喊哑了。

“恐怕我没听清，”她说着，侧头向前伸长美丽的脖子，一大缕头发散落到一边肩上。“你是说‘文斯’吗？”

“我说的是文尼，”他局促不安地又说了一次。

“文森特是吗？那好，文森特。”班上几个人“咯咯”笑了起来，但没人费心去纠正她：让它一直错下去可能更好玩。

“我不会花时间挨个按名字把大家介绍给你，文森特，”普赖斯小姐接着说道，“因为我觉得让你自己在与我们大家的相处中记住这些名字更简单些，是不是？好，头一两天我们不要求你真正上课；你慢慢来，不要急，如果有什么不明白的，尽管问。”

他含糊不清地咕噜了什么，脸上笑容闪一下就没了，刚好露出发绿的牙根。

“那好，”普赖斯小姐说，开始上课了。“今天是星期一上午，因此课表上的第一件事情是‘汇报’。谁愿意第一个来说？”

文森特·萨贝拉暂时被遗忘了，六七只手举了起来，普赖斯小姐故作迷惑地后退一步。“天啊，今天我们有这么多同学想‘汇报’，”她说。“汇报”这个主意——每周一早晨用十五分钟时间鼓励孩子们说说他们周末的经历——是普赖斯小姐自己想出来的，也难怪她为此十分自豪。校长在最近的一次教员大会上表扬了她，指出汇报在学校和家庭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也是让学生学会保持镇静、增强自信的好方法，值得赞扬。它需要明智的监督指导——引导害羞的孩子畅所欲言，抑制爱表现的孩子——但总之，像普赖斯小姐对校长做出的保证一样，每个学生都会觉得很有意思。她特别希望今天的汇报有意思，好让文森特·萨贝拉放松下来，因此她让南茜·派克先开始：没人能像南茜那样善于抓住听众。

南茜优雅地走上讲台时，其余学生都安静下来，当她开始讲时（她是这般受欢迎），甚至两三个私底下讨厌她的女生也不得不假装听得入迷的样子。班上的男生，在课间休息时，最喜欢的莫过于把她尖叫着推到稀泥地里去，现在也禁不住望着她傻笑。

“嗯——”南茜开始说，然后立即用手捂住嘴，大家都笑了。

“噢，南茜
，”普赖斯小姐说。“你知道
汇报用‘嗯’开头的规矩。”

南茜知道规矩，她只是故意违反让大家发笑。等笑声渐渐小了，她两只纤细的食指沿着裙子两边的折缝往下捋了捋，用正确的开头方式讲起来。“星期五，我们全家坐上我哥的新车出去兜风。上周我哥买了辆新的庞蒂亚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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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想带我们出去走走——你知道，试试新车什么的。因此我们去了怀特普莱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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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儿的一家餐馆吃饭，然后我们大家想去看电影《杰凯尔博士和海德先生》，但我哥说太恐怖了什么的，说我年纪还小不适合看——噢，他真让我生气！接着，我想想。星期六我在家里待了一天，帮妈妈做姐姐的婚纱。你瞧，我姐订了婚要结婚了，我妈正在为她做婚纱，所以我们就做了。接着星期天，我哥的一个朋友过来吃饭，那天晚上他俩得一起回大学，所以家里人允许我晚点睡，跟他们道别什么的。我想就这么多。”她总是有种万无一失的本能，令她的表演简洁——或者说，看似简洁。

“很好，南茜，”普赖斯小姐说，“现在，下一个是……”

下一个是华伦·伯格，他沿着过道往前走时，还小心地提着裤子。“星期六我到比尔·斯金格家里去吃中饭，”他开门见山地讲起来，比尔·斯金格坐在前排，不好意思地在座位上扭了扭。华伦·伯格和比尔·斯金格非常要好，他们的汇报经常有重复。“吃过中饭后，我们去了怀特普莱恩斯，骑单车去的。不过我们看了
《杰凯尔博士和海德先生》。”说到这儿，他冲南茜坐的方向点点头，而南茜嫉妒地哼了哼，又赢来一阵笑声。“真的很好看，”他越来越兴奋，继续说道，“是说一个家伙……”

“一个男人
，”普赖斯小姐纠正道。

“说一个男人他调制些药，比如说他喝的东西，反正只要他喝下这种药，他就变成一个真正的怪物，比如说，你看着他喝下这药后，他的手就开始长出鳞片，满手都是，像爬行动物什么的，接着你看到他的脸开始变得可怕极了——还有尖尖的牙齿，从嘴里伸出来——”

女孩们全快乐地战栗着。“好了，”普赖斯小姐说，“我看南茜的哥哥不让她看这电影可真明智。华伦，看完电影后你们做了些什么？”

全班学生一起发出失望的“噢——！”——大家都想多听点鱼鳞和尖牙——可普赖斯小姐不想让汇报活动降格为电影故事简介。华伦继续说，但没有什么激情了：看完电影后，他们就在斯金格家的后院里一直玩到吃晚饭。“然后星期天，”他说着，又开心起来，“比尔·斯金格到我
家来，我爸帮我们用根长绳把轮胎绑在一棵树上。我们家屋后是陡峭的小山坡，你知道像道深沟，我们把轮胎吊起来，这样你只要抓住轮胎，小跑一阵，然后抬脚站在轮胎上，就能荡出去好远，到深沟上头，然后又荡回来。”

“那听上去很好玩，”普赖斯小姐说，瞟了一眼手表。

“噢，确实，好玩
极了，”华伦承认。但他接着又提了提裤子，皱着眉头，加上一句，“当然，也危险极了。如果没抓紧轮胎什么的，就会掉下来。撞上岩石之类，可能会摔断腿，或脊梁。可我爸说，他相信我们会当心自己的安全。”

“好，我想我们今后有时间要去试试，华伦，”普赖斯小姐说。“现在，还有点时间够一个人来讲的。有谁准备好了？亚瑟·克罗斯？”

下面传来一阵小声的叹息，因为亚瑟·克罗斯是全班最大的笨蛋，他的汇报总是枯燥无味。这次是关于到长岛他叔叔家去做客的无聊汇报。有一下他说走了嘴——把“摩托艇”说成了“托摩艇”——全班哄堂大笑，这种尖刻是他们专门留给亚瑟·克罗斯的。可是当教室后面粗糙、沙哑的笑声跟着响起时，全班的笑声戛然而止。文森特·萨贝拉也笑了，露出了绿色牙根，大家都瞪着他，直到他停住笑声。

汇报结束后，大家安静下来准备上课。当所有人再次想到文森特·萨贝拉时，课间休息时间到了，而他们想到他，也只是确定他被排除在一切之外。挤在单杠边轮流翻单杠的男生中间没有他，远处操场角落里窃窃私语的男生堆里没有他，他们在谋划要把南茜推到泥地里去。人更多的一群学生中也没有他，甚至连亚瑟·克罗斯都在其中，他们围成一个大圈，相互追赶，这是追人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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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疯狂变种。当然，他也不能加入女生群或外班男生中去，所以他只好独自一人待在教学大楼附近的操场边上。刚休息时，他假装系跑鞋带，蹲下来解开鞋带，又系紧；站起来，像运动员那样试着跑上几步，跳几下；然后又蹲下来，重新忙着系鞋带。在鞋带上忙活了五分钟后，他放弃了。转而抓起一把石子，开始朝几码外一个看不见的靶子飞快地扔着。又打发了五分钟，不过还剩下五分钟，他想不起有什么可做的，只得站在那里，手先是插在口袋里，然后又拿出来搁在胯骨上，接着像个男人似的双手交叉抱在胸前。

普赖斯小姐一直站在门口看着，整个休息时间她都在想，是否该走出去做点什么。她想想还是不出去为好。

第二天以及这周的后几天，在课间休息时她都克制住了同样的冲动，尽管每天都变得更困难一点。可是有件事她无法控制，那便是在课堂上她开始显露出焦虑。文森特·萨贝拉在功课上犯的错全被她公开原谅了，即使那些与他是新来学生无关的错也一样。还有，只要他有点成绩，都被单独拿出来，特别提及表扬。她为了提升他的形象煞费苦心，太过明显，而她想装得很巧妙时尤其明显。比如，有一次，在解释一道算术题时，她说：“嗯，假设华伦·伯格和文森特·萨贝拉各带十五分钱去商店，而糖要十分钱一块。他们每人可以买几块？”到周末，他几乎快成为那种最糟糕的老师宠儿、老师同情心的牺牲品。

星期五，普赖斯小姐决定最好是私下里跟他谈谈，努力让他开口说话。她可以谈他在美术课上画的画——那是个机会，她决定在午餐时间找他谈。

唯一麻烦的是，由于午餐过后紧接着就是午休，这个时间是文森特·萨贝拉一天中最难受的时刻。他不像其他学生那样回家过这一小时，而是用皱巴巴的纸袋带午餐到学校，坐在教室里吃。这样吃饭总是有点尴尬，最后走的同学会看见他手拿纸袋，面有歉意地坐在座位上。如果哪个学生碰巧掉队回来取落在教室的帽子或运动衫，会突然撞见他正在吃午餐——可能他正想藏起煮得过熟的鸡蛋，或用手偷偷擦去嘴角的蛋黄酱。普赖斯小姐趁教室里还有半数学生时走到他跟前，坐在他身旁的课桌边上。这让大家明白，为了陪他，她把自己的午餐时间缩短了一半，可她这样做并没能改善现状。

“文森特，”她开口道，“我一直想告诉你，我有多喜欢你画的这些画。它们画得可真好。”

他咕哝了句什么，眼睛转而看着门口正要离开的一群同学。她面带微笑继续说，高度表扬他的画，详尽而仔细。当教室门终于在最后一个学生身后关上时，他才注意起她，一开始他还有点迟疑不决，可随着她说得越来越多，他开始放松了。最后她觉得她已让他完全放松，就像抚摸一只猫般简单、愉悦。她说完画，又兴高采烈地接着说下去，扩大了表扬的范围。“来到一个新地方，”她说，“让自己适应新的功课、新的学习方法，很不容易。到目前为止，我觉得你做得非常好。我真的这样觉得。可是告诉我，你觉得你会喜欢这里吗？”

他看着地板的时间刚好回答这个问题：“还行。”说完又直直地盯着她的眼睛。

“我很高兴。文森特，请别因为我影响你吃午饭。就是说，如果你不介意我坐在你这儿的话，请接着吃吧。”但是，显然文森特才不在乎，他把红肠三明治打开来。她觉得这肯定是他这周胃口最好的一次。即使班上有同学这时候进来，看到也没关系，不过还是没人来的好。

普赖斯小姐在课桌上往后挪了挪，很舒服的样子。她两腿交叉，一只纤细的、穿着丝袜的脚从鹿皮鞋里露出一半来。“当然，”她继续说，“在新学校里找到自己的位置总是要花些时间的。首先，嗯，班上新来的学生与其他同学交朋友总是不太容易。我是说，如果开始时其他人对你有些粗鲁，你不必太介意。实际上，他们与你一样急着想交朋友，但他们不好意思。这都需要你、还有他们多花点时间，多点努力。当然，也不用太多，只要一点点就好。比如，我们星期一早晨的汇报——就是让大家彼此了解的一种好方法。不是说每个人必须汇报，而是如果他想的话就可以。那只是让别人了解你是什么样的人的一种方式，还有许多许多种方式。重要的是，我们要记住交朋友是这个世界上最自然的事情，你可以交到所有你想交的朋友，只是时间问题而已。同时，文森特，我希望你把我
当作朋友，如果你需要建议什么的，尽管找我好了。你会吗？”

他点点头，大口吞着三明治。

“好。”她站起来，抚平修长大腿上的裙子，“现在我得走了，否则我就来不及吃午饭了。这次聊天让我很开心，文森特，我希望我们以后还能这样聊聊。”

她站起来，这样做大概很幸运，因为如果她在课桌上再多待一分钟，文森特·萨贝拉会张开双臂抱着她，把脸埋在她大腿上温暖的灰色法兰绒里，那足以让最敬业、最富想象力的老师也迷惑不已。

在星期一的汇报会上，文森特·萨贝拉举起脏兮兮的手，成为第一批最积极的学生之一，没有谁比普赖斯小姐更惊奇。她有点担心，想让其他人先讲，可又怕伤害他的感情，因此她尽可能用平常语调说：“那好，文森特。”

当他走上讲台，面对听众时，教室里发出一阵窃笑。他看上去很自信，如果说有什么不妥的话，那便是自信太过了：从端着的肩膀、从闪闪发亮的眼睛里，可以看出他的慌张神色。

“星期六我看电影，”他宣布说。

“看了电影，文森特，”普赖斯小姐温和地纠正他。

“我就是那个意思，”他说，“我砍了那部电影。《南瓜灯博士和海德先生》。”

全班快活得哄堂大笑，齐声纠正道：“杰凯尔博士！”

太吵了，他没法说下去。普赖斯小姐站了起来，很生气。“这是很自然的错误
！”她说，“你们谁也没理由这样粗鲁。继续说，文森特，请原谅这个十分愚蠢的打断。”笑声慢慢小了下去，但是同学们还在摇头晃脑地嘲笑他。当然这根本不是很自然的错误：首先，这说明他是个无药可救的笨蛋；其次，说明他在撒谎。

“我就是那个意思，”他继续说，“《杰凯尔博士和海德先生》。我有点弄混了。不管怎样，我看到他的牙齿是怎样从嘴里伸出来，我全都看了，我觉得很好看。星期天，我妈和我爸坐着他们买的车来看我。是别克车。我爸说，‘文尼，想不想坐车去转转？’我说，‘当然，你们打算去哪？’他说，‘你想去哪就去哪。’那我就说，‘我们出去，到乡村去，那里好多一条路，在那些一条宽路上，玩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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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就出去——噢，我猜走了有五六十英里——然后我们在高速公路上悠闲地开着，这时候这个警察在后面跟着我们。我爸说，‘别担心，我们会甩掉他的。’他加大油门，明白吗？我妈非常害怕，但我爸说，‘别担心，亲爱的。’他想转个弯，明白吗？下高速公路，甩掉警察。但就在他转弯时，警察开火了，开始射击，明白吗？”

到这时，班上为数不多的、能够做到一直望着他的同学头全歪向一边，嘴微微张开，就是那种你看到断胳膊或马戏团怪物的表情。

“我们几乎要成功了，”文森特继续说着，眼睛熠熠生光，“一颗子弹打中我爸的肩膀。他伤得不太厉害——只是擦破点皮那样，我妈给他包扎好，但他不能再开车了，我们得带他去看医生，明白吗？所以我爸说，‘文尼，你觉得你能开车吗？’我说，‘当然，如果你告诉我怎么开。’因此他告诉我如何踩油门，哪里是刹车，所有开车的事情，我就开车到了医生那里。我妈说，‘文尼，我为你骄傲，你一个人就开过来了。’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到了医生那里，把我爸爸治好，然后他开车送我们回家。”他说得上气不接下气，不太确定地停顿了一下后，他说，“就这样。”说完他快步走回座位，每走一步，硬邦邦的新灯芯绒裤便沙沙作响。

“好，那真是太——有趣了，文森特，”普赖斯小姐说，尽量装作什么也没发生，“现在，谁愿意下一个？”可没人再举手。

对文森特来说，那天的课间休息比以往更糟，至少在他发现一个藏身之处前如此——一条狭窄的小巷，水泥砌的，位于两栋教学楼之间，只连着几条关上的消防通道，另一头不通，很是隐蔽。那里十分凄凉——他可以背靠墙壁，眼睛盯着出口，课间休息时的吵闹声像太阳一样遥远。但铃声响起，他不得不回教室，再过一小时，就是午餐时间了。

普赖斯小姐没管他，先吃完中饭。然后，她站在教室门边，一只手握住门把手，足足站了一分钟，才鼓起勇气，走进来，坐到他身旁，再来一次谈心，而他正准备吞下最后一口甜椒三明治。

“文森特，”她开口说，“我们都很喜欢今天早晨你的汇报，但我想如果你讲讲自己的真实生活——我们会更喜欢一点，喜欢得多。我是说，”她加快了语速，“比如，我发现今早你穿着一件新风衣。是
新的，对吗？是这个周末你姑姑给你买的吧？”

他没有否认。

“那好，为什么你不能跟我们说说你跟姑姑去商店买风衣，以及后来你做的一些事呢。那会是一次很棒的汇报。”她停了一会，第一次坚定地盯着他的眼睛，“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对不对，文森特？”

他擦去嘴唇上的面包屑，看着地板，点点头。

“下次你会记得的，对吗？”

他又点点头。“我能离开一下吗，普赖斯小姐？”

“你当然可以。”

他去到男厕所，吐了。洗完脸，喝了点水后，再回到教室。普赖斯小姐现在坐在讲台上忙着，没有抬头看他。为了避免再次跟她搅在一起，他晃荡到了衣帽间里，坐在一条长凳上，拿起某人扔掉的套鞋，在手里翻来翻去。没多久，他听到回来的同学弄出丁零当啷的动静。他不想在这里被人发现，站起身，走到消防门那儿。推开门来，他发现刚好通往他上午藏身的那条小巷，于是他溜了出去。他在小巷里站了有一两分钟，看着空空的水泥墙壁。这时他发现自己口袋里有根粉笔，于是他用粉笔在墙上写下他想得起来的所有脏话，印刷体，一英尺高。他写完四个字，在想第五个字时，听到身后的门被推开了。亚瑟·克罗斯在门口，门开着，他睁大眼睛读那几个字。“伙计，”他害怕地喃喃道，“伙计，会有你好受的。真的，会有你好受
的。”

文森特·萨贝拉吓了一大跳，旋即又平静下来，他把粉笔藏在手心里，两个大拇指勾在皮带上，转过身，威胁地看着亚瑟。“是吗？”他问。“有人准备去告发我？”

“呃，没人打算告发
你。”亚瑟·克罗斯不安地说，“但你不该到处写……”

“好了，”文森特说，向前跨了一步。他的肩膀垮下来，头冲前伸着，眼睛眯成一线，看起来像爱德华·G·罗宾逊

[7]

。“好了。我就想知道这个。我不喜欢打小报告的人，明白吗？”

他正这么说时，华伦·伯格和比尔·斯金格出现在门口——在文森特转身对着他们之前，正好听到他说的话，看到墙上的字。“你们也一样，明白吗？”他说，“你们俩。”

令人惊奇的是，他们俩的脸上也现出了傻瓜般防卫的微笑，就像亚瑟脸上的一样。直到他俩相互瞟了一眼，才能以恰到好处的轻蔑目光迎接他的视线，可为时已晚。“你以为自己很聪明，是不是，萨贝拉？”比尔·斯金格说。

“我想什么不关你的事，”文森特告诉他，“你听到我说什么了。现在我们进去吧。”

他们只好站到一边，给他让路，别无他法，然后一声不吭地跟着他走进了衣帽间。

告密者是南茜·派克——当然，对于南茜·派克那样的人，大家不会觉得这是打小报告。他们的谈话她在衣帽间全听到了，男孩子们一进来，她就偷偷往小巷里看了一下。看到墙上的字，脸板得一本正经，皱着眉头，径直走到普赖斯小姐那里。普赖斯小姐正要叫全班同学安静准备上下午的课，南茜走上前来，耳语几句。她俩消失在衣帽间——过了片刻，从那里传来消防门被猛然用力摔上的声音——她们回到教室时，南茜因正义满脸涨得通红，普赖斯小姐却脸色苍白如死灰。她什么也没说，整个下午像平时一样上课。虽然普赖斯小姐明显不开心，可直到三点钟放学时，她才把事情挑明。“文森特·萨贝拉，请你留下来好吗？”她朝其他同学点点头。“就这样。”

等教室里的人都走光了之后，她坐在讲台上，闭上双眼，拇指和食指摩挲着脆弱的鼻梁。她曾经读过一本关于有严重心理疾病的儿童的书。她此时在心里整理着已记不太清的一些片断。也许，毕竟，文森特·萨贝拉的孤独，她根本没有任何责任。也许整个事情需要专家来处理。她深深吸了一口气。

“文森特，到这儿来，坐在我旁边，”她说，等他坐下后，她看着他。“我希望你告诉我真相。是你在外面墙上写了那些字吗？”

他盯着地板。

“看着我，”她说，他看着她。她从来没有现在这般漂亮：脸颊微微泛红，眼睛闪亮，甜美的嘴有意识地往下撇着。“首先，”她说着递给他一个小小搪瓷盆，广告颜料弄得盆子一道一道的，“我要你拿着这个到男洗手间里接上热肥皂水。”

他照她说的做了，回来时，小心地端着盆子，生怕把冒着肥皂泡的水洒出来，她在讲台桌下的抽屉里拣出几块抹布。她挑了一块，说“给”，然后郑重其事地关上抽屉。“这样做，先把抹布浸湿。”她领他到后面的消防出口，站在小巷里看着，他擦掉那些字时，她什么也没说。

活干完了，抹布和搪瓷盆也放好了，他们又坐回到普赖斯小姐的讲台旁。“文森特，我想你以为我会生你的气，”她说，“嗯，我没有。我倒是希望我能生气——那会好办得多。但相反，我很伤心。我努力想成为你的朋友，我以为你也想与我交朋友。但这种事——嗯，很难与做这种事的人交朋友。”

她欣慰地看到他的眼里噙着泪水。“文森特，也许有些事我知道得比你想的还多；也许我明白，有时候一个人那样做，并不是真的想伤害谁，只不过因为他不快乐。他知道那样做不好，而且他知道做了之后自己也不会更快乐，可他还是一意孤行，不管三七二十一做了。然后他发现他失去了朋友，他难过极了，可是已经太晚了。事情已经做了。”

她让这忧郁的语调在寂静的教室里回响了一阵，才又开口说，“我忘不了这件事，文森特。但也许仅此一次，我们还是朋友——只要我知道你不是想伤害我。但你必须向我保证你也不会忘记它。当你想做这种事的时候，永远也别忘了，你在伤害很想喜欢你的人，那样也会伤害你自己。你能答应我记住这些吗，亲爱的？”

“亲爱的”一词就像她纤细的手随意伸出来，搭在他穿着运动衫的肩膀上那般不经意。这个词、这个动作令他的头垂得更低了。

“好吧，”她说，“你可以走了。”

他从衣帽间取了风衣，走了，避开她疲惫而犹疑的眼睛。走道上空无一人，除了远处某个地方传来看门人用推帚刷墙发出的空洞而有节奏的敲击声外，一片寂静。他走路时胶鞋底发出的声音、风衣短促摩擦的单调声响、笨重的前门发出微弱而呆板的叹息声加深了这份静谧。静谧让他接下来的发现更为惊人，顺着水泥人行道走了几码远后，他发现身边走着两个男孩：华伦·伯格和比尔·斯金格。他们朝他讨好地笑着，几近友好。

“她到底把你怎么样了？”比尔·斯金格问。

文森特措手不及，几乎来不及戴上爱德华·G·罗宾逊的假面具。“关你们什么事？”他说，走得快了些。

“不，听着——等等，嘿，”他们一路小跑追上他，华伦·伯格说，“可她到底把你怎样了？她把你臭骂了一顿还是怎么着？等等，嘿，文尼。”

这个名字让他全身颤抖。他只好把手紧紧插在风衣口袋里，强迫自己继续走。说话时，他努力让声音平静，“我说了，关你们
什么事，别跟着我。”

可他们跟在他身后亦步亦趋。“伙计，她一定罚你做功课了，”华伦·伯格锲而不舍。“不管怎么样，她说什么了？说吧，告诉我们吧，文尼。”

这一次，这名字实在让他受不了。它让他失去抵抗力，膝盖松软，脚步缓慢下来，成了轻松、闲聊的散步。“她什么也没说，”他终于说，在戏剧性地停顿了一下后，又补上一句，“她让她的尺子代她说话。”

“尺子
？你是说她在你身上动尺子
了？”他们惊恐万状，既不相信这是真的又敬佩不已，他们越听越佩服。

“打在指关节上，”文森特咬紧嘴唇说。“每只手五下。她说，‘握成拳头，放在桌上。’接着，她拿出尺子，啪！啪！啪……五下。如果你们觉得那不痛，你们一定是疯了。”

普赖斯小姐轻轻把教室前门在身后带上，开始扣大衣纽扣，这时她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不可能是文森特·萨贝拉——这个走在前面人行道上、完全正常、非常快乐的男孩正被两个殷勤的朋友簇拥着。可这就是他，这场面让她想快乐、欣慰地放声大笑。不管怎么说，他会好的。她在阴影里好意摸索时，怎么也想不到会有这样的场景，当然也并未促其成真。但它真的发生了，它只是再一次验证：她永远搞不懂孩子们的行事之道。

她加快了脚步，步态优雅地超过他们，转身朝他们笑着。“晚安，孩子们，”她叫道，想让这句话成为一种快乐的祝福。然而，看到他们三张惊呆的脸怪难为情的样子，她更热烈地笑了，“天啊，越来越冷了，是不是？文森特，你的风衣真好看，还暖和，我真羡慕你。”最后，他们不好意思地朝她点点头。她又道了声晚安，转过身，继续朝车站走去。

她走了，身后留下一片意味深长的沉默。华伦·伯格和比尔·斯金格盯着她，直到她消失在街角，才转过来对着文森特·萨贝拉。

“尺子，胡说八道！”比尔·斯金格说，“尺子，胡说八道！”他厌恶地推了文森特一把，文森特撞到华伦·伯格身上，华伦·伯格又把他推回去。

“天啊，你说什么
都是假的，是不是，萨贝拉？你说什么
都是假的！”

文森特跌跌撞撞，失去了平衡，他两手紧紧攥在口袋里，企图保持他的尊严，但只是徒劳。“你们以为我
会在乎你们信不信？”他说，然后由于想不出什么别的好说，他只好又说了一遍，“你们以为我
会在乎你们信不信？”

他一个人继续走着。华伦·伯格和比尔·斯金格走到对面人行道上去了，倒退着走，鄙夷地看着他。“就像你说警察开枪打你爸爸一样，都是撒谎。”比尔·斯金格喊道。

“连看电影
也是撒谎，”华伦·伯格插进来说，又突然爆发出一阵假笑，笑弯了腰，他把两手拢在嘴边，大叫道：“嘿，南瓜灯博士！”

这个外号可不怎么好，但听上去很地道——这种名字能很快传开来，迅速被人记住，并一直叫下去。他俩推推搡搡，一起继续大喊：

“怎么回事，南瓜灯博士？”

“为什么你不跟着普赖斯小姐跑回家，南瓜灯博士？”

“再见，南瓜灯博士！”

文森特·萨贝拉继续走着，不理他们，等到他们走得看不见了，他又折回来，沿原路回到学校，绕过操场，回到小巷里，墙上刚才他用抹布擦过的那个地方还是湿的。

他挑了块干地方，掏出粉笔，开始非常仔细地画一个人头，是侧面的，长而浓密的头发，他花了好长时间来画这张脸，用湿手指擦了重画，直到画出他所画过的最漂亮的脸：精致的鼻子、微微张开的嘴唇、长睫毛的眼睛，线条优美像小鸟的翅膀。他停下来，以恋人般庄重的神情欣赏它。然后，他在嘴唇边画了个大大的对话气球框，在气球框里，他写下中午写过的每一个字，他如此愤怒，粉笔都折断在手里。再回到头部，他画下纤细的脖子、柔和的削肩，接着，他用很粗的线条，画了个裸体的女人：大大的乳房，硬而小的乳头，线条简洁的腰部，中间一点是肚脐，宽宽的臀部、大腿，中间是三角地带，狂乱地画了阴毛。在画的下面，他写上标题：“普赖斯小姐”。

他站在那里，喘着粗气，看了一会儿，回家了。

[1]
爱尔兰的一个传说：有一个名叫杰克的人因为非常吝啬，死后不能进天堂，又因他取笑魔鬼故而也不能下地狱，所以，他只能提着灯笼四处游荡，直到审判日那天。于是，杰克和南瓜灯便成了被诅咒的游魂的象征。人们为了在万圣节前夜吓走这些游魂，便用南瓜雕刻成可怕的面孔来代表提着灯笼的杰克，这就是南瓜灯的由来。

[2]
文斯是文森特的昵称，下文提到的文尼也是文森特的一种昵称。

[3]
庞蒂亚克：Pontiac，汽车品牌。

[4]
怀特普莱恩斯：White Plains，纽约近郊的小镇，风景优美，是个购物天堂。

[5]
追人游戏：the game of tag，是一种儿童游戏，由一个人去追其他人，如果他能够碰到被追者中的一人，接下来就由这名被追上的人开始追赶其他人。

[6]
此处原文是文森特说的话，有很多语法错误。

[7]
爱德华·G·罗宾逊（1893—1973），好莱坞电影明星，以在银幕上扮演硬汉形象而令人难忘。

理查德耶茨作品系列

万事如意

没人指望格蕾丝在婚礼前最后一个星期五还工作。事实上，不管她想不想，都没人让她干活了。

打字机旁的玻璃纸盒里摆着一朵白色栀子礼花，这是老板阿特伍德先生送的礼物，连同礼花一起的还有个信封，里面卷着一张十美元的布鲁明戴尔商场

[1]

的购物礼券。自打那次在事务所圣诞派对上她热吻阿特伍德先生后，阿特伍德待她总是彬彬有礼。格蕾丝进他办公室表示感谢时，他弓着腰，弄得桌子抽屉咔哒直响，脸涨得通红，几乎不敢看她的眼睛。

“啊，这没什么，格蕾丝，”他说，“我荣幸之至。给，你需要一只别针把那玩意儿戴上吧？”

“它配有胸针，”她举起那朵花，说，“看到了吗？是只漂亮的白色胸针。”

他愉快地看着格蕾丝将花高高地别在衣领上，然后重重地清了清嗓子，将桌下的写字板拖出来，准备交待她今天上午的工作，仅口授了两封短信让她打印出来。不过一小时后，格蕾丝看到他将一叠录音带交给打字中心时，才明白他关照了她。

“你真好，阿特伍德先生，”她说，“可我觉得今天有活的话，你还是该派给我干，就像平时……”

“啊，格蕾丝，”他说。“结婚可只有一次。”

万事如意姑娘们挤在她桌旁，叽叽喳喳，笑成一团，一次次要看拉尔夫的照片（“喔，他真可爱
！”），办公室里闹哄哄的。办公室经理站在旁边，十分紧张，不想太扫她们的兴，但还是不安地提醒说，毕竟，今天还是工作日。

吃午饭时，希拉夫特事务所开了个传统的小派对——九个女人：有已婚的和未婚的。平时很少喝的鸡尾酒让她们晕晕乎乎的，她们回忆以前在一起的那些时光，争着向她表达美好的愿望，皇家鸡饭

[2]

都凉了，大家也不管。还有许多鲜花和一件礼物——银质果盘，这是姑娘们私下里凑钱买的。

格蕾丝不停地说“谢谢你们”、“我太感激了”、“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直说得这些话不停地在脑子里回响，直笑得嘴角生疼，她觉得这个下午好像永远过不完。

大约四点钟时，拉尔夫打电话过来，听上去兴高采烈的。“你在做什么，宝贝？”他问，还没等她回答，他又说，“听着，猜猜看我得了什么？”

“我不知道。是礼物还是什么？什么东西？”她尽量让声音听上去很兴奋，但这还真不容易。

“奖金。五十块钱。”她好像能看到他说“五十块”时那扁扁的嘴唇，那份认真劲只有在他说钱的数目时才可一见。

“哦，好好啊，拉尔夫，”她说。即使她的语调里有一丝倦意，他也没察觉到。

“好好啊，是不是？”他笑着说，学着姑娘们说这个词的腔调。“你喜欢
吗，啊，格蕾西

[3]

？不，可我是说我真的很意外，你知道吗？老板说‘给你，拉尔夫’，他递给我这个信封。脸上毫无表情，甚至一丝笑容都没有。我想，怎么回事？我被解雇了，还是出了别的什么事？他说‘打开，拉尔夫，打开看看’。我就打开了，我再看他时，他笑得嘴咧得有一里宽，”他小声笑着，叹了口气，“好吧，听着，宝贝。你要我今晚什么时候过来？”

“噢，我不知道。尽早吧，我想。”

“好，听着，我得去埃迪家拿他借给我的旅行包，所以我可能会这样：先去他那里，接着回家吃饭，然后大概八点半或九点去你那里。行吗？”

“好啊，”她说。“到时见，亲爱的。”她叫他“亲爱的”没有多久，在决定要嫁给他后才开始这样称呼他，这个词听上去还那么陌生。当她清理桌上的那堆办公用品时（她实在无事可做），一阵熟悉的惊慌攫住了她：她不能嫁给他——她根本不了解
他。有时候，又完全相反，她觉得不能嫁给他正是因为她太了解他。不管哪种情况，都让她拿不定主意，当初室友玛莎说的那些话还影响着她。

“他真搞笑，”玛莎在他们第一次约会后说。“他说‘卫星间’。我不知道真有人会说‘卫星间’。”格蕾丝咯咯笑了，觉得这实在
很好笑。那段时间她觉得玛莎事事都对——事实上，当时在《纽约时报》的广告栏中找到玛莎这样的女孩合租，对她来说似乎真是再幸运不过了。

但拉尔夫整个夏天都锲而不舍地追求格蕾丝，到秋天时，格蕾丝开始站在他一边了。“为什么你不喜欢
他，玛莎？他人真的很好。”

“噢，每个人都很好，格蕾丝，”玛莎用她的学院派腔调说，这种腔调可以让荒唐的事听起来很合理。她正在小心翼翼涂指甲油，这时她抬起头，目光离开涂得很漂亮的手指甲，“他就是那种有点——有点像条白虫
。你懂吗？”

“我不懂这跟他的肤色
有什么关系……”

“噢，天啊，你
知道我的意思吧。难道你不明白我在说什么
吗？噢，他的那些朋友，他的埃迪、他的马蒂，还有他的乔治，以及他们那种小气、穷酸的职员生活，他们那种小气、穷酸的……他们都一个德性
，那些人。他们就会说‘咳，你的巨人队怎么样了？’或者‘嗨，你的扬基队呢？’他们全都住在城外很远的桑尼塞德或伍德海文或其他某个脏乱差的地方，母亲们都在壁炉架上摆些该死的陶瓷小象。”玛莎说完又皱着眉头涂她的指甲去了，明确表示本次谈话结束。

那年秋天直到冬天，格蕾丝都很迷茫。有一阵子，她试着只跟玛莎说的那种男人出去约会——那种男人总是用“很风趣”这样的字眼，总穿着制服一样的窄肩法兰绒外套；又有一阵子，任何约会她一概不赴。她甚至在事务所圣诞派对上对阿特伍德先生做出那样疯狂的举动。而拉尔夫一直在给她打电话，在她住所附近徘徊，等待她做决定。有一次她带他回了宾夕法尼亚的家（她从不敢想象带玛莎回家会是什么样子），见了父母，但直到复活节她才最终接受他。

皇后区的美国退伍军人协会经常组织大型舞会，拉尔夫那帮人常去，那次他们也去了。当乐队奏响《复活节游行》的乐曲时，拉尔夫紧紧地拥着格蕾丝，几乎让她动弹不得，他还在耳边轻声哼着旋律。她从来没想到拉尔夫会有这种举动——这么甜蜜温柔——很可能那会儿她并没有决定嫁给他，但至少打那以后她开始想这个问题了。那一刻格蕾丝摇曳在他沙哑的吟唱里，歌声穿过她的发丝，仿佛就是在那一刻她决定以身相许：

“我是这么幸运

当他们打量着你

我是复活节游行队伍中

最骄傲的人……”

那个晚上，她告诉了玛莎，现在她还清晰地记得玛莎脸上的表情。“噢，格蕾丝，你不是……你一定不是认真的。我是说，我觉得他不过是个笑话
……你不会真的说你想……”

“闭嘴！你别说了，玛莎！”她哭了一晚上。为此她现在还恨玛莎；即使现在，她两眼茫然地瞪着靠墙的那排文件柜惊恐地想到：玛莎也许是对的。

姑娘们嘻嘻哈哈的笑声袭来，她吃了一惊，看到两个女孩——艾琳和露丝——在打字机那边张嘴笑着，还指了指她。“我们
看见你了！”艾琳唱道。“我们
看见你了！又走神了，啊，格蕾丝？”露丝还滑稽地模仿她出神的样子，挺起平平的胸部，眨眨眼，她们笑得七歪八倒。

格蕾丝定了定神，重新恢复了单纯、开朗的新娘模样。现在要做的是想想接下来的安排。

明天早上，像妈妈说的“大清早的”，她在宾州火车站与拉尔夫会合，一起回家。他们大概一点钟能到，父母会在车站接他们。“见到你很高兴，拉尔夫！”爸爸会说，而妈妈可能会吻他。温馨而舒适的家庭气氛笼罩了她：他们
不会叫他白虫；他们
压根不会知道什么普林斯顿的男人、“有意思”的男人、玛莎说得神气活现的任何其他类型的男人。爸爸可能会叫上拉尔夫出去喝啤酒，带拉尔夫参观他工作的造纸厂（而至少拉尔夫也不会瞧不起在造纸厂上班的人），晚上，拉尔夫的家人和朋友会从纽约赶过来。

晚上她会有时间跟妈妈好好聊聊，第二天早上，“大清早的”（一想到妈妈淳朴、快乐的脸，格蕾丝眼睛一阵刺痛），他们会穿上结婚礼服。接着去教堂举行仪式，然后是酒宴（爸爸会喝醉吗？穆里尔·克切会因为没有当上伴娘而生气吗？），最后，他们将坐火车去亚特兰大，住酒店。但从酒店开始，她就不能再做什么计划了。大门在她背后关上，只留下一片疯狂而虚幻的寂静，全世界除了拉尔夫再没有别人能为她指路了。

“好了，格蕾丝，”阿特伍德先生说，“祝你永远幸福。”他站在她桌旁，已戴上帽子，穿好衣服，周围整理桌椅的声音说明五点钟了。

“谢谢你，阿特伍德先生。”她站起来，突然姑娘们全都围过来，她们争着向她道别。

“祝你好运，格蕾丝。”

“给我们寄张卡片，啊，格蕾丝？从亚特兰大哦。”

“再见，格蕾丝。”

“晚安，格蕾丝，听着：万事如意。”

最后，格蕾丝终于摆脱了她们，出了电梯，出了大厦，穿过人群，急急赶往地铁。

回到家，玛莎站在厨房门口，穿着一套素雅的新衣服，看上去很苗条。

“嗨，格蕾丝。我打赌她们今天几乎生吞了你，是不是？”

“噢，还好，”格蕾丝说。“每个人都——非常好。”她坐下来，筋疲力尽，把花、包起来的果盘扔在桌上。这时，她发现整个房间打扫擦拭过了，厨房里正做着饭。“哟，一切都这么好，”她叫道。“你为什么这样做？”

“噢，好了。我要早点回家，”玛莎说着笑了，格蕾丝很少看到她像今天这般腼腆。“我只是想让房间在拉尔夫过来时看上去像样点。”

“哦，”格蕾丝说，“你真是太好了。”

玛莎现在的样子有点让人吃惊：她看上去很不好意思，手上转动着一把油腻腻的锅铲，小心翼翼地与她的新衣服保持一定距离，还仔细盯着它看，好像有什么话难以启齿。“你看，格蕾丝，”她开口了。“你知道我为什么不能参加你的婚礼，对吧？”

“噢，当然，”格蕾丝说，实际上她不知道，压根不知道。似乎是她得赶在哥哥参军之前，去哈佛见他一面，但打一开始这听上去就像个谎言。

“我只是讨厌让你觉得——嗯，不管怎样，我很高兴你明白我为什么去不了。还有件事我更想说说。”

“什么？”

“嗯，我对以前说过的那些关于拉尔夫的坏话感到很抱歉。我没有权利对你那样说。他是个非常可爱的小伙子，我——嗯，我很抱歉，就这些。”

格蕾丝一阵感激与欣慰，想掩饰都掩饰不住，她说：“喔，没什么，玛莎，我……”

“肉排烧糊了！”玛莎返身冲回厨房。“还好，”她叫道。“还可以吃。”当她出来摆好饭菜时，又恢复了往日的神态。“我得赶快吃，吃完就得跑。”她们坐下时她说。“我的火车四十分钟后开。”

“我以为你明天
才走。”

“嗯，原打算明天的，”玛莎说，“但我决定今晚就走。因为你看，格蕾丝，还有件事——如果你能再接受一个道歉——我感到抱歉的是我从没给你和拉尔夫单独相处的机会。因此，今天晚上我打算消失。”她犹豫着说。“就把这当作我的结婚礼物吧，好吗？”她笑了，这次并不是害羞的笑，而是笑得更符合她的本性——眼睛在饱含深意的一眨之后微妙地移开了。格蕾丝在历经怀疑、迷惑、敬畏、实际模仿种种阶段后，早就将这种微笑与“老于世故”这个词联系在一起了。

“噢，你真是太可爱了，”格蕾丝说，但她并不真的明白玛莎所指为何。直到吃过饭，洗了碗，直到玛莎飞也似的化妆，拎着行李飞快道别，去赶火车后，她才有点明白。

她放了一大缸水，意乱情迷地洗了个泡泡浴，又花很长时间擦干身体，还在镜子前摆出各种姿势，心中慢慢萌生出奇怪的兴奋。在卧室里，她从昂贵的白色礼盒中，从那堆为结婚准备的薄纱衣衫中抽出最心爱的透明白尼龙睡衣和配套吊带睡裙，穿上后，她又走到镜子前。她以前从没这样穿过，也从没有这样的感觉，想到待会儿拉尔夫将看到她这副打扮，她忍不住走到厨房，喝了杯干雪利酒，那是玛莎留着开鸡尾酒派对时用的。然后她留下一盏灯，把其余的全关掉，端着杯子，走到沙发前，窝在沙发里等他来。过了会儿，她又站起来，把雪利酒瓶拿过来放到茶几上，还在那里摆了个托盘和一只杯子。

拉尔夫离开办公室时，隐隐觉得有点失望。不管怎么说，他对婚礼前的这个星期五还是充满期盼的。奖金支票还好（虽然他私底下希望奖金数额多一倍），吃中饭时，办公室的小伙子们请他喝了瓶酒，开着有分寸的玩笑（“啊，不要难过，拉尔夫——更糟的还在后面”），但实在应该有个真正的派对才好。不光是办公室里的小伙子们，还有埃迪，所有
朋友都应该有所表示才对。而现在只有去白玫瑰酒吧见埃迪，就像一年中随便哪个晚上一样，然后坐车回埃迪家取他的旅行包，然后吃饭，然后一路坐车回曼哈顿，去见格蕾丝，在她那里呆上一两个小时。他到酒吧时，埃迪还没来，这更让他觉得孤独，心头隐隐作痛。他郁闷地喝着啤酒，等埃迪。

埃迪是他最好的朋友，理想的好男人，因为起初想追求格蕾丝的是他。就是在这间酒吧里，拉尔夫跟他说了他们去年的第一次约会：“喔，埃迪——好大一对波啊！”

而埃迪咧开嘴笑了，“是吗？她那个室友长什么样？”

“啊，你不会喜欢那个室友的，埃迪。那个室友是个小人，还势利，我想没错。可是这个
，这个小格蕾西
——伙计，我是说，魔鬼身材
啊！”

每次约会有一半的乐趣——甚至更多，都来自于事后找埃迪倾诉，还有不时的添油加醋、吹牛，要埃迪出主意接下来该如何行动。但从今往后，这以及许多其他的快乐，都将被抛在身后了。格蕾丝答应过他，结婚后，至少每星期有一天可以跟他那帮朋友玩。但即使这样，一切也全变了。姑娘们是无法理解友谊这种东西的。

酒吧里的电视在播一场棒球赛，他百无聊赖地看着，失落的感伤痛苦让喉咙都有点肿痛。他几乎将一生都投入了男人间的友谊，努力做一个好伙伴，而现在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结束了。

终于埃迪用硬邦邦的手指戳了戳他屁股，算是打了招呼。“你在干吗，伙计？”

拉尔夫心中渐生厌恶，眯起眼睛，慢慢转过身来。“你怎么啦，滑头？走错路了？”

“你干吗——急什么？”埃迪说话时嘴唇几乎不动。“你不能等两分钟吗？”他懒懒地坐在高脚凳上，身子转了半个圈，对侍应生说，“杰克，给我来一杯。”

他们喝着酒，盯着电视，一声不吭。“今天发了一点奖金，”拉尔夫说。“五十块。”

“是吗？”埃迪说。“不错啊。”

电视上三击不中出局；一局结束，广告开始了。“那么？”埃迪说，摇着杯子里的啤酒。“还是打算结婚？”

“为什么不？”拉尔夫耸了耸肩。“听着，快点喝好吗？喝完这杯，我想走了。”

“等会儿，等会儿。你急什么？”

“快点，行不行？”拉尔夫不耐烦地起身离开酒吧。“我想去拿你的包。”

“啊，包。不就是个包嘛。”

拉尔夫折返回来，怒冲冲地盯着他。“听着，滑头。没人强迫
你借我那该死的包，你知道。我不想伤你心
或什么……”

“好了，好了，好了。去拿包吧。别那么着急。”埃迪喝完啤酒，擦擦嘴。“走吧。”

为了蜜月旅行向埃迪借包是拉尔夫的心头之痛；他宁愿自己买。他们每晚去搭地铁都要路过的那家皮包专卖店橱窗里就摆着一个大大的，茶色格拉德斯通旅行提包

[4]

，两边还各有一层拉链，三十九元九十五分——拉尔夫自从复活节起就看中了。“我想买下它，”他随口告诉埃迪，就像那天他宣布订婚那样不经意（“我想娶那个姑娘”）。埃迪的两次反应都一样：“你……疯了吗？”两次拉尔夫都说：“那又怎么样？”他还为这个包找理由：“结婚了，我需要
这样的东西。”从那时起，好像那个包就是格蕾丝本人，象征着他追求的崭新而阔绰的生活。但在付完戒指、新衣服和所有其他开销后，最后发现他买不起了；他只好向埃迪借，两个包看上去一样，但埃迪的包差得多，也旧很多，更没有拉链。

现在他们又经过这家皮包专卖店，他停下脚步，突然冒出个冲动的想法。“嘿，等等，埃迪。知道我想怎么花这五十块钱吗？我要买下这个包。”他呼吸有点急促。

“你……疯了吗？四十大元买个一年用不上一次的包？你疯了，拉尔夫。快走吧。”

“啊……我不知道。你觉得呢？”

“听着，你最好还是留着
你的钱吧，伙计。你以后会用得着
的。”

“啊……好吧，”拉尔夫终于说。“我想你是对的。”他追上埃迪，朝地铁走去。他生活中的事情总是这样；只有他领上更像样的薪水后他才能拥有那样的包，他认了——就像只有结婚后他才能得到他的新娘一样，这个事实他也只有无条件接受，想到这里，他生平第一次低声叹了口气。

地铁吞没了他们，经过半小时的丁零当啷、摇摇晃晃、神思恍惚，最后将他们吐出在皇后区清凉的黄昏里。

他们脱下外套，松开领带，让晚风吹干刚才走路汗湿的衬衣。“那么我们怎么办？”埃迪问。“明天我们什么时候在宾夕法尼亚的小乡村露面好？”

“啊，随便你们，”拉尔夫说。“晚上什么时候都行。”

“我们到那里后做什么呢？在那见鬼的小村庄里你能做什么，啊？”

“我不知道，”拉尔夫辩解地说。“我想也就是到处坐坐，说说话吧；跟格蕾丝的老爸喝啤酒，或干点什么；我不知道。”

“天啊，”埃迪说。“那以后周末你时不时得去。这可真够你受的。”

拉尔夫突然怒火攻心，在人行道上停下来，他把有点湿的外套团在手里。“嘿，你这个杂种。没人请
你来，你懂吗——你、马蒂或乔治，随便你们哪个。我把话说明白了，我
可不需要你们赏脸，懂吗？”

“你怎么啦？”埃迪问道。“你怎么啦？难道不能开个玩笑？”

“玩笑，”拉尔夫说。“你有开不完的玩笑。”他跟在埃迪后面一步一步往前挪，十分生气，觉得自己都快要掉眼泪了。

他们拐进那个住了多年的街区，街边两排整齐划一、一模一样的房子，他们在那里打架、游逛、玩棍球，一起长大。埃迪推开他家前门，催拉尔夫快点，门廊里花椰菜、套鞋散发出的家庭气息迎面扑来。“进来吧，”他边说边用大拇指朝关着门的客厅指了指，然后侧身，示意拉尔夫先进去。

拉尔夫打开门，往里走了三步，顿时惊呆了，好像下巴上遭人重击一拳。房间里一片寂静，挤着一堆咧嘴而笑的红脸男人——马蒂、乔治、这个街区的所有小伙子、办公室的小伙子——每个人，所有朋友，都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瘦子马奎尔弓着腰站在竖式钢琴前，十指张开悬在琴键上方，当他敲下第一个欢快的和弦时，歌声脱口吼出，大家手握成拳打着拍子，一张张嘴咧得老大，歌声都走调了：

“他是个溃（快）乐的哈（好）小后（伙）

他是个溃（快）乐的哈（好）小后（伙）

他是个溃（快）乐的哈（好）——小后（伙）啊

没有人能否认！”

拉尔夫几乎站不稳，他往后退了一步站在地毯上，眼睛瞪得老大，咽了口唾沫，手里还拿着外套。“没有人能否认
！”他们还在唱，“没有人能否认
！”正当大家要开始第二段时，埃迪秃了顶的父亲喜洋洋地从厨房门帘后走出来，嘴里唱着歌，两手各端着一壶啤酒。终于，瘦子在琴键上砸出最后一句：

“没—有—人—能—否—认
！”

然后他们都欢呼着涌向拉尔夫，抓着他的手，用力拍着他的胳膊他的背，拉尔夫站在那里浑身颤抖，声音淹没在众人的喧哗声中。“噢，伙计们……谢谢。我……不知道说什么……谢谢，伙计们……”

这时人群分成两半，埃迪慢慢走到中间，眼里闪着爱的笑意，一只手拎着个旅行包，有点局促——那不是他的包，而是只崭新的：大大的，茶色格拉德斯通旅行提包，两边都有层拉链。

“说几句
！”他们喊道。“说几句！说几句
！”

但是拉尔夫什么也说不出，怎么也笑不出。他甚至什么都看不见。

十点了，格蕾丝开始咬着嘴唇，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如果拉尔夫不来怎么办？不过，他当然会来的。她又坐下来，仔细抚平大腿周围尼龙裙上的折痕，尽量让自己平静下来。如果她太紧张，整件事就会给毁了。

门铃声响起来，她惊得像触了电似的。去开门时走到一半，又停下来，深深吸口气，镇静后她按下门锁，门打开一道缝，看着他上楼。

她看见拉尔夫拎着旅行包在上楼，也看见他脸色苍白，神情严肃。她一开始还以为他知道了；他已经做好准备进门就把门锁上，一把将她搂进怀内。“嗨，亲爱的，”她温柔地说，把门开大了一点。

“嗨，宝贝。”他一阵风似的扫过她身边，走进屋。“我来迟了，啊？你睡了吗？”

“没有。”她关上门，腰靠在门上，两手反抄在身后，握着门把手，这是电影里女主角惯用的关门姿势。“我只是……在等你。”

他没朝她看，径直走到沙发边，坐下来，把旅行包放在他膝下，手还不停地抚摸着它。“格蕾西，”他说，几乎是在耳语。“看看这个。”

她看着它，接着又看看他忧伤的双眼。

“还记得吗，”他说，“我跟你说过我想买个这样的包？四十块？”他停下来，四处看看。“嘿，玛莎呢？她睡了吗？”

“她走了，亲爱的，”格蕾丝说，慢慢移到沙发前。“她走了，整个周末都不在。”她坐在他身边，靠近他，给他一个玛莎式的特别笑容。

“噢，是吗？”他说。“那好啊，听着。我说过我不买了，向埃迪借，记得吗？”

“嗯。”

“所以，今晚，在白玫瑰酒吧那儿，我说，‘快点，埃迪，我们走，去你家拿你的旅行包。’他说，‘啊，不就是个包嘛。’我说，‘怎么回事？’但他什么也没说，懂吗？所以我们就去他家，他家的客厅门关着，知道吗？”

她身子蜷得更紧，又向他靠近了一些，把头靠在他胸膛上。他很自然抬起一只手，搂过她的肩，接着说道。“他说，‘走啊，拉尔夫，开门啊。’我说，‘搞什么鬼？’他说，‘没什么，拉尔夫，开门啊。’所以我就推开了门，噢，天啊。”他的手指紧紧抓住她的肩膀，那么用力，她害怕地抬起头来看着他。

“他们全在那里，格蕾西，”他说。“所有的家伙。弹钢琴、唱歌、欢呼——”他的声音有点飘忽，眼睛紧闭，看得出睫毛润湿了。“一个意外的大派对，”他说，尽量想笑笑。“为我举行的。真想不到啊，格蕾西！这时——这时，埃迪走过来——埃迪走过来，递给我这个包，和我这段时间看中的那个包一模一样。他用自己的钱买下了，他什么也没说，只想给我个惊喜。‘给你，拉尔夫，’他说。‘我只想让你知道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家伙。’”他的手又捏紧了，还在哆嗦。“我哭了，格蕾丝，”他低声说。“我实在忍不住。我想他们这群家伙没有看到，可实际上我哭了。”他扭过脸去，极力咬着嘴唇，不让眼泪掉下来。

“你想喝点什么吗，亲爱的？”她温柔地问道。

“嗯，没什么，格蕾西，我很好。”他轻轻地把旅行包放在地毯上，“不过，给我根烟吧，好吗？”

她从茶几上拿了根烟，放进他嘴里，帮他点着。“我给你倒杯酒吧，”她说。

烟雾中他皱了皱眉。“你有什么酒，雪利酒？不，我不想喝那东西。再说，我满肚子啤酒。”他仰靠在沙发上，闭上眼睛。“接着埃迪的妈妈给我们做了一桌子好吃的，”他接着说，声音差不多正常了。“我们吃了牛排、炸薯条”——他的头靠在沙发上，每说一道菜名就转动一下，“生菜西红柿沙拉、泡菜、面包、黄油……应有尽有。”

“好啊，”她说。“那不是很美嘛。”

“接下来，我们还吃了冰淇淋，喝了咖啡。”他说，“我们敞开肚子，能喝多少就喝了多少啤酒。我是说，好丰盛的一顿啊。”

格蕾丝双手抚摸着大腿，一半是为抚平尼龙上的褶皱，一半是为了擦干手掌上的汗。“哦，他们可真是太好了，”她说。他们静静地坐在那儿，好像过了很久。

“我只能呆一会儿，格蕾丝。”拉尔夫最后说。“我答应他们我还回去的。”

她的心在尼龙睡裙下跳得扑通直响。“拉尔夫，你——你喜欢这个吗？”

“什么，宝贝？”

“我的睡裙啊。我本来打算在婚礼后才穿给你看的，但是我想我——”

“好看，”他像个商人似的，用拇指与食指捻了捻那轻纱样的东西。“很好。你花了多少钱，宝贝？”

“哦——我不知道。可是你喜欢它吗？”

他吻了吻她，终于开始用手抚摸她。“很好，”他接着说。“很好。嘿，我喜欢这衣服。”他的手在领口那里犹豫了一下，滑进睡衣里，握着她的乳房。

“我真的爱你，拉尔夫，”她低声说。“你知道的，是吗？”

他的手指揉捏着她的乳头，一次而已，马上又飞快地滑出来。数月以来的禁令，这习惯太强了，他没法打破。“当然，”他说。“我也爱你，宝贝。现在做个乖女孩，睡个好觉，我们明天早上见。好吗？”

“哦，拉尔夫。别走，留下来。”

“啊，我答应过那帮家伙，格蕾西。”他站起来，理理衣服。“他们在等着我呢，都没回家。”

她腾地站起来，迸发出一声大叫，这声音从她紧闭的双唇中发出来，是一个女人、一个妻子哀怨的呼喊：“他们不能等等吗？”

“你——疯了吗？”他退后几步，双目圆睁，一副理所当然的表情。她该理解才是，该死的，如果结婚前她就这样，结婚后还得了？“你还有没有良心，啊？今天晚上让他们等着？在他们为我
做了这许多之后？”

那一两秒钟，她的脸似乎没有他以前觉得的那么美了。但她脸上旋即又露出一丝微笑，“当然不能。亲爱的，你是对的。”

他走上前来，手温柔地抚过她的下巴，微笑着做出一个丈夫的保证。“这样才对，”他说。“明天早上九点，我在宾州火车站等你。好吗，格蕾西？只是我走之前——”他眨眨眼，拍着肚子。“我满肚子啤酒。不介意我用用你的卫星间
吧？”

当他从洗手间出来时，她站在门口等着道晚安，双手抱在胸前，好像是为了取暖。他可爱地拎起新旅行包，晃了晃，也站到门口来。“好了，那么，宝贝，”他吻了吻她说，“九点。别忘了。”

她疲惫地笑了，为他开门。“别担心，拉尔夫，”她说。“我会在那里的。”

[1]
布鲁明戴尔商场：Bloomingdale’s，纽约著名的百货商场。

[2]
皇家鸡饭：chicken à la king，一道法国菜。

[3]
格蕾西：Gracie，格蕾丝的昵称。

[4]
格拉德斯通旅行提包：Gladstone，美国一种品牌旅行包，款式为中间对开。

理查德耶茨作品系列

乔迪撞大运

瑞斯军士，田纳西人，身材修长，沉默寡言，身穿迷彩服也显得整洁干练，跟我们期待中的步兵排长完全不同。不久我们就了解到，他是那种典型——几乎可以说是某种样板——三十年代时卷入正规军，然后留在军中，成了战时训练中心的骨干，可是当时他让我们很吃惊。我们很天真，我以为我们会遇上更像维克多·麦克拉格伦

[1]

那样的军士——身体结实、爱吼叫，并且十分严厉，然而可爱，像好莱坞老电影里的那种人。瑞斯确实很严厉，可他从不咆哮，而我们也不爱他。

第一天点名时，他叫不出我们的名字，就此跟我们有了距离。我们全都来自纽约州，大部分名字确实需要点努力才叫得出来，可是瑞斯被它们难倒了，简直大大出了场丑。对着花名册，他单薄的五官皱成一团，每说一个不熟悉的音节，唇上的小胡子就猛地一抽。“蒂——蒂——爱丽丝——”他结结巴巴地叫道。“蒂·爱丽丝——”

“到，”达利山德罗说，几乎每个名字都像这样。当他与沙赫特、斯科吉利奥、西兹科维奇这些名字搏斗完毕，他遇到了史密斯。“嘿，史密斯，”他说，抬起头，慢慢咧嘴而笑，可笑容一点都不迷人。“见鬼，你
跟这帮大猩猩搅和在一起干什么？”没人觉得这好笑。最后他点完名，把点名簿夹在腋下。“好啦，”他对我们说。“我是瑞斯军士，你们的排长。那就是说我说做什么，你们就得做什么。”他瞪着我们看了好长时间，上下打量评价着。“全排！”他突然吼道，胸腔都跟着往上跳。“解——散！”他的暴政开始了。到这天结束时，以及从此后的许多天里，他的形象，用达利山德罗的话说，就是蠢货瑞贝尔

[2]

杂种，在我们心里牢牢树立起来。

乔迪

[3]

撞大运在此我最好说明一下，我们大概也不怎么可爱。我们都才十八岁年纪，全排都是帮混沌糊涂的城市小孩，这就决定了我们对基本训练缺乏热情。那个年纪的小伙子这般冷漠可能不太正常——肯定也不讨人欢喜——可这是1944年，战争不再是什么新鲜事，苦涩是种时髦的情绪。满腔热情的投军只意味着你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孩子，没人愿意这样。私下里我们可能向往战斗，至少渴望勋章。可是表面上，我们是帮无耻的、自以为是的家伙。要把我们训练成军人，一定是件棘手的活，瑞斯首当其冲，承受着最大的压力。

可是，当然，一开始我们没想到这层原因，只知道他管得太严，我们恨透了他的毅力。我们很少见到中尉，一个胖胖的、年轻的军校毕业生，他隔很长时间才露一次面，总是说如果我们跟他合作，他也会跟我们合作；我们也很少见到连长（除了他戴眼镜外，我连他长什么样也不记得了）。可是瑞斯总在那里，沉着而不屑，除了发命令，从来不说话，只有冷酷，没有笑容。我们观察其他排就知道他对我们特别严厉；比如，在定量用水上，他有自己的管理方式。

那时正好是夏天，营地被得克萨斯酷热的阳光晒蔫了。大量供应的食盐片剂让我们在夜幕降临前勉强保持清醒；盐分随着汗水流失，在我们的工作服上留下一道道白色印渍，我们总是渴得要命，可是营区的饮用水是从数英里远的泉水处运过来的，因此长期以来有个不成文的规矩：省着点用。许多军士自己也渴得要命，因此对这个规矩要求不是那么严，可是瑞斯却把它记在了心里。“如果你们这帮人对什么是军人一无所知，”他说，“你们可以从饮水纪律中开始学习。”装水的军用帆布袋胖胖的像牛、羊这类动物的乳房，沿路每隔一段距离就挂一个，尽管水给晒得烫烫的，喝上去还有股化学物质的苦味，但每天上午和下午我们最盼望的时刻便是命令我们把军用水壶装满的那刻。大部分排会你推我挤地抢一个军用水袋，让它的小小钢乳头工作到袋子瘪了，缩了，下面的地上留下一条湿印。可我们不是这样。瑞斯觉得每人每次装半壶水就足够了，他会站在帆布水袋旁边严密监视，让我们排成两行，按秩序接水。如果谁在水袋下举着水壶的时间长了点，瑞斯会让大家全停下，把那人揪出队伍，说：“把它们倒出来。全倒出来。”

“如果我这样干，我就不是人
！”有一天，达利山德罗把他给顶了回去，我们全都站在那里，呆住了，看他们在毒日头下相互瞪眼。达利山德罗是个壮实的小伙子，眼神凶狠，才几周就成了我们的发言人；我猜他是唯一够胆，敢于来上这么一出的人。“你以为我是谁，”他叫道，“跟你一样，是头该死的骆驼
？”我们哈哈笑了。

瑞斯命令我们其余的人保持安静，等大家止住笑声后，他转身对着达利山德罗，眯缝着眼，舔着干嘴唇。“好吧，”他平静地说，“喝了它。全都喝了。你们其余的人往后退，离水袋远点，手从水壶上放下。你们给我看着。来吧，喝。”

达利山德罗咧嘴冲我们一笑，虽然赢了，却有些紧张。他开始喝起来，只在换气时才停下，水从他胸前滴下。“给我接着喝，”他每次停下来，瑞斯都会大叫一声。我们绝望地看着，渴得要命，不过我们有点明白了。水壶空了后，瑞斯又叫他装满。达利山德罗照做了，还在笑，但看起来开始不安了。“现在把它给喝了，”瑞斯说。“快点，快点。”达利山德罗喝完后，喘着粗气，手里举着空水壶。瑞斯说：“现在戴上你的头盔，拿着步枪。看到那边的兵营了吗？”一栋白色的建筑在远处微微闪光，几百码远。“跑步去兵营，绕过它，然后跑步折返回来。你的兄弟们在这里等你，你回来后，他们才有水喝。好了，现在，走。走。跑步走。
”

出于对达利山德罗的忠诚，我们谁也没笑，但是他费力地小跑着穿过训练场，头盔晃荡着，那样子真可笑。还没到兵营，我们看到他停住，蹲下来，大口呕着水。接着，他摇摇晃晃站起来，我们看到远处尘土中他小小的身影，消失在兵营后，终于又出现在兵营的另一边，开始漫长的回程。最后他回来了，倒在地上，精疲力竭。“现在，”瑞斯温和地说。“喝够了吗？”直到这时，他才允许我们其余的人用水壶接水，一次两人。我们全接完后，瑞斯敏捷地蹲下，自己接了半壶水，一滴也没洒出来。

他就做这种事，每天如此。如果有人说他只是在做自己分内的工作而已，我们的反应绝对是一阵长长的、完全一致的布朗克斯嘘声

[4]

。

我想我们对他的敌意有所松动，是在训练期开始不久。一天早上，有个指导员，一个身材高大的中尉，教我们如何使用刺刀。我们想当然地认为，在我们即将参加的大规模现代战争中，可能没人会命令我们用刺刀搏斗（而且也想当然地觉得，即使要求我们拼刺刀，我们有没有掌握更好的挡、刺部位，其实真没什么太大差别），所以那天上午我们甚至比平时更懒散，任指导员对我们讲述一通，然后站起来，照他描述的要点，笨手笨脚地做着不同的姿势。

其他排看起来比我们更糟，看着全连都这么沉闷、无能，指导员摩挲着嘴唇。“不对，”他说。“不，不，你们根本没领会。你们往后退回原地，坐下。瑞斯军士，请上前到中间来。”

瑞斯一直和其他排长坐在一边，通常是个无聊的小圈子，离训练地很远，可他立即起身，走上前来。

“军士，我要你给这帮人演示一下如何使用刺刀，”指导员说。从瑞斯举起手中上了刺刀的步枪起，我们知道，不管愿不愿意，我们有好戏看了。那种感觉是在棒球比赛中，一名大力击球手在挑选球棒时你才会有的感觉。在指导员的命令下，他干净利落地做好每一个动作，修长的身材保持不动，指导员蹲下来，绕着他来来回回地讲解，指出他身体重心的分配、四肢的角度，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做。接着，示范的最高潮到了，指导员让瑞斯单独做完全套刺刀课程。他动作很快，但从不会失去平衡，更没有一个多余的动作，他用步枪枪托砸碎木头垒成的肩膀，把刺刀深深插入一捆树枝做成的、颤抖着的人体躯干，再拔出来，又插入另一个之中。他看上去很棒。说他燃起了我们的敬佩之情也许有点过了，可是看到他把活干得如此漂亮，真让人心旷神怡，明显给其他排的士兵留下了深刻印象。虽然我们排谁也没说什么，可我想因为他，我们有点得意。

当天第二节课是密集队形操练，这种课排长有绝对控制权，半小时内，瑞斯的呵斥又让我们公然憎恨起他来。“该死的，他在想什么，”沙赫特在队伍里嘀咕着，“现在他可成了大人物，就因为他是个愚蠢的刺刀高手？”大家都有种说不清的惭愧，仿佛差一点就上当了。

我们最后改变了对他的态度。但要特别指出的是，不是因为他的行为，而是由于我们对整个军队，对我们自己态度的转变。步枪射击，是我们唯一完全喜欢的训练内容。经过无数小时的队形操练和软体操，日头下单调地听了无数小时的讲课，在令人中暑的板房里看了无数小时的训练影片后，实地走出去，打靶射击，很是令人期待。待到真的射击时，你发现的确很有意思。你趴在射击地线地基上，步枪支撑架紧贴着你的脸颊，油光闪闪的子弹匣就在手边，真的让你十分畅快；你眯起眼望出去，隔着一大段地面，看到靶子，同时等着扬声器里标准声音发布开火信号。“右边准备。左边准备。射击地线准备……示风旗升起。示风旗飘动。示风旗降下。开始——射击
！”你耳朵里一阵步枪的巨响，你紧扣扳机，开火时强烈的后坐力，都让你激动得透不过气来。然后你放松下来，看着远处的靶子滑下去，下面坑里看不见的手在操纵。片刻后，它再次出现时，有个彩色圆盘跟着冒上来，摇晃着，落下，显示你的得分。跪在你身后的记分人员会嘟囔着“打得不错”或“马马虎虎”，于是，你又在沙地里蠕动着，再次瞄准目标。与兵营里我们碰到的其他任何事都不同，射击能激起我们的竞争本性，我们想让我们排比其他排做得更好，没什么比这更能激发起我们真正的团队精神
。

我们在射击场上待了大约一周，每天很早就去，在那里待上一整天，在野外炊事班吃中饭，与以前在闹哄哄的大食堂里吃饭相比，这是让人精神为之振奋的改变。还有个好处——看来也是最大的好处——射击场让我们能暂时躲开瑞斯军士。他带领我们行军到射击场，然后回去。他在兵营里监督我们把步枪擦干净，可是一天中大部分时间他把我们交给射击场的那帮人，他们客观、和善，不会过于注重细枝末节的纪律，而是更在乎你的枪法。

然而，在瑞斯管我们的时候，他还是有很多机会欺负我们。不过，我们发现在射击场上待了几天后，他对我们不那么严厉了。比如，当我们喊着口令走在路上时，他不会像以前那样，让我们一遍又一遍地喊，一次要比一次大声，直到我们干巴巴的嗓子喊“哈，活，厄，吼！”喊到冒烟为止。现在，他会像其他排的军士一样，喊过一两次口令后就算了。起初我们不明白怎么会这样。“怎么回事？”我们互相问道，迷惑不解。我猜原因其实很简单，只因为我们总算开始做对了，声音足够宏亮，而且非常整齐。我们齐步走也走得很好，瑞斯用他的方式让我们明白了这点。

去射击场的路有几里远，经过营地的那段路很长，那里要求正步走——以前，在彻底走过连队道路和兵营之后，他才同意我们便步走

[5]

。可是由于我们行军的新成效，我们获准便步走，我们几乎很享受这种走法，甚至热烈地回应着瑞斯的行军歌。这已成了他的习惯：待我们喊完行军口令后，他会喊上一段传统而单调的说唱式行军歌，我们再喊上一句口号应答，以前我们讨厌这个。可现在，行军歌似乎无与伦比地激动人心，这是从旧时战争旧时军队里传下来的地道的民谣，深深根植于我们正要开始理解的生活中。当他把一贯鼻音很重的“离……开……了”扩展成悲伤的小调时，这就开始了：“噢，你们有
个好家
，你们离开
了……”我们就回答，“对！”同时右脚落下

[6]

。在这一主题之下我们会有不同的形式：

“噢，你们有个好工作，你们离开了（左）——”

“对（右）！”

“噢，你们有个好女孩，你们离开了（左）——”

“对（右）！”

然后他会稍稍变点调：“噢，乔迪撞大运，你们离开了（左）——”

“对（右）！”我们军人般齐声吼道，没有谁想过这些话的意思。乔迪是你背信弃义的朋友、软弱的市民，命运之神把你珍爱的一切给了他；接下来一组歌词，全是嘲弄的对句，很显然乔迪总会笑在最后。你可以把行军、射击做到尽善尽美，你可以彻底学会信仰纪律严明的部队，可乔迪是股无法控制的力量，一代又一代骄傲、孤独的人，就像太阳下挥动着手臂、走在我们队伍旁边这位优秀士兵一样，他们面对的就是这种事实。他歪着嘴吼道：“回家也没有用——乔迪抢走你的女人，走了。报数——”

“哈，活！”

“报数！”

“厄，吼！”

“每次你们原地休息的时候，乔迪又得到一个好处。报数！”

“哈，活！”

“报数！”

“厄，吼！”快到营地时，他让我们便步走，我们又成了单个的人，头盔向后扣在后脑勺上，懒懒散散，一路走得没有步调，整齐一致的行军歌落在身后，我们几乎有些失望。从灰尘满天的射击场回来时，我们的耳朵给射击噪音震聋了，在行军的最后一程里，如果喊起正式的行军口令，头高高昂起，背挺得笔直，用我们大声的应答劈开清凉的空气，不知何故，会令我们精神振奋。

吃过饭后，晚上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在按瑞斯的要求，极其细心地擦拭我们的步枪。我们擦枪时，整个兵营里都弥漫着炮膛清洁剂和机油的味道，浓烈但好闻。当枪擦到瑞斯满意后，我们通常会踱到前面台阶上抽会儿烟，轮流等着冲凉。一天晚上，我们几个在台阶上消磨时间，比平时安静得多，我想，我们突然发现，以前常有的牢骚扯淡少了，再说也与这些天来我们刚觉察到的奇怪的安宁不协调。最后，福格蒂把这种情绪说了出来。他人很正经，只是个头小，是排里的矮子，少不了成为大家取笑的对象。我猜他放松些，别那么端着，于他也不会有什么损失。“啊，我搞不懂，”他倚在门框上叹了口气说，“我搞不懂你们这些家伙，可我喜欢这样——走出去，到射击场上，还有行军什么的。让你觉得你真的像个军人，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

这样说是极其幼稚的——因为“像个军人”是瑞斯最爱说的话——我们满腹狐疑地看着福格蒂有一两秒钟。可是达利山德罗面无表情，挨个扫我们一眼，看谁敢笑，结果我们放松下来，不紧张了。像个军人的想法值得尊敬，因为在我们脑子里，这想法连同这个词与瑞斯军士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他也成了我们尊敬的人。

不久，整个排都变了。我们现在很配合瑞斯，不再跟他作对，我们尽量配合他，而不是假装尽量。我们想做个军人。有时我们努力到可笑的地步，可能会惹得那些小人怀疑我们是在开玩笑——我记得，无论何时，只要他发布命令，我们会非常严肃整齐地回答“遵命，军士”——可是瑞斯板起面孔听着，无比的自信，这是优秀领导者的首要条件。他也非常公平，跟他的严厉如出一辙，毋庸置疑，这是优秀领导者的第二个必要条件。比如，在指派临时班长时，他头脑清晰地否决掉几个为了得到他的赏识一味奉承他的人，而是挑了几个他知道我们会服的人——达利山德罗就是一个，其余几个被选中的也差不多。他的其他准则简单且经典：以自己为表率，凡事追求卓越，从擦拭步枪到卷袜子莫不如此。我们追随他，尽量模仿他。

可是，钦佩卓越容易，喜爱却难，而瑞斯还拒绝让自己讨人喜欢。这是他唯一的缺点，却是个大缺点，因为光有敬佩没有爱，敬佩之情难以持久——至少，在多愁善感的青少年脑袋里是如此。瑞斯像定量分配饮水一样定量分配他的友善：对于每一滴，我们可能备感珍惜，可是我们得到的从来不够多，难以解渴。当点名时他突然正确地叫出我们的名字，当我们发现他批评里的污辱语气日益减少，我们欣喜万分；因为我们知道这些标志着他对我们成长为军人的肯定，可不知怎么地，我们觉得我们有权期待更多。

胖中尉有点怕他，这一发现让我们很高兴；不管中尉何时出现，瑞斯脸上便浮现出高傲的神色，我们很难掩饰我们的快乐，又或者，当中尉说“好吧，军士”时——语调里的不自在，听来几乎像道歉——也让我们十分快乐。它让我们觉得离瑞斯很近，这是军人间骄傲的同盟。有一两次，我们在中尉身后挤眉弄眼，算是他默许了我们对他的恭维，但仅一两次而已。我们可以模仿他走路的姿势、他眯缝着眼凝视远方的样子，把我们的卡其布衬衫改得和他的一样紧身，甚至学他的说话习惯，南方口音什么的，可是我们永远不会认为他是好好乔

[7]

。他不是那种人。在训练时间里，他要的只是刻板的服从，还有，我们几乎对他一无所知。

晚上，他极少待在营地，偶尔在的几个晚上，他不是一个人干坐着，就是找上一两个和他同样沉默寡言的干部，上陆军消费合作社喝啤酒，别人难以亲近。大部分晚上，以及所有的周末，他都消失在镇上。我肯定我们没有谁指望他会在空闲时间里和我们待在一起——实际上，我们从来就没这样想过——可是哪怕些微了解点他的私人生活也有用。比如，如果他曾和我们一起回忆他的家，或聊聊他和他消费合作社朋友们的谈话，或告诉我们他喜欢小镇上哪间酒吧，我想我们全会又感动又感激。可他从不这样做。更糟的是，我们跟他不同，我们除了每天老一套的操练外，没有真正的生活。小镇那么小，迷宫般灰蒙蒙的板房、霓虹灯闪烁，镇上挤满了士兵。对我们大多数人而言，那里只出产寂寞，然而，我们曾在它的街道上大摇大摆走过。周围没有多少小镇可供我们闲逛；如果有点什么乐子，那些首先发现的人却想保密，据为己有。如果你年轻、腼腆，还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的话，那地方乏味之极。你可能在劳军联合组织附近徘徊，也许找个姑娘跳舞，可她对乳臭未干的士兵始终冷漠无情；你也可以退而求其次，在西瓜摊和投币游戏机前找点平淡的快乐，或者，你可以跟一伙人在黑漆漆的后街上无目的地四处瞎逛。照例，在那里你会碰上另一伙也在瞎逛的士兵。“你们打算干
什么？”我们彼此会不耐烦地问，唯一的回答是：“啊，不知道。四处走走，我想。”通常，我们会喝很多啤酒，直到喝醉或想吐为止，在回营地的公共汽车上，感激地巴望着按部就班的新一天。

因此说我们的感情生活自给自足，可能就不足为奇了。像沮丧的郊区家庭主妇们一样，大家从彼此无休止的渴望中得到满足；我们慢慢分成几个自私的小圈子，再又形成三两一伙的哥们，就这三两人还因猜忌而不停变换。我们用飞短流长串起无所事事的时光，许多流言蜚语都是我们排内的事情；因为，排之外的消息大部分来自连队文书。文书人很友善，长期伏案工作。在凌乱不堪的食堂里，他喜欢从一张餐桌踱到另一张，一边喝着仔细摇匀后的咖啡，一边散播各种传闻。“这是我从人事部听到的，”他的开场白总是这句话，然后便是有关某个遥不可及的高级将领的一些难以置信的谣言（上校有梅毒啦；军队典狱长逃避一项战斗任务啦；训练任务被削短，一个月内我们就要开赴海外啦）。可是星期六中午他的八卦不那么遥不可及了；这是他从本连队传令兵办公室里听来的，听上去有点像真的。他告诉我们，好几周来，胖中尉一直想把瑞斯调走；现在似乎管用了，下星期很可能就是瑞斯当排长的最后一周。“他的日子数得清了，”文书含糊地说。

“你什么意思，调走？”达利山德罗问。“调到哪儿？”

“你小声点，”文书说，同时不安地朝军士们那桌扫了一眼，瑞斯面目无表情地低头对着他的饭菜。“我不知道。调哪儿去我不知道。不管怎么说，这是极其肮脏的交易。如果你们想知道什么的话，那我告诉你们吧，你们这帮孩子有营地里最好的排长。实际上，他太他妈的优秀了；这就是他的毛病。太好了，那些屁本事都没有的少尉玩不转。在军队里，那么优秀永远没有好处。”

“你说得对，”达利山德罗严肃地说。“永远没有好处。”

“是吗？”沙赫特问道，张开嘴笑了。“那样对吗？班长？跟我们说说，班长。”我们这桌的谈话堕落成俏皮话。文书不声不响地走了。

瑞斯一定在我们听到这个消息的同时得知了此事；无论如何，那个周末是他行为突变的开始。他离开营地去小镇时，紧绷着脸，一副要去一醉方休的神情。星期一一大早他差点误了起床号。通常，星期一清晨他都有点余醉未醒，但从不会影响他当天的工作；他总会在那里，用愤怒的腔调把我们叫起来，轰出去。可是，这次，我们穿衣时，兵营里一片怪异的寂静。“嘿，他没在这儿
。”有人走到台阶处，从瑞斯房门边叫道，“瑞斯不在这儿
。”让人佩服的是，班长们立即采取行动。他们催着、哄着我们，直到大家连滚带爬地来到外面，在黑暗中排好队形，几乎跟在瑞斯监督下一样迅速。可是夜间内务值班军士在巡视时已发现瑞斯不在，他赶紧跑去叫醒了中尉。

一般来说，吹起床号时连级军官们很少起来，特别是星期一的早晨。现在，我们群龙无首地站在连队道路上，胖中尉从兵营那边小跑着过来。在兵营的灯光下，我们看到他衬衫扣子只扣了一半，头发凌乱；睡眼惺忪，气喘吁吁，还迷惑不解。他边跑边喊着：“好吧，你们，呃——”

班长们深深吸了口气，叫我们立正，可是他们只喊了句沙哑的“立——”，瑞斯就出现在薄雾中，站到中尉面前，说：“全排！立正！”他来了，一路跑来，还喘着气，但平静地指挥着。穿的还是昨晚那件卡其布衬衣，皱巴巴的。他按班点名；然后，踢出一条笔直的腿，来了个极其漂亮的陆军式向后转，干净利落，面朝中尉再来了个漂亮的敬礼，“全体到齐，长官，”他说。

中尉吃惊得不知道怎么办，只散漫地回了个礼，嘟囔着：“好的，军士。”我想他觉得他甚至没法说“这种事情以后不得再发生”，因为，毕竟，也没发生什么，除了他在起床号时被叫起床外。我猜他这一天都在琢磨他该不该批评瑞斯衣冠不整；中尉转身回营房时，看来已开始为这个问题烦心了。解散后，我们队伍中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与笑声，可瑞斯假装没有听见。

但是，没过多久，瑞斯军士就扫了大家的兴。他甚至没有感谢班长们在紧要关头帮了他的忙。这天余下的时候，他对我们吹毛求疵，我们觉得自己早已做得很好了，他用不着这般挑剔。在训练场上，他找福格蒂的碴子，说：“你上次刮胡子是什么时候？”

跟我们许多人一样，福格蒂的脸上只有一层灰蒙蒙的绒毛，根本用不着刮。“大约一周前，”他说。

“大约一周前，军士，”瑞斯纠正他。

“大约一周前，军士，”福格蒂说。

瑞斯噘着他的薄嘴唇。“你看起来像个肮脏的杂种婊子，”他说。“难道你不知道，你应该每天刮胡子吗？”

“每天我没什么可刮
。”

“没什么可刮，军士。”

福格蒂咽了口口水，眨巴着眼睛。“没什么可刮，军士，”他说。

我们全都十分泄气。“他妈的，以为我们是什么？”沙赫特那天中午问道，“一群新兵蛋子？”达利山德罗发着牢骚，反叛地附和着。

宿醉可以作为瑞斯那天的借口，可是无法解释他第二天、第三天的表现。他没有理由、没有补偿地欺侮我们，他把他这么多周来小心营造的一切都给毁了；我们对他那不堪一击的尊敬一下子崩溃、瓦解了。

“事情最后定了，”星期三晚上吃晚饭时，连队文书阴沉地说。“调令已发出。明天就是他的最后一天。”

“那么，”沙赫特问。“他调去哪里？”

“你小声点，”文书说。“可能跟那些指导员一起工作。一半时间在野外营地，一半时间上刺刀课程。”

沙赫特大笑，碰碰达利山德罗的胳膊。“他妈的不错啊，”他说，“他会全盘接受的，是不是？特别是上刺刀课。那杂种就可以天天炫耀了。他喜欢这个。”

“你开什么玩笑
？”文书问，很不高兴。“喜欢个鸟。那家伙热爱他的这份工作。你以为我开玩笑？他爱
他的工作，这个变化太突然了。真龌龊。你们这帮孩子身在福中不知福。”

达利山德罗接过这番话，眯起眼睛。“是吗？”他说。“你这样看？你应该看看他这周每天在外面的表现。每天。”

文书十分严肃地往前靠了靠，咖啡都洒出来了。“听着，”他说。“这周他已经知道这个消息了——你们他妈的指望
他怎么表现？如果你知道有人逼你拿出你最喜欢的东西，你
他妈的会怎么表现？难道你们看不出他压力有多大吗？”

可是，我们全都无礼地盯着他，告诉他，那不是他成为蠢货瑞贝尔杂种的借口。

“你们有些家伙太妄自尊大了，”说完，文书绷着脸走了。

“啊，别轻易相信你们刚才听到的，”沙赫特说。“我要亲眼看到，才会相信他真给调走了。”

可那是真的。那天晚上，瑞斯在他房间里坐到很晚，跟一个死党喝闷酒。黑暗中我们可以听到他们小声而含糊的话语，偶尔还有他们威士忌酒瓶的撞击声。第二天在训练场上，他对我们既不严也不松，只是站得远远的，沉思着，似乎脑子里在想别的事。晚上，他带领我们齐步走回营地，在兵营前，解散前，他让我们保持队形，稍息，站了一会儿。他一个个依次扫过我们的脸，眼神中透着焦躁。然后他开始用我们从没听过的柔和语调说：“从今以后，我再也见不到你们了，”他说。“我调走了。在军队里，有一件事，你们要有准备。那就是，如果你发现什么东西很好，什么工作你很喜欢，他们总是会把你的屁股挪到别处去。”

我想我们全都很感动——我知道我就是；这差不多是在说他喜欢我们。可是太晚了。现在他说什么、做什么都太晚了，我们最主要的感觉是解脱。瑞斯似乎感觉到这一点，似乎把他打算说的话缩短了。

“我知道没有人要求我来一番演说，”他说，“我也没打算演说。我唯一想说的、最最想说的是——”他垂下眼睛，望着灰扑扑的军鞋。“我想祝你们全都好运。你们要行为检点，听到了吗？不要惹麻烦！”接下来的几个字几乎听不到。“也别让人摆布你们。”

接着是短暂而痛苦的沉默，痛苦得像不再热恋的情侣分手。然后他立正。“全排！立正！”他再一次打量着我们，眼里闪着光，眼神严厉。“解散！”

吃完晚饭回兵营时，我们发现他已打好包裹，走了。我们甚至没有跟他握握手。

我们的新排长第二天早上到了，来自皇后区的出租车司机，矮胖，快活，他坚持要我们直呼其名：鲁比。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好好乔。只要有机会，他就让我们在水袋下喝个饱，还笑嘻嘻地吐露，通过消费合作社的弟兄，他自己的水壶里经常灌满了加了冰块的可乐。他是个松散的训练官，路上他从不要求我们喊口令，除非我们经过军官身边；也从不让我们唱行军歌或别的什么歌，除了那首他狂热地领头唱的、刺耳的《致百老汇的问候》，可他连那首歌的歌词也记不全。

在瑞斯之后，我们用了好长一段时间才适应他。有一次中尉来兵营讲他那通关于合作的讲话，讲完后，习惯地说“好了，军士”。鲁比大拇指勾在子弹带上，散漫而安逸地说，“伙计们，我希望你们全都听到了，记着中尉对你们说的。我想我可以代表你们大家，也代表我自己说，中尉，我们打算
跟你合作，像你说的那样，因为在我们排这儿，只要我们看到好好乔，我们一眼便能认出来。”

就像以前瑞斯的沉默不屑让他十分慌张一样，鲁比的一番话让中尉涨红了脸，结结巴巴地说：“好，呃——谢谢你，军士。呃，我想就这样。继续吧。”中尉一消失，我们全都开始恶心地大声嘘他，我们捏着鼻子，或装作用铁锹挖啊铲的样子，好像我们站在齐膝深的粪坑里似的。“天啊，鲁比，”沙赫特叫道，“你
他妈的想得到什么？”

鲁比弓起肩，摊开手，好脾气地哈哈笑了。“活着，”他说。“活着，你以为我想要什么？”对我们越来越大声的嘲笑喧闹，他强烈地为自己辩护。“怎么啦？”他说。“怎么啦？难道你们不觉得他在上尉面前也会这样做？难道你们不觉得上尉在营长面前也这样？听着，放聪明点，行吗，你们这帮家伙？是人
都这样！人人
都是这样做的！见鬼，你们以为军队是怎么
回事？”最后，他像出租车司机般若无其事地摆脱了这场谈话。“好了，好了，你们就在这儿呆着吧，你们会
明白的。等你们这帮孩子在军队中混到我
这个年纪，你们
才有资格说。”可到他说完时，我们全都跟着他笑起来；他赢得了我们的心。

晚上，在消费合作社，我们围着他，他坐在一排啤酒瓶后面，打着手势，说着那种轻松的、我们全都能懂的老百姓话。“啊，我的这个小舅子，是个真正聪明的家伙。知道他
怎么离开军队的吗？知道他
怎么离开的吗？”接着就是一个复杂而不可能的变节故事，对此你想得到的唯一反应就是一阵哂笑。“真的！”鲁比会笑着坚持说。“难道你们不信我的话？难道你们不信我的话？我认识的这个家伙，天啊，说到聪明
——我跟你们说，这杂种真是
聪明。知道他
是怎么离开的吗？”

有时我们对他的拥戴也会动摇，可不会太久。一天晚上，我们一群人坐在前台阶上，游手好闲地抽着香烟，然后我们离开那儿去消费合作社，路上相当详细地讨论——仿佛是在说服自己——跟鲁比在一起以后，许多事让我们非常享受。“嗯，是的，”小福格蒂说，“可我搞不懂。跟鲁比在一起后，似乎不再怎么像个军人了。”

这是福格蒂第二次让我们陷入瞬间的疑惑之中，第二次，又是达利山德罗打消了我们的疑虑。“那又怎样？”他耸耸肩说。“谁他妈的想当个军人？”

说得好极了。现在，我们可以冲着灰尘啐口唾沫，驼背耷肩，吊儿郎当地朝消费合作社走去。我们如释重负，确信瑞斯军士不会再纠缠我们了。谁他妈的想当个军人？“我
才不想，”可能我们大家在心里都会这么说，“这个
胆小鬼也不想，”我们的刻意藐视提升了这种姿态的价值。不管怎样，我们要的，我们以前要的，不过是种姿态罢了，而这种姿态比瑞斯那严厉苛刻的教条舒服得多。我想，这意味着，到我们的训练期结束后，营地将把一群无耻之徒、一群自以为是的家伙分派到各处去，被极度紊乱的军队所同化。可是，至少瑞斯永远不会看到这一幕，对此也只有他才会在意。

[1]
维克多·麦克拉格伦：Victor McLaglen，一战老兵，因《告密者》一片获得第八届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

[2]
瑞贝尔：指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南部联盟的士兵。

[3]
乔迪：Jody，乔迪是美国征兵部门给符合要求却不服役的平民的外号。乔迪要么是“身体状况不适合服役”，要么是缺乏军人的勇敢或者纪律性。

[4]
布朗克斯嘘声：Bronx cheer，纽约棒球迷对裁判表示不满时发出的嘘声。

[5]
便步走：route step，军队行军的一种模式，可以说话、唱歌，没有齐步走的要求。

[6]
此处，原文中表示“离开”的“left”一词也有“左”的意思；而表示“对”的“right”一词也有“右”的意思。

[7]
好好乔：Good Joe，古道热肠的人，好好先生。Joe通常用来指代那些不知道姓名的普通人，在军队中尤为流行，比如G. I. Joe就是对“美国大兵”的俚称。

理查德耶茨作品系列

一点也不痛

麦拉在车后座上挺直腰，推开杰克的手，抚平裙子。

“好了，宝贝，”他笑着低声说，“放松点。”

“你才放松点，杰克，”她对他说。“我是说真的，松手！”

他的手收了回去，无力地搁在那里，但胳膊还是懒懒地搂着她的肩膀。麦拉没理他，只望着窗外出神。这是十二月末的一个周日傍晚，长岛的街道看上去污浊不堪；结了层冰壳的雪堆在街边人行道上，肮脏的样子。打烊的酒馆里，纸板做的圣诞老人斜眼瞟着外面。

“让你们一路开车送我来，真不好意思，”麦拉大声对正在开车的马蒂说。她想礼貌点。

“这没什么，”马蒂嘟囔着。接着他按响汽车喇叭，冲着前面一辆开得很慢的卡车喊道：“你这狗娘养的，让路啊。”

麦拉有点不安——为什么马蒂总是这样爱发牢骚？——但马蒂的妻子爱琳，蜷缩在前排座位上，友好地笑了。“马蒂可不在乎，”她说。“这对他也好，星期天出来走走，总比躺在家里要好。”

“啊，”麦拉说，“真的太谢谢了。”其实她宁愿像往常一样，自己坐公共汽车来。四年了，每个星期天她总是来这里探望丈夫，她习惯了走这段长长的路。她喜欢在亨普斯特德的小咖啡馆耽搁一会，喝口咖啡，吃点蛋糕，再从那里换车回家。但是今天，她和杰克一同去爱琳、马蒂家吃饭，吃完饭已经很晚了，马蒂提出说开车送她去医院，她只好同意。当然，爱琳得跟着来，杰克也要来，他们这样做好像帮了她好大一个忙。所以你还得有礼貌。“这可真是太好了，”麦拉叫道，“坐小车去那里，而不是坐——不要这样
，杰克！”

一点也不痛杰克说：“嘘……别紧张，宝贝，”但她把他的手一甩，扭过身去。爱琳看着他们俩，咬着舌头扑哧笑了，麦拉觉得自己脸红了。其实没什么不好意思的——爱琳和马蒂都认识杰克，知道他俩所有的事；她的许多朋友也是，没人责备她（毕竟，她跟寡妇也没什么两样）——只是杰克应该更识趣些。他现在就不能庄重点，管住自己的手吗？一路上都是这样。

“好了，”马蒂说。“现在我们可以省点时间了。”那辆挡路的卡车转上另一条路，他们加快了速度，将有轨电车车轨、商店抛在身后，小巷变成大路，接着驶上高速公路。

“想不想听广播，伙计们？”爱琳叫道。她打开收音机，里面的人在怂恿大家今晚都坐在家里看电视。她换了个频道，另一个声音说：“没错，在克劳福德商场您的钱可以买到更多东西！”

“把那狗娘养的东西关了，”马蒂说，又开始按喇叭，车驶入快车道。

当车子驶进医院，爱琳从前排转过身来，说道：“嘿，这地方可真漂亮。真的，这里不是很美吗？噢，看啊，他们还摆了一棵圣诞树，上面还有小灯什么的。”

“好了，”马蒂说，“往哪走？”

“往前直走，”麦拉告诉他，“开到圆盘那里，就是摆圣诞树的地方。然后向右转，绕过行政大楼，开到那条路的尽头。”马蒂按她说的转了弯，当他们慢慢驶近那又长又矮的结核病大楼时，她说：“到了，马蒂，就是这栋楼。”他把车靠向路边停下，麦拉收拾起给丈夫带的杂志，下了车。地上铺着层薄雪。

爱琳缩起肩膀，双手紧紧搂着自己身体，转过身来。“噢-喔，外面好冷
，是不是？听着，亲爱的，你要多久才完？八点，是吧？”

“对，”麦拉说，“可是听我说，你们几个不如先回家？我可以坐公共汽车回去，我平时都这样。”

“你以为我是谁，疯了吗？”爱琳说。“你以为我愿意开车回去，让杰克在后座上一路闷闷不乐吗？”她咯咯笑了，还朝麦拉挤挤眼。“你在车里，他都难得开心，更别说让他自个儿回家了。不，听着，亲爱的，我们到别处逛逛，可能去喝点酒什么的，然后八点整回这儿来接你。”

“嗯，好吧，可我真的宁愿——”

“就这儿，”爱琳说。“八点整，我们就在这栋楼前等你。现在快走吧，把门关上，我们快冻死了。”

麦拉笑着使劲摔上车门。可杰克还在那里不高兴，头都没抬，也没朝她笑，或挥挥手什么的。车子慢慢开动了，麦拉沿着这条路走过去，走上结核病大楼的台阶。

小小的等候室里一股水蒸气和湿套鞋的气味，她飞快地穿过，经过标有“护士办公室——清洁区”的门，走进阔大、嘈杂的中心病房。中心病房里有三十六张病床，中间一条宽敞的走道将它们分成两半，再用齐肩高的屏风区分成开放式的小格子间，每个格子间里六张病床。所有床单和病服全给染成黄色，好与医院洗衣房里其他未受污染的衣物分开，这种黄色与墙面的灰绿色搭配在一起，让人恶心，麦拉到现在还不习惯。而且噪音也让人难以忍受，每个病人都有台收音机，好像所有人都在同时收听，且听的还不是同一个频道。不少床边坐着来探望的人——有个新来的男病人躺在病床上，双手搂着妻子在接吻——其他病床上的男人看起来很孤独，有看书的，有听收音机的。

麦拉走到床边了，她丈夫才发现。他盘腿坐在床上，蹙着眉头望着膝盖上的一件东西发呆。“你好，哈利，”她说。

他抬起头。“哦，嗨，亲爱的，没看见你来。”

她弯下腰，飞快地在他脸颊上吻了一下。有时候他们会吻在嘴唇上，但这其实是不允许的。

哈利扫了一眼他的手表。“你来晚了。是车晚点了吗？”

“我不是坐公共汽车来的，”她边说边脱下大衣。“我搭顺风车来的。我们办公室的那个女孩，爱琳，还记得吗？她和她丈夫开车送我来的。”

“噢，那好啊。为什么你没请他们进来坐坐？”

“哦，他们没法久待——还要去别的地方。但是他们向你问好。给你，我带了这些来。”

“噢，谢谢，太好了。”他接过杂志，把它们摊在床上：《生活》、《柯里尔》

[1]

和《大众科学》。“太好了，亲爱的。坐下来，待会儿。”

麦拉把大衣搭在床边椅子背上，坐了下来。“嗨，查恩斯先生，”她向隔壁床上的高个黑人打招呼，他朝她点头致意，咧嘴笑了笑。

“你好吗，威尔逊太太？”

“挺好的，谢谢，你呢？”

“噢，发牢骚也没用，”查恩斯先生说。

她瞥了一眼哈利另一侧的雷德·奥马拉，他躺在那边床上听收音机。“嗨，雷德。”

“噢，嗨，威尔逊太太。没看到你进来。”

“你妻子今晚会来吗，雷德？”

“她现在星期六来看我，昨晚来过了。”

“哦，”麦拉说，“好，告诉她我问她好。”

“当然，我会的，威尔逊太太。”

接着她朝对面小格子间里的老人笑了笑。她老记不住他的名字，从来也没人看望他。他也朝她腼腆地笑了笑。她在小钢椅上坐下，打开手提包找香烟。“你膝盖上是什么东西，哈利？”这是一个原木色木环，一尺来宽，织好的蓝色羊毛线挂在两边的小齿上。

“啊，这个吗？”哈利举起它说。“他们管这叫耙式针织。我在做职业疗法时学的。”

“什么
针织？”

“耙式针织。拿起这个小钩，像耙草一样把羊毛线上下钩到每个小齿上，就像那样，绕着这个圆环一圈一圈地织，直到你织出一条围巾，或绒线帽——或这类的东西。明白吗？”

“噢，我知道了，”麦拉说。“就像我们以前小时候做过的那样，只不过我们是用一个普通的小线轴，上面卡着些小齿。你将线绕在小齿上，穿过线轴，就编好了。差不多。”

“噢，是吗？”哈利说。“用一个线轴，啊？是的，我想我妹妹以前也是这样做的，现在我想起来了。用一个线轴。你是对的，这个原理一样，只不过大一点。”

“你打算织个什么东西？”

“哦，我不知道，我只是无聊打发时间罢了。我想可能织个绒线帽什么的。我也不知道。”他仔细端详了一番这个耙式织物，又翻过来看看，然后探起身，把它扔到床头柜上。“只是找点事做而已。”

麦拉把烟盒递给他，他抽出一根。当他弯下腰凑过来对火时，黄色病服的领口敞开了，她看到他的胸脯，瘦得令人难以置信，肋骨被取掉的那边都凹进去了，看得到上次动手术后刚刚愈合的伤疤，难看极了。

“谢谢，亲爱的，”他说，香烟在他嘴里一抖一抖。他往后靠着枕头，穿着袜子的脚在床上摊开伸直。

“你感觉怎样，哈利？”她问。

“还好。”

“你看上去好多了，”她撒了个谎。“如果能再长胖点，看上去会更好。”

“清账啦，”透过喧闹的收音机传来说话声，麦拉四处看了看，只见一个小个子男人坐在轮椅上从中间走道上过来了。他坐在轮椅上，却用脚慢慢在带动轮椅。用手转动车轮时会牵扯到胸部，肺结核病人要避免这样做。他径直朝哈利的病床过来，张嘴笑时露出满口黄牙。“清账啦，”轮椅到哈利床边停下来，他又重复了一遍。一根橡胶管从他胸前的绷带里露出来，从病号服上头绕过，用安全别针固定住，末端是个小小的，塞着橡胶瓶塞的小瓶，放在他胸前的口袋里，显得很重。“快点，快点，”他说，“清账。”

“噢，对！”哈利笑着说。“我全给忘了，沃尔特。”他从床头柜的抽屉里拿出一美元，递给那个男人，那人细细的手指把钱叠好，放进口袋，跟瓶子放在一起。

“好了，哈利，”他说。“我们两清了，是不是？”

“是的，沃尔特。”

他把轮椅向后倒，转过来，这时麦拉看见他前胸、后背和肩部缩成一团，整个都变形了。“抱歉打扰了，”他说着朝麦拉微弱地笑了笑。

她微微一笑。“没什么。”当他回到过道时，她问：“你们刚才是什么意思？”

“噢，我们为星期五晚上的拳击比赛打赌来着。我早把这事给忘了。”

“噢。我以前见过他吗？”

“谁，沃尔特吗？我想你见过，亲爱的。我刚动完手术那会儿，你肯定见过他。老沃尔特这家伙大约两年前动过手术；他们上周又把他送回来了。这家伙过了段难熬的日子。真是条汉子。”

“他病服上是什么东西？那个瓶子干吗用的？”

“那是引流管，”哈利说着靠回黄色枕头。“老沃尔特这家伙是个好人；我很高兴他又回来了。”接着他压低声音，偷偷地说，“事实上，病房里没剩几个好人了，以前那帮老病号们，死的死了，要不就是手术好了走了。”

“你不喜欢这些新来的人吗？”为了不让新来的雷德·奥马拉听到，麦拉也悄声问。“看起来他们对我挺好的。”

“噢，我想，他们是不错，”哈利说。“我只是说，嗯，我习惯和沃尔特那样的人待在一起罢了。我们一起经历了许多事情什么的。我不知道。这帮新来的家伙有时候让你心烦，尤其是他们说话的方式。比如，他们个个都觉得自己很了解肺结核，自以为什么都懂；我是说，你没法跟他们说什么，跟他们说话只让你心烦。”

麦拉说她觉得自己明白他的意思，不过换个话题似乎更好。“爱琳觉得医院很漂亮，圣诞树也很好看。”

“噢，是吗？”哈利很小心地探过身子，往床头柜上一尘不染的烟灰缸里弹了弹香烟。自从长期卧病在床以来，他变得很细致很整洁了。“上班怎么样，亲爱的？”

“啊，我觉得还好。我跟你说过一个叫珍妮特的姑娘因为中午出去吃饭时间太长而被炒掉的事，还记得吗？大家都很害怕他们会严厉整顿半小时的午饭时间。”

“噢，是的，”哈利说，但麦拉看得出他根本不记得了，也没认真听。

“嗯，现在好像没事了，因为上周爱琳和另外三个姑娘在外面差不多待了两个小时，也没人说什么。她们中有个叫露丝的，这几个月来一直担心自己会被炒掉，这次居然也没人对她说什么。”

“哦，是吗？”哈利说。“嗯，那很好。”

接着停了一下。“哈利？”她说。

“什么，亲爱的？”

“他们跟你说了什么新情况吗？”

“新情况？”

“我的意思是，有没有跟你说另一边也要动手术？”

“哦，没有
，亲爱的。我跟你说过，会有好长一段日子我们别指望听到什么消息——我想，我以前跟你解释过。”他眯起眼睛微微一笑，表明他认为这是个十分愚蠢的问题。很久以前。当她问“你觉得
他们什么时候会让你回家”时，开始他也总是报以同样的表情。现在他说，“问题是最近
这一次手术我还要恢复。你一次只能做一件事情；手术后你得休息很长一段时间，才能真正脱离危险，特别是我这样在最近——多久了——四年了吧？有过衰竭记录的人。没有，他们什么也没有说，他们做的就是等待，我不知道，也许六个月，也许更长，要看这边的恢复情况。那时他们才会决定另一边动不动。也许再动一次手术，也许不动了。在这事上你不要有任何指望，亲爱的，你知道的。”

“不，当然，哈利，我很抱歉。我不是有意问这么愚蠢的问题。我只是说，嗯，你感觉怎么样。你现在还痛吗？”

“不痛了，再也不痛了。”哈利说，“我是说，只要我不把手抬得很高什么的。我这样做时会有点痛，有时候睡觉时往这边翻身也会痛，但只要我——你知道——保持正常的姿势，啊，就一点也不痛。”

“太好了，”她说，“不管怎样，听你这么说，我真高兴。”

好长一段时间两个人没话可说，收音机的嘈杂声、其他病床上的笑声、咳嗽声让他们的沉默显得怪异。哈利开始用拇指随意翻着《大众科学》。麦拉的眼睛四处逡巡，最后落在床头柜的相架上，一张放大了的快照，是他俩结婚前拍的。那是在密歇根州她妈妈家后院里拍的。照片中的她看上去十分年轻，穿着1945年时的裙子，双腿修长。那时候的她根本不知道怎么穿衣打扮，甚至不知道怎么站才好，什么都不知道，只会用孩子般的笑容来迎接一切。而哈利——奇怪的是哈利在照片里看上去比现在还老些，可能是脸大和身材结实的原因，当然衣服也起了作用——他穿着件深色的、艾森豪威尔夹克

[2]

，还有铮亮的靴子。噢，他以前真好看，方方的下巴，深灰色的眼睛——比一般人好看多了，比如说，比那个矮胖壮实的杰克要好看得多。可现在瘦得嘴唇、眼睛都软了，让他看上去像个瘦小男孩。脸型也变了，与那件病服倒是挺相衬。

“你给我带来这个我真高兴，”哈利指的是《大众科学》，“上面有篇文章我想读。”

“好啊，”她说。可她也想说，“难道就不能等我走了再看？”

哈利用手轻弹着杂志封面，遏制着想看的冲动，说：“其他怎么样，亲爱的？我是说上班之外的其他情况。”

“还好，”她说。“我那天收到妈妈的信，就是张圣诞贺卡。她问你好。”

“好，”哈利说。最后还是杂志赢了，他又翻开杂志，翻到他想读的那篇文章，随意读了几行——好像只是想确定一下是不是他想读的那篇——接着就陷进那篇文章里了。

麦拉就着上根香烟的烟蒂又点燃一根，拾起一本《生活周刊》，开始翻着。她不时地抬起头看看他；他躺在那里，一边啃着手背上的指关节，一边看着杂志，一只脚的脚趾蜷起来挠着另一只脚的脚后跟。

余下的探访时间他们就这样打发掉了。快八点时，从走道那边来了一群人，说笑着推着一架有橡胶小脚轮的钢琴过来了——这群人是星期天晚上红十字会节目演出人员，巴拉彻克夫人领头，她身穿制服，是个和蔼粗壮的女人，今晚由她来演奏。一个男高音推着钢琴跟在后面，他年龄不大，面色苍白，嘴唇总是湿乎乎的。接着是个臃肿的女歌手：女高音，穿着塔夫绸上衣，看起来手臂下面的衣服绷得紧紧的；还有个手提公文包、表情刚毅、身体羸弱的女低音。他们推着带轮子的钢琴靠近哈利的床边，他的床几乎就在整个病房中间。巴拉彻克夫人打开节目单。

哈利抬起头。“晚上好，巴拉彻克夫人。”

她的眼镜片闪闪发光。“今晚还好吗，哈利？今晚想不想听几首圣诞颂歌？”

“行啊，夫人。”

收音机接二连三地关上了，谈话声也静下来了。就在巴拉彻克夫人正要敲下琴键时，一个矮胖的护士插进来，穿着橡胶鞋的脚重重跺了跺走道地面，同时伸出手来挡开音乐声，她好宣布什么。巴拉彻克夫人坐下，护士伸长脖子，先对着走道这边叫道：“探访时间结束！”接着又转过身，冲另一边叫道：“探访时间结束！”然后她朝巴拉彻克夫人点点头，消过毒的亚麻口罩后露出一丝微笑，再跺跺脚走了。经过片刻小声的商量，巴拉彻克夫人双颊颤抖着开始弹起开场曲《铃儿响叮当》，掩盖住探访者离开造成的混乱，歌手们在休息，小声咳嗽；他们要等听众都安静下来后再开始表演。

“呀，”哈利说，“我没发现这么晚了。来，我送你到门口。”他慢慢坐起来，脚在床沿边悬空晃着。

“不，别麻烦了，哈利，”麦拉说。“你躺着别动。”

“不行，没事的，”他边说边穿上拖鞋。“你能把那件长袍递给我吗，亲爱的？”他站起来，她帮他穿上灯芯绒VA浴袍，那浴袍对他来说太短了。

“晚安，查恩斯先生，”麦拉说，查恩斯先生冲她咧嘴一笑，点点头。接着她向雷德·奥马拉和那个上年纪的男人道晚安。他们在走道上经过沃尔特的轮椅旁时，她跟他道别。麦拉挽住哈利的胳膊，惊恐地发现他的胳膊竟是那么细，她小心翼翼地跟着他缓慢的步伐。等候室里还有一小群穿得厚笨的访客逗留着没走，他们面对面站在访客中间。

“好了，”哈利说，“照顾好你自己，亲爱的。下周见。”

“噢-喔，”有个母亲往外探出厚实的肩膀说，“今晚好冷。”她回身进来，朝儿子挥挥手，然后挽起丈夫胳膊，走下台阶，走上铺满雪的小路。有个人拉住门，让它开着，好让其他访客出去，冷风全灌进房间里来，接着门又关上了，只剩哈利和麦拉在屋里。

“好了，哈利，”麦拉说，“你回去听听音乐，睡觉吧。”他站在那里，浴袍敞开着，看上去非常虚弱。她走上来，为他掩上、理好，遮住胸口，把吊在腰间的腰带系紧。他微笑着看着她。“现在你回去吧，别感冒了。”

“好的。晚安，亲爱的。”

“晚安，”她说，踮起脚尖，吻了吻他的脸颊。“晚安，哈利。”

她站在门口，看着他身穿系得紧紧的高腰浴袍，往病房走去。然后她走到外面，下了台阶，突如其来的寒冷让她竖起衣领。马蒂的车还没来；路上空寂一片，路灯下，只有几个访客稀疏的背影艰难地朝行政大楼附近的车站走去。她把大衣又裹紧了些，紧贴大楼站着，想躲避大风。

里面《铃儿响叮当》结束了，听得到隐约的掌声，过了片刻，节目正式开始了。几个庄严的和弦在钢琴上奏响，歌声传了过来：

“听啊！天使高声唱，

荣耀归于新生王……”

麦拉的嗓子眼突然给堵住了，街灯打她眼里掠过。她把半个拳头塞在嘴里，可怜地抽泣着，呼出的团团热气飘逝在黑暗里。好久好久她才停下来，每吸一下鼻子，都弄出很大响动，仿佛几里外都听得到。最后，她平静下来，或几乎平静了。她尽量控制自己的肩膀，不要抖得太厉害，然后擤擤鼻子，放好手帕，郑重其事“啪”的一声合上了包。

这时大路尽头闪现出车灯。她跑到路上，站在大风里等着。

车里一股温暖的威士忌味道，几点樱桃红的烟头闪烁着，爱琳大声叫道：“噢-喔！快点，关上门
！”

车门一关上，杰克的胳膊就搂过来，他沙哑地低声道：“你好，宝贝！”

他们都有点喝醉了；甚至马蒂也精神亢奋。“抓紧了，各位！”他大声叫道。他们转过行政大楼，经过圣诞树，车子平稳笔直地驶出大门，加速。“各位，抓紧了！”

爱琳的脸在晃动，喋喋不休的声音从前座飘过来。“麦拉，亲爱的，听着，我们发现一个最最可爱的小地方，就在路那头，有点像那种路边旅店什么的，便宜得要命！所以听着，我们想再带你去那儿喝点东西，好吗？”

“好啊，”麦拉说，“当然好。”

“我是说，我们已去过了，可不管怎样我想你也去看看那里……马蒂，你能不能小心点！”她大笑道。“老实说，你知道吗？换了其他什么人，喝了他这么多酒，再开这车，我会吓死的！但你永远不用为老马蒂担心。他是世界上最棒的老司机，我根本不担心他喝没喝醉。”

但他们没有听到。他们在热吻，杰克的手滑进她的大衣里，熟练地四处游走，又探进里面的衣服，直到握住她的乳房。“别再生我的气了，好吗，宝贝？”他的嘴凑在她唇边，低声哼着。“想不想去喝一杯？”

她的手紧紧搂着他坚实的背，抱着不放，然后自己转过身，这样他的另一只手可以偷偷滑进她的大腿根部。“好的，”她低声说，“我们只喝一杯，然后——”

“好的，宝贝，好的。”

“——然后，亲爱的，我们就回家。”

[1]
《柯里尔》：美国杂志（1888—1957年），创办人为彼特·柯里尔，二十世纪初一度成为美国发行量最大的杂志之一。

[2]
艾森豪威尔夹克：Eisenhower jacket，1945年时流行的短夹克式样，胸前两个口袋，有点像空军军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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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讨苦吃

沃尔特·亨德森九岁那会儿，有阵子觉得装死是最浪漫的事情，小伙伴们也这样看。他们发现警察抓强盗的游戏中真正有意思的就是假装被枪打中，扔掉手枪，捂住胸口，卧倒在地。不久，大家就撇开游戏的其他部分不玩了，如选择站在哪边，偷偷摸摸地到处躲藏什么的，麻烦得很，他们只玩游戏的精华部分。结果这游戏就成了一场个人表演，几乎像门艺术。每次会有个人从山顶上冲下来，跑到指定的地方，受到伏击：许多把准备好的玩具手枪同时扣动扳机，喊哑了的嗓门接二连三地响起来——一种沙沙的轻声“砰！砰！”——这是男孩们在模仿手枪的声音。接下来，表演者要站住、转身、摆出优雅的痛苦姿势，并停顿片刻，然后一头栽倒，手脚并用滚下山坡，卷起一阵尘土，最后趴在地上，成了一具皱巴巴的尸体。然后他站起来，掸去身上的泥土，这时其他伙伴就开始评论他的形体姿势（“好极了”或“太僵硬”，或“不太自然”），然后轮到下一个上场。这就是整个游戏了，沃尔特很喜欢。他个头瘦小、协调能力差，这是唯一他能胜任的、有些类似于体育运动的活动。他蜷着身子滚下山去的样子，没人能比得上他的那种沉醉，他赢得了大家的欢呼，这让他着迷。后来，年纪大点的孩子嘲笑他们，终于其他孩子厌倦了这个游戏；沃尔特只有勉强地加入到其他更健康的游戏中去，不久他也把这给忘了。

自讨苦吃二十五年后一个五月的下午，在列克星敦大道的办公大楼里，沃尔特坐在桌前假装工作，等着被炒时，他突然想起了这个游戏，而且印象鲜明。现在的沃尔特看上去是个沉着冷静、头脑灵活的年轻人，身上的衣着有股东部大学校园风，褐色头发干净整齐，只是头顶有点稀疏。多年的健康让他结实了不少，虽然他的协调能力还是有点小问题，但主要都体现在一些日常生活中的小事上，像戴帽子、掏钱包、拿戏票、找零钱等，总要让妻子停下来等他；还有，门上明明标着“拉”，他却总是用力去推。不管怎样，坐在办公室里，他看上去还是一副心智健全、颇有能力的样子。现在没人能看得出他背后冷汗直流，也看不到他左手藏在口袋里，慢慢捻着、扯着纸板火柴，直弄得火柴纸板湿乎乎、黏嗒嗒，揉成一团。好几周前他已明白这迟早会发生的。今天早上，从步出电梯那一刻起他就有种预感，就是今天了。当他的几个上司对他说“早上好，沃尔特”时，他看到他们微笑下隐藏的一丝微弱的关切之情；下午，他从工作的格子间里往外瞟了一眼，正好与部门经理乔治·克罗威尔对上眼神。克罗威尔在他的办公单间内，手里拿着一叠文件，正犹豫不决。一对上眼神，克罗威尔便立即转过身，但沃尔特知道他一直在看着自己，虽然看似有点烦恼，可一副主意已定的样子。沃尔特肯定，几分钟之后，克罗威尔会叫他进去，公布这个消息——当然有点困难，因为克罗威尔是那种总以平易近人为荣的老板。现在没什么可做的，只能顺其自然，尽可能体面地接受。

儿时的回忆就在这时袭上心头，因为他突然想到——这想法让他的指甲深深掐入口袋内的纸板火柴里——顺其自然，体面地接受，从某种程度上说已经成了他一种生活风格。甚至无需否认，做一个体面的失败者对他诱惑力太大了。整个青年时代，他都擅长此道：与比他强壮的男孩打架时，总是勇敢地输给对方；打橄榄球时无心恋战，心底下偷偷渴望受伤，被抬出场外（“不管怎样，你们得给亨德森这家伙一下，”高中教练曾哈哈笑着说，“他可真有点自讨苦吃”）。大学为他的这种才华提供了更广阔的天地——考试不及格、竞选落败——后来，空军又让他名副其实地品尝了一次被淘汰的滋味，没能进入空军士官学校。现在，看起来，他不可避免地要再体会一次了。在这份工作之前他所干的都是初级入门活，不容易出错；得到这个工作机会时，用克罗威尔的话说，这份工作“是一次真正的挑战”。

“好啊，”沃尔特曾说。“这正是我想要的。”当他将谈话的这部分告诉他太太时，她说：“哦，太棒了！”有了这份工作，他们搬进了位于东六十街的高级公寓。近来他回家时总是神情沮丧，阴沉着脸宣布他怀疑自己是不是还能坚持下去，她总是嘱咐孩子们不要去打扰他（“爸爸今晚很累”），给他拿上一杯喝的，用一个妻子的小心安慰让他平静下来，尽量掩饰她的恐惧，从不猜测，至少从不流露出她是在与一种慢性强迫失败症打交道，是在与爱上崩溃心态的古怪小男孩打交道。而令人惊异的是，他想——真正令人惊异的是——他自己之前还从没那样看待过自己。

“沃尔特？”

格子间的门给推开了，乔治·克罗威尔站在那里，看上去有点不太自在。“你能到我办公室来一下吗？”

“好的，乔治。”沃尔特跟着他出了格子间，穿过办公室，感觉背后有无数双眼睛。保持尊严，他提醒自己，重要的是保持尊严。接着门在他们身后关上了，就他们两人单独在克罗威尔的专用办公室里，房间里铺着地毯，很安静。从二十一层的楼下远远传来汽车喇叭声，其他能听到的就是他俩的呼吸声、克罗威尔绕过办公桌在转椅上坐下时鞋子的咯吱声、椅子的叽嘎声。“沃尔特，你也拉把椅子坐下，”他说。“抽烟吗？”

“不，谢谢。”沃尔特坐下来，两手交叉放在膝盖中间。

克罗威尔啪的一声合上香烟盒，把它推到一旁，自己也没抽。他俯身向前，两手摊开，撑在桌上的玻璃板上。“沃尔特，我还是直接跟你说了吧，”他说。最后一丝希望也破灭了。有趣的是，即使早就有准备，它还是让沃尔特一惊。“我和哈维先生考虑了很久，我们觉得你跟不上这里的工作，我们都不愿得出这样的结论。为了你好，当然，也为了我们，最好的办法是，让你走。不过，”他飞快地加上，“这不是对你个人有什么看法，沃尔特。我们这里的工作非常专业，我们不能指望每个人都能得心应手。特别是你，我们真的觉得你在——能力所及的位置上，会更快乐些。”

克罗威尔抬起双手，往后靠去，玻璃上留下两只湿乎乎的手印，像骷髅手。沃尔特盯着手印，它们吸引了他，他看着它们慢慢变小，消失。

“哦，”他抬起头来，说道。“你说得很对，乔治。谢谢。”

克罗威尔的嘴挤出一个老好人歉意的笑。“发生这种事情，”他说。“真的很抱歉。”他开始摸索办公桌抽屉的把手，一脸如释重负的表情，最难说出口的已经说了。“现在，”他说，“我们开了张支票，是你这个月和下个月的薪水。它能给你一点——可以说是解雇费吧——让你在找到工作之前渡过难关。”他递过来一个长信封。

“您真是太慷慨了，”沃尔特说。接着一阵沉默，沃尔特认识到该由他来打破这沉默，于是站起来。“好吧，乔治。那我就不耽误你了。”

克罗威尔立即起身，绕过办公桌，伸出两手——一手握着沃尔特的手，一手搭在他肩上，就这样走出了办公室。这姿势，看似友好，实则令人窘迫，让沃尔特血直冲上喉咙，有那么一刻他十分难受，以为自己会哭出来。“好吧，伙计，”克罗威尔说，“祝你走运。”

“谢谢，”沃尔特说，听到自己的声音还很平静，他松了一口气。于是他又微笑着说，“谢谢你，再见，乔治。”

回他的格子间大概要走五十英尺的距离，沃尔特·亨德森颇有风度地走完了。他感觉得到，在克罗威尔眼里，他的背影相当整洁、笔直；他也意识到，当他穿行于办公桌时，那些办公桌的主人要么不好意思地扫他一眼，要么让人感觉他们很想这样；他也知道自己脸上每一个表情都控制得很好，很微妙。整个事情看上去像是电影里的一个场景。摄影机从克罗威尔的角度开始往后移动，拍摄出办公室的全景，沃尔特的背影在画面中孤独而庄严地走过；现在是沃尔特的脸部特写，定格了很久，然后再给同事们转动的头几个简单的镜头（乔·科林斯看上去很担忧，弗雷德·霍尔姆斯尽量让自己看上去不那么开心），接着镜头切换到沃尔特的角度，看到他的秘书玛丽那平凡、毫无疑心的脸，她手里拿着一叠他交待要打印的东西，正站在他办公桌前等他。

“我希望你能满意，亨德森先生。”

沃尔特接过来，扔到桌上。“别管它了，玛丽，”他说。“听着，接下来你还是歇着吧，明天早上去找人事经理。他们会给你安排份新工作的。我刚被解雇了。”

她听后脸上展露出一丝略带疑惑的笑——她以为他在开玩笑——但她马上脸色发白，有点哆嗦。她还很年轻，人也不太机灵；秘书学校里可从没人教过她，老板也可能被解雇。“为什么，这太可怕
了。亨德森先生。我——呃，可是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呢？”

“噢，我不知道，”他说。“有许多小理由，我猜。”他在不停地打开、合上抽屉，清理他的东西。没有多少东西：一沓从前的私人信件、一枝干了的自来水笔、一个没有打火石的打火机、半块包着的巧克力。她在边上看着他将这些物品一一清点出来，装在口袋里，他意识到这些物品让她十分伤感，他觉得要保持尊严，便挺直腰，转身从衣帽架上取下帽子戴上。

“对你不会有影响的，玛丽，”他说。“明早他们会给你安排新工作的。好了，”他伸出手，“祝你好运。”

“谢谢你；你也是。好，那么，晚安”——说到这儿她掩着嘴吃吃地笑了，手指甲被咬得歪歪斜斜的，笑得不太肯定——“我的意思是，再见，亨德森先生。”

接下来的场景发生在自动饮水机旁。当沃尔特走近乔·科林斯身边时，科林斯清醒的双眼充满同情。

“乔，”沃尔特说。“我走了。被开掉了。”

“不！”但科林斯震惊的表情只不过是一种友善的表示；它不可能是出于吃惊。“天啊，沃尔特，这些人到底怎么回事？”

弗雷德·霍尔姆斯插话说，语调十分低沉遗憾，显然这个消息让他很满意：“呀，伙计，真他妈不像话。”

他们一路跟着沃尔特到了电梯口，他按了“下行”键；人们突然从各个角落冲向他，他们的脸因惋惜而拘谨，一双双手都伸出来。

“太遗憾了，沃尔特……”

“好运，伙计……”

“保持联系，好吗，沃尔特？……”

点头、微笑、握手，沃尔特不停地说“谢谢”、“再见”还有“我当然会的”；这时红灯亮了，随着叮的一声电梯到了！接下来几秒钟之内，电梯门缓缓地滑开，操作员的声音在说：“下行的！”他退进电梯里，微笑定格在脸上，朝那些热情的、表情丰富的脸轻松地招了招手，这个场景最后以电梯门缓缓合上、关紧而告终，电梯在沉默里一路下行。

电梯下来时，他和一位脸色红润、目光明亮、心情甚佳的男子并排站着；直到他走到大街上，飞快地走着，他才意识到自己刚才是多么享受。

这个想法让他吃惊，脚步也慢下来，他在一幢大楼前停下，站了大半分钟。头皮在帽子下阵阵发痒，手指开始摸索着领结和大衣的钮扣。他好像为自己做了什么隐晦可耻的勾当而惊诧万分，从没这般无助，这般害怕过。

于是他又猛然做出一连串举动，理理帽子，动动下巴，在人行道上跺着两脚，试着让自己看上去像忙于工作，火急火燎的样子。如果大下午的，有人企图在列克星敦大道中央对自己来番心理剖析，那他简直疯了。现在唯一可做的是马上让自己忙碌起来，开始找工作。

他又停下来，四处看看，发现唯一的问题是他根本不知道要去哪里。他现在站在四十街上段的一个拐角上，路边的花店和不断驶过的出租车使这里显得十分明快，来往行人衣着光鲜，英姿焕发，走在春光明媚的大街上。首先他需要一部电话，于是他冲到街对面，走进一家杂货店，在香皂、香水、调味番茄汁和火腿的混合气味里穿行，来到后面靠墙的一排电话亭边；掏出地址簿，找到记有几家职业中介电话号码的那一页，他已在那几家中介那里填过登记表；接着他准备好零钱，把自己关在电话亭里了。

但是所有中介说的话都一样：眼下没有适合他专业的工作机会；没有他们的电话通知，就是去他们公司也没用。当他打完一圈电话，他又到处摸索地址簿，想找一个熟人的电话号码，那人一个月前跟他说过，他们公司可能很快就会有个职位空出来。可是小本本不在他的内口袋里；他又伸手到大衣的另一个口袋里、裤子口袋里找，手肘撞在电话亭的墙上生疼，但找到的只有那沓旧信件和他办公桌里的那块巧克力。他嘴里咒骂着，把巧克力扔到地上，仿佛它是烟蒂，还蹭上几脚。就这样他在闷热的电话亭里折腾得呼吸急促起来。就在他有点头晕时，突然看见地址簿就在他前面，在投币箱顶上，是自己搁在那里的。他一只手哆嗦着拨着号码，另一只手扯开衣领，脖子上早已汗津津了，等他张口说话时，声音听上去已像个虚弱而焦急的乞丐。

“杰克，”他说。“我想问问——只是问问而已，你前阵子说过的那个职位空出来了吗？”

“什么空出来？”

“职位。你知道。你说你们公司可能会有个工作——”

“噢，那个呀。没有，没什么消息，沃尔特。如果有，我会跟你联系的。”

“好吧，杰克。”他推开电话亭的折门，靠在压花锡墙上，对着迎面而来的一股冰凉的新鲜空气，大口喘气。“我以为你可能忘了这事，”他说。现在声音几乎正常了，“抱歉打扰你了。”

“见鬼，没什么，”电话那头传来热情的声音。“你怎么啦，伙计？是不是你那儿有什么麻烦？”

“噢，没有，”沃尔特发现自己在这样说，他马上为此高兴起来。他几乎从没撒过谎，现在吃惊地发现原来撒谎竟这样简单。他的声音听上去有几分自信了。“没什么。我在这里很好
，杰克。我只是不想——你
知道，我以为你可能忘了，仅此而已。家里还好吧？”

电话打完后，他觉得除了回家无事可干，但还是在敞开着门的电话亭里坐了好一会儿，脚直伸到杂货店的地面上去了，直到他脸上浮现出一丝难以察觉的、狡诈的微笑，这微笑渐渐消失，脸上又恢复了正常表情。刚才那么容易地说谎让他有了个主意，他想来想去，这主意就慢慢变成了一个意味深长、颇具革命性的决定了。

他不告诉妻子这件事。运气好的话，这个月他可能就能找到一份工作，同时，这可是他生平第一次自己独个儿承受困难。今晚，当她问他今天过得怎么样时，他要说“啊，还好”，他甚至会说“不错”。早上他要在平时那个时候出门，在外面呆上一整天，找到工作前他要一直这样。

他想起“打起精神，振作起来”这几个词，在电话亭里，他振作起来，收拾好硬币，理直领带，走到外面的大街上，这神情远不止于一种决心：这还是种高贵的姿态。

在按时回家前还有几个小时要打发，他发现自己正沿着四十二大街往西走时，决定去公共图书馆消磨这几个小时。他神气活现地爬上宽宽的石头台阶，一会儿就置身于阅览室，开始翻阅起去年《生活》杂志的合订本了，心里一遍又一遍地想着他的计划，扩充它，让它更完美。

他显然知道，日复一日的欺骗可不容易，这需要罪犯般保持持续的警惕与狡诈。但不正因为计划如此困难才显出这样做的价值么？最后，当一切结束后，他会告诉妻子。这可是对每分钟严酷考验的回报。他知道在他告诉她时，她会怎样看着他——开始一片茫然、难以置信，然后，慢慢地，她眼中会逐渐浮现出多年没有过的一丝尊敬。

“你是说这么久
你一直独自承受着这一切？但是为什么
要这样做，沃尔特？”

“噢，”他会很随意地说，甚至会耸耸肩，“我觉得没必要让你操心。”

到时间该离开图书馆了，他在出口处晃荡了一会，深深吸了口烟，看着下面五点钟的交通和人群。这个场景让他产生了别样的怀旧之情。因为就是在这里，五年前那个春天的夜晚，他和妻子在这里开始了第一次约会。“你能在图书馆最上头的台阶上等我吗？”那天早上她在电话里问他，直到好几个月后，他们结了婚，他才觉得这是一个特殊的约会地点。当他问起时，她朝他笑了。“去那里当然
不太方便——可正因为不方便，我才选的那里。我想站那里，摆个姿势，像城堡里的公主那样，让你爬上那么多级可爱的台阶，来带我走。”

情况确实是那样。那天他提早十分钟从办公室开溜，急冲冲赶到中央火车站，在昏暗的地下更衣室里梳洗一番，还刮了胡子；那个年老矮胖、行动迟缓的服务员接过他的衣服，熨烫时，他直等得不耐烦。接着，给了那服务员一笔不菲的、自己平时难以承受的小费后，他冲出去，上到四十二街。当他大步经过鞋店和奶品店时，紧张得喘不上气，他一阵风似的在慢得无法忍受的人群中穿梭，他们可不知道他的任务有多紧急。他害怕迟到，甚至还有点担心这是她耍的花招，她根本不会在那里等他。但当他走到第五大道，远远就看到她站在上面，一个人，站在图书馆台阶的最上头，穿着件时髦的黑色大衣——身段苗条、黑色头发光彩夺目。

于是他放慢脚步，一只手插在口袋里，故作悠闲地穿过大街，步履像运动员般轻松随意，没人想得到他几小时前还那样着急；也没人想得到为了这一刻，连日来他花了多少时间进行战略战术筹划。

他确定她看得到他走过来时，他抬起头来看她，她笑了。这并不是他第一次看见她那样笑，但这肯定是她第一次特意为他这样笑。一股快乐的暖流涌上他心头。现在他已不记得他们见面打招呼时说了些什么，但他记得很清楚他们还行，一开始就很好——她那闪亮的大眼睛望着他，正是他想要的那样。他说的那些话，不管是什么，都给她留下机智幽默的印象；而她说的话，或她说话的声音，让他觉得自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大、强壮，肩膀比以前要宽阔得多。当他们一起转身，走下台阶时，他紧挽着她的胳膊，领着她，每走一步，他感觉到手指后她胸脯在轻轻起伏。夜晚来了，夜色在他们脚下铺开，在等着他们，它长得不可思议，浓得不可思议，昭示着他们的美好前途。

现在，他一个人走下台阶，发现回顾过去这次完胜使他勇气大增。那是他生命中唯一的一次，拒绝了失败的可能性，赢了。他穿过大道，沿着四十二街缓缓的斜坡往回走时，其他的回忆也涌出来：那天晚上他们走的也是这条路，走到巴尔的摩去喝点东西，他还记得在鸡尾酒吧里她坐在圆沙发椅上，酒吧里半明半暗，她靠着他，当他帮她脱大衣袖子时，她身子向前扭动，然后往后一靠，长发甩向脑后，她举起酒杯，搁到唇边，同时向他飞了一个媚眼。过了一会，她说：“噢，我们去河边走走吧——我喜欢一天当中这个时候的河边。”他们离开酒吧，往河边走去。现在他也朝那边走，走过叮叮当当的第三大道，朝都铎城走去——这段路一个人走起来好像长得多——直到他站在小栏杆边，俯看着东河大道，那里车流如织，灰色的河水在它旁边缓缓地流着。当时，正是在这里，皇后区灰暗的天幕下有艘拖船在某处轰鸣，他一把拉过她来，第一次吻了她。现在，他转过身，俨然是个焕然一新的男人，他动身回家。

走到家门口，迎面扑鼻而来的便是芽甘蓝的味道。孩子们还在厨房里吃晚餐：他从盘子的叮当声里分辨出他们大声的吞咽声，还有妻子哄他们吃饭的声音，话语里透着疲劳。他关上门，听到她在说，“爸爸回来了，”孩子们开始叫着，“爸爸！爸爸！”

他小心地取下帽子，放在门厅的壁柜里，刚转身，她就从厨房走出来，在围裙上擦干手，疲惫地笑着。“第一次准时回家，”她说。“我以为你今晚又要加班。”

“不，”他说。“我今晚不用加班。”他听着自己的说话声，古怪又陌生，在他耳朵里放大了好几倍，好像在一间回声室里说话。

“不过你看上去确实很累，沃尔特。好像精疲力竭似的。”

“走路回家的，就这样。可能是我还不太习惯。都还好吧？”

“噢，还好。”可她自己看上去也累得够呛。

他们一起走进厨房，他立刻觉得被厨房的湿润明亮给包围住，陷于这湿润明亮之中。他的眼睛忧郁地扫过牛奶纸盒、蛋黄酱罐、汤盆和麦片盒，窗沿上桃子摆成一排，还没熟，两个孩子柔弱娇嫩，叽叽喳喳说着话，小脸蛋上沾着点土豆泥。

进到卫生间，情况好多了。他在卫生间里呆了好久，远远超出洗手准备吃饭所需的时间。在这里至少他可以自己再单独呆上一会，他往脸上浇了点冷水让自己振作一点；唯一的干扰是妻子对大儿子不耐烦地提高了嗓门：“好了，安德鲁·亨德森。今晚
你不把蛋奶糕吃完，你
就没有故事听。”不多久，传来拖椅子、码盘子的声音，孩子们吃完晚饭了。又是一阵踢踢踏踏的鞋子声和摔门声，他们给放回自己房间，洗澡前要在那里玩上一小时。

沃尔特仔细擦干双手；走回起居室的沙发处，拿了本杂志窝在沙发里，他缓慢深长地吸了几口气，自己控制得还不错。没多久，她走进来，围裙已取下，补了唇膏，还带着一只装满冰块的鸡尾酒大杯。“哎，”她叹了口气说。“谢天谢地，总算忙完了。现在可以安静会了。”

“我要喝点酒，亲爱的，”他说着，一跃而起。他希望自己的声音听上去正常，但还是像在回音室里一样嗡鸣着。

“不行，”她命令道。“你该好好坐着，让我来伺候你。你回家时看起来那么累。今天过得怎么样，沃尔特？”

“噢，还行吧，”他说，又坐了下来。“挺好的。”他看着她量好杜松子酒和苦艾酒分量，把它们倒进鸡尾酒杯里，搅动起来，手法简洁利落，然后摆好托盘，端着它从房间那头走过来。

“给，”她紧挨着他坐下来，说。“能劳你大驾吗，亲爱的？”他往冰冷的杯子里倒好酒，她举起手中酒杯，说，“噢，太好了，干杯。”这种明快的鸡尾酒情调是她精心设计的，他知道。在带孩子们吃晚饭时，她的严母形象也是如此；大清早她快速扫荡超市，那轻快实用的效率也是如此；今天晚些时候，她倒在他怀里时的温柔也是如此。她生活中许多种情绪都在小心有序地转换，或者可以说，这本来就是她的生活。她将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只有偶尔这样近距离地看着她的脸，他才能看到为此她付出了多少。

酒开始起作用了。他呷了一小口冰凉的酒，开始很苦，但让他平静下来，手里的杯子看上去深得让人安心。他又抿了一两口，才敢再看她，她的目光鼓舞人心。她的微笑里几乎没有一丝紧张情绪，不久他们就像一对快乐的情侣放松地聊起来了。

“噢，这样坐下来，完全放松，多美啊！”她把头埋到沙发靠枕里说。“星期五的晚上多么可爱啊！”

“当然，”他说，但是立即低头饮酒来掩饰自己的惊慌。星期五晚上！这意味着还要过两天他才能出去找工作——两天软禁于家中，在公园里骑三轮童车，吃冰棍，根本没指望摆脱他的秘密。“真好笑，”他说，“我差点忘了今天是星期五。”

“噢，你怎么能
忘掉？”她极为享受地缩进沙发里。“我天天都盼望着这一天。再给我倒一点，亲爱的，我又得干活去了。”

他又给她倒了一点，给自己倒了一大杯。他的手直哆嗦，洒出来几滴，但她好像根本没注意到。她也没意识到他的回答越来越干巴巴，只剩她在自说自话。她回去干活了，往烤肉上抹油，给孩子们洗澡，收拾房间准备睡觉，沃尔特坐在那里，杜松子酒的沉醉让他的思维不知不觉地陷入混乱。只有一个想法执意浮现出来，只有一个自我忠告，像他一口接一口喝着的酒一样冰凉清冽：挺住。无论她说什么，无论今晚或明天或后天发生什么，一定要挺住。挺住。

但是随着孩子们洗澡时泼水的声音飘进房间，挺住越来越不容易；到他们给领进房来说晚安时挺住更为艰难。孩子们手里抱着泰迪熊，穿着干净的睡衣，小脸亮光光的，一股香皂的清香味，看到这一切之后简直不可能再在沙发上坐得住。他跳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踱着，香烟一根接一根地抽。听着隔壁房间里，妻子在绘声绘色地念着睡前故事，声音清晰：“你可以从田野里走，也可以走小路，但千万
不要走进麦克格里高先生的花园……”

她将身后孩子房间的门关上后，又走进来，看见他站在窗边，像一尊悲哀的雕像，望着下面黑漆漆的院子。“怎么啦，沃尔特？”

他转身过来，咧开嘴假笑一下。“没什么，”声音还是像从回音室里传出来的，电影摄影机又开始滚动了，先是他紧张的脸部特写镜头，接着切换到她这边，观察她的行动，她站在咖啡桌旁不确定地徘徊着。

“嗯，”她说。“我打算先抽支烟，再端菜上桌。”她又坐下来——这次没有往后靠，也没有笑，这是她忙碌、端菜上桌时的表情。“沃尔特，你有火柴吗？”

“有。”他走过来，在口袋里掏了半天，好似给她他珍藏了一天的东西。

“天啊，”她说。“看看这些火柴。它们怎么
啦？”

“火柴？”他盯着那一团糊里巴拉、揉成一团的纸板火柴，这似乎是无可辩驳的证据。“肯定是把它们撕了什么的，”他说。“紧张时的习惯。”

“谢谢，”她接过他颤抖的手递过来的火，然后她睁大眼睛、严肃地盯着他。“沃尔特，出
什么事了，是吗？”

“当然没有。怎么会有什么——”

“说实话。是工作上的吗？是不是——你上周担心的？我是说，今天出了什么事会让你觉得他们可能——克罗威尔说什么了吗？告诉我。”她脸上的细纹似乎更深了。她看上去那么严肃，有魄力，突然老了许多，甚至也不再美丽——一个惯于处理紧急事件，随时准备承担责任的女人。

他朝房间里一把舒服的椅子走过去，背影明确宣告失败即将到来。他在地毯边停下脚步，看似直挺挺的，一个受伤的男人正努力撑着；然后他转过身，面朝她，给她一丝忧郁的笑容。

“嗯，亲爱的——”他开口道。他的右手伸出来，摸着衬衣中间的钮扣，好像要解开它，接着长叹一声，向后颓然倒进椅子里，一只脚耷拉在地毯上，另一只脚蜷在身下。这是他一天中做过的最体面的事。“他们找我了，”他说。

理查德耶茨作品系列

与鲨鱼搏斗

没人把《劳工领袖》太当回事。即使芬克尔和克拉姆，它的老板，两位整日愁眉不展的连襟，最初的创办人，也不知他们怎么做到年年盈利的——可就连他们也没觉得自豪。他们心不甘情不愿地在办公室里忙前忙后，他们的拳头与咆哮让墨绿色隔断颤个不停，他们一把抓过长条校样，撕个粉碎；他们折断铅笔尖，把湿湿的烟头扔在地上，鄙视地把电话摔到电话架上。至少，以前，我从他们的这些行为中得出上面的结论。他们俩谁也没想着要把《劳工领袖》当成毕生的事业，他们似乎憎恨它。

你不能责备他们：这东西像个魔鬼。形式上，它是本厚厚的双周刊小报，印刷质量低劣，页张很容易从你手中散落，却很难再按顺序把它们理好；方针上，它自称为“忠于工会运动精神的独立报纸”，可它真正的定位却是为工会头头们办的一种行业期刊，反正头头们从工会经费中出钱订阅，他们肯定是倾向于去容忍而并非真想或是需要这份报纸给予他们任何些许的支持。不用说，《劳工领袖》“从劳工视角”出发报道的全国性事件早已过时，很可能还弄得乱七八糟，经常因排印错误搞得晦涩难懂；它排版密集的专栏里充斥着溜须拍马的报导，都是那些订阅名单上的工会头头们在做什么，常常有更大的新闻不去报道，只因那些工会领导没有订阅它。每一期里都有许多头脑简单的宣传，以多个小型工商企业之名主张“和谐”，芬克尔和克拉姆能够乞求或恫吓那些小企业掏钱购买版面——这种妥协几乎肯定会妨碍一份真正劳工报的发展，然而，这种妥协，似乎根本不足以限制《劳工领袖》的风格。

与鲨鱼搏斗编辑部人员流动十分频繁。只要有人辞职，《劳工领袖》就会在《时代周刊》的招聘版上登广告，提供“与经验相适的薪水”。结果导致《劳工领袖》办公室外的人行道上总是挤满一大群人，办公室就在靠近服装业区的南面，粗糙的当街门面。主编克拉姆（芬克尔是出版人），会先让他们等上半小时，才拿起一沓应聘表，猛地甩甩衬衫袖口，神情严肃地打开门——我想他很享受这种时不时的机会，当一个说了算的人。

“好了，慢慢来，别着急，”当应聘人群推搡着往里走，挤压着隔开里面办公室的木栅栏门时，他会说。“别着急，先生们。”然后他抬起一只手，说，“我能请你们安静一下吗？”接着他开始解释这份工作。当他谈到薪水时，走了一半应聘者，留下来的大多数人，对任何冷静、整洁、能够造出一个完整英语句子的人来说，都够不上竞争力。

我们都是这样给招进来的。那年冬天，我们六或八个人，蹙眉坐在《劳工领袖》那惨淡的荧光灯下，大部分人毫不掩饰自己想找份更好工作的愿望。我丢了某都市日报的工作几周后，就在那里工作，直到来年春天一家大型图片杂志社解救了我，至今我还在这家杂志社工作。其他人有其他的解释，像我一样，他们花很多时间讨论：这儿真是啰里巴嗦、添油加醋讲自己倒霉事的好地方。

利昂·索贝尔在我之后不到一个月加入了编辑部，从克拉姆领他进到编辑室那一刻起，我们就知道他会与众不同。他站在凌乱的桌子中间，脸上那神色仿佛一个人在巡视他即将攻占的新战场，克拉姆把我们一一介绍给他（忘掉了一半人的名字），索贝尔夸张又煞有其事地跟大家握手。他约莫三十五岁，比我们大多数人年纪要大，个头很矮，神情肃然，一头黑发似乎从他头骨上炸开来，薄薄的嘴唇，一本正经的脸上有些疙疙瘩瘩的粉刺疤痕。说话时眉毛总在动，而他的眼睛，与其说洞悉一切，不如说急着想要洞悉一切，从来不会离开听众的眼睛。

关于他，我所知的第一件事是他以前从没做过办公室的活：成年后，他一直干的是钣金工。而且，他来《劳工领袖》，不像我们大多数人是出于需要，相反，用他的话说，是出于原则。事实上，为了来这里，他放弃了一份几乎是这里两倍薪水的工作。

“怎么啦，你不相信？”他在告诉我这个之后问道。

“嗯，不是，”我说。“只是我——”

“也许你以为我疯了，”他说，脸上挤出精明的微笑。

我想辩解，可是他不让。“听着，别着急，麦凯布。我早就被人叫做疯子，它对我没什么影响。我太太说，‘利昂，你应该想得到，’她说，‘人们根本不会理解，一个人对生活的要求不仅仅是钱。’她是对的！她是对的！”

“不，”我说。“等等。我——”

“人们觉得你只能在以下二者中居其一：要么你是条鲨鱼，要么你只得躺在那里，任鲨鱼活生生地把你吃掉——这个世界就是这样。而我，我是那种会走出去，与鲨鱼搏斗的人。为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是不是疯了？好吧。”

“等等，”我说。我试着解释，我压根不反对他为社会正义斗争，如果他脑子里有这种想法的话；只是我觉得《劳工领袖》可能是世界上最不适合他的事业之处。

可是他耸耸肩，觉得我这是在吹毛求疵。“那又怎样？”他说。“这是份报纸，不是吗？其实，我是个作家。如果一个作家无法让自己的文字发表出来，那么这个作家有什么用？听着。”他抬起一条腿，搭在我办公桌边上——他太矮了，很难优雅地做出这个姿势，但是他有力的说理帮他成功地做到了。“听着，麦凯布。你还是个年轻人。我想跟你说点事。知道我已经写了多少本书吗？”现在他的手伸出来开始表演，因为它们迟早会这样的。两个短粗的拳头伸到我鼻子下，并在那里晃荡了片刻，然后爆发成一丛僵硬、颤抖的手指丛林——只有一只手的大拇指没有伸出来，还弯在掌心里。“九本，”他说，两手又垂到大腿两侧，在他再次需要它们之前在那儿休息。“九本。小说、哲学、政治理论——涵盖所有领域。没有一本出版。相信我吧，我写作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我相信，”我说。

“所以，最后我坐下来想：答案是什么？我这样想：我的书，它们说的全是真相，这就是麻烦所在。真相是样可笑的东西，麦凯布。人们想看真相，可真相只有出自他们知道名字的那些人之口，他们才想看。我说得对不对？那好。我想，如果我想写这些书，首先我得让自己成名。任何牺牲都是值得的。别无他途。你知道吗？麦凯布，我写最后一本书花了两年时间？”两根手指弹出来，说明这一点后，又收了回去。“两年，每晚工作四五个小时，周末一整天。你应该听听我从出版商那里得到的废话。市里所有该死的出版商。我太太哭了。她说，‘可是为什么，利昂？为什么？’”此时，他的嘴唇抿得紧紧的，牢牢贴住小而发黄的牙齿，他一拳砸在放在大腿上的另一只手掌里，随后放松下来。“我告诉她，‘听着，亲爱的。你知道为什么。’”现在他带着恬静的喜悦朝我笑笑。“我说，‘这本书讲了实话。这就是为什么。’”接着，他朝我挤挤眼，腿滑下我的办公桌，腰板挺得笔直，自信满满地走了。他穿着件脏兮兮的运动衫，黑色哔叽裤管松垮垮地晃荡着，屁股那里磨得发亮。这就是索贝尔。

他花了些时间才适应工作，放松下来：大约在第一周，他不开口说话的所有时间，都在满腔热诚、全力以赴地工作。他担心工作没做好，会让执行主编芬尼

[1]

之外的所有人都不安。像我们其余人一样，索贝尔有张本市十二到十五家工会办公室的清单，他的主要工作便是与它们保持联系，把它们发布的一点点新闻写成捧场文章。按惯例，并没什么特别令人兴奋的可写。通常的报道，连同一个通栏标题也只有两到三段：

管道工成功

加薪3分钱

或类似于这样的东西。可是索贝尔像写十四行诗一般仔细创作，稿件交上去后，他坐在那儿焦虑地咬着嘴唇，直到芬尼抬起一根食指说：“索贝尔，过来一下。”

于是他走过去，站在那里，芬尼吹毛求疵地指出一点小小的语法错误时，他就抱歉地点头。“永远不要以一个介词结尾，索贝尔。你不能说，‘给管道工们新的讨价还价的理由。’你要说，‘给管道工们新的理由去讨价还价。’”

[2]

芬尼很享受这种说教。可恶的是，在一个旁观者看来，索贝尔用太长时间才明白别人凭直觉就能知道的事：芬尼是个胆小鬼，只要你抬高嗓门，他就会软下来。这是个脆弱的神经质男人，兴奋时，他会流口水，用手指梳理他那油腻腻的头发，结果手指把他的发油，就像他的一丝人品一样，传播到他碰触的任何东西上：他的衣服、他的铅笔、他的电话，还有他的打字机键盘。我猜他当执行主编的主要原因是其他人不愿意忍受克拉姆对他的那种欺辱：他们的编辑会议总是从克拉姆的咆哮开始，克拉姆从他的格子间后面吼道：“芬尼！芬尼！”芬尼像只松鼠似的马上跳起来，急匆匆地跑进去了。于是，你听到克拉姆冷酷而单调的质问声，还有芬尼气急败坏哆嗦着的解释，最后总是以克拉姆一拳打在他的办公桌上结束。“不
，芬尼。不，不，不
！你怎么回事？要怎么跟你解释，你才能听懂？好吧，好吧，滚出去，我自己来做。”一开始，你会想，芬尼干吗要忍受这个——没人需要一份这样糟糕的工作——可是答案就像事实摆在那里，《劳工领袖》只有三篇署名文章：一篇是来自报业辛迪加

[3]

的毫无新意的体育特写，一篇呆板无聊的专栏“今日劳工，作者：朱利斯·克拉姆”，这篇文章占了整个社论版，报纸最后还有一篇两栏的带框文章，标题是：

百老汇直击

作者：韦斯·芬尼

在文章左上角甚至还有指甲大小的作者照片，他头发抹得油光锃亮，自信地露齿而笑。文章尽量从劳工角度出发，东指西戳地写点东西——比如，来上一段关于演员工会的报道，要不就是后台工作人员工会——可是大多数时候，他开门见山，以两三名真正的百老汇及夜总会专栏作家的笔法写道：“你听说过科巴

[4]

里的当红女歌星吗？”他会问那些工会头头；接着他告诉他们她叫什么名字，还有两条按语，一条淘气地写上她的胸围臀围尺寸，一条简单地说明她“来自”哪个州，他会这样结束：“全城沸腾，人们蜂拥而至。他们断言，对此本编辑部全体同仁一致同意：此位女士很有品位。”没有读者会想到韦斯·芬尼的鞋子需要补了，也想不到他会没有任何免费门票，除了看场电影或蹲在自动快餐店

[5]

里吃上一个肝泥香肠三明治外，他从不外出。他用业余时间撰写专栏，挣点外块——那数目，我听说是一个月五十美元。因此这是彼此满意的交易：花一笔小钱，克拉姆绝对奴役着他的受鞭伴读

[6]

；受点小折磨，芬尼可以把剪报粘在剪贴簿上，把《劳工领袖》上的所有垃圾剪下来扔进他带家具的房间里的废纸篓里，睡前小声说个不停，直到睡着，再做个彻底自由的美梦。

不管怎样，就是这个人，可以让索贝尔为他的新闻报道中的语法问题而道歉，看着这一幕，真令人伤感。当然，也不可能永远这样。一天，它终于结束了。

那天，芬尼把索贝尔叫了过去，向他解释什么是分裂不定式

[7]

，索贝尔蹙着眉，努力理解着。他俩都没发现克拉姆一直站在自己办公室门口听着，他盯着湿乎乎的雪茄嘴在研究，仿佛味道极差。他的办公室离这里只有几尺远。

“芬尼，”他说。“你应该去当英语老师，在高中里谋个职位。”

芬尼一惊，想把铅笔别在耳朵后面，却没注意那里已有一枝了，两枝铅笔啪嗒一声掉在地上。“嗯，我——”他说。“我只是想我——”

“芬尼，这我不感兴趣。把铅笔捡起来，请听我说。仅供参考。我们不指望索贝尔先生是个精通文学的英国人，他该是受过教育的美国人，而对此，我完全相信。我说清楚了吗？”

当索贝尔走回自己的办公桌时，脸上的表情仿佛从监狱获释归来。

从那时起，他放松下来；或者说几乎是从那时起——与这种转变牢牢粘在一起的是奥利里的帽子。

奥利里是城市大学刚毕业的学生，编辑中最优秀的人之一（打那以后他干得很好；现在你经常能在某份晚报上看到他的署名文章），那年冬天他戴着顶帽子，是那种防水布做的，雨衣店里就有得卖的帽子。这帽子并没什么特别时髦之处——实际上，它松软下垂，奥利里戴上它脸显得更小——可是，索贝尔心里一定对这顶帽子羡慕不已，把它看作记者身份的象征，或者洒脱不羁的象征，因为一天清晨，他戴着顶一模一样的帽子来上班，只不过是全新的。可戴在他头上比戴在奥利里头上更糟，特别是他穿着那件粗笨的外套。但他似乎很喜欢这顶帽子，为了配这顶帽子还慢慢形成了一套新的做事风格：每天上午，当他坐下来打例行电话（“我是《劳工领袖》的利昂·索贝尔……”）时，食指轻轻一弹，让帽子往后翘起；当他有采访任务要外出时，他把帽子潇洒地往前一拉；当他回到办公室写他的报道时，他把帽子一扔，让它旋转着挂到衣帽钩上。一天结束，临下班时，他把定稿扔进芬尼的文件篮里时，帽子斜斜地遮住一侧眉毛，然后他绕着肩膀一甩大衣，貌似随意地扬手再见，然后大步走了出去。那时我心里总有着一幅他的画面：他一路坐地铁回布朗克斯

[8]

，研究着漆黑的地铁玻璃窗上自己的影子。

看来他立意要热爱这份工作。他甚至把家人的照片都带来了——疲惫可怜的妇人和两个孩子——他用透明胶带把照片贴在桌上。而我们其他人，除了一盒火柴，从不会留任何个人物品在办公室过夜。

二月末的一个下午，芬尼把我叫到他油腻腻的办公桌前。“麦凯布，”他说。“想不想为我们做个专栏？”

“什么样的专栏？”

“劳工杂谈，”他说。“坦率的工会栏目，从杂谈或闲聊的角度出发——小幽默、人物这类的东西。克拉姆先生认为我们需要这样一个栏目，我跟他说，你是这个栏目最合适的人选。”

我不否认我有点轻飘飘（毕竟，我们都局限于我们所处的环境），可是我也有点怀疑。“我能署名吗？”

他开始紧张地眨巴眼睛。“哦，不，没有署名，”他说。“克拉姆先生不想让这个变成署名文章。听着，这些家伙会把他们得到的所有信息给你，你只要把它们收集起来，组织一下。这只是你在上班时间干的活，是你日常工作的一部分。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明白他的意思。“也是我日常薪水的一部分，”我说。“对吗？”

“没错。”

“不，谢谢，”我告诉他，接着，我觉得自己很是慷慨，我建议他找奥利里试试。

“不，我已经问过他了，”芬尼说。“他也不想做。没人想做。”

当然，我本该猜得到，他按名单挨个问过了办公室里的每个人。从这时已将近下班来看，我断定我接近这名单的末尾。

那天晚上下班后，我们离开办公室时，索贝尔紧跟在我身后。他像披斗篷似的披着大衣，袖子空荡荡地晃着，当他敏捷地避开人行道上的一摊污水时，手紧扶着那顶布帽。“告诉你个秘密，麦凯布，”他说。“我要为报纸做个专栏。谈妥了。”

“是吗？”我说。“有钱的吗？”

“钱？”他眨眨眼。“我要跟你谈谈那个。我们去喝杯咖啡吧。”他领我进了铺着瓷砖、热气弥漫、亮堂的自动快餐店，我们在靠墙角的一张湿漉漉的桌子前坐下后，他解释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芬尼说没有钱，明白吗？于是，我说好吧。他说也不能署名，我说好吧。”他又眨眨眼。“做事聪明点。”

“你是什么意思？

“我是什么意思？”他总是像这样重复你的问题，玩味它，黑眉毛高高挑起，让你等待答案。“听着，我把这个芬尼看透了。这些事情他
拍不了板。你以为他能决定这里的什么事么？你最好放聪明点，麦凯布。克拉姆
先生说了算。克拉姆先生是个聪明人，别骗自己了。”他点点头，举起咖啡杯，可是嘴唇给烫了回来，他撮起嘴，吹开热气，开始小心而不耐烦地抿着咖啡。

“嗯，”我说，“好吧，可在你着手干之前，我去跟克拉姆核实一下。”

“核实？”他把杯子往桌上重重一放。“核实什么？听着，克拉姆先生想办个专栏，对吗？你以为他在乎我能不能署名？或能不能加点钱——你以为如果我专栏写得好，他就会小气地为我涨点薪水？那你是痴心妄想。芬尼
就是一个例子，你难道不明白吗？他担心自己的
专栏不保，他
才不会便宜我呢。明白吗？所以，行了。我谁也不会去找，我把那个专栏写出来再说。”他用僵硬的拇指戳着自己的胸口说。“利用我自己的业余时间。然后我会拿着它去找克拉姆先生，我们来谈正经的。你就别管我了。”他舒舒服服地坐在那里，胳膊放在桌上，两手捧着杯子，吹着热气，只是没有喝咖啡。

“那好，”我说。“我希望你是对的。如果那样能行就好了。”

“啊，也可能不行。”他让了一步，他的嘴扭成思索的模样，头也偏到一边。“你知道，这是场赌博。”可他这样说只是出于礼貌罢了，是为了减轻我的嫉妒。他可以表现出疑虑，因为他压根就没有疑虑，而我看得出他已经想好怎么跟他太太说这件事了。

第二天上午，芬尼到我们每张桌子前绕了一圈，指示我们把能找到的任何闲言琐话都提供给索贝尔；专栏计划下一期就推出。后来我看到他跟索贝尔在商量，简单告诉他这个专栏该如何写，我发现全是芬尼在说，索贝尔只是坐在那里，喷出一口口轻蔑的细烟。

这一期刚刚付印，所以离专栏的截止期还有两周。一开始，没有发现多少消息——很难从我们报道的工会里得到什么新闻，更别提什么“闲谈”了。无论什么时候，如果有谁传给他张纸条，索贝尔总是皱眉看看；或草草写上几个字，或把它扔进办公桌抽屉里；有一两次，我看到他把它们扔进了废纸篓里。我只记得我给他的有一条是：我分管的当地蒸汽管装修工工会代表隔着关上的门冲我叫道，那天不要打扰他，因为他妻子刚生了双胞胎。可是索贝尔不想要这消息。“这家伙生了双胞胎，”他说。“那又怎样？”

“随你便，”我说。“你手头有很多其他材料吗？”

他耸耸肩。“有一点，我不着急。可是，我跟你说件事——我不会用太多这些垃圾的。这种闲话。谁他妈的会看这些东西？你不能把整个专栏全塞满这种垃圾。你得用些东西把它们拼在一起。我说得对不对？”

还有一次（现在他满嘴里说的只有专栏），他笑盈盈地说：“我太太说我现在变得跟以前写书时一样糟了。写，写，写。可她不在乎，”他补充道。“她对这件事真是很兴奋。她逢人便说——邻居们，所有的人。星期天她哥哥过来看她，问我这份工作怎么样——你知道，一种自以为是的口吻。我一声没吭，可是我太太高声说了：‘利昂在为报纸做一个专栏’——她详详细细跟他说了一切。伙计，你真该看看他那张脸。”

每天早上，他把前一天晚上干的活带来，一沓手写的稿子，用午饭时间把它打出来，坐在桌前一边嚼着三明治，一边修改。每天晚上，他最后一个回家；我们走时，他一个人还心醉神迷地专心敲着打字机。芬尼不停地烦他——“索贝尔，那个特写做得怎样了？”——可他总是眯着眼、凶狠地扬起下巴，回避这个问题。“你着什么急？我会给你的。”说完他冲我眨眨眼。

交稿日那天清晨，他来上班时脸上还粘着一小块手纸；刮胡子时一紧张把脸给划破了。不过，其他方面，他看上去还是一如从前自信满满。那天早上没人打电话——截稿日我们全都在誊写、校对——所以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摊开定稿最后读一遍。他十分专注，竟没发现芬尼站在他手边了。“你想把那特写给我吗，索贝尔？”

索贝尔一把抓起稿件，傲慢地用前臂把它们遮起来。他目不转睛地望着芬尼，说得那么坚定，看来这两周他一定在练习：“我要把这个给克拉姆先生看。不是给你。”

芬尼气急败坏，脸扭成一团。“不，不，克拉姆先生没必要看这个，”他说。“再说，他还没来。来吧，给我。”

“你在浪费时间，芬尼，”索贝尔说，“我在等克拉姆先生。”

芬尼嘴上嘀咕着，避开索贝尔洋洋得意的目光，回到自己桌前，读《百老汇直击》进行校对。

那天早上我在排版桌前忙自己的活，往第一版块上贴样张。我站在那里，与难以操纵的页面版式和粘满胶水的剪刀搏斗，索贝尔悄悄走到我身后，看上去焦躁不安。“麦凯布，在我交上去之前，”他问。“你想看看吗？”他递给我那叠手稿。

给我的第一个震惊是首页上贴了张照片，是他戴着那顶帽子的一张小照。接着是他的标题：

索贝尔闲谈

作者：利昂·索贝尔

第一段的字句我记不太准了，大意如下：

这是《劳工领袖》新栏目的“处女作”，而且，对你们的这位记者而言，它也是“崭新的”，之前他从来没有经手过专栏。然而，在写作上，他早非新兵，相反，在思想领域的战场上，他身经百战，是个“双手沾满墨水的老兵”，自他笔下现已写出九本书。

当然，在这些著作里，他的任务与他在这个专栏里略有不同，然而他希望这个专栏也能和以前那些著作一样，努力洞察人性本质之谜，换言之，讲实话。

我抬起头，发现他在揭开脸上剃须刀割破的地方，现在血自由地渗出来。“嗯，”我说，“首先，我不会把有你那种照片的稿子交给他——我是说，难道你不觉得最好先让他看看，再——”

“好吧，”他说，用揉成一团的手帕把脸擦花了。“好吧，我把照片拿掉。接着说，读读其余部分。”

可是没有时间再读了。克拉姆来了，芬尼跟他说了，现在他站在自己办公室门口，大声嚼着一根熄了的雪茄。“索贝尔，你想见我？”他叫道。

“等一下，”索贝尔说。他把“索贝尔闲谈”的各页理整齐，撕下相片，塞进屁股后面的口袋里，向那门走去。半路上，他想起要摘下帽子，扔到衣帽钩上，可没扔中。接着，他消失在格子间后，我们全都坐下来听。

没多久，克拉姆开始发作了。“不
，索贝尔。不，不，不
！这是什么
？你想骗
我吗？”

外面，芬尼滑稽地往后一缩，拍着一侧的脑袋，咯咯笑了，奥利里只好瞪着他直到他止住笑声。

我们听到索贝尔的声音，一两句含混的辩解，接着克拉姆又发作道：“‘人性本质之谜’——这是杂谈？这是琐议？你不能按照指示做？等等——芬尼！芬尼！”

芬尼迈着轻松的步伐小跑至门边，很高兴被召唤，我们听见他清楚、正当地回答了克拉姆的询问：是的，他已经告诉索贝尔专栏应该是个什么样子；是的，他已明确说明不能署名；是的，已经向索贝尔提供了丰富的闲谈资料。我们听到的索贝尔的话很模糊，语调简洁平淡。听到克拉姆粗声粗气的回答，即使我们听不清字句，我们也知道一切都完了。接着，他们出来了，芬尼面带愚蠢的笑容，你有时候在张口呆看街头事故的人群中看得到这种笑容，索贝尔面无表情，死了一般。

他从地上拾起帽子，从衣帽钩上取下大衣，穿戴好，走到我跟前。“再见，麦凯布，”他说。“保重。”

我跟他握手，觉得我自己脸上也浮现出芬尼式的傻笑，我还问了个愚蠢的问题。“你要走吗？”

他点点头。接着他与奥利里握手——“再见，孩子”——然后，犹豫着，不确定要不要跟其他同事握手。他勉强晃了晃食指，走到街上。

芬尼等不及要告诉我们里面发生的故事，他急切而小声地说：“那家伙疯
了！他对克拉姆说，‘要么你接受这个专栏，要么我辞职’——就是那样说的。克拉姆只是看着他，说道，‘辞职？给我滚出去，你给炒掉了。’我的意思是，他还能说别
的吗？”

转过身，我看到索贝尔的妻儿照片还贴在他桌上。我撕下来，拿着它跑到街上。“嘿，索贝尔！”我叫道。他走到一个街区外了，人影已很小，向地铁站走去。我开始追他，在结了冰的烂泥里，我差点摔断脖子。“嘿，索贝尔！”可他没听到。

回到办公室，我在布朗克斯区的电话簿上找到他的地址，把照片装进信封，丢进邮筒，我希望故事就此结束。

可那天下午，我给战前工作过的五金行业期刊的主编打了个电话，他说现在他那儿没有空缺，但不久后可能会有，如果索贝尔想顺道来看看的话，他愿意面试一下。这真是个愚蠢的主意：那里的薪水甚至比《劳工领袖》给的还低，而且，那个地方适合那些父亲想让他们学点五金业务的年轻人——索贝尔只要一张口，可能人家就根本不会考虑他。可这还是聊胜于无吧，所以那天晚上，我一出办公室，就找了个电话亭，再次查找起索贝尔家的电话。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可这不是我想象中的那种尖细而虚弱的声音。它低沉而悦耳——这是我的第一个惊奇。

“是索贝尔太太吗？”我问，对着话筒傻笑。“利昂在家吗？”

她开始说，“等一下，”可是又改口说，“请问你是谁？我现在不想打扰他。”

我告诉她我的名字，试着解释五金业期刊这码事。

“我不明白，”她说。“这究竟是份什么报纸？”

“嗯，这是份行业期刊，”我说。“我想，不是很那什么，可是它——你
知道，在它那类期刊中，多少还算好的。”

“我明白了，”她说。“你想让他去那里申请一份工作？是那样吗？”

“嗯，我的意思是，如果他愿意
的话，当然，”我说。我开始出汗了。很难把索贝尔照片中那苍白病态的脸跟这个宁静、几乎优美的声音联系在一起。“我只是想他可以试一下，如此而已。”

“哦，”她说，“等一下，我问问他。”她放下电话，我听到他们在后面小声地谈话。开始他们的字句有点含糊，可后来我听到索贝尔说：“啊，我要跟他说——我只是谢谢他打电话过来。”我听到她的回答，绝对温柔的回答，“不，亲爱的，为什么你该谢谢他呢？他不配。”

“麦凯布还好了，”他说。

“不，他不是的，”她告诉他，“要不他该给你留点面子，不来打扰你。让我来吧。求求你，我来打发掉他。”

她回到电话旁，她说：“不，我丈夫说他对那种工作不感兴趣。”然后她客气地谢谢我，说再见，任凭我走出电话亭，心越来越虚，汗越来越多。

[1]
芬尼，芬克尔的昵称。

[2]
不以介词结尾是条英文语法原则。原文中芬尼强调不能说：gave the plumbers new grounds to bargain on，而要说：gave the plumbers new grounds on which to bargain。

[3]
报业辛迪加：向各报纸杂志出售稿件供同时发表的企业。

[4]
科巴：Copa，即Copacabana，是纽约西三十四街十一道560号上的一家著名的夜总会的名字。

[5]
自动快餐店：Automat，提供简单的饮料、食品，顾客投币购买。

[6]
受鞭伴读：陪太子读书，代受鞭责的替罪羊。

[7]
分裂不定式：split infinitive，to与动词之间加进副词的不定式。

[8]
布朗克斯：Bronx，纽约五大区之一，纽约市最北端的黑人区。

理查德耶茨作品系列

与陌生人共乐

整个那年夏天，即将在斯耐尔小姐班上念三年级的孩子们不断得到有关她的警告。“伙计，会有你好受的，”高年级的孩子们会这样说，还龇牙咧嘴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真的会有你好受
的。克莱丽小姐不错。”（克莱丽小姐教三年级另外一班，那幸运的另一半）“——她很好
，可是，伙计，那个斯耐尔
——你最好当心点。”因此，九月开学前斯耐尔小姐班上就士气低落，开学头几周她也没做什么来改善一下。

斯耐尔小姐可能有六十岁了，又高又瘦，长着一张男人脸，不是从她的毛孔里，便是从她的衣服里，似乎总是散发出那种干干的铅笔屑、粉笔灰的味道，一股学校的味道。她要求严格，不苟言笑，对找出那些她不能容忍的事情乐此不疲：讲小话啦、瘫坐在椅子上啦、做白日梦啦、老是上洗手间啦，等等，而最最不能容忍的是，“上学竟没带齐文具。”她的小眼睛十分尖，如果有人鬼鬼祟祟地低声说话，或用手肘轻推旁边的人想借枝笔，几乎从来行不通。“那后面怎么啦？”她会发问。“我说的是你，约翰·杰拉德。”而约翰·杰拉德——或霍华德·怀特或不管碰巧是谁——在说小话的当中被抓，只能红着脸说：“没什么。”

“不要说小话。是不是铅笔？你上学又没带笔？站起来回答。”

与陌生人共乐接下来是关于上学要带好文具的长篇大论。犯错的人主动走上前去，从讲台上她的小小储藏中拿一枝笔，按要求说：“谢谢您，斯耐尔小姐。”接着要反复保证不会咬这枝笔，不会把笔芯折断，直到他说得够大声，全班都听得到。只有这样她的长篇大论才会结束。

如果忘带的是橡皮擦，那更糟糕，因为大家总是喜欢把铅笔头上的橡皮咬掉，橡皮擦总不够用。斯耐尔小姐在讲台上放了一块又大又旧，没有形状的橡皮擦，看上去她很为此骄傲。“这是我的
橡皮擦，”她在课堂上说，边说边晃着手上的橡皮擦。“这块橡皮擦我用了五年，五年了。”（这一点也不难相信，因为那块橡皮擦看起来和挥舞着它的手一样老旧灰暗，磨损得厉害。）“我从不拿着它玩，因为它不是玩具。我从不咬它，因为它不好吃。我也从不会把它弄丢，因为我不蠢，也不粗心。我做功课需要这块橡皮擦，所以我一直好好收着它。现在，为什么你们不能也这样对待你们的
橡皮擦呢？我不明白你们这个班怎么回事。我从没教过你们这样的班级，对文具又笨又粗心又孩子气
！”

她似乎从不发脾气，可是她发发脾气还好，因为她那单调、干巴巴、毫无感情、啰里啰嗦的一通说教，能让全班人人情绪低落。当斯耐尔小姐把某人拎出来，特别尖锐地批评时，这种说教可是一种严酷的考验。她会走上前，直逼到离受害者的脸一英尺不到的地方，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对方，一眨不眨，布满细纹、灰色的嘴唇缓缓地宣告他的罪状，冷酷而刻意，直数落到天黑。她似乎没有偏爱的学生；有一次她甚至把爱丽丝·约翰逊叫起来。爱丽丝·约翰逊的文具从来准备充分，她什么都做得出色。那次爱丽丝在全班朗读时说小话，斯耐尔小姐暗示几次后，她还在说。斯耐尔小姐走过去，把她的书拿开，数落了好几分钟。爱丽丝一开始吓呆了；接着两眼噙着泪水，嘴巴可怕地咧着，最后当着全班的面，羞愧难当地嚎啕大哭起来。

在斯耐尔小姐的课堂上哭泣不稀奇，即使是男孩子也一样。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总是在这种场景——教室里唯一的声音便是某个同学低低的哽咽啜泣，其余同学痛苦而窘迫，目不斜视——的间歇中，从隔壁克莱丽夫人班上飘过来一阵阵笑声。

然而，他们没法憎恶斯耐尔小姐，因为孩子们心中的大坏蛋必须一无是处，而不可否认，斯耐尔小姐有时候也会用她笨拙的方法，试探着表达她的好意。“我们学习生词就像交新朋友，”有一次她说。“我们大家都喜欢交朋友，是不是？现在，比如说，今年开学时，对我而言，你们都是陌生人，但我很想知道你们的名字，记住你们的脸，我为此努力。开始容易混淆，但是没多久，我就与你们所有人都交上了朋友。接下来我们会一起度过一些美好时光——噢，也许是圣诞节时的小派对，或这之类的什么东西——而如果我没有做这种努力，我会很难过，因为你们很难与陌生人一起玩得开心，是不是？”她朝他们朴实而害羞地一笑。“学习生词也是这样。”

她说这样的话比其他任何事情更让人难为情，可这的确让孩子们对她产生了某种模糊的责任感，当其他班上的孩子们想知道她真的有多糟糕时，她这样的话也促使他们忠诚地保持沉默。“呃，不太坏，”他们会不自在地说，想换个话题。

约翰·杰拉德和霍华德·怀特放学后通常一起走回家。克莱丽夫人班上的两个孩子——跟他们住同一条街的弗雷迪·泰勒和他的孪生妹妹格蕾丝总是跟他们一起，虽然他们很想甩开他俩，但很少能做得到。约翰和霍华德在双胞胎跑出人群，追上他们之前，总是远远地跑到操场那头去了。“嘿，等等！”弗雷迪会大叫。“等等！”没多久，双胞胎就跟在他们身边走了，唧唧喳喳，一模一样的格子帆布书包晃荡着。

“猜猜我们下个星期做什么，”一个下午，弗雷迪尖声说。“我是说我们全班。猜一猜。来吧，猜猜吧。”

有一次，约翰·杰拉德对两个双胞胎明说了，说了很多，说他不喜欢跟女孩一起走路回家，现在他几乎想说一个女孩就够糟了，而两个他已无法忍受。他意味深长地瞟了一眼霍华德·怀特，他们俩一路沉默地走着，决定对弗雷迪坚持不懈的“猜猜”不作回应。

但弗雷迪不会为一个答案等太久。“我们要去郊游，”他说，“去上交通课。我们准备去哈蒙。你们知道哈蒙吗？”

“当然，”霍华德·怀特说。“一个小镇。”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你们知道他们在那儿做
什么吗？他们做的是，在那里把所有开进纽约的火车从蒸汽式车头换成电力车头。克莱丽夫人说我们准备去观看他们换车头什么的。”

“实际上我们会出去一整天，”格蕾丝说。

“那又有什么了不起？”霍华德·怀特问。“只要我愿意，我想哪天去那儿就哪天
去，骑我的自行车去。”这话有点言过其实——他不允许骑车超出直径二个街区的范围——不过听上去不错，特别是他还加上一句，“我用不着克莱丽夫人带我去，”说到“克莱丽”几个字时，他还故意拿腔拿调，女里女气地说。

“上学的时候？”格蕾丝问。“你能在上学
的时候去吗？”

霍华德心虚地咕哝着：“当然，只要我愿意，”但双胞胎显然切中要害。

“克莱丽夫人说我们会有很多次郊游，”弗雷迪说。“接下来，我们还会去参观自然历史博物馆，在纽约，还有其他一些地方。真糟糕，你们没在克莱丽夫人的班上。”

“别烦我了，”约翰·杰拉德说。接着，他直接引用他爸爸的话，再合适不过：“再说，我们上学
可不是去鬼混的，我是去学校学习的。快点儿，霍华德。”

一两天后，传来消息，原来两个班计划一起去郊游；只不过斯耐尔小姐忘了告诉她的学生。当她告诉他们这事时，心情颇好。“我觉得这次郊游将特别有意义，”她说，“因为它会很有教育意义，同时这对我们大家来说又是一次游玩。”那天下午约翰·杰拉德和霍华德·怀特装作漫不经心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双胞胎，其实心里偷偷地乐着。

但胜利总是太短暂，郊游这事更凸显出两个老师的区别。克莱丽夫人做每件事都充满热情，让人愉快；她年轻，自然优雅，是斯耐尔小姐班上学生见过的最漂亮的女人。一辆巨大的机车闲置在轨道岔线上，是她安排孩子们爬上去，观察它的驾驶室，是她找到公共厕所在哪里。关于火车最无聊乏味的事情，在她的讲解下也变得生动有趣；凶神恶煞的火车司机、扳道工，只要她长发飘飘，两手插在风衣口袋里，充满自信地笑着朝他们走去，他们就变成了快活的东道主。

整个郊游中，斯耐尔小姐落在后面，不惹人注意。她瘦弱、愁眉不展，背对着风缩起肩，眯缝着眼四处扫视，提防着有人掉队。她一度让克莱丽夫人等着，把自己班的学生叫到一边，宣布说如果他们学不会待在一起，以后便不再会有什么郊游。她把一切都搞砸了。到最后郊游结束时，全班为她羞愧不已，痛苦不堪。那天她有无数机会好好表现自己，而现在她的失败既让人可怜，又让人失望。这才最糟糕：她很可怜——他们甚至不想朝她望，不想看她暗淡粗笨的黑色大衣、她的帽子。他们只想马上把她塞进汽车，送回学校，不要再看见她。

秋天的几个大节日让学校进入了一个特别季节。首先是万圣节，为了这个节日，好几堂美术课都用来画南瓜灯和弓腰黑猫的彩笔画。感恩节影响更大：有一两周孩子们画火鸡，画丰饶之角，画身穿褐色衣服的清教徒们头戴系扣高帽、手持喇叭状枪筒的火枪；音乐课上，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唱《我们在一起》和《美丽的美国》。感恩节才刚过去，圣诞节的漫长准备开始了：到处是红绿两色，为一年一度的圣诞节大游行排练圣诞节颂歌。学校礼堂内花环彩饰一天比一天多，圣诞节的装饰也越来越多。最后，放假前的最后一周到了。

“你们班上会有派对吗？”一天弗雷迪·泰勒问道。

“当然，很可能，”约翰·杰拉德说，虽然，实际上他没一点把握。除了好几周之前斯耐尔小姐模糊地提及过一次外，对圣诞派对她再没说什么，一点暗示也没有。

“斯耐尔小姐跟你们说过，你们会有一个派对，或什么的吗？”格蕾丝问。

“嗯，她没有真的告诉
我们，”约翰·杰拉德含糊地说。霍华德·怀特走在旁边，踢踏着鞋子，一声不吭。

“克莱丽夫人也没告诉我们，”格蕾丝说，“因为应该有个惊喜，可我们知道我们会有个派对。一些去年她曾教过的学生们说的。他们说她总是在最后这天开派对，会有棵圣诞树，其他东西也全都有，小礼物，吃的东西。你们会有这些吗？”

“噢，我不知道，”约翰·杰拉德说。“当然，可能吧。”但是，当双胞胎走后，他有点担忧。“嘿，霍华德，”他说，“你觉得她会不会开个派对什么的？”

“我
可不知道，”霍华德说着还小心翼翼地耸了耸肩。“我
什么也没说。”但他也为此不安，全班同学都这样。假期越来越近了，特别是圣诞节游行过后，上学的日子突然没有几天了，可是看起来，斯耐尔小姐会开派对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不管是何种派对都不可能了。这种想法啃啮着他们的心。

上学的最后那天下着雨。上午就那样过去了，跟平时没有不同。吃过午饭后，像任何一个下雨天一样，走廊上闹哄哄的，挤满了身穿雨衣、橡胶套鞋的孩子们，他们四处乱跑，等着下午上课。三年级教室周围的气氛特别紧张，因为克莱丽夫人把她的教室门给锁上了。这消息在学生中间一下子传开来，说她一个人在教室里为派对做准备，上课铃一响派对就会开始，并且会开整个下午。“我偷看了，”格蕾丝·泰勒上气不接下气地逢人就说。“她拿了一棵缀满蓝灯的小树，她重新布置了教室，所有桌子都挪开了，应有尽有……”

他们班上有些同学紧跟在格蕾丝后面问问题——“你看到了什么
？”“全是蓝灯吗？”——还有些人在门口推搡着，挤作一团，想从钥匙孔里看一下。

斯耐尔小姐班上的学生不自在地挤靠在走廊墙边，大部分学生手插在衣服口袋里，沉默不语。他们的教室门也是关着的，但没人想看看是不是给锁上了，因为害怕门滑开会一眼看到斯耐尔小姐坐在桌边改试卷。相反，他们注意着克莱丽夫人班上的门，最后门打开时，他们看到那班学生涌进去。女生们齐声大叫：“噢！”他们一下全消失在里面了，即使从斯耐尔小姐班学生们站着的地方也看得到他们的教室换了样子。那里有
棵缀满蓝灯的小树——实际上，整个教室都蓝莹莹的——地板也清空了。他们只能看到教室中间的一张桌子角，堆满一碟碟亮闪闪的糖果和蛋糕。克莱丽夫人站在门口欢迎大家，红扑扑的脸上喜气洋洋，美丽动人。她朝斯耐尔小姐班上伸长脖子的学生们和蔼、不安地笑笑，然后再次关上门。

紧接着斯耐尔小姐也把门打开了，首先，他们发现教室一点没变。桌子还在原地，准备上课；他们自己上课时画的圣诞画仍贴在墙上，脏兮兮的红色纸板剪成的“圣诞快乐”的字母卡片挂在黑板上方已经一星期了，除此之外再没别的装饰。但他们看到斯耐尔小姐桌上整齐地码着一堆红白包裹时，立即释然了。斯耐尔小姐面无表情地站在教室前面，等大家坐好。大家本能地都没有停下来盯着那堆礼物看，也不发表任何评论。斯耐尔小姐的态度清楚地表明：派对还没开始。

先是拼写，她命令大家准备好铅笔和纸。教室里一片安静，她一字一句地报听写，声音清晰，在这间歇中，克莱丽夫人教室里的吵闹声听得一清二楚——一阵阵笑声和惊喜的欢呼声。但那堆小礼物让一切还过得去；孩子们只要看看它们就知道，毕竟，没什么难为情的。斯耐尔小姐做了他们盼望的事。

礼物全包得一样，白色包装纸，红色缎带；有少数几个的形状，约翰·杰拉德目测，像是折叠刀。可能给男孩子的礼物是折叠刀，给女孩子的礼物是袖珍手电筒。不过，由于折叠刀太贵了，礼物很有可能只是折扣店里的某样东西，善意但全无用处，比如单个的铅兵送给男生们，迷你小娃娃给女生们。即便如此也够好了——坚硬而明亮的东西证明她毕竟还有点人情味，可以随意地从口袋里掏出来，给泰勒双胞胎看。（“嗯，是的，确实没有派对
，但她送给我们大家这些小礼物。看。”）

“约翰·杰拉德，”斯耐尔小姐说，“如果你只盯着我桌上的……东西，我看还是把它们摆到看不见的地方去比较好。”全班同学都咯咯笑了，她也笑了。只是略微羞涩的一笑罢了，在她回到拼写簿前就迅速收住了。可这也足够消除紧张气氛。在收拼写试卷时，霍华德·怀特凑近约翰·杰拉德，小声说：“领带夹，打赌，男生是领带夹，女生是什么小首饰。”

“嘘——，”约翰对他说，但他自己也加上一句：“领带夹不会那么厚。”接着该是本堂课的下个内容了；人人都盼着斯耐尔小姐收好试卷后就开始派对。可是她叫大家安静下来，继续上交通课。

下午慢慢地过去。每次斯耐尔小姐看钟的时候，他们都盼着她说：“噢，我的天啊——我差点忘了。”可她没有。两点多，离放学不到一个小时了。斯耐尔小姐给敲门声打断了。“怎么了？”她生气地说。“有什么事？”

小格蕾丝·泰勒走进来，手里拿着半个杯形蛋糕，另一半在她嘴里。她发现这里还在上课，显得相当吃惊——后退了一步，空着的那只手放在嘴唇上。

“什么事？”斯耐尔小姐问道。“你想要什么？”

“克莱丽夫人想问问——”

“你一定要边吃东西边说话吗？”

格蕾丝咽下那口蛋糕，她一点也没有不好意思。“克莱丽夫人想问问你们有没有多余的纸碟？”

“我没有纸碟，”斯耐尔小姐说。“你能不能好心通知一下克莱丽夫人我们正在上课呢？”

“好的，”格蕾丝又咬了一口蛋糕，转身要走。她看到那堆礼物，停下来看看它们，明显不为所动。

“你耽误大家上课了，”斯耐尔小姐说。于是格蕾丝往外走，在门口时，她狡黠地瞟了一眼全班同学，满嘴含着蛋糕屑，小声地咯咯笑着，飞快溜了出去。

分针爬到了二点三十分，接着又爬过它，一点一点挪到二点四十五分。最后，离三点差五分时，斯耐尔小姐放下她的书。“好吧，”她说，“我想现在我们可以把书都收好。今天是放假前的最后一天，我为你们准备了一点——小惊喜。”她又笑了。“好，我想你们大家最好在座位上别动，我把礼物传过来。爱丽丝·约翰逊，你能过来帮帮我吗？其余的人待在座位上。”爱丽丝走上前来，斯耐尔小姐把礼物分成两堆，用两张画纸当盘子装着。爱丽丝端一盘，小心翼翼抱在怀里，斯耐尔小姐拿着另一盘。她俩开始绕着教室分发之前，斯耐尔小姐说：“好，我希望你们坐在位置上等着发礼物，然后我们一起打开包装纸，这样最有礼貌。好了，爱丽丝。”

她们开始沿着走道走，一边读着标签，一边发着礼物。标签是大家熟悉的伍尔沃斯店

[1]

里的那种，上面画着圣诞老人，印着“圣诞快乐”。斯耐尔小姐用她整洁的板书字体全填写好了。约翰·杰拉德的是这样写的：“斯耐尔小姐送给约翰·G。”他拿起它，就在他摸到包装的那一刹，无比震惊，他清楚地知道里面包的是什么了。等斯耐尔小姐回到讲台上说“好了”的时候，已没什么惊喜了。

他撕开包装纸，把礼物放在课桌上。是一块橡皮，十美分一块、很耐用的那种，一半是白色，用来擦铅笔字；一半是灰色，用来擦钢笔字。他用眼角余光看到坐在他身旁的霍华德·怀特，打开的包装纸下是一模一样的一块橡皮，再偷偷摸摸看了一下全班，确信所有礼物都是一样的。没人知道该怎么做，因为看上去足足有一分钟整个教室里除了逐渐小下去的包装纸的窸窣声外，一点声音也没有。斯耐尔小姐站在教室前，十指紧扣，放在腰间，像是一条条干虫。她的脸融化在施予者才有的柔和而颤抖的笑容里。她看上去很无助。

终于有个女生说：“谢谢你，斯耐尔小姐。”于是，其余同学参差不齐地跟着说：“谢谢你，斯耐尔小姐。”

“各位同学，不用谢，”她让自己平静下来后说，“我祝你们节日愉快。”

老天有眼，此时下课铃响了，大家闹哄哄地涌向衣帽间，现在用不着再看着斯耐尔小姐了。她的声音从喧哗声中冒出来：“大家能不能在走之前把纸和带子扔进垃圾篓？”

约翰·杰拉德用力把橡胶雨靴拉起来，一把抓起雨衣，胳膊肘左推右挡地出了衣帽间，离开教室，走下闹哄哄的走道。“嘿，霍华德，等等！”他冲霍华德·怀特叫道，最后他们俩一起离开学校，他们跑啊跑，在操场上的污水坑里溅起点点水花。斯耐尔小姐被抛在身后，每跑一步，她就给抛得远一点；如果他们跑得够快，他们甚至可以避开泰勒双胞胎，那就再也用不着想这个了。腿扑通在跳，雨衣热气腾腾，他们跑啊跑，逃避让他们亢奋不已。

[1]
弗兰克·温菲尔德·伍尔沃斯：1852—1919，美国商人，从1879年开始，他成功地建立了全国五分和十分钱连锁店。

理查德耶茨作品系列

布朗宁自动步枪手

直到约翰·费隆的名字上了警察罪状登记簿，见了报，人们才想起有这么个人。他是一家大保险公司里的职员，成日皱眉尽职工作，在文件柜之间笨拙地挪动他庞大的身躯。白衬衫袖口挽上去后，你能看到他一只手腕上紧卡着块金表，另一只手腕上却松松地戴着根军人身份识别腕带，这是以前那个更为勇敢，也更为随意的年代遗留下来的。费隆二十九岁，魁伟结实，褐色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脸色苍白，面容忧郁。除了迷惑时瞪大眼睛、威胁时眯缝起眼睛外，他的眼神都很和善；除了恶狠狠地说话时咬紧嘴唇外，他的嘴总孩子气地微张着。平时，他喜欢穿简洁的靓蓝色外套，肩膀平直，钮扣开得很下。他的鞋跟上镶了钢片，走在路上，沉重的步子发出清脆的声音。他住在皇后区的萨尼塞德，与一个名叫罗丝的姑娘结婚已十年。她瘦得皮包骨头，有窦性头痛，无法生孩子，靠着一分钟打八十七个字还不会少嚼一下口香糖的本事，挣的钱比他多。

从星期天到星期四，一周五个晚上，费隆两口子都坐在家里玩牌或看电视，有时候她会让他去买点三明治或土豆沙拉当宵夜，再上床睡觉。星期五，一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晚上电视里通常有拳击比赛，这个晚上他会在离皇后大街不远的小岛酒吧跟伙伴们呆在一起。那里的人们成为朋友更多是出于习惯，而非彼此的选择。头半个小时里，他们不自然地四处站着，彼此说着粗话，嘲笑每一个新进来的人（“噢，天啊，看看谁来了！”）。可是到拳击赛结束时，他们通常开了很多玩笑，酒喝得兴高采烈，周五晚上通常在半夜两三点时的歌唱声与摇摇晃晃中结束。周六，费隆会睡一个上午的懒觉，下午帮着做点家务，其余时间就是陪妻子消遣了：他们会在附近的电影院里看场电影，看完后去冰淇淋店里小坐，一般十二点前他们就已上了床。周日懒洋洋地在起居室里翻一通乱七八糟的报纸，接着他的下一周又开始了。

布朗宁自动步枪手那个特别的星期五，如果不是妻子坚持要打破他的常规，也许根本什么都不会发生：那天晚上是格利高里·派克电影上映的最后一晚，她说她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他一生中偶尔一次不看职业拳击赛有什么不可以。星期五的早上她跟他这样说了，这是那天所有不对劲的事当中的第一件。

吃中饭时——发薪日的中午，他总是跟办公室里的三名同事一起，在市中心一家德国小酒馆里吃中饭——其他人都在谈论拳击赛，费隆很少插嘴说话。杰克·科佩克，对拳击一窍不通（他说上周的比赛是“一场棒极了的比赛”，而实际上，整场比赛中，十五个回合双方都只是扭住对手，懦夫般地防守，最后的判定得分也可笑得紧），他啰里啰嗦地对在座的人说他看过的最好的全回合较量还是在海军部队里。接着全桌的人开始谈起海军来，而费隆在座位上无聊地扭着身子。

“那时我
啊，”科佩克说着用修剪得很好的大拇指戳着胸脯，结束第三个长故事，“我第一天上新船，除了穿着定制的海军蓝军装，站在那里接受检查外，什么事也没做。害怕吗？天啊，我抖得像片树叶。老兵们走来走去，看着我，说：‘你以为你
在哪，水手？你以为这是化妆舞会吗？’”

“说到检查，”迈克·博伊尔说，睁大他那小丑般的圆眼。“我跟你们说，我们
有个指挥官，他会戴上他的白手套，手指在舱壁上拂过，兄弟，如果手套上有点灰尘，你就死定了。”

接着他们开始伤感起来。“啊，那真是段美好生活，海军，”科佩克说。“干净的生活。当海军最好的地方在于，你是某个人，懂我的意思吗？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独立的工作要做。我意思是，见鬼，在陆军里你们所有人做的只是晃来晃去，跟其他所有人一样，看着傻得要命。”

“大哥，”小乔治·沃什边说边往德国蒜肠上抹芥末，“你说得没错。我在陆军里呆了四年，相信我，你说得没错。”

此时约翰·费隆的忍耐实在到了尽头。“是吗？”他说。“那是什么陆军部队？”

“什么部队？”沃什说，眨巴着眼。“哦，我在军械部队呆了一段时间，在弗吉尼亚，后来我去了得克萨斯，还有佐治亚——你什么意思，什么部队？”

费隆的眼睛眯起来，撇着嘴。“你应该试试步兵部队的装备，老弟，”他说。

“哦，好吧，”沃什顺从地说，似笑非笑。

可是科佩克和博伊尔不服气，朝他咧嘴笑道，

“步兵
？”博伊尔说。“他们有什么——步兵专家？”

“你们当然可以说他们是专家，”费隆说。“步枪连里
每个狗娘养的都是专家，如果你想知道什么，我跟你说一件事，老弟——他们才不担心没有丝质手套，没有量身定做的服装，对此你可用性命打赌。”

“等一等，”科佩克说。“我想知道一件事，约翰。你的特长是什么？”

“我是个布朗宁自动步枪手，”费隆说。

“那是什么？”

费隆第一次意识到这些年来办公室里的人员变化有多大。以前，回到四九年或五○年，跟过去那帮人在一起时，如果有谁不知道布朗宁自动步枪，肯定会赶紧闭嘴。

“布朗宁自动步枪，”费隆把叉子放下，说，“就是B.A.R。口径3.0，弹匣可拆卸，全自动射击，是十二人的步枪班的主要火力。这答案你们满意吗？”

“你的意思是？”博伊尔问。“像冲锋枪一样？”

费隆只好再解释，仿佛在跟孩子们或姑娘们谈话，说它与冲锋枪截然两样，它的战术功用完全不同；最后他只好拿出自动铅笔，凭着记忆和热爱，在装薪水的信封背面画了枪的轮廓。

“那好，”科佩克说，“跟我说说，约翰。用这把枪射击你得知道什么？你得接受特别训练，或什么的吗？”

费隆愤怒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他把铅笔和信封塞回外套里。“找个时候试试吧，”他说。“试一下，背着布朗宁自动步枪和弹药带，空肚子走二十里路，接着卧倒在沼泽地里，水漫过你的屁股，你被机枪、迫击炮压在地上抬不起头来，可是这时候班长冲你吼，‘把布朗宁自动步枪给我架起来！’你得掩护整个排或整个连的人马撤退。找个时候试试
吧，老弟——你
就知道你得会什么了。”他喝了一大口啤酒，呛得直咳嗽，喷到满是斑点的大手上。

“放松点，放松点，”博伊尔笑着说。“别太拼命了，伙计。”

可费隆只擦擦嘴，怒冲冲地看着他们，喘着粗气。

“好吧，你是英雄，”科佩克轻蔑地说。“你是战士。那告诉我一件事，约翰。你自己在战斗中有没有开过这枪？”

“你以为呢？”费隆薄薄的嘴唇没动，吐出这句话。

“多少次？”

事实上，费隆是他们班十九个人中最强壮、最有能力的一名士兵，好多次被班上其他人封为“最佳布朗宁自动步枪手”。战争结束前两个月，他扛着他的枪，用起了水泡的脚走过无数里的道路、田野和森林，在炮火和迫击炮的密集火力网下抱着它躺倒，把它戳进刚刚被俘的德军战俘的胸膛里；可是他只用它开过两次火，还是冲着模糊地带而非冲着人，而且两次都什么也没打到，第二次还被小训了一顿，说是浪费弹药。

“多少次关你他妈的屁事！”他说，其他人则低头看着自己的碟子，脸上的笑藏不住。他气冲冲地瞪着眼，挑衅地看着他们，看谁敢取笑他，可最糟的是，他们谁也没再说什么。他们沉默地吃东西、喝啤酒，过了一会儿，他们换了个话题。

费隆一下午都没有笑容，直到在家附近的超市里遇到妻子进行他们的周末采购时，他还闷闷不乐。她看起来很累，当她的头痛毛病要更厉害时，她总是这样子。他拖着沉重的脚步，推着购物车跟在她身后，扭过头盯着商场里别的年轻女人扭来扭去的屁股和丰满的胸部。

“哇！”她叫道，扔下乐兹饼干，痛苦地揉着脚后跟。“你推着那东西，不能看着点它往哪走吗？你最好还是让我来推。”

“你不该突然停下来，”他对她说。“我不知道你会突然站住。”

那之后，为了保证车子不再会撞着她，他只好全副注意力放在她窄窄的身子和火柴棍一样的细腿上。从侧面看，罗丝·费隆似乎总是朝前略倾着身子；走路时，她的屁股漂浮着，不雅地与身体分离，仿佛成了她身后的一个独立部分。几年前，医生解释过她的不育症，原因是她的子宫倾斜，并告诉她可以通过一个锻炼课程来纠正；她兴趣不大地做了一段时间的练习，不久就放弃了。费隆可能记不得她古怪的姿势究竟是她子宫倾斜的原因还是其结果，可他确信无疑，就像她的窦性头痛病一样，自打他们结婚这些年来，这毛病越来越严重了；他可以发誓，他们刚认识那会，她是站得直的。

“你想要脆米还是波斯塔吐司

[1]

，约翰？”她问他。

“脆米。”

“哦，可是我们上周才吃过。难道你没吃腻？”

“那好，另外那种。”

“你嘟囔些什么？我听不清你说什么。”

“我说，波斯塔吐司！”

往家走时，他两手拎着满满的食品，比平时喘得厉害。“怎么回事
？”当他停下来换手时，她问。

“我想我身体不行了，”他说。“我该出去打打手球。”

“噢，老实说，”她说。“你总这样说，可你一天到晚除了读读报纸，就无事可干了。”

她做晚饭前先洗了个澡，吃饭的时候，套了件巨大的家居服，用带子系着，像往常一样，一副洗完澡后的凌乱模样：湿湿的头发，滴着水；皮肤干干的，毛孔粗大；没有口红、没有笑容的上嘴唇上有一圈牛奶印子，像在笑。“你想去哪里？”当他把盘子推开，站起来时，她说。“看那儿——桌上还有一满杯牛奶。说实话，约翰，我是为了你才买
牛奶的，结果我买了，你却走了，剩下一满杯牛奶在桌上。你回来，把它给喝了。”

他走回来，大口大口吞下牛奶，觉得直恶心。

吃完饭，她开始仔细准备晚上的外出活动；他早就洗完碗，擦干盘子了，她还站在熨衣板前，熨着她打算看电影时穿的裙子和上衣。他坐下来等。“如果你还不动身的话，就晚了，”他说。

“喔，别傻了。我们差不多还有一个小时。再说，你今晚怎么
啦？”

她的细高跟便鞋在长及脚踝的家居袍下显得很古怪，尤其是当她弓着腰，张开八字脚，从墙上拔下熨斗插头时，更加怪异。

“你怎么放弃了那些锻炼？”他问她。

“什么锻炼？你在说什么？”

“你知道，”他说。“你知道的。为你几宫倾斜做的锻炼。”

“子宫，
”她说。“你总是说‘几宫’。是子宫
。”

“那该死的有什么区别？你为什么放弃？”

“哦，说实话，约翰，”她说，折叠起熨衣板。“看在老天分上，为什么现在
提这个？”

“那你想干什么？一辈子带着个倾斜的子宫到处走吗？还是有什么别的？”

“那好，”她说，“我当然不想怀孕，如果你想说的就是这个的话。我能问问如果我辞掉工作，我们住哪儿？”

他站起来，在起居室里怒冲冲地走来走去，火冒三丈地瞪着台灯的阴影、花卉水彩画，还有一个小瓷人，是个卧睡着的墨西哥人，身后是开了花的干仙人掌。他走进卧室里，她干净的内衣摊在床上，准备晚上穿的，他拿起带乳胶海绵罩杯的白色胸罩，没有它，她的胸跟男孩子的一般平。她进来了，他转过身对着她，胸罩直扬到她惊恐的脸上，说：“你为什么戴
这鬼东西？”

她从他手中一把夺过胸罩，背靠着门框，上下打量他。“好吧，听着
，”她说。“我受够
了。你想不想体面一点？你还想不想去看电影？”

突然，她看起来是那么可怜，可怜得他不忍看下去。他抓起大衣，一阵风似的经过她身边。“你想干吗干吗吧，”他说。“我出去了，”他摔上公寓的门。

直到他晃荡到皇后大街时，他的肌肉才松弛，呼吸才平静。他没有在小岛酒吧停留——不管怎样，现在看拳击赛还太早了点，再说他心情太差，也不想看。于是，他踢踢踏踏走下地铁楼梯，一扫而过冲入旋转式匣机口，直奔曼哈顿而去。

他隐约有点想去时代广场，可是因为口渴他在第三大道站就出了地铁；上到街道上，他在看见的第一家酒吧里喝了两杯啤酒，那间酒吧很凄凉，压花锡墙，一股尿骚味。在酒吧里，他的右手边，一个老女人手里的香烟舞得像根警棍，唱着《佩格，我的心肝》，左手边，一中年男人正对另一个人说话，“呃，我的看法是：也许你可以对麦卡锡的做法提出不同意见，可是，狗娘养的，你却不能就原则问题质疑他。我说的对不对？”

费隆离开那地方，去了列克星敦附近的另一间酒吧，酒吧以铬鞣革装修，在柔和的灯光下，每个人都是蓝绿蓝绿的。他站在两个年轻士兵旁边，从他们的袖章上看得到部队番号，船形帽折着掖在他们的肩襻下，还看得清所属的步兵团。没有佩戴勋章——他们还是孩子——可费隆看得出他们不是新兵：首先，他们知道如何穿艾森豪威尔夹克，短而紧身，他们的战斗靴又软又黑，擦得铮亮。他们俩突然扭头，眼神穿过他望过去，费隆，也跟着转过来，跟他们一起看着一个身穿紧身茶色短裙的姑娘离开阴影角落里的那一桌人。她贴着他们而过，嘴里嘟囔着“借过”，三个脑袋都被吸引到她的臀部，看着它扭来扭去，扭来扭去，直到她消失在女洗手间里。

“嘿，幅度很大，”当中矮一点的士兵说，冲他们咧嘴一笑，笑容里包括了费隆，费隆也还他个咧嘴一笑。

“应该颁布法律禁止那样扭来扭去，”高一点的士兵说。“扰乱军心。”

听口音他们来自西部，他们都是那种金发、眯缝眼，乡村男孩的脸孔，费隆还记得他以前所在的班里就有。“你们是什么部队的？”他问。“我应该认识那个番号。”

他们告诉他，他说：“哦，是的，当然——我记起来了。它们是第七军的，对吗？四四年或四五年的时候？”

“说不准，长官，”矮个士兵说。“那在我们之前很久了。”

“你从哪里搞了个什么‘长官’来？”费隆热情地问道。“我不是什么军官。我最多也就是个一等兵，除了他们让我干过几周代理下士，那还是在德国的时候。我是个布朗宁自动步枪手。”

矮个士兵上下打量了他一番。“不用说我也知道，”他说。“你这体型就是个布朗宁自动步枪手。那种老式布朗宁自动步枪可真他妈的重。”

“你说对了，”费隆说。“是很重，可是，我想告诉你，在战斗中，它可真他妈的好使。我说，你们俩喝点什么吗？顺道说声，我叫约翰尼·费隆。”

他们跟他握手，嘟囔着自己的名字，当那个穿着茶色短裙的姑娘从女洗手间里出来时，他们又全都转过头去看。直看到她坐回自己的位子，这次，他们关注的是她胀鼓鼓的上衣里的颤动。

“嘿，”矮个士兵说，“我说，好一对波。”

“可能是假的，”高个士兵说。

“它们是真的，孩子，”费隆向他保证，挤挤眼，一副老于世故的样子，转回身对着他的啤酒。“它们是真的。要是假的，一里地外我就能看出来。”

他们又喝了几巡酒，谈了一会儿军队，接着高个士兵问费隆中央广场怎么走，他听说那里有周五爵士夜；于是他们仨坐上出租车，一路朝第二大街驶去，车费是费隆付的。当他们站在中央广场等电梯时，他费力地把结婚戒指取下来，塞进表袋里。

宽敞、高大的舞厅里挤满了年轻男女；几百个年轻人围桌而坐，桌上堆着一扎扎的啤酒，听着，笑着；还有近百个年轻人在成排椅子圈起来的空场地里疯狂舞动。远处，乐池里，一伙黑、白乐人流着汗卖力地演奏，他们的各式管号在烟雾灯光下闪烁。

费隆懒洋洋地站在门口，在他听来，所有的爵士乐都一样，可他却摆出一副鉴赏家模样，在刺耳的单簧管乐声里，绷得紧紧的脸上放着光，手指随意地跟着鼓点节拍打着响指，膝盖微微地点着节奏，靓蓝色的裤子也跟着在抖。他领着士兵们朝坐有三个姑娘的那桌的隔壁桌走去，此时并不是音乐迷住了他，音乐也没让他振奋，当乐队换了某首柔和的曲子时，他立即请三个女孩中最漂亮的那个跳舞。她身材高挑纤细，是个黑发意大利姑娘，额头上略微发了点汗。她走在他前面，在桌子之间穿梭，朝舞池走去，而他陶醉在她慢慢扭摆的胯和裙裾飘扬的优雅之中。在他欣喜若狂、啤酒喝昏了的脑子里，已经在想象着把她带回家后的样子了——在出租车的私密暗影里，他的手抚摸她会是什么感觉，再后来，这晚最后，在某间昏暗的卧室里，她赤裸的身子起伏的样子。他们一踏上舞池地板，她刚转身，抬起手臂，他立即把她紧紧地贴在自己温暖的身子上。

“哦，听着
，”她说，生气地往后弓着身子，这样明显看出他的双手紧紧搂着她湿粘的脖子。“这就是你说的跳舞
吗？”

他松开了些，哆嗦着，冲她咧嘴笑笑。“放松点，亲爱的，”他说。“我不会咬你的。”

“也别叫我什么‘亲爱的’，”她说，直到舞跳完，她就说了这几句。

可她还是不得不和他待在一起，因为那两名士兵已经移过来，跟她那两位活泼的、咯咯直笑的女伴挤在一起。他们现在在同一张桌子上，半个多小时，六个人坐在那里，沉浸在不安的派对气氛中：矮个士兵跟其中一个姑娘（这两个姑娘都是小巧的金发女孩）咬着耳朵在说什么，那姑娘则一直高声大笑；高个士兵的长胳膊搂着另一个姑娘的脖子。可是费隆的高挑黑发女孩，不情愿地告诉他她叫玛丽，然后就一声不吭，僵硬、拘谨地坐在他身边，有一下没一下地扣上放在膝盖上的手袋，再打开，再扣上。费隆的手指紧紧地抓着她的椅子背，关节发白，可是无论何时，只要他试探性地把手指放到她的肩膀上，她就会立即耸耸肩，躲开。

“你住在这附近吗，玛丽？”他问她。

“布朗克斯，”她说。

“你经常来这儿吗？”

“偶尔。”

“想抽根烟吗？”

“我不抽烟。”

费隆的脸在发烧，看得见右太阳穴上一根细血管在抽动，汗珠从他肋骨上滚落。他像个第一次约会的男孩，她温暖的衣服离他这么近，她的香水味，她纤细的手指在手袋上开开关关的样子，她丰满的下唇湿润地泛着光，这一切让他笨口拙舌，说不出一句话来。

隔壁桌一个年轻的水手站起来，双手合拢放在嘴边，成喇叭状，冲着乐池那边吼着，叫声被房间里其他地方的人接过去。听上去像是：“我们要圣徒！”可费隆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但至少这让他有了个开口的机会。“他们在喊什么？”他问她。

“《圣徒》，”她告诉他，对上他眼神的时间刚够传达这个信息。“他们要听《圣徒》。”

“噢。”

那之后，他们有好长时间没再说什么，直到玛丽朝最近的女伴做了个不耐烦的表情。“嘿，我们走吧，”她说。“走吧。我想回家。”

“啊，玛丽
，”另一个姑娘说，啤酒和调情让她的脸飞红（她现在戴着矮个士兵的船形帽）。“别那么傻。”不过，看到费隆那痛苦的脸后，她竭力帮他解围。“你也在军队里吗？”她快活地问，隔着桌子靠过来。

“我？”费隆说，吓了一跳。“不，我——可我过去在。我离开军队好长时间了。”

“哦，是吗？”

“他以前是个布朗宁自动步枪手，”矮个士兵告诉她。

“哦，是吗？”

“我们要《圣徒》！”“我们要《圣徒》！”现在，整个舞厅里，四面八方，各个角落里人们都在叫着，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急迫。

“嘿，走吧，”玛丽又对她的女伴说。“我们走吧，我累了。”

“那走
吧，”戴着士兵帽子的那个姑娘不高兴地说。“如果你想走，你就走
吧，玛丽。难道你自己一个人不能回家吗？”

“别，等等，听着——”费隆一下弹起来。“先别走呀，玛丽——我跟你说。我再去买些啤酒回来，好吗？”她还没来得及拒绝，他已经跑了。

“不要给我买了，”她冲着他后背叫道，可是他已经在三张桌子之外了，快步朝这屋子的厢房走去，酒吧就在那边。“婊子，”他低声说着。“婊子。婊子。”他站在临时代用酒吧处排队时，那些折磨他的想象，因为愤怒更强烈了：出租车内会有一番肢体的挣扎，撕烂的衣服；在卧室里会使用蛮力，窒息的呻吟会变成呜咽，最后变成淫荡的痉挛与低吟。噢，他会让她放松！他会让她放松！

“快点，快点，”他对吧台后那个笨手笨脚地对付着扎啤、啤酒木塞、湿钞票的家伙叫道。

“我们——要——《圣徒》！”“我们——要——《圣徒》！”舞厅里的喊声达到了顶峰。然后，鼓点砸出无情、粗暴的节奏，变得几乎无法忍受，直到它结束在一阵铙钹声中，又换成了铜管乐队粗糙的声音，人群简直疯狂了。费隆用了一小会儿才意识到，现在乐队演奏的是《圣徒在行进》，这时他终于端着扎啤，从酒吧转身往回走了。

这个地方现在成了一所疯人院。姑娘们高声尖叫，小伙子们站在椅子上狂吼，胳膊乱舞；玻璃杯砸碎了，椅子在旋转，四名警察警惕地靠墙站着，以防暴乱，这时乐队安全奏出这首曲子。

当圣徒

在行进

噢，当圣徒在行进……

费隆推推搡搡、慌慌张张地穿过喧嚣的人群，试图找到他们那一伙人。他找到了他们那张桌子，可无法确定是不是他们的——因为空无一人了，只有揉成一团的香烟盒和一摊啤酒印渍，还有一把翻倒在地的椅子。他以为他在疯狂舞动的人群中看到了玛丽，可后来发现是另一个穿着同样裙子的高个黑发姑娘。接着他以为他看到了矮个士兵，在房间那头冲他猛打手势，他费力挤过去，却是另一个有着乡村男孩脸孔的士兵。费隆转来转去，满身大汗，在让人昏头昏脑的人群中找来找去。有个穿着汗湿的粉红衬衫的男孩，一个趔趄，重重地撞到他胳膊肘上，冰凉的啤酒泼洒到他手上，袖子上，他才意识到，他们走了。他们把他给甩了。

他出来到街上，飞快地走着，钢片鞋跟重重地踩在地上，在吼叫与爵士乐的骚乱后，夜间的汽车声听来惊人地静谧。他盲无目的地走着，也没了时间感，除了鞋跟重重地踏在地上，除了肌肉的拉扯，除了颤抖着吸进空气，又猛地吐出来，除了沸腾的血液外，他再也没别的感觉。

他不知道是过了十分钟还是一个小时，是走了二十个街区还是五个，这之后，他只好慢了下来，在一小撮人群边上停下来。这群人挤在一个有灯光的门口，警察正朝他们挥着手。

“往前走，”一个警察说着。“请往前走。不要停下。”

可是费隆，和其他大部分人一样，站在那儿不动了。这是个讲演厅的入口处——他知道是因为里面灯光虽昏黄，可刚好看得清公告栏上的字；这段大理石楼梯一定通往礼堂。可最吸引他注意的还是警戒线那儿：三个跟他年纪相仿的男人站在那里，他们的眼里闪烁着正义的光芒，头戴某个老兵组织的那种金色蓝边的船形帽，手里举着标语牌，上面写着：

彻查这个第五修正案的共党分子

米切尔教授滚回俄国去

美国斗士们抗议米切尔

“往前走，”警察在说。“接着走。”

“公民权利，我的天，”费隆胳膊肘处有个平淡的声音嘀咕着。“他们应该把这个米切尔关起来。你读过他在参议院听证会上说的东西吗？”费隆点点头，想起许多报纸上都有那张虚弱、自命不凡的脸。

“看那边——”那个嘀咕的声音继续说。“他们来了。他们出来了。”

他们就在那边，正从大理石台阶上走下来，经过公告牌，来到人行道上：男人们身着雨衣、油腻腻的粗花呢外套，举止狂妄，穿着紧身裤的姑娘们看着像从格林威治村来的，中间有几个黑人，还有几个整洁的、有点难为情的男大学生。

示威者们往后靠，静静地站着，人们一只手高举着手里的标语牌，另一只手握成拳放在嘴边：“呸——！呸——！”

人群跟着：“呸——！”“呸——！”有人叫道，“滚回俄罗斯去！”

“往前走，”警察在说。“往前走。接着走。”

“他来了，”那个嘀咕的声音说。“瞧，他来了——那就是米切尔。”

费隆看到他了：高个子，极瘦的男人，穿着廉价的双排扣西装，衣服对他而言，大了点，手里拎着公文包，两个戴眼镜、长相一般的女人走在他两侧。这就是报纸上那张自命不凡的脸了，他慢慢地从一边望到另一边，脸上是宁静、超然的笑容，仿佛在向遇到的每个人说：哦，你这个可怜的傻瓜。你这个可怜的傻瓜
。

“杀了这个杂种
！”

有几个人飞快地扭头看着他，费隆这才意识到是他在叫；接下来他只知道要继续吼下去，一遍又一遍，直到他的嗓子哑了，像个孩子在哭：“杀了那个杂种！杀了他！杀了他！
”

他经过四大步的推挤、冲撞，来到了人群最前面；可是有个示威者扔掉标语牌，跑到他跟前，对他说：“放松点，老兄！放松
点——”可是费隆把他推到一旁，又与另一个扭打起来，他再次挣脱掉，双手抓住米切尔大衣前襟，像拆毁一个歪七扭八的木偶一样撕扯着他。他看见人行道上米切尔的脸往后缩，湿嘴唇上满是恐怖。当警察蓝色手臂高高地举到他头顶时，最后他只记得：绝对的满足与彻底的解脱。

[1]
两者都是早餐食品。

理查德耶茨作品系列

绝佳爵士钢琴

电话接通时，两头都正是午夜喧闹时分，哈里的纽约吧里乱哄哄的。最初酒吧酒保只能听明白这是从戛纳打来的长途电话，显然也是从这种酒吧打来的，接线员发狂的声音听上去好像有什么紧急事。等后来捂住另一只耳朵，冲电话喊了几个问题后，他才知道这不过是肯·普拉特，打电话来找他的朋友卡森·怀勒闲聊。他恼火地摇摇头，把电话放在吧台上卡森的那杯绿茴香酒旁边。

“给，”他说。“看在老天分上，找你的。是你的哥们。”像许多别的巴黎酒保一样，他很了解他们：卡森是长相英俊的那个，身材颀长，面相聪颖，操英国口音；肯是胖胖的那个，总是笑呵呵地尾随其后。三年前他俩从耶鲁大学毕业后，来到欧洲尽其所能找乐子。

“卡森？”肯急切的声音在说，声音在听筒里痛苦地震颤。“我是肯——我知道能在这里找到你。听着，你究竟什么时候过来？”

电话这头，卡森整齐的眉毛蹙了起来。“你知道我什么时候过去，”他说。“我拍电报给你了，我星期六就过去。你怎么回事？”

“见鬼，我没怎么——可能喝多了点。没什么，可是听着，我打电话是因为，这里有个叫席德的，弹得一手漂亮的爵士钢琴，我想让你听听他的演奏。他是我的朋友。听着，等一下，我把电话靠近点，你就听得到了。现在，听这个。等一下。”

电话里传来模糊的嚓嚓声，肯的笑声，还有另外一个人的笑声，接着钢琴声传过来。在电话里听来，声音很小，可卡森听得出弹得很好。弹的是《甜蜜的洛琳》，浓郁的传统风格，里面没有一丝商业气息，这令卡森很吃惊，因为平时在音乐方面肯完全是门外汉。过了一分钟，他把电话递给了跟他一起喝酒的陌生人，从费城来的一个农机推销员。“听听这个，”他说。“一流的。”

农机推销员拿起电话举到耳边，一脸迷惑。“是什么？”

“《甜蜜的洛琳》。”

“不，我是说怎么回事？哪里来的电话？”

“戛纳。有个叫肯的去那儿了。你见过肯，是吗？”

“没，我没见过，”推销员说，冲电话皱着眉头。“哦，音乐没了，有人在说话。你最好来接。”

“喂？喂？”肯的声音在说。“卡森？”

“是我，肯。我在听。”

“你去哪啦？那家伙是谁？”

“这位先生是从费城来的，叫——”他抬起头询问地看着他。

“鲍丁格，”推销员说，理了理他的衣服。

“鲍丁格先生。他在酒吧里，和我在一起。”

“哦。好，听着，你喜欢席德弹的吗？”

“不错，肯。告诉他是我说的，他弹得一级棒。”

“你想跟他说话吗？他就在这里，等等。”

电话里有些模糊的声音，接着一个低沉的中年人声音在说：“你好。”

“你好，席德。我叫卡森·怀勒，我很喜欢你的演奏。”

“哦，”那个声音说。“谢谢你，十分感谢。承蒙看得起。”听声音这人可能是有色人种，也可能是白人。可是卡森猜他不是白人，主要是肯在说“他是我的朋友”时，语气中有点局促又有点自豪。

“席德，我这个周末就会来戛纳，”卡森说，“我盼着——”

可是显然席德把电话递还给肯了，因为肯的声音插进来。“卡森？”

“什么？”

“听着，你星期六什么时候来？我是说坐哪班火车什么的？”当初他们计划一起去戛纳，可是卡森在巴黎与一个女孩搅到了一起，肯只好一个人走去，条件是卡森一周后就会来会合。现在差不多过了一个月了。

“我不知道准确的火车班次，”卡森说，有点不耐烦。“这没什么重要的，对吗？我会在星期六的某个时候去旅店找你。”

“好吧。哦，等等，听着，我打电话还有件事，我想推荐席德加入IBF

[1]

，行吗？”

“行啊。好主意。再让他接电话。”他等着的时候，掏出自来水笔，让酒吧招待给他拿一本IBF会员手册来。

“嗨，又是我，”席德的声音。“我要加入的是什么？”

“IBF，”卡森说。“就是国际酒吧人士协会，从哈里酒吧这儿起头的——我不知道。很久以前的事了。有点像俱乐部。”

“不错，”席德说，低声笑了。

“喏，是这样的，”卡森开始讲，即使酒吧招待觉得IBF又无聊又讨厌，可卡森严肃、仔细的讲解，还是令他开心地笑了——每个成员如何收到襟章和一本印好的小手册，襟章上绘着一只苍蝇的徽记，手册内容是俱乐部规章和世界各地加入IBF的酒吧名单；最重要的规章是当两名会员相遇时，他们要互相问候，用右手轻拂对方肩膀，说：“嗡嗡嗡，嗡嗡嗡！”

这是卡森的专长之一，他有本事在细微小事上发现乐趣并传达给他人，从不觉得有什么不好意思。许多人在向一个爵士音乐家介绍IBF时，定会中途停下来，抱歉地笑着解释：当然，这是种适合孤独游客的可怜小把戏，正因为还不太完善，才让它有点意思；而卡森却直截了当地介绍它。从前，他用差不多的方式，曾让耶鲁大学的一帮书呆子学生认为星期天上午认真读那份可笑的《纽约镜报》是件时尚的事情。最近，同样的才华让他很快得到一些初识者的钟爱，尤其是他现在的女友，年轻的瑞士艺术学生，为了她，他在巴黎盘桓下来。“你对什么都有不错的品位，”他俩在一起的第一个难忘之夜，她对他说。“你有个真正有学识、有创意的脑子。”

“明白了吗？”他对着电话说，停下来啜了口绿茴香酒。“对。现在如果你愿意告诉我你的全名和住址，席德，我会在这边把一切办妥的。”席德把名字拼写出来，卡森仔细工整地写在会员手册上，加上他和肯的名字作为共同推荐人，鲍丁格先生在一边看着。他们说完后，肯的声音又回来了，不情愿地道再见，他们挂上电话。

“这通电话一定不便宜，”鲍丁格先生说，对此印象深刻。

“你说得对，”卡森说。“我猜是很贵。”

“这本会员手册究竟是怎么回事？整个酒吧人士是怎么回事？”

“噢，难道你还不是会员，鲍丁格先生？我以为你早就是了。来，我做推荐人，只要你愿意。”

鲍丁格先生后来自己描述说，他真是乐在其中：凌晨时分，他还侧着身子慢慢挪着，一个接一个，跟酒吧里所有的人，嗡嗡嗡地拂着肩膀。

卡森星期六没有去戛纳，因为结束与瑞典姑娘的恋情比他预计花的时间要长。他本以为会有含泪告别的场面，至少彼此会温柔地微笑，信誓旦旦。可是，相反她对他的离去惊人地无所谓——甚至有点心不在焉，仿佛已经全神贯注于她的下一个真正有学识、有创意的脑子了——这令他心神不安，又延迟了几天，结果却只让她不耐烦，令他有种被逐之感。经过与肯再次电话交谈，直到接下来的这个周二下午他才来到戛纳。当卡森站到站台上，放松着自己，宿醉让他浑身僵硬酸臭，他真的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会来这儿。火一般的太阳炙烤着他，粗糙的头皮快给烤焦了，皱巴巴的西装里马上渗出一层汗；泊在那里的汽车、小轮摩托车的铝板折射出刺眼的强光，让人恶心的蓝色尾气靠着粉红色建筑往上升腾；耀眼的太阳曝晒着成群的游客，他们推搡着他，向他展示他们的毛孔，展示他们身上刚从商场买的紧绷绷的运动装，展示他们手里拎着的手提箱、晃来晃去的相机，展示着他们笑着的、高声喊叫的嘴巴，展示着他们的急不可待。戛纳与世界上其他旅游胜地没有分别，一样的仓促与失望，为什么他不待在属于他的地方，在轩敞凉爽的房间里，和长腿姑娘在一起？为什么他竟该死的让自己被人哄骗到这种地方来了？

可是接着他看到肯快乐的脸在人群中起伏——“卡森！”——他跑过来了，过度肥胖的男孩都是那般跑法，两腿内侧摩擦着，笨拙地迎接。“出租车在那边，拿上你的箱子——伙计，你看上去糟透了！先去洗个澡，喝上一杯，怎么样？你他妈的还好吧？”

他们轻轻坐在出租车坐垫上，一路摇摇晃晃往十字大街驶去。十字大街上绚丽夺目的蓝色、金色强光，令人热血沸腾的海风迎面扑来，卡森开始放松了。看看那些姑娘们！一大片一大片的；还有，跟老肯重聚在一起感觉也不错。现在，很容易看清巴黎的那些事情，如果他还待在那里不走，只会更糟。他离开得正是时候。

肯一直在说个不停。卡森冲凉时，他在浴室里跑进跑出，兜里的硬币丁当作响，他笑着说啊说，整个嗓子眼里都往外冒着快乐，好像几周没听过自己的说话声似的。事实是自从与卡森分开后他就没真正快乐过。他们彼此是对方最好的朋友，可这友谊却不怎么平等，他俩都知道。在耶鲁时，如果不是因为肯是卡森乏味却形影相随的跟班，可能什么事都没他的份，这情形在欧洲也没变。肯身上有什么东西
把人们都赶跑了呢？这个问题卡森想了几年。只因他太胖，动作笨拙？或是他极力讨人欢喜反而显得痴傻，招人嫌？但难道这些不正是讨人喜欢的基本品质吗？不，卡森猜，他能找到的最接近真相的解释是：当肯笑时，上嘴唇向后滑，露出一小块湿湿的内唇，贴着牙龈颤抖着。许多有这种嘴形的人可能没觉得这是什么大缺陷——卡森也愿意承认——可对于肯·普拉特，无论人们能给出什么更充分的回避他的理由，这似乎是人们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不管怎样，卡森自己就总意识到这点，尤其是在愤怒的时候。比如，现在，最简单的事情，他想擦干水，梳梳头，换上干净的衣服，而这个门板一样、到处移动、有着双唇的笑容到处挡他的路。它无处不在，他伸手去毛巾架取毛巾时挡着他、在乱七八糟的行李箱上方晃荡、在镜子前游走、遮住他打领带，最后卡森只得收紧下巴，尽量不吼出来，“行了
，肯——闭
嘴！”

可是几分钟后，他们在阴凉静谧的旅馆酒吧里平静下来。酒吧招待正剥着一只柠檬，他巧妙地捏着，拇指和刀刃把一条明亮的果肉给扯出来。好闻的柠檬酸味，与杜松子酒味混在一起，在碎冰的薄雾下，给他们的放松复原别添了一番风味。两杯冰马蒂尼浇熄了卡森最后的怒火。待他们走出那地方，在人行道上晃荡着去吃饭时，他感受到浓厚的友谊，还有他熟悉的肯对他的钦佩之情，眼见着高涨起来。也有一丝伤感，因为肯不久就得回美国了。他在丹佛的父亲，每周都用商业信纸给他写来挖苦的信，正筹划着把他纳入初级合伙人之列，而肯，早就念完了索邦神学院

[2]

的课程，这是他来法国的借口，现在再没什么理由待下去了。卡森，在这点上，也像在其他任何方面一样，比肯幸运，他不需要借口：他有足够的私人收入，却没有家庭拖累；只要他愿意，长期在欧洲游历、找乐子，他也花销得起。

“你还像张纸一样白，”他隔着餐桌对肯说。“难道你没有去海滩吗？”

“当然去了，”肯赶快看着他的碟子。“我去过海滩几次。最近天气不太好罢了。”

可是卡森猜到真正原因，肯羞于展露他的身体。于是他换了话题，“噢，顺道说一声，”他说。“我把IBF的东西带来了，给你那位弹钢琴的朋友的。”

“噢，好极了。”肯真正如释重负地抬起头来。“等我们吃完饭，我就带你去那儿，怎么样？”好像为了加快这一情景的到来，他叉起块滴着沙拉酱的沙拉放进嘴里，又撕下一大块面包，一起嚼着，用剩下的面包把盘子里的油、醋抹干净。“你会喜欢他的，卡森，”他边嚼边清醒地说。“他是个了不起的家伙。我真的很敬佩他。”他用力吞下嘴里的东西，赶快说：“我的意思是，该死的，有那样的才华，他明天就可以回美国去赚大钱，但他喜欢这里。首先，当然，他在这里有个姑娘，是位真正可爱的法国姑娘，我猜他不可能带她一起回美国——不，可真的，不止于此。这里的人们接受他，把他看作一位艺术家，我是说，也把他看作一个人。没人觉得高他一等，没人会去干涉他的音乐，而这就是他想要的生活。噢，我是说他不会跟你说这些——如果他这样，很可能就是个讨厌鬼了——这只是他给你的感觉。从他的话里，你感受得到他的思想态度。”他把浸着调料的面包扔进嘴里，颇有权威地嚼着。“我是说这家伙真的
很高尚，”他说。“一个出色的人。”

“听上去他弹得真是他妈的一手好钢琴，”卡森说，伸手去拿酒瓶，“就我听的那一点点来说。”

“等你真的听到，等他真的弹时。”

他们俩都很享受这个事实——这次是肯的发现。以前事事总是卡森打头，他找到姑娘们；他学会当地方言；他知道如何最好的打发每个小时。是卡森追查到巴黎所有好玩的地方，在那些地方你根本看不到美国人；在肯学着寻找自己的好玩去处时，是卡森自相矛盾地将哈里酒吧变成所有去处中最好玩的地方。所有这一切，肯乐于追随，晃着感激的头表示惊奇，可是在异乡城市的后街里，独自发现一位未堕落的爵士天才，这可不是一桩小事。这说明：毕竟肯的依赖性没那么强，而这也为他俩添光增彩不少。

席德演奏的地方更像个高档酒吧，而不像普通的夜店，就在离海边几条街后面一间铺着地毯的地下室里。时间还早，他们发现他正独自坐在吧台前喝酒。

“啊，”当他看到肯时说。“你好。”他是个身体结实、衣着考究、肤色黝黑的黑人，有着让人愉快的笑容和一口洁白坚固的牙齿。

“席德，我想你认识一下卡森·怀勒。你上次在电话里跟他说过话，记得吗？”

“啊，是的，”席德说，握着手。“啊，是的。很高兴认识你，卡森。先生们想喝点什么？”

他们举行了一个小型仪式，将IBF的徽章别在席德棕黄色华达呢衣领上，嗡嗡嗡拂着他的肩膀，又轮流把他们自己穿着同样绉纱外套的肩膀伸出来，让他嗡嗡嗡拂一下。“好，这就好了，”席德说，轻声笑着，翻着会员手册。“好极了。”然后他把手册放进他的口袋，喝完酒，滑下吧台高脚凳。“现在请你们原谅，我得去工作了。”

“现在听众还不多，”肯说。

席德耸耸肩。“这种地方，我倒宁愿这样。一大群人的时候，总会有某个古板的家伙要求你弹《得克萨斯心之深处》，或别的什么该死的东西。”

肯笑了，冲卡森眨了眨眼，他们都转身看着席德在钢琴前坐下，钢琴摆在房间那头的一个低台上，聚光灯打在上面。他的手指随意抚着琴键，弹出一些简短的乐句和弦，一个技艺精湛的人在抚弄他的工具。随后他全心开始了演奏，引人入胜的节奏出现了，旋律攀升而上，起伏摇曳，这是改编过的《宝贝，你怎么还不回家？》。

他们在这间酒吧里待了几个小时，听席德演奏，只要他休息，就请他喝酒，显然引起其他顾客的嫉妒。席德的女友进来了，身材高挑，栗色头发，快乐的脸上很容易有吃惊的神情，还算漂亮吧。肯介绍她时，掩饰不住那点小小的得意：“这是杰奎琳。”她低声说了点什么英语说得不太好之类，又到了席德休息的时候——现在酒吧里挤满了人，他弹完后掌声很是热烈——他们四人共坐一张桌子。

肯让卡森主宰了整场谈话；他宁愿只是坐在那里，像养尊处优的年轻牧师一般安详，笑对一桌朋友，心满意足。这是他在欧洲最快乐的一个夜晚，有多快乐卡森根本想不到。这几个小时填补了他过去几个月来的空虚，从那天卡森对他说“那么，走
啊，难道你不能一个人去戛纳吗？”开始。它弥补了他在炎热的日子里，在十字大街上数小时的行走，直走到脚上磨出水泡，像个傻子似的看着沙滩上那些几乎全裸的姑娘们；它弥补了他去尼斯，去蒙特卡洛，去圣保罗-德-芳斯

[3]

拥挤无聊的汽车旅行；它弥补了那天他在一个阴险的药剂师那儿花三倍多的价钱买下了他找到的唯一一副太阳镜，路过一间商店时，他看到玻璃橱窗里自己的样子，像条大盲鱼；它弥补了他在里维埃拉时的那种感觉，虽年轻、富有且自由，却只觉得白天、夜晚都很可怕——里维埃拉！——那种无所事事的感觉！第一周，他曾跟个妓女打过交道，她有着精明的微笑，她坚持要高价，看到他身体时她脸上一闪而过的恶心表情吓得他痛苦到无法勃起；其他大多数夜晚，他从一间酒吧辗转到另一间，喝得醉醺醺，直喝到呕吐，他害怕妓女，害怕被别的姑娘拒绝，甚至害怕跟别的男人交谈，以免他们把他当成男同志。他整个下午泡在类似折扣店的法国廉价商店里，假装想买挂锁、剃须膏和便宜的锡制玩具，穿行在不新鲜的空气里，连嗓子眼里都往外冒着回家的渴望。一连五个晚上，他去看美国电影，寻求黑暗的庇护，就像多年前他在丹佛，为了摆脱叫他猪油佬普拉特的那帮男孩时做的一样。当这些娱乐活动全结束后，他回到旅店，巧克力冰淇淋的味道还堵在嗓子眼里，他独自哭着睡去。可是这一切现在消失在席德无比美妙优雅的钢琴声里，消失在卡森睿智的笑容的魔力里，消失在每当音乐停下时卡森抬手鼓掌的模样里。

午夜过了，除了席德，人人都有点醉了，卡森问他离开美国多久了。“从打仗起，”他说。“我跟着部队来的，再没回去。”

肯，沉浸在甜蜜与幸福之中，把酒杯高高举在空中，敬酒道：“凭上帝之名，愿你永远也不必，席德。”

“为什么，‘不必’？”杰奎琳说。在昏暗的灯光下，她看上去严厉清醒。“你为什么那么说？”

肯惊愕地看着她，“呃，我只是说——你知道——他永远不必出卖什么，什么都不必。当然，他永远也不会的。”

“这是什么意思，‘出卖’？”直到席德低沉地笑起来，这尴尬的沉默才被打破。“别紧张，亲爱的，”他说，然后转向肯。“你知道，我们不那样看。事实是，我这是迂回之计，我想回美国，在那里挣点钱。对此我俩想法一样。”

“嗯，可你在这里干得很好，不是吗？”肯说，几乎在求他了。“你挣的钱也够多了，一切也满意，不是吗？”

席德耐心地笑笑。“但我说的不是这种工作，你知道。我是说真正挣大钱。”

“你知道默瑞·戴蒙德是谁吗？”杰奎琳问道，眉毛高高扬起。“拉斯维加斯夜总会的老板。”

可是席德笑着摇摇头。“亲爱的，等一下——我一直跟你说，不要指望什么。有天晚上，默瑞·戴蒙德碰巧来了这儿。你知道，”他解释道。“并没待多久，但他说这周哪天晚上会尽量抽时间过来。这是我的好机会。当然，就像我说的，不要指望什么。”

“呃，天
啊，席德——”肯困惑地摇摇头；接着，他脸绷得紧紧的，显出愤怒的神情，一拳砸在桌上，拳头弹了起来。“为什么要把自己当妓女？”他问道。“我是说，见鬼，你知道
，在美国他们会让你出卖你自己的！”

席德还是笑着，可是他的眼睛微微眯起来。“我想那只是你的看法，”他说。

对肯而言，最糟的莫过于卡森立即来救场。“噢，我想肯说的并不是听
上去的那个意思，”他说，在肯含糊不清地道歉时（“不，当然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你
知道……”），卡森继续说着别的事，说着只有他才会说的轻松、机灵的话题，直到所有的难堪都烟消云散。到说晚安时，只有握手、微笑，彼此许诺不久还要再聚。

可一俟他们走出酒吧来到街道上，卡森就转身对着肯。“为什么你非得那么该死的幼稚呢？难道你看不出刚才有多尴尬吗？”

“我知道，”肯说，赶紧跟上卡森的长腿，“我知道。可是见鬼，我对他很失望，卡森。问题在于以前我从没听他这样说
过。”当然，此处他略去若干，因为除了那次羞涩的交谈并打电话到哈里酒吧外，他根本就没听席德谈过什么，那晚打完电话后肯逃回旅店，还担心逗留过久而惹人生厌。

“好，可是即使这样，”卡森说。“难道你不觉得，这个人想怎么对待他的生活是他自己的事么？”

“好吧，”肯说，“好吧
。我跟他说
对不起了，是不是？”此时他这般低声下气，以至于过了好久才意识到，从某种程度上说，他表现得并不太坏。毕竟，今晚卡森唯一的胜利只是那种外交手腕，安抚情绪而已；而他，肯，表现得更引人注目。幼稚也好，冲动也好，难道那样说出他的想法不是一种尊严吗？现在，他舔舔嘴唇，边走边看着卡森的侧影，他端平肩膀，尽量走得平稳，不晃动，尽量大步向前，尽量男子气概一点。“我只是忍不住自己的想法，就这样。”他深信不疑地说。“当我对某人失望时，我会表现出来，就那样。”

“好吧，算了。”

虽然难以置信，但肯几乎确定，他从卡森的声音里听出了勉强的敬意。

第二天干什么都不顺。阴沉沉的下午让他们俩也很消沉，火车站附近有间荒凉的咖啡馆，是工人们爱去的地方，他俩坐在那里发呆，彼此很少交谈。这一天开头就好得不同寻常——这本身就是麻烦。

他们直睡到中午才起来，吃过午饭后去海滩，肯只要不是让他单独去那里，也并不介意。没用多久，他们轻松、得体地搭上两个美国姑娘，这种事情卡森驾轻就熟。一分钟前，那两个姑娘还是愠怒的陌生人，往身上抹着香喷喷的防晒油，一副只要有人打扰她们，就会叫警察的样子；接下来一分钟，她们对卡森说的话乐不可支，挪开屁股和她们的带拉链的T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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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色小背包，给不速之客腾地方。那个高个姑娘归了卡森，她有着修长结实的大腿，聪颖的双眸，头发往后轻甩的样子看起来真的很美，而那个小个子姑娘是肯的——满脸雀斑，对输赢看得开，十分可爱。她每一次开心的瞥视、每个手势，都说明她早已习惯甘居人后。肯呢，肚子深深埋在沙子里，两手握拳叠起，支着下巴，微笑着贴近她温暖的双腿。几乎没有一点通常这种场合下谈话时的紧张感觉，甚至当卡森和那个高个姑娘起身跑向水里，溅起一片水花后，他也能提起小个姑娘的兴趣：因为她说了好几次索邦学院“一定很迷人”，她对他不得不回丹佛颇为惋惜，不过她也说这“可能是最好的事情”。

“那么，你朋友就打算一直待在这里？”她问。“他说的是真的吗？我是说他不念书，也不工作什么的？就是四处游逛？”

“呃——是的，没错。”肯尽量像卡森那样咧着嘴角笑。“怎么啦？”

“有意思，没什么。我想我以前从没遇到过这种人。”

这让肯意识到笑声，还有刚够蔽体的法国泳装让他看错了这些姑娘，她们是他或卡森久违了的那种姑娘——城市郊区的中产阶级女孩，恭顺听话、得到父母批准后才开始这次有地陪的旅游；是礼貌地说“讨厌”而不说“他妈的”的那种姑娘。走在大街上，她们在校园商店里买的衣服，冰球场上才有的步伐立即就会暴露她们的身份。她们是那种姑娘，围在宾治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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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对他第一次穿着燕尾服的样子，小声叫着：“啊唷！”她们那无知的、令人恼火的淡漠瞥视，拒他于千里之外，是他在丹佛和纽黑文的那些岁月中永远的痛。她们传统守旧。令人惊异的是，现在他感觉良好。他将重心移到另一手肘上，这只手缓缓抓满一把滚烫的沙子，让它们慢慢流掉，一遍又一遍，他发现他的话说得越来越快，越来越流畅：

“……不，真的，巴黎有很多值得一游的去处；真可惜你在那里没待多久；实际上我最喜欢的大多数地方人们一般都不大去；当然，我比较幸运，因为我法语说得还行，所以我还遇到很多好客的……”

他坚持住了；他应付得过来。卡森和那个高个姑娘优雅、漂亮，像旅游海报上的一对夫妇，当他们游完泳，一路小跑回来时，肯甚至压根没察觉到，卡森和高个姑娘倒在他们身边，忙着找浴巾、香烟，哆嗦着讲笑话，说海水有多凉。肯唯一的担忧越来越甚：卡森一定也看清了这些姑娘，会断定她们不值得费神交往。可是扫一眼卡森微妙的笑容，表情丰富的脸，又打消了他的疑虑：此时卡森紧挨着高个姑娘的腿边坐着，她站起来用浴巾揩干后背时，乳房轻快地来回摆动，不用说，就这决定了卡森会跟她们交往下去。“瞧，”他说。“为什么我们不一起吃晚饭呢？接下来我们可以——”

两个姑娘赶紧说她们很抱歉：她们恐怕不行。不管怎样，十分感谢，她们要在酒店跟朋友们会合，一起吃晚饭，实际上现在就该回去了，好像她们很讨厌这样——“天啊，看看几点了！”她们听上去真的很抱歉。当他们四人费力地朝更衣室走去时，她们的抱歉让肯鼓起勇气，伸出手，握住小个姑娘那温暖、柔若无骨的小手，那手本来在她腿边甩动。她轻轻捏着他粗大的手指，朝他笑了。

“那么，另外哪天晚上吧？”卡森说。“在你们走之前？”

“哦，事实上，”那高个姑娘说，“我们所有晚上确实全都排满了。说不定又会在沙滩上撞到你们呢，那肯定很好玩。”

“去他妈的新罗谢尔

[6]

小婊子，瞧不起人，”当他俩单独在男更衣室里时，卡森说。

“嘘
——！小声
点，卡森。她们就在这里，可能听得见。”

“噢，别傻了。”卡森满是沙子的手把泳裤扔到踏板上。“我倒希望她们听到我说的话——见鬼，你怎么回事？”他看着肯，仿佛怨恨他。“一对该死的戏弄人的假正经，别装什么纯洁了。天啊
，我为什么不待在巴黎？”

此时他们两人坐在酒吧里，卡森怒气冲冲，肯生着闷气，隔着污点斑斑的玻璃看着夕阳。一群精力旺盛、浑身蒜味的工人们趴在弹球机上方又吼又笑。他们一直喝着，晚餐时间早就过了；后来很晚时他们一起在某家饭馆吃了一顿不愉快的晚饭，红酒一股软木塞味道，薯条油太重。当凌乱的碟子撤下去后，卡森点燃了一根烟。“今晚你想做什么？”他说。

肯的嘴上、脸颊上泛着一层薄薄的油光。“我不知道，”他说。“我想，有许多好地方可去。”

“我想，如果又去听席德的钢琴，会不会有辱你的艺术鉴赏力啊？”

肯朝他微微一笑，有些不耐烦。“你还在唠叨这个？”他说。“我当然愿意去。”

“即使他可能把自己当妓女出卖？”

“你就不能不再说这个了吗，卡森？”

他们还在街上。席德那间酒吧门口的灯光投射到地上形成一块光斑，甚至还没走到那儿，他们就听到了钢琴声。待走到楼梯上，琴声越来越大，越来越醇厚，现在还听出琴声里混着一个男人沙哑的歌声，不过当他们下到房间里，从蓝色烟雾中望过去，才发现歌手原来就是席德自己。他眼睛半闭着，头侧向一旁，冲人群微笑，他边唱，边摇晃着身子，敲着琴键。

“啊，她有双迷人的眼睛……”

蓝色聚光灯照耀下，他湿润的牙齿上闪着光，两边鬓角处流下细细一线汗水。

“我说它们比夏日的天空还要灿烂

当你望着它们时，你会发现

所以啊，我爱我的洛琳……”

“该死，这里已经满座了，”卡森说。酒吧里坐无虚席，他们不知道是走还是留，就站在那里看了一会儿席德的表演，后来卡森发现身后吧台高凳上有个女孩，正是杰奎琳，“噢，”他说。“嗨。今晚人真多。”

她笑了笑，点点头，然后伸长脖子看着席德。

“我不知道他还唱歌，”卡森说。“这是什么新的吗？”

她的微笑换成了不耐烦的皱眉，她把食指放在唇上。卡森受到冷落，只好转回来，费力地一脚换一脚地挪动身子，然后他推推肯。“你是想走呢，还是想留下？如果你想待在这儿，至少我们得找个地方坐下。”

“嘘
——！”几个人从座位上扭过身子，朝他皱着眉头。“嘘
——！”

“那好，来吧，”他说，领着肯侧身磕磕绊绊地穿过一排排听众，来到了酒吧里唯一一张空桌子前。那是最前面的一张小桌，离音乐太近，桌上有饮料洒出来过，还是湿湿的，为了给其他人更多的桌子腾地方，这张桌子给挪到一边。坐下来后，他们才看到原来席德并不是随意地看着人群，他朝着一对看似乏味的人在唱。那两人穿着晚装，坐在几张台开外，一个是金发女孩，可能是刚走红的女明星，另一位是个矮胖的秃头男人，肤色黝黑，不用说是默瑞·戴蒙德，可能是星探派他来这里寻找目标的。有时席德的那双大眼会在酒吧的其他地方停留片刻，或望向烟雾缭绕的天花板，可是它们只有在望着这两人时，才有神，才专注。甚至唱完歌后，钢琴还来了一段长长的、复杂的变奏，他甚至还在看着他们，看他们是否有在观看。当他结束后，传来一小阵雷鸣般的掌声，那秃头男人扬起脸，嘴里衔着琥珀烟斗，拍了几下手。

“很好，山姆，”他说。

“我叫席德，戴蒙德先生，”席德说，“可我还是很感谢你。很高兴你喜欢，先生。”他肩膀往后靠，张嘴笑了，手摆弄着琴键。“您有什么特别想听的吗？戴蒙德先生？老歌？真正的老迪西兰

[7]

怎么样？也许来点布基

[8]

，要不来点甜派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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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叫做商业元素的？这里什么曲子都有，就等着演奏。”

“什么都行，啊，席德，”默瑞·戴蒙德说，那个金发女郎侧身在他耳边低声说了什么。“《星尘》怎么样？席德？”他说。“你会弹《星尘》吗？”

“哦，戴蒙德先生，如果我连《星尘》都不会弹，我猜不管是在法国或在别的哪个国家，我的饭碗都会保不住。”他张口而笑，那笑却是假的。从他手下滑出了这首曲子过门和弦。

几个小时以来，这是卡森的第一个友好举动，让肯感激得满脸通红：他把椅子拖近肯，开始很小声地说话，没人能责备他干扰了演出。“你知道吗？”他说。“这真叫人恶心。我的天，我才不在乎他是不是想去拉斯维加斯，我也不在乎他是不是为了去那儿而献殷勤。这该当别论。这让我恶心想吐。”他住了口，皱着眉头看着地板，肯看到他太阳穴处的血管像条小虫似的一动一动。“假装有这种假口音，”卡森说。“所有这些这全是假冒雷摩斯大伯

[10]

那一套。”他突然进入状态，两眼圆睁，头猛地一抬，模仿着席德。“是的，先生，戴蒙德先生，先生。您想听什么吗，戴蒙德先生？所有的曲子都准备好了，就等着演奏了，呸，呸，呸，把我嘴都弄脏了！”他一口喝完他的酒，把酒杯重重地往桌上一放。“你完全知道他没必要那样说话。你完全知道他是个非常聪明、受过良好教育的家伙。我的天，在电话里我根本听不出他是个黑人。”

“嗯，是啊，”肯说。“是有点没劲。”

“没劲？这太丢脸了，”卡森撇着嘴说。“这是种堕落。”

“我知道，”肯说。“我想那就是我说的他把自己像妓女一样出卖。”

“那么，你完全正确，该死的，这简直让你对整个黑人失去了信心。”

卡森告诉肯他是对的，对肯而言，总是一针强心剂，经过这样的白天之后，现在简直难得地振奋人心。他一口喝掉他的酒，挺直背，擦掉唇上的一层汗，嘴巴微微缩起，显示出他对黑人的信念也严重动摇了。“伙计，”他说。“我肯定是看错人了。”

“不，”卡森安慰他，“知人知面不知心。”

“听着，那我们走吧，卡森。让他见鬼去吧。”肯的脑子里已经有了很多计划：他们可以去十字大街凉爽的地方走走，就正直的意义来一次严肃的交谈，正直是多么难得，又是多么容易伪装，正直是人的一生唯一值得的奋斗目标，他们要一直讨论到这天所有的不快全都烟消云散。

可是卡森把椅子又拖回去了，同时笑着皱起眉头。“走？”他说。“你怎么回事？难道你不想留下来看看这出戏？我要看。难道它还不够让你入迷吗？”他举起杯子，示意再来两杯科涅克

[11]

。

《星尘》来了个优雅的结尾，席德站了起来，沉浸在热烈的掌声中，该他休息了。当他从前面走下低台，正好耸立在他们桌前，那张大脸因汗水而发光；他径直看着戴蒙德那一桌，从他们桌边擦过，停在戴蒙德桌前说：“谢谢您，先生，”然而在他穿过人群走到吧台前去，戴蒙德并没有张口说话。

“我猜他觉得他没看到我们，”卡森说。

“幸好没看到，”肯说。“不然，我不知道对他说什么好。”

“不是吧你？我想我知道。”

酒吧里闷得很，肯的科涅克样子看着让人讨厌，闻上去味道也不好。他用粘乎乎的手指松开衣领、领带。“走吧，卡森，”他说。“我们走吧。我们出去呼吸点新鲜空气。”

卡森没理他，看着酒吧里正在发生的事。席德喝了点杰奎琳递给他的东西，接着消失在男洗手间里。几分钟后，他出来时，脸上干爽了，人也平静下来。卡森转过身，研究着他的杯子。“他来了。我想，为了戴蒙德，我们现在要打个大大的招呼。看着。”

转眼间，席德的手指拂过卡森的肩头。“嗡嗡嗡，嗡嗡嗡！”他说。“今晚过得怎么样？”

卡森很慢很慢地转过头，抬起沉重的眼皮，刹那间遇上席德的笑容，那神情仿佛一个人在看着不小心碰了他一下的侍者那样。接着，他转过身继续喝他的酒。

“噢-喔，”席德说。“可能我做得不对。也许我碰错了肩膀。我还不太熟悉这些规则。”默瑞·戴蒙德和金发姑娘看着他们，席德冲他俩眨眨眼，当他侧身从卡森椅子后面走过时，他的拇指摩挲着衣领上IBF的襟章。“戴蒙德先生，我们是同一个俱乐部的，”他说。“酒吧人士协会。麻烦的是，我还不太熟悉那些规章制度。”当他拂卡森另一个肩膀时，几乎吸引了酒吧里所有人的注意。“嗡嗡嗡，嗡嗡嗡！”这次卡森吓得往后一退，拉开自己的上衣，看了肯一眼，疑惑地耸耸肩，仿佛在说，你知道这个男人想干什么吗？

肯不知道是该咯咯笑呢，还是该呕吐；他身体里这两种欲望突然都很强烈，虽然他的表情很严肃。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他还记得自己一动不动的两手间擦得干干净净的黑色塑料桌的样子，那似乎是全世界唯一稳定的平面。

“嘿，”席德说，退回到钢琴边，笑容好似上了层釉。“这是
怎么回事？这儿有什么阴谋吗？”

卡森任可怕的沉默继续。然后，好像突然淡淡地记起来，仿佛说，啊，是的，当然。他站起来，走到席德跟前，后者迷惑地退回到聚光灯下。卡森面对着他，伸出一根软不拉叽的手指，碰了碰他的肩膀。“嗡，”他说。“这样可以吗？”转身走回自己的坐位。

肯祈望有人会笑——谁都行——可没人笑。酒吧里没有一点动静，除了席德死灰一般的笑容，他看看卡森，又看看肯，慢慢地，合上嘴，眼睛睁得大大的。

默瑞·戴蒙德也看着他们，只是看着罢了——冷冷地、黝黑的一张小脸——然后他清清嗓子，说：“《拥抱我》怎么样，席德？你会弹《拥抱我》吗？”席德坐下来，开始演奏，眼睛里一片空无。

卡森颇有尊严地点头示意结账，在托盘上放下数目恰当的千元、百元的法郎钞票。他很熟练地穿过桌子，上了楼梯，仿佛等不及要离开这里。但肯用的时间长多得，他像一头被困的熊在烟雾中徘徊、摇摆，在他就要走出最后一张桌子前，杰奎琳的眼神捉住了他，它们紧盯着他不放，不屈不挠，他只得抱以软弱、颤抖的微笑，它们钻进他的后背，送他跌跌撞撞地走上楼梯。直到外面清凉的空气袭来，直到他看见已走到几扇门外、越走越远卡森笔挺的白色外套，他才知道他想干什么。他想跑上前去，用尽全身力气，冲着卡森前胸就是一拳，一记猛砍，把他砍倒在街上，他还要再揍他，要不就踹他——是的，踹他——他要说，卡森，你这个该死的，你这个该死的！话已经在嘴边了，他正要抬手打他时，卡森停下脚步，在街灯下转身面对着他。

“怎么啦，肯？”他说。“难道你不觉得那很好玩吗？”

他说什么并不重要——片刻间，似乎卡森说什么都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他脸上饱受内心折磨的神色惊人地熟悉，那就是他自己的脸，猪油佬普拉特，向别人展示着他的一生：困惑、脆弱，极度依赖，尽力微笑，那表情仿佛在说请别抛下我。

肯垂下头，要不就是怜悯，要不就是羞愧。“见鬼，我不知道，卡森。”他说。“忘掉它。我们找个地方去点咖啡。”

“好。”他们又在一起了。唯一的问题是一开始他们就走错了方向：要去十字大街，他们只得折回来，再次经过席德那间亮着灯的酒吧门口。他们仿佛在烈火中穿行一般，飞快地走过去。任谁看到了都会说他们相当沉着，他们的头扬得高高的，眼睛直视前方，这样能听到响亮钢琴声的时间只有那么一瞬，慢慢地它小了下去，消失在他们身后，消失在他们的脚步声里。

[1]
IBF：International Bar Flies，国际酒吧人士协会。

[2]
索邦神学院，巴黎大学的前身，现在泛指巴黎大学。

[3]
法国南部旅游景点，离戛纳都很近。

[4]
TWA：Trans-World Airlines，（美国）环球航空公司。

[5]
宾治盅：盛混合饮料的大碗。

[6]
位于纽约近郊，该地居民多为中产阶级，白天在纽约市工作，晚上回新罗谢尔的家。一度被戏称为“卧室社区”。

[7]
迪西兰：Dixieland，以新奥尔良城为代表的乐器爵士乐，以较快的两拍节奏及团体和个人的即兴演奏为特征。

[8]
布基：Boogie，一种极富节奏的布鲁斯舞曲。

[9]
甜派风格：sweet side，一种严格按旋律和拍号演奏的爵士乐。

[10]
雷摩斯大伯：Uncle Remus，《雷摩斯大伯》是一本动物故事、歌曲、口述民间故事集，书中主人公雷摩斯大伯是美国南部的黑人，书中他讲述了种种故事，成为美国著名的虚构人物之一。

[11]
科涅克：cognac，法国白兰地，产地科涅克。

理查德耶茨作品系列

旧的不去

七号楼，结核科大楼，战后与莫洛伊退役军人医院的其他科室隔开已有五年之久了。它离六号楼，截瘫科大楼，不过五十码——它们面向同一根旗杆，同处于当风的长岛平原之上——可自从1948年夏天以来，它们之间再没了邻里间的往来，那年夏天，截瘫病人们递交请愿书，要求肺结核病人待在他们自己的草坪上。当时让结核病人们怨恨不已（“那些截瘫畜牲们以为他们拥有
他妈的这地方”），可这早就无关紧要了；甚至连七号楼里的人没有戴消毒纸口罩便不得去医院小卖部也无所谓。

谁在乎？毕竟，七号楼与众不同。这些年来，它的三个黄色病房里的一百多病号，几乎全从这地方出逃过一两次，而且一旦他们的X光片变干净，或能经过各种手术康复，他们全都希望能再次逃离，永远不要回来；同时，他们也没有把这里当成家或把这里的生活当成一种生活，准确地说，只是把这里当作永恒的监狱，隔段时间可以去“外面”一趟。他们像犯人一般，把医院以外的世界叫做“外面”。还有：由于他们的病并非作战负伤所致，他们从来没把自己当成“退伍军人”（也许圣诞节时除外，那时每人能收到油印的总统问候信，连同《美国纽约日报》

[1]

赠送的一张五美元钞票），因此也没觉得自己和伤残军人有什么真正联系。

七号楼是个独立的世界。每天它都在自己的美德与恶习之间进行着选择，是待在床上，还是午夜时掷骰子赌博、开小差、通过两个公共厕所的消防门偷带啤酒和威士忌进来。这里上演着他们自己的喜剧——比如，某晚斯奈德用一把水枪把值班护士追进了透视间，或者一品脱波旁酒从老福雷的浴袍里滑落，正砸碎在瑞斯尼克医生的脚下；这里偶尔也上演自己的悲剧——杰克·弗克斯坐在床上说：“看在老天面上，打开窗户
，”说完大声咳嗽，引发反常的大出血，十分钟内要了他的命，还有些时候，一年中有那么两三次，某人坐着轮椅给推去动手术，他笑着，冲那些朝他喊“保重”、“祝你好运，伙计！”的人挥手，却再也没回来。可是大多数时候，无聊吞噬了这个世界，这里的人们或坐或躺在舒洁面巾纸和痰盂之间，淹没于整日开着的收音机噪声里。新年除夕的那个下午C病房里就是这样，只不过收音机的声音给小不点科瓦克斯的笑声盖住了。

小不点科瓦克斯三十岁，身高六英尺半，大块头，像头熊。那天下午他正和朋友琼斯在一边说体已话。琼斯小个头，骨瘦如柴，坐在小不点身边很是滑稽。他们悄声细语，还大笑——琼斯的笑声是神经质的咯咯声，边笑边不断伸手到病服里去挠肚皮，小不点则声如洪钟地狂笑。过了一会，他俩站起来，脸上因笑的缘故还泛着红潮，他们穿过病房，朝麦金太尔的病床走来。

“嗨，麦克，听着，”琼斯开口说，“小不点和我有个主意。”他咯咯笑着，接着说，“你跟他说，小不点。”

可问题是，麦金太尔一直忙着写封重要的信。他四十一岁，身体虚弱，满脸的皱纹刻出一脸调侃揶揄的表情。可是他俩把他那不耐烦的怪相当做了笑容，小不点开始诚心诚意地解释起来。

“听着，麦克，今晚大约十二点左右，我打算脱光光，明白吗？”他说话很困难，因为门牙掉光了；在肺出问题后不久牙齿就有了毛病，而医院为他定做的新牙托迟迟没到。“除了打算系着这条毛巾外，我会全裸，明白吗？这像不像尿布？听着，我打算把这个斜挂在胸前。”他打开一卷四英寸宽的绷带，有一码长，他或琼斯在那上面用记号笔写下印刷体数字“1951”。“明白了吗？”他说。“一个大胖宝宝？没有牙齿？再听着，麦克，你扮旧的一年，行吗？你可以把这个戴上，还有这个。你是最佳人选。”第二条绷带上写着“1950”，另外一样东西是白棉花做的假胡子，是他们从娱乐室红十字会的储物箱中翻出来的——显然是从以往圣诞老人的衣服上扒下来的。

“不，谢谢，”麦金太尔说。“找别人去吧，好吗？”

“啊，天啊，你得干，麦克，”小不点说。“听着，我们把大楼里的每个人都想了一遍，你是唯一的人选——难道你不明白？你瘦，你秃顶，还有些白发。最妙的是你很像我，你也
没有牙齿。”接着，为了表示无意冒犯，他加上一句，“嗯，我是说，至少你可以把它们取出来，是不是？你可以把它们取出来几分钟，然后
把它们装回去——对吧？”

“听着，科瓦克斯，”麦金太尔说，合了一下眼，“我已经说过不了。现在请你们俩离开这里好吗？”

小不点脸色慢慢变了，一脸愠怒，两颊气得发红，仿佛给人掴了一掌。“好吧，”他克制着说，从麦金太尔的床上一把抓起胡子和绷带。“好吧，见鬼去吧。”他转身，大步走回病房自己这头。琼斯一路小跑跟在他身后，尴尬地笑着，松垮垮的拖鞋在地上踢踏踢踏直响。

麦金太尔摇摇头。“你怎么会喜欢这一对白痴混蛋呢？”他对隔壁床上的男人说，这是个瘦削、病情严重的黑人，名叫弗农·斯隆。“你全听到了吗，弗农？”

“我听了个大概，”斯隆说，接着说起别的事，但一说话咳得厉害，他伸出褐色的长手去够痰盂，麦金太尔则继续写他的信。

回到自己病床边，小不点把胡子和绷带抛到他的储物柜里，把柜门砰的一声摔上。琼斯赶上来站在他身边，求他。“听着，小不点，我们再找别人，就得了。我们找舒尔曼，或者——”

“啊，舒尔曼太肥了。”

“好吧，要不就约翰逊，再不就——”

“听着，别再提了，行吗，琼斯？”小不点终于爆发了。“见他妈的鬼。我不再管了。想找点什么乐子让这帮家伙在新年时笑一笑，可你得到的就是这种回报。”

琼斯坐在小不点床边的椅子上。“好了，”他停了片刻，“这还是个好点子，是不是？”

“啊！”小不点厌恶地一挥手。“你以为这些畜生们会感激？你以为这栋楼里会有一个狗娘养的杂种感激它？全见他妈的鬼去吧。”

再争论也没用；这天余下的时间里小不点会一直闷闷不乐了。当他的感情受到伤害时，总是如此。而他的感情也经常遭受伤害，因为他独特的嬉戏往往闹得其他人心烦。比如拿嘎嘎叫的橡皮鸭这事来说。橡皮鸭是他圣诞节前不久在医院小卖部买的，打算作圣诞礼物送给他某个侄子。问题是最后他决定给那孩子再买个别的礼物，这个鸭子留给他自己；因为橡皮鸭嘎嘎叫能让他一连笑上好几个小时。晚上熄灯后，他会爬上其他病友的床，让鸭子对着他们的脸嘎嘎直叫，没多久几乎所有人都叫他住手，闭嘴。后来有人——实际上是麦金太尔——从小不点床上偷走了鸭子，藏起来，而小不点为此郁闷了三天。“你们这帮家伙自以为很聪明，”他冲着整个病房发着牢骚。“举动却像群孩子。”

后来还是琼斯找到鸭子，还给了他；琼斯可能是唯一觉得小不点做的事情好玩的人。这时他站起来要走，脸上稍有喜色。“不管怎么样，我搞到了瓶酒，小不点，”他说。“你我
今晚可以爽一把。”琼斯并非贪杯之人，可新年除夕夜毕竟是个特别的日子，偷带酒进来也非易事：早在几天前，他已经安排妥当，弄了一品脱黑麦威士忌进来，他哈哈大笑着把它藏在储物柜里几件不用的病服下面。

“不要告诉任何人
你有酒，”小不点说。“我再也不会每天为他们这帮畜生报时了。”他猛地叼了根香烟在嘴里，粗暴地划着火柴。接着，他从衣帽钩上取下新的圣诞礼服——小心翼翼地穿上，捺着性子，理好垫肩，系好腰带。这是件华丽的礼服，紫红色绸缎，红色翻领衬着，一穿上它，蒂尼的脸和举止顿时罩上奇怪的尊严。这表情和这件礼服一样新，或一样有季节性：时光得倒回到这周前，他穿戴整齐回家过圣诞假期。

许多人穿上他们平时的衣服后，不是这就是那多少有了些新变化。麦金太尔穿上他那件几乎没穿过的蓝色哔叽的小会计制服后，一下子变得惊人地谦逊，不像爱挖苦讽刺或搞恶作剧的人；而琼斯，穿上他的旧海军风雨装后，变得很凶悍，让人吃惊。年轻的克瑞布，大家都叫他年轻人，穿上他的双排扣西装后，仪表堂堂，老成持重；还有特拉弗斯，许多人都忘了他是耶鲁毕业的，可一穿上J. 普莱诗

[2]

法兰绒外套，还有那带扣的衣领，马上奇怪地显得女气。当几个黑人穿上他们的窄脚裤，宽松外套，再戴上巨大的温莎领结，他们突然又成了黑人，而不是普通人了。他们甚至不再好意思用过去熟悉的口吻和白人交谈。可是所有人中变化最大的也许要属小不点。衣服本身并不令人奇怪——他家在皇后区经营着一间豪华餐馆，他恰当地穿上一件墨黑的长大衣，系上丝质围巾——可是它们给他带来不同寻常的尊严。傻笑不见了，笑声消失了，笨拙的举止也被压制住了。翻檐帽下的眼睛镇静而威严，完全不是小不点的眼神。甚至牙掉光了也没破坏这效果，因为除了含糊几句简单的圣诞祝愿外，他双唇紧闭，一言不发。其他病人抬起头，略带羞涩，景仰地望着这个焕然一新的人，这引人注目的陌生人，看着他大步走出这幢大楼，坚硬的鞋跟踏在大理石地板上嘎吱直响——稍后，当他在牙买加区的行人道上转身朝家走去时，人群本能地闪到一旁，给他让路。

小不点知道他在扮演这个迷人角色，可待他回到家，他不再想它了；在家人中间，生活才是真实的。那里没人叫他小不点——他是哈罗德，温和的儿子，对许多圆眼睛孩子们来说，他是一名安静的英雄，一位尊贵的稀客。盛宴临近尾声时，一个小女孩被隆重地领到他座位前，她害羞地站在那里，不敢看他的眼睛，手紧紧地揪着礼服裙边。她母亲催她说：“你想告诉哈罗德叔叔你每晚祈祷时说的话吗，艾琳？”

“是的，”小姑娘说。“我告诉耶稣请保佑哈罗德叔叔，让他早点康复。”

哈罗德叔叔笑了，握着她的双手，“真是太好了，艾琳，”他哑着嗓子说。“可是你知道，你不该说告诉
他。你该求
他。”

她第一次看着他的脸。“我就是那意思，”她说。“我求他。”

哈罗德叔叔把她揽进怀中，大脸埋在她的肩头，为了不让她看到自己双眼含着泪花。“真是个好姑娘，”他轻声说。这种场面七号楼里没人会相信。

直到休假结束，他才在家人恋恋不舍的祝福声中大步走开，耸耸大衣下的肩膀，把帽子弄方正时，他还是哈罗德。去汽车总站的一路上，他是哈罗德，回医院的一路上，他是哈罗德。当他踏着重重的步子走回C病房时，其他人还是奇怪地看着他，有点害羞地跟他打招呼。他来到床边，把几个包裹放下（其中一个就装着这件新礼服），然后径直朝公共厕所走去，换衣服。快结束了，因为，当他穿着旧得褪色的病服从厕所里出来，趿拉着拖鞋，仅在他柔和的脸上还残留着一丝显要之色，一两小时后，他躺在床上，听着收音机时，连这也消失了。晚上再迟些时候，当大部分返回的病人都安顿下来后，他从床上坐起来，用以前那种傻乎乎的神情四下里张望。他耐心等着大家全安静下来，把橡皮鸭高高地抛到空中，和着“剃须剪发，二毛五”

[3]

的节奏，让它嘎嘎地叫了七次。大家抱怨着、咒骂着。小不点回来了，准备好迎接新的一年。

现在，还不到一周，只要他想，他还可以重新找回他的尊严，套上礼服，摆出一副架势，拼命想想他的家就行了。当然，这只是个时间问题，慢慢地大家会习以为常，而礼服也会给揉得皱巴巴，之后一切就真的结束了，可在那会儿却还很有魔力。

走道那边，麦金太尔坐在那里沮丧地苦思着未写完的信。“弗农，我不知道，”他对斯隆说。“上个星期你只能待在这个垃圾堆里过圣诞节，我很抱歉，可是你知道吗？你很幸运。我希望他们也没让我回家就好了。”

“是吗？”斯隆说。“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啊，我不知道，”麦金太尔说，同时用舒洁面巾纸擦着自来水笔。“我不知道。只是我讨厌还得回来，我想。”可这只是部分原因；另一部分原因，像他这周一直在写的那封信一样，是他自己的事。

麦金太尔的妻子这一两年长胖了，人也迷糊了不少。她每隔一周来看他一次，每个看他的周日下午，脑子里除了刚看过的电影或电视节目外似乎再无其他，她很少跟他提起两个孩子，他们也几乎从没来过。“不管怎么样，你圣诞节就会见到他们的，”她会说。“我们会很开心。不过，听着，爸爸，你确定长途汽车旅行不会让你太累吗？”

“当然不会，”他说，说了好几次。“我去年没什么吧，是不是？”

然而，当他提着从医院小卖部买的几个包裹，终于下得车来时，已累得气喘吁吁，他还得在满是积雪的布鲁克林街道上慢慢走回家。

女儿，珍，十八岁了。他回家时，她不在家。

“哦，是这样，”他妻子解释道，“我以为我跟你说过今晚她可能会出去。”

“没有，”他说。“你没告诉过我。她去哪里了？”

“哦，不过是出去看电影，跟她的女伴布兰达。我想你不会介意，爸爸。实际上，我让她去的。有时候，她晚上也需要放松一下。你
知道，她有点累了。她有点紧张什么的。”

“她紧张什么？”

“呃，你
知道。首先，她现在的这份工作非常累人。我是说她喜欢这工作，可是她还不习惯一天八小时满满的工作，你知道我什么意思吗？她会适应的。来吧，喝杯咖啡，然后我们把这棵树架起来。我们会很开心的。”

去洗手时，他经过她的房间，女儿不在，房间里一股干净的化妆品味道，还有破旧的泰迪熊和镶着镜框的歌手照片。他说：“回家真是开心。”

儿子约瑟夫，去年圣诞节还是个拿着模型飞机四处晃荡的孩子；可今年，他的头发留了四英寸长，每天在头发上花去很多时间，用梳子把头发全梳上去，梳成油光光的大背头。他还成了大烟鬼，熏得黄黄的拇指和食指捏着香烟，燃着的烟头藏在掌心里。说话时嘴唇几乎不动，唯一的笑就是鼻子里简短的一声哼。在装饰圣诞树时，他就这样喷了一下鼻子。当时麦金太尔在说，听到有小道消息说退役军人事务部可能很快会提高伤残抚恤金。也许哼一声并不意味着什么，但是对麦金太尔而言，它仿佛在说：“你开玩笑吧，爸？我们知道钱从哪里来的。”它似乎是一个准确无误、自以为是的注脚，说明是麦金太尔的妻弟，而不是他的抚恤金支撑着这个家。他决心晚上上床后跟妻子说说这件事，可待到上床后，他只说：“难道他不能把头发再剪短点吗？”

“现在孩子们全留那种头，”她说。“为什么你总看不惯他？”

早上，珍在那里，穿着宽松的蓝色长睡衣，迟钝凌乱。“嗨，亲爱的，”她说，吻了他一下，一股睡意和劣质香水味。她安静地拆着她的礼物，她靠在铺着软垫的高椅上好长时间，一条腿搭在高椅扶手上，脚晃荡着，手指捏着下巴上一颗痘。

麦金太尔无法把眼睛从她身上移开。并不仅因为她是个女人——那种内向、有着躲躲闪闪笑容的女人，整个青春期，他都在极度羞涩之中不可抑制地渴望着这种女人——珍身上还有比那更令人不安的东西。

“你在看什么，爸爸？”她说，笑了笑，马上又蹙起了眉。“你一直在盯
着我看。”

他觉得自己脸红了。“我总是喜欢看漂亮女孩。那很讨厌吧？”

“当然不。”她开始专心致志地扯着一块指甲的裂口，低头蹙眉看着手，长长的睫毛垂下来，衬在脸上，形成一弯精美的弧线。“只是——你知道。如果一个人一直盯着你看，会让你很紧张，就那样。”

“亲爱的，听着。”麦金太尔两个手肘支在皮包骨的膝盖上，向前倾着身子。“我能问问你吗？紧张是怎么回事？自打我回家，我听到的就是紧张。‘珍很紧张。珍很紧张。’所以，听着，你能跟我说说吗，这儿有什么好紧张的？”

“没什么，”她说。“我不知道，爸爸。我想，没什么。”

“好，我问是因为——”他想尽量让自己的声音深沉温和，用很久以前的那种声音，可发出来的却是刺耳而暴躁的急促呼吸声——“我问的原因是，如果有什么事情让你烦心，难道你不该跟你老爸说说吗？”

她的指甲一下子扯到肉里去了，这让她拼命地甩着手，把手指含在嘴里，痛得低声呜咽起来，突然她站起来，红着脸，哭了。“爸爸，你能别管我吗？请你别管我好吗？”她跑出房间，上楼，摔上她房间的门。

麦金太尔跟着追了几步，然后站住了，侧身望着妻子和儿子，他们正在屋子那头检查地毯。

“她到底怎么回事？”他问道。“啊？见鬼，这里出了什么事？”可他们只是不吭声，像两个做错事的孩子。“得了，快说，”他说。每一次把空气吸进他虚弱的肺里，头便不自觉地轻微摆动。“快点，该死的，告诉
我！”

随着一阵感伤的呜咽声，他妻子颓然倒在沙发上，手脚摊开在沙发靠垫中间，啜泣着，任那张脸泡在眼泪里。“好吧，”她说。“好吧，都是你自找的。我们全都努力想让你过一个快乐的圣诞节，可是如果你打算回家后到处打探，用你的问题让每个人发疯，好吧——你这可是自寻烦恼。她怀孕四个月了——喏，现在你满意了？现在你能不再烦我们了吗？”

麦金太尔一屁股跌坐在安乐易椅上，那上面全是沙沙作响的圣诞包装纸，他的头还是随着每一下呼吸在摆动。

“是谁？”他终于说。“那男的是谁？”

“问
她去，”他妻子说。“去啊，问她去，就全知道了。她不会告诉你的。她不会告诉任何人——麻烦就麻烦在这。如果不是我发现的话，她甚至不会告诉我她怀孕
了，即使现在她也不愿意告诉她亲妈那个男孩的名字。她宁愿伤她妈的心——是的，她宁愿伤她妈的心，还有她弟弟的心。”

然后，他又听到它了，从房间那边传来哼的一声。约瑟夫站在那里，自鸣得意地笑着，踩熄了烟蒂。他的下唇微微地动了，他说：“可能她也不知道
那家伙叫什么。”

麦金太尔慢慢从沙沙作响的纸上立起身子，走到儿子跟前，狠狠甩了儿子一巴掌，打得长头发从他头顶上飘起，耷拉到耳朵两侧；脸痛得缩起来，缩回成痛苦、受惊的小男孩。血从这个小男孩鼻子里淌出来，滴在他为圣诞节买的新尼龙衬衣上，麦金太尔又打了他一下，他妻子尖叫起来。

几个小时后，他回到七号楼，无事可做。整整一周，他吃得很少。除了跟弗农·斯隆说上几句外，很少开口。他几乎把所有时间花在给女儿写信上了，到新年前夕下午，这封信还没写完。

他写了许多不太成功的开头，这些最后都进了挂在他床边的纸袋里，和舒洁面巾纸呆在一起。他这样写道：

亲爱的珍：

我想我回家太兴奋了，制造了不少麻烦。宝贝，只是因为我离家太久了，很难理解你已经是个成熟的女人了，这是为什么那天我那样疯狂的原因。珍，我回到这里后思考了一下这个问题，想给你写封短信。

最主要的是别太担心。记住你不是第一个犯这种错的女孩而且

（第二页）

也不是第一个有这种麻烦的女孩。我知道你妈妈很生气，可是不要因为她而沮丧。珍，现在可能看上去你我彼此还不太了解对方，可其实不是这样的。你还记得当我第一次从部队里回来，你那时才十二岁，我们过去时常在展望公园里散步，还讨论些什么。我希望我还能像那样

（第三页）

跟你再谈谈。你老爸可能不太中用了，可他对生活还略知一二，特别重要的一件事，那便是

这封信就写了那么多。

现在小不点的笑声停下来，病房里似乎静得不自然。旧年在一缕昏黄的夕阳中褪到西窗后；夜幕降临，灯亮起来了，头带面罩、穿着罩衫的服务人员推着橡皮轮子的手推车咔嗒咔嗒走进来，车上面是一盘盘晚餐。其中一个服务员，身材瘦削，眼神明亮，叫卡尔，开始了他每日的工作。

“嘿，你们大家听说过那个碾过自己的男人吗？”他问，停在走道中间，手里端着一大壶热气腾腾的咖啡。

“倒你的咖啡吧，卡尔，”有人说。

卡尔倒了几杯咖啡，穿过走道，又倒了几杯，可是半道中，他又停下来，眼睛瞪得老大，露在消毒口罩上头。“不，可是听着——你们大家听说过这个碾过自己的男人故事吗？这是个新故事。”他看着小不点，后者通常很愿意配合，演配角。可此刻小不点全情投入地往一片面包上抹黄油，刀每动一下，他的脸颊就颤动一下。“好吧，那么，”最后卡尔只好说，“这个人对一个孩子说，‘嘿，孩子，跑到街对面，给我买包香烟来，好吗？’孩子说，‘不。’明白吗？所以这人只好自己跑（蹍）过去了

[4]

！”他拍着大腿，笑弯了腰。琼斯欣赏地呜呜了几声；其他人安静地吃着饭。

吃完饭，盘子撤走后，麦金太尔撕掉第三页的开头，扔进废纸袋里。他重新摆好枕头，掸掉床上的面包渣什么的，开始写道：

（第三页）

跟你再谈谈。

所以珍请写信告诉我那男孩的名字。我保证我

可是他把这一页也扔了，坐在那里好长时间一个字也写不出来，只是抽烟，像平时那样小心地避免把烟吸进去。最后他又拿起钢笔，用一张舒洁面巾纸异常小心地清洁笔尖。然后他又在一页新纸上开始写道：

（第三页）

跟你再谈谈。

现在，宝贝，我有个想法。你知道我现在在等着二月份左肺的一个手术，如果一切顺利，我可能能在四月一号离开这地方。当然他们不会让我出院，但我可以像1947年那样再试试运气，希望这次运气更好些。然后我们可以离开这里，到乡下某个地方，就你和我，我可以打份零工，我们可以

护士浆过的衣服的沙沙声、橡皮鞋跟踏在地板上的砰砰声让他抬起头；她正站在床边，拿着一瓶外用酒精。“你怎么样，麦金太尔？”她说。“后背要搽点吗？”

“不，谢谢，”他说。“今晚不要了。”

“我的天。”她瞟了眼那封信，他用手遮住了大半。“你还在写信吗？每次我经过这里，你总在写信。你一定在跟很多朋友通信。我希望我有时间写信。”

“是啊，”他说。“嗯，那倒是，显而易见。我有大把时间。”

“好，可是你怎么会有那么多东西可写呢？”她说。“这是我的毛病。我做好所有写信的准备，我坐下来，可是我想不出一件值得一写的事。太糟了。”

他望着她的屁股，看着她离开走道。接着他才读了读新写的一页，揉成一团，扔到废纸篓里。合上眼，用拇指和食指摩挲着鼻梁，他试着回想第一版的准确字句。最后他尽量把自己记得的写出来：

（第三页）

跟你再谈谈。

宝贝珍，你老爸可能不太中用了，可他对于生活还是略知一二，特别是一件重要的事，那就是

但是从那开始，钢笔在他手指的紧握之下，仿佛死了一般。仿佛字母表上的所有字母，字母连结成的所有文字，语言可写下来的无限种写法都不再存在了。

他看着窗外寻求帮助，可是窗子成了一面黑镜子，返回的只是灯光、明亮的床单和病房里的病服。他套上病服和拖鞋，走过去，站在那里，双手捧着额头贴在冰冷的玻璃上。现在他看得清远处高速公路上的一线灯光，白雪和天空之间，天边那黑色的树。就在水平线上，右边，来自布鲁克林和纽约的灯光给天空浸染上一丝淡粉，可有些被最前面一大块黑色给挡住了。黑色是截瘫大楼的一个盲角，遥远的又一个世界。

麦金太尔从窗前转身，黄色灯光刺得他眯缝起眼，窗玻璃上只留下越来越小的一丝呼吸痕迹，是重生与解脱的古怪畏葸模样。他走到床边，把写好的信叠整齐，一撕两半，再两半，扔进了废纸篓。他拿起烟盒，走到弗农·斯隆边上站住，他正戴着老花镜眨巴着眼读《星期六晚邮报》。

“抽烟吗，弗农？”他说。

“不，谢了。麦克。我一天最多只能抽一两根，抽了只会让我咳嗽。”

“好吧，”麦金太尔说，给自己点了根。“想不想杀一盘双陆棋。”

“不了，谢谢，麦克，现在不了。我有点累——我想还是读会儿报。”

“这周报上有什么好文章吗，弗农？”

“噢，不错，”他说。“有几篇文章很不错。”接着他慢慢张嘴笑了，差不多看得到他所有洁白的牙齿。“我说，你怎么啦，伙计？你感觉很好还是怎么着？”

“噢，不太坏，弗农，”他说，伸伸他皮包骨的胳膊，挺直背。“不太坏。”

“你终于写完信了，对吗？”

“是的，我想是，”他说。“我的问题是，我想不出有什么可写。”

看到走道那边小不点科瓦克斯宽宽的后背，萎靡地坐在那里，穿着那件红得发紫的新礼服，麦金太尔走过去，一手搭在他巨大的绸缎肩膀上。“那么？”他说。

小不点扭过头，怒冲冲地望着他，立刻充满敌意。“那么什么？”

“那么胡子放在哪儿了？”

小不点猛地拽开储物柜，一把扯出胡子，粗暴地塞到麦金太尔手里。“在这里，”他说。“你想要吗？拿去吧。”

麦金太尔把胡子举到耳朵边，把绳子放到脑后。“绳子应该更紧些，”他说。“喏，这样怎么样？可能我把牙齿取下来看上去会更好点。”

可小不点没在听，他正在柜子里翻那几条绷带。“这儿，”他说。“把这些也拿走吧。我不想参加了。你要干，找别人去。”

就在那时候，琼斯不声不响地走过来了，满脸笑容。“嘿，你打算干了，麦克？你改主意了？”

“琼斯，跟这个大块头狗娘养的说说，”麦金太尔透过摆动的胡须说。“他不配合。”

“啊，天啦
，小不点，”琼斯哀求道。“整件事
都靠你了。整件事
都是你的点子。”

“我已经跟你们说了，”小不点说。“我不想参加了。你们想干，你们找别的笨蛋干去。”

十点钟熄灯后，大家懒得再把威士忌藏起来。在护士长非正式的每年一度祝福下，整个病房里，那些晚上一直躲在厕所里偷偷摸摸喝上几口的人，现在组成了好些个偷偷快活的小圈子痛饮。午夜来临前，没人特别注意到，有三个人从C病房溜到被单间，拿走了一床被单和一条毛巾，然后又到厨房里拿了一根拖把棍，再横穿整个大楼，消失在A病房的厕所里。

最后一分钟还在为胡子慌乱：它把麦金太尔的脸遮得太多了，结果破坏了他没牙齿的效果。琼斯剪掉了大部分胡子，只留了下巴上的胡须，再用些胶带把它固定在那里，解决了这个问题。“好了，”他说，“这样行了。好极了。现在卷起你的病服裤子，麦克，被单下只能露出你的光腿，明白吗？现在你的拖把棍在哪儿？”

“琼斯，不管用
！”小不点悲惨地叫道。他赤条条地站在那里，只穿着一双白色羊毛袜，正努力把裹在腰间的毛巾给别起来。“这狗娘养的东西总是别不住
！”

琼斯赶紧跑过去帮忙，最后一切妥当了。他们很紧张，干掉了琼斯最后一点黑麦威士忌，把空瓶子扔在洗衣篮内；接着他们溜到外面，黑暗中，挤在A病房的最前面。

“准备好了吗？”琼斯小声问道。“好了……走。”他啪的一声打开头顶上的灯，三十张惊愕的脸，在强光中眯缝起眼睛。

先出场的是“1950”，衰弱的外形，拄着一根颤抖的杆子，缩成一团，老得一瘸一拐地走着，哆嗦着；他后面是新年宝宝，咧嘴而笑、炫耀着力量，身上兜着巨大的尿布，跳着舞。最初一两秒钟，除了老人的棍子戳在地板上发出的声音外一片静谧，接下来便是笑声和欢呼声。

“旧的不去！
”宝宝吼着，声音盖过了嘈杂声。当他们沿着过道往前走时，他精心做了个滑稽动作，朝老人屁股上踢了一脚，要把老人赶走，搞得老人虚弱地晃了晃，差点摔倒，还摸着那半边屁股。“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

琼斯跑在前面，把B病房的灯打开，那里的喝彩声更响。护士们无助地聚在门口看着，消毒口罩后面的她们或皱眉，或咯咯笑，表演在喝彩声和嘘声中继续前进。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一个单间的门嗵的一声给撞开，灯也给打开，有位垂死的老人隔着氧气帐睁开眼睛。他迷惑地看着这两个颠狂的无牙小丑，他们在他床尾跳跃着；最后他明白过来，给了他们一个黄色的笑容，他们转到下个单间，再下一间，最后来到了C病房，朋友们早就笑着聚在走道上等着了。

还没来得及倒好新鲜饮料，所有的收音机立即发出嘹亮刺耳的声音，盖·隆巴多的乐队奏响了《往日的美好时光》；所有的吼叫声融化在走调的合唱中，小不点的声音压过了其他所有人的声音：

“怎能忘记旧日朋友

心中能不怀想？……”

甚至连弗农·斯隆也唱起来，他撑起来，坐在床上，举着掺水威士忌，慢慢随着音乐摇晃。他们还在唱：

“为过去的美好时光，朋友，

为过去的美好时光……”

歌唱完后，握手开始了。

“祝你好运，伙计。”

“你也一样，伙计——希望你能熬过今年。”

整座七号大楼的人到处走着，找人握手，在吼叫声、收音机的嘈杂声中，那些话说了一遍又一遍：“祝你好运……”“希望你熬过今年，伙计……”麦金太尔静静地站在小不点科瓦克斯床边，累了，床上那紫红色的礼服团成一团扔在那里，皱巴巴的，麦金太尔举起杯子，朝人群笑着，笑得牙龈都露了出来，小不点的笑声在他耳边轰鸣，沉重的胳膊搂着他的脖子。

[1]
《美国纽约日报》：New York Journal-American，1936—1966年间的黄色小报。为最为知名的黄色新闻出版商威廉·伦道夫·赫斯特所有，该报为追求发行量刊登了许多极度夸张、虚假的文章，内容以报道名人丑闻和血腥谋杀新闻为主，在大萧条时期倒闭。

[2]
普莱诗：J. PRESS，1902年在美国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创立，以生产高品质的西服、衬衣和传统领带闻名，一直是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师生的“服装供应商”。

[3]
原文是：shave-and-a-haircut，two-bits。这是最简单的音乐对句（七到八个音符），这七个音符的变化被视为最短最完整的一首曲子。

[4]
英文run over有跑过去，蹍过去的意思。

理查德耶茨作品系列

建筑工人

众所周知，作家写作家，很容易制造出最垃圾的文字。一篇小说如果以“克拉格掐灭香烟，扑向打字机”这样开头，估计在美国没有哪个编辑会想读第二句。

所以别担心：这是一篇关于出租车司机、电影明星和著名儿童心理学家的小说。不矫情、没废话，这是我的承诺。但您得有点耐心，因为这里面也有一位作家。我不会叫他“克拉格”，也可以保证他不会是那些人物中唯一敏感的人，但我们要跟他处上一段时间，您最好还是把他想得笨拙、鲁莽一点，因为不论是在小说还是现实生活中，几乎所有作家都如此。

十三年前，也就是1948年，我二十二岁，受聘于合众国际社，在财经新闻科任撰稿员，周薪五十四美元。这算不上什么美差，但有两个好处：一是若有人问我是干什么的，我便说“在合众国际社工作”，这话听上去颇为自豪；二是每天早上，我身穿廉价防雨风衣，一脸倦容出现在《每日新闻》大楼前，风衣由于缩水小了一号，我穿着有点紧；头上一顶戴旧了的褐色费多拉帽

[1]

（要在以前我会说“一顶破帽子”，我很欣慰现在我多少知道诚实地遣词造句了。这顶帽子戴得过多，我紧张时无数次捏拢、整形、再整形；其实帽子根本没有破）。我喜欢每天的那几分钟，走过地铁出口和《每日新闻》大楼之间最后几百码的斜坡，感觉自己就是欧内斯特·海明威，正要去《堪萨斯市星报》上班。

建筑工人海明威是不是在二十岁生日前就已从战场复员回家？嗯，我也是；好吧，可能我没有受过伤；没有得过英勇奖章，但本质一样。海明威有没有为上大学浪费时间、会耽误职业生涯之类的问题烦心过？见鬼，没有；我也没有。海明威是不是真的很关心新闻事业？当然不是；这里有些微差别，你看，他在《星报》成功突破，而我则在财经新闻科按部就班地工作，郁闷不已。可重要的是，我知道海明威会是第一个同意我看法的人，即作家必须从某个地方起步。

“今天，国内公司债券价格异常高涨，交易略显活跃——”我整天就为合众国际社写这种文章，还有“节节攀升中的石油股价逐步进入活跃的场外交易市场”，以及“立鼎滚轴公司董事会宣布”——我几百字几百字地写，虽然从来没真正搞明白过这是什么意思（苍天在上，什么叫做认购期权，什么叫认沽期权，什么是偿债基金债券？如果我知道就让我见鬼去），电报打字机咔嗒作响，华尔街股票行情自动收录器滴答滴答，周围的人在讨论棒球，谢天谢地，总算到下班时间了。

每每想到海明威年纪轻轻就已经结婚，我总是很开心，在这点上我跟他一样。我妻子叫琼，我们住在西十二街的最西头，是三楼一间有三个窗户的大房间。如果它不在左岸

[2]

，当然不是我们的错。每晚，吃过晚饭后，琼洗碗时，房间里一片静谧，甚至有些虔诚肃然。这是我在那三折屏风后的角落里休息的时间，那儿摆了张桌子，上面有盏学生用台灯、一台手提式打字机。当然，就是在那儿，在台灯白色光芒的照耀下，我与海明威之间那点微弱的可比性经受了最大的考验。因为没有任何《密歇根湖上》这样的小说出自我的机器；我的打字机也没打出《三天大风》或《杀手们》

[3]

这样的小说；实际上，这部机器经常是什么也打不出，即使有什么被琼称为“非凡的”东西，我内心深处也知道那总是、总归还是很糟糕的东西。

许多个夜晚，我所做的就是躲在屏风后发呆——读纸板火柴里印的每一个字，又或者，读《星期六文学评论》封底的广告——这年秋天，也是这样一个夜晚，我无意中读到下面几行：

为天才作家提供与众不同的自由撰稿机会。要求有丰富想象力。

伯纳德·西维尔。

——下面还有电话号码，看上去是布朗克斯的区号。

那天晚上，我从屏风后走出来，琼从洗碗池边转过身，手上的肥皂水滴在摊开的杂志上。我不想用我和琼之间简单、诙谐的海明威式的对话来骚扰你们。我也会跳过我与伯纳德·西维尔之间礼貌而无实质内容的电话交谈。我要跳过几天到其后的某个晚上，我坐了一个小时的地铁，最终找到他的寓所。

“是普林提斯先生吗？”他问道。“你叫什么？鲍勃？好的，鲍勃，我是伯尼

[4]

。进来吧，随便点。”

我觉得伯尼和他的家都值得描述一番。他大约在四十五到五十岁之间，比我矮得多，也壮实得多，穿着件看上去挺贵的灰蓝色运动衫，下摆没有塞进裤子里。他的头比我的大一半，稀疏的黑发齐刷刷地梳到后脑勺上，好像他刚刚站着仰面来了个淋浴；他的脸是我见过最坦率最自信的脸。

公寓整洁、宽敞，奶白色调，整个地面全铺着地毯，到处是拱门。在靠近衣橱附近的狭窄壁龛处（“脱下大衣和帽子吧；好。把它挂在这个钩子上，我们就安顿好了；好。”），我看见一堆相框，全是一战士兵的不同合影，可起居室墙上却没有一张这样的照片，只有几个铁制灯架，还有几面镜子。走进房间，你不会再去注意有没有相片，因为你所有的注意力会被吸引到唯一一件令人惊异的家具上。我不知道你们会怎么称呼它——壁橱？——不管它叫什么，它似乎连绵不绝没有尽头，有些地方齐胸高，有些地方又只到腰部，至少用了三种深浅不同的褐色装饰面板。有个地方用来放电视机，有一部分放无线电留声机；有个地方薄薄的，做得像个架子，放着盆栽或小雕像；有个地方全是镀铬把手和花里胡哨的滑动板，像个酒吧。

“喝姜汁汽水吗？”他问。“我妻子和我都不喝酒，但我可以给你倒杯姜汁汽水。”

我想伯尼在晚上面试他的应聘写手时，他妻子一定经常出去看电影；我后来倒是见过她，下面会说到的。不管怎样，那第一个晚上，只有我们俩，坐在光滑的仿皮椅上，喝着姜汁汽水，严肃地谈着正事。

“首先，”他说，“告诉我，鲍勃。你知道《载客中》

[5]

吗？”我还没来得及问他说的是什么，他已从壁橱的某个凹陷处抽出这本书，递过来——这是本平装书，你可在药房

[6]

这种地方买到，是纽约出租车司机的回忆录。接着他开始跟我说这本书的内容，而我则看着这本书，点着头，心里只希望自己没出门待在家里就好了。

伯纳德·西维尔也是个出租车司机。他干这行已经二十二年了，跟我的岁数一样大，最近两三年，他开始想为什么他不能把自己的经历写成小说呢，这小说难道不是一笔财富吗？“我想你看看这个，”他说，这次，他从壁橱里拿出了一个干净的小盒子，三英寸宽五英寸长的文件卡片盒。他告诉我里面记录了几百条不同的经历；还让我明白它们不一定完全真实，但他向我保证，至少每个故事的主要情节是真的。我能想象真正优秀的捉刀人会如何对待这样丰富的素材吗？或者说我能想象这样的作家将能从杂志销量、作品版税和随之而来的电影版权中赚取多么丰厚的回报吗？

“嗯，我不知道，西维尔先生。这事我得考虑考虑。我想我得先读读这本书，再看看有什么——”

“不，等等。你抢在我前面了，鲍勃。首先，我并没要你去读那本书，因为你从中学不到什么。那人写的全是黑帮、女人、性、酒这类东西，我则完全不同。”我坐在那里，大口喝着姜汁汽水，好像渴得不行，其实只希望他快点讲完他究竟如何不同，我好离开。伯尼·西维尔是个热情的人，他跟我说；他是个普通、平凡的家伙，有颗博爱的心，有真正的人生观；我懂他的意思吗？

我有个小花招，可以将自己与他人隔绝开来（很容易做到；你只要双眼直盯着说话者的嘴巴，观察他说话的节奏，嘴唇、舌头变幻无穷的形状，你就什么也听不见了），我正要这样做时，他又说道：

“别误会我，鲍勃。我还从没要哪个作家为我写过一个字而不付钱的。你为我写作，你会得到应得的报酬。当然，这场游戏在目前这个阶段，还不会有大笔的钱，但你还是会得到报酬。够公平吧？来，我给你再添满。”

这是他的建议：他用这些卡片给我提供思路；我则把它变成伯尼·西维尔以第一人称写的短篇小说，长度大概一两千字，他保证立即付款。如果他喜欢我写的，将会给我更多东西写——如果我能应付得过来，就一周一篇——当然，除了每篇故事付钱之外，这些故事还会带来其他收入，我完全可以期望获得相当大比例的分成。提到他推广这些短篇小说的计划时，他神秘兮兮地看着我，虽然他极力暗示《读者文摘》可能对此感兴趣，但他还是坦承目前还没有与哪家出版商联系过最终将这些短篇小说汇集成书的事宜，但他说他可以向我提几个名字，保管我听后眼珠子都会掉出来。比如说，我有没有听说过曼尼·威德曼？

“哦，也许，”他说，大笑起来，“也许说威德·曼莱你会更知道些。”这是个红得发紫的电影明星，在三四十年代他就像今天科克·道格拉斯、伯特·兰开斯特

[7]

这样出名。威德·曼莱是伯尼在布朗克斯区的小学同学。共同的朋友让他们直到现在关系还很密切。还有件事也让他们友谊常青，那便是威德·曼莱再三说过想要将这个粗鲁可爱的纽约出租车司机伯尼·西维尔多姿多彩的生活搬上银幕或拍成电视连续剧，由他来演伯尼·西维尔。“现在，我还要跟你说另一个名字，”他说。这次他说那个名字时特意斜眼瞧着我，仿佛可以用我知不知道这个名字来衡量我的综合教育水平。“亚力山大·科罗夫博士。”

幸运的是，我还不是一脸茫然。准确地说，这名字虽不是如雷贯耳，但我还不至于毫无所知。这是《纽约时报》上经常出现的名字之一，成千上万的人对他们依稀有点印象，因为多年来我们经常在《纽约时报》上看到这种名字被体面地提及。噢，这名字可能没有“莱昂内尔·特里林

[8]

”或“莱因霍尔德·尼布尔

[9]

”那样的影响力，但基本在同一水平线上；你可能将它与“亨廷顿·哈特福

[10]

”或“莱斯里·R．格罗夫斯

[11]

”归为一类，比“纽博尔德·莫里斯

[12]

”的知名度稍高一两个档次。

“你说的那人，”我说。“是研究那什么儿童压力的人吗？”

伯尼朝我庄重地点点头，原谅了我的粗鄙，再次正确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字。“我是说亚力山大·科罗夫博士，杰出的儿童心理学家。”

你瞧，早在科罗夫博士成名前，他曾是布朗克斯区一所小学的老师，正是两个最顽皮、可爱的淘气包伯尼·西维尔和那个电影明星威德·什么的老师。他一直温和地关注着这两个年轻人，如果能凭他在出版界的影响促成他们的计划，还有什么能比这更令他开心呢。看起来，他们三人已是万事俱备，现在缺的是最终要素，最捉摸不定的催化剂：执行这项工作的最佳作家。

“鲍勃，”伯尼说，“跟你说实话吧。我找了一个又一个的作家来写，他们都不合适。有时候，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判断了；我把他们写的东西拿给科罗夫博士看，他摇头，说，‘伯尼，再试试。’”

“你看，鲍勃，”他坐在椅子上，热切地倾身向前。“这不是什么一时兴起的想法；我不会欺骗谁。这种事像是建筑。曼莱、科罗夫博士和我自己——我们在建造
这东西。噢，别担心，鲍勃，我知道
——什么，我看上去有那么傻吗？——我知道他们建筑的方式和我的
不一样。不过，凭什么他们就该和我的一样呢？一个电影明星？一个知名学者和作家？你以为他们没有自己的可建之物吗？你以为他们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事做吗？当然有。但是鲍勃，说实话，他们有兴趣。我可以给你看他们的信，我可以告诉你他们好多次带着老婆坐在这间屋子里，我可以告诉你有多少次曼莱一个人在这里。我们连续几小时讨论不休。他们都很感兴趣，这你不用担心。所以你明白我跟你说的了吗，鲍勃？说实话，这事就是种建筑活动。”他开始慢慢比划着建筑的手势，两手从地毯开始，把一块块看不见的木板垒在那里，直到把它们砌成一座他的名利之楼，我们的金钱和自由之楼，高到齐眉。

我说听上去当然不错，但如果他不介意，我更想知道每个故事马上能付多少钱。

“现在我要告诉你这个答案，”他说。他又去壁橱那里——像书桌的某部分——从纸堆里清拣出一张个人支票。“我不仅要告诉你，”他说。“还要给你看。够公平吧？这是我给上个作家的。拿着，看看吧。”

这是张作废的支票，上面写着伯纳德·西维尔见票即付给某人金额二十五美元整。“读一下！”他坚持道，仿佛那张支票本身就是一篇不同凡响的散文作品。他看着我把支票翻过来，看着反面那个人的背书，这是在伯尼自己那模糊不清的签名下的某个签名，这是关于提前支付全部金额的，还有银行的橡皮图章。“你看还行吗？”他问道。“就这么说定了。现在清楚了吗？”

我想一切都很清楚了，所以我把支票还给他，问他现在是否可以给我看看那些卡片，不论怎样，我们最好马上开始。

“等一下，等一下
！先别忙。”他的脸笑开了花。“你知道吗，你真是急性子，鲍勃？我是说我喜欢你这样的，但你不觉得我该对走到这儿向我要支票，自称作家的人有点了解吗？不错，我知道你是个新闻人，但我知道你是作家吗？为什么不把你膝盖上的东西给我看看呢？”

这是个淡黄色牛皮纸信封，里面装着复印的两个短篇小说，这是我这一生中写过的唯一拿得出手的两个短篇。

“啊，”我说。“没问题。给你。当然这与你说
的那种——风格完全不同。”

“不要紧，不要紧。它们当然不同，”他说，打开信封。“你放松点，我来看看。”

“我的意思是，它们是那种非常——嗯，纯文学的，我想该这么说。我觉得它们不能让你真正了解我的——”

“我说了，别紧张。”

他从运动衫的口袋里取出无框眼镜，身子往后靠着费力地戴上眼镜，皱着眉头，开始看起来，用了很长时间才看完第一篇小说的第一页。我看着他，心想这可能是我文学生涯的最低谷了。天啊，一个出租车
司机！终于，第一页翻了过去，接着，第二页却很快翻了过去，明显看得出是跳过去的。接着，第三页、第四页——一共有十二或十四页的小说——我紧紧握着温暖的空姜汁汽水杯，仿佛做好准备随时缩回手，将杯子狠狠砸向他的脑袋。

刚开始时，他微微点头，不太坚定，越往后看，头点得越来越肯定，这样一直看到最后。看完后，他满脸迷惑，又回过头再看最后一页；然后他放下这篇，拿起第二篇——没有读下去，只是检查一下长度。显然他一个晚上看这么多足够了。最后他取下眼镜，满脸堆笑。

“嗯，很好，”他说。“我不再花时间看那篇了，第一篇就很好。当然，自然，正像你说的，你带来的东西风格完全不同，对我而言有点难——你
知道——”他挥挥手，挥去了这个复杂句子的其余部分。“但是我跟你说，鲍勃。不光是读这些小说，我还要问你几个关于写作的问题。例如，”他闭上眼睛，指尖优雅地碰了碰眼皮，陷入思考，也许为了加重他下一句话的分量，假装在思考。“例如，让我来问你：假设有人给你写信，说，‘鲍勃，我今天没时间给你写封短信，所以我还是给你写封长信算了。’你知道他们这是什么意思吗？”

别担心，这个晚上我发挥得好极了。我可不想不做努力就让这二十五美元从我手中溜走；无论我的答案是多么严肃的胡说八道，毫无疑问在他脑海里留下了这样的印象：这位来应聘的写手知道浓缩文章的困难与价值。不管怎样，他看上去很满意。

“好。现在我们换个角度。我刚才提到了‘建筑’；嗯，你看，你知道写小说也是种建造什么的吗？就像建座房子？”他很满意自己创造的这个比喻，甚至等不及接受我奖给他的、认真地点头赞许。“我是说一栋房子得有屋顶，但如果你先建屋顶就麻烦了，是不是？在你建屋顶前，你得砌好墙。在你砌墙前，你得打好地基——我的意思是从头至尾。在你打好地基前，你还得用推土机平整土地，在正确的地点挖合适的坑。对不对？”

我完全同意他的说法，可他还是忽视了我全神贯注的恭维目光。他用手背蹭了蹭鼻梁；然后又洋洋得意地转向我。

“那好，假设你为自己建造一座那样的房子。那会怎样？当房子建好后，你问自己的第一个问题会是什么？”

我看得出他才不在乎我含糊不清的声音有没有答出这个问题。他
知道问题是什么，他迫不及待要告诉我。

“窗户在哪儿？”他摊开双手，迫切地问。“就是这个问题。光线从哪儿照进来？你明白我说的光线从哪儿照进来是什么意思，对吗，鲍勃？我是说小说的观点
；文中蕴含的真理
；还有——”

“启示之类的，”我说，他用力地、快乐地弹了个响指，停止了对第三个名词的继续搜寻。

“是它。就是它，鲍勃。你说对了。”

就这么定了。我们又喝了杯姜汁汽水，敲定了。他用拇指翻拨着那堆思路卡片，想找一张做我的测试作业。他选的一次“经历”是伯尼·西维尔在出租车里挽救了一对神经质夫妇的婚姻，他只是在那对夫妇争吵时，通过后视镜打量他们，说了几句仔细斟酌过的话。至少，大意如此。实际上卡片上是这样写的：

（在帕克大道）有钱人和妻子在车里开始争吵，情绪十分沮丧，女士开始叫着要离婚。我从后视镜里看着他们，我说了几句，不久我们都笑了。关于婚姻的小说等。

但伯尼对我很有信心，认为我有能力把它写出来。

在过道上，他小心翼翼地从衣橱里取出我的防雨风衣，帮我穿上。这会儿我可以不急不忙地看看那些一战时的照片——长长一列，都是用镜框框住的泛黄快照，里面的男人全都在笑，彼此胳膊挽着胳膊。中间一张是阅兵场上的孤独号手，远处是灰蒙蒙的兵营，一面旗帜高高飘扬。这可能是某本旧《美国军团杂志》的封面照，标题写的像是“职责”——优秀的军人，立正的身影挺拔笔直，连同他嘴上简单、嘹亮的长号一起，十足的男子气慨，如果金星母亲们

[13]

看到一定会热泪盈眶。

“我看你挺喜欢我那个小伙子，”伯尼怜爱地说。“我打赌你猜不出现在那个小伙子是谁了。”

威德·曼莱？亚历山大·科罗夫博士？莱昂内尔·特里林？可我想我真的知道，甚至在瞥见他得意的红脸之前就知道了，那个小伙子就是伯尼自己。也许听上去有点傻，我得说当时我真的敬佩他，虽不多，却真诚。“哦，我简直不敢相信，伯尼。你看上去——你看起来神气极了。”

“总之，那时候瘦多了，”他说着，拍拍自己皮光肉滑的大肚子，送我到门口。我记得我低下头盯着他那张愚蠢而松弛的大脸，试着在那里寻找照片中号手的影子。

回家的路上，地铁摇摇晃晃，我直打嗝，姜汁汽水的味道泛上来，我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作家写几千字挣二十五美元也不错了，有些作家混得比这差多了呢。二十五美元几乎是我在国内公司债券、偿债基金债券上耗去的四十个悲惨小时所挣的一半；如果伯尼喜欢这第一篇的话，如果我可以每周给他写一篇的话，就意味着收入将增加百分之五十。七十九美元一周！如果有那么一笔收入，再加上琼当秘书每周挣的四十六元，根本用不了多久我们就可以去巴黎（也许我们在那里碰不上格特鲁德·斯泰因

[14]

或埃兹拉·庞德

[15]

这样的人，也许我写不出《太阳照常升起》，但对我的海明威计划而言，最初的自我放逐是必不可少的）。而且，这可能十分有意思——至少告诉别人这个可能十分有趣：我将成为出租车司机的雇佣文人，建筑工的建筑工。

不管如何，那个晚上我沿着西十二街一路跑回家，如果我没有大声笑着、叫着打断琼的说话，没有围着她扮小丑，那不过是我强迫自己靠着楼下的邮箱站了好一会，好让自己呼吸平稳，让自己变得文雅、幽默，我打算用这样的表情告诉她这件事情。

“好了，可你觉得是谁来付这笔钱呢？”她问道。“他不可能自己掏腰包的，那会是谁？一个出租车司机可付不起二十五块钱一周，不管持续多长时间，是不是？”

这事我可没想过——只有她这样的人才会提出这样致命的逻辑问题——但我那可笑的浪漫念头占了上风，让她别管这问题。“谁知道？见鬼，谁又会关心？也许是威德·曼莱出钱。也许是什么博士出钱。问题是，反正有人掏钱。”

“好了，”她说，“那么，好吧。你觉得写这样一个故事得花多少时间？”

“噢，见鬼，根本用不了多久。周末我只要花两三个小时就可以把它打发掉。”

可我没能做到。整个周六下午和晚上，我写了一个又一个不成功的开头；我沉溺于那对吵嘴夫妇的对话上，从理论上说，我无法确定伯尼从后视镜中能看到多少，也怀疑在那种场合下，不管出租车司机能说出什么道理来，那个男人竟没有叫他住嘴，吩咐他只管看路开车。

到星期天下午，我走来走去，折断铅笔，把它们扔进废纸篓，嘴里吼着见鬼去吧；让一切都见鬼去吧；显然，我甚至没法做一个该死的白痴笨蛋出租车司机的该死的捉刀人。

“你努力
过了头，”琼说。“噢，我知道会这样的。你太文绉绉
，别人受不了，鲍勃。这太可笑了。你只要想想你读过或听过的那些让人伤感掉泪的东西。想想欧文·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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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她说，别管我，如果她还不做自己该死的事去，我马上就把她的欧文·伯林塞进她嘴里。

但那个晚上，正如欧文·伯林自己曾说的，某种奇妙之事发生了。我编完了那个假故事，我建完了它。首先，我推平了土地，挖了个坑，为自己打好了地基；接着，我搬来木材，砰，砰、砰——墙砌起来了，屋顶也搭好了，可爱的小烟囱也竖在顶上。噢，我也建了好多窗户——大大的、方正的窗户——光线可以照进来，没有一丝阴影，阳光下的伯尼·西维尔是最聪明、最温柔、最勇敢和最可爱的人，是那种老是说“伙计们”的人。

“写得太好了，”琼在吃早餐时跟我说，她读完了那篇东西。“噢，写得棒极了，鲍勃。我敢肯定这正是他想要的那种东西。”

确实如此。我忘不了伯尼坐在那里，一手端着姜汁汽水，一手拿着我那篇稿子读着，手还有点颤抖，在我为他建造的小房间里探索着所有感人而恰到好处的奇迹。我现在还敢打赌，他从没有读过那样的文章。我看着他一扇窗户一扇窗户地探索，看着他的脸在它们的光芒照耀下神圣之极。读完后，他站了起来——我们都站了起来——他握着我的手。

“美极了，”他说。“鲍勃，我一开始就有种预感，你能写好，但说实话，我没想到你写得这么好。现在你心里可能想要支票，可我告诉你。我不开什么支票了，我要直接付你现金。”

他从出租车司机那牢靠的黑色钱夹里，摸索出一张五美元的钞票，放到我手上。显然他想隆重地把钞票一张一张放到我手里，弄得像个仪式，因此我站在那里低头笑着，等着下一张钞票；我站在那里，摊开着手，抬起头，看见他把钱夹收起来了。

才五块钱！直到现在我还希望我能冲着他咆哮，至少我要语中含怒，把那揪心的愤怒表达出来——这可以省却以后多少麻烦——可当时我只是低声下气地问：“五块钱？”

“对！”他脚跟着地快活地向后晃了一下。

“好了，可是伯尼，我说当初我们是怎么定的？我意思是，你给我看的那张支票，我——”

他慢慢收回了笑容，脸上露出惊讶和受伤的表情，仿佛我朝他脸上啐了口唾沫。“噢，鲍勃，”他说。“鲍勃，这是什么？看看，我们别再捉迷藏了。我知道我给你看过那张支票；我还可以再给你看一次。”他气得运动衫的折痕处都一起一伏，一副义愤填膺的样子，走到壁橱那儿一通翻腾，把支票找出来。

还是那张支票，没错。金额还是二十五美元整；但是背面在那人签名之上，伯尼皱巴巴的签名连同银行橡皮图章一起，现在都他妈的一清二楚。当然，上面写着：“提前支付五篇文章的全部金额。”

所以我并没有被打劫——也许，只是被骗而已——现在恶心的姜汁汽水让我觉得自己像个傻瓜，我敢肯定这种感觉欧内斯特·海明威在他一生中可能从没体会过。

“我对不对，鲍勃？”他问道。“我对不对？”他让我再坐下，尽量微笑着跟我解释。我怎么可能以为他说的是一篇二十五美元呢？难道我不知道出租车司机拿回家的是什么样的钱？噢，某些自己有车的出租车司机可能是另一番景象；但你们这些普通的出租车司机？你们这些出租汽车公司的司机？一周只能挣个四十或四十五，如果运气好的话，可以挣个五十块。即使像他自己，没有孩子，老婆在电话公司上整班，也不容易。如果我不信，尽管找个出租车司机去问；日子真不好过。“我是说，难道你觉得还有
谁会为这样的文章买单呢？你会吗？你会吗？”他不可思议地看着我，几乎要笑起来，好似在说，如果有这样的想法，那我准是昨天才来到这个世上的。

“鲍勃，我对这个误会感到很抱歉，”他送我到门口时说，“但是我高兴的是我们现在把它说清楚了。因为说真的，你写得真好，我有种感觉我们会成功的。实话跟你说，鲍勃，这周晚些时候我会再联系你的，好吗？”

我记得我是多么鄙视自己，因为我竟没有勇气说声别再费神了，我只是在向门口走去时，甩掉他慈爱地搭在我脖子上沉重的手。在过道里，又一次面对那个年轻号手，我突然有种不安的想法，我可以预料到接下来我们会说些什么。我会说：“伯尼，你以前在军队里真是号手吗？还是只为了拍那张照？”

而他则不会有丝毫羞愧，单纯的笑容里也不会有任何变化，他会说：“只是为了照张相而已。”

更糟的是：我知道头戴宽檐帽的号手会转过身，照片里精神抖擞的形象会慢慢松垮下来，从小号口上扭过脸去，那无声的、没有才华的两片嘴唇从来屁都吹不出一个。我知道它会装作没看见我，所以我没有冒这个险。我只说：“再见，伯尼。”然后我就离开那该死的地方，回家了。

琼对这个消息的反应出奇地平和。我不是说她在这事上对我“很体贴”，如果是那样的话，在那晚那种心情下，她的“体贴”几乎能杀死我；我是说，她对伯尼太宽容。

贫穷、失落、勇敢的小男人，做着黄粱美梦——那类事。我能想象得出这些年他花了多少钱吗？有多少辛苦赚来的钱可怜就这样掉进了二流、三流甚至十流作家的无底洞里去了？他又多么幸运，用张自己伪造的作废支票，终于钓到了个一流作家。多么感人，多么“甜蜜”啊，他说“我要直接付你现金”时，已经知道我与那些作家的差别了。

“好了，看在上帝的分上，”我对她说，谢天谢地，总算有一次我比她想问题更实际。“看在上帝的分上，你知道他为什么
给我现金吗？你知道吗？因为他打算下个礼拜就把这个故事卖给该死的《读者文摘》，卖十五万美元，因为如果我有支票的复印件，就可以证明是我写的，他就有麻烦了，这就是为什么他直接付我现金。”

“你愿意打赌吗？”她看着我问道，既同情我又为我自豪的表情真是可爱而难忘。“你愿意打赌如果他把这篇小说卖给《读者文摘》或什么别的地方，他还会坚持付你一半吗？”

“是鲍勃·普林提斯吗？”三天后，电话里传来愉快的声音。“我是伯尼·西维尔。鲍勃，我刚从亚历山大·科罗夫博士家回来。我不想告诉你他跟都我说了什么
，但我要告诉你，亚历山大·科罗夫博士认为你棒极了。”

无论我对此如何回答——“他真的这样说吗？”或者“你是说他真的喜欢那故事？”——都有点不好意思，也能够立即把琼吸引到我身边来，我现在还记得她一脸笑容，扯着我的衬衣袖子，好像在说，看吧——我跟你说什么来着？我只好把她推到一边，摆手让她安静点，我好继续跟伯尼说话。

“他想把这篇小说给他在出版界的几个朋友看看，”伯尼说，“他还想让我再印一份寄给西海岸的曼莱。所以听着，鲍勃，我们一边等着看这篇小说能怎么样，同时我还想再给你几篇作业。或者等等——听着。”新想法让他的嗓音浑厚低沉。“听着，也许你自己写会更舒服。你愿不愿意那样做？你愿不愿意跳过这些卡片，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雨夜，曼哈顿上西区，两个混混钻进了伯尼·西维尔的出租车。粗眼瞧上去，他们可能跟普通乘客没什么两样，但伯尼一下就认了出来，因为“拿我来说，在曼哈顿的街道上开了二十二年出租车，多少有一手”。

当然，两人中一个是典型惯犯，另一个是有点受惊的男孩，可以说“只是个小阿飞”。

“我不喜欢他们说话的方式，”伯尼通过我告诉他的读者，“我不喜欢他们给我的地址——曼哈顿最低级的夜总会——最糟糕的是，我不喜欢他们坐我的出租车。”

那么你知道他会怎么做吗？噢，别着急，他没有停车，没有绕过去，没有把他们从车后座拖出来，没有挨个朝他们胯下踢去——根本没有《载客中》里的胡说八道。首先，从他们的对话中看出他们并不是在逃亡；至少不是在今晚。今晚他们去那个下等小酒馆踩点（就是他们上车那里靠街角的小酒店），明晚十一点才动手。不管怎样，当他们到那个夜总会时，惯犯给小阿飞一些钱，“给，伙计。你就坐这辆车回家，好好睡一觉。明天见。”就在那当口，伯尼知道他得行动了。

“那个小阿飞住在皇后区附近，这让我们有充足的时间谈话，所以我问他喜欢国家棒球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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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军队中的哪个球员。”从那时开始，伯尼运用完美沟通技巧，还有代代相传的大道理，一直和那个男孩聊着，他们谈健康、干净的生活，谈阳光、牛奶之类的话题，车还没驶上皇后区大桥，他已开始把那男孩从犯罪深渊里拖出来。当他们在皇后大道上疾驰时，好似一对热衷于警察体育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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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在争论不休，到达目的地时，伯尼的乘客已泪流满面了。

“我看到他付钱的时候，咽了几口唾沫”这是我为伯尼加上的说话方式，“我能感觉到这孩子身上有什么变了。我对此抱有希望，不管怎样，也许只是个心愿罢了。我知道我为他尽全力了。”回到市里，伯尼打电话给警察局，建议他们第二天晚上在那个小酒馆附近安排点人手。

千真万确，确实有人试图抢劫那家小酒店，只不过被两个强壮可爱的警察给挫败了。也是千真万确，只有一个混混被抓进监狱——就是那个惯犯。“我不知道那晚那个男孩去哪里了，”伯尼最后说，“但我情愿相信他在家里，躺在床上，喝着牛奶，读体育专栏。”

这里有屋顶，上面有烟囱；有窗户，光线照得进来；这又是一篇让亚历山大·科罗夫博士哈哈大笑的文章，又一篇可以向《读者文摘》投稿的文章；又一次机会的暗示：可以和西蒙舒斯特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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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出版合同，由威德·曼莱主演制作成本三百万美元的电影；还有寄给我的又一个五美元。

一天，在五十九街与第三大道交汇处，一位虚弱的小个子老绅士坐在出租车里哭了起来，伯尼说：“先生，我能为您做点什么吗？”接着我花了两页半纸写了我所能想象出来的最让人心碎、最不幸的故事。他是个鳏夫；唯一的女儿很久前就嫁人并搬到密歇根州的弗林特去了；二十二年来他过着孤独痛苦的生活，可他都勇敢地活过来了，因为他有一份他热爱的工作——在一家大型商业花房里照料天竺葵。可是这个上午，管理人员通知他，他必须走人：他太老了，不再适合这工作。

“就在那时，”据伯尼·西维尔所说，“我才将他说的一切与他给我的地址联系起来——布鲁克林大桥靠曼哈顿侧的一个僻静处。”

当然，伯尼不太肯定，他的乘客是不是准备蹒跚着走到大桥中央，抬起那把老骨头，越过大桥栏杆一了百了；但他也不敢冒险。“我想这时我该说点什么”（对此伯尼的感觉是对的：若此处老人索然无味的哭诉再花去大半页纸，这个故事从地基处就会脱节断裂）。接下来是轻松活泼的一页，有一半的对话都是伯尼小心翼翼地问老人，为什么他不去密歇根跟女儿住在一起，或者至少可以给她写封信，这样她会邀请他过去住的；但是，噢，不，他一心想的只是不要成为女儿一家的负担。

“负担？”我说，说话的神态仿佛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似的。“负担？像您这样和蔼的绅士怎么可能成为任何人的负担？”

“可是我还能做什么呢？我能给他们什么呢？”

“当他这样问我时，幸好我们停在那里等红灯，所以我转过身来，直盯着他的眼睛。‘先生，’我说，‘难道您不觉得家里有人多少懂点天竺葵的栽培也不错吗？’”

好了，当他们到达大桥时，老人已决定在自动售货机处下车，因为他说想喝杯茶，该死的墙就砌到此吧。屋顶是这样的：六个月后，伯尼收到一个小小的，但很重的包裹，上面盖着密歇根州弗林特的邮戳，收信地址是他所在的出租车车队。你知道那包裹里是什么吗？你当然知道。天竺葵盆栽。这里还有烟囱：里面还有张便条，老人细长的笔迹在上面简单写着：“谢谢你。”我在故事里也是这么描述的。

从我个人来说，我挺讨厌这一篇，琼对它也没把握；可不管怎样，我们还是寄出去了，伯尼很爱这个故事。而且，他在电话里说，他妻子罗丝也喜欢这故事。

“鲍勃，我想起来，我打电话还有一件事；罗丝要我问问你，晚上你和你太太能不能到我家来小聚一下。没什么特别的，只有我们四个，喝点东西，聊聊天而已。你们愿意来吗？”

“哦，你们真是太好了，伯尼，我们当然愿意。只不过太突然了，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安排——等等。”我捂住话筒，与琼紧急商量了一下，希望她给我提供个说得过去的借口。

可是她想去，她想当晚就去，所以我们四人就凑在一起了。

“哦，好啊，”当我挂上电话，她说道。“我很高兴我们要去。他们听上去真是好人。”

“好了，你听
着。”我食指直指着她的脸。“如果你打算坐在那里，让他们都觉得自己有‘多可爱’，那我们就不去了。我可不想耗上整晚的时间去充当慷慨大方的女慈善家的陪伴，坐在低等人中间，就这么着。如果你想把这事变成什么本宁顿姑娘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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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仆人们准备的游园会，你还是立即忘了这事吧。你听到了吗？”

接着，她问我想不想知道一件事，不等我说想不想，她就告诉我。她对我说，我是她这一生中遇到过的最大的势利鬼、最大的恶棍、彻头彻尾的大嗓门怪物。

那之后一事连着一事；我们坐地铁去与西尔维夫妇小聚时，我们俩几乎没有任何交谈。我无法告诉你后来我发现西尔维夫妇自己喝姜汁汽水，却为他们的客人准备了一瓶黑麦威士忌时，我有多么感激。

伯尼的妻子是个风风火火的女人，穿着细高跟鞋，束着腰带，头上别着发卡，她那电话公司接线员的标准声音优雅得体，但却冷冰冰的（“你好，真高兴认识你们；请进；请坐；伯尼，帮帮她，她的外套脱不下来”）；天知道是谁开的头，也不知道为什么，但那晚从让人不快的政治讨论开始。琼和我对杜鲁门、华莱士的意见不一，所以那年我们压根就没投票；西维尔夫妇都是杜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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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徒。更糟糕的是，由于从感情上说我俩是温和的自由派，罗丝为了寻找共同点，特意说了好几个悲惨的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关于布朗克斯区有色人种、波多黎各人残忍而凶狠的侵犯，还刻意描绘，令人不寒而栗。

但没过多久情况就好转了。首先他们都很喜欢琼——我得承认我还没遇到过谁不喜欢她的——其次，过了片刻，话题就转到他们认识威德·曼莱这不可思议的事上来。这又引起了一系列骄傲的回忆。“伯尼从没向他要过什么，可是别担心，”罗丝向我们保证。“伯尼，告诉他们那次他在这里，你让他坐下，要他闭嘴，你是怎么做的。他真的那样做了！真的！他就那样朝他胸口推了一把——朝这个电影
明星！他说，‘啊，给我坐下，闭嘴，曼莱。我们
知道你是谁！’告诉他们呀，伯尼。”

伯尼呢，快活得直不起腰来，站起来重演那场景。“噢，你知道，我们就坐在那里说笑着，”他说，“但不管怎样，我真那样做了。我就像那样推了他一把，我说，‘啊，给我坐下，闭嘴，曼莱。我们
知道你是谁！’”

“他做了！老天知道！把他往那边那把椅子上一推！威德·曼莱！”

没多久，我和伯尼坐到一起，饮料让我们精神振奋，开始了男人间的聊天。罗丝和琼则舒服地窝在双人沙发上，罗丝狡狯地看着我。“我不想让你丈夫自我膨胀，琼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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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你知道科罗夫博士跟伯尼说什么吗？伯尼，我能告诉她吗？”

“当然，跟她说！跟她说！”伯尼一手挥着姜汁酒瓶，另一只手抓着威士忌酒瓶，意思是今晚一切秘密都可公之于众。

“好吧，”她说。“科罗夫博士说你丈夫是伯尼遇到的最棒的作家。”

后来，我和伯尼挪到双人沙发上，女士们到壁橱那边去了，我开始意识到罗丝也是个建筑工人。也许她没有亲手建这个壁橱，可买这个几百美元的壁橱得分期付款，在内心说服自己买下它所付出的努力显然比自己亲手做一个还多。那样的家具可是对未来的投资；现在，她一边跟琼说话，一边小心抚弄它，这里擦擦那里抹抹。我敢发誓，我知道她脑子里正在琢磨以后的一场聚会。不用说琼和我也会置身其中（“这是罗伯特·普林提斯先生，我丈夫的助手，普林提斯先生”），其余客人的名单也可以提前确定：威德·曼莱和他妻子，当然，还有他们精心挑选的好莱坞朋友；沃特·温彻尔也会在那里，还有厄尔·威尔逊和图茨·绍尔及他们那群人；但更重要的是，还有那些文人雅士们，如亚历山大·科罗夫博士夫妇，以及他们这圈子里某些人也可能会出席。像莱昂内尔·特里林们、莱因霍尔德·尼布尔们、亨廷顿·哈特福们和莱斯里·R·格罗夫斯们那样的人——如果纽博尔德·莫里斯先生夫人那样的人想来，你尽可以想象他们为了获得邀请得玩多少花招。

琼后来也承认那天晚上西维尔家里有点闷热；我现在说这个是为我自己后来做的事找个像样的借口——1948年时我很容易喝醉，现在好多了，相信我——我当时喝得酩酊大醉。不久我不但是唯一大吼大叫的人，而且也是房间内唯一说话的人；看在老天的分上，那时我正在给他们解释说我们四个都是百万富翁。

难道我们没有跳舞吗？噢，我们一直把莱昂内尔·特里林打得团团转，把他推到房间里的每一把椅子里——“还有你，莱因霍尔德·尼布尔，你这狂妄、伪善的老傻瓜！你的钱到哪去了？为什么不拿点出来看看？”

伯尼咯咯直笑，看上去有点困了，琼因为我感到十分难堪，罗丝在一旁冷冷笑着，绝对理解丈夫们有时会有多烦人。我们站在过道上，每人至少往身上套了半打衣服，我又看到那张号手照片，心里想自己敢不敢把那烫手的问题提出来。可是这次我不敢肯定哪个答案让我更害怕：伯尼可能说，“就是照张相而已，”他也可能会说，“那当然是我！”然后走到衣橱或壁橱那里，翻腾一阵，找出那把生锈的军号，我们四个只能又走回去坐下，伯尼并拢双脚脚跟，绷直身体，为我们吹出纯洁忧伤的音乐。

那时是十月。我记不清那年秋天到底写了多少篇署名“作者伯尼·西维尔”的故事。我确实记得写过一个充满喜剧色彩的故事。有位胖胖的乘客，想更好地看街景风光，从出租车的天窗里探出身子，结果腰给卡住了。还有个很严肃的故事，伯尼就种族宽容长篇阔论了一番（我一想起在布朗克斯区棕色人种数量增加这个问题上他与罗丝总是夫唱妇随，多少有点酸溜溜的）；我记得那段日子，只要提到他，我和琼就会吵嘴。

比如，琼说我们真的应该回请一下他们，我对她说别犯傻了。我说我敢打赌他们不会指望我们回请的，她问：“为什么？”我干脆不耐烦地简单说，我们之间层次上的差别无法逾越，假装西维尔夫妇能真正成为我们的朋友，或假装他们真的想与我们交朋友都是徒劳。

还有一次，一个无聊之极的傍晚，我们去婚前最喜爱的餐厅吃饭，几乎有一个小时我们竟找不到任何可说的话题。琼努力想找点话说，不冷场，于是举起葡萄酒杯，十分浪漫地隔着餐桌靠向我，“为伯尼这次把你的小说卖给《读者文摘》干杯。”

“是啊，”我说。“没错，这可是笔大买卖。”

“噢，别那么粗鲁。你明知道总有一天会成真的。我们就会挣上一大笔钱，去欧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你开什么玩笑？”她的话突然让我很恼火，一个二十世纪受过良好教育的聪慧姑娘怎能如此容易上当受骗，这样一个女孩竟然是我妻子，我竟然同这种头脑简单、无知的人生活了这么多年，还将继续生活下去，这情形，在那一刻似乎有点难以接受。“你怎么就不能长大一点呢？你不会真的以为他有机会卖掉那堆垃圾吧，你会吗？”我看她的眼神一定与那晚伯尼看我的眼神有点像，那晚他问我不会真的以为是二十五美元一次时，他也说：“你会吗？”

“是的，我会，”她说，把手里的酒杯放下。“至少，我相信。我以为你也相信。不然，继续为他干活不是有点可笑、有点虚伪吗，是不是？”回家的路上她没有再同我说话。

我想，真正的麻烦在于我们那时被两件更为严重的事情纠缠住了。一是我们刚刚发现琼怀孕了，另一件事是我在合众国际社的工作像偿债基金债券一样岌岌可危。

我在财经新闻科上班成了慢性折磨，等着上司慢慢发现原来我对自己所干的活一无所知；无论现在我如何可怜地想要学习本应掌握的知识，再如何虚心求教也为时已晚，有点可笑了。我整天弓着腰趴在咔嗒作响的打字机上，腰弯得越来越低，担心被炒而冷汗直流——助理财经主编的手和蔼而伤感地搭在我肩上（“我能跟你简单谈几句吗，鲍勃？”）——每天这事儿没发生对我来说就是种可卑的胜利。

十二月初的一天，我从地铁出来往家走，像个七十岁的老头拖着自己的身子朝西十二街走下去。我发现一辆出租车像蜗牛般在我身边慢慢爬行，跟着我走了一个街区。这是辆绿白相间的车，挡风玻璃后我看到一张巨大的笑脸。

“鲍勃！怎么回事，鲍勃？看你失魂落魄的，你住这儿吗？”

他把车停在路边，走出来，我这还是第一次看到他穿工作服的样子：一顶棒球长舌帽，带纽扣的套头衫，腰上挂着个圆筒零钱包；我们握手时，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指尖因白天黑夜地收钱找钱变得灰亮灰亮的。走近看，不管他笑与不笑，看上去跟我一样疲惫不堪。

“请进，伯尼。”看到破败的入口、肮脏的楼道，刷着白灰、贴着海报的墙壁，简陋的大单间，租金可能还不及他和罗丝在上城区房屋租金的一半，这让他有点吃惊。我记得让他发现我家如此简陋反令我有一种波希米亚式的骄傲；我猜我有种自命不凡的想法，让伯尼·西维尔明白人们会贫穷与聪明兼而有之，对他不会有什么伤害。

我们可没能力为他端上姜汁汽水，他说一杯白水就好，因此这算不上什么正式的社交场合。后来让我不安的是，我记得他和琼之间是多么拘谨——我觉得整个拜访期间他都没正眼看过琼——我在想也许是因为我们没有回请他们。有些事情大家总觉得不该是丈夫的错，可如果真是丈夫错了，妻子十有八九要背黑锅。这是为什么呢？也许伯尼只是觉得穿着出租车司机的制服出现在她面前很不好意思，在我面前还好一点。也许他没想到这样一个美丽、有教养的姑娘会住在如此凄惨的环境里，因而局促不安。

“我告诉你我为什么今天来你这儿，鲍勃。我想换个新角度。”他说话时，我从他眼睛而不是他的话语里，看到我们这个长期建筑计划可能出了什么大问题。也许科罗夫博士出版界的朋友最终说了实话，我们那些可怜的故事出版希望渺茫；也许科罗夫博士自己变得脾气暴躁；也许从威德·曼莱那里传来的消息令人沮丧；或者更令人受打击的是从威德·曼莱的经纪人那里传来的消息；再或者仅仅是伯尼自己每天在那般劳累后一杯白水都没得喝，他十分疲劳，可不管怎样，他想换个新角度。

我可曾听说过文森特·J．波勒第？不过他说这个名字时，好像很有把握我不会大吃一惊，他立即告诉我以下信息：文森特·J．波勒第是来自他所住的布朗克斯区的州民主党议员。

“这个人，”他说，“不辞辛苦地帮助别人。相信我，鲍勃，他可不是你眼中那些可鄙的、捞选票的家伙。他是真正的人民公仆。而且，他新加入民主党，打算竞选下一届国会议员。我是这样想的，鲍勃。我们来拍张我的照片——我有个朋友会无偿做这个的——我们从出租车后座上拍，我手握方向盘扭过头来，脸带微笑的样子，像这样，明白吗？”他满脸笑容，转过身，展示给我看照片应该像什么样。“然后我们把这张相片印在小册子的封面上。标题就叫”——这时他手在空中比划着黑体字母——“小册子的标题就叫‘伯尼告诉你’。行不？好。在小册子里面我们有个故事——跟你写的那些故事没什么两样，只是有点小区别。这次我要讲个故事，说明为什么文森特·J．波勒第是我们需要的国会议员。我不是说一堆政治言论，鲍勃。我的意思是真实的小故事。”

“伯尼，我不明白这有什么用。你不能编个故事，来说明为什么有人是我们需要的国会议员。”

“谁说不能？”

“不管怎样，我以为你和罗丝都是共和党人。”

“从整个国家来说，我们是共和党人，但具体到地方上，我们不是。”

“好吧，见鬼，伯尼，我们刚搞完选举。两年内不会再有别的选举了。”

但他只是拍拍他的头，做了个向远处比划的手势，意思是在政治上，人得有点远见。

琼在房间那头的厨房区域，洗早餐的碗碟，准备做晚饭，我望着她向她求救，但她转过身去。

“听上去不合适，伯尼。我对政治一窍不通。”

“那又怎么样？懂？这种东西，谁又懂？你懂开出租车吗？”

不懂；我也一点不懂什么华尔街——华尔街，什么鬼街！——但那是另一个让人沮丧的小故事。“我不知道，伯尼；现在一切都不确定。目前我还是什么活也不接的好。我是说我最近可能会——”但是我无法亲口说出我在合众国际社的工作有麻烦，我只好说，“首先琼有了孩子，每件事都——”

“哇！好啊，那不是太棒了吗！”他腾地站起来，握着我的手。“那——不是——太棒了！祝贺你，鲍勃，我想这是——我想这真是太美好了。祝贺你，琼妮！”我那时觉得这种反应有点过头了，不过也许这种消息很容易打动人到中年膝下无子的男人。

“噢，听着，鲍勃，”当我们重新坐下时，他说。“这个波勒第的事情对你来说不过是小菜一碟；我告诉你吧。既然这事只有一次，也不会有什么版权，我们就不是五块而是十块钱。这买卖怎么样？”

“好吧，但是等等，伯尼。我要更多的材料。我意思是这家伙为人们做了些什么好事？”

我马上就看出来，原来伯尼对波勒第的了解也不会比我多多少。他是个真正的人民公仆，仅此而已；他牺牲自己帮助别人。“噢，鲍勃，听着。这有什么不同？你的想象力跑哪去了？以前你从不需要什么帮助。听着。你跟我说的只是：马上给我一个主题。我在开车；在妇产科医院门前，两个小年轻朝我挥手，年轻的退伍军人和他的妻子。他们的小宝贝刚刚出生，才三天大，他们快活得像云雀。唯一的麻烦在于，这小伙子没有工作，什么都没有。他们刚搬到这里，什么人也不认识，也许他们是波多黎各人或其他什么人。他们的房子只租了一个礼拜，就这样。他们身无分文。所以我带他们回家，他们就住在我家附近，我们一路聊天，我说，‘听着，伙计们。我想带你们去见我的一个朋友。’”

“文森特·J．波勒第议员。”

“当然。只是我没告诉他们他的名字。我只是说：‘我的一个朋友。’当我们到他那里，我走进去，告诉波勒第这事情，他走出来，跟他们聊了几句，给了他们点钱什么的。明白吗？我刚才差不多说了你故事的一大部分了。”

“嘿，等一等，伯尼。”我站起来，夸张地在房间里踱着步，这是好莱坞电影里人们开会时才有的样子。“等一会。在他给他们钱后，他钻进你的出租车，你把他载到大广场车站，那两个波多黎各人站在街边，对望着，那个姑娘说，‘刚才那个男人是
谁？’小伙子看上去很严肃，他说，‘亲爱的，难道你不知道？难道你没发现他带着面具吗？’她说，‘哦，不，不可能是那个——’而小伙子说，‘是的，是的，就是他。亲爱的，就是那个独立国会议员。’听着！你知道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吗？听着！他们听到街区那边传来这个声音，你知道那声音在喊什么吗？”我单膝哆嗦着跪地，抖出了这个故事的包袱，“那声音在喊着‘嘿，你，伯尼·西维尔
——滚开！’”

写出来似乎不太好笑，但那时几乎把我笑死了。我哈哈大笑了至少一分钟，直笑得我剧烈咳嗽，琼只好过来帮我拍背；我慢慢缓过来后，才发现伯尼根本没笑。在我这通发作中，他一脸茫然，礼貌性地打了几个哈哈。这时他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本来镇静的脸羞得红一块白一块。我伤到他了。我记得我恨他如此容易受伤；我恨琼又走回厨房，不帮我摆脱这尴尬局面，我也记得我开始觉得很内疚很抱歉了，好长时间房间里死一般寂静，最后我决定接下这活，这是唯一体面的出路。果然，在我告诉他我决定试试时，他马上高兴起来。

“我是说你不一定得用这个波多黎各人的故事，”他让我放心。“那只是一个想法而已。或者你可按那种方式开头，再写点别的事情，越多越好。你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写出来就行。”

站在门口，又是握手（我们好像整个下午都在握手），我说：“就是说，这个故事十元，对吗，伯尼？”

“对，鲍勃。”

“你真的觉得你该告诉他你会这么做吗？”他刚走琼就问我。

“为什么不？”

“好吧，因为实际上已经不可能了，不是吗？”

“瞧，能不能行行好，别再啰里啰嗦？”

她两手叉腰。“我搞不懂你，鲍勃。你为什么说你会写这个故事。”

“你他妈的为什么这么想？因为我们需要那十块钱，这就是为什么。”

最后我建造了——噢，建造，所谓的建造。我花了一页、两页、三页写这架老机器，我写
这个狗娘养的。我确实是从那几个波多黎各人开始的，但不知为什么我用不了几页就搞定了他们；然后我只好为文森特·J．波勒第找其他法子来证明他无与伦比的善良。

当一个公务员真的想尽各种法子帮助人们时，他会怎么做呢？给他们钱，他就是那样做的；不久我笔下的波勒第给出去很多钱，多得他都数不清了。现在情况成了这样：在布朗克斯区，不管是谁，只要手头拮据，他只需钻进伯尼·西维尔的出租车，说一句，“去波勒第家”，他们的麻烦就解决了。最糟糕的是我残忍地宣告：我已竭尽全力了。

琼没有看这篇文章，我写完时她已睡了，我直接把它塞进信封，寄了出去。大约有一周时间——伯尼那边没有传来片言只语——或者说在我们两人之间没有任何消息。接着，和他上次来访的时间一样，在一个烦躁劳累的傍晚，我家的门铃响了。我打开门，看见他笑着站在门口，套头衫上有几点雨水，我知道麻烦来了。我也知道我可没打算听任何废话。

“鲍勃，”他坐下来道，“我讨厌这么说，但这次我对你很失望。”他从衣服里抽出卷起来的那份手稿。“这东西——鲍勃，这什么都不是。”

“它有六页半。那可不是什么都不是，伯尼。”

“鲍勃，请不要给我六页半纸。我知道这里有六页半，但它什么都不是。你把这人写成了傻瓜，鲍勃。你让他一直不停地给钱给钱。”

“你告诉我他给钱的，伯尼。”

“关于那些波多黎各人，是我说的，没错，也许他可以给一点钱，好吧。可是你一路下来，你让他到处给钱，像个——像个醉醺醺的水手什么的。”

我以为我会哭出来，但我说话的声音来得很低沉，控制得非常好。“伯尼，我可是问过你他还能做些什么的。我可是告诉过你我不知道他妈的他还会做些什么。如果你还想他做点什么别的，你早该说清楚。”

“可是，鲍勃
，”他说，为了强调，他站了起来，他接下来说的话，我后来回忆，好似腓力斯人

[23]

最后绝望而永恒的哭泣。“鲍勃，你
才是那个有想象力的人！”

我也站了起来，这样可以居高临下地看着他。我
知道我才是那个有想象力的人。我也知道我才二十二岁，可我疲惫得像个老头，我知道工作快丢了，孩子即将出生，与妻子的关系有点紧张；现在纽约市里的每个出租车司机、每个不值一提的政客们的掮客、假冒号手都可以走进我家，企图偷走我的钱。

“十块钱，伯尼。”

他笑着做了个无助的手势。接着他望向厨房，琼在那里，虽然我是想盯着他的，可我的眼睛一定也跟着他看过去了，因为我记得她在做什么。她在拧洗碗巾，眼睛直盯着它。

“听着，鲍勃，”他说。“我不该说它什么也不是。你是对的！谁能说这样一篇六页半长的东西什么也不是呢？也许这里面有许多好东西，鲍勃。你想要你的十块钱；好，没问题，你会得到你的十块钱的。我的要求是，先把这篇东西拿回去，好好改改，就这样。然后我们可以——”

“十块钱，伯尼。现在就给。”

他的笑容一下子没了生气，在他从钱夹里抽钞票，递给我时，笑容还僵在脸上，而我还来了场痛苦的表演，我仔细检查这张十美元的钞票，看看他妈的是不是真的十美元。

“好吧，鲍勃，”他说。“那我们扯平了，对不？”

“没错。”

于是他走了，琼飞快地走到门边，开开门，大声叫道：“晚安，伯尼。”

我觉得我听到他的脚步在楼梯上顿了一下，但我没听到他的诸如“晚安”之类的任何回应，所以我猜他可能转过身，朝她挥挥手，或者给她一个飞吻。接着从窗口我看到他从人行道上走过，钻进出租车，开走了。这过程中，我一直摆弄着那张钞票，叠起来、摊开，再叠起来、再摊开，我觉得手里握着的是我这一生中最不想要的东西。

房间里很静，只有我们两人走动的声音，厨房那块地方蒸汽弥漫、飘散着晚餐的迷人香味，我想我们两人都没胃口。“好了，”我说。“就那样。”

“真的有必要吗？”她询问道，“对他那么差？”

这时候，她的这句话，仿佛是她说过的话中最不忠诚、最不体谅的一句。“对他不好
！对他不好
！如果你不介意，请告诉我，我他妈该怎么做？我是不是该‘友好地’坐在这里，让某个可耻的撒谎者、吸血鬼般的出租车
司机走进来，把我的血吸干
？这就是你想要的？啊？这
就是你想要的？！”

此时她做了这种时刻常做的动作，有时候我想我情愿牺牲生命中的任何东西，也不要再看见这个动作：她转过身，背对着我，闭上眼睛，双手捂住耳朵。

这之后不到一周，助理财经编辑的手终于落在我的肩上，正好在我写到国内公司债券交投略微活跃这一段时。

离圣诞节还有段日子，我又找到一份工作，在第五大道的杂货铺里当机械玩具的演示员，好歹可以让我们熬过一段日子。我觉得就是在杂货铺的日子里——我给用锡和棉花做的小猫上好发条，小猫就会“喵！”的一声滚过去，“喵！”的一声又滚过来，“喵！”的一声滚过去——不管怎样，就是在那儿工作的时候，我放弃了心里残留的一点要按欧内斯特·海明威的模式建造自己生活的想法。某种建筑计划已明明白白不可能了。

新年后，我找了几份白痴活干；接着，四月时，就像春天总是突如其来，并给人带来惊喜一样，我被一家企业的公关部门聘为文案，薪水八十美元一周，在那里我做什么根本不重要，因为那儿几乎所有人都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这份活相当轻松，每天我可以节省大量精力做自己的事，我的写作突然变得顺利起来。海明威确实已被我抛弃，我转到F．司考特·菲茨杰拉德模式上来；那么，最起码，我已开始寻找代表自己风格的东西。冬天过去了，我和琼之间的关系有些缓和，初夏我们的第一个女儿出生了。

她打乱了我一两个月的写作计划，但不久我又回到写作上，确信自己越写越好：我开始推平土地，挖地基，为一部雄心勃勃的悲剧长篇做好铺垫。我一直没有写完这本书——现在想来，它是我一系列未完成的小说中的第一部——但在早年那些岁月里，它是令我着魔的作品，进展缓慢似乎只是为了写完后它更加恢弘。每天晚上我花在屏风后面写作的时间越来越多，只有在房间里踱步时才会露露面，踱步时满脑子都是宁静神圣的白日梦。那年年底，又是一个秋天到了。有天晚上，琼出去看电影，我在家里照顾孩子。电话响了，我从屏风后走出来，拿起电话，只听到：“鲍勃·普林提斯吗？我是伯尼·西维尔。”

我不想假装我已忘了他是谁，可也并没能马上就想起我曾经为他工作过——我曾经卷入过一个出租车司机的可怜妄想里。我停了一下，就是说这让我略有迟疑，接着腼腆地张嘴朝电话听筒笑了，我飞快地低下头，用没握听筒的那只手理了理头发，这是君子仁爱
的羞涩表示——同时我心里默默地谦虚发誓，这次无论伯尼·西维尔想要我做什么，我一定不怕麻烦，尽量不伤害他。我记得那时我多么希望琼也在家，让她看看我对伯尼有多好。

但电话里首先问候的是宝宝。是男孩还是女孩？太好了！她长得像谁？哦，当然，自然啦，他们在这个阶段还看不太出像谁。当爸爸的感觉如何？啊哈？感觉很好？好极了！接着，他开始用异常正式、低沉的语调说：“您太太还好吗？”那感觉仿佛是解雇多年的仆人在询问这所房子的女主人。

在他的家里，她曾经是“琼”、“琼妮”和“甜心”，我怎么也不相信他已忘了琼的名字；唯一的猜想便是那晚他没听到她追出来向楼梯上的他道晚安——也许，他只记得她手里拿着洗碗巾站在那里的样子，可能埋怨她，认为是她怂恿我硬要那十美元的。但是我现在只能告诉他，她很好。“你们怎么样，伯尼？”

“嗯，”他说，“我
还好，”说到这里，他的声音一下子变得异常严肃，像在病房里召开会议。“可就在几个月前，我差点失去了罗丝。”

噢，不过现在好了。他安慰我说，她现在好多了，也出院回家了，现在感觉还好；但当他开始谈起“检查”和“化疗”时，冥冥之中无法说出口的癌症浮现出来，我有种可怕的死亡之感。

“哦，伯尼，”我说，“她生病真是太让人难过了，请一定要向她转达我们的——”

转达什么呢？问候？祝愿？无论是哪一种，我突然觉得，都带有一种无法原谅的屈尊降贵的姿态。“转达我们的爱，”我说。可话刚出口，我便恐惧得咬到自己的舌头，我恐怕这听上去是最最居高临下的措辞了。

“我会的！我会的！我当然会转达的，鲍勃，”他说，所以我很高兴我那样说了。“噢，别担心，我不会谈政治。是这么回事。我现在找了一个真正有才华的小伙子为我工作了，鲍勃。这小伙子是个艺术家。”

我的天啊，作家的心是多么讨厌、多么复杂！你们知道当我听他这么说时心中作何想吗？我感到一阵刺痛，那是嫉妒。“艺术家？”他是吗？我要给他们看看在这个
小小的写作事业上谁才是该死的艺术家。

可是伯尼马上又谈起了“连环漫画”和“草图”，这样我才收回我那一争高下之心，原有的置身事外之感又占了上风，心里踏实好多，实在让人啼笑皆非。这真是一种解脱！

“哦，艺术家
，你是说，他是个连环漫画
艺术家。”

“是的。鲍勃，你真该看看那小伙子画的画。你知道他怎么做的吗？他让我看起来跟我自己一模一样，可又有点像威德·曼莱。你看过这些连环画吗？”

“听上去很不错，伯尼。”现在这置身事外之感又来了，我看出来我得小心，防备着点。也许他不再需要什么故事——现在他可能有一整壁橱的草稿供艺术家创作——但他仍然需要一个作家“写对话和情节”，不管怎么说好，他需要一个作家把艺术家画的汽球对话框用对话填满，我只得尽量柔和、尽可能得体地告诉他，我不可能再干了。

“鲍勃，”他说，“这可是真正的建筑。科罗夫博士看了一次这些连环画，他对我说，‘伯尼，把杂志那事忘了吧，把书也忘了吧。你已经找到解决方法了。’”

“嗯。听上去很不错，伯尼。”

“鲍勃，这便是我打电话给你的原因。我知道你在合众国际社的工作很忙，但我还想也许你可以花点时间做一些——”

“我没有在合众国际社工作了，伯尼。”我告诉他现在的这份宣传工作。

“好啊，”他说。“听起来你真的飞黄腾达了，鲍勃。恭喜你。”

“谢谢。不管怎么说，伯尼，问题是我现在真没时间为你写东西了。我是说当然我很愿意，不是说我不；只是因为宝宝占去了大部分时间，我还有自己的活要干——我现在正写一部小说，你知道——我真的觉得最好还是不再接别的活了。”

“噢。好吧，那么，鲍勃；别担心。我只是说，你知道，在这件事上如果我们用上你的——你
明白，你的写作天分，我的意思是我们会有大突破。”

“我也很抱歉，伯尼，可我真的祝你好运。”

我发誓，你们可能到现在也猜不出他打电话的原因，我在跟他道别一小时后才突然想到：这次伯尼压根就不是让我帮他写东西。他只是以为我还在合众国际社工作，因此以为我跟这个辛迪加连环漫画企业的核心部门关系密切，想利用我的这层关系。

我还能清楚地记得我想到这个时我在做什么。我在给宝宝换尿布，我低头看着她美丽的圆眼睛，好像我盼望着她祝贺我，或感谢我，因为我又一次成功做到没让安全别针碰到她柔嫩的皮肤——我正在换尿布时，想起他说话的样子，他顿了一下说“我们用上你的——”

无论这个精心设计的建筑计划是否取决于“你在合众国际社的关系”，在他话语停顿的当口，他一定放弃了这个建筑计划（他不知道我被解雇了；他以为我在报纸行业上还有稳固的关系，就像以为科罗夫博士在心理学领域或威德·曼莱在电影事业上的成就一样），他只好说“用上你的写作天分”。我在电话里小心翼翼尽量不伤害伯尼的感情，其实，最后，是伯尼努力避免伤害到我。

老实说，这么多年来我很少想起他。如果告诉你们我每次坐进出租车里都要凑近去看看司机后脑勺和侧面，这倒是神来之笔，可这不是事实。但有件事是真的，只不过我才意识到，在我为写微妙的私人信件，绞尽脑汁想一个恰当措词时，我会想起：“今天我没时间给你写封短信，所以我还是给你写封长的吧。”

无论我在说祝他连环画好运时是否真心，我觉得在那一小时后我是真心实意的了。现在我衷心祝他好运。好笑的是，不管有无关系，他可能还是能把这些建成个什么东西。在美国，有些比这还傻的想法都变成了庞大的商业王国。无论如何，我希望他没有对此丧失兴趣，不管采取什么形式都好；但我最希望的是，天啊——这次我不是发誓——我希望，不论老天爷什么样，千万别让他失去罗丝。

全部读完这篇文章后，我明白它建得还不好。横梁与托架、它的墙体有点不均衡，需要修缮，感觉地基有点脆弱，可能一开始我的坑就没挖对。但现在担心这些也没用了，因为是时候给它封顶了——向你们交待其他建筑工人的情况。

所有人都知道威德·曼莱后来怎么样。几年后他意外死在床上，死于一个并非他妻子的年轻女人的床上，这事足够刺激，够小报们忙上好几周的。你也能在电视上看到他演的老电影，每次看到这样的电影，我都会吃惊，他是个好演员——太出色了，我猜，正因如此他无法扮演一个不谙世事、心胸开阔的出租车司机这样的角色。

至于科罗夫博士，有段时间人人也都知道他在干什么。那正好是在五十年代初期，每家电视台都建立并展开了大规模的广告战役。其中有条引人注目的声明，特地注明为知名儿童心理学家亚力山大·科罗夫博士所说：在我们这个时代，家里没有电视机的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情感缺失。所有其他儿童心理学家、所有能言善辩的自由主义者、几乎所有的美国父母都对他口诛笔伐，当他们批完以后，他彻底名誉扫地了。从那时起，我可以说，一周内随便哪天，《纽约时报》为了一个纽博尔德·莫里斯能给你六个亚力山大·科罗夫。

接着该讲讲我和琼的故事，这是我给你们的烟囱。我只得告诉你们她和我所建的东西倒塌了，早在几年前就塌了。噢，我们现在还是好朋友——不会再有抚养费、监护权的法律之争，或那之类的事情——就到这里吧。

窗户在哪儿？光线从哪儿照进来？

伯尼，老朋友，原谅我吧，这个问题，我还没有找到答案。我根本不敢肯定这间房子有没有窗户。也许光线打算尽可能从手艺马虎粗糙的建筑工人留下的那些罅隙、裂缝中钻进来，如果是这样，你们可以肯定没人会比我感觉更糟了。上帝知道，伯尼，上帝知道这里当然在哪儿会有窗户，一扇我们大家的窗户。

[1]
费多拉帽：一种帽顶相当低并有纵长折痕且侧面帽檐可卷起或不卷起的软毡帽。

[2]
左岸：Left Bank，法语Rivedroite。塞纳河左岸由圣日耳曼大街、蒙巴纳斯大街和圣米歇尔大街构成，一个集中了咖啡馆、书店、画廊、美术馆、博物馆的文化圣地。海明威二战后在巴黎旅居，整日泡在左岸的咖啡馆里写作、聊天，留下了许多关于巴黎的文字。

[3]
这三篇都是海明威的短篇小说。

[4]
伯尼是伯纳德的昵称。

[5]
《载客中》：My Flag Is Down，纽约出租车司机詹姆斯·V．马雷斯卡的日记。

[6]
药房：既能照药方配药，出售药品，又销售日用杂货的商店。

[7]
二者都是美国五六十年代好莱坞著名影星。

[8]
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1905—1975），犹太裔美国人，文学批评家、作家、教师。

[9]
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1892—1971），二十世纪美国最有影响的基督教神学家。

[10]
亨廷顿·哈特福：Huntington Hartford，美国金融家，也是艺术赞助商。

[11]
莱斯里·R．格罗夫斯：Leslie R. Groves：美国陆军中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美国制造首批原子弹计划（即曼哈顿计划）的总负责人，美国向日本广岛和长崎投掷原子弹的主要策划者之一。

[12]
纽博尔德·莫里斯：Newbold Morris（1902—1966），美国政治家、律师、纽约市议会议长，曾两次被提名为纽约市市长竞选人。

[13]
金星母亲：一战结束后，美国成立了一个金星母亲俱乐部，该组织为在战争中失去子女的母亲们提供帮助。

[14]
格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1874—1946），生于匹兹堡一个富裕的德国犹太人家庭，曾在加州、欧洲、莱德克利夫女校（与哈佛为邻）及巴尔的摩城约翰霍金斯大学读书。1902年定居巴黎。她在巴黎创立了一个有名的沙龙，并不断写作。所著有《地理与戏剧》（Geography and Plays，1922）；小说《露西高兴做礼拜》（Lucy Church Amiably，1930）；《三幕剧中四圣人》（Four Saints in Three Acts，1934），为汤姆森乐谱所写的歌剧脚本，《毕加索》（Picasso，1938）；《法国巴黎》（Paris France，1940）；和《我见过的战争》（Wars I Have Seen，1945）。

[15]
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 （1885—1972），美国诗人，他的诗作对现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对T．S．艾略特、詹姆斯·乔依斯和海明威等作家影响重大。

[16]
欧文·伯林：Irving Berlin （1888—1989），美国词曲作家。

[17]
国家棒球联盟：National League，美国职业棒球组织之一，简称国联（NL），成立于1876年。

[18]
警察体育联盟：Police Atheletic League，专为孩子们办的体育活动中心，其缩写为PAL，有好伙伴之意。

[19]
西蒙舒斯特公司：Simon & Schuster，INC，1924年成立的一家大型出版机构。

[20]
美国诗人、评论家凯思琳·诺里斯在《本宁顿的处女》一书里写道，“本宁顿姑娘们暗指那种爱夸耀自己具有艺术气质、放荡不羁、性生活开放、声名不佳的女人。”

[21]
约翰·杜威：John Dewey（1859—1952），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实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之一，功能心理学的先驱，美国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代表。

[22]
琼的昵称。

[23]
腓力斯人：Philistine，中东古国人，现在多指俗气、庸俗、没文化的人。

译后记

孤独的人写孤独的书

一

酗酒、抽烟、疾病、贫穷、潦倒、怀才不遇，生前未曾大红大紫，死后迅速被人遗忘，他的一生正合了文人常有的命运。理查德·耶茨（1926—1992）是“焦虑时代的伟大作家”，是美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六十年代的代言人。他的长篇小说处女作《革命之路》甫一推出即获成功，当年与《第二十二条军规》、《看电影的人》同获美国国家图书奖提名。1962年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十一种孤独》出版，更被誉为纽约的《都柏林人》。随后他陆续写了《天意如此》（1969）、《扰乱和平》（1975）、《复活节游行》（1976）、《好学校》（1978）、《年轻的心在哭泣》（1984）、《冷泉港》（1986），生前最后一部小说《不定时代》至今未能出版。

耶茨行文简朴直白，但直指人心；他笔下都是普通人的平凡生活，写的是普通人的孤独、失落与绝望。他不玩弄所谓超小说的写作技巧，坚持对现实生活的描写，即使那些他抱着最大热情写就的小说亦是如此。他笔下的许多人物，读者在阅读中因似曾相识而退缩，“我认识他，我有过他那样的经历。”耶茨让你在阅读中明白：生活之路有时会意外地转个弯，给我们的并非惊喜，只是无奈。

孤独的人写孤独的书从某种程度上说，在美国六七十年代一小群现实主义作家里，耶茨比大部分人更有才华，批评家们认为，作为二十世纪中叶美国主流生活的忠实记录者，他的小说只有约翰·契弗堪与相比。他被誉为“作家的作家”，拥有一大批作家拥趸，其中不乏著名作家，如库尔特·冯内古特、安德烈·杜波依斯，他的现实主义写作风格影响了许多作家，盛名者如雷蒙德·卡佛。但耶茨顽固地反对知性主义，坚持认为小说与“思想”无关，让他成了这个局限的牺牲品。

我们总以为，文章只要写得好，笔下的人物、笔下的世界就会活在人们心中。只可惜，他的书从来不是畅销书，没有一本书的精装本销量超过过一万两千册，也许人们不喜欢这般认真地揭示自己的伤疤。就这样，一位备受同侪推崇的作家，作品能深深触动读者的作家，一位像菲茨杰拉德描写爵士时代的失落一样描写“焦虑时代”失落的作家，一位像雷蒙德·卡佛、安德烈·杜波依斯那样影响了一代美国文学的作家，逐渐被人淡忘。也许，世事自有其行事方式。

1999年，美国知名作家斯图尔特·奥南在《波士顿评论》上发表长篇文章《理查德·耶茨的失落世界》，此后文化界掀起了一次小小的耶茨高潮。布莱克·贝利写了颇有深度的传记《耶茨：悲剧性的诚实》；好莱坞拿到《革命之路》的版权，将其改编成电影，由著名导演山姆·文德斯执导，2008年12月同名电影公映后颇受好评。借此东风，他的不少作品遂得以再版，在书店书架上我们再次看到了他的作品。

二

耶茨1926年出生于纽约扬克斯市，幼年时家庭生活并不安稳，三岁那年父母离异，在大萧条时代，母亲带着他和姐姐在曼哈顿艰难度日，母亲酗酒、容易歇斯底里，“当他们饥饿难耐或等着被人再一次轰走时，”母亲却对着他们高声朗读《远大前程》。1944年从埃文中学毕业后，他没有读大学，原因之一是他受海明威的影响，认为作家应该融入生活的洪流中，通过斗争在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他参军去了法国，像许多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作家一样，他经历过战争，但不幸在军队中染上肺炎，治疗康复后，从德国退役，回到纽约，在此结婚。1951年，他带着军队发给他的肺炎补偿金举家迁到欧洲，在欧洲的几年中，除了写作他什么也不干。他坐在租来的房间里，不停地抽烟，不停地咳嗽，不停地写，一篇又一篇，但都不成功，《纽约客》拒绝了他的每一篇投稿

[1]

。1952年对他来说具有特别意义，这一年，他终于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了一篇小说，那是他旅欧一年后写下的十五篇小说中的一篇。

耶茨在用文字建筑他的文学之家时，现实中的家倒塌了，与妻子的关系破裂，妻子带着他们的女儿从伦敦回到美国，暂时分居，1959年正式离婚，两个女儿的抚养权归了妻子。

从欧洲回来后，他先后在合众国际社、雷明顿-兰德公司工作过。为付账单，他为人捉刀，代人写作。1962年在布雷德洛夫作家创作班上，他绕场裸跑，宣称自己是弥赛亚；他走了菲茨杰拉德不成功的老路，去好莱坞写剧本。1963年他为时任司法部长的罗伯特·肯尼迪撰写发言稿，在约翰·肯尼迪遇刺后，他接受了依阿华大学作家创作班的教职，但那一段经历并不愉快，又一个失败而已。

许多年来，他都是孤单一人生活。生命中的最后一年他在波士顿，到过他家的学生、同事看到房间之简陋无不为之动容：一张桌子上放着台打字机，冰箱里只有咖啡、啤酒和波旁酒，墙上是女儿的照片。两盏微弱的小灯、到处是踩死的蟑螂，碗橱里还有脏兮兮没洗的锅。他就是在这样的小房间里，凄清地写作。

写作从未停止。这像是个可怕的判决——判决他终生写作。写作让耶茨的精神比身体活得更长久。写作就是他的生命力，只是酗酒让一切慢了下来。

最后十年，他的健康状况极度恶化，由于肺结核，他呼吸困难，不停地咳嗽、气喘，但他仍抽烟抽得像在烧炉子，即使在最后一年里他得借助氧气面罩来呼吸时，抽烟也没中断过。喝酒是他又一个狂热的嗜好，美国文学史与酒的关系异乎寻常地密切（福克纳、菲茨杰拉德、哈特·克雷恩、海明威、伯里曼、契弗），但没有几个作家能像耶茨那样全身心投入酒精之中。他白天不喝酒，他要写作，一到晚上却总是烂醉如泥，不醒人事。有一段时间他精神崩溃，几次住院，他自己也说，“是的，我不断进出精神病院。”仿佛他想尽快透支完自己的身体，1992年11月，耶茨死于肺气肿及并发症，年仅六十六岁。

三

《十一种孤独》是耶茨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是美国二战后早期小说创作的高峰，纽约时报誉其为纽约的《都柏林人》。

耶茨在接受采访时曾说：“我想我对成功的人士不太感兴趣，我想我对失败更感兴趣。”

[2]

他也曾说：“我所写的全是家庭，家庭就是我要写的。”

[3]

《十一种孤独》写的都是些局外人，他们想要进入某个世界，却遭到拒绝。这个世界可能是某间教室，也可能是军队，更可能是家庭。曼哈顿办公楼里等着被炒的白领；有着丰富想象力的出租车司机；一心想成为作家却眼高手低、替人捉刀的年轻人；干巴巴的老教师、新转学的小学生、肺结核病人、遭羞辱的爵士钢琴手、混在法国、空虚的富家子弟；郁郁不得志的军官、退役大兵，还有他们向往却受到忽视的女人。《一点也不痛》中，女人在情人的陪同下前往位于长岛的肺结核病院探望久病的丈夫，无关爱与不爱，只有对现实的顺从。而在《南瓜灯博士》里，新转学来的男孩文森特·萨贝拉受到其他同学的排斥。一方面是通过对话表现出来的孩子们的世界，一方面是年轻女教师想改变这个男孩的良苦用心，二者背道而驰。两者的冲突最终以灾难结束：文森特·萨贝拉最终攻击他的老师——唯一一位想靠近他，对他好的人。

希腊悲剧如何展现人物致命的缺陷，耶茨的小说就如何展现人物的绝望。他无情地刻画出一幅幅人物白描，让读者的阅读成了一次冰冷的旅行。我们从他的作品、他的人物里认出了耶茨的影子，也看到自己生活中的失望与失算。耶茨不想屈服，他不愿用喜剧色彩来羞辱自己，需要面对最坏结局的时候，绝不逃避。读者在这些场景还没开始时，就想退缩了，好似恐怖电影的观众知道受害者即将打开错的那扇门而不忍观看一样。实际上，就像陀斯妥耶夫斯基那样，他岂不知屈辱的可怕，但更无奈地知道生活还要这样继续。

然而，他笔下的典型人物当属“战斗中的小男人”，他们的处境令人沮丧，他们讨厌自己的工作，他们酗酒，他们回忆以前自己就要成功的时光，也许就那么一次，还失之交臂；而对爱、对家庭、对社会的拯救，不知怎么总是无法实现。

《乔迪撞大运》中的瑞斯军士，正直严厉、不近人情，他希望通过训练把新兵们变成军人，但就连世俗之外的军队里也容不下他，最终他被人挤走，而训练结束后，新兵们也成了兵油子。

《与鲨鱼搏斗》中以笔为武器的理想主义小文人索贝尔，他追求自己的理想，放弃高薪来到这家报社。结果梦想破灭，饭碗也不保。仔细品味作品，严肃中又有丝丝调侃。耶茨处理日常场景的手段高超，让我们在不经意间进入意想不到，但又完全可信的境况里去。他直白简约的描摹，使人物的每个动作都那么真实可信。例如索贝尔对帽子的钟情，耶茨简单几笔勾勒出他戴帽子的几种情状，写出了索贝尔对文人的向往，和终于成为文人的自豪。

《布朗宁自动步枪手》里的退役军人，日子平淡无聊，一天晚上与妻子口角后独自在街上闲逛，后在酒吧里遇上两名士兵，他想勾搭酒吧里一个对他不感兴趣的女孩，一心幻想着等会要带她走，“在某个暧昧的卧室里”脱掉她的衣服占有她。接下来，耶茨笔锋一转，士兵和姑娘们置他的竭力讨好于不顾，弃他而去。他觉得自己像个傻瓜，最后在别处渲泄直至被捕。

这些故事与雷蒙德·卡佛的小说如出一辙，这是卡佛小说中的不幸世界，却没有卡佛小说中的冷幽默，也没有卡佛小说结尾留给人的一线希望。耶茨的小说世界没有诡诈离奇，没有奇思异想，有的只是朴实、悲哀、宿命。人们会想，一个作家怎么会在开始时对他的主人公饱含同情，然后判他们遭受种种折磨而不给一丝希望？我想，这是因为耶茨对失败这一主题的坚持。失败远较成功多，远较成功普遍。家庭与爱情可遇不可求，没人能幸运获救，没人能巧合解脱，没有相互理解的爱人、朋友、父母、子女能让无法忍受的日子变得稍微愉快一点。命运从不曾改变，它只会沿着必然之轨迹带你到绝路，把你留在那里。耶茨只是如实地描写，他不粉饰，也不嘲讽，更不会将作品浸泡在感伤的眼泪里。

耶茨无情，他很少留给读者安慰。

四

最后，说说我与这本书之间的小故事。

坦白说，最初在孙仲旭的博客上看到他对耶茨的介绍时，吸引我的是这本书的名字。我想那会是什么样的“十一种孤独”呢？网上稍一搜索，得知此书有纽约的《都柏林人》之美誉，要一读为快的心思无法遏止。读过之后，更立意要把它译出来，因为喜欢，我想与所有爱书人分享这样一本好书，我想让国内爱书人了解这位作家。

2007年，我挑了其中四篇译出来，《译文》杂志刊登在2007年第六期上。见到《译文》杂志对此有兴趣，我想何不向他们推荐此书呢，据我所知，国内出版界还没有出版过任何理查德·耶茨的作品。那年年底，我向本书责任编辑李玉瑶女士推荐了此书，不曾想我们不谋而合，由此申报了选题。随后便是漫长的等待，先是等待出版社对选题的取舍，然后是与外方商谈版权时的一度卡壳，再是对译者资格的审定，其间的欢喜担忧，一言难尽。好在最终结果令人欣喜。然而，时间却已到2009年！几度起伏，失而复得之后，我虽然开心，但更多的是忐忑，唯恐自己能力有限，难以将真正的“十一种孤独”、将真正的理查德·耶茨展现在大家面前。

本书译稿中断几次，历时两年多才完成，为求信、达、雅，除了通校以外，我做了三次的中英文校对和改稿。感谢责任编辑李玉瑶女士，多亏她的敏锐眼光和鼎力支持，本书最终由我译成中文。感谢上海译文出版社，使得耶茨的小说第一次呈现在中国读者面前。感谢朋友兼老师孙仲旭，从他那里我第一次知道了耶茨，更大胆向他借了《耶茨短篇小说集》来读，其时我们尚未谋面，说他是我在文学翻译这条路上的领路人亦不为过。我还要感谢我的先生汪小其，我们志同道合、彼此支持，他是我译稿的第一位读者，更是第一位批评者。在改完第一遍后，我对自己充满怀疑，觉得与初稿相比并无多大进益，简直不敢再看，是他仔细读过一遍后，指出许多问题，让我重拾信心做了第二三遍修改。这本译作虽然出版，仍存在误译与疏漏之处，恳请读者不吝赐教。

陈新宇

2009.3.29于多伦多

[1]
直到2001年耶茨逝世八周年后，《纽约客》才在1月15日发表了他的短篇小说《运河》。

[2]
见德怀特·亨利、杰夫里·克拉克所著《理查德·耶茨访谈》。

[3]
见伊丽莎白·科克斯所著《遇见理查德·耶茨》。

自然，这是一部手稿

一九六八年八月六日，我得到一本书，书名为《梅尔克的修士阿德索的手稿》。此书是一个名叫瓦莱

[1]

的神父由拉丁语翻译成法语的，参照的是修士J.马比荣

[2]

的版本（巴黎苏尔斯修道院出版社，一八四二年）。书中附注的历史资料甚少，不过声称是忠实地脱胎于十四世纪的一份手稿，这手稿则是十七世纪一位知识渊博的大学者在梅尔克修道院发现的，这对于圣本笃会的历史研究卓有贡献。这一学术上的trouvaille

[3]

（按时间顺序这是我的第三个发现）令我喜出望外。当时，我正在布拉格等待我的一位密友。六天后，苏联军队侵入那座不幸的城市。我好不容易抵达奥地利的边境城市林茨，从那里前往维也纳，跟我所等待的人会合，并与他一起沿多瑙河溯流而上。

我读着梅尔克的阿德索讲述的骇人听闻的故事，如临其境，着迷而兴奋；我沉醉其中，几乎是一气呵成把它翻译成意大利语，用了好几本约索夫·吉尔贝Papeterie

[4]

出品的大开本笔记本，那种笔记本用柔软的鹅毛笔书写特别惬意。就这样，在翻译此书期间，我们来到梅尔克附近。那座数个世纪几经修缮的异常漂亮的斯蒂夫特修道院仍屹立在一处河湾的山冈上。也许读者已经猜到了，在修道院的藏书馆里，我没有找到阿德索手稿的任何踪迹。

那是一个悲剧性的夜晚。在抵达萨尔茨堡之前，在蒙德湖畔的一个小旅馆里，与我结伴同行的人突然消失不见，并带走了瓦莱的那个译本。我与那人搭伴的旅行也就此中断。我并非觉得他有恶意，而 是不明白他结束我们关系的方式为什么那么蹊跷和abrupto

[5]

。这样，我就仅剩下自己亲手翻译的笔记本译稿，以及一颗无比惆怅的心。

几个月后，在巴黎，我决心把考证该书的研究进行到底。幸而，从法译本摘下来的不多的信息中，有关故事出处的参考资料及书目倒特别详细而准确：

Vetera analecta

[6]

，或称《古代著作和各类小册子汇编》，包括诗歌、书信、公文、碑文等；另外，有让·马比荣的一些旅德笔记，以及一些批注和学术论文（马比荣是圣本笃会和圣毛罗修士会的司祭和修士）；还有介绍马比荣修士生平的书和某些小册子的新版本，其中有关于献给杰出的红衣主教博纳的圣餐使用的未发酵和发酵面包的论述。此外，还有西班牙主教埃尔德丰索有关同样论题的手册，以及罗马的埃乌塞比奥写给法国泰奥菲洛关于对不知名圣人的崇拜的书信（经国王特许，于一七二一年由巴黎雷维斯科出版社出版，该出版社位于米歇尔大桥附近）。

我很快就在圣热纳维耶芙藏书馆找到了《古书集锦》。不过，令我十分惊诧的是，我找到的这个版本有两处细节与资料记载不符：首先是出版社不符，应该是蒙塔朗出版社，ad Ripam P.P. Augustinianorum （prope Pontem S.Michaelis）

[7]

；其次是日期不符，晚了两年。毋庸赘言，这些轶事显然丝毫没有涉及阿德索、或者梅尔克的阿德索的手稿——相反，谁都可以验证，这只不过是一部中篇和短篇故事集，其中有数百页是瓦莱神父翻译的。我求教了几位研究中世纪的著名学者，如尊贵的令人难以忘怀的艾蒂安·吉尔松

[8]

。显然，我在圣热纳维耶芙藏书馆里见到的《古书集锦》是个孤本。在屹立于帕西近郊的苏尔斯修道院的一次短暂逗留，以及与朋友阿尼·莱尼斯特修士的一番谈话，使我深信从来没有什么瓦莱神父用修道院的印刷机（再说当时并不存在）印行过什么书籍。看来，法国学者在提供参考资料的时候是疏忽大意了。不过，这件个案也太超乎常理，着实令人悲观，我开始怀疑所获得的书是一本假托之作。如今，瓦莱的译本是难以寻觅了（因为某种原因，至少我是不敢去找那个把我的书拿走的人，把书再要回来）。剩下的只有我的笔记，如今对那些笔记我也要打问号了。

人的躯体疲惫不堪，或精神极度兴奋的时候，往往会出现魔幻般梦魇的时刻，会在幻觉中见到过去曾经相识的人（en me retraçant ces détails，j'en suis à me demander s'ils sont réels，ou bien si je les ai rêvés

[9]

）。后来，我从有关比夸神父的那本可爱的小书

[10]

中得知，在幻觉中还可能会见到未写的书。

若不是后来发生了一些新情况，对于梅尔克的阿德索的故事究竟从何而来，我将会在这里提出疑问。后来，打消我疑问的是我的一个发现。一九七〇年的一天，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科里安特大街（离声名显赫的“探戈庭院”不远）的一家小旧书店里，我在书架上好奇地翻寻时，无意间看到了米洛·汤斯华写的一本名为《观镜下棋》的小书，那是卡斯蒂利亚

[11]

的版本。《观镜下棋》一书，我已经在我的《启示录及其附录》一书中征引过（是间接引用），同时还评论了作者最新的著作《启示录的兜售者》。这本《观镜下棋》是如今业已难寻原著的格鲁吉亚语的译本（第比利斯，一九三四年），而就在书中我颇感意外地读到了有关阿德索手稿的丰富的引证，不过其原始资料并不是出自马比荣编注瓦莱翻译的版本，而是出自一位名叫阿塔纳斯·珂雪

[12]

的神父的著作（然而是他的哪本著作呢）。后来，有一位学者（不便提名）向我保证说（他对书的目录倒背如流），这位伟大的耶稣会教友从未提及梅尔克的阿德索修士。可是米洛·汤斯华的《观镜下棋》就呈现在我眼前，并且它所涉及的情节与瓦莱所译书中绝对相同（尤其是对于迷宫的描述令人确信无疑）。不管后来贝尼亚尼诺·普拉齐多

[13]

如何写这事，瓦莱神父确实存在过。那么，梅尔克的阿德索当然也不例外。

我得出的结论是，阿德索的回忆似乎如实反映了他所经历事件的真相：那些事件隐含着许多奥秘，作者的来历神秘莫测；慎言的阿德索对于他所留宿的那座修道院的方位，虽然执意缄默，但可以推测是庞坡萨和孔克之间的一个不确定的地带，按照合理的推测，修道院很可能是矗立在皮埃蒙特、利古里亚和法国之间的亚平宁山脉的山脊上（似乎是在雷利奇

[14]

和图尔比亚

[15]

之间）。至于所描述的事件，应该是发生在一三二七年十一月末，可作者写此书的时间却不能肯定。我们可以推算一下，他说自己在一三二七年是个见习僧，当他提笔写回忆录时行将就木，那么手稿可能是在十四世纪最后十到二十年之间完成的。

这位德国僧侣十四世纪末写成的拉丁语手稿于十七世纪被一位大学者发现后，由瓦莱神父译为新哥特风格的法语出版，我从法译本译成意大利语。几经思索，能说服我将这样一本原作难寻的译著付梓的理由甚少。

首先，采用什么文体定稿呢？我得摒弃参照当时的意大利文体的想法，那样是绝对不行的：不仅仅是因为阿德索是用拉丁语写的，而且从法译本的行文来看，很显然，他的文化（或者说那种对他有影响的修道院的文化）可以追溯到相当久远的年代。很明显，这是好几百年的知识和习俗的积淀，它们与中世纪后期的拉丁语传统相关联。阿德索像是一位未曾受到通俗拉丁语冲击的僧侣。他接受的是基督教初期教会领袖的经典书籍所传授的思想，这与他所叙述的藏书馆珍藏的书籍密切相连。从他使用的语言和书中的旁征博引来看，他所讲述的故事（除了十四世纪的参考资料，以及阿德索自己也无比困惑地记录下来的那些往往是道听途说的事情之外）很可能在十二或十三世纪就已经有了。

另外，瓦莱在把阿德索的拉丁语翻译成人们称之为新哥特风格的法语时，破例引进了许多自己的东西，这不仅仅是在文体上。比如，书中人物有时候谈论到药草的性能，明显是因袭了那本被认作献给大阿尔伯特

[16]

的秘密之书，那本书在几世纪的过程中曾经有过无数次的修改和重写。阿德索肯定知道这本书，事实上，他从中引用的几段，无论是帕拉切尔苏的药方，还是肯定是都铎时代的阿尔伯特的一个版本的明显修改，几乎与原文一字不差。另一方面，后来我查证到，瓦莱在翻译阿德索的手稿时，巴黎当时正流传着《大阿尔伯特》和《小阿尔伯特》

[17]

十八世纪的版本。

最后，我在翻译时保留了瓦莱神父本人认为不宜翻译的拉丁文片断。也许他是为了保留当时的语言氛围，但他又没有确切的理由，除非他有表明手稿出处的意图，也许是我误解了。我删除了不必要的段落，不过还保留了一些。我担心自己会像拙劣的作家那样，在刻画一个法国人物时，竟然让他说出：“parbleu！”“la femme，ah！ La femme！”

[18]

总而言之，我疑虑重重。我真不知道为什么有勇气下决心出版，好像梅尔克的阿德索的手稿是真实的资料。这么说吧：这是挚爱之举，或者是使我自己摆脱诸多旧时顽念的一种方式。

我翻译时并没有考虑现实。在我发现瓦莱神父的译本的那个年代，人们都深信写作只需着眼于现实，是为了改变世界。相隔十年、二十年之后，如今，写作是文人（回归到文人最高的尊严）的慰藉，他们可以纯粹因钟情于写作而写作。这样，现在我感到自己可以自由地讲述，可以单纯地出于对精妙绝伦的品位的追求而翻译梅尔克的阿德索的故事。当我发现他的故事背景在时间上是那么遥不可及（如今我理性地苏醒过来，理智地发觉，沉睡中的所有梦魇已荡然无存）时，我更感到宽松和欣慰。这样，它与我们的时代毫无关联，也与我们的期望和我们的自信毫不相干。

因为它是有关书籍的故事，而不是日常生活的琐事，阅读它可以引导我们进入角色，像大模仿家坎普滕的托马斯

[19]

那样扮演角色：“In omnibus requiem quaesivi，et nusquam inveni nisi in angulo cum libro.”

[20]

一九八〇年一月五日

[1]
P. Vallet，十九世纪巴黎圣胥尔比斯教堂神甫。

[2]
Jean Mabillon（1632—1707），法国本笃会修士。

[3]
法语，新发现。

[4]
法语，造纸厂。

[5]
拉丁语，唐突。

[6]
拉丁语，古书集锦。

[7]
拉丁语，塞纳河上米歇尔大桥附近的奥古斯丁派神父出版社。

[8]
Etienne Gilson（1884—1978），法国学者。

[9]
法语，在回顾这些细节时，我问自己，它们是现实存在的，还是我梦中所见。

[10]
指奈瓦尔的《火的女儿》。

[11]
Castiglia，西班牙地名。

[12]
Athanasius Kircher（1601—1680），耶稣会教士，博学者。

[13]
见一九七七年九月二十二日意大利《共和国报》。——原注

[14]
Lerici，意大利利古里亚地区斯佩齐亚附近的沐浴中心。

[15]
Turbia，意大利西海岸地名。

[16]
Albertus Magnus（1205—1280），中世纪重要的哲学家和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的导师。

[17]
Grand et Petit Albert，指《大阿尔伯特的秘密》和《小阿尔伯特的奇妙的秘密》。

[18]
法语，真见鬼。女人哪，女人。

[19]
Thomas A.Kempis（约1380—1471），有“德国之谜”美称，被公认为耶稣基督模仿者的创始人。

[20]
拉丁语，你四处寻觅，欲得一席宁静之地，但你只有在书海的一角才能找到它。

按语

阿德索的手稿分为七天，每天又按照做礼拜的时辰分为若干时段。小标题用的是第三人称，很可能是瓦莱所添加。然而，因为它们对读者有指导作用，而且当时许多用通俗拉丁语创作的文学作品也采用这种手法，故这些小标题予以保留。

阿德索参照合乎教规的祈祷时辰的写作方法令我颇感困惑，一是因为祈祷时辰随着地区的差异和季节的更替而有所不同，二是在十四世纪，很有可能没有绝对精确地奉行圣本笃会所规定的教义。

不过，为了引导读者，部分地从全书的行文推断，部分地对照爱德华·施奈德在《圣本笃会的祈祷时辰》（巴黎格拉塞出版社，一九二五年）一书中所描写的按原始教规行事的修道院生活，可以遵循以下对祈祷时辰的估算：

申正经：（有时候阿德索按古老的习俗称之为早课）凌晨两点半至三点。

赞美经：（古老的传统称之为晨祷）清晨五点至六点，黎明时分结束。

晨祷：约七点半，破晓前。

辰时经：约九点。

午时经：中午（在僧侣们无需下田干活的修道院里，也是冬季午餐的时候）。

午后经：下午两点至三点。

夕祷：将近四点半落日时分（按教义规定，在夜幕降临之前用晚餐）。

晚祷：约六点（七点之前僧侣就寝）。

这样推算是根据，在意大利北方十一月底，太阳在七点半左右升起，在下午四点四十分落山。

序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谦恭地反复吟诵这一亘古不变的经文，乃是虔诚僧侣每天的必修课，人们可以断定其中自有无可替代的真理。但是，在我们直面荒谬的世界、真理尚未适时显示出来之前（啊，真难懂），我们是在一面镜子上观察和猜想。我们不得不忠实而吃力地拼读真理的符号，尽管这些符号显得晦涩难懂，简直像是居心叵测地混杂编织起来的。

作为罪人，我已人老发白，如今正苦度残年。同世上芸芸众生一样，我在沐浴着天使般智慧的神灵之光的同时，等待坠入寂寥荒凉的无底深渊，以了此余生。在这梅尔克大修道院的陋室中，我拖曳着沉重的病体，准备在这羊皮纸上为我年轻时亲历的那些神奇而又恐怖的事件留下证据，我要把所见所闻verbatim

[1]

记录下来，虽不奢望勾勒出一幅蓝图，却也试图给子孙后代（倘若敌基督不在他们之前问世的话）留下符号之符号，以求他们作出诠释。

上帝赐我恩惠，让我成为那座修道院内发生的种种事件的见证人。出于善意和仁慈，修道院的名字我就不提了。那是在一三二七年末，适逢德国皇帝路德维希

[2]

遵奉万能上帝的意愿，南征意大利，以重振神圣罗马帝国的雄风。阿维尼翁那位亵渎了圣徒神圣之名的臭名昭著的篡位者为此慌了手脚。他是买卖圣职的罪犯，是异教的罪魁祸首（我说的是那个被渎神者们誉为约翰二十二世的卡奥尔

[3]

的雅各，他有罪恶的灵魂）。

为使人们更好地理解我亲身经历的那些事件，也许我得按当时的理解，即现如今的记忆，讲述在那个世纪末发生过的一切，并用后来我听到的其他故事来丰富它，假如我的记忆还能将那些混乱的事件重新贯穿起来的话。

自从那个世纪初，教皇克雷芒五世将教廷圣座从罗马迁移到阿维尼翁以后，野心勃勃的各地僭主

[4]

横行霸道：圣城沦为竞技场或妓院，任凭僭主宰割，陷入他们的你争我夺之中；人称之为共和国，却名不副实，它被武装匪徒所控制，烧杀抢掠的暴力事件层出不穷。神职人员有世代免受法律制裁的特权，他们滥用职权，指挥成群的暴徒流氓，手持匕首绑架良民，掠夺钱财，并从事卑鄙的非法交易。有人妄想戴上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冠，恢复帝国时代曾经拥有的世俗统治的尊严，然而，怎么才能阻止Caput Mundi

[5]

重新成为那些人理所当然追求的目标呢？

话说一三一四年，五位德国王公在法兰克福选出了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为统治帝国的国君。但就在同一天，在美因河的对岸，莱茵河的公爵和科隆的大主教推举奥地利的腓特烈为国君。一个皇位两个皇帝，一个教皇两个皇帝：形势的确混乱不堪……

两年之后，在阿维尼翁选出了新的教皇——七十二岁高龄的卡奥尔的雅各，教名是约翰二十二世。愿上帝再也别让任何教皇取这么一个让善良人无比憎恨的名字。作为法国人，他忠于法国国王（那块腐败国土上的人总是考虑他们的私利，不能一视同仁地把整个世界看作宗教的圣地），支持腓力四世反对圣殿骑士团。国王曾控告（我认为是不公正的）圣殿骑士团的人犯下了极端可耻的罪行，以伙同那个背叛的教皇侵占他们的财产。当时，那不勒斯的罗伯特

[6]

也牵连在整个阴谋之中。他为了继续控制意大利半岛，说服教皇不承认任何一个德国皇帝，这样，教皇就保住了统领的地位。

一三二二年，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打败了他的对手腓特烈。对约翰二十二世来说，此时的一个皇帝比当初的两个皇帝更可怕。因此，他开除了路德维希的教籍，而路德维希反控教皇是异教徒。必须说明的是，正是那一年，在佩鲁贾召开了方济各会全体修士大会。他们的会长，切塞纳的米凯莱，接受了“属灵派”

[7]

的恳求（对此，我以后还有机会再谈），宣称基督的清贫是信仰的真谛所在，若他跟门徒曾占有过什么，那仅仅是usus facti

[8]

，是旨在捍卫修士会的善德和纯洁的正确决断。这令教皇相当不悦，或许因为教皇从中隐约看到这种教义会使身为教会之首的他所遵奉的教义摇摇欲坠。他反对帝国有选举主教的权力，而对神圣的王位，他主张教皇可以加冕皇帝。也许是由于这些或者其他别的动摇他统治的原因，约翰二十二世于一三二三年以谕旨《当某些人中间》谴责了方济各修士会的主张。

我猜想，路德维希就是由此看出了方济各会是教皇的敌人，是他强有力的盟友。方济各修士认定基督的清贫，从某种程度上使帝国的神学家们——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

[9]

，让丹的约翰

[10]

——的思想更加有生命力。最终，在我叙述的事件发生的数月前，被打败的腓特烈签署了协议，路德维希南征意大利，在米兰接受加冕。期间，路德维希与韦斯贡蒂家族发生冲突，尽管这个家族曾支持并欢迎过他，使他得以包围比萨城。他也曾任命卢卡

[11]

和皮斯托亚

[12]

的大公爵卡斯特鲁乔为皇室代理（我认为他做得不好，因为除了法焦拉的乌古乔内，我也许从未见过他那么残忍的人）。那时候，他已接受当地僭主夏拉·科罗纳的要求，准备南下罗马。

这就是当年父亲带我离开宁静的修道院时的情形——当时我已经是梅尔克修道院的一名本笃会见习僧。那时，我父亲跟随路德维希征战，在国王册封的那些男爵中，他不是最后一名；父亲认为把我带走是明智之举，为的是让我了解意大利的名胜古迹，并让我得以观看皇帝在罗马的加冕典礼。然而，正值围攻比萨之战，他忙于军务，难以脱身。我趁此机会在托斯卡纳地区的城镇闲逛，一是由于无所事事，二是想多长点见识。但父母却认为这种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生活，对于我这样一个许愿默祷终生的少年来说并不合适。对我关爱备至的马西利乌斯建议我父母把我托付给一位巴斯克维尔的威廉修士管教。那是位学识渊博的方济各修士，他正要启程，去完成探访几个名城最古老的修道院的使命。于是，我就成了他的书记员和门徒。对此我毫不懊悔，因为我有幸成了那些留在后人记忆中千古流传的事件的见证人，此刻，我正是在为作这历史的见证而记述。

当时，我并不知道威廉修士要寻访什么，说实话，至今我也没弄清楚。我估计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可能只是想了解真相，怀疑他眼前所见的并非事实吧——我见他总是疑虑重重。也许那些年月里，他所承担的世纪重任一直在分散他对自己所喜爱的研究的注意力。整个旅途中，我始终不知道威廉肩负的是何种使命，他也从未跟我谈起。只是，在我们沿途短暂停留过的那些修道院，从他跟院长们的谈话片断中，我对他要完成的使命的性质有了些许了解。然而，直到我们抵达目的地，我才有了透彻的了解，这我在下面就要讲述。我们起初是向北走，但不是直奔北方，而是在多座修道院内停留。这样，我们的最终目的地就移到了东方，而我们却转向了西方，这就与当初从比萨出发的圣雅各

[13]

所走的山路一样了。我们在途中某处停留，那里发生了可怕的事件。地点不便明说，但那里忠于皇帝的僭主们以及修道院院长们倒是与我同属一个教派，并与我们一致反对那个腐败的信奉异端的教皇。我们颠沛流离，跋涉了两周。一路上，我对我的新导师有了一定的了解（我深信自己对他的了解始终是不够的）。

在以下篇章中，我不会着力描写人物——除非一个面部表情或一个动作看似哑巴的手势，却胜似雄辩的语言——因为正如波伊提乌

[14]

所说，表相瞬间即逝。就像秋天来临时绽放的野花会无言地凋谢，现在再说“阿博内院长目光严峻，面颊苍白”，又有什么意义呢？（托上帝的福，只有灵魂之光永不熄灭。）但是关于威廉，我不得不说一说，因为他身上既有年轻人的朝气，又有老者的智慧，他的脸庞也与众不同，深深打动了我。不仅是因为他谈吐的魅力，也不只是因为他思维的敏锐，而主要是因为他的外表轮廓，使他显得和蔼可亲，感觉就像是自己的父亲，引人去琢磨他的手势，观察他恼怒时的表情，窥视他的微笑——而不允许任何污言秽语玷污他的形象，这是我对形体喜爱的方式（也许是唯一最纯粹的方式）。

昔日的男子英俊而高大（相比之下，现在的男人都像小孩子和侏儒），但这只是证明世界正在退化。年轻人不思进取，科学无进步，整个世界架空，瞎子在引导另一些盲人，并把他们带入深渊。鸟儿翅膀未硬就想飞，蠢驴演奏里拉琴，笨牛在狂舞。马利亚不再恪守默祷，马大不再喜欢积极的生活，利亚已经绝育，拉结耽于肉欲，加图

[15]

出入妓院，卢克莱修

[16]

变成了女人。一切都脱离了自己的轨道。感谢上帝，在那些日子里，我从导师那里获得了学习的愿望，走上了正道，即使行走在崎岖小路上，也未曾迷失方向。

话说当时威廉修士的外貌，即便是粗心的旁观者，也会眼睛为之一亮。他比一般人高，却又极瘦，所以就显得更高。他目光犀利，鼻梁瘦削，鼻尖略呈鹰钩状，这使他的面部带有警觉的神情，只有在某些时候他才会变得迟钝，这我以后会提到。他的下颌显示出他有顽强的意志，尽管他那张布满雀斑的瘦长脸上——我见到出生在爱尔兰至诺森比亚

[17]

一带的人大都有那样的雀斑——有时会显现出犹豫和困惑的神情。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那种犹豫和困惑，其实也只是他好奇心的表现。但起初我对他这种美德所知甚少，原以为那是心灵所激发的贪欲。我认为那是理性的心灵不该有的，心灵应该只靠真理而生存（当时我想），从一开始人们就应该对此已有所感悟。

那时我虽年少，但他那几缕从耳孔里长出来的浅黄色耳毛，以及他那两道金黄色浓眉让我叹服不已。看上去他年过半百，虽然岁数已不小，但他不知疲倦，行动灵活敏捷，常令我自愧不如。面对突发事件，他总是精力充沛，应付裕如。不过，他那富有生命力的精神似乎带有些螯虾的特征，时而显出懒散和怠惰。我曾见他在卧室的小床铺上一躺就是好几个小时，嘴里勉强发出几个单音节词，脸上的肌肉纹丝不动。那时，他的眼睛里显露出一种心不在焉的茫然神情，要不是他生活中一向具有节制的能力，我真怀疑他是不是服用了某种药草产生了幻觉。不过，他在旅途中偶尔停留在草坪周围，或在树林的周边采集药草（我觉得他采集的总是同一种药草），这一点我不隐讳：他常常待在那里专心致志地咀嚼。他把一部分药草带在自己身上，在精神极度紧张时，就拿点儿放在嘴里咀嚼（在那座修道院逗留期间经常遇到这种情况）。有一次，我问起他那是什么，他微笑着说，一个好的基督徒有时候也能向异教徒学到有用的东西；而当我想要品尝一下那药草时，他回答说，对年长的方济各修士有效的药草，对年轻的本笃会修士就未必有效，就像是想要理解别人说的话时，即使是头脑简单的人，也能从paidikoi，ephebikoi，gynaikeioi

[18]

的角度去理解，是一样的道理。

在我们相处的日子里，我们没有机会过有规律的正常生活：即使住在修道院里，我们也是夜里守夜，白天疲惫不堪，没有按时去参加宗教仪式。不过，在旅途中，他很少过了晚祷还守夜的，他的生活习惯很简单。在修道院里，有几次他整个白天都在菜园仔仔细细地观察植物，好像那是绿宝石或翡翠。我还见他在珍宝室里浏览，看着镶有翡翠或泛金光的绿宝石珠宝箱，却像是在看一片野刺果树丛。另外，有几次，他整天待在藏书馆的大厅里翻阅手稿，好像只是为了自娱自乐，并不是有意想找什么（当时我们身边惨遭杀害的僧侣的尸体逐渐增多）。一天，我发现他在花园里散步，表面看上去没有任何目的，好像他无需向上帝汇报自己的行为。在本笃会，人们曾教过我以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模式来安排时间，我如实告诉了他。他却回答我说，宇宙之美不仅仅来自大千世界千差万别中的同一性，也来自它同一性中的千差万别。我觉得那是依照实际现象作出的一种回答，但是后来我得知，他家乡的同胞们也经常这样来推断事物，用这样的方式，理性的启蒙力量就显得非常软弱无力了。

在修道院里的那段时间，我见他手上经常沾有藏书的尘埃，以及新近绘在书册插图上的金粉，或是他在塞韦里诺的医务所里触摸那里的东西时留在手上的浅黄色物质。似乎他不用双手就不能思考，但是我觉得他胜过机械师（人们告诉过我，说机械师是moechus

[19]

，是扭曲精神文化生活的人，需要把他紧紧联结在十分纯洁的婚姻之中）。他的触觉特别灵敏，就像在触摸机器，总是那样细致。他的双手在接触脆薄的东西时也是这样，如翻阅刚画完插图的某些经书抄本，或者碰触因年久磨损而变得像未经发酵的面包那样松脆易碎的书页时，都异常仔细。我还想说的是，这个怪人身上总是背着一个旅行包，里面装着我以前从未见过的一些工具，而他称那些是神奇的机械。他常说，机械是技艺的成果，而技艺则是对大自然的模仿，所以机械复制的不是大自然的形式，而是其运作的本身。他就这样给我解释了钟表、天体仪以及磁石的功能。不过，起初我担心那会不会是巫术，于是，在某些晴朗的夜晚，他伫立静观繁星（手里拿着一个奇怪的三角形物体），我则假装睡觉。我在意大利和家乡所结交过的方济各修士常常是些头脑简单、没有文化的人，我向他表露他的博学多识实在令我惊讶不已。可他微笑着对我说，他故乡岛国的方济各修士都是另一种类型的人：“被我推崇为导师的罗杰·培根教导我们说，神的境界有朝一日将会出现在机械制造的科学领域，那乃是源于自然神圣的魔力。总有一天，人们可以凭借自然之力制造出航行的仪器，船只可以依靠那些仪器unico homine regente

[20]

航行，比用风帆或橹桨快得多；还将会有无需动物牵引、强度无法估量的自动行驶的车辆，以及可载人的飞行器，只要开动一个可以转动的装置就会牵动人工制作的翅翼，那飞行器就可像飞鸟一样升入高空。小小的器械可以承受无限大的重负，运载工具可以在海底航行。”

我问他这些机器在哪里时，他对我说，有些在古代就已有人制造出来了，有些甚至沿用到我们的时代。“飞行的工具除外，我没见到过，也不知道有谁见到过，但我知道有一位智者想到过。人们可以不靠支柱或别的支撑物及其他闻所未闻的机械来建造桥梁横跨江河。不过，虽说目前还没有发明出来，你不必担心，因为那不等于说将来也不会有。我对你说，上帝希望制造出它们来，而且他肯定已胸有成竹，即使我的朋友奥卡姆的威廉

[21]

否认这些思想是以那样的方式存在。我这么说，并不是因为我们能左右神的意图，而恰恰因为我们无法对它有任何约束。”这并不是我听他发表的唯一矛盾的看法：即使如今我已经年老，比当时更有智谋，我还是没有完全明白他怎么能够那么信任他那奥卡姆的朋友，又怎么总是习以为常地言必称罗杰·培根，对培根那么忠贞不渝？当然，那是处在愚昧的年代，即使一个睿智的人也不得不相信一些自相矛盾的东西。

这就是我想谈论的有关威廉修士的一些情况。也许毫无意义，这只是现在我收集的当年和他初次见面时产生过的支离破碎的印象。他究竟是什么人，他在做什么，我亲爱的读者啊，也许你能从他在修道院那些日子里的所作所为推断出来。我没有许诺给你们一个已完成的设计蓝图，这只是一张记述着一系列可叹又可怕事件的单子。

就这样，我一天一天逐渐了解了我的导师，并在跋涉的漫长时日里与他畅怀长谈，这些我将择要慢慢道来。我们就这样来到耸立着修道院宏伟建筑的那座山的山脚下，渐渐走近那座我现在要讲的故事所涉及的修道院。但愿在我讲述后来发生的一切时，我的手不会颤抖。

[1]
拉丁语，一五一十。

[2]
即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路易四世（1282—1347）。

[3]
Cahors，法国城市。

[4]
“僭主”一词在古希腊城邦时期就出现过，指集权力于一身的专制君主（但也可能是贤士仁人）。

[5]
拉丁语，世界之首领。指罗马教廷。

[6]
Roberto I d'Angiò （1278—1343），安茹亲王，曾任那不勒斯国王。

[7]
Spirituali，方济各会内部的狂热派。

[8]
拉丁语，出于实际的需要。

[9]
Marsilio da Padova（1275—1343），意大利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

[10]
Jean de Jandun（1280—1328），法国哲学家。

[11]
Lucca，意大利中部托斯卡纳地区城市。

[12]
Pistoia，意大利中部托斯卡纳地区城市。

[13]
San Giacomo，耶稣十二门徒之一，第一个殉难的使徒。

[14]
Boethius（约480—524），古罗马哲学家、神学家、政治家。

[15]
Marco Porcio Catone（前234—前149），罗马政治家，演说家，全力维护罗马“古风”。

[16]
Tito Lucrezio Caro（前98—前55），拉丁诗人。

[17]
Northumbria，位于古代苏格兰与英格兰交界处。

[18]
希腊语，童性、男性、女性。

[19]
拉丁语，通奸者。

[20]
拉丁语，由单人驾驶。

[21]
William of Occam（1280—1349），英国哲学家和神学家，方济各会修士。

- 第一天

- 第二天

- 第三天

- 第四天

- 第五天

- 第六天

- 第七天

第一天

晨祷

其间，他们来到修道院坐落的山脚下，威廉显示出超凡的睿智。

那是十一月底，一个晴朗的早晨。头天晚上下过雪，雪不算大，但大地已覆盖了一层近三指厚的冰雪。天还没亮，我们刚念过赞美经，就在山谷的一个村庄里听了弥撒。随后，我们迎着初升的太阳，踏上了登山的旅程。

就在我们沿着陡峭的盘山小路艰难攀登时，我望见了修道院。我感到惊奇，不是因为修道院四周的围墙，那围墙与我在基督教世界许多修道院常见的别无二致，而是那座后来我得知名为“楼堡”的庞大建筑。那是一座八角形的建筑物，从远处望去呈四方形（它完美的形式表达了“上帝之城”的固若金汤、难以攻克），它的南围墙屹立在修道院所在的高台平地上，而北边的围墙却像是从山崖的峭壁上拔地而起，高高耸立，俯瞰着万丈深谷。从悬崖下面的某处向上望去，峻峭的山崖仿佛直刺苍穹，其色彩和材质与楼堡浑然一体，从某一角度看去仿佛是楼堡的要塞和堡垒（那乃是深谙天地的建筑大师之杰作）。三排楼窗告知人们，楼堡的建筑是以三重的模式逐次增高的，这就是说，地面上呈正方形的建筑实体，高耸入云时已是神学“三位一体”意义上的三角形了。更走近些，我们发现这幢四方形楼堡的每一个角，各有一个七角形的角楼，从外面可以看到其中的五面——也就是说，整个大八角形楼堡的四个侧面又增添了四座小的七角楼，而从外面看过去却是四座五角楼。没有谁看不出这巧妙的和谐中蕴含着神圣的数字组合，每一个数目都揭示着一种极其细微的神圣的意义。数目八，蕴含着每个四方形的完美之数；数目四，是四部福音书之数；数目五，是世界五大地域之数；数目七，代表神灵的七种礼数。在我看来，无论楼堡的庞大实体还是外形，都像是后来我在意大利半岛的南部见到过的乌尔西诺城堡或是蒙特堡，但由于此处地势险要，它就显得更加阴森可怖，令渐行渐近的旅行者不由得心生恐惧。不过，幸好那是一个天气晴朗的冬日清晨，所以那建筑物不像我在风雨大作的时日里看到的那样可怕。

不过，我怎么也无法说这座城堡让人心生愉悦。它让我感到害怕，略带不安。上帝知道，那不是发自我稚嫩心灵的幻觉，而且我是在直接解读着那些像是刻在岩石上的毋庸置辩的预示，早在建筑巨匠们着手建造修道院之初，在僧侣们怀着虚幻的愿望大胆地把它奉献给神灵保佑之前，那凶兆就已经刻写下来了。

就在我们骑着小骡子沿着最后的山间弯道吃力地行走时，见前面的大道形成了三岔路口，大道两边各生出一条小路。我的导师驻足四望，大道两侧以及大道上方，满眼尽是四季常青的松树，那苍翠的松枝上披着皑皑白雪，真是一派大好的北国风光。

“一座富有的修道院，”他说道，“修道院院长喜欢在公共场合炫耀财富。”

因为我已习惯于聆听他发表奇谈怪论，所以也没再问什么。另外，也因为我们又走了一程之后，就听到了一片嘈杂声。在一个拐弯处，出现了一群情绪激动的僧侣和仆人。其中的一个，一见到我们就彬彬有礼地迎上来。“欢迎您的到来，先生。”他说，“我能猜到您是谁，请不必为此感到惊诧，因为我们已经接到您来访的通知了。我是雷米乔，瓦拉吉内人，我是修道院的食品总管。如果您就是巴斯克维尔的威廉修士，那么我必须通报修道院院长。”他转身命令他的一名随从，“你快上去通报一下，说我们的来访者快要进修道院的围墙了！”

“谢谢您，总管先生，”我的导师温文尔雅地回答道，“更为令我珍惜的是，你们为了迎接我而中断了追踪。不过您不用担心，马儿经过了这里，已经沿着右边的小路走了。它不会走得很远，因为到了那边的烂草堆，它就会停下来。马儿很机灵，不会从陡峭的山崖跌下去的……”

“你们是什么时候见到它的？”总管问道。

“我们根本没有见到它，是不是，阿德索？”威廉带着一种打趣的神情转身朝我说道，“不过，如果你们是在寻找勃鲁内罗，它只能是在我说的地方。”

总管迟疑了。他看了看威廉，又望了望右边那条小路，最后他问道：“勃鲁内罗？您怎么知道它的名字呢？”

“行了，行了。”威廉说道，“很明显，你们是在寻找修道院院长最宠爱的马儿勃鲁内罗，它是你们马厩里最出色的。它跑得最快，全身乌黑，五英尺高，尾巴卷曲，马蹄又小又圆，步态均匀；有小小的脑袋，细长的耳朵，大大的眼睛。我告诉你们，它朝右边小路跑了，无论如何你们得动作快点儿。”

总管犹豫了片刻，然后向他的随从们示意，朝右边的小路直奔而去，而我们的骡子则继续上山。当我出于好奇正想问威廉的时候，他示意我等待：果然，没过几分钟，我们听到了兴奋的喊叫声，那些僧侣和仆人用缰绳牵着马在小道的拐弯处出现了。从我们身旁经过时，他们仍是颇为惊诧地望着我们，并赶在我们前头朝修道院走去。我相信威廉是故意放慢了骡子的脚步，以便让他们先行叙述所发生的一切。我早已认识到，虽然我的导师在各方面都是一个极具美德的人，遇到表现他超凡才智的机会，他还是抵制不住虚荣的诱惑。对他那精细的外交家般的才能仰慕已久的我，悟出了他是想在抵达目的地之前，让他那足智多谋的声望为自己鸣锣开道。

“现在您告诉我吧，”我终于按捺不住地问道，“您是怎么知道的？”

“我的阿德索呀，”导师说道，“整个旅途之中我都在教你如何观察蛛丝马迹。世界就像一本博大精深的书，是通过这些蛛丝马迹向我们传授知识的。里尔的阿兰

[1]

曾这样说过：

‘世间的天地万物，

如同一本书和一幅画，

明镜般展现在眼前。’

他思索着浩瀚无边的象征符号，上帝借助这些符号，通过他创造的天地万物向我们昭示永恒的生命。但是宇宙远比阿兰想象的要雄辩，它不仅仅谈论新近的事物（这种情况下它往往以一种隐晦的方式表达），还论及将来的事物，而且说得十分透彻。我不太好意思反复叮嘱你应该懂得这些知识。在三岔路口覆盖着新雪的地面上，明显有一串马蹄印，朝我们左边的小路远去。蹄印整齐而又均匀，表明了那匹马的四蹄又小又圆，奔跑的步幅均匀——这样我就推断出马的特征，也推断出它并非像一头野性发作的动物那样狂奔乱跑。那边像构成一道自然屏障的松树，有些树枝正好在离地面五英尺的高度刚刚被折断。一片桑葚树丛的枝杈上挂着几缕又长又黑的鬃毛，说明黑色骏马准是得意地甩动着它那美丽的尾巴，掉转身想窜入小路的右边……你最后该不会说，你并不知道那条小路是通往烂草堆吧？我们沿着最底下的那段山道往上爬时，看见了倾倒在东侧角楼底下雪地上狼藉一片的废渣污物；这样，从三岔路口的地形来看，小路只能通往那个方向。”

“是的，”我说，“可您说那匹马小脑袋、尖耳朵、大眼睛……”

“我并不知道那匹马是否长得那样，但我肯定僧侣们对此是坚信不疑的。塞维利亚的圣依西多尔

[2]

说过，一匹骏马必须是：干瘪的小脑袋，尖而短的耳朵，大大的眼睛，宽大的鼻孔，挺直的脖颈、头部和尾部鬃毛浓密，脚蹄圆润而坚实。如果我推测去向的那匹马不是马厩里面最精良的，你就无法解释，为何出来搜寻的不仅仅是马夫，竟然还惊动了修道院的总管。而作为一个僧侣，他评价一匹精良的马匹时，除了注重天然的模样特征之外，还不能不像骚人墨客那样去描述，尤其是，”说到这里，他诡秘地冲我微微一笑，“如果那描述者是一位学问渊博的本笃会修士的话……”

“好吧，”我说道，“可为什么您知道那匹马叫勃鲁内罗呢？”

“让圣灵多给你一些智慧吧，我的孩子！”导师惊叹道，“你还能叫它什么呢？即将出任巴黎大学校长、声名显赫的比里当

[3]

谈论一匹骏马时，不也随口称它为勃鲁内罗吗？”

我的导师就是这样。他不仅通晓大自然这部巨著，还知道僧侣们是如何读《圣经》，以及他们是如何通过《圣经》来思考的。在以后我们所经历的日子里，这种才能让他受益良多，这我们将会看到。另外，在那种时刻，我觉得他的解释是那么顺理成章，以至于我并不为自己没能独自找到这种解释而感到羞涩，反而为自己如今已经成为他的同路人而感到自豪，我简直庆幸自己竟然有如此的洞察力。真理的力量实为强大，如同善行美德，自行发扬光大。我赞美上帝，他启迪了我，赐予我非凡的才能，他神圣的名字是耶稣基督。

啊，让我言归正传吧，我这个上了年岁的老僧未免东拉西扯得太多，耽误了说我的故事。我们抵达修道院时，修道院院长已站立在门口静候，他身旁有两位见习僧替他捧着一只盛满水的小金钵。我们从骡子上下来后，他用圣水浇洒威廉的双手，然后拥抱并亲吻了他，对他表示热烈欢迎，那位总管则一直照应着我。

“感谢院长，”威廉说道，“能踏进贵修道院的大门带给我极大的快乐，贵院的盛名远扬，已越过了这群山峻岭。我以主的名义来此朝圣，您也是以主的名义厚待我。不过同时，我也是以这片土地君主的名义来到这里，我交给您的这封信会向您说明，我也以他的名义感谢您的欢迎。”

修道院院长接过密封了的信件。不管怎么说，威廉来到之前，已有其修士兄弟来信通报过了（为此，我不禁带着某种自豪的心情自语道，要让一位本笃会的修道院院长感到意外并非易事）。而后，我让总管把我们带到住处，同时马夫们也来牵走我们的坐骑。修道院院长又答应晚些时候，等我们休息过后再来看望我们。我们走进了宽敞的庭院，这里是山巅——或者说是山脊的最高处，它骤然变得平坦，成为一片缓坡围绕的台地。修道院的建筑群沿着整个台地向四周延伸，错落有致。

有关修道院的布局，后面我还将有机会更为详细地说明。走进大门（那是围墙唯一的出入口），是一条通往修道院教堂的林荫道。林荫道左边是一大片菜园子。后来我知道，沿着围墙的曲线有两座建筑，里面有浴室、医务所和草药铺，周围是植物园。在教堂的左边，耸立着修道院的楼堡，一片平整的墓地把它与教堂分隔开。教堂的北门朝向楼堡的南角楼，迎面映入来访者眼帘的是西角楼，它左边连接着围墙，角楼向深渊倾斜，放眼望去，看得见北角楼突出在悬崖上。教堂的右边是一些隐蔽的建筑物，庭院四周当然是寝室、修道院院长的住宅和我们正朝那边走去的朝圣者的宿舍。我们穿过一座美丽的花园到达了那里。在右边宽阔的平地那一头，沿着南墙朝东一直走去，在教堂后面，有一排佃农住宅，还有马厩、磨房、榨油机房、谷仓和地窖，我看似乎还有见习僧住的房子。略有起伏的平整的土地使得那个神圣之地的古代建筑家们能够遵循完美的方位标准，把这里的建筑群分布得比欧坦的洪诺留

[4]

，或者说比纪尧姆·迪朗

[5]

奢望的好得多。从白天太阳在的那个时辰的位置，我瞥见教堂的正门正对西边，这样一来，唱诗堂和祭台就正对东方；而清晨的阳光可以唤醒寝室里的僧侣和马厩里的牲口。我从未见过布局如此漂亮如此完美的修道院，即使后来我见过圣加伦、克吕尼、丰特奈，以及别的修道院，也许它们规模大些，但都没有这座修道院的布局那么匀称。不过，跟别的修道院不同的是，这座修道院的楼堡出奇的庞大。我没有当土木工程师的经验，但我也能一下就看出那楼堡比周围其他建筑物更加古老，也许是当初因为另有它用而建造，而修道院的总体建筑群都是在后来围绕这座楼堡而建的，这样，宏大的楼堡建筑恰好与教堂的走向相适应，或者说，教堂的走向顺应了庞大的楼堡建筑。因为在所有的艺术中，建筑是节奏最大胆的艺术，往往竭力营造古人称之为kosmos

[6]

的次序，也就是匀称的次序。就像一只光彩照人的完美动物，它的四肢比例必定很匀称。赞美我们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因为正像奥古斯丁所说，上帝把世间万物的数量、重量和尺寸都设定好了。

[1]
Alain de Lille（约1128—1203），法国神学家和诗人。

[2]
Isidoro di Siviglia（约560—636），西班牙神学家。

[3]
Jean Buridan（1300—1358），法国亚里士多德学派哲学家、逻辑学家和伦理学家。

[4]
Honorius of Autun（？—1151），中世纪神学家，哲学家。

[5]
Guglielmo Durando（约1230—1296），宗教法规和礼拜仪式的学者。

[6]
拉丁语，宇宙。

第一天

辰时经

其间，威廉和修道院院长有一次颇具启示性的谈话。

食品总管是个肥胖的男人。他外表粗俗，但很开朗；满头白发，却还体格健壮；个子矮小，却动作麻利。他把我们带到朝圣者住宿的房间里。确切地说，是把我们引到指定分给我导师住的房间里，并允诺次日也为我腾出一个单间来。因为，尽管我还是个见习僧，但我毕竟是他们的客人，也应该受到同样的待遇。那天晚上，我可以睡在房间墙壁中一个宽敞的长方形壁龛里，那里已让人铺上了舒适的新稻草。总管补充说，要是某些老爷有让人守着睡觉的习惯，仆人们就是这样被安排在壁龛里睡的。

随后，僧侣们端上了葡萄酒、奶酪、橄榄、面包和一些新鲜的葡萄干，让我们先吃点东西恢复一下体力。我们津津有味地饱餐了一顿。我的导师不像本笃会修士那样有苦行的习惯，他不喜欢闷头进食。席间，他侃侃而谈，所谈及的都是一些仁义之行和明智之举，仿佛是一位僧侣在朗读圣人的生平业绩。

那天，我忍不住又问他关于那匹马的事情。

“不过，”我说，“当您看到雪地和树枝上的痕迹时，你还不知道那匹叫勃鲁内罗的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那些痕迹可以是任何一匹马留下的，至少是同一品种的马留下的。所以，我们是不是只能说，大自然这本书只告诉我们本质的东西，正像许多有声望的神学家所教诲的那样？”

“不全对，亲爱的阿德索，”导师回答我说，“当然，你可以说，那种痕迹如同verbum mentis

[1]

，向我表明了意识中的马，而且无论我在哪里找到它，它都会那样表达。然而，在这特定的一天内的特定地点和特定时间里，它向我传达的至少是所有可能经过那条小路的马中的一匹。于是，我就处在对马的整体概念的认知和对一匹个体的马的认识之间。而不管怎么说，我对普遍意义上的马的认识来自于那些个体的马留下的具有特征的痕迹。可以说，在那个时刻，我被具有特征的痕迹和我的无知所困，因为我对普遍意义上的马的认识还相当模糊。比如对这匹马的认识过程，你从远处观察时不知道那是什么，你会满足于把它视为一个占有一定空间的物体。当你走近时，你把它定位成一个动物，尽管你还并不知道它究竟是一匹马还是一头驴。而最后，走得更近些，你就会断定它是一匹马，尽管你不知道它叫勃鲁内罗还是法维罗。只有你站在恰当的距离时，你才会看出它是勃鲁内罗（换句话说，是某匹而不是另一匹，无论你打算怎么称呼它），而那才是充分的认识，是对其特性的认知。所以，一个小时之前，我可以评论所有的马，这并不是因为我知识渊博，而是因为我的推断。当我看到僧侣们牵着那匹特定的马时，我对知识的渴望才得以满足。只有在那时，我才真正知道是我先前的推理使我接近了真理。所以，我先前想象中的还未曾见过的一匹马的概念纯粹是符号，正像雪地上留下的马蹄印构成马的概念的符号一样：这就是说，唯有我们在对事物缺乏完整的认识的时候，才使用符号，或符号的符号。”

以往，我曾听过他怀着很多的疑虑谈论普遍的概念，并怀着极大的敬意论及个体的事物；而后来我也感觉到，他之所以有这种倾向，源于他既是大不列颠人，又是方济各修士。不过，那天他没有足够的精力谈论神学上的争议。于是，我就蜷缩在他们安排给我的那壁龛有限的空间里，裹着睡毯，沉浸在酣睡之中。

要是有人走进来，很可能会把我看作一个铺盖卷。而修道院院长在辰时经来拜访威廉的时候，肯定就把我当做铺盖卷了。我就这样听到了他们的第一次谈话而未被发觉。我并非心怀恶意，因为如果我突然出现在来访者面前，就会显得更不礼貌，还不如就那样谦卑地藏匿起来。

这时，院长阿博内到了。他为自己的突然来访表示了歉意，重申他对来客的欢迎，并且说，他要与威廉单独谈一件十分严重的事情。

一开始，他恭维威廉在马匹的事情上所表现出来的才干，并且问他对一个未曾亲眼见过的牲畜怎么能有这么确切的了解。威廉扼要地解释了一番，并且漫不经心地叙述了他所采用的方法，修道院院长对威廉的睿智赞不绝口。他说，威廉来此之前，就听说他是一个才学渊博的人，果真名不虚传。他说他已经收到了伐尔法修道院院长的来信，信中不仅谈到皇帝托付给威廉的使命（这在以后的几天内将会谈到），还谈到，我的导师曾在英国和意大利作为宗教裁判所的审判官出庭审讯过几桩案子，表现出非凡的才智，又不乏高度的人道精神。

“我十分高兴地获悉，”修道院院长继续说道，“在许多案子中，您裁定了被告的无罪。在这些令人悲伤的日子里，我尤其相信人间存在永恒的罪恶。”他默默地环顾四周，仿佛敌人就在墙外徘徊，“但是我还相信，罪恶的缘由往往不可告人。而且我深知，邪恶能够促使受害者把罪过推到无辜者的身上，幸灾乐祸地看着无辜的人替代伤害他的恶魔被烧死。法官们经常会不择手段让被告供认，以显示办案果断，以为唯有找到一个替罪羊了结案子，才是一个好法官……”

“审判官也可能受魔鬼的驱使。”威廉说道。

“这完全有可能，”修道院院长谨慎地表示同意，“因为天主的意图是难以捉摸的，但我可不能在如此有功德的人头上投下怀疑的阴影。今天您就是我所需要的人之一。修道院里发生了一些事情，需要引起注意，并需要您这样一个敏锐而又审慎的人的建议。敏锐是为了发现，审慎是为了掩盖（如果需要的话）。事实上，证实有杰出功德的那些人犯的过失常常很有必要，但是得用能消除犯罪缘由的方式，使犯罪者不受到公众的鄙视。如果一个牧羊人犯了错，得与其他的牧羊人隔离开来，而要是绵羊就此不再信任牧羊人，那可就糟了。”

“我懂。”威廉说道。我早就注意到这一点，当他用这种敏捷而颇有教养的方式表示自己的看法时，通常坦率地隐含着他有异议或犹疑。

“为此，”修道院院院长接着说道，“我认为，凡牵涉到一位牧师有了过错，就只能托付给您这样不仅善于明辨是非，而且处事得当的高手。我一高兴就想起来了，您好像只判决过……”

“……犯有凶杀罪、放毒罪、教唆无辜儿童罪和其他我难以启齿的凶案的罪人……”

“……我想到您只有，”修道院院长顾不得停顿，继续说道，“当在众人眼里恶魔的存在显而易见，以至不可能有不同的判决时，在对犯人的宽恕比罪行本身更令人发指时才判刑。”

“当我认定某人有罪的时候，”威廉明确地说道，“他肯定是真的犯了那种我可以问心无愧地交给宗教法庭判决的罪孽。”

院长犹豫了片刻：“为什么您执意谈论犯罪的行为而不提犯罪的根源呢？”

“因为思考犯罪的原因和效果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我想，唯一能判断的法官就是上帝了。诸如一棵被焚烧的树和点燃林火的雷击之间这样一种明显的因果关系，我们已经很难加以揭示，因为我觉得追溯原因和效应捉摸不定的连锁反应，如同要把塔楼一直建到天上去，是不可思议的妄想。”

“阿奎那

[2]

博士，”院长提醒说，“不断地顺着一桩桩案件，追溯到以往没有告破的案件，且并不惧怕只用它的道理来有力地证明上天的存在。”

“我是什么人，” 威廉谦卑地说，“我哪敢反对阿奎那博士？也因为他对于上帝存在的论证是被许多其他的证据所验证过的，其论证是坚不可摧的。上帝是在我们的心灵深处跟我们交谈，圣奥古斯丁深知这一点，而您，阿博内，您也许吟唱过对上帝的赞歌，颂扬其明显的无所不在，尽管托马斯并没有……”他停住不说了，然后补充说道，“我可以想象。”

“噢，当然喽。”院长急忙予以肯定。而我的导师用这种得体的方式打断了一场显然令他不快的学术性讨论。而后他又说了起来。

“我们回到诉讼案件的话题吧。比方说一个人被毒死了。以往已有此类经验。面对某些难以辩驳的迹象，我很可能想象到投毒的另有他人。处理一系列如此简单的案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依赖我的思维能力。但是，我怎么能够想象有另一种人会出于非人道的邪恶目的用罪恶的行径加以干预，使案子复杂化呢？我不能说这不可能，魔鬼也会用明显的标志揭示它所经过的路，如同您的马勃鲁内罗一样。可是我为什么要寻找出这些证据呢？我知道了那个人是罪犯，并把他交给宗教裁判所不就足够了吗？他无论如何得判死刑，愿上帝宽恕他。”

“不过我得悉，三年前，在基尔肯尼

[3]

的一场诉讼案件中，有些人被判犯了猥亵罪，后来真凶被认出来之后，您并没有拒绝邪恶势力的干预。”

“可我也并没有明确肯定呀。我没有否认，这是真的。我是谁啊，怎么能对邪恶的阴谋表示看法呢？尤其是，”他似乎想坚持自己的理由，补充说道，“在那些案件中，那些创建了宗教裁判所的大主教、权威人士、全体民众，乃至被告本人，他们真愿意把插手干预的魔鬼揪出来吗？也许魔鬼插手的唯一真正理由，就是所有的人在那种时刻都迫切渴望知道魔鬼所采取的行动……”

“那么您是说，”院长带着不安的语调说道，“在许多诉讼案件中，魔鬼不仅仅对罪犯起作用，也许尤其会在法官身上起作用？”

“我可以做一个类似的结论吗？”威廉问道，我觉察到他问的方式令院长不能肯定他是否能做出结论；这样，威廉趁他沉默之机转移了话题，“不过，那早就是过去的事情了。我已经放弃了那种崇高的职业，我这样做也是上帝的意愿……”

“当然。”院长赞同地说道。

“……现在，”威廉继续说道，“我关心其他一些棘手的问题。要是您愿意告诉我的话，我想问一下您担忧的事。”

我觉得修道院院长似乎巴不得结束刚才那番谈话，回到他遇上的难题。于是，他讲起几天前发生在修道院里的一件奇特的事情，还说那件事令修道院众僧侣惶恐不安。他言谈极谨慎，说话拐弯抹角。他说，之所以对威廉讲述那件事情，是因为知道他通晓人的心灵，又熟知邪恶者的诡计，希望威廉能够花费他一部分宝贵的时间解开这个令人痛苦的谜。案情是这样的：奥特朗托的阿德尔摩是一个年纪尚轻的僧侣，但他已经是一位绘制袖珍画的名师了，他一直是为藏书馆里的手抄本绘制精美的装饰画。他的尸体是被一个牧人在楼堡东角楼的斜坡脚下发现的。头天晚祷时，唱诗班有些僧侣还见到过他，可是到了念申正经的时候，他就没再出现，很可能在天色最暗的深夜不慎跌下山崖了。那是个暴风雪的夜晚，狂怒的南风卷着雪片，尖利有如刀刃，简直像下冰雹。他的尸体先是被雪水浸透，后来又结成了冰，身体在跌下山崖时，因连续撞击岩石而皮开肉绽，已无法确切地说清楚他究竟是从什么地方跌落下来的。可怜而又脆弱的生命啊，愿上帝怜悯他。他是从三面朝向悬崖的角楼三层的一个窗口掉下来的，这一点可以肯定。

“你们把可怜的尸体埋在哪儿啦？” 威廉问道。

“自然是埋在公墓里了，”修道院院长回答说，“公墓就坐落在教堂的北侧和楼堡以及植物园之间，这也许您已经注意到了。”

“是的，”威廉说道，“我看您的问题是在后面。倘若那个不幸的人是自杀，上帝是不愿意这样的（因为不能想象他是偶然掉下去的），那么在第二天你们就会发现那些窗户的其中一扇是开着的，可你们却发现窗户全关着，窗台底下没有出现任何水迹。”

修道院院长是一位具有外交家风度的举止端庄的人，这我说过，可这一次他的举动却令人惊讶，他那种亚里士多德式的凝重和豁达的神情和仪态荡然无存：“这是谁告诉您的？”

“是您告诉我的。” 威廉说道，“如果窗户是开着的，那么您一定会立刻想到他是从那里跳下去的。我从角楼的外面可以判断出，这是些装有毛玻璃的大窗户，那种窗户齐人高，安在庞大建筑物的楼房里平时是不打开的。因此，即便那扇窗户开着，那不幸的人也不可能是因为探身出去、失去平衡而跌下悬崖，那就只能让人想到他是自杀的了。若果真如此，您是不会让人把他埋葬在神圣的公墓的。既然您将他看作一个基督徒那样安葬了，那窗户就应该是关着的。而如果窗户是关闭着的话，那么假定的自杀者一定是被推下去的，无论是人为还是魔鬼所为。因为，上帝或者魔鬼让死者从深渊里爬上来消除其自绝于世的痕迹，这在我以往审理过的命案中还真没有遇上过。那么，您一定会寻思是谁干的，我没说是有人把他推入深渊，而是有人胁迫他站到窗台上。您会为此感到不安，因为有一种邪恶的势力，目前正在修道院里肆虐横行，不管是自然的还是超自然的。”

“是这样……”修道院院长说道，然而不清楚他是在认可威廉所说的话，还是在用威廉如此精辟阐述的理由在说服他自己，“可您怎么知道那些窗台下没有任何雪水的痕迹呢？”

“因为您对我说了那天刮着南风，雪不可能从朝东开的窗户刮进去。”

“看来，他们对我说过的有关您的才能，与实际的您还相差甚远。”修道院院长说道，“您言之有理，窗下是没有雪水，现在我知道为什么了。事情正如您所说的那样。现在您明白我的忧虑了。如果我的一名僧侣因为自杀而玷污了他的名声，事情就已经相当严重了，可我现在有理由认为他们之中的另一个人犯有同样可怕的罪孽而玷污了自己的灵魂。但愿事情仅仅是那样……”

“为什么首先想到的是一个僧侣呢？修道院里有很多其他的人，马夫、羊倌、仆人……”

“当然，这是一座小修道院，但很富裕。”修道院院长傲慢地附和道，“一百五十个仆人伺候六十个僧侣，然而一切都发生在楼堡里面。也许您已经知道，尽管在楼堡的底层有厨房和膳厅，上面两层有缮写室和藏书馆，楼堡在每天晚餐后都关门。修道院有一条严格的规定，不准任何人擅自入内，”他猜到了威廉的问题，马上补充说道，显然很勉强，“自然也包括僧侣们在内，不过……”

“不过什么？”

“不过，我绝对排除，您明白，绝对排除一个仆人会有胆量在夜里进入楼堡。”他的目光中掠过一丝挑衅的微笑，尽管像一道闪光或是流星那样短暂，“我们不妨说他们是害怕，您要知道……对于头脑简单的人下命令，有时候得带几分威胁才显得有分量，预先告诫他们要是不遵守命令就会大祸临头，而且肯定是意想不到的灾祸。而一位僧侣……”

“我明白。”

“不光是，一位僧侣可能因为别的缘由冒险进入禁地，我是想说理由……怎么说呢？就是合理的缘由，尽管违反规定……”

威廉发现院长神色不安，便问了一个问题，也许旨在转移话题，不料这一问却让院长显得更加窘困。

“谈到有可能是一桩谋杀的时候，您说‘但愿事情就只是那样’。您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我是这么说的吗？就算是吧，没有人会无缘无故杀人，无论他杀人的缘由有多么邪恶。一想到能驱使一个僧侣去杀害自己的兄弟的那些邪恶的缘由，我就毛骨悚然。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没有别的意思了吗？”

“我没有别的可以对您说的了。”

“您是想说，别的您没有权利再说了？”

“威廉修士，威廉兄弟，请别这样，”修道院院长又是修士又是兄弟地称呼他。威廉满脸通红，评议道：“你将永远为祭司。”

“谢谢。”修道院院长说道。

上帝啊，我的两位冒失的长者在那种时刻所谈及的是多么可怕的奥秘呀，其中的一位是出于焦虑，另一位则是出于好奇。因为尽管我是刚刚起步探索神圣的修士教职之奥秘的一个见习僧，也是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但我晓得修道院院长是知道某些内情的，不过他是在别人的告解中得知了某些可能跟阿德尔摩的惨死有关的犯罪细节，所以他得保密。也许是因为这个，他恳请威廉修士来发现一个他虽怀疑但又不能跟任何人明说的秘密，并且希望我的导师能用智慧来查清他出于仁慈为怀的至高无上的教义而不得不掩饰的命案。

“好吧。”于是我的导师说道，“我可以向僧侣们提一些问题吗？”

“可以。”

“我可以在修道院内自由走动吗？”

“我授予您这个权利。”

“您能当着僧侣们的面授予我这种使命吗？”

“就在今天晚上。”

“不过，我今天白天就开始调查，在僧侣们得知您任命我之前。另外，我很想参观一下你们的藏书馆，基督教世界所有的修道院无人不欣赏赞扬它，这也是我经过这里的原因之一。”

院长绷紧了脸，几近惊恐地站了起来。“我说过，您可以在整个修道院里活动，但一定不能去楼堡顶层的藏书馆。”

“为什么？”

“我本来应该事先向您解释的，可我以为您已经知道。您要知道，我们的藏书馆不同于别的藏书馆……”

“我知道你们藏书馆的藏书比基督教世界任何一个藏书馆都丰富。我知道你们藏书馆用的书柜之多是举世无双的，相比之下，博比奥

[4]

或珀泊萨

[5]

，克吕尼或弗勒里

[6]

的藏书柜，就如同一个刚学珠算的孩童的小书屋。我知道一百多年以前诺瓦雷萨

[7]

曾引以为豪的六千册手抄本，与你们的藏书比较起来也甚少，而且其中有许多手抄本如今也许就在这里。我知道你们的藏书馆是基督教世界唯一可以跟巴格达的三十六座藏书馆分庭抗礼的，可与其一万册伊本·阿尔卡米

[8]

手抄本相媲美。我知道你们珍藏的《圣经》的数目相当于开罗引以为豪的两千四百部《古兰经》，我还知道你们的气派十足的藏书柜，明显地压倒了几年前异教徒们（他们像说谎的王子那样胆怯）高傲的神话，他们曾想要拥有六百万册藏书和能接纳八万注释者和二百名誊写员的特里波利

[9]

藏书馆。”

“确实是这样，赞美上天。”

“我知道，住在你们这里的僧侣有许多人来自世界各地的修道院：有人短期逗留，抄写在别处难以找到的手稿，带回自己的修道院去；作为交换，他们也带几部你们找不到的手抄本供你们抄写，以丰富你们的宝库；也有人长期居住在此，有的甚至在此寿终，因为只有在这里他们才能找到启迪他们思想、有助于他们研究的著作。因此，你们中间有日耳曼人、达契亚人、西班牙人、法兰西人、希腊人。我知道，国王腓特烈在多年之前曾要求你们为他编纂一部有关默林

[10]

预言的书，并把它翻译成阿拉伯文，想作为赠礼送给埃及苏丹。最后，我知道，在目前这样令人伤心透顶的年代里，像穆尔巴赫

[11]

那样一座荣耀一时的修道院里连一个誊写员都没有，在圣加伦只剩下了很少会缮写的僧侣；我知道，如今城市里行会以及由在大学执教的还俗神父组成的同业会层出不穷，唯有你们的修道院在日益更新，我怎么说呢？它在把你们修士会的荣耀提升到极致……”

“一座没有藏书的修道院，”修道院院长若有所思地吟诵道，“如同一座没有财富的城市，没有名望的城堡，没有炊具的厨房，没有食物的餐厅，没有植物的菜园，没有花草的草坪，没有树叶的林木……我们的修士会肩负双重使命，既开展布道又进行祈祷，它给普天下带来光明，是智慧的宝库，拯救因火灾、掠夺和地震而濒临毁灭的世界古老学说，编著新的经文，搜集古老的经书。啊，您知道得很清楚，如今我们生活在极度阴暗的时代，我很不好意思地告诉您，几年前，维埃纳公会议不得不重申每个僧侣都有义务获得圣职品级……我们有多少修道院，在两百年以前是那么辉煌，宏伟而又神圣，如今却成了好逸恶劳者的收容所。圣职品级还是强有力的，但是城市紧紧地包围着我们的圣地。在那些城市大众的心灵里，至高无上的神灵已没有立足之地，上帝的子民热衷于贸易和战争。在那些大城市的居住中心，人们不仅说通俗拉丁语（你不能要求非信徒们别的），而且已经用通俗拉丁语写作，而这些作品是绝对不能进入我们修道院围墙的——这些作品充斥了异教思想，这是必然的！由于人类的过失，世界正面临深渊，危在旦夕。就像霍诺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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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说的，明天人的躯体将比现在人的躯体更小，就像我们的身躯比古人的身躯小一样。Mundus senesc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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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上帝把一个使命托付给我们的教派，那使命就是反对这种朝深渊沉沦的倾向，保存、继承和捍卫我们从父兄手中接过的智慧的财富。依照神的意志安排，世界的起源是在东方，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主宰世界的中心移向了西方，这已警示我们世界的末日即将来临，因为事件的发展进程已经达到了宇宙的极限。而在千年最终来临之前，反基督的肮脏的猛兽没有取得胜利（哪怕是短暂的胜利）之前，我们得担当起捍卫基督文明世界的财富和上帝训示的重任，就像他向预言家和信徒们教导的那样，就像我们的父兄原原本本反复吟诵的那样，就像我们的学校全力为其诠释的那样，尽管在当今的学校里充斥着骄奢、嫉妒和愚昧。在这日落黄昏的年代里，我们仍然是高高地照耀在地平线上的火炬和亮光。只要这修道院的围墙犹存，我们就是神之道的守护者。”

“但愿如此。”威廉用虔诚的语调说道，“可是，这跟不能进入藏书馆又有什么关系呢？”

“威廉修士，您看，”院长说道，“为了完成修缮这座修道院的宏伟而又神圣的工程，”他指着庞大的建筑物示意，从房间的窗户可以隐约看到远远高过修道院教堂之颠的大楼堡，“虔诚的人们在那里遵循着铁一般的纪律工作了好几个世纪。多少世纪以来，藏书馆的设计蓝图一直不为众人所知，也没有指派哪个僧侣去了解它。唯有藏书馆馆长从他的前任那里得悉这个秘密，并在自己尚在人世时，告知他的助理，以免自己因突然死亡而使那个秘密失传。然而对这个秘密，他们两个人都要守口如瓶。除了知道这个秘密外，唯有藏书馆馆长还有权利在迷宫般的藏书馆中走动，唯有他知道怎么找到书，再把它们放回原处，唯有他负责保存藏书。其他的僧侣全在缮写室工作，他们可以了解藏书馆藏书的目录。但是一个书目往往说明不了什么，唯有藏书馆馆长能从书卷的位置，以及从找到书籍的难易程度知道书中蕴藏着什么样的秘密、真相和谎言。唯有他能决定以什么样的方式，在什么时候，以及能不能把此书提供给前来借阅的僧侣，有时候他还得先跟我商量一番。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聆听真理，就像不是所有的谎言都能够被一个善良的灵魂所识破一样。最后僧侣们在缮写室里开始一项精确无误的工作，为了完成那项工作他们必须读某些书卷，而不是去读另一些书卷，以满足会令他们鬼迷心窍的好奇心，不管是由于思想上的弱点，还是由于自负，抑或是由于魔力的引诱。”

“那么说，藏书馆里也有包含谎言的书籍……”

“魔鬼是存在的，因为他们是神设计的蓝图的一部分，造物主的威力也体现在魔鬼可怕的面容上。也正是神的蓝图，使世上存在着巫师的邪书、喀巴拉

[14]

、非基督徒诗人的寓言和异教徒的谎言。几个世纪以来，立志建立并支持这座修道院的人深信，即使骗人的书卷也会在睿智的读者眼前透出一种惨淡的圣灵智慧之光。因此，藏书馆也珍藏着这些书。您要明白，正因为这样，谁都不能够进入藏书馆。另外，”院长补充说道，像是因论据不足而表示歉意，“书籍是脆弱的东西，经受不起时间的损耗，怕虫咬，怕恶劣的气候，怕有人胡乱翻阅。要是在几百年的过程中，任由人们随意触摸我们的手抄本，那么大部分经书早就不复存在了。藏书馆馆长不仅要防范人为的损坏，还要防范自然的侵蚀，他毕生为捍卫书卷而战，与真理的天敌、湮没真理的遗忘之力抗争。”

“如此说来，除了两个人之外，没有人能进入那楼堡的顶层……”

院长微笑了：“任何人都不该进去。任何人都进不去。即便有人想这么做，也不会成功。藏书馆设有自我保护系统，如同它所珍藏的真相一样秘不可测，也如同它所包容的谎言一样难辨真假。那是神灵的迷宫，也是凡人的迷宫。您或许可以进去，可是您可能出不来。我对您说这些就是希望您能遵从修道院的规矩。”

“可是您并没有排除阿德尔摩可能是从藏书馆的一扇窗口坠入深渊的。如果我不知道他产生死的念头的地方，怎么能推断他的死因呢？”

“威廉修士，”院长以一种和解的口吻说道，“对于一个没有见过我那匹名叫勃鲁内罗的马，却能描绘出它特点的人，虽然他先前对阿德尔摩毫无了解，但他肯定能毫不费力地推断出其死因，即使他未曾亲自看过命案现场。”

威廉深深鞠了一躬：“您对人严厉的时候不失您的睿智。就按照您的意思办吧。”

“要说我是个睿智的人，那是因为我懂得对人严厉。”院长回答说。

“最后还有一件事情，”威廉问道，“乌贝尔蒂诺

[15]

呢？”

“他就在这里，正等着您呢。您在教堂里会找到他。”

“什么时候？”

“随便什么时候。”修道院院长微笑了，“您知道，尽管他很博学，但他并不是一个珍重藏书馆的人。他认为藏书馆是世俗的一种诱惑……他多半时间待在教堂里默想和祈祷……”

“他年岁大吗？”威廉迟疑地问道。

“您多久没有见到他啦？”

“很多年了。”

“他疲惫了，对这个世界的一切都置之度外。他六十八岁了。不过我认为他还保持着年轻的心态。”

“谢谢您，我这就去找他。”

修道院院长问他愿不愿意在午时经后跟僧侣们一起用餐。威廉说他已经用过餐了，而且吃得相当满意，他更愿意马上去见乌贝尔蒂诺。修道院院长就告辞了。

他正要走出房间，从院子里传来一声撕心裂肺的喊叫声，像是有人被刺将死，接着是几声同样凄惨的呻吟。“出了什么事？”威廉不安地问道。

“没有什么，”修道院院长微笑着回答说，“在这个季节，他们宰猪。那是猪倌们的事。这可不是您将要过问的血案。”

他出去了。他徒有精明过人的虚名。因为第二天早晨……不过，你别着急，瞧我这个多嘴多舌的人。就在我叙述的那一天里，天黑之前还发生了许多事情，且听我慢慢道来。

[1]
拉丁语，思想的语言。

[2]
指托马斯·阿奎那（Tommasso d'Aquino，约1225—1274），哲学家，神学家，圣人。

[3]
Kilkenny，爱尔兰中心城市。

[4]
Bobbio，意大利皮亚琴察附近小城。

[5]
Pomposa，意大利费拉拉附近小镇。

[6]
Fleury，法国诺曼底西北部小城。

[7]
Novalesa，意大利都灵附近小镇。

[8]
Ibn al-Alkami，奥托曼帝国巴格达最后一位行政长官，拥有全城最大的藏书馆。

[9]
Tripoli，黎巴嫩著名港口城市。

[10]
Mago Merlino，中世纪传说中的巫师和预言家，他把亚瑟王抚养成人，并使他登上王位。

[11]
Murbach，法国东部小镇。

[12]
Flavius Honorius（384—423），西罗马帝国皇帝。

[13]
拉丁语，世界在退化。

[14]
Kabbala，犹太教神秘主义体系。

[15]
Ubertino da Casale（1259—1338），意大利神学家和神秘主义者。

第一天

午时经

其间，阿德索观赏教堂的大门，威廉与卡萨莱的乌贝尔蒂诺重逢。

教堂并不像我后来在斯特拉斯堡、沙特尔、班贝格和巴黎见到的教堂那样雄伟。其实，它与我以前在意大利见过的那些教堂更为相似，没有冲入云霄的磅礴气势，而是坚实地坐落在地面上。教堂占地宽广，却并不高；它的第一层像一座矗立着一排正方形城垛的城堡，上面还有另一层建筑，它与其说像一座教堂，毋宁说只是一座盖有一个尖顶、窗户封闭严实、结构坚固的堡垒。修道院的教堂盖得很结实，同我们的古人在普罗旺斯和朗格多克

[1]

建的教堂一样，它远离现代的建筑风格，没有大胆的设计和过分雕饰，仅在近些年来才大胆地在唱诗台上方，建了一座直冲苍穹的尖塔加以充实。

门口有两根直立的柱子，上面没有什么雕饰，一眼望去仿佛只有一个大拱门，但从门前的柱子开始建有两堵弧形的墙，上面有许多洞孔，像是一个深渊之底，把来访者的注意力引向教堂的正门。在阴影中隐约可见横在大拱门上的一块三角形的大门楣，两侧有两个方柱支撑着，中间顶着一根饰有雕像的柱子，把大拱门分成两个入口，分别装有用金属加固的橡木门。白天的那个时辰，惨淡的阳光几乎直射屋顶，光线斜照在大拱门正面却没有照亮门楣：这样一来，走过了门前的两根柱子，我们顿时置身于无数的拱顶之下。一组成比例排列，用来加固弧形墙面的小柱子支撑着拱顶。待来访者的眼睛习惯了半明半暗的光线之后，那以历史故事为题材雕饰的石头所代表的无声言语，在任何人的视线和想象中都能立即产生效应（因为pictura est laicorum literatura

[2]

）。我眼前一亮，便沉浸在一种至今都难以用言语描绘的景象之中。

我见到置于天国里的一个宝座，上面端坐着一位圣人。圣人的面容严肃而冷峻，他怒目圆睁，直视已经穷途末路的地球上的人类。威武的鬓发和胡须蓬松地披散在脸上和胸口，对称均匀地分成两股，像江河的流水。皇冠镶有璀璨的珠宝，用金银丝线编织绣边的宽幅紫色圣袍盖过双膝。左手拿着密封的书卷，稳放在膝盖上，举着的右手作出我说不清是祝福抑或是警示的姿态。头上那饰有十字架和鲜花的绚丽光环映照着他的脸庞，而且我看见宝座的周围和圣人头部上方闪烁着一道翡翠般的彩虹。在宝座前面神像的脚下，涌动着一片水晶般的流水，在神像和宝座的四周以及宝座的上方却雕有四只可怕的动物——我看到了——对于惊诧地看着它们的我来说是可怕的，而对于端坐在宝座上的圣人来说，它们是驯服和温柔的，它们无休止地为其唱着赞歌。

或者说，并不是所有的造型都可怕，因为出现在我左边（圣人右边）那个手捧书卷的人就显得俊美和仁慈。然而，对面的那只老鹰却特别吓人，鹰嘴大张，厚硬的羽毛像是护胸铁甲，鹰爪锋利，凶狠地伸展开硕大的翅膀。在神像脚下，在前面两座雕像下面，另有两尊动物雕像：公牛和雄狮。每只怪物的利爪或脚蹄之间都抓有一本书，它们背向宝座，头却朝向宝座，因而是猛力扭曲着肩部和脖颈，胯部颤栗着，挣扎着四肢，张着大口，蛇一般卷曲的尾巴末端喷着火焰。两个恶魔都带翅翼，头戴光环，虽然外表看来狰狞，却不是地狱的畜牲，而是天堂的生灵，如果说它们显得可怕，那是因为它们在咆哮着赞颂一位将会判决生死的来者。

在宝座的四周，四只动物的旁边，端坐着的圣人脚下，透过那水晶般的流水一眼望去，三角形门楣的结构，几乎占有了整个视觉的空间：在圣人端坐的宝座两侧，是坐在二十四个小宝座上的二十四位身穿白色衣衫，头戴金冠的老者：底部两边各有七个，中间两边各有三个，最后两边各有两个。他们有的手拿古琴，有的手拿香水，只有一人在演奏，其他所有人都沉醉在乐声之中。他们面朝端坐的圣人为其唱着赞歌，四肢像动物一样扭曲着，以便都能看到端坐在宝座上的圣人，但并不是以野蛮兽性的方式，而是用一些陶醉的舞姿——大卫可能也是这样在方舟周围舞蹈的——不管他们如何摆脱身躯的控制，目光转向哪里，都汇聚在一个明亮的焦点上。啊，那是多么洒脱奔放，协调和谐呀，仪态举止那么反常，却又那么优雅动人，用那种神秘的肢体语言神奇地挣脱了身躯实体的重负，在相当多业已带上标记的事物中注入了新的创造力。神圣的群体如同被一阵狂风吹打，生命的气息，对欢乐的狂热迷恋，哈里路亚般的欢呼赞美，使声音奇迹般地变成了形象。

依附着神灵的身躯和四肢领悟到神的启示，面容因惊诧而兴奋，目光因激情而明亮，双颊因爱情而绯红，双眸因幸福而炯炯发光；那些老者有的因欣喜而容光焕发，有的因喜出望外而惊诧，有的因看到奇迹而动容，有的因欢悦而变得年轻。他们都面带表情，身披大幅长袍，四肢肌肉紧绷扭曲，在那边高唱着新的赞歌，微张着的双唇绽露着永恒赞美的笑容。在老人们的脚下，在他们的上方，在宝座和四尊动物雕像的上方，画师巧夺天工，团团花簇布局比例匀称和谐，千姿百态却又浑然一体，各有所异又不失交相辉映，各部分奇妙地协调一致，色彩柔和温馨，令人赏心悦目，各不相同的声音奇迹般地交融协调在一起，就像是齐特拉琴发出的和弦那样，透出一种内在深沉的亲和力，那么一致、默契和持续不变，旨在用同中求变、变中求同的不断变换交替的手法，朦胧地营造出单一的乐曲，使那些不可相互转换的造化物相互融合，构成一部天造地作之乐章（安宁、爱情、美德、制度、权力、秩序、起源、生命、阳光、辉煌、物种和形象之间相互束缚和制约的关联）。那是为求得其璀璨的存在形式，各部分成比例的物质无数次的均衡协调——你看，所有的鲜花和树叶，藤蔓和草丛都交织缠绕在一起，簇拥着装饰点缀人间和天堂的花园里的所有花草，紫罗兰、金雀花、百里香、欧洲女贞、麝香草、百合、水仙、莨苈花、锦葵、没药和凤仙，争奇斗艳。

然而，正当我全身心地沉浸在这人间美和超凡的杰作的和谐之中，抑制不住地想唱起欢乐的颂歌时，我的目光伴随着荡漾在心中的匀称的音乐节奏，顺着老人们脚下盛开的温馨的玫瑰，落在了已与支撑着门楣的中央大柱水乳交融浑然一体的那些造型上。那是横向排列的三对狮子。一头狮子后脚站立，前脚搭在另一头横着蹲伏的狮子背上，呈弓形跃起，交叉成十字架；狮子的鬃毛蓬乱，嘴巴大张，像是在咆哮，像是被一簇簇葡萄藤条缠在那根中央大柱上。那究竟是些什么，又传达着何种象征性的信息呢？也许是为了平息我不安的灵魂，在支柱的两侧，有两个人像出奇地同柱子一般高，被安排在那里驯服狮子凶残的本性，把狮子象征性地改造成高级生灵。另外有两个同他们一模一样的人像对称地站在另一边中央大柱外侧的柱脚上。教堂每扇橡木门都有带雕饰的边框：上面有四幅老人雕像，从他们的穿着我认出他们是彼得、保罗、耶利米和以赛亚，他们也是扭动着身躯像是迈出舞步，双手颀长的手指像羽翼般张开，胡须和头发也像羽翼般随一股清风飘逸，长长圣袍的皱褶随着修长的腿部的摆动而波浪起伏。他们与狮子遥遥相对，雕刻使用的材质与狮子相同。正当我的目光从那神秘的圣人的肢体和可怕的肌肉扭动构成的复调音乐移开时，我见到了大门一侧、深邃的拱门下方的另外一些可怕的图像。在那些由一排小型的列柱支撑和装饰的扶壁上，绘着历史故事装饰画。柱子的顶端绘有茂盛的植物花草，枝桠伸向有许多洞孔的圆形拱顶。在那里绘制那些图像，仅仅是因为它们拥有隐喻和寓意的力量，或是因为它们传达着道德上的训诫警示：我看见一个全身赤裸的淫荡女人，丑陋的癞蛤蟆啃食着她身上的肌肤，蛇蝎吮吸着她的血液，与她交欢的是一个半人半兽的怪物。那怪物大腹便便，长着粗硬茸毛的脚爪，扯着喉咙发出猥亵的狂吼；我看见一个吝啬鬼，直挺挺僵死般地躺在一张饰有边柱的奢华的大床上，已懦弱地成为一群魔鬼的猎物，其中一个魔鬼从他奄奄一息的嘴里扯出婴儿形状的灵魂（哎呀，他再也不能投胎永生了）；我看见一个骄傲自负的人，一个魔鬼趴在他肩上用利爪挖他的眼睛；另外我还看见两个饱食者彼此撕扯着，令人作呕地扭打成一团。此外，还有其他的造化物，羊头、狮身、豹嘴，以及被囚禁在一片烈焰之中的囚犯，你几乎能感觉到他们灼热的气息。在他们的周围，在他们的上方和下方，有各种各样的脸颊和肢体与他们混杂在一起。一对相互揪着头发的男女，两条毒蛇吮吸着一个打入地狱者的眼珠，一个狞笑着的男子在用钩状的手撕开一条龙的咽喉。还有撒旦动物寓言集里所有的动物，半人半羊的农牧之神、雌雄一体的动物、六指的怪兽、鳗鱼、马头鱼尾怪兽、用蛇盘成发髻的女妖、鸟身女妖、人身牛头怪、猞猁、豹子、狮头羊身蛇尾的怪兽、长着狗嘴从鼻孔喷火的怪物、多毛的蟒蛇、蝾螈、眼睛长角刺的毒蛇、齿龟、游蛇、背上长利齿的双头怪物、鬣狗、水獭、乌鸦、鳄鱼、头上长着锯形角的狂犬、青蛙、兀鹰、猴子、犬面狒狒、秃鹫、银鼠、龙、戴胜鸟、猫头鹰、蜥蜴、蝎子、鲸鱼、双头蛇、短印鱼、绿蜥蜴、珊瑚虫、海鳝和乌龟。它们庄严地聚集在一起，坐守着面对它们的宝座，以它们的失败歌颂在位者的荣耀。这些属于地狱冥府的一群聚集在那里，它们望着那门楣上端坐着的圣人，看着令它们期待又恐惧的面容，像是待在地狱的过厅。那是一片幽暗的森林，一片凄凉的荒野，它们这些哈米吉多顿

[3]

的失败者，将在那里面对最终裁定它们生死的来者。看到这番景象，我（几乎）昏厥过去，已经难以确定自己是处在一个仁爱之地，还是处在最后审判的幽谷。我惶恐不安，勉强忍住哭泣，我似乎听见了（或者是真的听到了？）那个声音，看到了少年时期的那些幻象，它们陪伴我阅读那些圣书，并伴我度过在梅尔克修道院的唱诗台默祷的那些夜晚。而我在神志恍惚中，听到了一个圆号般洪亮的声音说：“把你见到的这些东西写成书吧。”（而现在我正在这样做。）我看到七盏金色的油灯，灯光下出现了一个像是上帝之子的人。他胸前系着一条镶金边的长带，满头白发像羊毛那样洁白，目光炯炯有如明亮的火焰，双脚像是炉窑里煅烧的青铜，洪亮的声音像是波涛汹涌的江水声，他右手端着七颗星星，嘴里叼着一把双刃利剑。我看见天堂的一扇门开着，而原来端坐在宝座上的那个在位者，像是一块翡翠或碧玉，一道彩虹萦绕在宝座四周，宝座发出闪电和雷鸣。那人手里拿着一把锋利的镰刀，喊道：“你挥动镰刀收割吧，已经到收割的时候了，因为大地的庄稼已经成熟了。”那端坐在宝座上的人挥动镰刀，大地收割了。

那时候我才恍然大悟，那番景象讲述的不是别的，正是修道院里正在发生的事情，就是我们所获悉的从修道院院长谨慎的双唇吐露出来的事情——此后的几天内，我多次回去凝视教堂的大门，确信自己正在经历它所叙述的种种事件。我们长途跋涉来到这座修道院，就是为了见证一场天国里血腥的大屠杀。

我一阵颤栗，好像被寒冬冰冷的雨水淋透。我又听到另一个声音，这一回是从我的背后传来的。这是一种不同的声音，因为它来自地上，而不是来自令人眼花缭乱的幻觉的中心；它甚至中断了我的幻觉，因为连一直也沉浸在默想之中的威廉（那时我才又意识到他的存在）也像我一样转过身来。

站在我们身后的人像是一位僧侣，但他身上的僧袍肮脏而破烂不堪，活像个流浪汉，而且他的面容跟我刚见到的门楣上的魔鬼的脸别无二致。有生以来，魔鬼从未光顾过我，不像我的许多修士兄弟。不过我相信，有朝一日魔鬼想要出现在我面前，即使他想装扮成人，而神的旨意也无法完全掩饰他的魔鬼本性的话，那么，他将具有此时出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位对话者的模样。这个僧侣剃了光头，并不是为了赎罪苦修，而是因为早些时候患过黏性湿疹所致。他额头发际很低，因为倘若他头上长有头发，就会跟眉毛混杂在一起（他的眉毛浓密蓬乱）；他眼睛圆圆的，小小的眼珠十分灵活，他的目光说不出是天真还是邪恶，也许两者皆有，有时天真有时邪恶；鼻子很难称得上是鼻子，因为它只是从中间长出来分隔双眼的一根骨头，刚从面部隆起就很快又凹了进去，形成了两个黑色的窟窿，那就是长有浓密黑色鼻毛的鼻孔；嘴巴宽大而丑陋，一块伤疤把嘴巴和鼻孔连在一起，右边与左边不对称，在几乎看不见的上唇和厚厚的下唇之间，不规则地露出又黑又尖的犬牙。

那人露出微笑（或者说，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举着一根手指像是要警示什么，说道：

“忏悔吧！你看到了那条恶龙要来吞噬你的灵魂！死亡已临到我们头上！祈求圣主把我们从邪恶和罪孽中解救出来吧！啊，相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奇迹吧！欢乐对于我就是痛苦，喜悦对于我就是忧伤……留神魔鬼！他总是在某个角落窥视想咬住我的脚后跟。然而萨尔瓦多雷不是傻瓜！仁爱的修道院，在这里用膳就向我们的主祈祷。而余下的事情就无关紧要了。阿门。是不是这样？”

随着故事的展开，我还得多处谈到这个人，并转述他说的话。我承认自己很难这样做，因为现在我不知道，当时我也根本不明白，他说的究竟是什么语言。不是我们修道院文人之间表达思想所用的拉丁语，不是当地方言，也不是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的俗语。不过，我认为从他说话的方式，对他所要表达的意思有个大概的了解，所以我把每次从他那里听到的话（根据我所记得的）大致记录下来。后来，当我得悉他的充满冒险色彩的生活经历，以及他曾经在许多地方生活过却都没有生根的情况之后，我意识到他会许多种语言，但哪一种都不精通。或者说他发明了一种自己的语言，一种用他所接触过的各种语言拼凑起来的语言——有一次我想到他用的语言大概不是幸福的人类始祖亚当曾经用过的语言，即从世界的起源到巴别塔，所有的人都通用的同一种语言，在他们不幸地被分化隔离的事件发生之后，没有产生任何别的语言，而就在受到上帝惩罚后的第一天，产生了巴别语，造成语言的原始混乱。我也不能把萨尔瓦多雷所用的语言叫做哪一个地方的方言，因为每一种人类语言都有规则，而每一个术语的含义都是ad placit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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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着一种不可更改的法则，因为人们总不能把狗一会儿称作狗，一会儿又称作猫吧，也不能在人们没有确定那个词的意思就发出那个词的音来，就像有人说“blitiri”这个词，没有人知道他在说什么。不过，我好歹明白萨尔瓦多雷想说什么，别人也是这样。这就表明他用的并不是一种语言，而是在用各种语言，但哪一种都没有说正确。后来，我发现他称呼一个事物时，有时用拉丁语，有时用普罗旺斯语，而我明白，与其说他是在创造自己的语句，还不如说是根据他想要表述的情况和事情，借用他在某一天听到过的片言只语。比如，我明白，他想要说明某种食物的时候，就用以往和他一起吃过那种食物的人所用的语言来表达，而在表达快乐的时候，他就只用自己听到过的快乐的人们的言语来表达。好像他的语言就如同他的那张脸，是用别人脸的若干部分一块块拼凑起来的，或者如同我有时候见过的珍贵的圣骨箱（如果允许我把圣物与魔鬼的东西相提并论的话），它们是从别的神圣的东西的残渣碎片中产生的。我在头一次遇上萨尔瓦多雷的那一刻，觉得他的脸庞和他的说话方式，与我刚才在礼拜堂门楣上见到的那些毛发蓬乱的妖魔怪兽别无二致。后来我发现那个人也许有一颗仁慈的心，而且诙谐幽默。后来还发现……不过我们还是按顺序来吧。再说，萨尔瓦多雷刚一说完话，我的导师就好奇地问他道：

“为什么刚才你说‘忏悔’呢？”

“仁慈的修士兄弟，” 萨尔瓦多雷微微鞠了个躬回答道，“耶稣冒过生命的危险，活着的人理应忏悔。不是吗？”

威廉死死地盯着他看了一眼：“你是从方济各会的修道院来到这里的吧？”

“我不明白。”

“我问你是不是在圣方济各会的修士中间生活过，我问你是不是知道所谓的使徒……”

萨尔瓦多雷的脸色一下刷白，或者说他那古铜色野蛮的脸变成了灰白色。他深深地鞠了一躬，半张开嘴说出一句“Vade ret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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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胸前画了个十字，然后就溜走了，还不时地回头看我们。

“您问他什么啦？”我问威廉。

他若有所思地待了片刻：“没什么，我以后告诉你。现在我们进去吧。我要找到乌贝尔蒂诺。”

刚念过午时经。惨淡的阳光透过几扇狭小的窗户从西边射进教堂里。一道细长的光返照在大祭台上，祭台正面的装饰物似乎闪烁着金光。然而，侧面的两座耳堂则沉浸在一片昏暗之中。

左边耳堂里靠近祭台的最后一个小圣室那里，竖立着一根饰有圣母石雕的小柱子，雕像具有现代风格，圣母穿着一件带有小背心的漂亮衣服，腹部突起，怀抱婴孩，带着那种令人难以捉摸的微笑。一位身穿克吕尼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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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袍的人跪在圣母的脚下祈祷。

我们走近前去。那人听到我们的脚步声后，仰起头来。他是个脸膛白净的秃头老者，有一双天蓝色的大眼睛，薄薄的红润的嘴唇，白皙的皮肤，皮包骨的头颅像是泡在牛奶里的木乃伊。他双手白嫩，手指细长，好像是一个青春早逝的少女。他先是迷惘地看了我们一眼，仿佛我们搅乱了他陶醉其中的梦幻，后来他脸上泛起欣喜的红光。

“威廉！”他大声喊道，“我最亲爱的兄弟啊！”他费劲地站起来，向我的导师迎过去，拥抱着他，吻他的嘴唇，“威廉！”他又叫了一声，眼里含着泪水，“多长时间没见了！但我还认得你！过去了多长的时间啊！发生了多少事情啊！上帝让我们经受了多少的考验哪！”他哭了。威廉又拥抱了他，显然是受到感动。那就是卡萨莱的乌贝尔蒂诺，他就站在我们面前。

有关他的故事，我在来意大利之前就听说过许多，而在跟皇室的方济各修士们频繁交往的过程中，听到的就更多。有人甚至跟我说到，那个时代最伟大的诗人，几年前刚去世的佛罗伦萨的但丁，曾写过一个篇章（我看不懂，因为是用托斯卡纳方言写的），描述了上天和大地，其中有许多诗句都是对乌贝尔蒂诺所写的《钉上十字架的生命之树》中几个片段的一种诠释。这并不是乌贝尔蒂诺唯一值得称道的地方。但为了让我的读者更好地理解那次会面的重要性，我将尽力把我所理解的那些年里发生的事件回顾一下。那都是我在意大利中部短暂的停留期间，我聆听到的导师所讲的话，以及他沿途跟修道院院长和僧侣们进行过的许多谈话。我将尽量把我所理解的讲出来，尽管对自己能否得体地讲述并没有把握。我在梅尔克的那些导师经常对我说，一个北方人，要对意大利的宗教和政治变迁有明确的认识，是有一定难度的。

意大利半岛上神职人员的权力显然要比在其他任何国家都强大，而且比在任何国家都更炫耀权势和财富，这就导致最少两个世纪以来一些想过比较清贫生活的人士掀起运动，与贪腐的神父们展开争论。他们之中有些人甚至拒绝施行圣礼，结成独立的团体，因此受到僭主们、帝国和城邦行政长官的憎恨。

最后出现了圣方济各，他传播济贫的思想，这与教会的戒律并没有背道而驰，而且通过他的布道，提醒教会遵循那些严格的古老教规，同时清除了原本隐含在其中的紊乱成分。随之而来的本该是一个温和而圣洁的时代。然而，方济各会不断壮大，把许多优秀人士吸引到自己的周围，从而变得过分强大，这就牵涉到许多世俗的琐事，许多方济各修士想把它带回到早期纯洁的状态之中。这对于一个在世界各地已有三万多成员（就在我逗留在那座修道院的那个时期）的教派来说是相当不容易的。然而事情就是这样，方济各会的很多修士背离了教派先前提出的教规，说是教派现行的制度，是对教派诞生时设立的教规进行改革。他们认为，这种情况在方济各在世的时候已经发生了，方济各的言论和主张都已经被篡改。当时许多人发现有一位西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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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僧侣，名叫约阿基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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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富有预言的灵感，在我们这个纪元的十二世纪初写了一本书。他确实是预言了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到那时，被假使徒们糟蹋并早已被腐蚀的基督精神将重新在大地复苏。他还宣告了新时代来临的期限，让众人清楚地感觉到他说的可能是方济各会，虽然他自己并不知道。对此，许多方济各修士相当高兴，但他们高兴得过头了。因为，到了十二世纪中叶，巴黎索邦神学院的学者们谴责了修道院院长约阿基姆的学说。不过，他们这样做，似乎是因为方济各会（以及多明我会）的势力太强大，太有学识了，在法国的大学里，人们想把它们像异教那样淘汰出去。但终究没有这样做，这对教会可是一件大幸事。这有助于托马斯·阿奎那和波拿文都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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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的传播，当然，他们可不是异教徒。由此可见，当时在巴黎，人们的思想很混乱，或者说有人出于个人的目的想把人们的思想搞乱。而这正是异教给基督教带来的罪恶，使得思想混沌不清，并驱使大家都出于个人的私利而成为宗教裁判官。而就我在修道院里所看到的一切（这我在后面还会谈到），我发现，异教徒常常是宗教裁判官制造出来的。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会在没有异教徒的情况下想象出异教徒来，而且，因为他们那么激烈地像挤“脓疮”一样清除异教，致使许多人因憎恨他们而加入到异教徒那一边去。这真是魔鬼想出来的手腕，愿上帝拯救我们。

不过，我说的是约阿基姆的异端学说（如果那也算是异端的话）。托斯卡纳地区有一位名叫杰拉尔多的方济各修士，他是圣多尼诺镇人，他传布了约阿基姆的预言，在方济各会影响很大。就这样，在他们中间产生了一批支持旧教规的人，与后来成为修士会长的波拿文都拉推崇的教规分庭抗礼。上个世纪的最后三十年里，里昂公会议为了把方济各会从想要取缔它的人手里拯救出来，允许它拥有已占用的一切财产（这早已是老资格修士会的法定权利）；但是，一些修士在马尔凯大区起来造反，他们认为这完全背弃了教规的精神，反正方济各修士不该拥有任何东西，不管是个人、修道院或修士会。人们把那些造反者终身囚禁起来。我倒不觉得他们在布道中有什么背离《福音书》之处，不过一旦牵涉到对世俗财物的拥有权，人们就很难公正地判断。人们曾对我说，几年以后，修士会会长雷蒙·德·戈弗雷迪在安科纳找到了这些囚徒，在释放他们时，他说：“上帝啊，犯下如此的过错，让我们大家和整个修士会都受到了玷污。”这就表示异教徒所言不实，而且在教会里还是有道德高尚的人的。

在这些被释放的囚犯中，有一个名叫安杰罗·科拉雷诺的人，他后来遇见了一个从普罗旺斯来的名叫皮埃尔·德·约翰·奥利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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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修士，那修士传播约阿基姆的预言，二人后来又遇上了卡萨莱的乌贝尔蒂诺，就从那里开展了宗教活动。在那些岁月里，一位来自莫罗内名叫彼耶特罗的神圣的隐士登上了教皇的宝座，以西莱斯廷五世的圣号统治教廷，他受到属灵派的拥戴。“将会出现一位圣人，”有人这么说，“他将遵循基督的教导，他将会有天使般纯洁的生活，贪腐的教士们，你们发抖吧。”也许西莱斯廷五世的生活太纯洁了，而他周围的神职人员又都太贪腐了，或者是他忍受不了跟皇帝和欧洲的国王之间的长期战争；结果，西莱斯廷五世放弃了圣位，又回去过隐居生活。但在他执政不到一年的短暂时期，属灵派的企望都得到了满足。他们去找西莱斯廷五世，让他跟他们一起成立了一个名为西莱斯廷派穷苦的隐士兄弟会的教团。另一方面，正当教皇在罗马最有权势的红衣主教之间作调解时，有些人，如一位叫科罗纳和一位叫奥尔西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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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枢机主教，却秘密地支持主张清贫的新教义。对于生活优越拥有不菲财富的强权者来说，这种选择的确奇怪，我始终不明白是不是他们简单地想利用属灵派来达到他们执政的目的，或者是他们认为自己的世俗生活要得到解释，就必须支持属灵派的理念。而就我对意大利粗浅的了解看来，也许这两方面都有道理。但是，正是为了做出个榜样，乌贝尔蒂诺一度被枢机主教奥尔西尼任命为教区本堂神甫，而当时最受属灵派青睐的奥尔西尼是冒着被谴责为异教徒的风险的。在阿维尼翁，他还曾亲自保护过乌贝尔蒂诺。

在那种形势下，一方面，安杰罗·科拉雷诺和卡萨莱的乌贝尔蒂诺宣讲他们的学说，另一方面，大批普通的教友接受他们的布道，并在他们的家乡不受任何控制地传播。就这样，这些小兄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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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或者出身贫寒的修士们充斥了意大利，他们被许多人看作是危险分子。那时，与教会的权威有接触的属灵派的导师们和他们普通的追随者已经很难区分开，他们生活在教会外面，靠乞讨度日，靠双手的劳动谋生，不拥有任何财富。而公众却称他们是小兄弟会修士，与追随皮埃尔·德·约翰·奥利维学说的法国苦行僧别无二致。

西莱斯廷五世被卜尼法斯八世所代替，这位新教皇一上台就对属灵派和小兄弟会的僧侣毫不宽容：就在十三世纪最后的几年中，他下了一道敕令《坚定的审慎》，严厉谴责了游离在方济各会之外、流落各地的托钵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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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脱离修士会过隐居生活的属灵派。

在卜尼法斯八世去世后，属灵派力图让继任的教皇同意他们以非暴力的方式脱离修士会，像克雷芒五世就是那样。我认为他们本来是可以成功的。可是约翰二十二世的继位却使他们的一切希望都破灭了。一三一六年，他当选为教皇后，就写信给西西里国王，让他把在西西里岛上避难的方济各修士全部撵走，并逮捕了安杰罗·科拉雷诺和普罗旺斯的属灵派。

那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教廷中有许多人抵制他这样做。结果，乌贝尔蒂诺和科拉雷诺成功地获得了脱离修士会的自由，后来他们分别被本笃会和西莱斯廷教团所接纳。然而，约翰二十二世对其他急需过自由生活的人却毫不留情，让宗教裁判所出面迫害他们。许多人被判了火刑。

然而，约翰二十二世很清楚，要铲除小兄弟会埋在教会当局执政根基中的毒草，必须声讨他们信仰的赖以生存的理念。小兄弟会的人宣称基督和他的门徒从来没有个人和公共财产，而教皇把这种思想谴责为异端。这可是件令人惊诧的事情。究竟为什么一个教皇非要把认为“基督是清贫的”思想断定为邪恶的呢？而就在一年前，方济各会在佩鲁贾召开大会，恰恰支持了基督守贫的观点；要是教皇谴责他们，那么就等于谴责基督。就像我所说的，事实上，方济各会在佩鲁贾的活动极大地抵制了教皇反对皇帝的斗争。正因为这样，打那以后，许多对王国和佩鲁贾大会均一无所知的小兄弟会的人被教廷活活烧死了。

我望着乌贝尔蒂诺这样一位传奇式的人物，脑海里不禁回想起这些事情。我的导师把我引见给他，老人用一只近乎灼热的手亲切地抚摸我的脸颊。一碰触到那只手，我就明白了我所听到过的有关这位圣人的许多事情，理解了我在《生命之树》有关篇章中所读到过的其他一些东西。那是自他年轻时代就吞噬过他心灵的神秘之火，尽管当时他仍在巴黎求学，他摒弃了对神学的纯理论性的研究，把自己想象成《圣经》中抹大拉的马利亚那样的忏悔者；而他跟福利尼奥的圣女安吉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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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过的异常密切的关系，使他开始领悟神秘的精神生活的珍贵和对十字架的崇敬，明白了为什么他的上司们有一天因担心他布道过分热切，竟然把他派遣到拉维纳山去隐退。

我注视着那张圣女般线条柔和的面庞，那面容有如与他交流过深邃神学思想的那位圣女的温柔脸庞。我直觉，在一三一一年维埃纳公会议上，教皇颁布《驱逐天堂》的敕令，免去与属灵派对立的方济各修道院院长们的职务，但是又强制属灵派在教会内部过平静生活的时候，他那张脸一定严厉得多。不过这位否决派的楷模人物并不接受那种狡黠的妥协，而是为建立一个拥有严明教规的独立教团而奋力抗争。这位伟大的斗士最后败北，因为在那些年代里，约翰二十二世发动了一场讨伐皮埃尔·德·约翰·奥利维的追随者（包括乌贝尔蒂诺在内）的战争，并判处纳博纳和贝济耶的修士们为罪人。乌贝尔蒂诺为了已故挚友，毅然跟教皇对决。教皇慑于他的威望，没敢判决他（尽管后来判处了其他人），反而给了他一条生路：先是劝说他，继而命令他加入克吕尼修会。应该说乌贝尔蒂诺是相当能干的（尽管表面上显得那么无奈和脆弱），在教廷中赢得了保护者和同盟者；他的确答应进佛兰德的让布卢修道院，但我相信他从未去过那里，而是打着红衣主教奥尔西尼的旗号，留在了阿维尼翁，捍卫方济各会的教义。

只是在近几年（我听到的传言并不准确），他在教廷的声望开始低落，不得不离开阿维尼翁，而教皇一直派人追踪这位被视为异端、难以驾驭的per mundum discurrit vagabund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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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他已经销声匿迹了。而那个下午，在威廉跟修道院院长的谈话中，我得知他躲在这所修道院里，如今他就在我眼前。

“威廉，”他正在说，“要知道，当时他们正追杀我，我不得不在深夜逃跑。”

“谁想要你死？约翰吗？”

“不是。约翰从来没有喜欢过我，但他始终尊敬我。毕竟十年前是他强迫我加入了本笃会，使我逃过了审判，并以这样的方式封住了敌人的嘴。他们喋喋不休地嘲讽说，我这样一个清贫的楷模，居然进入一个富有的教团，还在红衣主教奥尔西尼的庇护下生活……威廉，你知道，我是如何蔑视这尘世的富贵荣华呀！可当时唯有那样我才得以留在阿维尼翁，这也是为我的兄弟们。奥尔西尼对教皇有威慑力，教皇从此不敢再动我一根毫毛。三年前，他还派我作为公使去觐见阿拉贡国王呢。”

“那是谁对你居心不良呢？”

“所有的人。教廷。他们曾两度企图杀害我。他们想封住我的嘴。你知道五年前发生过的事情。纳博纳的信徒们在那之前两年就被判了刑，贝伦加里奥·塔罗尼虽然是裁判官之一，却向教皇提出诉求。那是艰难的岁月，约翰已经颁布了两道敕令谴责属灵派，当时切塞纳的米凯莱也屈服了——哦，对了，他什么时候到？”

“两天以后他就到。”

“米凯莱……我好久没见到他了。现在他明白了，当初我们想要的是什么，佩鲁贾大会证实了我们是对的。可是，还在一三一八年他就向教皇屈服了，把普罗旺斯的五名拒不屈从的属灵派修士拱手交到教皇约翰手里。他们被活活烧死了，威廉……啊，太恐怖了！”他用双手捂住脸。

“但是塔罗尼提出诉求之后，究竟发生了什么呢？”威廉问道。

“约翰不得不重开辩论，你明白吗？他不得不这样做，因为即使在教廷内部也有人心生疑虑，还有教廷中的方济各会的人士——那些表里不一的伪善者，为了得到一份教士俸禄而出卖自己，不过他们也心存狐疑。就在那个时候，约翰要我拟一份关于倡导守贫的备忘录。那称得上是一部杰作。威廉，愿上帝宽恕我的桀骜不驯……”

“我拜读过了，是米凯莱给我看的。”

“即使我们自己人中间也有心存狐疑的人，阿基坦的大教区主教，圣韦塔莱的红衣主教，卡法的主教……”

“一个白痴。” 威廉说道。

“愿他安息。两年前他就被上帝召唤走了。”

“上帝并不是那么大慈大悲的。那是从君士坦丁堡传来的一则假消息。他尚活在我们中间，听说他将成为教皇的一员特使。愿上帝保佑我们！”

“不过他是支持佩鲁贾大会的呀。”乌贝尔蒂诺说道。

“正是。他属于那种人，他总是对手们最好的楷模！”

“说实话，”乌贝尔蒂诺说道，“即使在当时，他对我们的事业也不太支持。虽然结果是一败涂地，但至少我们所倡导的思想没有被视作异端，而这是非常重要的。为此，其他人从来都不肯宽恕我，他们想方设法伤害我。三年前，当路德维希宣布约翰是异教徒的时候，他们说我在萨克森豪森。可谁都知道，七月份我明明是跟奥尔西尼在阿维尼翁……他们居然发现皇帝的部分宣言反映了我的那些思想，真是荒唐。”

“没那么荒唐。” 威廉说道，“那些思想是我传授给他的，而我是从你的阿维尼翁宣言和奥利维的著作中学到的。”

“你？”乌贝尔蒂诺惊喜地大声说道，“那么说，你是赞同我的观点的！”

威廉显得窘困。“那些想法在当时对于皇帝是有利的。”

乌贝尔蒂诺疑惑地看了看他。“啊，那么说，你并不真的相信这些观点，是不是？”

“你再说说，” 威廉说道，“你说说，你是怎么摆脱那些狗的呢？”

“啊，是的，那是些狗，威廉。一些疯狗。我甚至还跟博纳格拉齐亚本人较量过，你知道吗？”

“可是贝加莫的博纳格拉齐亚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

“现在是。在我跟他长谈过之后。他被说服了，并抗议教皇的那份敕令《致教规的创始人》。教皇为此囚禁了他一年。”

“我听说他现在和我在教廷的一位朋友，奥卡姆的威廉，过往甚密。”

“我对他了解甚少。我不喜欢他。一个没有热忱的人，满脑子的理性，没有心灵。”

“可他头脑灵光。”

“也许是吧，但这会把他引向地狱。”

“那么我就将在地狱见到他，我们将在那里讨论逻辑问题。”

“你住嘴，威廉，”乌贝尔蒂诺亲切地微笑道，“你比你的那些哲学家优秀多了。只要你有愿望……”

“什么？”

“我们在翁布里亚大区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你记得吗？多亏那位神奇的女人求情，我刚刚从我的伤痛中挣脱出来……蒙特法尔科的基娅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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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容光焕发地喃喃自语道，“基娅拉……女人的天性是如此乖僻，而当那种天性升华为至高圣洁的东西后，就会变得最优雅高贵了。你知道，那最纯洁的贞节是如何启示了我的生命，威廉啊，”（他激动地抓住威廉的一只胳膊）“你知道，我是多么……强烈地——对，是强烈地——渴求忏悔，以寻求摆脱肉欲的折磨，以使自己只是沉浸在受苦受难的耶稣的挚爱之中……然而，我一生中有三个女人，她们对我来说是天国的使者。福利尼奥的圣女安吉拉，卡斯泰洛城的玛尔盖丽达（她使我提前写完我的书，当时我才完成三分之一），最后是蒙特法尔科的基娅拉。她是上帝给我的一份馈赠，所以我能够走在圣母教会行动之前，调查她创造的奇迹，对人群宣布她的圣迹。而你，威廉，当时你就在那里，你完全能够帮助我完成那神圣的事业，而你却不愿意……”

“可是，你要我参与的那种事业是要把本蒂文加、贾科莫和乔瓦努齐奥送去受火刑的。”威廉低声说道。

“他们是用邪恶诋毁她的圣名。而当时你是宗教裁判官那！”

“可就在当时，我要求辞去那个职务。我不喜欢审讯。恕我直言，我也不喜欢你诱导本蒂文加认罪的方式。你假装愿意加入他们的教派，如果那称得上是教派的话。你骗取了他的秘密，然后你让人逮捕了他。”

“可是对付基督的敌人就得这样做！他们是异教徒，他们是假使徒，他们身上有多里奇诺修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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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上的硫黄臭味！”

“可他们是基娅拉的朋友。”

“不，威廉，你不能在基娅拉的名字上留下丝毫阴影。”

“可他们在她的教团里面活动……”

“他们是方济各修士，自称是属灵派的人，实际上是教士团的修士！但是你知道，古比奥的本蒂文加在调查中自称是传道者，而且跟贝瓦涅亚的乔瓦努齐奥一起诱惑修女，说地狱是不存在的，说可以满足肉体的欲望而不冒犯上帝，说跟一个修女睡过觉之后可以领受基督的圣体（愿上帝宽恕我！），说抹大拉的马利亚比贞女阿格尼斯更受上帝青睐，说凡人所称的魔鬼也就是上帝本人，因为魔鬼就是智慧，上帝就是智慧！而仁慈的基娅拉在听到这些言论之后，就产生了幻觉，上帝亲口对她说那帮家伙是一些Spiritus Liberta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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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恶的追随者！”

“他们是方济各修士，头脑里燃烧着跟基娅拉一样的幻觉，而令人着魔入迷的幻觉和罪恶的狂热之间经常仅有一步之遥。”威廉说道。

乌贝尔蒂诺紧握威廉的双手，两眼噙着泪水。“你别这么说，威廉。你怎么能把在点燃的烛光下令人销魂的爱的时刻和带有硫黄味的感官的失控混为一谈呢？本蒂文加唆使别人触摸赤裸的肢体，认定唯有那样才能挣脱感官的主宰而获得自由，homo nudus cum nuda iaceb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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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t non commiscebantur ad invic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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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骗人的谎言！他们是在寻欢作乐。如果他们感到肉体的刺激，他们就不认为男人和女人躺在一起，相互触摸和亲吻身体的每一个部位，赤裸的肚子贴在一起，满足这种刺激竟然是什么罪过！”

我承认，乌贝尔蒂诺鞭笞他人的罪孽时所采用的方式并没有诱导我萌生高尚的念头。我的导师大概是发现我窘困不安，就岔开了圣人的话题。

“你的精神是热烈的，乌贝尔蒂诺，无论体现在对上帝的爱还是对罪恶的憎恨。我想说的是：天使的激情和撒旦的狂热之间的差别是微乎其微的，因为两者均产生于一种极端兴奋的意志。”

“噢。差别是有的，这我知道！” 乌贝尔蒂诺激动地说道，“你是想说，对于爱的向往和作恶的行为之间只有微小的差别，因为这都是如何引导同样意志的问题。这是真的。但差别就在对象，而对象是清晰可辨的。这边是上帝，那边就是魔鬼。”

“可我担心再也不知道如何分辨了，乌贝尔蒂诺。你那位福利尼奥的圣女安吉拉不是讲到，那天，她精神恍惚地居然发现自己待在基督的墓穴里了吗？她不是说过，她先是怎样亲吻他的胸部，并看到他闭着眼睛躺在那里，然后吻了他的嘴，那两片唇上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温柔甜美之感；短暂的间歇之后，她把自己的脸颊贴在基督的脸颊上，而基督用他的手轻抚她的脸颊，并把她紧紧地搂在怀里吗？而且——她是这样说的——她感到无比欢欣。”

“这和感官的冲动有何相干？”乌贝尔蒂诺问道，“这是神秘的体验，而且身躯是我们上帝的。”

“也许我习惯了在牛津生活，”威廉说道，“在那里，即使神秘的体验也是另一类型的……”

“全都在头脑里。”乌贝尔蒂诺微笑道。

“或者全都看在眼里。上帝可以感知，如同太阳照耀下的光亮，如同明镜中的形象，如同有序物质各部分颜色的分布，如同被雨滴打湿的树叶上的日光反照……这种爱岂不是更接近方济各在颂扬上帝所创造的天地万物、花草、水和空气时所表示的那种爱吗？我不相信这种爱会是什么陷阱。然而我不喜欢把与万能的上帝交流时在肉体的接触中所产生的颤栗说成是一种爱……”

“你在亵渎，威廉！这不是一回事。爱恋着受难的耶稣的那种激情和蒙特法尔科的那些伪善的使徒们堕落的狂热之间，有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他们不是假使徒，是自由灵弟兄会，你自己也这样说过。”

“那又有什么区别呢？你对那次审判详情并不知晓，我本人也不敢把某些供词记下来备案，生怕魔鬼给基娅拉在那个地方所营造的圣洁的氛围蒙上哪怕是一瞬间的阴影。但有些事情，有些事情我是知道的，威廉！他们深更半夜聚集在一个地窖里，弄来一个刚出生的婴儿，抛来抛去，直到婴儿死去。活活打死……或用另一种方式弄死……谁最后接到尚活着的婴儿，婴儿死在谁的手里，谁就当教派的首领……然后，婴儿的尸体被撕成碎片，掺在面粉里，做成渎神的圣饼！”

“乌贝尔蒂诺，”威廉坚定地说道，“亚美尼亚的主教们在几个世纪以前就说到过这些事情，那是保罗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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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的。鲍格米勒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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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这样。”

“那又怎么样？魔鬼是愚钝的，他设置的陷阱和诱惑都依照同一节奏，相隔数千年仍重复自己的仪式，一成不变。正因如此，人们辨得出这种敌人！我可以发誓，复活节之夜，他们会点燃蜡烛，带几个女孩子到地窖里，然后他们吹灭蜡烛，扑向女孩子们。哪怕他们有血缘关系……而如若这样产下一个男婴，就重又开始残忍的仪式。他们把一只被他们称作小酒桶的壶围在中央，壶里盛满了葡萄酒，他们开怀痛饮，喝得酩酊大醉，把男婴切成碎块，把婴儿的血斟在一只酒杯里，他们还把别的活着的婴儿扔进火里，把婴儿的骨灰和酒杯里的血搅拌在一起，喝进肚里！”

“可三百年前普塞洛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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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那本关于魔鬼的书上就已经写到过这种事！谁跟你讲述这些事情的？”

“是他们，本蒂文加和其他人在酷刑下招认的！”

“唯有一样东西比欢乐更能激起动物的性欲，那就是痛苦。在酷刑之下，你就像生活在药草引起的幻觉的王国里一样。你以往的所见所闻，都会浮现在你的脑海里，好像你被人劫持走，不是带入了天堂，而是走向了地狱。在酷刑之下，你不仅会说出审判官要你招供的那些事情，还会说出你想象中的那些能取悦于审判官的事情，因为在你和审判官之间确立了一种关系（这正是恶魔般罪恶的关系）……我深知这些，乌贝尔蒂诺，我自己就曾是那些团队里的一员，他们相信用炙热的铁条就能让人说出真话。然而，要知道，炽热的真理是用另一种火焰燃烧出来的。本蒂文加在酷刑之下会说出最荒谬的谎言，因为当时已不再是他自己在说话，而是他的淫欲，他灵魂中的魔鬼。”

“淫荡的欲望？”

“是的，是痛苦的欲望，就像渴求崇拜的欲望一样，还有一种谦卑的欲望。倘若能够轻而易举地让叛逆的天使改变他们热切的崇拜和谦卑的天性，而去热衷于傲慢和反叛的话，那么，对于人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这就是我在审判过程中所想到过的，现在你知道了。正因为如此，我放弃了那种职务。我缺乏去调查那些坏人弱点的勇气，因为我发现，坏人的弱点也是圣人的弱点。”

乌贝尔蒂诺听完了威廉的最后几句话，好像他并没有听懂。从他随即充满怜悯亲切的表情看来，我明白了，他是把威廉当做罪恶感情的猎物了，然而他原谅我的导师，因为他深爱威廉。他打断威廉，用相当痛苦的语调说道：“这无关紧要。如果当初你有这样的感觉，你不当裁判官是对的。人需要抗拒诱惑。不过当时我确实缺少你的支持，本来我们是可以击溃那个邪恶教派的。而你知道结果发生了什么，我本人被指责过于软弱，而且被怀疑为异教徒。你在跟邪恶势力的斗争中，也太软弱。邪恶，威廉，难道这种谴责，这种阴影，这一阻止我们抵达清泉的泥沼，还将无休止地存在下去吗？”他又更加靠近威廉，好像生怕有人听到他说的话，“在这里，就在这些用来做神圣祈祷的围墙内，也同样有邪恶，你知道吗？”

“这我知道，修道院院长跟我说过，而且还要求我帮他查明真相。”

“那你就明察暗访，用猞猁的目光朝两个方向观察：淫欲和傲慢……”

“淫欲？”

“是的，淫欲。那个死去的年轻人身上有某种……女人味儿，那是恶魔般的东西。他的目光中有青春少女寻求与噩梦交流的眼神。但是我也跟你说了‘傲慢’，才智的傲慢，在这座修道院演变为对拥有知识的自豪，对智慧的妄想……”

“要是你知道些什么，就帮助我。”

“我什么都不知道。没有什么是我知道的。但是某些事情我心里感觉得到。让你的心说话吧，审视面孔，别听嘴上怎么说……行了，我们为什么要谈这些令人伤心的事情，吓唬我们这位年轻的朋友呢？”他用那天蓝色的眼睛看了看我，用他那颀长白皙的手指抚摸我的脸颊，我几乎本能地想后退，但我克制住了；我做得对，因为那样会伤他的心，他的意图是纯洁的。“你跟我说说你的事，”他又转向威廉说道，“打那以后，你干了些什么？过了有……”

“过去十八年了。我回到家乡。我又在牛津进修，攻读自然。”

“自然是善良的，她是上帝的女儿。”乌贝尔蒂诺说道。

“如果上帝生下了自然，那上帝就是善良的。”威廉微笑道，“我在牛津深造期间，遇见了一些才智超凡的朋友。后来我认识了马西利乌斯，他那些关于帝国、人民，以及地球上王国的新法则的观点吸引了我，于是，我就加入到辅佐皇帝的那帮兄弟们之中。不过这些你都知道，我曾给你写过信。当我在博比奥听人说你在这儿时，我欣喜不已。我们原以为你失踪了。不过现在你跟我们在一起了，过几天米凯莱也要到了，你将会帮我们大忙的；那将是一场激烈的冲突。”

“我要说的，五年前在阿维尼翁都已经说了，没有更多的。谁跟米凯莱一起来？”

“一些曾在佩鲁贾的人，阿基坦的阿诺德，纽卡斯尔的乌戈

[24]

……”

“谁？”乌贝尔蒂诺问道。

“纽卡斯尔的乌戈，对不起，我用标准的拉丁文说时，又用英文了。还有阿尼克的威廉

[25]

。而阿维尼翁的方济各修士那方面我们可以期待卡法的白痴吉罗拉莫，兴许贝伦加·塔罗尼和贝加莫的博纳格拉齐亚也会来。”

“我们寄希望于上帝吧，” 乌贝尔蒂诺说道，“最后两个人不太想与教皇为敌。而在那些狠心人中间，谁将会支持教廷的立场呢？”

“从我收到的那些信件中，我想象会有洛伦佐·德克阿尔科内

[26]

……”

“一个心术不正的人。”

“约翰·达诺

[27]

……”

“他在神学方面的观点很狭隘，你得留神。”

“我们会当心的。最后是约翰·德·波讷

[28]

。”

“他会跟贝伦加里奥·塔罗尼站在一起。”

“是的，我真的相信我们会找到乐子。”我的导师说道，心情极好。乌贝尔蒂诺带着一种茫然的微笑看了看他。

“我永远搞不懂你们英国人什么时候才说正经话。这样严重的问题，还有什么乐子。教会的生死存亡在此一举，这是你的教会，在我内心深处，也是我的教会。但我会恳求米凯莱别去阿维尼翁。教皇需要他，寻找他，执意邀请他。你们可别相信那个法国老头儿。啊，上帝啊，你的教会落在谁的手中了！”他把头转向祭台，“它已沦为娼妓，追求奢华，像一条发情的蛇沉溺在纵欲中！从伯利恒用造十字架的‘生命之木’建成简陋圣洁的马厩，演变到用金子和大理石构建的宫廷里的纵情酒色。你瞧，这里也一样，你看见门廊了，这些雕像透射出十足的狂野和骄奢！敌基督的时代终于来临，我着实害怕。威廉！”他环视四周，双目圆睁，凝望阴暗的中殿里面，仿佛敌基督随时都可能出现，而我真巴不得能见到他。“敌基督已有代言人在这里，他们是被派遣来的，就如同基督派遣他的门徒在世上游说一样。他们糟践上帝之城，用欺骗、虚伪和暴力诱惑世人。到时候，上帝将派遣他的仆人以利亚和以诺，上帝让他们留下活在人间乐园，以便有朝一日让他们对付敌基督，他们将穿着麻袋衣来作出预言，将会言传身教地劝说世人忏悔……”

“他们已经来了，乌贝尔蒂诺！”威廉指着自己身上方济各修士的僧袍说道。

“然而他们还没有取胜，敌基督怒气冲天地指使人杀害以利亚和以诺，并且把他们暴尸示众，使人人都不敢效法他们。这个时刻已经到了。他们本来就是想这样杀死我的……”

在那一刻，我恐惧地感到，乌贝尔蒂诺是不是着了魔，我担心他失去理智。事隔几年后，我知道了发生的事，他在一个德国城市被人神秘地杀害了，却始终不知道凶手是谁。我更感恐惧，因为很显然，乌贝尔蒂诺那天晚上是在为自己预言。

“你知道，约阿基姆院长说的是真的。我们已经到了人类历史的第六个时期，将会出现两个敌基督，神秘的敌基督和真正的敌基督。这就发生在如今的第六个时期，现在方济各在他自己的肉体上留有耶稣受难时的五处创口。卜尼法斯曾是神秘的敌基督，西莱斯廷的让位是无效的，卜尼法斯是从海上来的那头禽兽，他的七个脑袋代表着他犯下的七项死罪，那十只角就是他所犯的十戒，他周围的红衣主教都是蝗虫，魔王就是Appolyon

[29]

的化身！而野兽的数目，如果你用希腊字母念的话，就是‘Benedicti’！”他盯着我看，想知道我是否明白了，并且举起一个手指警示我，“本笃十一世

[30]

就是真正的敌基督，他是从地上冒出来的野兽！上帝应允这样一个歹毒邪恶的魔鬼主宰他的教会，是为了让他的继承者更加显得功德无量，无尚荣耀！”

“可是，神父，”我鼓起勇气，轻声反驳道，“他的继承人是约翰！”

乌贝尔蒂诺用一只手按住前额，像是为了驱散一个恼人的噩梦。他吃力地呼吸着，他累了。“是的。推算错了，我们还在期待一位天使般仁慈的教皇呢……可是，与此同时，方济各和多明我出现了。”他抬头仰望天空，像是在祈祷（然而，我敢肯定，他是在背诵《生命之树》中的一页 ），“前者在天使的感召下得到了净化，以炽热的火焰，点燃芸芸众生的心灵。后者则真正充满传道思想，以其思想的光辉荡涤笼罩着整个世界的黑暗……对呀，倘若这是许下的诺言，那么天使般的教皇就一定会出现。”

“但愿如此，乌贝尔蒂诺，”威廉说道，“此刻，我到这里来就是要阻止人道的皇帝被驱逐。至于你所说的天使般的教皇，多里奇诺修士也谈到过……”

“你别再提那条毒蛇的名字！” 乌贝尔蒂诺大声吼道，这么一个哀伤的人，我是第一次见他会变得如此怒不可遏，“他玷污了卡拉布利亚的约阿基姆的圣言，使那些话成了死亡和污垢的诱因。要是敌基督有使者的话，那就是他。而你，威廉，你这么说，是因为实际上你不相信有敌基督，你在牛津的导师们教会了你崇尚理性，使你心灵的预言能力枯竭了。”

“你错了，乌贝尔蒂诺，”威廉十分严肃地回答说，“你知道，在我的导师中，我最敬仰的是罗杰·培根……”

“那个胡说什么有飞行器的人。”乌贝尔蒂诺讥讽地挖苦道。

“他是个以明确和清晰的方式谈论到敌基督的人，他发现了世界贪腐和知识贫乏的迹象。然而，他教导说唯有一个方法能使我们应对敌基督：研究大自然的秘密，用知识来完善人类。你可以通过研究药草的治疗性能、石头的性质，甚至设计你刚才讥笑过的飞行器，来准备与敌基督抗争。”

“你的导师培根的敌基督的见解，只是培养智力的骄狂的藉口。”

“一种神圣的藉口。”

“骄傲自负决不是神圣的。威廉，你知道，我对你好。你知道，我十分信任你。端正你的聪敏才智吧，学会为圣主的伤口哭泣，把你的那些书籍扔掉吧。”

“我将仅仅研读你的书。”威廉微笑了。乌贝尔蒂诺也微笑了，并举起一个手指威胁他说：“愚蠢的英国人。你别过分嘲笑你的同胞。相反，你得惧怕那些你不爱的人。在这座修道院里，你得留神。我不喜欢这个地方。”

“而我正想更好地了解它。”威廉辞别时说道，“阿德索，我们走吧。”

“我告诉你这个地方不好，你却要更加熟悉它。咳！”乌贝尔蒂诺摇摇头说道。

“对了，”已经走到中殿中央的威廉又说道，“那个长得像禽兽，嘴里说巴别语的僧侣是谁啊？”

“萨尔瓦多雷？”已经跪下的乌贝尔蒂诺转过头来，“我想他是我赠给这座修道院的礼物……连同那位食品总管。当我脱下方济各修士僧袍时，我回到卡萨莱的老修道院待了一阵子，在那里我发现一些修士处于困境，因为他们被教区谴责为我这个教派属灵派的人……他们就是那么说的。我设法帮了他们，让他们获得跟我一样的出路。我去年来的时候，发现萨尔瓦多雷和雷米乔他们两个就在这里。萨尔瓦多雷……真的，看起来像禽兽，可是他乐于助人。”

威廉犹豫了片刻：“我听见他说‘忏悔吧！’”

乌贝尔蒂诺沉默无言。他挥动一只手，像是要驱赶一种恼人的念头：“不，我不信。你知道这些世俗的教士是些什么人。一些乡下人，兴许是听了某些流浪的布道者宣讲的教义，却不懂他们在说些什么。对于萨尔瓦多雷，我还要谴责的是，他是一个贪嘴和贪色的禽兽，但他不悖逆天理。不，修道院的罪恶另有他人，你得在知道得太多的人中寻找线索，而不是在毫无所知的人中寻找。千万别抓住片言只语，就心生疑团。”

“我绝不会那样做的。”威廉回答说，“我不当宗教裁判官，就是为了不再这样做。不过我也喜欢听别人说，然后我再加以思考。”

“你思考得太多了。孩子，”他掉过头来对我说，“你可别学你导师太多的坏榜样。唯一应该思考的是死亡，这是我到生命尽头才意识到的。死亡是流浪者的归宿，一切劳苦的终极。现在你们让我祈祷吧。”

[1]
Languedoc，古代法国南部地区。

[2]
拉丁语，绘画是凡人的文学。

[3]
Armageddon，《启示录》中基督和敌基督进行最后决战的地方。

[4]
拉丁语，专断的。

[5]
拉丁语，回去吧。

[6]
Congregation of Cluny，创立于本笃会修道院，遵循革新的本笃会教义。

[7]
Cistercian Order，属本笃会，创立于一〇九八年。

[8]
Gioacchino da Fiore（1130—1202），神学家，西多会布道者。

[9]
Bonaventura da Bagnoregio（1217—1274），哲学家，神学家，圣人。

[10]
Pierre de Jean Olivi （1248—1298），法国神学家，方济各修士。

[11]
指纳勃雷奥内·奥尔西尼（Napoleone Orsini，约1263—1342），枢机主教。曾在卜尼法斯八世和克雷芒五世手下任教皇特使，多次支持属灵派。

[12]
Fraticelli，天主教方济各会的一支。

[13]
即十三世纪出现的苦行僧，以手托钵拄着拐杖乞讨施舍物而得名。

[14]
Angela da Foligno（1248—1309），圣女，笃守典型的方济各会的观点和学说。

[15]
拉丁语，浪迹天下的人。

[16]
Chiara da Montefalco（1268—1308），少女时就进入一家修道院，后任女修道院院长。

[17]
Fra Dolcino（1250—1307），十四世纪初著名的异教徒。

[18]
拉丁语，自由精神。

[19]
拉丁语，男人和女人赤身裸体躺在一起。

[20]
拉丁语，而他们并没有交媾。

[21]
Paulician，公元七世纪亚美尼亚的两元论基督教派别。

[22]
Bogomili，十世纪中叶兴起于保加利亚的善恶两元论教派。

[23]
Michael Psellos（1018—1097），拜占庭哲学家、神学家和政治家。

[24]
Ugo da Newcastle，英国（或法国）神学家。一三二二年加入佩鲁贾方济各会。

[25]
Guglielmo Alnwik（约1270—1333），英国神学家。一三二五年因支持基督守贫的观点而被召去阿维尼翁。

[26]
Lorenzo Decoalcone，方济各会修士。

[27]
Jean d'Anneau，巴黎神学家。一三二八年曾发表谴责佩鲁贾方济各会的论文。

[28]
Jean de Baune，法国普罗旺斯的宗教裁判官，曾迫害主张守贫的教徒。

[29]
希腊语，灭绝者。

[30]
Benedictus XI（1240—1303），卜尼法斯八世的继承人，竭力靠拢法国，反对属灵派。

第一天

午后经之前

其间，威廉和药剂师之间有一次深奥的对话。

我们重又走过教堂中殿，从刚才进去的门廊出来。乌贝尔蒂诺的话，字字句句还在我脑中嗡嗡作响。

“他是个……奇怪的人。”我壮着胆子对威廉说道。

“在许多方面，他是一个，或者曾经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但正因如此，他才怪。唯有凡夫俗子才是显得正常的人。乌贝尔蒂诺原本可能成为一名让人活活烧死的异教徒，或者神圣罗马教廷的红衣主教。两种相反的身份，他都曾接近过。当我跟乌贝尔蒂诺谈话时，感觉到地狱就是从另一角度看到的天堂。”

我不明白他想说什么：“从哪一个角度？”

“是啊，”威廉承认道，“这得看知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的角度，还是只有一个角度。不过你别听我的。你别再看那条门廊，”他轻轻地拍着我的后颈窝说道，因为我又被入口处那些雕刻所吸引，正要转过身去看，“他们今天把你吓得够呛了。他们所有的人。”

当我转身朝向门口时，前面又出现了一个僧侣。他看上去与威廉同龄。他对我们微笑，有礼貌地向我们致意。他说他叫塞韦里诺，是从圣艾美拉诺来的。他是一位掌管药草的神父，管理浴室、医务所和植物园。他说，如果我们想在修道院的院墙里面走走，他可以为我们引路。

威廉向他道过谢，紧接着说，他进来时已经注意到了那片别具一格的植物园，透过积雪能看到园里不仅种有食用植物，还有药草。

“在春夏两季，药草的种类繁多，每种药草都开花，这园子就成了对造物主最好的赞美诗。”塞韦里诺略带歉意地说道，“不过，就是在这严冬季节，药草师也能透过干枯的枝干，一眼就看出日后会长出什么来，并且能告诉你，这个植物园比任何一本植物志上所记载的都要丰富，尽管植物志上的插图更为漂亮。而且，即使是冬天，一些珍贵的药草也能生长，有些药材我收集在实验室的药瓶里备用。大黄的根可治疗黏膜炎，木槿根煎汁可调制治皮肤病的药膏，栗果能治愈湿疹，蛇根草的块茎切碎研磨之后可治疗腹泻和某些妇科病，胡椒可助消化，款冬能止咳，我们还种有助消化的上好龙胆；杜松和刺柏可制成汤剂，接骨木的树皮可熬制保肝药剂，石碱草根经冷水浸泡可治疗黏膜炎，还有缬草，它的疗效你一定知晓。”

“你们有各种适应不同气候的上好药草。这是怎么做到的？”

“一来得归诸上帝的仁慈，我们修道院坐落在北面靠山南面临海的高地，既有海上徐徐吹来的暖风，又沐浴着高山上森林树脂的芳香。二来得归功于我的手艺。我虽不才，但我遵循导师们对我的谆谆教诲，学有所成。有些植物也可以在不利的气候中生长，只要你管理好周围的土壤以及肥料，并关注它们的发育。”

“你们也有只供食用的上好植物吗？”我问道。

“我年轻的小马驹，你准是饿了，能当做食物的上好植物，对人体都一样有疗效，只要按适当的剂量服用；只有过量食用才会导致疾病。就以南瓜为例吧，它有清凉和滋润的特点，能清热解渴，然而，要是你食用了腐烂的南瓜，就会引起腹泻，那你就得用浓缩的盐水加芥末做成糊状，敷在肚子上。而洋葱呢？生性温和湿润，少量食用能增进性功能，这自然是对那些没有许愿修行的人来说，但吃得过量，就会头晕，得喝牛奶和醋抵消。这就是为什么年轻的僧侣少吃洋葱为妙，”他诡谲地补充道，“理由是充分的。大蒜生性干热，有解毒的功能，但也不能过量，不然，会令人心浮气躁。豆角利尿，滋养人体，两者都对人体有益，可是会让人做噩梦。不过这些比其他某些药草要好得多，因为某些药草甚至会令人产生可怕的幻觉。”

“哪些药草？”我问道。

“哎呀，我们的见习僧想知道得太多了。只有药草师才能知道这些事情，否则，任何一个没头脑的人都可以四处游走让人产生幻觉，或者使用药草来招摇撞骗。”

“但只要用一点荨麻，”这时威廉说道，“或者用一点雄黄或紫草，就可以防止产生幻觉。”

塞韦里诺瞟了我导师一眼：“你对药草学很感兴趣吗？”

“我懂得很少，”威廉谦虚地说道，“我看到过乌布凯希姆·德·巴尔达克

[1]

所著的《健康药谱》一书……”

“阿布尔·艾山·阿·默奇塔赫·伊本·博特兰。”

“或者叫埃鲁卡西姆·埃利米塔尔，随便你怎么称他。我想知道，这里能不能找到一本？”

“制作精美的一本书，上面有很多漂亮的插图。”

“感谢上苍！也有普拉特亚留斯的《论药草的性能》吗？”

“也有，那也是一本精美的好书，还有亚里士多德的《植物志》，由萨莱谢尔的阿尔弗莱德翻译的。”

“我听说并不真是亚里士多德写的，”威廉提示说，“正如后来人们所考证的，《因果论》也不是他写的一样。”

“不管怎么说，那是一部巨著。”塞韦里诺坚持道，而我的导师也欣然赞同他的意见，并不问他指的是《植物志》还是《因果论》，当时这两本书我都没读过，但从他们的那番谈话来推测，两本都是伟大的著作。

“要是能跟你在药草方面畅谈，我将很高兴。” 塞韦里诺最后说道。

“我比你更高兴，”威廉说道，“但我们还是别违背肃静的戒规，好像你们的教会是有这条戒规的。”

“那条教规，”塞韦里诺说道，“在几个世纪中是依不同教团的需要而订立的。教规明文规定《圣经》可供lectio divina

[2]

，而不供研究：可你知道我们的教会开展了对于圣事和世俗事情的研究。教规还规定集体就寝，但有时候，我们这里就是这样，僧侣们在夜间也理应有机会静思，所以每个人都有单独的寝室。关于静思这一条教规是严格的，我们这里也如此，不仅是从事体力劳动的僧侣，就连缮写和阅读的僧侣也不能与他们的教友交谈。但是修道院首先是一个学者的群体，僧侣们相互交换所积累的学术财富是十分有益的。一切有关学术的交谈我们都看作是合法和有益的，只要不是在用膳或是举行祷告时就行。”

“你曾有机会与奥特朗托的阿德尔摩充分交谈吗？”威廉突然问道。

塞韦里诺并没有显得惊诧。“看来修道院院长已经跟你谈过了。” 他说道，“没有。我不常与他交谈。他总是忙着配插图。有时候我听到他与另外一些僧侣讨论他工作的性质，如萨尔维麦克的韦南齐奥，或者布尔戈斯的豪尔赫。再说我白天不在缮写室里，而是在我的实验室里。”

“我懂了。”威廉说道，“那么你不知道阿德尔摩曾有过幻觉？”

“幻觉？”

“就像你的药草会让人产生的那种幻觉。”

塞韦里诺惊呆了：“我说过，那些有危险的药草我是严加保管的。”

“我说的不是这个，”威廉赶紧加以澄清，“我指的是一般的幻觉。”

“不明白。”塞韦里诺坚持道。

“我是在想，假如一位僧侣经得修道院院长的允许，夜间可以在楼堡里走动……而在宵禁的时辰闯进去，就可能发生可怕的事情，是的，我是说，我是想可能会引起他产生恶魔般的幻觉，导致他纵身跳下深渊。”

“我说过，我不常去缮写室，除非我需要某一本书，不过我的药草标本一般都保存在医务所里。我说了，阿德尔摩跟豪尔赫、韦南齐奥，以及……当然，还有贝伦加。”

连我也觉察到了塞韦里诺声音中略带一种迟疑。这没有逃过我导师的直觉：“贝伦加？为什么是‘当然’？”

“是阿伦德尔的贝伦加，藏书馆馆长助理。他们是同龄人，一起当过见习僧，他们谈得来是很正常的事。这就是我要说的意思。”

“这就是你要说的。”威廉评论道。令我感到意外的是他并没有追问下去，实际上他很快转换了话题，“现在也许我们该去楼堡了。你能带我们去吗？”

“很乐意。”塞韦里诺明显地带着一种轻松感说道。他带我们沿着植物园走，把我们带到楼堡西面的正门。

“对着植物园的门是通往厨房的。”他说道，“不过厨房只占底层西半部，另一半是膳厅。从教堂唱诗堂后面可以到南边的门，有另外两个门厅分别通向厨房和膳厅。我们也可以从这里进去，因为我们可以从厨房到膳厅的内部。”

我进入宽敞的厨房后，瞥见了楼堡内部从上到下围着一个八角形的庭院；后来我明白了，那是一个没有出口的大天井，每一层都有朝向院子的宽敞窗户，就跟那些朝向教堂外的窗户一样。厨房是一间烟雾腾腾的宽敞大过厅，里面很多仆人已在忙着准备晚饭了。两个仆人正在一张大案子上做一张大馅饼，用蔬菜、大麦、荞麦和裸麦制作；把芜青、水芹、小萝卜、胡萝卜剁碎揉在面里。旁边有另一个厨师刚把几条鱼放在葡萄酒和水中煮熟，正在往鱼上浇着用洋苏叶、香菜、荷兰芹、大蒜、胡椒和盐调制的酱汁。

西角楼下面有一个巨大的烤面包的炉子，里面炉火熊熊。在南角楼，有一个高大的壁炉，炉子上放有几口烧开的大锅，以及还转动着的烤肉扦。这时候，猪倌们从教堂后面通向打谷场的那道门进来了，手里捧着刚宰的新鲜猪肉。而我们却是从那道门出去，来到了高地最东边紧靠院墙的打谷场，靠院墙建有很多房子。塞韦里诺对我解释说，前面几间是猪圈，其后是马厩、牛棚和鸡舍，还有盖顶的羊圈。猪倌们在猪圈前面的一口很大的缸里搅拌着新鲜猪血，以免凝固。由于天气寒冷，猪血如果及时加以搅拌，而且搅拌得均匀，就能保持好几天液状，以备制作猪血肠。

我们又进入楼堡，经过膳厅时，仅扫了一眼，就朝楼堡东角楼走去。膳厅就在东角楼和北角楼之间，北角楼装有一只壁炉，东角楼有一个盘旋扶梯，通向楼上的缮写室。僧侣们每天就是由这里上楼去工作，或者从壁炉和厨房炉灶后面的两个扶梯上去，扶梯都是螺旋式的，虽不很舒服，但相当暖和。

威廉问，在缮写室里会不会遇到人，尽管那是星期天。塞韦里诺微笑着说，对于本笃会修士来说，工作就是祈祷。星期天日课的时间持续得更长，但是安排从事书本工作的僧侣们照样会在楼上待上几小时，通常是用来交流富有成果的学术心得，以及对于圣书的思考。

[1]
Ububchasym de Baldach（？—1038），在巴格达生活过的天主教医生和神学家。

[2]
拉丁语，阅读。

第一天

午后经之后

其间，他们参观了缮写室，结识了许多学者、誊写员和书目标注员，还有一位期待敌基督降临的老盲人。

上楼梯时，我看见我的导师在注意观察照亮楼梯的窗子。也许我也变得像他一样机灵了，因为我立刻发现窗子的高度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而且膳厅的窗户也不那么容易够着（那是二层楼唯一朝悬崖开的窗户，窗下没有可垫脚的家具之类的东西）。

爬完楼梯后，我们就从东角楼进入缮写室，到了那里我不禁惊叹了一声。楼上这一层不像楼下那样分成两个部分，所以在我眼前呈现出一片无比宽敞的空间。缮写室的天花板呈圆弧形，并不太高（比教堂要低些，但比我所见过的其他修士会堂要高），由几根粗大的圆柱支撑着。由于有三扇大窗户开在宽阔的墙面上，而且每个角楼的五面外围墙上都有镂空的小窗，此外，还有八扇高高的窄而长的窗子让光线从八角形的天井照进来，就此形成一个光线充足的明亮空间。

如此多的窗户使缮写室内长年光线充足，即使在冬天的午后也很明亮。窗玻璃不像教堂的窗子那么五颜六色，无色方格玻璃用铅框固定，让光线尽量不受人为干扰地照射进来，达到阅读和书写的最好采光效果。我多次在其他地方见到过一些缮写室，但没有一个像眼前见到的这间这么豁亮。阳光自然地倾泻而入，满屋生辉，那是光亮本身所体现的精神的原理，即claritas

[1]

，那是一切美和智慧的源泉。这与缮写室匀称的比例是密不可分的，因为营造出美需要有三个要素：首先是完整或完美，因此我们认为丑恶的东西往往是残缺不全的；其次是比例适当，或叫和谐；最后是清澈和明亮，确实是这样，我们把色彩亮丽的东西视作美。由于美蕴含着安宁、善良和美好，我们的欲望也同样能用安宁、善良和美好来调节，所以我感到无比欣慰，并且我想，在那样的地方工作该是多么惬意啊。

在那个午后的时辰，呈现在我眼前的似乎是一个令人愉悦的做学问的场所。后来我在圣加伦也见到过一所和藏书馆分隔开（在其他地方，僧侣们都是在收藏书籍的地方工作的）的比例得当的缮写室，但不如这间布局好。古籍研究者、书籍管理者、书目标注员和学者各自坐在自己的书桌前，每扇窗前都有一张书桌。又因为总共有四十扇窗子（这也是一个十分完美的数字，由四角形的十倍推算而得，仿佛十戒是受四德所颂扬），四十位僧侣可以同时工作，尽管那时只有三十来位僧侣在那里。塞韦里诺跟我们解释说，在缮写室工作的僧侣可以免去辰时经、午时经和午后经，这样他们就可以在白天有光线的时辰不间断地工作，仅仅到了黄昏才去参加夕祷。

最明亮的地方是留给古籍研究者、最专业的绘画者、书目标注员和誊写员的。每张桌子上都有绘制和抄写所需要的一切：角形墨水瓶、僧侣们用薄薄的小刀削尖的纤细的鹅毛笔、用来磨平羊皮纸的浮石、书写前用来画线的直尺。在每一位缮写者旁边，或在每张桌子的斜桌面顶部，都有一个可放需要誊写的经书的支架，书页上覆盖着镂空格的小卡片，框出当时要誊写的那一行。有人用金色的墨水，有人用别的颜色的墨水。有些人就只在那里读书，在他们自备的笔记本或写字板上记笔记。

我还没来得及观察他们的工作，藏书馆馆长就已经向我们迎过来。我们早知道他就是希尔德斯海姆的马拉希亚。他脸上竭力装出欢迎的表情，但面对如此特别的容貌，我不由得一阵战栗。他个子高，但特别的瘦，四肢硕大而难看。他身上裹着修士会黑色长袍大踏步朝前走的时候，那模样令人感到他身上有某种令人不安的东西。因为他从外面进来，还戴着兜帽，那帽子在他苍白的脸上投下了一道阴影，使他那忧郁的大眼睛里含有一种难以言喻的痛楚。他脸上留下了被意志磨灭的七情六欲的痕迹，那些如今已不再诱发的欲望仿佛已凝固在脸部的那些线条上。他脸上流露的是伤感和严厉的神情。他的目光是那么犀利，只需一眼就能看透说话人的心灵，揣测到对方隐秘的心思，所以旁人很难承受那种目光的审视，而竭力避免再次遇上他的目光。

藏书馆馆长把我们介绍给许多当时在那里工作的僧侣。马拉希亚还把每人正在从事的工作告诉我们，我对他们那种求知欲和研读圣人教诲的虔诚态度深感钦佩。在此，我认识了萨尔维麦克的韦南齐奥，他是希腊文和阿拉伯文的翻译，睿智过人，是亚里士多德的忠实信徒；乌普萨拉的本诺，一个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年轻僧侣，他研读修辞学；藏书馆馆长的助理、阿伦德尔的贝伦加；亚历山德里亚的埃马洛，他正在誊写从藏书馆只能借出来几个月的著作。还有一批来自各国为书籍绘图作画的人，有克朗麦克诺伊的帕特里奇奥，托莱多的拉巴诺，尤奥纳的马努斯，赫里福德的沃尔多。

当然，这个名单可以继续说下去，没有比名单更奇妙的了，它是生动地形象化描写的手段。但我得言归正传，从中会得到许多有用的启示，以揭示萦绕在僧侣们中间那种淡淡的不安心绪，以及他们言谈中表露出来的某种难以言喻的沉重感。

我的导师跟马拉希亚谈论起来，他赞扬缮写室的美观和勤学的气氛，并向他询问在这里进行工作的程序。他十分慎重地说，因为他所到之处都听人谈论到这座藏书馆，有许多书他很想在这里查阅。马拉希亚对他解释了修道院院长已经说过的那些话，僧侣向藏书馆馆长借阅图书时，只要他的要求是正当而合理的，馆长就会到上面的藏书馆去取来。威廉问他怎么能知道收藏在楼上书柜里的那些藏书的名字，马拉希亚就让他看用一条金链子固定在一张桌子上的目录，一本厚厚的、上面写满了密密麻麻书名的图书目录。

威廉把双手伸进长袍，从一个口袋里取出了一件东西。在旅途中我就曾见到他把那东西拿在手里或戴在眼前。那是一个叉形的夹子，可以夹在人的鼻梁上（夹在他的鼻子上更好，他有那么突出的鹰钩鼻子），好似骑在马背上的骑手，也像是一只栖息在树枝上的鸟儿。叉子的两边，正对眼睛前面，镶有两个椭圆形的框子，中间嵌着有酒杯杯底那么厚的呈杏仁状的玻璃片。威廉看书时总喜欢戴上这个夹子，说那样可以比造物主赋予他的视力好一些，或者说比他衰老的年龄所允许的视力强一些，尤其是在夕阳西下的时候。但这副夹子只在他看近物时有用，远看的时候用不着，因为那时他目光锐利。戴上这副夹子，他可以阅读那些字体细小得连我也难以辨认的手稿。他曾对我解释过，人生过了半百之后，即使视力一贯很好，眼睛也逐渐老化了，眼球难以完成视物的使命。所以，很多有学识的人在度过了五十个春秋之后，就阅读和书写方面来说，像是已经寿终正寝了。对于还可以多年贡献智慧硕果的人来说，那是极大的不幸。为此，人们得感谢上帝，有人居然发明和制造出这种仪器。他跟我这么说是为了支持他的罗杰·培根的思想，即搞学问的目的也是为了延长生命。

其他僧侣们好奇地望着威廉，但他们不敢贸然提问。而我发觉，即使在这样一个令人珍惜和自豪的专门供人从事阅读和书写的地方，那件神奇的仪器却还没出现过。我导师拥有的东西，居然能令以智慧闻名于世的那些人感到惊奇，我为自己能师从这样一个人而感到自豪。

威廉把那夹子戴在眼睛上，俯身浏览图书目录。我也看了目录，发现藏书馆收藏着很多我们从未听说过的书籍，有些是声名显赫的传世之作。

“赫里福德的罗杰的《所罗门五棱论》、《希伯莱语的雄辩和智慧》、《论今属》；花拉子密

[2]

的《代数学》，由洛博托·阿利科翻译成拉丁文；西利乌斯·伊塔利库斯的《布匿战记》；拉邦·毛尔的《法兰克人的业绩》、《赞美神圣的磨难》；弗拉维奥·克劳迪的《书籍中所记载的世界人物和文人：从A到Z》。”我的导师一一念道，“辉煌的著作。可它们是按照什么次序排列的呢？”他引用了一段原文，我不知道是从哪里引出的，不过马拉希亚肯定很熟悉：“藏书馆员必须对所有的书籍都作目录，按科目和作者分别编排，把书籍按数字编码和分类的标记上架。怎么知道每本书放在哪里呢？”

马拉希亚让他看每个书名旁的附注。我读道：“三，第四排，第一类希腊著作第五本；二，第五排，英语类著作第七本。等等。”我明白了，第一个数字是指书本所处的书架的位置，第二个数字所指的是架格位置，第三个数字是指分类的书柜。我也了解到另一些字标识藏书馆的一个房间和一个走道，我大胆地问了有关这些的最后的区别标志。马拉希亚严肃地看了我一眼，说道：“莫非你不知道，还是忘了，只允许藏书馆馆长进入藏书馆，因此只要馆长能解读这些标识就足够了。”

“可书籍是按照什么次序编排在这本目录里面的呢？”威廉问道，“我看，好像不是按照论题。”他不是指把作者姓名按照字母表排列的那种次序，因为那是我看到过的最近几年来所采用的一种办法，而当时却用得少。

“这座藏书馆源远流长，”马拉希亚说道，“书籍是按照购入、捐赠、进入藏书馆的先后顺序来登记的。”

“那要找到它们不容易。”威廉提示道。

“只要馆长记得清楚，并知道每本书入馆的时间就行了。至于其他的僧侣，那就得凭馆长的记忆了。”马拉希亚好像在谈论别人，而不是在谈论他自己；我明白他是在说过去他还不配担当的职务，不过那是在他以前曾由上百位已过世的人担当过的职务，他们将自己所知道的一个传一个地传承下来了。

“我明白了，”威廉说，“如果我想寻找一本有关《所罗门五棱论》的书，且不清楚究竟是什么内容，您就能告诉我，在目录上有那本书，而且您能指出此书在楼上的位置。”

“如果您真的想知道有关《所罗门五棱论》的书的话，”马拉希亚说道，“在我把书交给您之前，要先征求修道院院长的意见。”

“我得知，你们的一位最优秀的古书绘图员，”威廉说道，“最近死了。修道院院长向我大大称赞过他的手艺。我能不能看看他所绘制的古抄本呢？”

“奥特朗托的阿德尔摩，”马拉希亚疑惑地看着威廉说道，“因为他年纪轻，只做书籍页边的装饰。他的想象力很活跃，可以从已知事物构想出未知的和令人惊讶的事物。比如说，把人体连接在马的脖颈上。他绘制过的书就在那边，还没有人动过他的桌子。”

我们走近阿德尔摩工作过的地方，书桌上还放着一本赞美诗集的书页，上面绘制了许多图画。纸张细薄——羊皮纸之王——，最后一页还固定在桌上，刚用浮石刮过，用白垩粉揉搓过，还用砂纸打过光，从页边用尖笔画出细小的洞孔，看得出那应该就是艺术家画出来的线条。前面一半已经写上了文字，僧侣已经在书边画上了形象的草图。其他的页面都已绘制完，看着那几页图案，我和威廉情不自禁地发出一声赞叹。那本赞美诗集的页边描绘的是一个与我们感知的完全相反的世界。就像人把话说过了头，确切地说，就是真理说到了极限，也会变成谬误，用玄妙的影射来演示一个完全颠倒了的宇宙：狗为躲避兔子而逃跑，小鹿追逐着狮子。人的小脑袋上长出鸟的爪子，动物背上长着人的手，脚长在有着浓密头发的脑袋上，龙身上有斑马的条纹，四脚动物的脖子上缠绕着蛇，猴子长着鹿角，美人鱼背上长着飞鸟的翅膀，形似驼背的人体长在没有胳膊的人腰间，一个人利牙长在肚子上，长着马头的人和长着人腿的马，有鸟翅的鱼和有鱼尾巴的鸟，一个身子两个脑袋或者一个脑袋两个身子的怪物，长着公鸡尾巴和蝴蝶翅翼的母牛，脑袋上长着鱼鳍、身上披挂着鳞片的女人，双头怪兽与长着蜥蜴嘴的蜻蜓扭打在一起，人首马身的怪物，巨龙，大象，盘绕在树枝上的蜥蜴，半狮半鹫的怪兽尾巴上长出一位弯弓欲射的弓箭手，脖子长长的怪物像魔鬼般可怕，像人的动物和像动物的侏儒聚合在一起。在同一页上还不时出现田园生活的画面，栩栩如生，形象逼真，有犁田的农夫、采摘的果农、收割的男人、纺纱的妇女、身边蹲着狐狸的播种者、拿着弓弩的貂鼠攀登着由猴子守卫的一座城池。这边是弯成L的字母，下面盘踞着一条巨龙；那边是一个大大的V字，是verba的开首字母，一条形似葡萄藤的大蛇盘在上面，那蛇还繁衍出多得像纵横交错的葡萄枝叶般密密层层的小蛇。

在赞美诗集旁边，有一本讲述祈祷时辰的精致小册子，显然是不久前才绘制完的，版面令人难以想象的小，我简直可以把它攥在手心里。字体很小，页边的图案不能一下子看清楚，得凑近细看才显出全部的美（你一定会纳闷，绘制者是采用了什么超凡的工具，才在那么有限的空间勾勒出如此生动的图案来的）。整本书的所有页边都画满了微型的小图案，简直就是自然的发挥，从字母的结尾处巧妙地延伸出来：美人鱼、奔跑的鹿、吐火的怪兽、无臂的人体上身，它们像蚯蚓一样蜿蜒盘绕在书本页面的周边。书中有一处，在不同的三行中重复了三个“圣洁的，圣洁的，圣洁的”，你可以看到三只长有人头的野兽，其中两只相互亲吻，一个俯着身子，一个仰着脑袋，如果你不相信其中所蕴含的深义，你会毫不迟疑地判定那是猥亵的画面，尽管不很清晰。

我一页页看着，心里既默默地钦佩，又忍俊不禁，因为那些图像太有趣了，尽管图案是对圣书的评注。威廉修士微笑着一一细看，并且评价说：“在我们岛国，人们把它们称之为狒狒。”

“在高卢，人们管它们叫黄狒狒。”马拉希亚说道，“阿德尔摩正是在贵国学的手艺，尽管后来他也在法国学习过。狒狒，也就是非洲的猴子。一个颠倒了的世界，在那里，房子矗立在尖塔顶上，大地在天空之上。”

我想起在家乡听到过的一些方言诗句，忍不住顺口背诵出来：

面对一切奇异的景观，

人们哑口无言，

大地在天空上面，

这无疑被视为奇观。

马拉希亚接着背诵了一段，是同一篇诗里的：

大地在上面，

天空在下面，

这无疑是奇观中之奇观。

[3]

“你真行，阿德索，”藏书馆馆长继续说道，“实际上，这些图像是在告诉我们那个乘坐蓝色天鹅才能抵达的地方，在那里，兀鹰在小溪里钓鱼，熊在空中追逐老鹰，龙虾与鸽子比翼齐飞，三个掉入陷阱的巨人被一只公鸡啄食。”

一丝淡淡的微笑掠过他的嘴角，那些怯生生地听着这番谈话的僧侣们也开心地笑了起来，好像他们一直在等待馆长的认可。但是，当僧侣们继续笑着赞美阿德尔摩的技艺，竞相指着那些奇异的画作时，他的脸却阴沉下来。众人的笑声未落，一个庄重而又严厉的声音从我们背后传来。

“此处不宜空谈和嬉笑。”

我们回头去看。说话的是一位因年老而微微驼背的年长修士。他全身雪白，我说的不仅仅是皮肤，连面容和眼球也泛白。我发现他是个盲人。尽管岁月的重负压弯了他的身躯，他的声音依然威严，四肢依然有力。他凝视着我们，好像他看得见，而且我接着看他的言谈举止，好像他仍具视觉能力。他说话的语调俨然是个有先知先觉天赋的人。

“在您面前的是位德高望重的人，”马拉希亚指着这位新来的老人对威廉说道，“他就是布尔戈斯的豪尔赫。在这座修道院里，除了格罗塔菲拉塔的阿利纳多以外，他是最年长的，许多僧侣都私下向他告解自己的罪孽，以解除精神的重负。”说完他就转向老人，说道，“站在您面前的是我们的贵客，巴斯克维尔的威廉修士。”

“希望我的话没有让您动气，”老人用唐突的口吻说道，“我听见有人在为可笑的事情发笑，所以我提醒他们遵循我们教规的一条戒律。正如赞美诗集的作者所说，要是修士许下了愿保持沉默，那他就得忌讳善意的言谈，更得回避邪恶的言谈。就如同有邪恶的言论存在一样，世上也有邪恶的形象存在。那些形象扭曲了上帝创造物本来的形象，展现与原本世界，与现在、过去、将来，与直到世界末日的世世代代出现过的或将会出现的世界完全相反的世界。但你们来自另一个修会，听说在那里，即使对于最不成体统的行为也是等闲视之的。”他说的就是本笃会指责阿西西的方济各会的出格言行，或许也指各种类型的托钵僧和属灵派的奇谈怪行，就是方济各会中最新分离出来的那些令人窘困的尚处在萌芽状态的分支。但是威廉假装没有领会他的影射。

“页边的图案常常引人发笑，但有教诲人的作用，”他回答说，“就像我们在布道中，为了激发虔诚的信徒们的想象力，必须引入不乏道德内容的轶事奇闻，插图也是这样，得不介意用这些看似无稽之谈的东西。每一种善行和罪孽，都可以从动物中找出例证，而动物形体则能展现人类尘世。”

“噢，是的，”老人不带笑容地讥讽道，“每一个图像都能启迪人的美德，哪怕让上帝杰出的造物头朝下变为笑柄。上帝的圣言也通过弹七弦琴的驴子、用盾牌耕作的猫头鹰、独自套在犁把上的耕牛、逆流而上的河流、着火的大海、当隐士的狼来演示！你带着牛去狩猎兔子，让猫头鹰教你学语法，让狗去捉跳蚤，让独眼龙去看着哑巴，让哑巴去要饭，让蚂蚁生出一头牛犊，让烤鸡凌空飞翔，让屋顶上长出蛋糕，让鹦鹉教授修辞学，让母鸡使公鸡受精，让牛车驾使公牛，让狗睡在床上，让所有的人都头朝下行走！这些无稽之谈的图案想说明什么呢？一个与上帝创立的世界完全颠倒和相反的世界，却借口是为了传授神的训示！”

“但古希腊雅典最高法院的法官教导说，”威廉谦卑地说道，“上帝只能通过最畸形的东西被认知。圣维克托的雨格

[4]

提示说，相似的东西越是变成相异的东西，就越能在恐怖和不成体统的形象遮掩下向我们揭示真理，而想象力就越是不会在肉欲的享受中磨灭，从而不得不去探索隐藏在猥亵形象下面的奥秘……”

“我知道这类论题！而且我羞愧地承认，当克吕尼修会的院长们和西多会斗争的时候，这也是我们教会的主要论题。不过圣伯尔纳

[5]

说得对，代表恶魔和大自然载体的人类，通过形象和谜语来揭示上帝的创造物，却欣然揭示他所创造的恶魔可怖的本性，并以其恐怖为乐，从中得到愉悦，他们就只能通过那些恐怖的形象看到事物的真相。你们还有视力，只需看一看你们庭院的柱头，”他用手指着窗外的教堂，“在专心致志地默祷着的僧侣们的眼前，那些可笑的魔鬼形象，那些变态的丰腴的体态，那些奇形怪状的图像，那些肮脏的猴子，那些狮子，那些人首马身的怪物，那些嘴长在肚子上、仅有一只脚、耳朵像风帆的半人半兽的怪物，究竟意味着什么呢？那些身上长有斑点的老虎，那些搏斗中的武士，那些吹着号角的猎人，那些一身多头和一头多身的怪物，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还有长着蛇尾的哺乳动物，长着哺乳动物脑袋的鱼，这里有一只前看像马，后看像羊的动物，那里有一匹头上长角的马，不一而足。如今，僧侣们更喜欢看大理石上面的雕像，而不是读手稿；与其默想上帝的法则，还不如欣赏前人的杰作。羞愧呀！瞧你们那贪婪的眼睛和你们的微笑！”

老人停住不说了，气喘吁吁。我钦佩他的记忆力，尽管他也许已失明多年，可仍然记得他跟我们谈的那些邪恶的形象，以至于我怀疑他当时见到的那些图像是不是对他太具诱惑力了，不然在描述它们的时候为什么还那么有激情。不过我也正是常常在最有道德修养的圣人所写的那些篇章里，发现那些罪恶的最诱惑人的画面，尽管他们在书中是批判和谴责那些罪恶的。这就表明这些圣人有渴望证实真理的热忱，他们出于对上帝的爱，毫不迟疑地揭开罪恶诱惑人的外衣，使人们更好地识破邪恶所用的种种伎俩。豪尔赫的话确实激励了我，使我特别想看看庭院柱头上的那些老虎和猴子的图案，这之前我还未曾欣赏过。但是豪尔赫却打断了我的思路，他又以比较平静的口吻说道：

“我们的主没有必要用这些扭曲的东西来指引我们走上正道。在他教诲人的格言中没有任何引人发笑和令人恐怖的东西。你们现在痛悼阿德尔摩的死，恰恰相反，他对他所绘制的妖魔鬼怪是那么陶醉，以至于看不到他所描绘的具体事物的最终形象。他沿用了一切魔鬼般恐怖的手法，我说的是一切手法，”他的声音变得庄重而具有威慑力，“因此上帝惩罚他。”

在场的人一阵沉默，气氛凝重。萨尔维麦克的韦南齐奥大胆地打破了沉默。

“尊敬的豪尔赫，”他说道，“您的崇高品德使您有失公道。阿德尔摩死去的前两天，您也出席了一场就在这缮写室里举行的学术性辩论。当时阿德尔摩曾担心他那种艺术，虽然旨在颂扬上帝的荣耀，但不介意描绘妖魔鬼怪和奇形怪状的图像，能否有助于读者对天国事物的了解。威廉修士刚才提到了古希腊雅典大法院的法官，有关借助扭曲的形象来认识事物的论点。而阿德尔摩那天引用了另一个更高的权威，阿奎那博士的论证。他说，用污秽卑贱的躯体图像比用高贵的躯体图像能更好地诠释神圣的事物。首先是因为人的心灵更容易摆脱谬误；很显然，事物的有些特征实际上是不可能依附在神圣的东西上的。倘若用高贵的有形物体来表示神圣的东西，就会令人产生疑惑。其次，这种表现方式更适合我们尘世对上帝的认知。事实上，上帝在表现‘非我’的时候比表现‘真我’更加真实，因此，离上帝最远的类似的事物更容易引导我们准确认识他，因为这样，我们就知道上帝是高于我们的言谈思维的。最后，这样可以更好地让上帝创导的圣洁避开卑劣者的耳目。总而言之，那天我们研讨的是有关以怎样的方式来发现真理，即如何通过令人惊讶的、诡谲的和谜一般的手法来表现真理。我还提醒他说，在伟大的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我找到了这方面相当精辟的论述……”

“我不记得了，”豪尔赫生硬地打断了他的话，“我年岁太大了，记不得了。也许我过于严厉。现在时间不早了，我得走了。”

“您怎么不记得了呢？太奇怪了。”韦南齐奥坚持道，“那是一场很有意思的学术讨论，本诺和贝伦加也发言了。讨论的内容是探索诗人情有独钟的暗喻、双关语和谜语是不是会以一种新的方式引导我们思索，当时我说这也是智者所应该具有的一种美德……当时马拉希亚也在场……”

“倘若尊敬的豪尔赫真记不得了，那就看在他年事已高和心智疲惫的分儿上原谅他吧……诚然，平时他的思维总是那么活跃。”一位听着这番讨论的僧侣插话了。这话是以十分激动的语气说的，至少开始的时候是这样，因为说这话的人发现自己说到这位老人年事已高要别人原谅的时候，实际上反而暴露了老人的虚弱，所以他后来对自己插话时的冲动情绪有所收敛，到最后简直变成了低声的道歉。插话者是藏书馆馆长助理，阿伦德尔的贝伦加。他是一位面色苍白的年轻人，当我注意观察他的时候，不由得想起乌贝尔蒂诺对阿德尔摩的一番描述：他好像有一双荡妇的眼睛。在众目睽睽之下，贝伦加把双手的指头绞在一起，像是为了抑制内心的紧张。

韦南齐奥的反应却不同凡响。他望了贝伦加一眼，后者当即低下了头。“好啊。兄弟，”他说道，“如果记忆力是上帝的恩赐，那么忘却的能力也同样是值得称道的，也应该受到尊重。不过，我尊重我谈及的年长兄弟的健忘能力。我本指望对围绕这个问题所讨论的事情，你的记忆是比较清晰的，当时我们都在这里，跟你的一位最亲密的朋友在一起……”

我不能确定韦南齐奥是否在“最亲密的”一词上加强了语气。我发现当时在场的人都显得很尴尬，这是事实。他们每个人都朝不同的方向看，没有人看满脸通红的贝伦加。马拉希亚立刻用权威性的口吻插话说：“您过来，威廉修士，”他说道，“我让您看另外一些有意思的书籍。”

人群散了。我瞥见贝伦加扫了韦南齐奥一眼，目光里充满了怨恨，作为回敬，韦南齐奥也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以示无声的挑战。而我呢，见到老豪尔赫就要走了，一种敬仰之情油然而生，便俯身去吻他的手。老人接受了我的吻，摸了摸我的头，问我是谁。当我向他说出我的名字时，他脸上神采飞扬。

“你有一个了不起的美丽名字。”他说道，“你知道蒙梯艾-盎-德尔的阿德索

[6]

吗？”他问道。我坦诚地说不知道。于是，豪尔赫接着说：“他是《评敌基督》一书的作者。在书中他预言了将来会发生的事情，但他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那本书是在千年盛世之前写成的。”威廉说道，“而书中预言的事情并没有发生……”

“只是那些有眼无珠的人看不见，”瞎眼的老人说道，“敌基督所走的路是平缓而又曲折的。他会在我们没有预想到的时候来临，并不是因为传道者测算有误，而是因为我们没有识破他使用的手腕。”然后他把脸转向大厅，高声大喊，缮写室的拱顶也发出巨大的回响：“他就要来了！别再浪费最后的日子，别看着花斑兽皮、卷曲着尾巴的恶魔笑了！别浪费最后七天的时间了！”

[1]
拉丁语，光洁明亮。

[2]
Al Khwarizmi（约780—约850），阿拉伯数学家和天文学家。

[3]
十三世纪中叶德国诗人瑞因马·冯·斯威特（Reinmar von Zweter）的作品。

[4]
Ugo di San Vittore（1096—1141），新柏拉图派哲学家和神学家。

[5]
Bernard de Clairvaux（1090—1153），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家，明谷隐修院创始人。

[6]
Adso da Montier-en-Der（910或915—992），于九六八年出任法国蒙梯艾-盎-德尔修道院院长。

第一天

夕祷

其间，威廉参观修道院其他地方，对阿德尔摩的死因得出初步结论。与负责玻璃装饰的修士谈话，涉及阅读书籍所用的眼镜，以及迷恋书籍的人所产生的幻象。

这时，夕祷的钟声响了，僧侣们准备离开课桌。马拉希亚示意我们离开，他将与助理贝伦加留下来把东西放回原处（他是这样说的），收拾好藏书馆过夜。威廉问他最后是不是要锁门。

“从厨房和膳厅通向缮写室没有防卫的门，从缮写室到藏书馆也没有门，院长的禁令比任何一道门都森严。在晚祷之前，僧侣们必须使用厨房或膳厅，晚祷之后，为了阻止外人或者牲畜入内（禁令对它们是无效的），我要亲自锁好通向厨房和膳厅的外面的正门，此后，整幢楼里就与外界隔离开了。”

我们下了楼。当僧侣们纷纷朝唱诗堂走去时，我的导师决定不参加夕祷，上帝一定会宽恕我们的（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上帝要宽恕我们的地方太多了），他提议我跟他到台地上走一走，以便熟悉环境。

我们从厨房出来，穿过了公墓：那里有一些新近竖立的墓碑，此前的墓碑留下了时间的痕迹，讲述着多少世纪以来僧侣们的生活。坟墓上放着石制的十字架，上面没有名字。

天气变得恶劣。刮起了一阵寒风，雾蒙蒙的。能预感到太阳要从西边植物园后面落下去了。东边的天色已经暗下来，我们沿着教堂的唱诗堂外墙朝东面走去，抵达了台地的后身。那里有几间牲口棚挨着墙垣与楼堡东面的角楼，几乎像是连在一起，猪倌们正在盖盛有猪血的大缸。我们注意到牲口棚后面的院墙比较矮，以至于都能从墙头看到外面。墙外是峭壁，那陡峭的山坡覆盖着一层松散的土壤，大雪没能把它完全掩盖住。我明白那是一个烂草堆，草料就是从那里被扔出去的，滑落到小路拐弯处的三岔路口，那匹名叫勃鲁内罗的马就是沿着那条小路冒险逃出去的。我说的烂草堆是一大堆腐烂的物质，臭味一直散发到我探出头去的护栏；农民们显然是从山下上来扒取烂草用来肥田。此外还有动物和人的粪便，并掺杂着别的垃圾，都是些从修道院内部清除出去的废物。修道院保持了自身的清洁和纯净，与洁净的山头和天空相得益彰。

在旁边的马厩里，马夫们正把马匹牵回马槽。我们沿着小径往里走，靠墙的那边是一排马厩，右面唱诗堂下面是僧侣们的宿舍，还有厕所。东墙南端的拐角处，是冶炼作坊。最后要离开的铁匠们正在收拾工具，把鼓风机关上，准备去教堂作夕祷。威廉好奇地朝冶炼作坊的一侧走去，那里与整个作坊是分隔开的，有一位僧侣正在收拾自己的东西。他的工作台上堆放着各种非常漂亮的彩色玻璃，尺寸都不大，大块的玻璃都斜靠在墙上。他面前放有一只尚未完成的圣物箱，只有一个银质架子，不过他显然是想往上面镶嵌各种玻璃和石头，先用工具把它们制作成像一颗宝石那样大小的物件。

就这样，我们认识了修道院的玻璃匠，莫利蒙多的尼科拉。他对我们解释说，在冶炼作坊的后部也有吹玻璃的地方，冶炼作坊前部铁匠们工作的地方，是把玻璃固定在铅框上做成玻璃窗。但他补充说，装饰教堂和楼堡的精致玻璃工艺品，至少两个世纪之前就已完成了。现在他只做一些小件的工艺品，或者修补随岁月流逝而破损的部位。

“也很费劲，”他补充说道，“因为再也找不到那时的颜色，尤其是你们还可以在唱诗台看到的那种深蓝色的玻璃，它是那么晶莹剔透，日光高照的时候，反射到教堂中殿里的是一种天堂里的颜色。中殿西边的玻璃是不久前重新配的，那可就不是同一成色了，到了夏天就看得出来。没有办法。”他又补充说，“我们不再有古人的智慧，巨人的时代已经结束。”

“比起他们来我们都是侏儒，”威廉赞同道，“但我们是站在巨人肩上的侏儒，有时候我们用仅有的知识能比他们看到更远的天地。”

“你说说，我们能更好地做出哪些他们所不能做的事情呢？”尼科拉大声说道，“你到教堂的地下室去看看，那里收藏着修道院的许多珍宝，你会看到一些圣物箱做工异常精致，而我现在正在制作的这小件饰品，”他指着桌上在做的那件东西，说道，“比起那些珍品，简直太微不足道了！”

“既然过去的能工巧匠已制作出那么精美的传世佳作，就不必明文规定玻璃工匠一定得永远制作玻璃窗，铁匠必须永远制作圣物箱。否则，地球上就全是圣物箱了。在这样一个时代，实际上能被人搜集到遗骸的圣人已经很少了。”威廉调侃地说，“将来也不用没完没了地焊接窗户了。我在很多地方看见玻璃制作的新作品，令人想到在明天的世界，玻璃制品不仅为达到神圣的宗教目的而用，还可以弥补人类的不足。我给你看一件当代的工艺品，很荣幸，我拥有一件非常实用的东西。”他从长袍里取出眼镜，与我们交谈的人顿时惊讶不已。

尼科拉兴趣十足地接过威廉递给他的眼镜夹子：“Oculi de vitro cum capsula！”

[1]

他高声说道，“我从一个在比萨认识的名叫乔尔达诺

[2]

的修士那里听说过这东西！他当时说这镜片儿发明才不过二十年！但是他跟我说这话是在二十多年之前。”

“我相信它发明得还要早，”威廉说道，“但制作非常困难，需要有相当专业的玻璃工匠，费时又费工。十年前，这样一副ab oculis ad legendum

[3]

在博洛尼亚卖六个钱币。我这副眼镜是十多年前一位名叫萨尔维诺·德依·阿尔马蒂

[4]

的工匠赠送给我的，这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珍存着，它好像是——如今也几乎是——我身体的一部分了。”

“我希望这几天，你能留给我仔细观察一番，要是我能制造出类似的镜片来，我会感到无上荣幸。”尼科拉激动地说道。

“当然可以，”威廉欣然同意，“不过你得注意，镜片的厚度得随使用者合适的视力而调整，得让戴镜人试许多镜片，直到厚度合适为止。”

“真奇妙！”尼科拉继续说道，“可是很多人会说这是巫术和妖法……”

“你当然可以说这些是魔法，”威廉赞同地说，“不过魔法有两种。一种是魔鬼通过谋算施展的魔法，旨在毁灭人类，研究它是不合法的；另一种是神奇的魔法，上帝的智慧通过人的科学来体现，用来改变自然，其目的之一就是延长人的生命本身。这是神圣的魔法，是有识之士应该为其奋斗终生的事业。不仅要发现新事物，而且要不断发现大自然的无穷尽的秘密，那是神的智慧早就向希伯来人、希腊人及其他古老民族，以及当今的教徒们所揭示过的秘密（我暂且不说，在那些异教徒的书籍里记载着多少有关光学和视觉的奇妙东西啊）。而一种基督科学理应重新掌握所有这些知识，从世俗的人和异教徒手里夺回来，tamquam ab iniustis possessoribus.

[5]

”

“可掌握这种科学的人为什么不告知上帝所有的子民呢？”

“因为不是所有的上帝子民都能够接受那么多秘密的。而拥有这种科学的那些人却常被看作是与魔鬼订立了契约的人，当他们想与他人分享知识宝藏时，往往得付出生命的代价。我本人在审判那些被怀疑跟魔鬼做交易的人时，不得不防备，不敢使用这副眼镜。多亏好心的文书把我需要阅读的卷宗念给我听，不然，可以这么说，在一个处处有魔鬼肆虐横行的时代，人人都会闻到魔鬼身上的硫黄味，我很可能被人看成被审判者的同伙。最后，正像伟大的罗杰·培根所警示的，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掌握一切秘密的，因为有些人会把科学用到邪恶的目的上去。智者常常把并非魔术的优秀科学书籍写得像巫术那样神乎其神，目的是为了掩人耳目，免受多心人的注意。”

“你担心贱民会把这些秘密用在邪恶的目的上吗？”尼科拉问道。

“对贱民来说，我只担心他们会被这些秘密吓倒，将它们与布道者经常灌输给他们的那些魔鬼般的伎俩混为一谈。你看，我曾认识几个医术超凡的医生，对一种疾病他们提炼出了一些药到病除的药物，但是，当他们给贱民患者敷药或用浸膏时，还得同时念诵类似祈祷的圣人名言和赞美诗句。并不是因为祈祷有治病的功效，而是因为那些贱民相信祈祷能够治愈疾病，才肯咽下药剂，敷上药，病虽能治好，他们并不太重视药效。不过，也正因为患者精神上受到虔诚信仰的激励，药物才能够更好地在人体内发挥效应。但是科学的宝库往往不需要提防贱民，而要提防其他学者。现在人们制造出神奇的机械装置来，这我以后会跟你谈到。它们能够促进自然的进程，但如果那些机械装置落在那些用来扩张世俗权力的坏人手中，用来满足他们贪婪的占有欲，就糟糕透了。听说在中国，一个学者调制出一种粉末，一旦接触火，就能够产生巨响和冲天的火焰，炸毁周围几十米之内的一切东西。如果它被用来改变河道，或是在要开垦的荒地上炸碎岩石，那可是神奇的发明。但如果有人用它来加害于自己的敌人呢？”

“如果是上帝子民的敌人，或许那也不是坏事。”尼科拉虔诚地说道。

“也许吧，”威廉认同地说，“可如今谁是上帝子民的敌人呢？是皇帝路德维希还是教皇约翰？”

“我的上帝啊！”尼科拉惊恐万状地说道，“我真不想独自裁定这么一件令人痛苦的事情！”

“你看见了吧？”威廉说道，“有时候秘密还是用隐讳的语言掩饰起来更好。大自然的奥秘并不是通过山羊皮或是绵羊皮来传递的。亚里士多德在传授奥秘的那本书

[6]

上说过，传达太多的自然和艺术的奥秘，会粉碎一种神的权威，许多罪恶就会接踵而来。这并非意味着应该将这些奥秘掩饰起来，而是应该由智者决定在什么时候以怎样的方式展现出来。”

“所以，就像这里这样的地方，”尼科拉说道，“不是所有的书籍都能让大家随意阅读的。”

“这就是另一个话题了，”威廉说道，“人们可以因为饶舌而忏悔，也可以因为过分缜密而忏悔。我并不是说应把科学的源泉藏匿起来，我觉得那反倒是极大的罪恶。我是想说，对待既可从中引出好事也可导致坏事的奥秘，学者有权利也有责任采用一种隐讳的语言，一种唯有他的同行能够理解的语言。科学的道路是艰辛的，要识别其中的好坏也很难。新时代的学者往往不过是站在侏儒肩上的侏儒罢了。”

与我导师亲切的谈话，让尼科拉深感他是可以推心置腹的知己。因此，他对威廉眨了眨眼睛（好像是在说：我跟你是相互理解的，因为我们谈的是同样的事情），并影射说：“不过，那边的人，”他指了指楼堡，“科学的秘密被魔法般的手腕防范得很严……”

“是吗？”威廉故意装出无所谓的样子说道，“我想无非是把门锁好，下严格的禁令，施加威慑力。”

“噢，不只是如此……”

“譬如什么？”

“这我就知道得不太清楚了，我是主管玻璃的，不是主管书籍的，不过修道院里发生的事情……挺奇怪的……”

“哪一类的事情？”

“奇怪的事情。这么说吧，有一位僧侣夜里冒险进入藏书馆寻找某本马拉希亚不想拿给他的书，他在书上见到了蛇、无头人、双头人。他几乎疯了，差一点儿没能从迷宫里出来……”

“你为什么说那是魔法而不是恶魔般可怕的幻觉？”

“我虽然是可怜的玻璃工匠，但我并不那么愚笨。魔鬼（愿上帝拯救我们！）是不会用蛇和双头人来诱惑一名僧侣的。也许会用淫秽的幻象，就像诱惑沙漠中的神父。再说，如果偷阅某些书是一种罪恶，那为什么魔鬼会不让一个僧侣去犯那种罪恶呢？”

“我觉得这是精辟的省略三段论。”我的导师认同道。

“最后，我去给医务所装修窗玻璃的时候，我翻阅过塞韦里诺的几本书。有一本有关自然界奥秘的书，我想是大阿尔伯特写的；我被一些奇妙的装饰画所吸引，我翻阅过几页，说的是怎样点燃一盏油灯的灯芯，以及灯芯冒出的烟怎么熏得人产生幻觉。也许你已注意到，或者你还没有注意到，因为你还没有在修道院里住过一夜，在天黑之后，楼堡的顶层总是有亮光。从几处玻璃窗里透出淡淡的微弱的光。很多人纳闷，那究竟是什么。人们说那是鬼火，或者是以往在那里工作过的藏书馆馆长的灵魂，他们来故地重游。这里很多人都这样相信。而我却认为那是制造幻觉的油灯。你知道，若是取来狗耳朵上的脂肪涂在灯芯上，谁吸入了那灯芯燃烧后冒出的烟，就会相信自己长出了狗头，如果旁边有另外一个人，就会觉得那人也长有一个狗头。还有另一种油膏，会使挨近灯的人觉得自己的身体跟大象一般粗壮。用蝙蝠的眼睛、两种我不记得叫什么名字的鱼类，以及一只狼的胆汁做成灯芯，燃烧时会使你看见你取其脂肪的那种动物。用壁虎的尾巴涂抹灯芯，则会看到周围的东西都像是银的。把一条黑蛇的脂肪抹在灯芯上，用一块死人的盖布罩上，房间内就会像是爬满了蛇。这我知道。藏书馆里面有某个人很精明……”

“不过，会不会是过世的那些藏书馆馆长在施展这些魔法呢？”

尼科拉重又显得犹豫和不安：“这我倒没有想到。也许是吧。愿上帝保佑我们。时间不早了，夕祷已经开始了。再见。”说完，他便朝教堂走去。

我们沿着南边继续朝前走：右边是朝圣者的宿舍和带有花园的参事厅，左边是橄榄榨油坊、磨房、粮仓、地窖、见习僧的宿舍。人们都急着朝教堂走去。

“你对尼科拉所说的有什么想法？”我问道。

“难说。藏书馆里有鬼。但我不信会有过世的藏书馆馆长的鬼魂……”

“为什么不信？”

“因为他们在世时功德无量，所以现在他们正在天国瞻仰着神的面容呢，要是这样回答使你满意的话。至于那些灯，如果有的话，我们就会看到。而至于玻璃工匠对我们谈到的那些油膏，我觉得有更简便的方法使人产生幻象，塞韦里诺对这些很了解，今天你也发现了。当然，修道院不愿意让人夜里擅入藏书馆，而有许多人却曾试图那样做，或者还在试图那样做。”

“可我们要调查的凶杀案跟这有关系吗？”

“凶杀案？我越来越确信阿德尔摩是自杀的。”

“为什么？”

“你还记得今天早上我注意到的那个烂草堆吗？当我们爬上东角楼底下的拐弯处时，我见到那里有塌方的痕迹；或者可以说，烂草堆附近的部分地面，有塌方的土块滚到角楼底下。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傍晚我们从上面往下看时，烂草堆上好像没有覆盖什么雪，或者说只覆盖着昨晚下过的雪，而不是前几天的积雪。至于阿德尔摩的尸体，修道院院长对我们说过，已被岩石撞得皮开肉绽。而在东角楼底下，即建筑物尽头紧连陡峭悬崖的地方长着松树。峭壁的岩石就紧挨在墙外面，像是台阶，下面就是那堆烂草。”

“那么说——”

“那么就是说，这是否就更……怎么说呢？……就更不必费我们的心思了，不妨就相信阿德尔摩是由于尚待弄清的原因而自己从墙的围栏跳下去的，碰撞在悬崖的岩石上，然后，不管是死或者是伤，坠落在烂草堆上。随后，因那天夜里的暴风雪而引起的塌方，烂草和一部分土块，连同那可怜人的尸体一起滑落到东角楼底下了。”

“为什么您说这样的结论我们就不必太费心思了呢？”

“亲爱的阿德索，如果没有迫切的需要，就不必对事件详加解释，把事情发生的原因复杂化。倘若阿德尔摩是从东角楼摔下来的，那么他必定进入了藏书馆，有人一定先袭击了他，使他无法反抗，而且那人一定得设法背着已经失去知觉的躯体爬上窗台，并把窗户打开，把不幸的人推下去。按照我的假设，一切就只在阿德尔摩本人，他寻短见的决定，加上一次塌方。用不多的理由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可是为什么他会自杀呢？”

“他们为什么要杀他呢？无论是自杀或是他杀，都得找到原因。而这些原因无疑是存在的。在楼堡里有一种缄默回避的气氛，人人都在对我们掩饰什么。与此同时，我们也已经搜集到一些影射阿德尔摩和贝伦加之间关系的线索，其实是很隐讳的暗示。这就是说，我们得盯住藏书馆馆长助理。”

就在这样谈论着的时候，夕祷结束了。仆人们在进晚餐之前又回去工作了，僧侣们则向膳厅走去。天色已暗，又开始下雪了。下的是小雪，松软的雪花飘飘而落，我想那雪又下了大半夜，因为第二天早晨，整个台地白雪皑皑，这我后面还会提到。

我肚子饿了，想到就要去进膳，心里一阵轻松。

[1]
拉丁语，带有框架的玻璃眼镜。

[2]
Giordano da Pisa（约1260—1311），多明我修士，布道者。

[3]
拉丁语，用来阅读的玻璃眼镜。

[4]
Salvino Degli Armati（？—1371），传说中近视眼镜的发明者。

[5]
拉丁语，因为他们不该拥有它。

[6]
指在中世纪及后来被误认为是亚里士多德所著的《奥秘之奥秘》一书。

第一天

晚祷

其间，威廉和阿德索受到修道院院长的愉快接待，聆听豪尔赫忧愤的谈话。

高大的蜡烛把膳厅照得通明。僧侣们分坐在一长排饭桌两边，修道院院长居首席，他的饭桌与僧侣们的饭桌成直角，放在一个宽大的平台上。正对面有一个布道讲坛，晚餐时要读经文的僧侣已经在那里就位了。修道院院长在一个小喷水池旁候着我们，他手里拿着一块白布，以便让我们洗完手后用来擦手，这是遵从圣帕科米乌斯

[1]

的古老教义。

修道院院长邀请威廉与他共桌，还说我是新来的客人，这个晚上我也受到同样的款待，尽管我只是本笃会的一名见习僧。他慈祥地说，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可以与其他的僧侣们同桌进餐，如果我的导师指派我什么任务，不能按时用餐，可以在用餐前后去厨房，那里的厨师会照应我的。

僧侣们现在一动不动地站在桌前，兜帽压低到脸上，双手放在无袖僧袍下面。修道院院长走近他自己的饭桌，宣告开始祝福。布道讲坛上的领唱者唱起了《节俭进餐颂》。修道院院长念诵过祝福祷词后，大家各就各位。

我们本笃会缔造者创立的教规限定，进餐的饭菜要相当节俭，但允许由修道院院长来决定僧侣们实际需要进食的量。不过，在如今的修道院里，对于饭桌上享用美食是很宽容的。我说的不是那些已成为贪食者巢穴的修道院，但也不是那些恪守悔罪和修德标准的修道院，那里总是向那些几乎始终从事繁重脑力劳动的僧侣们，提供充足的、甚至过量的营养食品。再说，修道院院长的那张餐桌总是享有特权，也是因为那里时常有贵宾就座，而且修道院常常要显示自己引以为豪的土地的收获、牛棚羊圈的产品，以及厨师们的手艺。

按照惯例，僧侣们进餐时都很安静，相互之间都按习俗用手指头表示的字母来沟通

[2]

。供大家享用的饭菜总是先送到修道院院长的饭桌，然后见习僧和最年轻的僧侣最先接过来食用。

与我们和修道院院长同桌进餐的有马拉希亚、食品总管、两位最年长的修士，布尔戈斯的豪尔赫，就是我们在缮写室已经结识的那位年迈的盲人，以及来自格罗塔菲拉塔的阿利纳多：他是位已经上百岁的跛脚老翁，样子虚弱，而且——在我看来——已经是昏聩老朽了。修道院院长说，阿利纳多打从当见习僧起就一直生活在这座修道院，至少在这里经历了八十年的风风雨雨。这是修道院院长就座时小声对我们说的，因为接着就得遵从教会的惯例，安静地聆听经文了。但是，正像我说的，院长的饭桌上还是有一些自由的，我们可以赞美端上来的饭菜，同时院长还对修道院生产的橄榄油和葡萄酒的品质大加赞赏。有一次，院长在给我们斟酒时，甚至还让我们想起本笃会创始人的教规里所说的：僧侣无疑不宜饮葡萄酒，但是在我们的时代，不可能说服僧侣们不喝酒，不过至少他们不能开怀畅饮，因为正如《传道书》所言，喝葡萄酒甚至会令智者叛教变节。当初圣本笃说的“我们的时代”，是指他所处的年代，离我们已经很遥远了。不难想象，在我们在修道院里进晚餐的年代，习俗已经沦丧（我不是说现在我写此书的年代，在我们梅尔克对饮啤酒是很宽容的）。总之，不能纵酒狂饮，但要喝得有品位。

我们吃了烤猪肉串，是刚刚宰杀的猪，我发现他们在烹制其他食物时不用动物油，也不用菜籽油，而是用橄榄油，产自修道院在靠海的山脚下所拥有的那片土地。院长让我们品尝我曾在厨房见到的鸡肉（只有他桌上才有）。我注意到他有一个金属夹子，那是相当罕见的餐具，那形状让我想起了导师的眼镜：招待我们的主人是个出身高贵的人，他不想让食物弄脏双手，他还把这个餐具递给我们，想让我们至少能用它把鸡肉从大盘子里取到我们的碗里。我婉拒了，威廉却欣然接受，并且用起贵族老爷的夹子来动作娴熟，也许是为了让院长看看，方济各僧侣们并不是些缺乏教养的出身卑微的人。

我津津有味地吃着那些精美的食物（在几天的旅途中，我们都只是填饱肚子，有什么吃什么），没有留心聆听经文，可吟诵是那么虔诚地继续着。我被豪尔赫发出的一番有力的赞许声所提醒，我意识到已经读到了教规中常读的那一个章节。由于我在下午听他发表过有关言论，所以我明白为什么豪尔赫那么得意。吟诵者念道：“让我们学习先知的榜样，他说：‘我意已决，在人生的道路上，我将严格控制我的舌头，嘴巴套上嚼子，我谦卑地缄默不语，即使是实话也决不说。先知用这段话教诲我们，为了避免祸从口出，有时候就要信守缄默，甚至是一些合理合法的话也守口如瓶！’”然后那吟诵者继续念道：“我们要谴责那些粗俗、胡编乱造的瞎话和可笑的狂言乱语，永远把它们置于禁地，普世皆同，我们不允许一个信徒开口说这类话。”

“这是针对今天的页边插图一事。”豪尔赫按捺不住地低声评说道，“金口约翰

[3]

曾说过，基督是从来不笑的。”

“他的人性不能禁止他笑，”威廉提示道，“因为笑是人的天性，正如神学家们所教诲的那样。”

“也许他可以笑，但《圣经》上没有说过他笑。”豪尔赫引用彼得·康托尔

[4]

的话斩钉截铁地说道。

“吃吧，已经烤熟了。”威廉喃喃地说道。

“你说什么？”豪尔赫问道，他以为威廉是指给他端上来的食物。

“那是圣安布罗斯

[5]

讲述的圣劳伦斯

[6]

在火刑架上说的话，当时他请求刽子手们把他翻转过来再烧。普鲁登蒂乌斯

[7]

在他的《日课颂》中也是这样回忆的。”威廉带着一种圣人的神态说道，“那么就是说，圣劳伦斯知道笑，知道说一些可笑的事情，即使是为了羞辱他的敌人。”

“这表明笑离死亡和躯体的腐烂是相当近的，”豪尔赫带着一丝狞笑说道。我应该承认他这时俨如一位逻辑学家。

这时候修道院院长善意地请我们安静下来。晚餐已近结束。院长站起身，把威廉介绍给僧侣们。院长赞扬他的智慧，炫耀他的名望，并告知大家他已受托调查阿德尔摩的死因，请僧侣们协助回答他所提出的问题，还告知自己的属下，全修道院的上上下下都同样照办。他还补充说，只要调查不违反修道院的规定，一定要促使调查完成。一旦出现有违修道院规章的情况，就应征得他的批准。

晚餐结束后，僧侣们朝唱诗堂走去，参加晚祷。他们重又戴好兜帽遮住脸，站立在门前排成一行，然后单行穿过公墓，从北门进入唱诗堂。

我们随院长一同走。“这时候楼堡的门锁了吗？”威廉问道。

“等到仆人们收拾干净膳厅和厨房，藏书馆馆长就亲自把所有的门都锁上，从里面插上门闩。”

“从里面插上门闩？那他从哪儿出来？”

修道院院长盯着威廉看了片刻，脸上的神情很严肃。“他当然不会睡在厨房。”他突然说道，然后加快了脚步。

“好，好，”威廉对我低声说道，“那么说，还有另一个门，而我们是不该知道的。”我笑了，为他的推测感到十分骄傲，而他却责备我说，“你别笑。你看见了吗？在这修道院的围墙内笑的人名声不好。”

我们走进了唱诗堂。一座两人高的青铜制的三脚架上，点着一盏灯。僧侣们默默地在唱诗席上就位，吟诵者正在朗读圣格列高利布道中的一段。

院长发出了信号，吟诵者就唱起：主啊，你最终会怜悯我们。院长答唱道：以主的名义，帮助我们。众人合唱：他创造了天空和大地。这时候唱起了赞美诗：“当我呼唤您的时候，公正的上帝，您回应我吧；我全身心地感谢您，上帝；上帝所有的仆人，来祝福上帝吧。”我们没有坐在唱诗台上，而是退到教堂中殿。在那里我们突然发觉马拉希亚从黑暗的侧堂冒了出来。

“你盯住那个地方，”威廉对我说道，“那可能是通向楼堡的一条通道。”

“在公墓下面吗？”

“为什么不会呢？再仔细想一想，甚至在某个地方应该有一个圣骨堂，几个世纪以来过世的僧侣们不可能都埋葬在那片墓地里。”

“那您真的想在夜里进入那座藏书馆了？”我恐怖地问道。

“到那有过世的僧侣、毒蛇和神秘光亮的地方去吗？不，我的好阿德索。不，孩子。我今天一直有这种念头，不是出于好奇，而是因为我在纳闷，究竟阿德尔摩是怎么死的。现在，就像我跟你说过的那样，我倾向于一种更为合乎逻辑的解释，总而言之，我愿意尊重这地方的习俗。”

“那您为什么想知道？”

“因为科学不只是揭示人们应该或能够做的事情，而且还揭示人们能够做却又不该做的事情。这就是今天为什么我对玻璃工匠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智者要把自己所发现的秘密藏匿起来，以免让别人用在邪恶的地方，但需要发现秘密，我觉得这个藏书馆是一个隐藏着秘密的地方。”

我们这么说着，走出了教堂，因为晚祷已经结束。我们两个都非常疲惫，很快回到了卧室。我蜷缩在威廉所说的我的“藏身处”里面，立刻就睡着了。

[1]
Pachomius（292—346），古代基督教集体隐修制创始人。

[2]
可追溯到奥多（Oddone di Cluny，878—942）主持修道院的年代。手指头所表示的语言只局限于修道院内部僧侣之间迅捷简洁的沟通，目的是为了保持修道院内的寂静。

[3]
Joannes Chrysostom（约347—407），古代基督教希腊教父，擅长辞令，有“金口”之誉。

[4]
Petrus Cantor（？—1197），法国神学家和布道者。

[5]
Saint Ambrose（339—397），古代基督教拉丁教父。

[6]
Saint Lawrence（225—258），古罗马皇帝瓦勒利安迫害基督教时期的七位殉难者之一。

[7]
Prudentius（348—410），西班牙的基督教拉丁语诗人。

第二天

申正经

其间，几个时辰神秘的愉悦时光，因一起血腥事件而中断。

没有比公鸡这种动物更让人信不过的了，有时候它象征魔鬼，有时候又象征复活的基督。我们教会的人知道，有一些懒惰的公鸡，日出时不啼叫。尤其是在冬日里，申正经祷告正值夜阑人静、大自然还在沉睡中就得举行，僧侣们得摸黑起床，在黑暗中祷告，期待着天亮，用炽热虔诚之心照亮黑暗。因此，常常按习惯事先明智地安排人守夜，在兄弟们就寝的时候，按节奏彻夜诵读经文，计算着祈祷的准确次数，以测算已经过去的时间。这样，在规定该睡醒的时辰，就将他们叫醒。

那天晚上我们就是这样被那些摇铃人吵醒的。他们奔走在宿舍楼和朝圣者住所的楼道里，从一个房间喊到另一个房间：“祝福天主。”每个人都回答说：“感谢上帝。”

威廉和我遵照本笃会的教义：不到半个小时我们就准备就绪，迎接新的一天到来。我们下楼进了唱诗堂。僧侣们在那里跪在地上等着，背诵着前十五段赞美诗，直到见习僧们由他们的导师领着进来为止。每个人在各自的位置上就座后，合唱随即开始：主啊，让我张开双唇，开口来将您赞美。歌声直冲教堂的拱顶，有如小孩子的恳求。两位僧侣登上布道坛，吟诵起第九十四段诗篇《皆来颂》，其他人都跟着唱起来。这使得我内心信仰倍增，激情满怀。

唱诗班在座的六十位僧侣，穿戴着清一色的长袍和兜帽，在三足青铜架上大蜡烛昏暗的光照下，像是六十个黑影。六十个声音齐声高唱，赞颂至尊至圣的上帝。我聆听着这像是通向极乐天堂的和谐动人的乐曲，不禁自问，修道院是不是真的隐藏着神秘的怪事，是不是真的有邪恶行径要揭示，是不是真的存在凶险的威胁。因为此刻的修道院是祥和之圣地，美德之源泉，学识之殿堂，修行之方舟，智慧之高塔，谦卑之王国，力量之堡垒，圣德之香炉。

吟诵六首赞美诗之后，开始诵读圣经。有些僧侣摇头晃脑地打起盹来，一位守夜的僧侣提着一盏小灯穿梭在唱诗台长排坐椅之间，叫醒打瞌睡的人。倘若哪个僧侣昏昏入睡被逮个正着，就会被罚，由他执灯继续巡视。接着，唱另外六首赞美诗，随后修道院院长念祝福词，领唱者又大声祈祷，所有的人都朝祭台鞠躬默想一分钟。没有经历过这奇妙激情时刻的人，没有体验过这内心极度平静时刻的人，是不能体会那种温馨之感的。最后，众僧侣重新把兜帽戴好遮住脸，坐下来庄重地唱起《感恩赞》。我也赞美天主，因为他让我摆脱重重疑虑，并消除了我从第一天抵达修道院起就产生的那种不安。我对自己说，我们是一些脆弱的生灵，甚至在这些既有学识又虔诚的僧侣之间，恶魔也煽动嫉羡，挑起微小的纠葛。不过那只是一抹青烟，在信仰的疾风暴雨中定会消散，只要众人聚集在圣父的名义之下，基督仍会降临在他们中间。

在申正经结束赞美经开始之前，尽管依然夜色沉沉，但僧侣是不回宿舍的。见习僧跟随他们的导师到参事厅去学习经文，有些僧侣则留在教堂照料法衣圣器等祭礼用品，多数人则跟我和威廉一样，在庭院里一边散步一边默想。仆人们还在梦乡，他们能一直睡到天亮。我们又摸黑回到唱诗堂唱赞美经。

又开始吟诵赞美诗了。在规定星期一必唱的那些赞美诗中，特别有一首让我重又陷入原先的恐惧之中：“他那渎神的叛逆之心充斥了罪恶——他眼中没有惧怕上帝的目光——他对上帝采用欺诈的手段——他的语言变得那么恶毒。”我觉得那是不祥之兆，教规为那一天竟然事先写下了一条如此可怕的警示。赞美诗唱毕后，按惯例是念《启示录》，但那并没有使我惶恐不安的心平静下来，我又想起头天门廊上那些令我胆战心惊的可怕图像和目光。然而，当我们唱完应答歌、颂歌和几段短诗，正要开始吟唱《福音书》的时候，我瞥见唱诗堂大祭台上方的窗口出现了朦胧的亮光，使得这以前还笼罩着黑暗的五颜六色的窗玻璃熠熠生辉。此刻还不到黎明，通常在晨祷时才看得见黎明的曙光，届时正值我们唱起“主啊，你是神奇无比的神圣的光辉”和“星辰消逝，白昼已经来临”。这是冬日破晓时的第一缕晨曦，那么微弱和惨淡，不过教堂中殿里这缕正取代黑暗的苍白微光，已足以抚慰我的心了。

当我们唱着圣书里的赞歌，目睹福音之光照亮人们的心灵时，我觉得似乎整个教堂都沐浴着灿烂的阳光。初现的黎明曙光，伴随着拱顶上那圣洁地绽放的百合花浓郁的芳香，似乎充溢在赞美诗的字里行间了。“上天啊，感谢您给予我们这无比欢愉的时刻，”我默默地祈祷，并对自己说，“你这个笨蛋，你究竟在害怕什么啊？”

突然，从北面门廊传来了一阵喧闹声。我正纳闷，准备干活的仆人怎么能如此打搅宗教圣礼呢！这时候闯进来三个猪倌，他们带着一脸惊恐的神情走近修道院院长，并对他低声耳语些什么。院长先做了个手势让他们平静下来，像是不想中断礼拜，但是又有一些仆人进来了，喊声更大。“是个人，一个死人！”有人说，其他人也说：“是个僧侣，你没有见到他的鞋吗？”

祈祷中止了，院长急忙走了出去，招呼食品总管跟他走。威廉跟在他们后面，别的僧侣也离开了唱诗堂，拥向门外。

已是黎明时分，茫茫积雪把整个台地映照得更加明亮。在唱诗堂与牲口棚之间的空地上，即头天矗立着的盛猪血的大缸里，有一个近乎十字架的奇怪东西倚靠在猪血大缸内沿上，就像是两根插在地上、挂着破布条以吓唬麻雀的大桩子。

那是两条人腿，一个脑袋倒栽在猪血缸里的人的两条腿。

院长下令把尸体从那黏稠的猪血里拉出来（活人不可能保持那么不堪入目的姿态）。猪倌们犹豫着走近缸边，顾不得衣服溅上猪血，从里面拉出了血淋淋的尸体。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猪血倒进缸后，若马上搅拌冷却，是不会很快凝固的，但沾在尸体上的猪血已开始结块，死者的衣服全被猪血浸透，他的面部也难以辨认。一个仆人提过来一桶水，泼在那可怜的死者脸上。另一个仆人俯身用一块布擦拭他的面部。立刻，我们眼前现出来的竟是韦南齐奥苍白的面孔，他是来自萨尔维麦克的希腊语学者，头天下午我们在阿德尔摩绘制的插图手稿前还跟他谈过话。

“阿德尔摩也许是自杀的，”威廉凝望着那张脸说道，“但这个人肯定不是，不能设想他是不慎掉进猪血缸里而倒栽在里面的。”

修道院院长走近威廉，说道：“威廉修士，修道院里居然发生了这种事情，这您都看见了，需要用您的智慧来揭秘。但我恳请您，得赶紧行动。”

“刚才做礼拜的时候他在唱诗堂吗？”威廉指着尸体问道。

“没有。”院长说道，“我注意到他的座位是空着的。”

“没有别的人缺席吗？”

“好像没有。我没有留意。”

威廉在提出新问题之前迟疑了一下，然后，为了不让其他人听见，低声问道：“贝伦加在他的位置上吗？”

院长以赞许的目光不安地看了威廉一眼，他感到吃惊的似乎是：我导师的怀疑居然就是他一瞬间也曾产生过的，不过他怀疑的理由更能让人理解。然后他赶忙说道：“贝伦加他在场，坐在第一排，差不多就在我的右首。”

“自然，”威廉说道，“这一切不能说明什么。我不相信没有人从教堂的后殿进入唱诗堂，因此尸体可能已经在这里停留了好几个小时了，至少是大家都去睡觉之后。”

“当然，头班仆人天亮才起床，因此他们是现在才发现尸体的。”

威廉俯下身子凑近尸体，像是习惯于处理死人遗体似的。他沾湿放在水桶旁的那块布，把韦南齐奥的脸擦得更干净些。这时候其他僧侣惊恐地挤在一旁，你一言我一语地围成一圈，院长让他们安静下来。领头的是塞韦里诺，他是负责修道院全体人员医疗保健的，他走过来，靠近我的导师。为了听清他们的对话，也为了帮威廉从水桶里再取出一块干净的湿布，我克服了自己的恐怖和厌恶情绪，凑到他们跟前。

“你见过淹死的人吗？”威廉问道。

“见过很多次，”塞韦里诺说道，“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是想说，淹死的人面部不是这样的，而应该是肿胀的。”

“那么说，在有人把他扔进缸里之前他早就死了。”

“为什么那人要这样做呢？”

“为什么那人非杀死他不可呢？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心理扭曲的人所干的事。不过现在我们得看看死者身上是不是有伤和淤血的痕迹。我建议把尸体抬到浴室里去，脱去他的衣服，好好冲洗干净后再仔细检查。我马上就去找你。”

征得院长允许后，塞韦里诺让猪倌们把尸体抬走，威廉要求僧侣们按原路回到唱诗堂去，仆人们也照样退回去，以便把场地空出来。院长没有问为什么，就满足了他的要求。这样，猪血缸旁边只留下我和威廉两个人。把尸体从缸里拉出来时，猪血从缸里溢了出来，周围的雪地被染红了，血水把地上的雪融化出好几处水坑，停过尸的地方还渗出一大滩深红色的血迹。

“真是乱透了。”威廉指着四周僧侣和仆人们留下的凌乱的脚印说道，“亲爱的阿德索，瑞雪是最好的羊皮纸，人的躯体在上面会留下最易读懂的文字，可这张羊皮纸手稿却被拙劣地涂改得难以辨认，我们从上面读不到任何有意思的东西。从这里到教堂，有僧侣们踏过的一长溜脚印，从这里到谷仓和马厩，有仆人们蜂拥而至的足迹，唯一没有动过的就是谷仓至楼堡之间的空地，我们去那里看看是不是会发现什么有意思的东西。”

“您想找什么呢？”我问道。

“若死者不是自己跳进缸里去的，那么，我想一定是有人把死尸驮到那里去的。而驮尸体的人，就一定会在雪地上留下较深的足迹，那是与喧闹的僧侣们破坏了现场的脚印不一样的，你就在这周围寻找一下吧。”

我们找到了。让上帝宽恕我的虚荣心吧，我要马上告诉你们，是我发现了猪血缸和楼堡之间的地面上有异样的脚印。那是一块还没有人踩踏过的地面，脚印相当明显，我的导师也立刻注意到了，但看上去比僧侣和仆人们留下的脚印要浅，上面被新降的雪覆盖了薄薄的一层，因此那脚印应该是较早时留下的。而最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那些脚印中间夹杂着一溜几乎连续不断的印痕，像是留下脚印的人拖拽过什么东西。总之，就在南角楼和东角楼之间的楼堡一侧，有一道异样的印痕从猪血缸一直延伸到膳厅的门口。

“膳厅、缮写室、藏书馆，”威廉说道，“又是藏书馆。那么韦南齐奥是死在楼堡里的，而且很可能是死在藏书馆里的。”

“可为什么偏偏是在藏书馆呢？”

“我尽量设身处地从凶手的角度思考。如果韦南齐奥是在膳厅、缮写室或是厨房里被杀死的，那凶手为什么不把尸体留在那里呢？而如果他是在藏书馆被杀死的，就得把他驮运到别的地方，一来，因为在藏书馆里，尸体是永远不会被人发现的（也许凶手就希望被人发现）；二来，因为凶手很可能不愿意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到藏书馆。”

“可为什么凶手要有意暴露尸体呢？”

“我不知道，我只是作一些假设。谁说凶手就是出于憎恨韦南齐奥才把他杀死的？凶手可以为了留下某种符号，另有用意，只杀死他而不杀死别人。”

“世上的天地万物，犹如一本书或一部手稿……”我喃喃自语道，“不过那会是什么符号呢？”

“这就是我所不知道的。但是我们别忘了，有些符号似乎是表明什么，却没有任何意义，例如blitiri或者bu-ba-baff……”

“那可就太残忍了，”我说道，“要是为了说bu-ba-baff就把人给杀了！”

“要是一个人说‘我只相信一个上帝’也把他杀了，那同样也太残忍了……”威廉评价说。

这时候，塞韦里诺跟上了我们。尸体冲洗干净了，也仔细检查过了。身上没有任何伤口，头部也没有瘀血，像是着魔而死。

“是上帝惩罚他吧？”威廉问道。

“也许是。”塞韦里诺说道。

“或许是中毒而死？”

塞韦里诺犹豫了一下：“也许，也有可能。”

“你的实验室里有毒药吗？”当我们朝医务所走去的时候，威廉问道。

“有是有，不过要看你怎么理解毒药了。有些药品少剂量服用是有益于健康的，而服用过量就会致死。我跟所有的药剂师一样，收藏着一些药材，慎重地使用它们。比如，我在我的植物园里种了缬草。要是在其他药草的浸剂中加上几滴缬草汁，就有镇静作用，可以调节心律，但若是超剂量服用，则会引起昏厥或死亡。”

“你在尸体上没发现有特别的毒药痕迹吗？”

“没有。不过许多毒药是不留痕迹的。”

我们到了医务所。韦南齐奥的尸体在浴室洗干净后被转运到这里，放在塞韦里诺实验室的大工作台上。室内的蒸馏器，玻璃和陶制器皿令我想起炼金大师的作坊（虽然我是间接听人说的）。靠外墙的一长排架子上，摆放着一大串细颈瓶、壶罐和杯盘器皿，里面盛满各种颜色的药物，琳琅满目。

“你收藏的药草真不少啊，”威廉说道，“全都是植物园里栽培的吗？”

“不都是，”塞韦里诺说道，“很多稀有的药草在这里是不生长的，那是多年来我让来自世界各地的僧侣们捎来的。我有许多珍稀名贵药品，也有用外来药与此地易于种植的药草调制而成的。你看……这是来自中国的沉香，是从一位阿拉伯学者那里得到的；来自印度的芦荟，是治疗伤疤的灵丹；咸仙草能起死回生，或者说，能让失去知觉的人苏醒过来；砒霜，十分危险的毒药，谁吞食了，能致命；玻璃苣是治疗肺病的好药；石蚕能治疗头部伤痕；乳香能治疗肺气肿和黏膜炎；没药……”

“就是东方博士带的那种没药

[1]

吗？”

“是的。不过这种没药是为了防止流产用的，是从一种名叫Balsamodendron的没药树上采集来的。这是世间稀有的木乃伊汁，是从制成木乃伊的尸体上分解出来的，用来制作许多几近神奇的药物。曼陀罗草皮，可以催人入眠……”

“还可以激起人的肉欲。”我的导师评价道。

“是有人这么说，不过，这里可不是用在这方面，这你可以想象。”塞韦里诺微笑道，“你看这个，”他拿起一只细颈玻璃瓶，“这是一种锌和镉的氧化物，治疗眼疾有奇特功效。”

“这又是什么呢？”威廉摸着放在架子上的一块石头，饶有兴趣地问道。

“这个吗？是很久以前有人赠送给我的。我想那是一种奇特的石头，好像有多种治疗功能，可我还没有发现。你了解吗？”

“我知道。”威廉说道，“但这可不是药。”他从修士长袍里取出一把小刀，拿着小刀慢慢地靠近那块石头。当小刀随着他那极其灵巧的手贴近石头的时候，我看见小刀猛地动了一下，像是威廉抖动了手腕似的，其实他拿小刀的手腕稳稳的。刀刃紧贴在了石头上，发出一种轻微的金属撞击声。

“你看，”威廉对我说，“这是一块磁石。”

“它有什么用处呢？”我问道。

“它有多种用处，我以后再告诉你。不过，塞韦里诺，现在我想知道，这里有没有能致命的药物？”

塞韦里诺考虑了片刻，鉴于他回答得不是那么明确，我觉得他似乎考虑太久了。“很多药都可致命。我对你说过了，毒药和普通的药是很难界定的，当初希腊人把毒药和一般的药都统称为pharmacon。”

“最近你没有发现少了些什么吗？”

塞韦里诺又想了想，然后像是在掂量自己每一个词的分量那样说道：“最近没有发现少什么。”

“以往呢？”

“那谁知道。我记不得了。我在这座修道院都三十年了，在这个医务所待了二十五年。”

“对于人的记忆来说，时间是太长了。”威廉认同地说。随后他突然又问，“我们昨天谈到的能让人产生幻觉的药草，都有哪些呢？”

塞韦里诺的举动和脸上的表情显示出他很想避开这个话题：“这我得想一想，你知道，我这里有那么多的灵丹妙药。不过，我们还是谈谈韦南齐奥的死因吧。你是怎么想的呢？”

“这我得想一想。”威廉回答道。

[1]
据《福音书》记载，耶稣诞生后，有三位东方博士前来朝拜，他们献上从东方带来的黄金、乳香和没药作为贡品。

第二天

晨祷

其间，乌普萨拉的本诺和阿伦德尔的贝伦加吐露了一些内情，阿德索领悟了悔罪的真正含义。

灾难性的事件搅乱了修道院的生活。命案引起的混乱中断了圣事，修道院院长立刻把僧侣们打发回唱诗堂，去为他们兄弟的灵魂祈祷。

僧侣们的祈祷声音嘶哑。我们选择最合适的位置坐下，好在他们还没有用兜帽遮住脸的时候观察他们的面部表情。我们很快看到了贝伦加。他的脸紧绷着，面色苍白，挂着晶莹的汗珠。头天我们听到过有关他的一些闲话，好像他个人跟阿德尔摩之间有某种特殊关系；并不是因为他们这两个同龄人是朋友，而是别人在影射他们之间友谊的时候用了那种回避的语气。

我们注意到他身边的马拉希亚。他阴沉着脸，紧锁着眉头，表情令人费解。马拉希亚旁边的瞎眼老人豪尔赫的脸，也同样令人捉摸不透。相反，我们注意到乌普萨拉的本诺举止特别紧张，他是我们头一天在缮写室里认识的修辞学学者，我们发现他朝马拉希亚所在的方向迅速地扫了一眼。“本诺很紧张，贝伦加很害怕。”威廉提醒说，“得立刻审问他们。”

“为什么？”我天真地问道。

“我们在做一件十分艰苦的工作，”威廉说道，“就像宗教裁判官那样艰巨的工作，得看准弱者，在他最软弱的时刻击中他的要害。”

晨祷仪式刚一结束，我们就赶上了正朝藏书馆走去的本诺。这年轻人听见威廉喊他，有些不太情愿，推说有别的事情。他好像急着要去缮写室，但是我的导师提醒他说，自己正在从事的调查是受到修道院院长委派的。我们把他带到庭院里，坐在两根圆柱之间。本诺等着威廉发问，并且不时地朝楼堡张望。

“那么，”威廉问道，“那天，你、贝伦加、韦南齐奥、马拉希亚以及豪尔赫，你们在讨论阿德尔摩的插图时都说了些什么？”

“这您昨天都听到了。豪尔赫认为在包含真理的书籍上面添加那些滑稽可笑的插图是不雅的，而韦南齐奥则认为连亚里士多德本人也说过一些俏皮话和诙谐的语言，用来更好地发现真理。如果‘笑’能够成为真理的载体，那么它不应该是一件坏事。豪尔赫说，他记得，亚里士多德是在《诗学》一书中谈隐喻的问题时论及这些的。这就已经牵涉两种令人困惑的情况了。首先，《诗学》一书在基督教世界长期以来一直是无人知晓的，也许是有教廷的圣谕，它是通过摩尔人的异教徒带来的……”

“但是已被圣阿奎那的一位朋友翻译成拉丁文了。”威廉说道。

“我就是这么对他说的，”本诺马上增添了勇气说道，“我不太懂希腊文，我正是借助穆尔贝克的威廉

[1]

的译文，才得以接近那本巨著的。我就是这么跟他说的，但是豪尔赫补充了第二个令人不安的因素。他说，亚里士多德谈论的是诗歌，而诗歌是infima doctrina

[2]

，靠臆想来表现。而韦南齐奥则说，赞美诗也是诗歌作品，也用比喻。豪尔赫恼羞成怒，他说赞美诗是神的灵感的结晶，用比喻是为了传播真理，而世俗诗人们的作品则是用比喻来传播谎言，纯粹是出于娱乐目的。他这样说令我很生气……”

“为什么？”

“因为我是搞修辞学的，我读过很多世俗诗人的作品，并且我知道……更确切地说，是我相信，通过他们所用的语言，也同样可以传播基督教自然的真理……总之，那时候，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韦南齐奥谈到了其他一些书，令豪尔赫十分恼火。”

“哪些书？”

本诺犹豫了一下：“我记不得了。谈论到哪些书至关重要吗？”

“至关重要，因为我们是在探讨这些人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是些生活在书本之中、与书共存，并靠书本活着的人，因此，他们所说过的有关书本的话是很重要的。”

“那倒是真的，”本诺说道，他第一次露出笑容，笑脸光灿照人，“我们为书而活着。在这个充满混乱和颓废的世界，这是一种温馨的使命。也许明白了这一点，您就会明白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韦南齐奥，他通晓……他生前通晓希腊文，他说，在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第二卷里，特别谈到了‘笑’。他说，如果那么伟大的一位哲学家，在整卷书里都谈论‘笑’，那么‘笑’一定是十分重要的事情。但豪尔赫争辩说，许多神学家撰写了不少有关罪孽的巨著，这固然重要，却是邪恶的。韦南齐奥又说，据他所知，亚里士多德还论述‘笑’是好事，是真理的媒介，豪尔赫就问他是不是读过亚里士多德的这部书，韦南齐奥说没有人能够读到那本书，因为那本书已经难以寻觅，或许已经丢失了。确实无人读过《诗学》的第二卷，就连穆尔贝克的威廉本人也从未得到过那本书。于是豪尔赫说，之所以没有找到那卷书，是因为从来没有写过，这是天意，上帝不想赞美毫无意义的东西。豪尔赫动辄发火，而韦南齐奥说话的方式又惹他发怒，为了让他们平静下来，我就说，我们所知道的部分《诗学》和修辞学里，有关奥秘的谜语诗有许多明智的论述，当时韦南齐奥认同我的看法。在场的还有提沃利的帕奇菲科，他对世俗诗人的作品相当了解。他说关于奥秘的谜语诗，没有人能超过非洲的诗人，他引用了辛福西奥

[3]

的关于鱼的谜语诗：

‘地上有那么一间房子，发出一种清晰的响声。

那响声在屋里回荡，房主人却默不作声。

但双双一起逃跑的，竟是房主人和他的房子。’

豪尔赫这时说，耶稣曾嘱咐我们只要说‘是’与‘否’，更多的话就都来自罪恶，你想说‘鱼’，你只说‘鱼’就够了，不要用虚假的响声来模糊‘鱼’的概念。他还补充说，他觉得用非洲人来做例子似乎是不明智的……于是……”

“于是？”

“于是，就发生了我不明白的事情。贝伦加笑了起来，豪尔赫训斥了他。他却说，他那么笑是因为他想起了，只要在非洲人的作品中间好好寻找，就能发现很多类似的谜语，当然不都像‘鱼’的谜语那么简单。在场的马拉希亚火冒三丈，几乎要抓住贝伦加的兜帽，支使他去干他自己的事……贝伦加是他的助理，这您知道……”

“后来呢？”

“后来豪尔赫走了，争论就结束了。我们大家都各去干各的事，但我在工作时，见韦南齐奥和阿德尔摩先后走近贝伦加，向他询问一些事情。我离他们甚远，见贝伦加回避着，但当天他们俩又都去找了他。后来，那天晚上，我见到贝伦加和阿德尔摩在进餐之前待在庭院里谈话。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全部情况。”

“这就是说，你知道最近神秘死去的两个人都向贝伦加打听过事情。”威廉说道。

本诺窘困地回答说：“我可没这么说！我只是说了那天发生的事情，我这是按照您的要求说的……”他想了想，又立刻补充说，“不过，您要想知道我的看法的话，我认为贝伦加对他们说了些有关藏书馆里的事情，您应该到那里去寻找线索。”

“为什么你想到了藏书馆呢？贝伦加所说的到非洲人那里去寻找是什么意思？莫非他想说得好好读读非洲诗人的作品吗？”

“也许是吧，好像是这个意思。可当时马拉希亚干吗要火冒三丈呢？毕竟是由他来决定哪部非洲诗人的作品可以借给人阅读。但是有一件事我是知道的：人们去翻阅图书目录时，在只有馆长看得懂的索引中，会看到‘非洲’这一栏目，我在其中就曾经找到过‘非洲之终端’。有一次，我问到带有这个标签的一本书，我记不得是哪一本了，题目令我很好奇；而马拉希亚却对我说，带有这个标签的书都已经丢失了。这就是我所知道的。正因为如此，我才跟您说，您得监视贝伦加，在他上藏书馆的时候监视他。谁都说不准是怎么回事。”

“谁都说不准。”威廉在与他告别时下结论说。然后他跟我在庭院里散步，他提醒说：首先，贝伦加又一次被他的教友们当做纷纷议论的对象；其次，本诺急于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藏书馆。我提示说，他也许是想让我们在那里发现一些他也想知道的东西。威廉说，这很有可能，但他这样做也有可能是想把我们的注意力从另一个地方引开。“什么地方呢？”我问道。威廉说他不知道，兴许是缮写室，也可能是厨房、唱诗堂、宿舍或是医务所。我提示他，头一天，你威廉自己还被藏书馆的魅力所诱惑呢。他回答说，他情愿迷醉于他所喜爱的东西，而不需别人指点。不过他说，藏书馆是得盯住了，而到了这种地步，想法子进藏书馆里面去也并非坏事。眼下的形势，在出于礼貌遵守修道院惯例和规定的范围之内，他完全有权满足自己的好奇心。

我们正要离开庭院。这时仆人和见习僧做完弥撒也正从教堂里出来。就在我们沿着教堂的西侧行走的时候，瞥见贝伦加从十字形耳堂的大门出来，他穿过墓地朝楼堡走去。威廉叫了他一声，他停住脚步，我们就赶上了他。他比我们在唱诗堂里见到时更加惊恐不安，威廉显然是想利用他此时的心理状态，就像他对付本诺那样。

“这么说来，阿德尔摩死前，你是最后一个见到他的人？”他对贝伦加说。

贝伦加身子晃了一下，像是要昏厥过去，“我？”他小声问道。威廉那么随意地向他发问，很可能是因为刚才本诺对他说见到过这两人夕祷后在庭院里谈过话。不过，他这一问正击中了要害，贝伦加显然以为他指的是另一次会面，一次真正的最后一次会面，因为他开始声音嘶哑地说道：

“您怎么能这么说呢，我跟其他所有人一样，是在去就寝之前见到他的！”

这时，威廉觉得他的这番话颇有价值，决心对他穷追不舍：“不对，你还见到过他，你知道的要比这多得多，可你不说。如今这已经是牵涉两条人命的事情，你不能再沉默了。让人说出实话的办法很多，这你知道得很清楚！”

威廉多次跟我说过，他是一直避免使用刑罚的，即使他当教廷的裁判官时也一样，可是贝伦加却误解了他的意思（或者说是威廉有意让他误解自己）。不管怎么说，他用的那一招还真有效。

“对，对，”贝伦加号啕大哭起来，他说，“那天晚上我是见到阿德尔摩了，但那时他已经死了。”

“怎么死的？”威廉追问道，“是死在山坡脚下吗？”

“不，不，我是在公墓里看见他的，他当时游荡在坟墓之间，比那些幽灵还更像幽灵。我一见到他，就发现站在我跟前的不是一个活人。他一副死人脸，活像个僵尸，两眼已经凝望着永恒的痛苦。当然，直到第二天早晨，听到他的死讯，我才意识到自己在头天晚上遇上的是他的鬼魂。可在当时我就意识到自己有了某种幻觉，意识到眼前出现的是一个亡灵，是一个鬼魂……啊，上帝，他跟我说话的那种声音像是从坟墓里发出来的！”

“他说什么啦？”

“‘我已被打入地狱！’他这样对我说，‘就像你见到的，站在你面前的是一个来自地狱的人，他得回到地狱里去。’他这样跟我说。而我冲着他大声喊道：‘阿德尔摩，你真是从地狱里来吗？地狱的惩罚是怎样的呢？’我全身颤抖着，因为我刚做完晚祷出来，刚听过有关天怒的那几段可怕的经文。而他又对我说道：‘地狱里的惩罚之重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他还说：‘至今一直披在我身上的这件意味着诡辩的长袍，你看到了吧？它沉重地压着我，像是比巴黎最高的塔还重的重负，像是背负着世上的大山一样，我永远无法把它卸下来。这是正义之神对我仰慕虚荣的惩罚。我曾以为自己的肉体是满足欢乐之乐园，我曾以为自己比别人懂的多，我曾以那些荒诞可怕的梦幻取乐，那都是些我想象出来、在我心灵深处萌生出来的、更为可怕的幻觉——而现在我将不得不与我的罪孽同受永无终了的惩罚。你看到了吧？这件斗篷式长袍的衬里，它像是用煤制成的燃烧着的炭火和烈焰，灼烧着我的躯体，这是因为我沉溺于肉欲，犯下有辱上帝的罪孽而对我的惩罚，这熊熊烈火在不停地烧灼我的身躯！把你的手伸给我吧，我漂亮的导师，’他还对我说道，‘但愿遇见我对你是有益的一课，你曾经教会我许多知识，作为对你的回报，把你的手给我吧，我漂亮的导师！’他抖动着他那滚烫的手指，他的一滴汗落在我的手上，我觉得那滴汗水仿佛穿透了我的手心，以致此后好几天，我手心里都带有那个印记，只不过我藏起来没有让人看见；尔后他消失在坟墓间。第二天早晨我得知，那曾让我如此惊恐的躯体被人在崖壁底下发现了。”

贝伦加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威廉问他：“他怎么称呼你是他‘漂亮的导师’呢？你们可是同龄人哪。也许你教过他什么？”

贝伦加把兜帽拉下来遮住了脸，他跪倒在地抱住威廉的双腿：“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为什么那样称呼我，我什么也没有教过他！”他大声地哭起来，“我害怕，神父！我要向您告解，发发慈悲吧，一个魔鬼在吞食我的五脏六腑哪！”

威廉把他从自己身边推开，又伸给他一只手想扶他起来。“不，贝伦加，”他说道，“你别求我听你告解。别想用告解来封住我的嘴。你必须把我想知道的事情用另一种方式告诉我。假如你不说，我也会设法弄清楚的。如果你想求我发慈悲，这可以，但你休想让我保持沉默。这所修道院里保持沉默的人太多了。你还是告诉我，既然那是个漆黑的夜晚，那你是怎么看清他那苍白的脸的呢？既然那是个暴风雪交加的夜晚，又怎么能烫伤你的手呢？当时你去墓地干什么呢？你说，”威廉粗暴地摇晃他的双肩，说道，“你至少把这事儿说清楚！”

贝伦加全身发抖地说道：“我不知道我去墓地干什么，我不记得了。我不知道怎么会看清他的脸，也许当时我掌着一盏灯，不对……他有一盏灯，是他拿着一盏灯，也许我是借着灯光看清了他的脸……”

“风雪交加，他怎么拿着灯呢？”

“那是在晚祷之后，刚做完晚祷时，还没有下雪，雪是后来才下起来的……我记得，当我往宿舍逃的时候，刚刚开始飘起雪花。当时我是朝宿舍逃，那鬼魂是朝我相反的方向走……后来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我求您，别再审我了，如果您不想听我告解的话。”

“那好吧，”威廉说道，“现在你走吧，到唱诗堂去，既然你不愿意跟别人说，你就去跟上帝说，或者找一个愿意听你告解的僧侣，因为如果你不告解你的罪孽，你就是犯了渎圣罪。你去吧。我们会再见面的。”

贝伦加跑掉了。威廉搓了搓双手，我曾多次看到，每当他对某事比较满意时，就总是这样。

“好，”他说道，“现在许多事情已经变得清楚了。”

“清楚了？我的导师，”我问他道，“现在又冒出来阿德尔摩的鬼魂，怎么就清楚了？”

“亲爱的阿德索，”威廉说道，“我觉得那并不是什么鬼魂，不管怎么说，他是在背诵为传道者编写的某本书上的话，我曾经读到过。这些僧侣也许这类书读得太多了，当他们情绪激动的时候，脑海里就会浮现出他们在书本上读到过的幻象。我不知道阿德尔摩是不是真的说过那些话，或贝伦加由于需要，就听到了这些他想听的话。这件事证实了我的一系列推测。比如说：阿德尔摩是自杀。贝伦加的故事又告诉我们，阿德尔摩死前曾忐忑不安地在墓地里走过，内心为自己的某些过失而悔恨。他认为自己犯下了罪，因而惴栗不安，原因是有人恐吓过他，也许对他描述了一些地狱里令人恐怖的情景，以致他那么熟练那么绘声绘色地又对贝伦加转述了一遍。他去墓地走，是因为他刚从唱诗堂出来，而在唱诗堂里他曾向某个令他恐惧和令他感到愧疚的人告解（或忏悔）了。从贝伦加所说的话里，我们得知，阿德尔摩当时是从墓地朝与宿舍相反的方向，也就是朝楼堡走去。但也（可能）是朝牲口棚后面的院墙走去，就是我推测他纵身跳下悬崖的地方。他是在暴风雪来临之前跳下去的，死在了围墙外的山崖下，后来山体滑坡把尸体推移到了北角楼和东角楼之间。”

“可是那炙热的汗滴又怎么解释呢？”

“这是贝伦加一再听到的故事里说的，也或许是阿德尔摩在极度惶恐和悔恨的状态下想象出来的。因为在他悔恨之前，贝伦加也感到悔恨，这你听到了。如果阿德尔摩的确是刚从唱诗堂出来，他可能拿着一支蜡烛，那么掉在他朋友手心上的就是熔化了的一滴热蜡油。不过贝伦加之所以觉得那滴蜡油特别烫手，是因为阿德尔摩口口声声称他为自己的导师。这就意味着阿德尔摩是在责备他教唆自己做了追悔莫及的丑事，以致为此他绝望得想去死。贝伦加心知肚明，现在他也感到痛苦，他知道是自己怂恿阿德尔摩做了不该做的事而把他推向了一条不归路。我可怜的阿德索，在我们听了关于藏书馆馆长助理的讲述之后，事情就不难想象了。”

“我相信我已经明白他们两人之间发生了什么，”我为自己洞察力的欠缺而感到羞愧，说道，“但我们不都是相信一个仁慈的上帝吗？您说说，阿德尔摩很可能是向别人告解过，可是他为什么要竭力用一种更为严重，或者至少是同样严重的罪过来惩罚他第一次的罪过呢？”

“因为有人对他说了一些使他绝望的话。我说过，如今某些为布道者所用的书本里有些篇章，肯定警示了令阿德尔摩害怕的一些话，而阿德尔摩又以同样的话吓住了贝伦加。为了激起大众的怜悯心和恐惧心理（以虔诚炽热的心遵循神和人的法规），从来没有人像如今的布道者们那样，用一些令人恐怖、震撼、毛骨悚然的语言教诲民众；从来没有像如今这样，在自我鞭笞苦修的人中间，听到的神圣赞歌尽是宣扬基督和童贞圣母磨难的；从来没有像如今这样，通过对地狱里要承受磨难的描述来激励常人的信仰。”

“也许那是悔罪的需要。”

“阿德索，在当今这样一个时代，无论是传道士、主教还是我们属灵派的兄弟们，都不再有创导一种真正告解的能力了，可我现在却听到用那样的方法召唤人们去悔罪，这在以往是从来没有过的。”

“可是第三次革新的年代，天使般的教皇，佩鲁贾方济各修士大会……”我茫然地说道。

“这是怀旧。悔罪的大时代已经结束了，所以，即便是普通的修士会也可以谈论悔罪。一两百年之前，曾有过一股革新的风潮。当时谁要是谈论悔罪，无论是圣人还是异教徒，都会被活活烧死。可如今人人都谈论悔罪。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连教皇也谈及悔罪。如果是教廷和宫廷谈论什么人类的革新，你可别相信。”

“不过多里奇诺修士，”我出于好奇想更多地知道其人，因为我头一天多次听人谈到过他，所以我斗胆这么说。

“他死了，他死得苦，活得也苦，因为他来得也太晚了。而你对他又知道些什么呢？”

“什么也不知道，所以我才问您……”

“我永远不想再谈论他。我倒是跟一些所谓的使徒有过接触，我贴近他们观察过。那是一个伤心的故事，恐怕你听了会感到不安。反正我听后心里很不是滋味，而且由于我本人没有能力加以判断，这会使你更加困惑。那是一个男子的故事，他实践了很多圣人在布道中所说的事情，做出了一些不理智的事。有时候我实在弄不明白究竟是谁的过错，我好像是给某种萦绕在两个敌对阵营的家族气氛搞糊涂了。一边是布道的圣人们，他们劝诫人们悔罪，一边是悔罪者，他们往往拿别人做代价实施悔罪……刚才我说的是别的。不，或许我始终是在说这个：悔罪的时代已经结束，对于悔罪者来说，需要悔罪就得去死。那些把发疯了的悔罪者杀死的人，是以死亡偿还死亡。为了击败产生死亡的真正的悔罪，他们用一种想象的悔罪来代替精神上的悔罪，从而引出超自然的痛苦和血腥的幻象，并把那些幻象称作真正悔罪的‘镜子’。在常人的想象中，有时甚至是在博学者的想象中，那是一面呈现出在地狱里经受磨难的镜子。为了使得——人们这么说——没有人敢犯罪。这是期望通过恐惧来抑制犯罪心理，相信惧怕可以替代叛逆。”

“可是，那样就真的不会有人去犯罪了吗？”我焦虑地问道。

“这取决于你是怎么理解犯罪的了，阿德索，”导师对我说道，“我不想对这个我生活过多年的国度里的人们作出不公正的评价，但我觉得这是意大利民族典型的品德，是别的民族少有的。他们会因为惧怕某个偶像而不去犯罪，只要人们用一个圣人的名字称呼那个偶像就能奏效。他们害怕圣塞巴斯蒂安和圣安东尼胜过害怕基督。如果一个人想保持一方净土，制止意大利人像狗一样随地小便，就在那里立一块木头桩子，上面画上圣安东尼的像，这样，想在那里小便的人就被吓跑了。意大利人就是这样，由于布道者的危言耸听，他们不惜追随古旧的迷信，不再相信肉体可以重生，他们头脑里只有对肉体上以及不幸的灾难带来的伤痛的恐惧，因此他们更害怕圣安东尼，而不是基督。”

“可贝伦加不是意大利人。”我提醒说。

“这无关紧要，我是在谈论教会和修士会的布道者们在这个半岛上所营造的氛围。这种氛围又从这里传播到各处，也影响到了学识渊博的僧侣们所在的这座修道院。”

“但是只要他们不犯罪不就行了。”我坚持说道，因为我原本只是想满足自己的心愿，哪怕仅仅这个。

“如果这座修道院是一面speculum mundi

[4]

，那你就已经有答案了。”

“是这样吗？”我问道。

“因为要让明镜照出这个世界来，世界需要有一种形状。”威廉下结论说。他说话太富有哲理了，我这个不谙世事的少年实在听不明白。

[1]
Guglielmo di Moerbeke （约1215—1286），翻译过许多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是将希腊古典文化传播到中世纪拉丁语国家的重要学者。

[2]
拉丁语，最低级的学识。

[3]
Sinfosio，五世纪拉丁语作家。他的《非洲文集》一书汇集了几百首谜语诗。

[4]
拉丁语，世界的明镜。

第二天

辰时经

其间，目睹了俗人之间的一场争吵。亚历山德里亚的埃马洛影射了一些事情。阿德索默想圣德之道和魔鬼的丑恶，然后威廉和阿德索回到缮写室。威廉见到某些有意思的东西，他第三次谈论“笑”是否得体，但他还是不能进入他想去的地方。

我们上楼到缮写室之前，经过厨房时吃了点东西以恢复体力，因为自从起床我们还没有进过食。我喝了一杯牛奶，马上就觉得精神抖擞。南面的大壁炉像熔炉一样燃烧，里边正烘烤着当天的面包。两名羊倌正把刚宰杀的羊搁在那里。我见到厨师中有萨尔瓦多雷，他张着狼一样的嘴巴对我微笑。我见他从桌上拿起头天晚上吃剩下的鸡肉，偷偷地递给那两个羊倌，他们把鸡肉掖进皮袄里，得意地露出狞笑。可这被厨师长发现了，他责备萨尔瓦多雷说：“掌管饮食的食品‘总管’，你应该管理好全修道院的食品，而不是把它们给挥霍掉。”

“他们是上帝的儿子，”萨尔瓦多雷说道，“耶稣说过，你们要像对待孩子一样对待他们！”

“臭方济各修士，狗屁方济各会！”厨师长朝他大声吼道，“你已经不再是你们修士会那些满身虱子的人了！施舍给上帝的儿子们，那是仁慈的修道院院长的事！”

萨尔瓦多雷沉下脸来，怒不可遏地转身对他说：“我不是方济各修士！我是本笃会的一名僧侣！Merdre à 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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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受用你异教徒阳具的那个婊子才是狗娘养的呢！你这只猪！”厨师长大声叫骂着。

萨尔瓦多雷赶紧让那两个羊倌出去，他走近我们，担心地朝我们看了看：“修士兄弟，”他对威廉说道，“你得维护好你的修士会，尽管那已不是我的修士会，你告诉他，方济各的修士们不是异教徒。”然后他对我耳语道：“Ille menteur，pu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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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朝地上啐了一口。

厨师长走过来粗暴地把他推出去，关在了门外。“修士兄弟，”他对威廉说道，“我刚才并不是说你们修士会的坏话，你们那里有圣贤之人。我是在骂那个假方济各修士和假本笃会修士，那个不三不四的东西。”

“我知道他的底细，”威廉用调解的口气说道，“不过他现在跟你一样是一位僧侣，你得像兄弟一样尊重他。”

“可是他多管闲事，他得到食品总管的庇护，就自以为是总管了。他把自己当做修道院的主人，不分白天还是黑夜！”

“怎么，在夜里？”威廉问道。厨师长做了个手势，好像是说他不想讲那些不光彩的丑事。威廉就不再问他什么，喝完了手中的那杯牛奶。

我的好奇心越来越强烈。跟乌贝尔蒂诺的碰面，人们对萨尔瓦多雷或是食品总管的过去的议论，以及那些日子里我听到的对方济各修士和异教徒们越来越频繁的影射，我的导师在谈论多里奇诺修士时犹疑的态度……都在我的脑海里重新组成了一串想象。比如，我们在旅途中至少遇上过两次鞭笞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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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宗教队列，有一次当地民众像对待圣人那样看他们；另一次，他们私下说他们是异教徒，其实这是同一批人。他们排成两列，走在城市的街道上，他们没有羞耻感，裸露的身体只遮掩着下身的隐秘之处。他们每人手持皮鞭，不停地鞭笞自己的双肩，直至出血。他们泪流满面，好似亲眼看到了上帝的磨难，他们哀怨地吟唱，恳求上帝发慈悲，哀求圣母保佑。他们这样周而复始，不分昼夜，不管寒冬腊月，成群结队的人点着大蜡烛，围着教堂走，谦卑地在祭台前跪拜。带队的是举着大蜡烛和旗帜的神父们，紧随其后的除了普通男女民众，还有贵妇和商人们……当时能看到十分感人的悔罪举动，偷盗者归还赃物，有过失的人忏悔罪孽……

威廉却冷漠地看着他们，并对我说，那不是真正的悔罪。他倒是跟我讲了当天早晨说过的那些话：悔罪的大时代已经结束，那不过是布道者为避免自己成为另一种悔罪欲望的猎获物，调动起群众的虔诚心理的做法——那种欲望才是异教徒的欲望，才是令众人害怕的。但我不明白其中的差别，如果真存在差别的话。我觉得差别不在于一个人或是另一个人的行为，而在于教会判断这种或那种行为的眼光。

我想起了威廉跟乌贝尔蒂诺的那次讨论。威廉无疑是在影射，竭力向他说明其（正统的）神秘的信仰和异教徒扭曲的信仰之间并没有存在多大差别。乌贝尔蒂诺对此颇为生气，好像他清楚地看到了两者之间的差别。我的印象是，乌贝尔蒂诺与众不同之处就是他善于看出这差别。而威廉当初辞去宗教裁判官的职务，恰恰就是因为他看不出它们之间的差别，所以他也无法跟我谈论那位神秘的多里奇诺修士的事情。也就是说，显然（我对自己说）威廉失去了天主的保佑，因为天主不仅教诲人看到差别，而且，可以这么说，还赋予他的子民这种辨别的能力。乌贝尔蒂诺和蒙特法尔科的基娅拉（她周围也拥簇着悔罪者）之所以成了圣人，就是因为他们善于辨别。这就是圣德，不是别的。

可为什么威廉不善于辨别呢？他可也是一个相当精明的人呀，而且他善于从本质上发现事物之间哪怕是最微小的差别和最无足轻重的关系……

我沉浸在纷乱的思绪之中。当威廉快喝完奶的时候，突然听到有人跟我们打招呼。那是亚历山德里亚的埃马洛，我们已经在缮写室里认识他了。他的面部表情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脸上不论何时总带有一种冷笑，似乎他永远不相信人们的愚昧昏聩，也不太在乎这种普遍性的悲剧。“那么，威廉修士，您已经习惯了这座神经错乱者的巢穴了吧？”

“我觉得这个地方集聚了圣德博学之人，一些值得钦佩的人。”威廉很小心地说道。

“过去是这样。那时修道院院长尽院长之责，藏书馆馆长尽馆长之责。可如今，正如您看到的，那上头，”他指着上面一层楼，“那个半死的有眼无珠的日耳曼人，在虔诚地聆听着那个长着死人眼的西班牙盲人狂言乱语，仿佛每天早晨敌基督都会来。他们整天抓挠着羊皮纸手稿，可是很少有新书进来……我们整天无所事事，可在那边城市里，人们已经行动起来……曾几何时，整个世界都由我们这些修道院主宰。如今，您看见了，皇帝利用我们，派遣他的朋友和他的敌人会面（我对您的使命略有所知，僧侣们没有事做，他们都在议论）。但皇帝若是想掌控这个国家，他只要管好城市就是了。我们在这里收割麦子，饲养家禽；他们在城里用几尺亚麻布换几丈丝绸，用几袋香料换几尺麻布，这种交易都能赚好多钱。我们只是守着我们的财富，而他们却在城里累积大量财富。书籍也是这样，他们出的书比我们的要精致得多。”

“是的，世上新鲜事物层出不穷。可为什么您认为是院长的过错呢？”

“因为他把藏书馆交到外国人手里，把整个修道院当做捍卫藏书馆的一座小城堡。这块意大利土地上的一座本笃会的修道院，本该是由意大利人来决定意大利事务的地方。意大利人连自己的一个教皇都没有，他们究竟在做什么？他们在经商、制造各类产品，他们比法国国王还富裕。那我们也效仿他们好了，要是我们会制作精美的书本，我们就为大学出书，我们可以过问下面山谷那边发生的一切。我不是说要过问皇帝的事情，我尊重您所肩负的使命，威廉修士，我是说要过问意大利的博洛尼亚人和佛罗伦萨人在做些什么。我们可以从这里控制往返于意大利和普罗旺斯的朝圣者和经商者的通道。我们的藏书馆应该对通俗语的著作开放，让不再用拉丁语写的作品登上我们的藏书楼。可是我们却被一批外国人控制着，他们沿袭善良的奥多在克吕尼隐修院当院长那个时代的老办法管理藏书馆……”

“可你们院长是意大利人啊！”威廉说道。

“院长在这里无济于事，”埃马洛还是冷笑着说道，“他的脑子就是藏书馆的一只书柜。被虫蛀空了的书柜。为了故意与教皇作对，他让大批方济各修士闯入修道院……威廉修士，我说的是那些异教徒，是那些背弃您神圣教会的人……而为了讨好皇帝，他又把北方各修道院里的僧侣弄到这里来，好像我们这里就没有优秀的缮写员，没有懂得希腊语和阿拉伯语的人了，似乎在佛罗伦萨和比萨就没有富有而慷慨的商人子弟加入修士会了。其实加入修士会要是能使父辈增添实权、提高威望的话，他们会很情愿加入的。可是，在这里，对于上个世纪发生的事情，唯有牵涉日耳曼人的时候，才抱有这种宽容的态度……哦，善良的上帝啊，因为我出言不逊，要说出一些不甚体面的事情，您把我的舌头给割了吧！”

“修道院里发生不甚体面的事情吗？”威廉漫不经心地问道，说着又给自己倒了一些牛奶。

“僧侣也是人哪，”埃马洛评议道。然后，他又补充说：“但他们比别的地方的人缺少人味。您权当我没有说过这些事情。”

“很有意思，”威廉说道，“这些是您个人的看法，还是许多人都这么看？”

“这是很多很多人的看法。很多人都为阿德尔摩的不幸遭遇而难过，倘若是另一个人因不该过多出入藏书馆而坠入悬崖，他们是不会那么难过的。”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说得太多了。这里的人话说得太多了，这您大概已经察觉到了。一方面，这里的人已不再尊重沉默；另一方面，他们却又过分尊重沉默。在这里不应该只有说或沉默，而是应该行动。在我们教会的黄金年代，要是一位修道院院长不称职，只需用一杯下了毒的美酒，继承人的问题就解决了。威廉修士，您心里明白，我对您说这些，并不是对修道院院长或是其他的修士兄弟说三道四。愿上帝警示我别这样做，幸亏我没有背后议论人的恶习。可我不想让院长请您来调查我，或者调查提沃利的帕奇菲科或者圣阿尔巴诺的彼得。我们跟藏书馆的事情没有任何关系，但是我们想稍微过问一下。那么，好吧，烧死过那么多异教徒的您，就来揭开这个毒蛇盘踞的黑窝吧。”

“我从来没有烧死过任何人。”威廉断然回答说。

“我就是这么说说罢了。”埃马洛满脸堆笑地说道，“祝您马到成功，威廉修士，不过您晚上得小心。”

“为什么不是白天？”

“因为白天这里有可以治疗疾病的好药草，而在晚上，有毒的药草可以致人神经错乱。您可别相信阿德尔摩是被人推下深渊的，韦南齐奥是被人按进猪血缸里的。这里有人不想让僧侣们自己选择该去哪里，该做什么，该读什么，而是采用地狱的力量，以及用地狱里招魂卜卦的巫师们，搅乱好奇者的思想……”

“您是说掌管药剂的神父吗？”

“圣艾美拉诺的塞韦里诺，他可是个好人。当然，他是个德国人，马拉希亚也是德国人……”埃马洛再一次表示他不想说别人闲话，随即上楼去工作了。

“他想跟我们说什么呢？”我问道。

“他想说出全部，又想什么也不说。修道院往往是僧侣之间勾心斗角的地方，为的是稳掌整个修道院的领导权。在梅尔克那里也是这样，不过你作为一个见习僧，或许意识不到。在你的国家，赢得一座修道院的领导权，就意味着赢得了与皇帝直接交涉的一席之地。在这个国度里却不然，天高皇帝远，即使皇帝南下到罗马，仍然远离此地。如今这里已没有宫廷，连教廷也没有。有的只是城市，这你大概已经看到了。”

“可不是嘛，我为此感到震惊。‘城市’在意大利跟在我们国度里不一样……‘城市’不仅仅是居住的地方，还是决策之地。大家总是聚集在广场上，‘城市’的行政长官们远比皇帝或教皇重要。这些城市……就像是一个个的独立王国……”

“而国王就是商人们。金钱就是他们的武器。金钱在意大利有一种不同于在你我国度里的功能。在别的地方，随处可见到金钱流通，但大部分情况下，调节和制约生活的还是用鸡鸭、成捆的麦子、一把镰刀或一辆车换取所需物品，也用金钱来置办这些物品。在意大利的城市恰恰相反，这你大概注意到了，商品是用来赚钱的。就连神父、主教，甚至修士会都需要用金钱来结算。正因如此，反对权势的叛逆行为往往表现在号召守贫。反对权势的都是些被排斥在金钱关系以外的人，而每次号召守贫，都会引起紧张的社会气氛和许多辩论。整个城市，从主教到地方行政长官，都把过于宣扬守贫的人视作仇敌。凡有人对魔鬼的邪恶有反应的地方，宗教裁判官就会有所闻。昔日，在教会的黄金时代，一座本笃会修道院是牧师把信徒们控制得像羊群般驯服的地方。埃马洛希望恢复传统。只是‘羊群’的生活习性改变了，修道院唯有接受他们新的生活方式，改变面貌，才能回到传统上来（恢复昔日的荣光和权力）。不过，如今控制‘羊群’的不是武器或是辉煌的宗教礼仪，而是金钱，所以埃马洛希望整个修道院成为一座工厂，藏书馆本身也成为作坊，一座赚钱的工厂。”

“可这跟那些罪恶或那桩凶案有什么关系呢？”

“这我还不知道。不过现在我想上去看看。你跟我来。”

僧侣们都已经在工作了。缮写室里一片肃静，但这种肃静并非源于勤奋与内心的安宁。贝伦加神情尴尬地接待了我们，他只比我们先到一步。其他正在工作的僧侣抬起头注视着我们，他们知道我们去那里是想发现韦南齐奥的死因。他们的视线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了一张空着的桌子，它在一扇朝八角形中央天井打开的窗子下面。

尽管那天天气很冷，但缮写室里温度适中。当初把缮写室设计在厨房上面是有道理的，因为从下面可以传来不少热气，尤其是下面的两个大炉灶的烟道分别安装在西边和南边角楼的两个螺旋形楼梯的柱子里。至于大厅对面的北角楼，虽然没有楼梯，但是装有一个烧得很热的大壁炉，为缮写室增添了不少暖意。此外，地板上铺着稻草，走在上面没有脚踩地板的声音。总之，室温最低的要算是东角楼了。我也注意到，相比之下，从在室内工作的人数来看，那边空出的位子比较多。后来我才明白，东角楼螺旋形的楼梯是唯一既通往楼下膳厅，又通向楼上藏书馆的通道。我不禁自问，大厅的供暖布局是否经过精心安排，为使僧侣们不会因好奇而去东边，而且这也有利于藏书馆馆长控制藏书馆的出入。也许我过分猜疑了，成了我导师可怜的小猴子，因为我立刻想到这样的布局在夏天就没有用了——除非，（我对自己说）夏天那边阳光最充足，所以更可以避免人们去。

可怜的韦南齐奥的桌子背对大壁炉，那大概是僧侣们最想坐的位子。虽然当时我还没有怎么从事过缮写室的工作，可后来我在缮写室几乎度过了大半生，我深知对伏案抄写、做索引和做学问的人来说，在漫长的冬天，冻僵的手指握着尖笔（即使在温度正常的情况下，写了六个小时之后，手指头也会可怕地痉挛，大拇指像是被人踩了一样疼）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这就能解释，为什么我们经常在手稿边缘空白处看到缮写员的留言，比如：“感谢上帝，很快就要天黑了”，或者“啊，我要是有一杯葡萄美酒该多好啊！”，或是“今天天气很冷，光线又暗，这张羊皮纸不光滑，看不清楚”。这足以证明缮写员工作之辛苦（或者令人腻烦）。就像古老的谚语所说，三指握笔，全身干活。而且必有疼痛。

刚才我说到韦南齐奥的桌子。它跟其他围着八角形天井摆放的那些桌子一样小，是供搞学问的僧侣用的，而放在外墙窗户下面的桌子比较大，是供绘制插图和抄写的僧侣用的。另外，韦南齐奥的桌旁还有一个工作用的支架，也许是放从藏书馆借来要查阅和抄写的手稿用的。桌子底下有一个不高的小书架，上面堆放着一些没有装帧的稿页，因为全是用拉丁语写的，所以我推断那是他最新的译稿。字迹很潦草，构不成书页，原本还得交给一位缮写员或一位装帧员的，因此那些文字很难读懂。稿页中间还有几本希腊语的书。支架上也放着一本希腊语的书，前几天韦南齐奥正在翻译。当时我还不懂希腊语，可是我导师说，那是一位名叫路吉阿诺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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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写的，讲述一个人变驴的故事。于是我想起来一个阿普列乌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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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的类似的寓言，这类书在当时一般是严禁见习僧阅读的。

“韦南齐奥怎么在翻译这本书呢？”威廉问站在一旁的贝伦加。

“是米兰的一位僭主请求修道院翻译的。修道院以此来换得对东边一些田庄出产的葡萄酒的优先购买权。”贝伦加用手指了指远处，但很快又补充说道，“这并不是说修道院跟俗人做金钱交易，而是委托我们做这件事的那位米兰僭主，他为了从威尼斯国王手里借得这部珍贵的手稿，费了好大周折，而威尼斯国王又是从拜占廷皇帝那里弄来的。一旦韦南齐奥译完这部手稿之后，我们会抄写两份，一份给委托者，一份留在藏书馆。”

“那么说，你们藏书馆不忌讳收集俗人的寓言作品。”威廉说道。

“藏书馆是真理和谬误的见证。”此时，从我们身后传来一个声音。是豪尔赫。这位老人以出人意料的方式突然出现，让我又一次感到惊诧（而在其后的日子里，还有更让我感到惊诧的事情），仿佛我们看不见他，他却能看见我们。我还纳闷儿，一个瞎子在缮写室干什么呢，后来我才明白，豪尔赫是无处不在的，他会在这座修道院的任何一个地方现身。他在缮写室里经常坐在靠壁炉的一个凳子上，密切注意着这座大厅里所发生的一切。有一次，我听到他坐在凳子上大声问道：“谁要上楼去？”他转身对着正要上楼去藏书馆的马拉希亚，尽管铺在地上的稻草减弱了脚步声。僧侣们都很敬重他，他们读到较难理解的段落时经常会去向他求教，会为了一个旁注去询问他，也会请他指点如何描绘一只动物或一位圣人。而他却会用暗淡的双眼凝视着远处，仿佛凝望着记忆中犹存的书页，然后回答说，假先知也披着主教的外衣，而从他们嘴里出来的却是些癞蛤蟆；他会告诉你装饰圣城耶路撒冷城墙用的是什么样的石头；他还会说，独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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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图上应该画在靠近祭司王约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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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福地附近——以告诫僧侣们别把他们可怕的样子画得过分有诱惑力，只要画得有象征意义，能够辨认就足够了，别画得太性感，也不能太可憎，以免引人发笑。

有一次，我听见他建议一位搞旁注的僧侣，如何根据圣奥古斯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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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想体系来诠释提科尼乌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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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中的重点论述，目的是为了避免多纳图派的异教邪说。还有一次，我听见他告诉别人如何在评注中区分异教者和教派的分裂分子。另有一次，他指点一个有疑问的学者应该在藏书馆的书目中寻找什么书，并且大概在哪一页会找到谎言，还向他保证说馆长一定会把那本书借给他，因为那是一本在上帝启示下写成的书。最后又有一次，我听他说某一本书不必去找了，因为目录中虽有，这是真的，但五十年前它就被耗子给啃坏了，如今谁要是碰一下，那本书就会在手指间碎成一堆粉末。总之，他是藏书馆的记忆，是缮写室的灵魂。偶尔，他听见僧侣们闲聊，就警告说：“快加紧干吧，留下真理的见证，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他是影射敌基督就要降临。

“藏书馆是真理和谬误的见证。”豪尔赫说道。

“当然，阿普列乌斯和路吉阿诺斯是诸多谬误的罪人。”威廉说道，“但是，这则寓言在虚构的面纱下面，包含了一种好的道德含义，因为它告诫人们，犯下错误是要受到惩罚的。另外我相信，人变驴的故事影射了有罪之人心灵的变态。”

“也许是吧。”豪尔赫说道。

“不过，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韦南齐奥在昨天那番谈话中对我说，他对喜剧很感兴趣；实际上，古代的喜剧也模仿这一类的寓言。喜剧跟悲剧一样，两者都不是讲现实生活中真人的故事，正如伊西多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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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说，都是虚构的故事：‘诗人把它们称作寓言，因为其用语言所叙述的并非事实，而是虚构的……’”

原先我不明白为什么威廉会深入到那场学术性的讨论中去，而且是跟一个看来并不喜欢类似话题的人讨论，但是豪尔赫的回答给了我答案，我导师具有多么强的洞察力啊。

“那天并不是讨论喜剧，而是讨论‘笑’是否得体。”豪尔赫蹙起眉头说道。可我记得很清楚，就是在头一天，当韦南齐奥提到那场辩论的时候，豪尔赫曾推说他记不得了。

“啊，”威廉心不在焉地说道，“我还以为你们是谈论诗人们的谎言和深奥的谜语……”

“我们谈论了‘笑’，”豪尔赫冷冷地说道，“喜剧是非基督徒写的，为了引观众发笑，这样做很不好。耶稣，我们的天主，从来不讲喜剧和寓言，只是用清晰的比喻，旨在用寓意的方式教诲我们怎样赢得天堂，仅此而已。”

“我不禁要问，”威廉说道，“为什么您那么反对耶稣也曾经笑过的说法呢？我倒认为‘笑’是一种良药，就像沐浴一样，能够陶冶人的性情，调节人的情感，尤其是治疗忧郁症。”

“沐浴是有益的事情，”豪尔赫说道，“连托马斯·阿奎那本人也建议用沐浴来解除忧伤。人在忧伤时，如若不能勇敢地为消除痛苦改变处境，就会产生消极情绪。沐浴可以恢复心态的平衡。‘笑’能使人体颤动，扭曲脸部的线条，使人变得跟猴子一样。”

“猴子是不笑的，只有人才会笑，‘笑’标志着人是有理性的，”威廉说道。

“语言也是人类理性的标志，而有人却可以用语言来咒骂上帝。人的言行并不一定都是好的。笑的人既不相信也不憎恶他所笑的对象。对罪恶报之以笑，说明他不想与之抗争；对善行报之以笑，说明他不承认善德自行发扬光大的力量。因此，教义规定：‘关于谦卑的第十条训诫就是劝诫人不要轻易大声笑，这里有文字为证：愚笨者才高声大笑。’”

“昆体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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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过，”我的导师打断说，“出于庄重，念颂词时不准笑，但在其他许多场合，应该鼓励人笑。塔西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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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赞卡尔普尔尼奥·皮索内的幽默，小普林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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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写道：‘我时而欢笑，时而玩耍，时而开玩笑，因为我是人。’”

“他们不是基督徒，”豪尔赫反驳道，“教义规定：‘我们反对庸俗下流，或者无聊的言谈，禁止在任何场合放声大笑；不允许见习僧随便张口说类似的话。’”

“但是，昔兰尼的叙内修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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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过，当基督之道在人世间获胜时，神明能将悲喜融为一体。埃利乌斯·斯巴提亚努斯在谈论到哈德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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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时，说他是个品行高尚、天然富有基督精神的人，他善于集悲欢于一刻。甚至连奥索尼乌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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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主张严肃与诙谐要适度。”

“但是诺拉的圣保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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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亚历山德里亚的克雷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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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告诫我们，要提防这些邪门歪道，苏尔皮西乌斯·塞维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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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过，从未有人见过圣马丁怒气冲天，抑或是兴高采烈。”

“但是他记得圣人的一些风趣戏谑的回答。”威廉说道。

“那是敏捷明智的回答，并不可笑。圣埃弗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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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写过一篇告诫僧侣们别笑的文章。他在《论修士的言谈举止》中也告诫要像防范毒蛇那样避讳猥亵的行为和俏皮诙谐！”

“但是赫德伯图斯说过：‘在严肃的工作之余，你应该允许自己娱乐，然而你得安排适度，不失尊严。’索尔兹伯里的约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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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允许一种适度的欢乐。最后，作为你们教规的依据，您刚才引用过的《旧约·传道书》中的一段，阐述了‘笑’是愚人之举，但至少也承认人处在平静的心境中的默笑。”

“人只有在默想真理、为自己的善举而感到欣喜的时候，心灵才会平静，而对真和善没有什么好笑的，这就是基督所以不笑的缘由。笑会令人生疑。”

“可有时候应该怀疑。”

“我看不到怀疑的理由。有疑虑的时候，就应该求教于权威，就应该查询一位圣人或博学者所说的话，这样一切疑虑才会消除。我觉得您头脑里尽是巴黎那些逻辑学家们颇有争议的学说理论。但是圣伯尔纳是知道怎么反驳阿伯拉尔的，阉人阿伯拉尔主张一切问题都要经过冷处理，认为未受到《圣经》启示的任何理由都是没有生命力的，宣称这个理应如何，那个理应如何。接受他的这些危险思想的人，当然也会看重愚人的把戏，嘲笑那世人早就论证过的唯一真理，而其实那真理是只要知道就足矣。于是，愚人在嘲笑的时候，暗自在说：‘上帝不存在’。”

“尊敬的豪尔赫，我觉得您把阿伯拉尔称为阉人不太公正，因为您也知道，他落得那样悲惨的地步，是由于别人的邪恶……”

“是因为他自己的罪过。因为他傲慢地相信人的理性。于是普通人的信仰被嘲笑，上帝的神秘被诋毁（或者是竭力想诋毁，那些蠢人竭力想那么做）。这牵涉到一个十分崇高的问题，却被他相当草率地处理了。人们嘲笑神学家，因为他们认为这样的问题应该压制下去，而不该放任自流。”

“我不同意，尊敬的豪尔赫。上帝期望我们用理智来解读《圣经》留给我们的许多含义隐晦的谜，让我们自由决断。而当有人建议您接受某种主张的时候，您首先得审视一下它是否可以被接受，因为我们的理智是上帝创造的。我们的理智乐于接受的东西，神的理性不可能不乐于接受，而至于神的理性，我们只是借助我们的思维过程，经由类比或往往通过否定而推断出来的。于是，您看到，有时候为了颠覆一种悖逆理性、想法荒谬的虚假权威，‘笑’也可以成为有效的工具。‘笑’也可以经常用来让恶人惶恐不安，揭穿他们愚蠢的行径。据说非基督徒把圣毛罗投入开水里的时候，圣毛罗还笑着抱怨说水太凉了；非基督徒的地方长官愚蠢地把手伸进开水里去试水温，结果把手烫伤了。那位殉难的圣人以聪明的举动嘲弄了信仰的敌人。”

豪尔赫嘲笑道：“在布道者讲述的故事中，也有许多无稽之谈。一位被浸泡在开水中的圣人是为基督受难，因此他强忍着痛苦不喊叫，而不是跟非基督徒们做儿戏！”

“您看，”威廉说道，“您是觉得这个故事不合常理，就觉得它是可笑的！尽管您是在强抿住嘴，没有笑出声来，其实您是在嘲笑，您希望我也别把它当真。您虽是嘲笑，但您终究也是在笑。”

豪尔赫做了一个厌烦的手势：“你用玩弄‘笑’的把戏，把我拖入无谓的话题中。但基督是不笑的，这你知道。”

“对此我没有把握。当基督请法利赛人丢第一颗石子时，当他询问纳贡用的钱币上刻的是谁的肖像时，当他玩文字游戏时，说‘Tu es pet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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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候，我相信他是在机智地应对，以迷惑有罪的人，鼓励信徒们振作精神。他在对该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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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这你已经说过了’的时候，他也是很诙谐的。当杰罗拉莫在指责杰雷米亚的时候，把上帝在耶路撒冷说过的‘我对着你的脸露出大腿’，解释为‘你脱去衣服，露出大腿和你的屁股’。可见，为了迷惑要惩罚的罪人，甚至上帝也要机智地应对。在克吕尼修会和西多会斗争最激烈的时候，前者为了嘲笑后者，指责他们没有穿裤子。而《愚人之镜》一书讲述了驴子勃鲁内罗的奇遇，它问自己，要是夜里刮起大风把僧侣的被子给吹掀了，让他外阴露了出来，会怎么样呢……”

周围的僧侣哈哈大笑，弄得豪尔赫恼羞成怒：“ 你是在引诱这些教友堕入疯人的欢愉之中。我知道圣方济各的修士们用这种荒唐的无稽之谈蛊惑人心，这已成为风气，不过对于这些伎俩，我想引用你们布道者中的一位说过的话：‘从肛门排出的屁是臭不可闻的。’”

这句话回敬得有些过分厉害了，刚才威廉的确太冒失，但豪尔赫现在却是骂他用嘴放屁。我心想，一位年长的僧侣这样严厉的回答该不是在赶我们离开缮写室吧？但我看到刚才还那么趾高气扬的威廉，却变得温良了。

“请您原谅，尊敬的豪尔赫，”他说道，“我只是随口说出了我的想法，并非想对您不敬。也许您说的是正确的，是我错了。”

在这样谦恭的表示面前，豪尔赫嘴里嘟囔了几句，仿佛是表示满意，也好像是表示原谅，就径自回到座位上去了。而那些在辩论过程中逐渐聚拢过来的僧侣也各就其位。威廉又跪在韦南齐奥的那张书桌跟前，重新在散乱的稿页中搜寻什么。威廉用他谦卑的回答为自己赢得了几秒钟的宁静。而就在这短短的几秒钟里所发现的事情，启示他要在即将到来的夜晚进行搜查。

那真的是短短的几秒钟。本诺立刻走了过来，装作自己刚才过来听他跟豪尔赫谈话时，把笔忘在桌上了。他对威廉耳语，说有急事要告诉他，并约定在浴室后边见面。他让威廉先走，说自己随后就到。

威廉犹豫了片刻，然后叫来了马拉希亚。刚才马拉希亚坐在馆长的桌旁，旁边放着图书目录，他一直注视着所发生的一切。威廉对马拉希亚说，鉴于院长的委托（他特别强调了这份特权），请他派人看管好韦南齐奥的那张书桌，在他回来之前，全天都不准有人靠近那张桌子，因为这对他的调查至关重要。他是提高嗓门大声说这番话的，这样一来，不仅马拉希亚不得不悉心监视僧侣们的行动，僧侣们也要监视马拉希亚的行动。藏书馆馆长只好应允他，威廉就跟我离开了。

当我们穿过植物园，朝挨着医务所的浴室走去时，威廉提醒说：“仿佛很多人不希望我在韦南齐奥的桌上找出什么来。”

“那会是什么呢？”

“我觉得连不愿意我寻找的人也不知道。”

“这么说，本诺并没有什么要跟我们说的，他只是想把我们从缮写室引开。”

“这我们马上就会知道。”威廉说道。过了一会儿，本诺果然来了。

[1]
古法语，你这个狗娘养的。

[2]
古法语，他是个骗子，呸。

[3]
Flagellants，天主教苦行派别之一。

[4]
Lucianus（约120—180），希腊讽刺作家。

[5]
Apuleius（约124—180），哲学家、修辞学家和拉丁语作家。

[6]
Arimaspi，生活在多瑙河和伏尔加河地区的古代部族，传说只有一只眼睛，曾为争夺黄金与狮身鹰头的怪物展开过持久的斗争。

[7]
Prester John，传说中信奉基督教的东方统治者。

[8]
Aurelius Augustinus（354—430），基督教神学家和哲学家，拉丁教会之父。

[9]
Ticonius，非洲多纳图派作家，著有《自由教规》一书。

[10]
Isidoro di Siviglia（约560—636），拉丁教会的圣师，圣人。

[11]
Quintilian（约35—95），古罗马修辞学家，著有《雄辩术原理》。

[12]
Tacitus（56—120），古罗马元老院议员，历史学家。

[13]
Plinio Cecilio（约61—113），拉丁诗人和演说家。

[14]
Sinesio（370—415），新柏拉图派的哲学家，后信奉基督教教义。

[15]
Adriano Pubblio Elio（76—138），公认为最有文化修养的罗马皇帝。

[16]
Ausonio Decimo Magno（约 310—395），拉丁诗人。

[17]
Paolinus of Nola（353—431），拉丁诗人，曾先后任罗马元老院议事和执政官。

[18]
Clement of Alessandria（150—212），希腊基督教的倡导者之一，竭力调和柏拉图和基督教教义之争议。

[19]
Sulpicius Severus（约363—420），高卢人，早期基督教修士，基督教拉丁语作家。

[20]
San Ephraim（306—373），叙利亚早期基督教神学家和诗人。

[21]
John of Salisbury（约115—180），英格兰拉丁语学者。

[22]
古法语，你是彼得（“石头”的意思）。

[23]
Caifa，《圣经·马太福音》中主审耶稣的大祭师。

第二天

午时经

其间，本诺讲了一个奇怪的故事，从中可窥见修道院生活中不光彩的阴暗面。

本诺说话语无伦次，好像他真是有意引我们离开缮写室，才把我们约到那里去的。他似乎编不出一个令人信服的借口，但从他讲述的支离破碎的片断中，我们似乎捕捉到一些有广泛意义的事实真相。

他对我们说，早晨他一直缄默不语，但是现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他认为威廉应该知道全部真相。在关于“笑”的那场辩论中，贝伦加曾提到过“非洲之终端”。那是什么呢？藏书馆里充满了秘密，尤其是很多从来不允许僧侣们阅读的书籍。威廉关于理性地审视事物的主张，令本诺深受触动。他认为一位僧侣学者有权利知晓藏书馆里藏有的一切，他激烈地抨击了苏瓦松公会议对阿伯拉尔的判决。在他说话时，我们觉察到这位年轻僧侣喜欢修辞学，他内心激荡着对独立的渴望，很难接受修道院对其求知欲的种种束缚。我一向被告诫，这种欲望是要不得的，但我深知我的导师并不排斥这种要求。此时我看得出来，他对本诺有好感，并且信任他。简言之，本诺告诉我们，他不知道阿德尔摩、韦南齐奥、贝伦加之间究竟谈过什么秘密，不过，要是能从他要讲的那个令人伤心的故事中理出藏书馆管理模式的头绪来，他会感到很欣慰。他相信，我的导师能通过调查解开谜团，从而促使修道院院长放宽压制僧侣们求知欲的清规戒律——他们跟他一样远道而来。他补充说，就是为了用深藏在藏书馆里的珍奇书籍，来充实自己的头脑。

我相信本诺所说的，他对调查的期望是真心的。然而威廉的判断也是有远见的。本诺强烈的好奇心驱使他也想第一个搜索韦南齐奥的书桌，为了把我们从那里支开，他情愿给我们提供一些情况作为交换。下面就是他反映的情况。

如今僧侣中很多人都已经知道，贝伦加对阿德尔摩一直有一种不健康的欲望，就像索多玛和蛾摩拉城因同样的欲火受到愤怒的神灵惩罚一样。本诺就是这么说的，也许是考虑到我尚年轻。不过凡是在修道院里度过自己青春的人，都知道，尽管保持了贞节，可是对于那样的欲望听得很多，有时候得留神别让欲火中烧而堕入难以自拔者所设下的圈套。我在梅尔克的时候，还是个小僧侣，不是也曾收到过一位年长的僧侣写给我的不少诗文吗？那可通常是一位俗人写给一个女子的情书啊。僧侣们许的愿是教我们远离那些罪恶，也就是女人的躯体，但那又会导致我们愈加接近另一些错误。如今我业已年迈，可在唱诗堂，每当我的目光落在一位没有胡子，像少女那样鲜嫩的见习僧脸庞上的时候，我自己究竟能不能掩饰仍然萌动的正午之魔

[1]

的欲念呢？

我说这些话，并非怀疑自己献身于修道生活的选择，而是为许多因担当不起这神圣的重负而犯下错误的人开脱。也许是为贝伦加犯下的可怕罪行开脱。不过，就本诺所言，这位僧侣的罪孽手段更为卑劣，就是说，他以讹诈的手段从他人那里获得想得到的东西，而那东西又是道义和尊严都不允许给予别人的。

事情是这样的，阿德尔摩眉目清秀，所以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贝伦加向他暗送秋波，僧侣们对此议论嗤笑已不是一日了。然而阿德尔摩只专注于工作，仿佛唯有工作中才有无穷的乐趣，他很少注意贝伦加对他的激情。可谁知道啊，也许他自己也不清楚在他心灵深处潜藏着同样的邪念。本诺说他确实听到过阿德尔摩和贝伦加的一次谈话，贝伦加暗示了阿德尔摩一直向他询问的一个秘密，他提出了淫秽的交易条件，我想这是最幼稚的读者也能猜得到的。好像本诺听到阿德尔摩几乎是轻松地同意了。本诺大胆地说，似乎阿德尔摩实际上别无他求，对他来说，这桩交易只要能找到一个与满足肉欲不同的理由就足够了。本诺评论说，这就表明，贝伦加所知道的秘密是有关知识上的奥秘，这样，阿德尔摩可以自欺欺人地认为自己之所以屈从他人肉欲上的需要，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求知欲。本诺微笑着补充说，他自己从未为了满足如此强烈的求知欲，而违心地顺从他人肉欲的需要，多次压制住了并非出自肉欲需要的感情冲动。

“难道有时候，”他问威廉，“您不想也用不太光彩的行为来换得一本您向往了多年的书籍吗？”

“几个世纪以前，德高望重的智人西尔维斯特二世为了得到一部手稿，用一架稀世的浑天仪作为赠礼，我想那是斯塔提乌斯

[2]

或是卢卡

[3]

的手稿。”威廉说道，然后他又谨慎地加了一句，“但那是一架浑天仪，而不是自己的道德。”

本诺承认自己热情过头了，讲话欠分寸，接着他又说下去。阿德尔摩死的头一天，出于好奇他一直跟着他们俩。晚祷之后，他看见他们一起朝宿舍走去，于是本诺就虚掩着房门等着看他俩的行踪。本诺的宿舍离他们的宿舍不远，夜深人静了，僧侣们都熟睡了，他清楚地看到阿德尔摩溜进了贝伦加的房间。他睡不着，就继续等着，直到听见贝伦加的房门打开。他看见阿德尔摩简直是跑着逃了出来，而他的男友贝伦加极力要拉住他，紧追不舍直到底层。本诺小心地跟着他们，在楼下走廊的入口处，他看见贝伦加缩在一个角落里，几乎全身都在颤抖，眼睛盯着豪尔赫的房间看。本诺的直觉是，阿德尔摩准是跪倒在老修士的脚下，向他供认了自己的罪孽。贝伦加深知自己的隐秘已泄露，因此浑身发抖，尽管那隐秘是以告解的方式揭示的，可以秘而不宣。

而后，阿德尔摩脸色苍白地出来了，他推开想跟他说话的贝伦加，从宿舍冲出去，在教堂多角形的后殿周围转了会儿，从北门（夜里那门始终是开着的）走进了唱诗堂。他大概是想祈祷。贝伦加一直跟着他，但没有进教堂里去，他拧绞着双手在公墓的坟墓间转悠。

本诺发现还有第四个人在附近，这个人也跟踪那两人，本诺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本诺知道那个人肯定没有发现他，他躲在公墓边上一棵大橡树的树干后面站着。是韦南齐奥。贝伦加一看到韦南齐奥，就隐藏在坟墓之间，韦南齐奥也走进了唱诗堂。这时，本诺生怕自己被发现，就回到了宿舍。第二天早晨，就在悬崖下发现了阿德尔摩的尸体。其他的事情，本诺就不知道了。

已经快到进午餐的时候了，我的导师就没有再问他什么，本诺也离开了我们。我们在浴室后面待了一会儿，而后在植物园里漫步几分钟，心里默想着那些奇特的事件。

“欧鼠李，”威廉说道，他躬身观察一株植物，他从那些冬天的灌木丛里认出了它，“用这树皮泡成药，可以治疗痔疮。而那是牛蒡眼，用它新鲜的根茎制成敷剂，医治皮肤的瘢痕很有效。”

“您比塞韦里诺还懂行。”我对他说道，“可现在我想听听，您对我们刚才听到的事情是怎么想的。”

“亲爱的阿德索，你得学会用你的头脑来推理。本诺也许是对我们说了实话。他所说的跟今天大清早贝伦加说的是相吻合的，尽管掺杂了一些幻觉。你试着重新梳理一下思路。贝伦加和阿德尔摩一起干了一件污秽丑恶的事情，这我们已经猜到了，而贝伦加该是已经向阿德尔摩揭示了那个秘密。天哪，可如今那仍然是个秘密。阿德尔摩在犯下了他那亵渎贞操、违背自然法规的罪孽后，就想跟某个可以救赎他的人告解，于是他就跑到豪尔赫那里去了。豪尔赫是个极为严厉的人，这我们已经领教过了，他肯定刻薄地斥责了阿德尔摩。也许并没有赦免他的罪，也许强迫他接受一种难以做到的悔罪方式，这我们不知道，豪尔赫也永远不会对我们说。事实上阿德尔摩是跑到教堂里跪在祭坛前，但并没有平息自己愧疚的心理。这时候，韦南齐奥走近了他。我们不知道他们相互说了些什么。也许阿德尔摩跟他说了贝伦加作为馈赠（或是当做报酬）揭示给他的秘密，那个秘密对他来说已经无关紧要，因为他有了一个更加可怕和更为揪心的秘密。韦南齐奥身上又发生了什么呢？也许，与今天那种强烈的好奇心触动了本诺一样，韦南齐奥在这种好奇心的驱使下得知了秘密就心满意足，离开了愧疚不已的阿德尔摩。阿德尔摩见到自己无人理睬，就萌生了自杀的念头，他绝望地走到墓地，在那里遇上了贝伦加。他冲贝伦加说了一些可怕的话，并把责任推到他身上，称他为淫秽的导师。去除那种种幻觉，我真的相信贝伦加所说的是真的。阿德尔摩对他重复了从豪尔赫那里听来的那番令人绝望的言辞。正因为这样，贝伦加就惶恐不安地走了，而阿德尔摩则朝另一个方向走了，去自杀了。后来的事情，我们都是见证人。大家都以为阿德尔摩是被人谋杀的，而韦南齐奥感到，藏书馆的秘密比他所想象的还要重要，所以就独自继续搞他的调查，直到有人制止了他，或在他找到想要知道的秘密之前，或在他找到这秘密之后。”

“谁把他杀了？贝伦加？”

“有可能。也可能是看管楼堡的马拉希亚，或许是另一个人。贝伦加很可疑，因为他害怕了，而且他知道韦南齐奥已经掌握了他的秘密。马拉希亚也可疑，他看管整个藏书馆，发现某人违反了规矩，他也会杀人。豪尔赫知道所有人的一切，他掌握了阿德尔摩的秘密，他不愿意让我发现韦南齐奥究竟找到了什么……许多事实表明该怀疑他。可你倒是说说，一个盲人怎么能杀死一个精力旺盛的年轻人呢？一个老人，尽管他还有气力，怎么能把尸体拖入猪血缸里呢？最后，凶手为什么不可能就是本诺自己呢？他可能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对我们撒了谎。而为什么要把怀疑的对象局限在争论‘笑’的那些人身上呢？也许凶杀案另有跟藏书馆毫无关系的动机。不管怎样，有两件事要办：搞清楚夜里如何进入藏书馆，还得弄到一盏灯。灯的事情你去办，在进餐的时候到厨房里去转转，取个灯来……”

“偷窃？”

“借用一下，为了上帝的无上荣光。”

“要是这样，就包在我身上。”

“好样的。至于进入楼堡的事情，我们昨晚已经见到过马拉希亚从哪里出来了。今天我去看一下教堂，特别是那个小礼拜堂。一个小时后我们去膳厅，然后我们跟院长有一个会议。你将被允许出席，因为我要求有一个书记员记录我们的谈话。”

[1]
指突然被一种失去知觉和思维能力的暴病所袭击，由于人们相信这种病往往在中午发作，所以称其为“正午之魔”。

[2]
Statius（约45—96），拉丁诗人。

[3]
Lucan（39—65），即卢卡努斯，拉丁史诗诗人。与罗马皇帝尼禄反目为仇，后被迫自杀。

第二天

午后经

其间，院长为他的修道院所拥有的财富而自豪，心里却又害怕异教徒。最后，阿德索怀疑自己选择周游世界是否错了。

我们在教堂的大祭台前找到了院长。他在跟几个见习僧摆放从某个密室取出来的圣瓶、圣杯、圣盘、圣体供台和一个耶稣受难像，这些圣物我在上午的礼拜仪式上没有看见。眼前这些光彩夺目的美丽圣器，使我惊叹不已。正午时分，阳光透过唱诗台的窗户射进来，像是神秘的山涧流水，交叉地倾泻在教堂的各个角落，特别是在教堂正门玻璃窗那儿透射进来的光线，形成了白色的光的瀑布，祭坛上也沐浴着阳光。

那些圣瓶和圣杯，全都显示出它们是用稀世珍宝制成：黄澄澄的金子，洁白的象牙，晶莹剔透的水晶；耀眼的各种宝石色彩斑斓大小不同，其中能辨认出的有紫玛瑙、黄玉、蓝宝石、红宝石、绿宝石、水苍玉、红玛瑙、红玉、碧玉和白玛瑙。我发现，早晨因为我沉浸在祈祷中，又被恐惧的心理所困扰，没有注意到祭台正面的装饰物和三幅屏风全是纯金的，这样，不管从哪个角度看过去，整个祭台都是金碧辉煌。

院长看到我那么惊诧，微笑了。“你们看到的这些财富，”他对我和我的导师说，“以及你们往后还会看到的那些，都是继承了几个世纪的仁慈和虔诚的结晶，乃是这座修道院的实力和圣洁的明证。世俗的王公权贵们，以及大主教和主教们，他们都为这个祭台作出过奉献，他们献出了晋封时戴过的戒指，献出了象征他们丰功伟绩的黄金和宝石，在这里熔铸成圣物献给象征至高荣耀的上帝和瞻仰他的地方。虽然，今天又发生了一起令人哀伤的事件，修道院沉浸在悲恸之中，但是面对我们生命的脆弱，我们不能忘记至高无上的上帝的威力和强大。圣诞节的庆祝活动临近了，我们开始擦洗圣器，我们将以最华贵和最荣耀的方式来欢庆主的诞辰，这是主所期望的，也是他应得的。一切将以最辉煌的形式呈现出来……”他注视着威廉补充说道，“因为我们认为炫耀这些神圣的捐赠物而不是把它们藏起来，是有益的，也是恰当的。”后来我才明白为什么他要那样自豪地为自己的举动辩解。

“当然，”威廉客气地说道，“如果尊贵的院长认为主应该这样来加以赞颂的话，那么你们的修道院在赞颂主方面做出的贡献是最最杰出的。”

“就应该这样，”院长说道，“如果按照上帝的意愿，或是先知们的吩咐，得用金质的双耳瓶和细颈瓶，以及小金钵来盛山羊、小牛或是所罗门寺庙里小母牛的鲜血的话，那么接盛基督的鲜血，无论用多少金瓶玉罐，用多少最值钱的稀世珍宝，都不足以表示我们恒久的敬意和全部的虔诚！他是一位如此无可比拟的殉难者，即使我们能被上帝再次创造出来，拥有像掌管知识的天使和六翼天使那般圣洁的天性，也不配受到这样的侍奉……”

“这倒也是。”我说道。

“很多人反对说，一个具有神圣思想的头脑，一颗纯洁的心，一种充满信仰的意志，是不必奉行这种圣礼的。可我们率先明确而又毫不动摇地认定，这是完全必要的：人们瞻仰上帝也应该通过外表神圣的装饰和点缀，我们在任何事情上都毫无保留地将一切奉献给我们的救世主，这完全是应该的，也是恰当的，因为上帝在任何事情上，毫无例外地，从来没有拒绝过全力保佑我们。”

“这一直是你们教会里一些伟大人物的意见，”威廉认同地说道，“我还记得伟大而又可敬的修道院院长絮热

[1]

对教堂装饰的生动描述。”

“是这样的，”院长说道，“你们看这座耶稣受难像。还没有完成……”他怀着无限的爱把它捧在手里，端详着它，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光辉，“这里还缺几颗珍珠，我没有找到大小合适的。昔日圣人安得烈

[2]

瞻仰各各他

[3]

的十字架时曾经说过，基督的四肢是用珍珠镶嵌成的。而这件虽是赝品，但仿造的是那伟大的奇迹，当然得用珍珠来制作，尽管我认为在这救世主的头顶上方，应该镶嵌你们从未见过的最漂亮的钻石。”他用白皙细长的手指，虔诚地轻抚着木制的或是用象牙制作的神像最神圣的部分，那十字架的横杆就是用精美的象牙雕成的。

“当我欣赏这座上帝殿堂里所有的美时，五颜六色的宝石魅力让我忘记了外面的种种风波，物质转化成了精神，我陶醉在对于神的各种美德的沉思默想之中，于是我觉得，这么说吧，自己到了一个奇怪的宇宙领域之中，那里不再是封闭的人间泥潭，也不是纯洁自由、可以放任不羁的天堂。感谢上帝的恩宠，通过这条神秘的途径，我仿佛被人从这个卑劣的世界带到了那个崇高的世界……”

他这么说着，把脸转向中殿。从大殿上方射进来的一道光线，正照在他的脸和他的双手上，那是白日行星的一种特别的仁爱。院长张开双臂作出十字架形状，沉醉在自己的狂热之中。“每一种创造物，无论是可见的和不可见的，都是一种光，被光之父赋予了生命。这象牙，这玛瑙，以及围绕着我们的宝石都是一种光，因为我意识到它们是好的，是美的，是按照自己的成分比例有规则地存在着。它们分成不同的属别和种类，各自有别于其他的属别和种类，这是由它们不同的天性决定的，但不外乎同属一个目，它们按照符合物体各自的重心体现它们的独特之处。而向我展现的这些东西越多，就越能看出其材质本性的珍贵稀有，并越显示出神的造物威力之光，因为倘若我追溯事物无比奇妙的因果关系的话，那是永远也无法达到超凡的完满境界的。最好不必跟我谈论金子或是钻石所产生的神奇效果能使我理解超凡的缘由，那是只要举粪土和昆虫作例子都能够说服我的！那么，当我从这些宝石中领悟到如此崇高的涵义时，我因心灵感动而热泪盈眶，并非由于世俗的虚荣，或是对财富的贪恋，而是由于对上帝所倡导的空前伟大事业的无比纯真的爱。”

“这的确是神学最妙的部分。”威廉十分谦卑地说道，而且我想他是在用修辞学家们狡诈的思维运用了说“反话”的修辞手法，先作断言，构成了说反话的标志和理由；以往威廉从来不那么做的。正因如此，还沉醉在奇妙激情之中的院长，被“反话”激起，立刻抓住威廉反话的字面含义，借机说道：“这是我们可以跟天主接触的捷径，神在物质上的显现。”

威廉很有教养地咳嗽了一下，说：“咳……唔……”每当他想转换话题时，总是这样。他能做得很优雅，因为这是他的习惯——我想这是他故乡的人典型习惯——插话之前，先要这样装腔作势哼唧半天，像是在绞尽脑汁想表达出一种成熟的思想似的。现在我深信，他在作出断言之前这样的举动越多，他对自己要表达的看法就越有把握。

“咳……唔……”于是威廉说道，“我们该谈谈会晤和守贫的辩论了……”

“守贫……”还陶醉在自己的那些迷人珠宝中的院长说道，好像他很难从那个美妙的宇宙领域里出来，“啊，对了，会晤……”

他们开始专注地讨论起一些事情，有我已经知道的，有我从他们的谈话中才知道的。正如我在忠实地记述这桩事件的篇首说过的，他们谈到了皇帝和教皇，以及教皇和方济各修士们的双重的争吵。尽管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他们还是对于属灵派就基督的清贫提出了各自的论点；他们谈论到方济各修士给帝国造成的错综复杂的局面——原先已有三足鼎立和联盟——如今又形成了四角对立和联盟，这全是由于本笃会的修道院院长们介入造成的，当时我根本搞不清楚。

我始终弄不明白，在本笃会从某种程度上还并不认同方济各属灵派的观点之前，本笃会的修道院院长们为什么要保护和接纳方济各属灵派。因为，如果属灵派传道放弃一切人间财富的话，我所属的本笃会修道院的院长们追随的却是一条同样圣洁但完全相反的道路，这在那天我已得到确认。我相信本笃会的修道院院长们认为教皇的权力过大，这就意味着主教们和城市的权力过大，而我的教会却在几个世纪里一直在同世俗的教士和城市的商人们的斗争中，保留着自己的权势，把自己当做人世间和上天的直接媒介，以及君主们的顾问。

我不知多少次听到不断重复的一句话，上帝的子民分为牧羊人（即教士）、狗（武士）和绵羊（民众）。不过后来我可以用许多不同的方式来说这句话。本笃会的修士们经常谈到的等级不是三种，而是两种，一类是掌管世俗事务的，一类是掌管上天事务的。掌管世俗事务的，尚可分为教士、世俗的财主和民众，而主宰这三种人的则是可怕的ordo monachorum

[4]

，它是连接上帝及其子民的纽带，而这里所说的僧侣与那些世俗的牧师们却没有任何关系，他们都是些神父和主教，愚昧无知又腐败，如今只关注城市的利益，那里的“绵羊们”已经不是昔日那善良和忠诚的农民了，而是商人和手工匠。对于本笃会来说，托付世俗的教士们来统治普通人，并不遗憾，只要为这种关系确立一种固定的规矩，使僧侣们有能力与人间一切权力之源，即帝国，直接接触，就像他们过去跟上天一切权力之源，即教会，能够直接接触一样。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本笃会的许多修道院院长，为了反对城市（主教和商人结合在一起）的统治，恢复帝国的尊严，同意接纳方济各属灵派，尽管并不认同他们的思想，但是他们的存在有利于本笃会，因为可以为帝国提供有力的理据以反对教皇过大的权力。

我推断出，就是这些缘由，促使现在阿博内打算跟由皇帝派遣来的威廉合作。威廉是方济各修士会和教廷之间的调解人。事实上，尽管在危及教廷团结的激烈争论中，多次被教皇约翰召到阿维尼翁去的切塞纳的米凯莱，最终还是打算接受邀请，因为他不愿意让他的修士会处于跟教廷难以化解的冲突之中。作为方济各修士会的会长，他同时希望能使他们的立场取胜，获得教皇的认同，因为他直觉到没有教皇的认同，他不能长期居于修士会之领导地位。

但是很多人提醒他说，教皇将设下圈套在法国等着他，指控他为异端，并审判他。他们建议说，米凯莱去阿维尼翁之前应该举行几次谈判。马西利乌斯有过一个好主意：派遣一位皇帝的特使跟米凯莱一起去阿维尼翁，向教皇陈述皇帝支持者们的观点。这倒并不是为了说服老查理

[5]

，而是为了加强米凯莱的地位，既然他是皇帝派遣的使团中的一员，他就不至于轻易地成为教廷搞报复的牺牲品。

但是这个主意也有许多不妥之处，而且也不太可能立刻实现。于是又有了另一个主意，那就是让皇帝派遣的使团成员和教皇的一些特使会晤，以试探各自的立场，并签署有关举行一次会晤的协议，以此保证意大利来访者的安全。这样，巴斯克维尔的威廉就被指派组织这第一次会晤。之后，如果威廉认为旅行不会有什么危险的话，他将会在阿维尼翁提出皇帝派神学家们的主张。这是一个艰巨的使命，因为人们猜测到教皇是希望切塞纳的米凯莱单独去。为了能轻而易举地使其从命，教皇可能向意大利派出一个使团，力图使皇帝派遣的使者的教廷之行归于失败。到现在为止，威廉一直应对自如。跟许多本笃会的修道院院长们长时间切磋之后（这就是我们旅途中多次停留的原因），威廉选定我们当时所在的修道院，因为威廉知道这座修道院院长对帝国是极为忠诚的，由于他高明的外交手腕，教廷也并不憎恨他。因此，这座修道院是一块中立的领土，两派都可以在这里聚首。

但教廷还是顽固地坚持着。教皇清楚，一旦教皇的使团踏上修道院的土地，就得服从修道院院长的管束。使团里也可能有世俗的教士成员，教皇使团或许会落入帝国设置的圈套。为此，教皇提出条件，把他所派遣的使团成员的人身安全托付给法兰西国王的一个弓箭手连队，听从教皇的一名亲信指挥。这是我从威廉在博比奥时跟教皇的一名公使的交谈中听到的。要确定这个弓箭手连队的任务，就要制定规则条文，也就是说彼此谈妥怎样保证教廷使团成员的人身安全。最后，他们接受了阿维尼翁方面提出的似乎是比较合理的条件：武装人员及其指挥者“对于一切以某种方式企图谋害教廷使团成员生命的人，以及企图用暴力行为影响使团成员态度和意见的人”均有权予以制服。当时签署这个协议似乎仅是一种形式，是出于一种担心。现在，在修道院新近发生的一些事件之后，院长很不安，他向威廉表示了他的疑惑。如果使团抵达修道院时，他还没查出两起凶案的主犯（次日，院长的担忧将有所增加，因为凶案将增加到三起），他就得承认这座修道院院墙内确实有人具有威慑力，想以暴力影响教廷使团成员的态度和意见。

力图隐瞒已经有人犯罪是徒劳的，因为倘若再发生别的什么，教皇的使者们会想到那是一桩谋害他们的阴谋。因此，解决的办法有两个：要么威廉在使团到达之前查出凶手（说到这里，院长凝视着威廉，像是在无声地责备他办案还毫无头绪），要么如实向教皇的使者说出真相，并要求合作，使得修道院能在两派会晤期间处在严格的监管之下。院长不喜欢第二个解决办法，因为这意味着放弃了部分自主权，而他的僧侣们将处于法国人的控制之下。但是又不能冒险。威廉和院长两人均为事情进展不顺而感到不快，但他们鲜有别的选择。他们说好第二天再作最后决定。眼下，只有仰仗神的慈悲和威廉的智慧。

“我会尽力的，尊敬的院长，”威廉说道，“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不觉得事情真的会危及会晤。教廷的使者也会理解，一个疯子或是一个杀人狂，或只是一个灵魂迷失的人所做之事，与正直坦诚之人要讨论的重大问题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您是这么认为的吗？”院长凝视着威廉问道，“您别忘了，从阿维尼翁来的人知道是来跟佩鲁贾方面的方济各修士们会晤，也就是跟接近小兄弟会的危险人物会晤。更何况，方济各修士们还接近比小兄弟会的人更加狂热的人，甚至包括染指各种罪行的危险的异教徒。”说到这里，院长压低了声音，“这里发生的事情尽管恐怖，但是与异教徒的罪行相比，那是小巫见大巫。”

“那是两码事！”威廉敏捷地大声说道，“您不能把佩鲁贾方面的方济各修士与一帮曲解了《福音书》教义的异教徒混为一谈，异教徒把与财富作斗争理解成一系列的私人报复和疯狂的血腥行为……”

“就在几年前，在离这里没有几里路的地方，就是您说的那一帮人，随您怎么称呼他们好了，用铁血手段掳掠了韦尔切利的主教领地和诺瓦拉山区。”院长冷冷地说道。

“您说的是多里奇诺和他的使徒派……”

“假使徒派。”院长纠正他说道。我又一次听见有人提到了多里奇诺修士和假使徒派，而且又一次听到小心翼翼的近乎恐惧的语调。

“是假使徒派，”威廉心甘情愿地表示认同，“可是他们跟佩鲁贾方面的方济各修士们没有任何关系……”

“他们跟佩鲁贾方面的方济各修士们一样，都崇仰卡拉布利亚的约阿基姆，”院长咄咄逼人，“这您可以去问您的兄弟乌贝尔蒂诺。”

“我想提醒您，尊敬的院长，如今他已经是您的兄弟了。”威廉带着一丝微笑，微微鞠躬，好像是在恭贺院长，因为他们的教会接纳了这么一位德高望重的人士。

“这我知道，这我知道，”院长笑道，“当属灵派的修士触怒了教皇的时候，我们的教会是怎么以兄弟般的关切接纳了他们，这您知道。我不单指乌贝尔蒂诺，还指其他许多鲜为人知的谦卑的兄弟，以及也许人们应更多了解的人。因为我们接纳的避难人士都是穿着佩鲁贾方面方济各修士长袍来的，后来我得知，他们的许多生活经历导致他们相当接近多里奇诺派的人……”

“这里也是如此？”威廉问道。

“这里也是如此。我对您说的这些事情，其实我也所知甚少，不管怎么样，都不足以构成起诉。不过既然您在调查这座修道院的生活，那么最好您也了解这些事情。我将对您说出我的怀疑，请您注意，是基于我听到过的或是我猜想到的事情。我们的食品总管有过一段相当阴暗的生活经历，他就是两年之前随着佩鲁贾方面的方济各修士们被放逐而来的。”

“总管？瓦拉吉内的雷米乔，一个多里奇诺派的人？我觉得他是最温和的，无论如何，在我见过的人当中，他是对守贫的问题最没有偏见的人……”威廉说道。

“对他我确实没有什么可说的，我很看重他周到的服务，对此，修道院全体人员都得感激他。可是我这么说，是为了让您明白，要找到一个普通修士和小兄弟会的关联是多么容易。”

“您的宽宏大量又一次用错了地方，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威廉打断他的话，“刚才我们是在谈论多里奇诺修士，而不是小兄弟会。许多人都不知道在谈论谁，就可以说他们的不是，因为他们分成很多类型，但不一定就是残暴成性的人。人们至多可以谴责他们出于对上帝的真爱，不够理智地实践了属灵派所大肆宣扬的东西，在这一点上，我认为他们之间的界限微乎其微……”

“但小兄弟会的人是异教徒！”院长生硬地打断，“他们不局限于支持基督徒的清贫，这种学说可以用来与傲慢的阿维尼翁教廷分庭抗礼，尽管我并不认同这种教义。小兄弟会的人从这样的教义中得出一种切实可行的三段推理，演绎出一种造反、抢掠和伤风败俗的权力。”

“哪些小兄弟会的人？”

“一般来说，他们全是这样。您知道他们染指了难以启齿的罪行，他们不承认婚姻，他们否认有地狱，他们犯鸡奸罪，他们欢迎保加利亚的鲍格米勒派和德瑞刚提耶的异教……”

“请您，”威廉说道，“别把两种不同的事情混淆在一起！照您这么说，好像小兄弟会，巴塔里亚会

[6]

、韦尔多派

[7]

、卡特里派

[8]

，以及可怖的保加利亚的鲍格米勒派和德瑞刚提耶的异教全都是一码事！”

“他们当然是一回事，”院长尖锐地说，“因为他们都是异教徒，他们都危及了文明世界的秩序，以及你所赞同的帝国的秩序。一百多年之前，布雷西亚的阿诺德

[9]

的追随者们放火焚烧了贵族和红衣主教们的房子，那可就是伦巴第的巴塔里亚会犯下的暴行。我知道这些异教徒可怕的故事，我是在海斯特巴赫的凯撒利乌斯的《神奇的对话》中读到的。在维罗纳的圣杰尔多内的牧师埃韦拉尔多有一次注意到他的房东每天夜里带着妻子和女儿出门。他随便问了他们中的一个，想知道他们去哪里，做什么。回答说他跟着去看就知道了，于是他跟着他们到了一个地下室，那地下室很宽敞，里面聚集着男男女女。当众人安静下来时，一个异教头领讲了一番通篇骂人的话，力图毁坏这些人的生活和习俗。随后，灭了蜡烛，男人都扑到身边女人身上，不管这些女人是已婚还是未婚，也不管是寡妇还是处女，甚至不管是不是自己的女儿或者姐妹（这是最糟糕的，请上帝宽恕我讲如此可怕的事情）。目睹着这一切，自年轻时就轻浮淫荡的埃韦拉尔多就装作门徒，走到他房东的女儿（或是另一个少女）身边，等蜡烛熄灭后，跟她交媾。事情就这样持续了一年多。最后导师说，那个年轻人一直参加他们的聚会，很快就能够教唆新的入会者。这时埃韦拉尔多明白自己已堕入深渊，他设法摆脱了诱惑，说他出入那个地下室，不是因受到异教的诱惑，而是受到了少女们的诱惑。后来那些人将他从那里逐出。您看到了吧，这就是巴塔里亚会、卡特里派、约阿基姆派、形形色色的属灵派的异教徒们的法规和生活。这没有什么可惊讶的：他们不相信肉体的复活，也不相信地狱是对坏人的惩罚，认为无论做任何坏事都不会受到惩罚。事实上，他们称自己是catharoi，就是‘清洁’的意思。”

“院长，”威廉说道，“您孤陋寡闻地生活在这座金碧辉煌的神圣修道院里，远离尘世的不公。城市生活远比您所想象的复杂得多，人的错误或罪恶程度也大有不同。与那些对上帝派遣的天使们怀有肮脏想法的同乡们相比，罗得所犯的罪要轻得多，彼得的背叛比起犹大的背叛也算不上什么。事实上，上帝原谅了彼得，犹大却没有被宽恕。您不能把巴塔里亚会和卡特里派混为一谈。巴塔里亚会主张对圣母教会内部教规的习俗进行改革，他们始终想改善世俗神职人员的生活方式。”

“他们认为教士玷污了圣洁，不能参加圣事仪式……”

“他们错了，但这是他们学说上唯一的错误。可他们从来没有提出过改变上帝的法则。”

“但是布雷西亚的阿诺德的巴塔里亚会，一百多年前，在罗马煽动乡下暴民烧毁了贵族和红衣主教们的房舍。”

“阿诺德煞费苦心地想把城市里的行政长官们拉入他的改革运动之中。他们不跟随他，于是他就在穷人和被驱逐者的群体中得到了认可。民众过激的愤怒行为不该由他来负责任，民众是响应他的号召想建立一个没有腐败的城市。”

“城市永远是腐败的。”

“如今城市是上帝子民生活的地方，您和我们都是他们的‘牧羊人’。城市是丑陋的地方，在那里，富有的神职人员向贫穷饥饿的人传道。巴塔里亚会的骚乱就是在这种局面下产生的。他们令人悲哀，但是可以理解。卡特里派就另当别论了，它是游离于教会之外的东方异教。我不知道他们是否犯有人们所指控的罪行。我知道他们排斥婚姻，否认地狱的存在。但我怀疑，是不是就因为他们的思想和主张，人们妄加给他们一些莫须有的罪名。”

“您是在告诉我，卡特里派的人没有混在巴塔里亚会里面，他们并不是同一个魔鬼派生出的无数张面孔中的两张脸，是不是？”

“我是说，这些异端中有许多是独立在他们所主张的学说之外的，他们在贱民中间取得成功，是因为他们提出过一种不同生活的可能性。我是说贱民经常把卡特里派与巴塔里亚会的主张混淆起来，通常又把巴塔里亚会与属灵派的教义混淆起来。阿博内啊，贱民的生活并不受智慧的启示，也不像我们这些聪明人具备辨别真伪的警觉性。他们的生活被疾病和贫困所困扰，因愚昧无知而变得渺茫。对于许多人来说，加入异端团体，经常只不过是一种方式，一种发泄自己绝望的方式。人们烧毁红衣主教的寓所，既是因为想改善教士的生活，也是因为他们认为红衣主教传道中所说的地狱是不存在的。人们那样做，是因为存在着人间地狱，在人间生活着‘羊群’，而我们是‘牧羊人’。不过您知道得很清楚，就像他们辨别不清保加利亚的教会和利普朗多神父

[10]

的追随者一样，当政的皇帝和他们的支持者也分辨不清属灵派和异教徒。吉伯林派

[11]

为了打败对手，也没有少支持民众中间卡特里教派的倾向。依我看来，他们做得不对。不过我现在知道的是，同样的团体，为了扫除这些太‘纯洁的’不安分的危险对手，经常把一部分人的异教思想强加于另一部分人，并把他们全都送去处以火刑。这我见到过，阿博内，我向您发誓，我亲眼见到，一些生活节俭、品德高尚的人，他们诚挚地信奉清贫和贞节，但他们是主教的敌人，那些主教逼着他们去受世俗的武力处置，不管是皇帝的武力还是自由城邦的武力。他们被指控乱伦、鸡奸、胡作非为。其实，犯有这些罪行的往往是别人，而不是他们。当贱民可以被利用致使敌对政权陷入危机时，往往是任人宰割的肥肉，而当他们失去被利用价值时，就成了牺牲品。”

“那么说，”院长明显不怀好意地说道，“多里奇诺修士和他那些狂热的追随者，以及盖拉尔多·塞加烈里

[12]

，以及那些卑鄙无耻的杀人犯就都是邪恶的卡特里派的人喽？高尚的方济各修士们、施行鸡奸的鲍格米勒派或是主张改革的巴塔里亚会也都是卡特里教派的人喽？威廉，您对异教徒的一切都清楚，您简直就是他们中的一员，那么，您能不能告诉我，真理究竟何在？”

“有时候，哪儿都没有真理。”威廉忧伤地说道。

“您看，连您也不善识别异教了。我至少有一条规则，我知道异教就是那些不顾上帝子民所赖以生存的秩序而铤而走险的人。我捍卫帝国，因为帝国维护这种秩序。我反对教皇，因为他正在把神权拱手交给与商人和行会结盟的城邦的主教们，而这些人不可能维持这种秩序。这种秩序，是几个世纪以来我们竭力维持的。对于异教徒，我同样有一条规则，就在阿诺德·阿马里科

[13]

的回答之中，他是西多的修道院院长，有人问他如何处置被怀疑是异教的贝济耶的市民时，他回答说：把他们全杀了，上帝会承认他们是他的子民的。”

威廉垂下眼睛，久久地沉默无言。而后，他说：“贝济耶城被攻破，而我们的人却不顾人的尊严，不分性别，不管年龄，差不多有两万人死在刀下。一场大屠杀之后，城市又被劫掠和焚烧。”

“圣战也是一场战争。”

“圣战也是一场战争。正因为这样，也许本不该有什么圣战。可我在说什么呢，我在这里支持路德维希的帝权，可他也在把意大利置于战火之中，我自己也陷于其同盟的游戏之中。属灵派跟帝国之间奇怪的联盟，帝国与为民众争取主权的马西利乌斯之间的同盟也是奇怪的联盟。我们两人的观念和传统如此不同，我们两人之间的联盟也是奇怪的。但我们有两个共同的任务，那就是保证会晤的成功和找出凶手。我们尽量用和平的方式行事吧。”

院长张开双臂：“给我和平之吻吧，威廉修士。跟您这样有智慧的人在一起，我们可以就神学和道德上深奥的问题作长时间的讨论。不过我们可不能像巴黎的导师们那样争论不休。的确有一项重要的任务等待着我们，这是真的，我们应该协力合作。不过，我之所以讲了这些事情，是因为我相信其中有一定的联系，您明白吗？一种内在的联系，抑或说，我相信别人会把这里发生的命案与您教会兄弟们的主张联系起来。正因如此，我要事先通告您一下，也正因如此，我们要防备来自阿维尼翁的人的任何猜疑和旁敲侧击。”

“尊敬的院长，我能否这样揣测，您是在为我的调查提供一条线索？您是不是认为最近发生的两起命案有不明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某个僧侣曾持有的异端思想？”

院长沉默了片刻，面部极力不显露出任何表情地望着威廉。“在这可悲的事件中，裁判官是您。被怀疑，甚至冒无端被怀疑的风险，都是您的事。我在这里只是一个普通的神父。我再说一句，如果我得知我的僧侣中有人过去确实有可疑之处，我会立刻斩草除根的。我所知的，您皆知；我所不知的，您靠您的睿智一定会让真相大白。不管怎么样，您得经常通报，首先向我通报。”他向我们告别后就从教堂出去了。

“亲爱的阿德索，事情变得更加复杂了，”威廉阴沉着脸说道，“我们追踪的是一份手稿，关注的是一些过分好奇的僧侣的争执和谩骂，以及一些僧侣淫荡的出轨行为，可现在却浮现出另一条完全不同的线索，越来越难以摆脱的线索……食品总管，那么……还有那个跟着食品总管一起来的野蛮的萨尔瓦多雷……但是现在我们得去休息了，因为我们还得度过一个不眠之夜。”

“那么您今晚还是打算进藏书馆里去？您没有放弃第一条线索？”

“当然不放弃。何况，谁说这是两条截然不同的线索呢？再说了，食品总管的事情很可能只是院长的一种猜测。”

他向朝圣者的宿舍走去。到了门口，又停了下来，好像在继续刚才的话。

“其实，当初院长怀疑年轻的僧侣中会发生什么蹊跷的事情，才要求我调查阿德尔摩的死因，可是现在韦南齐奥的死又产生了新的疑点。也许院长已经意识到奥秘的关键在藏书馆，而他并不愿意让我往这方面去调查，于是他就向我提供了食品总管的线索，为了把我的注意力从楼堡引开……”

“可他为什么不应该想……”

“别提太多的问题。院长从一开始就对我说过，藏书馆不许碰。他一定有其充分的理由。很可能他也深信有些事情跟阿德尔摩的死有关联，而现在他意识到修道院的丑闻愈演愈烈，会把他自己也牵连进去。他不想弄清真相，或者至少不愿由我去发现真相……”

“如此说来，我们是在一个被上帝抛弃的地方。”我失望地说道。

“你难道找到过上帝感到悠闲自在的地方？”身材高大的威廉望着我问道。

而后，他打发我去休息。我躺下时，得出了结论，我父亲也许真不该让我周游世界，这个世界比我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我眼下要学的东西太多了。

“拯救我吧，别让凶狮吞噬了我。”我这样祈祷着入睡了。

[1]
Suger de Saint-Denis（1081—1151），法国宗教学家、建筑师和政治家。

[2]
Andrea，耶稣十二门徒之一，圣彼得的兄弟。

[3]
Golgotha，耶稣被钉上十字架的地方，意思是“头颅”。

[4]
拉丁语，僧侣阶层。

[5]
指法国国王查理四世。

[6]
Patarine，十一世纪意大利北方伦巴第大区掀起的民众政治和宗教运动，抨击教廷道德败坏和掌握俗权。

[7]
Waldenses，中世纪宗教改革运动的追随者，后来演变成了耶稣教。

[8]
Catari，亦称清洁派。中世纪流传于欧洲地中海沿岸各国的基督教异端教派之一。

[9]
Arnaldo da Brescia（约1100—1155），政治、宗教改革家。罗马人民起义领袖。

[10]
Liprando，神父。为证实米兰大主教的贪腐，他甘愿接受宗教法庭的判决。

[11]
Ghibelline，意大利中世纪的保皇党成员 。

[12]
Gherardo Segalelli（？—1300），宗教改革者，主张绝对清贫，后被处以火刑。

[13]
Arnald Amalricus（？—1225），法国南部纳博纳的大主教。

第二天

夕祷之后

章节虽短，但其间，年迈的阿利纳多说到迷宫，以及如何进入其中的一些相当有意思的事情。

我醒来时已近晚餐时分。我感到困顿乏力，因为白昼入睡就像犯肉欲之罪：得之越多，越觉不够，而且并不感到快乐，像是得到了却又并不满足。威廉已经不在他的房间，显然他早就起床了。我稍稍转了一圈，就见他正从楼堡出来。他说到缮写室去了，翻阅了图书目录，观察了僧侣们的工作，想设法接近韦南齐奥的那张桌子，以便再度寻查。可是，不知何种缘故，那里每个人都有意不让他在那些书稿中查阅。先是马拉希亚走近了他，让他看一些珍贵的插图本，而后是本诺找一些无谓的借口缠住他不放，后来，当他俯下身继续他的搜查时，贝伦加就开始围着他转，主动表示要给他帮忙。

最后，马拉希亚见我的导师执意要查看韦南齐奥的东西，索性直截了当地说，在搜查死者的遗物之前，最好获得院长准许；他本人虽是藏书馆馆长，但鉴于对死者的尊重和纪律的约束，也没有去动过死者的东西；他还说，不管怎样，没有人像威廉那样要求过靠近那张桌子，而且要是未经院长许可，是没有人会接近那张桌子的。威廉提醒他说，院长已准许他对整座修道院展开调查，而马拉希亚却不怀好意地问他，院长是不是也准许他在缮写室，或是藏书馆里自由地走动呢，但愿上帝是愿意的。威廉觉得此时不宜跟马拉希亚较量，尽管韦南齐奥书稿引起的骚动和种种恐惧，让他寻根究底的想法更加坚定。他想夜里再回到那里的决心已定，在还不知该如何行动之前，他决计不节外生枝。不过他显然心存报复，如果说那不是出于对弄清真相的渴望，那么，这样的报复心就显得十分固执，也许是要遭人谴责的。

在走进膳厅之前，我们还在庭院里散了散步，以借助夜晚的寒冷驱散睡意。有几位僧侣也在那里漫步沉思。在庭院对面的花园里，我们见到了来自格罗塔菲拉塔的年迈老人阿利纳多，他老态龙钟，每天除了在教堂祈祷外，大部分时间都消磨在花园的草木之间。他仿佛感觉不到寒冷，久久地坐在拱廊外。

威廉和他寒暄了几句，老人好像很高兴有人跟他攀谈。

“晴朗的一天。”威廉说道。

“感谢上帝的恩典。”老人回答说。

“天上晴朗，地上阴霾。您对韦南齐奥很了解吗？”

“谁是韦南齐奥？”老人说道，然后他的两眼发出一种奇异的光，“噢，那个死去的孩子。修道院里有怪兽在徘徊……”

“什么怪兽？”

“来自海上的巨兽……七个脑袋，十只角，角上长着十颗齿冠，头上写着亵渎神灵的三个名字。那怪兽长得像一头豹，有四个熊掌，一张狮子嘴……我见到过它。”

“您在哪里见过它？在藏书馆吗？”

“藏书馆？为什么？我已经多年不去缮写室了，我从来没有进过藏书馆。谁也不去藏书馆，我倒是认识以往能去藏书馆的人……”

“谁啊？马拉希亚，贝伦加？”

“哦，不是……”老人笑了，声音像老母鸡，“那是过去的事情了。三十年前，在马拉希亚之前的那个藏书馆馆长……”

“他是谁？”

“我记不得了，他死了，那时候马拉希亚还年轻。是在马拉希亚来之前的那个，他是位年轻的馆长助理，当时我也年轻……但是我从来没有进过藏书馆。迷宫……”

“藏书馆是个迷宫？”

“迷宫是这个世界的象征，”老人陶醉地吟诵着，“入口很宽敞，出口却十分狭小。藏书馆是一座大迷宫，象征着世界的迷宫。你进得去，然而不知是否出得来。千万不要跨越海格立斯的石柱啊……”

“那么楼堡的门一关上，您就不知道如何进入藏书馆了？”

“哦，知道，”老人笑了，“许多人都知道。你从圣骨堂进去。你可以穿过圣骨堂进去，可你一定不愿意从那里进去，因为过世的僧侣们守在那里。”

“是死去的僧侣守在那里，而不是那些夜间掌灯，在藏书馆里巡游的僧侣？”

“掌灯？”老人像是很惊诧，“我从未听说过这种事情。死去僧侣的灵魂守在圣骨堂里，他们的尸骨逐渐从公墓里转移过来，堆集在那里，守护着通道。你从未见过通向圣骨堂祈祷室的祭台吗？”

“过了十字形耳堂，左边第三个祈祷室，是不是？”

“第三个？兴许是。就是基石上雕刻着上千个骷髅的那座祭坛。从右边数第四个骷髅头，你按一下他的双眼……就能进入圣骨堂了。但你别去那里，我可从来没有进去过。院长不让。”

“那怪兽呢？您是在哪里见到它的？”

“怪兽？啊，那是敌基督……他就要来临，千禧年快要到了，我们等待着他……”

“千禧年三百年前就到了，那时候他也没有来临……”

“千年刚结束他是不会来的。千年的结束意味着正义王国的开始，然后敌基督就来向正义挑衅，然后将是最后的决战……”

“不过正义将统治一千年，”威廉说道，“或者他们从基督蒙难一直统治到第一个千年结束，而那时敌基督就该来了；或者正义还没有统治，因而敌基督还远在天边。”

“千年不是从基督蒙难算起的，而是从君士坦丁的馈赠算起的。现在正好是一千年……”

“那么正义的王国结束了？”

“这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我累了。挺难计算的。利耶巴纳的贝亚图斯

[1]

做过计算，你去问豪尔赫，他年轻，记性好……但时机已经成熟了。您没有听见七声号角吗？”

“为什么是七声号角？”

“你没有听说另一个孩子，那个绘制插图的，是怎么死的吗？第一位天使吹响了第一声号角，冰雹、烈火夹带着鲜血从天而降。第二位天使吹响了第二声号角，海的三分之一变成血……第二个孩子不就是死在血海里的吗？你们注意第三声号角吧！海洋中三分之一的生物将会死去。上帝在惩罚我们。修道院周围的世界充斥着异教，有人对我说过，在罗马的宝座上，坐着一位邪恶的教皇，他用圣餐饼来施行巫术，用它们来喂养他的海鳝……我们之中有人违反了禁令，把迷宫的封条给撕了……”

“谁告诉你的？”

“我听说的，大家私底下议论纷纷，说邪恶已经进入了修道院。你有鹰嘴豆吗？”

他是直接问我的，令我惊诧不已。“没有，我没有鹰嘴豆。”我困惑地回答说。

“下一次你给我带点鹰嘴豆来，我把它们含在嘴里。你看我这张可怜的嘴，牙全掉没了，吃什么都得先把它们含软了。鹰嘴豆刺激唾液，aqua fons vitae

[2]

。明天你给我带一些来，行吗？”

“明天我给您带一些来。”我说道。然而他已经打瞌睡了。我们离开他朝膳厅走去。

“你对他的话是怎么想的呢？”我问我的导师。

“他在享受百岁老人的暮年，脑袋糊涂了，从他的言语中难以辨别真假。不过，关于怎么进入楼堡，我相信他倒是提供了一些线索。我看见马拉希亚昨天夜里正是从祈祷室出来的。那里真的有一座石头祭坛，基石上刻有骷髅头。今天晚上我们就试一试。”

[1]
Beatus of Liébana（730—800），西班牙利耶巴纳修道院院长，曾为《启示录》作过评注。

[2]
拉丁语，水是生命之源。

第二天

晚祷

其间，进入楼堡。发现一个神秘的不速之客，找到一页藏有巫术符号的神秘书稿，刚找到的一本书转瞬消失。关于寻找此书的事，以后许多章节里将多次讲述，威廉宝贵的眼镜被盗，也不是奇遇的终结。

晚餐的气氛沉闷而肃静。此时距发现韦南齐奥的尸体才十二个多小时。大家都悄声望着饭桌旁他的座位。晚祷时间一到，僧侣们像是一列送葬的仪仗走向唱诗堂。我们在中殿参加祈祷仪式，而眼睛却盯着第三个祈祷室。光线幽暗，当我们看见马拉希亚从黑暗中冒出来，走到他座位上去的时候，弄不清他究竟是从哪里出来的。我们必须站在暗处，躲在大殿边上，以便在仪式结束后留在那里而不被人发现。晚餐时，我从厨房里拿来一盏灯，把它藏在僧袍里面。稍后，我将从通宵不灭的三足青铜鼎灯上点着它。我装上了新灯芯，还灌足了灯油。它会长时间里为我们照明的。

想到我们即将去做的事情，我兴奋极了，以至根本没有把心思放在祈祷上，甚至没有发觉仪式已经结束。僧侣们把兜帽拉到脸上，排列成行，缓缓地朝各自的房间走去。三足鼎灯的光亮照耀着空无一人的教堂。

“现在开始吧，”威廉说道，“该工作了。”

我们走近第三祈祷室。祭坛的底座的确像是一个骸骨堆，一批眼窝深凹的骷髅头骨令人毛骨悚然，它们排放在一堆胫骨上，显得十分醒目。威廉低声重复着他从阿利纳多那里听来的话（从右边数过来第四个骷髅头骨，按一下双眼）。他把手指伸进那干枯脸上的眼窝里，立刻就听到了一种嘶哑的吱嘎声。祭坛动了，随着一个暗轴转动，显出了一个幽暗的洞口。我高举灯盏照亮洞口，发现了一些潮湿的台阶。在决定走下台阶之前，我们商量是否把身后的通道门关上。“还是不关为好，”威廉说道，“我们不知道是否能再度打开它。至于是否有被人发现的风险，我想，要是有人在那时同样从这个暗道机关进来，那么他一定知道方法，关闭通道也徒劳。”

我们下了十几个台阶，进入了一条走廊，那走廊两侧墙壁上是一排排平行的壁龛，就像后来我在许多古墓道里看到的那样。不过那是我第一次进入圣骨堂，感到十分恐惧。那里存放了几个世纪以来僧侣们的遗骨，从土里挖出来，堆积在壁龛里，完全没有重新拼凑起来恢复原样的打算。不过，有些壁龛里面只有几根小骨头，有些壁龛里面只有几个骷髅头骨，摆放成金字塔的形状，以免有哪只滚落下来。那景象真令人害怕，尤其那盏给我们照明的灯，忽明忽暗地摇曳不定，更让人感到毛骨悚然。我看到有一个壁龛里只藏有手骨，那么多手骨，相互交错地缠绕在一起，僵死的手指交织成团。突然，我在那安放死人遗骸的地方，感到有动静，仿佛有什么活的东西。一声尖叫，黑暗中一阵快速的运动，我不禁叫了一声。

“耗子。”威廉宽慰我说。

“耗子在这里干什么？”

“它们路过这里，跟我们一样，圣骨堂是通向楼堡的，也就是通向厨房的。还通向藏书馆，那里有好吃的书。现在你该明白，为什么马拉希亚老是那么铁板着脸。他的职责迫使他每天得到这里来两次，早晚各一次。的确没有能让他笑的事。”

“可为什么《福音书》上从来没有说基督笑过呢？”我问道，并没有什么理由，“真是像豪尔赫说的那样吗？”

“有许多许多人都在寻思基督究竟笑没笑过。我对此并不太感兴趣。我认为他没有笑过，作为上帝之子，他无所不知，他知道我们这些基督徒会做什么。我们这就到了。”

感谢上帝，我们果真已到走廊的尽头，眼前出现了一些新的台阶。我们走完那些台阶，推开一扇用铁箍加固的木门，这样我们就来到厨房壁炉后面，正好就在通缮写室的螺旋形楼梯口。正当我们上楼梯的时候，好像听到楼上有响动。

我们静静地停了片刻，而后我说道：“不可能。我们前面没有人……”

“如果这是来楼堡的唯一通道的话。在以往的几个世纪里，这里一直是一座古堡，应该有许多我们所不知道的秘密通道。除了悄悄上去，我们别无选择。如果把灯熄灭了，就看不清路了，如果点着灯，就是向楼上的人报警。要是楼上真有什么人，唯一的指望就是他更害怕我们。”

我们从南角楼出来，到达缮写室。韦南齐奥的书桌正好在我们面前。缮写室极为宽敞，随着我们的移动，用来照明的那盏灯只能照亮几尺宽的墙面。我们希望楼下的院子里没有人，不然能看到从窗户透出去的亮光。那书桌似乎很整齐，威廉立刻俯身去查看桌下架子上的书稿，他扫兴地叫了起来。

“少了什么东西吗？”我问道。

“今天我在这里见到过两本书，一本是希腊文的，这本书不见了。有人拿走了，取得很匆忙，有一页羊皮纸手稿掉在这儿地上了。”

“可这张桌子是有人看守的呀……”

“当然。也许有人就在刚才拿走的。也许那人还在这里。”他回头往黑暗处张望，“要是你在这里，你可得小心！”他的声音在柱子间回荡。我觉得这是个好办法，正如威廉说过的，最好让令我们害怕的人害怕我们。

威廉把书桌底下找到的那页羊皮纸展开，把脸凑近那书页。他要我给他点亮儿，我把灯挪近它，发现那书页的上面一半是空白的，下面一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小字。我吃力地辨认是什么文字。

“是希腊文吗？”

“是的，但是我不太懂。”威廉从修士袍里取出他的眼镜，稳稳地戴在鼻梁上，脸更凑近那书页。

“是希腊文，字体细小，而且写得很乱，即使戴眼镜我看都费劲。光线再亮一点儿，你靠近些……”

他拿起书页，举到眼前，我本该绕到他身后，把灯举过他的头顶，可我却傻乎乎地站在他的正前方。他让我靠边站，我随即靠边，火苗触到了书页的后面。威廉用力推开了我，说我是否想把那手稿给烧了，而后，他又大声叫了起来。我清楚地看到那页手稿的上部呈现出一些模糊不清的黄褐色的符号。威廉让我把灯给他，他从稿纸后面照，让火苗靠近那页羊皮纸，用灯火烤热它，却又烧不着它。这时，好像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描画似的，随着威廉晃动着的灯光，慢慢在空白的纸页正面出现了“Mane，Tekel，Fares”字样，而火苗顶端冒出的油烟熏黑了那页手稿的背面，手稿正面显露出来一些符号，一个一个不像是任何语言的字母笔画，倒像是巫术的符咒。

“妙极了！”威廉说道，“越来越有意思了！”他环顾了一下四周，“不过，这个发现最好别让我们神秘的不速之客偷看了去，如果他还在这里的话……”他摘下眼镜，把它放在桌子上，然后小心翼翼地把羊皮纸卷起来，藏在长袍内。那一连串近乎奇迹般的事情惊呆了我，我正要问他究竟是怎么回事儿，猛然听见的一个响声转移了我们的注意力。那声音是从通向藏书馆的东边楼梯底下传来的。

“我们的不速之客在那里，去抓住他！”威廉大喊了一声，就朝那个方向冲了过去。他动作比我快，我动作比较慢，因为我掌着灯。我听到有人跌倒的声音，就跑了过去，看到威廉在楼梯下，他正注视着封面上带有金属球饰的一本厚书。就在这一瞬间，我们又听到了一阵响声，是从我们来的方向传来的。“我真笨！”威廉叫喊道，“快，回到韦南齐奥的桌位去！”

我明白了，我们身后有人在暗处把那本厚书扔出来，企图把我们引到远处。

威廉动作还是比我迅速，先跑到了桌旁。我紧跟他，瞥见一个逃窜的身影闪过柱子间，迅急下了西角楼的楼梯。

我被一股战斗的激情所激励，把灯塞到威廉手中，盲目地朝那楼梯冲过去。顷刻间，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基督的卫士，此时在与地狱里倾巢出动的魔鬼率领的军团激战。我急切地想马上抓住那个陌生人，交给我的导师处置。我几次被长袍的衣角绊倒，沿着螺旋形的楼梯连滚带爬地下去（我发誓，有生以来那是唯一的一刻，我后悔入了修士会！）。然而，那只是一瞬间的闪念，想到我的对手一定也遇到长袍带来的不便，心里颇觉宽慰。再说，要是他拿了那本书，手里得抱着东西。我几乎是冲到厨房，面包炉的后面。借着夜空惨淡的星光，只见在宽敞的过道里，一个人影正穿过膳厅的大门，那正是我追逐的人。那人随手拉上了身后的门。我冲过去，费了好大劲才打开门，进到膳厅。我环顾四周，那人早已不见踪影，朝外面开的门还紧锁着。我转过身，一片黑暗和寂静。我发现从厨房透出来一道光亮，我紧靠在墙上。在连接厨房和膳厅的过道门槛处，出现了一个掌灯的人影。我叫了一声，是威廉。

“这里没有人吗？我预见到了，他不是从门出去的。他没有穿过圣骨堂的暗道吗？”

“没有，他是从这里消失的，可我不知道他是从哪里出去的！”

“我跟你说过，有其他的暗道，我们找也没有用。兴许我们的对手正从远处什么地方冒出来呢。他还拿着我的眼镜。”

“您的眼镜？”

“是的，我们的朋友没有能夺走我手里的这页手稿，但他急中生智，从桌子上抄走了我的眼镜。”

“为什么？”

“因为他不是傻瓜。他听到我谈论这些笔记，他明白这很重要。他想到，要是我没有了眼镜，就无法解读这些笔记，而且他知道我是不会让其他任何人看这些笔记的。而实际上，我就像没有发现它们一样。”

“可是他怎么知道您眼镜的功能呢？”

“你想一想，除了昨天我们跟玻璃工匠谈论过眼镜以外，今天上午在缮写室里，我是戴着眼镜查看韦南齐奥的书稿的，因此，有许多人都可能会知道那副眼镜对我来说是多么宝贵。确实，我可以读任何一种正常的手稿，但那份手稿没有眼镜就没法读，”他边说边展开了那张神秘的羊皮纸，“用希腊文写的部分字体太小，上面的部分又太模糊……”

他让我看那些在火苗的加热之下变魔术似的显现出的神秘符号：“韦南齐奥想掩饰一个重要的秘密，他用了那种写完后不留痕迹，加热后又会重现的墨水，或用了柠檬汁。但是我不知道他究竟用了什么质地的墨水，这些符号也许会再次消失。快点儿，你眼睛好，把它们抄下来，尽可能忠实于原样，最好稍稍大一些。”

我照他的吩咐办了，虽然并不知道我抄的是什么。那是四到五行符咒似的一串符号，现在我仅把前几组符号照抄如下，以让读者对当时我们眼前出现的谜有个概念：

我抄写完毕，威廉看了看，可惜他没有了眼镜，得把我抄的字板放在离鼻子相当近距离的地方。“这肯定是一种秘密的字母表，得设法把它解读出来，”他说道，“符号画得很差，你一抄写可能就更糟了，不过那肯定是一种黄道十二宫式的字母。你看见吗？在第一行……”他把那张纸稿举到离他更远的地方，眯缝着眼睛，集中全力聚光，“人马座，太阳，水星座，天蝎座……”

“它们表明什么呢？”

“如果韦南齐奥是个天真无邪的人，他就会采用普通的黄道十二宫式的字母：字母A表示太阳，字母B表示宙斯……那么第一行应该读成……你誊写下来试试：RAIQASVL……”他停了下来，“不对，没有任何意思，那么，韦南齐奥并不是天真无邪的人。他按照另一种秘诀重新编制了一种字母表。我得发现他的秘诀。”

“这可能吗？”我钦佩地问道。

“可能，如果知道一点阿拉伯人的智慧的话。最好的有关破译密文的论述见于异教徒学者的著作，在牛津，我让人给我读过几本。培根言之有理，知识的获得要通过对语言的掌握。几个世纪之前，阿卜·博克尔·艾哈迈德写过一本书，是有关虔诚的信徒狂热地渴望破解古代文字之谜的。他揭示了组成和破解密文的许多规则，那些字母对施行巫术很有用，然而也可用于军队之间的联络，或是一个国王和他的使者之间的信函。我还见到过其他一些阿拉伯书籍，列举了一系列相当巧妙的设计。比如，可以用一个字母代替另一个字母，可以把一个字母倒过来写，可以把字母按相反的顺序写。不过，得一个字母隔过一个字母写，然后从头开始，也可以像这篇手稿那样用黄道十二宫的符号代替字母，但是得给密文标上数字，然后，按照另一种字母表，把数字转化为其他字母……”

“那么，韦南齐奥用的是哪一类系统呢？”

“得逐一试着破解它们，还有别的系统。但是为了破解一种密文，第一条规则就是猜准它的含义。”

“可那样一来就不需要破解它了！”我笑了。

“不是这个意思。不过，可以对密文的头几个字母编制一些假设，看看其采用的规则是否适合密文的其余部分。比如，韦南齐奥在这里肯定记下了深入‘非洲之终端’的秘诀。如果我考虑密文会谈到这个，就会突然受到一种节奏的启示……你看一下头三个词，别去考虑字母，只考虑符号的数字……八、五、七……现在你试着把它们分成音节，每个音节至少两个符号，并且大声地朗读：塔-塔-塔，塔-塔，塔-塔-塔……你脑子里想到什么了吗？”

“我没有想到什么。”

“我可想到了。Secretum finis Africae

[1]

...不过，要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最后一个词的第一个和第六个字母应该是一样的，确实如此，象征地球的符号在这里出现了两次。第一个词的第一个字母S，第二个词的最后一个字母应该同样是S。果然处女座的符号重复出现了。也许这是正确的思路，不过，也可能这仅仅是一系列的巧合，得找到一条对应的规则……”

“到哪里去找？”

“到头脑里。把规律找出来，然后看看那规律是否正确。不过，这么一试再试，我整整一天时间就用完了。其实一天也足够了，因为——你记住了——只要有一点耐心，没有什么密码是破解不了的。但是，现在天已经晚了，而我们还想去看看藏书馆。反正没有眼镜密文的第二部分我是怎么也无法看了，而你又帮不了我，这些符号，在你的眼里……”

“是希腊文，读不懂。”我无奈地接着他的话说道。

“就是啊，培根说得有道理。学习吧！但不要失去灵魂。我们把羊皮纸稿页和你抄的笔记放好，上楼去藏书馆。因为今天晚上，哪怕有地狱的十支魔鬼军团来，也拦不住我们。”

我在胸前画了个十字。“可那个先于我们来到这里的人会是谁呢？会不会是本诺？”

“本诺急切地想知道韦南齐奥的书稿里究竟有什么，但我认为他无意玩如此邪恶的勾当。再说，他已经建议跟我们联手，而且看他那副神情，是没有胆量在夜间闯进楼堡的。”

“那么，是贝伦加？或者是马拉希亚？”

“我觉得贝伦加有胆量干这种事。再说，他对藏书馆也负有责任。他因泄漏了某种秘密而愧疚不已，他认为韦南齐奥拿走了那本书，还想把它放回原处。可他无法上楼，现在正把书藏到什么地方。如果上帝帮我们忙，在他企图把书放回原处时，我们可以当场抓住他。”

“不过，出于同样的动机，也可能是马拉希亚。”

“我想不会。马拉希亚在他独自留下来锁门的时候，有充分的时间搜查韦南齐奥的书桌。这一点我很清楚，而且我无法制止他这样做。现在我们知道他并没有这样做，而且，如果你仔细思考一下，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当时马拉希亚是知道韦南齐奥进到藏书馆里拿走了什么书。这一点贝伦加和本诺知道，你我也知道。在阿德尔摩告解之后，豪尔赫也可能会知道，但他肯定不是从螺旋形楼梯仓皇逃走的那个人……”

“那么，是贝伦加，或者是本诺……”

“可为什么就不会是提沃利的帕奇菲科，或者我们今天在这里见过的僧侣中的某一个呢？深知我那副眼镜功能的玻璃工匠尼科拉也有可能，或是那个古怪的人物萨尔瓦多雷，他不是跟我们说过，经常不知为了什么事情在夜里到处闲逛吗？我们得留神，别因为本诺提供了线索，就按他引导的方向把怀疑的范围缩小。本诺也许是想误导我们。”

“但是，您觉得他挺真诚的。”

“那当然。但是你要记住，一个出色的裁判官，其首要职责，就是怀疑那些你觉得真诚的人。”

“裁判官的工作真不好干哪。”我说道。

“正因如此，我才辞去不干了。可你看到，我不得不重操旧业。好了，现在上藏书馆。”

[1]
拉丁语，非洲之终端的秘密。

第二天

夜晚

其间，终于进入迷宫，闯入者出现了怪异的幻觉。而且就像迷宫里通常会发生的那样，他们迷失了方向。

我们上楼又回到了缮写室，这一回我们是从东面的楼梯上去的，那儿也通往上边的禁地。我高举灯盏走在前面，心里一直想着阿利纳多老人说过的有关迷宫的话，提防着随时会发生可怕的事情。

然而，当我们出现在这个我们本不该进入的地方时，我惊诧地发现了一个七边形的过厅。那过厅并不很宽敞，没有窗户，跟整个楼层一样，厅里散发出一股长久不通风的霉味，倒是没有丝毫令人恐惧的地方。

我说了，那过厅有七面墙壁，其中只有四面墙壁有门洞，门洞两侧的两根小柱镶嵌在墙体内，门洞上方呈圆拱形。沿着封死的墙面矗立着高大的书柜，里面整齐地放满了书册。每个书柜都贴着编了号的小纸条，书柜的每一层都是如此：很清楚，纸条上面的编号与我们在目录里见到的一样。过厅的中央有一张大桌子，同样也放满了书籍。所有的书册上面都有一层薄薄的灰尘，这表明书是经常清理的。地上也没有什么脏物。在一扇拱形门洞上方的墙面上，写有“耶稣基督的《启示录》”的大幅字样。字迹好像没有褪色，虽然字体古老。后来我们发现，在其他房间里，这些字样是刻在石头上的，而且刻得相当深，凹陷的地方像教堂里的壁画那样都上了颜色。

我们穿过其中一个门洞，来到另一个房间。这个房间有一扇窗，但不是玻璃窗，而是镂空雕花石膏板。房间有两面墙是封闭的，其余一面墙有一个门洞。跟我们刚经过的那些门洞式样相同，它通向另一个房间。那房间同样也有两面封闭的墙，其余一面墙有一扇窗，另一面墙开有一道门，正对着我们。两个房间门洞上方的字幅跟我们在第一个房间见到的样子相同，但上面的字不同。第一个字幅上写的是“宝座四周就座的二十四位长老”，另一幅上面写的是“他的名字是死亡”。另外，虽然这两个房间比我们刚进藏书馆见到的那个过厅要小（那个过厅是七边形，而这两个房间是长方形），屋里的陈设却一样：放书的柜子和放在中间的桌子。

我们进到第三个房间。里面没有书籍，也没有编号的纸条。窗下有一个石头祭台。房间有三道门，一道是我们进来的门，另一道是通向我们已经看过的那个七边形过厅，还有第三道门把我们引入另一个房间，格局大同小异，只是门洞上方的字幅上写着“太阳和天空将黯然无光”。从这里又进到另一个房间，字幅上写着“ 冰雹和烈火即将降临”。房间没有别的门，或者说，到了那个房间以后，不能继续前进，需要退回来。

“我们好好思索一下，”威廉说道，“五个四边形的房间，也可以说是五个略呈梯形的房间，每间一扇窗，围绕着一间通向楼梯的没有窗户的七边形过厅。我觉得这是基本结构。我们是在东边的角楼里面，每一个角楼从外面看有五扇窗和五个面。这就对了，没有书的那个空房间是朝东的，跟教堂的唱诗堂是一个朝向。黎明时阳光会照亮祭台，我觉得这样设计是对的，也是虔诚的。看来，唯一聪明的作法是采用了镂空雕花石膏板。白天过滤明亮的光线，夜里连月光都透不进来。现在我们看看七边形过厅的另外两道门通往何处，相信我们将不难辨别方向。”

我的导师错了，藏书馆的建造者比我们想象的要更有睿智的头脑。我不知该怎么解释发生的事情。我们一离开角楼中央那个七边形的过厅，其他那些房间的顺序就变得乱了。有些房间有两道门，有些房间有三道门。所有的房间都有一扇窗，我们从其中一个房间里出来，打算朝楼堡内部走去，而进入的那些房间也都有一扇窗。每一个房间都有同样的书柜和桌子，摆放得整整齐齐的书册仿佛全都是一个样子，它们当然无法帮助我们瞬间辨认出所在的方位。我们试图用字幅来辨认方向。有一次，我们穿过一个房间，里面写着“在那些日子里”，可转了几圈之后，觉得好像又回到了那里。可我们明明记得窗口对面的那道门是通向一间上面写着“死者之长子”的屋子，而现在我们又见到“耶稣基督的《启示录》”的字样，但那并不是我们进来时的那个七边形过厅。这使我们意识到，有时候同样的字幅重复出现在不同的房间。我们发现相邻的两个房间的门洞上方都写有《启示录》上的文句，接下去的一个房间门洞的上方又写着“一颗巨星从天而降”。至于字幅上句子的出处，显然，是约翰《启示录》上的诗文，但为什么把它们刻写在墙上，又是按照哪种逻辑安排的，这根本就不清楚。我们还发现有些字幅涂的是红色，而不是黑色，这更使我们平添许多疑惑。

我们突然又回到了最初的那个七边形过厅（容易辨认，因为有楼梯出口），我们再次朝右边走，穿过一个又一个房间，尽可能保持朝正前方走。我们来到第三个房间，一道死墙堵在我们面前。这个房间的唯一通道把我们引入另一个房间里，那个房间只有一道门，从那道门出来，我们又经过了四个房间，又有一堵死墙挡在我们面前。我们回到前面有两个出口的屋子，我们选择了那个没有走过的出口，穿过一个新房间，又回到了最初进来的那个七边形过厅。

“我们从那里往回走的最后一个房间叫什么？”威廉问道。

我好不容易回忆起来：“白马。”

“好，我们再回到那里去。”很容易。如果不想再重新兜圈子，只能经过那个叫做“祝您平安”的房间，再往右走，好像有一条新的通道，走那儿我们可以避免走回头路。我们却又看到了写着“在那些日子里”和“死者之长子”（那不是刚才我们见到过的同一些房间吗？）的字幅，不过，最后我们来到了一个似乎没有到过的房间，门洞上方写着：大地的三分之一已被焚烧。但那时，我们已不再知道这是东角楼的什么方位了。

我把灯高举到身前，闯进了后面几个房间。忽见一个可怕的巨大身影，像幽灵般晃动着向我迎面飘来。

“魔鬼！”我大喊一声，迅即转身躲在威廉怀里，那盏灯差点儿掉下来。威廉从我手中夺过灯，推开我，坚定地朝前走去。我觉得他是那么高大。他像是也看见了什么，猛然往后退了一步。很快他又朝前探出身子，把灯举得高高的。他哈哈大笑起来。

“真是妙不可言。一面镜子！”

“一面镜子？”

“是的，我勇敢的斗士。刚才在缮写室里你那么勇敢地冲向一个真正的敌人，可现在你却被自己的影像吓坏了。一面镜子，一面把你的身影放大而且扭曲了的镜子。”

他牵着我的手，带我走到对着房间门口的那面墙。现在灯光更靠近那面镜子，我看到那是一块表面呈波纹状的大玻璃。是面哈哈镜。镜中照出了我们俩扭曲了的滑稽可笑的影像，镜中的我们随着走近或远离镜子而不断地改变身体的高矮和胖瘦。

“你得读一读有关光学的论著。”威廉开心地说道，“这座藏书馆的创建者们一定读过。这方面的论文阿拉伯人写的最优秀。海桑

[1]

写了一篇《光学理论》，里面用精确的几何图像论述了镜子的功能。根据镜子表面不同的曲度，有些镜子能够放大最小的物体（我的眼镜不就是那样的吗），有些镜子可以把物体倒过来或倾斜过来，或者把一个物体变成两个，把两个物体变成四个。还有一些镜子，就像这面镜子，可以把侏儒变成巨人，把巨人变成侏儒。”

“耶稣基督啊！”我说道，“那么说，有人说藏书馆里有幻影，难道就是这面镜子里的影像？”

“也许是吧。这真是天才的设想。”他念着写在镜子上方墙上的字句：“宝座四周就座的二十四位长老。这条字幅我们已经见过了，但那是一个没有镜子的房间。再说，这个房间没有窗户，而且不是七边形。我们这是在哪儿呢？”他环顾四周，走近一个书柜，“阿德索，没有了那副oculi ad legendum

[2]

，我看不清这些书上写的是什么。你给我读几个书名。”

我随手拿起一本书：“导师，上面什么也没写。”

“怎么？我看到上面写着呢，怎么读啊？”

“我读不出来。我不认识上面的字，不是拼音字母表上的字母，也不是希腊文。希腊文我能辨认出来。好像是小虫子、小蛇、苍蝇屎……”

“噢，是阿拉伯文。还有别的书名是这样的吗？”

“是的，有一些。不过，这里有一本是拉丁文的，上帝保佑。花拉子密，书名是《图表》。”

“花拉子密的《星象图表》，由巴斯的阿德拉德

[3]

翻译成拉丁文！一部稀世之作！再往下看。”

“伊萨·伊本·阿里的《论眼睛》，阿尔金迪

[4]

的《论星光》……”

“现在你再看看桌子上的书。”

我打开桌上一本厚厚的书，书名是《动物志》。我翻到配有精致插图的一页，上面画着一只很漂亮的独角兽。

“好手笔，”威廉评价说，他还能看清书上的插图，“那本是什么书？”

我读道：“《怪兽集锦》。这本书也有漂亮的插图，不过我觉得更加古老些。”

威廉把脸凑近书页：“爱尔兰的僧侣们的插图，至少是五个世纪以前的了。那本画着独角兽的书，年代要近多了，好像是法国人装帧的。”我导师的渊博学识再次使我由衷地钦佩。我们走进下面一个房间，接着又看了后面四个房间，全都有窗户，都放满了用陌生的语言写成的书册，还有一些有关科学秘密的著作。再走下去，我们到了一面迫使我们往回走的死墙，最后五个房间都相互连着，没有其他出口。

“从墙壁的倾斜度来看，我们应该是在另一座五角形的角楼里了，”威廉说道，“不过，没有中间的七边形过厅了，也许我们搞错了。”

“可这些窗户是怎么回事？”我说道，“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窗户呢？不可能所有的房间都朝向外面。”

“你忘了中央天井了。刚才我们看到的许多窗户都是朝八角形天井开的。如果是在白天，光线的强弱就能告诉我们哪些是朝外的窗，哪些是朝内的窗，也许甚至能向我们显示房间与太阳之间的方位角度，但是在晚上却看不出。我们往回走吧。”

我们回到了有镜子的那个房间。我们在第三道门那里拐弯，那道门好像我们没有走过。我们眼前出现了相互连着的三四个房间，而快到最后一个房间时，我们看到那里有一丝亮光。

“那儿有人！”我压低声音说道。

“要真有人，他已经看到我们的灯光了。”威廉说道，同时却用手挡着光。我们在那里停留了一会儿。那亮光仍微微地摇曳着，没有更强也没有更弱。

“也许那只是一盏灯，”威廉说道，“放在那里吓唬僧侣，让他们相信藏书馆里栖息着古人的亡灵。不过，得弄清楚。你在这里遮着灯光，我会小心地往前走。”

我还在为自己刚才在镜子前面表现出的狼狈相而感到羞愧，我想挽回自己在威廉心目中的形象。“不，我去，”我说道，“您还是留在这里吧。我会小心的，我个子小，动作也敏捷。一旦弄清没有风险，我再来叫您。”

我就这样去了。我贴着墙像猫儿一样（或者说像到厨房碗柜里偷吃奶酪的见习僧，这是我在梅尔克的拿手好戏），轻巧地走过三个屋子，摸到了发出微光的那个房间。我贴着墙壁溜到门框右面的柱子后，偷偷地朝屋里看。里面没有任何人，桌子上放着一盏灯，点燃着，冒着青烟。它不像我们的灯，倒像是一个敞顶的香炉，没有火苗，只有缓缓燃着的余烬在发光，烧出一种淡淡的粉末。我鼓起勇气走了进去。在靠近香炉的那张桌上，摊着一本色彩鲜艳的书册。我走近前去，见到有四种颜色不同的长条纹：黄色、朱红色、青绿色和焦土色。上面趴着一只野兽，样子异常可怕，是一条长有十个脑袋的大龙，它用巨尾拖住天上的星辰，把它们打落在地。突然，我见那条龙成倍地增大，身上的鳞片变成无数发光的碎片从书页中飞出，在我的头上盘旋。我仰头朝天，只见房顶倾斜，朝我身上砸下来。随后，我听见一种咝咝的响声，像是上千条蛇发出的，不过，那响声并不可怕，甚至是诱人的。随之出现了一个光彩夺目的女人，她把脸贴近我，我的脸感到了她的呼吸。我伸开双手用力推开她，而我的手似乎触到了对面书柜上的书，也许是那些书册以无限大的比例在放大。我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也不知道天在哪里，地在哪里。我看见贝伦加站在房间的中央，带着可憎的微笑，垂涎欲滴地盯着我。我用双手捂住了脸，而我的手仿佛变成了癞蛤蟆的脚掌，黏糊糊的，指间还长了蹼膜。我相信我是喊叫了，我觉得嘴里发酸。其后，我坠入了无底的深渊，那深渊的口子在我脚下开得越来越大，我什么都不知道了。

我醒来了，像是过了几个世纪，我觉得有咚咚咚的击打声在脑子里震荡。我发现自己躺在地上，威廉正在拍打我的脸颊。我是躺在另一个屋子里了，我的目光落到一条字幅上：]愿他们在辛劳之后得以安息。

“阿德索，你醒一醒，”威廉轻声地对我说道，“没有什么……”

“那边的东西……”我还在说胡话，“那边，有怪兽……”

“没有什么怪兽。我找到你的时候，你倒在桌脚边喊叫，桌子上有一本漂亮的莫扎拉布人

[5]

的《启示录》，打开的那一页上绘有mulier amicta sole

[6]

与龙搏斗的场面。但是，我从屋里的气味判断，你是吸入了某种不好的气体，我赶紧把你拖了出来。我也有点头疼。”

“可我见到的是什么呢？”

“你什么也没看到，是那里烧着一种能使人产生幻觉的薰香。我闻出它的气味来了，是阿拉伯人的药草，也许就是山中老人

[7]

派他的刺客们行刺前迫使他们吸入的那种药草。这样我们就揭开产生幻觉的秘密了。有人在夜间把药草放在这里，警告不速之客，藏书馆里有妖魔鬼怪把守。那么，你到底察觉到了什么？”

我根据自己的记忆，语无伦次地向他讲述了我的幻觉，威廉笑了：“你一半是夸大了你在书上看到的东西，一半是你的欲望和恐惧心理在作祟。这正是那种药草所产生的效力。明天得跟塞韦里诺谈这件事，我相信他所知道的远比告诉我们的要多。那是药草，只是药草，不需要玻璃工匠跟我们谈到的那些法术。药草，镜子……这块知识的禁地被许多太巧妙的手腕封闭起来了。科学被用来掩饰，而不是被用来启迪。我不喜欢这样，一种邪恶的思维主导着对神圣的藏书馆的防卫。今晚我们太累了，现在我们得出去。你已经神志不清，你需要喝水和呼吸新鲜空气。想打开这些窗户是白费力气，窗户太高，也许关闭了好几十年了。他们怎么能设想阿德尔摩是从这里纵身跳下悬崖呢？”

出去吧，威廉刚才说。谈何容易，我们知道藏书馆只有一个出入口，就是东角楼的那个。可我们此刻是在哪里呢？我们完全迷失了方向。我们毫无目的地来回乱转，心想永远无法从那个地方出去了。我摇摇晃晃地走着，一阵阵地想呕吐。威廉着实为我担心，他为自己知识的贫乏深感恼怒。就算我们今天能从这里出去，明天我们不还得回藏书馆嘛。明天再来，有了个好主意，确切地说，是他想到了一个主意。再来，得带上一截烧过的木炭，或者用另外一种能在墙上留下标记的东西。

“要在迷宫里找到出路，”威廉一板一眼地说道，“只有一个办法。在每个新岔口，都要在我们取道的岔口画三道标记。如果前面的岔口已经有了一个标记，证明那个岔口已经到过，就再画一道标记。如果看到岔口都已画上了三道标记，那么就得返回去重新寻找岔口。但要是有一两个岔口还没有标记，那么就从中任选一个画上两道标记。走到只带有一个标记的岔口时，我们再画上两个标记。那样一来，每个岔口就都应有三道标记了。这样，我们就会走遍迷宫所有的岔口，如果我们不走任何带有三道标记的岔口，就能到达某一个出口，除非还有什么不带标记的岔口。”

“这您是怎么知道的？您是研究迷宫的专家吗？”

“不，我是在背诵一篇从前读过的古文。”

“按照这种规则，就能出去吗？”

“据我所知，几乎永远出不去。不过我们不妨试试。何况，以后几天我就会有眼镜了，我将会有时间琢磨那些藏书。很可能是那些字幅搅乱了我们的思路，而那里藏书的布局会启示我们找出规律。”

“您会有眼镜？您怎么再找到它呢？”

“我说了我会有眼镜的。我会再做出一副眼镜来。我想玻璃工匠巴不得有一次可以做一种新试验的机会。要是他有合适的工具磨制玻璃片的话。至于玻璃片，那个作坊里有的是。”

正当我们在里面晕头转向寻找出路的时候，忽然，在一个房间中央，我感到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抚摸我的脸颊，同时听到一种非人非兽的呻吟声回荡在那个房间和邻近的房间，好像有一个幽灵在那里游荡。对于藏书馆里令人惊诧的意外事情，我本该是有心理准备的，但是，我又一次感到惊恐不已，吓得往后一跳。威廉一定也感觉到了，因为他正在摸自己的脸颊，并高举灯盏，四下张望。

他举起一只手，而后观察着似乎变得更亮的火苗。他舔湿了手指，把它举到身前。

“很清楚，”他说道，并让我看相对的两面墙壁一人高的两处地方。那里有两道狭窄的缝隙，他把手靠近那两道缝隙时就感到有凉风从外面吹进来。他把耳朵贴近那里，能听到一阵呼啸声，好像外面刮着大风。

“藏书馆应该有通风系统，”威廉说道，“否则，这里会让人透不过气来，尤其是在夏天。另外，这些缝隙能够供给室内一定的湿度，那样，羊皮纸就不会干裂。但藏书馆的建造者的睿智还不止这些。按照一定的角度留出这些缝隙，就能保证在寒风凛冽的夜晚，从各个角度的裂缝透入的冷风相互交叉回流，在通道的一间间屋子里形成漩涡，从而产生了我们所听到的声音。那呼啸声连同那些魔幻般的镜子和药草的薰香，对像我们这样不熟悉这里而擅自闯入的不速之客就能平添恐惧感。刚才我们在一瞬间觉得是幽灵在抚摸我们的脸颊，现在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因为现在才刮起风来，而这个奥秘也揭开了。不过，我们还是不知道怎么出去啊！”

我们一面这么说着，一面毫无目的地乱撞，已经迷失了方向，顾不得去看那些差不多相同的字幅。我们偶然走进一间新的七边形过厅，在它周围的几个房间转了转，没有找到出口。我们又往回走，走了将近一个小时，已经不想知道我们究竟在何处。威廉忽然果断地说我们失败了，只能在哪个屋子里睡个觉，指望在第二天让马拉希亚来发现我们了。而正当我们为如此奇妙的历险行为的悲惨结局而懊丧时，却又意外地来到了有楼梯出口的大房间。我们由衷地感谢上帝，喜出望外地下了楼梯。

到了厨房，我们就朝壁炉走去，进了圣骨堂的走廊。我敢说，那些光秃的骷髅头骨露出的阴森狰狞的笑，当时在我看来像是亲人们的微笑。我们重又回到了教堂，从北边的门出去，最后愉快地坐在坟墓的碑石上。我觉得那清凉的迎面吹来的晚风，仿佛是把一种神圣的油膏抹在脸上。

“世界是多么美好，迷宫是多么丑恶！”我轻松地说道。

“要是有一个在迷宫里畅游的秘诀，这世界该多美好啊！”我的导师回答说。

“现在是什么时候啦？”我问道。

“我失去了时间概念。不过我们最好在申正经之前回到房间里去。”

我们沿着教堂的左边往回走，经过教堂正门（我有意朝另一边扭转头去，不想见到门楣上《启示录》里面的长老们，宝座四周就座的二十四位长老），穿过庭院，向朝圣者的宿舍走去。

院长站在宿舍门口，他严厉地看了看我们。“我找了你们一整宿，”他对威廉说道，“房间里没有找到你们，教堂里也没有找到你们……”

“我们去追查一个线索……”威廉含含糊糊地说道，显得很尴尬。院长凝视了他许久，然后用严峻而又缓慢的声调说道：“晚祷一结束，我就开始找你们。贝伦加晚祷时没有在唱诗堂。”

“您说什么？”威廉喜形于色地问道。实际上他心里已经清楚，刚才躲在缮写室里的那个人是谁了。

“晚祷时他没有在唱诗堂，”院长又说了一遍，“也没有回到他的房间。现在申正经的钟声快要敲响了，我们看看他是不是会出现。我真怕又会生出新的灾祸。”

申正经的时候，贝伦加没有出现。

[1]
Alhazen（约965—1039），阿拉伯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以光学论著而闻名。

[2]
拉丁语，阅读的眼睛。

[3]
Adelard of Bath（1080—1152），英国自然主义哲学家。

[4]
Al-kindi（801—873），阿拉伯哲学家。

[5]
Morazab，阿拉伯统治下的西班牙基督徒。

[6]
拉丁语，披着日头的女子。

[7]
哈桑·本·萨巴哈（al Hasan b.Sabbah，？—1124）的别名，阿萨辛派首领，他手下的刺客在行凶之前都要饮用或吸入某种特殊的药草。

第三天

从赞美经到晨祷

其间，贝伦加失踪了，在他的屋子里发现了一块血迹斑斑的白布，别无其他。

写到这里我累了，就像那天夜晚，更确切地说像那天清晨。怎么说呢？做完礼拜后，修道院院长指派许多已惊恐万状的僧侣到各处去寻找贝伦加，但毫无结果。

将近赞美经时分，在搜查贝伦加的屋子时，一位僧侣在他的床垫下找到了一块血迹斑斑的白布。他们把那块布拿给院长看，他觉得这是一种不祥之兆。在旁边的豪尔赫，一经被告知此事，便说道：“血？”他似乎觉得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众人对阿利纳多说此事，他摇了摇头，说道：“不，不，第三次号角吹响时，死亡来自水……”

威廉观察了那块带血的白布，然后说道：“现在一切都清楚了。”

“那么，贝伦加在哪儿呢？”

“我不知道。”他回答说。埃马洛听到他这么说，眼睛望着天，对圣阿尔巴诺的彼得说道：“英国人都是这个样子。”

将近晨祷的时候，太阳出来了，一些仆人被指派到山脚下以及院墙四周去搜索。他们一无所获，辰时经时就回来了。

威廉对我说，我们也不会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得等待事态的发展。他到冶炼作坊去了，跟玻璃工匠尼科拉促膝长谈。

做弥撒时，我坐在教堂靠近中间的那道门那儿。我就这样虔诚地入睡了，而且睡了许久。因为年轻人似乎比老年人更需要睡眠，老人们已经睡足了，正打算长眠安息呢。

第三天

辰时经

其间，阿德索在缮写室里思考他所在教会的历史，以及书籍的命运。

我从教堂出来时已不觉那么疲劳，但脑袋还是昏昏沉沉的。人体唯有在夜间才能得到平静的休息。我上楼去缮写室，经马拉希亚许可后，开始翻阅图书目录。我心不在焉地匆匆浏览着眼皮底下的书页，而实际上我在集中注意力观察那里的僧侣们。

僧侣们在专心致志地工作。他们沉着安详的神态令我惊诧，仿佛人们并没有在修道院里满世界寻找他们的一位兄弟，仿佛其他两位兄弟也并没有那么可怕地死于非命。这就是我们教会的伟大之处，我暗自思量着：几个世纪以来，他们这些人目睹蛮族入侵，掠夺他们的修道院，把王国置于火海，然而，他们还依然珍爱着羊皮纸和笔墨，嘴里依然念念有词地诵读着几个世纪传下来的词句，以后还将世世代代传诵下去。而现在，在千禧年来临之际，他们仍不停地阅读和抄写这些稀世之作，他们为什么不该这么做呢？

头一天，本诺曾经说过，只要能得到一本稀世之作，他不惜犯罪。他既不是在撒谎，也不是在开玩笑。一位僧侣当然应该谦卑地珍爱他的书本，并从书本上学到知识，而不是为了满足自己好奇的虚荣心。然而，正如通奸乃是对凡人的诱惑，财富乃是对贪婪的世俗教士的诱惑，知识则是对崇尚求知欲的僧侣的诱惑。

我翻阅着图书目录，各种神秘的书目在眼前跳跃：坤托·塞雷诺的《药物志》；《大气现象》；《伊索关于动物的自然界》；希腊哲学家埃第科的《宇宙志》；阿尔库弗主教执笔的《关于海外圣地的三卷游记》；Q·朱利奥·伊拉里奥内的《关于世界的起源》；索利尼·波利斯托雷德《地球上的神奇之地》；希腊地理学家克拉底奥·托罗梅奥的《天文观察集》……关于围绕藏书馆所发生的罪案的奥秘，我并不诧异。对于这些潜心于书本的人来说，藏书馆就像是天堂的耶路撒冷，又是地下的世界，介于未知的土地和冥府之间。他们受藏书馆主宰，欣然接受它的承诺，服从它的禁忌。他们与藏书馆共存，为藏书馆而生，或许也为仇恨它而生，罪恶地企望有朝一日能揭穿它所有的秘密。那么，为什么他们就不能为了满足他们源于心灵深处的求知欲，去冒死亡的风险，或者为了阻止他人占有他们的秘密而杀人呢？

种种诱惑，当然是这样，还有因拥有知识而骄傲。这些僧侣与我们藏书馆神圣的创始人当初想象中的缮写书本的那种僧侣截然不同，那种僧侣臣服于上帝的意志，能够不理解只抄写，他们只是祈祷者，并且是作为抄写员而祈祷。为什么不再是那样了呢？啊，这当然不是我们的教会唯一堕落蜕化之处！教会变得太强大了，修道院院长们跟国王们较量，我在阿博内身上不是看到一位君王的形象了吗？他不是力图以君王的威仪来摆平君王之间的争端吗？修道院积聚起来的知识财富，如今被用来当做交换的商品，成为骄傲自大的理由，炫耀虚荣和威望的缘由；就像昔日的骑士们用盔甲和旌旗炫耀自己一样，我们的修道院院长们用装帧好的手稿来炫耀……更有甚者（真是疯狂之极），如今我们的修道院还失去了知识界的领先地位：教会学校、都市行会和大学都在传抄书籍，也许比我们抄得更多更好，而且还制作出一些新书——这也许就是发生诸多不幸事件的根源。

我所到的修道院，当时在知识财富的创造和再创造方面，也许是能够引以为豪的最后一个精湛完美的修道院。然而，也正因为如此，那里的僧侣们已不再满足于神圣的抄写工作，他们在探求新事物的欲望驱使下，也想创造出补充大自然的新作品。他们并没意识到，那时我隐隐约约地直觉到（我如今已鬓发苍白、年迈识广，更清楚地知道），他们那样做，是在诋毁他们精湛杰出的学识。因为倘若他们创造的“新的学识”一旦任意流出修道院的围墙，那神圣之地比起一所教会学校和一所城市大学来，就不会有什么更值得称道之处了。而把知识隐藏起来，就能使其威望和实力不减，免受争端的侵蚀，免受暗藏玄机的论辩的攻击，防止一切奥秘和伟大置于sic et non

[1]

的审视之下。我对自己说，这就是藏书馆笼罩着寂静和阴暗的缘由所在，藏书馆珍藏着知识，但是，要保持知识完好无损，只有阻止任何人进入，即使是僧侣们自己。知识不是钱币，即便经过了最卑鄙的交易，实质上仍然是完整的。知识像是一件精美的服饰，经过穿戴和炫耀就会变旧。书本不正是如此吗？要是有太多的人抚弄，书页不是就会起皱，墨汁和镀金不就会褪色吗？不是吗，我在不远处看着提沃利的帕奇菲科，他翻阅着一本古书，书页因潮湿而黏在一起，他用舌尖舔着食指和大拇指将书翻开。他的唾液接触到的地方，就失去了活力，打开书页就意味着毁坏它们，把它们置于空气和尘埃的剧烈作用之下，这样就会使羊皮纸上的纹理磨损而起褶皱，被唾液软化和损伤的书角就会长出霉菌。就如同过分温柔多情会使勇士变得软弱无能一样，这种过度的占有欲和求知欲会使书籍提前染上疾病而最终导致其毁灭。

那么该怎么做呢？停止阅读，只是保存好它们吗？我的担忧是不是正确呢？导师又会怎么说呢？

我见不远处有一位给书册标题的僧侣，尤奥纳的马努斯，他刚用浮石磨光上等的羊皮纸，用白垩软化它，然后用铁尺压平纸面。他旁边是托莱多的拉巴诺，他把羊皮纸固定在桌上，在羊皮纸两边打上小孔标出页边，现在正用一支金属笔在上面划着平行的横线。过一会儿，这两张书页上就会充满各种色彩和图案，上面写着《圣经》虔诚经文的纸页，就会成为一件仿佛镶嵌着各种宝石的圣物闪闪发光。我对自己说，那两位僧侣兄弟正在人间度过天堂般的时光。他们在制作新的书本，跟那些随着时光的流逝将要被无情销毁的书籍一样……那么，藏书馆不能受到任何人间的威胁，它是有生命的……既然它有生命，为何又不能冒被认知的危险而向公众开放呢？莫非这就是本诺，或韦南齐奥所希冀的吗？

我为自己有这些想法感到困惑和胆怯。也许对于一个见习僧来说，在未来的全部岁月里，只应该谦卑地服从教规，不该有这些想法——而后来我正是这样做的，不提出任何问题，可是我周围的世界却越来越深地陷入一场血腥疯狂的大风暴之中。

用早餐的时候到了，我朝厨房走去。现在我已成为厨师们的朋友，他们给了我一些美味可口的饭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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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语，是与非。

第三天

午时经

其间，萨尔瓦多雷对阿德索推心置腹，三言两语难以概括，但是勾起他许多不安的沉思。

我正吃着，看到萨尔瓦多雷在一个角落里。他狼吞虎咽，高兴地吃着羊肉饼。显然，他跟厨师言归于好了。他像是平生没吃过东西，一点儿碎渣都不掉，而且仿佛为这特殊的事件而对上帝感恩戴德。

他对我挤挤眼，用他那种古怪的语言对我说，他这么死命地吃，是因为在以往那些岁月里他一直挨饿。我询问了他，他对我讲述了在乡村度过的悲惨童年。那里空气污浊，阴雨连绵，田野被毁发臭，瘴气弥漫。如果我没听错的话，那里常常一年四季连续不断发洪水，田地犁不出垄沟，播下去一个蒲式耳的种子只能收到六分之一，而那六分之一的收成还会逐渐化为乌有。那里的大财主也跟穷人一样面无血色，萨尔瓦多雷说（说到这里他咧嘴笑了），虽然穷人死掉的比财主多，那是因为穷人的人数多……一个蒲式耳的种子值六十个钱币，收上的六分之一谷物只值十五个钱币。布道者们宣告世界末日到了，但是萨尔瓦多雷的父母和祖上回忆说，以往多次都是这样，因此，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世界永远是快到末日了。就这样，当人们吃尽了能找到的死鸟肉和走兽肮脏的腐肉之后，传闻村里还有人把死人从地下挖出来吃掉。萨尔瓦多雷像是一位戏剧演员，讲得有声有色，还说有人入殓之后，那些最最歹毒的人怎么用手指从坟里把死人挖出来。“那可真是！”说着，他把羊肉饼塞到嘴里，不过，我从他脸上看到的像是绝望的食尸者做出的怪相。他又说，后来，有些更坏的人，不满足于从墓地里挖死人，而像是半路打劫的盗匪，隐蔽在树林里突袭过路人。“嚓！”萨尔瓦多雷把小刀搁在喉咙上，说道，“咔嚓！”还有比这更狠毒的人，他们用一个鸡蛋或是一个苹果诱杀小孩子，把他们吃掉。说到这里，萨尔瓦多雷神情严肃，让我感觉确有其事。他说，总是先把孩子们的肉煮熟再吃。他讲到一个来自外乡的人，到村里来贱卖熟肉，只卖几个钱，人们不知道哪儿来的那么好的运气。后来当地神父说，那是人肉，愤怒的人群把那人撕成了碎片。可是在当天夜里，村里的一个人去扒开那个人的坟，把那个食尸者的肉给吃了，而他被人发现后，就被村里人处死了。

不过，萨尔瓦多雷不光给我讲了这段往事。他片言只语，断断续续地跟我讲述了他从家乡出逃，浪迹天涯的故事。我努力回想着自己所知甚少的普罗旺斯方言和一些意大利方言，设法去听懂他说的话。从他的叙述中，我脑海里似乎浮现出在旅途中结识过或者见过的许多人，而现在我却能从中认出许多我后来认识的人。现在我对他们有更多的了解了，正因为如此，我不能肯定，相隔那么多年后，是不是把在认识萨尔瓦多雷之前或在他之后本来是别人的经历和罪行都归到他身上去了。在我疲惫的头脑里，他们都混为一体变为一个形象了，正所谓是依靠想象力，把对金子的记忆和对山峰的记忆融合在一起，就构建出一座金山来。

在旅途中我经常听见威廉提到“贱民”，他的一些教会兄弟用这个词语不仅指平民，还用来指没有文化的人。我总觉得这种表达太笼统了，因为我在意大利的一些城市，曾结识过一些商人和手工艺人，他们不是教士，但也不是没有文化的人，尽管他们的知识是通过俗语来表达的。这么说吧，那个时候就连统治着意大利半岛的一些暴君们，对神学、医学、逻辑学、拉丁文也都一无所知，但他们肯定不是贱民，也并非愚昧无知的人。因此我想，当我的导师谈论到“贱民”的时候，是在使用一种简单的概念。不过，萨尔瓦多雷毫无疑问是一个贱民。他来自穷乡僻壤，他家乡的人几个世纪来始终经受着饥荒和封建财主及恶霸的欺凌。他是个头脑简单的人，但他不是一个傻瓜。从他对我说的话看，在他从家里逃出来的那些岁月里，他始终渴望有一个不同的世界。那里呈现出一片安乐乡的景象，那里的树木会散发出蜜一般的芳香，那里盛产各式奶酪和香喷喷的腊肠。

在这种希望的激励之下，萨尔瓦多雷弃绝了那让人泪流成河的世界，在那里（他们这样教导我们），好像不公道也是上帝为了平衡天地万物而安排的，而其意图往往让我们难以捉摸，于是他艰难跋涉，从他家乡孟费拉出发去利古里亚，然后，从普罗旺斯出发去法国国王的领土游历。

萨尔瓦多雷浪迹天涯。他沿街乞讨，偷窃，装病，在某个财主那里临时干些杂活，后又重操旧业，干起绿林强盗的勾当。从他对我讲述的经历中，我看到了一个跟流浪汉为伍的浪人，而在随后的年月里，他更多的是在欧洲流浪，结交的人多半是：假僧侣、江湖骗子、诈骗犯、乞丐、麻风病人、跛子，还有卖货郎、流浪汉、说书人、无国籍的神职人员、巡游的大学生、魔术师、残废的雇佣军人、流浪的犹太人、精神崩溃的流亡者、疯子、被判流放的逃犯、被割去耳朵的罪犯、鸡奸犯。他们之中还有流动手工匠、纺织工人、锅炉工人、桌椅修理工、磨刀人、篾匠、泥瓦匠以及各类恶棍、拐骗犯、地痞流氓、无赖、赌棍、拉皮条的、造假者、犯买卖圣职罪的神职人员和神父、盗用公款者、贪污犯。另外，还有人以行骗为生，有人假造教皇的玉玺和印章，有人吹嘘大赦，有人假装瘫痪躺在教堂门口，有人从修道院逃出来到处流浪，有人兜售圣物，有人出售可赦免罪孽的符咒；有替人看手相的占卜者，有替人招魂的巫师，有江湖郎中、假警察、犯私通罪者，还有用欺骗和暴力的手段诱骗修女和少女者，假装患有脑积水、羊痫风、痔疮、痛风病、伤口溃烂或患抑郁症或疯狂症的病人。有人在自己身上涂胶泥，假装患上了不治的溃疡病；有人嘴里含着血红色的液体，假装泄出体内毒汁；还有人装模作样地拄着拐棍，装做是局部肢体残疾的弱者；有人模仿患有癫痫病、疥癣、淋巴炎或腮肿病，他们缠上纱布，涂上藏红花，手持铁器，头上缠着绷带，浑身散发出恶臭，溜进教堂里，或者突然倒在广场上，口吐白沫，翻动着白眼，鼻子里流淌着用黑莓汁或朱砂制成的假鼻血，以骗取人们同情，讨得食物和金钱。人们往往想起圣人们的教诲：要对受苦受难者行善事，与挨饿的人分食你的面包，把无家可归的人领入家门；我们瞻仰基督，欢迎基督，为基督穿衣，犹如水可以灭火一样，我们可以用善行洗涤我们的罪孽。

就在我讲述的这些事实之后，我在多瑙河沿岸见到了许多这样的人。如今我还记得那些江湖浪人，他们有名有姓，还像地狱里的恶魔似的分成许多不同的群体：类似乞丐帮、庸医帮、行骗团伙、假朝圣者、卖圣器者……

就像流窜在我们世间小道上的一群乌合之众，他们之中还混杂着有虔诚信仰的布道者，寻找新的猎获对象的异教徒，以及煽动作乱的离经叛道者。就是那个总是忧心忡忡的教皇约翰，生怕那些“贱民”会采取行动宣扬贫穷和乐于守贫，挑起对抗那些布道者的纷争。按照他的说法，那些“贱民”会吸引一些好奇的民众打起绘有各种图像的旗帜，祈求和勒索金钱。买卖圣职的贪腐的教皇，把宣扬贫穷行乞募捐的修士们比做盗匪是不是有道理呢？在那些日子里，经过在意大利半岛的一段旅行之后，我的思绪也理不清楚：我曾听说过阿尔托帕肖

[1]

的修士们在布道时威胁犯有罪孽的人，要他们用金钱赎罪，并承诺赦免罪孽；他们宽恕犯有抢劫罪和杀戮兄弟罪的人，释放凶杀犯和立伪誓者。他们声称在他们的医院每天要做上百次弥撒；他们募捐钱款，并用那些善款资助了二百名贫穷的少女。我还听过修士保罗·佐朴的故事，他隐居在列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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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森林里，吹嘘自己直接得到了圣灵的启示，说肉欲并不是罪恶。于是他就诱惑一些女子，把她们称作姐妹，强迫她们鞭笞自己赤裸的身体。在把他的祭品献给上帝之前，强求她们给予所谓的平安之吻，让她们排成十字形屈膝跪拜在地。那都是真的吗？这些自称得到了守贫修士们启示的隐士们，他们真的走遍了半岛城市的大街小巷苦行苦修吗？他们真的因鞭笞世俗的教士及主教们的恶习和抢劫行为而遭到憎恨吗？

萨尔瓦多雷所讲述的，与我的亲身经历和经验搅和在一起，难以分清了：似乎一切全一样。有时候，我觉得他颇像图赖纳

[3]

的那些瘸腿的叫花子，当圣马丁的遗体奇迹般地快要靠近他们时，他们拔腿就跑，生怕这位圣人会治愈他们的病，这样就会断了他们的财源；而圣人在他们抵达边境时恩赦了他们，恢复了他们四肢的功能，毫不留情地惩治了他们的邪恶。但当他跟我讲到在那帮人中间的生活时，讲到他聆听方济各会的布道者们的话语时，以及他怎么落草为寇时，这位僧侣凶残的脸上泛出了柔和的光亮。他明白了，当初他那贫穷和流浪的生活，不应该是一种迫不得已的沉重选择，而是一种愉快的奉献举动，于是他加入了一些苦行的赎罪教团。那些教团的名字他说不清楚，对他们宣扬的教义也解释得很不准确，我推测他是遇上了巴塔里亚会和韦尔多派，也许是卡特里派、布雷西亚的阿诺德派、卑微者。他周游世界，从一个教派到另一个教派，像完成使命那样为上帝过着他那浪迹天涯的生活，如同他以往为了填饱肚子这样做一样。

不过，他是怎么过来的，究竟有多长时间呢？按照我的理解，有三十来年的光景。他进了托斯卡纳地区的一个方济各修道院，穿上了方济各修士的长袍，但没有领受圣职。我想，他就是在那里学会了他能说的那点儿拉丁语，这点儿拉丁语与他流浪时说的各地方言混杂在一起。那时，他身无分文，没有祖国，流浪的同伴中间，有些是我家乡的雇佣兵，有些是达尔马提亚的鲍格米勒派。他说，在那里他开始了修行忏悔的生活（说到“忏悔”这个词时，他两眼一亮，我又听到了这个曾经引起威廉好奇的词）。不过，看来他在方济各修士们那里所领悟到的思想也很混乱，因为附近教堂里那个被指控犯有抢劫等罪行的牧师令他十分恼怒。有一天，方济各修士们闯入那个牧师家，那牧师从楼梯上滚下来摔死了，然后他们把教堂抢劫一空。为此，主教派遣一些武装人员，修士们四处逃散，萨尔瓦多雷又开始在意大利北方四处流浪，跟一帮小兄弟会的人或是行乞的方济各修士混在一起，不再遵循什么教规和戒律。

随后，他躲到图卢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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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了一段奇异的经历。在那里，他听到了十字军东征的伟大业绩，心里激动万分。有一天，一群基督徒和“贱民”组成一支队伍，集合起来漂洋过海，号称为捍卫信仰而与敌人奋战。人称他们“牧童”，实际上他们只是为了逃离自己条件恶劣的家园。其中有两个头领，用伪善的教义误导了他们。一个是因品德败坏而被逐出教会的牧师，另一个是入了本笃会的僧侣。这两个头领竟然蛊惑那些无知的人像羊群似的尾随他们，组成了一个庞大的群体，甚至连刚满十六岁的孩子也不顾父母的反对，背着行囊，拄着棍子，身无分文，离开家园。当时他们完全不受理智和正义感的约束，只凭仗自己的力量和意志行事。他们希望最终自由地聚集在一起，能找到一块“福地”。这种模糊的理想，使他们变得痴狂。他们走遍乡村和城市，把财物掠夺一空，要是有人被捕，他们就劫狱。有一次，他们进入巴黎的城堡营救同伙，巴黎的宪兵队长力图抵抗，他们就击倒了他，把他推下城堡台阶。他们撞开监狱大门，救出狱中人，然后他们在圣日耳曼的草坪上列队叫阵。无人敢应战，他们就无阻挡地开出巴黎城，朝阿基坦进发。他们所到之处，犹太人都被杀，财物被抢劫一空……

“为什么杀犹太人呢？”我问萨尔瓦多雷。他回答说：“ 为什么不杀他们呢？”他向我解释说，他生来就听布道者说，犹太人是基督的敌人，他们累积的财富是穷人所不齿的。我问他，领主和主教们不是也通过什一税聚敛财富吗，如此说来，牧童们并不是跟他们真正的敌人斗争。他回答我说，当敌人太强大的时候，就得选择较弱的敌人。我揣测，正因为如此，这些人才被称为“贱民”。只有那些有权势的人才清楚地知道谁是他们真正的敌人。领主们不愿把他们的钱财作为这些牧童的军费供他们铤而走险。对领主们来说，牧童的头领误认为财富在犹太人手里，是很幸运的事情。

我问他，是谁教唆这些人去袭击犹太人的，萨尔瓦多雷记不得了。我现在认为，当一群乌合之众追随着一种承诺而妄想一举获胜时，就永远不知道是受谁指使的。当时我想，他们的头领是在修道院和教会学校里接受的教育，说的是领主们的语言，尽管他们翻译成牧童们能听懂的话，那些人也并不知道教皇在哪里，但他们知道犹太人在哪里。总之，他们围攻法国国王一座高大坚实的城堡，是因为大批惊恐万状的犹太人躲在里面。他们攻破城堡时，一些从城堡里逃出来的犹太人在城墙下勇敢地自卫，他们扔木头和石块奋力抵抗。牧童们就在城门口纵火，用烟和火阻击仍被围困在里面的犹太人。犹太人寡不敌众，但他们宁可自杀也不愿死于敌手，就恳求他们中一位最勇敢的人用剑刺死他们。那位勇士为成全同胞心愿，拔剑杀死了五百名自己人。此后，那人带领犹太人的孩子们走出城堡，请求牧童们给那些孩子施行洗礼。但是牧童们对那人说：你杀了那么多自己的同胞，而你却想免于一死？就把那人碎尸万段，但没杀那些孩子们，还为他们施了洗礼。然后，他们就朝卡尔卡松走去，一路上杀人抢劫，无恶不作。这使法国国王忍无可忍，即下令牧童们所经过的每一个城市都要进行抵抗，甚至下令保护犹太人，就像保护国王的臣民一样……

为什么法国国王在那个紧要关头对犹太人如此关切呢？这不仅因为犹太人对于王国的贸易发展有利，也许还因为他怀疑牧童们会在他的王国做出过激的事情来。况且，牧童的人数激增，已危及他的政权。因此国王认为必须消灭牧童，得让所有的优秀基督徒能找到理由来声讨牧童们犯下的罪行。不过许多牧童不服从国王，他们认为不该保护犹太人，说他们始终是基督教的敌人。在许多犹太人放高利贷的城市，民众也乐于看到牧童们惩罚富有的犹太人，于是国王下令不准帮助牧童，违令者处死。国王集聚了一支大军突袭，牧童死伤甚多，有的幸免也落荒而逃，遁入森林，不少人冻饿而亡。对漏网的残余分子，国王委派将领把他们一一捉拿归案，二十人或三十人一批，将他们吊死在大树上，用他们的尸体警示世人，看谁还敢搅乱王国的安宁！不久，牧童终被歼灭。

萨尔瓦多雷在跟我讲述这段历史时，像是在讲一番丰功伟绩，这挺不寻常。他的确一直深信牧童们的行动是为了征服基督的圣地，并把它从异教徒手里解放出来，可是我无法让他相信的是，早在隐修士彼得

[5]

和圣伯尔纳的时代，以及法国国王圣路易

[6]

的时代，这神圣的征服使命业已完成。不管怎么样，萨尔瓦多雷没有到异教徒的国度里去，因为他得尽快离开法国的土地。他告诉我，他去了意大利北方诺瓦拉地区，但是对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他很含糊。后来他到了卡萨莱，在那里，方济各会的修道院接待了他（我想他是在那里遇上的食品总管雷米乔）。那时，他们之中很多人受到教皇迫害，换了僧袍，躲在其他教会的修道院里避难，以免被处以火刑。这的确就像乌贝尔蒂诺跟我们说的那样。由于他擅长手工艺，长期积累了不少经验（他在无拘无束流浪时，有时是为不正当目的，有时是出于对基督的爱而从事多种劳动），食品总管雷米乔很快就接纳他为助手。这就是为什么他在这里一住就许多年，对教会的豪华气派不大感兴趣，却致力于管理地窖和食品库的缘由。他可以不用偷窃而随意吃东西，他可以自由地赞美上帝而不被烧死。

这是在他狼吞虎咽地吃着美味时，给我讲述的故事，我怀疑他会不会编造了些什么，又隐瞒了些什么。

我好奇地看着他，不是因为他遭遇过的那些经历独特，而是因为我觉得他所经历过的一切，正像许多光辉灿烂的事件和运动的缩影，使得那个年代的意大利变得更加富有魅力和更加不可思议。

从他的那些谈话中能看出什么呢？他是一个有过冒险生涯的人，一个可以杀死同类而不认为是犯罪的人。虽然在那个时代，每一种触犯教规的行为在我看来如出一辙，但是，我开始懂得我耳闻的一些现象，并且理解了群情激昂的人们，因把魔鬼的法则看作上帝的法则，而对异类实行疯狂大屠杀，这是一回事；而躲在阴暗的角落里预谋杀人，却镇定自若，这是另一回事，两者不可相提并论。我觉得萨尔瓦多雷不像是染指这样一桩凶杀案的人。

另外，我想发现修道院院长隐射的究竟是什么，多里奇诺修士所追求的理念一直困扰着我，尽管我对他一无所知。那两天，在我所听到的许多谈话之中，总有他的幽灵在游荡。

我直截了当地问萨尔瓦多雷：“在你的跋涉途中，从来没有结识过多里奇诺修士吗？”

萨尔瓦多雷的反应颇为特别。他瞪大眼睛，也许他从未那样睁大过眼睛，他不停地在胸前画十字，用一种我实在无法听懂的语言，断断续续地念叨了几句。不过我觉得他是在否定。这以前，他始终是用亲切信任、可以说友善的目光看着我。可在那一瞬间，他简直是恼怒地看了我一眼，而后找了个借口走掉了。

这时我再也无法克制。那位别人提起他时总是恐惧万分的修士究竟是谁呢？我决不能再让求知欲继续折磨我了。我突然闪过一个念头，乌贝尔蒂诺！他就是提到过那个名字的人，就在我们遇见他的第一个晚上。他通晓那些年代里有关修士的、小兄弟会的以及其他各类人的一切明显的和隐晦的事情。可那个时辰我在哪儿能找到他呢？他肯定是在教堂里，沉浸在祈祷之中。一定是在那里，鉴于那会儿我有空闲的时间，我就去那里找他了。

我没有找到他，而且直到晚上我都没找到他。我的好奇心无法解除，与此同时修道院里发生了别的事情，现在我得一一叙述。

[1]
Altopascio，意大利中部卢卡城郊小镇。

[2]
Rieti，意大利中部拉齐奥大区省分。

[3]
Touraine，法国南部区域。

[4]
Toulouse，法国城市。

[5]
Peter the Hermit（约 1050—1115），法国僧侣，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鼓吹者。

[6]
指路易九世（1214—1270）。

第三天

午后经

其间，威廉跟阿德索谈论一大批异教徒以及“贱民”在教会里的作用，谈论他对认识普遍规律的怀疑，并顺便讲述他如何破译了韦南齐奥留下的魔符。

我在冶炼作坊找到了威廉，他跟尼科拉两人正专心致志地干活。他们在桌上摆开许多圆形的玻璃片，也许原本是准备把它们装在一扇玻璃窗衔接处的。有些玻璃片已经用工具磨成所需要的厚度。威廉把它们放在自己眼前，一一试着。尼科拉在安排铁匠们制造铁框架，好把磨好的玻璃片镶嵌进去。

威廉恼怒地嘟囔着，因为到目前为止最令他满意的那个镜片是翠绿色的，而他说，不愿意在用它来翻看羊皮纸书页时，看到的是一片片草坪。尼科拉走远去监督铁匠们的工作。当威廉摆弄那些圆形镜片时，我对他说了刚才我跟萨尔瓦多雷的谈话。

“他那个人有过多种经历，”他说道，“也许他真的跟多里奇诺派的人在一起待过。这座修道院正是大千世界的一个缩影，当教皇的特使们和米凯莱修士来到的时候，我们真就齐全了。”

“导师，”我说道，“我真是什么都不明白了。”

“是哪方面的事情，阿德索？”

“首先，是关于异教徒之间的差别，这我以后再问您。现在我为差异的本身而困惑。跟乌贝尔蒂诺谈话过程中，您极力对他表明异教徒和圣人全都是一样的，可您跟修道院院长谈话时却又竭力跟他解释异教徒与异教徒以及异教和正统的基督教之间的差别。也就是说，您责备乌贝尔蒂诺把本质相同的异教徒区别对待，却责备修道院院长把本质不同的人看作一丘之貉。”

威廉把镜片暂时搁在桌上。“我的好阿德索，”他说道，“我们来区别一下吧，不妨权且用巴黎学派所用的术语来加以区别。那边的人说，所有人本质上都属一个类别，我没有搞错吧？”

“当然，”我对自己的学识颇感自豪地说，“人是动物，然而是有理性的动物，有笑的能力是人的本性。”

“好极了。不过伯克特

[1]

和波拿文都拉是不同的，伯克特肥胖，波拿文都拉干瘦。同样还有，乌戈乔内

[2]

凶恶，方济各善良，阿尔德马洛冷静，阿基鲁尔夫

[3]

暴躁。是不是这样？”

“无疑是这样。”

“那么，这就是说，在不同的人中间，从他们的实质来看，有同一性，从他们的偶然性，或者是从他们的表面来看，却又有差异。”

“当然是如此。”

“所以，我在跟乌贝尔蒂诺谈到人性时，分析了其既爱善行又爱邪恶的复杂性，旨在说服他相信人性的同一性。而我在跟院长谈到卡特里派和韦尔多派之间的差别时，我坚持说明他们偶然行为的不同。我之所以这样坚持，是因为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把一个韦尔多派的人所犯的罪行错加到一个卡特里派的人身上而将他活活烧死，反过来也是如此。而将一个人活活烧死，就是烧死他个人存在的实体，也就是彻底消除了一种具体的生存行为，包括本身好的行为，至少是在上帝的眼里。你不觉得这是坚持其偶然性差别的一种充分理由吗？”

“是的，导师，”我兴奋地回答说，“现在我明白了，您为什么要这样说，我钦佩您雄辩的哲理！”

“这并不是我的哲理，”威廉说道，“我甚至不知道这是不是好的哲理。不过，重要的是你已经懂了。现在我们看看你的第二个问题。”

“问题就在于，”我说道，“我觉得自己太没有知识了。我无法分辨韦尔多派、卡特里派、里昂穷人派、卑微者、贝基诺派

[4]

、笃信基督者、伦巴第派、约阿基姆派、巴塔里亚会、使徒派、伦巴第穷人派、阿诺德派、威廉

[5]

派、自由灵弟兄会，以及路西法派之间的差异。我该怎么办呢？”

“啊，可怜的阿德索，”威廉笑了，在我的后颈窝亲切地拍了一下，“你并没有错！你看，就像在最近两个世纪，或许还要更早，我们这个世界是怎样一下子完全被无奈、希望和绝望的情绪所侵袭……不行，这不是一种好的比拟。你想象一条江河，它在坚实的堤岸之间奔流，一泻千里。你知道河流在哪里，堤岸在哪里，陆地在哪里。河流由于流经的时间太长、地域太宽广，突然间它疲惫了，因为它即将接近大海，而大海要把所有的河流都纳入其中，这时，这条河流就不知道自己原本是什么了。这样就汇成一片流域。也许主要的河道还留着，但从大河分出很多支脉，流往各个方向，而有些支流又相互汇合起来，你分不清那一条原本是从哪一条分出来的。而有时候，你连哪里还是河流，哪里已经是大海都分不清了……”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您所比喻的那河流就是上帝之城，或者说是正义的王国，它正临近千禧年，而在这种动荡不安之中，它已难以支撑了。真假预言家应运而生，一切都汇集在一片广阔的平原上，那里将会展开最后的决战……”

“我倒并没有想到这个。不过我们方济各修士中总有一种对第三个时代以及圣灵的王国的强烈期待，这倒是真的。不过，我更想让你明白，几个世纪以来，教会的组织机构，也是整个社会，即上帝子民的组织机构。这个机构变得越来越富有和密集了，并且带走它所经过的一切国家的残渣垃圾，而失去了自身的纯洁性。就像江河流域的支脉，要是愿意，就如同干流一样，有那种尽可能流归大海的愿望，或者说，想到达净化的境界。不过，我的比喻不是完美的，我只是告诉你，江河在支撑不住时，也会产生许多异教和革新运动的支派，也会鱼目混珠。你可以在我拙劣的比喻中加入个人的想象：某个人想竭尽全力加固重建河流的堤岸，却不能如愿以偿。江河流域的一些支流就被淤泥阻塞了，另一些支流通过人工运河重又流入了大河，还有一些继续向前奔流而去。因为江河不可能留住一切，河流要维持河道的完整，形成一条可以辨认出来的水道，让河水失去自身的一部分是合情合理的。”

“我越来越听不明白了。”

“我也同样，我不善于用比喻的方式说话，你忘了这河流的故事吧。你还不如先弄懂你所提到的许多运动为什么都产生在两百年之前，而有些运动已经销声匿迹了，有些是新兴的……”

“可是每当人们谈到异教徒时，总要提到它们。”

“的确，不过这就是异端传播的方式之一，也是其被消灭的原因之一。”

“这我又不懂了。”

“我的上帝啊，真难哪！好吧，你想象你是一位道德风尚的改革者，你把一些同伴聚集到一座山顶上，一起过贫穷的生活。一段时间后，你就会看到许多人来投奔你，有些甚至来自遥远的国土，把你看作预言家，或者你看到有新的使徒跟随着你。他们真的是为你或为你所宣扬的理念而跟随你吗？”

“我不知道，我希望是如此。如果不是，那又会怎样呢？”

“因为他们是从父辈那里听到过其他改革家们的故事，以及近乎完美的社会群体的传说，他们把事情都混淆在一起，认为此即彼，彼即此。”

“这样一来，所有的运动都是一代代沿袭下来的了。”

“当然，因为很多参加社会风俗改革运动的人是没有多少学识的贱民，而改革运动的各种不同的方式，不同的学说形式产生于不同的地方，这些贱民怎么能分辨呢？比如说，人们常把卡特里派和韦尔多派混淆在一起，但是他们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异。韦尔多派主张在教会内部进行改革，而卡特里派则主张创立一种不同的教会，对上帝和道德有不同的观点。卡特里派认为世界被善恶两种相对立的势力所分割。在他们创立的教会里，把完美的信徒与普通的信徒区分得很清楚，他们有自己的圣礼

[6]

和仪式；他们建立了十分严格的等级制度，几乎跟我们的圣母教会差不多，根本不想消灭一切权力的形式。这就向你说明了为什么身居高位的人、大财主们和大封建主们都加入了卡特里派。他们不想改变世界，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善与恶永远无法形成对立。而韦尔多派（跟他们在一起的有阿诺德派和伦巴第穷人派）却愿意在守贫的理想上建立一个不同的世界，因此他们接纳穷人，靠他们的双手劳动生活在集体中。卡特里派拒绝施行教会的圣礼，而韦尔多派却不是，他们只拒绝亲耳聆听告解。”

“可为什么人们总是把他们混为一谈，而且总说他们同样都是罪恶的呢？”

“我跟你说过了，让他们活下去的手段也是他们灭亡的原因。他们致富所依靠的是受到其他运动鼓动的贱民，那些贱民相信同一种动力既能引发造反又给人以希望；宗教裁判官把他们中一些人的错误嫁祸于另一些人，从而把那些人全部消灭，要是一种教派的人在他们的运动中犯下一桩罪行，那么其他任何运动的任何教派里的人都会被牵连在内。从道理上来说，是宗教裁判官们搞错了，他们把互相矛盾的教义混在一起；而从那些运动的追随者所犯的过错来说，他们又是对的，因为，比如当一个城市发起了阿诺德派的运动，那些过去曾经是卡特里派或是韦尔多派的人也会响应。多里奇诺的信徒们宣扬要在肉体上消灭世俗的教士和僭主，他们肆意实行暴力，而韦尔多派却反对暴力，小兄弟会也同样如此。我肯定，在多里奇诺修士的年代里，许多追随过小兄弟会和韦尔多派的人也加入了他的团体。贱民无法为自己选择他们的异端。阿德索，他们参加了那些自己家乡的、路过村子里的或者在广场上布道者的团体。他们的敌人采取欺骗蒙蔽的手段，把民众统统说成是异教徒，而他们也许同时宣扬弃绝性的欢乐和领受圣体，这是高明的传道艺术：把异教说成不过是叛逆意识及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交织在一起形成的。”

“那么说，他们之间没有联系，由于恶魔的欺骗，一个贱民明明想成为约阿基姆派或属灵派的人，却可能误入卡特里派手里，反过来也是如此？”

“可并非如此。我们从头再来，阿德索。我可得声明，我想对你解释的事情，连我自己也难辨真伪。我想错误就在于首先相信有异端，然后，贱民参与其中（并被毁在其中）。事实上，首先是贱民的社会存在，然后是异端。”

“这怎么讲？”

“对上帝子民的构成你有明确的概念。一大群羊，有善良的羊，也有邪恶的羊，被凶猛的牧羊犬即武士们看守着，或在当政者、皇帝和僭主的权力控制之下，或在牧师、世俗的教士以及神的代言人的权力控制之下。形象清晰易见。”

“并非如此。牧羊人跟牧羊犬斗争，因为两者都想从对方手里夺得权力。”

“不错，正因如此，才使得羊群的性质难以确定。牧羊犬和牧羊人只顾相互厮杀，根本顾不上照应羊群。羊群中的一部分就被排斥在外了。”

“怎么排斥在外？”

“被边缘化了。农民不再是农民，他们没有了土地，或者他们的土地很少，不能养活自己。市民不再是市民，因为他们没有手艺，也不属于某个行会，他们地位卑微，是猎物。你在乡下偶尔见到过麻风病人的群体吗？”

“见过，有一次我见到上百个麻风病人在一起。形态怪异，皮肉溃烂发白，拄着拐杖瘸着走路，眼皮肿胀，眼球泛血，他们不是在说话或喊叫，而是像老鼠似的吱吱叫。”

“在基督徒眼里，他们是游离在羊群之外的另类人。羊群憎恨他们，他们也憎恨羊群。基督徒巴不得他们这些患麻风病的人统统都死掉。”

“是的，我还记得国王马克的一段故事，他判了美女依索尔德火刑，正要让她登上火刑架，来了一群麻风病人。他们对国王说，火刑是一种太轻的惩罚，还有一种更厉害的惩罚。那些麻风病人对国王叫喊道：把依索尔德交给我们吧，她是属于我们大家的，病痛烧灼着我们的欲望，把她交给你的麻风病患者吧！你瞧，我们的破衣烂衫都粘在了流脓的烂疮口上，她在你的身边享受着锦衣玉食和珍珠宝物，当她看到我们麻风病人住的院子，当她走进我们的陋室跟我们一起躺下时，她真的会承认她的罪孽，后悔自己没有被活活烧死在火刑架上！”

“我看你这个本笃会的见习僧，读的东西倒挺奇怪，”威廉评论说，我满脸绯红，因为我知道一位见习僧是不该读爱情小说的。然而在梅尔克的修道院里，那些小说却在年轻的僧侣之间传阅着，我们经常在夜里点着蜡烛偷看。“不过，没有关系，”威廉接着说道，“你明白了我想说什么。那些被排斥的麻风病患者是想把人们都拖入他们的苦难之中，而你越是排斥他们，他们就变得越坏；你越是把他们看做一群想毁了你的妖孽，他们就越是被排斥在社会之外。方济各修士都明白这一点，他们把生活在麻风病人中间作为自己的第一选择。如果不把自己融入被社会排斥的人群中去，上帝的子民是无法改变自己的。”

“但是您刚才谈的是其他的被排斥者，并非组织异教运动的麻风病患者。”

“‘羊群’是一串同心圆，从离圆心最远的‘羊群’到离圆心最近的‘羊群’，都围绕着同一个圆心。麻风病患者只是象征普遍意义上的被排斥在外的人，圣方济各明白这一点。他不仅想帮助麻风病患者，如果只是那样的话，他的行动就会降格到一种微不足道的慈善行为。他另有深意。他们对你讲述过他向鸟儿传道的事情吗？”

“噢，是的，我听过这个美丽动人的故事，我很欣赏圣人乐于跟那些稚嫩的上帝的创造物为伴，”我激情洋溢地说道。

“咳，他们对你讲述的是一个错误的故事，或者说是如今正在重建的修士会的历史。方济各对他城市的民众和他的法官们讲话时，看到他们并不理解他，于是他朝公墓走去，对着乌鸦、喜鹊、鹞鹰以及食尸的猛禽布起道来。”

“这太可怕了。”我说道，“它们可不是一些好鸟儿啊！”

“都是一些猎鹰，另类的鸟儿，就像麻风病人一样。方济各自然是想到了《启示录》中的话：我看见一位天使站在日头中，向天空所飞的鸟大声喊着说：‘你们聚集来赴神的大筵席，可以吃君王与将军的肉，壮士与马和骑马者的肉，并一切自由的，为奴的，以及大小人民的肉。’”

“那么，方济各这不是要鼓动被社会排斥在外的人们起来造反吗？”

“不，那是多里奇诺和他的追随者们干的事。方济各是想让原本打算造反的被排斥在外的人们，成为上帝子民的一部分。方济各没有成功，对你说起这个，令我痛心疾首。为了与被排斥在外的人们融合在一起，得在教会内部行动，而为了在教会内部行动，就要获得教规的承认，从而产生一个修士会；而当一个修士会产生的时候，就会重新组成‘羊群’的同心圆；于是被社会排斥的人们就在那圆的边缘上了。那么，现在你明白了，为什么有小兄弟会和约阿基姆派，他们再次把被排斥的人集合在他们的周围。”

“可我们刚才不是在谈论方济各，而是在谈论异教如何成为贱民和被排斥者的产物。”

“不错。我们刚才是在谈论被‘羊群’排斥在外的人。多少世纪以来，教皇和皇帝为了争夺权势而厮杀，这些人却一直生活在社会的边缘，他们是真正的‘麻风病人’。麻风病人只是上帝安排的病态形象，旨在让我们明白这种比喻，在谈论‘麻风病人’时，我们明白指的是‘被排斥的人、穷人、贱民、穷困潦倒的人、乡村中失去土地的人、城市里被凌辱的人’。我们没有明白，麻风病的神秘一直在困扰着我们，我们没有分辨出其实质的象征含义。被排斥在‘羊群’之外的那些人，都巴不得能聆听到借助基督的召唤所作的传道，让那些牧羊犬和牧羊人受到谴责，而且承诺有朝一日将会让他们受到惩罚。掌控权势的人一直是明白这一点的。而容纳被排斥的人将会减少他们的特权，因此被排斥的人一旦觉悟到自己被排斥的根源时，就会像异教徒那样受到放逐，无论他们所遵循的是何种教义。而从被放逐的人那方面来说，因为盲从地处在被排斥的地位，对任何教义都不感兴趣。对异教的错觉就在于此。人人都是异教徒，人人又都是正统的基督徒，一种运动所追求的信仰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提出的希望。所有的异教都成了被社会现实排斥的一面旗帜。你抓住异教，你就能找到‘麻风病人’。每一场对抗异教的战斗只求这样的结果：让‘麻风病人’仍然当‘麻风病人’。至于‘麻风病人’呢？你想要他们做什么？让他们从三位一体的教义中或者在圣餐的定义中分辨出对错吗？算了吧，阿德索，这是我们这些有学识的人玩的游戏，贱民有他们自己的问题。请注意，他们往往是用错误的方式去解决自己问题的，因此，他们就成了异教徒了。”

“可为什么某些人支持异教徒呢？”

“因为这对他们的游戏有用，那种游戏与信仰很少有关联，经常是跟赢得权势有关。”

“难道就因为这样，教廷就把所有与它敌对的人指控为异端吗？”

“正是这样，正是这样，教会就承认那些能够在其控制范围内行动的异教为正教，或者说，教会不得不接受异教变得过分强大的事实，认为把异端视为敌对势力是不合宜的。不过没有明确的标准，要看是什么人，要看是什么情况。这对世俗的僭主们也是适合的。五十年以前，帕多瓦城邦颁布了一道法令，谁要是杀了一位教士，就得被罚一笔重金……”

“那不算什么！”

“说的就是啊。那是一种煽动民众仇恨教士的方式，城邦处在跟主教的争斗之中。你明白，不久前在克雷莫纳，忠于帝国的人帮助卡特里派并不是因为信仰，而是想让教廷处于尴尬的境地。有时候城邦的长官们鼓励异教徒把《福音书》翻译成通俗拉丁语：如今通俗拉丁语已经成为城邦的语言了，拉丁语则是罗马和修道院的语言。他们或许会支持韦尔多派，因为他们主张所有的人，不分男女老少，都可以从事教学或布道，一个当了十天学徒的工人可以给另一个人当师傅……”

“这样，他们就消除了原来无可替代的世俗教士与平民的差别了！可是，为什么后来城邦的长官自己起来反对异教徒，并且坚决支持教会把异教徒烧死呢？”

“因为他们发现异教的扩张也危及说通俗语的世俗者的特权。在一一七九年（你看，这些历史要追溯到两百年以前了）拉特兰公会议上，沃尔特·梅普

[7]

已经提出要防止那些愚昧无知的韦尔多派的人获得信贷。要是我没有记错的话，他说过，他们居无定所，赤脚周游，一无所有，共生共存，赤身裸体地效法赤裸的基督；现在他们开始采用这种谦卑的方式，因为他们是被排斥在外的人，但如果给予他们太多的空间，他们会撵走所有的人。为此，城邦后来支持了托钵修会，尤其是我们方济各会：因为我们允许在悔罪的需要和城邦生活之间，在教会和对市场感兴趣的市民们之间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

“在热爱上帝和热衷于交易之间也达到和谐了吗？”

“没有，革新运动遇到了障碍，被纳入教皇认可的轨道之内，但是私下里的活动并没有纳入轨道。一方面，形成了不损害他人的鞭笞派的运动，形成了像多里奇诺修士那样的武装团伙，形成了就像乌贝尔蒂诺所谈到的那些施行巫术般宗教礼仪的蒙特法尔科的修士们……”

“可是当初是谁对，现在又是谁对，谁错了呢？”我茫然地问道。

“谁都有自己的道理，谁也都错了。”

“可是您，”我简直是带着一种叛逆的冲动叫喊道，“为什么就不站稳立场，为什么您不告诉我真理究竟在哪里呢？”

威廉缄默不语地待在那里，他把刚制作好的镜片拿起来对着亮光看，然后又把镜片放在桌上。他让我透过镜片看一件铁器：“你瞧，”他对我说，“你看到什么啦？”

“一件铁器，稍稍放大了点。”

“这就对了，人们应努力做到的就是把事物看得更清楚些。”

“可始终是那件铁器啊！”

“当我有了这副眼镜，能够再读韦南齐奥的手稿时，那也将永远是同样的手稿。但我读过那份手稿之后，我也许会更好地了解一部分真相。而也许，我们会使修道院的生活有所改善。”

“但是那还不够啊！”

“阿德索，看来我说得太多了。我不是第一次跟你谈到罗杰·培根。也许他并不比其他时代的人更聪明。但是，他那种激励自己热爱知识、满怀希望的魅力始终吸引着我。培根相信贱民的力量，理解他们的需要，接受他们精神上的创新。如果他没有想到穷人、无立足之地的人、愚钝的和没有文化的人经常使用上帝的嘴在说话，那他就不是个好的方济各修士；如果他有可能近距离地了解他们，他就会比当地修士会的人更关注小兄弟会。贱民有时比学者知道得更多，因为学者在对极其普通法则的探讨研究之中经常迷失。他们往往有个人的直觉，但这种直觉是不够的。贱民发现了一种真理，也许比教会里的导师们更真实，但他们把真理耗费在不经思索的欠审慎的行为之中了。那么该怎么做呢？向贱民传授科学吗？太容易，也太困难了。再说，传授什么科学呢？阿博内藏书馆里的科学吗？方济各会的导师们给自己提出了这个问题。伟大的波拿文都拉说，智者应该用清楚的概念去解释蕴含在贱民行为里的真理……”

“正像佩鲁贾方济各大会和乌贝尔蒂诺博学的专题论文，把贱民对守贫的向往变成神学的决议。”

“是的，可你也看见了，这一切太晚了，贱民的真理变成了强权者的真理，掌握这真理对路德维希皇帝来说，比对一个生活贫穷的修士更有用。怎么近距离地体验贱民的经历，这么说吧，就是怎么保持其勤劳的美德，以及拥有为改变和改善世界而工作的能力呢？这就是培根曾经提出的问题：‘没有文化教养的粗鲁人所做的事，其产生的效果往往是偶然的。’他说，贱民的经验会产生野蛮和失控的结果，‘知识的功能是受到某种法则保护的，它们会有效地实现应该达到的目的’。就是说，即使在处理类似机械、农业或管理城市的实际事务中，都需要有神学理论。他认为新的自然科学应该是有学识之人的新的伟大事业，他们通过对自然进程不同的认识来协调社会的基本需求，那是贱民所期待的，尽管这些需求是成堆的，混乱无序的，但有真实与合理的部分。新的科学，新的自然的魔术。只不过，在培根看来，这项宏伟事业应该由教会来领导，我认为他之所以这么认为，是因为在他生活的年代里，世俗教士们生活的群体与学者们的群体是混杂在一起的。如今情况不同了，有学识的人也产生在修道院和教堂之外，甚至也产生在大学之外。你看，在这个国度里，本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就没有当过僧侣，而曾是一个卖香料的商人。我说的这位佛罗伦萨人，你也许听到过人们谈论他的诗篇，可我从来没有读过，因为我不懂他的通俗拉丁语，而且他的作品，据我所了解的部分来看，大概我不会太喜欢的，因为他夸夸其谈，所论及的事情也离我们的经历太远了。不过，关于对元素和整个宇宙性质方面的理解，对于如何领导国家，我想他为我们写下了最高明的篇章。我是这样想的，因为我和我的朋友们如今认为，人间事务不该归教会来管，而应由人民开会来制定法律，将来也同样应该由有学识的群体提出崭新的富有人性的神学，因为神学是自然的哲学，有正面的魔力。”

“无比美好的事业，”我说道，“但是可能吗？”

“培根相信有可能。”

“您相信吗？”

“我也是一直相信的。但要相信其实现的可能性，就需要肯定贱民是有道理的，因为他们具有个人的直觉，那是唯一可信的。但是，如果个人的直觉是唯一可信的，那么科学又怎么能通过直觉重新总结出普遍规律呢？而那种正面的魔力又怎么通过反映普遍规律变成切实可行的呢？”

“对啊，”我说道，“怎么能够呢？”

“这我就不知道了。在牛津大学，我曾经跟我的朋友，奥卡姆的威廉有过许多争论，现在他在阿维尼翁。他在我头脑里播下了怀疑的种子。因为，如果唯有个人的直觉是正确的，那么，同样的原因产生同样的效果，这样的命题就变得很难成立了。同样的物体，可以是冷的也可以是热的，可以是甜的也可以是苦的，可以是湿润的也可以是干燥的——在一个地方是这样，而在另一个地方就不是这样了。如果我不动一个手指就能营造出无穷无尽的新物体的话，那我怎么能够发现支配事物保持井然有序的普遍的关系呢？因为只要手指一动，就会改变手指和所有其他物体之间的地位关系。这些关系就是我的头脑用来感知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联的方式，可是怎么保证这种感知的方式是普遍的和稳定的呢？”

“可您知道一定厚度的一块玻璃，适应一定的视觉能力。因此，您现在知道怎么制造出跟您丢失的那副一样的眼镜来，否则您怎么能够呢？”

“一个尖锐的回答，阿德索。实际上我拟出了这个命题。一定的厚度应该适合相应的视觉能力。我提出这个命题，是因为我有过多次同样类型的个人直觉。试验过药草治疗性能的人，都知道所有本质相同的药草用在患者身上会产生同样的药效。因而，做这两种试验的人就得出论断，哪种类型的药草对发高烧的人有效用，哪种类型的镜片能够以相应的程度改善眼睛的视力。培根所谈到的科学论点无疑是围绕这些命题提出的。请注意，我是谈关于事物的命题，而不是就事论事。科学跟命题及其术语有关系，而术语是指个别单一的事物。你要明白，阿德索，我应该相信我的命题是行得通的，因为我是在实际经验的基础上学到的。但是，要相信它，我就得推测存在普遍规律，可我又不能谈论那些规律，因为同样是关于存在普遍规律和事物有其一定秩序的观点，就意味着上帝成了这种观点的俘虏。但是上帝的存在是绝对自由的，如果他愿意，只要是出于他的意志，是他的举动，就能使世界完全变个样。”

“那么说，修士，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您知道自己为什么做某件事，而您并不知道为什么您深知自己在做什么？”

我应该自豪地说，威廉是钦佩地看了我一眼，他说：“也许。不管怎么样，我对你说这个，是为了让你知道我对自己所阐述的真理并没有把握，尽管我是相信它的。”

“您比乌贝尔蒂诺更神秘莫测！”

“也许是吧。不过你看到了，我是在探索大自然的事物。而即使在我们正进行的调查中，我也并不想知道谁是善人谁是恶人。不过，我想知道的是，昨晚究竟是谁到过缮写室，究竟是谁拿走了我的眼镜，究竟是谁在雪地上留下了拖曳躯体的印痕，以及贝伦加究竟在哪里。这些都已成为事实，而且我会尽可能地把这些事实联系起来，因为很难说清楚哪些原因会产生哪种结果；只要有一位天使相助，也许就能改变一切。因此，无法表明某种事物就是产生另一种事物的原因，这并不令人惊讶，尽管要不断地证实。我正是在这样做。”

“您活得很艰辛。”我说道。

“可我找到了勃鲁内罗。”威廉大声地说道，他指的是两天以前的那匹马。

“那么说来，世界是有一定秩序的！”我兴高采烈地喊道。

“也就是说，我这个可怜的脑袋里有一点儿头绪了。”威廉回答说。

这时候，尼科拉拿着一个快要做完的眼镜架回来了，他得意洋洋地给我们看。

“在我这可怜的鼻梁上戴上这副眼镜的时候，”威廉说道，“也许我这个可怜的脑袋会变得更有条理些。”

来了一位见习僧，他通知我们说院长想见威廉，他在花园里等着他。我的导师不得不推迟他的试验，我们急忙朝约好的地方赶去。我们起身走的时候，威廉朝自己的脑门上敲了一下，好像就是在那一瞬间才想起自己忘了什么事情。

“噢，对了，”他说道，“我把韦南齐奥神秘的符号破解出来了。”

“全部破解出来啦？什么时候？”

“你睡着的时候。这得看你理解的‘全部’是什么意思了。我破解了在火焰下显示的那些符号，就是你誊写下来的那些。至于用希腊文写的那些笔记，得等我有了新眼镜以后再说。”

“那究竟是什么？是不是关于‘非洲之终端’？”

“是啊，而破解的方法相当简单。韦南齐奥用的是黄道十二宫的十二个符号，另外八个符号是指五个行星，太阳和月亮两个发光体和地球。一共二十个符号。这就足以把拉丁语的字母结合进去，因为你可以用同样的字母来表达unum

[8]

和velut

[9]

这两个词首字母的发音。字母的排列次序我们知道。那么符号的次序又是怎样的呢？我想到了天体的布局次序，把黄道十二宫的象限放在最外边的周界线上。那么就是地球、月亮、水星、金星、太阳，以此类推，然后，接下去就是黄道十二宫的符号，按照他们传统的排列次序，就像塞维里亚的伊西多尔所排列的那样，以白羊座和春分开始，到双鱼座结束。现在，如果你试着用这个解法破译，就可知韦南齐奥所传达的信息蕴含的某种意思了。”

他递给我那张羊皮纸书页，上面是用很大的拉丁语字母破译出的信息：“Secretum finis Africae manus supra idolum age primum et septimum de quatuor

[10]

.”

“清楚吗？”他问道。

“‘非洲之终端’的秘密：用手在幻象上方‘四’的第一和第七上操作……”我摇着头重复说道，“一点儿都不清楚！”

“我知道了。首先得搞清楚韦南齐奥所说的幻象指的是什么。一种影像，一个偶像，还是一种形象？ 然后，那个‘四’的第一和第七又意味着什么？而且得怎么操作它们呢？转动它们，推开它们，还是拉动它们？”

“那么就是说，我们还是什么都不知道，我们仍然在原来的起点上，”我扫兴地说道。威廉停住不说了，以一种并不完全是慈爱的目光看了我一眼。“我的孩子，”他说道，“站在你面前的是一个可怜的方济各修士，多亏万能的上帝赐予他浅薄的学识和有限的能力，在不过几小时的时间之内，他破解了一段密文，密文的作者满以为除了他自己，无人能够破译出来……可你，可怜无知的小混蛋，竟敢说我们仍然在原来的起点上！”

我非常不自然地表示道歉。我伤害了我导师的虚荣心，尽管我深知他为自己推理的敏捷和准确是多么的自豪。威廉真的是完成了一件值得钦佩的工作，如果机敏过人的韦南齐奥，不仅用晦涩难解的黄道十二宫的符号作掩护，藏匿了他所发现的一切，而且还设置了一个难以破解的谜，这实在怪不得威廉。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你不用道歉，”威廉打断了我，“其实你是有道理的，我们知道得还很少。我们走吧。”

[1]
Thomas Becket（1117—1170），中世纪坎特伯雷大主教。

[2]
Uguccione della Faggiuola（1250—1319），中世纪吉伯林派首领。

[3]
Agilulfo（591—616），伦巴第国王。

[4]
Beghini，指十二世纪在荷兰和比利时由外号叫“结巴”的名叫兰贝托的僧侣建立的宗教和慈善性质教派。

[5]
指奥卡姆·威廉。

[6]
指洗礼，坚振，告解，圣体，终傅，神品和婚配七大圣礼。

[7]
Walter Map（约1140—1209），英国讽刺作家。

[8]
拉丁语，唯一。

[9]
拉丁语，正如。

[10]
拉丁语，非洲之终端的秘密：用手在幻象上方“四”的第一和第七上操作。

第三天

夕祷

其间，再次跟修道院院长谈话，威廉对于揭开迷宫之谜有一些惊人的想法，而且以最合理的方式取得成功。之后他吃起奶酪薄饼来。

修道院院长带着沉重的心情不安地在那里等着我们。他手里拿着一张信纸。

“我接到孔克修道院院长的一封来信，”他说道，“他告诉我一个人的名字，约翰把法国士兵的指挥权交给了那个人，他还负责教皇派遣的使团的安全。他不是军人，也不是教廷的人，而且他本人就将是使团的一个成员。”

“不同品类的稀有组合，”威廉不安地说道，“他是谁呀？”

“贝尔纳·古伊，或者叫贝尔纳·古伊多尼，随便您怎么叫他都行。”

威廉用他的本族语大声叫喊起来，我没有听懂，院长也没有听懂。也许这样对大家都更好，因为威廉说出的话带有一种淫秽的咝咝的响声。

“对这样的指派我很不高兴，”他马上补充说道，“多年来，贝尔纳是图卢兹一带异教徒不共戴天的死敌，他写了一本《审判堕落的异教徒的实践经验》，供迫害和消灭韦尔多派、贝基诺派、笃信基督派、小兄弟会和多里奇诺派使用。”

“这我知道。我读过那本书，有精辟的学术性论述。”

“是有精辟的学术性论述，”威廉认同地说，“他对教皇约翰忠心耿耿，过去几年里，教皇一直委派他在佛兰德和这里——意大利北方完成许多使命。在他被任命为加利西亚主教后，也从来不在自己的教区里，而是继续从事他宗教裁判官的活动。我本以为他已经退居到沃代沃地方主教的辖区去了，但是现在看来，约翰重又起用他，把他派到意大利北方这里来。为什么恰恰就是贝尔纳呢？为什么由他来负责指挥武装人员呢？……”

“答案是有的，”院长说道，“它证实了我昨天向您表示过的种种疑虑。您很清楚——尽管您不愿意向我承认——佩鲁贾方济各大会所主张的有关基督和教会守贫的立场，虽然有丰富的神学内涵，却也同样是许多异端运动所主张的，尽管异教徒们采用的方式不够谨慎，态度不够正统。要表明被当今皇帝所采纳的切塞纳的米凯莱的立场，跟乌贝尔蒂诺和安杰罗·科拉雷诺的立场是相同的，这很容易论证。在这一点上，双方使团将取得一致看法。但是古伊多尼会做得更多，他也有这种能力：他将尽全力证明佩鲁贾方济各大会的主张与小兄弟会或者假使徒派的主张是完全一样的。”

“您说事情会是这样，也就是说，贝尔纳·古伊多尼会把事情说成是这样？”

“这么说吧，我是说他将会这么说。”院长谨慎地承认道。

“我也这样认为，但这已是预见得到的。我是想说，人们已经知道即使没有贝尔纳在场，也会走到那一步。贝尔纳最多会做得比那些教廷里的庸才们效率高些，而这就牵涉到在跟他讨论时，得特别缜密。”

“对，”院长说道，“可在这一点上，现在我们要面对的是昨天产生出来的问题。如果我们在明天还找不到那两起或许是三起命案的凶犯，那么就得把监管修道院事务的权力移交给贝尔纳了。我无法向贝尔纳这样一个有权势的人（我们有成熟的一致的看法，这一点我们得记住）掩饰在这个修道院里发生过，而且还正在发生的一些难以解释的事件。不然的话，在他有所察觉，在一件新的神秘事件又发生了的时候，他就完全有理由告我们背叛……”

“这倒是真的，”威廉不安地喃喃自语道，“可没有任何办法。我们得倍加小心，得警惕贝尔纳对神秘凶手的注意。不过，也许那倒是件好事，贝尔纳的注意力若是在凶手身上，就不太顾得上参与辩论了。”

“让贝尔纳插手去调查凶案，对我当院长的职权来说，那将是一种威胁，请您记住这一点。这桩棘手的案子，会导致我不得不部分地交出我在这个院墙内行使的权力，这可是头一次，这不仅在这座修道院的历史上，而且在克吕尼修会的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事情。我将尽量避免。头一件要做的就是拒绝接待双方派来的使团。”

“我热切地请求您，高贵的院长，慎重考虑这样一个重大的决定，”威廉说道，“您手里有皇帝的一封信，他热情地请您……”

“我跟皇帝的关系我心里清楚，”院长生硬地说道，“这您也是知道的。因此您知道我很无奈，我不能后退。但这一切很糟糕。贝伦加在哪儿？他出什么事啦？您究竟在做什么呢？”

“我只是一名修士，多年以前做过一些宗教裁判方面的有效调查。您知道两天之内是查不到真相的。再说了，您又给予我什么权力了呢？我能进藏书馆吗？始终在您威望庇护下的我，能提出我想提的所有问题吗？”

“我看不出那些命案跟藏书馆有什么关系。”院长恼怒地说道。

“阿德尔摩是书籍装帧员，韦南齐奥是翻译员，贝伦加是馆长助理……”威廉耐心地解释道。

“照这么说，六十名僧侣全都跟藏书馆有关系。就如同他们跟教堂有关系一样。那么，为什么您不去教堂调查？威廉修士，您是受我的委派进行一次调查，而且我是要求您在规定的范围之内进行。何况，在这片围墙之内，我是在上帝之下，并受到上帝恩宠的唯一主人。而这对贝尔纳也将同样有效。再说了，”他改为比较温和的语气补充说道，“ 很难说贝尔纳来这里就是为了参加这次会见。孔克修道院院长的来信中也写到，他到意大利来是为了继续南下。他还告诉我，教皇还请勒普热的红衣主教贝特朗从博洛尼亚来这里担任教廷使团的领导。也许贝尔纳来这里是为了跟贝特朗会晤。”

“从全局来看，这样更糟糕。贝特朗在意大利中部大肆镇压异教徒。这两个反对异教徒斗争的领军人物会晤，将宣告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股更加猛烈、最终将全部肃清方济各会的运动……”

“我们得立刻把这一情况禀告皇帝，”院长说道，“不过，按目前的情况，还不会有迫在眉睫的危险。我们得多加警惕，再见了。”

院长匆匆离去，威廉缄默不语地待在那里，而后他对我说道：“阿德索，首先我们尽量别慌张。匆匆忙忙解决不了问题，应该把许多个人的哪怕是点滴的经验累积起来。我这就回实验室去，没有眼镜，我不仅读不了手稿，今晚回藏书馆去也不方便。你去打听一下，看有什么有关贝伦加的消息。”

这时，莫利蒙多的尼科拉迎着我们跑来，他带来了极坏的消息。就在他试图把威廉寄予极大希望的那个镜片磨得更好一些时，镜片破了；另一片原本可以取代它的镜片，又在他往镜架里面装的时候碎裂了。尼科拉绝望地对我们指指天空。已经是夕祷时分，天色正在暗下来。那天没有办法再干活了，又浪费了一天时间。威廉痛心地思量着，极力压制着（这是后来他向我供认的）想掐死那个无能的玻璃工匠的冲动。再说，那人已经觉得自己丢尽面子了。

我们丢下了一肚子委屈的玻璃工匠，去打听有关贝伦加的消息。自然，没有人找到他。

我们感到束手无策，在庭院里散了一会儿步，不知该怎么做。过了一会儿，我见威廉目光朝天茫然地凝神沉思，仿佛他什么都没看见。刚才他从僧袍内取出几个星期之前我见他采集来的药草，咀嚼着，像是要从中吃出某种可使他沉静又激奋的成分。他真的显得心不在焉，但他的两眼不时闪烁着亮光，也许在他空白的大脑里浮出了新的主意；然后他又沉浸在那种特别而又积极思索的愚钝状态。忽然他说：“当然，可以那样……”

“什么呀？”我问道。

“我在想一个在迷宫里确定方位的办法。实行起来不简单，不过可能有效……出口毕竟就在东面的角楼，这我们已经知道了。现在你假设一下，要是有一种仪器能告诉我们北面在哪里，那事情会怎么样？”

“自然只要向右转，就能走向东边。或者只要朝相反的方向行走，我们就知道是走在朝南角楼的方向。不过就算存在这样的魔术，迷宫究竟是迷宫，而我们一旦朝东走，就会碰上一堵死墙挡住我们径直向前走，那样我们又会迷路的……”我提醒他说。

“对，但是我说的那种仪器会永远指着北方，即使我们改变了方向，走到哪里他都会告诉我们该转向哪儿。”

“那真是太奇妙了。不过得有这样的仪器，而且它在夜里，在封闭的地方，在见不到阳光或行星的时候，也能辨别朝北的方向……而我相信，您的培根大概也不会有这样的仪器！”我笑了。

“你错了，”威廉说道，“这样的仪器已经制造出来了，有一些航海家已经使用过它。这种仪器不需要阳光和星辰，因为它是利用一种奇妙石头的功能，跟我们在塞韦里诺的医务所里见到的那块吸铁石一样。它是由培根和一位名叫皮埃尔·德·马里古

[1]

的庇卡底巫师研究出来的，他们还描述了那种石头的多种功能。”

“那您能造出来吗？”

“造出来并不困难。石头可以产生许多奇迹般的效果，其中有一种仪器可以不借助任何外力而永恒地运动，但是最简单的办法是一个名叫拜莱克·阿·恰巴亚奇

[2]

的阿拉伯人所描述的那个。拿一只盛满水的盆，把一根铁针插入一块橡木塞，放在水里漂浮，然后，拿着磁石在水的表面绕圈掠过，直到那根铁针也具有了磁石的性能。这时，铁针的尖端就有了指北的功能。当然，要是磁石有可能固定在一个轴上转动，它也会有那样的功能，如果你转动水盆，铁针的尖端永远只指向北方。无需对你说，如果你在水盆的边缘标出与北方相对的南边及东边等方位，那么，你就无论何时都会知道自己是处在藏书馆里面的哪个方位，从而就能找到东角楼了。”

“真是妙极了！”我大声说道，“可是为什么铁针的尖端始终指向北面呢？磁石吸铁，这我见到过，我想，应该有大量的铁吸着那块石头。但是，这就是说……这就是说在北极星的方向，在地球的尽头，蕴藏着丰富的铁矿喽！”

“有人真的这样推测过。不过铁针不是精确地指向运行的星辰，而是朝向子午线的交汇点。这就标志着，这种石头本身带有一种与天空相近似的东西。磁性两极的倾斜来自天空，而不是来自地球。这是远距离引发运动而不是直接的物质原因引起运动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我的朋友让丹的约翰正就这个问题在进行研究，当皇帝还没有要求他把阿维尼翁沉陷到地心里去的时候……”

“那我们去把塞韦里诺的那块石头拿来，再取一个盆，弄点水和一个橡木塞子……”我兴奋地说道。

“别忙，别忙。”威廉说道，“也不知为什么，我可是从未见过像哲学家们所描述的那样完美的仪器，而且不知道在机械运转时它是否就那样完美。况且，农夫的一把钩刀，虽然没有哲学家描述过，却总是该怎么使用就怎么使用……我生怕在迷宫里绕行的时候，一只手提着灯，另一只手端着盛满水的盆……等一下，我有了另外一个主意。即使我们在迷宫外面，仪器也会指着北方，是不是？”

“是的，不过那样的话，就用不着那种仪器了，因为有太阳和星星……” 我说道。

“这我知道，这我知道。如果仪器在里面或外面都一样运转，那么，我们的头脑为什么不能同样运转呢？”

“我们的头脑？它当然可以在外面运转，而且从外面我们完全可以知道楼堡的布局！可是我们在里面的时候，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正是啊。不过现在你还是把仪器给忘了吧。一想到仪器就启发我想到了自然规律和我们思维的规律。问题的症结就在这里：我们得从外面找到一个描述楼堡结构的办法来，就像在里面一样……”

“那怎么做？”

“让我想一想，不应该那么困难……”

“而您昨天说到的那种方法呢？您不是想用炭笔标出记号走遍迷宫吗？”

“不行，”他说道，“我越想越觉得那个办法不行。也许是我记不得那个规则了，也许在迷宫里转，得有一个好心的阿里阿德涅手里拿着一条线的一头，在门口等着你，但是没有那么长的线哪。而即便有那么长的线，也意味着（童话故事经常说真话）非得有一种外力的帮助，才能从迷宫里出来。要找到外面的规律与内部的规律相等的地方。对了，阿德索，我们得采用数学知识。正如阿威罗伊

[3]

所说，那些绝对被人所认知的东西就是我们所认知的东西。”

“那么，您看，您自己也承认普遍的知识了。”

“数学知识是我们的智力所构建出来的定理，能永远精确地运用，因为它们是天生的，或是因为数学是先于其他科学的科学。而藏书馆是由一位具有数学头脑的人建成的，他是用数学的方式设计的，没有数学，就建不成迷宫。因此这就牵涉到要把我们的数学定理与迷宫建造者的数学定理做一个比较，从比较中可以得出科学结论，因为那是研究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项与项之间的科学。无论怎么说，你别再把我拖入形而上学的讨论之中。今天你这是怎么啦？你视力好，还不如去拿一张羊皮纸，一块木板，或者可以在上面做记号的东西，一支笔……好，这你都有，阿德索，好样的。我们到楼堡周围转一圈去，趁现在还有点亮光。”

随后，我们在楼堡四周转了很久。也就是说，我们从远处观察了和墙壁浑然一体的东、南、西三边的角楼。至于对着缮写室的北面的角楼，由于对称的原理，不应该与我们看到的那些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见到的是每面墙都有两扇窗，而每一个角楼有五扇窗，威廉让我精确地把他所注意到的记在木板上。

“现在我们思考一下，”我的导师对我说道，“我们见到过的每一个房间都有一扇窗……”

“那些七边形的过厅不是。”我说道。

“那很自然，那是位于每一个角楼中央的过厅。”

“我们看到另一些房间也没有窗，它们不是七边形的。”

“先把它们搁在一边。我们先找到规律，然后再设法解释例外。我们从外面看，每一个角楼有五个房间，而每一面墙有两个房间，每一个房间都有一扇窗。但是如果从一个带有窗户的房间，朝楼堡的内部走去，就会遇到另一个带窗户的厅室。这就表示有一些朝院子开的内窗。现在，从厨房和缮写室可以看到的天井是什么形状的？”

“八角形的。”我说道。

“太好了。八角形的每一边上完全可以开两扇窗。这就是说，八角形的每一边有两间内室喽？对不对？”

“是的，但是房间没有窗户。”

“总共是八间。每一座角楼的内厅都是七边形，有五面墙朝向每个角楼的五个房间。那么，另外两道墙跟什么邻接呢？不是跟一个沿着外墙而设置的房间，因为那样的话，房间应该有窗户，也不会跟一个沿着八角形的天井建造的房间连接，道理是一样的，否则那些房间就会非常长了。你就试着画一张草图，从上方看下去的藏书馆的鸟瞰图。你看，每一座角楼相对应的应该有两个房间与中央七边形的过厅相邻接，而又朝向与八角形的天井相邻接的两个房间。”

我按照我导师的建议试着画出平面草图，我兴奋地叫喊起来，“那么说，我们全都知道了！您让我计算一下……藏书馆总共有五十六个房间，其中四间是七边形的，五十二间近似正方形，八间房没有窗户，而二十八间朝外开，十六间朝天井！”

“而四座角楼每一座都有五个四边形的房间和一个七边形的中央厅……藏书馆是根据天体和谐的意念建造的，赋予多种神奇的含义……”

“绝妙的发现，”我说道，“可是，为什么如此难以辨别方向呢？”

“因为岔口的布局不符合数学的规律。有些房间可以通向其他几个房间，有些房间只通向一个房间，我们琢磨一下，是不是有些房间没有去别的房间的通道。如果你考虑这个因素，再加上缺少光线，太阳的位置也无法给你提供任何线索（又有幻觉和镜子的干扰），你就会明白，迷宫是怎样搅乱闯入者思路的，尤其是当他本来就因负有犯罪感而心神不定的时候。另外，你想一想，我们昨晚在迷路时，是多么的绝望。最严密的秩序产生最大的混乱：我觉得这是一种绝妙的计算。藏书馆的建造者的确是伟大的建筑大师。”

“那么，我们怎么能辨认方向呢？”

“到了这步就不难了。拿着你画的方位图，它多多少少符合藏书馆的路线草图，我们到了第一个七边形的过厅里，就马上设法找到两个没有窗口的房间之一；然后，我们一直向右转，经过三四个房间后，就应该到了一座新的角楼里，那肯定就是北角楼，直至回到另一个没有窗口的房间，它左边就应该跟七边形的过厅相邻接，它右边应该又可以找到一个与我刚才跟你说过的相同的通道，一直抵达西角楼。”

“没错，要是所有的房间全部通向其他房间的话……”

“的确如此。为此，我们需要你画的路线图。上面标出没有通道的墙面，这样我们就能知道走了哪些岔道。不过那样并不难。”

“可我们有把握见效吗？”我犹疑地问道，因为我觉得这似乎过于简单了。

“能见效。”威廉回答说，“实际上线条、角度和形象都是产生自然效果的缘由。否则的话，谜就无法被揭开。”他引证说，“这是牛津大学一位杰出的大师

[4]

说的话，可惜我们没有全懂。我们已经掌握怎么能不迷失方向，现在牵涉到怎样才能知道房间里书籍排列的规则。我们看到的从《启示录》引用的诗句能告诉我们的东西太少了，也因为许多诗句在不同的房间里重复使用……”

“而《启示录》那本书里可以引用的诗句却远远超出五十六条。”

“当然如此。可见只有一些诗句是有用的。挺奇怪，仿佛不到五十句，三十句、二十句……哦，得按照默林的算法。”

“谁的算法？”

“我家乡的一位巫师……对了，他们使用的诗句数目相当于字母表的字母数目！肯定是如此！诗句的行文没有用，要看诗句开头的字母。每一个房间由一个字母来标志，所有的字母拼在一起就构成了我们必须弄清的某个经文！”

“就如同一首用图像表示的回文诗，呈十字架形状或是一条鱼的形状！”

“差不多是这样，大概在建造这座藏书馆的年代，这种诗体很流行。”

“那句子是从哪里开始的呢？”

“在进去的那座角楼的七边形过厅里，从那一幅比其他都要大的字幅开始……或者说……当然，是从用红颜色写的字幅开始！”

“那可就太多了！”

“因此会有许多诗句或者许多经文。现在你把你的路线图重新誊一遍，稍稍大一点，然后在观察藏书馆的时候，你不仅要用笔轻轻地标出我们经过的房间，以及房门和墙壁（还有窗户）所在的位置，还要写出房间里诗句的头一个字母，并设法像一位袖珍画师那样，把红色的字母写得大一些。”

“可是，”我钦佩地说道，“您是怎么从外面观察就能破解出藏书馆奥秘的呢？您在里面的时候却没有破解出来啊！”

“就如同上帝认识世界，因为他是在世界被创造出来之前，从外部用脑子认知世界的，而我们却不了解世界的规则，因为我们生活在已经形成了的世界里面。”

“这么说，从外面观察就能认识事物了！”

“对于艺术创造物是这样，因为我们可以重新思索艺术家的创作过程，而大自然的创造物却不行，因为他们不是我们头脑的产物。”

“可是对于藏书馆来说，这就足够了，是不是？”

“是的，”威廉说道，“但是仅限于藏书馆。现在我们去休息吧。在我明天早晨得到（但愿如此）眼镜之前 ，什么也干不了。反正也该睡觉了，睡吧，好按时起床。我尽量思考思考。”

“那晚餐呢？”

“啊，对了，晚餐。用餐的时辰已过，僧侣们已经去做晚祷。不过，厨房也许还开着门，你去拿点吃的东西。”

“去偷吗？”

“去要。向萨尔瓦多雷要，他已经是你的朋友了。”

“可他也得偷！”

“莫非你是你兄弟的守护神吗？”威廉用该隐的话问道。不过，我发觉他是在开玩笑，他是想说上帝是伟大而又慈悲的。因此，我就开始寻找萨尔瓦多雷，我在马厩旁找到了他。

“真漂亮，”我指着勃鲁内罗说道，就是为了跟萨尔瓦多雷搭腔，“我真想能骑上它。”

“那可不行，是院长的马。不过，要跑得速度快，不一定要骑好看的马……”他指给我看一匹强悍的马，但相当丑陋，“那匹马也相当快。你看，还有那边数过去第三匹马……”他想指给我看第三匹马。我笑他说的那种滑稽可笑的拉丁语。“你打算怎么驯养那匹马呢？”我问他道。

这样，他就给我讲了一个奇怪的故事。他说，任何一匹马，即使是又老又弱的马，都可以驯养得跟勃鲁内罗跑得一样快。只需在马吃的燕麦里掺入一种碾成粉末的叫做‘毒兰花’

[5]

的药草，然后再把鹿油涂在马的大腿上。而后骑上马，在扬鞭策马之前，让马脸转向东边，并凑近马耳朵低声说三遍以下的字：“Gaspare，Melchiorre，Merchisardo.”这样，马就会疾风般奔驰，一个小时能跑完勃鲁内罗八个小时才能跑完的路程。而要是在马的脖颈上挂上马以往在驰骋中撞死的狼的牙齿，那马就更不会感到疲倦了。

我问他是否自己试验过。他凑近我的耳朵，低声对我耳语说，那是相当难的，因为那种药草只归主教和他们的骑士朋友们种植。他说话时呼出的气息特别难闻，他说他们用那药草来增加他们的性能力。我不让他把话说下去，并对他说我的导师晚上想在房间里读些书，打算在那里进餐。

“我来做，”他说道，“我来做奶酪薄饼。”

“怎么做呢？”

“很容易。你取一块不要太硬也不要太咸的奶酪，然后切成方形的薄片，或你喜欢的形状，并可加上一点黄油，或新鲜的猪油，在炭火上烘烤；等奶酪变软后，就把两个薄片叠在一起，加两次糖和桂皮粉，然后立刻把它端上饭桌，得趁热吃。”

“你快去做你的奶酪饼吧。”我对他说。他消失在去厨房的路上，并让我等他。半小时后，他端来一盘薄饼，上面盖着一块布，香味扑鼻。

“拿着，”他对我说道，还递给我一盏大油灯，里面装满了油。

“干什么用啊？”

“我不知道，”他带着诡秘的神情说道，“你的导师今晚想到什么黑暗的地方去，没准会用得着。”

萨尔瓦多雷知道的事情显然比我猜想的要多。我不再多加追问，就把食物给威廉端去了。我们吃过东西后，我就起身退回我的房间，或者至少是假装那样做。不过我还是想找到乌贝尔蒂诺，于是我又悄悄地溜进了教堂。

[1]
Pierre de Maricourt，十三世纪法国科学家，著有《论镜子的功能》等论文。

[2]
Baylek al Qabayaki（约1215—1285），穆斯林科学家，曾撰写过一部《对稀有石头的认知》的矿物学方面的著作，其中有一章论及磁石和海员们使用的指南罗盘。

[3]
Averroè（1126—1198），伊斯兰最杰出的思想家之一。

[4]
指格罗斯泰斯特（Robert Grosseteste，约1175—1253），英国神学家、哲学家和科学家。

[5]
Satirion，兰科植物的一个变种，根部形似睾丸，有较强的激发性欲的功能。

第三天

晚祷之后

其间，乌贝尔蒂诺对阿德索讲述了多里奇诺修士的故事，阿德索回想起别的故事，以及他曾在藏书馆读到过的故事；后来，与一位美丽而又可怕的姑娘邂逅，宛若遇上了一支展开旌旗的军队。

我果然在圣母像前找到了乌贝尔蒂诺。我静静地跪在他一旁，假装（这我承认）祈祷了一阵子，然后我鼓起勇气跟他说话。

“至尊的神父，”我说道，“我能向您求教，得到您的启示和开导吗？”

乌贝尔蒂诺看了看我，拉住我的手，站了起来，领着我到一个板凳旁，跟我一起坐在上面。他紧紧地拥抱了我，我的脸可以感到他的气息。

“最亲爱的孩子，”他说道，“无论什么事情，只要能为你的灵魂做到的，我这个年迈的可怜的罪人都将会高兴地去做。何事使你困惑？焦虑不安，是不是？”他几乎也是焦虑地问道，“是肉体上的欲望吗？”

“不是，”我涨红着脸回答说，“要说欲望，那是思想的欲望，想知道太多的东西……”

“这是罪恶。上帝知道一切，而我们只能崇拜他的学识。”

“但是我们也得辨别善恶，懂得人间的情欲。我是个见习僧，但我将成为僧侣或神父，我得知道罪恶在哪里，它会以何种面目出现，以便有朝一日能识别它，并教会他人识别它。”

“孩子，你说得不错。那么你想知道什么呢？”

“异教这颗毒草，神父，”我坚信地说道。然后我一口气说了出来：“我听人谈到多里奇诺修士，一个引诱别人堕入罪恶的坏人。”

乌贝尔蒂诺沉默不语，然后说道：“是的，前天晚上你在我和威廉修士的谈话中听见提到过此人。但那是一个非常丑恶的故事，说起来令我痛苦，因为它告诫人们（是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你应该知道，以从中得到有益的教训），我是说，因为它告诫人们，原本热衷于忏悔并怀着净化世界的愿望，如何会演变成流血或杀戮。”他坐端正后，放松了紧搭着我肩膀的手，但另一只手始终放在我的脖颈上，仿佛是想把他的智慧或激情传递给我。

“故事是从多里奇诺修士之前开始的，”他说道，“六十多年前，当时我还是个孩子。我在帕尔马，某个名叫盖拉尔多·塞加烈里的人开始在那里布道，鼓动大家要过祈祷的生活。他走遍大街小巷，高喊着：‘忏悔吧！’这是没有文化修养的人的传道方式，意思是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他号召他的门徒效法使徒们，像贫穷的乞丐沿街乞讨走遍世界……”

“就像小兄弟会，”我说道，“那不是我们的天主和你们的方济各修士所号召的吗？”

“是的，”乌贝尔蒂诺认同道，声音里略带迟疑，并叹了一口气，“不过，盖拉尔多也许做得过分了。他和他的信徒们被指控蔑视神职人员，他们不施行弥撒圣礼，不行告解，到处流浪和游逛。”

“但是，方济各属灵派的人也受到同样的谴责。方济各会的人不是也说不需要承认教皇的权威吗？”

“是的，但不是神职人员的权威。我们自己也是神职人员。孩子啊，这些事情难以区分，善恶之间的界限是极其微小的……盖拉尔多犯了错，染指异端……他要求加入方济各会，但我们的修士兄弟不接受他。他在我们修士会的教堂里过日子，他看到墙上绘着的使徒们脚穿拖鞋，肩披斗篷，于是他也这样蓄长发，留胡子，脚穿拖鞋，腰系方济各修士的绳子，因为谁想建立一个新的教会，总是要从方济各会中模仿些什么的。”

“那么说，当时他做得对……”

“但在有些事情上，他做错了……他身穿一件白色长袍，披一件白色斗篷，留着长发，在贱民中间赢得了圣人的名望。他卖掉了自己的一所小房子，得到一笔钱，站在一块古代行政长官通常在那里发布消息的岩石上，手里拿着那袋钱，既不散发给公众，也不施舍给穷人，却叫来在那附近赌钱的一帮无赖，把钱散发给他们，嘴里说道：‘谁要钱就拿吧。’那些无赖拿了钱就去掷骰子赌钱，一边还咒骂他这个活上帝。盖拉尔多给了他们钱，听见他们这么骂，也不感到脸红。”

“但是方济各也舍弃了一切，今天我听威廉说他对乌鸦和兀鹫布道，还去向麻风病人布道，就是对自称品德高尚而被人看作渣滓排斥在外的人布道……”

“是的，但盖拉尔多在某些方面做错了，方济各从来不跟神圣的教会冲突，《福音书》教导人们把金钱布施给穷人而不是无赖。盖拉尔多施舍于人，却不能得到回报，因为他布施给了坏人，这就开了一个很坏的先例，导致了坏的延续和恶劣的后果，因为教皇格列高利十世不赞同他的教团。”

“也许是吧，”我说道，“那不是一位高瞻远瞩的教皇，不如接受方济各教规的那位教皇……”

“但是盖拉尔多在某些方面还是做错了，而方济各知道该做什么。我的孩子，这些猪倌和放牛人后来突然都成了假使徒，想不劳而获过舒服的日子，靠方济各修士们以自身含辛茹苦安贫乐道的榜样感化培养出来的那些人的施舍！但问题不在于此，”他立刻补充说道，“为了效法当时还是犹太人的使徒们，盖拉尔多·塞加烈里还给自己行了割礼，这违背保罗对加拉茨人所说的话——你知道，许多圣人宣称，即将降临的敌基督是来自行过割礼的民族……但是，盖拉尔多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到处集聚无知的民众，说‘你们跟我去葡萄园’，而那些不了解他的人误以为是去他的葡萄园，其实是被他带进了别人家的葡萄园，吃的是别人种的葡萄……”

“捍卫他人的财富并不是方济各修士的事情。”我冒昧地说道。

乌贝尔蒂诺以严肃的目光凝视我：“方济各修士们安贫乐道，但从来不要求别人也跟他们一样贫穷。你不能侵犯善良人的财产而不受到惩罚，善良的人会把你看作强盗。而盖拉尔多却那么做。后来人们说他（注意，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可我相信萨林贝内

[1]

修士的话，他了解那些人），为了证实他的意志力和他克制性欲的能力，他跟一些女子睡觉而不发生性关系；但是当他的门徒效法他那样做时，结果可大不一样了……啊，这不是一个孩子应该知道的事情。女人是魔鬼的战舰……盖拉尔多不断地喊‘忏悔吧’，但是他的一个名叫圭多·普塔乔的门徒，企图夺取团队的领导权。这个圭多驰骋千里炫耀自己，像罗马教会的红衣主教那样挥霍金钱，大办宴席。后来因教派领导权的问题他们之间发生争吵，做出不少卑劣的丑事。可是有许多人投奔盖拉尔多，不仅仅是农民，还有城里人，参加行会的人。盖拉尔多让他们脱光衣服，赤身裸体地追随裸体的基督，并打发他们到各处去布道。他却让人给自己做了一件无袖的衣服，白颜色，用粗麻编织的，穿在身上哪像个信教的人，活像个小丑！他们居无定所，露天生活，但有时候，他们登上教堂的布道坛，搅乱虔诚民众的集会，把他们的传道士撵走。有一次，在拉韦纳的圣奥尔索教堂，他们把一个小男孩放在主教的座位上。他们声称自己是菲奥雷的约阿基姆学说的继承者……”

“可是，方济各修士们也称自己是约阿基姆学说的继承者，”我说道，“圣多尼诺的盖拉尔多也是，您也是！”

“镇静些，孩子！菲奥雷的约阿基姆是一位伟大的预言家，他第一个知道方济各将象征教会改革的开始。而那些假使徒却利用他的学说来为他们的疯狂举动辩解，那个盖拉尔多·塞加烈里把一位名叫特里皮娅，也叫里皮娅的女使徒带在身边，她声称自己有预言的天赋。一个女子，你懂吗？”

“可是，神父，”我试图反驳，“您自己前天晚上不是也谈到过蒙特法尔科的圣女基娅拉和福利尼奥的安吉拉……”

“她们是圣女！她们承认教会的权力，一直以谦卑的态度生活，从来不因为自己有预言的天赋而狂妄自大。然而，那些假使徒却宣称女人也能够到各座城市去布道，像许多其他异教徒那样。他们对单身和已婚的男子不加区别，不相信许愿应该是永恒的。简单点儿说，为了不让你对这些太令人伤心的故事感到厌烦，况且你又不懂其中微妙的差别。反正帕尔马的主教奥比佐最后决定把盖拉尔多处以火刑。但这时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它告诉你人性是多么脆弱，异教这棵毒草是多么险恶。因为最后主教释放了盖拉尔多，还在自己家的餐桌上招待他，并对他插科打诨的本事表示特别欣赏，把他当做自己的弄臣供养起来。”

“这是为什么呢？”

“我不知道，或者说，我害怕知道。主教是高贵的人，他不喜欢城市里的商人和手工业者。也许他认为盖拉尔多主张守贫是反对那些人的，所以他并不反感，也不介意他们把乞讨变成抢劫。但是，最后教皇出面干涉，那位主教就回到他严厉的立场上，于是盖拉尔多就像死不悔改的异教徒一样最终被处以火刑。那是本世纪初发生的事情。”

“可这跟多里奇诺修士有什么关系呢？”

“有关系，而这就向你说明，异教徒虽然被消灭，异教犹存。这位多里奇诺是诺瓦拉教区一位神父的私生子，就是意大利靠北方的地区。有人说他出生在奥索拉河谷，或是在罗马涅亚诺。不过这倒无关紧要。他是个睿智过人的年轻人，文学上有一定的修养，但他偷了收养他的神父的东西，往东逃到特伦托城。在特伦托他重又传播盖拉尔多布道的那一套，比异教更甚。他自称是上帝唯一真正的使徒，认为爱是一切事物的共性，跟任何女人发生性关系都是合法的，因此谁都不应该被指控有通奸罪，即使是同时跟妻子和女儿有性关系……”

“他真是这样布道的，还是被这样指控的？因为我听说属灵派的人，像蒙特法尔科的修士那样，也被指控犯有类似的罪行……”

“就这方面已经说得够多的了。”乌贝尔蒂诺恼怒地说，“那些人已经不是什么修士了，他们都是异教徒，被多里奇诺所蛊惑。另外，你听我说，只要知道多里奇诺后来的所作所为，就可以认定他是个邪恶的人。至于他是怎么知晓假使徒们那些教义的，连我都不得而知。也许他年轻的时候到过帕尔马，听到过盖拉尔多布道。人们知道，在盖拉尔多·塞加烈里死后，他在博洛尼亚地区跟那些异教徒有接触。不过人们知道他是在特伦托开始布道的。在那里，他诱惑了一个贵族出身的美丽少女，名叫玛尔盖丽达，兴许是那位少女勾引了他，就像爱洛伊丝引诱阿伯拉尔那样，因为，你得记住，魔鬼正是借助女人渗入男子心里的！事情到了那种地步，特伦托的主教就把他逐出教区。但那时，多里奇诺已经拥有一千多名追随者，他开始长途跋涉回到他的出生地，沿途招募了其他一些受蒙骗的人。在他言论的蛊惑下，可能许多居住在沿途山区的韦尔多派的人也聚集在他名下，或是他愿意与生活在北方这块土地上的韦尔多派的人结合在一起。到了诺瓦拉地区，多里奇诺找到了合适他叛乱的环境，因为，以韦尔切利城主教的名义统治加蒂纳拉城的封臣们被当地民众驱逐，民众像友好的同盟军那样欢迎多里奇诺的匪徒们。”

“韦尔切利主教的封臣们干了些什么？”

“这我不知道，也轮不到我来评判。但是，正像你所见，在许多情况下，异端是跟反对领主们的叛乱结合在一起的，因此，异教徒总是以宣扬贫穷开始，然后就成为一切权力、战争和暴力的猎获物。在韦尔切利城内，一些家族之间发生争斗，假使徒们加以利用，而那些家族也利用了假使徒们造成的混乱。封建领主们招募了一些亡命徒打劫市民，而市民们就向诺瓦拉的主教请求保护。”

“事情真复杂。可是多里奇诺跟谁站在一起呢？”

“我不知道，他自成一派，他参与了所有这些争端，利用机会宣扬他那种以贫穷的名义侵吞他人财产的谬论。多里奇诺跟他的手下近三千人在诺瓦拉附近的一个山头上安营扎寨。那山头又名‘秃壁’，他们在山头上建造了要塞和住所，而多里奇诺统领着那群乌合之众，他们男男女女杂居在一起，无耻地乱伦。他从那里发信给他的信徒们，宣传他的异端教义。他宣称他们的理想是贫穷，而且他们不受来自外界的任何束缚。他，多里奇诺，是上帝派遣来的，是来破解预言、解读《旧约》和《新约》经文的。他称神职人员是世俗之人，称布道者和方济各修士是魔鬼的使者，无论是谁都没有听命于他们的义务。他把上帝子民的生活划分成四个时期，第一个是《旧约》时期，即基督来临之前的人类祖先和先知者的时期，在那个时期，婚姻是正面的，因为人们应该繁衍生殖；第二个是基督和使徒们的时期，那是神圣和贞节的时代；然后是第三个时期，教廷必须接受人世间的财富以能统治人民，而当人们远离上帝的爱时，就出现了圣本笃，他提出反对一切对财富的占有。而当后来本笃会的僧侣们开始积聚财富的时候，就出现了圣方济各和圣多明我，在反对世俗统治和财富方面，他们比圣本笃更加严厉。可是，现在那么多神职人员的生活又与所有那些严明的教规相矛盾，人们到了第三个时期的最后阶段，必须要听从使徒们的教诲才是。”

“那么说，多里奇诺布道的那些东西都是方济各修士们所提倡的，而属灵派就在方济各会之中，神父，您本人也是！”

“啊，是的，但是他从中得出一种诡异的推理！说是为了结束这腐败的第三个时期，所有的教士、修士都得惨死，所有教会的高级教士、神父和修女、男女信徒，以及所有属于布道者、方济各修士和隐士的教会，包括教皇卜尼法斯本人，都应该让他所选中的皇帝杀掉，那个皇帝就是西西里岛上的费德里科。”

“可那不就是在西西里岛上热情地接待了从翁布里亚被撵走的那些属灵派的那个费德里科吗？不正是那些方济各会的人要求如今叫路德维希的皇帝消灭教皇和红衣主教的世俗权力的吗？”

“那正是异端学说的主张，或者说是狂妄的主张，歪曲正确的思想，把它们转化为与上帝的法则相对立的思想而造成极端的后果。方济各会的人可从来没有要求皇帝杀掉其他神职人员。”

现在我知道他当时说的全然错了。因为几个月之后，那个巴伐利亚人在罗马建立了他自己的教会，马西利乌斯和其他方济各修士正如多里奇诺要求的那样对待教皇虔诚的信徒们。如果马西利乌斯是错的，我不想以此来说明多里奇诺是正确的。但是我开始产生疑问，尤其是下午跟威廉交谈过之后：那些跟随多里奇诺的贱民怎么可能分辨属灵派的承诺和多里奇诺的实际行动之间的区别呢？是不是他的过错在于向正统的受尊重的人实践了用纯粹神秘的途径布道的内容？或许差别就在这里。难道神圣就是意味着等待上帝赐予我们圣人们的许诺，而不是通过世俗的方式获得吗？现在我明白了事情的原委，知道多里奇诺为什么错了：他不该改变事物的秩序，即使他热切地期望事物改变。不过，那天晚上我的思想非常矛盾。

“总之，”乌贝尔蒂诺对我说，“持异端思想的人往往是桀骜不驯的。一三〇三年，多里奇诺在一封信中任命自己为使徒兄弟会的最高头领，还任命玛尔盖丽达（一个女人）、贝加莫的隆基诺、诺瓦拉的费德里科，以及阿尔贝托·卡雷提诺和布雷西亚的瓦尔德里科作为他的副手。他开始胡乱评价未来接任的教皇，说头一任和最后一任教皇是善良的，第二任和第三任教皇是邪恶的。第一任教皇是西莱斯廷五世，第二任教皇是卜尼法斯八世，预言家们说他‘你骄奢的心使你身败名裂，啊，你这个生活在岩石缝隙里的人哪！’第三任教皇没有点名，但是耶利米说他‘瞧，他像头凶狮！’而臭名昭著的多里奇诺认为西西里岛上的费德里科就是那头凶狮。对于多里奇诺来说，第四任教皇是未知的，但他应该是一位神圣的教皇，就是约阿基姆所说的天使般的教皇。他应该是上帝选定的，所以多里奇诺和他的追随者（到那时候，他的信徒该已经有四千了）将会一起领受圣灵的恩惠，而教会将得以革新，直到世界的末日。但在那位天使般的教皇来临之前的三年中，得把一切罪恶都释放干净。这就是多里奇诺竭力想做到的，他到处挑起战争。第四任教皇正是讨伐多里奇诺的克雷芒五世，人们可以看到魔鬼是怎么捉弄它的驯服工具的。这么做是正确的，因为在那些信里，多里奇诺提出了与正统的教会势不两立的理论。他认定罗马教会是邪教的，人们不应该听命于神职人员。一切神权业已落到使徒们的教团手中，唯有使徒们才可组成新的教会。使徒们可以取消婚姻，要是不参加使徒们的教团，任何人都不能得救，任何教皇都不能赦免罪恶。他主张人们不必缴纳什一税，认为没有许愿的生活比许愿的生活更加完美，认为一个供着神的教堂对于祈祷来说毫无价值，还不如一个马厩；他提出在树林里和教堂里同样能瞻仰基督。”

“他真的说过这些话吗？”

“当然，这是确定无疑的。但是他的所作所为更加恶劣。他在‘秃壁’上安营扎寨后，就开始掠夺山谷里的村落，烧杀抢掠，为他们自己储备粮草。总之，他们对附近的村镇进行了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战争。”

“所有的人都反对他吗？”

“不知道。也许他得到一些人的支持，我对你说过，他纠缠在地方势力错综复杂的争端之中。一三〇五年的冬天来临时，那是近几十年来最为严酷的一个寒冬，四周都闹严重的饥荒。多里奇诺向他的追随者发出了第三封信，许多人还去投奔他，但是山上很难活下去，他们饿得只能吃马肉和其他兽肉，还煮熟草料充饥。许多人都饿死了。”

“那时候他们为反对谁而战呢？”

“韦尔切利的主教求助于克雷芒五世。教皇宣告讨伐异教徒，还向所有参加这场讨伐的人，颁布了一项大赦令。萨伏依的路德维希，伦巴第的宗教裁判官们，米兰的大主教，都被动员起来。很多人抬起十字架声援韦尔切利和诺瓦拉方面的人，有的人还从萨伏依、普罗旺斯和法国赶来，韦尔切利的主教担任最高指挥。两军的先头部队不断交锋，然而多里奇诺的堡垒固若金汤，而且渎神者还能设法得到某些援助。”

“来自谁的援助？”

“我想，是来自其他渎神者的援助，他们乐于看到那样混乱的骚动局面。然而，在临近一三〇五年年底的时候，异端的首领们被迫放弃了‘秃壁’，留下了伤病员，迁居至特利维罗一带，困守在一个当时名叫祖贝洛的山头上。打那以后，那山头就被称作鲁贝洛或者雷贝洛

[2]

，因为那儿成了反对教会的叛逆者的堡垒。总之，我不能把发生过的一切都讲给你听，那都是些骇人听闻的杀戮。但是，叛逆者最后都投降了。多里奇诺和他的追随者都被抓了，理所当然地都被处以火刑。”

“那位美丽的玛尔盖丽达也被处以火刑了吗？”

乌贝尔蒂诺看了我一眼：“你想起她是个美丽的女人来了，是不是？人说她很美，当地很多领主都力图娶她为妻以使她免去火刑，然而她不愿意，执意要跟她那个顽固不化的情人同死。这对你是个教训，要当心巴比伦大淫妇，尽管她有着最诱人的外表。”

“不过，神父，现在您得告诉我，修道院的食品总管，也许还有萨尔瓦多雷，是否遇见过多里奇诺，而且还跟他有过某种交往……”

“别胡说，你不要发表轻率的议论。我是在方济各的一所修道院里认识总管的。那是在有关多里奇诺的事情发生之后，真的。在那些年月里，许多属灵派的人在决心投靠圣本笃会之前，都过着优裕的生活，他们不得不离开他们的修道院。雷米乔在我遇见他之前曾在什么地方待过，这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一直是一个本分的修士，至少从正统的角度来看。至于其他方面，哎呀，肉体是脆弱的……”

“您想说什么呢？”

“这不是你应该知道的事情。不过，既然我们已经谈论到他了，你应该能够分辨出善和恶了……”他又犹豫了一下，“我想说的是，我在这座修道院里听到有人私下里议论，说食品总管没有能够抵御某些诱惑……不过，那只是一些议论。你应该学会对这些事情连想也不去想。”他重又紧紧地拥抱了我，并指给我看圣母的雕像，“你应该开始一种圣洁的爱。看，圣母身上体现了女性最纯洁的美。因此，你可以说她是美丽的，就像是《雅歌》中被爱戴的人。在她身上，”他脸上露出发自内心的愉悦，就像头一天院长在夸耀他的珠宝和那些金光闪闪的圣器时的神情，“妩媚的体态把天堂里的圣洁优雅都显示出来了，而正因如此，雕塑家把女性应具有的所有的优雅秀美都体现在她身上了。”他指给我看圣母纤细的上身，那件紧身的背心束着稍稍隆起的胸部，婴儿的小手玩弄着背心中间的搭扣。“你看到了吧？圣母的胸部确实很美，丰满且稍稍隆起，饱满而不疲软，略微紧绷而不松弛，紧缩而不干瘪……看着这温馨的形象，你有何感想？”

我满脸通红，感到强烈的窘困不安，内心好像有一团火在燃烧。乌贝尔蒂诺大概察觉到了，或是注意到我滚烫涨红的脸颊，因为他立刻补充道：“你应该学会区别什么是超凡的爱之火，什么是感官上的狂热激情。这对于圣人来说也是困难的。”

“怎么识别健康的爱呢？”我颤抖着问道。

“何谓爱？我认为世上无论是人或是魔鬼，无论是任何什么，没有比爱更可怀疑的了，因为爱比任何别的更深入到灵魂里。没有什么比爱更能占据和牵连着你的心。因此，除非你有主宰灵魂的那些武器，否则为了爱，灵魂可以坠入到毁灭的境地。而我相信，要是没有玛尔盖丽达的诱惑，多里奇诺就不会入地狱，也不会在‘秃壁’过那种毫无约束的男女杂居的生活，许多人就不会受到他叛逆魅力的诱惑。你得留神，我对你谈这些事情，只谈到罪恶的爱情，这种爱，自然是被看作魔鬼般邪恶的东西而被众人所畏避。说到爱，我也得带着相当畏惧的心理，谈论上帝和人类之间美好的爱，以及人和人之间的爱。两三个人之间，男女之间，经常会相当诚挚地相亲相爱，相互产生一种特殊的感情，愿意永远生活在一起，一方需要，另一方愿意。我向你供认，我对像安吉拉和基娅拉那样品德高尚的女人，就有过类似这样的感情。不过，这也是该受到指责的，尽管那是精神上的，而且为了上帝……因为即使是灵魂感受到的爱，一旦失去了戒备，激情一上来，就会沉沦，或是陷入混乱。啊，爱有不同的特性，首先是灵魂为其所动，然后是陷于病态……然而，后来感受到神圣的爱的炽热真切，就喊叫，就呻吟，变成了放在炉窑里煅烧的石灰石，在熊熊的火焰吞噬下碎裂……”

“这就是美好的爱吗？”

乌贝尔蒂诺亲切地抚摸我的脑袋，我望着他，见他两眼热泪盈眶：“这是美好的爱情。”他把手从我的肩上移开，说道，“可那是多么不易啊。”他补充说道，“要与邪恶的爱区分开来，那是多么不易啊。有时候，当你的灵魂被魔鬼迷惑住，你就觉得自己像是一个脖颈被吊住的人，双手被捆绑在背后，眼睛被蒙住，吊在绞刑架上，但仍然活着，没有任何帮助，没有任何支撑物，没有任何办法，在空中晃荡着……”

他的脸不再只是挂满了泪水，还渗出薄薄的汗珠。“现在你走吧，”他匆忙地对我说道，“我跟你说了你想知道的事情。这里是天使们的合唱堂，那里是地狱的入口。你去吧，赞美上帝……”他重又跪在圣母像面前，我听见他在轻声地抽泣。他在祈祷。

我没有从教堂出去。跟乌贝尔蒂诺的谈话深入我的灵魂，渗入我的肺腑，点燃一把奇怪的火，一种难言的骚动不安。也许因为这个，我觉得自己变得不听话了，并决定独自进藏书馆。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想寻找什么。我想独自侦查一个神秘之地，要在没有导师的帮助下在迷宫里辨明方向，这种想法诱惑着我。我就像多里奇诺当初登上鲁贝洛山头那样上了藏书馆。

我手里拿着灯（为什么我一直带着灯？莫非我早已酝酿这个秘密的计划），几乎是闭着眼睛钻进了圣骨堂，顷刻间我就到了缮写室。

我想，那是一个关键的晚上，因为正当我在那些桌子中间好奇地寻找什么时，我发现一张桌子上有一本打开的手抄本，那正是一位僧侣在那些天抄写的。手抄本的书名立刻吸引了我：《异端首领多里奇诺修士的历史》。我想那也许是圣阿尔巴诺的彼得的书案，他们对我说过，他正在写一本有关异端历史的巨著（自从修道院出事以后，他自然就不再写那部书了——不过，我们还是别提前讲述要发生的事件）。因此，手抄本放在那里并不奇怪，那里还放有一些内容相关的、关于巴塔里亚会和鞭笞派的书籍。但是我把那看作一种超凡的征兆，虽然我并不知道这征兆是圣洁的还是邪恶的，我俯身贪婪地读起他写的东西。文章并不长，第一部分他写到了乌贝尔蒂诺刚才跟我说的事情，其中有很多细节我都忘了。上面讲到了多里奇诺派的人在战争和围困中所犯的许多罪行，并谈到了最后那场惨烈的战斗。不过，我也读到了乌贝尔蒂诺没有跟我讲述的事情，写文章的人显然目睹过整个事件，那场面他似乎还历历在目。

由此我知道了，在一三〇七年三月复活节前的一个星期六，最后被捕的多里奇诺、玛尔盖丽达和隆基诺，被押送到比耶拉城内，交给了等待教皇决定的主教。教皇得知消息后，就通报给法国国王腓力，信中写道：“我们获悉了令人兴奋的消息，这使我们振奋和欢欣鼓舞，因为经过长期的危险，历尽千辛万苦、血腥的厮杀和频繁的交战，在我们可敬的兄弟韦尔切利城的主教拉尼耶罗的努力下，那个十恶不赦的魔鬼，彼列

[3]

的儿子，令人恐怖的异端首领多里奇诺和他的追随者终于在上帝的圣餐之日被捕，被关押在我们的监狱里面了。许多受他毒害追随他的人，也在同天被杀。”教皇对于俘虏毫不留情，下令让主教把他们处死。于是，在同年的七月，就是在七月一日那天，异教徒们被交给了执行宗教裁判所判决的世俗权力。当城市的钟声此起彼伏地响起，异教徒们被装在一辆车上，行刑队的刽子手们把他们围在中间，后面跟着民众，车子走遍全城，人们在每个角落，都准备了炽热的铁钳撕扯罪犯的皮肉。玛尔盖丽达在多里奇诺面前，第一个被烧，而多里奇诺脸部的肌肉纹丝不动，当火钳灼烫他的四肢时，他也未发出一声呻吟。车子继续前进，刽子手们把烙铁放在装满烧红的木炭的炭火盆里烧烤。他经受了许多酷刑，但默不作声，哪怕割下他的鼻子，他也只稍稍耸了一下肩膀，只是在他们摘除他的生殖器时，他才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像是一阵呻吟。他最后的话语表明了他的死不悔改。他警告说，他死后第三天将获得重生。后来他被焚烧，他的骨灰随风飘散。

我双手颤抖着合上了这个手抄本。多里奇诺犯下过许多罪行，这我听人说过，但他被烧死时的情景太恐怖了。他在火刑柱上的表现……如何？像殉道者那样坚定不移？或是像入地狱的人那样固执？上楼时，我晃晃悠悠地走在通往藏书馆的楼梯上，我明白自己为什么那么困惑不安。我突然想起，就在几个月前，我到达托斯卡纳不久之后曾见到过的一幕情景。我还纳闷儿这以前为什么几乎把它给忘了，仿佛我那病态的灵魂想抹去一种回忆，它像一场噩梦压在我心头。也许，我并没有忘却它，因为每次我听人谈到小兄弟会，那件事情就又重新浮现在我脑际，但是我立刻把它驱赶到我内心的隐秘之处，好像见证那个恐怖的场面就是一种罪过。

我在佛罗伦萨见到过一个小兄弟会的人被烧死在火刑柱上。就在那些日子里，我头一次听到人们谈论小兄弟会，那是我在比萨遇见威廉修士前不久的事情。他延误了抵达佛罗伦萨的时间，我父亲准许我参观那里美丽绝顶的教堂，事先我们多次听到人们赞许过。为了更好地学习通俗拉丁语，我在托斯卡纳地区游荡，最后我在佛罗伦萨逗留了一个星期，因为我听太多人谈论这个城市，我很想好好了解它。

就这样，我一抵达那个城市，就听到了一桩轰动全城的大案子。一个小兄弟会的教徒，因为犯下了反对宗教的罪行而被控告，被带到主教和其他神职人员跟前。那些日子里，他被监押，受到宗教裁判所的严厉审判。我跟随那些跟我谈论这桩案件的人，来到了事件的发生地，在那里我听到人们谈论这位小兄弟会的人。他名叫米凯莱，实际上他是一位仁慈的人。他宣扬忏悔和守贫，不断重复着方济各修士的话语。他被拖到裁判官面前受审，是一些刁蛮的女子使的坏，她们假装向他告解，然后诬告他传播异教教义；更有甚者，他是被主教的亲信们在那些女人的家里抓住的。这个事实令我颇为惊诧，因为一个教会的人是不该到如此不合宜的地方施行圣事的。不过这似乎是小兄弟会教徒的弱点，他们毫不考虑场所合宜与否。也许公众的舆论有真实的一面，除了认为他们是异教徒之外，他们还有伤风败俗的暧昧行为（正如人们总是说卡特里派的人都是保加利亚人或鸡奸者一样）。

我来到了圣萨瓦托雷教堂，那里正在进行审判。教堂前人群拥挤，我进不去。不过有些人爬上窗户趴在铁围栏上，看得见和听得见教堂里发生的一切，并把里面的情形转告给站在下面的人。他们在重新宣读米凯莱修士头天的供词。他在供词中说，基督和他的使徒们“没有任何个人专有的和公共的财物”，而米凯莱抗议说公证人当时加上了“许多不实之词”，并且大声喊道（这我在外面也听到了）：“到判刑那天，你们得给一个说法！”但是审判官们仍然宣读了他们拟定的供词，最后问他是不是愿意谦卑地遵循教会和全城民众的意见。我听见米凯莱大声喊叫，他要遵循他所相信的，也就是说“认为被钉上十字架的基督是贫穷的，教皇约翰二十二世才是异教徒，因为他总是与基督唱反调”。接着是一场大辩论。审判官中也有方济各修士，他们想让他明白《圣经》里面没有他说的那些东西，而他却谴责他们否认了修士会本身的教规；审判官们反击道，他是不是认为自己比他的导师们更懂得《圣经》。米凯莱修士确实顽固不化，与他们当场争辩，以致审判官们挑衅地攻击他说：“我们就要你承认基督拥有财物，教皇约翰是天主教徒和圣人。”而米凯莱却不以为然地说：“不，他是异教徒。”那些审判官说，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罪孽深重还如此执迷不悟的人，但在大楼外面的人群中有人说，他像是落在法利赛人中间的基督。我发现民众中间有许多人认为米凯莱修士是圣洁的。

最后，主教手下的人又把戴着手铐脚镣的米凯莱带回牢房。那天晚上，人们对我说，主教的许多修士朋友都去监狱辱骂米凯莱，要他收回自己的言论，而他却义正词严地回答他们。他对每个人都一再重复说，基督是贫穷的，圣方济各和圣多明我也都是这么说的，还说要是因为宣讲这种正确的意见而被判极刑的话，那再好不过了，过不久，就像《圣经》里所说的，他就将去见《启示录》的二十四位长老、耶稣基督和圣方济各，以及光荣的殉道者们。人们告诉我，米凯莱还说：“如果我们热切地研读某些神圣的修道院院长所推崇的学说，我们就会更加热切和愉悦地渴求与他们走到一起去。”听到类似这样的话后，宗教裁判官们就都阴沉着脸走出牢房，气急败坏地喊道（我听到他们这样喊了）：“他走火入魔了！”

第二天，我们得知判决已经宣布了，我到主教府邸去就可以看到羊皮纸上的判决书，我部分地抄录在了我的笔记本上。

判决书开始写道：“以上帝的名义，阿门。这是对肉体的定罪，是已经颁布及宣告的判决书，写在以下这些庄重地公布和发表了的文字之中。”等等，接着是对米凯莱的一系列罪行和过错的严厉的描述，我部分地转述如下，以便读者能谨慎判断。

“乔凡尼，又名米凯莱，雅各之子，属圣弗雷迪亚诺教会。出身低劣，与歹徒结为团伙，品行恶劣，臭名昭著，受异端思想的蛊惑，背弃天主教的信仰而沦为异教徒……他无视上帝的存在，自觉并执意与人类为敌，经过周密的审视，蓄意从事异教的种种堕落的罪恶活动。与小兄弟会的人，就是那些守贫的分裂教会的异教徒们，有着密切的关系，他还追随过并继续追随他们那种下流卑劣的生活方式，他们的异端思想是与天主教的信仰背道而驰的……而且，他来到佛罗伦萨城，在城内的公共场所顽固地宣扬其异教言论和信仰……他坚持认为我们的救世主耶稣基督从未拥有过任何个人和共同财富，而只是单纯地使用他所得到的财物，坚持这是《圣经》里所认定的。”

但是，他被指控的罪行还不止这些，其中有一桩罪行我觉得十分卑劣，虽然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审判是怎样进行的）他是否那样承认，不过人们说米凯莱修士认为圣托马斯·阿奎那既不是圣人，也没有享受永恒的救赎，而是被罚入地狱，处于沉沦的状态之中！判决书最后的结论是，由于被告不愿意悔过自新，所以对他处以刑罚。

“由上所述，以及前面提及的佛罗伦萨的主教大人所宣布的判决书，我们看得很清楚，乔凡尼是异教徒，他不思改悔，既不想改正如此重大的异教罪行，也不想走上信仰的正道，使其不能从自身所犯的罪行和过错中得到救赎，而对他的惩罚也是对他人的警示；现将异教徒和教会分裂分子乔凡尼，又名米凯莱修士，带到惯常行刑之地，在那里他将在火刑柱上被烧死。他将完全灰飞烟灭，其灵魂将超脱肉体。”

后来判决公之于众，教会的人还来监狱警告他要发生的事情，我还听见他们说：“米凯莱修士，带有小斗篷的僧帽已经做好了，上面画有被魔鬼缠身的小兄弟会人的形象。”他们这是为了恐吓他，迫使他最后就范。然而米凯莱修士跪了下来，说道：“我想在火刑柱周围将会有方济各修士，我说甚至会有耶稣及其使徒们，会有光荣的殉道者巴托洛谬和安东尼。”他最后一次拒绝了宗教裁判官给他的悔过机会。

第二天早晨，我来到主教府邸的大桥上，宗教裁判官们早就集聚在那里，米凯莱修士戴着手铐脚镣被带到裁判官面前。有一位信徒跪倒在米凯莱面前想领受他的祝福，但立刻被武装人员带走，关进监狱。之后，宗教裁判官们重新宣读了判决书，还问米凯莱是不是愿意悔罪。每当读到审判书上所说的米凯莱是一个异教徒的时候，米凯莱总是反驳说：“我不是异教徒，说我是罪人，那倒是，但我是天主教徒。”当念到判决书上“最最尊贵最最神圣的教皇约翰二十二世”的时候，米凯莱就说：“不，他是异教徒。”于是，主教让他跪在面前，但米凯莱说人们不该给异教徒下跪。他们强制他下了跪，他就低声说道：“愿上帝原谅我这样做。”由于他穿着全套祭祀服饰被带到众人面前，所以祭礼开始后，就把他身上的祭服一片一片地剥下来，直到留下一条长衫，佛罗伦萨人称它为“乔帕”。按照习俗，对于被解除圣职的神父，得用一把锐利的刀具刮他的手指肚儿，并剃去他的头发，然后就把他交给军事长官及其手下的人。他们对他很凶残，给他戴上手铐脚镣，又把他带回监狱，而他却对人群说道：“我为上帝而死。”次日他就得被烧死，我是这么听说的。那天他们还去问他是否要告解和领圣餐，他认为领受有罪者施行的圣礼，就犯有罪孽，所以他拒绝了。而在这件事情上，我认为他做得不对，表现了他深受巴塔里亚会异端邪说的毒害。

最后，到了行刑的那天早晨，来提刑的是一位最高军政长官。我觉得他是一位友善的人，因为他问米凯莱是什么人，说只要他认定全民认定的事情，接受圣母教会的意见就可以赦免，为何非要固执己见。然而米凯莱却十分粗暴地说道：“我坚信被钉上十字架的基督是贫穷的。”最高军政长官张开双臂无奈地走了。于是行刑队长及手下的人来了，把他带到院子里。在那里，主教的代理人再次对他宣读了他的供词和审判书。米凯莱又打断他说，控告他的那些罪状都是不实之词。我记不得那些琐碎的事情，当时我也不太明白，但是判决米凯莱死刑和对小兄弟会的迫害，我记忆犹新。我真不明白为什么天主教和执行宗教裁判所判决的人对愿意生活在贫穷之中，认为基督没有拥有过世俗财富的人如此深恶痛绝。我思索着为什么那些想生活在富裕之中的人，剥夺他人财富的人，想把教会引向罪恶并且买卖圣职的人，竟然对他们感到如此害怕。当时我跟我身边的一个人说了，因为我实在无法沉默。那人诙谐地对我微笑说，一个宣扬贫穷的修士，对于民众来说无疑是一个坏榜样，因为以后他们就不再信服那些不宣扬贫穷的修士了。那人又补充说，那种宣扬贫穷的教义在民众的头脑里灌输了不好的思想，他们会因贫穷而自豪，而自豪的思想又会导致许多自豪的行为。最后，我不得不承认，其实他也不清楚，究竟出于什么理由，站在皇帝那一派的修士要宣扬守贫的教义，而为什么这种教义竟然令教皇如此不悦。但是我觉得这都是些极好的理由，尽管是出自一位没有多少学识之人的嘴。不过，直到那一刻之前，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米凯莱居然愿意以如此可怕的方式去死，是为了取悦于皇帝还是为了解决教会之间的纠纷？当时确实有人这么说：“他不是圣人，他是路德维希派来在城市民众之间散布不和的。小兄弟会的人都是托斯卡纳人，在他们背后是帝国的使者。”有人说：“他是个疯子，魔鬼附体了，妄自菲薄，桀骜不驯，以殉道者自居。这些修士读的有关圣人生平的书太多了，让他们娶个老婆过日子就好了！”还有人说：“不对，我们需要所有的天主教徒都能这样做，就像在异教徒统治的时代，时时刻刻都坚持他们的信仰。”听到这些议论，我不知道究竟该怎样想。这时，我重新见到受刑者的面容，他不时被我面前的人群挡住。在出神观望的人群中，他有些不像是生活在这个尘世间的人，而像有时候我在那些圣人的雕像上见到的那种出神地沉迷在幻觉中的面容。我明白，不管他是疯子还是先知，他是想头脑清醒地去死，因为他相信只有用死才能击败他的敌人，不管那敌人是谁。我明白，他这一死，其他人也得跟着死。不过，我为他这种坚守信仰视死如归的精神所震撼，因为我至今不得而知，他们是被追求真理的自豪感所驱使，还是被他们所信仰的以死来证明真理的愿望所驱使，使他们敢于直面死亡。无论是哪个原因，都令我感到敬佩和畏惧。

不过，我们还是回到行刑的事上来吧，因为现在大家都在往行刑地点赶去。

行刑队长及其手下的人，把米凯莱从门里拽出来，他身上只穿着那件长衫，衣服上的纽扣都掉落在地。他大踏步朝前走，低垂着脑袋，嘴里念诵着祷词，确像一位殉道者。在场的人多得出人意料，许多人高喊着：“你别死！”而他回答说：“我要为基督而死。”“可你不是为基督而死，”人们对他说。他回答：“那么是为真理而死。”到了一个名叫“行省总督之角”的地方时，有一个人朝他高喊，让他为他们大家向上帝祈祷，而他却为人群祝福。到了圣丽贝拉塔教堂的墙根时，有一个人对他说：“你真傻，相信教皇吧！”而他回答说：“你们把你们的教皇奉若上帝，”并补充说道，“你们的小公鸡都是些臭狗屎。”（这里是文字游戏，‘小公鸡’与‘教皇’谐音，在托斯卡纳方言中，就是把教皇比作动物，当时他们是这样跟我解释的。）这令大家都很惊诧，他居然开着玩笑走向死亡。

到了圣约翰教堂，人们对他高喊：“活下去吧！”而他却回答说：“为免去罪孽而死吧！”到了旧市场，大家朝他喊：“活下去吧！活下去吧！”而他回答说：“为了免入地狱而死吧！”到了新市场，众人对他喊：“忏悔吧！忏悔吧！”而他回答说：“为你们的高利贷忏悔吧！”到了圣十字架教堂，他见到了站在台阶上的他所属教会的修士们，他谴责他们没有遵循方济各修士的教规。那些修士中有些缩着双肩，有些羞涩地用兜帽遮着脸。

他们朝正义门走去，许多人对他说：“你否决吧，否决吧，别去死！”而他说：“基督为我们死了。”他们说：“可你不是基督，你不该为我们去死！”而他说：“可我愿意为他而死。”在正义门的草坪上，有一个人问他，能不能像他的一位上司修士那样否定自己的观点。而米凯莱回答说，不否定自己的观点。我看到人群中许多人表示认同，并鼓励米凯莱要坚强些：这样，我和许多别的人就明白了，那些人是他的信徒，于是我就远远地离开了他们。

人们最后来到了城门外，木柴堆，即当地人称作的‘小茅屋’（因为那些木柴搭成了茅草屋的形状），出现在我们眼前，全副武装的骑士们在那里围成一圈儿，为了不让人群太靠近。他们把米凯莱修士捆在柱子上。我听见有人仍然在喊：“你究竟为了什么而死啊？”而他回答说：“这是一种真理，乃是我的归宿，一种不死就不能证明的真理。”他们点燃了火。米凯莱修士早已唱起《信经》，接着又唱起《感恩赞》。他好像唱了八句，然后就像要打喷嚏似的蜷曲身子，并倒在了地上，捆绑他的绳子早就烧断了。他死了，在他全身被焚烧之前，高温已使他的心脏爆裂，浓烟已使他窒息。

随后，“小茅屋”像一把火炬全部燃烧起来，发出一道耀眼的亮光，要不是透过炽热的木炭隐约看见米凯莱修士被烧成炭的躯体，我会说自己是站在一座着火的树丛前。当时我离得那么近（我登上藏书馆的楼梯时回想起来），所见到的那番情景令我情不自禁地念诵起我读到过的圣女希尔德加德

[4]

著作中有关心醉神迷的狂喜的字句：“火焰以非凡的生命活力和炽热的光焰，发出灿烂夺目的光辉，灿烂夺目的光辉照亮人心，炽热的火焰焚烧污浊的世界。”

我想起了乌贝尔蒂诺说过有关爱的一些话。米凯莱在火刑柱上的形象跟多里奇诺的形象，以及多里奇诺的形象和玛尔盖丽达的形象都混在一起了。我的心又像在教堂里那样困惑不安了。

我尽力不去想这件事情，毅然决然地朝迷宫走去。

我是头一次单独前往迷宫，灯光反照在地板上的长长的影子像头天晚上出现的幻影那样令我毛骨悚然。每时每刻我都害怕再碰到一面镜子，因为镜子有这样的魔力，即使你知道那是镜子，还是会令你感到惊恐不已。

另外，我也没想辨认方向，也没有避开那间香气熏人、使人产生幻觉的房间。我像是个发高烧的人迷迷糊糊地朝前走着，全然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实际上我离出发的地方并不远，因为不久后我又回到了刚才我进来的那个七边形的过厅。过厅里的一张桌子上放着一些我先前仿佛没有见过的书籍。我猜想那是马拉希亚从缮写室里取来的，还没有放回原处。我不清楚自己离香气萦绕的房间是否还相当远，因为我觉得有点晕头转向，也许是有几缕熏烟扩散到我所在的那个地方了，或是我刚才过分沉浸在胡思乱想之中的缘故。我打开了一本装帧得相当精致的书，从风格上看，好像来自北极最遥远的国度图勒

[5]

。

书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使徒马可传播《福音书》，我被一头狮子的画像吸引住了。尽管我没有亲眼见过活生生的狮子，但那肯定是一头狮子。装帧者忠实地描绘出了狮子的头部，也许因见到过号称妖魔鬼怪之乡的爱尔兰的狮子而受到启迪，我深信，这只动物就如同《生理学家》一书中所说的，它集世上最可怕和最威严的东西于一身。于是，那头狮子使我想起了“敌基督”的形象和我们天主基督的形象，我不知道要用哪种象征性的语言来解释它。我全身颤栗着，因为害怕，也因为从墙壁缝隙吹进来的寒风。

我看到的那头狮子巨嘴獠牙，脑袋像蟒蛇头那样长满鳞斑，庞大的兽身撑立在四个犀利凶猛的脚爪上，毛皮像是后来我见到过的一种来自东方的织有红色和翠绿色斑纹的地毯，上面带有像人得了鼠疫般的土黄色，凸显出可怕而又强壮的骨架。尾巴也是黄色的，从臀部一直卷到头顶，尾梢是一个黑白色鬃毛的涡卷形。

我被那头狮子吓坏了（我多次回头环顾四周，好像书中所画的野兽会突然出现），决定翻看其他书页，目光落在了《马太福音》开头那页的一个人的画像上。不知为什么，他比狮子更使我害怕：是人的脸，但那人从头到脚裹在一件像是披肩的无袖长袍中，而那披肩（或称铠甲）上面镶有坚硬的红色和黄色的宝石。那人的脑袋从红宝石和黄玉砌成的城堡里神秘地伸出来，我觉得他正像是（渎神者让我感到多么恐惧啊！）我们一直跟踪却难以寻觅其踪迹的神秘的凶手。后来我明白了，为什么我会把那头狮子、披戴盔甲骑着战马的武士与迷宫那么紧密地联系起来：因为，那两幅插图就像那本书上所有的插图一样，都是从纵横交错的迷宫布局的图案中浮现出来的。红玛瑙和绿宝石的纹理，翡翠的细丝，水苍玉的条带，它们仿佛是一个线团，似乎在暗示我所在的厅室和通道。我的目光迷失在书页之中那些金碧辉煌的小路上，我的双脚像是行进在藏书馆的厅室内被扰人的布局所困扰。看到在那些羊皮纸页中神游的我，我更平添许多不安，并令我深信那里的每一本书都在以神秘的狂笑方式叙述着我在那一刻的故事。“De te fabula narratur

[6]

，”我自语道，并自问，在那些书页上是否也已蕴含着等待我的未来事件呢？

我翻开另一本书，那像是一本西班牙学派的书籍。颜色非常鲜艳，像血和火一样红。那是一本使徒的《启示录》。我又像头天晚上那样翻到了披着日头的女子那一页，但不是同一本书，装帧不一样，艺术家在这张页面上以更大的篇幅描绘女人的体态。我把她的面容、胸部、弯曲的臀部与我跟乌贝尔蒂诺一起看到的童贞圣母相比较。形象不一样，但是我觉得这个女子也非常美丽。我想自己不该这样胡思乱想了，就又翻阅了几页，看到了另一个女人。这一回是巴比伦大淫妇。她的体态并不让我吃惊，但是我想她跟那位一样都是女人，这个是一切陋习的标志，而前面那个则是一切美德的化身。不过，两个女子的体态都很富女人味，从某种程度上我不知道该怎么区别她们。我的内心重又感到不安，教堂里那位童贞圣母跟那位美丽的玛尔盖丽达仿佛重合在一起了。“我该入地狱！”我自言自语道，“啊，我疯了。”我决定不再待在藏书馆了。

幸好当时我已到了楼梯口，我急忙冲下楼去，顾不得会不会摔跟斗，会不会把灯扑灭。我又到了缮写室宽阔的拱顶下，但直到此时，我还是无法克制自己，一直冲下通向膳厅的楼梯。

我跑得气喘吁吁，站立了一会儿。那天夜晚，从窗玻璃透进来明亮的月光，几乎不用再掌灯了。不过我仍让它点着，仿佛是为了寻求慰藉。然而我还是上气不接下气，想喝点儿水，缓解一下紧张的心绪。厨房就在旁边，我穿过膳厅，慢慢地打开了一道门，那门是通向楼堡底层另一半的。

这时，我恐惧的心理有增无减，因为我很快发现厨房里，靠近面包炉的地方有人，或者说，至少我发现在那个角落里有一盏灯闪着亮。我惊恐万状，熄灭了我的灯。已经万分惊恐的我，却令那人感到害怕，而且那人（或那些人）也很快熄灭了自己的灯。不过没有用，因为月光把厨房照得相当明亮，在我眼前的地板上现出了一两个模糊的黑影。

被吓呆了的我，再也不敢后退，又不敢前进。我听见一阵结结巴巴的说话声，我觉得是一个女人在悄声说话。稍后，一个体形矮壮的身影从靠近面包炉那堆模糊的黑影处蹿出来，冲着外面那道显然是半掩着的门逃了出去，随即在身后带上了门。

我待在餐厅和厨房之间的门槛处。面包炉旁发出某种隐隐的声音。一种隐隐约约的——怎么说呢？——呻吟声。从那个黑影处确实传来一阵呻吟，几乎是因为害怕而发出的低声哭泣，一种有节奏的呜咽声。

胆小的人只有面对他人的恐惧，才会壮起胆子来，不过，我不是因为有了勇气才朝黑影走去。我想说的是那种陶醉的心理，那种近乎使我产生幻觉时的陶醉心理，促使我前进。厨房里有某种近似头天晚上我在藏书馆被熏倒的气味。也许不是同样的物质，但对于我那极度兴奋的感官来说，却有着同样的效果。我闻到一股难闻的气味，是厨师们用来添加酒味的紫云英、明矾和酒石的气味。或许正像后来我所得知的，那些日子里，他们正在酿制啤酒（在意大利北方的那个地区被看作是极为珍贵的东西），而那啤酒是按照我家乡的方法制作的，用石楠、沼泽爱神木和野生迷迭香。所有这些香料不仅刺激我的鼻孔，而且麻醉我的头脑，使我飘飘欲仙。

我理性的本能在提醒我：“后退！”远离那在呻吟着的东西，那肯定是一个恶魔给我召唤来的淫妇，可是我的欲望的冲动却驱使我向前走，仿佛我想参与某种神奇的事情。

就这样，我接近了那个黑影，借助从大窗户射进来的月光，我发现是一个女人。她全身颤抖着，一只手用一个包裹捂着胸口，哭泣着退到面包炉口。

现在，但愿上帝、童贞圣母和天上所有的圣人能帮我说清楚那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作僧侣的尊严和纯洁（如今我是这座漂亮的梅尔克修道院里的老僧，这里是清静的）提醒我得小心翼翼恪守本分。我可以简单地说有某种罪恶的事情发生了，但是把它复述出来，就不够有修养了，我不想让我自己和我的读者感到困惑。

然而，我又打算叙述出那些已很久远的事件的全部真相，而真相是不可分割的，其本身是一清二楚的，不能因为我们的兴趣和我们的羞耻心而遮掩它。关键在于我不能按照我现在的观点和印象说出当时发生的事情（如今我还记忆犹新，也不知是因为事后我产生的愧疚心理使我能如此清晰地铭刻在心，还是因为我内心愧疚得不够，所以内心仍饱受折磨，只要萌生哪怕是一丁点儿的羞耻感，我那痛苦的记忆就会出现在眼前），要像当时我亲眼见到和亲耳听到的那样来讲。我可以像编年史作者那样一五一十地记载下来，因为我一闭上眼，就不仅能够复述出我在那瞬间所做过的一切，还能够回忆起自己有过的想法，就像抄写一份当时写就的书稿。因此我得这样进行叙述，但愿大天使米迦勒能保护我。为对未来的读者有警示作用，以及因我对自己过错的愧疚感，现在我愿意像讲述一位年轻人误入魔鬼布下的种种陷阱那样讲述当时发生的事情，以使后人识别那些陷阱，做到防患于未然。

果然，那是个女人。依我看来，是个姑娘。由于在那一刻之前（感谢上帝，自从那以后也同样如此），我跟女性很少有过亲昵接触，我真说不出她年龄的大小。我只知道她很年轻，几乎是个少女，也许已度过十六个或十八个春秋，乃至二十个春秋，而那青春少女的体态展现出来的真实的人性，令我心动。那并不是幻觉，在我看来，她无论如何是相当漂亮的。也许因为她像一只冬天里的小鸟在颤抖，她在那里哭泣，她怕我。

一想到帮助别人是每一个善良的天主教徒的责任，我就走近了她。我极其温柔地挨近她，并用标准的拉丁语对她说不用害怕，我是一位朋友，不管怎么说不是一个敌人、一个可能令她心存恐惧的人。

也许因为见我眼里流露出温柔的目光，姑娘平静下来，走近了我。我发现她不懂拉丁语，就本能地跟她说通俗德语，这使她恐惧万分。我不知道，这是因为德语生硬的发音，对于那个地区的人来说很陌生，还是这声音让她想起跟我家乡来的士兵们有过的某些经历。于是我微笑了，我想手势和脸部表情比语言本身更便于沟通。她的确平静下来了，她也对我微笑，并对我说了几句话。

我听不太懂她说的方言，它无论如何与我在比萨学的俗语一点儿也不一样，但是从她那温柔的口吻听来，我觉得她是在说诸如“你年轻、英俊……”之类的话。听到这么赞美自己美貌，对于一个在修道院里度过整个童年时代的见习僧来说，的确是很稀有的事情，因为我一贯得到的训诫就是，躯体的美是瞬间即逝的，应该把它视作卑微的东西。然而敌人设下的圈套是无穷无尽的，而且我承认，对我长相的那种恭维，不管多么虚假，在我听起来却是那么温馨，激起了我难以抑制的柔情。再说，那姑娘一边说着，一边把她的手伸过来，用手指肚儿轻轻抚摸我还未长胡须的脸颊。这使我产生了一种神魂颠倒的感觉，但在那一刻，我心里没有丝毫的罪恶感。当魔鬼想跟我们较量的时候，完全能够在我们心灵中抹去任何美德的痕迹。

我感觉到什么了呢？我见到什么了呢？我只记得起初片刻产生的那种激情，是难以用任何言语来表达的，因为我的语言和我的思维都没有描述那种感情的素养。直到后来我想起了那些表达心灵的言语，那也是在别的时候和别的场合听来的，说的都是与此事不同的愉悦心情，但它们跟我那一刻的欢乐简直是神奇地和谐一致，好像它们就是为表达这种欢乐而创造的。那些簇拥在我记忆深处的言语浮上我无言的嘴边，我忘记它们是否写在圣人的经书和著作中，表达更加光彩夺目的现实世界。不过，圣人们所说的欢快和我那骚动的心灵在那一刻所体验到的欢快真有所区别吗？在那个时刻，我心中已完全丧失了警觉。在我看来，这正标志着处在地狱深渊里所感受到的痴狂。

姑娘就这样突然出现在我面前，像是黝黑的童贞圣母，她像《雅歌》中所描述的那么漂亮。她穿着一件破旧的粗布小衫，酥胸性感地袒露着，脖颈上挂着一串用五颜六色的小石头制成的项链，我想那是很不值钱的东西。但是她的头高昂在那如同象牙台的白皙的脖颈上，她那明亮的眼睛如希实本的水池，她的鼻子仿佛利巴嫩塔，她头上的发是紫黑色。是的，她的头发如同山羊群，她的牙齿如一群绵羊，洗净上来，个个都有双生，没有一个丧掉子的。“我的佳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我情不自禁地低声说道，“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卧在基列山旁；你的唇好像一条朱红线；你的两太阳如同一块石榴；你的颈项好像大卫的高台，其上悬挂一千盾牌。”我惊奇不已，心醉神迷，不禁自问，这位向外观看如晨光发现，美丽如月亮，皎洁如日头，威武如展开旌旗军队的

[7]

，究竟是谁呢？

那姑娘更加靠近了我，把一直紧紧捂在她胸口的那个深色包裹扔到一个角落里，又举起她的手轻抚我的脸颊，同时重复着我刚才听到的话。而正当我不知是该躲避她，还是更靠近她的时候，我的头嗡嗡作响，像约书亚的军号声要把耶利哥的城墙吹塌了那样震荡。在我又渴望碰她又害怕碰她的时候，她开心地露出了微笑，像发情的母山羊发出了一声快乐的呻吟，解开了系在胸口的衣带，衣衫像一件长袍那样从身上滑落下来。她站在我面前，就像夏娃在伊甸园里出现在亚当面前那样。“微微隆起的丰满而又美丽的乳房，”我低声地重复着从乌贝尔蒂诺那里听到的话，因为她的两只乳房好像百合花中吃草的一对小鹿，就是母鹿双生的，她的肚脐如圆杯，不缺调和的酒；她的腰如一堆麦子，周围有百合花。

“啊，少女群中一颗灿烂的星星，”我大声喊道，“啊，关闭的门户，花园里的泉水，蕴藏着珍贵香料的芳香扑鼻的幽闺！”我情不自禁地贴在她身上，感受她的体温，以及从未闻到过的那种浓郁的肤霜香味。我想起来：“孩子们哪，当疯狂的爱情降临时，人是难以抗拒的！”而我明白，不管我觉得那是敌人的圈套还是上帝的恩赐，此时我已难以抵御那诱惑我的激情冲动，“啊，我软弱无力，”我喊道，“我深知自己为何如此，但我难以抵御！”也是因为她的嘴唇散发出一股玫瑰花的芳香。她穿着凉鞋的双脚是那么美丽，两条腿像光滑的圆柱，她那腰部的曲线也像柱头那样呈流线型，仿佛是出自艺术家之手笔。啊，我所爱的，欢畅喜乐的女儿，王的心因你下垂的发绺系住了，我低声自语道。我依偎在她的双臂之中，我们一起倒在厨房的光地板上，我不知道是我的主动还是她的手腕，我发现自己已脱下见习僧的长袍，我们并不为那样赤身裸体而感到羞涩，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她用嘴亲吻了我，她的柔情比美酒更香醇。她身上的香气醉人，她那挂着彩石的脖颈是那么美，挂着耳坠的脸庞妩媚动人。我的佳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你的眼像鸽子眼（当时我那么说），让我好好看看你的脸，让我听听你的声音。你的声音是那么悦耳，你的脸庞是那么诱人，我的妹子，你让我爱得发疯，只要你的一个眼神，只要你脖颈上的一颗彩石，就能让我心醉神迷。你的唇滴蜜，好像蜂房滴蜜；你的舌下有蜜有奶，你鼻子的气味香如苹果，你的两乳，好像葡萄累累下垂，你的口如上好的酒灌入我的心扉，流淌在我的唇齿间……那是封闭的泉源，哪哒和番红花，菖蒲和桂树，没药和芦荟。我吃了我的蜜房和蜂蜜，喝了我的酒和奶。这位向外观看如晨光发现，美丽如月亮，皎洁如日头，威武如展开旌旗军队的，究竟是谁呢？

上帝啊，当人的心灵受到诱惑时，其唯一的美德就是去爱迷住你的对象（难道不是真的？），去得到你渴望拥有的。这最大的幸福，就是在生命的源头享受欢愉的人生（莫非没有人这么说过吗？），就是要品味人生的滋味之后去体验生命的真谛，我们将永恒地生活在天使们的身边……我这样想着，我觉得预言在变成现实。最后，当姑娘那无法言喻的柔情使我飘飘欲仙的时候，我的身躯就如同眼睛，一下子见到了前后四周的事物。而且，我领悟到爱情能同时萌生出结合在一起的温馨和幸福，激发出亲吻和交欢的激情。我曾经听说过这些，当时却以为别人是在跟我说别的什么。当我的欢快达到最高潮的时候，一瞬间我想起来，也许我是在体验正午魔鬼在夜里的占有欲，它到最后会对我心醉神迷的灵魂显露出魔鬼的本性，好像在叩问你是谁。魔鬼善于诱惑人的灵魂，捉弄人的躯体。不过，我立刻相信我的迟疑是可恶的，因为我当时的感受无比的真切、美好和神圣，温馨感不时地增长。它像掺在一杯葡萄酒里的一小滴水，完全失去了水的成分，颜色和味道变得跟葡萄酒一样；它像烧红的热铁，变得跟烈火一模一样，似乎已失去原有的形状；它还像沐浴着阳光的晴空，灿烂靓丽，以至让人觉得那不是阳光照亮的，而是它自身发出的光亮。我就这样被一汪似水的柔情所融化，用仅有的气力喃喃地吟诵着赞美诗中的一段：“你的胸脯如同新开启的密封的醇酒，让人开怀畅饮，”我即刻看到了一道亮光，一个燃着熊熊烈火的红宝石色的胴体，光彩照人，奇妙无比。那亮灿灿的光线萦绕在火焰四周，那火焰穿透了整个光彩夺目的形象，那灿烂的亮光、熊熊的火焰和奇妙的形象，三者融为了一体。

正当我几乎晕倒在与我紧密结合的身体上时，在最后一股生命的气息中，我明白了火焰发出的明亮光辉，那是天赐的生命力，它有着炽热的能量，直到焚烧殆尽。继而我明白那就是深渊，那就是诱惑人的无底深渊。

现在，我用颤抖的手（我不知道是因为惧怕自己所犯下的罪孽，还是因为那回忆令人愧疚）写下了这几行字。我发现自己在描述我的秽行时所使用的词语，竟然跟前面几页中描述小兄弟会的米凯莱被施火刑殉难时所使用的语言并无二致。我那屈从于我心灵的手，居然用同样的言语写下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经历。这并非偶然，也许当初我是以同样的方式经历了那两件事。刚才，试图把那两件事都写在羊皮纸上的时候，我才发现这一点。

可以用神秘的智慧，把本质截然不同的现象用同样的词语表达出来，以同样的智慧也可以用世俗的词语来描述超凡的圣事，并可借模糊的象征来表达。狮子或猎豹可以象征上帝，伤口象征死亡，火焰象征欢乐，火焰又象征死亡，深渊象征死亡，堕落意味着深渊，而癫狂意味着堕落，激情意味着癫狂。

为什么年少的我，要用殉道者米凯莱面对死亡时表达快感的语言来表达对（神圣的）生命之欢乐的陶醉呢？但为什么我又不能不用同样的语言来表达对（有过错的和一时的）人间欢乐的享受呢？尽管享受过后我立刻有一种死亡和毁灭的感觉。现在，在事隔多年之后，我在用心思索两个同样令人兴奋和痛楚的经历，以及当初我感受的方式。而那天夜里在修道院，我刚想起了一件事情，怎么在相隔几个小时之后，又敏感地想起了另一件事的情景呢？还有，眼下当我叙述这些时，这两件事情的情节怎么会历历在目，就像是在幻觉中见到神灵时，一个销声匿迹的圣洁的灵魂，在三种不同的情况下用同样的语言在对我叙述。也许我亵渎了上帝（那个时候，还是现在？），米凯莱那种对死的渴望，焚烧米凯莱的火焰使我感受到的惶惑，与姑娘肉体结合时我不可遏制的欲望，用神秘的贞操观来寓意式地解读我的那种欲望，以及驱使圣女为了爱情视死如归，以求活得更加长久，达到爱情的永恒，这所有的一切究竟有什么相似之处呢？如此模棱两可的事情，怎么可能用如此相同的方式解释呢？而这仿佛是最有名望的学者留给我们的教诲：意味着真理的种种形象越是明显，往往因其不相类似，就越显得仅是形象，而不是真理。但是如果对火焰和对深渊的爱，象征着对上帝的爱，那么是不是也意味着对死亡和对罪过的爱呢？是的，就像狮子和蛇蝎都象征着上帝和魔鬼一样。对此只能由神父们做出权威性的解释，而处在愁闷中的我，哪有什么权威让我心悦诚服呢？因此我仍是疑惑不解（火焰的形象还诠释了我空虚的现实和我十足的错误，这现实和错误毁灭着我）。上帝啊，现在我被记忆的漩涡所吞噬，我把不同的时代混淆在一起了，好像我在干预星辰的次序和天体运行的序列，我的心灵在发生什么变化呢？我肯定是在超越我有罪的和病态的聪明智慧。罢了，还是回到我谦卑地给自己定下的任务上来吧。刚才，我讲述了那天我完全沉沦在困惑之中。我把回忆起来的情景都说了，我这个诚实的实况报道者无能的笔，就写到这里为止了。

我不知道自己躺了多久，姑娘就在我的身边。她用一只手继续轻轻地触摸我汗湿的身体。我内心感到欣喜，但并不觉得安宁，就像火烧到最后，在烟灰底下慢慢消逝。我想毫不迟疑地称那些有过我同样体验的人是幸福的人（我像是在沉睡中喃喃自语），尽管生活中很少会有这种体验（实际上我仅有过这么一次），而且是那样急匆匆地发生在生命的一瞬间。人在那种时刻几乎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对自身毫无感觉。自己变得那么渺小，几近于被毁灭。而如果有人（我对自己说）也能在这一瞬间仓促地品味到我的欢乐，就会很快以冷眼观察这个邪恶的世界，就会被恶作剧般的日常生活所困扰，就会感觉到僵死的躯体之重负……我不就是如此得到教训的吗？让陶醉在那幸福之中的我的全部心灵忘却一切。我的感受肯定是（现在我明白了）永恒的太阳发射的光芒所致，太阳光带来的喜悦打开了人的心灵，舒展了人的心情，开阔了人的心胸，而人为自己敞开的欲望之洞却不是那么容易关上的。那是爱情之利剑刺开的伤口，没有比爱情更为温馨而又可怕的了。然而，那就是太阳的威力，它用光芒穿透受伤的人，让所有的伤口扩大，于是人打开自己的心胸，膨胀自己，血脉暴胀，人的力气已经无法履行接受的命令，只能听凭欲望的支配。燃烧的心灵坠入现今正触及的深渊之中，看到自己的欲望和所追求的真理被亲身体验过并被正在体验的现实所超越。人惊诧地目睹自己的癫狂。

我沉浸在难以言喻的欢快的感受之中，睡着了。

过了很久，我睁开了眼睛，也许因为有一片云彩遮挡着，夜晚的月光非常暗淡。我朝身旁伸过手去，没有摸到姑娘的身躯。我转过头：她不在了。

发泄我的欲望和满足我饥渴的对象一旦不复存在，我突然感受到的是那种欲望的虚荣和那种饥渴的邪恶。所有的动物在交媾后都是忧郁的。我意识到自己已经犯下了罪孽。如今，在相隔多年之后，当我仍为自己的过错愧疚不已时，我不能忘怀的是那天夜里我所体验到的无比欢乐，而我要是不承认某些自然发生的事情本身的善和美的话，即便是在两个罪人中间发生的，那我就愧对用善和美创造了天地万物的至高无上的上帝了。不过，也许是如今我已年迈，错误地觉得在我年轻时发生过的一切事情都是那么美好，而到了古稀之年的我应该想到的是即将面临的死亡。可当时我还青春年少，并没有想到死亡，而是强烈地虔诚地为自己的过失而痛哭。

我站了起来，全身颤栗着，也因为我在厨房冰凉的石板地上躺得太久，全身都麻木了。我几乎像是在发烧，颤抖着穿上了衣服。这时我发现了姑娘逃跑时留在墙角的包裹。我俯下身子仔细查看：那包裹皮像是从厨房里弄来的粗布。我打开包裹，起初看不清里面究竟是什么东西，一方面因为光线幽暗，另一方面是里面包的东西形状奇特。随后，我明白了：在一片片血块和一条条松软泛白的肌肉中间，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一颗心脏，一颗硕大的心脏，虽然已脱离活体，黏糊糊的，但仍然颤动着，看得出上面一道道青灰色脉络。

我眼前降下一片阴霾，嘴里涌起一股酸涩的唾液。我叫喊了一声，就像一个死人那样倒下了。

[1]
Salinbene de Adam（1221—1287），方济各修士。

[2]
Rebello，与意大利文‘叛逆者’（ribèlle）一词发音相近。

[3]
Belial，撒旦的别名。

[4]
Saint Hildegard（1098—1179），德意志女隐修院院长，多次见异象的神秘主义者。

[5]
Thule，传说中大西洋北部格陵兰古老的王国。

[6]
拉丁语，这个故事里说的就是你。拉丁诗人贺拉斯的名句。

[7]
本段及以下几段对姑娘赞美之辞，均参考《圣经》和合本译文。

第三天

夜晚

其间，心神不宁的阿德索向威廉告解，思索着女人创造人的作用，但随后发现了一具尸体。

我醒来时，觉得有人在我脸上洒水。是威廉修士，他拿着一盏灯，在我脑袋底下垫了什么东西。

“阿德索，发生什么事情啦？”他问我道，“莫非你在夜里转悠到厨房偷吃下水了？”

简单说吧，威廉醒来后，我现在记不得是由于什么原因他寻找过我，因为没有找到，就想到我可能是到藏书馆去显露自己的才干了。他从厨房进入楼堡时，看见一个黑影从门里出来进了菜园（那是姑娘离开楼堡出来，也许是因为她听到有人走近楼堡）。他想弄清那人是谁，就跟着她，但那人（或者在他看来那是个黑影）走到院墙外，然后就消失了。于是威廉——在对四周作了一番侦察之后——走进了厨房，发现我晕倒在那里。

我仍然惊恐不已，向他示意那裹着心脏的包裹，含糊地嘟囔着又发生了一件新的凶杀案。他笑了起来：“阿德索，什么人会有这么肥大的心脏呀？这可是一头母牛或是一头公牛的心脏，他们今天正好宰了一头牲口！可是，它怎么会落在你的手里呢？”

这时，我愧疚的心理难以释怀，加上恐惧惊吓，就号啕大哭起来，我求他给我施行告解的圣礼。他接受了我的告解，我毫无保留地把一切都告诉了他。

威廉修士十分认真地听我说，不过带有一丝包容。当我讲完后，他脸上显出严肃的神情，对我说道：“阿德索，你犯下了罪，这是肯定的，违反了不准通奸的戒律，也背离了你作为见习僧的职责。然而，可以原谅你的是，处在那样的一种境遇之中，即使是沙漠中的神父也会犯同样的罪孽。女人是诱惑的根源，这在《圣经》中已经讲得相当多了。有关女人，《传道书》中说，她的话语就像燃烧的烈火，《箴言》中说，她窃据了男人最宝贵的灵魂，最坚强的人也会被毁。《传道书》还说：我得知有等妇人，比死还苦；她的心是网罗，手是锁链。还有人说女人是魔鬼的载体。弄清了这一点之后，我亲爱的阿德索，我无法说服自己的是，上帝在自己创造的物种中引入这样邪恶的东西，怎么会不赋予她某些美德呢？我不能不思索这样的事实，上帝给了她许多特权和瑰宝，是有缘由的，上帝有三方面是很伟大的。他用泥土在这个卑劣的世界上创造出男人，而后用高贵的材料在天堂创造出女人，他不是用亚当的脚和身体的内脏来创造女人，而是用肋骨；其次，无所不能的上帝，本来可以随便用什么奇迹般的方式直接化身成人，然而他却选择了在女人的腹中安身立命，这表明她并不是那么污浊的，而后来上帝复活后，是对一个女子显身的；最后一点是，在荣耀的天国中，男人不能成为那里的国王，却由一个从未失去贞操的女子当王后。如果上帝对夏娃本人和她的女儿们是施予恩宠的，那么，我们受女性的美艳和优雅的诱惑，难道就不正常了吗？我想对你说的是，阿德索，今后你一定不能再犯这样的错误，而你受到诱惑那样做了，也没什么可怕的。何况，一个僧侣在他一生中至少有一次肉欲的体验，就可以在有朝一日宽容和谅解犯有过错的人，劝导和宽慰他们……好了，阿德索，这种事情没有发生之前希望别发生，已经发生了也不必过分自责。它已随上帝而去，今后我们就再也不谈及此事了。有些事情不要考虑过多，要是你能做到，最好还是把它忘了。”我仿佛觉得他说到这里，声音变得细弱了，像是有某种内心的感动，“我们还是想想今晚发生的事情说明什么。这姑娘是什么人？她跟谁幽会？”

“这我可不知道，而且我没有看见原先跟她在一起的那个人。”我说道。

“好吧，不过从许多线索来看，我们可以推测那个人是谁。首先那是一个又丑又老的男人，一个女孩子不情愿跟的人，特别是据你所说，她是一个漂亮的姑娘，尽管我觉得，我亲爱的狼崽子，当时你几乎是饥不择食。”

“为什么那男子是又丑又老呢？”

“因为姑娘和他来往不是出于爱，而是为了一包下水。她肯定是一个乡下姑娘，为饥饿所迫，也许她不是第一次答应跟某个淫僧幽会，她这样是为了让自己和她家里人有东西可吃。”

“一个卖淫的女子！”我惊恐地说道。

“一个可怜的乡下姑娘，阿德索。兴许她有几个弟弟得喂养。可能的话，她愿意为爱情而委身于他人，而不是为了谋利，就像她昨晚所做的那样。果真，你对我说了她夸你年轻漂亮，她是不求任何报酬，出于对你的爱而献身给你的，而她委身于别人只是为了一颗牛的心脏或几片肺叶。昨晚她为自己能把奉献给喜爱的人而感到高尚和欣慰，以至于不拿取任何东西作交换就逃走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与你相比，那个人就可能是既不年轻也不漂亮了。”

我承认，尽管我对自己的过失愧疚不已，威廉的解释仍使我感到无比自豪，不过我没有吭声，让我的导师说下去。

“这个糟老头子应该是有机会到村子里去，并且由于某种跟他职务有关的原因，他跟农民们有些接触。他应该知道怎么让外人出入修道院围墙，而且知道厨房里有那些下水（兴许明天，会有人说厨房的门开着，进来了一条狗，把下水给吃了）。总之，他是有一点经济头脑的，顾及到厨房在伙食上不至于有太大的损失，否则他就会给她一块牛排或某个更美味的部分。现在你看到了，我们这个陌生人的图像勾勒得非常清楚了。而我斗胆直言，所有这些特征，真是要了命了，集中到一个人身上，那就是我们的食品总管，瓦拉吉内的雷米乔。或者，要是我搞错了的话，那就是我们那个神秘的萨尔瓦多雷了。何况，因为他是这一带的人，他跟当地人能说得上话，而且能够说服一个姑娘按照他的意愿行事，要不是让你给遇上的话。”

“肯定是如此，”我确信无疑地说道，“可是，现在我们知道这些有什么用呢？”

“没有任何用，或者是一切都有用。”威廉说道，“事情可以跟我们所关心的命案有关系，或者毫无关系。另外，要是食品总管曾是多里奇诺派的人，这就相互解释了因果。而我们现在知道了，这座修道院在夜里是怪事丛生的场所。可谁知道，我们的总管或是萨尔瓦多雷，他们在黑暗中那么潇洒自如地在修道院里任意胡行，他们知道的事情肯定不止他们说的那些。”

“可他们会告诉我们吗？”

“不会。如果我们无视他们的过失，对他们表现出恻隐之心，他们就不会告诉我们。然而，如果我们的确想知道某些事情，我们手里掌握着迫使他们说话的手段，那么他们就会告诉我们。换句话说，如果有必要的话，食品总管和萨尔瓦多雷就是我们的人，而上帝会宽恕我们这种渎职行为的，既然他已经宽恕了那么多别的渎职行为。”他说到这里，狡猾地看了我一眼，我也不敢对他出的主意的正当性提出看法。

“现在我们该去睡觉了，因为再过一个小时天就亮了。可是，我可怜的阿德索，我看你还是那么心神不宁，还在为你的过失害怕……没有什么比在教堂里好好作一次间歇，放松一下精神更舒心的了。我已经赦免了你的罪过，但是谁知道呢？你还是到上帝那里去证实吧。”他狠狠地拍了一下我的脑袋，像是表示刚强有力的父爱，也许是宽容和饶恕。兴许（就像我当时非分地想到的那样）也是善意的嫉羡，因为他是一个渴望体验新鲜的冒险经历的人。

我们顺着往常走的那条通道出来，朝教堂走去。我紧闭双眼急匆匆地走过去，因为那些枯骨让我清醒地想起，那天夜里我是如何几乎化为尘埃，我对自己肉体的那种自豪感显得多么愚蠢。

我们来到了教堂的中殿，看到大祭台跟前有一个黑影。我以为又是乌贝尔蒂诺，却是阿利纳多。起初他并没有认出我们来，后来，他说反正已无法入睡，他就决定为那位失踪的年轻僧侣通宵祈祷（他连名字都不知道）。要是他死了，就为他的灵魂祈祷，要是他只是病倒在什么地方，就为他的健康祈祷。

“死的人太多了，”他说道，“死的人太多了……不过，《启示录》里是那么写的。第一声号响，下冰雹，第二声号响，大海的三分之一变成了血，你们在冰雹中找到一个死人，在血泊中找到另一个死人……第三声号角警示说一颗炽热的星辰将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和众水的泉源上。所以我告诉你们，我们的第三个兄弟失踪了。你们害怕第四个人死，因为太阳、月亮和星辰的三分之一将被击中，将几乎出现一片黑暗……”

我们从教堂的十字形耳堂出来时，威廉琢磨着老人的言谈之中是不是有某些真实的成分。

“但是，”我提醒他注意，“他是用《启示录》作为指南，只假设有一个可怕的心灵，事先就安排好了有三个人失踪，猜测贝伦加可能也死了。可是我们知道阿德尔摩的死是出于他自己的意愿……”

“不错，”威廉说道，“但是同一个邪恶的或是病态的心灵，可能从阿德尔摩的死得到启发，象征性地安排了另外两个人的死亡。如果是这样的话，贝伦加可能死在河流或者泉水里。可是修道院里并没有河流和泉水，至少没有能把人淹死的流水……”

“只有浴室。”我几乎是随口说道。

“阿德索！”威廉说道，“你知道吗？这可能就是个线索，浴室！”

“可是，他们也许已经去那里查看过了……”

“今天早上我看到仆人们在寻找，他们打开了浴室的门，只朝里面环视了一下，没有搜查。他们没想仔细搜寻某些藏得很隐蔽的东西，他们指望找到一具尸体戏剧性地躺在某个地方，就像倒插在猪血缸里的韦南齐奥的尸体那样……我们还是去看一眼吧，反正天还黑着呢，而且我觉得我们的灯还燃得挺欢。”

我们去了，没费劲就打开了紧挨医务所的浴室的门。

浴缸之间有宽幅的帆布帘子隔开遮挡着，我记不得有多少个。僧侣们按教义规定的日子洗澡净身，而塞韦里诺则是利用洗澡来治疗疾病，因为没有比沐浴更能使人放松身心的了。浴室角落里有一个壁炉，烧热水很方便。我们发现炉子里有刚烧完的木灰，前面地上倒扣着一口大锅，可以从另一个角落里的水池取水。

我们看了看前面几个浴缸，都是空的，唯有最后一个浴缸被一个帘子遮着。浴缸的水是满的，旁边堆放着一件长袍。在我们那盏灯的照耀下，初看上去浴缸的水面显得很平静，但当灯移近水面时，我们就隐约地看到缸底有一个赤裸的人体，已经死了。我们慢慢地把尸体拖出浴缸：是贝伦加。威廉说，这才像一个溺水的死人。面部肿胀，躯体苍白松垮，除了疲软的外阴部，身上没有毛，看了让人感到污秽，像一个女人的身体。我脸红了，然后身上一阵哆嗦。当威廉为尸体祝福时，我在胸前画了个十字。

第四天

赞美经

其间，威廉和塞韦里诺检验贝伦加的尸体，发现他舌头发黑，溺死的人很少是这样。随后，他们讨论了剧毒的药品以及很久以前发生的一桩盗窃案。

我们如何通报给院长，整座修道院又如何在做礼拜的时辰前就闹腾，人们如何听到恐怖的叫喊声，又如何看到人人脸上惧怕和痛苦的神情，以及消息如何传到修道院里所有居住者的耳中，仆人们如何在胸前画十字，嘴里如何默念驱魔的符咒，这些我都不再一一赘述。我不知道那天早晨是否按照教规举行了礼拜，也不知道谁参加了礼拜仪式。我跟着威廉和塞韦里诺，他们让人把贝伦加的尸体裹起来，并命人把尸体横放在医务所一张台子上。

修道院院长和其他僧侣走后，药剂师和我的导师威廉像医务人员那样漠然地察看了尸体许久。

“他是溺死的，”塞韦里诺说道，“这无可置疑。脸是肿胀的，肚子鼓鼓的……”

“然而不是被别人溺死的，”威廉提醒说，“否则的话，他会对杀人凶手的暴力行为有反抗，我们就会在浴缸四周发现水迹。可是一切都井然有序，干干净净，仿佛贝伦加自己把洗澡水加热，把浴缸放满，心甘情愿地躺在了里面。”

“这并不令我惊诧，”塞韦里诺说道，“贝伦加患有惊厥症，我本人曾多次对他说过，温水沐浴可以安神养心。他经常要求我离开的时候烧上热水，昨晚他也可能来沐浴了……”

“是前天晚上，”威廉提醒他说，“因为这躯体——你看——在水里至少浸泡了一天……”

“可能是前天晚上，”塞韦里诺认同地说道。威廉部分地告诉了他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但没有对他说我们偷偷潜入了缮写室，只是说我们跟踪过一个神秘的人影，那人拿走了我们一本书，说这话时隐瞒了许多细节。塞韦里诺明白威廉只对他说了部分实情，但他没有多问。他提醒说，如果贝伦加是窃贼的话，那么他可能因为心神不宁而想借助沐浴来镇定心绪。他说贝伦加生性过于敏感，有时候遇上逆境或激动的场面，他就会全身颤抖，出冷汗，两眼突出，口吐白沫而昏厥在地。

“无论怎么说，”威廉说道，“来这里之前，他肯定是到过别的地方，因为我在浴室里没看到他偷走的那本书。”

“是啊，”我相当自豪地确认说，“我提起浴缸边上的衣服时，没有发现有什么鼓起来的东西。”

“说得好，”威廉对我笑了笑，“所以说，他是先到过别的地方。再说，我们也认为他钻进浴室把自己泡在水里，是为了安定激动的情绪，或者是为了逃避我们的追查。塞韦里诺，你认为他患的惊厥症足以让他失去知觉，而致使他溺死在浴缸里吗？”

“有这个可能，”塞韦里诺犹疑地说道，“另外，如果一切都发生在两天前的夜里，即使浴缸周围有水，也都干了。所以我们不能排除他是被人强行溺死的。”

“不对，”威廉说道，“你见过一个被凶手杀害的人，在被溺死之前自己脱去衣服吗？”塞韦里诺摇了摇头，仿佛那个话题已没有多大价值了。他在查看着死者的双手，过了一会儿的工夫，他说：“你看，一个奇怪的现象……”

“什么现象？”

“前天，韦南齐奥尸体上的血迹被擦净后，我也观察过他的双手，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当时我并没有重视。韦南齐奥右手的两个手指肚儿发黑，好像被一种褐色的物质涂抹过。非常清楚，你看见了吗？就像现在贝伦加的两个手指肚儿，而且这里的第三个手指上也有些许痕迹。当初我想，韦南齐奥恐怕在缮写室里碰触过某种墨水……”

“非常有意思，”威廉若有所思地说道，把眼睛凑近贝伦加的手指。天快亮了，屋子里的光线还很黯淡，因为没有眼镜，我的导师显然感到很苦恼。“非常有意思，”他一再重复道，“食指和大拇指的手指肚儿发黑，中指上只有里面那部分稍稍发黑，然而左手上也有淡淡的痕迹，至少在食指和大拇指上。”

“如果只是右手，那可能是抓住了某些小东西，或者是细长的东西……”

“比如一支笔，或者一种食物，或者一只昆虫，或者一条蛇，或是一个圣体支架，或是一根拐杖，可以是太多的东西。可是如果另一只手上也有痕迹的话，那么，也可能是一只酒杯，右手端着酒杯，左手用较小的力托住……”

塞韦里诺现在正轻轻地揉搓死人的手指，然而那褐色的印痕仍在。我注意到他事先戴上了一副手套，大概他在调配有毒物质时使用它。他嗅了嗅那印痕，但没有闻出什么气味。“会产生这种痕迹的植物，或者矿物，我可以给你们列出许多来。有些是致命的，有些却不是。装帧员们的手指有时会沾上金色的粉末……”

“阿德尔摩原来是装帧员，”威廉说道，“我想你看到他那摔得粉碎的躯体时，没有考虑到要检查他的手指。然而，这两个手指变黑的人很可能是碰触了属于阿德尔摩的东西。”

“这我可真不知道，”塞韦里诺说道，“两个死人，手指都染成了黑色。你从中能推断出什么吗？”

“我推断不出什么：从前面两起特别的案例中得不出任何结论。应该从两件案例中得出一个规律。比如说：存在一种物质，碰触到它的人的手指会染黑……”

我得意洋洋地完成了他的三段论法：“韦南齐奥和贝伦加的手指都发黑，所以他们都碰触了那种物质！”

“好一个阿德索，”威廉说道，“只可惜你的三段论法站不住脚，因为或是一次或是再次把中名词（两个前提共有的结论性的名词）普遍化了。在这三段论中，中名词并不具有普遍性。这表明我们没有选择好大前提。我不该说：凡是手指发黑的人，都碰触过某种物质，因为可能有人手指也发黑，却并没有碰触过那种物质。我应该说：凡是那些，而且只有那些碰触过那种物质的人，其手指才肯定会发黑。比如，韦南齐奥和贝伦加，等等。那样一来，我们就会有一个Da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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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绝佳的第一种模式的三段论法。”

“那么说，我们有答案了。”我兴奋地说道。

“哎呀，阿德索，你那么笃信三段论法啊！我们只是重新提出了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假设了韦南齐奥和贝伦加碰触了同样的东西，这无疑是有道理的假设。但是一旦我们想到有一种能产生这种结果的物质存在，所有物质中唯一的一种（这还得弄清楚），我们不知道那是什么物质，也不知道他们是从哪儿找到它的，又为什么要碰触它。你得注意，我们连是否是他们碰触过的那种物质导致了他们的死亡都不知道。你想象一下，如果一个疯子想把所有碰触过金粉末的人都杀死的话，那么我们难道就可以推断说，就是金粉杀的人吗？”

我困惑不解。以往我总是相信逻辑是万能的武器，现在我发现逻辑的有效性受制于运用它的方式。跟随着我的导师，在接踵而来的那些日子里，我越来越意识到只有深入到逻辑中去，又能从逻辑中超脱出来，逻辑才能充分发挥它的作用。

塞韦里诺显然不是一个好的逻辑学家，他是凭自己的经验在思考问题：“正如大自然的奥秘变幻莫测，毒药的世界也是千差万别的，”他说道。他指着沿墙摆放的那些书架上一排瓶瓶罐罐和细颈瓶，这我们先前已观赏过，它们跟许多书册放在一起。“就像我已经对你们说过的那样，这些药草之中有许多，经过适当的合成和剂量配置后，可以制成致命的药水和药膏。你看那边的曼陀罗、颠茄、毒芹，可以催人昏昏欲睡，也可以让人兴奋，或两者皆有；若谨慎服用，则是上佳的药品，但是服用过量，就会致命……”

“不过这些物质都不会在手指上留下痕迹吧？”

“我相信不会。有一些物质只有吞咽下去才有危险，而另一些却是对人的肌肤起作用。谁抓住白嚏根草把它从泥土里拔出来，就会恶心呕吐。白嚏根草和白蜡在开花的时候，会使碰触它们的园丁显出醉意，好像喝了葡萄酒似的。只要一碰触黑嚏根草，就会引起腹泻。有些植物会引起心悸，有些会使头部颤动，还有的植物会使人失声。相反，毒蛇的毒汁，只用于皮肤而不渗入血液，则只会产生轻微的瘙痒……可是，曾有过一次，有人让我看一种成药，把它抹在狗的大腿内侧靠近阴部的地方，那狗便全身猛烈痉挛，四肢慢慢僵硬，很快就死了……”

“你对毒药知道得不少啊，”威廉带着近乎赞赏的语气说道。塞韦里诺盯着威廉，凝视了许久：“我所知道的，无非是一位医生，一位药剂师，一位研究人体健康的医学工作者所应该知道的。”

威廉久久地陷入沉思。后来，他请塞韦里诺掰开死者的嘴检查舌头。好奇的塞韦里诺拿出一个细薄的压舌片，那是他行医的工具，他按威廉的吩咐做了。随即他惊叫起来：“舌头是黑的！”

“这么说来，”威廉低声说道，“他用手指抓过什么东西，并把它吞服下去……这就排除了你刚才列举的那些渗入肌肤而致死的毒药。然而，我们并不会因此就更容易推断。因为现在我们得考虑到韦南齐奥和贝伦加有可能是自愿那么做的，而不是纯属偶然，不是因为疏忽大意或欠谨慎，也不是暴力所致。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们抓住了什么东西，并把它放进嘴里……”

“一种食物？一种饮料？”

“也许是吧。或者也许是……这谁知道呢？一种像笛子那样的乐器……”

“这太荒唐了。”塞韦里诺说道。

“当然荒唐。但是我们不能忽视即便是匪夷所思的任何假设，不过，我们现在再设法追究一下那有毒物质。如果有某个精通有毒物质的人进入这里，用了某几种你这里的药草，他能够配制成一种致命的药膏，在手指和舌头上形成那些痕迹吗？它可以被放在食物、饮料、汤勺或某种入口的东西里吗？”

“可以，”塞韦里诺肯定地说道，“可那会是谁呢？何况即便这个假设成立，那人又怎么给那两位可怜的僧侣下毒呢？”

说实话，我也想象不出韦南齐奥和贝伦加怎么会让某个人接近他们，给他们一种神秘的药物，而且说服他们把这毒药吃进嘴里或者喝下去。但是威廉对这种荒诞的假设并不感到困惑。“这我们以后再考虑，”他说，“因为现在我要你尽力回忆一件也许你还没有想过的事情，我不知道，是否有人问过你有关药草的问题，是不是有人能够随便进入你的医务所……”

“等一下，”塞韦里诺说道，“很久以前，说来有些年头了，我在那边的一个书架上存放着一瓶剧毒药物。那是一位从远方国度游历回来的修士兄弟给我的。那肯定是一种草药，但他说不清楚是用什么配制而成的。表面上看，又黏又黄，他告诫我别碰触，因为嘴唇一接触到它，顷刻之间就会毙命。他说，即使摄入极小的剂量，也会在半个小时之内就感到极度疲惫，随后四肢乃至全身就慢慢地瘫痪，直至最后死亡。他不愿把它带在身上，就赠送给我了。我保留它已有数年，因为我打算设法检验它。后来，有一天，台地上忽起大风雪。我的一个助手，一个见习僧，没有关好医务所的大门，狂风裹着大雪把我们此刻所在的这个屋子弄得乱七八糟。细颈瓶破碎了，药水洒在地上，到处是散乱的草药和药粉。我用了一天的时间才归置整齐，我只是在清扫玻璃碎片和无法再用的草药时才让人来帮了我。最后，我发现就缺了我刚才跟你说的那只细颈瓶。起初我很担心，后来我深信那只细颈瓶已经被打碎了，跟别的渣滓混在一起给清除掉了。我让人好好冲洗了医务所的地板，还有那些书架……”

“暴风雪前几小时你见到过那只细颈瓶吗？”

“见到过……噢，确切地说，没有见过，现在我想起来了。它搁在一排瓶子和罐子后面，藏得很隐蔽，我并不是每天都查看它的……”

“那就是说，据你所知，那只细颈瓶很可能在暴风雪袭击之前，早就有人从你这里把它偷走了，而你却没有发觉？”

“现在你让我好好想想，是的，肯定是这样。”

“会不会是你的那位见习僧偷走了，然后他借暴风雪之际，故意让大门敞着，把你的东西弄得七零八落的。”

塞韦里诺显得很激动：“当然有这个可能。不仅如此，回想起当时的情景，我十分惊讶，暴风雪再怎么猛烈，怎么会打翻那么多的东西呢？我完全可以这么说，有人趁这场暴风雪把这个屋子弄得乱七八糟，造成的损失远比暴风雪本身可能带来的大得多。”

“那个见习僧是谁啊？”

“他叫奥古斯丁。不过他去年死了，他是从脚手架上掉下来摔死的，当时他跟别的僧侣和仆人在清洗教堂门楣上的雕塑。不过，仔细回忆一下，他曾多次发誓赌咒说他在暴风雪来临之前并没有忘了关好医务所的门。那时是我在气头上，要他对发生的事故负责。也许他真是无辜的。”

“这么说来，有第三个人，也许比一个见习僧更有经验，而且知晓你的毒药。你曾经对谁说起过那毒药呢？”

“这我真想不起来了。跟修道院院长肯定说过，在请求他允许我保留如此危险的毒药时。也许在藏书馆里也跟某些人说起过，因为我查寻过能帮助我了解有关毒药性能的药草集。”

“可是，你对我说过，对你医术有用的书籍不是都放在你这里吗？”

“不错，这里有很多这方面的书，”他说着，一边指着房间一个角落，那里有几个放着几十本书的书架。“但当时我寻找的是某些我不能留在这里的书籍，何况，马拉希亚执意不让我看那些书，非要我征得院长的同意才行。”他压低了嗓音，似乎尽量不让我听到他说的话，“你知道，在藏书馆一个没人知晓的地方，还存放着一些有关巫术、魔术和可怕的迷魂药秘方的书籍。过去，为了增进知识我可以查阅这些著作，我一直想在书中找到有关那种毒药及其药性的记述，但一无所获。”

“那么说你对马拉希亚谈起过那种毒药？”

“当然，肯定是跟他谈到过，也许跟他的助手贝伦加也谈到过。不过，不能急着下结论，我记不清了，我在讲到这种毒药时，是否还有其他的僧侣在场，你知道，缮写室里有时人相当多……”

“我没有怀疑任何人，我只是力图搞清楚可能发生了什么。不管怎么说，你告诉我的是几年前发生的事。令人奇怪的是，有人早在几年前就偷走了一种毒药，而在很长时间以后才用它。这用心险恶，牵涉到一件蓄谋已久的谋杀案。”

塞韦里诺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脸上现出恐怖的神情：“让上帝宽恕我们大家！”

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我们重又覆盖好贝伦加的尸体，准备下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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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语，指逻辑学上的一种有效的三段推理模式：即从两个判断中必然得出第三个判断。

第四天

晨祷

其间，威廉先后诱使萨尔瓦多雷和食品总管供认他们的罪过，塞韦里诺找到了威廉被偷的那副眼镜，尼科拉送来了新眼镜，威廉拿着两副眼镜去破解韦南齐奥的手稿。

我们正要出去，马拉希亚进门了。见是我们，他显得很不高兴，并做出转身要走的样子。塞韦里诺从屋里看到他，说道：“你是找我吗？是为了……”他没说下去，望了我们一眼。马拉希亚向他做了一个被我们觉察到的暗示，像是在说：“我们待会儿再说吧……”我们要出去，他要进来，三个人都挤在门厅口。马拉希亚没话找话地说道：

“我是来找药剂师……我……我头疼。”

“想必是藏书馆空气不流通所致吧，”威廉带着一种理解的口吻关切地说道，“你们应该做一做药草烟熏治疗。”

马拉希亚嘴唇动了动，像是还想说什么，可他随即改变主意不说了，低下头。我们走出医务所，他走了进去。

“他到塞韦里诺那里去干什么呢？”我问道。

“阿德索，”我的导师不耐烦地对我说，“你得学会用自己的头脑思考。”然后他改变了话题，“现在我们得查问几个人。至少，”他目光环顾台地的时候，补充说道，“趁他们还活着。对了，今后我们得注意我们的饮食。你要从公用的盘子里取食，从别人倒过酒的大酒坛里取酒。贝伦加死了之后，我们就成了最知情的人。自然是除了凶手之外。”

“可是，您现在打算查问谁啊？”

“阿德索，你大概也注意到了，这里最蹊跷的事情都发生在夜里。有人在夜里丧命，有人在夜里潜入缮写室，有人在夜里把女人带进修道院围墙内……我们的修道院白天是一番景象，夜里又是另一番景象，而不幸的是，夜里的景象比白天更加蹊跷。因此，对在夜间转悠的任何人我们都感兴趣，比如说，包括昨晚你发现的跟那个姑娘在一起的男子。即使姑娘与毒药毫无关系。但愿如此。不管怎样，我对昨晚的那个人有一些想法，他对这个神圣之地的夜间活动应该知道得更多。哦，一说到魔鬼，他就来了，瞧，他正从那边走过来呢。”

他指给我看的是萨尔瓦多雷，他也看见了我们。我注意到他举步微显踌躇，像是想避开我们而停下脚步打算往回走。不过那只是一瞬间的举动。他显然意识到已无法回避我们，便继续朝前走过来。他满脸堆笑，并向我们虚情假意地说了一声“benedicite”

[1]

。我的导师甚至没等他说完，就突然用生硬的语气与他说话。

“明天宗教裁判所的人就要到这里了，你知道吗？”威廉问他。

萨尔瓦多雷听了并没显出高兴。他细声细气地问道：“这跟我有关系吗？”

“你最好还是跟我说实话，我是你的朋友，是方济各会的修士，你曾经也是，这比明天你向那些人招供要好些，你是知道他们的厉害的。”

萨尔瓦多雷猝不及防受到这样的袭击，索性不作任何抵抗。他以驯服的神情望了威廉一眼，像是让他明白自己准备问什么就招什么。

“昨天夜里厨房里有个女人，跟她在一起的是谁？”

“啊，一个像兜售货物一样出卖自己肉体的女人，不是什么好东西，没有教养的荡妇。”萨尔瓦多雷像念经文似的说道。

“我不想知道她是不是正派，我要知道昨晚谁跟她在一起？”

“上帝啊，那些女人多么刁钻精明呀！她们白天黑夜都在琢磨怎么诱惑男人……”

威廉突然一把抓住他的胸襟：“是谁跟她在一起？是你还是食品总管？”

萨尔瓦多雷知道再也瞒不下去了。他开始讲述一桩怪事。从他的讲述中我们好不容易获悉，他为了讨好食品总管，经常从村子里替他物色姑娘，夜里带她们进入修道院围墙内。究竟通过哪些途径，他不想告诉我们。不过，他赌咒发誓说，他这样做完全是出于好心，同时还流露出他那滑稽可笑的遗憾之意，说他不能通过这种办法也满足自己的欲望。他无法让姑娘先满足了总管之后，也给他自己些许满足。他猥亵地微笑着，油腔滑调地说着，不时还挤眉弄眼，像是在跟惯于勾引女人、贪图肉欲的那种男人说话。他还窥视我，我蔑视他的心理不能坦然表露，因为我感到一个共同的秘密把自己和他连接在一起了，自己像是他的一个同谋或同案犯。

这时，威廉决定孤注一掷。他突然问道：“你认识雷米乔是在追随多里奇诺之前还是之后？”萨尔瓦多雷顿时跪倒在威廉脚下，流着泪恳求威廉别毁了他，要把他从宗教裁判所手里解救出来。威廉庄重地发誓，绝不会把他吐露的实情向任何人透露，于是萨尔瓦多雷就毫不犹豫地把他跟食品总管的事情和盘托出。他们是在“秃壁”山上认识的，两人都是多里奇诺一伙的。之后，他跟食品总管逃了出来，进了卡萨莱的修道院，并一起加入了克吕尼修会。他结结巴巴地恳求宽恕，显然，他那里已无油水可榨。威廉觉得有必要对雷米乔发起一次突然进攻，他撇下萨尔瓦多雷，任他跑进教堂躲起来。

我们找到食品总管时，他正在修道院对面的谷仓前面，跟几个山谷里来的农民砍价。他不安地看了看我们，并极力装出忙得无暇顾及我们的样子，然而威廉执意要跟他谈话。此前，我们跟雷米乔很少接触，彼此一直是客客气气的。这天早晨，威廉依然很客气，像对他教会里的修士兄弟那样去询问他。这亲切的态度使总管颇为尴尬，起初他回答得很谨慎。

“我可以想象，你由于职务上的需要，夜里在人们入睡后，必须在修道院各处巡查。”威廉说道。

“这要看情况，有时候有些小事要尽快处理，我就不得不牺牲几小时的睡眠。”

“这种时候，你没有发现过任何情况吗？要是迹象表明有人未经你批准，擅自在厨房和藏书馆之间走动呢？”

“那我一定会禀报给院长的。”

“那当然，”威廉随声附和道，接着突然改变了话题，“山谷里的那个村子并不富裕，是不是？”

“也是也不是，”雷米乔回答说，“那里住着一些受俸牧师，他们得依附于修道院。丰收的年景，他们与修道院共享成果。比如，过圣约翰节时，他们收到了十二蒲式耳的麦芽，一匹马，七头公牛，一头种牛，四只小母牛，五头小牛犊，二十只绵羊，十五头猪，五十只小鸡和十七个蜂箱。另外还有二十板熏猪肉，二十七罐猪油，半桶蜂蜜，三箱肥皂和一张渔网……”

“我明白，我明白，”威廉打断了他的话，“不过，你得承认这还是没能向我说明村子的境况，村民中哪些是修道院的受俸牧师，而普通村民有多少田地可以自己耕种……”

“噢，你问的是这个，”雷米乔说道，“村里一户普通人家拥有五十方土地。”

“一方是多大？”

“自然是四平方特拉布基。”

“四个平方特拉布基？那是多大？”

“一平方特拉布基相当于三十六平方英尺。或者你可以这么算，八百特拉布基排列起来的长度相当于皮埃蒙特的一里。一户人家——朝北边的土地——种植的橄榄至少可以榨取半袋橄榄油。”

“半袋？”

“是的，一袋等于五个艾米纳，而一个艾米纳相当于八大杯。”

“我明白了，”我的导师失望地说道，“各个地方有自己的计量单位。比如说，你们是用波卡莱量葡萄酒的吧？”

“或者用鲁比亚。六个鲁比亚相当于一个布伦塔，八个布伦塔相当于一个波塔利。或者你可以这么算，一个鲁比亚相当于两个波卡莱或六个品脱。”

“我想我是搞清楚了。”威廉忍气吞声地说道。

“你还想知道别的什么吗？”雷米乔问道，我觉得他话里带有一种挑衅的口吻。

“是的！我刚才问你山谷里的人生活怎么样，是因为今天我在藏书馆里思考了罗曼斯的翁贝托

[2]

关于女人的布道，特别是在《致乡村的贫穷妇女们》那一章里。在那一章，他说，由于贫困，她们比其他女人更容易受到诱惑而犯淫乱罪。他又明智地说：‘跟俗人偷情，犯的是道德之罪；跟担任圣职的教士偷情，道义上罪不可恕；而跟选择了幽闭的修士偷情，就是罪大恶极该自绝于人世了。’即使在修道院这种圣洁之地，午夜魔鬼的诱惑也从未中断过，这你比我更清楚。我想，愿上帝宽恕我这样想，你在跟村里人接触时，是否听说过有些僧侣引诱姑娘私通呢？”

尽管我导师说话的口吻显得毫不在意，可我的读者一定想象得出，那些话是怎样令可怜的食品总管惶恐不安。我不想说他是否脸色顿时变白，但我可以说我料想他会吓得脸色发白，果然我见到他面无血色。

“你问的这事，要是我知道，我会禀报给院长的。”他谦恭地回答道，“无论怎么样，此事对你的调查如有帮助，我一旦获知，不会瞒着不对你说的。你倒是让我想起来了，关于你的第一个问题……可怜的阿德尔摩丧命的那天夜里，我在院子里转悠……你知道，那是关于母鸡的事情……有传言说我曾经碰上某个铁匠在夜间去鸡舍偷鸡……对了，那天晚上，我看见——从远处看到的，我不能保证——贝伦加沿着唱诗堂回寝室去，他好像是从楼堡里出来……我对此不感到惊奇，因为僧侣们早已对贝伦加有所议论了，这你也许已经知道……”

“没有听说，你跟我说吧。”

“好，怎么说呢？贝伦加被怀疑是爱恋……是一个僧侣不该有的那种恋情……”

“你是不是想提示我，他跟村里的姑娘们有像我刚才问你的那种关系？”

食品总管窘困地咳嗽了一下，并露出一丝猥亵的笑：“噢，不是……是更加不成体统的恋情……”

“那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个僧侣与村姑享受肉欲的激情是得体的喽？”

“我可没有这么说，可是正如你所教诲的，堕落和美德一样是有轻重深浅之分的。诱纵肉欲可以是顺应自然的……也可以是违背自然的。”

“你是在说，贝伦加是同性恋？”

“我是说大家都这么议论他……我告诉你这些是为了证明我的诚意和善心……”

“我向你表示感谢。我同意你的看法，鸡奸的罪孽要远远大于其他方式的淫乱，坦率地说，我无意调查这类事情……”

“而确实发生这类事情的时候，是相当可悲的，相当可悲。”食品总管带有哲理性地说道。

“的确可悲，雷米乔。我们都是有罪孽的人。我不想在兄弟眼中挑刺，因为我害怕自己眼中有‘梁木’

[3]

。不过，要是将来你愿意把眼里的‘梁木’都向我指出的话，我将对你感激不尽。这样我们就可以着眼于粗大结实的树干，让那些小刺在空中飞舞。你刚才说一个特拉布基相当于多少来着？”

“三十六平方英尺。不过，你不必犯愁，当你想了解什么情况，尽管来找我好了。你尽可把我当做你忠诚的朋友。”

“我就是这样看待你的，”威廉热情地说道，“乌贝尔蒂诺告诉我，你过去跟我同属一个教派。我不会背叛一位从前的老教友的，尤其是这些天，人们正等待由一位大裁判官率领的教皇使团来临，我更不会那样做，他因用火刑处死过不少多里奇诺的信徒而声名显赫。你刚才说一个特拉布基等于三十六平方英尺？”

食品总管并不是傻子。他决心不再玩猫捉耗子的游戏了，何况他已意识到自己正是那耗子。

“威廉修士，”他说，“看来，你知道的事情比我想象的要多得多。你别出卖我，我也不会出卖你。是的，我是个可怜的皮肉之躯，我抵挡不住肉欲的诱惑。萨尔瓦多雷对我说了，你，或是你的见习僧昨晚在厨房发现了他们。威廉啊，你游历过世界各地，你知道即便是阿维尼翁的红衣主教们也不都是道德的楷模。我深知，你并不是为这些微不足道的过失在审问我。不过，我也明白，你对我过去的经历略有所闻。我有过一段奇怪的生活经历，像许多方济各修士一样。几年前，我笃信守贫的理想，放弃了修道院的生活，到处流浪。我相信过多里奇诺的布道，跟许多人一样。我并不是一个有知识的人，我接受了教会的圣职，但我仅仅会做弥撒。我对神学知之甚少，也许我是不会热衷于什么思想的。你看，以往我力图反抗僭主们，如今我却为他们服务。为了这片土地上的老爷们，我使唤着跟我命运一样的那些人。或是反抗，或是背叛，我们这些贱民没有更多别的选择。”

“有时候，贱民比知识渊博的人懂得更多。”威廉说道。

“也许吧，”食品总管耸了耸肩膀回答道，“可是，我至今都不明白当时我为什么那样做。你看，对于萨尔瓦多雷来说，是可以理解的，他出身农奴家庭，从小饱受饥荒和疾病的折磨……多里奇诺代表叛逆，意味着僭主们的毁灭。至于我，却截然不同，我出生在城市的家庭里，我不是因吃不饱穿不暖而离家出走的。那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一种愚人的节日，一种热闹的嘉年华……在我们沦落到食用战场上同伴们的尸体之前，在那么多人都因生活困苦而死去，以至把吃不完的死人肉扔给雷贝洛山坡上的猛兽和禽鸟食用之前，我们跟多里奇诺厮守在山上……或许在这种时刻……我们呼吸到一种空气……我可以说是自由的空气吗？过去我不知道什么叫自由，布道者们说‘真理将赋予你们自由’。当初我们感到自由自在，我们以为那就是真理了。当初我们以为我们所做的事情都是正确的……”

“而在那里，你们施行……跟一个女人自由地结合？”我问道，我自己都不知为什么这样问，但是头天晚上乌贝尔蒂诺说过的话，还有我在缮写室读到过的那些东西，以及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始终在纠缠着我。威廉好奇地看了看我，他大概没有想到我竟然如此大胆和不知廉耻。食品总管瞪了我一眼，仿佛我是一只怪兽。

“在雷贝洛山上，”他说，“有人在整个童年时代都是十多个人一起睡在没有几平方米的一间屋子里，兄弟和姐妹，父亲和女儿共眠。接受这样一种新的生活条件，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先前他们这样做是迫不得已，而后来这却是他们的一种选择。再说，夜里，你怕敌人的部队前来袭击，你躺在地上，搂紧你的同伴，那是为了不感觉到寒冷……那就是异教徒。你们方济各修士们，来自一座古堡，最后生活在一座修道院里，你们认为那是因受到魔鬼蛊惑的一种思想方式。然而，那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且也是……而且也是……一种新的经历……在那种时候，不再有什么主宰，他们对我们这么说，上帝与我们同在。我并不是说我们当时是有道理的，威廉，事实上，你不也见我来到了这里吗？因为我很快就离开了他们。但是，我始终不明白你们关于基督守贫、使用权、事实、权利……那些学术上的争论。我跟你说了，那是一次壮观的嘉年华，而在嘉年华上，人们所做的一切都是颠倒了的。后来，你变老了，你没有变得更有智慧，而是变得更加贪婪。我在这里就是个贪得无厌的人……你可以审判一个异教徒，但是你能够审判一个贪得无厌的人吗？”

“不说了，雷米乔，”威廉说道，“我不是在问你当时发生了什么，而是要问你近来发生的事情。你帮助我吧，我肯定不会毁了你。我不能也不想审判你，但是你要把你知道的有关修道院的事情如实讲来。你白天黑夜在修道院里转，有些事情你不可能不知道。谁杀死了韦南齐奥？”

“我不知道，这我可以向你发誓。我知道他是什么时候死的，死在哪里。”

“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

“请你容我慢慢讲。那天夜里，晚祷后一个时辰，我走进了厨房……”

“你从哪里进去的？出于什么考虑？”

“从朝向菜园子的那道门。我有一把钥匙，是好久以前让铁匠师傅给我配的。那道门是厨房里唯一不从里面闩上的门。至于理由……并不重要。方才你自己说了，你不想谴责我在肉欲上的弱点……”他尴尬地笑了笑，“但是我也不愿意让你以为我天天都在跟人私通……那天夜里我是要给萨尔瓦多雷放进院里来的那个姑娘寻找食物……”

“从哪里放进来？”

“噢，除了正门，庭院的围墙还有其他入口。院长知道，我也知道……不过，那天晚上姑娘没有进入修道院，我把她打发回去就是因为我发现有新情况。我这就跟你讲述，那就是昨天夜里我极力让她回去的理由。要是你们晚一点来，那么你们碰见的就是我，而不是萨尔瓦多雷了。是萨尔瓦多雷向我通报说楼堡里有人，于是我就回自己的房间去了……”

“我们回到星期天和星期一之间的那天夜里……”

“事情是这样的：我走进厨房，见到韦南齐奥在地上，已经咽气了。”

“在厨房里？”

“对，在水池旁边。也许他刚从缮写室下来。”

“没有任何搏斗的痕迹？”

“没有。不过，尸体旁有一只打碎的杯子，地上有水印。”

“为什么你觉得那是水呢？”

“这我不知道。我想那就是水。否则会是什么呢？”

就像后来威廉让我注意到的那样，那个杯子可以意味着两种可能。或是在厨房里，有人让韦南齐奥喝了一种有毒的药水，或者可怜的人已经吞下毒药（可是在哪里？在什么时候？），毒药灼烧着他的内脏和舌头（他的舌头肯定跟贝伦加一样也是发黑的），他想缓解突然感到的灼热、痉挛和疼痛而下来喝水。

不管怎样，当时无法知道更多的情况。发现了尸体，雷米乔惊慌失措，不知怎么办好。要是他去找人，就得承认自己夜里在楼堡活动的事实，那样对这位已死去的修士兄弟也不利。因此，他决定什么也不做，原封不动地保持现场，等第二天早晨有人开门时发现那具尸体。他制止了正要让姑娘进入修道院的萨尔瓦多雷，然后——他和他的同谋——就回去睡觉。那哪能叫睡觉啊，简直通宵未眠，辗转反侧到天明。而早晨，当猪倌们来向院长报案时，尸体不是像雷米乔以为的那样在他发现的地方，而是被人挪了地方，出现在猪血缸里。是谁把尸体从厨房挪到缸里了呢？雷米乔无从知晓。

“唯一能在楼堡里自由活动的人是马拉希亚。”

食品总管当即强烈反对说：“不，不会是马拉希亚。就是说，我不相信……不管怎样，不是我跟你说了什么马拉希亚的坏话……”

“你放心，不管你欠马拉希亚什么情。他是不是了解你的事情？”

“是的，”总管的脸红了，“他是个办事周到得体的人。我要是处在你的地位，就会监视本诺。他跟贝伦加和韦南齐奥的关系诡秘……不过，我向你发誓，我没有见到别的。如果我知道了什么，我一定会告诉你。”

“暂时到此吧。如果有需要，我会来找你的。”总管显得如释重负，又回去忙他的交易，厉声训斥借机挪动了一些种子口袋的村民。

这时，塞韦里诺赶上了我们。他手里拿着威廉的眼镜，就是两天前被人偷走的那副。“我在贝伦加的长袍里找到的，”他说道，“那天我在缮写室里见你戴在鼻梁上的。是你的眼镜，没错吧？”

“赞美上帝，”威廉高兴地大声说道，“我们一下子解决了两个问题！我有了我的眼镜，并且知道了那天夜里的窃贼是贝伦加！”

我们的话音刚落，莫利蒙多的尼科拉跑来了，他比威廉还要兴奋。他手里拿着一副做好的眼镜，还配上了眼镜架。“威廉，”他喊道，“我自己制作出来的，已经做好了，我想能用得上！”正说着，他见到威廉已戴着眼镜，惊呆了。威廉不想让他扫兴，就把那副旧的眼镜摘下来，试了试那副新的：“这副更好，”他说道，“旧的那副留作备用，平时就戴你做的这副。”然后，他转身对我说：“阿德索，现在我要回房间去读你知道的那些材料。总算能读东西了！你随便在哪儿等我吧。谢谢啦，谢谢你们大家，最最亲爱的修士兄弟们。”

辰时经的钟声响了，我到唱诗堂去，跟僧侣们一起背诵赞美诗、诗篇、《圣经》的片断章节和Kyrie

[4]

。别人都在为死去的贝伦加的灵魂祈祷，我却感激上帝让我们找到了不仅是一副而是两副眼镜。

在宁静的氛围中，我忘记了自己耳闻目睹的种种丑行恶事，我打盹了。我睡醒时，祷告已经结束了。我一想到那天夜里自己没有睡觉，付出了那么多精力，就感到困惑不安。走出唱诗堂，来到外面的那一刻，我发现脑海里挥之不去的是对那个姑娘的思念。

我想方设法摆脱那种思绪，在台地上快步行走起来。我感到头晕目眩。我揉搓着僵硬的双手，使劲在地上跺脚，可我还是发晕。不过我还是清醒而又充满活力的。我不明白自己究竟是怎么啦。

[1]
拉丁语，祝福上帝。

[2]
Umberto da Romans（1193—1277），多明我会第五任总会长。

[3]
出自《马太福音》：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

[4]
希腊语，主啊，请你怜悯。系祷告的起始语。

第四天

辰时经

其间，阿德索备受情爱的折磨而无法释怀，威廉拿着韦南齐奥写的密文来了，尽管已经破译，但还是读不懂。

事实上，我跟那姑娘的邂逅，在接着发生的恐怖事件之后，几乎被我忘却了。另外，我醒来时，为自己的过失而感到的愧疚和沉重，也随着我向威廉修士的告解而消失了，好像我心灵的重负都交给了我的导师。忏悔的话语就承载着那沉重，否则，要是忏悔不能释放本身所包含的罪恶感和愧疚感，不能获得上帝伟大胸怀的宽恕从而开启一个轻松的灵魂的新天地，不能让人忘却因软弱而备受折磨的皮肉之躯的话，那忏悔还有什么净化灵魂的神圣作用呢？不过，我并没有完全解脱。我漫步在寒冬清晨惨淡的阳光下，四周散发着人和动物的热气。我开始以另一种方式回想此前经历的事件。对于所发生的一切，我仿佛已找不到能够慰藉和净化心灵的语言，剩下的只有四肢和躯体的影像。我极度兴奋的脑海里突然跳出被水泡肿的贝伦加的幽灵，厌恶和怜悯使我全身颤抖。之后，好像为了驱逐那可怖的情景，我脑海里又浮现出新的事物，那鲜活的形象历历在目，我无法回避不看（在心灵的眼睛里，但又仿佛真是出现在自己眼前），这就是那位姑娘。她是那么美，但又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

我曾发誓，要做一个忠实的记录者（我这个年迈的文书至今未把在漫长的几十年中始终铭记在脑海里的往事写成一部作品），不仅是为追求真理，或为引导我将来的读者有所企望（尽管是理应有的企望），也是为摆脱我枯萎的记忆。那记忆是我亲眼目睹的种种苦难情景，它折磨了我整整一生而让我感到疲惫。因此，我必须体面而又毫不羞愧地说出一切。现在我要用最清楚的字体，讲出当时我涌出的而又自欺的那种心绪。我在台地上漫步，不时奔跑起来，想掩饰我的怦然心动，把它归诸身体的运动；我不时停下来观看乡下人干农活，假想自己已陶醉在农民的劳动之中，敞开心扉呼吸那清凉的空气，就像人借酒浇愁或忘却恐惧那样。

无济于事，我思念着姑娘。我的身体已忘却跟她肉体结合的欢乐，这欢乐虽美妙而强烈，但带有负疚感，瞬间即逝（是卑微的事情）；而我心中却存留着她的容貌，我无法承认这记忆是邪恶的，相反，我心中充满激情，好像她那青春少女的脸庞闪烁着天地万物的全部温馨。

我在困惑中否定着我自己感受到的真实。那个不知羞耻的姑娘，那个夏娃的女儿，她也向别的有罪者出卖肉体（谁知她是怎么一意频繁地出卖自己），她可怜而肮脏，就像她的姐妹们那么软弱，多次用自己的肉体做交易，然而仍是靓丽而神奇的。我的心智告诉我，她是罪恶的诱因，可我感性的欲望感受到的她却是一切美的源泉。我那种感觉是难以言传的，我可以尽力写出来。当时仍受罪恶困惑的我，心怀愧疚，却又渴望她无时无刻不在我眼前。我在那里注视着仆人们的劳动。我想在茅屋的角落里，或是在黑暗的马厩里，见到那曾经诱惑过我的身影。我不能写出真相，或者可以说，我试图用一层薄纱覆盖真相，以使它弱化，变得模糊。因为我“看见了”那姑娘，那就是真相。当一只快要冻僵的麻雀飞上光秃秃的树枝寻找栖身之地时，我好像就在那微微颤动的树枝间看见了她；当小母牛从牛棚里走出时，我就在小牛的眼睛里看到了她；当羊群在我眼前交错而过时，我就从咩咩的叫声中听到了她，好像天地万物间她无处不在。是的，我渴望见到她，不过我亦准备接受再也见不到她、再也不能与她结合的现实，只要能享受到那天早晨充溢在我心头的欢乐，能感到她始终在我身边。如今我努力去理解，显然，当时整个世界仿佛是上帝用手指写成的一本书，那里的一切都在讲述造物主无穷的善德，那里的一切造化物是讲述生和死的著作和明镜，在那里，最卑微的玫瑰都成了我们人生道路的评注。总而言之，整个世界都在对我谈论那香味扑鼻的厨房的阴影里隐约可辨的面容。我沉浸在幻想之中。我对自己说（或者并不能算作对自己说，因为在那个时刻，我的思绪难以言喻），如果整个世界定然在对我谈论万物之主强大的力量、善德和智慧的话，如果那天早晨整个世界都在对我谈论那个姑娘的话（尽管她是个罪人），她依然是天地万物巨著中的一篇，依然是宇宙所唱诵的伟大赞歌中的一章——当时（现在）我这么对自己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她不可能不是构成神奇宏伟世界蓝图的一部分，那乃是如同七弦琴奇妙的和弦组合而成的和谐的世界。当时我简直是如痴如醉地享受着她的出现，幻想着拥有她，我心中感到无限的喜悦和满足。

不过，那也是一种苦楚，因为我同时忍受着痛苦，尽管她多次在我的幻想中出现，使我感到幸福。这种神秘的矛盾心理难以言状，这表明人的心灵是相当脆弱的，从来不是遵循超凡的理智之道径直前行。这理智之道以完美的演绎法构建这个世界，而在这样构建的世界中，人只能是孤立的，地位往往又是不稳定的，也因此就很容易堕落成为邪恶的幻觉的牺牲品。难道那天早晨令我激动的幻觉就是邪恶的吗？如今我认为那真是邪恶的，因为当时我是个见习僧，但认为那令我心荡神驰的人类感情本身并不邪恶，那只不过与我当时的状态有关。那本来就是使男人接近女人的感情。男人跟女人结合在一起，正如异教的使徒们之所求。男女血肉之躯合二而一，繁衍后代，白头偕老，相依相伴。不过，使徒们对那些寻求欲望补偿的人，以及想免遭火刑的人才那么说的，他们告诫人们最好保持贞节，我也正是为洁身自好献身为僧的。因此那天早晨我的感受对于我来说是邪恶的，而对于别人来说也许是美好和甜蜜的。如今我明白了，我当时的困惑不安并非源于思想的堕落，因为那种思想感情本身是值得的和甜蜜的，而是这种思想感情和我所许过的愿之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才产生了邪恶和堕落之感。当时我不该在某种理智支配下享受美好的爱情，那种爱情在一定的氛围下可能变得邪恶，我的问题就在于我妄想在自然的欲望与理性的意志之间加以调和。现在我知道，当时我的痛苦是来自理性的意志和感情的欲望之间的冲突，理性的欲望想要表现的是意志的权威，感官的欲望则是服从人的激情冲动的。的确如此，发自感官的欲望支配行为，关联到身体各个环节的变化，人们称之为激情，而发自意志的理性欲望则不然。当时我的欲望引起全身震颤，激动不已，我生理上的冲动使我想要大声喊叫。神圣的学者们说，激情本身并不是邪恶的，但必须在理智的心灵引导下由意志加以调节。然而，我理智的心灵在那天早晨因疲惫不堪而显得软弱无力，它试图控制狂热的欲望，它竭力征服欲望而不是满足欲望。无论是善良的欲望还是邪恶的欲望，从已知的角度来说，都一样。如今我可以用神圣的学者的话来为自己当时轻率的行为辩解，就是说，当时我无疑是堕入了爱河，那是激情，是宇宙的法则，因为地心引力也是自然的爱。而当时我自然被爱情所诱惑，陷入情爱之中，爱能使被爱的对象和爱的人以某种方式融为一体，所以爱情比知识更有感染力。的确是这样，如今我见到的那个姑娘，模样比头天晚上更清晰了，而且我了解了她的intus et in cute

[1]

，我在她身上看到我自己，她在我身上也看到她自己。如今我问自己，我体验到的爱是否只是人与人之间的友爱，是为了对方好的爱，还是情欲的爱，只为了自己好，想从情欲中补偿自己以往缺少的爱。我相信那天夜里我的爱是情欲的爱，我想从姑娘身上获得从未有过的感受。而那天早晨，我对她一无所求，我只希望她好，企盼她摆脱贫困，不再为一点食物而委屈地卖身，希望她能快活地生活；对她我不再有所求，只是继续惦念着她，幻想能在牛羊群中，在树丛中，在沐浴着静谧的修道院围墙内，在给人带来欢悦的光线中见到她。

如今我深知美好的东西是爱的缘由，而美好是由认知来鉴定的。倘若你未曾体验过什么是美好，你就不会去爱，而我尽管知道姑娘能满足我狂热的欲望，但我悖逆了意志。当时我沉溺在矛盾心理的冲突之中，我所感受的爱正是学者们描述的圣洁的爱：我那种心醉神迷的激情，是爱恋着的情侣共有的（在那个时刻，直觉告诉我，姑娘所渴求的正是我所渴求的，不管她身处何方）。我对她心生嫉妒。但并无恶意，不是保罗在他为克林斯人写的《晨祷》中所谴责的嫉妒。他说那是争端的根源，并且不承认被爱的人一同分享，而这也是丢尼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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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论神圣的名字》一书中所谈及的。为此，上帝也被说成是有嫉妒心的，由于他对所创造的天地万物的博爱（我爱那姑娘，是为她的存在而高兴，并不是嫉妒她的存在）。我嫉妒她，那种嫉妒是神圣的学者所说的motus in amat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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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爱而生，当自己所爱的人受到伤害，它促你去抗争（那时，我只妄想能解救那姑娘，把她从那个用淫欲玷污她，让她卖身的人那里解救出来）。

如今我知道，正如圣人所说，过度的爱会使恋人受到伤害，而我的爱正是过度的。我试图解释当时自己的感受，但我并不企图辩解。现在我所谈的是青春萌动期罪恶的激情。那激情是邪恶的，不过，当时真实的感受迫使我不得不说，那感受特别美好。但愿这能训诫像我这样受诱惑而坠入情网的人。如今我已年迈，通晓无数摆脱那种引诱的方法（我问自己，我该不该因此而自豪呢？因为我摆脱了子夜恶魔的诱惑；然而我并没有摆脱其他诱惑，以致我不禁自问，如今我的追忆，是不是屈服于世俗的情爱，愚蠢地妄图挽回时间的流逝和逃避死亡）。

我凭借神奇的本能解救了自己。我看见姑娘出现在大自然和我周围的人类创造物中。我心灵幸福的直觉，使我沉浸在不尽的沉思默想之中。我细细观察牛倌把牛牵出牛栏，猪倌给猪喂食，牧羊人赶着牧羊犬聚拢绵羊，农民把麦子和谷物运到磨坊，又扛出来一袋袋上好的面粉。大自然的万物生灵和人们愉快劳动的场景，使我陶醉，忘记了自己理还乱的思绪。未被人类邪恶的所谓智慧浸染过的大自然的景象是多么美好啊！我见到了羔羊，人们认定它纯洁和善良的本性才赋予它这个名字。事实上，羔羊（agnus）就是来自agnosc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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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词，因为它能认出自己的母亲，它能从羊群之中辨认出母亲的声音，而母羊也总是能从那么多形态相同、叫声相似的羊羔之中辨认出自己的孩子，哺育它。我见到了绵羊（ovis），这个名字来自ab oblati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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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从最初的年代起，它就被用来做祭礼的供品；冬天来临时，在牧场遭受霜冻侵袭之前，绵羊总是按照习惯贪婪地寻找青草饱餐；而牧羊犬狂吠的声音叫做can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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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狗是所有动物中最完美的。它有最敏锐的嗅觉，认识自己的主人，看守羊群免受狼群的袭击，可以被训练成猎狗在树林里捕猎猛兽，可以为主人看护房子和小孩儿，有时候也因它有如此的本领而被人杀害。加拉曼特国王被敌人俘虏入狱后，就是由二百多只猎犬组成的一支“队伍”，在敌营为他杀出一条生路，把他带回国的。贾索内·里乔的狗，在主人死后就绝食而亡；利西马科斯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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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狗，扑入主人火刑的柴堆甘愿殉葬。狗用舌头舔舐伤口可以疗伤，狗崽的舌头还能治愈内伤。它经常把吃进肚的食物再吐出来反刍。狗的质朴就是它完美精神的象征，正如同它舌头的疗伤功能，是通过忏悔和修行洗清罪过的象征。然而，狗的反刍，则意味着人们忏悔后又回到昔日的罪孽之中。那天早晨我在欣赏大自然的美妙时，这种道德内涵警诫着我的心灵。

我信步朝牛棚走去，牛倌们正把一群牛从牛栏赶出来。我顿觉那些牛历来都是友善的象征。每一头在耕地的牛都会不时回望它犁杖后的同伴，倘若它发现同伴不在，就会亲切地呼唤它。牛很听话，它们学会下雨时自动回到牛棚躲雨，并时常伸长脖子看外面，看恶劣的天气是否已转好，它们渴望雨后回去干活。雨过之后，出来的牛群中有一些小牛犊，雌的雄的都有，它们的名字来自viridit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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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词，或是vir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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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词。因为小牛犊朝气蓬勃，清新而纯洁，而同样年轻的我却已做了坏事并仍未改过。我对自己说，我在它们优雅的举动中，看到了一个并非贞节的姑娘的身影。我想到这些，看着晨光中愉快的劳动，融入了和谐的世界。我不再想那姑娘，或者说，我尽力把我对她的激情化成了内心的快乐和虔诚的淡定。

我对自己说，世界是仁慈和值得赞赏的。上帝的仁爱也体现在最可怖的野兽身上，就像欧坦的洪诺留所解释的那样。这是真的，世上有大能吞鹿并穿越大洋的巨蟒，有长着驴身、羊角、狮胸、马脚和像牛蹄那样分趾的猛兽，嘴巴咧到耳根，声音像人，牙齿只是一根骨头。还有食人兽，它们是人面、狮身、蝎尾，长着三排牙齿，蓝绿色的眼睛，全身血红色，发出蛇一样的咝咝声，贪食人肉。还有一种怪物，狼嘴羊身，长有八根鹰爪状的脚趾，它像狗一般狂吠，寿命比人还长，且越老毛发越黑而不是变白。还有一种无头兽，眼睛长在肩胛上，两个鼻孔长在胸前；还有一种动物栖息在恒河边上，靠嗅苹果气味活着，否则就会死亡。然而，所有这些怪兽，跟猎狗、耕牛、绵羊、羊羔和猞猁一样，都以不同的形式颂扬创世者及其智慧。当时我重复着博韦的樊尚的话，自言自语，这世界最平实质朴的美多么伟大！用理智的目光不仅能观察到由造物主精心设计的宇宙间天地万物的模式、数量与秩序的和谐，还能目睹时间的周期在延续或衰落中循环，生死轮回不断，这是多么快乐的事情啊。作为刚才灵魂还被肉欲俘虏的罪人，我承认，造物主和这个世界的通则深深地打动了我，我怀着愉悦和仰慕之情赞叹这天地万物的宏伟和恒久。

我任由脚步前行，不知不觉绕修道院走了一大圈，又来到了两个小时前我与导师分手的地方。威廉已在那里，他见到我时，我正处在情绪极佳的状态。他的话驱散了我的思绪，我的心思重又拉回到修道院扑朔迷离的神秘事件上来。

威廉似乎很高兴。他手里拿着最终破译出来的韦南齐奥的那页手稿。我们一起去他的房间，那里可以避开闲人的耳目，他把翻译出来的句子念给我听。在用黄道十二宫的字母表写成的句子后面（“非洲之终端”的秘密：用手在幻象上方“四”的第一和第七上操作），是希腊语所写的密文：

净化心灵的可怕的毒药……

击毁敌人的最好的武器……

起用最卑微、粗俗和丑陋的人，从他们的缺陷中得到了乐趣……他们不应该死……别在高贵和有权势的人家里，到农民的村庄里去，酒足饭饱之后……粗短的身材，畸形的面孔。

他们强暴淑女，与娼妓同枕共眠，并不邪恶，毫不畏惧。

一种不一样的真实，一种不同的真实形象……

古老的无花果树。

厚实的石头在平原上滚动……在眼皮底下。

需要用欺骗的手段来欺骗他人并要出其不意，说出人们以为相反的事情，说的是一回事，却把它理解成另一回事。

知了从地上向他们鸣唱。

没有别的了。依我看，实在是太少了，几乎不说明什么问题，像是一个白痴的狂言乱语。我就这么对威廉说了。

“可能就是如此。而且毫无疑问，因为我的翻译，就显得更加语无伦次。我只是略懂一些希腊文。不过，就算韦南齐奥疯了，或是书的作者疯了，却并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那么多人，先是手忙脚乱地想把书藏起来，之后又把它找回来。并非他们都疯了……”

“可是写在上面的都来自那本书吗？”

“毋庸置疑，这是韦南齐奥的笔迹。这你也看到了，这不是一张陈旧的羊皮纸。应该是他的读书笔记，否则，韦南齐奥不会用希腊文写。这肯定是他从‘非洲之终端’偷来的书里抄录下来的句子，并加以简化了。他把书带到缮写室里，开始阅读，同时他把值得注意的词句记录下来。这时就发生了后来的事情。不是他感觉到不舒服，就是他听到有人上楼了，于是他把书连同笔记藏在了桌下，可能他打算第二天晚上再拿出来看。无论怎样，我们只有把这页羊皮纸作为起点，才能推断那本神秘书卷的特征，而唯有获知那本书的特征，才有可能推测出杀人凶手的特征。因为任何图谋获得财物的凶杀案中，那财物的特征都应该能启示我们得知有关凶手的特征，哪怕那启示是多么微小。如果是为了一大把黄金杀人，那凶手就一定是贪财，如果是为了一本书杀人，那凶手就一定是急于隐藏那本书中的秘密。因此，我们必须查出没有弄到手的那本书的内容。”

“而单凭这几行字您能明白那是本什么书吗？”

“亲爱的阿德索，这几行字句像是《圣经》上的，其意义远远超过字面的意思。跟食品总管谈话后，今天早晨我解读这些字句时，感到惊诧：里面提到贱民和农民对真理的理解跟智者是不同的。总管的话暗示了他跟马拉希亚有某种奇特的共谋关系。会不会是马拉希亚暗藏着雷米乔以前交给他的某些危险的异教禁书呢？那么韦南齐奥可能读过，并作了注释，书中记载了有关一群鄙俗之人组织起来对抗一切和对抗所有人的秘密指令。不过……”

“您想说什么？”

“不过有两件事实推翻了我的这个假设。一是韦南齐奥好像对那些问题不感兴趣：他是希腊文的翻译，并不是异端邪说的研究者……二是类似无花果、石头或知了那样的句子，无法用这第一种假设来解释……”

“也许是另有含义的谜语，”我提醒道，“或者说有另一种假设？”

“我倒是有，但还很模糊。我觉得，这页纸上的词句好像曾经在哪儿读到过，我印象中有差不多类似的句子。而且我觉得这页纸上所谈的事情也是这几天谈论到的……但我想不起来是什么了。我得好好想一想。也许我还需要读一些其他的书。”

“为什么要知道一本书的内容还得读别的书呢？”

“有时候要这样做。一本书谈到另一些书的内容，这是常有的事。一本无害的书，常像是一颗种子，会在一本有害的书中开花结果，反之也一样，这就是苦根结出了甜果。你在读大阿尔伯特的书时，不是能够知道托马斯

[10]

会怎么说吗？或是，读托马斯的书，不是就能够知道阿威罗伊会说什么吗？”

“的确是这样，”我钦佩地说道。在那以前，我以为每本书谈论的都只是书本以外尘世的或超凡的事情。现在我才知道，一本书还常常谈及别的书，它们会相互关联。想到此，我更加觉得藏书馆令人困惑不安。那是书海，多少世纪以来，在漫长的岁月里，那都是个窃窃私语的地方，在羊皮纸书页之间进行着人们觉察不到的对话；那里有生命，有一种人类智慧不能主宰的强大力量，是收藏了许多天才和精英构设的秘密的宝库，它比发明和传播秘密的人更有生命力。

“那样的话，”我说道，“要是能从公开的书本推测出隐藏的书本，那把书本藏起来还有什么用呢？”

“倘若在几个世纪的时间范围内，没有任何作用，但在几年或者几天之间，却有些用。你看，我们现在不是走投无路了吗？”

“那么说，藏书馆不是传播真理的工具，而是在延误和阻碍发现真理了？”我不解地问。

“不总是，也并非必然。可现在确实如此。”

[1]
拉丁语，内在和外表。

[2]
Dionysius the Areopagite，《圣经·使徒行传》人物，古希腊修士，聆保罗传教而信主。

[3]
拉丁语，对爱恋对象的激情。

[4]
拉丁语，认知。

[5]
拉丁语，用作供奉。

[6]
拉丁语，歌声，旋律。

[7]
Lysimachus（约前360—前281），马其顿将军，总督和国王。

[8]
拉丁语，青春活力。

[9]
拉丁语，童贞少女。

[10]
指托马斯·阿奎那。

第四天

午时经

其间，阿德索去采松露，见到方济各会的人到达，他们跟威廉和乌贝尔蒂诺进行长时间的交谈，获知有关约翰二十二世的许多令人伤心的事情。

经过这样一番议论之后，我的导师决定不再采取任何行动。前面我已说过，有时候他处于无所作为的状态，好像不断运行的星球骤停，他也就随之不再运转。那天早晨就是这样，他躺在草褥上，茫然地瞪着眼睛，双手交叉在胸前，微微动着嘴唇，像是在祈祷，不过时断时续，并不虔诚。

我想他是在思考问题，决定不去打扰他。我回到庭院里时，阳光已变得微弱了。早晨的天气原是那么晴朗美好（上午快结束了），现在却阴湿多雾。一朵朵乌云由北而来，聚积在山顶，给它罩上了一层薄薄的雾霭。雾气也许是从地面升起的烟雾，可是处在那个高度，雾气是来自谷底，还是从天而降，很难辨别清楚。远处的建筑物已是雾里看花，朦朦胧胧。

我见到塞韦里诺正在高兴地召集猪倌，令他们带好饲养的几头猪。他告诉我说，他们要沿着山脚，到山谷里寻找松露。我当时还并不知道，那种长在树林灌木丛里的美味块菌，是这个半岛的特产，而本笃会教区领地则更是盛产这种菌菇。生长在诺尔恰

[1]

一带的多呈黑色，而生长在修道院那一带的则多呈白色，且香味更浓。塞韦里诺向我讲解了那种菌菇的颜色、形状和独有的美味，说可以用多种方法烹调。他说，这种块菌十分难找，因为它藏在地下，比别的菌类更隐蔽，唯一能凭嗅觉找到并挖出它的动物就是猪。但是，猪一找到松露，就会毫不客气地吃掉，必须有人紧随其后将它赶开，取出松露来。后来我听说，许多领主都屈尊尾随猪后亲自参与寻找松露，而猪权充最高贵的“猎犬”，后面跟着的是拿着锄头的仆人。如今我还记得，很多年后，我家乡的一位领主因为知道我颇为了解意大利，就说，他在意大利见到不少领主赶着猪去吃草，问我这是为什么。而当我笑着告诉他，这些领主是想从地下寻找松露（tartufo）食用时，那位领主听成了“der Teufel”，也就是“魔鬼”的意思，就虔诚地在胸前画十字，惊诧地望着我。等我解释后，我们两人都笑了。人类的语言真是颇具魔力，谐音的字词，含义却截然不同。

塞韦里诺所做的那些准备，使我感到很好奇，于是我决定跟随他去。我知道，他出去是想通过此举忘却压在人们心头的那些伤心事件，而我也想借帮助他来平复心境的活动，转移我的注意力，忘却我乱如麻的心事，即便不能完全忘记。如今我也不掩饰，因为我决心忠实地写出事实真相。其实，在我内心深处隐藏着一个诱人的梦想：下到山谷里也许我能见到那无须说出其名的人。可我又近乎大喊地自语说，因为那天人们等待两个使团的到来，兴许我会见到其中一个。

我们沿盘旋的山路下来，天色渐亮；并不是太阳出现了，天空仍乌云密布，但是眼前的景物却辨别得很清楚，云雾就在我们头顶之上。然而，等我们下来一大段路，再回头远望山顶，就什么都看不见了：半山腰以上的景物，山峰、台地、楼堡，全都消失在云雾之中。

抵达山谷的那天早晨，我们身居群山之中，在曲折的山路上，不时还能瞥见大约十英里以外的大海。我们的旅途充满了意外的惊喜，在风景绮丽的海湾上的悬崖峭壁处，我们会突然找到一片山间的台地，隔不多久，又会进入深邃的峡谷。山峰此起彼伏高入云霄，重重叠叠挡住了人们的视线，别说看不见远处的海岸线，就连阳光也是勉强能照到谷底。在意大利的其他任何地方，我都从未见到过高山、大海、绵延的海岸如此错落有致，且在峡谷呼啸的风声中，时而嗅到大海的气息，时而又感受到高山凛冽的寒气。

清晨，万物却显得灰暗苍白，乳白色的雾气笼罩大地，就是从直通海岸的峡谷向远处大海望去，也看不见水天相接的水平线。啊，我耐心的读者，我不能沉浸在这些与我们揪心的事件无关的回忆之中，不能再赘述怎样寻找“魔鬼”，还是回到方济各会使团到来的事情吧。我是第一个见到他们的，于是我马上跑回修道院禀报了威廉。

我的导师等新到的客人走进修道院，并按照礼仪受到院长的接见后，才前去迎见他们，当然免不了一番热烈的拥抱和亲切的问候。

进餐的时辰已过，但事先已为客人们摆上了一桌饭菜。院长周到地让他们随意用餐，只留下威廉跟他们在一起，免去了教规的礼数，自由进食的同时可以交换他们对这次会晤的印象：因为毕竟，愿上帝宽恕我作如此不恰当的比喻，那如同在一场战争期间举行的会晤，要赶在敌方的客人，就是阿维尼翁方面派来的使团来到之前尽快商讨对策。

无须说，新来的客人马上跟乌贝尔蒂诺会了面，大家怀着崇敬的心情惊诧而又高兴地向他问候，不仅惊叹他长时间销声匿迹又突然出现，而且敬佩他勇敢的斗争精神。几十年来，他们浴血奋战在同一个战场上。

至于使团成员，我将会在谈论第二天的会议时说到。我跟他们接触很少，现在我只能顾及眼下威廉、乌贝尔蒂诺和切塞纳的米凯莱的三人商讨会。

米凯莱应该算是一个相当怪的人：他对方济各会抱有满腔热情（在他陶醉于神秘的激情中时，他的某些手势和语气跟乌贝尔蒂诺颇为相似）；他具有罗马涅地区的人那种极有人情味的愉悦快乐的本性，善于抓住在丰盛的饭桌上就餐的机会，愉快地跟朋友们相处；他处事洞察入微而又善于躲躲闪闪，谈论到权势之间的问题，他会突然变得像一只狐狸那样狡猾机智，又会像一只鼹鼠那样奸诈阴险；他时而畅怀大笑，充满活力，而他沉默的时候也颇具雄辩力；当谈话的对方提出他不愿回答的问题时，他便装作心不在焉的样子，避开对方的视线，加以掩饰，拒绝回答。

关于他这个人，我在前面的章节已经谈到过一些，都是听别人说的，也许就是我提到过的那些人说的。不过当时我对他矛盾的态度，以及他骤然改变的政治主张有了更好的了解，那几年他的态度和变化令他的朋友和追随者们颇感惊诧。他是方济各会的总头领，最初他是圣方济各的继承人，实际上是方济各教义诠释者的继承人：他要与波拿文都拉那样的前辈较量，要在圣洁的地位和智慧方面胜过一筹；他要确保严守教规，同时又要保护强大而又范围广泛的教会财产；他要监视教廷和城市行政长官们，因为他们是教会财富的来源，繁盛的保障，尽管是通过布施、馈赠礼物和赠送遗产的形式；而同时他也要注意坚持悔罪的原则，免得过激的属灵派人士游离于教会之外，以致把那个以他为首的非凡的教会消融成为异教帮派的群体。他要取悦于教皇、帝国、守贫的修士，以及肯定在天上监督他的圣方济各、在地上监视他的基督子民。当约翰将所有的属灵派人士划为异教徒的时候，米凯莱曾毫不犹豫地把普罗旺斯属灵派中五位最倔强的修士拱手交给了教廷，任凭教皇判处他们火刑。但是，当他察觉到修士会的很多人同情信奉《福音书》主张的守贫的信徒时（乌贝尔蒂诺大概也不例外），他就在四年之后采取行动，让佩鲁贾方济各大会为被判了火刑的人上诉。他这样做，自然是他领导教会的需求。他想把可能被指控为异教的教义和方式，纳入他现在奉行的教义之中，以得到教皇的认可。然而，他的期待落空了，教皇并不认同，于是他只好屈尊接受皇帝和帝国的神学家们的支持。就在我见到他那天的两年前，他还在里昂的全体修士大会上命令他的修士们在谈论教廷人士时，要谦逊有礼（这离教皇痛斥方济各会时说“他们的狂吠、他们的错误、他们的疯狂”之后才几个月）。可现在他却笑容可掬地跟与教皇格格不入的人士同桌共餐。

何况，我已经说过了，约翰本想让他去阿维尼翁，他想去，但又不想去。次日的会晤本来应该决定此次旅行的形式和保证措施，既不能把此举看作是一种屈服，也不能看作是一种挑战。我不相信米凯莱见过约翰本人，至少在约翰当上教皇之后没有见过。不管怎样，米凯莱很长时间没有见到约翰了，现在他的朋友们竞相发言，把这位买卖圣职的教皇描绘得十分阴暗。

“有一样你必须学会，”威廉对他说，“千万别相信他的承诺，他总是表面上承诺，实际上却不履行。”

“人人皆知，”乌贝尔蒂诺说道，“在选举他的那些年代里……”

“我不想把那称作选举，那是强加于人！”同桌进餐的一位修士插话说，后来我听人叫他乌戈，来自纽卡斯尔。他说话的口音很像我的导师。“本来克雷芒五世就死得不明不白的。国王从未宽恕过约翰，因为约翰在他前任卜尼法斯八世死后才答应起诉前任，又矢口否认自己背弃了卜尼法斯八世。教皇克雷芒五世在卡庞特拉是怎么死的，没有人知道。事实上，红衣主教们汇集在卡庞特拉参加选举教皇的秘密会议，可是教皇没有选出来，因为（那也是正确的）争论转移到是否把教廷从阿维尼翁迁至罗马的问题上。我不知道在那些日子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人们告诉我说那是一场屠杀，红衣主教们受到已故教皇侄子的威胁。他们的仆人被杀害，宫殿被焚烧。红衣主教们求助于国王，国王说他从来不同意教皇放弃罗马，希望他们耐心地做出正确的选择……后来美男子腓力

[2]

死了，他是怎么死的，只有上帝知道……”

“兴许魔鬼知道。”乌贝尔蒂诺在胸前画了个十字，众人都效仿他。

“兴许魔鬼知道。”乌戈带着一丝冷笑认同说，“总之，另一位国王继位了，在位十八个月就死了。他的继承者刚生下来几天也死了，替他摄政的兄长登上了王位……”

“正是这位腓力五世，他还在普瓦捷当公爵的时候，就曾把从卡庞特拉出逃的红衣主教们都集中在一起。”米凯莱说道。

“的确如此，”乌戈继续说道，“当时的腓力公爵把红衣主教们交给在圣多明我修道院举行的里昂选举教皇的秘密会议，承诺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不会把他们当俘虏对待。但是，那些红衣主教被他掌控之后，他不仅拘禁了他们（这是惯用的手法），还逐日减少食物的供应，直到他们作出决定。他向每个人作出承诺，谁想要登上教皇的宝座他都支持。而当他登上了国王的宝座之后，那些被囚禁了两年的红衣主教们都已身心疲惫，饥饿难忍，生怕要在那里待一辈子，就接受了他提出的一切条件，让那个已年过七旬的矮子登上圣彼得的宝座……”

“确实是个矮子，”乌贝尔蒂诺笑道，“一副痨病鬼的样子，但他比人们想象的要粗壮和狡黠！”

“一个鞋匠的儿子。”使团的一个成员嘟囔说。

“基督是木匠的儿子！”乌贝尔蒂诺训斥他道，“这不是主要的。他是个有学问的人，在蒙彼利埃学过法律，在巴黎学过医，他善交朋友，他在适当的时机，用最得体的方式，赢得主教的席位，继而获得红衣主教的头衔。在为那不勒斯的智者罗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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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顾问时，他的敏锐令许多人瞠目结舌。他在阿维尼翁任主教时，向美男子腓力提出的摧毁圣殿骑士团的建议都是正确的（我说的正确，是指他那惨淡的业绩）。选举之后，他躲过了红衣主教们对他的谋杀……不过，我不是想说这个，我是说他惯于背弃誓言，也并不因发假誓而受到谴责。为了当选教皇，他答应过红衣主教奥尔西尼把教廷迁回罗马，等他当选之后，又在行祭礼时向奥尔西尼发誓说，如果他不兑现诺言，就决不再骑马或骑骡子了。而后来那只老狐狸都干了些什么，是众人皆知的。他在里昂加冕之后（这违反国王的意愿，国王想让他在阿维尼翁行加冕礼），就乘船从里昂抵达阿维尼翁！”

修士们都笑了。教皇是个发假誓的人，不过，不能否认他有歪才。

“他是个没有廉耻的人，”威廉说道，“他并不极力掩饰他的心术不正，乌戈没有说吗？乌贝尔蒂诺，你不是也跟我讲过他抵达阿维尼翁那天对奥尔西尼说的话吗？”

“当然，”乌贝尔蒂诺说道，“他对奥尔西尼说，法国的天空那么晴朗，为什么他非得踏上罗马这样一个满目疮痍的城市的土地呢？他还说，教皇就像当年的彼得一样，拥有组织和解散的权力。他现在就行使这权力，决定留在他原来的所在地，他在那里很好。而当奥尔西尼设法提醒他有义务生活在梵蒂冈山头上时，他硬是要奥尔西尼服从，从而终止了讨论。但是有关誓言的故事并没有完结。从船上下来后，依照惯例，他应该骑上一匹白马，由骑黑马的红衣主教跟随，但他不这样，而是徒步走到主教的府邸。他后来是否真的再也没骑过马，就不得而知了。米凯莱，你能指望这样的人信守对你的承诺吗？”

米凯莱久久沉默不语，后来他说：“我可以理解教皇想留在阿维尼翁的意愿，对此，我不争辩。但是对我们守贫的愿望，以及对基督做出的楷模的解释不能提出异议。”

“米凯莱，你别太天真了，”威廉发表意见，“与你我的意愿相比，他的意图显得多么险恶啊。你应该认识到，几个世纪以来，在登上教皇宝座的人之中，他是最贪婪的。我们的乌贝尔蒂诺一度谴责过的巴比伦大淫妇，像贵国那位但丁曾经抨击过的那些贪腐的教皇们，与约翰二十二世比起来，不过是一些微不足道的驯服的羔羊而已。他是个窃贼，一个放高利贷的犹太人，在阿维尼翁进行的交易比在佛罗伦萨的要多得多！我知道约翰跟克雷芒的侄子贝特朗·德·高特的卑鄙交易，他就是在卡庞特拉施行大屠杀的主谋（在那场大屠杀中，红衣主教们身上的珠宝都被他们掠走了）：贝特朗还偷窃他叔父的财宝，那可不是小数目，这都没有逃过约翰的眼睛（在《致尊敬的》中，约翰精确地列出清单，有钱币、金银器皿、书籍、地毯、宝石、装饰品……）。不过他对贝特朗在卡庞特拉大屠杀中所掠夺的一百五十万金币却佯装不知，他只是追问贝特朗，让他承认从他叔父那里要来另外三万金币，是一种‘慈善之举’，是用于宗教改革的。最后决定一半金币留给贝特朗用来实行宗教改革，另一半交给教廷。然而，贝特朗从来没有做过任何改革，而教皇也没有见到一个金币……”

“那么说，约翰也并不怎么精明能干。”米凯莱强调说。

“那是他在金钱上唯一失算的一次，”乌贝尔蒂诺说道，“你应该知道你要跟什么样的商人打交道。在其他任何情况下，他在搜刮钱财方面显露出一种魔鬼般的才能。他像是点石成金的国王弥达斯，让金子都流入阿维尼翁的金库里去了。每次我进入他那些套房里，都会遇到银行家、兑钱商，桌上堆满了金子，教士们数着金币把它们摞起来……你将会看到，他让人给自己盖了多么富丽堂皇的宫殿，他拥有的那些财宝过去是只进贡给拜占庭的皇帝和鞑靼人的大可汗的。现在你应该明白，为什么他所有那些敕书都是反对守贫的了。但是，你知道吗？他唆使仇恨我们教会的多明我会雕刻的基督像，都是头戴王冠，身披紫色和金色的长袍，穿着华丽的鞋袜；在阿维尼翁展现的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只有一只手被钉住，另一只手则摸着挂在腰带上的钱包，以表明基督是允许把金钱用于宗教的……”

“啊，无耻之极！”米凯莱大声说道，“这可纯粹是亵渎！”

“更有甚者，他还在教皇的皇冠上，”威廉继续说道，“追加了第三重冠，乌贝尔蒂诺，是不是这样？”

“的确。在千禧年之初，希尔德布兰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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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了第一重冠，上面写着‘借上帝之手统治王国的皇冠’，臭名昭著的卜尼法斯，给自己追加了第二重冠，上面写着‘借彼得之手统治帝国的皇冠’；而约翰则使这个象征体现得更完全：三重冠，精神权力、世俗权力和教会的权力。这如同波斯王的象征，异教的象征……”

有一位修士一直默不作声，只顾狼吞虎咽地吃着院长差人端上桌的美味佳肴。他对各种议论充耳不闻，在别人提到教廷的时候，不时发出冷笑声，或者对同桌就餐者愤怒的感言轻哼一声表示赞同。其余的时候就只是专注于抹干净他下巴上沾着的酱汁和从他没了牙又贪吃的嘴里掉落下来的肉末。仅有几次他对邻座的一个人说了话，那也只是赞美某盘菜肴美味可口。后来我得知他是吉罗拉莫先生，就是几天前乌贝尔蒂诺以为已经死了的那位卡法的主教（应该说，两年前已经有他的死讯，这个消息在整个基督教世界又误传了很长时间，因为我后来还听到这个消息；而事实上，那次我们会面之后没有几个月，他真的死了。至今我都认为是因为第二天的会议让他太气愤，令他猝然发病而撒手人寰的。他身体那么虚弱，而脾气却那么暴躁）。

这时，他加入了谈话，嘴里还塞满了食物。他说：“后来，你们知道吗？这个可恶的家伙还起草了一部有关悔罪的神圣的赋税的律法，利用别人违反宗教戒律榨取钱财。如果一个教士跟一个修女、一个亲戚或者任何一个女子（因为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犯下了肉欲之罪，只要交六十七个金币和十二个便士就可以获得赦免。如果犯下了野蛮的兽行，就得交两百多金币，但如果只是殴打小男孩或者是动物，而不是女性，那么罚金将会减少一百。如果一个委身过许多男子的修女，在修道院里面或外面于不同的时间多次跟男人发生过关系，此后她想当女院长的话，就得交一百三十一个金币和十五个便士……”

“行了，吉罗拉莫先生，”乌贝尔蒂诺抗议道，“您知道我是多么不喜欢教皇，可是在这一点上我得为他辩护！这是在阿维尼翁散布的谣言，我可从来没有见到过这部律法！”

“有，”吉罗拉莫斩钉截铁地说，“我也没有见到过，但是有。”

乌贝尔蒂诺摇了摇头，其他人都默不作声。我发现他们都对吉罗拉莫先生的话不以为然，那天威廉也把他看作傻瓜。不过威廉试图继续刚才的谈话：“无论怎么说，不管是真是假，这个传言告诉我们阿维尼翁已处于什么样的道德氛围之中了。在那里，无论是谁，剥削者或被剥削者，都觉得自己是生活在一个交易市场，而不是一个代表基督的宫廷里。约翰登上教皇宝座的时候，人们说他的金库有七万金币，而现在有人说他聚敛的钱财已达一千万以上了。”

“这是真的。”乌贝尔蒂诺说道，“米凯莱啊，米凯莱，你要知道我在阿维尼翁见到多少丢人的丑事啊！”

“我们尽量公正一些吧，”米凯莱说道，“我们的人也犯过错误，这我们都知道。我听说，方济各会的人武装攻打多明我修道院的时候，他们把敌对修士们的财物抢劫一空，强迫他们守贫……正因如此，在处置普罗旺斯的属灵派时，我不敢反对约翰……我想跟他达成协议，我不想伤害他的自尊心，只求别玷辱我们的谦卑。我不想跟他谈及金钱，只望他允许对《圣经》作出正确的解释。这就是明天我们要跟他的使节谈的事情。总而言之，神学界的人，不全像约翰那么贪得无厌。至于一些睿智的人在决定对《圣经》作某种解读的时候，他就可能不会……”

“他？”乌贝尔蒂诺打断了他的话，“你可真不知道他在神学界的疯狂之举。他想一手遮天。我们已经见到他在凡间的所作所为。至于天上……咳，我对你说的他那些思想还没有公开，但他私下跟他的亲信已商议过，这我可以肯定。他正在策划一些神学主张，谈不上邪恶却很疯狂，那些主张将有损于我们教义的精髓，将削弱我们传道的力量！”

“哪些主张？”人们异口同声问道。

“你们问塔罗尼吧，他知道，他曾经跟我谈论过。”乌贝尔蒂诺转身问贝伦加·塔罗尼，在过去的几年里，他是教廷内部最坚决的敌对分子。他来自阿维尼翁，两天之前加入方济各会的使团，跟他们一起来到了修道院。

“那是一个模糊不清而又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塔罗尼说道，“约翰似乎支持这么一种观点：主张正义的人在最后的审判之后才能看到赐福的远景。他对《启示录》第六章第九节已思索很久了，里面讲到了第五印被揭开：那些曾为神的道、并为作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都出现在祭台底下。每个人都得到一件白衣，要他们安息片时……约翰对此评论说，这表明他们在最后的审判完成之前，是见不到上帝本体的。”

“他是跟谁说的这些话？”米凯莱惊恐地问道。

“到现在为止，只跟少数亲信说过，但是这话已经传开了，听说他正准备一个公开的讲话。不是马上发表，也许过几年之后，他正在跟他的神学家们切磋……”

“哼，哼！”吉罗拉莫咀嚼着食物冷笑。

“不仅如此，他好像还想走得更远，主张在那天到来之前，地狱的门就关上……连魔鬼也进不去。”

“耶稣啊，帮帮我们吧！”吉罗拉莫大声说道，“要是我们对有罪之人不能用死后会立刻进地狱的话加以威胁的话，那我们以后怎么跟他们说呢？”

“我们被掌控在一个疯子的手里，”乌贝尔蒂诺说道，“但是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提出这些主张……”

“宽容的教义烟消云散了，”吉罗拉莫抱怨道，“连他自己都不能兜售什么教义了。为什么一个犯下了兽行的神父为了免受如此遥不可及的惩罚而要缴付那么多的金币呢？”

“不是那么遥不可及了，”乌贝尔蒂诺有力地说道，“那时刻就要来临！”

“亲爱的兄弟，你是知道这一点的，但是贱民却并不知道。事情就是这样！”吉罗拉莫大声喊道，他已经没有品尝食物的雅兴了，“那是多么邪恶的念头，准是这些传道的修士们灌输给他的……咳！”他摇了摇头。

“可这是为什么？”切塞纳的米凯莱一再问道。

“我不认为有什么理由，”威廉说道，“他想做一种试验，一种自豪之举。他真是想做一个能管上天又能管尘世的人。这些议论我早就知道了，奥卡姆的威廉曾给我写过信。我们走着瞧，最后究竟是教皇如愿以偿，还是神学家们，整个教会的声音，上帝子民们的意愿，主教们……”

“噢，在教义方面，他会让神学家们也服从他的。”米凯莱忧伤地说道。

“不一定，”威廉回答说，“现在我们生活在神学界的志士仁人不惧怕宣称教皇是异教徒的年代里。研究神学的学者以他们的方式代表上帝子民的声音。如今连教皇也不能与他们分庭抗礼。”

“更糟，这就更糟了，”米凯莱惊恐地喃喃低语，“一方是一个发疯的教皇，另一方是不久后就会要求自由诠释《圣经》的上帝子民，尽管他们是通过各自的神学家之口……”

“怎么？你们在佩鲁贾有过什么不同的做法吗？”威廉问道。

米凯莱好像被击中要害地惊跳了一下：“所以我想见教皇。如果他看法不一致，我们就无能为力。”

“我们等着瞧，我们等着瞧吧。”威廉神秘地说道。

我的导师果真有敏锐的洞察力。他是怎么预见到米凯莱本人居然会决心依仗帝国的神学家和上帝的子民来谴责教皇的呢？他又怎么预见到，四年之后，约翰会发表那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学说，以至在整个基督教世界掀起一场暴动呢？如若赐福的远景迟迟不见，那么已故的人怎么能为活着的人说情呢？对圣人的崇拜又会有怎样的结局呢？正是佩鲁贾方济各修士大会最早敌视并谴责教皇，而奥卡姆的威廉则是站在第一线，他坚守自己的观点寸步不让。这场斗争延续了三年，约翰临到寿终正寝才对自己的说法做了部分修正。几年后，我听到过描述他一三三四年十二月在红衣主教的会议上露面的情景。当时他已近九十岁高龄，风烛残年，他从未显得如此干枯瘦小，他脸色苍白地说（这只善于玩弄文字游戏的老狐狸，不仅违背自己的事业，还否认他顽固不化的立场）：“我们承认并相信，脱离了肉体并且彻底净化了的灵魂，将在天国跟天使和耶稣基督在一起，他们将与上帝面对面，清楚地看到他神圣的本质……”到此他停了一下，谁也不知道他是因为呼吸困难，还是因为想强调他表示反对的最后一个邪恶愿望，“那得看已脱离躯体的灵魂所允许的情况和条件。”第二天早晨，是星期天，他叫人把自己扶到一张靠背长椅上，在红衣主教前来吻过他的手之后，他就死了。

我又把话题岔开了，讲述一些跟正题无关的事情。不过餐桌上余下的谈话实际上对读者理解我所讲述的事件并没有太多的帮助。方济各会使团的成员商定了第二天应取的态度，评估了一个个对手。他们忧心地评论了威廉所说的贝尔纳·古伊要来的消息。将由勒普热的红衣主教贝特朗率领阿维尼翁的使团参加会议的消息，更令他们不安。两位宗教裁判官似乎太多了：这表明他们是想用异教的议题来反对方济各会。

“更糟糕的是，”威廉说道，“我们将要把小兄弟会当做异教来对待。”

“别，别，”米凯莱说道，“我们得谨慎行事，不能危及任何可能达成的协议。”

“依我看，”威廉说道，“尽管我们为会晤成功做了不少努力，这你是知道的，米凯莱，我仍不相信阿维尼翁方面的人来这里是为了达成什么协议。约翰是要你只身去阿维尼翁，而又不给你任何保证。要是你不亲历这次会晤就去了那里，那就更糟了。”

“那么，你忙了好几个月，就是为了实现在你看来毫无意义的一件事情。”米凯莱痛苦地说道。

“我是奉你和德国皇帝之命才这样做的，”威廉说道，“何况，对敌人有更多的了解不算毫无意义。”

这时，有人通报第二个使团已经到达修道院了。方济各会的人起身迎接教皇派来的人。

[1]
Norcia，佩鲁贾城附近的小镇，以饲养猪和牛为主。

[2]
指法国国王腓力四世（1268—1314）。

[3]
Robert the Wise（1278—1343），意大利教皇派领袖。

[4]
指教皇格列高利七世，一〇七三年上任。

第四天

午后经

其间，勒普热的红衣主教、贝尔纳·古伊和从阿维尼翁来的人到达修道院，随后各行其事。

这些已相识多年的人，或虽不曾相识但已闻其名的人，表面上谦和地在院子里相互寒暄致意。勒普热的红衣主教贝特朗在修道院院长身旁，举止表现出他惯于依附权势，俨然是教廷的第二号人物。他向大家，尤其是向方济各会的人，频频点头致意，露出热情的微笑，祝愿第二天的会议达成可喜的协议，并公开转达了约翰二十二世祈求和平幸福的愿望（他特意采用了这种方济各会的人所喜欢的表达方式）。

“不错，不错。”当威廉和善地向他介绍我是他的书记员和门徒时，他对我说道。然后他问我是否熟悉博洛尼亚，他赞美那美丽的市容、可口的美食和举世闻名的大学，邀请我有朝一日去参观，而不是回到正在让我们的教皇大人受罪的德国家乡去。随后他伸手让我吻他的戒指，同时他已转向别人微笑了。

而我的注意力很快落在那几天人们谈论最多的一个人物身上：法国人叫他贝尔纳·古伊，别的地方的人叫他贝尔纳·古伊多尼或者贝尔纳·古伊多。

他是多明我会的人，年近七十，身材瘦削挺拔。他那灰色的双眼不时闪烁出冷峻而又难以捉摸的目光，令我震惊。这目光既暗藏着他隐秘的想法和激情，又时而故意表露出来。

在大家相互问候致意的时候，他没有像别人那么亲切和热情，而是显得很淡漠。他见到熟识的乌贝尔蒂诺时，态度很恭敬，可是他盯着乌贝尔蒂诺的那种眼神，不禁让我颤栗。他笑着跟切塞纳的米凯莱打招呼，但那微笑难以解读，他冷冷地低声说道：“他们在这里等您好久了吧？”我从这句话里既听不出焦虑，也听不出丝毫讥讽或者指令的意味，更不是什么关切。他跟威廉见面寒暄，当他得知威廉的身份后，便怀有一定敌意而有礼貌地看了看他：这敌意并不是他的表情流露出了他隐秘的感情，这我可以肯定（尽管我不能肯定他是否是个没有感情的人），而是他存心让威廉感觉到他的敌意。威廉也以过分热情的微笑来回答他的敌意，对他说道：“我早就想结识您这样一位有声望的人，对我既是教训又是警告，启示我的人生做出许多重大决定。”不知内情的人无疑会认为这话是对人的表彰以至于奉承，可是贝尔纳却很清楚，威廉一生中最重大的决定之一就是抛弃了宗教裁判官的职位。这使人想到，要是威廉乐于见到贝尔纳蹲在帝国某个秘密牢房中的话，贝尔纳肯定会乐于见到威廉即刻意外死去；由于贝尔纳在当时指挥着一些武装人员，所以我深为我的好导师的生命安全担心。

贝尔纳已经从院长那里得知了修道院里发生的命案。事实上，他装作没有听出威廉话中隐含的尖刻，对威廉说：“好像在这些日子里，为了完成我担负的让汇集在这里的双方达成协议的任务，应修道院院长的要求，我不得不关心那些令人伤心的事件，其中显然有魔鬼罪恶魔爪的插手。我对您提到这个，是因为我知道在距今遥远的年代里，您曾经跟我的地位相当，那时您也跟我——以及像我这样的人——在善恶两大阵营的较量中并肩奋战过。”

“的确如此，”威廉平静地说道，“但后来我站到另一边了。”

贝尔纳机敏地应对他的软钉子：“您能告诉我一些有关这些罪案有价值的线索吗？”

“很不幸，不能，”威廉彬彬有礼地回答道，“我在侦破凶杀案方面没有您有经验。”

那一刻后，我就不跟着他们了。威廉在跟米凯莱和乌贝尔蒂诺又谈过一次话后，就到缮写室去了。他要求马拉希亚去检查某些书籍，我没听见书名。马拉希亚奇怪地看了看他，但又不能拒绝。这很奇怪，他不应该在藏书馆里再寻找那些书。那些书已经都在韦南齐奥的桌子上了。我的导师在专注地阅读，我决定不打扰他。

我下到厨房。在那里我见到了贝尔纳·古伊。也许他想了解修道院的布局，所以他四处转悠。我听见他在盘问厨师和仆人们，他勉强说着当地的俗语（我记得他曾经在意大利北方当过裁判官）。我觉得他好像在打听修道院的收成及劳动组织情况。不过，他也提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同时用深邃的目光观察着对方，并且会突然提一个新问题，一下子弄得对方脸色苍白，支支吾吾。我的感觉是，他正在以其独特的方式进行调查，使用着裁判官在履行职责时独具的威力及奇妙的武器：用其威慑力震慑对方。因为被审者往往为了摆脱怀疑洗清自己，就会说出能够引起裁判官怀疑他人的线索来。

整个午后，我所到之处，都看见贝尔纳这样进行调查，不是在磨房，就是在庭院里。但他从来不盘问僧侣们，总是问还俗的兄弟或是农夫们。这与威廉到目前为止的做法恰恰相反。

第四天

夕祷

其间，阿利纳多好像提供了宝贵的信息，经过对一系列确定无疑的失误的分析，威廉用自己的方法推断出一个相当可能的事实真相。

不久，威廉从缮写室下来，看来他心情不错。我们等待进晚餐时，在庭院里遇见了阿利纳多。我一直记得他的请求，头天就在厨房里给他弄到了鹰嘴豆。我交给了他。他一边向我道谢，一边把豆子塞进流着口水没了牙的嘴里。“你见到了吧，孩子？”他对我说，“另一具尸体也躺在书中预告的地方……现在你等着第四声号吧！”

我问他，为什么他认为一系列命案的症结都会在《启示录》中找到。他惊诧地看了看我：“约翰的书是解决所有问题的症结！”他忿忿地做了个怪脸，又说道，“这我早就知道，我很久以前就知道了……当初是我建议修道院院长的……当时的院长，我让他尽可能地收集有关《启示录》的评论。我本来应该当藏书馆馆长的……但后来另一个人设法争取到了派往西罗斯的机会，在那里他找到了最宝贵的经书手稿，并带着这丰硕的成果回来了……啊，他知道到哪里寻找，他还会说异教徒们的话……这样他就接手管理藏书馆了，而不是我。然而，上帝惩罚了他，让他提前进入了黑暗的王国。哈，哈……”他幸灾乐祸地笑着。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这个老人在平静地度着自己的晚年，而现在我却觉得他倒像是一个天真的孩子。

“你说的那个人是谁啊？”威廉问道。

他惊诧地看了我们一眼：“我说的是谁？我不记得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然而上帝在惩罚邪恶，上帝在泯灭万物的形迹，上帝在淡化人的记忆。藏书馆里有多少人因骄傲而犯下过错，尤其是藏书馆落在外国人的手里之后。上帝仍在惩罚……”

我们从他那里再套不出什么，就离开了他，任由他独自忿忿地胡言乱语。威廉觉得那次谈话很有意思：“阿利纳多说的话值得一听，每次他都能说出某些有意思的东西来……”

“这次他说了些什么？”

“阿德索，”威廉说道，“解开一个谜团跟从基本的原则去推断不是一回事。这也不等同于搜集许多特别的案例以得出一个普遍的规律。这更多的是意味着，你面对两种或者三种表面上看来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个别案例，需尽量思索它们是否属于同一个普遍规律的不同案例，那个规律也许你尚未知晓，也许还从未发表过。的确如此，正像哲学家所假设的，如若人、马和骡子都没有胆汁，然而都能长寿，那么，你就可以说所有无胆汁的动物都长寿是一个规律了。你再想象一下头上长角的动物。为什么它们长有犄角呢？你突然发现长角的动物上腭都没有牙齿。这也许是个奇妙的发现，然而，你会发现有些动物，比如骆驼，上腭没有牙却并不长角。最后你会发现上腭不长牙的动物都有两个胃。好，这一点你倒是可以想象，没有足够的牙就无法很好地咀嚼，所以就得有两个胃，以更好地消化食物。那么角呢？你试着想象一下长角的实际原因，由于缺少牙齿，动物就会从某个部位多长出骨质的东西。这种解释够充分了吗？不，因为骆驼没有上牙，它有两个胃，但不长角。那么你就得找到一个最根本的原因。骨质长成犄角，只在没有其他自卫手段的动物身上。而骆驼有坚硬厚实的皮，它不需要用角来自卫。那么，这条规律可以是……”

“可是，这跟长不长犄角又有何相干？”我不耐烦地问道，“您为什么关心起长角的动物来了呢？”

“我从来没有对长角的动物发生过什么兴趣，但是林肯郡的主教

[1]

因遵循亚里士多德的一个观点，对它们颇感兴趣。说实话，我也不知道结论是否站得住脚，也没有检验过骆驼的牙齿长在哪里，又有多少个胃。我是想告诉你，要在自然存在的事物中寻求解释的法则，就得经过一条崎岖不平的路。面对一些难以解释的事实，你应该试着设想许多普遍的规律，而你尚未看到那些规律跟你所关心的事实之间有什么关系。随后，你突然发现，一个结果，一个案例，和某种规律有一定的关系，你就会发觉一条比较有说服力的推理的思路。你把这种推理运用到所有类似的案例中，用它来预测，这样你就发现你的预测是对的。不过在你得出结论之前，你不能决定哪些论证应该引入你的推理中，哪些论证你得弃置不用。我现在就是这样做的。我把许许多多没有关联的事情排列在一起，做各种推想。我得作许多假设，有相当多的假设是那么荒谬，简直让我羞于启齿。你看，就拿那匹名叫勃鲁内罗的马来说，当我见到马蹄印的时候，我做了很多相互补充和相互矛盾的假设：也许那是一匹出逃的马，也许就是修道院院长沿着山坡下来时骑的那匹骏马，也许是一匹叫勃鲁内罗的马在雪地上留下了蹄印，而灌木丛中的马鬃却是另一匹叫法韦罗的马头天留下的，树枝则可能是让人给折断的。在见到焦急地寻找马匹的食品总管和仆人之前，我不知道哪种假设是正确的。后来我才假设那匹马就是勃鲁内罗，并试着跟僧侣们谈话，作为那种假设正确性的佐证。我成功了，不过，我也很有可能失败。由于我成功了，所以人们认为我是个智者，但是他们不知道在许多案例中我的推理有过失误，因为我失败了，而且他们并不知道就在获得成功的几秒钟之前，我对成败并没有把握。眼下对修道院里发生的案例，我有许多很好的假设，却没有一个明显的事实能作为依据，证明哪个假设是最准确的。所以说，为了不至于因误断使自己显得那么愚笨，现在，我不想显出自己如何精明机智。你容我再考虑考虑，至少到明天再说。”

这时，我明白了我导师的推理方法，与哲学家依照基本的原则推理的方法大相径庭。如此看来，他的才智近乎超凡。我知道，当威廉一时找不到答案时，他会提出许多答案截然不同的假设来。对此我仍感困惑。

“那么说，”我鼓足勇气说道，“您还远远没有解决……”

“我离答案已经相当近了，”威廉说道，“但我不知道是哪个。”

“所以，您找不出问题的唯一答案喽？”

“阿德索，要是我找出了唯一的答案，我早就在巴黎教授神学了。”

“在巴黎他们总是能找到正确答案吗？”

“从来不是，”威廉说道，“但他们对于自己的错误心安理得。”

“而您呢？”我幼稚而又冒失地问道，“从来不犯错误吗？”

“我经常犯错误，”威廉回答说，“不过，我不仅是剖析一个错误，还举一反三假设许多错误，这样我就不会受任何人愚弄了。”

我觉得威廉对于事实真相好像根本不感兴趣，在他看来，事实真相只不过是客观事物和心智之间的契合。他把自己能想出诸多可能性当作快乐。

我坦言，此刻，我对我的导师很失望，我不禁想：“幸好宗教裁判所的人来了。”出于对了解事实真相的渴望，我居然认可了同样想知道真相的贝尔纳·古伊。

我带着这种理应受到惩罚的思绪，比复活节前圣星期四夜的犹大更心神不安地跟着威廉走进了餐厅吃晚饭。

[1]
指格罗斯泰斯特，见第二四七页注。

第四天

晚祷

其间，萨尔瓦多雷说出一种令人惊奇的魔术。

为使团准备的晚餐味美而丰盛。修道院院长对于人们在饮食方面的喜好和教廷里的习俗应该很了解（我想说的是，这些美味佳肴也是米凯莱修士的方济各会的人乐于品尝的）。厨师对我们说，按照蒙特卡西诺的习俗，刚刚宰杀完生猪，是应该做猪血肠的。但是由于韦南齐奥的惨死，最近在动手杀猪之前，他让人把所有的猪血都倒掉了。何况我相信，在那些日子里，人们都憎恨宰杀上帝的创造物。不过，我们有用当地产的葡萄酒浸泡的红酒辣汁烧鸽子，有烤兔肉，有圣基娅拉小面包，有山地杏仁焖米饭；如果吃斋饭，有油煎琉璃莴苣面包片、塞馅的橄榄、炸奶酪、带青椒生酱汁的羊肉、白煮蚕豆、可口的甜食、圣伯尔纳点心、圣尼古拉面、圣鲁齐亚小点心，还有葡萄酒和药酒：亚香茅烈酒、核桃壳酒、抗痛风的葡萄酒和龙胆酒。品尝着这些酒，甚至通常表情严肃的贝尔纳·古伊也神色愉悦。要不是每喝一口酒、每吃一口东西都有虔诚的念诵伴随着，那可真像是饕餮者的一次盛宴。

最后，大家都高兴地站起身，有些人推说身体不适不想去参加晚祷。院长对此很生气。在我们教派内任圣职的人，不是人人都有特权，也不是人人都有义务的。

僧侣们起身走后，我出于好奇留在了厨房。里面正在准备锁门，我见萨尔瓦多雷抱着一个包裹溜往菜园。我好奇地跟着他，喊了他一声。他力图摆脱我，后来他回答我说包裹（好像有活的东西在包裹里蠕动）里藏着一条怪蛇。

“洞穴里的怪蛇，是蛇中之王！全身都有毒，毒性都散发到外面来！人们说，闻到它散发出的臭味也会中毒！它会让人中毒……它背上有白色的斑点，脑袋像公鸡，半身直立在地上，另一半身子跟蛇一样匍匐在地。它吞噬麝香鼠……”

“麝香鼠？”

“是啊！一种啮齿类的动物，比老鼠要长一点，人们管它叫‘麝香鼠’。近似蛇或癞蛤蟆。蛇咬它时，它就跑去吃茴香……或去吃莴苣……把茴香和莴苣咬在嘴里，去还给……有人说，它会放出一种气味，但更多的人说这都是假的。”

我问他拿一条怪蛇做什么用，他说那是他自己的事。我已被好奇心所吸引，对他说，那几天死了那么多人，已经没有什么个人秘密可言，我会把此事禀报给威廉的。于是萨尔瓦多雷恳求我别声张，他打开包裹让我看，原来是一只黑猫。他把我拉近他，带着淫秽的笑对我说，他不想再让食品总管和我得到村姑的爱情，一个有权势，另一个年轻英俊，而他却既丑陋又贫穷。他知道了一种让爱恋中的女子依从的特别奏效的魔法，即宰杀一只黑猫，挖出猫的眼睛来，然后把眼球分别塞在两只黑母鸡下的蛋里面（他让我看那两个鸡蛋，并保证说那是黑母鸡下的），再把鸡蛋放在马粪堆里沤（他在菜园的一角已备好一堆马粪，那里从无人去），之后，每只鸡蛋将降生一个小精灵，他们将为你竭诚服务，给你带来世上无尽的欢乐。不过，他对我说，难办的是，把鸡蛋埋入马粪堆之前，得设法让所爱的女子在上面吐口唾沫，魔法才能灵验。这件事令他伤透脑筋，因为那天夜里那女子必须得在他身边，而且不能让她知道那样干的原因。

我脸上和五脏六腑都感到火辣辣的。我细声细气地问他，当晚他是否要把头天来过的那个姑娘带到修道院里来。他笑了，讥讽我已坠入情网（我说不是，我这样问纯粹是出于好奇）。后来他对我说，村里的女子多的是，他可以给我带一个比我喜欢的那个更漂亮的来。我猜他是在撒谎，想把我支开。再说，我又能做什么呢？我整夜都跟踪他吗？威廉还有许多要事等着我干呢。回去再见她（尽管事情跟她有关）一面吗？我想见她的那种欲望激励着我，可理智却要我打消这念头——我本不该再见她了，尽管我始终想再见到她。当然不能。于是我说服自己，萨尔瓦多雷说的关于女人的事是真的，或他所说的全是谎言。他谈到的那种魔法，是他迷信而幼稚的头脑产生的幻想，他不会做什么的。

我很恼怒，对他态度粗暴，警告他最好去睡他的觉，因为弓箭手要在院子里巡夜。他回答说他比弓箭手更熟悉修道院，在那种浓雾里，谁也看不见谁。而且他还对我说：“我这就走，连你也看不见我了，即使我在离你两步远的地方跟你所喜欢的姑娘调情，你也看不见。”他又说了些粗话，但大致就是这个意思。我愤愤地离开，以我高贵的见习僧身份，不值得跟那样的混蛋较量。

我找到了威廉，我们照原计划行事，去做晚祷，待在中殿后面，以便在仪式完毕后顺利进入迷宫内部做第二次（对我来说是第三次）巡查。

第四天

晚祷之后

其间，他们重返迷宫，到了“非洲之终端”的入口，却进不去，因为不知道“四”的第一和第七是什么意思。最后，阿德索再次陷入痴情症，病症蕴含相当的学术意味。

在藏书馆探秘费了我们好几个小时的工夫。我们的探查，说起来容易，但我们要掌着油灯，边走边看地图，识读上面的字，在岔道口和死墙上画记号，记录书架上开头的字母，还要按照游戏般布局的出口和堵死的路走完各个路段，确实是相当漫长而又烦人的。

天气十分寒冷。夜里没有起风，没有第一天晚上那吓人的嗖嗖的呼啸声，但是从墙缝透进来一股潮湿的寒气。我们戴上了毛线手套，以便能触摸书卷而又不至于冻僵手指。不过那手套是冬天写字时戴的，露着指尖，有时候我们冻得难忍就蹦蹦跳跳，搓着双手靠近灯火或捂在胸口取暖。

因此，我们并不是不间断地完成全部工作的。我们不时停下来好奇地在书柜里翻阅。现在威廉——鼻梁上架着他新配的眼镜——可以停下来阅读书籍了。他每发现一本书的题目，就高兴地叫出声来，或许是因为他原来就熟知那本书，或许是因为他一直在寻找那本书，或许是他先前从未听人提到过那本书而特别兴奋和好奇。总之，对他来说，每一本书都像是他在陌生土地上遇到的一只怪兽。他在翻阅一本书时，就命令我去找别的书。

“你去看看那个书柜里有什么书！”

我一边挪动书卷，一边读出那些书名：“比德

[1]

的《盎格鲁史》……都是比德的，《论寺院的建筑》、《论神龛》、《论迪奥尼索斯的计算、编年史和周期》、《正字法》、《诗歌格律的定规》、《圣库斯贝特的生平》、《诗韵艺术》……”

“自然，是德高望重的比德的全套作品……你看这些书！《论修辞的雷同》、《修辞的分类》，这里还有那么多语法学家的书，普里西安、奥诺拉托、多纳图、马西姆、维托利诺、优迪克、福卡、阿斯佩尔……奇怪，我原先以为这里会有盎格鲁作家的书卷……我们看看下面……”

“Hisperica ...famina，什么作品？”

“是一首爱尔兰的诗。你听着：

Hoc spumans mundanas obvallat Pelagus oras

terrestres amniosis fluctibus cudit margines.

Saxeas undosis molibus irruit avionias.

Infima bomboso vertice miscet glareas

asprifero spergit spumas sulco，

sonoreis frequenter quatitur flabris ...

[2]

”

我不懂诗的内容，但威廉朗读的时候，那些诗句从他嘴里涌出，我像是听见了海涛的澎湃声和飞溅的浪花拍击声。

“这是什么？马姆斯伯里的奥尔德海姆的诗，你听这页上写的：Primitus pantorum procerum poematorum pio potissimum paternoque presertim privilegio panegiricum poemataque passim prosatori sub polo promulgatas ...

[3]

所有词的词首都是同一个字母。”

“我家乡的人真非同寻常，”威廉自豪地说道，“我们再看看另一个书柜吧。”

“维吉尔。”

“这里怎么会有他的书呢？维吉尔的什么书？《农事诗》吗？”

“不是。是《摘要录》。我从未听说过。”

“那不是维吉尔·马罗内！是图卢兹的维吉尔，修辞学家，是我们的上帝诞生六个世纪之后的人。他被人尊称为圣贤……”

“他在这里说到，艺术包括诗歌、修辞、文法、幽默、方言、几何……但是他用的是何种语言？”

“拉丁语，不过是一种他自己创造的拉丁语，他认为那是更为优美的语言。

“他是不是疯了？”

“我不知道，他不是我们岛国的人。你再听我说，他说可以有十二种方式来命名火：ignis，coquihabin （ quia incosta coquendi habet dictionem），ardo，calax ex calore，fragon ex fragore flammae，rusin de rubore，fumaton ，ustrax de urendo，vitius quia pene mortua membra suo vivificat，siluleus，quod de silice siliat，unde et silex non recte dicitur，nisi ex qua scintilla silit。

[4]

还有aeneon，de Aenea deo，qui in eo habitat，sive a quo elementis flatus fertur。

[5]

”

“可是没有人这样说话！”

“幸亏是这样。但是在那个年代，为了忘却这邪恶的世界，语法学家们以探讨一些深奥的问题为乐。人们告诉我说，在那个时代，修辞学家迦邦德斯和特棱提斯为了‘自我’这个词争论了十五个昼夜，最后还动了武。”

“可是还有这个，您听……”我抓了一本装帧精巧的书卷，上面画有植物迷宫，有从葡萄藤里探出头来的猴子和蛇。“您听我给您念念：cantamen，collamen，gongelamen，stemiamen，plasmamen，sonerus，alboreus，gaudifluus，glaucicomus ...”

“是我岛国的，”威廉又亲切地说道，“别对远在爱尔兰的那些僧侣们太苛求了，也许，这座修道院得以存在，我们仍得以讲神圣罗马帝国的语言，还真多亏了他们。曾几何时，欧洲大部已沦为一片废墟，爱尔兰的僧侣们宣布说高卢有些教士施行的洗礼一概无效，因为在那里是以圣父和圣女的名义，这不是因为他们实行一种新的异教，或是他们把耶稣看成了一个女子，而是因为他们已经不再懂拉丁语了。”

“是不是就像萨尔瓦多雷一样？”

“差不多。来自最北端的海盗们沿着河流来到罗马烧杀抢掠。异教的寺庙纷纷倒塌，而基督教的教堂当时还不存在。唯有爱尔兰的僧侣们在他们的寺庙里阅读和写作，并装帧书卷。他们坐上用兽皮制成的小船，朝这些国家驶来，并且向他们宣讲《福音书》，把他们当做未开化的蛮夷。你知道吗？你听说过博比奥吧，那是圣高隆班创建的，他就是他们中的一位。所以说，如果他们创造一种新的拉丁语，那也无关紧要，因为在当时，欧洲已经没有懂老拉丁语的了。他们都是些伟大的人。圣布伦顿一直抵达了幸运之岛。他先沿着地狱的海岸航行，在地狱里他见到了被链子锁在一片礁石上的犹大；一天，他在一座岛靠了岸，登到岛上，发现一只海怪。自然，当时他们都着魔了。”他再次满意地这么说。

“他们画的这些图像……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色彩如此丰富！”我兴奋地赞叹道。

“这是从一个色彩不多的国土来的书，有一点儿天蓝色，加上许多绿色。不过我们不是在讨论爱尔兰的僧侣们。我想知道的是，为什么这些书跟英格兰人和其他国家的语法学家的著作放在一起。你看看你画的草图，现在我们大概是在哪里？”

“在西角楼的那些房间里。我抄录了条幅上的字母。就是说，从没有窗子的房间出来，就进到七边形的过厅，楼堡的房间和房间之间都只有一个通道，红色的字母是H。然后顺着角楼转，从一个房间进到另一个房间，又回到没有窗口的那个房间。一系列的字母就是……您说得对！HIBERNIA

[6]

。”

“HIBERNIA。如果从没有窗户的房间回到七边形的过厅，它跟其他三个房间一样，都有《启示录》开首的字母A。因此，那里有图勒作家的著作，还有语法学家和修辞学家们的著作，因为当初设计藏书馆的人考虑到任何一个语法学家都应该跟爱尔兰的语法学家们放在一起，尽管是图卢兹人。这是条规。你看，我们不是开始明白点什么了吗？”

“可是，我们进来的东角楼的房间里，我们见到的字母是FONS……那是什么意思呢？”

“你仔细查看一下你画的路线图，顺着进入楼堡的次序，按紧挨着的房间的字母读下去。”

“FONS ADAEU ...”

“不对，FONS ADAE

[7]

，有字母U的是东边的第二个没有窗户的房间，这我记得，也许它属于另一组系列。我们在FONS ADAE，就是说，在人间天堂里（你得记住，这房间里的祭台是朝太阳升起的方向），找到了什么呢？”

“有许多《圣经》，以及对《圣经》的评注，这儿只有与《圣经》有关的书籍。”

“那么说，你看，上帝说的人间天堂，正如人们所说的，是远在东方。而爱尔兰是在西方。”

“那么说，藏书馆的布局是复制了一幅世界地图了？”

“有可能。馆内的书籍是按照来源国排列的，或是按照作者的出生地摆放的，或者照目前的情况看，是按照作者应该出生的地方摆的。藏书馆馆长自以为是地认为语法学家维吉尔生在图卢兹是错了，认为他应该出生在西方岛国。他们‘纠正’了这天然的错误。”

我们继续前行。我们走过了一排房间，房间里放满了装帧精美的《启示录》。其中一间是上次曾让我产生过幻觉的。果然，从远处我们又看到了灯光。威廉捂着鼻子，跑过去把灯弄灭，还在灰烬上啐了口吐沫。为万全起见，我们快速穿过那个房间，但我记得在那里我还是看见了那本漂亮的五颜六色的《启示录》，上面有披着日头的女子、太阳和龙。我们从最后进入的那个字头为红色的Y的房间开始，把这些房间的字母重新排列了一下。倒过去念字母，得出YSPANIA

[8]

这个词，不过最后一个字母A跟HIBERNIA

[9]

结尾的字母是同样的。威廉说，这表明剩下的房间里的藏书是五花八门的。

总而言之，用YSPANIA命名的地方好像都珍藏着许多《启示录》的手抄本，装帧都很精致，威廉辨认出装帧所蕴含的西班牙艺术风格。我们推断藏书馆拥有的《启示录》也许是整个基督教世界里最丰富的。此外，还有大量对那本书评介的书卷。最厚的那些评介书卷都是里巴纳的比亚图斯的《启示录评注》，而文字的内容几乎都大同小异，但是我们发现书上的图画却别出心裁，各式各样。威廉从中辨认出，那是他记忆中当初在阿斯图里亚斯、玛久斯、法库图斯那些王国

[10]

，及其他地方最有声望的装帧师的手艺。

我们一边思索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一边走，不知不觉就来到了南角楼。头天夜里我们曾经到过这里。带有YSPANIA中字母S的房间——没有窗子——通向写着字母E的一个房间。随后我们逐个穿行了其他五个房间，就到了角楼的最后一个写有红色字母L的房间，没有其他通道。我们重又倒过去读字母，得出LEONES这个字。

“LEONES，即南面，在我们画的地图上，这是在非洲，这里生活着狮子。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这里我们找到了那么多异教作者的作品。”

“还有别的呢，”我一边在书柜里翻找，一边说道，“阿维森纳

[11]

的《医学法典》，还有一部字迹娟秀的手抄本，上面的字我不认得……”

“从装帧来看，应该是一本《古兰经》，可惜我不懂阿拉伯文。”

“《古兰经》，穆斯林的‘圣经’……”

“一本包含着与我们不同的智慧的书本。可是你已经明白，为什么他们把这本书放在这里，与狮子和妖魔鬼怪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曾看到那本有关许多怪兽的书，你看到里面还有独角兽。这个被说成LEONES的地方，存放着被藏书馆建造者视为编造谎言的书籍。那边是什么？”

“都是拉丁文的书，但是从阿拉伯文翻译过来的。阿尤布·阿·鲁哈韦

[12]

，一本有关狂犬病的论著。这可是一本珍贵的书籍，是阿尔哈曾

[13]

的《论光学》……”

“你看，他们把科学著作也放在了妖魔鬼怪和编造谎言的书籍之中，而科学正是基督徒要多加学习的。由此可以推断出藏书馆建立的年代……”

“但是为什么他们把一本有关独角兽的书放在邪书里面呢？”

“藏书馆创始人的思想显然很奇怪。他们也许认为这本讲述生活在遥远国度里的奇禽怪兽的书，是属于异教徒传播谎言一类的书目……”

“可独角兽怎么是谎言呢？它是生性温柔的动物，很有象征意义。它象征基督和圣洁。要想逮住它，必须在森林里让一位少女出现，它一闻到少女圣洁纯真的气味，就会依偎在她的怀里，于是就落入了猎人的绳套。”

“人们是这么传说的，阿德索。但很多人认为那是异教徒编造的寓言故事罢了。”

“真扫兴，”我说道，“我还指望在穿过森林时能遇上一只独角兽呢，否则穿越森林还有什么意思呢？”

“这并不是说这种动物不存在。也许跟这些书上所描绘的不一样。有一位威尼斯的旅行者，跋涉到遥远的国度，与地图上所标志的天堂之源相当接近。他确实见到了独角兽，但他发现它们粗野而笨拙，长得又黑又丑。我想他的确是见到了脑门上长着一个角的野兽。它们很可能就是古代拥有智慧的大师们所说的那些猛兽，古人的智慧不会全是谬误的，他们从上帝那里获得恩赐，有机会看到我们看不到的东西，并忠实地加以描绘，世代相传。此后，经过世代权威人士的描绘，他们不断发挥各自丰富的想象力，独角兽就逐渐演变成了优雅、洁白而又驯服的动物。所以，你如果得知森林里有一只独角兽，你千万别带清纯少女一同前往，因为独角兽很有可能更像那位威尼斯旅行家所见的，而不是这本书上所说的。”

“可古代拥有智慧的大师们是怎么得到上帝的启示看到独角兽真实习性的呢？”

“不是得到启示，而是亲身经历。他们有幸出生在有独角兽生存的土地上，或是出生在独角兽生存于这块土地上的年代里。”

“如果古人的智慧就是通过一些任意虚构夸大的书籍代代传下来的话，那么，我们怎么相信古人的智慧呢？您一直是在寻觅这种智慧的踪迹的。”

“书本不是用来让人盲从的，而是用来引导人们去探索研究的。我们面对一本书，不应该琢磨它说了些什么，而应该琢磨它想说什么，这是老一辈《圣经》注释者们一贯持有的明确理念。这些书上所谈到的独角兽蕴含了一条道德真理、寓意式真理或者类比式真理，但仍然是真理，就像贞节是一种高贵的品德这个真实理念一样。但什么是支撑这三种真理的事实真相，那就要看这些书上的文字凭借的是哪一些具体的原始资料了。文字所记述的事物是可以商榷的，而它更高层次的意思仍然是正面的。有一本书中写道，钻石只能用雄山羊的血才能切割开。我伟大的导师罗杰·培根却说不是。道理很简单，因为他亲自试验过，没有成功。但是如果钻石和山羊血之间的关系含有更高层次的意义，那这种说法就仍然可以成立。”

“那么，也就是说，文字可以用来表示超越本身意义的更高层次的真理。”我说道，“可要是我想象的那种独角兽不存在，或从未存在过，或永远不会有存在的那一天，我还是感到挺遗憾的。”

“如果上帝也愿意让独角兽存在于世的话，就不该对万能的神力设置任何限制。但是让你欣慰的是，这些书中有独角兽存在，即使没有谈论它们确实存在，却也谈论到它们有可能存在。”

“不过，这样一来，读书就不是为追寻信仰，而信仰是神学的道德规范呀！”

“神学还有另外两种道德规范。对有可能实现的事情抱有的希望，以及对坚信有可能实现希望的人们的宽容。”

“但是如果您的大脑并不相信有独角兽的存在，那它对您又有什么用处呢？”

“对我有用，就像韦南齐奥被拖曳到猪血缸雪地上留下的印痕一样有用。书上写的独角兽，如同一个痕迹。如果有痕迹，就必定有留下痕迹的某些东西。”

“您是说，与痕迹不一样的东西。”

“那当然。痕迹与留下痕迹的实体不总是具有同样的形状，痕迹不总是该物体的重压产生的。有时候它是一种物体在我们头脑中生成的印象，是一种理念的印痕。理念是事物的符号，形象是理念的符号，一种符号的符号。但是通过形象即便不能重新构想出该物体，我也可以构想别人曾有过的理念。”

“这样想就够了吗？”

“不够，因为真正的科学不应该满足于作为符号的理念，而是应该通过发现各个独特的真实形象，去找到具体的真理。因此，我喜欢从这个符号的符号，追溯到那个具体的处在一系列环节开端的个体的独角兽。就如同我要从杀害韦南齐奥的凶手留下的模糊不清的符号（可以推测到许多人的符号），追溯到唯一的个人，即凶手本人。不过，没有其他符号的辅助，在短时间内并不一定能做到。”

“那么说，我总是能够而且只能够这样做：我论及某事物，它又向我论及另一事物，以此类推，但是那终极的事物，即那真正的事物，却永远不存在吗？”

“也许它是存在的，就是那个具体的独角兽。你不必担心，总有一天你会遇上它，不管它多么黑又多么丑。”

“独角兽、狮子、阿拉伯作者，以及摩尔人，”这时我说道，“毫无疑问这是僧侣们谈到的‘非洲’了。”

“无疑就是非洲。而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应该能找到提沃利的帕奇菲科曾提到的非洲诗人。”

而事实上，我们按原路返回，再次来到L房间，在一个书柜里找到了弗洛鲁斯

[14]

、弗龙托

[15]

、阿普列乌斯、马提安努斯·卡佩拉

[16]

和富尔根蒂尤

[17]

作品的选集。”

“这么看，这里就有贝伦加一直说过的找到解开某种奥秘的诀窍。”我说道。

“大概就是在这里。他用了‘非洲之终端’来加以表达，马拉希亚对这种表达相当恼火。‘终端’一词可以表示这最后一个房间，或者……”他大声喊了起来：

“科罗马科诺伊斯

[18]

的七座教堂！你没有注意这里有奥秘吗？”

“什么奥秘？”

“我们退回去，回到我们出发的S房间去！”

我们回到了第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那里的字幅上写着的诗句是：宝座四周就座的二十四位长老。房间有四个出口。一个出口通向带Y字母的房间，窗户朝向八角形的天井。另一个出口通向带P字母的房间，沿着外侧的墙面，另外的出口通向按YSPANIA的字序排列的房间。朝角楼的那个房间通向我们刚走过的E房间，接着出现一堵死墙，最后是一个出口，通向第二个没有窗户的U房间。S房间就是那个有镜子的房间，幸亏镜子是在紧挨我右边的墙上，否则我又该吓一跳了。

仔细观察我画的路线图，我发觉那房间很特别。它本该像其他三座角楼里所有没窗户的房间一样，通向中间的七边形过厅。要是不这样，七边形过厅的入口应该通向隔壁那间没有窗户的U房间。可是这个房间却通向窗户朝八角形天井的T房间，另一出口与S房间相连接，它的另外三道墙都是放满柜子的死墙。我们环顾四周，发现一个从路线图上也能明显看出的疑点：从严格的对称角度以及从逻辑上考虑，那个角楼应该有一个七边形过厅，但是并没有。

“没有，”我说道。

“不是没有。要是没有的话，其他房间就应该更大些，可它们跟其他角楼里的房间差不多。一定是有的，就是进不去。”

“是不是被墙堵上了？”

“很有可能。而这就是‘非洲之终端’，就是那些已死去的僧侣曾好奇地绕着它转的地方。那个七边形过厅被墙堵上了，但那不等于说就没有一个入口。肯定有入口。韦南齐奥找到了它，或者听阿德尔摩描述过，而阿德尔摩则是从贝伦加那里知道的。我们再看一下他的笔记。”

他从长袍里取出韦南齐奥写的那页纸，又读了起来：“用手在幻象上方四的第一和第七上操作。”他环顾四周，“可不是嘛！幻象就是镜子里的影像啊！韦南齐奥是用希腊语思维的，幻象既有形象的意思，也有幽灵的意思，希腊语里这含义比我们的语言更清楚，而镜子正是反射出我们自己变了形的影像。前天夜里，我们真把这扭曲了的影像当做幽灵了！可是，那镜子上面又是指什么呢？是镜子反射面上的什么东西？那么说，我们得站在某个角度看镜子，以便能看到镜面上照出什么如韦南齐奥描述的东西……”

我们试了所有的角度，但毫无结果。镜中除了我们的影像之外，只有屋子里其他东西在幽暗灯光下模糊的轮廓。

“那么，”威廉沉思着，“镜子上面可以理解为镜子后面……这意味着我们得到镜子后面去，这镜子肯定是一扇门……”

镜子超出一般常人的身高，镶嵌在墙上的橡木镜框内。我们用各种方式敲击它，用手指使劲戳镜面，用指甲抠镜框和墙体之间的缝隙，可镜子仿佛是墙体的一部分，坚如山崖上的岩石，一动不动。

“如果不是镜子后面，那就可能是镜子上方，”威廉低声嘀咕着，同时他抬起胳膊，踮着脚尖，用手在镜框上缘来回摸，可摸到的只是灰尘。

“何况，”威廉伤心地寻思着说，“即使后面有一个房间，我们正在找的和其他人曾寻找过的那本书已不会在房间里了，因为先是韦南齐奥把它拿走了，后来是贝伦加，谁知道把它弄到哪里去了。”

“可也许贝伦加又把它带回这里了。”

“不可能，那天夜里我们就在藏书馆，一切迹象都向我们表明，他偷书不久就死在了澡堂，就在当天夜里。否则第二天早晨我们应该见到他的。没关系……眼下我们已弄清‘非洲之终端’的位置了，完善藏书馆路线图的一切资料也差不多都有了。你应该承认，迷宫的许多奥秘已解开了。我可以说，所有的奥秘就差一个了。我相信，我们再留心一下韦南齐奥的手稿，通过进一步考察，会得到更多的启发。你看到了，我们更多的是从外面而不是从里面发现迷宫奥秘的。今晚，面对我们扭曲的影像，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了。而且，灯光渐暗。你过来，我们再把能帮我们确定路线图的线索整理一下。”

我们走过其他房间，把我们的发现都记录在路线图上。我们所经过的房间，有的里面尽是数学和星象学方面的书籍，有的则是一些我们两人都不认识的阿拉姆语

[19]

的著作，另一些著作的文字则更难识别，也许是来自印度的书稿。我们在标有IUDAEA

[20]

和AEGIPTUS

[21]

两排相互衔接的房间走动。我们破解奥秘的前后经过可能会使读者感到乏味，因而从略。简言之，后来当我们把路线图彻底标明之后，我们确信藏书馆的确是按照地球的水陆区域分布而建造和布局的。北边是英国和德国，沿着西面的墙壁跟法国相连接，然后，延伸到西边顶端的爱尔兰，朝南面的墙壁是罗马（这是拉丁文经典著作的天堂）和西班牙。接着我们朝南来到LEONES和埃及，东面就是印度和天堂之源。沿着东面和北面之间的墙壁，见到ACAIA的字样，威廉解释说那是一种极好的借喻，表明是希腊。果然，在那四个房间里，有大量古代异教诗人和哲学家的作品。

这些词的构成读起来很古怪，有时得顺着一个方向念，有时得倒着念，有时又得绕着圈子念；如同我所说的，经常一个字母可用来组成两个不同的词（在这种情况下，房间里有一个书柜收藏一个论题的书籍，另一个书柜收藏另一个论题的书籍）。然而，从藏书馆的布局中显然没法找到黄金规则。藏书馆馆长想要找到一部著作，完全得靠他的记忆。倘若说在ACAIA系列的第四个房间有一本书，这就是说，此书是在从出现A字头的那个房间数过来的第四个房间里，至于怎么辨认出那个房间来，得直线行走还是绕圈子，人们推测藏书馆馆长大概都记在脑子里了。比如说，ACAIA这一组分布在组成正方形的四个房间里，第一个字母A也是最后一个字母，这一规律我们也是很快就解读出来的。因而，我们也很快懂得了死墙的游戏。比如你从东角楼进入楼堡，ACAIA这一系列的房间没有一个是通向下一系列房间的：迷宫在此无路可走了，要想到北角楼去，就得绕过其他三个角楼。不过，从FONS系列房间进楼的藏书馆馆长清楚地知道，比如说，要进入英国系列房间，就得绕过埃及、西班牙、法国和德国这些系列。

带着这些奇妙的发现，我们结束了对藏书馆饶有成果的探访，正准备满意地从藏书馆出来（我们马上又被卷入到其他事件，这我稍后再讲）。不过，我得先向我的读者供认一件事。我说了，我们探访的目的，一来是为弄清迷宫的布局和路线，二来是为查阅各类书籍。我们在里面，逐一进入每个房间，了解图书收藏情况，记录藏书所包含的论题，这如同探访一个神秘的大陆，或是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通常，这种探访必须意见一致、配合默契。我和威廉详细议论同样的书卷，我指给他看那些最神奇的书籍，他给我解惑答疑。

我们正在南角楼被称为LEONES的房间里转时，我的导师在一个放满阿拉伯文著作的房间里突然停住了，那些书上有一些令人好奇的光学图像。那天夜里我们有两盏灯，我自提一盏，出于好奇，就走到隔壁房间里去看看。我发现睿智而谨慎的藏书馆当家人把一些不是适合所有人阅读的书集中放在一面墙的书柜中，因为那些书以不同的方式论及人体和精神方面的各种疾病，几乎全部出自异教大学者的手笔。我的目光落在了一本不大的书上，封面装饰着许多与论题毫不相干的图画（幸亏如此！），有花朵、葡萄藤、成对的动物以及一些药草，题目是《爱之镜》，是博洛尼亚的马西姆修士所著。翻看书内，引用了许多其他作品的论述，都是关于爱情方面的。这就足够唤醒我那病态的好奇心了，这一点读者可以理解。而且仅那书名就足以重新点燃我早晨就已平息的思绪，那姑娘的形象又出现在我脑海里。

本来，我把早晨的心头事都已抛在脑后，何况一天发生了那么多事，耗尽了我的精力。我已毫无欲望，以至于认为自己的心事只不过是转瞬即逝的念头，已灰飞烟灭。此时我告诫自己说，那不是一个见习僧应有的健康和平衡的心态。可是一见到那本书，就觉得仿佛在对我说“说的就是你”，这让我感到，自己因爱而得的病比我估计的还严重。后来，我才明白，有时人们读了一些医书，就会以为自己真的患上书中所说的那种病。正是如此，此刻我生怕威廉进来问我在那么投入地读什么书，所以仅匆忙地读了几页。就几页，已使我深信自己正是得了那种病，其症状跟书上绘声绘色描写的一模一样。一方面，我担心自己真是病了（却是在那么多权威无懈可击的指导下），但另一方面，我倒为能看到自己的病症居然如此生动地被描绘出来而感到高兴；我认为尽管我是有病，但我的病可以说是常见的，因为那么多人同样为此而痛苦，上面说的作者好像是拿我作范例在他们的论著中加以描述。

我在读到伊本·哈兹姆

[22]

的论述时是如此激动。他把爱情论定为一种难以治愈的疾病，唯有用病本身才能医治，生病的人不想治疗此病，也不想痊愈（上帝才知道那是不是真的）。我感悟到，为什么早晨我会因看到的事物而骚动不安，因为爱情仿佛是经过眼睛进入了心灵。我又看到安卡拉的巴西里奥说，而且——那是独特的症状——谁要是得了这病，就会过度兴奋，同时还喜欢独自待在一边享受孤独（就像那天早晨的我），而伴随着爱情出现的其他症状就是强烈的不安和难以言喻的惊悸……当我读到，堕入爱河的人，在看不到所爱之人时，会出现心力交瘁的状况，直到卧床不起，甚至会影响脑部，以致神志不清，胡言乱语（显然我还没到此地步，在探访藏书馆的过程中，我还工作得相当不错）。不过我忧虑地读到，如果病情恶化，会导致死亡。我自问，除了应考虑心灵的健康之外，思念姑娘所得到的欢乐，是否值得我的身体做出这样大的牺牲。

这样问，也因为我找到了巴西里奥的另一段话：那些以恶习和激情使灵魂与肉体结合在一起的人，毁了生命不可或缺的东西，用肉体的激情糟粕，搅乱了人的心灵，而心灵是最灿烂和纯洁的；并且这样就玷污了人体，妨碍了完成人生的使命。落到那种地步，正是我所不愿意的。

接着，我从圣女希尔德加德的一句话中获知，这一整天我忧郁的心情，都源于对姑娘的思念。既甜蜜又痛苦，这种感受如同身在天堂而又远离和谐与完美，这是相当危险的，而这种“忧伤和痛苦”，是产生于蛇的气息和魔鬼的诱惑力。这种想法也得到了同样睿智的异教徒们的认同，因为我眼前出现了一排排累塞斯的书籍，在题名为《论自我约束》的书中，他把爱情的忧郁看作变狼妄想症，这种感情会导致患者变得像狼一样。他的描述令我窒息：起初，恋爱中的人默不作声，从外表上看他们的眼睛凹陷，目光暗淡，没有眼泪；舌头渐渐变得干涩，舌面会出现脓疱；他们总觉干渴难忍，全身干枯，到这种程度，他们会整天趴着，脸上和胫骨上会出现狗咬的印痕，到最后他们便会在夜里像狼似的游荡在公墓的坟墓间。

最后，当我读到伟大的阿维森纳的引语时，我对自己精神状态的严重性深信不疑了。看来，爱情本是一种忧郁而荒谬的思绪，那是因不断思念所爱异性的脸庞、行为或者服饰而引起的（阿维森纳是多么惟妙惟肖地描述了我的情况啊）：起初并不是病，当患者不能得到满足时，变成挥之不去的顽念（请上帝宽恕我，为什么我已经感到相当满足，却还是如此着魔呢？也许，头天夜里发生的事并不是爱的满足？可这种眷恋怎么得以满足呢？），其后果就是眼皮不断地颤动，呼吸不规则，悲喜无常，脉搏加速（在读这几行的时候，我的脉搏果真加速，呼吸断断续续）。阿维森纳建议采用一种已由加伦

[23]

提出的绝对有效的方法，用来探查某人爱上了谁：抓住患者的手腕，说出许多异性的名字，当念到某个名字时患者的脉搏加速了，就表明那人即他所爱恋的人。当时我真担心我的导师会突然进来抓住我的手腕，从我脉搏加速的跳动中发现我的秘密，那样的话，我就会无地自容……哎呀，阿维森纳居然说治愈这种病的办法，就是让两个恋人完婚。他的确是一个异教徒，尽管他很精明，但他并没有考虑到一个本笃会见习僧——或者说，是一个自愿选择献身于教会，或者是由亲戚们暗中帮助选择而入教的僧侣——的实际情况，除非永远不得这种痴情症，得了就无法治愈。幸亏，尽管阿维森纳并未考虑到克吕尼修会的教规，却考虑到了恋人们不能结合的情况，并建议用热水澡来彻底治疗（是不是贝伦加就是想用洗热水澡来医治对已经死去的阿德尔摩的相思病呢？可是对于同性恋人的思念会患上相思病吗？或那只是兽性般的淫欲？而也许我那天夜里算不上兽性般的纵欲？不，当然不是，我立刻对自己说，那是个极其温馨美好的夜晚——很快我又对自己说，你错了，阿德索，那是魔鬼的梦幻，是很卑劣的，你犯下了野兽般的罪恶，而如果至今你还不意识到那是罪恶的话，就罪上加罪了）。不过，后来我也读到，还是阿维森纳说的，也有其他的方法可以补救，比如，求助于有经验的老妇人，让她们在茶余饭后去诽谤中伤自己所爱的女子——好像老妇人比老头儿更擅长干这种勾当。这兴许是一种解决的办法，可是在修道院里我找不到这种人（连年轻的也不好找），那么我就得求某个僧侣对我说那个姑娘的坏话，可找谁呢？何况，一个僧侣能像一个多嘴多舌的老妇人那样了解女人吗？撒拉逊人提出的最后一招就更加无耻下流，他提出让痛苦的情人去找多个女奴做爱，这对于一个僧侣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最后，我问自己，一个年轻的僧侣怎么才能治愈相思病呢？他真的没有救了吗？也许我得去找塞韦里诺，用他的药草医治我的病？我果真找到了维拉诺瓦的阿诺德

[24]

写的一段论述，那是我听威廉带着仰慕之情谈起过的作者。他认为相思病是过多的体液和呼吸所引起的，就是说，当人体内的水分和热量过度时，因为（产生精子的）血液过度增加，就会产生过多的精子，产生一种“发生性关系的体质状态”，一种男女强烈结合的欲望。人体脑部中室背面（是什么？我问自己）有一种思维功能，可以认知不强烈的欲望。这欲望存在于由感觉接收到的对象之中，而当人的这种欲望变得非常强烈时，人脑的思维就紊乱了，而且就会用对所爱之人的幻觉来滋养自己，于是就产生了炽热的激情，时而悲伤时而欢乐（热量在人感到绝望时会降到人体的最深层部位，并且使皮肤僵化，在人兴奋激动时会上升到表皮让人感到面容灼热）。阿诺德的秘诀就是想方设法让男女避免肌肤之亲，免得产生想与恋人交欢的欲望，从而杜绝对所爱之人的思念之情。

那么说，我已经治愈了，或者在痊愈的过程中，我这样对自己说。因为我对再见到我思念的对象已不抱什么希望，甚至是绝望了，而且，我是个僧侣，对家庭的出身地位又要担当责任，即使我能见到她也不能接近她，即使能接近她也不能再拥有她，即使拥有了她也不能把她留在身边……我超脱了，我对自己说。我合上了书卷，恢复了平静，而就在这时，威廉进来了。我跟他继续探访已被解密的迷宫（这我已经讲述过了），暂时忘却了自己的烦恼。

不过，读者会看到，那烦恼很快又会折磨我，只是在截然不同的场合（我的天哪！）之中。

[1]
Beda il venerabile（672—735），盎格鲁-撒克逊神学家、历史学家。

[2]
拉丁语，浪花飞溅的大海像一帘水幕，汹涌的浪涛拍击着海岸。滔天的巨浪冲击着峭壁悬崖，漩涡咆哮着将礁岩吞噬。奔腾的浪花留下道道沟壑，怒吼的飓风不时将大海倾翻。

[3]
拉丁语，一种原始的赞美词和诗歌，是赞美父兄业绩的，尤其是赞美显贵要人和英雄豪杰，多由栖居在北极的无名诗人发表。

[4]
均是不规范的拉丁语。是关于火的定义和不同的取火方式，大意是：火，能够燃烧，它能烧熟生的东西；炽热，蕴含热量，火焰迸发呈红色，冒烟，喷发，有生命力，它能使几乎僵死的肢体重新活动起来。燧石有取火的性能，火取于打火石，火星是从打火石上冒出来的。

[5]
拉丁语，生活在火中的火神埃涅阿斯，以火引出古希腊哲学中的四大要素。

[6]
爱尔兰古称。

[7]
拉丁语，亚当的由来。按当时绘图上标出的是指“远东”。

[8]
拉丁语，西班牙。

[9]
拉丁语，爱尔兰。

[10]
古代利比里亚岛上的几个基督教王国，现均属西班牙。

[11]
Avecenna（980—1037），著名穆斯林哲学家和医生。

[12]
Ayyub al Ruhawi（约760—835），叙利亚科学家、哲学家。

[13]
Alhazen（约965—1039），阿拉伯科学家，以光学论著闻名。

[14]
Publius Annius Florus（创作时期一世纪末至二世纪初），非洲罗马史学家和诗人。

[15]
Fronto（100—166），罗马著名演说家、修辞家和语法学者。

[16]
Martianus Capella（创作时期四世纪末至五世纪初），北非人，迦太基律师。

[17]
Fulgentius（活动时期五世纪末至六世纪初），北非出身的基督教拉丁语作家。

[18]
Clonmacnois，爱尔兰早期的基督教中心。

[19]
Aramaic，古代叙利亚人和美索布达米亚人使用的一种语言。

[20]
拉丁语，印度。

[21]
拉丁语，埃及。

[22]
Ibn Hazm（994—1064），西班牙阿拉伯文人。

[23]
Galen of Pergamun（约129—199），古罗马医学家。

[24]
Arnold of Villanova（1238—1311），西班牙炼金术士。

第四天

夜晚

其间，萨尔瓦多雷不幸被贝尔纳·古伊发现，阿德索爱慕的姑娘被当做女巫抓起来，众人带着比以往更烦闷、更忧虑的心情就寝。

我们正下了楼来到膳厅，就听到一片喧闹声。厨房那边闪烁着微弱的灯光。威廉下意识地立即熄了灯。我们紧贴墙壁靠近通向厨房的那扇门，听到嘈杂声来自外面，门却敞开着。此后声音和灯光渐远，有人猛地撞上了门。这说明那是一场大骚动，发生了令人不快的事情。我们又迅速穿过圣骨堂，从南边的大门出来，重新出现在教堂里。里面空无一人，只见庭院里一片火把闪动的光亮。

我们走向前，在混乱中，见到许多人跟我们一样已闻声赶到现场。他们有的是从寝室来，有的从朝圣者的宿舍来。我们见到弓箭手牢牢地抓着萨尔瓦多雷。他的脸色像他的眼白一样苍白，身边还有一个女子在哭泣。我的心一下子揪紧了：是她，我日夜思念的姑娘。她看见了我，并认出了我，向我投来绝望与哀求的目光。我一阵冲动想上去解救她，但威廉拉住了我，毫不留情地低声责备我。这时僧侣和客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

修道院院长和贝尔纳·古伊前后脚都到了，弓箭手队长做了简短的汇报。事情是这样的。

弓箭手奉裁判官之命，彻夜巡逻整个台地，特别注意修道院的大门通向教堂的甬道、菜园一带，以及楼堡的正门（为什么？我寻思了一番，后来我明白了：显然，贝尔纳·古伊是从一些仆人和厨师那里听到了传言，说夜里修道院的外围墙和厨房之间总有动静。也许贝尔纳并不准确地知道谁该对此负责。我也不知道萨尔瓦多雷这个傻瓜是不是在厨房或马厩里，就像跟我说起他的主意那样，跟某个可恶的家伙泄露过他的天机，那家伙被下午的审讯吓坏了，就向贝尔纳交代出这个传言）。在浓雾和黑暗笼罩的夜晚，弓箭手们在修道院周围巡查时，终于把正在厨房门前拨弄门锁的萨尔瓦多雷当场逮住，当时有个女子陪伴在他身边。

“在这种圣洁之地出现一个女子！还是跟一个僧侣在一起！”贝尔纳神情严肃地对修道院院长说道。“尊贵的院长大人，”他接着说，“如果这仅仅关系到违背恪守贞节诺言的事，那么对这个人的惩罚归你所管，不过，因为我们尚不知这两个可恶的家伙所干之事是否关系到所有来宾的安全，所以我们就得先揭开这件事的奥秘。你过来，我在跟你说话呢，可恶的家伙！”他从萨尔瓦多雷的胸襟中拽出那个很显眼的包袱，这傻瓜满以为自己把它藏好了呢，“里面是什么？”

这我早已知道：一把小刀，一只黑猫，两个鸡蛋；当那包袱一打开，那猫就叫唤着逃走了，两个鸡蛋已经打碎了，黏糊糊的，众人以为是血或黄色的胆汁，或是其他肮脏的东西。出事时，萨尔瓦多雷正要进入厨房，想杀了猫，挖出它的眼珠，而且谁也不知道他对姑娘许了什么愿，引诱她跟他走。很快我就知道了他许的愿。弓箭手搜了姑娘的身，他们狡黠地笑着，满嘴淫词秽语，在她身上搜出一只已经没了气，只等煺毛的小公鸡。不巧的是，在夜色中，所有的猫看起来都是灰色的，那只死鸡的颜色也像猫似的。可是我想，要想引诱这饥肠辘辘的姑娘，不需要更多的东西，头天夜里她（为了我的爱！）已经白白丢掉那个宝贵的牛心了……

“啊哈！”贝尔纳惊叫起来，用担忧的口吻大声说道，“黑猫和黑公鸡……我可知道这些玩意儿……”他从在场的人群中发现了威廉。“威廉修士，您也认识这些东西吧？三年前您不是在基尔肯尼当过宗教裁判官吗？那里有一个姑娘跟魔鬼作乐，而那魔鬼不就是附身于一只黑猫出现在她面前的吗？”

我觉得我的导师似乎怯懦地一言不发。我拽了拽他的衣袖，摇动着他，绝望地低声对他说道：“您跟他说，那是用来吃的……”

威廉甩开了我的手，很有教养地对贝尔纳说道：“我想，您不需要用我过去的经历来得出您的结论吧。”

“噢，不，有更加权威的证据，”贝尔纳微笑道，“波旁的斯蒂芬

[1]

在他的论述中讲到像圣多明我那样的神灵的七件礼物，说他在芳若一带布道反对异教徒后，他向某些女子宣布，她们将会见到她们一直服侍的究竟是什么玩意儿。突然，一只吓人的黑猫跳到她们中间，像一只肥胖的狗那么大，大大的眼睛里冒着怒火，血淋淋的舌头一直垂到肚脐，短短的尾巴翘着，无论它怎么摆动，都露出它后部那丑陋的肛门，发出的恶臭超过任何动物。许多撒旦的信徒，不仅仅是圣殿的骑士们，总是习惯在他们聚会的过程中吻那臭肛门。那只猫围绕女人们转了一个小时之后，就跳到钟的绳索，爬了上去，身后撒下发出恶臭的粪便。卡特里派的修士们不是喜欢猫这种动物吗？按照里尔的阿兰所说，‘猫’这个称呼是从catus一字来的，因为大家都吻这种动物的背部，把它看作魔王撒旦的化身。奥弗涅的威廉

[2]

不是也在《论魔法》一书中认定这种令人生厌的做法吗？大阿尔伯特不是也说猫是最强有力的魔鬼吗？我尊敬的修士兄弟雅克·富尼耶

[3]

不是也谈到过，在卡尔卡松的裁判官戈弗里多去世后，床上出现了两只黑猫吗？那不是别的，而是在嘲弄那未寒尸骨的魔鬼。”

僧侣群中传出一阵恐惧的低语声，他们之中许多人在胸前画圣十字。

“院长大人，院长大人，”贝尔纳这时以刚毅的神情说道，“也许，尊敬的阁下，您并不知道恶人惯用这些手段来造孽！可我是知道的，愿上帝原谅我！我见过最淫荡的女人，在最黑暗的夜晚，跟与她们是一丘之貉的女子，用黑猫来实现人们永远无法否认的奇迹：她们就这样骑着某些动物，趁着黑夜无休止地奔跑，坐骑后面拖曳的是她们那些已变成了淫荡妖魔的奴隶……至少她们是坚信不疑的，魔鬼化身为公鸡，或者以另一种黑色动物的形状出现在她们面前，或者，甚至跟她们躺在一起做爱，请您别问我是怎么做的。我确切地知道，用类似的巫术，在不久前，就在阿维尼翁，有人制造了春药和油膏，下在教皇的食物里，来谋害教皇。幸好教皇能自卫，因为他身上佩戴着蛇舌形的珠宝，上面镶着具有神奇功能的红宝石和蓝宝石，能检验出食物中的毒药。法国国王赠送了他十一件这样珍贵之极的蛇舌形珠宝，感谢上苍，唯有这样我们的教皇才免于一死！教廷敌人的所作所为远比这要多，这是真的，世人皆知十年前被捕的异教徒贝尔纳·德利西厄的罪行：人们在他家里搜出一些宣扬妖术的书，里面记载了最卑鄙恶毒的妖法，详细讲述如何制作蜡像来伤害敌人。您会相信吗？在他住所里还真有教皇的蜡像，复制的技巧令人叹服，身体的要害部位都画上了小红圈：众所周知，是用一根绳把那蜡像挂在镜子前面，然后用针狠扎那些要害部位，而……咳，我干吗要说这些令人作呕的卑鄙行径呢？教皇本人谈到过此事，并谴责了那种恶行，就在去年他的那本《论警觉观察》中。我真希望你们的藏书馆里有这本书，使此事能得到应有的重视……”

“我们有这本书，我们有这本书。”院长急切地确认道，显得窘困不堪。

“那好吧，”贝尔纳下结论说，“我觉得事情已很清楚。一个受到诱惑的僧侣，一个女巫，幸好某些事情还未发生。目的是什么呢？我们以后会知道的，我想少睡几个小时彻查此事。院长阁下能否给我安排一个地方，把这个人看起来……”

“铸铁工场的地下室有几个单间，”院长说道，“很幸运，那些屋子没有什么用，空了好几年了……”

“也许幸运，也许并不幸运。”贝尔纳挖苦道。他命令弓箭手给他带路，把抓来的男女带到两个不同的屋子里；他还吩咐把男子绑在墙上固定的铁环上，以便过后他下来面对面地审问他。至于那个姑娘，他补充说，她是谁已经清楚了，那天夜里就不必审问她了。在把她当做女巫烧死之前，会有其他证据等着她的。而如果她是女巫，她自己是不会轻易说的。可是也许僧侣会悔罪（他望着全身颤抖着的萨尔瓦多雷，好像是为了让他明白，他还在给他最后一个机会），讲出真相。他还说，同时要供出他的同伙。

两个人给拖走了，男的沉默不语，不知所措，像发高烧；女的哭着闹着，又蹬又踢，仿佛是一头被带到屠宰场去的牲口。但无论是贝尔纳，还是弓箭手，甚至连我都听不懂她说的是当地的什么方言。尽管她不断地说，众人只当她是个哑巴。有些语言铿锵有力，有些语言却更令人迷惑不解，这就是贱民说的那一类俗语。上帝没有赐予他们用能传达智慧和力量的通用语来表达的能力。

我又想跟随着她，威廉又一次阴沉着脸拉住了我。“不许动，笨蛋，”他说道，“这姑娘已经完了，她已是一块烧焦的肉。”

我恐惧地看着那种场面，脑海里思绪翻腾，矛盾不已。我凝望着姑娘。忽然我感觉有人拍我的肩膀。不知为什么，还没有等我转过身去，我就知道那是乌贝尔蒂诺。

“你是在看着女巫，是不是？”他问我。我心想他不可能知道我的事情，他之所以这么说，是他凭借对人情世故深邃的洞察力，从我的眼神捕捉到了我的激情。

“没有……”我回答道，“我没看她……也许，我是在看她，不过，她不是女巫……我们并不知情，兴许她是无辜的……”

“你看着她，因为她漂亮。她很漂亮，是不是？”他特别热情地看了看我，紧紧地拽着我的胳膊，“你看她，是因为她漂亮，并且你感到困惑，可我知道你的困惑，因为人们怀疑她有罪使她更具魅力。如果你看着她觉得有欲望，这本身就说明她算得上女巫了。你得小心哪，我的孩子……身体的美丽只局限在表面。如果男人们见到表皮下面的，就会如同维奥蒂亚的猞猁似的，一见到女人就毛骨悚然。人体虽有优雅的外表，内脏都是由黏液、血液、体液和胆汁构成的。要是想到鼻孔里、咽喉里、腹腔里所深藏的东西，找到的就只会是污物。要是你用手指碰触黏液和粪便，你会感到恶心，那么，我们怎么会想去拥抱那装着粪便的囊袋呢？”

我感到一阵恶心，不想再听那些话。我导师听到他说这些，就过来给我解围。他快速走近乌贝尔蒂诺，抓住他的胳膊，把他从我身边带走。

“够了，乌贝尔蒂诺，”他说道，“那姑娘很快就会受刑，就是上火刑。正像你所说的，将变成黏液、血液、体液和胆汁。可掏出她皮下东西的将是我们的同类，而上帝是想让皮肤保护和装饰她的。从灵魂的角度来看，你并不比那姑娘好到哪儿去。你别折磨孩子了。”

乌贝尔蒂诺显得很窘迫。“也许我有过失，”他喃喃自语道，“无疑我有过失。一个犯有过失的人能做什么呢？”

这时人们一面评论着发生的事，一面往回走。威廉跟米凯莱和其他方济各修士留下来待了一会儿，他们问威廉对此事的看法。

“现在贝尔纳有话题了，尽管是模棱两可的。他可以说，修道院里有魔法师作乱，他们在干着类同于在阿维尼翁毒害教皇的事情。当然，今天的事还不算证据，初审还阻挠不了明天的会晤。今天夜里他一定会从那个倒霉的人嘴里掏出某些别的线索来，对此我可以肯定。不过明天早晨他不会马上就用，他会把线索保留起来备用，一旦讨论不合他的意，他就会抛出来作为阻挠讨论的理由。”

“他会不会诱使那人说出不利于我们的事情？”切塞纳的米凯莱问道。

威廉显得没有把握。“我希望不会，”他说道。我意识到，如果萨尔瓦多雷对贝尔纳说出他和食品总管的过去，就像跟我们说过的那样的话，如果他提到他们两人跟乌贝尔蒂诺有过哪怕极其短暂的关系，也会出现异常尴尬的局面。

“无论如何，我们得等待事态的发展。”威廉平静地说道，“再说，米凯莱，一切事都已决定了。可你还想试试。”

“我想试试。”米凯莱说道，“而上帝会帮助我的。但愿圣方济各为我们所有的人求情。”

“阿门。”众人回应道。

“但是并不一定，”威廉无力地评论说，“方济各也可能到什么地方去候审，不能面对面见到上帝。”

这时大家都想回去睡觉了。“约翰那个该死的异教徒！”我听到吉罗拉莫嘀咕道，“要是现在上帝剥夺了圣人对我们的帮助，我们这些罪人会落到何种地步呢？”

[1]
Stephen of Bourbon（1180—1256），多明我修士，宗教裁判官。

[2]
William of Auvergne（约1180—1249），法国神学家和哲学家。

[3]
Jacques Fournier（约1285—1342），教皇本笃十二世本名。

第五天

晨祷

其间，就耶稣守贫的议题展开了一场友善的辩论。

经历过夜里那种场面后，我内心万分焦虑。第五天早晨我起床时，晨祷的钟声已经敲响，是威廉粗暴地推醒了我，通知我过一会儿两个使团就要举行会晤。我从房间的窗户朝外望去，什么都看不见。头天的大雾仍沉沉地笼罩着台地，好似在四周降下一圈乳白色的帷幕。

一出房门，映入我眼帘的修道院景色仿佛从未见过。雾霭蒙蒙，放眼远望，仅能辨认出教堂、楼堡、参事厅等重要的建筑，尽管轮廓不甚清晰，但仍然分辨得出；而其他建筑物只有在几步远的地方才能辨清。物体和动物好像突然从虚无中冒出来；人也好像是从浓雾中浮出来，先是幽灵似的灰蒙蒙的影团，之后才逐渐勉强显现出血肉之躯。

对出生在北方国度里的我来说，这样的大雾司空见惯。如果是在别的时候，这也许会使我感到温馨，回想起故乡的一马平川和城堡。但那天早上沉郁的氛围，恰如我那伤感的心绪，醒来时的忧伤，随着我朝参事厅走去的步伐而逐渐增强。

在离参事厅不远的地方，我见到贝尔纳·古伊在跟另一个人道别。我一时没有认出那是谁，可后来他从我身边走过时，我发现那是马拉希亚。他环顾四周，像一个罪犯怕被人发现：我是说，那神情就像是人在本能地掩饰罪过，或是在竭力掩盖尚未供出的秘密。

马拉希亚没有认出我，走了。我好奇地跟随着贝尔纳，见他正在匆匆地翻看几页纸。那也许是马拉希亚交给他的。他走到参事厅门口时，用手势叫来守在附近的弓箭手头领，对他低声嘀咕了几句就进去了。我紧随其后也进去了。

那是我第一次走进这个地方。从外面看，参事厅规模不大，风格朴实无华；我发现它是在原有的修道院教堂的基础上新近重建起来的，原来的教堂也许部分在火灾中烧毁了。

从外面进去，要经过一道设有六个拱顶的新式大门。门上面没有什么装饰，唯有上方有一扇圆形花窗。但一进到里面，就看到有个前厅，是在老教堂的门厅遗址上改建的。对面另一道大门的拱门是典型的罗马风格，尖顶的半月形门楣雕刻得很精致。那大概是老教堂的大门。

老教堂大门半月形门楣的雕刻虽然漂亮，却没有新教堂大门门楣的雕刻那么令人忐忑不安。两个门楣上雕刻的都是坐在宝座上的基督，但老教堂门楣上雕刻的基督身边却有十二个门徒。他们摆出各种姿势，手里拿着不同的东西，已接到基督的指令要去游历世界，向世人传播《福音书》。在基督头部上方，是一个分成十二个板块的拱形嵌板。在基督脚下，是一长队形形色色的人，他们代表未知世界那些必定要接受福音的子民。我从他们的服饰中辨认出希伯来人、卡帕多细亚人、阿拉伯人、印度人、弗里吉亚人、拜占庭人、亚美尼亚人、希提人、罗马人。但是在那个分成十二个板块的拱形嵌板上方，还有一个由三十个圆圈构成的拱形图案，其中画的是未知世界的居民，即《生理学家》和旅行家们曾在模糊的叙述中一带而过、对我们提及的族群。其中很多我不认识，有些我认得：比如，长有六根手指的野人；出生时是虫豸，后又生活在树皮和果肉间的半人半羊的农牧之神；尾巴上长鳞的诱惑水手的美人鱼；皮肤墨黑，挖地洞穴居，以防烈日灼烧的埃塞俄比亚人；肚脐以上是人、下半身是驴的人首驴身怪物；仅有一只大如盾牌的眼睛的独眼巨人；长着少女的头和胸、母狼的腹部和海豚尾巴的石妖斯库拉；生活在沼泽地和伊比格马里德河畔的印度长毛人；像狗一样狂吠并且结巴的犬面狒狒；单腿飞跑的独腿怪兽，它只需仰卧在地，竖起伞一样大的脚板即可遮阳；只靠鼻孔呼吸就能生活的希腊无嘴怪兽；长胡子的亚美尼亚女人；脑袋长在腹部，眼睛长在肩上的无头人；身高只有十二英寸的红海魔女，她们头发拖到脚跟，脊椎底部是牛尾，脚部是骆驼蹄；还有脚板倒长的人，如顺着他们的脚印前行，定会走到他们的出发地，而绝不是目的地；还有三头怪人，那是眼睛好像闪着灯光的怪物；还有长着人身或鹿身却有各种动物头的怪物……

在老教堂那扇大门上方雕刻着另一些奇观，但是丝毫没有令人感到不安。它们并不意味着世间的邪恶，或地狱里的苦难，而是福音传达到已知世界和正在传播到未知世界的见证。因此，那大门用基督的语言表达了灿烂的大千世界已达至的团结祥和的远景。

这是门槛那边即将举行的会晤的好兆头，我自语道。在那里，因为对《福音书》大相径庭的诠释而已相互敌视的人，也许今天将再次相聚在一起，提出他们各自的观点。我是一个为个人的遭遇而痛苦的软弱的罪人，而他们却是为见证基督教史上如此重要的事件论争。与刻在拱形门楣上象征和平安宁的宏伟诺言相比，我个人的痛苦是多么渺小。我请求上帝宽恕我的脆弱，我怀着甚为平静的心境跨过了门槛。

我一进去，就看见两个使团的成员面对面地坐在排成半圆形的长凳上，中间放一张桌子，把他们分隔开，修道院院长和红衣主教贝尔纳坐在首席。

我给威廉当书记员，就跟着他。他让我坐在方济各修士那边，那里坐着米凯莱和他的随从们，还有从阿维尼翁来的一些方济各修士：因为会晤不应该成为意大利人和法国人之间的较量，而是支持方济各会的人和对他们持批评态度的人之间的一场辩论。大家都怀着一颗天主教信徒对于教廷的正当的虔诚之心，聚于一堂。

立场站在切塞纳的米凯莱一方的，有阿基坦的阿诺德修士，有参加过佩鲁贾方济各大会的纽卡斯尔的乌戈修士和阿尼克的威廉修士，还有卡法的主教贝伦加·塔罗尼，贝加莫的博纳格拉齐亚，以及阿维尼翁教廷的其他方济各修士。对立的一方，有来自阿维尼翁自称是博学者的洛伦佐·德克阿尔科内，有帕多瓦的主教和巴黎的神学家约翰·达诺。坐在沉默不语若有所思的贝尔纳·古伊身边的有多明我会的约翰·德·波纳，在意大利，人们叫他约翰·达尔贝纳。威廉对我说，那个人几年之前曾在纳博纳任宗教裁判官，在那里他审讯过许多苦行僧和过激的虔诚教徒；但是因为他把一个牵涉到基督守贫的论点指控成异端，所以遭到了当时在纳博纳城的修道院任二品修士的贝伦加·塔罗尼的反对，上诉给教皇。当时约翰对此犹豫不决，就召集双方到教廷辩论，没有得出任何结论。不久以后，方济各会在佩鲁贾集会表明了立场，这我已经说过。最后，阿维尼翁方面还有其他代表，其中有阿尔波雷亚的主教。

修道院院长阿博内宣布开会，他认为有必要综述一下新近发生的事情。他回忆说，一三二二年，方济各修士在切塞纳的米凯莱领导之下聚集在佩鲁贾，经深思熟虑后，他们确认基督以及遵循其教诲的门徒，为了树立完美人生的楷模，从未共同拥有过任何财产和封地，并且确认这是天主教正当虔诚的信仰，是从有关著作诠释出来的真理。为此，放弃拥有一切财物是神圣和值得称赞的，而且基督教的创始人始终遵循这条神圣的教规。早在一三一二年，维埃纳的世界公会议也赞成这条教规，而且教皇约翰本人于一三一七年在有关方济各修士状况的，以“就某些人而要求”开头的教宗谕旨里，曾评价说那次公会议提出的神圣决议是清晰、扎实和成熟的。因而，佩鲁贾方济各大会认为罗马教廷所一致赞成的教义是正确的，理应视为永久性的教规，不能以任何方式背离它。所以，他们进一步确认了世界公会议的决议，至高无上的神学大师们也都在上面签了名，如英格兰的威廉修士，德国的亨利修士，阿基坦的阿诺德修士，还有管辖省区的大主教们和教士们；决议还得到许多有名望的人士的确认，如法国的牧师尼古拉修士，自称博学的主管四大省区的总牧师威廉·波洛克修士，博洛尼亚的托马索修士，圣方济各所在省区的彼得修士，卡斯特洛的费南德修士以及托伦的西蒙修士。不过，阿博内补充说，第二年教皇就颁布了谕旨《致教规的创始人》，贝加莫的博纳格拉齐亚修士上诉表示反对，认为那道谕旨与他的教会利益相矛盾，于是教皇揭下张贴在阿维尼翁大教堂几道门上的谕旨，多处作了修改。但实际上修改得更加严厉了，直接的后果就是，博纳格拉齐亚修士被捕入狱，被囚禁了一年。教廷的严厉是毋庸置疑的，同年教皇又颁布了现今著名的谕旨《当某些人中间》，严厉谴责了佩鲁贾大会的论点。

这时，红衣主教贝尔纳礼貌地打断了阿博内，他说，需要回想一三二四年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怎样故意制造混乱，把事情复杂化，用《萨克森豪森宣言》横加干涉，激怒教皇。在那个《宣言》中，他毫无理由地采纳佩鲁贾大会的主张（贝尔纳带着淡然的微笑指出，人们当时不理解皇帝为何那么热情地为守贫主张喝彩，而他自己根本不实践守贫），他站在教皇的对立面，称教皇为和平的敌人，指责教皇竭力制造丑闻，酿成不和，最后他把教皇当做异教徒，甚至当做异教徒之魁首来对待。

“不完全是那样。”阿博内试图缓和一下。

“本质上是这样。”贝尔纳声色俱厉地说道。他又说，正是为了反击皇帝不恰当的干预，教皇才不得不颁布了谕旨《鉴于某些人》，并且严肃地邀请切塞纳的米凯莱去觐见。米凯莱几次发信谢绝，推托自己有病（对此无人质疑），派遣乔凡尼·费当扎修士和乌米莱·库斯托蒂亚修士代为觐见。但是很不凑巧，红衣主教说，佩鲁贾教皇派的人士密报给了教皇，说米凯莱修士根本没病，他跟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保持着联系。不管怎样，事情已经过去了，如今米凯莱修士看上去气色不错，心态平和，可以指望他去阿维尼翁了。不过，红衣主教承认说，面对双方谨慎派出的人选，要事先考虑好，米凯莱该对教皇说些什么，正像两派现在做的这样，因为目的都是缓和矛盾，以友善的态度化解争端。在仁爱的教皇和他虔诚的信徒之间没有理由存在这种争端，只是因为世俗人士的干预，这种争端才变得激烈，不管他们是皇帝还是总督，他们跟神圣的教会内部问题毫不相干。

阿博内紧接着说，尽管自己是教会的人，并且是教会所器重的一个教派的修道院院长（坐成半圆形就席的双方发出敬佩的低语声），但他并不认为德国皇帝不应过问这些问题。理由很多，巴斯克维尔的威廉稍后会论及。不过，阿博内又说，第一轮讨论在教廷使者和圣方济各弟子的代表们之间展开是很合适的，他们出席教廷召集的这次会晤，本身就表明了他们是教会最虔诚的儿子。随后，他邀请米凯莱或他的代言人来阐述他到了阿维尼翁将坚持什么样的观点。

米凯莱说，那天早晨他发现卡萨莱的乌贝尔蒂诺也在场，感到非常高兴和感动。一三二二年，教皇曾亲自邀请乌贝尔蒂诺起草一份有根据的有关守贫问题的报告。他清晰的思路、博学的才能和热诚的信仰是大家公认的，由他来综述方济各会经久不衰的主要思想观点是最合适的。

乌贝尔蒂诺站起身。他刚一张口，我就明白了他作为一个布道者和皇帝的人，何以会激发众人如此的热情。他的手势充满激情，声音令人信服，微笑富有魅力，思维清晰而又连贯。他的发言始终紧紧地吸引着所有的听众。他以支持佩鲁贾方济各大会所持观点的理由为开端，做了一篇博学多才的专题演讲。他说，首先，应该承认基督和他的门徒处于双重地位，因为他们是《新约》教会的高级神职人员，他们对财物拥有分配和施予的权力。他们布施给穷人和教会的教士们，就像《使徒行传》第四章里所写那样，对此，没有人提出异议。其次，应把基督和他的门徒看作个体的人，那是宗教能达到完美的根基，他们也是完全蔑视世俗的人。从这一点来说，可以有两种方式拥有：一种是世俗的，尘世的，帝国的法律是用我们的财富这几个字来下定义的。因为那些能得到法律保护的财富被说成是“我们的”，而一旦被剥夺了财富，我们就有权索回。因此，上诉朝廷的法官，从非圣职的世俗意义上捍卫自己的财富不被他人所剥夺，这是一种方式（而为了确定基督和他的门徒以这种方式拥有财富是异教的论断，他列举了《马太福音》第五章所言，“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路加福音》第六章里也有相同的说法，基督放弃了自己的一切主宰权和圣主的身份，并强令他的门徒效仿他；请看《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

[1]

，里面提到彼得对主说，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还可以有另一种方式拥有世俗的财富。为了共同的兄弟般的仁爱，基督和他的门徒凭借自然赋予的权利拥有财富，有人把这称作jus poli，即上天的法规，依照自然的意愿，没有人为的安排，符合正当的理由；而jus fori

[2]

是属于人为协议的权利。最初财物是所有人共有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世间的财物不是属于某个人，而是属于所有的人；只是在原罪出现之后，我们的祖先才开始分配财产，从那时起，就有了世俗的所有权，就像现在我们所熟知的。而基督和他的门徒当初是以第一种方式占有财富，他们集体拥有衣物、面包和鱼，就像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中所说，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所以基督和他的门徒拥有了食物和衣服，并非是为了占有，而是为了使用，他们仍然保持了绝对的贫穷。这一点在教皇尼古拉二世的谕旨《用尽所获之物》中早已得到承认。

这时，站在对立面的约翰·达诺站了起来，说乌贝尔蒂诺的观点既不符合健全的理性，也不是对《圣经》的正确诠释。所以，对诸如面包和鱼这种不享用就容易变质的财富，既不能用简单的使用权来谈论，也不能实际上真的享用，有的只是过度使用；原始基督教会里信徒们集体占有财物，其所有权的思想基础跟他们在入教之前所有权的思想基础是一样的，这正如《使徒行传》第二章和第三章所说的；在圣灵降生之后，使徒们占领了朱迪亚的田庄；不占有财富甘于赤贫的誓言并不包括生存所必需的财物，当彼得说抛弃了一切，并不意味着他放弃对财物的拥有；亚当就曾有对财物的支配权和拥有权；从主人那里得到金钱的仆人当然既不只是使用也不是滥用金钱；方济各会的人总是引用“用尽所获之物”这句话，规定方济各修士只能使用所获之物，不能支配和占有它，这应该仅指那些使用后不会耗尽的财物。事实上，假如谕旨所指的财物包括不使用就会变质的食物，那就是支持不能成立的命题；实际的使用无法与法律上的支配权割裂开来；占有物质财富的基础是人的一切权利，它包含在国王的法律之中；还是凡人时的基督，自他在娘腹中坐胎起，就拥有了尘世间的一切财富。他成了上帝后，就从圣父那里获得了对宇宙一切的主宰权；他拥有衣物、食品、信徒奉献的金钱和虔诚者的馈赠。如果他还是贫穷的，那并不是因为他没有财富，而是因为他不收取财富的收益。因此，只有单纯的合法的支配权，而不收取利益，是不能使拥有者富有的。最后，即便《使徒行传》中有不同的说法，罗马教廷对有关信仰和道德的问题，可以废除他前任的决议，甚至可以提出相反的主张。

这时，卡法的主教吉罗拉莫激动地站了起来，他气得胡子直颤，尽管在言语上竭力显出比较和缓。他一开始提出一个我觉得相当混乱的论点：“我想跟圣主说的是，而且我本人要这么跟他说，我从现在就提出请求，希望他改正，因为我真的相信教皇约翰是基督的代言人，由于我的直言不讳，我还曾被撒拉逊人抓住过。我想先引用一位伟大的学者所列举过的事实，有一天，在修道院的僧侣中引发了一场有关谁是麦基洗德父亲的争论。当时被问及的修道院院长科普雷斯敲击着自己的脑袋，说，科普雷斯啊，倘若你只研究上帝没有吩咐你的事情，而对他吩咐你的研究却漫不经心的话，那你就倒霉了。从这个例子中可以推断出，很清楚，基督和童贞圣母，以及门徒们是无所有的，无论是个人专有还是共有。承认耶稣同时是人和上帝的事实，这就不甚清楚了。但是，若有人想否定前者，就必须否认后者，我觉得这是显而易见的！”

他得意洋洋地说着，我见威廉眼朝天看。我怀疑他是认为吉罗拉莫的推论瑕疵太多。我不能说他没有道理，不过我觉得约翰·达尔贝纳怒气冲冲的反驳更加漏洞百出。他说，谁肯定基督守贫，谁就是肯定亲眼所见（或未见到），而要认定基督的人性和至高的神圣，就得靠信仰。所以，这两种观点是不能够同日而语的。吉罗拉莫在回答的时候，比对手更加尖锐：

“噢，不，亲爱的兄弟，”他说道，“我觉得反过来恰恰才是真的，因为整部《福音书》都宣称基督是人，他进食喝水，由于他所创造的明显的奇迹，所以他也是上帝，而这一切都是显而易见的！”

“巫师和占卜者也创造奇迹。”达尔贝纳理由充分地说道。

“是的，”吉罗拉莫反驳道，“但他们是通过巫术来实现的。你想把基督创造奇迹和巫术相提并论吗？”在场的与会者都愤怒地低声说绝不想这样。“最后，”吉罗拉莫继续说，现在他觉得自己已经胜利在望了，“像方济各这样的一个教派以基督守贫的观点作为教规的基础，勒普热的红衣主教大人还想把这种信仰看作异教吗？方济各修士们为了布道没有不去的地方，从摩洛哥到印度都有他们的足迹，他们甚至不惜流血。”

“西班牙的彼得

[3]

神圣的灵魂，”威廉喃喃地说道，“请保护我们吧！”

“亲爱的兄弟，”达尔贝纳大声嚷道，同时朝前跨了一步，“你尽管说你的修士们所献出的鲜血吧，不过你别忘了，其他教会的信徒们也付出了同样的代价……”

“尊敬的红衣主教，”吉罗拉莫叫喊道，“没有一个圣多明我修士是死在异教徒当中，而在我任职期间，就有九位方济各修士殉道！”

这时，圣多明我的阿尔波雷亚主教涨红着脸站了起来：“我可以证明，在方济各修士们抵达塔尔塔利亚之前，教皇英诺森已经派遣三名多明我修士去那里了。”

“啊，是吗？”吉罗拉莫哈哈大笑道，“可我知道，方济各修士们在塔尔塔利亚有八十年了，他们在那里建有四十座教堂，遍及全境，而多明我修士们只在海岸上建了五个教堂，而且总共只有十五个修士！这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不说明任何问题，”阿尔波雷亚主教大声喊道，“因为那些方济各人像母狗那样繁殖异教徒，把一切据为己有，他们夸耀自己是殉道士，但他们有漂亮的教堂，奢华的祭服和装饰品，而且跟其他教徒一样做买卖！”

“不，我的主教大人，不是，”吉罗拉莫插话道，“他们不是自己做买卖，而是通过教廷的地方行政长官，地方行政长官拥有财物，而方济各修士们只是使用！”

“真的吗？”阿尔波雷亚主教奸笑道，“你有多少次未经行政长官同意做买卖呢？我知道有些田庄的事情……”

“要是我那样做了，就是我自己错了，”吉罗拉莫急忙打断道，“别把我个人可能犯过的错误归诸教会！”

“不过，尊敬的兄弟们，”这时阿博内插话道，“我们的论题并不是方济各修士们是否贫穷，而是我们的主是否贫穷……”

“好吧，”这时，吉罗拉莫仍然抢着说道，“关于这个问题，我有一个像利剑那样尖锐的论据……”

“圣方济各啊，保佑你的子民吧……”威廉没有信心地说道。

“我的论据就是，”吉罗拉莫继续说道，“东方人和希腊人对于圣父的教义比我们要熟悉得多，他们都坚信基督的贫穷。如果这些异教徒和教会分裂者都如此鲜明地赞同这个公认的真理，我们是否愿意站在比他们更加异端，更加分裂的立场来否定这一真理呢？如果这些东方人听到我们有人传道反对这一真理，会朝他们丢石子的！”

“你在跟我说些什么呢？”阿尔波雷亚主教讥讽道，“那为什么他们不向在那里布道反对这种观点的圣多明我修士们丢石子呢？”

“圣多明我修士？我从未在那里见到过他们！”

阿尔波雷亚主教气得脸发紫，他说这位吉罗拉莫修士或许在希腊待过十五年，可他从小就生活在那里。而吉罗拉莫反驳说，他，圣多明我修士阿尔波雷亚，或许在希腊待过，不过他是在主教的府邸里过着悠闲的生活。而他自己，作为方济各修士，在那里不是只待了十五年，而是整整二十二年，并且在君士坦丁堡面对皇帝布过道。这时，理屈词穷的阿尔波雷亚想越过分隔两派的界限，他提高嗓门，用我羞于重复的话大声叫骂，意思是来自卡法的主教脸上的胡子毫无男子气概，他要以牙还牙，把他的胡子扯下来，用那胡子来鞭笞惩罚他。

其他方济各修士跑过去挡住他，想保护自己的修士兄弟，而从阿维尼翁来的人认为应该帮圣多明我修士一把，接着就发生了（上帝，你对你最优秀的子弟们发发慈悲吧！）一场殴斗，院长和红衣主教想平息骚乱，但无能为力。在骚乱中，方济各修士和多明我修士相互用恶语中伤，仿佛每个人都是跟撒拉逊人格斗的基督徒。留在位置上不动的只有一边的威廉和另一边的贝尔纳·古伊。威廉看上去挺伤心，贝尔纳却显得挺高兴。从这位裁判官撇着嘴唇露出的淡然的微笑看，甚至可以说他挺得意。

“要证明或否认基督的贫穷，”阿尔波雷亚想奋力揪下卡法的主教的胡子时，我问我的导师，“难道就没有更好的论据了吗？”

“这两个观点你都可以认定，我善良的阿德索，”威廉说道，“可依照《福音书》所说，你永远不能确定基督是否把他身上的僧袍看作他的财富，虽然在僧袍穿破后，他也许会把它扔掉。说起来，其实有关财产的教义，托马斯·阿奎那比我们方济各会更为大胆。我们说：我们不拥有任何财物，我们只是使用。他说：你们权且把自己看作拥有者吧，只要某人需要你们所拥有的东西，你们就让他使用好了，而且是出于义务，而不是怜悯。但问题并不在于基督是否贫穷，而是教会是否应该贫穷。而贫穷并不意味着是否占有一栋大楼，而是保留或放弃对于世俗财物合法的拥有权。”

“这就是，”我说道，“为什么皇帝如此重视方济各修士对于贫穷的论述。”

“没错。方济各会利用皇帝这张牌来与教皇抗衡。不过，我和马西利乌斯认为，这种利用是互相的，我们是想借助皇帝对我们的支持，使我们祈求仁治的理想得以实现。”

“您发言的时候会不会说这些观点呢？”

“说出这些观点，我就完成了我的使命，就表达了帝国神学家们的意见。但是倘若我这么说了，我的使命也就失败了，因为我本该促成在阿维尼翁的第二次会面的，可我不相信约翰会同意我去那里说这些。”

“那怎么办？”

“所以说，我是处在两股相对抗的力量之间，就像一头驴面对两袋干草，不知道吃哪一袋好。时机还不成熟，马西利乌斯热衷于一场不可能实现的改革，而现在，路德维希并不比他的前任们好到哪儿去，尽管目前他是能抗衡像约翰那么可恶的家伙的唯一堡垒。也许我应该讲话，除非他们无休止地争吵，直到最后相互厮杀起来。不管怎样，阿德索，把这些记下来吧，至少让今天正在发生的一切留下一点痕迹。”

“那米凯莱呢？”

“我担心他失去时间。红衣主教深知教皇并不想寻求调和，贝尔纳·古伊深知他应该使会晤失败，而米凯莱知道，不管会晤的结果如何，他都得去阿维尼翁，因为他不愿意让教会跟教皇中断关系。那样他会冒生命危险。”

我们正说着——我真不知道我们怎么还能听见彼此说话的声音——争执达到了最高潮。在贝尔纳·古伊的示意下，弓箭手们进来干涉，阻止了双方最终酿成的相互冲突。不过，就像在一个堡垒的城墙内外，无论是围城者还是被围者，都声嘶力竭地谩骂和谴责对方，我无法听清谁说什么，只好随意记录。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即那些针锋相对的争论并不像我生长的国土上那样，是轮流发言的，而是地中海式的论战，一语压过一语，仿佛大海咆哮的怒潮。

“《福音书》上说基督有一只钱袋！”

“住嘴，你们甚至还把钱袋画在耶稣受难像上！而当初我们的主在耶路撒冷传教时，每天晚上都徒步回到伯大尼，对这一事实你又怎么解释呢？”

“要是我们的主想回伯大尼去，你算老几，竟敢质问他的决定？”

“不对，老糊涂，那是因为他没有钱住耶路撒冷的旅馆。”

“博纳格拉齐亚，你才是糊涂蛋呢！我们的主在耶路撒冷吃什么？”

“你能说，一匹马为了生存吃了主人喂的草料，那马就是草料的拥有者了？”

“你看，你竟把基督比作一匹马……”

“是你把基督比作你教廷里一个买卖圣职的神职人员了，粪桶！”

“是吗？可教廷为了保护你们的财产，不得不多次办理诉讼案！”

“教会的财产，不是我们的财产！我们只有使用权！”

“说是使用，实际上是侵吞财产，你们用金雕像装饰漂亮的教堂，你们这些伪善人、伪君子、邪恶的魁首，你们是罪恶的渊薮！完美生活的准则是行善而不是贫寒，这你们很清楚！”

“这是你们的那个贪得无厌的托马斯说的！”

“你当心，混蛋！你骂他贪得无厌，可他是神圣罗马教会的一位圣人！”

“狗屁圣人，约翰册封他是为了激怒方济各会的人，你们的教皇不能册封圣人，因为他是个异教徒！一个异教徒的魁首！”

“这种论调我们早就听过了！那是巴伐利亚的傀儡在萨克森豪森的宣言，是你们的乌贝尔蒂诺起草的！”

“留神你说的话，蠢猪！巴比伦大淫妇和别的妓女生的孽种！你明明知道那年乌贝尔蒂诺不在皇帝那里，他在阿维尼翁为红衣主教奥尔西尼尽职，教皇当时正要派他出使到阿拉贡去呢！”

“这我知道，这我知道，他在红衣主教的饭桌旁发誓守贫，正如现在他在半岛最富有的修道院里发这种誓一样！乌贝尔蒂诺，如果当时你不在，那么是谁向路德维希建议采用你著作的呢？”

“路德维希读我的著作，难道是我的过错吗？当然他不能读你的著作，因为你是个没文化的人！”

“我没有文化？那么你们的方济各跟鹅说话是有文化吗？”

“你这是在谩骂！”

“是你在谩骂，在夜里偷鸡摸狗施淫礼的小兄弟会！”

“我从来没有施过淫礼，这你知道！！！”

“你跟小兄弟会的人干那种事，当你爬到蒙特法尔科的基娅拉的床上时！”

“让上帝用雷劈死你！那时候我是宗教裁判官，圣女基娅拉已经香销玉殒了！”

“基娅拉散发的是圣洁的余香，可你对着修女们念申正经时，心里却萌生了另一种欲念！”

“你再说，你再说，愤怒的上帝是不会放过你的，就像不会放过你的主子一样，他居然接纳了两个异教徒，那个埃克哈特的东哥特人，以及你们称他伯拉努瑟顿的英格兰巫师！”

“尊敬的兄弟们，尊敬的兄弟们！”红衣主教贝特朗和修道院院长大声叫喊着。

[1]
据核查，应为第十九章。

[2]
拉丁语，市场的法则。

[3]
Peter of Spain（约1205—1277），著名的逻辑学和医学教授，据传为教皇约翰二十一世。这里威廉幽默地呼唤他的名字，隐含对先人彼得非凡的逻辑性的仰慕。

第五天

辰时经

其间，塞韦里诺跟威廉谈到一本奇怪的书，威廉对使团成员谈了一种奇怪的世俗理政之道。

争论还在激烈地进行着，突然一位在门口站岗的见习僧走了进来，他像越过被冰雹袭击过的田野似的穿过那混乱的会场，来到威廉跟前，悄声对他说，塞韦里诺有急事找他。我们走出会场，来到门厅，那里挤满了好奇的僧侣，他们想通过喊叫声和嘈杂声来了解会场里发生的事情。我见到了亚历山德里亚的埃马洛挤在第一排，他带着总是讥讽和怜悯大千世界之荒谬的那种苦笑，向我们迎了上来：“当然，自从出现托钵修会之后，基督教世界变得更加廉洁慈善了。”

威廉有些粗暴地将他推开，径直朝塞韦里诺走去，他正在一个角落里等我们。塞韦里诺显得忧心忡忡，想跟我们私下谈，然而门厅里乱哄哄，找不到一个安静的地方。我们想出去到外面，可是切塞纳的米凯莱却从参事厅探出头来，叫威廉回去，因为争吵正在平息，又要开始新一轮的发言了。

威廉又成了处在两袋干草之间的驴，他催促塞韦里诺赶紧说，而药剂师竭力不让在场的人听见。

“贝伦加到浴室去之前，肯定去过医务所了。”他说道。

“你怎么知道的？”有几个僧侣对我们的谈话感到好奇凑了过来。塞韦里诺环顾四周，说话的声音放得更低了。

“你曾经对我说过，那个人……身上应该带着什么东西……是啊，我在实验室里找到了一件东西，混在其他书籍里面……不是我的书，一本奇怪的书……”

“应该就是那本书，”威廉兴奋地说道，“你立刻把那本书给我拿来。”

“我办不到，”塞韦里诺说道，“回头我对你解释，我发现了……我相信我发现了一件有意思的东西……你得自己来，我把书拿给你看……得小心谨慎……”他没有继续说下去。这时我们发现豪尔赫突然出现在我们身边，他总是神出鬼没，趁人不备地冒出来。他朝前伸出双手，好像不习惯在这个地方走动，想探索自己前进的方向。一个正常人是听不清塞韦里诺的悄声低语的，不过我们早就听说过，就像所有的瞎子一样，豪尔赫的听觉特别灵敏。

瞎眼老人似乎什么也没听见。他朝我们相反的方向走去，他摸到一位僧侣，问了他一些话。那位僧侣关切地挽着他的胳膊，把他带到外面去。这时米凯莱又出现了，他再次催促威廉，我的导师做出了决定：“我请你，”他对塞韦里诺说，“立刻回到你来的地方去。把自己关在里面，等着我。你，”他对我说道，“跟着豪尔赫。即便他知道了些什么，我不相信他会让人带他到医务所去。不管怎样，一会儿你得告诉我他上哪儿了。”

他正要进入参事厅，发现（我也发现了）埃马洛从拥挤的人群中挤出来，想跟着出去的豪尔赫。这时候威廉不够明智，他从门厅的一头对在另一头的已经到了外门的塞韦里诺大声说道：“拜托了，别答应任何人……那些书稿……放回到它们原来的地方！”就在我正准备跟踪豪尔赫的瞬间，我见食品总管靠在外面大门的门框上，他大概听到了威廉的嘱咐，不时看看我的导师，又看看药剂师，一脸的惊恐。他发现塞韦里诺走到外面，并跟踪他。我站在门口生怕浓雾吞没豪尔赫，以至使我盯不住他：不过，药剂师和食品总管两人也正朝相反方向走，已快消失在雾霭之中。我迅速盘算了一下自己该怎么做。威廉对我下的命令是跟踪豪尔赫，那是因为怕他去医务所。可陪同他的僧侣却带他去了另一个方向，他们正在穿过庭院，朝教堂或是楼堡方向走。相反，食品总管肯定是跟踪药剂师，而威廉是担心会在实验室里发生什么。因此，我开始跟踪那两人，同时我琢磨着埃马洛的去向，尽管埃马洛跟出来的理由并非与我们截然不同。

我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不让食品总管离开我的视线。他正放慢脚步，因为他已经发现有人在跟踪他。他不会想到紧跟在他身后的人会是我，就像我不能断定我跟踪的人就是他一样。不过，我没怀疑他另有什么企图，就像他也不怀疑我一样。

我设法吸引他的注意力，使他不能太靠近塞韦里诺。这样，当浓雾中现出医务所的大门时，门已经关上了。塞韦里诺先进去了，真是感谢上苍，食品总管又一次回头朝我看，这时我仿佛像菜园里的一棵树那样一动不动，随后他似乎下了决心，朝着厨房走去。我觉得已经完成了使命，塞韦里诺是个有头脑的人，他会留神，不给任何人开门的。我无事可做了，我急于知道参事厅里发生的事。好奇心驱使我赶回去向威廉禀报。也许我做错了，我本该再待在那里守候，那样就可以免去许多后来发生的不幸事件。可我当时并不知道。

我朝参事厅走去，几乎和本诺撞个满怀，他会意地微笑着说：“塞韦里诺找到贝伦加留下的什么东西了，是不是？”

“你知道些什么？”我生硬地说，像对同龄人一样对他。我这样一是因为生气，一是因为他那年轻的脸庞显出了孩童般的顽皮。

“我可不是傻瓜，”本诺回答说，“塞韦里诺跑去向威廉说事，你得监视别让人跟着他……”

“你对我们和塞韦里诺关注得太多了。”我恼怒地说道。

“我？我当然注意你们。我从前天开始就一直注意着浴室和医务所。倘若我有能力，我就进去了。我会不惜代价去了解贝伦加在藏书馆究竟找到了什么。”

“你没有这个权利，你想知道的东西太多了！”

“我是个学者，我有权利知道，我来自世界的边缘地带，来这里的藏书馆学习，而藏书馆始终关闭着，好像里面藏着邪恶的东西似的，而我……”

“让我走。”我猛然说道。

“我让你走，反正我想知道的你已经告诉我了。”

“我？”

“默认就是承认。”

“我劝你别进医务所去。”我对他说。

“我不进去，我不进去，你放心。不过没有人能禁止我从外面观望。”

我不再听他说，走进了参事厅。我觉得那个好奇的人并不会有多大的危险。我又走近威廉，简短地向他汇报了情况。他表示赞同，并示意我别作声。会场混乱的局面正在平息下来。双方使团成员已在互吻以示和解。阿尔波雷亚赞扬方济各修士们的信仰，吉罗拉莫称道传教士们的仁慈，大家都期望一个不再被内战困扰的教会的出现。有人赞美对方的团结一致，有人表扬另一方的修养，大家都祈求正义，并呼吁要保持谨慎。我从未见过那么多人虔诚地为神学和基本道德的胜利而如此默契。

勒普热的贝特朗已经在邀请威廉宣讲帝国神学的观点。威廉不太情愿地站了起来：一来他意识到这次会晤不会有任何成果，二来他想快点离开，此刻那本神秘的书比会议的结果更令他关切。不过，他显然是无法推脱自己应尽的职责。

他开始讲了起来，话语中夹杂着许多“嗯”、“噢”，似乎比平时用得更多，而且用得不恰当，让人感觉他对自己要讲的话好像完全没有把握。他首先肯定了在他之前发言人的观点，并表示完全理解，而且他认为被人称之为帝国神学家们的“教义”，也只不过是一些观点罢了，并不强求人们把它看作信仰的真理。

他说，上帝在创造他的子民时表现出无限的仁慈，他毫无区别地热爱他们，在还没有提及神职人员和国王的《创世记》的篇章中，上帝把主宰世上天地万物的权力也赐予了亚当，只要他遵循神的法则。值得质疑的是，上帝本人是否也不排斥这样的观点：在世俗的事务中，人民是立法者，实际上立法首先是为了人民。人民这个概念，他说，最好理解为普遍意义上的公民，但因为孩童、愚钝者、为非作歹者和妇女也包括在公民之中，因此，也许人民合理的定义应该为公民之中优秀的部分，虽然他认为不宜当即宣布谁属于那一部分公民。

他咳嗽了一下，为此向与会者表示歉意，并解释说那天的空气实在是太潮湿了。他假定人民可以通过选举出的代表大会来表达自己的意愿。他说，这样做是明智的，代表大会可以解释、更改或终止法律，因为如果单由一个人来制定法律，那么会因为他的愚昧无知或心术不正而造成伤害；他又补充说，说到此就无须向与会者提及新近发生的许多类似的案例了。我察觉到在座的人，对刚才威廉的言论颇感犹疑，而现在对这番话就只能表示赞同，显然他们每个人都在想找出一个自己认为最糟糕的人。

是的，威廉继续说，如果单由一个人制定法律会出差错，那么许多人来制定不是更好吗？自然，他强调说，这是在谈论世俗的法律，有关妥善处置民间事务的法律。上帝曾告诉过亚当，别去吃善恶之果，而那是神圣的法则；不过后来上帝又授权于他，我说什么呢？鼓励他给尘世间的事物取名，并允许他为凡间的子民自由命名。尽管在我们这个时代，有人说名字意味着事物的特性。其实《创世记》对这一点阐述得相当清楚：上帝把所有的动物都带到亚当跟前，看他怎么给它们取名，无论亚当给那种动物取了什么名，都沿用到了今天。尽管世间第一人的智能无与伦比，但用亚当的语言，用他的判断和想象，按照每种事物和动物的特性来取名，这并不是否定上帝在使用无上的权力。确实如此，众所周知，人们采用不同的名字来代表不同的概念，而事物的概念及代表它的符号——名字，是人们公认的。因此，名字（nomen）这个词，来自nomos，即法律，因为命名nomina正是由人类按照ad placitum，就是群体自由的习俗惯例给予的。

与会者对这样博学的论述不敢提出异议。为此，威廉在结束他的讲话时说，很清楚，就世俗的事物，即城市和王国的事务制定法律，与维护和履行圣人的教诲没有任何关系，那是等级森严的僧侣统治集团不可不独占的特权。不过，不幸的是，异教徒们，威廉说，他们没有那样的权威来为他们诠释圣人的话（而人人都怜悯异教徒）。不过，是不是我们因此就可以说，也许异教徒们没有制定法律的愿望，他们不想通过政府、国王、皇帝或者苏丹和伊斯兰国家政教合一的首领哈里发来管理他们的事情呢？是否可以否认许多像图拉真那样的罗马皇帝睿智地运用了他们的世俗权力呢？而又是谁赋予了世俗的人和异教徒们制定法律和生活在政治集团中的自然能力呢？是他们那些骗人的没有存在必要的神威（或是不一定必须存在，不管人们想怎么否定它）吗？当然不是。只能是由万众的上帝、以色列的真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赋予他们……即便那些否定罗马教廷的人，以及不像基督的子民那样神圣、温馨而怀抱可怕神秘信仰的人，也赋予他们判断政治事件的能力，这正是神灵仁慈的明证啊！世俗的统治和尘世间的司法制度是上帝设定的，超出僧侣阶层的认可，甚至先于我们神圣宗教的创立，那么，还有什么能比这更有力地表明，它们与教会和耶稣基督的法则没有任何关系这一事实呢？

他又咳嗽了一下，不过这次不只他一个人，与会的许多人都烦躁不安地坐在那里清着嗓子。我见红衣主教用舌头舔着嘴唇，并做了一个焦急而有礼貌的手势，请威廉言归正传。于是威廉对他这个无可争辩的论题做了结论，也许大家并不认可。威廉说，他的推理似乎从基督作出的楷模得到了证实。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不是为了指挥别人，而是为了顺应他在世上可能会遇到的境况，至少从恺撒的法律来看是这样。他不希望他的使徒有指挥和统治权，因此，使徒的接班人也不应该依赖任何世俗权力和强制的权力，这才是明智的。要是教廷、主教和神父们不服从君主世俗的权力和强制的权力，那么君主的权威就将丧失，于是，上帝的各种训诫也会失效，就像前些年出现的情况那样。一些十分棘手的事情也得考虑，威廉说，比如异教徒，唯有真理的呵护者——教会，可以宣布对异教的审判，但是唯有接受宗教裁判所判决的世俗权力才能采取行动。教会一旦识别出异教徒，当然得向君主们通报，君主当然最好能了解他公民的情况。那么君主怎样处置异教徒呢？以异教并不信仰和维护的神圣真理的名义去谴责他吗？如果异教徒的行为损害了群体的共存，也就是说，如果异教徒杀害和妨碍那些不认可异教学说的人，君主就可以而且应该谴责他们。但这样君主的权力就终止了，因为世上没有人可以用酷刑迫使人接受《福音书》的教规戒律，否则还有什么自由意志可言呢？这样，想实现自由意志的人，以后都将在另一个世界（地狱或天堂）受到审判。教会能够并应该警告异教者，指出他正在走出虔诚的教徒群体，但是不能在尘世间批判他，强迫他违背意愿。如果基督允许他的神职人员获得强制的权力，就会确定精确的教规戒律，就像摩西制定的古老的律法——《摩西十诫》——那样。基督没有那样做。可见他不愿意那样做，或是否可以理解为他虽想那样做，但他没有时间或能力在三年的传道过程中说出来？不过，当初他没有那样做是对的，因为如果相反，教皇就可以把他的意志强加于国王，而且天主教的信仰就不再是自由的法则，而是令人无法忍受的奴役了。

这一切，威廉喜形于色地补充说，并不是限制教廷至高的权力，而恰恰是赞扬它的使命：因为人世间上帝奴仆们的奴仆，是在服务于人，而不是让人伺候。而且，最后，如果教皇对帝国的事情有司法权，而对于地球上其他国家却没有的话，那将是怪事了。众所周知，教皇有关神的观点，对于法国国王和英格兰国王的臣民应该有效，对于异教的大可汗或苏丹臣民也应该有效，他们被称作异教徒，是因为他们不信仰这美好的真理。因此，如果教皇想（以教皇的身份）拥有帝国事务上世俗的司法权，就会使人怀疑，他是把世俗的司法权和神权等同起来了。那样，他不仅会失去对撒拉逊人和鞑靼人的神权，而且连对法国人和英国人的神权也会丧失：这将会是罪恶的亵渎。我的导师下结论说：应该向阿维尼翁方面提出不要由教会来批准和废除罗马人选出的皇帝，那样会伤害整个人类。教皇对帝国的权力并不比对其他王国的权力更大。法国国王和苏丹王都不由教皇认可，就没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德国和意大利的皇帝必须得教皇认可。这不属于神权的范围，因为《圣经》里没有论及。这种隶属也不为民众的法律所承认，理由前面已讲过。至于有关贫穷的争论，威廉最后说，他个人粗浅的意见，已由他和其他像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和让丹的约翰拟定，以可以商榷的建议形式提出，结论如下：如果方济各会想守贫，教皇不能也不该反对这一高尚的愿望。当然，如果基督是贫寒的假设能得以证实，那么这不仅帮助了方济各会，而且会强化耶稣并不想为自己赢得世俗权力这一理念。但他在那天早晨听到一些睿智的人士论定说，不能证明耶稣是贫穷的。他倒觉得恰好应该反过来看这种观点。因为没有人论定过耶稣为自己和他的信徒要求赢得世俗的权力，耶稣这种远离世事的态度，就是一个令人信服的有力证明，耶稣是偏向守贫的。

威廉以如此谦和的语气谈话，以如此委婉的方式表明了他坚定的立场，使得与会者没有人能起来反驳他。当然这并不说明人们都同意他所说的。这时，不仅从阿维尼翁来的人都皱起了眉头，交头接耳低声议论，就连院长本人也对威廉那番话显得很不以为然，好像他在想，这并不是他所一直渴望的他的教团和帝国之间的关系。至于方济各会的团队中，切塞纳的米凯莱显得困惑不解，吉罗拉莫面露惊色，乌贝尔蒂诺若有所思。

脸上始终挂着微笑显得很轻松的勒普热的红衣主教打破了寂静，他温文尔雅地问威廉是否会去阿维尼翁，把这些话呈述给教皇陛下。威廉询问红衣主教的意见，主教说，教皇在一生中聆听过许多值得争议的意见和看法，他对于弟子是十分仁爱的，但威廉的这番言论肯定会使他感到非常痛心。

之前始终没有开口的贝尔纳·古伊插话道：“倘若如此能言善辩的威廉修士能去阿维尼翁请教廷评判他的观点，我将极为高兴……”

“您在说服我，贝尔纳大人，”威廉说道，“不过，我不会去的。”然后他转向红衣主教，以抱歉的口吻说道，“我胸口疼这个毛病，不允许我在这个季节作如此漫长的旅行……”

“那您为什么讲了那么久呢？”红衣主教问道。

“是为了证实真理，”威廉谦恭地说道，“真理会让我们获得自由。”

“不是的！”这时候约翰·达尔贝纳憋不住了，“这里并没有牵涉到使我们自由的真理，而是想让过分的自由成为既定事实！”

“这是可能的。”威廉温和地承认道。

我的直觉立刻警示我，一场比第一次更加激烈的唇枪舌剑将要爆发。然而什么也没有发生。在达尔贝纳说话的时候，弓箭手头领进来了，他走到贝尔纳跟前耳语了些什么，贝尔纳猛地站起身，举手要求讲话。

“兄弟们，”他说道，“这场富有成果的讨论也许会再次举行，但现在一件异常严重的事件迫使我们不得不暂停下来，请院长允许。这无意之中也许满足了院长的期待，他一直想查到前些日子许多凶案的主犯。现在，那个人已在我手中。哎呀，只是太晚了，又一次……那边出了点事情……”他含糊地指了指外面。他疾步穿过大厅出去，身后跟着许多人，我跟着威廉抢在前头。

我的导师看了看我，对我说道：“我担心塞韦里诺出事了。”

第五天

午时经

其间，发现塞韦里诺被人杀害，而且他找到的书不见了。

我们忧心忡忡地快步穿过修道院的空地，弓箭手头领把我们带往医务所。到了那里后，透过灰蒙蒙的浓雾可以瞥见拥挤晃动的人影，那是闻讯赶来的僧侣和仆人们，弓箭手们站在医务所大门口阻止闲人出入。

“那些武装人员是我派的，要搜捕一个人，他能为我们揭示许多秘密。”贝尔纳说道。

“是药剂师兄弟？”院长惊愕地问道。

“不是，您马上就会看到的。”贝尔纳一面说，一面带路往医务所里走。

我们进到塞韦里诺的实验室，映入眼帘的是一番惨痛景象。不幸的药剂师横躺在血泊之中，脑袋开了花。周围的书架像被风暴席卷过似的：细颈瓶、药瓶、书籍和文献资料散落一地，一片狼藉。尸体一旁是一架浑天仪，至少是人头的两倍大；上面有一个制作精细的金十字架，竖在一个装饰精致的三足圆锥鼎上。以往我曾多次在医务所入口左边的桌子上见到它。

在屋子的另一头，两位弓箭手紧紧抓住食品总管，他在拼命挣扎，叫喊说自己是无辜的；他见院长进来了，就加大嗓门申辩。“院长大人，”他喊道，“现场的表面现象害了我！我进来时塞韦里诺已经死了，他们见到我的时候，我正被这一死人的场面吓呆了！”

弓箭手头领走近贝尔纳，得到允许后就当着众人作了一番报告。弓箭手此前接到命令，要寻找食品总管并逮捕他。他们在修道院里找了他两个小时。我想，那应该是贝尔纳在进入参事厅之前就安排的。作为外国人，那些士兵人生地不熟，大概找错了地方，没有发现挤在过厅里、尚不知自己命运的食品总管；另一方面，大雾使弓箭手的搜捕行动变得更加艰巨。不管怎样，从弓箭手头领的话中，可以推测到，在我离开雷米乔之后，他是朝厨房走去，有人见到了他，并且禀报给了弓箭手。当弓箭手赶到楼堡时，雷米乔又刚刚离开，当时盲人豪尔赫在厨房里，他肯定地说自己刚才跟雷米乔说过话，于是弓箭手们就去菜园子的方向搜索。在那里，阿利纳多老人像个幽灵似的从迷雾中浮现出来，他们发现他迷失了方向。正是阿利纳多说，他刚才见食品总管进医务所去了。弓箭手们赶到医务所，见到大门敞着。他们进去后，发现塞韦里诺已经咽了气，而食品总管却在书架子上疯狂地翻寻，把所有的东西都扔到地上，像是在寻找什么东西。究竟发生了什么，一目了然，弓箭手头领下结论说。雷米乔进去了，扑倒药剂师，杀死了他，然后就寻找他要的东西，那也是他杀人的动机。

一名弓箭手从地上捡起浑天仪，并把它递给了贝尔纳。这件精美的仪器是由黄铜圈和白银圈制成的，并由更为坚固的一排青铜环牢牢地箍住，固定在一个三脚支架上；凶手就是用力抡起它砸在受害者的脑壳上，猛烈的击打使仪器上的许多最细小的圈圈或碎裂或朝一边歪斜。浑天仪那歪斜的一边可能就是击中塞韦里诺头部的地方，上面留有血迹，甚至还有几簇头发和瘆人的脑浆黏液。

威廉朝塞韦里诺俯下身去，想确认他是否死了。那可怜人的眼睛被头上流淌下来的鲜血蒙住了。他两眼发直，我琢磨是不是可以从死者呆滞的瞳孔里看到凶手的嘴脸，就像一些案子里有过的那样，人们说这是受害者最后的感知能力产生的痕迹。我见威廉在查看死者的手，看手指是否有黑色的斑点，尽管死因显然与以前发生的案例不一样：塞韦里诺戴着他往常那样的皮手套，我先前见他戴着这样的手套摆弄有毒的药草、蜥蜴和一些不知名的昆虫。

这时，贝尔纳转身对食品总管说道：“瓦拉吉内的雷米乔，这是你的名字，是不是？我派手下的人搜寻你，是因为对你有别的指控，也是为了证实别的嫌疑。现在看来我做对了，虽然很遗憾，我行动得太晚了。”“院长大人，”他对院长说道，“我似乎应对这最后的凶杀案负责，因为听了昨天夜里另一个被抓的倒霉鬼的揭发后，今天早晨，我就想，必须把这个人绳之以法。但是您也看见了，整个上午我都在忙别的事务，我手下的人也尽了责……”

他大声地说着这些，以便让在场所有的人都听得见（而屋里这时已经拥挤不堪，哪个角落里都挤满了人，他们望着地上散乱的物品，指着尸体，低声地议论着凶案）。这时，我在人群中瞥见了马拉希亚，他脸色阴沉地看着这场面。食品总管在快要被拉出去时也看见了他。他挣脱了弓箭手的羁缚，扑到马拉希亚修士身上，一把拽住他的僧袍，凑近他的脸，急促而又绝望地说了几句话，直到弓箭手又抓住他为止。不过，当他被粗暴地带走时，他又转过身来冲着马拉希亚大声说道：“你发誓，我也发誓！”

马拉希亚没有当即回答，像是在寻找合适的词句。在食品总管就要被拖过门槛时，他说：“我将不会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

威廉和我对望了一眼，不明白这一幕意味着什么。贝尔纳也注意到了，但并没有对此感到困惑不解，反而对马拉希亚微微一笑，像是对他说的话表示赞同，并跟他确认了一桩阴险的交易。然后他宣布，餐后马上在参事厅集会，首次开庭公开这项调查。他命令把食品总管带到冶炼作坊，不准他跟萨尔瓦多雷交谈。

这时，我们听到本诺在身后叫我们：“我是紧跟在你们之后进去的，”他悄声说道，“那时屋里有一半还空着，马拉希亚没在屋里。”

“他可能是后来进去的。”威廉说道。

“不是，”本诺肯定地说，“我一直在门口附近，谁进去我都看得见。我告诉你们，马拉希亚已经在里面了……在那之前。”

“在什么之前？”

“在食品总管进去之前。我不能发誓，但是我相信，我们这里挤满了人的时候，他就从那块幔帐后出去了。”他指着一幅大幔帐，平时塞韦里诺用它来遮挡小床，让刚上过药的人躺在床上休息。

“你是想暗示，是他杀害了塞韦里诺，而食品总管进来时，他就躲在幔帐后面？”威廉问道。

“或者说他从幔帐后面看到了这里发生的那一幕。否则为什么食品总管恳求马拉希亚别伤害他，并答应自己也不会伤害他呢？”

“有可能，”威廉说道，“无论怎么样，这里原有一本书，而它应该还在，因为无论是马拉希亚还是食品总管都是空手出来的。”威廉从我的报告中了解到本诺知道这件事：在当时那种时刻，威廉需要有人帮助。威廉走近正在伤心地看着塞韦里诺尸体的院长，并请求他让众人都出去，因为他要仔细察看现场。院长答应了，他自己也出去了，不过他以一种疑惑的目光扫了威廉一眼，仿佛在责备他总是姗姗来迟。马拉希亚以种种似是而非的理由为借口企图留下来，威廉则向他指明这里不是藏书馆，在这里他不能肆意妄为。威廉很有礼貌，但态度强硬，当初马拉希亚曾经不许他在缮写室查看韦南齐奥的书桌，这回算是报了仇。

只剩下我们三个人的时候，威廉清理了一张桌子上的药瓶碎片和纸页，让我把塞韦里诺收藏的书一本本递给他。比起迷宫里收藏的大量书册来，他收藏的书并不多，不过大大小小也有好几十本。原先都整齐地排列在书架上，现在却七零八落地散了一地，跟其他东西混杂在一起，是被食品总管匆忙之中搞乱了，有些甚至撕坏了。好像他找的不是一本书，而是夹在某本书里的什么东西。有些书被粗暴地撕得装订都脱落，散了页。要把散落的书页收集起来，很快地查看它们的分类，并重新把它们摞在桌上，是很费事的。还得抓紧时间，因为院长给我们的时间有限，僧侣们随后得进来处理血肉模糊的尸体，整理遗容，抬出去安葬。我们只得找遍桌下、书架和书柜后面各个角落，察看第一次检查是否漏掉了什么。威廉不想让本诺帮我，只允许他站在门口守候。尽管有院长的命令，但很多人都急着想挤进来，有被消息吓坏了的仆人，有为他们的修士兄弟之死痛哭流涕的僧侣，还有带着洁白的布幅和水盆来清洗和包裹尸体的见习僧们……

动作要快。我抓到书就递给威廉，他一本本地查看，然后放在桌上。后来我们意识到这样干太费时间，索性就一起干。我捡起书，把散页的书本整理好，看完书名，就把书放好。而不少书是散页的。

“《药用植物志》，真该死，不是这本，”威廉边说边把书扔到桌上。

“《药草宝库》，”我说道。威廉说：“别看了，我们找一本希腊文的书！”

“是这本？”我给他看一本封面上写着奇怪字母的著作，问道。威廉说：“这是阿拉伯文，傻瓜！培根说得对，有学问的人首要任务就是学语言！”

“可您也不懂阿拉伯文呀！”我不服气地反驳道，威廉回答说：“但我至少知道那是阿拉伯文！”我涨红着脸，因为本诺在我身后嗤笑。

书很多，笔记更多，有上面画着天穹的书卷，有奇花异草的目录，还有死者写在散页上的手稿。我们干了很长时间，实验室里哪儿都搜遍了，威廉甚至镇定地走过去挪动尸体，想看看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压在死者身下，并且还把他的衣服仔细搜了一遍。还是一无所获。

“一定要找到那本书，”威廉说道，“塞韦里诺是带着一本书把自己反锁在这里的。食品总管没有拿到……”

“他不至于把书藏在衣服里面吧？”我问道。

“不会，前天早晨我在韦南齐奥的书桌底下看见的那本书很大，放在衣服里会发现的。”

“是怎样装帧的？”我问道。

“不知道，书是翻开放着的，我只看了几秒钟，只认出那是希腊文，别的我记不得了。我们继续找吧：食品总管没有拿，我相信马拉希亚也没有。”

“肯定没有，”本诺确认道，“食品总管抓住他的胸襟时，他的腋下没有书。”

“好，也不好。要是书不在这个屋子里，那么除了马拉希亚和食品总管之外，显然还有人先进来过。”

“那就是说有第三个人杀了塞韦里诺？”

“可疑的人太多了。”威廉说道。

“不过，”我说道，“谁会知道书是在这里的呢？”

“比如说，豪尔赫，如果他听见了我们的谈话。”

“是的，”我说道，“但是豪尔赫不可能杀死一个像塞韦里诺那么壮实的人，而且又是采用暴力。”

“是不可能。何况你看见他是朝楼堡的方向走去的，而弓箭手们在找到食品总管之前发现豪尔赫在厨房里。你计算一下，即便他是从容不迫地行动，也总得沿着围墙走，不可能跑着穿过菜园子……”

“让我好好想想，”我说道，我想跟我的导师比试一下，“那么不可能是豪尔赫；阿利纳多当时在附近转悠，但他是个步履蹒跚的老人，制服不了塞韦里诺；食品总管来过这里，但从他离开厨房到弓箭手赶到这里的时间非常短暂，我觉得他不可能让塞韦里诺打开门，跟他较量，把他杀死，再到处乱翻，弄得这样乱七八糟的；马拉希亚有可能赶在了所有人的前面：豪尔赫听到了你们在过厅里的谈话，他去缮写室告知了马拉希亚，说藏书馆里有一本书在塞韦里诺那里。马拉希亚就来到这里，劝塞韦里诺给他开了门，把他杀死，上帝知道是为什么。不过如果他是在找那本书，他就能认出来，不必那么翻腾，因为他是藏书馆馆长！那么剩下还有谁呢？”

“本诺。”威廉说道。

本诺摇头极力否认道：“不是我，威廉修士，您知道我对此事特别好奇，但如果我进来，又带着那本书出去，我就不会待在这里陪着你们了，而一定是到什么地方去玩赏我的宝贝了……”

“一个有说服力的证据，”威廉微笑着说道，“不过，你也不知道那本书是什么样的，完全有可能你把他杀了，然后也待在这里想找那本书。”

本诺的脸涨得通红。“我不是杀人犯！”他抗议道。

“在犯下第一桩命案之前，谁也不是杀人凶手，”威廉不无哲理地说道，“不管怎样，书不在了，这就足以证明你没有把书留在这里，而我觉得这是有道理的，要是你先把书拿走了，你完全可以趁一片混乱溜出去的。”

他转身去察看尸体，似乎这时他才正视朋友已死的事实。“可怜的塞韦里诺，我也曾怀疑过你用毒药投毒，而你也在细心地留意毒药的隐患，否则你是不会戴上这副手套的。你担心危险来自地上，而危险却来自天穹……”他又拿起浑天仪专注地观察，“他们为什么会用这个行凶……”

“当时顺手可得吧。”

“也许是吧。但身边也有其他的东西，瓶罐、花匠用的工具……这是一件精美的天文学的金属艺术品，现在给毁了……我的天哪！”他大声叫喊道。

“怎么啦？”

“浑天仪击中死者头部的部位是太阳的三分之一，月亮的三分之一，星辰的三分之一……”他背诵着《启示录》里面的话。

我对使徒约翰的《启示录》太熟悉了。“第四声号！”我大声喊道。

“的确如此。先是冰雹，接着是鲜血和水，现在是星球……如果是这样，一切都得重新审视，凶手不是偶然伤人的，而是有一个周密的计划……可是一个如此邪恶的人，会遵循《启示录》规定的准则，只是在可能的时候才出手杀人，这叫人怎么能够想象得到呢？”

“第五声号吹响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呢？”我惊恐地问道。我终于想起：“我看见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是不是会有人将会淹死在深渊之底呢？”

“第五声号向我们预示许多别的事件，”威廉说道，“一座高炉将从深渊之底冒出滚滚黑烟，随后一些蝗虫将从炉中爬出，用像蝎子那样的毒刺蜇人，而蝗虫的形状像那戴着金色头冠、长着狮子牙齿的马匹……我们要找的这个人会用各种方式来实现书中说到的事情……不过我们别胡思乱想了，还是回想一下，塞韦里诺告知我们他找到了那本书的时候，都说了些什么……”

“您让他把书给您送来，他说办不到……”

“不错，后来我们的话被打断了。为什么他说办不到？一本书是可以拿起来就走的。而为什么他戴上了手套呢？在书的装帧里是否有什么东西跟杀死贝伦加和韦南齐奥的毒药有关呢？一个神秘的陷阱，一种染了毒的尖刺……”

“一条毒蛇！”我说道。

“为什么不可能是一条鲸鱼呢？不，我们还是在胡思乱想。毒药我们见到过，应该通过嘴巴摄入。何况，塞韦里诺说他没办法把书拿来，而是更愿意在这里让我看那本书。而他戴上了手套……由此可见，要碰那本书就得戴手套。这对你也一样，本诺，要是你如愿以偿找到了那本书。我看你如此热心，你能帮助我。你再去缮写室，监视马拉希亚。要盯紧他。”

“行！”本诺说道，出去了，看上去他很高兴接受这个使命。

我们不能过久地把僧侣们挡在外面，屋子里顿时挤满了人。用餐的时间已过，贝尔纳很可能已经把他的审判团集合在参事厅里了。

“这里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威廉说道。

我脑子里掠过一个想法，便告诉威廉：“凶手会不会把那本书从窗口扔出去，然后到医务所后面去捡回来？”威廉疑惑地看了看实验室的大窗户，好像全封得严严实实的。“我们试着检查一下。”他说道。

我们出去查看了医务所楼房的后面。那里有一条狭窄的过道，我们几乎是紧贴着围墙通过。威廉小心翼翼地朝前走着，因为地上头几天的大雪还没有被人踩过。我们踩在冰冷松软的雪地上，留下了明显的脚印，因此，如果有人在我们之前走过，就一定会留下脚印的。可我们什么也没有看到。

我放弃了我那可怜的假设，我们离开了医务所。而当我们穿过菜园的时候，我问威廉是否真的相信本诺。“不完全相信，”威廉说道，“不过，我们告诉他的事他都是知道的，而且我们弄得他对那本书有些害怕。最后让他监视马拉希亚，也是让马拉希亚监视他，那个家伙肯定在径自寻找那本书。”

“而食品总管呢？他想做什么呢？”

“这很快就会知道。他当然是想得到什么东西，为了避免他所害怕的危险。马拉希亚对这件东西一清二楚，否则就无法解释雷米乔为什么那么绝望地恳求他……”

“不管怎么说，那本书是不见了……”

“这是最奇怪的，”威廉说道，这时我们已经走到了参事厅。“如果像塞韦里诺说的书在屋子里，那么不是被人拿走了，就是还在原处。”

“可书不在那里，那就是有人把它取走了。”我下结论道。

“这不等于说不应该从另一种小前提去思考问题。因为种种迹象表明没有人把那本书拿走……”

“那么说，那本书还在那里。可是没有。”

“等一下。我们说书不在那里，是因为我们没有找到它。但是，我们没有找到它，也许是因为我们没有见过它原先在什么地方。”

“可我们哪儿都找遍了呀！”

“我们确实找了，但是没有看见书。或许我们看见了，但没有辨认出来……阿德索，塞韦里诺是怎么向我们描述那本书的？他是怎么措辞的？”

“他说发现了一本不属于他的书，是希腊文的……”

“不对！现在我想起来了。他说是一本奇怪的书。塞韦里诺是一位有学问的人，而对于一个有学问的人来说，希腊文的书不能算是怪书，尽管他不懂希腊文，可他至少认得字母。而且一位有学问的人也不会觉得阿拉伯文的书是怪书，尽管他不懂阿拉伯文……”他停住不说下去了，“在塞韦里诺的实验室里放一本阿拉伯文的书干什么呢？”

“可是他为什么把一本阿拉伯文的书说成怪书呢？”

“这就是问题。要是他把那本书看作怪书，那么一定是因为那本书的样子非同寻常，至少在他看来是。他是药剂师，不是藏书馆馆长……在藏书馆里经常会有许多装帧在一起的古老的手稿，一卷书稿中有不同的奇怪的文本，一篇是用希腊文写的，一篇是用阿拉姆语写的……”

“……还有一篇是用阿拉伯语写的！”我大喊道，脑子豁然开朗。

威廉粗暴地把我拖出过厅，叫我赶紧朝医务所跑：“你这个糊涂虫，笨蛋，愚昧无知，你只翻了头几页，剩下的都没看！”

“可是，导师，”我气喘吁吁地说道，“我递给您那本书以后，是您看了头几页，您说那是阿拉伯文，不是希腊文！”

“是的，阿德索，是我糊涂，你快跑，快！”

我们又回到了医务所实验室，费劲地挤了进去，因为僧侣们已经在往外抬尸体了，其他的人好奇地在屋子里转。威廉冲到桌旁，在书堆中寻找那本要命的书，他掀开一本本书卷，又把书一本本丢到地上，在场的人露出惊诧的目光。之后他又把书一本本打开，翻阅了两遍。天哪，那本阿拉伯文的书不见了。我隐约记得那本书古老的封面，已不太结实，相当破旧，上面略微装饰着一道道金属线。

“我出去后谁进来过？”威廉问一位僧侣。那人耸了耸肩膀，很明显，大家都进来了，或者说谁也没进来过。

我们设想了各种可能性。是马拉希亚？很有可能，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许他一直监视着我们，他看见我们空着手出去了，就胸有成竹地回去了。是本诺？我记得在我们为阿拉伯文发生口角时，他在我们身后嗤笑。我以为他是笑我的无知，但现在看来他也许是嗤笑威廉的天真，本诺知道古老的手稿可以用多种方式呈现在读者面前。也许他想到了我们本该想到却没有立即想到的，就是说，塞韦里诺不懂阿拉伯文，因此他收藏的书中竟有一本他读不懂的书，那是很奇怪的。或许还有第三个人来过？

威廉感到受了莫大的羞辱。我竭力宽慰他，我说，三天以来他一直在寻找一个希腊文的文本，在检查的过程中，他很自然就淘汰了其他语种的书。他回答说，人免不了会犯错误，但有人犯的错误比别的人更多，就被人叫做笨蛋，他就是其中的一个。亏自己还是个在巴黎和牛津刻苦深造过的人，连不同手稿文本可以装订在一起都没想到，这是连见习僧都知道的（像我这样愚笨的人除外）。像我们俩这样一对笨蛋也许在集市上能大显身手，我们就该改行干那个，哪配来探案解密，特别是我们的对手比我们要狡猾得多。

“不过，就是哭也没用，”他最后说道，“如果是马拉希亚拿了那本书，他就已经把它放回藏书馆去了，我们唯有知道如何进入‘非洲之终端’才能找到它；如果是本诺拿了，他会想到我迟早会对他产生怀疑，我会再回到实验室去，否则他不会如此急急忙忙行动的。因此，他肯定是藏起来了，唯一不可能藏的地方就是他估计我们会立刻去搜寻的地方，那就是他的宿舍。因此，我们还是回参事厅去，看看在审判过程中食品总管是不是会供出一些有用的线索。我对贝尔纳的计划还摸不清楚，他在塞韦里诺死之前就在找他要找的人了，且另有目的。”

我们回到了参事厅。我们要是去了本诺的房间就好了，因为，后来我们得知，我们年轻的朋友根本没有那么畏惧威廉，威廉没想到本诺会迅即赶回实验室拿书，本诺认为没有人会到那里去找他，然后他就把拿到的那本书藏在自己宿舍里了。

不过关于这一切，我稍后再讲。此时发生了一些令人不安的戏剧性的事情，以致我们忘记了那神秘的书本。而即便我们没有忘记那本书，我们还有一些紧急的事情要办，毕竟那些事情与威廉一直肩负的使命是休戚相关的。

第五天

午后经

其间，依法进行审判，结果是错误人人有份，令人尴尬。

贝尔纳·古伊端坐在参事厅核桃木大桌子后正中央。他身边的一位多明我修士在履行公证人的职能，教廷使团的两位高级教士站在边上貌似法官。两名弓箭手押着食品总管站在桌前。

修道院院长转身对威廉低声说道：“我不知道这样审判是否合法。一二一五年拉特兰公会议批准的教规第三十七条规定，离开居留地，行程超出两天以上的人不可作为犯人提审。这里的情况也许不同，是法官来自遥远的地方，可是……”

“宗教裁判官不受正常司法程序的约束，”威廉说道，“而且他不必遵循普通的法律条规。他享有特权，甚至连律师的意见也可不予考虑。”

我看了看食品总管。雷米乔到了失魂落魄的可怜境地。他像一头受惊的野兽环视着四周，仿佛从人们的举动中他已觉出那是一场可怕的宗教仪式。现在我明白了，当时他害怕的原因有两个，其严重程度相当：其一，从种种表象看来，他在众目睽睽之下，以不可饶恕的罪名被当场抓获；其二，自头天起，贝尔纳就开始了对他的调查，暗中搜集各方面的议论和暗示，他担心自己的过去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当他见到萨尔瓦多雷被抓时，就更加坐立不安了。

要是不幸的雷米乔自己已经受到惊吓的话，那么从贝尔纳来说，他自有使其猎物害怕得魂不附体的绝招。当众人期待着他开始审讯时，他却一言不发：他把手搁在面前的文件上，装作在整理文件可又心不在焉。他两眼盯着被告，目光中透出一种伪善的宽容（好像在说：“你不必害怕，你面对的是一次友善的权威人士的集会，只想做对你有好处的事情。”），一种冷酷的讥讽（好像在说：“你还不知道你的好处在哪里，过一会儿我就告诉你。”），一种无情的咄咄逼人（好像在说：“不过，无论如何我是你唯一的法官，你是我的猎物。”）。食品总管早已知道这一切，但是法官的沉默和拖延却让他回想过去，让他更深刻地回味昔日自己经历过的一切，以至于——非但没有忘却——更觉自己受到羞辱，他的不安渐渐转变为绝望，自己似乎变成了法官的玩物，像一块蜡泥被捏在法官手中。

贝尔纳终于打破了寂静，宣读了审讯的程序。他对陪审法官们宣布对被告开始审讯，指控被告犯了两桩同样大的不可饶恕的罪行。其中一桩已是众所周知，但另一桩更令人发指，因为就在被告犯有异教罪被法庭追踪时，竟又在命案现场被当场逮住。

贝尔纳是这么说的。食品总管把脸埋在手掌中，他因戴着镣铐而行动艰难。贝尔纳开始审讯。

“你是谁？”他问道。

“瓦拉吉内的雷米乔。我生于五十二年前，还是孩童的时候我就进了瓦拉吉内的方济各会修道院。”

“那你现在怎么会在圣本笃修士会的呢？”

“几年前，当教廷颁布了敕令《神圣的罗马教会》的时候，由于我怕受到小兄弟会异教的感染……虽然我从来没有认同过他们的主张……我想到，对于我有罪的灵魂来说，避开充斥着诱惑的环境是有好处的，所以我获准来到这座修道院跟僧侣们在一起，我在这里当了八年的食品总管。”

“你避开了异教的诱惑，”贝尔纳嘲讽道，“还不如说你是逃避了对异教的调查，以免被人发现而除掉你这根毒草，而善良的克吕尼修会的教徒们满以为接纳了你和像你一样的那些人是善举。但是换了僧袍并不能从灵魂中抹去异教的猥亵和邪恶，为此，现在我们在这里要搞清，究竟是什么隐藏在你那不知悔改的灵魂深处，而且你在来到这个神圣之地以前都干过些什么。”

“我的灵魂是无辜的，我不知道您说的异教的邪恶是指什么。”食品总管小心翼翼地说道。

“你们看到了吧？”贝尔纳朝陪审法官们大声说道，“他们这些人全都是这样！他们一旦被抓，在法官面前总是显得镇静和问心无愧。而他们不知道这恰恰表明他们有罪，因为无罪的人面对审判会局促不安的！你们问问他知不知道我让人逮捕他的原因。雷米乔，你知道吗？”

“大人，”食品总管回答道，“由您亲口告知我，我将感到高兴。”

我很惊诧，食品总管回答问题时用的语言相当规矩，仿佛他很熟悉审讯的规则以及其中的陷阱，并且他对如何面对类似的事件好像早已受过训练。

“好啊，”贝尔纳大声说道，“这正是不知悔改的异教徒典型的回答啊！他们像狐狸一样迂回在羊肠小径，很难当场逮住他们，因为他们的团伙允许他们有撒谎的权利，以逃避应有的惩罚。面对审问，他们惯于兜圈子，企图蒙骗裁判官，而跟这些无耻之徒打交道，已经够让裁判官忍受的了。那么说，雷米乔修士，你跟上面所说的小兄弟会的人，或者守贫的修士们和贝基诺派的信徒们没有过任何关系了？”

“在长期争论守贫期间，我经历了方济各会的种种变迁，但我从来不属于贝基诺信徒们的派别。”

“你们看见了吧？”贝尔纳说道，“他否认当过贝基诺派信徒，因为尽管贝基诺派与小兄弟会同属一种异教，但他们把小兄弟会看作方济各会一个消亡的分支，并且自认为比他们更加纯洁和完美。其实他们的许多行为如出一辙。雷米乔，有人看见你曾经在教堂里面对墙壁直立着，或用兜帽遮掩着脑袋伏地磕头，而不是像其他人那样双手合拢跪拜。这你能否认吗？”

“在必要的时候，圣本笃会的人也是伏地磕头的……”

“我没有问你在必要的时候怎么做，而是在不必要的时候！因此说你并不否认采用过一种或是另一种贝基诺派人典型的叩拜姿势！但是你说你不是贝基诺派的……那么好，你告诉我：你信仰什么？”

“大人，我信仰一个好基督徒所信仰的一切……”

“多么神圣的回答呀！那么一个好基督徒信仰什么？”

“信仰神圣的教会所教诲的。”

“哪个神圣的教会？是那些自认为完美的信徒的？那些假使徒的？小兄弟会异教徒的？还是那个我们笃信、而他们却比作巴比伦大淫妇的教会？”

“大人，”食品总管茫然地说道，“请您告诉我，您相信哪个是真正的教会呢？”

“我相信的是罗马的教会，一个神圣的、使徒们信仰的、由教皇和他的主教们统领的教会。”

“我也是这样相信的。”食品总管说道。

“狡猾得令人佩服！”裁判官喊叫道，“机灵得令人赞叹！你们都听见他说的了：他说他相信我所相信的这个教会，却避而不说他相信什么！我们太了解这些貂一般的狡诈伎俩了！我们谈谈实质问题吧。圣礼是由我们的上帝制定的，要做真正的忏悔，必须向上帝的仆人告解，罗马教会有权解除和维系由上天在人世间维系和解除的一切，这你相信吗？”

“莫非我该不信吗？”

“我没问你该相信什么，而是问你相信什么！”

“您和别的有学识的善人命令我该相信的一切我都相信。”雷米乔害怕地说道。

“啊！你所指的有学识的善人，也许就是领导你的教派的那些人吧？这就是你所说的有学识的善人？这些邪恶的说谎者自以为唯有他们才是使徒的继承人，为了你所信仰的教义，你就效仿他们，是不是？你这是在暗示，要是我相信他们所相信的，你就相信我，否则你就只相信他们！”

“我没有这么说，大人，”食品总管结结巴巴地说道，“是您让我这么说的。我相信您，我听您教导我怎么做才好。”

“哎呀，真是顽固不化啊！”贝尔纳用拳头敲击桌子，“你真铁了心了，你的教派教给你们的那套把戏你都烂熟于心了。你是说，要是我用你的教派认为好的教导你，你就相信我。那些假使徒都是这样回答的，就像你现在回答的这样，也许你自己并无意识，因为你说的用来欺骗裁判官们的话都是以往他们教给你的。因此，你说的话本身就是在指控你自己，要不是我有长期宗教裁判的经验，就会落入你的陷阱……不过，我们言归正传，你这个罪人。你从来没有听人谈论过帕尔马的盖拉尔多·塞加烈里吗？”

“我听人说过，”食品总管脸色苍白地说道，如果那张苍白的脸能称得上人脸的话。

“你听人说起过诺瓦拉的多里奇诺吗？”

“我听人说过。”

“你亲眼见过他吗？你跟他交谈过吗？”

食品总管沉默了片刻，像是在估摸该把真相交代到什么程度才合适。最后他下了决心，细声地说道：“我见过他，跟他说过话。”

“声音大一点儿！”贝尔纳喊道，“终于听到从你嘴里说出来一句真话了！你什么时候跟他说过话？”

“大人，”食品总管说道，“当时我在诺瓦拉地区的一座修道院里当修士，多里奇诺的人聚集在那一带，他们在那儿活动，起初人们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

“你在撒谎！瓦拉吉内的一个方济各修士怎么可能在诺瓦拉地区的一座修道院里呢？当时你并不在修道院里，你已经属于一个小兄弟会的团伙，他们在那一带周游，靠乞讨为生，而你已经加入了多里奇诺的那一派！”

“大人，您怎么能这样断言呢？”食品总管全身颤抖地说道。

“我将告诉你我为什么能够断定，而且必须这么断定。”贝尔纳说道，同时命令把萨尔瓦多雷带进来。

一看见那个倒霉家伙，我不由得生出怜悯之心，夜里他肯定是受到了更为严厉的私下审讯。萨尔瓦多雷那张脸平时就显得可怕，这我已经说过，但那天早晨，那张脸就更像兽脸。脸上并无受过暴力的痕迹，但他那带着镣铐的四肢像是脱了臼，走不动，活像一只用绳索捆绑着的猴子，靠弓箭手们拖曳着走。看他那惨状，显然是他在夜里经历了令人难以忍受的拷问。

“贝尔纳给他上过刑……”我朝威廉低声说道。

“绝对不会，”威廉回答道，“裁判官是从来不用刑的。对被告肉体上的处置属于世俗权力。”

“那还不是一码事！”我说道。

“绝对不是。对于宗教裁判官来说，双手仍保持干净，不是一码事。对于被审者来说，也绝不是一码事，因为当宗教裁判官到来时，他会从裁判官身上突然找到一种支持，精神上的痛苦会得到舒缓，就会敞开心扉如实招供。”

我看了看我的导师：“您不是在说着玩儿吧？”我惊愕地说道。

“你觉得这种事能说着玩儿吗？”威廉回答道。

现在贝尔纳在审问萨尔瓦多雷，我的笔无法把他那时断时续的话记下来，而且即使有可能记下来，也是越来越语无伦次。他肢体伤残，现在简直成了一个狒狒，说话言语不清，众人很难听明白，但有贝尔纳的引导，向他提出的问题只需回答是或不是，这使他无法说任何谎言。而萨尔瓦多雷说了什么，我的读者就完全可以想象了。他讲述了，或者说承认了他在夜里所讲过的以往部分经历，那是我在前面说过的：他曾作为小兄弟会、小牧羊人、假使徒的信徒四处流浪；他在多里奇诺修士活动猖獗时期，在多里奇诺的信徒中遇上了雷米乔，在雷贝洛战役中他跟雷米乔逃了生，几经磨难躲到了卡萨莱的修道院里。他还补充说，异教的头领多里奇诺，在临近失败和被捕之前，曾交给雷米乔几封书信，但不知道那些信是托雷米乔交到何处，交给谁。雷米乔一直把那些信带在身上不敢投送，到了修道院后，他带着那些信有些害怕，可又不愿意毁掉它们，就把信交给了藏书馆馆长，是的，就是交给了马拉希亚，让他把信藏在楼堡的某个隐蔽处。

萨尔瓦多雷在那里交代的时候，食品总管恶狠狠地望着他，终于按捺不住了，朝萨尔瓦多雷喊道：“毒蛇，淫荡的丑猴子，我曾经是你的父兄、朋友、挡箭牌，而你却如此报答我！”

萨尔瓦多雷看了看那个如今需要他人保护的他昔日的保护人，吃力地回答道：“雷米乔大人，我真的一直对你言听计从，你对我也很关照。但为警察长官服务的那些人有多么厉害，你是知道的。我这是实在没有法子……”

“疯子！”雷米乔还是朝他叫喊，“你想自己脱身吗？你不知道，你也会被当做异教徒处死吗？你快说，你是在重刑之下招供的，你快说那全是你编造出来的！”

“大人，那些异教徒名目繁多，我知道些什么呀……巴塔里亚会、卡特里派、韦尔多派、阿尔纳尔迪派、斯佩罗内派、希尔孔西派……我不是什么文化人，我犯了些罪过，最最尊敬的贝尔纳大人，您是知道的，我希望您会以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义宽恕我……”

“在宗教法庭允许的范围内，我们会宽容的，”裁判官说道，“而且，你向我们敞开了心扉，我们将会仁慈地考虑你所表现出来的良好愿望。你走吧，你走吧，回到你的牢房里去好好思过，企求上帝对你的怜悯吧。现在我们得讨论一个很早以前的问题。那么说，雷米乔，你带着多里奇诺给你的那些信，你把信给了你的那位看管藏书馆的修士兄弟……”

“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食品总管大声喊道，仿佛这样自卫还会有效。而贝尔纳严正地打断他：“不过我们不需要由你来承认，而是由希尔德斯海姆来的马拉希亚来证实。”

他让人去叫马拉希亚，当时他不在场。我知道他是在缮写室，或是在医务所周围寻找本诺和那本书，他们去寻找他。他出现在众人面前时显得窘困不安，尽力不正视任何人。威廉扫兴地低语道：“现在本诺可以为所欲为了。”不过，他搞错了，我见到，本诺的脸出现在大厅门口拥挤着的僧侣们的肩膀后。人们都想了解审讯进展情况。我指给威廉看。很明显，本诺对于此事件的好奇远远胜过对于书本的好奇。后来我们得知，就在那时，本诺已了结了一桩肮脏的交易。

马拉希亚站在法官们面前，他始终回避着食品总管的目光。

“马拉希亚，”贝尔纳说道，“今天早晨，依照昨晚萨尔瓦多雷的供认，我问过您是否接到过在场被告的一些信件……”

“马拉希亚！”食品总管吼道，“刚才你对我发过誓，不会做对不起我的事！”

马拉希亚朝被告稍稍转过身去，把肩膀对着食品总管，压低声音说话，我几乎听不见他在说什么：“我没有发伪誓。如果我能做对不起你的事，我早已做了。今天早晨在你杀害塞韦里诺之前，我已经把信交给了贝尔纳……”

“可是，你知道，你应该知道，我并没有杀害塞韦里诺！这你是知道的，你早在那里了！”

“我？”马拉希亚问道，“他们发现了你以后我才到那里的。”

“那时候，”贝尔纳打断他们的话，“雷米乔，你到塞韦里诺那里去找什么？”食品总管两眼迷茫地转身望了望威廉，然后看了看马拉希亚，还看了看贝尔纳：“可我……我今天早晨听到威廉对塞韦里诺说，让他保管好文稿……昨晚萨尔瓦多雷被抓，我担心他们说的是那些信件……”

“那么，你是知道那些信件的了！”贝尔纳得意地大声说道。食品总管落在陷阱里了。他急需摆脱双重困境：摆脱异教的指控，以及摆脱凶杀案的干系。他本能地先面对第二种指控，因为现在他慌了阵脚，也没有了主见：“信的事情我以后再说明……我会解释的……我会说清楚是怎么落到我手中的……但是您先让我解释清楚今天早晨的事情。当我见到萨尔瓦多雷被贝尔纳大人抓起来，我就想到他可能会谈到那些书信，多少年来一想起那些信我就揪心……所以当我听到威廉跟塞韦里诺谈到一些文稿的事情……不知怎么了，心里特别害怕，我想马拉希亚会不会推卸责任，把信件交给了塞韦里诺……我想把那些信件烧毁，这样我就到塞韦里诺那里去……当时门开着，而塞韦里诺已经死了，我就在他的书堆里翻寻，想找到信件……我只是害怕……”

威廉对我耳语道：“可怜的傻瓜，因为怕落入一个险境，就一头撞入另一个险境之中了……”

“就算你说的基本符合事实，我说的是基本，”贝尔纳插话道，“当时你以为塞韦里诺拿着信件，就到他那里去寻找。可为什么你认为是他拿着信件呢？为什么之前你还杀了别的修士兄弟呢？也许你认为那些信件长期以来一直在许多人手里传阅？莫非这座修道院惯于搜寻被处火刑的异教徒的遗物？”

我看见院长很震惊。没有比收集异教徒的遗物更为阴险的指控了，而贝尔纳却是巧妙地把凶案与异教罪搅在一起，又把这一切跟修道院的生活搅在一起。我的思绪被食品总管的叫喊声所打断，他申辩说他跟凶案没有任何关系。贝尔纳容忍地让他安静下来，说眼下讨论的不是那个问题，说他是因异教罪而受到审讯的，叫他休想（这时他的语调又变得很严厉）用谈论塞韦里诺的事情，或者让人怀疑马拉希亚，使大家的注意力离开他过去信奉异教的经历。还是回到信件的事情上。

“希尔德斯海姆的马拉希亚，”他转向证人说道，“您在这里并不是被告。今天早晨您回答了我的问题，在我的调查中，您没有隐瞒任何事实。现在您把今天早晨对我说过的话在这里再重复一遍，您不必害怕。”

“我重复今天早晨说过的话，”马拉希亚说道，“雷米乔来到这里不久，就开始管理厨房的事务，因工作关系我们有许多接触……我作为藏书馆馆长，负责夜间关闭整座楼堡，也包括厨房……我没有理由掩饰我们成了好友，也没有理由对他产生怀疑。他告诉我，他藏有一些秘密资料，是别人在告解时交给他的。那些资料不能落到世俗人的手里，而他又不敢留在自己身边。由于我看守着修道院唯一禁止别人出入的地方，他就求我保存那些文件以避开好奇的人，我没想到那是有异教性质的资料，就答应替他保管，而我从来也没有看过那些东西，把它们放在……把它们放在了藏书馆最不容易进入的密室里，而从此我就忘了这件事，直到今天早晨裁判官大人向我提起这件事，我才去把那些东西重新找了出来，交给了裁判官大人……”

修道院院长恼怒地说道：“你跟食品总管的这种协议，为什么早不禀报我？藏书馆不是用来藏匿僧侣私人物品的！”院长的话清楚地表明了修道院跟这桩事无关。

“大人，”马拉希亚困惑地回答道，“当初我觉得那是微不足道的事，我不是存心犯罪的。”

“当然，当然，”贝尔纳客气地说道，“我们完全相信藏书馆馆长那样做是出于善心，他跟这个法庭的真诚合作就是明证。我友善地请求院长大人，您不要让他对过去的那次不慎之举承担责任。我们相信马拉希亚。我们只要求他向我们立誓作证，确认一下现在我们给他看的文稿，就是他今天早晨上交给我们的，而且就是瓦拉吉内的雷米乔多年以前来到修道院以后交给他的。”他从放在桌上的纸页中抽出两张羊皮纸手稿出示。马拉希亚看了看，并以坚定的声音说道：“我对万能的圣父，对最最圣洁的圣母，对所有的圣人起誓作证，就是这些手稿。没错，几年前交给我的就是这些手稿。”

“我看行了，”贝尔纳说道，“您走吧，希尔德斯海姆的马拉希亚。”

马拉希亚低着头出去，他走到门口时，好奇地拥挤在大厅后面的人群中传出一个喊声：“你替他藏信件，他让你在厨房里玩儿见习僧的屁股！”人群中发出阵阵哄笑，马拉希亚左推右搡地急忙跑出去。我敢发誓，那是埃马洛的声音，不过他是用假嗓喊的。一脸青紫的院长大声嚷着让大家安静下来，并威胁说要重罚所有的人，命令僧侣们撤出大厅。贝尔纳奸诈地微笑着，红衣主教贝特朗在大厅的一侧俯身跟约翰·达诺耳语些什么，后者用手捂住嘴，低着头像是在咳嗽似的。威廉对我说：“食品总管不仅自己是个淫荡的色鬼，还为别人拉皮条！但是贝尔纳对此并不关心，只是让作为帝国调解人的修道院院长处于尴尬的境地……”

他的话被正转身跟他说话的贝尔纳所打断：“不过，我想从您那里知道，今天早晨您跟塞韦里诺谈论的是些什么文稿，让食品总管听见了，并误认为你们说的是那些信件。”

威廉迎着他的目光：“他确实是误解了。我们是在谈论阿尤布·阿·鲁哈韦的一部关于狂犬病的论著，那是一部非凡的学术著作，您肯定也知道其名气，那本书对您也常常会很有用处的……阿尤布说，可以从二十五种明显的症状来识别狂犬病……”

贝尔纳是上帝之犬那个教派的，他认为当时挑起一场新的论战很不合宜。“那么，是不涉及本案的事情，”他急忙说道，并继续审讯下去。

“我们再回到你的问题，方济各会的雷米乔修士，你比一只患狂犬病的狗更加危险。要是威廉修士这几天把注意力多花在分析异教徒的唾液上，而不是狗的唾液上，那么也许会发现盘踞在修道院里的是一条什么样的毒蛇了。我们再谈谈这些信件。现在我们确切地知道这些信当初是在你的手里，而且你把它当做有剧毒的东西很小心地藏匿起来，甚至杀了人……”他用手势止住了对方否认的企图，“……我们待会儿再谈谋杀的事情……我刚才说你杀了人，是为了让我永远得不到这些信。那么你承认这些文件是你的东西了？”

食品总管不作回答，但是他的沉默意味深长。因此贝尔纳追问道：“这些文件是什么？是异教头领多里奇诺在被捕前几天亲笔写下的两页信，他把信托给他的一名侍僧，让他带给分散在意大利各地的余党。我可以给你们念念信的内容，看看已经意识到末日将临的多里奇诺，是怎么把希望寄托在魔鬼身上的！他安慰他的兄弟们并通知他们说，前几封信里声称腓特烈皇帝将于一三〇五年杀掉所有的神父，尽管信上写的日期跟他前几封信的日期不合，但是这下手屠杀神父的日子不会太远了。异教的首领又一次在撒谎，因为从那以后，二十多年过去了，他那些恶毒的预言没有一个是应验的。不过我们不是要讨论这些预言是如何荒诞无稽，而是要判定雷米乔藏匿信件的犯罪事实。死不悔改的异教修士，你还能否认，你跟假使徒的团伙有过勾搭并是其中的一员吗？”

食品总管已经不能否认了。“大人，”他说道，“我在年轻时犯过许多极其可悲的错误。本来我就受到过守贫的修士们的诱惑，当我听到多里奇诺的布道后，就相信他说的话，并且加入了他的团伙。不错，我真的是在布雷西亚和贝加莫地区，后来在科摩地区和瓦尔塞西亚跟他们在一起，跟他们躲避在‘秃壁’和腊萨的山谷，最后到雷贝洛山头上。但是我从来没有参与过任何坏事，他们烧杀抢掠犯下种种暴行的时候，我一直抱温良的态度，那正是圣方济各的弟子们所持有的。而就在雷贝洛山头上，我对多里奇诺说，我打算退出他们的斗争，他就允许我离开了，因为他不想让胆小鬼留在自己身边。他是这么说的，他仅仅要求我把那些信件带到博洛尼亚……”

“交给谁？”红衣主教贝特朗问道。

“交给他的一些同党，我好像还记得他们的名字，我会告诉您的，大人，”雷米乔急忙保证道。他说出了一些人的名字，红衣主教贝特朗似乎都知道，因为他微笑着，露出了满意的神情，并且跟贝尔纳点头表示认可。

“很好，”贝尔纳把那些名字记了下来。接着他问雷米乔，“现在你怎么把你的朋友都供出来了呢？”

“他们不是我的朋友，大人，我从未把信交给他们就是明证。而且我还做得更多，我现在可以这么说，多年来我一直力图忘掉这件事情：为了能离开那些地方而不被埋伏在平原上的韦尔切利城的主教的军队抓住，我成功地跟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取得了联系，用一张通行证作交换条件，向他们指点了进攻多里奇诺坚守的碉堡最好的通道，为此，教廷武装部队获得胜利，一部分也得益于我的合作……”

“很有意思。这向我们说明了你不仅是个异教徒，而且还是个卑微的小人和叛徒。这改变不了你的处境。就像今天，为了救你自己，你不惜指控曾经帮助过你的马拉希亚，当初你为了救自己，把你的犯罪同伙交到了教廷武装手里。你出卖了他们的躯体，可是却没有背弃他们的教诲，你把这些信件像圣物一样保存起来，期望有朝一日在你有勇气和可能的时候，无需冒任何风险，把这些信件交给假使徒，以重新求得他们的接纳。”

“不，大人，不，”食品总管满头大汗，双手颤抖着，“不是的，我向您发誓……”

“发誓！”贝尔纳说道，“这又证明了你的刁钻！你要发誓，因为你知道，我很清楚，韦尔多异教徒们可以使尽狡猾的伎俩，甚至不惜一死，都不愿意发誓的！而如果他们害怕之极时，就假装发誓，说出一些伪善的誓言！不过我知道得很清楚，你并不属于里昂穷人派，你这只该死的狐狸，你是想把你异教徒的本来面貌伪装起来，骗取我的信任，让我相信你并不是异教徒！那好吧，你发誓吧！为了获得免罪你发誓吧，不过你得知道，仅仅一个誓言我看是不够的！我可以要求你发一个，两个，三个誓言，一百个誓言，我要你发多少个誓，你就得发多少。我知道得很清楚，你们假使徒对于为了不背叛教派而发伪誓的人是免罪的。你的每一个誓言都是你罪孽的新见证！”

“那我究竟该怎么做呢？”食品总管吼叫着跪倒在地。

“别像个贝基诺派的人那样跪拜！你不必做什么。现在只有我该做什么，”贝尔纳说道，嘴上挂着一丝可怕的微笑，“你只有供认不讳。无论你供认或是不供认，你都会受到惩罚和判决，因为你将受到一个发伪誓的人应有的处罚！那么，你招供吧，至少为了缩短这场痛苦的审讯，免得让我们的良知以及我们的温情和怜悯心遭受折磨！”

“可我供认什么呢？”

“两桩罪行。其一，你曾是多里奇诺教派的人，你信奉过异教的主张和习俗，诋毁过主教和城邦行政长官，在异教的头领死后，尽管异教没有被彻底击败和摧毁，但是秘密教团被驱散到各地之后，你顽固不化地继续信奉他们的谎言和幻想。其二，你的心灵深处已被那个教团罪恶的言行所腐蚀，你在这座修道院里伙同坏人胡作非为，犯下了亵渎上帝之罪。原因我还不甚明了，但也无需搞清，那些人过去和现在所鼓吹的守贫的异教学说，是与教皇和他的敕令背道而驰的，必然会导致人犯罪，这是世人皆知的。这便是信徒们应该谨记的，而这对我就已经足够了。现在你招供吧。”

此刻，贝尔纳的意图已昭然若揭。对于搞清谁是杀害那些僧侣的凶手，他根本不感兴趣，他只想表明雷米乔从某种程度上是认同皇帝的神学家们所持观点的。在证明了佩鲁贾方济各会与小兄弟会，乃至多里奇诺教派的观点有关系之后，在揭出那座修道院里有一个人认同过异教学说，而且又犯下了许多罪行之后，他的确是给了自己的对手们致命的一击。我看了看威廉，我知道他心里清楚贝尔纳的险恶用心，但他无能为力，尽管这样的结果是他早已预见到的。我看了看院长，他一脸的阴沉：他过迟地意识到自己落入了一个圈套，他作为皇帝调解人的权威已被扫尽，身为院长的他，现在所主持的修道院成了尘世藏污纳垢的场所。至于食品总管，其实还可以为那桩凶杀案开脱，可他已全然不知所措。也许那时他已丧失了思考的能力，他的吼叫是发自心灵的，他以那一声吼，发泄了在漫长的岁月中积聚在心头的悔恨。或者说，经历过不稳定的生活，体验过激情和失望，卑微和背叛之后，如今面对着自己已无可挽回的毁灭下场，他决心表白年轻时代的信仰，不再顾及正确还是错误，而只是为了向自己表明自己终究还是有过信仰的。

“那是真的，”他叫喊道，“我是跟随了多里奇诺，跟他犯下过罪孽，无法无天。也许当时我疯了，我把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爱，把对自由的渴求和对主教们的憎恨混为一谈。那是真的，我有罪，但修道院里发生的一切与我无关，我是无罪的，我对此发誓！”

“这我们就有些眉目了，”贝尔纳说道，“那么，你承认信奉过多里奇诺、女巫玛尔盖丽达以及其他同党的异教学说。那么你承认，当他们在特利维罗绞死许多基督的信徒，其中还有一个十岁小孩的时候，你是跟他们在一起的喽？他们绞死那些不愿屈服，不让他们这些豺狼任意宰割的受难者，而且是当着他们的妻子和父母的面，那时候，你是跟他们在一起的喽？你们这些因愤恨和狂妄而失去理智的人，为什么认为不属于你们一伙就不能获得自救呢？你说！”

“是的，是的，我相信了那些邪说，也那么做了！”

“他们逮住了主教们的信徒，让他们之中的一些人活活饿死在监狱里；他们还砍掉了一位孕妇的一只胳膊和另一只手，她分娩后，男婴未经洗礼即死去，当时你也在场吧？他们放火烧毁了姆索、特利维罗、科希拉、佛雷吉亚地区的村庄，以及克雷帕克里奥地区的许多地方，还有摩尔提利亚诺、瓜里诺一带的许多房屋，并将其夷为平地；他们纵火烧掉特利维罗的教堂，玷污圣像，撤掉祭台上的神牌，打断童贞圣母雕像的一只胳膊，掠夺圣杯、圣器和书籍，捣毁钟楼，撞碎大钟，把属于教会的圣器和神职人员的财富均占为己有，你是参与其中的吧？”

“不错，是的，我跟他们在一起，而我们谁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我们想提早实行惩罚，我们认为自己是上天派遣来的神圣教皇和皇帝的先锋，我们应该加速菲拉德费亚

[1]

的天使降临，那样世人才会受到神灵的恩惠，教会才能得以革新，而唯有在邪恶之人被全部消灭之后，圣洁之人才能统治世界！”

食品总管仿佛又着魔了，他沉浸在以往的经历中，沉默和伪装的水闸被冲开了，过去的岁月又历历在目，不光是话语，而且是鲜活的形象，他好像重又感受到昔日曾令他振奋的激情。

“那么，”贝尔纳追问道，“你承认你曾把盖拉尔多·塞加烈里奉为殉难者，你否认罗马教会的任何权威，你们认定教皇和其他任何权威都不能使你们改变生活方式；认为没有人能够取消你们的教籍；认为在圣西尔维斯特

[2]

之后，教会里所有的神职人员都是渎职者和诱惑者，马罗内的彼得

[3]

除外；你们认为世人不应该向那些神父缴纳什一税，除非他们像早先的使徒们那样守贫，因此什一税应该只交给你们，基督唯一的贫穷的使徒们；认为祈求上帝建一座神圣的教堂还不如建一个马厩。你们游走在各个村庄，诱骗人们，嘴里念诵着‘忏悔吧’，唱着《圣母颂》，居心不良地吸引人群。你们想把自己装扮成世人眼里悔罪的人，过着完全赤贫的生活，可实际上你们却肆意妄为，纵欲放荡。你们不相信神圣的婚姻，也不信仰任何圣礼；你们自认为比别人纯洁，可干出的都是肮脏的勾当；你们任自己的肉体胡为，并蹂躏他人的肉体，是不是？你说！”

“是的，是的，我承认当时我是全身心地相信那是真正的信仰，我承认我们是脱下身上的僧袍以表示一无所有。我们放弃了一切财富，而把自己比作上帝之犬的你们，是不会放弃任何财物的，我们从那时起不再接受任何人施舍的任何金钱，我们身上也不带钱，我们靠乞讨生活，我们从不为将来留存任何东西，若人们摆上一桌饭菜接待我们，我们吃完后把剩下的都留在桌上而不带走……”

“可你们烧杀抢掠占有善良基督徒的财物！”

“我们是烧杀抢掠了，因为我们把守贫当做普遍的法规，而且我们有权占有他人的不义之财，我们是要打击普遍存在于各个本区教堂里的贪婪之心；我们烧杀抢掠也并不是为了占有，我们从来没有为了抢劫而杀人，我们杀人是为了惩罚，用鲜血来净化不纯洁的人心。也许，驱使我们那样劫富济贫的愿望过头了，人有时候因过分热爱上帝或过分追求完美而犯罪。当初我们是上帝引导的真正精神上的聚会，颂扬上帝赐予我们最后的天福，我们提前了毁灭你们的时间，我们要到天堂里去寻求回报。唯有我们才是基督的使徒，其他所有的人都是叛徒，盖拉尔多·塞加烈里是神圣之树，植根于信仰的上帝之树。我们的教规是直接由上帝来定的，不是由你们这些该死的上帝之犬，四处散发着硫黄味而不是焚香味的骗人的布道者来定的。你们都是卑微的狗，腐烂的兽尸，一群乌鸦，阿维尼翁娼妓的奴仆，沉沦堕落的人！当时我的确相信，我们的肉体也是用来赎罪的，我们是上帝之剑，宰杀一些无辜者，才能尽快杀死你们。我们期望有一个更好的世界，一个给世人带来和平、温馨和幸福的世界；我们期望消灭因你们的贪婪而造成的战争，为了树立正义和寻求幸福，我们不得不流一点儿血，可你们总是谴责我们……事实上……事实上并不需要付出太多血的代价，为了尽快实现我们的理想，即使把卡尔纳斯克的河水全染红也是值得的。那天在斯塔维罗，我们并没有贪生怕死，我们也流了血，流了那么多的血，我们的血和你们的血。得加紧努力，多里奇诺预言的时间不多了，得加速事件的进程……”

他全身颤抖着，手在衣服上蹭，像是为了擦干净他记忆中的血。“最贪婪的人重又变成一个纯洁的人了。”威廉说道。“可这就是纯洁吗？”我惊恐地问道。“可能有另一种纯洁吧，”威廉说，“不过，不管是哪一种，总是让我害怕。”

“在纯洁之中，最令您害怕的是什么？”我问道。

“是匆忙。”威廉回答道。

“行了，行了，”这时贝尔纳说道，“我们要你供认，不是让你号召杀戮。好啊，你不仅过去是个异教徒，现在还是个异教徒。你不仅过去是个杀人凶手，现在你还在杀人。那么你告诉我们，你是怎么在这座修道院里杀害你的兄弟的，又是为什么。”

食品总管不再颤抖，他像是好不容易从梦魇里挣脱出来，他环顾了一下四周：“不，”他说道，“我跟修道院里发生的凶案没有关系。我供出了我所做过的一切，但您别逼我承认我没有做过的事情……”

“可是你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呢？现在你竟要说自己是冤枉的吗？竟然成了羔羊，成了驯服的楷模了！这你们都听见了，昔日他双手沾满了鲜血，现在倒成了无辜的！莫非是我们搞错了！从瓦拉吉内来的雷米乔可是一位道德的典范，是教会忠诚的儿子，是敌基督的死敌，对于教会所颁布的严肃的法令，他可是一直遵守的。法令规定在城市和乡村从事和平交易，开设手工业作坊，保护教会财富，雷米乔对此是身体力行的。他是无辜的，他没有犯任何罪。雷米乔修士，请投入我的怀抱，邪恶之徒指控你，让我来安慰你吧！”雷米乔双眼迷茫地望着他，仿佛突然相信自己最后会得到赦免，而贝尔纳重又恢复了庄重的姿态，以命令的口吻转身对弓箭手的头领发话。

“采用世俗的武力手段，教会向来是予以批判的，也是令我反感的。但是，这个世界上有法律，它主宰并引导着我个人的情感。请院长安排一个地方，在那里可以先安置一些刑具。但是别立刻用刑。先让他戴上手铐脚镣在囚室里待三天，然后把刑具拿给他看，仅仅是给他看。到第四天再用刑。审判并不像假使徒们所认为的那样，是匆忙进行的，上帝的审判要用数个世纪来完成。你们务必记住一再重复过的规矩：避免致人残废和死亡的危险。这种刑罚的程序就是要让渎神者祈望和感受死亡，而在其完全自愿地为净化心灵而彻底招供之前，是求死不得的，这是天道。”

弓箭手弯下腰准备把食品总管扶起来，但是他脚尖抵着地，极力反抗，示意想说话。得到允许后，他就开始说话，但他吐字费力，说的话像醉鬼那样含糊不清，且带有某些脏字。不过渐渐地他又爆发出刚才招供时那种狂野的精力。

“不行，大人，我受不住刑罚，我是一个懦夫。以往我是背叛过教会，但十一年来，在这座修道院里我背叛了昔日邪恶的信仰。我负责从葡萄园种植者和农民那里征收什一税，我监管马厩和猪舍，使牲畜兴旺，让修道院院长积聚更多的财富，我努力协助经营好这块敌基督的是非之地。我一直过得不错，我忘却了过去叛逆的岁月，我活得惬意，吃得开心，玩得也舒心。我是个懦夫。今天我出卖了以前博洛尼亚的朋友，当初我也出卖过多里奇诺。我曾装扮成一个十字军的人，以卑微的身份目睹了多里奇诺和玛尔盖丽达被捕，他们是在复活节前的星期六被带到布杰罗城堡里去的。我在韦尔切利城周围游荡了三个月，直到教皇克雷芒来信命令判处他们死刑。我见到他们当着多里奇诺的面肢解玛尔盖丽达，她叫喊着，又被割喉，那可怜的身躯，有一天夜里我也曾抚摸过……她那被割碎的尸体焚烧着的时候，他们又扑到多里奇诺身上，用灼热的火钳撕扯下他的鼻子和睾丸，而后来人们说他没有发出一声呻吟，那不是真的。多里奇诺长得高大壮实，留着魔鬼般的大胡子，红色的卷发一直拖到肩胛骨，那时他头戴有羽饰的宽边大檐帽，腰间佩带利剑。他带领我们战斗时，显得威风凛凛、英俊潇洒，男人见到他害怕，女人见到他喜欢得惊叫……不过，当他们给他上刑时，他也痛苦地叫喊，像一个女人，像一头小牛；他们拖着他绕行全城，走遍了各个角落，他所有的伤口都在流血。他们继续慢慢地折磨他，好让人们看看一个魔鬼的使者能够活多久。他想死，要求结束他的生命，但直到抵达火刑架时他才死去，那时他已只剩下血肉模糊的身躯。我一直跟着他，庆幸自己逃过了那场磨难，我为自己的机灵感到自豪。那时萨尔瓦多雷那个无赖跟我在一起，他对我说：雷米乔兄弟，幸亏我们机灵，逃过了那一劫，没有比受刑更可怕的了！那天，让我公开背弃多少宗教信仰都情愿！已经过去了好多年，多少年来，我都对自己说，我是多么的卑微，我又是多么庆幸自己是个卑微的人，但是，我总是期望能够向自己证明我并不是那么卑微。贝尔纳大人，今天你给了我这种力量，你对我来说，就像是最卑微的殉难者眼里世俗的皇帝。你给了我勇气，使我供认出我灵魂深处的信仰，虽然我的躯壳已与之脱离。不过，对已是行尸走肉的我，别过分强加承受不了的勇气。别对我施刑。你想知道什么我就告诉你什么，最好立刻上火刑架，让我在被焚烧之前就叫烟呛死。别像对多里奇诺那样对我施刑。你无非是要我一具死尸，要让我为别的尸体承担罪过而要我死。无论如何我很快就成为一具尸体了。因此你要我怎么说都行。我杀了奥特朗托的阿德尔摩，因为我恨他年轻有为，玩弄我这么一个又老、又胖、又弱小无知的魔鬼般的人；我杀了萨尔维麦克的韦南齐奥，因为他太博学，他读的书我都看不懂；我杀了阿伦德尔的贝伦加，因为我憎恨他的藏书馆；我学过神学，用棍棒揍过太过肥胖的本堂神甫；我杀了圣艾美拉诺的塞韦里诺……因为什么呢？因为我搜集药草，我在雷贝洛山头上待过，在那里我们吃野草都不用问属性。说真的，我还可以杀死其他的人，包括我们的修道院院长：他总跟教皇或者帝国站在一起与我们作对，我一直恨他，尽管他让我掌管伙食，让我有口饭吃。这样行了吗？哦，不，你还想知道我是怎么杀死这些人的……但是我杀了他们……让我想想……回想起地狱的魔力，我用塞韦里诺教给我的魔法指挥千军万马。要杀一个人不用自己动手，魔鬼会替你下手的，如果你善于指挥魔鬼的话……”

他用同谋者的神色望着在场的人，他笑着。但那是一个神经错乱的人发出的笑，尽管后来就像威廉提醒我注意到的那样，这个神经错乱的人还机灵地把去告密的萨尔瓦多雷拖下了水，为自己报了仇。

“你是怎么指使魔鬼的呢？”贝尔纳追问道，他把这种胡言乱语当做如实的供认了。

“你也知道，很多年以来，不穿他们的外衣，已经不可能跟着魔的人进行交易了！这你也知道，你这个宰杀使徒的人！你会逮住一只黑猫，对不对？一只身上连一根白毛都没有的黑猫（这你知道），把它的四只爪子捆起来，然后在半夜里把它带到一个十字路口，你大声叫喊：啊，伟大的地狱之王撒旦，我逮住你，就像我现在逮住这只猫一样，让你进入我仇敌体内。而如果你送我的仇敌去死，明晚半夜里，在这同一个地方，我将用这只猫来祭你。我用圣西普里安

[4]

秘笈所传授的魔力，以地狱最大军团所有首领阿德拉梅尔奇、阿拉斯托尔和阿扎泽雷的名义，命令你现在就按照我指示的去做，我现在跟他们全体兄弟一起祈祷……”他的嘴唇在抖动着，眼球仿佛从眼眶里鼓了出来，并且开始祈祷——或者说好像在祈祷，但是他却在向地狱里的所有首领们哀求……亚必戈，为我们忏悔吧……亚蒙，怜悯我们吧……萨马诶尔，让我们弃善从恶吧……彼列，怜悯我们吧……佛卡洛，提供我贪腐的机会吧……哈拜利，把上帝罚入地狱……齐博斯，撬开我的肛门……雷奥纳多，用你的精液洒在我身上，我就会坠入邪恶……”

“够了，够了，”在场的人在胸前画着十字吼叫，并说道，“主啊，宽恕我们所有的人吧！”

食品总管现在不作声了。他说出所有这些魔鬼的名字后，就趴倒在地上了，口吐白沫，嘴眼歪斜，瘆人地狞笑着露出一排牙齿。他翻转身，戴着镣铐的双手痉挛，时开时合，双脚不时对空乱蹬。威廉发现我在惊恐地全身发抖，就把手按在我的脑后，像是紧紧抓住我的后脑勺，想让我平静下来。“好好学学吧，”他对我说道，“在刑罚之下，或在受到刑罚的威胁之下，一个人不仅会说出他曾做过的事，还会说出他曾想做的事，尽管他并不知道。现在雷米乔一心想死。”

弓箭手们把全身还在痉挛的食品总管带走了。贝尔纳收拾好桌上的文件，然后两眼直盯着在场的惊恐万状的人们。

“审讯到此结束。被告已供认自己有罪，他将被带到阿维尼翁，在那里接受最后的审判。只有在那场严格维护真理和公正的审判之后，才会对他处以火刑。阿博内，他不再属于你，也不再属于我，我只是真理的卑微的工具。判刑处决的工具在别处，牧羊人已尽了他们的义务，现在该由牧羊犬出手了，由牧羊犬来把染上病的羊从羊群里分离出来，用火来净化它。我们眼前这个罪孽深重的人结束了他可悲的经历，修道院从此太平了。但世界……”这时他提高了嗓门，面向在场的使团成员，“世界还没有得到安宁，世界被异教撕裂，他们甚至把帝国宫殿的大厅当成了避难所！请我的兄弟们牢记这一点：邪恶的多里奇诺教派跟参加佩鲁贾方济各大会的尊敬的修士们有着妖魔般的关联。我们别忘了这一点，在上帝的眼里，我们刚才交付法庭的那个卑鄙之徒的胡言乱语，跟那些与被开除教籍的巴伐利亚的德国人共餐的教士们所主张的毫无区别。许多仍然得到颂扬却尚未受到惩处的布道是异教徒的邪恶之源。要由受到上帝传唤的人，就像我这个有罪之人，满怀激情并且以坚忍不拔的毅力谦卑地去直面巨大磨难，去挖出异教的毒蛇，无论它盘踞在什么地方。而在完成这一神圣使命的过程中，人们认识到，异教徒并不仅是那些公开执行异教教义的人，还有那些支持异教的人。支持异教的人可以通过五种令人信服的迹象来加以识别：第一，当异教徒被捕入狱时，他们秘密地去探视；第二，他们为异教徒被捕而伤心，而且他们曾是生死之交（他们长期交往，因此不可能不知道异教徒的活动）；第三，他们认为异教徒受到判决是不公正的，尽管其罪行已昭然若揭；第四，他们看不惯对异教徒的处置，认为是施加迫害，他们抨击宣传反对异教徒的成功人士，他们虽竭力掩饰敌对情绪，但从他们的眼睛、鼻子以及面部的表情中可以看出来，他们仇恨反对异教的人，为异教徒的受罚感到痛苦，并怜惜那些因异教徒的不幸而痛苦的人；第五，他们拾取被处以火刑的异教徒的骨灰，并保留、供奉，对其顶礼膜拜……不过，我还特别重视第六种迹象，即他们著书立说，千方百计为异教徒的罪恶行径编造理论根据，我认为他们显然是异教徒的朋友（尽管他们不公开冒犯正统的教会）。”

他说话的同时，眼睛直视着乌贝尔蒂诺。方济各使团的所有成员都明白他在影射什么。到此时会晤已告失败，谁也不敢再继续早晨的讨论，深知每一句话都会让人想到异教徒和发生过的不幸事件。如果教皇派贝尔纳来的本意就是让他尽力阻止两个使团和解的话，那么他成功了。

[1]
Filadelfia，海豚之友，预卜未来的先知。

[2]
Saint Sylvester，即九九九年任教皇的西尔维斯特二世。

[3]
Peter of Morrone，即一二九四年任教皇的西莱斯廷五世。

[4]
Cipriano（约200—258），迦太基主教。

第五天

夕祷

其间，乌贝尔蒂诺逃跑了，本诺上任，威廉对于那天遇上的各种人不同的欲念发表了一些见解。

与会者慢慢走出参事厅，米凯莱走近威廉，随后乌贝尔蒂诺也赶了上来。他们三人一起来到室外，在庭院里议论起来，大雾没有消散的迹象，反而因为黑夜的来临而变得更加浓重。

“我想无需对发生的事情予以评说了，”威廉说道，“贝尔纳把我们击败了。你们不要问我，那个多里奇诺豢养的白痴是否真的犯了那么多罪行。依我看，他没有，毫无疑问。事实上我们的心思都白费了，我们还停留在起点上。米凯莱，教皇约翰要你单独去阿维尼翁，而眼下的这次会晤并没有为你提供我们所寻求的保证，相反，却为你树立了一个反面形象。到了那里，你的每一句话都可能会被任意曲解。于此应作出判断，我觉得你不该去。”

米凯莱摇了摇头：“恰恰相反，我要去。我不想引起宗教分裂。威廉，你今天讲得很清楚，而且你把你想说的都说了。不过，那不是我想要的，我感到，佩鲁贾大会的决议被帝国的神学家们利用了，这远远超出了我们的初衷。我希望方济各会守贫的理想能被教皇接受。教皇也应该明白，教会唯有接纳守贫的理想，才能重新吸纳异教的各种分支。我不是想搞什么人民议会或者什么大众的权利，我要阻止教会分裂成无数小修士会。我要去阿维尼翁，并且在必要的时候，我将臣服教皇。只要守住守贫的原则，一切都可以让步。”

乌贝尔蒂诺插话说：“你会冒生命危险的，你知道吗？”

“就算冒生命危险也无妨，”米凯莱回答道，“总比冒失去灵魂的危险要强。”

他视死如归地去冒生命的危险，而且要是约翰是正确的（对此我仍然不能相信），他也就失去了灵魂。正如现在人人都知道的那样，在我讲述的那些事情发生之后的一个星期，米凯莱就到教皇那里去了。他和教皇对抗了四个月。一直到第二年四月，约翰召开了一次红衣主教大会，他指责米凯莱是个疯子，是顽固分子、暴虐者、异教学说的鼓吹者，是教会亲手养大的毒蛇。要考虑的是，现在依照他看问题的方式，似乎约翰是有道理的，因为在那四个月里，米凯莱与我导师的挚友奥卡姆的威廉成了朋友，他对米凯莱有很大影响——他的思想与我的导师没有很大差别，尽管比我的导师在那天早晨所发表的马西利乌斯的思想更为极端些。这些持不同观点的人在阿维尼翁的生活变得相当拮据。到了五月底，奥卡姆的威廉、贝加莫的博纳格拉齐亚、阿斯科利的弗朗西斯科、塔赫伊姆的亨利，他们都逃跑了，被教皇派遣的人追踪到尼斯、土伦、马赛和艾格莫尔特，最后被阿拉布莱的红衣主教彼埃尔追上。他竭力劝他们回去，但没能压服他们，没有消除他们对教廷的仇恨及惧怕心理。六月份他们抵达比萨，受到帝国人士的热烈欢迎。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米凯莱公开揭发了教皇约翰，然而为时已晚。皇帝的时运下降，约翰在阿维尼翁谋划为方济各会任命一位新的高级会长，最后取得了胜利。米凯莱那天决定不去教皇那里就好了：他可以亲自领导方济各会做抵抗，而不是白白浪费好几个月，听任敌人的摆布，削弱自己在教会的地位……不过，也许是万能的神力早已这么安排好了——现在我也不知道他们之中谁是正确的。在多年之后，激情之火已经熄灭，而当初被人们视为真理之光的火焰也随之熄灭。我们之中有谁能说清楚，当赫克托耳和阿喀琉斯、阿伽门农和普里阿摩斯之间，为了一个已烧成灰烬的美貌女子争战不休的时候，究竟谁是正确的呢？

此时我的思绪又转入伤感之中。我要说说那次令人痛心的会晤的结局。米凯莱下定决心去见教皇，无法劝阻他回心转意。可又产生了另一个问题，威廉明确指出，乌贝尔蒂诺的处境已不再安全。贝尔纳所说的话是针对他，教皇如今仇恨的也是他。事实上，如果说米凯莱还代表着一股可以抗衡的势力，还有商谈的权利的话，乌贝尔蒂诺就只是孤军奋战了……

“约翰要米凯莱去教廷，却要乌贝尔蒂诺入地狱。我对贝尔纳这个人太了解了，过不了明天，借助浓雾的掩护，乌贝尔蒂诺就会被谋害。而倘若有人问起来谁是凶手，反正修道院接连出了许多命案，完全可以承受另一桩凶杀案，而且人们会说那是雷米乔和他的那些黑猫招来的魔鬼所为，还会说那是修道院内残存的某个多里奇诺分子所为……”

乌贝尔蒂诺担心地问：“那怎么办？”

“这样吧，”威廉说道，“你去跟院长谈谈。向他要一匹坐骑、一些粮草和一封介绍信，到阿尔卑斯山那边某个偏远的修道院避避难。你要趁着浓雾连夜离开修道院。”

“但弓箭手们不是还守着大门吗？”

“修道院还有别的出口，院长知道。你只要从围墙的某个出口出去，让一个仆人牵一匹马，在山下面的一个弯道口等你，你只需在树林里走一段路就行。贝尔纳现在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趁他还未清醒过来，你得马上离开。我还要过问别的事情。我肩负两个使命，一个已经失败，至少不能让另一个再失败。我必须着手调查一本书和一个人。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你应该在我再来找你之前离开这里。那么，再见了。”他张开双臂。乌贝尔蒂诺深为感动地紧紧拥抱了他：“再见了，威廉，你是个狂妄而又傲慢的英国人，但是你有一颗伟大的心。我们还会再见面吗？”

“我们会再见面的，”威廉向他保证说，“上帝会保佑我们的。”

然而，上帝没有保佑我们。正像我说过的那样，乌贝尔蒂诺两年后被神秘地杀害了。这位奋斗不息的老人具有火热的激情，他的一生是艰辛而又坎坷的。也许他并不是圣人，但我希望上帝对于他坚信自己是圣人的毅力予以奖赏。越是年迈，我就越遵奉上帝的旨意，就越不看重求知的才智以及行动的意愿：我承认信仰是救赎的唯一因素，有了信仰就善于耐心等待而不过多地提问。而乌贝尔蒂诺对我们的主被钉上十字架所流淌的鲜血和经受的磨难的确抱有至高无上的信仰。

也许当时我的沉思被这位神秘的老人发觉了，或是他猜想到有朝一日我会这么想。他朝我温柔地微笑，并且拥抱了我，但是没有像前些天的拥抱那么热切。他像一位先辈拥抱子孙后代那样拥抱了我，我以同样的心境拥抱了他。然后他就跟米凯莱走了，去找修道院院长。

“现在怎么办呢？”我问威廉。

“现在我们回到我们所侦察的凶案。”

“导师，”我说道，“今天发生了一些对于天主教来说十分严重的事情，我们的使命没有完成。可是看起来您对解开这个谜团比对教皇和皇帝之间的冲突更感兴趣。”

“阿德索，疯子和孩童说的常常是实话。那是因为作为帝国的顾问，我的朋友马西利乌斯比我能干，但是作为裁判官，我比他称职。甚至比贝尔纳·古伊还称职，愿上帝宽恕我。因为贝尔纳对发现杀人凶手不感兴趣，他一心想把被告处以火刑。而我觉得最快乐的事，莫过于揭开错综复杂的谜团。还因为，身处这个时代，我怀疑这个世界是否有秩序，作为哲学家的我，即便不能发现一种秩序，就是能发现世界上一系列事物之间哪怕是微小的关联，也是一种慰藉。另外可能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此事件至关重要，它所包含的不同势力的较量，远在约翰与路德维希的争斗之上……”

“但这事件不就是寡廉鲜耻的僧侣间的偷盗和报复吗？”我疑惑地大声说道。

“牵涉到一本禁书，阿德索，一本禁书，”威廉回答道。

僧侣们纷纷前去进晚餐。当晚餐用到一半的时候，切塞纳的米凯莱坐到了我们身边，说乌贝尔蒂诺已经走了。威廉轻松地长吁了一口气。

用完晚餐，我们避开正跟贝尔纳说话的院长。我们看到本诺，他面带微笑向我们打招呼，并想溜出门去。威廉追上他，迫使他跟着我们走到厨房的一个角落里。

“本诺，”威廉问他道，“书在哪里？”

“什么书？”

“本诺，我们俩都不是傻瓜。我说的是今天我们在塞韦里诺那里寻找的那本书，当时我没有认出它来，而你认得，就又回去把它拿走了……”

“你怎么知道是我拿的呢？”

“我想就是你，你也是这样想的。书在哪里？”

“我不能说。”

“本诺，要是你不说，我就去禀告院长。”

“我正是奉院长之命而不能说，”本诺一本正经地说道，“今天我们见面之后，发生了一件您应该知道的事情。贝伦加死后，藏书馆便缺少了一个馆长助理。今天下午马拉希亚提议让我补这个缺。就在半小时之前，院长任命了，而且从明天早晨我就开始工作。我希望是那样，我将开始了解藏书馆的秘密。不错，今天早晨我是拿了那本书，藏在了我宿舍的草褥里面，连看都没看，因为我知道当时马拉希亚在监视我。后来马拉希亚向我提出了刚才的那个建议，于是我就尽了一个藏书馆馆长助理应尽的职责，把书交给了他。”

我顿时无法按捺，粗暴地冲他说道：

“可是本诺，昨天和前天，你……你还说你只是出于好奇，迫不及待地想了解真相，说你不想再让藏书馆隐藏什么秘密，作为一个学者是应该有权知道……”

本诺脸涨得通红，一声不吭。威廉却制止了我：“阿德索，几个小时之前，本诺已经站在另一方了。现在他已是自己想知道的那些秘密的守护者了。而在他守护这秘密的同时，他将会有足够的时间去了解它。”

“那别人呢？”我问道，“当初本诺是为所有学者说话的！”

“那是以前的事。”威廉说道。他拉走了我，本诺留在那里困惑不解。

“本诺，”威廉对我说，“他是一种极端贪欲的牺牲品，那与贝伦加及食品总管的贪欲不同。就像许多学者，他有强烈的求知欲，为自己求得知识。他被排斥在一部分知识之外，就想掌握它。现在他掌握了。马拉希亚很了解他手下的人，他用最好的手段找回了那本书，同时又封住了本诺的嘴。你一定会问我，掌控了那么多知识，而又不愿意提供给其他人使用，又有什么意义呢？但正是因此，我谈到了欲望。罗杰·培根对知识的渴求不是一种欲望，他是想用科学给上帝的子民造福，因此他不是为了知识而寻求知识。而本诺那种欲望仅出于无法满足的好奇心，以及拥有才智的自傲。对一个僧侣来说，那不过是一种转化和抑制自身肉欲的手段，这种欲望能使他变成为信仰而战的斗士，或成为散布异教的干将。世上不只有肉欲。贝尔纳·古伊的那种欲望，是为主持正义而扭曲了的欲望，是与权力欲等同的欲望；我们那位不再代表罗马教廷的教皇有对财富的欲望；食品总管年轻时有过的则是对见证、变革、忏悔的欲望，现在又有对死的欲望；本诺有对书本的欲望。所有这些欲望，就像俄南

[1]

把自己的精液洒在地上的节育的欲望一样，跟情爱没有任何关系，甚至跟肉欲也没有关系……”

“这我知道。”我勉强地自语道。威廉装作没听见。不过，他像是在继续自己的话，他说：“真正的爱往往是为其所爱的对象着想。”

“那么，本诺是为他的书籍着想（因为现在那也是他自己的书了）而要保管好书籍，为使它们远离贪婪之手，他会不会是这样想呢？”

“书本的益处就在于让人阅读。一本书是由论及其他符号的符号构成的，而这些符号又论及别的事物。如果书本不被人通过眼睛阅读，那书上面的符号就不能产生概念，书就成了哑谜。这座藏书馆的诞生也许是为了拯救这些书籍，而如今藏书馆却是为了埋葬这些书而存在，因此它成了叛逆的诱因。食品总管说他背叛了自己。本诺也一样，他也背叛了自己。啊，阿德索，这是多可怕的一天哪！充斥着鲜血和毁灭。今天我已经受够了。我们也去做晚祷吧，然后就去睡觉。”

我们从厨房出来时碰见了埃马洛。他问我们，人们私下议论说马拉希亚提名让本诺当藏书馆馆长助理，是否属实。我们不得不予以证实。

“这个马拉希亚今天干的好事太多了，”埃马洛的脸上挂着惯有的那种鄙视中略带几分宽容的狞笑，“如果有天理和公道的话，今天夜里魔鬼就会来抓走他。”

[1]
Onan，《圣经》人物，依照法规被迫与其兄遗孀成婚，因不愿与她生儿育女，便把精液洒在地上。

第五天

晚祷

其间，聆听关于敌基督即将降临的一番训诫，阿德索发现了那些有名望之人的威力。

对食品总管的审问还在进行的时候，夕祷草草了事。那些好奇的见习僧都逃过导师的监管，从窗口和门缝偷看在参事厅里发生的事情。现在整座修道院都在为塞韦里诺善良的灵魂祈祷。人们原以为修道院院长会对大家讲话，都在琢磨着他会说些什么。可是，在圣格列高利圣咏，以及规定的三首赞美诗之后，院长只在布道的讲坛露了个脸，告诉大家他无话可说。他说，修道院沉浸在太多的不幸之中，以至神父都无法以责备和警告的语气来说话。所有的人都应反省自己的良知，谁也不能例外。因依照惯例总得有人出来说几句话，他就建议由已近暮年的最年长者来提出警示，因为比起大家来，也许他会把造成那么多罪孽的世俗欲望看得更淡一些。论岁数，应该由格罗塔菲拉塔的阿利纳多发言，不过大家都知道，这位可敬的修士兄弟的身体太虚弱。按流逝的无情岁月排列的顺序，紧接阿利纳多之后的就该是豪尔赫了。院长现在就请他说话。

从埃马洛及其他意大利僧侣平时就座的那边传来了一阵交头接耳声。我猜想那是因为院长没有征求阿利纳多的意见，就直接让豪尔赫来向大家作训示。我的导师低声提醒我说，院长决定不说话是审慎的：因为无论他说什么，都将会受到贝尔纳或在场的从阿维尼翁来的使者们的评议。而老豪尔赫则会只局限于一些神秘的预卜，阿维尼翁的人对那些预卜是不会太看重的。“不过，我并不这样认为，”威廉补充道，“因为我不相信豪尔赫会同意讲话，也许他会要求作一个没有明确目的的发言。”

豪尔赫由人搀扶着走上了布道讲坛。大殿里唯一发光的三足香炉的火光映照着他的脸。火焰的光亮使他的眼圈蒙上了黑影，看上去他的眼睛像是两个黑洞。

“亲爱的修士兄弟们，”他开始说道，“以及所有最尊贵的客人们，如果你们愿意听我这个可怜的老人讲几句话……我们这座修道院已经不幸地发生了四起命案——且不说活着的人中那些最邪恶的或远或近的罪孽——都不能归之于自然的严酷，这你们是知道的。自然遵循其不可更改的规律，主宰着我们每天的生活，从摇篮到坟墓。尽管因痛苦而感到不安，但这令人悲伤的事件并没有涉及你们的心灵，因为你们大家也许会想，除了一个人外，你们都是无辜的。而当这个人受到应有的惩罚之后，你们一定仍会为死去的人感到哀痛。不过，在上帝的法庭面前，你们都不应为自己受到指控而进行辩护。你们就是这样想的。疯子！”他用可怕的声音喊道，“你们这些聋子和胆小鬼！谁杀了人，就将在上帝面前背负自己罪孽的重负，但只因他视自己是为上帝传达旨意。正如需要有人背叛耶稣，以使得赎罪的奥秘得以完成；然而上帝认可判处背叛他的人入地狱，并把其视作败类，就像在这些日子里犯了罪，给修道院带来死亡和毁灭的那个人。我要对你们说的是，这种毁灭，如果并非上帝所愿，至少也是上帝所允许的，意在惩罚我们的桀骜不驯！”

他止住不说了，把空洞的目光转向气氛凝重的整个会场，好像他的眼睛能够看到在场的人激动的心情，其实他是在用耳朵感觉那令人惊恐的寂静。

“在这座修道院里，”他继续说道，“长期盘踞着‘傲慢’这条毒蛇。然而那是何种傲慢呢？是在一座与尘世隔绝的修道院里的权力的傲慢？当然不是。是拥有财富的傲慢？我的兄弟们，在已知的世界就贫穷和对财富的拥有出现长期争论之前，自我们的创始人诞生至今，即使我们曾使用过一切，我们也并没有拥有过什么，我们唯一的财富就是遵守教规、祈祷和工作。然而，学习和保管知识，就属于我们的工作，我们教会的工作，特别是我们这座修道院的工作。我说的是保管，不是探寻，因为知识是神圣的，对知识的保管在我们道德修炼的一开始，就被看作自我充实和完善的神圣的事情。我说是保管，不是探寻，因为正是对知识的保管，知识才在几个世纪的过程中被预言家们的传道和教会神父们的诠释界定并充实，变得人性化。在知识的范畴里，没有进步，没有时代的革命，最多就是延续和升华的复述。人类有史以来，通过救赎的方式不可阻挡地前进，迎着基督凯旋归来，他将头戴光环出现，判决活着的人和死人。但是神和人类的知识都不遵循这条轨迹：我们谦卑而又专注地聆听知识的声音，它像磐石那样坚定，允许我们遵循并预言这一轨迹，但无论在什么情况下，知识就是知识，知识是不会被玷污的。犹太人的上帝说，我是唯一的存在。我们的主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这就是知识，知识不过就是对这两种真理惊人的评价。其他所有论述过的一切，都是预言家、《福音书》传播者、神父、学者所阐述的，目的是把这两句格言表达得更加清楚。有时候，不知道这两句格言的异教徒也会做出恰当的评述，他们的言论被基督教的传统所采纳。不过除此之外，就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只有重新思考、注释和保存。这便是而且也应该是我们这座拥有辉煌藏书馆的修道院的天职——仅此而已。听说有一位东方的哈里发，有一天纵火烧了一座有着光荣传统的、引以为豪的名城的藏书馆，而且当那成千上万册书籍被付之一炬的时候，他说，那些书卷本来就应该消失：他们不是重复《古兰经》上已说过的，因此是毫无用处的，不然就都是些与圣书格格不入的，向不虔诚的教徒宣扬异教的书，因此是有害的。教会的学者们却不那么推理，我们是遵从他们的。所以，这些评注和诠释圣书的名著都应加以保存，因为它们增添了圣书的光辉；所有那些与圣书观点相左的著作，也不应毁掉，因为收藏它，就可以让能够反驳它的人，或者让用得着它的人，在上帝选定的时间，用上帝选定的方式加以反驳。这就是我们的教会在几个世纪里所担负的责任，也就是我们的修道院今天的重任：我们为所宣告的真理而自豪，谦卑而又谨慎地保存着与真理为敌的言论，而使真理不被玷污。现在，我的兄弟们，能够诱惑一个好学的僧侣自傲的是何种罪过呢？那就是没有把自己的工作当作保管某些尚未赐予人类的信息，而是去探寻，而在《圣经》最后一卷中，最后一位天使尚未最后说出的那句话应是：‘现在，我向所有聆听这本书预言的人宣告，如果有人想给预言增添些什么，上帝将把圣书里某个惩罚加给他；如果有人要删去什么，上帝将从生命之书、从神圣的城市、从书里所写的东西中删去与真理为敌的那个部分。’这就是……我不幸的兄弟们，这些话无非暗指近来这片院墙内发生的事情。而这片院墙内发生的一切，无非预示着我们所生活的世纪出现的同样事件，事件的制造者企图在言论或著作中，在城市或城堡，在高贵的大学或神圣的教堂里，煞费心机地探寻对真理论断的新的附言，以颠覆那已有的丰富的批注。对真理的含义只需要大胆捍卫而不是愚蠢的增添，你们说是不是？这就是在这院墙内盘踞着的‘傲慢’这条毒蛇，而现在它仍盘踞着：以前，乃至现在都有人在冥思苦想地想撕开他们不该看的那些书卷上的封印，我要对这些人说，上帝是要惩罚这种桀骜不驯的，而且由于我们的脆弱，如果这种气焰不平息下去，不改弦更张的话，上帝还会继续惩罚它，上帝永远不难找到报复工具的。”

“阿德索，你听到了吧？”威廉低声对我说，“老人知道的比他要说的多得多。不管他是否涉嫌这桩案件，他知道，并提醒那些好奇的僧侣们，如果他们继续骚扰藏书馆，修道院将不会重获安宁。”

豪尔赫停了一长段时间之后，又说起来。

“但是，究竟谁是这傲慢的象征？谁是傲慢形象的代表、使者、同谋和旗手呢？究竟谁真的曾在这院墙内采取过行动，而且现在仍在行动，以至这样提醒我们时间已经临近——并慰藉我们——因为如果时间已经临近，痛苦将是难以承受的。但时间并不是无限的，因为这宇宙的循环周期即将完成了！你们心里都很清楚，但害怕说出他的名字，因为那也是你们的名字，你们都怕这个名字。可是我并不害怕，而且我要大声说出这个名字，让你们吓得五脏六腑痉挛，牙齿抖得咬住舌头，血液冻结成冰，让你们的眼睛蒙上黑色的薄纱……他就是肮脏的畜生，敌基督！”

豪尔赫又停了许久。全场死一样的沉寂。整个教堂里唯一有生气的就是三足香炉里面跳动的火苗，但就连火苗形成的阴影也好像是冻结了。唯一的声音就是擦拭着额头上汗珠的豪尔赫发出的喘息声。此后豪尔赫又说了起来。

“也许你们想对我说：不，敌基督还不会来临，哪有他要来的迹象？谁这样说就太无知了！就在我们眼前，日复一日地发生着预示性的灾难。在世界的大舞台上，在修道院这个世界的缩影之中……有人说，当那一刻临近时，西方将会出现一个异国的国王，他是欺诈成性的残暴的僭主、无神论者、杀人凶手、诈骗犯、歹毒的恶棍、信徒们的敌人和迫害狂。他贪图金钱，善施诡计，他当政时，银子他都看不上，只看重金子！我心里明白：你们在听我说话，现在正急于知道我说的那个人像教皇还是像皇帝，像法兰西国王还是你们所希望的那个人。你们想这样说：他是我的敌人，我是站在正义的一方！不过我不会天真地把那个人指给你们，敌基督该来的时候就会来，他会依附在大家身上，也是冲着大家来的，每个人都是他的一部分。他会混在烧杀抢掠城市和乡村的土匪团伙之中，他会出现在天上未曾预见的迹象之中，彩虹会突然出现，号角声、火光、呼啸声四起，大海也将沸腾。有人说人和野兽杂交会繁衍出龙，但这是说心灵会孕育仇恨和倾轧。当你们发现羊皮纸上让你们看得入迷的袖珍画饰中的动物时，别环视四周！人说刚成婚的女子会分娩出已会说话的小孩子来，那些孩子会预告什么时候时机成熟，让人把他们杀死。但是你们别到山谷的村子里去寻找，聪明过人的孩子早已在这片院墙内被杀死了！就像预言中所说的那些孩子，他们外表像白发苍苍的老人，在预言中他们是四只脚的孩子，他们是在母腹里就念着魔咒的幽灵和胚胎。这一切都是有记载的，你们知道吗？社会的各阶层之中，民众之中，以及教会之中，将会发生许多骚动，这都是记载下来的：不公正的牧羊人、邪恶之徒、蔑视他人者、贪得无厌者、淫荡的人、一心只想挣钱的人、夸夸其谈的人、自吹自擂者、骄傲自大者、贪吃者、性情乖张者、沉湎色欲者、追求虚荣者都将大行其道，他们都是《福音书》的敌人，拒绝经受种种磨难，并蔑视真言。他们仇视一切虔诚的祈祷手段，他们不会为罪恶忏悔，为此，他们将在民众中散布猜疑，在兄弟间激起仇恨、刻薄、无情、嫉妒、冷漠、偷盗、酗酒、放纵、淫荡、肉欲、私通等等一切恶习。而人间的苦恼、谦卑、对和平的热爱、清贫、同情心、悲恸之秉性将难以寻觅……算了，所有在场的人，修道院的僧侣们，以及外来的强权者，你们难道都不认识自己了吗？”

在此后的间歇中，人们听到了一阵瑟瑟声，那是红衣主教贝特朗在他的凳子上不安地蠕动身躯发出的声音。我想，豪尔赫其实俨如一位伟大的布道者，在抨击他修士兄弟的同时，也不放过来访者。我真想知道那一刻，贝尔纳，以及那些大腹便便的阿维尼翁的使者们究竟在想些什么。

“也许在这一刻，正是在这一刻，”豪尔赫厉声说道，“敌基督，将会现出渎神的幻影，像猴子一样冒充我们的主。在那些年代（也是现在的年代），所有的王国都将被颠覆，人间将出现饥荒、贫穷、歉收、寒冬。那个时代（也是这个时代）的子民们将不再有人来管理他们的财产，并把食物储藏在他们的仓库里，他们将在做买卖的市场上受欺负。所以那些不会再活下去的人，或那些能苟延残喘幸存下来的人才是有福之人！那时候，沉沦之子将会降临，那位炫耀自己、自鸣得意的对手，他将以展示自己的诸多美德来诓骗整个人类，以正义之士自居。叙利亚将崩溃，并恸哭它的子民。奇里乞亚将昂起头，直到被招来审判她的人出现。巴比伦的女儿将从辉煌的宝座上站起，吞饮杯中的苦酒。卡帕多细亚、吕基亚、利考尼亚将会屈服，因为全体人群将因沉沦于罪恶而坠入深渊。野蛮人的营帐和战车将遍地出现。在亚美尼亚、本都、比提尼亚，女孩子们将被捕入狱，同胞兄弟姐妹将乱伦，炫耀自己的皮西迪亚将被击败，利剑将会插入腓尼基中央，朱迪亚将穿上丧服，将因其道德沦丧而等待着毁灭之日的到来。于是处处出现憎恨和悲伤，敌基督将攻克西方，并摧毁交通要道。他们将手持利剑，点燃炽热的烈火，那火焰会熊熊燃烧：他的咒骂是力量，他的手是欺骗，右手是毁灭，左手将带来黑暗。这些将是辨认他的特征：头上冒着熊熊烈火，右眼充血，左眼像猫眼一样发绿，有两个瞳孔，眼睫毛是白的，下唇肥大，股骨疲软，脚板肥厚，大拇指又扁又长！”

“像是他自己的肖像。”威廉瞬间冷笑道。话很尖刻，十分不敬，但我很感激威廉这样调侃，因为听着豪尔赫的话，我的头发根都快竖起来了。我鼓着双颊憋住笑，但还是从紧抿的唇间喷出一口气。在老人讲完最后一句话的寂静中，显得格外清晰，幸好人们以为是某人在咳嗽，或是在哭泣，或是在战栗，大家有理由这样想。

“到那时，”豪尔赫接着说道，“一切都将陷入无序的状态：儿女举手殴打父母，妻子设计陷害丈夫，丈夫将妻子送上法庭，主人肆意虐待仆人，仆人违抗主人，年长者不再受到尊敬，年轻人索要主宰权；劳动变为无用之苦，到处都会唱起崇尚放纵、恶习、伤风败俗的赞歌。随之像潮水般涌来的就是强奸、通奸、伪誓、违反本性的罪孽，还有占卜、魔法等各种罪恶；空中将出现飞行物体，在善良的基督徒中将出现假先知、假使徒、行贿者、骗子、巫医、强奸犯、贪得无厌者、发伪誓者以及造假者；牧羊人将变成狼，神父会撒谎，僧侣会渴求世俗事物，穷人不再救助他们的领主，有权势者没有慈悲之心，正义之士将为不公作证。所有的城市将发生地震，所有的地区将有瘟疫流行，风暴将掀起土地，田野将受到污染，大海将分泌出黑色的液体，月亮上将出现新的不为人知的奇迹，星辰将偏离正常运行的轨道，其他的——不为人知的——星星将划过天空，夏天会降大雪，冬天会出现酷热……第一天的第三个时辰，天际将传来强有力的声音，北方将飘来一片紫云，带来闪电和雷鸣，随之大地降下一阵血雨。第二天，大地将会从它所在之地翻起，烈火浓烟将穿越天门。第三天，大地的深渊将从宇宙的四角发出巨响，苍穹的尖峰将会打开，即刻烟柱冲天，硫黄的恶臭弥漫，直到第十个时辰渐散。第四天清晨，深渊将被融化，并发出轰鸣声，建筑物将会坍塌。第五天第六个时辰，光的能量和太阳的火轮将被毁，白天将笼罩黑暗，夜晚星星和月亮将停止闪亮发光。第六天的第四个时辰，苍穹将由东至西断裂，天使可从苍穹的裂缝处俯视地球，地球上的人也可看到天使从天上望着他们。于是人们将躲到山上，以躲避天使正义的目光。第七天，基督将会在圣父的光环中出现。那时才会有对善良之人的公正裁决，让他们的躯体和灵魂带着福祉升天。但这不是你们今晚要思索的事情，傲慢的修士兄弟们！有罪之人是看不到第八天黎明曙光的！那时，东方的天空将会升起一个温柔而亲切的声音，一个指挥着所有圣洁天使的大天使将会出现，所有的天使都将驾坐云雾之车欢快地跟随他朝前驰骋，去解救虔诚的子民。他们欣喜若狂，因为世界的毁灭业已完成！然而我们今晚不能为此而感到自豪和欢欣！相反，我们倒是应该思索一下，上帝为从他身边驱逐不配得到拯救的人将会说的圣言：该诅咒的人，你们远离我吧，让你们烧死在魔鬼和他的使者为你们准备的永恒不灭的烈火中！这是你们罪有应得，现在你们就去领受吧！离开我，堕入那无尽的黑暗和不灭的火焰之中！我造就了你们，你们却跟随了别人！你们做了另一个主人的奴仆，你们随他到黑暗的深渊寻找归宿吧，去跟着他那条牙齿咬得咯咯作响永不安宁的毒蛇吧！我赐给你们耳朵，是让你们聆听《圣经》的教诲，而你们却听命于异教徒的邪说！我赐给你们嘴巴，是让你们颂扬上帝，你们却用来宣扬诗人的假话和小丑的谜语！我赐给你们眼睛，是让你们看到我对你们的告诫之光，你们却用来在黑暗中窥视！我是一个慈悲的审判官，但我是公正的。我会给每个人所应得的。我想对你们发慈悲，但我在你们的坛罐里找不到圣油。我可以被迫同情你们，但你们的灯已被烟熏黑。离开我……上帝将会这样说。而他们那些人……也许我们，将陷入无尽的磨难之中。以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义。”

“阿门！”众人异口同声地回答道。

全体僧侣排着队，一声不响地离开会场去就寝。方济各会和教皇派来的人也都退席了，他们不想再相互交谈，只求能各自歇息。我的心很沉重。

“阿德索，睡觉吧，”威廉对我说道，他登上朝圣者宿舍的楼梯，“今晚不宜到各处走动。也许贝尔纳想以收我们的尸骨让世界末日提前来临。明天我们要争取出席申正经，因为米凯莱和其他方济各修士在申正经之后马上就走了。”

“贝尔纳也会带着他的犯人走吗？”我细声细气地问道。

“当然，他们在这里已无事可做。他想赶在米凯莱之前抵达阿维尼翁，他要让米凯莱抵达那里时正好能赶上审判那个方济各修士、异教徒和杀人凶手食品总管。给食品总管点起的火堆将会熊熊燃烧，像一把吉祥的火炬照亮米凯莱与教皇的初次会面。”

“萨尔瓦多雷会怎么样？……还有那个姑娘？”

“萨尔瓦多雷必须陪同食品总管一起去，因为他得在审判时作证。也许贝尔纳会饶他一命，以此作为交换条件。也有可能先让他逃走，然后再派人把他杀死，或者真放他走，因为像贝尔纳这样的人对萨尔瓦多雷这类人是不会感兴趣的。天知道，也许最后他是在朗格多克的某个树林里被人割喉……”

“可那位姑娘呢？”

“我跟你说过了，她是烧焦的肉。她将先被焚烧，途中，在某个沿海小镇，用她教诲那些信奉卡特里派的人。我听说贝尔纳将与他的同僚雅克·福尼耶（你记住这个名字，目前他主管对卡特里派的教徒们实施火刑，但他有更大的野心）会晤，一位漂亮的女巫将被扔到火堆焚烧，这将大大增加他们两人的威信和名声……”

“可是再不能设法拯救他们吗？”我大声喊道，“院长不能出面干预吗？”

“为谁？为认罪的犯人食品总管？为一个像萨尔瓦多雷这样的可怜虫？你莫非是在想那姑娘？”

“就算是想她呢？”我壮着胆这样说道，“毕竟三个人中她是唯一无辜的，您知道她并不是女巫……”

“在发生这些事情以后，你认为院长愿意为一个女巫拿他仅存的那点威望去铤而走险吗？”

“可他为乌贝尔蒂诺出逃担当了责任！”

“乌贝尔蒂诺是他的一位僧侣，而且没有受到任何指控。你在瞎说八道什么呀，乌贝尔蒂诺是一个重要人物，贝尔纳也只能从背后偷袭他。”

“这样说，食品总管说得有理，贱民总是为所有的人付出代价，也为那些为他们说话的人付出代价，包括像乌贝尔蒂诺和米凯莱那样的人。他们用悔罪的话语把贱民逼上造反的路！”我颇为绝望，我甚至不认为那姑娘是受乌贝尔蒂诺神学的引诱而成了小兄弟会的人。她只是个村姑，她为一桩跟她无关的事而付出了代价。

“就是如此，”威廉伤心地回答我说，“而如果你想寻求一丝公正，我要对你说，总有一天，那些大狗，教皇和皇帝，为了寻求和平，他们会踩着那些为了他们而相互厮杀的小狗的躯体走过去。米凯莱及乌贝尔蒂诺将会落个像今天你的姑娘那样的下场。”

现在我知道威廉当时是在预言，或可说是在自然哲学的基础上推理。但那时，他的预言和推理都安慰不了我。我唯一认定的事情就是，姑娘将要被活活烧死。我感到自己也负有责任，因为好像她也是为跟我犯下的罪过而要在火刑架上受刑。

我羞愧难当，掩面而泣，逃回我的房间，整宿咬着草褥，无助地呜咽着，因为我不能呼唤着自己心爱之人的名字呻吟——像在梅尔克跟同伴们读的骑士小说中描写的那样。

对于我这一生中经历过的唯一的世俗之爱，我并不懂得，而且我始终不知道叫它什么。

第六天

申正经

其间，吟唱《君主们登上了宝座》，马拉希亚倒毙在地。

我们下楼参加申正经祷告。黑夜即将过去，新的一天就要来临，天空仍弥漫着浓雾。我穿过庭院，寒气袭人，渗入骨节，使彻夜未眠的我更觉全身不适。教堂里虽然很冷，但人们的体温和祈祷慰藉了我，我跪在那拱形棚顶下面，感到杂念全消，一阵轻松。

赞美诗刚刚唱起，威廉指给我看对面唱诗台上的一个空位，在豪尔赫和提沃利的帕奇菲科之间。那是马拉希亚的位子，他向来坐在瞎眼老人一旁。发现他缺席的人不只我们。我瞥见院长露出一种不安的目光，此时他当然深知马拉希亚的缺席预示着不祥；另外，我还注意到豪尔赫惶恐的神情。平时他的面容就因那双没有光泽的白眼球而显得令人难以琢磨，现在有四分之三隐没在黑暗之中，而他的双手显出了紧张和不安。他一次又一次地摸索身旁的空位，以确认是否有人。他就这样有规律地不时重复着同一个动作，像是希望缺席者随时会出现，怕他不再出现。

“藏书馆馆长会去哪儿了呢？”我悄声问威廉。

“马拉希亚，”威廉回答说，“现在是唯一据有那本书的人。如果他不是杀人凶手，那么他可能不知道那本书的危险……”

我们无话可说了，只得等待。我们都在等待着，我和威廉，以及时时注视那个空位的院长，还有双手不停地在黑暗中摸索的豪尔赫。

申正经结束时，院长提醒僧侣和见习僧务必准备圣诞节大弥撒。为此，按惯例在行赞礼之前，全体人员必须练习吟唱为那天选定的一些颂歌。那些虔诚的人组成的合唱，经过多年的练习，声音和谐，像是融为一体、发自一个心灵的声音。

院长请他们吟唱《君主们登上了宝座》（Sederunt）：

邪恶的君主们登上了宝座，

他们不公正地指责了我。

我的主啊，拯救我吧；

我的上帝，你发发慈悲，拯救我！

我暗想，院长恰恰在那天夜里，君主的使者们还在参加礼拜的时刻，选定唱那首升阶经，是为了让人回想起几个世纪以来我们的修士会是如何借助跟领主（军队的上帝）的特殊关系，抵御强权者迫害的。确实，这首升阶经气势磅礴，一开始就显出巨大的威慑力。

几十个声音交汇的合唱开始唱第一个音节se，浑厚的吟唱声缓慢而庄严，回荡在教堂大殿，飘过我们头顶，像是由地球的中心升起；在与别的声音交织在一起后，仍不停顿。那一连串的连音和滑音依然绵延不断，深沉的吟唱声萦绕在耳际，它——来自大地的凝重的声音——把整个《万福马利亚》的颂歌抑扬委婉地重复了十二遍。那绵延不断的音节象征着永恒的延续。它赋予祈祷者充足的信心。其他的和声（以见习僧的声音为最大）像是从恐惧中挣脱出来，就像从那坚固的大理石房基上突然竖立起塔尖、石柱、尖顶似的，由低沉婉丽转为高昂雄壮。我的心被那些柔美的音符climacus，porrectus，torculus和salicus

[1]

的颤动所震撼，那声音是祈祷者，以及聆听着这祈祷的我的心声，仿佛在诉说心灵难以承受的复杂而丰富的感情。那些音符编织出温馨洪亮的歌声，抒发着欢乐、痛苦、赞美和爱情。与此同时，那激昂喧嚣而又亢奋的余音始终萦绕在耳际，仿佛迫害上帝子民的敌人和强权者的威胁犹存。直到那乏味的喧嚣声被响亮的歌声压下去，或至少是被赞美神的欢呼声所裹挟，将其消融在庄重完美的和声之中，颂歌才在高亢的尾声中结束。

一个近乎嘶哑的声音吃力地宣布吟唱《君主们登上了宝座》之后，紧接着就响起“君主们”的和声，气氛祥和而从容。我不再想恶意指责我（我们）的强权者是谁，那正襟危坐咄咄逼人的鬼魂阴影已经飘散消融。

当时我还相信，其他的鬼魂也在那时消散了，我的注意力被歌声所吸引，在我又一次望着马拉希亚的座位时，在祈祷者中我见到了马拉希亚的身影，仿佛他从来没有缺席过。我看了看威廉，从他的目光中我看到一点放松的神情；我向远处望去，发现院长的眼中也透出同样的神情。至于豪尔赫，他又伸出双手，当他碰到了邻座的身体时，便立刻把手缩了回去。不过，我难以说清究竟是何种感觉令他如此坐立不安。

现在唱诗班正欢快地唱起《拯救我吧》（Adjuva me），词中的母音a清晰亮丽地洋溢在教堂里，母音u却不像在《君主们登上了宝座》中那么沉闷，而是充溢着神圣的活力。僧侣和见习僧们依照合唱规矩的要求，挺直身子，放开歌喉，高昂着头吟唱着，歌本放在齐肩高的位置，这样，他们就无须低头看歌本，空气可以不受阻碍地从胸部轻松地呼出。夜还深，尽管欢庆的号角已经吹响，但瞌睡的阴霾仍缠绕着许多歌唱者，即使他们沉浸在颂歌一个音符冗长飘逸的发声之中，也难以抵御困倦，时而点头打盹。在那种紧要关头，巡查的僧侣就会提着灯一一照亮他们的脸庞查看，使他们的身体和灵魂恢复清醒。

此时，一位巡查的僧侣最先发现马拉希亚奇怪地晃动着身子，好像他头天晚上没有睡觉，突然又坠入了梦魇之中。那人提灯走近他，照亮他的脸，这引起了我的注意。藏书馆馆长没有反应。巡查者碰了碰他，马拉希亚就沉重地向前倾倒，巡查者迅速扶住了他。

歌声慢下来，声音消逝了，众人一阵慌乱。威廉立刻从他的座位上跳起冲向那里，提沃利的帕奇菲科和巡查的僧侣把马拉希亚慢慢平放在地，这时他已奄奄一息。

我们跟院长几乎同时赶到他身边，借着灯光，我们看见了那不幸的人的脸。我已经描绘过马拉希亚的长相，但那天夜里，在昏暗的灯光下，他完全是一副死过去的样子。尖削的鼻梁，深凹的眼睛，塌陷的太阳穴，白皙的耳垂外翻，脸上的皮肤已经发硬，干巴巴地紧绷着，蜡黄的面颊上蒙着一层黑影。双眼尚未闭合，干裂的双唇尚有微弱的气息。他张开嘴，威廉朝他俯下身去时，我站在威廉身后，也弯下腰去察看，见他齿间搅动的舌头已经发黑。威廉抱着他的双肩把他扶起，他的额头已变成青灰色，威廉用手擦拭他渗出的汗珠。马拉希亚察觉到有人动他，知道有人，他两眼直视着前方，当然他什么也看不见，肯定辨认不出在他跟前的是谁。他举起一只颤抖着的手，抓住威廉的胸襟，把他的脸拉近，直到几乎贴住自己的脸，然后他声音微弱而又嘶哑地说出断断续续的话：“他对我这样说过的……真是这样……它有着千条蝎子的毒性……”

“这是谁告诉你的？”威廉问他，“谁？”

马拉希亚还想再说。然而，他突然全身一阵剧烈的颤抖，头向后仰去。他脸上已无血色，没有了生命的迹象。他死了。

威廉站起身。他发现院长在他身边，然而没跟他说什么。这时，他看到院长身后的贝尔纳·古伊。

“贝尔纳先生，”威廉问道，“既然您找到了凶手，又严密看管，那么，这个人是谁杀的呢？”

“这您别问我，”贝尔纳说道，“我可从来没有说过，这座修道院里活动的歹徒都已被绳之以法。如果我能够做到，我当然乐意，”他看了看威廉，“不过，现在我把剩下的都交给院长来处理，严惩他们……或者极为宽大地处理。”他这么说时，院长脸色煞白，沉默不语。贝尔纳扬长而去。

就在那时，我们听见一阵抽泣声，一种嘶哑的呜咽声，那是豪尔赫。他由一位僧侣搀扶着坐在跪凳上，那位僧侣大概已经向他讲述了发生的一切。

“没完没了了……”他声音哽咽着说道，“上帝啊，宽恕我们所有的人吧！”

威廉又俯身察看了一会儿尸体。他抓起死者的手腕，把掌心转向灯光。右手的前三个手指肚儿都呈黑色。

[1]
拉丁语，均为中世纪使用的乐谱符号。

第六天

赞美经

其间，选出新的食品总管，但藏书馆馆长一职仍未补缺。

已到赞美经的时辰了吗？是不是还早或是已经过了？从那一刻起，我失去了时间概念。马拉希亚的尸体停放在教堂的一个灵台上，僧侣兄弟们列队站成一个扇形。也许已经过去好几个小时了，也许没多长时间。院长正在安排即将举行的葬礼。他把本诺和莫利蒙多的尼科拉叫到身边。我听见他说，不到一天，修道院就失去了食品总管和藏书馆馆长。“你，”他对尼科拉说道，“你把雷米乔的职务担当起来吧。修道院里许多人的工作你都熟悉。你找个人顶替你冶炼作坊的管理工作，置办一下厨房和膳厅今天需要用的东西。葬礼你就不必参加了。去吧。”他又对本诺说，“就在昨天你已被任命为马拉希亚的助理。你去安排开放缮写室，负责管好别让任何人单独上藏书馆。”本诺怯生生地提醒说，他还不知道那个地方的秘密。院长严肃地凝视着他：“谁也没说过你可以知道那里的秘密。你就监管好那边的工作，别让它停下来，缮写工作跟祈祷得同时进行。为死去的兄弟祈祷……也为那些还会死去的人。每个人都只能读他手头的书籍，谁要想看别的书，可以查目录。没有别的事了。你就不用出席夕祷了，因为那个时候你得把楼堡的门全锁上。”

“那我怎么出来呀？”本诺问道。

“那倒是真的，晚饭后由我来锁楼下的大门。你去吧。”说完他就跟众人出去了，避开了想跟他说话的威廉。

唱诗台上留下一小群人，有阿利纳多、提沃利的帕奇菲科、亚历山德里亚的埃马洛和圣阿尔巴诺的彼得。埃马洛又在冷嘲热讽了。

“我们得感谢上帝，”他说，“那个德国人死了，弄不好会有一个更加蛮横的藏书馆馆长。”

“您觉得谁会被任命接替他的位置？”威廉问道。

圣阿尔巴诺的彼得诡秘地微微一笑：“自这些天发生的一切之后，问题不再是藏书馆馆长，而是院长……”

“别说了，”帕奇菲科对他说。而总是带着沉思目光的阿利纳多却说：“他们还会有不义之举……就像当年我处的年代那样……得制止他们。”

“谁？”威廉问道。帕奇菲科悄悄地拽住威廉的胳膊，拉着他朝门口走，离开令人敬畏的老人。

“阿利纳多……这你知道，我们都很爱戴他。对我们来说，他代表着古老的传统，象征着修道院最美好的日子……不过有时他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我们大家都为新的藏书馆馆长而担心。他应该是一位称职的人，成熟而又睿智……这就是一切。”

“他得通晓希腊文吗？”威廉问道。

“按照传统惯例，根据职务要求，他还得懂阿拉伯文。不过我们之中很多人都具备这些才能。本人就是其中的一个，还有彼得和埃马洛……”

“本诺也懂希腊文。”

“本诺太年轻了。我不知道为什么马拉希亚昨天选定他当自己的助理，不过……”

“阿德尔摩懂希腊文吗？”

“我想他不懂。是的，我能肯定他不懂希腊文。”

“但是韦南齐奥懂希腊文。还有贝伦加。好吧，我谢谢你。”

我们出去想到厨房找点东西吃。

“为什么您想知道都有谁懂希腊文？”我问道。

“因为那些手指发黑的死者都是懂希腊文的。因此，下一个死者也一定是懂希腊文的，包括我。而你则会安然无恙的。”

“您对马拉希亚最后说的那些话是怎么想的呢？”

“你也听见了，蝎子般的毒性。另外，第五声号预告蝗虫要出来了，它们会用一根蝎子那样的毒刺来蜇人，这你知道。而马拉希亚是让我们知道早就有人警示过他。”

“第六声号，”我说道，“预示将有长着狮子脑袋，嘴里喷出烟、火和硫黄的马匹出现；骑马的胸前有甲如火，与紫玛瑙，并硫黄。”

“太多的东西。不过下一个凶案将可能发生在马厩里，务必盯住马厩。而我们得准备迎接第七声号。那么说，还有两个人得死。最可能的人是谁呢？如果‘非洲之终端’的秘密是目标的话，那么就是那些知道它的人。而据我的推测，那就只有院长一个人了，除非还有别的阴谋。刚才你也听见了，他们正在策划罢免院长，而刚才阿利纳多说的知情者用的是复数‘他们’……”

“得预先告知院长。”我说道。

“告知他什么？说他们要杀害他？我没有确凿的证据。我是按照凶手也跟我有同样的思维而推测的。但如果凶手另有图谋呢？尤其是，如果凶手不止一个呢？”

“您想说什么呢？”

“我并不确切地知道。不过，就像我跟你说过的那样，必须估计到一切可能的情况，有序的规律和无序的混乱都要想到。”

第六天

晨祷

其间，在参观教堂地下珍宝库时，尼科拉讲述了许多事情。

新任命的食品总管——莫利蒙多的尼科拉——正在给厨师们安排活计，而厨师们则向他介绍厨房的情况。威廉想跟他说话，他要威廉等几分钟。随后他说，他要到教堂的地下珍宝库去检查擦洗圣物柜的工作，那儿还是归他管，在那儿他会有较多的时间谈话。

过了一会儿，他果真带我们跟他走进教堂，来到大祭台后面（当时僧侣们正在中殿布置灵台，给马拉希亚守灵），他领我们下了一个小楼梯，到了一个棚顶很低的大厅，那厅由一些未经加工的石柱支撑着。于是我们便置身于修道院的教堂地下珍宝库了。院长对这里戒备甚严，只有在特别的情况下才对贵宾开放。

四周全是大大小小的圣物柜，火炬（由尼科拉的两位可靠的助手点燃）的亮光映照出圣物柜里精美绝伦的稀世珍宝。镶金的祭服，镶嵌宝石的金色头冠，各种绘有图案的金属珠宝盒，有的用金银制成，有的用象牙雕制，工艺十分精细。喜形于色的尼科拉让我们看一本《福音书》，封面装帧是耀眼的珐琅片，整体彩色版面是金丝银线有规则分割成的细条纹，并用宝石充当钉子固定。他又指给我们看一座精巧的祭坛，祭坛有两个天青石和黄金质的柱子，中间护卫的是个从十字架放下来的基督的银质浮雕像，雕像上方是镶有十三颗钻石的金质十字架，其背景用五颜六色的玛瑙制成，祭坛上部小小的三角门楣是由玛瑙和红宝石制作的。接着，我又看到用金子和象牙雕刻的可折叠双连画，分五部分，分别描绘耶稣的生平，中间是一只神秘的小羊羔，由玻璃浆调制成镀金的银窝泡组成，那是蜡白色背景上唯一的彩色图像。

尼科拉指给我们看那些珍宝时，面部表情和举止都透出一种自豪感。威廉对这些珍宝称赞了一番后问尼科拉，马拉希亚是个什么类型的人。

“奇怪的问题，”尼科拉说道，“你也认识他呀。”

“不错，但我不甚了解他。我从来不知道他究竟隐藏着什么想法……而……”他迟疑了，不想对一个刚刚过世的人作出评判，“……而如果他有那些想法的话。”

尼科拉用口水沾湿了一个手指，擦拭一块没擦干净的水晶表面，他并不看威廉，半带微笑地回答道：“你看，你并不需要提出问题……许多人说，马拉希亚好像城府很深，其实他头脑简单。阿利纳多说他是个傻瓜。”

“因为很久以前的一件事，阿利纳多对某个人怀恨在心，有人剥夺了他当藏书馆馆长的权利，伤害了他的尊严。”

“我也听人说起过，不过那已是很久远的事了，至少有五十年了。我来这里时，藏书馆馆长是博比奥的罗伯特，对阿利纳多的不公正做法，老僧侣们都有些不平。当时我不想追根问底，因为我觉得那样对老人不敬，而我也不愿人云亦云。罗伯特有过一个助理，后来助理死了，而当时年纪尚轻的马拉希亚就被任命接替了他。许多人说他没有任何长处，而他自称懂希腊文和阿拉伯文。其实不然，他只是像一只精明的猴子，会用漂亮的书法抄写希腊文和阿拉伯文的手稿，但是他并不懂自己抄写的内容。人说一个藏书馆馆长，应该是个博学之人。当时阿利纳多精力充沛，对那次任命他说过一些抱怨的话。并且他影射说，马拉希亚被安插在那个位置是自己的对手耍的手腕，但我不知他说的是谁。这就是事情的全部。人们一直在议论说，马拉希亚像一只看门狗守着藏书馆，却又不甚清楚自己守卫的是什么。另外，在马拉希亚选定贝伦加作助理时，人们也有议论。人们说贝伦加并不比他的导师聪明，说他只是一个阴谋家。人们还说……不过，现在你大概也听到了……说马拉希亚和他之间有一种奇怪的关系……这都是过去的事情了，而且你知道，人们还议论过贝伦加和阿德尔摩之间的事情，而年轻的缮写员们说马拉希亚心生嫉妒，默默地忍受着痛苦……后来，人们还议论过马拉希亚和豪尔赫之间的关系，不，那并不是你也许会认为的那样……没有人会怀疑豪尔赫的品德！但是，按照传统，马拉希亚应该选择院长作为他告解的人，而其他人都到豪尔赫（或者到阿利纳多那里，不过老人现在有些老糊涂了）那里告解……好吧，人们说，尽管如此，这个马拉希亚与豪尔赫过从甚密，经常找豪尔赫促膝谈心，好像是院长指引着他的灵魂，而豪尔赫控制着他的身体、举止言行和他的工作。你可能知道，并且也亲眼看见：如果有人想要找一本被遗忘的古书，他不是去问马拉希亚，而是去问豪尔赫，以求得到指点。马拉希亚只管收藏图书目录，到藏书馆取书，而豪尔赫却知道每本书书名的含义……”

“豪尔赫对藏书馆的事怎么知道得那么多？”

“除了阿利纳多，他最年长，他从年轻时就在这里。豪尔赫该有八十多岁了，人说他瞎了至少四十年了，也许更久……”

“他在失明之前，是怎么变成如此有学问的呢？”

“哦，关于他有一些传说。好像他在孩童时受到过神灵的恩宠，在他家乡卡斯蒂利亚那边，他在儿时就阅读过阿拉伯人和希腊学者的书籍。而他失明之后，也常待在藏书馆里，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现在也是这样。他让人念目录，并让人取来书，找一位见习僧大声朗读给他听，一念就是几个小时。他什么都记得，不像阿利纳多健忘。可是，你为什么问我这些事情呢？”

“现在马拉希亚和贝伦加都死了，接下来由谁来保守藏书馆的秘密呢？”

“院长，而院长现在该把那些秘密传授给本诺了……如果他愿意的话……”

“为什么说，如果他愿意的话？”

“因为本诺还年轻，他是在马拉希亚还活着时被任命为助理的，藏书馆馆长助理和藏书馆馆长大不一样。按照传统，藏书馆馆长今后会接任修道院院长……”

“哦，是这样……所以藏书馆馆长的职位让人如此垂涎。可是，阿博内曾经当过藏书馆馆长吗？”

“没有，阿博内没有。我来这儿之前他已被任命为院长了，这已是三十年前的事了。他的前任是来自里米尼的保罗，是一个人们感到好奇的人。人们讲过许多他的怪事：他好像是一个十分贪婪的读者，熟记藏书馆里所有的书卷，但他有一个奇怪的缺陷，大家都叫他不会写字的院长。人说他少年得志，成为年轻的院长，是因为他得到克吕尼的阿尔吉达斯，又名善思考的博士的支持。不过，这是早先僧侣们的一些传言。总之，保罗成了修道院院长后，博比奥的罗伯特接替了他在藏书馆的职位，可他病魔缠身，人们知道他无法主宰修道院的命运，而当里米尼的保罗消失不见时……”

“他死了？”

“不，他失踪了，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失踪的。一天，他外出旅行，就再也没回来，也许是旅途中被盗贼所害……总之，保罗失踪后，罗伯特没有能接替他，其中有说不清的内情。而阿博内——人们都说——原本是这个地区僭主的私生子，他是在福萨诺瓦的修道院里长大的。人说他年轻时照料过圣托马斯，托马斯死在修道院时，他还设法把那圣人的尸体沿着塔楼的阶梯运了下来。开始时人们面对尸体一筹莫展……这是他的荣耀，不怀好意的人在下面这样议论……事实上他果真因此而当选院长，尽管他没有当过藏书馆馆长，但有人向他传授过藏书馆的奥秘，我想是罗伯特。”

“而罗伯特是怎么当选的呢？”

“这我不知道。我始终不想过多地探查这些事情：我们的修道院是神圣之地，有时会有人策划一些可怕的阴谋来损毁修道院的荣誉。我只对我的那些玻璃器皿和圣物箱感兴趣，我不想掺和这些事情。现在你明白了，为什么我不知道院长是不是愿意把藏书馆的奥秘传授给本诺，传授给本诺那就意味着提名本诺当他的接班人了。一个来自遥远北方的冒失的年轻人，一个未开化的书呆子，对于这个国家，对于修道院，对于修道院和当地僭主们的关系，他知道些什么呢……”

“不过，马拉希亚不是意大利人，贝伦加也不是，但是他们也被授权管理藏书馆。”

“这就是一个难以说清楚的事实。僧侣们都议论着，半个世纪以来，这座修道院背弃了传统……为此，五十多年以前，也许更早，阿利纳多曾奢望过藏书馆馆长的显位。过去，藏书馆馆长一直是意大利人，这片土地上不乏伟大的天才。何况，你看……”尼科拉说到这里犹豫了一下，欲言又止，“……你看，马拉希亚和贝伦加都死了，也许，是为了不让他们当修道院院长。”

尼科拉怔了一下，在眼前挥了挥手，仿佛为了驱走不甚正当的想法，而后在胸前画了个十字。“我都在说些什么呀？你看，在这个国度里，多少年来，时常发生一些可耻的事情，在修道院里、在教皇的宫廷里，在教堂里也这样……为了夺取权力而争斗，为了攫取教廷的俸禄而控告别人是异教徒……多么丑恶，我对人类快失去信心了，我看到处处都有阴谋诡计、宫廷政变。这座修道院竟然也沦落成这样，成了一个用魔力营造出来的盘踞着毒蛇的巢穴，那魔力是隐藏在一个收藏圣人遗骸的圣骨盒里面的妖术。你看，这便是这座修道院的过去！”

他仅指给我们看堆在四周的珍宝，顾不上那些十字架和其他器皿，就带我们去看象征这个圣地荣耀的圣物盒。

“你们看，”他说道，“这是刺穿救世主肋骨的矛头！”一只水晶盖的金盒子呈现在我们眼前。盒子里绛红色天鹅绒衬垫上有一块三角形铁片，以往曾锈迹斑斑，在用油和蜡长时间地擦拭后，现在又熠熠生辉了。不过，这还算不了什么。另一只镶缀着紫晶的银盒，盒前壁是透明的，我看见里面装着圣十字架的一块木头，那是君士坦丁皇帝的母亲，即埃莱娜皇后本人，亲自带到这座修道院里来的。她曾经到圣地朝圣，挖掘了各各他圣山和基督的圣墓，并在上面建立了一座大教堂。

之后，尼科拉又让我们看了许许多多圣物，数量之多，价值之高，使我吃惊，无法一一详述，那些都是稀世之宝。一只海蓝宝石制作的圣物盒里有一颗耶稣十字架上的钉子；一只细颈瓶里放着一簇荆棘头冠，下面铺着小玫瑰的干花；另一个盒子里，是一片最后的晚餐上用的已经发黄的桌布，下面仍是铺着一层干花；还有圣马太用过的用银线编制的背包；而圣亚拿的一根臂骨则是放在一个圆筒里，用一根年久褪色的紫色缎带系着，上面还盖有金印。你看，更令人惊叹的是扣在一个玻璃罩下的从伯利恒牲口槽上取下的一块木片，下面铺着缀有珍珠的垫子；还有《福音书》的编者圣约翰紫色圣袍上的一小块布片；当年在罗马锁着使徒彼得脚镣的两个铁箍，圣阿达尔伯特的头骨，圣斯提反的剑，圣玛格丽特的一根胫骨，圣维塔利斯的一个手指，圣索菲娅的一根肋骨，圣埃奥巴诺的下颌，圣克里索斯托的肩胛骨的上部，圣约瑟的订婚戒指，施洗约翰的一颗牙齿，摩西的权杖，圣母马利亚婚纱上一条已破损的薄花边。

还有一些物品，虽算不上圣人的遗物，但能证实遥远土地上的奇珍和奇异生物的存在，它们都是那些到过世界最边远地方的僧侣带到修道院来的：一条填塞着稻草的九头蛇标本，独角兽的一只角，一位隐士发现的一个蛋中之蛋，一块《圣经》中记述的以色列人在沙漠中食用的神赐之物吗哪，一颗鲸鱼的牙齿，一个没有外皮的椰子，大洪水之前一头牲口遗留的肱骨，一颗大象的门牙，一只海豚的肋骨。还有一些我难以辨认的圣物，而有些圣物箱比圣物更为珍贵，有些（从发黑的银器盒的工艺来判断）已十分古老。还有不计其数的骨头残骸、布料、木头、金属、玻璃碎片。有些装着深色粉末的瓶子，我知道其中一个装的是索多玛城被焚毁后的残留物；另一个装的是耶利哥城墙上的石灰。所有物品，即使最不起眼的，皇帝也不惜用一块领地来交换，并将其收藏。对于接待我们的这座修道院来说，不仅意味着无上的权威，而且也是实实在在的一笔可观的物质财富。

尼科拉停止了讲解，但我仍在惊诧不已地边走边看，何况，每件物品都附有简介。此时我可以随意走动，观赏那些珍奇的无价之宝。有时我在亮光下欣赏这些宝物，有时透过幽暗的光线隐约见到它们，因为尼科拉的侍僧举着火炬转移到教堂地下的另一边去了。我被那些发黄的软骨吸引住了，既感到神秘，又觉得恶心。还有那些不知多少年前留下的神秘的破烂衣衫碎片，薄得透亮，都褪了色，脱了线，有的卷起来放在瓶子里，像褪了色的手稿，碎片跟当衬垫的布料混在一起；那些神圣的象征有生命的（和有理性的）动物的遗骨，如今被封存在水晶和金属盒子里，它们在狭小的空间里，向宏伟的、建有钟楼和尖塔的大理石教堂挑战，仿佛它们也变成了矿物质。莫非圣人们的遗骸被埋葬之后就是这样期待着肉体的复活吗？难道这些碎片能够重新组合感知神灵光辉的器官吗？能够像普里韦尔诺所写的那样，察觉到最微小的气味的差别吗？

威廉碰了一下我的肩膀，使我从沉思中惊醒。“我走了。”他说道，“我上缮写室去，还得查阅一些东西。”

“可是现在弄不到书了，”我说道，“本诺接到了命令……”

“我只需再查一下那天看过的那些书，书还都在缮写室韦南齐奥的书桌上。你如果愿意，就留在这里。这教堂地下室，是这几天你所听到的基督守贫争论的最好概括。现在你知道，为修道院院长的宝座，你的这些兄弟们为什么要相互残杀了。”

“您真相信尼科拉给您的提示吗？那么凶杀案是牵涉到授职的一场争斗了？”

“我跟你说过，现在我不想把我的大胆假设公之于众。尼科拉说了很多事情，有些我很感兴趣，不过现在我要去追寻另一条线索，也许是同一条线索，只是角度不同。你可别被这些圣物箱迷住了。十字架的碎片我在别的教堂见得多了，如果全都是真的，那我们的主受酷刑的地方就不是两根交叉的木板，而是一整片树林了。”

“导师！”我生气地说道。

“就是这样，阿德索，还有更为珍贵的宝物呢。不久前我在科隆大教堂见过圣徒施洗约翰十二岁时的头骨。”

“真的吗？”我仰慕地说道，随后我又心生疑团，“可是施洗约翰是在暮年时被杀害的！”

“那个头骨应该是在另一个珍宝库里。”威廉一本正经地说道。我从来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是在开玩笑。在我生长的国度里，人们开玩笑，总是说完之后哈哈大笑，于是大家跟着开怀大笑。可威廉却只在说正经事时才笑，而开玩笑时，他总保持一副严肃的神情。

第六天

辰时经

其间，阿德索在聆听《愤怒之日》时，做了一个梦，也可以说是产生了幻觉。

威廉辞别尼科拉上缮写室去了。我已经看够了珍宝，决定上教堂去为马拉希亚的灵魂祈祷。我从未喜欢过那个人，他让我害怕，而且坦率地说，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怀疑他是几起凶杀案的主犯。而现在我想他也许是个可怜虫，就像许多强势人群中的弱者，因被未能满足的欲望所困而感到郁闷，沉默寡言，躲躲闪闪，他深知自己无话可说。对他我觉得有某种懊悔，我想为他那不可思议的命运作祈祷，这也许可以消除我的愧疚感。

教堂里清冷的灯光微弱幽暗，那不幸者的尸体陈放在重要位置，僧侣们为吊唁死者唱颂经的低沉哀婉的吟诵声不绝于耳。

在梅尔克的修道院里，我曾多次参加临终修士兄弟的祈祷。那种氛围不能说是愉快的，但我觉得宁静肃穆，而且有一种轻松的公正感。人们轮流走进临终者的房间，用吉祥的话语安慰他，而每个人都在心里为他祈祷幸福，因为他正在了结自己充满美德的一生，不久将加入天使们的合唱队伍，去享受无尽的欢乐。那种平静，那种神圣的羡慕之情，将会部分地感染垂死的人，使他能最后安详地死去。可是这与最近几天里的死亡有着多么大的差异啊！我终于亲眼见到了“非洲之终端”的魔蝎的牺牲品是怎样死去的，而韦南齐奥和贝伦加肯定也是那样死去的，他们在水中得到慰藉，面目也像马拉希亚那样难以辨认。

我坐在教堂最后，蜷缩着身子抵御寒冷。我暖过来一些以后，就跟随着僧侣兄弟加入了祈祷的合唱。我跟着感觉唱，嘴唇一张一合，但似乎不知道自己在念诵什么。我晃动着脑袋，闭上了眼睛。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想自己是睡着了，而且其间至少醒过三四次。后来，唱诗班唱起《愤怒之日》……赞美诗的吟唱像麻醉剂似的催我入睡。我完全睡着了，疲惫不堪地陷入了不安的麻木状态之中。或者可以说，不仅是昏昏入睡，而且像是在母腹中蜷缩着身子的胎儿。而在那灵魂的迷雾之中，我又像是来到一个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地域，我产生了幻觉，也可以说是走入了梦境。

我沿着狭小的楼梯进入一个低矮的通道，像是进入教堂的地下珍宝室。但我一直往下走着，来到一个更加宽敞的教堂地下室，那是楼堡的厨房。那肯定是厨房，不过那里的人不仅在锅灶周围忙碌，而且还使用鼓风机和锤子，好像尼科拉手下的铁匠们也如约聚集到那里了。炉火和锅灶四周闪烁着红光，锅里滚烫的沸水喷出热腾腾的蒸汽，升到液体表面的大气泡会突然爆裂，持续不断地发出劈劈啪啪的巨响。厨师们在空中挥舞着烤肉扦，而集聚在那里的见习僧们蹦蹦跳跳地争抢着烤鸡和那些灼热的铁扦上串起的各种野味。铁匠们在一旁狠命捶打着，响声震耳欲聋，铁砧上迸出的一团团火星，跟两个炉灶上喷出的烟雾混合在一起。

我不知道自己是在满嘴酱汁、嚼着香肠的萨尔瓦多雷可以忍受的地狱里，还是在天堂。不过我没时间弄清自己的所在，因为有一群头如大锅的小矮人跑进来，他们猛力撞我，把我推到膳厅门槛处，逼我进去。

膳厅里布置得像过节。墙上挂着大壁毯和旗帜，然而上面画的并不是通常号召人们怜悯的虔诚信徒，也不是赞颂国王荣耀的图案，而更像是阿德尔摩绘制在手稿页边的装饰画，不过没有他画的那么可怕，倒显得有些滑稽可笑：野兔围绕着挂满礼品的悬赏树跳舞，水中游着的鱼儿自动跳进锅里，端着锅的厨子是身穿主教服的猴子，大腹便便的妖怪围着热气腾腾的大锅起舞。

坐在首席的是身着节日盛装的院长，他长袍上绣着绛红色的花纹，手里拿着叉子，俨如手执一根权杖。坐在他身旁的是豪尔赫，他手捧一大壶葡萄酒豪饮。食品总管穿着贝尔纳·古伊的服装，拿着一本形似蝎子的书本，认真地念着圣人们的生平事迹和《福音书》上的片断，不过那是耶稣跟门徒开玩笑的一些故事，耶稣要他记住那是一块石头，并且将在那块沿着平川滚动而感到惭愧的石头上建立起他的教堂，还有圣人哲罗姆评论《圣经》的故事，说上帝想对耶路撒冷裸露出脊梁。食品总管每念一句，豪尔赫就哈哈大笑，用拳头敲击桌子，大声喊道：“你将是未来的院长，上帝的娘胎！”他的确是这么说的，愿上帝宽恕我。

院长高兴地示意，于是进来一队圣女。她们个个服饰华丽，光彩照人，队列中央有一位女子一眼看去像是我的母亲，后来我意识到是自己眼花了，因为那肯定是那个威武得像旌旗展开的军队的姑娘。只是她头上戴了一顶白色珍珠冠，两串白珍珠从脸颊两边垂下，与挂在胸前的两串珍珠交织在一起，每串珍珠上都挂有一颗李子大小的钻石。另外从双颊耳鬓垂下一排天蓝色珍珠，在她那白皙挺直的脖颈颈际处联结成黎巴嫩的高塔状的护喉甲胄。她身上披着紫红色的斗篷，手里拿着一只镶有钻石的高脚金杯，不知为什么，我知道，杯里装的是某天她从塞韦里诺那里偷来的毒药。这位像朝霞般美丽少女的后面跟随着好几个女人。一位披着白色绣花斗篷，深色长衫上是双层的金色披肩，披肩上绣着野花；第二位身披黄色锦缎斗篷，浅玫瑰色的长衫上绣着绿叶，两片前襟上织着一幅深色迷宫图案；第三位披着红色斗篷，翠绿色的长衫上织着红色的小动物图案，双手捧着一条绣花的白披巾。我没有注意其他女子的服饰，因为我只想弄明白，那些陪同看上去像圣母马利亚的那位姑娘的女人是谁，好像她们每个人手里都拿着或是用嘴衔着一张纸条，我知道那是路得、撒拉、苏珊娜以及《圣经》里提及的别的女人。

此时，院长大声喊道：“Traete，filii de puta！”

[1]

由《圣经》人物组成的另一队人又走进餐厅，他们的服饰华丽端庄，一眼就能认出，队伍中端坐在宝座上的就是我们的主，同时他又是亚当。他身披浅紫色斗篷，斗篷固定在肩，头戴缀有红宝石和白珍珠的冠状头饰，那珠冠与姑娘戴的那顶相似，他手拿金杯，杯中斟满猪血。其他圣人我下面再提，都是我熟悉的，他们簇拥着天主。另外还有一队法国国王的弓箭手紧随其后，他们有的穿红色衣服，有的穿绿色衣服，每人手持一面翠绿色盾牌，上面印有“基督”字样。弓箭手支队的头领上前拜见修道院院长，向院长献上酒杯，并说道：“我知道，那些土地，连同其界碑以及土地上的财富，三十多年来都属圣本笃的修道院所有。”院长回答道：“四的第一和第七，”接着众人齐唱：“在非洲之终端，阿门。”仪式完毕，便各就各位。

相对而站的两个队列随即散开，院长下令盛宴开始，所罗门着手摆放饭菜；雅各和安得烈抬进一大捆干草；亚当坐在中央，夏娃躺在一片树叶上；该隐拖着一把犁进来，亚伯提着一只桶来给勃鲁内罗那匹马挤奶；诺亚划着方舟气势磅礴地入场；亚伯拉罕坐在一棵大树底下；以扫躺在礼拜堂的金祭台上，摩西蹲在一块石头上；但以理倒在马拉希亚怀里的一个灵台上，多比亚司躺在一张床上；约瑟趴在一个量小麦的斗上，便雅悯横躺在一个口袋上；还有别人，这时，幻象变模糊了。大卫待在一座小山丘上，约翰席地而坐；法老站在沙地上（自然啦，我自语道，可是为什么呢？），拉撒路站在桌子旁；耶稣待在井沿上，撒该趴在一棵树的枝干上；马太坐在一张凳子上，喇合坐在一个麻絮堆上；路得坐在稻草上，德克拉坐在窗台上（阿德尔摩苍白的脸出现在窗外，像是在警告她这样可能会坠入悬崖）；苏珊娜在菜园里，犹大在坟墓间徘徊，彼得坐在布道台上，雅各在一张网中，以利亚在一个马鞍上，拉结在一卷铺盖上；放下利剑的使徒保罗听着以扫的嘟囔，而约伯在粪堆上呻吟；利百加拿着一件长衫，犹滴拿着一条毛毯，夏甲带着一块灵柩盖布。而几位见习僧抬着一口热气腾腾的大锅，萨尔维麦克的韦南齐奥从热锅里跳了出来，他全身通红，向众人分发猪血肠。

膳厅里越来越拥挤，大家都狼吞虎咽地吃着美味。约拿在桌上放了两个倭瓜，以赛亚端上蔬菜；以西结送上黑莓，撒该拿来榕树花；相继摆上桌的还有亚当的柠檬，但以理的羽扇豆，法老的青椒，该隐的刺菜蓟，夏娃的无花果，拉结的苹果，亚拿的像钻石那么大的李子，利亚的洋葱，亚伦的橄榄，约瑟的鸡蛋，诺亚的葡萄，西缅的桃核；而耶稣则唱着《愤怒之日》，高兴地在这些美食上各滴了几滴醋，那是从法国国王一名弓箭手的长矛上取下来的一小块海绵中挤出来的。

“我的孩子们，我所有的绵羊们，”这时已酩酊大醉的院长说道，“你们不能这样穿得破破烂烂地进晚餐，你们过来，你们过来。”他敲了镜子上方四的第一和第七，镜子碎了，撒了一地。随即，在迷宫的大厅，从镜子深处飞出许多彩色衣服，像幽灵似的变了形，上面镶嵌着宝石，但都很脏，全是撕破了的。撒该拿了一件白色的，亚伯拉罕拿了一件葡萄色的；罗得拿硫黄色的，约拿要浅蓝色的；德克拉是淡红色的，但以理挑狮鬃色的；约翰选水晶色的，亚当要兽皮色的；犹大的衣服上印有银币，拉伯穿猩红色的；夏娃拿的是善恶之树色，还有人拿多彩的；有人取的是蔬菜色，有人穿的是海蓝色；有人爱树皮色，有人喜墙灰色；有人穿褚石色、黑色或者风信子花色、火红色或硫黄色，耶稣则穿一件鸽子状的衣服炫耀自己，并嘲笑犹大从来不会爽朗地跟人开玩笑。

这时豪尔赫摘去眼镜，点燃一片荒地上丛生的荆棘，撒拉为他送去木柴，耶弗他为他拾来柴火，以扫帮他放下来，约瑟为他在木柴上雕凿，而雅各凿了井，但以理坐在湖边，仆人们取来水，诺亚取来葡萄酒，夏甲拿来一个酒袋；亚伯拉罕牵来一头小牛，喇合把它拴在一根木桩上，耶稣递上一根绳子，以利亚捆起牛脚，然后押沙龙用头发把牛吊起，彼得拔出利剑，该隐把小牛屠宰；希律王挤出牛血，闪去掉内脏和牛粪，雅各淋上油，莫雷萨敦撒上盐，安条克把小牛架在火上，利百加把小牛烤熟。夏娃第一个品尝，觉得无比难吃，但是亚当说别去多想，塞韦里诺建议加一些香草时，亚当拍拍他的肩膀。耶稣掰开面包分给大家吃，雅各大声喊叫，因为以扫吃光了他的红豆，以扫狼吞虎咽地吃着火炉上的小羊肉，约拿却吃着炖鲸鱼肉，而耶稣已经四十个昼夜没进食了。

这时，人们端着五颜六色的各种美味猎物进进出出。便雅悯总是挑最大的那份拿，马利亚总是拿最好的，马大抱怨总是让她洗盘子。此后他们又分吃烤熟的小牛，这时那小牛变得特别大。约翰要牛头，押沙龙要牛脑，亚伦要牛舌，参孙要颌部，彼得要耳朵，荷罗孚尼也要牛头，利亚要臀部，扫罗要脖子，约拿要腹部；多比亚司得到牛胆，夏娃得到肋骨，马利亚得到牛胸，以利沙巴得到外阴部，摩西得到牛尾，罗得得到大腿，而以西结得到牛骨头。此时，耶稣在吞吃一头驴，圣方济各在吃一匹狼，亚伯在吃一只羊，夏娃在吃一条海鳝，施洗约翰在吃一只蝗虫，法老在吃一条珊瑚虫（很自然，我自语道，可为什么呢？），大卫在吃一只斑蝥，扑在一位黝黑而又丰满的姑娘身上，而参孙嘴里咬着一头狮子的脊背，德克拉被一只毛茸茸的黑蜘蛛追赶，大声吼叫着逃跑。

显然，所有的人都喝醉了。有人滑倒在葡萄酒瓶子上；有人掉在锅里，两条腿像两根桩子般交叉在一起露在外面；而耶稣用发黑的十个手指把书拆成一页页，递给别人，嘴里说，你们拿去吃了吧，这是辛福西奥的谜语，其中有你们的救世主上帝之子鱼的谜语。人们尽情饮酒：耶稣喝的是葡萄干酿的酒，约拿喝的是玛尔西卡葡萄酒，法老喝的是苏莲托酒（为什么？），摩西喝的是格拉蒂塔酒，以扫喝的是克雷塔酒，亚伦喝的是亚得里亚诺酒，撒该喝的是阿尔布斯提诺酒，德克拉喝的是阿尔西诺酒，约翰喝的是阿尔巴诺酒，亚伯喝的是坎帕尼亚酒，马利亚喝的是西涅亚酒，拉结喝的是佛罗伦萨酒。

亚当仰卧在地，肚子咕噜咕噜作响，葡萄酒从他的肋骨间流淌出来；诺亚在梦中咒骂含；荷罗孚尼放肆地打着呼噜；约拿睡得很沉，彼得守夜直到鸡鸣；耶稣突然惊醒，听见贝尔纳·古伊和勒普热的贝特朗在策划对姑娘处以火刑，他叫喊道：“圣父啊，如果可能的话，把这只酒杯递给我！”有人倒酒时洒了，有人品尝着美酒，有人狂笑不已，有人含笑而死，有人提着细颈瓶，有人喝别人杯里的酒。苏姗娜叫喊说，她绝不愿把自己洁白的身躯献给食品总管，也绝不会为了一颗牛心而卖身。彼拉多像个受磨难的灵魂在餐室里来回走动，求人给他点水洗手；而帽子上插有羽饰的多里奇诺修士递给他水，然后狞笑着撩开长袍，露出被血染红的外阴，而该隐搂抱着特伦托的玛尔盖丽达嘲笑他：多里奇诺哭了起来，把脑袋靠在贝尔纳·古伊肩上，称他为天使般的教皇；乌贝尔蒂诺用一棵生命之树安慰多里奇诺，切塞纳的米凯莱用一个金口袋慰藉他，两位马利亚在他身上抹油膏，亚当说服他咬一个刚摘的苹果。

这时楼堡的天顶打开了，罗杰·培根驾着一个飞行器从天而降，他是唯一的主宰世界的人。尔后，大卫奏起齐特拉琴，莎乐美披着她那七条轻纱翩翩起舞，每掉落一条轻纱，七个号中的一个就吹响一次，露出七个封印中的一个，直到只剩下披着日头的女子。大家都说从来没有见过如此令人快乐的修道院，而贝伦加撩起男男女女的衣服，亲吻他们的肛门。这时一种舞蹈开始了，耶稣穿着导师的衣服，约翰穿得像看守，彼得穿得像角斗士，宁录身穿猎人服，犹大扮得像告密者，亚当扮得像园丁，夏娃扮得像织布女，该隐扮得像盗贼，亚伯拉罕扮得像牧人，雅各

[2]

扮得像邮差，撒迦利扮得像神父，大卫像国王，犹八像古希腊的吟唱者，圣雅各

[3]

像渔夫，安条克像厨师，利百加像卖水人，莫雷萨顿像傻瓜，马大像女仆，希律王像狂怒的疯子，多比亚司像医生，约瑟像木匠，诺亚像醉汉，以扫像农夫，约伯像忧伤的男子，但以理像法官，他玛像妓女，马利亚像女主人，并吩咐仆人们再端一些葡萄酒来，因为她那个神经错乱的儿子不愿意把水变成葡萄酒。

这时修道院院长大发雷霆，他说，他组织了一个如此美好的聚会，却没有人赠送他什么东西，于是大家都争着给他送礼物珍宝：一头公牛，一只绵羊，一头狮子，一匹骆驼，一只鹿，一头小牛，一匹牝马，一辆太阳马车，圣埃奥巴诺的下巴，圣女莫里蒙达的尾巴，圣女亚伦达丽娜的子宫，圣女布尔戈西娜的后颈窝（她在十二岁的时候后颈被雕凿成一只酒杯形状），还有一本《所罗门五棱经》。但是，院长仍大声喊叫说，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转移他的注意力，而那些物品都是他们从教堂地下珍宝库抢来的，还丢了一本关于蝎子和七声号的十分珍贵的书；他叫来法国国王派遣的弓箭手，让他们搜查所有可疑之人。而令众人感到羞愧的是，竟从夏甲身上搜出一块彩色花缎布，从拉结身上搜出一颗金印，德克拉怀里藏着一面银镜，便雅悯腋下搜出一根饮料吸管，犹滴衣服里藏着一条丝毯，隆基诺手里拿着一根矛，亚比米勒怀里搂着他人的妻子。然而最糟糕的是，在黝黑而美丽的姑娘身上找到了一只黑公鸡。她跟黑猫一般黑，他们称她是女巫，是假使徒，于是，人们扑到她身上惩罚她。施洗礼的圣人约翰砍下了她的头，亚伯割断了她的喉管，亚当撵她走，尼布甲尼撒

[4]

用一只烧红的手在她胸口写上黄道十二宫的印记，以利亚把她掠到一辆火轮车上，诺亚把她浸泡在水里，罗得把她变成了一座盐雕像，苏姗娜控告她犯了淫秽罪，约瑟背叛她跟了另一个女人，亚拿把她塞进一个炉窑里，参孙用镣铐锁住她，保罗鞭笞她，彼得把她头朝下钉在十字架上，司提反朝她投石头，劳伦斯把她架在火上烘烤，巴托洛谬要剥她的皮，犹大揭发她，食品总管烧她，彼得否定一切。随后，人们向姑娘的尸体扑过去，往她身上扔粪便，在她脸上踩踏，在她头上撒尿，朝她胸上吐秽物，撕扯她的头发，用火炬灼烧她的脊背。姑娘昔日那柔美的身躯现已被剐成碎片，散落在圣物箱及水晶和金子制作的圣骨盒周围。或者说，并不是姑娘的尸体碎片充斥着教堂地下室，而是地下室的碎片先是旋转飞舞着慢慢组成如今已成矿物质的姑娘的躯体，然后又重新分解，散落在四周，而被疯狂的渎神逆行糟蹋的躯体碎块，堆积在那里，变成了神圣的尘埃微粒。仿佛是在几千年过程中那唯一无比巨大的躯体解体成了碎块，而且现在这些碎块好像准备占据整个教堂地下室，这正如已亡故的僧侣们的藏骨之处，却又更具耀眼的光辉，仿佛上帝的杰作——人的躯体，偶然间分解成多重而又分离的形式，就这样变成了与自己大相径庭的形象，不再是理想的，而是世俗的，由尘土和发臭的碎片组成的，它只能象征着死亡和毁灭……

现在我找不到一个参加盛宴的人物和他们带来的礼物了，仿佛所有赴宴的客人都在地下室里化成了干尸的残存物，每个人都缩成自身的一部分来喻示：拉结成了一根骨头，但以理成了一颗牙齿，参孙像一个下巴，耶稣像他紫色长袍的一条碎片。盛宴的结尾仿佛演变成了残杀姑娘的一场狂欢，而这场狂欢仿佛又变成了全球性的。在这里我见到这场杀戮的最后结局，那些躯体（我说什么呢？那些饥饿口渴参加盛宴的人在尘世间完整的躯体）都变成了一具具独特的尸体，像受过酷刑备受折磨的多里奇诺的尸体那样，被撕裂成碎片，变成了肮脏而又耀眼的珍宝，如同剥了皮的动物被撑开挂起来那样，不过还保留着变为化石的人皮、内脏和所有器官以及脸部的线条。看得出皮肤上的每一个褶皱、疤痕和丝绒般的表皮，真皮上密布的胸毛和阴毛成了华丽的锦缎，乳房、指甲、脚跟的角质层、丝状的睫毛、眼睛的水晶体、嘴唇的赘肉、脊椎骨和骨架，全都化成了砂状物，但都未失去原有的形状并保持着原来的位置和布局。掏空了肌肉的疲软的大腿，像一双靴子，大腿肉堆在一边像一幅占卜看相的天宫图，上面一道道红色血管像是阿拉伯式图像；成堆的内脏，红宝石样黏乎乎的心，珍珠般排成项链状的整齐牙齿，玫瑰色透着天蓝色像垂饰板似的舌头，一排像蜡烛的手指，有如地毯线条的腹部，重新打结像封印般的肚脐……现在，这令人毛骨悚然的尸体在教堂地下室的各个角落对我发出狞笑，对我嘶声低语，想要我的命。它被分解后放在圣物箱和遗骨盒里，然而又无序地整合在一起。就是那在晚宴上又吃又喝的躯体，它狂欢，猥亵地旋转飞舞，而出现在这里的则是它无可逆转的毁灭，隐隐约约的、失去理智的毁灭。乌贝尔蒂诺抓住我的胳膊，指甲都掐进我的肉里，对我低声说道：“你看，都是一样的事情，那个起先得意洋洋的狂妄的人，那个嬉戏取乐的人，如今在这里受到了惩罚和报应。他摆脱了激情的诱惑，因不朽和永恒变得僵硬，凝结在永恒的冰冻之中得以保存和净化，因已完成腐化而避免了腐化，因已化成尘埃和矿物质而不再变成尘埃，死亡是这个地球上匆匆过客的归宿，是劳累的结束……”

此时萨尔瓦多雷突然进来了，他全身冒着火焰像一个恶魔，他大声喊道：“笨蛋！你没看见这是《约伯记》

[5]

上所写的大野兽吗？我的小主人，你怕什么呀？这就是乳酪点心！”教堂地下室顿时变得明亮，闪烁着红光，重新又变成了厨房，而与其说是厨房还不如说是母腹内壁。黏乎乎的，湿漉漉的，正中央是一头乌鸦一般黑的野兽。它长着千只手，被链条锁在一个大炉架上，这些手伸出想要抓住它周围的人，就像乡下人在口渴时想挤榨一串葡萄似的，它紧紧抓住逮着的人，用手撕扯，有人被撕下大腿，有人被揪下脑袋，它饱餐一顿之后，喷出一团比硫黄还要臭的火焰。然而，那场面已不令我恐惧，这的确是异乎寻常的奥秘，我惊诧自己竟然亲切地望着那个“善良的魔鬼”（我是这样想的），毕竟它只不过就是萨尔瓦多雷罢了。因为对于已死之人的躯体，对于他所受的苦难，所犯的贪腐之罪，现在我全知道，我什么也不害怕。事实上，现在那火焰显得可爱而又欢快，在它的照耀下，我重又看到了参加盛宴的客人们。他们又恢复了原样。他们唱着歌并认定一切将重新开始，姑娘也毛发无损地出现在他们中间，依然美丽动人。她对我说：“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你将会看到我比以前更美，你让我到火刑架上去焚烧一会儿，然后我们在这里相见！”她让我看她的外阴，愿上帝宽恕我，我进到里面，并且发现自己是在一个美丽的洞穴里，像是黄金时代的快乐谷，那里流水潺潺，果树成荫，树上挂着乳酪点心。人们都在向院长表示感谢，感谢他举办了如此盛大的晚宴。他们向他表达亲切和欢乐之情，推他踢他，撕扯他的衣服，让他躺在地上，还用木棒打他的脊背，而院长笑着，求他们别挠他痒痒。守贫的修士们骑着鼻孔喷着硫黄雾气的马儿进来了，他们腰间系着装满黄金的袋子，他们用金子把狼变成了羔羊，把羔羊变成了狼，并且经得人民议会的同意给它们加冕，让它们当皇帝，庶民高歌颂扬无比万能的上帝。“让笑化解苦恼，让笑使人捧腹折腰。”耶稣挥动着带荆棘的头冠，大声喊道。教皇约翰进来了，他斥责这种混乱的场面，并说道：“这样下去，我们会落到什么地步呀！”但是众人都嘲笑他，院长带头牵着猪离开，到树林里去寻找松露了。我正要跟着他们去，看见威廉待在一个角落里，他是从迷宫出来的。他手里拿着磁石，那磁石迅速地把他拖向北去。“别把我留在这里，导师！”我喊叫道，“我也想看看‘非洲之终端’！”

“你已经看到了！”正在远去的威廉回答我说。我醒来了，这时教堂里在吟唱葬礼悼歌的最后几句：

那将是令人悲恸的日子，

罪人从骨灰里出来，

以得到上帝的审判。

上帝啊，请对他宽容些！

仁慈的主，耶稣啊，

赐予他安宁吧！

这表明，我的幻觉，如果不是那么长的话，就像所有的幻觉一样，是瞬间即逝的，就像说一个“阿门”那样短暂，比吟唱《愤怒之日》的时间短得多。

[1]
拉丁语，进来吧，婊子养的。

[2]
Jacob，《圣经》人物，曾与天使角力并获胜。

[3]
Saint James，耶稣十二门徒之一，又名大雅各。

[4]
Nabucodonosor（前630—前562），巴比伦国王。

[5]
Libro di Job，这里指《圣经》。

第六天

辰时经后

其间，威廉为阿德索释梦。

我心神疲惫地走出大门厅，发现那里聚集着一小群人。那是动身要走的方济各会的人，威廉下来给他们送行。

我也加入了与他们的告别式，兄弟般地拥抱了他们。而后我问威廉，另一个使团的人何时带着犯人启程。他说半个小时以前他们就走了，就是我们在珍宝室的时候，我想，也许正是我做梦的时候。

听后，我顿感沮丧，随即又恢复了常态。这样更好。否则眼看着获罪的人（我说的是可怜的食品总管和萨尔瓦多雷……当然还有那位姑娘）被带走，走得远远的永远不再相见，我会受不了的。其实，当时我还被我的梦所困扰，我的情感仿佛已经麻木了。

方济各修士一行朝大门走去离开修道院时，威廉和我留在教堂前，我们两人都伤感万分，尽管出自不同的缘由。后来，我决定向导师讲述我的梦。尽管幻觉千奇百怪毫无逻辑，但我清晰地记得每一个形象，每一个手势，每一句话，梦中的一切都历历在目。我一丝不漏地讲给了威廉听，因为我知道梦经常传达神秘的信息，有学问的人可以从中解读出所含的预言。

威廉默默地听我讲完后，问我道：“你知道你梦见什么了吗？”

“就是我跟您说的那些……”我不安地答道。

“当然，这我明白。但是你知道吗？你讲的大部分都已经被写出来了，你把这些天来见到的人和事都加在你所熟悉的画面中了，因为梦里的情节你早已在什么地方读到或听到过，或是你幼年时在学校里，或是在修道院里。那是西普里安的《晚餐》。”

我疑惑了一阵，很快就想起来了。那是真的！也许我忘了书名，可哪个不甘寂寞的成年僧侣及小僧侣没有为这个幻象丛生的故事发笑或者微笑过呢？书中所写的故事，无论是散文体或是诗歌体，都属于复活节欢庆的传统，以及僧侣的游戏。尽管最严厉的导师禁止和斥责见习僧读这个故事，可每个修道院里的僧侣们都在私下里口耳相传，或以多种方式加以演绎或改编。有人断定那故事在快乐的面纱下隐含着伦理道德上的教益，因而虔诚地加以誊写；还有人鼓励传播这个故事，认为通过游戏，年轻人更容易记住《圣经》故事里的一些篇章。其中有一个用诗歌体写成的版本，是写给教皇约翰八世的，上面的题词是：“我喜欢玩耍，你接受玩耍的人吧，教皇约翰。要是你愿意，你也可以笑。”而且人们说秃头查理为了娱悦进晚餐的显贵要人，还用诙谐神秘的宗教方式，把一个诗歌体的版本搬上了舞台：

加乌德里克笑着倒地，

撒迦利亚仰卧在床上惊诧不已，

阿纳斯塔修斯教诲着……

当初我和我的伙伴们互相背诵这些片断给对方听时，不知挨了导师多少训斥。我记得梅尔克的一位老僧曾经说过，像西普里安这么一位有道德的人，不可能写出这种低俗的东西，那是亵渎《圣经》的拙劣之作，唯有异教徒或小丑才写得出来，而不是出自神圣的殉道者……好多年来我已忘了那些幼稚的游戏。那天，《晚餐》一书怎么会如此活灵活现地出现在我的梦里呢？我一直以为梦是神圣的信息，或者最多是在沉睡的记忆中，荒谬地断断续续地重现白天所发生的事情。现在我才知道书上读到的东西也可以梦见，因此，人是可以梦见梦中之事的。

“我真想成为阿特米多鲁斯

[1]

，正确地解析你的梦，”威廉说道，“但是我觉得，即使没有阿特米多鲁斯的学识，你的梦也很容易说清。我可怜的孩子，这些天你所经历的一系列事件，打乱了事物一切正确的规则。今天早晨在你那沉睡的思维中又浮现出一出喜剧的记忆，尽管也许带有别的意向，那出喜剧里的世界都是颠倒了的。你最近的记忆、你的焦虑和你的惧怕都添加在那出喜剧之中了。以阿德尔摩的页边插画为起点，你在梦中再现了一场盛大的狂欢节，梦中的所有事物好像都错位了，就像在《晚餐》一书中那样，每个人所做的都是他在世时做过的。你的梦是对你所受教诲的质疑。”

“不是我，”我勇敢地说道，“而是我的梦。不过，那就是说，梦并不是超凡的神圣的信息，而是邪恶的胡思乱想，不包含任何真理！”

“我不知道，阿德索，”威廉说道，“我们已掌握了许多事实，假如有朝一日来个什么人，执意要从我们的梦中寻求事实真相的话，那么敌基督降临的日子就真的不远了。然而，我越琢磨你的梦，就越觉得它是一种启示。也许不是对你，而是对我的启示。请原谅，我利用你的梦来扩展我的假设。我知道，这是一种卑劣行径，不该那样做……不过我相信你沉睡的心灵比我在这六天中清醒的心灵所理解的事情还要多……”

“真的吗？”

“真的。也许不一定。我觉得你的梦是一种启示，因为跟我的一个假设相吻合。不过，你帮了我一个大忙。谢谢。”

“可是我的梦有什么让您那么感兴趣呢？它和所有的梦一样是没有什么意思的……”

“它也和所有的梦及幻觉一样是另有含义的。得从它的寓意和解释《圣经》等作品的神秘去解读……”

“就像《圣经》那样？”

“一个梦就是一部著作，而许多著作只是梦。”

[1]
Artemidorodus Daldianus，古罗马占卜家，著有《释梦》。

第六天

午时经

其间，前几任藏书馆馆长的接任史得到了证实，那本神秘的书也有了更多的消息。

威廉想再上缮写室去，其实他刚从那里下来。他向本诺提出要查阅图书目录，并迅速地翻阅了一下。“应该就在这里，”他说道，“我在一个小时之前就见到过……”他在其中一页停住。“就是这本，”他说道，“你念念这个书名。”

在一篇目录（非洲之终端！）中有一部书标有四个书名，表明这部书中有好几篇文章。我念道：

一、 阿拉伯语。《论一个傻子的言语》；

二、 叙利亚语。《埃及炼金术手册》；

三、 亚尔科佛里巴导师对迦太基主教西普里安的《晚餐》的评价；

四、 《关于贞女的淫荡和娼妓的情爱之无头书》。

“是关于什么的？”我问道。

“是我们要找的书，”威廉轻声对我说，“这就是为什么你的梦对我有启示。现在我能肯定就是这部书。而实际上……”他迅速地翻阅了前后几页目录，“实际上这就是我所想的那些书，全在一起。不过这不是我要查的。你听着，你的记事本呢？我们得计算一下，你尽量回想清楚前天阿利纳多对我们说过的话，以及今天上午我们从尼科拉那里所听到的。上午，尼科拉告诉我们说，大约在三十年前他来到这里时，阿博内已被任命为修道院院长了。原来的院长是里米尼的保罗。是不是这样？我们推测这种职位的更替大约发生在一二九〇年，早一年或晚一年都没有关系。还有，尼科拉对我们说，他到这里时，博比奥的罗伯特已是藏书馆馆长了。对不对？后来他死了，藏书馆馆长的位置给了马拉希亚，这是本世纪初的事。你记下来。但尼科拉来到这里之前，里米尼的保罗当了一个时期的藏书馆馆长。具体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这没人对我们说过，我们可以从修道院的记事簿上查到，我想那个记事簿大概在院长那里，而我暂时不打算向院长要。我们假设保罗是在六十年前被指定为藏书馆馆长的，你记下来。大约五十年前本该轮到阿利纳多担任藏书馆馆长，却被另一个人顶替了，事隔几十年，为什么他还耿耿于怀呢？他影射的是里米尼的保罗吗？”

“或者是博比奥的罗伯特！”我说道。

“好像是如此。不过现在你看看这份目录。你知道，书名是按照书籍入馆时间登记的，这一点马拉希亚对我们说过。而由谁登记的呢？由藏书馆馆长。因此，按照目录上的不同笔迹，就可以确认藏书馆馆长的接替情况。现在我们从后往前查看。最后的笔迹是马拉希亚的，典型的哥特体，这你看见了。他没有写满几页，修道院近三十年没有纳入多少书。再往前翻，接着的一系列目录字迹颤抖，我清楚地看出这是博比奥的罗伯特的字，他是病人。这也没有几页，罗伯特在职的时间可能不长。下面就是我们现在发现的：连续好几页是另一个笔迹，笔锋刚劲有力，字迹清晰，登记了入馆的一大批书籍（其中有我刚才查阅的一批书），给人的印象很深。里米尼的保罗工作真尽力啊！太尽力了！你想想，难怪尼科拉告诉我们，保罗在相当年轻时就当上了修道院院长。不过，就算这位贪婪读书的人在短短几年内让修道院充实了许多书籍……然而，不是说，他有个奇怪的缺陷，也可以说是丧失书写能力的病，因而被人称作‘不会写字的院长’嘛？那么，这好几页的书目是谁写的呢？我认为是他的助理。但是如果这位助理后来被正式任命为藏书馆馆长，那么就还该是他来继续登录书目，我们明白了，为什么那么多页的目录是同一个笔迹。所以，在保罗和罗伯特之间，应该还有一位藏书馆馆长，他的任职大约是在五十年之前，他就是阿利纳多那个神秘的竞争对手，而当时较为年长的阿利纳多本指望接替保罗位置的。后来，那个人消失不见了，而与阿利纳多和其他人的期望相左的是，被任命接替其位置的人却是罗伯特。”

“可是，为什么您如此肯定这是正确的分析呢？就算这个笔迹是出自那个不知名的藏书馆馆长，前面几页登录的书名为什么不可能是保罗的笔迹呢？”

“因为除了登录这些入馆的书外，还登记着教皇的敕令和谕旨，上面都有确切的日期。我想说的是，比如你在这里找到了卜尼法斯八世的谕旨《坚定的审慎》，日期是一二九六年，你就知道这卷文档不是在当年进来的，并可以推断也不是很久之后入馆的。凭着这一点，我顺着年份排列就有了标志性的里程碑，因此，如果我假设里米尼的保罗在一二六五年成为藏书馆馆长，一二七五年当上了修道院院长，而从一二六五至一二八五年书目的笔迹，不是后来接任他的博比奥的罗伯特的，而是另一个人的，那么，就出现了十年的间隔。”

我的导师真是机敏过人。“不过发现了这个，您能得出什么结论呢？”我问道。

“得不出任何结论，”他回答我说，“只是一些前提。”

他站起身来去和本诺交谈。本诺乖乖地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但神情不定。他坐的仍然是自己的老位子，不敢去坐那个挨着图书目录的马拉希亚的位子。威廉朝他走过去，但保持了一定的距离。我们没有忘记头天晚上那令人不快的一幕。

“藏书馆馆长先生，即便你现在大权在握，我希望你还愿意告诉我一件事情。那天早晨阿德尔摩和别人在这里讨论诙谐的谜语时，贝伦加首先提到了‘非洲之终端’，当时是不是有人谈起西普里安的《晚餐》那本书？”

“是有人提起过，”本诺说道，“我没有跟你说起过吗？在谈论到辛福西奥的谜语之前，正是韦南齐奥提到了西普里安的《晚餐》，马拉希亚听了就火冒三丈，说那是一部下流之作，并提醒说院长是禁止大家阅读那本书的……”

“唔？院长？”威廉说道，“很有意思。谢谢你，本诺。”

“你们等一下，”本诺说道，“我想跟你们谈谈。”他示意让我们跟随他走出缮写室，为了避免别人听见他说话，就待在通向厨房的楼梯上。他的嘴唇在发抖。

“威廉，我很害怕，”他说道，“他们把马拉希亚也杀死了。现在知道太多事情的就是我了。何况我受到那群意大利人的憎恨……他们不想再要一个外国人当藏书馆馆长……我想，那些人被杀就是这个原因……我从未对你们谈到过阿利纳多对马拉希亚的仇恨，以及他的积怨……”

“很多年以前，是谁夺走了他藏书馆馆长的位置呢？”

“这我不知道，他总是说得很笼统，再说那已是很遥远的事了。他们大概都死了。但是阿利纳多周围的那群意大利人经常在谈论……他们常常谈论马拉希亚是稻草人那样的傀儡，他是由某个人跟院长合谋安插在这里的……我不知不觉地……卷入了两个对立派别的争斗之中……这我今天早晨才明白……意大利这块土地上处处都暗藏杀机，他们连教皇都能毒死，可以想象，像我这么一个可怜的年轻人……昨天我还不明白，我原以为一切都源于那本书，可现在我没有把握了，那只是个借口……我应该……我想……我真想逃跑。你们能给我出出主意吗？”

“我劝你保持镇静。现在你想听我的劝告了，是不是？可是昨天晚上，你还好像是世界的主宰。傻瓜，要是你昨天帮助了我，我们尚能阻止最后那桩凶杀案的发生。是你把那本书给了马拉希亚，才导致了他的死亡。不过，你至少得告诉我一件事。那本书到没到过你手里？你碰没碰过它？你读没读过它？”

“这我不知道。我发誓，我没有碰过它，或者说，我只是到实验室取它时才碰过它，但我没有打开，我把它藏在僧袍下，然后去我的房间把它放在草褥下。当时我知道马拉希亚一直在监视我，我立刻就回到了缮写室。而后来马拉希亚提出要我当他的助手，我就把他带到我的房间，把书交给了他。这就是一切。”

“你可别对我说你连打开都没打开过。”

“不，我打开过，在把它藏起来之前，为了确定那真是你们也在寻找的那本书。书的开头一篇是用阿拉伯文写的手稿，后面一篇是用叙利亚文写的，我想，再后面一篇是用拉丁文写的，最后一篇是用希腊文写的……”

我回想起了在目录里见到过的一些缩写。头两篇题目是用缩写ar.和syr.

[1]

。就是那本书！不过威廉紧追不舍：“那么说你碰过它，而你却没有死。也就是说光碰它不会死。而关于那篇希腊文的手稿，你能告诉我什么？你看过它吗？”

“只看了一点儿，只是弄明白了那是一篇无题的文稿，一开始好像就少了一部分……”

“《关于贞女的淫荡和娼妓的情爱之无头书》……”威廉低声道。

“……我设法看了第一页，不过说实话，我希腊文很差，我本该在希腊文上多下些工夫的。最后另一个细节令我感到很好奇，正好就是用希腊文写的那几页。我没有全都翻阅，因为我翻不开。那些书页，怎么说呢，都湿了，一页一页粘在一起分不开。因为那羊皮纸挺怪，所以才会这样……比别的羊皮纸柔软，以致头一页都被腐蚀了，几乎都烂成碎片了，的确是……总之，很奇怪。”

“‘奇怪’，塞韦里诺也是这么形容的。”威廉说道。

“那种羊皮纸好像非同一般……仿佛是布，但是很薄……”本诺继续说着。

“亚麻纸，或是布纹羊皮纸，”威廉说道，“你从未见过那种羊皮纸吗？”

“我听说过，但是以前我没见过。人说那种纸很贵，也容易碎，所以用得很少。是阿拉伯人制造的，是不是？”

“是阿拉伯人发明的。不过意大利的法布里亚诺也制造这种纸。而且也……那肯定是的，当然了！”威廉的眼睛发亮。

“这是多美好且有意思的发现啊，好样的，本诺，我谢谢你！是啊，我想在这座藏书馆里，亚麻纸的手稿很少有，因为新近并没有手稿送来。况且许多人担心那种纸不像羊皮纸能保存几个世纪，也许这是真的。我们想象一下，假如人们并不希望收藏在这里的东西像青铜器那样耐久……布纹羊皮纸，嗯？好，再见。你尽可放心。你不会有危险的。”

“真的吗？威廉，你们能向我保证吗？”

“我向你保证，如果你就老老实实待在自己位置上的话。你已经惹了太多的麻烦。”

我们辞别本诺离开缮写室时，他就算说不上放心，似乎也平静多了。

“笨蛋！”我们出来走到外面时，威廉嘟囔道，“要是他不在中间插一杠子，我们早就一切都解决了……”

我们在膳厅找到了院长。威廉迎上去，要求跟他谈话。阿博内无法推托，约我们过一会儿在他寓所见面。

[1]
分别是阿拉伯文和叙利亚文的缩写。

第六天

午后经

其间，院长拒而不听威廉的分析，却大谈宝石的内涵，表示希望威廉别再调查那些不幸的事件。

院长的寓所在参事厅上面，他在宽敞豪华的客厅里接见我们。那是个晴朗的有风天，从客厅的窗口可以看到修道院教堂的屋顶，还可以看到楼堡的建筑。

院长站在一扇窗前，他一面欣赏宏伟的楼堡建筑，一面做出庄重的手势指给我们看。

“令人叹为观止的古堡，”他说道，“它的建造比例综合了诺亚方舟的黄金规则。楼堡的建筑分三层，因为三是三位一体的数字。拜见亚伯拉罕的天使是三位；约拿在巨鲸腹内是三天；耶稣和拉撒路在墓室里有三天；基督三次请求圣父把他面前斟满苦酒的杯子挪开，并且三次躲起来与使徒们一起祈祷；彼得三次背离他，他升天后三次向他的门徒们显灵。神学宣扬三种善德；神圣的语言有三种；灵魂分三部分；理性的造化物分天使、人和魔鬼三个类别；声音分嗓声、气息声和拍击声三类；人类历史分立法之前、立法期间和立法之后三个时代。”

“神秘和奇妙的和谐统一。”威廉认同道。

“不过，四方形也同样。”院长继续说道，“蕴含神圣的教诲。东南西北基本方位是四；春夏秋冬四季；水火土气四大元素；冷热干湿四种气候；出生、长大、成熟、衰老四个阶段；动物有天上、地上、飞行和水生四类；构成彩虹的基本颜色是四种；产生一个闰年需四年。”

“噢，那当然，”威廉说道，“七也跟这些数字一样是神秘的数字，三加四等于七；而三的四倍是十二，就像十二个门徒一样；十二乘以十二等于一百四十四，就是上帝选民的数字。”威廉对神秘数字世界的奥秘精到的论述让院长无话可说。这样，威廉就能把谈话引上正题。

“我们必须谈谈最近发生的事件，对此我考虑了很久。”威廉说道。

院长转过身来背朝着窗户，神情严厉地面对威廉：“也许太久了。威廉修士，我承认，我原本对您有更多的指望。您来这里已经快六天了，除了阿德尔摩，又死了四个僧侣，还有两个让宗教裁判所逮捕了——当然，那是行使法律，但要是裁判官不插手前几桩命案的话，我们本来是可以避免蒙受这种耻辱的——最后，我作为调解人所举办的这次会晤，由于这些罪恶行径，落了个令人难堪的结局……当初我请您调查阿德尔摩的死因时，您好像认同我的看法，我本指望对这些事件能有不同的解决办法……”

威廉沉默不语，显得很尴尬。院长当然说得在理。在这个故事的一开始我就说过，我的导师喜欢以机敏的推断使人折服，而当此之时，他行动的迟缓不无公正地受到谴责，他的自尊心受到挫伤，那是符合逻辑的。

“是的，”他承认道，“我辜负了您的期望，但是，尊敬的院长大人，我要向您解释为什么。造成这些罪行的缘由并不是僧侣之间的一场争斗和某种报复，而是事情本身牵涉到修道院久远的历史渊源……”

院长不安地看了看他：“您想说什么？我也明白，问题的关键并不在食品总管不幸的往事，它又牵涉另一件事情。可那是一件我也许知道却又不能谈论的事情……我本希望您已澄清此事，并由您来跟我谈的……”

“尊敬的院长大人想的是某些从告解中得知的事情……”院长移开视线，威廉继续道，“如果院长想知道我是否清楚有关贝伦加和阿德尔摩之间，以及贝伦加和马拉希亚之间的不正当关系，那么，这是修道院里人人皆知的，而不是从您那里得知的……”

院长涨红了脸：“我认为当着这位见习僧谈论这类事欠妥。会晤已经结束，我认为您不再需要他当您的书记员了。孩子，你出去吧。”他用命令的口吻对我说道。我委屈地走了出去。但出于好奇，我只半掩上大厅的门，蹲在门背后，注意倾听他们的谈话。

威廉继续讲下去：“那么，这些不正当的关系，即便发生过，它在这些令人痛心的案件中也是无足轻重的。关键在另一件事情上，我想您已经想到了。一切都是围绕着一起盗窃案，对一部书的占有，那书原先是藏在‘非洲之终端’里面的，现在经过马拉希亚之手又放回那里了，不过一连串的命案好像并未就此中止，这您也看到了。”

一段长时间的沉默之后，院长才又说话，声音嘶哑而又迟疑，仿佛因意想不到的揭示而感到震惊：“不可能……您是怎么知道‘非洲之终端’的？您违背我的禁令进了藏书馆？”

威廉本该说出真相，不过那样一来，院长将会大发雷霆。可他显然又不想撒谎，于是选择了用反问来作回答：“尊敬的院长大人，在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您不是对我说过，我从没见过勃鲁内罗那匹马，却能准确地描述出它的特点，像我这样一个人，要推断禁止他进入的场所，难道还会有什么困难吗？”

“那倒也是，”院长说道，“可是您为什么会那样思考的呢？”

“怎么会往那儿想，那就说来话长了。可是已经发生的一连串凶案，都是为阻止人去发现不想让人知道的某种秘密。现在那些对藏书馆秘密略有所知的人，不管是直接地还是通过诈骗手段知道的，全都死了。只留下一个人，那就是您。”

“您这是含沙射影……您这是含沙射影……”院长说这话时，好像脖子上的青筋都暴起了。

“您别误会，”威廉说道，很可能他也的确想试着暗示一下，“我是说，有人是知道真相的，并且不想让别人知道。您是剩下的知道实情的最后一个人，您很可能是下一个受害者。除非您能把您所知道的那本禁书告诉我，尤其是要告诉我修道院里有谁对于藏书馆的事情知道得跟您一样多，甚至比您还多。”

“这里很冷，”院长说道，“我们出去吧。”

我急忙离开厅门，赶到通往地下的楼梯口等他们。院长见到我，对我微微一笑。

“几天来，这位年轻僧侣听到多少令人不安的事情啊！振作些，孩子，别惶恐不安。我觉得实际存在的阴谋，没有人想象的那么多……”

他举起一只手，有意让白天的光线照到他戴在无名指上的一枚戒指，那是一枚闪闪发光象征权力的戒指。镶嵌在上面的各种宝石璀璨夺目。

“你认出它了，是吧？”他对我说道，“它象征我的权威，也象征我的重任。这不是一件装饰品，它庄重地宣布我是圣言的守护人。”他用手指摸着那些色彩绚丽的宝石，那乃是令人赞叹的人类和大自然共同创造的艺术杰作。“这是紫晶，”他说，“它是谦逊之镜，让我们回想起圣马太的单纯和谦和；这是绿玛瑙，它是仁慈的标志，象征着约瑟和圣雅各的虔诚；这是碧玉，蕴含着信仰，象征圣彼得；红玛瑙，忘我牺牲的标志，令我们想起圣巴托洛谬；这是蓝宝石，它象征希望和默想，代表圣安得烈和圣保罗；水苍玉，象征健康的教义、科学和宽容，代表圣多马的善德……宝石的内涵多么丰富多样，”他沉浸在神秘的遐想之中，继续说道，“那是传统的宝石鉴赏家们从亚伦所佩戴的胸饰，以及从使徒的书卷中有关圣城耶路撒冷的描述演绎出来的。另外，锡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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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墙上镶嵌的宝石跟摩西的兄长胸饰上缀有的宝石是一样的，《出埃及记》中记载的红玉、白玛瑙和红玛瑙在《启示录》中是用绿玛瑙、红玛瑙、翡翠和紫玛瑙替代的。”

威廉刚想开口说话，便被院长用手势阻止了，院长继续他的讲话：“我记得有一本祈祷书手稿是写在羊皮纸上的，装饰在上面的每一块宝石上都刻有描写和赞颂圣母的诗句。诗里还提到她的订婚戒指，就像是用宝石的语言谱写了一首闪烁着真理之光具有象征意义的诗篇。碧玉象征信仰，绿玛瑙象征仁慈，绿宝石象征纯洁，红玛瑙象征平静的童贞生活，红宝石象征耶稣在受难之地淌血的心，色彩绚丽的贵橄榄石让人想起圣母马利亚的神奇显灵，紫玛瑙象征仁爱，玫瑰和天蓝色调出的紫色水晶，象征着上帝的爱……镶嵌宝石的戒指，就这样拥有了含有深意的矿物质，如纯洁的水晶让人重获灵魂和肉体，如同玛瑙的琥珀象征节欲，吸铁的磁石像圣母用其仁慈之弓拨动悔罪人的心弦。正如你们所见，那都是镶嵌在我戒指上的宝石，哪怕是最小最不起眼的尺寸。”

他晃动着戒指，那闪烁的亮光令我目眩，他像是想震慑我。“神奇的宝石语言，是不是？对于别的圣人，那些宝石还另有含义。对于英诺森三世来说，红宝石意味着沉静和忍耐，石榴红宝石象征着仁爱。对于圣布鲁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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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海蓝宝石以极其纯净的光亮聚合了神学的知识。绿松石象征着欢乐，缟玛瑙代表六翼天使，黄玉代表掌管知识的天使，碧玉象征宝座，贵橄榄石象征全德天神，蓝宝石象征美德，红玛瑙象征强权，水苍玉象征通权天神，红宝石象征大天使，绿宝石象征小天使。宝石的语言是多样的，根据感知选择解读的意思，根据它们显现的氛围，解释每一种宝石所蕴含的多种真理。而由谁来裁定诠释的水准以及内涵是否正确呢？这你是知道的，孩子，是他们教会了你：权威人士、最可靠和最有名望的，也就是最神圣的鉴赏家。否则，怎么诠释世界呈现在我们罪人眼皮底下多姿多彩的符号呢？又怎么能避免不陷入魔鬼诱惑我们的误区呢？你可得小心，魔鬼是憎恨宝石的语言的，这很特别，圣女希尔德加德可以作见证。肮脏的野兽从宝石的语言看到传达着不同含义和不同层次智慧的一种信息，魔鬼想制服它，因为它是敌人，璀璨的宝石回应了其在毁灭之前曾有的奇迹，而且，魔鬼深知这些宝石的绚丽璀璨是烈火反射出来的，而火正是对魔鬼的惩罚。”他把手伸给我让我亲吻戒指，我跪了下来。他抚摸了我的头：“所以，孩子，你把这些天所听到的都忘了吧，那无疑都是些谬误。你已进入最伟大、最高贵的修道院，我就是这个修道院的院长，你是在我的管辖之下，因此，你须听命于我，把那些事情忘了吧，并且永远封上你的嘴。你发誓。”

我当时颇受感动，我被制服了。本来我肯定会发誓的。而我倘若那样做了，那么你，我善良的读者，现在你就读不到我这忠实的记载了。然而，这时威廉加以干预了，也许不是为阻止我发誓，而是他因感到厌恶而作出了本能的反应，想阻止院长的行为，粉碎他已在我身上产生的魔力。

“这跟孩子有什么关系？我向您提出了一个问题，我提醒您有危险，我要求您说出一个人的名字……难道您现在要我也亲吻这枚戒指，并发誓忘记我所知道和怀疑的一切吗？”

“哦，您……”院长伤感地说道，“不过，我并不指望一位托钵僧能够理解我们传统的美，或者能严守秘密，即仁慈的奥秘……是的，是仁爱的奥秘和荣誉感，还有保持沉默，那是建立我们宏伟业绩的基石……您告诉了我一个离奇的故事，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为了一本禁书，造成了一连串的凶杀，有人知道了唯有我才应该知道的事情……荒唐的无稽之谈，毫无意义的推论。您尽可把它说出去，如果您愿意的话，没有人会相信您的。而尽管在您奇异的构想中有某些成分是真的……好吧，一切都重新归我来掌控，由我来负责。我会调查的，我有手段，我有权威。当初我就不该请一个外来人调查只属于我管辖范围的事，不管他多么睿智，多么值得信任。但您心里是清楚的，您对我说过，当初我始终以为那只是牵涉到违背操守的事情，而且我是想（我当初欠谨慎）让另外一个人把我在听人告解时所得知的事情告诉我。好，现在您告诉我了。对于您所做的一切，对于您力图做的一切，我深表感激。双方使团的会晤已经结束，您在这里的使命也已经结束。我想皇宫正急切地期待着您，那里不能长时间缺少您这样的人。我准许您离开修道院。今天也许已经晚了，我不想让您日落之后上路，路上不安全。你们明天一早就走。噢，您别感谢我，您作为我们兄弟中的一员，并且光临我们的修道院，那是我们的荣幸。您可以跟您的见习僧回去了，让他给您准备行李。明天天亮时我再替您送行。由衷地感谢。自然，您不必再继续您的调查了。您不要再骚扰僧侣们了。您走吧。”

院长的这番话与其说是告辞，不如说是下逐客令。威廉辞别后就下了楼梯。

“这是什么意思？”我问道。我真是一点儿也不明白。

“尽你所能构想一种假设。你应该已经学会该怎么做。”

“如果我真就这样学会了的话，那我至少可以构想两种完全相反的假设，而两种全都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好，那么……”我咽了一下口水，作这种假设使我很不自在，“第一种假设，院长本来就已经知道一切，并且心想您什么也发现不了。他在阿德尔摩死后，先把调查任务交给您，但后来他逐渐明白，事情比他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从某种程度上也牵涉到他，他不愿意让您把事情查得水落石出；第二种假设，院长从未怀疑过什么（至于是什么，我不知道，因为我不知道您现在的想法）。不管怎么样，他一直以为一切都源于一场争吵……鸡奸僧侣之间的一场争吵……不过，现在您让他睁开了眼睛，他突然发现了一件可怕的事情，他想到了一个名字，他心里清楚谁应该对那几起凶杀案负责。不过，事情到了这种地步，他想自己来处理，把您支走，以挽回修道院的声誉。”

“想得不错。你开始能运用推理了。不过，你已经看到，无论哪种情况，我们的院长都是为他修道院的名声而担心。不管他是凶手还是下一个受害者，他都不愿意让有损于这圣地的消息透露到山外去。你可以杀了他的僧侣们，但是你不能毁坏这座修道院的荣誉。啊，为了……”威廉现在很恼火，“这个僭主的私生子，这个只因给圣人阿奎那下葬而变得有名望的孔雀，这个只因戴着一枚像玻璃杯底那样大的戒指而活着的大皮囊！不可一世的傲慢的家伙！你们克吕尼修会全是傲慢的家伙！你们比君主们更糟，比无赖还无赖！”

“导师……”我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我壮起胆子以责备的口吻说道。

“住口，你同他们是一路货色。你们并不是什么地位低下的贱民，也不是贱民的儿女。如果你们遇上一个农民，就会接纳他，但昨天我看到了，你们毫不犹豫地把他交给了执行宗教法庭裁判的世俗权力。如果是一个你们之中的人，他就会受到保护。阿博内会认出凶手，会在教堂地下的珍宝库里刺死他，并取出他的肾来分放在圣骨盒里，只要能保住修道院的声誉……一个方济各修士，一个普通的教士，想要在这座神圣的房子里发现老鼠窝？这可不行，阿博内无论如何是不允许他这样做的。谢谢，威廉修士，皇帝需要您，您看见了我的戒指有多漂亮，再见了。然而，现在已经不是我和阿博内之间的挑战了，而是我和整个事件之间的挑战，在事情查明之前我是不会走出这个围墙的。他不是要我明天早晨就走吗？好吧，他是修道院的主人，但是在明天早晨之前，我就要查清楚。我必须得查清楚。”

“您必须查清楚？现在谁强迫您呢？”

“没有人强迫我们查清楚，阿德索。但必须查清楚，这就是一切，哪怕是理解错了。”

对于刚才威廉诋毁我的教会及修道院院长的那番话，我还困惑不解，感到委屈。我试图为阿博内作一些辩解，于是构想出第三种假设，我觉得自己在这方面似乎已经得心应手了：“导师，您没有考虑到第三种可能性，”我说道，“这几天我们注意到了，而今天早晨尼科拉的那番表白，以及我们在教堂里听到的窃窃私语，更加使我们看明白了，这里有一帮意大利僧侣不愿容忍接连由外籍人员继任藏书馆馆馆长，他们谴责院长不遵守传统。根据我的理解，他们隐蔽在阿利纳多背后，并把他推到前面当做一面旗帜，以求得在修道院建立另一种体制。对此我很能理解，作为一个见习僧也会在他的修道院里听到很多这一类议论、影射和阴谋策划的。因此说，院长也许是生怕您的发现会给他的敌人提供武器，而他是想谨慎地了结一切……”

“有可能。可他仍然是个酒囊饭袋，他会让人给杀了的。”

“可您对我的假设怎么看？”

“待会儿我再告诉你。”

我们走进庭院。风刮得更加猛烈，虽然午后经刚过不久，光线已很黯淡。时近黄昏，我们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在夕祷时，院长肯定会通知僧侣们说，威廉不再有权利进行调查，也不能再到处活动了。

“时间不早了，”威廉说道，“而一个人在时间紧迫时，一定得保持镇定。我们要像仍有足够的时间那样行动。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难题，就是怎么进入‘非洲之终端’，因为最终的答案应该就在那里。另外，我们还得救一个人，我还不能确定是哪一个。最后，我们得注意马厩那边会不会出点什么事，你得盯住那儿……你看，那里乱成一团了……”

楼堡和庭院之间的空地上的确异常热闹。刚才，有位见习僧从院长的寓所出来朝楼堡跑去。现在尼科拉从那里出来，朝宿舍方向走。早晨见到的帕奇菲科、埃马洛、彼得等一伙人，正在一个角落里跟阿利纳多不停地交谈，好像是想说服他什么。

随后，他们好像做出了决定。埃马洛搀扶着还在犹豫不决的阿利纳多，并且跟他朝院长的住所走去。他们正要进去时，见尼科拉从宿舍出来，领着豪尔赫也朝院长住所走。尼科拉看见两个人先一步进去了，就跟豪尔赫耳语了几句，老人摇了摇头，他们继续朝参事厅走去。

“院长牢牢掌控了局面……”威廉怀疑地喃喃道。从楼堡里又走出来一些僧侣，他们本该待在缮写室里的，紧跟着他们出来的是本诺，他忧心忡忡地向我们迎了上来。

“缮写室里乱糟糟的，”他对我们说道，“没有人工作，大家议论纷纷……发生什么事啦？”

“今天早晨为止，最可疑的人好像全都死了。昨天以前，大家都防范着贝伦加，他愚蠢、毫无信义又好色；还防范过异教嫌疑食品总管；最后是遭众人憎恨的马拉希亚……可现在，都不知道该防范谁了，他们都急于想找出一个敌人，或一只替罪羊。人人自危，有些人像你一样害怕，有些人决计让别人害怕。你们都太焦急不安了。阿德索，你多去马厩瞧一瞧。我去休息了。”

我本该觉得惊诧：明明只剩下几个小时了，反倒去休息，这似乎不是明智之举。不过，现在我对我导师太了解了，他的身体越是放松，他的思想就越是活跃。

[1]
Zion，耶路撒冷城旁的山丘，是该城最古老的地方，也代表耶路撒冷城本身。

[2]
San Brunone（1035—1101），天主教加尔都西会创始人。

第六天

夕祷与晚祷之间

其间，简述长时间的困惑和迷茫。

要讲述后来在夕祷和晚祷之间的时辰里所发生的事情是很难的。

威廉不在。我围着马厩转，但没有发现什么不正常的情况。马夫们正在把被大风吹得狂躁不安的马匹牵进马厩，其他一切都很平静。

我走进教堂。人们都已在唱诗台上就位，此时院长发现豪尔赫不在。他用手势示意推迟礼拜仪式。他喊本诺，让他去寻找。本诺不在。有人提醒说他可能在安排锁缮写室的门。院长烦躁地说，早就关照过本诺不用锁门，因为他不知道规则。亚历山德里亚的埃马洛从他的位子上站起来说：“尊贵的院长，要是您同意的话，我去叫他来……”

“没有人要你做什么，”院长粗暴地说，埃马洛回到位子上，满含深意地看了提沃利的帕奇菲科一眼。院长叫尼科拉，他不在。大家提醒说尼科拉正在准备晚饭。院长做了个失望的手势，似乎他不愿在众人面前显出自己的烦躁不安。

“把豪尔赫找来，”他叫喊道，“你们去把他找来！你去！”他命令见习僧的导师。

另一个人提醒他说阿利纳多也不见了。“我知道，”院长说道，“他体弱多病。”我待在圣阿尔巴诺的彼得旁边，听见他用意大利中部的一种通俗语跟邻座诺拉的古佐说话，我能听懂部分意思：“我相信是这样。今天那可怜的老人和院长谈过话出去后，显得很郁闷。阿博内的行为真像阿维尼翁教皇的婊子！”

见习僧们显得茫然失措，正像我意识到的那样，凭借他们那童贞的敏感，已察觉到笼罩在唱诗班里的紧张气氛。久久的静默和尴尬在持续着。院长命令吟诵几段赞美诗，他随意点了三首，都不是夕祷规定要唱的。大家面面相觑，然后开始低声吟唱起来。见习僧们的导师回来了，后面跟着本诺，他低着头在自己位子上就了座。豪尔赫不在缮写室，也不在他的房间。院长下令开始祷告。

祷告结束后，在大家下楼去用晚餐之前，我去叫威廉。他一动不动地和衣躺在简陋的床铺上。他说没有想到已经那么晚了。我向他简述了发生的事情。他摇了摇头。

在膳厅门口，我们看到了尼科拉，几个小时之前他曾陪同豪尔赫去院长那里。威廉问他，老人刚才是否直接进了院长的寓所。尼科拉说豪尔赫在门外等了很久，因为当时客厅里有阿利纳多和亚历山德里亚的埃马洛。后来豪尔赫进去了，他在里面待了许久，尼科拉一直在外面等着他。后来豪尔赫出来了，让尼科拉陪他去教堂。那是在夕祷前一个小时，教堂里还空无一人。

院长发现我们在跟食品总管说话。“威廉修士，”他警告说，“您还在进行调查吗？”他示意威廉在餐桌旁就座，圣本笃会一如既往的好客传统是神圣的。

晚餐比平时更加沉闷而惨淡。院长忧虑不安，勉强地吃着东西。最后，他吩咐僧侣们赶紧准备做晚祷。

阿利纳多和豪尔赫还是没有出席。僧侣们指着瞎眼老人空缺的位置低声议论着。晚祷结束后，院长要大家吟诵一段特别的祷文，为布尔戈斯的豪尔赫的健康祈祷，但是并不清楚是指他的身体健康还是指他永恒的健康。人人都明白，一场新的灾难将要降临这座修道院。此后，院长命令大家迅速赶回各自房间就寝，要比平时更抓紧时间，并特别强调谁都不得留在外面走动。胆战心惊的见习僧率先出去了，他们把兜帽压在脸上低着头，不像平时那样交头接耳，推推搡搡，嘻嘻哈哈，或有意无意地绊倒别人，不计后果地开玩笑捉弄人（作为见习僧，尽管当了小僧侣，仍然是孩子，往往导师训斥也无济于事，无法阻止他们孩子气的表现，他们究竟年纪还小）。

成年的僧侣们出来时，我悄悄尾随在那帮“意大利人”后面，现在我的眼睛已能认出他们来了。帕奇菲科正在对埃马洛低声说道：“你相信阿博内真的不知道豪尔赫在哪里吗？”埃马洛回答说：“也可能知道，知道在哪里，而且知道他再也回不来了。也许老盲人太苛求了，而阿博内不想再要他了……”

当我和威廉正佯装要回到朝圣者宿舍时，发现院长从餐厅尚开着的门走进了楼堡。威廉建议再等一会儿，后来院子里没有人了，他让我跟着他。我们迅速地穿过空地，走进了教堂。

第六天

晚祷之后

其间，威廉几乎是偶然发现了进入“非洲之终端”的秘密。

我们像两个刺客似的埋伏在教堂入口处的一根柱子后面，从那里可以看到安放着圣骨的内堂。

“阿博内去关楼堡的门了，”威廉说道，“他把门从里面反锁上以后，他就只能从圣骨堂出来了。”

“然后呢？”

“然后我们看他做什么。”

可是我们无法知道他做什么。一个小时过去了，他还是没有出来。“他去‘非洲之终端’了。”我说道。“也可能。”威廉回答道。准备了许多假设的我，补充道：“也许他又从膳厅出来，去寻找豪尔赫了。”威廉说：“这也有可能。”“也许豪尔赫已经死了，”我又想象道，“也许他在楼堡里，并正在对院长下手。也许他们两人在另一个地方，而有一个人潜伏在那里等着他们。那些‘意大利人’想要怎么样？而本诺为什么那么害怕？莫非那是他戴在脸上的一个假面具想要欺骗我们？如果他既不知道怎么关门也不知道怎么出来，为什么夕祷时他留在缮写室里呢？他是想探索进入迷宫的路吗？”

“一切都有可能，”威廉说道，“但唯有一件事是肯定要发生，或正在发生，或已经发生了。而到最后，仁慈的神灵会赋予我们一个准确的判断。”

“那是什么？”我充满希望地问道。

“那就是巴斯克维尔的威廉修士，他现在仿佛已经明白了一切，却不知道如何进入‘非洲之终端’。去马厩，阿德索，去马厩。”

“但如果院长发现了我们呢？”

“那我们就装成两个幽灵。”

我虽觉得那不是一个可行的好办法，但没有吭声。威廉越来越紧张不安。我们从北面的大门出去，穿过墓地，狂风呼啸，我祈求上帝别让我们撞见两个鬼影，因为那天夜里，修道院里不乏受难的幽灵。我们走到马厩，感觉到马匹因狂风的肆虐而躁动。马厩的正门是一排金属的栅栏门，齐胸高，透过它可以看到里面。在黑暗中可以辨认出马匹的轮廓，我认出了那匹名叫勃鲁内罗的马在左边第一个位置上。它右边第三匹马觉察到有人，就昂起头嘶鸣。我微微笑道：“Tertius equi.”

“你说什么？”威廉问道。

“没什么，我想起了可怜的萨尔瓦多雷。他曾想用这匹马作什么魔法，用他蹩脚的拉丁文，像是Tertius equi。那就是字母u。”

“字母u？”一直心不在焉地听着我絮絮叨叨的威廉问道。

“是的，因为tertius equi要说的并不是第三匹马，而是equi这个词的第三个字母u。不过，那是瞎扯……”

威廉看了看我，在黑暗中，我好像看见他的脸变了形：“愿上帝保佑你，阿德索！”他说道，“当然，具体的推测，他指的应该是在词语中，而不是在物体中来推测……我怎么那么笨呢！”

他张开手用力拍了一下脑门，发出“啪”的一声，我想他准是打疼了自己。“我的孩子，今天，第二次从你嘴里发出智慧之声，第一次是在梦里，现在你却是清醒着的！快跑，你快跑到你的房间去把灯取来，把我们藏着的那两盏灯都取来。别让人看见你，然后你马上到教堂去与我会合！别问，快去！”

我没问就走了。灯就在我的草褥垫床铺底下，都灌满了油，因为那是我事先已准备好的。我把打火石塞进僧袍里，把两盏灯像宝贝一样揣到怀里，就跑步去教堂了。

威廉待在三足炉鼎下，正在重新阅读羊皮纸手稿上韦南齐奥留下的笔记。

“阿德索，”他对我说，“primum et septimum de quatuor，并不意味着四的第一和第七，而是四这个字的第一和第七个字母！”我还是没有明白，后来我豁然开朗：“原来是《宝座上的二十四位老者》那篇铭文！那段诗文！刻写在镜子上方的字！”

“我们走！”威廉说道，“也许我们还可以救一条人命！”

“谁的命？”我问道，而他却已在骷髅头周围忙碌着，在打开通向圣骨堂的甬道。

“一个不值得救的人的生命。”他说道。此时我们掌灯前行，已经到了地下通道，朝通向厨房的门口走去。

前面我已说过，在这里你只要推开一扇木门，就会发现已身处厨房的壁炉后面，在通往缮写室的螺旋形楼梯下了。而就在我们推那扇木门时，听到左边墙壁里发出几声沉闷的响声。声音是从门边的墙壁传来的，那里是沿墙排放骷髅头和圣骨的一排墓穴尽头。在最后一个墓穴那里，有一段实心墙填满了方形的大石块，正中央嵌有一块石碑，上面刻着褪了色的单音节字。响声像是从石碑后面或是上方传来，又像是就在我们头顶上面。

如果这事发生在头天晚上，我会立刻想到死去的僧侣，但现在我随时准备面对活着的僧侣身上发生的更可怕的事。“会是谁呢？”我问道。

威廉开了门，从壁炉后面出去。沿着螺旋式楼梯的墙壁也听得到响声，就好像有人被囚禁在墙壁夹层里面，或者可以推测在厨房内墙和南角楼的外墙之间存在不小的空间（的确有相当的宽度）。

“有人被关在里面了，”威廉说道，“我一直在琢磨的是，这座楼堡有那么多的通道，是不是另有一个进入‘非洲之终端’的通道。显然是有的。从圣骨堂上去到厨房之前，有一堵内墙可以打开，并且可以沿着一道隐藏在墙体内与此平行的楼梯上去，直接就进入用墙体隐藏的房间了。”

“可现在谁在夹层里面呢？”

“第二个人。一个人已在‘非洲之终端’，另一个人力图追上他，可那个在高处的人应该已经封住了两个入口的机关。这样，后者就落入了陷阱，而且他想必是异常焦急，因为在那像羊肠小道一样狭小的空间里，空气稀少。”

“那是谁呢？我们得救他出来呀！”

“究竟是谁，一会儿我们就会看到。至于搭救他，那只能从上面把机关打开，因为在这边我们不知道机关秘密。我们得赶紧上去。”

就这样，我们上去进到缮写室，并从那里抵达迷宫，很快就赶到了南角楼。最少有两次我不得不放慢脚步，不能快步往前冲，因为那天夜里从墙缝刮进来的寒风形成几股气流，钻进过道里，呼啸着钻入各个房间，吹得散乱在桌上的书页咝咝作响，致使我不得不用手挡住油灯上晃动的火苗。

我们很快来到有镜子的房间，这回我们对等待着我们的变形把戏已有心理准备。我们举起灯，照亮镜框上方的那些铭文，宝座四周就座的二十四位长老……秘密昭然若揭：quatuor这个字有七个字母，只需按动第一个字母q和第七个字母r。我兴奋不已，想亲手去按动那两个字母。我急忙把灯搁在房间中央的桌上，我精神紧张，动作慌乱，放灯的时候，火苗把一本书的封面烧着了。

“当心，笨蛋！”威廉喊道，并一口气吹灭了灯盏，“你想放火烧掉藏书馆吗？”

我连忙道歉，并又要点灯。“算了，”威廉说道，“用我的就够了。你拿着，给我照亮，铭文太高了，你够不着。我们动作得快点儿。”

“要是里面的人带着武器怎么办？”我问道，那时威廉在摸索着寻找那几个关键字母，像他那么高的个子，想摸到《启示录》中的那一句铭文，还得踮着脚尖。

“把灯拿高些，真见鬼，别害怕，上帝跟我们在一起！”他答非所问地回答我道。他的手指正要碰到quatuor的字母q，而我在他身后几步的地方，对他的一举一动看得比他自己更清楚。我已说过，铭文的字母像是刻在或是嵌在墙上的：很明显，组成quatuor一词的那些字母，都镶了金属框架，字母后面便是镶嵌在墙壁上的一个奇妙的机械装置。字母q被按动往前推时，发出清脆的咔咔声；按动字母r的时候，也发出咔咔的响声。整个镜框颤动一下，“咔嚓”，玻璃表面朝后面弹开。原来镜子是一道门，门轴及合叶都在左边。威廉把手伸进镜门右侧和墙体之间的缝隙，把镜门朝自己方向拉。随着“吱嘎”一声，门朝我们打开了。威廉钻入门内，我也把灯举过头，紧随其后进去了。

晚祷结束两个小时之后，在第六天与第七天交替的深夜，我们进入了“非洲之终端”。

第七天

夜晚

若要记述这里的奇妙发现，标题就该跟整个篇章一样长了，这不符合惯例。

我们来到一个房间，其形状与另外三个没有窗户的七边形过厅相似。里面不通风，书籍因潮湿而有一股刺鼻的霉味儿。我高举油灯先照亮天花板，然后把灯放低左右移动，摇曳的灯光照到远处靠墙摆放的书架。

最后我们看到屋子中央一张堆满纸页的桌子，桌后是一个坐着的人形，他好像在黑暗中等待我们。尽管他是个活人，可是一动不动。还没等灯光照亮那人的脸，威廉就说话了。

“晚上好，尊敬的豪尔赫，”他说道，“你一直在等我们吗？”

我们朝前走了几步，灯光照亮了老人的脸，他像是并不瞎，看着我们。

“是你吗，巴斯克维尔的威廉？”他问道，“今天下午夕祷之前我就来这里把自己关起来，然后一直等着你。我知道你会来的。”

“可是院长呢？”威廉问道，“在暗道楼梯上挣扎的是他吗？”

豪尔赫犹豫了片刻，“他还活着吗？”他问道，“我以为他已经窒息而死了。”

“在我们的谈话开始之前，”威廉说道，“我想先救他出来。你可以从这里把暗道机关打开。”

“不，”豪尔赫疲惫地说道，“已经不能了。机关得从下面操作。按动下面的石碑，这上面就会弹出一个杠杆，打开那边尽头的一扇暗门，就在那个书柜后面，”他指了指自己的身后，“你可以看到书柜旁边有一个轮子，上面带有一些秤砣，那轮子是用来控制这上面的装置的。我从这里听到轮子转动，就知道阿博内已经从下面进了暗道，我就拉了连接秤砣的绳子，可是绳子断了。现在暗道两边都已经堵死，那条绕在装置上的绳索无法再重新接上，阿博内死定了。”

“你为什么要杀死他？”

“今天他派人来叫我时，对我说，多亏了你，他已经知道了一切。那时他还不知道我想全力保护的是什么，他从来没有真正懂得藏书馆的珍宝和宗旨。他要我告诉他不为他所知的秘密。他愿意开放‘非洲之终端’。那帮意大利人深信我和我的前任酝酿并保有什么秘密，要求院长把秘密公开。他们被寻求新鲜事物的欲望所诱惑……”

“你该不会是答应了他，为了修道院的声誉不受到伤害，不让任何人知道什么，你将会到这里来，你将会了结你的生命，就像你结束别人的生命那样。然后你指点给他来这里的路线，让他过后来这里检查。可是实际上你到这里等着他，是为了杀死他。难道你没有想过他可以从镜子那里进来吗？”

“不会的，阿博内个子矮，他自己没有办法够着镜子上方铭文的字母。我指给他的通道只有我知道，那是我多年使用的通道，因为我在黑暗中走起来比较方便。只要到了圣骨堂，然后沿着死人的骨头一直走到通道的尽头就行了。”

“你就这样让他来这里，明知这样会置他于死地……”

“我已经无法再信任他。他害怕了。他已经很出名了，就因为他在福萨诺瓦成功地把一具尸体从旋梯抬下去。那是不该得到的荣耀。如今他死了，却不再有人能够把他的尸体抬上来。”

“那条通道你走了四十年。当你的眼睛快瞎时，你就意识到以后不能再掌控藏书馆了，你就精心做了安排。让一个你信得过的人当上院长，先让他任命对你言听计从的博比奥的罗伯特当藏书馆馆长，然后内定由马拉希亚接班；马拉希亚离不开你的帮助，不经由你的同意他不敢越雷池一步。所以四十年来，你始终主宰着这座修道院。那帮意大利人对此心知肚明，阿利纳多也总是念念不忘，挂在嘴上。可没人听他的，都认为他神志不清，是不是这样？不过，你仍然等着我来，你无法堵死镜子后面的入口，因为机关装置是封闭在墙内的。可你为什么等着我？你怎么肯定我一定会来呢？”威廉问道，但他说话的口吻表明他已猜到了答案，而他等着豪尔赫的回答就像是等着对自己精明睿智的褒奖。

“从第一天起，我就知道你会搞清楚一切。从你的声音，从你引我就一个我不想谈论的话题进行争论的做法，我就知道你比别人都强，你是无论如何都能达到目的的。你知道，只要审慎思索，并用自己的头脑重新构建别人的思路，就可揭开谜团。何况，我听说你向其他僧侣所提的问题都一一切中要害。但是你从来没有提出有关藏书馆的问题，仿佛你早就知道它的奥秘。一天夜里我去敲过你房间的门，你不在。当时你肯定是在这里。我听一位仆人说，厨房的油灯缺了两盏。最后，前天塞韦里诺来教堂的前厅跟你谈及一本书时，我便确信你是在追寻我的踪迹。”

“不过，你又成功地从我手里弄走了那本书。你去找了马拉希亚，当时他什么都不知道。他心怀嫉妒，因阿德尔摩抢走了他最心爱的贝伦加，他无法摆脱内心的阴影；而贝伦加是想要更年轻的伴侣。马拉希亚不明白韦南齐奥跟这件事有什么关系，而你又使他的思绪更加混乱。你跟他说，贝伦加跟塞韦里诺关系暧昧，所以贝伦加给了他‘非洲之终端’那里的一本书作为报答。我不知道你究竟跟马拉希亚说了什么。嫉妒得发疯的马拉希亚去找了塞韦里诺，并把他杀了。之后他没来得及寻找你曾经对他描述过的那本书，因为这时食品总管来了。事情是不是这样？”

“差不多。”

“不过你不想让马拉希亚死。他很可能从来没有看过‘非洲之终端’那里的藏书，他相信你，服从你的禁令。他只事先在藏书馆点燃药草，以吓跑晚上可能潜入的好奇者。塞韦里诺给他提供药草，因此，那天塞韦里诺才会让马拉希亚进入医务所，马拉希亚每天都要去取新鲜药草的。我猜得对吗？”

“你猜对了。我并不想让马拉希亚死，我要他无论如何得找回那本书，把它放回这里，别打开它。我告诉他那本书有毒，比千只蝎子的毒性都要大。可那个疯子第一次擅自行动。我不愿他死，他对我忠心耿耿。不过你别对我重述你知道的事情，我知道你都清楚。我不想满足你的自豪感，你已经都猜到了。今天早晨我在缮写室听见你盘问本诺有关西普里安的《晚餐》的书稿，当时你已接近真相了。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发现镜子的秘密的，但当我从院长那里得知你对他提起过‘非洲之终端’，我就认定，不久你会找到这里的。因此，我在这儿等着你。现在你想要什么？”

“我想看看最后装订成册的手稿，”威廉说道，“那本书中有一篇阿拉伯文的文章，一篇叙利亚文的文章，以及西普里安的《晚餐》一书的译介或誊写本。我想看看用希腊文写的那卷，大概是由一个阿拉伯人或是西班牙人写的。你是借助于里米尼的保罗得到的那本书，他们派你到你家乡去搜集里昂和卡斯蒂利亚最漂亮的《启示录》手稿。那乃是一件猎获物，使你出了名，并在这座修道院享有威望。它使你登上了藏书馆馆长的职位，而那本来是应该由比你年长十岁的阿利纳多担任的。我想看看那卷写在亚麻纸上的希腊文抄本，那种纸当时十分稀有，你家乡布尔戈斯附近的西罗斯就是产地。我想见到那本你读完之后偷来的书，你为了不让别人读到它，就把它藏在这里，把它精心保护起来。你没有毁掉它，因为像你这样的人，是不会毁掉书卷的，而只是把它藏起来让谁都碰不到它。我想见到亚里士多德《诗学》的第二卷，就是那本人人都以为已经丢失或从未写过的书，而你保存的也许是个孤本。”

“威廉，要是你当藏书馆馆长该会是多么出色啊，”豪尔赫带着一种赞赏而又不无遗憾的口吻说道，“看来，你什么都知道了。你过来，我想你那边的桌旁有一个凳子。你坐下，这是对你的奖赏。”

威廉坐了下来，把我递给他的那盏灯搁在桌上，灯光从下方照亮豪尔赫的脸。老人拿起面前的那本书递给了他。我认出了书的装帧，就是我在医务所打开过的那本，当时我以为那是一本阿拉伯文的手稿。

“你读吧，翻阅一下，威廉，”豪尔赫说道，“你赢了。”

威廉看了看那卷书，但没有碰它。他从修士长袍中拿出一副手套，不是他平时戴的露出手指尖的那副，而是我们发现塞韦里诺死时手上戴的那副。威廉慢慢地打开破损易碎的书卷，我凑近了他，俯身趴在他肩上。听觉极其敏锐的豪尔赫，听见我发出的声响，他说：“孩子，你也在啊？我也会让你看的……过一会儿。”

威廉快速翻阅了头几页。“依照目录记载，是一卷有关几个愚人格言的阿拉伯文书稿，”他说道，“说的是什么呢？”

“哦，是异教徒一些愚蠢的传说，书中认为愚人会说出精辟的格言，令神父们也感到惊诧，他们的首领哈里发听了也很兴奋……”

“第二卷是叙利亚语手稿，不过根据目录，是一本有关炼金术的埃及文小册子的译文。怎么会收集在这里呢？”

“是关于耶稣的第三纪元的一部埃及作品。跟后来的作品有连贯性，但没有那么危险。谁也不会听一位非洲炼金术士的胡言乱语。他把世界的创造归之于神之笑……”他仰起头，凭着博览群书的学者惊人的记忆力吟诵起来，那是在他还拥有视力的四十年里不断背诵而学到的东西：“上帝笑了一笑，统治世界的七位神祇就降生了，当他发出一声大笑时，就产生了光；第二声大笑时，就产生了水；而当他笑到第七声时，就产生了心灵……荒唐之极！接着是无数愚人中的一个写的那篇评论西普里安的《晚餐》的作品，也同样荒诞无稽……不过，这些不是你感兴趣的。”

威廉的确很快翻过了前面的书页，读到了用希腊文写的第三卷。我立刻见到那卷书的纸页质地不同，比较柔软。第一页几乎快掉下来了，页边已磨损了一部分，上面布满了淡淡的斑痕。岁月的流逝和气候潮湿往往会在书籍上留下这种印记。威廉先是用希腊文念了前面几行，然后翻译成拉丁语，并接着继续翻译成拉丁语读，让我也能知道这部致人于死命的书是怎么开头的。

“在第一卷里，我们论及悲剧，谈到了悲剧在引起怜悯和惧怕的同时，怎样产生净化情感的作用。就像我们承诺过的那样，现在我们看看喜剧（也谈论讽刺诗和滑稽剧），探讨一下它怎么在引人发笑愉悦的同时，也能使激情达到净化。那种激情是多么值得重视，这我们已经在关于心灵的那卷书里谈到了，因为——在所有的动物中——唯有人是有能力笑的。因此我们将会界定喜剧中的摹仿行为属于哪一类，以此检验喜剧何以能引人发笑，而引人发笑的就是剧情和话语。我们将会说明剧情的可笑怎样由将最好与最坏等同的方法产生，或者相反，由迷惑人让人感到意外的方法产生；由不可能违反自然法则到违反自然法则的方法产生，由微不足道和不合逻辑的因素产生，由人物的自卑自鄙及滑稽可笑和粗俗的手势产生，由不值得称道的事物的不和谐及其选择产生。所以我们将会论述话语的可笑怎么来自用类似的话语来表达不同的事物，以及用不同的话语来表达类似的事物的双关语，来自话语的重复和游戏，来自昵称和发音的谬误，还来自语言的不规范……”

威廉吃力地翻译着，并不时停下来，以选用恰当的词句。他边翻译边微笑，仿佛在说那就是他祈望找到的东西。他大声地念了第一页，然后就停下了，好像对别的已不感兴趣。他又匆匆翻阅下面的书页，但是他翻过几页，就翻不开了。书页右上角沿边缘外侧，上页跟下页都粘在一起了。亚麻纸——受了潮变质后往往是这样——渗出一种粘液，纸就粘住了。豪尔赫发现翻阅书页的微弱响声停止了，便催促威廉读下去。

“继续啊，威廉，你读啊，再翻啊。它是你的，你值得拥有它。”

威廉笑了，而且他觉得挺有意思：“这么说，你并不真的认为我精明。豪尔赫！我戴上了手套，可你看不见。手套碍事，我无法把粘在一起的书页一张张揭开。我本该不戴手套翻阅书页的，把手指放在舌头上舔湿，就像今天早晨我在缮写室里翻书那样。不曾想，我突然明白了这个奥秘。你满以为我会直接用手翻阅下去，直到吃下相当剂量的毒药。我说的毒药是你在很久之前的某一天从塞韦里诺的实验室里偷走的。也许当时你已在担心，因为之前你听到有人在缮写室里谈论‘非洲之终端’，或是谈论丢失的亚里士多德的那本书，或者这两本书都谈到了，并表现出极大的好奇心。我想那瓶毒药你藏了很久，打算一旦感到有某种危险时就使用它。而几天之前你感到了这种危险，一方面韦南齐奥几乎已谈到这本书的主题，另一方面贝伦加为了打动阿德尔摩，由于轻率和虚荣，并非像你所期望的那样能保守秘密。于是你出手了，到这里布置了陷阱。你安排得很及时，过了几夜后，韦南齐奥溜进来，偷走了这本书，并心急如焚地贪婪地翻阅。不久他就感到不舒服，跑到厨房想寻求帮助，于是他就死在厨房里了。我没有说错吧？”

“没错，你说下去。”

“接下来就简单了。贝伦加在厨房发现了韦南齐奥的尸体，生怕会就此展开调查。因为说到底，韦南齐奥夜里擅入楼堡，乃是因贝伦加最初向阿德尔摩泄露了机密。贝伦加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把尸体扛出厨房，扔进猪血缸里了，以为这样人们都会相信韦南齐奥是自己淹死的。”

“可你是怎么知道事情是这样的呢？”

“这你也清楚，他们在贝伦加那里发现了一块染有血迹的厚布时，我注意到了你当时的反应。那个笨蛋把韦南齐奥扔进猪血缸后，用那块布擦了手。可是他失踪了，他只能是带着那本他也好奇的书失踪了。而你一直期盼人们能在什么地方发现他，不是被杀死，而是被毒死。剩下的事就很清楚了，塞韦里诺重新找到了那本书，因为贝伦加为了避人耳目，先去了医务所看那本书。在你的唆使下，马拉希亚杀死了塞韦里诺，而后他回到这里，想知道致使他成了杀人犯的这书究竟有什么秘密，结果他也毙命。这样，所有的命案便有了合理的解释……真愚蠢……”

“谁愚蠢？”

“我。因为阿利纳多的一席话，我居然深信一连串的凶案是遵循《启示录》的七声号的顺序发生的。阿德尔摩死在冰雹中，却是一起自杀；韦南齐奥死在血泊中，却是由于贝伦加古怪的念头；贝伦加死在水中，却纯属偶然；塞韦里诺死在浑天仪所示天体的第三部分，可那是因为浑天仪是马拉希亚当时唯一可以顺手取来击毙他的凶器。最后，马拉希亚死于蝎子般的剧毒……为什么你告诉他那本书的毒性胜过千只蝎子？”

“那是因为你。阿利纳多把他的想法告诉过我，而我听人说你也觉得他的说法可信……于是我相信有一种神的意志在掌控着这些人的死亡，因此责任并不在我。而且我告诫过马拉希亚，如果他对那本书也感到好奇的话，他同样会在神的安排下丧命，就像后来果真发生的那样。”

“原来如此……为了解释犯罪活动，我有过一个错误的推理。杀人凶手的行踪正与这个推理相符，而就是这个推理使我寻觅到你的踪迹。现如今，谁都摆脱不了约翰《启示录》一书的困扰，而我觉得你是对此书思考得最多的。这并不全是因为你对假基督的思辨，而是因为你来自最辉煌的《启示录》的家乡。有一天，某人对我说，这本书最漂亮的手抄本是由你带到藏书馆来的。还有，有一天阿利纳多胡言乱语中说出了他的一个神秘的敌对者，那人曾被派到西罗斯去寻找书籍（令我好奇的是，他说那人过早地回到黑暗的王国；当时人们以为他是说那人过早去世了，其实他影射的是你的失明）。西罗斯靠近布尔戈斯，而今天早晨我在图书目录里找到了一批西班牙文《启示录》的书目，就是在你接任或正要继任里米尼的保罗那段时期内收录的。在那批书籍中也有这本书，但我直到获悉被偷的那本书是用亚麻纸制作的，我才肯定了自己的推断。于是我想起了西罗斯，我也就胸有成竹了。当然，随着对这本书及其所含毒性的概念逐渐形成，《启示录》所隐含的寓意就不攻自破了。但我还是不明白书本和《启示录》中的号角顺序，两者怎么都引到你身上去了呢？那是鉴于我对书的来历有更好的了解，在《启示录》号角顺序的指引下，我不得不想到你，以及你有关‘笑’的讨论。以致今天晚上尽管我已不再相信《启示录》中所预示的顺序，我还是坚持要检查马厩，在那里等待第六声号。而真的就是在马厩里，纯属偶然，阿德索给我指出了进入‘非洲之终端’的秘诀。”

“我听不明白你说的，”豪尔赫说道，“你自豪地向我表明你是怎么按照你的推理追寻到我，可你却又向我表明你遵循的是一种错误的推理。你究竟想跟我说什么？”

“不想跟你说什么。我很困惑，这就是一切。不过，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到了这里。”

“上帝吹响七次号。而你，尽管还陷在你的错误之中，可你已隐约地听到那号的回声了。”

“这你在昨晚的布道中已经说过。你力图使自己相信，所有这一切都是按照神的设计进行的，以此自欺欺人地掩饰你是杀人凶手的事实。”

“我没有杀死任何人。他们每个人都是由自己罪恶的命运安排而导致死亡的。我只是工具。”

“昨天你说犹大也是工具。这并没有使他免受地狱之灾。”

“我愿冒被打入地狱的风险。上帝会赦免我的，因为他知道我是为了他的荣耀。我的职责是呵护藏书馆。”

“就在片刻之前，你还打算害死我和这个孩子……”

“你挺机敏，但是你并不比别人更强。”

“现在我粉碎了你的阴谋，接下来还能怎么样呢？”

“我们走着瞧，”豪尔赫回答说，“我并不是非要你死。也许我会说服你。但是你先告诉我，你是怎么猜到事情是牵涉到《诗学》第二卷的？”

“你那些谴责诅咒‘笑’的论点当然不足以让我猜到，我从你和别人的争论中所知道的也微不足道，我是得益于韦南齐奥留下的一些笔记。一开始我不明白那些笔记想说明什么，但上面有些提示，诸如，顺着平原翻滚的一块石头，从地底下鸣叫的蝉，以及值得敬仰的无花果树。先前我曾读到过类似的句子，这几天我查阅了一下，那是亚里士多德在《诗学》第一卷和《修辞学》中用过的一些例句。后来，我想起来，塞维里亚的伊西多尔把喜剧定义为某种讲述贞女的淫荡和娼妓的爱……我头脑里逐渐勾勒出这第二卷书的内容。不用阅读那些会毒死我的书页，我就几乎可以全部向你讲述出来。喜剧产生于乡下人居住的农村，当初是作为盛宴或聚会之后欢乐的庆祝活动。剧中讲述的不是有名望或者有权势的人，而是卑微和可笑的人，不是刁蛮的人，故事也不是以人物的死亡为结局。喜剧往往用表现贱民的缺点和陋习来达到滑稽可笑的效果。在这里，亚里士多德把‘笑’的倾向视作一种积极的力量，通过一些诙谐的字谜和意想不到的比喻，产生一种认知的价值。尽管喜剧对我们讲述的事情像是虚构的，与事实并不相符，但实际上却正因如此才迫使我们更好地观察事物，并让我们自己来说：你看，事情原来如此，以前我并不知道。喜剧展现的人物和世界比实际存在的和我们原来想象的更糟糕，以此来揭示真理。总之，比英雄的史诗、悲剧和圣人的生平中所展示的人物和世界都更坏。是不是这样？”

“相当可以了。你是通过阅读其他书籍而构想出来的吧？”

“这在韦南齐奥原来所研读的许多书中都谈到了。我相信韦南齐奥很久以来就在寻找这本书。他应该是在图书目录上看到了我也看到过的线索，并且深信那就是他正在寻找的书。可他不知道怎么进入‘非洲之终端’。当他听到贝伦加跟阿德尔摩说到这本书的时候，他就像一只追寻野兔踪迹的猎狗一样急于捕到猎物。”

“事情就是这样，我很快就意识到了。我明白该是我出手拼死捍卫藏书馆的时候了……”

“你就把有剧毒的油膏抹在书上。你一定费了好大的劲……完全在黑暗中。”

“如今我的手比你的眼睛看的更多。我从塞韦里诺那里还拿走了一把小刷子，而且我也戴上了手套。这是个好主意，是不是？使你花了许多时间和精力才弄明白……”

“是的。我原来想到过一种更复杂的装置，想到过一颗有毒的牙齿或类似的什么东西。我应该说，你的办法是惩戒性的，受害者自己毒死自己，而且正好是利用他想阅读的心理……”

我不寒而栗地意识到，此刻这两个殊死较量的人，竟然相互赞赏着，就像两人的作为都只是为了赢得对方的喝彩。我想到了贝伦加诱惑阿德尔摩施展的计谋，比起眼前这两人征服对方所使用的诡计和疯狂才干，就不算什么了，而那姑娘使我勾魂摄魄的那些纯朴自然的举动，比起这些日子我眼皮底下所发生的、用七天的时间理出头绪的诱惑行为，就更不算什么了。这么说吧，两个对话者都用话语给对方一些神秘的启迪，都既害怕又仇恨对方，但又暗自企望自己得到对方的认同。

“不过，现在你告诉我，”威廉又说道，“为什么？为什么有那么多别的书，你偏偏要保护这本呢？你不用付出犯罪的代价，就把论述魔法的著作和一些可能亵渎上帝威名的书籍藏了起来，而为什么就为了这几页书稿，却不惜把你的几位修士兄弟打入地狱，也把你自己打入地狱呢？有许多书籍论及喜剧，还有许许多多书籍的内容也蕴含对‘笑’的赞扬，为什么唯独这一本书使你这么害怕呢？”

“因为那是‘哲人’所写的书。亚里士多德的每一部书，都颠覆了基督教几个世纪以来所积累的部分智慧。神父们谆谆教诲的是圣言力量之所在的道理，而只要波伊提乌评论到哲人的话，圣言之超人的神秘，就变成人类范畴和演绎推理的拙劣模仿了。《创世记》说到应该知道有关宇宙的构成，而只要重新研读哲人有关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就足以让人把宇宙想象成是由污浊混沌的物质所构成，也足以让阿拉伯人阿威罗伊说服世人相信世界是永恒的。我们都知道事物神圣的名字，而阿博内——受了哲人的诱惑——为其送葬的多明我会修士因为傲慢的心理，按照自然的论据又重新一一命名。这样一来，对于这位最有权威的雅典哲人来说，宇宙是向那些善于仰天探究光的起源的人们展现其面貌的，宇宙成了收藏尘世迹象的地方，从而追溯出命名的抽象的效应。以前我们总仰望天空，恼怒地乜斜物质的淤泥浊水；现在我们却俯视大地，并在大地的印证下相信上天。哲人的每一句话都颠覆了世界的形象，如今连圣人和教皇都以哲人的话来起誓。但他并没有到颠覆上帝形象的地步。如果这本书成为……成了公开解读的课题，那么我们就越过极限了。”

“但是在关于‘笑’的这个话题中，是什么使你感到害怕呢？即便你消灭了这本书，也不能消灭笑声啊。”

“当然不能。‘笑’是我们血肉之躯的弱点，是堕落和愚钝之举。‘笑’是乡下人的消遣，是醉汉的放纵。教会也明智地允许有节庆、狂欢和集市，宣泄情绪，克制欲望及避免白天出现野性的遗精现象……然而，这样看来，‘笑’毕竟是卑微的，是贱民护身的法宝，平民还俗的奥秘。使徒也这么说，与其被人烧死，还不如还俗结婚；与其背叛依上帝意愿建立的秩序，还不如在用餐最后，喝光酒壶和酒坛里的酒，酩酊大醉之后，享受你们那些对尘世习俗卑劣而滑稽的模仿。你们推举出愚人之王来吧，沉溺在驴和猪一般的庆典仪式之中，你们头朝下纵情狂欢耍把戏吧……但是，这里，这里……”这时豪尔赫用手指敲着桌子，渐渐靠近威廉面前摊开的那本书，“这里‘笑’的功能却逆转了，它被提升为法术，学者们的世界向它敞开了大门，‘笑’被当做哲学和异端神学的主题了……你昨天看见了贱民是怎么领会和实践最为污秽的异端学说的，他们既否认上帝的法则又否认自然法则。然而教会能够忍受贱民的异端，因为他们谴责自己，判自己有罪，他们往往会被自己的愚昧无知所毁灭。没有教养的多里奇诺及同类的疯狂永远不会让神的秩序陷入危机。他宣扬暴力，并将死于暴力，不留下痕迹，他将会像一次嘉年华一样消融。在短暂的欢庆主显节期间，世界颠倒过来也无妨。只要行动不演变成计划，只要没有一种拉丁语能翻译这种俗语。‘笑’使愚民摆脱对魔鬼的惧怕，因为在愚人的狂欢节，连魔鬼也显得可怜和愚蠢，因而可以控制它。然而，这本书也可能教诲人，以为摆脱对魔鬼的恐惧也是一种智慧。当愚民一笑，葡萄酒在喉咙里汩汩作响时，他就感觉自己成了主人，因为‘笑’颠覆了自己与僭主之间的关系。不过这本书也可以教导有学识的人学到一些聪明的策略，使那种颠覆从此合法化。于是，愚民令人兴奋的下意识的腹部活动，就会变成大脑的思维活动。正是我们人独有的‘笑’，标志着我们有不沦为罪人的节制。但是有多少像你一样被腐蚀的头脑会从这本书中得出极端的推论啊，因此‘笑’是人的终极！‘笑’能在瞬间消除愚民的恐惧心理。但是治人的法规的基点是惧怕，其实就是对上帝的惧怕。这本书可以迸发出魔王撒旦的火星，引燃焚烧整个世界的新的火灾：‘笑’被描绘成连普罗米修斯都不甚知晓的一种消除恐惧的新法术。愚民在发笑的那一时刻，连死也不在乎了，但在开怀笑过之后，按照神祇的安排，他们又会感到恐惧。这本书可以衍生出新的摧毁性的祈望，即通过释放恐惧来消除死亡。恐惧也许是神祇馈赠于人的最有益、最富情感的天赋，没有恐惧，我们这些有罪之人将会变成什么样呢？多少世纪以来，学者和神父们以神圣的学识精华掩饰自己，借助那至高无上的思想，来救赎人类免受贫困和卑贱之物的诱惑。而这本书把喜剧，还有讽刺剧和滑稽剧说成灵丹妙药，说通过演示弊病、陋习和弱点能产生净化情绪的作用，会引导伪学者竭力用接受低俗来赎回（用魔鬼式的颠覆）高尚的心灵。这本书还会让人以为人类可以在尘世间找到尽享荣华富贵的极乐世界，然而我们不应该也不许可有这样的想法。你看那些不知羞耻地阅读西普里安的《晚餐》的小僧侣。那本书是对《圣经》最恶意的篡改！他们明知看那种书是罪恶的，但当哲人为那些荒唐的想象做辩解时，噢，那些不足取的嘲弄就跃居中心喧宾夺主，本来的中心意思就荡然无存了。上帝的子民将变成从未名之地的深渊冒出来的魔鬼群体，而到那时，已知世界的边缘将变成天主教帝国的心脏，独目人将坐上彼得的宝座，勃雷米人

[1]

将主持修道院，挺着肚子的大脑袋侏儒将看管藏书馆！发号施令的将是仆人，而我们（那么也有你）得俯首听命。一位希腊的哲人（是你的亚里士多德肮脏权势的同谋）说，敌对者的‘严肃’要用‘笑’来抵消，‘笑’可以对抗‘严肃’。我们的神父谨慎地做了选择：如果‘笑’是平民的乐趣，平民的纵欲则应该用‘严肃’来控制和打击，而且应该受到‘严肃’的威慑。而平民没有手段来完善‘笑’，以使它变成对抗牧师们的‘严肃’的工具。牧师们把‘严肃’注入永恒不息的生命中去，会使其免受食、色、情、欲的诱惑。然而如果有一天，某人引用哲人的言论，俨然以哲人口吻说话，把‘笑’的艺术提升为一种微妙的武器，如果戏谑取代了信仰，如果至高无上的最神圣形象被颠覆了，取代了悉心拯救人类的救赎形象，啊，到了那天，威廉，就连你和你的学识也会被颠覆的。”

“为什么？我将会战斗，用我的机智去与他人的机智较量。那将是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比贝尔纳·古伊用火和炽热的烙铁来羞辱多里奇诺的那种世界要美好。”

“到那时你自己也会陷入魔鬼的阴谋之中的。你将会站在哈米吉多顿的战场上为另一方决斗，那将是最后的决战。然而教会在那一天会再一次定下交战的规则。咒骂吓不倒我们，因为即使从上帝的诅咒里，我们仍会看到耶和华怒斥叛逆的天使时错愕的形象。那种以革新的幻想名义杀害我们牧师的人所采用的暴力吓不倒我们，因为那是力图毁灭以色列人民的同样的暴力。迦太基的多纳图派的严厉，阿哥尼斯特派自杀的疯狂，鲍格米勒派的淫荡纵欲，卡特里派自豪的纯洁，鞭笞派血腥的需求，自由灵弟兄会对罪恶的热望，全都吓不倒我们：这些人我们都了解，并且了解他们犯罪的根由，那也正是我们所遵循的圣德的根源。他们吓不倒我们，尤其是我们知道如何消灭他们，更知道如何让他们自生自灭，让他们把来自地狱深渊的死的意志固执地带到天国，而且我还想说的是，他们的存在对于我们是宝贵的，是记载在上帝的宏图之中的。因为他们的罪孽激励我们的善德，他们的咒骂鼓励我们高唱赞歌，他们无序的悔罪调整我们祭祀的品味，他们的渎神叛逆反衬出我们的虔诚。这样，就如同黑暗的王子有必要存在，因其叛逆和绝望，上帝的荣耀才更加辉煌，那是一切希望的开始和终结。但是，假如有一天——平民也不再例外，学者的苦修被用来证明圣书颠扑不破的真理——嘲讽的技巧被人接受，并不再那么机械做作，而是显得高雅洒脱，假如有一天某个人能够说（或能够听他说）：我嘲笑基督转世为人……到那时我们就没有阻止那种咒骂的武器了。那些饱食终日打嗝放屁的人，借咒骂来释放积聚在体内污秽的恶气，然而他们只是发泄发泄淫威，随时随地肆无忌惮地打嗝放屁！”

“莱克格斯

[2]

曾为‘笑’竖立了一座雕像。”

“你是在克罗里基奥的诽谤性文章上读到的，他极力为滑稽剧演员开脱亵渎的罪名。他说，如同让医生用‘笑’治好病的患者，如果上帝已定了他在尘世间终了的日子，那医生还有什么必要去医治他呢？”

“我不相信喜剧能作为医生治好患者的病。喜剧只是教患者嘲笑病痛。”

“病痛无法驱逐。病痛只能消除。”

“连同病人的躯体。”

“假如必要的话。”

豪尔赫好像不明白。要是他看得见的话，我说，他一定会用惊愕的目光瞪着对方，“我？”他说。

“是的，他们骗了你。魔鬼并不是物质的巨擘泰斗，魔鬼是精神的狂傲，是不带微笑的信仰，是向来不被质疑的真理。魔鬼的心理是阴暗的，他知道自己去哪里，却又总是回到来的地方去。你是魔鬼，也像魔鬼一样生活在黑暗中。假如你原本想说服我，那么你没有成功。我憎恨你，豪尔赫，而且如果我能够，我要让你赤身裸体，屁股眼里插上鸡毛，脸涂成变戏法的小丑，然后把你拖到院子里，让全修道院的人都嗤笑你，让他们不再害怕。我真想在你全身抹上蜜，让你在羽毛堆里打滚，然后用皮带把你牵到集市上，并对所有的人说：这个人原来一直向你们宣讲真理，并且总说真理有死亡的味道，当时你们并不相信他的话，认为他有那种阴暗忧郁的心理。可现在我要告诉你们，在这无奇不有令人眼花缭乱的世间，上帝允许你们想象这样一个世界，在那里，自命解释真理的人，不过是一个滑稽可笑的蠢货，他只是学舌，不断重复着很久以前别人说过的话。”

“你比魔鬼更可恶，方济各修士，”豪尔赫说道，“你是个小丑，就像抛弃了你们的那个圣人一样。你就像你的圣方济各，他把自己的整个身心都化作了传道的工具，他布道时还要像街头卖艺者一样表演一番，把金币放在悭吝人手里让他困惑不解；他不是用讲道来羞辱修女的虔诚，而是吟诵《圣经》里的‘神啊！求你怜悯我’羞辱她们；他用法语行乞，他拿一块木头模仿小提琴演奏者的动作；他化装成流浪汉迷惑饕餮者，他赤身扑在雪地上，他还跟动物和花草说话；他把神秘的耶稣诞生图描绘成田园式的乡村景象，他模仿羊叫呼唤伯利恒的小羔羊……那确实是一个好教派……那位佛罗伦萨的迪奥提萨尔维

[3]

修士不就是方济各会的吗？”

“是的，”威廉微笑道，“就是那个到布道者的修道院去的人，他说要是不给他圣约翰僧袍上的一块布，他就不接受食物，说他想把那块布当做圣物收藏起来；而他一拿到那块布，就用它擦屁股，然后扔到粪坑里，还用一根竿子在粪便里搅动，嘴里喊着：‘哎呀，兄弟们，帮帮我吧，我把圣人的遗物掉到粪坑里了。’”

“看来，你觉得这个故事很有趣。也许你还想给我讲述另一个叫米勒莫斯凯的方济各修士的故事。有一天，他在冰上滑倒躺在了地上，与他同一个城市的人嘲笑他，其中一个问他是不是想在身子底下垫点儿什么东西御寒，他回答说：‘是的，你的妻子……’你们就是这样寻求真理的。”

“方济各就是这样来教会人们从另一个角度看待事物的。”

“但我们鞭笞了你们。昨天你见到了他们，你那些修士兄弟们，他们重又进入我们的行列，他们的谈吐不再像那些贱民。贱民是不应该说话的。这本书想辩解说，贱民的语言也传达了某种智慧。这必须阻止，我就是这样做的。你说我是魔鬼，这不是真的。我是上帝的手。”

“上帝的手是创造，而不是隐藏。”

“凡事都有界限，超越界限是不允许的。上帝希望在某些书页写上警言：这里藏着狮子。”

“上帝也创造了魔鬼，包括你。他希望人们谈论他创造的一切。”

豪尔赫伸出颤抖的手，把那本书拉到自己跟前。他打开书，倒过来，让威廉继续看。“那么，”他说道，“为什么上帝让这本书遗失了漫长的几个世纪呢？而且只留下一个手抄本，谁也不知道原稿的下落。又为什么让那个抄本多年来隐埋在一个不懂希腊文的异教徒手中，之后，又被遗弃在一个古老的藏书馆的密室搁置起来了呢？为什么天意安排了我，而不是你，在那里找到了它，并一直带在身上，又把它藏了好几年呢？我知道，我就想亲眼见到书是怎么用钻石体的字母写成的，我看见了你用眼睛所看不见的东西。我知道这是上帝的意愿，我在诠释上帝意愿的同时采取了行动。以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义。”

[1]
Blemmyes，传说中埃塞俄比亚人的一支，没有脑袋，眼睛和嘴长在胸口。

[2]
Licurgus（约390—324），雅典演说家和政治家。

[3]
Diotisalvi，方济各修士。下文是引用编年史学者萨林贝内·德·阿达姆（Salimbene de Adam，1221—1288）在其所著《编年史》中讲述的方济各修士们的诙谐幽默的行为。

第七天

夜晚

其间，发生了火灾，由于过多的美德，地狱之力占了上风。

瞎眼老人默不作声。他摊开双手放在书上，仿佛是在抚摸书页，或是在铺平书页以便更好地阅读，或是想保护它免受猛禽的劫掠。

“不管怎么说，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威廉对他说，“现在都结束了，我找到了你，也找到了这本书，而别的人都是白白死掉了。”

“没有白死，”豪尔赫说道，“也许死的人太多了。至少向你提供了一个证据，证明这本书是该诅咒的，这个证据你得到了。然而他们是不应该白死的。为了不让他们白死，再死一个人也不算多。”

他一边这样说着，一边开始用他苍白干枯的双手，将那本书柔软的纸页慢慢撕成一条条一块块碎片，一点点塞进嘴里，慢慢地咀嚼，就像是在吃圣饼，像是要把这变成自己的肉。

威廉出神地望着他，好像没有意识到正在发生的一切。而后，他惊醒过来，探身向前，叫喊道：“你干什么？”豪尔赫咧嘴一笑，露出没有血色的牙床，同时一缕浅黄色的唾液从他苍白的嘴唇流到下颌灰白而稀疏的短须上。

“你一直在等待第七声号，是不是？现在你听听那声音在说什么：七雷所说的，你要封上，不可写出来。你拿着吃尽了，便叫你肚子发苦，然而在你口中要甜如蜜。你没看见吗？现在我把不该说出的都封在嘴里了，我要把它带到坟墓里去。”

他笑了，正是他，豪尔赫。我第一次听见他笑……他只是嗓子眼儿里笑，嘴唇没有笑的样子，简直像是在哭：“威廉，你没有料到会是这样的结局吧，是不是？承蒙上帝的恩宠，我这个老头子还是赢了，不是吗？”威廉想从他手里夺回那本书，豪尔赫从空气的颤动察觉到了，就用左手紧紧地把书本抱在怀里，抽身后退，右手在继续撕碎书页塞到嘴里。

他在桌子的另一边，威廉够不到他，就想猛地绕过桌子，但他被修士长袍缠住了，碰倒了凳子，这样豪尔赫就察觉到了动静。老人又哈哈大笑，这次笑得更厉害，同时出其不意地快速伸出右手，他凭感觉到的热气找到油灯的位置，摸到了火苗，并强忍着疼痛用手捂住，灯灭了。房间陷入一片黑暗之中，我们最后一次听见豪尔赫的笑声：“你们来抓我吧，现在是我看得更清楚了！”然后，他就沉默不语，听不见他的声音了，他总是悄无声息地挪动脚步，意外地出现在人眼前。此时，我们听到的只是不时从房间不同方向传来的撕纸声。

“阿德索，”威廉大声喊道，“你把住门口，别让他出去！”

但是他说得太晚了。几秒钟之前我就想朝那个老头子扑去，所以房间里一黑下来，我就跳向前去，想逆着我导师行动的方向迂回到桌子的另一边。我明白得太晚了，让豪尔赫赢得了溜到门口的时间，在黑暗中他能超乎寻常地把握行动方向。果然，我们听到身后传来撕纸片的声音，但相当微弱，因为已是来自另一个房间。与此同时，我们听到了另一种响声，吱吱嘎嘎的，费劲儿而又逐渐增强，那是门上的合叶发出的。

“镜子！”威廉喊道，“他要把我们关在里面！”我们循声朝入口处冲去，我被一个凳子绊倒，扭伤了一条腿，但我顾不了这些，我顿然醒悟，如果豪尔赫把我们关在里面，我们就永远出不去了：在黑暗中我们别想找到打开门的办法，我们不知道从哪里，按动什么装置，才能打开门。

我想威廉也跟我一样在死命朝镜门冲过去，因为我抵达门口时，听到他就在我身边。我们俩铆足了劲用身子抵住那正朝我们关过来的镜子背面。在这千钧一发之时，镜门顶住了，没有关上，少时向后退了一下，门又重新打开。显然，豪尔赫自知在这次较量中处于劣势，就黯然离去。我们走出了那个该死的房间，然而，我们却不知道老人的去向，周围仍是漆黑一片。

我突然想起来了：“导师，我带着打火石呢！”

“那你还等什么，”威廉喊道，“你找一找灯，把它点上！”黑暗中我转身急奔“非洲之终端”而去，摸黑寻找油灯。真像是上帝显灵，灯很快就找到了。我在僧袍里翻寻，找到了打火石，我的双手颤抖，点了两三次都没点着，威廉在门口喘着气：“快点儿，快点儿！”我终于把灯点着了。

“快点儿，”威廉又催促我，“否则那瞎子会把整卷亚里士多德都吃下去的！”

“那他就死定了！”我一面焦急地喊道，一面追上他，跟着他寻找。

“他死不死跟我无关，该死的！”威廉喊道，眼睛盯着周围，毫无目的地移动着步子，“反正他已经吃下去那毒药，他死定了。可我要那本书！”

之后，他停住脚步，又十分镇静地补充说：“别动。要是这样下去，我们永远找不到他。别出声，停一会儿。”我们静静地一动不动。在寂静中我们听到不远处传来身体碰撞书架及书本落地的声音。“在那边！”我们齐声喊道。

我们朝发出响声的方向跑去，不过我们很快意识到要放慢脚步。那天晚上，一走出“非洲之终端”，藏书馆里就有很强的穿堂风咝咝作响，跟外面呼啸着发出呜咽之声的疾风相呼应。我们这次好不容易点燃的灯随时有被吹灭的危险，如快步行走，就会增加这种危险，因此我们不能快走，也必须让豪尔赫放慢脚步。但是威廉凭直觉认为应反其道而行之，他喊道：“我们抓到你了，老东西，我们有灯了！”这是明智之举，这会使豪尔赫感到不安，他定会加快步伐，从而减弱他在黑暗中保持平衡的那种妖魔般的敏感度。果然，过了一会儿，我们又听到有响动，便循声进到YSPANIA中的Y房间。只见桌子撞翻，他倒在掉落地上的书堆里。他手里仍捧着那本书，正挣扎着要站起来。他拼命想站起来，然而他并没有停止撕扯书页，似乎想争分夺秒地吞噬掉他的猎物。

我们赶到他身边时，他已经站起来了。觉察到我们在，他就面朝着我们往后退。现在，在红色灯光的映照下，他的脸显得很可怕：面部轮廓扭曲变形，一道汗水由额头顺着面颊流淌下来，平时死白的眼睛充满了血丝，嘴上沾着羊皮纸碎片，那模样活像一头饥肠辘辘的猛兽，在狼吞虎咽地吞噬了太多的猎物后，看着眼前的食物再也吃不下了。他内心的焦虑，他腹中过量的毒药，以及他绝望的魔鬼般的决心，使他这位往常备受崇敬的老者的形象，此刻显得既可憎可恨又滑稽可笑：在别的时候，他这样子也许可以令人发笑，可此时的我们也无异于动物，我们几乎也成为搜索、追逐猎物的狼狗了。

我们本可以镇静地抓住他，但我们操之过急，猛地向他扑过去，他挣脱开了，双手紧捂胸口护着书卷。我用左手抓住了他，右手尽量举高油灯，火苗擦过他的脸颊，热气灼痛了他，他发出一声沉闷的低吼，嘴里掉出不少碎纸片。他松开手里的书，把手伸向油灯，猛地从我手里夺走，扔到前方……

油灯正好落在刚才从桌上碰下来的那堆层层叠叠的书上。灯油四溅，火焰立刻蹿到一张易脆的羊皮纸上，那些书就像一堆干柴烧了起来。转瞬间，火势大增，好像那些珍藏千年的书卷几个世纪以来就带着对火的渴望，期待着这场大火，此刻，它们正怀着这种渴望骤然实现的满足感享受着。威廉顿感情况危急，他放开了豪尔赫——他像是获得了自由，向后退了几步——威廉犹豫了好一阵子，肯定是太迟疑不决了，不知是该再抓住豪尔赫，还是去扑灭那堆火。书堆中一本最古老的书瞬间烧了起来，向上蹿出一股火苗。

理应能够吹灭微弱火苗的穿堂风，吹过熊熊燃烧的书堆，助长了火势，火苗乱蹿，火星乱飞。

“快灭火，”威廉喊道，“要不全都烧没了！”

我朝火堆扑去，但马上又收住了脚，因为我也不知如何是好。威廉赶过来想帮助我。我们本能地双手伸向火堆，睁大眼睛搜寻灭火之物；我急中生智，撩起僧袍，套头一脱，扔到火堆，但见越烧越旺的大火一下子就吞噬了它，此举反而助了火势。我缩回被烫伤的手，转身看威廉，只见豪尔赫就在他身后，正向他靠过来。热焰的高温引导他确定了火的位置，他随即将手里那本亚里士多德的书扔进了火里。

威廉气愤之极，猛地推开瞎眼老人。豪尔赫的头重重撞在书架的一个棱角上，他跌倒在地……威廉低声咒骂，没去管他。他回望书堆，已经太晚了，亚里士多德的书——那本被老人吃剩下的书，已化为灰烬。

此时，穿堂风带起火星飞向四周墙壁，另一个书架上的书册在滚滚热浪中卷曲起来，又被火星点燃，屋子里现在已不是一处着火，而是两处了。

威廉知道我们只用双手灭不了火，就决定用书救书。他抓起一本装帧较结实的书册，用它来作为武器扑火，但扔到火堆里，装帧的球饰只是激起了更多的火星；他试着用脚驱除火星，反而扬起了那些快燃成灰的羊皮纸碎片，像蝙蝠在空中飞舞；加上穿堂风之力，那些燃着的纸片又吹到各处，点燃了更多的书册。

倒霉的是，那是迷宫里最杂乱的一个房间。卷成筒状的手稿都松开，从书架的隔层上垂下来；装订已散的书籍纸页露在封面外，就像忍受多年干渴的舌头伸在唇外；而桌上又堆着因马拉希亚（才几天的事情）的疏忽而没有放回原处去的大量书籍。如此一来，经受了豪尔赫造成的灭顶之灾后，整个屋子就被点燃的羊皮纸页所吞噬，那些书籍就只等着变成大自然的另一种物质了。

总之，那里成了一个火场，一个燃烧着的荆棘丛生的荒地。连书柜也加入了这场祭礼，开始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我意识到整座迷宫已成了一个祭奠用的无比巨大的干柴堆，只等着迎接第一颗火花……

“水，需要水！”威廉说，然后又补充问道：“这地狱里哪儿找得到水？”

“厨房，下面的厨房！”我喊道。

威廉手足无措地看了看我，烈焰照得他满脸通红。“是啊，可在我们下去再上来之前……真见鬼！”接着他喊道，“这间屋子反正是完了，也许下一个屋子也要完了。我们快下楼去，我去找水，你去报警喊人，这要好多人！”

我们找到了通向楼梯的路，因为大火也照亮了邻近的几个屋子，但越接近楼梯光线越暗，以致最后两间屋子我们几乎是摸黑穿过的。月光惨淡地照着楼下的缮写室，从那里我们下到了餐厅。威廉跑到厨房，我跑到餐厅门口，慌慌张张地想从里面打开门。因为紧张，我变得笨手笨脚，门好不容易才打开。我出来跑到庭院里，拔腿就朝宿舍跑。后来我想，不能逐一叫醒僧侣们，灵机一动，我跑向教堂，寻找上钟楼的路。一登上钟楼，我就抓住所有的绳子，敲响了警钟。我使足劲拉，以致最大的那口钟的绳子甩动时竟把我腾空吊起。我两只手的手背在藏书馆里已被烧伤，拽着钟绳的手掌本来完好无损，但上下一撸绳子，也磨破出血了。我只得松开绳子。

不过，我敲的钟声已够响的了。我冲到外面，看到从宿舍最先应声跑出来的僧侣，而远处也传来了仆人们的嘈杂声，他们把头探出门外，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无法解释，我已说不出话来，好不容易迸出几句，还是我的母语。我用受伤流血的手指着楼堡南边的窗口，这时雪花石膏窗洞透出一种不寻常的光亮。从火光的强度来看，就在我下楼和敲钟的时候，大火已蔓延到楼堡别的房间了。“非洲之终端”的所有窗户，以及南面和东面之间的正门都能看到火光闪耀。

“水，你们提水来啊！”我喊着。

起初没有人明白。僧侣们平日视藏书馆为神圣的禁地，他们断然不会想到它竟然会像村民的茅屋那样，遭遇到尘世间的不测。最先赶到的那些僧侣抬眼望着窗户，在胸前画着十字，吓得嘴里低声念叨，他们想必是以为神又显灵了。我抓住他们的衣襟，恳求他们醒悟，直到后来有一个人把我抽泣呜咽的话语翻译成了人类的语言。

是莫利蒙多的尼科拉，他说：“藏书馆着火了！”

“对。”我低声应道，随即筋疲力尽地瘫倒在地。

尼科拉抖擞起精神，大声吩咐仆人们，指挥着围在他身边的僧侣们：指派一些人去打开楼堡所有的门，催促另一些人去寻找水桶和各种器皿，打发在场的人去修道院的水井和水槽取水，命令牛倌们牵骡子和驴来运送水罐……倘若这些指令是修道院的某个权威人士发出的，那会立刻得到响应。仆人们已习惯了听命于雷米乔，缮写员们也习惯了听命于马拉希亚，所有的人都听从修道院院长的指令，可此刻这三个人没有一个在场。僧侣们的目光四下扫视，在寻找院长，以求得到指点和慰藉，然而他们找不到他。只有我知道他已经死了，或快要死了。现在他被封闭在火炉一样令人窒息的一个狭小通道里，那里都快变成一头法拉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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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铜牛了。

尼科拉催着牛倌们快行动，但有几个僧侣也是出于好意把他们推向另一个方向。有些修士兄弟显然是慌了手脚，还有一些睡眼惺忪。已能正常说话的我，尽力向他们解释。不过有必要提醒读者的是，我已把僧衣扔进了火堆，当时我几乎是赤身裸体，身上血迹斑斑，脸被烟尘熏得黢黑，全身又冻得发木；我这样一个乳臭未干的少年，显然无法赢得众人的信任。

尼科拉终于带着一些修士兄弟和几个仆人进了厨房。那时已有人把厨房的门打开了，另一些人明智地带了几个火把。我们发现厨房里一片狼藉，想必是威廉为寻找水源和运水器皿时翻腾的。

这时，我见威廉从餐厅的门里出来，他的脸烧伤了，衣服冒着烟，手里拿着一口大锅，显得既可怜又无奈，我委实同情他。其实，即便他能把一大锅水端到楼上，不翻不洒，上下跑上多少次，也无济于事。我想起了圣人奥古斯丁看见一个男孩想用小勺淘干海水的故事：那男孩是个天使，他这样做是戏弄想深入了解神圣的大自然秘密的圣人。威廉筋疲力尽地靠在门框上，像那个天使一样对我说：“没有办法，我们灭不了这场大火，即使全修道院的僧侣都来救火也没用。藏书馆算是完了。”跟天使不同的是，威廉哭了。

我紧紧抱住他，他扯下一块桌布披在我身上。最终我们败下阵来，停在那里，万般无奈地望着周围所发生的一切。

人们来回乱跑，有些人空手上去，在螺旋式楼梯又遇上因好奇而空手上去又返回的人，他们返回是为寻找盛水的家什。有些比较精干的人立刻开始寻找锅和水盆，可他们又发现厨房里的水根本不够用。突然，大屋子里闯进来驮着水罐的骡子，牛倌赶着它们，卸下水罐，示意要把水运上楼去。可他们不知道从哪里上楼到缮写室去，有几个抄写员着实费了不少时间给他们指路，上去时他们又遇到面带惧色下来的人。有几个水罐打碎了，水流了一地；有些水罐顺着排在螺旋式楼梯上的人传上去了。我跟着人群到了缮写室，从藏书馆的入口处冒出来滚滚浓烟，最后那些试图通过东角楼上去的人已经回来，他们被呛得直咳嗽，眼睛熏得发红。他们宣布说，那个地狱已经无法进入了。

这时我见到了本诺。他脸都走样了，手里端着一个特大的水盆从底层上来。他听到那些返回来的人所说的话，便训斥他们说：“地狱会吞噬你们所有的人，胆小鬼！”他转过身来像是求助，见到了我，“阿德索，”他喊道，“藏书馆……藏书馆……”他没有等我回答便冲到楼梯口，勇敢地钻入浓烟中。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

我听到上面传来爆裂声。灰泥夹带着石块从缮写室的拱顶纷纷落下。一块雕刻成花朵状的拱顶石脱落，差点儿砸在我头上。迷宫的地板正在塌陷。

我下到一层，奔向室外。有些仆人自觉地拿来了梯子，想从上面几层窗口爬进去，提水上去，但最长的梯子也只能勉强达到缮写室的窗口，而上去的人也无法从外面打开窗户。他们派人从里面开窗，但这时已没人敢再上去了。

这时，我望着第三层的窗户。藏书馆完全变成了一个冒烟的火炉或烟囱。火焰从一个房间蔓延到另一个房间，迅速点燃了千万册书卷。现在所有的窗口都闪着火光，一股黑色的浓烟从屋顶蹿出，大火已烧到楼堡顶的梁木了。历来固若金汤、坚不可摧的楼堡，在这危急关头是如此脆弱，建筑有裂缝、墙体里头已腐朽，石块碎裂脱落，火焰很快就烧到任何一个木质的部分。

突然，有些窗户像是因内力的挤压爆裂了，火星飞溅，游移不定的光亮点缀着黑暗的夜空。风势从强变弱了，这很不幸，因为要是风力大些，也许可以吹灭迸出的火星，而风力小却会使火星烧起来，室内起火点燃的羊皮纸页也会四处飘散。这时听得一声巨响：迷宫某处的地板塌陷了，着火的木梁猛然塌落到底层，我见缮写室里升起了烈焰，吐着火舌，飞溅的火星随时可能点燃那里的书柜、散乱的书籍和桌上的纸张。我听见一群缮写员发出绝望的叫声，他们双手揪着头发，还奋勇地冲上楼去挽救他们珍爱的羊皮纸书稿。一切都来不及了。神志迷乱的人们交汇于厨房和餐厅，人们四处奔跑，每个人都在妨碍着别人，相互碰撞，跌倒在地，水从端着的水盆中洒出；牵进厨房的骡子觉察到有火情，也蹬着前蹄朝出口冲，撞倒了里面的人和惊恐万状的牛倌。总之，看得出来，这群粗人，连同那些既虔诚又有学识却十分无能的人，由于没有任何人带领，正在以各种方式阻碍着本来能够赶来救火的援军。

整个台地混乱不堪，然而这只是悲剧的开始。从窗口和屋顶蹿出的火星，趁着风势，现已肆无忌惮地迸向各处，最终教堂的屋顶也没能幸免。谁都知道，再灿烂辉煌的教堂也禁不住火的吞噬：跟神圣的耶路撒冷一样，上帝之屋有石头撑场面，显得富丽而坚固，但支撑墙垣和屋顶的，却是虽令人赞叹却相当脆弱的木质结构，而即便教堂是石头建筑，人们也会想到，拱顶下如同高耸的橡树林般的根根梁柱，就是通常的橡木，加之教堂的所有装饰，如祭台、唱诗台、绘图的桌台、凳子、座位和烛台，都是木质的。这座修道院的教堂也一样，尽管它那美丽的大门第一天曾令我着魔。很快教堂就烧起来了。僧侣和修道院里所有的人都知道修道院危在旦夕了，人们拼命狂奔乱跑，试图解救危难，结果是更加混乱。

按说，教堂通道较多，容易出入，比藏书馆容易防卫。藏书馆自身隐秘，防卫甚严，难以进入，这注定了它覆灭的命运，而教堂在祈祷的时辰是对众人开放的，在紧急的时刻也不例外。但是水已经用完了，或者说原本储存有足够量的水，大量提取后，已所剩无多了，水井里的水原本就有限，供水又慢，根本救不了急。人们都急于扑灭教堂的火，但是个个束手无策。何况，火是从屋顶烧下来的，要爬上去用泥土和破布压住火焰实属艰难，而火烧到底部时，用泥土和沙子去灭也是徒劳。天花顶板已经塌落下来，还压倒了好几个救火的人。

现在，痛惜巨额财富被烧毁的喊叫声，夹杂着伤者的惨叫声，响成一片。有人脸部被烧伤，有人四肢被压断，有人身体被轰然塌落的天顶压在下面，其景惨不忍睹。

风越刮越大，火势迅速蔓延。继教堂之后，牲畜棚和马厩也起火了。受惊的牲畜挣断绳索冲出围栏，马匹、牛、羊、猪在台地上四处逃窜，凄厉地嘶鸣着，吼叫着。火星还落在了一些马匹的鬃毛上，只见带着火焰的骏马，受惊的动物，惊恐万状，四处乱跑。它们所到之处，都惨遭践踏。我看见老阿利纳多茫然失措地乱转，还没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结果被鬃毛着火的那匹非凡的勃鲁内罗撞倒，在尘埃中拖了一段路后，弃在那里，可怜地成了一团不成形的物体。然而我对他爱莫能助，既没有办法也没有时间，更不能为他如此的结局而恸哭，因为此时这样的场面比比皆是。

带着火焰的马匹把火传到了风没有刮到的地方：现在连冶炼作坊和见习僧宿舍也着火了。成群的人在台地像没头的苍蝇跑来跑去，毫无目标，也无虚幻的目标。我看见了尼科拉，他头部受伤，衣服撕成了碎条，灰头土脸地跪在甬道的入口处，诅咒着神降的灾祸。我看见提沃利的帕奇菲科，他不想为救火再作任何努力，正在力图抓住一头受惊跑过来的骡子，而当他成功之后，就朝我喊，让我也赶紧学他逃走，逃出那个世界末日可怕的灾难。

我担心地想着威廉究竟在哪儿，生怕他被压在坍塌的砖石下。找了好久，才在庭院那里找到了他。他手里提着自己的旅行包，在大火蔓延到朝圣者的宿舍时，他赶回房间去，至少把他最珍贵的东西抢救了出来；他也取出了我的包，我找出几件衣服穿上。我们站在那里，气喘吁吁地看着四周的惨状。

修道院已无力回天了。无情的大火几乎烧到了所有的建筑物，仅是火势大小的区别。那些还没烧到的少数建筑，过不久也难逃一劫，因为一切都在助长火势的蔓延，无论是自然的建筑材料，还是混乱无序的救援人群。修道院只有没建筑物的部分才算安全，如菜园、庭院前面的花园……建筑物已是万劫不复了。因全然放弃了救火的打算，我们便站在没有危险的空旷地上无奈地观看着眼前的一切。

我们望着在缓缓燃烧的教堂，这些庞大建筑物的木结构很快燃起后，火势要延续好几个小时，有时甚至是好几天。而楼堡就不同了，此时还燃着熊熊烈火，这里处处皆是易燃物。现在大火已烧到整个缮写室，并蔓延到了厨房。至于昔日几百年岁月中里面隐藏着迷宫的第四层顶楼，这时已完全烧毁了。

“那里曾是天主教世界最宏大的藏书馆。”威廉说道。“现在，”他补充道，“敌基督真的降临了，因为没有任何智慧可以成为挡住他的屏障。何况，今天夜里我们已看到他的嘴脸了。”

“谁的嘴脸？”我惊愕地问道。

“我说的是豪尔赫。从他那张因敌视哲学而扭曲的脸上，我头一次看到了敌基督的肖像。他并非如他的预言者们所想的来自犹大的部族，也并非来自遥远的国度。敌基督可以由虔诚本身萌生，由对上帝和真理过度的挚爱产生，就如同异教产生于圣人，妖魔产生于先知一样。对预言者和那些打算为真理而死的人要有所畏惧，阿德索，因为他们往往让许多人跟他们一样去死，而且还常常死在他们前头，有时甚至代替他们去死。豪尔赫完成了一件狠毒的事情，他以如此邪恶的方式热爱他的真理，以致为了毁灭谎言不惜代价。豪尔赫害怕亚里士多德的第二卷书，因为此书也许教导人们真的去改变一切真理的面目，使我们不成为自己幻觉的奴隶。也许深爱人类之人的使命就是嘲笑真理，‘使真理变得可笑’，因为唯一的真理就是学会摆脱对真理不理智的狂热。”

“我的导师，”我壮着胆痛苦地说道，“您现在这么说，是因为您的心灵受到了伤害。不过今天晚上您发现了一个真理，这是您通过分析这几天掌握的线索而得到的。豪尔赫赢了，而您彻底揭穿了他的阴谋，所以最终是您赢了豪尔赫……”

“这里原本并没有什么阴谋，”威廉说道，“我是无意中发现了这种阴谋……”

他的话自相矛盾，我没有明白威廉是否真的希望事情就是那样。“但是您凭着雪地上的脚印推测出勃鲁内罗，那是真的，”我说，“阿德尔摩真的是自杀；韦南齐奥也真的不是溺死在猪血缸里；迷宫真的是如您想象的那种格局；进入‘非洲之终端’真的要按quatuor中的某些字母；那本神秘的书真的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著……我可以继续列举出所有您凭借科学头脑所发现的真实的东西……”

“我从未怀疑过真理的符号，阿德索，这是人在世上用来引导自己的唯一可靠的工具。我所不明白的是这些符号之间的关系。我通过《启示录》的模式，追寻到了豪尔赫，那模式仿佛主宰着所有的命案，然而那却是偶然的巧合。我在寻找所有凶杀案主犯的过程中追寻到豪尔赫，然而，我们发现每一起凶杀案实际上都不是同一个人所为，或者根本没有人。我按一个心灵邪恶却具有推理能力的人所设计的方案追寻到豪尔赫，事实上却没有任何方案，或者说豪尔赫是被自己当初的方案所击败，于是产生了一连串相互矛盾和制约的因果效应，事情按照各自的规律进展，并不产生于任何方案。我的智慧又在哪里呢？我表现得很固执，追寻着表面的秩序，而其实我该明白，宇宙本无秩序。”

“不过在想象错误的秩序时，您还是有所发现……”

“你说得十分精辟，阿德索，谢谢你。我们的头脑所想象的秩序像是一张网，或是一架梯子，那是为了获得某种东西而制造的。但是，上去后就得把梯子扔掉，因为人们发现，尽管梯子是有用的，但是没有意义。这么说吧，他上去后就得把梯子扔掉……是这么说的吧？”

“用我的母语是这样说的。这是谁说的？”

“一位贵国的神秘论者。是写在哪一部手稿上，我记不得了。有朝一日是否有人去找这部手稿，我看也没有必要。唯一有用的那些真理，就是那些要被扔掉的工具。”

“您没有什么可以自责的，您已经尽心尽力了。”

“我是尽了个人之所能，但那太有限了。要接受宇宙无序这种概念是很难的，因为这会伤害上帝的自由意志和他的无所不能。如此看来，按上帝的自由意志，我们得受到谴责，或者至少得谴责我们的桀骜不驯。”

我大胆说出了一句神学的结论，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然而，一个必然存在的人怎么能够存在于完全被‘可能’充斥的环境之中呢？上帝和宇宙原始的混沌之间究竟有什么差别呢？认定上帝绝对的万能，以及他对选择的绝对自由，不就等于表明上帝的不存在吗？”

威廉看了看我，脸部的线条没有流露出任何表情，他说道：“要是一位学者对你的问题给予肯定回答的话，那么他就不能继续传授他的知识了。”我没有听懂他的意思。“您的意思是，”我问道，“倘若缺少真理本身的标准，就不再有可能传达知识了，或者说，您就不能传达您所知道的知识了，因为别人不会同意您这样做，是不是？”

这时候，宿舍的屋顶塌下来一大片，发出一声巨响，一团火星腾空掀起。一些在院子里乱走的绵羊和母山羊经过我们身边，发出骇人的哀号；一些仆人大声叫喊着成群结队地从我们身旁走过，差点儿踩着我们。

“这里太混乱了，”威廉说道，“并不是地震，上帝啊，并不是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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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laride（约前570—前554），西西里岛阿格里琴托的暴君，传说他把敌人关在一个烧红的青铜制作的公牛里受刑。

尾声

修道院连续烧了三天三夜，一切挽救的努力皆归之徒然。就在我们逗留的第七天早晨，幸存下来的人们发觉所有的建筑已尽数焚毁，连最漂亮的建筑物外墙也都残破不全，而且教堂仿佛卷裹起来吞噬了它的钟楼。到此地步，没有人想再与上帝的惩罚对抗了。提取最后几桶水的人越来越跑不动了，而参事厅连同修道院院长高贵的住所仍在静静地燃烧。在大火烧到许多工场的外侧时，仆人们抢先搬出设备，尽可能多地抢救出一些物品；他们还争相去搜索山头，至少想牵回趁夜晚的混乱逃出围墙的牲口。

我见到有几名仆人冒险进入了残破的教堂，我猜想他们是想设法潜入教堂的地下珍宝室，在逃离之前抄拿几件宝物。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得手了，地下室是否塌陷了，也不知道这些无赖在企图进入地下室时是否被埋在地下了。

这时上来一些村里的人，是来帮忙救火，或是来趁火打劫。葬身火海的死者多半留在依然炽热的废墟之中。到了第三天，受伤的人得到了医治，暴露在外的尸体也都掩埋，僧侣和余下的人都收拾好自己的东西离开还在冒烟的台地，就像离开一个该诅咒的地方。我不知道他们会流落到何方。

威廉和我在树林里找到了两匹迷失的马作为坐骑，我们觉得此时它们是不属于任何人的东西，我们就骑上马，离开了那个地方。我们朝东而行。我们再度来到博比奥，得悉了有关皇帝的不幸消息。他抵达罗马后受到民众拥戴，加冕为皇帝。考虑到与教皇约翰已无法达成任何协议，就选了一个反教皇约翰的尼古拉五世为教皇。马西利乌斯被任命为罗马主教，然而由于他的过错，或是他的软弱，罗马城里发生了一些说起来相当悲惨的事情。忠于教皇的神职人员因不愿意做弥撒而遭受刑罚；一位圣奥古斯丁派的教区总司铎被扔到坎皮多里奥山的狮子窝里；马西利乌斯和让丹的约翰发表声明称教皇约翰是异教徒，而且路德维希让人判处约翰死刑。但是德国皇帝施政不善，与当地僭主不和，而且剽掠国库的金钱。我们陆陆续续听到这些消息后，就推迟了赴罗马的行程。我知道威廉是不愿意见证那些使他大失所望的事件。

我们一到庞坡萨，便得知罗马发生了反对路德维希的叛乱，皇帝到比萨避难，而约翰的特使们热烈而隆重地进驻了教廷之城。

与此同时，切塞纳的米凯莱意识到自己前往阿维尼翁不会取得任何结果，而且他担心性命难保，就出逃到比萨与路德维希会合。由于卢卡的僭主卡斯特鲁乔去世，皇帝失去了他有力的支持。

总而言之，预料到可能发生的事件，得知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将会抵达摩纳哥，我们就调转方向改变行程，并决定在他之前赶到摩纳哥，这也是因为威廉感到意大利对他来说已经不安全。在接下来的那些岁月里，路德维希看到与吉伯林派的联盟已经解体，次年，反教皇的尼古拉五世最终脖子上挂着绳索去面见约翰投降。

我们抵达摩纳哥后，我不得不与我的恩师洒泪而别。他吉凶未卜。我的家人希望我回到梅尔克。在那天夜里修道院被烧成一片废墟的悲剧中，威廉曾流露出他的沮丧和失望。自那以后，我们好像是出于默契，再也没有谈论过那件事。即使在我们伤心话别时，也没再提及。

我的导师对我未来的研修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他还把玻璃匠尼科拉为他制作的那副眼镜赠送给我，因为他找回了原来的那副。他对我说，我还年轻，但总有一天会用得着的（是的，现在我鼻梁上正架着那副眼镜写这几行字呢）。然后，他像慈父般亲切地紧紧拥抱了我，跟我辞别。

此后，我没有再见过他。很久之后，我得知本世纪中叶曾肆虐欧洲的那场鼠疫要了他的命。我常常为他祈祷，求上帝接纳他的灵魂，并宽恕他因智者的自豪而做出的许多傲慢的举动。

多年之后，我已相当成熟，我获得了前往意大利的机会，那是我所在的修道院院长派我去的。在回程中，我不惜绕了一大段路想重访那座被大火焚烧的修道院，我无法抵御那种诱惑。

山坡上的两个村庄人烟稀少，周围的田地已经荒芜。我爬到台地上，眼前呈现出一番荒凉死寂的景象，我不禁凄然泪下。

昔日那块宝地上巍然屹立的宏伟建筑，如今只剩下零零落落的几处废墟，就像古代异教徒摧毁罗马城所留下的遗迹。残垣断壁上爬满了常青藤，梁柱和几处框缘门楣仍完好未毁。地上杂草丛生，当初的菜园和花园完全辨认不出。唯一依稀可辨的是墓地，因为地面露出几座坟头。生命的迹象，仅见于那些展翅高飞忽而俯冲下来捕猎蜥蜴和蛇蝎的猛禽，偶尔有像神话中那一瞪眼就置敌于死地的怪蛇出没，它们或隐藏在石缝里，或匍匐在残垣断壁上。教堂的正门已腐朽，只剩下一些发霉的痕迹。三角形的门楣在历经风吹日晒雨淋后，只剩一半，肮脏的苔藓使它黯然失色，只隐约看得见坐在宝座上的基督的左眼，以及狮子残破的面部。

除了南侧的墙，楼堡几乎全倒塌了，但仿佛仍然屹立在那里，蔑视着时光的流逝。面朝悬崖的两座角楼似乎还完好，然而所有的窗户都像空洞的眼窝，腐烂的绿萝藤蔓好似湿黏的泪水。楼堡内部被毁坏的艺术品，跟自然景象交融在一起；站在厨房透过上面塌陷的楼板和屋顶之间的宽大缺口，可以仰望外面的天空，倒塌在下面的建筑物犹如坠落在地的天使。没有绿色苔藓覆盖的地方，仍是几十年前被烟火熏成的黑色。

我在瓦砾堆里翻寻，不时会找到从缮写室和藏书馆飘落的羊皮纸碎片，它们像埋在地下的珍宝一样残存下来；我开始收集这些破碎的纸页，像是要把它们重新拼凑成一本书。后来我在一个角楼瞥见一个通向缮写室的螺旋形楼梯，它摇摇欲坠，却竟然保留了下来，从那里踩着一个瓦砾堆爬上去，便到达了藏书馆的高度。不过，藏书馆只不过是贴着外墙的一条回廊了，从哪个角度看过去都是空的。

沿着一段残壁，我找到了一个书柜，它奇迹般地直立在墙前，真不知道它是怎么逃过那一劫的，因雨水和昆虫的侵袭，它已腐烂不堪了。书柜里面还有几页纸。别的书页我是在下面废墟中找到的。我的收获甚是可怜，但那是我花了整整一天才收集到的。藏书馆的残壁，仿佛在给我传达一种信息。有些羊皮纸碎片已经褪色，有些上面还隐约可见图案的影子，时而还会出现一个或几个模糊的字样。有时我会找到还可以读出几个完整句子的纸片，比较容易找到的是那些有金属装帧封面保护的书籍……书籍的幽灵，表面看是完好的，但里面已被吞噬，然而有时会残留半页，露出一句“引言”，一个标题……

回国途中，以及日后在梅尔克，我花费了许多时间试图认读那些残片。我经常从一个字或者一个残缺的图像辨认出是哪一部作品。在我又找到那些书的其他抄本时，我就高兴地研读它们，仿佛命运馈赠我那件遗物，辨认出被烧毁的抄本，是上天给予我明显的信息，像是说：你拿去读吧。经我耐心的拼接，结果我好像是建了一个小型藏书馆，它象征那座业已消失的庞大藏书馆，一个由片断、引证、不完整的句子、残缺不全的书本构建成的藏书馆。

我越是读着这些残缺的书目，就越是深信那是偶然的结果，并不包含任何信息。但这些不完整的书页却陪伴我度过余生，我视其为神谕，经常查阅。我仿佛觉得，现在我写在纸页上的，就是你，不知情的读者，现在所读的，无非是一些拼凑起来的文集摘录，一首形象的颂歌，一篇无尽的字谜，不过是转述并重复那些残存的纸页上的片断对我的启示。我不知道是我一直在谈论它们，还是它们通过我的嘴说出来。然而，不管是哪一种可能，我越是向我自己叙述它们其中的故事，我越是搞不明白，故事中是否有阴谋设计，这一连串事件的发生，是否超越自然，或是超越与事件有关联的时代。这对于我这个行将就木的年迈僧侣来说，是个艰苦的事情，不知道我所写的是否有某种含义，或者含义不止一种，而是很多，或者根本没有任何含义。

然而，我这样失去明辨事物的能力，也许意味着巨大的黑暗已快临近，那正是无穷的黑暗向已衰老的世界投下的阴影产生的效果。

如今巴比伦的荣耀在哪里？昔日的皑皑白雪在哪里？大地跳着死亡之舞，我时常觉得多瑙河上满载狂人的船只正驶向一个黑暗之地。我只能沉默。静静地独自坐着跟上帝说话，是一件多么快乐、有益、惬意和温馨的事情啊！不久，我将重新开始我的生命，我不再相信那是上帝的荣耀，虽然我所属教会的修道院院长们总是那样谆谆教导我；也不再相信那是上帝的欢乐，虽然当时的方济各修士们都那样相信，甚而不再相信那是虔诚。上帝是唱高调的虚无，‘现在’和‘这里’都碰触不到它。很快我将进入这片广阔的沙漠之中，它平坦而浩瀚，在那里一颗真正慈悲的心会得到无上的幸福。我将沉入超凡的黑暗，在无声的寂静和难以言喻的和谐之中消融，而在我那样沉溺时，一切平等和不平等都将逐渐消失，而我的灵魂将在那深渊中得以超脱，不再知道平等和不平等或任何别的；所有的差异都将被忘却。我将回到简单的根基之中；回到寂静的沙漠之中，在那里，人们从无任何差别；回到心灵隐秘之处，在那里，没有人处于适合自己的位置。我将沉浸在寂静而渺无人迹的神的境界，在那里，没有作品也没有形象。

缮写室里好冷，我的大拇指都冻疼了。我留下这份手稿，不知道为谁而写，也不知主题是什么：stat rosa pristina nomine，nomina nuda tenem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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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语，昔日玫瑰以其名流芳，今人所持唯玫瑰之名。

献给埃莱奥诺拉

因为我答应过你要保持沉默

姨妈那件装饰异常繁复的旧连衣裙，很适合西尔薇纤细的身材，她要我帮她系紧带子。“袖子太紧了，看起来真可笑！”她说。

热拉尔·德·奈瓦尔《西尔薇》，一八五三年

- 雪上天使（一九八三年）

- 阿基米德定律（一九八四年）

- 皮肤之上与表皮以下（一九九一年）

- 另一个房间（一九九五年）

- 在水中沉浮（一九九八年）

- 对焦（二〇〇三年）

- 后来的事（二〇〇七年）

一

爱丽丝·德拉·罗卡讨厌滑雪学校。她讨厌在圣诞假期也要一大早七点半就起床，她讨厌在吃早餐时父亲目不转睛地盯着她，同时一条腿在餐桌下面焦躁地抖个不停，仿佛在催促她说：“快吃！”她讨厌那条会扎她大腿的羊毛连裤袜，讨厌那双让她手指不能动弹的滑雪手套，讨厌那顶勒住她的面颊、同时又用扣带卡住她下巴的头盔，也讨厌那双特别挤脚、让她走起路来像只大猩猩的滑雪靴。

“你到底喝不喝这杯奶？”父亲再一次逼问她。

爱丽丝吞下一大口滚烫的牛奶，牛奶先灼烧了她的舌头，接着就是食道和胃。

“很好，今天让他们看看你是谁。”父亲对她说。

我是谁呢？她想。

接着，她被父亲推到门外，绿色的滑雪服把她包裹得活像木乃伊，滑雪服上缀满赞助商的徽章和闪着荧光的标识。此时室外温度只有零下十度，太阳只是一个比四周重重雾霭略微灰暗一点的圆盘。当爱丽丝肩扛滑雪板踏入雪中时，她感到那杯牛奶正在胃里翻江倒海。他们都是要自己扛滑雪板的，直到有一天滑出名堂，才会有人替你来扛。

“滑雪板板尖要朝前拿，否则会要别人命的。”父亲对她说。

每个训练季结束的时候，滑雪俱乐部都会送给你一枚镶有小星星的胸针，每年都会多一颗星，从你四岁、身高足以让双腿跨上滑雪缆车座椅开始，直到你年满九岁、能够自己抓住座椅上缆车为止。先是三颗银星，然后是三颗金的。每年发一枚胸针是为了告诉你，你又进步了一点，离专业的滑雪比赛又近了一步，而这恰恰是最让爱丽丝害怕的事。虽然那时她只有三颗星，却已经开始担心了。

大家约好八点半准时在缆车道前集合，因为那时设备才开始启用。爱丽丝的同学们已经到了，他们围成一圈，所有人都像童子军一样穿着同样的制服，由于困倦和寒冷而木呆呆地站在那里。他们把滑雪杖插在雪地上，另一端死死地夹在胳肢窝底下，整个人就这样戳在那里，双臂垂着，简直就像一群稻草人。他们谁也不想开口说话，尤其是爱丽丝。

父亲在她头盔上重重地敲了两下，好像要把她拍进雪地里似的。

“要展开双臂。记住，重心向前，明白吗？重——心——向——前！”父亲对她说。

“重心向前，”这个声音在爱丽丝的头脑中回荡着。

父亲走远了，一边走，一边往捧着的双手上哈气，他很快就会回到暖烘烘的家里去看报纸。父亲刚走出两步，就被浓雾吞没了。

爱丽丝故意让滑雪板摔落到地上，这一幕如果让父亲看见，他一定会当着大家的面狠狠地揍她一顿。在把滑雪靴扣在滑雪板上之前，她用一根滑雪杖用力地敲打靴底，以把粘在那里的雪块敲掉。

她已经有点想小便了。她觉得膀胱胀得要命，就像有一枚针刺进了肚子里。但今天她仍然不能遂愿，这一点她坚信不疑。

每天早上都是一样。吃完早餐，她就把自己反锁在洗手间里，用力挤呀挤呀，想把所有的尿都排干净。她坐在马桶上拼命地收缩腹部，用力用到头痛难忍，眼珠仿佛都要从眼眶中挤出来，就像是把葡萄的果肉从葡萄皮中挤出来那样。她把水龙头开到最大，为的是不让父亲听到她用力的声音。她攥紧双拳，用力收缩腹部，想把最后一滴尿也挤出来。

她就这样一直坐在马桶上，直到父亲把洗手间的门敲得震天响，同时高声叫喊：“小姐，难道我们今天又要迟到吗？”

反正再怎么用力也无济于事。每当她走到第一架滑雪缆车下面的时候，尿意总会非常强烈，以至于她不得不卸下滑雪板，稍稍靠边一点，蹲在冰凉的雪地上假装系鞋带，其实是在撒尿。她会在夹紧的双腿边堆起一小堆雪，然后把尿撒在裤子里。尿就流在滑雪服里，流在连裤袜里，此时此刻，同伴们都在注视着她，而埃里克，她的教练，会像往常一样说：“我们等一下爱丽丝。”

“这真是一种解脱，”每当那股温热的液体流过她冻僵的双腿时，她都会蹲在那里这么想。

“要不是大家在那里盯着我的话，这应该算是一种解脱吧，”爱丽丝想。

“这迟早会被他们发现的。”

“迟早我会在雪地上留下一道黄色的污迹。”

“那时候他们都会取笑我的，”她想。

一位家长走到埃里克身边，问他今天的雾是不是太浓，不宜上山。爱丽丝满怀期待地竖起耳朵，但是埃里克却展示出他那完美的微笑。

“只有这里有雾。”他说，“山顶上的太阳可以晒裂石头。勇敢点，大家上山。”

和爱丽丝同乘一个缆车座椅的是朱丽亚娜，她是爱丽丝爸爸同事的女儿。上山途中她们没说一句话。两个女孩彼此既不喜欢也不讨厌，此时此刻，她们除了都不想出现在这里以外，就再也没有什么共同点可言了。

爱丽丝和朱丽亚娜的耳畔只有呼啸着掠过弗拉伊特维山顶的风声和吊着她们缆车的钢缆发出的有节奏的金属摩擦声。她们把下巴缩进滑雪服的领子里，用自己呼出的热气来取暖。

“只是由于天冷的缘故，其实你真的用不着撒尿，”爱丽丝反复告诫自己。

然而，缆车离山顶越近，爱丽丝肚子里的那枚针就越往肉里扎。弄不好这次会更糟，或许这一回是非尿出来不可了。

“别尿啊，这只是天冷的反应，你不用再尿了，刚才已经尿过了，别这样。”

一股腐臭的牛奶猛然漾上了爱丽丝的喉头，她忍住恶心又把牛奶咽了回去。这时她想撒尿，想撒尿想得要命。

再过两个支架就到缆车终点站的小屋了。“我不用憋很久了，”她想。

朱丽亚娜推起缆车座椅的安全杠，两个女孩都把屁股往前挪了挪，准备跳下。当爱丽丝的滑雪板接触到地面时，她用手向后推了一把，以便离开座椅。

什么太阳能晒裂石头，这里分明是两米以外就看不见人了。四下里白茫茫一片，上下左右只有白这一种颜色，就像被一条白色的床单包裹着。这虽然与一片漆黑截然相反，但对于爱丽丝来说却同样可怕。

爱丽丝溜到滑雪道的一边，想找一堆新雪来解决问题。这时她的肠子里正发出一种像洗碗机运转时发出的声音。她回头望望，已经看不见朱丽亚娜了，这说明朱丽亚娜同样也看不见她。她沿着斜坡向上走了几米，两只滑雪板保持鱼骨形。当初父亲带着她滑雪时，总是要求她保持这种姿势。她每天要在儿童滑道上上下下三四十个来回，上坡的时候用梯式，下滑的时候则用犁式。父亲之所以这样严格地要求她，是因为买一张单独雪道的滑雪通行证要花费很多钱，况且这样做也可以充分锻炼她的双腿。

爱丽丝卸掉滑雪板，又前行了几步，她的滑雪靴已经深深地陷进积雪里，雪一直埋到她的小腿肚。

她终于坐下了，长舒了一口气，全身的肌肉也放松了下来。一种惬意的感觉像一股强烈的电流流遍她的全身，最终隐藏在脚趾尖里。

刚才大概是牛奶在作怪，肯定是牛奶。要是坐在这两千多米高的雪地上，屁股一准会被冻僵一半。她从没遇到过这种事，至少是从她记事以来，连一次也没发生过。

她排泄到了身上，但不是尿，或者说不只是尿。爱丽丝把屎拉到了身上，就在这个一月里某个上午的九点整。她把屎拉到了内裤里，却没有察觉，至少是在听到埃里克在重重迷雾中的某个地方呼唤她之前没有察觉。

她一跃而起，与此同时感到裤裆里沉甸甸的。她下意识地摸了一下屁股，但厚厚的手套阻碍了她的触觉。不过这也无所谓，反正她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我现在该怎么办呢？”她想。

埃里克又在叫她了，但爱丽丝没有答应。只要她在这上面，浓雾就可以把她隐藏起来。现在她可以脱下滑雪服的裤子，用雪把自己擦干净，也可以下去找埃里克，用耳语告诉他出了什么事，她还可以告诉埃里克自己膝盖疼，必须回到镇上去。当然，她也可以作出若无其事的样子继续滑雪，只要注意一直处于队伍的最后就行了。

然而，她一动未动地站在原地，小心翼翼地不让任何一块肌肉运动，完全把自己置于浓雾的庇护之中。

埃里克第三次喊她的名字，声音更大了。

“也许她已经坐缆车走了，那个冒失鬼。”一个小男孩替她回答道。

爱丽丝听到了一阵议论。有的说：“我们走吧。”有的说：“待在这里好冷啊。”他们就在那下面，只有几米远，没准就在下缆车的地方。声音是会骗人的，一会儿在群山间回荡，一会儿又隐没在雪地里。

“她可真够呛……我们去看看。”埃里克说。

爱丽丝感到那团湿软的东西已经滑落到了大腿上，她强忍住呕吐的欲望，慢慢地从一数到十。数到十以后，她又从头数起，一直数到了二十。四下里一点声音也没有了。

她抱起滑雪板，把它们一直抱到滑雪道上，琢磨了好一会才弄明白该如何将滑雪板放在与最大坡度线垂直的位置上。在这样的大雾里，你肯定会晕头转向的。

她把滑雪靴套进滑雪板，扣紧带扣，摘下护目镜，往上啐了口吐沫擦了擦，因为镜片已经模糊不清了。

她能够一个人滑到谷底，她根本不用管埃里克在弗拉伊特维山顶上如何找她。连裤袜里粘着一团粪便的她，若不是不得已，一秒钟也不想待在这里。她脑子里想着下滑的路线。她从来没有一个人下去过，一般他们只会坐缆车下去，然而她本人却在这条滑雪道上滑过几十次了。

她采用犁式动作下滑，开始还比较小心，后来分开的双腿让她渐渐觉得那下面似乎没有那么脏了。就在此前一天，埃里克还在告诫她：“如果再让我看到你用犁式动作转弯，我一准把你的两个脚踝捆在一起。”

埃里克并不喜欢她，这一点她敢肯定。在埃里克眼里，她就是个窝囊废。而到头来，事实证明了他的看法。埃里克也不喜欢她的父亲，因为每天上完课，她父亲总会缠着埃里克没完没了地问问题，什么“我们家爱丽丝表现如何啊”，“我们进步了没有啊”，“我们能不能当冠军啊”，“什么时候能参加比赛啊”，这个那个的喋喋不休。埃里克总是死盯住她父亲肩膀上的某一点，回答“是”或“不是”，要么就会回以一连串的“嗯”。

透过沾满水雾的护目镜，爱丽丝眼前的一切景物都像电视上叠加的画面，她下滑的速度极慢，除了滑雪板板尖以外，什么都分辨不清。只有当脚下出现新雪的时候，她才会意识到，是该拐弯的时候了。

她哼起一支歌来，为的是至少能听到自己的声音。她还时不时地用手套抹一下鼻子下面，擦掉流出的鼻涕。

提高重心，插下滑雪杖，然后转弯，双脚支撑。现在重心向前，明白吗？“重——心——向——前，”仿佛有人在提醒她，一会儿是埃里克，一会儿又是她父亲。

要是父亲知道了，一定会暴跳如雷，就像只野兽一样，所以她必须编一套谎话，编一个能站住脚的故事，既不能有破绽，又不能自相矛盾。她做梦也不想把事情的真相告诉父亲。是大雾，对，有了，把一切都归咎于大雾。她正跟着同伴们在大回转雪道上滑行，这时她的滑雪通行证从滑雪服上掉了下来。噢，不行，滑雪通行证没有从任何人身上飞走过，只有白痴才会弄丢它。那我们就说是围巾吧，她的围巾被风吹走了，于是她返回了一段去捡围巾，但同伴们都没有等她，她叫了他们几百遍，却没人回应，他们都消失在了大雾里，所以她才下去找他们。

“那后来你为什么没有重新上去呢？”父亲会这样问她的。

对呀，为什么呢？要考虑到这一点的话，还是说丢了滑雪通行证比较好。她之所以没有再上去，是因为她没有滑雪通行证，看缆车的人就不让她上了。

爱丽丝笑了笑，对这个故事很满意，这简直是天衣无缝，她甚至觉得自己不是那么脏了。那团东西终于不再往下掉了。

“或许已经冻上了吧，”她想。

要是成功的话，这一天剩下的时间她就可以在电视机前度过。她会冲一个澡，换上干净的衣服，脚上趿拉着她的毛绒拖鞋。如果她把眼睛从滑雪板上稍稍抬起那么一点，只要一点点，就完全可以看见那个写着“滑雪道封闭”字样的橘黄色警示牌，那样的话，她将会一整天都处于温暖之中。父亲总是告诫她要学会看路。要是她记得在有新雪的地方身体重心不能向前，要是几天前埃里克帮她调整好滑雪板上的带扣，要是她父亲再坚决一点对埃里克说，爱丽丝的体重已经有二十八公斤了，这个带扣是不是太紧了呢？……现在也不会出事。

这个跳台并不是很高，只有几米的落差，下落时刚能使人感到胃里和脚下同时一空。紧接着，爱丽丝已经脸朝下趴在了雪地上，两只滑雪板飞落下来，笔直地插在雪里，幸好刚才它们只伤到了她的一条腓骨。

她真的没感到疼。说实话，她几乎什么感觉都没有。只是觉得雪灌进了她的围巾和头盔，接触到了她的皮肤，有些灼痛。

她最先能动弹的是两只胳膊。在她更小的时候，每当醒来时发现下雪，父亲就把她捂得严严实实的，然后带她下楼。他们一直走到院子中央，手拉手，一起数“一、二、三”，然后一起凭借重力向后倒下。这时父亲会说：“现在你当天使。”于是爱丽丝就上下挥动双臂，当她再起来时，会发现自己在白雪上刻画下的轮廓，正像是一个张开双臂的天使。

爱丽丝又在雪地上做了回天使，别无他求，只是想证明自己还活着。她能把头转向一侧，也能呼吸了，尽管她觉得吸进的空气并没有到达它们该去的地方。她奇怪地感觉到自己无法支配双腿的运动，更奇怪的是，她觉得腿没有了。

她试图爬起来，但是做不到。

如果不是这么大的雾，山上早就有人看见她——山谷底部这个扁平的绿点。几步开外的地方，春天的时候会淌过一条小溪，天气乍暖，那里就会长出野草莓，只要你有耐心等，它们会甜得像糖果一样，一天的工夫就能采满整整一篮。

爱丽丝高呼救命，但她微弱的声音完全被大雾吞噬了。她再一次试着爬起来，至少是转个身也行，却一动也不能动。

父亲曾经告诉她，被冻死的人，在完蛋前的片刻会感觉浑身燥热难忍，想脱掉衣服，因此所有冻死的人被发现时都只穿着内裤。这下可惨了，她的内裤可是脏的。

她连手指也开始失去知觉了。她摘下一只手套，往里面呼热气，然后握紧拳头伸进去取暖，另一只手也如法炮制。这个滑稽的动作交替地进行了两三遍。

父亲经常对她说，你肢体的末端是会背叛你的，脚趾、手指、鼻子，还有耳朵。心脏竭尽全力地为自己保留血液，而让身体的其余部分冻僵。

爱丽丝想象她的手指变成了蓝紫色，接着双臂和双腿也慢慢地变了颜色。她想着心脏的跳动会越来越有力，尽力为自己保留住所有剩余的热量。她会变得非常僵硬，假如有一匹狼路过这里，踩在她的一只胳膊上，那这只胳膊就会轻而易举地被踩断。

“他们也许正在找我。

“天晓得这里到底有没有狼。

“我的手指已经失去知觉了。

“我要是没喝那杯牛奶就好了。

“重心向前，”她想。

“不是吧，狼都去冬眠了。

“埃里克会气死的。

“那些比赛我才不想参加呢。

“别说傻话了，你非常清楚，狼是不会冬眠的。”

她的思绪变得越来越没有逻辑了，而且循环往复。太阳慢慢地沉到了夏贝尔东峰后面，假装自己消失了。群山的阴影已经延伸到了爱丽丝的背上，四周的浓雾也化作了一团漆黑。

二

当这对双胞胎兄妹还很小的时候，妹妹米凯拉就经常闯祸，比如让自己和学步车一起摔下楼梯，或是把一粒豌豆塞进鼻孔，然后不得不被带到急诊室，让大夫用一种专门的镊子把豌豆夹出来。他们的父亲总是跑到早一步出生的马蒂亚身边对他说，妈妈的子宫太小了，简直装不下他们两个。

“天晓得你们在妈妈肚子里是怎么淘气的，”父亲说，“我知道，你肯定是使劲踢了你妹妹几脚，才对她造成了某些严重的伤害。”

说罢，父亲笑了，即使没有什么可笑的地方。他把米凯拉举到半空，然后把她稚嫩的脸蛋贴在了自己的络腮胡子上。

马蒂亚从下面看着这一幕，也跟着笑，任由爸爸的一番话渗透到他的心里，但他并没有真正地理解。他让这番话沉淀在胃的深处，形成一层又厚又黏的东西，就像那些陈年葡萄酒所产生的沉淀物一样。

当米凯拉二十七个月大的时候，爸爸的大笑一下变成了勉强的微笑，因为她连一个完整的词都说不出来，即便像“妈妈”、“

”、“觉觉”、“汪汪”这样的词。她发出的那些断断续续的咿呀声仿佛是从一个孤寂而又荒凉的地方传来的，每次爸爸听了都会不寒而栗。

米凯拉五岁半的时候，一位戴着厚眼镜的儿童口语专家在她面前放了一个用三合板做的立方体，立方体上面挖了四种不同形状的洞，有星形、圆形、正方形和三角形，还有一些与这些洞形状一致的彩色积木，以放入相应的洞里。

米凯拉惊讶地看着这个东西。

“星星放在哪儿呢，米凯拉？”口语专家问道。

米凯拉低头看着这件玩具，却什么也没碰。女医生把星星放在了她的手里。

“这个东西要放在哪儿呢，米凯拉？”她问道。

米凯拉东张西望，不知该看哪里。接着她把那个黄色五角星的一个角塞进了嘴里，开始咬了起来。儿童口语专家把她的手从嘴边拉了下来，第三次重复了那个问题。

“天啊！米凯拉，照医生的话去做！”父亲高声吼道，他再也无法安静地坐在那个大家要求他坐的地方。

“巴洛西诺先生，拜托您。”女医生温和地说，“要让孩子有自己的时间。”

米凯拉利用了她自己的时间，足足有一分钟。然后她痛苦地呻吟了一声，这一声既可能是出于高兴，又可能是出于绝望，随即她坚定地把星星放在了正方形的洞里。

好像这个世界上只有马蒂亚一个人不知道他妹妹有些不正常似的，他的同班同学总是想着提醒他。比如西莫娜·沃尔特拉，上一年级时，老师对她说：“西莫娜，这个月你和米凯拉坐同桌。”她马上把双臂交叉在胸前抗议道：“让我挨着那个人，我才不去呢。”

马蒂亚默默地听着西莫娜和老师争吵了一会儿，然后开口说：“老师，我可以继续和米凯拉坐同桌。”所有人都平静了下来，包括“那个人”、西莫娜和老师。所有人都平静了，除了马蒂亚。

这对双胞胎坐在第一排。米凯拉整天都在印有图案的画本上涂颜色，她总是小心翼翼地把颜色涂到轮廓线外面，还随心所欲地选择颜色，小朋友的皮肤是蓝色的，天空是红色的，而大树都是黄色的。她用手攥着铅笔，就像攥着一柄敲肉用的锤子，她用力在纸上划着，简直一下要撕破三张纸。

马蒂亚坐在她旁边，学习读书和写字。他学会了四则运算，而且是班上第一个会用进位制做除法的学生。他的大脑仿佛就是一个运行精确的齿轮，和他妹妹那个有严重缺陷的大脑一样令人不可思议。

有时候，米凯拉会坐在椅子上摇来摇去，疯狂地挥舞双臂，就像一只落在捕虫网里的蛾子。她的双眼变得非常阴郁，老师呆呆地注视着她，比她本人还害怕，同时依稀地希望这个弱智女孩有朝一日真的能够飞走。后面几排的同学有的开始窃笑，有的则用“嘘”声加以制止。

每当这时，马蒂亚都会站起身，轻轻抬起椅子，以免在地面上划出噪音，然后走到米凯拉的身后，此时的米凯拉正在忽左忽右地晃着脑袋，她双臂挥舞的速度已经非常快了，以至于马蒂亚都担心它们会折断。

马蒂亚抓住她的双手，轻轻地把她的双臂收拢在她的胸前。

“看，你已经没有翅膀了。”他对着妹妹耳语说。

米凯拉在停止抖动之前又晃了几秒钟，然后直勾勾地盯着某个不存在的东西发愣，几秒钟后，她又开始折磨她的图画本了，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马蒂亚重新回到座位上，低着头，耳朵因为尴尬而变得通红。老师继续讲课。

直到小学三年级，这对双胞胎还没有收到过班上任何同学的邀请，去参加他们的生日聚会。妈妈对此已有察觉，早打算为这对双胞胎举办一个生日聚会，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在餐桌上，巴洛西诺先生否决了这个提议，他说：“看在上帝的分上，阿黛莱，现在这样已经够让人头疼了！”马蒂亚长舒了一口气，而米凯拉已经是第十次弄掉她的叉子了。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提起这件事。

后来，在一月的一个早上，里卡尔多·佩洛蒂，一个满头红发、嘴唇厚得像狒狒的男孩来到马蒂亚的座位前。

“嘿，我妈妈说你也可以来参加我的生日聚会。”他眼睛望着黑板，一口气说完。

“还有她。”他指指米凯拉，又补充了一句。米凯拉正细心地把她的桌面当作床单一样抚平。

马蒂亚的脸因激动而变得麻木。他连忙道谢，但里卡尔多却已经如释重负般地走开了。

双胞胎的妈妈马上进入了兴奋状态，带他们两个去贝纳通买新衣服。他们一连转了三家玩具店，但每一次阿黛莱都不是十分满意。

“里卡尔多有什么爱好？这个他会喜欢吗？”她一边掂着一盒一千五百片的拼图，一边问马蒂亚。

“我怎么知道？”儿子回答她说。

“他毕竟是你的朋友啊！你应该很清楚他喜欢什么样的玩具。”

马蒂亚并不认为里卡尔多是他的朋友，但这件事他无法向母亲解释清楚。他只是耸了耸肩。

最后，阿黛莱决定买一个乐高牌的宇宙飞船，那是玩具部里包装最大、也最贵的玩具。

“妈妈，这个太大了啦！”儿子反对道。

“胡说！你们是两个人，你们不想在朋友面前没面子吧。”

马蒂亚非常清楚，不管有没有乐高，他们都会没有面子。只要和米凯拉在一起，就不可能有面子。他也非常清楚，里卡尔多邀请他们去参加生日聚会，只是因为他父母要求他这么做。到时候米凯拉一定会一直缠着他，还会把橙汁打翻，洒在身上，然后开始小声地哭泣，就像平常她累的时候那样。

马蒂亚第一次觉得还是待在家里比较好。

或者应该说，他觉得最好是把米凯拉留在家里。

“妈妈，”他犹豫地开口说。

阿黛莱正在手袋里找钱包。

“啊？”

马蒂亚吸了一口气。

“米凯拉非要参加生日聚会不可吗？”

阿黛莱猛然停住手，直勾勾地盯着儿子的眼睛。收银员漠然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幕，张着的手在货物传送带上方等着收钱，米凯拉则正在把货架上的一盒盒糖果乱放一气。

马蒂亚的脸颊滚烫，准备着要挨一记耳光，结果却没有挨上。

“她当然要去。”母亲只说了这么一句，问题就算解决了。

他们可以自己去里卡尔多家，只要走上十分钟的路。三点刚到，阿黛莱就把这对双胞胎推出了家门。

“快点，否则就迟到了。记住要谢谢人家的父母。”阿黛莱嘱咐道。

然后她又嘱咐马蒂亚。

“照顾你妹妹，你知道脏的东西她是不能吃的。”

马蒂亚点点头。阿黛莱依次亲了两个孩子的脸，在米凯拉的脸上亲得更长一些，然后又帮她梳了梳发卡下面的头发，并祝两个孩子玩得开心。

在去里卡尔多家的路上，马蒂亚的思绪被乐高积木模块发出的沙沙声所覆盖，这些模块在盒子里摇来晃去，就像一股小小的海潮，撞击着纸盒的四壁，一会儿撞到盒盖，一会儿又撞到盒底。在他背后几米远的地方，米凯拉跌跌撞撞地迈着步子，双脚趟着粘在柏油路面上的烂树叶，空气凝滞而寒冷。

“到时候她会把所有的薯片都洒在地上的，”马蒂亚想。

“她会拿着球而不传给任何人。”

“你能快点吗？”他回过头对妹妹说，因为米凯拉突然蹲在了人行道中央，用一个手指头折磨一条一拃来长的虫子。

米凯拉看着哥哥，好像是久别重逢一样。她朝他笑了笑，然后跑了过来，拇指和食指间还捏着那条虫子。

“看你多恶心啊。把它扔了。”马蒂亚一面命令她，一面往后退着。

米凯拉又看了一眼虫子，好像在问自己它是怎么跑到自己手上来的。她随即扔掉虫子，歪歪斜斜地朝已经在几步之外的哥哥跑了过来。

“她会抱着球不给任何人的，就像在学校里一样，”马蒂亚想。

他看着这个双胞胎妹妹，她有着和自己一样的眼睛、一样的鼻子和一样颜色的头发，但她的大脑却笨得该扔掉，他第一次产生了真正的厌恶情绪。他牵着妹妹的手过马路，因为那里车子开得飞快。就在过马路的时候，他脑子里产生了一个念头。

他放开了妹妹那只戴着小羊毛手套的手，但他紧接着又想：“这样做不对。”

当他们沿着公园走的时候，他又一次改变了主意，他说服自己，这样做是不会被发现的。

“只不过几个钟头而已，”他想，“而且仅此一次。”

他突然改变了方向，从后面抓住米凯拉的一只胳膊，走进公园。草地上的小草被夜晚的霜露打得湿湿的。米凯拉在他身后小跑着，她那双崭新的白色麂皮靴陷在泥里，变得脏兮兮的。

公园里一个人也没有。这么冷的天气，谁也不想来这儿散步。这对双胞胎来到一个树木丛生的地方，这里设有三张木桌和一个户外烧烤用的架子。他们以前曾经在这里吃过午餐，有一天上午，老师还把他们带到这里来捡干枯的落叶，然后回去裁成难看的餐桌摆饰，作为圣诞礼物送给爷爷奶奶。

“米凯拉，你听好，”马蒂亚说，“你在听我说话吗？”

和米凯拉说话时，必须要时刻确定她那条窄窄的沟通渠道是打开的。马蒂亚等妹妹点了一下头。

“好的，我现在要离开一会儿，好吗？不过不会太久，只有半个钟头而已。”他解释道。

他根本没打算说实话，因为对米凯拉而言，半个钟头和一整天并没有多大区别。那位女医生曾经说过，她时空观念的发展水平只停留在前意识阶段，马蒂亚非常清楚医生说的是什么意思。

“你坐在这里等我。”他对妹妹说。

米凯拉一脸严肃地看着哥哥，什么也没回答，因为她根本不会回答。她也没有做出任何真正听懂的表情，不过她的眼睛却亮了一下。后来，马蒂亚一辈子都忘不掉那个眼神，每当想起它就会感到恐惧。

他后退着离开妹妹几步远，为的是能一直看着她，确保她没有跟来。“只有虾米才会这样走路，”有一次妈妈这样吼他，“它们总是会撞到什么的！”

他大约走出了十五六米，米凯拉就不再看他了，而是全神贯注地要揪掉羊毛大衣上的一颗纽扣。

马蒂亚转过身，跑了起来，手里紧抓着那盒礼物。盒子里两百多个塑料模块互相碰撞着，似乎想要对他说些什么。

“你好，马蒂亚！”里卡尔多·佩洛蒂的妈妈打开门迎接他，“你妹妹呢？”

“她发烧了。”马蒂亚撒谎说，“但不严重。”

“噢，真遗憾。”里卡尔多妈妈说，但没有显出丝毫遗憾的样子。她闪开路，让马蒂亚进去。

“里卡，你的朋友马蒂亚来了，过来打个招呼。”她转过身朝走廊喊道。

里卡尔多·佩洛蒂从地板上滑了过来，一副不情愿的样子。他站在那里看了马蒂亚一秒钟，并寻找着那个弱智女孩的踪影。然后，他松了一口气，说了声“你好”。

马蒂亚把那袋礼物举到佩洛蒂夫人的鼻子底下。

“这个要放在哪儿？”他问。

“这是什么？”里卡尔多怀疑地问道。

“乐高。”

“啊！”

里卡尔多一把抓过袋子，又消失在了走廊里。

“和他一起去吧！”佩洛蒂夫人一边说，一边推着马蒂亚，“生日聚会在那里。”

佩洛蒂家的客厅里挂满了一串串气球，在一张铺着红色纸桌布的餐桌上摆着几盆爆米花和薯片，烤盘上有一张已切成小方块的干脆匹萨，此外还有一排尚未开瓶的各色汽水。马蒂亚班上的几个同学已经到了，他们站在屋子的正中央，守着那一桌美食。

马蒂亚朝他们走了几步，然后在离他们两米的地方停下脚步，仿佛一颗不想在天上占据太多空间的人造卫星。屋子里没有人注意到他。

当房间挤满了小朋友的时候，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小伙子，戴着塑料红鼻头和一顶小丑的圆顶礼帽，带领大家玩蒙着眼睛贴驴尾巴的游戏，游戏规则是把你的眼睛蒙上，而你要把一条尾巴贴在纸上画着的驴身上。马蒂亚赢得了第一份奖品——满满一大把糖果，但这是因为他从眼罩下面偷看了。大家叫喊着起哄，说他耍赖，而他则满心羞愧地把糖塞进了口袋。

天色暗下来之后，小丑打扮的小伙子把灯关上，让大家围坐成一圈，开始讲一个恐怖故事，他还把一只开着的手电筒放在下巴上。

马蒂亚觉得那个故事并不怎么吓人，倒是那张以那种方式照亮的脸更加可怕。从下面射出的光线让那张脸变得通红，还形成了一些让人害怕的阴影。马蒂亚望着窗外，好让目光避开那个小丑。他想起了米凯拉。其实他一刻也没有忘记她，不过这是他第一次想到妹妹独自一人在树林中，一边等他，一边用戴着白色手套的小手揉搓着小脸，好让自己暖和一点。

他站起身来，就在这时，里卡尔多的妈妈捧着插满点燃蜡烛的蛋糕走进了这个漆黑的房间，所有人都鼓起掌来，一半是因为那个故事，一半是因为这个蛋糕。

“我该走了。”他对里卡尔多的妈妈说，还没等她把蛋糕放在桌子上。

“现在吗？可是要切蛋糕了呢！”

“对，就是现在，我得走了。”

里卡尔多的妈妈从蜡烛的光芒上方望着他，在这种光线的照射之下，她的脸上也布满了吓人的阴影。其他的小朋友全都安静了下来。

“好吧，”佩洛蒂夫人犹豫地说，“里卡，送你的朋友出去。”

“可是我得吹蜡烛呀！”聚会的主角抗议道。

“照我说的去做！”他母亲命令他，眼睛却始终盯着马蒂亚。

“马蒂亚，你可真讨厌！”

有些小朋友笑了出来。马蒂亚跟着里卡尔多走到大门口，从一堆大衣下面拿出自己的大衣，然后说了声“谢谢”和“再见”，而里卡尔多什么也没说，在马蒂亚身后关上大门，然后就跑回他的蛋糕那里了。

在里卡尔多家公寓的院子里，马蒂亚回头看了一眼那扇亮着灯的窗子，同学们的喊叫声从窗下的缝隙里飘了出来，传到他耳朵里的时候已经很微弱了，就像每天晚上妈妈把他和米凯拉送上床睡觉以后，从客厅电视机里传出来的那种让人感到踏实的低声细语。铁栅栏门在他身后“砰”的一声关上了，他开始跑了起来。

他跑进公园，只跑出十几步，路灯微弱的光线就让他无法看清那条用鹅卵石铺成的小路了。在他留下米凯拉的那片树林里，光秃秃的树枝在夜空的映衬下只是一些更加黑暗的划痕。只要从远处望过去，马蒂亚就能肯定，他的妹妹已经不在那里了，这种预感既清晰，又无法说清楚。

他在离那条长椅几米远的地方停下脚步，就在几个钟头之前米凯拉还坐在那里，全神贯注地弄坏自己的大衣。他站在那里，仔细地听着，直到呼吸平缓下来，仿佛妹妹会随时从哪棵大树后面冒出来，嘴里“咕咕”地学着鸟叫，迈着她那歪歪斜斜的脚步，朝他飞跑过来。

马蒂亚高喊着米凯拉的名字，却被自己的喊声吓了一跳，于是降低了呼唤的声音。他走近那些木头桌子，把一只手放在米凯拉曾经坐过的地方，这里已经与周围的一切一样冰冷了。

“她可能是觉得无聊，自己回家去了，”他想。

可是她根本不认识回家的路啊，而且她也不会自己过马路。

马蒂亚看着眼前这个消失在黑暗中的公园，不知道走到哪里是个头，他不想继续走下去了，却别无选择。

他走路时踮起脚尖，不想把鞋底下的落叶踩得沙沙作响。他不断地东张西望，希望能发现米凯拉蹲在一棵树的后面，偷偷地观察着一只甲虫或是别的什么东西。

他走进儿童游乐场的围栏，努力回忆着在星期天下午的阳光下，那架滑梯所呈现出来的颜色，当时妈妈受不了米凯拉的哭闹，只好允许她上去滑一两次，然而对那架滑梯而言，她的个子已经太大了。

他沿着绿篱一直走到公共厕所，但是却不敢进去。他重新回到小路上，公园里的这条小路只是被那些经常来此散步的人们在土地上踏出的一条浅浅的痕迹而已。他沿着小路走了整整十分钟，直到不知自己身在何方。这时他哭了起来，同时还咳个不停。

“米凯拉，你真是个傻瓜！”他小声说，“一个弱智的傻瓜！妈妈跟你说过几千遍，要是迷了路就待在原地别动……可是你根本一点都不明白……一点点都不明白。”

他登上一个缓坡，来到一条河边，河水把公园一分为二。这条河的名字父亲告诉过他很多次，但马蒂亚怎么也想不起来。水面上映着不知从哪里发出的微光，这一点波光在他湿润的双眼中摇曳。

他走近河岸，感觉米凯拉就在他附近。她喜欢水。妈妈经常讲起他们小的时候，给他们两个一起洗澡，米凯拉在水里总是像疯子一样地尖叫，因为她不想出来，即使水都凉了。一个星期天，爸爸带他们到河边，或许就是这里，教他们如何用扁平的石头打水漂。爸爸正讲到要利用手腕的力量让石头旋转起来的时候，米凯拉已经跑到前面，一下掉进及腰深的河水里，幸好爸爸及时拉住了她的胳膊。爸爸打了她一记耳光，米凯拉就开始哭，然后三个人耷拉着脑袋，默不作声地回到了家。

一个场景像一股强烈的电流猛然穿过马蒂亚的大脑：米凯拉拿着一根小树枝拨弄着自己映在水面上的倒影，然后像一袋土豆一样滚进河里。

他在离岸边半米远的地方坐了下来，累极了。他回过头看了看自己的身后，看见了那片还要持续好几个钟头的黑暗。

他开始注视着黝黑发亮的河面，再一次努力回想这条河的名字，但这一次还是想不起来。他把双手插进冰冷的泥土里，河边的湿气已经让泥土变得十分柔软。他发现了一块玻璃瓶子的碎片，那是某个狂欢夜后遗留下来的利器。当他第一次把碎玻璃刺进手里的时候，并没有感觉到疼，或许他根本没有察觉到。接着他开始把玻璃碎片在肉里左右旋转，让它扎得更深，但目光却始终没有离开水面。他期待着米凯拉会随时浮出水面，与此同时他反问自己：“为什么有些东西能浮在水面上，而有些东西就不行？”

三

那只可恶的白瓷花瓶始终占据着洗手间的一角，花瓶上装饰着繁缛的金色花卉图案，它在德拉·罗卡家已经传了五代了，但说实话谁也不喜欢它。好几次爱丽丝都冲动地想把它扔到地上摔个粉碎，然后把那些细小的、极为珍贵的碎片扔到别墅对面的垃圾箱里，和利乐番茄酱包装盒、用过的卫生巾（不一定是她的）以及她父亲服用的镇静剂的铝塑包装混杂在一起。

爱丽丝用一个手指滑过那只花瓶，想着它是多么冰冷、光滑、洁净。在她家多年的厄瓜多尔女管家索莱达已经变得越来越细致了，因为德拉·罗卡家的人都非常注重细节。当她第一次出现在家里时，爱丽丝还只有六岁，她躲在妈妈的裙子后面用怀疑的目光上下打量着这个女人。索莱达弯下腰，惊讶地看着她。“多漂亮的头发呀，”她对爱丽丝说，“我可以摸摸吗？”爱丽丝咬住舌头，为的是不让自己说出那个“不”字来，索莱达掐起爱丽丝一绺栗色的头发，就像是掐着一小片丝绸似的，然后她放开手，让头发垂落下来。她不敢相信头发可以这般柔软。

爱丽丝脱背心的时候屏住了呼吸，一时间她除了闭上眼睛，什么也不能做。

当她再一次睁开眼睛的时候，洗脸池上方的大镜子里映出了她的身影，此刻她体会到一种惬意的失落感。她把内裤的松紧带往下卷了两圈，刚好卷到她那道伤疤的上方，紧紧绷住的松紧带使内裤边缘和小腹之间出现了一点点缝隙，像一座桥梁架设在两侧胯骨的上方。她的食指仍然无法穿过这道缝隙，但小指却可以。竟然小指还能穿过去，这简直要把她气疯了。

“就在这儿，它应该正好开在这里。”她想。

“一朵蓝色的小玫瑰花，就像薇奥拉的那朵一样。”

爱丽丝侧过身子，“还是右边好，”她已经习惯在心里这么说了。她把所有的头发都披到面前，觉得这样就像一个小魔女了。接着她把头发拢成一条马尾，然后又拢成更高的马尾，和薇奥拉的发型一模一样，大家一直都喜欢这种发型。

这样依然没用。

她又让头发散落在肩上，用习惯的动作将它们拢在双耳后面，然后双手撑在洗脸池上，猛地把脸凑到离镜子只有几厘米远的地方，她的动作太快，以至于两只眼睛好像重叠在了一起，像独眼巨人的眼睛那样可怕。

她的呼吸在玻璃上形成了一片雾，遮住了她的半张脸。

她真的弄不明白，薇奥拉和她那帮女伴究竟是从哪里学来的那种眼神，能到处去勾引男孩子。那种眼神既冷酷，又惹人怜爱，只要把眉梢神不知鬼不觉地那么一挑，就能决定你的生死。

爱丽丝在镜子里努力做出挑逗的表情，但她看到的只是一个扭捏作态的女孩，举手投足毫无优雅可言，就像打了麻药以后的反应。她相信，真正的问题还是出在了脸上，脸蛋过于臃肿，而且有瑕疵。她用力压平双眼，想把眼球从眼眶里挤出来，让它们化作锋利的碎片，刺入每一个与她的目光相遇的男孩子的肺腑。她希望自己的目光不放过任何一个人，从而给他们留下挥之不去的印记。

然而，她不断变瘦的只有肚子、屁股和乳房，脸却始终没变，两颊就像小孩用的两个圆形靠枕。

这时，有人在敲洗手间的门。

“爱丽丝，你好了吗？”父亲让人讨厌的声音从磨砂玻璃门外传了进来。

爱丽丝没有作声，她把两腮嘬了起来，看看这样是不是好看一点。

“爱丽丝，你在里边吗？”父亲叫她。

爱丽丝撅起嘴，吻了一下镜子里的自己，又伸出舌头舔了舔冰冷镜面中自己的舌头。她闭上眼，就像真的接吻一样，左右晃动着脑袋，她晃动得尽量均匀，以使得这个吻有可信的效果。她还从来没有在任何人的嘴唇上体会过她真正渴望的亲吻。

大卫·波伊里诺是第一个用舌头亲吻她的人，那是初中三年级，因为他和人打赌打输了。他把舌头机械地绕着爱丽丝的舌头顺时针转了三圈，然后转身问他的朋友们：“行了吗？”那些人猛然大笑起来，有些人还说：“你吻了一个跛子。”但是爱丽丝仍然很高兴，因为她终于有了初吻，何况大卫人还不错。

那以后她还有过其他的接吻经历。一次是和她堂哥沃尔特在奶奶的生日聚会上，一次是和大卫的一个朋友，她甚至不知道那男孩叫什么名字，这家伙私底下请求爱丽丝让他也尝尝接吻的滋味。他们就躲在学校院子的一个角落里，撅着嘴亲了几分钟，谁也没勇气碰对方一个手指头。俩人刚一分开，那男孩就说了声“谢谢”，昂着头走开了，脚步轻盈得好像一个成熟的男人。

现在她落伍了。她的女同学们都在谈论体位、吻痕和怎样用手指的事，或是议论着到底用避孕套好还是不用好，而爱丽丝的唇间却只保留着对初三时那机械一吻的苍白记忆。

“爱丽丝，你听见了吗？”父亲的嗓门更大了。

“烦死了，听见啦。”爱丽丝没好气地回答道，她的声音很小，也许从门外刚刚能听到。

“晚饭好了。”父亲又说。

“知道了，天啊。”爱丽丝说。随后，她又小声加上一句：“讨厌。”

索莱达知道爱丽丝会把食物丢掉。开始，当爱丽丝在盘子里剩下食物的时候，她总会说：“我的小宝贝，全部吃光，在我们国家小孩还会饿死呢。”

一天晚上，爱丽丝恶狠狠地盯着她的眼睛，朝她发了火。

“就算我吃到肚子疼，你们国家的小孩也照样会饿死。”爱丽丝说。

那以后索莱达再也不说什么了，只是在她的盘子里少盛些东西，反正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爱丽丝会用眼睛判断食物的热量，她晚餐总是挑选刚刚三百卡路里的食物，剩下的她会以某种方式扔掉。

她吃饭的时候一般把右手放在餐巾上，并在自己的盘子前面放上葡萄酒杯，她总是要求倒上酒，但从来不喝，再放上水杯，这样就形成了一道玻璃屏障。开始吃饭后，她会很有策略地摆放盐瓶和油瓶。等到她的父母都在用力机械地咀嚼着食物、没注意她的时候，她就小心翼翼地把已经切碎的食物从盘子上推到餐巾里。

一顿晚饭下来，爱丽丝至少可以把满满三餐巾的食物塞进自己运动服的口袋。晚上刷牙之前，她会把这些食物碎屑倒在马桶里，看着它们在冲下的水流中旋转，然后满意地用一只手抚摸着胃部，此时她感觉胃又空又干净，就像一只水晶花瓶。

“天啊，索莱达，你又在酱汁里放奶油啦？”母亲向女管家抱怨道，“我要和你讲多少次，我吃了会不消化的。”

爱丽丝的母亲全无胃口地把盘子推开。

爱丽丝坐在餐桌旁，头上包着一条毛巾，就像穆斯林妇女的头巾那样，这是为她在洗手间里待了那么长时间却根本没有洗澡而打掩护。

她考虑了很久，不知是否要就这件事征求父母的意见。反正无论如何都是要做的，她太想去做这件事了。

“我想在肚子上刺一个文身。”她终于开口了。

父亲把正在喝水用的水杯从嘴边移开。

“你说什么？”

“你听见了，”爱丽丝说着，用挑衅的目光看着父亲，“我想去文身。”

爱丽丝的父亲用餐巾擦了擦嘴和眼睛，仿佛想要抹去浮现在他脑海中的丑陋形象。然后，他精心地把餐巾叠好，铺回到膝盖上。他重新拿起餐叉，努力压制住已经烧遍他全身的怒火。

“我一点也不明白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他说。

“你想文什么图案呢？我们听听。”母亲满脸不悦地插话道，但更让她生气的显然是酱汁里的奶油，而不是女儿的请求。

“一朵玫瑰，特别小，薇奥拉也有一朵。”

“拜托，这个薇奥拉是谁啊？”父亲带着很明显的讽刺腔调问道。

爱丽丝摇摇头，目光注视着餐桌的正中，觉得自己在家就是一个不被重视的人。

“薇奥拉是她的一个同学，”母亲费尔南达明显加重了语气，“我说，这个人她已经讲过一千遍了，足见你没有用心听。”

德拉·罗卡律师自负地看着妻子，那眼神仿佛在说：“又没人问你。”

“请原谅，我想我对爱丽丝班里的同学往身上画什么东西不感兴趣，”父亲最终宣判道，“无论如何你都不能去文身。”

爱丽丝又把卷满一餐叉的面条送进了餐巾里。

“反正你不能阻止我，”她大胆地说，眼睛依然注视着餐桌中间空空的部分。她的声音因胆怯而变得不太连贯。

“你能再说一遍吗？”父亲问道，他没有提高音量，语气也照常缓和。

“你能再说一遍吗？”他的语速更慢了。

“我说了，反正你不能阻止我。”爱丽丝说着抬起头，但一点儿也不敢看父亲那深沉而冰冷的眼睛。

“你真的这么想吗？据我所知，你现年十五岁，这个账很好算，这意味着你还要受制于你的父母三年。”这位律师解释道，“过了这段时间之后，我们可以这么说，你就可以随便去丰富你的皮肤了，不管是用花，还是用骷髅或别的什么东西。”

律师先生低头朝着盘子微笑了一下，用叉子精心卷起几根面条送进嘴里。

接着是很长的一阵沉默。爱丽丝用拇指和食指捋着桌布的边缘。她的母亲由于对晚餐不满而勉强吃着一根干面包棍，目光茫然地环顾着餐厅。她父亲假装吃得津津有味，嚼东西时颌骨都要做圆转运动，每吃一口，都要先闭上眼睛嚼两下，一副怡然自得的模样。

爱丽丝决定加大反抗的力度，因为她真的很讨厌父亲，还因为当她看到父亲那副吃相的时候，连那条好腿也僵硬起来。

“没人喜欢我，你根本不在乎。”她说，“以后永远都不会有人喜欢我。”

父亲用疑问的目光看了她一眼，然后继续吃饭，就像没人讲过话一样。

“你一点也不在乎是不是毁了我一辈子！”爱丽丝接着说道。

德拉·罗卡律师把餐叉停在半空中，吃惊地看了女儿好几秒钟。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他声音略带颤抖地说。

“你再明白不过了！”爱丽丝说，“你知道，就是因为你的错，我才会永远这样。”

爱丽丝的父亲把叉子架在盘子的边缘，用一只手遮住双眼，就像在沉思什么。然后他站起身，走出了餐厅，沉重的脚步声回荡在走廊光滑的大理石地砖上。

费尔南达说：“噢，爱丽丝。”既未表示同情，也未表现出责备，只是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然后就随着丈夫到房间里去了。

爱丽丝呆滞地盯着满盘的食物足有两分钟的时间，直到索莱达过来收拾餐桌。她安静得像影子一样。爱丽丝把装得满满的餐巾塞进口袋，把自己反锁在了洗手间里。

四

彼得罗·巴洛西诺先生已经很久没有再尝试过进入儿子那幽暗的内心世界了。当他不小心把目光落在儿子那伤痕累累的手臂上时，就会回想起那些夜不能寐的日子：他整夜在家中仔细察看，四下找寻漏网的尖锐物品。就在那些夜晚，阿黛莱会服下大把的安眠药，张着嘴睡在沙发上，因为她不想再和丈夫同榻而眠。在那样的夜晚，似乎只有清晨的到来才能带来些许希望，他听着远处传来的钟声，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计算着时间。

他坚信，某天早上他会发现自己儿子的脸埋在满是血迹的枕头里，这一幕深深地印刻在他脑海中，他甚至慢慢地习惯了这种想法，真的认为儿子已经不在了，即便儿子此时也在汽车里，而且就坐在他身边。

他正送儿子去一所新的学校。车外下着雨，雨丝很细，悄然无声。

几个星期前，E.M.理科高中的校长把他和阿黛莱叫到办公室，正如马蒂亚在日记里写的那样，向他们“介绍一个情况”。谈话间，校长先是兜圈子，详细描述这个孩子敏感的性格和过人的聪颖，以及他各科一贯平均九分的好成绩。

巴洛西诺先生要求也让他儿子列席这次谈话，理由是这样才最公正，但说到底，是否公正也只有他一个人感兴趣。马蒂亚坐在父母身边，整个过程中，他的眼睛就没有离开过自己的膝盖。他紧紧地攥着拳头，使左手的表皮上渗出了鲜血。两天前，阿黛莱由于一时粗心，只检查了他右手的指甲。

马蒂亚听着校长的话，仿佛那说的不是他。他回想起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有一次他连续五天只字不说，莉塔老师就让他坐在教室的正中，而其他同学则围成一个马蹄形。老师开口说，马蒂亚心里一定有什么事不想对任何人讲，他是个非常聪明的孩子，也许对于他这个年龄来说，有点太聪明了。接着，老师让同学们靠近马蒂亚，以赢得他的信任，让他知道他们是他的朋友。马蒂亚注视着同学们的脚，当老师问他想说些什么的时候，他终于开口说话了，他问老师什么时候能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

在表扬过马蒂亚之后，校长终于谈到了实质问题，巴洛西诺先生明白了问题的所在，但只是晚了那么几个小时。原来，马蒂亚所有的老师在这个有着超凡天赋而又似乎不愿和任何同龄人交往的孩子面前，都会感到非常不自在，都隐隐约约地觉得自己有些不称职。

校长暂时停下了讲话，向后靠在那张舒适的扶手椅的椅背上。他翻开一个文件夹，其实那里面根本没有要他看的东西。然后，他好像突然想起办公室里还有客人似的，把文件夹合上，字斟句酌地建议巴洛西诺夫妇，也许E.M.高中无法完全符合他们孩子的需求。

晚饭的时候，马蒂亚的父亲问他是不是真的想转学，他没出声，只是耸了耸肩膀，然后就全神贯注地盯着那把要用来切肉的餐刀，炫目的灯光在刀刃上闪烁。

“雨的确不是斜着下的。”马蒂亚望着车窗外说，他的话打断了父亲的思路。

“什么？”父亲问道，同时下意识地摇了摇头。

“外面没有风，否则的话树上的枝叶就会摇动。”马蒂亚继续说。

父亲努力揣摩这句话背后的含义。其实他并不在乎这句话的真正含义，只是怀疑这又是儿子的什么稀奇古怪的想法。

“所以呢？”他问。

“车窗上的雨滴都是斜着滑落的，但这只是因为我们自身运动的结果。如果测量一下它与垂直线的夹角，就可以计算出雨滴下落的速度。”

马蒂亚用手指跟随着雨滴滑落的轨迹，他把脸贴近挡风玻璃，在上面哈了一口气，然后用食指在水雾上画了一条直线。

“别往玻璃上哈气，会留下印迹的。”父亲责备他说。

马蒂亚却似乎没有听见。

“假如我们看不到车外，假如我们不知道自己正在运动，就无法知道到底是雨滴的问题，还是我们自身的问题。”马蒂亚说。

“什么的问题？”父亲不解地问他，有点不耐烦。

“雨滴这样斜着滑落的问题。”

彼得罗·巴洛西诺认真地附和着，却没有听懂。他们到了目的地，父亲把挡位换为停车挡，拉上了手刹。马蒂亚打开车门，一阵清新的空气吹进了驾驶室。

“我一点钟来接你。”彼得罗说。

马蒂亚点了点头。巴洛西诺先生往前凑了凑，想吻一下儿子，但安全带把他拉住了。他只好重新靠在椅背上，看着儿子下车并随手关上车门。

新学校坐落在小山上一个漂亮的居民区里，教学楼是在法西斯统治的那二十来年中建的，虽然近来经过几次翻修，在这豪华别墅群里，依然是一处败笔。那是一幢白色的水泥平行六面体建筑，横向排列着四排间隔相等的窗子，还有两部绿色的铁制防火梯。

马蒂亚登上通往学校大门的两层台阶，孩子们三五成群地站在那里等待着第一道铃声，而马蒂亚则与他们所有人都保持了一定距离，即使站在房檐外面头发会被淋湿。

一进大楼，马蒂亚就去找贴着教室分布图的布告栏，这样他就可以避免去问校工了。

二年级F班的教室位于二楼走廊的尽头。马蒂亚深吸一口气，走进教室。他贴着教室的后墙站着，两个大拇指吊在双肩背包的背带上，眼神就像一个恨不得钻进墙里的人。

当同学们各就各位以后，一张张新的面孔依次向他投来焦虑的目光，没有人对他微笑，几个孩子还在低声耳语，马蒂亚确信他们是在议论他。

他看了一下那些空着的座位，当一个把指甲涂成红色的女孩身边的空位子被人坐了以后，他感到一丝安慰。老师进来了，马蒂亚溜到唯一空着的座位上，那是一个靠窗的位子。

“你就是那个新来的？”他的同桌问他，这是一个和他一样看上去很孤独的男孩。

马蒂亚点点头，没有看他。

“我叫丹尼斯。”他自我介绍说，同时伸过一只手来。

马蒂亚轻轻地握了握他的手，说了声“很高兴认识你”。

“欢迎。”丹尼斯说。

五

薇奥拉·巴伊受到所有女生痴狂的钦羡与畏惧，因为她漂亮得足以让别人感到压力，还因为她虽然只有十五岁，却比所有同龄的女孩都更加深刻地了解人生，至少在别人看起来是这样。星期一上午的课间，女生们都会围拢在薇奥拉的桌边，贪婪地听她讲述自己周末的经历。大多数情况下，薇奥拉都是把塞雷娜——比她大八岁的姐姐——前一天讲给她的经历加以巧妙的改编，全部搬到自己身上，但是她知道该怎么用一些咸湿的细节来丰富她的故事，而这些细节往往都是她凭空捏造的。这些情节让她的朋友们听起来却是那么的神秘和令人心跳。她总是提起这个或那个她从来没去过的酒吧，但她却能淋漓尽致地描述那迷幻的灯光，或是酒吧服务生朝她走过来，给她倒上一杯“自由古巴”时的一脸坏笑。

绝大多数情况下，故事都会结束在床上或酒吧后厨那些啤酒桶和装伏特加酒的纸箱子之间，那个男的从后面抱住她，一只手捂着她的嘴，不让她喊叫。

薇奥拉·巴伊知道该如何使一个故事更加生动，她知道，所有的暴力场面都要归结为精确的细节，她还会精确地计算时间，每次讲到那个酒吧服务生正要拉开她那限量版名牌牛仔裤的拉链时，上课铃一准会响起。此时，她忠实的听众们会慢慢散去，一个个因嫉妒与气愤而面颊绯红。薇奥拉被迫答应在下个课间接着讲完，但她聪明之极，根本不会真的那么做。她总是用完美的嘴唇做出一个怪相以结束整个故事，仿佛这件事发生在她身上根本不算什么，只是她非凡人生中的又一个细节而已，而她早已把这件事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她的确有过性经历，但只和一个男孩有过，而且也只有那么一次。她也尝试过一些毒品，因此总是喜欢罗列毒品的名字。那次性经历发生在海边，那男孩是她姐姐的一个朋友，那天晚上她抽了很多烟，又喝了太多的酒，所以并未觉得一个十三岁的小女孩做这种事实在太年轻了。他们在路边一个垃圾桶后面迅速干完，当他们低着头回到其他同伴那里时，薇奥拉去拉他的手，但他却挣脱了，还问薇奥拉想干什么。她觉得脸上发麻，双腿间仍然充满诱惑的余温，使她感到特别孤单。后来好几天，那个男孩都没和她说一句话，薇奥拉把这件事告诉了姐姐，姐姐嘲笑她过于天真，告诉她要机灵点儿，还说：“你还想要什么呢？”

薇奥拉忠实的听众包括嘉达·萨瓦里诺、菲德里卡·马佐尔迪和朱丽娅·米兰迪。她们四个结成了一个冷酷而又团结的帮派，学校里的一些男生把她们称为“四大恶女”。薇奥拉把她们一个一个地挑选出来，并要求她们每个人都作些小的牺牲，从而证明她们是值得交往的朋友。她是唯一能决定你去留的人，但她的原则很暧昧，没有一定之规。

爱丽丝在暗中观察着薇奥拉，就从她的座位上，与薇奥拉的座位相隔两排，她总是沉浸在那些偶尔听到的只言片语之中。到了晚上，她会独自在房间里慢慢回味那些故事。

直到那个星期三上午之前，薇奥拉从来没有主动和她说过话，然而该发生的必然会发生，这也不失为一种开始的方式。那些女孩谁也说不准那次惩罚究竟是薇奥拉突发奇想，还是蓄谋已久的，但她们一致认为薇奥拉绝对有才。

爱丽丝讨厌学校的更衣室。她那些身材完美的女同学只穿着内裤和胸罩，尽可能地在那里拖延时间，好引来别人羡慕的目光。她们摆着各种僵持而不自然的姿势，收腹挺胸，对着墙上碎了一半的镜子喘气，嘴里还说着：“看这里。”同时用双手测量着两胯之间的距离，那里是那么的符合比例，那么的吸引人，简直再完美不过了。

那个星期三，爱丽丝出门之前在牛仔裤里面事先穿好了健身裤，这样就不用再换裤子了。其他女孩不怀好意地向她投来怀疑的目光，想象她的衣服下面会藏着什么丑陋的东西。她背过身脱掉T恤衫，不让她们看见自己的肚子。

她穿上体操鞋，把换下的鞋推到墙边，让它们保持平行，然后又认真叠好牛仔裤。但她的同学们的衣服却胡乱堆放在木头长凳上，她们的鞋也是东一只西一只地扔在地上，鞋底朝天，因为她们都是用脚把鞋蹬掉的。

“爱丽丝，你很馋吗？”薇奥拉对她说。

爱丽丝用了好几秒钟才相信薇奥拉·巴伊真的是在和自己讲话。此前她一直以为自己在薇奥拉面前是透明的。她提着鞋带的两头，但打了一半的结已经从指尖散开了。

“我？”她左右环顾了一下，很不自然地问道。

“我想这里不会有别的爱丽丝了吧。”薇奥拉回敬道。

其他几个女孩在窃笑着。

“不，我不是很馋。”

薇奥拉从长凳上站起身，朝她这边凑了凑。她感到薇奥拉那双迷人的眼睛正在盯着她，那双眼睛被前额刘海儿在脸上投下的阴影遮去了一半。

“可是你喜欢吃糖，对不对？”薇奥拉用极具说服力的语气问道。

“是的，还可以吧，一般般。”

爱丽丝咬住嘴唇，立刻责备自己不该像傻子一样含糊其辞。她把消瘦的脊背贴到了墙上，那条健康的腿上一阵战栗，而另一条腿仍然像平时一样麻木。

“什么叫一般般啊？大家都喜欢吃糖，对吧，姑娘们？”薇奥拉头也不回地问那三个女孩。

“嗯——都喜欢吃。”那三个女孩随声附和着。爱丽丝从菲德里卡·马佐尔迪的眼中感觉到一种奇怪的不安，此时这个女孩正在更衣室的另一头死盯着她。

“是的，其实我喜欢。”爱丽丝改口说。她开始有些害怕了，但不知道该怕什么。

初中一年级的时候，这四大恶女抓住了亚历山德拉·米拉诺——那个后来因为不及格而转到美容学校去的女生——把她拉进了男更衣室，和两个男生关在了一起，那两个男生在她面前掏出了那个东西。爱丽丝在走廊里听到了那两个男孩相互唆使的喊叫声，还夹杂着那四个刽子手放肆的笑声。

“对嘛，我相信你喜欢吃，那现在你想来块糖吗？”薇奥拉问道。

爱丽丝陷入沉思。

如果回答“想”，谁知道她们会给我吃什么。

如果说“不想”，弄不好会惹恼薇奥拉，她们也会把我拉进男更衣室。

她就像傻子一样默不作声。

“怎么样啊？这不是一个很难的问题吧？”薇奥拉取笑她说，随即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水果味的软糖。

“你们几个想吃哪个啊？”她问。

朱丽娅·米兰迪走过来，看着薇奥拉手上的糖。薇奥拉仍然盯着爱丽丝，这种眼神让爱丽丝觉得自己的身体就像一张在壁炉里因燃烧而蜷缩起来的报纸。

“这里有橙子味的、覆盆子味的、蓝莓味的、草莓味的和桃子味的。”朱丽娅说，她担忧地瞥了一眼爱丽丝，但没有让薇奥拉看见。

“我要覆盆子的。”菲德里卡说。

“我要桃子的。”嘉达说。

朱丽娅把糖扔给她们，自己剥着那颗橙子味的。她把糖放进嘴里，然后向后退了一步，把舞台让给薇奥拉。

“现在只剩蓝莓的和草莓的了，你到底要不要？”

“也许她只是想给我一块糖吃，”爱丽丝想。

“也许她们只想看看我究竟吃不吃糖。

“只是一块糖而已。”

“我喜欢草莓的。”她小声说。

“天啊，草莓也是我的最爱。”薇奥拉假惺惺地用失望的语气说，“但我非常愿意给你吃。”

她剥开草莓味软糖的糖纸，把糖纸扔在地上，爱丽丝伸手去接。

“等一下，”薇奥拉说，“你先别那么馋。”

她俯下身，用拇指和食指捏着那块糖，在更衣室肮脏的地面上摩擦着。她就这样屈膝走着，慢慢地让那块糖沿着爱丽丝左侧的墙角滚动，那里脏得要命，尽是一团团的灰尘和头发。

嘉达和菲德里卡笑得简直不行了，朱丽娅则神经质般地咬住下唇，别的姑娘们看出这里的气氛已经相当紧张了，就从更衣室里出去，并关上了门。

薇奥拉把糖滚到了墙角，她直起身来到洗脸池旁边，上完体育课后，女生们总要在这里洗洗脸和腋下。薇奥拉把那块糖在水池内壁上蹭了蹭，让它沾满了发白的粘液。

然后，她来到爱丽丝面前，把那个令人作呕的东西举到爱丽丝的鼻子底下。

“给你，”她说，“你要的草莓口味。”

她没有笑，表情严肃而又坚定，就像在做一件虽然痛苦但又不得不做的事。

爱丽丝摇着头表示拒绝，她的后背与墙靠得更紧了。

“什么？现在你又不想要啦？”薇奥拉问道。

“怎么？”菲德里卡插话说，“既然你要了，现在就得吃下去。”

爱丽丝咽了一下口水。

“我要是不吃呢？”她壮着胆子问道。

“你要是不吃，后果自负。”薇奥拉话中有话地回答。

“什么后果？”

“后果你想象不到，你根本无法想象。”

她们会带我去男更衣室，爱丽丝想。或者剥光我的衣服，然后不还给我。

她浑身颤抖，但几乎让人无法察觉。她把手伸向薇奥拉的手，而对方则让那块肮脏的糖滑落到了她的手心里。她慢慢地把糖移到嘴边。

那三个女孩都默不作声，仿佛不相信她真的会把糖吃下去，而薇奥拉则不动声色地看着。

爱丽丝把糖放在舌头上，她感觉到上边沾着的头发吸干了她的唾液。她只嚼了两下，就有什么东西在她的牙齿间咯咯作响了。

“你不要吐啊，”她想，“你可千万不能吐啊。”

她把胃里涌上来的一股酸水强咽了回去，然后吞下了那块糖。她觉得糖很艰难地沿着食道下落，就像是在咽下一块石头。

天花板上的日光灯发出电流的嗡嗡声，健身房里那些孩子们的声音纠缠在一起，化作一团由喊叫声与大笑声组成的乱七八糟的混合物，地下室里的空气很沉重，而那些窗子又太小，使空气无法流动。

薇奥拉一脸严肃地盯着爱丽丝，她没有笑，只是点了点头，表示“现在我们可以走了”。随后，她转身走出了更衣室，在经过那三个女孩的面前时，看也没看她们一眼。

六

关于丹尼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需要我们知道。说到底，丹尼斯认为这是他唯一一件真正值得别人关注的事情，因此他从未向任何人谈及此事。

他的这个秘密有着一个很恐怖的名字，它就像一块尼龙布一样，遮蔽住他全部的思维，使他透不过气来。他待在那里，脑子里反复思量着这件事，就像在考虑一桩他迟早都要为之付出代价的罪责。

在他十岁那年，他的男钢琴老师手把手地教他弹D大调音阶，当老师温热的手掌压在他的手背上时，他简直都无法呼吸了。丹尼斯把上身稍稍靠近双腿，以掩盖运动裤因强烈的勃起而凸出的轮廓。那以后，他一生中都认为那一刻才是真正的爱情，并且盲目地探寻着他生存空间中的每一个角落，寻找与那次接触相贴合的感觉。

每当这些记忆占据他的头脑，以至于让他的脖子和手心出汗时，他都会把自己反锁在洗手间里，倒坐在马桶上猛烈地手淫。那种快感只能持续一会儿，而且只能覆盖他性器官周围几厘米的范围。然而，一种罪恶感却从天而降，落在他身上，就好像在用脏水淋浴一样。这些脏水透入他的皮肤，隐藏在他的脏腑中，就像屋漏吞噬着老房子的墙壁那样，让他慢慢地腐烂。

生物课上，在设于地下室的实验室里，丹尼斯目不转睛地看着马蒂亚切割一块牛肉，他要把白色的纤维组织与红色的分开。他很想摸一摸马蒂亚的那双手。他想知道，与他爱慕的男生进行这样一次简单的接触，会不会让那个深植于他大脑中的欲望肿块像黄油一样融解掉。

他们俩坐得很近，两个人都把小臂支在实验台上，一排透明的长颈瓶、烧杯和试管把他们和其他同学隔开，灯光在这排玻璃器皿上产生折射，使透过它们看到的东西完全变形。

马蒂亚聚精会神地做着实验，至少有十五分钟没有抬头了。他并不喜欢生物学，却仍以对待其他一切科目的严谨态度来进行这项实验。有机物质是如此龌龊而又充满缺陷，令他难以理解。这块湿乎乎的肉一直散发着活物的味道，除了让他有点恶心以外，并没有引起他别的什么感觉。

他用一把镊子挑起一丝细细的白色纤维组织，放在载玻片上，然后把眼睛凑近显微镜，调好焦距。他在有小方格的本子上记录下每一个细节，还画了一个放大的草图。

丹尼斯深深吸了一口气，就像要做一次后空翻的跳水动作那样，鼓足勇气开口说话。

“马蒂亚，你有秘密吗？”他问他的朋友。

马蒂亚似乎没听到，但是他那把正在切割另一部分肌肉的解剖刀却从手中滑落，“当”的一声落在金属桌面上。他慢慢把刀捡了起来。

丹尼斯等了几秒钟。马蒂亚没有动，刀子停在了那块肉上方两厘米的空中。

“你可以把你的秘密告诉我。”丹尼斯接着说。此时，他已经更进了一步，更加接近他这位同伴那迷人的内心世界。他脸上的肌肉因焦虑而跳动着，但他没有丝毫放弃的打算。

“你知道吗？我也有一个秘密。”他说。

马蒂亚一刀下去把那块肌肉切成两半，好像要杀死什么已经死了的东西。

“我什么秘密也没有。”他低声说道。

“如果你告诉我你的秘密，我也告诉你我的。”丹尼斯仍不肯罢休。他把自己的凳子拉近了一些，马蒂亚全身明显地僵硬起来，他面无表情地注视着那块已经切成碎屑的牛肉。

“我们必须做完实验，”他冷冷地说，“否则就完不成实验表格了。”

“那表格与我无关，”丹尼斯说，“告诉我你的手是怎么弄成这样的。”

马蒂亚做了三次深呼吸。空气中飘浮着极为细小的乙醇分子，有一些飘进了他的鼻孔里，他觉得这些细小的颗粒化作一阵令人惬意的灼热感，沿着鼻中隔一直升到眉心。

“你真想知道我的手是怎么弄成这样的吗？”他问道，同时把脸转向丹尼斯，但是眼睛却始终盯着对方身后那一排福尔马林罐，那里面盛着各种动物的胚胎和四肢。

丹尼斯急不可待地点点头。

“那好，你看着。”马蒂亚说。

他攥紧刀子，把刀扎进食指和中指之间的凹陷处，然后一直划到手腕上。

七

星期四，薇奥拉在栅栏门外面等着爱丽丝。当爱丽丝低着头走过她的面前时，她一把拉住了爱丽丝的袖子。薇奥拉叫着爱丽丝的名字，把她吓了一跳，她马上回想起那块软糖，一阵恶心让她感到头晕。一旦让“四大恶女”盯上，就休想逃脱。

“数学老师想要提问我，”薇奥拉说，“我什么都不懂，也不想上课。”

爱丽丝看着她，不明白她的意思。她好像没有敌意，但不能轻易相信这个人，所以爱丽丝尽量和她保持距离。“我们出去转转吧。”薇奥拉继续说。“我和你吗？”“对，咱们俩。”爱丽丝心存畏惧地环视了一下四周。“快点儿，走啊，”薇奥拉催促道，“别让她们看见咱们在这里。”“可是……”爱丽丝试图推托，但薇奥拉没容她继续说话，就更加用力地拉着她的袖子走了，她只好跟着，一瘸一拐地一路小跑，一直跑到公交车站。

她们并肩坐着，爱丽丝紧靠车窗，不敢占据薇奥拉的空间，她等待着随时会发生的事情，那种可怕的事情。薇奥拉却是洋洋得意，从包里拿出一支口红在嘴唇上涂了一下，然后问爱丽丝想不想涂，爱丽丝摇了摇头。学校在她们身后越来越远了。“我爸爸会杀了我的。”爱丽丝小声嘟囔着，双腿在发抖。薇奥拉叹了口气，说：“瞧你说的，让我看看你的请假本……学你爸爸的签字再容易不过了，我来帮你签。”然后她把自己的请假本给爱丽丝看，她指着那些伪造的签字对爱丽丝说，每次她不想上课的时候都会这样做。“反正明天第一堂是福利尼的课，”她说，“我不想见她。”

薇奥拉开始聊起学校的事，说数学于她无关紧要，因为以后她要学法律。爱丽丝硬着头皮听着，想起昨天更衣室里的那一幕，一时无法解释眼前这突如其来的亲密。

她们在广场下了车，在街边建筑的门廊下走着。薇奥拉钻进一家橱窗荧光闪闪的服装店，这种地方爱丽丝从不涉足。薇奥拉表现得就像她们是闺中密友一样，坚持要她们俩一起试穿衣服，而所有衣服都是由她来挑选的。她问了爱丽丝的尺码，爱丽丝不好意思地告诉她是三十八码。服务员用怀疑的眼光看着她们，但薇奥拉却满不在乎。她们在同一个更衣室里换衣服，爱丽丝偷偷将自己的身材与她这位朋友的进行比较。最终她们一件衣服也没买。

她们又进了一个酒吧，薇奥拉并没问爱丽丝想喝什么，就点了两杯咖啡。爱丽丝脑子有点乱，她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但一种全新而又意外的幸福感占据了她大脑的空间。渐渐地，她忘记了父亲和学校，她和薇奥拉·巴伊坐在一个酒吧里，那一刻她觉得这世界上只有她们两个。

薇奥拉抽了三支烟，还硬要爱丽丝也抽上一支。每当薇奥拉看到这位外行的新朋友猛然咳嗽起来的时候，都会露出她那整齐而洁白的牙齿笑上一阵。她问了爱丽丝一些小问题，比如“你没交过男朋友吗？”“你吻过别人没有？”爱丽丝垂着头一一作答。“你是想让我相信你从来没交过男朋友吗？真的从来没有过吗？”爱丽丝摇摇头。“不可能！简直是悲剧！”薇奥拉夸张地说，“我们绝对要做些什么，你总不想到死的时候还是个处女吧？”

就这样，在第二天十点课间的时候，她们在学校里转来转去，准备为爱丽丝找个男朋友。薇奥拉打发掉嘉达她们几个，说要和爱丽丝去办点事，于是那三个女孩看着薇奥拉和她的新朋友手牵手走出了教室。

薇奥拉已经把一切都策划好了，只等下周六的生日聚会一到，计划就会成功，现在只要找到一个合适的男孩。她们经过走廊的时候，薇奥拉指着一个个的男生对爱丽丝说：“看他的屁股，真是不错，干那种事肯定行。”

爱丽丝紧张地笑着，不知该如何决定。她的脑子里清晰而又不安地映出一幅画面，当一个男孩把手伸进她的T恤衫时将会发现，在那些把她包裹得严严实实的衣服下面，只有一堆肥肉和松弛的皮肤。

此时，她们正倚在三楼那道防火梯的栏杆上，看着那些在院子里踢球的男生。那只黄色的足球似乎快没气了。

“特里维罗怎么样？”薇奥拉问她。

“我不认识他。”

“你怎么能不认识他呢？他读高中五年级，曾和我姐姐划过赛艇。大家都在传他那些有意思的事。”

“都说什么了？”

薇奥拉做出一个手势，比划出某一长度，然后大笑起来，享受着这种暗示给别人带来的困惑。爱丽丝感到自己的脸臊得发烫，同时又把握十足地感觉到，她的孤独岁月真的要结束了。

她们下到一楼，从出售点心和饮料的自动售货机前经过。学生们乱七八糟地排着队，有些人还把牛仔裤口袋里的硬币弄得哗哗乱响。

“总之，你要作出决定。”薇奥拉说。

爱丽丝原地转了一圈，漫无目的地环视着四周。

“那边那个我看挺可爱的。”她指着远处两个靠近窗子的男孩说。那两个人站得很近，既没有讲话，也没有看着对方。

“哪一个呀？”薇奥拉问，“那个缠着绷带的，还是旁边的那个？”

“那个缠着绷带的。”

薇奥拉瞪着爱丽丝，那双闪烁着光芒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就像两片海水。

“你疯了！”她说，“你知道他做了什么吗？”

爱丽丝摇了摇头。

“那人用一把刀扎进自己手里，而且是故意的，就在学校里。”

爱丽丝耸了耸肩。

“我倒觉得他挺有意思。”她说。

“有意思？他可是个心理变态！和这种人交往，你会被切成小块塞进冷藏柜里的。”

爱丽丝笑了，仍然看着那个手上缠着绷带的男孩。在他耷拉着脑袋的姿势中，隐藏着某种东西，使爱丽丝产生与他接近的欲望。她想走过去托起他的下巴对他说：“看着我，我在这里！”

“你真的确定？”薇奥拉问她。

“是的！”爱丽丝说。

薇奥拉耸了耸肩。

“好吧，我们走！”她说。

她拉起爱丽丝的手，拽着她径直向那两个站在窗边的男生走了过去。

八

马蒂亚透过教学楼前厅的毛玻璃窗向外看着。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三月刚到却已是早春天气了。昨夜风很大，把空气吹得干干净净，这风似乎还能吹走时间，使之飞快地逝去。马蒂亚数着从他那里能看到的房顶，并想以此来估算出地平线到这里的距离。

丹尼斯在他身边，悄悄地注视着他，想要猜出他脑子里在想什么。他们没有谈起过发生在生物实验室里的那件事。平时他们也很少说话，却在一起消磨时光，他们各自专注着只属于自己的那道深渊，与对方既形影不离，又互不侵犯，不需要费很多口舌。

“你好！”马蒂亚听到耳边有人说话。

玻璃上映出两个女孩的身影，她们站在他的后面，手拉着手。他转过身。

丹尼斯用质疑的目光看着他，那两个女孩好像在期待着什么。

“你们好！”马蒂亚缓慢地说。他低下头，为的是避开其中一个女孩犀利的眼神。

“我是薇奥拉，她是爱丽丝，”继续说话的正是那个女孩，“我们是二年级B班的。”

马蒂亚点点头，丹尼斯则吃惊地张大了嘴巴，但他们谁也没有说话。

“嗯？”薇奥拉大胆地说，“你们不自我介绍一下吗？”

马蒂亚小声报出了自己的名字，就像在提醒自己叫什么一样。他无力地向薇奥拉伸出那只没有绷带的手，而薇奥拉则用力地握了一下。另一个女孩只是稍稍碰到他的手，微笑着看着别处。

丹尼斯在马蒂亚后面介绍了自己，同样的不自然。

“我们想要请你们俩下下周六参加我的生日聚会。”薇奥拉说。

丹尼斯再次搜寻马蒂亚的目光，却发现他正在注视爱丽丝那腼腆的微笑。马蒂亚觉得爱丽丝的嘴唇是那样的清晰和纤薄，使得她的嘴看起来像是用手术刀划出来的。

“为什么？”马蒂亚问。

薇奥拉斜眼看了他一眼，然后转向爱丽丝，脸上的表情仿佛在说：“我早就和你说过他是个疯子。”

“什么为什么？因为明摆着我们愿意邀请你们。”

“我不去，谢谢。”马蒂亚说，“我去不了。”

丹尼斯松了一口气，也赶忙说：“我也去不了。”

薇奥拉没有理他，全部精力都集中在手缠绷带的男孩身上。

“不能去？难道你星期六晚上还有事啊？”薇奥拉话里带刺地说，“你是要和你的小男朋友一起玩电子游戏吧？要么就是打算再来割一次血管？”

薇奥拉在说出最后这几个字的时候，感到自己的身体由于害怕和激动而微微地颤抖。爱丽丝更加用力地抓住她的手，示意她别再说下去了。

马蒂亚意识到，自己已经忘记了那些屋顶的数量，而且在上课铃声打响之前，他也没有时间从头再数一遍了。

“我不喜欢聚会。”他解释说。

薇奥拉勉强地笑了几秒钟，她的笑声是一连串尖锐刺耳的“嘻嘻嘻嘻”。

“你真奇怪呀，”薇奥拉用开玩笑的口气说，“大家都喜欢聚会的。”

说着，她用食指敲了两下自己右侧的太阳穴

[1]

。

爱丽丝早已放开她的手，下意识地用手捂住了自己的肚子。

“我就是不喜欢。”马蒂亚语气严肃地又说了一遍。

薇奥拉用挑衅的眼神看着他，而他却不动声色地承受着这种眼神。此时，爱丽丝早已向后退了一步。薇奥拉张开嘴想要回敬他两句，但就在这时，上课铃响了。马蒂亚毅然决然地转身向楼梯走去，好像对于他来讲，他们之间的谈话已经结束了。丹尼斯紧随其后，寸步不离。

[1]
意大利人常用手语，意思是“你真蠢”或“你脑子有问题”。

九

自从索莱达·加列纳斯到德拉·罗卡家工作以来，她只出过一次差错。那是在四年前的一个雨夜，德拉·罗卡夫妇外出去朋友家吃晚饭的时候。

在索莱达的衣橱里只有黑色的衣服，包括内衣。她总是说自己的丈夫死于一次工伤事故，说的次数多了，甚至连她自己也信以为真了。她总是想象着丈夫站在离地二十米高的脚手架上，嘴里叼着香烟，在要砌上另一层砖头的地方抹上一层灰浆。索莱达看到他被一件丢在地上的工具或者一卷绳子绊倒，按说他本该系安全带的，但他却把安全带扔在了一边，因为在他看来，只有新手才会用那种东西。她想象着丈夫在那些木板上晃了几下就一头栽了下去，甚至没来得及喊叫。她想象着那一幕：镜头拉远，下落的丈夫变成了一个小黑点，在苍白的天空中挥舞着双臂。她这种人为的记忆最终结束在一个俯视镜头上：丈夫的尸体落在工地那满是尘埃的地面上，已经摔成了一个扁片，没有一丝生命的迹象，但眼睛依然是睁着的，一摊深红色的血迹从他的脊背下面蔓延开来。

以这样的方式来回忆丈夫，总能使她在咽喉与鼻腔之间体会到一种痛并快乐着的感觉。如果她长时间地沉浸在这种感觉之中，还能从眼睛里挤出几滴眼泪，但这眼泪仅仅是为她自己而流的。

事情的真相是，她丈夫走了。在某天早上，丈夫丢下了她，很有可能是和一个她不认识的女人开始了新的生活。此后，她就再也不知道丈夫的下落。她到了意大利以后，为了让自己有一个聊以一叙的历史，就编造出一个守寡的故事，因为她真实的过去没什么好说的。那些黑色的衣服以及她眼神中流露出的悲惨际遇和无法抚慰的痛苦，都能给她一种安全感。她很有尊严地穿着丧服，直到那天晚上之前，她从来没有背叛过对于已故丈夫的记忆。

每周六她都会去教堂参加六点的弥撒，这是为了能及时赶回家做晚饭。埃尔内斯托追了她好几个星期，弥撒结束以后，他总是站在教堂前的小广场上等索莱达，总是一如既往地准时，然后护送索莱达回家。开始索莱达还蜷缩在自己的丧服里，但后来她接受了这个男人。他对索莱达讲了他还在邮局上班时的事，还说他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夜晚是何等的漫长，现在一大把年纪了，还要被魂灵苦苦纠缠。埃尔内斯托比索莱达年长很多，他的妻子是被胰腺癌夺去生命的。

他们挎着胳膊规规矩矩地前行。那天晚上，埃尔内斯托与索莱达同撑一把伞，为了不让索莱达被雨淋到，他自己的头发和大衣都被淋透了。他夸奖索莱达意大利语一周比一周讲得好，索莱达笑着，装出一副尴尬的样子。

他们本该像朋友之间道别时那样简单地亲一下面颊，但完全是由于动作的笨拙和不同步，就在德拉·罗卡家的大门前，他们的嘴唇贴在了一起。埃尔内斯托急忙道歉，但随后他又一次俯下身吻了索莱达的嘴唇，索莱达顿时感到，多年沉积在心底的尘埃在眼前随风飘散。

是她主动邀请埃尔内斯托进来的。埃尔内斯托要在她的房间里躲上两个小时，等她为爱丽丝做饭，然后把爱丽丝送上床睡觉。德拉·罗卡夫妇刚出去不久，要到很晚才回来。

埃尔内斯托感谢上苍，让他在这个年纪还能碰到这种事。他们蹑手蹑脚地进了门，索莱达拉着恋人的手进了自己的房间，就像少女一样，她还把食指竖在嘴上让埃尔内斯托保持安静。她三下五除二地做完晚饭，又看着爱丽丝慢条斯理地吃完，然后对爱丽丝说：“你看上去很疲倦，最好就去睡觉。”爱丽丝抗议说还想看会儿电视，索莱达答应了，反正能让她脱身就行，但条件是必须到楼上去看。爱丽丝上了楼，趁着父亲不在，她便拖着双脚走路。

索莱达回到恋人的身旁，他们并排坐着，长长地接吻，但不知道手该做些什么，笨手笨脚的，没经过练习的样子。后来，埃尔内斯托鼓足勇气把索莱达拉到自己的怀里。

当他恶作剧般忙乱地解开索莱达的胸罩，同时小声请求索莱达原谅他是如此笨拙时，索莱达觉得自己是那样的年轻、漂亮和大胆。她闭上了双眼，但当她再一次睁开眼时，却发现爱丽丝站在门口。

“Coño！”她脱口而出，“Qué haces aquí？”

[1]

她从埃尔内斯托的怀里挣脱，用一只胳膊挡住了胸脯。爱丽丝把头歪向一边，毫不吃惊地看着他们，就像在看围栏里的动物。

“我睡不着。”她说。

这真是一个神秘的巧合，当索莱达正在回想那天的一幕时，猛然回首，又看见爱丽丝站在了书房的门口。索莱达正在掸去书柜里的灰尘。她一次三本地将一套大部头的律师百科全书抽出来，这些书都有着深绿色的封面和烫金的书脊。她用左臂抱着书，书把胳膊压得酸痛，同时右手挥动着鸡毛掸子，擦拭着每一层桃木隔板的犄角旮旯，因为有一次律师先生抱怨说，她只知道擦东西的周围。

爱丽丝已经有很多年没进过父亲的书房了，一道无形的屏障将她牢牢地挡在门口。她坚信，哪怕只有一个脚尖踏在地板上那些有催眠作用的规则几何图案上，那木头就会在她的压力下裂开，使她迅速坠入一个黑暗的无底洞。

整个房间充满了她父亲浓烈的气味，这些气味沉积在书桌上排列整齐的纸张中，也渗透进那些乳白色的厚窗帘里。在爱丽丝小的时候，每当晚饭做好后，她就会踮着脚尖走进书房叫父亲吃饭。说话前，她总要犹豫片刻，望着父亲伏案工作的样子出神，被那种透过银边眼镜批阅复杂文件的神情所吸引。当律师先生发现了自己的女儿，就会慢慢抬起头，皱起双眉，仿佛在问她来这里做什么。直到这时她才敢开口，而父亲总是点头微笑一下，说声“我就来”。

爱丽丝可以肯定，她至今仍然能听见“我就来”这三个字在书房的地毯上回荡，并永远被禁锢在这四壁之间和她的脑海之中。

“嗨，我的小宝贝！”索莱达说。她一直这么称呼爱丽丝，即便站在她面前的这个女孩已经消瘦得像根铅笔，早已不是那个每天早上让她给穿衣服，然后要她送到学校去的睡眼惺忪的小女孩。

“嗨！”爱丽丝回答说。

索莱达看了她几秒钟，等她说些什么，但爱丽丝却紧张地移开了目光。索莱达又回到了书架旁边。

“索莱达！”爱丽丝终于开口了。

“怎么啦？”

“我有事要和你说。”

索莱达把那些大书放在写字台上，向爱丽丝走了过来。

“说吧，我的小宝贝。”

“我想请你帮个忙。”

“什么忙？当然可以，说吧。”

爱丽丝用食指卷着长裤的松紧带。

“星期六我要去参加一个生日聚会，就在我朋友薇奥拉家里。”

“啊，太好了！”索莱达笑着说。

“我想带一道甜点去。我想自己做，你能帮帮我吗？”

“当然可以，宝贝。什么甜点？”

“我不知道，一个蛋糕，或是提拉米苏，要么就是那种你用肉桂粉做的点心。”

“那是我妈妈的配方，”索莱达略带自豪地说，“我教你。”

爱丽丝用恳求的目光仰视着她。

“那么星期六我们一起去买东西？那天你休息，也可以吗？”

“当然可以，宝贝。”索莱达说。刹那间她感到了自己的重要性，从爱丽丝的不安中，她又看到了那个她一手拉扯大的小女孩。

“你还能陪我到另一个地方去吗？”爱丽丝鼓起勇气说。

“什么地方？”

爱丽丝犹豫了片刻。

“给我文身的地方。”她快速地说。

“唉，我的小宝贝，”索莱达叹气道，隐约有些失望，“你父亲不同意，这你知道。”

“我们不告诉他。他永远也看不见。”爱丽丝带着哭腔坚持说。

索莱达摇了摇头。

“求你了，索莱达，我求求你！”爱丽丝央求她，“我自己去他们不给我刺。需要父母的同意才行。”

“那我能做什么呢？”

“你假装是我妈妈。你只要在一张纸上签个字，什么都不用说。”

“这可不行，我亲爱的，这可不行。你父亲会解雇我的。”

爱丽丝突然板起脸，直视着索莱达的眼睛。

“这将成为我们的秘密，索莱达。”她停顿了一下，又说，“反正我们俩已经有一个秘密了，不是吗？”

索莱达迷惑地看着她，一时没领会。

“我会保守这些秘密的。”爱丽丝慢慢地接着说，她觉得自己像薇奥拉一样强硬和冷酷，“否则的话，你早就被解雇了。”

索莱达感到有什么东西堵住了她的气管。

“可是……”她说。

“这么说你答应了？”爱丽丝逼问道。

索莱达低头看着地面。

“好吧。”她轻声说。说罢她转过身，背对着爱丽丝，拿起书放回书架，此时，她的双眼已噙满了泪水。

[1]
西班牙语，怎么，你在这里干什么？

一〇

马蒂亚刻意让自己的一举一动都悄无声息。他知道这个世界只会越来越混乱，噪音最终会大到能覆盖住所有的相干信号，但是他相信，只要注意约束好自己的每一个动作，就会减少一些使世界缓慢解体的罪恶。

他学会了走路时脚尖先着地，然后再是脚跟，同时使失去平衡的重心落在脚掌的外侧，这样可以减少脚掌与地面接触的面积。好几年前他就开始完善这一技术了，他会在半夜起来，悄悄地在家里东翻西找，因为他手上的皮肤已经变得那样干燥，只有一种方法能让他感到这双手仍然是属于他的，那就是在手上划一刀。久而久之，那种古怪而又小心谨慎的步伐就成了他正常的走路方式。

他的父母会经常看见儿子突然一下就出现在他们面前，就像是地板投射的全息影像一样，他双眉紧皱，嘴总是闭着。有一次，母亲竟被吓得打碎了一只盘子。马蒂亚俯身拾着盘子的碎片，努力抑制着自己对那些锋利边缘的觊觎。母亲尴尬地谢了他，在他离开以后，母亲在地板上一动不动地坐了一刻钟，一副挫败的样子。

马蒂亚把钥匙在锁孔中转动。他学会在用钥匙开门时，将门把手向自己这边拉，同时用手心按住锁孔，这样几乎可以完全消除开门时金属发出的“咔哒”声。现在他手上缠着绷带，效果更为理想。

他进到门厅，从门里把钥匙插进锁孔，又重复了一遍同样的动作，就像在自己家里溜门撬锁一样。

父亲已经回来了，比平时要早一些。当他听到父亲提高嗓门说话时，一下愣在那里，不知该穿过客厅去打断父母的争论，还是该再出去，等从院子里看到客厅的灯熄灭以后再回来。

“……我认为这样做不对。”父亲用责备的口气作出结论。

“那好，”阿黛莱反驳道，“你就是喜欢假装没事，假装什么怪事都没有发生。”

“有什么怪事呢？”

他们暂停了一会儿。马蒂亚可以清楚地想象到，母亲一定是摇着头，撇着嘴，就像是在说“反正和你说了也没用”。

“有什么怪事呢？”母亲把这句话逐字地重复了一遍，“我不想……”

客厅的灯光散射到门厅里，马蒂亚与被灯光照亮的区域保持了一步的距离。他转动着眼睛，沿着从地面到两边墙壁再到天花板的这条明暗交界线看了一圈。他确信这条线围成了一个不规则四边形，而那也只是一种透视的错觉而已。

母亲总是只说一半话，几乎是在说话的同时就忘记了最后要说些什么。那些中断的话在马蒂亚眼中和周围的空气里化作一堆气泡，每次他都想用一个手指把它们一一捅破。

“怪就怪在他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把刀子扎进了自己的手里。怪就怪在我们居然相信那段时间已经过去了，但是我们又错了！”母亲接着说。

当马蒂亚知道他们是在谈论他本人时，没有任何反应，只是略微有些罪恶感，因为他在那里偷听到了本不该听到的谈话。

“可这并不是背着他去找老师谈话的理由。”父亲说道，但语气缓和了许多，“他已经够大了，有权在场旁听。”

“天啊，彼得罗！”母亲再也忍不住了，她还从来没有直呼过丈夫的名字。“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你明白吗？你不能再把他看成一个……”

马蒂亚怔住了。此时的寂静在空气中化作一股电流，一阵轻微的震颤让马蒂亚缩紧了肩膀。

“看成是什么？”

“正常人！”母亲终于说出口了。她的声音有些颤抖，马蒂亚怀疑她可能在哭。自从那个下午以后，她就经常哭，而且大部分时候都是没有来由的：有的时候是因为把肉烧煳了，有的时候是因为阳台上的绿色植物生满了虫子。不管什么事都能成为她哭的理由，她绝望的情绪始终一成不变，好像一切都已经没有挽回的余地了。

“老师说他没有朋友，只和同桌的男孩说话，而且整天和他在一起。可是，像他这么大的男孩一般晚上都出去玩，还学着交女朋友。”

“你认为他是……”父亲打断了她的话，“是的，反正……”

马蒂亚想把母亲的话补充完整，却想不出该怎么说。

“不，我不相信。或许我倒是希望仅此而已。”母亲说，“有时候我在想，是不是米凯拉的一部分跑到他身体里去了。”

父亲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声音很大。

“你不是答应过不再提这件事了吗？”他说，语气中略带愤怒。

马蒂亚想起了米凯拉，她就这样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但他只想了几分之一秒，注意力就被父母苍白的投影吸引了。原来，他在伞筒那弯曲而光滑的表面上发现了他们缩小的影像。他开始用钥匙刮自己的左胳膊肘，感觉着肘关节在钥匙一个个齿缝间的跳动。

“你知道最让我不寒而栗的是什么吗？”阿黛莱说，“他每门功课都能得高分，不是九分，就是十分，总是最高的，在这些分数的背后隐藏着某些令人恐惧的事情。”

马蒂亚听到他母亲吸了一下鼻子，然后又吸了一下，不过这一下她的鼻子好像是被什么东西挤压住了。他想象着父亲在客厅中央紧紧抱住母亲的样子。

“他十五岁了，”父亲说，“正是残酷的年龄。”

母亲没有说话，马蒂亚听到一阵有节奏的抽泣声，节奏越来越快，直到顶点，然后又慢慢平息下来，重新归于平静。

这时他走进了客厅。当他走进灯光照射的范围内时，眼睛微微地眯了起来。他走到离父母两三步远的地方停下来，这时他们正拥抱在一起，看到马蒂亚让他们惊慌失措，好像一对少年男女亲热时被大家发现一样。在他们错愕的表情中写着一个问号：“你在那后面多久了？”

马蒂亚将目光投在他们俩中间的某一点上，面无表情地说：“我有朋友，星期六我去参加一个生日聚会。”说罢，他穿过走廊，消失在了自己的房间里。

一一

文身师用怀疑的目光打量着爱丽丝，又马上打量了一下那个皮肤黝黑、眼神中透出胆怯的女人。这个小女孩说那是她母亲。文身师连一秒钟也没有相信这女孩的话，但这根本不关他的事，这种伎俩和这种任性的少女他早已司空见惯了。来文身的人越来越年轻，面前的这个女孩不可能有十七岁，他想。但是他还没有到那种为了什么原则问题而拒绝一桩生意的程度。他指着一把椅子让那个女人坐下，那女人一屁股坐在那里，再也没说一句话，只是双手紧紧地抓着自己的小皮包，就像随时要溜走一样。她东张西望，就是不看有刺针的这个方向。

爱丽丝倒是毫不惊慌，文身师问她是不是很疼，这是一个例行公事的问题，她咬着牙说：“不疼，不疼。”

完事后，文身师嘱咐爱丽丝，纱布至少要贴三天，连续一周每天早晚要清理伤口。他送了爱丽丝一瓶凡士林，然后把钱塞进了口袋。

爱丽丝在自家的洗手间里揭开了固定纱布的白色胶带。她的文身只不过才存在了几个小时，她却已经偷看了十几次。每看一眼，她的兴奋就会减少一点儿，就像在八月的骄阳下，一个小水坑里晶莹的露水不断蒸发掉一样。然而，这一次她想的只是为什么文身周围的表皮会这么红，她怀疑自己的皮肤是不是还能恢复自然的颜色，一时间，这种惶恐让她透不过气来。她很快打消了这种愚蠢的念头，开始憎恨自己做每一件事都是这样不留余地，这样毅然决然，她在心里称之为“沉重的后果”，她坚信这是她父亲多年来在她心里留下的又一个巨大的障碍。她渴望拥有同龄女孩的那种随心所欲和她们对永恒的真空感觉。她渴望拥有属于十五岁的所有轻松和愉快，但每当她试图抓住这种感觉的时候，都会发现供她支配的时间正在匆匆地流逝。因此，那些“沉重的后果”简直让她忍无可忍，她的思绪开始越来越快地旋转，圈也越来越小。

就在最后一刻，她改变了主意。文身师已经启动了那个轰轰作响的机器，正把刺针移向她的肚子，爱丽丝就这样对他说：“我改主意了。”文身师并不惊讶，问爱丽丝：“你是不是不想文了？”爱丽丝说：“不，我想文，但是我不想文玫瑰了，我想要一朵‘沉思的紫罗兰’

[1]

。”

文身师迷惑地看着爱丽丝，然后承认自己不太会刺“沉思的紫罗兰”这种图案。“就和雏菊差不多，”爱丽丝解释说，“上边三个花瓣，下边两个，紫色的。”文身师说了声“OK”，然后就开始了工作。

爱丽丝看着这朵围在肚脐周围的青色小花，她问自己，薇奥拉会不会知道这是为她而刺的，是为了她们之间的友谊。她决定在星期一之前不给薇奥拉看这个文身，她想等结痂脱落以后，皮肤光洁如初时再给人看。她后悔自己没有早一点醒悟，否则今天晚上就可以把文身示人了。她想象着该如何偷偷让那个应邀参加聚会的男孩看见她的文身。两天前，马蒂亚出现在她和薇奥拉的面前，一副漠然的样子。他说他和丹尼斯会来参加聚会。薇奥拉还没来得及想好怎么挖苦他两句，他就已经转过身，低垂着头走到走廊的尽头了。

爱丽丝拿不准自己是否想和他接吻，但事已至此，如果她退缩的话，薇奥拉会把她看成白痴的。

爱丽丝测量好内裤边缘应提到的精确位置，为的是让别人看到自己的文身，而又不会发现下边一点点就开始的那道伤疤。她穿上牛仔裤、T恤衫和一件又肥又大的运动衫，这件运动衫可以遮住所有的一切：文身、伤疤和她突出的臀部。然后她走出洗手间，到厨房去找索莱达，看她做那种独家秘方的肉桂味甜点。

[1]
薇奥拉的名字（Viola）正是“紫罗兰”的意思。

一二

丹尼斯长长地做了一次深呼吸，努力让彼得罗·巴洛西诺先生汽车里的气味充满自己的肺部，这是一种稍稍泛着汗酸的气味，但似乎不是从这些人的身上发出的，而是来自于座椅的耐火座套，或是来自某种潮湿的东西，或许它就藏在汽车的脚垫下面，并且已经在那里隐藏很久了。丹尼斯觉得这种混合的气味就像一层热热的绷带缠在自己脸上。

他甚至想整夜都坐在这辆车里，在山丘间半明半暗的公路上兜圈子，看着对面汽车的车灯照射在他伙伴的脸上，然后又在那张脸上留下阴影，使其完好无损。

马蒂亚坐在前面，他父亲的旁边。丹尼斯暗中观察着这父子二人脸上的表情，他们好像商量好了一样，一路上一句话都不说，甚至连视线都不会交汇。

丹尼斯注意到，这对父子抓取东西的方式如出一辙，先是用手指拢住东西，然后轻轻地触碰物体的表面，而不是真正地抓住，仿佛生怕会让手里的东西变形一样。巴洛西诺先生的手似乎是轻轻地扶着方向盘，而马蒂亚的手则是哆哆嗦嗦地扶着双膝上那件礼物的边缘，这是他母亲专门为薇奥拉准备的。

“这么说你和马蒂亚是一个班的？”巴洛西诺先生很勉强地说，有些不自信。

“对。”丹尼斯说，他的声音不大，但有些刺耳，像是在喉咙里憋了太久而突然发出的，“我们是同桌。”

马蒂亚的父亲用力点了点头，然后就很自然地回到了自己的思绪中。马蒂亚似乎根本没有听到他们这简短的谈话，眼睛一直看着车窗外面。透过车窗，他想弄明白，自己眼中看到的公路中间那道影线，究竟真是一条连续的直线，还只是由于他眼睛反应太慢，或是别的什么更复杂的机械原理。

彼得罗·巴洛西诺把车停在巴伊家私人大栅栏门前一米远的地方，他拉住了手刹，因为这里的道路有一点下坡。

“你们这位朋友家挺有钱啊！”他一边评论，一边探身去看那栅栏门的顶端。

丹尼斯和马蒂亚都说他们不了解这个女孩，只是知道她的名字而已。

“那我午夜十二点来接你们，行吗？”

“十一点吧。”马蒂亚急忙说，“我们十一点见。”

“十一点？可是现在已经九点了，就两个小时能干什么呢？”

“就十一点。”马蒂亚坚持说。

彼得罗·巴洛西诺摇了摇头，说了声“OK”。

马蒂亚从车上下来，丹尼斯无精打采地跟着他。他担心在这个聚会上马蒂亚会遇到新朋友，那些既有趣又时髦的孩子，只要一眨眼的工夫就会把马蒂亚永远从他身边抢走。他担心自己再也不能登上马蒂亚家的汽车了。

他彬彬有礼地和马蒂亚的父亲道别，为了让自己显得成熟一些，他还主动伸出了右手。彼得罗·巴洛西诺没有解开安全带，以一种近乎于杂技的滑稽动作和他握了手。

两个同桌的男孩僵直地站在大栅栏门前，直到父亲的车调头走了，才去按响了门铃。

爱丽丝正蜷缩在一个白色长沙发的一端，她手里端着一杯雪碧，用眼角的余光窥视着萨拉·图雷蒂那两条健硕的大腿。她的腿被紧紧包裹在深色的连裤袜里，在沙发的挤压下显得更粗了，几乎是原来的一倍。爱丽丝将自己占据的空间与她这位同学比较了一下，觉得自己的腿简直细得都快看不见了，于是她感到胃里有一种紧缩的快感。

当马蒂亚和丹尼斯走进房间时，她一下挺直了腰，用失望的眼神搜寻着薇奥拉。她注意到马蒂亚手上的绷带已经没有了，她使劲看着，想看看他的手腕上是否留下了一道伤疤。她飞快地用食指摸了一下自己的伤疤，即便隔着衣服她也可以找到，那道伤疤就像是一条蚯蚓爬在她的皮肤上。

这新来的两个人四下张望着，就像是被围捕的猎物，但事实上，分散在房间各处的三十来个孩子谁也没有在意他们，除了爱丽丝。

丹尼斯形影不离地跟着马蒂亚，马蒂亚到哪儿他就到哪儿，马蒂亚看什么他就看什么。马蒂亚来到薇奥拉身边，一群女孩正在聚精会神地听她讲那些编出来的故事，她根本不管那些女孩是不是在学校里见过面。马蒂亚站在这位晚会主角的背后，用僵直的双手把礼物捧到胸前。直到薇奥拉发现那些女孩的目光从她那张让人无法抗拒的嘴上移开，注视着她身后的某一点时，她才把头转了过来。

“啊，你们来了。”她没有礼貌地说。

“给你。”马蒂亚说着，把礼物塞进了她的怀里，随后含含糊糊地说了一声“生日快乐”。

他正准备转身走开，薇奥拉用异常兴奋的声音喊了起来：

“爱丽丝，爱丽丝，过来，你的朋友来了。”

丹尼斯如刺在喉般地咽了一口吐沫。薇奥拉的两个女伴在交头接耳地说着什么。

爱丽丝从沙发上站起来，仅用四步就来到了这群人中间，她试图掩饰自己蹒跚的步伐，但她肯定大家都在等着看她走路的样子。

她用浅浅的一笑问候了丹尼斯，然后低着头用很小的声音对马蒂亚说了声“你好”。马蒂亚也回了一句“你好”，同时眉毛还跳动了一下，这使他在薇奥拉眼里显得更加弱智了。

接下来是很长的一阵沉默，最后还是薇奥拉打破了僵局。

“我发现了我姐姐放药片的地方！”她眼睛发光地说。

女孩们“哇”了一声，都兴奋了起来。

“那你们想来点儿吗？”

她这句话是专门问马蒂亚的，她肯定这家伙不明白她说的是什么东西。实际上，她是对的。

“姑娘们，跟我来拿药啊！”她说，“还有你，爱丽丝。”

她拉着爱丽丝的一只胳膊，她们五个女孩几乎是前呼后拥地消失在走廊里。

丹尼斯终于有机会和马蒂亚单独相处了，他的心跳恢复了正常的速度。两人一起走向放着饮料的餐桌。

“这儿有威士忌，”丹尼斯观察着，有点惊讶，还有点气愤，“还有伏特加。”

马蒂亚没说话，从一摞塑料杯子中抽出一个，倒满可口可乐。他尽可能让可乐高出杯口，看液体的表面张力阻止其溢出，然后他把杯子放在桌上。丹尼斯一边往自己杯子里倒威士忌，一边警觉地窥探着四周，他暗中希望这一举动能触动他的朋友，但马蒂亚却根本没有发现。

隔着两面墙，是薇奥拉姐姐的房间，女孩们让爱丽丝坐在床上，教她该怎么去做。

“不要把他那个东西放在你嘴里，就算他求你也不行，明白吗？”嘉达·萨瓦里诺叮嘱她说，“第一次你顶多帮他手淫。”

爱丽丝紧张地笑了笑，不知道嘉达的话是否认真。

“你现在过去和他说话，”薇奥拉解释说，她已经有了一个计划，而且十分周密，“然后你编个借口，把他带到我的房间，OK？”

“我能编什么借口呢？”

“我怎么知道，随便吧，就说你讨厌这音乐，想安静一会儿。”

“他的那个朋友怎么办？总是缠着他。”爱丽丝问。

“他嘛，由我们来解决。”薇奥拉说，脸上露出冷酷的微笑。

然后她穿着鞋登上了她姐姐的床，踩在浅绿色的床罩上。爱丽丝心想，她父亲甚至禁止她穿着鞋走在地毯上。她突然问自己，假如父亲看到这一幕会说些什么？但最后，她把这种想法吞进了肚子里。

薇奥拉拉开床头上方一个柜子的小抽屉，在里面摸索了片刻，因为她看不见里面的情况。然后，她拿出了一个包着红布的小盒子，布上绣着金色的象形文字。

“把这个吃了。”她说着把手伸向了爱丽丝。在她的手心里，有一颗闪亮的天蓝色药片，药片呈正方形，但四角是钝的，正中间还刻着别具风格的蝴蝶图案。此刻，爱丽丝仿佛又看到了同样是从这只手上接过的那块肮脏的软糖，于是又感觉食道里好像堵了什么东西。

“这是什么？”她问。

“你吃吧，它能让你更有乐趣。”

薇奥拉挤了一下眼。爱丽丝考虑了一下，大家都看着她，她觉得这又是一次考验。她从薇奥拉的手里接过药片，放在了自己的舌头上。

“你准备好了，”薇奥拉得意地说，“我们走。”

女孩们从房间里鱼贯而出，她们全都低垂着眼睛，脸上露出坏笑。菲德里卡央求薇奥拉：“也给我一颗吧，求你了。”薇奥拉毫不客气地说：“等轮到你再说吧！”

爱丽丝最后一个走出房间，趁大家背对着她的时候，她把一只手凑到嘴边，把药吐在手心里。她把药放进口袋，然后关上了灯。

一三

薇奥拉、嘉达、菲德里卡和朱丽娅像四只猛禽围住了丹尼斯。

“和我们到那边去一下。”薇奥拉对他说。

“为什么？”

“一会儿再告诉你。”薇奥拉冷笑着说。

丹尼斯浑身僵直，想寻求马蒂亚的帮助，然而马蒂亚却还在观察可口可乐的振动情况。音乐声很大，充斥着整个房间，大鼓每敲响一次，可乐的表面就会跟着跳动一下。马蒂亚怀着难于言表的焦虑心情等待着可乐溢出的那一刻。

“我更喜欢待在这儿。”丹尼斯说。

“我的妈呀！你真够烦人的！”薇奥拉没有耐心地说，“跟我们过来，快点！”

她拉着丹尼斯的胳膊，丹尼斯无力地反抗了一下，接着嘉达也过来拉他，他只好就范。当女生们把他推进厨房时，他又叫了一声自己的朋友，而马蒂亚依旧一动不动。

直到爱丽丝把一只手按在桌子上时，马蒂亚才发现她，这时，可乐表面的平衡被打破，薄薄一层液体流出杯口，在杯底形成了一个深色的圆环。

马蒂亚本能地抬起头，与爱丽丝的目光交汇在一起。

“你怎么样？”爱丽丝问他。

马蒂亚点点头说：“很好。”

“你喜欢这个聚会吗？”

“嗯。”

“我觉得这音乐声音太大了，吵得我头疼。”

爱丽丝等着马蒂亚说些什么。她看着这个男孩，觉得他仿佛没有在呼吸。他的眼神是那样的温和与痛苦。就像第一次见到他时那样，爱丽丝想让他的眼睛直视着自己。她还想双手捧着他的脸，对他说：“一切都会好的。”

“你能陪我去另一个房间吗？”她大胆地问道。

马蒂亚点了下头，好像正等着这句话。

“OK.”他说。

爱丽丝带他走向走廊，他跟在后面，离爱丽丝两步远的距离。像往常一样，他走路时低头看着脚下。他注意到，爱丽丝右腿的膝盖可以很优雅地弯曲，就像世界上所有人的腿一样，她的右脚也能轻轻地落在地面上，没有一点声音。但她的左腿却是僵直的，为了使左腿向前迈进，她必须向外划一个小小的半圆。在短暂的一瞬间，她的胯骨会失去平衡，偏向一边，仿佛就要摔倒，但这时她的左脚会重重地触到地面，就像一根拐杖一样。

马蒂亚专注于她那种陀螺似的节奏，却没有发现自己的步调竟然和她的一致起来。

他们走进薇奥拉的房间，爱丽丝很主动地靠近了马蒂亚，这一举动连她自己都感到吃惊，然后她关上了房门。他们就这样站着，他在地毯上，她在地毯边上。

“你为什么一句话不说？”爱丽丝问。

一时间，爱丽丝很想放弃，打开门出去，以便能正常地呼吸。

“到时候我怎么向薇奥拉交代呢？”她想。

“这里好多了，是吧？”她说。

“对。”马蒂亚点头说。他的双臂无力地垂在身体两侧，就像腹语演员操纵的木偶一样。他右手的食指弯曲着，形成了一个又短又硬的半圆，刮着大拇指指尖的两侧，这就像用针在扎自己，那种刺痛的感觉可以使他在一瞬间暂时逃离这空气稀薄的房间。

爱丽丝坐在薇奥拉的床上，但只是犹豫地坐在床边，床垫并没有因为她的重量而下陷。她看看四周，仿佛在寻找什么。

“你能坐这儿吗？”她终于和马蒂亚说话了。

马蒂亚照她说的，小心翼翼地坐在了离她三拃远的地方。客厅里的音乐声就像墙壁沉重而急促的呼吸。爱丽丝偷看了一下马蒂亚的那双手，发现他在紧握着拳头。

“你的手好了吗？”爱丽丝问他。

“快了。”他说。

“你是怎么弄的？”

“自己划的，在生物实验室，不小心。”

“我能看看吗？”

马蒂亚把拳头攥得更紧了。然后他慢慢摊开左手。一道青紫的沟槽笔直地贯穿于手掌的对角线上，爱丽丝发现，在这道沟槽的周围还有一些比较短、颜色比较浅，已近乎于白色的疤痕。这些疤痕布满了整个手掌，它们纵横交错，就像逆光看到的一棵树光秃秃的树枝。

“你知道吗？我也有一道。”爱丽丝说。

马蒂亚又攥起了拳头，把那只手夹在大腿之间藏了起来。爱丽丝站起身，把长运动衣撩起了一点，然后就解牛仔裤的扣子。马蒂亚吓了一跳，使劲低着头，但还能看见爱丽丝用两只手把裤腰往下卷，然后揭掉一块用橡皮膏固定的纱布，那下面一点就是一条浅灰色内裤的边缘了。

爱丽丝把内裤的松紧带往下拉了几厘米，马蒂亚屏住了呼吸。

“你看！”爱丽丝说。

一道长长的疤痕出现在她一侧胯骨那块突出的骨头上，疤痕很粗，向外凸出来，比马蒂亚的还要宽一些。那些缝合的痕迹与疤痕垂直地交叉着，每一道之间的距离都相等，这不由得使人想起狂欢节的时候，装扮成海盗的孩子们在脸上画的那些疤痕。

马蒂亚不知该说些什么，爱丽丝扣好牛仔裤，然后把T恤衫塞进裤子里。她又坐在了床上，但是离马蒂亚近了一些。

这种沉默几乎令他们两人难以忍受，两张面孔之间的空气简直要因等待与局促而爆炸。

“你喜欢这个新学校吗？”爱丽丝没话找话地问。

“喜欢。”

“他们说你是个天才。”

马蒂亚嘬紧两腮，然后用牙齿从嘴里将它们咬住，直到感觉嘴里充满了鲜血的金属味道为止。

“你真的那么喜欢学习吗？”

马蒂亚点点头。

“为什么呢？”

“这是我唯一会做的事。”他慢慢地说。其实他想告诉爱丽丝，他喜欢学习是因为他能够独立完成这件事，因为他学的所有东西都是已经死了的、冰冷的、被人嚼过的。他还想告诉爱丽丝，课本的每一页都有着同样的温度，让你有时间作出选择，它们从不会伤害你，而你也不会伤害到它们。但是他只字未说。

“那你喜欢我吗？”爱丽丝抛出这句话，声音从她口中发出时有些刺耳，她的脸热得发涨。

“我不知道。”马蒂亚马上说，仍然看着地面。

“为什么？”

“我不知道，”他顽固地说，“我没想过。”

“但这根本不用想。”

“如果我不想，就什么也知道不了。”

“我喜欢你！”爱丽丝说，“有点儿喜欢，我觉得。”

他点点头，同时一张一弛地控制着眼球，使得地毯上的几何图案一会儿在焦距上，一会儿在焦距以外。

“你想吻我吗？”爱丽丝问。她没有害羞，只是在说的时候，她空空的胃因害怕对方说“不”而紧缩了一下。

马蒂亚好几秒钟一动未动，然后慢慢地把头从一边摇向另一边，但眼睛仍然盯着地毯上那些不规则的花纹。

爱丽丝由于一时紧张的冲动，把双手放在了体侧，测量了一下自己的腰围。

“没关系，”她马上说，声音有些异样。“这件事不要告诉任何人，拜托！”她又补充了一句。

“你真是个笨蛋，”她想。

“你还不如一个小学女生。”

她站起身，突然感到薇奥拉的房间是一个陌生而又充满敌意的地方。房间里的一切事物都让她感到眩晕，就像喝醉了一样：无论是墙上的颜色，还是零乱地堆满化妆品的写字台；无论是挂在衣柜门上、活像一个吊死鬼的两只脚的那双舞鞋，还是薇奥拉卧在沙滩上、特别漂亮的放大照片；无论是音响旁边胡乱摆放的录音带，还是沙发上堆放的衣服。

“我们回客厅去吧。”她说。

马蒂亚也从床上站了起来。他看了爱丽丝一会儿，爱丽丝觉得他像是在请求自己原谅。她打开门，让音乐声肆虐地淹没了整个房间。她自己在走廊里走了几步，突然想起薇奥拉的那张脸，于是又回去，没有征得马蒂亚的同意，就一把拉住他那僵硬的手。就这样，他们手拉手走进了巴伊家那喧闹的客厅。

一四

那几个女孩把丹尼斯围堵在冰箱旁边的角落里，这样做完全是为了戏弄他。她们在他面前站着，一个挨着一个，用她们兴奋的眼神和披散的头发筑成一道屏障，阻挡住丹尼斯的视线，让他再也无法看到另一个房间里的马蒂亚。

“想玩真心话大冒险吗？”薇奥拉问他。

丹尼斯怯生生地摇摇头，意思是说那个游戏他玩不来。薇奥拉仰头看了看天花板，然后拉开冰箱，为了给冰箱门让地方，丹尼斯只好躲到了一边。薇奥拉取出一瓶桃子口味的伏特加，仰头喝了一口，根本没想去拿杯子。然后她把酒递给丹尼斯，露出了纵容的微笑。

但此刻丹尼斯已有些头重脚轻，还伴有一点恶心。刚才喝的威士忌在他的鼻子和嘴里仍留有苦涩的余味，但在薇奥拉的一举一动中，存在着某种让他无法违抗的东西。他接过酒瓶，灌下了一口，然后又递给了嘉达·萨瓦里诺，嘉达贪婪地抓着酒瓶，开始一通狂饮，简直就像在喝橙汁一样。

“怎么样？想说真心话还是想付出点代价？”薇奥拉又问，“要么就由我们来挑。”

“我不喜欢这个游戏。”丹尼斯不自信地反驳道。

“唉，你和你的朋友真是没用。”她说，“那我来挑吧。真心话。让我们想想……”

她用食指支着下巴，视线在天花板上转了一圈，假装在想主意。

“有了，”她大叫了一声，“你必须告诉我们，在我们四个里面你最喜欢谁。”

丹尼斯胆怯地耸了耸肩。

“啊？”他说。

“啊什么啊？你至少得喜欢一个吧，是不是？”

丹尼斯心想，这四个人他一个也不喜欢，他只想让她们马上离开这儿，好让他回到马蒂亚的身旁，因为他只剩下一个小时的时间能和马蒂亚待在一起了，而且这次还能在夜晚真真切切地看到他。平时的这个时候，丹尼斯只能想象马蒂亚在房间里睡觉，躺在那个他连颜色也不知道的被单里。

“要是我选出一个来，她们就会放过我了，”丹尼斯马上想到。

“她。”他指着朱丽娅·米兰迪说，因为她看上去最善良。

朱丽娅用一只手掩住嘴，就像刚被宣布的舞会皇后一样。薇奥拉撇了一下嘴角，而另外两个女孩则发出一阵狂笑。

“好的，”薇奥拉说，“现在该大冒险了。”

“不，算了吧。”丹尼斯抗议道。

“你真够烦的，你看，有四个女孩围着你，你还不想玩一会儿吗？这可不是每天都能碰到的！”

“可现在该轮到别人了吧？”

“我觉得还应该是你，你得冒一下险。你们说怎么样？”

另外几个女孩连连点头称是，一副贪婪的样子。酒瓶又传到了嘉达的手里，她每隔一会儿就会仰头猛灌上一气，似乎想趁别人没注意的时候把酒全部喝光。

“明白了吗？”薇奥拉说。

丹尼斯叹了口气。

“那我该怎么做？”他顺从地说。

“好，鉴于我是一个有教养的女主人，我会给你一个舒服的任务。”薇奥拉很神秘地说，另外三个女孩盯着她的嘴唇，迫不及待地想知道有什么新的刑罚。“你必须吻一下朱丽娅。”

朱丽娅的脸红了。丹尼斯感觉肋骨间一阵剧痛。

“你疯了吗？”朱丽娅生气地说，也许她是装的。

薇奥拉耸耸肩，一副任性小女生的表情。丹尼斯把头一连摇了两三下，表示拒绝。

“是你自己说你喜欢她的。”薇奥拉说。

“我要是不吻呢？”丹尼斯斗胆说。

薇奥拉突然板起脸，直视着他的眼睛。

“如果你不吻，就得重新选择说真心话，”她说，“比如你得跟我们说说你的小男朋友。”

在她那明亮而又犀利的眼睛里，丹尼斯看见了所有那些他一直以为谁也看不见的东西，他的脖子僵硬了起来。

他转向朱丽娅·米兰迪，双手仍垂在体侧，只是把脸伸了过去。他紧闭双眼，吻了朱丽娅一下，随后就想把头缩回来，但朱丽娅却用一只手勾住他的后脖颈，拖住了他的头，然后把舌头用力塞进他那紧闭的双唇。

丹尼斯觉得嘴里有一股不属于他自己的唾液味道，让他非常恶心。就在他进行这次初吻的时候，他睁开了眼睛，正好看见马蒂亚走进厨房，牵着那个跛脚女孩的手。

一五

爱丽丝和马蒂亚之间的一些问题是别人先发现的，他们有所察觉已经是很多年以后了。他们牵着手走进客厅，脸上没有笑容，视线的轨迹也不一样，他们的身体像是通过胳膊与手指的接触而彼此相互作用的轴承。

他们的头发有着明显的反差：爱丽丝的头发是浅色的，衬托着她那过于苍白的面部皮肤，马蒂亚的头发则是深色的，蓬乱地垂着，遮住了他黑色的眼睛，使他的双眼消失在那稍稍弯曲的眉弓下面。在他们之间，存在着一个没有明确界限的共同空间，在这里似乎应有尽有，而空气静止，不受外界的干扰。

爱丽丝先一步走在马蒂亚的前面，马蒂亚轻轻的牵引正好平衡了她蹒跚的步伐，掩盖了那条残腿的瑕疵。马蒂亚任由爱丽丝牵着手，他的脚踩在地砖上，没有发出一点声音。他手上的伤疤被藏了起来，安全地落在爱丽丝的手中。

他们在厨房门口停了下来，与那群女孩和丹尼斯保持了一点距离，想弄明白眼前发生的一切。他们一脸的迷惑，好像刚刚从一个不为外人所知的偏远地方来到这里。

丹尼斯用力推开朱丽娅，他们的嘴“啵”的一声分开了。他看着马蒂亚，想从他的表情中发现一些蛛丝马迹，以证实发生了那件令他害怕的事情。丹尼斯心想，马蒂亚一定和爱丽丝说了些什么，说了些他永远无法知道的事，这时他感到血涌上了大脑。

丹尼斯跑出厨房，他故意用肩膀撞了一下马蒂亚，想要打破那个让他憎恨的平衡。马蒂亚在一瞬间看到了他那血红而又恍惚的眼睛。不知什么缘故，马蒂亚想起了那天下午在公园里，米凯拉那没有任何防备的眼神。多年以后，这两个眼神合二为一，铭刻在他的记忆里，化作了挥之不去的恐惧。

马蒂亚放开爱丽丝的手。那一刻，他的神经末梢仿佛都集中到了手上，当手分开时，他感到那条胳膊上好像迸出了火花，就像一条没有绝缘层的电缆。

“对不起。”他小声和爱丽丝说，随后就跑出厨房追丹尼斯去了。

爱丽丝走向薇奥拉，这时薇奥拉正在用石头般坚硬的眼神看着她。

“我们……”她想开口说话。

“这与我无关！”薇奥拉打断她说。原来，薇奥拉看到爱丽丝和马蒂亚牵手的样子，又想起了海边的那个男孩，想起了当她希望像这样手拉手地回到沙滩上朋友们的面前时，那个男孩却拒绝和她拉手。她非常嫉妒，这种嫉妒的感觉既痛苦又剧烈，她简直快气疯了，因为她所渴望的幸福在刚才白白送给了别人。她有一种失窃的感觉，仿佛爱丽丝取代了她的位置。

爱丽丝凑过来想要跟她耳语两句，她却转过脸去。

“你还想怎么样？”她说。

“没有啊！”爱丽丝害怕地退了回去。

就在这时，嘉达突然弯下了腰，就像一个隐身人打了她肚子一拳。她一只手撑着厨房的地面，另一只手捂着肚子。

“你怎么了？”薇奥拉问她。

“我要吐。”她痛苦地说。

“真恶心，到厕所去！”这位女主人向她嚷道。

但为时已晚，嘉达抽搐了一下，就把胃里的东西全部倒在了地板上，那些东西微微泛红，一股酒味，很像是把索莱达做的甜点搅碎后的样子。

其他女孩都吓得往后退，只有爱丽丝抱着她的腰，想扶她站起来。顿时，空气里充满了腐臭的味道。

“大白痴！”薇奥拉几乎快要哭出来，“这个倒霉的生日聚会！”

她走出厨房，紧握的拳头夹在腰间，就像在拼命克制自己不要砸东西一样。爱丽丝不安地看她离开，就又回去照顾在那里低声啜泣的嘉达了。

一六

其他客人三三两两地分散在客厅里，大部分男生都在随着音乐的节拍前前后后地摇晃着脑袋，而女孩们则任由自己的视线在房间内飘移。有些人手里端着饮料，还有六七个人随着《A question of time

[1]

》的节奏跳着舞。马蒂亚不明白他们怎么能如此自由自在地在众目睽睽之下做这些事情。他转念一想，这应该是世界上最自然的事了，但正因如此，他才没有能力去效仿。

丹尼斯不见了。马蒂亚穿过客厅，到薇奥拉的房间去找他。他还去了薇奥拉姐姐的房间和她父母的房间。两个洗手间他也去看了，在其中一个里面，他发现了两名学校的同学，一男一女，女生坐在马桶盖上，男生则盘着腿坐在她面前的地上。他们两人用一种忧郁而又疑虑的表情看着他，马蒂亚连忙关上了门。

他回到客厅，走上了阳台。山丘在黑暗中延伸下去，山下是整座城市，白色的小圆点均匀分布在城市中，直到肉眼看不见的地方。马蒂亚把身子探出栏杆，在巴伊家花园的树丛中寻找丹尼斯，但没看到任何人。他回到室内，焦虑的心情使他呼吸困难。

一架螺旋楼梯从客厅通往一个黑暗的阁楼。他登上了几级阶梯，然后站住了。

“他跑到哪儿去了呢？”马蒂亚想。

随后，他又接着往上爬，一直爬到顶端。从楼下透上来的灯光可以让马蒂亚分辨出丹尼斯的身影，他就站在房间的正中。

马蒂亚叫了他的名字。自从他们成为朋友以来，丹尼斯的名字马蒂亚充其量只叫过三次。马蒂亚没必要喊这个名字，因为丹尼斯永远伴在他的左右，就像他四肢天然的延长部分。

“你走开！”他的同伴回答说。

马蒂亚摸索到了墙上的开关，他把灯打开。这个房间很宽敞，四面都是高大的书架。此外，唯一的一件家具就是一个木质的写字台，但上面空空如也。马蒂亚觉得已经有很长时间没人上来过了。

“快十一点了，我们该走了。”他说。

丹尼斯没有作声，他背对着马蒂亚，站在一条大地毯的正中央。马蒂亚向他的朋友走了过去，当他来到丹尼斯的面前时，才发现丹尼斯刚才哭过。丹尼斯在透过齿间呼吸，他眼睛直勾勾地注视着前方，微微开启的嘴唇在轻轻地抖动着。

只过了几秒钟，马蒂亚就注意到了他脚边打碎的台灯。

“你干什么了？”他问。

丹尼斯的呼吸声变得急促而沉重。

“丹尼斯，你干什么了？”

马蒂亚努力把手放在他朋友的肩膀上，但丹尼斯却用力挣脱开，马蒂亚又一把拉住了他。

“你到底干什么了？”

“我……”丹尼斯欲言又止。

“你怎么了？”

丹尼斯张开左手，让马蒂亚看一片台灯的碎片，那是一片绿色的碎玻璃，虽然被他手上的汗水弄得失去了光泽，但还是保持了一定的亮度。

“我想感受一下你的感觉。”他轻声说道。

马蒂亚没听明白，疑惑地向后退了一步。他感到腹部一阵灼痛，接着痛感又覆盖了双臂和双腿。

“可是后来我没有那么做。”丹尼斯说。

他把手掌向上抬了抬，就像是在期待着什么。

马蒂亚本想问他为什么，后来却保持了沉默。楼下的音乐声传到这里已经小了许多，只有低音的频率能穿透这层地板，而更高的频率都陷在了里面。

丹尼斯吸了一下鼻子。“我们走吧。”他说。

马蒂亚点点头，但他们站在原地谁也没有动。突然，丹尼斯转过身，走下了楼梯。马蒂亚跟着他穿过了客厅，来到室外。夜晚清新的空气在恭候他们，让他们恢复了正常的呼吸。

[1]
英语，《时间问题》。赶时髦乐队单曲。

一七

薇奥拉可以决定你是否属于这个圈子。星期天一早，嘉达·萨瓦里诺的父亲给她的父亲打来电话，把巴伊家的所有人都吵醒了。电话打得很长，薇奥拉只穿了睡衣，就来到她父母卧室的门外，把耳朵贴在门上偷听，但谈话的内容她连一个字也没听清楚。

当她听到父母的床发出嘎吱声时，赶忙跑回自己的房间，钻到被子里假装睡觉。父亲把她叫醒，对她说：“一会儿你要给我解释清楚。从现在起，在这个家里不能再举办任何聚会，你在这段时间里也别想去参加任何聚会。而且是很长一段时间。”吃午饭时，母亲让她解释清楚阁楼上的台灯为什么打碎了，姐姐也没有替她说话，因为她发现薇奥拉动了她的私存物品。

薇奥拉一整天都被关在房间里，还被明令禁止打电话，所以心情十分沮丧。她无法把爱丽丝和马蒂亚以及他们手拉手的样子从记忆中抹去。当她用指尖拾起台灯残留的碎片时，就暗中决定：爱丽丝出局了。

星期一一早，爱丽丝把自己反锁在洗手间里，最终揭下了文身上的纱布。她把纱布细心地搓成团，连同早餐时没有吃下的饼干碎屑一起扔进马桶冲走了。

她看着镜子里映出的那朵紫罗兰，心想这将第二次永远改变她的身体。她不禁颤抖了一下，这是一种掺杂着懊悔与惶恐的快感。她认为这个身体只属于她自己，假如她愿意，甚至可以毁掉它，或用无法抹去的图案破坏它，让它枯萎，就像一朵花被一个女孩随意摘下，然后又随手扔在地上。

那天上午，她本想在学校的女厕所让薇奥拉和其他几个女孩看她的文身，然后再给她们讲述她和马蒂亚是如何长时间地接吻。没有必要再编什么故事，如果她们问及细节，只要顺着她们的想象说下去就行了。

进了教室，爱丽丝把书包放在椅子上，然后就径直走向薇奥拉的座位。此时，其他几个女孩已经在那里了。当她走过来时，听到朱丽娅·米兰迪说：“瞧，她来了。”她神采奕奕地和大家打了招呼，但没人理她。她俯身亲了薇奥拉的两颊，就像是薇奥拉教她这么做的一样，但是她这个朋友连一毫米也没动。

爱丽丝直起身，依次看了看那四双严肃的眼睛。

“昨天我们都不舒服。”薇奥拉开始说话。

“啊，是吗？”爱丽丝深表关切地问，“你们怎么了？”

“肚子特别疼，大家都是。”嘉达用寻衅的口气插话说。

爱丽丝当时看到她吐在了地板上，心里说你喝那么多酒，当然会肚子疼。

“我倒是一点事都没有。”爱丽丝说。

“当然啦，”薇奥拉用讥讽的口气说，同时还看着其他几个女孩，“这一点毫无疑问。”

嘉达和菲德里卡笑了起来，朱丽娅则低下了头。

“你是什么意思？”爱丽丝迷惑不解地问道。

“你很清楚我想说什么！”薇奥拉反击道，她换了一种带有攻击性的腔调，同时用她那双咄咄逼人的眼睛盯着爱丽丝的脸。

“不，我不知道。”爱丽丝为自己辩解着。

“你给我们下毒了！”嘉达发起攻击。

“你说什么？什么下毒？”

朱丽娅怯生生地插话说：

“不，姑娘们，这不是真的。”

“是真的，她给我们下了毒。”嘉达重复道，“谁知道她往那个点心里放了什么恶心的东西。”

说罢，她又面向爱丽丝说：“你想让我们难受，是不是？干得好，你的目的达到了！”

爱丽丝听着这番话，用了好几秒的时间才回过味儿来。她看着朱丽娅，而对方用那双蓝色的大眼睛告诉她：“对不起，我爱莫能助。”随后，她又想从薇奥拉的眼神中寻求保护，对方却还以无情的目光。

嘉达用一只手捂着肚子，好像又开始疼了一样。

“可那点心是我和索莱达一起做的，原料全是我们在超市买的啊。”

没人理会她，她们各自看着不同的方向，好像在等这个杀人犯自动离开。

“根本不是索莱达的点心造成的，点心我也吃了，我就没问题。”爱丽丝撒谎说。

“你这个骗子，”一直沉默不语的菲德里卡·马佐尔迪跳了起来，“你连一口都没吃，大家都知道……”

她突然住了嘴。

“你们快别这样了！”朱丽娅央求她们，似乎都要哭出来了。

爱丽丝的一只手放在了自己平坦的腹部上，她感觉到皮肤之下自己的心跳。

“大家都知道什么？”她问她们，语气非常平和。

薇奥拉·巴伊慢慢地摇着头，爱丽丝静静地注视着她这位“前好友”，等待那番尚未说出的话，但这些话的声音却已经像透明的烟雾一般荡漾在空气中了。上课铃响了，爱丽丝仍然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科学课的图巴多老师叫了她两次，才最终让她回到了座位上。

一八

丹尼斯没有来学校上课。星期六送他回家的时候，他和马蒂亚连一眼都没有看过对方。对于马蒂亚父亲的问题，丹尼斯只是用一两个字来搪塞，下车的时候也没有说“再见”。

马蒂亚把一只手放在他旁边那张空空的椅子上。丹尼斯在那个黑屋子里说的话时不时掠过他的大脑，但是很快就又溜走，让他来不及深刻体会其中的含义。

他觉得，是不是真正理解那些话对他并不重要，他只想让丹尼斯坐在那儿，像屏障一样为他挡住课桌以外的一切事物。

就在前一天，他父母让他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而他们则坐在对面的那张沙发上。他父亲对他说：“给我们讲讲这次聚会吧。”马蒂亚一开始把双手攥得很紧，但后来，他又把手摊开，好好地放在膝盖上，以便父母能看到它们。他耸了耸肩，用他那种顺从的语气回答说：“没什么好说的。”母亲激动地站了起来，走进了厨房。而父亲则凑过来，轻轻地在他肩膀上拍了两下，好像是知道要为什么事而安慰他一下。马蒂亚想起小的时候，在夏天最热的那几天里，父亲轮流往他和米凯拉的脸上吹气，好让他们凉快一点。他还记得汗珠从皮肤上一点一点蒸发的那种感觉，这时，一种痛彻心扉的思念向他袭来，因为他世界的一部分已随米凯拉一起沉溺在那条河里了。

他怀疑同学们是不是已经完全知道这件事了，说不定连老师也都知道了。他觉得他们背地里相互交汇的眼神像一张渔网罩在他的头上。

他随手翻开历史课本，从那一页开始背起所有印在书上的日期。那一串罗列在一起的没有规律的数字，在他的头脑中形成了一个越来越长的链条。顺着这个链条，马蒂亚的思绪渐渐远离了站在阴影中的丹尼斯，也忘记了独自坐在座位上的那种空虚。

一九

课间，爱丽丝偷偷潜入了位于二楼的医务室，这是一个白色的小房间，很局促，里面只有一张担架床和一个镶有镜面的壁橱，里面放着急救物品。爱丽丝只来过这个房间一次，那是在体育课上，她差点昏过去，因为在那之前的四十个小时里，她只吃了两块全麦苏打饼干和一块低热量的威化巧克力。那天，穿着绿色迪亚多纳运动服、脖子上挂着从来不用的哨子的体育老师对她说：“想想你这是在干什么，好好想想吧。”然后他就出去了，把爱丽丝独自留在那里的日光灯下，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她既无事可做，也没东西可看。

爱丽丝发现那个急救箱是开着的，于是就拿了一团有李子那么大的棉花和一小瓶消毒用的酒精。她重新关上了柜门，在周围寻找一件重物。旁边只有一个硬塑料做的垃圾桶，颜色暗淡，介于红与棕之间。她先祈求外面不会有人听到，然后就用垃圾桶的底部砸碎了壁橱的镜面。

随后，她小心翼翼地拔下一大块三角形的碎玻璃，生怕划伤自己。在这块碎玻璃的正面，她看到自己的右眼一扫而过，她为自己没有哭，甚至没掉一滴眼泪而感到骄傲。她把所有这些东西都塞进了身上那件肥大运动衣正中的口袋里，然后回到了班里。

上午剩余的时光她是在浑浑噩噩中度过的。她没有再看过薇奥拉和其他几个女孩，课上讲的埃斯库罗斯戏剧她也一个字都没听进去。

课后，她在全班同学的最后走出教室，朱丽娅·米兰迪偷偷拉住她的一只手，说：

“我很抱歉。”她是趴在爱丽丝耳边说的，说完还亲了爱丽丝的脸一下，然后就跑进走廊，追那三个人去了。

爱丽丝在学校的前厅里等着马蒂亚，前厅位于铺着亚麻油毡的楼梯尽头，学生们蜂拥着走下楼梯，冲向大门。她一只手扶着楼梯栏杆，那冰凉的金属传导给她一种宁静的感觉。

马蒂亚走下楼梯，他周围半米之内空无一人，除了丹尼斯，没人敢进入那个领域。他黑色的头发一绺一绺地垂在前额上，几乎遮住了眼睛。他低头看着自己落脚的位置，脚步很轻，身体有些向后仰。爱丽丝第一次叫他的时候，他没有回头。爱丽丝提高了嗓门，他才抬起头来，尴尬地说了声“你好”，然后继续向出口的玻璃门走去。

爱丽丝拨开人群赶上了他，并拉住了他的一只胳膊。马蒂亚吓了一跳。

“你必须跟我走。”爱丽丝对他说。

“去哪儿？”

“你得帮我一个忙。”

马蒂亚紧张地看着四周，寻找着潜在的危险。

“我爸爸在外面等我呢。”他说。

“你爸爸会等你的，但现在你必须帮我。”爱丽丝说。

马蒂亚叹了口气，然后说了声“好吧”。他一时不知道这到底是为什么。

“跟我来。”

爱丽丝拉着他的手，就像在薇奥拉家的聚会上那样，但是这一次马蒂亚的手指自然地握住了她的手指。

他们远离了人群，爱丽丝走得很快，就像在逃脱什么人的追捕。他们进入二楼空无一人的走廊，空空的教室敞开着大门，给人一种被遗弃的感觉。

走进女厕所时，马蒂亚犹豫了一下，本想说“我不能进去”，但还是听任爱丽丝把他拉了进去。当爱丽丝把他拉进一个隔间并锁上门时，他们离得那样近，马蒂亚的双腿发起抖来。蹲便器周围的活动空间只是窄窄的一道瓷砖，仅能容下他们俩的四只脚。地上散落着几张手纸，半粘在地面上。

“现在她会吻我，”马蒂亚想。

“你只要也吻她就行了，”他想，“这很容易，谁都会。”

爱丽丝拉开她那件闪亮外衣的拉链，然后就开始脱衣服，就像在薇奥拉家里那样。她把T恤衫从牛仔裤里拉了出来，然后把牛仔裤褪到屁股的一半。她没有看马蒂亚，就像那里只有她一个人一样。

就在星期六晚上贴着白色纱布的那块皮肤上，出现了一朵小花文身。马蒂亚本想说些什么，但还是没有开口，最终，他把目光移开了。他感到双腿间有什么东西在动着，于是马上分散自己的注意力。他读着墙壁上的一些字迹，但并不想理解其中的意思。他发现没有一行字与墙面瓷砖缝平行，所有的字都与地面瓷砖的边缘形成一个夹角，马蒂亚相信，这个角度介于三十度到四十五度之间。

“拿着这个。”爱丽丝说。

她递给马蒂亚一块玻璃，它一面能照见人，另一面是黑的，锋利得像匕首一样。马蒂亚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她向马蒂亚扬了扬下巴，他们初次见面时她就想这么做。

“你要帮我弄掉它，我自己弄不了。”她对马蒂亚说。

马蒂亚注视着那片玻璃，然后又看了看爱丽丝的右手，那只手正指着她肚子上的文身。

她料到马蒂亚会不肯。

“我知道你能行，”她说，“我不想再看见它，求求你，帮我弄掉。”

马蒂亚在手里转动着那块玻璃，感到胳膊一阵颤抖。

“可是……”他说。

“帮我弄掉它。”爱丽丝打断了他的话，她把一个手指放在嘴唇上，示意马蒂亚不要出声，然后又马上把手缩了回去。

“帮我弄掉它。”马蒂亚想着爱丽丝的话。这五个字灌入他的耳朵里，让他在爱丽丝的面前跪了下来。

他的脚跟碰到了身后的墙壁，他不知道应采取怎样的姿势。他没有把握地摸索着那文身四周的皮肤，想让它们舒展开。他的脸从来没有和一个女孩的身体靠得这么近，这使他无意识地做了一次深呼吸，以便闻到那种气味。

他把镜子的碎片凑近爱丽丝的肚子，刚刚拉了手指肚那么长的一道小口子，就把手停住了。爱丽丝疼得发抖，不觉叫了一声。

马蒂亚立刻撤回了手，把碎玻璃藏到了身后，就像要否认说这不是他干的一样。

“我干不了。”他对爱丽丝说。

他抬头看着爱丽丝。爱丽丝正在无声地哭着，她双眼紧闭，显出一副痛苦的表情。

“可是我不想再看见它了！”她呜咽着说。

马蒂亚很清楚她已经没有勇气了，于是感到如释重负。他站起身，琢磨着自己是不是最好离开那里。

爱丽丝用手擦掉肚子上流下的一滴血迹，系好牛仔裤，而马蒂亚正在想着怎么说一些使她安心的话。

“你会习惯的，最后总会看不见它的。”他说。

“怎么可能？它会一直在那里，在我的眼皮底下。”

“没错，”马蒂亚说，“正因为这样，你才会永远不再见到它。”

二〇

马蒂亚说得没错：日子一天天地过去，就像溶液一样流过皮肤，每天都会从爱丽丝的文身上和他们两人的记忆中冲刷掉薄薄的一层颜色。但是文身的轮廓就像生活的环境一样依然存在着，黑色线条依然清晰，只是其中的颜色已经彼此混合在一起，最终褪成一种暗淡、单一的色调，几乎失去了任何意义。

高中时代对于马蒂亚和爱丽丝来说就像一道开放的伤口，这道伤口由于伤得太深而始终难以愈合。这些年，他们都是在一种窒息的状态下度过的，马蒂亚拒绝这个世界，而爱丽丝却感觉被这个世界拒绝，最终他们发现，这两者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他们建立起了一种不完美而又不对等的友谊，这份友谊包含了太久的缺席和太多的沉默，这是一个虚空而洁净的空间，当学校的墙壁把他们包裹得太紧，让他们无法忽视那种窒息的感觉时，他们就可以回到这里自由地呼吸。

后来，随着时间的流逝，那道青春的伤口愈合了。皮肤的边缘逐渐弥合，虽然这个过程无法被察觉，却一直在进行着。结痂每揭掉一次，就会顽强地再生出来，颜色更深，表面更厚。最终，一层光滑而富于弹性的皮肤会取代原来破损的皮肤，疤痕也会由红变白，逐渐与其他皮肤融合在一起。

此刻，他们俩躺在爱丽丝的床上，爱丽丝的头朝向一边，马蒂亚的头朝向另一边，他们的腿都不自然地蜷着，生怕触碰到对方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爱丽丝心想：“我可以翻过身，把脚尖伸到他的后背下面，假装没有发觉。”但她可以肯定，马蒂亚会立刻把身子挪开，于是她决定不要自讨没趣。

他们两个谁也没提议放点儿音乐听。他们什么也不想做，只是待在那里，等待着星期天下午渐渐逝去，等待着到时间做那些非做不可的事，比如吃饭、睡觉和迎接新的一周。九月焦黄的日光从敞开的窗子里透射进来，街上断断续续的细碎声响也随后飘进了房间。

爱丽丝从床上站起来，使得马蒂亚头下的床垫有些微微的颤动。她把双拳支在胯上，从上面看着马蒂亚，她的头发垂在前面，遮住了她严肃的表情。

“你就待在那儿，”她对马蒂亚说，“不要动。”

随后，她跨过马蒂亚，先用那条好腿跳下床，再去拖动另一条腿，那条残腿就像是错装在她身上的一样。马蒂亚把下巴缩到胸前，以便让视线捕捉到爱丽丝在房间内的一举一动。他看见爱丽丝打开一个放在写字台正中的立方体盒子，那个盒子他此前从未注意过。

爱丽丝转过身，一只眼睛闭着，另一只眼睛藏在一架老式相机的后面。马蒂亚见状从床上爬了起来。

“躺下！”爱丽丝命令道，“我不是说不让你动嘛。”

说着，她按下了快门。那架宝丽来相机吐出了一个扁平的舌头，爱丽丝拿着它晃了晃，让照片显出颜色。

“你是从哪儿找到这东西的？”马蒂亚问她。

“在地下室，是我爸爸的，谁知道他是什么时候买的，然后就没用过。”

马蒂亚从床上坐了起来，爱丽丝把照片随手丢在地毯上，然后继续拍下一张。

“行了，别再拍了，”马蒂亚抗议道，“我在照片上像个傻子。”

“你一直像个傻子。”

爱丽丝又拍了一张。

“你知道我想当摄影师。”她说，“我已经决定了。”

“那大学呢？”

爱丽丝耸了耸肩。

“那只有我爸爸才在意，”她说，“让他自己去念吧。”

“你想放弃？”

“没准儿吧。”

“你不能哪天一睁眼就决定要当摄影师，把一年的努力都丢到脑后吧？这样不行！”马蒂亚用教训的口气说。

“对了，我差点忘了，你也和他一样！”爱丽丝用嘲讽的口气说，“你们总是知道要做什么，你五岁的时候就知道你要成为一个数学家。你们真没劲，又老又烦人！”

说罢，她面向窗口，胡乱拍了一张，然后把这张照片也扔在了地毯上那两张照片旁边。她双脚踩在那些照片上，反复踩踏，就像酿酒时人们踩碎葡萄那样。

马蒂亚想说些什么挽回的话，但想不出该说什么。他俯下身，想从爱丽丝的脚下抽出那第一张照片。在白色的相纸上，他交叉在脑后的双臂正慢慢显出轮廓。他问自己，在那张光滑的相纸上究竟发生了什么特别的反应，他提醒自己回家后要马上去查查百科全书。

“我想让你看另外一样东西。”爱丽丝说。

她把相机扔在床上，走出房间，就像一个小女孩玩腻了一件玩具，是因为她看上了另一件更具诱惑力的东西。

她消失了足足十分钟。写字台上方的书架上斜放着一些书，马蒂亚读起那些书名。那些书一直放在那里，他把所有书名的第一个字母连起来读，却没能拼成一个有深刻意义的单词。他想，要是能从这一系列书名中看出什么逻辑顺序来，他一定会很高兴。或许他可以根据书脊的颜色来排列它们的顺序，最好是按照电磁波的光谱来排，要么就按照书的高度，由高到低。

“嗒嗒嗒嗒——”爱丽丝的叫声分散了他的注意力。

马蒂亚转过脸，看见爱丽丝站在门口，双手抓着门框，像是怕摔倒一样。她穿着一件婚纱，这件衣服本该雪亮而洁白，但时间却使它的边缘泛起了黄色，好像是生了什么病菌，在慢慢地蚕食着它。多年来一直放在盒子里，这件衣服变得干枯而僵硬。礼服上缘松松垮垮地搭在爱丽丝扁平的胸上，领口并非很低，却刚好让肩带滑落到肩膀下几英寸处。这种站立姿势使爱丽丝的锁骨显得尤为突出，截断了她颈部柔软的线条，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凹陷，宛如干涸的河床。马蒂亚想知道闭着眼睛用指尖滑过她的锁骨时，会是怎样的感觉。婚纱袖口的花边皱皱巴巴的，左臂上的花边还略微有点翘起。那长长的曳地裙裾拖在走廊里，马蒂亚的视线无法到达。爱丽丝的脚上还穿着她那双红拖鞋，从宽大的裙摆下露出来，形成一种怪模怪样的反差。

“哎？你得说点什么。”她说，但眼睛并没有看马蒂亚，而是用一只手抚平裙子最外层的薄纱。她觉得这裙子摸上去像是次品化纤。

“这是谁的？”马蒂亚问道。

“我的，不像吗？”

“别闹了，说真的。”

“你想它能是谁的？我妈妈的呗。”

马蒂亚点点头，想象着费尔南达夫人穿着这件衣服的样子。他想起费尔南达夫人第一次见到他时脸上唯一的表情——那是他第一次来爱丽丝家，一进客厅，看见费尔南达夫人正在那里看电视——她脸上一副亲切而深表同情的表情，很像平时人们到医院里探视病人的样子。那是一种荒谬的表情，因为从那时起生病的恰恰是她自己，她得的是一种正在慢慢粉碎她全身的疾病。

“别在那儿傻站着，快，给我照张相。”

马蒂亚从床上抓起宝丽来相机。他把相机在手里转来转去，想找到快门的位置。爱丽丝在门口摇来晃去，仿佛感受到一阵只有她自己才能感觉到的微风。当马蒂亚把相机举到眼前时，她立刻挺直腰，做出一副冷峻而近乎于挑逗的神态。

“好了。”马蒂亚说。

“现在我们一起照。”

马蒂亚摇摇头。

“快点儿，不要总是扫兴。这次我想看你穿得像样一点儿，别总是穿你那件破烂运动衣，你都穿了一个月了。”

马蒂亚低头看了看，他这件蓝色长袖T恤的袖口好像被蛀虫蛀过一样。他习惯用大拇指的指甲去抠袖口，好让手指头有事可做，这样就不会再去抠食指和中指间的凹陷处了。

“再说，你也不想毁了我的婚礼，是吧？”爱丽丝噘着嘴说。

爱丽丝知道这么做只是闹着玩。这只是一个为了消磨时间的玩笑而已，一场小小的演出，种种愚蠢行为中的一种。然而，当她打开衣柜的门，镜子里映出她穿着婚纱和马蒂亚站在一起的画面，那一刻她简直惶恐得透不过气来。

“这儿没有适合你的衣服。”她匆忙说，“跟我来。”

马蒂亚顺从地跟着她。每当爱丽丝这么发号施令的时候，马蒂亚的双腿都会开始发麻，恨不能一走了之。爱丽丝的一些做法，还有一些冲动、幼稚的任性行为，让他无法忍受。他觉得自己仿佛被爱丽丝绑在了一张椅子上，然后她叫来好几十人围观，就像看一件她私人的物品，比如滑稽的宠物之类。但大多数情况下，他总能保持沉默，让他的不满情绪通过一些举动显现出来，直到爱丽丝厌烦了他的那种冷漠，不再继续下去，并且说：“你总让我觉得自己像个傻瓜。”

马蒂亚跟在爱丽丝裙裾的后面，来到了她父母的房间，他从没来过这里。百叶窗几乎全都敞开，阳光平行地照射进来，非常清晰，让马蒂亚觉得像是画在木地板上的。这里的空气比家里的其他地方更加稠密和令人困倦。靠墙放着一张双人床和两个一模一样的床头柜，这张床要比马蒂亚父母那张高出很多。

爱丽丝打开衣柜，用一个手指滑过她父亲所有的套装，这些衣服都整齐地挂在那里，用透明防尘罩罩着。她拿出一身黑色套装扔在了床上。

“穿上这个。”她命令马蒂亚。

“你疯了吗？当心你爸爸发现。”

“我爸爸什么都发现不了。”

爱丽丝愣了一下，好像是在回味自己刚刚说的话，或是透过那些深色衣服形成的屏障看着什么东西。

“现在我给你找衬衫和领带。”她接着说。

马蒂亚站在原地，不知如何是好，爱丽丝看到了。

“你怎么不动啊？别不好意思在这儿换衣服！”

说这句话的时候，她空空的胃拧了一下。她顿时感到自己很可耻，她的话似乎有些敲诈的意味。

马蒂亚叹了口气，然后坐在床上，开始解鞋带。

爱丽丝一直背着身子，假装为马蒂亚找衬衫，其实她早已经选好了。当她听见皮带扣“叮”的一声响时，心里默数到三，然后转过身去。马蒂亚正在脱牛仔裤，他里面穿了一条宽松的灰色平脚内裤，而不是爱丽丝想象中的紧身内裤。

爱丽丝心想，马蒂亚穿短裤的样子她已经见过好几十次了，所以穿内裤的样子应该不会有很大差别，但这时她还是感觉自己的身体在这四层的洁白婚纱里微微颤抖。马蒂亚拉着T恤衫的下摆遮住自己，然后迅速地穿上那条体面的裤子。那面料非常轻柔，掠过他腿上的汗毛时，使它们带上了静电，像猫毛一样竖了起来。

爱丽丝过来把衬衫递给他，他没抬眼皮地接了过来。他讨厌这个无聊的游戏，也羞于展示自己细细的胳膊和胸前与肚脐周围稀疏的汗毛。爱丽丝觉得自己正在努力让情况变得更加尴尬，就像平时常有的那样。她还觉得，对马蒂亚而言，这当然都是她的不对。她感到喉咙有些发紧。虽然不情愿，但她还是背过身，没让马蒂亚当着她的面脱掉T恤衫。

“现在呢？”马蒂亚问她。

她回过身，看到马蒂亚穿着自己父亲的衣服，差点喘不过气来。上衣大了一点，马蒂亚的肩膀还不能完全撑起它，但她不得不承认马蒂亚的确帅极了。

“还差领带。”她看了一下说。

马蒂亚从爱丽丝的手上接过一条酒红色的领带，下意识地用大拇指在那光滑的面料上捋了一下，一阵颤抖像电流一样在他的那条胳膊上传导，然后又沿着后背蔓延下来。他觉得那只手的手掌像沙子一样干燥，因此立刻将它凑到嘴边上不停地哈气，用气息中凝结的水分来湿润它。他无法克制地咬住了一根手指，并尽量不让爱丽丝发现，但对方却已经注意到了。

“我不会打领带。”他犹豫地拖着声音说。

“唉，你可真够没用的。”

事实上爱丽丝早就会打领带。她迫不及待地想向马蒂亚展示自己会打领带。父亲在她很小的时候就教会了她。那时候，每天一大早，父亲会把领带放在她床上，临出门之前父亲会经过她的房间，问她领带是不是打好了。此时，爱丽丝会拿着打好结的领带跑向父亲，而父亲会低下头，双手背后，就像在一位女王面前弯腰行礼一样。爱丽丝把领带套在父亲的脖子上，而父亲会把领带拉紧，然后整理一下，最后说一句“Parfait”

[1]

。在爱丽丝发生意外之后的某天早上，父亲发现领带仍然原封不动地放在她的床上。从那以后，父亲就一直自己打领带了，那个小小的仪式也自然被取消，就像其他很多事一样。

爱丽丝打着领带结，她嶙峋的手指夸张地上下舞动着。马蒂亚看着她的动作，感觉相当复杂。最后，马蒂亚任凭她在自己的脖子上调整领带。

“哇！简直令人肃然起敬！你想照照镜子吗？”

“不想。”马蒂亚说。此刻他只想穿上自己的衣服从这里出去。

“拍张照片！”爱丽丝说着拍了一下手。

马蒂亚再一次跟着她回到她自己的房间，爱丽丝把相机拿在了手里。

“没有自拍功能，”她说，“我们只能自己瞎拍了。”

她揽着马蒂亚的腰，把他拖了过来。马蒂亚全身僵直，她按下了快门。照片“刺”的一声滑了出来。

爱丽丝一下瘫倒在床上，就像刚刚经历了漫长婚礼仪式的新娘。她手里扇动着那张照片。

马蒂亚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他感受着这身不属于他的衣服，有一种融化在其中的惬意感觉。房间内的光线突然一下由黄色变为蓝色，非常均匀，因为太阳的最后一丝光线陷到了对面那栋楼的后面。

“现在我可以换衣服了吗？”

马蒂亚是故意这么说的，他想让爱丽丝明白，自己已经最大限度地听任了她的摆布。爱丽丝好像陷入了深深的思考，只是微微抬了一下眉毛。

“还有最后一件事。”她说着又从床上站了起来，“新郎要把新娘抱过门槛。”

“什么意思？”

“你要抱起我，一直抱到那里。”爱丽丝指着走廊说，“然后你就自由了。”

马蒂亚摇头，但爱丽丝却来到他跟前，像小女孩一样地摊开了双臂。

“勇敢点，我的英雄。”她用戏弄的口吻说。

马蒂亚的腰塌得更厉害了，像打了败仗一样。他俯下身，笨拙地抱起爱丽丝，他还从来没有抱过任何人。他一只手放在爱丽丝的膝盖底下，另一只手托住她的后背，当他把爱丽丝抱离地面的时候，吃惊地发现爱丽丝竟然这么轻。

马蒂亚深一脚浅一脚地向走廊走去。他感觉到爱丽丝的呼吸透过了他那质地细密之极的衬衫，那呼吸离他实在太近了。爱丽丝的裙裾在地板上拖动，发出窸窣的声音。当他们经过门口时，一阵又长又响亮的撕裂声使马蒂亚一动不动地定在了那里。

“糟了！”马蒂亚说。

他匆忙放下爱丽丝。原来，爱丽丝的裙子挂在了房门的合叶上，扯了一道一拃来长的口子，仿佛一张咧开冷笑的大嘴。他们俩都愣住了，呆呆地看着裙子。

马蒂亚等着爱丽丝说些什么，比如对他很失望、很生气之类的话。他觉得自己应该道歉，可毕竟是爱丽丝非要玩这种愚蠢的游戏，这是她自作自受。

爱丽丝面无表情地看着那道口子。

“管它呢，”她终于开口说，“反正没人会穿了。”

[1]
法语，完美。

二一

质数只能被一和它自身整除。在自然数的无穷序列中，它们处于自己的位置上，和其他所有数字一样，被前后两个数字挤着，但它们彼此间的距离却比其他数字更远一步。它们是多疑而又孤独的数字，正是由于这一点，马蒂亚觉得它们非常奇妙。有时候他会认为，它们是误入到这个序列中的，就像是串在一条项链上的小珍珠一样被禁锢在那里。有时候他也会怀疑，也许它们希望像其他所有数字一样普普通通，只是出于某种原因无法如愿。这后一种想法经常在晚间光顾他的大脑，夹杂在睡梦前凌乱而交错的各种形象之中，这个时候，他的大脑会非常疲顿，不愿再编织谎言。

在大学一年级的一门课上，马蒂亚知道，在质数当中还有一些更加特别的成员，数学家称之为“孪生质数”，它们是离得很近的一对质数，几乎是彼此相邻。在它们之间只有一个偶数，阻隔了它们真正的亲密接触，比如十一和十三、十七和十九、四十一和四十三。假如你有耐心继续数下去，就会发现这样的孪生质数会越来越难遇到，越来越常遇到的是那些孤独的质数，它们迷失在那个纯粹由数字组成的寂静而又富于节奏的空间中。此时，你会不安地预感到，到那里为止，那些孪生质数的出现只是一种偶然，而孤独才注定是它们真正的宿命。然后，当你正准备放弃的时候，却又能遇到一对彼此紧紧相邻的孪生质数。因此，数学家们有一个共同的信念，那就是要尽可能地数下去，早晚会遇到一对孪生质数，虽然没人知道它们会在哪里出现，但迟早会被发现。

马蒂亚认为他和爱丽丝就是这样一对孪生质数，孤独而失落，虽然接近，却不能真正触到对方。这个想法，他从来没对爱丽丝说起过。每当他想要对爱丽丝坦白这些事的时候，手上薄薄的一层汗液就会蒸发得一干二净，让他整整十分钟不能触及任何话题。

冬日里的一天，马蒂亚在爱丽丝家度过了一个下午之后回到家中，整个下午他都在没完没了地更换电视频道。他根本没有注意电视里说了些什么或演了些什么，因为爱丽丝的右脚架在了客厅的茶几上，侵入了他的视野，像一条蛇的脑袋一样从他左边伸了过来。爱丽丝用一种催眠的节奏伸缩着脚趾，这种重复运动让他的胃里产生出一种坚硬而又不安的感觉，他尽量把目光投向最远处，为的是让视野中的东西不发生任何变化。

回到家，他从活页夹中取出一沓干净的稿纸，这沓纸的厚度足以让笔尖在上面轻轻滑动，而又不至于刮到坚硬的桌面。他用双手把这沓纸的边缘弄整齐，先是上下，再是两侧。接着，他从放在写字台上的自来水笔中挑出一支墨水最多的，拔下笔帽，套在笔的另一端，以免丢失。然后，他开始在这张纸的正中央位置写了起来，这个位置是他不用计算行数就能找到的。

2760889966649。他盖上笔帽，把笔架在纸的边缘上。两兆七千六百零八亿八千九百九十六万六千六百四十九，他大声读着这个数字。随后，他又小声读了一遍，像是要把这个绕口令读得熟练一点。他决定把这个数归为己有，他敢肯定，在这个世界上，乃至在这个世界的整个历史上，绝没有第二个人曾停下脚步来注意这个数字。或许到那时为止，也没有第二个人能把这个数字写在纸上并且大声地朗读。

他迟疑了片刻，在那串数字下面隔了两行，又写下了2760889966651。这是爱丽丝的数字，他想。在他的脑海中，这个数字呈现出爱丽丝那只脚的青黑色，那是在电视机蓝色亮光的映衬下形成的轮廓。

或许这会是一对孪生质数，马蒂亚心想，如果是的话……

他突然为这个想法怔住了，于是开始寻找能够整除这两个数字的公约数。用三来计算很简单，只要把这串数字加在一起，看看是不是三的倍数就可以了。而五一看就知道不行。好像有一种方法可以计算出七是不是公约数，但是马蒂亚不记得了，因此他开始用竖式来计算。十一、十三和以后的数字计算起来越来越复杂。当他算到三十九的时候，困意第一次向他袭来，手里的笔滑落到了纸上。算到四十七的时候，他停住了手。在爱丽丝家时充斥在他胃里的那种搅动感已不复存在，消失在他的肌肉里，就像气味消失在空气中一样，使他再也觉察不到了。他的房间里只有他自己和一大堆凌乱的稿纸，上面写满了没有意义的除数。时钟已经指向凌晨三点一刻了。

马蒂亚又拿起第一张纸，看到在正中间写着的那两个数字，感到自己像个傻瓜。他把纸撕成两半，然后又从中间撕了一次，直到纸的边缘能像刀刃一样从他左手无名指指尖的下面划过。

大学四年里，数学将他引向了人类理性世界中那最遥远而又最迷人的角落。马蒂亚把学习中遇到的所有定理的证明都认认真真地抄了一遍，像在履行某种仪式。即便是在夏日的午后，他也要合上百叶窗，在人工光源下学习。书桌上所有那些能分散他注意力的东西都被他搬走，以便真正感到只有他自己和面前的纸张。他总是写个不停，如果发现自己在一个运算过程中耽搁得太久，或者等号后面的结果与某一算式不符，他就会把这张纸扔掉重来。当他在那些纸上写满符号、字母和数字，最后在纸的下端写上“因此得证”几个字时，霎时间感到自己把世界的一个小角落收拾停当了。于是，他会靠在椅背上，双手交叉地伸展一下，努力不让两手分开。

然而慢慢地，他感到自己与这张纸和这些符号失去了联系，即使这些符号刚刚从他手腕的运动中流淌出来。这时候，他会觉得它们离自己很远，被封冻在一个他无法进入的地方。他的头隐匿在房间的黑暗中，那些阴郁、繁杂的思绪又重新涌入他的大脑，这种情况下，马蒂亚往往会找一本书，随便翻开一页，开始研读。

复分析、射影几何与张量计算都未曾削减马蒂亚最初对质数的热情。马蒂亚喜欢计算，从“一”开始，顺着复杂的级数运算下去，至于这些级数，通常都是他临时想出来的。他任凭这些数字引导，觉得自己与它们都很熟稔。正因如此，在选择毕业论文的题目时，他毫不迟疑地去了离散数学教授尼科利先生的办公室，此前他从未参加过这位教授的任何考试，只是知道他的名字而已。

弗兰切斯科·尼科利教授的办公室在数学系那座十九世纪建筑的四层。这是一个小房间，整齐而没有任何气味，整个房间被白色所笼罩：墙壁、书架、塑胶书桌以及桌上硕大的电脑都是白色的。马蒂亚轻轻叩门，里面的尼科利教授不能确定这是在敲他的门还是隔壁办公室的门。然而，他还是说了一声“请进”，恐怕让自己丢面子。

“早上好。”马蒂亚说。

“早上好。”尼科利回答他。

马蒂亚的视线被挂在教授身后的一张照片所吸引，照片上正是教授本人，很年轻，没有胡子，一只手擎着一块银质奖牌，另一只手在和一个人握手，虽然不知道是谁，但看得出是个大人物。马蒂亚眯起眼睛，却看不清那块牌子上的字。

“有什么事吗？”尼科利一面问，一面皱着眉头打量他。

“我想写一篇关于黎曼ζ函数零点分布

[1]

的毕业论文。”马蒂亚说着把目光投向了教授的右肩，那里散落着一些头皮屑，就像一小片点缀着繁星的夜空。

尼科利做了个鬼脸，近乎于嘲笑。

“请原谅，您是哪位呀？”他问道，话语间毫不掩饰嘲讽的语气。他把双手置于脑后，仿佛想开心一下。

“我叫马蒂亚·巴洛西诺，我通过了所有的考试，希望在年内毕业。”

“您带成绩册了吗？”

马蒂亚点点头。他把双肩背包卸下来，蹲在地上，在包里翻着。尼科利伸手去接成绩册，但马蒂亚更希望将它放在书桌的边缘。

几个月以来，尼科利教授为了看清楚东西，不得不拉远东西与眼睛的距离。他的视线迅速扫过那一连串的三十分和三十分+嘉奖

[2]

。成绩册上没有任何的废话和微词，也没有一门可能是因为失恋而成绩欠佳的科目。

教授合上成绩册，更加专注地看着马蒂亚。他的穿着没有一点个性，而姿态就像一个不会在空间中支配自己身体的人。教授心想，这又是一个只会学习，而在生活中呆头呆脑的人。这种人只要一迈出大学为他们划好的圈圈，就会成为一个十足的废物，教授暗自思忖。

“您不觉得该由我来为您建议论文的主题吗？”教授慢条斯理地问。

马蒂亚耸耸肩，他黑色的眼睛沿着书桌的棱角从右看到左。

“我对质数感兴趣，想研究黎曼ζ函数。”他重申道。

尼科利叹了一口气，然后站起身走到白色橱柜的前面，用食指滑过那些书的书名，同时发出有节奏的鼻息声。他拿出一沓打印的资料，这些资料的一个角上钉着订书钉。

“好啊，”教授说着把资料递给马蒂亚，“您把这篇文章中的数据重新计算一遍之后再来找我吧。全部数据。”

马蒂亚接过那沓纸，连标题也没看就塞进了靠在腿边的书包里，书包敞开着，很松软。他含混地道了谢，走出办公室，反手关上了门。

尼科利回到桌前坐下，琢磨着在晚饭的时候怎么向太太抱怨这桩意外的新麻烦。

[1]
即黎曼猜想。

[2]
意大利大学里，考试满分为三十分，如果学生在考试中表现完美，还会得到“三十分+嘉奖”的成绩。

二二

爱丽丝的父亲把女儿要当摄影师的事当成是一个小女孩在无聊时的一时兴起。尽管如此，他还是在女儿二十三岁生日那天送给她一架佳能单反照相机，以及摄影包和三脚架。爱丽丝用一个美丽的微笑谢过父亲，但这个微笑却是那样让人捉摸不透，就像一阵刺骨的寒风。父亲还花钱为爱丽丝报了一个由市政府举办的摄影班，为期六个月，爱丽丝没有缺过一次课。尽管父女二人没有明讲，但彼此的协议却很清楚：读大学应摆在第一位。

后来，在一个分明得像那道光影分界线的时刻，费尔南达夫人的病情加重了，这一家三口被由此产生的新任务拖入一个越来越紧的螺旋中，彼此间的冷漠和麻木成为了他们必然的终点。从此，爱丽丝再也没踏入过大学半步，而父亲也装作全然不知。长久以来的愧疚不允许他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女儿，也几乎不允许他对女儿说起。有时他觉得，或许只要迈出一小步，只要在某个夜晚走进女儿的房间对她说……可是对她说什么呢？妻子的生命将要走到尽头，像衣服上正在干掉的水渍。他通过妻子与女儿连接的那条纽带正在松弛，已经拖到了地上，所以只好任由女儿自己做主了。

对于摄影，爱丽丝更喜欢那个架势，而不是拍摄的结果。她喜欢打开相机的后盖，放入新的胶卷，然后再拉出几厘米的胶片，以使卷轴自动将它缠上。她想着，这些空白的底片很快就会变成某种东西，但具体变成什么她还不能知道，她会先空按几下快门，然后取景、对焦、躯干前俯后仰，她可以随心所欲地决定对现实中各部分进行取舍、放大或变形。

每当她听到快门的“咔嚓”声和随后轻轻的过卷声时，都会不由地想起小时候，在山上自家别墅的花园里逮蚂蚱的情景，她总会将双手合拢，把蚂蚱扣在里面。现在她觉得摄影也是一样，只是现在捕捉的是时间，然后将其固定在胶片上，但同样需要在时间跳入下一瞬间的中途捕捉到它。

摄影课上，老师教她把相机的皮带在手腕上绕两圈，这样一来，假如有人想抢你的相机，就不得不连同你整条胳膊一起抢走。爱丽丝走在圣母慈悲医院的走廊上，母亲就在这里住院。在这里，她根本不会有被抢的危险，但还是习惯用那种方法拿着她的佳能相机。

她紧贴着那面双色墙向前走，右肩时不时擦到墙面，她这样做是为了不撞到别人。午餐探视时间刚刚开始，人们便像一道洪流涌进了医院。

那些用铝材和三合板做成的病房门敞开着，每一个病区都有自己特别的味道，肿瘤病区就是消毒液和沾满酒精的纱布味儿。

爱丽丝母亲的病房在倒数第二间，她走了进去。母亲正在沉睡，连着她身体的那些零七八碎的东西，没有发出任何声响。室内光线微弱，令人昏昏欲睡。窗台上的花瓶里有一束红花，那是索莱达前一天带来的。

爱丽丝把双手和相机放在病床边上，那里的床单因母亲睡在中间的身形而稍稍隆起了一些，爱丽丝将其抚平。

她每天都来，但无事可做，护士会把一切都安排妥帖，而她的任务只是和母亲说话，她想。很多人都这么做，看他们那样子，就像病人真能听到他们的想法，真知道谁站在他们身边对着他们的脑袋讲话一样，就像疾病能够在人们之间开启一条非同寻常的感知渠道一样。

爱丽丝不相信这一点，在那间病房里，她感觉孤单，但仅此而已。通常，她会坐在那里，半小时到了就起身离开。如果遇到医生，就问一下病情，反正情况也总是那样。医生们的言辞以及眉梢的起落无外乎是想说：我们在等待事态的恶化。

这天一早，爱丽丝带来了一把发刷，她把发刷从包里取出，开始轻柔地为母亲梳理头发，至少是梳理那些未被压在枕头上的头发，她一点也没刮到母亲的脸上。母亲一动不动，听话得像个洋娃娃。

爱丽丝把母亲伸到被子外面的双臂以一种放松的姿势平行地放在体侧，吊瓶里一滴生理盐水沿着橡胶管滑落下来，消失在费尔南达的静脉里。

爱丽丝来到床尾，把佳能相机架在铝质床栏杆上，闭上左眼，让右眼抵住取景框。此前，她从来没有给母亲拍过照。她按下快门，然后又向前倾了倾身体，但镜头没动。

一阵唰唰声吓了她一跳，霎时间，病房里一片明亮。

“这样好些吧？”一个男人的声音从她身后传来。

爱丽丝转过身，看见窗边站着一位医生，正忙乱地拉着百叶窗的操纵绳，他很年轻。

“是的，谢谢。”爱丽丝说，有些惶恐。

医生把双手插进白大褂的口袋，一动不动地看着她，像是在等她继续拍照。于是，她俯身又拍了一张，有些敷衍，几乎是为了让这位医生满意。

他一定会觉得我有什么毛病，爱丽丝心想。

然而，这位医生却不慌不忙地来到她母亲的病床前，看了一眼病历卡，他看病历的时候，眼睛眯成了一道缝。接着，他来到吊瓶旁边，用大拇指推了一下控制流量的小轮，液滴下落的速度加快了，他满脸得意地看着它们。在爱丽丝眼里，他的这一连串动作给人一种踏实的感觉。

医生走近爱丽丝，他用双臂压了压床架。

“护士们都固定好了。”他自言自语地说，“她们就喜欢漆黑一片，这里简直昼夜难分了。”

他转过身，向爱丽丝笑了笑。

“你是她女儿？”

“是的。”

他点点头，并未表示同情。

“我是罗韦利医生。”他说。

“名字是法比奥。”他补充道，像是要急于更正一样。

爱丽丝和他握了手并作了自我介绍。他们注视着熟睡的费尔南达夫人，一连好几秒钟，一句话也没说。

医生用手拍了两下病床的金属栏杆，传来了中空的声音，然后他就走出了病房。经过爱丽丝身边时，他稍稍欠过身，对着爱丽丝的耳朵说：

“别说是我干的。”他一边小声说着，一边挤了下眼睛，并用手指着明亮的窗子。

探视时间结束了，爱丽丝沿着楼梯下了两层楼，然后穿过前厅，通过自动玻璃门走出了医院的大楼。

她穿过院子，在大门一侧的售货摊前停住脚，从那位汗流浃背的老先生那儿买了一瓶带气的矿泉水。爱丽丝很饿，但她已经习惯了控制自己的食欲，直到将其消灭殆尽。带气泡的饮料就是她的一大法宝，它们可以填满她的胃，至少可以给她充足的时间，让她挨过午饭这一关键时刻。

她在小挎包里翻找着钱包，缠在手腕上的相机皮带给她造成了一些麻烦。

“我来吧。”她身后传来了一个声音。

来人是法比奥，她半小时前才刚认识的那位医生，他伸手递给售货摊的老先生一张纸币，然后微笑着看着爱丽丝，使她丧失了拒绝的勇气。他没穿白大褂，而是穿了一件天蓝色的短袖T恤，身上散发着浓烈的香水味，这是爱丽丝刚才没有注意到的。

“再来一瓶可乐。”他又回身对那老先生说。

“谢谢。”爱丽丝说。

她试图拧开那瓶水的盖子，但那盖子却在她手指间打滑，纹丝不动。

“让我来吧！”法比奥说。

他接过爱丽丝手里的瓶子，用拇指和食指拧开了盖子。爱丽丝心想，那个动作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谁都能做到，要不是手上有这么多汗，她自己也没问题。然而，她又莫名其妙地感到这个动作非常迷人，就像专门为她而做的一个小小的英雄事迹。

法比奥把水递给她，她再一次道了谢。他们各自喝着瓶子里的水，眼睛却偷偷地看着对方，仿佛在考虑接下来要说些什么。法比奥一头短发，弯曲成小卷，阳光直射在他的头发上，使它们从栗色渐渐过渡为浅红色。爱丽丝有这样一种感觉，其实他本人对阳光产生的这些效果心知肚明，或许他也能洞悉自己以及身边发生的一切事物。

他们在距离售货摊几步远的地方一起停住了脚，就像事先约好了一样。爱丽丝不知该如何告辞，她觉得好像欠了对方什么，一方面是因为人家给自己买了水，另一方面是因为人家为自己拧开了瓶子。她甚至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想这么快就离开。

这一点法比奥很清楚。

“我能送你到你要去的地方吗？”他厚着脸皮问爱丽丝。

爱丽丝的脸红了。

“我去取车。”

“那就去取车。”

爱丽丝不置可否，只是微笑着看着别处。法比奥向她做了一个很绅士的手势，意思是“请女士先行”。

他们穿过马路，进了一条小街，这里的人行道没有树荫的掩映。

他们肩并肩走着，从爱丽丝的身影中，这位医生注意到她不对称的步伐。她的右肩被照相机坠得有些倾斜，与之相对应，她左腿的线条僵硬得就像一根棍子。爱丽丝那弱不禁风的身体在她拉长的影子中显得更加羸弱，看上去甚至像一个扁片——一个黑色的扁片下面分出两个比例匀称、大小一样的机械假肢。

“你有一条腿受过伤？”法比奥问。

“什么？”爱丽丝警觉地反问。

“我在问你是不是受过伤，”他重复说，“我看你一瘸一拐的。”

爱丽丝感到那条好腿也缩紧了。她尽量调整自己的步伐，尽可能地弯曲那条伤腿，直到真的感到疼痛。她暗自寻思着，“一瘸一拐”这个词真是用得既残忍又准确。

“我出过事故。”她说。随后，好像是为了赢得谅解，她又补充说：“很久以前。”

“车祸吗？”

“不，是滑雪。”

“我酷爱滑雪。”法比奥热情地说，确信找到了可以谈论的话题。

“我讨厌滑雪。”爱丽丝冷冷地回答。

“真遗憾。”

“对，真遗憾。”

他们并肩走着，一语不发。这位年轻医生的周围环绕着一个宁静的气场，那是一个坚固而又透明的自信区域。他即使不笑的时候，嘴角也依然翘成微笑的样子。他看上去悠然自得，仿佛每天都能在医院的某个病房里遇到一个女孩，然后和她搭讪，再陪她去取车。然而，爱丽丝却感到木然，她的韧带处于戒备状态，她感到自己的关节在咯吱作响，而肌肉也僵硬地附着在骨头上。

她指着一辆停在那里的蓝色菲亚特600轿车，意思是说“就是这辆”，法比奥则将双臂摊开。一辆汽车沿街开过来，从他们身后驶过，车声由远及近，再由近及远，直至消失。

“这么说，你是一位摄影师喽？”医生说，他是在为自己争取时间。

“是的，”爱丽丝下意识地回答道，但说完就后悔了。眼下，她只是一个放弃大学学业的女孩，整天在街上游荡，拍一些乱七八糟的照片。她问自己这样算不算是一位摄影师，究竟该怎样明确界定你是不是某一种人。

她咬住了自己薄薄的下嘴唇。“就算是吧。”她又补充说。

“可以看看吗？”医生张开手，想让爱丽丝把相机给他看看。

“当然。”

爱丽丝绕开手腕上的皮带，把相机递给他。他双手翻转着相机，然后取下镜头盖，先是把镜头对准前面，然后又向上对准天空。

“哇！”他赞许道，“好像很专业啊。”

爱丽丝的脸又红了，医生把相机还给了她。

“你可以拍几张。”爱丽丝说。

“算了，拜托，我不行，还是你来拍吧。”

“拍什么？”

法比奥环顾四周，他的头左摇右摆，犹豫不决。最后，他耸了耸肩。

“就拍我吧。”他回答说。

爱丽丝用怀疑的眼神看着他。

“我为什么要拍你呢？”她问法比奥，略微有一点调皮的语气，不过她并不是有意这么说的。

爱丽丝迟疑了片刻。她第一次仔细看着法比奥的眼睛，却连一秒钟都坚持不到。那双眼睛是蓝色的，非常明亮、清澈，就像他头上那一片天空。爱丽丝看着这双眼睛，感到有些不自在，就像自己一丝不挂地站在一个空旷的大屋子里。

他真帅，爱丽丝心想。那正是一个男孩应有的帅气。

爱丽丝把取景框对准了他面部的正中。他微笑着，没有一点尴尬的表情。他也没有像人们在镜头前经常表现的那样低下头去。爱丽丝对好焦距，然后用食指按动了快门。空气在“咔嚓”声中裂开了。

二三

在与尼科利教授见面一周后，马蒂亚再次来到他的办公室。教授从敲门声中就能判断是他来了，这件事让教授感到心烦意乱。看着马蒂亚走进来，教授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只要这个男孩一说出“有些问题我还不明白”或“我想请您为我讲讲这些步骤”之类的话，他就准备向他发一通火。如果我够坚决的话，尼科利心想，或许还能脱身。

马蒂亚问了一声“我可以进来吗”，眼睛根本没有看教授的脸，他把教授借给他研究的那篇文章放在了书桌边上。尼科利拿起文章，一沓夹在里面的稿纸从他手上滑落，这沓纸每页都编了号码，上面书写的字体也非常漂亮。他把这沓纸收拢在一起，发现上面是计算好的数据，每个数据都与原文相对应。他快速浏览了一下，无需仔细验算就可以知道这些数据都是正确的，因为那些井然有序的页码就足以显示它们的正确性。

教授有些失望，因为他觉得刚才准备要发的火现在都堵在了喉咙里，就像一个打不出来的喷嚏。他长时间地点着头，认真阅读着马蒂亚的这份作业，徒劳地压抑着自己对于这个人强烈的嫉妒。这个学生似乎与现实世界格格不入，但毫无疑问，他是上天赐予这一领域的天才，只是他本人从未觉察而已。

“很好！”教授最后说，但只是自言自语，并没有真正表扬马蒂亚的意思。随后，他加重了语气中不耐烦的成分说：“这最后几段引出了一个问题，是关于ζ函数的级数……”

“我算出来了，”马蒂亚打断他说，“我认为我已经解决了。”

尼科利用怀疑的眼光看着马蒂亚，然后故意不屑地说：

“噢，是吗？”

“就在我笔记的最后一页。”

教授用舌头舔了一下食指，翻到笔记的最后一页。他皱着眉头快速读完马蒂亚的证明，虽然没有太理解，但也找不出什么可以提出异议的地方。于是，他又放慢速度从头读起，这一次他弄明白了马蒂亚的论证过程，这一过程中虽然偶尔会出现一些业余爱好者故弄玄虚的地方，却相当严谨。他往下读着那些证明步骤，眉头渐渐展开，下意识地摸起了自己的下嘴唇。他忘记了马蒂亚还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保持着刚进来时的姿势，低头看着自己的双脚，脑子里重复着一句话：“没错，肯定没错。”仿佛教授的评判可以决定他的未来。在他默念着这句话的时候没有想到，结果不出他所料。

尼科利轻轻把那沓纸放回到桌子上，然后靠在椅背上，重新把双手交叉在脑后，这是他最喜欢的姿势。

“好，我想说，您应该没问题了。”他说。

毕业典礼定于五月底举行，马蒂亚请他的父母不要出席。“为什么？”只有他母亲才会问他这样的问题。而他只是摇摇头，眼睛看着窗子。那扇玻璃窗开在了阴面的墙上，映出他们一家三口围坐在一张方桌前的身影。马蒂亚看着父亲的影子，只见他一只手抓着母亲的胳膊，另一只手做出“算了吧”的手势。然后，马蒂亚又看见了母亲的影子，她捂住嘴从桌前站起身，打开水龙头开始洗盘子，虽然他们的晚饭并未吃完。

毕业典礼那一天像往日一样到来了，马蒂亚在闹钟响之前就起床了。昨夜拥入他梦境的那些幽灵就像一页页白纸上画满的涂鸦，用了好几分钟才消散。客厅里没有人，只有一件深蓝色新西装，很漂亮，旁边放着一件熨帖平整的粉色衬衫。衬衫上有一张字条，上面写着“给我们的博士

[1]

”，底下的署名是妈妈和爸爸，可笔迹只是爸爸一个人的。马蒂亚穿上衣服，连镜子都没照就出了家门。

论文答辩的时候，马蒂亚直勾勾地盯着每一位答辩委员会成员的眼睛，他看每一个人的时间都是均等的，声音也没有任何波动。尼科利坐在那些人的第一排，面带怒色地点着头，并窥视着同事们脸上不断增加的惊愕表情。

宣读结果的时刻终于到了，马蒂亚与其他候选者站成一排，在大教室超大的空间里只有他们几个人站着。马蒂亚感觉众人的目光如同芒刺一样扎在他背上。他尽量分散自己的注意力，用大会主席的身高作为直径来测算这间屋子的容量。然而，那些芒刺却爬上了他的脖子，并从那里兵分两路，最后停在了他的太阳穴上。他想象着成千上万的虫子钻进了他的耳朵，还有成千上万的饥饿的蛀虫正在啃噬他的大脑。

大会主席为每一位候选者宣布毕业的程式一模一样，但马蒂亚却觉得越来越长，而且被他脑子里一种越来越强烈的噪音所覆盖，以至于轮到他的时候，他已无法听清自己的名字。某种坚硬的东西，类似一个冰块，哽在了他的喉咙里。在和主席握手的时候，他觉得那只手很干，所以他本能地去摸自己皮带的金属扣，却发现自己根本没系皮带。观众集体起立，弄得全场震天响。尼科利教授过来在他肩上拍了两下，说了声“祝贺”。在掌声平息之前，马蒂亚已经逃离了大教室，飞快地在走廊里走着，甚至忘了先用脚尖着地，以免让自己的脚步在出门时发出巨大的声音。

“我成功了，我成功了！”他默默地重复着这句话。但是他离大门越近，就越觉得胃里有一个空洞在不断变大。来到外面，阳光带着热量和汽车的嘈杂声将他包裹起来。他踌躇地站在楼门口，像是害怕从水泥台阶上摔下去。人行道上有一小群人，马蒂亚一眼就看出他们共有十六个人。他们手里拿着鲜花，毫无疑问是在等他们的同伴。一瞬间，马蒂亚忽然希望也有人在那里等他。他觉得自己需要把身体的重量转移到别人身上，仿佛他脑子里装的东西突然间变得很重，仅凭自己的双腿根本无法承受一样。他寻找着父母，寻找着爱丽丝和丹尼斯，但他们不在这里，这里只有那些陌生人，他们有的焦急地看着手表，有的扇着不知从哪里找来的纸片，有的一边抽着烟，一边大声讲话，无所顾忌。

马蒂亚看着手里卷成纸筒的毕业文凭，那上面用漂亮的斜体字写着：马蒂亚·巴洛西诺是一位博士，一位专业人士，一位成年人了。现在该是巴洛西诺博士直面自己人生的时刻了，那条一直引导着他，令他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的从小学一直到大学毕业的轨迹到这里中断了。他的一口气只喘上来了一半，好像空气没有给他足够的动力，所以他无法进行一次完整的呼吸。

现在该怎么办呢？他问自己。

一个身材矮小、满脸通红的女人对他说了一声“借光”，他闪到一边让那女人进去，然后自己也跟着进了大楼，然而这个女人也无法带他找到答案。他从走廊里退了回来，上了二楼，走进图书馆，坐在了临窗他常坐的那把椅子上，顺手把毕业文凭放在了旁边的空座位上，然后把双手张开，平放在桌面上。他开始集中精力呼吸，呼吸刚才中断了，就在喉咙与肺叶深处之间打了几个来回。这样的情况他也遇到过几次，但从没有这么持久过。

你不能忘了自己该怎么做，他告诫自己，这是不能忘记的，仅此而已。

他长长地呼了一口气，接着在几秒钟内屏住了呼吸，然后又把嘴张大，尽可能地做了一次深呼吸，直到感觉胸肌都有点疼了。这次深深的吸气让马蒂亚觉得仿佛看见了氧分子，白白的、圆圆的，扩散到他的动脉中，然后盘旋着回归心脏。

不知过了多久，他一直保持着同一个姿势，脑子里一片空白，没有意识到进进出出的学生，完全处于一种迟钝而又不安的出神状态。

突然，有什么东西出现在了他的眼前，红红的一片，马蒂亚吓了一跳。他定睛一看，原来是一支用玻璃纸包着的玫瑰，不知被什么人狠狠地摔到了桌上，那声音就像是一记耳光。他顺着花柄看过去，认出了爱丽丝的手：她的指关节突出，和白晳的手指相比有些发红，磨圆的指甲从指尖处被剪平。

“你就是一个混蛋！”

马蒂亚看着爱丽丝，就像看着一个幻影。他觉得一个遥远的场景出现在他眼前，这个场景来自于一个他已记不清的模糊地点。当他和爱丽丝离得很近时，发现对方的脸上有一种从未出现过的、深深的忧伤。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爱丽丝接着说，“你早该告诉我，早就应该！”

爱丽丝拉过马蒂亚面前的一把椅子，筋疲力尽地坐下。他看着窗外的马路，不住地摇头。

“你是怎么……”马蒂亚开口说。

“从你父母那儿，我从你父母那儿知道的。”爱丽丝猛地转过头，盯着马蒂亚，在她蓝色的瞳孔里正涌出一股怒气。“你觉得这样做对吗？”

马蒂亚犹豫了一下，然后摇头表示“不对”，玻璃纸褶皱的表面映出一个模糊而变形的影像，和他本人一起运动。

“我一直想来参加，已经想了好多遍了，可你……”

爱丽丝停顿了一下，因为后半句话被牙齿挡了回去。马蒂亚还在思索着，为什么这一时刻突然一下变得如此真实。他努力回忆着几秒钟之前自己在什么地方，但已经想不起来了。

“不说话，”爱丽丝最后说，“你什么都不说，永远是这样。”

马蒂亚觉得自己的头几乎陷入了肩膀中，而头颅里又爬满了那些蛀虫。

“这并不重要，”他嘟囔着说，“我不想……”

“你闭嘴！”爱丽丝生硬地打断了他的话。坐在附近的人发出了“嘘——”的声音，在随后几秒钟的寂静中，那个“嘘”声留在了马蒂亚的记忆里。

“你脸色这么白，”爱丽丝用疑惑的目光看着他说，“你没事吧？”

“我不知道，就是有点头晕。”

爱丽丝站起身，把垂在前额上的头发拨开，同时也拨开了混乱的坏心情。她俯下身，在马蒂亚的面颊上留下一个轻盈而无声的吻，这个吻把马蒂亚脑子里的那些小虫一扫而光。

“说真的，你棒极了！”她对着马蒂亚的耳朵说，“我知道。”

爱丽丝的头发让他的脖子微微发痒，他感到在爱丽丝发丝间隙的空气里充满了她的体温，像棉花一样轻轻地压在皮肤上。马蒂亚本能地想把爱丽丝拉入自己怀中，但手却纹丝不动，就像失去了知觉一样。

爱丽丝欠身从椅子上拿起那张毕业证书，展开后脸上露出笑容，用不大不小的声音读了起来。

“哇！”她最后说，声音中染上了喜悦的色彩，“我们得庆祝一下，快，博士先生，我们走！”她命令道。

爱丽丝把手伸向马蒂亚，马蒂亚拉住了那只手，起初还有些犹豫，后来就任凭她把自己拉出图书馆，这种无可奈何的信任与几年前她把自己拉进女厕所时是一样的。时至今日，他们两人手的比例已发生了变化，现在，他的手指已经完全能包裹住爱丽丝的手，就像扇贝粗糙的贝壳包裹住柔软的贝肉一样。

“我们去哪儿？”马蒂亚问她。

“去转转，阳光不错，你也需要去晒晒太阳了。”

他们出了学校的大楼，这一次马蒂亚没有惧怕阳光、车流和聚集在大门口的人群。

在汽车里，他们降下了车窗。爱丽丝开着车，两手握着方向盘，跟着音响唱起《Pictures of you》

[2]

，模仿着那些她根本不懂的英文歌词。马蒂亚感到肌肉渐渐松弛了下来，他已适应了座椅的形状。他觉得这辆汽车在他身后留下了一条又黑又黏的印迹，这条印迹上写着他的过去和担忧。他感到自己越来越轻，就像一只正在被倒空的瓶子。他合上双眼，有几秒钟的时间，他甚至能够随着吹拂着面庞的微风和爱丽丝的歌声而自由飘荡。

当他再次睁开眼睛时，他们正在驶往他家的路上。他怀疑他们是不是在家准备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庆典，他企求千万不要那样。

“嘿，我们这是去哪儿？”他又一次问道。

“嗯——”爱丽丝小声嘀咕着，“你别管了，如果有一天你开车带我去兜风，选择去哪儿的权利就归你。”

马蒂亚第一次为自己二十二岁还没有驾照而感到羞愧。这又是一件被他抛在脑后的事情，虽然这是一个男孩一生中应当迈出的一步，他却为了尽可能地远离生活的链条而选择了逃避。比如在电影院里吃爆米花，比如坐在长凳的椅背上，比如违背父母规定的回家时间，比如把卷成卷的易拉罐当球踢或是一丝不挂地站在一个女孩面前——他认为，从做了这些事的那一刻起，自己就不是自己了。他决定尽快拿到驾照，这完全是为了爱丽丝，为了带她去兜风。他不敢承认这个事实：当他和爱丽丝在一起的时候，就会觉得平常人所做的那些平常事似乎都值得去尝试一下。

就快到马蒂亚家的时候，爱丽丝把车驶向了另一个方向，拐进一条大街，又开了一百多米后，将车停在了公园的前面。

“到啦！”她说着，解开安全带下了车。

马蒂亚在座椅上愣住了，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公园。

“唉，下车啊！”

“这里不行。”他说。

“快点儿，别犯傻了。”

马蒂亚摇着头。

“我们去别处吧。”他说。

爱丽丝环视了一下四周。

“这儿怎么了？”爱丽丝坚持说，“我们只是去散散步。”

她走到马蒂亚那边的车窗前。马蒂亚浑身僵硬，就像有人用刀顶在他的后背上。他的手死死抓住车门的把手，手指分开，就像蜘蛛一样。他盯着一百多米外的那些树，宽阔的绿色树叶已遮住了疙疙瘩瘩的树干和丛生的枝杈，掩盖了它们可怕的秘密。

马蒂亚再也没来过这里。他最后一次是和警察一起来的，那天，父亲对他说：“让妈妈拉着你的手。”母亲拉起他的手，放在自己的口袋里。他的两只胳膊还缠着纱布，从指尖到胳膊肘都被绷带厚厚地缠了好几层，要完全割开绷带，需要用那种带锯齿的刀子。他向警察指明了当时米凯拉坐的位置。他们想知道精确的地点，在那里，他们拍了很多照片，先是从远处，然后从近处。

在他们一家人回家的路上，马蒂亚从车里看见那些挖掘机正将机械臂插进河里，挖出一大堆黑色的稀泥，然后重重地卸在河岸上。马蒂亚发现，每挖一下，母亲都会屏住呼吸，直到那一摊摊烂泥在地上散开。米凯拉应该在那些烂泥里才对，但他们却没有找到她，一直都没有找到。

“我们离开这儿吧，拜托。”马蒂亚又说了一遍，他的声音里并没有乞求的语气，而是显得很专注，很失望。

爱丽丝上了汽车。

“有时候我真不明白……”

“我在那儿丢了我的双胞胎妹妹。”马蒂亚打断了她的话，他声音平淡，甚至有些残酷。说着，他抬起手指了指公园里的那些树，他的手停在了半空中，好像是忘了放下一样。

“双胞胎？你说什么呢？可你没有双胞胎妹妹啊……”

马蒂亚慢慢点着头，眼睛仍然盯着那些树。

“她和我长得一样，和我一模一样。”他说。

接着，不等爱丽丝问，他就原原本本地讲了出来。他把故事一股脑地讲完，就像崩塌的河堤。蠕虫、生日聚会、乐高玩具、小河、玻璃碎片、医院病房、贝拉迪诺法官、电视寻人启事、精神科大夫，他一五一十地讲着，这是他从未向任何人讲起过的。他说话时没有看着爱丽丝，情绪也不激动。一讲完，他就陷入了沉默。他用右手在座椅下面摸索着，但那里却只有没有棱角的东西。他平静下来，再一次感觉到了遥远，感觉到自己脱离了身体的存在。

爱丽丝一只手抚摸着他的下巴，另一只手温柔地转过了他的脸。马蒂亚只看到一个影子向他身上扑过来，他本能地闭上眼，然后感到爱丽丝温暖的嘴唇贴在了他的嘴上，爱丽丝的泪水淌在他的脸上，也许那不是爱丽丝的泪水。最后是爱丽丝的手，这双手是那样的轻柔，将他的脸固定在那里，同时也固定住了他的烦恼，并将这些烦恼囚禁在那个如今在他们之间已不复存在的空间里。

[1]
意大利获得大学本科学位的人被称为“dottore”，字面意思是“博士”，等同于我们所说的“学士”。

[2]
英语，《你的照片》。疗伤乐队（Thecure）歌曲。

二四

最近一个月，爱丽丝和法比奥经常见面，虽然他们从未有过一次真正的约会，但也绝不是偶然相遇。爱丽丝在探视时间结束后，经常在法比奥所在的病区周围晃悠，而法比奥也想方设法让爱丽丝找到他。他们经常在院子里沿着几乎同样的路径散步，对此，他们已然达成了默契，只是心照不宣而已。院子的围墙限定了他们这段故事的空间，也为他们划出了一片世外桃源，在这里，没有必要为荡漾在他们之间的这种神秘而纯洁的东西贴上任何标签。

法比奥似乎确切地掌握了献殷勤之道，他遵守时间，还会掌握说话的分寸，就像在奉行着某种外交礼仪。他能洞悉爱丽丝那深深的痛苦，但只作为旁观者，处在边缘。世上多余的事情，不管以什么形式出现，都与他毫无干系，当这些事与他内心的平衡以及他理性的判断发生抵触时，他宁愿视而不见，轻而易举地装作它们并不存在。如果一个障碍出现在他面前，阻挡了他的道路，他会绕过障碍继续前行，一丝一毫也不会改变自己前行的步伐，而且会很快忘掉这个障碍。他几乎从来没有犹豫过。

然而，他知道应该如何达到目的，因此他很注意爱丽丝情绪的变化，他很尊重爱丽丝，甚至有些迂腐。如果爱丽丝不说话，他会问发生了什么事，但从不接二连三地追问。他会把话题转移到爱丽丝的摄影和她母亲的病情上，还会用他们病区当天的趣闻来填补他和爱丽丝之间的沉默。

爱丽丝任凭自己被他的自信带走，渐渐地对他产生了依赖，就像她小时候在游泳池里放松地浮在水上装死一样。

他们二人的宇宙正经历着缓慢而难以察觉的相互渗透，就像两颗行星在围绕同一个轴心运行，它们的轨道越来越近，注定会在时空的某一点上相会。

医生已停止了对爱丽丝母亲的一切治疗。她的丈夫已点头同意，让妻子在大剂量吗啡的镇痛作用下没有痛苦地长眠。爱丽丝只能等待结果，她并未因此而感到内疚。母亲已经活在了她的记忆中，像一个花粉团一样落在她脑海的某一个角落里，并将和所有那些无声的影像封存在一起，伴她度过未来的时光。

法比奥本来没想问爱丽丝，他不是那种做事莽撞的人。可那天下午，爱丽丝有些异样，好像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这一点从她交叉的十指和飘忽不定的眼神，以及总是回避法比奥的目光就可以判断。自从法比奥认识爱丽丝以来，他还是头一次这样仓促和轻率。

“这个周末我父母去海边。”他突然抛出这句话。

爱丽丝没有听到，或是当成了耳旁风。这几天，她的脑子乱得像个马蜂窝。自从一个多星期前毕业典礼那天以来，马蒂亚就再也没给她打过电话。现在明明是该他主动来找爱丽丝的时候了。

“星期六我想请你来我家吃晚饭。”法比奥这才说完整句话。

话说到一半时，他的自信心动摇了一下，但很快就摆脱了这种犹豫不决的念头。他双手插在白大褂的口袋里，准备以那种一贯轻松的态度来接受对方的任何答复。他知道如何事先为自己订下退身之策。

爱丽丝报以微笑，但微笑里还染着一丝痛苦的神情。

“我不知道，”她缓慢地说，“也许还不是……”

“你说得对，”法比奥打断她的话，“我不该提这样的要求，对不起。”

他们沉默地走完了一圈，再次回到法比奥所在病区的门前时，他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声长长的“OK”。

但两人谁也没动，彼此迅速地交换了一下眼神之后就双双低下了头。法比奥笑了起来。

“你我从来就不知道如何道别。”他说。

“哦。”爱丽丝朝他笑了笑。她一只手伸进头发里，用食指挑起一绺头发轻轻地拉着。

法比奥坚定地上前一步，小路上铺的鹅卵石被他那只脚踩得咯吱作响。他不容分说地在爱丽丝的左脸上热情地吻了一下，然后退了回去。

“好，这件事至少考虑一下。”他说。

他给了爱丽丝一个灿烂的笑容，嘴巴、双眼乃至脸颊都带有笑意，然后，他转过身，径直走向大门。

现在他会转身，当他走进玻璃门的时候，爱丽丝想。

然而，法比奥却一拐弯消失在了楼道里。

二五

这封信是写给马蒂亚·巴洛西诺博士的，它掂起来是这样的轻，摸起来是这样的不结实，以至于让人无法相信，信里装载着马蒂亚的全部未来。母亲直到晚饭前才把信给他，也许是为未经允许就擅自打开而感到不安。但她不是故意的，她连收信人的名字都没看清，因为马蒂亚从来没有收到过信件。

“今天收到了这个。”她一边说，一边把信放在了一摞盘子上。

马蒂亚疑惑地看了父亲一眼，因为父亲正不知为了什么而在点头。在拿起信之前，马蒂亚先用纸巾抹了一下上嘴唇，其实那里已经很干净了。他仔细看着印在地址边上的那个复杂的蓝色圆形标记，根本想象不到信上的内容。他掐着信封的两边，从里面把信抽出，然后打开信读了起来，他有些意外，那封信竟然就是寄给他——马蒂亚·巴洛西诺博士本人的。

父母故意让餐具发出不必要的响声，父亲还在不断地清着嗓子。马蒂亚读完后，把信按照与打开时相反的顺序重新叠好，让它回复到初始的模样，然后装回信封，把信放在了米凯拉原来坐的椅子上。

他再一次拿起餐叉，却对面前盘子里切成圆片的节瓜表现出片刻的迷惑，仿佛它们突然间出现在了那里。

“看起来是个好机会。”阿黛莱说。

“可不是嘛。”

“你想去吗？”

说出这句话时，马蒂亚的母亲感到脸上一阵发烫，但她发觉这根本不是由于害怕失去马蒂亚而造成的。相反，她满心希望儿子能接受邀请，从这个家中消失，从每天吃晚饭时她面前的那个座位上消失。她再也不想看到那个摇晃在盘子上方的黑脑袋，以及环绕在他周围的那道富于悲剧感染力的光晕。

“我不知道。”马蒂亚对着那盘节瓜说。

“这可是个好机会。”母亲又说了一遍。

“对。”

马蒂亚的父亲打破了沉默，东拉西扯地说起了北欧人的办事效率和干净的街道，他说这主要归功于他们的寒冷气候和全年大部分时间缺少日照，因为这明显限制了他们的娱乐活动。这样的地方他一个也没去过，显然都是道听途说来的。

吃完晚饭，马蒂亚起身收拾盘子，他每天晚上都会以同样的顺序摞起这些盘子。这时，父亲把一只手放在了他的肩膀上，轻声对他说：“你去吧，我来。”马蒂亚从椅子上拿起那封信，回房间去了。

他坐在床上，让信在他两手间颠来倒去。他把信前前后后地反复折叠了好几遍，使那厚厚的信封哗哗作响。随后，他更加仔细地看了地址边的那个标记，那是一只猛禽，很可能是一只鹰，它双翅展开，头侧向一边，显示出那喙尖的轮廓。在它的翅尖和爪尖上套着一个圆圈，由于印刷的偏差，看上去稍稍趋向于椭圆。另一个大一点的圆圈，与前一个呈同心圆，里面印着为马蒂亚提供职位的那所大学的名字。那字体是哥特体，校名中所有那些“k”和“h”

[1]

，以及自上而下穿了一条斜线的“o”——在数学中这表示空集——都让马蒂亚联想起一座又高又昏暗的建筑，走廊里满是回声，天花板高得出奇，整座建筑被修剪成几毫米高的草坪环绕着，寂静无声，人烟稀少，就像一座世界尽头的大教堂。

在那个陌生而又遥远的地方，有他作为一名数学家的前途，有赋予他希望的承诺，那是一个纯洁的空间，一切都还完美如初。而这里有爱丽丝，但仅她一人而已，四周就只有一片沼泽。

他遇到了与毕业典礼那天一样的问题，呼吸又一次滞留在了喉咙的中间，在那里形成了一个塞子。他艰难地呼吸着，仿佛房间里的空气一下子液化了一样。现在白天已经长了很多，天空到黄昏时分依然是蔚蓝色的，令人困倦。马蒂亚等待着外面最后一丝光线消逝，而思绪却已经飞入了那从未见过的走廊，在那里，他时常会与爱丽丝邂逅，爱丽丝看着他，不说话，也不微笑。

你只要作出决定就行，他想。去还是不去，1或是0，就像二进制代码一样。

然而，他越是努力把问题简化，就越觉得混乱。他觉得自己像一只小虫被粘在了黏黏糊糊的蜘蛛网上，越是想挣脱，就被缠得越紧。

有人敲他房间的门，那声音就像从井底传来的一样。

“谁？”他问。

门慢慢地开了，他父亲探进头来。

“我能进来吗？”父亲问。

“嗯。”

“怎么不开灯？”

还不等他回答，父亲就按了开关，一百瓦的灯泡猛然映入了他放大的瞳孔，使它们在一种惬意的疼痛中收缩。

父亲与他并肩坐在了床上。他们双脚叠放的方式如出一辙，都是左脚的脚踝在右脚的脚跟上保持平衡，但他们两人谁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你研究的那东西叫什么来着？”过了一会儿父亲问道。

“什么东西？”

“就是论文写的那东西，我从来记不住那个名字。”

“黎曼ζ函数。”

“噢，对，黎曼ζ函数。”

马蒂亚用小指的指甲刮着大拇指的指甲，但小指上的皮肤已变得坚硬而结满老茧，一点感觉都没有。两个指甲相互摩擦，发出声响。

“我真想有一个和你一样的头脑。”父亲接着说，“但是数学我一窍不通，那根本就不是给我这种人学的，有些事就需要有特别的头脑。”

马蒂亚心想，有一个像他这样的头脑根本就不是什么好事，他巴不得把这个头拧下来，换上别的头，或者换上一个饼干筒，只要是又空又轻的就行。

他想张开嘴回答父亲，感觉自己与众不同是一个人能为自己建造的最恐怖的牢笼，但最后他什么也没说。他想起了小学老师把他放在全班的正中，让所有同学围观他，就像参观一只珍禽异兽。这么多年以来，他感觉自己好像始终都没有从那里离开。

“是妈妈让你来的吗？”他问父亲。

父亲脖子上的肌肉僵硬起来，他抿着嘴唇点了点头。

“你的前途是最重要的事，”他说，声音中隐约带有一丝尴尬，“当然现在应该你自己拿主意，如果你决定要去，我们会支持你的，虽然我们不太富裕，但钱还是足够的，如果你需要的话。”

接着又是一阵漫长的沉默，马蒂亚脑子里想着爱丽丝，还有他从米凯拉那里占得的钱。

“爸爸。”他终于开口说。

“什么？”

“能请您出去一下吗？我想打个电话。”

父亲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其中也包含了欣慰的成分。

“当然。”他说。

父亲站起身，一只手伸向了马蒂亚的面庞。他本想摸一下儿子的脸，却在离儿子那些零乱的胡茬几厘米远的地方停住了手。他的触摸由脸转到了头发上，只是稍稍掠过发梢。其实，很长时间以来他就已经不再习惯做这种事了。

[1]
在意大利语中，k和h都属于外来字母。

二六

丹尼斯对马蒂亚的爱吞噬着他自己，这爱就像一支点燃的蜡烛被遗忘在一个空屋子里，只能被一种无法满足的饥饿所取代。十九岁时，丹尼斯在一份当地报纸的最后一页上发现一则同性恋酒吧的广告，他把广告撕下来，藏在钱包里足足有两个月。他时不时会展开纸条，再看一遍那个他早已背下来的地址。

他身边的同龄男孩子们经常和女孩约会，对于性，他们早就习以为常了，已不再没完没了地谈论这种话题。丹尼斯觉得他摆脱困境的唯一途径就是那一小片报纸，就在那个已被他手指上的汗液弄得有些微微退色的地址上。

一个雨夜，在没有真正下定决心的情况下，他去了那里。他从衣柜里随便抓了件衣服穿上就出门了，临走前向另一个房间内的父母喊了一声：“我去看电影。”

他从那个地方的门前来回经过了两三次，每一次都围着这个四面环街的建筑绕上一圈。后来他终于进去了，双手插在衣兜里，友好地向那个保安点了下头。他坐在吧台旁，要了一杯清啤，慢慢地呷着，眼睛一直注视着墙边的那一排酒瓶，等待着。

没过一会儿，一个家伙凑了过来。丹尼斯还没有好好看清他的长相，就决定跟他走了。那家伙开始和丹尼斯谈他自己，好像还说起一部丹尼斯没有看过的电影。丹尼斯对着他的耳朵大声说话，可他一个字也听不见。于是丹尼斯生硬地打断了他的话，只说了一句：“我们去厕所。”那家伙一下怔住了，然后露出满嘴丑陋的牙齿笑了笑。丹尼斯觉得这家伙很恶心，他的两个眉毛都快连在了一起，而且特别老，但这一切对丹尼斯都不重要。

到了厕所，那家伙把丹尼斯的T恤衫拉到肚子上，伸着脖子就要亲他，但是他躲开了。丹尼斯跪在地上，给那人解开裤扣。那家伙说：“天哪，你这么性急。”然后就听任丹尼斯处置了。丹尼斯闭上眼睛，努力尽快解决问题。

他用嘴根本不起作用，这让他觉得自己是个废物，于是改用手，两只手一起坚持着。那家伙到高潮的时候，他自己也到了，射在了裤子里。他几乎是跑着离开厕所，还不等那陌生的家伙提好裤子。一如既往的罪恶感就在酒吧门口等待着他，像一桶凉水浇在了他的身上。

出了酒吧之后，他在街上游荡了半个小时，想找到一个喷泉，洗去身上的气味。

后来他又去了几次那个地方，每晚都和不同的人聊天，但总是找借口不透露自己的姓名。他再没有和任何人干过，只是收集那些和他一样的人的故事，而他更多的是缄默和倾听。他慢慢发现这些故事全都大同小异，总是沿用同一个套路，这个套路事先规定好你首先要深入其中，然后一门心思地潜下去，直到沉底后才能浮上水面来换气。

在那个酒吧里，每个人的心底都有一段陈腐的恋情，和他对马蒂亚的一样。每个人都曾经畏惧过，很多人现在仍然畏惧，但只有在那里，在能理解自己的人们中间，在那个“圈子”的保护下，他们才不会害怕。通过和那些陌生人聊天，丹尼斯的孤独感减轻了许多，他暗中问自己，属于他的时刻何时才会到来，到那一天，他将触及水底，然后最终浮出水面换气。

一天晚上，有人和他谈起那些油灯。在这个圈子里，大家把公墓后面的那条小路称为“油灯”，因为路上唯一的光线来自于墓碑上那些微弱而摇曳的油灯。灯光从公墓大栅栏的空隙中透射出来，人们摸黑到那里去，因为那个地方最适于如释重负般地倾泻欲望。在那里，你既看不见对方，也不会被对方看见，只要把身体交给黑夜去处置就行了。

正是在这条“油灯”路上，丹尼斯触到了自己的水底，在那里，他的脸、前胸和膝盖都受到了重重的撞击，就像纵身跳入了浅滩中。从那以后，他就再也没去过那家酒吧，他把自己封闭起来，比以前更加固执地否定自己。

后来，到了大学三年级，他去西班牙留学。在那里，他避开了家人和朋友无处不在的目光，远离了那些他叫得出名字的街道，也找到了自己心爱的人。那个男孩叫瓦莱里奥，和他一样是意大利人，也像他一样年轻且怕得要命。他们一起生活了几个月，就在与兰布拉大街

[1]

相隔几条马路的一个小套房里。这段日子过得飞快而紧凑，为他们除去了那件莫须有的痛苦罩衣，就像一连几天倾盆大雨之后，迎来的第一个晴朗的夜晚。

他们回到意大利后就不再见面了，但是丹尼斯并未因此而难过。他有了全新的信心，而且再也不会失去它，他任凭自己发生新的故事，那些机会好像一直排着整齐的队伍，在街道拐弯处等着他。在那些老朋友中，他只和马蒂亚保持往来。然而他们很少见面，顶多是打打电话，他们可以在电话里一连好几分钟沉默不语，想着各自的心事，从电话线的另一端间或传来对方有节奏的、令人欣慰的呼吸声。

电话铃响起的时候，丹尼斯正在刷牙。他在家总是等电话响完两声之后才接，因为这是他从家里任意一点走到离自己最近一部电话所必需的时间。

丹尼斯的母亲喊他来接电话，而他在去接电话之前，先把手头的事处理停当。他好好漱了口，然后用毛巾在嘴唇上抹了一下，又在镜子里看了看自己的两颗门牙。最近几天，他感觉这两颗牙正在往一起叠加，这是由于两侧智齿的推挤造成的。

“喂？”

“嗨。”

马蒂亚从不自报家门。他知道自己的声音是不会被这位朋友搞错的，而且他也讨厌说出自己的名字。

“嗨，博士，你好吗？”丹尼斯愉快地说。他并不介意马蒂亚没有邀请他参加毕业典礼。他已经学会尊重马蒂亚在自己周围挖下的那道深渊，几年前，他试图跨越过去，逾越那道深渊，但最终却跌落其中。现在他已经满足于坐在深渊的边上，双腿悬空摇摆。马蒂亚的声音再也不会令他的胃搅动了，但他对马蒂亚的那种意思依然存在，而且还将永远保留，并成为他今后所有感情的唯一真实的参照标准。

“我打扰你吗？”马蒂亚问。

“不，我打扰你吗？”丹尼斯逗他说。

“是我给你打电话啊！”

“对啊，那你说吧，听你的声音，我觉得是有什么事。”

马蒂亚沉默不语，他的确有事，话到嘴边，却粘在了舌头上。

“怎么？”丹尼斯追问道，“到底什么事？”

马蒂亚对着话筒重重地喘了一口气，丹尼斯顿时觉得自己呼吸困难。他拿起电话边的一支笔摆弄了起来，让笔在右手的指间转动。不一会儿，笔掉在地上，但他没有弯腰去拣。马蒂亚仍然没有说话。

“我可以先提些问题吗？”丹尼斯说，“我们可以这样，你……”

“国外给我提供了一个工作机会，”马蒂亚打断他说，“在大学里，名牌大学。”

“哇！”丹尼斯评论道，但其实一点也不惊讶，“好像挺酷的，你去吗？”

“我不知道。我该去吗？”

丹尼斯假笑了一声。

“你是在问我这个大学还没读完的人吗？要是换了我，当然会去，换换环境总是好的。”

他本想再加上一句“再说这里有什么好留恋的”，但没有说出口。

“我是想说，有一天，发生了一件事。”马蒂亚鼓足勇气说，“就是我毕业那天。”

“嗯。”

“爱丽丝来了……”

“然后呢？”

马蒂亚犹豫了一下。

“总之，我们接吻了。”他终于说出了口。

丹尼斯握电话的手指一下收紧了，这个反应让他自己吃了一惊。他已经不再吃马蒂亚的醋了，那没有意义，但刚才那一刻，往事又像胃里的东西一样漾上了他的喉咙。此刻，他又看到了马蒂亚和爱丽丝手牵手走进了薇奥拉家的厨房，又感觉到朱丽娅·米兰迪那卷起的毛巾一般在他嘴里乱窜的舌头。

“赞美上帝！”丹尼斯评论道，他尽量表现得很高兴，“你们终于做到了。”

“是啊。”

在接下来的停顿中，两人都想把电话挂掉。

“所以你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丹尼斯艰难地说。

“是啊。”

“那你和她现在是……怎么说呢……”

“我不知道，后来我就没再见过她。”

“啊！”

丹尼斯让食指的指甲在卷曲的电话线上滑动着。电话的另一边，马蒂亚也做着同样的事，这每一次都会使他想起DNA螺旋体，只是少了另一半孪生的姐妹。

“可是你研究的那些数字到处都有，”丹尼斯说，“而且永远是不变的，不是吗？”

“对。”

“但是爱丽丝却只有一个。”

“对。”

“那么现在你已经作出决定了？”

丹尼斯听到他朋友的呼吸平缓正常多了。

“谢谢！”马蒂亚说。

“谢什么？”

马蒂亚挂上电话，而丹尼斯仍把听筒在耳朵上贴了好几秒钟，听着里面的寂静。他心里的某些东西就像灰烬之下燃烧得太久的最后一块木炭，终于熄灭了。

我说的都是对的，他想。

电话里传来“嘟——嘟”的忙音。丹尼斯挂上电话，回到洗手间察看他那些该死的智齿。

[1]
Larambla，西班牙巴塞罗那市中心的步行商业街。

二七

“怎么了，我的小宝贝？”索莱达问爱丽丝，同时微微缩着脖子捕捉着她的眼神。自从费尔南达夫人住院以来，她就和这对父女同桌吃饭了，因为要是让他们单独相处，让父亲和女儿面对面坐着的话，对他们两个来说都是无法容忍的。

爱丽丝的父亲已经习惯了下班回家后不换衣服。他吃晚饭时仍穿着西装，只是把领带稍稍松开一点，就像一位匆匆的过客。他在餐桌上摊开一张报纸读着，只是偶尔抬起眼皮，确定女儿至少能咽下几口吃的。

沉默已经成了每餐的一部分，只有索莱达会打破这种沉默。她经常回想起在她母亲家吃饭时的那种热闹场面，那时她还是个小姑娘，没想到会落得现在这个结果。

爱丽丝对自己盘子里的炸牛排和生菜连看都不想看。她一小口一小口地喝着水，目光透过唇间的玻璃杯，一脸只有吃药时才会露出的严肃表情。听到索莱达的问话，爱丽丝耸耸肩，向她飞快地一笑。

“没什么，”她说，“我不是太饿。”

父亲焦虑地翻着报纸，在把报纸放下之前，重重地抖动了一下。他毫无办法，只能瞪了一眼女儿盘子里一口没动的晚饭，然后未作任何评论就继续读起了报纸，随便找篇文章没头没尾地读着，根本没领会意思。

“索莱达。”爱丽丝叫她。

“什么事？”

“你丈夫是怎么追到你的？我想问问第一次见面他都做什么了？”

索莱达片刻间停止了咀嚼，然后又重新开始，只是慢了很多，为了争取时间。首先掠过她脑海的影像并不是她认识丈夫的那一天，她又想起了那个早上，她起得很晚，光着脚在家里到处找自己的男人。这些年来，她对于婚姻的记忆都浓缩为那几个瞬间，似乎她和丈夫在一起的时光只是在为结束作准备。那天早上，她看着前一天晚上没洗的盘子和沙发上扔得乱七八糟的靠垫，所有这一切都和昨晚一模一样，连空气中传来的声音也始终没变。然而，那些物品摆放的样子，以及光线照射在上面的方式，使她木呆呆地站在客厅中央，惊慌失措。站在那儿，她感到一种令人不安的清醒，她想离开那里。

索莱达叹了口气，装出那种惯有的思念。

“他常骑自行车接我下班回家，每天都骑车来。”索莱达说，“后来他还送鞋给我。”

“真的吗？”

“不少鞋呢！白色的高跟鞋。”

索莱达笑着用拇指和食指比划了一下鞋跟的高度。

“非常漂亮。”她说。

爱丽丝的父亲哼了一声，在椅子上调整了一下坐姿，好像觉得这些话难以容忍似的。爱丽丝想象着索莱达的丈夫从商店里出来，腋下夹着鞋盒子的样子。她从索莱达挂在床头上方的那张照片上认识了这个男人，在挂照片的钉子和挂钩之间，还插着一根干了的橄榄枝。

爱丽丝的头瞬间轻了许多，但很快她的思绪又回到了马蒂亚身上，并留在了那里。一个星期过去了，他还是没有来过电话。

现在我去找他，她想。

她往嘴里塞了一叉子的生菜，意思是让父亲知道她吃饭了。拌菜的醋微微灼烧她的嘴唇。她从餐桌前站起身，嘴里还一直嚼着。

“我要出去一下。”她说。

父亲挑了一下眉毛，一脸的茫然。

“可以知道都这会儿了你要去哪儿吗？”父亲问。

“外面。”爱丽丝挑衅地说。然后她又补了一句：“找个朋友，女的。”以缓和语气。

父亲摇摇头，像是要说“你随便吧”。霎时间，爱丽丝觉得很对不起父亲，让他孤单地面对着报纸。她突然想抱抱父亲，把一切都告诉他，问问父亲自己该怎么办，但转瞬间，这种想法使爱丽丝不寒而栗。她转过身，径直向洗手间走去。

父亲放下报纸，用两个手指按揉着疲劳的眼睑。对高跟鞋的记忆在索莱达的脑子里又萦绕了几秒钟，继而被她封存在原来的位置上。然后，她起身开始收拾餐桌。

在去马蒂亚家的路上，爱丽丝把车里的音乐开得很响，但如果她到了以后，有人问她在听什么音乐，她一准说不上来。她一时间心烦气躁，相信此去定会把一切搞砸，但她已别无选择了。那天晚上，当她从餐桌前站起时，已然逾越了一条看不见的界限，在界限的那一边，一切事情都无法预料。对她而言，这就像踩在滑雪板上，只要重心向前超过那微不足道的几厘米，就会脸朝下摔倒在雪地上。

马蒂亚的家她只进来过一次，在那唯一的一次中她只是待在客厅里。马蒂亚回自己的房间换衣服了，她壮着胆子和马蒂亚的母亲聊了两句，这位巴洛西诺夫人在沙发上满脸疑惑地看着她，隐约还有些担心，就像爱丽丝的头发随时要着火或发生什么类似的事一样，甚至忘了请爱丽丝坐下。

爱丽丝按下了写着“巴洛西诺科尔沃利”字样的门铃，门铃边的小灯闪出红光，就像是最后的警告。一阵噼里啪啦的声音之后，马蒂亚的母亲应了声，那声音有些惊恐。

“谁呀？”

“夫人，我是爱丽丝，很抱歉这么晚了还来打扰您，可是……马蒂亚在家吗？”

对讲器的那端一阵沉思不语。爱丽丝把所有的头发都拢过来搭在了右肩上，被人通过对讲器的镜头观察让她产生厌恶的感觉。大门随着一阵电流声打开了，进门之前，爱丽丝朝着镜头笑了一下以表示感谢。

在公寓楼空旷的前厅里，爱丽丝的脚步声呼应着她心跳的频率。她那条残腿好像完全失去了生命，似乎是心脏忘记了给它输送血液。

马蒂亚家的门半开着，但门口没有人来迎接她。爱丽丝推开门，问了一声：“可以进来吗？”马蒂亚从客厅走出来，在离爱丽丝至少还有三步远的地方停下脚步。

“嗨。”他对爱丽丝说，但双手一动未动。

“嗨。”

他们站在那里相互打量了好几秒钟，就好像彼此不认识一样。马蒂亚的拖鞋里，大脚趾架在了二脚趾上，两个脚趾紧紧挤在一起，压在地板上，他希望能把它们压碎。

“对不起，我……”

“你要来吗？”马蒂亚不自觉地打断了她的话。

爱丽丝想转身把门关上，但门的圆形铜把手却从她出汗的手掌中滑了出来。门重重地撞上了，使门框也跟着振动起来，一阵烦躁的颤抖传遍了马蒂亚的全身。

她来干什么？马蒂亚心想。

眼前这个不打招呼就突然闯来的人，仿佛与几分钟前他刚刚和丹尼斯说起的那个爱丽丝判若两人。马蒂亚努力把这种可笑的想法从脑子里清除，但那种厌恶的感觉却留在了他的嘴里，就像一阵恶心的感觉。

他想起了“逮人”这个词，继而又想到父亲把他拖倒在地毯上，用健硕的双臂把他按在那里，胳肢他的肚子和两肋，逗他发笑，他那时笑得死去活来，简直喘不上气来。

爱丽丝跟着他进了客厅。马蒂亚的父母站在那里恭候，就像是一个小型的迎宾委员会。

“晚上好。”爱丽丝耸着肩膀问候他们。

“你好，爱丽丝。”阿黛莱回答，但寸步未动。

而父亲彼得罗却迎过来，出乎意料地抚摸了一下爱丽丝的头发。

“你越来越漂亮了！”他说，“你妈妈怎么样了？”

阿黛莱在丈夫的身后，僵持着微笑，她咬住嘴唇，避免问爱丽丝任何问题。

爱丽丝脸红了。

“老样子，”她说，因为她不想显得很可怜，“还凑合。”

“代我们祝她早日康复。”马蒂亚的父亲说。

然后他们四个人就站在那里一语不发了。马蒂亚的父亲似乎在爱丽丝身上发现了什么，爱丽丝尽量把身体的重量平均分配在两条腿上以显得自己不是跛脚。爱丽丝意识到，她母亲永远也不会认识马蒂亚的父母了，这让她有些难过，但更让她难过的则是她只能独自考虑这类事情了。

“你们去吧。”马蒂亚的父亲最后说。

爱丽丝经过他们身边时，又低着头朝阿黛莱微笑了一下，而马蒂亚此时已经在自己的房间里等她了。

“要关门吗？”爱丽丝一进屋就指着房门问道。她的勇气已不像来时那么足了。

“嗯。”

马蒂亚坐在床上，双手交叉放在膝头。爱丽丝环视了一下这个小房间，这里摆放的所有物品都像是从未被人碰过的一样，就像商店橱窗里经过精心设计与计算的陈列品。这里没有一样没用的东西，没挂一张照片，也没保留一件童年时至爱的玩具，这儿的空气里没有家常的气味，也没有年轻人房间里那种应有的热情。爱丽丝的体内和头脑里一片混乱，她感到自己与这个房间格格不入。

“你的房间很漂亮。”爱丽丝说，但她根本没过脑子。

“谢谢。”马蒂亚回答道。

在他们两人的头上浮现出一个巨大的对话框，里面写满了他们要说的话，但他们都竭力回避，双目低垂。

爱丽丝用后背贴着衣柜往下滑，最后坐在了地上，用那条健全的腿抵着胸口。她勉强笑了一下。

“当大学毕业生的心情好吗？”

马蒂亚耸耸肩，略微笑了一下。

“和以前没什么两样。”

“你一点也没觉得高兴吗？”

“好像没有。”

一声充满温情的“嗯”从爱丽丝紧闭的嘴唇中透了出来，她觉得他们之间的那种尴尬虽然毫无意义，但毕竟存在，而且还那么坚固和无法动摇。

“近来你遇到什么事了吧？”她说。

“是的。”

爱丽丝心想是该就此打住，还是继续问下去。她选择了后者，但嘴里干巴巴的，没有一点口水。

“又是件好事吧？”

马蒂亚把腿缩了回来。

说到点子上了，他想。

“老实说是件好事。”他说。

他非常清楚现在自己该怎么做。他应该站起身走过去，坐在她的身边。他应该微笑着注视着她的眼睛，吻她。所有这一切都是机械的，只是一连串再平常不过的数学向量，只要把自己的嘴唇贴到她的嘴唇上就行了。即便是马蒂亚此刻并不想这样做，也同样能够做到，而且完全有把握让动作准确无误。

他试着站起身，但不知怎地，床垫却把他粘在那里，就像是一片泥泞的沼泽。

爱丽丝再一次做了他想做的事。

“我能坐过去吗？”她问马蒂亚。

马蒂亚点点头。虽然没必要，可他还是往旁边挪了挪。

爱丽丝双手撑着站了起来。

床上，马蒂亚空出来的那个地方，放着一张纸，上面打着字，纸像手风琴那样叠成三折。爱丽丝拿起纸，本想将它挪到一边，却无意中注意到了上面的英文。

“这是什么？”她问。

“我今天收到的，是一所大学的信。”

爱丽丝看着那座城市的名字，用黑体字写在信的左上角，那些字在她眼睛里变得模糊不清。

“信上说什么？”

“他们给了我一份奖学金。”

爱丽丝感到一阵眩晕，惊惶使她的脸色一下变得煞白。

“哇！”她掩饰着自己的心情，“多长时间？”

“四年。”

爱丽丝咽了一口唾沫。她仍站在那里。

“那你去吗？”她小声问。

“我还不知道，”马蒂亚说，好像在表示歉意，“你说呢？”

爱丽丝陷入沉默，手里拿着那张纸，目光迷失在墙壁的某一点上。

“你说呢？”马蒂亚再次问道，就像爱丽丝真的没听见一样。

“我说什么？”爱丽丝的声音突然严厉起来，差点把马蒂亚吓得跳起来。不知为什么，她想起了医院里已经停药的母亲。她面无表情地看着那张纸，很想把它撕掉。

然而，她又把信放回了床上，放在她本想坐下的地方。

“这应该对我的事业很重要。”马蒂亚辩解说。

爱丽丝严肃地点了点头，下巴前伸，嘴里就像是含了一个高尔夫球。

“好！现在你还等什么呢？去吧。反正这里没什么让你牵挂的了，我觉得。”爱丽丝咬着牙说。

马蒂亚感到自己的颈动脉充满血液，他简直要哭了。自从那天下午在公园里以来，他就觉得眼泪一直哽在那里，仿佛一口难以下咽的食物。他长久以来一直堵塞的泪腺今天好像终于通畅了，所有那些蓄积已久的东西都一股脑地涌了出来。

“可我一旦走了，”他迫不及待地说，声音有些颤抖，“你会……”他欲言又止。

“我？”爱丽丝俯视着他，就像在看床罩上的一片污渍。“未来这四年我想会大不相同的，”她说，“我二十三岁了，妈妈快要死了，我……”她摇了摇头，“反正这些与你无关，你就只管想你的事业吧。”

这是爱丽丝第一次用母亲的病来打动别人，然而她一点也不后悔。她看到马蒂亚在她面前缩成一团。

马蒂亚没有再说话，心里一直回想着呼吸的要领。

“你就别担心了，”爱丽丝接着说，“反正我已经找到了在乎我的人，我来就是要告诉你这个的。”她停顿了一下，但脑子里一片空白。事态再一次失去控制，她再一次冲向悬崖，而且忘记了插下滑雪杖让自己停下来。“他叫法比奥，是个医生，我不想让你……就是这样。”

她像一个蹩脚的演员一样说出这些台词，好像声音不是自己的。这些言辞像沙子一样刮磨着她的舌头。她一边说，一边观察着马蒂亚的表情，她想从中发现一些失望的迹象，好紧紧抓住，但是马蒂亚的眼睛太黑了，很难发现其中闪动的火花。她敢肯定，马蒂亚对此毫不在乎，她的胃就像一个风中的塑料袋在随意翻动。

“我走了。”她哭着说，显得筋疲力尽。

马蒂亚点点头，眼睛看着窗外，想把爱丽丝完全置于自己的视野之外。“法比奥”这个名字突然从天而降，像一块弹片深深插在了他的脑子里，他只想让爱丽丝马上离开。

马蒂亚望着窗外清晰的夜色，那里应该是熏风拂面。路灯下，杨絮纷飞，像是一些没有腿的大肉虫子。

爱丽丝打开房门，马蒂亚站了起来。他把爱丽丝送到家门口，但一直保持着两步远的距离。爱丽丝心不在焉地检查了一下包里的东西，为了再耽搁一会儿时间。随后她嘟囔着说了一声“OK”就出去了。在电梯门关上之前，爱丽丝和马蒂亚相互道了一声“再见”，但这已经毫无意义了。

二八

马蒂亚的父母正在看电视，母亲把膝盖蜷在睡袍底下，父亲则伸直双腿，叠加地架在沙发前面低矮的茶几上，遥控器放在他的大腿上。爱丽丝没有回复他们的道别，似乎根本没有看见他们在那里一样。

马蒂亚站在沙发靠背后面说话了。

“我决定接受邀请了。”他说。

阿黛莱一手托着腮，迷茫地寻找着丈夫的目光。父亲微微转过身，注视着儿子，那眼神已不再像看着一个孩子了。

“好啊！”父亲说。

马蒂亚回到自己的房间。他从床上拿起那张纸，坐在了书桌前。他可以感觉到，他能够觉察到，宇宙正在膨胀，正在他脚下加速运动，此刻他希望这层有弹性的织物破裂开来，让他坠落下去。

他摸索着台灯的开关，打开灯。在紧靠桌边的那四支排成一排的铅笔中挑了一支最长的，又从第二个抽屉里取出小刀，俯身在字纸篓上方削铅笔，最后吹去留在圆锥形笔头上的木屑。一张白纸已放在了他的面前。

他把左手放在纸上，手背向上，五指张开，然后把铅笔极为尖利的笔尖在手背上划来划去。他迟疑了一秒钟，准备把铅笔从中指根部两条粗血管交汇的地方直刺下去，但最后他把笔慢慢移开了，长长地做了一次深呼吸。

在那张白纸上他用英文写下：“致尊敬的教务长先生阁下。”

二九

法比奥在家门口等爱丽丝，楼梯间、门口和客厅的灯全都开着。当他从爱丽丝手中接过那个装着一盒冰淇淋的塑料袋时，一把攥住了爱丽丝的手指，并在爱丽丝的面颊上吻了一下，仿佛那是最自然不过的行为。他对爱丽丝说：“这件衣服让你看上去漂亮极了。”他真的是这么认为，随后他去灶台边准备晚餐，但眼睛一刻也没离开爱丽丝。

音响里播放的音乐爱丽丝并不熟悉，那音乐好像不是用来听的，而只是为了营造出一个完美却毫不随意的氛围。餐桌上有两支点燃的蜡烛，葡萄酒已经开了瓶，供两人用餐的餐桌布置得井井有条，餐刀的刀刃都转向里边。这表示对客人的欢迎，爱丽丝从小就听母亲讲过。一块白色的桌布铺得没有一道褶皱，餐巾都叠成了三角形，边角完全重叠在一起。

爱丽丝坐在桌前，数了数摞在一起的空盘子的个数，以便知道今天要吃多少道菜。晚上出门之前，她长时间把自己关在洗手间里，眼睛直直地盯着那些索莱达每星期五必然更换的毛巾。她在那个有大理石隔板的小柜子里找到了母亲的化妆盒，就用了起来。她在朦胧的光线里化着妆，在涂唇膏之前，她先拿到鼻子底下闻了闻，那味道并没有让她想起什么。

她任由自己换了四套不同的衣服，其实她一开始就决定穿那套在隆科尼儿子的坚信礼上穿过的衣服，但就在前一天的仪式上，父亲说她的穿着与那种场合格格不入，因为她那套露背装一直裸到腰际，双臂也完全裸露在外面。

她光着脚，身上穿着那套天蓝色的小礼服，低胸衣领的弧度在她白皙皮肤的衬托下宛如令人惬意的微笑。爱丽丝到厨房去找索莱达，想要听听她的意见。看到索莱达，爱丽丝的眉毛富于表情地动了一下。“你漂亮极了！”索莱达说，接着她亲了爱丽丝的前额一下，爱丽丝生怕这会蹭掉自己脸上化的妆。

法比奥在厨房里手脚很麻利，同时又表现出那种在别人眼皮底下工作时的谨小慎微。爱丽丝小口呷着法比奥为她倒的白葡萄酒，酒精在她的胃里引起了轻微的骚动，因为她的胃至少空了二十小时了。这股热量发散在她的动脉中，又慢慢上升到头部，就像夜间的海水冲刷着沙滩一样，冲淡了她对马蒂亚的思念。

爱丽丝在桌前坐下，细细打量着法比奥的身形，一条清晰的界限将他那褐色的头发与脖颈分开，他的髋部不是很窄，衬衫里的肩背也略显臃肿。爱丽丝任由自己想象着在他怀抱里会感到多么的安全、踏实，除此以外，再也没有别的选项了。

她之所以接受法比奥的邀请，是因为她对马蒂亚说起了法比奥，也是因为对她而言，虽然还没有把握，也没有什么能比她在法比奥这里的感觉更接近于爱情了。

法比奥从冰箱里取出黄油切了一块，据爱丽丝估算，至少有八九十克重。他把黄油扔进锅里，以调制烩饭。黄油慢慢化开，释放出它所有的饱和动物脂肪。他关上火，用一把木勺在烩饭里又搅动了两分钟。

“我们好了。”他说。

他用搭在椅子上的一块抹布擦了擦手，然后转身向餐桌走过来，手里端着那只锅。

爱丽丝恐惧地瞥了一眼锅里的东西。

“我只要很少一点。”她说，就在法比奥要往她的盘子里盛上一勺那种有着超高热量的糊状物时，她用手指比划着“一点点”。

“你不喜欢？”

“不是，”爱丽丝没说实话，“是因为我对蘑菇过敏，不过我可以尝尝。”

法比奥似乎很失望，把锅端在半空中，脸色也有些暗淡。

“糟糕，我很遗憾，我不知道你对蘑菇过敏。”

“没关系，真的。”爱丽丝向他微笑道。

“如果你愿意，我可以……”他又说。

爱丽丝抓住他的一只手，让他别再说下去。他注视着爱丽丝，就像小孩注视着礼物。

“不过我可以尝尝。”爱丽丝说。

法比奥确定地摇了摇头。

“绝对不要，让你不舒服怎么办？”

他把锅端走，向爱丽丝露出一丝微笑。他们面对空盘聊了半个多小时，法比奥只得又开了一瓶白葡萄酒。

爱丽丝每喝一口，就会有一种抛掉自己一小部分的快感。她感觉自己的全身都在松动，而与此同时，法比奥的身躯却愈显坚实，他坐在爱丽丝的对面，胳膊肘支在桌上，衬衫的袖子卷到小臂的中间。最近几个星期以来，爱丽丝对马蒂亚的思念从未间断，这思念在空气中无力地颤动着，宛如小提琴上一根微微松动的琴弦，它发出的一个不和谐音淹没在整个乐队之中。

“还好，我们还能用第二道菜自我满足一下。”法比奥说。

爱丽丝感到一阵眩晕，她本希望晚餐就此结束。然而法比奥从桌前站起身，从烤箱里端出一只烤盘，上面有两个西红柿、两个茄子和两个黄色的柿子椒，里面填充的东西好像是拌有面包屑的肉末。这道菜色彩的搭配很活泼，但爱丽丝立刻想到那些蔬菜超大的体积，她想象着这些东西完完整整地摆放在胃的正中央，就像一些沉在池塘底部的大石头。

“你来挑吧。”法比奥向她发出邀请。

爱丽丝咬着嘴唇，然后腼腆地指了指西红柿。法比奥用餐叉和餐刀形成一把夹子，把西红柿夹到了爱丽丝的盘子上。

“然后呢？”

“这就够了。”爱丽丝说。

“不可能。你还什么都没吃呢，而且还喝了那么多酒！”

爱丽丝仰视着他，片刻间对他极其厌恶，就像厌恶自己的父亲、母亲、索莱达以及所有计算过她盘子里食物的人。

“那个。”她妥协地指了指茄子。

法比奥把每种蔬菜都为自己夹了一个，在开吃之前，他满意地看了看它们。爱丽丝用叉子尖挑着一点点肉馅尝了一口。她立刻分辨出，除了肉以外，里面还放了鸡蛋、软奶酪和帕尔马奶酪。她迅速计算出，要消耗掉这些热量，节食一整天也不够。

“你喜欢吗？”法比奥笑着问她，嘴里还有一半没嚼完的食物。

“好吃极了！”她回答说。

爱丽丝鼓起勇气咬了一口茄子。她把一阵恶心压了回去，继续一口一口地吃着，一语不发。她吃完整个茄子，还没来得及把叉子架到盘子边上，一阵想吐的感觉就涌了上来。法比奥一边说着话，一边给她倒酒。爱丽丝点着头，每点一下，都会感觉那个茄子在胃里上下跳动。

法比奥已经把盘子里的菜一扫而光，而爱丽丝的盘子里还剩着一个西红柿，红彤彤的，里面塞满了让人恶心的混合物。如果把它切成小块，藏在餐巾里，毫无疑问会被法比奥发现，因为除了那两支已燃烧过半的蜡烛以外，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挡住她了。

谢天谢地，第二瓶酒也喝完了，法比奥费劲地从桌前站起来去取第三瓶酒。起身前，他用双手支着头，大声对爱丽丝说：“你别动，拜托，不要动。”爱丽丝笑了笑。法比奥察看着冰箱，他打开了所有的储藏盒，却没找到一瓶酒。

“我想是我父母把酒全拿出去了，”他说，“我得去地下室一趟。”

他毫无来由地笑了起来，爱丽丝也跟着他笑，尽管这样会让她肚子疼。

“你不要离开这儿。”他命令爱丽丝说，同时用一根手指指着爱丽丝的前额。

“OK！”爱丽丝回答说，脑子里立刻想到了一个主意。

法比奥刚一出去，她就用两个手指捏着那个油腻腻的西红柿跑进了洗手间，她把西红柿拿得离鼻子很远，因为她再也受不了那个味道了。她把自己反锁在洗手间里，掀起马桶圈，洁净的马桶在向她微笑，仿佛在对她说：“就交给我吧。”

爱丽丝审视了一下那个西红柿，它个头很大，也许应该弄碎吧，但它也很软，爱丽丝心想：“管它呢！”于是就把它扔进了马桶。西红柿“扑通”一声落入水中，溅起的水花差点弄湿了爱丽丝的天蓝色礼服。它沉入水底，一半消失在排水口里。

爱丽丝按下冲水阀，水就像一阵及时雨冲了下来，却没有消失在排水口里，而是开始在瓷盆里涨满起来，还从马桶底部传出让人不太放心的咕噜声。

爱丽丝吓得往后退了一步，她那条跛腿晃了一下，差点让她摔倒在地。她看着水位不断上涨，然后突然停了下来。

这时，马桶的排水口发出虹吸的声音，水已经涨到了马桶边缘，清澈的水面微微波动，水底的西红柿却一动不动，仍然固定在原来的地方。

爱丽丝看着它至少有一分钟的时间，吓得要命，但同时又莫名其妙地感到好奇。钥匙开门的声音让爱丽丝清醒过来，她抄起马桶刷插进水里，面部因恶心而扭曲在一起。然而，那个西红柿却无动于衷，纹丝不动。

“现在我该怎么办呢？”她小声嘀咕着。

随后，她又不由自主地按了一下冲水阀，这下水溢了出来，流到地上扩散成薄薄的一层，一直流到她漂亮的鞋边。她试图把冲水阀的手柄再抬上去，但水依然流出，然后溢到马桶外面，要不是她用脚垫把水挡住，一定会流到门口，流进别的房间。

几秒钟之后，冲水再一次停止。西红柿仍然在那下面，一动不动。地上的那摊水已不再扩展了。有一次马蒂亚曾给她讲过，水会在到达某一定点时停止扩散，这时水的表面张力达到最大，使整个表面绷紧，就像一层薄膜。

爱丽丝看着自己制造的这个混乱局面，她放下马桶盖，仿佛在灾难面前束手无策一般坐在了上面。她用双手捂住眼睛，哭了起来。她的泪水是为了马蒂亚、母亲、父亲和这摊水而流的，但最主要还是为了她自己。爱丽丝轻声呼唤着马蒂亚的名字，好像是在向他求助，但他的名字却一直停留在爱丽丝的唇边，是那样空洞，那样难以出口。

法比奥在敲洗手间的门，爱丽丝却坐着没动。

“爱丽丝，你没事吧？”

透过门上的毛玻璃，爱丽丝可以看到他的身影。她吸了一下鼻子，但没有让法比奥听见，然后，她清了清嗓子，以掩饰哭过的声音。

“没事，没事。”她说，“我马上就来。”

她不安地环视了一下四周，好像真的不知道这个厕所为什么会变成这样。马桶里的水至少流到了三个不同的方向。刹那间，爱丽丝希望能溺死在这只有几毫米深的水里。

三〇

一天上午十点钟，爱丽丝出现在马尔切洛·克罗扎的摄影工作室，她谎称这是在围着这片建筑绕了三圈以后才做出的决定，她说：“我想学这门手艺，您可以用我当学徒吗？”正坐在扩印机旁的克罗扎点头同意了。随后，他转过身，直视着爱丽丝的眼睛说：“可是我不能马上付你工钱。”他不想让这个女孩听到“算了吧”这三个字，因为多年之前他也曾这样做过，但当初他对摄影的那份激情，如今就只剩下这个忐忑不安的记忆了。尽管他有这么多的失望，却不会因此而拒绝任何人对于摄影的追求。

她最多接触到的是度假纪念照。一家三四口人，在海滨或在那些艺术之城，在圣马可广场中央或埃菲尔铁塔下面相拥合影，这些人的脚总是被截掉，而动作几乎如出一辙。这些照片都是用傻瓜相机拍摄的，不是曝光过度，就是焦距不准。爱丽丝连看也不看，只是把它们冲印完之后，就一起塞进那些印着红黄相间柯达标志的纸袋里。

她更多的时间是待在店里，接收那些封闭在小塑料桶里、二十四或三十六张一卷的胶卷，把客人的姓名写在单据上，告诉他们明天来取，然后打出小票，说一声“谢谢您，再见”。

有时候，星期六会有些婚礼。克罗扎九点差一刻的时候会来这里接上爱丽丝，他总是穿同一件衣服，不打领带，因为说到底他只是个摄影师，并不是被邀请的客人。

在举行婚礼的教堂里，他们要支起两盏摄影灯。开始有一次，爱丽丝把一盏灯摔落在地，碎在了祭坛的台阶上，她非常害怕地看着克罗扎。克罗扎五官挪位，仿佛一块玻璃碎片扎进了他的大腿，但他嘴上却说：“没关系，把它拿走。”

他喜欢爱丽丝，但却不知道为什么。或许是因为他没有孩子，抑或是因为自从爱丽丝来到店里，他就可以在上午十一点的时候去酒吧，核对他的彩票号码。当他回到店里，爱丽丝会笑着问他：“怎么样，我们发财了？”再或是因为爱丽丝的那条残腿和失去母亲的际遇与他没有妻室的现实多少有点相似。此外，他肯定爱丽丝很快就会厌倦，而到那时，晚上他又将一个人拉下卷帘门，朝着空无一人的家中走去，头脑一片空白，却又是那样的沉重。

然而，一年半过去了，爱丽丝还在那里。现在她已经有钥匙了，早上她会比克罗扎来得早，克罗扎总看见她在店前的便道上和隔壁食品店的那个女人一起打扫卫生，但自己却除了“早上好”以外，从未和那个女人多说过一句话。克罗扎私下付给爱丽丝工资，每月五百欧元。但如果他们一起去拍婚礼，那么当一天的工作结束以后，在德拉·罗卡家的大门前，伴着他那辆蓝旗亚轿车的马达声，克罗扎会从仪表盘旁拿过钱包，额外付给爱丽丝五十欧元，并对她说：“我们星期一见。”

有时爱丽丝会带着自己拍的照片给他看，听听他的意见，尽管他们两个都非常清楚，他已经没有什么可教给爱丽丝的了。他们坐在桌前，克罗扎迎着光举起照片，仔细端详着，然后提出一些关于曝光时间或快门速度的建议。他允许爱丽丝在需要的时候用他那架尼康相机，而且他已经暗中决定，一旦爱丽丝要走，就把相机送给她。

“星期六我们结婚。”克罗扎说。这是他的暗语，意思是说要应邀去拍婚礼照。

爱丽丝正在穿牛仔外套，法比奥随时就会过来接她了。

“OK！”她说，“在哪儿？”

“在大圣母教堂，然后在山上的一个私人别墅里举行招待会。有钱人的把戏。”克罗扎议论着，脸上露出一丝轻蔑的表情。但他马上就后悔了，因为他知道爱丽丝也来自于那种家庭。

“嗯，”爱丽丝小声问，“你知道是谁结婚吗？”

“他们送来了请柬。我好像放在那儿了。”克罗扎指着收款机柜台下的架子说。

爱丽丝从包里找了一根橡皮筋捆住了头发，克罗扎则站在那里偷眼看着她。有一次他一边手淫，一边想着爱丽丝，想象她在商店卷帘门落下之后，跪在阴影中的样子。但后来他觉得自己很龌龊，连晚饭都没吃。第二天他打发爱丽丝回家：“今天你放假，我不想看见任何人在我面前晃悠。”

爱丽丝在柜台下那一摞摞的纸堆里翻找着，其实她并非真的感兴趣，只是为消磨等人的时光。她找到了装请柬的信封，纸质坚硬，尺幅很大。打开信封，请柬上的名字跃入了她的眼帘，这些名字全都是烫金的斜体字，满是龙飞凤舞的笔画：

费鲁乔·卡洛·巴伊携夫人玛丽亚·路易莎·图莱蒂·巴伊敬告，小女薇奥拉婚礼……

看到这里，爱丽丝的视线模糊了，她觉得嘴里有一股金属的味道，她咽了咽口水，好像又一次咽下了那块肮脏的软糖。她封好信封，若有所思地用它扇了两下。

“我能自己去吗？”她终于大胆地说出了口，但仍然是背对着克罗扎。

克罗扎“叮”的一声关上了收款机的抽屉，身子晃了一下。

“什么？”他问。

爱丽丝转过身，张大眼睛，她眼睛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闪烁。克罗扎看着她美丽的眼睛露出了笑容。

“反正我学会了，是吧？”爱丽丝走上前说，“我能拍好。否则我永远不会独立完成任务。”

克罗扎怀疑地看着她。她用双肘支在桌面上，上身向前倾着，正好面对着克罗扎。她离克罗扎的鼻尖只有不到一拃的距离，用那闪闪的目光恳求克罗扎答应她，而且不要问她为什么。

“我不知道是不是……”

“求你了！”爱丽丝打断他说。

克罗扎摸着自己的耳廓，不得不把目光移开。

“那好吧。”克罗扎让步了，但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小声地说上一句，“不过别搞砸了。”

“我发誓！”爱丽丝点点头，她透亮的双唇抿成一个微笑。

然后，爱丽丝用双肘支撑着身体向前挪了挪，吻了克罗扎一下，这一吻让他腮上的胡子痒了三天。

“去吧，去吧。”他对爱丽丝说，同时做着让她走的手势。

爱丽丝笑了，在她迈着那蹒跚而有节奏的步伐走出店门之前，她的笑声扩散在了空气里。

那天晚上，克罗扎在店里多留了一会儿，但什么也没做。他看着那些器材，觉得它们更加真实了，就像多年以前人们找他来拍照时一样。

他从摄影包里取出相机，每次爱丽丝清理完所有的镜头和配件之后，总会把相机放回包里。他装上镜头，对准了第一个映入其中的物体——门边的伞筒。他放大了伞筒圆口的一部分，直到它面目全非，活像一个死火山口。但最后他没有按下快门。

克罗扎拿开相机，抓起外套，关上灯出去了。他锁上了卷帘门，沿着与平时相反的方向走去。他无法收住脸上的傻笑，一点也没有回家的愿望。

教堂被两个硕大的花束装饰着，一束马蹄莲和一束雏菊，就摆放在祭坛的两侧。此外，还有几十对小规格的相同花束摆放在每一条长凳的两侧。爱丽丝装好射灯，调整好反光板，然后坐在第一排长凳上等着。一位女士经过这里，用吸尘器吸着红地毯，再过一个小时，薇奥拉将会经过这里。爱丽丝想起当年她和薇奥拉坐在栏杆上聊天的情景，她已不记得她们说了些什么，只记得她痴痴地看着薇奥拉时所处的位置，那个位置被笼罩在阴影中，正好在薇奥拉的脑后，那里充满了胡思乱想，这些想法爱丽丝此刻仍然默默地保留着。

在半个小时里，所有的长凳都坐满了人，不断拥入的人们只能聚集在后面，站在那里用婚礼仪式程序单当扇子扇着风。

爱丽丝出了教堂，在门前的空地上等着新娘的婚车。高高的太阳晒着她的双手，阳光好像要从手上穿过去。她从小就喜欢逆着光观察自己的手掌，合拢的指缝会被镶上一道红边。有一次，她把手伸给父亲看，父亲亲吻了她的指尖，作势要把它们都吃掉。

薇奥拉乘坐一辆烁烁放光的灰色保时捷而来，司机要帮助她下车，还要为她拢起蓬蓬的裙摆。爱丽丝疯狂地按动快门，这主要是为了用相机挡住自己的脸。当新娘经过她身边的时候，她故意放下相机，冲着新娘微笑。

她们只是对视了一下，但薇奥拉吃了一惊。爱丽丝还没来得及揣度新娘的表情，新娘就已经从她身边经过，挽着她父亲的手臂走进教堂。天知道为什么，爱丽丝一直想象着薇奥拉的父亲会更高一些。

爱丽丝拍得很认真，不错过任何一个场景。她为这对新人以及他们的全家拍了各种各样的特写，她记录下新郎新娘交换戒指、宣读誓词、领圣餐、接吻和签署婚书的时刻。整个教堂里只有她一个人跑来跑去。她感觉当镜头对准薇奥拉的时候，这位新娘的肩背就会微微地僵硬。她延长了曝光的时间，为了得到一种柔焦的效果，在克罗扎看来，这种效果会给人以永恒的感觉。

在新郎新娘步出教堂的时候，爱丽丝赶到了他们的前面，一瘸一拐倒退着拍摄，她微微弯着腰，用仰视的角度，以使他们的身高保持原样。透过镜头，爱丽丝发现薇奥拉似笑非笑地看着自己，还略显惶恐，仿佛她是这里唯一能看见鬼魂的人。爱丽丝每隔几张就会用闪光灯闪她的脸，大概闪了十五次左右，以至于这位新娘不得不眯起了眼睛。

爱丽丝看着新郎新娘上了车，薇奥拉从后车窗里向她投射来一道目光。薇奥拉肯定会和丈夫说起她，说她出现在这里是多么奇怪。她肯定会向丈夫描述这个患上厌食症的同班同学，这个瘸子，这个她从没理睬过的女孩。但是她一定不会提及那块软糖、那次生日聚会和所有别的事情。爱丽丝在心里微笑着，她觉得这可能是这对新人之间第一次有保留的诚实，也是出现在他们关系中的第一道细微裂缝。生活迟早会在这道裂缝中插进一柄撬棍，将它撬开。

“小姐，新郎新娘正在河边等着您拍照呢。”爱丽丝的身后传来一个声音。

她转过身，认出那是证婚人中的一位。

“当然，我这就过去。”她回答说。

她立刻回到教堂里拆卸设备。当她把相机的配件放进长方形的摄影包里时，听到有人叫她的名字。

“是爱丽丝吗？”

她在转身的同时，就已经确定叫她的人是谁了。

“是！”

站在她面前的是嘉达·萨瓦里诺和朱丽娅·米兰迪。

“嗨——”嘉达和她打着招呼，把尾音拖得很长，然后过来吻了她的两侧脸颊。

朱丽娅站在后面没动，低头看着自己的脚，和上高中时一样。

爱丽丝只是和嘉达轻轻地贴了贴脸，并没有用嘴唇去亲她。

“你在这里干什么？”嘉达尖声问道。

爱丽丝心想，这是一个愚蠢的问题，于是不禁笑了起来。

“我来拍照。”她回答说。

嘉达用一个微笑回应了爱丽丝的答复，露出了和她十七岁时一样的酒窝。

她们会在这里相遇，而且都还活着，这非常奇怪。她们共同拥有的那一小段经历突然间化为了乌有。

“嗨，朱丽娅。”爱丽丝勉强地说。

朱丽娅朝她笑笑，嘴里艰难地蹦出了几个字。

“我们知道了你母亲的事，”她说，“我们非常遗憾。”

嘉达点头表示有同感，她反复做着这个动作，想要显示出格外的关注。

“是啊，”爱丽丝说，“谢谢。”

然后她继续迅速地收拾东西。嘉达和朱丽娅在一旁面面相觑。

“我们就不打扰你工作了，”嘉达轻轻拍着爱丽丝的肩膀说，“你挺忙的。”

“OK.”

她们转身朝大门走去，高跟鞋鞋跟清脆的声音在已然空荡荡的教堂里回荡。

新婚夫妇在一棵大树的树荫下等待着爱丽丝，他们并没有相互拥抱。爱丽丝把车停在他们那辆保时捷的边上，斜挎着摄影包下了车。天气很热，她觉得自己的头发都贴在了脖颈上。

“嗨！”她一边打招呼，一边走上前去。

“爱丽丝，”薇奥拉对她说，“真没想到……”

“我也是。”爱丽丝打断她的话说。

她们假惺惺地拥抱了一下，好像是怕弄坏了自己的衣服似的。薇奥拉依然和高中时一样美丽。这么多年过去了，她面部的线条细腻了许多，轮廓也愈加柔和，她的眼睛里已不再出现那种令人畏惧的无形光芒。她的身材还是那样的完美。

“这是卡洛。”薇奥拉说。

爱丽丝和卡洛握了手，感觉他的手很光滑。

“我们开始？”她直截了当地说。

薇奥拉点点头，同时捕捉着丈夫的视线，但她丈夫并未发现。

“我们在哪儿拍？”薇奥拉问。

爱丽丝环顾四周，此时太阳正值中天，她必须用闪光灯来避免他们脸上的阴影。她指着河岸上一张完全暴露在阳光下的长椅说：“你们坐在那儿。”

她故意拖延安装设备的时间：假装忙乱地装好闪光灯，装上镜头，然后又换了一个镜头。薇奥拉的丈夫用领带扇着风，而薇奥拉则用一根手指头擦拭着前额上冒出的汗滴。

爱丽丝又让他们在太阳下多晒了一会儿，假装在选择拍摄的最佳距离。

然后她开始向他们发号施令，口气很生硬，她命令着：“你们拥抱，笑笑，现在严肃点，你拉住她的手，把头放在她的肩上，对她耳语几句，相互对视，靠近点儿，面向河水，脱掉上衣。”克罗扎教过她，不要让被拍摄的人有丝毫的喘息，不需要给他们思考的时间，因为自然的情感会稍纵即逝。

薇奥拉遵循着命令，还有两三次不放心地问爱丽丝：“这样行吗？”

“OK，现在我们到那片草坪上去。”爱丽丝说。

“还要拍呀？”薇奥拉惊讶地问。她涨红的脸颊慢慢从粉底下面显露出来，眼睛周围的黑色眼线也已经有点洇开了，边缘变得参差不齐，这让她看上去很疲惫，还有些狼狈。

“你假装逃跑，让他在草地上追你。”爱丽丝说。

“啊？我还要跑吗？”

“是的，你要跑。”

“可是……”薇奥拉试图表示反对，她看了一眼丈夫，但对方只是耸了耸肩。

她叹了一口气，然后把裙子拉高了一些，就跑了起来。她的鞋跟陷进泥里几毫米，带起了细小的土块，把她白色婚纱的内里都弄脏了。她丈夫跑在她的后面。

“你跑得太慢了。”她丈夫对她说。

薇奥拉猛然转过身，狠狠瞪了他一眼，那个眼神爱丽丝记忆犹新。爱丽丝让他们跑了两三分钟，直到薇奥拉没好气地挣脱了丈夫的束缚，大声说“现在够了”为止。

薇奥拉盘的头发从一边散落了下来：一个发夹松开了，使一缕头发垂落到脸上。

“好的，”爱丽丝回答道，“再拍几张就完了。”

她把这对新人一直带到冰淇淋摊前，买了两支柠檬冰棍儿，是她付的钱。

“拿着这个。”她说着把冰棍儿塞进了他们的手里。

他们好像有些摸不着头脑，怀疑地撕着包装纸。薇奥拉小心翼翼地不让黏糊糊的糖汁弄脏自己的手。

他们要挽着手臂假装吃冰棍儿，然后还要相互喂着吃。薇奥拉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勉强了。

当爱丽丝让她抓着路灯杆，围着它绕圈时，薇奥拉终于忍不住了。

“这简直太愚蠢了！”她说。

她丈夫看着她，有些害怕，然后又看了看爱丽丝，仿佛是请她原谅。爱丽丝笑了笑。

“这是古典风格影集的一部分，”爱丽丝解释说，“你们要的就是这个，不过我们也可以跳过这一组照片。”

爱丽丝尽量表现得真诚，她觉得自己的文身突突直跳，好像要从皮肤上跳下来。薇奥拉愤怒地盯着她，她与薇奥拉对视着，直到眼睛要喷出火来。

“我们完了吗？”薇奥拉问。

爱丽丝点点头。

“那我们走吧。”新娘对丈夫说。

卡洛在被拉走之前，走到爱丽丝的身边，再一次彬彬有礼地和她握了手。

“谢谢。”他对爱丽丝说。

“不用客气。”

爱丽丝看着他们走上了公园的缓坡，向停车场走去。在她周围只有星期六稀稀落落的声响：旋转木马上孩子们的笑声，妈妈在周围的叮嘱声，还有远处传来的音乐声和汽车驶过的呼啸声，这些声音像一张地毯一样铺在那里。

她真想把这件事告诉马蒂亚，因为他会明白，但现在他却远在异乡。爱丽丝心想，克罗扎一定会很生气，但最终还是会原谅她，这一点她非常肯定。

爱丽丝笑了。她打开照相机的后盖，取下了胶卷，在白花花的阳光下把胶片完完全全地抻了出来。

三一

父亲会在每星期三晚上八点到八点一刻之间打来电话。在这九年里，他们只见过很少的几面，最近一次见面也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但是在马蒂亚居住的两居室里，电话从不会被漏接。在父子二人通话时那些长时间的间隔中，两人身后会出现同样的寂静，没有电视或收音机的声音，也从不会有客人把刀叉与盘子碰撞出“叮叮”的声音。

马蒂亚能想象出母亲坐在沙发上听电话的样子，她脸上的表情一成不变，双手放在椅子的两个扶手上，就像他和米凯拉上小学时，母亲也是坐在那里听他们背诗，马蒂亚总是能背诵出来，而米凯拉总是默不作声，什么也背不出来。

每星期三，挂上电话之后，马蒂亚都想知道，家里那个橘黄色带花的沙发罩是不是还没换过，还是他的父母已经换掉了，他在家的时候，那个沙发罩就已经很破旧了。他还想知道父母是否已经老了。他们当然老了，从父亲的声音中就可以听出，那声音越来越迟缓，越来越吃力。这可以从他在电话里“呼哧呼哧”的呼吸声中听出来，那声音越来越像是喘息了。

母亲偶尔会接过听筒，她的问话已成为一种程式，总是一模一样：天冷不冷，你吃晚饭了没有，你的课上得怎么样。这里七点吃晚饭，马蒂亚开始的时候还会向母亲解释，而现在就只剩下说“是”了。

“喂？”马蒂亚用意大利语接起电话。

他没有任何必要用英语接电话。他家里的电话号码只有差不多十个人知道，而这个时候，他们做梦也不会想起找他。

“我是爸爸。”

回话时滞后的声音略微可以听出来，马蒂亚觉得应该用一个计时器来测量一下滞后的时间，以计算出电话信号在他们父子之间这条一千多公里的直线偏离了多少，但每一次他都会忘记。

“嗨，你好吗？”

“很好，你呢？”

“好……妈妈呢？”

“就在这儿。”

第一次沉默往往出现在这时，就像在水里憋着气游出一段距离后换一口气一样。

马蒂亚用食指抠着浅色木制圆桌桌面上的一道划痕，这道划痕离桌面正中大约有一拃的距离，他不记得这是他弄的，还是以前的房客留下的。在桌子的漆面底下，是人工合成的刨花板，即便把指甲插下去，他也不会感到疼痛。每个星期三，他都会把那道浅槽再挖下几毫米，但即便是用尽整整一生的时间，他也不能把桌面挖穿。

“日出你到底看见了没有？”父亲问。

马蒂亚笑了。这是他们父子之间的一个玩笑，也许是唯一的一个。大约在一年前，父亲在一份报纸的某个位置上读到了一篇文章，说北欧的海上日出是不容错过的美景，当晚他在电话里把这则短文给儿子读了一遍。“你一定要去看看啊。”他嘱咐儿子说。从那天起，他就时常问马蒂亚：“你看日出了没有？”而马蒂亚总是回答“没有”，因为他每天早上都会在八点十七分准时醒来，而到大学最近的路根本不会经过海滨。

“好吧，反正太阳也跑不了。”父亲说。

到这里他们已经无话可说了，但还是会把电话听筒在耳朵上贴着，延迟几秒钟。父子二人共同呼吸着那点残留在他们之间的温情，这份感情已被绵延千里的同轴电缆所冲淡，由一些他们叫不上名字的东西培养着。但如果细想起来，这份感情又好像已不复存在了。

“那你要听话。”父亲最后说。

“当然。”

“好好保重身体。”

“OK.问妈妈好。”

他们挂上了电话。

对于马蒂亚而言，这一天就这样结束了。他围着圆桌踱步，心不在焉地看着放在一旁的那叠纸，那是他从办公室带回来的工作。他依然在那一步运算过程中停步不前，他和阿尔贝托不管从哪个角度进行证明，都会有分歧，而且迟早会打起来。他感觉到，答案就在这最后一个障碍的后面，只要绕过这个障碍，就会顺利地将工作进行到底，就像闭着眼睛从长满草的山坡上滚下去一样。

马蒂亚太累了，不想再开始工作。于是他走进厨房，打开水龙头，在一口锅里注上水，将它放在炉灶上，打着了火。他就这样独自一人生活了这么久，如果换成常人，恐怕一个月就会发疯的。

他坐在一张塑料折叠椅上，但根本没有放松身体。他抬起眼皮，看了看挂在天花板正中的那个熄灭的灯泡，这个灯泡在马蒂亚来这儿一个月之后就烧坏了，但他从没有更换过。他每天都是利用旁边房间透过来的灯光吃饭。

假如那天晚上马蒂亚就这样走出公寓而一去不回的话，除了桌子上堆着的那摞令人费解的纸，没人能从这所房子里找到他生活过的痕迹。马蒂亚没为自己添置过任何东西，他仍保留着那些不知是谁留下的浅色栎木家具，墙上的壁纸已经泛黄，从这栋房子建成之日起它们就贴在那里了。

马蒂亚站起身，把开水倒进一个杯子，然后放进一个茶包，看着水的颜色一点点变深。天然气的火焰仍在燃烧着，在昏暗之中呈现出耀眼的天蓝色。他把火调到几乎快要熄灭的程度，这时，火焰“嘶嘶”的声音也减弱了。他把一只手自上而下地接近火焰，炙热的感觉轻轻压迫着他伤痕累累的手掌。马蒂亚把手缓缓放低，在火焰周围攥上了拳头。

虽然马蒂亚在这所大学里度过了数以千计一成不变的日子，虽然他在校园尽头那座低矮的食堂里吃过几千顿午饭，但他至今还记得第一天走进食堂，模仿着其他人一连串动作的情景。他排着队，一点一点蹭到那摞有塑料压膜的木制托盘前面，在托盘里放上餐巾纸，再备下刀叉和一个杯子。然后，一旦来到那位身穿工作服分餐的女士面前，就要在三只铝盆之间任选一个指给她，或许你根本不知道里边盛的是什么菜。当时那个厨娘问了马蒂亚些什么，好像说的是她的母语，也可能是英语，马蒂亚没有听懂。厨娘又指了指那个铝盆，把问题重复了一遍，和第一遍一模一样。马蒂亚摇着头，用英文说：“我听不懂。”他的发音很生硬、很不自然。厨娘仰头看天，用一只空盘子扇起风来。“她是问你想不想要酱汁。”马蒂亚身边的一个男生用英文说。马蒂亚立刻转过身，晕头转向地说：“我……我不……”他的话里一半意大利文，一半英文。“你是意大利人？”那个男生问他。“是的。”“她问你想不想在那堆烂东西上加酱汁。”马蒂亚惶恐地摇了摇头。那个男生转身对厨娘简单地说了一声“不要”。厨娘冲他笑笑，终于往盘子里盛上食物，然后把盘子滑到了马蒂亚的托盘上。那个男生要了同样的东西，在把盘子放入托盘之前，他先拿到鼻子下面闻了闻，做出厌恶的表情。“这东西让人恶心。”他抱怨道。

“你是新来的吗？”他过了一会儿问马蒂亚，眼睛还盯着盘子里那团稀稀的食物。马蒂亚回答“是”，他皱着眉点了点头，就好像这是什么重大的事情。付过钱以后，马蒂亚仍然木呆呆地站在收款台前，双手紧紧地抓着托盘。他想在饭厅的最里边找一个空桌，这样就可以背对所有人，这样在他一个人吃饭的时候，才不会感到有无数双眼睛盯着自己。他刚往那个方向迈了一步，刚才那个男生就经过了他的面前，对他说：“来，到这边来。”

阿尔贝托·托尔恰已经在这里四年了，他有永久研究员的身份，还有一笔欧盟提供的特别经费，这是为表彰他最近几部优秀著作而拨发的。他来此也是为了逃避什么，但马蒂亚从未问过他。尽管他们俩共用一间办公室，而且还每天一起吃午饭，但多年以后，谁也无法确定对方是朋友，还是一般的同事。

一个星期二，阿尔贝托与马蒂亚面对面坐着，透过马蒂亚举到嘴边的满满一杯水，阿尔贝托隐约看见他手掌上有一道新伤疤，又青又肿，圆圆的一圈。阿尔贝托什么也没问，只是斜着眼睛看着他，让他意识到自己已经知道了。吉拉尔迪和蒙塔纳里与他们在一桌吃饭，他们正在为互联网上看到的什么东西而狂笑不止。

马蒂亚一口气把水喝完，然后清了清嗓子。

“昨天晚上我想出了一个办法来解决那个进行不下去的问题……”

“我求你了，马蒂亚！”阿尔贝托打断了他的话，他扔下叉子，一下靠在椅背上——他的举动总是很夸张，“至少在吃饭的时候，你就饶了我吧！”

马蒂亚低下头，他盘子里的那块肉已被切成大小相同的小方块，他用叉子将这些小方块分开，使它们之间的空隙就像一个规则的白色网格。

“你晚上就不能干点别的了吗？”阿尔贝托小声问道，好像不想让旁边那两个人听见，他一边说，一边还用刀子在空中画着小圈。

马蒂亚既没说话，也没有看他，而是把一小块从外围挑出来的肉放进嘴里，因为周围这一圈肉的边缘参差不齐，破坏了这个几何图形的结构。

“要是你能时常和我们去喝点什么该多好。”阿尔贝托继续说。

“我不去。”马蒂亚生硬地说。

“可是……”阿尔贝托试着反驳这位同事。

“反正你了解我。”

阿尔贝托摇着头，眉头紧锁，一副挫败的样子。过了这么久，马蒂亚还是老样子。自从他们认识以来，阿尔贝托也就有十来次能把马蒂亚拖出家门。

阿尔贝托转向另外两个人，打断了他们的谈话。

“嘿，你们看见那个女的了吗？”他说着用手指向一个与他们间隔两张桌子的女孩，她正在陪着一位老先生。据马蒂亚所知，那位老先生在地质系教书。“我的天啊，要不是我结婚了，也想搞一个这样的女人。”

那两个人愣了一下，因为这与他们正在谈论的事毫不相干，但他们立刻中断了自己的话题，跟着阿尔贝托一起猜测，为什么这样一个尤物会落得和一个耍嘴皮子的老家伙同桌吃饭。

马蒂亚把所有的方形小肉块都沿对角线切开，然后将这些小三角形重新组合，形成一个大三角形。肉已经凉了，口感像棉絮一样。他叉起一块肉放进嘴里，几乎是整个咽了下去，而其余的都被他剩在了盘子里。

出了食堂，阿尔贝托点燃一支烟，为了耽搁一点时间，好让吉拉尔迪和蒙塔纳里走远。他等着距离他们几步远的马蒂亚。马蒂亚低着头向前走，任凭人行道上一条笔直的缝隙引领他前行，脑子里却想着与他在这里毫不相干的事。

“关于那个进行不下去的问题，你想跟我说什么？”阿尔贝托问他。

“没什么重要的。”

“嘿，你别装傻啊！”

马蒂亚看了看这位同事，他嘴上燃着的香烟是那阴霾的一天中唯一的亮色，这样的阴霾昨天已经有过，而明天也定然如故。

“我们无法摆脱它，”马蒂亚说，“我们已经相信它的存在，不过我没准能从中发掘出一些有趣的东西。”

阿尔贝托又往前凑了凑。在马蒂亚说完之前，他是不会插话的，因为他知道，马蒂亚不轻易说话，但一旦开口，就值得去洗耳恭听。

三二

两年前的一个夜晚，当法比奥正要进入爱丽丝的身体，并轻声对她说想要一个孩子的时候，一些沉重的后果终于一股脑地从天而降。法比奥的脸离爱丽丝的脸那样近，以至于爱丽丝都能感觉到他的呼吸，那股气息滑过她的面颊，散落在床单上。

爱丽丝把法比奥拉向自己，把他的头埋在自己的肩窝里。在他们结婚之前，有一次法比奥曾对她说过，这里是一个完美的榫槽，正好能让他的头插在里面。

“那你怎么想？”法比奥问她，他把头埋在枕头里，声音很微弱。爱丽丝没有回答，却把他抱得更紧了一点。爱丽丝喘不过气来，无法说话。

她听到法比奥关上装避孕套抽屉的声音，于是把右膝向回收了收，给法比奥腾出地方。整个过程中爱丽丝都大大地睁着眼睛，她不停地抚摸着法比奥的头发，很有节奏。

这个秘密从高中时代起就一直形影不离地伴随着她，但从来就没有在她的脑子里停留超过几秒钟的时间。爱丽丝把这件事抛在脑后，就像是一件可以以后再去考虑的事。可是现在，它却突然出现在面前，就像房间黑色的天花板上突然出现的漩涡，可怕而又无法控制。爱丽丝本想对法比奥说：“停一下，等等，有些事我没告诉你。”但是法比奥正在毫无防备地动着身体，他肯定不会理解。

爱丽丝感觉到法比奥进入了她的身体，她第一次想象到了那些黏稠的液体，它们满载承诺，沉积在她干枯的身体里，然后在那里慢慢变干。

她不想要孩子，或许也想要，只是从来没有仔细考虑过。这从来就不是个问题，仅此而已。她的月经周期在她最后一次吃下一整块巧克力蛋糕时就差不多停止了。但如今的现实是，法比奥想要一个孩子，而爱丽丝必须给他生。她必须生，是因为他们第一次在他家做爱时，法比奥并没有要求她开灯，而后来也从来没要求过。也是因为每次完事之后，法比奥都会压在她身上，他身体的重量会驱散爱丽丝所有的恐惧，他不说一句话，只是在那里喘着气，一动不动。爱丽丝必须生孩子，是因为她不爱法比奥，但法比奥的爱却足够维系他们俩的关系，使他们之间有一种安全感。

自那晚之后，做爱就有了一个新的职能，带有一种明确的目的，这很快就会导致他们完全放弃那种并非极其迫切的需求。

几个星期过去了，然后又过了几个月，仍然没有结果。法比奥去做体检，结果他精子的数量完全正常。当晚，他把这件事告诉了爱丽丝，他说得小心翼翼，还紧紧地把爱丽丝抱在怀中。说完他又马上加上一句：“你别担心，这不是你的错。”爱丽丝挣脱了他的怀抱，在即将哭出来的时候，走进了另一个房间。她讨厌法比奥，因为实际上他就是认为，甚至确信，错在妻子身上。

爱丽丝开始觉得自己受到了监视，于是她在电话旁边的记事本上画下一些线段，以此记录虚拟的月经周期。她还买来卫生巾，然后再原封不动地扔掉。在“不方便”的那几天里，她会哄骗法比奥，告诉他今天不能做。

法比奥在暗中也同样计算着时间。爱丽丝的秘密在她和法比奥之间蔓延着，油滑而又透明，使他们彼此的距离越来越远。每当法比奥提到某位医生、某种治疗方法或问题的原因时，爱丽丝的脸都会沉下来，法比奥可以肯定，在这之后的几个小时之内，她一准会找碴儿吵上一架，哪怕是因为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慢慢地，疲惫战胜了他们。他们不再谈起那件事，甚至连话也不怎么说了，他们做爱的次数变得越来越少，最后变成每周五晚上一次疲劳的例行公事。他们俩在做爱前后都要轮流去洗澡：法比奥从盥洗室出来，脸上的皮肤带着浴液的光泽，身上穿着干净的内衣。此时，爱丽丝已换上短袖T恤，问法比奥：“我可以去了吗？”当她回到卧室，会发现法比奥已经睡着，或者至少闭上了眼睛，侧身而卧，整个身体都在他自己那一边。

那个星期五并没有什么不同，至少是在开始的时候。爱丽丝整晚都把自己关在暗房里，这是法比奥送给她的结婚三周年的礼物，当时法比奥让她在书房里发现了这个暗房。她深夜一点多钟才去床上找丈夫。法比奥放下正在读着的杂志，看着妻子光着脚走过来，双脚粘着木地板。

爱丽丝钻进被单，紧贴着丈夫的身体。法比奥顺手把杂志丢在地上，关上了床头柜上的灯。他完全投入，尽量不让这件事显得习以为常，或是像一种义务的牺牲，但事实怎样，他们俩都非常清楚。

他们遵循着一套已被时间固定下来的程式，这样会使一切变得简单一些，然后法比奥在手指的帮助下进入了爱丽丝的身体。

爱丽丝不敢肯定法比奥是不是真的在哭，因为他把脸扭向了一边，为了不让自己的脸接触到爱丽丝的肌肤。但爱丽丝发现，他运动的方式与往常有点不一样，推动得比平时更加猛烈，更加急迫，然后戛然而止，大口喘气，再继续运动，就像是在插得更深的欲望与逃开妻子、逃出房间的念头之间拼命地挣扎。爱丽丝在他急速的喘息声中听到了吸鼻子的声音。

他一完事就迅速闪到一旁，从床上爬起来，跑进了盥洗室并把门锁上，连灯也没开。

他在盥洗室里的时间比平时要长。爱丽丝把身体挪到了床的中间，这里的床单还是凉的。她把一只手放在肚子上，肚子里一点动静也没有，这时她第一次感到没有任何人可怪罪，所有的错都在她一人身上。

法比奥在黑暗中走过房间，躺在床上，背对着爱丽丝。现在轮到爱丽丝洗澡了，可她却一动没动。她感觉到有什么事即将发生，空气里已充满了紧张的气氛。

法比奥在开口说话之前一直保持着那个姿势，一分钟，抑或是两分钟。

“爱丽丝！”他说。

“啊？”

他又迟疑了。

“这样下去我再也受不了了。”他轻声说。

爱丽丝听着他的话，觉得肚子发紧，就像床上突然冒出了一根藤条将她缠住。她任凭法比奥继续说下去。

“我知道是怎么回事。”法比奥继续说。他的声音更加清晰了，撞在墙壁上，产生轻微的金属般的回声。“你不想让我管那件事，甚至说也不能说，可是这样……”

他停住了。爱丽丝睁着眼睛，她已经习惯了黑暗，能够分辨出家具的轮廓：沙发、衣柜、五斗橱以及上面悬挂的没有任何影像的镜子。所有这些东西都一动不动地待在那里，极其顽固。

爱丽丝想起了她父母的房间，她觉得和这个房间很相像，因为世界上所有的卧室都大同小异。她问自己到底怕什么，是怕失去他，还是怕失去那些东西：窗帘、装饰画、地毯，还是抽屉里所有那些精心叠放的能给人以安全感的东西。

“今天晚上你只是勉强吃了两个节瓜。”法比奥继续说。

“我不饿。”爱丽丝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反驳说。

我们终于说到这个问题了，她想。

“昨天也是一样，那块肉你连碰都不想碰。你把它切成小块，然后藏在餐巾里。你真的以为我是白痴吗？”

爱丽丝紧紧抓住被单，她怎么能认为法比奥永远不会发现呢？她看了千百次的场景也同样在丈夫的眼皮底下重复着。让她感到愤怒的是，所有这一切都在丈夫的意料之中，而他却保持沉默。

“我想你应该知道我昨天晚上吃了什么，还有前天晚上。”爱丽丝说。

“那你跟我说说是什么。”法比奥说，这一次他的嗓门很大，“告诉我你为什么这么讨厌吃东西。”

爱丽丝想起父亲喝汤时，把头凑到盘子边上，发出很响的声音，就像在用嘴嘬汤匙，而不是把汤匙斯斯文文地放进嘴里。她又想起每次坐在丈夫对面吃晚饭时，都会看到他牙齿间嚼着的那团让人恶心的烂东西。她还想起了薇奥拉递给她的那块糖，和上面粘着的那些头发，以及那股化学合成的草莓味。她也想起了她自己，没穿上衣，站在老房子中的大镜子前面，那道伤疤把她的一条腿分割在身体之外，这条腿虽然还长在她身上，却毫无用处。最后，她还想起了自己还算匀称的体型，想起了肋骨在腹部呈现出的那一道细长的阴影，她时刻准备着不惜一切代价来捍卫这些成果。

“你想要怎样？你想让我开始暴饮暴食？让我身材变形，只是为了怀上你的孩子吗？”她说。她说这番话，就好像那孩子已然存在于世界的某个角落一样。她故意强调了“你的”这两个字。“我可以去接受治疗，如果你这么在意的话。我可以吃荷尔蒙、吃药、吃所有非吃不可的垃圾，好让你有这个孩子。这样你就不会再监视我了。”

“问题不在这里！”法比奥反驳道。他一下子又恢复了那种让人恼怒的自信。

爱丽丝把身子移到床边，以远离那个咄咄逼人的躯体。他翻身仰面朝天，睁着眼睛，板着脸，仿佛想透过黑暗看到更远的东西。

“难道不是吗？”

“你应该考虑到所有的危险，尤其是你的健康状况。”

“你的健康状况”这几个字萦绕在爱丽丝的脑子里。她下意识地弯了一下那条残腿，想要证明自己可以完全控制它，但那条腿只是微微动了一下。

“可怜的法比奥，”她说，“娶了个跛脚的老婆，而且还……”

她没能说完这句话，让那最后几个已在空气中颤动的字眼滞留在了喉咙里。

“大脑中有一个区域，”法比奥又开始说，他没有理睬爱丽丝的话，仿佛用一个解释就能使一切问题迎刃而解，“好像叫下丘脑，它可以控制机体的脂肪指数。如果这个指数下降得厉害，就会抑制性腺激素的分泌，导致机体功能停滞，月经就会消失。而这只是初步症状，更严重的问题还在后面，这会造成骨骼矿物质密度降低，乃至骨质疏松，骨头会像威化饼干一样脆。”

他用医生的口吻说着，语气平淡地列举出种种病因和症状，仿佛知道了一种病的名字就能够治愈它。爱丽丝想，她的骨头早就粉碎过一次了，这些事情她根本不感兴趣。

“想让一切恢复正常，只要提高那个指数就够了。”法比奥接着说，“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但我们还来得及。”

爱丽丝用双肘撑起身体，她想离开这个房间。

“太神了，我猜你是早有准备吧？”爱丽丝挖苦道，“一五一十地，说得这么清楚。”

法比奥也坐了起来，抓住了爱丽丝的一只胳膊，但被她甩开了。他们在黑暗中四目相对。

“这不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法比奥说。

爱丽丝摇摇头。

“可惜就是，”爱丽丝说，“没准就是我想要的结果，你没想到吧？我想体会骨头粉碎的感觉，我想让机体功能停滞。就像你说的那样。”

法比奥在床垫上猛击了一掌，吓了爱丽丝一跳。

“现在你想干什么？”她挑衅地说。

法比奥的气息从齿缝间流出，郁积在胸中的怒火让他双臂僵直。

“你想的只有你自己！你被宠坏了，而且那么自私！”

他一下躺倒在床上，重新背对着爱丽丝。刹那间，黑暗中的物体仿佛都回到了原来的位置，一切复归于平静，但这种平静令人不安。爱丽丝耳边响起微弱的“嗡嗡”声，就像电影院里放映老式胶片时发出的声音。她侧耳倾听，想找到声音的来源。

最后，爱丽丝看到丈夫的身影在微微地抽搐，同时听到了他压抑的啜泣声，床垫在有节奏地颤动。丈夫的身体需要爱丽丝伸手去抚摸——抚摸他的颈项和头发，然而爱丽丝却把他丢在那里，下床向洗手间走去，并在身后重重地关上了房门。

三三

吃过午饭，阿尔贝托和马蒂亚来到地下室，这里的时间永远不变，只有通过眼睛的疲劳程度来测量它的流逝，因为天花板上日光灯发出的白光会时刻布满你的眼睛。他们钻进了一间空教室，阿尔贝托坐在了讲台桌上。他的身体健硕，但一点也不胖，然而却给马蒂亚留下一种不断膨胀的印象。

“开火吧，”阿尔贝托说，“跟我从头到尾说一遍。”

马蒂亚拿起一支粉笔掰成两段，一些细小的白色粉末散落在了他的皮鞋尖上，这双鞋他在大学毕业典礼那天也穿过。

“我们在二维空间内考虑这个问题。”他说。

马蒂亚开始写了起来，字写得很漂亮。他从黑板的左上角出发，一直写满了前两块黑板。在第三块黑板上，他把接下来要用到的结论又抄了一遍。看他那样子，仿佛已经计算过一百多遍了，而现在是第一次从脑子里提取出来。他时不时转过脸看看阿尔贝托，而阿尔贝托则一脸严肃地点着头，大脑吃力地跟着那支粉笔运转。

足足用了半小时的时间，马蒂亚终于接近了尾声，他像小时候那样，在确定的结论旁边写上了“因此得证”四个字。粉笔使他的手变得很干，但他一点也没有察觉，只是觉得双腿有些微微地颤抖。

他们两人沉默了十几秒钟，都在凝神冥思着。随后阿尔贝托拍了一下手，“啪”的一声在寂静之中回荡，就像是甩了一下鞭子。他从讲台桌上跳下来，险些摔倒，因为他的腿一直悬垂着，已经麻木了。他把一只手搭在马蒂亚的肩头，让马蒂亚感到既沉重又安心。

“这次没什么好说的了，”阿尔贝托说，“今天晚上你来我家吃饭，我们庆祝一下。”

马蒂亚略微笑了一下。

“OK！”他说。

他们一同擦起了黑板，擦得非常仔细，不留任何字迹，甚至连写过字的痕迹也看不出来。其实根本没人能看懂这些东西，但他们已经非常在意这个结论了，仿佛这是他们之间一个极为完美的秘密。

他们走出教室，马蒂亚关上了灯。然后他们一前一后地登上楼梯，各自体味着此时小小的荣耀。

阿尔贝托住在一片居民区里，和马蒂亚住的那个小区没什么两样，只是位于城市的另一头。马蒂亚坐在半空的公交车上，脑门贴着车窗，那冰冷的玻璃接触到他的皮肤，使他感到放松，同时也让他想起母亲放在米凯拉头上的敷料，其实那只是一块浸湿的手绢，但在米凯拉开始浑身发抖、牙齿打颤地发病时，这块手绢却足以使她安静下来。米凯拉想让哥哥也顶上一块敷料，她用眼神告诉妈妈，于是马蒂亚就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等着妹妹结束那一阵抽搐。

他穿上了衬衫和黑色的正装，此前他还洗过澡，刮了胡子。他在一家以前从没有进过的酒类商店里买了一瓶红酒，而且还选的是最高档的一种。女店员用皮纹纸包好，放进一个银色的提袋里。马蒂亚一面等着主人来开门，一面像钟摆一样前后摇晃着装酒的提袋。他用脚把门前的脚垫踢正，让它的周边正好与地面的缝隙完全吻合。

阿尔贝托的妻子来开门了，她没有理会马蒂亚伸过来的手和手里装酒的提袋，只顾拉住马蒂亚并在他脸上吻了一下。

“我不知道你们俩捣了什么鬼，我从没见过阿尔贝托像今晚这么高兴过。”她对马蒂亚小声说，“快进来。”

马蒂亚一直忍着没有用肩膀去蹭耳朵以赶走耳朵上的那阵瘙痒。

“阿尔贝托，马蒂亚来了！”她冲着另一个房间，也许是冲着楼上喊道。

然而阿尔贝托并未出现，倒是他的儿子菲利普冒了出来。马蒂亚是在他父亲写字台的照片上认识他的，照片上的菲利普才只有几个月大，圆乎乎的，和别的新生儿没什么区别。马蒂亚根本没想过他会长大。父母的一些相貌特征正悄无声息地从他皮肤下面显现出来：阿尔贝托那过长的下巴，他母亲那双似乎睁不开的眼睛。马蒂亚想到了那残酷的成长历程，又想到了那些软骨组织，它们在不知不觉地发生着改变，身不由己。就在短短的一瞬间，马蒂亚又想起了米凯拉和她那天定格在公园中的模样。

菲利普骑着小三轮车发疯一样地冲过来，当他发现了马蒂亚，就突然一下刹住车，呆呆地看着这个陌生人，好像是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而被当场抓到一样。阿尔贝托的妻子把他从三轮车上抱了起来。

“捣蛋鬼来了！”她说着用鼻子抵住了儿子的面颊。

马蒂亚不自然地朝菲利普笑了一下，小孩总会让他感到不自在。

“我们进去吧，娜迪娅已经来了。”阿尔贝托的妻子接着说。

“娜迪娅？”马蒂亚问道。

阿尔贝托的妻子看着他，神色有些慌张。

“对，娜迪娅，”她说，“阿尔贝托没告诉你吗？”

“没有。”

接着出现了片刻的尴尬。马蒂亚从不认识什么叫娜迪娅的女人。他心里琢磨着这里的蹊跷，但又害怕知道真相。

“反正她都来了，你进来吧。”

当马蒂亚走向餐厅的时候，菲利普一直躲在母亲肩头，用怀疑的目光审视着他，同时把食指和中指一起放进嘴里，晶莹的口水沿着手指滴落下来。马蒂亚不得不看着别处。他想起曾经跟在爱丽丝的后面走过一条比这个更长的走廊。他看到墙上挂着菲利普的涂鸦画作，取代了原来的装饰画。他还要多加小心，以免踩到菲利普散落一地的玩具。整个这所房子，包括墙壁上，都散发着一种生活的气息，这让马蒂亚很不习惯。他想起了自己的公寓，很容易就能判断出与这里截然不同。现在他已经后悔接受这个晚餐的邀请了。

在餐厅里，阿尔贝托用亲切热情的拥抱迎接了他，而他只是作出机械的回应。坐在桌旁的女人站起身，向他伸出了手。

“这是娜迪娅，”阿尔贝托介绍说，“这位是我们下一届菲尔兹奖

[1]

得主。”

“很高兴认识你。”马蒂亚尴尬地说。

娜迪娅向他笑了笑，上身微微前倾，大概是想吻他的面颊，但马蒂亚一动没动，把她晾在了那里。

最后她只说了一句：“我也很高兴。”

马蒂亚一连几秒钟都全神贯注地盯着挂在娜迪娅耳朵上的一只大耳环：那是一只直径至少有五厘米的镀金耳环，只要她一动，耳环就会以一种复杂的方式摇摆起来，于是马蒂亚试着用笛卡儿坐标的三条轴线来分解这个运动过程。这只耳环的超大尺寸和娜迪娅一头乌黑的头发形成反差，这让马蒂亚联想到一些龌龊而几近淫秽的事，他因此而感到不安，但同时又感到兴奋。

大家一起坐在桌前，阿尔贝托为每个人都倒上了红酒，并提议为他和马蒂亚即将写成的论文而隆重地干杯庆祝一下，他还责成马蒂亚用简单的语言把论文的内容解释给娜迪娅听。娜迪娅与他们一起庆贺着，脸上露出诡异的微笑，透露出她的私心杂念，这种微笑让马蒂亚不止一次忘记了往下该说什么。

“听起来很有意思。”她最后评论道，而马蒂亚则低下了头。

“何止是有意思！”阿尔贝托说，他挥动着双手，在空中比划出一个椭圆形，马蒂亚则想象着它真实的样子。

阿尔贝托的妻子双手端着一个汤锅走进来，浓浓的欧莳萝味从锅里飘了出来。于是大家的话题就自然转向了饮食这个比较中立的领域。大家事先的确没有预料到的那种紧张气氛似乎得到了缓和。除了马蒂亚，所有人都表达了对某种美食的思念，因为在北欧，他们都与那些美食久违了。阿尔贝托讲起他在家时母亲亲手做的意大利饺子，他妻子回忆起读大学时他们经常在沙滩对面的小店里一起吃的海鲜沙拉，娜迪娅则描述了填满鲜奶油并插着细小黑巧克力碎片的点心，在她老家的小镇上只有一家点心店能做这种甜品。她在讲述时一直闭着眼睛，还用牙咬住嘴唇，仿佛唇间还保留着一点甜美的味道。她用门牙咬了一下下嘴唇，然后又马上松开，马蒂亚情不自禁地注视着娜迪娅的这个细节。他觉得娜迪娅表现得有些夸张，无论在她的女性特征上，还是在她双手舞动的自如程度上，或是在她的南方口音上——她在发唇音的时候，总是把没有必要强调的辅音加重一倍读出来。她好像具备一种隐秘的威力，在使马蒂亚垂头丧气的同时，又能令他面红耳赤。

“只要有勇气回去就行。”娜迪娅最后说。

四个人一同沉默了好几秒钟，似乎每个人都在思忖自己滞留在这里的原因。只有菲利普在离桌子几步远的地方拿着两个玩具在相互敲打。

在晚餐的全过程中，阿尔贝托总能把摇摇欲坠的谈话内容扶得稳稳当当，他总是说个不停，双手在越来越凌乱的餐桌上上下挥舞。

吃过餐后甜点，他的妻子起身收拾杯盘。娜迪娅想要帮忙，但女主人却对她说了声“坐在那儿别动”，就钻进了厨房。

餐桌上又是一阵沉默，马蒂亚的食指在餐刀带锯齿的刀刃上蹭来蹭去，若有所思。

“我去看看她在那儿鼓捣什么呢。”说着，阿尔贝托也站了起来。当他走到娜迪娅的身后，向马蒂亚使了一个眼色，那意思是说“你看着办吧”。

现在只剩下马蒂亚和娜迪娅与菲利普待在一起了。他们二人在同一时间抬起了头，因为再也没有其他地方可看了，于是两人相互尴尬地笑了笑。

“那么你呢？”过了一会儿，娜迪娅开口问马蒂亚，“你为什么选择留在这儿？”

娜迪娅眯着眼睛仔细观察马蒂亚，仿佛想要猜出对方的秘密。她的眼睫毛又长又密，马蒂亚觉得它们一动不动，仿佛是假的。

马蒂亚用食指把面包屑排成一排，然后耸了耸肩。

“我不知道。”他说，“就只当这里氧气更充足吧。”

娜迪娅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已然明白的样子。厨房里传出阿尔贝托和妻子为一些琐事争吵的声音，例如水龙头又跑水了和该谁去哄菲利普睡觉之类的事情。一时间，马蒂亚觉得这些事情都极其重要。

餐桌上，沉寂再度袭来，马蒂亚尽力想出一些话题，一些他认为很平常的谈资。不管他眼睛看什么地方，娜迪娅总会出现在他的视阈中，就像一个过于庞大的形象。她青黑色的低胸外衣不断调整着马蒂亚双眼的焦距，即便是在马蒂亚正盯着空酒杯看的时候。餐桌下面，他们的腿被桌布遮住，马蒂亚想象着他们的腿在漆黑的桌子下面被迫亲密接触的样子。

菲利普走过来，把一辆小轿车的模型放在了马蒂亚面前的餐巾上。马蒂亚看着这个微缩的玛莎拉蒂轿车模型，又看了看菲利普，而菲利普也在观察他，期待着他做些什么。

马蒂亚犹犹豫豫地用两个手指头捏起那个汽车模型，前前后后地在餐巾上滑动。他感到娜迪娅正用热烈的目光注视着他，酌量着他局促不安的表现。他怯生生地用嘴学了两下汽车的轰鸣声，然后就停了下来。菲利普静静地盯着他，略微有些失望，于是伸手抓起小汽车，自己接着玩了起来。

马蒂亚又为自己倒了一杯酒，一饮而尽。这时他发觉应当先请娜迪娅喝酒，于是问她：“你要不要？”娜迪娅连声说：“不要，不要。”同时缩回双手，抱住了肩膀，就像平时人们感到寒冷时的举动。

阿尔贝托回到了餐厅，嘴里发出一种“咕噜咕噜”的声音，还用双手使劲地揉搓面颊。

“现在该睡觉觉了。”他对儿子说，然后抓住菲利普polo衫的领子把孩子拎了起来，就像拎一个木偶一样。

菲利普任他摆布，并没有反抗。出去前他又看了一眼自己堆放在地板上的玩具，仿佛那里面隐藏着什么东西似的。

“或许现在我也该走了。”娜迪娅说，但没有完全转向马蒂亚。

“对，可能是该走了。”马蒂亚说。

两个人都收紧了腿部的肌肉，准备起身，但没有真正站起来。他们停在那里，再一次相互对视。娜迪娅露出微笑，马蒂亚感到她的目光透过了自己的身体，感到自己被剥得只剩了骨头，再也隐藏不住任何的东西。

他们几乎同时站了起来。在两人把椅子收回餐桌下面时，马蒂亚注意到娜迪娅也是小心翼翼地不让椅子腿蹭到地上。

阿尔贝托回来时发现他们都站在那里，一副手足无措的样子。

“怎么？”他对两个人说，“你们就要走吗？”

“太晚了，你们也累了。”娜迪娅代表他们两人说。

阿尔贝托看着马蒂亚，露出了一种同谋者的微笑。

“我给你们叫辆出租车。”他说。

“我坐公交车。”马蒂亚连忙说。

阿尔贝托斜了他一眼。

“都什么时候了？亏你想得出！”他说，“反正娜迪娅家也顺路。”

[1]
以加拿大数学家、教育家菲尔兹（J.C.Fields）的姓氏命名的世界性数学奖，一九三六年开始颁发。由于诺贝尔奖没有设数学奖，因此也被誉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三四

出租车行驶在郊区空无一人的林荫道上，两边的楼房完全一样，都没有阳台。有些窗子还亮着灯，但数量很少。三月里的白昼仍然很短，人们也都适应了自身的夜间代谢方式。

“这里的城市都很黑。”娜迪娅说，似乎本想大声地说出来。

他们两个坐在出租车的后座上，各居一端。马蒂亚盯着计价器上数字的变化，看着那些红字一亮一灭地显示着不同的金额。

娜迪娅脑子里想着那个把他们分开的荒唐而又孤独的空间，想鼓起勇气用自己的身体将它占据。再往前两个街区就到她家了，时间随路程一起飞快地消逝着，对她而言，消逝的时间不只是在今晚，也包括她这个将近三十五岁的女人仍可支配的时间。最近一年，在她和马丁分手之后，就开始感到自己与这个地方格格不入，也开始感觉到彻骨的寒冷。寒风吹干了她的皮肤，即便到了夏天也不能完全恢复弹性。然而，真要离开这里，她又下不了决心。她已经对这个地方产生了依赖，被这里深深地感染了，通常，只有那些对身体有害的东西才能让人如此上瘾。

她想，如果有什么问题要解决的话，那么最好就在这辆车上解决。过后她就不会再有这样的力气了。最终她会毫无悔恨地继续投入她的翻译工作，日以继夜地译书，既为了赚钱养活自己，也为了填满时间留给她的空虚。

她觉得马蒂亚很有魅力：这个人很奇怪，比阿尔贝托徒劳地介绍给她的别的同事都要奇怪。他们研究的课题似乎只有那些邪恶的人才会感兴趣，或许是多年的研究把他们也变成了那样的人。她完全可以问问马蒂亚到底属于前者还是后者，只是为了开个玩笑，但她却不想那么做。总之，她满脑子都是“奇怪”二字，当然还有不安。但在马蒂亚的眼神里还蕴藏某种东西，就像是一颗明亮的微粒游弋在他黑色的眼眸中，娜迪娅可以肯定，没有任何一个女人曾将其捕获。

她可以诱惑马蒂亚，而且她迫不及待地想要这么做。她把头发拢到一侧，把裸露的颈项展示在马蒂亚面前，她的手指沿着挎包的接缝来回滑动，而挎包就放在她的小腹与大腿之间。但是她不敢坐过去，也不想转过头去，她不想看见马蒂亚正注视着别的地方。

马蒂亚对着紧握的手轻咳了两下，让手暖和一些。他感觉到了娜迪娅的急切，但始终犹豫不决。他想，就算是自己作出了决定，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行动。记得有一次，丹尼斯谈起自己时，曾对马蒂亚说过，与人交往都是一样的，就像一盘棋的开局，没有必要别出心裁，那毫无用处，因为两个人想要达到的目的是一样的，接下来这盘棋会自动往下进行，只有到了这个时候，谋略才能派上用场。

但是我连开局都不会呀，马蒂亚心想。

他能做的只是将左手放在座位的中间，就像将缆绳的一端抛进了大海。他把手放在那里，尽管化纤的座套让他有些颤抖。

娜迪娅领会了他的意思，没有出声，也没有作出剧烈的反应，只是把身体移到了座位的中间。她抓着马蒂亚的手腕，把他的胳膊抬了起来，就像知道了马蒂亚的想法一样，把他的胳膊搭在了自己的脖子上。接着她把头靠在了马蒂亚的胸前，闭上了眼睛。

她身上有浓烈的香水味，这股香味隐藏在她的发丝间，也粘在了马蒂亚的衣服上，然后又不断蔓延，充斥着马蒂亚的鼻孔。

出租车停在了路左边娜迪娅家的门前，但没有熄火。

“十七块三。”出租司机说。

娜迪娅欠身准备下车，他们两个人都在想，再找一次这样的机会是十分困难的，因为那要再一次打破平衡，还要重新建立起一种不一样的平衡。他们都在怀疑自己是不是还具备那种能力。

马蒂亚从衣兜里找出了钱包，把一张二十欧元的钞票递给司机说：“不用找了，谢谢。”娜迪娅则打开了车门。

“现在我要跟着她，”马蒂亚想，但没有动。

娜迪娅已经站在了人行道上，出租车司机从后视镜里看着马蒂亚，等着他的指示。计价器上的数字全都亮着，闪现出“00.00”。

“来吧！”娜迪娅说，马蒂亚顺从了。

出租车开走了，他们沿着很陡的楼梯一直走到尽头，楼梯上铺着蓝色的割绒地毯，台阶很窄，马蒂亚要侧着脚才能向上走。

娜迪娅的家很干净，而且很注重细节，就像一个单身女人的家里应有的样子。在一张圆桌的正中，放着一只柳条编成的篮子，里面盛满了风干的花瓣，它们很久以前就不再散发出香味了。墙壁的颜色非常丰富，有橘黄色、蓝色和蛋黄色，这在北欧很少见，因为看上去不够庄重。

马蒂亚问了声“能进来吗”，然后就看着娜迪娅把大衣脱掉，放在椅子上。只有在属于自己的空间里才会有这份从容自在。

“我去拿点儿喝的。”她说。

马蒂亚在客厅中间等着，两只布满伤痕的手藏在口袋里。不一会儿，娜迪娅回来了，手里端着两个倒了一半红酒的杯子，正为自己的某些想法露出笑容。

“我都不习惯了，我已经很久没遇到过这种事了。”她坦率地说。

“好吧。”马蒂亚回答说，他本想说，这种事他根本就没遇到过。

两个人默默地呷着红酒，谨慎地环顾着四周，目光时不时交汇在一起。每当他们的目光相遇，两人都会莞尔一笑，就像两个小孩子。

娜迪娅蜷着双腿坐在沙发上，为的是缩小与马蒂亚之间的距离。现在万事俱备，只欠行动了，只要沉着地拉他一下，迅速而粗暴，就像所有这种事的第一步一样。

她又考虑了一会儿，然后把酒杯放在沙发后面的地板上，以免踢翻。接着，她果断地扑向了马蒂亚，开始亲吻他。娜迪娅的高跟鞋从脚上滑落，掉在地板上，发出圆润的声音。她一下骑在马蒂亚的腿上，没给马蒂亚留一点喘息的时间来表示拒绝。

她夺过马蒂亚的酒杯，把他的双手放在了自己的臀部。马蒂亚的舌头僵硬，于是娜迪娅就用自己的舌头绕着他的转个不停，她固执地将这个运动传递给马蒂亚，直到对方的舌头也开始跟着转起来，只不过是朝相反的方向。

他们好不容易才倒向一侧，还是马蒂亚被压在下面，他的一条腿落在沙发外，另一条腿则伸得笔直，被娜迪娅的身体死死压住。他脑子里想着，自己的舌头正在绕圈，这属于一种周期运动，但很快，他的注意力就再也无法集中了。娜迪娅的脸紧紧地贴着他的脸，这种压力似乎可以阻止他思想齿轮的复杂运动，就像那一次他和爱丽丝在一起时一样。

他的双手滑进了娜迪娅的内衣，与肌肤的接触并未使他感到不舒服。他们开始慢慢地脱掉衣服，既没有分开，也没有睁眼，因为房间太亮了，任何一点中断都会让他们放弃。

当马蒂亚慌乱地解着娜迪娅胸罩的搭扣时，他心想：“终于要发生了。”最终事情真的发生了，只是以你事先不知道的方式。

三五

法比奥很早就起床了，他关掉了闹钟，为的是不让爱丽丝听见。他走出卧室，强迫自己不去看妻子。爱丽丝此刻正睡在床上自己的那一侧，一只胳膊露在被单外面，手紧握着，好像梦见抓住了什么东西。

法比奥昨晚因筋疲力尽而进入梦乡，却做了一连串的噩梦，一个比一个阴郁。现在他觉得有必要让双手干点活儿，让自己出点汗，让身上脏一点，让浑身的肌肉感到疲劳。他考虑是否要去医院加个班，但今天他的父母会来吃午餐，这是每月第二个星期六的惯例。他两次拿起电话，想告诉他们不要来了，因为爱丽丝不太舒服。不过那样的话，他父母一定会再打来电话，问这问那，像以前一样地担心，而他则又要和妻子商量办法，情况反而更糟。

在厨房里，他脱掉T恤衫，从冰箱里拿出些牛奶喝了。他可以装作没事，可以像往常那样，表现得好像昨夜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切还在照常进行，但是这一次，他感到喉咙深处涌起一种从未有过的恶心感觉。他脸上的皮肤因面颊上的泪痕而变得紧绷，于是他在洗碗池前洗了把脸，然后用挂在一旁的抹布擦干。

他看着窗外，天阴沉沉的，但再过一会儿就会出太阳了，每年的这段时间天都是这样。在这样的日子里，他本该带着自己的孩子去骑自行车，沿着运河边的小路一直骑到公园里。在那里，他们会在喷泉那儿打水喝，并在草地上坐半个来小时。然后他们就往回走，这次他们要沿公路骑回来，他们还会在甜品店停一下，买一盒点心供午饭时享用。

法比奥的要求并不多，只是一般人都应该拥有的正常生活而已。

他只穿着内裤就下楼来到了车库里，从储物架顶端取下工具箱，箱子的重量使他一度恢复了轻松的状态。他拿出一柄一字螺丝刀和两把扳手——一把九号的、一把十二号的，开始一点一点地拆卸那辆自行车，动作有条不紊。

他先给那些齿轮涂上机油，然后用一块浸过酒精的抹布把车架擦得锃亮，还用指甲抠掉了残留在上面的泥点。他精心擦拭两个脚蹬之间的轴承，即便是连手指都进不去的缝隙也擦得干干净净。接着，他又把这堆零件重新组合在一起，然后检查了一下车闸，将它们调整得完全平衡。最后，他给两只轮胎打气，一边打，一边用手检测轮胎的压力。

完事后，他退后一步，把手在大腿上抹了抹，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心里却生出一种令人烦躁的孤寂感，于是他一脚把自行车踢翻在地。自行车像一只动物一样蜷缩在地上，一只脚蹬子在哗哗地空转，法比奥一直听着这让人昏昏欲睡的声音，直到它又静下来。

他刚要离开车库，却又返了回来。他扶起自行车，把它放回了原来的位置。他不由自主地去检查车摔坏了没有。他在心里问自己，为什么就不能让一切保持混乱，让满腔的怒火发泄出来，或者是骂人、摔东西呢？因为他更喜欢让一切都显得井然有序，即使在当它们不是这样的时候。

他关上灯，上了楼梯。

爱丽丝坐在厨房的餐桌前，若有所思地呷着茶，她的面前只有一个糖罐。见法比奥进来，爱丽丝抬起眼皮，注视着他。

“你怎么不叫醒我？”

法比奥耸了耸肩。他走到水龙头前面，把水开到最大。

“你正睡得香呢。”他回答道。

他往手上倒了些刷盘子用的洗洁精，在水龙头下反复揉搓着，要洗掉一道一道黑色的机油。

“我会耽误做午饭的。”爱丽丝说。

法比奥又耸了耸肩。

“午饭我们也可以不去管它了。”他说。

“怎么会出这种新鲜事？”

他开始更用力地揉搓双手。

“我不知道，只是个想法而已。”

“这想法可够新鲜的！”

“对，你说得对，这就是一个操蛋的想法。”法比奥咬牙切齿地反驳道。

他关上水龙头，急速走出了厨房。过了一会儿，爱丽丝听到淋浴倾泻的水声，她把茶杯放进洗碗池，回房间换衣服去了。

法比奥睡的那一边，床单皱在了一起，上面全是被他的身体压出来的褶子。他的枕头对折起来，好像是把头放在枕头下面睡的一样。他的毯子都堆在了床尾，那是用脚蹬过去的。房间里有一股淡淡的汗味，每天早上都是这样。爱丽丝打开窗子，让清新的空气进来。

昨天夜里，她仿佛觉得那些家具都有了生命，开始呼吸起来，但那只不过是她房间里平平常常的家具，正如她冷淡的顺从一样，没有一点味道。

她收拾了床铺：重新铺平被单，再把被单的下角掖在床垫底下，然后把短边折回到枕头的一半位置，这是索莱达教给她的。完毕后，她开始穿衣服。洗手间里传出法比奥电动剃须刀的嗡嗡声，爱丽丝一直把这个声音与周末睡眼惺忪的早晨联系在一起。

她问自己，昨晚的争吵是与以往不同，还是会像平时那样得到和解，也就是法比奥洗完澡出来，赤着上身，从背后一把抱住爱丽丝，把头贴在爱丽丝的头发上，持续很长时间，直到那些积怨蒸发得烟消云散。此外，眼下没有其他任何可行的办法。

爱丽丝努力想象着如果不是这样，又会怎样。她专注地看着被风微微吹起的窗帘，隐隐约约地产生了放弃的念头，这仿佛是一个不祥的预感，有点类似于她在满是积雪的深沟里和马蒂亚的房间内，还有如今每次面对母亲平整如初的睡床时所产生的那种感觉。她把食指放在自己髋部凸显的骨头上，抚摸着它嶙峋的轮廓，她还没有准备好放弃现在这个体型。当电动剃须刀的声音停下来以后，爱丽丝摇了摇头，带着对午饭顽固而又急迫的思虑回到了厨房。

她把洋葱切成小丁，然后又切下一小块黄油，放在旁边的一个小碟子里。所有这些都是法比奥教她的。她已经习惯了以一种冷漠的态度来处理食物，只是简单地遵循着做饭的程序，而最终做出来的东西则与她无关。

她取下拴住一把芦笋的红色橡皮筋，把芦笋用凉水冲了冲，放在砧板上，然后又把满满一锅水放在了火上。

她通过越来越近的细微声音感觉到法比奥已经到了房间里。她浑身僵硬，等待着丈夫身体的接触。

然而法比奥却坐在了沙发上，开始漫不经心地翻阅一本杂志。

“法比奥！”爱丽丝叫他，却不知道该跟他说些什么。

他没有应声，故意把书页翻得很响。他用手指捏住书页的一角，犹豫着该不该将它扯下来。

“法比奥！”她用同样大的声音又叫了一声，并把头转了过来。

“什么事？”

“能请你帮我拿一下米吗？放在了橱柜上层的隔板上，我够不着。”

这只是一个借口，他们两人都很清楚。这只是叫他过来的一个办法。

法比奥把杂志摔在茶几上，杂志撞上了一个用半个椰子壳挖成的烟灰缸，使它自己转了起来。他双手撑在膝盖上愣了几秒钟，似乎在考虑这件事。随后他猛然站起来，走向洗碗池。

“在哪儿？”他气哼哼地问道，故意不看爱丽丝。

“那儿。”爱丽丝指着说。

法比奥拉过一把椅子，放在冰箱旁边，椅子在地面的瓷砖上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他光着脚踩上椅子，爱丽丝注视着他的脚，仿佛从未见过一样，望着这双脚出神，但同时又隐隐约约地有些害怕。

法比奥拿到了装米的纸盒，盒子是打开的。他摇晃了一下盒子，然后笑了，他的笑容让爱丽丝有不祥的感觉。他把纸盒斜向一边，大米开始撒落下来，就像一阵又白又细的小雨。

“你干什么？”爱丽丝说。

法比奥仍然在笑。

“给你米呀！”他回答说。

他更加用力地摇晃着盒子，米粒撒得厨房到处都是。爱丽丝向他走过来。

“别撒了！”爱丽丝对他说，但他却装作没听见。爱丽丝又提高嗓门重复了一遍。

“就像在我们的婚礼上一样

[1]

，你还记得吗？我们那场该死的婚礼。”法比奥吼道。

爱丽丝抓住了他的小腿，想让他停下来，但他却把米倒在了爱丽丝的头上，一些米粒粘在了她光滑的头发上。爱丽丝仰视着法比奥，再一次命令他住手。

一粒米碰到了爱丽丝的眼睛，让她感到疼痛。她闭着眼睛，在法比奥的小腿骨上打了一巴掌，而法比奥则拼命地摆动那条腿，他一不小心踢在爱丽丝左肩的下面。妻子努力用那条有残疾的腿保持平衡，身子先是向前倾，然后又向后仰，就像门上的合叶一样，最后她摔倒在地。

盒子里的米撒光了，法比奥站在椅子上惊慌失措，盒子倒着拿在手里，看着摔倒在地的妻子像猫一样蜷缩着。一道强烈的亮光掠过了他的大脑。

他从椅子上下来。

“爱丽丝，你摔疼了吗？”他说，“让我看看。”

法比奥用一只手托起爱丽丝的头，想看看她的脸，但她却把脸扭了过去。

“别碰我！”她向法比奥大叫道。

“宝贝，对不起，”法比奥央求道，“你是不是……”

“走开！”爱丽丝嚷道，这声喊叫的力度他们两个谁也没有料到。

法比奥立刻躲开，双手在不停地抖动，他退后了两步，结结巴巴地说了声“好吧”，然后就跑进了卧室。法比奥出来时已穿好了T恤衫和鞋子。他走出了家门，根本没有回头看看仍在原地没动的妻子。

[1]
在意大利的传统婚礼上有向新婚夫妇抛撒大米的习俗。在意大利语中，“大米”（riso）还有“笑容”和“快乐”的意思。

三六

爱丽丝把头发拨到耳朵后面，橱柜的小门仍在她的头上敞开着，那把椅子死气沉沉地摆在她面前。她并没有受伤，也不想流泪，对于刚才发生的一切作不出任何反应。

她开始捡拾散落在地上的米粒，起先还是一粒一粒地捡，后来就用手掌归拢在一起。

她站起身，将一把米扔进锅里，此时，锅里的水已经沸腾了。她愣在那里，看着米在锅里上上下下没有规律地翻动，这是由于对流作用造成的，有一次马蒂亚曾这样讲过。她关上火，走过去坐在了沙发上。

她一点也不想去收拾东西，只是等待着公婆的到来，让他们看看她这副样子。她想告诉他们法比奥是如何待她的。

但最终谁也没来，应该是法比奥事先通知他们了，或是他已经去了父母家，正在恶人先告状，对他们讲爱丽丝的子宫就像一片干涸的河床，他已经厌倦了再这样生活下去。

这个家沉浸在静默之中，光线似乎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爱丽丝拿起电话听筒，拨通了父亲家的电话。

“喂？”是索莱达接的电话。

“嗨，索莱达。”

“嗨，我的小宝贝。我的小姑娘过得好吗？”

“还凑合吧。”爱丽丝说。

“怎么？出什么事了？”

爱丽丝沉默了几秒钟。

“爸爸在吗？”她问。

“正在睡觉，我去叫醒他？”

爱丽丝想到父亲，如今他孑然一身，只能和自己的思绪一起分享那个偌大的房间了，房间里关闭的百叶窗在他沉睡的身体上画出几道细细的光线。那些一直使他们产生隔阂的积怨已经完全被时间吸收，爱丽丝甚至一点也想不起来了。以前，那个家里最让她感到压抑的是父亲严肃而犀利的目光，然而现在，这恰恰是她所期待的。父亲什么也不会跟爱丽丝说的，因为他已经很少讲话了。他会一面抚摸着女儿的脸，一面吩咐索莱达到女儿的房间去换上干净的床单，仅此而已。妈妈去世后，他的内心世界发生了一些变化，似乎松弛了下来。但荒谬的是，自从法比奥进入了女儿的生活，父亲反而变得更加袒护女儿了。他不再讲述自己的事，完全让爱丽丝去说，而他自己则迷失在女儿的讲话声中，沉浸在女儿的声音中而不是讲话的内容里，还时常用沉思中的喃喃自语来表达意见。

他出现精神恍惚的现象差不多快一年了：一天晚上，他第一次把索莱达当成了自己的妻子费尔南达。他把索莱达拉到面前，想要吻她，就像真的是在对待妻子一样，弄得索莱达不得不在他脸上轻轻地打了一记耳光，而他挨打后则像孩子一样哭哭啼啼地表示不满。第二天，他什么也想不起来，只是隐隐约约地感觉自己做错了什么事，中断了时间那富于节奏感的流程。他催促索莱达告诉他究竟发生了什么。索莱达尽量回避这个问题，把话题岔开，但他却穷追不舍。在这位女管家说出真相后，他面沉似水地点点头，一边转身，一边低声说“我很抱歉”，然后就把自己锁在书房里，一直待到吃晚饭的时候，既没有睡觉，也没有做任何事。他坐在书桌前，把手放在胡桃木的桌面上，徒劳地恢复着记忆链条中缺失的部分。

类似这样的事发生得越来越频繁，以至于他们三个——爱丽丝、她父亲和索莱达都竭力装作没事，期待着不会再发生这种事的可能。

“爱丽丝！”索莱达问她，“要我去叫醒他吗？”

“不，不用！”爱丽丝连忙说，“别叫醒他，什么事都没有。”

“真的吗？”

“是的，让他休息吧。”

爱丽丝挂断电话，躺在了沙发上。她用力睁大眼睛，注视着水泥天花板。这一刻她想充分体验这种全新的且无法控制的变化，见证这个微不足道的悲剧性结局，而且记住此间的每一个细节，但仅过了短短几分钟，她的呼吸就逐渐均匀了起来——爱丽丝睡着了。

三七

马蒂亚为自己仍保留着某种本能而感到惊讶，因为这种本能已深藏于缠在他身上的、由思虑和淡漠结成的层层丝网之中。他也为自己在那一刻突然爆发出的强力而感到惊讶，这种力量毅然决然地支配了他的一举一动。

回到现实中使他更加痛苦。娜迪娅那陌生的身体压在他身上，他一面要接触到娜迪娅的汗水，一面要接触到身下褶皱的沙发布和两个人脱下的衣服，这些都让他喘不过气来。娜迪娅缓慢地呼吸着，马蒂亚想，如果他们两人呼吸周期之间的比例是个无理数的话，那么根本不可能将这两个周期联系起来并找到什么规律。

他张大嘴巴在娜迪娅的头发之外呼吸，以储备更多的氧气，但空气中充斥着某种稠密而沉重的物质。他想遮住自己的身体，于是将一条腿转动了一下，他感到自己的性器正松弛而冰冷地压在娜迪娅的大腿下面。由于动作笨拙，他的膝盖撞在了娜迪娅的身上，娜迪娅抖动了一下，抬起了头，刚才她已经进入了梦乡。

“对不起。”马蒂亚说。

“没关系。”

她过来亲吻马蒂亚，带来一股炽热的气息。马蒂亚一动不动，等着她吻完。

“我们去卧室？”她说。

马蒂亚点点头。其实他更想回到自己的寓所，回到那种令人惬意的虚无之中，但他知道那样做不合适。

当他们分别从床的两侧钻进被子时，都感觉到了尴尬和别扭。娜迪娅向他笑笑，好像在说“一切都好”。黑暗中，娜迪娅蜷缩着依偎在他的肩头。她又吻了马蒂亚一下，然后马上睡着了。

马蒂亚也合上了眼睛，但不得不又立刻睁开，因为一堆可怕的记忆正在那里等着他，就横七竖八地堆积在他眼皮下面。他的呼吸又一次哽在了喉咙中。他把左手伸到床下，将拇指在床下铁丝网尖锐的网结上蹭来蹭去。黑暗中，他把那个手指放进嘴里吸吮，血的味道让他平静了好几秒钟。

慢慢地，马蒂亚听到娜迪娅家中一些陌生的声音：冰箱发出轻微的嗡嗡声，暖器在呼噜噜地响过几秒钟之后，家用锅炉就会“咔”的一声暂停工作，还有一只时钟，在另外一个房间里，让他觉得走得极为缓慢。他想移动双腿，从床上起来。娜迪娅睡在床的中间，占据了马蒂亚翻身的空间。她的发梢扎着马蒂亚的脖子，而她的呼吸又让马蒂亚胸前的皮肤变得干燥。马蒂亚心想，他今夜可能无法合眼了。时间已经很晚，或许已经两点多了，而一大早他还有课。课上他会累得要命，一定会在黑板上出错，当着所有学生的面出丑。要是在自己家里，他或许能睡着，至少在剩下的这几个小时里他还能睡上一会儿。

如果我轻一点儿，她就不会察觉了，马蒂亚心想。

他仍旧一动不动地待了一分多钟，脑子里想着这件事。那些声音变得越来越清晰了。家用锅炉又发出了一个清脆的跳动声，让他浑身僵住。终于，他决心要离开这里。

通过一系列细小的动作，他成功地把压在娜迪娅头下的胳膊抽了出来。睡梦中，娜迪娅感到少了些什么，于是就移动身体去找他。马蒂亚欠起上身，先把一只脚放到地上，然后再放另一只。当他下床的时候，床下的铁丝网微微发出嘎吱的声音，恢复了原位。

他转过脸看了看黑暗中的娜迪娅，这使他隐约记起在那个公园里回过身看米凯拉的那一刻。

他光着脚走进了客厅，从沙发上拿起自己的衣服，又从地上捡起鞋子，然后像平时那样拧开门锁，没发出一点声音。当他进入楼道时，裤子还拿在手里。此刻，他终于可以深深地呼吸了。

三八

星期六撒过大米之后，法比奥曾经打电话到爱丽丝的手机上，但那已经是当天晚上了。爱丽丝不明白为什么法比奥不先打家里的座机，后来她想到，也许是因为家里的电话是一件关系到他们两个人的东西，在这种时候，法比奥不愿再与她分享什么，其实爱丽丝也有同感。这次通话时间很短，尽管还包括了很长时间的沉默。他说：“今晚我就住在这儿了。”这句话就如同一个已作出的决定。爱丽丝回敬道：“我看你明天也可以睡在那儿，你想待多久就待多久。”然后，当那些纠缠不清的细节得到澄清后，法比奥补充说：“爱丽丝，我很遗憾。”爱丽丝挂断了电话，连一句“我也是”都没说。

爱丽丝没有再接电话。法比奥很快就不再继续拨她的手机了，处于自怜边缘的爱丽丝自言自语地说：“你看见了吧！”她光着脚在家里走来走去，胡乱收拾着丈夫的东西：一些文件和几件衣服，她把这些东西收敛在一个纸箱内，扔在了一进门的地方。

一天晚上，当她下班回来的时候，发现纸箱不见了。法比奥没有拿走更多的东西，所有家具都原封未动，衣橱里仍然放满了他的衣物，但客厅书架上有些书被抽走了，那些黑洞洞的缺口见证了他们关系解体的肇端。爱丽丝愣在那里，注视着那些缺口，她第一次感觉到所谓的落寞在身边变成了一个客观的事实、一个有着固体形状的庞然大物。

爱丽丝心怀慰藉地顺其自然了。她觉得以前的一切都是为别人做的，现在只剩下她一个人，她可以轻而易举地放弃、屈服，这样就行了。她有更多的时间可以花在自己的事上，但感到做什么都打不起精神，那种疲惫感就像在黏稠的液体中前行一样。最后，她连最简单的活儿也不干了，要洗的衣服都堆在洗手间里，而她则一连几个小时躺在沙发上，她知道脏衣服都堆在那儿，而洗衣服只是一件手到擒来的事，但她全身没有一块肌肉认为这就是该去洗衣服的充分理由。

为了不去上班，她会谎称自己得了流感。她的睡眠时间大大超过了应有的限度，即便是大白天也照睡不误。她连百叶窗也不合上，只靠闭上眼睛来回避阳光、删除她周围的事物乃至忘记自己可憎的身体，这副身体已经越来越羸弱了，但仍在顽固地对她的思想发动进攻。那些沉重的后果总是挥之不去，就像有一个陌生人睡在她的身体里。但这个人在她身上经常是久久不肯睡去，即使是在爱丽丝昏昏欲睡的时候。爱丽丝睡得很沉，而且会不断地做梦，睡觉对于她来说越来越像一种依赖。倘或爱丽丝嗓子发干，她就会梦见自己呼吸困难；倘或她的一只胳膊因长时间地放在枕头底下而被压得发麻，她就会梦见是狼狗在啃噬这只胳膊；倘或她的双脚因翻身时露在被子外面而变得冰凉，她就会觉得又一次落入了谷底，雪一直埋到脖子上。但是她不害怕，而且几乎就没有害怕过。全身的麻木使她只有舌头还能动，她把舌头伸出来，想尝尝雪的滋味。雪是甜的，爱丽丝本想把面前的雪全吃光，但她的头却无法转动。这样，她只能待在那里，等待着寒冷爬上她的大腿，充满她的腹腔，再从肚子中扩散到血管里，冻住她的血液。

爱丽丝醒来后，仍然被那些结构已不完整的思虑侵扰着。她总是要到不得不起床的时候才肯起来，那种半梦半醒间的模糊意识慢慢变得稀薄，在她的脑子里留下一些像奶渍一样的痕迹，如同一些记忆的片段，这些片段与其他的记忆混杂在一起，简直就像真事一样。她在寂静的房子里到处游荡，就像是自己的幽灵，不慌不忙地依循着自己清醒的神志。“我真是在发疯！”她有时这么想，却并不介意。她甚至想笑，因为她终于在自己作出选择了。

晚上，她只吃些生菜叶子，而且是直接从塑料袋里抓着吃。那些菜叶很脆，没有任何味道，唯一能尝出的只有水的滋味。她吃这些生菜叶并不是为了填饱肚子，只是为了替代晚餐的仪式，从而以某种方式填满这段时间，因为她不知道在这段时间里该做些什么。她嚼着菜叶，直到这些不结实的东西让她感到恶心为止。

她从脑海中清除掉法比奥和她自己，以及所有那些徒劳的努力，为作出这些努力，她一直坚持到今天，却一无所获。她以一种冷漠的猎奇心理看着自己的软弱与偏执再次暴露出来，这一次她完全听任它们的摆布，反正她已是无能为力了。与自己的某些方面过不去只能落得个徒劳无功的下场，爱丽丝告诫自己，同时惬意地回想着自己的少女时代。那时候，马蒂亚走了，之后不久她母亲也走了，虽然两个人的方向迥异，却同样离她很远。马蒂亚，没错，让她一直念念不忘，每当想起他，就像又添了一种新病，然而她却不想让这病真正痊愈。只要一点点回忆就能让她犯起病来，其实那天下午，当她和马蒂亚坐在车里面对着公园时，她就已经犯病了，当时她把自己的脸完全贴在马蒂亚的脸上，以把那个可怕的地方从他眼前抹去。

她可以强迫自己不去回忆，但和法比奥一起生活的这些年来，她始终没有发掘出一个能让她刻骨铭心的印象，能像她对马蒂亚的记忆那样有着强烈绚丽的色彩，以至于她至今还能在皮肤、发根和双腿之间感受到。不错，曾有一次在里卡尔多夫妇家吃晚饭，席间他们有说有笑，还喝了很多酒，当她帮女主人阿莱桑德拉刷盘子的时候，被一只碎在手里的酒杯割破了大拇指指肚，她随即“唉呀”一声让酒杯滑落到地上。她的声音并不大，只是轻轻叫了一下，但法比奥却听见了，跑了过来。他弯着腰在灯下检查爱丽丝的大拇指，并拿到唇边吮吸了一下，以让血止住，就像那是他自己的手指一样。他一面含着爱丽丝的大拇指，一面抬眼看着爱丽丝，那清澈透明的眼睛让爱丽丝无法抗拒。接着，他用手攥住爱丽丝受伤的手指，又吻了她的嘴唇。爱丽丝觉得在法比奥的唾液里有自己血液的味道，她想象着这点血液在丈夫的体内循环了一圈，最后又回到了她自己的体内，是何等的干净，就像经过透析一样。

这只是其中的一次而已，此外还有无数次这样的事情，但爱丽丝都不记得了，因为那些我们不爱的人对我们的爱只停留在表面，很快就会挥发掉。现在留给爱丽丝的只有一道浅淡的红色痕迹，在她紧实的皮肤上几乎看不出来，那就是法比奥一脚踢到的地方。

有的时候，特别是晚上，她会想起法比奥的那句话：“这样下去我再也受不了了。”她抚摸着自己的肚子，想象着那里边会出现一个生命，在她体内冰冷的液体中游泳。“你说这是为什么！”但她却没有什么可说的，因为根本就没有原因，或不止有一个原因，也找不出什么根源，这一切都是她一人造成的，仅此而已，她不想让肚子里有任何人。

或许我应该把这话告诉法比奥，她心想。

于是她拿起手机，在通讯录中搜索到以F打头的名字。她用拇指摩挲着那个按键，几乎希望自己失手拨出这通电话。但最后她还是按下了红色的“返回”键。再见到法比奥、和他交谈、一切从头再来——所有这一切似乎要她付出残酷的代价，而她更喜欢静静地待在那里，看着客厅里家具上的那层灰尘日复一日地变厚。

三九

马蒂亚根本不看学生，当那些注视着黑板和他本人的清澈目光与他的目光交汇时，他都会感觉自己仿佛一丝不挂。他写下那些算式，并作出准确的点评，就像是讲给自己听一样。偌大的教室里只坐了十二名四年级的学生，他们选修了马蒂亚的代数拓扑学，教室的规模与学生的人数有些不合比例。学生们分布在前三排的座位上，差不多总是在固定的位置，彼此之间空开一张课桌，就像他在读大学时一样，但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能让他看到记忆中自己的影子。

安静中，马蒂亚听到教室后面的门开关了一次，但他没有回头，直到把一道证明题写完。他翻着自己的笔记，其实他根本不需要看。直到他把那一沓纸重新整理好，才发现一副新面孔出现在他视阈最上方的边缘。他抬起头，认出那是娜迪娅。她正坐在最后一排，穿了一身白色的衣服，跷着腿，没有和马蒂亚打招呼。

马蒂亚尽量掩饰着自己的惊慌，继续讲解下一个定理。讲到一半的时候，他的思路中断了，他说了声“对不起”，然后在笔记上查找衔接的地方，但精神却无法集中。学生中传出一阵嘁嘁喳喳的声音，刚好能听到，因为从课程开始到现在，老师从来没有过这种犹犹豫豫的情况。

他又开始讲课了，一口气把这个问题讲完，一面讲，一面在黑板上奋笔疾书。他的腰弓得越来越厉害，一直往下写着，渐渐推进到了黑板的右下角。他把最后两步证明挤到了上面的角落里，因为黑板上已经没有充足的地方了。几个学生向前探着身子，以看清那些与周围的公式混杂在一起的指数和根数。当马蒂亚说“好，我们明天见”的时候，离下课还有一刻钟的时间。

他放下粉笔，看着学生们都站起来，他们有点不知所措，在走出教室之前纷纷和老师点头告别。娜迪娅还坐在那里，还是那个姿势，谁也没有注意到她的出现。

教室里只剩下他们二人，他们之间的距离似乎非常遥远。马蒂亚迈步向她走过去，与此同时，娜迪娅也站了起来。他们差不多在教室的正中相遇，不过两人之间保持着足足一米的距离。

“你好！”马蒂亚说，“没想到……”

“听着，”娜迪娅打断他的话，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他的脸，“我们彼此根本不了解，我很抱歉突然出现在这里。”

“不，别……”马蒂亚想说话，但娜迪娅没让他开口。

“我醒来以后发现你不见了，你至少应该……”

她停顿了一秒钟。马蒂亚被迫低头向下看，因为他感到眼睛灼痛，好像连续一分多钟没有眨眼一样。

“反正这无所谓。”娜迪娅接着说，“我不会去追任何人，我已经不想那么做了。”

她把一张纸条递给马蒂亚，马蒂亚接了过来。

“这上边有我的电话号码。但如果你想打电话的话，就别耽搁太久。”

两个人都低头看着地面。在娜迪娅正准备迈步向前的时候，她高跟鞋的鞋跟微微晃动了一下，然后她猛然转过身去。

“再见！”她说。

马蒂亚没有答话，只是清了清嗓子。他想，在娜迪娅走到门口之前，只有一段很有限的时间，而这段时间不足以让他作出什么决定或表达什么意愿。

娜迪娅在门口迟疑了一下。

“我不知道你有什么心事，”她对马蒂亚说，“但不管有什么事，我想我都会喜欢你。”

说罢，她出去了。马蒂亚看着纸条，上面只有一个名字和一连串数字，其中奇数居多。他收拾好讲台上的讲义，却一直等到下课才出去。

办公室里，阿尔贝托正在接电话，他把话筒夹在下巴与脸颊之间，以便腾出双臂来比比划划地做手势。他抬了一下眉毛，向马蒂亚打了招呼。

他一挂上电话，就一下靠在了椅背上，同时伸直了双腿，向马蒂亚诡异地一笑。

“怎么样？”他问马蒂亚，“我们昨天玩得太晚了吗？”

马蒂亚故意不去看他，只是耸了耸肩。阿尔贝托站起身，来到马蒂亚的椅子后面，像拳击教练对待拳手一样拍打着马蒂亚的肩膀。马蒂亚向来不喜欢别人碰他。

“我明白了，你不想说。好吧，我们说点别的，我为我们那篇论文凑合写了个提纲，你想看一眼吗？”

马蒂亚点点头。他用食指轻轻敲击着电脑上的“0”字键，等着阿尔贝托把手从他肩膀上移开。昨夜的一些场景，总是那几幅画面，像一道道微弱的闪电掠过他的脑海。

阿尔贝托回到座位上，让自己跌坐在椅子上，有些厌烦。接着他开始在一摞乱七八糟的文件中翻找那篇文章。

“噢，”他说，“这是寄给你的。”

他把一个信封扔到了马蒂亚的桌子上。马蒂亚看了一眼，但没有碰它。信封上，他的名字和大学地址是用浓浓的蓝色墨水写的，那字迹肯定会洇透纸背。马蒂亚名字的第一个字母“M”是以直直的一竖开始的，然后与它稍稍分开一点，是一道柔软而凹陷的曲线，曲线一直向下，连接着右边的一道竖线。名字中的两个“t”则被一道横线贯穿起来，所有这些字母都有点倾斜，堆在一起就像一个倒在另一个身上。地址中有一个拼写错误，在“sh”的前面多加了一个“c”。只要看见这信封上的任意一个字母，马蒂亚就能立刻辨认出那是爱丽丝的笔迹，即使是从他姓氏“巴洛西诺”中字母“B”的那两个大腹便便但却又不对称的圈圈上也能认得出来。

他咽了一口唾沫，在自己桌子的第二个抽屉里摸索着开信刀。他精神紧张地在手指间翻转着开信刀，然后将它插入信封的封口处。他的双手在颤抖，为了控制住自己，他便更加用力地握紧了开信刀的手柄。

阿尔贝托在书桌的另一端窥视着马蒂亚，他假装还没有找到那篇文章，其实文章就放在他面前。马蒂亚手指的颤动十分明显，即使隔着一段距离也能看到，但那封信藏在他的手掌中，阿尔贝托无法看到。

阿尔贝托观察着这位同事，见他闭上双眼待了好几秒钟的时间，然后再睁开眼环视四周，就像一时慌乱后，又突然恢复常态一样。

“谁给你写的信？”阿尔贝托斗胆问道。

马蒂亚用一种怨恨的目光盯着阿尔贝托，好像根本没认出这位同事一样。然后他站起身，没有理会那个问题。

“我得走了。”他说。

“啊？”

“我得走了。我想……回意大利。”

阿尔贝托也站了起来，仿佛想要拦住他。

“你在说些什么呀？出什么事了？”

他下意识地凑过去，想再一次偷看那封信，但马蒂亚却把信藏在了手掌和毛衣粗糙的表面之间，捂在肚子上面，好像是有什么秘密。信纸四个白色的角中有三个露在了他手指的外面，让人凭直觉判断出纸是正方形的，仅此而已。

“没事。我不知道。”马蒂亚回答说，一只胳膊已伸进了风衣的袖子。“但我还是要回去。”

“那论文怎么办？”

“等我回来再说吧，你只管往下写。”

说罢，他出了办公室，没有给阿尔贝托留下抗议的时间。

四〇

爱丽丝回去上班的第一天迟到了将近一个小时。她按掉闹钟后根本没有醒过来。当她准备出门的时候，总是要被迫停下来，因为她的一举一动都会让身体付出难以忍受的辛苦。

克罗扎并没有责备她，他只要看看爱丽丝的脸就什么都明白了。爱丽丝的脸颊凹陷，那双眼睛虽然在脸上显得很突出，却暗淡无光，被一层令人恐惧的冷漠覆盖着。

“对不起，我迟到了。”爱丽丝说着走进来，但没有真正表示歉意的意思。

克罗扎翻过一页报纸，没忍住看了一眼时钟。

“有些照片要在十一点前冲印出来。”他说，“还是平时那些破玩意儿。”

他清了清嗓子，又把报纸向上举了举，用眼角的余光窥测着爱丽丝的一举一动。他看见爱丽丝把包放在了平时的地方，脱下外套，坐在冲印机前。她的动作非常缓慢，还特别的精确，这恰恰透露出她正在竭力地装作一切都好。克罗扎看着她用手托着下巴，愣在那里好几秒钟，最后用双手把头发拢到耳朵后面，决定开始干活。

克罗扎不动声色地打量着爱丽丝那过于瘦弱的身体，她的身体隐藏在高领棉衫里，裤子显得很肥大，根本贴不到腿上，更明显的是那双手，但是面部轮廓比手还要消瘦。克罗扎很生气，却无可奈何，因为他在爱丽丝的生活中无足轻重，但爱丽丝无疑对他非常重要，就像亲生女儿一样，只不过名字不是他给取的罢了。

他们一直工作到午饭时间，谁也没有说话，只是用头部动作来交换必要的信息。一起在这里工作了这些年，他们的每一个举动都似乎成了无意识的，他们敏捷地运动着，合理地分享着这里的空间。那架旧尼康相机还在柜台下那个黑色摄影包里放着，有时他们两个都会怀疑它是否还能使用。

“我们去吃午饭了……”克罗扎冒昧地说。

“午饭的时候我有事，”爱丽丝打断他的话说，“对不起。”

他点点头，若有所思。

“如果你不舒服，下午就可以回家了。”他说，“你看见了，没那么多活可干。”

爱丽丝警觉地看着他。她装作收拾柜台上的东西：一把剪刀、一个装照片的纸袋、一支笔和一卷被剪成四等份的底片，其实她只是简单地把它们交换了一下位置。

“不用。为什么要回家？我……”

“你们多久没见面了？”老摄影师打断了她的话。

爱丽丝微微吓了一跳。她把一只手伸进包里，就像怕手受到伤害似的。

“三个星期，差不多吧。”

克罗扎点点头，然后又耸了耸肩。

“我们走。”他说。

“可是……”

“快点儿，我们走！”他又说了一遍，更加坚决。

爱丽丝考虑了一下，决定跟他去。他们锁上了商店的大门，门里面挂着的风铃在黑暗中丁当作响，随即又停了下来。爱丽丝和克罗扎一起向这位摄影师的车子走去，他走得很慢，但没有让人看出他是在有意适应爱丽丝艰难的步伐。

他那辆旧蓝旗亚轿车打了两次火才启动，克罗扎从牙缝里小声蹦出句脏话。

他们沿着大路行驶，快到桥边的时候，老摄影师把车向右转，驶上了河边的那条路。当他并到右边的车道，打着转向灯准备再次拐弯进入医院那条街的时候，爱丽丝一下怔住了。

“这是去哪儿……”她试问。

克罗扎把车停在一间卷帘门拉到一半的厂房门口，这里紧挨着医院急诊区的入口。

“这不关我的事，”他说话时眼睛没有看爱丽丝，“但你必须进去，找法比奥，或者别的大夫。”

爱丽丝盯着他，开始时的不安已经被现在的愤怒所取代。此时的街道寂静无声，大家不是窝在家里，就是在酒吧里吃午饭。梧桐树的叶子静静地摇曳着。

“我从没见过你这副样子，自从……”老摄影师犹豫了一下，“自从我认识你以来。”

爱丽丝心里掂量着“这副样子”这几个字，听起来有些可怕，于是她往后视镜里看了一眼，但那个镜子却只能照见右边的车身。爱丽丝摇摇头，然后打开门锁下了车。她重重地关上车门，没有回头，步伐坚定地朝着与医院相反的方向走去。

她用尽全身力气加快脚步，为了尽快离开这个地方，离开倚老卖老的克罗扎，但只走出了一百多米远，她就不得不停了下来。她喘不上气来，而且每走一步，那条腿就会更疼一些，脉搏跳动着，就像在求她可怜。那条腿的骨头好像要生生扎进肉里一样，或许又错位了。爱丽丝把身体的重心移到右腿上，吃力地保持着平衡，同时一只手扶着身边粗糙的墙壁。

她等着这阵疼痛过去，等着那条腿重新回到平时迟钝的状态，等着呼吸恢复成一种不自觉的动作。她的心脏慢慢泵压着血液，虽然不能确定，但可以感觉到血会一直流到耳朵里。

“你要去找法比奥，或者别的大夫。”爱丽丝耳边回响着克罗扎的声音。

那然后呢？她想。

她转过身，步履艰难地向医院走去，但没有明确的意图。她的身体本能地选择了这条路，便道上与她邂逅的行人都闪到了一旁，因为她有些摇摇晃晃的，只是自己没有察觉。有些行人停下脚步，犹豫着要不要帮她一把，但后来又都走了。

爱丽丝走进圣母慈悲医院的院子，她没有去回忆当年和法比奥在这同一条小径上散步的情景。她觉得自己好像没有经历过过去，好像置身于此却不知道自己来自何方。她很疲劳，这种疲劳感只有空虚才能造成。

她抓着楼梯的扶手登上台阶，在门口站住了脚。她只打算走到这里，让急诊区的自动门自行开启，然后等上几分钟，让自己有足够的时间恢复体力，然后就离开这里。这么做可以使偶然性稍稍加大一些，她只能做到这一步了——出现在法比奥所在的地方，看看会发生什么事。她不想照克罗扎说的去做，她谁的话也不想听，甚至不想承认自己真的希望遇到法比奥。

结果什么都没有发生。自动门开了，爱丽丝往后退了一步，门又关上了。

你还等什么呢？她反问自己。

她想坐几秒钟，希望法比奥能经过这里。她的身体在向她要求着什么，每一根神经都在那里呼号，但她却不愿去听。

当爱丽丝再一次听到自动门发出电流的咝咝声时，她转过了身。她抬眼看去，第一反应就是相信这一次她丈夫真的出现在了她的面前。

门又开了，法比奥没有出现，而是一个女孩站在了门的那一边。自动门的感应器感知到了她，但她却没有出来。她站在原地没动，正用双手抚平自己的裙子。然后她模仿着爱丽丝的动作，向后退了一步，于是自动门又合上了。

爱丽丝观察着这个女孩，对她的举动感到好奇。爱丽丝发现这个女孩也不是很年轻了，大概和自己年龄相仿。女孩的上身微微前倾，肩膀窄窄的，向下垂着，仿佛是周围的空间不够她伸展。

爱丽丝觉得这女孩有点眼熟，也许是因为那面部的表情，但她一时无法对上号。爱丽丝的思绪在自我封闭着，徒然地空转。

接着，那个女孩又玩了一次：先向前走，然后并齐双脚，等几秒钟后再抽身后退。

这个时候，她抬起头，在玻璃门那边向爱丽丝笑了笑。

一阵电流一节一节地穿过了爱丽丝的脊椎，直到消失在她那条残腿上。她屏住了呼吸。

她想起还有一个人也会这样微笑——只翘起上唇，刚好露出两颗门牙，嘴巴的其他部分则保持不动。

这不会是真的，她想。

她凑上前去，想看清楚一些，于是门一直都在开着。那个女孩似乎很失望，用疑问的目光盯着她。爱丽丝懂了她的意思，向后退去，让她继续玩这个游戏。她又玩了起来，像没事人一样。

她有着同样乌黑浓密的头发，只在发根处有些弯曲，那种头发爱丽丝只有很少几次机会能够摸到。她的颧骨非常突出，遮住了她黑色的眼睛，看着这双眼睛，爱丽丝认出了马蒂亚那深邃的双眸和眼中幽暗的光芒，曾有多少个夜晚，那双眼睛让爱丽丝难以入眠。

“就是她！”爱丽丝心想，一种近乎于恐惧的感觉扼住了她的喉咙。

她下意识地在包里摸索照相机，但她身上连一个傻瓜机都没带。

她继续看着那个女孩，不知如何是好。爱丽丝来回转着头，视线时常变得模糊，好像眼球的晶体无法调整出适当的弧度。她用发干的嘴唇说出“米凯拉”三个字，但嘴里却没有吐出足够的气息。

那女孩好像从不知疲倦，她像个小孩一样在玩着自动门的感应器。此时，她正在小步跳跃着，忽前忽后，好像是要等到自动门失灵。

一位老太太从楼里走了过来，一个黄色的长方形大信封露在她的挎包外面，那大概是一张放射科的检验报告。老太太二话不说，挽着女孩的胳膊，把她拉了出来。

女孩没有反抗，当她经过爱丽丝的身边时，又回过头看了那扇自动门一会儿，或许是感谢它让自己这么开心。她与爱丽丝近在咫尺，以至于爱丽丝都能感觉到她身体移动时产生的气流。爱丽丝只要伸出手就能触到那女孩，但她却像瘫痪了一样动弹不得。

她目送那两个女人慢慢地走远了。

这时，又有人在进进出出，自动门不断地开开关关，爱丽丝的脑子里满是这种令人昏昏欲睡的节奏。

她仿佛一下子清醒过来，叫了一声“米凯拉”，这一次她终于放开了嗓子。

那女孩没有回头，她身边的老太太也没有回头。她们一点也没有改变前行的脚步，好像那个名字与她们没有任何瓜葛。

爱丽丝觉得应该跟着她们，应该从近处看看那个女孩，和她讲话，了解她。她抬起右脚放在第一级台阶上，然后再移动左腿，但那条腿却在原地一动没动，好像是睡着了。她发现自己失去了重心，向后倒去，于是想用一只手抓住楼梯扶手，但没有抓到。

她像一根折断的树枝一样无力地倒在地上，沿着剩下的两级台阶滑了下去。

她虽然倒在地上，但还来得及看着那两个女人在街角处消失。然后她觉得空气中的湿度已经饱和，耳边的声音愈发圆润，愈发遥远。

四一

马蒂亚跑着下了三层楼梯，在第一层和第二层之间他遇到了自己的一个学生，那学生想拦住他问些问题，而他却一面绕过学生，一面说：“抱歉，我有急事。”就在他试图绕过学生的时候，险些绊了一跤。跑到一楼前厅的时候，他突然放慢速度，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但依旧走得很快。地面上深色的大理石平滑光亮，像平静的水面一样倒映着上面的人和物。马蒂亚和门房点头打了个招呼就出去了。

一阵寒冷的空气突然向他袭来，他不禁反问自己：“你这是干什么呀？”

现在，他坐在楼门对面的石台上，心里问自己到底为什么会作出这样的反应，好像这些年来他就是为了等待一个返回的信号。

他又看了一下爱丽丝寄来的照片：他们两个在一起，站在爱丽丝父母的床前，装扮成新郎新娘的样子，身穿散发着樟脑味的礼服。马蒂亚一脸屈从的神情，而爱丽丝则笑得很开心，她一只手搂着马蒂亚的腰，另一只手因举着相机而消失在画外，现在，她的这只手仿佛正伸向已长大成人的马蒂亚，准备抚摸他。

在照片的背面，爱丽丝只写了一行字，然后在下面签上了名字：

你得来一趟。

爱丽丝

马蒂亚想为这句话找到一个解释，更想弄明白自己这种稀里糊涂的反应是为什么。他想象自己从机场的“到达”出口出来，看到爱丽丝和法比奥正在护栏外面等他。他和爱丽丝打了招呼，吻了她的脸，接着再和她丈夫握手并彼此自我介绍。他和法比奥会假意争抢着把行李箱拖到汽车跟前，一路上他们会拼命讲述自己这些年是怎么过的，好像这样就真的可以概括自己的生活状况一样，其实这毫无用处。马蒂亚坐在后座上，他们夫妇坐在前面，三个陌生人装作彼此间有什么共同之处，不疼不痒地说着话，只是为了避免沉默的尴尬。

这毫无意义，马蒂亚心说。

这种清醒的想法让他感到一丝释然，仿佛在片刻的迷惑之后，他又重新占据了自己的头脑。他用食指在照片上弹了一下，心里已经决定将它抛开，回到阿尔贝托那里，继续他们的工作。

正当他出神的时候，基尔斯滕·戈尔巴恩走了过来，她是来自德累斯顿的博士后，最近马蒂亚和她共同发表了几篇论文，她过来瞥了一眼照片。

“你妻子？”她轻松地指着爱丽丝问道。

马蒂亚仰头看着站在他身边的基尔斯滕，他本想把照片藏起来，但马上想到那样太没有礼貌。基尔斯滕长着一张长脸，就像有人抓住她的下巴用力拉成的一样。她曾在罗马读过两年书，学了一点意大利语，但把所有“o”音都发得很紧。

“嗨！”马蒂亚犹豫地和她打招呼，“不，不是我妻子，只是……一个朋友。”

基尔斯滕窃笑着，不知为什么事而开心，她从双手捧着的一次性杯子里喝了一口咖啡。

“她很可爱。”她评论说。

马蒂亚看着她，感到有些不自在，然后又低头看了一眼照片。是啊，她的确很可爱。

四二

爱丽丝醒过来的时候，一个护士正在为她测量脉搏。她躺在病房门口的一张病床上，床略微倾斜，她脚上还穿着鞋，就躺在白色的床单上。爱丽丝突然想到，法比奥可能会看到她落得现在这副模样，于是猛地坐了起来。

“我没事。”她说。

“快躺下！”护士命令她说，“现在我们做个检查。”

“不用了，真的，我没事。”爱丽丝坚持说，她战胜了那个坚持把她留住的护士。法比奥并没在这里。

“小姐，您昏倒了，需要看医生。”

但爱丽丝已经站在了地上，她看了一下，包还在身边。

“没事了，请您相信我。”

护士仰头看天，没有提出异议。爱丽丝不自在地环视四周，就像在找什么人。然后她说了声谢谢，就匆匆忙忙地走了。

刚才摔的那一下并无大碍，只是磕到了她的右膝盖，她感到牛仔裤下的那片淤青在有节奏地跳动。她的双手擦破了一点儿皮，而且还沾着灰尘，好像她在院子里的鹅卵石上故意蹭的一样。她吹掉了手上的灰尘。

爱丽丝来到接待处，把脸凑近圆形的玻璃窗口。窗口里边的那位女士抬眼看着她。

“您好！”爱丽丝说。她不知道该如何说明情况，也不知道自己失去知觉有多长时间。

“刚才……”她说，“我站在那边……”

她指着自己先前所处的位置，但那位女士并没有转头去看。

“那儿有个女的，就在大门那儿。我感到不舒服，昏过去了。然后……对，我需要查查那个人叫什么。”

工作人员在桌子后面一头雾水地看着她。

“您说什么？”工作人员问道，脸上一副怪异的神情。

“好像很奇怪，这我知道。”爱丽丝坚持说，“但或许您能帮我，您能把今天在这个病区看过病的病人名单给我看看吗？或者做过检查的病人。只要女病人就行，我只要女的就够了。”

那位女士上下打量着她，然后冲她冷笑了一下。

“我们无权提供这类信息。”她回答说。

“这非常重要，求您了，真的非常重要。”

工作人员用笔敲着面前的登记簿。

“我很抱歉，这真的不可能。”她生气地回敬道。

爱丽丝叹了一口气，准备离开那个窗口，但马上又凑了上去。

“我是罗韦利大夫的妻子。”她说。

那位女士在椅子上直了直身子，挑了一下眉毛，然后继续用笔“嗒嗒嗒”地敲着那个登记簿。

“我知道了，”她说，“如果您愿意，那么我可以通知您的丈夫。”

说着，她拿起电话准备拨内线，但爱丽丝用一个手势制止了她。

“不用了，”她对那位女士说，没有控制自己的声调，“不需要！”

“您确定？”

“是的，谢谢。不必了。”

爱丽丝走在回家的路上。一路上她想不起别的东西，她的脑子正在慢慢清醒过来，但是掠过她脑海的所有影像都被那个女孩的面容取代了。女孩脸上的细节已逐渐模糊不清，迅速沉入了一片由无足轻重的记忆汇成的海洋，但那种说不出的亲切感却真真切切地保留着。她那与马蒂亚一模一样的笑容和她本人一起，断断续续地映在那扇玻璃门上。

也许米凯拉还活着，爱丽丝看见的正是她。这太荒唐了，但爱丽丝却不能不这样认为，好像她的大脑死乞白赖地需要那样一种想法，好像她只有死死地抓住这个想法才能继续活下去。

爱丽丝开始推理，从而提出假设，她想还原事情的经过。也许是那个老太太拐走了米凯拉，那天她在公园里遇见了米凯拉，就把这个小女孩带走了，因为她做梦都想要一个小女孩，但是自己却没法生养。也许她的肚子有毛病，或许她自己根本不想生。

就和我的情况一样，爱丽丝心想。

她偷了孩子以后，把孩子在远离此地的家中养大，就像是她亲生的一样，给孩子另取了名字。

可是她为什么又回来了呢？为什么在经过这么多年以后，她会来冒这个被发现的危险呢？或许是罪恶感正在吞噬着她，或者她只是想挑战命运，就像爱丽丝本人曾在肿瘤病区门前久久徘徊一样。

也许这根本不关那个老太太的事，她是在米凯拉走失很久以后才遇见这个女孩的，她根本不知道米凯拉的身世和真正的家庭，就像米凯拉也完全不记得她自己是谁一样。

爱丽丝想起了马蒂亚，他坐在爱丽丝那辆旧汽车的驾驶室里，指着对面那些树，目光暗淡而涣散，透出死亡的意味。他说：“她和我长得一模一样。”

霎时间，爱丽丝觉得所有这一切都完全吻合，那个女孩的确就是米凯拉，马蒂亚失踪的孪生妹妹，因为她的每一个细节都对得上号：宽阔的额头、颀长的手指以及小心翼翼地活动手指的方式。尤其是那个幼稚的游戏，更能说明问题。

然而一秒钟之后，爱丽丝就感到了混乱，所有那些片断都衰竭为一种隐隐的疲劳感，而造成这种感觉的正是几天来一直让爱丽丝感到太阳穴发紧的饥饿，爱丽丝担心自己又要失去知觉了。

爱丽丝回到家，让门虚掩着，钥匙就留在锁孔里。她跑进厨房，拉开橱柜，连外套都没顾得脱掉。她找到了一盒金枪鱼罐头，打开盒子直接吃了起来，连油都没有沥干。鱼的味道让她感到恶心。她把空罐头盒扔进洗碗池，然后又拿起一盒豌豆，用叉子从浑浊的汤汁中捞出来吃，一口气吃掉半盒。豌豆的味道就像沙子，光滑的豌豆皮粘在了爱丽丝的牙齿上。接着，她又拿出一包饼干，这包饼干在法比奥走的那天就已经打开了。她一片接一片地吃了五片，只嚼上两下就吞咽下去，饼干的碎屑就像碎玻璃一样刮着她的喉咙。爱丽丝直到感觉胃部剧烈痉挛，不得不坐在地上去对抗疼痛时才停住嘴。

疼痛过后，爱丽丝从地上站起来，走进暗房。她毫无顾忌地跛着脚走路，就像从前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一样。她从第二层隔板上拿下一只盒子，盒子的一边用红色记号笔写着“快照”字样。她把盒子里的照片都倒在了桌子上，用手指一张一张地摊开，有些照片都粘在了一起。爱丽丝把照片飞快地扫视了一遍，最后找到了她想要的那张。

她久久地端详着这张照片：那时马蒂亚很年轻，她也一样。马蒂亚歪着头，那表情让人很难揣摩，也很难判断他和那个女孩的相似性。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也许太久了。

这个静止的影像让爱丽丝浮想联翩，她在脑子里将以往那些动作、声音碎片和久违的感觉重新拼合在一起，让自己沉浸在一种痛并快乐的思恋中。

假如她能选择一个起点重新开始的话，她会选择这一点：她和马蒂亚在一个寂静的房间里，他们都很害羞，犹犹豫豫地相互触碰着，但他们的轮廓却又是那样的贴合。

她应该告诉马蒂亚。只有亲眼见到他本人，一切才能澄清。只要他的妹妹还活着，马蒂亚就有权知道。

爱丽丝第一次感到将他们分开的整个空间不过是一段微不足道的距离。她确信马蒂亚还在那里，好几年前她曾给马蒂亚往那里写过几封信。如果马蒂亚搬走的话，她会有某种感觉的。因为在她和马蒂亚之间连着一条隐形的丝线，这条线很有弹性，只是被埋在一堆无关紧要的小事底下。这样的线只能存在于像他们这样的两个人之间：两个人都能在对方的身上寻找到和自己一样的那种孤独。

爱丽丝在那堆照片下面摸到了一支笔，她坐下来，开始往照片背面写字，同时非常小心地不让手蹭到墨水。最后，她把那些字迹吹干，找了一个信封装上照片，封上了口。

或许他能来，她想。

一种惬意的忧虑传遍了她全身的骨髓，她不禁笑了起来，仿佛时间真的就此重新开始了。

四三

马蒂亚乘坐的飞机在对准跑道的方向准备降落之前，先掠过了葱绿的山丘，飞越了大教堂，并在市中心的上空盘旋了两圈。马蒂亚以那座桥——就是那座最古老的桥——作为参照物，从那里沿着一条马路一直找到他父母住的地方。那里的颜色还和他走的时候一模一样。

他认出了那个公园，就在他家附近，公园被两条汇成一道平缓曲线的大马路夹在中间，一条河将它分为两半。在一个如此明澈的午后，从空中可以一览无余，什么也无法隐去身形。

马蒂亚向前探了探身，以看到被飞机抛在身后的景物。顺着那条蜿蜒爬上小山丘的道路，他找到了德拉·罗卡家的那幢房子，房子的立面是白色的，窗子一个紧挨着一个，整幢房子很像是一个巨大的冰块。再往山上一点就是他原来的学校，教学楼外悬着那道绿色的消防梯，马蒂亚还记得那楼梯的表面摸上去既冰冷又粗糙。

他今生的另一半时光，也就是已走完的那一半，是在那个地方度过的，那座建筑很像一座由彩色立方体和了无生气的结构组成的巨大模型。

他从飞机场打了辆出租车。父亲本来执意要到机场接他，但他说：“不用，我自己走。”那种语气他父母非常熟悉，想说服他是徒劳的。

他站在街对面的人行道上，望着自己的旧居，这时，那辆出租车已经走远了。他的背包斜挎在身上，很轻，里面只有充其量够两三天换洗的衣服。

他发现楼门没有锁，就直接爬上了他家所在的楼层。他按下门铃，但没有听到屋里传来任何声音。然后他父亲来开了门，在他们未能开口说话之前，先相视一笑，彼此注视着逝去的光阴带给对方的变化。

彼得罗·巴洛西诺老了。他不只是头发白了，手背上的血管也变得厚重而突出。在儿子面前的站姿也能反映出他的衰老，他全身在不由自主地颤抖，身体支撑在门把手上，似乎他已不能仅靠双腿的力量来让自己站稳了。

父子二人相互拥抱，动作有些笨拙。马蒂亚的背包带在肩头滑动，落在他们之间，于是他索性让背包掉在地上。他们父子的体温仍然相同。彼得罗·巴洛西诺抚摸着儿子的头发，不由得想起太多往事，一下子感受这么多事，让他感到胸口疼痛。

马蒂亚看着父亲，用眼神问他妈妈在哪儿，他明白了儿子的意思。

“妈妈正在休息。”他说，“她不太舒服，可能是这些天太热了。”

马蒂亚点点头。

“你饿吗？”

“不饿，只想喝点水。”

“我马上给你拿。”

父亲匆匆跑到厨房，好像是在找借口从这里溜走一样。马蒂亚心想，剩下的只有这些了，他觉得父母对他的爱已经化为小小的关心，还有每周三在电话里罗列出的那些一成不变的牵挂：吃没吃饭、是冷是热、累不累，有时还会问钱够不够用。而其余的一切则沉入了深不见底的地方，那些从未谈过的话，那些需要编造和相信的借口，以及那些需要更正但却始终不变的记忆都聚集在那里，凝结成一个块垒。

马蒂亚穿过走廊来到自己的房间。他确信会看到每一样东西都和他当初离开家时一样，好像这个空间对于时间的侵蚀作用具有免疫力，好像他不在的这些年对于这里来说只是短短的一瞬间。然而，当他看到这里的一切都改变了的时候，顿时感到一种被疏远的失落，这类似于那种对死亡的恐惧感。原来淡蓝色的墙壁已被乳白色的壁纸所覆盖，使房间明亮了许多。床的位置是那只在客厅里放了很多年的长沙发。他的书桌还在窗前，但上面已没有他的东西了，只有一摞报纸和一架缝纫机。房间里没有照片，既没有他的，也没有米凯拉的。

马蒂亚站在门口，好像未经许可不敢进去一样。父亲手里端着一杯水走过来，似乎看出了他的心思。

“你妈妈想学缝纫，”他说，像是在为自己开脱，“但很快就厌烦了。”

马蒂亚一口气把水喝光，把背包靠墙边放下，以免挡路。

“现在我要走了。”他说。

“这就要走吗？可你才刚到啊……”

“我要去见一个人。”

他从父亲身旁经过，回避着父亲的目光，用后背贴着墙蹭了出去。父子二人的体型极为相似，两个粗壮的成年男人无法靠得太近。他拿着杯子进了厨房，把杯子冲了冲，然后倒扣在沥干架上。

“我晚上回来。”他说。

他向父亲挥手告别，此时父亲已站在客厅中央，这一幕恍如前世，父亲就站在同样的位置上，拥抱着妈妈，和她谈论着马蒂亚。其实爱丽丝并没有在等他，他也不知道该去哪里找爱丽丝，只是想马上离开这里。

四四

第一年的时候他们曾经通过信。那是爱丽丝先开始的，就和每一件与他们俩相关的事情一样。她寄给马蒂亚一张蛋糕的照片，蛋糕上用切成一半的草莓有些歪斜地拼成“生日快乐”的字样。在照片背面，爱丽丝只签上了自己名字的第一个字母“A”和一个句点，其他什么也没写。蛋糕是她自己做的，为了给马蒂亚庆贺生日，然后她就把蛋糕整个扔进了垃圾箱。马蒂亚的回信密密麻麻地写了四页，他在信中向爱丽丝讲述了在一个新地方重新开始生活而又不通语言的艰难，还请爱丽丝原谅他的离去。至少爱丽丝是这么理解的。关于法比奥，马蒂亚只字未提，无论是第一封信，还是在后来的信里。然而，他们俩都感觉到了法比奥的存在，既奇特，又具有威胁性，就出现在信纸边缘以外不远的地方。也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彼此的回信很快就变得冷淡起来，间隔的时间越来越久，直到联系完全中断。

几年后，马蒂亚收到了一张卡片，那是爱丽丝和法比奥的婚礼请帖。他用一段胶条把请帖粘在了冰箱门上，好像是让它在那里提醒自己什么。每天早晚，他都会站在请帖前，而每一次那请帖给他带来的痛苦都会减少一点。距婚礼还有一个星期的时候，他给爱丽丝拍了一封电报：“感谢邀请，但因工作之故无法出席。谨祝幸福，马蒂亚·巴洛西诺。”在市中心的一家商店里，他用了整整一个上午选了一只水晶花瓶，然后按照新的地址寄给了这对新人。

他从父母家出来后并没有按那个新地址去找爱丽丝，而是径直向小山上走去，来到德拉·罗卡家的那座楼前。他和爱丽丝一起在那里度过了许多下午。他肯定爱丽丝不在那里，但还是想装作一切如初的样子。

他在按下对讲器之前犹豫了很久。对讲器里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可能是索莱达。

“是哪位？”

“我想找爱丽丝。”他说。

“爱丽丝不住在这了。”

不错，就是索莱达，从那仍然十分明显的西班牙口音上就能识别出来。

“是谁找她？”这位女管家问。

“我是马蒂亚。”

那边是一阵长时间的沉默，索莱达正在努力回忆着。

“我可以给您她的新地址。”

“不用了，我有，谢谢。”马蒂亚说。

“那好，再见。”在一阵比刚才短一些的沉默后，索莱达说。

马蒂亚走了，没有回头向楼上看。他断定索莱达正在从那其中的一扇窗子里探出头来注视着他，直到现在才认出他是谁，而且奇怪他这些年都干什么去了，现在回来找爱丽丝又是想干什么？其实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

四五

爱丽丝没想到他会这么快回来。那封信她是五天前才刚寄出的，很可能马蒂亚还没有读呢。不管怎么说，她还是相信马蒂亚会先来个电话，和她定下一个约会，或许是在一个酒吧里，这样爱丽丝就可以从容不迫地把那个消息告诉他了。

爱丽丝等待着马蒂亚传来某种信号，几天以来这让她感到很充实。她对待工作有些心不在焉，却很愉快，克罗扎没敢问她为什么会这样，只是在心里盘算着这或多或少有他的功劳。法比奥的离去所留下的空间被一种近乎于青春期的狂热取代了。爱丽丝反复想象着她和马蒂亚见面时的画面，在脑子里修改着那些细节，从不同的拍摄角度审视着那一幕。她完全沉浸在想象中，以至于把想象当成了一段记忆，而不再是一个虚幻的影像了。

爱丽丝还去了市立图书馆。她先要为自己办一张阅览证，因为在那天之前，她从未踏进过这里半步。她找到了刊登米凯拉失踪消息的那几天的报纸，阅读这些报纸让她心绪不宁，仿佛那可怕的一幕重新呈现在眼前。在一张刊登在头版的米凯拉的照片前，爱丽丝的自信开始动摇了，照片上的米凯拉显得有些拘谨，眼睛死死地盯着相机镜头上方的一点，或许那是拍照者的脑门。这幅照片中的影像在刹那间颠覆了她对医院中那个女孩的记忆，因为她把这个记忆过于精准地强加在那女孩身上，使之显得真实可信。此时，爱丽丝第一次怀疑所有这一切会不会只是由于眼花没看清，或者是一种过于持久的幻觉。于是，她用一只手遮住了照片，然后继续往下读，同时态度坚决地驱散着心底的疑云。

米凯拉的尸体始终未被找到，甚至连一件衣服、一丝痕迹都没有发现。在女孩失踪以后，一连数月，警方一直沿着拐骗案的思路进行侦破，结果一无所获，没有一个人受到调查。后来，这则消息被移到了报纸内页的边栏信息里，直至最后从报纸上完全消失。

门铃响起的时候，爱丽丝正在擦干头发。她一边心不在焉地开门，一边整理着包在头上的毛巾，根本没问门外是谁。她没有穿袜子，开门以后，马蒂亚首先看到的就是她光着的双脚——二脚趾比大脚趾稍稍长出一些，好像是在往前伸，而第四个脚趾则向下弯曲，藏在后面。这些细节马蒂亚都非常熟悉，它们在他脑海中存留的时间要比那些话语和场景都更为长久。

“嗨！”马蒂亚说着抬起了眼睛。

爱丽丝向后退了一步，下意识地收紧了浴袍的衣襟，好像心要从开放的衣襟里跳出来一样。然后，她定睛看了看马蒂亚，确定眼前出现的就是这个人。她拥抱了马蒂亚，整个人都靠在马蒂亚的身上，体重极轻。马蒂亚用右手搂着她的腰，但手指却都翘着，像是为了谨慎起见。

“我马上来，只要一小会儿。”她匆匆地说，然后就转身关上大门，把马蒂亚留在了门外。她需要独处几分钟——更衣、化妆，还要在马蒂亚发现之前拭干眼泪。

马蒂亚坐在门前的台阶上，背对着大门。他仔细地观察着门前的小花园，排列在小径两侧的低矮绿篱几乎完全对称，它们波浪起伏的外形将一条正弦曲线的周期拦腰截断。当他听到门锁弹起的声音时，回过头去，刹那间一切仿佛又回到了过去：他在屋外等爱丽丝，爱丽丝微笑着出来，穿得很漂亮，他们沿着道路漫无目的地并肩前行。

爱丽丝俯身亲吻了马蒂亚的脸，由于她的那条腿非常僵硬，要想在马蒂亚的身边坐下来，就不得不撑住他的肩膀。马蒂亚向旁边挪了挪。他们的后背没有可以倚靠的地方，所以两人的身体都微微向前倾着。

“你动作真快啊！”爱丽丝说。

“你的信是昨天早上到的。”

“所以说并不是太远嘛，到我这里。”

马蒂亚低下了头。爱丽丝抓起他的右手，让他把手张开，手心朝上。他没有反抗，因为在爱丽丝面前，他不会为那些伤痕而感到羞愧。

他手心上有一些新的伤痕，这是可以看出来的，因为在那些纵横交错的白色伤疤之间，它们会显现出较深的颜色。但是最新的还要数那道似乎是烧伤的环状疤痕。爱丽丝用食指的指尖沿着那道疤痕划了一圈，马蒂亚透过自己一层层变硬的皮肤隐隐地感到了她的触摸。他听任爱丽丝静静地看着他的手，因为他的这只手比他的嘴更能说明问题。

“事情好像很重要。”马蒂亚说。

“的确很重要。”

马蒂亚扭过头看着爱丽丝，想让她继续说下去。

“还不能说，”爱丽丝说，“我们先离开这儿吧。”

马蒂亚先站起身，然后伸手帮助爱丽丝站起来，以前他们也总是这样。两个人沿马路走着，说话和思考就像是两个相互抵消的运动，很难同步进行。

“这边！”爱丽丝说。

她解除了一辆深绿色旅行车的防盗系统，马蒂亚心想，这辆车对于她一个人来讲简直太大了。

“你来开？”爱丽丝和马蒂亚开玩笑说。

“我不会。”

“你在开玩笑吗？”

马蒂亚耸了耸肩。他们的目光越过车顶交汇在一起，阳光把横在他们之间的车身照得熠熠放光。

“我在那边用不着开车。”马蒂亚辩解道。

爱丽丝若有所思地用车钥匙轻轻敲打着自己的下巴。

“那我知道我们该去哪儿了。”她说，和她小时候说出自己的看法时一样——灵机一动。

他们上了车。马蒂亚面前的仪表盘上除了两张CD以外什么也没有，CD摞在一起，背面冲着马蒂亚，一张是穆索尔斯基的《图画展览会》，另一张是舒伯特的奏鸣曲专辑。

“你开始听起古典音乐来了？”

爱丽丝瞥了一眼CD，耸起了鼻子。

“瞧你说的，那些是他的碟。这种音乐除了能让我睡着，没别的用处。”

马蒂亚向外拉了拉身上的安全带。那安全带磨到了他的肩膀，因为那原本是为某个身材矮小的人调试的，可能就是爱丽丝，当她丈夫开车的时候，她就坐在这里，他们俩一同听着古典音乐。马蒂亚努力想象着那种情景，但注意力很快就转移到了后视镜上印着的一行英文字上：Objects in the mirror are closer than they appear

[1]

。

“法比奥贴的吧？”他问道。其实他已经知道答案了，这么问只是想解开那道心结，驱散那个仿佛坐在后座上一语不发地监视着他们的巨大阴影。他深知，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他们之间的谈话很可能会就此搁浅，就像一条在暗礁中飘摇的小船。

爱丽丝点了点头，很吃力的样子。如果她把一切都告诉马蒂亚，告诉他关于生小孩的事和随之而来的争吵，以及至今仍散落在厨房角落里的那些米粒，那么他一定会认为这就是爱丽丝叫他回来的真正原因。他也许不会再相信关于米凯拉的故事，只会把爱丽丝想成一个与丈夫发生感情危机的女人，正试图找回旧日的情愫，好减轻自己的孤独感。片刻间，爱丽丝怀疑自己真的就是这样的女人。

“你们有小孩了吗？”

“没有，一个也没有。”

“为什么……”

“别提了！”爱丽丝打断了他的话。

马蒂亚不说话了，但并没有道歉。

“你呢？”过了一会儿爱丽丝问道。她本来一直犹豫，没敢开口，因为她害怕听到对方的回答。然而，这句话却不由自主地从嘴里溜了出来，连她自己都吓了一跳。

“没有。”马蒂亚回答道。

“你没有小孩？”

“我还没有……”他本想说“没有小孩”，但最后却说，“我还没有结婚。”

爱丽丝又点了点头。

“也就是说你还在继续当你的单身贵族。”爱丽丝说着转过脸去，朝他笑了笑。

马蒂亚尴尬地摇了摇头，他知道她的言外之意。

他们来到汽车货运站里一片空旷的停车场，这里鳞次栉比地排列着一座座大型活动房屋，但一个人也没有。三摞包裹着塑料布的木托板堆放在一堵灰色的墙边，旁边有一道放下的卷帘门。在高处，房顶上有一块没有点亮的霓虹灯招牌，晚间应该会闪烁出橘黄色的光芒。

爱丽丝把车停在停车场的中间，熄了火。

“该你了。”她说着打开了车门。

“做什么？”

“现在你来开。”

“不，不行，”马蒂亚畏缩着说，“你甭想。”

爱丽丝眯缝着眼、撅着嘴认真地注视着马蒂亚，仿佛直到此刻才找回了那种久违的感情。

“你真是一点没变。”她说。这与其说是责备，不如说是在宽慰自己。

“你也一样。”马蒂亚说。

爱丽丝耸耸肩。

“那好吧，”马蒂亚说，“我们试试。”

爱丽丝笑了。他们从车上下来，交换了位置。马蒂亚走路时，故意把胳膊摆得很夸张，以表示自己完全服从命令。这是他们第一次相互交换角色，把各自认为最真实的一面展现出来。

“我一点都不会。”马蒂亚双手高举在方向盘的上方，似乎连手都不知该放在哪里。

“一丁点都不会吗？连一次都没开过吗？”

“真的从没开过。”

“这下我们可麻烦了。”

爱丽丝靠在了马蒂亚身上。马蒂亚盯着她竖直垂下、直指地心的长发看了一会儿。爱丽丝的衣襟在肚子上微微翘起了一点儿，这让马蒂亚看到了那个文身的上缘，很久以前，他曾经近距离地观察过那个图案。

“你真瘦！”马蒂亚不假思索地说，好像正在脑子里大声地思考。

爱丽丝猛地转过头，盯着他，但马上又装出一副没事的样子。

“不会吧，”她耸着肩说，“和以前一样。”

她往后缩了一点儿，用手指着三个脚踏板说：

“看，离合器、刹车和油门。左脚只管离合器，右脚负责另外那两个。”

马蒂亚点点头，但精力还有些集中不起来，仍沉浸在爱丽丝靠近的身体和她身上散发的无形的浴液气味之中。

“换挡你都明白，是吧？这都写着呢：一挡、二挡、三挡。我觉得这样就够了。”爱丽丝继续说，“你换挡的时候，要踩下离合器，然后慢慢松开。起步的时候也是：踩下离合器，然后松开，同时踩一点油门。你准备好了吗？”

“没准备好又能怎么样？”马蒂亚回敬了爱丽丝一句。

他努力集中精力，感觉就像学生临考时一样紧张。随着时间的推移，马蒂亚已然相信，除了他的数学原理、规则和那些超限数字以外，他什么也不会。一般情况下，人们年纪越大就会越有自信，然而他却正在逐渐丧失自信，仿佛他的自信有保质期一样。

他目测了一下从这里到尽头那堆木板的距离，至少有五十多米。即便是汽车全速启动，也来得及刹车。他转动车钥匙的时间太长，让启动的发动机发出了“嘎嘎”的声音。然后他慢慢松开离合器，但由于油门踩得不够用力，汽车晃了一下熄火了。爱丽丝笑了出来。

“差不多了，但还要再果断一点儿。”

马蒂亚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又试了一次。汽车往前蹿了一下，启动了。爱丽丝指挥他踩离合、挂二挡。马蒂亚换了挡，又踩了一脚油门。汽车径直向前开，在离厂房外墙大概十几米的地方，他决定转动方向盘。汽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们俩先被甩向一侧，然后又回到了初始的位置。

爱丽丝拍着手对马蒂亚说：

“看见了吧？”

马蒂亚又转了一个弯，做了一个与刚才一样的回转。仿佛他只会沿着那道狭窄的椭圆形轨迹驾驶汽车，即便是偌大的广场都任他一人驰骋。

“一直往前开，”爱丽丝说，“开上马路。”

“你疯了吗？”

“快点儿啦，一个人也没有。何况你都学会了。”

马蒂亚调整着方向盘，他感到握着塑料方向盘的手在出汗，肾上腺素让他的肌肉变得紧张起来，他很久没出现过这种情况了。他在一瞬间想到，自己正在驾驭一辆汽车，一辆完完整整的汽车，包括它的活塞和涂满润滑油的机械部分，而且还有爱丽丝陪伴，和他离得这么近，告诉他该如何驾驶。这一幕曾反复在他的脑子里出现过。实际情况与他的想象并非完全吻合，但这一次他决定不再理会那些欠缺的地方了。

“OK！”他说。

他把车向停车场的出口开去。在进入公路之前，他把身子探向挡风玻璃，朝左右两边看了看，然后谨慎地转动方向盘。他整个身体都随着这个运动而倾斜，就像小孩模仿开车时的样子。

车行驶在公路上，西沉的夕阳落到了他的身后，通过正中的后视镜映入他的眼帘。时速表的指针指在每小时三十公里的刻度上，整个车身在颤抖着，像一只温顺的动物一样喘着热气。

“我开得行吗？”他问。

“好极了，现在可以换三挡了。”

这条路还要走上好几百米，马蒂亚一直盯着前方。爱丽丝正好利用这个机会从近处细细地端详他。他已经不再是照片上的那个马蒂亚了，面部的皮肤已不再像一整块丝绸那样平滑而富于弹性，几道浅浅的皱纹已爬上了他的额头。他虽然刮了胡子，但新胡茬已经从他两颊的皮肤下露出黑头。他的身体已经变得非常结实，似乎不允许别人对他的空间有一丝一毫的侵犯，而少女时代的爱丽丝则总是喜欢去招惹他。或许是爱丽丝觉得现在自己已经没有这个权利了，再也无法那么做了。

她努力找寻着医院中遇到的那个女孩和马蒂亚的相似之处，虽然现在马蒂亚就在眼前，但她的记忆却更加混乱了。所有那些她认为是机缘巧合的事情已经变得没那么清晰了。也许那个女孩的头发颜色更浅些吧。爱丽丝不记得那个女孩的嘴角两边有没有酒窝，也不记得她的眉梢是不是也这样浓密。她第一次担心自己是不是真的认错人了。

怎么向他解释这件事呢？她问自己。

马蒂亚清了清嗓子，仿佛是沉默了太长的时间，抑或是发现了爱丽丝在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于是爱丽丝把头转向别处，望着一座山丘。

“你还记得我第一次开车来接你吗？”她说，“那会儿我拿到驾照还不到一个小时。”

“是啊，在所有可能抓来做实验的小白鼠中，你偏偏选中了我。”

爱丽丝心想，根本不是那样。她并没有从所有那些人中选中了马蒂亚，事实上她根本没考虑过别的人选。

“你自始至终都抓着把手，嘴里还不停地说‘你慢点儿开，你慢点儿’。”

爱丽丝学着小女孩尖声尖气的声音说出这句话。马蒂亚记得当时他很不情愿。那天下午他本该准备数学分析课的考试，结果还是作出了让步，因为在爱丽丝看来，她自己这件事才是当务之急。整整一下午，马蒂亚一直算了又算，看自己浪费了多少学习的时间。现在回想起来，自己当时很傻，傻得就像我们整天在那里徒劳地幻想自己身在别处一样。

“我们为了在附近找两个免费的停车位，一直兜了半个小时的圈子，因为你不会把车停进一个单独的车位里。”马蒂亚说，他这么说是为了清除刚才那些想法。

两个人都笑了，把因刚才那句话而得以解放的幽灵重新镇住。

“我该往哪儿开？”马蒂亚问，他又恢复了严肃的表情。

“在这儿拐弯。”

“好。不过到此为止，我把驾驶座交还给你。”

没等爱丽丝开口，他就从三挡换成了二挡，顺利地拐了个弯。车驶进了一条阴暗的街道，比刚才那条要窄一些，而且没有道路分隔线，道路两侧的高大建筑都一模一样，且窗户很少，让人感到压抑。

“我在那里停车。”马蒂亚说。

车刚开到那里，一辆集装箱货车突然从后面的一个角落里闪了出来，径直朝他们的车驶来，蛮横地占据了大半个路面。

马蒂亚双手死死地握住方向盘，一时不知该如何把右脚移到刹车踏板上，因此就重重地踩下了油门。爱丽丝本能地用那条好腿去踩刹车，然而她的脚下是没有踏板的。大货车并没有减速，只是向外稍稍偏离了一点。

“我过不去，”马蒂亚说，“我过不去。”

“踩刹车！”爱丽丝对他说，同时尽量保持镇定。

马蒂亚的脑子里一片空白。大货车离他们只有几米的时候才开始减速。马蒂亚感到自己的脚踩在了油门上，他在想着该如何把脚移向一边。他想起小时候骑自行车沿着专用车道的斜坡向下滑，滑到尽头的时候他总是要紧急刹车，为的是能通过那些阻挡机动车进入的路桩。而米凯拉就从不减速，骑着她那辆带有支撑小轮的自行车，没事人似的从路桩当中穿过，但她的车把手却一次也没有碰到过路桩。

马蒂亚向右转动方向盘，好像是要径直朝墙壁撞过去。

“刹车！”爱丽丝再一次喊道，“中间那个踏板。”

马蒂亚双脚一起用力踩下去，汽车猛烈地向前蹿了一下，然后死死地停在了离墙两拃远的地方。

由于反作用力的关系，马蒂亚的头撞在了左侧的车窗上，安全带把他固定在驾驶座上。爱丽丝则像小树枝一样摆动，但她牢牢地抓住了把手。大货车冷漠地从他们的车旁掠过，尾灯留下两道长长的红色曲线。

他们沉默了几秒钟，仿佛是在对这个非常事件进行反思。随后，爱丽丝笑了起来。马蒂亚双眼灼热，脖子上的青筋突突直跳，好像是猛然涨满了血，随时都要爆裂似的。

“你受伤了吗？”爱丽丝问，她似乎无法抑制住笑声。

马蒂亚吓坏了，默不作声。爱丽丝努力让自己严肃起来。

“让我看看。”她说。

她解开安全带，向马蒂亚探过身子，而马蒂亚还一直盯着面前那堵墙，它是那么的近。马蒂亚脑子里想着“滞弹性”这个词，想着那些现在让他双腿发抖的动能应该已经在这次冲击中完全释放了出来。

终于，他的脚从刹车踏板上抬了起来，汽车在熄火的同时，沿着道路上几乎看不出来的斜坡向后滑动了一点，爱丽丝连忙拉住了手刹。

“你没事的。”她抚摸着马蒂亚的前额说。

马蒂亚闭上双眼点点头，他集中精力，不让自己哭出来。

“现在我们回家，你躺一会儿。”爱丽丝说，就好像那个家是属于他们俩的。

“我得回我父母那儿。”马蒂亚反驳道，但语气并不强硬。

“晚点我会送你去的。现在你要休息会儿。”

“我得……”

“闭嘴！”

他们下了车，彼此换了位置。整个天空已经暗了下来，虽然天际还飘着一抹淡淡的晚霞，但那点光亮已没什么用处了。

一路上他们再也没说一句话。马蒂亚用右手支撑着脑袋，同时挡住双眼，拇指和中指按在两侧的太阳穴上。他把后视镜上的那句英文读了又读：Objectsinthemirrorarecloserthantheyappear，脑子里想着留给阿尔贝托去写的那篇文章，他一定弄得一团糟，自己必须尽快回去。接着，马蒂亚又想起了他要准备的课和那所坐落在僻静之处的公寓。

爱丽丝时不时把目光从前方道路上移开，转过脸看着马蒂亚，一副担心的样子。她尽可能地把车开得舒适，心想或许放点儿音乐会好一些，但她不知道马蒂亚喜欢听什么。归根结底，她已不再了解马蒂亚了。

在她家门前，她去扶马蒂亚下车，但马蒂亚却自己下来了。在她开门的时候，马蒂亚摇摇晃晃地站在那里。爱丽丝动作很快，但又十分小心，她感觉到一种责任，仿佛这一切都是由她的一个恶作剧而造成的后果。

她把沙发靠垫扔在地上，腾出一些空间，然后让马蒂亚躺在沙发上，而马蒂亚则完全照做。接着她进了厨房，想要泡一杯茶，或是一杯菊花茶，要么就是别的什么类似的东西，好让她双手端入客厅。

在等待水煮开的时候，她开始疯狂地收拾了起来。她不时地回过头观察客厅里的动静，却只能看见长沙发的靠背，是那种单一的、鲜艳的蓝色。

马蒂亚很快就会问为什么要把他叫回来，让她无法逃避。但是现在，她已经不再那么自信了，她的确看到了一个长得像马蒂亚的女孩，但仅此而已，这又能怎样呢？世界上相貌相似的人到处都有，到处都充满了愚蠢而又毫无意义的巧合。她甚至没有和那个女孩说过话，也不知道到哪里才能设法找到她。爱丽丝现在想起这些，再加上马蒂亚在另一个房间里睡觉，她感觉所有这一切都荒诞而残酷。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马蒂亚回来了，而她希望马蒂亚再也别走了。

她把洗碗槽里那一摞已然干净的盘子重洗了一遍，然后又把煤气灶上平底锅里的水倒掉。一把大米被撒进了锅里，已经好几个星期了。透过水面来看，米粒好像都大了一些。

爱丽丝把开水倒在杯子里，然后放进一个茶包，水中呈现出浓黑的茶色，她加了满满两茶匙的糖，回到了客厅。马蒂亚的手已经从闭着的眼睛上滑到颈部，他面部的皮肤很放松，让他看起来面无表情。他的胸膛有规律地一起一伏，只用鼻子在呼吸。

爱丽丝把茶杯放在玻璃茶几上，目不转睛地看着马蒂亚，同时坐在了旁边的单人沙发上。马蒂亚的呼吸让她感到一种宁静，除此之外再无别的声音。

慢慢地，爱丽丝觉得自己的思维又重新连贯了起来，在朝着一个不确定的目标一阵狂奔之后，终于放慢了速度。她坐在自家的客厅里，就像是落入了另一维的空间。

在她面前有一个她曾经很了解的男人，但如今这个男人却判若两人。他可能真的很像医院里的那个女孩，但并非一模一样，这是肯定的。眼前这个睡在沙发上的马蒂亚已经不是那个她眼看着消失在电梯门里的男孩了，那个晚上，山上吹来一阵温热、躁动的风。这已经不是那个深植在她头脑中、阻塞任何人进入的马蒂亚了。

不，在她面前是一个成年人，他把人生建立在一个危险的深渊边缘，建立在一片已轰然崩塌的土地上，然而他却能生活下去，在那个遥远的地方，在爱丽丝不熟识的人群中。爱丽丝已作好准备摧毁所有这一切，挖掘出埋藏在心底的恐惧，而这只是由于一个简单的怀疑，这个怀疑很脆弱，就像是记忆中的记忆。

但是现在，马蒂亚就在她面前，双眼紧闭，脑子里的想法是她无法接受的，突然间，一切似乎都更加清晰了：她找马蒂亚，是因为她需要他，因为自从那晚她在电梯门口离开马蒂亚那一刻开始，她的人生就滚落进了山谷，再也没从谷底出来。多年来，她一直置身于纷乱的纠结中，而马蒂亚恰恰就是她纠结的尽头。如果说还有可能解开或放松她的心结的话，那么就要拉动那个现在正捏在她指间的绳头。

她感觉到某些事情正在得到解决，就像是为一个漫长的等待划上句号。这种感觉充溢到了她的四肢，甚至连那条从未有过知觉的残腿也感受到了。

她自然而然地站了起来，根本没有考虑这样做对不对，就像她确实有权这样做一样。这只是一段即来即去、转瞬即逝的时间，这只是一些既不影响未来、也不牵扯既往的自然行为。

她俯下身亲吻马蒂亚的嘴唇，并不怕会弄醒他，她亲吻马蒂亚就像在吻一个醒着的人，她的嘴唇停留在马蒂亚紧闭的双唇上，就这样压在上面，仿佛是要在上面留下印记。马蒂亚轻轻地动了一下，但是没有睁开眼睛，他张开双唇，回应着爱丽丝的动作。其实他是醒着的。

这次亲吻与他们第一次不一样。现在他们面部的肌肉更加有力，更加有感觉，他们都在寻找一种与自己的准确角色——男人和女人——相符的攻击性。爱丽丝一直弯着腰，她没有爬上沙发，似乎已经忘记了自己身体其他部分的存在。

这个吻持续了很长时间，整整好几分钟，这段时间足够让现实在他们紧紧贴合的唇间找到一线光明，光线透射其中，迫使他们两人认真考虑眼前正在发生的一切。

他们的嘴唇分开了。马蒂亚飞快地笑了一下，是由衷的微笑，而爱丽丝则把一个手指放在湿润的嘴唇上，仿佛是想证实这一切真的发生过。有一个决定要他们一起作出，但要彼此心照不宣。他们都在看对方，但由于不是同时，所以目光并没有交织在一起。

马蒂亚站起身，有些茫然。

“我去一下……”他指着走廊说。

“当然。最里边的一道门就是。”

他走出客厅，脚上还穿着自己的鞋，脚步声好像会穿透地板。

马蒂亚把洗手间的门反锁上，双手支撑在面盆上。他觉得昏昏沉沉、迷迷糊糊的。刚才头上撞过的地方起了一个小包，并在慢慢地肿大。

他打开水龙头，在冷水中冲着手腕，就像以前他父亲为止住他手上流出的血所做的那样。每次他看见水的时候，脑子里就会想起米凯拉。这种思念并没有痛苦的成分，就像想起睡觉或呼吸一样。他妹妹在水流中消逝，在河里慢慢漂移，又通过水龙头里的水回到他的身体里，妹妹的分子遍布于他的全身。

他觉得身体里的血液又开始循环了。现在他必须为那个吻找到理由，也要解释一下，时隔这么久，自己回来到底是为了寻求什么。他还要想想自己为什么会准备好去接受爱丽丝的亲吻，之后又是为什么觉得有必要离开她的嘴唇躲到这里来。

爱丽丝在另一个房间里等着他。将他们分隔开的是两道砖墙、几厘米厚的水泥和九年的沉寂。

事实是她仍然扮演着马蒂亚的角色，硬要马蒂亚回来，虽然马蒂亚也一直想这么做。她给马蒂亚写了一句话，让他回来一趟，于是他就像弹簧一样立刻回来了。只是一封信就让他们重新聚首，就像当初一封信就让他们分开一样简单。

马蒂亚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他应该回到客厅去，重新坐在那张沙发上，他应该拉着爱丽丝的手，告诉她当初自己不该离开。他应该再一次亲吻她，然后再吻一次，直到他们两人都习惯这个动作，并最终成为他们不可或缺的东西。这个动作每天都会出现在电影和现实生活里，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选择，抓住那些为数不多的巧合，然后将其搬到现实生活中。他应该告诉爱丽丝自己会留下或者将搭乘最早的一趟航班离开，再一次消失，回到那个他这些年来一直漂泊的地方。

如今马蒂亚已经懂得，选择只是短短几秒钟的事，然后用余下的时间来还债。这种情况发生在他和米凯拉之间，然后是和爱丽丝，现在又要再发生一次。但这一次他看得很清楚：那几秒钟就在眼前，而他已不能再犯错误了。

他在水流下并拢手指，双手掬起一点水来洗脸。他还在弯着腰面对面盆，看也没看就伸手抓起一条毛巾，在脸上抹了一把，然后把毛巾扔在一边。他从镜子里看见，在毛巾的背面有一块深颜色的斑点。他把毛巾翻了过来，原来，在离毛巾一角两厘米的地方绣着一个名字的缩写“FR”

[2]

，两个字母正好位于毛巾角平分线的两侧。

马蒂亚转过脸，发现了另一条毛巾，与那条一模一样。在同样的位置上绣着三个字母“ADR”

[3]

。

他更加仔细地环顾四周，发现在杯口已有水垢的漱口杯里只有一把牙刷，杯子旁边有一只小篮子，里面胡乱堆放着一些杂物：一瓶面霜、一根红皮筋、一把缠着几根头发的发刷和一把指甲剪。在镜子下面的托架上放着一把刮胡刀，刀片的缝隙里还嵌着一些几毫米长的黑色胡茬。

曾有那么一刻，他和爱丽丝一起坐在她的床上，他只要用目光滑过爱丽丝的房间，就可以识别出书架上的东西哪些是他买给爱丽丝的，然后一一告诉她。摆放在那里的礼物是一段时光的见证，就像是旅行中插在宿营地的小旗子。那些礼物记录着他们一起度过的圣诞节和生日。有些礼物马蒂亚至今仍然记得：数乌鸦乐队的首张CD，伽利略温度计——在透明的液体中悬浮着各色玻璃球，一本讲述数学史的书——爱丽丝收下它时长吐了一口气，但最后她还是读了。爱丽丝小心翼翼地保存着这些礼物，把它们摆放在最明显的位置，是为了让马蒂亚明白，这些东西始终就在她的眼皮底下。马蒂亚明白她的意思，这一切马蒂亚全都明白，但此刻他却无法走出这个洗手间。就像是他一旦听凭自己响应了爱丽丝的召唤，就会落入陷阱，溺毙其中，永远迷失自我。因此，他一直保持着冷静与沉默，等待着让一切都为时已晚。

现在，他周围没有一样东西是他熟悉的，他注视着镜子里自己的影像，头发凌乱，衬衫的领子有些歪斜，于是他明白了，在这个洗手间乃至这座房子里，再也没有属于他的东西了，就像在他父母家和其他一切地方一样。

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以便让自己适应这个刚刚作出的决定，直到他感觉到这短暂的几秒钟结束为止。他认真叠好毛巾，用手掌的一侧清除了面盆四周溅上的水滴。

马蒂亚走出洗手间，沿走廊回去，在客厅的门口停下了脚步。

“现在我该走了。”他说。

“好。”爱丽丝回答说，就像是已经准备好这样回答他一样。

沙发靠垫已经重新放回到沙发上，天花板正中的那盏大吊灯照亮了一切。房间里再也找不到刚才那一幕的任何痕迹。放在茶几上的茶已经凉了，杯底沉积着黑色的茶水和没化开的糖。马蒂亚心想，这里只是别人的家。

他们一起走到大门口，马蒂亚在经过爱丽丝身边时，用手轻轻碰了一下爱丽丝的手。

“你寄来的那封信……”马蒂亚说，“你有什么事要告诉我。”

爱丽丝笑了笑。

“没什么。”

“先前你说非常重要。”

“不，不重要。”

“与我有关吗？”

爱丽丝迟疑了一下。

“不，”她说，“只是我自己的事。”

马蒂亚点点头。他联想到一种已经耗尽的潜力，还想到磁场中一条条看不见的磁力线，原来它们还通过空气维系在一起，而如今已荡然无存。

“那就再见吧。”爱丽丝说。

室内灯火通明，而室外却一片漆黑。马蒂亚挥挥手回应爱丽丝的道别。爱丽丝在转身回去之前，又看到了马蒂亚手心上那个深色的环形疤痕，就像一个神秘的、不可磨灭的标志，被无可挽回地封存在那里。

[1]
英语，在镜子里看到的东西，实际距离会更近。欧美较为流行的汽车后视镜提示语。

[2]
法比奥姓名的开头字母。

[3]
爱丽丝姓名的开头字母。

四六

飞机在深夜飞行，少数几个没有睡去的乘客注意到，除了那一簇簇断断续续的灯光外，地面上的东西什么也看不见，那些灯光就像在漆黑、沉寂的夜空中游弋的群星。没有一位乘客向地面招手问候，因为只有孩子才那么做。

马蒂亚搭上了在机场“到达”出口外排队的第一辆出租车，把自己的地址告诉了司机。车行驶在滨海公路上的时候，一道微弱的晨曦已出现在了海平面上。

“请停在这里。”他对出租车司机说。

“这儿？”

“是的。”

他付了车费，从车上下来。车马上开走了。穿过了十几米宽的草坪，他走到一张长椅跟前，这张长椅好像是特意放在这里供人们欣赏虚空的。他把背包扔到椅子上，自己却没有坐下。

太阳的一个边缘已从海平面上露了出来。马蒂亚使劲回忆着那个几何学名词，用来称呼这种被一条弧线和一条直线界定成的平面图形，但没想起来。太阳移动得似乎比白天快，那种速度几乎可以感觉出来，就像是它迫不及待地要跳出来一样。播撒在海面上的阳光呈现出红色、橙色和黄色，马蒂亚知道这是为什么，但即使是知道也于事无补，不会让他开心。

这里的海岸线较为平直，被海风吹袭着，马蒂亚是唯一在这里看日出的人。

终于，那个硕大的红色球体跳出了海面，宛如一个炽热的气泡。一瞬间，马蒂亚想起了恒星与行星的运转，想到了太阳在晚上落在他身后，早上又升起在他面前，日复一日，在水面上浮沉，无论他在不在那里观看。这只是一种力学原理，是能量守恒和角动量的问题，各种力相互平衡，向心力与离心力的共同推动。这只不过是一个运行轨迹，所以不可能不是这个样子。

渐渐地，眼前各种色调褪去了颜色，清晨的浅蓝色开始从其他颜色的后面发散出来，先映蓝了海水，然后又映蓝了天空。

马蒂亚往手上哈着热气，因为带着咸味的海风将它们吹得不听使唤。随后，他把手塞进了上衣口袋。他感到有什么东西在右边的口袋里。那是娜迪娅的电话号码。他把这一串数字默记了下来，然后笑了。

他一直等到连最后一道紫色的朝霞也在海面上熄灭，消失于正在散尽的薄雾之中时，才抬腿踏上回家的路。

他父母应该喜欢这里的黎明。或许有一天，他会带他们来看日出，然后再一起散步到港口那里，吃三文鱼三明治作为早餐。他会向他们解释刚刚看到的一切，比如无数不同波长的光混合在一起形成了白光。他会讲到吸收光谱和发射光谱，这些他们虽然听不懂，可还是会连连点头。

清晨的冷空气钻进了马蒂亚的外套，但他不予理会。空气的味道很干净。前面不远，等待他的就是一个热水澡、一杯热茶和一个平凡的日子，除此之外，他已经别无所求了。

四七

就在同一天早上，稍晚几个小时，爱丽丝拉开了百叶窗，那些塑料叶片在滑轮的带动下发出清脆的声音，听起来让人欣慰。外面的太阳已经很高了。

她从音响边的那一摞摞光盘中随便拿了一张，根本没过脑子，只是想用一点声音来更换一下室内的空气。她转动音量旋钮，直到最后一个红色刻度。要是法比奥听见了，一定会发火的，爱丽丝一想到他发火时叫自己名字的样子就觉得好笑：为了压过音乐的声音，他会提高嗓门，向前伸着下巴喊“爱丽——丝”，把“丽”字拖得特别长。

爱丽丝撤掉床单、被单和枕套，把它们堆在一个角落里，又从柜子里拿出一套干净的换上。她看着床单鼓满空气地落下，并且在微微地波动起伏。戴米恩·莱斯

[1]

在唱起“Oh coz nothing is lost，it’s just frozen in frost”

[2]

之前，声音略微有些沙哑。

爱丽丝缓慢地洗着澡，她长时间地伫立在莲蓬头下，仰着头，让水落到脸上。洗完后她穿上衣服，又在脸颊和眼睑上化了一点淡妆，几乎看不出来。

当她准备出门时，音乐已经放完有一会儿了，但她没有觉察。她走出家门，上了汽车。

在离她工作的洗印店还有一个街区的地方，爱丽丝改变了方向。她会迟到一会儿，但这没什么关系。

她把车开到马蒂亚向她诉说一切的那个公园门口，就停在与那次一样的位置上，然后熄灭了发动机。她觉得这里什么都没变，她记得这里的每一个细节，除了现在围在绿地外面的那一圈光滑的木栅栏。

她从车上下来，朝树林中走去。小草吱吱作响，还带着夜晚的寒冷，树枝上已长出了嫩绿的新叶。几个年轻人坐在那些长凳上，很久以前米凯拉也曾坐在那里。有人在那张小桌的中央把饮料罐一个一个地摞在一起，做成塔状。那些年轻人大声地说着话，其中的一个手舞足蹈地模仿着某个人。

爱丽丝走过去，想听到一些他们谈话的只言片语，但在他们注意到她之前，她就已经经过他们，径直朝河边走去了。自从市政府决定常年开启那道水闸之后，这里的水几乎就不再流动了。在这些长方形的水塘里，河流似乎是静止的，就像被遗忘了一样，显得筋疲力尽。每个星期天，如果暖和的话，人们就会带着家用的躺椅，在下边的河滩上晒太阳。河底是由白色的石子和暗黄色的细沙组成的。河滩上的草很高，没过了爱丽丝的膝盖。

她走下河滩，每一步都小心翼翼的，生怕陷进泥里。她来到河床上，一直到水边才停下来。在她面前是一座桥，远处是阿尔卑斯山的山脊，在晴朗的日子里，它仿佛近在咫尺。只有最高的山峰上才有积雪覆盖。

爱丽丝在布满鹅卵石的河滩上躺了下来，那条残腿为能得到放松而感谢她。较大的石头硌到了她的后背，但她却一动不动。

她闭上双眼，努力想象着河水将她包围，然后将她淹没。她想到米凯拉从河岸上探出身子，想到那张她在报纸上见过的圆脸倒映在银色的水面上，想到那没有旁人听到的“扑通”一声，想到又湿又冷的衣服把米凯拉拖入水底，想到米凯拉的头发像黑色的水草一样悬浮在水中。她看到米凯拉在摆动双臂挣扎，双手胡乱地挥舞，痛苦地吞下那一口口冰冷的河水，这使她的身体逐渐下沉，几乎沉到了河底。

接着，爱丽丝想象：下沉使米凯拉的身体扭动得越来越厉害，她的双臂终于协调一致了，在水里划着一个比一个大的圆圈，她的双腿伸开，就像两个尾鳍一样同时打水，她的头伸向水面，从那里透射进微弱的光线。爱丽丝看到她终于露出了水面，开始呼吸。爱丽丝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见她在水面上游着，沿着水流的方向，游向一个未知的地方。她游了整整一夜，终于游到了大海。

当爱丽丝睁开眼的时候，天空依然在那里，还是那么明亮，呈现着单调的蔚蓝色，连一片云彩也没有。

马蒂亚走了，法比奥也走了。河中的水流发出微弱的哗啦声，使人昏昏欲睡。

她想起那次躺在山谷里，被积雪掩埋时的样子。想起那种天籁般的寂静。现在也和那时一样，没人知道她在哪里。这一次也同样没有人会来，但她已不再有任何期待了。

她对着明澈的天空微笑，只稍稍一使劲就自己站了起来。

[1]
Damien Rice（1973— ），爱尔兰民谣歌手。

[2]
英语，啊，因为什么都没有留下，一切已凝结成冰。戴米恩·莱斯独创歌曲《灰暗的房间》（Grey Room）中的一句歌词。

由达乌勃马奴斯整理编纂的《哈扎尔辞典》初版的扉页（1691年版，此版1692年遭销毁）

在此躺着的这位读者

永远也不会

打开这本书，

因为他已长眠于此。

卷首导语

（第二版，亦即补遗、修订版说明）

本书现在的作者保证读者诸君读罢本书后绝不会招来杀身之祸，而此种不幸命运曾于1691年《哈扎尔辞典》初版面世后，降在当时的读者身上。《哈扎尔辞典》的初版，乃本书第一个作者极尽辛劳的呕心之作。关于初版情况，很有必要作些说明，但为了避免漫无边际的长篇大论，本辞典第二版的编纂者愿同读者诸君约定，也就是说把话说在前面：编纂者在晚餐之前写下他的见闻，而读者则在晚餐之后加以披阅。编纂者因饥肠辘辘势必尽量写得简单扼要，如此一来，酒足饭饱的读者便不会读到冗长的引文了。

一、《哈扎尔辞典》编纂始末

本辞典所记述的那个事件大约发生在公元八世纪或九世纪（其时可能发生过一系列此类事件）。在专门文献中，也有把这个事件叫作“哈扎尔大论辩”的。哈扎尔是个独立、强盛的部族。这群剽悍的游牧民不知是在历史上什么年代被死寂的灼人黄砂逐出本土，从七世纪起到十世纪定居于黑海与里海之间的这块陆地之上

[1]

。

哈扎尔见诸历史已在他们跟阿拉伯人开战并在627年与拜占庭皇帝赫拉克洛纳斯

[2]

结成联盟之后。这个部族的族系至今仍是个谜，一切踪迹都已湮灭，否则今天就能到某一民族间去寻找换成某一名称的哈扎尔人了。他们失踪了，只在多瑙河岸留下一片坟地。其实关于那片坟地，谁也说不准是否真是哈扎尔人的。再说，还有那一堆钥匙呢？钥匙柄是镌刻有三角形的镂金币和镂银币，据达乌勃马奴斯考证，这堆钥匙都是哈扎尔人铸造的。哈扎尔人连同他们的国家之所以从历史舞台上消失，是因为发生了一桩重大事件，这也就是本书的主要内容：他们如何放弃原始的、今天已无人知晓的宗教信仰而改信无论古代还是今天都尽人皆知的犹太教、伊斯兰教或基督教这三大教中的一教。史家认为，在他们改信宗教之后不久，哈扎尔王国也就随之崩溃解体。公元十世纪，有个叫斯维亚托斯拉夫公爵的俄国统帅，人没下鞍，就像吃掉一只苹果般把哈扎尔王国吃掉了。943年，俄罗斯人在八夜之间把哈扎尔人建在伏尔加河口的首都摧毁殆尽，又用五年时间，亦即从965年到970年消灭了整个哈扎尔国。目睹者曾说，哈扎尔首都屋宇的影子好长一段时期内都萦然不灭，虽则屋宇本身早已被履平，影子居然对着伏尔加河水迎风而立。据十二世纪的一本俄国编年史记载，已经到了1183年，奥列格仍称自己为哈扎尔执政官，其实此时，也就是说在十二世纪，原哈扎尔国的领土早已由另一部族—库梅人所占据。哈扎尔的文化遗迹留存下来的极其稀少。从未发现过任何文字资料，不论是社会的或者个人的；也从未发现过哈扎尔的书本典籍，虽然哈列维

[3]

曾提到过这类书籍；关于他们的语言，人们一无所知，虽然基里尔

[4]

曾说起过他们是用哈扎尔语从事他们的宗教活动的。在当初属于哈扎尔领土的苏瓦尔发掘到的唯一一幢聚族而居的住屋遗址，经考证并非哈扎尔人的而是保加利亚人的。伊蒂尔城的发掘工作没有取得任何结果，甚至连当年那座城堡的遗迹也没找到，而那座城堡，众所周知，是拜占庭人为哈扎尔人建造的。哈扎尔人灭国后几乎已无人提及。公元十世纪，匈牙利一个部落的酋长曾建议哈扎尔人迁徙到他的领土上定居。1117年曾有几个哈扎尔人在基辅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大公的府第中出现过。1309年普雷斯布尔格城发布禁令，不许天主教徒与哈扎尔人通婚，1346年，教皇曾证实确实颁发过这项禁令……有关哈扎尔人的史料，几乎尽在于此了。

上文提到哈扎尔人因改宗新教而罹大祸，现将其前后经过概述如下：哈扎尔的首领—可汗，据古代文献记载，有次得了一梦，于是下令邀请三个不同国家的哲人来给他详梦。这是件有关哈扎尔国运兴衰的大事，因为可汗决定，哪位哲人圆梦圆得使人折服，可汗和他的臣民便皈依这位哲人所信的宗教。某些历史学家凿凿有据地说，可汗作出这个决定的那天，他的头发一下子全落光了，他本人也深知绝非好兆，但令出宫门，驷马难追。于是可汗的夏宫迎来了伊斯兰教、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传教士—托钵僧、拉比

[5]

和修士……三位贤哲的观点，基于三种不同信仰而激起的争论，他们的个人品德以及“哈扎尔大论辩”的结果，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关于这一事件和它引起的后果，关于论辩的得胜者和失败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多少世纪以来，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内部就此事展开了无穷无尽的讨论，迄今未休，虽然哈扎尔人早已消失。到了十七世纪，对哈扎尔人的兴趣再度勃发，数百年来积存下来的关于哈扎尔人的大量资料均予以系统整理并于1691年在普鲁士出版。

人们研究了三角形钱币、古戒指上的姓氏、盐甏上的图案、外交信函及众多作家的行述，又借助放大镜查检书名，研读谍报员的书面报告及各类遗嘱，还对黑海沿岸的鹦鹉的发音作了考察，有人认为那些鹦鹉当年曾讲过现已湮灭的哈扎尔语；有人研究了以音乐为题材的绘画，并从画上辨读乐谱中的音符，有人甚至研究过一张人皮上所刺的文身，至于查阅的古拜占庭、犹太和阿拉伯文史档案资料更是不计其数。总之，为了编纂此书，凡生活在十七世纪的人能够想象到的办法、能够使用的手段都统统用上了。考查所得史料已尽收于这部辞典之中。哈扎尔大论辩为何在千年之后重又引起关注？对此，一位编年史作者作了解释，其解释委实莫测高深，匪夷所思。他说：“我们每个人都朝前方驾驭自己的思想，一如用绳牵着猴子漫游。而你在阅读时，你前方往往有两只猴子：你自己的猴子和他人的猴子。更要命的是一只猴子和一只鬛狗同时出现。如何喂养它们，你去费脑筋好好安排吧，鬛狗的饲料和猴子的饲料可大不一样……”总揽此书编纂事务的是波兰文辞典的出版人约翰涅斯·达乌勃马奴斯或托他名字的他的一名后继者。这本在1691年出版的书是有关哈扎尔问题的史料汇编，其所采用的形式是唯一能以集许多世纪以来所有摇笔杆子的人舞文弄墨之大成的形式，即辞典之形式，并冠以《Lexicon Cosri》

[6]

这一书名。

据一种史料（基督教史料）的说法，此书由一名叫杰奥克季斯特·尼科尔斯基的教士向编注者口述后编纂而成，这名教士在奥地利与土耳其两军作战的疆场上收集了与哈扎尔有关的各种原始手稿，并将手稿上的内容熟记在心。所以，达乌勃马奴斯的版本实际上包括了三种辞书：古伊斯兰教辞源、译成希伯来文的原稿文本索引和源自基督教的识字读本。

达乌勃马奴斯著作—这部关于哈扎尔王国的辞典中的辞典—经历了不同寻常的命运。

这个版本共印五百部，其中一部由达乌勃马奴斯用剧毒油墨印刷而成。这部沾着毒汁的辞典由一把金锁锁住，和另一部上了银锁的辞典放在一起。1692年，宗教裁判所下令销毁达乌勃马奴斯版的辞典时，只有这两本躲过劫难，得以幸免。这样一来，那些胆大妄为的人或异教徒若读了这部禁书，定遭死亡之凶。谁若打开此书便会立刻全身瘫痪，胸口像被针尖刺中一般。读者会在看至第5页上的这几个字时死去，这几个字是：词句已成血肉
。倘若读者同时阅读带银锁的辞典，便能知晓死亡何时降临。带银锁的辞典里有下述提示：

“倘若你已苏醒却未觉痛苦，须知你已不在活人世界。”

十七世纪多夫梅尔家族关于财产继承诉讼案的文字记录，证实了“金辞典”（沾毒墨的那部辞典）在这个普鲁士家族中世代相传：长子继承了全书的一半，另外两名子女各得四分之一，或者不到四分之一，要是继承者人数更多的话。辞典的每一部分，都和多夫梅尔的一部分财产相对应：果园、农田、草地、宅子、池塘或牲畜。很长一段时间内，没人想到过人的死亡会和阅读这本书有什么关系。直至有一天，牲畜开始死亡，旱灾降临，有人告诉多夫梅尔家的人，说此书和年轻女子一样，会变成吸血食尸的女鬼，其灵魂在世上游荡，传播瘟疫，杀死周围的一切生灵。所以得把一个小小的木头十字架塞进书上的锁孔内，就像把木头十字架放入化身为吸血僵尸的姑娘嘴里一样，以阻止其灵魂出来害死家人。人们对这本《哈扎尔辞典》如法炮制：把一个十字架塞进锁孔，就像塞进嘴里一样。可灾祸更频，家族中的人开始在熟睡中觉得胸闷难忍，甚或相继死亡。于是，有人请来了一名教士：他拿掉了书上的十字架，灾祸即告停止。他曾告诫说：得提防未来，灵魂在外游荡时，切不可把十字架放在书上，因为灵魂对十字架极为害怕，从此不再返回。所以，在数百年的时间里，金锁没有再开启，也无人翻开过《哈扎尔辞典》。夜晚，放置这本辞典的书架上发出一种奇怪的声响。利沃夫的一本地方志有这样的记录：达乌勃马奴斯的辞典里装有某个名叫内哈玛的人发明的沙漏，此物能写字会说话。这个内哈玛还信誓旦旦地说，他早已从自己手上认出H的线条，这是他使用的希伯来语中的辅音字母，还从字母V中看到了他阳性的灵魂。他装在书中的沙漏看不见，摸不着，但在静谧宁寂之时，你在阅读过程中，会听到细沙流出的声音。当沙子流尽，你得把书反过来，从结尾开始倒读，你会发现里面有秘不可宣的含义。另有一些记载称犹太教拉比对他们的同胞给予《哈扎尔辞典》的关注颇不以为然，而且这部辞典常常成为犹太世界中饱学之士加以抨击的对象。犹太教拉比对辞典中源自希伯来的史料未提质疑，然而，他们对辞典中其他的史料却不予认可。《Lexicon Cosri》一书在西班牙亦遭厄运，在那儿的伊斯兰教社团中，那本“银书”被判为禁书，八百年内任何人不得阅读。禁期尚未过去，禁令依然有效。此事说明当时的西班牙有不少哈扎尔人的后嗣。有人注意到，这些“最后的哈扎尔人”保持着奇异的风俗习惯。他们若同某人发生冲突，会趁那人熟睡时，不惜一切代价地辱骂、诅咒他，但又不得把他吵醒，只有这样的诅咒才会大奏奇效。达乌勃马奴斯认定哈扎尔女人就是用此法诅咒亚历山大三世（大帝）的，普斯多卡利斯代纳的证词也说明确有此事：哈扎尔人曾被马赛多纳王朝的亚历山大统治过。

二、《哈扎尔辞典》版本溯源

今天已无从知晓达乌勃马奴斯的《哈扎尔辞典》（1691年版）是如何面世的了，仅存的两本（沾毒墨的那本和上银锁的那本）虽曾躲过劫难，但到头来同样难逃被毁弃的命运。据说，“金本”被毁时备受糟蹋。此书最后一个所有者是多夫梅尔家族的一位老者，此人精于剑术，其剑发出的声音，会像钟声一般传将出去。他从不读书，却常出此言：“光明产卵于我眼中，一如苍蝇啐唾液于伤口。其结果不言而喻……”这位老人无法忍受食物的油腻，于是，背着家人，每日悄悄地撕下一页《哈扎尔辞典》放入汤盆以吸去油水，然后把污秽不堪的纸页随手丢弃。当他的所作所为被人发现时，《Lexicon Cosri》已经被毁。还有一种说法比较确切：老人不愿使用配有版画插图的书页，那会使他的汤汁串味，所以，只有那些有插图的书页得以保存下来。时至今日，若能循着最初的蛛丝马迹苦苦寻觅，兴许还能找到那些带插图的书页。有人猜测，某个名叫以撒洛·苏克博士的考古学家和东方文明史教授可能藏有一本《哈扎尔辞典》的样本或抄本，但他死后，人们在整理他遗物时却一无所获。这样一来，今天所剩的只有达乌勃马奴斯版辞典的一些摘录了，这部辞典有如靠睡眼来维持的梦魇薪传至今。

摘录里援引一些曾和《哈扎尔辞典》作者有过论战的人的观点，认为达乌勃马奴斯的版本类似一部哈扎尔百科辞典，是诸多人物传记的汇编，他们曾以不同的方式掠过哈扎尔王国的苍穹，就像鸟儿飞过屋宇一般。圣人贤士、哈扎尔大论辩的参与者及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成为研究对象的人物的生平，是此书的基本材料，凡书中之条目均有三种释义。

达乌勃马奴斯的辞典源于古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三种史料，该辞典记录了有关哈扎尔人改信宗教的轶事，用的是达乌勃马奴斯版辞典的特殊结构，这也是该辞典第二版的修订、编纂原则。尽管因缺少原始资料而引起的困难出乎想象，但辞典编纂者还是矢志不渝地遵循这个原则。读了这句用哈扎尔词语组成的句子便可洞烛编纂者的困难所在了：“梦是魔鬼的花园，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梦早已被梦过了。现在，它们只是在和现实交换，正像钱币转手换成票据，然而世上的一切也早已都被使用过了……”处在这样一个世界，更确切地说，处在一个已发展到这种阶段的世界，你已别无选择。

不过，有件事别忘了：《哈扎尔辞典》第二版的出版人深知达乌勃马奴斯在十七世纪使用的资料并不确凿，所以《哈扎尔辞典》第二版大部分内容更像一部传奇，它所表现的内容有如梦中的晚餐，由不同年代的梦幻之网编织而成。尽管如此，这些资料却颇受读者欣赏，因为这部辞典没有试图对哈扎尔人的问题提供某种现代观点；这是一部散文集，旨在重现业已消失的达乌勃马奴斯版辞典。现今对哈扎尔人的认知，只是作为必不可少的附加材料，以补充从已经消失的史料中摘录下来的部分内容。同样要说明的是，由于大家都可理解的原因，本书做不到像达乌勃马奴斯的辞典那样按字母顺序编排，达乌勃马奴斯的辞典按三种文字的字母顺序编排，这三种文字是：希腊文、希伯来文和阿拉伯文，辞典中的日期与三种历法相对应，而本书的日期是用同一种历法来计算的，达乌勃马奴斯文本中的三种语言版本将其译成为一种语言。很显然，十七世纪版本的辞条是根据不同的语言（希伯来语、阿拉伯语、希腊语）分类编排的，因为根据不同语言的字母顺序排列，字母在词句中的位置也不尽相同，再者，读者不是朝同一方向披阅此书的，还有，书中的主要人物也不是在同一背景下出现的。此外，今后各种译本的风格、样式也会各不相同，这是因为《哈扎尔辞典》的素材在不同的语言中有不同的排列，辞条会换位，人名会挪移。在达乌勃马奴斯版本中出现过的一些重要的人名，诸如圣基里尔，犹太·哈列维或尤素福·马苏迪及其他一些人名的排列顺序，在这个版本中和《哈扎尔辞典》母版的排列不一致。毫无疑问，这是目前这个版本的最大缺陷，因为只有按顺序阅读一本书里不同章节的读者，才能重建书中的世界。而采取另一种方法又无可能，因为达乌勃马奴斯版本的字母排列顺序无法沿用。

不过，这一缺陷也算不得很严重：回眸远看那个时代的聪明读者只需好好安排阅读顺序，便不难察觉书中隐秘的含义，当今的读者诸君持有这样一种观点：想象是作者的事，与他们毫不相关，尤其对一部辞典来说更是如此。而对这样的读者，一本书就不必多此一举指明什么时刻得颠倒阅读，以及朝什么方向阅读，因为今天的读者从不改变他们的阅读习惯。

三、《哈扎尔辞典》使用说明

本书虽几经改动，但仍保持母版即达乌勃马奴斯版的优点。乃如母版那样，本书供不同类型读者翻阅之用。它广集百家之言，读者可以各取所需，读罢掩卷，也可以自写续篇—从古达今本书编纂者何止千百，将来当然也会出现新的编纂家，将其重新整理、续写和补遗……本书所列辞条均加十字、新月或大卫星等符号，如果读者对某一辞条感到兴趣，即可在辞典的相应卷次中找到更为详细的诠释。

凡例：

可在本辞典的《红书》（基督教关于哈扎尔的史料）中寻找。

可在本辞典的《绿书》（伊斯兰教关于哈扎尔的史料）中寻找。

可在本辞典的《黄书》（古犹太教关于哈扎尔的史料）中寻找。

▽在红、绿、黄三卷中均能找到相应的诠释。

换言之，读者可按自己认为便利的方式来查阅。一些读者可像查阅任何辞典那样查阅他们在彼时彼地感兴趣的名字和辞条，另一些读者可把这本辞典看作一本书，从头至尾一口气看完，由而获得关于哈扎尔问题以及与哈扎尔问题有关的人物、事件的完整概念。阅读可从左及右，也可从右及左，一如普鲁士版本（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史料）那样。阅读本辞典黄、红、绿三卷的顺序，纯按读者意愿，你可任意翻开一页，便从那儿读起……正因为如此，十七世纪的版本把各卷分别装订，但现在由于技术上的原因无法按此办理。阅读《哈扎尔辞典》时也可专挑各卷中的相同辞条—伊斯兰教的，基督教的和古犹太教的，从而获悉三卷中每一卷对该辞条的诠释……也可在阅读时将本辞典三卷中涉及哈扎尔大论辩的参与人，论辩的编年史作者，以及哈扎尔问题研究专家（诸如十七世纪的合罕、马苏迪、勃朗科维奇，二十世纪的苏克、穆阿维亚、舒利茨等人）的条目荟萃成一篇完整的文章。当然，也不应疏漏来自三座地狱的—伊斯兰教的、犹太教的和基督教的人物，诸如叶芙洛茜妮娅·卢卡列维奇、谢瓦斯特、阿克萨尼等人，他们为进入此书所走道路之长，所历“魔”难之多，均为世界之最。

但本书持有者大可不必受这些阅读指南的约束，他可以心安理得地蔑视上述劝告而像饕餮之徒那样狼吞虎咽：把右眼当叉，左眼当刀，把骨头抛到身背后—去他的！是的，读者也可能在本书的字里行间迷路，乃如本辞典作者之一马苏迪那样卷入他人之梦，再也找不到归途。读者若逢这等情况，以不择方向，独辟蹊径，尽速离开原地为上策。其时他可以依据大卫星、新月、十字来判定方向，由符号至符号穿过全书，如同穿过森林一般。或者，他读本书时像只鹡鸰鸟，只在礼拜四离巢飞翔。或者他像玩魔方一样把页码任意编排，压根儿不计较什么先后程序，而且也用不着遵从任何先后程序。每个读者可以像玩骨牌或纸牌那样自己动手来编辑一本属于他自己的完整的书。反正你投入本辞典几许，便可从本辞典中收获几许，这犹如照镜子，你对镜照多少，镜子便映出多少，因为你从真理那儿获得的，不可能多于你所投进真理的，这一点下文将要提到。总而言之，你不一定要通读全书，可以只读一半或者一小部分，顺便说说，人们对待辞典通常也就是持这种态度。然则寻觅得越细，寻得的越多，幸福的探索者自能泾渭分明，析出本辞典中各个人物之间的关系。如何阅读，敬请自便。

四、达乌勃马奴斯母版序言残片（译自拉丁文）达氏母版于1691年面世后被毁

1.作者建议读者只抓住本书末端一丁点儿的地方。即使你只想轻轻碰一下，也须等到你的神智比往常更敏锐，警惕性较平常更高时方可触及本书，阅读时得准备很快就会染上“跳跃性”高热，此病隔天发作一次，每逢一个礼拜中的阴日你便会发高烧……

2.两个男人各自扯紧绳子的一头，将系在绳子中间的美洲狮拴住，想象一下这场面吧。倘若他俩欲相互靠近，美洲狮便会扑咬他们，因为绳子会松开；必须将绳子用力拉紧，俾使美洲狮留在他俩之间等距离的位置上。同理可证，作者和读者很难相互靠拢：他们各自拉住自己一方的绳子的头，而他们共有的思想却被紧紧拴住。假如我们问美洲狮，也就是问问思想，它对那两位怎么看，它也许会这样回答：这两个可以用于饱餐一顿的猎物各自拉紧了绳子的一头，拽住了一件他们并不能吃下肚去的东西。

8.注意了，我的兄弟，别对那些戴着象征权力的戒指、又跟着剑声走的人阿谀奉承、卑躬屈节。那些人周围曲意逢迎者成群结队，因为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如此。他们的言行非出本意，因为他们的帽顶上得留住一只蜜蜂，斧头上须藏好油，因为在别人眼里，他们有罪在身，现在要为此付出代价，他们的自由系于一发，岌岌可危，他们作好了一切准备。上面主宰一切的统治者对此心知肚明，乐得趁机利用。当心，你这个无辜的人，别让他们把你和罪犯混在一起。倘若你对他们过于谄媚奉承，他们便认为你心怀鬼胎，你所做的一切并非出于本意、出于信念，而是因为你不得不这样做，以补赎你的罪行，因此，就把你归入恶徒歹人之类。那些人不配受人尊敬，要像踢一只狗那样踢他们，让他们也去做做别人已经做过的蠢事……

9.至于你们，作者们，想想这件事吧：读者是一匹表演马戏的马，得教会它等待，每做好一个动作，给它一块糖作为犒赏，要是缺少了糖块，赏罚便毫无内容。至于那些对一本书作出评判的文学评论家，他们都像被戴上了绿帽子的丈夫，别人都比他们早悉奸情，而他们自己还蒙在鼓里……

[1]
纽约曾出版过有关哈扎尔人的文学作品索引（《哈扎尔人，书目汇编，1939年》）；俄国人M·I·阿特玛诺夫就哈扎尔人的历史发表过两次专著（列宁格勒1936年版和1962年版），D·M·邓路普撰写过犹太裔哈扎尔人的历史（《犹太裔哈扎尔人史》，普林斯顿，1954年版）。——原注

[2]
赫拉克洛纳斯（615—641？），拜占庭皇帝，638年获奥古斯都封号。

[3]
犹太·哈列维（约1085—1140），犹太哲学家，被认作中世纪最重要的希伯来文诗人。主要哲学著作是用阿拉伯文写成的《信仰论证》，体裁采用一犹太学者与哈扎尔可汗布朗对话，试图论证信仰高于逻辑，“精神真理”高于“逻辑真理”。晚年去耶路撒冷朝圣，为该城高唱哀歌，阿拉伯人怒而纵马将他踩死。后葬于埃及。至今仍为犹太教徒所崇敬。

[4]
基督教传教士（827—869），斯拉夫字母创造者。

[5]
犹太教负责执行教规、律法并主持宗教仪式者的称谓，意为“老师”、“教士”。

[6]
拉丁文，意为《科思里书》，本书中即指《哈扎尔辞典》。

- 红书

- 绿书

- 黄书

- 补编一

- 补编二

- 结束语

阿
捷赫▽
哈扎尔▽
公主，曾参与哈扎尔是否接受洗礼的大论辩，并起了决定性作用。据考证，她名字的意思是哈扎尔人灵魂的四种状态。每夜她左右眼睑上都要写上字母，一如赛马出场之前给每匹参赛马的眼睑上标上号码那样。那些字母择自哈扎尔毒咒字母表，谁见了谁就要死。眼睑上的字母概由盲人来书写，早晨婢女侍候公主梳洗时都得闭住眼睛。正因为如此，她在熟睡的时候，即哈扎尔人认为人最最脆弱之际，得以安然无恙，不为敌人加害。阿捷赫不但容貌美丽，笃信上帝，而且她的姣容与那些字母十分般配。她餐桌上总是摆着七种不同的盐，她每次拿起鱼块前手指都要蘸不同的盐。她就是这样作祷告的。据说她的脸也像盐一样有七种不同的容貌。有个传说讲，她每天早晨都拿着镜子坐下来给自己画一张脸，并且每天都换个男仆或者婢女作她画脸时的模特儿。还有一种说法，她每天早晨都换一副新的容貌，从不重复。另有一说，阿捷赫长得一点也不漂亮，不过她善于化妆打扮，又深谙一颦一笑的妩媚之道，因此给人以姿色出众之感。这种人工的美色耗费公主大量的气力和心血，乃至只剩下她一个人时她就会浑身疲软，她的美色也会像盐一般簌簌掉落。因此拜占庭的罗马皇帝把九世纪的一位名哲—佛提乌主教说成“长着个哈扎尔人的嘴脸”。若不是指这位长老与哈扎尔人有血缘关系，就是暗喻他为人虚伪矫饰。

据达乌勃马奴斯
考证，上面的说法不确，哈扎尔的嘴脸是指包括阿捷赫公主在内的全体哈扎尔人的能耐和特性。他们每天一早醒来，都换一副完全陌生的脸，连最最亲的人相互也难辨识。但旅游者却说哈扎尔人的脸都是一个模样儿的，从无不同，人人面貌相似就使得问题复杂化了，误会层出不穷。然则说法虽然不一，实质却是一样的：哈扎尔人的嘴脸是指难以记住的脸。这样不但可以解释清楚可汗宫廷哈扎尔大论辩▽
中各方所见到的阿捷赫公主的容貌何以截然不同，也足可证明存在三个阿捷赫公主：一个是伊斯兰教心目中的，另一个是基督教心目中的，第三个则是犹太教拉比和圆梦者心目中的。不过事实上，当时的基督教文献（圣徒基里尔用希腊文所写并译成斯拉夫文的《圣徒康斯坦丁·索隆斯基传》）中并未记载哈扎尔宫廷中有她这样一位公主。然而《哈扎尔辞典》又说在一段时期内，在希腊修士和斯拉夫修士中曾有过对阿捷赫公主的某种崇拜，之所以会产生阿捷赫公主崇拜热，乃因修士们认为，大论辩中阿捷赫战胜了犹太教的神学家，她和可汗▽
一起接受了基督教。不过，可汗是她的父王呢，还是她的夫君或者兄弟？这又不得而知了。

阿捷赫公主曾有两篇祷文留世（源自希腊语译文），教会从未予以承认，但达乌勃马奴斯把它们当作哈扎尔公主的“天主和马利亚”加以引述。第一篇祷文如下：

我的主，在我们的船上，水手们忙碌如蚁：今晨，我用我的头发洗船，他们攀上洁净的桅杆，把绿色的帆拖向他们像葡萄树嫩叶般的蚁巢；舵工奋力拉起船舵，用背抬起，有如背扛一只可以享用一个礼拜的猎物；力小的水手拖着被海水浸咸的缆绳，把它们堆放在我们飘动的房子的中央。当船扬帆加速时，最快的那部分属于你，我的心灵，你是我唯一的主。阵阵海风是你的养料。

阿捷赫公主的第二篇祷文像是在叙述她那“哈扎尔人嘴脸”的故事：

母亲的生活我已熟记在心，每天早晨，我花一个小时在镜前扮成我的母亲，就像在台上演戏一样。此事日复一日，延续了数年。我穿上她的裙袍，拿着她的扇子，我模仿她的发型，把头发编成羊毛女帽的样子。我不回避他人在场，我甚至在我心爱之人的床上模仿她。情欲炽热之时，我自己已不复存在，我就是她。我的模仿过于逼真以致我的情欲荡然无存，全部让位于她。就这样，她将本属于我的爱的抚摸提前窃走了。但我对她毫无怨言，因我深知她的欢愉也被她的母亲用同样的方法掠夺一空。假如现在有人问我这种游戏于我何益，我会这样回答：我欲再生一次，且求活得更好……

众所周知，阿捷赫公主是永远不死的。但镌在多孔刀柄上的那段铭文却提到了她的死。只有这一个传说提及她已死去，所以不可全信，可达乌勃马奴斯
却引用了。不过他引用这段铭文与其说是为了证明阿捷赫已死，还不如说是他达乌勃马奴斯就阿捷赫会不会死的事谈了他的一家之见。反正喝喝美酒不至于愁白了头发，同样听听下面这个故事也不至于招来横祸。这故事的题目叫作：

快镜和慢镜

某年春上阿捷赫说：“我习惯于自己的思想一如习惯于自己的衣裳，那些衣裳的腰围总是一个尺寸。我上哪儿都只看见这些衣裳，甚至走在十字路口也这样。这是最糟糕的，由于只看见衣裳，在十字路口就看不清东南西北了。”

为了给公主解闷，奴婢很快给她拿来了两面镜子。这两面镜子表面上与其他哈扎尔人的镜子并无不同，都是用大块盐晶磨成的，但一面是快镜，一面是慢镜。快镜在事情发生之前提前将其照出，慢镜则在事情发生之后将其照出，慢镜落后的时间与快镜提前的时间相等。两面镜子放到阿捷赫公主面前时她还未起床，她眼睑上的字母还没有揩去。她在镜中见到了自己闭着的眼睛，便立刻死了。因为快慢两镜一前一后照出了她眨动的眼皮，使她平生第一次看到了写在她眼睑上的致命的字母，她便在这两个瞬间之内亡故了。她是在来自过去和来自未来的字母的同时打击之下与世长辞的……

勃
朗科维奇，阿勃拉姆（1651—1689） 本书作者之一，驻阿德利安堡

[1]

和波尔塔

[2]

治下的君士坦丁堡的外交官，奥土战争时的军事首长，百科全书编纂者，饱学之士。勃朗科维奇的像见之于勃朗科维奇家族的世袭领地古比尼卡城内由他奠基的圣帕拉斯凯娃教堂的墙上。他被画成在众亲属簇拥下，把圣彼得卡教堂放在剑尖上，献给他曾祖母塞尔维亚女王—圣徒安格利娜国母。

史料来源：有关阿勃拉姆·勃朗科维奇的资料散见于交呈奥地利宫廷的密奏，其中最主要的资料系由勃朗科维奇的两名文书之一尼康·谢瓦斯特向巴堂斯基王子及维代拉尼将军提供的。乔治·勃朗科维奇公爵（1645—1711）在瓦拉几亚

[3]

编年史及塞尔维亚编年史中均提及其侄阿勃拉姆·勃朗科维奇。可惜这些资料久已散佚。勃朗科维奇撒手人寰之前一段日子的起居由其亲随兼刀术师爷阿韦尔基·斯基拉作了记录。勃朗科维奇的生平亦可详见于他的书面忏悔，这份忏悔是由阿勃拉姆·勃朗科维奇的第二文书杰奥克季斯特·尼科尔斯基从波兰寄给佩奇教区主教的，还见之于那幅描绘先知以利亚的生活和奇迹的圣像画的背面，因为勃朗科维奇把自己生活中的每件事情都与先知的奇迹相提并论并记录在此画背面。

“阿勃拉姆·勃朗科维奇所出身的家庭在塞尔维亚王国落入土耳其政权之手后迁至多瑙河沿岸，”尼康·谢瓦斯特写给维也纳宫廷的密奏中如此写道。“当时掀起了逃离土耳其占领区的浪潮，这个家庭的成员乃于十六世纪迁徙到利帕瓦及叶诺波尔地区。自此生发出关于特兰西瓦尼亚

[4]

的勃朗科维奇一家的诸多传闻，说他们行骗时用罗马尼亚语，沉默时用希腊语，算钱时用犹太语，在教堂里唱诗时用俄语，深谋远虑时用土耳其语，仅在他们想杀人的时候方用他们本民族的语言—塞尔维亚语。他们祖居黑塞哥维那西部特雷比涅城郊距上帕里茨县的拉斯德瓦不远的科列尼奇村，由此他们又有了另一个姓—科列尼奇。勃朗科维奇一族迁居厄德利后名声大振，他们家酿造的葡萄酒二百年来一直是瓦拉几亚最最出名的佳酿，民间甚至流传说那酒滴酒醉人。

“两个世纪以来，勃朗科维奇家族在土耳其和匈牙利两军对垒的中间地带名声显赫，所以在穆列河沿岸他们的新家园—叶诺波尔、利帕瓦、旁高达一带，这个家族的子孙后代也成了大名鼎鼎的教会神职人员。如穆瓦兹·勃朗科维奇是叶诺波尔教区东正教主教，他扔进多瑙河的核桃漂流至黑海的速度比其他所有的核桃快得多。其子萨洛蒙，即乔治·勃朗科维奇的叔叔，在叶诺波尔当主教时，称萨瓦一世，他爱骑着马统治叶诺波尔和利帕瓦的黎民百姓，他向来只在马背上狂喝豪饮，这一切直到1607年利帕瓦被土耳其人占领时才告结束。勃朗科维奇家族的人确信，他们和塞尔维亚的同姓领主源出一系，但很难知道他们的家产从何而来。有句谚语说得好：四面八方得来的钱，最终落入勃朗科维奇家的口袋。他们的珠宝像蛇一般凉爽，鸟儿飞不出他们的领地，一些民歌已经把他们家族的财势比作王家的统治。勃朗科维奇家族是瓦拉几亚和希腊圣山修道院的保护者，他们建起了城堡和教堂。必须说明的是，勃朗科维奇家族是根据胡须的颜色来作遗产分析的。所有长橙红色胡须的继承人（橙红色胡须为母系的遗传，因为勃朗科维奇家的人只娶橙红色头发的女人为妻）得在长黑胡须的继承人面前作出让步，因为黑胡须乃是父系血统的证明。现在估计勃朗科维奇家族财产约值两万七千福林，他们的年收益超过一千五百福林。即使无法确切地重建他们的谱系树，但他们的财富一如他们骑马踏过的土地，是实实在在、毋容置疑的。两个多世纪来，他们的钱箱里一直聚存着大量的金币。

“阿勃拉姆·勃朗科维奇来到君士坦丁堡时是个瘸子，一只脚上的鞋子是双后跟的。他怎么会成为瘸子的，在君士坦丁堡流传着一种说法。阿勃拉姆七岁时，土耳其人袭击他父亲的领地，杀向正伴着他散步的一小群佣仆。见到土耳其人杀来，佣仆四散奔命，仅有一个老仆留在阿勃拉姆身边。老仆武艺高超，舞动长棍，挡住了蜂拥而来的土耳其骑兵，可最后被这伙骑兵的首领从衔在齿间的芦管中射出的利箭所击中。老仆咕通一声倒地毙命，阿勃拉姆则用尽平生之力，将手中的马鞭向这个土耳其人的马靴抽去。这一鞭子挟着孩子的满腔怒火和决一死战之心。可这个土耳其人却哈哈大笑，下令焚烧村庄后便扬长而去。岁月悠悠，旧事渐淡，阿勃拉姆·勃朗科维奇已长大成人，而且也忙于征战，麾下也有一支军队，齿间也衔着藏有毒箭的芦管。有一回阿勃拉姆和侍从半路猝遇敌人密探。那密探带着自己的儿子—一个小男孩。乍看上去，父子俩似无歹意，手里都没有武器，只提条木棍。但勃朗科维奇的一个手下人认出了老头儿，策马上前打算把他生擒。老头儿挥舞着木棍，抵死顽抗，致使对方怀疑他棍中必藏有卷成筒形的密信。勃朗科维奇放出毒箭，结果了老头儿。与老头儿在一起的小男孩当即挥棍上前去打勃朗科维奇。孩子连七岁还不到，按说凭他的气力、他的仇恨和他对父亲的爱当然伤不了勃朗科维奇半根毫毛。不料勃朗科维奇哈哈大笑之后蓦地咕咚一声倒在地上了。

“从此他的一只脚跛了，他只得放弃征伐厮杀的行当，靠了他的亲戚乔治·勃朗科维奇公爵，先后在阿德利安堡、华沙和维也纳谋得了外交官的差使。在君士坦丁堡，勃朗科维奇为英吉利的公使工作，住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卡拉塔什塔楼与约洛兹·卡列希塔楼之间的一幢宽敞的石屋里。他吩咐在这幢房子的一楼建造半个教堂，以纪念由东方教会宣布为圣徒的他的曾祖母安格利娜国母。其时另半个教堂建在特兰西瓦尼亚，由勃朗科维奇神父主管。

“阿勃拉姆·勃朗科维奇体躯魁伟，宽大的胸廓使人想起猛禽巨兽。有很多刺客都想取他性命，因为民歌中说他的骨头是金的。

“他来君士坦丁堡时一如平时出外旅行那样骑匹高大的骆驼。那骆驼以鱼为食，跑起来一溜烟，可顶在头上的一杯酒能点滴不洒。勃朗科维奇自幼与众不同，他白天睡，夜里醒。他是打从什么时候起把表拨得颠倒过来，以昼为夜的，谁也说不上。他夜里不但不眠，而且坐立不定，仿佛有什么苦恼使他深感不安。用餐时他面前总是放两只杯子、两个碟子和两张椅子，他吃着吃着，会突然站起身来改坐另一张椅子。同样，他不愿老操一种语言说话，而是不停地更换，就像更换情妇一般，忽儿操罗马尼亚语，忽儿操匈牙利语或者土耳其语，调教鹦鹉时还用过哈扎尔语。还有人说他在梦里说西班牙语，可醒来后，他的语言天赋便无影无踪了。不久前的一次梦里，有人用一种他不懂的语言给他唱了一首歌，但他记住了歌词，我们得找一个懂得这门语言的人，来为勃朗科维奇释梦。于是，我们找来了一个犹太教拉比，勃朗科维奇向他口述在梦里听到的诗句。这首诗不长，诗行如下：

犹太教拉比才听了开头一行，便打断了勃朗科维奇，自己接着背诵起来。随后，他说出了这首诗作者的名字。这首诗是十二世纪某个叫犹太·哈列维
的人写的。打这以后，勃朗科维奇也学起了希伯来语。他的日常生活具体而又充实，这是一个具有多方面兴趣和才能的人，除了他的学识和天赋之外，他的微笑也可用来炼金。

“每天临晚醒来，他便开始练武。更确切点说，跟当地一位名师学习刀术。这位师爷是哥普特人

[5]

，名叫阿韦尔基·斯基拉，阿勃拉姆·勃朗科维奇将其雇作亲随。那人一只眼正经八百，另一只眼却色胆包天，脸上的皱纹全集中到了鼻梁上，像是在鼻梁上打了个结儿。他积有一套极其详尽的资料，记载着古往今来使用过的种种劈刀招数。他每记一种招数，必亲手用活物做试验。勃朗科维奇和他那个哥普特亲随把自己关在铺有同草地一般大小的地毯的宽敞厅堂里，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练习刀法。通常，阿韦尔基·斯基拉用左手把住长长的骆驼缰绳的一端，阿勃拉姆老爷也用左手把住另一端，另一只手紧执一把与阿韦尔基·斯基拉右手中所执的那把刀同样沉重的马刀。他俩各用一只手慢慢地收拢缰绳，待感觉到已靠近对方的时候，各自向对方挥动无情的马刀—那可是在漆黑的暗室里呀！勃朗科维奇出手之快是出了名的，古斯里琴弹唱者们曾编成歌词咏唱，我也曾亲眼目睹过。那是在去年秋天，有一天他站在树下等风吹落果子。终于有只果子坠落下来，只见刀光一闪，果子在半空中被他劈成了两半。他是个兔唇，为掩盖这一缺陷，他蓄了小胡髭。但他缄口不语时牙齿便露出在唇髭中间。令人觉得他压根儿没有嘴唇，胡髭是长在牙齿上的。

“塞尔维亚人谈起他时，说他很爱他的国家，他是他的国家的食盐和蜡烛。不过，在和他地位不相上下的一些人眼里，他也有一些古怪的毛病。譬如，在同某人谈话聊天时，从不知道如何结束话题，也不会主动起身告辞。这一点说明了他待人接物常有不合时宜的表现，也使别人觉得与他见面容易分手难，这可是一件令人尴尬的事情。他吸食由卡瓦拉一个宦官和另一个人为他准备的印度大麻。然而奇怪的是，他并非天天都要吸食不可，有时，他通过一名信使，把密封的大麻箱一直送到佩奇，两个月以后，当他估计自己有需要时，密封的箱子会有人送回。当他不外出旅行时，就把他那匹系着铃铛的骆驼的驼鞍放在大书房里权作书案，他就站在驼鞍前阅读写作。他所有的房间内，都放着许多式样粗陋古怪的家具，但他身旁永远不会有两件一模一样的东西：每件物品、每头牲畜、每个人须来自不同的村庄。

“他的亲随有塞尔维亚人，罗马尼亚人，希腊人，哥普特人，不久前还雇了个来自安纳托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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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土耳其人。阿勃拉姆·勃朗科维奇老爷有一大一小两张睡床，他在睡梦中（他只在白天睡觉）老是从一张床换到另一张床。他入睡的时候他的亲随，就是那个从安纳托利亚来的尤素福·马苏迪，总是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眼光像两支利箭，能把飞鸟射落……

“很难判断勃朗科维奇爱女色爱到何等程度。他案上放有一尊公猴木雕，跟真的一般大小，有一根十分壮伟的阳具。阿勃拉姆老爱说一句戏语：‘娘们若没有肥臀，就像村庄没有教堂。’除此两桩，其余就举不出什么了。每月一次，勃朗科维奇老爷去加拉塔，找女相术家卜卦。他固定找一个女相术家，从不找别人。她用纸牌占卜，采用的是古老而又需要极大耐心的方法。她家里专为勃朗科维奇设了一张卜算桌。户外换一次风向，她便亮出一张新牌，也就是说她亮哪张牌得看户外刮的是什么风，每占一卦要持续许多年。去年复活节我们去的时候正刮起南风，女相术家当即预示：

“‘你将梦见一个年轻人，他两撇唇髭中有一撇是白的，眼睛呈火红色，一只手的手指甲像玻璃般透明。这人正在来帝城的路上，你们俩必在君士坦丁堡相遇。’

“这个预言着实让我的主人兴奋，他立刻命人把一个金环套在我鼻子上，我实在难拒他的美意。

“我知道，维也纳宫廷何等关注勃朗科维奇先生的计划；我还可以告诉诸位，勃朗科维奇是那种执著地追求自身前途的人，他就像栽培一座大花园那样精心地栽培着他的前途。他不是匆匆打发自己生命的人，而属于那种耐心仔细地为自己的前途早作准备的人。就像发现一块陌生的土地那样，他一点一点地发现他的前途，他先开垦这块处女地，继而挑出最佳的位置造房子，最后在这幢房子里，他慢慢地、从容不迫地调整好各种物件的位置。他努力驾驭他的前途，不让脚步和速度停滞不前，但又得留神别跑得太急，不可快得把自己的前途抛在身后。这是一种赛马的战术。跑得过快、冲刺过早的马难免一输。现在，阿勃拉姆老爷的前途好似一个刚播下种子的花园，除他本人之外，谁也无法知道花园里会长出什么来。不过，一个正在悄声流传的故事也许能让我们窥见勃朗科维奇的目的所在。这便是：

佩特库坦和卡莉娜的故事

“阿勃拉姆·勃朗科维奇老爷的长子格古尔·勃朗科维奇一大早就翻身上马，拔剑出鞘。他的剑是被驼粪浸湿过的。他的那些带花边的、沾着血迹的衣服定期从吉如拉（他和他母亲一起住在那儿）送至君士坦丁堡，为的是在其父监督下，洗净后烫平，先用博斯普鲁斯吹来的香风吹干，再由希腊的阳光漂白，然后由沙漠商队带回吉如拉。

“其时，阿勃拉姆·勃朗科维奇的次子躺在巴切卡某地一个彩色棺罩后面，棺罩大得像座小教堂，他正在忍受痛苦。有人说魔鬼曾冲他撒过尿，说这孩子得夜晚起床，然后离开房间去清扫马路。因为夜晚食尸吸血的女鬼莫拉要吸他的血，咬他的脚跟，雄性的乳汁从他的乳房缓缓流出。人们把餐叉插在门上，把唾沫吐在拇指上来为这孩子的乳房祝福。无济于事！最后，有个女人想出了办法，要他睡觉时，将一把浸过醋的餐刀放在身旁，女鬼来时，先用盐撒，然后再用刀刺。他按她的指点做了：当女鬼来到欲吸他血时，他先向她撒盐，又把刀刺入她的躯体；他听到了一声惨叫，他觉得这叫声很熟。三天以后，他的母亲从吉如拉来到巴切卡，她在门坎上叫了他的名字后便颓然倒地身亡。有人发现了她身上的刀伤，若用舌头舔伤口会有醋的酸味……打这天起，那孩子变得惊恐不安，头发也开始脱落。那些为他治病的人告诉勃朗科维奇，他每掉一根头发，便会减去一年的寿命。有人将他掉下的几绺头发用黄麻布包好寄给其父勃朗科维奇，后者再把头发粘在画有他儿子脸庞的镜面上，以此来计算他儿子还有几年可活。

“然而，无人知道阿勃拉姆老爷还有第三个儿子，其实称养子来得更确切一些。这孩子没有生母，他是勃朗科维奇用泥做成的，为了赋予他生命和活力，勃朗科维奇给他读了第四十篇圣诗。当他念到这几句时：‘我曾耐性等候耶和华。他垂听我的呼救。他从祸坑里、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使我脚步稳当……’达尔吉教堂的钟声响了三次，男孩开始动弹，并说道：

“‘钟声第一次敲响时，我在印度，第二次敲响时，我在莱比锡，第三次响时，我到达了自己的躯壳内……’

“于是，勃朗科维奇在他的头发上打了个结，在他的一绺头发上系了一把山植树木勺，并给他取名佩特库坦，然后，随勃朗科维奇在世上闯荡。后来，勃朗科维奇在他脖子上戴了一根系着一块石子的细绳，他戴着这根细绳参加复活节斋戒的礼拜仪式。

“为了把所有的事情做得跟活人一般无二，做父亲的将死神收入佩特库坦的胸廓，这个死亡胚胎在他儿子的胸廓里显得更为渺小，起初，它不但担惊受怕，还带点愚拙。它几乎没什么食欲，四肢也已萎缩。但眼见佩特库坦渐渐长大，它兴奋难抑。佩特库坦胸廓里的这个小小的死神生长的速度比佩特库坦更快，也比他更聪颖，所有的危险都是由它首先察觉的。它有一个竞争者，此事稍后再表。于是，它开始变得焦躁不宁，且生妒意，它让佩特库坦的膝头生出痒痒的感觉，以引起他的注意。他在挠痒时，指甲便在皮肤上写下能够破译的字母。这是他们之间通信的办法。死神最害怕的，莫过于佩特库坦的疾病，做父亲的为了让他尽可能地像活人，也把疾病赐加于他，因为疾病是他们视物的手段。勃朗科维奇已竭尽全力使其疾病尽可能地轻微，他加于他的疾病叫花季热，这种病只在青草秀穗、花粉随风飘浮于水面的春天，才显出症状。

“勃朗科维奇把佩特库坦安置在达尔吉的府邸内，一个个房间里尽是猎兔狗，这些狗急不可耐要做的不是饱餐而是捕杀。仆人们每月一次用巨大的篦子清扫地毯，扫出大把大把长如狗尾的杂色狗毛。佩特库坦的房间里渐渐布满这种斑驳的色彩，这使他的居所格外与众不同。玻璃门的把手、枕头、坐垫、椅子靠手、烟斗、餐刀及大酒杯上，都有他的汗污留下的油腻腻的痕迹，这些痕迹组成了唯他独有的淡色彩虹。这一切构成了某种绘画、圣像及标记之类的东西。勃朗科维奇偶尔会突然出现在这幢被绿意隔绝的大宅子内的镜子里，面对着佩特库坦。他耐心告诉佩特库坦，若要使春、夏、秋、冬和水、土、火、风相互协调融合该怎么去做，这也是赋予他的责任。完成这一使命得花大量的时间，佩特库坦的思维开始超速运转。他记忆的储存器胀得快要爆裂。勃朗科维奇教他用左眼阅读一本翻开的书中的一页，用右眼阅读另一页，教他用右手写塞尔维亚文，左手写土耳其文。接着，他向他传授文学知识，佩特库坦没多久便发现了《圣经》对毕达哥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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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他能以拍一只苍蝇的速度写下自己的名字。

“总之，佩特库坦成了一名英俊年轻的饱学之士，有时能从他言行举止的细微之处察觉出他和常人有所不同。可举一例说明他与众不同之处：他能在礼拜一晚上选择未来的某一天，而不是礼拜二，来作为次日的时间，当已经用过的一天来到时，他又可将没有用过的礼拜二填补进去，所以算式永远正确。老实说，碰到这类情况，每一天之间的衔接会有差异，时间上也有断缺，不过这对佩特库坦来说，不啻一种消遣。

“在他父亲那里，情况就不一样了。他对自己这一杰作是否完满无缺，一直心存疑虑。到了佩特库坦二十一岁那年，勃朗科维奇决定作一试验，看看他的儿子能否同真正的人一比高低。他思忖：活人的考验他已经受过了，现在要让死人来考验他了。倘若死人误将佩特库坦当成有血有肉的活人，那就证明我的实验成功了。他想定之后，就为佩特库坦找了一个未婚妻。

“瓦拉几亚所有的老爷都有一名贴身保镖和一名护魂卫士，勃朗科维奇当然也不例外。在他的护魂卫士当中，有个名叫钦扎尔的多次说过：世上万事皆是真。他有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儿。她出生时，将其母亲身上所有称得上美的东西悉数收进，故而她母亲分娩之后美貌尽失。此女长到十岁时，她母亲用其曾是美丽的双手教她揉面，她父亲生前告诉她，前途不是水做的。女孩哭时，泪如泉涌，连蚂蚁也可攀着泪流爬到她脸上。现在她已成孤女，勃朗科维奇设法让她与佩特库坦相遇。她叫卡莉娜，整个人儿散发出桂皮的香味。佩特库坦得知，她将爱上一个三月里吃山茱萸的人。于是，他等到了三月份，吃过了山茱萸，然后邀卡莉娜沿着多瑙河散步。两人分别之际，卡莉娜从手指上取下戒指扔进了河里。

“‘幸福到来的时刻，’她对佩特库坦说，‘得给它加上一丁点儿轻微的苦涩；这样就能记得更牢。因为人对不愉快的时刻比对愉快的时刻记得更长更久……’

“长话短说，总之，佩特库坦和卡莉娜已是两心相悦。当年秋天，他俩举行了欢乐隆重的婚礼。他们的证婚人相互拥抱，因为他们得过好几个月方能重见，于是，他们就这样搂抱着，绕着装满茴香酒的大盆轮流畅饮。直到春天来临，他们才从酒醉中醒来，环顾四周，经过了一整个冬季的酒醉之后，他们终于认出了对方。随后，他们回到了达尔吉，和年轻的新婚夫妇一起举行传统的野餐会，一面不住地朝空中放枪。达尔吉的年轻人举行春天野餐会的地点是在一座古建筑的废墟上，那里有许多石凳，有一处希腊黑影显得格外浓厚，同样，那团希腊火把也比其他的火把更为亮堂。佩特库坦和卡莉娜正朝着那个方向驶去。远远望去，佩特库坦像在赶一辆由几匹黑马拉的套车，但当他因受到某种花香的刺激打喷嚏时，或甩马鞭时，一团由黑压压的苍蝇形成的乌云顿时散开，原来，那几匹马是白色的。不过，这对佩特库坦和卡莉娜来说，一点儿也不碍事。

“他们从上一个冬天就相亲相爱了。他俩轮流用同一把餐叉进餐，她啜饮着他嘴里的葡萄酒。他百般温柔地抚摸她，激得她的灵魂在体内吱吱作响，她喜欢他这么做，并要他朝她身上撒尿。她笑吟吟地对她的一些女友说，在和男人亲热时，三天未刮过的胡须在身上摩擦的感觉最为美妙。她内心深处在认真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生命中的片刻时间正在消亡，就像飞虫被鱼吞食一样。怎样才能使它们更富营养来满足他的胃口呢？她恳请他咬下她耳朵的一部分，并吃掉它，为了不使幸福突然中断，她从不关上身后的抽屉和房门。她不爱说话，因为她是在肃默静谧的氛围里长大的—她的父亲始终在默诵同一段祷文。现在，他们外出野餐，情况虽然大致相同，但她非常愉快。佩特库坦把缰绳绕在脖子上，埋头读一本书，与此同时，卡莉娜不停地说话：他俩在玩一种游戏。如果她说出的某个词正好是他在书中同一时刻读到的，他俩便互换角色，由她来看书，而他开始说话。当她举起一只手指说到草原上的一只绵羊时，他连忙叫停，说他正好读到‘绵羊’一词。她不相信，于是就拿过书来验证。书中写着：

当我用祈祷恳求

这些死亡的部落时，

我抓住了牲畜：母羊和绵羊

并将它们一一宰杀于凹坑之上，

黑色的血在流淌，

死神的灵魂在埃里比斯聚合：

年轻的新娘和年轻的男子，

还有注定接受神意考验的老人，

温柔的处女在内心

开始初次服丧，

“卡莉娜猜对了，随后，继续读下去：

青铜雕像的标枪下

有多少战士已经受伤，

阿瑞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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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牺牲品，

鲜血染红了他们的兵器和衣裳！

他们成群结队从四面八方

围聚在凹坑旁，

神奇的呼喊响起，

而我，拽住我的

是惨白的恐慌。

……………………

我顺着我的大腿

抽出我的利剑，

站在那里阻止死亡，

阻止鲜血流近衰弱的黑影

还要去问问提瑞西阿斯

[9]

。

“正当她读到‘黑影’一词时，佩特库坦发现古罗马露天剧场的黑影已投在他们脚下的路上。他们到了。

“他们从演员通道进入，将一瓶他们随身携带的葡萄酒及蘑菇和猪血肠放在舞台中央的一块石头上，然后快速离开。佩特库坦捡来一堆干牛粪，还有一些沾着一层干泥的小树枝，他把这些东西放在一起后，开始点火。清晰的火石的摩擦声一直传到露天剧场最高最远的阶梯座位处，而在剧场之外，根本看不到里面发生的事情，唯有野草、越橘树和月桂树的芬芳阵阵袭来。佩特库坦将盐撒入火中，以驱散牛粪和泥土的腥味儿，然后用葡萄酒洗净蘑菇，再和猪血肠一道放到即将成炭的火堆中。卡莉娜席地而坐，望着落日沿着阶梯座位渐渐朝剧场出口处移去。佩特库坦在舞台上悠然漫步，他瞥见了铭刻在阶梯座位前的人名—过去这些座位主人的名字，于是，开始拼读这古老而又陌生的姓名：

“‘盖伊尤斯·韦罗尼絮、阿埃特……塞克斯都、克洛狄乌斯·盖·费里尤斯、普布利里亚·特里比……索尔托·塞尔维利奥……维蒂里亚·埃伊阿……’

“‘别提起死人的名字！’卡莉娜对他说，‘不能读出他们的名字，否则他们会出现的！’

“太阳从露天剧场消失后，卡莉娜从火堆里取出蘑菇和猪血肠，他们开始进餐。他们的咀嚼声清晰可闻，这声音先从阶梯座位的第一排传到第八排，音量相同，但音质各有差异，然后再反射到舞台中央。仿佛那些观众—他们的名字铭刻在阶梯座位前面—和这对新婚夫妇一起节奏整齐地在咀嚼食物。也可以这么说：他们在贪婪地进食，并发出很大的咀嚼声。一百二十对亡灵的耳朵正在全神贯注地聆听，整个剧场伴着这对情侣用咀嚼声上演了一场音乐会，空气中散发出令人垂涎欲滴的猪血肠香味。只要他俩停止咀嚼，所有的亡灵也立即屏声敛息，好似食物梗阻在喉，难以下咽，他们在等待他俩的下一个动作。这种时候，佩特库坦会格外小心，以免切割食物时划破自己的手，因为他有这样一种感觉：人血的气味会扰乱这些观众的宁静。就像痛苦急剧发作，忍受了两千年饥渴煎熬的亡灵差点从阶梯座位上扑向佩特库坦和卡莉娜，把他俩彻底撕碎。

“佩特库坦不寒而栗，他伸手拉过卡莉娜拥吻她。她也回吻他，正在这时，一百二十对嘴唇的亲嘴声也骤然响起，仿佛那些阶梯座位上的观众也在亲吻。

“野餐结束后，佩特库坦将残剩的猪血肠扔进火堆，同时用葡萄酒浇到火堆上，将火熄灭，阶梯座位上立即传来一阵嗤嗤声。正当他欲插刀入鞘之际，阵风骤起，将花粉刮到舞台上空。佩特库坦忍不住打了个喷嚏，就在这刹那间，他不留神割破了手。鲜血滴在发烫的石头上，其气味开始飘散……

“一百二十个亡灵大喊大叫扑向这对情侣。佩特库坦拔刀出鞘，可终究力不从心，无法抵挡，眼睁睁地看着卡莉娜被一块一块地撕碎撕烂，直到她的叫喊淹没在亡灵吼叫声中，最后，她本人也加入了这顿筵席，和那些亡灵一起贪婪地吞食她身体的残余部分。

“当佩特库坦弄清了剧场的出口所在时，他已记不得多少时日已经流逝。他围着熄灭的炭火和残剩的食物轮廓踯躅，这时，有一个无形无影的东西捡起他的斗篷朝他肩上扔去。斗篷靠近他时，用卡莉娜的声音跟他说话。

“佩特库坦吓得六神无主，双手抱住了斗篷，可是传出声音的皮斗篷里面除了紫色的衬里之外，别无他物。

“‘告诉我，’佩特库坦双手抓住卡莉娜道，‘我好像遇见了一件千年以前发生的可怕事情。有一个人被撕碎、被吞食了，地上一直有血。我弄不明白此事是否真的发生过，也不知何日发生的。到底谁被吞食了？是你还是我？’

“‘你安然无恙，你没被吞食，’卡莉娜答道。‘此事是刚才发生的，并非在千年之前。’

“‘可我看不见你。我俩当中谁死了？’

“‘你看不见我，年轻人，活人是看不见亡灵的。不过，你能听到我的声音。而我却不知你是谁，我不尝尝你的血就认不出你是谁。但你放心，我看得见你，看得很清楚。我还知道你活着。’

“‘卡莉娜！’他喊道，‘是我呀，我是你的佩特库坦，你真认不出我了吗？你说刚才，要是刚才真的存在过，你就吻吻我。’

“‘刚才和千年之前星移斗转，现在的事情还会和原先一样吗？’

“这时，只见佩特库坦抽出短刀，自伤手指。

“血的气味开始散发，但血并未滴落在地，因为卡莉娜用其贪婪的嘴唇接住了血滴。她狂叫一声，认出了佩特库坦，随即将他的身体撕烂，狂吸他的血，再把他的尸骨抛向阶梯座位—那儿的亡灵朝这堆尸骨扑将过去。

“佩特库坦出事的同一天，阿勃拉姆·勃朗科维奇老爷写下了下述文字：

“‘在佩特库坦身上作的试验大获成功。他出色地扮演了他的角色，成功地骗过了活人和死人。从现在开始，我可进行整个试验中最困难的那个部分了。试验得从小变大，把凡人变成亚当。’

“从以上的记录，我们可以知道阿勃拉姆·勃朗科维奇的计划的来龙去脉了。

“牵涉到他计划的有两个关键人物。其一是他的有势力的亲戚乔治·勃朗科维奇公爵。关于此人，维也纳宫廷掌握有较之此间更为广泛、翔实的情报。第二个是勃朗科维奇先生称他为‘库洛斯’的人（在希腊语中，‘库洛斯’的意思是‘小年轻’、‘小伙’）。目下勃朗科维奇如同犹太教徒恭候救世主般在君士坦丁堡恭候库洛斯到来。根据史料判断，他并不认识库洛斯，甚至不知此人姓甚名谁（所以给他起了个希腊语昵名），只是在梦中同此人见面。库洛斯是他梦中的常客。阿勃拉姆·勃朗科维奇老爷一入梦，库洛斯便随之出现。据阿勃拉姆老爷本人说，库洛斯是个蓄有两撇小胡髭的年轻人，其中有一撇是白的，指甲透明，眼睛呈火红色。勃朗科维奇企盼有朝一日能真的同他相遇，借他之助了解并弄懂在他勃朗科维奇看来对自己生死攸关的重要事情。勃朗科维奇在梦中向库洛斯学会了像读犹太语一般自右至左地阅读，学会了从尾及头地倒着做梦。那些迥非寻常的梦始之于好多年以前，在做这些梦时勃朗科维奇变成库洛斯或者变成犹太人之类，如果他愿意的话。勃朗科维奇本人提及他的梦时曾说，起初他感到神魂不定，仿佛有块石头扔进了他的心坎，整整一天，石头一直在心里往下沉，直到夜里才停止下沉，因为其时心也随着石头一齐坠落了。后来，梦主宰了他的整个生命，他在梦中比在清醒时年轻了一半岁数。现实世界在他梦中逐次失踪：先是飞鸟，继之是他兄弟，然后是他父母—二老失踪前还与他话别。嗣后是所有的人，所有的城市从他周围，从他的记忆中消失，末了，连他本人也从这个变得完全陌生的世界中消逸不见，仿佛在夜间，在他做梦的时候，他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假如此时照一下镜子的话，他一定会吓一大跳，如同见到他母亲或者妹妹长出了一脸的大胡子。镜中那个人火红色眼睛，唇髭有一撇是白的，手上长着透明的指甲。

“在这些梦里，勃朗科维奇离开了日常来往的人，把绝大部分时间用于同他已故的妹妹相会。但他那么熟悉的妹妹的形象在每次梦中都会失去些什么，而代之以新的，陌生的，而这些新的是她从某个陌生女郎身上取来的。陌生女郎先是给了她声音，然后给了她发色、牙齿。最后，只剩下一双手是她原来的，其余均非她自己的了。她用这双手拥抱勃朗科维奇，一次比一次热烈。终于在一个夜晚，这个夜晚之短，如果有两个人，一个站在礼拜二那一头，一个站在礼拜三那一头，可以隔着这个夜晚，握住对方的手，她来到他梦中时，完全变成另一个人了，变得那么美，简直美得倾国倾城。她那拥抱勃朗科维奇的双手各长着两根大拇指，吓得他差点儿没逃出梦境。但他终于俯首听命，并且像从树上摘桃一般从她酥胸上摘下一颗乳房。自此之后他每天都从她酥胸—也就是说从树上摘下一颗大蜜桃，而她每次都赠予他新的硕果，而且一次比一次甘甜。他俩整整好几天在各种梦里同栖同宿，就像其他男子与他们的姘妇在租来的房间里彻夜做爱一样。但在她怀中他怎么也没法弄清抚摸他身体的是哪一只手，因为她每只手上都有两根大拇指。梦中的欢爱弄得他醒来时精疲力竭，几乎被自己的梦熬成了人渣。于是她走来向他说道：

“‘心里边的诅咒也会被别人听到的，等着吧！下辈子我们后会有期。’

“他到头也没弄明白，这话是对他—对阿勃拉姆·勃朗科维奇老爷，还是对他梦中的化身—有一撇白唇髭的库洛斯说的，他一睡着便变作库洛斯。在梦中他久已觉得自己不是阿勃拉姆·勃朗科维奇，而是另一个人，一个长着透明指甲的人。许多年来，梦中的他不再是醒时的瘸子。入夜，别人的困乏使他精神振足，一如清早别人一觉醒来，精力充沛，他却因此而昏昏欲睡。每当他感到眼皮沉重时必然是某个地方有人把眼皮睁了开来。仿佛有一条输送精力、血液的管道把他和别人联结在一起，使精力得以从一人体内流传至另一人体内，就像防止葡萄酒变酸而使之流动一般。两人中若有一人夜间睡得安稳，养足了力气，另一人就会失去相等的力气，就会感到乏力，就要睡觉。最可怕的莫过于在街头或者不该睡觉的地方突然入睡。这似乎不是睡觉，而是对某个人在这一瞬间醒过来的反映……

“不久前他曾遇到这样一件事情：当时他正在观察月全食，猛地一下子坠入梦中，梦里有人在用鞭子抽他，可他对自己坠落时是否受伤，及梦中遭鞭打的是哪个部位毫无知觉。

“我觉得……库洛斯也罢，其余一切也罢，无不与勃朗科维奇老爷及我们—他手下的亲随，多年来为之忙碌的事业有关。这项事业就是给《哈扎尔辞典》加注解，写诠释，不过我认为还是称之为编纂更确切。他孜孜不倦，不遗余力地编纂那本辞典，显然有他特殊的追求。从泽朗特地区，从维也纳为身居君士坦丁堡的勃朗科维奇运来了整整八驼架的书，其他地方的书还源源不断而来，以致各种辞典和古代手写文献堆成四堵高墙，把他围在中间，与世隔绝。我对颜色、墨迹和字体非常在行，在湿雾迷漫的夜晚，我可以根据气味辨认出每个字母。我躺在自己的床上，凭着嗅觉尽情阅读堆及屋檐的一卷卷捆扎好并加盖封印的手稿。阿勃拉姆老爷最喜欢在寒风里披阅书稿，单穿一件衬衫，冻得全身发抖，而且只有在冻得全身发抖的情况下读到的文句，才引起他注意，认为值得贮存在记忆里，并不厌其烦地把这些文句在书中一一标出。勃朗科维奇书斋中已积下了好几千张不同名目的书卡，从古斯拉夫祷词的祈叹到各类盐和茶的名称应有尽有。他还搜集一切人种的活人和死人的各类颜色、各种形状的须发，分门别类地贴到一个个玻璃瓶上，组成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古代发型博物馆。他自己的头发不属收藏之列，但他却吩咐用他的毛发在他一直佩戴的胸巾上绣出他家由一只独眼鹰和一条铭言‘君子必爱其死’组成的纹章。

“勃朗科维奇每夜都伏案整理他的书籍、收藏品和书卡，不过他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这事他严守秘密）编写辞条，更确切地说，编写一本有关哈扎尔人▽
，一个早已从黑海沿岸消失、有船葬风习的古老部族，改宗受洗的辞典。这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必须是一张完备的书单，既包括数百年前参与哈扎尔改信基督这一伟业的所有圣徒的言行录或者传略集，也包括后人留传下来的有关此事的笔记。得以参与《哈扎尔辞典》编写的只有他的两名文书：我和杰奥克季斯特·尼科尔斯基。之所以如此谨慎，因为勃朗科维奇现在披阅的不单单是基督教的文献，还有形形色色异教的东西，包括犹太教的，伊斯兰教的……勃朗科维奇已拥有关于基里尔
和梅福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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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基督教圣徒和传教士等希腊方面参与哈扎尔改宗换教一事的所有人的资料。对他说来，最大的困难是写不出犹太和阿拉伯方面两拨人物的条目，而他们也是哈扎尔可汗△宫中大论辩的参与者。可他只知道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曾参与这场论辩，其余却一无所知，连他们的姓名也不知道，凡他所披阅过的涉及哈扎尔问题的希腊史料都对他们的姓名讳莫如深。为了要在犹太和阿拉伯的史料中找到哈扎尔受洗礼的证据，他派手下人去过瓦拉几亚的教堂，君士坦丁堡的地窖，他自己也亲来这里，来君士坦丁堡，寻找手稿和收藏研究此类手稿的人，因为当初正是从君士坦丁堡派遣使者基里尔和梅福季去哈扎尔国都为哈扎尔人施行洗礼的。但是一无所获！然而勃朗科维奇怎么也不相信世上只有他一个人对哈扎尔问题感兴趣，不相信在漫长的岁月中除了圣徒圣基里尔时代的基督教传教士写下过有关哈扎尔人的报告外，竟无一人从事过这方面的探究工作。他说，我坚信伊斯兰教托钵僧或犹太教拉比中必有人知道参与哈扎尔大论辩的犹太人或阿拉伯人的详情。只是我未能在君士坦丁堡遇到这样的人，或者虽然遇到了，人家不愿吐露真情。他认为，有关哈扎尔这个部族及其改奉信仰的历史，不仅基督教拥有史料，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也拥有同样丰富的史料，然而有某种东西阻挠那些知道这类史料的人互通声气，集思广益，可是不互通声气，集思广益，哈扎尔问题的真相就不可能大白于天下。

“‘我不懂，’他常常这么说，‘也许是我思考问题往往浅尝辄止，致使我的想法在我身子里都未能成熟，出生时全是四肢不全，五官不整……’

“勃朗科维奇老爷之所以对这件无甚紧要的事有如此巨大之兴趣，依我看不难解释。勃朗科维奇老爷研究哈扎尔问题纯粹出于私利，他希望以此避免使他如坐牢狱的梦魇。他梦中的库洛斯也对哈扎尔问题深为关注，这一点，勃朗科维奇老爷比我们任何人都清楚。勃朗科维奇老爷摆脱梦魇的唯一出路便是找到那个称作库洛斯的陌生人，而要找到他，只能通过有关哈扎尔的文献，因为这是可以使他达到目的的唯一线索。我认为，那另一个人，那个库洛斯，也是这样想的。因此他俩迟早必能相遇，一如狱吏和犯人非碰到一起不成，这也是为什么近来勃朗科维奇老爷认真地跟他教师爷练习刀术的原因……

“他恨那个库洛斯，恨不能像吞鸟蛋那样吞了那人的眼珠，只要他一抓住那人……这不过是一种假设。若要证实这一假设，只需回想一下阿勃拉姆·勃朗科维奇有关亚当的言论，还有他在佩特库坦身上作过的成功试验也足资证明。从这一点看来，勃朗科维奇将是个非常危险的人物，他的计划将产生无法预料的后果；而他的《哈扎尔辞典》不过是为其将要实施的大业作点书本上的准备……”

写到这里，谢瓦斯特的密奏就戛然而止了。他的老爷阿勃拉姆·勃朗科维奇此后的情况，谢瓦斯特已不可能再向任何人密报，因为他们主仆二人于礼拜三雾中迷途，在瓦拉几亚附近被人打死了。被害经过可参阅勃朗科维奇的另一亲随，也就是上文提及的精通刀术的师爷阿韦尔基·斯基拉写的札记。这份札记兴许是斯基拉用靴尖踩住信纸，用刀尖蘸着放在地上的墨水写的，内容如下：

“离开君士坦丁堡前最后一个夜晚，阿勃拉姆老爷把我们叫进他那间面临三海的大厅。当时正好三面来风：从黑海刮来的风是绿油油的，从爱琴海刮来的蓝得透明，从伊奥尼亚海刮来的则干燥而苦涩。我们进大厅时老爷正站在驼架旁读书。眼看就要下雨。雨前安纳托利亚的苍蝇叮起人来特狠，老爷拿着根马鞭护卫自己：呼拉一声，鞭梢正好命中他背心上被叮的处所，百发百中，从未落空。

“那天晚上，我们刚完成按规定的刀术练习，要不是我对他那只瘸腿格外小心的话，我早已在黑暗中被他砍成肉泥了。因为在夜晚他出刀往往比白天快得多。当时他的瘸腿上套着一只权作击剑软底鞋的鸟巢，这玩意儿比鞋子来得暖和。

“我们分别坐下。他一共叫来四个人：我，他的两个文书和他的亲随马苏迪。马苏迪已把旅行用的必要物品打点好，装在一只绿袋子里。我们吃了一匙拌辣椒的甜樱桃果酱，喝了一杯深井水，深井就开在大厅里，因此我们的声音变得瓮声瓮气的，像在塔楼的地下室里说话。待我们吃喝罢，阿勃拉姆付清了我们工钱，随后说：谁不愿意干，谁可以留在君士坦丁堡，余下的都跟他出发，上多瑙河地区作战。

“我们想，该说的他已经都对我们说了，他不会再勉强我们了。但勃朗科维奇具有与众不同的一面：他往往在离开他的对话者当儿，显得格外谦和。他装出有点愚拙的样子，向他们辞别，表示晚些时候再与他们相聚。

“不料马苏迪和尼康·谢瓦斯特之间突然似闪电一般迸发了仇恨之火。在此之前，双方都未曾发觉彼此如此仇视，或者说，双方都刻意掩饰这一点。这事发生在马苏迪对阿勃拉姆老爷说了下面这段话之后：

“‘我的老爷，我想在我们即将分别的时候感谢你赠赐给我礼物。作为答谢，我要告诉你一件定能使你感到高兴的事，因为它是你早想知道的。你梦见的那人名叫撒母耳·合罕
。’

“‘那是撒谎！’谢瓦斯特突然嚷道。他一把抓起马苏迪的绿袋子，扔进熊熊燃烧的壁炉。但马苏迪却异乎寻常地冷静，他朝阿勃拉姆老爷转过身来，指着尼康·谢瓦斯特说：

“‘老爷你瞧：他的鼻子只一个鼻孔，撒尿时翘起尾巴。只有撒旦才这样。’

“阿勃拉姆老爷把栖息在灯架上的鹦鹉放到地上，顷刻间屋里明亮了许多。我们果真见到尼康·谢瓦斯特的鼻孔是一个黑咕隆咚的洞眼，没有鼻中隔，只有魔鬼才这副模样。于是阿勃拉姆老爷对谢瓦斯特说：

“‘这么说来，你是属于从不换鞋的那一类？’

“‘是的，老爷，不过我可不是胆小如鼠那类子人，我不否认我是撒旦，’他直言不讳，‘我只想提醒你们，我属于基督教世界的阴曹地府，属于正教教会的地狱，是希腊国土上的恶魔。因为正如我们头上的天分别由耶和华、安拉和天父掌管一样，地狱也由亚司马提、易卜劣厮和撒旦分治。只是出于偶然，我才落到如今的土耳其帝国的疆域，但是这并不能给予马苏迪和伊斯兰世界的其他代表审判我的权利，只有基督教教会的代表才有资格审判我，我只承认他们的审判权是有效的。否则的话，基督教或犹太教的法庭岂不也要审判落入他们手里的伊斯兰教地狱的代表了吗？让我们的马苏迪好好考虑一下我的警告吧……’

“阿勃拉姆·勃朗科维奇老爷对此答道：

“‘家父约翰尼基·勃朗科维奇曾跟你的同类打过交道。在瓦拉几亚，我们各家都有各家的女妖，小鬼和精灵。我们和他们一起进餐，让他们守卫门户，逼他们数筛子上的洞眼儿逗乐，还向他们派去各种各样的吸血僵尸和杀手。我们有时还能在屋旁捡到他们的尾巴。我们带上他们去采悬钩子，把他们系在门槛上，或者跟犍牛拴一起，他们做错了事，我们就用鞭子抽打他们，把他们赶入井底关禁闭。有一回，那是在七月，家父晚上去茅厕解手，见一个硕大无朋的雪魔正蹲在茅坑上，他不由分说，将提灯朝雪魔砸去，一下子结果了雪魔的性命，然后若无其事回屋晚餐。仆人端给了他一盆野猪肉汤。他正吃得津津有味，突然，扑通一声，他的头落进了汤盆。可他吻了吻落进汤盆的自个儿的脸蛋，照吃不误。我们瞪大眼看着，一时反应不过来！我至今还记得他喝汤那会儿，像抱恋人似的双手紧紧抱住汤盆，仿佛他面前不是汤盆，而是谁的脸蛋儿。长话短说，我们安葬他时，他那副模样像是人们费了好大劲儿把他从情妇怀中拽出来似的……家父着的靴子给我们扔进了穆列什河，以免他变成吸血僵尸。如果你真是魔法无边的撒旦，且说给我听听，家父约翰尼基·勃朗科维奇的死昭示了什么？’

“‘这事不用我帮忙你也能弄明白，’谢瓦斯特答道。‘不过，我可以告诉您些别的。我知道令尊大人临终时耳管听到的话：“给我倒点儿酒洗手！”是的，那是他弥留之际听见的最后一句话。我还能说出另一桩事来，让你得知我并非瞎说。’

“‘你编纂《哈扎尔辞典》已经编了几十年了，请你也让我为这部辞典添砖加瓦吧。’

“‘现在且听我说那桩你所不知道的事儿。古代的三条冥河—阿刻戎、比利弗列赫顿和科锡特河现在分属伊斯兰教、犹太教和基督教的阴曹地府。三条冥河把原哈扎尔国国土下的三座地狱分开，这三座地狱是：火焚谷，地狱和穆斯林的火狱。三教冥国的疆界也恰恰在原哈扎尔国的地下会合。一个冥国是烈火腾腾的撒旦王国，国内有基督教的九层地狱，有魔王柳齐费尔的宝座和冥王的旗幡；另一个冥国是冷酷似冰、受苦磨难的易卜劣厮王国，国内有伊斯兰教地狱；第三个冥国位于圣殿左方的革瓦拉区，那里坐镇着犹太教的恶神、贫神和饿神，也就是亚司马提治下的火焚谷。三座地狱各立门户，边界由铁犁翻过，任何人不得逾越。不消说，你所想象的三座地狱的情况必定是错误的，因你并未亲历。实际上，在黑暗和罪恶天使彼列尔治下的犹太地狱中受火燎之苦的并非如你想象的那样是犹太人，而是阿拉伯人和基督徒。同样，投入基督教烈火熊熊的地狱的并非基督徒而是穆斯林或大卫的儿女，而在穆斯林地狱中受苦的则无一不是基督徒或犹太教教徒，那里没有一个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现在你不妨设想一下马苏迪吧，他一想到他所熟知的他们那个教的火狱就会心惊胆战，而现在他落进的还不是本教的地狱，而是犹太教或基督教的地狱，而且我就在那儿等他！他见到的不是易卜劣厮而是魔王柳齐费尔！你试设想一下，犹太教徒一旦落入基督徒的地狱将是什么情景。’

“‘老爷，请你把我这话看作最最重要和最最严肃的警告，看作明智之言！在这里，在人间，三个世界各行其道，互不相涉，伊斯兰是伊斯兰，基督教是基督教，犹太人信他的犹太教。但三个世界的阴间却互不宽恕！在人间为仇并没有什么大不了，因为双方都大同小异，彼此相似，或随着时间的推移都成为一个模样—否则也就不能成为仇人了。但若真的各不相同，那就危险了，因为他们个个企图认清对方，彼此的差异恰好使得他们做到这一点。’

“‘这可是最糟的了。有一类人竟对我们跟他们有差异视若无睹，差异并未使他们寝食不安，对这类人我们要算他们的账，我们要联合我们的敌人从三面向他们发动进攻……’

“对此勃朗科维奇老爷说他仍不甚了了，接着问道：

“‘那为什么你们没下手呢？如果说你孽债未尽，还没脱掉尾巴，还有其他比你老练的呀！我们已在“我们天上的父”

[11]

的基础上建造我们的屋宇，你们还在等什么？’

“‘我们在等待时机，老爷。除此之外，我们作为魔鬼，只能跟你们阳世的人亦步亦趋，每跨一步都得遵循你们的足迹。我们永远落后你们一步，我们在你们进过晚餐后方吃晚饭，也和你们一样看不见未来。总而言之，你们在前，我们在后。但我可以告诉你老爷，眼下你还没迈出逼使我们非得跟随你的那一步。只要你或者你的子嗣一迈出那一步，我们就将在同一礼拜的某一天追上你们，具体是哪一天暂不奉告。不过眼下一切还正常，因为你们，你和红眼睛的库洛斯，不可能见面，哪怕他就在这里，在君士坦丁堡。既然他在梦中见到你，一如你在梦中见到他，既然他用梦创造你的白天，一如你用梦创造他的白天，那你们俩怎么可能在并非做梦的状态下相见呢？因为你们不可能同时不睡呀！但愿别引诱我们迈出那一步。请你相信，老爷，用这静悄悄的塔楼里的藏书编写《哈扎尔辞典》，比之上多瑙河打仗危险得多，因为在多瑙河奥地利人和土耳其人已打得不可开交了。在君士坦丁堡这儿等待梦中的奇迹比之挥刀杀敌危险得多，因为老爷你至少已精通刀术。你好好想想这一切，然后毅然决然出发去你打算去的地方吧，千万不要听信那个用橘子蘸盐吃的安纳托利亚人……’

“‘此外，老爷你当然可以把我交给基督教神权机关发落。不过，请允许我提一个问题，唯一的一个问题：你是否真的坚信你的教会三百年后还会存在，并像现在一样掌握审判大权吗？’

“‘当然，我对此确信无疑，’阿勃拉姆老爷答道。

“‘好，那你就来证实这一点吧！二百九十三年
后我们将再次见面，在同样的季节，也是在早餐之后，同样的地点，在君士坦丁堡这里，你们试着像今天一样来审问我……’

“阿勃拉姆老爷微微一笑，说他同意，接着用鞭梢又打死了一只苍蝇。

“晨曦初上时我们煮好蜜饭，用棉垫裹严饭罐，放进旅行袋，好让阿勃拉姆老爷睡觉时不觉得冷，然后我们搭海船渡过黑海到达多瑙河口，接着逆流而上。最后一批云燕飞过了多瑙河，它们翻转身子飞翔，水面映出的不是它们乳白色的胸脯而是黑色的背脊。雾季到了，鸟群越过森林，越过铁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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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无声息地南飞，仿佛它们把整个世界的寂静都汇集在它们身上了。第五天在克拉多夫附近撞上一队骑兵，是从特兰西瓦尼亚来的，身上蒙着彼岸罗马尼亚苦涩的尘埃。我们一到巴堂斯基王子的营地，便知迪约尔捷伯爵也参加了战斗，一些将领，诸如哈依达斯汉姆、维代拉尼及海塞尔等人已准备进攻土耳其人的阵地，两天来，剃须匠奔来跑去地为他们剃须剪发，因为他们在不停顿地赶路。当天夜晚，我们老爷他那无与伦比的才智着实让我们开了眼界。

“季节突变，早晨凉飕飕的，可晚上却是热烘烘的—晚上直至午夜是夏天，早晨才是秋天。阿勃拉姆老爷选好了刀，有人给他的坐骑备好了鞍。从塞尔维亚的营地里过来一队骑兵，每个人的袖子里都藏着活鸽子。他们一面骑行，一面抽着长烟斗，烟圈在马耳上方环绕。勃朗科维奇翻身上马后，也接过一根点燃的烟斗，大家就这样抽着烟斗去见维代拉尼将军，听候他调遣。就在此时，从奥地利人的营地传来了喊声：

“‘光身子的塞尔维亚人来了！’

“原来，在骑兵后面冒出了一队除了头上的圆帽几乎是一丝不挂的步兵。他们光着身子穿越被营火照亮的地方，进入大栅栏门，他们身后留下的黑影比他们走得更快些，且比他们大一倍。

“‘你们总不会在黑夜发起攻击吧？’维代拉尼一面问，一面抚摸着他那只大得可以一尾巴扫到人嘴巴的狗。

“‘我们将在黑夜攻击，’阿勃拉姆老爷答道，‘鸟儿会给我们引路的。’

“在奥地利和塞尔维亚的阵地上方，耸立着一座从不下雨的Rs峰，山顶上有土耳其人的要塞和大炮。三天来，他们一直无法接近山顶。将军对勃朗科维奇说，得拔除这个要塞。

“‘如果你们占领了那个要塞，就点燃槭树木，让它发出绿火，’将军道，‘这样便于我们行动。’

“骑兵们奉命出发了，他们依然抽着烟斗。没过多久，我们看见土耳其人的阵地上空飞起一群燃着火焰的鸽子，紧接着又传来了几次火药的爆炸声，几乎是在同一时刻，勃朗科维奇和他的骑兵们已返回营地，他们的烟斗还是没熄灭。将军大为惊异，问他们为什么不攻击那些炮群。阿勃拉姆老爷用烟斗指指绿火冉冉升起的山顶—土耳其人的大炮已经哑了。要塞已被攻占。

“次日凌晨，阿勃拉姆·勃朗科维奇老爷由于夜战疲乏不堪，在他的帐篷外睡着了。而马苏迪和尼康·谢瓦斯特则坐下来掷骰子。尼康已是第三天大输特输，可是马苏迪并不罢休。大概他们三人，入睡的勃朗科维奇和两个赌徒，由于某种重要原因而留在弹雨如注的空地上。我没有这种必要，因此及时躲进了安全处所。我刚一躲开，一队土耳其士兵冲进我方阵地，杀死了所有活着的人。紧跟这队士兵之后的是从特雷比涅来的萨勃里阿克巴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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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瞅活的，单看死人。随之一个面色苍白、仿佛有一半身体已经衰老、有半撮唇髭已经发白的青年飞也似的来到战场。阿勃拉姆·勃朗科维奇老爷的丝质胸巾上绣有勃朗科维奇家族的族徽独眼鹰。一个土耳其人举起长矛对准独眼鹰用尽平生之力往下刺去，但听得当啷一声，矛头穿过睡者的胸骨，撞击到他身下的石板。勃朗科维奇用一只手撑起身子，他一生中最后见到的人恰恰就是那青年，红眼睛，玻璃般透明的指甲，半撮银白唇髭。冷汗汇成两道水流，淌到勃朗科维奇脖子上，像结扣一样把他的脖子缚住。他的手抖得出奇，以致他自己看着都感到奇怪，不得不把被矛头刺穿的身体压在那只手上，好使它不再抖动。可是手就像拨动了的琴弦，有好一段时间静止不了。后来，手终于不再哆嗦，他的身躯便悄无声息地倒在那只手上。而与此同时，那青年也訇然一声倒在自己的影子上，肩上那个袋子滴溜溜地滚到一边，他像是被勃朗科维奇的目光砍死的。

“‘难道合罕牺牲了？’巴夏发出一声惊叫。而他手下的士兵以为青年是被掷骰子的人杀死的，便砍死了尼康·谢瓦斯特，后者手里正捏着骰子准备掷出去。然后土耳其人转身来收拾马苏迪。但马苏迪对巴夏嘟囔了几句阿拉伯语，说那青年没死，只是睡着了。这使得马苏迪多活了一天，因为巴夏下令今天暂不将他处死，留他到明天。第二天他被处死了。”

阿韦尔基·斯基拉关于阿勃拉姆·勃朗科维奇的札记以下面这段话作为结尾：

“我是马刀教练，我知道每次砍人招数都不尽相同，乃如每换一个女人做爱，方式都有所不同。区别仅在于，后来有的被遗忘，有的不被遗忘。还在于有些被杀的人或有些女人会记得你。阿勃拉姆·勃朗科维奇老爷之死属于不会忘怀的一类。事情就是如此。不知从哪儿冒出来巴夏的几名仆人，端来一盆热水，给阿勃拉姆老爷洗了身子，然后把他交给一个老头儿。那老头儿胸前挂着第三只鞋，其中放着香膏、药草和麻绳。我想这老头儿大概是要给阿勃拉姆老爷治伤，但他只给老爷涂上香膏、胭脂，剃掉胡须，梳理一遍头发，便叫人把老爷抬进巴夏的帐篷……

“‘又多了一个光身子的塞尔维亚人，’我这么想。

“第二天早晨阿勃拉姆老爷死在帐篷里了。那是在1689年，按穆斯林历法是苦难圣徒叶夫季希节。阿勃拉姆·勃朗科维奇断气时巴夏走出帐篷，要了点儿酒以洗净双手。”

勃
朗科维奇，格古尔 详见柱头修士

[14]

。

捕
梦者 哈扎尔教派，其保护人是阿捷赫▽
公主。捕梦者能释读别人的梦，能在梦里日行千里选择住所，能在梦里捕获指定的猎物—人和物或者野兽。一个最古老的捕梦者的札记曾被保存下来，里面有这样一段记载：“在梦里，我们一如水中的游鱼。我们不时游出水面，望一望世界的沿岸，随即又拼命地快速下沉，因为只有在水底深处，我们才感觉良好。我们游出水面的瞬间，发现一物甚为奇特，其动作要比我们缓慢得多，呼吸方法也和我们全然不同，其身体重量由土地支撑，它已丧失肉身的感觉，而我们的肉身感是存在于我们体内的。因为在水下，肉身感和肉身是不可分割的，这两者只能合为一体。水外这怪物其实就是我们自己，不过是一百万年后的我们罢了，除此之外，在我们和它之间还有个区别，这区别乃一巨大的不幸—它因把肉身感和肉身分开而备受打击……”

传说莫加达萨·阿勒·萨费尔是
最著名的捕梦者之一。他曾进入这一神奇秘密的最深邃之处，他曾成功地在别人的梦里驯养过游鱼，并打开一扇扇门，到达了无人可及的最深处，终于到达天主那儿—每个梦的深处都有一个天主。后来，他突然再也无法捕梦了。他有很长时间一直认为他已在这门神秘的艺术中走到了尽头，所以不可能走得更远了。对路已走到尽头的人来说，已不需要路，也不会有人给他指路了。但他周围其他人的想法和他并不相同。他们向阿捷赫公主吐露了隐情，公主给他们解释了莫加达萨·阿勒·萨费尔的遭际：

每月一次的撒盐节上，在我们三个都城的郊外，哈扎尔可汗的信徒和你们—我的信徒和捍卫者—展开厮杀，相互拼个你死我活。到了夜晚，人们就把他那边的战死者埋入三个墓地：犹太人墓地、阿拉伯人墓地和希腊人墓地，我这一边的亡故者则掩埋于哈扎尔人墓地。这时，可汗平静地打开了我卧房的铜门，室内点着一支蜡烛，芳香的烛火因他炽烈的情欲而不住颤悠。这种时候我不朝他看，因为世上所有心花怒放的情人的表情是一样的。我们一起过了夜，但凌晨在他离去时，我从铜门上看了看他的面孔，我从他疲乏的脸上看出了他的欲望、他的目的和他是谁。

你们那个捕梦者的情况也大抵如此。毫无疑问，他已达到他从事的艺术的最高境界，他在庙宇里为别人的梦祈祷，在梦者的意识里他已无数次地被杀死。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使最美的内容—梦的内容—存留下来，为他所用。要是他在攀登途中毫无过失的话，按说他是可以在他释读的梦的尽头见到天主的。既然他从爬到的高度下降到现世的归途，他一定犯有过失。他为此付出了代价。“归途须小心！”阿捷赫公主最后告诫道，“一次糟糕的下降可能废掉一次到达山顶的胜利攀登。”

基
里尔（萨洛尼卡

[15]

的康斯坦丁或称哲学家康斯坦丁，826或827—869） 正教圣徒，哈扎尔大论辩希腊方面的参与者，斯拉夫字母的创造者。列奥总督的第七子，其父由拜占庭宫廷派驻萨洛尼卡，执掌行政及军务。康斯坦丁本人也身兼数职，其中有行政和外交方面的官职。他是在不设圣像的空荡荡的教堂里长大的，那时的君士坦丁堡是反圣像崇拜者的天下。他们中间有许多萨洛尼卡人，康斯坦丁的导师中有不少是知名的反圣像崇拜者。数学家列昂教他荷马史诗、几何学、算术、天文学和音乐，他和他的表兄语法学家约翰（837—843）一样，也是一名反圣像崇拜者。康斯坦丁的第二位导师佛提乌是位著名的哲学家和主教，他教康斯坦丁语法、雄辩术和哲学。佛提乌有个外号，叫作“基督教的亚里士多德”，他和数学家列昂都是人文主义复兴的倡导者，拜占庭再次证明了他是古希腊人的后裔。佛提乌所从事的天文学和魔术研究属于被禁止的学说；拜占庭皇帝说他有一副“哈扎尔人的嘴脸”，还有人在宫廷散布这样的流言，说佛提乌年轻时代曾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一个犹太巫师。康斯坦丁对各种不同的语言非常感兴趣，他认为语言和风一样，是永恒永存的。一如哈扎尔可汗占有宗教信仰不同的诸多女人，他也经常换学语言。除希腊语外，他还研习斯拉夫语、希伯来语、哈扎尔语、阿拉伯语、撒马利亚语及哥特式字体和“俄罗斯”字体。他长大成人后，迷上了旅游。他始终随身带一条毯子，说，我的毯子所到之处，那地方就是我的国家。他生命中大部分时间是在原始部落中度过的，每次同他们握过手后，他都要检查一下自己的十指是否齐全。其实，疾病才是他生命中的安宁之岛。当他生病时，便把除母语之外的其他语言统统忘却。再者，他的病至少有两个原因所致。843年，反圣像崇拜者的势力被推翻，加之狄奥菲鲁斯皇帝驾崩后，崇拜圣像的宗教观念终于确立，康斯坦丁不得不隐居于中亚的一个修道院里。他暗自思忖。“就连天主也会退隐，让位于世俗。我们的眼睛是我们前方事物所瞄准的目标，是它们瞄准眼睛，而非眼睛瞄准它们。”随后，他又不得不重返首都，公开抨击他原来的导师，以捍卫崇拜圣像的宗教观念。“以为我们的思想存在于我们的头脑之中，这是一种错觉，”他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头脑和我们自身全部存在于思想中。我们和我们的思想有如大海和潮流，我们的肉体是大海中的一股潮流，而思想便是大海自身。所以，肉体是通过思想才在世上占有一席之地的。至于灵魂，它的作用是为肉体和思想当床铺……”

他也背弃了原先他宗师中的一位：他的胞兄梅福季，后者至死不肯改变自己的主张。他背离胞兄及以前的神师，使他得登龙门成了显达之人。

他在为君士坦丁堡宫廷效劳期间，先司斯拉夫某省的执政官一职，后为首都王室太学校长；作为神职人员，他曾是君士坦丁堡圣索菲亚大堂的史籍管事，后又成为君士坦丁堡大学的哲学教授，鉴于他博学多才，他曾获“贤人”这一荣誉称号，这个称号一直伴随他到生命终结。他就是从那时起改换门庭的，他遵循一则水手的谚语处事，谚语的大意是，聪明鱼的肉要比蠢鱼的肉硬，而且有害。蠢鱼进食不加选择，而聪明鱼只挑蠢鱼吞食。

他的前半生一直躲避圣像，而他的后半生则把圣像当作盾牌使用。人们由此推断出，他后来惯于接受的是圣母马利亚的圣像，而非圣母马利亚本人。当他将圣母马利亚同可汗的朝臣作比较时，他的比较对象是男子而非女人。

那时，他所生活的世纪已经过去大半，他的人生也已过半。他拿来了三枚金币，把它们放入钱袋，他思量着：我要把第一枚金币送给一个吹号艺人，第二枚送给教堂唱诗班成员，第三枚送给演奏圣乐的乐师。随后，他开始了毫无目的的漫游。他风餐露宿，从不歇息。851年，他来到了巴格达附近萨马拉的哈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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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居所。他从这次外交游访返回后，在镜子上看见了自己第一道皱纹，他称之为萨马拉皱纹。859年，康斯坦丁到了与亚历山大三世大帝驾崩时一样的岁数：三十三岁。

萨洛尼卡的康斯坦丁，摹于九世纪壁画。

“和我同岁的人在地下的要比在地上的多，”他想道，“每个时代，如拉美西斯三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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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错综复杂的克里特时代、君士坦丁堡初建时代，都有人与我同岁却已亡故。有朝一日我也一样：我入地下，而许多与我同岁的人还活着。只是我在地上添岁增寿，无异于抛弃了那些比我年轻的死者……”

860年，当斯拉夫人进攻君士坦丁堡时，身在小亚细亚奥林匹斯山的康斯坦丁给斯拉夫人设下了一个圈套。在修道院静谧的小室里，他发明了他们最早的字母形象。起初，他发明的字母是圆形的，但斯拉夫语非常原始粗愚，无法用墨水来表现，于是，他就想出另一种字母形态：用铁栏框将字母框起来，就像用笼子把未驯服的鸟关起来一样。后来，当它被驯服又吸收了希腊语后（每一种语言都吸收其他的语言），斯拉夫语才得以形之于字母，即格拉哥里字母

[18]

……

达乌勃马奴斯记述创建斯拉夫文字经过时曾如是说：蛮人的语言怎么也不肯听凭驯化。有一次，在一个为时仅三个礼拜的短暂的秋天，兄弟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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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修道室苦思冥想一种新的字母，此种字母后来就被称作基里尔字母。工作进行得很不顺手。从修道室向外瞧，静静的仲秋景色尽收眼底，那份寂静的长度足有一个钟点的路程，而其宽度还要加上一倍。此时兄长梅福季叫他弟弟瞅四个泥罐。那些泥罐就放置在修道室的窗台上，但不是在窗栅里面，而是在窗栅外面。

“如果修道室的门是反闩的，你怎么取那瓦罐呢？”他问。康斯坦丁二话没说，把一只瓦罐打破，从窗栅空隙处拿进碎片，然后用唾沫和着脚下的泥土，把瓦罐粘成原来的模样。

基里尔兄弟也用此法对待斯拉夫语言—把这种语言打破，通过基里尔字母的窗栅空隙，将碎片放进嘴里，用自己的唾沫和脚下的希腊泥土把碎片黏合……

同年，哈扎尔的可汗派遣使者来见拜占庭皇帝米海尔三世，要求从君士坦丁堡派人去给他阐释基督教义。皇上便和有“哈扎尔通”之称的佛提乌商量。这本是一种婉拒的手法，可是佛提乌却当了真，推荐由他监护的弟子哲学家康斯坦丁出任。后者便和他的兄长梅福季率第二传教士团出发去哈扎尔国，史称哈扎尔传教士团。半途中，他们在克里米亚半岛的赫尔松作了停留，康斯坦丁就在那里研习希伯来语和哈扎尔语，以为其使命作准备。他思忖：“人人都是其受难者的十字架，而长钉也会从十字架上穿过。”抵达哈扎尔宫廷后，他见到了伊斯兰教使者和犹太教使者，他们也是可汗邀请来的。康斯坦丁就这样参加了哈扎尔大论辩，发表了他的《哈扎尔论说》。此书后来由梅福季译成斯拉夫文。哲学家康斯坦丁驳斥了犹太教拉比和伊斯兰苦行僧提出的旨在捍卫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论点，他力劝哈扎尔可汗改信基督教，说不可在碎裂的十字架前祈祷，正在此时，康斯坦丁看见了他自己脸上的第二条皱纹：哈扎尔皱纹。

863年已经临近，这时，康斯坦丁正值亚历山大城的哲学家斐洛死亡时的年纪：三十七岁。康斯坦丁已完成了斯拉夫字母的编创，由其兄陪同，出发去摩拉维亚

[20]

，周围是与他同胞有些相像的斯拉夫人。

他把经文手稿译成斯拉夫文，他周围的人越来越多。这些人的眼睛紧靠额角，这是他们区别于其他人的特征。他们将蛇绕在腰间权作皮带，睡觉时头朝南，把掉落的牙齿扔向屋顶。他们用手指抠鼻孔，一面叽叽咕咕地祈祷一面咽下流进嘴里的鼻涕。他们洗脚不脱鞋，吃饭前先朝食物里吐唾沫。这些人一闻到臭肉腐尸的气味便蜂拥而上，他们思维敏捷，人人能唱善吟，康斯坦丁听到他们的吟唱之后，发现自己有了第三条皱纹—斯拉夫皱纹—心头顿时涌起莫大的悲伤。这第三条皱纹似雨滴一般斜向淌过额头……867年，他离开摩拉维亚来到潘诺尼亚

[21]

，随后又到威尼斯，他在那儿用三种语言参加论战，这三种语言阐述的观点是：只有希腊语、希伯来语和拉丁语不愧为礼拜仪式上用的语言。威尼斯人问他：“残害耶稣的刽子手，是犹大整个身体呢还是他身体的一部分？”此时，康斯坦丁察觉到他脸上的第四条皱纹出现了：威尼斯皱纹，这条皱纹加上萨马拉皱纹、哈扎尔皱纹和斯拉夫皱纹，它们纵横交错地分布在他的脸上，好似四张网撒向同一条鱼。他将第一块金币送给吹号艺人，趁他吹号的当儿，他用三种语言问道：“一支军队里使用的军号跟他的一样吗？”那是在869年，康斯坦丁想到了四十三岁去世的拉韦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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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波伊提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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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康斯坦丁也到了四十三岁。应教皇的召见，他去了罗马，他成功地陈述了他的想法及为何用斯拉夫语做日课经的理由。其兄梅福季始终随他而行，他的一些信徒也领受了神职。

当他谛听着教堂里的圣歌，回首他的一生时，不禁暗自感叹：“一个人纵然具有天赋，但当他生病时，要完成一项工作是多么艰难费力；而另一个人即便不具天赋，只要他身体无恙，完成同一项工作所付出的努力不会比前者更多……”

此时，罗马正在举行一次用斯拉夫语做的弥撒，康斯坦丁把第二块金币送给了唱诗班成员。遵循祖传的习俗，他将第三块金币含于舌下，然后在罗马的一个希腊修道院隐居，直至去世，那年是869年，人们只知道死者是一名叫基里尔的修士。

主要史料来源：有关对基里尔和梅福季研究的一些重要参考书目由G·A·伊林斯基收集在他的（
кириломефоɡьевскоj библиоiрафии）中，后又经波普鲁热科、罗曼斯基、伊万卡、佩特鲁维奇等人作了大量的补充。F·德沃尔尼克在其新版的专著《从拜占庭的角度看康斯坦丁和梅福季之传说》（1969）中，披露了新近的一些研究成果。达乌勃马奴斯版的《哈扎尔辞典》（Lexicon Cosri， Regiemonti Borrusiae， excudebat Ioannes Daubmannus 1691）曾提及一些有关哈扎尔人及哈扎尔大论辩的情况，但那个版本已被毁。

可
汗▽
哈扎尔国元首。哈扎尔国的京都是伊蒂尔，夏宫则在里海边上，称谢缅杰尔。史家认为哈扎尔宫廷接待希腊传教士乃是政治决策的结果。早在740年，哈扎尔的一位可汗就曾请求君士坦丁堡为他派遣一名精通基督教教义的传教士。到了九世纪，巩固希腊—哈扎尔联盟成了刻不容缓的事，因为他们面临着共同的危险，俄国已挥戈君士坦丁堡，并已从哈扎尔人手中夺取了基辅。另外还有一个危险：当时在位的可汗没有王储。有一次一批希腊商人求见可汗，可汗召见并宴请了他们。希腊商人一律是矮个儿，黑发，毛发浓密，胸毛甚至可以像梳头那样梳出造型，与他们一起欢宴的可汗相比之下无疑像个巨人。眼看就要变天了，鸟儿像苍蝇扑向镜子似的尽往窗玻璃上撞。可汗厚赏商人，把他们送走之后回到宴客的地方，偶尔瞥了一眼桌上吃剩的骨头。希腊人吃剩的骨头堆得像小山也似的，仿佛是巨人食后遗留下来的，而可汗的却像个孩子吃剩的骨头只有一丁点儿。于是他立刻招来侍从，命令他们好好想想异邦人席间说了些什么。可是谁也记不清楚。总的意见是：希腊人压根儿没说话。此时侍从中的一个犹太人站出来说他能够帮助可汗。

“倒要瞧瞧你能生出什么法子，”可汗回答，然后舔了舔圣盐。那名侍从领来一个奴隶，命奴隶伸出一只手来。这只手和可汗的左手一模一样。

“把他留下，”可汗吩咐，“你这法儿不错，照此办下去。”

于是派遣使者分头往哈扎尔王国各处寻找。三个月后犹太侍从又领来一名青年朝见可汗，这青年的脚踝和可汗的毫厘不爽。后来又找到了一副膝盖，一只耳朵，一条肩膀—全和可汗的一样。渐渐地宫中聚集了许多青年小伙，其中有士兵，有奴隶，有走绳艺人，有犹太人，哈扎尔人和阿拉伯人，如果从每人身上取下一部分躯体或者肢体，就能拼成一个年轻的可汗，和在伊蒂尔当政的可汗就像两滴水那么相像。现在单缺头颅，但怎么也没见找到。终于有一天可汗招来犹太侍从向他当面索取：如果他交不出可汗的头就砍掉他的头。犹太侍从竟毫无惧色，可汗大为惊奇，问他为什么不害怕。

“如果小的害怕，去年就该害怕了，而不是今天。小的一年前就已经找到了头颅，而且已在宫中保存了好几个月，只是不敢呈献罢了。”

可汗立刻命令带上来。犹太侍从领进来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她的头简直是可汗头像的复制品，若在镜中见到，准认为就是可汗，只是要年轻些。可汗当即下令把所有遴选出的人统统带上，吩咐犹太侍从用这些人造出一个新可汗。这些人被剜肉断臂，痛得在地上打滚。犹太侍从在新造出来的人的额际画了一道符，后者便从可汗宝榻上一跃而起。现在，剩下的事是要把新造可汗送去试验。于是犹太侍从把他送进了可汗的宠妃阿捷赫公主的内寝。翌日一早，公主命侍从传话给真可汗：

“昨晚来我内寝行房的是行过割礼

[24]

的，而你并未行过。这就是说，要么他不是可汗，而是另外什么人；要么可汗归化了犹太教，行了割礼，已不再是可汗。到底是怎么回事，由你去发落吧。”

可汗问犹太侍从有这点区别是否重要，后者回答道：

“王上也施行割礼，就没有区别了。”

可汗拿不定主意，又反过去问公主，想听听她的意见。公主把可汗带进宫中的地下室，让他看看可汗的化身。按照公主吩咐，化身已被锁在铁牢里，但他力大无穷，将铁笼摇得铮铮响，眼看就要把锁链挣断。一夜之间他已长成了个伟丈夫，真可汗与他一比简直像个孩子。

“要不要我放他出来？”公主问。可汗吓得连连摆手，命令把这个行过割礼的可汗处死。公主朝巨人前额啐了口唾沫，顷刻间巨人倒地死了。

自此可汗信奉了希腊正教，还和他们缔结了新的联盟。

哈
扎尔人▽
狄奥法内斯

[25]

在为哈扎尔人追本溯源时，曾记有下述文字：“哈扎尔人来自遥远的萨尔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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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征服了一直延伸到黑海沿岸的整个地区……”圣基里尔
指出，哈扎尔人属于用他们自己语言赞颂天主的人民，即用哈扎尔语，而非希腊语、希伯来语或拉丁语。希腊史籍中是用иαεαρσι或иστζρσι这两个词来代表哈扎尔人的。哈扎尔国向西一直延伸至克里米亚—高加索—伏尔加一带地区。在六月，哈扎尔山脉的阴影一直可投射到远方的萨尔马特都城，而两地的距离若步行需十二天，到了十二月，阴影投射的距离更长，需要花一个月的时间朝北步行才能走完这段距离。公元700年，哈扎尔的达官显贵已开始在博斯普鲁斯海峡附近一带旅居。据基督教史料（俄国）记载（涅斯托尔

[27]

的编年史），公元四世纪，中南部第聂伯河畔的犹太部落曾向哈扎尔人交一种赋税：按人头计税额，每人上交一张白鼯鼠毛皮或一把剑。到了五世纪，税捐开始用白银来支付。

希腊史籍中论及哈扎尔的内容是由一部重要史料提供的，达乌勃马奴斯版辞典中《大羊皮录事》辞条曾提到过这一史料。据所载内容，拜占庭皇帝狄奥菲鲁斯曾召见过一个哈扎尔使团，使团的一个成员的身上刺有哈扎尔王国的地形图，上面的说明文字是用希伯来字母拼写的哈扎尔文。其实，根据使者身上刺的花纹来看，当时的哈扎尔人已经开始同等比例地使用希腊字母、犹太字母及阿拉伯字母了。然而，当某个哈扎尔人改信希腊教、伊斯兰教或犹太教时，他只使用与其改信的宗教相应的字母，这样一来，哈扎尔语便走了样，以致这一语言与其坚守原始宗教的同胞所使用的语言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不过，另有一些史料否认达乌勃马奴斯关于刺有文身的使者的故事的真实性。那些史料的说法是：有人将一个布满图案和文字的盐罐作为礼物送给拜占庭皇帝，以便让他据此释读哈扎尔的历史，至于《大羊皮录事》的传说，那不过是史料误释的结果罢了。这一说法听来不无道理，但也引出一个难题。假如我们接受了“盐罐说”，那就无法理解《大羊皮录事》后来的故事了，故事的内容如下：

《大羊皮录事》中的时间是以哈扎尔式的大年代，即战争年代来计算划分的，后被希腊年代重新划分。《大羊皮录事》的起始部分已遗佚，因为那名使者因过问斩，他身体的一部分被斩断分身，那上面的文身记载的正是哈扎尔年表第一、第二部分。所以，哈扎尔的故事只得从保存下来的那部分身体上的记载开始，也就是从哈扎尔年表的第三部分开始。公元七世纪（按今天的历法），拜占庭皇帝赫拉克利乌斯远征波斯时，曾得到哈扎尔人的襄助。哈扎尔人在他们国主齐埃拜尔带领下，参加了对第弗里斯的围攻，后于公元627年撤兵，留下希腊军队独自与敌对垒。他们说一次协同征战具有某种高于一切的重要性，但出征和班师并不出于同一法令，同一契约的内容在履行前和履行后所具有的重要性是不一样的。地震过后，就连植物生长的方式也会和地震前有所不同。哈扎尔年表的第四部分叙述了战胜保加利亚联军的故事，那时正值一部分匈奴部落被攻占的时期，另一部分以阿斯帕卢克为首的匈奴人则撤兵向西，一直退到多瑙河边，这些匈奴部落粮草断尽，思维僵硬，不知所终。第五和第六部分（文在使者的前胸）是拜占庭皇帝查士丁二世时期哈扎尔王国战事录。查士丁二世遭废黜后，被囚禁在克里米亚半岛的赫尔松，他在那儿越狱成功，赤身裸体朝哈扎尔人的地域出逃，一路上，为了不被冻死，他钻进厚厚的石块下面睡觉。抵达哈扎尔可汗△宫廷时，他受到了热情的款待，且娶了可汗的妹妹为妻。后者改奉希腊教，并取名泰奥多拉（是皇后即查士丁一世之妻的名字），不过，她根据哈扎尔人的一贯想法，还是认为上帝是在圣母马利亚的梦中出现的，上帝用一个梦想之词使其受孕。所以说，查士丁二世第一次获救是在哈扎尔人那里。第二次他是在那里送命的。这是因为，如果一个人若能在哈扎尔人那里找到庇护所的话，那他也休想从那儿逃走。拜占庭另一位皇帝提比略曾派出一使团去哈扎尔宫廷，要求哈扎尔人让查士丁二世跟他们回国，查士丁二世趁此机会再次出逃，并率众攻打君士坦丁堡。查士丁二世再次登基后，忘记了哈扎尔人曾给他的款待，于公元711年派兵讨伐曾囚禁过他的赫尔松，而这一地区当时亦属哈扎尔的领地。这次对哈扎尔王国的进攻使查士丁二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拜占庭军队中有一支叛军得到哈扎尔人的支持（他们已经控制了克里米亚），交战中，查士丁二世及其儿子提比略被杀，提比略是哈扎尔公主所生，也是拜占庭希拉克略皇朝最后一个继承者。简言之，哈扎尔人先是收留了被追捕者，但他们也毁灭了追捕者，这两者是由同一个人来扮演的。根据《大羊皮录事》记载，哈扎尔年表的第七部分即最后部分是文在那个哈扎尔使者的腹部上的，其内容是说曾有一个与哈扎尔同名的部落存在于世，他们的居住地与真正的哈扎尔人所在地相距遥远，人们常常将两者混淆。那个与哈扎尔同名的部落企图在相同的名称上获取好处，这便是为什么那个真正的哈扎尔使者的大腿上文着警语，其内容提醒人们注意可能另有文身的使者会出现在哈里发和拜占庭宫廷，但文在他们身上的并非哈扎尔的史实，而是另一个与哈扎尔同名的部落的故事。那些“另外的”哈扎尔人甚至会说哈扎尔语，但他们能使用这一语言的时间只有三四年的光景，跟留一头长发所需的时间差不多。到时候，他们会突然忘记这一语言，话讲到一半便哑口无言了。使者言称，并由其身上的文身证明，他才是真正的可汗的代表、真正的哈扎尔人的代表。他还提醒别人注意，有一时期，希腊人曾和冒充真正哈扎尔人的另一部落哈扎尔人结盟，这些均记载于哈扎尔年表第七部分中。第七部分还有的内容是：公元733年，反对圣像崇拜的利奥二世促成其子与哈扎尔可汗之女伊林娜的婚姻。这一联姻产生了后来的拜占庭皇帝哈扎尔·利奥四世（775—780在位）。

在此期间，哈扎尔宫廷曾请求拜占庭皇帝利奥三世派一使团去他们那儿介绍有关基督教的情况。数年之后，在拜占庭狄奥菲鲁斯皇帝即位期间（829—842），哈扎尔宫廷再次提出过这一请求，当时，克里米亚、希腊帝国及哈扎尔国正遭俄国诺曼人和匈牙利人的围困。应可汗的请求，希腊的工匠修筑了萨凯尔要塞，使者的左耳上，一座高高耸起的堡垒文身清晰可见。他的一只拇指上描绘的是862年哈扎尔人进攻基辅的情景，他的拇指因在此次战役中受伤而经常感染，上面的图案已模糊不清，所以便成了一个永恒之谜，再者，这名使者到君士坦丁堡那会儿，基辅尚未被攻克，得等上二十年才能知道结果如何……

有关《大羊皮录事》的释语到此结束，这不过是些“摘录”而已，所传递的只是一些关于希腊—哈扎尔两者之间关系的信息，那名哈扎尔使者身上一定还有表达其他信息的文身，这封会“行走的信件”想必还要去其他国家继续其使命，有关内容细节我们不得而知。有这样一种说法：这名哈扎尔使者死在哈里发的宫廷里，他的灵魂被颠倒过来，像一只里子翻转向外的手套。他的皮被剥下后，经过鞣料处理和拼缝，好似一大张地图，铺在萨马拉哈里发宫廷里的贵宾座上。另有一些史料这样说：那名使者曾备受摧残。还在君士坦丁堡时，他就不得不让人砍去一只手：希腊宫廷里的一个大人物用黄金买下了文在使者左手上的哈扎尔年表的第二部分。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一些说法：那名使者曾返回过哈扎尔都城，大概有两三次吧，以便让人对文在他身上的史料内容作些修改；另有一种说法认为，返回哈扎尔都城的使者由另一名使者替换了下来，后者身上已文好了经修改和补充的史料内容。使者有如一部活着的哈扎尔人百科全书存在于世，为了获得丰厚的钱财，使者彻夜伫立着，全身一动不动。他凝视着博斯普鲁斯海峡沿岸宛如烟霞的银白色树顶，彻夜不眠。与此同时，希腊的文书录事等人在一旁从他背部和腿上抄录有关哈扎尔人的史料。据说，他身带一柄玻璃佩剑，这是哈扎尔人的习俗。使者言辞确切地说，哈扎尔文的字母是由各种菜肴名称组成的，而数字则用哈扎尔人众所周知的七种不同的盐来表示的。他还留下这样一句话：“哈扎尔人在他们自己的都城备受尊重，来到君士坦丁堡亦优待有加。”其实，他还说了许多与文在他皮肤上内容正好相反的话。他，或他的一个接替者是这样叙述发生在可汗宫廷内的那场哈扎尔大论辩的：可汗梦见一名天神，后者对他说：“创世主看重的是你的意愿，而不是你的举止。”他立即召见哈扎尔教信徒中一名最出色的捕梦者，请他详释此梦。那个捕梦者笑着对他道：“上帝并不认识你；也看不见你的意愿、你的思想及你的行为。那个天神之所以入你的梦，是因为他不知道何处可以过夜，外面想必在下雨吧。他入梦的时间甚短，那是因为他受不了臭味。下回，得清洗一下你的梦……”听到这儿，可汗勃然大怒，随即决定请外国人来为他释梦。“是啊，人的梦会散发出恶臭。”哈扎尔使者以这句话来作评注。他已濒临死亡，因为文在他身上的哈扎尔史料让他觉得奇痒难忍，最后，他如释重负地、幸福地咽了气，因为他最终使哈扎尔史料得以流传开去，从而也获得了他自身的净化。

萨
洛尼卡的梅福季（约815—885）哈扎尔▽
大论辩希腊文编年史的作者，斯拉夫人的福音传道者，东正教圣徒，萨洛尼卡的康斯坦丁（圣基里尔）的胞兄。他是在治理萨洛尼卡的拜占庭总督列奥家中长大成人的，梅福季在管理斯拉夫某个地区（可能是斯特里蒙河一带）时，已表现出其过人的才能。他通晓他所管辖的地区所有人使用的语言，他们都是些爱蓄胡子、冬天为了取暖将鸟放进衬衣里的斯拉夫人。840年，他去了马尔马拉海沿岸的比希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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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生都在回忆有关斯拉夫的事情，就像始终孜孜不倦地推着身体正前方的一个圆球。达乌勃马奴斯
曾援引一些书中的内容，说梅福季曾有一名当教士的导师，有一天，那教士对他说：“阅读时，我们接受不了文字所表达的全部含义。我们的思想嫉妒他人的思想。我们的思想每时每刻在歪曲他人的思想，因为我们身上没有同时兼容两种气味的地方。在三位一体的标记即阳性标记下，以阅读单数行句子来获取认知，而我们处在第四行的标记下，即阴性标记下，我们通过阅读双数行句子来获取认知。你和你的弟弟是不会阅读同一本书上的同样的句子的，因为我们的书只以阴阳两种标记的结合而存在……”其实，梅福季从另一个人身上获益匪浅，那人就是他的胞弟康斯坦丁。康斯坦丁偶尔会这样提醒他的胞兄：读者要比他正在阅读的那本书的作者更聪明。梅福季因而明白了自己正在浪费时间，于是便合上书，开始与其胞弟交谈。在小亚细亚比希尼亚的奥林匹斯山上—一块禁欲者的移民地—梅福季当了教士。后来，他的胞弟曾去那儿与他相会。他俩观察着被复活节的风刮走的沙子，是如何在每个节日、每处新地方发现一座古代庙宇的，那些庙宇刚刚领洗，刚刚颂毕“天主”，便被永远湮埋在地下了。于是，梅福季开始同时做两个梦，关于他可能有两个墓的传说也由此而起。861年，梅福季和其胞弟一起去了哈扎尔人那里。这对萨洛尼卡的两兄弟对哈扎尔人已不陌生。他俩的老师和朋友佛提乌与哈扎尔人素有往来，他俩从他那儿了解到不少有关这一强悍的民族的情况，哈扎尔人是用他们自己的语言从事他们的宗教活动的。应哈扎尔王国的请求，梅福季是作为康斯坦丁的证人和同行者去参加哈扎尔宫廷大论辩的。据1691年版的《哈扎尔辞典》记载，哈扎尔可汗▽
趁此机会向应邀前来的客人们解释了有关捕梦者这一宗派的情况。可汗对这一属于哈扎尔公主阿捷赫▽
的宗派很不以为然，他把捕梦者枯燥的劳动比作希腊史传里有关饿鼠的故事，饿鼠轻松地爬进了小麦筐，但当它吃圆了肚子后，再也爬不出来了：“你吃饱了就休想爬出筐子。你只能和进入时一样挨饥受饿。食梦者也一样，他饿着肚子轻松地穿过缝隙进入梦和现实当中，当他捕获了大量猎物，采食了多种水果后，饱餐了梦的他再也无法返回，这是因为他既然饿着肚子进去后捕食了大量猎物，就没法再出来了。这就是为什么他要么放弃猎物，要么永远留在梦里的原因。无论发生哪种情形，他对我们毫无用处……”

梅福季在哈扎尔人那儿逗留了一阵子后，重又回小亚细亚的奥林匹斯山隐居，他在那儿又一次看见了同样的圣像，那些圣像显得很陈旧。他成了波利伊罗斯修道院的院长，对于这个修道院的情况，几百年以来人们一无所知。这个修道院也有可能始建于三种历法，即阿拉伯历法、希腊历法和犹太历法的交合点上，并因此得名。

863年，梅福季回到了斯拉夫人中间。他创办了一所信奉希腊教的斯拉夫学校，学生均为斯拉夫人，学校里用斯拉夫文及译自希腊文的斯拉夫文的书籍上课。梅福季和他的胞弟康斯坦丁自幼便知萨洛尼卡的鸟和非洲的鸟说的不是同一种语言，斯特鲁米扎的燕子和尼罗河的燕子也无法用语言来沟通，只有信天翁不管在什么地方都使用同一种语言。他们带着这些想法去了摩拉瓦河畔、斯洛文尼亚和南部奥地利，他们身旁聚着不少孩子，这些孩子专注地瞅着他俩舌头的运动，而对他俩说话的内容并不怎么在意。梅福季作出决定，要把一根装饰得很漂亮的小棍子送给学生中的一个。大家都想，这根小棍子一定会属于一名最优秀的学生。然而，梅福季却把它送给了一名最差的学生。他说：“优秀的学生老师只要花很少的时间教他。成绩越是差的学生老师在他身上花的时间就越多。越是有前途的学生学得越快……”

在一间粗糙的地板刺痛光脚丫的屋子里，他第一次意识到他们兄弟俩已经受到攻击。他们与三种语言卫道者的冲突开始爆发，这些德国文人声称世上只有三种语言可以在礼拜仪式上使用（希腊语、拉丁语、希伯来语）。在潘诺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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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巴拉顿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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畔，头发在冬天会打霜结冰，寒风刺得眼睛难以睁开，梅福季和他的胞弟在斯拉夫的都城克尼亚兹暂作停留。那时，正值战乱年代，士兵们用马和骆驼果腹，用棍子驱赶爬到他们身上的蛇，在露天倚着圣树同女人交媾。他们在潘诺尼亚的沼泽地驯养游鱼，让外国人观看一个正在做祈祷的老人的表演：他从泥浆里捞起一条鱼，像放一只隼那样任鱼从手中蹿出去。鱼抖落身上的泥飞将起来，像挥动翅膀一般摆动它的鳍。

867年，兄弟俩出发了，同行的还有他们的斯拉夫学生。每一次的旅行有如一部巨著：每一个脚步是一个字母，每一条小径是一句句子，每一次途中歇息是一个数字。同年，他们在威尼斯又一次与三种语言卫道者展开了交锋。后来，他们到了罗马，教皇哈德良二世承认了萨洛尼卡的兄弟办学施教的合法性，在圣彼得大教堂，教皇授予这些斯拉夫学生以教士神职。这时，人们在做斯拉夫礼拜仪式时，用的是一种从辽阔的巴尔干进入世界中心的、刚刚开化的语言，就像一头小兽被关进了格拉哥里字母表的笼子。869年罗马的一个晚上，当梅福季的后继者们正互相朝对方的口中吐唾沫时，他的胞弟康斯坦丁，即圣徒基里尔辞世了。梅福季又回到了潘诺尼亚。870年，他重返罗马，教皇任命他为西尔米奥和潘诺尼亚的总主教，于是这位总主教便不得不离开巴拉顿湖畔。870年，梅福季回到摩拉维亚时，日耳曼主教下令逮捕他，他在被囚禁的两年当中，所能听到的唯有多瑙河的流水声。后来，他受到了雷根斯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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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评论会的审判，饱受折磨，罚其脱光衣服站在冰上。他遭鞭笞时—其胡须几乎触及雪地—曾有过一番冥想：荷马和预言者厄厘属同时代人，荷马史诗的帝国要比亚历山大三世大帝的帝国辽阔得多，前者一直延伸到直布罗陀海峡还要过去。荷马断然不会全知他帝国中的海洋里和城郭内存在着的事物及其变迁，同样，亚历山大三世大帝对其帝国土地上的草木亦有所不知。他想起荷马在其著作中的某一处提及西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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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神授意让乌鸦在那儿给预言者厄厘喂食。梅福季想，荷马史诗的帝国纵然拥有许多海洋和城郭，却不知其中一个叫西顿的城市里生活着预言者厄厘，此人后来成为另一个诗帝国—圣书帝国—的新公民，这个帝国和荷马史诗帝国一样辽阔、强大、不朽。梅福季思忖着那两个同代人是否相遇过，荷马和预言者厄厘都是不朽者，两人都具有独到的语言表达能力，前者是位盲人，善于回顾过去；后者视力超人，擅长预见未来，一个是比任何诗人更懂得讴歌水和火的希腊人，一个是将水当作祭献物的象征、将火当作惩罚的象征的犹太人，他把他的斗篷当作桥梁来使用。“大地是一条狭窄的通道，”梅福季心想，“而这两个巨人却失之交臂。他们两人脚步之间的空间比世上最窄的峡谷之口更窄小。两个体积相等的巨物竟能靠得这样近，可谓闻所未闻。而我们四处漂泊，就像那些人一样：眼睛更多的是在搜寻回忆，却不太留意脚下的土地……”

在教皇的干预下，梅福季于880年被释放，在罗马，他第三次为他的工作、为用斯拉夫语进行礼拜仪式陈述理由，教皇用一纸谕旨再次确认了礼拜仪式上使用斯拉夫语的合法性。还有一个有关梅福季受笞刑的故事是达乌勃马奴斯提到的，他说梅福季曾三次跳入台伯河沐浴，就像他的出生、结婚、死亡这三件大事一样，他用三个经过祝圣的面包，在河里领了圣体。882年，梅福季在君士坦丁堡宫廷接受了各种荣誉，随后，又去了他的老师和年轻时的朋友、哲学家佛提乌管辖的教区，后者对他热情相迎。885年，梅福季在摩拉维亚逝世，身后留下了译成斯拉夫语的《圣书》《东方教会法纲要》及许多圣父圣言的文本。

萨洛尼卡的梅福季，摹于九世纪壁画。

作为哲学家康斯坦丁赴哈扎尔使命的见证人和同行者，梅福季曾两次用文字记录了哈扎尔大论辩的情况。他将基里尔的《哈扎尔论集》译成了斯拉夫文，这部圣徒传记的部分说教讲道内容经他重新编纂，全部集中在八本书内。《哈扎尔论集》未能保存下来，无论是原文希腊本或梅福季译成斯拉夫文的文本都已散失，斯拉夫文的《哲学家康斯坦丁传记》，是在梅福季的监督下写成的，此书是有关哈扎尔大论辩最重要的基督教史料，里面有大论辩的日期（861年），还有对康斯坦丁及其对手的论点论据的详尽叙述，然而，书中对哈扎尔宫廷里的犹太教代表和伊斯兰教代表的名字未有明示。达乌勃马奴斯提到过他对梅福季的看法：“最困难的事情莫过于耕耘别人的土地和他自己的女人，不过，由于所有的男人都受到他们自己的女人的折磨，就像被钉在十字架上一样，所以，背自己的十字架似乎要比背别人的十字架更难。梅福季的情况亦然如此，他从未背过其胞弟的十字架……因为他的胞弟是他的神师。”

哈
扎尔大论辩 基督教史料确定此事发生在861年，萨洛尼卡的康斯坦丁，即圣徒基里尔
传记写于九世纪，其手稿由莫斯科神学院保存，另见于语法学家弗拉迪斯拉夫1469年的译本。861年，一个哈扎尔使团抵达拜占庭。他们说：“自古以来，我们知道只有一个至高无上的主神，我们向主神祈祷时朝东方下跪，但有人说我们的信仰走了样，是异教徒。犹太人一个劲儿地要我们采用他们的宗教和礼拜仪式，而撒拉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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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赠送给我们和平和礼物的同时，也使劲把我们往他们那边拉，他们说：‘所有的信仰当中，当数我们的信仰最好。’所以，我们要向你们请教，因为我们之间有源远流长的友谊和情义，因为你们（希腊人）是伟大的人民，你们国王的权力是主神直接授予的。我们请你们给我们出主意，恳请你们派一位神学家去哈扎尔宫廷，假如他能在论辩中战胜犹太人和撒拉逊人，我们就改信你们的宗教。”

拜占庭皇帝问基里尔是否愿意去哈扎尔，后者说他愿意，而且要赤脚步行去那里。据达乌勃马奴斯
的说法，基里尔此话的意思，旨在表示这次旅行的准备时间将和从君士坦丁堡步行到克里米亚一样长，因为当时基里尔还算不上释梦专家，他还不知如何从梦的深层去详梦，也就是说，他还不知道用什么办法才可随心所欲地从梦中醒来。他接受使命后，上了路，到了赫尔松，他学会了希伯来文，并将希伯来文法译成希腊文，就这样为在哈扎尔宫廷展开的大论辩作准备。在他的胞兄梅福季
陪伴下，他穿越了梅奥湖和里海西南面的高加索山脉，一名哈扎尔使者在山上迎候他们。哈扎尔使者问哲学家康斯坦丁为什么他说话时手里老捧着一本书，而哈扎尔人则不然，他们的智慧从胸廓而出，仿佛他们早就把智慧吞下肚里去似的。康斯坦丁答道，假如他没有书，便有一种赤身裸体的感觉，一个全身赤裸的人，即便说他穿有许多袍子，也没有任何人会相信他。这个哈扎尔使者是从哈扎尔京都伊蒂尔一直赶到赫尔松来迎候康斯坦丁和梅福季的。他带着这两位拜占庭特使来到位于里海西南面萨曼达上的可汗夏宫，大论辩就是在此展开的。犹太代表和撒拉逊代表已先他抵达宫廷，当有人问康斯坦丁他应该坐哪个位子用餐时，他这样回答：“我的祖父曾是不离皇帝左右的高贵之人，但当他心甘情愿地抛弃这份荣耀时，便遭被流放的命运，于是，我从贫寒中来到了这个世界。我没能重获我祖父有过的荣耀，我不过是亚当的孙子。”

“你们赞美三神一体，”席间，可汗在向客人们敬酒时说，“而我们只赞颂唯一的主神，就像书里写的那样。原因何在？”

哲学家康斯坦丁道：

“书预测的是话语和思想。假如有个人忠实于你，但不尊重你的话语和你的思想，而另一个人对这三者都忠贞不渝，依你之见，那两人当中谁对你更忠实呢？”

这时，犹太代表发问了：

“那么请你说说看，一个上帝怎能存在于一个女人的腹中，并被她生出来呢？而这个上帝是她根本无法看见的！”

哲学家指着可汗与其首席咨议答道：

“假如有人认为首席咨议不会颂扬可汗，而一个小小的仆役却能对可汗大加赞扬并敬仰不已，请告诉我，我们该怎样称呼他：是称他疯子还是智者呢？”

这时，撒拉逊人也加入了论辩，有人请哲学家康斯坦丁就某种风习发表他的看法：从前，康斯坦丁在撒拉逊的哈里发家暂住那会儿，他曾注意到撒拉逊人在基督徒人家的房子外画魔鬼像。每一户基督徒人家的门上均画有一个魔鬼脸。长久以来，撒拉逊人一直企图用毒药除掉康斯坦丁。撒拉逊使者问他：

“你这位哲学家懂不懂这个习俗的含义？”

康斯坦丁答道：

“当我看见门上的这些魔鬼像，便知门内住着基督徒，因为他们不能和魔鬼共居一屋，魔鬼只能逃出门外。而那些门上没有魔鬼像的屋子则说明了魔鬼在屋子里面，与屋子的主人住在一起……”

有关哈扎尔大论辩的第二种基督教史料，在我们看来有些混乱而残缺不全，史料源于五世纪基辅居民的口头传说。言传哲学家康斯坦丁即圣徒基里尔（尽管他生活在一个世纪之前）是参加基辅论辩的三大宗教的代表之一，有人曾援引过论及哈扎尔大论辩一份史籍中的有关内容。若把十世纪前后经过增补的有关史籍归纳整理一番，便可知道有关哈扎尔大论辩的一些详情。

哈扎尔的一个可汗，在同佩特谢耐格人和希腊人的战斗中，连战连捷，夺取了赫尔松和克里米亚两地，从此，便开始了他穷奢极欲的生活。他欲得到和战死的士兵数目一样多的女人。据1772年在威尼斯出版的这一传奇的塞尔维亚文译本记载：“他拥有许多女人，并要求这些女人来自各个不同的宗教，他不仅仅满足于和那些不同的女人寻欢作乐，而且还出于对他的妻妾和情妇的怜爱，他表示他欲信奉不同的宗教。”这一消息促使异族人（希腊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赶紧派出他们各自的使团，以说服可汗信奉他们的宗教。据同一传奇所载，哲学家康斯坦丁作为拜占庭皇帝的使者，在可汗宫廷里进行的大论辩中，与犹太使者和撒拉逊使者相比，稍占上风。不过，可汗主意未定，他一直犹豫不决，最后，他终于同意了哈扎尔公主阿捷赫△的主意。阿捷赫的信徒请求可汗将她们派往犹太人、希腊人和阿拉伯人那里，以便实地了解、考察这三种宗教。这些“女”使者返回后，提出建议，认为基督教是最适合于哈扎尔人的宗教，她们还向可汗透露了一个秘密：他的表妹即阿捷赫公主早就信奉基督教了。

据有关哈扎尔大论辩的第三种基督教史料记载（达乌勃马奴斯史料），可汗听到这一消息后，深为不安。犹太使者的机会来了：可汗发现基督徒和犹太人都信奉《旧约》，而且康斯坦丁也向他证实了这一点，这时，可汗转过身注视着一个犹太人，此人作为犹太教的代表，是在绕过希腊后才抵达哈扎尔的。

“我们三个释梦者中，”这名犹太人对可汗说，“我，一个犹太教的拉比，是你们哈扎尔人唯一可以完全信任的人。这是因为犹太人身后既没有哈里发和他扬起绿帆的舰队，也没有希腊拜占庭皇帝和他头盔上竖着尖十字的军队。哲学家康斯坦丁身后有长矛和骑兵，而在我这个犹太教拉比身后，只有一件件做礼拜时穿的无袖外套……”

犹太教拉比如此这般地叙说着，可汗已经被他陈述的理由和观点所打动。正在这时，阿捷赫△公主也加入进来，从而扭转了论辩的趋势。她回答犹太使者的那些话，对大论辩的结果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你说：‘渴求财富的人须转身朝北，渴求智慧的人须转身向南！’可你为什么要在此朝北方向对我说些甜言蜜语而不对在你祖先的故土等待你的智者说呢？你说我的梦不过是黑夜，月光只在你的现实里映照。你为何要把这些话告诉我呢？

“新的一周已开始。它用去了最庄严的一天，即你所说的始于巴勒斯坦的那一天，这一周一直充满戒心地保留着这一天，唯恐有失，然而，这一周的周转也已到来。它违心地把这天一段一段地交出。去享有属于你的东西吧，去度你的安息日好了，快走吧。去见智者，把你想对我说的话全告诉他，这样你会更快乐。不过得注意这一点：一个人若要攻占一座堡垒，得先攻克他自己的灵魂……

“不过，我对你说这些实在是白费力气，因为你把眼睛藏在了嘴里，你只有在说话时眼睛才看得见。所以，我的结论是：要么你的格言一文不值，要么无人在南方等你，人们在那儿等候的是另一个人。不然的话，怎样叫人明白你在这里，在北方和我在一块呢？”

听了阿捷赫公主这番话后，哈扎尔可汗朝着犹太教拉比说出他听到的一些事情：犹太人也承认他们是被他们自己的主神抛弃后四散于全世界的。“你们为了找到同样不幸的伙伴，希望我们信奉你们的宗教，难道要我们哈扎尔人也和你们一样受主神的惩罚，在全世界漂泊不成？”

就这样，可汗转过身去，不再搭理犹太使者，他再次觉得还是哲学家康斯坦丁的论点更有说服力。他欲改信基督教，并派人给拜占庭皇帝呈交一信，此信的内容记载于圣徒基里尔的传记：

“陛下派来的使者给我们详释了基督教的思想，其悟道之言使我们终于明了此乃最具真谛的宗教，我已下令让我国臣民按照他们的意愿改信……”

另据传说：可汗认可了康斯坦丁的观点后，不但没有信奉希腊人的宗教，反而突然向他们开战。他说：“宗教是靠剑的力量而非乞求来传播的。”他从赫尔松发起进攻，战争胜利后，他向拜占庭皇帝提出给他一位希腊公主做妻子。拜占庭皇帝只提出一个条件：哈扎尔可汗得改信基督教。使君士坦丁堡大为惊讶的是，可汗居然接受了这一条件，故此，哈扎尔人改信了基督教。

谢
瓦斯特，尼康（十七世纪） 据传撒旦居住在巴尔干摩拉瓦河畔牧羊犬谷时用的就是这个名字。他为人非常和气，跟所有人打招呼都直呼其名。他在尼古里耶修道院找了份录事长的差使，靠此糊口。他坐过的任何地方都留下他两副面孔的痕迹，他身上应是尾巴的地方却长着鼻子。他曾说他前世是犹太教地狱里的魔鬼，为彼列和撒加利亚服役，把成年人葬到犹太会堂的阁楼上。有一回，那是秋天，鸟下毒粪，沾上毒粪的树叶和青草便着火燃烧，谢瓦斯特雇了个人来杀死他自己，由此得以从犹太地狱转入基督地狱，重投人世后，改为撒旦效劳。

据另外的传说，他并没有死，而是让狗舔了他一些血，之后他走进一个土耳其人的坟墓，撕下死者的耳朵和人皮，套到自己身上，因此他有一双明亮的土耳其人的眼睛，可是瞳仁却是山羊的。他害怕打火石，每天的晚餐，他总是等别人都离席后，才食用。他一年偷一块晶盐。每天夜里，他就骑上邻村修道院的马匹纵马驰骋。待到天明，就可看到遍地都是沾有马鬃的白色泡沫。据说，他这么做是为了冷却他那颗在沸腾的葡萄酒中烹煮的心。有人为了免遭他那双被狗牙咬得坑坑洼洼的靴子之害，在马鬃上结上多花黄精，因为这种植物是他害怕的。

他衣着华丽，画得一手好画，尤擅画教堂壁画。其艺术天赋，据说是大天使加百列赐予他的。牧羊犬谷的许多教堂里都有他的壁画和题字，若按修道院和壁画排列顺序阅读，便是一篇极佳的行传。只消壁画存在一天，就能读到这篇行传。行传是为他自己立的，三百年后他将从阴间重返人世，据他自己说，魔鬼记不得前世的事，所以须预作准备。初时他的画算不上是上乘之作。他用左手执笔，画虽然挺美，但浏览过后便都被遗忘，仿佛画从墙上一下子消失了。某天早晨，谢瓦斯特正专心作画，突然觉得有一种新奇的、前所未有的寂静飘进他的沉默，把他的沉默搅得粉粉碎。他觉得身旁另有一个人，也不言不语的，不过那人虽然沉默，仍可知道其语言与他截然不同。那人便是大天使加百列。他即向大天使祈祷，请求赐予他最美的色彩。其时约万尼修道院、圣母领报修道院、尼古里耶修道院及斯雷坦尼耶修道院诸擅长人物画和动物画的年轻修士，在寂静和集体默祷的条件下作绘画比赛，看谁圣像画得最好。谁也没有想到只有谢瓦斯特的祈祷被接纳，他有求必应。

1670年8月，以弗所七苦难圣徒节前，当禁食鹿肉的斋期快要结束时，尼康·谢瓦斯特说道：

“通向真正的未来（须知还有虚假的未来）的唯一正确之路也就是你为之心惊胆战的路。”

他外出狩猎。跟他一起的还有一个名叫杰奥克季斯特·尼科尔斯基的修士，那人在修道院里帮他抄经书。此次狩猎之所以能载入史册，大概是靠了杰奥克季斯特的札记。谢瓦斯特出发狩猎，让猎狗也跳上马鞍，坐在他身后，遂策马猎鹿。突然，那猎狗从马背上一跃而下，可谢瓦斯特却连鹿的影子也没看到。猎狗像是闻到了猎物的气味，一个劲儿地狂吠，随后，它将某样沉重的、无法用肉眼看见的东西慢慢地朝猎人这边赶来。荆棘丛里传来一阵阵“沙沙”声。谢瓦斯特也朝猎狗的方向靠拢，其动作像真的看见了前方有只鹿。随着边上一声鹿鸣，谢瓦斯特顿时明白，这是大天使加百列化作鹿向尼康显灵。换言之，进入尼康·谢瓦斯特的灵魂。若说得更确切些，大天使赐给了尼康灵魂。当天尼康就猎获了自己的灵魂，于是跟灵魂交谈起来。

“你的深邃穷不见底，你的荣耀宽广无边，帮我用色彩来称颂你吧！”谢瓦斯特向大天使，或者说向鹿，或者说向他自己的灵魂—反正一样—恳求道。“我想画出礼拜五和礼拜六之间的夜色，夜色衬托着你最最美的圣容，以便人们在别的地方，即使见不到圣容也向你祷告！”

大天使对此回答：

“右之，反之怒，弃绝……”杰奥克季斯特修士明白，大天使说话时故意不用名词，因为名词是用于同上帝说话的，而动词则用于同凡人讲话。这时壁画画家开口问道：

“我是左撇子，怎能用右手作画呢？”但话音刚落，鹿蓦地不见了。杰奥克季斯特修士问尼康：“这是怎么回事？”

尼康用平静的语调答道：

“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无非过眼云烟而已，而我也不过是去君士坦丁堡路上的……”

然后又加补说：

“你把人从他躺着的地方推开，你会看到那地方都是蛆虫、霉菌和当作宝贝的透明的甲虫……”

喜悦像疾病那样主宰了他全身，他把画笔从左手移到右手，开始作画。颜料如牛奶一般从他笔尖流泻出来。1674年有份史料记载了谢瓦斯特是如何工作的：

“两年前的圣安德烈日，正值人们开始吃山鹑的季节，”一个不知名的修士写道，“我坐在尼古里耶修道院的小室内阅读有关新耶路撒冷的诗，隔壁的小室内有三名修士和一条狗正在用餐：两个修士已用毕，而谢瓦斯特习惯在别人餐毕之后一个人独自用餐。在我默默地阅读诗歌时，隐隐传来咀嚼的声音，我一听便知尼康·谢瓦斯特正在咀嚼一块牛舌，牛舌是先贴在门外一棵李树的树干上，将其弄软后再煮熟的。餐后，尼康·谢瓦斯特走出门外坐定，准备绘画。趁他调配颜料的当儿，我就问他准备干什么。

“‘调配颜料的不是我，而是你的眼睛，’他这样回答我，‘我不过把颜料从这面墙上涂到那面墙上，如此而已，在观察我调颜料的人眼里，这些颜料不过是一团糨糊。调糨糊可是秘密。谁能调制最好的糨糊谁就能绘出最好的画像，若用劣质面粉可调不好糨糊。热情而又专注地去观察、谛听和阅读要比一个劲儿去绘画、歌唱、写作重要得多。’

“他挑出蓝和红两种颜料摆在边上，然后开始画一个天使的眼睛。而我看到这个天使的眼睛是紫色的。

“‘我只不过翻了翻一部颜色辞典，’尼康·谢瓦斯特又道，‘以这部辞典为起始，读者创造句子和书籍。你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写作。你也可以把其词语构成一本书的辞典展示给读者，让他悉心用里面的词语组成任何内容，这不是很好吗？’

“接着，尼康·谢瓦斯特用画笔指着尼古里耶修道院前方的田野道：

“‘看到这片耕地了吗？这不是用犁耕出来的地。这片耕地曾留下一条狗吠叫的痕迹……’”

颜料把他迷住了，他废寝忘食地到处画画，在门框和镜子上画，在鸡笼和南瓜上画，在金币和鞋面上画。在他坐骑的蹄上他画了四个使徒：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在自己的手指甲上画了摩西十诫，井边的水桶上画了圣母马利亚，护窗板上画了两个夏娃像—一个是圣洁无瑕的，一个是嫁给亚当的。他在啃过的骨头上，在自己的和别人的牙齿上，在翻转的衣袋上，在帽子上，在天花板上画画。他在活乌龟的背上画了十二使徒像，然后把乌龟送入林中放生。有一次夜深人静，他信步走进一间屋子，在一块木板前点起灯画折叠圣像。他在这块可以折叠的木板上画了大天使加百列和米迦勒如何在黑夜里把罪人的灵魂由一天移交给另一天，为此米迦勒站在礼拜二一边，而加百列则站在礼拜三一边。他们的脚踩在“礼拜二”和“礼拜三”这几个字上，而这几个字画得像一座座刀山，把他们的脚掌刺得鲜血直流。尼康·谢瓦斯特在冬夜雪光下作的画比之盛夏骄阳下作的画要美，画中蕴含着某种忧郁，仿佛是在半明半暗中绘制的，圣像的脸都在蕴藉地微笑，笑容一到四月便渐次暗淡，直至消失在初雪降临大地之前……

他新作的圣像和壁画给人以终生难忘的印象。远近修士和牧羊犬谷各修道院的画师纷纷慕名而来，观摩尼康的画作。各修道院都争先恐后请他去作画。他画的圣像多如葡萄园中的一串串葡萄，他壁画数量的增长快如骏马……

有一次，尼康独个儿沉思默语：

“我，一个左撇子，既然能用右手作画，用左手也必能挥洒自如！”于是他把画笔又从右手移到左手……

消息迅速传遍各个修道院，大家都担心害怕，怕尼康·谢瓦斯特又将成为撒旦，并且受到惩罚。至少他的耳朵又变回成刀一般尖利，有人说可以用他的耳朵切面包。然而他的技艺丝毫未减，左手画的比起右手画的一点也不逊色。加百列的诅咒并没有应验。一天早晨，尼康·谢瓦斯特等候圣母领报修道院院长来，他应邀去那个修道院为圣像屏作画。可等了一整天，没有任何人从圣母领报修道院过来，第二天也是如此。这时，尼康·谢瓦斯特忽然想起第五“圣父”，即人们通常为自尽者亡灵的安息所诵念的内容，于是，立即出发去圣母领报修道院。到了修道院门前，他遇见了那个院长，他叫着自己的名字问院长：

“谢瓦斯特，谢瓦斯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老者一声不吭，带他走进一间修士小屋，指给他看一名正在作画的年轻后生，他正在圣像屏上作画。年轻后生的眉毛好似翅膀般不停振动，他画得和尼康·谢瓦斯特一样出色，既不比他好，也丝毫不比他差。这时，尼康·谢瓦斯特明白了是什么在惩罚他。不久，传言四起，说普尼亚沃尔有个年轻画师画得和尼康·谢瓦斯特一样出色，而且，传言得到了证实。

不久，其他较为年长的画师一个个如同得了灵气，画得越来越精湛，才艺几乎和尼康·谢瓦斯特不相上下，而在此之前，他是不可企及的。整个牧羊犬谷的修道院的墙壁都熠熠生辉，焕然一新，致使尼康退回到他当初开始改用右手作画时的起点。现在他明白了他受到的是怎样的惩罚，不由得叹道：

“既有我，何必又有众多画师呢？眼下每个画师都能画得和我一样好……”

于是他掷笔绝艺，哪怕叫他画个蛋他也不干。他把颜料一股脑儿倒进了修道院的调色钵，带上他的助手杰奥克季斯特离开牧羊犬谷尼古里耶修道院，在身后留下了第五个蹄印。临走时他说：

“我知道君士坦丁堡有位显赫人物，那人长一头像马尾巴那样浓密的额发。他雇我们去做文书。”

接着他说出了那位显赫人物的姓氏。此人便是阿勃拉姆·勃朗科维奇老爷
。

斯
基拉，阿韦尔基（十七世纪初至十八世纪） 出生于哥普特，是十七世纪末君士坦丁堡最著名的刀客之一。他被这座城市的一名外交官阿勃拉姆·勃朗科维奇
聘为刀术师爷，两人专挑在漆黑的夜间练刀，一根长长的骆驼缰绳的两端分束在他俩的腰间。阿韦尔基有一套治愈刀伤的办法，身上常带一副中国银针和一面小镜子，他在头部周围标出一串红点，而在面部顺着皱纹标出一串绿点。当他受伤时，或者觉得疼痛时，便对着镜子，将中国银针对准面部上的绿点扎将进去。于是疼痛消失，伤口愈合，而他的皮肤上也留下了中国字的文身。这面小镜子只对他的伤口治疗起作用。他喜欢身边有擅长插科打诨的人陪伴，并乐意为他们逗他发笑付赏金。不过，每一次赏金的数额须按他的规矩而定。假如只有一件事情作为笑料，赏金不会高，若能同时有几件事引他发笑，那对方便可得到高额的赏金。不过，这样的笑料难得一闻，故物以稀为贵。

几十年来，在小亚细亚一些城郊周围的战场上，阿韦尔基·斯基拉悉心收集了不少刀术精华，他细细研究这些刀术，并在活人身上作了试验，然后用图解的方法将这一古老的刀法艺术辑成一本画册。他能用刀把水中的游鱼劈成两截，会在黑夜将一盏提灯挂到一把插在地里的马刀的刀柄上，继而用匕首刺向被灯光吸来的敌人。他的每一次出刀都用黄道十二宫图的一个不同的符号来标明，这个星座图上的每颗星代表一个死于他刀下的人。人们得知，1689年，阿韦尔基·斯基拉已在星座上标示到宝瓶宫、人马宫和金牛宫了，下一个将标在白羊星座的位置，只消用实例检验一下，便可知这一出刀招法已臻完美。这一刀若刺中，会在对手身上留下一个蛇形大口子，溅出的鲜血会发出人的喧哗声。1689年在奥土战场上，阿韦尔基·斯基拉的这一刀法得到了验证。1702年，亦即阿韦尔基·斯基拉隐居威尼斯之前，他在一本名为《最佳刀法标注》的书中，披露了其刀术之精华。在这本附有出刀方位示意图的书里，阿韦尔基·斯基拉的人像站立在星座当中，看上去好似被笼子的栏杆或一张网团团围住。在外行人眼里，他仿佛置身于一座漂亮透明的亭子中间，而这座亭子是用其舞动的刀招构成的。这座空中楼阁般的亭子轻灵、流畅，上下左右由一条条弧线连接而成，乍一看，仿佛有一只熊蜂在阿韦尔基·斯基拉周身上下狂飞乱舞，空中留下隐约可辨的飞行轨迹。在这些没完没了的线条或牢狱栅栏的后面，是阿韦尔基·斯基拉那张平静安详的脸。他有四片嘴唇，其中两片永远在说话。他认为每处新伤口就是一个在体内跳动的新心脏，他用刀为这些伤口祝福。他有一个长着浓毛的鼻子，你可一下子认出他来，也可很容易躲开他。

有关阿韦尔基·斯基拉另一引人注意的情况，系由乐师兼释梦者尤素福·马苏迪
提供。此人也住在聘用阿韦尔基·斯基拉的那个外交家宅院内，位于君士坦丁堡圣门附近，马苏迪以驱除人们梦里的鬼魂为业。他说：假如两个人相互托梦给对方，那么其中一个人的梦就是另一个人的现实的基础，梦所涉及的内容从来都是向全方位延伸的。这便是“梦之子嗣”。这类梦往往比所梦见之人的现实持续的时间要短，然而，这类梦无法同所有的现实作深入之比较，这就是梦何以总有一些残剩的内容无法同所梦之人的现实融为一体的缘故，残剩的梦段会与第三者紧密相关，这第三者会因此遭罪并承受业已走样的梦义。他的境遇比前两者更为复杂，他的自由意志与其潜意识相比备受限制，原因是他剩余的精力和体能—涉及前两者的梦—会轮流在其精神活动中消耗殆尽。他会变得像个两性畸形人，来回奔走于前两个相互托梦的人之间。

尤素福·马苏迪指出，阿韦尔基·斯基拉饱受这种意志萎靡之苦，他一直在同前两个梦者进行一场没有结果的赛跑。尤素福·马苏迪说出了前两个人的名字：一个是他的老爷阿勃拉姆·勃朗科维奇，另一个是叫合罕
的人，阿韦尔基·斯基拉根本就不认识后者。总之，就像面对一架只有低音装置的乐器，阿韦尔基·斯基拉只能奏出曲子的大概轮廓，即他生命的低音部分，那是最初级原始的声音。其余的声音都与他无缘，只能随前两者任意支配和摆布。不论他最沉重的叹息，抑或最伟大的成功，他为之付出的往往要比别人多一倍。

据尤素福·马苏迪说，阿韦尔基·斯基拉未编完其刀法大全并非出于军事上的或有待刀法完善后再行补全的想法，而是因他在苦苦思索改进某一尚有缺陷的刀招，他自己同自己比试，以期有朝一日此招能完美无缺。最后几年时间，他一直狂热地企求找到解决此招的办法。有时，他会泪痕斑斑地从梦中醒来，当他揉眼睛时，泪痕会像玻璃或沙子一般在他手指下面碎裂流动，并发出响声，此刻，这个哥普特人始知那已变干的眼泪不是他自己流的。

总之，威尼斯版的阿韦尔基·斯基拉著作《最佳刀法标注》的最后一张示意图上，作者置身在白羊星座符号下面，置身于一个刀影飞舞的弧线形成的笼子里，其中有条弧线呈蛇形逶迤前去，画出一道能从笼子或网里朝外蹿出的曲线。阿韦尔基·斯基拉在其著作的最后一页示意图上亮相了，他正准备循着那道曲线，摆脱由刀影的弧线组成的笼子，一如跨过一道门槛，重新找回自由。他欲循这条宛如伤口般的曲线逃遁，离开星宿的牢狱，获得新生。在他内外各两片沉默的嘴唇中间，露出了欣慰的笑意……

苏
克，以撒洛博士（1930.3.15—1982.10.2） 考古学家，阿拉伯语文专家，诺维萨德市某大学教授。1982年4月的一个早晨，他一觉醒来发现头发压在枕头底下，嘴巴隐隐作痛，像是有个凹凸不平的硬物堵在嘴里。他如同从口袋中掏出梳子那般用两根指头伸进嘴巴，取出了一把钥匙。那是把小巧的以金币为柄的钥匙。苏克博士躺在床上瞅着钥匙暗想：人的思维和睡梦都具有一张角化了的、不可渗透的外表层或者说表皮，它保护着里面的软组织不受伤害，但与此同时，思维一旦触及语言，一如语言触及思维那样顷刻之间就消亡了，而我们只能无可奈何地忍受这种相互仇杀的局面。简言之，苏克博士眨巴着毛茸茸的阴囊似的眼睛百思不得其解。使他惊讶的倒不是钥匙怎会跑进他的嘴巴，而是另一件事。按他判断，这把钥匙至少已有一千年的历史。苏克博士在考古领域内所作的任何结论都是不容置疑的。苏克教授的科学的权威性是无可争论的。苏克教授把小钥匙放进裤袋，接着便咬起自己的胡子。每早只消一咬胡子，他脑海里便浮现出隔宿的晚餐。比方说，他眼下就立刻记起他昨晚吃的是炖白菜和大葱炒肝。当然，胡子间或会发出例如柠檬牡蛎之类苏克博士从未沾边的香味。此时博士便竭力回想昨夜他是和谁躺在床上畅谈晚餐的印象来着。今晨他回忆起的那人是杰尔索明娜·莫霍洛维奇。而杰尔索明娜·莫霍洛维奇每天早晨都要假想她在晚餐前拥有两个礼拜五。她的微笑中常带淫荡的意味，她长着一副有蒙古褶的眼睛，只要眼睛一眨动，眼皮就会碰及鼻子。她那双懒洋洋的短胳膊热得可以焐熟鸡蛋。她的头发如丝线般光滑，苏克博士常用她的发丝缚新年礼物的盒子，女人们一瞧便知这是谁的头发。

苏克博士最近来首都后，去过他母亲的邸宅几回。苏克教授三十年前正是从他母亲的邸宅开始他的研究工作的，可是这项研究工作却使他离故宅越来越远。他甚至感觉到，他道路的终点将在很远很远的天涯海角，那里有座松树岗，样子像块表皮已发黑变硬的掰碎了的面包。尽管如此他在阿拉伯学领域内的考古研究和发现，尤其是他有关哈扎尔这一早就从世界舞台消失，但给历史留下了一句垂世名言：“灵魂具有骨架，这骨架就是回忆功能”的古老部族的专著，却与这幢故宅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当初，故宅属于他的左撇子姥姥，他在这幢房子里生下来时也是个左撇子。如今在这幢住着他母亲阿纳斯塔西娅·苏克太太的房子里，显要处供着苏克博士的著作。这本著作是用皮袄上的羊毛搓成线装订的：有股茶子味儿，展卷阅读时得借助于一副特制的眼镜，而那眼镜，阿纳斯塔西娅太太只在隆重场合方起用。阿纳斯塔西娅太太有一双美丽的鹅眼，每每她在阅读搁在膝上的书，或在念叨一个名字时（可能是其父亲的名字，像是从她喉咙里咳出来的，上面还带有血迹），她的儿子会突然出现在她面前。经过多年的苦苦琢磨和潜心研究，苏克博士的事业有了起色，他穷十余年之努力，搜集了许多原始资料和古币的图片及一只盐罐的残片，终于瞥见了一丝真理的曙光。很显然，在最后这几年中，他母亲由远及近，逐渐向他靠拢，重又在他的生命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他渐渐成熟，他的母亲通过其已逾古稀的年岁和皮肤的皱纹，在他的脸和身心上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已取代了他已去世的父亲的容貌特征。显而易见，他从父亲那儿得来的遗传特征已向母亲转化，现在，他不得不独自生活，不得不干些本该属于女人的活儿，他的双手渐渐失去了父系遗传的灵活性，他越来越觉得母亲动作迟缓，手指笨拙。他只是偶尔才出门去探亲访友，更确切地说，只有遇上家里什么人生日才出门（此次出门便是证明）。现在，他一进门母亲就迎了上来，并吻了他的头发，随后将他引至客厅的一角，那儿的一把扶手椅上系着一根细绳，细绳一头拴在门把手上，仿佛拴着头小猪似的。

“我亲爱的沙沙，你总是不把我放在心上，”她对她儿子说。“我一个劲儿地记着我生命中那些最幸福、最美妙的时光。一回想起那些时光，我就想到你，想到你可不是一件快活的事儿，更像是在做一件虽说愉快却又难以承受的工作。为什么幸福那么难求，那么让人精疲力竭？好在一切早已过去，就像柳树被一阵风刮过。打我不再觉得幸福以来，我一直保持着平静的心情。不过，你别说，还是有人爱我，记得我呀！”

说完，她取出信盒，里面装着一捆他写给她的信。

“瞧，沙沙，这是苏克教授的信哪！”

这些信是他母亲用杰尔索明娜·莫霍洛维奇的发丝捆扎在一起的，她吻了吻信，随即用激昂的语调给他念了起来，仿佛在朗诵战地诗一般，她念得那么忘情，以至差点忘了送他去旅馆睡觉。临别时，她匆匆吻了他一下，他感觉到她的连衣裙内的乳房已经像熟烂的糖水梨子。

当苏克教授伫立在他研究生涯的第三十个年头的门槛上，当他的眼睛日益敏锐而嘴唇较之耳扇更加迟钝，当他的著作在考古学和东方学中日益被广泛引用之际，他生发出了非访问首都不可的又一理由。有天早晨，在这幢像多层蛋糕似的华宅里，以撒洛·苏克博士的名片也投进了帽子，以便主人从帽子里知道来访者是谁。当然，这一回也罢，后来也罢，他的名片从未打帽筒里掏出来过。但苏克博士却定期收到邀他参加这幢房子里召开的会议的请柬。他与会时嘴唇上常挂着似蛛网般的昨天的微笑，待走进房子的走廊这微笑便消失了。那是个圆廊，但沿圆廊走你永远到不了你开步走的地方。他想，这幢房子就像一本用他不懂的语言写成的书，房子的走廊是组成陌生语言的句子，房间则是陌生语言的词汇。因而有一天，人家告诉他到一楼一间锁孔烧红发出焦臭的房间里去接受要进入此屋必须履行的考试时他毫不感到奇怪。在二楼放一堆堆书的地方，他的著作的权威性是无可争议的。但在同一幢房子的一楼他却觉得自己矮人半截，裤子突然长了许多。一楼那些嚷嚷的人得听二楼人的，但一楼人对他的著作却毫不在意。他每隔一年都得接受考试，而且，考前还要受人盘问他是什么人。当然，考后从不告诉苏克博士考得的成绩，虽则成绩记录在案，考试委员会主席对他，也就是说对候选人的专业水平评价极高。那天苏克博士考后一身轻，随即去探望他母亲。而他母亲一如往常那样将他领进餐室，然后眯着眼给他看按在她胸口的苏克博士附有作者献词的新著。他谦恭地瞥了一眼有作者亲笔签名的书。然后母亲一如往常那样让他坐到墙角边的凳子上……她以惊人的正确性告诉儿子说，苏克教授论定，在克里米亚发现的那个陶罐里的钥匙，其柄端乃是蛮人常用的铜币、银币或金币的仿制镂刻，钥匙一共发现了一百三十五把（其实苏克博士数过，一个陶罐内有一万把之多），在每把钥匙上他都发现有个小小的记号或者有个小小的字母，起初他认为这是铸造师的缩写名字或诸如此类的标志，但后来发现较大面值的钱币上刻的是另一字母，以银币为柄的刻的是第三种字母，以金币为柄的则如他所猜测的那样刻的是第四种字母，纵然他还从未找到以金币为柄的钥匙，因而他得出了一个天才的结论（母亲说到这关键处要求他好好坐着，别用问题打断她的叙述）：他把钱币按面值大小排列后拼读出了一条密语或者说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已拼出的有两个字：“阿捷”，后面肯定还有个字母，即金币钥匙上的那个字母，可惜没有找到金币钥匙，苏克博士认为所缺的那字母可能是犹太字母表中的一个神圣的字母，而且很可能就是犹太教唯一真神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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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后一个字母“赫”。铸有“赫”字的钱币会带给人们死亡。

与此同时，每隔一年的春天，苏克博士的名片重又投入一楼那扇门外边的帽筒。每次他都不知道考试的结果，从未有人告诉他……如今考试愈来愈频繁，主席位置上常常更换新人。苏克博士有个女弟子，从小秃头，每夜狗来舔她的脑门，从而使她头上长出了密密一层色彩斑驳的兽毛。她胖得没法从手指上退下宝石指环，而两道眉毛则细得像两根鱼刺，头上套一只羊毛袜子以替代帽子。她睡在她的一大堆镜子和梳子上，一边打呼噜，一边在梦里找她的孩子，她的呼噜声响得使躺在她旁边的孩子没法睡着。眼下她正主持苏克博士的考试，她那个长期欠睡、已经秃头的孩子就坐在她身边。苏克为了快点儿打发掉这份考试罪，他一边回答考题，一边还回答孩子的问题。当终于答完考题，上他母亲处用餐时他已疲惫不支，以致母亲一瞅见他便惊恐地说：“沙沙，你要小心呀，你的未来正在破坏你的过去！瞧你这一脸晦气……”

“犹太人有多少张嘴巴你知道吗？”母亲问他的时候他正在用餐。“看来，你不会知道……有个人，也许是苏克博士，写过这事，不久前我读到过。他在以色列草原布道时曾经提过这事。1959年他在多瑙河地区乞拉列夫从事考古发掘中确定，那儿曾存在过我们所不知道的一个原始群体村落，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说，这个群体比之阿瓦尔人还古老。他认为发掘到的乃是早在八世纪从黑海来到这儿多瑙河地区的哈扎尔人的墓地。今天时间已经晚了，明天你来参加杰尔索明娜生日纪念的时候不妨提醒我，我读给你听苏克博士写的有关此事的最最使人震惊的段落，非常有趣……”

苏克博士正要回答他母亲的问话时醒了过来，从嘴巴里掏出了一把钥匙。

他出门上街。正午的天气像是得了热病，某种光波黑死病把天的湛蓝整个儿吞没了，空气患了天花，生了脓疮，而且把毒菌传染给浮云，使它得上坏疽，飘得越来越慢……

街上，一个在玩换裤子游戏的男孩站在报亭旁撒尿，把正买报纸的苏克博士的裤筒尿湿了。苏克博士不由回头看个究竟，一脸惊诧的神气，仿佛晚上发现裤裆纽扣一天来都没扣似的。可就在这一刻，一个陌生男子冷不丁扇了他一耳刮子。那天很冷，苏克感觉扇他耳刮子的手热乎乎的，虽然打得他很疼，倒也疼得舒服。他转脸刚想同莽汉说理，忽觉得湿裤筒贴在腿上不是味儿。就在这一刻，另一个买好报纸等找钱的男子也扇了他一耳光。苏克博士决定走为上策，于是拔脚就走，对于自己何以会挨到两记耳光莫名其妙，只晓得第二记老拳有股大蒜味儿。再不走不行了，身边已聚了一大帮子人，拳脚如雨。苏克博士感觉到有些扇他耳光的手是冷冰冰的，打在脸上倒挺舒服，因为他已周身燥热。在这拳脚交加之中他还发现一个情况于他有利，虽则来不及细想—须知两记耳刮子之间是没有多少时间可供细想的。他发现的是纷至沓来的拳脚正把他从圣马可教堂驱向广场，也就是说他本打算去的那地方，具体说就是他打算去买东西的小店。于是他在拳脚陪伴之下渐渐挨近他预定的目的地。他沿着一幢建筑物行走，他听不见任何声音，看不见任何人影。雨点般的拳脚逼得他不得不奔跑起来，他第一次瞥见了栅栏的空隙（其实他就是从栅栏处过来的），他发现栅栏后面有栋房子，一个年轻人正站在窗前拉小提琴。他也看见了谱架和乐谱，甚至立刻辨认出那是布鲁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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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G小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尽管窗子敞开着，但他什么声音都没听到。苏克博士被一阵拳脚震得晕头晕脑，终于踉踉跄跄地闪进店堂（说实在话，今儿他为了来这儿才出门上街的），随手掩上门，不觉松了口气。店堂里静得像个黄瓜坛子，只是有股玉米棒子的霉味儿。店堂里没有一个人，只有屋角的一顶帽子里趴着只母鸡。老母鸡用一只眼瞅了瞅苏克博士，估量他身上有什么好啄食的，之后调另只眼察看他身上哪些是吃不得的，嗣后沉思了一阵子，苏克博士终于整个儿进入了它的意识，包括能食的和不能食的两部分，它开始明白这回是跟谁打交道。后事如何，且听苏克博士道来。

关于蛋和弓的故事

他说：我进了清凉的店堂，感到全身轻松。传来一阵阵的小提琴声，那声音一如给象棋布局那样，若经拼凑并稍稍改变音调和次序，便是一首完整的波洛涅伊舞曲。过了好一会儿，从里屋走出来一个匈牙利人，乐器店的主人，乳青色眸子，脸儿红红的，像就要孵蛋的母鸡，那凸出的下巴则像带脐眼儿的小肚子。他掏出随身烟灰缸，抖落烟灰，再小心翼翼地合上盖，然后问我是否走错了门。确实常有走错门的，皮货店就在隔壁。我问卖不卖供未成年小姐用的小提琴或大提琴，我想买一把，如果价钱不贵的话。

匈牙利人转过身子正想回他发散着红辣椒味儿的里屋，帽里的母鸡抬起身子，开始咕嗒咕嗒叫唤，要人们注意她刚下的鸡蛋。匈牙利人小心地捧起蛋，在蛋上写了字，放进抽屉。他在蛋上写的是日期：1982年10月2日。我好生奇怪，因为今儿距这个日期还差着好几个月。

“你何必买小提琴或大提琴呢？”店主人站在店堂与里屋之间的门下端详着我问。“如果买唱片、收音机、电视机，那倒罢了，可你知道什么是小提琴吗？驯服小提琴就像种田，天天得忙着耕耘、播种、收割，年年如此，而且驯服小提琴靠的是这个玩意儿，”他指指像挂佩刀般挂在腰际的一把琴弓，随后把它抽出来，用手指紧了紧弓上的马尾，他指甲下边套满戒指，好像生怕指甲会飞掉或脱落。“先生，给谁买小提琴？”他问，准备回他的里屋。“还是买其他东西吧，可以给她买辆助动车或者狗什么的。”

他说一不二的口气使我茫然失措地呆立在店堂里，虽然他用的字句并不严厉、横蛮，就像是易饱而无鲜味的食品。这个匈牙利人运用我们的语言相当纯熟，只是在每句句子后面要加上我所不懂的一两个匈牙利字眼儿，就像蛋糕之后还要加上甜点心。他现在就是用这种调门劝我：

“先生，去为你那小姑娘寻找另外的幸福吧！小提琴这种幸福对她来说太艰苦了，而且为时太晚、太晚了，”他从发出辣椒味的里屋门口说道。“她几岁啦？”他正经八百地问。

问罢人便消失不见。但能听到他在更衣，似乎准备出门去。我告诉他说，杰尔索明娜·莫霍洛维奇的年龄是七岁。一听到这话，他不由打了个哆嗦，似被魔杖击了一下。他把这话悄声译成匈牙利语。显然，他只能用他的本民族语来计数。从而一种奇怪的气息在房里弥漫开来。那是甜樱桃味儿。我明白了：这味儿与他的心情改变有关。匈牙利人把烟斗模样的玻璃器皿凑到嘴上吮了口樱桃酒。他走过店堂时像是无意间踩住了我的脚，摘下一把儿童大提琴。把大提琴交我时仍踩住我的脚不放，以此表示他这店铺的空间很小。我站着，也像匈牙利人那样装糊涂，不过是他占便宜，我吃亏。

“买下吧，”他说。“这木料的年龄比你我的年龄加起来都大，而且漆得好极了……你听！”

他用手指拨动琴弦，大提琴的四根弦发出了和音。他放开我的脚。和音似乎给世上的一切带来了解脱。

“你听到了吧？”他问。“每根琴弦都发出其他三根弦的音响，要听出这一点，得学会同时倾听四种不同的声音，可我们都懒于这么做。听出来了吗？或者听不出来？四十五万，”他把匈币折算成我们的货币。我听到这个数目，像吃了电棍似的打了个哆嗦。他仿佛能看见我口袋里的东西，这数目和我口袋里的钱恰好相符，不多也不少。这笔钱是我早就为杰尔索明娜准备好的，我当然知道这笔钱算不上是巨款，可我用了整整三年时间才积攒起来的呀！好吧，我说我决定买下……

“总数五十万，请付款，”匈牙利人说。

我打了个冷战。

“你不是说四十五万吗？”

“是的，我说过，但这是大提琴的价，另五万是琴弓的价。你是否不买弓？不需要弓？我认为乐器没弓是玩不成的……”

他从琴匣里取出弓，放进橱窗。

我目瞪口呆，说不出一句话。先是吃耳光，后是这个匈牙利人，我给闹懵了，但最后还是清醒过来，就像大病初愈，酒醒或者梦醒，我睁开眼，晃了晃脑袋，决不再让匈牙利人看笑话，我压根儿不稀罕弓，再说我也没有买弓的钱。我把这一切都说给了匈牙利人听。

他刷一下披上大衣，店堂里立时发散出樟脑味。他说：

“先生，我可没时间等你挣够了钱来买弓，再说你一时也难以挣到这五万买弓的钱。所以要等的是你，不是我。”

他本想丢下我一走了之，但，走到门口却又收住脚，转身提议：

“这样吧：用分期付款办法买弓。”

“你逗我玩儿？”我嚷道。我可不愿继续这场游戏了，转身往门外走去。

“绝不是逗你玩儿，是谈交易，你可以不同意，但听我说……”

“……你说吧，”我答。

“买下我的弓，同时买下我的蛋。”

“买蛋？”

“是呀，刚才母鸡下蛋你是亲眼看见的，我说的就是方才下的鸡蛋，”他从抽屉里拿出才生下的蛋，伸到我鼻子底下。

鸡蛋上是用铅笔写的那个日期：1982年10月2日。

“鸡蛋和弓一样价格，付款期限：两年……”

“你说什么？”我问，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匈牙利人身上又一次发散出甜樱桃味。

“也许，你母鸡抱的是金蛋？”

“我的母鸡不会下金蛋，先生，但它下你我所下不了的，它下的是年月日，每天早晨，它下一个礼拜五，或者礼拜二。举个例子：今儿下的蛋里，代替蛋黄的是礼拜四，而明儿的蛋里藏着礼拜三。破壳而出的不是鸡雏，而是蛋主人生命中的一天！而且是什么样的一天呀！因此它不是金蛋，是时间蛋。先生，要你这价还是便宜的哩！这蛋里有你生命中的一天，这一天就像蛋里的小鸡雏，能否破壳而出决定于你。”

“即使我相信你说的话，我又何必去买本来就是我的一天呢？”

“哎哟，先生，你怎么一点儿也不会思考？怎么不会思考的？难道你思考不是用脑子而是用耳朵？须知在这世上，我们的一切问题都出之于给我们什么光阴就得打发什么光阴，我们无法躲开带来灾祸的日子。问题的根子就在这里！你口袋中如果攒着我这个鸡蛋，一发现下一天不是好日子，你便可以打碎这蛋，从而消灾避邪。当然，为此你缩短了一天寿命，可你黯然失色的一天却能变成美味的煎蛋。”

“如果你的鸡蛋果真如此神奇，你干吗不自个儿受用？”我说时一眨也不眨地瞅着他眼睛，他那眼睛诡谲莫测。他双目中是纯粹的匈牙利语。

“先生你是在开玩笑？你可想过这只母鸡已给我下了多少蛋？你可想过，一个人为了要活得快活，可以把他的寿命打碎多少天？一千？两千？五千？不，我的蛋你要拿走多少听便，要拿走我的日子可不行。此外和普通蛋一样，这些蛋也有一定的保质期，一过保质期便会发臭，失效，因此要在它失效之前卖出去，我的先生。你已无选择余地，签字吧，”他把话讲完后，在一张纸片上写了几个字，塞给我签字。我问：

“你的蛋能否使物品，例如书本，减少或紧缩出一天时间来？”

“当然能，不过得从大头那一端打碎它才行，但为此你本人却失去了使用它的机会。”

我把字条垫在膝盖上签了字，付罢款，接过收据。又听到了母鸡的叫声，但这次是从隔壁房里发出的。匈牙利人把大提琴和弓放进套子，小心地包好鸡蛋，随后我俩一前一后离开了店堂。可他又生出事来、像逗我玩似的命我用力拉住门把手，将门关严实，他则去为橱窗板上锁。待一切做罢，他顾自扬长而去。不过走到拐弯处，却又转脸冲我说道：

“注意！蛋上写的日期是保质期的最后一天，过了那天蛋便会失效……”

苏克博士在归途上老提溜着颗心，怕再次遭殃。幸好下雨，什么也没发生……他一溜小跑奔回他母亲的家……口袋里装着预示死亡的钥匙和可以使他死里逃生的蛋……蛋上有日期，钥匙上有个金把手。家中只母亲一人。傍晚时分她爱打会儿盹，所以一副睡眼惺忪的样儿。

“请递给我眼镜，”她对儿子说，“让我读给你听有关哈扎尔人坟地的详细描述。你听，关于乞拉列夫的哈扎尔人，苏克博士是怎样说的：

“‘墓群以家族为单位，坟墓杂乱无章地散落在多瑙河沿岸。但死者的头一律朝耶路撒冷方向。墓穴都是双层的，死者和他们的马匹安葬在一起。由于头朝向耶路撒冷，因而闭着的人眼和马眼都朝相反方向。死者眼若能瞧的话，瞧见的定是他妻子的臀部，因为妻子的尸体蜷伏在前者的小腹上。也有直立式安葬的，不过都保存得很不好。这些力图冲天飞升的立尸大半都已腐朽，他们的颅骨上都刻有“耶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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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名字或者“萨霍尔”（“黑色”）这个字样。坟角有篝火的痕迹。死者足后安放着食物，腰际佩着刀，身侧有各种家畜和家禽的尸骨，有的墓穴中是胡羊，有的是牛或者山羊，有的是鸡、猪或者鹿。死者如果是孩子，则放在他身边的是蛋。作为陪葬物的还有镰刀、钳子等工具和珠宝首饰。死者的口、鼻、眼均由碎瓦覆盖。瓦片上刻有犹太人的七连灯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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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案，瓦片为三世纪或四世纪罗马所造，而灯台图案是七世纪、八世纪或九世纪所刻。灯台及其他犹太人象征物的图案显然是用利器粗糙地刻出来的，似乎刻得很匆忙，或者是私底下偷着刻的，或者不敢刻得惟妙惟肖，也可能他们记不住描画对象的特征，以致让人觉得他们从未见过灯台、灰罐、柠檬、羊角和棕榈，纯系临摹他人之作。用以遮盖口、鼻、眼的带有图案的瓦片原是为了阻止恶魔入墓的，但如今这种瓦片在整个坟地上随处可见，像是有某种强大的力量胜过了地心引力，将它们吸出墓穴，四处抛扔，因此现在已没有一片留在原处阻挡恶魔了。我们甚至可以假设，后来出于某种可怕的、外人所无从知晓的紧迫原因，故意把这些用以遮盖口、鼻、眼的瓦片从别的坟地移到了这里，以便放任恶魔进入某些坟地，阻止恶魔进入另一些坟地……’”

此时门铃大作，客人们纷纷来到。杰尔索明娜·莫霍洛维奇穿着一双引人注目的靴子。但她的眼睛虽然美丽，却显得呆滞，似乎不是眸子而是两颗宝石。苏克教授的母亲当着大家的面把大提琴给她，吻了她的眉心，于是在她眉心间留下了第三只眼睛—苏克教授的母亲涂了唇膏的唇印。苏克教授的母亲说道：

“杰尔索明娜，你知道这礼物是谁送给你的吗？你猜！是苏克教授！你应该写封信好好感谢他，感谢这位年轻而英俊的先生。餐桌上的主宾席我一直是为他留下的。”

苏克太太陷入重重的心事之中，她的心事沉重得好似靴子，可以把脚踩疼。她安排客人一一入席，可是让主宾席空着，仿佛还未心死，仍在等待那位嘉宾光临。她漫不经心地、匆匆忙忙地让苏克博士坐在杰尔索明娜和一个年轻小伙之间。他们身后是盆榕树，刚浇过好多水，可以听到水珠从叶上落到地面的声音。

在晚餐席上杰尔索明娜侧身用灼热的指尖碰了碰苏克博士，说：

“在人的生活中，行为就像菜肴，思维和感情则像调料，谁要是在甜樱桃上撒盐或者在奶油蛋糕上浇醋，那么这人就要倒霉……”

杰尔索明娜说的时候苏克博士正在切面包，他一边切，一边想：“她有些年跟他在一起，而另一些年，则跟世界上其他人在一起。”

晚餐结束后，苏克教授回到他旅馆的房间，从口袋里掏出钥匙，取来放大镜对着它细细研究。在作为钥匙柄的金币上他看到了一个犹太文字母“赫”。他笑了，将钥匙放在一旁，然后从皮包里取出1691年达乌勃马奴斯版的《哈扎尔辞典》，临睡前，他读了“奶妈”这一辞条。他已相信那部有剧毒墨汁的版本就在他手中，读者连续阅读九页便会一命呜呼，而他从未连续阅读四页，故无性命之忧。他思忖：非万不得已，千万别在雨天赶路。这天晚上他选读的辞条不算太长：

“哈扎尔人中间，”达乌勃马奴斯的辞典记载道，“有一些能分泌含毒乳汁的奶妈。有人认为她们是两个阿拉伯部落—曾被伊斯兰教教徒从麦地那驱赶出去的两个部落—中一个部落的后裔，原因是她们也相信和尊崇贝督因人第四神灵马那。当人们欲除掉一名不得人心的王子，或想除掉财产的共同继承人中的一人时，就会请来这些奶妈。这便是‘毒乳汁品尝者’一说的由来：先由一些小伙子和那些奶妈上床，并吮吸她们的乳汁，然后再将需要她们哺乳的孩子交给她们。倘若那些小伙子安然无恙，她们便可进入哺乳室……”

黎明时分苏克博士睡着了。在入睡之际，他想：他永远也不会知道杰尔索明娜那天晚上跟他说了些什么。因为对她的声音来说，他是个聋子。

柱
头修士（勃朗科维奇，格古尔）（1676—1701） 在东正教中，柱头修士一词是指站在柱头上或塔楼顶上祈祷的修士。格古尔·勃朗科维奇的这一别名得来相当奇特。他原先是一个军官，统领过一支军队。他是勃朗科维奇·德尔代利家族的后裔，是十七世纪的外交官兼军事长官阿勃拉姆·勃朗科维奇的长子。他只比其父多活了十二年。传说他身上布满了圆斑纹，如同一头金钱豹，他擅长在夜间搏杀。他有一把非常珍稀的宝剑，此剑由一名铁匠用七十张金属片铸打而成，剑刃锋利无比。

然而，他对其“柱头修士”这一别名却不知晓，原因是这一别名是在他被土耳其人虐待致死后，才由别人给他起的。火炮铸造者小哈桑·阿格里伯迪为他死时的情形添加了内容，有关格古尔·勃朗科维奇之死后来被引入民歌之中。由于他获“柱头修士”这一别名，人们便将他与基督教教堂的圣徒之名相提并论。

据传，格古尔·勃朗科维奇在几名骑兵的伴随下，在多瑙河边突遇一大队土耳其骑兵。当时土耳其骑兵人未下鞍，却都一个个对着河撒尿。格古尔·勃朗科维奇发现土耳其骑兵后，急忙调头折返。其时，土耳其骑兵的头目也看见了勃朗科维奇，前者从容不迫地撒完尿后，策马追了上去，勃朗科维奇最终被他俘获。土耳其骑兵将他五花大绑后，带回他们营地。在咚咚的鼓声中，土耳其人先是用矛比武，继而把勃朗科维奇绑在一根希腊圆柱的柱头上，三个弓箭手把他当作靶子张弓瞄准他。箭在弦上，土耳其人花言巧语地说：假如第五支箭射出以后，他还不死，便可饶他一命，且可反过来由他瞄准那三个弓箭手射箭。他恳求土耳其人别两支箭同时射出，因为他“不会数伤痛，只会数射箭的次数”。于是，弓箭手开始射箭，而他开始计数。第一支箭射中了他的腰带扣，扎进他的腹部。他顿时觉得一阵剧痛蔓延至全身。第二支箭被他躲过，第三支箭射中了他的耳朵，箭身似耳环一般留在他的耳朵上。他继续在计数。第四支箭射偏了。第五支箭射中他的膝盖，箭头斜穿进另一条腿中，他还在计数。第六支箭又射偏了，第九支箭将他的手掌和大腿钉在一起，他还未停止计数。第十一支箭射碎了他的肘关节，第十二支箭射入他的腹腔，他依然在计数。他一直数到第十七箭，终于咽气死去。在他死去的地方长出了一株野葡萄藤，但藤上结出的葡萄既不能卖，也不能买，这两种行为都被视作罪孽。

乞
拉列夫（七世纪至十一世纪） 位于多瑙河河谷南斯拉夫境内考古学家发掘出的一块中古时期的大坟地。考古学家尚未验明里面的尸骨源于哪个城市，也不知道乞拉列夫墓地的尸骨到底是如何掩埋的，但从墓中挖掘出的殉葬品来分析，可以知道这些物品具有阿瓦尔人和古波斯人用具的特征。墓中还有一些七连灯台的图案（七杈象征上帝创造天地的七天，自古是犹太教的徽号），还有其他一些犹太人的象征物及希伯来文的铭文。位于克里米亚半岛赫尔松的一处考古发掘地，也发现过七连灯台，式样和乞拉列夫的灯台图案一模一样。考古学家由此得出结论：诺维萨德周围（切拉莱沃所在地）发现的遗迹表明，除了通常认为的是阿瓦尔人的原住地外，可能还有另一个民族在匈奴人到达前，在潘诺尼亚谷地居住过。此外，专家们还发现了一些手书的痕迹。据贝洛国王一名录事及安达卢西亚的阿卜杜勒·哈米德一世所言，多瑙河沿岸的这一地区曾住过突厥人的后裔（伊斯玛仪派

[38]

），一说这是来自赫尔松的部落继承者。所有这些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乞拉列夫墓地的死者有一部分是信奉犹太教的哈扎尔人。以撒洛·苏克博士
作为考古学家和阿拉伯语言文化研究专家，他是首批发掘乞拉列夫墓地的专家之一，人们在他去世后，找到了他写下的一段关于发掘情况的文字。这段文字不仅涉及乞拉列夫的发掘情况，而且也记录了对于这块考古地各种不同的观点。这段文字是：“对于埋在乞拉列夫墓地的到底是什么人，可谓莫衷一是，匈牙利人希望他们是匈牙利人或阿瓦尔人，犹太人希望他们是犹太人，穆斯林希望他们是蒙古人，可就是没人希望他们是哈扎尔人。然而，他们的确是哈扎尔人……墓地里满是碎罐片及已结有钙质壳的七连灯台的残片。按犹太人的风习，一个碎罐意味着一个人的死亡、消失。其实，埋在这块墓地里的是在那个时代在此死亡、消失的哈扎尔人。”

乞拉列夫的七连灯台

[1]
位于今土耳其境内。

[2]
欧洲中世纪对奥斯曼帝国的称谓。

[3]
今罗马尼亚南部地区的历史名称。

[4]
今罗马尼亚北部的历史名称。

[5]
对信仰基督教的埃及人的称呼。

[6]
今土耳其亚洲部分的名称，古指小亚细亚。

[7]
毕达哥拉斯（约公元前580—约前500），哲学家、数学家和毕达哥拉斯教团创始人。

[8]
希腊神话中的战神。

[9]
希腊神话中底比斯的一位盲人先知。

[10]
梅福季（约815—885），基里尔的兄长，兄弟俩均为斯拉夫启蒙思想家，斯拉夫字母创造者，基督教传教士。

[11]
“我们天上的父”是基督教主祷文的第一句。

[12]
地名，多瑙河上的嶂谷，沿今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的边界分布。

[13]
巴夏是奥斯曼帝国高级公职人员，包括将领的荣誉称号。

[14]
长时间站在柱头上苦修的基督教修士。首倡这种苦修方式的是五世纪的西门。这种苦修者长期栉风沐雨，仅靠头顶上的小棚遮盖。他伫立于三方之地，夜以继日，周围绕以栏杆，靠门生缘梯送饭维持生命，他主要是祈祷，但有时也向围聚的众生传教。

[15]
希腊港口，在拜占庭帝国，萨洛尼卡仅次于君士坦丁堡，为第二大城市。

[16]
穆罕默德的继承者，伊斯兰国家的领袖。

[17]
拉美西斯三世是古埃及国王（公元前1198—前1166年在位）。

[18]
公元九世纪后期传入巴尔干斯拉夫语地区的文字。

[19]
指基里尔及其兄梅福季。

[20]
中欧一地区。中世纪大摩拉维亚王国中心，公元前四世纪先后由克尔特人和日耳曼人部落居住。

[21]
罗马帝国的行省，相当于现在匈牙利西部以及奥地利东部和南斯拉夫北部的部分地区。当时主要居民为伊利里亚人，还有少数克尔特人。

[22]
意大利北部工业城市。历史上作为西罗马帝国、东哥特王国、拜占庭的都城达350年。

[23]
波伊提乌，古罗马哲学家、神学家、政治家。

[24]
按犹太教规定，以色列人中男孩诞生后第八天都受割礼，用石刀割损男婴阴茎的包皮。

[25]
狄奥法内斯（约752—约818），希腊人，拜占庭基督教修士、神学家和史学家。他撰写的《编年史》汇编拜占庭、阿拉伯和罗马史料。其书所引资料是目前仅存者，也是唯一具有丰富内容的七—八世纪拜占庭史籍。

[26]
公元前六世纪至四世纪托博尔河至伏尔加河这一地域的称呼。

[27]
涅斯托尔（约1056—1113），从1074年起成为俄国基辅山洞隐修院的修士，他是多部圣徒传和《涅斯托尔编年史》的作者。

[28]
安纳托利亚西北部古代行政区，在东西方之间占有重要地位。

[29]
罗马帝国的行省，相当于现在匈牙利西部及奥地利东部和前南斯拉夫北部部分地区。

[30]
中欧最大的湖泊，位于匈牙利中部。

[31]
位于多瑙河右岸，原是凯尔特人村落。530年为巴伐利亚公国都城，后成为加洛林王朝都城。现为德国拜恩州城市。

[32]
地中海沿岸古城，为最古老的腓尼基城市之一。在古希腊诗人荷马的著作及《圣经》中常被提及。

[33]
中世纪初欧洲各国对阿拉伯人的称呼。

[34]
犹太教唯一真神的名字叫雅赫维，在希伯来文《圣经》中写作JHWH，H发“赫”音。

[35]
布鲁赫（1838—1920），德国作曲家，其作品主要以小提琴协奏曲知名，其中又以他G小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最为有名。

[36]
《古兰经》和“圣训”中对犹太人的称谓。

[37]
此词原为希伯来文，意“烛台”，古代犹太教会幕和圣殿所用灯台。《圣经·旧约·出埃及记》有载。

[38]
伊斯兰教什叶派的主要支派之一。

伊斯兰教关于哈扎尔问题的史料

阿
克萨尼，贾比尔·伊本（十七世纪） 据安纳托利亚的诗琴演奏者称，魔鬼一度曾经用过这个名字，并且就是用这个名字去见十七世纪最有名的乐师之一尤素福·马苏迪
的。伊本·阿克萨尼本人也是一名技艺高超的乐师。有一份由他抄录的乐谱保存了下来。从这份抄谱中得知，他演奏时使用的手指在十个以上。他身材魁伟，没有影子，脸上长着一对小而又小的眼睛，活像两个行将干涸的水洼。他从来不肯跟人家谈他是怎么理解死亡的，可是在论古说今时，却总是拐弯抹角地暗示别人该怎么理解，劝人家圆梦，借助捕梦者去领悟死亡的真谛。有两句格言出自他的口。一句是：死亡与睡梦同姓，只是我们不知道它们姓什么；另一句是：人日有一死，此即为睡梦，睡梦乃死亡的预习，死亡乃睡梦的姐妹，但是兄弟同姐妹的亲近程度各各不一。有一回他决定让大家看看死神是怎么行动的，便用一个信奉基督教的军事首长作为实例，这人叫阿勃拉姆·勃朗科维奇
，他在瓦拉几亚打仗，那个地方，据魔鬼说，每个人生下来时都是诗人，长大后都是贼，死后都是吸血僵尸。有段时间，贾比尔·伊本·阿克萨尼曾当过毛拉苏丹陵墓的守墓人，有位参观者曾作过有关当时情形的记录：

“守墓人关上了拱墓，漆黑的墓穴内回响着沉重的铁锁碰撞声。他和我一样动作迟缓，神情怠惰，他在近旁的一块石头上坐了下来，双眼闭合。当我以为他欲在黑暗中沉沉睡去时，守墓人突然抬手指着一只在拱顶柱廊下飞舞的飞螨对我道：

“‘您瞧，’他口吻极为平静地说，‘那飞虫在白柱廊的下方飞动，离我们很远，我们只在它飞动时才看得见它。假如我们把拱穹视作天空，那它就是一只在远处云层中飞翔的鸟儿。在这只飞螨的眼里，拱顶不啻天空，只有我们才知道它弄错了。而它根本不明白这一点。它甚至还不知晓我们的存在。所以，你得试着传话给它，跟它说上几句，随便说什么都行，但得让它听明白。你能肯定它会听明白吗？’

“‘我不知道，你行吗？’

“‘我能行，’这位守墓老人平静地回答。

“说完，他用双手把飞螨拍死，再摊开手掌让我看上面已被拍烂的飞螨。他接着说：

“‘你想它是不是明白我的话了？’

“‘你也可用同样的方法表明你对一支蜡烛的作用，只消用你的两根手指把烛花剪灭就行，’我这样对他说。

“‘当然
，假如蜡烛会死亡的话……现在，有关飞螨的事情我们全都明白了，但设想一下，还有另外一个人知道的跟我们一样多。那人知道我们的空间怎么会、什么原因、为什么是有限的，还知道什么是我们眼睛里的无限的天空，那人无法靠近我们向我们传递信息，唯一能让我们知道其存在的办法是令我们死亡。那人的衣服是我们的食物，他把我们的死亡视作与我们沟通的一种语言和手段。那人可用置我们于死地这一办法，给我们提供他存在的信息……’

“守墓人的话没说完，我已经在想：假如他的话不过是经验之谈或是从书上看来的东西，那就不值得我牢记在心。不过，要是他确有独特的视角和比我们高明得多的见解，那可如何是好？”

贾比尔·伊本·阿克萨尼一度是个流浪汉。他携带着一把用白乌龟壳做成的乐器在小亚细亚的农村串街走巷，或演唱，或用向空中射箭的方式给人算命，或偷窃，或乞讨，每个礼拜他可讨得两筛子面粉……他仿佛在等待着他的死日。有一天，他确定他的死日已到，便请求一个农夫将其一头枣红色母牛于某时某刻牵至某地一用，为此他付给那农夫一笔酬金，并告诉他，所去的地方十分荒僻，已整整一年未见人迹。那农夫答应了，把牛牵到了那里。牛一见伊本·阿克萨尼，立刻用双角把他挑了个对穿。他当即倒地死去。他死得很轻快，像是睡着了一样，就在他断气的一刹那，他身下出现了他的影子。他的影子也许是出来迎接他的肉身的。他一死，那把用白乌龟壳做成的诗琴就在当天恢复原形，变作活生生的乌龟，游入黑海，不复可见。诗琴演唱者们都说贾比尔·伊本·阿克萨尼一旦回魂，他的乌龟又将变作乐器，而这件乐器将替代他的影子。

他葬于内雷特瓦河畔的特诺沃，直到今天人们还把那个墓地称作“魔鬼之墓”。一年后，一名住在内雷特瓦河畔的基督徒—他与贾比尔·伊本·阿克萨尼很熟—为生意上的事来到了萨洛尼卡。他走进一家店堂欲买一把只有两根叉齿的餐叉，用这样的餐叉可以一次叉住两种肉—猪肉和牛肉—可以同时送入口中。当店主过来为他拿餐叉时，这名基督徒一下子认出了他就是贾比尔·伊本·阿克萨尼，基督徒大惑不解地问他：一年前他就葬在特诺沃了，怎么现在会在萨洛尼卡现身？

“我的朋友，”贾比尔·伊本·阿克萨尼道，“我确实死了，但由于安拉拒绝收容我，故我有了来生，我的生命又从这儿开始了，我这儿的货物应有尽有，但千万别向我买秤，因为我无权过秤。所以，我只出售军刀、餐刀、餐叉、工具等所有不需过秤的东西。我已在此定居，但每年第十一个礼拜五，我得返回我的墓穴。随便你想买什么东西，我都可以让你赊账，但你得立下字据，保证在规定的日期内付账……”

住在内雷特瓦河畔的基督徒接受了这一条件，尽管这天所有的烟斗只有咝咝的声响，而不会冒烟。他答应第十一个礼拜五一过就支付到期的欠账。他将一根黑棍子的棍梢磨得跟麦芒一般尖利，然后，带上他所有买下的商品回家。在回内雷特瓦河畔的路上，他遭到了一头体形巨大的野猪的攻击，全仗那根棍子，他才顶住了野猪的进攻，但那畜生还是咬下了他腰间的一段蓝色腰带。到了第十一个礼拜五，他带了一支手枪和一把从萨洛尼卡买来的叉子，打开了“魔鬼之墓”，发现墓穴里面有两个人。其中一个朝天仰卧，正抽着一个长长的烟斗，另一个侧身而卧，默然无语。正当他用手枪指向他们时，抽烟斗的那个朝他脸上喷出一口烟道：

“我是尼康·谢瓦斯特
，你不欠我什么，因为我葬在多瑙河畔。”说完，人立即消失了，而他的烟斗还留在墓穴内。与此同时，另一个朝他转过脸来，他一眼认出那人就是贾比尔·伊本·阿克萨尼，后者用责备的口气道：

“嘿，我的朋友！我本可在萨洛尼卡把你杀死，但我不愿这么做，我帮了你的忙。现在你竟敢杀我，以真主的名义……”

说到此，贾比尔·伊本·阿克萨尼脸露微笑，那基督徒猛地发现了他嘴里有一截蓝色的腰带……那基督徒大吃一惊，举枪朝他射击。贾比尔·伊本·阿克萨尼欲用手挡住子弹，可惜太迟了。他大吼一声后断了气，墓穴内鲜血满地。

回到家后，内雷特瓦河畔的基督徒放好了手枪，却再也找不到那把两根叉齿的餐叉，原来，在他朝贾比尔·伊本·阿克萨尼开枪的当儿，后者已将那把餐叉偷走了……

据另一个传说称，贾比尔·伊本·阿克萨尼并没有死。1699年的一天早晨，他在君士坦丁堡把一张月桂叶放进盛满浴水的澡盆，然后把头伸进水里，想洗洗他的额发。他在水里浸了没几秒钟，当他把头从水中抬起，吸了一口气，站直身子时，他发现君士坦丁堡已影踪全无，他在其间洗发的那个世界也已影踪全无，他正置身在伊斯坦布尔

[1]

的一家名叫“金斯敦”的高级宾馆内，时间是耶稣诞生后的第1982年，他有一个妻子，一个孩子，一张比利时公民的护照，他操法语，然而在F. Primavesi & Son，Corrella，Cardiff

[2]

的浴缸底上却有一片湿漉漉的月桂叶。

阿
勒·拜克里，西班牙人（十一世纪） 有关哈扎尔大论辩▽
这一历史事件的最主要的阿拉伯编年史作者。叙述哈扎尔大论辩的文章，除了阿勒·拜克里的文本外，还有两篇文章保存了下来，更确切地说，这是两篇论及他们改信宗教的文章，但因文章一部分已遗佚，所以无从知道哈扎尔人皈依的是犹太教、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绿牧场》的作者麦斯欧迪认为，哈扎尔人在八世纪末放弃了他们自己的宗教，那时，大量的犹太人被拜占庭人和哈里发驱赶到哈扎尔，哈扎尔人接纳了那些犹太人。哈扎尔大论辩的第三位编年史作者可能是伊本·阿勒·阿迪尔。在他的原文中已找不到他的有关论据，但迪马斯基转述了他的论据。然而，最为可靠的编年史作者当数西班牙人阿勒·拜克里，他提供了有关哈扎尔大论辩最为翔实的细节，他认为哈扎尔人在731年以及与哈里发交战之后，与阿拉伯人签订了和约，并接受了伊斯兰教。事实上，阿拉伯编年史作者伊本·鲁斯塔和伊本·法德朗曾提到过哈扎尔王国内的许多清真寺。他们曾提及一个“双重王国”，大意是哈扎尔王国同时信奉伊斯兰教和另一种宗教—可汗信奉伊斯兰教，而哈扎尔国王则信仰犹太教。根据西班牙人阿勒·拜克里的考证，哈扎尔人后来改信了基督教。763年哈扎尔大论辩结束后，即可汗撒勃里埃耳·奥巴迪亚统治时期，哈扎尔人可能选择了犹太教，因为伊斯兰教使者未出席大论辩，他在赴会途中被人毒死。

但是据达乌勃马奴斯
说，西班牙人阿勒·拜克里认为，哈扎尔人第一次改宗信仰，皈依的是伊斯兰教，这是他们最重要的也是唯一的最后的决定。他写道，《圣书》由层叠形式构成，第一个伊玛目

[3]

的话可资证明：“在天神所赐的这本书里，没有一句话是不经过我亲手抄录而直接从天而降的，抄录时没有一句话是不经我高声复述的。每句话都有八种不同的领悟方法：字面含义和心理含义，前一句可改变后一句的含义，后一句又可改变再后一句的含义，还有秘密含义、双重含义、特殊含义和一般含义。”一名叫扎卡里阿·拉兹的医生指出，西班牙人阿勒·拜克里认为可将伊斯兰教、基督教和犹太教这三种宗教视作《圣书》三个层面的含义。事实上，每个民族从《圣书》中选取了与之最相适应的含义，并以此来显示其真正的特性。此书层叠结构的第一层，每一个人不管他信仰什么宗教，都可明白其中文字的含义。第二层即暗喻层，只有饱学之士方能领悟，是基督教教理的启示，它涵盖现时，亦是此书欲表达的声音（话语）。第三层统括了神秘玄奥的内容，可谓《圣书》具犹太含义的一层。第四层即预言层，是伊斯兰教接纳人教的深奥含义，亦是《圣书》的精神所在，是最最深奥的一层。哈扎尔人首先接受了《圣书》的最深奥一层含义，继而又兼收并蓄其他几层含义，他们的行为表明了改宗伊斯兰教于他们最为合适。事实上他们也从未脱离过伊斯兰教，尽管他们间或接触过基督教和犹太教。

伊本·阿勒·阿迪尔的注文再次证明这一事实：哈扎尔王国消亡前，其最后一位可汗重又接受了他一开始皈依的伊斯兰教。

西班牙人阿勒·拜克里的文章是用精练、讲究的阿拉伯文撰写而成，实属完美无缺的语言，然而，在他生命的暮年，他的文风发生了变化，这一变化始自他六十七岁那年，当时，他已完全谢顶，手脚也不再灵便，唯有一双眼睛依然炯亮有神，一如两条蓝色的小鱼。一天夜晚，他梦见一个女人在敲门。借助月色，他依稀看见那女人的脸上抹着少女常搽的鱼粉。当他迎上去欲请她进门时，发现那女人不是站在门前，而是坐在地上敲门的。尽管她席地而坐，但她还是跟他站着一般高。当她起身—用了相当长的时间—站直时，她那硕大无比的身躯吓得西班牙人阿勒·拜克里从梦中惊醒，但他醒后人已不在刚才做梦的那张睡床上，而置身于悬在水面之上的一个笼子里。他又变成一个二十岁的小伙子，一头长长的鬈发，未蓄浓浓的胡髭，这胡髭使他不由自主地想起，他曾用自己的胡髭蘸葡萄酒刷洗过一个姑娘的乳房。他对阿拉伯语一窍不通，但他能流利地用一种连他自己都不懂的语言与笼子的看守交谈，他的话只有那名看守听得懂。其实，西班牙人阿勒·拜克里不再懂得任何语言，那只是他梦醒之前的回忆。笼子挂在一棵大树上，下面是河水，涨潮时，只有他的脑袋露出水面，潮退时，他可俯身抓起一只螃蟹或乌龟。海水退潮，河水变清，他可用河里的淡水洗去他皮肤上的盐渍。他用牙齿在蟹壳上或龟背上噬出连他自己都看不懂的字，随后，将螃蟹和乌龟放入水中，向外界送出不为他所知的信息。退潮时，他也从抓到的乌龟背上看到过一些文字信息，他认真地读着，但对其含义一窍不通。他死时口水直淌，牙疼不已，梦见洒满盐渍的女人的乳房。在他挂着的那棵树上重新学习《圣书》的语言。

阿
捷赫▽
（九世纪初） 据伊斯兰教的传说，哈扎尔可汗宫中有他一个名叫阿捷赫的女性亲属，以美艳著称……此外，她还作诗，不过有据可考确实出于她手笔的仅一句格言。这句格言为：“两个‘是’之间的差别也许大于‘是’与‘非’之间的差别。”其余只是后人推断为她所作。

有人认为，她的诗作或者她参与撰写的文章有许多至今保存在阿拉伯人所译的典籍中，她那些涉及哈扎尔大论辩的诗歌引起了研究这个民族改宗新教时期的历史的史学家们特别浓厚的兴趣。根据某些人的看法，这本是一些情诗，是后人在编纂那个时期的编年史时将它们作为上文提及的大论辩的论据的。不管怎么说，阿捷赫以巨大的热情介入了这场论辩，力挫了参与这场论辩的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使者，帮助了伊斯兰教的代表法拉比·伊本·可拉
，最终同她的主子—哈扎尔可汗一起，改宗伊斯兰教。那个参与论辩的希腊人发觉他败局已定，便串通犹太教使者，决定把阿捷赫公主交付两座地狱的主宰—犹太教地狱的彼列尔和基督教地狱的撒旦去发落。阿捷赫为了逃避这样的结局，自愿下第三座地狱—伊斯兰教的地狱，投靠易卜劣厮。然而易卜劣厮无法彻底推翻彼列尔和撒旦的判决，只得褫夺了阿捷赫的性别，判处她除“库”▽
这个字外，忘却自己所有的诗作和语言，在这种情况下赐予她永生……就这样，阿捷赫得以长生不死，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拾自己曾经讲过的任何一句话，曾经有过的任何一个想法，而且从从容容，毋需匆忙，因为一旦长生，对于时间的感觉就迟钝了，迟也罢，早也罢，无所谓。至于爱情她只能在梦中享用。于是阿捷赫公主便毫无保留地把自己奉献给了捕梦者教派，该教派的神职人员按《圣书》中所提及的天庭的神品建立了一套尘世的教阶体制。阿捷赫和这个教派的成员都有本领把信件、自己的和别人的思想，甚至物品输入他人的梦。阿捷赫公主能进入比她年轻一千岁的人的梦中，把任何东西送到在梦中同她相会的人手里，东西决不会在途中遗失，其安全可靠不亚于急使骑着喂过葡萄酒的快马所送的信，只是更加迅疾得多……不妨谈一件阿捷赫公主的事。有一天，她把她寝宫的钥匙放进嘴里，侧耳倾听，隔了一会，她听见一阵乐声和一个年轻女子微弱的声音，那声音说了下面这番话：

“在人的生活中，行为就像菜肴，思维和感情则像佐料。谁要是在甜樱桃上撒盐或者在奶油蛋糕上浇醋，那么这人就要倒霉了……”

话音刚落，钥匙就从公主嘴中不翼而飞，据说，她懂得易物的法术。钥匙给了年轻女子正与之讲话的那个人，而作为交换，公主阿捷赫得到了这些话……

达乌勃马奴斯
赌神罚咒地说，在他那个时代阿捷赫公主还在世，十七世纪，有个诗琴演奏者，是个名叫马苏迪
的安那托利亚的土耳其人，曾经遇见过她，还同她谈过话。这人学会了捕梦的本事，还拥有《哈扎尔百科全书》或者说《哈扎尔辞典》的阿拉伯文手抄本，不过他在遇见阿捷赫公主时尚未读完辞典的全部条目，所以当阿捷赫公主发出“库”这个音时，他不懂得是什么意思。这个字见诸《哈扎尔辞典》，意为某种水果，要是马苏迪知道这个字的话，便能猜出在他面前的是谁了，此后也就毋需为掌握他所企盼的法术而花去那么多的心血和精力；不幸的公主能教会他更得心应手地运用捕梦之术，远胜任何一本辞典。可是他没有认出公主，不知道她的真正价值，就这样与他最珍贵的猎物失之交臂。正因为如此，据一个传说讲，连被马苏迪充作坐骑的骆驼都瞧不起马苏迪，朝他的眼睛啐唾沫。

指
法 此词指在演奏乐曲时手指在乐器上触及的最佳位置。十七世纪小亚细亚诗琴演奏者中，尤素福·马苏迪
的指法最为出色。“魔鬼的指法”意为难度最大的指法。摩尔人爱用“魔鬼的指法”这一由西班牙人发明的指法。

魔鬼指法（十八世纪成为西班牙吉他的一种指法）

这种指法只在改编成吉他演奏曲的曲调中使用。众所周知，魔鬼是用第十一只手指演奏的，另有一种传说是：魔鬼还能用尾巴演奏。还有一些说法认为，“魔鬼的指法”原义与上述意思风马牛不相及，其真实的含义旨在表明炼金术的每一个操作顺序，还有就是用怎样的方法在果园里栽种果树，才能使人们从初春到深秋一直可以摘采累累的鲜果。“魔鬼的指法”只是到了后来才被转用于音乐上的，那是一些贤人智者将前人的智慧用作他途的结果。

巴
斯拉残篇 一个阿拉伯文文本之名，源自十八世纪的一个抄本。有人猜测此系约翰涅斯·达乌勃马奴斯
版《哈扎尔辞典》的部分内容。这部名为《哈扎尔辞典》的书籍于1691年在普鲁士出版后不久便被销毁，因此这一猜测无法证实，同样也无法知道这一残篇在《哈扎尔辞典》中的确切位置。所幸的是残篇内容还保留着：

“一如你的灵魂深藏于你的肉体，第三位天神阿丹·鲁阿尼将宇宙万物深藏于他的灵魂之中。在1689年，阿丹·鲁阿尼身处下行之途，已临近太阴之道和太阳之道的交合点，此为魔鬼阿里曼的所在地，这便是我们不追逼你们这些捕梦者
的原因，并非我们不能，而是我们不为，追随阿丹·鲁阿尼的充满想象的释梦者们，欲用书籍的形式再造他的肉身。但在二十世纪末，当他处于上行途中，他的梦幻之国将向造物主靠拢，那时，我们将不得不把你们杀死，你们从别人的梦里找来有关阿丹·鲁阿尼的零星的片段，欲将这些片段组合为一本由其肉身做成的书，存留于世。我们不能容忍这本肉身之书变成一个王国。但你们别以为只有我们这些无足轻重的魔鬼对阿丹·鲁阿尼格外留意。你们至多只能造出他的一小截指尖或他腰间的一颗痣。我们的存在就是为了阻止他的一小截指尖或他腰间的一颗痣的重现。其他魔鬼看管另一些人，那些人试图将他身体的其他部分组合起来。你们别抱幻想了，他巨大的身躯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梦的王国，你们中间尚未有人触及过这一王国呢。拼读阿丹·鲁阿尼的工作才刚刚开了头。能代表他肉身的书还在人的梦里。再说，他肉身的一部分在死人的梦里沉睡。一如枯井汲水，你是无法从中获取欲求之物的。”

哈
德拉奇，阿布·伊本 剥夺阿捷赫▽
公主性别的魔鬼，住在地狱，位于太阴之道和太阳之道的交合点上……他写诗，并摘录了他自己写自己的诗句：

阿比西尼亚人、希腊人、土耳其人，

还有斯拉夫人，

在那些人家里的时光，

只要挨近他们的女人

我就如癫似狂……

阿布·伊本·哈德拉奇的诗由一名叫阿勒·马兹鲁巴尼的人专门收集，此人广为收集的魔鬼诗在十七世纪被编成一本诗集。

可
汗▽
哈扎尔执政者，这个称谓源自鞑靼的“汗”，意为“王”。据伊本·法德朗考证，哈扎尔人将历代哈扎尔可汗葬于河流的水下。可汗与平肩王分享权力，但可汗处于优越地位，他被奉为首脑。通常可汗大都出身于古老的土耳其望族，而他的平肩王，即国王，或称作别伊，则起于平民，也就是说是哈扎尔人。有一件九世纪的证据（见诸亚库比

[4]

的著述）称，早在六世纪可汗就跟他的总督哈里发

[5]

共同执政。

阿勒·伊斯塔克里对哈扎尔人中的这位可汗的论述最具权威性。这部成于回历320年（公元932年）的著述如是说：

“说到哈扎尔人的政治及其统治艺术，须知他们有一位被称作哈扎尔可汗的执政者。虽说他的等级、尊荣胜过国王，但他却是由国王选定的（由国王赐他可汗这一封号）。一俟选定，即用一条丝巾勒住他脖子，直到他要窒息时，方有人问他：‘你欲执政多久？’他会答称：‘一直到某某年。’要是他在那个年份到来之前驾崩，那便无事，否则那年份一过，他就会被处死。他虽无权颁布命令及禁令，却备受敬仰，人们见到他都下跪。可汗往往是从既无权势又无钱财的贵人中选出的。每当甄选之日来临，无人会留意候选人钱财的多寡。有人曾言之凿凿地说，他曾见过一个在街上卖面包的年轻人，可汗驾崩后，有人认为可汗之尊非那后生莫属。”

可汗的平肩王一般都是英勇无匹的战士。有一回哈扎尔又打了一场胜仗，平肩王从敌人那里虏获了一只叫作枭的鸟，这鸟能以叫声向人们指引饮用水的源泉。自从得到这件战利品后，敌寇便时时来犯。从此时间的流逝变得异常缓慢，他们衰老的速度一年等于过去的七年，他们不得不改变他们的三月等分历，即阳月、阴月和无月月。女人的妊娠期为二十天。一个夏季他们可收获九次，接下去是九个连续不断的冬季，其时正好享用夏季收获的果实。他们每天睡觉休息五次，准备十五次餐食，并用十五次正餐。无月之夜的牛奶不会发酸变质，但无月之夜异常漫长，以致黎明时，他们已忘记了外面的大路小道，也认不出以前的熟人。他们中有的长大成人，有的已经老迈。他们明白待下个夜来到时，同代人不会再相逢重聚。捕梦者在越来越高的地方书写文字，他们历尽千辛万苦，脚尖才勉强触及峰顶。书籍日渐匮乏，于是他们开始在山坡上写下文字。河水以难以置信的慢速汇入大海。有一天晚上，当马群在月光下奔驰之际，天使托梦给可汗，跟他说：

“创世主看重的是你的意愿，而不是你的举止。”

于是可汗询问捕梦者，这个梦主吉还是主凶，哈扎尔国灾祸迭起的原因何在。捕梦者称有个伟人要来，所以时光放慢速度，跟那个伟人同步。可汗对此说不以为然：

“不对，原因在于我们变得渺小了，灾祸由此而起。”

打从这次圆梦后，可汗便同哈扎尔的教士和捕梦者疏远了。他吩咐延请一名犹太人，一名阿拉伯人，一名希腊人来他宫中替他释梦。可汗决定，谁的解释最正确，他就带领子民改信谁的宗教。当三教唇枪舌剑地在可汗宫中论辩时，可汗认为阿拉伯人法拉比·伊本·可拉
的论据无不掷地作金石声。于是可汗问他道：

“是什么照亮了我们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紧闭着眼睛所做的梦？是对已经不再存在的昨天白昼的光的追忆，还是我们从明天的白昼那里取得的未来的光，虽然天还没有亮？”

法拉比·伊本·可拉的回答使可汗龙心大悦。他回答说：

“这光在两种假设下都是不存在的，因此无所谓哪种假设正确，由此可以认为问题本身也是不存在的。”

那位携同其子民改奉伊斯兰教的可汗的名字未能留传下来。我们只知道他被安葬在“浓”（阿拉伯字母，状似半月）这个符号下面。异教的史料说，在他脱去靴子，洗过脚，走进清真寺前，他的名字本叫卡奇勃。可是当他作完祈祷，走出清真寺来到阳光底下时，他再也没找到他本来的名字和靴子。

哈
扎尔。阿拉伯文：哈扎腊；汉文：苦撒 源自突厥的一个民族之名。此名源于突厥文“qazmak”（流浪、迁徙）或“quz”（一座山的北坡、冰川）。还有一种“阿克—哈扎尔人”的称谓，意即白哈扎尔人。按伊斯塔克里的说法，这是为了区别于黑哈扎尔人（喀达—哈扎尔人）所用的名称。从552年始，哈扎尔人可能属于西突厥帝国统治的臣民，他们大概也加入了西突厥第一个可汗出征波斯要塞的行列。到了六世纪，北高加索地区落入萨比尔人之手（萨比尔人为匈奴两大部落之一）。据十世纪的一名文书马苏迪记，当时突厥人以“萨比尔人”来称呼哈扎尔人，无人知晓这两者是否指同一民族。很可能存在着两种哈扎尔人，一如可汗之外还有国王与他同时存在。白哈扎尔人和黑哈扎尔人也可能另有其意：阿拉伯文“哈扎腊”，意即白鸟和黑鸟，由此推测，白哈扎尔人可能代表白昼，而黑哈扎尔人则代表黑夜。总之，在有文字记载的史料中，哈扎尔人初期曾征服过一个叫做“温达尔”的强悍的北方部落（见Hudu al lain“世界地域”）。这个部落的名字与希腊人指称保加利亚人时所用的“温维吾尔人”相关。所以，哈扎尔人一开始在高加索地区发动的征战可能是以保加利亚人和阿拉伯人为对象的。据伊斯兰史料记述，阿拉伯人和哈扎尔人之间的第一次战争爆发于642年，地点在高加索地区。653年在巴朗贾尔附近的一次战斗中，因阿拉伯军队的统帅被杀致使战争暂息。据文书马苏迪记述，战前他们的首都是巴朗贾尔，后几经徙移，先迁到萨芒达尔，后定都伊蒂尔。阿拉伯—哈扎尔第二次战争始于772年，或更早些，此战在773年以哈扎尔人的战败而告结束。这是在穆罕默德·迈尔万统治时期，当时的可汗已皈依伊斯兰教。伊德里斯时期的一张阿拉伯人绘制的地图上，证实了哈扎尔国的位置在伏尔加河下游和顿河下游之间的地区，包括萨盖尔和伊蒂尔两地。伊斯塔克里提到过从哈扎尔国到赫尔松有一条沙漠商队之路，有人也称这是一条从赫尔松通往伏尔加河的“王家之道”。

据伊斯兰史籍记载，哈扎尔人以耕种为生，亦是捕鱼的能手。他们的国土内有一个大河谷，每到冬季，河水上涨，河谷上方便形成一个湖，他们从湖里捕起肥壮的大鱼，用鱼身上的油脂将鱼烹熟。春天河水退尽时，他们便在河谷里播下麦种。大鱼油脂丰富，小麦长势良好。哈扎尔人在同一片土地上每年可有两次满意的收获。他们还有办法让牡蛎在树上生长。他们用石块将树枝的一头固定在海底，两年后，树上便长出足够他们食用的牡蛎，到了第三年，他们松开树枝，于是，大量美味的牡蛎由树枝带出海面。一条有两个名字的河从哈扎尔王国当中穿流而过，同一条河有两股水流，一股由东向西，另一股由西向东。这条河的两个名字与哈扎尔历法的两个年份相对应。这是因为哈扎尔人认为四季代表着两个年份，而不是一年的时间。这两个年份的时间逆向流逝，一如那条河的两股水流。这两个年份像洗纸牌一般将时日和季节混在一起，故而冬季的日子和春季的日子混在了一块，夏季的日子又和秋季的日子合二为一。还有，这两个年份中的其中一个年份是从将来算到过去，另一个年份由过去算到将来。

哈扎尔人将他们一生中做过的重要的事情铭刻在一根棍子上，不过，这些形似动物的铭文表达的是他们的情绪和心境，而非具体的历史事件。棍子上出现的次数最多的动物形象，日后将是其主人的坟墓形状。因此，哈扎尔人墓地被分成各种类型，取决于坟墓形状是像老虎、飞鸟、骆驼、豺、鱼、蛋，还是山羊。

哈扎尔人认为，一条生活在里海黑暗的海底深处的鱼，是没有眼睛的，但它身体会像钟一样有节奏地摆动，此乃世上唯一最准确的计时。根据哈扎尔人的传说，万物被创造出来之始，包括过去和将来、各种事件、各种事物，皆在燃烧着的时间长河中融化，过去的和未来的有生命的东西交融混合，一如肥皂浸在水里。这时，所有有生命的受造物可创造出任何其他的受造物。他们这种大逆不道的观点引致了这样一个后果：哈扎尔的盐神只允许他们创造他们自己形象的受造物，从而限制了他们心血来潮的念头。盐神将过去从将来中分离开来，继而将其权力放在现时。这样，他便可在将来散步的同时浏览过去，一切事物都在他的监视之下。他从他自身开始创造天地万物，随后再吞进肚内，反刍一切陈旧的东西，旨在吐出一个年轻的世界。不同人种的命运及所有民族的文字记载皆铭刻于宇宙之中，每一颗星辰代表着一个归宿，代表着一种语言和一个民族的生命起源。宇宙是一种具体的、看得见的永恒，不同人种的命运宛若星辰在宇宙之中闪烁发光。

哈扎尔人能够辨识各种颜色，一如辨读乐谱和数字。当他们进入清真寺或教堂，看见里面的壁画或圣像时，他们会拼读或吟唱画所表现的内容……

哈扎尔人是通过空间而非时间来想象未来的。他们在建造庙宇之前得先精确地选好位置。第三天神阿丹·鲁阿尼的画像—哈扎尔公主及其宗派的象征—是他们相互沟通的标识物。在哈扎尔人那里，梦的演示者可以互换，哈扎尔人也可跟随他们从一个村落到另一个村落。阿捷赫△公主宗派的司铎们循着那些梦的演示者的足迹寻访，通过对一个又一个梦的采集，写下了他们的传记，一如撰写圣徒传记或先知传记，将他们的事迹及死因一一录于纸上。哈扎尔可汗对“捕梦者”既讨厌又担心，但又奈何不了他们。那些捕梦者始终身带一片他们称之“库”（月）的叶子，这种叶子来自他们秘密种植的某种植物。若将这片叶子放在一块撕破的薄纱上或伤口上，薄纱的撕破处或伤口便立即消失。

哈扎尔王国的结构非常复杂，其国民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在下风处出生的（哈扎尔本土人），另一类是迎风出生的，即从别国移民到哈扎尔王国的，诸如希腊人、犹太人、撒拉逊人或俄罗斯人等。哈扎尔本土人占极大多数，从其他国度移居而来的人被视作少数民族。而在王国内的行政区划上并无少数民族和主要民族之分。整个国家由不同的省份组成。那些由犹太人、希腊人或阿拉伯人居住的省份别用犹太名、希腊名或阿拉伯名来命名。而哈扎尔本土人居住的省—占国家大部分地区—却没用哈扎尔名来命名。只有一个省是例外，即以哈扎尔本身的名字命名的省—哈扎尔省。譬如，在北部，有人杜撰出一个民族，这个民族不叫哈扎尔，而且还用其他的名字来指称它所用的语言及它所居住的省份。大量的哈扎尔人觉得他们在王国中地位低下，境遇不佳，故纷纷放弃和否认他们原来的出身、语言、宗教和习俗，自称是希腊人或阿拉伯人，以期他们的生存条件得到改善。在哈扎尔王国的西部，有一小部分来自拜占庭的希腊人和犹太人定居。只有那个省以犹太人居多（被希腊王国流放的犹太人）。基督徒所居住的另一个省的情况也大致相同，那儿的哈扎尔人被视作非基督徒。哈扎尔人与希腊及犹太移民之间的军事力量对比是五比一，哈扎尔人占优。不过，这一数据是由较为独特的人口统计方法计算出的：统计时，从不计算总人口数字，而是以省份为计算单位。

每个省驻宫廷的代表不是按该省人数多寡而定，而是按省份的名称决定的，也就是说，宫廷内非哈扎尔人的代表占大多数，而实际上这个王国大部分的臣民为哈扎尔人。上述这种情况，可以说是对非哈扎尔代表盲目认可和顺从的结果。那些人没有以哈扎尔人来称呼自己，这一带有某种自荐性质的要求，是他们得以进入宫廷的第一步。接下来的步骤是不失时机地对哈扎尔人进行刻毒的抨击，置哈扎尔人的利益于不顾，而一味地为希腊人、犹太人、土库曼人、阿拉伯人或哥特人争得好处。当时的情形实在难以让人作个明白的解释。九世纪有个阿拉伯编年史作者曾作过这样的记述：“最近，有个与我年纪相仿的哈扎尔人对我说了些奇怪难懂的话：‘迄今为止，我们哈扎尔人只到达我们未来的一部分，这是最为艰难、最难理解、最难征服的一部分，以致我们只能间接地谈论我们的未来，一如狂风刮过，池塘水面上未来的碎屑及坠落物—它们早已陈旧发霉—渐渐地铺开，并盖没我们的双脚。我们处在未来最严酷的部分，那是一个使用得老迈、停滞的未来，在这种总体分割中，在这种对未来的掠夺中，我们不知道最美好的那部分会惠顾谁，那部分至今还无人接触过……’”

当我们得知可汗不允许五十五岁以下的哈扎尔人触及国家的权力，便能理解上述的话语了。这是可汗针对哈扎尔人立下的规定，尽管他本人也是哈扎尔人。他认为他的国家里其他民族人口的数量还不多，故不会构成对其统治的威胁。根据哈扎尔宫廷的新规定，由与可汗同龄的哈扎尔人或一个外国人空缺出来的行政职位，将不再授予五十五岁以下的哈扎尔人。这样一来，若干年后，即便哈扎尔人到了合法任职年龄（五十五岁），所有重要的官职早被非哈扎尔人瓜分一空，或者说届时重要的行政职务已各有其主，而剩下的那些无足轻重的行政空缺，哈扎尔人也不屑接受。

在哈扎尔京都伊蒂尔，倘若有两个人相遇（即便互不相识），他们可以像互换帽子一般交换各自的名字和未来，相互转换角色之后继续生活下去。不管这种交换名字和未来、相互转换生活角色的习俗有多频繁，哈扎尔人在他们的国度里始终占据了总人口的大多数。

哈扎尔京都是位于哈扎尔王国中心的战略要地，那儿居住着大量的哈扎尔人，他们的酬饷和饰品是按照当地居民人口平均分配的，非哈扎尔人诸如希腊人、哥特人、阿拉伯人、犹太人及俄罗斯人等也得到同等数量的饰品，尽管哈扎尔人口占大多数，但他们将他们自己的饰品和酬饷银两与非哈扎尔人平分共享。而在南部外省希腊人居住地，及西部犹太人居住地，还有波斯人、撒拉逊人等居住的东部地区，那儿的饰品只分授给非哈扎尔人的代表，那儿的哈扎尔人则分不到这些物品，原因是那些省份被视作非哈扎尔人省份，而实际上，那儿的哈扎尔人与其他民族的人数一样多。结果产生了这样一种现象：在哈扎尔王国中心，即京都的哈扎尔人与非哈扎尔人有福共享，而在其他地区的哈扎尔人则一无所有，别人连一个铜板都不会分给他们。

鉴于哈扎尔王国内哈扎尔人口最众，故义务兵役制的从军人数比例也以哈扎尔人为绝大多数，军队中长官的职位是以不同民族的人数比例分配的。士兵们常听到这样的话：只有在战斗中，所有的人都平等和睦一起生活，其他情况下就谈不上了。捍卫国家和统一、保护王国的使命主要由哈扎尔人来承担。

战争爆发期间，王国内的各种关系便会发生变化，其原因大家都明白。每每这种时候，哈扎尔人能获得较多的自由，人们注视他们的手势，庆祝他们获得的胜利，因为他们都是骁勇善战的士兵，他们擅长投掷梭标，还能用脚踢起马刀，然后双手同时舞刀劈杀。他们左手和右手一样灵活有力，他们从小就进行双手并用的战斗训练。而非哈扎尔人战事一起便纷纷投靠他们原来的国家：希腊人陪着拜占庭军队一起洗掠，并要求与他们的基督教国家结盟。阿拉伯人则站到了哈里发的麾下，波斯人忙于寻找未受割礼的同胞。战斗一结束，人们便忘却了一切，非哈扎尔人在敌人军旗下获得的军衔竟会被哈扎尔军队认可，而哈扎尔人无色面包的数量却因此减少了。

着色面包可以说是哈扎尔人在他们国家里生活状况的写照。着色面包是哈扎尔人自己制作的，因为只有他们生活在产小麦的哈扎尔地区。在高加索山脉周围的贫瘠之地，人们都吃这种售价便宜的着色面包。无色面包也是哈扎尔人制作的，但价格非常昂贵。哈扎尔人只能购买这种昂贵的无色面包，而无权作其他的选择。倘若一个哈扎尔人不遵守这一法律，去买着色面包，那么只消察看他的粪便就能发现这一违法行为。哈扎尔有一种特殊的海关检查部门，那里的工作人员会时不时地检查哈扎尔人的粪桶，违法者会受到惩罚。

可
拉，法拉比·伊本（八世纪—九世纪） 参加哈扎尔▽
大论辩的伊斯兰教代表。有关他的文字记录很少，且前后矛盾。哈扎尔大论辩最重要的编年史作者阿勒·拜克里
从未提及他的名字，有人认为他是为了尊重法拉比·伊本·可拉才这么做的，后者不喜欢别人当他的面读出某个人名宇，更不愿意别人提到他的名字。他认为一个没有名字的世界更为明朗、更为清纯。一个相同的名字会掩盖住爱和恨、生与死。他曾多次开玩笑地说起他的这一想法的由来：有一次，当他正全神贯注地注视着一条鱼时，一只小飞虫撞入了他的眼睛。于是，他看到的是鱼吃下了那只小飞虫。有些说法认为，尽管法拉比·伊本·可拉也受到过邀请，但他从未去过哈扎尔首都参加那次大论辩。据阿勒·拜克里的说法，参加大论辩的犹太使团可能派人用毒药或刀剑害死了他。另有一些史料则认为法拉比·伊本·可拉因途中耽搁，等他到达时，哈扎尔大论辩刚好结束。然而，大论辩的结果表明，确实有一名出色的伊斯兰教代表出席了在哈扎尔可汗的宫廷举行的大论辩。法拉比·伊本·可拉出现时，众人惊讶不已，有些人以为他早已死去，并已经开始考虑为他的丧宴准备指环了。法拉比·伊本·可拉跷起二郎腿，用他那双大得出奇的眼睛扫视了一下众人，说道：

“很久以前，在我很小的时候，有一次，我坐在草地上，看见两只飞蝶在相互碰撞；各自身上五彩缤纷的粉末沾到了对方的翅膀上，随后它们继续振翅飞舞，而我也把这事忘得一干二净了。昨晚在路上，有个人将我错当成另一个人，他用刀向我袭来。在我继续赶路之前，我发现一些蝶粉，而不是鲜血从我脸上飘落……”

法拉比·伊本·可拉为伊斯兰教所阐述的一个主要论据已被记录下来。哈扎尔可汗向三种宗教的代表即犹太教代表、伊斯兰教代表和基督教代表出示了一枚硬币。这是枚三角形的硬币，一面是它的币值：五滴泪水（这是哈扎尔人所用的货币单位），硬币的另一面画着一个濒临死亡的人，他手握一束树枝给身旁的三个年轻人看。可汗问伊斯兰苦行僧、犹太教拉比及基督教教士这幅图到底有什么含义。据伊斯兰教史料称，基督教代表认为这是一个古老的希腊故事：奄奄一息的父亲告诉他的儿子们这样一个道理：团结就是力量，他给他们看一束树枝，旨在说明一束树枝难折，一根树枝易断。犹太教代表则认为树枝是人体四肢的象征，只有当它们共同发挥作用时，才能保护人的躯体。法拉比·伊本·可拉否定了上述两种解释。他认为三角形硬币是在地狱里铸造出来的，故他的对手们的解释不可能准确。他认为此画表现的是一名被判喝下毒药的杀人犯，此人已躺在灵柩台上。他面前是三个魔鬼：犹太火焚谷的恶魔之王亚司马提，伊斯兰火狱的邪神阿里曼及基督教地狱里的魔鬼撒旦。杀人犯手握三根小棒的含义是：倘若三个魔鬼为受害者复仇，杀人犯将难免一死，倘若三个魔鬼不再复仇，他便可保全性命。三角形硬币所传达的信息相当明了。地狱将它传达到人世，不啻对世人的警告。伊斯兰教，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三个魔鬼中没有一个是受害者的代表，受害者不复仇，杀人犯可免一死。最糟糕的情况莫过于哈扎尔人和他们的可汗不属于这三个世界中的任何一个。所以，你们没有任何防卫，任何人杀害你们都不必担心会受惩罚……

显然，法拉比·伊本·可拉试图以此法劝可汗相信，为了他本人及他的臣民，放弃他们原来的信仰，皈依三大宗教的其中一种，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三大宗教的使者中，谁的解释最有见地，谁的回答最正确，他便可选择那人所代表的宗教。可汗觉得法拉比·伊本·可拉的阐释最有说服力，遂同意了他的观点。就这样，他选择了伊斯兰教教义，并解下腰带，向安拉作祷告。

据伊斯兰史料的说法，法拉比·伊本·可拉没有参加大论辩，甚至连哈扎尔宫廷都没到过，原因是他在旅途中已被人用毒药害死，这一说法援引了法拉比·伊本·可拉传记的某个文本中的一些内容。其实，传记认为他的一生已经载入一本书里，那是根据长久以来口头流传的有关他的故事改编成书的。传记作者读过《一千零一夜》，一千零二个故事是相同的。但他从未在书中找到有关法拉比·伊本·可拉生平的线索。他骑在一匹骏马的背上，骏马飞奔，一双马耳像鸟翅一般飞翔，而它背上的主人却纹丝不动。撒马拉的哈里发派他前往哈扎尔首都伊蒂尔，去劝说哈扎尔可汗站到伊斯兰教一边来。法拉比·伊本·可拉开始为其使命作准备。他甚至弄到了一部哈扎尔阿捷赫▽
公主的诗集。他发现其中有首诗叙述的内容就是他一直在查考的一个真实的故事，于是，他把所有精力都用于改编这首诗。诗中最使他感到惊奇的是，全诗叙述的是一个女人的故事，而根本不是一个男人的故事。诗中所有的辞句都与主人公相吻合，最特别的是用“学校”这个词来称呼哈扎尔宫廷。法拉比·伊本·可拉将诗译成阿拉伯文，他把真实看作是某种不知其名的东西。下面是他的译文：

女游客和学校

女游客拥有一本护照，不论东方还是西方的国度对此护照都格外重视。这种护照也使东西方两地的国家产生了怀疑。女游客投下了一左一右两个影子。长途旅行之后，她得在小径纵横交错的森林中寻找那所著名的小学，以参加她人生中最为重要的考试。她的肚脐犹如一只新鲜的面包，漫长的旅途需花去数年的时光。她终于来到了森林边缘，她在那儿遇见了两个男人，于是就向他们问路。他们回答说他们知道去学校的路该怎么走，接着两人倚着长刀默默地打量她。最后，其中一人开口道：笔直朝前走，到第一个十字路口向左拐，然后再向左拐一次就是学校。女游客谢过他们之后，终于松了口气，因为那两人没查看她的身份证件。不然的话，他们定会怀疑她是个外国女人，而且还会猜度她的内心所思。她继续上路，在第一条小径相交处向左拐，然后又向左拐了一次，她想，只要顺着他们指的方向走下去，找到学校是毫不费力的。然而，到了第二条小径的尽头，除了一个池塘外，根本没有什么学校。池塘边站着两个佩着长刀的男人。他们面带微笑地请她原谅：

“刚才我们指错了路。走到第一个十字路口应该向右拐，然后再向右拐一次就是学校了。但我们得先弄清你的真实意图，我们得弄清你是真的不认识学校呢，还是假装不认识。现在，时间已经太晚了，你今天到不了学校，也就是说你再也到不了学校了，因为从明天开始，那所学校将不复存在。所以，由于这次小小的检验，你已错失了你一生中的目标，不过，你也明白这样的检验是必不可少的，那是为了防止其他不怀好意的游客找到学校。但你也不必自责。假如刚才你朝我们所指的相反方向走，即向右拐而不向左拐，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因为我们会知道你欺骗了我们，你明明知道通往学校的路而假作不知，那我们会不得不阻止你，因为打你向我们隐瞒你的意图的那一刻起，我们就会怀疑你的动机。其实，你永远到达不了学校。不过，你的一生也没有白白浪费：在这个世界上，你的一生为检验一件东西起了作用。所以并非一无所获……”

这两个男人如此这般地说着，女游客现在唯一的慰藉就剩她的护照了，她没向那两个站在池塘边的男人出示过护照，他俩连想都没想过她会身揣一本护照。总之，她还是骗过了他们，因为她没把护照交给他们检验，这也意味着她的一生白白浪费了。不过“白白浪费”这几个词在她和他们之间有着全然不同的含义。因为她对他们的检验狠狠地嘲弄了一番！不管怎样，结果已摆在那儿，她生存的目的已经不复存在，已明白无误地绕开她而消失在时间的长河中。于是她恍然大悟：她的目的地不在学校里，而在寻找学校路途中的某个地方，尽管寻找看来是徒劳一场。在她的内心深处，这种寻找突然变得越来越令人向往，她一下子感受到了全部的旅途之美。她幡然醒悟，继而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最重要的意义并不在到达一条路的目的地，而在这条路上行走的过程中，即在这条路线的本身，基于这一想法，她也许从未考虑此次旅行是否会徒劳一场。她在自己的记忆中分门别类地搜索，就像一名商人重新编制他所有财产的清单，她开始重新找回依稀留在她记忆中的细节。在这些细节中，她又作了毫不留情的甄别和严格的筛选，记下了最为重要和更加细碎的内容，最后，只剩下唯一一个场景：

一只餐桌，上面有一只映着另一种葡萄酒颜色的酒杯。一堆牛粪上正烤着一只刚打到的鹈鹕。飞鸟夜间的梦使其鸟肉变得富有营养。烫手的面包形似你父亲的侧影，又像你母亲肚脐的阴影。还有用一只出生在岛上的年轻而又衰老的母羊奶制成的干酪。餐桌上除了这些食物之外，一盏烛灯烛泪欲滴，边上是一本《圣书》，伊斯兰历四月份正在通过此书渐渐流逝。

库
（Driopteria filix chazarica）

[6]

系产于里海沿岸的一种水果。达乌勃马奴斯对这种水果作了如下记述：哈扎尔人培育了一种果树，这种果树除了哈扎尔外，在其他任何地方都不结果。其果实外皮像鱼鳞或者球果的果鳞。它们长在高高的树顶，挂在树枝上，就像小饭馆老板高挂在店门口用来招徕顾客，使他们隔得老远就能知道这里供应鱼汤的那种鱼。有时这种果实还会发出声音，颇似燕雀的啼声。果味微咸而极寒。秋天，这种果实变得轻若蝉翼，果实内的果核像心脏一样搏动不已。它们由树枝上飘落下来，有很长一段时间在空中飞翔，翕张着两鳃，仿佛在风波中游动。男孩子们用弹弓将它们射落，有时可以看到鹰的喙中叼着这种果实，鹰把它们错当成了鱼，而且深信不疑。因此哈扎尔人常说：“贪食的阿拉伯人就像鹰一样深信我们是鱼，其实我们不是鱼，我们是—库。”“库”是这种果实的名字，是撒旦在罚阿捷赫公主忘却她的母语的时候允许她留在记忆中的唯一一个哈扎尔字。

每到深夜，往往能听到“库—库”的啼声。这是阿捷赫公主△一边哭，一边在念诵她唯一还记得的母语中的一个字，想借此回忆起她已全然忘却了的她的诗作。

音
乐圬工 哈扎尔人当中，曾有一些在大风横穿而过的地点以开凿和集中巨大的盐块为生的圬工。在哈扎尔四十阵风（一半是咸风，一半是淡风）当中每一阵风的必经之地，音乐圬工们用盐块砌起一堵墙，在每年一度的风莅临之际，他们聚在一块，仔细辨听，然后评出哪个圬工作的曲子最为精彩。阵风吹来，在盐墙上环绕轻叩，掠过盐块的尖脊，奏出不同凡响的曲子，直到盐墙和圬工在雨水的洗涤下、在路人的目光的驱赶下、在牛羊的舌头舔触下消失，方告曲终人散。

春暖花开之际，一个阿拉伯圬工由一个犹太人和一个哈扎尔人相伴，一起出门远行去听他的盐石之歌。在一座人们可集体做梦的庙宇旁边，那个犹太人和那个哈扎尔人发生了争执，继而相互厮杀，最终双双身亡。当时，这名阿拉伯圬工正在庙宇内熟睡，有人却指控是他杀了那名犹太人，因为众所周知他俩是不共戴天的邻居，所以所有犹太人一致要求处死这名阿拉伯人。这名阿拉伯人沉思良久，想到了这样一个事实：一旦来自第三方的灾祸降落到你头上，那就断然不可能有第四方来救你一命。在哈扎尔王国，基督教法律保护希腊人，犹太教法律保护犹太人，伊斯兰教法律保护阿拉伯人，所有这些法律在哈扎尔王国同时实施，并行不悖……于是，这名阿拉伯人就强调这一点来为他自己辩护……（以下文字无法辨读，只能从略）。最后，他成功了，他没被处死，而是被判去战船上服刑，内容是划船。刑满之后，他还可去听盐墙上奏出的音乐，直到盐墙被坚硬的静默摧毁为止。

马
苏迪，尤素福（十七世纪中叶—1689年9月25日） 著名乐师，诗琴演奏家，本书作者之一。马苏迪拥有一本《哈扎尔辞典》的阿拉伯文手抄本，他亲手用钢笔蘸着埃塞俄比亚咖啡对这本辞典作了不少补充……

史料来源：达乌勃马奴斯
的版本中收集了一些有关马苏迪的资料。据这些资料的说法，马苏迪曾三次忘记他自己的名字，并改变过三次职业。诗琴演奏是他第一次放弃的职业，可他终身难以忘怀的恰恰是诗琴演奏。十八世纪的伊兹米尔及库拉地区的诗琴学校可谓真正的马苏迪传奇的摇篮。这些传奇连同他著名的指法一起被人传授。马苏迪也拥有一部阿拉伯文的《哈扎尔辞典》，这是他亲手用蘸着埃塞俄比亚咖啡的羽笔抄录而成的。传说他言谈拘谨，常有一副已离茅厕却便意未尽的样子。

马苏迪是安纳托利亚人。据说教会他弹奏诗琴的是他妻子，而他妻子是个左撇子，只会倒拨琴弦。但是据考证，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时安纳托利亚的诗琴演奏家中间流行的弹奏手法恰恰是师承了他的倒拨法。传说中凿凿有据地讲他对乐器有惊人的乐感，这种乐感能使他在尚未听到某把诗琴的声音前即可对这把诗琴的音色作出鉴定。屋里只消有一把没有定弦的诗琴他便能感觉出来，因此而焦躁不安，有时甚至会恶心。他自己用的乐器是按照星象来调弦的。他知道乐师的左手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逐渐忘掉其手艺，而右手却永远不会遗忘。他很早就扔掉了音乐，由此流传下来一个传说。

他连续三天梦见他的亲人一个接一个死掉。先是父亲，继而是妻子，然后是兄弟。第四天晚上他又做了个梦，梦见他的第二房妻子死掉了，这个女人的眼睛就像花朵一样，在寒冷中会变颜色。她瞑目之前，她的双眸好似两颗熟透了的黄灿灿的葡萄，可以看到在眸子深处有一粒粒果核。她僵卧在那里，肚脐眼里插着根蜡烛，下巴用头发缚住，免得她笑。马苏迪醒了过来，从此在他有生之年再也没有做过梦。他吓得魂飞魄散。他根本没有娶过第二房妻子。他跑去请托钵僧详梦。托钵僧打开相书，念给他听：

“噢，我亲爱的孩子！千万不要向你的兄弟谈你的梦！因为他们串通起来要加害于你！”

马苏迪对这个回答不满意，便问他唯一的妻子这梦是什么意思，她回答他说：

“千万别跟任何人谈你的梦！因为你的梦会对你信赖地与之谈梦的那个人有利，而不是对你。”

于是马苏迪决定去找捕梦者，随便哪个捕梦者都可以，也许他们能根据切身的经验推断出他梦的意思。人们告诉他，捕梦者现在已非常之少，比以前要少得多了；还劝他不要往西而要往东走，在东方说不定还能找到他们，因为他们的捕梦术，他们的族系都渊源于哈扎尔部族。当年这个部族曾居住在高加索的崇山峻岭之中，那里长满乌黑的草。

马苏迪拿着诗琴，沿着海岸朝东方走去。心想：“不但兵贵神速，连骗人，下手也得快，磨磨蹭蹭成不了事。”于是他三步并作两步去追寻捕梦者。一天半夜里，有个人把他叫醒。马苏迪睁开眼睛，看到站在他面前的是个老头儿，那人的络腮胡只有胡子尖是白的，活像刺猬背上的刺。老者问马苏迪，有没有梦见过一个眼睛呈白葡萄酒的颜色而眸子深处却是五光十色的女子。

“在寒冷中她的眼睛会变颜色，像花朵一样！”那个陌生老者加补说。

马苏迪说他见到过她。

“她好吗？”

“她死了。”

“你怎么知道的？”

“她死在我梦里，当着我的面死的。她是我的第二房妻子。她僵卧在那里，肚脐眼里插了一根蜡烛，下巴用头发缚住。”

听到这里，老者号啕恸哭，用沮丧的声音说道：

“死了！我千里迢迢地从巴斯拉

[7]

追踪她到这里。她的影像由一个梦迁至另一个梦，而我呢，循着三年来一次次梦见她的人的足迹，步履艰难地追踪着她。”

马苏迪恍然大悟，站在他面前的正是他踏破铁鞋无觅处的那个人。

“既然您老能够这样追踪这个女人，那您老大概是捕梦者吧？”

“我是捕梦者？”老者诧异地问。“这话出于你的口？你才是捕梦者，我不过是你们这种法术的一个普普通通的爱好者罢了。能由一个梦进入另一个梦的影像，只可能死在天生的捕梦者的梦中。你们这些捕梦者才是墓地，而不是我们。她走了数千里的路，为的是死在你梦中。从今往后你再也做不了梦了。你能做的唯一的事就是追逐。不过你已追逐不到那个双眸呈白葡萄酒颜色的女人了。对你来说她已经死了，对其他人来说也是如此。你得去追逐另一头野兽了。”

马苏迪就这样从老者嘴里得知了他今后要做的事，并获悉了可能获悉到的有关捕梦者的一切。老者说，如果一个人拥有可靠的资料，包括书面的和口头的，便能相当熟练地掌握捕梦术……最了不起的捕梦者都是哈扎尔人，可哈扎尔人早已不复存在。保存下来的只有他们的捕梦术，以及他们一部辞典的残卷。这部辞典详述了捕梦术。哈扎尔人能够追踪别人梦中的影像，像猎兽那样猎获那些影像，从一个人的梦追至另一个人的梦，甚至穿越动物或者魔鬼的梦……

“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马苏迪问。

“你当然发现过人在睡熟之前，在半醒半梦之间，总是以一种完全特殊的方式来调整他同地心引力的关系。在这种时刻，人的思想挣脱了全然依从于力的地心的吸引，而地心引力正是以力作用于人体的。在这种时刻，那道把人的思想同世界隔开的坚壁变成了千疮百孔的颓垣，好似筛子一般，放任人的思想穿越而过。在寒气轻而易举便可侵入人体的短暂的瞬间，人的思想便会翻滚着冲出人的躯体。这些离体而去的思想，毋需花多大力气便可看清。凡是凝视熟睡者的人，即使没有经过专门训练，也能看出那人在转什么念头，想什么人。要是反复练习，久而久之，便能在人的心扉打开的那一刻观察到人的心灵，便能逐步延长观察的时间，并逐步深化观察，直至进入梦境，就像在水下睁着眼睛那样在梦中追逐猎物。于是就成了捕梦者。

“这些捕梦者，哈扎尔人称之为梦中人的忏悔神父，详尽地记述了他们观察到的情况，就像天文学家或者根据太阳和星辰算命的占星家所做的那样。遵照捕梦者的庇护人阿捷赫公主的命令，人们把与捕梦术有关的一切事物，同那些最了不起的捕梦者们的传略和他们的虏获物的生平集拢来，编纂成《哈扎尔百科全书》，或者称作《哈扎尔辞典》。这部辞典，捕梦者代代相传，而且每一代都必须有所补充。为此许多世纪之前，在巴斯拉创立了一座专门的学堂，它是‘虔诚者的团体’，或者说是‘忠诚之友’会，这个教派对其成员的姓名严加保密，可是却出版了《哲人历书》和《哈扎尔辞典》，然而这两部书同这个学堂伊斯兰分院的全部书籍和阿维森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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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著述一起，按照穆斯汤奇哈里发的命令，被付之一炬。因此在阿捷赫公主参与下所编成的《哈扎尔辞典》最早的版本未能保存下来，我拥有的那本辞典不过是阿拉伯文译本，这是我唯一能赠送给你的东西。你收下它吧，不过听着，你得认真地学通书中的全部文章，因为如果你不能通晓你的捕梦术的辞典，也许你就会同你最主要的猎物失之交臂。你要记住：在你猎梦时，《哈扎尔辞典》中的字句如同猎户在沙滩上发现的狮子的足迹那么至关重要。”

老者这么说道。最后他把辞典送给马苏迪，同时劝他说：

“叮叮咚咚弹弹琴，每个人都干得了，而捕梦者只有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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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受上苍恩宠的人才当得上。快丢下你的乐器吧！要知道诗琴是个叫拉姆库的犹太人发明的。把它扔掉，出发去猎梦吧！要是你的猎物不像我的那样死在别人的梦中，那么她一准会引导你达到目标！”

“那猎梦的目标是什么呢？”

“猎梦者的目标就是意识到每天的觉醒不过是摆脱梦的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一个人要是领悟到他的每一个白昼不过是另一个夜晚，领悟到他的两只眼睛等于别人的一只眼睛，那么他就会奋力去求索真正的白昼，这种白昼将会带给他彻底的觉醒，从醒态中彻底觉醒过来，那时的一切就远要比醒时清晰得多。到那时他终于会发觉：同有两只眼睛的人相比，他是独眼，同明眼人相比他是盲人。”于是，老者向马苏迪讲述了：

阿丹·鲁阿尼的故事

“若把人类所有的梦都集中在一起，就会得到一个巨人，他的身形有如一个大陆。他可不是人类中的生灵，而是阿丹·鲁阿尼，是天庭的阿丹，是伊玛目们常说的人类的世祖天神。这位亚当之前的阿丹原先是世上排位第三的天神。由于他过于忧心忡忡，无暇顾及其他，以致地位跌落，待他幡然醒悟，重新恢复自己，将他谬误的同伴易卜劣厮和阿里曼扔进地狱时，他便重返天庭。然而，他在那儿从原先的第三天神的排位降到了第十，这是因为七位天神在他缺席期间登上了他上面的梯级。这样，始祖阿丹便落在了后面：这七个梯级是他自己耽搁后产生的间距，时间就这样诞生了。因为时间不过是迟到的、永恒的组成部分。这位天神，或曰先驱阿丹集男人和女人于一身，这位从第三降至第十的天神永远试图超越自己。他的企图偶尔会成现实，但最终还是永远跌落下去，他只得继续在天神排位的第十级和第十二级之间徘徊。

“所以梦也就从人类天性的这一部分中诞生了，这一天性源自先驱阿丹天神，因为他思考的方式和我们做梦的方式一模一样。他的思维迅捷，我们只在梦中有这般速度的思维，更确切地说，我们的梦是用他天上的快速迅捷制造而成的。他的话语一如我们的梦呓，没有现在时和过去时，只有将来时。他既不能杀人，也不能繁殖后代，一如我们在梦中的情形。捕梦者潜入他人的梦和休憩之中的原因也在于此，他们逐步攀上先驱阿丹的小块肉身。他们把细小零碎的东西合为一体，就像人们每每说到的《哈扎尔辞典》，其最终目的也是集中所有这些书籍，以便在世间重新创造阿丹·鲁阿尼的巨大肉身。倘若我们在我们的始祖天神攀援天际梯级之时紧随他后，我们便可靠近上帝。要是我们不幸地在他跌落之时跟随他，那我们将远离上帝。然而，这两种情况对我们来说，永远是无法预知的。我们将命运押上，始终希冀能在他攀上第二级天神之位的当口与之相通，以便使他能带领我们向上迈进，更接近真谛。

“捕梦者的营生既可引出一桩意想不到的好事，也可招致一次巨大的不幸。不过，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结果非我等捕梦者可以左右的。我们要做的只是努力去尝试罢了，剩下的就看各自的能耐了。

“最后，还须提醒一下：穿越他人之梦的路径有时会掩盖一些征兆，而人们恰恰是通过这些征兆获知始祖阿丹是否攀上了梯级抑或已从梯级上跌落。这些征兆代表了两人互相托梦的过程。这就是为何所有捕梦者的最终目的在于发现这对相互托梦的人，并尽量透彻地了解他们的原因。他们永远是不同状态下的阿丹部分肉身的代表，始终处于等级不同的灵魂梯级当中。要是你遇上了两个相互托梦的人，你便达到了目的！最后，别忘了提交你对《哈扎尔辞典》附加和补充内容的文本，所有卓有成效的捕梦者都将这些文本留在了巴斯拉的清真寺，奉献给先知拉比亚……”

老者对马苏迪说了上述的话。于是马苏迪抛舍了音乐，成为一名捕梦者。

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坐下，然后，开始仔细阅读所有关于哈扎尔人的注语及有关文字，这些内容全部收录在别人送给他的一部辞典里面。第一页上写着下述文字：

“在这幢房子里，跟在其他房子里一样，并非人人皆受欢迎，并非人人都享有一视同仁的待遇。有些人占据餐桌的上座，享用最佳的菜肴。这些人可先于其他人看到上桌的菜肴，择己所爱用餐。另一些人坐在有穿堂风吹过的位子上，他们至少有两种菜肴可供选择。还有些人则居末座，他们只有一种味道、一种颜色的菜肴可用来进食。但门后还有一个座位，在此落座者只有靠一个根据传说讲述故事的人的话来充饥果腹了，也就是说，此人什么东西也吃不到。”

接着，他在辞条按阿拉伯字母顺序排列的《哈扎尔辞典》里，找到了一连串哈扎尔重要人物及一些其他人的生平简介，特别是发现了有关哈扎尔人改宗伊斯兰教的内容。最重要的是一个名叫法拉比·伊本·可拉的苦行僧、智者，是他促成了那次改宗事件，其生平在辞典中占有很长的篇幅。辞典里还有许多缺文脱字的地方。哈扎尔可汗邀请了三名使者—阿拉伯苦行僧、犹太教拉比、基督教教士—来他的宫廷，请他们详一个他做过的梦。不过，阿拉伯文译本的《哈扎尔辞典》及论及哈扎尔问题的伊斯兰史籍对三名参加哈扎尔大论辩的使者的论注似乎有详有略。伊斯兰史籍几乎没有提及参加大论辩的另两名捕梦者的名字，即一名基督教使者和一名犹太教使者。论及他俩的内容要比叙述阿拉伯使者法拉比·伊本·可拉的文字简单扼要得多。在阅读《哈扎尔辞典》的过程中（所花时间不长），马苏迪一直纳闷：另外两个人到底是谁？有没有基督徒知道希腊使者的名字呢，希腊使者在由四方人士出席的哈扎尔宫廷论辩中为基督教奋力辩争。他叫什么名字呢？犹太教拉比中间是否有人知道参加哈扎尔宫廷论辩的犹太教代表的名字呢？这么看来，在希腊人或犹太人中间，无人对出席论辩的基督徒和犹太教代表格外留意过。马苏迪现在想到的问题他的前人伊斯兰智者是否也考虑过呢？那些外国人的论据在马苏迪看来似乎没有法拉比·伊本·可拉的论据那样具体有力。法拉比·伊本·可拉的话果真比那些外国人的话更具说服力吗？在论及哈扎尔人问题的犹太教或基督教的史籍中—如果这些史籍确实存在—难道真有阿拉伯人的论据要比那些外国人的论据高出一筹的记载吗？他们会不会对我们闭口不谈，一如我们对他们所做的那样？有朝一日，有没有可能编纂一部有关哈扎尔问题的辞典或一部百科辞典，将三个捕梦者的故事全部收入，这样的话，情况不就真实了吗？在《哈扎尔辞典》具体确切的书页上，按字母顺序排列，编入出席哈扎尔大论辩的基督教使者和犹太教使者的姓名及生平的条目，再加上编年史作者收集的基督徒和犹太人里面对此次大论辩的有关信息。假如阿丹·鲁阿尼肉身尚缺少某些部分，那他怎么能被创造出来呢？

想到这里，马苏迪觉得周身有如蚁群爬过。他瞥见他的衣服在门敞开着的衣柜内微微晃动，不禁有些害怕，于是他立即关上柜门，打开他的辞典。他四处寻找有关哈扎尔人的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的手稿。在他头巾的折裥处，人们可读到“圣书”这两个字，而他却跑步赶上前面的异教徒，他付钱给在路上遇见的希腊人和犹太人，请他们将他们的语言教授给他，对他来说，他们也是折射世界的镜子，但折射的方法迥然不同。他学着在这些镜子里观察自己。他所获取的有关哈扎尔的信息不断膨胀，他还决定有朝一日为他捕获到的猎物立传，为一项业已完成的工作作一次圆满的总结。这也将是对阿丹·鲁阿尼巨大的肉身作一点微不足道的贡献。然而，一如所有的猎人，他也无法预知哪一种猎物将会出现。

到了回历四月份的第三个主麻日，马苏迪终于第一次瞥见了别人的梦。他投宿在一家车马店里，睡在他身旁那个人的脸他看不见，可是却听见他在唱一支什么歌。起初马苏迪没弄懂是怎么回事，可是他的听觉比他的思维要敏捷。原来有一把女人的钥匙，空心，沿轴线有个孔，正在寻找一个轴线在内的男人的锁孔。那把钥匙终于找到了那个锁孔。跟他并睡在黑洞洞的屋里的那人其实并没有唱歌，唱歌的是那人体内的某个人，是那人梦见的某个人……四周非常之静，因此听得见跟马苏迪并睡在黑洞洞的屋里的那个人的头发在蓬蓬勃勃地生长。这时马苏迪就像照镜子那么轻而易举地进入了一个广漠的梦境，但见黄砂遍地，无处可避风雨，触目皆是野狗和干渴的骆驼。他立刻感到他有被撕咬成残废的危险，这种危险步步紧逼着他。但他没有收住脚步，依然踏着砂地往前走去，那砂地随着睡者呼吸的节奏时而升起，时而下沉。在梦境的一个角落里坐着一个人，那人正用一棵树制作诗琴，这棵树本来是横在河面上的，树根一直蔓延至河口，而现在木质已经干了。马苏迪知道那人是在按照三百年前的方法制作乐器。如此说来，梦比做梦的人要老得多。梦中人时不时放下手中的活，抓起一把抓饭来放进嘴里，而每吃一把抓饭，跟马苏迪的距离至少要远上一百来步。因此马苏迪得以看到梦境的边界，那边有一抹微光！发出难以形容的臭气。在梦境深处，有一个专事饲养老废马匹的养马场，有两人在埋葬一匹马。其中一个就是唱歌的人。现在马苏迪不但听见了歌声，而且突然看到了歌者的面容。那个睡在马苏迪身旁的人梦见了一个青年，这人的唇髭有一撇是白的。马苏迪知道塞尔维亚的狗先咬人，后汪汪叫，瓦拉几亚的狗光咬不叫，而突厥的狗先狺狺狂吠，然后才咬人。这个梦中人不属于上述三类畜生中的任何一类。马苏迪记住了歌子，因为明天他必须设法去寻获下一个梦见这个有一撇白唇髭的青年人。马苏迪很快就想出了一个妙法。他雇用了好几个诗琴演奏者和歌手来充当围猎的猎手，在他的指挥下教会了他们弹唱这支歌。他十根手指上戴着十种不同颜色的宝石戒指，每种颜色都适合于他所运用的音级的十个音阶。马苏迪向歌手们举起这个或那个手指，每个歌手就像每种野兽都只选食它们要吃的那种食物那样，根据戒指的颜色，知道他该取什么乐音，决不会弄错，虽然歌子的旋律对他们来说是陌生的。他们在热闹的地方，像清真寺前、广场上、水井旁演唱，于是到处响起这支歌的旋律，这对那些在夜里梦见过马苏迪所追寻的那个猎物的过路人来说便成了诱饵。他们会吃惊得像看到月光由太阳上泻下来那样目瞪口呆地站在原地，着魔似的听着。

马苏迪追踪着他的猎物，沿着黑海海滨，由一个城市走到另一个城市。那些做他要追逐的那种梦的人有何特点，他已开始掌握。他发现一个地方如果有众多的人梦见那个有撇白唇髭的青年，必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动词在他们的话语中起着比名词远为重要的作用，只要有可能他们就把名词删去，哪怕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有时候，那青年会出现在一大群人的梦中。亚美尼亚的商人们梦见他被捆在绞刑架下，绞刑架安在一辆套着几头犍牛的板车上。他就这样在漂亮的石城内游街，由东及西，由南及北，刽子手拔光了他的唇髭。后来当兵的也都梦见他在海滨一个由人精心照料的养马场上埋葬一匹马，梦见他同一个妇人厮混，妇人的脸在梦中看不清，能看见的只有那个有一撇白唇髭的青年在她面颊上留下的亲吻的印痕，大小只相当于一粒米……可后来那个猎物突然消失，马苏迪失去了所有的线索。他唯一能做到的事就是把他在这次旅途中的见闻不分巨细统统写进他的《哈扎尔辞典》，于是他的那些按字母顺序排列，装在绿袋子里，陪同他一起风餐露宿、千里跋涉的新老笔记变得越来越沉。但是马苏迪总感觉到他错过了好些梦，而做这些梦的那个人就在他身旁，他没能及时捕获这些梦，并判断是谁做的。梦的数量多于做梦者的数量。马苏迪终于注意到了他那匹充作坐骑的骆驼。他进入这匹畜生的梦，见到了那个前额有疙瘩、唇髭呈双色的青年，他的唇髭所以会如此，看来是对他的惩罚。他头顶上亮着一个星座，这星座从未映照在海水中。他站在窗口，正在读一本扔在他脚边的书。这本书叫《
Liber Cosri

》，当骆驼闭着眼睛做这个梦时，马苏迪还不知道这两个词的意思。其时对梦的追逐把他带到了前哈扎尔国的国界。只见旷野里到处长着乌黑的草。

马苏迪碰到了越来越多的人让那个携带着一本叫作《
Liber Cosri

》的书的青年到他们的梦中过夜。他知道有时候整整好几代人，甚至好些社会阶层都会做同样的梦，梦见同样一些人。但是他知道这些梦正在逐步退化，乃至消失，还知道这些梦大都是旧梦。这些梦催人衰老。但是在这里，在边境上，他在追梦中碰见了新的情况。那就是那个有一撇白唇髭的青年还放债，他借给每个他进入其梦的人一个小银币。借款条件优越，年息只要一厘。在这里小亚细亚的穷乡僻壤，梦中借钱往往用不着出具借据，因为人们认为在梦中是不可能欺骗人的，不可能赖账的，只要他们所梦见的那个人，只要手中掌握有账本和账单的那个人还存在于他们的生活中的话。这样一来，仿佛有一个组织得很严密的双班制的会计处，包揽了醒态中的和睡态中的借贷业务，而且把这两种状态下的资本合并在一起，并得到借贷双方的默认。

在一个礼拜四的赶圩日，马苏迪来到了一个他不知其名的小村落，走进一个波斯人的大帐篷，波斯人正在里面表演节目。帐篷内人头攒动，假如朝黑压压的观众扔枚鸡蛋，这枚鸡蛋肯定不会滚落到地上。帐篷中央的一堆地毯上放着一个燃烧着的火盆，有人在向观众介绍一个全身赤裸的女孩。她身体微微颤抖，两手各握一只燕雀。她的左手一松放出一只燕雀，当鸟儿振翅欲飞的当口，她用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将它抓在手里。她有一种奇怪的病：她左手的速度比右手的速度快得多。她说她左手快得可以比她身体其余部分先触到死亡：“人们在安葬我时，无法连我的左手一起下葬！我已看见我的左手在距我很远的一座小坟墓里安息，这座坟墓既没有名字也没有任何标记，就像在一艘没有船尾的船上……”

这时，那个波斯人请观众在夜间的梦里梦到女孩，以便让她的病痊愈，他向观众详尽地解释了这个梦的作用。观众散去，马苏迪走在头里，有种如刺鲠喉的感觉，他用蘸着埃塞俄比亚咖啡的笔将这一感觉写进了他的《哈扎尔记事录》。那个波斯人看来也有他自己的记事录，他也是一名捕梦者。照此看来，伺奉阿丹·鲁阿尼的方法有很多，且各不相同。那么，马苏迪的方法好不好呢？

流光易逝，转眼到了回历五月的第二个主麻日。河上升起的浓雾遮蔽了河滩上一座光秃秃、暖洋洋的新的城市。在河面上，由于浓雾弥漫看不见这座城市，但是在河水中，在雾的下边却清晰地倒映出每一座清真寺的宣礼楼，楼的塔尖直刺河中的湍流。而在浓雾之外，在干燥的地方则笼罩着寂静，一种深邃的、持续了三天三夜之久的寂静。马苏迪发觉这寂静、这城市、这干渴的河水使他萌生了男人的欲念。就在这一天，他渴望一尝女人的滋味。他派往城里去唱歌的那帮围猎的猎手中有一人走了回来，禀报他说他们已有所猎获。这回猎获到的是个—女人。

“顺着城里的大街走，一直走到闻见姜的气味，凭着这股姜的气味你就可以认出哪里是她家，因为她煮什么东西都搁姜。”

马苏迪在城里走着，直到闻见姜的气味才停下来。有个女人坐在一堆篝火前，火上吊着一个铁汤锅，汤水上的气泡不时爆裂。孩子们拿着碗同狗一起排成一条长龙领食。马苏迪知道她一勺勺舀出来的是梦。她的嘴唇变幻着颜色……当马苏迪走到她跟前时，她也要舀一勺汤给他，可他笑了笑，谢绝了。

“我再也做不了梦了，”他说，于是她把铁锅搬了开去。

她活像一只梦见自己是个女人的白鹭。马苏迪不顾他的脚趾甲已经磨烂，手指甲都已啃坏，就饧着两眼躺到地上，偎在她身旁。空地上就他们两人，静得可以听见黄蜂用刺叮咬干枯的树皮。他凑过头去吻那个女人，可她的脸骤然大变。接受他吻的竟是老婆子的枯腮。他问她这是怎么回事儿，她说道：

“唉，岁月不饶人呀。你就别问了。岁月使我的脸发生变化，比使你的脸或者你的骆驼的脸发生变化要快上好几十倍。你在我裙子下边忙也是白忙，那里没有你要找的东西，我没有那只黑洞洞的乌鸦。没有肉体的阴魂是存在的，犹太人称他们为鬼魂，基督徒称他们为灵魂。然而还存在一种没有性别的肉体。阴魂是没有性别的，可肉体应当有性别。只有被魔鬼剥夺了性别的肉体才没有性别。我的情况就是如此。魔鬼易卜劣厮
褫夺了我的性别，却保全了我的性命。长话短说吧，我如今只有一个情夫，他的名字叫合罕
。”

“这合罕是什么人？”马苏迪问。

“是个总是到我梦里来，而且正在被你追踪的犹太人。是个有一撇白唇髭的青年。他的肉体藏匿在三个灵魂中，而我的灵魂则藏匿在肉体中，我只能同他一人分享我的灵魂，当他来到我梦里的时候，他是个很在行的情夫，我没什么可抱怨的。何况他是唯一还记得我的人，除了他之外，谁也不到我梦里来……”

马苏迪终于遇见了知情者，晓得他所追踪的那个青年的名字。那青年叫合罕。

“那你是怎么知道他的名字的呢？”马苏迪试探地问。

“我听到的。有人用这个名字喊他，他答应了。”

“在梦里吗？”

“在梦里。这是在他出发去君士坦丁堡的那个晚上。不过你要注意，我们所说的君士坦丁堡在今天的君士坦丁堡的西边，距今天的君士坦丁堡有一百昼夜的路程。”

后来那女人打怀里掏出一个水果之类的东西，形状像条小鱼，她把它递给马苏迪，说：

“这是库
。你想尝尝吗？或者你想要的是别的什么？”

“我想要你就在此刻，就在这儿做梦，见到合罕，”马苏迪说，那女人听了很惊讶，她指出：

“你的要求太低了。考虑到把你从千里之外引到我身边来的原因，你就提出这么一个要求，过于低了，但是根据各种情况判断，你意识不到这一点。我答应你，这就专门为你做这个梦，这梦本来就是要赠送给你的，现在提前送给你。不过你要当心：追踪你梦见的那个人的女人也会来收拾你的。”

她把头枕在狗身上，她的脸庞和双手被许多世纪以来投在她身上的无数目光所擦伤，只见她把合罕接纳到她的梦中，合罕对她说：

“Intentio tua grata et accepta est Creatori， sed opera tua non sunt accepta ...”

马苏迪的流浪生涯告终了，他从这个女人那里获悉的东西多于他通过各种探索所获悉的东西的总和，现在他就像一棵发芽的树那样迫不及待。他给骆驼套上鞍鞯，匆匆踏上归途，朝君士坦丁堡而去。猎物在京都等他。就在这时，正当马苏迪洋洋得意地想着这最后一次猎梦是何等地成功时，被他充作坐骑的那匹骆驼转过头来，朝他的眼睛啐了口唾沫。马苏迪气得举起湿漉漉的缰绳抽打骆驼的脸，直把它打得放光了两个驼峰中的水，可是他始终未能猜出骆驼这个举动的用意何在。

道路老是粘住他的鞋子，他一边走，一边反复背诵合罕那句话，这话像音乐一般好听，可是他不懂得这句话的意思。他一边走，一边背，一边想只要见到第一家车马大店，就立刻进去把鞋子洗净，因为道路要所有在它们上边走了一天的鞋掌都在当天把粘在上边的尘土归还原路。

有个除了希腊语外不知道任何其他语言的基督教修士告诉马苏迪说，他所记住的那些字是拉丁文，建议他去请教当地的拉比。拉比把合罕的这句句子翻译给他听：“创世主看重的是你的意愿，而不是你的举止！”

于是马苏迪明白了他的夙愿正在实现，他走的路是对的。他理解这句话的意思。他早就知道这句话的阿拉伯语说法，因为大天使在好几百年前就向哈扎尔可汗说过。马苏迪已经悟到合罕就是他在寻找的两个人中的一个，因为合罕跟他一样也在追踪哈扎尔人的事，只是合罕所根据的是犹太教传说，而他根据的是伊斯兰教传说。合罕正是马苏迪在研读他的《哈扎尔辞典》时所预见到的那个人。辞典与梦是吻合的。

然而，正当马苏迪接近这一伟大发现的当口，他明白了他的猎物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钻研哈扎尔历史和故事的另一个他，于是，马苏迪义无反顾地舍弃了他的《哈扎尔辞典》，而且从今以后永不回头。这一转变是通过下面的故事开始的。

一天晚上，马苏迪已在一家沙漠车马大店里熟睡。他忽然觉得自己的身体有如浪尖上的小船在不住地摇晃。隔壁的客房里有人正在弹奏诗琴。后来过了很久，有关这一晚上的故事和音乐的传说才在安纳托利亚的诗琴手中流传开来。马苏迪很快便发现这是架不同寻常的乐器。此琴所用的木头不是用斧子砍伐下来的，因为树木的声音没有消失。此木源自山顶的森林，那里的树木听不到水的声响。特别是琴肚，它不是木质的，而是用某种动物的甲壳加工而成。马苏迪能够辨听出这些不同之处，一如葡萄酒行家懂得分辨白葡萄酒和红葡萄酒两者之间不同的酒性。马苏迪听出了陌生人弹奏的是哪首曲子，这是最难得听到的曲子之一，使马苏迪着实惊讶的是，他竟在这人迹罕至的偏僻之地听到了这首曲子。此曲中有一段弹奏难度极高，马苏迪弹奏诗琴那会儿，曾为此曲找到了一种特别的指法，打那以后，其他的诗琴弹奏者开始纷纷效仿这一指法。然而，陌生人用的并不是马苏迪的那种指法，他的指法更佳，马苏迪无法辨听出他用的是什么指法。他听得直发愣。等到那个曲段重复弹奏时，马苏迪终于明白了。在弹奏那个曲段时，陌生人用了十一个手指，而不是十个手指。于是，马苏迪认为那个陌生人的身上有魔鬼附身，因为魔鬼演奏乐曲时，连尾巴也一起用上。

“我们两人中间到底谁追上了谁？是他追上了我，还是我追上了他？”马苏迪自言自语地说，一面冲进隔壁的客房。他看见一个男子，手指纤细，且一样长短，留着一撇弯弯的银白色唇髭。这个叫贾比尔·伊本·阿克萨尼的人正手抚一架用一只白色龟壳制成的乐器。

“给我看，”马苏迪含糊不清地说道，“快给我看呀！那曲子太动听了……”

贾比尔·伊本·阿克萨尼打了个呵欠，他那双翻开的嘴唇—就像里面刚产出一个看不见的婴儿—慢慢嚅动了一会儿后，终于恢复到原来的形状。

“你要我给你看什么？”他一面反问，一面放声大笑。“是尾巴吗？不过，你已有很长时间不再为歌曲和音乐操心了呀。你现在是捕梦者了。可你却对我还这么在意！你想让魔鬼帮你一把。原因就像书里说的，魔鬼能见到主神，而人见不到主神。那你想知道我什么呢？我骑上一头鸵鸟，当我开始行走时，便有魔鬼和小妖魔们伴我而行，这些魔鬼中间有一个诗人。此人在好几个世纪中写下了许多歌曲，时间要比安拉创造第一个人阿丹和好娃更早。他的诗节里讲到了我们众魔鬼，讲到了我们的魔鬼胚胎。不过，我希望别把这些太当真，因为诗的词句不是真正的词句。真正的词句永远像树上的一只苹果，树干上缠绕着一条蛇，树根入地，树顶参天。现在，我要向我、向你透露另一件事情。

“这件事是已知的，凡《古兰经》读者都知道的。那就是我和所有的魔鬼一样都是火做的，而你是泥做的。除了我用在你身上的力量和从你身上汲取的力量外，我再也没有其他的力量。这是因为人们可以从真理的本身抽取人们强加于它的东西。这足够了，一切事物都可在真理中找到位置。你们人类，一旦上天，便可按你们的意愿变成任何模样，但是只要你们还在地上，你们注定要永远保持同一个样子，即你们来到世上时所建造的形象。而我们则恰恰相反，在地上，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改变模样，但只要我们一越过天园之河，我们就注定永远是魔鬼，保持原来的模样。不过，我们火的属性可使我们的记忆不至于完全消失，用泥土做成的你们，情况也大致相同。这便是我、魔鬼和你、人类，最根本的区别。安拉用双手创造了你，而我是安拉用一只手做出来的，我的种类先于你的种类存在于世。所以，我们之间在时间上有一个重要的区别。虽然我们的痛苦并存，但我的种类先于你们人类抵达地狱。在你们人类之后还有第三种类会抵达地狱。你的痛苦永远比我的痛苦短暂。这是因为安拉已听见了第三种类的声音，这第三种类很快会被创造出来，这对我们，对你们都非常不利：为了减轻我们的痛苦，加倍惩罚先前的种类吧！这就是说，痛苦并非无穷无尽。这里面存在着一个纽结，任何书里都找不到的一种密切关系从此开始了，因而我可为你所用。但有一点千万别忘：我们的死亡比你们的死亡更古老。我们魔鬼所拥有的死亡经验较之人类更丰富悠久，而且我们善于掌握这种经验。所以，关于死亡，我可以对你说的东西比你的任何一个同类所说的要多一些，即便他是经验丰富的智者也好，他对死亡的认知不会比我多。我们经历死亡的时间比你们更久。现在，我要讲一个故事，仔细听好了，要是你有一只金耳环，得趁此机会利用一下。因为今天故事的讲述者，明天还可再讲一遍，而听故事的人只有听一次的机会。”于是，贾比尔·伊本·阿克萨尼开始给马苏迪讲述：

孩子的死亡故事

“一个孩子之死向来可以作为其父母之死的模式。母亲分娩，赋予她孩子生命，而孩子之死又为其父之死提供了一种形式。当儿子先于父亲死去，那父亲的死会因没有陪伴、没有模式而变得残缺不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魔鬼的死亡非常容易简单的原因所在，因为我们没有子孙后裔。我们的死亡没有任何模式。没有后嗣的人的死亡同样相当容易简单，因为他们在冥国所有的活动只带来刹那间一瞬即逝的丁点火星。简言之，孩子将来的死亡不啻父母死亡的一面镜子，一如某项自反定律产生的效力。死亡是唯一可以逆向继承、可以逆时而溯的东西，它可以由年轻的传给年长的，由儿子传给父亲—祖先可以继承后辈的死亡，就像某种贵族的继承关系。死亡的基因—毁灭的标记—逆时而上，从将来到过去，就这样连接死亡和诞生、时间和永恒，也将阿丹·鲁阿尼和他本身连接起来。死亡就是这样成为具有家庭和继承特征的部分现象。但在这儿，人们不会去考虑黑睫毛或水痘的遗传。这里涉及的是一个人经历其死亡的方式，而不是其死亡的原因。人或死于剑下，或死于疾病，或寿终正寝，不论死于何种原因，他始终是通过他人的死亡来体验自己的死亡的。他经历他人的死亡，即未来的死亡，而从不经历自己的死亡。他经历的是其孩子的死，正如我们刚才说到的那样。他把死亡变为某种带集体性质的东西，变为某种家产。而没有后嗣的人仅有他自己的一次死亡。于是，有孩子的人就受罪了，他虽没有自己的死亡，却拥有所有他孩子们的多次死亡。那些拥有众多后嗣的人的死亡是可怕的，因为他们的人数会成倍减少，生命和死亡不受相同的比例限制。我给你举个例子。好几个世纪以前，在哈扎尔的一个修道院里住着一个名叫莫加达萨·阿勒·萨费尔
的修士。这座修道院除他之外，还生活着一万名处女。让所有这些修女受孕，便是他虔诚的宗教使命。他拥有了与这些修女人数不相上下的孩子。你知道他的死因吗？因为他吞下了一只蜜蜂。你知道他死亡的情形吗？一万种方法同时用上，他的死被乘上了一万。他要为每一个他的孩子死亡一次。他根本不需下葬。他的一次次死亡已将他分成碎片，他身上除了留下了这个故事之外，已经一无所剩。

“另一个关于一束树枝的故事讲的也是这个道理，你们人类误解了这个故事的含义。父亲临死前，把他的几个儿子召集到身边，告诉他们折断一根孤枝根本不费什么力气，而实际上，他欲使他们明白的是：对只有一个儿子的父亲来说，死亡是非常容易的。而在他告诉他们折断一束树枝是多么不易的时候，目的是要他们懂得他的死实在是一项艰难繁重的事情。他一再强调，一个有很多孩子的人的死亡是难以忍受的，因为那人得承受他所有孩子的死亡，得预先经历他们临终前的弥留。所以，一束树枝的枝数越多，你面临的威胁就越大，从来不会有相反情况出现。至于女人的死亡及她们的后嗣，我们暂且不谈，她们属于另一种类，她们的死亡和男人的死亡毫不相关，她们的死亡归入另一种自然定律……”

“瞧，我们魔鬼就这样窥见了冥冥之中的秘密，我们的死亡经验要比你们人类多一点。别忘了你是捕梦者，假如你能留心观察的话，你将有机会证实我说的话。”

“你指什么？”马苏迪问。

“你捕猎的目的—所有在垃圾堆里陷入困境的释梦者都明白—是要找到两个相互托梦的人。睡眠者向来是从苏醒者那儿去梦见现实的。我说的对吗？”

“对。”

“现在，你可想象苏醒者正在死亡，因为死亡是最严酷的现实。梦想实现者实际上是在梦想他的死亡，因为此刻另一个人的现实就是死亡。所以，他能像看自己的掌纹一样看他人是怎么死亡的，而他自己可以不死。但是，他将永远不会苏醒，因为那个死亡的人将不再梦想这个活着的人的现实，不再有家蚕来编织他的现实之网。所以说，那个梦到睡醒者之死的人，永远不会苏醒，因而永远无法告诉我们他梦中所见，也无法说出一个濒死者如何经历死亡的，尽管他已直接地获取了这种经验。你，作为一个梦的释读者，你有权去读他的梦，从梦里发现、获悉一切有关死亡的内容，去验证和补全我等种类的经验。人人都可创作音乐，或写一部辞典。把这两件事让给别人去做吧，因为只有像你一样少见而又特殊的人方可透过两对目光之间的裂隙，瞥见死亡的王国。好好利用你捕梦的才华吧，争取捕到一只重要的猎物。‘你要决定的事情是经过你自己考虑、观察过的，’”贾比尔·伊本·阿克萨尼用了《圣书》里的一句话作为他故事的结尾。

外面，夜色退尽，黎明已至。沙漠车马大店的门前传来水槽的流水声。水是从一根状似男人生殖器的铜管里流出来的，边上还有两只布满铁丝的金属蛋状物，铜管的一头在嘴里的感觉很光滑。马苏迪喝了水，他又一次改变了职业。他永远不再撰写他的《哈扎尔辞典》了，永远不再去为他那漂泊的犹太人立传了。假如他在捕猎过程中不再需要一本手册作为寻找死亡真谛的指南的话，那他一定已把用蘸过咖啡的笔写满字的纸页连同那只装这些纸页的绿袋子一起扔掉了。他在继续赶路，虽然目标已改，但猎物始终没变。

日月如梭，已是回历六月的第一个主麻日，马苏迪的想法如落叶一般，一个接一个脱离它们的树枝，往下飘落；马苏迪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的想法怎么在他面前纷纷打旋，又怎么永远沉落在他的秋的渊底。他同他所雇用的诗琴演奏者和歌手们结清了账，任他们各奔东西，他孤单单一个人闭着眼睛席地而坐，背靠在棕榈树的树干上，靴子烤灼着他的脚，他觉得在他与风之间什么东西也没有，只有冰凉、苦涩的汗水。他把一只煮熟的鸡蛋浸到汗水中，鸡蛋就成了咸蛋。正在来到的礼拜六对他来说就像虔诚的礼拜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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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伟大，他已清楚地知道他必须办成的一切事情。关于合罕，他已晓得那人正在去君士坦丁堡的路上，因此他毋需再守候在他人梦境的出入口，像头畜生那样遭到鞭打、役使和侮辱。更重要、更棘手的问题是怎么在偌大的君士坦丁堡找到合罕。不过话要说回来，用不着他马苏迪亲自去找，自有人替他去做这件事。他只需要找到这个梦见合罕的人。而充当这个第三者的，如果好好思考一下的话，非一个人莫属。这人马苏迪已隐隐约约预见到了。

“就像在玫瑰茶中放进椴树蜜，蜜的气味会妨碍喝茶的人闻到茶真正的香气那样，也有什么东西在妨碍我看清并弄懂我周围的人所做的有关合罕的梦，”马苏迪思索道。定有一个什么人，一个第三者在妨碍着他……

马苏迪早就认为世上除他之外，至少还有两个人在研究哈扎尔部族。一个是合罕，犹太教有关哈扎尔国改宗新教的史料中已有详载；而第三个是谁，目前还不清楚，基督教有关这些事件的史料必定有所记载。现在要找的正是这个第三者，他是个希腊人或者其他民族的基督徒，是个对哈扎尔问题深感兴趣的学者。这人不消说就是合罕去君士坦丁堡寻找的那个人。必须找到这个第三者。马苏迪豁然开朗，领悟到找着此人是何等的必要。马苏迪已经打算站起身来，因为所有的问题他都一一思考过了，斟酌过了，可就在这时，他发觉自己重又坠入了某个人的梦，重又开始狩猎，不过这回不是他自愿的。他四周既没有人，也没有动物。只有黄沙，只有像天空那样伸展开去的沙原，而在沙原尽头是君士坦丁堡。但是梦境里却有条汹涌奔腾的大河在隆隆轰鸣，河水深达心脏，水质甜而致命，震耳欲聋的涛声渗透了马苏迪裹在头上那顶状似《古兰经》第五章中一个字母的缠头的所有褶裥，致使马苏迪牢牢记住了这条河。马苏迪晓得梦中的季节有别于醒时。他明白了这是他背靠着的那棵棕榈树在做梦。棕榈树梦见了河水。除此以外，梦境中什么也没有，只有河水巧妙地顺着曲曲弯弯得像泛白了的缠头一般的河床喧闹地向前奔去……他于回历七月底的旱季抵达君士坦丁堡后，立即拿出《哈扎尔辞典》中的一卷到最大的集市上去，声称要出售。只有一个人对这件货物感兴趣，那人是希腊教会的一名修士，叫杰奥克季斯特·尼科尔斯基，他把马苏迪带去见他的主子。他主子连价钱都不问就买下了这卷辞典，并问马苏迪还有没有要卖掉的。据此，马苏迪推断，他已接近目标，他面前就是踏破铁鞋无觅处的那个第三者，那个梦见合罕的人，这人将成为他猎获合罕的诱饵。合罕不消说是为了这人才来君士坦丁堡的。买下马苏迪绿袋子中这卷《哈扎尔辞典》的阔佬是住在君士坦丁堡的一名外交官，他为驻奥斯曼帝国政府的英吉利公使工作，名叫阿勃拉姆·勃朗科维奇
。他是个基督徒，特兰西瓦尼亚人，体躯魁伟，衣着奢华。马苏迪自荐为他帮佣，被他接纳。由于阿勃拉姆·勃朗科维奇老爷是在夜里钻进藏书室工作，白天睡觉的，他的亲随马苏迪第一天早晨就找到了机会窥视主子的梦境。在阿勃拉姆·勃朗科维奇的梦里，合罕忽而骑骆驼，忽而骑马，操西班牙语，离君士坦丁堡越来越近。这是第一个在大白天梦见合罕的人。显然，勃朗科维奇和合罕相互轮流托梦。看来圆圈已合拢在即，该是收场的时候了。

“好吧，”马苏迪主意已定，“当你拴住了一头骆驼，最好拴紧，别再松开，因为你不知道明天它会被谁骑！”接着，他开始打听他主人子女的情况。他得知阿勃拉姆老爷有两个儿子，次子患了一种头发的疾病，他最后一根头发掉落之时，也就是他的死日。阿勃拉姆的长子叫格古尔·勃朗科维奇
，他身挂佩剑，骑在一副布满土耳其人头发的马鞍上……

马苏迪所猎获到的尽在于此了，可他已经满足。他想剩下来的就是时间问题和等待了，于是他开始消磨时光。他首先忘掉的是他的第一手艺—音乐。他忘却的不是一支又一支歌曲，而是歌曲的一个局部又一个局部，起初从他记忆中消失的是低音部分，此后忘却之浪犹如涨潮一般，越升越高，直抵高音部分，渐渐歌曲的血肉部分全被他忘得一干二净，最后留在他记忆中的只有旋律，那像是歌曲的骨架。后来连他的《哈扎尔辞典》也开始遗忘，一个字又一个字地忘掉，因此有天夜里当勃朗科维奇的另一名亲随把这部辞典扔进炉火时，他并没感到伤心……

但这时发生了一桩未曾预料到的事。阿勃拉姆·勃朗科维奇老爷就像一只会倒飞的啄木鸟，在回历十月的最后一个主麻日忽发奇想，离开了君士坦丁堡。他辞去了外交官职务，携同他的全体侍从和亲随出发去多瑙河作战。在耶稣诞生后的第1689年，他们到达了多瑙河畔一个叫克拉多夫的小地方，那里是巴堂斯基王子统率的奥地利军的营地，于是勃朗科维奇投到亲王麾下。马苏迪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因为他那个犹太人正在朝君士坦丁堡进发，而不是朝克拉多夫，事件的进程离开马苏迪的计划越来越远。他坐在多瑙河边，一丝不苟地裹着缠头。这时他听到了隆隆的涛声。河水在他身下很深的地方奔腾咆哮，这喧声他是熟悉的，在他那裹得好似《古兰经》第五章中一个字母的缠头的褶裥中还完整地保存着这隆隆之声。这就是几个月前，他在靠近君士坦丁堡的沙原上所窥视到的棕榈树梦境中的那条河。这是个征兆，根据这个征兆，马苏迪懂得一切顺遂，他的路是该在多瑙河上告终。于是他在克拉多夫留了下来，成天跟勃朗科维奇的一名文书在战壕里掷骰子。这个文书没一天不大输特输，可是一心想翻本，怎么也不肯停止这场疯狂的赌博，甚至当土耳其的枪弹如雨一般落到他们战壕中时还不肯罢休。马苏迪也不想去找个比较安全的地方，因为勃朗科维奇又在他身后梦见了合罕。合罕正在策马穿越流经勃朗科维奇梦境的一条什么河的喧嚣的涛声，马苏迪一下子明白了这就是在醒态中也可听到的多瑙河的涛声。后来一阵风把一撮尘土刮到他身上，他立刻明白一切都要了了。当他们中有个人掷下骰子时，一队土耳其士兵冲进了他们的阵地，随身带来了一股尿臊臭，土耳其精兵左右砍杀，马苏迪激动地睁大眼睛，在他们中间寻找着那个有一撇白唇髭的青年。他终于看见了他。马苏迪看到的合罕的模样跟他在别人梦中见到的一模一样：火红色头发、一撇银白色的唇髭下挂着一抹浅笑，肩上扛着个背包，背上挂着一根节距很短的链条。这时土耳其人砍死了那名文书，用长矛捅穿了还没来得及醒过来的勃朗科维奇，然后扑向马苏迪。合罕救了他。一见到勃朗科维奇，合罕就像被人一刀砍死了似的跌倒在地，他背包中的纸片撒落得满地都是。马苏迪立刻明白合罕睡着了，正在做着梦，睡得非常之沉，永远也醒不过来了。

“怎么了，翻译官牺牲了？”土耳其巴夏几乎是幸灾乐祸地问他的亲信，不料马苏迪在一旁用阿拉伯语回答说：

“没有，他睡着了，”就这么一句话延长了他一天的寿命，因为巴夏对他的回答感到奇怪，便问他怎么知道的，马苏迪回答说他是扣紧和解开别人的梦之结的人，这行当称之为捕梦者，他早就在跟踪那名中间人了，那是他的诱饵，用来捕捉真正的猎物，现在这个猎物已被长矛捅穿了身子，一命归阴，他请求让他活到次日早晨，以便跟踪合罕的梦，那人此刻正在做梦，见到了勃朗科维奇的死。

“那个人没醒过来之前，就留着他一条命，”巴夏吩咐说，于是土耳其人把睡着的合罕搁到马苏迪肩上，他扛着他企盼已久的猎物跟着他们朝土耳其一方走去。他所扛着的合罕此刻的确梦见了勃朗科维奇，因此马苏迪觉得他扛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两个人。他肩膀上那个年轻人此刻在梦中见到的阿勃拉姆·勃朗科维奇老爷，就像往常一样，正处于醒态之中，因为他的梦态乃是勃朗科维奇的醒态。要是勃朗科维奇有过醒的时候，那恰恰就是此刻，就是矛穿过他身子的时刻，因为人死之后就不做梦了……

马苏迪就像注视他上颌中的星宿那样注视着合罕的梦，度过了这天的白昼和夜晚。据说他所见到的勃朗科维奇的死，就如勃朗科维奇本人亲眼见到的那样。因此马苏迪醒过来时睫毛都变白了，两耳瑟瑟发抖，此外手指甲和脚趾甲都长得又大又长，发出恶臭。他专心致志地想着什么事，以致没有发觉有个人挥舞马刀，一下子把他砍成两段，利索得连掉落下来的裤带都没散开。马刀砍出了一个可怕的伤口，伤口曲曲弯弯像张嘴巴，发出模模糊糊的声音，发出肉的惨叫……马苏迪的惨死是否罪有应得，他在临刑前向巴夏吐露了什么秘密，无人得知。他有否通过那顶架在火狱上边直通天园的细如发丝、快如马刀的西拉特桥，只有再也不能开口的人才知道……

据传，马苏迪曾这样说过：“我若从未吟唱过歌曲该有多好，那样的话，我就可和无赖、强盗一起上天园了！而当我触及真谛之际，音乐使我进入了幻觉的歧途。”说完，他的音乐上了天园，而马苏迪本人则被抛入地狱。在紧挨多瑙河的马苏迪墓地上，有这么一段铭文：

我所得到的和学到的一切都伴着勺匙碰及我牙齿的声响消失了。

莫
加达萨·阿勒·萨费尔
（九世纪、十世纪和十一世纪） 居住在一个女修院的哈扎尔修士。他的第二种生活是与另一个修道院里的一名修士弈棋，但他们不用棋盘，也没有棋子。他们每年走一步，棋路越过黑海和里海之间广袤的空间。他们轮流放隼来捕捉棋路上作为棋子的动物。动物被捕捉到的地点作为棋盘格，地点的海拔高度也被计算在内。莫加达萨·阿勒·萨费尔是哈扎尔最出色的捕梦者之一。有人认为他可算作阿丹·鲁阿尼的一根头发（参看马苏迪，尤素福）。

他的修行方式及女修院的规定是：在他的一生中，得使一万名修女受孕。阿捷赫公主△是最后一名把自己卧室钥匙交给他的女人。那是一把阴性钥匙，上面有一个金环。这把钥匙让这名修士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因为它激起了可汗的妒意。他被囚禁在一个悬在水面上的笼子里，最后在笼子里面死去。

穆
阿维亚，阿布·卡比尔博士（1930—1982） 阿拉伯的希伯来语专家，开罗大学教授。从事近东宗教的比较研究。毕业于耶路撒冷一所大学，在美国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论文题目叫：《十九世纪西班牙的古犹太哲学及芦秆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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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教学》。他身材高大，腰圆膀粗，背部宽大到了他的一只胳膊肘碰不到另一只的地步，他能背诵犹太·哈列维的大部分诗歌，他认为达乌勃马奴斯
在1691年出版的《哈扎尔辞典》今天在某家老字号书店里还能觅得。为了给这一论断寻找证据，他考证了自十七世纪起有关此书发行的每一件事，编制了一份翔实可靠的书单，把此书每一本的去向都作了交代，其中大部分已毁，传世的极少。但他得出结论，这部公认为已经失传的辞典至少还有两册尚留人世。尽管他始终未能找到尚存两册辞典的线索，可仍孜孜不倦、一丝不苟地继续寻找。正当他的创作力异乎寻常地高涨，出版了有关这部辞典的三千册图书索引的时候，爆发了1967年的以埃战争。他作为埃及军队的军官，杀奔沙场，结果负伤被俘。军队文件证明他的头颅和身躯多处受伤，留下了阳痿的后遗症。他被遣返回国时，脸上像裹着条头巾似的裹着一种恍惚窘迫的笑容。他住进旅馆后，立刻脱光身上的军装，第一回照着铜镜看到了身上的伤疤。那些伤疤发出一股山雀粪的臭气，于是他明白了，他此生再也不可能同女人睡觉了。他一边慢慢地穿上衣服，一边想：“我当了三十多年厨师，日复一日做菜，终于做成了一道用我自身作为原料的菜；我还自任面包师，同时充当面团，我用自己和成了我愿意成为的那种面团，不料突然出现了另一个厨师，手里拿着自备的菜刀，一转眼就把我做成一道全然不同的菜，连我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现在我成了主的姐姐，一个子虚乌有的人物！”

于是他再也没回到开罗他自己的家去，再也没回到他任教的大学去。他在亚历山大港他父亲的一幢空房子里住了下来，匆匆忙忙打发着日子，注视着空气白色的气泡好像是从鱼鳃中放出来的那样打他脚趾下向宇宙空间升腾而去。他掩埋了自己的毛发，穿上一双贝督因人的凉鞋。这鞋留下的脚印活像马蹄的印子，有天夜里下着牛眼般大的雨点，他伴着雨声做了最后一个梦。他记下了梦中所见：

两个女人瞅见一只从小树林里蹿出来的小动物，它身上的颜色鲜艳多变，就像两只细小的腿支撑着一张涂满脂粉的花脸，它欲穿越小路，她俩喊道：

“瞧啊，这是一只……”（她们说出了它的名字！）它的一个家庭成员已经被杀，或者说，它的巢穴已经被毁。恐惧使它的巢穴改变了形状，变得更为美丽。现在得给它一本书、一支笔或一些果酱。它开始阅读，而且还在写着什么，但它没写在纸上，而是写在花朵上……

这便是阿布·卡比尔·穆阿维亚博士的梦。第二天晚上，他又做了同样的梦，但他再也记不起第一次梦里的那只小动物的名字。随后，他开始由近及远一个一个地反向在梦里回忆做过的梦。先回忆昨晚的梦，再回忆前天晚上的梦，接下去是大前天晚上的梦，就按这样的顺序越来越快地搜寻下去，直至一年中所有的梦都在一夜之间显现。搜寻到第三十七个晚上的梦时，他看见了他的工作即将大功告成，他最遥远的孩提时代的梦已经重现，而在他醒着时，他从来没有记起过那些梦的内容。他在梦里发现他的混血男仆阿斯朗用大胡子擦盘碟，而且只在下雪时拉屎，他还能用赤裸的双脚掰面包，他的行为像三十七岁时的博士本人。

他夜晚的时光，一如哈扎尔人的时光，由生命的终点向着生命的起点倒流，现在终于流到尽头了。自此他不再做梦。他斩断同尘世的一切孽缘，着手过全新的生活，开始每天晚上去泡“母狗酒铺”……

在“母狗酒铺”只有座位要收钱，酒铺不出售任何食品和任何饮料，三教九流乃至蝇营狗苟之徒聚集到这儿来只是为了吃喝自备的酒菜，或者围坐在公共餐桌旁打瞌睡。酒铺常常客满，但谁都不认识谁。往往所有的嘴都在动，却没有一个人说话。铺内没有酒柜，没有厨房，没有炉火，没有跑堂，只有铺门口坐着一个收座位钱的人。穆阿维亚坐在“母狗酒铺”的顾客中间，抽着烟斗，反复锻炼怎么来缩短思考时间，不让自己任何一个想法持续的时间超过吸一口烟的工夫。他呼吸着臭烘烘的空气，望着周围的人如何贪馋地吃着叫作“破裤衩”的焦薄饼或者加有葡萄的南瓜泥，望着他们如何每吃一口都要用苦涩的眼神盯自备的食品一眼，望着他们如何用手帕揩擦牙齿，望着他们如何在睡梦中扭动身子，把衬衫绷裂。

他一面观察他们，一面在思考：属于他和他们的每一瞬间，都在不停地利用已经耗去的几个世纪的时间碎片。因为过去处于现实当中，过去是靠现实来滋养的，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可用于滋养的内容。过去无数个瞬间，在无数个世纪的时间长河中，被多次地反复使用，一如用于不同建筑的无数石块，只要我们能够细心留意，即便在今天也可将它们清晰地辨认出，就好比人们在集市上看见一枚韦斯巴芗时代（一世纪）的金币，并开价欲买……

这些想法没给他带来丁点儿如释重负的感觉。他倒是在对这些人的细细观察中得到了些许安慰。这些人别无他求，只等待一件事：就像他已经欺骗过他们一样，让他再去欺骗其他人。这群焦躁不宁、嘴巴不停咀嚼的人倒是为他认识他的新生活帮了忙。这些人身上散发的恶臭可从这儿一直飘到小亚细亚，但他们当中不大会有人认为他们比他更不幸。想到此，他感到一阵宽慰。不管怎么样，“母狗酒铺”对穆阿维亚来说，不啻是一个和平的港湾。一张张被海盐磨光的桌子和一盏盏燃着鱼油的提灯，使得酒铺看上去比它七十年的存在具有更悠久的历史，这一切使穆阿维亚的心绪归于宁静平和。因为他已无法忍受任何与他本人或与他的过去有联系的东西。就像是他的专利似的，现时让他厌恶的东西，过去也一直在等待他，他隐居在某种“半过去”的时间里，那里的乳白石和玉石也是同母异父的姊妹，那儿的布谷鸟唱出只为一个人活着的天数，那儿的铁匠还在打制一把把双刃钝刀……

他每天在酒铺里吃完充作晚餐的牛耳朵或者羊耳朵之后，便回转他父亲的终日重门深锁的房子里去，在那里翻阅堆得像小山也似的十九世纪末亚历山大港出版的英文和法文报纸，直至夜深。他坐在一摞卡片上，感觉到食肉后那种胀鼓鼓的黑暗渗入他体内，同时怀着极大的兴趣贪婪地读着这些旧报，因为旧报不可能跟他有任何牵连。尤其广告更无这种可能了。

他夜复一夜地翻阅早已不在人世的人刊登的广告和启事，这些文字已失去意义，被年纪比他老得多的尘埃所覆盖。在这些发黄的报纸上，有治疗风湿病的法国露酒的广告，有推销男用和女用漱口水的广告。有个叫奥古斯特·齐格勒的奥地利人登出广告说，他开设的经销医院设备、医生和接生婆用品的专业商店有治疗胃失调的药剂、有适用于静脉曲张病患者穿的长统袜和充气橡皮鞋垫出售……有个匿名买主愿以分期付款方式征购一个犹太灵魂，而且指明要最低级的贱民的灵魂。一个大名鼎鼎的建筑师登载启事说，他可按照买主的设计图在天上，也就是说，在天园中，为其建造豪华别墅，不但价格低廉，而且可在买主生前将别墅钥匙交给他，买主只消按账单付清全部款项，立即便可拿到钥匙，不过款子不是付给营造者，而是付给开罗的城市贫民。此外，还有包治蜜月秃发症的广告，有出售魔语的广告，声称每句魔语均可根据购者的意愿变作一条蜥蜴或者一朵月亮玫瑰，或者一本万利地变作一寸土地，从这寸土地上，在每年四月的第三个主麻日可以见到月光彩虹。有一家叫作罗尼父子公司的英国公司刊登广告说，每一个女人只要衣着清洁，在灭掉虱子，去掉粉刺、雀斑和痣后，擦用该公司的换肤粉，便可出落成美女。还有启事说，有套用于喝绿茶的细瓷茶具，状似一只波斯母鸡带着一窝鸡雏，凡购得者可同时获得曾暂厝第七代伊玛目英魂的灵钵……

形形色色公司、商场、商店的名字和地址出现在上个世纪的旧报上，这些公司、商场、商店早已不复存在，早已不再营业，而穆阿维亚却沉湎在这个已经消失的世界之中，将其视作与他的灾难和烦恼毫无干系并能使他得救的新社会。1971年的一天傍晚，穆阿维亚博士觉得他的每一颗牙齿都好像变成了一个单独的字母，于是坐下来，回答1896年的一份启事。他用工整的楷体在这封订购信的信封上写下了一家公司的名字和地址，从邮局寄了出去，而这家公司十之八九在亚历山大港早已不再存在。从这天起，他每天晚上都按十九世纪末的一个地址寄出一封信去。就这样，他把一大堆信寄向了虚无，不料有天早晨竟然收到了回信。陌生人在回信中说，穆阿维亚博士来函订购广告中所推销的法国产的土鲁尔牌家务用品已悉，遗憾的是他已不再拥有销售此类用品的专利权，不过他可提供其他一些东西。果然，第二天早晨如这封回信所说，一个姑娘和一只鹦鹉来到穆阿维亚家，以二重唱的形式，给他唱了一首关于木掌平底鞋的歌子。然后鹦鹉又独唱了一首歌，可是所使用的语言却是穆阿维亚所不懂得的。穆阿维亚问姑娘，他们两个中哪一个出售，她回答说，由他选择。穆阿维亚直勾勾地看着姑娘，她有一双美丽的眼睛，乳房活像两枚煮熟的鸡蛋。后来，他终于从忘形中清醒过来，吩咐阿斯兰在顶楼上腾出一间大房间，并在那里安个环，他买下了鹦鹉。此后，随着上世纪末登广告者的八竿子也打不着的远亲纷纷寄来回信，这间屋里的东西渐渐多了起来。其中有许多件不知作何用途的老式家具，有副硕大无朋的骆驼鞍子，有件以小铃铛作为钮扣的连衣裙，有个用来关押人犯将其吊在天花板下的铁笼子，有两面镜子，一面映照影像的举动要落后一步，一面已打碎，还有一叠诗稿，是用他所不懂得的语言和不懂得的字母写就的。

一年后，顶楼上的那间屋里已塞满东西，有天早晨穆阿维亚博士走进去时大为惊愕，发现他所收集的东西均已具有某种涵义。特别有一部分东西颇像是什么医院里的设备。但不是现今随处可见的那种医院，而很可能是古代的医院，其治病方法与今天截然不同。在穆阿维亚博士的这家医院里，座椅上都开有好些怪形怪状的窟窿，长凳上都安有铁箍，用来捆住坐者，护面罩都是木头做的，上面只开一个小洞，供左眼或者右眼看物之用，也有供在黑暗中睁开的第三只眼睛看物用的。穆阿维亚把这些东西单独移往另一间屋，请他大学医学系的一位同事来看。这是他自1967年战争之后第一次同他过去大学里的朋友会面。医学教授察看了这些东西后说：这是远古时代的医疗设备，用于医梦，确切地说，用于治疗梦中的视觉器官。据某些宗教认为，我们在梦中看物所用的绝非醒态时的双目，而是梦眼。

穆阿维亚博士对这个结论一笑置之，转身去察看其他东西。这些东西仍然搁在那间栖有鹦鹉的大房间里，但是要弄清楚这些东西之间的联系是非常难的，比考证那些医治梦眼的用具之间的联系还要难。他久已在为所有这些古董寻求公分母，最后决定采用他在过去的学者生涯中使用的办法，乞灵于电脑。他打电话到开罗给他当年的同事，一位概率论专家，请那人把他函告的所有东西的名称统统输入电脑。三天后电脑处理完毕，于是穆阿维亚博士收到了开罗的回音。关于诗篇，电脑只知道是用某种古斯拉夫语写在1660年制造的纸张上的，纸上有水印，图案为一面三叶草旗，旗下一头羔羊。其余的东西，诸如鹦鹉、缀有小铃铛的骆驼鞍子、既像鱼又像球果的干硬了的水果、囚笼等等均同属一源。具体地说，电脑根据其所掌握的有限的一点儿资料，主要是穆阿维亚博士本人的学术著作，推断所有这些东西都是现已亡佚的《哈扎尔辞典》所提及的物品。

就这样，穆阿维亚博士重又陷入他在战争爆发前的地域。他再次去“母狗酒铺”抽着烟斗环顾了四周一圈，便熄掉烟斗，回转开罗，依然去大学任教。在他的办公桌上，有一大堆信件和学术讨论会的请柬在等待他，他选了一张1982年在伊斯坦布尔召开的学术会议的请柬，便着手准备他将在会议上宣读的学术报告，报告题目为：《中世纪黑海流域的文化》。他重又研读了犹太·哈列维关于哈扎尔人的专著，写成了学术报告，便启程去伊斯坦布尔，指望能在那里遇见个什么人对哈扎尔的事情知道得比他更多。那个在伊斯坦布尔枪杀穆阿维亚的人，把枪口对准他，说道：

阿布·卡比尔·穆阿维亚博士所收藏的水印

“把嘴张大，省得我碰坏你的牙！”

穆阿维亚博士死命张大嘴巴，那人开枪结果了他，枪法非常之准，穆阿维亚博士的一口牙齿完好无损。

穆
斯泰·别依·萨勃里阿克（十七世纪） 特雷比涅的土耳其巴夏之一。据穆斯泰·别依·萨勃里阿克的同时代人称，他的肚内无法保存食物，一如鸽子，他的吃喝拉撒是同时进行的。他带兵征战时，总要带些供他人乳的奶妈。他很少去找女人，也不找男人；他只能和一些濒临死亡的人睡觉，所以，送进他帐篷的，都是些奄奄一息的女人、男人及孩子，这些人是他手下的人买来的，并给他们洗净了身体。他只能和这些人上床，因为他害怕跟一个人交媾以后，那人还能活下去。他常说他不是为现世生孩子，而是为冥间生孩子。

“我永远弄不明白，”他不无伤感地说，“那些孩子我是为天园而生的呢，还是为火狱而生的。他们将与犹太人的天神或基督徒的撒旦为伍，轮到我去另一个世界时，我永远不会看见他们……”

他以非常简单的方法向一名苦行僧解释了他的爱好和习性：“当你接近爱情和死亡时，你会把这个世界和另一个世界放在平行的位置上，你能从这两个世界学到很多东西。就像这些猴子，它们会时不时地去另一个世界走一遭。它们返回时，每一只猴子身上的伤口就是智慧的源泉。所以，要是有些人的手臂被猴子咬了，不必大惊小怪，他们可以从伤口里认识真理。而我却不需要这些……”

所以，就像他喜欢从事马匹交易而不爱骑马一样，穆斯泰·别依·萨勃里阿克并不爱他买来的那些濒临死亡的人，但他却要骑在那些人身上。穆斯泰·别依·萨勃里阿克有一座濒海的马冢，墓穴四周围着大理石，由一个名叫撒母尔·合罕的犹太人看守。此人记录了萨勃里阿克巴夏兵营内发生的一件事情，时间是巴夏出征瓦拉什期间。

“巴夏手下的一名士兵被怀疑犯下过失，但人们又无法拿出证据。在多瑙河边一次与敌人的交战中，他是唯一的幸存者。分队长认为他因临阵脱逃才保全了性命，而这名士兵声称他们在夜间遭到全身赤裸的敌兵的偷袭，由于他英勇无畏，孤身拼死抵抗，才得以幸存。他被带到萨勃里阿克巴夏面前，由巴夏来判定他是有罪的还是无辜的。巴夏的卫士扯下这名士兵的一只袖子，将他绑住后推到总督跟前，后者很长时间没说一句话，在场的人也都默不作声。蓦地，巴夏像头野兽一样猛扑上去，狠狠地在那年轻人的手臂上咬了一口。继而，他转过身，面带轻松的神情，与此同时，卫士已将那不幸的士兵推出了帐外。巴夏没正眼看过那名士兵，也没跟他说过一句话，现在，他咀嚼着从士兵手臂上咬下的那块肉，那神情似乎在品尝美酒佳肴。接着，他将那块肉吐了出来，意思是：帐外的那名士兵是有罪之人。于是，士兵被就地斩首。

“由于我伺候巴夏的时间不长，”合罕在他的记事本上写道，“我没能经常旁听此类审判，但我知道，原告的申诉可以被立即驳回，只要巴夏能把被告身上的一块肉吞下肚去，那就说明被告是无罪的，可获自由。

“还有一点，萨勃里阿克巴夏身材硕大，但显得有些头重脚轻。他给人的感觉不是衣服掩盖皮肤，而是皮肤裹着衣服。”

哈
扎尔大论辩▽
迪马斯基曾这样记述：在事关哈扎尔人选择哪一种宗教的大论辩进行之际，整个哈扎尔国为一种不安和骚动的氛围所笼罩。这次大论辩在豪奢的可汗宫廷始一展开，哈扎尔民众已经坐不住了，他们纷纷出门，四处走动。你不可能在同一个地点两次遇到同一个人。有人目睹一群哈扎尔人手抱石块问：“我们把石块放在哪儿？”这些石块是哈扎尔王国的界石。这是因为阿捷赫公主▽
已经下令：所有的界石必须悬空，只有等到哈扎尔人选择了一种宗教之后，界石才能落地。此事没有记载，但阿勒·拜克里
认为哈扎尔人选择了伊斯兰教，时间为737年。那么改宗伊斯兰教和大论辩是不是同时发生的呢？这是题外话了。不过，同时发生也是有可能的。人们也不知道大论辩发生的具体日期。但是，那次大论辩的目的是非常清楚的。可汗因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他得在伊斯兰教、基督教和犹太教之间选择一种宗教，于是，他要求这三大宗教各派一名使者：一名是绕过哈里发统治的领土的犹太人，一名是君士坦丁堡大学的希腊神学家及一名《古兰经》的阿拉伯诠释者。这最后一名使者名叫法拉比·伊本·可拉
。他是最后一个抵达可汗宫廷参加大论辩的使者，因为有不少人欲阻止他前去参加大论辩。所以，论辩只是在基督教使者和犹太教使者之间展开。希腊人的滔滔雄辩让可汗听得怦然心动。那希腊人眼睛大而湿润，头发上长着许多小斑点，他坐在可汗的餐桌旁说道：

“一只酒桶内，最重要的是里面的漏孔。倘若一只罐不能装东西，一个人没有灵魂，一个脑袋不能思维，换句话说，你们听好了，话语不能靠你们的沉默来产生。

“我们希腊送给你们十字架，但我们不像撒拉逊人或犹太人那样，要你们用誓言作抵押。我们不要你们在接受十字架的同时也接受希腊语。恰恰相反，你们不用放弃哈扎尔语。你们可得小心，假如你们选择犹太教或伊斯兰教的话，那你们就不可能保留你们自己的语言。你们必须同时接受他们的信仰和语言。”

可汗听了这番话后，准备接受这名希腊人的观点。这时，阿捷赫公主加入了论辩，她说：

“有个卖鸟人给我讲过这样一个故事：里海岸边住着父子俩，他们都是非常出名的艺术家。‘父亲是画家，’那名卖鸟人说，‘你会认出他所用的蓝色，因为这是你从未见过的最蓝最蓝的颜色。儿子是诗人，你会感受到他那不同寻常的诗，你会觉得他的诗你似乎已听过，但不是从人嘴里听到的，而是来自一棵植物或一只动物……’

“我戴上了旅行戒指，来到了里海岸边。在卖鸟人告诉我的那个城里，经过打听，我找到了这两位艺术家。根据卖鸟人给我的指点和建议，我马上就认出了他们：为父的正在作神妙非凡的绘画，而他的儿子用一种陌生的语言写出崇高的诗歌。我喜欢他们，他们也喜欢我，他们问我：‘你要我们两人当中的哪一个？’

“‘我要做儿子的，’我回答，‘因为他不需要翻译。’”

希腊人不愿见他自己的智慧逊于一个女人，于是，言称：男人之所以能站着，盖因他们是由两个合为一体的瘸腿男人做成的，而女人之所以能双目视物，是因为她们由两个独眼的女人做成。为了进一步阐述他上述的话，他用了他生活中的一个小故事加以说明：

“我年轻时，爱上了一个姑娘。她起先对我不屑一顾，但我坚持不懈，有天晚上，我终于有机会向索菲亚（她的名字）吐露了我对她的爱。她感情炽烈地吻了我，她的眼泪濡湿了我的脸颊。尝到她眼泪的滋味后，我明白了她是个盲人，但这丝毫不影响我对她的爱。我们就这样紧紧地拥抱着，这时，近处的林子里传来了马匹原地踏步的蹄声。

“‘打断我们亲吻的马是白色的吗？’她问。

“‘我们不知道，只有等它走出林子我们才能知道，’我回答。

“‘你一点都不明白……’索菲亚的话音未落，只见一匹白马走出了林子。

“‘不，我什么都明白，’我回答后，问她是否知道我眼睛的颜色。

“‘绿的，’她说。

“‘瞧啊，我的眼睛是蓝色的……’”

希腊使者的这个故事让可汗听得如坠云雾之中，看样子，他马上要选择基督教的天神了。阿捷赫公主明白了眼下的情势，她决定离开宫廷，但在离开之前，她对可汗说了这几句话：

“今天早上，我的导师问我内心是不是藏着和他心里同样的东西。当时，我的指甲很长，我的银戒指发出鸣响，我抽的水烟筒冒出绿色的烟圈。

“我用‘不是！’来回答导师的问题，话刚出口，我的水烟筒便掉落在地。

“我的导师闷闷不乐地走开了，他哪会知道我看他离开时心里在想：要是我回答‘是的’，他同样也不会有别的反应。”

可汗听了这些话后，不禁打了个寒战，他明白了：希腊人用天使般的声音在说话，但真理在其他地方。于是，他请哈里发的使者法拉比·伊本·可拉说话。可汗请他先详一详他前几个晚上做的梦。在他的梦里，一名天使带来了口信：创世主看重的是你的意愿，而不是你的举止。法拉比·伊本·可拉听罢就问可汗：

“你梦中的天使是认知天使还是默启天使？天使是以苹果树形象出现呢还是以其他样子出现的？”

可汗回答说两者都不是，于是，法拉比·伊本·可拉又道：

“当然两者都不是，因为他是第三天使。这第三天使就是阿丹·鲁阿尼，你和你的信徒们努力去尝试，以便够到他的高度。这就是你们的意愿，是善良的意愿。然而，你们却竭力把阿丹·鲁阿尼当作一本由你们的梦和你们捕梦者写的书。这就是你们的举止，是堕落的举止，因为你们无视《圣书》的存在，而去创作了你们自己的书。既然我们已有我们的《圣书》，那就接受它吧，与我们一起分享它吧，把你们的书扔掉……”

听到这里，可汗拥抱了法拉比·伊本·可拉，此事到此结束。可汗改宗伊斯兰教，他脱去鞋子，向安拉祈祷，然后他下令：把在他出生之前所收到的称号、姓名（哈扎尔习俗之一）统统付之一炬。

[1]
君士坦丁堡今称伊斯坦布尔。

[2]
英语，意为普里马维锡父子公司，加的夫市科列拉。

[3]
伊斯兰教用语。指穆斯林集体礼拜时，站在前面主持礼拜者，也指清真寺的教长，又可指穆斯林领袖或宗教学者。

[4]
亚库比（？—897/905），阿拉伯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写有伊斯兰教、亚述国、埃及、希腊和阿拉伯哈里发国（872年前）历史方面的著作，还写有地理著作。

[5]
东方许多穆斯林国家集教权与政权于一身的最高统治者的称号。

[6]
拉丁文，意为：哈扎尔绵马植物。

[7]
位于今伊拉克境内。

[8]
阿维森纳（980—1037），原名伊本·西拿，波斯人，杰出的穆斯林哲学家和医学家。

[9]
指神从万民中所特别“拣选”者。

[10]
穆斯林于每个礼拜五正午过后都去当地清真寺举行集体礼拜，此日称主麻日。

[11]
古代使用阿拉伯字母的民族所用的一种笔。

古犹太教关于哈扎尔问题的史料

阿
捷赫▽
（八世纪） 哈扎尔公主名，生活于哈扎尔▽
国归化犹太教期间。达乌勃马奴斯将公主芳名译成希伯来文，并将构成她芳名的三个字母的含义昭示世人。现照录于下：

我们可从这些字母的象形符号，推断出哈扎尔公主芳名的轮廓。她芳名的第一个字母传达的是至高无上的权位和智慧的意思，同时，也兼有俯视和仰视的含义，如母亲俯视她的孩子。所以，阿捷赫若想知道她生男还是生女，并非一定要尝了她情人的精液才明白，这是因为一切从上到下的事情和一切从下到上的事情都属于智慧秘密的一部分，是无法预见的。第一个字母是她芳名的起始，也涵盖了所有其他字母的含义。这个字母也是一个礼拜七个昼夜的第一个昼夜。

她芳名的第二个字母按犹太字母的顺序而言，位居第九，九也是其数值。这个字母代表了安息日，也就是说，和土星与天神安息有关。但它也有新娘的意思，因为礼拜六是一位新娘，此话源出《以西结书》（第十四章二十三节）里的一句句子。句子有扫帚一词出现因而和打扫有关，其意思是：摧毁和拒绝无宗教信仰的人，同时还含有力量的意思。阿捷赫公主在那次著名的哈扎尔△大论辩中，倾向于犹太教的使者。她的腰带上挂着她情人莫加达萨·阿勒·萨费尔的头颅，她食黏土，饮盐水。她在自己的眼眶里植上了矢车菊，以便能看见冥间的蓝色。

她芳名的第三个字母是唯一真神之名的第四个字母。这个字母是手臂、权力、冲动的象征，还有坚硬（左臂）和仁慈（右臂）及葡萄顺藤从地面跃上九天的意思。

在哈扎尔大论辩中，阿捷赫公主显示了极为出色的辩才。她说：“各种想法如大雪一般自天而降，将我埋没。我好不容易烤暖了身子，才起死回生。”

阿捷赫公主以她滔滔不绝的论据驳倒了哈扎尔大论辩的阿拉伯参加者，帮助了犹太教参加者伊萨克·桑加里
，于是哈扎尔国可汗△倒向犹太教一边。有一种史料称，阿捷赫公主工于作诗，其诗篇收在《哈扎尔书》中，《哈扎尔大论辩史》的古犹太作者犹太·哈列维
曾参考过此书。而根据其他史料，正是阿捷赫公主本人撰写了关于哈扎尔的全集或者百科全书，详述了哈扎尔的历史、信仰和捕梦者。她把上述资料配置在按字母顺序排列的一组组诗篇中，在哈扎尔国元首宫中进行的大论辩，不言而喻，也是用史诗的形式加以描述的。阿捷赫公主在回答谁将在这场论辩中获胜这个问题时，说：“两个战士对垒，治疗伤口久者必胜。”据一份史料说，公主的这部集子名叫《字欲论》，《哈扎尔辞典》就是在《字欲论》的土壤上如发酵般迅速地生长出来的。如果此说属实，那么阿捷赫公主便是这部辞典最早的作者，是开山鼻祖。不过这个用哈扎尔语写成的祖本还不是三卷本，总共只一卷，只一种语言。祖本演变成现在的版本的地方非常少，这就好比一只狗的忧伤无法通过孩子们的模仿传递到另一只狗身上。

可汗因阿捷赫公主之故接受了经文护符匣和《摩西五经》一事，气坏了参与论辩的其他人。因此伊斯兰教恶魔惩罚阿捷赫公主，让她忘掉哈扎尔语和她写的诗篇。她甚至连她情夫的名字和留在她记忆中的唯一的一个本族的字眼，一种鱼形水果的名称，也忘记得一干二净。然而在此之前，阿捷赫公主即已预感到大难临头，便降旨征集会讲人语的鹦鹉，越多越好。结果《哈扎尔辞典》有多少条目，征入宫中的鹦鹉便有多少。每只鹦鹉学一个辞条，由于鹦鹉能把辞条的诗文背诵出来，辞条便能在任何时候再现。诗文是用哈扎尔语写的，鹦鹉背诵时当然也是用这种语言。在哈扎尔国改变信仰后，哈扎尔语便急速消亡，这时阿捷赫便将所有学会哈扎尔语的鹦鹉放生。她说：“你们飞走吧，去教会其他鹦鹉背诵这些诗篇，因为这里不消多久就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些诗篇了……”鹦鹉各奔东西，飞往黑海沿岸的一座座森林。它们在那里教其他鹦鹉这些诗，其他鹦鹉又教另一些鹦鹉，久而久之，只有鹦鹉知道这些诗，只有鹦鹉讲哈扎尔语。十七世纪在黑海岸边逮住了一只能背诵好几首诗的鹦鹉，可是诗的语言却无人懂得，后据这只鹦鹉的所有者，君士坦丁堡一名叫阿勃拉姆·勃朗科维奇的外交官考证，这种语言是哈扎尔语。他关照手下的一名文书把鹦鹉背诵的诗统统记录下来，指望靠这个办法能获得“鹦鹉诗”，亦即阿捷赫公主的诗篇。也许，正是通过这样的途径，“鹦鹉诗”进入了达乌勃马奴斯的《哈扎尔辞典》。

应该说，阿捷赫公主是哈扎尔教派最强有力的保护者，人们以捕梦者或拜梦者来称呼这个宗派。她的百科全书不过是一种企望而已：收集那些捕梦者在数个世纪中积累下来的记录和注文。她的情人年轻且目光独特，也是这个宗派里最出名的成员之一。阿捷赫公主有一首诗专门论及这个宗派：

当黑夜让我们进入梦乡时，我们都变成了演员，我们在各不相同的舞台上扮演我们的角色。白天呢？白天，我们在真实的世界里学习我们的角色。有时，我们学得不好，不敢在舞台上亮相，但我们会躲在台词和脚步都比我们练得好的演员后面。

而你，你来剧院不是为了扮演一个角色，而是来观看我们的演出。在我掌握了我的角色之际，仔细地看着我，因为在一个礼拜的七天里，没有人会显得更智慧和美丽！

还有一段译文传达了这样一个意思：在哈扎尔宫廷里，犹太使者面对怒不可遏的基督教使者和阿拉伯使者，巧妙地保护了阿捷赫公主，并让她的捕梦者情人替她受罚。她接受了，于是他被流放，被囚禁在一个悬在水面上的笼子里，没有逃脱此劫。

合
罕，撒母耳（1660—1689年9月24日） 杜布罗夫尼克城的犹太人，本书作者之一。1689年被驱逐出杜布罗夫尼克，同年在去君士坦丁堡途中陷入休眠状态，再未苏醒而卒。

史料来源：杜布罗夫尼克城犹太区居民合罕的相貌见诸该城警方的密奏，密奏用细斜体字写成，显然不是书写者的母语。有关合罕的情况还可参考判决书原本及尼古拉·里基和歪鼻子这两名艺人的证词。可资参考的还有在合罕家发现的财产清单，此清单是应杜布罗夫尼克城犹太社团的要求编制的，后又在该市市政档案中的“1680—1689刑事诉讼”系列案卷中发现了该清单的副本。合罕死前情况可参阅贝尔格莱德犹太社团发往杜布罗夫尼克的材料，内附有合罕在1688年在上面刻了四个数字的戒指，四个数字为：1689。1689年是合罕的卒年。若要进一步了解合罕其人其事，还可将这些材料与杜布罗夫尼克城犹太使团的观察报告对照比较，这个犹太使团是圣巴其尔共和国驻维也纳使节马蒂亚·玛丽·布尼契于1689年派往克拉多夫观察奥土冲突的。他们关于合罕的记述仅三言两语，还说他们从这次使命中得到的“草比马多”。

撒母耳·合罕的同时代人说他身躯修长，双眸呈火红色，尽管年纪轻轻，可是有一撇唇髭已经花白。他的母亲克拉拉夫人有一回谈起他时说：“打我记得他的时候起，他一直觉得冷。直到生前最后几年身子才稍稍暖和过来。”据她说，他夜里经常要做梦，梦里走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有时又累又脏地醒过来，常常瘸着一条腿，要到做梦的疲劳恢复过来以后才能行走如常。他母亲说，她觉得合罕睡着以后便陷入某种奇怪的境地，她解释这种现象时说，他梦里的举止不像个犹太人，而像个异教徒，连安息日

[1]

做梦还骑马出游，如果那晚梦见寻找失物时唱的第八篇赞美诗的话，他甚至会唱起歌来，不过是用基督徒的腔调唱。除了犹太语外，他还会说意大利语、拉丁语、塞尔维亚语，可是夜里做梦的时候却叽里咕噜说一种奇怪的语言，而他醒的时候是不会这种语言的，后来有人辨出那是一种瓦拉几亚语。他下葬时，左手上有个可怕的伤疤，像是被什么东西咬的。他渴望去耶路撒冷，果然在梦里见到了这座屹立在时间长河畔的城市，城里的大街小巷都铺着麦秸，他住在面积相当于一个小教堂的塔楼里，里边摆满了书橱，塔楼外面喷泉的喧声好似哗哗的雨声。但很快他就弄清楚了，他在梦里见到并认为是耶路撒冷的那座城市根本不是圣城，而是君士坦丁堡，他之所以能确定这一点是靠了一幅君士坦丁堡全景图，合罕有收藏旧地图的癖好，无论天上还是地下的地图，无论城市还是星辰的地图，他一概都收，他向一个商人买下了这幅全景图，一眼就认出了他梦见的街道、广场和塔楼。合罕无可置疑有很高的天赋，可是按克拉拉夫人的看法，他丝毫也没有把天赋用到实事上去。他能够根据云影测定空中的风速，熟知比率、演算和数字，可是人、名字和物品，他却转身就忘。杜布罗夫尼克的居民都记得，他总是站在犹太区他那间屋子的窗旁，从不变换位置，眼睛始终盯着地面。他这是在看书。他把书摊开在地上，光着脚丫子站着看，书页则用脚趾来翻。特雷比涅的萨勃里阿克巴夏
听说杜布罗夫尼克有个犹太人是制作马用假发的高手，于是将其召至他帐下效命；合罕果然名不虚传，替巴夏在坐落于海滨的养马场上照料马匹，同时制作逢年过节和出征时用于装饰黑马马头的假发。合罕很满意自己这份差使，只是巴夏本人他几乎没见着过。不过他经常为马刀和马鞍的事同巴夏那些机敏麻利的亲随打交道。他把自己同他们比较，发现自己在梦里比醒时要机敏得多，麻利得多。合罕在作出这个结论后，便用他特有的一种最可靠的办法来加以验证。他梦见自己握着一把出鞘的马刀站在苹果树下。时值秋天，他握着刀，等待起风。只消有风刮过，苹果便会纷纷坠落，落地时发出的瓮声瓮气的声音很像有一群马队得得驰过。一阵风刮来，有只苹果坠落了，未待它落地，他就挥动马刀，在半空中将其劈为两半。合罕一觉醒来，也正好是秋天；他照梦里所做的那样，向人家借了把马刀，朝皮列要塞的城门走去，来到了桥堍下。那里有一棵苹果树，他便站在树下等风。风刮起来了，苹果开始坠落，他深信他没有能耐用马刀把这些苹果在半空中劈成两半，哪怕只劈中一只。事实果真如此，这下合罕清楚地知道他在梦态时使刀比醒态时要敏捷。这也许是因为他在梦中练武，而醒时却不练的缘故。他三天两头儿梦见自己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右手紧执马刀，左手收拢骆驼缰绳，另一端也有个人在收拢缰绳，是什么人他看不见。浓重的黑暗堵塞了他的耳朵，但他还是通过这黑暗听到了有人把马刀对准他，利刃正穿过黑暗朝他头上砍来，他正确无误地感觉出了对方的举动，就在飕飕的刀声和看不见的刀刃快要落到他头上的一瞬间，他迅速出刀，只听得“咣当”一声，那把由黑暗中朝他砍将下来的钢刀被他的马刀挡住了。

撒母耳·合罕一下子成了千夫所指的罪人，他被指控犯有各种各样的罪行：非法干预杜布罗夫尼克耶稣会教徒的宗教生活，跟一个信仰基督教的贵妇人私通，还传播异教的邪说……

一切都起自撒母耳·合罕于1689年4月23日对杜布罗夫尼克市的耶稣会修道院的一次叫人大为纳罕的访问，这次访问以锒铛入狱告终。那天早晨人们看见合罕走上台阶去找耶稣会修士，一边走，一边把烟斗放进含有笑意的嘴里，他是在有次梦见自己抽烟斗之后才抽上烟的。他拉响了修道院的门铃，修士们刚把门打开，他就向人家打听一个传教士，那人是位圣徒，年纪比他大八百岁，他不知道那人姓甚名谁，但是却能如数家珍地讲出那人的生平：怎样在萨洛尼卡城和君士坦丁堡求学，怎样厌恶圣像，怎样在克里米亚学习古犹太语，又怎样在哈扎尔国说服迷途者归化基督教，那人有个弟弟总是和他在一起，在各方面襄助他。合罕最后说，那人于869年死在罗马。他央求修士们把这位圣徒的名字告诉他，如果他们知道的话，并指点他上哪里去寻找那人的圣徒传。但是耶稣会修士没有让合罕进门。他们一直听他讲，不时举起十字架朝他的嘴巴画十字，等他一讲完，便把警官叫来了，警官把合罕关进了监狱。这是因为1606年圣母大教堂的堂区教务会议作出反犹决定，严禁杜布罗夫尼克犹太人区的居民就基督教问题作任何讨论，凡违背这一禁令者，处以三十天的囚禁。当合罕于狱内度过这三十天的囚徒生活，终日用耳朵揩擦板凳期间，发生了两桩值得一书的事。一桩是犹太社团决定检查和登记合罕的手稿与书籍，另一桩是有个关心他命运的妇人出场了。

叶芙洛茜妮娅·卢卡列维奇夫人是卢查里察街的一位贵妇。每天傍晚五点，当明切特塔楼的阴影移到对面要塞的墙上时，她便拿起瓷烟斗，将存放在葡萄干中间整整一冬的蜜型烟丝装满烟斗。用一块神香或者一片拉斯托沃岛的松木片把烟斗点燃，抽着，然后塞给斯特拉顿街的一个什么野孩子一个银币，让他把抽着了的烟斗送往监狱，交给撒母耳·合罕。那孩子把烟斗转交给合罕，待他在狱中抽完后，再把空烟斗送还给卢查里察的叶芙洛茜妮娅。

这位叶芙洛茜妮娅夫人出身望族，本姓盖塔尔奇奇-克罗霍拉奇奇，嫁给杜布罗夫尼克的贵族世家卢卡列家后便从夫姓。她所以出名不单单是因为她姿容秀美，还因为从未有人看到过她的手。传说她每只手上本该长小指的地方却长了大拇指，所以每只手都有两个大拇指，每只手都可既是左手也是右手。还说这可以从瞒着叶芙洛茜妮娅夫人偷偷画下来的一幅她的半身像中看出来。在那幅画像中她用两只大拇指捏着一本书。如果不谈她的这个特征，那么叶芙洛茜妮娅夫人的生活与其他贵夫人的生活并无不同。如果硬要指出有什么不同的话，那便是犹太人区的剧院演出犹太人的节目时，她有戏必到，而且看得如醉似痴。当时杜布罗夫尼克当局还未禁演犹太剧，这位叶芙洛茜妮娅夫人甚至把她的一件“红黄条纹相间的天蓝色”连衣裙送给犹太人区的一名男戏子作为戏装，供他扮演女角时穿，那时女角都由男人扮演。1687年2月，撒母耳·合罕在一部《田园诗》中演女主角，就是穿着上文提及的叶芙洛茜妮娅夫人的红黄条纹相间的天蓝色连衣裙扮演牧女的。告密者在呈交杜布罗夫尼克当局的汇报书中说，“犹太人合罕”在演出时行为不端，好像“根本不是在演戏”。他打扮成牧女，“穿着丝绸衣裳，上面尽是绦带、花边，有雪青的，有绛红的，脸上还涂着白粉，因此认不出他的本来面目”，按剧本规定，合罕应当向牧童“朗诵”表爱的“诗体台词”。可是在演这段戏时，他没有把脸对着牧童，却转过身去对着叶芙洛茜妮娅夫人（他就是穿着她的连衣裙），不顾台上台下所有人的惊讶，献给那个夫人一面镜子，并伴之以“滔滔不绝的爱的表白”，连具体的话也一字不漏地写入了告密信中：

赠我这面过于智慧的镜子又有何用，

在镜子里我又看不见你的脸；

该你的脸映现的地方，我看见的是自己的脸，

谁趁夏日远行，然后返回……

收回你的礼物吧，从我看不见你脸开始，

我已不再需要睡眠。

令所有的人更为惊讶的是叶芙洛茜妮娅夫人对于这种越轨行为不但不气愤，而且还慷慨地赏给演员好些橙子。更有甚者，开春后，到领圣餐那天，叶芙洛茜妮娅夫人在众目睽睽之下，竟抱着个布娃娃当作女儿带她去教堂望弥撒，布娃娃穿着一袭天蓝色的豪华衣裳，黄色和红色条纹相间，同“犹太人合罕在犹太人区戏院子里念那段台词时”所穿的那件连衣裙一模一样。合罕一看到她，便指着布娃娃嚷嚷着说这是带他的女儿来领圣餐，这是带他的爱情的果实—他的“亲骨肉”来教堂，哪怕这教堂是基督教的。那天黄昏，在犹太区的寨门就要关闭时，叶芙洛茜妮娅夫人同合罕在圣母大教堂前会面，她让他吻了她的腰带边，并抓住他的腰带，就像抓住马缰绳那样把他牵到一边，刚走到背影处，就连忙塞给他一把钥匙，告诉他明天晚上她在普里耶科街那幢房子里等他。

合罕如约来到普里耶科街那幢房子门前，锁孔在门锁的顶部，他不得不把钥匙从上边插进去，把锁柄往上拽开。进门是条狭窄的走廊，右边的墙与通常的墙壁一般无二，可左边的墙却由一根根方形石柱组成，石柱成梯形排列，越往左越长，合罕由石柱的空隙间往左看去，远处的景色一览无余，那里是一片茫无涯际的广漠世界，在那个世界深处，大海在月光下喧闹……合罕这时明白了，走廊的整座左墙实际上是一条倒插在地面上的石梯……他没遇到任何困难就顺着这条梯子上了楼，向一间有灯光的房间走去。在走进去前，他朝楼下深处瞥了一眼，看到那里的大海同他平时看见的一样，在他脚下喧闹。他走进屋里，只见叶芙洛茜妮娅夫人光着双脚，披头散发，正在流泪。她面前是张三条腿的小桌子，桌上放着一只小巧的女鞋，鞋里放着面包，鞋尖上点着一支蜡烛。在披垂至肩膀的长发下边是叶芙洛茜妮娅夫人裸露的双乳，她的乳房如同眼睛，既有睫毛，又有眉毛，只是从眼睛中流出的是黑色的目光，而从她乳房中流出的却是黑色的乳汁……她用两只各长有两枚大拇指的手把面包掰成小块，放在裙裾上，让泪水和乳汁将其泡软，然后把它们投放到她脚上，她双足的脚趾上该长趾甲的地方都长着牙齿。她把两只脚掌紧贴在一起，用脚上的牙齿贪婪地嚼着投掷下来的面包，但由于没有可把面包吞下肚去的进口，于是嚼烂了的面包泥全撂在她脚边的灰尘里……

一看见合罕，她就把他紧紧搂住，领他上床。那天夜里她使他成了她的情夫，喂他喝了黑色的乳汁，并告诉他说：

“不能过量，过量就会催人衰老，因为这是从我体内流出的光阴。适度可强身，过度便损害健康……”

自这天和她一夜欢娱之后，合罕决定改信她的基督教。他像喝醉了酒，见谁就讲这件事，因此人人都知道他要改宗基督教，可他却并无动静。他曾把他这个意图讲给叶芙洛茜妮娅听，她劝他说：

“这可断断使不得，因为，要是你想知道的话，我信的也不是基督教，确切地说，我是个临时性的基督徒，嫁夫只得从夫。其实从一定意义上说，我属于你的世界，也就是说犹太人的世界，这事说来话长，非三言两语解释得了的。也许，你在斯特拉顿街上见到过一个你压根儿不认识的女人竟披着一件你非常熟悉的斗篷。我们女人都披这种斗篷，我也如此。我是魔鬼，名叫梦。我出生于犹太教地狱，出生于火焚谷，我的座位在圣殿的左边，与众恶神为伍，我是撒加利亚本人的后代，关于他，人们有一句话：‘Atque hinc in illo creata est Gehenna.’

[2]

我是第一个夏娃，我的名字叫莉莉特，我认识耶和华，和他发生了争执。自此我一直在他的阴影下借《摩西五经》的七重深意反省。现在这副容貌的我，你所看见并爱上了的我，乃是真神和地神的混合物；我有三个父亲却没有一个母亲。我不敢朝后退一步。如果你吻我的额头，我就会死。你如果改信基督教，你就将替我去死。你就会落入基督教地狱的群魔的掌心，到那时来照料你的将是他们而不是我。对我来说，将永恒地失去你，我再也不可能和你团圆，再也不可能和你欢会，不仅仅是此生，而且是今后生生世世……”

于是杜布罗夫尼克的西班牙系犹太人

[3]

撒母耳·合罕仍然保持其原来的信仰。尽管他已放弃了原先的意图，可是谣诼并未停息。他的名字比他本人走得更快，他的名字先于他自身遭到了非议。1689年谢肉节，众圣徒的礼拜天期间，事情终于闹大。谢肉节一过，杜布罗夫尼克的戏子尼古拉·里基就被传出庭，就他和他的戏班子扰乱城市秩序一案受审。人们指控他把杜布罗夫尼克德高望重的著名犹太人巴巴·撒母耳写入剧本，并予上演，并指使合罕当着全城上下所有人的面对撒母耳极尽挖苦之能事。戏子里基大呼冤枉，辩称他怎么也没料到在谢肉节流动演出期间躲在假面具后边的竟会是撒母耳·合罕。一年一度的谢肉节流动演出是杜布罗夫尼克年轻人的传统，风刚一变色，里基就跟戏子歪鼻子排练“齐奇阿达”，也就是说排练有犹太人角色的谢肉节流动演出。他俩雇了一辆由犍牛驾的板车作为彩车，在上边安了一台绞刑架，而那个曾多次演过犹太人的歪鼻子则弄来一件帆布衬衫和一顶用渔网做的帽子，用麻屑做了一部火红色络腮胡子，并写了一篇告别辞，在“齐奇阿达”中，犹太人就刑前一定要念告别辞。他俩按约定的时间相会时都已经穿好戏装，戴着假面具，里基向法庭发誓，他当时深信不疑与往年谢肉节时一样，板车所载的是化装成犹太人的歪鼻子，他站在绞刑架下忍受着鞭打、啐唾沫和其他屈辱，总之忍受着凡演这种戏所需要忍受的一切……当彩车行至卢查里察街卢卡列维奇老爷的府邸门口时，正好是按剧本情节该绞死“犹太瘪三”的时刻。里基把绞索套到他脖子上，仍像刚才那样，深信不疑藏在假面具后边的是戏子歪鼻子。可是这个戴假面具的人没有念告别辞，却把套在绞索里的脖子转向站在府邸阳台上、头发上抹着啄木鸟蛋清的叶芙洛茜妮娅·卢卡列维奇，朗诵起诗歌或者类似诗歌的东西，天知道是什么玩意儿，反正同“齐奇阿达”中犹太人的告别辞风马牛不相及。那段台词是：

秋天是你的装饰，项链绕着你的脖子，

冬天是皮带，围着你的腰，

春天是衣裙，遮藏你身躯；

春天过去之后，夏天将你焚烤，

时光过得越快，你身上穿得越多，

多一件衣服便增加一年逝去的光阴，

扔掉你的衣服和所有的岁月，

趁我的火焰还在燃烧。

这样的台词只可能见诸假面喜剧，绝不可能同“齐奇阿达”搭界，全然不像犹太人临刑前的告别辞。直到听见这样的台词之后，戏子和观众才生起疑来，意识到出事了，于是里基一把撕下念台词人的假面具。使所有在场的人大吃一惊的是假面具后边的人不是戏子歪鼻子，而是来自犹太人区的货真价实的犹太人撒母耳·合罕。这个“犹太瘪三”自愿替代歪鼻子来受人家鞭打、侮辱、啐唾沫，对于这件事，尼古拉·里基无论如何不负任何责任，因为他并不知道乘着板车走遍全城的戴假面具的人是合罕，并不知道合罕买通了歪鼻子，歪鼻子把自己的角色让给他，并答应对这件事守口如瓶。因此，在唆使合罕侮辱和嘲弄撒母耳这件案子中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里基是清白无辜的，倒是合罕本人违反了严禁犹太人在谢肉节期间到基督徒中间去的这条法律。合罕前因走访耶稣会修士一案入狱，释放还没多久，就又一次犯案，这便提供了充分理由将这名“不怕掉脑袋的”、曾经在赫尔察维纳某地替土耳其人照看养马场的“犹太瘪三”逐出本城。只有一点还不清楚，犹太社团会不会袒护合罕，替他讲情，那么驱逐出城的判决就会推迟作出，甚至取消。因此在合罕被拘狱中期间，全城的人都拭目以待，看看犹太人区将作何动作。

而犹太人区作出的决定是趁热打铁。在这年厄路耳月

[4]

的第二个月夜，阿勃拉哈姆·巴波拉比和伊茨哈克·涅哈玛便前去查抄合罕的手稿和书籍。因为他走访修士的消息不仅使耶稣会的教徒而且使犹太人区大为震惊。

他俩来到他家，那里没有人。他们按铃时，根据铃声判断出大门钥匙在门铃里，挂在簧片上。屋里点着蜡烛，虽然合罕的母亲不在家。他俩找到了捣肉桂的研钵、吊床（吊床吊得那么高，躺在上边可以把书径直按在天花板上阅读）、散发出薰衣草香气的撒沙器、有三根分枝的三连灯台，三根分枝上分别刻着涅费什、鲁阿赫和涅什马赫等字样，那是人的三个魂魄的名字。窗台上放着好些花草，根据花草的品种，两个查抄者作出结论，这些花草受巨蟹星座诸星的护卫。在沿墙的一溜书架里，放着诗琴、马刀和一百三十二只红、蓝、黑、白四色粗布袋，里边存放着合罕本人的手稿，或者是由他抄写的别人的书稿……书籍中间引起两个查抄者注意的是放在窗边地板上的三本书，那里是合罕通常看书的地方。显然，他是轮流着看这些书的，这种读书方法颇像一夫多妻制……阿勃拉哈姆·巴波拉比打开窗户，阵阵南风吹进屋来，巴波拉比打开一本书，侧耳倾听了一会儿书页在穿堂风下颤抖的声音，然后对伊茨哈克·涅哈玛说：

“你听，这纸的声音在说：涅费什，涅费什。听出来了吗？”

然后拉比让下一本书讲话，这本书的书页在南风的拂弄下清楚而又响亮地讲道：鲁阿赫，鲁阿赫，鲁阿赫。

“要是第三本书讲‘涅什马赫’，”巴波指出，“那么我们就可推断这是书本在召唤合罕的灵魂。”

阿勃拉哈姆·巴波刚打开第三本书，两人便听到那书在悄声说：涅什马赫，涅什马赫，涅什马赫！

“这三本书在为这间屋里的某样东西争吵，”巴波拉比下结论说，“这屋里有什么东西想消灭另外一些东西。”

他俩坐了下来，一动也不动地注视着暗处。突然间三连灯台上出现了三朵火苗，仿佛是三本书的悄语声和声把它们招来的。有一朵火苗离开灯台，用两条嗓子哭了起来，于是巴波拉比说道：

“这是合罕的第一条，也是最年轻的一条魂魄在哭肉身，而肉身则在哭魂魄。”

后来这条魂魄向放在书架中的诗琴靠拢，拨动琴弦，响起了微弱的音乐声，魂魄用琴声为它的哭泣伴奏……

那条魂魄在那里久久地忙着什么事，最后终于化为合罕，也是火红色眼睛，也是有一撇白唇髭。它从书架中拿下马刀，与第一个魂魄会合，而合罕的第三个魂魄，也是他最老的魂魄，化作火苗高高地翱翔在天花板下。当一、二两条魂魄向放着手稿的书架靠拢时，第三条魂魄含有敌意地独自停在高处的一个角落里，刮掉写在吊床上边的天花板上的好些字母。那些字母是：

这时巴波拉比和涅哈玛恍然大悟，合罕的三条魂魄在为盛手稿的布袋争吵，可手稿这么多，根本看不过来。于是巴波拉比问：

“你有没有和我一样注意到布袋的颜色？”

“布袋的颜色就是火苗的颜色，这难道还不够清楚吗？”涅哈玛指出。“你看那蜡烛。蜡烛的火苗由蓝、红、黑三种颜色组成，这种三色的火能把东西烧着，凡是它烧着什么东西时，烛芯和油脂也陪着燃烧。在三色的火上边有第二朵火苗，那是由下面的火支撑着的白色的火，这火烧不着东西，可是能够照亮，也就是说，这是由火滋养的火。摩西站在山顶上这种白色的火焰之中，这火焰烧不着人，却大放光明，而我们则站在山下三色的火焰之中，这火能把一切烧毁，除了白色的火之外，因为白色之火是最伟大、最神秘的睿智的象征。既然如此，我们不妨在那些个白布袋里寻找我们要找的东西吧！”

书籍不多，全装在一只白布袋里。他俩在其中找到了犹太·哈列维▽
的一本书，是1660年在巴塞尔出版的，书中附有该书由阿拉伯文译为古希伯来文的译文，译者是耶和达·阿宾·奇朋，还有出版者用拉丁文作的注释。其他白布袋里都是合罕的手稿。其中一篇手稿内容如下：

亚当·喀德蒙注

哈扎尔人在梦里看见了字母，他们通过那些字母探寻人类始祖亚当·喀德蒙，他集男人和女人于一身。哈扎尔人认为，每个人都有一个与之对应的字母，每个字母都代表了亚当·喀德蒙肉身的一部分，这些字母在人的梦里排列组合，并将生命赋予亚当之躯。但是，那些字母以及用那些字母组成的语言并不是我们使用的语言。哈扎尔人认为他们知道两种语言、两种字母及“耶和华”和“davar”的界线在哪儿……别忘了亚伯拉罕很清楚这一点：耶和华创造世界用的是动词而不是名词。所以，我们使用的语言是由两种不相等的力量所组成的，它们的来源也不同。因为，动词、逻各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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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规则、操行及具体的行为的保证，这一切的发生均先于世界的创造，也就是说，先于世界创造过程中的一切可能发生的行为和传递。而名词是在这个世界之后创造出来的，旨在指称世界的事物。亚当在《诗篇》第一百三十九篇里道：“耶和华啊，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随后，名词来到了，一如帽子上的铃铛。名词的使命在于同人名相对应，这一事实更证明了名词与上帝之名所拥有的词语不属同类。因为上帝之名（见《托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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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动词而非一个名词。这个动词由“Aleph”开始，也就是说，上帝创造世界时，他正在看《托拉》，所以世界之始的那个词是动词。我们的语言有两种属性，一种是上帝的，另一种来源不明，甚至可疑……所以，天堂和地狱，过去和未来早已存在于语言及构成语言的字母之中。

的确存在于构成语言的字母之中！地上的字母是天上字母的镜子，它分担着语言的命运。虽然动词远高于名词，但我们还是在共同使用名词和动词。动词有不同的年纪和来源，它们在造物之前就被创造出来，而名词则是在造物之后才出现的。所有这些对字母颇为重要。因此，组成名词的字母和组成动词的字母不可能源自同一属性，它们向来是以两种不同类别的符号组合在一起的。而今天，它们在我们的眼中已经混合在一起，因为眼睛是遗忘的住宅。每一个地上的字母与人体的一部分相对应，同样，每一个天上的字母与亚当·喀德蒙的部分肉身相对应。字母之间的空白是躯体的运动空间。但是由于天上的字母和人间的字母不可同时出现，两者不是一隐一现，便是一进一退。《圣经》的字母情况相同，《圣经》在不停地呼吸。有时，动词在里面闪亮，动词一退，名词立即显现，那些黑色的字母，我们无法将它们完全看清，一如我们无法看清黑色火焰下面的白色火焰。亚当·喀德蒙的肉身以同样的方式进入或离开我们的身体，依循天上字母的进退，潮涨潮落般地起起落落。我们的字母是看得见的，而天上的字母只在我们的梦里出现，一如洒落在水中的亮光和沙子，那时，我们熟睡的眼睛驱走了人间的字母。在梦里，人是用眼睛和耳朵来思考的，梦里的语言不是由名词构成的，语言在梦中只使用动词。所有的人只在梦里是圣贤，而绝不会成为杀人犯……我，撒母耳·合罕，上述这些文字的作者，像哈扎尔的捕梦者一样，潜入世界黑暗无光的一面，旨在取回囚禁在那儿的上天之光。但我的灵魂也可能遭囚禁。我用我自己收集的字母，再加上前人所收集的字母，准备写一本书，按哈扎尔捕梦者的那种说法，此书将是亚当·喀德蒙的肉身……

巴波拉比和涅哈玛在朦胧的夜色中互相瞥了一眼，动手查阅其他的白布袋，没找到任何东西，除了几十个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各种各样的名词，亦即合罕所说的《哈扎尔辞典》（《
Lexicon Cosri

》），据他俩看，这是按字母顺序排列的有关哈扎尔国，有关其宗教、习俗，以及与此相连的所有的人，有关哈扎尔的历史及他们改宗犹太教的材料。这些材料同合罕之前许多世纪的犹太·哈列维在其关于哈扎尔的著作中所列出的材料十分近似，只是合罕比哈列维走得要远，他试图深入问题的本质，弄清哈列维在其著作中隐去姓名的参与大论辩▽
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使者究竟是谁。合罕竭力想考证出这两个人的姓名，论据，以及生平，将其写入他的辞典，他认为他的辞典应兼收并蓄，凡关于哈扎尔的事，即使犹太史学家忽视的问题都应收入。所以合罕的辞典里有一名基督教传教士的传略，合罕向耶稣会修士打听的显然就是那个传教士，但是传略的材料非常贫乏，而且还缺名字，合罕没能打听到他的名字，所以这个传略不能正式入典。“犹太·哈列维，”合罕对这段远未完工的传略作出诠注说，“及其出版人和其他犹太注家及史学家都只提到哈扎尔可汗宫廷内那场宗教大论辩的三个参与者中一个人的名字。这人就是犹太教代表伊萨克·桑加里
，他向哈扎尔统治者阐释了天使显灵的那个梦。大论辩其他两个参加者—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使者的名字，犹太史料只字未提，只谈到其中有一人是哲学家，至于另一人，亦即阿拉伯人，甚至都未交代他是在论辩结束前抑或结束后被处决的。”合罕继续写道：“也许在世界上的某个地方，还有人像犹太·哈列维一样，搜集有关哈扎尔的文件和资料，而且像我所做的那样，将其编纂为资料汇编或者辞典。也许这么做的是一名异教徒—基督徒或者伊斯兰信徒。也许世界上有两个人像我在寻找他们那样，也在寻找我。也许他们时常梦见我，就像我时常梦见他们一样，他们渴望知道我已经掌握的情况，因为我所知道的真情对他们来说是秘密，一如他们所知道的真情对我来说是秘密，否则我所有问题便都能迎刃而解了。无怪乎有这么句老话说，每个梦都有六成是真情。也许我不是平白无故地梦见君士坦丁堡的，我梦见的那座城市里的我全然不是现实中的我，我麻利地策马疾驰，手执快刀，瘸着一条腿，我所信仰的不是我现在所信仰的唯一真神。《塔木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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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写道：‘让他往前走，他的梦便可在三位一体的面前获得解释！’谁是我的三位一体呢？在我的身旁会不会有第二个追逐哈扎尔问题的猎手，一名基督徒，和第三个猎手，一名伊斯兰教徒？在我的魂魄中会不会存在三种信仰而不是一种？我的三个魂魄中会不会有两个入地狱，只一个升天堂？或者说，任何时候，就如关于创世的典籍中所说的那样，必须三位一体才能成事，仅仅一个人是成不了事的，所以我绝非偶然地在竭力寻找另外两个人，一如另外两个人必然也在千方百计寻找第三个人。我并不知道，但是我清楚地感觉到我的三个魂魄正在我体内争吵，其中一个已提着马刀直奔君士坦丁堡，另一个迟疑不决，正弹着诗琴，一面哭，一面唱，而第三个则与我为敌。那第三个至今尚未露面，要不然就是他虽竭尽努力，可就是到不了我身边。因此我在梦里只能见到那提着马刀的第一个，而第二个弹诗琴的就梦见不到了。拉夫·希斯代说过：‘未曾圆过的梦犹如未拆阅的信。’我将这句话稍作变动，改为：‘未拆阅的信犹如未做过的梦。’有多少递送给我的梦，我没有收到，没有见着的呢？这我就不得而知了，可我知道我有条魂魄凝视着睡者的脑门，便可识破这个人的魂魄的来龙去脉。我感觉到在其他人中间，在骆驼中间，石头和植物中间都能遇到我的一部分魂魄，有个人的梦从我魂魄的躯体中撷取材料，用以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建造他的房屋。我的魂魄为其自身的完善寻求其他人的魂魄的协助，魂魄是互相帮助的。我知道我的《哈扎尔辞典》将十个数字和二十二个犹太字母囊括无遗，足可造一个世界，可这件事恰恰是我无能为力的。我缺少好几个名字，因此还有些地方尚未用字母填满。我是多么想望辞典不用名词而只用动词！然而凡人是无此能耐的。因为构成动词的字母源自埃洛希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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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我们所能理解得了，它们不是凡人的，而是神的，只有组成名词的字母，只有这些源自火焚谷，源自魔鬼的字母，搭配成为我的辞典，只有这些字母是我所理解的。因此我只得与名词和魔鬼为伍……”

“嗬，不得了！”巴波拉比看到这里，惊呼道。“这小子是不是在说胡话！”

“我认为恰恰相反，”涅哈玛回答说，把蜡烛吹熄。

“你在想什么？”巴波拉比问道，把油灯吹灭，三条魂魄各悄声念了一遍自己的名字就消失了。

“我在想，”涅哈玛回答说，这时屋里已没有一星火光，以致屋子的黑暗和他嘴巴的黑暗融为一体，我在想哪个地方对他更合适：“是席姆林，卡瓦拉，还是萨洛尼卡？”

“萨洛尼卡，那个犹太城？”巴波拉比深感诧异地问。“这不等于是送他去享福吗？应当把他流放到锡捷罗卡普锡服苦役的矿场去！”

“我们把他遣送到萨洛尼卡他的未婚妻那里去吧，”第二位老者沉思着说，他们没点燃蜡烛就走出了大门。

撒母耳·合罕的命运就这么决定了。他被驱逐出杜布罗夫尼克，从公差的呈文中得知他与亲友诀别的那天“是1689年圣多马使徒日，是日大旱，致使牲畜尾巴纷纷脱毛，整个斯特拉顿为飞禽脱落之羽毛所覆盖”。那天夜里，叶芙洛茜妮娅夫人换上男式裤子，像任何女人那样向市区走去。那天夜里，合罕最后一次离开药房向斯朋萨宫走去，她在加尔希达拱门下把一枚银币扔到他脚边。他拾起银币，走到站在漆黑的夜色中的她面前。起初他打了个冷战，以为站在他面前的是个男人，但是她刚用手指碰了他一下，他便立刻认出了她。

“别走了，”她对他说，“法官是可以买通的。你只要说声同意，我就去办。不管判你流放到哪里，都可以改为仅仅在河边的牢狱里关上几天，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只消把几枚金币塞到络腮胡子边，我们俩就无须分离了。”

“我必须走并非我被驱逐出境，”合罕回答说，“对我来说这几纸判决书的价值如同鸟粪。我必须走是因为现在已经到最后关头。我打孩子时起就梦见自己在漆黑的夜色中同个什么人用马刀拼杀，我瘸着一条腿。我梦态时所操的语言是我醒态时所不懂得的。从我第一次做这样的梦算起，已经过去了二十二个年头，梦应验的时间终于要到了。届时将水落石出，真相大白。错过了这个时刻就永无机会了。而要弄清真相，只有到我不知多少次梦见过的君士坦丁堡才办得到。因为我并非平白无故梦见这些为了要挡风而铺得曲曲弯弯的街道的，我并非平白无故梦见这些塔楼和塔楼下边的河水的……”

“如果我们今生不能团圆，”叶芙洛茜妮娅夫人针对他的话说道，“那么我们在来世或来世的来世必将重逢。也许我们只是灵魂的根部，有朝一日将会发芽。也许你的灵魂中就像孕育着胎儿那样孕育着我的灵魂，有朝一日会把我生出来，但是在此之前，我俩的灵魂必须走完命定他们要走的路程……”

“哪怕这样，我们在未来的世界上也相互不会认识。你的灵魂可不是亚当的灵魂，亚当的灵魂被驱逐到他所有后代的灵魂之中，随着我们每个人的死一次又一次被处死。”

“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按另一种方式重逢。我告诉你怎么来辨认我。那时我将是个男性，可我的手依旧故我，每只手有两个大拇指，因此我的双手都可以是左手，也可以是右手……”

叶芙洛茜妮娅夫人一边这么说，一边吻了一下合罕的宝石戒指，两人从此永别。别后不久叶芙洛茜妮娅便死了，她死得那么快，那么可怕，以致民谣中都无法把她的死归咎到合罕身上，因为叶芙洛茜妮娅夫人死的时候，合罕本人已陷入昏迷，做着一个永无梦醒之时的长梦。

起初大家都以为合罕去了萨洛尼卡他未婚妻莉迪茜娅那里，并且按照杜布罗夫尼克犹太社团的建议，在那里同她完婚。可是他没有这么做。那天夜里他把烟斗装满，翌日清晨吸完这斗烟时，他已经在特雷比涅的萨勃里阿克巴夏的营地内了，巴夏正在秣马厉兵，准备进军瓦拉几亚。因此合罕违背众愿，朝君士坦丁堡方向进发。但是他永远也到不了那里。巴夏侍从中间的目击者们接受了杜布罗夫尼克的犹太人贿赂的染麻用的植物颜料，向他们讲了合罕的结局：

“那年巴夏在他侍从的簇拥下往北而去，可是他们头顶上的云却自始至终往南飞去，仿佛要把他们的记忆带走。只此一节就非好兆。他们目不转睛地望着他们的狗，纵马疾驰，就像穿越一年四季那样，飞也似的穿过波斯尼亚香气扑鼻的树林，在月食下，驰进了沙巴茨城郊一家车马店。巴夏的一匹牡马在萨瓦河边折断了腿，他便叫替他照看养马场的合罕来给马治伤。可合罕睡得太死，没听见巴夏叫他，巴夏举起鞭子在他眉心间抽了一鞭，并像从井中汲水那样，将鞭子狠命往后一拽，只听得他手上哧喇一声响。合罕马上跳起身来，跑去完成他的职责。在这件事情之后，有一段时间不见合罕的影踪，因为他离开了巴夏的营地，去了那时掌握在奥地利人手中的贝尔格莱德。众所周知，他在贝尔格莱德访问了土耳其的西班牙系犹太人所拥有的那幢三层楼的广厦，那里穿堂风在所有的走廊里飕飕地打着唿哨……他住在一家古老的车马店的四十七间房间中的一间里，这家宿店属于当地的一名德系犹太人，姓阿什凯纳齐。他在这家宿店里找到了一本释梦的书，是用拉定

[9]

—西班牙语写的，居住在地中海诸国的犹太人都操这种语言……

“当萨勃里阿克巴夏的人马前行至那条属四大天国之河、象征《圣经》中的寓意层的多瑙河畔时，合罕归队了。这时，发生了一件事情，此事使得巴夏对合罕宠信有加。巴夏用重金招募来了一名希腊铸炮匠。此人跟在队伍后面，花了一整天时间摆弄他的铸模和工具。同塞尔维亚人和奥地利人炮战伊始，巴夏下令在杰尔达普

[10]

铸造一门重炮，射程为三千肘长

[11]

，其球形炮弹比普通的重一倍。

“‘这门大炮将杀死未破壳的鸟，’巴夏说，‘这门炮能令雌狐流产，能令蜂箱里的蜜变酸。’巴夏下令让合罕去传那名希腊铸炮匠来见他。但那天恰逢安息日，合罕没有跃上马背，而是倒头大睡……

“第二天清早，合罕挑了一头由雄性双峰驼和雌性单峰驼交配出的骆驼。随后他又牵了一匹‘快活马’，在母马和种马交配之前，这种‘快活马’一般被用来诱使母马发情。合罕轮流骑骆驼和马，花了一天的时间完成了一匹马需要两天的时间才能到达的距离。巴夏十分惊奇，问合罕在哪儿学的骑术，跟谁学的，合罕回答说他是在梦里练习骑术的。这一回答使巴夏龙心大悦，他赐给合罕一枚戴在鼻子上的小环饰。

“这门炮运抵战地后，立即射击奥地利阵地。萨勃里阿克率全体士卒发起冲锋，所有的人，包括合罕在内，如排山倒海一般压向塞尔维亚阵地，合罕没有马刀，只拿着一只装燕麦用的袋子，事后我们知道，袋中没有任何贵重物品，只有一些用蝇头小楷书写的旧稿，外包白布套。”

“在稠得像粥一样的天空下，”一名目击者讲述说，“我们朝一个阵地扑去，遇到三名敌军，其余的都已抱头鼠窜。其中两名只顾掷骰子，连看都不看我们一眼。在他俩旁边，有个衣着华丽的人躺在帐篷外面，好像已经昏迷，他的一群狗朝我们反扑过来。一转眼间，我们的人就把一名掷骰子的劈为两半，用长矛把那个睡着了的骑士钉牢在地上。他虽然身体已被捅穿，仍用一只手撑起身子，看了一眼合罕。这一瞥使得合罕像中了枪弹一般訇然一声跌倒在地，他的手稿纷纷从袋子里撒落出来。巴夏问，合罕怎么了，是不是牺牲了，另一个掷骰子的用阿拉伯语回答说：

“‘如果他叫合罕的话，那么把他撂倒在地的不是枪弹，而是梦……’”

事实果然如掷骰子的所说，就这么一句话让掷骰子的多活了一天。

关于撒母耳·合罕这个出生于杜布罗夫尼克城犹太人区的犹太人的生平事迹，是以他所做的最后一个梦作为结尾的，这个梦是那么的沉，那么的深，他沉入此梦之后就像沉入了大海，再也没有回来。撒母耳·合罕所做的这个最后的梦，特雷比涅的萨勃里阿克巴夏是听那个掷骰子的人讲给他听的，他在战场上留下了那人的命。那人当时给巴夏讲的话，已永远留在多瑙河畔那顶关得密不透风的丝帐篷里边，我们所听到的只是从不透雨的绿色织物后边传出来的片言只语。那个掷骰子的叫尤素福·马苏迪，他能看梦。他甚至能逮住别人梦里的兔子，更别说人了。他在那个被长矛刺醒的骑士手下当差。这个骑士是个重要人物，家财万贯，叫阿勃拉姆·勃朗科维奇，光他那几匹快马的价钱就不比一大船火药低。马苏迪讲给巴夏听的事匪夷所思。他告诉萨勃里阿克巴夏，合罕在他的酣梦中见到的人正是这个阿勃拉姆·勃朗科维奇。

“你说你会看梦？”萨勃里阿克巴夏反问他道。“那么你能不能看见合罕此刻在做的梦呢？”

“当然能。我已经看见他此刻所做的梦了。勃朗科维奇正处于弥留之中，所以他梦见的是勃朗科维奇的死亡过程。”

听到这句话，巴夏精神为之一振。

“这么说，”巴夏讲得很快，“合罕此刻所梦见的是任何一个凡人所梦见不了的，他在梦中看着勃朗科维奇一步步死去，那么他自己能顶住死亡，活下来吗？”

“是的，是这样，”马苏迪肯定地回答说，“不过他不能醒过来了，不能把他梦见的一切讲给我们听了。”

“可是你能看到他在梦中看到的这个死亡过程……”

“留我到明天我就能讲给你听一个人的死亡过程，以及他在这个过程中的感觉……”

无论萨勃里阿克巴夏还是我们都不知道这个掷骰子的为什么要提出这个要求，是想多活一天，还是真的想看合罕的梦，并且在那里找到勃朗科维奇的死。不管怎么样，巴夏认为值得一试。他说每一个次日的价值等于一只未使用过的马蹄铁，而每一个昨日的价值等于一只脱落了的马蹄铁，于是他决定将马苏迪的命留至明晨。

这天夜里合罕睡了最后一觉，他的巨大的鼻子像是一只鸟，从他的笑容中朝外飞，而他的笑容则像许久以前一场筵席的残羹冷炙。马苏迪直至次晨，一步也没离开过合罕的床头。天亮时，马苏迪已形容憔悴得面目全非了，仿佛他在观梦时遭到了梦中人的毒打。他看到的梦境是：

勃朗科维奇似乎并不是因长矛刺出的伤而死的。他根本没感觉到长矛的伤。他感到的是身上一下子出现了许多伤口，而且伤口数以飞快的速度增长。他觉得他高高地站在一根什么石柱上数着数。时值春天，刮着春风，风把柳丝编成辫子，从穆列什河到蒂萨河再到多瑙河所有的柳树都梳着一根根辫子。有不少像箭矢之类的东西射进他身躯，然而中箭的过程却是颠倒过来的，每中一箭，他首先感到的是伤口，然后是箭镞碰着皮肤的疼痛，此后疼痛消失，响起箭矢划破空气的飕飕声，最后才是箭脱弦的声音。他咽气前在数着箭的数目，一共十七支，后来他从石柱上摔落下来，便停止数箭了。他坠落在一件坚硬的、一动也不动的、巨大的物体上。然而这不是土地。这是死亡……

可是这回他又一次没有死成，虽说在这一回的死亡中连最轻微的痛苦也不存在了。在乱箭射来时他已死过一次，然而那完全是按另一种方式去死的，以一种孩童式的充满稚气的蛮勇去死的，他当时唯一担心的事是生怕不能及时把这件大事（因为死亡是一种繁重的劳动）应付过去，以致耽误了从石柱子上摔落下来的那一个瞬间的到来，不能按另一种死法去死。因此他竭尽全力，急急忙忙地去死。尽管急急忙忙，可身体并不动弹，始终躺在一只花花绿绿的室内炉子的后边，那小巧的炉子形状像是一座有金碧辉煌的红色圆顶的玩具教堂。一阵又一阵炽烈的和冰凉的疼痛交替着由他身上流向室内，仿佛从他身上流出了迅速交替的一年四季。夜色像水一般向四边漫溢，屋里每一间房间都按自己的方式黑了下来，只有窗户还载满白昼的残光，比屋里的暮色稍微白一些。他拿着蜡烛穿过门廊向里屋走去，里屋的门框内黑色的门扇多得像一本书中的书页，他这个进门者迅速地翻开书页，以致烛火都颤动了，他终于走进里屋。有什么东西从他身上源源流出，这是他在把自己的全部过去放离他自身，于是他体内空无一物了。后来户外的夜就如涨潮一般，从地面向空中升高，他的头发突然散开，仿佛有人把他的帽子从他头上打落，而他的头早已死去。

这时合罕的梦中出现了勃朗科维奇的第三次死，这死被时间所可能沉积起来的东西湮没了，所以勉强才能看见。勃朗科维奇的前两次死去与第三次死之间仿佛相隔数百年，这第三次死去从马苏迪所在的地方只能依稀看到……第三次的死去死得很快，很短促。勃朗科维奇躺在一张奇特的床上，有个男人抓过一个枕头来开始闷死他。在此期间，勃朗科维奇只想着一件事，得赶紧抓过那只搁在床头柜上的蛋来把它敲碎。勃朗科维奇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但是当人家用枕头闷死他时，他顿悟把蛋敲碎是唯一一件重要的事。与此同时，他明白了人类大大延误了打开自己的昨天和明天的时间，竟在人类出现后的亿万斯年之后才去打开，先是打开明天，然后是昨天。当真正的白昼熄灭于暮色之中时，他用一个久远的夜打开了明天和昨天。今天的白昼紧紧夹在过去与未来之间，已濒于断裂，可在那天夜里，过去与未来膨胀到了几乎要相连的地步。此时此刻也和那天夜里一样。真正的白昼熄灭了，是被过去与未来这两个永恒吹灭的，于是勃朗科维奇在过去与未来于他体内相接的那一刹那，在他终于把蛋压碎的那一刹那第三次死去……

就在这一瞬间，合罕突然觉得自己犹如干涸的河床，已空空如也。到了该醒的时候了，但是已不复有人能像勃朗科维奇生前那样梦见醒态中的他的一举一动。马苏迪看到合罕已濒于死亡，只见他的梦中，名词好像一顶顶帽子纷纷从他周围的物体上坠落，于是世界变得像处子一般纯洁，就像创世的第一日。只有一至十几个数字和字母表中那些组成动词的字母在合罕周围所有物体上熠熠生辉，亮得好像一颗颗黄金的泪珠。这时他恍然大悟，十诫这个数字也是动词，人若忘却语言，这个数字必是最后忘却的，即使诫条本身已从记忆中消失，这个数字仍将作为回声留在记忆之中。

就在这一瞬间，合罕在死亡中醒了过来，顿时所有的道路在马苏迪眼前消失了，因为地平线上已绽出鱼肚白，在那片晨曦上用亚鲍克的河水写着一行字：“你的梦是永夜的白昼。”

史料来源：《
Lexicon Corsi， continens colloquium seu disputationem de religione

》作者不详；Regiemonti Borussiae excudebat typographus Iaonnes. Daubmannus， Anno1691年版；有关合罕祖先的情况可参阅M·潘蒂奇的《母子订婚》……《南斯拉夫史学院杜布罗夫尼克科学、艺术编录》，1953年版第二卷，第209页至216页。

撒
母耳·合罕和莉迪茜娅·萨鲁克的婚约（十七世纪） 杜布罗夫尼克档案馆内有关撒母耳·合罕的材料中藏有一份订婚契约，契约就有关事项作了如下规定：

“定一吉祥、神圣的时刻，撒母耳·合罕与萨洛尼卡市已升天国的、受人尊敬的主教杰罗姆·萨鲁克之女莉迪茜娅小姐举行订婚仪式，这次订婚仪式须遵循下述条件。第一，姑娘的母亲萨蒂女士须为女儿莉迪茜娅准备一份嫁妆，包括一床与其身份、地位相符的西班牙床垫，一口衣橱。第二，婚礼须在自订婚之日起的两年半后举行。此外，假如撒母耳·合罕在定好的大婚之日没有到场，即便他确实发生了意外，根据法律，他已经赠与和将要赠与给未婚妻的珠宝首饰及其他一应物品，不管在任何情况下，永归后者所有，他无权起诉索回。这些首饰和衣物计有：手镯、项链、戒指、女帽、长袜和鞋子等共计二十四件。要是撒母耳·合罕未在规定日子前来迎娶的话，这些价值两千两百阿克切的首饰衣物便永归女方所有。撒母耳·合罕先生还要受到革去教籍的惩罚，而且，除了他的未婚妻莉迪茜娅外，他不得与其他女人订婚和结婚。

“上述一切条件和要求均严格地依法规定，撒母耳·合罕先生今天宣誓，永远信守婚约之内容。

“法官：阿勃拉姆·哈迪达、夏洛莫·阿德罗盖、约瑟夫·巴哈尔、以斯拉埃·哈列维。”

在这份婚约文件的背面，还有些关于合罕的记述，这是犹太社团的一个密探记录下来的。其中有一段记述了撒母耳·合罕1680年3月2日有关斯特拉多恩的对话：

“在他们船队的几艘船上，哈扎尔人用渔网代替风帆，船照样正常航行。当一个希腊人问哈扎尔修士，他们怎么会有如此这般的能耐时，一名犹太人替哈扎尔修士作了回答：‘这很简单：他们的渔网网到的不是风，而是其他的东西。’”

这名犹太社团密探记述的第二段内容是有关女贵族叶芙洛茜妮娅·卢卡列维奇的。那年五月，撒母耳·合罕在卢查里察街邂逅了叶芙洛茜妮娅夫人，他问她：

“礼拜五夜晚你不许别人看你，那段时间你和平时一样美丽呢，还是不如平时美丽？”

叶芙洛茜妮娅听罢从腰带上取下一盏小灯，举至眼前，她闭上一只眼睛，另一只眼睛凝视着灯芯。这一目光将合罕的名字铭刻在空气中，也点燃了灯芯，照亮了她回家的路。

约
翰涅斯，达乌勃马奴斯（十七世纪） typographus Ioannes Daubmannus

[12]

。波兰出版家，十七世纪上半叶在普鲁士主持出版波兰辞典，1691年问世的另一部题为《
Lexicon Cosri — Continens Colloquium seu disputationem de Religione

》

[13]

的辞典的扉页上也赫然印着他的名字。可见达乌勃马奴斯是本书母本的出版者，而此刻握于读者诸君手中的则是本书的子本。达乌勃马奴斯出版的《哈扎尔辞典》母本在1692年由天主教宗教裁判所下令销毁，但是有两册却逃过此劫，保存了下来。根据各种情况判断，这部关于哈扎尔问题的三卷本辞典的资料，是达乌勃马奴斯从一名东正教教士那里得到的，后来他又加以充实，因此可以认为他不但是《哈扎尔辞典》的出版者，而且还是编纂者。这从上文提及的辞典母本所使用的几种语言也可得知。诠释系用拉丁文撰写，这显然出于达乌勃马奴斯手笔，因为那名修士不消说是不识拉丁文的。至于辞典本身则用阿拉伯文、古希伯来文、希腊文，以及塞尔维亚文出版，完全保存了辞典手稿落入出版者手中时的形式与内容。来自德意志的一种说法认为：1691年出版《哈扎尔辞典》的达乌勃马奴斯与十七世纪上半叶该辞典波兰文出版者达乌勃马奴斯并非同一人。据普鲁士史料，两个达乌勃马奴斯中年轻的一位幼年曾患重疾。当时，他并不叫约翰涅斯·达乌勃马奴斯，而是叫亚可夫·塔姆·大卫·本·亚雅，这才是他的真名实姓。一个卖颜料的女商贩曾大吼大叫地恶咒他：“让他每日每夜被诅咒吧！”可没人知道她为什么这样恨他，但这个诅咒应验了。那小伙子在阿达尔月

[14]

月初，顶着漫天大雪回到家，不料，身体突然佝偻得像一柄弯弯的马刀。打那天以后，他行走时一只手着地，另一只手得拉住头发以固定脑袋的位置，原因是他的脑袋会不住地垂向前胸。于是他决定投身于印刷这一行当，因为让脑袋靠在肩上对干这门活儿不但没有妨碍，相反还有利。他笑呵呵地说：“黑夜即是光明！”他忠心耿耿地开始为年长的那个约翰涅斯·达乌勃马奴斯干活。就像亚当给一个礼拜的每一天都起了名字一样，他也为书籍印刷装订的七种技艺一一取名。他边唱边在木格内寻找字母铅块，每找到一个字母便换首歌唱。他虽身患重疾，却显得平静恬淡。事有凑巧，有天一位名医路经普鲁士来到此地，此人是少数几个知道上帝如何用其灵魂与亚当婚配的人之一。年长的达乌勃马奴斯让亚可夫·塔姆·大卫去那位名医那儿接受治疗。亚可夫已长大成人，脸上常露快活的笑意，就是那种常人说的“咸咸的”微笑。他裤腿的颜色也各不相同。在厄路耳月，即犹太教历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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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开始吃炒鸡蛋，十只母鸡下的蛋也满足不了他的食欲。到了夏天，所有的鸡蛋都存放在通风的炉膛内。他听了年长的达乌勃马奴斯的建议后，两眼放光，喜出望外，遂将长胡须打了个结，一手提起脑袋外出了。无人知晓他出门有多久，突然，在一个阳光明媚的白天，健康、硬朗、高大的亚可夫·塔姆·大卫·本·亚雅重返德意志，他给自己取了一个新的名字，即他恩师的名字：达乌勃马奴斯，当年恩师将身子佝偻的他送去治病，如今又高高兴兴迎他回来。老达乌勃马奴斯兴奋地说：“谁说有半条命，若有的话，那就是半条命在天堂半条命在地狱！人间从来没有半条命，你就是证明。”

于是，小达乌勃马奴斯用这个新的名字开始了新的生活。他过着一种双重的生活，一如厄代利的双底餐盘。小达乌勃马奴斯穿着讲究，喜欢打扮。他从集市返回时，身上有两顶帽子：一顶戴在头上，一顶别在腰间。为了显得高雅俊美，他频频换戴帽子。他在依雅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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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出的头发有如光洁的麻丝。他的面容充满各种各样的魅力，一如息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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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各不相同的三十天。不少姑娘梦想嫁给他。然而人们不久就注意到，自从他恢复健康后，他那俊美的微笑随即离去。可以这么说，早晨走进印刷厂时，他的双唇驱走了微笑，而到了晚上，这微笑又重返他的嘴唇，一如他家门前一只每晚同他相见的小狗。四周议论纷纷，说这位年轻的印刷业主自从他的老板去世后，一直忧心忡忡。据说他对如今的地位已有高处不胜寒之感，尤其在面对其他男人的时候，他简直不敢相信从前那么卑微渺小的他，如今已超越了对方。

除了这些街头巷尾的议论外，还有些流言蜚语的内容，比河底的泥沙更为沉重。例如有一股流言诋毁达乌勃马奴斯，说他过去腰弯背驼，反而因祸得福，得以享受到一种无上之快乐：他可吮吸自己的性器，以证实男人的精液和女人的乳汁味道是一样的。他所以能霍然病愈靠的就是吸取自己的精液。一俟他能直腰挺胸，就再也够不着自己的性器了……这些因他而起的流言传闻也许只说明了一点：一个人的过去也会变得和他的未来一样模糊难解。不过，人人都看到，小达乌勃马奴斯自从康复之后，置身于印刷工场里的年轻人中，津津有味地编织着一幕幕不同寻常的喜剧。比如，他会突然停下手中的活，一手支撑在地，一手扯住自己的头发将脑袋朝上提。于是，那咸咸的微笑立刻重现，昔日的亚雅歌声又起。人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为了彻底康复，这位印刷业主舍弃了太多的东西。他说：“德意志像一顿难消化的晚宴在我梦里重现。”他这话可不是随便说说的。最糟糕的莫过于他不像从前那样爱在印刷厂干活。他将铅字压进枪膛，然后外出去打猎。凡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事件好比兀立于中流的岩石，将溪水一劈为二，令其分别流向两处不同的海洋。对他来说，起决定性作用的事件便是邂逅了一个女人。那女人来自遥远的地方，身穿一件淡紫色长裙，一副希腊被土耳其占领期间犹太妇女的打扮。她是罗马里欧的遗孀，罗马里欧生前一直在卡瓦拉地区制作加西奥卡瓦洛奶酪。达乌勃马奴斯在街上看见了她。两人眼中顿生爱慕之情，可当他朝她伸出两根手指时，她却说了一句话，拒他于千里之外。那句话是：

“凡成双作对而非三只或单只栖息于枝头的鸟，必喜食不洁之物……”小达乌勃马奴斯痛苦得都快发疯了。要不是老达乌勃马奴斯猝然离世，他定会舍弃一切离家出走。一天晚上，在老达乌勃马奴斯的继承者的印刷厂里，来了一位基督教修士，他手捧着三棵串在一起的甘蓝，褡裢里揣着些肥膘。他在火炉旁坐了下来，朝水已烧沸的锅里扔进盐和肥膘，继而，边切甘蓝边说：“我的耳朵满是圣语，我的嘴里满是甘蓝……”

此人名叫尼科尔斯基A
，是圣尼古里耶修道院的录事，该修道院就位于很久以前酒神巴克斯的女祭司撕碎俄耳甫斯的同一地方—摩拉瓦河畔。他问小达乌勃马奴斯是否愿意出版一部有点奇特的书，一般说来，像这样奇特的书是绝对无人会出版的。老达乌勃马奴斯若在世定会断然拒绝，然而，神经有些错乱的小达乌勃马奴斯倒觉得这是他的一次机会。他同意了。于是，尼科尔斯基开始将熟记在心的书写下来。到了第七天，他的自我听写结束，与此同时，他那长得几乎要触及鼻子的门牙也啃完了甘蓝，此书终于大功告成。小达乌勃马奴斯没顾得上读一遍，便将手稿付梓：“学问是一件容易变质的商品，一不小心就会发霉腐烂，如同一个人的未来。”小达乌勃马奴斯先用含毒的油墨印了一本，然后开始阅读。读着读着，油墨的毒性越来越发作，小达乌勃马奴斯又渐渐开始佝偻。书中的每一个辅音都影响他身体的某个器官组织。他又回到了从前腰弯背驼的模样。他为健康付出过的那些痛苦今已消失，他的脑袋又要靠左手来扶持，而他的右手又重新开始触地。小达乌勃马奴斯的手刚触及地面，便面露喜色，始于他童年的、凝聚了所有过去岁月的微笑立时重现，随即一命呜呼。临终前的刹那间，他那略带笑意的嘴角吐出了他在辞典上读到的最后一行字：“
Verbum caro factumest

[18]

.”（动词是肉。）

哈
列维，犹太（阿拉伯文作：阿卜拉桑·阿勒·拉维，“小哈列维”）（1075—1141） 哈扎尔▽
大论辩最主要的犹太编年史作者，三位最著名的西班牙籍犹太诗人之一。犹太·哈列维出生于西班牙中部卡斯蒂利亚地区以南的托莱德，他不负其父撒母耳·哈列维的希望，成了西班牙摩尔人的饱学之士。“智慧是独一无二的，”哈列维后来这样写道，“宇宙中最高层次的智慧并不比最小的动物的智慧更伟大。只不过前者由纯粹的物质构成，故能永恒，层次也更高，只有创造它的造物主能将其毁灭，而动物则由容易受到各种影响的物质组成的。智慧在它们身上感受热、冷及其他影响它们本质的一切东西。”哈列维在卢塞纳的以撒·阿尔法西犹太教法典学校研读医学，他能讲卡斯蒂利亚语和阿拉伯语。他用阿拉伯语研究源自古希腊的哲学，并有感而发地写道：“这一哲学只有色彩而没有果实，只滋养心智而不赋予情感。”由此，哈列维坚信这一点：一个哲学家永远不会成为一个预言家。哈列维的职业是医生，但他对文学及犹太秘传也怀有极大的兴趣。他在西班牙许多城市生活过，与诗人、犹太教拉比及科学家都有来往。哈列维是《犹太教法典》的专家，他研究过上帝之名头韵的起源，寻找字母I和E的起源，为如何注释现代《圣经》提供了重要方法。他有一句格言：“元音乃辅音之躯的灵魂。”他认为时间拥有许多结，这些谓“岁月之心”的结以其心脉的跳动守护着时间、空间及人类的运动节奏。这样，与这些结相对应的万物便与时间和谐地依存。他认为事物各不相同的原因是由它们的本质所致：“一个人可以问：为何不让我成为天神？而地上的一条小虫也可这样问：为何不让我变成人？”哈列维在十三岁那年就知道过去系在船尾，未来位于船首，船只比河流快，而心跳又比船只快，但两者的运动方向不同。人们保存了一千首被认为是哈列维创作的诗，还有一些他写给友人的信，他在信中写道：“一个人嘴里若有一小片面包，便无法叫出他的名字，而叫出名字的人口中的食物就会变苦。”哈列维从卡斯蒂利亚出发去科多尔。当时，那个地区由阿拉伯人统治，几个世纪以来，那里的哈扎尔人一直是既得利益者。他在那儿行医，并写下了他的第一首诗。他用阿拉伯诗体作诗，还把他自己的名字写入藏头诗。“我是波涛汹涌的海，”他这样形容自己。突尼斯曾发现过他的一本诗集，也就是后来经过增补的一部手稿。十八世纪，赫尔德

[19]

和门德尔松

[20]

将这部手稿译成了德文。1141年，哈列维用散文诗体写下了一部有关哈扎尔人的著作。此书一开始便详述了哈扎尔可汗△宫廷内发生的大论辩。这场论辩在一名伊斯兰教智者、一名基督教哲学家和一名犹太教拉比中间展开，内容是对一个梦的解析。到了后面的章节只剩下两个人物了—犹太教拉比和哈扎尔可汗。这部著作到头来变成了其副题为“捍卫犹太教的论点和论据集成”的说明书了。

[21]

哈列维在撰写此书期间，像他书中的主人公一样，决定离开西班牙，向东方行进，为了去看一眼耶路撒冷。“我的心在为东方哭泣，”他写道，“而我的身却被钉在西方……珍珠般的民族，欢乐的世界，哦，我被你深深吸引……即便你的王国不复存在，即便你那芳香安宁的花园现在被蛇蝎盖满。”他到过西班牙的格拉纳达、埃及的亚历山大、黎巴嫩的提尔和叙利亚的大马士革，传说蛇在他所经过之处的沙地上写下了它们的名字。他的主要诗作就是在这次旅行中完成的，其中包括著名的《锡安之歌》。他在达到目的之际，即抵达他祖先生活的神圣的海岸时去世了。据一个目击者称，他是在瞥见耶路撒冷的当口，被撒拉逊人的马匹踩死的。他在论及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冲突时写道：“无论在东方或者西方，我们都无法找到一个和平的港湾……伊斯兰教徒也好，基督徒也好，不管他们谁成为征服者，我的命运将是注定不变的—忍受痛苦。”传说哈列维的墓碑上有如下铭文：“哦，慷慨、谦逊和智慧，你们都飞向了何方？我们躺在这块石头下面，即便在墓里，我们依然和犹太永不分离！”哈列维就这样证实了一句谚语：“条条道路通向巴勒斯坦，但没有一条归路。”

哈列维用阿拉伯文写下了这部有关哈扎尔人的著名散文诗作，而希伯来语的译本是在1506年才面世的。由伊本·蒂蓬
（1167）和犹太·本·伊萨克红衣主教收集编纂的原著及一些希伯来语译文前后有好几个版本。1547年和1594年在威尼斯出版的希伯来语译本与原著内容已有很大出入（尤其是1594年版），这与当时的审查制度及犹太·穆斯卡特的评注有关，故这个版本一直被视作最重要、最权威的版本。到了十七世纪，哈列维的这部有关哈扎尔人的著作由约翰尼·布克斯托夫译成拉丁文。书中曾遭查禁的论述哈扎尔人的内容正是通过这个拉丁文译本在欧洲广为流传的。这些内容有参加哈扎尔大论辩的犹太教使者伊萨克·桑加里
的宏论，还有不知其名的伊斯兰教使者和基督教使者的话。然而，序言里有段文字好像是哈列维自己写的：“常有人问我会用什么言辞去回答那些信仰与我们不同的哲学家（基督徒除外），还有如何回答我们中间那些不信宗教的人—他们在大家都能接受的犹太宗教面前退却了。我没忘记在哈扎尔国王那儿的论辩中某个博学者的观点和论辞，那位国王在四百年前改宗犹太教。”很明显，上述句子括号里的几个字“基督徒除外”是为了通过审查制度的规定后加上去的，因为哈列维在其书中论及基督教的段落比比皆是。实际上，他论述了三种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用一棵树来象征这三种宗教。他说这棵树的树枝、树叶和花代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而树根则代表了犹太教。还有，书中虽然没有提到那名参加论辩的基督教使者的名字，但他的头衔还是在书中经常出现的，即“哲学家”。希伯来语史料和基督教史料（希腊文）都这样称呼那位参加论辩的基督教使者，其实，这只是拜占庭大学的一个学衔，它并不具有人们使用这个词时所认为的通常的含义。

在瑞士巴塞尔印制的哈列维这部著作的拉丁文译本—由约翰尼·布克斯托夫翻译—大获成功，该书出版后，出版商收到了大量的读者来信。达乌勃马奴斯在其1691版的《哈扎尔辞典》中曾提到过，哈列维著作的评注者之一是个叫撒母耳·合罕
的犹太人，拉丁文译本出现后又出现了西班牙文译本、德文译本及英文译本。1887年，里斯本出版了一本附有希伯来语译文的阿拉伯文评注本。希尔施费尔德认为哈列维在论及灵魂的本质时，曾受到伊本·西拿（阿维森纳）一篇文章的启示。

哈列维迅速变得闻名遐迩，有关他的传说也广为流传。据说他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儿，他女儿生有一子，她儿子有一个和外祖父一样的名字。《俄罗斯大百科辞典》关于犹太人辞目上的记载也证明了这一点：著名的饱学之士阿伯罕·本·艾兹拉没有娶哈列维之女为妻，因为艾兹拉的儿子不叫犹太。此事在阿吉巴·本·约瑟的意第绪语的书中有记载。那本书提到，托莱多地区著名的语法学家和诗人阿伯罕·本·艾兹拉（1167年卒）应在哈扎尔娶哈列维之女为妻。达乌勃马奴斯曾对那次传说中的婚礼描述过一番：

阿伯罕·本·艾兹拉住在海边的一间小屋内，四周草木环抱，芬芳四溢。大风只能像移动一块地毯那样移动这些植物的芬芳，而无法将它们吹散。一天，阿伯罕·本·艾兹拉发现芬芳变了味，这种感觉是他心中恐惧所致。这种恐惧由小变大，到头来，阿伯罕·本·艾兹拉再也无法待在小屋里了，他想走出去，然而，在他刚要跨过门槛之际，突然瞥见面前横挂着昨夜蜘蛛结起的网。蛛网除了颜色是棕红色之外，与其他的蛛网没什么两样。他刚要拿掉蛛网时，发现这蛛网是由发丝织成的。于是，他开始寻找这头发的主人。他没有发现任何线索，但有一天他在城里瞥见有个外国女人和他的父亲在一起。她有一头棕红色的长发，她没注意艾兹拉。阿伯罕·本·艾兹拉觉得恐惧再次降落在他身上，他在门上发现了第二个棕红色蛛网。那天他遇见那位姑娘时，他送了两束爱神木叶给她。

她笑着问道：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我一下子发现了你，”他说，“我身上有三种恐惧，而不是一种恐惧。”

史料来源：哈列维著作（
Liber Cosri

，1660年巴塞尔版）的拉丁文译本“序言”，作者：约翰尼·布克斯托夫； 《
Lexicon Cosri， continens colloquium seu disputationem de religione

》，Regiemonti Borussiae excudebat typographus，Ioanne Daubmanuns，Anno 1691年版（已毁）；《犹太百科全书》，彼得堡1906—1913，第一卷第1至第16页收入一篇论述哈列维的长文及其他史料；在Y·哈列维的著作《
The Kuzari

》（
Kitab al Khazari

）纽约1968年版第311页至第313页附有参考书目选录；最新的版本为1973年纽约阿诺出版公司出版的哈列维诗歌双语对照本；《犹太百科全书》，耶路撒冷，1971年版。

可
汗▽
哈扎尔统治者，可汗这一称呼源自犹太“合罕”一词，意为“王”。哈扎尔国归化犹太教后的第一任可汗名撒勃里埃耳，其妻名塞拉赫。至于那位决定进行哈扎尔大论辩▽
，把犹太人、希腊人和阿拉伯人召至他宫中为他释梦的可汗姓甚名谁，已不可考。据达乌勃马奴斯
所援引的犹太史料证实，在哈扎尔国▽
改宗犹太教前，可汗做过一个梦，他把这个梦讲给了他的女儿或者妹妹阿捷赫△公主听：

“我梦见我在齐腰深的河水中一边走，一边看书。这河是库拉河，河水浑浊，密密麻麻长满水草，要喝河水得把头浸在水里才喝得着。有大浪涌过来时，我就把书举到头顶上，免得溅湿，待浪头过后，又继续阅读。深潭已越来越近，我得在掉进去之前，赶快把书看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手中托着一只鸟的天使降临到我面前，说道：‘创世主看重的是你的意愿，而不是你的举止。’早晨我醒来，睁开眼睛一看，我果真站在浑浊的库拉河里，手中拿着的也正是那本书，站在我面前的天使，就是梦中见到的那个，手里托着一只鸟。我赶紧闭上眼睛，可照样还是看到河、天使、鸟以及其他一切。我再睁开眼睛，还是这幅景象。吓得我魂不附体。我把眼睛移到书上，看到的第一句话是：‘穿鞋的人切勿自吹自擂……’我闭上眼睛，依然看得见这句句子，我就用闭着的眼睛把这句句子看完：‘……脱掉鞋子的人也一样。’就在这时，鸟扑棱着翅膀从天使手上飞起。我睁开眼睛看到鸟飞离而去。这时我明白了，我已不能再对真相视而不见，不能再闭着眼睛去求超升，从此不再有睡和非睡，不再有入梦和梦醒。只剩下一个永恒的白昼和像蛇一般将我团团箍住的世界。我看到了遥远而又巨大的幸福，可是这幸福却显得既近且小；我理解大即是空，而小却实实在在，是我的情人……于是我做了我所做的事。”

哈
扎尔人▽
七世纪至十世纪定居于高加索的一个强悍好战的民族。他们曾有一个强大的帝国，他们的兵船曾在黑海和里海游弋，那儿海风猛烈，鱼虾累累，他们拥有三个京都：夏京，冬京及战时起用的战京，他们还有松树般高高耸起的年份。他们曾信仰一种至今无人知晓的宗教，他们崇拜盐，在地下的晶盐矿里挖建他们的庙宇，或在含盐量较高的山上修造神殿。根据哈列维
的说法，哈扎尔人于740年改宗犹太教，哈扎尔最后一位可汗约瑟夫甚至同西班牙犹太人接触过，因为他每逢安息日必驾船出海，而且，必诅咒人，船只便在咒语的驱动下，离开海岸，向西班牙犹太人驶去。他们间的接触直至970年才告中断，原因是俄罗斯人占领了他们的京都，毁灭了他们的国家。后来，一部分哈扎尔人融入东欧的犹太人群体，其余的哈扎尔人则融入了其他民族，如阿拉伯人、突厥人和希腊人，所以我们今天才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1939）之前，还有一些独自为政的哈扎尔小部落存在于东欧和中欧的一些地区，这些哈扎尔人早已忘了他们自己的语言和信仰，这些小部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彻底消失的。犹太人是用“Kuzari
”（复数形式为“Kuzarim
”）来表示哈扎尔人的。通常的说法是，改宗犹太教的只是哈扎尔的贵族；而在七至十世纪的潘诺尼亚平原有个犹太化的居民点，哈扎尔人被认为是那里的主要居民。德意志西北部的威斯特伐利亚有个叫德鲁斯玛·达基坦的修士约在800年时撰文指出，潘诺尼亚平原的哈扎尔人受过割礼且信崇摩西律法，他们形成了一个相当强悍的部落。十二世纪拜占庭的历史学家辛纳穆斯的文章认为，哈扎尔人遵循摩西律法生活，但并不十分严格。十世纪的阿拉伯文史料（伊本·鲁斯达、伊斯达克里、伊本·哈卡尔）对犹太可汗也有论述。

有人在一本名为《哈扎尔信札》的史籍中发现了许多有关哈扎尔人的细节。这本史籍至少用了两种文字，其中一种文字的内容相对完整一些，迄今为止，尚无人对里面的内容作出全面的评论。这本史籍是由用希伯来文写的书信组成的，目前保存在牛津，均为哈扎尔国王约瑟夫和西班牙犹太人哈斯达伊·伊本·沙普鲁特之间的书信往来，后者在十世纪中叶写信给哈扎尔国王，请求他回答下列问题：

1.世界某地是否存在着一个犹太国？

2.犹太人是怎样来到哈扎尔的？

3.哈扎尔人改宗犹太教的过程是如何进行的？

4.哈扎尔国王住在什么地方？

5.他属于哪一个部落？

6.他在战时起什么作用？

7.礼拜六安息日是否停战？

8.哈扎尔国王对可能来临的世界末日是否得到有关消息？

约瑟夫详述了哈扎尔大论辩的全过程，以此作为回答，哈扎尔人在大论辩之后，改宗犹太教。

那次大论辩也曾被今已消失的另一史料记录过。达乌勃马奴斯
在其辞典的“哈扎尔人”辞条里，引用过名为《哈扎尔人问题》这一史料（可能是拉丁文译本）。史料的最后部分显然是犹太教代表伊萨克·桑加里
为参加那次著名的论辩所草拟的一份报告。以下是该史料尚存的文字：

哈扎尔人之称呼。
哈扎尔国今称“哈扎尔可汗王国”或“可汗耐特”。哈扎尔第一个王国之名—在“可汗耐特”之前以刀剑创立的王国之名—今已不为人知。在哈扎尔国如称呼其国民为“哈扎尔人”是令人极为不快的事。人们都用另外的词来代替“哈扎尔人”这一名词。克里米亚附近有几个地区居住着希腊人和哈扎尔人，人们概称哈扎尔人为“非希腊人”或“未改宗基督教之希腊人”；在克里米亚南部的犹太人居住区，人们把哈扎尔人称作“非犹太人居民”，而在哈扎尔国东部阿拉伯人居住区，哈扎尔人被叫作“非伊斯兰居民”。那些已经改宗外国宗教如犹太教、基督教或伊斯兰教的哈扎尔人不再被称为哈扎尔人，人们直截了当称他们为犹太人、希腊人或阿拉伯人，而极少数改宗哈扎尔宗教的外国人却不会被当作哈扎尔人看待，他们改宗前是什么人，改宗后依旧是什么人，譬如希腊人、犹太人或阿拉伯人。举个例子，如一个希腊人欲指某人过去是哈扎尔人，他便用下述的方法来表达：“在可汗耐特，那些讲哈扎尔语的非希腊宗教信仰者被称作‘未来的犹太人’。”在哈扎尔国，不少犹太人、希腊人和阿拉伯人的饱学之士对过去、书籍和哈扎尔的文物古迹不但了如指掌，而且可以高谈阔论，他们中有些人甚至在撰写哈扎尔的历史，而哈扎尔人要这么做，却是不允许的，他们无权讲述他们的过去，也无权撰写这类题材。

哈扎尔语。
优美和谐，我曾听过的用哈扎尔语朗读的诗句非常悦耳，但我无法记下这些诗句的发音；据传，这些诗句是一位哈扎尔公主写的。这一语言拥有七种性，除了阳性、阴性和中性之外，还有一种为阉人使用的性，一种为无性器官的女人使用的性（他们的性器官被一个阿拉伯恶魔窃走了），一种为男人变成女人或女人变成男人的变性人使用的性，最后还有一种为麻风病人使用的性，麻风病人必须用此语性说话，只消他们一开口，你便可知他们患有此病。女孩说话的口音有别于男孩，男女的口音是不一样的。这是因为男孩根据他们居住地的不同—或与希腊人或与犹太人，或与撒拉逊人，或与波斯人在一起—而去选学阿拉伯语、希伯来语或希腊语。所以，当这些男孩说哈扎尔语时，会有不少犹太人的口音混杂其中。而女孩从来不学希伯来语、希腊语及阿拉伯语，所以，她们的发音要比男孩纯正得多。众所周知，倘若一个民族消亡，最先消失的是它的贵族阶级和它的文学，而唯一能留存下来的是这个民族的人民已经铭记在心的律法书。哈扎尔人便是最好的例子。在他们的都城内，哈扎尔文的律法书价格最贵，而希伯来文、阿拉伯文或希腊文的律法书相对便宜，有时甚至可免费领取。有件事很有意思：哈扎尔人如在外国邂逅自己的同胞，他们绝对不会主动承认自己是哈扎尔人，而是竭力掩盖他们的血统，并装出一副不会讲哈扎尔语，而且连听都听不懂的样子，哈扎尔人之间相互掩饰自己血统的次数要比他们面对外国人时更频繁。在哈扎尔人集中的地方，尽管哈扎尔语是官方语言，但是官府欣赏的、重用的却是那些哈扎尔语讲得不好的人。凡精通哈扎尔语的人在说这门语言时无不尽可能显得结结巴巴，而且还要带点外国口音，这样就可无往而不利。在从事笔译的人当中，比如说把哈扎尔文译成希伯来文，或将希腊文译成哈扎尔文，身价高且最受欢迎的是那些经常译错—不管他是否故意—哈扎尔文的译者。

司法。
在和犹太人一起居住的地区，根据哈扎尔的法律，有些轻罪可判处一至两年的苦役；在和阿拉伯人一起居住的地区，同样的罪只判六个月的劳役；而在和希腊人一起居住的地区，上述那些轻罪根本不算犯法，所以也不会受惩罚。但在王国的中部，即人称哈扎尔人省的那个地区（尽管哈扎尔人占大多数），若犯同样的罪可判死刑。

盐和梦。
哈扎尔语的字母取自菜肴之名，哈扎尔的数字源于不同种类的盐，因为哈扎尔人能分出七种不同的盐。哈扎尔人认为人之所以会衰老，是由于受到目光注视的缘故，不管是别人看你，抑或你看别人，目光对身体都会产生同样的作用：目光会用其情欲、憎恶、意图和欲望生出的五花八门的、最具杀伤力的武器侵蚀和撕裂你的躯体。只有上帝含盐的目光才不会使人衰老。哭泣是哈扎尔人祈祷的方式，因为眼泪归上帝所有。泪水里总含盐分，一如贝壳里面藏有珍珠。有时，女人们手拿一块头巾，一次又一次地折叠，这是她们在做祈祷。哈扎尔人还崇拜梦。不管什么人，只要他丢失了盐，那他便休想入睡。这是睡眠须知。我还要讲明一点，所以我得打个比方，这就好比我们听不到大路的声音，那是因为有马车的声音。哈扎尔人认为倘若你居住在某人的过去，那你就会被那人的记忆缠住，就好比你遭囚禁、受到诅咒一样；你再也无法改变任何东西，你的所作所为只能重复过去，你只能遇上你早就见过面的人，你甚至不会增岁变老……

迁徙。
一般认为，古时哈扎尔人的部落每十代人就要迁徙一次，通过这样的迁徙，这个原本尚武好战的民族逐渐演变成爱好经商贸易的民族。他们那种挥刀舞剑的敏捷身手突然变成了另一种才能：估算船只、田宅的价值，辨听金币的真伪及从事各类买卖。对哈扎尔人的这一演变，曾有许多不同的解释，其中最有说服力的解释是：哈扎尔人的生育能力可能发生了退化，为了使他们的人种继续存在，为了改善和更新他们的生殖能力，他们不得不通过迁徙来实现这一目的。一旦他们的生殖能力恢复，他们便返回故国，重握刀剑和长矛。

宗教习惯。
哈扎尔可汗不允许宗教介入国家的军务和政务。他说：‘马刀若是两头尖的话，那就可称为镐头了。’他对三种宗教，即犹太教、基督教及伊斯兰教一视同仁……不过，多人同食一盆饭，总会有人饥饿有人饱。我们的犹太教、基督教及伊斯兰教的根系均在外国，都会得到这三种宗教各自的信徒来自国外的力量的保护，而哈扎尔教是唯一没有境外势力支持的宗教。这样一来，遇上同样的困境，它在王国内所承受的压力比上述三种宗教大得多。换句话说，以上三种宗教的影响和势力不断扩大，而哈扎尔宗教却饱经磨难。例如：可汗新近欲缩小修士的活动范围，决定让每一种宗教各减去十座修道院或教堂。由于哈扎尔教信徒的人数远比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人数少，所以哈扎尔教堂所受的影响最大。哈扎尔教的境遇可谓每况愈下。哈扎尔人的公墓也逐渐消失。在希腊人居住区（如克里米亚）、犹太人居住区（如塔马达卡）或阿拉伯人居住区（如沿波斯边境一带），哈扎尔人墓地的大门一个接着一个被关闭，哈扎尔人的传统的葬礼遭到禁止，弥留之际的哈扎尔人被运往京都伊蒂尔周围地区，以寻找他们的安息之地，京都四周的哈扎尔人墓地尚未关闭。一路上，他们的灵魂在呻吟。‘我们身后的过去还未达到足够的纵深度，’有些哈扎尔修士观察着所有这些情状，不由得发出了抱怨。‘我们的人民得等到过去积累足够的时间，打下足够的地基，方可成功地创建未来。’

“有个现象很有意思：在哈扎尔王国，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信奉同一种宗教，但他们之间从未太平过。他们之间的争执和冲突显示出了双方当事人的才智，结局永远是一样的：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要求将他们双方的庙宇分开。由于哈扎尔国对他们利益的重视及保护，每次冲突后，他们双方的庙宇数目便扩大一倍，当然，这是以牺牲哈扎尔人的利益及宗教为代价的。

哈扎尔辞典。
此乃哈扎尔捕梦者的汇集。捕梦者代表着哈扎尔人中间一个非常强大的教派。这部辞典对他们来说不啻一部《圣书》和《圣经》。《哈扎尔辞典》是以不同男女的传记构成的一幅镶嵌画，画中唯一的角色是我们称之为亚当·喀德蒙的那位。我摘引这部辞典中的两段内容：

“‘真理是透明的，人们无法觉察。而谎言是不透明的，光线和目光都无法将它穿透。还有第三种情况存在，即上述两者的混合状态，此为最常见的情况。我们一只眼睛的目光透过真理，消失于无限之中，而另一只欲透过谎言的眼睛就连我们自己的手指也看不见，这只眼睛的目光只能停留在咫尺之间，它与我们相依相伴，就这样，随着它歪歪斜斜地伸展，我们开辟了一条生活之路。有鉴于此，真理与谎言恰恰相反，真理无法被直接认识，只能通过两者的比较，即真理与谎言的比较，方可被认识。《哈扎尔辞典》书页中的空白处是同真谛和神圣之名（亚当·喀德蒙之名）构成的透明之窗相对应的。而空白处之间的黑色字母的位置正是我们的目光无法穿透的所在……

“‘同样，字母也可与你穿的各种衣服作比较。冬天你用羊毛或裘皮裹身，你戴上围脖和衬里温暖的帽子，腰间紧束一根腰带。夏天亚麻开始上身，你扔掉了所有厚重的裹身之物，你穿得轻巧随便。而在夏季已尽，冬季未到这段时间，你时而添加衣服，时而脱减衣服—阅读也是这样。在你生命的不同阶段，你所读之书的内容对你也会产生不同的含义，因为你在用不同的方式组合你的衣服。眼下，《哈扎尔辞典》不过是大量的字母和无序排列的亚当·喀德蒙的各种化名。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穿起衣服，你将获取更多的内容……梦是被称为礼拜六这一现实中的一个礼拜五。梦在指引日子，并与这一天混合，每一天都必须进行这样的混合（礼拜四对礼拜天，礼拜一对礼拜三，等等）。谁懂得整体阅读，就会得到全部，就会拥有（亚当·喀德蒙）肉身的一部分……’

“我希望我的话能对依萨克教士有所帮助，我能说的已尽在于此。礼拜五称我为亚贝尔，礼拜天称我吐巴兰，只有礼拜六称我为犹巴尔。付出这番努力之后，我要歇息了，因为记忆是一次旷日持久的割礼……”

LIBER
COSRI 犹太·哈列维
所著关于哈扎尔人一书的拉丁文译本的书名，发表于1660年。译者约翰尼·布克斯托夫（1599—1664）将此书从希伯来文译成拉丁文。布克斯托夫与其父同姓同名，他年轻时便通晓古希伯来文。他把迈蒙尼德

[22]

的著作译成拉丁文（巴塞尔，1629年），他就重音符号和《圣经》字母中的元音符号问题与路易·卡佩尔

[23]

进行过长时间的公开论战。他于1660年在巴塞尔出版了哈列维著作的译本，在译本序中，他作了一点说明：他使用了由伊本·蒂蓬
译成希伯来文的威尼斯版本。他的观点和哈列维一样，认为元音是字母的灵魂，故二十二个辅音中的每个辅音拥有三个元音。阅读就是将一块鹅卵石扔向另一块正在飞行的鹅卵石，辅音便是鹅卵石，而元音是这些鹅卵石的飞行速度。他认为早在挪亚时代，七个数字就被弄成鸽子的形状带上了挪亚方舟，因为鸽子数数能数到七。这些数字带有元音的特征，而不是辅音的特征。

尽管《哈扎尔信札》早在1577年就已问世，但直到1660年布克斯托夫所译的哈列维著作的译本面世后它才广为人知，原因是这个译本里增补了哈斯达伊·伊本·沙普鲁特书信及哈扎尔国王约瑟夫的复函。

哈列维论哈扎尔人一书的扉页（十七世纪巴塞尔版）

卢
卡列维奇（Luccari

[24]

），叶芙洛茜妮娅（十七世纪） 杜布罗夫尼克女贵族，出身世家，姓盖塔尔奇奇-克罗霍拉奇奇，嫁于Luccari家族的一名子弟。她在自家豪宅里养了只笼中八哥，八哥的存在对这幢屋子起到了净化作用，墙壁上有个希腊时钟，每逢节日就会唱起圣歌和赞美诗。她常说打开生活中每一扇新的门就像玩扑克牌一样不确定，关于她有钱的丈夫，她是这么讲的：沉默和水是他的食粮。她因美色和举止放浪而艳闻四播；她辩白时开玩笑地说，情欲与贞操不愿走在同一条小径上，所以她每只手上都长有两个大拇指。她终日戴着手套，甚至吃饭时也不脱下来，她爱食红、蓝、黄三种颜色的菜肴，她所穿的衣服也是这三种颜色的。她有一男一女两个小孩。一天晚上，通过把她的卧室和她母亲的房间隔开的那扇窗户，那个七岁小女孩看到了母亲生产。那只笼中八哥也在场，叶芙洛茜妮娅夫人生下一个长胡子的小老头，他的光脚上长着马刺，他呱呱坠地时嚷道：“一个饥饿的希腊人连天国都敢去，”他咬断脐带，顺手抓过一顶帽子而不是衣服，叫着他姐姐的名字，匆匆逃走了。小姑娘吓得目瞪口呆，带不走她也推不动她，后来大人把她送到康纳弗莱去，不想再见到她。传说叶芙洛茜妮娅夫人身上发生过这些事，因为她曾经站在面包上，传说她同杜布罗夫尼克犹太人区的一名名叫撒母耳·合罕
的犹太人暗中私通。

对指责她放浪的说法，叶芙洛茜妮娅夫人只是冷冷地回答，她不从任何人那里接受教训。

“事实上，如果让我能从一百个可爱、强壮、高贵的长黑发的老爷里进行选择，他们的时日也不会飞逝，我就会屈从于这种诱惑。不过在拉古萨，在一百年里连个这样的仆从都找不到！更何况谁又能等上一百年呢！”还传说她未出阁前即会巫术，出阁后成了巫婆，而死后必将当上三年的吸血僵尸，后一点大家都不相信，因为人们认为当吸血僵尸的大都是土耳其人，希腊人很少当，而犹太人就更没有一个当的。至于叶芙洛茜妮娅夫人，人们窃窃私语说，她暗地里信奉的是摩西的教。

不管怎么说，撒母耳·合罕被逐出杜布罗夫尼克一事，对叶芙洛茜妮娅夫人来说，不啻晴天霹雳，有传说讲她害了相思病，而且厉害得几乎要死去，因为从那天起她每天夜里都忧戚地把两只大拇指从两边收拢，紧紧地捏着拳头，像沉重的石头那样搁在心口。但是她并没有去寻死，有天早晨她离开了杜布罗夫尼克。有人在科纳夫拉和丹恰看到过她中午时分坐在坟墩上梳头，后来又有传说讲，她去了北方，去贝尔格莱德和多瑙河寻找她的情夫，得悉合罕已死在克拉多夫城郊后，她就再也没有回家。她剪去青丝，将其埋入土中，自此不知所终。叶芙洛茜妮娅香消玉殒，成了民歌反复吟咏的千古之恨。那些漫长、凄切的词句于1721年在左科托尔城被记录成文，然而保存至今的只有意大利文的译本，歌名为《正当妙龄的拉丁少妇和瓦拉几亚督爷德拉库拉》。意大利译本译笔不佳，但从中可以看到女主人公的遭际正是叶芙洛茜妮娅夫人命运的再现。众所周知，那位德拉库拉督爷的原型是一个叫弗拉德·马莱斯库的人，在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的特兰西瓦尼亚平原确有其人。这首民歌的大意如下：

在白芦竹抽条的季节，有位美艳而又悲切的女人款步朝多瑙河行去，寻觅她已赴疆场的恋人。得知他已战死，她就去见德拉库拉督爷。督爷是医治悲伤的绝顶高手，双眼能洞悉明天的事。他的头发盖着几近黑色的颅顶，脸上有一条沉默的皱纹，下身有一只硕大无朋的阳具，每逢节庆日，他用丝线将一只燕雀拴于阳具之上，任它在身前扑翅飞动。他腰间挂着一只牡蛎壳，他用此壳可完美无缺地剥下活人的皮，再把那张皮穿在被剥皮者身上。为能让人甜甜蜜蜜死去，他炮制了种种药剂。他的院内住满吸血僵尸，它们边吹蜡烛边央求德拉库拉让它们再死一次。对于它们来说，死是触及生的唯一希望。他府邸的门把手曾自动转动使前方升腾起一小股气流，开始不停地旋转，旋转，所到之处，无坚不摧。这股气流已旋转了七千年。七千年来，这股气流中心的风眼处像一轮巨月把一切照得亮如正午。那名少妇前来拜谒时，德拉库拉督爷的仆人们正坐在旋风边上饮酒，一个提起盛酒的陶罐，一个哼唱悠长的歌子，一个仰头畅饮，一个渐渐苏醒。然后他们互换角色，周而复始。为了迎接女客到来，他们先用黄昏之音唱第一首歌，再用乡野之声唱第二首，最后的第三首叫《头对头》，内容是：

“春天，当鸟儿开始数多瑙河里的游鱼时，在大河的河口处，白芦竹抽条了（白芦竹抽条的时间只有三天）。那时间，咸水与淡水交融，白芦竹种子的生命力最强劲，萌芽的速度超过龟行，连往上爬的蚂蚁也赶不上白芦竹抽条的速度。在干旱的泥地里，白芦竹种子可以长眠两百年，但是一入水中，它在一小时内就可发芽生长，三刻钟至一小时嫩枝就能长到一米高，然后渐渐变粗，待到日落时分，一只手休想把竹竿握住。到了第二天，白芦竹的直径便和男人的腰围相若，高度可达房子的屋顶。渔夫可将鱼网挂在上面，竹竿不停地长高变粗，鱼网也就随之而被提出水面。鸟儿都知道，千万别把白芦竹种子和嫩芽吞进肚子，否则它们的肚子就要遭殃了。渔夫和牧羊人常看见某只正在飞翔的鸟儿突然身体崩裂，他们知道那鸟儿准定一时糊涂或被同类所骗，吞进了白芦竹的种子，不断生长的种子使鸟儿迅速解体而死。白芦竹的根部总有些被什么东西咬过的痕迹，据牧羊人说，白芦竹并非起于泥土，而是在水栖魔鬼的口中生长，并由魔鬼用吹口哨和喊话的方法，吸引飞鸟及其他馋嘴家伙来觅食种子。有的渔夫说，偶尔会有一只雄鸟不用它自己的精子而用白芦竹的种子使雌鸟受孕，于是地上便生出了死亡之蛋……”

吟唱完毕后，年轻女人放出她的几条猎兔狗，让它们去追逐狐狸。她走进德拉库拉督爷的塔楼，向他献上一包金币，请他医治她的悲痛。他用手臂搂住她，将她拥进他的卧房。在猎兔狗返回之前，他是不会让她离开的。他们次日清晨才分手。当天傍晚，有几个牧羊人在多瑙河边看见了那几条正在呜呜哀鸣的猎兔狗，一旁是个身破体裂的美貌少妇，那模样像一只吞下了白芦竹种子的鸟。白芦竹巨大的茎干上，至今依旧醒目地挂着她的丝长裙，而缠绕着她头发的白芦竹的根也一直在沙沙作响。少妇生下了一个电闪光影般的女儿—她自己的死亡。死亡中，她的美貌变成乳清和凝结的乳液，然后又渐渐分解，露出一张吸住了白芦竹的嘴……

莫
加达萨·阿勒·萨费尔
（八至九世纪） 最杰出的释梦者和捕梦者。据传，他构思编纂了《哈扎尔百科全书》的阳性部分，而阿捷赫公主▽
完成了该辞典的阴性部分。阿勒·萨费尔编纂这部百科全书（或曰《哈扎尔辞典》），并非为了他的同代人及后代，他是用五世纪的古哈扎尔文编就这部辞典的，所以，他的同代人及后代无人能读懂该辞典。他在辞典里撰写的文字只为他的祖先所知。阿捷赫公主是阿勒·萨费尔的情妇，传说他曾用自己的胡子蘸葡萄酒为她洗胸脯。有人说他因阿捷赫公主和哈扎尔可汗之间的一次误会而遭囚禁致死。那次误会是由阿捷赫公主的一封信引起的，阿捷赫公主从未发过这封信，可信还是到了哈扎尔可汗手里。由于信里的内容与阿勒·萨费尔有关，可汗读后妒火中烧。信中写道：

我在你的靴内种上玫瑰，紫罗兰从你的帽子上长出。我在漫无尽头的黑夜中等你，降临于我身上的白昼有如一封被撕碎的信的残片。我将残片一一收起，欲拼读出你温柔的话语。但我读得很费力，因为时而会有陌生的笔迹和另一封信的片言只语闯进你的字里行间，于是，我的黑夜便混进了他人的白昼和信件。我等你归来，届时信和白昼将成为多余。我寻思：另一个人还会写信给我吗？黑夜还将漫无尽头吗？

另有一些史料认为（达乌勃马奴斯所指的开罗犹太教堂的手稿），这封信，或者说这首诗绝不是写给哈扎尔可汗的，而是写给阿勒·萨费尔的，信中内容涉及他和亚当·喀德蒙。总之，此信煽起了哈扎尔可汗的满腔妒火，或曰政治怨仇（原因是阿捷赫公主控制的捕梦者是一股强大的反对派势力）。阿勒·萨费尔遂被囚于悬在树下的一个铁笼内。阿捷赫公主年年都要托梦给他，给他送去她卧室的钥匙。这样，她便可减轻他的痛苦，她收买了一些魔鬼，其他一些人的部分生活构成了阿勒·萨费尔的生命，那些人每人轮流借给他几个礼拜的时间。在这期间，这对情人用非常特殊的方式互通信息：阿勒·萨费尔从铁笼下的河水里抓住乌龟或螃蟹，用牙齿在它们背上刻出几个字后，再将它们放掉。她也以同样的方式给他回信：将情书刻在铁笼下河流中的活龟背上，然后将它们放回河里。当魔鬼剥夺阿捷赫公主的记忆，甚至罚她忘却哈扎尔语时，她只能停止写信，而阿勒·萨费尔却不间断地传递信息，他欲使她想起他的名字及他的诗句。

几百年后，有人在里海岸边捕获两只乌龟，它们的背甲上刻着一些文字，这是两个相爱着的男女相互传递的信息。男的刻下的文字如下：

你从不早起，就像这个姑娘。嫁到邻村后，她不得不早早起床，当她第一次看见田野里的晨霜时，她说：“我们村里从来没这东西！”你的想法和她一样，你觉得世上不存在爱情，那是因为你起得不够早，无法遇上它，而它每天早晨都在，从不迟到……

那女的所刻的铭文较短，只有几行字：

寂静是我的祖国，沉默是我的食粮。我安生于我的名字之上，一如桨手坐在他的小船里。我恨你恨得夜不能寐。

莫加达萨葬在一座形如山羊的坟墓里。

哈
扎尔大论辩▽
据希伯来文的史料记载，这次大论辩是致使哈扎尔人改宗犹太教的关键。有关此事的文字材料很少且矛盾百出，所以人们甚至不知道大论辩的确切时间，改宗犹太教的日期与三名释梦者抵达哈扎尔首都的日期混在了一起。可追溯到十世纪的哈扎尔国王约瑟夫（已改宗犹太教）和哈斯达伊·伊本·沙普鲁特之间的通信是迄今保存下来的最早的史料，后者当时是西班牙南部科尔多瓦哈里发的一名大臣。哈斯达伊曾是一名犹太人，可汗根据他的要求，向他描述了哈扎尔人是在怎样的情状下接受犹太教的。据此信所述，改宗事件早在可汗布朗统治时期就已发生，恰好在阿尔达比勒被征服之后（约731年）。根据此信推断，哈扎尔可汗宫里关于宗教问题的论辩就是在那时发生的。由于犹太教使者战胜了阿拉伯使者和希腊使者，哈扎尔人在布朗的继承者奥巴迪亚即位后，便改宗犹太教。另一史料源自一封犹太人写的信的摘录，此信是1912年在英国的剑桥被发现的，是开罗犹太教堂的手稿中的一部分。信是950年一个哈扎尔裔的犹太人写给科尔多瓦宫廷的沙普鲁特大臣的，此信是国王约瑟夫给沙普鲁特大臣回信的补充。从信的内容来看，哈扎尔人改宗犹太教发生在大论辩之前，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一名不再信教的犹太人英勇善战，成了哈扎尔人的可汗。他的妻子和岳父希望他趁此机会接受他们祖先信奉的宗教，但可汗犹豫不决。一天晚上，当他听了妻子的一席话后，终于下了决心（达乌勃马奴斯曾注过同样的内容）。他妻子的话是这样的：

天球赤道下面，在甜玫瑰和盐玫瑰争妍的山谷里，有一棵巨形毒牛肝菌。菌盖上，发臭的血液变成了花蜜，长出一只只美味可食的小蘑菇。雄鹿常常喜欢来此吃这些小蘑菇，以焕发它们雄性的力量。但是，那些啃得太深的雄鹿也会咬到毒牛肝菌，因而中毒送命。

每天晚上，当我吻着我心爱之人，我会这样想：总有一天，我也会咬得太深……

听完这番话后，可汗决定重新成为一个信奉宗教的犹太人。此事发生于大论辩之前，同一史料还表明了确切的时间为拜占庭皇帝莱昂三世统治时期（717—740年）。大论辩之后，犹太教完全进入了哈扎尔王国及其几个邻国，那是可汗撒勃里埃耳统治时期，这是可汗奥巴迪亚的又名。因为（据达乌勃马奴斯所言）在他统治时期，年份逢双他叫撒勃里埃耳，年份逢单便叫奥巴迪亚。

虽然希伯来文史料在时间上较其他史料晚些，但内容更具体，也更严谨可信。希伯来文史料即是犹太·哈列维的《哈扎尔人》，他是著名诗人及哈扎尔大论辩的史籍的整理者。他断定大论辩及哈扎尔人改宗犹太教这两大事件在他写此书之前的四个世纪就发生了，也就是说在740年。在此，还应说一下，巴歇曾在《米德拉西》

[25]

中发现有关哈扎尔人皈依犹太教的内容。有关此事的种种传说在克里米亚、塔芒半岛及哈扎尔王国内的犹太城市塔马达卡的流传尤为广泛。

下述的内容是各种传闻、史料的中心点。在黑海沿岸可汗的夏京，那儿的人秋天时将石灰抹在挂在枝头的梨子上，以求在冬季摘取新鲜的梨子。有一天来了三个神学家：一个是犹太人，一个是希腊人，还有一个是阿拉伯人。可汗把他和他的人民将要改宗的决定告诉了他们，并说他们三人中谁为他释的梦最令人信服，他便选择那人所代表的宗教。可汗梦见一个天神对他说：“创世主看重的是你的意愿，而非你的举止。”于是，争论就围绕这几个字展开，达乌勃马奴斯所录的希伯来文史料描述了一波三折的论辩过程。

起初，犹太教使者伊萨克·桑加里
沉默不语，他让希腊使者和阿拉伯使者先说话。正当可汗似乎快要赞同阿拉伯使者的一番话时，一位名叫阿捷赫▽
的哈扎尔公主加入了进来，她用下述话语驳斥了阿拉伯使者：

你在和我说话时太富于智慧了。而我只见弥漫的云雾在山后消失，我的思维也随之飘逝。泪水有时会从云中滴落，然而，在云雾偶尔散去的刹那间，我瞥见一线蓝天及在蓝天深处的你的脸。只有在这刹那间没有任何东西能遮盖你原来的面目。

阿拉伯使者对可汗说他给哈扎尔人准备的不是陷阱，而是一本《圣书》，即《古兰经》，因为哈扎尔人还没有《圣书》：“我们是由两个瘸子合为一体的，所以我们会大步行走，而你们还在跛行。”

这时，阿捷赫公主问阿拉伯使者：

“所有的书都有一父一母。父亲在母亲受孕后死去，将他的姓氏留给了孩子。分娩后的母亲先给孩子喂奶，再让他独自生活。请问谁是你们的《圣书》之母呢？”

阿拉伯使者无从回答，他再次重申了他准备的是《圣书》而非陷阱，说《圣书》是天父，是人类之间爱的信使。

于是，阿捷赫公主用下面这段话结束了这场舌战：

“波斯王沙赫和希腊皇帝为了谋求和平，决定相互交换数量极丰的礼物。于是，一名外交信使从君士坦丁堡出发，另一名则从伊斯法罕出发。两人在巴格达相会时得知纳迪尔，即波斯王沙赫已被废黜，而希腊皇帝也已驾崩。他俩只得在巴格达滞留下来。因为带了大量财宝，他俩的生命受到来自各方的威胁，他俩十分害怕。眼见钱财一天一天地减少，他俩心如火燎，于是就商量如何走出困境。其中一个说道：

“‘不管我们怎么做，都不会有好结果，还不如我们每人拿一个金币，把余下的都扔掉……’

“他们还真是这么做了。

“那么，由这些信使来传达的我们的爱会怎么样呢？这爱不也是掌握在那些各拿一个金币，再将余下的都扔掉的信使手中吗？”

可汗听了这一比喻后，认为公主言之有理，于是，就用这番话拒绝了阿拉伯使者的建议。这些话是由哈列维摘录的：

“共同生活在这个世界绝大部分地区的基督徒和伊斯兰教徒为何要用战争来侍奉他们各自的天主呢？尽管他们信奉各自天主的动机非常纯洁，一如僧侣守斋，修士祷告。他们通过杀戮来达到他们各自的目的，他们相信此乃靠近天主的必经之路。他们相互残杀，他们相信等待他们的将是天堂和永恒的幸福，而同时拥有两种信仰又是不可能的事。”

可汗最后说：

“你的哈里发拥有扬着绿帆的大船和狼吞虎咽的士兵。要是我们信仰你们的宗教，那么哈扎尔人留给他们自己的还有什么呢？既然要作出选择，那我们还是向已被希腊人驱赶出来的犹太人靠拢为好，靠拢那些在齐塔比亚时期从花剌子模

[26]

来到此地的可怜的流浪者们。他们除了聚集在犹太教堂里的信徒外，没有刀剑盔甲，没有军队，只有留下他们字迹的羊皮卷轴。”

说完，可汗转身朝向犹太教使者，请他说说他们宗教的情况。犹太教使者伊萨克·桑加里回答说，哈扎尔人用不着接受一个新的宗教。他们可以信仰他们原来的宗教。此语一出，四座皆惊，于是，犹太教使者又解释道：

“你们不是哈扎尔人。你们是犹太人，你们应该返璞归真：回到你们祖先永生的耶和华那儿。”

于是，犹太教使者开始向可汗口述教理。时间在慢慢流逝，他滔滔不绝地讲着。为了引起可汗的注意和兴趣，他先说七样先于创世的事物：天堂、密西拿律法、司法、以色列、荣光宝座、耶路撒冷和麦西哈，即大卫之子。接着，他列举了一些更高一层的东西：永生的主之神灵、神灵之态、风之水和水之火。随后，他又列举了三位世母，即宇宙中的空气、水和火；生命体内的胸、胃和头；一年中的潮湿、冰冻和炎热。还有七个双辅音，它们是：“Beth
”、“Ghimel
”、“Daleth
”、“Kaph
”、“Pé
”、“Resh
”和“Thav
”，在宇宙中，它们是土星、木星、火星、太阳、金星、水星和月亮；在生命之魂中有智慧、财富、权力、生命、怜悯、子孙、和平；在年份中有星期六安息日、有礼拜四、礼拜二、礼拜日、礼拜五、礼拜三和礼拜一……

可汗开始明白上帝在天堂对亚当所说的话了，他道：“现在我备酒，他人在我后面饮。”

犹太·哈列维的著作里描述了可汗和伊萨克·桑加里之间曾进行过详尽长久的商讨，也提及了可汗改宗一事。

“据哈扎尔人的历史记载，此事过后，哈扎尔可汗由他的一名大臣跟随，出发前往沿海一带的荒山上，一天晚上，他来到一个山洞前，那儿聚着一群正在迎庆逾越节的犹太人。可汗和他的随从向他们作了自我介绍，并接受了他们的宗教仪式。他俩在山洞里行了割礼后返回了他们自己的国家，立即开始研学犹太律法。起初，他们牢牢地保守着他们改宗的秘密，直到他们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才将此事告诉给一些可靠的朋友。朋友传朋友，渐渐地，知道此事的人越来越多，到头来，全国上下几乎无人不知，大家也就接受了犹太教。大家都希望从异国他乡得到书籍和导师，人们开始研习犹太教经籍……”

其实，哈扎尔人改宗犹太教是分两个阶段进行的。第一阶段始于730年，那时，哈扎尔人刚在南高加索战胜阿拉伯人，他们用战利品按《圣经》所描绘的样子建了一座圣殿。740年左右，犹太教的某些表面的形式已被接受。当时的哈扎尔可汗布朗邀请别国的一些犹太教拉比前来给哈扎尔人讲道。据说八世纪六十年代或八十年代胡萨特起义失败后，有些在哈扎尔宫廷避难的赫尔松居民，在一个犹太教拉比的带领下，率先皈依犹太教。

约800年，可汗奥巴迪亚进行了一次改革运动，他建造犹太教会堂，开设学校。哈扎尔人开始学习《密西拿》

[27]

及犹太教礼拜仪式，犹太教就这样被哈扎尔人广为接受。

阿拉伯人在这次改宗过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哈扎尔国的重要人物改宗犹太教之际，正值伊斯兰教的影响因哈里发的伍麦叶王朝和阿拔斯王朝之间的争斗而衰微之时。据马苏迪记载，哈扎尔国王是在阿拔斯王朝第五代哈里发哈伦·赖世德在位期间（786—809）成为犹太人的，这与哈扎尔可汗奥巴迪亚的宗教改革运动的年代完全吻合。

伊
萨克·桑加里（八世纪） 犹太教拉比，参加哈扎尔▽
大论辩的犹太使者。一直到十二世纪他才被称作一名《旧约全书》释读者及哈扎尔人改宗犹太教的引导者。他一直为发现和捍卫希伯来文的价值而努力，其实，他还熟谙许多其他语言。他认为各种语言的不同之处归纳起来只有一个特点：除了上帝的语言，其他所有的语言皆为痛苦的语言，皆为疼痛的辞典。他说：“我发现痛苦是通过一条细缝从时间和我的体内流逝的，否则现在痛苦的数量要多得多。语言的状况亦如此。”R·基达利（约1587年）曾提到，伊萨克·桑加里在哈扎尔宫廷是用哈扎尔语回答别人提问的。据哈列维
所述，桑加里运用了其导师拉比那鸿的学说，后者指出了贤哲是如何得到先知的预言的。“这是我从拉比马亚什那儿得知的，”拉比那鸿写道。据哈列维记载，桑加里也以同样的方式对哈扎尔可汗说：“这是我从拉比马亚什那儿得知的，他则是从成双而行的讲道者那里听来的，而讲道者是从先知那儿得知摩西在西奈山上所得的训诫的。他们恪守规矩，不作个别传授，一位临终前的老者对其子的告诫明白地说明了这一点：

“‘我的儿，以后你得放弃你的观点，即从我这儿学到的观点，你要接受我指给你的那四个人的观点。’

“‘为什么呢？’做儿子的问，‘难道你的观点没有他们的高明吗？’

“‘这是因为，’老者回答说，‘我的观点是从其他一些人那里获得的，而他们的观点又是从另一些人那里得到的。这样，我保持了我自己的传统，而别人也保持了他们的习俗，但你的观点是从一个人，即我这里得到的。应该舍弃一个人的观点，接受多数人的观点……’”

传说桑加里在哈扎尔宫廷里展开的大论辩中，抑止了阿拉伯使者的作用，他设法将大论辩安排在彗星无法遥助阿拉伯使者的时间内，安排在他所有的宗教信仰都能在一只装满水的罐里立足的那一天。而桑加里自己冒了很大的风险才参加了这次大论辩。达乌勃马奴斯撰文中曾提到此事：

“伊萨克·桑加里搭船前往哈扎尔都城。船遭撒拉逊人的攻击，他们欲杀死船上所有的人。犹太人纷纷跳海逃命，却被海盗用船桨砍死。只有伊萨克·桑加里一个人平静地站在甲板上。撒拉逊人惊讶不已，问他为什么不像其他人一样跳海逃命。

“‘我不会游泳，’桑加里撒谎道，他因此躲过一劫。

“海盗没有砍杀他，而是将他推入海里后离开了船只。

“‘体内的心脏好比战场上的国王，’伊萨克·桑加里认为，‘但是，人有时在战场上得表现得像体内的心脏。’”

桑加里就这样到了可汗的宫廷，与基督教使者和伊斯兰教使者一起参加了大论辩，他非常用心地为可汗释梦，并劝说可汗率领他的人民改宗犹太教，这是希冀未来远多于企求过去的宗教。天神托梦于可汗道：“创世主看重的是你的意愿，而不是你的举止。”桑加里用亚当之子赛特的故事解释了这句话：

“耶和华创造的亚当和亚当创造的他的儿子赛特之间有天壤之别，”桑加里对可汗道，“赛特之后所有的人都是神的意愿，但都属人的所为。所以，应该把意愿和举止区分开。意愿在人身上是纯洁的，是神圣的，它是动词，或逻各斯，它作为举止的概念先于举止而存在，而举止是尘世的，它有赛特之名。人身上的品质和缺陷就像这些一个套着一个的木偶玩具。若要真正地去发现一个人，唯一的方法就是从大到小逐个打开这些空心的木偶。所以，千万别以为那是天神在谴责你；最糟糕的谬误莫过于误解那句话的含义。你只要想一想你真正的本性即可……”

多
罗塔·舒利茨博士（克拉科夫，1944— ） 斯拉夫学家，耶路撒冷某大学教授；出嫁前姓克瓦什涅夫斯卡娅。无论是在克瓦什涅夫斯卡娅所毕业的波兰克拉科夫市雅吉隆大学的档案内，还是在授予多罗塔·克瓦什涅夫斯卡娅博士学位的美国耶鲁大学的档案内，都没有关于她的出身的资料。克瓦什涅夫斯卡娅是一名犹太女人和一个波兰人的女儿，生于非常时期的克拉科夫市，母亲留给她一个护身符，是她父亲生前佩戴的，护身符上写着：“我的心是我的女儿；当我与星辰并行时，我的心则与月亮和痛苦并行，痛苦在一切速度的边缘等待着……”克瓦什涅夫斯卡娅始终未能知道这句话出于谁的口。她母亲的哥哥阿什凯纳齐·肖列姆于1943年德国占领波兰，迫害犹太人期间失踪，但他在失踪之前搭救了他的妹妹。他费尽心血，冒用一个波兰女人的名字，为他妹妹弄到了一张假身份证，并娶她为妻。婚礼在华沙圣多马教堂举行，因此人们都认为这是一个入了基督教的犹太人同一名波兰女子的婚姻。他是个瘾君子，但不抽烟丝，而抽薄荷茶叶，当他被抓走时，他的妹妹，同时又是他妻子的安娜·肖列姆（她并未被识破，仍被认为是波兰女人，用的是她根本不认识的娘家的姓，叫安娜·扎凯维奇）便和她的丈夫（又是她的哥哥，这事只有她本人知道）离婚，这样便保全了自己的性命。不久她便再嫁，后夫是个鳏夫，姓克瓦什涅夫斯基，眼睛像鸡蛋一样布满许多细小的斑点；是个出言吐语并无棱角，可思想却充满棱角的外圆内方的人。安娜同他生了唯一的一个孩子，这就是多罗塔·克瓦什涅夫斯卡娅。多罗塔在斯拉夫学系修业期满之后，去美国深造，在那里就古斯拉夫文学问题通过了博士学位论文答辩，此后，她在大学生时代即与之相恋的以撒·舒利茨离美去以色列，她便随他同往。1967年以埃战争期间，以撒负伤，1968年，多罗塔与他完婚，自此便定居在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研读斯拉夫人的早期基督教史。她经常寄信到波兰去，信封上开的是她当年在克拉科夫的旧址，收信人是她自己。克瓦什涅夫斯卡娅（婚后姓舒利茨）这些寄给她自己的信，由她旧居的女房东原封未动地保存着，指望有朝一日能把它们交给克瓦什涅夫斯卡娅。这些信除一两封之外均为短简，实际上是多罗塔·舒利茨博士自1968年至1982年间的某种形式的日记。这些信所以同哈扎尔有关是因为从伊斯坦布尔的拘留所寄出的最后一封信涉及了哈扎尔大论辩
。现将这些信按年代顺序援引于下。

1

特拉维夫，1967年8月21日

亲爱的多罗特卡

[28]

：

我在此地有这样的感觉，我平常吃的粗茶淡饭概由人家花钱，而守斋则自己付款。我知道当我提起笔来写这封信时，你在那边，在你的克拉科夫，在我们那间屋子里（那里天天都是礼拜五，人家总是把肉桂往我们肚子里塞，好像我们是苹果），你会变得比我稍微年轻些。可是你什么时候收到这封信，拆开来看的那一瞬间，就会比我老了。

以撒的伤势好多了，他住在前线医院，很快就可康复，这从他的笔迹就可知道。他来信说，他梦见了“克拉科夫的长达三个礼拜的寂静，其间有两次变得异常炎热，白天还稍稍有些焦味”。很快我就要同他重逢，但我害怕跟他重逢，不但因为他负了伤，关于他的伤情我还一无所知，而且还因为我们俩都是深埋在自己树荫下的树木。

我很幸运，不爱以撒的你，留在了那边，跟我们相隔万里。这样我同你就比较容易相爱了。

2

耶路撒冷，1968年9月

多罗特卡
：

这封信仅两三句话，你得永远记住：你所以要工作是因为你不会生活。要是你会生活，你就不用工作，任何科学对你来说就都不存在了。可是人家只教我们如何工作，却没有教我们如何生活。所以我不会生活。

以撒回来了。他穿上衣服后，看不见他的伤疤，还像过去那样俊美，活脱是一条学会了跳克拉科维克舞

[29]

的公狗。他爱我的右乳胜于左乳，我们云尤雨时的癫狂之态迹近于下流……我跟你讲定，我们这样来分配角色，你在那边克拉科夫继续从事科学研究，我则在这里学会生活。

3

海法，1971年3月

我永远也不会忘怀的亲爱的多罗捷娅

[30]

：

很久没见到你了，不知道还能不能认出你来。也许你早就认不出我了，早就不在我们屋里（我们那间屋里的门把手老是要钩住袖子）想念我了。我时常忆起波兰的树林，想象着你怎样在昨天的雨帘下奔跑，从高枝上滴落的雨珠的声音反比从低枝上滴落的来得响。我回忆你小女孩时的模样，你长得那么快，比你的指甲和头发长得还快，与此同时，你心里对母亲的憎恨也在增长，而且增长得更快。难道我们应该这么憎恨她吗？此地的莽莽黄砂唤起我强烈的情欲，但我久已觉得我同以撒之间的关系有点儿别扭。这跟他跟我之间的爱情无关。这与第三者有关。跟他的伤疤有关。每天晚上，他躺在帐篷里的床上看书，我睡在他旁边，当我需要他抚爱时，便把灯熄掉。每回都有好几分钟时间，他一动不动地躺着，眼睛在黑暗中继续看着书本，每回我都感觉得出他的思想正顺着这些看不见的句子迅跑。此后他把身体转向我。可是我们的肌肤刚一接触，我立刻感觉到了他身上那个可怕的伤疤。每回我们做爱之后，各自躺在那里凝视着眼前的黑暗出神。几天前的一个夜晚于事毕之后我问他：

“那是在夜里吗？”

“什么在夜里？”他问，不知道我指的是什么。

“你受伤的时间。”

“是在夜里。”

“你知道是用什么使你致伤的吗？”

“不知道，但我想是刺刀。”

4

耶路撒冷，1974年10月

亲爱的多罗特卡
：

我正在阅读一本书，书中写的是斯拉夫人如何把梭标插在靴子里由山上来到海边。同时我在想被正字法和语言方面的层出不穷的错误（此乃文字发展的姊妹）所覆盖的克拉科夫有些什么变化。我想你必定依然故我，而我同以撒的变化则越来越大。我拿不定主意要不要告诉他。不管我们俩如何做爱，不管我们做爱做得如何快乐，不管我们做爱时做出什么动作，我的乳房和小腹自始至终都感觉到那把刺刀留下的伤疤。我事先就感觉到这个伤疤的存在，在我们的床上，它插在我和以撒中间。就这么一刹那工夫，一个人便用刺刀在别人身上签下了名，并永远把他的痕迹留在别人的肉体上，难道可以这样吗？这伤疤像一张嘴。只要我们，以撒和我，刚一相抱，这个伤疤，好似一张没有牙齿的嘴，便吻着了我的乳房。我睡在以撒旁边，在黑暗中望着他正在沉睡的地方。三叶草的气息盖过了马厩的气味。我等他翻身—人在翻身时易于警醒，我便可把他叫醒，他不会抱怨。有的睡梦是无价的，有的则贱如垃圾。我把他叫醒，问他道：

“他是左撇子吗？”

“看来是的，”他睡意蒙眬地回答我说，但语气肯定，根据这点我明白他知道我在想什么。“我们的人把他俘虏了，第二天早晨将他带进我的帐篷。他蓄着络腮胡，一对碧绿的眼睛，头部受伤。人们带他来是为了让我看看这个伤口。是我把他打伤的。用枪托。”

5

再次由海法寄出，1975年9月

多罗特卡
：

你没有意识到你生活在那边，生活在你的瓦韦尔山冈

[31]

上是何等的幸运，你无须经受我生活中的那种恐怖。你不妨设想一下，你在床上拥抱你丈夫的时候，却有一个旁的什么人来咬你，啃你，吻你。在以撒和我之间，现在躺着并且将永远躺着一个满面胡髭、长一对碧绿的眼珠的撒拉逊人！对于我的每一个动作，他作出的响应都要早于以撒，因为较之以撒的肉体，他离我的肉体更近。而且这个撒拉逊人并非臆造！这个畜生是个左撇子，他爱我左边的乳房胜过右边的！多罗特卡，你说这有多么可怖！你不像我，你不爱以撒，告诉我，我该怎么向他解释这一切？我把你抛在波兰，千里迢迢来到这里都是为了以撒，可是在他怀里，我却碰到了一个绿眼睛的怪物，它半夜里醒过来，用无牙的嘴咬我，啃我，时时刻刻都要我的身子。有时候以撒逼得我差点儿死在这个阿拉伯人手里。他无时无刻不在这里！他每时每刻都能够……

多罗特卡，我们的挂钟今秋走得何其匆忙，来春怕要慢下来了……

6

1978年10月

多罗捷娅
：

那个阿拉伯人在我丈夫拥抱我时强奸了我，我再也不知道我是跟谁在我床上共享交欢之乐了。由于这个撒拉逊人的缘故，我觉得我的丈夫与过去相比已判若两人，如今我用另外一种眼光来看他和理解他，这是难以忍受的。往事发生了突变，未来越是滚滚而来，往事的变化就越是剧烈，它变得比以前凶险了，像明天那样难以预测，在它那里每走一步都有紧闭着的门户拦住去路，从这些门里不时窜出活生生的野兽。每只野兽都有自己的名字。那头使我和以撒产生裂痕的野兽有一个凶残的长名字。你想得到吗，多罗特卡，我问以撒他叫什么名字，以撒竟然回答得出。他一开始就知道这人的名字。这个阿拉伯人叫阿布·卡比尔·穆阿维亚。他早在沙漠上的那天夜里，离野兽饮水处不远的地方，就开始干他那个勾当了。就像一切野兽那样。

7

特拉维夫，1978年11月1日

被遗忘了的亲爱的多罗特卡
：

你回到我的生活里来了，然而我却处于可怖的境况之中。在那边，在你的波兰，置身于浓重得可沉入水中的迷雾之间，你难以想象我为你作出的安排。我给你写这封信是出于最利己主义的考虑。我常常以为我是躺在黑暗之中，而且睁大着眼睛，其实屋里亮着灯，以撒在看书，我则闭着眼睛假寐。在床上，那个第三者仍跟过去一样，插在我跟以撒之间，我决定略施小计将其摆脱。但是谈何容易，因为战场局限于以撒的躯体。已经有好几个月了，每行房事，我总是从我丈夫身体的右侧向着左侧移动，以避开那个阿拉伯人的嘴。我都已经认为我挣脱了陷阱，不料在以撒身体的另一侧我又中了埋伏。我同那个阿拉伯人的还有一张嘴遭遇了。在以撒耳朵后边的头发下边我发现了第二个伤疤，我顿时觉得阿布·卡比尔·穆阿维亚把他的舌头插进了我嘴里。真叫人毛骨悚然！如今我名副其实地落入了陷阱—要是我避他的第一张嘴，那么在以撒身体的另一侧，第二张嘴正在等候着我。我拿以撒怎么办呢？我再也无法同他亲热了，因为我害怕我的嘴碰到那个撒拉逊人的嘴。瞧，如今我们的夫妻生活是在他的印记之下进行的。试问，你在这种情况下能怀上孩子吗？然而最最可怖的是前天发生的那件事。在撒拉逊人一而再的亲吻中，有一个吻令我忆起了我们母亲的吻。已有多少年了我没想起过她，可突然间，她自己出来让我想起她。而且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呀！奉劝那些个虽然穿着鞋子其实跟脱掉鞋子并无两样的人别再往自己脸上贴金了，可是他们受得了吗？

我开门见山地问以撒，那个埃及人是否还活着。你能料想到他是怎么回答的吗？他说那人还活着，而且在开罗工作。那人的脚步如同痰那样紧随着那人在世界上行走。我向你发出咒语：赶快来帮我的忙！也许你能把我从那个硬插进来的情夫手中搭救出去，要是你能把他的淫欲引到你身上，那么你既救了我，也救了以撒。记住这个该诅咒的名字：阿布·卡比尔·穆阿维亚，让我们各取所需吧，你把这个阿拉伯的左撇子带到你克拉科夫的床上去，而我呢，设法把以撒保留下来。

8

Department of slavic-studies University of Yale USA October 1980

[32]

亲爱的克瓦什涅夫斯卡娅小姐
：

给你写信的是你的舒利茨博士。我是在课间休息时写这封信的。我同以撒一切如常。我的耳际还印满他乏味的吻。我们几乎已言归于好，何况现在我们的床已分搁在不同的大陆上。我工作很忙。在长达将近十年的间歇之后，我重又参加学术会议。不用太久我又将出差，这次去的地方离你比较近。两年后将在伊斯坦布尔举行讨论黑海沿岸问题的学术会议。我正在写学术报告。你还记得Wyke

[33]

教授和你的毕业论文《两位斯拉夫启蒙者，圣徒基里尔和梅福季的传记》吗？你还记得我们当年曾经参考过的德沃尔尼克的学术著作吗？现在这本书再版了，是增订本（1969年），写得那么饶有趣味，我名副其实地将其吞下了肚去。我的学术报告谈的是基里尔
和梅福季
两人哈扎尔之行的使命，可惜关于这件事的最重要的史料—基里尔本人的札记—早已失传。圣徒基里尔传

[34]

的编著者是谁，已不可考，他在圣徒传中说，基里尔将其在哈扎尔大论辩
中的论据记在可汗宫中一套称之为《哈扎尔布道书》的书籍中。“谁想完整地找到他这次所布的道，”基里尔传记的作者指出，“请阅基里尔的著作，该书由哲学家康斯坦丁的兄长，我们的老师和大主教梅福季加以翻译，分成八卷。”这部由基督教圣徒，斯拉夫字母的创造者用希腊文写成又被译为斯拉夫文的长达八卷的布道书竟会散佚得无踪无影，真是不可思议！会不会因为书中有过多的异教的邪说？会不会因为其中圣像破坏运动

[35]

的色彩过浓，虽对论辩有利，却不符合教义，因而遭到取缔？我又一次翻阅了伊林斯基

[36]

所著1934年之前《有关基里尔和梅福季著作的系统化图书目录概述》一书，然后又翻阅了他的后继者们（波普鲁任科、罗曼斯基、彼得科维奇等人）的著述。我重又读完了莫森的著作。然后又阅读了他著作中所援引的关于哈扎尔问题的全部文献。但哪本书里都没提到过《哈扎尔布道书》曾引起过什么人的注意。这部书怎么可能消失得无影无踪，连一丝痕迹都没留下的呢？这个问题始终没有人注意到。要知道这部书不仅有希腊文的正式文本，而且还有斯拉夫文译本，由此可以推断当时一度曾广为流传。而且基里尔的论点不但在哈扎尔传教士团中，而且此后在来自萨洛尼卡的斯拉夫兄弟会的传教士团中，甚至在同“三语派”卫道者们的论辩中都必定被奉为圭臬。否则何以要译为斯拉夫文？我认为还是有可能找到基里尔的《哈扎尔布道书》的线索的，如果用比较法去找的话。要是系统地去研究关于哈扎尔大论辩的伊斯兰教的和犹太教的全部史料，说不定会发现有关《哈扎尔布道书》的线索。但问题在于我本人力量微薄，完成不了，单靠斯拉夫学家也完成不了，得要由东方学家和研究犹太古文化的专家参加。我看了Dunlopa的著作（
History of Jewish Khazars

，1954）

[37]

，即使在这本书里也没有哲学家康斯坦丁那本散佚了的《哈扎尔布道书》的蛛丝马迹。

你瞧见了吧，不只是你在你那座雅吉隆大学里从事科学研究，我在此地也在从事。我回到了我的本专业中，回到了我的青春年代，我的青春年代就其滋味而言一如由远洋轮从大洋彼岸运来的水果。我戴着一顶像篮子一般的草帽。戴着这种帽子，可以无须脱帽，就从集市上把樱桃装在里边带回家。每当克拉科夫市的大自鸣钟在午夜敲响时，我便老了一天，每当瓦韦尔山冈上响起教堂的钟声时，我便醒了过来。我嫉妒你永恒的青春。你的阿布·卡比尔·穆阿维亚可好？他是不是果真像我经常在梦中见到的那样有一对好似熏制过的干枯的耳朵和一根挺拔的鼻子？谢谢你把他取去自用。他的情况想必你都已知晓。真难以想象，他从事的工作竟跟你我从事的非常接近。我们跟他几乎是在同一领域里工作。他在开罗大学讲授比较近东宗教史，同时还研究古犹太史。你跟他在一起也像我跟他在一起那样遭罪吗？

爱你的舒利茨博士

9

耶路撒冷，1981年1月

多罗特卡
：

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事。我从美国回来，在一大堆未拆开的邮件中有一份讨论黑海沿岸文化的国际学术会议参加者名单。你难以想象，我在那张名单里见到了谁的名字！也许这件事你比我知道得早？因为你有一颗未卜先知的心灵，这个心灵是无须理发师来烫发的。我看到了那个阿拉伯人的名字，就是把我从我丈夫床上撵走的那个家伙的名字。他将出席在伊斯坦布尔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不过我不想引起你的误解。他去那里并非为了与我相见。我去伊斯坦布尔倒是为了最终能看到他。我早就认为我跟他的职业如此相近，我们迟早会一同去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使我们的道路最终交接的。在我的手提包里搁着我关于基里尔和梅福季的哈扎尔传教士团的报告，而在报告下边是一把斯密德-维桑点38口径的36式手枪。谢谢你想把阿布·卡比尔·穆阿维亚博士取去自用而未果。现在我自己要拿他派用场了。你要爱我，爱的程度要与你不爱以撒的程度相等。现在这对我来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我们共同的父亲将保佑我们俩……

10

伊斯坦布尔，“金斯敦”宾馆，1982年10月1日

亲爱的多罗捷娅
：

我在前一封信上说，我们共同的父亲将保佑我们。可是我的傻丫头，关于我们共同的父亲你又知道些什么呢？我在你那个年龄时，也一无所知，就像你现在一样。但我的新生活给予了我思索的时间。孩子，你知道谁是你的生身之父吗？你以为是蓄着一部乱如草堆的络腮胡子，给了你克瓦什涅夫斯卡娅这个姓氏、敢于娶你的母亲安娜·肖列姆为妻的那个波兰人？我认为不是他。你试着去回忆回忆那个我们怎么也不可能回忆起来的人。你还记得有个叫肖列姆·阿什凯纳齐的人吗，就是照片上那个脸上总戴着一副眼镜，坎肩的口袋里又戳出另一副眼镜的青年人。就是不抽烟丝而抽茶叶，一头漂亮的头发都汇集到两只像是蜡制的耳朵上的那个人。关于那个人，人家讲给我们听过，他曾说：“搭救我们的是我们臆想中的那个牺牲品。”你还记得我们那位冒称娘家姓扎凯维奇，从前夫姓肖列姆，从后夫姓克瓦什涅夫斯卡娅的母亲安娜·肖列姆的亲兄弟兼第一任丈夫吗？你可知道究竟谁是她的两个女儿—你和我—的第一任父亲吗？过了这么多年后，你总该想明白了吧？你的舅舅，你母亲的亲兄弟兼做我们两人的生身之父岂不是轻车熟路吗？说实在的，为什么他就不能当你母亲的丈夫呢？我的亲爱的，你对这样的人伦关系作何想法？也许，肖列姆太太婚前没有男人，因而再婚时就不可能像第一次那样是个处子？很可能正因为这样，后人才以如此意想不到的方式记起她，并感到恐怖。不管怎么说，她的努力并未付诸东流，而且我认为要是她真是这么做的，那也做得对，一千个对，而且如果父亲可以由我来选择的话，我可不选别人，宁愿选我母亲的兄弟。深重的灾难，我的亲爱的多罗捷娅，深重的灾难教会了我们颠倒过来看我们的生活。

在这儿，在伊斯坦布尔，我已经认识了一些人。我不想让人家觉得我为人古怪，所以我跟谁都攀谈，天南地北无所不聊，嘴一刻也没停过。来此地出席国际会议的我的同行中间有一位是以撒洛·苏克博士
。他是考古学家和研究中世纪史的专家，熟谙阿拉伯语，我和他用德语交谈，用波兰语打趣，因为他懂得塞尔维亚语，他认为他是蛀蚀他自己衣服的蠹虫。已经有一百年了，他家一直在把同一只瓷砖炉子由一幢房子搬至另一幢房子，但他认为二十一世纪不同于我们世纪之处是到那时人们将终于对无聊群起而攻之，可我们现在却把无聊当作脏水，到处乱泼。苏克博士说，我们就跟西绪福斯

[38]

一样，肩扛无聊之石往一座高山上爬去。而未来的人想必会一往直前地反对这一瘟疫，反对无聊的学校，无聊的书籍，无聊的音乐，无聊的科学，无聊的会面，这样他们就把厌倦从他们的生活和劳动中排除出去了，而这正是我们的始祖亚当所企求的。他说这番话时多少有一些开玩笑的味道，他喝酒时，不让人往他酒杯里添酒，他认为酒杯不同于手提香炉，可以不待旧的神香烧光就添加新的。全世界都在学习他写的课本，可要他自个儿来教他的课本他却教不了。他对他的学科有极其渊博的知识，然而他的学术地位却微乎其微，学问和名望不相符合。我把这个看法讲给他听时，他微笑着向我解释说：

“问题在于你完全可以当伟大的学者或者伟大的小提琴家（你知道吗，除了帕格尼尼

[39]

之外，所有伟大的小提琴家都是犹太人），只要当今世界三大国际—犹太国际、伊斯兰国际或者天主教国际—中有一个国际支持你，袒护你和你的成就的话。你属于三个国际中的一个。而我不属于任何国际，因此我出不了名。所有的鱼早已从我的手指缝中滑走了。”

“你最后一句话是指什么而言？”我诧异地问他道。

“这是对一千年前一篇哈扎尔文章的释义。而你，从你将要给我们作的报告来看，熟知哈扎尔问题。你怎么会对这句话感到诧异的呢？要不就是你从未见到过达乌勃马奴斯的那本书？”

必须承认，他的话使我大为困惑。特别是在他提到达乌勃马奴斯的《哈扎尔辞典》时。如果确实有过这部辞典的话，那么据我所知，没有一本留传下来。

亲爱的多罗特卡，我看到了波兰的雪，看到了雪花怎样在你双眸中变成泪水。我看到了跟一捆葱一起吊在杆子上的谷物，看到了停在屋顶的炊烟中取暖的小鸟。苏克博士说，时光由南方而来，在特拉雅诺夫桥渡过多瑙河。此地没有雪，天上的云朵活像那种把鱼抛出水面的波浪，只是不翻腾而已。苏克博士还让我注意一个情况。在我们宾馆里住着一家古怪的比利时人，姓范登·斯巴克。像这样的家庭我们这儿从来没有过，我也永远不会建立这样的家庭。这是个三口之家：父亲、母亲和儿子。苏克博士称他家为“神圣家族”。每天早晨用早餐时，我都观察这一家子怎么进食；一家人都吃得脑满肠肥，有一回我偶然听见斯巴克先生开玩笑说：跳蚤不咬肥猫……他常常出神入化地弹奏一种乐器，这种乐器不知叫什么，是用白乌龟壳做的。那个比利时女人从事绘画，而且画得惟妙惟肖。她拿到什么就在什么上画：毛巾、茶杯、刀子、她儿子的手套上都有她的画。小男孩四岁，头发剪得很短，名叫马努伊尔，他不久前才刚刚学会说完整的句子。他吃完一个小圆面包之后，走到我桌子跟前，直勾勾地盯着我，那神态像是坠入了我的情网。他眼睛四周全是一个个像小路上的小石子一般的斑点，他好几次问我：“你认出我来了吗？”我摩挲着他的头，像是在摩挲一只小鸟，而他则吻着我的手指。他把他父亲（那人活脱是个哈西德教派的长老）的烟斗递给我，要我抽。他喜欢一切红、蓝、黄颜色的东西。他爱吃这三种颜色的一切东西。有一回我发现了他的一个生理缺陷，不禁毛骨悚然：他的两只手上都有两个大拇指。怎么也闹不清他哪只手是右手，哪只是左手。但看来他还不懂得这是缺陷，从不将他的手避开我，虽说他的父母总是给他戴上手套。我不知道你是否信我的话，有时候他的手一点儿也不使我觉得不自在，我不再认为这是畸形。

今晨吃早饭时，我听说阿布·卡比尔·穆阿维亚已到达伊斯坦布尔，出席国际学术会议，这下有什么东西好教我不自在了。“……淫妇的嘴滴下蜂蜜，他的口比油更滑，至终却苦似茵陈，快如两刃的刀。他的脚，下入死地，他脚步，踏住阴间。”

[40]

《圣经》上如是说。

11

伊斯坦布尔，1982年10月8日

多罗婕娅·克瓦什涅夫斯卡娅小姐—克拉科夫。

你的利己主义和残酷的判决令我震惊。你毁灭了我的生活和以撒的生活。我一直害怕你的科学，预感到它会给我带来灾祸。那天早晨我去吃早饭时，决定结果穆阿维亚，待他一走进宾馆内我们用早餐的小花园，就开枪把他打死。我一边坐在那里等他，一边观察着飞过宾馆的鸟怎样把影子投到墙上，影子又怎样迅疾地向前移动。这时发生了一件怎么也料想不到的事。有个人走进了花园，我立刻猜出这人是谁。他的脸黝黑得像面包，头发花白，他的唇髭里仿佛嵌有好些鱼骨头。只有他太阳穴的伤疤上长着一撮怪里怪气的乌黑的头发，这撮头发竟不变白。穆阿维亚博士径直走到我的桌子前，请求我允许他坐下。一望而知他是个跛子，他的一只眼睛眯得很细，活像一张闭紧的小嘴。起初我呆住了，后来我把手伸进包里，打开了手枪的保险，环顾着四周。花园里除了我们两人之外，只有四岁的马努伊尔；他在邻桌的桌子底下玩。

“请坐，”我说，那人把一叠东西放到桌上。这叠东西将使我的命运发生遽变。这是一叠纸。

“我知道你报告的题目，”他一边说，一边坐了下来，“正因为如此，我想就与此有关的一个问题向你谈谈我的浅见。”

我们用英语交谈。他的两排牙齿微微磕碰，他跟我不同，他觉得冷，他双唇不时打颤，可他并不设法止住颤抖。他把手捂在烟斗上取暖，把烟喷入袖口之中。他的那个问题同基里尔和梅福季的《哈扎尔布道书》有关。

“我翻阅了所有同《哈扎尔布道书》有关的著述，任何一本书中都未提供这部书有否流传至今的线索。其实基里尔的《哈扎尔布道书》留传了下来，早在数百年前即已铅印成书，不可思议的是竟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件事。”

我大为震惊。这人如此肯定的这件事很可能是我那个学术领域—斯拉夫学领域内自其存在以来的最大发现，如果他所言属实的话。

“有什么不可思议的呢？”我诧异地问道，并不太有把握地谈了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基里尔的《哈扎尔布道书》，凡学术著述均未提及，只有《圣徒基里尔传》中提起过，我们是从圣徒传中得知有过这么一本书的。因此要说布道书有什么手稿或者印就的书留传了下来的话，那就滑天下之大稽了。”

“我当初加以考证的正是这一点，”穆阿维亚博士说道，“从现在起，学术界可以知道，反过来说才是正确的……”

于是他把搁在我面前桌子上的那叠纸—一叠复印件递给我。我本来当场就能扣动扳机。不会有更好的时机了。那时花园里只有一名目击证人，是个四岁小孩。但事情没这么发生。我抓住那些要命的纸，就是我附在信里的那几张。我没开枪却抓紧纸，一边望着长着榛子似的指甲的撒拉逊人的手指，一边想起哈列维关于哈扎尔的著作里提到的那棵树，心想，我们多么像这棵树啊：我们越是向着天空生长，沐浴着风雨更接近上帝，就越该把我们的根更深地扎进泥土和流往地府的暗河里。我一边转着念头，一边读着绿眼睛撒拉逊人给我的那叠纸。它们令我震惊。我满腹狐疑地问穆阿维亚博士，布道书怎会落到他手里。

“重要的不是布道书怎么会落到我手里的。十二世纪时，布道书为你的同族人犹太·哈列维所拥有，并将其引用到他写的关于哈扎尔的著述之中。他在描述那场著名的论辩时，援引了这场论辩的基督教参加者的话，称那人为‘哲学家’，也就是说同《圣徒基里尔传》的作者在描绘那场论辩时对那人的称呼完全一样。在这部犹太教的史料中没有提基里尔这个名字，就如没有提阿拉伯参加者的名字一样，只是引用了基督教参加者基里尔的称号。这就是为什么至今没有一个人到犹太·哈列维的哈扎尔编年史中去寻找基里尔的布道书的原因所在。”

我注视着穆阿维亚，觉得他同几秒钟前与我同桌的那个长着一对绿眼睛的伤兵一无共同之处。他所有的论据都那么令人信服，那么清晰，而且完全符合学术界已经知晓的事实，这使人不能不感到奇怪为什么过去从来没想到过用这种办法去寻找这部布道书。

“可这里边还有个漏洞，”我还是向穆阿维亚博士谈了我的看法，“哈列维的文章写的是八世纪的事，而基里尔的传教士团去哈扎尔则是在九世纪，即861年。”

“凡知道捷径的人，也可绕道而走！”穆阿维亚针对我的话说。“我们感兴趣的不是日期，而是出世比基里尔晚的哈列维在写他那本关于哈扎尔的著作时手头有没有《哈扎尔布道书》。还有在这本引用了哈扎尔大论辩中基督教参加者的言论的著作中有否运用过这部布道书。我立刻就可回答这个问题，在哈列维笔下这名基督教哲人的言论同流传至今的基里尔的言论，毫无疑问是吻合的。我知道你是《圣徒基里尔传》英文本的译者，不消说得，你可以毫不困难就说出某个论点的出处。请告诉我，譬如说吧，人的位置介于天使和畜生之间这个论点是谁说的。”

不用说，我马上把原话背了出来：

“‘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把人造得介于天使和畜生之间，语言和智慧使人不同于畜生，怒气和淫欲又使人有别于天使，由于这些特性，人或接近崇高，或接近卑下。’”我指出，“这句话见诸圣徒传中有关基里尔率领的阿加尔

[41]

传教士团的那一章。”

“完全正确，但是在哈列维那本书的第五章中，就是他同那位名叫哲学家的人辩论的那一章中，也有与此相同的话。除此之外，其他相同之处也不少。其中最重要的是哈列维书中所写的那位基督教学者在哈扎尔大论辩中所探讨的问题，恰恰是圣徒传中写明是基里尔在大论辩时所讨论的。这两本书中都谈了圣三位一体，摩西之前的法律、几种禁食的肉和巫医，都引用了相同的论点，诸如当人的肉体最衰弱的时候（五十岁左右），其灵魂却最有力等等。最后一点是哈列维在其书中讲，哈扎尔可汗指摘大论辩的阿拉伯参加者和犹太参加者说，他们的经书（《古兰经》和《摩西五经》）所使用的语言是哈扎尔人、印度人和其他一些民族的人所丝毫不懂得的。而这也是《圣徒基里尔传》中在描述反对“三语派”卫道者（指那些认为只有用希腊语、古犹太语和拉丁语才可礼拜上帝的人）的斗争的那一节中所援引的主要论据之一。这就很清楚了，在这个问题上，可汗受了大论辩的基督教参加者的影响，并作出了相应的结论，我们从其他来源也可得知，这些结论的确出之于基里尔。哈列维不过是转述而已。

“最后，还有两点必须加以注意。第一，我们没有掌握已散佚了的康斯坦丁·索隆斯基（基里尔）的《哈扎尔布道书》的全部内容，也不知道其中有多少被引用到哈列维的著述中。可以假定，这类被引用的材料比我带到这里来的要多。第二，哈列维的著述中，恰恰是涉及大论辩的基督教参加者那一章被删节得支离破碎。这一章在阿拉伯的史料中没有保存下来，但在后来问世的希伯来文译本中却有这一章，可知其时哈列维的著述，尤其是涉及十六世纪的，众所周知，被基督教教会查禁。

“简而言之，哈列维关于哈扎尔的那本书把基里尔的《哈扎尔布道书》的一部分传至我们，虽然这部分的规模有多大，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不过，在此地伊斯坦布尔，”穆阿维亚博士结束他的话说，“将有一位叫以撒洛·苏克的博士出席我们这次的学术会议，他熟谙阿拉伯语，专门研究关于哈扎尔大论辩的伊斯兰教史料。他曾讲给我听，他有一本出版于十七世纪的《哈扎尔辞典》，编纂者是某个叫达乌勃马奴斯的人。从这本辞典中得知，哈列维曾运用过基里尔的《哈扎尔布道书》。因此我来请求你去同苏克博士谈一谈。他未必肯同我谈。他感兴趣的只有生活在一千年之后或者一千年之前的阿拉伯人。至于其他的人，他没有时间去同他们谈天说地。你能不能介绍我认识苏克博士，弄明白这个问题……”

阿布·卡比尔·穆阿维亚博士就这样结束了他的长篇大论，我顿时豁然开朗，脑子里所有的线索一下子都连接了起来。当你忘却了时间朝什么方向流逝时，爱情会帮助你确定这个方向。爱情始终是时间的源流。过去多少年了，可我又被你对科学的那种痴情占据了我的身心，于是我背叛了以撒。我没有开枪，却跑去找苏克博士，把我那份报告和报告下边的枪留在了花园里。花园门口一个侍应生也没有，厨房里有人把一片面包蘸蘸火，放进嘴里吃掉。我看到范登·斯巴克由一间房间里走出来，这个房间我知道是苏克博士的。我叩了几下苏克博士的房门，没有人答应。我身后什么地方有放轻了的脚步声，在脚步声与脚步声之间我感到有一股女人身体的热气。我又叩门，门在我的扣击下微微打开了点儿。原来门没有上锁。我先只看到一只床头柜，上边放着一只小碟子，碟子里搁着一只鸡蛋和一把钥匙。我把门推开后，不由得惊叫了起来。苏克博士躺在床上，被人用枕头闷死了。他直僵僵地躺在那里，咬着唇髭，仿佛急匆匆地在风里走。我尖叫着拔腿就逃，就在这一瞬间，小花园里响起了枪声。枪声只响了一下，可我的两只耳朵却是一先一后听见的。我立刻听出这是我那把枪的枪声。我飞也似的奔进花园，只见穆阿维亚博士横在花径上，头颅已破碎……那个孩子则戴着手套在邻桌上喝巧克力，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除他之外，花园里寂无一人。

我立刻被捕了。斯密德-维桑左轮手枪上只有我的手印，这成了我的罪证。我被控蓄意谋杀阿布·卡比尔·穆阿维亚博士。这封信我是在拘留所里给你写的，我对所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我真是如坠五里雾中……是谁杀死了穆阿维亚博士？你瞧，居然是我！说是一个犹太女人杀死了一个阿拉伯人，以泄心中之恨！整个伊斯兰国际，整个埃及和土耳其舆论界都对我口诛笔伐。“仇敌起来攻击你，耶和华必使他们在你面前被你杀败；他们从一条路起来攻击你；必从七条路逃跑。”

[42]

怎么才能证明你没有做你确实想做的那件事？必须找到一个天衣无缝的谎言，一个如呼风唤雨之父那么可畏而又有力的谎言，才能使真相大白。要构想出这种谎言的人得用犄角来替代眼睛。如果真能找到的话，我就能活下去，把你从克拉科夫接到以色列我那儿去，我们将重又回到我们年青时代的科学中去。我们臆想中的牺牲品将搭救我们—我们两个父亲中的一个如是说……他的善心是多么难以忍受，更别说愤怒了。

又及：附上哲学家的引文，录自哈列维论哈扎尔人一书（
Liber Cosri

）。

穆阿维亚博士认为这些引文确系已经遗失的《哈扎尔布道书》节录，其作者为哲学家康斯坦丁，或圣基里尔：

犹
太·伊本·蒂蓬（十二世纪） 他将犹太·哈列维的《哈扎尔人》由阿拉伯文译成希伯来文。译本于1167年面世，译文的质量瑕瑜互见，对此有两种解释：其一，译本刚印制即遭基督教宗教裁判所的贬斥和查禁；其二，蒂蓬本人负有责任，但也是当时环境所致。

当伊本·蒂蓬和他未婚妻情意绵绵之时，他的译文就显得很忠实；当他心情苦闷时，他的译文准确达意；若遇冬天寒风凛冽，他的译文就变得拖沓、
嗦；若逢雨天，他便会随意发挥，添加说明文字，从而偏离原文，当他快乐得意之时，便有误译出现。

每译完一个章节后，蒂蓬就像翻译《圣经》的古亚历山大学派的译者所做的一样，让人一面读他的译文一面从他身边往远处走，而他自己则一动不动地凝神谛听。随着距离的拉长，译文中有些音节和句子会消失在风中和墙隅间，其余的声音则会从林中树丛折返回来。它们穿过大门或栅栏后，名词及元音逐渐减弱，最后跌落在楼梯的踏步上，就这样，这些声音出发时是男声，而完成旅行时却变成女声了。若在远处，只有动词和数字的声音清晰可辨。当那名朗读者返回时，整个过程正好相反，蒂蓬根据朗读者行走时发音的印象，开始修改他的译文。

哈
扎尔陶罐 这只陶罐是某修道院一名见习修士收到的一份礼物，他将陶罐放置在修道院内他的密室里。一天晚上，他把戒指脱下放入罐中。但次日早上他欲将戒指取出时，发现戒指已不翼而飞。他一次次将手臂伸进罐内，可就是碰不到罐底。这使他好生纳闷，因为他手臂的长度明显要超过瓦罐的长度。他提起罐子，只见罐底平坦密实，没有任何洞孔或缝隙。他拿来一根棍子，插进罐内，但依旧无法触及罐底，这罐底像是在和他捉迷藏似的一直躲着他。他思忖道：“我置身之处便是我之极限，”于是，他向其导师莫加达萨·阿勒·萨费尔 求救，请他解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后者拿起一块鹅卵石扔进罐内，开始计数。当他数到七十时，罐内传来一声“扑通”，就像有样东西掉进了水里，他道：

“我可以告诉你此罐的含义，但你得先考虑一下是否值得。因为当我一告诉你此罐是怎么回事后，对你及其他人来说，它的价值便一落千丈。其实，不管它本身身价如何，它不会比其他任何东西更有价值。只要我一对你说明它究竟是何物，它原来的功能和价值便全部消失，因此也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见习修士对导师的话没有异议，只见后者举起一根棍子砸碎了瓦罐。年轻的见习修士见状惊呆了，遂问导师为何要毁掉瓦罐，后者答道：

“要是先告诉你它是派什么用的，再将它砸碎，那才可惜呢。既然你不知道它的用途，那就不存在可惜了，因为这瓦罐对你的用处永远是一样的，就好比它没被打碎一样……”

事实上，尽管哈扎尔瓦罐消失已久，但它依然在起作用。

[1]
犹太教规定礼拜五日落至礼拜六日落为安息日，是日停止工作，娱乐，不举火做饭，专事敬拜上帝。

[2]
拉丁文，意为：何况火焚谷就是在（他）那里创造出来的。

[3]
原指居住在莱茵河流域和法兰西而于十一至十三世纪历次十字军战争期间迁往波兰、立陶宛、俄国等斯拉夫国家的犹太人，操意第绪语，后来凡采用德系犹太教礼拜仪式的犹太人通称德系犹太人，以区别于西班牙系犹太人。现在全世界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德系犹太人。在以色列国，两系各有大拉比，地位相等。

[4]
犹历厄路耳月在公历八九月间，共二十九天。

[5]
希腊哲学、神学用语。指蕴藏于宇宙之中，支配宇宙并使宇宙具有形式和意义的绝对的神圣之礼。

[6]
犹太教口传律法集，为该教仅次于《圣经》的主要经典。

[7]
即《托拉》。

[8]
古代犹太教曾以此名称其神。

[9]
系居住在瑞士、意大利的拉定族人的语言。

[10]
南斯拉夫地名，即前之铁门。

[11]
古时一种长度单位，每一肘长约合半米。

[12]
拉丁文，意为：出版人约翰涅斯·达乌勃马奴斯。

[13]
拉丁文，意为：《科思里辞典—论宗教》。

[14]
犹太教历十二月，在公历二三月间。

[15]
公历八九月间。

[16]
犹太教历二月，公历四五月间。

[17]
犹太教历三月，公历五六月间。

[18]
拉丁文，意同其后括号内之文字。

[19]
德国哲学家及路德派神学家，浪漫主义运动先驱。

[20]
德意志境内出生的犹太人哲学家、评论家、《圣经》翻译注释家。

[21]
哈列维曾用阿拉伯文写成哲学著作《信仰论证》，体裁采用一犹太学者与哈扎尔可汗布朗对话的形式，试图论证信仰高于逻辑，“精神真理”高于“理性真理”。此书后译成希伯来文和其他多种文字。

[22]
迈蒙尼德（1135—1204），犹太教法学家、哲学家、科学家，主要著作有《犹太律法辅导》、《迷途指津》等。

[23]
路易·卡佩尔（1585—1658），法国基督教胡格诺派神学家，希伯来文学者。

[24]
拉丁文，姓氏，音译“卢卡列”。

[25]
犹太教讲解《圣经》的布道书，成于二至十一世纪。

[26]
今乌兹别克斯坦西北部地区。

[27]
犹太教经籍。希伯来文原意为“反复教导”，是继《圣经》之后历史最悠久的权威性口传律法汇编。

[28]
多罗塔的爱称。

[29]
波兰的一种民间舞。

[30]
也是多罗塔的爱称。

[31]
瓦韦尔系波兰克拉科夫一丘冈名，古迹有圣母马利亚圆堂，哥特式天主教堂，皇家城堡及历代波兰帝王的墓穴。

[32]
英文，意为美国耶鲁大学斯拉夫学系，1980年10月。

[33]
波兰文，音译为韦凯。

[34]
即前所提及的《圣徒康斯坦丁·索隆斯基传》。

[35]
八至九世纪前半期拜占庭发生的社会、政治和宗教运动，因反对供奉圣像，故名。

[36]
格·安·伊林斯基（1876—1937），苏联语文学家，有斯拉夫诸语言和共同斯拉夫语比较语法、斯拉夫文字的起源与沿革方面的著作。

[37]
英文，意为：邓洛普《犹太哈扎尔人史》，1954年版。

[38]
希腊神话人物，在冥土中受罚，永远推巨石上山，将及山顶巨石又复落下，如此循环不止。

[39]
帕格尼尼（1782—1840），意大利小提琴家和作曲家，开创了小提琴艺术史上的新时代。

[40]
见《圣经·旧约全书·箴言》第五章第三、四节。

[41]
古历史学家对阿拉伯游牧部族的称呼。

[42]
见《圣经·旧约全书·申命记》第二十八章第七节。

杰奥克季斯特·尼科尔斯基神甫

—初版《哈扎尔辞典》的编纂者

波兰某地，临终前的杰奥克季斯特·尼科尔斯基神甫在漆黑无光的房间里，以他的唾液稀释粉末，用草体基里尔字母写下了忏悔书，其时，紧闭的门外，女房东对他的谩骂和诅咒不绝于耳。忏悔书是写给佩奇的主教阿尔森·哈尔诺维奇的。

“教皇陛下定知道，”杰奥克季斯特写道，“我非得有一副好记性不可，我的未来会不断地填满记忆，而我的过去却不可遗忘。我于1641年生于约凡尼隶属于圣·让修道院的一个村庄，我家的餐桌上永远摆着双耳陶盆，里面装有滋养灵魂和身心的食物。一如我那熟睡时木匙永不离手的哥哥，我永远记得自我出世以来所有注视过我的眼睛。每当我看见奥夫恰山上空同一方位上五年一聚的云层，发现它们和我在五年前的秋天所见的云一模一样时，便会不寒而栗，遂生隐遁之念，因为这样的记忆不啻一种惩罚。期间，我从君士坦丁堡的硬币上学会了土耳其语，在犹太人社团的商人那里学会了希伯来语，从各类圣像上学会了用塞尔维亚文阅读。我已陷于记忆的狂热之中，无以自拔，且为某种渴的感觉所驱使，但虽能称渴感，却不思饮水，因为此渴非水能止，唯有饥饿方能使其缓解。但这种饥饿亦不同寻常，非食能缓。就像绵羊寻觅晶盐，我徒劳地苦苦寻觅这种能将我从渴感中解救出来的饥饿。因为我害怕我的记忆。我知道我们的记忆和回忆有如座座冰山，我们只见露出水面的一部分，而下面巨量的泥沙流动我们却无法目击，也难以接近。我们感觉不到它们巨大的分量，因为它们被时间淹没，就像冰山被海水浸盖一样。要是我们处于它们的位置，便会在我们自身的经历中搁浅，必遭海难。对我，这好比白雪飘落在摩拉瓦河，是天赐我的食粮，但我从未敢碰及。令我惊讶的是，有一天，我居然有片刻时间丧失了记忆，这是真的。我顿时欣喜若狂，但当我明白这会将我引向何处时，又为刹那间的欣喜感后悔不已。此事的经过就是这样。

“在我十八岁那年，父亲把我托付给约凡尼的圣·让修道院里的修道士，临行前，他要求我：斋戒期间，你的嘴里一个字都别放进去，这样，你的嘴至少可以远离话语的污染而得到净化，因为你的耳朵是做不到这一点的。话语并非来自头脑和心灵，而是来自世俗、出自肮脏的语言和污秽的嘴巴；长久以来，话语一直被啃噬、一直被龌龊油腻的嘴永无休止地吐进吐出。长久以来，话语已不再完整，被无数张嘴和牙齿传来传去……圣·让的修道士接纳了我，他们说我躯体过大而灵魂窄小，让我抄书习字。我坐在一间满是书籍的修道士小室内，书内带黑标示的页码正是修道士临终前读到的地方。我如此这般工作着。这时，在尼古里耶那边的圣尼科拉修道院已有消息传出：又来了一名录事。

“沿着摩拉瓦河，在陡峭的河岸和河水之间，有一条通向尼古里耶的小道。这是通往那个修道院的必经之路，所以，若你穿靴子，不论是左是右，必有一只会弄脏；若你骑马，必有两只马蹄被沾湿。只消看看这只沾满湿泥的靴子，尼古里耶的修道士们便知来者来自何方：判断从西而来或由东而至只消看看来者涉水而行的是右脚还是左脚。1661年的一个礼拜天，人们听说尼古里耶来了个魁伟英俊的汉子，此人眼大如蛋，髯须浓密，头发有如帽子一直盖到眼睛，他的左靴上沾着湿泥。他叫尼康·谢瓦斯特，他很快就成了尼古里耶最出色的录事，因为在这之前，他已经是另一门艺术的行家里手。他以前是一名兵器工匠，不过他的行当不具危险性：在军旗上绘画着色，在靶子和盾牌上绘图，创作各种形象以供子弹、箭及刀剑攻击训练之用。他说他此行的目的地是君士坦丁堡，而尼古里耶仅仅是路过而已。

“圣基里亚克修道日那天，三股和煦的秋风挟带着它们各自的鸟儿徐徐刮起—一只椋鸟、另一只是最后一群燕子中的一只，第三只是雀鹰；冷暖两种气息相交掺和，已有消息传至约凡尼，说尼古里耶修道院新来的录事绘了一幅圣像，所有住在奥夫恰山口的居民都在翘首凝望。我也去观摩了，圣像画在修道院的墙上，耶和华搂着坐在他膝上的幼年耶稣。我挤进人群和大家一起察看画的内容。在用餐时，我第一次见到了尼康·谢瓦斯特，他英俊的脸庞令我想起一个以前我认识的人，但我无论如何想不起那人是谁。不管储存在我记忆里的许多我见过的脸也好—像一张张摊开的扑克牌，还是在我的梦里可以一一搜寻的面孔也好—像把一张张扑克牌依次翻转过来，就是没有这张面孔。

“山里传来斧子砍伐山毛榉的声音，斧子砍击一棵山毛榉或砍击一棵榆树发出的声音是不同的，每年的这个季节，砍伐山毛榉或榆树都比较容易。我清楚地记得十年前的一个暴风雨之夜初次听到这种砍伐声时的情景。我记得死鸟被风暴高高刮起，继而又重重地跌落在开始融化的雪地里。但我无论如何也想不起适才我在尼康·谢瓦斯特脸上看到的东西。我连他面孔的轮廓、肤色都想不起，我甚至忘了他是否留胡子。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背叛了我的记忆。这对我来说是一件绝无仅有、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不过我很快就找到了原因所在。只有一种可能：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东西是无法铭记的，就像雌鸭肚子上的一只小虫难以被记忆储存一样。返回时，我又看见了尼康·谢瓦斯特，我目不转睛地盯住他的嘴。我突然害怕起来，好像他就要咬掉我的双眼似的。这事真的发生了，因为他的牙齿在格格作响，像是已咬下了一口什么东西。就这样，我的目光像是被咬过一般，木然返回约凡尼。

“我又开始埋头抄书，一如既往。然而，有一天我觉得我唾沫里的词语比写在书上的词语来得多。于是，我在我抄写的文本里东加一词，西添一句，随后整句整句地添加进去。那是礼拜二的夜晚，我牙齿下的词语有些酸硬。我在接下来的几个晚上注意到，随着秋天的渐渐远离，词语越发成熟，像一颗果实，其果肉一天比一天饱满多汁，鲜美甘甜。到了第七天晚上，我开始烦躁不安，似乎担心我的果实熟透坠地，继而变质腐烂。我在圣巴拉塞瓦的传记里加上了一整页我正在抄写的书里根本没有的内容。我的罪孽无人发现，这且不说，修士们还越发频繁地要我抄录经我增补过的文本，他们宁可要我而非其他人来做此事，尽管牧羊犬谷断文识字者大有人在。这对我，不啻一种鼓励，于是，我决定一不做二不休。我不仅在诸位圣人的传记里加上他们的轶事趣闻，还杜撰出不少隐士的生平，我编造了新的圣迹显灵的故事，我的手抄本卖得比我所抄的原书还贵。渐渐地，我意识到，我在墨水瓶里拥有可怕的权力，我可以随心所欲地在世界上留下我想留下的东西。这样，我便得出一个结论：任何作家都可毫不费力地用两行字宰杀他笔下的主人公。而宰杀一个有血有肉的读者，只消用一本书的人物，或者传记的主人公，稍加隐喻便可做到。这是轻而易举的……

“那时候，在斯雷坦尼修道院住着一个名叫隆居纳的年轻修士。他过着隐居的生活，他觉得自己像只翅膀微张的天鹅，清风一吹便会滑向水面。连亚当也没他如此灵敏的听觉。他的眼睛像两只胡蜂，传播着神圣的习尚。他有一阳一阴两只眼睛，且均带螫针，时刻准备攻击善良，就像飞鹰扑袭雏鸡。他常道：‘人人皆可学人之长克己之短，这样便可建起一座精神之梯，就像雅各布之梯，从陆地到天上，一切都可轻而易举地在快乐中得到安排和解决，他人之良言乃己修身之道。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罪恶皆因我们听信、效仿那些人所致，他们的罪恶比起我们有过之而无不及……’当他要我抄录圣彼得·科里希奇传记时，天色已暗，鸟儿像点点黑影，跌落在树枝丛中的巢窝里。我的思想也在快速飞翔，我觉得自己缺乏力量，无法抵抗唤醒我身心的一股暗力。我着手抄录圣彼得·科里希奇的传记，抄到斋戒日的段落时，我把五天改为了五十天，随后，将抄录本交给了年轻的修士。他兴高采烈地接过我的抄录本，当晚便埋头阅读，次日，整个山谷流传着一个消息：隆居纳修士已开始过他漫长的斋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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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一天，当人们在布拉戈维奇蒂尼山脚下为隆居纳修士举行安葬仪式时，我的决心已定：从此封笔。我惶恐不安地凝视着墨水瓶，心里在想：我的灵魂窄小而躯体过大。我决心痛悔自己的罪孽。次日早晨，我去了录事长那里，请求他在尼古拉耶修道院为我谋个录事的差使，去当第一录事尼康·谢瓦斯特的助手。到了那里，尼康·谢瓦斯特把我带到了抄书院，里面散发着笋瓜籽儿和洋苏草的味道，修士们说那洋苏草会祈祷。修士们从其他修道院或是乌克兰商人那儿借了些书来，借期约四五天，这些书根本无法在尼古拉耶找着，他们要我把书背下记熟。随后，他们将这些书还给主人，于是，数月当中，日复一日，我将用心记下的内容复述出来，供第一录事尼康·谢瓦斯特记录。他一面磨笔一面叙述，他说唯独绿颜色不是从植物中提炼的，绿颜色来自铁。他从植物中提炼出其他各种颜色，为我们写的书加上了彩色装饰字母。我和尼康·谢瓦斯特的合作就这样开始了。他是左撇子，他左手所做的任何事，他都要用右手去掩盖。我们整天整天抄个不停，等到抄完以后，他就到修道院的墙上去作画。他很快便放弃了绘制圣像的爱好，又一头扎进抄书习字中去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们的生命之线在渐渐地延伸。

“1683年塞尔维亚圣尤斯塔斯节那天，庄稼开始结冰。狗已不再出窝，靴子也被冻裂，我们笑不露齿，生怕牙齿冻住。乌鸦在绿莹莹的天上飞着飞着翅膀就被冻住，遂像石块一样坠到地上，天空只留下它们凄厉的嘶鸣。嘴唇冻得已感觉不到舌头的存在。凛冽的寒风开始在冰冻的摩拉瓦河对岸呼啸。沿河两岸竖着一片片裹着寒霜的芦苇及茼蒿，像是岸边草地上长出的白胡须。垂柳俯向河面的枝梢也被河水冻住。孤鸫从晨雾中钻出，在原地盘旋，翅膀在潮湿的白雾中时隐时现。就在这冰冻的山峦之上，我和尼康·谢瓦斯特的思绪穿越无垠的天际，告别这片土地，一如夏天迅速移动的云朵那样稍纵即逝。而我们思维中的记忆却像冬天的沉疴那样难以祛除。在三月第一个封斋期的礼拜天，我们把一只平底锅放入正在烧煮的菜豆当中，以此来烫热茴香酒。吃饱喝足后，我们便永远离开了尼科拉耶。在那年第一片雪花飘落之时，我们到达了贝尔格莱德，我们参加了为追思贝城第一批殉教者斯特拉托尼克、多纳特和埃米尔所做的弥撒，我们的新生活开始了。

“我们成了四处游走的录事，我们身揣笔墨，跋山涉水，穿越一个又一个国家。我们用多种文字抄书誊经，但为修道院做的事却越来越少。过去我们一直为男人抄录书籍，现在，我们也要开始为女人做同样的事了，因为阳性故事和阴性故事的结尾是不一样的。我们翻山越岭，身后留下了许多山谷和河流（我们只能带走它们的名字），还有腐尸的目光、钥匙状的耳环、一条条铺着鸟喙织出的草茎的小道、燃烧着的木勺及用勺子制成的叉子。1684年万圣节的礼拜二，我们到达了王都之城维也纳。圣艾蒂安教堂上的大钟开始为我们报时，那些小钟声音细碎急促，仿佛钟楼上落下把把餐刀，而大钟的响声庄严隆重，像是在教堂周围下出了一个个蛋。暮色四合，当我们走进钟楼，摇曳的烛光呈线状一直射到石墁的地面，构成了一张光线之网，四周烛味弥漫，从教堂内一直飘散到石墙，一如裹着外套的躯体发出的气味。周围看不见任何东西，我们的目光朝钟楼上望去，黑暗显得更为浓重，让人觉得躲在上面的黑魔随时会切断散向楼底的光线……我们就是在那里找到了一份新的差事，并认识了我们的主人阿勃拉姆·勃朗科维奇老爷—一个用笔来统辖下人，用剑来建造教堂的人。我想用几句话来说说他的事，说说为什么有人爱他也有人恨他。

“百姓常这样说到勃朗科维奇：‘他不会孤单。’有人说他年轻时，曾一连四十天没洗澡，当他的脚一放入魔盆，他的灵魂顿时沾上了神灵之气。他的两肩各长着一丛毛发。他有非凡的洞察力，但在三月里，他总处于半睡半醒的状态。他平素生性快活。他的身体跳得很远，而他的灵魂则蹦得更远。当他的身体处于睡眠状态时，他身上的神灵像一群鸽子那般来去飞翔，那神灵呼风唤雨、左右冰雪，并与海外的其他的神灵斗法搏击，以保护庄稼的收获或牲畜的平安，不让它们把五谷和牛马从他的国家掠夺而去。百姓们相信勃朗科维奇常去拜见天神，他们用这样的话来说他：‘哪里有天神，哪里就有面包！’据说他属于第二营地的神灵，一如斯库达的大臣和普拉夫及古西涅的别伊。在一次同特雷比涅众神灵的战斗中，他击退了巴夏穆斯泰·萨勃里阿克，后者是第三阵营的神灵。勃朗科维奇在战斗中用沙子、笔及一只桶作武器，他的一条腿受了伤。打这以后，他一直骑一匹黑马，此马为马中之王，它在打盹时会嘶鸣，因为它也是一个神灵。勃朗科维奇成了瘸子，在参加天神之战的征途中，他骑着那匹马的灵魂，而马已化作一根麦秆。传说他在君士坦丁堡做过忏悔，承认他是神灵，于是，他就成了凡人，特兰西瓦尼亚的牲畜在他经过牲口栏边时，不会再往后退了……

“这人睡得很死，千万不可把他的头的位置移到他脚的位置上去，要是头脚换位，他会长眠不醒；这个将被俯卧而葬的人—他死后依旧在做爱—聘我们为文书，将我们引入他的书房，这也是他叔叔乔治·勃朗科维奇公爵的书房。我们犹如置身于没有出口的迷宫和许多螺旋式楼梯里一样，在书籍堆里迷失了方向。我们在维也纳街头的摊店上，为阿勃拉姆老爷买来了阿拉伯文、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的手稿，看着那一座座房子，我觉得它们像是建造在同一块搁板上的，一如勃朗科维奇书房内一本本放在书架搁板上的书。我认为那些房子恰似书籍：你置身其中，抬眼望去，只能瞥见其中的几座房子，而稍后你将进入或者居住的房子更是屈指可数。一座房子对你而言，更多的时候是一个小酒吧、一个小客栈、一顶用来出租过夜的帐篷或一个酒窖。但是在非常偶然的情况下，遇上恶劣的天气，你会碰上这样的情境：再次进入一座你以前住过的房子，你在里面过夜，你想起了昔日你睡觉的地方，强烈、持续的感觉熟悉而又陌生，你想起往日春风是从哪扇窗吹进的，也想起了秋天你是打哪扇门外出的……

“1685年万圣节四个礼拜后的圣彼得节和圣保罗节前夕，我们的老爷阿勃拉姆·勃朗科维奇作为外交官出任英国驻土耳其公使，我们搬到了君士坦丁堡居住。我们住在一座俯瞰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塔楼里，我们的主人早已把他的刀剑、驼鞍、地毯及高得像小教堂一般的衣橱堆在里面。他让人在塔楼里的一个祈祷用的跪凳上做了一个小祭坛，用以祭祀暴君圣安吉利纳，即他叔叔乔治公爵的曾祖父及他的祖先。我们的主人雇了一名安纳托利亚人，此人能将他的长辫甩得如同鞭子一般，他的辫梢上串着许多霰弹。这名新来的亲随叫尤素福·马苏迪，他教我们主人阿拉伯文，并为他守梦。他来时背了一个大袋子，里面装满了写着字的纸片，有人说他是释梦者或捕梦者，就像那些用梦来互相鞭打的人。第一个年头，我和尼康·谢瓦斯特一直整理书籍和手稿，将它们放置在书架上和柜橱里，这些书籍和手稿依然散发着将它们从维也纳驮来的骆驼和马的气味。一天，当亲随马苏迪正在阿勃拉姆老爷的卧室里守梦时，我拿来了他的那只大袋子。我努力阅读并记下了里面纸片上每个字母、每个词，但我根本不解其中的含义，因为这是用阿拉伯文写的字。我只知这些东西合在一起像本词典，像一本难懂的古词词典，里面的词条是按阿拉伯字母的顺序排列的，字行像螃蟹爬行的路线蜿蜒曲折，读起来有种乌鸫倒退飞翔的感觉……

“这座城市以及市内的座座桥梁并没有让我感到新奇和惊讶。我们刚到君士坦丁堡，我就在街上认出了一张张面孔，又看见了憎恶、女人、云彩、动物、爱意这些我避之已久的东西，还有那些匆匆相交便永生不忘的目光。我认为光阴荏苒，但万事依旧；岁月流逝，而世界永恒，不过，世界在空间里变化，它创造出无数种形状，又将这些形状如同洗牌一般弄混，又像授课一样，将一些人的过去当作将来或现在教授给另一些人。在此，一个人所有的回忆、所有的记忆和现时的一切，刹那间在不同的地点和不同的人身上变得具体了。同理可证，不能把我们周围所有过去的夜晚看作单独一个夜晚（以前我是这么想的），因为这个夜晚另有他意：千千万万个夜晚和一只接着一只飞翔的鸟不一样，和翻过的日历及走动的时钟也不相同，那无数的夜晚是在同一时间形成、实现的。我的夜晚和你的夜晚并非日历上的同一个夜晚。今天对罗马和这里的天主教徒来说，是圣母升天之日，而对正统派的基督徒、对希腊人及独立的宗教仪式来说，是副主教圣斯蒂芬的圣骨迁葬日。对有些人来说，1688年将提前十五日结束，对犹太人区的犹太人来说，这已经到了5446年，而对阿拉伯人来说，这是伊斯兰教历905年。对我们—阿勃拉姆老爷的七个亲随来说，从此时至黎明，一个礼拜的夜晚将要流逝。我们将从这里到托普卡比，从圣索菲亚到弗拉谢纳，边走边收集整个九月份的夜晚，整个十月也会被我们耗尽。我们阿勃拉姆老爷的梦做在别处，就像另一个人做的梦，而另一个人却在做阿勃拉姆老爷的梦。莫非我们的勃朗科维奇老爷已经抵达此地，已经到了君士坦丁堡，莫非他来此是为了遇见托梦给他的那个人，后者在梦里所消耗的是勃朗科维奇老爷的生命，而勃朗科维奇老爷来这儿的目的也并非为去土耳其宫廷的英国公使当翻译。这是因为今夜在我们周围，一个人托梦给茫茫人海中的另一个人的情况绝非独一无二，没有一个人的梦不是靠他人的存在来实现的。从这儿一直步行到博斯普鲁斯海峡，穿过条条街巷，日复一日，你会与一年中的四季重逢，因为对处于生命不同阶段的人类来说，春天和秋天是不会同时到来的，在同一天时间内，任何人都不能用年轻或年迈来形容。一个人整个生命过程可以浓缩，一如将数支蜡烛聚合在一起后点燃，那样的话，任何人休想让一口气溜过生死之间的空隙将烛火吹灭。要是你知道自己何去何从，你就会发现今夜已经有人度过了你的白天和你未来的黑夜，他在吃你明天的面包，还有个人在八年前为你服丧，或亲吻你未来的妻子，第三个人已奄奄一息，气若游丝，这正是你将来临终之前的症状。假如你走得更快，研究得更广泛、更深入，你就会看见所有的来生之夜都是在今夜的一个广袤空间中一次实现的。时间在一座城市里已经流逝，而在另一座城市里则刚刚开始，所以，你可在两座城市之间作穿越时间的旅行，你可走向未来或回到过去。你可以在一座男性城市遇见一个活着的女人，而她在另一座女性城市里早已死去，或者情形恰恰相反。所有未来的和过去的时间，所有的来生之光已经在那儿，它们被分成小块，由人和他们的梦在分享。世上第一人亚当巨大的肉身在梦中移动和呼吸。这里，人类一口咬下了他们的时间，而没有等待明天。所以，时间未在这儿存在。它来自彼世的某个地方，由远及近地轻舔着现世……

“‘从哪里来？’尼康·谢瓦斯特问我，他好像听到了我的思想。我没回答，因为我知道它从哪里来。时间并非始于大地，而是从深不可测的地下深渊喷泻而出。它是属于撒旦的，他把它当作一个线团藏在口袋里，他可随心所欲地根据他的好恶将它放长或缩短。必须把它抢过来。假使你想祈求上帝给你永生，并想如愿，那么，你只有从撒旦那里夺得永生的对头—时间……

“在使徒圣·犹大日那天，阿勃拉姆老爷把我们召集在一起，说我们即将离开君士坦丁堡。一切都已准备妥当，出发的命令也已下达，就在这时，尼康·谢瓦斯特和安纳托利亚人马苏迪之间爆发了一场短暂而激烈的争吵，于是尼康·谢瓦斯特的下眼皮开始像鸟眼一般不停地眨动。他怒气冲冲地夺下马苏迪的那只袋子（里面装的类似阿拉伯文的古词词典的卡片，我读过，并已铭记在心），然后将它扔入火堆。马苏迪似乎相当平静，他转身对阿勃拉姆老爷道：

“‘老爷，看这家伙，他是用尾巴从背后交配的，所以，他看不到交媾对象。他的两个鼻孔当中没有鼻中隔。’

“他话音刚落，所有的目光齐刷刷地朝尼康·谢瓦斯特射去，阿勃拉姆老爷从墙上取下一面镜子，放到尼康·谢瓦斯特的鼻子下方。我们都靠上前去挨近了看：千真万确，他真的没有鼻中隔。这样一来，大家都认为我早就知道了我的同伴尼康·谢瓦斯特是撒旦。再说连他自己也没当场否认。而实际上，我和其他人一样，没有仔细检查过他的鼻腔。我只是看了看那面镜子，我所看见的想必其他人早就知晓。其实，尼康·谢瓦斯特的脸—使我想起过去曾见过的一张脸—和我的脸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我俩曾形同孪生一块穿越世界，一块用魔鬼的眼泪揉捏出上帝的面包。

“这天晚上我意识到：是时候了！一个人终日浑噩昏沉，谁会料想有朝一日他能清醒。尼康·谢瓦斯特就是这样估计我的。应该说我不属于那些处于弥留之际却突然醒来的人，但我怕尼康·谢瓦斯特。他的牙齿对我身上骨头的位置了如指掌。不管怎么说，我们曾结伴而行。我知道魔鬼老是跟在人的身后，有一步左右的距离，所以，我踩着他的脚印走，他便不会注意我。我早就发现，在阿勃拉姆·勃朗科维奇老爷的书房里，尼康·谢瓦斯特最为关注的是那些哈扎尔词汇。我们文书要做的就是整理这部类似识字读本的材料，并根据一个已经消失的民族的起源、消亡、习俗和战争情况来分类。阿勃拉姆·勃朗科维奇对那个民族抱有极浓厚的兴趣，他不惜代价地买下了各种有关的旧文献资料；为了获得‘喉舌’，即那些对哈扎尔民族有所了解的人，为了派人追寻那些身怀古哈扎尔魔技的捕梦者的足迹，他花重金雇用、豢养了不少可用之人。这部识字读本也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在勃朗科维奇书房里成千上万种书卷中，尼康·谢瓦斯特唯独对这部东西感兴趣。勃朗科维奇的《哈扎尔辞典》我已烂熟于胸，我开始留神尼康·谢瓦斯特的举动了。直到那天晚上之前，他根本没什么异常的反应和言行。照镜子的插曲过后，他爬上了塔楼的最高层，在那儿把一只鹦鹉放在高脚灯座上，然后坐下听它说话。阿勃拉姆老爷的这只鹦鹉经常会背诵一些诗歌，阿勃拉姆老爷认为这些诗歌均出自阿捷赫△公主之口。我们所要做的是把这只鹦鹉所说的话记录下来，以此为阿勃拉姆老爷的哈扎尔古词词典收集资料，做些增补。但这天晚上，尼康·谢瓦斯特没作任何记录。他一直在凝神谛听，那鹦鹉道：

“‘往日温煦、芬芳的春天时而在我们内心重现。我们把这些春天藏在胸口，带进眼下的冬季。有一天，当我们经过窗边，发现冰雪不再是一幅画时，就轮到这些春天呵护我们的胸膛了。这样的春天九年前曾在我心中出现，而今它依然暖我心胸。想象一下吧，今冬会有两个这样的春天来相会，一如两块芬芳四溢的草地同时聚合。这就是我们用以御寒的棉袄。’

“当鹦鹉不再出声时，我感到了强烈的孤寂，这种秘藏在心底的孤寂使你感觉不到春天。只有我与尼康·谢瓦斯特共同度过的岁月犹如烛光在我的记忆里微微闪亮。‘多漂亮的烛光啊，’我心里在想，这时尼康·谢瓦斯特正好用刀将鹦鹉的舌头割断，继而，他走近阿勃拉姆·勃朗科维奇的《哈扎尔辞典》，把它们一页一页地扔进火堆付之一炬。连阿勃拉姆·勃朗科维奇手书的最后一页也未逃过此劫，这最后一页写的是：

耶稣之兄亚当的故事

“哈扎尔人认为第一个同时也是最后一个人亚当是耶稣基督之兄、撒旦之弟，他由七个部分组成。是撒旦创造了他：他的皮肉是泥土做的，他的骨骼是石头做的，他的眼睛是水做的，他的血液是露水做的，他的呼吸源自风，他的思想源自云，他的智慧由天使敏捷的动作所赋。不过，只有在他第二父亲即真正的父亲上帝将灵魂吹入他的体内后，他才有生命，才可以动弹。灵魂进入他体内后，亚当用他的阳性左拇指轻轻地擦了擦他阴性右拇指，于是，一个有生命的亚当出现了。在两个世界中—上帝创造的、看不见的精神世界和不公正的撒旦创造的、看得见的物质世界—只有亚当是这两个创造者共同的作品，他同时属于这两个世界。撒旦将两个堕落的天使禁锢于他体内，在世界末日到来之前，他俩的贪欲是无法得到满足的。这两个天使一个叫亚当，一个叫夏娃。网是夏娃的眼睛，绳是夏娃的舌头。亚当一下子开始增岁变老了，因为他的灵魂是在另外的时间里繁殖迁徙的候鸟。亚当之躯一开始是由两种时间组成的，即阳性时间和阴性时间在他身上同时存在。随后，有了四种时间（它们属于夏娃及他们的儿子该隐、亚伯和塞特）。再后来，禁锢于他体内的时间微粒的数量不断增多，亚当之躯不断膨胀，直至变成一个巨大的帝国，跟整个大自然很相像，但成分完全不一样。最后一名凡人将终生在亚当的脑袋里面打转，欲找一条出口，但他永远不会找到，因为唯一能找到亚当之躯的入口和出口者只有基督。巨大无比的亚当之躯并不占据空间，而是存在于时间之中。不过，奇迹的发生并不像穿鞋那么容易，用词句话语也做不成铲子。亚当之魂并非单独迁移到后人身上的。亚当后裔所有的亡故者也会迁移，并重回亚当的死亡之中，他们聚沙成塔，造就了与亚当的身躯和生命成正比的巨大死亡。这好比迁徙的白色飞鸟，当它们返回时已全身变黑。在亚当最后一个子孙死去时，亚当也将死亡，因为他所有的子孙之死将在他身上重现。这样，就像那个乌鸦用孔雀的羽毛插在自己身上来夸耀的寓言，泥土、石头、水、露珠、风、云和天使将各用亚当之躯的一部分来打扮自己，亚当之躯因此解体。当心那些将脱离人类之父的身躯，即亚当之躯的人，因为他们不会和亚当一起死亡，也不会像他那样去死。他们将变成另外一类的东西，但不是人。

“那些捕梦者研究亚当，编纂他们的辞典、古词词典或识字读本的原因也在于此。须知哈扎尔人给梦起的名字和我们所理解的含义完全不同。我们的梦只要不朝窗外看，便可留在记忆中，但若朝窗外一看，梦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然而，哈扎尔人的梦则不同。

“哈扎尔人认为，人的生命是由一些关键时刻，也就是一些如同结扣的瞬间组成的。每个哈扎尔人在其一生中，会将那些悟性大开的日子和获得至高满足的时刻铭刻在一根木棒上。木棒上每一处所刻的内容都以某种动物或宝石命名。他们将这些称为‘梦’。在哈扎尔人看来，梦不单单是我们黑暗中的白昼，同时也是我们白昼中星辰密布的神秘的黑夜。捕梦者或释梦者都是信徒，他们破译并解释木棒上的符号，再将这些内容编成人名辞典，但他们的编法与普卢塔克

[1]

或内波斯

[2]

的根据原义解释的编纂方法完全不同，他们的辞典更确切地说是由一系列不知其名的人的生平组成，那些人在获得启示的刹那间，成为亚当之躯的一部分。每个人一生中至少有一次会成为亚当之躯的一部分。要是把所有获得启示的刹那间收集起来，便可得到人世间的亚当之躯，但这一尚未完成的形象需要岁月的补充使其成形和完善。因为只有一小段光明的时间是可以进入的并且是有用的，这就是亚当的一小段时间。其余的时间对我们来说都在黑暗中存在，并为他人所用。我们的未来不啻蜗牛的触角，它在我们前面一碰到坚硬的东西，便立刻缩进去，它只有在完全展开的状态中才能往外看。而亚当永远在观察，因为他预知所有人的死亡直至世界末日来临，也知晓这个世界的未来。这样，只有聚集于亚当之躯，我们才能拥有同样超凡的视力，才能成为我们的未来的共同物主。这便是撒旦和亚当的主要的不同之处，因为魔鬼看不见未来。这也是哈扎尔人研究亚当之躯的原因，为什么哈扎尔捕梦者的阴书和阳书好比亚当的圣像，为什么阴性部分是躯体、阳性部分为血液，所有这些原因皆出于此。当然，哈扎尔人知道他们的巫师无法靠近整个躯体，也无法在他们的圣像辞典中将它描绘出来。他们有时甚至画一些没有脸部的圣像，但每只手却有左、右两只拇指—亚当的阳性拇指和阴性拇指。因为辞典里的每一部分内容只有碰及阳性和阴性两只拇指才有生命力。所以，哈扎尔人为在他们的辞典里获取亚当之躯的这两小部分花费了异乎寻常的心思。可以说他们已取得了成功，但他们来不及得到其余部分。而亚当拥有这一切，他一直在等待。他那巨大无比的身躯王国每时每刻在我们身上毁灭或再生，一如他的灵魂先移转给他的子孙，又在他们临终之际返还给他。只需像预言家那样轻轻摩擦阳性手指和阴性手指，只要在这两个手指后面建起亚当之躯的一部分，就可成为他躯体的一部分……

“整个旅途中，阿勃拉姆·勃朗科维奇的话一直在我耳际回响。一路上，我们与干旱为伴，黑海旁多瑙河三角洲地区的河道已经变窄，雷根斯堡的水流已经干涸，唯有黑林山的水源尚存。他的话一直伴我抵达战场—那儿硝烟纷飞，多瑙河上空云雾浓重。1689年万圣节后的第十三个礼拜天，旱情终于缓解，我们遇上了一生中下得最畅的一场豪雨。滚滚的多瑙河和它上空的天际一样深不可测，不断上涨的河水像一道高高的栅栏横在我们的兵营和土耳其人的兵营之间。我有一种感觉：不论置身兵营还是身处战场，我们各自都是心怀自己的图谋来到多瑙河畔的，我甚至说得出我们每个人心怀什么图谋。尼康·谢瓦斯特自从焚毁了马苏迪和勃朗科维奇的书籍之后，已经完全变了一个人。他意志消沉，万念俱灰，并让人给他念《第五诗篇》，这是人们一般为自杀者念的东西。他将鹅毛笔一支一支地扔进了河里。尼康·谢瓦斯特和马苏迪坐在同一块彩色的头巾上面掷骰子赌输赢。尼康·谢瓦斯特已输得不可收拾，我觉着他欲和生命告别，他希望死神早早在这里出现，就在战场上降临。至于阿勃拉姆·勃朗科维奇老爷早就演练过他的战术，并运用过此战术取得过不止一次的成功，但他并非来多瑙河参战。他在此有个约会，这点可以肯定。马苏迪表面上在掷骰子赌钱，而实际上他想看一看到底是谁来此与阿勃拉姆约会，谁会冒着腥风血雨，在土耳其人的大炮轰鸣之时，挑一个竖起十字架的死亡之日来铁门赴约？阿勃拉姆老爷的刀术师爷是一个叫阿韦尔基·斯基拉的科普特人，此人不顾土耳其人的炮火，待在多瑙河边，因为这给了他一个极好的机会：在敌兵或我方士兵身上（两者对他来说是一样的），检验一下他操练已久的新刀法。他还从未在活人身上试验过这种刀法呢。我坐在他们身旁，我还想知道《哈扎尔辞典》剩下的部分内容。前两部分，即马苏迪的伊斯兰部分和阿勃拉姆老爷的希腊部分我已熟记在心，现在，我只等着看看会不会出现这样一个人—他能把辞典的犹太部分补上。既然出现过前两部分，那一定有连接下去的第三部分。尼康·谢瓦斯特焚毁了前两部分，他似乎并不在意第三部分的出现，所以他已无事可做。我记下了前两部分，所以希望能看见那第三部分，但我不知第三部分会怎样出现在我眼前。我把希望完全寄托在阿勃拉姆老爷身上，我觉着他也在期盼我正在等待的东西出现。但是，他的运气太糟：没过多久，勃朗科维奇和尼康·谢瓦斯特就在战斗中被土耳其人杀死了，马苏迪也被他们生擒。和土耳其人在一起的还有个眉毛高高翘起的年轻人，他的唇髭一撇是银白的一撇是火红色的。他跑过来时，眉毛上沾着尘土，唇髭上沾着鼻涕水和泥浆。看见他时，我觉着他好像说了他比时钟还守时。我顿时明白：他就是我等待之人。这时，只见他颓然倒下，一张张布满黑色小字的纸页从他的袋子里散落在地。等到战斗结束，所有的人都离开后，我才从隐蔽处钻出来，从地上捡起了那些纸页。我渡过多瑙河，到达瓦拉几亚的德勒斯基修道院后，我开始阅读这些用希伯来文写的东西，但尽量不去弄明白或诠释里面所记录的内容。后来，我去了波兰，我要在那里完成尼康·谢瓦斯特曾千方百计阻挠的事情。我找到了一个出版商，把三本《哈扎尔辞典》卖给他，这三本辞典是：在战场上找到的犹太辞典、按阿勃拉姆·勃朗科维奇吩咐收集的希腊辞典和捕梦者马苏迪带来的阿拉伯辞典。出版商叫达乌勃马奴斯
，他患有一种奇怪的疾病，此病延至他第五代子孙时才会招致死亡，就像一盘旷日持久的棋赛。他为我租了两个月的房子，并付了膳食及针线的费用，我开始把我熟记在心的内容写下来。于是，我重操旧业，又一次当了叙述者的角色，同时，那么多年后第一次重拾尼康·谢瓦斯特弃之已久的录事行当。1690年的圣婴节大雪纷飞，严寒刺骨，我的工作终于在这天大功告成。我把勃朗科维奇的识字读本、马苏迪的古词词典及从那红眼睛年轻人的口袋里撒落在地的犹太辞典这三样东西汇总成一部《哈扎尔辞典》，并把它交给了出版商。达乌勃马奴斯接过红、绿、蓝三个本子时说他会将其印制成书的。

“他是否果真去印制了，我不知道，也不了解。教皇陛下，我的行为是否在理？我只知我渴望写字，这种渴望已将我从回忆的枷锁中拯救出来。我似乎已变成书法家尼康·谢瓦斯特……”

[1]
普卢塔克（约46—119后），对十六至十九世纪初的欧洲影响最大的古典作家之一。

[2]
内波斯（约公元前100—约前25），罗马历史学家。

阿布·卡比尔·穆阿维亚凶杀案证词笔录（节录）

伊斯坦布尔，1982年10月18日

“金斯敦”宾馆餐厅女招待维吉妮娅·阿捷赫是多罗塔·舒利茨夫人一案的见证人。她在法庭上作了如下供述：

“案发那天，也就是说1982年10月2日，天气晴朗。一股股含盐的空气由博斯普鲁斯海峡源源不绝而来，随着这一股股气流，敏捷的思想好似蛇那样曲曲弯弯地游入迟钝的思想。‘金斯敦’宾馆的花园内，每逢好天气，都摆出餐桌。花园的形状呈四角形。一只角照满阳光，另一只角有些许沃土，栽着花草，第三只角终年有风，第四只角上有口石井，井旁有一根柱子。我通常都站在这根柱子后边，因为我知道客人在进餐时，不喜欢有人看着他们。这是不奇怪的。比方说吧，我只消刚一看客人用早餐，便立刻知道他所以要吃煮得很嫩的鸡蛋是为了在午餐之前去洗个澡，所以要吃龟，是为了傍晚时散步到烂板棚街，所以要喝一杯酒，是为了在入睡之前能有精力微笑一下，这微笑是近视的宾馆镜子所够不着的。从水井边的这个位置可以看到通至花园的阶梯，因此知道谁进了花园，谁出了花园。这里还有一个优越性。就像雨水由附近所有的排水管汇集至井内一样，花园内的声音也都汇集到井内，如果将耳朵贴近井口，可以十分清晰地听到花园内的每一句话。甚至可以听到鸟叼住蚊子的声音，敲碎熟鸡蛋壳的声音，可以分辨叉子和高脚酒杯的声音，叉子的声音都是一模一样的，可高脚酒杯的声音却因杯而异。从客人的交谈中可以得知他们有什么事打算招呼女招待去，因此我总是能在他们未叫我去前满足他们的愿望，因为通过水井我已听到了客人所有的交谈。要知道能比别人早知道哪怕几秒钟，也是很大的优越，而且总能带来好处。那天早晨第一个进花园的是18号房间的比利时客人范登·斯巴克一家三口：父亲、母亲和儿子。父亲已经上了年纪，善于弹奏一种不知其名的乐器，是用白乌龟壳做的，每天晚上都从他们的房间里传出悦耳的乐声。他这人有点古怪，用餐时只用自备的两个刺的叉子，叉子他随身放在衣袋里。母亲是个年轻美貌的女人，由于这个原因，我观察她特别仔细。正因为如此，我发现了她容貌上的一个缺陷，她只有一个鼻孔。她每天都去圣索菲亚大堂，出色地临摹那里的壁画。我问她，她的画是不是她丈夫弹奏的歌曲的乐谱，可她不懂我这话的意思。她的儿子，约摸三四岁，看上去也有某种生理缺陷。他一天到晚戴着手套，甚至吃饭时也不脱。但使我感到惊骇的是另一件事。那天早晨，在明媚的阳光下，那个比利时人顺着我前面提到的那条阶梯下来用早餐。我发现这位上了年纪的先生的脸跟其他人的脸全然不同。”

法官
：“你指什么而言？”

证人
：“你如果把照片上同一个人的两爿左边的脸并在一起，好端端的一个漂亮的人便会变成怪物。你如果把半颗心增加一倍，你得到的不是一颗心，而是两个残缺不全的心。心和脸一样，也分左右两半。靠两条左腿不能成为两只脚的人。那个上了年纪的先生两边的脸都是左边的。”

法官
：“这就是那天早晨你所以惊恐的原因吗？”

证人
：“是的。”

法官
：“我警告证人，你必须注意你的证词的真实性。此后发生了什么事？”

证人
：“我招待了范登·斯巴克一家用餐，并提醒他们不该用同一只手去拿辣椒和盐，他们吃完早饭后离开了，可那个小男孩却留下来，在花园里玩，喝巧克力。此后，现在正在庭上的多罗塔·舒利茨博士来到了花园，坐到她的餐桌旁。我还没有来得及招待她用餐，现已故世的穆阿维亚博士走到她餐桌前，在她身旁坐了下来。我当时看得很清楚，她的时光像雨一般淅淅沥沥地洒落下来，而他的时光却像雪那样纷纷扬扬飘落。大雪已把他淹埋到喉咙口。我发现他没有打领带，还看见她悄悄地从手提包里拿出手枪，但是她跟穆阿维亚博士交谈了几句话之后，却把手伸给了他，而他交给她一叠纸。后来她跑步登上阶梯，到客房去，把枪留在餐桌上一叠纸下边。这一切使我更加激动了。穆阿维亚博士的脸上挂着婴儿般的微笑，这微笑被他的络腮胡子所束缚，就如小虫被琥珀裹住那样，同时他那对忧郁的绿眼睛又把这微笑照亮。好像是被这微笑所吸引，比利时人家的那个小男孩走到穆阿维亚的餐桌跟前。我要提醒法庭，那小男孩才四岁。花园里没有旁人。小男孩像往常那样戴着手套。穆阿维亚博士问他为什么不把手套脱掉。

“‘因为我讨厌这个地方，’小男孩回答说。

“‘讨厌？’穆阿维亚博士问。‘讨厌什么？’

“‘你们的民主！’小男孩一字一顿地说。

“这时我把耳朵更贴近水井，以便听清楚他们的谈话，我觉得他们的谈话越来越奇怪了。

“‘什么样的民主？’

“‘你以及你的同类所捍卫的那种民主。你好好考虑考虑，这种民主招来什么结果，过去总是强大的民族压迫弱小民族。可现在却倒了过来。在民主的幌子下，弱小民族使用恐怖手段威吓强大民族。你看看，当今世界上都在干些什么，美国的白人害怕黑人，黑人害怕波多黎各人，犹太人害怕巴勒斯坦人，阿拉伯人害怕犹太人，塞尔维亚人害怕阿尔巴尼亚人，中国人害怕越南人，英国人害怕爱尔兰人。小鱼啃食大鱼的耳朵。现在被威吓的不是少数民族，我们星球上的大民族处于压迫之下……你们的民主是什么，是屌……’”

法官
：“我提醒证人不要作伪证。法庭将对你处以罚款。你敢宣誓保证这些话出之于仅仅只有四岁的孩子之口吗？”

证人
：“是的，我可以保证，因为是我亲耳听见的。我想亲眼看看我所听见的事，于是我走动了一两步，以便能从柱子背后观察到花园内发生的事。那个小男孩拿过搁在餐桌上的舒利茨夫人的手枪，叉开双腿，膝盖微微向前弯曲，像职业枪手那样，用两手握枪瞄准，同时朝穆阿维亚博士喝道：

“‘把嘴张大，省得我碰坏你的牙！’

“惊呆了的穆阿维亚博士果真张大了嘴巴，那孩子开了一枪。我原以为这是把玩具枪，不料穆阿维亚博士连同餐桌一起，应声翻倒在地。血流如注。这时我发现穆阿维亚博士的一条裤管已沾满泥土，因为他的一只脚已经踩在坟墓里了。那小男孩扔掉枪，回到自己的餐桌旁继续喝巧克力。穆阿维亚博士横在地上，一动也不动，一股血流围在他的下巴下边，像是一个结。这时我想，这下子你可打上领带了。……就在这一瞬间，响起了舒利茨博士的惊叫声。至于此后的事，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对穆阿维亚博士的死亡作了检验，运走了他的尸体，舒利茨夫人则宣布我们宾馆的另一位客人以撒洛·苏克也死了。”

起诉人
：“‘这时我想，这下子你可打上领带了……’我对证人用这种口气作证感到极大的愤怒。你是什么民族的人？是阿捷赫小姐还是阿捷赫太太？”

证人
：“这不是三言两语解释得清的。”

起诉人
：“那就劳驾你费点神说说清吧。”

证人
：“我是哈扎尔人。”

起诉人
：“你说什么？我没听说过有这样的民族。你持的是哪个国家的护照？哈扎尔的？”

证人
：“不，以色列的。”

起诉人
：“很好。这正是我想听到的。怎么会这样的呢，哈扎尔人持的却是以色列的护照？你背叛了你的民族？”

证人
（笑了）：“不，恰恰相反。哈扎尔人被犹太人同化了，因此我跟我的同胞一起皈依了犹太教，并获得了以色列护照。世界上只有我孤零零一个人死守住我原来的民族有什么用？如果所有的阿拉伯人统统都成了犹太人，难道你仍然坚持做阿拉伯人吗？”

起诉人
：“谁也没有叫你对别人的话作出评论，此外，这里也轮不到你提问。你的证词是伪证，是想为被告开脱，她是你的同胞。我没有其他问题了。我希望各位陪审员……”

此后法庭传讯从比利时来的范登·斯巴克一家。他们异口同声地强调三点。第一，说这件谋杀案是由一个三四岁的孩子做的，无任何价值可言。其次，刑警已查实在谋杀穆阿维亚的枪支上只找到一个人的手印—多罗塔·舒利茨夫人的手印。刑警还查实前面提及的那把杀害穆阿维亚博士的手枪（点38口径的36式斯密德-维桑左轮手枪）是舒利茨夫人的。第三，斯巴克夫人，她是原告的主要证人，凿凿有据地说，舒利茨夫人有谋杀穆阿维亚博士的故意，她来君士坦丁堡就是为了要杀死穆阿维亚博士，她也果真把他杀死了。特别是在侦查过程中查实穆阿维亚博士在埃以战争期间曾使多罗塔·舒利茨夫人的丈夫受到重伤。由此可见，动机是一清二楚的。仇杀。“金斯敦”宾馆餐厅女招待的供词因不足信而不予考虑。法庭调查到此结案。

在前面这些材料的基础上，起诉人要求对多罗塔·舒利茨作有罪判决，罪名是蓄意谋杀，且含有政治动机。这时被告被传出庭。舒利茨夫人作了极其简短的声明。在穆阿维亚博士死亡一事上她是无辜的。她可以举证。她有不在现场的证据。法官问她有什么样的不在现场的证据。她回答说：

“在穆阿维亚被枪杀的那一刻，我正在杀死另一个人—以撒洛·苏克。我在他的房间里用枕头把他闷死了。”

侦查查实，那天早晨有人看到在苏克博士死的那一刻范登·斯巴克先生正在博士的房间里。但是舒利茨夫人的供词开脱了对这个比利时人的控诉。

诉讼程序结束。作出了判决。指控舒利茨夫人蓄意仇杀阿布·卡比尔·穆阿维亚不能成立。她因杀害以撒洛·苏克博士被判有罪。穆阿维亚博士的这件命案未能破案。范登·斯巴克一家当庭获释。“金斯敦”宾馆餐厅女招待维吉妮娅·阿捷赫因企图诱使法庭作出误判，将侦查引向歧路而被处罚款。

多罗塔·舒利茨夫人被解往伊斯坦布尔监狱去度过她六年的刑期。她经常写信到克拉科夫去，收信人是她自己的名字。她写的信封封都被检查过。她的信的结尾一成不变地总是这么一句话：“我们臆想中的牺牲品搭救了我们，使我们没有死去。”

在察看苏克博士的房间时未发现任何书籍或稿件。只找到了一个鸡蛋，其钝头的一端已被打碎。被害者的手指上沾有蛋黄，这就是说，他死前做的最后一件事是打碎鸡蛋。还找到了一把很特别的钥匙，柄端是一枚金币。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把钥匙能够打开“金斯敦”宾馆服务人员宿舍中的一个房间。住在这间房间里的是女招待维吉妮娅·阿捷赫。

在范登·斯巴克一家坐的餐桌上，发现了一份侦查材料，材料上贴着一张宾馆专用的公文纸，公文纸的背面有几个数字。这几个数字是：

一本书可以是一个用雨水浇灌的葡萄园，或者是一个以葡萄酒滋润的葡萄园。本书一如其他所有的辞典，当属后一类葡萄园。辞典是这样一种书：你每日花在其上的时间很少，但需长年累月地付出时间。千万别低估这种耗费时间的方式，尤其是当你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即一般来说，当阅读是一个充满疑问的过程时，更须注意这一点。一本书可以由阅读来加以医治或扼杀。书可以被改变、夸张或歪曲。书的阅读导线可以改变方向，你总会错过某样东西，你会在字里行间失去只语片言，几张书页会在你的指间漏过，而另一些东西却像甘蓝在你眼前生长。假如你对这些甘蓝置之不理，那你就有可能在第二天发现那些甘蓝已像一只不再冒热气的平底锅，里面再也没有为你烧好的热气腾腾的晚餐。再者，今天的人已不具足够的孤独去阅读书籍和辞典了。然而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万事皆有终结。书像一架天平：它先向右倾斜，继而永远向左倾斜。它的分量就这样从右手过渡到左手。相同的运动也在读者的头脑中发生，在期望的范畴里，思维已完成向回忆的过渡，至此，一切均告结束。读者的耳内也许残留着作家的唾沫星，那是由词语之风夹着河谷里的一粒砂子拂来的。围绕着这粒砂子的五光十色的声音（就像发生在一只牡蛎壳内的情形）会在数年之后沉淀下来。有朝一日，当耳朵像一只贝壳那样合拢时，那些声音将变成珍珠，变成黑山羊奶酪，或者变成空空如也的气泡，然而这些变化并非因那粒砂子而起。

不管怎么说，阅读这样一本卷帙浩繁的巨著就意味着要忍受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孤独，而且没有一个你须臾不可离开的人伴读在侧，因为四只手，同时翻动书页的阅读法尚未流行。作者对此深感内疚，他欲将功补过。那个顾盼生姿、头发蓬乱的漂亮女子，将一面阅读辞典，一面像穿过一个房间那样穿越她的恐惧，与此同时，她将觉得孤独。她将按此步骤行事：在月初的第一个礼拜三中午，她胳膊夹着辞典走到市中心广场一个茶点铺的门前。有个小伙子在那儿等她。他和她一样，也在浪费时间阅读同一本书，他也感到了孤独。让他俩在一杯咖啡前坐下，然后让他俩把他们书的阳本和阴本作一番比较。两者是不一样的。当他俩把多罗塔·舒利茨博士最后一封信中那段斜体文字进行对照时，这本书将成为像多米诺骨牌游戏那样的一个整体，他俩将不再需要它。让他们狠狠地唾骂辞典的编纂者吧，但他们得赶紧骂，因为接下去就要发生的事与旁人无涉。只跟他俩有关，是他们两人的事，此事远比披阅任何书更有价值。

我在街上看见了他们两人：两人坐在各自的自行车上，一面搂抱，一面吃东西，一旁的邮筒顶盖上摆着他俩的晚餐。

贝尔格莱德—雷根斯堡—贝尔格莱德

1978—1983

辞条索引

红书

阿捷赫（3）

快镜和慢镜（5）

勃朗科维奇，阿勃拉姆（6）

佩特库坦和卡莉娜的故事（12）

勃朗科维奇，格古尔（柱子修士）（32）

捕梦者（33）

基里尔（萨洛尼卡的康斯坦丁）（34）

可汗（40）

哈扎尔人（42）

萨洛尼卡的梅福季（46）

哈扎尔大论辩（52）

谢瓦斯特，尼康（56）

斯基拉，阿韦尔基（61）

苏克，以撒洛博士（64）

关于蛋和弓的故事（70）

柱头修士（勃朗科维奇，格古尔）（76）

乞拉列夫（77）

绿书

阿克萨尼，贾比尔·伊本（81）

阿勒，拜克里，西班牙人（85）

阿捷赫（87）

指法（89）

巴斯拉残篇（90）

哈德拉奇，阿布·伊本（90）

可汗（91）

哈扎尔（93）

可拉，法拉比·伊本（99）

女游客和学校（101）

库（103）

音乐圬工（104）

马苏迪，尤素福（105）

阿丹·鲁阿尼的故事（109）

孩子的死亡故事（121）

莫加达萨·阿勒·萨费尔（129）

穆阿维亚，阿布·卡比尔博士（129）

穆斯泰·别依·萨勃里阿克（136）

哈扎尔大辩论（137）

黄书

阿捷赫（143）

合罕，撒母耳（146）

亚当·喀德蒙（157）

撒母耳，合罕和莉迪茜娅，萨鲁克的婚约（168）

约翰涅斯，达乌勃马奴斯（170）

哈列维，犹太（174）

可汗（178）

哈扎尔人（179）

哈扎尔人之称呼，哈扎尔语，司法，盐和梦，迁徙，宗教习惯，哈扎尔辞典（181—185）

LIBER COSRI（186）

卢卡列维奇（Luccari），叶芙洛茜妮娅（187）

莫加达萨·阿勒·萨费尔（190）

哈扎尔大辩论（192）

伊撒克·桑加里（197）

多罗塔·舒利茨博士（199）

哲学家引文，录自哈列维论哈扎尔人一书（217）

犹太·伊本·蒂蓬（220）

哈扎尔陶罐（220）

中译本后记

塞尔维亚作家米洛拉德·帕维奇所著辞典小说《哈扎尔辞典》，美国评论家罗伯特·康弗认为“是一部包罗万象的、饶有趣味的小说，是梦的拼贴画，是美妙绝伦的艺术品”；英国评论家斯图尔特·伊文斯也盛赞这部“也许以梦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的小说是一部“出神入化、令人眼花缭乱的成功之作”。另一位美国评论家道格拉斯·塞博尔德称赞这部小说“材料丰富、扣人心弦”，是“一部能够引起人们对语言、时间、历史和信仰进行思索的作品”。俄罗斯评论家萨维列沃依认为《哈扎尔辞典》使其“作者得以跻身于博尔赫斯、科塔萨尔和埃科这样的当代文学大师的行列”，俄罗斯评论家杜勃罗托夫斯基同意此说，他讲：“这部小说就各方面来看，不会辜负哪怕最苛刻、最挑剔的读者的期望，他们这次不会怀疑又有一位名副其实的大师进入了世界文坛，在其编年史上写下了罕见其匹的美丽的一页。”他称《哈扎尔辞典》是“二十一世纪的第一部小说”。

这些评价是恰如其分的，还是溢美之词？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在我们看来，《哈扎尔辞典》是一部典型的后现代派小说，是先锋派文学历经一百年的发展后所作出的又一次重大尝试，这个尝试是成功的，富有启迪效应的。这是我们首先要敬告读者的。

其次，《哈扎尔辞典》就内容而言纷繁复杂，古代与现代，幻想与现实，神话与真实，梦与非梦盘根错节地缠绕在一起，时空倒溯，人鬼转换，似真非真，似假非假，扑朔迷离地描述了哈扎尔这个民族在中世纪突然从世界上消失的谜；就行文而言，又蕴藉含蓄，寓意深邃，所以往往要反复咀嚼，方能悟出作者的匠心。阅读尚且如此，更何况将其译成另外一种文字。纵然如此，此书因其文学价值，迄至目前还是译成了三十五种文字（不含中译本）。国外研究哈扎尔问题的学者认为，这三十五种译本中，以法译本和俄译本最富学术价值与艺术价值，且译文忠实，译笔酣畅，传达了原作的神韵。

我们这个译本参照了法俄两个译本，将两者之精华熔于一炉，并撷取了英译本的长处。但愿我们没有辜负读者对我们的厚望。

其三，《哈扎尔辞典》有阴阳两种版本。该书版权拥有者在将中译本版权授予我们时所提诸条件中，有一条为：须同时翻译出版《哈扎尔辞典》阴本和《哈扎尔辞典》阳本。我们自当按约行事，所以中译本亦有阴阳之分。

那么何谓阴本，何谓阳本？两者区别何在？作者本人未予宣示。三十五种译本中，有分阴阳两种版本的，也有把两种版本合于一本之内的。但不论以何种方式出版，在其前言后语中，对阴阳两个版本究竟区别何在，据我们所知，无不讳莫如深。

唯一谈到《哈扎尔辞典》阴阳两种版本的区别的，是美国权威的百科全书型作家辞典《当代作家》。该辞典第136卷第314—315页为米洛拉德·帕维奇的辞条。这个辞条说：“《哈扎尔辞典》共有两种版本，一称‘阴本’，一称‘阳本’。其实阴阳两种版本并无多大差异，有人曾对照阅读，发现仅十七行文字（因为开本的关系，中文版是十一行）有所不同。”至于具体不同何在，语焉不详。

可见作者、译者、评论家有个默契，把识破阴阳玄机的乐趣让与读者，我们自然也无意僭越。但我们要强调一点：阴阳乃是一对矛盾，是对立的统一体。没有阴就无所谓阳，反之，没有阳也无所谓阴。阳兮阴所倚，阴兮阳所伏。所以，如果我们的读者购得的是《哈扎尔辞典》阳本，那么读毕阳本，伏于其间的阴本面目也可了然于胸了，反之亦然。至于那十几行文字的不同，还是让特别好奇的读者，或有意于研究此书的读者到此阴阳迷宫中去寻觅和发现吧。

戴骢

附录

犹太•哈列维诗六首

黄福海译

不死的以色列

日月经天，永不停歇地运转，

昼夜交替，沿着铁定的航向。

雅各之子啊，圣迹为你显现，

永恒的邦国，你决不会消亡！

即使上帝用左手将你抛开，

他的右手依然会把你收回。

不要说“我们已衰落，濒于灭绝”

要知道，你们的力量源源不竭，

所以要坚守，除非不再有昼夜！

情诗三首

镜子

他款款地望着我的眼睛，

我用手臂将他的脖子绕起。

我的双眼就像一张明镜，

镜中映现的无非是他自己。

他亲吻了我靛蓝的双眸，

嘴唇在热烈的呼吸中贴紧。

这浪汉！他吻的哪里是我，

分明是镜中他自己的身影

檀郎将至

檀郎将至，我心欢喜。

熏风习习，朝昏不已。

愿风疾逝，告知我心。

但为君故，长守至今。

念彼良宵，如痴如醉。

受君热吻，投君怀内。

恍兮惚兮，但记欢情。

感君真意，私订终生。

更见我友，如饴如蜜。

拥我以怀，抱我以臂。

天其佑我，有情成双。

君今得我，长爱无疆。

我的恋人，她精巧的双唇

我的恋人，她精巧的双唇

像红宝石一样艳丽动人；

唇间的皓齿如珍珠一串；

一绺绺青丝天然地舒卷，

垂到她脖项，檀木般深黑，

拂过她脸庞，比夜色更美。

闪烁的星辰从天上君临，

与我的恋人像姐妹般相亲。

男人们应对她殷勤地侍奉，

将此等劳作引以为荣幸。

啊，得到她亲吻是何等的销魂,

说是天赐之福，也决不过分！

我心向往的是东方

我心向往的是东方，

但是我住在最西头；

我怎样参与你的祝祷？

我怎样和你一同欢笑？

我的奉献怎样获得偿还？

我的誓愿怎样获得圆满？

当锡安还被以东禁锢，

我还是阿拉伯的囚徒！

西班牙的美女和财富

在我眼里全都如粪土；

上帝的荒废之处的尘土

却是我追求的美丽财富。

白发

一天，我发现头上有一根白发，

我把它拔掉，却听见它在说话：

“你可以笑着把我弄掉，可不久，

嘲笑你的将是我几十个朋友。”

The sun and moon, that ceaselessly obey

The unchanging ordinance of night and day-

For you, O Jacob's sons, these signs on high,

Nation eternal, ye shall not decay.

If with His left hand He hath thrust away,

Still with His right hand doth He draw you nigh.

Say not:"We languish: we are near to die."

But know your strength immortal. So shall ye

Endure till day and night shall cease to be!

-Translated from the Hebrew by Solomon Solis-Cohen

Into my eyes he loving looked,

My arms about his neck were twined,

And in the mirror of my eyes,

What but his image did he find?

Upon my dark-hued eyes he pressed

His lips with breath of passion rare.

The rogue! Twas not my eyes he kissed;

He kissed his picture mirrored there.

He cometh, O bliss!

Fly swiftly, ye winds,

Ye odorous breezes,

And tell him how long

I've waited for this!

O happy that night,

When sunk on thy breast,

Thy kisses fast falling,

And drunken with love,

My troth I did plight.

Again my sweet friend

Embraceth me close.

Yes, heaven doth bless us,

And now thou hast won

My love without end.

My sweetheart's dainty Ups are red,

With ruby's crimson overspread;

Her teeth are like a string of pearls;

Adown her neck her clust'ring curls

In ebon hue vie with the night,

And o'er her features dances light.

The twinkling stars enthroned above

Are sisters to my dearest love.

We men should count it joy complete

To lay our service at her feet.

But ah! what rapture in her kiss!

A forecast'th of heav'nly bliss!

-Translated from the Hebrew by Emma Lazarus

In the East, in the East is my heart,

And I dwell at the end of the West;

How shall I join in your feasting,

How shall I share in your jest;

How shall my offering be paid,

My vows with performance be crowned,

While Zion pineth in Edom's bonds,

And I am pent in the Arab's bound!

All the beauties and treasures of Spain

Are worthless as dust, in mine eyes；

But the dust of the Lord's ruined house As a treasure of beauty I prize.

-Translated from the Hebrew

One day I observed a grey hair in my head;

I plucked it right out, when it thus to me said：

"Thou mayest smile, if thou wilt, at thy treatment of me,

But a score of my friends soon will make mock of thee."

-Translated from the Hebrew by I. Chotzner

- 雨润心田

- 看不见的藏品

- 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

- 恐惧

- 里昂的婚礼

- 森林上空的那颗星

- 月光巷

- 象棋的故事

雨润心田

[1]

去年夏天，天气奇热，久旱未雨，致使全国庄稼歉收，多年以后人们对此还记忆犹新，心有余悸。六七月里只有个别干旱地区的地里下了点阵雨，八月以来就滴雨未见。我和别人一样，原以为在蒂罗尔

[2]

的山谷里会凉快些，哪晓得就连这里高山上的空气也被火焰和尘埃染成了番红花般的颜色，热得灼人。一大早，黄色的太阳像高烧病人的眼睛，从空漠的苍穹里迟钝地盯着毫无生气的原野。几小时以后，晌午的黄铜蒸锅里缓缓腾起一片淡白的、闷热的蒸汽，弥漫在整个山谷里。远方，白云石山

[3]

巍然耸立，上面白雪皑皑，纯洁明净，但只有眼睛才能从中感觉到白雪闪耀的清凉，而在这蒸锅似的山谷里，白天黑夜都弥漫着一股热气，它那千百片嘴唇贪婪地把人们身上的一点水分吮干吸尽。这种时候，要是眷恋地望着白云石山，想着白云石山上此刻也许正在呼呼吹拂的清风，那是很让人痛苦的。在这正在沉沦的世界上，植物枯萎，树叶凋零，溪流干涸，就是在人的内心，一切有生气的运动也渐渐停滞了，时间变得无聊而懒散。我和别人一样，这些没尽头的日子几乎都是在房间里打发过去的，半裸着身子，拉上窗帘，无可奈何地等待天气的变化，等待凉气的降临，没精打采、软绵绵地做着下雨的梦，做着下大雨的梦。不久，连这个愿望，这种思绪，也变得模糊郁闷和无可奈何了，就像热切盼望雨水的小草的心愿和默然不动、雾气弥漫的树林的压抑的梦一样。

天气一天比一天热，而雨还一直没有下。从早到晚太阳晒得大地灼热如焚，它那折磨人的黄色目光还渐渐染上了神经病人的那种迟钝的执拗。整个生命仿佛都要停滞了，一切都是静悄悄的，连牲畜也不叫了，从白闪闪的地里传来的只是浮荡着的暑气的轻声歌唱——这沸热的世界的嗡嗡的蒸腾声，除此之外什么声音也没有。我本想到树林里去，在绿叶颤动的阴影里一躺，以躲避那太阳的执拗的黄色的目光；可是就连这几步路我也懒得走。于是我就在旅馆门前找了把藤椅坐下；华盖似的屋檐在沙砾上投下一条细长的阴影，我躲进阴影里，一坐就是一两个小时。薄薄的四角形阴影渐渐缩小，太阳爬到了我的手上，我挪动一下位置，随后又往椅子上一靠，呆呆地望着迟钝的阳光出神，没有时间感觉，没有期待，没有意愿。时间在这可怕的闷热中熔化了，在沸烫的、失去理智的梦里煮烂了，融解了。在外面，空气灼烫着我的毛孔，在我体内，扑腾扑腾跳动着的血液在猛烈地捶打，我能感觉到的就是这些。

突然，大自然里仿佛飘过一丝呼吸，很轻很轻，仿佛是从某处发出来的热切的、憧憬的叹息。我当即一跃而起。这不是风？当时的情景我已经记不得了。枯萎的肺叶已经许久没有饮过这种清凉剂了，所以我并没有感觉到风已经挨近了我，我还蜷缩在那屋顶投下的一隅阴影之中；但是那边山坡上的树木一定感到某种异常的东西来到了，因为它们一下子都轻轻地晃了起来，似乎彼此在喁喁细语。树木之间的影子也晃荡起来了，像是一种活的、激动的东西来回忽闪。突然，远方响起了一个低沉而震荡的声音。果然，起风了，习习的、哗哗的风声俄而变成了低沉的呼啸，现在则是狂风咆哮了。突然间，一团团烟雾似的尘土惊恐万状，越街穿巷，都朝同一方向席卷而去；原先栖息在浓荫深处的小鸟，现在也飞在空中吱吱乱叫，马在那里鼻喷白沫，远处的山谷里牛羊在咩咩直叫。一定是什么威力无比的东西苏醒了，而且临近了，大地已经知道，树林和动物也已经感觉到了，天空中已经蒙上了一层灰色的轻纱。

我兴奋得浑身颤抖。我的血液受了酷暑的刺激在涌流，我的神经绷得紧紧的，在吱吱作响；对于风的欢乐和雷雨的怡然的喜悦，我过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了解得深切。雷雨快来了，已经临近了，天空乌云密布，雷声隆隆。风把一团团白云慢慢推了过来，山的背后气喘吁吁，仿佛有人在滚动着千斤重的东西。有时这吁吁的喘气声似乎倦了，暂时停歇下来。随后枞树颤动得越来越轻了，似乎它们也想谛听一下，我的心也在跟着颤动。极目望去，各处的大自然同我的心情一样，也都在盼雨。地上那些长长的龟裂，犹如张开的一张张干渴的小嘴巴。我感觉到自己身上的毛孔也一个个张开了，在紧张地寻找凉爽，寻找雨水带来的凉冰冰的、让人哆嗦的欢快。我的手指下意识地紧紧握了起来，好像会把云层抓住，迅速扯到这干旱的世界上来。

云层真的来了，懒散地、黑压压地来了，像许多圆圆的、鼓鼓囊囊的口袋，由无形的手推了过来。这都是些沉甸甸的、带雨的乌云，它们互相碰撞的时候，像坚硬的东西发出隆隆巨响，有时从乌云的表面打过一道微弱的闪电，像是嚓地一下划亮一根火柴。后来云层现出了蓝色的亮光，显得异常险峻。云层越堆越厚，越来越黑。铅灰色的天空，像剧院的防火帷幕在徐徐下垂。现在整个天穹都蒙了一层乌黑，闷人的溽热空气都被压缩在一起，最后的一次期待现在默默地、可怖地开始了。一切都被从天穹上垂下来的沉甸甸的乌云窒息了，鸟儿也不再吱吱鸣叫，树木站立着，气都不呵一声，就连小草也不敢颤动一下；天穹像一口金属棺材，罩着这炎热的世界，世界上的一切都因为盼着第一道闪电而凝固起来。我屏住呼吸在这里站着，双手互相交叉套扣着，浑身紧缩，感到一种奇特的、甜蜜的恐怖，因此我一动也不动。我听到身后人们在四处奔跑，他们从树林里，从旅馆的大门里出来，四面八方都有人在奔跑躲避；侍女放下卷帘式百叶窗，吱吱咯咯关上窗户。突然间，一切都呈现出忙乱、兴奋，人们都在搬东西，作准备，时间紧迫。只有我纹丝不动地站着，神经极其兴奋，缄口不语，我整个身心都憋着一声呼喊，见到第一次闪电时的一声喜悦的呼喊，这声呼喊已经升到我的嗓子眼了。

这时我突然听到紧挨我身后发出了一声叹息。那是从痛苦的内心里突发出来的。在这声叹息里还交织着一句热切的话，好似在哀求：“但愿马上就下雨吧！”这声音是如此强烈粗犷，威力无比，它是从压抑的感情里迸发出来的，仿佛是干旱的土地，是在铅一般沉重的天穹的压力下被折磨、被窒息的原野，用它裂开的嘴唇自己喊出的。我转过身。背后站着一位姑娘，这话显然出自她之口，因为她的嘴唇，她那苍白的、微微噘起的嘴唇，还干渴地张启着，她倚在门上的胳膊在微微颤动。她的话不是对我说的，也不是对其他任何人说的。她俯着身子，好像在深渊之上，她的眼睛毫无光泽，望着外边垂挂在枞树上的暗影呆呆地出神。她的目光黑而空，像无底深渊，呆板地朝深远的天空凝望。她贪婪的目光聚精会神地注视着高空，注视着团团云层，以及悬在云层上面的雷阵雨，她的目光根本就没有触到我的身上。因此我可以从容不迫地打量这位陌生的女子。我看见她那隆起的胸脯，看见梗塞着她咽喉的东西在往上挪动，看见她敞开的衣服里裸露着的柔嫩的脖子在打颤，最后连嘴唇也动了，干渴得张开了，又说了这句话：“但愿马上就下雨吧！”我又一次感到，这是整个郁热的世界发出来的叹息。她那雕像般的体态上，她那松弛的眼光里有种夜游症和梦幻般的神情。她站在那里，白色的衣服衬托着铅灰色的天空，我觉得她本身就是干渴的化身，体现了整个干旱的大自然的期望。

我身旁的草丛里发出了轻轻的窸窣声。屋子的飞檐上有什么东西在敲打。滚烫的沙砾上响起了轻微的沙沙声。突然间，到处都响起了窸窸窣窣的声音。我突然意识到，感觉到，这是沉甸甸地落到地上的雨点，初下的、落下就蒸发的雨点，是一场清凉的倾盆大雨的幸运的使者。啊，下了！已经下了。我幸福地陶醉了，失去了自制。我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过。我跳到前面，用手接了一个雨点。雨点沉甸甸、凉冰冰地打在我的手指上。我摘掉帽子，要好好体验一下雨点打在头发上的乐趣。我焦急得发抖了，我要让雨水把我淋个透，我要在我灼热的、窸窣干裂的皮肤上。在张开的毛孔里，一直到兴奋的血液中来感受一下雨水的滋味。噼噼啪啪的雨点还很稀疏，但我已经预感到倾盆大雨将要到来，我仿佛已经听到了雨水哗哗而降，像开了闸一样，仿佛已经感觉到老天爷在把幸福的甘露往树林上，往这郁闷的、烤焦的世界上倾泼。

可奇怪的是雨点没有更快地落下来。掉下的几颗雨点寥寥可数。雨一滴、一滴、一滴地下着，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丝丝的声音，周围还有微微的呼啸声，但是这些声音并不愿合在一起，奏出一支雨水哗哗的大型乐章。雨怯生生地下着，节奏非但没有加速，反而放慢了，而且越来越慢，最后居然一下停止了。这就像钟的秒针突然停止了滴答声一样，时间凝固了。我这颗因焦急而燃烧起来的心，一下子就冷了下来。我等啊，等啊，但是雨并没有下。天空中突兀着灰黑色的云头，黑黝黝、呆愣愣地朝下凝望，几分钟之内万籁俱寂，但随后天幕上仿佛划过一道微弱的讥讽的光亮。天空先从西边开朗起来，云墙慢慢散去，但云层继续滚动着，发出微微的隆隆声。莫测深厚的乌云越来越浅，越来越薄，正在悉心倾听的原野看到地平线上正在发亮，于是陷入一种无能为力的、没有得到满足的失望之中。树木怒火中烧，气得发着最后的、微微的颤抖，它们俯下曲枝，刚才贪婪地伸长脖子的树叶，又有气无力地缩了回去，像死了一样。云层越来越透明，毫无防御能力的世界上空，现出了凶恶而危险的明亮。雨没有下来，雷阵雨消散了。

我浑身颤抖。我感到愤怒，感到一种无意义的、束手无策的愤怒，失望的愤怒，被出卖的愤怒。我真想狂呼怒骂一阵，这时我心里起了一种砸东西的欲望，一种做坏事和冒险的欲望，一种想报复的、无意义的冲动。我在自己心里体验了整个被出卖了的大自然的痛苦，感觉到小草的热切的期望，马路的炽热，树林蒸发的雾气，石灰石的灼烫，整个被欺骗的世界的干渴。我的神经像铁丝一样烧红了：我的神经像通了电似的颤了一下，一直传到带电的空气里，在我绷紧的皮肤下，神经像许许多多小火苗在燃烧。一切都使我感到痛苦，所有的响声都像长了锋利的尖尖，锥刺着我，一切都好像被细小的火焰围了起来，极目所见，一切的一切都在燃烧。我内心深处十分激动，我觉得许多意识往常都默默地在郁闷的脑子里沉睡，现在像许许多多小鼻孔，一个个都张开了，我感到每个鼻孔里都有一团烈火。我也弄不清楚，这里面哪些激动是属于我自己的，哪些是属于世界的。世界与我之间存在的一层感情的薄膜业已撕破，一切东西都激起了共同的失望。我晕晕乎乎地凝视着，下面山谷里慢慢亮起了灯光，我觉得每一盏灯都照进了我的心扉，每一颗星星都在我的血液里燃烧。外部世界和内心世界都充满了同样极度狂热的激动，在痛苦的魔术中，我觉得在我周围膨胀起来的一切东西都好像压进了我的心里，并在那里生长、燃烧。我觉得，那个包含在千姿百态之中的神秘莫测、生气勃勃的内核，仿佛在我的内心深处燃烧起来了，我感觉到一切，在神奇的真实意识中，我感觉到每一片树叶的愤怒，感觉到那只耷拉着尾巴绕着几扇门窜来窜去的狗的迟钝的目光，一切我都感觉到了，而我所感觉到的一切都使我痛苦。我的身体几乎也开始燃烧了，当我现在用手指去抓木门的时候，手指下面像有导线，发出噼噼啪啪的声响，带着点干焦味。

晚餐的锣声响了。铜锣的声音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上，这声音也充满了痛苦。我转过身。这里的人都到哪里去了，那些起先惊吓地、激动地从这里跑过去的人都到哪里去了呢？他们在哪里，那些怀着热切的祈望在这里站着的人在哪里呢？在失望、迷惘的几分钟里我把他们忘到九霄云外去了。一切都消失了。我孤零零独自一人站在这沉默不语的天地里。我又用目光把高空和远方扫视一次。天空里现在空荡荡的了，但并不澄清。星星上面蒙着一层浅绿色的薄纱，正在升起的月亮闪烁着猫眼似的凶光。天空的一切都是苍白的，嘲讽式的，危险的，但在这看不见的球体下面，现在正是夜色朦胧，磷火点点，像是热带海洋，飘荡着一个失望的妇人的痛苦而淫荡的呼吸。天空中还有最后一抹亮光，明朗而带着嘲讽的意味，地上笼罩着郁闷的黑暗，感到疲惫和累赘，万物之间相互各怀敌意，天和地之间正在展开一场可怕的无声的战斗。我深深呼吸着，饮进腹中去的只是激动。我伸手抓了一把草，草像木头一样是干的，在我手指间窸窣作响。

锣声又响了。我真讨厌这死亡的声音。我一点也不饿，也不想到别人那里去凑热闹，但是这外面的寂寞又太可怕了。整个沉重的苍穹默默无语地压在我的胸口，我觉得再也经受不住铅一般沉重的苍穹的重压了。我走进餐厅。小桌子已经坐满了。人们在轻声交谈，可我还觉得声音太响。嘴唇的轻微的呷啜声、餐具的叮当声、碟子的嘎嘎声，每一个手势、每一次呼吸、每一道目光——这一切触着我激动的神经的东西都使我感到烦恼。这一切都震颤着我，使我感到痛苦。我抑制住自己，以免行动有失检点，因为我从自己的脉搏上感觉到，我所有的感官都烧得冒烟了。我又没法不看见这些人，而当我见他们恬静地坐在那里，吃得津津有味、悠闲自得的神气，我就火冒三丈，这时我恨他们每一个人。他们吃饱喝足，在那里憩歇，对世界的痛苦漠不关心，快要渴死的大地的胸腔里无声的癫狂正在激荡，而他们对此却无动于衷，因此某种嫉妒袭上我的心头。我的视线向所有的人扫了一遍，想看一看是否有人和大地有同样的感觉，但是所有的人好像都没精打采，无动于衷。这里全都是恬静安逸的人，呼吸着的人，清醒的人，没有感觉的人，健康的人，只有我一个病人，一个正在发着世界的高烧的病人。侍者给我端了饭菜来。我试着吃了一口，但又不愿下咽。一碰到饭食，就会使我讨厌。我的心里充满了郁闷、烟雾，和苦痛的、患病的、备受折磨的大自然的难闻的热气。

我旁边的一张椅子挪动了。我怔了一下，直起身子。现在我听到任何声响都好像是烧红的铁熨在我身上一样难受。我朝那边瞧了瞧，全是陌生人，是新来的，我都不认识。一位老先生及其夫人很是文静，他们来自市民阶层，眼睛圆圆的，镇定自若，面颊随咀嚼而一动一动地伸缩着。他们对面是一位年轻姑娘，半背着我，显然是这两位老人的女儿。我只看到她的颈项，白皙而细嫩，往上就是一头黑黑的，几乎是黑里透蓝的头发，像是一顶钢盔。她坐着一动不动，从她那呆呆的神情，我认出她就是在下雨之前热切地张启着嘴唇，像朵干枯的白花，站在高坎上的那位姑娘。她小小的、过于纤细的手指在烦躁地玩弄着餐具，但并没有弄出叮当的响声；她周围的这片寂静使我感到很舒坦。她也一口没吃，只有一次，她的手匆匆地、贪婪地拿起杯子。啊，她也感觉到了，感觉到这世界在发烧，她那干渴地拿起杯子的动作使我感到无比欣喜，我把充满友善和同情的目光，柔和地投到她的颈项上。现在我发现了一个人，唯一的一个人，她没有与大自然隔绝，在酷热如焚的世界上她也在燃烧，我想让她知道我的情谊。我真想大声对她说：“你想想我呀！想想我呀！我也和你一样，是清醒的，我也在痛苦呀！你想想我呀！想想我呀！”我的心愿像强烈的磁场，把她围了起来。我望着她的背影，远远地赞赏她的头发，我的眼睛盯着她，我用嘴唇向她呼喊，我紧紧地盯着她，我凝视着，凝视着，把我的全部热情都投了过去，好让她感觉到。但是她并没有转过身来。她呆呆地坐着，像尊雕像，冷淡而显得有点异常。没有人帮我的忙。她也没有感觉到我。啊，这世界在她心里也没有反映。我只是独自一人在燃烧。

啊，这外部和内心的郁闷，我简直无法再忍受了。饭菜既油腻，又带点甜味，还冒着热气，真让人恶心，任何声响都在往我的神经里钻。我觉得浑身血液沸腾，眼冒金花，快要晕倒了。我心里盼望的是凉爽和远方；这里的人那种亲近感，那种沉闷的亲近感，快把我憋死了。我旁边有一扇窗子，我忙把它推开，推得大开。啊，真是妙极了：外面又变得神秘莫测了，我血液里闪烁着的火焰完全融化在无垠的夜空里了。天上的月亮像一只发炎的眼睛，带着一个红红的蒸气圈，闪耀着白里带黄的光华，一片淡白的热气幽灵似的在田野上空飘去。蟋蟀拼命唧唧地叫个不停；空气里仿佛绷着许多金属的琴弦，奏出刺耳的尖声，其间有时还加进癞蛤蟆的一片鼓噪声，狗也叫开了，汪汪的吠声非常之响；远方，牲畜在叫。我想起，黑夜发着这样的高烧会使奶牛的奶中毒的。大自然病了，大自然也愤怒得无声地癫狂了；我从窗子里往外凝视，好像在照一面感情的镜子。我整个身心都飞了出去，我的郁闷和大自然的郁闷互相交融，彼此默默地、湿漉漉地搂抱在一起。

我旁边的椅子又挪动起来，我又一怔。晚餐结束了，人们喧哗着站了起来：我的邻座也站起来，打我身边走过。父亲在最前面，吃得饱饱的，显得悠然自得，眼含愉快的微笑；其次是母亲，女儿在最后。现在我才看到她的面孔。她的面颊苍白，有点发黄，像外面的月亮一样，也是那种黯淡和病态的颜色，嘴唇和先前一样，还一直半启着。她无声地走着，可是并不轻快。她身上流露出某种松弛和疲乏的神情，这事奇怪地提醒我注意自己的感情。我感觉到她走近了，我心里忐忑不安。我很想与她搭上亲密的关系，我希望她的白色衣衫能触到我，或者在她走过的时候能闻到她头发的香味。就在这时候，她朝我望着，她暗淡的目光呆滞地、紧紧地、吮吸地盯着我，直透我的心里，我只感觉到她的视线，却看不见她白皙的面庞，我唯一感觉到的，就是面前的一片忧郁的昏暗，我像坠入万丈深渊似的跌进了这片黑暗之中。她又往前走了一步，但是视线并没有离开我，而是像长矛一样戳在我的身上，我感到她的目光在我身上越扎越深。现在矛尖已经碰到我的心了。周围静悄悄的。就这样，她的视线在我身上停了两三秒钟，而我呢，我屏住几秒钟的呼吸，这几秒钟里我感到软弱无力，被黑黝黝的瞳孔的磁铁吸了过去。随后她从我身边走过。我立即感到自己的血液好像从裂口喷了出来，在全身涌流。

什么——这是怎么回事？我像死而复苏一样，这事把我搞得那么迷糊，是我发烧了，以致身边走过的女郎匆匆一瞥就把我弄得神魂颠倒？不过当时我觉得，在她的凝视中我仿佛感到了那种同样无声的癫狂，那憔悴的、失去理智的、快要渴死的欲望，这些现在在一切东西上都在表现出来：在红月亮的目光中，在大地热切期望的嘴唇上，在牲畜的痛苦的号叫中，它与我心里闪烁和颤动着的那种欲望完全一样。啊，在这奇妙、闷热的夜晚，一切都乱了套，一切都融化在期待和焦急的感情中了！难道是我神经错乱了，或者是这个世界神经错乱了？我很激动，希望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于是我就随她进了前厅。在那里她挨着她父母亲坐了下来，悄悄靠在沙发椅上。她危险的目光被眼睑遮盖着，看不见了。她在看一本书，可我不信她能看得下去。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她的感觉同我一样，如果她对这神志不清的、闷热的世界的折磨感到痛苦的话，那她就不可能在安闲的阅读中得到憩息，这不过是为了隐蔽，为了掩饰未曾有过的好奇心而已。我在她对面坐下，凝视着她，紧张地等待她那曾使我着迷的眼神，说不定它又会投过来并向我揭开其秘密呢。但她动也没动。她的手漫不经心地一页页翻着书，目光还一直被遮挡着。我在她对面等着，等得越来越不耐烦，全身滋生出某种谜一般的意志力，一心要把这装模作样的东西砸个粉碎。大厅里人们安逸地聊天、抽烟、玩牌，在这些人当中，现在一场无声的搏斗开始了。我感到，她不肯，她不愿抬起头来看一看，可是她越是不愿意，我却非要她抬起头来不可，而且我的力量非常之大，因为整个渴求的大地的期望，整个失望的世界干渴的炽热全在我的心里。夜晚的湿腻腻的闷热还在不停地侵袭我的毛孔，我的意志也在对她的意志步步进逼，我知道，她马上就会向我投来一瞥的，她一定会这样做的。后厅里有人在弹钢琴。清脆悦耳的声音轻轻飘送过来，有时只有几个简短的音阶，那边的一堆人被一个毫无意义的玩笑弄得哈哈大笑，这一切我都听到，感到了，一分钟也没放过。我现在一面在心里大声地一秒一秒地数着时间，同时我的视线在她的眼皮上移动着，吮吸着，想从远处用这种意志催眠术来使她倔强地俯着的头抬起来。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这期间清脆悦耳的琴声还在从那边飘过来——我已经感到我的力量渐渐不支了。这时她突然忽的一下站了起来，望着我，正面直愣愣地望着我。又是那同样的、没有尽头的目光，是黑黝黝的、可怕的、吮吸的、虚无的目光，是干渴的目光，这目光在将我吮吸，没遇到一点抵抗。我愣愣地盯着她的瞳孔，像盯着照相机镜头的黑窟窿似的，同时我感到，这架照相机倒是先把我拉到这生疏的血液里去了，我的灵魂出窍了；地板在我脚下消失了，我体验到了眩晕突起的全部甜蜜滋味。在我的上空我还听到不时有银铃般的琴声滚来，但是已经弄不清自己是在哪里了。我的血都流掉了，我的呼吸停止了。我感到，我的喉咙哽塞了，在这分钟或这秒钟，或是永远哽塞了——这时她的眼皮又合上了。我像个快要淹毙的人从水里浮了上来，快冻僵了，还因发烧和危险而浑身哆嗦着。

我朝自己周围看了看。我对面坐着的还是这位秀气的年轻姑娘，在人群中她埋头看书，雕像似的一动不动，只有膝盖在很薄的衣衫下轻轻地颠动着。我的手也颤抖了。我知道，期待和抗拒之间一场极其欢愉的游戏现在又要开始了，还得要等紧张的几分钟，那目光才会重新把我置于它黝黑的火焰之中。我的太阳穴有点湿润，我浑身血液沸腾。我无法再忍受了。我站起来，径直走了出去。

在灯光闪耀的屋子前面，黑夜广袤无垠。山谷好像沉下去了，天空湿漉漉、黑黝黝地闪着光，宛如潮湿的苔藓。这里也没有凉爽，还一直没有；这里也到处充满了干渴和醉意，我感到自己血液里也是这样。田野上笼罩着一股像是高烧病人呼出来的气味，病态而潮湿，渐渐变成乳白色的雾霭；远处火光闪动，忽隐忽现地透过沉浊的空气；月亮周围绕着一个黄圈，使月光呈现出一副恶意。我感到非常困倦。这里有一张白天留下的藤椅，我就在椅子上坐下。我的四肢像散了架一样，我一动不动地直直地躺着。身子沉在椅子里，紧紧靠在椅背上，这时我忽然感到这郁闷非常奇妙。它不再使我感到难受了，它紧紧挨着我，温柔而淫荡，我并没推拒。我只是闭上眼睛，这样可以什么都不看，可以更强烈地感受到大自然，感受到包围着我的活生生的东西。像水蛭一样，现在有一种软绵绵、滑腻腻、吮吸着的东西聚集在我的周围，黑夜用千百张嘴唇在触着我。我躺着，任凭摆弄，把整个身心都给了那搂着我，偎着我，围着我，饮着我的血的东西；在这闷热的搂抱中我第一次得到了一种官能上的感受，像一个陶醉在温柔之乡的女人一样。我感到一阵甜蜜的恐惧，一下子就毫无反抗地把自己的身子给了世界，真是奇妙啊，这看不见的东西柔媚地触摸着我的皮肤，渐渐钻到皮肤底下，松开了我的四肢，我的感官任凭摆弄，我没有丝毫反抗。我让自己在新的感受中驰骋，我只是朦胧地、梦幻地感到，黑夜和先前那目光，女郎和大自然，其实是两位一体的，在这两位一体的结合中忘却自己，那是一种甜蜜。有时我觉得，这黑夜仿佛就是她，而那撩拨我四肢的炎热就是她的肉体，和我的身子一样，她的肉体也融化在黑夜里了。我在梦里感觉着她，不一会儿，我就带着官能的快感渐渐消融在忘却的黑色的热浪中了。

不知是什么东西把我惊醒了。我全神贯注地摸摸自己，但又找不到自己。后来我才看见，才明白，我靠在这里的椅子上睡着了，可能已经睡了一个小时，也许是几个小时，因为旅馆前厅里的灯光已经熄灭，大家早就睡觉去了。我的头发湿腻腻地粘在太阳穴上，这美妙的无梦的昏睡仿佛一颗灼热的露珠从我身上掉了下来。我的思绪紊乱，我站了起来，回到屋里。我心情郁闷，思绪像一团乱麻。远处传来隆隆声，有时亮光划过天穹。空气都带有火焰和电花的气味，山后不时打着闪亮，回忆和预感则像磷火似的在我心里闪烁。我待着沉思了一会儿，并享受一下这神秘的环境和气氛；时间太晚了，我走进了旅馆。

前厅里已经空无一人，只有唯一的一盏灯亮着。在苍白的灯光下，椅子被挪得七零八落。椅子没有人坐，空荡荡的显得阴森可怕。我下意识地将一把椅子想象成那个古怪女郎的柔媚的形象。她的目光曾把我撩拨得神魂颠倒；她的目光现在还深深印在我的心坎里。这目光拨动着我的心，在黑暗中把我照亮。我有一种神秘的预感，深信她一定在某个房间里，而且还醒着，她的目光所做的许诺，像磷火一样在我血液中游动。天气仍然是那么闷热！一合上眼，就感到眼皮后面紫色火星直冒。灼热的白天还在我心里闪闪发光，这震颤的、湿漉漉的、闪光的、神奇的夜晚还在我心里动荡。

但是我不能待在走廊里啊，这里一切都笼罩在黑暗中，显得零落不堪。于是我就走上楼梯，但我又不想上去。我心里滋生起一种自己无法加以制服的反抗。我很疲乏，睡觉吧，又觉得太早。某种神秘莫测、明晰清新的预感使我深信一定还会碰到某种离奇的事，我全神贯注地竭力想把活生生、热乎乎的东西搜索出来。我的神思出了窍，像长了无数细小而灵敏的触角，来到楼道里，触摸每个房间。如同先前我的心完全飞进了外面的大自然一样，现在我把全部身心都放在了这座房子里。我感到人们在睡眠，感到许多人的从容的呼吸，他们黑而稠的血液在掀着沉重的、无梦的波澜，我感到他们单纯的宁静，但是也感到某种力的磁性吸引力。我预感到有什么东西也和我一样是清醒的。难道这就是那目光，是那搞得我迷离恍惚的大自然吗？透过墙壁我感觉到有个柔软的东西；不安的火苗在我心里颤动，在血液里引逗，还没有燃完。我勉强顺着楼梯往上走，但在每一级楼梯上都停下谛听一会儿，不只是用耳朵，而是用全部身心。我觉得先前的事什么都不足为奇，我心里还在等待着异乎寻常的、稀奇古怪的事，因为我深知，没有奇妙的事，黑夜不会结束，没有闪电，闷热就不会消退。当我站在楼梯上倾听的时候，我再次和正处在晕厥状态的，并在呼唤着暴风雨的外部世界合二为一了。但是一点儿动静也没有。只有轻微的呼吸穿过这没有一点风的屋子。我疲惫而失望地走上最后几级楼梯，在自己寂寞的房间前站着，就像站在一口棺材前面一样，感到恐惧不安。

房门的把手在黑暗中隐隐地闪烁着，一抓把手就感到湿漉漉、热乎乎的。我开了门。房间后面的窗户开着，现出一块四角形的黑夜的阴影，窗户外面是树林子的密密的枞树梢，中间是一片布满云层的天空。里面和外面，世界和屋子到处一片昏暗，只有窗框旁边有个瘦长而挺直的东西，像一道孤独的月光在闪着亮。这是什么？真是蹊跷，无法解释。我惊奇地上前一步，想把在这月色朦胧的夜里闪亮的东西看个究竟。我走近了些，仍然毫无动静。我感到惊异，可并不害怕，因为今夜我心里奇怪地充满了奇妙的感觉，先前一切都想到过，像梦里一样清清楚楚。无论碰到什么事我都不会感到意外，眼前的事更是微不足道。果然，那里站着的是她，是她，是我下意识地思念着的，每上一级楼梯、在这座沉睡的屋子里每走一步都思念着的她，我的官能透过过道和门窗感到她是醒着的。我只见到她的脸上有一抹闪光，白色的夜服像一抹薄雾似的围绕在她的身上。她倚着窗子，她的心灵跑到外面的大自然里去了，被楼下月色闪亮的反光所吸引，神秘莫测地漫游在自己的命运之中，很有点童话色彩，像奥菲利娅

[4]

在池塘上面一样。

我走近了一些，又胆怯又激动。她一定听到响声了，所以转过身来。她的脸是背亮的。我弄不清，她是否真的看见了我，是否听见了我，因为她的动作丝毫没有显出突然和惊恐，也没有一丝反抗的意味。我们的周围，一切都异常寂静。墙上的小挂钟在滴答作响。周围依旧十分寂静，后来她突然轻声地、出乎意料地说：“我真怕。”

她是对谁说的？她认出了我？她是对我说的？这声音和今天下午对着又低又近的云层哆哆嗦嗦地说话的声音一模一样，颤抖的声调也完全一样，那时她的目光还一点没有察觉到我呢。这事真是有点蹊跷，可是我并没有惊异，并没有不知所措。我走到她面前，叫她放心，并抓着她的手。她的手摸上去烫而干，我把她柔软的手指捏在我的手心里。她一声不吭地让我捏着。她身上的一切都是松弛的，没有感觉，毫无反抗。只有从她的嘴唇上又发出了悄声低语，像是从远处传来的：“我真怕！我真怕。”随后一声叹息，声音渐渐减弱，好似被窒息了一样。“啊，多闷啊！”这声音是从远处传来的，可又像我俩在轻声诉说一桩秘密。尽管如此，我还是感到：她并不是对我说的。

我抓着她的胳膊，她只是微微颤抖，就像下午雷雨之前的树木，但是并没有反抗。我紧紧地抓着她：她顺从了。她的肩膀软软地、毫无反抗地倒在我的身上，宛如一股奔泻的热流。现在我和她贴得很近，连她皮肤的闷热和头发上的湿气都能呼吸到。我一动不动，她也默不作声。这一切都很奇怪，我的好奇心油然而生。我渐渐耐不住了。我把嘴唇贴着她的头发——她并没有拒绝。随后我就捧过她的嘴唇。她的嘴唇又干又烫，当我吻它的时候，它突然张开，来吮吸我的嘴唇，但并不是迫不及待的，也不狂热，它只是像小孩一样悄悄地、无力地、贪婪地吮吸着。我感到她是个正在枯萎的人，同她的嘴唇一样，她那苗条的、在薄薄的衣衫下面一起一伏的热乎乎的身体就像先前外面的黑夜，紧紧地将我吸附，虽然没有气力，但充满了悄悄的、沉醉的贪欲。我扶着她——我的方寸仍然乱成一团——觉得挨在我身上的是湿热的土地，犹如今天外面那灼热的、有气无力的大自然，渴望下场雷阵雨，好痛痛快快地舒展一下。我将她吻了又吻，仿佛在她身上享受了这巨大、闷热、期待的世界，仿佛她脸颊上散发出来的热就是地里的热气，仿佛这震颤的大地正在从她柔软、温暖的乳房里呼吸。

可是正当我的嘴唇想从她的嘴唇移到眼睛上去的时候——她眼睛里黑黝黝的火焰曾使我感到不寒而栗——正当我抬起头来看她的脸并打算尽情欣赏一会儿的时候，看见她的眼皮是紧紧合着的，这使我十分惊讶。她闭着眼睛，昏迷地躺着，宛如一尊希腊的石头面具，像是死去的奥菲利娅，飘浮在水上，从黝暗的水流里抬起她那苍白的、毫无感觉的面颊。我大吃一惊。在这次奇遇中我第一次感觉到了现实。我不禁浑身哆嗦，我知道我扶着的是一位没有知觉的女郎，喝醉的、病态的女郎；我胳膊上抱着的是一个梦游女郎，她像危险的红月亮，带给我的只是黑夜的闷热；我抱着的是一个女人，可她连自己在干什么都不知道，也许她并不喜欢我。我大吃一惊，我感到她在我胳膊上沉甸甸的。我想把这位没有知觉的姑娘轻轻放在沙发椅上，放在床上，以免因神志晕眩而贪欢，做出什么她本人也许并不愿意，而只是她身上的那个恶魔所喜欢的事来，这个恶魔主宰着她全身的血液。但是她几乎还没有感到我在把手松开，就开始低声呻吟了：“别松开！别松开！”她恳求着，她的嘴唇更加热烈地吮吸着，身子紧紧地压着我。她双眼紧闭，脸上露出痛苦的神情，我打着寒战，觉察到她想醒来，但又醒不了，她酩酊的感官想从昏迷状态中大声呼叫，想要清醒过来。在她那昏昏沉睡的面具之下有种东西在争斗，想从迷惑状态中摆脱出来，正是这东西，对我具有危险的诱惑力，使得我要将她唤醒。我的神经耐不住了，急不可待地要看看清醒时的她，说着话的她，作为真正的人的她，而不是只看到作为梦游者的她，无论如何我要在她沉睡的身上看到这个真情。我把她拉到我身上，使劲摇晃她，用牙齿紧紧卡着她的嘴唇，用手指卡着她的胳膊，想使她最终睁开眼睛，神志清醒地表现出种种风韵和妩媚，而这些，方才她的春心只是在抑郁状态下领受的。但是她只是一个劲地弯着身子，一边痛苦地紧紧抱着我，一边呻吟着。“再抱紧些！再抱紧些！”她以一种热情，一种没有理智的热情喃喃地说。这种热情使我激动不已，弄得我自己也失去了理智。我感到她已经快要清醒了，她紧闭的眼睛想睁开来了，因为她的眼皮已经在不安地颤动了。我抓着她，挨她更近，把脑袋深深地埋在她的身上。突然，我感觉到一颗泪珠从脸颊上滚了下来，流到嘴里，略带咸味。我贴她越紧，她的胸脯就起伏得越厉害。她呻吟着，她的四肢在抽搐，仿佛要炸掉什么可怕的东西，绷开她用昏睡裹着的一个箍似的；突然——犹如闪电划过雷声隆隆的天空——她的心碎了，全身的重量一下子又压在了我的胳膊上，她的嘴唇离开了我，双手垂下。我让她躺下，她一动不动，像死了一样。我大吃一惊。我下意识地摸摸她，触触她的胳膊和脸颊。她的胳膊和脸颊全凉了，僵硬了，变得像石头一样。只有太阳穴上血液还在一颤一颤地微微搏动。她躺着，像一尊大理石雕像，泪水湿润了她的面颊，呼吸的时候鼻孔微微翕动着。有时她还起一阵痉挛，这是兴奋的血液渐渐平静下来的余波，可是她胸脯的起伏却越来越轻微了。她越来越像一幅画像。她的面貌变得越来越有人性，越来越孩子气，越来越明亮和轻松。痉挛过去了。她昏昏欲睡。她沉沉地睡着了。

我坐在床沿上，颤抖着朝她弯下身子。她躺着，像个恬静的孩子，她双眼紧闭，嘴露微笑，内心的梦使她脸上显得富有生气。我俯下身去，挨她很近很近，看到了她脸上的每一根线条，脸颊上感到有她的呼气。我看着她，挨她越近，反而觉得离她越远、越神秘。她躺着，像石雕一样，是闷热的黑夜的炎热的气流把她驱到我这个陌生人这里来的，就像海水把一个死人冲到沙滩上，可是她的神志现在究竟在何处？躺在我手上的这位姑娘是谁，她从哪儿来的，是谁家的呢？她的情况我一点也不知道，只是感觉到我和她之间没有什么关系。我注视着她，这几分钟非常寂寞，只有墙上的挂钟匆忙地滴滴答答走个不停，我想从她无言的面庞上来了解她，可是对她的一切都毫无所知。我想把她从这异乎寻常的沉睡中唤醒，从我身边，从我房间里，从我生活的旁边唤醒，可是我又怕她醒来，怕她神志清醒时的第一眼。于是我就坐着，默默地坐着，俯身凝视着这沉睡的素昧平生的女子，凝视了一小时，也许是两小时。我渐渐觉得，仿佛这并不是女人，这个奇怪地来到我身边的并不是人，而是黑夜本身，是渴望的、备受折磨的自然在我心里所显示的奥秘。我觉得，这里躺在我手上的仿佛是整个炎暑的世界，但其神志却是清爽的，我觉得，大地仿佛被煎熬得拱起了腰，而她正是从这奇异、美妙的黑夜那里派来的使者。

我背后格楞一响。我像罪犯似的心里一怔。窗户又格楞响了一次，仿佛有个巨大的拳头在窗户上擂动。我一跃而起。窗前和方才大不一样了：夜变了，变得险峻、黑黝和狂颠乱动。那边狂风劲吹，发出可怕的呼啸，云层在空中堆起黑色楼阁，风从黑夜里朝我迎面吹来，冷冰、湿润、势头猛烈。大风以移山倒海之势跳出黑暗，抡起拳头捶打窗户、擂打屋子。天上、地下一片黑暗，犹如可怕的深渊。云层席卷而来，转瞬之间一堵堵黑墙高耸，天地之间狂飙疾驰。这一阵气流把闷热的暑气一扫而光，一切都在奔流，都在扩展，都在激动，从天空的一头向另一头狂奔乱窜，牢牢扎根在土壤里的树木在呼啸的狂风的无形的鞭打之下痛苦地呻吟。突然，白光一闪，这一切都被撕成了两半：一道闪电从天空划到地下。闪电之后便是嘎啦一声巨雷，好像整个云层都裂开了。我的后面什么东西动了一下。她已经忽地站起来了。闪电扯掉了她眼睛上的睡意。她迷惘地呆望着自己。“怎么回事？”她说，“我在哪儿？”声音和先前大不一样。声音里虽然还流露出恐惧，但现在的音调听来甚为爽朗，像新鲜空气，清晰而纯净。又是一道闪电，把大自然的镜框撕开了：我一下子看清了在狂风摇撼下的枞树的雪亮的轮廓，云层像飞奔的野兽在空中疾驰，房间被照得雪白，比她苍白的脸还白。她一跃而起，其动作一下子变得从容自如，这我还从来没有在她身上见到过。她在黑暗中凝望着我。我感到她的目光现在已经清醒了，眼里含着无边的仇恨。随着一阵雷声，黑暗又笼罩了我们，黑暗里我想抓着她，安慰她，向她解释一下，但是没有成功，她挣脱了。又打了一道闪电，把房门给她照亮，她猛地把门推开，冲了出去。房门又自动关上了，这时嘎啦一声巨响，又打了一个雷，仿佛天整个儿掉到了地上。

接着外面发出哗哗声响，天像开了闸的河，滂沱大雨像瀑布似的从万丈高空倾泻而下，宛如无数根湿绳子被狂风吹得噼噼啪啪地来回直晃荡。有时大风把冰凉的雨水和甜丝丝、香喷喷的空气一束束地投进窗户里边我站着凝望的地方，我的头发全被打湿了，冰冷的水珠一滴一滴往下掉。但是我能感受到这纯洁的元素，心里感到幸运，我觉得这一下仿佛我的闷热也在闪电中消散了。我快活得真想高声大叫。又可以呼吸了，又清新凉爽了，我简直狂喜之极，也就把一切都忘了。我像大地一样往自己体内吮吸着清凉：我感到有一种像荡秋千时那种快乐的战栗，就像被雨水的湿鞭抽打得窸窣摆动的树木一样。天与地的欢娱的争斗真是妙不可言，像是狂喜的新婚之夜，我也分享了它的欢乐。电光一闪，天就直往下插，一声巨雷轰鸣，天就摔倒在战战兢兢的地上，在这充满了呻吟的黑暗里，天和地互相迅速沉落插叠在一起，宛如两性之间的媾和。树木快活得喘着粗气，越来越亮的闪电把远方织合在一起，天上滚烫的血管敞开着，水珠喷洒，并掺和着一道道潺潺细流。黑夜和世界，一切都打碎了，倒塌了——一种活的生命力，混合着田野的芳香与天空火热的气息的生命力，渗进了我的身心，使我感到凉爽。持续了三星期的酷热在这场斗争中退却了，我的心里也感到轻松。我觉得雨水仿佛哗哗地流进了我的毛孔，狂风仿佛在我胸前呼啸，令人神清气爽，我觉得我自己和我的生活已不再是单个的了，不再是有生命的了，我是世界，是狂风，是雷雨，是生物，是显示自然本色的黑夜。后来一切又渐渐平静下来，电光只是蓝蓝地、微微地划过天边，隆隆的雷声也变成了严父般的告诫声了，随着势头正在减弱的狂风，雨水的淅沥声也变得有节奏了，这时困意和疲倦也在向我袭来，我感到我颤动的神经像音乐似的在奏鸣，四肢有种软绵绵的舒松感。啊，现在和大自然一起睡吧，然后再和它一起苏醒！我脱了衣服，躺到床上。床上还保留着软软的、陌生的身体压下的印窝。我感觉到了这个无声的身体的印窝，这次奇怪的韵事还会引起回味，但是我再也不能理解它了。外面还在淅淅沥沥地下着雨，雨水冲洗了我的思想。我觉得，这一切不过是个梦而已。我总还想追忆先前所发生的事，但是雨在淅淅沥沥地下着，这柔和、奏鸣的黑夜是一只奇妙的摇篮，我躺在摇篮里，在夜的催眠曲中沉入了梦乡。

第二天早晨，我走到窗边，看见世界完全变了样。在灿烂的阳光下，大地显得清新，轮廓分明，也更加辽阔；大地的上空，那天地相交的穹隆处，像一面平静光亮的镜子，显得湛蓝而遥远。天地之间界限分明，天显得高远莫测，而它昨天却低垂在田野上，把大地折磨得痛苦不堪。但是现在天非常遥远，与地没有一点纠缠，没有一处地方再接触到这芬芳的、呼吸着的、已经解了渴的大地——它的妻子。天地之间有一个蓝色的深渊，在闪闪发光；天空和原野，他们彼此生疏地相对而望，都没有要求和愿望。

我下楼走进大厅。大家都已在那里了。他们的心情也和那几个可怕的、闷热的星期大不一样了。大厅里气氛热烈，情绪高昂，笑声爽朗，言语悦耳、铿锵，妨碍他们的沉闷的气氛已经一扫而光，缠绕他们的郁闷的束带已经脱落。我在他们之中坐下，心里的敌意也全消了，由于某种好奇心，我也在寻找另一个人，她的形象几乎被睡眠从我手里夺了去。果真，我所寻找的她正坐在那边侧面桌子上她爸爸妈妈中间。她很快乐，肩膀很轻松，我听到她在笑，银铃般的笑声无忧无虑。我好奇地用目光盯着她。她没有觉察到我。她正在讲什么使她很高兴的事，讲的中间不时夹杂着珠落玉盘似的稚气的笑声。后来她间或也朝我这边看看，她的视线匆匆掠过的时候，那笑声也就下意识地停止了。她的目光锐利地盯着我。好像有什么事使她感到诧异，她双眉紧蹙，她的眼睛严厉而紧张地在盘问我，她的脸上渐渐现出一种紧张而痛苦的表情，仿佛想要追思什么事，可又想不起来似的。我正面与她对视着，心里满怀希望，说不定她会做个激动或羞愧的样子来向我致意呢，可是她又把视线移开了。过了一分钟她的目光又朝我这里投了过来，好像要把事情弄个清楚。她的眼睛又一次打量着我的脸。只有一秒钟，很长的、紧张的一秒钟，我感到她的目光像坚硬、锋利的金属探针似的深深扎进了我的心房；随后她的眼睛又安详地从我身上移开了。从她无拘无束的、明亮的目光中，从她轻快地、快乐地转动着脑袋的样子，我感觉到，她在清醒的时候已经完全记不起我来了，我们的相遇已经随着神奇的黑夜沉没了。我们彼此又像天和地那么生疏和遥远。她同爸爸妈妈说着话，无忧无虑地摇晃着她那苗条的、少女的肩膀。她笑的时候，小嘴唇下面的牙齿在快活地闪光，而就在数小时之前，我还从她的嘴唇上饮下了整个世界的干渴和闷热呢。

[1]
本篇原名《女人和景物》。

[2]
奥地利的一个州，首府在因斯布鲁克。

[3]
即多洛米蒂山，是意大利北部阿尔卑斯山脉东段的群山，山体由浅色白云质石灰岩构成，其最高峰马尔莫拉达峰海拔三三四二米。

[4]
莎士比亚名剧《哈姆雷特》中的人物，与哈姆雷特热恋。

看不见的藏品

德国通货膨胀时期

[1]

的故事

列车开出德累斯顿两站，一位上了年纪的先生上了我们的车厢，谦恭有礼地向大家打过招呼，然后抬起眼，像对一位老朋友似的特地再次朝我点头致意。最初的一瞬间，我想不起他是谁了；可是待他微微含笑，正要说出他的姓名时，我立刻就想起来了：他是柏林最有名望的艺术古董商之一，和平时期

[2]

我常常到他店里去观赏和购买旧书和名人手迹。我们起先随便聊了些无关紧要的事。接着他忽然突如其来地说道：

“我得告诉您，我刚刚是从哪儿来的。因为这个故事可以说是我这个老古董商三十七年职业生涯中所遇到的最离奇的事。您本人大概也知道，自从货币的价值就像逸散的煤气荡然无存以来，艺术品市场上是什么情况：暴发户突然对哥特式的圣母像和十五世纪印刷术发明初期的古版书，以及古老的蚀刻印制品和画像大为青睐；这帮人胃口之大你连变都变不过来，因此还不得不防范他们把屋里的东西一扫而光。他们恨不得连你袖口上的扣子和桌上的台灯都买了去。所以要搞到新的商品也就越来越难了——请原谅，我竟突然把这些我们一向对之心存敬畏的物品称之为商品——但是这批兜里鼓鼓的土老鳖甚至已经让人习惯于把一部精美的威尼斯古版书仅仅视为一笔美金，把圭尔奇诺

[3]

的一幅素描看作是几张一百法郎钞票的等价物。这帮突然出现的购买狂个个涎皮赖脸，死缠硬磨，你怎么拒绝阻挡都无济于事。所以我一夜之间就被敲骨吸髓，弄得一贫如洗。我们这家老店号是我父亲从祖父手里接过来的，如今店里只好卖些寒碜的下脚货，这都是些从前连北方的街头废品商贩都不屑放到他们手推车上去的破烂；目睹此情此景我羞愧难当，真恨不得将卷帘百叶窗放下，关门拉倒。

“在这种狼狈处境中，我想到，何不把我们的业务旧册簿拿来翻一翻，找出几位昔日的主顾，兴许还可以从他们那儿弄回几件副本呢。这种老主顾名录总像一片墓地，特别是现在这个时候，其实并不会给我多少引导。因为我们以前的主顾大多不得不早就把他们的藏品拍卖掉了，或者早已去世，对于剩下的少数几位，也不能抱有什么指望。这时我突然翻到一捆大概是我们最早的一位主顾的信件，此人我早就把他忘了，因为从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战爆发以来，他再也未曾向我们订购或者咨询过什么。我们的通信几乎可以追溯到六十年以前，这可没有一点儿夸张！他在我父亲和我祖父手里就买过东西，可是在我自己经手的三十七年里，我记不得他曾经来过我们店里。种种迹象表明，他一定是个古怪的旧式滑稽人物，是门采尔

[4]

或者施皮茨韦格

[5]

笔下那种早已匿迹的德国人，他们有的还活到我们这个时代，在外省的小城镇有时还可见到，都成了稀有怪人。他手书的文本可说是书法珍品，写得干干净净，每笔款项下面都用尺子和红墨水画上横道，而且总要把数字写两遍，以免出现差错；再有，他还利用裁下的信笺空白页和翻过来的旧信封写信。凡此种种都表明，这个不可救药的外省人十分小家子气，是个狂热的节俭癖。这些奇特的文件除了他的签名之外，往往还署着他的各种繁冗的头衔：退休林务官兼经济顾问，退休少尉，一级铁十字勋章获得者。这位一八七○年战争的耆宿，要是还活着的话，至少也有八十高龄了。可是这位滑稽可笑、节俭入迷的人物作为古代版画收藏家却表现出不同凡响的聪慧、精邃的知识和高雅的情趣。于是我慢慢整理出他将近六十年的订单，其中第一份订单还是用银币结算的。我发现，在一塔勒

[6]

还可以买一大批最精美德国木刻的那个时代，这位不显山露水的外省人定已悄没声儿地收藏了一批铜版画，和那些暴发户名噪一时的收藏相比，他的这些藏品却更令人刮目相看。因为在半个世纪里，他单在我们店里每次用不多的马克和芬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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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得的东西积攒在一起，在今天恐怕已经价值连城了。除此之外，还可以想见，他在拍卖行和其他商号一定也捞到了不少便宜货。当然，从一九一四年以来再没有收到过他的订单。我对艺术品市场的行情十分熟悉，要说这样一批藏品无论公开拍卖或者私下出售，是一定瞒不过我的。如此说来，这位奇人想必现在还活着，或者这批藏品现在就在他的继承人手里。

“这件事情引起了我的兴趣，第二天，也就是昨天晚上，我立刻乘火车直奔萨克森一座凋敝的外省小城镇而去。当我出了小火车站，信步走上主要大街时，我觉得在这些平庸、俗气、带着小市民趣味的房子当中，在其中的某个屋子里竟住着一位拥有保存得完整无损的伦勃朗极其精美的画作，以及丢勒和曼特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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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画的人，这简直让人难以置信。我到邮局去打听，这里有没有一位叫这个名字的林务官或者经济顾问。当得知这位老先生确实还活着时，我真感到惊讶不已，于是，我在午饭前便动身前往他家，说实话，我心里真还有些忐忑不安呢。

“我毫不费劲就找到了他的住处。他的寓所在那种简陋的外省楼房的三层。这种楼房大概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由某位善于投机的泥瓦匠设计，匆忙地盖起来的。二层楼上住着一位老实的裁缝师傅；三楼的左侧挂着一块闪闪发亮的邮政局长的门牌，在右侧终于看到了写有这位林务官兼经济顾问姓名的瓷牌。我怯生生地按了一下门铃，立刻就出现一位头戴干净小黑帽的白发老妪。我把我的名片递给她，并问，能否跟林务官先生谈谈。她先是惊讶地、有些怀疑地看了看我，然后看了我的名片。在这座被世界遗忘的小镇上，在这么一幢老式的房子里，居然有人从外地来访，这可是一件大事。她和蔼地请我稍等，便拿着名片进屋去了。我听见她在屋里小声说着，接着突然听见一个响亮的男人声音大声地说：‘啊，R先生……从柏林来的，从那家大古董店来的……快请进，快请进……我很高兴！’这时，老夫人又急步来到门口，请我进屋。

“我脱下大衣，走进屋去。在这间陈设简单的屋子当中，站着一位身体还很硬朗的耄耋老人，他身板挺直，蓄着浓密的髭须，身着半军装式的镶边便服，热情地向我伸出双手。这个手势明白无误地表示出他喜悦的、自然流露的欢迎，可是这又与他站在那里呆滞的奇怪神情形成明显的反差。他一步也不向我迎来，我只好走到他跟前，心里略感诧异地去握他的手。可是当我要去握他的手时，我从这双手纹丝不动地所保持的水平姿势上发现，他的手不是在找我的手，而是在等待。一下子我全明白了：这是位盲人。

“我从小迎面看见瞎子心里就感到很不舒服。每当想到一个人活生生的，同时又知道，他对我没有我对他那样的感受时，心里总排遣不了羞惭和不是味儿的那种体悟。就是此刻，在我看到在他向上竖起的浓密的白眉毛下那双直愣愣凝视着虚空的瞎眼睛时，也得克服我心里最初的恐惧。可是这位盲人没让我长时间去发愣，因为我的手刚一碰到他的手，他就使劲将我的手握住，并且用热烈而愉快的响亮声音再次向我表示欢迎：‘真是稀客！’他笑容满面地对我说，‘确实是奇迹，柏林的大老板竟会光临寒舍……不过，俗话说得好，商人上门，可得多多留神！……我们家乡常说：来了吉卜赛，快快关上大门扎紧口袋！……是啊，我可以想象，您干吗来找我。在我们可怜的、衰落的德国，现在生意很不景气，没有买主了，于是大老板们又想起了他们的老主顾，又找他们的羔羊来了。不过，我怕您在我这儿交不到好运，我们这些可怜的吃养老金的老人，只要有口饭吃就心满意足了。你们现在把物价弄得疯涨，我们可是没法跟上……我们这样的人是永远被抛弃了。’

“我立即纠正他的话，说他误解了我的来意。我来这儿，并不是要向他兜售什么东西，我只不过是正好来到近处，不想错过这个来拜访他这位我们店号多年的老主顾和德国最大的收藏家之一的机会。我刚说出‘德国最大的收藏家之一’这句话，老人脸上就出现了奇怪的变化。他仍然直愣地、呆滞地站在屋子中间，但是现在他的脸上突然开朗了，而且现出内心深处有种自豪的神情。他转向他估计夫人所在的方位，仿佛想说：‘你听见了吗！’随后他转过脸对我说，声音里充满快乐，刚才说话时还显露出的那种军人的粗暴口气已经无影无踪，而是以和顺，甚至可说是轻柔的语调说：

“‘您这确实是太好了，确实太好了……不过也不会让你白来一趟的。我要给您看些东西，这可不是您每天都看得到的，即使是在您引以为豪的柏林……给您看几幅画，就是在阿尔贝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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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讨厌的巴黎也找不到更好的了……可不是，六十年下来，收集了各种各样的东西，这些宝贝可不是平时能在大街上随便见到的。路易丝，把柜子的钥匙给我！’

“这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这位站在他旁边客气地微笑着，和蔼可亲地静听我们谈话的老太太，这时突然举起双手向我恳求，同时剧烈地摇着脑袋以示反对。起先我还不明白，她的这个信号是什么意思。随后她先走到她丈夫跟前，双手轻轻地搭在丈夫肩上：‘可是，赫尔曼，你也不问问这位先生，现在有没有时间看你的藏品，现在到中午了。吃过午饭你得休息一小时，这是大夫特别要求的。等吃完饭你再把你那些东西让这位先生看，然后我们一起喝咖啡，这不是更好吗？那时安纳玛丽也在家，对这些东西她比我懂得多，她可以帮你的忙！’

“她刚说了这些话，似乎越过她毫无所知的丈夫，再次向我重复了那个急切恳求的手势。这下我明白她的意思了。我知道，她是让我不要答应马上就观赏他的藏画，所以我立即借口说，有人请我吃饭。我表示，能允许我观赏他的藏品，我感到莫大的快乐和荣幸，可是在三点以前几乎不可能，三点以后我将乐于再来。

“他生气了，就像是被人把最心爱的玩具拿走了的孩子。他转过身来咕哝着说道：‘当然，这些柏林的大老板总是忙得不可开交。可是这次您可得拿出点时间来，因为这些藏品不是三五幅画，而是二十七个收藏夹，每位大师一个，而且没有一个收藏夹没有装满。那么，说好下午三点；可得要准时，要不我们就看不完了。’

“他又朝空中向我伸出手来：‘您看吧，您会高兴——或者生气的。您越生气，我就越高兴。我们收藏家就是这样：一切都为我们自己，不为别人！’他再次使劲握了我的手。

“老太太一直把我送到门口。在这段时间里，我注意到她一直忧心忡忡，显出又尴尬又恐惧的神色。可是现在快到门口了，她就压低嗓子，结结巴巴地说道：‘你来我们家之前……可以让我女儿安纳玛丽……去接您吗？……由于种种原因……这样较为妥当……您大概是在旅馆里用饭吧？’

“‘是的。我很高兴，我会感到非常愉快的。’我说。

“果然，一小时以后，我在市场附近那家旅馆的小餐厅刚刚吃完午饭，就进来一位衣着朴素、不很年轻的姑娘，睁大眼睛往四处找人。我朝她走去，做了自我介绍，并告诉她，我已准备停当，可以马上跟她一起去看藏画。可是她的脸一下子突然涨得通红，表现出慌乱和尴尬的神情，就像她母亲先前那样。她恳请我，动身前能不能先跟我说几句话。我马上就看出，她很为难。每当她鼓起勇气，想要说话的时候，脸上忐忑不安、颤动不定的红晕便一直升到她的额头，一只手折卷着裙子。末了，她终于结结巴巴地开口了，这当间又一再沉入内心的慌乱：

“‘我母亲让我来找您的……她什么都跟我说了……我们对您有个很大的恳求……在您到我父亲那儿去之前，我们想先把情况告诉您……父亲当然要让您看他的藏品，可是这些藏品……这些藏品……已经不很全了……其中缺了好些……可惜，甚至缺了相当多……’

“这时，她不得不再喘口气，随后突然凝视着我，匆匆地说道：

“‘我必须坦诚地跟您说……您了解这个时代，您什么都会理解……战争爆发以后，父亲的双目完全失明，在此之前，他的视力就常出问题，后来因为激动，他的视力就完全丧失了——起先，尽管那时他已是七十六岁高龄了，他还是决意要到法国去打仗，后来德国军队没像一八七年那样往前挺进，把他气得七窍生烟，这时他的视力就急剧下降。不过除了视力不济之外，他的身体还是十分硬朗的，直到不久前他还能一连散步几小时，甚至能去进行他喜爱的打猎。可是现在他不能出去散步了，他剩下的唯一的乐趣就是他的藏品，他每天都要欣赏……这就是说，这些藏品他是看不见了，他什么也看不见，可是每天下午他都要把所有的收藏夹拿出来，至少可以把这些画摸一摸，总是按照同样的顺序一张一张地摸，几十年来，他已经将这个顺序背熟了……现在他对别的东西已经没有兴趣，我得老给他念报上各种拍卖的消息，价格越涨，他越高兴……因为……对物价和时代父亲一点也不了解，这才是最可怕的……他不知道，我们已经失去了一切，他每月的养老金还维持不了两天的生活……再加上我妹夫又阵亡了，留下她和四个孩子……可是父亲对于我们这些物质上的困难却全然不知。起初我们省吃俭用，比从前更节省，但无济于事。后来我们就开始变卖东西——我们当然不碰他心爱的藏品……我们卖掉了仅有的那点首饰，可是，上帝呀，这又能卖多少钱！六十年来父亲把能省下的每一芬尼全都用来买画了。有一天，家里再没有什么可卖的了……我们真不知道这日子怎么过下去。这时候……这时候，母亲和我就卖了一幅画。父亲要是知道，那是绝对不会允许的。他不知道，日子过得多么艰难，他根本想不到，在黑市上弄点儿食物有多难，他也不知道，我们已经战败了，阿尔萨斯和洛林已经割让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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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也不把报上的所有这些消息念给他听了，免得他激动。

“‘我们卖了一幅非常珍贵的画，一幅伦勃朗的蚀刻画。商人给我们出价好几千马克，我们本指望用这笔钱维持几年生活的，可是您知道，货币贬值起来有多快……我们把剩下的钱全部存进银行，可是两个月后就付之东流了。因此，我们只好再卖掉一幅，又卖掉一幅，商人总是很晚才把钱寄来，这时货币又已经贬值了。后来我们就拿到拍卖行去，可是尽管人家出价几百万，我们也还是受骗……等这几百万到我们手里，已经成了一堆分文不值的废纸。就这样，仅仅为了维持我们最可怜的生活，父亲收藏的珍品，连同几幅名画，全都渐渐流失了，而父亲对此却毫不知情。’

“‘所以您今天一来，我母亲就吓坏了……因为要是父亲给您打开那些收藏夹，那么事情就露馅儿了……每个旧画框，父亲一摸就知道。我们把复制品或者相似的画页放进画框，代替那些卖掉的画，这样他摸的时候，就不会有所觉察。只要他能触摸、能清点这些画页（这些画的顺序他已准确地熟记于心），那他就会感到跟从前睁着双眼欣赏这些作品的时候同样的高兴。而平时在这个小镇上，我父亲认为没有人配得上看他的宝贝……每一张画他都爱不释手，我相信，要是他知道，他这些画早就在他手底下流失了，他一定会心碎的。这些年来，自从德累斯顿铜版画陈列馆的前任馆长去世以后，您是第一位他愿意让看他的收藏夹的人。所以我请求您……’

“这位不再年轻的姑娘突然举起双手，眼里闪着晶莹的泪花。

“‘……我们请求您……别让他伤心……别让我们伤心……请您别把他这个最后的幻想毁掉，请您帮助我们，让他相信，所有他将向您描述的画还都存在……要是他猜到了真相，他就活不下去了。也许我们做的这件事对不起他，但是我们没有别的法子：人总得活啊……人的生命，我妹妹的四个孤儿，总比印在纸上的画重要吧……到今天，我们也一直没有夺走他的这个乐趣；每天下午能把他的收藏夹翻上三个钟头，跟每幅画都像跟人似的说说话，他就感到很快活。今天……今天说不定会是他最快活的日子。他盼了好些年，盼着有朝一日能给一位行家展示他心爱的宝贝；我请您……我举起双手恳请您，别毁掉他的快乐。’

“她这番话说得那样感人肺腑，我现在的复述，根本无法表达她的这种感情。上帝呀，作为商人，我见过许多人被通货膨胀卑鄙地洗劫一空，弄得倾家荡产，他们上百年祖传的珍宝被人用一个黄油面包就给骗走了——但是在这儿命运创造了一个特例，使我特别震撼。不言而喻，我答应她绝不吐露真情，并尽力帮忙。

“于是我们一起去她家——路上我十分愤怒地听说，人们用一丁点儿钱就骗了这两位可怜的无知女人，我心头就无名火起，但是这更坚定了我帮助她们到底的决心。我们走上楼梯，刚按响门铃，就听见屋里老人愉快而响亮的声音：‘进来！进来！’凭着盲人敏锐的听觉，他一定听见我们上楼的脚步声了。

“‘由于急着要让您看他的宝贝，赫尔曼今天中午一点儿都没睡。’老夫人笑着说。她女儿一个眼神就让她知道我答应了她们的请求，老太太也就把心放下了。桌上铺了一大堆收藏夹，正在等待。盲人一触到我的手，就抓住我的手臂，把我按在沙发椅上，连寒暄话都没说。

“‘好吧，现在我们马上就开始！——要看的东西很多，而柏林来的大老板又没有时间！这里第一个收藏夹里全是大师丢勒的作品，您自己将会确信，收集得相当齐全——而且一幅比一幅精美。喏，看看吧，您自己来判断！’——说着他打开了画夹中的第一幅，‘这是《大马》。’

“于是他便精心细致地，就像人家平时触碰到一件易碎的东西似的，用指尖小心翼翼地从收藏夹里取出一个嵌了一张泛黄的空白纸的画框。他激情满怀地把这张分文不值的废纸举在面前，凝视着，足有几分钟之久，可是并没有真正看见。他张开双手狂喜地把这张白纸举到眼前，整个脸上呈现出一位观赏者迷人地凝神专注的表情。可是他两颗瞎了的僵滞的眼珠，突然闪闪发亮，出现一缕智慧之光——是纸的反光，还是内心的喜悦所造成？

“‘怎么样，’他自豪地说，‘您什么时候见过比这印得更好的画吗？每个细部的线条多么锐利，轮廓多么清晰——我把这张画同德累斯顿的那幅做过比较，德累斯顿那张就显得呆板、木讷多了。再来看看它的来头！这儿——’他把画翻了过来，用指甲丝毫不差地指着这张空白纸上的一些地方，以至我下意识地朝那儿看去，看那儿是否真有标识——‘您看，这儿是那格勒的收藏章，这里是雷米和埃斯戴尔的收藏章。这些著名收藏家大概怎么也料想不到，他们的画居然来到了这间小屋里。’

“听到这位毫不知情的老人如此热情地赞赏一张完全空白的纸，我真感到不寒而栗。看见他用指甲精确到毫米不差地指着只在他的幻想中还存在的看不见的收藏家的标识，真让人感到十分怪异，心里直发毛。恐怖使得我的喉咙感到憋气，像是被绳子勒住了似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好。我迷惘地抬眼看着那两个女人，看见浑身颤抖、异常激动的老夫人又举起了恳求的双手。于是我让自己镇静下来，开始进入我的角色。

“‘简直是超群绝伦！’我终于结结巴巴地说道，‘这幅画的印制真可谓精美无比！’自豪感使得老人的整个脸上立刻显得神采奕奕。‘不过，这还不怎么样，’他得意扬扬地说，‘您得先看看《忧愁》，或者这幅《基督受难》，这幅画色彩之绚丽，印制之精致，世上无出其右者。您看这儿，’说着他的手指又轻盈地抚摸着一幅他想象中的画，‘色彩鲜艳，质感强烈，色调温暖。柏林的大老板们和博物馆的专家们见了不被震得瞠目结舌，惊得呆若木鸡才怪呢。’

“老人得意扬扬，滔滔不绝地说啊，讲啊，足有两个小时。我真无法向您描述，跟他一起观赏这一百张或二百张空白废纸或是拙劣的复制品有多么怪异，多么吓人！这些子虚乌有的画在这位可悲的毫不知情的老人记忆里可是货真价实，真真切切的，他可以毫无差错地按照精确的顺序赞美和描述每一幅画，精确地指出画上的每一个细部。这些看不见的藏品早已风流云散，荡然无存了，可是对于这位盲人，对于这位令人感动的受骗者来说，还实实在在收藏在那里。还完整无缺地存在着。他由幻觉产生的激情是如此感人肺腑，几乎连我也开始相信了。只有一次，他似乎有所察觉，这下，他那梦游者的沉稳和观赏的热情就被可怕地打破了：拿起伦勃朗的《安提俄珀》（这是一幅试印张，想必确实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他又赞赏了印刷的清晰，同时他那感觉敏锐的、神经质的手指深情地将这幅画复绘一遍，随后又照着印象中的线条重新描画时，他那久经磨炼的触角神经在这张陌生的画页上却没有发现那些凹纹。这时他额头上突然掠过一片阴影，声音也变得慌乱了。‘这确实是……确实是《安提俄珀》吗？’他喃喃自语，神情显得有些尴尬。我立刻心生一计，急忙从他手里将这幅装了框的画页拿了过来，热情洋溢地把这幅我也能记得起来的蚀刻画的各种细节描绘一番。盲人的那张已经变得尴尬的脸重新松弛下来。我越赞扬，这位性格怪僻、已到风烛残年的老者就越显得亲切与随和，快乐与真挚。‘这才是行家啊！’他朝他的家人转过脸去，兴高采烈地、得意扬扬地说。‘终于，终于找到一位知音了。你们听听他说的，我这些画有多值钱。你们总是对我心存疑虑，责怪我把所有的钱都花在了收藏上。这倒是真的，六十年来，我不喝啤酒，不抽烟，不旅行，不看戏，不买书，总是一个劲儿省，省下钱来买了这些画。等到有朝一日我不在人世了，你们将会看到——你们发了，成了全城的首富，富得跟德累斯顿最有钱的富人一样，那时候，你们还会为我干的蠢事高兴的。可是只要我活着，一幅画也不许拿出这屋子——你们得先把我抬出去，这才能动我的藏品。’

“他边说边用手指轻柔地抚摸那些早已没有藏品的空收藏夹，就像是抚摸有生命的东西似的。——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可怕但又感人的情景，因为在这战争年代里，我还从未在一个德国人的脸上见过如此完美、如此纯真的幸福表情。他身旁站着他的妻子和女儿，神秘地跟那位德国大师蚀刻画上的女人形象

[11]

极为相似。画上的女人前来瞻仰救世主的坟墓，站在挖开的空墓穴前，脸上的表情既惊恐又虔诚，还有见到奇迹时的狂喜。犹如那幅画上的女门徒被救世主神的预示映得神采奕奕一样，这两个日渐衰老、含辛茹苦、家徒四壁的小市民妇女脸上则感染着老人那天真烂漫、心花怒放的欢乐，她们一面欢笑，一面流泪，这样感人至深的情景我还从未见过。可是，老人对我的夸奖真是百听不厌，他不断把画页堆起，又翻开，如饥似渴地把我说的每一句话都吞进肚里。等到最后，这些骗人的收藏夹被推到一边，老人很不乐意地得把桌子腾出来喝咖啡的时候，对我来说倒是一次休息。可是我这心含内疚的放松又怎能与这位似乎年轻了三十岁的老人，与他激越高昂、升腾跌宕的欢乐情绪，与他的豪迈气魄相提并论！他讲了千百个买画淘宝的趣闻逸事，一再站起身来，不要别人帮忙，自己摸索着去抽出一幅又一幅画来：他像喝了酒似的兴奋和陶醉。可是等我末了说，我得告辞了，他简直大为惊吓，像个任性的孩子似的一脸恼怒，固执地跺着脚说：这可不行，还没看完一半呢。两个女人费了好大周折才让这位倔强的老人明白，他不能让我多耽搁了，要不然就会误了火车。

“经过激烈反对，最后他终于顺从了。告别的时候到了，他的声音变得非常柔和。他握住我的两只手，他的手指以一个盲人的全部表达力，亲热地顺着我的手一直抚摸到手腕，像是想更多地了解我，并向我表达言语所不能表达的更多的爱。‘您的光临给了我极大、极大的快乐。’他开口说，语气中透着从内心激起的感触，这是我永远不会忘怀的，‘终于又能和一位行家一起来欣赏我心爱的藏画，对我来说这真是件欣慰的事。我会让您看到，您没有白到我这个瞎老头这儿来。我让我太太作为证人，我在这儿当着她的面答应您，我要在我的遗嘱上再加上一条：委托您久负盛名的字号来拍卖我的收藏。您该获此殊荣，来管理这批人所不知的宝藏，’——说到这里，他深情地把手放在这些早已洗劫一空的收藏夹上——‘直到它流散到世界各地之日。不过您要答应我编制一份精美的藏品目录：让它成为我的墓碑，更好的墓碑我也不需要。’

“我望了望他夫人和女儿，她们俩紧紧地挨在一起，有时会有一阵战栗从一人传给另一个人，仿佛两人是一个身体，因为受到同样的心灵震撼而在那里颤抖。我自己的心情十分庄严，因为这位令人感动的毫不知情的老人，委托我像保管一批珍宝似的保管他那看不见的、早已散失的藏品。我深受感动，答应了这件我永远也无法完成的事；老人瞎了的眼珠又为之一亮，我感到，他从内心渴望感觉到我的真实存在：我从他的和蔼可亲，从他心怀感激和诺言，用手指紧握我的手指的举止上，感觉到了他的这种渴望。

“两位女人送我到门口。她们不敢说话，因为老人听觉敏锐，会听见每一句话，但是她们热泪盈眶，她们的目光注视着我，充满感激之情。我神情恍惚，摸索着走下楼梯。我心里感到十分羞愧：我像童话里的天使踏进一个穷人家里，帮人做了一次虔诚的欺骗，肆无忌惮地撒谎，使一个瞎子在一小时内重见光明，而实际上我确实是个卑鄙的商贩，到这里来是想从别人手里狡猾地捞取几件珍贵的东西。可是我带走的却很多很多：在这麻木迟钝、毫无欢乐的时代，我又一次生动地感觉到了纯真的激情，一种心灵里充满阳光、完全献身于艺术的心醉神迷——对于这种精神状态我们这些人似乎早已忘怀了。我心里充满敬畏之情，——我无法用别的方式来表达——虽然我还因为不知原因而一直感到羞惭。

“我已经到了大街上，这时上面的窗户咔喇一响，我听见有人在喊我的名字：真的，老人非要朝他估摸我所去的那个方向用他失明的眼睛为我送行。他的身子探出窗外老远，他的妻女只好扶着他，以防意外。他挥动手绢，用男孩子快乐而爽朗的声音叫道：‘一路平安！’这是一个令我难以忘怀的情景：楼上窗口上露出一张白发老人快乐的笑脸，由一片善意的幻觉之白云从我们这个可憎的现实世界轻轻托起，高临于大街上那些郁郁寡欢、行色匆匆、忙忙碌碌的人群之上。我不觉又想起了那句真实的老话——我想，那是歌德说的——‘收藏家是幸福的人！’”

[1]
指德国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三年恶性通货膨胀。

[2]
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前。

[3]
圭尔奇诺（1591—1666），意大利画家，其湿壁画独创性地利用了引起幻觉的天顶，对十七世纪巴洛克装饰艺术有着深刻影响。圭尔奇诺是一位多能画家，既擅长壁画、架上画，也作铜版画。

[4]
门采尔（1815—1905），德国画家、素描大师。作品除了大量风俗画、风景画和肖像画外，还画了很多工人及其他劳动者的形象。

[5]
卡尔·施皮茨韦格（1808—1885），德国画家，擅于描绘小城镇的失意者、街头音乐家、邮递员、守夜人和依依作别的情侣。

[6]
德国旧制银币。

[7]
德国辅币单位，一百芬尼等于一马克。

[8]
曼特尼亚（1431—1506），意大利北部画家，文艺复兴早期艺术家。

[9]
即著名的奥地利阿尔贝特版画收藏馆。该馆藏品为十八世纪阿尔贝特·卡西米尔公爵所收集，后由阿尔贝特的继承人管理和扩充，直至一九二年奥地利政府接管为止。

[10]
普法战争后，法国于一八七一年将两地割让给德国。一九一九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退还法国。一九四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再度割让给德国，一九四五年又归还法国。

[11]
这里指丢勒及其蚀刻画《基督受难》。

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

战争

[1]

爆发前十年，当时我住在里维埃拉一座小公寓里。有次在饭桌上发生了一场激烈的讨论，想不到竟演变成粗野的争执，甚至差点闹到彼此恶语相加、互相侮辱的地步。当今大多数人的想象力都很迟钝，不管什么事，只要它与自己无关，只要它没有像一个尖利的楔子打进脑袋，他们就不会大动肝火，可是事情一旦发生在他们眼前，直接触动到他们的感情，那么，即使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也会立即在他们心里引起过分的激动。于是他们便一反往日少管闲事的常态，显出蛮不讲理、气势汹汹的样子。

这次，在我们同桌吃饭的这些十足的平民百姓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就是这种情景。平日这帮人在一起心平气和地small talk

[2]

，互相开点无伤大雅的小玩笑，通常吃完饭大家马上就分散了：那对德国夫妇外出观光游览，拍照留影；胖子丹麦人不嫌单调乏味，独自去钓鱼；举止文雅的英国太太接着看她的书；那对意大利夫妇则到蒙特卡洛

[3]

去豪赌；我呢，不是偷闲在花园里的椅子上一躺，就是工作。可是这次，那场激烈的讨论把我们大家互相完全纠缠在一起了，吃完饭大家都坐着，谁也没有走；我们中要是有人突然一跃而起，那绝不似平日那样站起来彬彬有礼地向大家告退，而是在脑袋发热、心中愤怒的状态下——这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所采取的不加掩饰的激愤形式。

把我们桌上这一小拨人拴在一起的那件事，确实够奇怪的。我们七个人下榻的那个公寓从外表看虽然好似独幢别墅——啊，从窗口眺望悬岩峥嵘的海滨真是妙不可言！——但实际上它只不过是皇宫大饭店的附属建筑，收费较低廉，通过花园同大饭店相连，所以我们这些住公寓的客人同住大饭店的客人常有来往。前天，饭店里发生了一件确凿无疑的桃色事件：一位年轻的法国人乘中午十二点二十分的火车——我不得不准确地把时间交代清楚，因为它无论对这段插曲还是对那场激动的谈话的题目都是非常重要的——来到这里，租了一间滨海房间，可以眺览大海，视野非常好，这本身就说明他相当富裕。使其引人注目、给人以好感的，不仅是他谨慎的优雅风度，更主要的是他那超群绝伦、人见人爱的俊美：一张修长的姑娘般的脸庞，热情而性感的嘴唇上长着一圈轻柔、金黄的短髭，柔软的褐发卷曲在白净的额头上，温柔的眸子投给你的每一瞥都是一次爱抚——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柔情绰态，依阿取容，风致韵绝，而毫不扭捏作态，矫揉造作。如果说远远见到他首先会使人觉得有点像陈列在大时装店橱窗里的那些表现男性美理想的、拿着精美的手杖、风度翩翩的肉色蜡人的话，那么走近一看却全然没有一丝纨绔之气，因为他身上的俊秀纯属是天然，与生俱来，宛如从肌肤里长出来的，实属罕见。他从旁边走过时，总要以同样谦恭和亲切的方式向每个人打招呼，见他在各种场合无拘无束地展现的那份时时做好外出准备的潇洒劲儿，真让人赏心悦目。若是有位女士往存衣处走去，他总要赶忙迎上前去，帮她脱下大衣，对于每个孩子他都亲切地看上一眼或是说句逗乐的话，显得既平易近人，又不张扬惹眼——总之，看来他就是那种幸运儿，他们凭借得到验证的感觉，深信能以自己俊美的面庞和青春的魅力使别人满面春风，并将这种自信变成新的优雅风度。只要有他在场，对饭店里大多数年老或者有病的客人来说不啻是一种恩惠，他以那种青春的胜利步伐，以那种逍遥自在、清新潇洒的生命的风暴赋予许多人以优美的享受，使得每个挤到前面来看他的人都无可抗拒地对他产生好感。他来了两个小时就已经在同里昂来的两位姑娘打网球了。她们是那位身宽体胖的富有的工厂主的女儿，十二岁的安内特和十三岁的勃朗希。女孩儿的母亲，那位秀美、窈窕、性格内向的亨丽埃特夫人面露微笑，在一旁看着两位羽毛未丰的女儿在下意识地卖弄风情，同那位陌生的年轻人调情。晚上，他在我们的棋桌旁观看了一小时，这当间随便讲了几个有趣的奇闻逸事，随后又陪亨丽埃特夫人在饭店的屋顶平台上长时间地踱来踱去，而她丈夫则像往常一样，同一位生意上的朋友玩多米诺骨牌；夜里我注意到，他还在办公室的暗影里同饭店的女秘书促膝谈心，神态之亲密简直令人生疑。第二天早晨，他陪我的丹麦同伴出去钓鱼，他在这方面所显示的知识实在令人惊讶；后来又同里昂来的那位工厂主聊了很久的政治，在这方面他也证明自己同样很精通，因为别人听到这位胖先生开怀的笑声竟盖过了海浪的轰鸣。午饭后，他再次单独陪亨丽埃特夫人坐在花园里喝了一小时黑咖啡，又同她的女儿打了网球，同那对德国夫妇在大厅里闲聊了一阵。我所以那么详尽地记下他在各个时间段的时间安排，那是因为这对了解这里的情况是完全必要的。下午六点钟我去寄信，又在火车站遇见了他。他急忙朝我走来，仿佛他要向我告辞似的。他说，他突然接到来信，叫他回去，两天后他仍将回来。晚上，他果然没在餐厅里出现，但这只是他的人不在，因为每张桌上还都在谈他，大家交口赞赏他那种舒适、快活的生活方式。

夜里，大约将近十一点钟的时候，我坐在屋里，想把一本书看完。这时，从打开的窗户里突然听到花园里有不安的叫喊声，又看到那边饭店里的一片忙乱景象。我觉得好奇，但更感到不安，于是马上过去，跑了五十步就到了那边。我发现所有的客人和饭店职工个个张皇失措，乱作一团。原来亨丽埃特夫人每天晚上都要到海滨台地上去散步，今天，在她丈夫照例准时同那慕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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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朋友玩多米诺骨牌的时候，她就去那儿散步，此时尚未回来，大家担心她会遭到什么不测。她那位身宽体胖、平时行动迟钝的丈夫现在像头公牛似的一再向海滩奔去，并朝黑夜高声呼喊：“亨丽埃特！亨丽埃特！”由于紧张，声音都变了，这呼唤听起来像是一只受到致命伤害的巨兽发出的原始而可怕的悲号。茶房和侍役惊恐不安地从楼梯上跑上跑下，所有客人都被叫醒，并打电话报告了警察局。这当间，那位胖丈夫敞着坎肩，一面不停地踉踉跄跄、磕磕绊绊地奔来奔去，一面抽抽噎噎，徒劳地朝黑夜呼唤“亨丽埃特！亨丽埃特”。这时楼上的两个女儿也醒了，穿着睡衣，从窗口朝楼下呼喊她们的母亲；于是父亲又急忙跑上楼去宽她们的心。

随后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事，简直难以复述，因为人在遭受巨大打击的瞬间，精神极其紧张，他的举止往往表现出一种悲剧色彩，无论用图画还是文字都无法以同样的雷霆之力将其再现。突然，那位笨重、肥胖的丈夫从嘎吱作响的楼梯上下来，脸色也变了，显得十分疲倦，但却十分愤怒。他手里拿了一封信。他以刚好还能听得清的声音对人事部主任说：“请您叫大家都回来，不用再找了。我夫人抛弃了我。”

这就是这位受到致命打击的男人的态度，是他在周围这些人面前所表现的超乎常人的态度。这些人本来都怀着好奇心争先恐后地来看他的，现在突然大吃一惊，个个感到很难为情，人人不知所措，便纷纷离他而去。他剩下的力气正好还够摇摇晃晃地从我们身边走过，朝谁都没看一眼，他还走进阅览室去关掉电灯；随后就听见他沉甸甸的庞大身躯砰的一声跌落在靠背椅里，并听到一阵呜呜的啜泣，像野兽的嗷嗷声，只有还从来没有哭过的男人才会这么个哭法。这种刻骨铭心的痛苦对我们每个人，即使是最卑鄙的人，都具有一种麻醉力。无论是茶房还是怀着好奇心悄悄走来的客人，谁都不敢发出一丝笑声，或者说一句惋惜的话。我们大家都默默无言，对这场可以击碎一切的感情爆炸好像感到羞愧似的，一个接一个溜回各自的房间，只有那位被击倒的人独自在黑暗的房间里啜泣，后来大厦的灯光慢慢熄灭了，但人们还在交头接耳，嘀嘀咕咕，窃窃私语。

人们将会理解，拿这么一桩雷击般落在我们眼前的事件来狠狠地刺激一下那些平时只习惯于悠闲自在、无忧无虑地消磨时间的人大概是非常合适的。但是，随后我们餐桌上爆发的那场讨论，那场如此激烈、差点儿激化为拳脚相加的讨论，虽然是这桩令人惊异的事件引起的，然而从实质上来说，它更是对相互对立的人生观所做的一次原则性的阐述和大动干戈的冲突。这位精神彻底崩溃的丈夫一时气昏了头，将手里的信揉成一团，随手往地上一扔。一个侍女捡起信来看了，但不慎泄露了秘密，因而大家很快都知道，亨丽埃特夫人不是独个儿，而是同那位年轻的法国人串通一气才出走的。这样一来，大多数人原来对年轻的法国人所抱的好感，瞬息之间就烟消云散。现在，一眼就看得明明白白：这位瘦小的包法利夫人将她肥胖的、土里土气的丈夫换了一位风流倜傥、年轻潇洒的美男子。然而，使得饭店里所有的人激动不已的，却是以下这一情况：无论是这位工厂主还是他的两个女儿，或者亨丽埃特夫人先前都从未见过这位love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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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使得一位大约三十三岁左右、品德无可指责的女人一夜之间就把自己的丈夫和两个孩子抛弃，随随便便跟一位素不相识的纨绔子弟远走高飞的，有傍晚时分在平台上的两小时谈话和在花园里喝一小时黑咖啡这两件事大概就足够了。对于这个表面上显而易见的事实，我们桌上的人却一致不予苟同，大家认为，那是这对情人施放的刁钻烟幕和耍的狡猾花招：不言而喻，亨丽埃特夫人同这位年轻人一定早就有了秘密来往，这位情郎这次是专为商定私奔的最后细节而来这儿的，因为——大家这样推断——一位正派夫人同一个男子结识仅两个小时，听到一声吆喝就随他私奔，这是完全不可能的。我觉得，提出一个不同看法倒是蛮有趣的，我竭力为这样一种可能性辩护：我认为，一个多年来对婚后生活感到失望和无聊的女人，心里早已做了坚决的准备，一旦有人追她，就随他而去，这种情况是极有可能的。由于我出其不意地提出了异议，讨论立刻就吸引了每个人，尤其因为德国和意大利这两对夫妇的论点而变得颇为激烈：他们带着毫不掩饰的侮辱和轻蔑的神情否定有coup de foud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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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存在，若是有，那也只是愚蠢的行为，是无聊小说里的想入非非。

好了，这场争吵从喝汤开始一直进行到吃完布丁为止，这里再来把狂风暴雨般的争论的各个细节咀嚼一遍，确实没有必要：那些professionels de table d'hô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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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种争论司空见惯，餐桌上偶然发生一次争论，情绪都很激动，但所持的论点往往很平庸，因为那只是匆忙之中随便捡起来的。我们的讨论何以会急速发展到恶语中伤的程度，这也很难说得清楚。我觉得，由于德国和意大利这两位丈夫下意识地想要将他们各自的夫人排除在有堕入深渊的极其危险的可能性之外，从这时起争论就开始动了肝火。可惜这两位找不到有力的论据来反驳我，他们说，只有那种只根据偶然的、单身男子廉价地征服女人的例证来判断女人心理的人，才会持那种观点。这话已经使我有几分来气了，而那位德国夫人还拿一大堆废话来教训人，说什么世上一方面有真正的女人，另一方面也有“天生的娼妓”，照她的看法，亨丽埃特夫人准保就是其中之一。这话更是火上浇油，我再也忍耐不住了，于是便立即采取进攻姿态。我说，一个女人在其一生的某些时刻处于神秘莫测的力量的控制之下，只好任凭摆布，这既非她的意愿，她自己也不知晓，这是明摆着的事实，否认这个事实，只不过是为了掩盖对自己的本能，对我们天性中的恶魔成分的恐惧罢了。看来，这样做许多人可以自得其乐，并觉得自己比那些“容易上钩”的人更坚强，更纯洁，更高尚。我个人还觉得，一个女人如果不是像常见的那样，躺在丈夫怀里闭着眼睛欺骗丈夫，而是无拘无束、热情奔放地听从她自己的本能，这样倒是更为诚实。我大致就说了这些话，在这火药味十足的谈话中，别人对可怜的亨丽埃特夫人攻击得越厉害，我为她的辩护也就越发激昂慷慨，这实际上已经远远超出了我内心的感情。我的这种热情，用大学生的话来说，是对这两对夫妇的挑战，他们像是不很和谐的四重奏，恶狠狠地一齐向我反扑过来。上了年纪的丹麦人表情和蔼地坐在这里，宛如足球比赛时手握跑表的裁判，不得不时时用指骨敲敲桌子，以示警告：“Gentlemen，pl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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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每次只能起一会儿作用。一位先生满脸涨得通红，已经三次从桌旁跳了起来，他夫人费了好大劲才把他按下去。——总而言之，要不是突然C夫人出来调解，把这场火药味很浓的谈话平息下去，那么过不了十几分钟，我们这次讨论就会以拳脚相加来结束的。

C夫人，这位满头银发、气宇不凡的英国老太太，是我们这桌非选举的名誉主席。她坐在座位上，腰板挺直，对每个人的态度总是同样的和蔼可亲，自己不多说话，但却总是兴致勃勃地倾听别人的意见，单就她的体态风度就给人一个赏心悦目的印象：修心养性的奇妙神态和温文尔雅的风采显露出她雍容高贵的气质。虽然她善于用巧妙的手腕对每个人都表示特殊的亲切姿态，但仍对每个人都保持一定的距离：通常她总是坐在花园里看书，有时弹弹钢琴，很少见她同别人待在一起或者加入热烈的谈话。大家不太注意她，然而她对我们大家却拥有一种特殊的力量，她第一次参与我们的谈话，我们大家就都为自己说话声音太大，未加克制而感到很不好意思。

就在这位德国先生粗暴地跳起来，随即又被轻轻按住，重新在桌旁坐下的当间，C夫人就乘这个令人不快的间歇，出乎意料地抬起她那亮晶晶的眼睛，犹犹豫豫地对我凝视了一会儿，接着便以几乎是客观明确的语气按她自己的理解提起了这个话题：

“这么说，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您相信亨丽埃特夫人，相信一个女人会无辜地被卷进一桩突如其来的绯闻，相信确有一些这样的女人，会做出一小时之前她们自己都认为不可能，而且几乎也不能由她们来负责的行动？”

“我绝对相信，夫人。”

“这样说来，任何道德评判都毫无意义，任何有伤风化的行为都是合理的了。您要是真的认为，法国人所说的crime passio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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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成其为cr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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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还要国家司法机关干吗？什么事不是都得靠并不很多的良好愿望了吗？——想不到您的良好愿望有那么多，”她轻轻一笑，补充说，“在每个罪行中都可找出一种热情来，有了这种热情，罪行也就可以加以宽恕了。”

她说话的声调清晰而快乐，我听了感到分外舒坦，我下意识地模仿她的客观态度，同样以半开玩笑半认真的方式回答道：“国家司法机关对这类事情的裁决肯定比我严厉；它们的职责是毫不留情地维护共同的风俗习惯：它们必须做出裁决，而不是给予宽恕。作为一个人，我看不出我为什么要主动担当起检察官的角色：我宁愿当辩护人。就我个人来说，理解人所得到的乐趣要比审判人所得到的大得多。”

C夫人睁着亮晶晶的灰色眼睛从上到下将我端详了一番，显出犹犹豫豫的样子。我担心她没有正确理解我的意思，准备把刚才的话再用英语向她重复一次。可是她却像在主考一样，以一种严肃得有点奇怪的神情继续提问。

“一个女人扔下丈夫和两个女儿，随便跟人跑了，而她压根儿还不知道这人是否值得她爱，您不觉得这事很可鄙，很丑恶吗？这女人毕竟不算很年轻了，为自己的孩子着想，她也必须学会自重，可是她却如此不知检点，如此轻率，对于这样的女人您真能原谅她吗？”

“我再说一遍，尊敬的夫人，”我重申自己的看法，“在这种情况下，我不愿做出判断，也不愿去谴责。在您面前，我可以坦率地承认，先前我说的话有点儿过火——可怜的亨丽埃特夫人肯定不是女英雄，连风流女子都不是，更够不上是个grande amoure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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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所了解的，我觉得她只不过是一位平凡而软弱的女人，我对她怀有一些敬意，因为她勇敢地顺应了自己的意愿，然而我却更多地为她感到遗憾，因为要不是今天，那明天她一定会很不幸的。她的做法也许很愚蠢，肯定过于轻率，但绝不是卑鄙下流的，我始终认为，谁也没有权利鄙视这个可怜的、不幸的女人。”

“那么您自己呢，您还对她怀有同样的尊重和敬意吗？在那位您前天曾同她在一起待过的尊敬的女人和这位昨天跟一个素不相识的人私奔的女人之间，您觉得没有一点儿区别吗？”

“没有一点儿区别。没有一丝一毫区别。”

“Is that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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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下意识地说起了英语：很奇怪，她似乎老是在思考整个谈话。她思索了片刻之后，又抬起她那清澈的目光，询问式地望着我。

“倘若您明天，我们假定说在尼查，遇到亨丽埃特夫人，见她挽着那位年轻男子的胳膊，您还会向她打招呼吗？”

“当然。”

“会跟她说话？”

“当然。”

“您是否会——假如您……假如您结了婚，会把这么一个女人介绍给您夫人，就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

“当然。”

“Would you re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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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又说起了英语，显出难以置信的、十分惊异的样子。

“Surely I wou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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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觉也用英语回答。

C夫人沉默了。她似乎还一直在认真思考着。突然，她一面注视着我，一面说，好像对自己的勇气感到很惊讶：“I don't know，if I would. Perhaps I might do it al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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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完，她已胸有成竹，便站起身来，亲切地把手伸给我，这就结束了谈话，又不显得唐突，只有英国人最善于用这种方式。在她的影响下，我们桌上又恢复了平静，我们大家心里都很感激她，我们这些人，方才还是对立的，现在都心有歉意、客客气气地互相打着招呼，几句轻松的玩笑话就缓和了刚才火药味很浓的气氛。

我们的讨论虽然最后似乎是以骑士风度结束的，可是被激发起来的恼怒情绪却使我的对手和我之间的关系有些疏远了。那对德国夫妇态度审慎，而意大利夫妇在随后的几天里则老是喜欢带着讥讽的意味问我，听到关于那位“cara signora Henriet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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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什么消息没有。尽管在形式上似乎我们大家都彬彬有礼，可是以前我们桌上彼此以诚相待、并非刻意追求的那种快乐气氛却已被破坏，再也回不来了。

那次讨论以后，C夫人对我表示出特殊的亲切，因此我当时的那些反对者现在对我的讥讽和冷淡就显得更为突出。C夫人一向极其矜持，在用餐时间以外几乎不与同桌的人聊天，现在却多次找机会在花园里同我攀谈。我几乎想说，她这是对我另眼相看，因为她的举止高雅而矜持，能单独同你交谈一次，就好似对你格外的恩宠了。是的，要是说实话，那么我不得不说，她简直是主动找我的，而且借种种因由来跟我说话，她的这种做法明眼人一看便明白，她若不是满头白发的老太太，那真会让我生出许多胡思乱想来哩。但是，我们在一起一聊，话题就不可避免和不可控制地又回到了原来的出发点，回到了亨丽埃特夫人身上：看来她对指责那位没有责任心的女人，谴责她的见异思迁、水性杨花感到暗自欣喜。可同时，见我不改初衷，仍旧坚定不移地同情那位娇柔文雅的夫人，而且怎么也不能使我的态度有丝毫改变，她似乎又很高兴。她一再把我们的谈话往这个方向拉，对于她的这种异乎寻常、锲而不舍的执拗劲儿，事后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去想才对。

这么着又过了几天，大约五六天吧，她一个字都没有透露，为什么这样的谈话对她那么重要。有次散步时我才明白无误地意识到其中必有隐情。那时我偶然提到，我在这儿的度假快结束了，我想后天就离开。这时，她那平素泰然自若、毫不动容的脸上突然现出奇怪的紧张神色，好似一片阴云飘过她碧如海水的眸子：“多遗憾！本来我还有许多问题要跟你讨论呢。”从这一刻起她就显得魂不守舍的样子，说着这事，心里却想着另一件事，另一桩紧紧纠缠她、驾驭她的事。到后来似乎她自己都对这种心不在焉的状态感到不满了，因为她摆脱了突然出现的沉默，突如其来地向我伸出手来，说：“我看，我没法把原来要对您说的话表达清楚。我还是给您写信吧。”说着，便朝饭店的大楼走去，步履匆匆，完全不像平日闲适的样子。

傍晚，快要开饭之前，我果真在房间里发现一封信，是她刚劲而洒脱的笔迹。只可惜，我年轻时候对于信件很不经意，因此无法引证原信，只能记叙信中问我的大致内容。她在信里问，是否允许她向我讲讲她自己的生活。她说，那个插曲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本来跟她现在的生活几乎毫不相干，又说，我后天就要走了，她把二十多年来一直在内心折磨和纠缠着她的事说出来，就会感到好受些。她说，要是我对这样一次谈话不感到唐突的话，她很想请我给她这个时间。

这里我只是记叙了信的内容，原信对我有着极大的吸引力：信是用英文写的，单这一点就使这封信表达得十分清楚和果断。可是我的回信并不容易，我撕掉三次草稿，最后才给她回了这样一封信：

“您那么信任我，这对我是个莫大荣幸。如果您要我说实话，那我答应，我心里是怎么想的，就怎么答复您。除了您心里愿意讲的，我当然不会要求您对我吐露更多的东西。不过您讲的事情，请您对自己和对我完全说真话，请您相信，我是把您的信看作一个殊荣的。”

晚上，这张纸条到了她的房间，第二天早晨，我发现了她的回信：

“您说得完全正确：一半真实是毫无价值的，只有全部真实才有价值。我将竭尽全力，不对我自己或者不对您做任何隐瞒。请您饭后到我房间里来——我已六十七岁，不必担心会招来什么流言蜚语。因为在花园里或挨着很多人的地方我说不出来。您一定会相信，我下此决心，是绝非轻而易举的。”

中午我们还在餐桌上碰过面，彬彬有礼地说了些无关紧要的话。可是，饭后在花园里遇到我，她显然很慌乱，就避开了，这位满头银发的老太太在我面前竟好似一个羞怯的少女，迅速逃往一条松林道上。见此情景，我心里觉得既歉疚又感动。

晚上，在约定的时间，我就去敲她的房门，门立即就为我打开了：室内光线黯淡，只有一盏小台灯在这平时朦胧昏暗的房间里投下一圈黄色的光影。C夫人毫不拘束地朝我迎来，请我在圈椅上坐下，她自己坐在我对面：我觉得，她的每个动作都是精心准备的，然而还是出现了冷场，显然并非她所希望的冷场，难于做出决断的冷场。冷场的时间很久，而且越来越久，可我又不敢出声来打破它，因为我感觉到，这冷场意味着一个坚强的意志在同顽强的反抗意识进行激烈的搏斗。楼下客厅里不时断断续续地传来华尔兹的微弱乐声，我聚精会神地听着，似乎想以此来消除这沉默造成的让人喘不过气来的重压。对于沉默所造成的不自然的紧张似乎她也感到有点尴尬，因为她突然一跃而起，说道：

“最难说的是第一句话。这两天我已经做好准备，要十分明白和真实地讲这件事：我希望能够做到。也许您现在还不理解，我为什么要对您这个陌生人讲这些事，可是我几乎无时无刻不在想着这件事，您可以相信我这个老太婆，她要将整个一生都凝视着生命中唯一的一点，凝视着唯一的一天，这是无法忍受的。因为我要对您讲的事，在我六十七年的生活时间里只仅仅占二十四小时，我常对自己说，一个人如果曾一时干过一次荒唐事，那又有什么大不了的。我常常这么说，说得都快成神经病了。然而人们还是摆脱不了我们很没有把握地称之为良心的东西，当时，在听您如此客观地谈论亨丽埃特夫人事件时，我就想，若是一旦我能下定决心，对某个人痛痛快快地说出我生活中的那一天，那么也许就可以结束这毫无意义的追忆和没完没了的自我谴责了。我要不是信奉英国圣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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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天主教，那我早就有机会忏悔，说出那件我一直守口如瓶的事，以求解脱了。——可是这种安慰与我们无缘，因此我今天就要奇怪地试一试，原原本本地向您叙述这件事，以此来宣判自己无罪。我知道，这一切都极为奇怪，可是您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我的建议，为此我很感谢您。

“好吧，我们言归正传。我已经说过，我要对您说的只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天——在我看来其余的一切都是无关紧要的，别人也会感到枯燥无味。直到四十二岁，我在人生道路上一步也未曾越出常规。我的父母亲是富有的苏格兰乡村勋爵，我们拥有几座大工厂和许多出租的田地，我们依照乡村贵族通常的方式，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自己的庄园里，夏天则住在伦敦。我十八岁那年在一次社交聚会上认识了我的丈夫，他出身于名门望族，是R家的第二个儿子，从军十年一直被派驻印度。我们很快就结了婚，在我们的社交圈里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每年三个月住在伦敦，三个月住在庄园里，其余的时间则去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等地旅游，在饭店下榻。我们的婚姻从未出现过一缕阴影，我们的两个儿子如今已经长大成人。我四十岁那年，我丈夫突然去世了。他在热带生活期间得了肝病：真是可怕，他发病只有两星期，我就永远失去了他。我的大儿子当时正在军队服役，小儿子在上大学——所以，一夜之间我就形单影只，独守空房了。我这人已经习惯了温馨的家庭生活，现在的孤单和寂寞对我来说真是一种可怕的折磨。家里的每件东西都让我触景生情，让我想起我亲爱的丈夫，他的去世令我黯然神伤。我觉得再也不能在这凄凉的屋子里待下去了，哪怕多待一天也受不了：于是我就决定，在我两个儿子结婚以前到各地去旅游，以消磨岁月。

“其实，从此以后我把自己的生活看作毫无意义、纯属多余的了。二十三年来与我形影不离、意气相投的人已经故世，孩子们并不需要我，我担心自己的郁悒沮丧、黯然神伤的心绪会破坏他们青春的欢乐——就我自己来说，任何东西都不值得去企望、去眷恋了。起初我迁居巴黎，烦闷乏味时就去逛逛商店和博物馆；可是那座城市和我周围的事物显得格格不入，那里的人都用眼睛盯着我的丧服，我受不了他们彬彬有礼的惋惜的目光，所以我总是设法躲开他们，我像吉卜赛人默默地东游西荡。这几个月的时间是怎么过的，我自己也不知道从何说起：我只知道，我老是想死，只是没有力量来促成这个痛苦地期盼的意愿。

“在丧夫的第二年，也就是在我四十二岁那年，自己虽不承认，实际上是为了逃避毫无价值，可又不能马上就死的时间，我于三月末来到蒙特卡洛。坦率地说，我是因为单调无聊，是因为至少要找些外部小刺激来填补一下那折磨人的、像从胃里泛上来的恶心似的内心空虚才到蒙特卡洛去的。我自己心里越是郁郁寡欢，就越发想到生活的陀螺转得最快的地方去：对于没有生活体验的人来说，别人的激情骚动倒犹如戏剧和音乐一样，也是一种精神体验。

“因此我也常常光顾赌场。看到别人脸上惴惴不安、波涛翻涌地变化着喜出望外或惊恐万状的表情可以激起我的兴趣，同时我自己的心潮也吓人地涨涌和退落。再说我丈夫从前偶尔也爱逛逛赌馆，但从不轻率从事，我怀着某种下意识的虔敬，忠实地继续着他昔日的那些习惯。在蒙特卡洛的一家赌馆里，我开始了那个二十四小时，它比一切赌博更加激动人心，从此，年年岁岁长久地使我心意迷惘，怅然若失。

“中午，我是同我家的亲戚封·M公爵夫人一起进的餐。晚餐以后我觉得还不疲倦，还不想就寝。于是我就进了赌厅，在赌台之间来回溜达，我自己并没有赌，而是以特殊的方式观察一拨拨聚集在一起的赌客。我说的‘特殊方式’那是我丈夫在世时有次教给我的。那次我看累了，所以抱怨说，老是盯着同样的面孔，真令人厌倦：在椅子上坐了几个小时才敢押上一枚筹码的干瘪老太婆，老奸巨猾的赌棍和玩纸牌的娼妓——这帮麇集在一起的臭味相投的无耻之尤，您知道，他们远不像蹩脚小说里所描绘的那样充满诗情画意和罗曼蒂克，也不像小说中所写的那些fleur d' élég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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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欧洲的贵族。再说，二十年前赌钱时台上滚动着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现金——沙沙响的钞票、拿破仑金币、厚实的五法郎硬币一起回旋飞舞。那时的赌场魅力无穷，不像今天，在新建的式样时新的豪华赌宫里尽是些透着小市民气的观光客在无精打采地耗费他们手里那些平淡无奇的筹码。那时我觉得这些千篇一律的冷漠的脸孔实在没有什么吸引力，我丈夫对手相术非常热衷，后来他就教给我一种特殊的观察方法，那确实比懒洋洋地东站站西伫伫有趣得多，心情也更为激动和紧张。这种方法是：绝不要看脸，而要专门瞅着桌子的四边，在那儿再专门盯住赌徒的手，只注视这些手的特殊举止。我不知道，您自己是否曾经偶然单单注视过绿色赌桌，专门注视那绿色的菱形桌面，桌面中央那圆球像醉汉似的蹒跚着一个号码一个号码地滚过去。这当间飞舞的钞票、圆圆的银币金币等等赌注纷纷落入各个方格里，宛如种下的禾苗，随后掌盘人的筢子就像锋利的镰刀，一家伙就把这些禾苗割掉，将其筢拢并收拾起来，成了自己的进账，或者将它们作为礼品，推到赢家面前。你只要调准观察的焦距，就会发现，这时唯有那些手才是变幻莫测的——绿色赌台四周的这些手，色泽鲜明，异常激动，都在伺机而伸，都从各自的袖筒里往外窥视着，每只手都像一只猛兽，随时准备蹿将出来；手的形状不一，颜色各异，有裸露的，没戴任何饰物，有的戴着戒指和叮当作响的手镯，有的毛茸茸的像野兽，有的卷曲着，湿漉漉的像鳗鱼，但是所有的手都极其紧张，战战兢兢地显得极其焦灼不安。此情此景常常使我下意识地想到赛马场：开赛前得使劲勒住亢奋的赛马，不让它抢跑。那些马也是这样，浑身打战，仰首向上，高抬前足，直立而起。根据手的各种状态，如伺机而动，迅速攫取或戛然而止，对赌徒的状况就会一目了然：贪得无厌者的手握得很紧，挥金如土者的手放得很松，工于心计者的手关节平稳安静，举棋不定者的手关节战栗不已。从抓钱的瞬间姿态上，对人生百态可以一览无遗：这一位把钞票抓成一团，那一位神经质地把钞票揉成碎纸，或者精疲力竭地微屈着有气无力的手指，在整个一局中没下一处赌注。俗语说赌博见人品，但是我说：赌博的时候手将人展露得更加清楚。因为所有的，或者说几乎是所有的赌徒一下就学会了驾驭自己面部表情的本领——在衬衣领子上部戴着一副impassibilit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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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冷漠的面具——他们能抑制嘴角的皱纹，咬紧牙齿，压住内心的激动，不让眼睛里露出一丝不安的神色，他们能抚平脸上暴凸的青筋，不动声色，装出一副优哉游哉的样子。然而，正因为大家都拼命集中注意力，脸上不露声色，却忘了自己的一双手，忘了有专门观察手的人。尽管赌徒们微笑着噘起的嘴唇和故作冷淡的目光竭力想掩饰自己的心曲，可是别人从他们手上已对他们的一切了如指掌。在他泄露秘密这一点上，这种时候手是最直截了当的。因为总有那么一瞬间，稍一疏忽，那些拼命抑制住的、看似毫无动静的手指就会一齐张开：在转盘里的小球落进小格子里，大声报着赢家们号码时紧张到空气都要爆裂的一刻，这一百只或五百只手就会情不自禁地做出各具个性的、具有原始本能特征的动作来。要是有人像我这样——我丈夫将他的此种癖好教给了我——养成在这手的竞技场上进行观察的习惯，那么就会觉得这些性格各异的赌徒的手一下子做出的各不相同、出乎意料的动作，远比戏剧和音乐更为扣人心弦。手的姿态何止千百种，我简直无法向您描述：有的像野兽伸出毛茸茸的、曲卷的手指忘乎所以地在搂钱，有的手指甲苍白、神经质地哆嗦着，几乎不敢去抓钱，有高贵的和卑贱的，残暴的和畏葸的，诡计多端的和老实巴交的——这些手给人的印象各不相同，因为每一双手表达的是一种特殊的人生，只有那四五双掌盘人的手是个例外。这几双手完全像机器，运作起来就事论事，有板有眼，不偏不倚，极其精确，跟那些生气勃勃的手比起来，它们简直就像是计算器上咯咯作响的钢扣。然而，即使是这几双冷静的手，由于它们在猎人似的亢奋的手之间忙个不停，两相对照又会留下令人吃惊的印象：我要说，这些手单调划一，犹如群众暴动时处于汹涌澎湃、激昂慷慨的人潮中的警察。此外，对我来说还有一种诱惑，那就是要在几天之后熟悉各种手的种种习惯和癖好；数日之后我在众多的手中总会发现一些熟悉的手，并将它们当作人一样分为喜爱的和讨厌的两类：有的厚颜无耻，贪得无厌，令我恶心，所以我总是像是见到下流事一样，赶紧把目光移开。赌台上出现的每一只新手对我来说都是一件大事，都会引起我的好奇：我往往忘了抬头看看那脸，反正这张脸也不外乎是一副冷冰冰的毫无表情的社交面具而已，它是从高领中伸出来插在礼服或者熠熠闪光的胸饰之上面的。

“那天晚上我走进赌馆，绕过两张已经挤满了人的台子，向第三张走去，并且准备了几枚下注的金币。这时大厅里寂然无声，紧张的沉默像要炸裂似的，这种时刻每逢圆球在轮盘上转得有气无力、只在两个号码之间晃来晃去的时候，总是会出现的。就在这一瞬间我听到正对面传来咔嚓一声，像是折断了手关节，这令我大为惊讶。我不由自主地吃惊地朝对面望去。这时我看见——真的，我吓坏了——两只手，我从未见过的两只手，一只右手和一只左手，像两只横眉竖目的猛兽交织在一起在那里厮拼，互相伸出爪子，朝对方身上狠抓，于是指关节便发出砸干核桃时的那种咔嚓声。这两只手美得简直不可思议，长得出奇，又细得卓绝，绷得紧紧的肌肉宛如凝脂，指甲白皙，指甲尖修得圆圆的好似珍珠轮叶。一晚上我一直盯着这双手，对这双出类拔萃的、简直是绝无仅有的手惊讶不已。然而最先令我惊愕不已的是这双手的热情，它所表现出来的狂热的激情，是两只手的手指互相交织在一起痉挛地拧扭而又相互支撑的情景。我马上便知道，这是个精力过剩的人，他正把自己的激情集中在手指尖上，免得自己被它炸成两半。而现在……这瞬间圆球啪嗒一声落进码格，掌盘人高喊彩门……这瞬间，两只手突然互相松开，就像两只同时被一颗子弹击中的猛兽。两只手一起瘫落下来，确实是死了。这不仅仅是精疲力竭，瘫落的时候清楚地现出一副憔悴、失望、遭了电击、彻底完蛋的样子，这情景我实在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我还从未见过，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见到过表情那么丰富的两只手，它们每块肌肉都是一张倾诉心曲的嘴，可以感到几乎每个毛孔都在泄发激情。随后这两只手在绿色赌台上摊放了一会儿，就像被波涛冲上海滩的水母，扁平，并且没有一点生气。稍后，一只手，是右手，又从指尖上艰难地开始动起来了，它颤抖着，缩了回去，自己转动着，颤颤悠悠，旋转起来，突然神经质地抓起一枚筹码，捏在拇指和食指的指尖中犹豫不决地捏滚着，像在玩一个小轮子。突然手背像一头豹，弓了起来，把一百法郎的筹码快如闪电似的掷进，不，简直就是一口吐到了黑格中。这时那只一动不动的左手像是接到了信号，也立刻激动起来了：它抬了起来，悄悄滑向，是爬向那只索索发抖、仿佛刚才的一掷耗尽了精力的右手。现在这两只手胆战心惊地挨在一起，用腕肘不出声地碰击台面，就像牙齿上下咯咯地打着寒战——没有，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表情如此丰富、简直像是会说话似的手，从来未曾见过激动和紧张到这副痉挛的样子。我盯着这双索索发抖、呼吸急促、喘息不停、伺机而动、哆哆嗦嗦、胆战心惊的手，简直像着了魔似的，除此之外，我觉得这拱形大厅里的其他一切，无论是各个房间里嗡嗡的喧嚷声，掌盘人那商贩似的叫喊声，还是熙来攘往的人群或者现在高高地弹起又跳进轮盘上圆格之中的小球——所有这些嘤嘤嗡嗡、刺耳地袭击神经的种种飞速变换的印象，突然之间仿佛全都寂静无声，全不存在了。

“不过，这种情景我没有坚持多久，无论如何我要看看这个人，无论如何要看看那拥有这双神奇之手的脸。我怯生生地——是的，真是怯生生的，因为我怕这双手！——让目光循着衣袖慢慢往上移动，到了两只瘦削的肩膀那儿。这时我又吓了一跳，因为这张脸同那双手一样，说着同样毫无节制、想入非非的语言，以同样娇柔的、几乎是女性之美极其顽强地抑制住自己的表情，使之不露声色。我从未见过这样的脸，这样神情专注、沉湎自我的脸。我有着充分的机会，把这张脸当作一副面具，当作一尊没有眼睛的雕像来从容不迫地加以观赏。这对着了魔的眸子一动不动，既不左顾也不右盼：在睁得大大的眼睑下，那乌黑的瞳仁直勾勾地凝视着，像是没有生命的玻璃珠，映出另一个桃花心木色的、在转轮圆盘里呆头呆脑、左冲右突地滚动和跳跃的圆球。我不得不再说一遍，我从来未曾见过如此紧张、如此令人神往的脸。那是一位大约二十四岁的年轻人的脸，窄窄的，很秀气，略长，表情非常丰富。同那双手一样，这张脸也不是十足的男子气的，它更像一个玩得忘形的男孩子的脸——可是所有这些我是后来才注意到的，因为现在这张脸上完全现着贪婪和暴怒的神情。窄窄的嘴馋涎欲滴地张启着，露了多半的牙齿：在十步的距离就可以看到牙齿在上下打着寒战，嘴唇则一直呆呆地张开着。一绺浅黄色的头发湿漉漉地贴在额头上，往前耷拉着，像正在摔下来似的，鼻翼在不停地翕动抽搐，仿佛有一阵看不见的小浪涛在皮肤底下汹涌翻腾。探着的脑袋下意识地越来越往前伸，让人觉得，这脑袋也要卷进转盘，随着圆球一起旋转。这时我才明白，那两只手为什么要使劲地按着，因为只有按着，只有使劲按着，才能使将要从中间摔倒的身体保持平衡。我不得不再三说，我从来未曾见过这样的脸，会把其激情赤裸裸地流露得如此明目张胆，如此兽性，如此恬不知耻。我紧紧盯着这张脸……它是那么魅力无穷，他那狂迷状态令人如此着魔，就像看到那个旋转的圆球的跳跃和颤动一样。从这一刻起，大厅里其余的一切我全然不再注意了，同这张喷着火焰的脸相比，我觉得大厅里的一切都显得黯淡、迟钝和模糊不清，也许有一小时之久，我谁也没看，单单注视着这一个人，注视着他的每一个姿态：当掌盘人把二十个金币推到他贪婪的手里时，他眼睛里闪着晶亮晶亮的光，本来紧紧抱合着的两只手现在也像是被炸散，手指头也抖抖索索地全都张开了。在这瞬间，他的脸上突然容光焕发，显得非常年轻、滋润，没有了皱纹，眼睛开始炯炯有神，前倾的身体也轻快利索地伸直了——他坐在这里，一下子宛如潇洒的骑手，沾沾自喜和爱不释手地用手指捏着圆圆的金币加以拨弄，将它们彼此弹击，让其戏耍跳动，发出叮当的声响。随后他又心神不定地转过脑袋，朝绿色赌台飞快地巡视一遍，就像一只年轻的猎狗用鼻子东闻闻西嗅嗅，要找出正确的踪迹一样。接着，他突然抓起一把金币，朝轮盘的一角扔去。于是那焦急的期盼和紧张的神态又立即开始了。那电控似的波浪起伏式的抽搐又爬上了他的嘴唇，两只手又互相痉挛般地紧紧抓住，孩子脸消失了，换成了贪婪的期待，直到这抽搐着的紧张突然被炸散，化为失望：刚才还孩子气地兴奋不已的脸憔悴了，变得苍白而衰老，目光呆滞，失去了光泽，而这一切都是在一秒钟之内发生的，是圆球落入他未曾猜中的号码时发生的。他输了：他的眼睛愣愣地瞪了几秒钟，目光几乎是痴呆的，仿佛他对所发生的事全然不解似的；可是一听到掌盘人第一声刺激性的吆喝，他的手指又立即掏出几个金币。然而他已没有了把握，他先将金币押在一个格里，随后想了想，又押到另一个格里，圆球已经在滚动了，他突然身子往前一俯，用颤抖的手又将两张捏成一团的钞票飞快地扔进同一个方格中。

“这样惴惴不安地来来回回，有输有赢，从不停顿，大约持续了一小时。在这一小时里我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那张不时变化着的脸，种种激情时而波浪翻滚涌到脸上，时而又像潮水一样退得无影无踪，我着了魔的目光始终紧紧凝视着，连喘息时都没有移开；我的眼睛也没有放过那双魅力无穷的手，手上的每块肌肉像喷泉一样生动地反映出他感情上的起伏跌宕。在剧院里我都从来没有如此神魂颠倒地注视过一位演员的脸，像注视这张脸那样，这张脸上不停地突然变幻着各种色彩和感觉，犹如自然景色的光和影。我从来没有如此以全身心来关注过赌局，把别人的喜怒哀乐反映在我自己心里。要是有人此刻注意我，见我呆呆地发愣的样子，准会以为我是受了人家催眠术的戏弄，而我当时正处于十足的迷迷糊糊的状态，也真的同受了催眠差不多——我实在无法把目光从这张不断变幻着表情的脸上移开，其他一切，大厅里交织着灯光、笑声、人群和目光的一切，只像一片黄色的烟雾围在我的四周，而在黄色烟雾中心的就是那张脸，它是火焰中的火焰。我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感觉不到，我注意不到身边往前挤的人，也注意不到其他像触角似的突然伸到前面来扔钱或者把钱归拾到自己面前去的手；我看不见转轮里的圆球，听不见掌盘人的声音，可是台面上所发生的一切我确实就像在梦里一样在这双手上全都看到了，这双手犹如凹镜，把巨大的激动和亢奋映照得一览无遗。因为要知道圆球落入红门还是黑门，是在滚动还是已经停下，这些我都不用看转轮：这张洋溢着激情的脸，脸上的神经和表情就像熊熊烈焰，会把输和赢、期待和失望等等变化一一映照出来。

“但是接着就出现了一个可怕的瞬间——整个时间里我心里一直隐隐约约地在为这一瞬间的出现而担心，它像暴风雨一样高悬于我忐忑不安的神经之上，并且突然之间将我的神经从中间扯断。转轮里的小球带着轻微的噼啪声在倒着滚动，那一秒钟又闪烁起来了，二百张嘴唇一齐屏住呼吸，直到响起掌盘人的宣布声，这次他唱出的是‘零位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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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他急忙伸出筢子，从四面八方将叮当作响的金币银币和簌簌作响的钞票全部扒拢在一起，就在这一瞬间这双紧紧抓着的手做了一个特别吓人的动作，它们好似突然往上一伸，要去抓住某样并不存在的东西，接着就死一般地疲乏地重新跌落在桌上，但用的并不是自身的力气，而只是凭借退回来的重力。可是随后这双手突然又一次活了起来，狂热地从桌上缩回到自己身上，像野猫似的顺着躯干爬上爬下，一会儿左，一会儿右，神经质地伸进每只口袋，看看能不能在某只口袋里再找出一个被遗忘的金币来。然而每次总是空手而回，但两只手还在不断重复这种毫无意义、毫无用处的寻找，这时轮盘又已经开始重新旋转，别人的赌博在继续进行，硬币叮当作响，椅子在挪动，由数百种低声细语组成的一片嘈杂声充满大厅。我不得不如此清楚地亲身来体会这一切，仿佛是我自己的手指在口袋里和在皱皱巴巴的衣服的褶子里拼命寻找一块钱币。突然，我对面的那个人猛地一下站了起来——就像有人突如其来地感到不舒服，便猛地站了起来，以免窒息；他背后的椅子咔嗒一声倒在地上。他连看都没看一眼，也没去理会旁边的人又胆怯又惊讶地避开这位摇摇晃晃的人，自己拖着笨重的脚步离开了赌台。这可怕的一幕使我战栗，我不禁浑身直哆嗦。

“目睹这一情景，我完全惊呆了。因为我立即就明白了，这个人要上哪儿去：去死。这副样子站起来的人是不会回旅馆，不会去喝酒，不会去找女人，不会去乘火车，也不会去过另一种生活，而是径直去跃入无底深渊。在这地狱般的大厅里就连最最冷漠的人也准会看出，这个人不会再在家里、在银行里，或者在亲戚那里得到援助了，他方才坐在这里是拿他最后的钱，拿自己的生命来孤注一掷，现在他踉踉跄跄地走了，到别处去了，但肯定是不想活了。我曾一直担着心，从第一个瞬间起我就神奇地感觉到，这里是一场比输赢更高的赌博。这时，当我看到，生活突然从他眼睛里消失，死亡在这张方才还是活生生的脸上蒙上了一层阴影时，一阵黑黑的闪电猛烈地击在了我的身上。此人生动的姿态深深地印在了我心里，所以当他离开座位，蹒跚地走出去的时候，我也不由自主地要用手抵着桌子，因为那种蹒跚的样子现在也从他的神态中传到了我自己身上，正如先前他的紧张心情进入了我的血管和神经一样。我被吸引住了，不得不跟着他：我还没有想好，我的脚已经开始移动了。我谁也没去理会，也没有感觉到自己，就跑到通往大门的走廊上去了。这完全是下意识地发生的，并非是我自己所为，而只是发生在我身上罢了。

“他站在存衣处，侍役替他取来了大衣。可是他自己的胳膊不听使唤了：殷勤的侍役像帮一个手臂麻痹的人似的费了好大的劲，才帮他套上袖子。我看到他机械地将手伸进坎肩的口袋，想给侍役一点小费，但是抽出来的手里仍是空的。这时，他好像突然间又想起了一切，狼狈不堪地对侍役结结巴巴说了一句什么话，便完全像先前一样，突然猛地朝前走去，接着完全像醉汉似的踉踉跄跄走下赌馆的台阶，侍役先是带着轻蔑的，随后便是理解的微笑，还朝他背后望了一会儿。

“他的姿态感人至深，我为自己在一旁观看而感到不好意思。我不由自主地走到一边，心里感到害羞，因为我像在剧场的舞台前那样观看了陌生人走投无路的绝望神情——但是后来那种难以理解的恐惧突然又推了我一把，我赶忙叫侍役把我的衣服取来，未去想什么具体的事情，完全机械地，完全是本能地，急忙跟着这个陌生人往黑暗中走去。”

C夫人把这件事讲到这里便停了一会儿。她坐在我对面，脸上毫无表情，以其特有的冷静和客观态度娓娓道来，几乎没有停顿，只有心里早有准备，对发生的事情进行了精心组织和整理的人才会如此侃侃而谈。现在她第一次打顿，显得有些迟疑不决，随后她脱离开刚才所叙述的事，突然直接对我说：

“我曾向您和我自己答应过，”她开始显得有点不安，“保证极其坦诚地把所有的事实讲出来。可是，我现在必须要求您也要完全相信我的坦诚，不要把我的行为理解成有什么隐蔽的动机，认为也许我今天讲出这个动机不会感到害羞了。在这件事情上，这种猜测是完全错误的。所以我必须强调，我在街上尾随这位身心已经崩溃的赌客，绝不是因为我爱上了这个年轻人——我根本没有去想他是个男人，事实上我这个当时已经四十多岁的女人，丈夫去世以后从来未曾正眼注视过任何男人。谈情说爱的事对我来说已经彻底结束了：我要对您强调这一点，而且非对您说不可，否则对于后来所发生的事情的可怕性您就难以理解了。当然，另一方面就我来说，当时我非要去跟随那个不幸的人不可，要把这种感情说清楚也是很难的：这里面有好奇心的成分，但是最主要的还是一种可怕的恐惧，或者确切地说是担心发生什么可怕的事，从第一秒钟起我就隐隐约约地感觉到，那件可怕的事像阴云似的正笼罩在这个年轻人身上。但是又不能把这些感觉加以分解和拆散，这种做法所以不行，尤其是因为这些感觉过于强制性，过于迅速，过于自发，种种因素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很可能我所做的完全是救人的本能行为，正如有人在街上看到一个小孩朝汽车跑去，就会马上去把他拉回来一样。或者也许可以这样来解释：自己不会游泳的人在桥上看见一个快要淹死的落水人，就会跟着跳进河里去。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对自己无谓的冒险壮举做出决定，就受到神奇力量的牵引，一股意志力将他们推了下去，我当时的情况也正是这样，没有思考，没有清醒的考虑，我当时就跟着这个不幸的人出了大厅走到大门口，又从大门口跟下台阶。

“我敢肯定，无论是您或者任何一个能用清醒的眼睛来感觉的人当时都不能摆脱这种充满了恐惧的好奇心；那位顶多二十四岁的年轻人走起路来十分吃力，就像老人一样，摇摇晃晃地又好似醉汉，他四肢的关节像是脱了臼、散了架一样，拖着沉重的脚步从赌馆的台阶上下来朝街头绿地走去。见到这幅可怕的景象，也就不会有思考的余地了。到了那里，他的身体像一只麻袋似的笨重地跌落在一张长椅上。对于这个动作我再一次感到不寒而栗，我想：这人完了。只有死人，或者全身肌肉没有一点生气的人才会这样跌落下去。他的脑袋斜倚着，往后垂靠在长椅的靠背上，两条胳膊软绵绵地垂下来，在路灯闪烁的昏暗的微光中，每个过路人准会以为这是个自杀者。以为这是个自杀者——我无法解释，怎么我心里突然会出现这种幻象，可是这幻象突然站在这里了，看得见摸得着，非常真切，令人毛骨悚然，胆战心惊——以为这是个自杀者，这一瞬间，我望着面前的这个人，我心里绝对确信，他口袋里有支手枪，明天别人就会发现在这长椅上或是另一张椅子上躺着这具气息已绝、鲜血淋漓的躯体，因为他跌落下来的情景完全像一块坠入深谷的石头，中间没有停住，一直摔到谷底。这躯体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疲惫和绝望的样子，我还从来未曾见到过。

“现在请您想一想我的处境：我站在长椅后面二三十步远的地方，椅子上躺着个一动不动、身心全都崩溃的人。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一方面意志驱使我走上前去帮助他，但是学到的和因袭的羞怯心理又在将我往后推，不好意思去主动跟大街上的一个陌生男人说话。街灯黯淡地闪烁着，天空布满阴云，只有屈指可数的行人打这儿匆匆走过，因为将近子夜了，我几乎是独自一人在街头花园里同这个颇像要自杀的人在一起。五次、十次，我鼓起勇气朝他走去，每次都被羞涩心理给拉了回去，或者说也许是被内心深处的这种本能的预感拉回去的：正从高处摔下去的人总喜欢拽住救助者一起同归于尽——我这样再三斟酌，反复考虑，自己都清楚地感觉到这种处境既无意义，又可笑。尽管这样，我还是既不能说话，又不能走开，既不能做些什么，又不能离开他。我希望，您相信我，我要告诉您，我在那片绿地上犹豫不决地徘徊了也许有一小时之久，那是无穷无尽的一小时；这时间是在看不见的海洋的波浪千万次撞击下一点点扯掉的。这个人彻底毁灭的形象竟是如此使我震撼，使我无法离去。

“可是，我始终没有说一句话、做一件事的勇气，后半夜我真该也这样站着等下去的，或者也许最后真该让聪明的自私心理说服自己回家去的。是的，我甚至以为自己已经下了决心，让这个晕厥的可怜家伙就这样躺在这里——然而这时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我进退两难的时候为我做出了抉择。这时下起雨来了。整个晚上海风呼啸，把沉甸甸的乌黑的雨云刮到一起，让人从肺里、心里感觉到，天空整个儿低低地压了下来——突然掉下一滴雨点，接着风助雨势，密密的大雨哗哗而下，竟成瓢泼之势。我不由自主地逃到一座商亭的前檐下，虽然撑开了伞，但是这时从坚实的土地激起的一束束泥水，仍是溅在我衣服上。噼噼啪啪打在地上的雨点弹起带泥的水，溅在我脸上和手上，感到凉丝丝的。

“可是在这瓢泼大雨中，那不幸的怪人仍旧坐在长椅上一动不动，这一可怕的景象，二十年后的今天回想起来喉咙里还感到哽塞。雨水从所有的屋檐上哗哗地流下来，我听到市内隆隆的车轮声，左边和右边都有人撩起大衣在奔跑；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怯生生地蜷缩着，都在躲避、逃跑，都在寻找栖身之所，任何地方，无论是人还是动物，都可以感到他们对这场倾盆大雨的恐惧——唯独长椅上那个黑黑的、像团东西的人却纹丝不动。我先前对您说过，这个人具有神奇的法力，能将他的各种感情通过动作和表情生动地表现出来；在滂沱大雨中他纹丝不动，全无感觉地坐着，连站起来几步走到雨水哗哗泼下的屋檐下的力气都没有的那精疲力竭的状态，万念俱灰的心境——世上任何东西也不会像这种情景那样将槁木死灰、彻底自弃以及活人死态表现得如此惊心动魄。这个人活活地任凭大雨浇淋，他精疲力竭，竟懒得动一下来避一避雨。任何雕塑家、诗人，无论是米开朗琪罗还是但丁都不能像这个人那样把万念俱灰的心境，把人间的惨状为我刻画得如此感人肺腑、荡气回肠。

“这一景象把我拉了过去，我也没有别的办法。我猛地穿过密集的大雨，用手去摇长椅上的那个淋得落汤鸡似的人。‘来！’我抓住他的胳膊。他的眼睛吃力地朝上瞪着。他身上似乎想慢慢地动一下，但是他没懂我的话。‘来！’我再次拽着那只湿漉漉的衣袖，这次我几乎要发火了。他慢慢地站了起来，摇摇晃晃地没有一点意志。‘您要干吗？’他问道，我没有回答他，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要带他到哪儿去：只要不受冷雨浇淋，只要不再毫无意义地、自杀般地坐在这里万念俱灰的样子。我抓着他的胳膊不放，拉着这个全无意志的人往前走，一直将他拉到商亭那儿。商亭有一个向前伸出的窄窄的屋檐，多少可以为他遮挡一下驾着风势的滂沱大雨。下一步怎么办，我不知道，也不想有下一步。只要把这个人拉到干的地方，只要把他拉到屋檐下就行了：以后的事起先我并没有考虑。

“我们两人就这么并肩站在狭窄的、淋不着雨的屋檐下，我们后面的商亭的门锁着，我们头上只有一片小屋檐，雨还在没完没了地下，只要突然一阵狂风刮来，冷飕飕的雨水就会不断狠狠地朝我们衣服上、脸上猛袭过来。这种情况真是无法忍受。我可不能老是挨着这个水淋淋的陌生人站着。另一方面，既然我把他拉到这儿来了，总不能一句话都不说就将他撂在这儿。总得想个什么办法呀；我慢慢强迫自己坦率地做一次冷静的考虑。我想，最好是雇辆车先把他送回家，然后我自己再回家：明天他就会知道有人救了他。于是我就问一动不动地站在我旁边愣愣地凝视乌云飞驰的夜空的人：‘您住在哪儿？’

“‘我没有住处……我傍晚时候才从尼斯来……要上我那儿去是不成的。’

“最后这句话我没有立即听懂。后来我才明白，他把我当作……当作娼妓，当作拉客女了——每天晚上赌馆周围都有成群拉客女出没，她们希望能从赢了钱的赌客或醉汉身上得些好处。不论他后来是怎么想的，直到现在我讲给你听的时候，才感觉到我当时的处境有点邪乎，有点离奇——我把他从长椅上拉走，当然是把他拽去的，这真的不是正派女人的行径，叫他怎能不以为我是娼妓呢。但是当时我没有立即意识到这一点。后来我才开始意识到他对我这个人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但是发现这个可怕的误解时已经太晚了。要是早些发现的话，我就绝不会说出下面这句越发增强他的误解的话来了：‘那么，就到旅馆里去要个房间吧。您不该待在这里。您现在必须找个地方安顿下来。’

“这句话一出口，我就立即明白了他的那个令人难堪的误解，因为他并没有朝我转过头来，而只是以一种讥讽的言辞加以拒绝：‘不用，我不要房间，我什么都不需要了。请你别费劲，从我身上是什么都捞不着的。你找错人了，我已身无分文。’

“这句话说得好可怕，心灰意冷的神态真令人胆战心惊。一个全身水淋淋的、心力衰竭的人在这儿站着，垂头丧气地靠在墙上，这情景使我如此震撼，以致根本无暇顾及自己所受的那点儿愚蠢的屈辱。我这时感觉到的，同我见到他蹒跚地走出大厅时第一眼的感觉，以及在这难以想象的一小时里不断得到的感觉是一样的：这里的这个人，这个年轻的、活着的、在呼吸的人正处于死亡的边缘，我一定得救他。于是我便走近他。

“‘钱您不用担心，来吧！您不能待在这儿，我来给您找个地方安顿下来。您什么都不用顾虑，现在您就来吧！’

“他转过头来。我们四周雨声噼噼啪啪一阵紧似一阵，檐水哗哗地朝我们的脚倾泻下来，这时我感觉到，在黑暗中他第一次竭力想看一看我的面貌。他的身体似乎也正从昏睡中慢慢地苏醒过来。

“‘好吧，随你的便，’他让步了，‘对我来说反正都一样……毕竟嘛，干吗不去？我们走吧。’我撑开伞，他走到我身边，挽着我的手臂。这突如其来的亲昵姿态使我感到很别扭，令我惊慌失措，吓得我直发凉，一直凉到心底。但是，我没有勇气拒绝他；因为，要是我现在把他推开，他就会坠入无底深渊，直到现在我所做的一切努力和尝试，就全都白费了。我们往回朝赌馆走了几步。现在我才想起，我还不知道拿他怎么办呢。我很快地思忖，最好是把他领到一家旅馆去，到那儿以后把钱塞在他手里，好让他在那儿过夜，明天乘车回家，其他的事情我没有去想。现在正好有几辆马车从赌馆门前匆匆驶过，我叫了一辆，我们上了车。马车夫问我到哪儿去，一开始我竟答不出来。不过我突然想起，我身边这位全身湿透、水淋淋的人，好饭店是没有一家肯接待他的——另一方面我真是个未谙世事的女人，压根儿未往不正经的事上去想，于是我大声对车夫说：‘随便找家普通旅馆！’

“马车夫淋着雨，但镇定自若，他把马匹赶得飞快，我身边的这个陌生人一句话都不说，车轮轧轧，雨势急猛，打在车厢的玻璃上噼啪作响：坐在黑暗的、没有灯光的、棺材般的四角形车厢里，我的心绪很不好，仿佛我是带了具尸体似的。我极力思索，想找出一句话，好把因默不作声地坐在一起而引起的离奇而恐怖的气氛冲淡一些，但是我什么话也没有想出来。几分钟以后马车停住了，我先下车，付了车费，这当间那人也恍恍惚惚地下了车，砰的一声关上了车门。我们现在站在一家陌生的小旅馆门前，我们头上是一个玻璃遮阳棚，下面的空间由拱形檐盖挡住雨水。这时四周都是单调的雨声，雨水不停地洒向难以捉摸的黑夜。

“那个陌生人支撑不住自己身躯的重量，所以便不由自主地靠在了墙上，水从他湿透的帽子和皱皱巴巴的衣服上滴滴答答地流下来，他站在那儿，像刚被人从河里救起来的溺水者，神志还是迷迷糊糊的，墙上他靠的那小块地方淋下来的水形成了一条小溪。可是他却不拿出一星点儿力气来，把身上抖一抖，把帽子甩一甩，而是让水滴不断从额头和脸上流下来。他站在那儿，对一切全然漠不关心，我无法告诉您，他那副颓丧的神情使我多么震惊。

“不过，这时我得有点什么表示了。我把手伸进口袋：‘给您一百法郎，’我说，‘拿去要个房间，明天乘车回尼斯。’

“他抬起头来吃惊地望着我。

“‘我在赌厅里注意到了您，’我见他迟疑不决，便催促他，‘我知道，您把钱输光了，我担心您会因一念之差而做出蠢事来。接受人家的帮助并不丢脸……嗯，拿着吧！’

“然而，他却推开了我的手，我还真没料到他还有这样的劲儿。‘你是个好人，’他说，‘但是，别浪费你的钱了。我这个人已是无可救药了。这一夜我睡不睡，都无所谓。明天反正一切都完了。我已经无可救药了。’

“‘不，您一定得拿着，’我逼着他说，‘明天您的想法会不同的。现在您先上去，睡上一觉再说。白天万物会有另一种面貌的。’

“我再次将钱硬塞给他，可是他却几乎很猛地推开了我的手。‘算了吧，’他再次低沉地重复道，‘这是毫无意义的。我还是在外面了结好，免得在这里把人家的房间弄得血迹斑斑的。一百法郎救不了我，就是一千法郎也不顶用。只要身上还有几个法郎，明天我又会进赌场的，不把它全部输光，是不会罢手的。何必再重新来一次呢，我已经够了。’

“您一定估量不出，这低沉的声音是怎样深深地震撼着我的灵魂；可是，请您设想一下：离您两寸的地方，站着一个年轻、聪明、有生命、有呼吸的人，您知道，如果不用一切力量让他振作起来，那么两小时之内这个有思想、能说话、会呼吸的青春生命就将变成一具死尸。而要战胜他那毫无意义的抗拒，对我来说不啻发一次大火，激起一阵愤怒。我抓住他的胳膊，说：‘别说蠢话！您现在一定得上去。要一个房间，明天早晨我来把您送上火车。您必须离开这里，明天必须回家，我不看见您手持车票坐上火车决不罢休。年纪轻轻的，决不能因为输了几百或几千法郎就自己轻生。那是懦弱，是气愤和懊丧之下的歇斯底里大发作。明天您就会觉得我的话是对的！’

“‘明天！’他加重了语气重复地说，声调显得阴郁而带点嘲讽，‘明天！要是你知道明天我在哪儿就好了！要是我自己能知道，那也不错，本来我对此就有点儿好奇呢。不，你回家去吧，我的孩子，别费劲了，不要浪费你的钱了。’

“但是，我不肯让步。我心里像发了疯，发了狂似的。我使劲抓住他的手，把钞票硬塞在他手里。‘您拿着钱马上上去！’同时我十分果断地走去拉响了门铃，‘得，我已经拉了铃，门房马上就来了，您上去吧，倒在床上就睡。明天早上九点我在门口等您，马上就带您去火车站。其余的一切您都不用担心，我会做出必要的安排，让您能回到家里。可是现在，快上床吧，好好睡一觉，别再胡思乱想了！’

“就在这一瞬间，门上的锁从里面咔嗒一响，门房打开了大门。

“‘进来！’他突然说道，声音又硬又坚决，并带着恼怒。我感到，我的手腕被他牢牢攥住了。我大吃一惊……吓得魂飞魄散，全身酥瘫，如遭电击，失去了知觉……我想抵抗，想把手挣脱出来……但是，我的意志好似麻木了……我……您是会理解的……我……我羞愧难当，门房在那儿等着，已经显得不耐烦了，我却在门房面前跟一个陌生人扯个不停。于是……于是，我一下子到旅馆里去了；我想说话，想把情况说清楚，可是我的喉咙塞住了……他的手沉重而蛮横地按着我的胳膊……我模模糊糊地感觉到，我不自觉地被拉着上了楼梯……门锁咔嚓一声……突然之间我在一家旅馆里——旅馆的名字到今天我还不知道——在一个陌生房间里同一个陌生人单独待在了一起。”

讲到这儿C夫人又停住了，并且突然站了起来。她的声音似乎不听使唤了。她走到窗口，默默地往外望了几分钟，只是把额头贴在冰凉的玻璃上：我没有勇气仔细朝她看，因为去观察一位情绪激动的老太太，我觉得很尴尬。因此我就静静地坐着，不提问，不出声，只是等待着，直到她以克制的步子重新走回来，在我对面坐下。

“好了——最难的部分现在已经讲了。我希望您相信我，现在我要再次向您保证，我可以用一切在我来说是神圣的东西——我的名誉和我的孩子来起誓，直到那一秒钟我脑子里并没想同这个陌生人发生一种……一种关系，我确实没有任何清醒的意志，完全没有一点知觉，好似一脚踩上活动暗门，从平坦的生活道路上突然摔进这个境地。我曾发过誓，对您和对我自己都要说真话，所以我要向您再重复一次，我陷入这次悲剧性的难以启齿的经历，仅仅是由于我救人之心过于急切，不是因为其他的个人感情，因此完全不带个人的愿望，也未曾有过一点预感。

“在那个房间里，在那天夜里所发生的事，请容我略去不讲吧；那天夜里的每一分钟我自己从未忘怀，而且永远也不愿忘记。因为那天夜里我在同一个人搏斗，目的是为了挽救他的生命，我要再说一遍：那是一场关系到生与死的斗争。我的每根神经都千真万确地感觉到，这个陌生人，这个一半已经沉沦的人，拿出一个垂死者的全部眷恋和激情紧紧抓住最后一线生的希望。他像一个意识到自己已经身悬深渊的人，将我牢牢抓住。我振作起全部力量，拿出自己所有的一切去挽救他。这样的时刻一个人一生中或许只能经历一次，而能经历这一次的，千百万人中又只有一个人——要是没有这次可怕的意外遭遇，我自己恐怕永远也不会想到一个心如死灰、穷途末路之人竟会如此热切，如此忘我，以一种无法遏制的贪婪再次畅饮生命的红色甘醇，我远离生活中的邪魔力量已经二十年之久了，要是没有那次可怕的意外遭遇，我恐怕永远也不会理解大自然有时竟会在瞬息之间如此绝妙，如此神奇地将冷和热、生和死、心醉神迷和悲观绝望聚集和压缩在一起。这一次就是这样充满斗争和对话，充满激情、愤怒和憎恨，充满恳求和陶醉的泪水，我觉得这一夜像是过了一千年，我们两人紧紧缠绕在一起，心醉神迷地一起堕入深渊，一个兴奋得死去活来，另一个极乐之中没有了感知，俩人从这场致命的狂风暴雨中解脱出来以后都变了，完全变了，思想、感情都不一样了。

“不过，这些我不愿讲了。我不能够，也不愿意来描述这一切。只有早晨我醒来时极其可怕的第一分钟我必须简略地向你提一提。我从未曾有过的疲惫不堪的沉睡中，从深沉的黑夜中醒来，过了很久我才睁开眼。睁眼看到的第一件东西，就是我顶上的一片陌生的屋顶，眼睛继续一点一点地看下去，又发现一个完全陌生、从未见过、令人生厌的房间，我压根儿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进到这个房间里来的。起初我竭力说服自己，说这还是一个梦，一个相当清醒而透明的梦，我是从朦胧的沉睡中进入梦境的——然而灿烂的、确确实实的阳光已经刺眼地照到了窗前，这是早晨的阳光，楼下不断传来辘辘的马车声、叮当的电车声和嘈杂的人声——现在我明白了，我不是在做梦，而是醒了。我不由自主地坐了起来，想好好思索一下，就在这时……我目光往旁边一转……就看见——我永远无法对您描述出我的惊骇——这张宽床上有个陌生人睡在我身边……是陌生的，陌生的，陌生的，是个半裸的、不相识的人……

“不，我知道，这种惊骇是无法描述的：我一下吓得魂不附体，浑身无力地倒了下去。但是这不是真正的晕厥，没有不省人事，正相反：在闪电般的瞬息之间我一切都明白了，既清清楚楚，又无法解释。我突然发现自己同一个完全陌生的人睡在一个极有可能是下流场所的一张陌生的床上，心里的厌恶和羞愧真是难以言说，当时我只有一个愿望：去死。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我的心跳停止了，我屏住呼吸，仿佛这样就可以扼杀自己的生命，尤其是自己的意识，那清晰的、清晰得令人胆怯的意识，那一切都知道，但又什么都不懂的意识。

“我永远不会知道，我这样四肢冰凉地躺了多久：死人大概也是这样僵直地躺在棺材里的。我只知道，我双眼紧闭，默默向上帝，向天上的神灵祈祷，但愿这一切都不是真的，全不是真的。但是我敏锐的知觉现在再也不容欺骗，我听见隔壁房间里有人说话，听见有人用水时的哗哗声，外面走廊里有走动的脚步声，每一种声音都无情地证明了一个残酷的事实：我的知觉是清醒的。

“这可怕的状态究竟持续了多久，我说不清楚：那时候每一秒钟都与从容不迫的生活时间不同，那每一秒钟都另有自己的计时标准。这时另一种恐惧，那突如其来的、令人魂飞魄散的恐惧袭上我的心头：这个陌生人，这个我不知道名字的陌生人现在大概要醒了，大概要跟我说话。我立刻明白我只有一条路可走：在他醒来之前穿好衣服逃走。永远不再让他看见我，永远不再跟他说话。及时拯救自己，走，走，走，回到自己的生活中去，回到我的旅馆去，马上乘下一班火车离开这个可耻的地方，离开这个国家，永远不再碰上他，永远不再看见他，没有证人，没有起诉人，也没有知情人。这个想法使我慢慢从晕厥中清醒过来：我极其小心翼翼地、用小偷常用的蹑手蹑足的动作，一寸一寸地挪动身体（只是为了不弄出响声来），下得床来，摸到我的衣服。我小心翼翼地穿上衣服，因为怕他醒来，我每秒钟都在发抖。现在我已经穿好衣服，这件事算成了。只是我的帽子在另一边的床脚下，现在我踮着足尖轻轻走去拾起帽子——可是在这一秒钟里我却无法把持自己：我一定还要朝这个陌生人的脸瞥上一眼，朝这个像陨石似的坠入我的生活中来的陌生人看上一眼。我只要看上一眼就行了，但是……很奇怪，因为这个躺在那儿酣睡的陌生的年轻人——对我来说确实是陌生的：我第一眼所见的竟不是昨天那张脸了。这个情绪激动到极点的人，由于受激情的折磨，脸上呈现的那种恍惚迷离、痉挛抽搐和紧张不安的表情现在好似全都抹掉了——这儿的这个人他的容貌则完全不一样，他的脸显得天真和孩子气，焕发着纯洁和快乐。这两片嘴唇，昨天是用牙齿紧紧咬住的，这时在梦里温柔地微微张启，而且挂着一缕微笑；一丝皱纹也没有的额上柔软地垂下松散的金发，安详的呼吸似轻波细纹从胸部散扩到全身。

“您也许会记得，我先前对您说过，我还从来没有如此强烈、如此毫无顾忌地像盯着观察赌台上的那个陌生人那样观察过一个人所表现出来的贪婪和激情。我要告诉您，我从来没有，就是在孩子身上——襁褓中的婴儿有时身上有一种天使般快乐的光泽——也没有见到过他在真正幸福的酣睡中所呈现的这种焕发着纯洁光辉的表情。这张脸宛如精妙绝伦的雕像，将他所有的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摆脱了内心重压的那种幸福快乐的舒坦感，一种解脱感，一种得救感。看到这副令人惊异的神态，我的全部惊吓和恐惧就像一件沉重的黑大衣，从我身上掉了下来——我不再感到羞愧，不，非但不再感到羞愧，反而几乎感到喜上心头了。原来那种恐怖的、不可捉摸的东西，对我来说突然之间有了意义，一想到这个柔嫩、漂亮的年轻人，这个像鲜花一样快乐而沉静地躺在这里的年轻人，要是没有我的奉献，他将摔得粉身碎骨，血迹斑斑，脸青鼻肿，眼珠暴突，面目全非，气断命绝，躺在悬崖脚下：我救了他，他得救了，一想到这些我就心里乐滋滋的，感到骄傲。现在我带着母爱的目光——我无法用别的说法——朝这个躺着的人望去，我再次把他生了出来，给他以生命——我生他的时候比生自己的孩子痛苦要大得多。在这间陈旧的、污秽不堪的屋子里，在这家令人恶心的、油腻腻的临时旅馆里，我有一种宛如在教堂里的感觉——您听了这话会觉得很可笑的——一种奇异和神圣之感。现在在我心里生出了姐弟之情，我一生中最最可怕的一秒钟，变成了令人惊异、令人倾倒的第二个一秒钟。

“我动作的声音太大了？我情不自禁地说了什么话？我不知道。然而突然之间那个酣睡的人睁开了眼睛。我吓得连忙后退。他诧异地环顾四周——同我自己先前一模一样，仿佛他是从无底深渊和杂乱的迷惘中费尽力气爬上来的。他的目光吃力地扫视这间陌生的、未曾见过的屋子，随后惊讶地落在我身上。但是没等他说话，没等他完全回忆起来，我就镇定自若了。不能让他说话，不能让他提问，不能让他有亲昵的表示，昨天和昨天夜里的事不该重演，不作解释，也不去谈。

“‘我现在得走了，’我立即向他表示，‘您留在这儿，穿上衣服。十二点钟我在赌馆门口等您：在那儿我会把其余一切事情都安排好的。’

“没等他回答，我就逃了出去，不愿再看到那间屋子，我头也没回，就奔出旅馆。旅馆的名字我不知道，正如不知道那个我同他在这里过了一夜的陌生男人的名字一样。”

C夫人停下来歇了口气。但是所有的紧张和痛苦都从她声音里消失了：就像一辆马车，费尽力气艰难地爬上山顶，然后就从山顶轻轻松松地飞速驰向山腰，现在她就是这样以轻松的语调继续说下去：

“就这样，我急忙跑回自己住的旅馆。街上晨光明亮，夜里的暴风雨已将沉闷阴郁的天空荡涤得一干二净，就好似令我受尽煎熬的感情现在已从我心里冲刷干净。您一定记得我先前对您说过的话：自从丈夫故世以后，我对自己的生活已经完全不抱奢望，孩子们不需要我，我自己也觉得活着没有意思，活着不能达到某个目的，生活本身就是一个谬误。真是意想不到，现在居然第一次有个任务落在了我身上：我救了一个人，竭尽全力把他从毁灭的边缘拉了回来。现在还有一件小事要做，这件事得把它做完。所以我就跑回我的旅馆：门房见我现在早晨九点钟才回来，所以用惊讶的目光打量着我——对于已经发生的这件事，我思想上已经不再感到羞愧和恼怒的重压了，生的愿望突然重新复苏，出乎意外地获得一种必须活下去的新的感受。这些新的感觉融进了我的血液里，温暖地流遍全身。我在房间里匆匆换了衣服，下意识地脱下身上的丧服（这事我后来才注意到），换上一件色彩明快的衣服，到银行去取了钱，风风火火地赶到车站，问明了列车行车时间；此外我还办了几件别的事，赴了几处约会，我行动之果断连我自己都感到吃惊。现在没有别的事要办了，只等将命运扔给我的那个人送上火车，把他最终挽救过来。

“当然，要直接面对他，这需要力量。因为昨天的一切都是在黑暗中，在感情的旋涡里发生的，就像被山洪冲下来的两块石头，突然撞击在一起；我们彼此几乎没有面对面地认识过，那个陌生人是否还会认得我，对此我一点没有把握。昨天——那是事出偶然，是心醉神迷，是两个糊涂人的走火入魔，但是今天我非得比昨天更为公开地在他面前暴露自己了，因为我现在不得不在无情的光天化日之下以我本人，以我的本来面目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走到他面前去了。

“不过，一切都比我想的要容易得多。在约定的时间，我还没有到赌馆门口，一位年轻人就从长椅上一跃而起，急忙朝我走来。他那惊异的神情，他那每一个胜过语言的动作完全出自本能，显得多么稚气，多么率真和喜悦：他简直是飞奔过来的，眼睛里流露出既感激又崇敬的快乐之光，但是他的眼睛一觉察到我的眼睛在他面前不知所措的样子，便立即谦恭地垂了下来。这种感激之情在一般人身上很难感觉得到，而且心怀最最感激之情的人往往无法表达出来，他们总是尴尬地沉默不语，羞愧不已，为了掩饰他们的感情，往往欲言又止。上帝好似一位神秘的雕塑家，将这个人的感情姿态表现得极为性感、优美、生动，在他身上感激之情的流露十分炽烈，他的体内像是有一股激情在迸发出来。他朝我的手弯下腰，谦恭地垂下轮廓清瘦的孩子式的脑袋，十分尊敬地吻了一分钟，但是嘴唇仅仅触到我的手指，接着便退后一步，问我身体怎么样，亲切地望着我，他的每一句话都很有礼貌，又极为得体，因此几分钟之后我心里最后的一点惶恐不安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四周的景物全都着了魔，好似镜子一样映照出我开朗的心情：昨天还是怒涛汹涌的大海，现在明澈而平静，细浪之下每粒沙石都在朝我们闪烁着白灿灿的光辉；那家赌馆，那恶魔聚集之所，在清扫得干干净净的、锦缎似的天空下色彩明朗；那个亭子，昨天下着瓢泼大雨的时候我们曾在其屋檐下躲避，现在已经开启，是一家花店，那里摆放着一束束、一簇簇鲜花，白的，红的，绿的，色彩缤纷，斑斓杂陈，卖花的是位年轻姑娘，她身上的衬衣色彩极为鲜艳。

“我请他到一家小餐馆去吃午饭；在那里这位陌生的年轻人对我讲了他悲剧性的冒险史。他的冒险史完全证实了我在绿色赌台上看到他那双神经质地索索发抖的手时所作的第一个揣测。他出身于奥地利波兰贵族家庭，这确定他将来要在外交界求个锦绣前程，一直在维也纳上学，一个月前他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初考。学习期间他住在叔叔家。他叔叔是总参谋部的高级军官，为了庆祝考试成功，并作为对他的奖励，叔叔叫了一辆马车，把他带到普拉特，俩人一起来到赛马场。叔叔赌运亨通，接连赢了三次。随后他们拿着厚厚一叠白赚的钞票，到一家豪华饭店去大吃了一顿。第二天，这位未来的外交官就收到为奖励他这次考试胜利而寄来的一笔钱，数额相当于他一个月的生活费；要是在两天前，对他来说这笔钱还是个相当可观的数目，可是现在，在那次轻而易举就赢了这么多钱之后，这点钱他就看不起了，觉得它微不足道。这样，吃过饭他又坐马车去赛马场，兴头十足地放手大赌一场。他居然福星高照——或者更应该说是厄运临头——到最后一场赛马结束，离开普拉特公园时，他的钱数已经增加了三倍。从此以后他赌兴大发，时而赛马场，时而咖啡馆，或者俱乐部，耗费了自己的时间，荒废了学业，损坏了神经，尤其是耗掉了金钱。他再也不能思考，夜里也不能安眠，他甚至无法控制自己；有天夜里，他在俱乐部里输光了钱回到家里脱衣服时发现背心口袋里还有一张忘记的、已经揉成一团的钞票，他忍不住，便又穿上衣服，到外面东转西晃，最后在一家咖啡馆里找到几个玩多米诺骨牌的人，便坐下来同他们一直赌到天明。他的一位已经出嫁的姐姐接济过他一回，替他偿还了高利贷借款；高利贷者见他是名门贵族的继承人，所以都乐意把钱贷给他。有一阵子他曾赌运亨通，可是后来手气又不好，连连输钱，颓势怎么也阻挡不住，而且输得越多，就越是渴望大赢一次，好支付尚未偿还的债务和以名誉担保一定按时还清的借款。他早就把钟和衣服当掉了，最后竟发生了这么件令人惊骇之事：他偷了老婶婶的两枚花骨朵状的钻石大耳环。这两枚耳环他婶婶很少戴，是一直放在柜子里的。其中的一枚他以高价当了出去，当天晚上拿这笔钱去赌就赢了四倍。但是他没有去赎回耳环，而是将所有的钱拿去孤注一掷，结果输得一干二净。直到他离开维也纳的时候，他的偷窃行为尚未被发现，于是他又把第二枚耳环当掉，这时突然心血来潮，便坐上一列火车来到蒙特卡洛，想在轮盘赌上发一笔他梦寐以求的大财。在这里他卖掉了皮箱、衣服、雨伞，现在他身边只有一支装了四发子弹的手枪和一个镶嵌着宝石的小十字架，这是他的教母X侯爵夫人送他的，他一直舍不得出手，除此之外，他已别无他物。但是，就连这个十字架他也在下午以五十法郎卖掉了，只是为了晚上最后一次去寻求那令人震颤的欢乐，再去做一次生死搏斗。

“他把这一切讲给我听的时候，神态优美，极具魅力，他的气质活泼生动，灵气十足。我听着，心里感到震撼，着迷，激动；然而我并没有因为与我同桌的人本是小偷而愤怒，不，这个想法我片刻都没有出现过。作为女人，我的一生从未有过些微污点，在社交场合总是要求保持最严格的传统尊严，倘若昨天有人即使只是对我暗示，说我将会跟一个完全陌生的年轻人，一个比我儿子大不了多少而且偷过珠宝耳环的人亲密地坐在一起，那我定会把他看作疯子的。可是听着他的叙述，我一点没有惊骇之感，这一切他说得那么自然，而且带着那么一种激情，使人觉得他讲的是一个高烧病人的行为，而不是什么令人气愤之事。再有：谁像我一样昨天夜里亲身经历了那种激流飞泻似的出人意料的事，那么‘不可能’这个词就突然失去了它的意义。在那十个小时里，我对现实的了解比先前以市民方式度过的四十年要多得不知多少。

“可是，在他对自己做的那些事进行坦白的时候，却有另一种东西令我惊慌不安，那就是他眼睛里火一般的光亮，他一谈到自己对赌钱的热衷，他眼里便熠熠生辉，脸上的所有神经像通了电一样颤动不已。他在讲这些事的时候，自己还异常激动，他表情丰富的脸上极其清晰地再现了当时欢喜或痛苦的种种紧张神态。他的两只手，那两只奇妙的、细长而灵活的、神经质的手同在赌台上一样，又不由自主地开始变得像或追逐或逃遁的猛兽：我看见他说着说着，两只手就突然从指关节往上剧烈地颤抖，拼命卷曲起来，紧攥拳头，接着手指又突然重新弹开，随后又互相交叉，紧紧抱成一个拳头。他在坦白出偷耳环这件事的时候，两只手闪电般地向前伸去（我不禁吓了一跳），飞快地做了一个偷东西的动作：手指十分利索地朝耳饰张开，将东西匆匆一把攥在拳头窝里，这一切我都看得真真切切。我感到一种无名的震惊，看出这个人身上的每一滴血都中了他自己激情的毒。

“一个年轻、爽朗、生来就是无忧无虑的人竟会可悲地屈从于一股迷糊滑稽的热情，他的叙述中令我如此震撼和吃惊的仅仅就是这一点。因此，我认为自己首要的职责就是友好地规劝我这位不期而遇的被保护人，劝他必须立刻离开蒙特卡洛，离开这个具有最危险的诱惑的地方，趁现在丢失耳环之事尚未被发现，自己的前程尚未彻底断送之时，今天就回家去。我答应给他回家的路费和赎回耳饰的钱，当然有一个条件，只有一个条件，他今天就要走，并且要以他的名誉向我起誓，永远不再碰纸牌，也不进行其他赌博活动。

“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位落魄的陌生人听着我说，起初情绪何等沮丧，随后心情逐渐开朗，满怀着热烈的感激之情，当我答应帮助他的时候，他像是要把我的话吮进肚里似的；突然，他的两只手从桌面上伸了过来，抓住我的双手，姿势像是在礼拜和神圣地许愿，令我难以忘怀。他明亮的、通常有些许迷惘的眼睛里含着泪水，快乐和兴奋使他全身激动得直打哆嗦。我常常试图向您描画他独一无二的表现姿态的能力，但是我无法将这种姿态描述出来，因为它表现的是一种极度兴奋的、超越尘世的幸福境界，我们几乎不可能在一般人的脸上见到，只有当我们从梦中醒来，以为在自己面前见到了已经消失的天使的面庞，这时，唯有天使的那片白影才可与他的姿态相比。

“何必隐瞒呢：我经受不住他的目光，他的感激令我高兴，因为这样的感激我们很难见到，温柔的感情让人感到愉悦和舒适，对我这个沉稳、冷静的人来说，那种洋溢的感情确实是一种惬意的、简直是令人喜悦的新感受。再有：自然景物经过昨夜那场大雨，也随着这个身心憔悴的人一起神奇般地苏醒了。我们从餐馆出来时，平静安谧的大海璀璨地闪闪发光，蔚蓝的海水连接天际，在高空的蓝天上只有海鸥在展翅翱翔，点点白影映衬在天际的蔚蓝之中。里维埃拉的风光您是熟悉的。那里的景色永远是美丽的，但却显得平淡，像风景画片一样，映入我们眼帘的是永远浓重的色彩，是一个慵倦的睡美人。她镇定自如地任人浏览欣赏，永远是一副东方式的百依百顺的样子。但有时候——那是极少的——这里也有那么几天，这时美人站起来了，露出了尊容，她色彩鲜艳，熠熠闪光；这几天她使劲向人高声呼唤，并怀着胜利的心情把五彩缤纷的鲜花抛向人们；这几天她热情炽烈，欲火如焚。在经历了那个风雨交加的黑夜和惊涛骇浪的混沌之后，那天也正是这么一个令人振奋的日子，街道被冲洗得干干净净，天空湛蓝高远，树木经雨苍翠欲滴，丛丛灌木到处鲜花怒放，宛如万绿丛中点燃的簇簇火把。空气清凉，阳光灿烂，群山显得清新明亮，好似突然向前走来了，纷纷好奇地挨近这座闪光发亮的小城。放眼四望，突出地感到大自然的挑战和激励，觉得自己的心也不由自主地被大自然夺去了。于是我就说：‘我们雇辆马车，到海边去兜兜风吧。’

“他兴奋地点点头：这个年轻人好像到这儿以后还是第一次观赏自然风光。在此之前，他只知道那潮湿而带霉味的赌厅，那儿散发着一股恶浊的汗酸气，拥挤着丑恶而扭曲的人群；他知道的再就是乖戾、灰暗、喧嚣的大海。现在，洒满阳光的海滩像一把打开的巨扇展现在我们面前，遥望远处，顿觉赏心悦目。我们坐在缓缓行驶的马车上（那时还没有汽车），欣赏沿途绮丽的风光，经过许多别墅，碰到不少人的目光。每次驶过一幢房子，经过一座掩映在意大利五针松的绿荫下的别墅，我会千百次地在心里浮现一个秘密的愿望：但愿能生活在这儿，宁静、平和、远离尘嚣！

“我一生中曾经有过比那个时候更幸福的时刻吗？我不知道。在马车里，这个年轻人坐在我身边，昨天他还处在死亡和厄运的魔爪里，奇怪的是，现在倾泻下来的金色阳光洒满了他的全身：似乎好些年岁月从他身上消失了。他好像完全成了一个孩子，成了一个漂亮的、在戏耍的孩子，有一双纵情的，同时又是心怀敬畏的眼睛。他身上最使我着迷的要数他那灵活敏感、善解人意的柔情了：车子爬的坡太陡，马很吃力，他便敏捷地跳下去，在一侧帮着推车。我提到一种花，或指了指路边的某种花，他就急忙跑去摘了来。见到一只被昨夜的雨引诱出来的小蟾蜍在路上艰辛地爬着，他就去将它捧起来，小心地送到青草丛中，以免他身后驶来的马车将它碾碎。这期间他还兴致勃勃地讲了一些令人捧腹大笑而又很雅致的奇闻逸事：我相信，这笑声是对他的一种拯救，因为他突然感情充溢，欣喜若狂，如痴如醉，要不大笑一阵，他必定会唱歌、蹦跳或干出什么傻事来的。

“后来，我们的马车爬上一个高坡，缓缓驶过一个很小的村子。经过村子的时候，他突然很有礼貌地摘下帽子。我感到有点惊讶：这位外国人当中的外国人，在这里他在向谁致敬呢？得知我的疑问，他的脸微微有点红，几乎像道歉似的向我解释说，我们刚才经过一座教堂，同所有教规严格的天主教国家一样，在波兰从小就培养他们，见到任何教堂和圣殿都要行脱帽礼。对宗教的这种美好的崇敬态度令我深为感动，同时我也想起了他说到过的那个小十字架，所以就问他是否信教。他略现羞赧的样子谦逊地说，他信教，并希望得到上帝的宽宥。听了他的话，我突然心生一念：‘停车！’我朝马车夫喊道，并且急忙下了车。他跟着我，感到很诧异：‘我们到哪儿去？’我只是回答：‘您一起来。’

“他陪我走回教堂。这是一个砖砌的乡村小圣堂。内墙四壁刷着石灰，颜色发灰，墙上是空的，圣堂的大门开着，一束黄色的光锥射进昏暗的圣堂，四周的暗影凸现出蓝色的祭台。圣堂里香烟缭绕，祭台上点着两支蜡烛，朦胧中烛光闪动，犹如两只蒙着面纱的眼睛。我们走进圣堂，他脱下帽子，把手伸进涤罪缸的水里去浸了浸，拿出来划了个十字，随后便屈膝跪下。他一站起身，我就将他抓住。‘您过去，’我催促他说，‘到祭坛前或者到您所敬仰的神像前去，在那里起个誓，誓言我马上就说给您听。’他诧异地、几乎是吃惊地望着我。但他很快就明白了我的意思，就走到一座神龛前，画了十字，顺从地跪了下去。‘您跟着我说，’我说，自己都激动得颤抖了，‘您跟着我说：我起誓。’‘我起誓。’他重复着说。我继续说下去：‘我永远不再参加任何形式的赌博，永远不再把自己的生命和名誉断送在这种嗜好之中。’

“他颤抖着重复了这些话，清晰而响亮的声音回响在空空荡荡的圣堂里。接着便是片刻的寂静，静得连外面微风吹过、树叶发出的簌簌声都能听得见。突然，他像个忏悔者似的扑倒在地，以一种我从未听到过的狂热的声音说了一番我听不懂的波兰话，他的话说得极快，快得连前后的字句都混在一起了。这一定是狂热的祷告，是感激和悔恨的祷告，因为他忏悔时感情非常激昂，一再谦恭地低下头，低得都触到圣案了，他越来越狂热地重复着那外国话语，越来越激越地重复着同样的、以无法形容的热情说出来的话。在这以前和以后，我从未在世界上任何一座教堂里听见过这样的祷告。他的双手紧紧抓住木质的祷告桌，显得有点局促，他内心的风暴刮得他全身不住地晃动，使他时而抬起头来，时而又伏倒在地。他什么也看不见，也感觉不到：他好似在另一个世界，在炼狱里转化，或者在朝神圣的境域飞升。最后，他慢慢站立起来，画了十字，吃力地转过身来。他的两膝还在发抖，面容苍白，像虚脱一样。可是，他一见到我，两眼便炯炯有神，一丝纯真的、真正虔诚的微笑使他阴郁的脸庞也开朗了；他走过来，深深地鞠了一个俄国式的躬，抓着我的两只手，十分崇敬地用嘴唇贴了贴：‘是上帝派您到我这里来的。为此，我已经谢过了上帝。’我不知说什么好。我真希望，这时圣堂里的矮椅子上空会突然响起管风琴奏出的音乐，因为我觉得，我一切都成功了：我已经永远挽救了这个人。

“我们从教堂出来，回到五月天灿烂的阳光下，我觉得世界从来都没有这般美丽过。我们的马车继续沿着丘陵起伏的路缓缓驶了两个小时，我们坐在车里俯览全景，尽情观赏绮丽的风光，每转一个弯都别有洞天，就是另一番景色。然而，我们不再交谈了。在付出了那么多感情之后，现在似乎想减少每一句话。每当我与他的目光偶然相遇时，我总不得不难为情地避开他的目光：看到我自己创造的奇迹，对我的心灵震撼太大。

“下午五点左右，我们回到了蒙特卡洛。我同亲戚有个约会，现在要取消已不可能了，我还得去赴约。本来，我心里很想歇一会儿，舒释一下绷得太紧的感情，因为幸福来得太多了。我觉得，这种过分狂热的状态，这种心醉神迷的状态，类似的情况我一生中还从未经历过，我必须得歇一会儿。所以，我就请这位被我保护的人跟我到我的旅馆去一趟，只要一会儿就行；到了旅馆，我就在我的房间里把路费以及赎耳环的钱交给他。我们商定，我去赴约，他去买车票；晚上七点钟我们在车站大厅里会面，就是说在开车前半小时，随后火车将把他经由日内瓦送回家。当我把五张钞票递给他时，他的嘴唇突然奇怪地发白了：‘不……不要钱……我请您别给我钱！’他的手指神经质地哆嗦着，慌慌张张地缩了回去，从牙缝里挤出这两句话来，‘不要钱……不要钱……不能见到钱。’他又重复了一次，显出极其厌恶和恐惧的神情。见他这副羞愧的样子，我就安慰他说，这些钱就算是借的吧，要是他觉得拿了钱心里过意不去，他可以写张借条给我。‘好的……好的……写张借条。’他把目光移开，嘴里喃喃自语，并将钞票折叠在一起，看都不看一眼就塞进了口袋，仿佛那是什么黏黏糊糊的东西，会弄脏他的手似的，随后就在一张纸上潦潦草草地写了几句话。他写好借条，抬起头来，额头上大汗淋漓，仿佛体内有什么东西在冲上来扼住他的脖子似的。他把那张借条往我手里一塞，全身一阵哆嗦，突然——吓得我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一步——他跪了下去，捧起我的裙子，连连吻着裙上的镶边，那样子真是难以描述。我受到强烈的震撼，全身不住地战栗起来。这时我心里升起一阵奇怪的惊恐，心乱如麻，只能结结巴巴地说：‘您这么感激，我倒要谢谢您。不过，请您现在就走吧！晚上七点我们在车站大厅里再告别。’

“他望着我，感动得眼里噙着晶莹的泪水；有一瞬间我以为他要说些什么，有一瞬间他仿佛要靠近我。然而，随后他却突然再次深深地、深深地鞠了一躬，便离开了我的房间。”

C夫人又中断了叙述。她站起来，走到窗前，眼望窗外，纹丝不动地站了很久：从她剪影似的、轮廓清晰的背上我看到些微轻轻的战栗和晃动。突然，她果断地转过身来，一直静静的、没有什么表示的两只手突然做了个剧烈的切割动作，像是要把什么东西撕碎似的。接着，她坚定地、几乎是勇敢地望着我，突然又开始了她的叙述。

“我曾向您许诺，保证做到绝对坦率的。现在我看出，这个诺言是多么必要。因为只有现在，我逼着自己第一次按照事情的前后联系来描述那一时刻的全部经过，并且找出明晰的词句来表述当时那种错综复杂、紊乱不堪的感情，只有现在我才清楚地认识到许多我当时不知道，或者是也许当时我不想知道的事。因此，我要坚定、果断地向自己，也是向您吐露真情：当时，在那个年轻人离开房间、只剩下我只身一人的一秒钟里，我感到心上受到了猛烈的撞击，好似突然晕厥过去一般。有什么东西使我痛不欲生，可是我不知道，或者说我不想知道：受我保护的人他那毕恭毕敬的态度本来是感人至深的，何以对我的伤害会那么深，令我痛苦万分。

“可是现在，因为我逼着自己坚定地、有条有理地把过去的一切当作别人的事一样统统从我心里掏出来，也因为您这位见证人不容许我有丝毫隐瞒，不容许令人羞愧的感情有藏身之所，今天我这才明白，当时我所以会如此痛苦，其实是因为失望……使我感到失望的……是这位年轻人竟如此顺从地走了……并没有想抓住我，留在我身边……他竟恭顺而敬重地服从了我要他坐车回家的初愿，而没有……没有企图把我拉到他身边……我感到失望的是，他只是把我敬为出现在他生活道路上的圣女……而没有……没有感觉到我是个女人。

“这就是我当时的失望……是我不肯承认的失望，当时不承认，后来也不承认，然而，一个女人的感觉是无所不知的，不需要语言和意识。因为……现在我不再继续欺骗自己了——如果这个人当时把我搂着，当时要求我，我定会跟他走到海角天涯，定会玷污我和孩子的姓氏……我定会不顾人们的非议和自己内心的理智，跟他远走高飞，就像那位亨丽埃特夫人跟着一位她一天前还不认识的法国青年一起私奔一样……我一定不会问，到哪儿去，去多久，对于自己以前的生活我也不会回头去看一眼……为了这个人，我一定会把我的钱，我的姓氏，我的财产，我的名誉全都牺牲掉……我一定会去乞讨，或许世界上任何低下的地方他都会把我领了去。我定会将人们称之为羞耻和顾虑的一切统统抛弃，他只要说一句话，朝我走近一步，他只要试图抓着我，那么，在这一秒钟里我整个儿就是他的了。可是……我向您说过……此人举止异常，他望着我，不再用看女人的目光来看我了……我对他的热情燃得多么炽烈，多么渴望委身于他啊！可是，只是在我只身一人时，只是在那股被他开朗的、简直是天使般的脸掀得高高的激情在我心里退落下来，并在空虚寂寞的胸中不住起伏的时候，我才感觉到这一点。我费劲地振作起精神，那个约会成了我的负担，令我倍觉反感。我觉得，我头上仿佛扣了一顶又重又紧的钢盔，压得我直摇晃：当我终于走到另一家旅馆我亲戚那儿时，我的思绪松散凌乱，就像我的脚步一样。在亲戚那里我沉闷地坐着，别人都在进行热烈的谈话，我却心里不断地在担惊受怕，我偶尔抬起眼睛，注视他们毫无表情的脸，比起那张像天上的云层忽亮忽暗变幻莫测、生动无比的脸来，我觉得这些人的脸就像戴了面具或冻僵了似的。我仿佛坐在死人当中，这次聚会竟是如此恐怖，毫无生气，我一边往咖啡杯里放糖，一边心不在焉地同别人应酬，而那张脸却像被我熊熊灼燃的热血涌了上来，时时浮现在我心头。观看这张脸就成了我最大的快乐；想想实在可怕，一两小时之后该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了。我不由得下意识地轻轻叹息，或许还发出了呻吟声，因为我丈夫的表姐突然弯下腰来问我，怎么样，是不是不太舒服，说我的脸色苍白，呼吸局促。她这一问倒使我立刻毫不费劲地找到了一个借口，我说，折磨我的实际上是偏头痛，所以请她允许我悄悄地先行离开。

“我这样一脱身，就刻不容缓地奔回我住的旅馆。一进屋子只有自己独自一人，空虚、寂寞的感觉就又袭上我的心头。我心里急不可待，渴望马上见到那位年轻人，今天我就将永远失去他了。我在房间里面踱来踱去，毫无必要地拉起百叶窗，换了衣服和腰带，照着镜子以审视的眼光打量一番，看看自己这身打扮是否会引起他的注意。忽然间，我明白了自己的心愿：只要把他留住，一切都在所不惜！这个心愿在残酷的一秒钟之内变成了决心。我跑到楼下去告诉门房说，我今天要乘夜班火车离开这儿。现在时间已经很紧了，我按铃把侍女叫来帮我收拾东西。我们俩人一个比一个着急，手忙脚乱地将衣服和小件生活用品装进几只箱子里，我心里则梦想着即将出现的惊喜：我送他上火车，等到最后一刻，到最后的瞬间，当他伸出手来同我握手告别的时候，我就出其不意地登上列车，走到这位惊诧万状的人跟前，同他共度今宵、明夜——只要他要我，就每夜都同他厮守在一起。我感到一阵狂喜，一阵陶醉，全身血液在翻腾、涌流，有时，我一边往箱子里扔衣服，一边哈哈大笑，有时突如其来的一声大笑，弄得侍女莫名其妙。这当间，我感觉到我的神志混乱了。挑夫来取箱子时，起初我直愣愣地瞪着他，完全不解其意：内心激动，犹如阵阵波浪翻滚，这个时候就很难客观地来思考了。

“时间紧迫，这时大概快七点了，离开车时间顶多二十分钟。——当然，我安慰自己说，我现在不再是去同他告别了，我已决定陪他出走，无论他的旅程多久多远，我都与他相守，形影不离。仆人先把几只箱子拿了出去，我匆匆到旅馆账房结了账。经理已经把钱找给了我，我正要走了，这时有只手温柔地拍了拍我的肩头。我吓了一跳。那是我丈夫的表姐，因为我佯称身体不适，她放心不下，所以特来探望。我觉得眼前一阵发黑。现在这个时候我可不需要她，每一秒钟的延误都意味着厄运降临，意味着将痛失这次机会，可是我又必须顾及礼貌，至少得站着同她搭会儿话呀。‘你得上床去躺着，’她催促着我，‘你一定发烧了。’这话大概倒也不错，因为我两边太阳穴上脉搏跳得很急，像擂鼓似的，有时我还感到眼前蓝影直晃，快要晕倒。但是我支撑着，竭力做出一副感激的样子，其实每一句话都使我心急如焚，真想干脆一脚将她那不合时宜的关切踢到一边去。然而，这位不受欢迎的、担心我的人却待着不走，她待着，待着，并拿出科隆香水给我，而且非让我自己将这清凉的液体抹在太阳穴上决不罢休：这当间我却一分钟一分钟地数着，同时还想着他，并琢磨着能找个什么借口来摆脱这种折磨人的关切。我越是焦急不安，她对我就越是怀疑；后来，她几乎想强行把我弄到房间里去，让我躺下。她还在一个劲儿地劝我，这时我突然朝大厅中央的钟看了一眼：差两分七点半，而七点三十五分火车就开了。绝望中我对什么都不在乎了，粗暴地径直将表姐的手狠狠一甩，动作之快，宛如子弹出膛：‘再见，我得走了！’说罢，根本不去顾及表姐惊得发呆的目光，也不四下看看落下什么东西没有，便从那些诧异得目瞪口呆的旅馆侍役身边冲出大门，来到街上，径直朝车站奔去。挑夫在车站上守着行李等我，我老远就从他激动的手势上得知，时间一定万分紧迫了。我就盲目地拼命冲到横杆那儿，结果被检票员拦住了：我忘了买票。于是我便软硬兼施，几乎说动了检票员，破例让我到站台上去，可是就在这时，火车开动了：我浑身发抖，目不转睛地望着徐徐开动的列车，希望至少能从某个车厢的窗口一瞥他的容貌，见到他的挥手，他的致意。但是火车加快了速度，我再也无法认出他的面容了。一节节车厢呼啸而过，一分钟以后，在我模糊的眼前留下的只有一片冉冉升腾的浓烟。

“我站在那儿准似泥塑木雕一般，上帝知道究竟站了多久，因为挑夫大概叫了我几次我都未答应，他这才大着胆子碰了碰我的胳膊。我猛地吓了一跳。他问，要不要把行李重新搬回旅馆。我考虑了一两分钟；不，这不可能，我走得那么仓促，那么可笑，我不能再回去，也不愿回去，永远不回去。这时我形单影只，心烦意乱，就叫他把行李搬到寄存处去。稍后，车站大厅里旅客熙来攘往，人声鼎沸，在阵阵喧嚣声中，我才设法进行思考，清晰地思考，想甩掉那些令人灰心丧气、痛苦不堪的纠葛，把自己从愤怒、悔恨和绝望中解救出来。因为——为什么不承认呢？——由于自己的过错，失去了与他最后会面的机会，这个想法像把烧红的尖刀无情地在我心里乱搅，那燃红的刀刃越来越无情地往我心灵深处捅，痛得我真想大声叫唤。只有完全没有遭遇过激情的人，在其一生中出现的唯一瞬间，他们的激情也许才会像雪崩似的、像狂飙骤起似的突然爆发出来：于是闲置多年未用的生命力就像碎石倾泻，一齐坠落在自己胸中。在这一秒钟里我已做了最最鲁莽的准备，将自己长期积聚起来、紧紧裹在一起的整个生命猛地一下抛将出去，却突然发现面前有一堵毫无意义的墙，我的激情一头撞了上去，只撞得晕晕乎乎，蒙头转向。像在这一秒钟里所碰到的那种意想不到、令人愤怒而又对它无能为力的事，我在此前从未经历过，以后也未曾经历过。

“我下一步所做的尽是些毫无意义的事，除此之外还能做些什么呢！我做的事很笨，简直愚蠢透顶，讲出来自己都感到羞愧。但是，我曾对自己、对您许下诺言，什么都不隐瞒。——那我就接着说吧。我……我要为自己找回他……就是说，我要为自己找回同他一起度过的每个瞬间……有股强大的力量把我拉向我们昨天一起到过的每个地方：花园里的那张我把他从上面拉走的椅子，我第一次看见他的那个赌厅，甚至那个下等旅馆。这样做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再一次、再一次重温往事。明天我还打算坐马车沿滨海再循旧路，在心里再次重温每一句话、每一个姿态和表情——这种做法多没有意思，多幼稚，我真是糊涂透顶了。可是，请您想一想，那些事来得快如闪电，一下都落在了我身上，一下就把我击晕了，岂容我做别的考虑。现在从心醉神迷的状态中猛地醒来，借助于我们称为记忆的那种神奇的自我欺骗，我要将这些正在流逝的经历——重新追忆，再来品味一次过把瘾——当然，这些事，有的别人理解，有的别人不理解，要完全理解，恐怕需要有一颗火热的心。

“这样，我便先到赌厅，去寻找他坐过的那张赌台，并在那里的许多双手里设想他的那双手。我走了进去。我还记得，我最先看见他的时候，他坐在第二间屋子左边的那张赌台上。他的每个动作姿态还清晰地浮现在我眼前：我就是闭上眼睛，伸出双手，梦游似的都可以把他的座位找到。于是我就走了进去，立即横穿屋子。这时……我在门口朝熙熙攘攘的人群一望……我眼前出现了一件奇怪的事……他正好坐在我梦见他的那个位置，他在那里坐着——这准是狂热引起的幻觉！……真是他……他……他……正是我刚才幻觉中见到的他……同昨天一模一样，两眼直愣愣地盯着转盘里的锥形球，脸色苍白，犹如幽灵……但是，那是他……是他……绝对不会错，那是他……

“这下吓得我非同小可，我差点儿叫喊起来。但是我控制住对这荒唐的幻象的惊吓，并且闭上眼睛。‘你神经错乱了……你在做梦……你发烧了，’我对自己说，‘这不可能，你眼里出现了幻影……半小时前他就从这里坐火车走了。’后来我重新睁开眼睛。啊，可怕极了：他坐在那里，同方才一模一样，有血有肉，绝对不会错……在千百万双手当中我也能认出他的手来……不，我不是在做梦，那人确确实实是他。他没有走，没有如他向我起誓所保证的那样，这神经错乱的人坐在那里，他有了钱，这钱是我给他回家的路费，他把它拿到这张绿色赌台上，又忘情地沉醉在他的癖好中，大赌起来，而我呢，却绝望地为他把心都掏了出来。

“我猛地一下冲上前去。我泪水模糊，眼里燃烧着愤怒的烈火，这背弃誓言之徒，竟这么无耻地欺骗我的信任、我的感情、我的委身，我真想掐住他的脖子。然而，我还是抑制住了自己。我故意慢慢（我费了多大力气啊）走到赌台的另一边，正好面对他，一位先生很有礼貌地给我腾出个位置。我们俩人中间隔着一张两米宽的绿色赌台，我可以像在楼座上看戏一样盯着他的脸。两小时前这张脸上还容光焕发，充满感激之情，闪烁着上帝宽宥的灵光，现在他的激情正在经受炼狱之火的煎熬，这张脸又抽搐得扭曲了。他的这双手，今天下午他在立下神圣誓言的时候还紧紧抓着教堂椅子的这双手，同是这双手，现在手指微曲，在钱堆里扒来扒去，犹如两个嗜血的魑魅。他赢了，他准赢了很多钱，很多很多钱：他面前随意拢了一堆筹码、金币和钞票，亮闪闪的，但横七竖八，凌乱不堪，战栗着的、神经质的手指乐滋滋地伸进钱堆里随便把玩。我见他将纸币一张张抚得平平整整，叠在一起，那些金币他则转动着，抚摩着，后来他突然一下子抓起一大把，抛在一个方格当中。他的鼻翼又立即开始快速翕动，掌盘人的叫喊声使他将眼睛，那炯炯有神的贪婪的眼睛从钱堆上移开，注视着蹦跳的圆球，他的身体仿佛自动地要往前冲，而两只胳膊肘却好似用钉子钉在了绿色台面上。他那迷狂的样子表现得比昨天晚上还可怕，还恐怖，他的每个动作都在毁掉我心中那另一个凸现在金色背景上闪闪发光的形象，那是我由于轻信而将它珍藏在自己心里的。

“我们俩人相距两米，呼吸着；我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他却没有发现我。他没有朝我看，他任何人都不看；他的目光只盯着钱，随着往后倒滚的球不安地颤动着：他的全部感官都禁锢在这个疯狂的绿色圆盘中了，并随着滚动的圆球而来回奔跑。在这个赌徒眼里整个世界、整个人类都融化在这张蒙着绿呢的四角台面上了。我知道，即使我在这儿站上几个小时，他也不会感觉到我的存在的。

“可是，我无法继续忍受下去了。我突然横下一条心，绕过赌台走到他背后，用手紧紧抓住他的肩膀。他晕晕乎乎地抬起头来望着我——他瞪着呆滞的眼珠陌生地盯着我，看了一秒钟，像一个被人从沉睡中摇醒的醉汉，他灰暗的目光透着蒙眬的睡意，还刚开始从弥漫的烟雾中亮起来。后来，他似乎认出了我，抖抖索索地张着嘴，喜出望外地抬头望着我，结结巴巴地轻声说了一番知心话，令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很好……我一进来，见他在这里，便立即知道运气来了……’我不懂他的话。我只看出，他已经赌得如痴如醉了，这个神经错乱的家伙已经把一切都忘了，把他的誓言，他约好的事情，把我、把世界统统都忘掉了。然而，即便是在这种如痴如癫的状态中，他那极度兴奋的神情仍然令我如此着迷，使我不由自主地信了他的话，并且吃惊地问，究竟谁在这里。

“‘那儿，就是那个俄国独臂老将军，’为了不让别人偷听到这个神奇的秘密，他紧贴着我，悄声对我说，‘那儿，蓄着连鬓白胡须的那个，背后有个侍从。他总是赢家，昨天我就注意他了，他准有一套诀窍，现在我一直望着他下注……昨天他也一直赢……只不过我犯了错误，他走了我还在继续赌……这是我的错……昨天他大概赢了两万法郎……今天他也是每盘都赢……现在我每回都跟着他下注……现在……’

“正说着，他突然停了下来，因为掌盘人响亮地喊了句：‘Faites votre jeu！’

[21]

一听到叫喊声，他的目光便一路巡视过去，最后落在白胡子俄国人的位置上，贪婪地巡视着。这位俄国将军从容不迫地坐在那儿，神气十足，他先是不慌不忙地拿出一枚金币，稍作犹豫，随即又摸出第二枚，一齐押在第四格上。我面前那双容易激动的手便立即伸进钱堆里，抓起一把金币，扔在同一个位置上。一分钟后，掌盘人发出一声‘空门’的喊声，接着将筢竿一拐，便把桌上的钱全都收了去。他的眼睛盯住被横扫而去的金钱，好似观看一件稀奇古怪的事一般。您一定以为这下他会朝我转过身来了吧。没有，他没有转过身来，他把我完全忘了，我已经沉没了，完了，从他生活中消失了，他绷得紧紧的全部感官都集中在俄国将军身上，而这位将军却满不在乎，手里又拿了两枚金币掂了掂，一时举棋不定，不知押在哪个数字上好。

“我无法向您描述我当时的愤怒和绝望。但是，请您想想我的心情：我把自己整个一生都抛给了这个人，到头来在他眼里我却连一只苍蝇都不如，对于苍蝇还得用手去随便驱赶一下呢。愤怒的狂涛再次涌上我的心头。我使劲一把抓住他的胳臂，令他大吃一惊。

“‘您必须马上站起来！’我轻声对他说，但语气是命令式的，‘想想您今天在教堂里立下的誓言，您这背弃誓言的人，真可悲！’

“他愣愣地望着我，神情慌张，脸色惨白。他的眼里突然现出惊恐和颓丧的表情，活像一条挨了打的狗露出的那副样子，他的嘴唇战栗着。他似乎一下想起了先前的一切，似乎对自己感到害怕了。

“‘好……好……’他结结巴巴地说，‘噢，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好……我就来……请您原谅……’

“说着，他的手便开始把钱归拾起来，起先动作很快，而且显得精神振奋，态度坚决，可是随后就慢慢变得越来越迟钝，像是被一股反作用力给冲了回来。他的目光又重新落在那位正在下注的俄国将军身上。

“‘再等会儿……’他迅速将五枚金币扔在俄国将军下了注的格子里，‘……就再赌这一盘……我向您起誓，我马上就来……就再赌这一盘……就再……’

“他的声音又消失了。圆球已经开始滚动，并且也将他拽着一起滚动。这着了魔的人，他的心已经从我身边，也从他自己身边滑出去了，连同陀螺一起摔进光滑的凹格里，它里面小球还在不住地滚跳。掌盘人又在吆喝了，筢子又扒走了他的五枚金币；他输了。但是，他并没有转过身来。他把我忘了，把誓言以及一分钟前对我说的话统统都忘了。他的手又哆嗦着去抓那堆渐渐变少的钱，他迷醉的目光不安地颤动着，专门盯住他意愿中的那块磁石，对面那位会给他带来好运的人。

“我再也无法忍耐了。我再次将他摇了摇，但这次摇得很重。‘您现在立即站起来！立刻！……您说过，就赌这一盘的……’

“可是，这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他突然转过身来瞪着我，脸上已经不再是恭顺和迷惘的表情，而是一脸雷霆大作的神色，愤怒使得他眼睛冒火，嘴唇发抖。‘别缠着我！’他大声向我叱责，‘给我滚开！您给我带来了晦气。只要您在这儿，我就老输。昨天您就让我倒了霉，今天您又来了。快给我滚开！’

“刹那间我僵住了。见他这么疯狂，我的愤怒也像一匹脱缰的野马。

“‘我给您带来了晦气？’我大声谴责他，‘您这个骗子，您这个小偷，您曾对我发誓……’我说不下去了，因为这中了邪的人从座位上跳起来，毫不在乎周围喧嚷的人群，把我直往后推。‘让我安静点。’他无所顾忌地大声喊道，‘我又不受您的监护……拿去……拿去……把您的钱拿去，’说着，他便扔给我几张一百法郎的钞票……‘现在您总可以让我安静了吧！’

“他非常大声地嚷着，喊着，完全像中了邪一般，对上百个围观者熟视无睹。所有的人都瞪大眼睛，都在嘁嘁喳喳，指指点点，放声大笑，就连隔壁大厅里也挤过许多人来看热闹。我觉得，我仿佛被人把我身上的衣服剥了下来，让我赤身裸体地站在这帮看热闹的人面前……‘Silence，Madame，s'il vous plaît！’

[22]

掌盘人盛气凌人地大声喊道，并用筢竿敲着赌台。这可怜的家伙，他这句话是冲着我说的。受到这般侮辱，我被羞得无地自容，站在这帮嘁嘁喳喳、交头接耳的看热闹的人面前，好似一个妓女，一个别人扔钱给她的妓女。二三百只厚颜无耻的眼睛一齐盯着我的脸，这时……侮辱的污水泼得我羞愧难当，我深深埋下头，把目光躲开，转向一侧，这时正巧遇到两只眼睛，一双惊骇万状地瞪着我的眼睛，真像两把锋利的尖刀——那是我表姐，她望着我，惊得张口结舌，呆若木鸡，还举着一只手。

“我好似挨了当头一棒，直吓得魂飞魄散：还没等她动弹，没等她从惊吓中恢复过来，我便立即冲出大厅，一口气跑到那张长椅跟前，就是昨天那个着了魔的人倒在上面的那张长椅。我也同样精疲力竭，身心交瘁地倒在这张无情的硬木椅上。——

“这已是二十四年前的事了，可是，每当我回想起那一瞬间，被他嘲讽得低下头来，站在千百个陌生人面前的那一瞬间，我血管里的血就会变得冰凉。我又惊诧地感觉到，我们一直自鸣得意地称之为灵魂、精神、感情的东西，称之为痛苦的东西，其实质又是多么的虚弱、可怜和没有骨气，因为这些东西即使再多，也不能把受痛苦煎熬的肉体和被压坏的身躯完全毁灭——因为人会经受住那样的时刻，血脉还会照样搏动，而不会像遭了雷击的大树那样死掉或者翻倒在地。这样的痛苦仅仅是突然一下，只有一瞬间，好像扯断了我的关节一样，使我倒在了长椅上，上气不接下气，脑袋迟钝麻木，简直领略到必定要死亡的快乐预感。然而，我刚才说过，一切痛苦都是懦弱的，而生的欲望却异乎寻常地强烈，在它面前，痛苦自会消退，而生之欲望似乎是植根于我们肉体之中的，它比我们精神上的一切死亡激情更为强大。在感情上经历那样的打击之后，我竟重新站了起来，这一点我自己也无法解释，当然，站起来之后该做些什么，对此我并不知道。我突然想到，我的几只箱子还寄存在车站上。刚一想到，心里便有种东西在催促我：走，走，走，离开这儿，离开这座该诅咒的地狱。我对谁都未加留意，便径直奔到车站，询问去巴黎的下班火车几点开，售票员告诉我是晚上十点开，于是我便立即将行李托运。十点——自那次可怕的邂逅以来正好过了二十四小时，这二十四小时里充满了种种荒谬感情的骤变，以致我的内心世界永远破碎了。可是眼前，在心里持续不变的怦怦锤击的节奏中我只感觉到一个字：走！走！走！我头上的脉搏噗噗直跳，好似楔子不停地打进我的太阳穴里：走！走！走！离开这座城市，离开我自己，回家去，回到亲人身边去，回到我先前的、回到我自己的生活中去！我连夜乘火车到巴黎，从巴黎又几经转车才到了布隆，从布隆再到多佛，从多佛到伦敦，从伦敦到我儿子那里——这趟狂奔疾飞也似的旅程整整四十八小时，一路上我不思，不想，不睡，不说，不吃，在这四十八小时中所有的车轮都咔嗒咔嗒地只奏着一个字：走！走！走！走！最后，我走进我儿子的乡村别墅时，大家都感到意外，人人都大吃一惊：我的神态和目光里一定有点儿什么泄露了我的隐秘。我儿子要来拥抱我，吻我。我赶忙把头往后一别：他要接触我的嘴唇，而我的嘴唇已被玷污，想到这点我就无法忍受。我拒绝回答任何问题，只要洗个澡，需要从自己身上洗掉旅途的尘土和其他一切污秽，因为我身上似乎还粘着那个着了魔的人、那个毫无尊严的人的激情。随后我拖着脚步上楼，进了自己的房间，睡了十二小时或十四小时，直睡得昏昏沉沉，不知白天黑夜，在此之前和此后我都未曾睡过这样的觉，后来我才体会到，这一觉睡得真像是躺在棺材里死了一样。我的亲人像照看病人似的照看我，但是他们的温存体贴只能使我感到痛苦，他们对我的爱护和尊敬使我觉得内心有愧，我得时时留意，生怕自己突然大声吐露出真情：由于一次疯狂而荒唐的激情，我曾背叛过、忘掉过、抛弃过他们。

“后来，我又毫无目的地来到一座法国小城，谁也不认识，因为有个妄念我怎么也摆脱不了，总觉得人人第一眼就会从外表上看出我的耻辱，我的变化，我深深感到自己已经露出马脚，觉得自己直到灵魂深处都很肮脏。有时我早晨在床上醒来，感到非常害怕，眼睛都不敢睁开。我又想到那天夜里，我醒来突然发现自己身边躺着个半裸的陌生人，我像当时一样只有一个愿望：立即去死。

“但是，毕竟时间拥有最深远的威力，而年龄则具有一种能使各种感情贬值的特殊力量。人老了，就会感到死期渐渐临近，死神的黑影已经罩在了生命的旅途上，这时一切东西都显得不那么耀眼了，不再会强烈地影响一个人的内心感受，而且还减少了许多危险力量。我渐渐摆脱了那次打击的阴影；多年以后，我在一次社交场合遇到奥地利公使馆的专员，一个年轻的波兰人。我问起那个家族的情况，他告诉我，他表兄就是这个家族的，他表兄的一个儿子十年前在蒙特卡洛开枪自杀了——听到这个消息我都没有战栗一下。我已不再感到痛苦，也许——何必否认人的自私心理呢？——甚至还暗自欣喜呢，因为我以前一直担心说不定什么时候会碰见他，现在这个最后的恐惧也消失了。现在除了我自己的回忆，再也没有会对我构成威胁的见证人了。从此我心里就平静多了。人一老就不再害怕过去，除此一端便别无他长了。

“现在您就了解了，我怎么突然会同您谈我自己的遭遇，您为亨丽埃特夫人辩护时热情地说过，二十四小时完全可能决定一个女人的命运。我觉得这也是我自己的看法。我非常感激您，因为我的观点似乎第一次得到了确认。那时我就思忖：把心里的话统统说出来，这也许可以解除压在我心上的惩罚，以及回顾往事时所感到的惊吓；这样一来，也许我明天就可以去蒙特卡洛，走进那个使我遭遇这番命运的赌厅，既不恨他，也不恨自己。这样，我心上的巨石就落下去了，以它千钧之力沉沉地将过去压在底下，并且使它不能复苏。我能把这一切都讲给您听，于我很有好处：我现在心情轻松，几乎感到很快乐……为此我要感谢您。”

说到这里她突然站了起来，我感觉到，她已经讲完了。我有点发窘，想找句话来说。但是，她一定觉察到了我内心的感动，所以马上就加以阻拦。

“不，请您不要说……我不要您回答我或是对我说什么……感谢您听我讲了自己的遭遇，祝您旅途愉快。”

她站在我对面，伸出手来同我握手告别。我不由自主地抬头望着她的脸，站在我面前的这位慈祥而又略有羞赧的老太太，她的脸色令我感到非常惊异。不知是往日激情的反照，还是由于心慌意乱，这时她脸上突然泛起一层红晕，将她从脸颊到白发根都染成一片丹霞。她站在那里，活脱脱像个少女，对往事的回忆使她像新娘似的有点不知所措，而对自己的坦率陈述又感到有点羞涩。我不由得深受感动，很想用一句话来表示对她的崇敬。可是，我感到喉头太紧，说不出话来。于是我便弯下腰，满怀敬意地吻了她枯萎的、像秋叶般微微颤抖的手。

[1]
指第一次世界大战。

[2]
英语，闲聊。

[3]
世界著名的赌城，在摩纳哥公国境内。

[4]
比利时中南部城市。

[5]
英语，花花公子。

[6]
法语，一见倾心。

[7]
法语，在公寓里吃饭的人。

[8]
英语，先生们，请注意。

[9]
法语，激情导致的罪行。

[10]
法语，罪行。

[11]
法语，伟大的情人。

[12]
英语，是真的？

[13]
英语，您当真？

[14]
英语，我确实会这样做的。

[15]
英语，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那样。说不定我也会那样做的。

[16]
意大利语，尊敬的亨丽埃特夫人。

[17]
英国国教。

[18]
法语，优雅的花朵，意为“头面人物”。

[19]
法语，无动于衷。

[20]
即“空门”，是轮盘赌场主所得格。

[21]
法语，诸位请下注。

[22]
法语，夫人，请安静。

恐惧

依莱娜太太离开情人的住所，迈步下楼时，那无名的恐惧又猛然揪住了她的心。一个像陀螺似的黑色的东西忽然在她眼前旋转着，嗡嗡地响起来，两个膝盖冷得硬邦邦的，她不得不赶快抓住栏杆，免得一头栽下去。她壮着胆子来做这种十分危险的会面，已经不是头一次了，这突然袭来的震颤，她一点儿也不觉得陌生；尽管每次回家时她都竭力抵御，但每次她都在那荒唐可笑的恐惧如此毫无来由的袭击面前败下阵来。来会面时，不用说，一路上要轻松得多。那时，她让车子在街角停住，快步走来，头也不抬，几步就到了楼门口，然后匆匆上楼，她知道他正在屋里刚刚急速打开的门后等着她呢，然而这第一阵恐惧，这确实也包含着急不可耐的心情的恐惧，却在见面时热烈的拥抱里消散了。但没过多久，她想要回家时，那神秘的恐惧便涌上心头，使她直打寒战，这里掺杂着深感内疚的惶恐不安和这样一种痴呆的幻觉：似乎街上每一个陌生的目光都能从她的神态上看出她是从哪儿来的，并且对她慌乱的举止毫无礼貌地微微一笑。这种预感引起的时时增长的不安，在她偎依在情人身边的最后几分钟就盘踞着她整个的心灵了。要走的时候，她的两手由于精神紧张而哆哆嗦嗦地颤抖起来，她心不在焉地听着他的话，急切地制止他的热情在临别时爆发出来；走开，但愿她心中的一切也跟着永远走开，离开他的寓所，离开他住的楼房，离开这冒险的爱情生活，回到自己安静的市民小天地里去。她几乎不敢朝镜子里看，因为她怕看见自己目光中的狐疑神情，然而却很有必要检点一下，看是否由于慌张会在她的服装上留下什么痕迹，把这欢乐的时刻泄露出去。接着又是那些离别前白费唇舌的安慰人心的话语，由于激动她几乎一句也没听进去，那几秒钟她正藏在门后窃听有没有上楼下楼的声音。但外面已经潜伏着恐惧了，它焦躁地抓住她，粗暴地使她的心停止了跳动，她只好上气不接下气地走下几级楼梯，直到她感到那神经质地积聚起来的力量完全用尽了才停下来。

于是，她闭着眼睛站了一分钟，贪婪地吸了吸半明半暗的前厅里凉爽的空气。这时，楼上有一扇房门砰地关上了。她吃惊地震动了一下，赶快走下楼梯，两只发抖的手往下拉了拉那块厚厚的面纱。现在，那最后的可怕时刻又在威胁着她，使她不敢穿过楼门走上大街，说不定会碰上路过的熟人劈面问她从哪儿来，也许会陷入谎言的混乱和危险中：她像一个准备助跑的跳远运动员一样低下头，突然下了决心朝着半开的大门急跑过去。

到了门口，她跟一个刚好想进来的女人撞了个满怀。“对不起。”她惶惑不安地说，打算赶紧从她身旁走过去。但那个女人迎面拦住了门，闪着恶意嘲弄的目光，气冲冲地盯着她。“这回我可把您当场逮住了，”她毫无顾忌地扯着粗野的嗓门喊道，“当然啰，一个规规矩矩的太太，所谓的规规矩矩！她有丈夫，有钱，什么都有，但还不知足，还要变着法儿从一个可怜的姑娘手里把她的情人夺走……”

“天哪……您怎么了……您弄错了……”依莱娜太太断断续续地说，笨手笨脚地想要逃跑，但那个女人用她粗壮的身体严严实实地将门堵住，冲着她尖声大骂：“不，我没有搞错……我认得您……您是从我的朋友艾都阿德那儿来……现在我终于把您逮住了，现在我才知道，为什么他近来跟我在一起的时间这么少了……原来是因为您的缘故……您这个下贱的……”

“发发慈悲吧，”依莱娜太太用勉强听得见的声音打断她的话，“请您不要这么大声嚷嚷好不好。”她无意中又退回到楼道里。那女人讥诮地望着她。看到依莱娜吓得发抖，看到她这样明显的一筹莫展，她觉得心中有说不出的快乐，因为她现在正面带自以为是的、因嘲弄人而扬扬得意的微笑打量着她的牺牲者。由于心怀恶意的怡然自得，她的声音变得很宽，相当得意。

“这么看来，那些偷汉的女人，她们原来都是结了婚的太太，一些又高贵又讲究的太太。蒙着面纱，当然要蒙着面纱啦，好让人在事过之后还可以到处都装扮成这种正经女人……”

“什么……您到底想跟我要什么？……我根本就不认识您……我得走了……”

“走……那是当然的啦……到您丈夫那儿去，走进那个温暖的小房间，装扮成高贵的太太，让仆人给脱大衣……但像我们这样的人谁管你是不是像狗一样的饿死，当然这跟您这样的高贵的太太是不相干的……就是对我们这样的人，她们那些规规矩矩的夫人也要把她最后的一点东西偷走……”

依莱娜猛地打定主意，在一种暧昧的启示下屈服了，她把手伸到钱包里，使劲地抓了一把钞票。“这儿，这是给您的……但您现在要放我走……我决不会再来的……我向您发誓。”

那女人恶狠狠地瞪着她，把钱接过去。“没廉耻的东西。”她同时嘟哝道。依莱娜太太听到这句话，不禁吓得一颤，但她看见对方给她让开了门，便急忙冲了出去，活像一个自杀的人从塔顶噗的一声落在地上，急促地喘着气。她向前奔跑着，觉得一个个面孔就像变了形的鬼脸似的从眼前晃过去，她两眼昏花，拼命挣扎着跑到停在拐角的一辆汽车里。像扔一个沉重的包袱似的，她把自己的身体甩在靠垫上，随后她心中的一切就全僵化不动了，当司机终于吃惊地问这位古怪的乘客要到什么地方去的时候，她木然地朝他望了好一会儿，她那神志恍惚的大脑才最后明白了他的话。“到南站，”她慌忙顺口说道，可是想到那个女人说不定会跟踪她，便又说，“快，快，请您快点开！”

汽车走在路上，她才明白这次相遇使她多么震惊。她轻轻地动了动自己又僵又冷的像麻木的东西垂在身边的双手，忽然周身战栗起来，好像打寒战似的。喉头有苦丝丝的东西往上涌，她觉得恶心，同时产生一种无名的憋人的愤怒，像抽筋一样抓她的心搔她的肝。最好让她大喊一阵，或者让她挥拳大闹一番，以便摆脱这种像钓钩扎在大脑里的回忆所引起的恐怖感；那副带着嘲讽笑意的粗野的面孔，那股从那个穷女人恶浊呼吸中发出的卑鄙龌龊的气息，那张充满仇恨紧对她脸一个劲儿往外喷下流话的放荡的嘴，那个举得高高的威胁过她的像要革谁命的拳头，时时浮现在她的脑际。这种厌恶感越来越强烈，在她的咽喉里越爬越高，此外，那迅速滚动的汽车在马路上摇来摇去，当她及早想起她手头的钱也许不够付车费的时候，她才让司机减慢车速，因为她把所有的钞票都给了那个敲竹杠的女人。她赶快示意停车，倏地跳出车去，又把司机吓了一大跳。幸而她剩下的钱够用了。但她不一会儿就发现自己懵懵懂懂地闯到另一个区里来了，来到终日忙碌的人群之中，他们的每句话，每一瞥目光都使她的肉体感到痛苦不堪。这时，她的膝盖好像由于恐惧而变得瘫软了似的，不想往前迈步了，但她必须回家。于是她便拿出全身的力气，以一种非凡的毅力，跌跌撞撞地从一条胡同走到另一条胡同，好像跋涉在沼泽地或没膝的雪里一样。终于她到了家，冲上楼梯，起初有些慌张，但为了避免因烦躁不安而惹人注意，她立刻克制住了自己。

现在，年轻的女仆帮她脱下大衣，她听见隔壁房间里她的男孩跟小妹妹吵吵嚷嚷地玩耍，安详的目光看到处处都是自己的一切，又亲切又可靠，她的脸上才又恢复了泰然自若的神情，同时那秘密的心潮也就从她那痛苦而紧张的胸膛滚动过去了。她取下面纱，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满面春风地走进餐室，她丈夫正坐在准备用晚餐的桌子旁边看报。

“晚了，晚了，亲爱的依莱娜。”他一面用温和的责备口吻说，一面站起身来，吻了吻她的面颊，这不由得在她心里唤起一种说不出的羞愧感。他们在餐桌旁边坐下，他一边看着报纸，一边漫不经心地问：“你到哪儿去了这么久？”

“我去……去……阿麦丽那儿了……她需要去办点事……我陪她走了一趟。”她补充说，可是已经对自己这么欠考虑、说谎说得这么糟生气了。从前她总是预先准备好一套细心想出、经得起任何询问的谎话；可今天这恐惧竟使她忘了这一点，被逼得只好笨嘴拙舌地临时编造。她突然想到：如果她丈夫像他们最近在剧院里看过的那个剧里的人物一样打电话去探问呢？……

“你怎么了？……我觉得你好像有点精神恍惚……你为什么还不把帽子摘下来呀？”她丈夫问。她不禁吓得一哆嗦，因为她又产生了刚才被当场抓住的那种狼狈不堪的感觉。她赶忙站起来，走进她的房间，摘掉帽子，顺便对着镜子朝那不安的眼睛瞧了好久，一直到她觉得这目光重新变得坚定而又自信的时候，她才回到餐室里来。

女仆端来了晚饭；像往常一样度过了一个夜晚，也许比以前话说得更少，气氛显得更寂寞，那天晚上的谈话都是乏味的、懒洋洋的、往往颠三倒四的。她的思绪不停地飘回原路，每当她想到那个时刻，心惊胆战地接近那个敲竹杠的女人，她的思想便一直惊恐不安地向后躲闪；这当儿，她总是抬起目光，才觉得安全，她柔情地逐件望着那些象征友谊的物品，要知道，每件物品都是为了回忆和纪念才摆到这几间屋子里来的，于是她的心便渐渐轻松、平静下来。墙上的挂钟以钢铁般的步履从容地打破沉寂，又人不知鬼不觉地在她的心上增添了一些均匀的、无忧无虑的安然节奏。

第二天早上，她丈夫到自己的办事处去，孩子们出去散步，最后只剩下她一个人待在家里，在明媚的晨光中，那次吓人的相遇事后细究起来已经失去了许多令人焦虑的成分。依莱娜太太首先想起的是她的面纱很厚，因此那个女人不可能看清她的脸部特征，也不可能再认出她来。现在，她冷静地权衡着一切预防措施。她决不能再到情人的住所看他了，这样一来，说不定也就铲除了那恐惧再度袭来的可能性。虽然跟那个女人偶然相遇的危险依旧存在，但这在一个二百万人口的城市里又是多么不大可能啊，因为她坐在汽车里逃掉了，那个女人是不可能跟踪她的。名字和住所她全然不知道，不必担心那个女人根据不清晰的面影会像通常那样满有把握地认出她来。但依莱娜太太对这种极特殊的情况也要有所准备。于是她就摆脱恐惧，立刻这样决定：保持安静的态度，什么也不承认，冷静地说那是一种误解，因为除了借机敲诈她的那个女人当场指责过她以外，对于她的那次会面谁也提不出任何证据。依莱娜太太真不愧是首都最著名的一个辩护律师的夫人，她从她丈夫跟他的同行朋友的谈话中知道得很清楚，各种敲诈勾当都可能由于极端无情而立刻改变行情，因为被勒索的人表现出来的任何犹豫、任何刹那间的不安都只会促使他的对手提高价码。

她采取的第一个对策是给她的情人写了一封短信，说她明天不能按约定的钟点来，而且最近几天也都不行。重读时，她觉得她头一次用伪装笔体写的这张便条仿佛语气有点冷冰冰的，她本想把这些令人不快的语句改成亲切的话语，这时她回想起了昨天的那次相遇，突然私下里火冒三丈，这恼恨便不知不觉地酿成了字里行间的这种冷若冰霜的语气。她痛心地发现，她情人的宠爱只不过是把她变成了这么一个低贱的主动者而已，她觉得自己的骄傲受了伤害，现在，她心怀敌意地思量着这些话，正因想到这种报复方式而得意：那便是字条上冷漠的语气说明来不来会面在某种程度上完全取决于她愿意不愿意。

这个年轻人，一个有名的钢琴家，她是在一次偶然参加的晚会上认识的，当然那是个小型聚会，然而她却想都没想过，甚至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很快就成了他的情人。他其实一点儿也没有激发起她的热情，而在她的身上也没有丝毫性感的东西和精神的魅力吸引着他；她委身于他，并不是需要他，也不是渴望得到他，而是出于对抗他的意志的某种惰性，出于一种抑制不住的好奇心理。她既没有由于婚姻幸福而完全满足的心理，也没有那种女人身上常见的精神兴趣衰退的感觉，在她心里没有任何东西促使她产生找一个情人的需求；从一般社会眼光来看，她确实很幸福，因为她有一个富有的、智力胜她一筹的丈夫，还有两个孩子，懒散而满意地过着她那舒适、平庸、安静的日子。但这里存在着一种松弛的气氛，它在感官上正如闷热和风暴，形成了一种平稳的幸福状态，这状态比不幸更富于刺激性，而且对于许多女人说来，由于她们一无所求才正像由于绝望而长期得不到满足一样致人死命。饱人的贪欲不见得比饿人的小，正是这种生活上的闲适、安逸使她产生了一种追求风流韵事的好奇心理。在她的生活中，哪里也没有阻力。她处处碰到的都是柔情蜜意，处处显现的都是安稳，温情，冷漠的爱，家庭的尊敬，她没有想到这样适度的生活从来也不能从表面来衡量，它总是一种内心空虚的反映，她觉得这种安逸不知怎么竟骗去了她的真正生活。

她少女时期对伟大爱情的朦胧梦想，对陶醉在新婚初年亲切友好的平静生活和做年轻母亲的有趣诱惑中那种喜悦的朦胧梦想，如今在她将近三十岁的时候，又开始苏醒了，而且像每个女人一样在内心滋生出一种应付巨大热情的能力，但并没有同时产生决计体验这热情的勇气，为这种风流韵事付出应有代价、赴汤蹈火的勇气。就在她觉得无力增添新色彩的一种称心如意的时刻，这个年轻人怀着毫不掩饰的强烈欲望跟她接近，带着艺术的罗曼蒂克神秘气氛走进了她的安谧的小天地。在这里，那些男人通常只是说几句平淡无奇的笑话，献点小殷勤，毕恭毕敬地称赞“美丽的夫人”，却不曾当真把她看成女人。而今，她的内心深处又感受到她长大成人以来头一次领略过的那种激情。在她看来，他本人身上也许一点儿迷人之处也没有，只有一层淡淡的哀愁罩在他那怪惹人注目的脸上，对这层悲愁的阴影她竟辨认不清，因为它本来就像他的演奏技巧和那种黯然伤感的沉思一样全是装出来的，他正是在这种沉思中进行（早已事先准备好的）即兴演奏。对她这样一个生活在不愁温饱的人们周围的人说来，这种忧伤意味着对更高级生活的向往，这种生活曾经从许多书中五彩缤纷地跃入她的眼帘，充满浪漫主义色彩，出现在许多剧本中。于是，她便无意中被拖出她的日常感情界限之外来观察这新的生活现象了。但是，一个女人的好奇心总是不自觉地跟性感连在一起的。一声赞扬使他从钢琴上抬起头来瞥了这位太太一眼，从这声喝彩里反映出来的对艺术家感染力的印象比一般礼貌性的表示也许更富有热情，而这第一瞥目光一下子就拨动了她的春心。她大吃一惊，同时感到一种充满一切恐惧的欢乐：在一次谈话中仿佛一切都被这种神秘的情火照得透亮，烧得通红，这次谈话使她那不可按捺的好奇心得到了鼓励，变得更强烈，以致她在一次公开举办的音乐会上也不回避跟他再次相见。接着，他们便经常会面，很快就不再单靠偶然机遇相会了。她至今为止很少想到她对音乐的品评会有什么价值，她一直理直气壮地否认她的艺术感会有什么意义，可是现在，正像他对她一再强调的那样，她在很多方面都成了他这个真正艺术家的知音和顾问，就是能以这样的身份出现的虚荣心，促使她几周之后就轻率地相信了他的提议：他想在家里给她，只给她一个人演奏他最新的作品。可能他心里有一半这样的善良意图，但到了一起就接起吻来，最后她竟不胜惊讶地把自己的身体也给了他。她的第一个感觉便是对这意想不到的肉欲的冲动感到震惊；起先由那蒙着神秘色彩的关系引起的精神上的战栗，突然不见了。由于有了要装出全然自愿的这种虚荣心作怪，由于以为是自己第一次下决心脱离她生活在其中的那个安谧的小天地的想法，那种对这并非出自本心通奸的罪恶感，也就部分地减轻了。就这样，她的虚荣心竟然把她对那种在最初几天里深感不安的丑行的畏惧变成了一种新的骄傲。但这种种神秘的情绪的激动，也只是在最初的时日里才经常出现。私下里，她本能地防范着这个人，大都是防卫他心中产生新的东西，也就是最初挑起她好奇心的那种异样的东西。他的奇装异服，他家中的流浪人习气，他那永远摇摆在挥霍和困窘之间的经济状况的杂乱无章，从她的资产阶级眼光来看，是令人反感的；像大多数女人一样，她们希望艺术家一眼望去就很浪漫，在个人交往方面很文明，是一只狂怒的猛兽，但必须关在道德的铁笼子里。使她陶醉在他的演奏里的那股热情，在偎依在他怀里的时候，完全平静下来；她的确不喜欢这种突如其来的疯狂的拥抱，她往往不自觉地把这拥抱的纯属个人意志的不顾一切跟她丈夫的那多年后仍然羞答答的、充满敬意的激情相比较。但现在失足一次以后，她便一而再、再而三地到他那里去，不觉得幸福，也不觉得失望，只是出于某种尽义务的感情和一种习以为常的惰性。她这样的女人，在轻佻的女人甚至在妓女中间也并不少见，而内在的市民习性却十分顽固，甚至在有外遇的情况下也要亲自维持一种正常的秩序，在放荡的生活中也要保持一种居家过日子的方式，在日常生活里尽量装出少有的十分耐心的样子。没过几个星期，她便使这个年轻人，她的情人，在一些细小的地方也适应了她的生活习惯，像对待公婆一样，也规定了一周有一天来看他，但她并没有因为有了这层新的关系而放弃自己旧日的生活秩序，而是在某种意义上为自己的生活增添了一点新的东西。很快，她的情人就成了为她的存在而装备精良的机器，他像第三个孩子或一辆汽车似的，成了她平淡的幸福生活的某种扩充物，不久，她便觉得这冒险的爱情生活像合法的享乐一样毫无意义了。

然而，第一次，当她本应为这奇遇付出真正的代价，也就是担着风险的时候，她就开始打小算盘，考虑值得不值得了。她天生任性，娇生惯养，因有像样的财产而毫无他求。对于不能容忍的第一次不快她就觉得似乎太多了。她不愿意立刻舍弃哪怕一点点自己内心的安宁，但也几乎从未想过为自己的安逸而抛弃她的情人。

情人的回音，一封像一个人从梦中惊醒，因神经受刺激而断断续续写出的信，下午就由信差递到了，满篇都是精神恍惚的恳求、哀怨和悲诉，这使她想结束这种不正当关系的决心又有些动摇了。她的情人用最恳切的语言请求她至少跟他见一面，如果他不知因为什么伤了她的感情，也好让他请求她的宽恕。现在，这套新把戏惹得她对他更为不满，她想不分青红皂白地回绝了事，让他明白她要高贵得多。于是她便约他到临时想起的一个咖啡馆里去会面，还是做姑娘的时候她就在那里跟一个男演员会过面，当然这件事现在在她看来是幼稚可笑的了，因为那个演员是又恭敬又不在意的样子。她心里偷偷地笑着想，这种浪漫事儿在她的生活中是很稀奇的，这种事在她婚后这些年月里已经枯竭了，现在却又繁盛起来。她几乎对昨天与那个女人的唐突相遇感到一种内心的喜悦了，在这次相遇中，她又如此强烈、如此兴奋地体验到长久以来就有的一种真正的感情，她平素相当容易松弛下来的神经因此又神秘地震颤起来。

为了防备万一遇见那个女人，被认出来，这回她穿了一身暗色的不显眼的衣服，戴了另一顶帽子。为了不让人看清她的容貌，面纱她也准备好了，但一个突然涌上心头的固执想法使她把它放到了一边。难道像她这样一个可尊敬的有身份的女人竟能因为害怕见到一个根本不相识的女人而不敢上街吗？

一瞬间的恐惧感只在她走上街头的一刹那才掠过她的心头，那是一种如同人们投身波涛前把脚伸进水里试探时因为觉得冷突然出现的神经性的战栗。但这凉气一秒钟就从她身上飞过去了，接着便是一种稀有的愉快而自得的情绪突然在她心中冉冉地升起来。她高高兴兴地，轻捷、有力、颤悠悠地向前走去，步子拉得紧，腿也抬得高，她觉得自己从来不曾迈着这样的步伐走过路。那个咖啡馆离得这么近，甚至她也感到遗憾了，因为此刻有一种意愿正驱使她有节奏地向前走，一直走进这爱情生活的神秘的磁石般的吸引圈。但她为这次会面规定的时间太紧了，不过，她非常放心，确信她的情人早就在等她了。果真不假，他正在角落里坐着呢。她一进来，他便心情激动地跳了起来，她觉得他的情绪激动，又感人又讨厌。她不得不劝他压低声音，他由于内心过分激动，像旋涡猛卷一般，朝她连连质问和抱怨。她呢，根本不说明她不来践约的真正原因，一味玩弄隐晦的词句，这些话因为含混不清使他更加恼火。这一次，她虽然没有满足他的愿望，但对自己说过的话还是有些犹疑了，因为她觉得这回突然的不可测的逃避和拒绝相见对他的刺激太大了……可是当她经过半小时最紧张的谈话离开他的时候，她在感情方面对他既没有最起码的表示，也没有丝毫的暗示，她内心中燃烧着一种只在少女时代才有的奇异的情感。她仿佛觉得有一个闪闪发光的小火花深藏在心底，只等一阵风吹来使它变成火焰，燃遍她的全身。她大步走过来，同时急急地捕捉着整条街向她射出的目光，很多男人这种赞赏的目光产生了一种意想不到的结果，强烈地撩拨着她想看看自己面容的好奇心，于是她便在一个花店陈列品的镜子前面突然停住脚步，好在红玫瑰和露珠晶莹的紫罗兰的镜框里瞧一瞧自己的美貌。自她少女时代以来，她还从来没有过这样轻松愉快的感觉，全身的每一个感官也从来没有这样充满过活力，婚后最初的日子里也好，跟她情人拥抱时也好，在她身体里都不曾闪现过半点这样的火星；现在只能把所有这一切甜蜜的如醉如痴的热情消耗在少得可怜的被限定的时刻里，这种想法在她已经变得不可忍受了。她心情烦恼地继续向前走去。到了家门口，她又迟疑地站住了，为的是再舒展胸怀深深地吸上一口这炎热醉人的空气，把此时此刻迷乱的心绪压入心底，为的是在内心深处再体味一下它——这冒险爱情生活渐渐平息下来的最后一个浪花。

这时，有一个人拍了拍她的肩头。她转过身去。“您到底又想干……干什么？”突然看见那张可憎的脸，她像吓掉了魂似的结结巴巴地说，使她更吃惊的是听见自己说了这么一句致命的话。她本来早就打定了主意，如果什么时候再碰到那个女人，就说不认识，否认一切，要面对面朝着那敲诈钱财的女人走过去……现在太晚了。

“我在这儿已经等您半个小时了，瓦格纳夫人。”

依莱娜吓得一颤。原来这个女人知道她的名字和住处。现在一切都完了，只好听天由命任她摆布了。

“我等了半个小时，瓦格纳夫人。”这个女人像责备她似的咄咄逼人地重复着她的话。

“您想干什么……您究竟想跟我要什么……”

“您是知道的，瓦格纳夫人，”——依莱娜听到这个名字又吓得一阵痉挛——“您知道得很清楚，我为什么来。”

“我根本没有再见到过他……你不要缠着我了……我再也不会去看他了……再也不……”

那个女人静静地等着。一直等到依莱娜由于情绪激动说不下去了，她才像对待下属似的粗暴地说：

“您不要说谎！我一直在您身后跟到咖啡店，”她见依莱娜在往后退缩，又嘲讽地补充说，“我反正没什么事情可做。他们把我从公司解雇了，照他们的说法，是因为没有那么多工作，因为赶上了经济萧条时期。喏，干吗不好好利用这个空闲时间呢。像我们这样的人也要出来散散步……跟那些规规矩矩的太太们完全一样。”

她说这些话时用的是一种刺痛依莱娜心窝的冷酷无情、恶意中伤的语言。面对这种卑劣言行所表现出来的赤裸裸的冷酷无情，她觉得完全失去了抵抗的能力，她的心越抖越凶，害怕那个女人现在又大声说话，或者她丈夫经过这里，那样一来，一切可就全完了。她赶快把手伸进皮手筒，拽出银丝编织的钱包，把她手指触到的所有的钱都掏了出来。

但这一回，那只无耻的手触到钱的时候，却没有像上次那样顺从地慢慢拳起来，而是伸着巴掌在空中摆动着，那张开的手活像一只野兽的利爪。

“那个银丝钱包也干脆给我吧，免得我把钱丢了！”她嘲弄地撇着嘴，似乎露出了一丝满意的微笑，补充说。

依莱娜凝视着她的眼睛，但只一秒钟而已。这样狂妄的、卑劣的讽刺真叫人无法容忍。像产生了一种钻心的疼痛似的，她觉得有一阵厌恶感穿透了全身。只好走开，走开，不再看这张脸！她掉过脸去，动作迅速地把那个贵重的钱包塞给她，随即跑上楼梯，好像身后有什么恐怖的东西在追赶她似的。

她丈夫还没有回家，于是，她便一头栽倒在沙发里。仿佛被打了一锤，她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她听见她丈夫从外面回来的声音时，才强打起精神，拖着缓慢的步子来到另外一个房间，每个动作都是那样的无意识，每个感官都是那样的没有知觉。

现在，恐惧伴着她留在这所房子里，没有一点离开这些房间的意思。在这么多空虚的时刻里，那次可怕的相遇的每个细节都像滚滚波涛似的冲进她的记忆；她的处境已经毫无希望，这一点她是心明如镜的。这个女人知道她的名字和住处——怎么会如此，简直不可思议——因为她最初的几次尝试干得这么出色，无疑，她会不择手段地利用她的知情身份无尽无休地敲诈勒索下去。她的生活恐怕要像压了一座阿尔卑斯山，不知要压多少年，怎么努力，包括最大的努力，也甩不掉这个重负。尽管依莱娜太太有钱，尽管她是一个富有的丈夫的妻子，她也不可能瞒着她丈夫筹措到那么大一笔钱，一劳永逸地把自己从那个敲竹杠女人的手中解放出来。另外，她从她丈夫的偶然谈话和他的诉讼中得知，那些刁钻无耻之徒的具结和诺言全都一文不值。她盘算着，一个月，或许两个月，这个厄运还可以躲过去，随后她家庭幸福的这座外表威严的大厦可就非坍塌不可了，叫人略感宽慰的是她确信她很可能把那个敲诈钱财的女人也同时拖进这崩溃的深渊。

厄运是不可避免的，逃避是不可能的，这一点她觉得非常明确。但是会发生什么事呢？从早到晚她都被这个问题纠缠着。说不定会有一天寄来一封写给她丈夫的信，她看见他走进屋来，脸色苍白，目光阴沉，一把抓住她的胳膊问她……但以后……以后又会怎么样呢？他会怎么办呢？想到这里，这些画面便突然全都消逝了，消逝在充满混乱而恐怖的黑暗之中。她想不下去了，所有这一切猜想都摇摇晃晃地陷入无底的深渊。但经过这样的冥思苦想，有一点她是再清楚不过的：原来她是多么不了解她的丈夫，因此她就预料不到他会干出什么事来。她是遵照父母的意愿嫁给他的，但她并无不乐意的表示，而且还怀着一种几年后一直未曾淡漠的对他的好感，现在已经在他身边度过了八年舒适愉快、静谧幸福的生活，为他生了两个孩子，有了一个家，还有数不清的肉体温存的时刻，但是现在，当她问自己他会采取什么态度时，她才清楚，他在她眼里是多么陌生，她对他是多么不了解。现在她才开始从那些能够说明他的性格的个别特征来估量他的全部生活。为了找到打开他的心灵密室的钥匙，现在她正心怀恐惧、小心翼翼地搜索着每个细小的回忆。

因为他说的话从不泄露自己内心的秘密，她只好用探询的目光在他脸上扫来扫去，这时他正坐在安乐椅里读书，周遭闪耀着明亮的电灯光。她看着他的脸，就好像看的是一张陌生的面孔，想试着用那些熟悉的、然而忽然又变得陌生的面部特征来说明这个她在八年夫妻生活中因不在意而不曾发现的性格。前额光亮而气度轩昂，仿佛里面蕴藏着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嘴却显得很严厉，遇事决不相让。一切都表现着典型男子的威严特点，精神抖擞，充满力量；令人惊异的是在这张脸上居然发现了一种美，她怀着一种敬佩的心理静静地观察着他这种若有所思的严肃神态，这种明显的坚强神情。而眼睛呢，里边肯定隐藏着那真正的秘密，却一直注视着书本，躲起来不让她看。这样，她只能始终疑惑地凝视着他的侧影，似乎那富有生气的轮廓意味着这么一句话：宽恕或者诅咒。这个陌生侧影的顽强性使她很吃惊，但这个侧影的坚定性又使她第一次意识到一种奇异的美。她突然明白了，她是正在用羡慕的神态打量着他，心里是又愉快又自豪。这时，他的目光离开书本，抬起头来。她赶快走回浓重的暗影里，以防她那充满焦虑的目光引起他的怀疑。

三天她都没离开这座房子了。她早就心情不快地发现，她当前突然坚守的生活方式已经引起了别人的注意，因为一般说来，根据她那爱交际的天性，一连好几个钟头或整天待在家里，确实罕见。

最早注意到这种变化的，是她的两个孩子，特别是那个大的男孩，他见妈妈老是这么久地待在家里，十分明显地现出了天真可爱的诧异神情，而仆人们总在小声议论，还跟家庭女教师相互交换他们的种种猜测。她极力找各种各样的、部分是碰巧想出来的非做不可的事来做，想证明她如此惹人注目地留在家里是有正当理由的，但是全然无济于事，她想在哪里帮忙，就把哪里搞得一团糟，她在哪里插一脚，便在哪里引起怀疑。同时她又缺乏老练的才干，不能用理智克制自己，譬如安静地留在一个房间里看看书、做点什么事，好让人家看不出她自愿软禁在家的这种奇怪举动。那内心的恐惧，在她身上如同每一个强烈的感觉，变成了一种神经质的东西，不断地把她从一个房间赶到另一个房间。每当听见电话铃响，每当听见门铃的声音，她都要吓得一颤；由于这样神经过敏，她心中预感到整个生活已被打得粉碎。像坐牢一样待在房间里的这三天，她觉得比她婚后的八年还要长。

可是第三天晚上，她接受了一个几周以来不曾有过的陪同丈夫赴宴的请柬，对此她现在竟忽然找不到充分的理由拒绝了。最后，为了不毁掉自己，至今在她生活四周筑起的那些看不见的恐怖的栅栏，也就必须打断了。她需要跟人接触，脱离单人独处的状态，脱离这恐惧造成的慢性自杀的孤独心境，休息几个小时。确实，除了到陌生的房子里在朋友身边躲一阵子以外，还有什么更好的地方呢？在她常走的道路周围总有那个人暗地跟踪的情况下，有什么地方会更安全？走出家门，她只颤抖了一秒钟，短短的一秒钟，这还是她跟那个女人在门口相遇以后第一次走上街头呢。她情不自禁地抓住她丈夫的胳膊，闭上眼睛，紧走了几步，穿过人行道奔向停在那里的小汽车，只是当她埋身靠在她丈夫的一侧，坐在车里经过夜间孤寂的街道时，她心里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而当她迈步登上那所陌生房屋的楼梯时，她才觉得脱了险。她现在可以像以往那漫长的岁月一样待几个小时了：无忧无虑，欢天喜地，不同的是还怀有从监狱来到阳光下的那种越来越清醒的喜悦心情。这里是防御一切追击的壁垒，仇恨是钻不进来的。这里只有爱她、尊敬她、崇拜她的人。一些优雅的、时髦的人，他们全在那里谈天说地，热情洋溢，一种给人以享乐的轮舞终于把她卷了进去。因为她一走进来，她便感到别人向她投去的目光似乎在说“她真美”，由于有了这种自我意识到的长时间缺乏的感情，她显得更美了。

隔壁的音乐吸引着她，深深地刺入了她灼热的皮肉。跳舞开始了，还没明白过来，她已置身在那嘈杂而又拥挤的人群之中了。有生以来，她从来没有这样跳过舞。这样绕场不停的旋转把她心中一切沉重的负担都甩了出去，那音乐的旋律激荡着她的四肢，使她那激烈活动着的身体充满了朝气。只要音乐停息片刻，这寂静便给她带来痛苦，因为在寂静中，人可以思想，可以回忆，回忆起“那件事”。内心不安的火花在她颤抖的四肢上噗噗地向上蹿动；就像进了游泳池，浸在勉强受得住的使人镇静的冷水里，她又投入了那旋转不停的舞蹈。往常，她只不过是一个平平常常的舞伴，一举一动太庄重、太冷静、太无情、太小心，但这回陶醉在毫无拘束的欢乐中，身体上的一切拘谨表现全都消失了。她觉得自己在消融，在不断地、无休止地、愉快地消融。她感觉有两只胳膊、两只手搂着自己，时而接触在一起，时而又离开一点，她感觉到了对方说话时的呼吸，使人心醉的笑声，在浑身血液里颤动不停的音乐。她全身紧张，紧张得不得了，觉得衣服箍在身上火烧火燎的热，恨不得不知不觉地把一切罩在身上的东西都扯下来，好去赤裸裸地体味这深深的自我陶醉之情。

“依莱娜，你怎么了？”——她转过身去，踉踉跄跄地走着，眨着笑盈盈的眼睛，情绪还完全像同她的舞伴搂在一起那样热烈。这时，她丈夫那惊讶、呆滞的目光冷酷地穿透了她的心。她吃了一惊。刚才她是不是太疯狂了呢？她的狂热举止是不是把什么暴露出来了呢？

“什么……你说什么，弗里茨？”她结结巴巴地说，因突然碰到他的目光而惶惑不安。这目光似乎越来越深地射向她的心中，她现在已经完全从内在感觉上，完全从她的心灵上体验到了它。在这双眼睛死死的逼视下，她真想大叫一声。

“真稀奇。”他终于喃喃地说道。在他的语声里隐藏着一种困惑不解的心理。她不敢问他干吗要这么说。但是，当他无言地转身走开，她看见他的两肩又宽又挺又大，使劲儿向那个硬邦邦的颈项端着的时候，一阵寒战不禁穿过她的肢体。像遇到一个凶手似的，这寒战倏地经过她的额头飞过去，有如闪电，一闪即逝。她好像第一次看见他——自己的丈夫，现在才感到心中充满了恐怖，因为他是强大而危险的。

音乐又响起来。一位先生走过来，她机械地扶着他的胳膊。但现在，她心中的一切都变得沉重起来，那快乐的曲调再也不能鼓舞她抬起自己僵硬的双腿了。一种郁闷的沉重感从内心深处传到了双脚，每迈一步都使她感到很痛苦。她不得不请求她的舞伴放开她。她在往回走的时候不由得左顾右盼，看看她丈夫是不是就在左近。她吓得全身打了一个寒战。他正好站在她身后，好像在等着她，他那咄咄逼人的目光直勾勾地望着她的眼睛。他想干什么？他知道了什么？她不自觉地往上扯了一下上衣，好像怕他看见那袒露的胸背似的。他的沉默是倔强的，他的目光也一样。

“咱们走吧？”她怯生生地问。

“好。”他的声音显得那样生硬，那样无情。他先走了。她又看见了那宽宽的、吓人的颈项。人们帮她披上大衣，但她还是觉得冷。他们默默地并排坐在车里。她一句话也不敢说。她模模糊糊地感到正面临着一种新的危险。现在她遭到了内外夹攻。

这天夜里，她做了一个噩梦。一种陌生的音乐响起来，一个客厅又明亮又高大，她走了进去，许多人和各种颜色跟她的动作混杂在一起。这时，有一个年轻人冲到她跟前，拉起她的胳膊，于是她便跟他一起跳起舞来；这个年轻人她觉得认识，可又没完全看出是谁。她感到很舒畅，很轻快，一种独特的音乐掀起的波涛把她举了起来，她觉得两脚离开了地面，就这样飘飘荡荡地跳着穿过了很多大厅。每个大厅里的金色的灯架挂得高高的，像烛光似的闪耀着微弱的火苗，墙挨墙有许多面镜子在没完没了的反射中把自己的笑脸抛过来又带到远处去。舞跳得越来越热烈，音乐奏得越来越灼人心窝。她发觉那青年跟她挨得更紧了，他的手埋藏在她的裸露的臂膀里，她不免因这充满痛苦的欢乐而悲叹，现在，她跟他四目相对了，这才觉得认出了他。他使她想起一个演员，还是小姑娘的时候她就暗暗地狂热地爱过他；她刚想高高兴兴地说出他的名字，但他用一个热烈的吻堵住了她的低声呼唤。就这样，嘴唇胶合在一起，相互拥抱着宛如变成了一体，他们像被一阵幸运的风托起来了似的，飞过那些大厅。一面面墙像急流般掠过，她不再感到有那浮在空中的顶棚，此时此刻，她身心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轻松，仿佛手脚上的锁链全被砸碎了一般。就在这时，突然间有一个人扳了一下她的肩膀。她蓦地停住脚步，音乐也随之戛然而止，灯火熄灭了，黑魆魆的墙壁紧逼过来，那个舞伴不见了。“把他给我，你这个女扒手！”那个可怕的女人喊道——一点不错，就是她！她的喊声震得四壁发出刺耳的轰鸣，而那冰冷的手指又紧紧地扣住她的手腕不放。依莱娜奋力反抗，同时听到自己在叫喊，是一声惊恐中慌乱的尖叫，但那个女人更有劲，撕下了她的珍珠项链，同时把她的上衣撕下了半边，使她的胸脯和臂膀全都裸露出来，上面只搭着向下垂挂的撕碎的布片。忽然，人们又来了，他们在不断增长的喧闹声中从所有的大厅里拥到这里来，呆呆地面带讥笑地望着她这个半裸体的妇女和那个正在尖声喊叫的女人。那女人喊着：“她从我这儿把他偷走了，这娼妇，这婊子。”依莱娜不知道身子往哪里藏，眼光往哪里看，因为那些人越走越近，充满好奇的嘴脸一下子就被她裸露的上身吸引住了，而现在，当她游移不定的渴求救援的目光避开他们时，她突然看见她丈夫站在暗处的门框里，右手藏在背后。她大叫一声，从他眼前逃开，跑过几个房间，看得眼红的人群在她身后横冲直撞，她觉得她的上衣向下滑得越来越厉害，她几乎都拉不住了。这时，一扇门在她面前砰地开了，她迫不及待地冲下楼去，想脱身，但在楼下又是那个卑鄙的女人穿着毛料裙子张牙舞爪地等在那里。她跳到一边，像疯子似的朝远处跑去，但那个女人从她身后猛扑过来，她们俩就这样在夜色中沿着长长的寂静的街道追逐着，连路灯都弯下腰来讥笑地向她们眨眼。她听见身后老有那个女人的木板鞋咯咯地响着，但每当她来到一个街拐角，那里就跳出那个女人来，在下一条街拐角还是照样，她埋伏在所有的房子后边，墙左墙右。她总是先一步守在那里，简直是多得不得了，无法超越，她总是从前面跳出来追捕她，依莱娜已经感到两膝不听使唤了。不过终于到了家，她直奔过去，但当她一把拉开门的时候，她丈夫却手里握着一把刀站在那里用威胁的目光凝视着她。“你到哪儿去了？”他瓮声瓮气地问。“哪儿也没有去。”她听见自己说道，可马上又听到身边发出一声尖笑。“我看见了！我看见了！”那个女人突然又站在她身边了，她狂笑着，讥讽地喊道。她丈夫把那把刀举了起来。“救命啊！”她喊出声来，“救命啊！”……

她两眼发直，那惊恐的目光跟她丈夫的目光碰在一起了。什么……这是怎么回事？她在自己的房间里，吊灯闪着黯淡的光，她在家里躺在自己的床上，原来她是做了一个梦。但她的丈夫干吗坐在她床边，像对待一个病人似的瞪眼瞧着她呢？是谁把灯打开了？他为什么这样严肃、一动不动地坐在这儿呢？她吓得要死。她不禁朝他的手看了一眼：没有，手里没有刀。她慢慢地从昏沉沉的睡梦中醒来，梦中的景象仿佛无声的雷电不见了。她想必是做了一个梦，大声说过梦话，把他惊醒了。但他为什么这样严肃，这样钻心，这样无比严厉地看着她呢？

她强作笑脸，说：“怎么，究竟怎么了？你为什么这样瞅着我？我觉得，我是做了一个噩梦。”——“是的，你大声喊过。我是从那间屋子里听到的。”

我喊什么了，我泄露了什么呢？她心里怕得很，他知道了什么呢？她几乎连抬眼再看看他的目光都不敢。但他却低头异常安详、严肃地看着她。

“你怎么了，依莱娜？你有什么心事吧。这几天你完全变样了。你的生活好像发热病似的，疯疯癫癫，心神不宁，在睡梦里还大喊救命。”她又勉强地微微一笑。“不，”他坚持说下去，“你好像有什么事瞒着我。你有什么忧虑，还是有什么事给你带来了痛苦？家里所有的人都看出你变了。你应该信赖我才是，依莱娜。”

他悄悄地向她身边挪了挪，她感觉到他的手指在轻轻抚摸她那裸露的胳膊向她讨好，他的眼睛里射出一道奇异的光。她心中突然产生了一种要求：现在就紧贴到他那健壮的身子上，紧紧地抱住他，把一切都坦白出来，他不宽恕她，就不放开他，就趁眼前他看出她的心在受折磨的时刻。

但那盏吊灯在闪着微弱的光，照亮她的脸，于是，她害羞了。她怕说出那句话。

“不必担心，弗里茨，”她努力微微一笑，她的身体却从头到脚都在发颤，“我只不过是有点神经过敏。很快就会过去的。”

她蓦地把搂着他的手撤了回来。她望了望他，周身抖动了一下，因为他的脸色在灯光下显得很苍白，他的眉头皱得很紧，好像心里有什么犯愁的事。他缓缓地站起身来。

“我说不清，只觉得，好像你会把这些天的事情都跟我讲的。一件只跟你我有关的事。现在就只有我们两个人，依莱娜。”

她躺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好像在这严厉而又模糊的目光下进入了昏昏欲睡的状态。她想，现在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只是有一句话她需要说出来，就是这么一句简单的话：“宽恕我吧。”他不会问为什么的。但是，灯光为什么亮着呢，那大胆的、无礼的、好奇的灯光？在黑暗里她倒会说出来的，她感觉到了这一点。但这灯光却使她失去了勇气。

“噢，真的什么也没有？你根本没有什么要跟我讲吗？”

这诱惑多么可怕，他的声音多么柔和啊！她从来没有听他这样说过话。但这灯光，这吊灯，这昏黄的贪婪的光，叫人有什么办法呢！

她振作了一下精神。“你想到哪儿去了，”她嘿嘿地笑着，对自己的尖声细语也大吃一惊，“难道因为我觉睡得不好就有什么秘密不成？到头来是什么风流韵事吧？”

这话听起来多么荒谬，多么不真实，她自己心里也不免微微发抖了。她对自己怕到了极点，于是，她不知不觉地移开了目光。

“那么，你好好睡吧。”他极快地说了这么一句话，相当尖刻，声音都完全变了，像一声恐吓，或者说像恶意的、危险的嘲笑。

随后，她熄了灯。她看见他那白色的身影消逝在门框那里，无声的，惨然的，活像一个夜间的魔怪。门关上了，她觉得好像是一个棺材封了盖。她感到所有的生灵都死尽了，只在她那空洞而麻木的身体里有一颗心怦怦地猛烈地冲击着她的胸膛，每一跳动，都疼上加疼。

第二天，他们正一起坐在那里吃午饭——孩子们刚刚打过架，被申斥了一顿才好不容易安静下来——使女拿来一封信。是写给尊贵的夫人的，人还在等着回音呢。她不胜惊异地细看了一下生疏的笔迹，急急忙忙拆开了信封，刚看个开头，脸色就刷地变得煞白。她一跃而起，等到从别人诧异的神情上看到她的慌张会成为泄露机密的轻率行为时，她就更害怕了。

信很短。一共三行字：“请您立刻给送信人一百克朗。”没有签名，没有日期，全是明显伪装的笔体，只有这么一个令人胆战心惊的命令。依莱娜太太跑到她的房间里去取钱，但她把钥匙放在柜橱里忘了地方，她心急手忙地拉开所有的抽屉来回乱翻，最后终于找到了它。她索索发抖地把钞票折叠起来装进信封，亲自到门口交给了等候回音的仆人。她完全是下意识地做着这一切，好像在梦游，根本不容有半点犹疑的余地。过了一会儿——她离开还不到两分钟——她就又回到那间屋子里去了。

所有的人都不作声。她羞怯不安地坐下来，正想临时找一个什么借口，却惊恐万状地发现：她好像遭了雷击，被这意外事件搞昏了头脑，竟把那封展开的信搁在她的盘子旁边了，这时，她的手抖动得特别厉害，她不得不赶快把举起来的杯子放下。偷偷地一伸手，她把那张便条揉做一团，但当她顺手把它塞进衣袋时，她抬眼碰到了她丈夫那恨不得钻透人心的、严厉而又痛苦的目光，这样的目光她还从来没见他有过。现在才几天他就用这种目光多次突如其来地狐疑地瞪着她，这使她感到内心深处都在战栗，不知怎么应付才好。那回跳舞的时候他就用这样的目光盯视过她，这目光跟昨夜睡梦中那把钢刀闪烁的光芒一模一样。她想寻找一句话，打破这紧张的沉默，这时，一个早已忘却了的回忆突然浮现在她的脑际。那就是她丈夫曾经说过：作为律师，面对一个预审法官，他的诀窍就是在审讯过程中装作眼睛近视，埋头查阅案卷，以便随后在听到真正关键性的问题时闪电般地抬起眼睛，目光就像举起的一把匕首刺入被告人的突然惊缩的心窝，而那被告人也就在这注意力集中的有如耀眼闪电照射的目光逼视下失去自制，使那精心编造的谎言彻底破产。难道现在他要亲自来试一试这种危险的诀窍吗？她知道，因为职业的关系，他心里蕴藏着极大的心理学家的热情，这热情是远远超出了法学要求的，想到这里，她不禁吓得直发抖，而且越抖越凶。一个刑事案件的侦破、审理和宣判，他做起来就像别人对赌博和情爱一样着迷，在进行心理感觉跟踪的这几天里，他整个内心都是热情洋溢的。一种灼人的焦躁不安，促使他夜间常常搜寻到种种被遗忘了的事，使他外表上渐渐变得铁面无情。他吃得少，喝得也不多，只是一个劲儿地吸烟，话语也尽量节省，仿佛留待法庭上用。她曾在法庭上他发表辩护演说时见过他的这副神情，后来再没见过，那时她真被他那阴森可怖的激情，他讲话时恶毒的语气和他脸上那种郁闷、悲苦的神色惊呆了。她觉得现在在他凛然皱起的眉宇间那直勾勾的目光里又突然发现了那种脸部表情。

所有这些被遗忘了的记忆都在这一秒钟时间内涌现，妨碍她说出越来越难于流到嘴边的话。她一声不响，她感到这沉默是很危险的，于是就变得更加心慌意乱。幸而午饭很快就吃完了，孩子们跳起来，快活地大声喊叫着冲进侧室，那纵情的欢叫家庭女教师怎么也压不下去。她丈夫也站起身来，迈着沉重的脚步，目不转睛地走进侧室。

好容易只剩她一个人了，她又掏出那封充满不祥之兆的信，迅速扫了一眼那几行字：“请您立刻给送信人一百克朗。”然后，她就用手把它撕成一条一条的。她把这些碎纸片团成一团，想扔到纸篓里去，但她猛然想起，说不定会有什么人把这些碎纸片拼在一起呢！沉吟片刻，她弯腰凑近壁炉，把那个纸团抛进咝咝作响的壁炉里去了。那白色的火舌向上一跳，贪婪地把这威胁人的东西吞吃了，她这才镇定下来。

就在此刻，她听到她丈夫反身回来的脚步声已经到了门口。她飞快地跃身而起，由于火焰的反光和措手不及，满脸涨得通红。炉门还泄密般地开着，她笨手笨脚地想用身子挡住它。但他似乎懒洋洋地走到桌边，划着一根火柴点香烟，当火苗移近他的面孔时，她似乎看见了他的鼻翼正在颤抖，他一生气就这样。这时，他安详地朝这边看着，说：“我只想提醒你注意，你用不着把你的信拿给我看。如果你希望对我严守秘密，那你完全有这个自由。”她一声不吭，也不敢抬头看他。他等了一会儿，然后像深呼吸一样从胸腔的最底层吐出一口烟气来，就拖着沉重的步子离开了这个房间。

她现在什么也不愿意想，只打算浑浑噩噩地多活几天，把全副精力都放在空洞而无意义的活动上去。这所房子她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她觉得她必须走上街头，到人群里去，才不致因恐惧而发狂。用这一百克朗总可以从那个敲诈钱财的女人那里买到短短的几天自由吧，这是她的愿望。她决定再冒险出去散散步，更何况还要购买各种各样东西呢，特别是在家里还得设法掩饰自己一反常态的惹人注目的举止行为。她现在可以采取某种逃避的方式了。她从家门走出来，像双眼一闭离开起跳板一样，冲进大街上熙熙攘攘的人流。总算踏上了坚硬的石砌路面，周围是热烘烘的人流，她以不失太太体面的速度东躲西闪地昂奋地紧走，毫不引人注意地盲目地向前奔去，两眼呆呆地盯着地面，可以理解，她是生怕再碰到那威逼的目光。如果有人偷偷看她，她起码可以装不知道。确实，她觉得她什么也没想，可是每当有人偶然从她旁边擦身而过时，她还是不免吓得一哆嗦。每当听见一个声音，每当身后传来脚步声，每当一个身影从旁掠过，她的每根神经都觉得很痛苦；只有坐在汽车里或待在别人家里，她才能正常地呼吸。

一位先生问她好。抬头一看，她认出这是自己家里从前的一个朋友，一个好说话的可爱的白发老人，从前她总躲着他，因为他会拿他身上的也许只是想象出来的小毛病跟人家纠缠一个钟头。但是她现在只答了他一声谢谢而没有约他同行，实在感到很后悔，因为有一个熟识的男人在身边说不定真能防止那个敲竹杠的女人意外地凑过来攀谈。她踌躇了一下，想回过身去再追补一句；这时，她觉得有人从身后快步向她走来，她连想都没想，便本能地继续向前奔去。但因为心怀恐惧，她变得十分敏感，她觉得背后的人好像越来越近了，她便越跑越快，虽然她知道到头来是甩不掉人家的跟踪的。她发觉脚步声越来越近，预感到那只手眨眼之间就要搭在她身上，她的两肩都吓得颤抖起来了。她越想加快步子，她的双膝就变得越沉重。现在她觉得那跟踪的人已经靠近了，而且听到一个又激动又轻柔地喊着“依莱娜！”的声音，她才不得不捉摸一下这个语声，明白这并不是那个令人惧怕的声音，不是那恐怖的给人带来灾难的女人。她舒了一口气，转过身来一看：原来是她的情人。他突然一纵身使她停住了脚步，他差点儿跌到她的怀里。他面孔很苍白，显得很慌乱，露出万分激动的神色，现在见到她的惊慌失措的眼神，又觉得难为情了。他迟疑地举起手来想跟她握手，但见她没有把手伸给他，就又把手放下。她只是呆呆地望着他，一秒钟，两秒钟，她觉得他出现得太突然了。在这些充满恐惧的日子里，她偏偏把他给忘了。但现在当她就近看着他那苍白而困惑的面孔时，见他脸上带着茫然若失的神态，眼神里现出种种捉摸不定的感情，她的心头不禁怒火猛起。她的嘴唇直打哆嗦，想要说句什么，她脸上的激动情绪是那样明显，竟吓得他只能结结巴巴地说着她的名字：“依——依莱娜，你怎么了？”可是，当他见到她那不耐烦的样子，就又知罪地添补了一句，“我究竟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呢？”

她呆呆地望着他，难以压制心头的怒火。“您有什么对不起我的地方？”她嘲讽地笑了笑，“没有！压根儿就没有！只有好处！只有愉快！”

他吓得目瞪口呆，那模样使他的表情显得更天真更可笑。“可是，依莱娜……依莱娜！”

“您不要在这儿叫人看热闹好不好！”她粗暴地斥责他，“也不要跟我做戏了。不用说，她又在左近埋伏着呢，您的那个宝贝的女朋友，一会儿她就又要来攻击我了……”

“谁？……究竟是谁？”

她真想朝他的脸，朝这张呆傻的扭歪的脸揍一拳。她觉得她的手使劲儿握了一下那把伞。她从来没有这样瞧不起、这样恨过一个人。

“可是，依莱娜……依莱娜，”他不连贯地说着，越来越慌乱，“我究竟有什么对你不起呢？……你突然就不来了……我白天黑夜都在等你……今天我在你家门口站了整整一天，等着跟你说几句话。”

“你在等我……原来这样……也有你。”她觉得她都气糊涂了。要是能朝他面门揍一拳，那该多好！但她控制住了自己，又不胜厌恶地望了望他，好像是在考虑她该不该把整个淤积在心的愤怒发泄出来，当着他的面痛骂一顿。过了一会儿，她突然转过身去，头也不回地钻进了拥挤的人群。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依然恳切地伸着一只手，直到大街上拥来挤去的人群也把他裹住，像汹涌的波涛推着一块正在下沉的木板，那木板摇晃着，旋转着，拼命抵抗，但最终仍不由自主地被冲走了。

但令人忧虑的是，她不能抱什么好转的希望了。就在第二天，又来了一张便条，又来了一皮鞭，惊醒了她那已经减弱了的恐惧。这一回是要二百克朗，她乖乖地给了人家。在她看来，敲诈的钱数这样猛增，是很可怕的，她也感到财力上应付不了了，因为即使是生活在一个富有的家庭里，她也没有办法私下里弄到大笔的现钱。那么，以后可怎么办呢？她知道，明天可能就要四百克朗，很快就是一千，她给的越多，对方要的也越多，到最后她的财源枯竭了，还会送来类似的信，那可就彻底垮台了。她所买的仅仅是时间，一段喘息的时间，休息那么两三天，也许是一星期，但这是一种充满痛苦和紧张心情的毫无用处的时间。她读不下书，什么事情也不能做，像着了魔似的经受着内心恐惧的追击。她觉得自己真的生病了。有时她不得不突然坐下来，因为心跳得太厉害，一种深沉的忧虑好像铅水一样灌满了她的身体。她感到又痛苦又疲倦，尽管这样，她还是不能安眠。虽然每根神经都在震颤，她还得面带微笑，装作愉快，谁也想象不出她为装出这副高兴的样子做了多大的努力，这是天天如此徒劳无益地克制自己情感的壮举。

在她周围所有的人当中只有一个人——她这样想——好像从她内心产生的可怕的情绪上看出了一点什么，而这个人所以会这样，只是因为他一直在窥视着她。她觉得她丈夫在不停地研究她的心理，像她对他所做的一样，这样一想，她便不得不加倍小心了。他们日夜都在相互窥测，好像在相互兜圈子，为的是彼此窥探出对方的隐秘，而把各自的秘密隐藏在背后。最近，她丈夫也完全变了。最初审讯般的那几天里他那吓人的严厉已经让位于他的一种独特的亲切关怀，这使她情不自禁地想起新婚的岁月。他待她像照料一个病人，是那样的无微不至，竟使她感到很窘。当她看到他怎样时不时地就帮她补上那么一句使她摆脱困境的话，他怎样向她说明“承认”是多么轻松愉快的时候，她的心似乎都停止了跳动。她明白他的心意，感谢他的爱怜，心情变得愉快起来。但她也觉察到了：随着爱慕心理的滋长，她在他面前的羞愧感也在增强，由于有了这种羞愧感，她的口反而比以前她不信任他时更严了。

在这些日子里，有一天，他跟她面对面相当露骨地谈了一次话。她回到家，走进前厅就听到了震耳的声音，那是她丈夫的声音，又尖锐又果断，还有家庭女教师的吵吵嚷嚷的唠叨声，而且夹杂着哭泣和抽噎的声音。她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大吃一惊。每当她听到高声说话或发现家里有人情绪激动时，她都要吓得浑身一哆嗦。这是害怕要她回答一切的感觉，特别是极怕又来了那样一封信，揭穿了秘密。她打开门的时候，总是先用询问的目光看一看每个人的脸，查考她不在时是不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她离开以后灾难是不是并没有降临。她弄明白了，这次只是孩子们吵了架，正在进行一次小规模的法庭审讯，便很快镇定下来。一个姑妈几天前给男孩带来一件玩具，是一匹小花马，小妹很生气，因为她得到的是差一等的礼物。她企图为自己争得同等的权利，而且是那样的迫不及待，结果白费心思，反而使得男孩一口回绝了她，说他的玩具连碰也不让她碰，这最先是引起那个女孩公然的愤怒，接着她便不再作声了，她满腹愁闷，显得无可奈何，但又相当倔强。但第二天早上，小马忽然不见了，连点踪迹都没有，怎么找也找不着，最后才偶然在炉子里发现。那丢失了的小花马，已经被剪得稀碎，木头骨架折断了，花色的毛皮撕掉了，塞在肚子里的东西也被掏出来了。嫌疑自然是落到了小女孩的头上；男孩又哭又嚎地去找父亲告发那个可恶的小女孩，于是就开始了审讯。

这次小小的法庭审讯很快就做出了判决。那个小女孩起先拒不承认，当然是羞愧地垂着目光，心虚得声音发颤。家庭女教师出面证明她有错；她曾经听小女孩在气头上威胁过人家，说要把小马扔到窗外去，女孩拼命否认也没有用。她绝望地哭着喊着闹了好一阵子。依莱娜目不转睛地望着她丈夫，她觉得，他好像不是在审问孩子，而是在审问她自己，因为说不定明天她就可能这样站在他面前，声音同样的颤抖和一样的结结巴巴。起先，她丈夫目光很严厉，只要孩子硬是不说实话，他就一句句地逼着她放弃反抗，而在她每说一句不承认的话时他却从不生气。后来，遇到沉着脸顽固地否认时，他却好心好意地劝说她了。他直截了当地向她表示，说这种行为从心理上看是有它的必然性的，她最初一气之下轻率地干出这样一件见不得人的事，根本没考虑这么做会真的伤她哥哥的心，是可以原谅的。他亲口向她保证，说一切都可以得到谅解，那样温和、那样令人信服地对这个变得越来越没主见的孩子解释：她的行为尽管是可以理解的，但又是应该受到谴责的，这样一来，那女孩终于忍不住泪流满面，哇的一声大哭起来。不一会儿，她哭得像个泪人似的，断断续续地吐口承认了。

依莱娜急忙奔过去，想搂住那个哭得满脸泪水的孩子，但那小女孩却气哼哼地推开了她。她丈夫以劝告的口气责备她不该这样过急地表示怜悯，因为他不想一点惩罚不给就了结这件事；因此，他决定不准小妹明天去参加她盼了好几个星期的娱乐活动，这虽然是无足轻重的，但对小妹说来却是很严厉的惩罚。女孩听了他的判词，呜呜地哭了起来；男孩喜出望外，大声叫好，但这样过早的恶意讥笑立刻也把他卷进了这项惩罚之中，因为他幸灾乐祸，也取消了他去参加那个儿童娱乐活动的权利。两个孩子都很悲哀，只是因共同受了惩罚而各有安慰。最后他们离开了房间，依莱娜单独跟她丈夫留在了那里。

现在，她突然觉得机会终于来了，可以借谈孩子的过错和认错来谈谈她自己的事了。如果他现在能宽宏大量地接受她为孩子说情，她知道，她也许就有可能大胆地为自己说话了。“告诉我，弗里茨，”她开口说道，“你真的不想让孩子们明天到那儿去了吗？他们会大为扫兴的，特别是小妹。她干的事，根本没有那么严重。为什么要给她这么严的惩罚呢？难道你不同情小妹她吗？”

他朝她望了一眼。

“你问我是不是可怜她？嗳，我说：今天不能了。事实上是她受了惩罚以后，现在刚刚感到心情轻松了。昨天她把那个可怜的小马撕碎了塞到炉子里，全家人都东寻西找，而她一天到晚都怕人家可能或必定发现它，那才是大为扫兴呢！恐惧比惩罚还要坏，因为惩罚总算有了结局，不管怎么说，总比悬在那儿、比那种神经紧张的无尽无休的恐惧要好。一个罪人一旦受到了惩罚，他的心情就会变得很轻松。千万不要让哭泣把你给搞糊涂了：现在已经都说出来了。从前是埋在心里。埋在心里比说出来还要坏。”

她抬头看了看。她觉得，好像他的每句话都是针对她说的。但他仿佛对她根本没有注意：

“事实上就是这么回事，你相信我没错。我是从法庭上和多次审讯中了解到这种情形的。被告人大多数都是由于百般隐瞒真相，由于迫不得已编造谎言来对付千百次隐蔽的小规模攻心。不得不忍受痛苦折磨的。被告人怎样闪烁其词，怎样装死，躺下，看起来是很可怕的，因为人们要让他说出个‘是’字，就得像一把钩子往外拉才行。有时，这个‘是’字已经到了嗓子眼，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从里边往上顶它。他们被憋得透不过气来，几乎就要说出来了。这时，那股邪恶的力量，那不可思议的顽抗和恐惧的感觉，突然向他们袭来，他们就又把它吞了下去。于是，斗争又重新开始。在这种情况下，法官有时比那些被告人还要痛苦。然而，被告人总还是把他看作仇敌，其实他是他们的帮手。我作为他们的律师、辩护人，确实应该警告我的诉讼人，让他们撒谎撒到底，别改口，但我从内心里常常不敢这么做，因为他们不招认比招认和受罚要痛苦得多。我一直都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一个人明知有危险也能去干那桩事，可是后来却没有勇气承认，这样没骨气地否认，我认为比任何犯罪行为都可悲可叹。”

“你认为……一直是……一直只是恐惧在妨碍着人们吗？难道不可能……不可能是羞愧吗……因在所有局外人面前说出心里话，因揭穿自己而感到羞愧吗？”

他惊奇地抬起头来看了看。他向来不习惯从她那里接受答案。这句话却扣住了他的心弦。

“羞愧，你说的……这……这自然也只能是一种恐惧……但这是一种较好的……不是怕惩罚，而是……是啊，我懂……”

他站起身来，显然很激动，来回踱着步。这个想法好像在他心里击中了什么似的，他不禁心头一颤，变得十分不安。他突然站住了。

“我承认……羞愧，那是当着人们的面，当着生人的面，在那些像吃黄油面包似的从报上饱餐别人不幸遭遇的贱民面前……但至少总可以向那些关系亲密的人供认嘛……”

“也许，”——她不得不掉过脸去，因为他是那样死死地盯着她，她觉得自己的声音都有些颤抖了——“也许……这种羞愧……在那些自认最亲近的人面前……最厉害。”

他又站住了，好像被内心中一种巨大的力量抓住了似的。

“那么，你是说……你是说……”他的声音一下子就变了，变得非常柔和、低沉——“……你是说……海莱娜

[1]

……可能对别的什么人更容易承认她的过错……也许是对那个家庭女教师……她会……”

“这一点我完全确信……她恰恰是只对你才抗拒得这么顽强……因为……因为你的判决对她是最重要的……因为……因为……她……最爱你……”

他又站住不动了。

“你……你也许是对的……简直可以说是百分之百的对……真奇怪……我怎么就从未想到呢！但你是对的，我希望你别以为我不会宽恕她……我不愿意这样做……正是为了你我才不愿意这样做，依莱娜……”

他望着她，她感到自己在他的注视下脸红了。他是故意这么说呢，还是偶然碰巧，一种阴险狡诈的偶然巧合？她一直觉得非常难以确定。

“这个判决已经撤销了，”——现在仿佛有一种说不出的快乐涌上他的心头——“海莱娜自由了，我亲自去通知她，现在你对我满意了吧？或者说，你还有什么愿望……你呀……你看……你看我今天性情够温和的了吧……也许是因为我及时认识了一个错误，心情愉快的缘故。这种情形总是叫人感到轻松的，依莱娜，总是……”

她仿佛心里明白了他强调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了。不知不觉地，她走近他的身边，她感到那句话都要从她心里蹦出来了，他也向前挪动了几步，好像他想要急忙从她手里接过什么东西似的，这举动竟如此明显地使她感到一种内心的压力。这时，她的目光跟他那渴望对方供认的贪婪的目光相遇了，她的全部勇气立刻化为乌有。她的手疲惫地放了下来，她转过脸去。她感到那是徒劳的，她根本不能说出那句话，那句使人获得自由的话，就是它在心中燃烧着，吞没了她的安宁。这警告像近处的雷声在滚动，但她知道，她是不可能逃脱这场风暴的。她的最隐秘的愿望是极想见到那至今使她胆战心寒的扫荡一切的闪电：把真理暴露出来。

看来，她的愿望就要实现了，真是比她预想的还要快。现在这个斗争已经延续了十四天，而依莱娜也感到筋疲力尽了。这时，那个人已经四天没来叫人通禀了，可是如此渗透她全身的，如此使她心神不宁的，依然是恐惧，门铃一响，她总是一跃而起，想赶在仆人前面亲口及时查问清楚是不是那个敲诈钱财的女人的信息。是的，每付一次款，她就买到一个夜晚的安宁，跟孩子静心相处的几个小时，一次户外的散心。

这回听到了铃声，她便离开屋子赶到房门前；她打开门，头一眼就惊奇地看到了一个陌生的女人，接着便吓得往后一缩，因为她认出了那个服饰一新、头戴时髦帽子的敲竹杠女人的可憎的脸。

“噢，是您本人啊，瓦格纳夫人，这真叫我高兴。我有重要的事找您谈。”不等这位用发抖的手扶着门把手的惊恐的女主人答话，她就走了进来，把伞放下，那是一把鲜艳的红色的阳伞，显然是她以诈骗的方式多次掠夺的第一件赃物。她的动作显得非常自信，好像在自己的住宅里一样，又心满意足又仿佛镇定自若地观察着室内豪华的陈设，什么请求也不提，就继续朝着通向会客室的半开半闭的门走去。“从这儿进，对不对？”她用一种克制的讥讽口吻问。那惊恐的女主人想阻拦她，还一直没找到适当的话，她又沉着地补充说：“如果您觉得不痛快，我们可以很快地把事情办完。”

依莱娜跟着她走，一句反驳的话也不说。一想到这个敲竹杠的女人待在她的住宅里，这样的胆大妄为，完全不顾她的种种最可怕的忧虑，她便觉得头昏脑涨。她觉得，这一切好像都在梦中一样。

“您在这儿日子过得很美啊，太美了。”那个女人坐下来时，带着明显的舒适感赞叹着，“啊，坐在这儿多舒服！还有这么多画。到这儿来一看，才知道像我们这样的人是多穷困了。您的生活真好，太好了，瓦格纳夫人。”

她在人家自己家里这么喜出望外地望着那个有罪的女主人，那个受折磨的女主人忍无可忍，终于冒火了。“您究竟想干什么，您这个诈骗犯！您竟然跑到我家里来迫害我了。但我决不会让您把我折磨死的。我要……”

“您不要这么大声嚷嚷嘛，”那个女人打断了她的话，现出一副侮辱人的秘密神态，“门可是开着呢，仆人会听见您的话的。这可怪不得我呀。我什么也不否认，上帝保佑，归根结底，现在过着这种像我们这类人过的肮脏的生活，我觉得还不如坐牢好呢。但是您，瓦格纳夫人，可要谨慎些呀。如果您实在忍不住要发怒的话，我想不妨先把门关上。但我要同时告诉您，吵骂我是不在乎的。”

依莱娜太太的力量，由于愤怒曾经加强了那么一瞬间，现在见这个女人如此坚定，又明显地衰微下来。她站在那里，像一个孩子等着听老师口头提问一般，真是又谦卑又不安。

“那么，瓦格纳夫人，我不想兜圈子。我的境况很糟，这您是知道的。我早就跟您说过了。现在我需要钱拿去付房租。我已经拖欠好久了，而且还有别的花销。我想总得把生活弄得像个样子。所以我就到您这儿来了，您现在只好援助我——喏，四百克朗就够了。”

“我不能，”依莱娜结结巴巴地说，被这个数目吓呆了，她确实没有这么多现钱了，“我现在手头真的没有这么多钱。这个月我已经给您三百克朗了。要我到哪儿弄钱去呢？”

“唉，会有办法的，您好好想一想。像您这样一个有钱的夫人还不是要多少钱就有多少钱。就看您愿意不愿意了。”

“可我真的没有钱。我倒是很愿意给的。但这么多我的确没有。我可以给您一些……也许有一百克朗吧……”

“我需要四百克朗，我已经说过了。”像被这非分要求伤害了似的，她粗暴地冒出了这么一句话。

“但我没有那么多呀。”依莱娜绝望地喊道。这时她想：要是她丈夫现在闯进来不就糟糕了吗，他随时都可能来的。“我向您发誓，我没有这么多钱……”

“还是请您尽量筹措一下，肯定会有人借给您的。”

“我不能。”

那个女人从头到脚仔细地打量着她，好像在盘算她的身上有什么值钱东西似的。

“喏……比方说这枚戒指……把它当出去，不就结了。当然对首饰我并不怎么在行……我从来就一件首饰也没有……但四百克朗，我相信是可以抵押到的……”

“当戒指？”依莱娜太太突然尖叫一声。这是她的订婚戒指，她唯一不曾摘下来的戒指，上面镶着一枚很值钱的珍贵而美丽的宝石。

“喏，到底为什么不行呢？我把当票给您送来，您什么时候想赎就什么时候把它赎回来。您不是又把它弄到手了吗。我不会把它留在手里的。像我这样一个穷女人要这么一个贵重的戒指有什么用呢？”

“为什么您要跟踪我？为什么您要折磨我？我不能……我不能。这一点您必须理解……您看到我已经尽我的可能做了。这一点您可必须理解。您可怜可怜我吧！”

“还没有一个人可怜过我呢。我差一点儿没饿死。为什么偏偏要我来怜悯您这样一个有钱的夫人呢？”

依莱娜想要狠狠地回击她一下。恰在此刻，她听到外面有人关门——她的血液都凝结了。这肯定是她丈夫从办公处回来了。她连想都没想，就从手指上把那枚戒指抹下来，塞给在跟前等着的那个女人，那个女人飞快地把它藏了起来。

“您不要害怕。我走了。”那个女人点了点头，同时，她满意地发现依莱娜产生了一种无名的恐惧，正心情紧张地朝前厅侧耳细听，从那里果然清楚地传来了男人的脚步声。她开开门，向走进屋来的依莱娜的丈夫问了声好，就走掉了；他呢，抬眼看了她一小会儿，仿佛对她并不特别注意似的。

“一位太太，是来打听事的。”那个女人走出去，门一关上，依莱娜就有气无力地解释道。最严重的一刹那总算平安地过去了。她的丈夫没有应声，他安详地走进摆好午饭的那个房间。

依莱娜觉得，她手指上那个一向有凉丝丝的指环保护着的地方好像空气在燃烧似的，似乎每个人都必定要像看一块烙痕般朝她手指上那个光秃秃的地方望去。在吃饭的时候，她老是掩藏那只手；她一边这么做，一边讥笑自己那种非常敏锐的感觉，那就是她丈夫的目光不停地对着她的手扫视，手挪到哪里视线也跟到哪里。她千方百计地想引开他的注意力，不间断地提问题，力图使谈话滔滔不绝地继续下去。她说呀说的，一会儿对他，一会儿对孩子们，一会儿又对家庭女教师，她一再用微弱易燃的火花点燃谈话的火焰，但气总不够用，胸中一再出现憋气的现象。她试着装出高兴得忘乎所以的样子，想诱引别人也都欢欣雀跃起来，她挑逗着孩子，煽动他们相互斗殴，但他们并没有打起来，也没有笑；她自己有这样的感觉，想必在她的快活举止里有什么不对头的东西使别人不由得感到诧异。她越尽力去做，她的尝试便越不见成效。最后她疲倦了，也就一声不响了。

别人也都沉默不语；她只听得见盘子的叮当声和越来越明显的恐惧的心跳声。这时，她丈夫突然说道：“今天你把戒指弄到哪儿去了？”

她吓得周身一颤。心里冒出一句话，像用相当大的声音说：完了！但她还本能地防守着。她觉得，现在应该把一切力量都集中起来。只是为了找出一句话，一个词。只是为了再找到一个谎言，最后的一个谎言。

“我……我把它送到外面擦洗去了。”

好像是为了加强这句假话，她果断地补充说：“后天我就把它取回来。”后天。现在她把自己的手脚捆住了。如果她取不回来，这个谎非破产不可，她自己也不能幸免。现在是她自己给自己提出的期限，所有这些乱糟糟的恐惧心理现在突然使人产生了一种新的感觉，一种因意识到事情很快就要结束而产生的愉快感觉。后天：现在她知道她的期限了，感到从这既定事实里产生了一种奇特的压倒了恐惧的安宁。从内心深处升起一种东西，一种新的力量，求生的力量和寻死的力量。

她坚信事情很快就要完结，便感到心中的一切都意想不到地豁亮起来。心慌意乱奇妙地让位于清醒的思维，恐惧让位于一种她本人业已陌生的清澈的安宁，多亏这样她才一眼看清了自己生活中的一切事体和它们的真正价值。她估量自己的生活，觉得它毕竟没有完全失去意义，如果她要保持这种生活，而且使它在新的高度上变得更有意义，这一点她是在这些充满恐惧的日子里认识到的，如果还能够没有污点、没有恐惧、没有谎言地重新开始生活，她是很愿意的。但是要以离了婚的女人、丑行昭著的荡妇的身份生活下去，对此她却实在没有这种气力了，同时对继续干那种花钱购买时间有限的安宁的冒险勾当也完全厌倦了。她觉得，反抗嘛，现在已经是不能设想的了，结局临近了，被她丈夫、被她的孩子们、被她周围的一切包括她自己所抛弃，已经迫在眉睫了。从一个随时都会出现的敌手眼皮底下逃走，是不可能的。可靠的出路是承认。但她决不能，这她现在很明白。只有一条道路是畅通的，但一踏上这条路就永远也回不来了。

第二天上午，她把信件全烧了，按部就班地干起各种琐事来，但她却尽量避免见到孩子们，乃至她所喜爱的一切。她现在一心想的是，生活千万不要再用寻欢作乐来诱惑她，千万不要使她空犹豫，破坏她的既定决心。于是，她便又走上街头，想最后碰一碰运气，现在她竟愿意，简直是渴望碰到那个敲竹杠的女人了。她又一步不停地穿过一条条大街，但再也没有以前那种提心吊胆的感觉了。她已经从内心里懒得抗争了，她走呀走的，像履行职责似的走了两个小时。什么地方也见不着那个女人。但失望不再使她感到痛苦了。她是这样的浑身无力，简直不再想见到她了。她仔细地瞅着人们的脸，她觉得所有的人都是陌生的，所有的人都是无用的，可以说是没有生命的。所有这一切不知怎么已经变得遥远了，消逝了，不再属于她了。

现在，她计算了一下到晚上还有几个小时，结果不禁大吃一惊，多么奇怪：还剩这么多时间呢，一个人为了与世永别本来只要很少一点时间就够了。当你知道你什么也带不走时，一切也就显得没有多大价值了。一种睡意向她袭来。她又机械地走上那条大街，漫无目的地走着，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看。走到一个十字路口，一个马车夫在危急的刹那勒住马，她才看见车辕已经紧贴她的前胸了。车夫骂了一句难听的话，而她还没转过身来就想到了：这可能就是得救或迁延时间的征兆。来一次车祸，她就不必下那个决心了。她疲惫地继续向前走去：这样什么也不想，只是心中有一种乱糟糟的死之将临的阴暗感觉，觉得有一层雾轻轻地向下飘来，遮住了一切，倒也使人感到很舒适。

她偶然抬头看了一眼街名，结果吓得全身颤抖起来：她信步走来，已经快走到她以前情人的家门口了。难道这是一种预兆不成？他也许还能帮她一把，因为他肯定知道那个女人的住址。她几乎高兴得全身都在抖动。她怎么就没想到这一层，没想到这最简单不过的事呢？他现在就一定会跟她一起到那个坏女人家里去，把事情彻底了结了。他一定会逼着她停止敲诈，甚至可能给她一大笔钱，让她离开这个城市。现在，她想到近来对这个可怜的人这么不好，感到很后悔，但他会帮助她，这一点她是完全相信的。多么奇妙：这个救星现在才来临，就在现在这最后的时刻！

她匆匆跑到楼上去按门铃。没人开门。她听了听：觉得好像听到了门后有蹑手蹑脚的脚步声。她又按了一次门铃。又是一阵静寂。从里边又传来了轻轻的响声。这时，她实在忍耐不下去了：她不停地按起铃来，要知道，对她说来，这是生命攸关的呀。

里边终于有人走过来，门锁咔嗒一响，开了一道门缝。“是我。”她赶忙小声说。

这时，他开开了门，好像很尴尬。“是你……噢是您……尊贵的夫人，”他结结巴巴地说，显得很窘，“我本来……请您原谅……我本来……对此毫无精神准备……对您的来访……请您原谅我这个装束。”说着，他指了指他的衬衫袖子。他的衬衫半敞着怀，没有系领带。

“我有急事要跟您谈……您必须帮助我。”她激动地说，因为他像对待一个乞丐似的一直让她在走廊里站着，“莫非您不愿意让我进来，听我说一分钟话？”她愤愤地补充说。

“请——”他困惑地讷讷道，斜瞟了一眼，“只是我现在……我不很方便……”

“您非听我说不可。这是您的过错呀。您有义务帮助我……您必须把那个戒指给我要回来。您责无旁贷。要么，您起码得把地址告诉我……她一直不让我安宁，可是现在她不见了……您是责无旁贷的，您听见了吗，您责无旁贷。”

他木然凝视着她。这时她才发觉，她气喘吁吁地说的这些话是很不连贯的。

“唉，是这么回事……您不知道……就是您的情人，您以前的情人，这个混账东西有一次看见我从您这儿走出去，从那个时候起她就跟踪我，敲诈我……她都要把我逼死了……现在她拿走了我的戒指，可这枚戒指我不能没有。今天晚上以前我必须把它弄回来，您知道了吧，在今天晚上以前……您帮我找那个女人去要，好吗？”

“但是……但是我……”

“您愿意，还是不愿意？”

“但我的的确确不知道您说的是谁。我从来没跟女诈骗犯打过交道。”他近乎粗暴地说。

“原来如此……您不认识她。那么说，她是凭空捏造了。可她知道您的名字和我的住址。这样说来，她敲诈我也不是真的了。我呢，也是只不过做了这么一场梦罢了。”

她尖声笑起来。他觉得很不舒服。霎时，他脑子里闪过这么一个念头：她可能是疯了，她眼里射出的光就是癫狂的嘛。她的举止很不正常，说的这些话也毫无意义。他胆怯地环顾了一下四周。

“请您镇静镇静……尊贵的夫人……我敢肯定，您弄错了。这根本不可能，这想必是……不，我自己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我不认识这类女人……我可以向您保证，这肯定是一个误会……”

“那么，您是不愿意帮助我了？”

“不不……只要我办得到。”

“那好……您来。咱们一起到她那儿去……”

“到谁那儿去……究竟到谁那儿去？”见她现在抓住了他的胳膊，他又心惊胆战地想：莫非她疯了？

“到她那儿去……您是愿意，还是不愿意？”

“当然……当然愿意。”——他疑心她是精神失常了，因为她这样迫不及待地催逼他，他便越来越相信这个想法是对的了。——“当然……当然愿意……”

“那您倒走呀……这可是跟我生死攸关的呀！”

他强忍着不笑出来。接着，他突然变成了一本正经的样子。

“对不起，尊贵的夫人……我此刻不行……我有钢琴课，现在我不能中断……”

“原来这样……这样……”她直冲着他的脸尖声地笑起来，“您就这样上钢琴课呀……光穿一件衬衫……您不是骗人是什么！”突然心里闪过一个念头，她朝屋里冲过去。他想拦住她。“那么说，她，那个女骗子，现在是在您这儿？原来你们是唱的双簧啊。说不定你们是平分你们从我那儿勒索来的一切东西。但我要亲手抓住她，现在我什么也不怕了。”她大声嚷着。他拉住她不放，但她跟他扭斗了几下，挣脱了身子，便朝着他卧室的门奔去。

一个身影向后紧退，那个人显然是在门边偷听来着。依莱娜失神地凝视着站在稍嫌凌乱的盥洗室里的一个陌生女人，那个女人急忙把脸掉了过去。她的情人从后面扑过来，想拉住他认为精神失常了的依莱娜，想阻止不幸事件的发生，但她又从那个房间走出来了。“请您原谅。”她喃喃地说。她的脑子嗡的一声全乱了。她给搞糊涂了，只感到憎恶，无限的憎恶和疲倦。

“请您原谅，”当她看见他在身后不安地望着她时，她又说了一遍，“明天……明天您就会什么都明白了……就是说……我……我自己也一点儿都不明白了……”她对他说，像对一个陌生人似的。没有一点东西能使她想起她曾经委身于这个人，她几乎感觉不到自己的躯体还存在了。现在，一切都比先前要乱得多，她只知道，肯定是哪里有人扯了谎。但是她太疲倦了，不能想了，太疲倦了，不能看了。她闭上眼睛，走下楼梯，像一个被判处绞刑的罪人。

她从楼里走出来，大街上已经昏黑了。她转念想到，也许那个女刽子手现在正在街对面等着呢，也许现在到了最后的时刻还会得救吧。她觉得，她似乎应该合起掌来向被遗忘了的上帝祈祷。啊，要是再能买到几个月的时光，夏日到来前的几个月时光，该多好啊！等夏天一来，就到某地去过一阵宁静的日子，让那个女骗子找都找不着，生活在草原和田野之间，只要一个夏天就行。她放心大胆地张望着已经隐没在黑暗中的街道。她似乎看到有一个人守候在街对面一个人家的房门口，但现在她走近时，那个人却向后远远地退到走廊里去了。有那么一瞬间，她觉得那个人很像她的丈夫。今天她这是第二次产生怕在街上突然见到他和他的目光的恐惧心理了。为了看得真切些，她迟疑地站了一会儿。但那个人消失在黑暗里了。她心神不宁地继续向前走，心情紧张得出奇，总觉得好像后边有一道逼人的目光看着她的颈项。她又转过身来，但那里连个人影都没有了。

不远处就是药房。微微颤抖了一下，她就走了进去。药剂师助手拿起药方，准备取药。就在这一分钟里她便把一切东西都看在眼里了，光亮的天平，小巧的砝码，不大的标签，还有柜子上边那些标着形体生疏的拉丁文名称的小药瓶。她下意识地随着目光拼读着这些药名。她听见钟在滴答滴答地走着，她闻到特殊的香味，各种药品散发出来的那种腻人的甜味，于是，她突然想起童年时代她母亲总是要她去买这类药，因为她喜欢闻这种药味，喜欢看那许多闪着奇光异彩的小瓶小罐。这时，她猛然记起，她有一次出门忘了跟母亲说一声，她可怜的老母亲对她多么挂念。依莱娜惊恐地想，她当时是多么害怕呀……但药房的店员已经在数那些从一个大肚瓶往一个小蓝瓶里滴的明亮的水滴了。她目不转睛地看着，仿佛是死神从这个大肚瓶进到了那个小瓶里，很快它就要从这个小瓶流入她的血管，她不禁感到有一股寒气咝咝地通过了全身。她麻木地，如同昏昏欲睡般呆望着他的手指，那几个手指现在正在把瓶塞塞在装满了药水的小玻璃瓶的瓶口上，在那潜伏着危险的圆瓶上包了一张纸。可怕的思想一露头，她的一切感官就都被钳制住了，完全麻木了。

“您给两克朗吧。”那个店员说。她从沉思中醒来，出神地环视了一下四周。然后，她机械地把手伸到钱包里去掏钱。她心里觉得还像做梦一样，她瞧着那些硬币，就是不能立刻辨认出大小，不自觉地拖延了付款。

就在此刻，她觉得她的胳膊冷不防被人推到了一边，听到硬币落到玻璃盘子里的响声。一只手从她身边伸过来，抓住了那个小瓶子。

她不由得转过身来。她的目光忽然呆愣愣地不动了。原来是她的丈夫紧闭着双唇站在那里。他的脸很苍白，脑门上冒出了汗珠。

她觉得自己就要昏过去了，只好用力扶住桌子。突然她明白了，刚才在那家房门口窥伺的就是他呀；她心里早就预感到是他在那里，在那一瞬间她的思想就全乱了。

“走吧。”他用沉闷、哽塞的声音说。她呆呆地望了望他，因在自己内心深处最秘密的角落意识到要服从他而惊讶不已。她身不由己地移动脚步跟着他走。

他们并排沿大街走着，彼此谁也不看谁。他手里一直拿着那个小瓶子。有一回，他站住擦了擦额头的汗。她也不知不觉地放慢了脚步。但她不敢朝他那边看。谁也不说一句话，街上的喧闹声在他们之间起伏波动。

到了楼梯口，他让她走在前面。他一不在她身边走了，她的步履立刻摇摆起来。她停住脚步，镇定了一下。他一把扶住她的胳膊。这一碰反而把她吓得一哆嗦，她赶紧加快步伐，走完最后几级楼梯，来到楼上。

她走进屋。他随她进来。四壁漆黑，几乎什么也看不清。他们一直没说一句话。他把包瓶子的纸撕下来，打开小瓶，倒掉药水，然后就使劲把它扔到一个墙角里去了。听到啪啦的一声响动，她吓得周身一颤。

他们沉默不语，一声不响。不朝他看，她也感觉到了他是在克制着自己的情感。终于他向她走了过去。近了，现在就要到她跟前了。她都能感到他粗重的呼吸了，她瞪着呆滞的像蒙了一层云雾似的眼睛，看到他两眼射出的光一闪一闪地从房间的黑暗里向前移动。她等着听他大发雷霆，她怕他的手猛力一把把她抓住，她吓得四肢僵硬，全身发抖。依莱娜的心停止了跳动，只有每根神经像绷得紧紧的琴弦在震颤；一切都在等待着惩罚，甚至可以说，她是盼他发怒了。但他始终都不作声，她不胜惊奇地感到他走到身边来竟是那样的温柔。“依莱娜，”他说，他的声音显得格外柔和，“你我还要彼此折磨多久呢？”

这时，犹如一种野兽的下意识的哀号，突然间，像抽风似的，以极大的冲力从她心里爆发了，终于冲出来了这几周以来一直闷在胸膛、压在心底的抽泣。仿佛有一只愤怒的手揪住她的心拼命地摇动，她像喝醉了酒似的摇晃起来，要不是她丈夫一把扶住了她，她就摔倒了。

“依莱娜，”他抚慰着她，“依莱娜，依莱娜。”他声音越来越低、越来越温和地叫着她的名字，好像他用这越来越轻柔的语调就能使她那痉挛神经的绝望的骚动平息下来似的。但是回答他的，只是抽泣；狂乱的骚动，痛苦的心潮滚过她的整个躯体。他托住她的不住战栗的身体，把她抱到沙发上，让她躺在那里。但抽泣并没有停止。像触电一般，她边哭边抽搐，全身都在耸动，仿佛有无数因恐惧和寒冷而产生的波缓缓地流遍这受折磨的肉体。全部神经，几周以来就在紧张地等待着这最难忍受的一刻，现在已经被撕得粉碎；巨大的痛苦肆无忌惮地折磨着这毫无知觉的躯体。

他极其不安地靠住她那筛糠般抖动的身体，抓着她冰冷的手，先是镇静地，然后便怀着恐惧和激情，发狂地吻着她的上衣，她的脖颈，但她那蜷缩的身躯依然像被撕裂似的不停地颤抖，那抽泣像一泻千里的翻卷的波涛从她的内心滚滚地上升。他触到了她的脸，脸是凉的，像泪洗的一般，而且还感到了她太阳穴那里的血管在嘭嘭地跳动。一种难以形容的恐惧向他袭来。他跪下了，想凑近她的脸去说话。

“依莱娜，”他不停地抚摸着她说，“你哭什么呀……现在……现在一切都过去了……干吗你还要折磨自己呢……你不必再害怕了……她再也不会来了，再也不会……”

她的身体又抽搐起来，但他用双手按住了她。他不停地吻着她，东一句西一句断断续续地说着，表示道歉：

“不会了……再也不会了……我向你发誓……我真没想到你会吓成这个样子……我只不过想向你大喝一声……唤你回来尽你的义务……只是要你离开他……永远离开……回到我们中间来……我偶然听说了这件事的时候，我确实没有别的好选择……我又不能对你直说……我想……我总认为，你会回头的……因此我就委派她，那个可怜的女人，追逐你。她是一个可怜的人，一个女演员，一个被解雇了的……她当然也不愿意干这种事，是我想要这么做的……我看出，这是不对的……但我的确是想要把你拉回来……难道你没有看出我愿意宽恕你吗？但你并不理解我呀。但是……我可没想把你逼到这个地步……看到这一切，我自己心里更难过了……我步步严密地监视过你……都是为了孩子，你知道，为了孩子我不得不逼着你……但现在一切都过去了……现在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说话的声音很近，但她听起来好像很远很远，模模糊糊的，并没有听懂。一种哗哗的声音在她心中震荡，把一切声音都压了下去，每个感觉都消逝在各种感官的躁动不安之中。她感到有人触动她的皮肤，一次又一次地吻她，抚摸她，感到自己变冷了的眼泪，但体内的血液却在鸣响着，充满一种沉闷的吓人的喧闹声，这声响猛烈地膨胀起来，现在竟像急剧的钟声一样在轰鸣。接着，她便陷入了昏迷状态。在昏迷中她模模糊糊地感觉到有人给她脱衣服，她像透过一层层云雾似的看见了她丈夫的面孔，那张面孔现出又亲切又关心的神情。然后她便坠入了黑暗的深渊，进入长时间未有过的、黑沉沉的、无梦的睡眠中。

第二天早上，她睁开眼，屋里已经全亮了。她觉得心里也豁然开朗了，她的血液像被暴雨洗净了一般，变得清清亮亮的了。她试图回想一下她所经历的，但她仍然觉得一切都好像是一场梦。一切都是不真实的，轻飘飘的，没有拘束的，就像在梦中飘飘摇摇地穿过一个又一个厅堂，她想起了那次憋得要死的感觉；为了证实醒来的经历是真实的，她试探着摸了摸自己的手。

突然，她吃惊地全身一颤：那枚戒指在她手指上闪着微光。她猛然间完全醒过来了。她在半昏迷状态中听到了又好像没听见的那些杂乱无章的话，一种使她不敢想也不敢猜疑的充满不祥之兆的忧郁的感觉，现在突然使人清楚地看到了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她霎时间什么都明白了，明白了她丈夫提的那些问题，明白了她的情人为什么那样吃惊；所有的人都潮水般地涌现出来了，她看见了那个把她缠了进去的罗网。她很愤怒，也很羞愧。每根神经又颤抖起来，她几乎后悔不该从那无梦的、没有恐惧的睡眠中醒来了。

这时，从隔壁房间传来了笑声。孩子们起床了，像清晨刚刚醒过来的鸟雀叽叽喳喳地叫着。她清楚地辨出了男孩的声音，初次惊奇地感到他的声音真是太像他父亲了。她双唇微微一动，露出一丝微笑，那微笑一直静静地留在她的嘴边。她闭上眼睛躺在那里，为的是更深地体味体味她过去的生活情景，还有她现在的幸福境遇。心中不免仍然有些隐隐作痛，但这是有益于身心的痛苦，灼人而又温和，就像伤口完全愈合之前那样钻心的痒痛。

（关惠文 译）

[1]
他们女儿的名字。

里昂的婚礼

一七九三年十一月十二日，巴雷尔

[1]

在法国国民公会上提出一个提案，要置里昂这座暴乱的、后来被攻占的城市于死地。提案结尾是两句简明扼要的话：“里昂反对自由，里昂今后不再存在。”巴雷尔要求把这座叛逆城市的一切房屋建筑夷为平地，将所有的纪念碑化为灰烬，连城市名称也要取消。国民公会犹豫了八天，才做出同意摧毁这座法国第二大城市的决定。可是，即使在这项决定签字以后，人民代表库东

[2]

在执行这项血腥的英雄命令时还是采取了敷衍态度，因为他知道罗伯斯比尔对他的做法是默许的。为了做做样子，他把民众召集到贝勒古广场，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并用银锤象征性地敲敲那些决定要摧毁的房屋，但是真要摧毁那些精美的门面时，铁锹却迟迟疑疑地下不了手，断头台上的杀人机只是隆隆地空响着，铡刀很少落下来。看到这出乎意外的温和态度，人们心里稍安，这座被内战和长达一月有余的围困弄得人心惶惶的城市又敢呼吸第一口希望之气了。可是这时这位仁慈的、迟疑不决的护民官突然被召回，派来接替他的是科洛·德布瓦

[3]

和富歇。这两位身佩人民代表绶带的司令一到，里昂在共和国的法令里从此就叫作“解放城”了。于是，原来以为是虚张声势借以吓人的法令，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可怕的现实。“迄今为止这里毫无动作。”两位新护民官一到任就迫不及待地向国民公会提交的第一份报告中这样说，以此来证明他们自己的爱国热忱并对那位态度温和的前任表示怀疑。他们立即采取恐怖手段来执行国民公会的命令。富歇，这位“里昂的刽子手”、日后的奥特朗托公爵和一切合法原则的捍卫者，后来最不愿意重提这段往事。

现在不再是用铁锨把建筑物上的灰浆慢慢地铲下来了，而是埋上火药，把精美的建筑物一排排炸掉，行刑时也不再用“既不可靠，也不够用”的断头台，而是用枪和霰弹将被判决的人成百上千地集体处死。司法机关每天都得到新的严厉的命令，因而大开杀戒，它像长把镰刀大把大把刈割麦束，日复一日地将大批市民一片片刈倒在地；要将死者收殓掩埋实在太慢，于是便将死者扔进罗讷河，让那汹涌的波涛将尸体冲走。嫌疑犯比比皆是，各个监狱早已人满为患。于是就将公共建筑物、学校和修道院的地窖统统用来收容被判决的人，当然收容的时间极其短促，因为镰刀很快就刈过来了，很少有一堆草会让同一个犯人的身体暖和一个晚上的。

在那个血腥之月，在一个严寒的日子里，又有一批犯人被赶进市政厅的地窖，大家暂且短暂而悲惨地待在一起。中午，他们挨个儿被带到警长面前，马马虎虎一问便决定了他们的命运。现在六十四个被判决的男人和女人零乱地坐在拱顶很低的地窖里，黑暗中弥漫着酒桶味和霉气，前屋壁炉里的一点儿火并没有使地窖暖和多少，只不过给黑暗染上些微红色而已。大多数犯人都迷迷糊糊地躺在各自的草褥上，其余的人则挤在那张唯一允许放在那里的木桌上，凑着摇曳不定的烛光在匆匆写诀别信，他们都清楚，他们的生命将比这寒冷的屋子里颤颤悠悠地发着蓝光的蜡烛结束得更早。他们说话的时候没有一个不是悄声低语的，所以地雷低沉的爆炸声和紧接着房屋哗啦啦的倒塌声，从寂静的大街上严寒的空气中传到这里就听得分外清晰。可是事态的发展迅雷不及掩耳，这些备受命运折磨的人已经失去了感觉和清楚地思考的一切能力；大多数人像待在坟墓的进口处一样，在这黑洞洞的地窖里往墙上一靠，一动不动，一言不发，他们万念俱灰，不再存有任何希望。

将近晚上七点钟的时候，吱啦一声，生锈的门闩拉开了。大家下意识地一惊而起：以往是允许过夜的，难道一反这悲惨的常规，他们最后的时刻现在就已到来？一阵寒冷的穿堂风从打开的门里吹来，蜡烛蓝蓝的火苗跳个不停，仿佛要逃脱蜡身，蹿出地窖似的。随着烛光的颤动，人人胆战心惊，对于即将来临的事情未卜凶吉。但是一会儿大家就惊魂稍定，因为狱卒并没有别的动作，只不过又给这里新添了一批犯人，大约二十名左右。狱卒一声不吭地将他们押下台阶，带进挤得满满的屋子，也不给他们指定特定的位置，随后就哐啷一声重新关上了沉重的铁门。

囚犯们带着不友好的目光望着这些新来的人，因为人的天性很奇怪，随处都会适应环境，即使时间极其短暂，也会觉得如在家里一样，这似乎是天经地义的。所以这些先来者已经下意识地把这间空气滞重、散发着霉味的屋子，长了绿毛的草褥和壁炉周围的位置看作了自己的财产，觉得每个新来的人都是擅自闯入的、令人扫兴的入侵者。那些刚押进来的囚徒呢，他们大概也都明显地觉察到了先到这里的犯人所表露出来的冷冰冰的敌意，尽管这种敌意在这死亡的时刻显得如此荒唐。很奇怪，他们既不同先来的难友互致问候，也不说话，也不要求在桌上和草褥上占有一席之地，而只是一言不发、闷闷不乐地挤在一角。如果说先前浮现在拱顶上的寂静已经极其残酷，那么，由于无谓地激起了感情上的紧张气氛，这寂静就显得更为阴森了。

突然，一声呼喊打破了寂静。在这个时候，这喊声听起来格外悦耳，分外响亮，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这声响亮的、几乎是颤抖的呼喊，以其不可抗拒的力量把最最漠然的人也触动了，把他们消沉压抑、万念俱灰的心震撼了。一位刚同其他犯人一起新来的姑娘突然猛地跳了起来，像要摔倒似的朝前伸开双臂，一面颤声高呼“罗伯特，罗伯特”，一面朝一个年轻人扑去。这年轻人本来正靠在一边的窗栅上，同姑娘之间隔着几个人，这时也朝她扑了过来。两个年轻人的身体随即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嘴唇紧紧相贴，像两束火焰亲热地在一起熊熊燃烧，欢乐的泪水夺眶而出，在对方脸上涓涓流淌，他们的抽噎像出自一个快要炸裂的喉咙。他们一旦稍停片刻，就不相信这是真的。这难以置信的事情使他们心惊胆战，因而转瞬之间两人又重新紧紧拥抱在一起，情绪更为炽热。他们失声痛哭，抽抽泣泣，一口气地说着，嚷着，一味沉浸于无穷无尽的感情的海洋中，完全不顾及周围的难友。难友们感到无比惊讶，因此恢复了生气，犹犹豫豫地走近这两位年轻人。

姑娘同这位市政府高级官员的儿子罗伯特·德·L自幼青梅竹马，几个月前两人刚订婚。教堂里已经贴出了结婚公告，而所定的办喜事的日子恰好正赶上血流遍地的那一天。那天，国民公会的军队攻破了里昂城。她的未婚夫一直在佩西将军的军队里同共和国作战，在这节骨眼上当然有责任跟着这位保皇派将军去进行孤注一掷的突围。此后接连几星期都没有他的消息，她几乎心怀这样的希望：他已经幸运地越过国境，逃到瑞士去了。这时，突然有位市政府的文书告诉她，告密者打听到她未婚夫躲藏在一个农庄里，昨天他已被送交革命法庭。这位勇敢的姑娘一听到她未婚夫以及他肯定会被处决的消息，身上一下生出一股神奇而不可思议的力量，女人在千钧一发之际其天性所具有的那种力量，办了件本来不可能办到的事。她亲自闯到本是无法接近的人民代表跟前，恳求宽宥她的未婚夫。她先是跪在科洛·德布瓦的脚下，但遭到严厉拒绝。科洛·德布瓦说，对于叛徒他绝不宽宥。随后她就跑去找富歇。而此人心地之残忍丝毫不比科洛·德布瓦逊色，不过手段则更加狡猾。他见年轻姑娘这副绝望的样子，好像也受了感动，于是便用谎言来搪塞，说他倒很愿出面干预，从轻发落她的未婚夫，可是他看见——这时这位惯于用花言巧语蒙骗人的老手透过长柄单片眼镜朝一张无关紧要的纸上随便扫了一眼——今天上午罗伯特·德·L已经在勃罗多的田野上被按军法枪决了。年轻姑娘完全受了这老奸巨猾的家伙的诓骗：她立刻就相信她的未婚夫已死。遇到这种情况，女人通常只有束手无策地沉湎于痛苦之中，可是她却不是这样，她已将毫无意义的生命置之度外。这时她从头发上摘下饰有革命标志的徽章，往地上一扔，双脚一阵猛踩，并大声怒骂富歇和急忙奔来的卫兵是一帮卑鄙的吸血鬼、刽子手和色厉内荏的罪犯。高昂的吼骂，声震屋宇。她被士兵绑了起来，拖出房间的时候，听到富歇正在给他的麻子秘书口授逮捕她的命令。

这位热情满怀的姑娘几乎是乐不可支地对周围的人说，这一切她当时已不再觉得是真实的，不再觉得是实实在在的了，相反，一想到自己很快就可以跟随已被处决的未婚夫而去，就觉得遂心如意，心里有种辉煌感。审讯时她对所有问题概不作答，她强烈地意识到死亡已经临近，心里无比欣喜，当士兵将她同后来的那批犯人一起推进这所监狱时，她甚至连眼睛都没有抬一下。因为她知道心爱的人已死，她自己将在九泉之下幸福地朝他靠近，那么，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不能割舍的呢！因此她完全安之若素地躺在一角。待到她的眼睛刚刚适应狱中的黑暗，就发现一个倚窗沉思的年轻人，他的姿态令她感到诧异，活脱脱就是她未婚夫平时愣神儿凝视的样子。她竭力控制自己，不让自己怀有这样一个镜花水月、虚妄无稽的希望，不过她毕竟还是站了起来。在这瞬间，那年轻人恰好几乎同时走近了蜡烛的光圈。她以仍然激动不已的声调说，她真不明白，在这魂飞魄散的钻心的一刻，居然没有晕死过去，因为她清楚地感觉到，当她突然看到早已被处决的未婚夫仍活生生地出现在她面前时，她的心简直像要从胸口蹦出来一样。

姑娘急匆匆地飞快地讲述着这段经历，同时她的手一直紧紧地握着她心上人的手，一刻也没松开。她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一次又一次地重新拥抱他，仿佛对他的出现还始终把握不定似的。这对年轻人两情缱绻，这感人至深的一幕神奇地震撼了所有的难友。这些犯人方才还麻木不仁，疲惫不堪，无动于衷，心如死灰，现在一下子活跃起来了，个个热情满怀，纷纷挤在这一对如此奇特地相聚在一起的情人周围。由于这件异乎寻常的事情，他们个个忘掉了自己的厄运，人人心潮翻涌，都忍不住想对他们说句关怀、支持或同情的话，但是这位热情似火的姑娘正沉醉在如痴似迷的自豪中，不需要别人为她抱憾。不需要。她说她很幸福，彻底的幸福，因为她现在知道，她可以和心上人在同一时刻死去，谁也不必为对方伤悲。不过有一件事美中不足，那就是她没有完婚，还只能用父姓，而不能作为他的妻子同他一起走到上帝面前去。

她天真烂漫地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没有任何意图，而且几乎一说出来就已经忘了，只是不住地拥抱她心爱的人，所以并没有发觉，罗伯特的一位战友被她这个愿望深深打动，这时已小心翼翼地溜到一旁，在同一位年纪较大的难友悄悄地合计。他低声所说的那些话似乎使那人大为感动，因为他立即霍地站了起来，挤到这两个年轻人身边。他对这对情侣说，他是土伦的一位神父——他一身农民着装，别人真看不出他是神父——拒绝宣誓效忠共和，由于被人告密才被逮捕到这里来的。可是，尽管他现在没有穿神父的长袍，然而心里依然一如既往地感到自己应履行的职务和所具有的神父的权力。他说，既然两人的婚礼早已公告，另一方面两人又都已被判决，所以完婚之礼不容拖延，因此他豁出去了，愿意立即满足他俩这个完全正当的渴求，在这里由他们的难友和那位无处不在的上帝做证，使他俩结为夫妻。

年轻的姑娘万万没有想到，她的心愿居然还能实现，真是感到无比惊讶，于是她便以询问的神情望着未婚夫。他的回答只是一道喜气洋洋的炯炯闪亮的目光。于是年轻姑娘便双膝跪在坚硬的石板地上，吻着神父的手，请他就在这间极不像样的屋子里为他们主持婚礼，因为她觉得自己的思想是纯洁的，此刻心里充满了神圣的感觉。这阴郁的死屋瞬间将变为教堂这件事深深打动了其他难友的心，他们都下意识地受到新娘激动心情的感染，都急忙做这做那，借以掩饰自己内心的激动。男人把数量不多的几把椅子搬来排好，在铁制耶稣受难像前把蜡烛插成笔直的一行，把那张桌子布置得像祭坛一样。这当间，妇女们把在入狱途中同情者送给她们的些许鲜花匆匆编成一个细花环，戴在姑娘头上。这时，神父同即将成为她夫君的罗伯特进了侧室，神父先听取了新郎，后又听取了新娘的忏悔。两位新人走到临时祭坛前面，此时，持续几分钟之久屋里声息全无，静得出奇，以致看守以为狱中发生了什么可疑之事，因而突然打开牢门，走了进来。当他发现屋里所作的那种奇特的准备时，他那黑黝黝的农民脸庞也不由自主地变得庄严、肃穆了。他站在门口，不去打扰他们，因此他自己也成了这次异乎寻常的婚礼的默默的见证人。

神父走到桌前，简要地解释说：哪里人们愿意诚心诚意地在上帝面前结合在一起，哪里就是教堂和祭坛。说完他便双膝跪下，所有在场的人也随他一齐屈膝；屋里是那么静，静得支支蜡烛的火苗也一丝不动。接着，神父打破静默，问两位新人是否愿意生死与共。两人以坚定的声音回答：“愿生死与共。”这个“死”字方才还是个恐怖的字眼，现在高昂而清晰地响彻这无声的屋子，再也没有一丝儿可怕了。这时神父把他们的手放在一起，用这句话宣布他俩的结合：“Ego auctoritate sanctae matris Ecclesiae qua fungor，conjungo vos in matrimoniam in nomine Patris et Filii et Spiritus sancti.”

[4]

至此，结婚仪式结束。新婚夫妇吻着神父的手。难友们都挤上前来，一个个单独向这对新人说一句出自肺腑的至诚的祝福。此刻谁也没有想到死，就是感觉到死的人，也不再觉得死亡的可怕了。

这期间，刚才在婚礼上担任证人的那位朋友已经跟几个难友悄悄商量过，一会儿又见他们奇怪地忙活起来了。男人从旁边的小屋里把草褥子搬了出来。这时两位新人全身心都沉浸在梦一般的事态中，对已经完成的准备工作尚未觉察到。那位朋友走到他俩跟前，微笑着告诉他们说，他和他的难友都很想送给这对新人一件礼物，以庆贺这个大喜之日，可是对于那些连自己的生命都危如朝露的人来说，还有什么世俗的礼物可送呢！所以他们只想赠送一件新婚夫妇定会非常高兴并倍感珍贵的东西：腾出这间小屋给他们做洞房，让他俩安逸地度过一个新婚之夜，这最后一夜，难友们自己则宁愿在外屋挤一挤。“好好利用不多的几个小时，”他补充说，“逝去的生命是片刻也不会再还给我们的，谁在这样的瞬间还能得到爱情的赐予，谁就该尽情地加以享受。”

少女的脸羞红了，一直红到头发根，她的夫君则真诚地凝视着这位朋友的眼睛，激动得紧紧握住他那充满兄弟情谊的手。他们没说一句话，只是互相凝视着。就这样，没有人大声安排，男人就都下意识地围在新郎身边，女人则围在新娘身边，大家庄严地手举蜡烛，把这对新人送进那间从死神那里借来的洞房，人人心里都洋溢着关怀之情，所以这种古老的婚礼习俗无意之中又出现了。

随后他们在这对新人身后轻轻关上房门，但是对于临近的合卺之欢谁也不敢开一句不得体的或是不干净的玩笑，因为自从大家对自己的命运已经无能为力，但却还能给予别人些微幸福以来，人人心头都默默升起一种特别庄严的感情。他们做了一点好事，也分散了对自己不可避免的厄运的注意力。对此大家都在心里暗暗感激不已。于是这些已被判决的人在黑暗中七零八落，或醒或梦地躺在各处的草褥上直至天明，屋里虽然充满了绝望的呼吸，但却很少听到有人叹息。

第二天一早士兵进来要将这八十四名犯人押赴刑场时，发现他们都已醒了，并且全都准备停当。只有旁边新婚夫妇的洞房里仍无声息：就连枪托砸得哐哐响也没有将这两个筋疲力尽的人吵醒。于是那位男傧相便赶忙悄悄跑进洞房，免得等刽子手去把这对幸福的人强行弄醒。他俩躺着，松松地搂抱在一起，她的手枕在他微微后倾的脖子下，像是忘了抽出来；即使在睡眠中脸上的表情凝固了，但他俩的脸庞仍很舒展，焕发着幸福的容光，以致那位傧相也大为感动，不忍心打扰这样的安宁。可是形势不容他迟疑，于是他便先将新郎摇醒，告诉他现在形势已很紧迫。新郎心醉神迷地一睁开眼睛，就伤心地想起了眼下的处境，于是便情意绵绵地将妻子从铺上扶起。她抬眼一看，像孩子似的被这突如其来的冰冷的现实吓得胆战心惊，但随即便对他会心地一笑，说：“我准备好了！”

当这对新婚夫妇手拉手走进外屋时，所有的人都不由自主地给他们让开路，这样，这对新婚夫妇无意中就走在了这批被押赴刑场的死囚的头里。市民们每天都看到那些押往刑场的悲哀的队伍，对此已经习以为常，尽管如此，这次却诧异地目送这支奇特的队伍离去，因为走在队伍前面的两个人——一位年轻军官和那位头戴新娘花环的姑娘——洋溢着异乎寻常的快乐情绪和对幸福颇有把握的神态，因此即使很迟钝的人在这里也会虔敬地感觉到一个崇高的秘密。其他人也不像以往被押赴刑场的死刑犯那样慢腾腾地拖着踢踢踏踏的步子，而是每个人都以热情似火的目光和矢志不移的信任紧紧盯着这对新人。他们两人已经意想不到地三次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在这两位幸福的人身上必定还会、一定还将再次出现奇迹，出现最后的奇迹，从而把大家从确定无疑的死亡中解救出来。

生活总是喜爱奇怪的事情，然而现实中的奇迹却很少出现。当时在里昂习以为常的事情现在终于发生了。这支囚犯队伍被押过大桥，来到勃罗多的沼泽地里，在那里等待他们的是十二队步兵，每三支枪的枪筒瞄准一个人。士兵把死囚一行行排好，一排子弹就把所有犯人撂倒。接着，士兵们就将尚在流血的尸体扔进罗讷河，滚滚急流漫不经心地将这些陌生人的脸庞和命运冲入河底。只有那个婚礼上用的花环从正在下沉的新娘头上缓缓脱落下来，还毫无意义地、十分显眼地在奔腾而去的波浪上漂浮了一阵。后来花环也消失了，对于那个从死神嘴唇上抢来的、因而更值得纪念的爱情之夜的记忆，也随着花环的消失而久久地被遗忘了。

[1]
贝特朗·巴雷尔（1755—1841），雅各宾专政期间法国救国委员会主要成员，主张对保皇派采取严厉政策。

[2]
乔治·库东（1755—1794），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激进民主派，罗伯斯庇尔和圣茹斯特在救国委员会中的亲密战友。

[3]
科洛·德布瓦（1749—1796），法国大革命时期国民公会议员。

[4]
拉丁语，我凭圣母教堂的威望，并以此履行职责，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义让你们结为夫妻。

森林上空的那颗星

深切思念弗朗茨·卡尔·金茨凯

[1]

有一次，身材颀长、穿着讲究的侍者法朗索瓦，从漂亮的波兰伯爵夫人奥斯特洛夫斯卡的肩头俯下身去摆放餐具时，发生了一件奇特的事情。这件事持续的时间只有一秒钟，没有引起任何颤动和惊恐，一切都纹丝未动。可是这却是千万个小时和日子都为之欢愉和怅然的一秒钟，就如簌簌作响的高大橡树连同摇晃的树枝和摆动的树冠，其巍巍气势全都安安稳稳地包藏在一粒四处飘飞的花粉之中一样。这一秒钟内外表上看不出一丝迹象。伯爵夫人手中的餐刀正在寻找食物，法朗索瓦，这位里维埃拉大饭店的机灵的侍者，便赶紧弯下腰去，把盘子摆摆好。就在这一瞬间，他的脸恰好紧贴着她一头松软的、香气四溢的卷发，他本能地睁开谦卑地下垂的眼睛，他迷醉的目光在这片黑色的发波中窥见了她白净的脖颈，其柔和、粉白的线条延伸下去，消失在鼓起的深红衣服里。他的心里仿佛忽地升起了紫色的火焰。餐刀碰到难以察觉地颤动的盘子上，发出微微的声响。虽然在这一秒钟里他预感到了这突如其来的陶醉的种种严重后果，但他巧妙地控制住了自己的激动，仍以一个风度翩翩的年轻侍者那种有点讨好的热情继续侍候伯爵夫人用餐。他迈着沉着的步子，把盘子送到常同伯爵夫人一起用餐的贵族面前。这位贵族年纪比她稍长，举止温文尔雅，正在用法语讲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其法语说得极其准确清晰，声音犹如水晶一般。送了盘子，年轻侍者就目不斜视、面无表情地从餐桌边退下。

这几秒钟乃是一种奇特的、充满沉醉的失落的开始，一种陶醉的、神魂颠倒的感受的开始，就连爱情这个郑重和骄傲的字眼也难于将它表达。这是那种盲目忠诚、毫无欲愿的爱情，只有年纪很轻和年纪很大的人才会有的爱情，除此之外人的一生中是根本体会不到的。这是一种毫不深思熟虑的爱情，它不加思考，只是梦想。他全然忘记了人们对侍者所持的那种虽不公正，但却无法消除的蔑视，这种蔑视就连聪明、潇洒的人对身穿跑堂服的人也会表露出来的。他并不去考虑种种可能性和偶然性，而是在自己的血液里培育这种奇怪的情愫，直至其隐秘的眷恋把种种嘲笑和责难统统视若敝屣。他的缱绻柔情不是表现在眨动和窥视的目光中，不是表现在突发胆大妄为时放肆的举止上，不是表现在春心荡漾失去自制时渴望的嘴唇和颤抖的手上，这柔情表现在默默的尽心侍候上和做好各项细小的服务工作中，明知这些小事不会被人注意，所以谦卑中的柔情就显得更为崇高和神圣。晚餐以后他用那么温存、那么缠绵的手指把她座位前桌布的皱痕抚平，犹如抚摸可爱而温柔的女人之手；他倾注全部深情将她身边的每样东西收拾得十分对称，仿佛在恭候她来参加筵席似的。他将她芳唇碰过的那些酒杯都小心翼翼地拿到他那间开有天窗、散发着霉味的小房间里，让它们像珍贵的首饰一样在明朗的月光下熠熠闪光。他常常在某个角落秘密偷听她走路或漫步的声音。他吸吮她的话语，犹如人们美滋滋地用舌头品味一种甘醇可口、香气醉人的葡萄美酒，他贪婪地抓住每一句话和每个吩咐，就像孩子们抓住飞来之球。就这样，他那颗沉醉的心给他可怜的、不值一提的生活带进了一束千变万化、绚丽多姿的光辉，法朗索瓦这个穷跑堂爱上了一位永远也无法企及的异国伯爵夫人，关于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他脑子里从来未曾有过这样聪明的愚蠢想法：用冷冰冰的毁灭性语言将它原原本本地加以表达。因为他压根儿没有觉得她是现实的人，而是觉得她很高很远，到达这里的，只是她生命的反光。他喜欢她发号施令时的那副盛气凌人的傲慢，喜欢她那两道几乎相碰的颐指气使的青黛色眉毛，喜欢她薄唇周围密密的皱褶，喜欢她言谈举止的自信与优雅。对他来说，表现出卑躬屈膝那是理所当然的，他觉得能低声下气地在她身边做些低贱的侍奉工作，那是幸福，因为正是由于她，他才能进入围绕着她的那个令人着迷的圈子。

就这样，在一个普通人的生活中突然做起了一个梦，这就像路边精心培育的一棵珍贵花木，往日它的萌芽全被熙攘的行人踩坏，如今却盛开了。这是一个朴实的人的沉迷，是冷酷而单调的生活中一个令人回肠荡气、飘飘欲仙的梦。这样的梦就像无舵之舟，毫无目的地飘荡在一平如镜的水上，晃晃悠悠，其乐无比，直到它猛地一下撞在一处不知晓的湖岸上。

可是现实比所有的梦境更严酷，更粗暴。一天晚上胖门房沃州

[2]

人从他身边走过时说：“奥斯特洛夫斯卡明天乘八点钟的火车走。”接着还说了另外几个无关紧要的名字，这些他根本就没有听见。因为听了前一句话他脑子里嗡地一下，像翻江倒海似的，卷起阵阵汹涌澎湃的波涛。有几次他机械地用手指抚推紧锁的眉头，仿佛要把压在那里、紧紧束缚着智力的那层东西拨开。他迈了几步，脚下踉踉跄跄。他心神不定、惊惶失措地快步从一面镶着金框的大镜子前走过，镜子里一张苍白的陌生面孔木然地瞧着他，似乎什么思想也没有，好像统统都被禁锢在阴暗朦胧的墙壁后面了。他几乎下意识地扶着栏杆，摸索着走下很宽的台阶，进了暮色苍茫的花园，几棵高大的伞松寂寞地耸立着，就像阴暗的思绪。他那摇晃不定的身影像只翩翩低飞的黑色大夜鸟，又往前趔趄了几步，随后便跌坐在一张长椅上，脑袋倚着冰凉的扶手。这时四周一片岑寂。后面，大海在簇簇圆形灌木丛中闪闪发光。柔和、颤动的灯光在那里微微闪亮，在这静谧的夜晚只有远处滚滚翻涌的波涛单调而持续地在吟唱。

突然间，一切都明白了，完全明白了。这事是如此清楚，又如此苦涩，他几乎现出了一丝微笑。一切全都完了。奥斯特洛夫斯卡伯爵夫人要回家去了，而侍者法朗索瓦仍旧干他的活。这事难道真那么奇怪吗？来这里住上两三个星期或三四个星期的客人不是全都走了吗？多傻呀，连这都没有想到！一切都明明白白，明白得让人笑，让人哭。各种思绪冗杂芜驳，像团乱麻。明天晚上，乘八点钟的火车去华沙。去华沙——那要好多小时，要穿过好多森林和山谷，越过好多丘地和山岭，驶过好多草原、河流和喧嚣的城市。华沙！多么遥远的华沙！他根本不能想象，但是内心深处却能感觉到这个骄傲而带有威胁性的、严峻而遥远的字眼：华沙。而他……

刹那间，他心里还升起一星点梦幻似的希望之光。是啊，他可以跟着去呀。他可以在那里当仆役，当抄写，当车夫，当奴隶；还可以当乞丐，冻得哆哆嗦嗦地站在华沙的街头，只要不离得那么远，只要能呼吸到同一城市的气息，或许有时她坐车疾驶而过的时候能看见她——哪怕只能见到她的身影，她的衣服和她的黑发。于是种种行色匆匆的梦幻闪烁而来。可是时间是残酷无情的。那事绝对办不到，这点他看得一清二楚。他算了一下自己的积蓄，顶多也只有一二百法郎。这点钱连一半路费都不够。往后怎么办？突然，他好似透过一条撕破的面纱看到了自己的生活，感到它现在好可怜，好可悲啊。寂寞空虚的侍者生涯已被愚蠢的渴望折磨得苦不堪言，他的未来大概就是这样可笑。他全身起了一阵寒战。突然，所有的思想之链都猛不可挡地汇集在一起。现在只有一种可能。

树梢在难以觉察的微风中轻轻摇曳。他面前阴森的黑夜令人胆寒。这时他不慌不忙，镇定自若地从椅子上站起来，踩着咯咯作响的砾石走上台阶，进了灯光通明、寂静无声的大厦。到她窗前，他便停住脚步。窗户黑乎乎的，没有一星点闪烁的、可以点燃梦幻般渴念的灯光。所以他血液的跳动很平静，他迈步走去，颇似个不再被困惑、不再受欺骗的人。到了房间里，他往床上一躺，毫不激动，睡得沉沉的，一夜没有做梦，直到第二天早晨，铃声才把他叫醒。

第二天，他把自己的举止完全约束在精心琢磨过的限度之内，强自镇定。他以冷冷的漠然态度干着他的服务工作，神情中显示出无忧无虑的自信力，谁也感觉不到这副虚假的面具掩盖下的苦涩的决断。快开晚餐之前，他拿着自己的那点小小的积蓄跑到一家最气派的花店，买了精心挑选的鲜花，花的色彩绚丽多姿，说明了他的心意：盛开的金红色郁金香象征热情似火，宽瓣白菊使人觉得像是充满异国情调的淡淡的梦，窄窄的兰花表示憧憬中的秀丽形象，此外还有几枝矜持、妩媚的玫瑰。接着他又买了一只用闪光的乳白玻璃制成的花瓶。尚剩的几个法郎，他从一个小乞儿身边走过时以极其迅速的动作毫不在乎地给了他。随后他便急忙赶回。他心情忧郁，郑重其事地将插着鲜花的花瓶摆放在他怀着身心的快感慢慢地、一丝不苟地最后一次为伯爵夫人准备的餐具之前。

接着晚餐开始了。他工作的时候仍和往常一样：冷冷的，没有声音，眼明手快，不抬头张望。只是直到最后，他才以一道她永不知晓的没有尽头的目光盯着她整个柔软而骄傲的身躯。他觉得，她从来没有像在他这别无所求的最后的目光中所呈现的那么美。随后他便平静地从餐桌边退下，出了餐厅，未做告别，脸无表情。他像个该受到侍者躬身致意的客人一样，穿过过道，走下十分气派的迎宾台阶，朝大街而去：你定会感觉到，在这一瞬间他告别了过去。在饭店门口他犹豫不决地停了一秒钟，接着他便顺着闪光的别墅和宽大的花园拐向一条林荫道，边沉思边漫步向前，自己也不知道要往何处去。

他就这样心神不定地怀着梦一般的失落感漫无目的地走着，一直走到晚上，他什么也不再去思考，不去思考过去的事情，也不去思考那不可避免的事情。他不再考虑死的问题了，就像人们在最后的瞬间举起闪闪发亮、令人胆寒的手枪，用深深的目光打量一番，并在手里掂量一阵之后，又重新将枪放下一样。他早已给自己做了判决。

[3]

只不过种种画面依然纷至沓来，匆匆浮现，旋即飞去，犹如迁徙的飞燕。先是青春岁月，直到一堂倒霉的课为止。在这堂课上，他为诱人的前途所惑，干了一桩愚蠢的事，因而一头栽进了纷乱的世界。随后便是无休止的奔波，为挣钱糊口而卖力，所作的种种尝试又一再碰壁，直到人们称之为命运的黑乎乎的巨浪把他的骄矜击得粉碎，并将他抛在一个低声下气的岗位上。许多色彩绚丽的回忆卷起阵阵旋涡而去。末了，这些天的温柔影像还从清醒的梦境中闪闪发光；可是这些梦猛地一下又撞开了他不得不通过的现实的阴暗大门。他思忖，还不如今天就死了好。

他思索了片刻，考虑了通向死亡的各条道路，并将其痛苦和快捷程度做了一番比较。突然，他生出一个念头，为此他浑身起了一阵战栗。他神志沮丧，一下想到一个阴森的象征：既然她从他的命运之上飞驶而过，毁了他的命运而毫不知晓，那么就让她把他的身体也碾碎吧。这件事要让她亲自来做。要让她亲自完成她的作品，就这样，这个想法便迅速形成了，而且毫不踌躇。不到一小时了，特别快车八点开，它就要从他身边把她劫走。他要扑在火车的车轮下，让夺走他梦中情人的同一股狂暴的力量把自己碾成齑粉。他要将血流在她的脚下。这些念头纷纷袭来，仿佛彼此在欢呼。他也想好了那个殉情的地点：在上面林木密布的山坡上，就在那沙沙作响的树梢挡住鸟瞰近处海湾的视线的地方。他看了看表：秒针和他突突直跳的血液几乎打着同样的节拍。已经到动身的时候了。他疲软的脚步竟一下有了弹性和坚定不移的目标，出现了坚毅而急促的节奏，向前迈步的时候把梦想都一个个加以扼杀。在南方傍晚五彩缤纷的暮色中，他心神不宁地朝那个地方奔去。那儿，在远处森林茂密的山峦间，天上好似嵌着一条紫带。他急忙往前跑去，一直跑到铺着轨道的地方，那里，两条银线在他面前闪亮，为他指路。铁轨引导他蜿蜒向上，穿过吐着芳香的深谷，淡淡的月光透过披在山谷上的朦胧面纱，将世界染成一派银色；铁轨引导他爬上一条坡道，来到山岗上，从那里可以看到远处黑黝黝的浩渺的海洋在海滩灯光的映照下闪闪发光。他终于看到了幽深的、不安地沙沙作响的森林，铁轨在它投下的阴影中延伸。

他喘着粗气站在黑暗的林坡上。这时天色已晚，他的四周树木一棵挨一棵，黑黝黝的，令人不寒而栗。只有高处，在微光闪烁的树冠中，树枝间才有一抹苍白而颤抖的月光洒落，每当晚风微拂，树枝就发出阵阵呻吟。有时，在这阴郁的静谧中还传来远处夜鸟怪异的啼鸣。在这令人心悸的寂寞中，他的思绪凝固了。他只是等待着，等待着，注视着第一个陡峻的S形曲线的弯道处是否有列车的红灯出现。有时他又心神不宁地看看表，一秒一秒地数着。随后他就专心致志地倾听机车在远处的鸣叫。但这是错觉。一切又都变得寂静无声。时间似乎凝固了。

终于，远处山下灯光闪亮了。这一瞬间他感觉到心里撞了一下，但并不清楚这是恐惧还是高兴。他突然扑倒在铁轨上。起初，片刻间他只感到太阳穴上铁轨惬意的凉爽，接着他便凝神谛听。火车还很远。大概还要几分钟才会到这里。除了风中树木的簌簌低语，别的什么还听不见。各种思绪纷繁缭乱，一齐涌上心头。突然，有一种思绪无法排遣，像是利剑穿心，痛不堪言：他为她而死，而她却永远不知就里。他的生活里激起了汹涌的波涛，但是连一个细微的泡沫也未曾触及她生活的浪花。她永远不会知道，一个素不相识的生命曾眷恋过她，并为她而肝脑涂地。

万籁俱寂的空气中从远处传来机车有节奏地爬坡时发出的微弱的喘息声。但是他那个思绪还在灼燃，其势依然一丝未减，在最后的几分钟里还在折磨这个行将命赴黄泉的人。隆隆的列车越来越近。这时他再次睁开眼睛。他上面青黑色的天空默默无语，几处树冠簌簌作响。森林上空有一颗闪闪发光的白色星星。森林上空的一颗孤独的星星……他头枕着的铁轨开始轻轻震动，低声歌唱了。可是那个思绪像火一样在他心里，在他目光中灼燃，目光里饱含着他爱情的全部炽热和绝望。所有的憧憬以及那最后的痛苦的问题全部都涌溢而出，注入那颗闪闪发亮的温柔地俯视着他的白色星星。这位行将殒命的人再次以他最后的、无法言说的目光拥抱了那颗闪亮的星星，森林上空的那颗星星。随后他闭上眼睛。轨道颤抖了，摇晃了，飞驰的列车隆隆地越来越近，森林里也轰隆隆地响个不停，像是敲响了无数口巨钟。大地像在摇晃。风驰电掣般的一声呼啸震耳欲聋，嗖地一下卷起一阵轰响，紧接着便是刺耳的“呜——吱——”的声音，这是汽笛发出的野兽般的惊叫以及列车一下没有刹住而发出的尖厉呻吟……

美丽的伯爵夫人奥斯特洛夫斯卡定了一个包厢。开车以来她一直在读一本法国小说，火车的颠簸使她微微摇晃。在这狭窄的空间里空气闷热，充满了许多正在枯萎的花儿所散发的令人窒息的香味。临别时人家送的豪华的花篮里白丁香的花簇好似熟透的果子，疲倦地耷拉着脑袋，花朵软绵绵地倚着花茎，而又沉又宽的玫瑰花萼在这醉人的浮香热云中像要枯萎了。令人窒息的闷热给这沉沉的香气之波加了温，使得它们即使在列车呼啸飞驶时也在懒洋洋地往下浮垂。

突然间书本从她虚弱的手指中掉下。她自己也不明其就里。使她松开手的是一种隐秘的感情。她感到一种昏昏沉沉的痛苦的压迫。骤然，一阵不可理喻的、揪心的痛苦紧紧袭上心头。她想，在这闷热的、令人眩晕的花香中非窒息不可。那令人忧惧的痛苦还未消退，她感觉到疾驰的车轮的每次震动，不假思索地滚滚向前的隆隆声把她折磨得心力交瘁。突然间她心里升起一种渴望，要把飞奔的列车刹住，把正朝着难以理喻的痛苦疾驰的列车拉回来。她一生中还从未像这几秒钟那样感到自己的心被那种不可理喻的痛苦和莫名的恐惧紧紧钳住过，无论是碰到可怕的事、看不见的事或是残酷的事都未曾体验过类似此刻的那种恐惧。这种难以言表的感觉越来越强烈，喉咙被卡得越来越紧。但愿列车停下，像祷告一样，她在心里呻吟着这个想法。

这时突然响起了尖厉的汽笛声，机车发出狂叫示警，制动闸咔嚓咔嚓吐出凄惨的呻吟。飞滚的车轮放慢了节奏，而且越来越慢，随后嘎吱一声，哐啷一撞就停了下来……

她拖着笨重的脚步，费力地摸索到窗户边去呼吸清凉的空气。窗户的玻璃乒乒乓乓掉落下来，外面有人影在奔跑……几个声音飞快地说了几个字：一人自杀……压在轮下了……死了……在野外……

她吓得心惊胆战。她本能地将目光注视着高高的、默默无言的天空，以及那边黑黝黝的、簌簌作响的树木。树木上面是森林上空一颗孤独的星星。她觉得星星的目光犹如一颗晶莹的泪珠。她凝视着这颗星星，突然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哀伤。这是一种充满激情和渴望的哀伤，她一生中还从未体验过……

列车开始缓慢地继续行驶。她倚在一角，感到眼泪从脸颊上轻轻滴落。难以理喻的恐惧消退了，只是还感到一种深沉而奇怪的痛苦，她努力思索这痛苦的踪迹，但是没有找到。她心里充满痛苦，就像孩子在漆黑的深夜突然惊恐地醒来，感到自己十分孤独时的那种痛苦……

[1]
弗朗茨·卡尔·金茨凯（1871—1963），奥地利诗人和小说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和茨威格一起在维也纳的战争档案馆服务过。

[2]
瑞士西南部行政州域，居民主要讲法语。

[3]
意为“他早就决定了自己的命运”。

月光巷

轮船为风暴所耽搁，很晚才在法国海港小城靠岸，我因而未赶上开往德国的夜班火车。这样，未曾想到，竟在这个陌生的地方待了一天，晚上，除了在市郊一家娱乐中心听听女子乐队演奏的忧伤音乐或同几位萍水相逢的旅伴乏味地闲聊一阵之外，就别无其他有吸引力的活动了。旅店的小餐厅里烟雾弥漫，连空气都是油腻腻的，真让人难以忍受，何况纯净的海风在我唇上留下的一抹咸丝丝的清凉尚未消退，所以我更是倍感这里空气之污浊。于是我便走出旅店，沿着灯光明亮的宽阔的大街，信步走向有国民自卫军在演奏的广场，重新置身于懒洋洋地向前涌动的散步者的浪涛之中。起初，我觉得在这些对周围漠不关心、衣着外省色彩颇浓的人的洪流中，晃晃悠悠地随波逐流倒是颇为惬意，但是过不多久，我对于那种涌动的陌生人的浪涛，他们断断续续的笑声，那些紧盯着我的惊奇、陌生或者讥笑的目光，那种摩肩擦背的、不知不觉地推我往前的情景，那些从千百个小窗户里射来的灯光，以及刷刷不停的脚步声就无法忍受了。海上航行颠晃得厉害，我的血液里现在还骚动着一种晕乎乎、醉醺醺的感觉：脚下好似还在滑动和摇晃，大地似乎在喘息起伏，道路像在晃晃悠悠地飘上天空。这种喧闹嘈杂一下子弄得我头晕目眩，为了摆脱这种状况，我就拐进一条小街，连街名都没有看。从那里，我又拐进一条小巷，那无名的喧嚣这才渐渐平息下来。随后，我又漫无目的地继续走进那些血管似的纵横交错的小巷，进入这座迷宫。我离中心广场越远，这些小巷就越黑。这里已经没有大型弧光灯——宽阔的林荫大道上的月亮——的照耀了，透过微弱的灯光，我终于又能看见星星和披着黑幕的天空了。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大概离港口不远，在海员住宅区，因为我闻到了腐臭的鱼腥，闻到了被海浪冲上岸来的藻类散发出的甜丝丝的腐烂味，还有那种污浊的空气和密不通风的房间所特有的霉气，它潮湿地弥漫在各个角落里，一直要等到一场猛烈的暴风雨来临，才能让它们喘一口气。这捉摸不定的黑暗和意想不到的寂寞令我陶然，于是我便放慢脚步，仔细观察一条条各不相同的小巷：有的寂静无声，有的卖弄风情，但是所有的小巷全是黑黑的，都飘散着低沉的音乐声和说话声。这声音是从看不见的地方，是从屋宇里如此神秘地发出来的，以至于几乎猜不出隐秘的发声处，因为所有的房子都门窗紧闭，只有红色或黄色的灯光在闪烁。

我喜欢异国城市里的这些小巷，这个情欲泛滥的肮脏的市场，这些秘密地麇集着勾引海员的种种风情的场所。海员在陌生而危险的海上度过了许多寂寞之夜以后，来到这里过上一夜，在一小时之内就把他们许许多多销魂的春梦变为现实。这些小巷不得不藏在这座大城市的阴暗的一隅，因为它们厚颜无耻和令人难堪地说出了在那些玻璃窗擦得雪亮的灯火辉煌的屋子里，那些戴着各式各样假面具的体面人干的是些什么勾当。屋子的小房间里传出诱人的音乐，放映机映出刺眼的广告，预告即将上映的辉煌巨片，悬挂在大门门楣之下的小方灯眨巴着眼睛在亲切地向你问候，明明白白地邀你入内，透过半开的门户可以窥见戴着镀金饰物的一丝不挂的肉体在闪烁。咖啡馆里醉汉们大吵大嚷，赌徒们又喊又骂。海员们相遇都咧嘴一笑，他们呆滞的目光因即将享受的肉欲之欢而变得炯炯有神，因为这里什么都有：女人和赌博，佳酿和演出，肮脏的和高雅的风流艳遇。可是这一切都是羞答答的，奸诈地躲在假惺惺地垂下的百叶窗后面，全是在里面进行的，这种虚假的封闭性因其隐蔽和进出方便这双重诱惑而更加撩人。这些街道与汉堡、科伦坡、哈瓦那的街道差不多，就像大都市里的豪华大街都彼此相仿一样，因为上层和下层的生活，其形式各地都是相同的。这些不是老百姓的街道，是纵情声色、肉欲横流的畸形世界最后的奇妙的残余，是一片黝暗的情欲漫溢的森林和灌木丛，麇集着许多春情勃发的野兽。这些街道以其展露的东西使你想入非非，以其隐藏的东西让你神魂颠倒。你可以在梦里去造访这些街道。

这条小巷也是如此，进了这条小巷我感到一下就被它俘获了。于是我就跟在两个穿胸铠的骑兵后面去碰碰运气，他们挂在腰上的马刀碰在高低不平的路面上发出叮当的响声。几个女人在一家啤酒馆里喊他们，骑兵哈哈大笑，大声对她们开着粗鲁的玩笑。一个骑兵敲了敲窗户，随即就招来一阵谩骂；骑兵继续往前走去，笑声也越来越远，一会儿我就听不见了。小巷里又没有了声息，几扇窗户在雾蒙蒙的黯淡的月光下闪着朦胧的灯光。我停下脚步，深深吸吮着夜的宁静。我觉得这宁静很奇怪，因为在它的后面有某种秘密、淫荡和危险的东西在微微作响。我清楚地感觉到，这种宁静是个骗局，在这条雾蒙蒙的黝暗的小巷里正弥散着世界上某种腐败之气。我站在那儿，倾听这空虚的世界。我已经感觉不到这座城市，这条小巷，以及它们的名称和我自己的名字，我只觉得，在这里我是外国人，已经奇妙地融进了一种我不知晓的东西之中，我没有打算，没有信息，也没有一点关系，可是我却充分感觉到我周围的黑暗生活，就像感觉到自己皮肤下面的血液一样。我只有这么种感觉：这一切都不是为我生发的，可是却又都属于我。这是一种最幸福的感觉，是由于漠不关心而得到的最深刻、最真切的体验所产生的，它是我内心生机勃勃的源泉，总让我莫名其妙地感到一种快意。正当我站在这条寂寞的小巷里聆听的时候，我仿佛期待着将会发生什么事似的，好把自己从患夜游症似的窃听人家隐私的感觉中推出来。这时我突然听见不知何处有人在忧郁地唱一首德国歌曲，《自由射手》

[1]

中那段朴素的圆舞曲：“少女那美丽的、绿色的花冠。”由于距离远或是被墙挡着的缘故，歌声很低，歌是女声唱的，唱得很蹩脚，可是这毕竟是德国曲调，在这里，在这世界上陌生的一隅听到用德文唱的这首歌，感到分外亲切。歌声不知是从何处飘来的，然而我却觉得它像一声问候，是几星期来我听到的第一句乡音。我不禁自问：谁在这里说我的母语？在这偏僻、荒凉的小巷里，谁的内心的回忆重新从心底唤起了这支凄凉的歌？我挨着一座座半睡的房子顺着歌声摸索着寻去。这些房子的百叶窗都垂落着，然而窗户后面却厚颜无耻地闪烁着灯光，有时还闪现出正在招客的手。墙外贴着一张张醒目的纸条，写着淡啤酒、威士忌、啤酒等饮料的名称，尽是些自吹自擂的广告，这说明，这里是一家隐蔽的酒吧，但是所有的房子的大门都紧闭着，既拒人于门外，又邀你光顾。这时远处响起了脚步声，不过歌声一直未停，现在正用响亮的颤音唱着歌词的叠句，而且歌声越来越近：我找到了飘出歌声来的那所房子。我犹豫了片刻，随后便朝严严地垂着白色帘子的门走去。我正决意躬身进去的时候，走廊的暗影中突然有什么东西一动，是人影，显然正紧贴在玻璃窗上窥视，这时被吓了一大跳。此人的脸上虽然映着吊灯的红光，但还是被吓得刷白。这是个男人，他睁大眼睛盯着我，嘴里嘟哝着，像是说了句表示歉意的话，随即便在灯光昏暗的小巷里消失了。这种打招呼的方式也真怪。我朝他的背影望去，在光线微弱的小巷里，他的身影似乎还在挪动着，但是已经很模糊了。屋里歌声依旧，我觉得甚至更响了。我被歌声所吸引，于是便按动门把手开了门，快步走了进去。

像被一刀切断了似的，歌的最后一个字落了下来。我大吃一惊，觉得前面一片空虚，有一种含有敌意的沉默，仿佛我打碎了什么东西似的。渐渐地，我的目光才适应，发现这房间几乎是空空的，只有一张吧台和一张桌子，显然这里只是通往后面那些房间的前厅。后面的房间房门都半开着，灯光昏暗，床上铺得整整齐齐，单就这点，对于这些房间的原本用场就一目了然了。桌子前面，一位浓妆艳抹、面带倦容的姑娘支着胳膊，背倚桌子，吧台后面站着臃肿肥胖、脏兮兮黑乎乎的老板娘，她身边还有一位还算标致的姑娘。一进屋，我就向她们问了好，声音显得有点生硬，过了好一会儿才听到一句有气无力的回答。来到这空空的屋子，碰到如此紧张而冷淡的沉默，我感到很不舒服，真想立刻转身就走，可是我虽然尴尬，却又找不到什么借口，只好将就着在前面桌旁坐下。那姑娘这时才想起自己的职责，问我想喝点什么；听到她那生硬的法语，我马上就知道她是德国人。我要了啤酒，她拖着懒洋洋的步子去拿了啤酒来，这步子比她那浅薄的眼光更显得漠然和冷淡；她的眼睛有气无力地在眼皮底下微微闪着浊光，宛如行将熄灭的一对蜡烛。她按照这类酒吧的习惯，完全机械地在我的酒杯旁又为她自己放了一只杯子。在举杯为我祝酒时，她的目光空空地在我身上掠过：我这才有机会将她细细端详。她的脸倒还算漂亮，五官端正，但是好像是内心的疲惫使这张脸与面具相似，变得俗不可耐，面容憔悴，眼睑沉重，头发散乱；面颊被劣质化妆品弄得斑斑点点，已经开始凹陷，宽宽的皱痕一直伸到嘴角。衣服也是随随便便地披在身上，过量的烟酒使嗓音变得干涩而沙哑。总而言之，我感到这是一个疲惫不堪、麻木不仁、只是由于惯性才活着的人。我怀着拘谨而恐惧的心情向她提了一个问题。她回答的时候看都没看我，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毫无表情，几乎连嘴唇都没有动一下。我感到自己是不受欢迎的。老板娘在我身后打着哈欠，另一位姑娘坐在一角，眼睛朝这儿瞅着，似乎在等我叫她。我本想马上离开的，但我浑身发沉，另外好奇和恐惧心也把我吸引住了，使我像喝得醉醺醺的海员似的坐在这浑浊、闷热的空气里，因为淡漠也具有某种刺激性。

这时，我被身旁突然发出的一阵刺耳的笑声吓了一跳。与此同时，蜡烛的火苗也颤悠起来了：吹来一阵过堂风，我感觉到背后有人把门打开了。“你又来啦？”我旁边的女人用德语尖刻地嘲笑道，“你又绕着房子爬了，你这吝啬鬼？好吧，进来吧，我又不会揍你。”

她这样尖叫着打招呼，仿佛从胸中喷出一股火焰。我转过身来，先是朝她、随后又朝门口望了望。门还没有全开，我就认出了这颤颤悠悠的身影，认出了此人那唯唯诺诺的目光，他就是刚才像是贴在门上的那个人。他像个乞丐，怯生生地手里拿着帽子，被这刺耳的问候和哈哈大笑吓得直打哆嗦。这笑声犹如一阵痉挛，一下子把她笨重的身体都震得晃悠起来了，同时后面吧台那儿老板娘匆匆向她耳语了几句。

“坐那边，坐在弗朗索瓦丝那里！”当这可怜人怯生生地拖着踢踢踏踏的步子走近她时，她大声呵斥道，“你没见我有客人吗！”

她用德语对他大声嚷嚷。老板娘和另一位姑娘听了都哈哈大笑，虽然她们什么也没听懂，不过看来她们是认识这位客人的。

“弗朗索瓦丝，给他香槟，要贵的，给一瓶！”她笑着朝那边喊道，随后又冲他嘲讽地说，“要是嫌贵，那就去外面待着，你这可怜的吝啬鬼！你是想来白看我的吧，我知道，你是想来白捡便宜的。”

在这阵恶毒的笑声中，他长长的身躯好像融化了，背也驼了起来，一副忍气吞声的样子，仿佛要把这张脸藏起来似的，他伸手去拿酒瓶的时候，手抖得厉害，倒酒时把酒也洒到了桌上。他竭力想抬眼看看她的面孔，但是目光怎么也无法离开地面，一直盯着地上贴的瓷砖打转。现在，在灯光下我才看清他那张形容枯槁的面孔：疲惫不堪，毫无血色；潮湿、稀疏的头发贴在瘦骨嶙峋的头颅上；手腕松弛，像折断了似的——整个是一副有气无力的可怜相，但却心怀怨恨。他身上的一切都不对劲，都挪了位，而且蜷缩了。他的目光抬了一下，但马上又惊恐地垂了下去，眼睛里交织着一股恶狠狠的光。

“您别去理他！”姑娘以专横的口气用法语对我说，并紧紧抓住我的胳膊，像是要将我拉转身来似的，“这是我和他之间的旧账，不是今天的事。”随后她又龇着亮晶晶的牙齿，像要咬人似的冲他大声吆喝道：“尽管来偷听好了，你这老狐狸！你不是想听我说的话吗？我是说：我宁愿跳海，也不跟你走。”

老板娘和另一位姑娘又发出一阵哈哈大笑，笑得喘不过气来。看样子，对她们来说，这是一种寻常的逗乐，每天的笑料。可是，这时另一位姑娘突然做出温柔多情的样子，往他身上靠，并对他大献殷勤，发动攻势，他却吓得直打哆嗦，连拒绝的勇气都没有。看到这一切，我真有点毛骨悚然。每当他迷惘的目光以颇为愧赧又竭力讨好的神态看我的时候，我就感到心悸。我身边那个女人突然从松弛状态中惊醒过来，眼露凶光，连手都在颤抖，看到这副架势我很害怕。我把钱往桌上一扔，想走了，但是她没有拿钱。“要是他打扰您，我就把他，把这条狗撵出去。他必须照办。来，再跟我喝一杯。来！”她突然娇滴滴地做出一副媚态，紧紧倚在我身上，我立即就看出，这只不过是为了折磨别人而演的戏。她每做出一个狎昵的动作，就往那边瞧上一眼。我看到，她只要对我做出一个风骚的姿势，他全身就是一阵抽搐，仿佛在他身上放了一块烧红的烙铁似的。看到这种情景，真让人作呕。我不去理睬她，而是紧紧盯着他，现在气愤、恼怒、嫉妒和贪欲在他心里滋生，可是只要她一转过头来，他就赶忙弯下腰去，见此情景，我也感到不寒而栗。她紧紧地往我身上贴，我感觉到了她的身体，她那由于在这场恶毒的游戏中获得的乐趣而颤抖的身体，她那散发着劣质脂粉味的刺眼的脸和她那松软的肉体的难闻的气味令我感到恐惧。为了避开她，我便拿出一支雪茄。正当我的目光在桌上寻找火柴时，她就向他发了话：“把火拿来！”

对她的这个厚颜无耻、蛮不讲理的命令，他竟百依百顺，这倒使我比他更为吃惊。见此情景，我就急忙自己找了火柴。可是，她的话竟像鞭子一样，啪的一下抽在了他身上。他拖着趔趄的脚步，蹒跚地走过来，把他的打火机放在桌上，动作非常之快，仿佛手碰了桌子就会被烧着似的。这瞬间，我的目光与他的相交叉，我看到，他的眼睛里隐含着无限的羞愧和切齿的愤恨。这卑躬屈节的目光刺痛了我这个男子汉和他的兄弟的心。我感到受了这女人的侮辱，也同他一起羞愧难当。

“非常感谢您，”我用德语说——她抽搐了一下——“本来就不该麻烦您的。”说着，我便向他伸出手去。他犹豫好一会儿之后，我才感到他湿润而瘦削的手指，突然间，他痉挛般地使劲握了握我的手，以表达他的感激之情。这瞬间，他的眼睛闪闪发亮，直视我的眼睛，但随即又低垂到松弛的眼睑下面去了。出于对那女人的反抗心理，我想请他坐到我们这边来。我的手大概流露出了邀请的姿势，因为这时她急忙冲他吼道：“你还是坐那儿去，别在这儿打扰！”

她那尖刻的声音和折磨人的恶行令我深恶痛绝。这烟味很浓的下等酒吧，这令人恶心的娼妓，这弱智的男人，这弥漫着啤酒、烟雾和劣质香水的气味对我有什么用？我渴望呼吸新鲜空气。我把钱推到她面前，正当她娇里娇气地挨近我的时候，我就站起身来，毅然躲开。我对参与这种侮辱人的缺德勾当极其厌恶，我以断然拒绝的态度清楚地表明，她的色相诱惑不了我。这时，她满脸怒容，嘴角起了一道皱褶，现出行将发作的神色，但她忍住没把话说出来，而心中的仇恨却一目了然。她猛地朝他转过身去，他见她这副横眉怒目的样子，被她的淫威吓得魂飞魄散，赶忙把手伸进口袋，哆哆嗦嗦地用手指头掏出一个钱包。匆忙之中他连钱包上的带子结都解不开，显然，现在他害怕单独同她待在一起。这是一只编织小包，上面嵌有玻璃珠珠，是农民和小老百姓用的。一眼就可看出，他不习惯乱花钱，不像那些把手伸进叮当作响的口袋，掏出一大把钱来往桌上一摔的海员；显然，他习惯于仔仔细细地点数，还要把钱用手指头夹着掂量一番。“瞧他为了这几个宝贝角子都抖成了什么样子！不觉得太慢了吗？你就等着吧！”她挖苦道，并往前逼进一步。他吓得直往后退，而她见他这副丧魂落魄的样子，便把肩膀一耸，眼里含着极其厌恶的神情说道：“我不拿你一分钱，你的钱让我恶心。我知道，你的几个宝贝小钱都是有数的，一个子儿也舍不得多花。只不过，”她突然拍了拍他的胸脯，“别让人把你缝在这儿的票子偷了去啊！”

果真，就像正在发作的心脏病患者突然抓住胸口一样，他那苍白而颤抖的手紧紧抓住外衣上的那个地方，他的手指下意识地在那儿摸了摸那个秘密的藏钱之处，这才放心地把手放下。“吝啬鬼！”说着，她啐了一口吐沫。这时，那备受折磨的人突然满脸通红，猛地把钱包摔给了另一位姑娘，从她身边冲出大门，像是从大火中逃了出来似的。那姑娘先是吓得大叫一声，随即便哈哈大笑。

她气得火冒三丈，眼露凶光，先还直愣愣地站了一会儿，随后就又松弛地耷拉下眼皮，筋疲力尽地弯下松弛下来的身体。在这一分钟里她看上去显得又老又疲倦。她现在投向我的目光里压抑着某种犹豫不决、茫然若失的神情。她站在这里，满脸羞愧，迟钝麻木，像个喝得烂醉醒过来的醉妇。“到了外面他会为他失去的钱而心痛的，也许会跑去报警，说我偷了他的钱。不过明天他又会到这儿来的。然而他休想得到我。谁都可以得到我，只有他不能！”

她走到吧台前，扔下几个硬币，咕噜噜一口气吞下一杯烈酒。她的眼里又露出了凶光，但很浑浊，像是蒙了一层愤怒和羞辱的泪水。看到她我感到十分恶心，对她没有丝毫同情。我道了声“晚安”就走了。老板娘回了句“Bonsoir”

[2]

。那女人没有回过头来，只是发出一阵刺耳的、讥讽的大笑。

我出得门来，外面只有黑夜和天空，到处笼罩着闷热的昏暗，漠漠云层遮掩着无限遥远的月光。我贪婪地吸着微热的，但却沁人肺腑的空气，我为森罗万象的人生际遇感到无比惊奇，那种恐怖的感觉消散了。我又感到，每扇玻璃窗后面总在上演一出命运剧，每扇大门都展示着一场风流韵事，这个世界上的事真是千姿百态，无所不在，即便在这最最肮脏的一角也像在萤火虫闪烁不灭的光照下映现出种种窃玉偷香的悲剧。这是一种会使我无比陶醉，乃至流下眼泪的感觉。方才见到的那些令人厌恶的情景已经远去，紧张的情绪变成了舒心适意的倦意，渴望把这种种经历过的事情变成更美的梦。我的目光下意识地朝周围寻觅了一番，想在这纵横交错的迷宫似的小巷中找到回旅店的路。这时，一个人影趔趄着脚步，到了我身边，他准是悄没声地先走近来了。

“请您原谅，”我立刻就听出了这低三下四的声音，“我想，您找不到路了。能允许我……允许我给您指路吗？这位老爷是住在？”

我说了旅店的名字。

“我陪您去……要是您允许的话。”他马上谦恭地加了一句。

恐惧又袭上我的心头。在我身边，蹑手蹑足、幽灵似的脚步在移动，虽然几乎听不见，但却紧紧地跟在我身边，还有这条海员巷的黝暗和对刚才所经历的事情的回忆，这一切渐渐为一种梦幻般的紊乱的感觉所代替，既无判断，也无反抗。我没有看到他的眼睛，但却感觉到他低三下四的目光，我还觉察到他的嘴唇在颤动；我知道，他想跟我说话，可是我既没有表示同意，也没有表示反对，我的感觉正处于昏昏沉沉的状态之中，我的好奇心同身体迷迷糊糊的感觉一起一伏地融合在一起。他轻轻地咳了好几次，我发觉，他的话被嗓子眼里的什么东西堵住了，那女人的残忍竟神秘莫测地转到了我身上，所以见他的羞耻感同急于要倾吐的心情在搏斗，我就感到暗自欣喜：我没有助他一臂之力，而是让沉默又厚又重地挡在我们之间，只听见我们杂乱的脚步声——他的脚轻轻地趿拉着，像老人一样，我的脚步故意踩得又重又响，仿佛要逃离这肮脏的世界似的。我感到我们之间的紧张气氛越来越强烈：这沉默充满了内心的尖声呼喊，好似一根绷得过紧的弦。后来他终于打破沉默，先是极其胆怯地说道：

“您……您……我的老爷……您在那屋里见到了蹊跷的一幕……请原谅……请原谅我又提起这件事……您一定觉得她很奇怪……觉得我很可笑……这女人……就是……”

他的话又停住了。他的喉咙像被什么东西紧紧哽住了。随后，他的声音变得很小，匆匆地悄声说道：“这女人……就是我的老婆。”这话惊得我差点儿跳了起来，因为他很抱歉似的连忙说：“就是说……以前是我的老婆……五年，是四年前……在我的老家黑森的格拉茨海姆……老爷，我不希望您把她想得很坏……她成了这样，也许是我的过错。以前她并不总是这样……是我……是我把她折磨成现在这样的……虽然她很穷，穷得连衣服都没有，她什么东西都没有，我还是娶了她……我呢，我很有钱……就是说颇有资产……不算很有钱……或者说至少那时……您知道，我的老爷……她说得对，我以前也许很节俭……但这是以前的事了，还在不幸发生之前，我诅咒这件事……我的父母亲都很节俭，大家都这样……每一分钱都是我拼命工作挣来的……她却过得很轻松，她喜欢漂亮的高档东西……但她很穷，为此我一再责骂她……我本不该这样的，现在我才知道，我的老爷，因为她骄傲自大，目空一切……您别以为她那副样子是真的，不，她是装出来的……是为了给人看的，她自己内心也很痛苦……她这样做只是……只是为了伤害我，为了折磨我……因为，因为她感到羞愧……或许她真的变坏了，但是我……我并不相信……因为，我的老爷，她这人以前是很好，很好的……”

他擦了擦眼泪，心情十分激动，便停了下来。我不由得看了他一眼，突然间，我不再觉得他可笑了，就连“我的老爷”这个在德国只有下等人才用的奇怪的、低三下四的称呼也不再觉得刺耳了。由于费劲说出了心里话，他的面孔显得十分舒展，现在他又迈着沉重的脚步踉踉跄跄地继续往前走去，但却目不转睛地盯着石铺的路面，仿佛在摇曳的灯光下费劲地读着从痉挛的喉咙里痛苦地吐出来刻在路面上的话。

“是的，我的老爷，”现在他深深地吸了口气，声音低沉，与刚才完全不同，就像发自一个较为温和的内心世界一样，“她原来非常好……对我也很好，我使她摆脱了贫困，她很感激……我也知道，她很感激……但是……我……乐意听感恩的话……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地听感恩的话……听到感恩的话，我心里很舒服……我的老爷，我感到自己比她强，心里就美滋滋的，舒坦极了……要是我知道，我是个坏人……为了不断听到她对我说感恩的话，我真愿把所有的钱都拿出来……她非常傲气，她发觉我要她感恩时，反而说得越来越少了……所以……也仅仅是这个原因，我的老爷，我就总是让她来求我……我从不主动给她钱……她要买件衣服，买条带子都得来向我乞求，我心里感到很惬意……我就这样折磨了她三年，而且越来越厉害……可是，我的老爷，这仅仅是因为我爱她……我喜欢她的傲气，可是我又总想打掉她的傲气，我真是个疯子，她一要什么东西，我就火冒三丈……但是，我的老爷，我这并不是真的……只要有机会侮辱她，我就快活得要命，因为……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我是多么爱她……”

他又不说了。他蹒跚地走着。显然，他把我忘了。他不由自主地说着，像在梦里似的，而且声音越来越大。

“这事……这事我那时……在那个晦气的日子才明白……那天，她为她母亲要一点钱，只是很少、很少一点，我没有答应她……实际上钱我已经准备好了，但是我想让她再来……再来求我一次……啊，我说什么啦？……是的，那天晚上我回到家里，她已经走了，只在桌上留了一张字条，这时我才明白过来……‘你就留着你那些该死的钱吧，你的一个子儿我也不要了。’……字条上就写了这些，再没有一句别的话……老爷，三天三夜我就像发了疯一样。我请人到河里去找，到树林里去寻，给了警察好几百个马克……所有的邻居家我都去了，但是他们对我只是嘲笑和挖苦……一丝形迹都没发现……后来，另一个村的人告诉我，说他曾经见她在火车上同一个士兵在一起……她到柏林去了……当天我就赶了去……我放弃了我的收入……损失了几千马克……大家都偷我的东西，我的仆人、管家，大家都偷……但是，我向您起誓，我的老爷，我觉得这些都无所谓……我在柏林住了一个星期，终于在这个人流的旋涡里找到了她……我到了她那里……”他重重地吸了口气。

“我向您起誓，我的老爷……我没有对她说一句重话……我哭了……我跪了下来……我答应把钱……把我的全部财产都拿出来，让她掌管，因为那时我已经知道……没有她我就活不了。我爱她身上的每一根毛发……她的嘴……她的身体，爱她的一切……是我，是我一个人把她推下火坑的呀……我走进屋里时，她的脸一下变得刷白，像死人一样……我买通她的女房东，一个拉皮条的下流女人……她靠在墙上，脸色像墙上的白灰……她仔细地听着我说。老爷，我觉得……她，是的，她见到我几乎很高兴……可是我谈到钱的时候……我所以谈到钱，我向您起誓，只不过是为了向她表明，钱我已经不再考虑了……这时她却啐了一口……接着就……因为我一直还不想走……这时她就把她的情夫叫来，他们一起把我取笑了一通……可是，我的老爷，我还是老去那儿，每天都去。那儿的人把一切都告诉了我，我得知，那无赖把她扔了，她的生活非常困难，于是我又去那儿一次……一次又一次，老爷，可是她把我骂了一顿，并把我偷偷搁在桌上的钞票撕得粉碎，我再去那儿时，她已经走了……为了再找到她，我的老爷，我真是竭尽了全力！整整一年，这我可向您起誓，我不是在生活，而只是不停地打听，我还雇了几个侦探，后来终于打探出，她到了那边，在阿根廷……流落……流落青楼……”他犹豫了片刻。说最后这个词的时候就像要断气一样。他的声音变得更低沉了。

“起初，我吓了一跳……但是后来我思忖，是我，就只是我，把她推下深渊的……我想，她受了多少苦啊，这可怜的女人……主要是因为她太傲……我找了我的律师，他给领事写了信，寄了钱去……没让她知道是谁寄的……只是要她回来。我接到电报，说一切都办得很顺利……我知道了她回来时坐的轮船……我就在阿姆斯特丹等着……我提前三天到了那里，真是心急如焚……轮船终于到了，才见到地平线上轮船冒出的烟，我就乐不可支，我觉得我简直无法等到轮船慢慢地、慢慢地驶近并靠岸了，船开得很慢，很慢，随后旅客从跳板上过来了，她终于，终于……我没有立即认出她……她的样子变了……脸上涂了脂粉，就是……就是这样，您所见的那副模样……她见我在等她……她的脸色变得煞白……幸好有两名海员把她扶住，要不然她就从跳板上摔下去了……她一上岸，我就走到她身边……我什么也没有说……我的喉咙像是卡住了……她也没有说话……也不看我……挑夫挑着行李走在前面，我们走着，走着……突然，她停住脚步，说……老爷，她说的话……让我心痛，听了真让人伤心……‘你还愿意让我做你的老婆？现在也还愿意吗？’……我握着她的手……她哆嗦着，但没有说话。可是我感觉到，现在一切又言归于好了……老爷，我是多么幸福啊！我把她领进房间以后，我就像个孩子似的围着她跳，还伏在她脚下……我一定说了些愚蠢透顶的话……因为她含着眼泪在微笑，并爱抚着我……当然是怯生生的……可是，老爷，我感到好适意啊……我的心融化了。我从楼梯上跑上跑下，在旅店里订了午餐……我们的婚宴……我帮她穿好结婚礼服……我们下楼，喝酒吃饭，好不快乐……噢，她快活得像个孩子，那么亲热和温厚，她谈论着我们的家……谈到我们要重新添置的各种东西……这时……”他突然粗着嗓门说，并且做了个手势，仿佛要把谁砸烂似的，“这时……这时来了一个茶房……一个卑鄙的小人……他以为我喝醉了，因为我发了疯似的，跳啊，笑啊，还笑着在地上打滚……我只是因为太高兴了啊……噢，高兴得不知所以，这时……我付了账，他少找我二十法郎……我把他斥责了一顿，并要他把钱补给我……他很尴尬，便搁下那枚金币……这时……这时她突然尖声大笑……我愣愣地盯着她，她的面孔已经变了样……一下子变得嘲讽、严厉和凶狠……‘你还是老样子……甚至在我们结婚的日子也一点没变！’她冷冷地说，语气那么锋利，那么……伤心。我心里感到惶恐，诅咒自己那么斤斤计较……我设法重新笑了起来……但是她的快乐情绪已经没有了……已经消失殆尽……她自己单独要了房间……对于她我没有什么东西舍不得的……夜里我独自躺在床上，心里盘算着第二天早上给她买些什么东西……作为礼物送给她……我要向她表明，我这人并不小气……再也不违背她的心意了。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出去，给她买了手镯，然而，我回来走进她的房间……房里已经空了……同上次完全一样。我知道，桌上准留了字条……我走开了，向上帝祈祷，希望这次不是真的……但是……但是……桌上果真留了字条……上面写着……”他犹豫了。我下意识地停住脚步，望着他。他耷拉着脑袋，过了一会儿，他以嘶哑的声音低声说道：

“上面写着……‘让我安静吧。你让我感到恶心……’”

我们到了港口，突然，近处波涛拍岸的轰鸣打破了黑夜的沉寂。停泊在近处和远处的海轮宛如一只只黑色巨兽，都睁着亮晶晶的眼睛，不知从何处传来了歌声。什么东西都看不清楚，但却感觉到许多东西，一座人口稠密的城市正在沉睡，正在做着可怕的梦。在我身边，我感觉到这个人的影子，它幽灵似的在我脚前颤动，在摇曳的昏暗灯光中，时而拉长，时而缩短。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既想不出话来安慰他，也没有什么问题要问他，但是我感到他的沉默粘在了我身上，粘得很紧，使我感到压抑。突然，他战战栗栗地抓住我的手臂。

“可是，没有她我是不会离开这儿的……我找了几个月才重新找到她……她在折磨我，但是，我会百折不挠地坚持下去的……我的老爷，我求您，请您跟她谈谈……我不能没有她，请把这话告诉她……我的话她不听……我再也不能这样活着了……我再也不能看着男人上她那儿去了……我再也不能在门口守着他们重新走出来……一个个喝得醉醺醺地哈哈大笑……这条巷里的人都认识我……他们只要看见我在那儿等着，就哈哈大笑……快把我弄疯了……可是，每天晚上我还是照样站在那儿……我的老爷。求求您……请您跟她谈谈……我是不认识您，但是，看在仁慈的上帝分上，请您跟她谈谈……”

我下意识地想从他手中把胳膊脱出来。我感到心里发毛。可是他却觉得我对他的不幸无动于衷，于是突然跪在街心，把我的脚抱住。

“我恳求您，我的老爷……您一定得跟她谈谈……您一定得……要不然定会发生可怕的事的……为了找她，我花掉了所有的钱，我不会让她留在这里……不会让她活着留在这里。我已经买了一把刀……我买了一把刀，我的老爷……我决不让她留在这里……决不让她活着留在这里……我受不了……请您跟她谈谈，我的老爷……”他像发了疯似的在我面前直打滚。就在这时，街上有两个警察朝这儿走来。我一把将他拉起。他直愣愣地盯着我看了一会儿，随后便用完全陌生的、干巴巴的声音说：

“顺着这条巷子，您在那儿拐进去，就到您住的旅店了。”他又一次愣愣地看着我，瞳孔好像融化了，白白的，空洞洞的，很是吓人。接着他就离开了。

我紧紧裹着大衣。我冷得发抖。我只感到疲倦，觉得醉醺醺的，昏沉而麻木，好似梦游一般，同时我又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想好好想一想，把这些事情思考一番，可是那疲倦却时时从我心头翻起黑浪，将我卷走。我摸索着回到旅店，往床上一倒，睡得沉沉的，像头牲畜。

第二天早晨，这件事情中到底哪些是梦幻，哪些是真的，我也弄不清了，而且我心中也有什么东西不让我去弄清楚。我醒得很晚，我是这座陌生城市里的陌生人。我去参观一座教堂，它的古代镶嵌艺术据说很有名。但是我的眼睛望着教堂，什么也没有看进去，昨天夜里所遇之事又浮现在我眼前，越来越清晰，而且轻而易举地推我去寻找这条小巷和那所房子。可是这些奇怪的小巷只有夜里才有生气，白天都戴着灰色的、冷冰冰的面具，只有熟悉的人才能认出面具下面的条条小巷来。我怎么找也没找到那条小巷。我又失望又疲惫地回到住处，脑子里总也摆脱不了那种种图像，不知是妄想中的还是回忆中的那些图像。

我乘坐的火车晚上九点开。我怀着遗憾的心情离开这座城市。挑夫扛起我的行李，在我前面朝车站走去。在一个十字路口，突然有什么东西使我转过头来：我认出了通向那座房子去的那条横着的小巷。我让挑夫等一下，就走过去再朝那条烟花巷看了一眼，挑夫先是有点吃惊，随后就调皮而会心地笑了。

巷子里黑黑的，同昨天一样，在淡淡的月光下我看见那座房子的玻璃门在闪闪发亮。我还想再走近一点，这时黑暗中出来一个身影，发出簌簌的声响。我感到不寒而栗。我认出了那个人，他正蹲在门槛上向我招手。我想走近一点，但是我心里发怵，所以赶紧逃走，怕被缠在这里，误了火车。

但是，后来在拐角处我正要转身时，又回头望了望。我的目光与他相遇时，他猛地一使劲，站了起来，朝大门撞去。他手里金属的亮光一闪，因为这时他飞快地打开了门，我从远处看不清他手里拿的到底是金币还是刀子，反正在月色中他手指缝里有亮晶晶的闪光……

[1]
三幕歌剧，德国作曲家韦伯作品。

[2]
法语，晚上好。此处为“再见”的意思。

象棋的故事

今天午夜有一艘巨型客轮将从纽约驶往布宜诺斯艾利斯。轮船即将起锚，此刻船上呈现一派常见的紧张和繁忙景象。到码头上来为朋友送行的客人拥挤不堪，歪戴着帽子的电报投递员穿过一个个休息室，高声喊着旅客的名字；有的旅客拽着箱子，手里拿着鲜花；孩子们好奇地在客轮的阶梯上跑上跑下，乐队不知疲倦地在甲板上卖劲地演奏。我站在上层甲板上同一位朋友聊天，稍稍避开这喧嚷的人群。这时，我们身旁闪光灯刺目地闪了两三下——大概是某位知名人士在起航前的一刻还在接受记者的快速采访和照相。我的朋友朝那边看了看，笑着说：“岑托维奇在您船上，他可是个罕见的怪物。”听了他的话，我脸上显然露出十分不解的表情，所以他接着便解释道：“米尔柯·岑托维奇是国际象棋世界冠军。他在美国从东到西的巡回比赛中取得全胜，现在要乘船到阿根廷去夺取新的胜利。”

经他一说，我真想起了这位年轻的世界冠军，甚至还记起了他一鸣惊人、名满天下的若干细节；我的朋友看报要比我仔细得多，所以能拿好些奇闻逸事来补充我所知道的那点细节。大约在一年以前，岑托维奇一下子就跻身于阿廖欣、卡帕布兰卡、塔尔塔柯威尔、拉斯克、波戈留波夫等久负盛名的棋坛高手的行列。自从七岁神童列舍夫斯基在一九二二年纽约国际象棋比赛中一鸣惊人以来，棋坛上还从来没有因哪位无名之辈闯入名声显赫的高手之中而引起那么大的轰动。因为岑托维奇的智力素质一开始绝不会预示他的前程会那么光彩夺目，平步青云。他不久就露馅了：这位国际象棋大师在日常生活中无论用哪种语言都写不出一句没有错误的句子，正如一位被他惹恼的棋手尖刻地嘲讽的那样，“在任何方面，他都全方位地缺乏教养”。他父亲是多瑙河上一名赤贫的南斯拉夫船夫，一天夜里小船被一艘运粮食的轮船撞翻，父亲遇难。当地那个偏僻小村里的神甫出于同情，便收养了这个当时才十二岁的孩子。这位好心的神甫想方设法给他辅导，以弥补这不爱说话、有点迟钝、脑门很宽的孩子在村校里未能学会的功课。

但是，神甫的心血全都是白费。米尔柯两眼瞪着那几个给他讲了上百次的字总还是不认识；课堂上讲的最最简单的东西，他那迟钝的脑袋也理解不了。他都十四岁了，算数还得靠扳手指头，读书看报对这个半大不小的男孩子来说那是特别费劲的事。但是，这倒不能说米尔柯不乐意或者脾气倔。让他干什么，他都乖乖地去干，担水，劈柴，下地干活，收拾厨房，要他干的事，他样样都干得很认真，尽管慢腾腾得让人恼火。不过，最使好心的神甫生气的，还是这怪僻的孩子对什么事都漠不关心。你不专门叫他，他就什么也不干。他从不提问题，不和别的孩子一起玩，不特别关照他干什么事，他自己从来不去找活干。家务一干完，米尔柯就坐在屋里发呆，目光空虚无神，就像牧场上的绵羊对周围发生的事情熟视无睹，无动于衷。晚上，神甫叼着农家的长烟斗，照例要同巡警队长杀三盘棋。这时，这位头发金黄的少年总是默默地蹲在一旁，沉重的眼皮下，那双眸子盯着画着格子的棋盘，好似昏昏欲睡、漫不经心的样子。

一个冬日的晚上，两位棋友正专心致志地在进行每天的对弈，这时从村道上飞快驶来一辆雪橇，叮叮当当的铃声越来越近。一个农民急匆匆地奔进屋来，他戴的帽子上已经积了一层白雪。他说，他的老母亲已经生命垂危，他恳请神甫尽快赶去，及时给她施行临终涂油礼。神甫毫不迟疑，当即随他前去。巡警队长杯里的啤酒还没喝完，他又点了一袋烟，正准备穿上他那双沉重的高筒皮靴回家的时候，忽然发现米尔柯的目光一动不动地紧紧盯着棋盘上刚开始的那局棋。

“嗨，你想把这盘棋下完吗？”巡警队长开玩笑说。他确信，这睡眼惺忪的小伙子连棋子都不会走。男孩怯生生地抬眼望着他，然后点了点头，就坐到神甫的位子上。走了十四步棋，巡警队长就输了，并且不得不承认，他的失败绝非是不小心走了昏着的原因。第二盘棋的结局也没有什么改观。

“真是出现了‘巴兰的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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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甫回家以后惊奇地大叫起来。巡警队长对《圣经》不太熟悉，所以不懂这句话的意思。神甫便向他解释，说两千年前就发生过类似的奇迹：一头不会说话的牲口突然说出了智慧的话。尽管时间已晚，神甫还是忍不住要同他那半文盲的学生对弈一盘。米尔柯也是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他赢了。他的棋下得坚韧、缓慢、果断，他那俯在棋盘上的宽阔的脑袋连抬都不抬一下。他的棋下得极其稳健，无懈可击；接连几天巡警队长和神甫都没能赢过他一盘。神甫收养的这个孩子在其他方面智商极低，对于这一点他比谁都更了解，也更能做出评判。现在他当真很想弄明白，这种单方面的奇特的才能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经受住更为严格的考验。他让米尔柯到乡村理发师那儿去把乱蓬蓬的金黄色的头发理一理，好让他显得有几分精神，然后就坐雪橇带他到邻近的小镇上去。他知道，小镇广场上的咖啡店的一角常常聚集着一群瘾头很大的棋友，根据经验，他知道自己的棋不是这帮人的对手。这位头发金黄、脸颊红红的十五岁少年，今天身穿皮毛里翻的羊皮袄，脚蹬沉重的高筒皮靴。当神甫将他推进咖啡馆时，使得在座的棋友中激起不小的惊讶。进了咖啡馆，少年人怯生生地低垂着双眼，诧异地立在一角，直到人家叫他到一张棋桌上去，他才动窝。第一盘米尔柯输了，因为他在好心的神甫家里从未见过所谓西西里开局的下法。第二盘他就已经同镇上最优秀的棋手弈成和棋。从第三四盘开始，他就一个接一个地把所有对手杀得落花流水。

在南斯拉夫外省的小城里，激动人心的事情是很少发生的；所以这位农民冠军的初次亮相，对于聚集在那里的这帮绅士来说立即就成了轰动的新闻。大家一致决定，无论如何也得让这位神童在城里待到明天，以便把国际象棋俱乐部的其他成员都召集起来，尤其是好到城堡里去通知那位狂热的棋迷——西姆奇茨老伯爵。神甫以一种完全新的自豪心情打量着他所抚养的这个孩子，但是在为自己慧眼独具而感到乐不可支的时候，却不愿耽误自己的职责应做的主日弥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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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表示同意把米尔柯留下来，做进一步的考验。于是年轻的岑托维奇由棋友出钱住进旅馆，当晚他第一次见到抽水马桶。第二天是星期日，下午棋室里挤满了人。米尔柯一动不动地在棋盘前坐了四个钟头，一言不发，连眼睛都不抬起来看一下，就一个接一个战胜了所有棋手。最后有人建议下一盘车轮战。大家解释了好一会儿，才让这位脑袋不开窍的少年明白，所谓车轮战，就是他一个人同时跟好几个棋手对弈。米尔柯一搞清楚这种下法，就进入状态，拖着他那双沉重的咯吱作响的靴子缓步从一张桌子走到另一张桌子，结果八盘棋他赢了七盘。

此后，大家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虽然严格说来这位新冠军并非本城居民，可是当地的民族自豪感却熊熊地点燃了。这么一来，地图上的这座迄今为止还几乎没有被人注意的小城，说不定会第一次获得向世界输送一位名人的荣誉呢。一位名叫科勒的经纪人平时专门介绍女歌星、女歌手到驻军歌舞剧场去演出，这时也表示，他在维也纳认识一位杰出的小个子国际象棋大师，只要有人提供一年的资助，他就准备把这位年轻人安排到那里去接受棋艺方面的专门培养。西姆奇茨老伯爵六十年来天天下棋，还从未遇见过这么一个奇特的对手，当即便认捐了这笔款项。从这一天开始，这位船夫的儿子就春风得意，青云直上，令世人为之惊讶不已。

半年以后，米尔柯便掌握了国际象棋技艺的全部奥秘。不过，他还有一个奇怪的弱点，这一弱点让他后来多次在行家面前露出马脚，并为他们所嘲笑。因为岑托维奇始终不会凭记忆下棋，用行话来说，就是不会下盲棋，即使下一盘也不行。他完全缺乏那种把棋盘置于无限的想象空间的能力。他面前总得有张画着六十四个黑白相间的方格的棋盘和三十二颗摸得着的棋子；在他享有世界声誉的时候，他还随身带着一副棋盘可以折叠的袖珍象棋，在他想把一盘名棋复盘或是解决某个问题时，直接就能具体看到棋子的位置。这点瑕疵本身是微不足道的，但却暴露出他缺乏想象力，这就像音乐界一位卓越的演奏家或指挥不打开乐谱就不能演奏或指挥一样。但是这个奇怪的缺憾并没有影响米尔柯令人惊讶的飞黄腾达。他十七岁就获得了十多个国际象棋奖，十八岁摘取匈牙利冠军，二十岁终于夺得世界冠军。那些棋风最凌厉的冠军在智力、想象力和勇气方面个个都要比他高出不知多少，可是在他坚韧而冷峻的逻辑面前却一一败下阵来，就像拿破仑败在慢腾腾的库图佐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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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下，汉尼拔败在拖延者费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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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下一样，据李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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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记述，康克推多也是在小时候就表现出冷漠和低能的显著特点。于是，卓越的国际象棋大师的画廊里第一次闯进了一位与精神世界完全不沾边的人。要知道，画廊中的国际象棋大师的行列里汇聚了智力超凡的各种类型的人物——哲学家、数学家，以及计算精确、想象力丰富和往往富于创造性的人物——可是岑托维奇却只是个农村青年，他性格迟钝，寡言少语，即使是最精明的记者也休想从他嘴里套出一句有新闻价值的话来。当然，岑托维奇从不向报纸提供精练的警句格言，不久报上刊登了关于他这个人的大量逸事，这一点也就得到了弥补。在棋桌上，岑托维奇是无与伦比的大师，可是从他离开棋盘站起身来的一刻起，他就成了一个荒诞不经的、近乎滑稽可笑的人物，而且无可救药。尽管他穿了一身庄重的黑西服，打了豪华的领带，领带上别了一枚有点显摆的珍珠别针，尽管对指甲做了精心修剪，但是他的整个举止风度仍然是那个头脑简单、在村里替神甫打扫房间的乡下少年。他极其粗俗吝啬，贪得无厌，一心想方设法利用自己的天赋和声望去捞取一切可以捞取的金钱，那样子既笨拙又厚颜无耻，惹得棋界同行既好笑又好气。他从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总是下榻在最便宜的旅馆，只要答应给他报酬，即使是最寒碜的俱乐部，他也去下棋；他同意把自己的肖像印在肥皂广告上，甚至不顾竞争对手的嘲笑——他们深知，他是个三句话都写不好的草包——把自己的名字卖给一本叫作《国际象棋的哲学》的书，实际上为那个专门以逐利为目的的出版商撰写这本书的是一名加里西亚大学的学生，是个无名之辈。像所有性格坚韧的人一样，他也根本不懂得可笑一说；自从在世界比赛中取胜以来，他就自以为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人物了，他觉得，所有那些绝顶聪明、才智过人、光灿夺目的演说家和著作家也都在他们各自的战场上被他一一斩于马下，尤其是他挣的钱比他们多，这个具体事实将他原来的犹豫不决变成了冷酷的、往往是拙劣地有意显露的趾高气扬。

“不过，这种平步青云怎么能不叫这空虚的脑袋感到飘飘然呢？”我的朋友说。他还给我讲了岑托维奇颐指气使、目空一切的可笑事例。“一个从巴纳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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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二十一岁的乡巴佬，突然间靠在木棋盘上摆弄几下棋子，在一星期之内赚的钱就比他全村全年伐木和干重活辛辛苦苦挣的钱还多，他怎么能不踌躇满志，沾沾自喜呢？还有，要是一个人压根儿就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曾经有过伦勃朗、贝多芬、但丁和拿破仑，那不是很容易把自己看作伟人吗？这小伙子那孤陋寡闻的脑袋里只知道一件事，那就是几个月来他从未输过一盘棋，而且正因为他不知道除了国际象棋和金钱之外，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其他有价值的东西，所以他完全有理由沉湎于飘飘欲仙的感觉之中。”

我的朋友讲的这些情况大大激起了我特殊的好奇心。我平生对患有各种偏执狂的人、一个心眼儿到底的人最有兴趣，因为一个人知识面越是有限，他离无限就越近，正是那些表面上看来对世界不闻不问的人，在用他们的特殊材料像蚂蚁一样建造一个奇特的、独一无二的微缩世界。因此我对自己的意图毫不隐晦：在开往里约热内卢的十二天航程中仔细观察这位智力单轨发展的奇怪标本。可是，朋友提醒我：“您的运气恐怕不会这么好。就我所知，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人能从岑托维奇那里弄到一星半点可用作心理分析的材料。这个狡猾的乡巴佬虽然知识极其贫乏，但却非常聪明，从不暴露自己的弱点，其实他的办法极其简单，那就是除了从几家小旅店找来的境况与他相仿的几个同乡外，他不跟任何人说话。他只要感到有个有教养的人在场，就立刻爬进他的蜗牛壳；所以谁也无法夸口，说是曾经听到过他的一句蠢话，或是摸清了他缺乏教养到何种程度。”

确实，我的朋友说得不错。旅行头几天的情况就表明，不硬着脸皮去纠缠就根本不可能接近岑托维奇。当然，这种死皮赖脸的事我是做不出的。有时他倒也走上上层甲板，但每次总是反背着双手，目中无人，显出一副陷入沉思的样子，宛如那幅名画上的拿破仑；此外，在甲板上散步本来很逍遥，可是他总是匆匆忙忙、风风火火的样子，想跟他搭句话，你得跟在他后面小跑步才行。他又从来不在休息室、酒吧和吸烟室露面；我向服务员悄悄打听过，得知他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自己的舱房里，在一个大棋盘上研究棋局或把下过的棋重新摆一摆。

他的防御技术比我想接近他的意愿还要巧妙，为此三天以后我真的开始生气了。我一生中还从未有机会同一位国际象棋大师结识，现在我越是竭力想赋予这种类型的人以普通人性，就越觉得难以想象，人的大脑怎么能一辈子都完全围着一个有六十四个黑白方格的空间转呢！根据自己的切身体验，我知道这种“国王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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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神秘的魅力，在人所想出来的各种游戏中，唯有这种游戏绝对容不得半点偶然的随心所欲，它的桂冠只给予智慧，或者更确切地说，只给予某种特殊形式的天赋。那么，把国际象棋称作一种游戏，岂不是犯了侮辱性的限制之罪吗？它难道不也是一门学问，一种艺术，飘浮于这两者之间，就像穆罕默德的棺椁飘浮在天地之间一样？它难道不是一对对矛盾的无与伦比的结合吗？它是古老的，却又永远是崭新的；它在布局上是机械的，不过只有通过想象才能极尽其妙；它被限制在几何形的呆板的空间里，然而在其组合上却是无限的；它是不断发展的，但又是毫无创造性的；它是得不到结果的思想，是什么也算不出的数学，是没有作品的艺术，是没有物质的建筑，尽管如此，业已证明，其存在确比所有的书籍和艺术作品更久长；它属于各个民族和各个时代，而且无人知晓，是哪位神灵把这种游戏带到人间来供人们消遣解闷，磨砺禀性，激励心灵的。它何处为始，何处是终？每个孩子都能学会它的初步规则，每个臭棋篓子都可以一试身手，然而就在这固定不变的小小的方块之内却会产生一类特殊的大师，与他们相比，所有其他的人都望尘莫及。他们只是在棋艺方面有天赋，他们是特殊的天才，在他们身上想象力、耐心和技巧也分配得十分精确，并一一起着作用，就像在数学家、诗人和音乐家身上一样，只不过层次和结合不同而已。从前观相术盛行的时候，要是加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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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剖了国际象棋大师的颅脑就好了，这样就可确定，这些棋艺天才的大脑灰质是否有一种特殊的曲纹，他们的颅脑里是否有一种比常人更发达的棋肌或棋突。像岑托维奇这样的棋手，在绝对迟钝的智力中散布着特殊的天赋，就像在一百公斤不含矿质的岩石中含有一条金脉一般！他这样的实例要是激发起那些观相术家的兴趣就好了。这样一种独一无二的天才游戏是定会造就出特殊的棋王来的，对于这一点，一般来说，我一直都很清楚，然而很难想象，甚至不能想象，一个思想活跃的人竟一辈子把自己的世界仅仅局限在黑白方格之间狭窄的单行轨上，只在三十二颗棋子前后左右的挪动中寻找成功的喜悦，一个人开局先走马而不走卒竟是件了不起的大事，能在棋谱的某个不起眼的地方提到一笔就意味着不朽——总之，一个人，一个会思想的人，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如一日，将自己思想的全部张力一次又一次可笑地用在把木头棋子“王”逼到木制棋盘上的角落里去，而自己竟没有发狂！

现在，这么一位了不起的人，这么一个奇特的天才，或者说这么一个谜一般的傻瓜第一次离我那么近，在同一艘船上，相隔仅六个船舱，但是我真倒霉，我虽然对有关精神方面的事最好奇，而且这种好奇心往往会变成一种激情，尽管这样，我还是未能接近他。于是我就想出一些荒诞透顶的计谋：我假装要为一家重要报纸去采访他，以刺激他的虚荣心；要不我抓住他贪得无厌的心理，建议他到苏格兰去参加一场报酬颇丰的比赛。末了我想起猎人的一个非常灵验的办法：要把山鸡引过来，就学山鸡交尾时的叫声。那么要把象棋大师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来，难道还有比自己去下棋更有效的高招吗？

我一生中从来就不是一个正经八百的国际象棋艺术家，其原因十分简单，那就是我总不把下棋当一回事，只不过是下着玩玩的；要是我坐下来下一小时棋，那可不是为了去劳神费脑，相反，是为了使紧张的脑子得到放松。我是本着“玩”这个字的真正意义下棋的，而别人，那些真正棋手却是为了“较量”。下棋和谈恋爱一样，必须有个对手，而此刻我还不知道，除了我们，船上是否还有其他爱下国际象棋的人。为了把他们引出洞来，我就在吸烟室里设下一个简陋的圈套：我同我妻子在棋桌上对弈，尽管她的棋比我还臭。这样我们就像捕鸟人，网开一面，专等鸟儿来自投罗网。果然，我们走了还不到六个回合，有个人打旁边走过时就停了下来，还有一位请求我们允许他观战；最后来了一位我们所期盼的对手，他向我叫阵，要同我对弈一盘。他名叫麦克康纳，是苏格兰深井采油工程师，我听说，他在加利福尼亚钻探石油发了大财。从外表上看，麦克康纳体格粗壮，方方的腮帮结实坚硬，牙齿坚固，脸色很好，透着红润，大概是威士忌喝多了，至少这是一部分原因。引人注目的是他那宽阔的肩膀，真有点儿运动员的威武架势，可惜下棋的时候也锋芒毕露，因为这位麦克康纳先生是属于踌躇满志、极其自负的那种类型的人，即使是一盘无足轻重的棋，下输了，他也觉得是贬低了自己的人格。这位白手起家的大块头阔佬，生活中习惯于一意孤行，为自己的成功感到飘飘然，骨子里都渗透着顽固不化的优越感，因此他把任何阻力都看作是对他极不礼貌的反抗，几乎就等于是对他的侮辱。输了第一盘，他就沉下了脸，并且啰唆开了，蛮不讲理地说，这盘棋只是一时疏忽才输的，第三盘输了，他又把原因归之于隔壁船舱里声音太吵；他每输一盘棋，绝不肯就此罢休，必定立即要求再下一盘。起初我觉得这种顽固的虚荣心很好玩；后来我想，我的本意是把世界冠军吸引到我们桌上来，所以只把他的虚荣心看作是实现我的意图的一种不可避免的伴生现象。

第三天我的计划成功了，但也只是成功一半。无论是岑托维奇从上层甲板上看我们下棋，或是他只是偶尔光临一下吸烟室——反正，他一见我们这些门外汉竟在摆弄他的这门艺术，就下意识地走近了一步，从这个适当的距离朝我们的棋盘投来审视的一瞥。这时正好该麦克康纳走棋。这一步棋就足以让岑托维奇明白，对于他这位大师级的人来说，我们这点儿业余棋手的水平是不值得继续看下去的。就像我们在书店里人家向我们推荐一本蹩脚的侦探小说，我们看都不看一眼就露出不言而喻的表情将书搁在一边一样，现在他也以同样的表情从我们棋桌边走开，出了吸烟室。“他掂量了一下，觉得没意思。”我思忖，对他那种冷冰冰的、瞧不起人的目光心里有点生气。为了发泄一下我的气恼，我就对麦克康纳说：

“您这步棋大师似乎不怎么看得上眼。”

“哪个大师？”

我向他解释说，刚才从我们身边走过、并以鄙夷的目光看我们下棋的那位先生就是国际象棋大师岑托维奇。我还补充了一句，说，就让他去好了，我们两人认了，名人的鄙视不会使我们伤心的；穷人只有这点能耐。然而出乎我的意料，我随便这么一说，竟对麦克康纳先生产生了完全意想不到的作用。他立刻就激动起来，忘掉了我们的棋局，他的虚荣心上来了，激动得几乎可以听到脉搏怦怦跳动的声音。他说，他根本不知道岑托维奇在船上，无论如何岑托维奇得跟他下盘棋。他一生中还从来没有跟一位世界冠军下过棋，除了有次跟另外四十个人一起同世界冠军下过一盘车轮战。就是那盘棋也是够紧张的，当时他还差点儿赢了呢。他问我是否认识这位国际象棋冠军，我说不认识。他又问，我想不想去跟他打招呼，把他请到我们这儿来？我没有答应，因为据我所知，岑托维奇不怎么愿意结识新交。另外，对一位世界冠军来说，跟我们这些三流棋手下棋又有什么吸引力呢？

嗨，对于一个像麦克康纳这样虚荣心很强的人，我是不该说什么三流棋手之类的话的。他生气地往后一靠，陡然说，就他而言，他不信一位绅士客气地去请岑托维奇下棋，会遭他拒绝。应他之请，我给他简要描述了这位世界冠军的为人。听了以后他便满不在乎地撂下我们这盘棋，心急火燎地冲到上层甲板上去找岑托维奇。我又一次感到，这位宽肩膀的人一旦想要干什么事，是阻挡不了的。

我颇为紧张地等待着。十分钟以后，麦克康纳先生回来了，我觉得他不那么兴高采烈。

“怎么样？”我问。

“您说得不错，”他有点生气地回答，“他是个不怎么讨人喜欢的先生。我做了自我介绍，告诉他我是谁。他连手都没有伸给我。我试图让他明白，要是他跟我们下盘车轮战，我们船上所有的人都会感到骄傲，感到荣幸。妈的，他就是不答应。他说很遗憾，他同他的经纪人签了合同，合同特别规定，在整个这次巡回比赛期间，他不得下没有报酬的棋，而他的最低酬金是每盘二百五十美元。”

我笑了。“这点我倒从未想到，在黑白方格上挪动几下棋子竟是一桩进项那么丰厚的买卖。那么，我想，您也就客客气气地告辞了吧。”

然而，麦克康纳仍然十分严肃地说：“棋局定在明天下午三点钟，就在这个吸烟室。我希望，不要让他不费吹灰之力就把我们杀得落花流水。”

“怎么？您同意给他二百五十美元了？”我惊诧地叫了起来。

“干吗不给？C'est son mét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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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我牙痛，而船上碰巧有个牙科大夫，我也不会白要他给我拔牙呀。这人要价很高，这是对的。各行各业里货真价实的行家也都是生意人。在我来说，买卖说得越清楚越好。我宁愿付现金，也不愿求什么岑托维奇先生对我大发慈悲，到头来还得感谢他。再说，我在船上的俱乐部里有个晚上输掉的就超过二百五十美元，而这还不是同世界冠军下呢。对‘三流棋手’来说，败在岑托维奇手下也不算丢脸。”

我注意到，我说的“三流棋手”这句无心的话竟深深伤害了麦克康纳的自尊心，我心里真觉得好笑。但是，既然他打算为这个玩笑付出昂贵的价码，那么对他的这种过分的虚荣心，我也就不好加以非议了，更何况他的虚荣心最终将介绍我去结识这个怪人呢。我们赶紧将这件行将发生的大事通知了迄今为止曾宣称自己是棋手的那四五位先生，并让人为即将举行的比赛做好准备，为了尽量不受过往旅客的干扰，不仅要把我们这张桌子，而且还要将紧挨着的几张桌子统统预先定好。

第二天，我们的人在约定时间全部到齐。中间那个席位正对国际象棋大师，当然是给麦克康纳留的。他一支接一支地抽着很冲的雪茄，以缓和内心的紧张，并一再焦急地看手表。这位世界冠军让大家足足等了他十分钟之久——根据我朋友所讲的故事，我早就预感到他会来这一手的——这样，他的出场就更显出稳操胜券的神态。他从容不迫、泰然自若地走到棋桌旁。他也不做自我介绍，一来就以乏味的专业语气讲了各项具体安排，他的这种无礼行为似乎是说：“我是谁，你们都知道，至于你们是些什么人，我不感兴趣。”因为船上没有那么多棋盘，所以没法下车轮战，他就建议我们大家一起来下他一个人。他说，为了不打搅我们商量，每走一步棋，他就到这房间头上的另一张桌子上去。遗憾的是没有小铃，所以我们每走了一步，马上就要用匙子敲敲杯子。他建议，如果我们没有异议，每步棋的时间最多十分钟。我们像腼腆的小学生一样，对他的每项建议当然都表示同意。挑颜色时，岑托维奇猜得黑棋。他还站着就走了第一步，接着便立即转身走到他建议的位置上等候去了。他懒洋洋地往椅子上一靠，顺手拿起画报翻翻。

谈论这盘棋的本身，并没有多大意思。不言而喻，它的结局本在情理之中：以我们的彻底失败而告终，而且弈至第二十四回合就输掉了。一位世界冠军不费吹灰之力就横扫五六个中下流棋手，这事本身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令我们耿耿于怀的，只是岑托维奇盛气凌人的那副样子，他让我们大家清楚地感觉到，他轻而易举就把我们赢了。每次他都似乎只是漫不经心地朝棋盘上看一眼，懒洋洋地从我们身边走过，那神情就好像我们都是木头棋子似的。这种无礼的姿态不由得叫人想起，有人朝癞皮狗扔去一根骨头，却不去看它一眼。其实照我看，他要是稍微通情达理一点，是可以指出我们的错误，或者说句客气话来对我们加以鼓励的。可是下完这盘棋，这个没有人性的国际象棋机器人连一个鼓励的字都没有说，在说了“将死了”之后就一动不动地站在桌子前等着，看我们是否还想跟他再下一盘。像人们对付厚颜无耻的粗鲁之辈一样，我站起来无可奈何地把手一摊，表明随着这桩美元交易的结束，至少就我来说，我们这场愉快的相识也就到此为止了。令我气恼的是，我身边的麦克康纳这时却声音沙哑地说道：“再下一盘！”

麦克康纳挑战性的话简直使我大吃一惊；事实上他此刻给人的印象是个正要出拳的拳击家，而不是温文尔雅的绅士。也许这是他对岑托维奇对待我们的那种让人受不了的态度的回敬，也许仅仅是他一碰就跳起来的那种病态的虚荣心在作怪——反正麦克康纳的性格全变了。他满脸通红，一直红到额头的发根；由于心里生气，他的鼻翼鼓鼓的；显然，他身上在冒汗；他紧紧咬着嘴唇，深深的皱纹从嘴角一直伸到雄赳赳地往前突出的下巴。我在他的眼睛里发现了遏制不住的激情的烈焰，我心里感到不安。这种烈焰通常只有玩轮盘赌的赌徒，如果他下了双倍赌注，但接连六七次就是没碰上他所押的那个颜色时才会出现。此刻我知道，这种狂热的虚荣心将使他同岑托维奇不停地对弈下去，按原来的赌注或者加倍，一直下到他至少赢一盘为止，即使要耗掉他全部资产也在所不惜。如果岑托维奇坚持奉陪到底，那么他就在麦克康纳身上发现了一个金窖，他在到达布宜诺斯艾利斯之前就可以从这个金窖里挖出好几千美金来。

岑托维奇一动不动。“请吧，”他客气地回答，“现在该诸位先生执黑了。”

第二局也没有什么改观，只不过又来了几位好奇者，所以我们这个圈子不仅扩大了，而且也活跃多了。麦克康纳两眼直愣愣地盯着棋盘，仿佛他要以赢棋的愿望对棋子施行催眠术似的；我感觉到，为了向对手这个冷血动物扯着嗓门欢叫一声“将死了”，即使牺牲一千美元，他也会兴高采烈的。奇怪的是，他那强忍的激动不知不觉中也感染了我们。现在，每走一步都要进行比第一局更为热烈的讨论，每次直到最后一刻，在大家都同意给信号叫岑托维奇到我们桌上来的时候，总还会有人对大家的意见提出异议。渐渐地，我们弈至第十七步了。这时出现了极为有利的局势，对此我们自己都感到惊奇，因为我们成功地把c线上的卒一直推进到倒数第二格的c2；只要将卒往前推进到c1，我们的卒就可以升变为一个新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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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个胜机过于一目了然，我们心里反倒不很踏实；我们大家都心存疑虑，担心这个表面上看来是我们取得的优势极可能正是岑托维奇故意给我们设下的圈套，因为他对棋局看得比我们远得多。但是无论我们大家怎么煞费苦心地探索和讨论，还是找不到这个暗藏的花招。最后，允许我们考虑的时间快完了，我们决定就冒险走这一着。麦克康纳的手指都碰到了卒，想把它推到最后一个方格里。这时他感觉到胳膊猛的一下被紧紧抓住，有人轻声而激动地对他耳语：“上帝保佑！不能走这着！”

我们大家都情不自禁地转过脸去。一位大约四十五岁上下的先生，瘦削的脸上轮廓分明，脸色像石灰一样，白得出奇，先前在甲板上散步时就引起过我的注意。几分钟前我们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解决那步难棋，他大概就是那时来到我们这儿的。他感觉到我们的目光都在注视着他，便匆匆补充道：

“您现在如果把卒子升变为后，他马上就会用象c1来吃掉它，您再回马吃掉象。但是，这期间他把他的通路卒走到d7，威胁你们的车，你们即使跳马将军，也没有用，再走九到十步棋你们就输了。这同一九二二年皮斯吉仁大赛上阿廖欣与波戈留波夫交手时下的棋局几乎完全一样。”

麦克康纳大为诧异，其惊奇的程度绝不亚于我们。他放下手里的棋子，两眼紧紧盯着这位不速之客，这位像是从天而降、来助我们一臂之力的天使。一个能够预先计算出九步之后会有杀着的人，准是一流专家，说不定也是去参加这次国际象棋大赛的，没准还是冠军争夺者呢。他恰好在关键时刻突然到来并且伸出援助之手，这简直是异乎寻常的事。麦克康纳第一个回过神来。

“您有什么主意呢？”他激动地悄悄问道。

“卒子不要马上往前走，而是先避开！尤其要先把王从g8这个危险位置撤到h7。这样，他或许就转而进攻另一翼去了。不过您可把车从c8退到c4来阻挡；于是，他就得多走两步，丢掉一个卒，这样也就失去了优势。这么一来，盘面上就成了卒对卒，如果您防守不出破绽，就可以下成和棋。更高的奢望是达不到了。”

我们再次惊诧不已，啧啧称奇。他计算得那么精确和快速，真有点邪乎，这些步子他仿佛是照棋谱念的。真是意想不到，我们与世界冠军对弈的这盘棋在他的参与下，居然有下和的机会，怎么说也神了。我们大家不约而同地往旁边挪了挪，好让他看到棋盘。麦克康纳又问了一次：

“那么就把王从g8走到h7？”

“对！最要紧的是先避开！”

麦克康纳照此走了一着，我们敲了玻璃杯。岑托维奇迈着惯常的漫不经心的步子走到我们桌边，朝我们这步对着打量一眼，接着就把王翼的卒h2进到h4，同我们这位素不相识的救星所预言的完全一样。这位陌生人这时激动地悄声说：

“进车，进车，从c8进到c4，这样他就非得保卒不可。不过他这样走也无济于事！您马c3进d5，不用管他的通路卒，这样就重新建立了均势，随后就全力压过去，不用守了！”

我们不明白他所说的。对我们来说，他说的全是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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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一旦对他着了迷，麦克康纳也就不假思索地照他的意见行棋。我们又敲了玻璃杯，把岑托维奇叫了过来。这回他第一次没有迅速做出决定，而是紧张地注视着棋盘。随后他下的那着棋正是这位陌生人先就向我们点明的。岑托维奇落子以后正转身要走，可是就在他尚未转身之前，发生了一件谁也没有意想到的新奇事。岑托维奇抬起眼睛，把我们每个人都打量一番；很显然，他是想找出那个一下子对他进行这么顽强抵抗的人来。

从这一瞬间起，我们心情之激动到了难以估量的程度。在此之前我们下棋的时候并没有抱多大的希望，现在我们都想煞煞岑托维奇的冷漠和傲慢。这个想法使我们大家热血沸腾，兴奋不已。但是，这时我们的新朋友已经对下一步棋做了安排，我们可以把岑托维奇叫来了。我拿起匙子敲玻璃杯的时候，手指都在发抖。现在我们第一个胜利已经到来了。岑托维奇此前一直是站着下棋的，现在他犹豫了好一阵，终于坐了下来。他坐下去的时候动作缓慢而迟钝；就这样，他与我们之间纯粹从身体上来说，他迄今为止的那种居高临下的架势没有了。我们迫使他至少在空间上同我们处于同一平面上。他考虑了很长时间，低垂的眼睛一动不动地紧盯棋盘，因此几乎连他黑眼睑下面的眼珠也看不到。在紧张的思考中，他的嘴慢慢地张开，这样就赋予他的圆脸以一种单纯的表情。岑托维奇考虑了几秒钟，然后走了一着棋，就站了起来。我们的朋友随即低声说道：

“这步棋是拖延战术！想得倒好！但是不要上他的当！逼他兑子，非兑不可，这样便是和棋了，现在神仙也帮不了他的忙。”

麦克康纳完全照他的意思走棋。接下来的几步双方你来我往，我们对此更是莫名其妙，实际上我们其余的人早就沦为了摆摆样子的龙套。大约弈了七个回合之后，岑托维奇经过长时间的思考，抬起头来说：“和了。”

一刹那室内鸦雀无声。我们突然听到海浪的喧嚣，休息厅的收音机里传来爵士音乐，甲板上散步者的脚步声以及从窗缝里透进来的轻微的风声都听得清清楚楚。我们人人屏住呼吸，事情来得太突然，大家还没有回过神来，这位陌生人居然能将他的意志强加于世界冠军，把这盘已经输了一半的棋下和，这真使我们目瞪口呆。麦克康纳突然往后一靠，随着快乐的“啊！”的一声，他憋着的那口气咻地一下从嘴里吐了出来。我又对岑托维奇进行了观察。在下最后这几着棋的时候，我就觉得，他的脸色仿佛更加苍白了。但是他很善于控制自己，仍然保持着看起来满不在乎的木讷神情，一面用镇定的手归拾棋盘上的棋子，一面漫不经心地问道：

“先生们还想下第三盘吗？”

这个问题他纯粹是就事论事地从纯商业的角度提的。但奇怪的是，他提问时并没有看麦克康纳，而是抬起眼睛直接紧紧地盯着我们的救星。他准是从最后几着棋上认出了他事实上的、真正的对手，就像一匹马能从骑者更加稳健的骑姿上认出一位新的、更好的骑手来一样。无意中我们也随着他的目光急切地望着这位陌生人。可是陌生人尚未来得及考虑或答复，正陶醉在虚荣之中、万分激动的麦克康纳就已经以胜利者姿态在冲着他喊了：

“那当然！但是现在您得一个人跟他下！您一个人同岑托维奇对弈！”

然而，这时发生了一件未曾预料到的事情。很奇怪，这位陌生人还一直在紧张地盯着那张棋盘，而棋盘上的棋子已经收拾起来了。他感觉到所有人的眼睛都在注视他，而且人家又那么热情地在同他说话，不觉大为骇然，脸上现出十分慌张的神情。

“绝对不行，先生们，”他结结巴巴地说，显然有点惊惶失措，“这完全不可能……没有考虑的余地……我已经有二十年，不，是二十五年没有挨过棋盘了……我现在才看到，未得你们允许就参与你们的棋局，这样的举止是多么的不得体……请你们原谅我的冒失……我一定不再继续打搅了。”听了这话我们都很愕然，大家还没有回过神来，他已经转身离开了吸烟室。

“这根本不可能！”性格豪爽的麦克康纳用拳头捶着桌子吼道，“他说有二十五年没有下过棋了，绝对不可能！他每一着棋，每一步对着都预先算到五六步之外。这种本事绝非瞬息之间就可学会的。所以他说的绝无可能——是不是？”

最后这个问题麦克康纳是下意识地向岑托维奇提的。但是这位世界冠军不为所动，依然是冷冰冰的。

“对此我无法做出判断。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位先生的棋下得有点奇怪，也很有意思，因此我也故意给了他一个机会。”说着，他便懒洋洋地站起身来，并以他讲究实际的方式补充道：

“如果这位先生或者在座的诸位先生明天想再下一局，那我从下午三点钟以后愿意奉陪。”

我们都忍不住轻声笑了。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岑托维奇绝不是慷慨地让给我们这位不相识的援手一个机会，他的这种说法无非是掩饰自己没有下好的一个幼稚的遁词而已。因此我们心里滋长起更加强烈的愿望，要亲眼看着把他这种盛气凌人的态度打掉。我们这些心平气和、懒懒散散的乘客心里一下子生起一股疯狂的、充满虚荣心的战斗豪情，因为如果正巧在我们这艘航行在汪洋中的船上能摘下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头上的桂冠，这个记录定会由电讯迅速传遍全世界。这个想法很具挑战性，令我们为之着迷。另外，那种神秘而蹊跷的事也颇有刺激性：恰好在关键时刻我们的救星出乎意料地来介入我们的棋局，他那几乎有点怯生生的谦虚同那位职业棋手那种趾高气扬的神气正好形成对照。这位陌生人是谁？难道通过这里的这次偶然巧遇我们竟找到了一位尚未被发现的国际象棋天才？或是出于某种尚不清楚的原因，一位著名的国际象棋大师对我们隐瞒了自己的名字？我们兴奋地讨论了所有这些可能性。我们认为，为了把这个陌生人谜一般的胆怯和出人意料的自述同他精妙绝伦的棋艺联系在一起，即使是最最大胆的假设也不为过。不过有个问题我们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那就是绝不放弃再杀一盘。我们决定，要不遗余力地促使我们的支援者第二天同岑托维奇对弈一盘，麦克康纳答应由他来承担这次比赛经济上的风险。这期间我们从乘务员那里了解到，我们不认识的这位先生是奥地利人，而我是陌生人的同乡，所以大家就委托我把大家的请求转达给他。

不用很长时间，我就在甲板上找到了匆匆溜掉的那位先生。他正躺在躺椅上看书。我在朝他走去之前，先抓住这个机会将他端详一番。他轮廓分明的脑袋枕在枕头上显得稍稍有些疲劳；这张还比较年轻的脸显得出奇的苍白，这再次引起我的特别注意；两鬓的头发雪白，白得闪闪发亮。不知是什么原因，我有这么个印象，觉得这个人准是突然变老的。我刚走到他跟前，他就很有礼貌地站起身来，介绍自己的姓名。我听了马上就觉得很熟悉，这是奥地利一家古老的名门望族的姓氏。我想起姓此姓的人中，有位是舒伯特的密友，老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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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位御医也出身于这个家族。我向B博士转达我们的请求，希望他接受岑托维奇的挑战，他听了显然感到非常惊讶。这表明，他根本不知道刚才与之对弈的是位世界冠军，而且是目前战绩最好的世界冠军，而那盘棋他却光荣地将对手顶住了。由于某种原因，我说的这个情况似乎对他产生了特殊的印象，因为他一再反反复复地问，我是否真有把握，他的对手确实是公认的世界冠军。我马上就发现，这个情况使得我的任务完成起来容易得多了，至于万一棋输了，经济上的风险将由麦克康纳来承担这件事，由于考虑到B博士比较敏感，所以觉得还是不对他说为好。经过好一阵犹豫，B博士最终答应比赛一次，不过他特别请我提醒其他几位先生，千万不要对他的棋艺抱过分的希望。

“因为，”他脸上带着沉思的微笑补充说，“我真不知道，我能不能正确地按照各种规则来下棋。我从中学时代起，也就是说自二十多年以来我连棋子都没有再摸过，请相信我，这绝不是假谦虚。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下棋也没有特殊的才华。”

他这话说得极其自然，使我对他的真诚没有一点儿怀疑。可是他对各个大师的每盘具体的棋局又记得那么清楚，对此我又不得不表露出我的惊讶；我说，无论怎么说，他至少在理论上对国际象棋总是做过很多研究吧。B博士又露出那奇怪的梦幻般的笑容。

“做过很多研究！——天知道，倒可以这么说，我对国际象棋做过许多研究。但那是在非常特殊的、是在史无前例的情况下发生的。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故事，充其量只能把它当作我们这个可爱的伟大时代的一个小插曲。要是您有半小时耐心的话……”

他指了指旁边的一把躺椅。我愉快地接受了他的邀请。我们周围没有其他人。B博士把看书时戴上的老花镜摘下放于一边，开始说：

“承蒙您提到，您是维也纳人，还记得我们家族的姓氏。不过我猜您准没听说过那个律师事务所。它起初是我父亲和我、后来是我单独主持的，因为我们不办理报上讨论的案件，我们的规矩是不接受新的当事人的委托。实际上我们已经不再从事正式的律师事务了。我们的业务只限于法律咨询，主要是受委托管理大修道院的财产，我父亲以前是天主教党的议员，所以同各大修道院关系很密切。此外，有些皇室成员的财产也委托我们管理。因为君主政体已经成了历史，所以这方面的情况我们今天可以谈了。我们家族同皇室以及天主教会的联系从上两代就开始了，我叔叔是皇帝的御医，另一位叔叔是塞滕施特滕修道院院长。我们只是保持了这些联系。这是一种静悄悄的，我想说是一种无声的活动，因为当事人对我们家族历来都很信任，所以我们依旧做着这份工作。这个工作只要求严格的保密和可靠，此外并没有更多的要求，而先父正是具有这两种品质的典范；由于他的谨慎，所以无论是在通货膨胀的年代还是政权变革时期，实际上他都为当事人成功地保存了可观的财富。后来德国希特勒上台，开始掠夺教会和修道院的财产，于是德国那边就同我们进行各种谈判和交易，以通过我们的手保住他们的动产免遭没收，关于罗马教廷和皇室进行的某些秘密政治谈判，我们两人知道的比外界知道的要多得多。正因为我们事务所并不惹人注目，门上连牌子都不挂，外加我们两人都很小心谨慎，有意避免同保皇派来往，所以我们很保险，没有人擅自对我们进行调查。事实上在那些年里奥地利当局从未料到，皇室的秘密信使交接最重要的信件一直都是在我们设在五层楼上的那个不起眼的事务所里进行的。

“纳粹分子早在扩充军备，妄图征服世界之前，就开始在其邻国组织一支同样危险的和训练有素的军队——由受歧视、受冷落和受损害的人组成的军团。他们在每个机关企业里都设立了所谓的‘支部’；他们的坐探和间谍无处不在，包括在陶尔斐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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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舒施尼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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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私人宅邸里。就是在我们这个很不起眼的事务所里也安插了他们的人，可惜我知道得太晚了。当然，此人只不过是个可怜而无能的办事员。他是一位神甫介绍来的，我雇用他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使我们事务所对外像是个正规机构的样子；实际上我们只用他办些无关紧要的差事，接接电话，整理整理文件，当然是那些无足轻重、不会引起怀疑的文件。他不许拆信件，所有的重要信件都是我亲手用打字机打的，不留副本；每份重要文件我都拿回家去；所有的秘密会谈全都挪到修道院院长办公室或我叔叔的诊室去进行。由于采取了这些预防措施，所有重大的事情这名坐探一件都未曾看到；但是由于发生一件不幸的偶然事件，这心怀叵测、追名逐利之徒一定发现我们不信任他，背着他做了种种很有意思的事。也许有次我们不在，信使没有按照约定称‘贝恩男爵’，而是一不小心说了‘陛下’这个词，要不就是这无赖非法拆看了信件——总之，在我怀疑他之前，他就从慕尼黑或柏林接受了监视我们的任务。一直到后来，我被捕入狱已经很久了，我才想起，开始的时候他工作马虎大意，而在最后几个月却忽然变得积极起来，而且好多次几乎是死皮赖脸地主动要求将我的信件送往邮局。我不能说我没有某些疏忽大意之处，但是那些伟大的外交家和将军到头来不也是被希特勒那套伎俩狠狠地耍弄了吗？盖世太保早就将我牢牢地盯住了，下面这件事就是最具体的证明：就在舒施尼格宣布下野的那个晚上，也就是希特勒进入维也纳的前一天，我已经被党卫队逮捕了。幸好，我一听到舒施尼格的辞职演说，就把最最重要的文件全部烧毁了，余下的文件连同为证明几所修道院和两位大公爵存在国外的财产所不可缺少的凭据，我真是在冲锋队破门而入之前的最后一分钟将其统统塞在一只盛脏衣服的筐里，让我那年迈而可靠的女管家送到我叔叔那边去的。”

B博士停下来点了一支烟。借着闪烁的火光，我发现他的右嘴角神经质地抽搐了一下，这我先前就已经注意到了，现在我观察到，每隔几分钟就要抽搐一次。这只是微微抽动一下，就像拂过一丝微风，但是它却使这张脸显出引人注意的心神不安的神情。

“您大概在猜想，现在我要给您讲关于集中营的事——所有忠于我们古老的奥地利的人都被押解来关在那里——讲我在集中营里受到的侮辱、拷打和刑讯了吧。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我被列入另外一类。我没有被驱赶到那些不幸的人那儿去，纳粹分子对他们施行肉体和精神折磨，把长期积聚起来的仇恨一股脑儿都发泄在他们身上。我被归入另外一类人之中，这类人数量不多，纳粹分子想从他们身上逼取金钱或者重要情报。本来，盖世太保对我这个本不值一提的小人物当然毫无兴趣，但他们一定已经获悉，我们曾经是他们最顽强的敌人的财产代理人、经管人和亲信，他们指望从我身上榨取可以构成罪证的材料，既可用来反对修道院，证明它们非法牟利，也可用来反对皇室以及所有那些在奥地利不惜流血牺牲为维护君主王朝而竭尽全力的人。他们猜想——真的，这倒并非空穴来风——我们经手转移出去的那些资金，绝大部分还藏着，他们想夺过去，可又无从下手；所以他们当天就把我抓了去，想用他们那套行之有效的方法迫使我供出这些秘密。他们想要在我这类人身上榨取金钱或者重要材料，所以没有把我们送进集中营，而是给我们以特殊待遇。您也许还记得，我们的总理以及罗斯柴尔德男爵——纳粹分子指望从他的亲属那里敲诈数百万——都没有被投进铁丝网围着的战俘营，而是表面上给予优待，被送进大都会饭店——同时也是盖世太保的总部——每人住一单间。我这个不起眼的小人物居然也得到了这种奖励。

“在饭店里住单间——这话本身听起来就极其人道，不是吗？可是请您相信我，他们没有把我们这些‘知名人士’塞进二十个人挤在一起的冰冷的木棚里，而是让我们住在供暖还不错的饭店单间里，这绝不是他们给予我们的一种更人道的待遇，而是挖空心思想出来的更加狡猾的方法。他们想从我们嘴里逼出他们所需要的‘材料’，采用的不是毒打或者用刑，而是以杀人不见血的方式，采用最最狡猾歹毒的隔离手段。他们并没有对我们怎么样，只是将我们置于完全的虚空里。大家都知道，像虚空那样对人的心灵所产生的那种压力是世界上任何东西都办不到的。他们把我们每个人分别关在一个完完全全的真空里，关进一间同外界绝对隔绝的房间里，不用拷打和冰冻从外部给我们压力，而是让我们从内心产生一种压力，最终撬开我们的两片嘴唇。乍一看，安排给我的房间绝对不能说不舒服。这房间有一扇门，一张床，一把沙发椅，一个洗脸盆，一扇上了栅栏的窗户。可是这扇门白天黑夜都是锁着的，桌上不许放纸和铅笔，窗户外面是一道防火墙；在我周围，甚至在我自己身上都是空无所有。我的每样东西都被搜走了：搜走手表，让我不知道时间；搜走铅笔，我就无法写东西；搜走小刀，使我无法割断动脉血管；就连抽支烟稍微提提神也不允许。除了不许说话、不许回答问题的看守，我见不到一张人的脸，听不到一点人的声音；从早晨到夜晚，从夜晚到早晨，眼睛、耳朵以及所有其他感官都得不到一丝养料，你成天寂寂一身，茕茕孑立，守着桌子、床、窗户、洗脸盆等四五件不会说话的东西，一筹莫展；你就像玻璃罩里的潜水员，身处寂静无声的黑黝黝的海洋里，甚至感觉到通向外部世界的绳索已经扯断，你永远不会被人从这无声的深底拉回到水面上去了。整天没什么事可做，没什么东西可听，没什么东西可看，你的周围到处是一片虚空，一片绵延不断的完全没有空间和时间的虚空。你走来走去，走去走来，来来回回，循环往复。但是，即使是看似毫无实体形迹的思想也需要一个支撑点啊，否则它就要开始旋转，就要毫无意义地围着自己转圈；思想也受不了虚空。你从早到晚期待着什么，可是什么也没有发生。你等啊，等啊，等啊，你想啊，想啊，想啊，直到太阳穴发痛。什么也没有发生。你仍是孤独一人。孤独一人。孤独一人。

“这样延续了十四天，我在时间之外，世界之外生活的十四天。要是当时爆发了战争，我也不会知道；我的世界就只有桌子、门、床、洗脸盆、沙发椅、窗户和墙这几样东西，我整天凝视着同一面墙上的同一张壁纸，久而久之，壁纸上锯齿形图案的每根线条都好似用刻刀刻进我大脑深处的褶皱里去了。后来，审讯终于开始了。突然来传我了，也弄不清那是白天还是夜里。他们喊了我的名字，押着我穿过几条走廊，也不知道要带我到哪里去；后来，在一个什么地方等着，也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突然，又站在了一张桌子前面，桌旁坐着几个穿制服的人。桌上堆着一叠纸：那是档案，不知道里面是些什么材料。接着就开始提问，这些问题真真假假，有的单刀直入，有的阴险奸诈，有的声东击西，有的设置圈套；你回答问题的时候，陌生而恶毒的手指在翻材料，你不知道里面有些什么东西，陌生而恶毒的手指在审讯记录上写些什么，你不知道写的是什么。可是，对我来说，这次审讯中最可怕的是，我始终猜不出，也估计不到，盖世太保对我们事务所的事情确实已经知道了哪些，哪些想从我口里获取。我已经对您说过，在最后一刻让女管家把那些可以构成罪证的文件送到我叔叔那里去了。可是，他收到这些文件了？他没有收到？那个坐探办事员泄露了多少？他们截住了多少信件？这期间在我们代理的那些德国修道院也许已经撬开了某个糊涂神甫的嘴，那么到底逼出了多少秘密？他们问呀，问呀，没完没了地问。我给修道院买过哪些有价证券，同哪些银行有通信往来？我认不认识一位某某先生？我收到过瑞士或者某某地方的信件没有？我一点也估计不出，他们到底查到了多少问题，所以我每个回答关系都非常重大。要是我承认了他们尚未掌握的某件事，我也许就会无谓地使某人罹难；我要是什么都不承认，那就自己害了自己。

“不过，审讯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审讯以后回到我那虚空之中，回到那个有着同一张桌子、同一张床、同一个洗脸盆和同样的壁纸的同样的房间里。因为只要我单独一人的时候，我就要重新琢磨审讯的情况，思考怎么回答才最聪明，下次提审也许会因我说话不小心而引起他们的怀疑，如果这样，我该怎么说才能弥补。我仔细思量，反复琢磨，认真检查我向预审官说的每一句证词，把他们提出的每个问题和我回答的每一句话都简要重复一遍，想估量一下我说的话有哪些可能被记录在案。不过我知道，我永远也估计不出来，也不会知道。但是这些思想一旦在这虚无的空间里发动起来，就不停地在脑袋里转动，翻来覆去，循环往复，还不断地想出一些新的事情来，而且睡着了脑袋里还在转；每次审讯之后，我脑子里还在经历着那些提问，深究和折磨的煎熬，或许甚至比审讯时的折磨更为残忍，因为每次审讯一个小时就结束了，而审讯之后由于寂寞的无情折磨，脑袋所受的煎熬却是没有完结的时候。我的四周总是只有桌子、柜子、床、壁纸、窗户，没有任何分散我注意力的东西，没有书，没有报纸，没有陌生的面孔，没有可以记点东西的铅笔，没有可以用来玩的火柴，没有，没有，什么都没有。现在我才发觉，把人单独囚禁在饭店的房间里这一套做法用心何其险恶，对人精神上的摧残又何其厉害。要是在集中营里，也许得用小车推石头，推得两只手磨出血来，两只脚冻僵在鞋里，可能得二三十人挤在一个又臭又冷的小屋里。可是你能看到人的脸，可以将目光投向一片田地，一辆手推车，一棵树，一颗星星，以及别的什么东西，而这里呢，你周围都是同样的东西，始终都是这些东西，从来不会改变，真是可怕。这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使我分心，使我从自己的思想、从自己的胡思乱想、从自己病态地将审讯时的提问和自己的回答不断复述中解脱出来。而这一点恰恰正是他们打的如意算盘——他们要憋死你，要让你自己的思想来憋你，直到憋得你喘不过气来，你别无他法，最后只好向他们吐露真相，将他们想要的一切招供出来，归终把材料和人统统抛了出来。我渐渐感觉到，在这虚空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压力下，我的神经开始松弛了，我意识到这种危险，便把神经绷得紧紧的，我想，即使把每根神经都绷断，也要找到或者想出点事情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为了使自己有点事做，我就试着把以前会背的东西，如民歌、儿歌、中学课本里的幽默故事、民法条款等，一一朗诵出来，并再复述一遍。后来我又试着演算，随便拿些数字来相加、相除，可是在虚空中我的记忆缺少附着力，没有能使我的思想集中在上面的东西。脑袋里老是出现和闪烁着这个想法：他们知道什么？我昨天说了些什么，下次又该说些什么？

“这种真是难以描述的状况延续了四个月。四个月，写起来容易，才不过两个字！说起来也容易：四个月，一共才四个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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嘴唇动一下就把这几个音发出来了：四个月！但是谁也无法描述，测定，谁也无法用直观例子向别人、也无法向自己说明，在没有空间、没有时间的情况下时间有多长，无法向别人讲清楚，这虚空，虚空，你周围的虚空是如何蛀食和摧毁你的心灵的，整日所见就只有桌子、床、洗脸盆和壁纸，屋里成天都是沉默，成天是同一个看守，他看都不看你一眼就把饭塞了进来，时时刻刻是同样的思想在虚空中围着你转啊转，直弄得你神经错乱，疯疯癫癫为止。我心里惴惴不安，从一些细小的征兆中我发觉自己的脑子混乱了。起先，在审讯的时候心里是清楚的，陈述冷静沉着，深思熟虑；哪些该说，哪些不该说，这种双重思维还在起作用。现在我连说最简单的句子都是结结巴巴的，因为我在作法庭陈述时，眼睛总像是着了魔似的愣愣地盯着那支往纸上做着记录的笔，仿佛我想追上自己说的话似的。我感觉到，我的力气越来越不济了，我感觉到，为了救我自己，我将会把自己所知道的一切，也许还有更多的东西全部交代出来，为了摆脱虚空的窒息，我将会出卖十二个人，供出他们的秘密，而我自己呢，除了片刻休息之外，什么好处也得不着，我感觉到这样的一刻越来越近了。一天晚上确已走到了这一步：在我快要憋死的当间，看守恰好给我送饭来，于是我就突然朝他背后喊：‘您带我去审讯！我什么都交代！什么都交代！我要交代文件在哪儿，钱在哪儿！我统统都交代，彻底交代！’幸好他没有听到更多的东西，或许他也不想听我说。

“在这极其艰难的时刻，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这件事把我救了，至少在一段时间里把我救了。那是七月底一个乌云密布的阴沉沉的雨天：我所以还清楚地记得这个细节，那是因为我被押去审讯、穿过走廊时，雨水正噼噼啪啪地打在玻璃窗上。我得在预审的候审室里等着。每次带去受审都得等，让你等，这也是一种手法。首先，通过叫喊，通过深夜里突然把你从囚室里提溜去受审，让你的神经高度紧张起来，然后，等你做好审讯准备，思想和意志都振作起来准备反击时，他们又让你等着，毫无意义地、无缘无故地等着，一小时，两小时，三小时地等着，等得你身心交瘁。在星期四，七月二十七日，这一天他们让我等得特别长，让我在候审室站着等了两个小时；这个日期我所以还记得，那是有个特别原因的。在候审室里当然不许我坐，我在那里站了两个小时，腿都要站断了。候审室里挂了一本月历，我无法向您解释，在当时如饥似渴地向往着印刷的和手写的东西的情况下，我是如何目不转睛地，如何牢牢地紧盯着墙上‘七月二十七日’这几个字的；我仿佛把这几个字吞进了肚里，刻在了脑子里。随后我又等着，等着，眼睛注视着房门，看它什么时候终于会打开，同时心里在思考，审判官这次会问我什么问题，不过我也知道，他们问的问题可能和我准备的截然不同。但是不管怎么说，这种等待和站立的折磨同时也是一件好事，一种快乐，因为这间屋子怎么说也和我那间不一样，不一样，要稍微大一点，有两扇窗户，而我那间只有一扇，还有，这里没有床，没有洗脸盆，窗台上也没有那道明显的、我观察了几百万次的裂缝。房门油漆的颜色也不一样，靠墙放着另一把沙发椅，左边是一个档案柜，以及一个有挂钩的衣帽架，挂钩上挂着三四件湿军大衣，那是折磨我的刑警们的大衣。也就是说，我在这里可以看到一些新东西，同我那屋里不一样的东西，我那饥饿的眼睛终于又可以看到一些别的东西了，它们贪婪地盯着每一件东西。我细细察看这几件大衣上的每一个皱褶，譬如说，我看到一件大衣的湿领子上挂着一颗水滴，您听起来一定很好笑。我怀着莫名其妙的激动心情等待着，看这颗水滴最后会不会克服重力作用，继续长久地附着在衣领上——是的，凝视着这颗水滴，屏住呼吸对它凝视了数分钟之久，仿佛这颗水滴上悬挂着我的生命似的。后来水滴终于滚落下来了，我就开始数大衣上的纽扣，一件是八颗，另一件也是八颗，第三件是十颗，接着我又比较大衣的翻领；我饥渴难当的眼睛以一种我无法描述的贪婪触摸、把玩和抓住所有这些可笑的微不足道的小事。突然，我的目光呆呆地盯着一样东西。我发现，一件大衣的口袋鼓鼓的。我走近一些，凸起的东西呈长方形。从这一点我就看出这个略为有点鼓突的口袋里藏着的东西：一本书！我的双膝开始发抖：一本书！我已经有四个月手里没有拿过书了，光是想象一本书，想象书里可以看到一个挨一个的字排列成一本书的一行行，一页页，一张张，可以阅读和追踪别的一些新的、不熟悉的、可以分散注意力的思想，并将这些思想记在脑子里——光是这么一想。就令你心驰神往，销魂荡魄。我的眼睛像着了魔似的紧紧盯着那个小小的鼓突的地方，我的灼热的目光紧紧盯着那个不显眼的地方，仿佛想要在大衣上烧个窟窿似的。我终于无法抑制自己的贪欲；我下意识地一点点移近去。我思忖，这回至少可以隔着呢料拿手触摸一本书了。这个想法使我手指上的神经一直热到指甲上。几乎在不知不觉中，我往那儿越挨越近。幸好看守没有注意我这个肯定很奇怪的举动；也许他也觉得，一个人直直地站了两个小时以后，想稍微往墙上靠靠，这是很自然的。我终于站在挨大衣很近的地方了，我故意把双手反背着，以便人不知鬼不觉地碰到大衣。我触摸了呢料，透过面料我确实感觉到有个长方形的东西，这东西可以弯曲，而且还会窸窣作响——一本书！一本书！偷走这本书！这个念头像枪弹似的穿过我的脑子。也许会成功，你可以把书藏在囚室里，然后就读啊读，终于又可以读到书了！这个想法刚闪进我的脑袋，就像烈性毒药似的发生作用了：我耳朵里一下子嗡嗡直响，我的心怦怦直跳，双手冰凉，都不听使唤了。但是经过第一阵沉迷之后，我又轻轻地、巧妙地更往大衣挨近，两眼紧紧盯着看守，同时用藏在背后的双手把口袋里的那本书从下往上托起。接着将书一把抓住，再轻轻地、小心翼翼地一抽，突然，这本不很厚的小书就到了我的手里。现在我才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怕。但是我又不能再把书放回去了。可是把书往哪儿放呢？我把书从背后塞到裤子里，掖在系腰带的地方，再从那里将它慢慢挪到腰部，这样走路的时候我就可以像军人那样用手贴着裤缝，把书压住。现在该做第一次试验了。我离开衣架，一步，两步，三步。行。只要把手紧紧压着腰带，走路的时候就可以把书夹住。

“接着就开始审讯了。这次受审我付出的精力比哪次都多，因为这回我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其实并没有把全部精力集中在我的口供上，而是首先一心想着要不露声色地把书夹住。幸好这次审讯很快就结束了，我安然将书带到我的房间——我不想详述种种细节来耽误您的时间，因为在走廊里书一下从裤子里滑了下来，真危险，我不得不假装一阵剧烈的咳嗽，咳得弯下腰去，把书重新安然塞回到腰带下。不过，当我带着这本书回到我的地狱里，终于独自一人、可又不再是独自一人的时候，我是什么样的心情啊！

“您大概会想，我一定立即抓起书来看了看，就读了起来。完全不是！首先我要品味一下阅读前的乐趣。我身边有了一本书，自己可以先去幻想一番，这本窃得的书最好是哪一类，这是一种故意延缓的、并且使我的神经奇妙地兴奋起来的快乐：首先这是一本印得很密的书，有很多很多字，有很多很多薄薄的书页，这样我就可以多读一些时间，再就是，我希望这是一本能够在精神上给我激励的作品，不是肤浅的、轻松的作品，而是本可以学习、可以背诵的作品，最好是诗歌，是歌德或荷马——这是个多么大胆的梦啊！可是我终于无法继续控制住自己的欲望和好奇心了。我往床上一躺——这样，万一看守突然把门打开，他也抓不住我的把柄——哆哆嗦嗦地从腰带下抽出书来。

“看了第一眼就使我大为扫兴，甚至感到极其恼怒：冒着那么大的危险窃得的这本书，积聚着那么热烈的期望的这本书只是一本棋谱，是一百五十盘名局汇编。要不是我的窗户闩着，关得严严实实的，我一怒之下不把书从窗户里扔出去才怪，我要这么一本毫无意义的书有什么用？我上中学时像大多数学生一样，无聊的时候偶尔也下棋玩玩。可是这本理论的东西我要它干吗？没有对手可不能下棋，更不用说没有棋子和棋盘了。我懊恼地把这本棋谱浏览了一下，心想说不定会发现什么可读的东西呢，譬如说一篇序言啦，一篇导读啦。但是除了一盘盘名局的干巴巴的正方形棋图以及棋图之下起先令我莫名其妙的符号，诸如a2—a3，Sf1—g3之外，其他什么也没有。这一切我觉得像是一种无法解开的代数方程式。后来我才渐渐地猜出，a、b、c这些字母代表经线，数字1至8代表纬线，两者相合就可以确定每个棋子的位置。这么一来，这些纯粹图解式的示意图毕竟获得了一种语言。我思忖，也许我可以在囚室里做一个棋盘，然后就照着棋谱把这些棋局摆一摆；像是上天的旨意，我床单的图案恰好是粗线条的方格子。把床单好好一叠，终于把它摺出六十四个方格来了。于是我就先把书藏在褥子底下，并将书的第一页撕掉。接着我就开始用我省下来的小块面包屑做成王、后等棋子的样子，不言而喻，棋子做得很可笑，很不完美。经过不断努力，我终于可以在方格床单上摆出棋谱上标明的各个位置了。我把这些可笑的面包屑棋子的一半涂上灰，使颜色深一些，以示区别。但是当我试图用这些棋子将一局棋从头到尾复盘时，起初我失败了。头几天我摆棋的时候，摆着摆着就乱套了，一局棋我就得摆五次，十次，二十次，每次都是从头摆起。不过世界上有谁像我这个虚空的奴隶拥有那么多无法利用的和毫无用处的时间呢？又有谁有那么多无法估量的欲望和耐心呢？六天以后我已经能完美地把这盘棋下完了，再过八天我连面包屑都不用放在床单上，就可以把棋谱上这一盘每步棋的位置记得清清楚楚，再过八天，连方格床单也用不着了。起先棋谱上a1、a2、c7、c8这些抽象的符号现在在我脑子里都自动变成了一个个看得见的形象化的位置。这个转化完全成功了：我将棋盘连同棋子都投影在我的脑袋里，光用棋界用语就能看到每步棋的位置，就像一位训练有素的音乐家，只要朝乐谱看上一眼，就足以听出各个声部以及和声来。又过了十四天，我已经能毫不费力地背下棋谱上的每一盘棋——用行话来说，就是下盲棋。现在我才开始懂得，我这次大胆的偷窃给我带来了无可估量的欣慰。因为我一下子有事做了——如果您愿意也可以说这是毫无意义、毫无用处的事，不过它确实摧毁了包围着我的虚空，有了一百五十盘棋的棋谱，我就有了一件神奇的武器来抵御令人窒息的时空的单调。为了使这项新找来的事儿始终保持它的魅力，从现在起我把每天的时间做了精确的划分：上午摆两盘，下午摆两盘，晚上再快速复一次盘。在此之前，我的日子像明胶一样无形无状地延伸着，现在可是填得满满的了，我有事做了，而又不感到疲倦，因为下棋具有一种奇妙的好处，可使智力专注于一个狭窄的范围里，不论如何费劲思考，脑子也不会松弛，相反，会更加增强大脑的灵活和张力。起初我只是机械地照着名局摆棋，在这过程中，在我心里慢慢开始出现一种对国际象棋的艺术妙趣横生的理解。我学会了进攻和防御的精微着法，行棋布阵的谋略和深邃的洞察力，我掌握了预先计算，互相呼应和巧妙应着等技巧，不久就能准确无误地识得每位国际象棋大师棋风的个人特点，就像一个人只消读几行诗就能确定该诗出自哪位诗人之手一样。这件事开始时纯粹是为了填满时间而干的，现在变成了享受，阿廖欣、拉斯克、波戈留波夫、塔尔塔柯威尔等伟大的国际象棋战略家的形象，宛若亲爱的朋友，都来到我这寂寞的斗室。棋局中无穷无尽的变化使这间不会说话的囚室每天都充满了生气，正是因为我的练习很有规律性，使我原本已经受了损害的思维能力又恢复了自信；我感觉到我的脑子又重新活跃和振奋起来了。而且由于不断进行思维训练，甚至还好像磨得更锋利了。我考虑问题的时候思路更清晰，思想更集中，这一点尤其是在审讯的时候得到了证明：不知不觉中，在棋盘上对付虚假的讹诈和暗藏的诡计方面达到了完美无缺的程度；从这时起提审的时候我再也不露出任何破绽，我甚至还觉得，盖世太保们渐渐开始带着某种敬意来观察我了。也许他们在暗暗自问，他们看着其他人都垮了，唯独我还在进行不屈不挠的反抗，这种力量是从哪些秘密源泉汲取的？

“这是我的幸福时光，我日复一日地将棋谱上的一百五十盘棋局系统地一一进行复盘，这段时间大约延续了两个半月至三个月。随后出乎意料，我又遇到了一个死点。突然之间我又重新面对一片虚空，因为我把每盘棋都从头到尾下了二三十次，这样，这些棋局就失去了新鲜的魅力，不再给人以惊喜，先前那种令人兴奋、令人激动的力量枯竭了。这些棋局的每一步我早已背得滚瓜烂熟，再一次又一次地将它们重复又有什么意思？刚一开局，这盘棋的进程就像自动在我心里展开了，已经不再有惊喜，不再有紧张，不再有任何问题了。为了使自己有事可做，为了给自己制造已经成了不可或缺的劳累，并分散自己的注意力，我真需要另一本汇集了别的棋局的书。可是这是完全不可能的，所以在这条奇怪的歧途上只有一条路：必须自己发明新的棋局来代替旧的棋局。我必须设法跟自己下，更确切地说，是向自己作战。

“我不知道，对于这种‘游戏中的游戏’——同自己对弈的精神状态您了解到何种程度。但是只要粗略一想，就足以明白，下国际象棋是一种纯粹的、没有偶然性的思维游戏，因此要跟自己对弈的想法从逻辑上来说是荒谬的。国际象棋的引人入胜之处，从根本上来说仅仅在于其战略是在两个不同的脑袋里不同地发展的，在这种精神战争中黑方并不知道白方的花招，所以不断想方设法去猜测和挫败其诡计，同时就白方而言，对于黑方的秘密意图它力图预先加以识破，给予反击。如果现在执黑和执白是同一个人，那情况就十分荒谬了：同一个大脑同时对一些事情既应该知道，又不应该知道，作为白方在行棋的时候，它能奉命忘掉一分钟前黑方的愿望和意图。这种双重思维其实是以意识的完全分裂为前提的，大脑的功能就像机械仪表一样，开关自如。想要自己战自己，这在国际象棋中是个悖谬，就像一个人想要跳过自己的影子一样。

“好了，说简短些吧，这种悖理和荒谬之事我在绝望中竟试了几个月之久。可是，为了使自己不至于陷入完全精神错乱或者智力的彻底衰颓，除了去做这件荒唐事之外，我别无选择。我那可怕的处境逼得我不得不至少去试一试，把自己分裂成一个黑方我和一个白方我，要不然我就得被我周围恐怖的虚空压垮。”

B博士往躺椅上一靠，闭了一会儿眼睛。他仿佛要把令人心烦意乱的回忆强压下去似的。他左边嘴角上又出现了奇怪的抽搐，他无法控制的抽搐。接着，他在躺椅上把身子略为坐直一些。

“这样，到此为止，我希望已经把一切都向您讲得相当清楚了。但遗憾的是我自己也拿不准，其余的事是否也能那么清楚地说给您听。因为这件新工作要求脑子保持绝对的紧张，这就使它不能同时进行任何自我控制。我已经向您提到过，照我看，同自己对弈这本身就很荒谬绝伦；但是即使是荒唐事，面前总有一个实实在在的棋盘，那毕竟还有一个最小的机会，而棋盘这个真实的东西毕竟还容许保持一定的距离，允许享受物质上的治外法权。面对摆着真实的棋子的真实的棋盘，纯粹从身体方面来说，就可以一会儿站在桌子的这一边，一会儿站在桌子的另一边，以便一会儿从执黑的立场，一会儿从执白的立场来把握和运筹局势。但是像我这样迫不得已把向我自己进行的厮杀，要是您愿意的话，也可说是同我自己进行的厮杀投影在一个意想中的空间里。我被迫在脑子里清楚地把握住六十四个方格上每一边的阵势，此外不仅要计算出眼前的行棋，而且也要计算出对弈双方下几步可能要走的棋，确切地说，我要两倍、三倍地盘算，不，是六倍、八倍、十二倍地盘算，我要为每一个我，为黑方我和白方我预先想出四五步棋，我知道，这一切听起来是多么荒谬。请您原谅，我希望您仔细考虑一下我的这种疯癫状态。在抽象的幻想空间中下棋的时候，我作为白方棋手，同时又作为黑方棋手都得为各方预先算出四五步，也就是说，对于棋局发展进程中所出现的各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得预先跟两个脑子，跟白方的脑子和跟黑方的脑子配合好。但是即使是这种自我分裂在我这费解的试验中还不是最危险的，由于我独立想出了一些棋局，结果失去了立足之地，坠入了无底深渊。像我前几个星期所练习的那样，光是照名局来下，归终只不过是一种复制的成果，纯粹是对已有物质的重复，这并不比背诵诗歌或者默记法律条文更费劲，这是一种局限的、按部就班的活动，因而是一种绝妙的脑力训练。我上午练习两盘棋，下午练习两盘，这是规定的定额，没有一丝激动我就可以将它完成；这四盘棋是我的正常工作，再说，要是我在下棋的过程中走错了，或者走不下去了，总还可以向棋谱求教。所以对于我受了震惊的神经来说，这是很有疗效的，更能起镇静作用，因为照别人的棋局摆棋不会使自己卷进搏杀中去；管他是黑棋赢还是白棋赢，对我来说都无所谓，这是阿廖欣或波戈留波夫，是他们在争夺比赛的桂冠，而我本人，我的理智，我的心灵，仅仅是作为观众、作为行家里手在品味棋局的转折突变和赏心悦目。但是从我想跟自己搏杀的一刻起，我就下意识地开始向自己挑战了。两个我中的每一个我，黑棋我和白棋我，在互相竞争，为了自己的一方，每一个我都雄心勃勃，心浮气躁，想取胜，想赢棋；作为黑棋我每走一步心里就万分紧张，不知白棋我会怎么应对。我的两个我中的任何一个，要是另一个我走错一步棋就兴高采烈，得意扬扬，而同时对于自己的漏着则怒容满面，忧心忡忡。

“这一切看起来毫无意思，事实上这种人为的精神分裂，这种意识分裂，它所带来的危险的心情激动，在正常人的正常状态下是难以想象的。但是，请您不要忘记，我是从正常状态下被强行拉出来的，是个囚犯，无辜遭到监禁，几个月来受尽别人精心策划的孤寂的折磨，早就要将他积聚起来的愤怒向任何东西发泄了。因为我没有别的东西，只有这种向自己进攻的游戏，所以便将我的愤怒，我的复仇欲望统统狂热地倾注到下棋中去。我心里有种东西自以为是，可是我又只有心里的另一个我是我能与之相搏的，所以我下棋时的激动几乎到了发狂的程度。开始我思考的时候还是不慌不忙，谨慎周到的，在一盘棋和另一盘棋之间还安排了休息时间，好让自己歇一歇，放松一下；可是渐渐地，我那被激动起来的神经就不容许我再等了。我刚走一步我的白棋，就已急不可耐地将我的黑棋向前挺进了；一盘棋刚结束，我就向自己挑战，要下第二盘，因为我这两个我每次总有一个被另一个战胜而要求再下一盘，好扳回来。由于这种疯狂的贪婪心理，这几个月在我的囚室里我同自己究竟厮杀了多少盘，我连个大概数都说不出来——也许一千来盘，也许更多。这是一种我自己无法抗拒的癫狂；从早到晚，我什么也不想，想的只是象、卒、车、王和a、b、c，‘将死’和‘王车易位’等等，我整个身心都被逼到这个有格子的方块上去了，下棋的乐趣变成了下棋的欲望，下棋的欲望又变成了一种强制，一种癖好，一种疯狂的愤怒。它不仅浸透我清醒的时间，而且也渐渐控制了我的睡眠。我思考的只能是下棋，只能是行棋，只能是下棋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有时我醒来，额头湿漉漉的，我断定，睡着了甚至还下意识地在继续下棋，要是我梦见了人，那这个梦一定仅仅是在动象、车的时候，在马往前跳或往后跳的时候做的。就是在被提审的时候，我也不再能明确地想到我的责任了；我感觉到，最近几次审讯的时候，我说的话一定相当的语无伦次，因为，因为审讯官们有时面面相觑，诧异不解。而实际上，在审讯官们向我提问以及他们互相商量的时候，我心里涌动着那糟糕的欲望，只等着把我重新押回我的囚室去，好继续下棋，继续疯狂地下棋，重新下一盘，再下一盘。每次中断都会使我神经紊乱；就是看守来清扫囚室的一刻钟，给我送饭来的两分钟，也使我那狂热的急躁不安的心情大受折磨；有时候到了晚上我那盒饭还在那儿放着，碰都没有碰过，我下棋下得忘了吃饭。我肉体上能感觉到的唯有可怕的口渴；这大概是由于不停地思考，不停地下棋而上火了；一瓶水我两口就喝干了，就缠着看守，让他再给我水，但一会儿我又感到口干舌燥了。最后，下棋的时候——我从早到晚别的什么都不干——我的情绪竟激动到不再能够静静地坐上片刻的程度；我一面思考棋局，一面不停地走来走去，越走越快，棋局越是临近收尾，心情就越是急躁；那种赢棋、取胜的欲望，击败我自己的欲望，渐渐变成了一种愤怒。我焦躁不安，浑身颤抖，因为我身上一方的我总嫌另一方的我走棋太慢。一方就催促另一方；要是我身上一方的我觉得另一方的我应着不够快，我就开始骂自己：‘快，快’或者‘往前，往前’，您也许觉得这很可笑吧。当然，我今天心里很清楚，我的这种状况完全是精神过分紧张导致的一种病态反映，对于这种病状我还找不到别的名称，只好把它叫作迄今医学上还不清楚的‘棋中毒’。后来，这种偏执的癫狂不仅开始侵蚀我的大脑，而且也开始侵蚀我的身体了。我消瘦了，睡不好觉，恍恍惚惚，每次醒来都要费好大的劲才能睁开沉甸甸的眼皮；有时我感到极度虚弱，连拿水杯手都抖得非常厉害，要费很大力气才能把杯子送到嘴边；但是一开始下棋，一股狂热的力量就来了：我紧握拳头走来走去，有时宛如透过一层红雾听见我自己的声音沙哑地、凶狠地冲着自己叫喊：‘将死了！’

“这种令人心惊胆战、难以描述的危机状况是如何出现的，我自己也说不清楚。我所知道的全部情况就是，一天早晨我醒来，觉得跟以往完全不一样。我全身像散了架似的软绵绵地躺着，舒适而安逸。一种深深的、适意的倦意，我几个月来未曾有过的倦意压着我的眼皮，是那么温暖、惬意，起先我犹犹豫豫，竟不愿把眼睛睁开。我醒着躺了几分钟，继续享受恬适的昏昏沉沉的境界，暖融融地躺着，感官陶醉在飘飘欲仙的快感之中。突然，我觉得似乎听见身后有声音，是活人的说话声，我这时心里的狂喜之情您是想象不出的，以往几个月，将近一年以来，除了法官席上那种生硬、凶狠、毒辣的话之外，我没有听到过别的声音。‘你在做梦，’我对自己说，‘你在做梦！千万不要睁开眼睛！让梦境再延续一会儿，要不然你又要看见围绕着你的那间该死的囚室，那把椅子、那个洗脸盆和那图案永远不变的壁纸。你在做梦——继续做下去吧！’

“可是，好奇心还是占了上风。我慢慢地、小心翼翼地睁开眼。奇迹出现了：我处在另一个房间里，这房间比我饭店里的那间囚室宽大。窗户上没有加栅栏，阳光可以不受遮挡地照射进来，窗户外不是我那呆板的防火墙，一眼望去就可看到迎风摇曳的绿树，室内四壁光洁，雪白闪亮，我上面的天花板又白又高——真的，我躺在一张陌生的新床上，这确实不是梦，我身后有人的声音在低语。惊讶之余，我大概是不由自主地使劲动了一下，因为我马上就听到有人走来的脚步声。一个女人步履轻盈地走了过来，头发上罩着白软帽，是个看护，是护士。我惊奇得浑身打了一阵战栗：我已经有一年没有见过女人了。我愣愣地凝视着这个妩媚的身影，我的目光一定极为兴奋和狂热，因为走过来的护士急忙‘安静！请您安静！’地说着，让我平静下来。可是我只是聆听她的声音——这不是一个人在说话吗？再说还是一个柔和、温暖，简直可以说是甜美的女人的声音。真是不可思议的奇迹！我贪婪地望着她的嘴，一个人居然能怀着善意同别人说话，这在我这个在地狱里待了一年的人看来，简直是不可能的。护士朝我微笑——是的，她在微笑，居然还有人会善意地微笑——接着她把食指压着嘴唇，意思是让我别出声，然后就轻声地走了。但是我却不能听从她的命令。这个奇迹我还没有看够呢。我硬是想在床上坐起来，好看看她的背影，看看这个善良的人性之奇迹。我想在床沿上欠身坐起来，但未能做到。另外，我感觉到右手的手指和手腕那儿有点儿不对劲，有一个厚厚的大白卷，显然是用很多绷带包扎起来了。我惊奇地望着我手上厚厚的、奇怪的白色包扎，先是摸不着头脑，随后我慢慢开始明白了我在哪儿，并开始思索我自己究竟出了什么事。一定是他们把我打伤了，或者是我自己弄伤了手。我正躺在一家医院里。

“中午大夫来了。他是位和气的、年纪较大的先生。他知道我们家族的姓，并非常尊敬地提到我当御医的叔叔，我马上就感觉到，他对我是一片好意。在随后的交谈中，他向我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尤其是一个使我感到惊讶的问题：我是不是数学家或者化学家。我说都不是。

“‘怪了，’他喃喃地说，‘您发烧的时候老是大声嚷着一些奇怪的公式——c3、c4什么的。我们大家都听不懂。’

“我向他打听，我究竟出了什么事。他意味深长地笑笑。

“‘不很严重。是神经急性刺激。’他先是小心翼翼地往四处看了看，然后轻声补充说，‘这毕竟是可以理解的。在三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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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是吧？’

“我点点头。

“‘碰上他们使的这种方法，神经受点刺激并不奇怪，’他喃喃地说，‘您并不是第一个。不过您放心好了。’

“看到他悄悄叫我放心的那种神态以及他对我劝慰的目光，我知道，在他这儿我是非常安全的。

“两天以后，这位好心的大夫相当坦率地把事情发生的经过告诉了我。那天，看守听见我在囚室里大喊大叫，开始他以为有人进了我的屋，我在同此人吵架。他刚到房门口，我就朝他扑了过去，冲着他大喊大叫，嘴里喊着‘跑啊，你这恶棍，你这胆小鬼！’诸如此类的话，并想卡住他的脖子，最后我发了狂似的向他袭击，他不得不大喊救命。我正处于疯狂状态，后来他们就把我拖来让大夫检查，我大概突然挣脱了，就朝走廊里的窗户扑去，打破玻璃，把自己的手割破了——您看这里还有个很深的疤。在医院里的头几夜，我是在大脑极度兴奋的状态下度过的，不过现在他觉得我的意识完全清醒了。‘当然，’他悄悄补充说，‘这一点我还是不向这帮先生报告为好，否则到头来他们又要把您送回到那儿去了。请您相信我，我会尽力而为的。’

“这位乐于助人的大夫是怎么向那些折磨我的人汇报我的情况的，我不得而知。反正他达到了想要达到的目的：把我释放。可能是他说，我神经已经错乱，或者也许在此期间对盖世太保来说，我已经无足轻重了，因为希特勒在那以后已经占领了波希米亚，这样，对他来说，奥地利事件就算了结了。这样，我就只需签个字，保证在十四天内离开我们的祖国。这十四天我为办理一个以前的世界公民今天出国所必需的成千项手续而奔忙：军方和警方的同意证明、税务证明、申请护照、办签证、办健康证明等等，因而没有时间对往事多加思考。看来我们大脑里有一些力量在神秘地起着调节作用，会自动排除那些使我们灵魂讨厌的和对我们灵魂具有危险的东西，因为每当我要回忆我被囚禁的那段日子，我的脑子就有几分糊涂，直到好几个星期以后，实际上是上了这艘船之后，我才重新找到勇气，静下心来思考自己身上所发生的事。

“现在您一定会理解，为什么我对您的朋友们的态度会那么不得体，或许还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呢。我确实完全是闲逛偶然经过吸烟室才看见您的朋友们坐在那里下棋的；我又惊又怕，感觉到我的脚像长了根似的不由自主地站立在那里。因为我全忘了可以在一个真正的棋盘前用真正的棋子下棋，全忘了下棋的时候有两个完全不同的人真真切切互相面对面地坐着。我用了好几分钟才想起，这两个棋手在那里下的，其实同我在束手待毙的情况下跟我自己下了好几个月的那种棋是一回事。我发现，我疯狂地练习时所使用的那些密码只是这些棋子的代替和象征；让我感到惊喜的是，棋子在棋盘上的移动同我在思维空间中假想的走步是一样的，正如一位天文学家用复杂的方法在纸上算出了一颗新行星，后来果真在天空中看到了这颗皎洁晶莹的星星的实体。我的惊喜同那位天文学家的惊喜大概很相似。我像是被磁铁吸住了，凝视着棋盘，望着那儿我的棋图——马、象、王、后、卒等木雕的真实棋子；为了看清这局棋的阵势，我不得不下意识地先将这些棋子从我那抽象的符号世界里退出来，进入活动棋子的世界中来。好奇心渐渐主宰了我，想观看两位棋手之间真正的较量。这就发生了很尴尬的事，我竟把礼数忘到了九霄云外，参与到你们的棋局中来了。但是您的朋友那步昏着像在我心里捅了一刀。我阻止他走那一步，这纯粹是一种本能行为，是感情冲动的表现，正如一个人看到一个孩子弓身挂在栏杆上，就不假思索地将他一把抓住一样。后来我才意识到，我一性急就贸然行事，这有多么唐突。”

我赶忙对B博士说，通过这件偶然的事能与他相识，我们大家都很高兴，对我来说，在听了他向我吐露种种情况后，要是在明天的临时棋赛上能见到他出场，定会兴趣倍增。B博士听了，做了个不安的动作。

“可别这么说，您真的不要对我抱过多的希望。对我来说，这不过是试一试罢了……试试我到底能不能正常地下棋，能不能用实实在在的棋子同一个活跃着生命力的人在真正的棋盘上对弈……因为我现在越来越怀疑我下过的几百盘，或许是数千盘棋是否真正符合国际象棋的规则，会不会仅仅是一种梦里的棋，一种谵妄棋，一种谵妄游戏，做这种游戏总像是在梦里一样，许多中间阶段都跳过去了。希望您不是当真指望让我不自量力，竟以为能与国际象棋大师，而且是当今世界第一高手较量一番，但愿您对此不要抱有认真的指望。使我感兴趣并让我全力以赴的，仅仅是一种事后的好奇心，想证实一下我那时在囚室里是在下棋还是已经疯了，我当时是处在危险的暗礁之前，还是已经到了它的另一面——仅此而已，只是仅此而已。”

这时船尾响起了进晚餐的锣声。我们聊了几乎两个小时了，B博士对我讲的，要比我在这里归纳的多得多。我衷心向他表示感谢，并向他告辞。但是我刚走上甲板，他就从后面追了来，他激动地、甚至有点结结巴巴地补充说：

“还有件事！请您马上先转告诸位先生，免得我到时候显得没有礼貌；我只下一盘……就让这盘棋把旧账画上个句号——彻底了结，而不是新的开始……我不想第二次染上如痴如狂的棋瘾，这种棋瘾现在回想起来都感到胆战心惊……还有，还有，当时大夫警告过我……郑重其事地警告过我。对某种东西染上了瘾，永远存在着危险，中过棋毒的人即使已经治好了，最好还是不要挨近棋盘……所以，您明白——只下一盘棋，对我自己做个试验，绝不多下。”

第二天，在约定的时间三点钟，我们大家都准时聚集在吸烟室里。我们这边又增加了两位“国王游戏”的爱好者，他们是船上的高级海员，是专门向船上请了假来看比赛的。岑托维奇也没有像昨天那样让别人等他。按照规定挑好了棋子的颜色之后，这场值得纪念的、由Homo obscurissimus

[17]

对著名的世界冠军的国际象棋比赛就开始了。可是很遗憾，这盘棋只是为我们这些外行观众下的，其进展情况没有保存，没有载入国际象棋年鉴，就像贝多芬的一些钢琴即兴曲没有留下乐谱一样。尽管我们在以后的几个下午想一起根据记忆将这盘棋复原，结果是白折腾一场；也许在棋赛进行过程中我们对两位棋手倾注了过多的热情，因而忽视了棋局的进程。因为两位棋手在外表上表现出来的智力差异，在棋局进行过程中愈来愈在形体上显得清楚。岑托维奇这位行家在整个比赛时间里像块石头，一动不动，两眼低垂，紧盯棋盘；在他来说，思考的时候简直像要付出体力似的，使他全部器官不得不高度集中。相反，B博士的举止轻松自如，无拘无束。作为真正的业余爱好者，B博士的身体是完全放松的，就业余爱好者这个词的最美好的意义上来说，下棋只是游戏，是令人快乐的游戏。在头几步棋的间隙时间里，他在闲聊中给我们讲棋，并潇洒地点着一支烟，只有轮到他走的时候，他才往棋盘上看上一分钟。他每次都给别人这样的印象，仿佛他早就在等着对手的这步棋了。

开局的几步熟套棋下得相当快。到了第七或第八回合一个明确的计划好像才出来。岑托维奇考虑的时间越来越长，由此我们感到，争取优势的真正战斗开始了。说实话，局势的渐渐发展像真正比赛时的每盘棋一样，对我们这些外行来说是相当失望的。因为棋子越是相互交织，形成一个特殊图案，我们对真正的情况就越是捉摸不透。我们既搞不清这位棋手的目的何在，不明白另一位有何打算，也不知道两人之中哪位是先手。我们只看到一个个棋子像起重机似的在挪动，想砸开敌阵，但是他们这样来来往往有何战略意图，我们却不得而知，因为慎重的棋手每走一步都要预先推断出好几步。另外，我们渐渐感到一种令人瘫痪的疲倦，这主要是由于岑托维奇考虑的时间拖得没完没了引起的，这显然也开始激怒了我们的朋友。我不安地发现，这盘棋时间拉得越长，他在椅子上心神不宁地动得越厉害。由于烦躁不安，他一会儿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一会儿又抓起铅笔记点什么。接着他又要了一瓶矿泉水，心急火燎地把水一杯杯灌下肚去；显然，他的推断要比岑托维奇快一百倍。每次，岑托维奇没完没了地考虑以后，决定用他笨重的手将一个子往前一挪，我们的朋友就像见到期待已久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一样，随即微微一笑，马上就应了一着。他的判断力极其神速，脑袋里一定把对方的一切可能性都预先计算出来了；因此，岑托维奇思考的时间越长，他就越发心烦意乱，在等待的时候他的嘴边强压着一股子火气，几乎是一股子敌意。可是岑托维奇却仍然不慌不忙。他顽固地思索着，默不作声，棋盘上的棋子越少，他琢磨的时间就越长。到第二十四个回合就已足足下了两小时四十五分钟，我们大家已经坐得疲惫不堪，对棋台上的进展几乎无动于衷了。船上的高级海员一个已经走了，另一个拿着本书在看，只是在棋手走子的时候才抬头瞥上一眼。可是等到岑托维奇的一步棋一走，这时意想不到的事突然发生了。B博士一发现岑托维奇抓住马要往前跳，就像准备扑跳的猫一样弓缩着身子。他浑身开始发抖，岑托维奇的马一跳，他就把后狠狠地往前一推，以胜利的姿态大声说：“好！结束战斗！”说完便将身子往后一靠，双臂交叉搁在胸前，并以挑战的眼光看着岑托维奇。他的瞳孔里突然闪烁着一团灼热的光。

我们大家不由得都俯下身来看着棋盘，想搞清以胜利者的姿态高声宣布的这一步棋。第一眼看不出有什么直接的威胁。那么我们朋友的话一定是就局势的发展而言的，而这一发展我们这些考虑得不远的业余爱好者还计算不出来。听到那挑衅性的宣告，岑托维奇是我们中唯一不动声色的人；他平心静气地坐着，仿佛压根儿没有听见“结束战斗！”这句侮辱性的话似的。室内没有任何反应。因为我们大家下意识地屏住了呼吸，所以那只放在桌上做计时用的闹钟的滴答声一下子听得清清楚楚。三分钟，七分钟，八分钟——岑托维奇一动不动，可是我觉得，由于心里紧张，他厚厚的鼻孔似乎张得更宽了。对于这种默默的等待，我们的朋友似乎也同我们一样觉得难以忍受。他突然站了起来，开始在吸烟室里走来走去，起先走得很慢，后来越走越快，越走越快。我们大家都有些奇怪地望着他，不过谁也没有我着急，因为我注意到，虽然他走来走去显得很急，然而他的脚步所迈经的那个空间范围每次都是一样的，这就仿佛他在空荡荡的房间里每次都碰到一个看不见的障碍物，迫使他不得不往回走。我不禁打了个冷战，我发现，他这样走来走去，无意中重现了他从前那间囚室的尺寸：在他被囚禁的几个月中一定也是这样，双手抽搐，肩膀蜷缩，同关在笼子里的动物一样跑来跑去；他在那儿一定就是这样，就只能是这样来来往往跑了上千次，在他僵呆而兴奋的目光里闪烁着发狂的红光。不过他的思维能力看来尚未受到损伤，因为他不时烦躁地朝棋桌转过脸去，看看岑托维奇此刻是否做出了决定。九分钟，十分钟过去了。这时终于发生了我们之中谁也没有料到的事。岑托维奇缓缓抬起他那只一直一动不动地搁在棋桌上的手。我们大家都紧张地注视着他将作出的决断。然而岑托维奇没有走子，而是翻过手，手背果断地一推，将所有的棋子慢慢拨出棋盘。过了一会儿我们才明白：岑托维奇放弃了这盘棋。为了免得当着我们的面明显地被将死，他缴械了。难以置信的事发生了，世界冠军、无数次比赛的折桂者，在一个无名之辈面前，在一个已有二十年或者二十五年没有碰过棋盘的人面前卷起了旗帜。我们的这位匿名朋友，棋界的无名小卒，在公开比赛中战胜了当今世界国际象棋第一高手！

不知不觉中我们激动得一个个都站了起来。我们每个人都觉得，B博士一定会说点或做点什么来疏导一下我们快乐的受到惊吓的情绪。唯一纹丝不动地保持着镇定的便是岑托维奇。过了一阵，他抬起头来，用冷漠的目光望着我们的朋友。

“还下一盘吗？”他问道。

“当然。”B博士回答，他那种热情让我感到很不对头。我还没来得及提醒他自己下的“只下一盘”的决定，他就已经坐下了，并开始急急忙忙地把棋子重新摆好。他将棋子集拢的时候是那么激动，以致一个卒子两次从他哆哆嗦嗦的手指间滑到地上；我原先心里就极不好受，现在见他很不自然的激动神情，我心里非常害怕。因为他本是个文质彬彬、温文尔雅的人，现在显然兴奋过度；他嘴角上的抽搐也更频繁，他像发了高烧，全身不住地颤抖。

“别下了！”我在他耳边悄悄说，“现在别下了！您今天已经够了！对您来说，这太费神了。”

“费神！哈哈哈……”他恶狠狠地放声大笑，“要不是这么磨蹭，这期间我都可以下十七盘了！这么慢的速度，又不好睡着，这才是唯一让我费神的呢！——行了！这回您开棋吧！”

最后这几句话他是对岑托维奇说的，语调激烈，近乎粗鲁。岑托维奇静静地、泰然自若地望着他，但是他冷漠的目光似乎是一只攥紧的拳头。突然，两位棋手之间出现了新的情况：危险的紧张气氛和强烈的仇恨。现在已不再是两位互相一比高低的棋手，而是两个敌人，都发誓要把对方消灭。岑托维奇犹豫了很长时间才走第一步棋，我明显地感到，他是有意拖那么长时间的。显然，这位训练有素的战略家已经发现，恰恰是由于他下得慢才弄得对手筋疲力尽和烦躁不安的。因此他用了至少有四分钟，才走了一步最普通、最简单的开局棋：按常规把王前卒往前挪两格。我们的朋友立即以王前卒向迎，可是岑托维奇又做了一次没完没了的停顿，简直让人难以忍受；这就像天上划过一道强烈的闪电，大家心里怦怦直跳，等着惊雷，可是惊雷就是不下来。岑托维奇一动不动。他静静地、慢慢地思索着，我越来越确定地感觉到，他这慢是恶毒的；不过这倒给了我充裕的时间去对B博士进行观察。他刚把第三杯水喝下：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他给我讲过在囚室里感到一种发高烧似的口渴。这时他身上已经明显地出现了所有反常的激动的征兆；我看见他的额头潮湿了，手上的伤疤比先前更红更显著了。但是他还控制着自己。到了第四个回合，岑托维奇考虑起来又是没完没了，这下B博士沉不住气了。

“总得走棋呀！”

岑托维奇抬起头，冷冷地看着他。“据我所知，我们是约定的，每步棋有十分钟思考时间的呀！我下棋，原则上都不少于这个时间。”

B博士紧紧咬着嘴唇。我发现，在桌底下，他的脚烦乱地、越来越烦乱地摆来摆去往地板上蹭。我有一种预感，觉得他身上正在酝酿着某种荒唐的东西。这种预感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使我自己也无法阻挡地变得越来越神经质了。事实上，下到第八个回合又发生了一个风波。B博士等啊等，等得越来越不能自制，他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张力了；他坐在那儿不停地来回晃动，而且禁不住开始用手指头敲着桌子。岑托维奇抬起他那沉重的乡巴佬式的脑袋。

“可以请您别捶桌子吗？这对我是个打搅。这样我无法下棋。”

“哈哈！”B博士短短地笑了一声，“这一点倒是都看见了。”

岑托维奇涨红着脸，严厉而带着恶意地问道：“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B博士又短短地、幸灾乐祸地笑了起来。“没有什么意思。只不过您显然非常不耐烦了。”

岑托维奇没有吭声，低下了脑袋。

过了七分钟他才走子。这盘棋就是以这种慢死人的速度继续进行着。岑托维奇常常在发愣，而且似乎越来越厉害，后来他总是到约定思考时间的最大限度时才决定走一步棋，而从一个间歇到另一个间歇，我们朋友的举止变得越来越奇怪。看来他似乎毫不关心这盘棋，而是在忙于别的事呢。他不再焦灼地跑来跑去，而是一动不动地坐在他的座位上。他的眼睛直瞪瞪地、几乎是迷乱地凝视着前面的虚空，不停地喃喃自语，说的话谁也不懂；他不是沉湎在没完没了的棋阵组合，就是在创造另一些新的棋局——我怀疑他是在想新棋局——因为在岑托维奇终于走了一步棋之后，每次都得别人提醒B博士，把他从心不在焉的状态中叫回来。随后他每次都只需一分钟了解一下局势；我越来越怀疑，处在这种突然剧烈发作的冷冰冰的精神错乱状态中，其实他早把岑托维奇和我们大家忘掉了。果然，下到第九个回合，危机就爆发了。岑托维奇刚一落子，B博士连棋盘都没有好好瞅一眼，便突然把他的象向前挺进三格，并喊了起来，声音大得把我们大家吓了一跳：

“将！将军！”

大家怀着希望看到一步妙着的心情，立即一齐注视着棋盘。但是一分钟以后所发生的情况，我们谁也没有料到。岑托维奇缓慢地、非常缓慢地抬起头，把我们这群人一个挨一个看了一遍，此前他从未这样做过。他显出一副得意扬扬的神气，他的嘴唇上渐渐开始浮现出一丝得意的、嘲讽的微笑。一直等到他把他这个我们仍不理解的胜利充分享受以后，才带着虚假的客套朝我们这帮人转过脸来。

“遗憾——我可看不出有‘将’的棋。也许哪位先生看出对我的王构成了将军？”

我们望着棋盘，随后又不安地看着B博士。岑托维奇的王格确实有一个卒保护着，挡住了对方的象，也就是说，对王构不成将军，这样的棋是孩子都能看得出的。我们心里都很不安。难道是我们的朋友情急之中走偏了一个子，走远了一格还是走近了一格？我们的沉默引起了B博士的注意。现在他眼睛盯着棋盘，开始急躁地、结结巴巴地说：

“但是王确实应该在f7上呀……它的位置错了，完全错了。您走错了！棋盘上所有的棋子位置全错了……这个卒应该在g5上，而不该在f4……这完全是另一盘棋呀……”

他突然顿住了。我使劲抓住他的胳膊，确切地说，我是在狠狠地掐他的胳膊，他虽然正处在激动不安的迷惘中，大概还是感觉到我在掐他。他转过脸来，像个梦游者似的紧紧盯着我。

“您……想干什么？”

我只说了句“Remember”

[18]

，别的什么都没说，同时用手指触了触他手上的疤。他下意识地跟着我的动作做了一遍，目光呆滞地望着自己手上那道血红的伤痕。接着他突然开始颤抖起来，全身起了一阵寒战。

“上帝保佑，”他苍白的嘴唇悄声说道，“我说了什么荒唐话，做了什么荒唐事吗……到头来我又……？”

“没有。”我对他悄悄耳语，“但是您得立即中断这盘棋，现在是关键时刻。请您想一想大夫对您说的话！”

B博士猛地站了起来。“请原谅我的愚蠢的错误，”他以往日那种客客气气的声音说，并向岑托维奇鞠了一躬，“当然，刚才我纯粹是胡说八道。这盘棋理所当然是您赢了。”接着他又转向我们。“我也要请诸位先生原谅。不过我预先告诫过你们，要你们不要对我抱太多期望。请原谅我的出丑——这是我最后一次试下国际象棋。”他鞠了一躬就走了，他的神情和先前出现时一样，谦虚而神秘。只有我知道，此人何以再也不会去碰棋盘，而其他人还都有点迷惑不解地待在那里，心里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在千钧一发之际避免了一场极不愉快和极其危险的冲突。“Damned fool！”

[19]

麦克康纳在失望之余叽里咕噜地骂了一句。岑托维奇最后一个从座位上站起来，还朝那盘下了一半的棋看了一眼。

“可惜，”他大度地说，“这个进攻计划一点不坏。对一位业余爱好者来说，这位先生的天赋委实是异乎寻常的。”

[1]
典出《旧约·民数记》第二十二章。比喻比主人还聪明的人，或者比喻一贯沉默寡言、突然开口抗议的人。

[2]
在星期日举行的礼拜仪式，是基督教新教的主要宗教活动。

[3]
库图佐夫（1745—1813），俄国军事统帅。一八一二年率俄国军队大败入侵的拿破仑军队。

[4]
费边（约前280—前203），古罗马统帅。

[5]
李维（前59—17），古罗马历史学家，著有《罗马史》。

[6]
东欧历史上的民族杂居地区，一次大战后匈牙利保有塞格德，罗马尼亚取得东部大片土地，余归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南斯拉夫）。

[7]
德语Schachspiel（国际象棋）一词是由Schach（国际象棋）和Spiel（游戏，玩）两字复合而成。Schach这个字源自波斯文schah，意为“国王”，它与Spiel复合在一起，按字面的意思就是“国王的游戏”。

[8]
Franz Joseph Gall（1758—1828），德国解剖学家、生理学家，颅相学的创始人。

[9]
法语，他是吃这碗饭的。

[10]
国际象棋规则规定，如果卒进到第八排，就可升变为具有最大威力的后或下变为车、象或马。

[11]
以前欧洲人认为中文难学又难懂。这里的意思是说听不懂他说的话。

[12]
指奥匈帝国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

[13]
恩格尔伯特·陶尔斐斯（1892—1934），奥地利政治人物，一九三二年五月出任奥地利总理，一九三四年七月被纳粹分子枪杀。

[14]
卡尔·舒施尼格（1897—1977），奥地利政治家。一九三四年任奥地利总理，后被纳粹分子投入监狱，一九四五年五月获释。

[15]
四个月，德文为vier Monate，是两个字，四个音节。

[16]
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三日，希特勒强行宣布德奥合并，奥地利被法西斯德国吞并。

[17]
拉丁文，无名之辈。

[18]
英语，记住。

[19]
英语，该死的笨蛋。

译本序

[1]

《我是猫》发表于1905年，是作者夏目漱石的处女作，也是使其赢得不朽声名的作品之一。

夏目漱石是日本近代最负盛名的文学大家。他1867年1月5日出生于江户（今东京），原名夏目金之助，中学时酷爱汉诗汉文，1893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英文科，大学期间开始从事俳句写作，毕业后先后在东京高等师范、四国松山市和九州熊本市高中担任教职，1900年公费留英三年，回国后在东京帝国大学任教。1905年发表《我是猫》的第一章，获得赞赏，后写成长篇小说。夏目漱石一生著有两部文论、大量俳句、几百首汉诗、若干随笔和书信，他的最大贡献在于用十几部长篇小说和大批短篇小说竖起了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丰碑，被誉为日本的“国民作家”。1916年12月9日逝世。

《我是猫》这部作品的最大特色在于含有种种复杂的笑的要素，作品每一篇章都充满了笑声。有对自己人的调笑与嘲谑，也有对厌恶对象发出的冷笑与讥讽。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笑，笑必然带有各式各样的感情。在这部作品里，漱石笔下的一群知识分子显然是自己人，他们发出的笑声基本是调侃的笑、揶揄的笑，有时也带一些凄苦自嘲的味道。但在这种自嘲背后，隐藏着一种自爱自怜的感情。漱石对其厌恶的、要鞭笞的对象则换成轻蔑的笑、鄙夷的笑，以笑作为有力的讽刺武器。

一

《我是猫》的笑素首先体现在漱石奇特的艺术构思——以穷教师家里的猫为整个情节的叙述者上。

这是一只被巧妙拟人化了的“灵猫”，也是一只善思索、有见识、喜议论、好调侃并且富于正义感的猫。它被教师收养，也就带上了某种知识分子的习性，但在发表议论或吐露妙语警句时，它又高居于主人之上，对主人极尽调侃、批评之能事。它描述了主人一家——孤僻狷介的主人、未能免俗的女主人、喜欢捉弄它的三位小姐的言行；也描述了主人狭小的生活圈子里的几位座上客，观察其音容笑貌，剖析其心理，评论其种种可笑行径。

漱石通过猫眼首先介绍了当穷教师的主人苦沙弥的形象。

主人难得和我见上一面。听说他的职业是教师，每天从学校一回来就一头钻进书斋，几乎再不出来。……我时常蹑着脚儿偷偷窥探他的书斋，见他经常大睡午觉，有时把口水流到摊开的书本上。他消化不良，所以皮肤淡黄，缺乏弹性，没有生气。可是他食量很大，每次填饱肚皮之后就吃胃散，然后摊开书本，读上两三页就发困，往书本上流口水，这是他每天晚上重复的“功课”。我虽然是一只猫，却时常想：“干教师这一行实在是惬意。如果我生来是人，我就只做教师。……”可是据我主人说，再也没有比做教师更辛苦的了。

显然，漱石对苦沙弥这个“像牡蛎一般把自己藏在壳里”，只知在书本里讨生活的知识分子抱有自嘲的态度。反过来说，这种重知识、爱学问的习性也是知识分子的自负。这从后来猫反复描述苦沙弥如何大讲知识的可贵也可以看出来。

作品一方面使用旁敲侧击的手法来刻画主要人物苦沙弥，另一方面也使用直叙法描写了猫眼中苦沙弥的种种可笑、迂阔的言行，嘲弄了苦沙弥的虚荣心、自负心及知识分子的种种怪癖。但不管猫怎样调笑与嘲弄，它对苦沙弥等知识分子的态度往往带有虚贬实褒的味道。如猫在讥笑苦沙弥和他的朋友讲笑话时，又说这些笑话“不落俗套”是其可取之处，可见猫嘲笑的利刃另有所向。

在作品中，猫除担当叙述者、评论者的角色外，漱石还细致刻画了猫自身演出的许多喜剧。这些喜剧有时带有隐喻式的讽刺效果。如描写猫在墙头遭遇三只乌鸦的场面时，漱石以三只乌鸦为骄横可厌的形象来构成这段可笑的故事。在日语中“三羽乌”是个常见词，被用作某某集团的三个头面人物的代称。所以这里又可以把这三只乌鸦看成是某一集团势力的形象化产物。这段描写除了追求滑稽效果外，还映射出漱石一贯“排众数，任个人”的反俗精神。最后把乌鸦与猫的较量有意归结为猫的失败，猫发出感慨：“既然他们是一群乌鸦讨厌鬼，那又有什么办法呢，这就和实业家急于压倒我家主人一样……都是无可奈何的事。”这种自我解嘲其实暗藏着漱石对现实的冷笑。

总之，猫这一构思是这部作品富于洒脱机智的来源。猫所引起的笑具有非常复杂的内涵：除了富于机智的幽默感外，还指向知识分子本身的弱点，对他们发出揶揄、调侃的笑；而在指向猫的主人所深恶痛绝的“活支票”或“活死人”的实业家时，则发出无情的嘲笑，流露出谴责的激越音调。

二

除了猫的戏谑性叙述外，漱石也往往使用客观叙述的手法，通过苦沙弥、迷亭、寒月、独仙、东风等人物的高谈阔论，揭示出他们是以“清谈”来掩盖内心的空虚和对现实的嘲笑、愤懑。这些知识分子在对待现实的态度上各有不同：苦沙弥对现实执著，遇事大动肝火；迷亭玩世不恭；寒月讲究情趣，遇事无所沾滞；独仙消极退让；东风喜爱粉红色的唯美世界……但有一个共同点吸引他们走到一起，那就是重视知识，热爱学问，厌恶市侩们所追求的荣利。正因如此，他们往往以诙谐的语言发泄所爱所憎，或相互调笑以表现同气相求，从中反映出这些不阿世俗的知识分子的种种复杂心态。

而漱石在处理铜臭熏天的金田夫妇和拜金主义的知识分子铃木藤十郎这些角色时，又通过他们自身的话语直截了当地拨开他们的丑陋灵魂，讽刺了市侩哲学的丑恶本质。

“……不过，如果没有和钱一起去情死的决心是干不了这一行的，钱是个难对付的东西，这是我刚才在一位实业家的家里听来的话。据他说在赚钱这个问题上非得使用‘三（缺）学’不可。也就是说，必须缺义理、缺人情、缺廉耻，这就是所谓三缺术嘛。你看这说得多么有意思啊。哈哈……”铃木得意地说。

有时则运用反语技巧，通过三人大肆贬低苦沙弥的话语来取得虚贬实褒的效果。

“问题就在这儿嘛，说什么不对金钱磕头，实业家算老几，说的全是这种傲慢不逊的话！所以我想，你不服气就让你尝尝实业家的厉害。这一阵子我已经稍微惩治了他一下，不过，他还是硬挺着呢，真是个顽固透顶的东西，哎，真想不到啊！”金田说。

这些话语从正反两个方面分别体现了双方截然不同的价值观。

三

《我是猫》除了构思新奇外，艺术形式和语言风格也有其独到之处。

1.尽力调动大量夸张的表现和新奇的比喻。

这样的例子随处可见。那些气味相投的知识分子在苦沙弥的客厅里互相善意地嘲谑时，争奇斗胜地讲故事、编笑话时，写信、朗读诗句时，都离不开有意的夸张。在描写铃木与猫暗斗的场面时，使用了“破坏铃木君心理平衡的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这类夸大其词的心理推测，从而产生了亦庄亦谐的滑稽感。而在描写猫儿偷吃年糕粘住了嘴巴的场面时，漱石一方面夸张地刻画了猫儿拼死挣扎的种种滑稽动作，一方面又写在过程中猫儿三次发现“真理”，并且说出“真理嘛，倒是发现了两个之多，可年糕依然粘在嘴巴上”。类似的妙语是本书反复使用的手法之一。

2.巧妙地运用了对话术。

话者讲得活灵活现，故意甩出许多悬念以增加活泼的气氛；听者善于配合，插科打诨以为笑乐。这种对话术技巧的巧妙运用也是该作品引人入胜的原因之一。这种场面大多出现在苦沙弥和朋友之间的清谈当中。这类谈话有的只是为了诙谐，为人物的性格着色敷彩；有的略带嘲弄的含义；有的则大讲荒诞不经的故事，使之带上强烈的讽刺含义。如迷亭讲述维新前卖菜人将女婴放在筐里沿街叫卖的故事，卖女婴人与买女婴人的问答是既荒诞又夸张的，由此引出苦沙弥等知识分子的议论，表现了漱石的一贯立场：既否定封建的、落后的旧事物，又对于进入二十世纪初日本近代化所带来的种种弊端，如拜金主义、强烈的个人主义等极端不满。

3.文风飘逸轻快。

《我是猫》的文体早已为识者一致赞许，鲁迅就曾评价这部作品“轻快洒脱，富于机智”。所谓“轻快洒脱”，在于作品自由自在地运用了漱石丰富的想象力，不为西方小说的模式所拘，设想出读者意想不到的新奇、警辟、幽默、滑稽的场面，激发读者在狂笑中咀嚼余味；而“富于机智”是说在谐谑中出现如珠妙语，洞见社会机微，在滑稽诙谐中一语中的，剥下邪恶、虚伪、愚昧的外皮，闪烁出漱石理性的光芒。

漱石之所以能够取得这部作品独特的艺术成就，原因是多方面的。漱石深厚的文化教养和对文学传统成功的吸收与创新起着非常大的作用。日本早期反映庶民阶层生活的文学都是在滑稽中寓有讽刺精神，漱石在此基础上又从西方文化中吸取了理性的思维方法和丰富的学识教养，另外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从中国文化中吸取了狷介自守、愤世嫉俗的文人气质。所有这些文化财富经过漱石的摄取与消化，糅合在一起，结晶在他的创作上。《我是猫》用漫画式的夸张手法，以敏锐的观察力，是一部极具批判现实主义精神的优秀的文学作品，给后世以深刻的启示。时至今日读来，仍然让人感觉调侃玩笑中蕴含真意，发人深省。

刘振瀛

[1]
本序根据作者2003年9月第1版序言，经技术处理而成。

-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六

- 七

- 八

- 九

- 十

- 十一

一

我是只猫儿。要说名字嘛，至今还没有。

我出生在哪里，自己一直搞不清楚。只记得好像在一个昏黑、潮湿的地方，我曾经“喵喵”的哭叫来着，在那儿第一次看见了人这种怪物。而且后来听说，我第一次看见的那个人是个“书生”

[1]

，是人类当中最凶恶粗暴的一种人。据说就是这类书生时常把我们抓来煮着吃。不过，当时我还不懂事，所以并不懂得什么是可怕，只是当他把我放在掌心上，嗖的一下举起来的时候，我有点悠悠忽忽的感觉罢了。我在书生的掌心上，稍稍镇静之后，便看见了他的面孔。这恐怕就是我有生以来第一遭见到的所谓人类。当时我想：“人真是个奇妙之物！”直到今天这种感觉仍然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甭说别的，就说那张应当长着茸毛的脸上，竟然光溜溜的，简直像个烧水的圆铜壶。我在后来也遇到过不少的猫，可是不曾见过有哪一只残废到如此的程度。不仅如此，面部中央高高突起的黑洞洞里还不时地喷出烟雾来，呛得我实在受不了。最近我才知道那玩意儿就是人类抽的烟。

我在书生的掌心里舒舒服服地坐了一会儿，可是没过多久，我便觉得头晕眼花，胸口难受。我不知道这是书生在转动呢，还是我自己在转动，心想这下子准没命啦。最后只听见“咚”的一声响，我两眼立刻冒出了金星。我的记忆就到此为止，再往后究竟出了什么事，我无论如何也回忆不起来了。

随后，我突然清醒过来，那个书生已经不见了，原先那么多兄弟姐妹也一个看不见了，就连我那最最亲爱的妈妈也去向不明。而且，这里和我早先呆的地方不同，亮得出奇，几乎令人睁不开眼睛。我想：“真奇怪，这是怎么回事呢？”于是我试着慢慢爬了几步，只感到浑身疼得要命。原来我是从稻草窝里一下子被丢进了矮竹丛里。

我费了好大力气从矮竹丛里爬了出来，抬头一看，对面是个很大的池塘。我坐在池塘前寻思起来：“我该怎么办呢？”我一时想不出好主意来。过了一会儿，我忽然想到如果我哭上一会儿，也许那个书生会来接我的。“喵喵，”我试着叫了几声，却不见人影。不久，池塘上刮过来一阵阵凉风。天色渐渐暗了，我的肚子饿得厉害，想哭也哭不出声来。我不得已决心去找一个有点吃食的地方。于是我慢腾腾地沿着池塘向左绕过去。我强忍着浑身酸痛。拼命地往前爬，总算爬到了一个似乎有人家的地方。我想只要进入里边，就会有办法的。于是我通过竹篱笆的破洞钻进了一个宅院。缘分这东西真不可思议，假如篱笆上没有破洞，我也许就会饿死在路旁。俗语说：“一树之荫，前世之缘。”说得一点不错。时至今日，篱笆上的那个破洞，仍是我走访邻居三毛姑娘

[2]

的通路。且说那个宅院，我钻进去后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办。这时，天色已黑，我饥肠辘辘，加上寒气逼人，老天爷又偏偏下起雨来，我是一会儿工夫也忍不下去了。出于无奈，我只好朝着那明亮似乎又挺暖和的地方爬去。现在想起来，当时我已经进入了这户人家的屋子里面。在这里，我有机会再次看到了书生以外的人。我首先遇到的是女仆阿三。阿三比那个书生还要凶得多。她一看见我，就不容分说一把抓起我的颈项，向屋外扔去。我以为这下完了，只好紧闭双目，听天由命。然而，我实在无法忍受饥寒交迫的味道，于是再一次趁阿三不注意的当儿，偷偷爬进了厨房。可是不一会儿，又被扔了出来。我记得就这样被扔出来爬进去，反复了四五次。当时，我真对阿三讨厌透了。直到最近我偷吃了她的秋刀鱼

[3]

，才算报了这个仇，消除了心里的积愤。阿三最后一次拎起我准备往外扔的时候，这家的主人走了出来，嘴里说着：“真吵得慌！怎么回事？”阿三拎起我，对主人说：“这只小野猫，我几次把它扔出去，它总是钻进厨房来，讨厌死了！”主人一边拈着他鼻子下边的黑毛，一边把我打量了一番，然后说声：“那就让它待在家里吧。”就回到内室去了。显然，主人是个沉默寡言的人。阿三满心不痛快地把我扔到厨房里。就这样，我终于把这户人家当做了自己的家。

主人难得和我见上一面。听说他的职业是教师，每天从学校回来就一头钻进书斋，几乎再不出来。家里的人认为他是个勤奋好学的人。他本人也摆出一副做学问的架势。其实，他并非像家里人所说的那样好学上进。我时常蹑着脚儿偷偷窥探他的书斋，见他经常大睡午觉，有时把口水流到摊开的书本上。他消化不良，所以皮肤淡黄，缺乏弹性，没有生气。可是他食量很大，每次填饱肚皮之后，就吃胃散

[4]

，然后摊开书本，读上两三页就发困，往书本上流口水，这是他每天晚上重复的“功课”。我虽然是一只猫儿，却时常想：“干教师这一行实在是惬意。如果我生来是人，我就只做教师！因为像这样睡着觉也能干好的差事，对于我们猫儿来说也是能胜任的。”可是，据我家主人说，再也没有比做教师更辛苦的了。每当朋友来访时，他总要发一阵牢骚。

我在这个家里住下来的当初，除了主人外，我不受任何人的欢迎。不管走到哪里，他们都对我推推搡搡，没有一个人搭理我。我如此不受重视，只要从直到今天还不给我起名字一事，就不难看出吧。我万般无奈，只好尽量呆在收留我的主人身旁。每天清晨，主人读报的时候，我总是坐在他的膝头上。他睡午觉时，我就趴在他的脊背上。这倒不是说我喜欢主人，而是因为没有人搭理我而不得已如此罢了。后来我的经验丰富了，每天清晨就趴在盛热饭的小木桶上，晚上睡在“被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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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天气晴朗的晌午，就躺在走廊里。我感到最舒服的还是夜里钻进孩子们的被窝，同他们一起睡觉。这家的两个小女孩，一个五岁，一个三岁，每天夜里两个孩子单独睡在一间屋，并且同睡一个被窝。我总是在她们中间找出个容身之地，想方设法挤进去。可是，有时运气不佳，一旦有个孩子醒来，我就大祸临头了。两个孩子——尤其那个岁数小的脾气最坏——会不顾深更半夜大声哭喊：“猫来了！猫来了！”于是，那个有神经性胃痛的主人必定醒来，从邻室跑过来。就拿前几天来说吧，他用尺子在我的屁股上狠打了一通。

我和人同居，经过仔细观察，我断言他们都是极其任性的。尤其是两个经常和我同衾的小女孩，更是无法无天。她们一时高兴，便任意胡来，把我倒拎着，或者往我头上套纸袋，要不就把我扔出去，或者塞进炉灶里面。可是，我只要稍一还手，他们就会全家总动员，四处追我，对我加以迫害。前几天，我在席子上稍微磨了一下爪子，女主人立刻大发雷霆。从那以后，轻易不允许我进入客厅。我即使在厨房的地板上冻得浑身打战，他们也无动于衷。令我敬佩的、住在对街的白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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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和我见面，总是告诉我：“再也没有比人类更冷酷无情的啦。”前些天，白娘子生下四只俊俏可爱的小猫，可是谁知她家的书生第三天就把他们弄到后院，一只不剩地扔进了水池子里。白娘子流着热泪原原本本向我诉说了这件事儿，然后说：“为了实现我们猫族的母子之爱，为了我们能过上美满的家庭生活，我们必须向人类开战，非将他们除尽杀绝不可！”我觉得她的见解入情入理。还有隔壁的三毛君，也非常愤慨地对我说：“人类根本不懂得什么叫所有权。”按我们猫族的常规来说，不管是沙丁鱼串的鱼头，还是鲻鱼的肠子，谁先找到，谁就有吃的权利。如果对方不遵守这个规矩，便可以诉诸武力。但是人类显然丝毫没有这种观念，我们找到了美味佳肴，他们必然会夺去。他们总是依仗自己力气大，若无其事地抢走理应归我们吃的东西。白娘子住在军人家里；三毛君的主人是个律师。我因为住在教师家里，对待这类事儿比起他们两位来要乐观得多。我只要能够一天一天地对付下去就心满意足了。别看他们是人类，也未必永远繁荣昌盛吧。让我们耐心等待“猫儿走运的时代”到来吧！

提到任性，倒使我想起我家主人由于这种任性吃了苦头的故事。本来，我那主人的本领就比不过人家，可是他偏偏对什么都喜欢弄一手。他时而写俳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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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杜鹃》杂志上投稿，时而给《明星》杂志写“新体诗”，时而写错误百出的英文，还学过“谣曲”

[8]

，而且有一阵子，吱吱嘎嘎地拉过提琴。遗憾的是，没有一样搞出点名堂来。不过，别看他是个老胃病，一旦搞起这些名堂来，却认真极了。他在茅房里唱“谣曲”，结果前邻后舍给他起了个诨名叫“茅厕先生”，他却满不在乎，还是大唱其“吾乃平忠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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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也”。惹得人们一听到他唱就发笑说：“快听，又是平忠盛！”也不知这位主人是怎样想的，在我住进他家大约一个月之后，他领取月薪的那天，拎着一个大包，急匆匆地回到家来。我在想他买回什么来了？原来是水彩颜料和画笔，还有华特曼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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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他决心从今天起放弃“谣曲”和“俳句”专搞绘画了。果然，从第二天起，有一段时间里他每天连午觉也不睡，在书斋里专心致志地画画。但是，看他画出来的东西，谁也无法断定究竟是什么。大概他本人也觉得画得不太高明。有一天，一个像是研究美学的朋友来他家，我听见他们进行了如下的一段对话：

“实在是很难画好啊。看别人画觉得很容易，可自己一拿起笔来，才真正感到作画之难。”这是主人发出的感慨。不错，这倒是他为人诚实的地方。他的朋友透过金丝边眼镜，瞅着他的面孔说：“不可能一开头就画得很好的。且不说别的吧，像你这样闷在屋子里，单凭想象作画，肯定是画不好的。意大利大画家安德利亚·特尔·萨尔德说过这样的话：‘夫欲从事绘画，则须摹写自然本身。天有星辰，地有露华，上有飞禽，下有走兽，池中有金鱼，枯木立寒鸦，所有的自然，无不为一幅绝妙之图画也。’你想要画出像样的画来，不妨也试试写生如何？”

“嘿！安德利亚·特尔·萨尔德说过这样的话吗？我一点也不知道。言之有理，的确如此。”主人佩服得五体投地。而那人的金丝边眼镜后边，分明露出一丝嘲弄般的笑意。

就在第二天，当我照例来到廊子舒舒服服睡午觉的时候，主人破例走出书斋，在我背后不停地折腾着。我突然醒来，把眼睛睁开一道细缝看看，他在干什么？原来他正在聚精会神地效法安德利亚·特尔·萨尔德呢！看到这种情景，我忍俊不禁，他受了朋友的揶揄后，首先拿我作模特儿，写起生来了。我已经睡足，非常想打个呵欠。但是想到主人难得这样认真地挥动画笔，如果我挪动身体，岂不对不起他？于是我尽量忍耐着，一动不动。他已经画好了轮廓，正在为我的面部着色。我不得不承认，作为一只猫儿，我的确算不上俊俏。无论身材、毛色，或者脸上的眉眼儿，我决不认为自己胜过其他的猫儿。但是我生得再怎么丑陋，总不至于像主人现在画出来的那副怪模怪样呀。先说毛色就不像，我的毛色很像波斯猫，淡灰中含有微黄，而且带有像黑漆一般的花纹。这是谁都不会怀疑的事实。可主人现在涂的色彩，非黄，非黑，非灰，也非褐色。那是一些颜色的混合色，无法说出是什么颜色。尤其妙的是，画中的猫竟然没有眼睛。当然，他画的是我大睡方酣时的姿态，情有可原，但是连个像眼睛的地方都看不出，根本无法判断这是瞎猫还是睡猫了。我心中暗想：不管你怎样效法安德利亚·特尔·萨尔德，这种画法肯定是画不出名堂的。但是，他那种认真的精神，不能不令我钦佩。我本想如果可能，尽量呆着不动，但是我老早就憋着一泡尿。全身筋肉紧张得难熬，已经到了一分钟也忍不了的地步。不得已，我只好对不起了，便把两腿使劲向前一伸，把头用力向下一低，打了一个大呵欠。唉！事情既然如此，再老实待下去也毫无意义。反正主人的计划已经让我打破了，不如趁机到房后去解决我的小急吧。我慢腾腾地走开去。于是，主人发出了失望而又愤怒的声音，在客厅里大喝一声：“你这个混蛋！”我家主人有个毛病，骂人的时候总是使用“混蛋”这个字眼。除此外，他不懂得其他的骂法，所以只好随他去骂吧。主人一点不理解我为他憋了这么久的心情，一味地骂我“混蛋”，真是太不近人情啦。而且，如果平时我趴在他脊背上的时候，他能多少给我一点好颜色看，我还可以忍受这种辱骂，可是他从未做过半点对我有好处的事儿，我解小便就被骂作“混蛋”，未免太过分啦。说起来，人类总以为自己的力量了不起，所以狂妄自大得很。如果不出现个比人更强大的东西来惩治他们，那么他们会无法无天到什么地步，那就很难逆料啦。

人的任性，如果只到此为止，那还可以容忍。但我听说人干下的许多缺德事儿，远要比这个可悲得多呢。

我家房后有个十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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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的茶园。地方不算大，却是个清爽舒适、阳光宜人的好地方。每当家里的孩子们吵吵嚷嚷、闹得我不能舒舒服服睡午觉的时候，或者当我闲极无聊、消化不良的时候，我总是到这里来养一养我的浩然之气。十月的一天，小阳春天气，日暖风轻，午后两点左右，我吃罢午饭并痛痛快快睡了个午觉之后，为活动活动身体，便漫步来到茶园。我嗅着每一株茶树的树根，来到了西侧杉树篱笆墙下。我看见有一只大黑猫把身子压在枯菊丛上埋头大睡。我走近它，它似乎根本没有注意到我，也许注意到了，却毫不在意，舒舒坦坦地躺在那里，仍然鼾声大作。跑进别人家里居然这样无所谓地大睡特睡，这使我不能不为它的胆量感到吃惊。它是只无杂色的黑猫。刚刚过中午的太阳，把透明耀眼的光线投射在它的皮肤上，使它那柔软的皮毛好像闪烁着一种肉眼看不见的火焰。它具有堪称猫族大王一般的魁伟体格，足足要比我的身体大一倍。我出于赞叹和好奇，忘记一切，伫立在它面前，专心一意地瞧着它。就在这时，小阳春时节微微吹拂的和风，轻轻抚弄着伸展到杉树篱笆上的梧桐细枝，稀稀落落地飘下两三片梧桐叶，落在枯萎的残菊丛中。这位大王突然睁开它那双圆溜溜的眼睛。直到今天，我仍然记得那双闪闪发光的眼睛比人类所珍重的琥珀还要美得多。它一动不动，并且把双眸深处射出的锐利目光一下子集中到我那窄小的额头上。它质问我道：“你是个什么东西？”作为大王来说，这样用词不太文雅，可是在那声音深处，使人感到有一种足以力挫猛犬的力量，使我颇为惶恐。我想如果不和它寒暄几句，将是很危险的。于是我竭力装得若无其事的样子，冷冷地回答道：“在下是只猫儿，还没有名字。”但是此时此刻，我的心脏的确比平时跳动得厉害。他以极为轻蔑的语气说：“啥？你也是猫？真叫俺恶心！那么，你住在哪儿？”那口吻简直是目中无人。“我就住在这个教师的家里。”我答道。它接口说：“俺就料到是这么回事。看你瘦得皮包骨的样子！”真不愧是个猫大王，态度趾高气扬，语气咄咄逼人。从它的谈吐来看，总觉得不像是良家豢养的猫儿。不过，看它那油光滑亮、肥肥胖胖的体格，似乎吃的是珍馐美味，日子过得相当红火。我不由得问道：“那么你是什么人呢？”“俺是人力车夫家的老黑！”他昂然自豪地回答。提到车夫家的老黑，这一带无人不知，那是一只野性十足的猫。但是正因为它是车夫家的，便处处逞强好胜，毫无教养，所以谁都不大和它来往。它是个谁都敬而远之的家伙。我一听到它的名字，便觉得有点不是滋味。同时又对他有点轻蔑之意。我首先想到要试试它不学无术到何等程度。于是，我和它进行了如下的对话：

我问道：“你说说，车夫和教师到底谁了不起啊？”

老黑答道：“当然是车夫强大喽。瞧你家主人，瘦得皮包骨啦。”

我说：“你真不愧是车夫家里的猫儿，看上去相当壮实有力哪。看来你生活在车夫家里，一定是吃好饭好菜喽。”

老黑说：“你瞎说什么！俺不管走到哪里，决不会在吃的上面犯愁。你这家伙也别光在茶园里转来转去，不信跟在俺后边试试，保你不出一个月，就会胖得认不出来了。”

我说：“这事以后再拜托吧！不过，我总觉得在住宅方面，教师家总比车夫家宽敞呀。”

老黑说：“傻瓜！房子再大，能填饱肚皮吗？”

看来，我的话好像惹得它很不高兴。它频频抖动着那尖削的耳朵，粗鲁地走开了。我和老黑以后成为知己，就是从这一次相识开始的。

这以后，我和老黑多次相遇，每次它都大吹大擂，不愧是车夫家的猫。我先前听到的关于人类悖德的事件，实际也是出自老黑之口。

一天，我照例和老黑在暖和的茶园里躺着闲聊，它又把那经常自吹自擂的事情当作新鲜事儿重复了一遍，然后质问我道：“你这家伙，过去捉了多少只老鼠？”我一向自信在智慧方面比老黑要高出很多，而论腕力和勇气自知决非老黑的对手，虽然如此，当我听到老黑这样发问时，还是感到很难为情。不过，事实总归是事实，撒不得谎的。于是我回答说：“其实我老早就想捉老鼠啦，只是还没有捉到过。”老黑抖动着鼻子尖附近高高翘起的那根长须，哈哈大笑起来。原来，老黑正是由于好自吹自擂，头脑未免缺根弦儿。所以当它自吹自擂时，你只要喉咙不断发出咕噜声作出佩服恭听的样子，它便是只很容易驾驭的猫儿。我和它接近后，立即掌握了这个诀窍，所以面临这种场合，如果硬要为自己辩解，那就会使形势变得益发对自己不利，自然是划不来。于是我盘算着：不如干脆让他吹一通过关斩将的功劳，将他应付过去算了。我主意打定后，便很温顺地撺掇它说：“像你这样年富力强，一定捉过很多老鼠啰。”它果然顺着杆爬起来，十分得意地回答说：“不算多吧，四五十只总还是有的。”接着又说：“一两百只老鼠，俺一个人可以包下来。但是黄鼠狼这家伙却很难对付。有一次，俺和黄鼠狼干了一架，可算是倒了大霉了。”“噢！是吗？”我附和了一句。老黑眨着大眼睛说：“那是去年年底大扫除的时候。俺家老板拿着一袋石灰放到‘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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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你猜怎么着？一只大黄鼠狼惊慌失措地蹦了出来。”“噢！”我赞叹了一声。“虽说是黄鼠狼，其实不过比老鼠稍大一点儿。俺心想你跑不掉，便紧追不舍，一直把它追进泥沟里。”“干得好！你真行！”我向他喝彩说。“可是，你猜怎么着？到了节骨眼儿上，这家伙使出最后一招，放起臊屁来啦。哎呀，那别提有多臭了！打那以后，俺一看见黄鼠狼就恶心。”说到这里，它仿佛又闻到了去年的臭气似的，把前爪举到鼻头上，拂拭了两三遍。我也觉得有点怪难受的，但为了给他鼓气，我说：“但是只要是老鼠一被你盯上，就休想活命啦。你真是个捕鼠‘名人’，尽吃老鼠，所以才这样肥胖，这样有光泽的吧。”我本想讨老黑的欢心说了这番话，却想不到招来相反的结果。他喟然长叹一声，说道：“想起来真没意思，不管俺怎样卖力气捉老鼠，可哪里会料到……世上没有比人类更加蛮不讲理的啦。他们把我捉到的老鼠全抢走了，送到派出所啦。警察当然不知道是谁捉到的，反正每只老鼠给五分钱奖励。俺老板托俺的福，已经赚了一元五角钱，可是他从来没有给俺吃过一顿像样的饭。告诉你吧，所谓人类，就是假装正经的强盗呀。”别看老黑是个不学无术的家伙，这点道理它还是蛮明白的，所以提起这事，它颇为恼火，连背上的毛都倒竖起来了。我看到这般情景有点害怕，就随便应付了几句赶紧回家了。从这以后，我下定决心不去捉老鼠。但是也不给老黑当喽啰，跟着他到处去寻找老鼠以外的美味佳肴。吃山珍海味，还不如躺着舒服哩。看来呆在教师家里连猫儿也会染上教师具有的那种习性。如果不注意，说不定也很快会闹起胃病来的。

提到教师，近来我家主人似乎也领悟到他在水彩画上是没有什么希望的。他在十二月一日的日记上这样写道：

在今天的聚会上第一次遇到某某。据说他曾是个喜欢寻花问柳的人。果然，一见便知他是嫖妓老手。由于他具有这种禀性，自然招引女人的喜欢。所以与其说是某某放荡成性，倒不如说他是身不由己而放荡的。这样说才更为恰当。听说他的老婆原是个艺妓，真令人羡慕啊。其实，那些说别人放荡的人，多半自己是缺少放荡本事的。同时以放荡家自居的那些人中，也有许多人是不具备放荡资格的。他们并非身不由己，却硬是打肿脸充胖子。这些人，就像我画的水彩画一样，用不着担心，终究是成不了气候的。尽管如此，他们却以嫖妓老手自居。如果这个道理成立——只要到酒馆喝喝酒，或涉足一下“待合”

[13]

就可称为嫖妓老手，那么我也可以算得上水彩画家了。正像我的水彩画以不画为佳一样，那些不懂嫖妓规矩的乡下土包子，比起以嫖妓“老手”自居的蠢人来，反高尚得多。

我不大赞成这种“嫖妓老手论”。同时，主人为人师表，不应该说出羡慕别人娶艺妓为妻的这种愚蠢想法来。不过，他对自己的水彩画的鉴别眼力，倒是极正确的。尽管主人如此有自知之明，但他的自负心，却很难根除。间隔两天，在十二月四日的日记上，他写道：

昨天夜里做了一个梦，我觉得自己学画水彩画画不出名堂来，便把画的画扔在一边，不知谁把它镶进一个漂亮的镜框里悬挂在“格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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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方。装进镜框一看，连我自己也觉得这幅画一下子漂亮起来了，真高兴。我独自久久欣赏着，觉得这幅画蛮够意思的。就在这时，天亮了，我也醒来了，而那幅画拙劣如旧的现实，也随着白日映帘，变得一清二楚了。

看来，主人连睡梦里也对水彩画恋恋不舍。如此说来，水彩画家理所当然不可能成为这位老夫子自己所说的“老手”啦。

主人梦中自诩水彩画的第二天，那位多日未露面、脸上架着金丝眼镜的美学家来拜访主人了。他刚一落座，就开口问道：“画得怎样啦？”主人不动声色地回答说：“按你的忠告，我正在努力写生。的确，通过写生，似乎能充分了解过去不曾注意的形体、色彩的微妙变化等。看来，西洋很早就主张写生，所以绘画才有今天这样的成绩。真不愧是安德里亚·特尔·萨尔德哩。”日记的事，他只字未提，却对安德里亚·特尔·萨尔德又钦佩了一番。美学家一边笑，一边搔着头说：“实说吧，老兄，那是我瞎编造的。”“编造？编造什么？”主人受到愚弄还不知道。“你还问呢！就是你一味钦佩的那个安德里亚·特尔·萨尔德呗。那是我随意编造的。真没料到你竟会如此地信以为真。哈哈……”美学家十分得意。我在廊前听了这番对话，禁不住先琢磨起来：“不知主人在今天的日记上怎样记下此事。”这位美学家喜欢胡诌一些无影无踪的事儿来愚弄人，还专门以此为乐。他似乎根本没考虑安德里亚·特尔·萨尔德这件事会在主人的情弦上拨弄出什么样的音响，便又得意洋洋地接着说道：“哪里！我经常开个玩笑，人们就把它当真，玩笑可以挑起很大的滑稽美感，真有意思！不久以前，我告诉一个学生说，尼古拉斯·尼克尔贝

[15]

曾经劝告基朋，不要用法文撰写其毕生大作《法国革命史》，结果他改用英文出版了这部作品。谁知那个学生记忆力特别强，在一次日本文学会的讲演会上，他就一本正经地把我的话重复了一遍，真是滑稽得很。而当时听讲的有一百人左右，竟然也个个在那里洗耳恭听哩！还有一件有趣的事儿：前些天在一次有文学家参加的聚会上，有人提出哈里森

[16]

的历史小说《塞奥伐诺》的时候，我当即评论说：‘那是历史小说中的白眉，尤其刻画女主人公之死的那一段，写得真是阴森可怕，鬼气袭人。’我这么一说，坐在对面的一位万事通先生马上接着说：‘不错，不错，那段情节的描写真是妙极啦。’我由此知道那家伙也和我一样，并没有读过这部小说。”患神经性胃病的主人听后，睁大了眼睛问道：“你这样胡说八道，如果对方读过那部书，岂不糟糕啦？”主人的话使人感到仿佛骗人是没关系的，只是露了马脚下不了台。这时美学家却无动于衷地说道：“不要紧，遇到那种情况，只要说同另一本书弄混了就行啦。”说罢，“咯、咯”的笑起来。别看这位美学家戴着金丝边眼镜，他的品行倒真有点像车夫家那只老黑。主人吸着“日出牌”香烟，吐着烟圈，脸上的表情仿佛在说：“我可没那种胆量。”美学家的眼神也似乎在说：“正因为你缺乏胆量，所以你画的画也成不了气候。”美学家接着又说：“不过话说回来，玩笑归玩笑，绘画这种东西的确难得很。据说莱奥纳尔德·达·芬奇

[17]

曾命他的弟子画教堂墙壁上的水渍。可不是嘛，上茅厕时只要仔细观察那渗水的墙面，上面就是一幅非常美妙的天然浑成的图案。你留心去试试，肯定会画出一幅有趣的画来。”“你又在骗人吧？”“哪里？这回可是真的。多么精辟的话啊！只有达·芬奇才会这么说的。”主人说：“不错，是真够精辟的。”主人认输了一半，不过，他好像直到今天还没有到茅厕写生过呢。

车夫家的老黑，后来变成了瘸子。他那光滑的皮毛也逐渐退色、脱落。我曾经赞许过那双比琥珀还要漂亮的眼睛，现在满是眼脂，尤其引起我注意的是，他后来意气消沉、身体衰弱。我和它在茶园最后一次会面那天我问他：“你怎么啦？”它说：“俺再也不敢领教黄鼠狼的臊屁和鱼铺老板的扁担啦。”

点缀在赤松林间的两三层红叶，犹如逝去的梦一般凋落了；茅厕前面的洗手钵附近，交互散落着花瓣的红白山茶花，现在也零落罄尽。那朝南的三“间”

[18]

半长的前廊上，冬天的日光已很快倾斜。不刮凛冽北风的日子几乎已很少。这一时期，我觉得午睡时间似乎缩短了。

主人每天到学校去，一回来就躲在书斋里。客人来了，他总是说：“干够教师啦，干够教师啦。”水彩画也轻易不画了。他认为胃散治不了病，也不再喝了。而小孩子倒是令人敬佩，每天都去幼儿园，从不间断。放学后，唱唱歌，拍拍球，还时常揪住我的尾巴，把我倒提起来。

我不吃美味佳肴，所以也没发胖。至少身体还健康，没有成为瘸腿，就这样一天一天地活下去。老鼠我是决不捕捉的。我仍然讨厌厨娘阿三，仍然没有人给我起名字。要说欲望，那是无穷无尽的。我已下决心一辈子呆在这个教师家里，作个无名的猫儿，了结此生吧。

[1]
指寄食人家，边照料家务边上学的书童。

[2]
这里指一只小母猫。

[3]
一种廉价的小鱼。

[4]
药名。

[5]
用来取暖的一种炉子。

[6]
指邻居家的一只母猫。

[7]
日本的一种短诗，以十七字为一首。

[8]
日本的一种古典乐剧，中世纪由外来舞乐和日本传统舞乐融合而成。演员戴能乐面具随着伴奏表演。

[9]
平忠盛（1096—1153），日本武将。

[10]
一种英国特产的水彩画纸。

[11]
1坪约合3．3平方米。

[12]
日本房廊的地板下。

[13]
招妓游乐的地方。

[14]
日本房屋构造，间壁与顶棚之间的地方。

[15]
狄更斯所著小说中用热闹而复杂的故事情节描述了身无分文的尼古拉斯于父亲去世后的经历。

[16]
这里可能是指英国作家哈里森（1831—1923）。

[17]
达·芬奇（1452—1519），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画家、雕塑家、建筑家和工程师。

[18]
日本长度计算单位，一“间”为六尺。

二

新年以来，我多少有了点名气，作为一只猫儿也有一点扬眉吐气了，真是可喜可贺。

元旦一清早，主人就收到一张彩色明信片。这是他的一位知交画家寄来的贺年片，是用彩色笔画的，上方涂着红色，下方涂着深绿色，正中蹲着一只动物。主人在书斋里，把它横着看竖着看瞧了一遍，自言自语地说道：“色彩很不错嘛。”本来已经欣赏了一番，本该作罢，可是他仍然横过来竖过去看个不停。一会儿扭转身子，一会儿像老头儿让人家看“三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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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的把胳膊伸得老长，一会儿又对着窗子，把画片拿到鼻子尖前看个没完。我真希望他赶快停下来，否则我坐在他的膝头上晃来晃去实在危险。他的动作好不容易缓和下来，这时只听他小声地说了句：“这究竟画的是什么呀？”看来主人很欣赏画片上的色彩，但却弄不清画上的动物是个啥东西，所以费尽心思一直在琢磨哩。我心想：“这画片真是那么让人看不懂吗？”我大大方方地半睁着睡眼沉下心去一看，货真价实，画的就是我的肖像！虽然这位画家未必像主人那样以安德利亚·特尔·萨尔德自居，但的确不愧是位画家，形体和色彩都画得很地道。让谁来看也是只猫儿。而且画得很出色，只要是个稍具鉴识眼力的人，一眼就会认出这不是别处的猫，正是我辈啊。主人连这么一清二楚的事也分辨不出，竟要如此绞尽脑汁，想来人类也真有点可怜。如果可能，我真想告诉他那就是我呀。即使认不出是我，至少得让他知道那是只猫儿。但是人类毕竟是不懂我们猫族语言的动物，他们没有受过老天的这份恩宠，所以很遗憾只好不去管它了。

这里，须向读者声明一句：人类有个坏习惯，动不动就“猫儿、猫儿”的不离口，若无其事地使用轻蔑的口吻来评价我们，这是极不妥当的。那种认为从人类的渣滓中产生牛马，又从牛马的粪便中制造出猫儿来的想法，对于从来不知道自己无知、一向趾高气扬的教师们来说，也许是常有的事，可是在别人看来，这委实不成体统。虽说我们是猫儿，也决不会那么三下五除二，随便就能制造出来。也许从外人的眼中看来，所有的猫都是千态一体，毫无差别，好像每一只猫儿都没有本身的特色似的。其实，只要你进入猫的社会里看一看，就知道里面也是相当复杂的。人类所说的那句话：“十人十面”，同样也适用于我们猫儿的社会。从眼神、鼻子的形状、毛色、步伐等方面来说，都各有不同。从胡须张弛的模样，耳朵竖立的情况，到尾巴下垂的程度，没有一只猫儿是相同的。可以说模样儿的美丑、个人嗜好、懂不懂风流等等真是千差万别，数也数不清的。尽管存在如此明显的差别，可是据说由于人的眼睛只能是向上看，只知道仰望天空，所以不要说了解性格，就连识别我们相貌这类事也都无法做到，真是可怜得很。据说有句老话叫做“同类相求”，的确是这样，卖瓜的只认识卖瓜人，猫儿只认识猫儿，猫儿的事只有我们猫儿才了解。不管人类如何进步，唯独在这一点上，他们是不行的。而且说句老实话，他们并不像他们自信的那样伟大，所以就更无法做到。更何况我那缺乏同情心的主人，就连相互了解才是爱的基础也不懂得，就更无法了解我们了。他这个人活像脾气乖僻的牡蛎，整天蜷伏在书斋里，从来没有向外界探过头。但他却摆出一副只有自己颇有远见卓识的面孔，真是滑稽可笑。其实并非如此，明明我的肖像摆在他的眼前，可他一点也没有觉察出来，却说什么“今年是和俄国开战的第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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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画的是北极熊吧”，竟然说出这等令人费解的话而毫不脸红，足见他并没有远见卓识。

我趴在主人的膝头上正闭目冥想这些事儿，女仆送来了第二张贺年片。我一看，贺年片上印刷着四五只外国猫儿，排成一行，有的拿着钢笔，有的翻书本，正在学习，其中有一只猫离开座位，在桌角边正跳着西洋的“猫蹦蹦舞”。画片的上端用日本墨汁浓浓地写着：“我是猫儿”，右侧还写了一首俳句：“读书呀，跳舞呀，猫儿的新春元日好热闹！”这是主人的旧门生寄来的，无论谁一眼就会看懂画中的意思，可我这位生性迂阔的主人，却似乎弄不明白，莫名其妙似地歪起头来，自言自语地说道：“怪呀，今年莫非是猫年？”显然，他连我已经名扬遐迩都没理会到哩。就在这时，女仆又送来了第三张贺年片。这张上边没有画，只是写着“恭贺新年”，旁边还有一行字：“肃此亦请代向贵府那只猫儿问安。”不管主人如何迂执，写得这样明明白白，他总算是省悟过来，鼻子哼了一声，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和过去不同，似乎带有几分敬意哩。过去一直不为世人所承认的主人，突然大有面子，这完全是托我的福，所以他对我略加青睐是完全应该的。

恰好在这时，格子门上的小铃铛叮叮当当地响了。大概又是客人来访。既是来客，应由女仆到门口去接待，除了鱼铺一个叫梅公的伙计送鱼来之外，我是决不迎出去的，所以我照旧不动声色地坐在主人的膝上。这时，主人脸上显出不安的表情向正门那边瞧，好像有高利贷者登门索债似的。主人似乎讨厌接待来贺新年的客人，也讨厌陪着他们喝酒。一个人褊狭到这种地步，也真够可以的了。既然那么讨厌贺客，早一点躲出门去不就解决了吗？可是他又没有这个勇气，这就更暴露出他那藏在硬壳里的“牡蛎”般的根性。很快，女仆回来报告说：“寒月先生来了。”寒月这个人，也是主人的旧门生，如今从大学毕业，听说混得比主人似乎还有出息。这个人不知是什么缘故，经常到主人家来玩。来了之后，总喜欢说些女人喜欢他这类半真半假的话，或者讲些社会上的趣闻琐事，要不就胡谄一些耸人听闻、风流浓艳的事儿，说够了才回去。为什么他特地找主人这种行将变成枯木死灰般的人来讲这类话呢，实在令人费解。而“牡蛎”般的主人，听了他的话以后，还不时地说上几句去凑趣，这就更滑稽啦。

“很久没有来看望您啦。我从去年年底一直忙得不可开交，总想来看您，可总没机会到这一带来。”新来的客人摆弄着他那礼装大褂上的丝绦，说些叫人摸不着头脑的话。主人一本正经地问道：“你都去哪一带啦？”边说边扯了扯他那用黑棉布缝制的礼装大褂的袖口，主人的这件棉布礼装大褂，身长很短，下摆处向左右各露出里边半寸长的粗绸袍子。“嘿、嘿、嘿，那方向可有点不同。”寒月笑道。我一看，这位先生今天掉了一颗门牙。于是主人转换话题问道：“喂！你牙齿怎么啦？”“嗯，我在一个地方吃香菇来着。”“你说吃了什么？”“唔，吃了点香菇，我用门牙一咬香菇的盖儿，‘嘣’的一下门牙折断了。”主人说：“咬一下香菇，就崩断了牙？简直成了老头啦。这也许上得了俳句，不过搞恋爱可就不成啦。”主人说着，用手心轻轻拍了一下我的脑袋。“呵，这就是那只猫呀？长得满肥的！和车夫家的大黑猫比一比，也不见得逊色，蛮不错嘛。”寒月君大大夸奖了我一番。“最近又长大了许多，”主人说着，得意地敲着我的脑袋。我受到夸奖，当然很高兴，可是脑袋被敲得挺痛。寒月君又把话题扯回来说道：“前天夜里又搞了一个合奏会。”主人问道：“在哪儿？”“地址您还是别打听为好。三把小提琴，加上钢琴伴奏，蛮有意思。只要有三把小提琴，就是拉得蹩脚些，也能听得过去啊。拉琴的，两个是女的，我夹杂在中间，连我自己也觉得拉得蛮带劲儿哩。”主人羡慕似地问道：“噢，那两个女的是什么人呀？”别看主人平时脸上装出一副枯木寒岩的样子，其实，他可不是个对女性能忘情的人。他曾经读过一本西洋小说，小说中有一个人物，对所有的女人几乎都一见钟情。小说讽刺地写道：“算起来，从街上走过的女人，将近十分之七他都产生过爱慕之情。”主人对这一点大加赞赏，说什么：“这是真理。”如此凡心极重的人，为什么却过着牡蛎一般的生活，这就不是我这个猫所能了解的啦。有人说这是因为他失恋过，又有人说这是因为他患有胃病，还有人说是因为他既无钱又胆怯的缘故。不管是哪种揣测，横竖他不是与明治历史有关的大人物，所以都无关紧要。不过，他带着羡慕的口吻打听寒月君所接触的女性，这毕竟是事实。寒月君蛮有兴趣地用筷子夹起一片下酒的“鱼糕”，用门牙咬下半块来。我真担心他又要崩断牙齿了，不过这回却没事儿。然后他淡淡地回答道：“您用不着操心，两个女的都是名门闺秀，您不认识。”“哦——”主人把“哦”的调门拉得很长，把下边“原来是这样”省去，同时在思考着什么。寒月君大概认为到了该收场的时候了，便提议说：“今天天气可真好啊，您要有空闲，我陪您去散散步吧。旅顺打了下来，街上可热闹啦。”主人的那副表情，仿佛在说：“攻下旅顺对我无关紧要，要紧的是了解一下那两个女性的身份。”他沉思了一会儿才下定决心，说道：“那就走吧！”说着站起身来，穿的还是那件棉布礼装外褂和已穿了二十年的“结城绸”棉袍。这棉袍听说是他哥哥死时留下给他做纪念的。虽说结城绸特别结实，可这样长期穿用，如何受得了，许多地方已磨得很薄，透过阳光可以看得见衣里补缀的针脚。主人穿衣服无所谓腊月与正月，也不分什么平时装与出门装。一说出门，摆起双手，轻松自在地抬腿就走。我不知道这到底是因为没有另外的衣服可换呢，还是有衣服懒得换，但至少我觉得不是由于失恋造成的。

两人出门以后，我不客气地把寒月君咬剩下的半片“鱼糕”给报销了。这些日子，我已不是普普通通的猫了。我觉得自己已完全获得了像桃山如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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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描述的那种猫儿的资格，或者说像格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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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偷过金鱼的那只猫儿的资格啦。车夫家的老黑已根本不在我的眼里了。即便报销了一片“鱼糕”，人们也不会说三道四。而且这种利用别人看不见的当儿偷吃零食的习惯，也决不限于我们猫族。就拿我家女仆阿三说吧，她趁主人妻子不在的时候，经常不打招呼就吃点心之类的东西，而且吃完了也不打招呼。这种事也不只限于阿三，就连一向被主人妻子吹嘘为有极好家教的孩子们，也有类似行为。这是四五天前的事了：两个孩子清早醒来，在主人夫妇还未起床之前，便面对面地坐在饭桌上。她们每天总是要吃一点主人吃的那种蘸白糖的面包。碰巧那天糖罐正好放在桌上，并且连糖匙也在。因为没有人像平常那样给她们分白糖，那个大点的孩子很快从糖罐里用糖匙舀了一匙糖，倒在自己的碟子里。于是那个小的，也学着姐姐的样子，用同样的办法把糖舀在自己的碟子里。两个人睁圆眼睛对视了一会儿，那个大的，又拿起糖匙舀了一匙加在自己的碟子里。那个小的也立刻拿过糖匙，把自己的碟子弄成和姐姐的一样多。姐姐又舀了一匙，妹妹也不落后，又加上了一匙。这样你一匙我一匙舀下去，终于两人碟子里的糖都堆成了小山，而罐子里连一匙糖也不剩了。这时，主人揉着惺忪的睡眼从寝室走了出来，把孩子们费了好大力气舀出来的糖又照旧装回罐子里。我看到这种光景，心想：“人类从利己主义引申出来的所谓公平观念，也许优于我们猫族，不过他们的智慧似乎比我们猫儿差远了。在糖没有堆成小山之前，赶快把它送入嘴里岂不更好吗？”可惜我说的话她们听不懂，所以很遗憾，我只好坐在盛饭的桶上默不作声地欣赏着这幕活剧。

同寒月君一同出去的主人，也不知他们上哪儿散步去了。直到当天晚上很晚才回来，第二天出来吃早饭已是九点多钟了。我照例在饭桶上看着主人，他一声不响地在吃煮年糕，吃了一碗又一碗。尽管年糕片不很大，但他毕竟吃了六七块啊。最后把一块剩在碗里，放下了筷子说道：“咳，不吃啦。”如果是别人随便把吃的剩在碗里，他是决不答应的，但是，摆出一家之长的架子而自鸣得意的他，看着浸在浓汤里焦烂的年糕残骸，却丝毫不以为然。主人妻子从壁橱里拿出胃散，放在桌子上。于是主人说道：“这个药不管用，我不吃！”“怎么你……人家说这对淀粉食物很管用呢，还是吃了好啊！”她一个劲儿劝他吃。主人又犯了他那执拗的毛病，说道：“什么对淀粉管用不管用的，不吃！”妻子嘟囔说：“你这个人真是没常性！”“不是我没常性，是因为药不管用。”“你前些日子不是说真管用，真管用，每天都在吃吗？”主人使用对句似的口吻说道：“彼时管用，此时不管用啦。”“像你那样吃一阵停一阵，就是多管用的药也保险不会管用的。胃病不同于别的病，不耐心吃药，是不会好的呀。”她说着回头看了看端着方盆等候在那里的阿三。阿三立刻无条件地站在女主人一边，说道：“老爷，太太说的是实话，您要不继续吃几顿看，怎么能知道它是好药还是坏药呢。”“不管它好坏，我说不吃就是不吃。女人家懂得什么，少多嘴！”主人的妻子说道：“反正我们是女人。”说着把胃散推向主人，想强制他喝下去。主人却一言不发地站起来，走进了书斋。主人的妻子和阿三面面相觑，嘻嘻地笑了起来。这种时候，如果我紧跟在主人后边，坐到他的膝上，就会大吃苦头，所以我从院子绕过去，爬到书斋前的廊子里，从纸窗的间隙往里偷偷一瞧，主人正摊开爱比克泰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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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的书在读着哩。如果他能像平时那样读懂这本书，当然很了不起。可没过五六分钟，他就把书本狠狠地扔在书桌上。我早就料到会有这一手。留心看下去，这次他拿出日记本写下了如下的记事：

与寒月去根津、上野、池之端、神田一带散步。在池之端的“待合”前，艺妓们穿着底襟绣着彩花的春装，在玩拍羽毛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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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着很美，而面孔丑陋，颇似我家的猫也。

大可不必为说明其面孔丑陋，特地把我当作例子呀。即便是我，只要到“喜多美容店”去刮刮脸，不见得会比人差多少。糟糕的是，人总是这样自高自大。主人的日记接着写下去：

拐过“宝丹”药铺房角，又走来一个艺妓。这个艺妓身材苗条，柳肩，长得很俊俏，身上穿着浅紫色衣服，很合体，看起来很雅致。她露出雪白的牙齿笑着说道：“小源哥，昨儿晚上嘛……实在是我太忙啦。”不过她那声音嘶哑得和乌鸦叫一样，使她那风流俊俏的姿态大为减色。我懒得回头去看所谓小源哥究竟是何许人，便甩着双手径直来到“御成路”。寒月不知为什么，似乎有些魂不守舍的样子。

再也没有比人的心理更难以理解的了。我家主人此刻的心情究竟是感到恼火呢，还是流于轻浮？或者是向古代哲人的遗著中寻求一抹安慰呢？我一点也弄不清楚。他在冷嘲社会呢，还是想混迹人间？是对无聊事大发脾气呢，还是超然于物外？我简直无法摸透。我们猫儿在这方面是非常单纯的。想吃就吃，想睡就睡，发怒的时候就尽情发怒，哭的时候就哭他个昏天黑地。而且，我们猫儿绝对不记日记这样毫无用处的东西。因为没有记的必要嘛。也许像主人那样表里不一的人，才有必要记日记，把不能向社会公开的真实自我在暗室中发泄一番。至于我们猫族，我认为行住坐卧，拉屎撒尿，就是我们的真实日记，没有必要费那么多手脚把自己的真实面貌一一保存下来，如果有记日记的闲工夫，干脆在廊子里睡上一觉，不是更美吗？主人继续写下去：

在神田的一家饭馆里吃晚饭。喝了两三杯许久没有喝过的“正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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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今天早上胃口情况特好。看来，对于有胃病的人，每天晚上喝点酒是最管用的。胃散我是绝对不吃了，谁说也不行。反正不管用就是不管用。

主人在日记中拼命攻击胃散。好像在和自己吵架。今天早上的火气，在日记里似乎还余怒未息。说不定人类记日记的本质就在于此哩。

前几天某某说：“如果不吃早饭胃病就会好。”我试着停吃了两三天早饭，结果只是腹中咕咕作响，毫无效果。某某劝我不再吃咸菜，据他说，一切胃病的病根都出自咸菜。只要不再吃咸菜，就可斩断胃病的老根，必然康复。从那时起，我有一个星期未沾过咸菜边，可也没见什么功效，因而最近又吃开了。问了一下某某，据他说：“唯一的疗法是按摩腹部。但普通的按摩法不灵，必须使用‘皆川派’的古法治疗，一般胃病只要搞上一两次，就可以根治。安井息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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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曾极为喜欢这种按摩术。就连坂本龙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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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样的豪杰，也时常接受这种治疗。”经他这么一说，我立即去上根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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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他们给我按摩了一次。但是他们说不按摩骨节不会痊愈，又说不把内脏的位置翻转颠倒过来，便很难根治等。那种按摩简直残酷极了。治疗后浑身瘫软，就像得了昏睡病一样。领教这一次以后，我再也不去了。A君说千万不可吃固体食物，于是我一整天只喝牛奶，这时肠里发出隆隆的响声，简直像闹了水灾似的，弄得我整夜无法入睡。B先生说：“用横膈膜呼吸，使内脏得到锻炼，胃的功能自然会健全起来，你不妨试试。”这个办法我也稍微试了试，不知为什么总觉得腹部不太舒服。有时我突然想起来，便专心致志地做，可过不了五六分钟就忘掉了。如果努力去记它，心中便总想着横膈膜，既读不成书，也无法写文章。美学家迷亭看到这个状况，调侃我说：“你一个男子汉，又不是要临产，做什么横膈膜运动，还是算了吧。”于是这些天我便停了下来。C先生说：“你多吃些荞麦面条可能会好些。”我就不断地轮换着吃打卤面和汤面，结果弄得我不断腹泻，却丝毫不见功效。这一年来，为了治胃病，想尽了办法，可一切均归徒劳。只是昨晚与寒月呷了三盅“正宗”，倒颇为管用。今后每晚一定要喝上两三盅！

依我看，晚酌他也不会坚持下去。主人的心和我们猫儿的眼睛一样，总是不断地变来变去。他这个人不管搞什么都没有常性。而且，他在日记里明明对他的胃病表示极度担心，表面上却硬充好汉，实在可笑。前些天，他的朋友某学者来访，从另一种观点发表议论说：“所有的疾病都不外是祖辈的罪孽和自身罪孽造成的。”看来，他的这位朋友对此很有研究，所议道理分明，有条有理，很有见地。可怜我的主人缺少足以反驳这种说法的学识和头脑。但由于他正为胃病而苦恼着，为保存面子，千方百计地进行了辩解。他说道：“你的说法新颖倒是很新颖，不过你要知道卡莱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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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患胃病的呀。”这是牛唇不对马嘴的回答，那意思就好像是说：“既然卡莱尔都是胃病患者，那么自己患胃病也是光荣的。”于是朋友反驳说：“即便卡莱尔患胃病，可患胃病的人却不一定能成为卡莱尔嘛。”一句话说得主人哑口无言。别看主人那么爱虚荣，但实际上仍然希望胃病能痊愈，所以在日记里说出“今后每晚一定要喝上两三盅”的话，真是有点可笑。看来，今天早晨他之所以敢吃那么多的年糕，说不定就是昨晚和寒月君痛饮了“正宗”的缘故哩。说到这里，连我也馋起年糕来啦。

我虽然是只猫儿，可一般的东西都吃。我既不像车夫家老黑那样，具有远征到胡同口鱼铺子去的力量，自然也不具备新路里教二弦琴女师傅家三毛姑娘那样喜欢奢侈，因此很少挑拣食物。我既吃孩子们吃掉下来的面包渣，也吃掉落下来的点心馅。至于咸菜嘛，虽不大可口，为了取得经验，也曾经吃过两小片咸萝卜。怪得很，不吃则已，一吃起来，差不多所有东西都能吃。这个不吃，那个不吃，这是一种来自奢侈的任性，终究不是像我这样住在教师家里的猫所能说得出口的。据主人讲，法国有个叫做巴尔扎克的小说家，是个十分考究的人。不过，他不是在饮食上考究，他是个小说家，因此在文章上极尽考究之能事。巴尔扎克有一天想给自己小说中的人物取个名字，他想了各式各样的姓名，结果都不满意。正在这时，一个朋友来玩，两人一起出去散步。当然他的朋友并不知道内情，只是陪他去散步而已，但巴尔扎克却想利用这个机会发现一个他反复求索而不可得的名字。所以他到了街上，别的什么也不顾，一路上只顾看那些店铺的招牌。不过，还是没有找到满意的名字。他带着朋友一个劲地走，他的朋友则糊里糊涂地一路紧跟。就这样，他们从早到晚转遍了整个巴黎。在回来的路上，巴尔扎克偶然看到了一家裁缝店的招牌，上面写着“马卡斯”。巴尔扎克高兴得拍着手说：“有啦！有啦！只能用它！马卡斯，多么好的名字呀。在马卡斯的前面再加上个‘Z’的大写字母，这就成了再恰当不过的名字。不错，非用‘Z’不可，‘Z．Marcus’真是妙极啦。自己编造个名字，即使觉得名字取得很好，也不免有矫揉造作之嫌，没有多大意思。这一下子可找到满意的名字啦。”他把给朋友带来的疲劳困惑忘得一干二净，自己一味地高兴。为给小说中的人物取个名字，非得花上一整天转遍全巴黎，在我看来，这未免太麻烦了。考究到如此地步，当然也不坏，不过像我这等以牡蛎般的人为主人的人，是不想去那样考究的。我主张不管什么只要能吃就好，这恐怕是境遇使然吧。所以我现在想吃年糕，决不是出于讲究吃，我只是想不管是什么，能吃到口就赶快吃。于是我就想起主人吃剩下的那块年糕可能还放在厨房里。我转到厨房去看看。

今天早晨我见过的那块年糕，现在仍然粘在碗底上，颜色和早晨一样丝毫未变。坦白地讲，年糕这玩意儿直到现在我还从未吃过。看上去似乎很好吃，可又觉得怪可怕的。我用前腿把附在上边的菜叶拨弄在一起，看一下爪子，挂上了年糕表层的皮儿，粘粘糊糊的。我闻了闻，发出一种将饭从锅里盛到饭桶时的香味。我想是吃还是不吃？我向四周看了看，也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这时谁也不在。阿三也不分腊月与正月，正在外边玩羽毛毽。小孩们在起居间里唱童谣：“你说什么，小兔哥哥。”要吃，现在正是大好时机。错过这个机会，就要等到下一个新年，整整一年的时间将领略不到年糕的滋味啦。虽然我是个猫儿，可在这一刹那间悟出了一条真理：“难得的机会，会驱使所有的动物甘冒风险去做它们本来不想做的事。”老实说，我并不那么渴望吃年糕。不，我越是仔细瞧碗底里的年糕，越感到毛骨悚然，因而更不想吃了。这时如果阿三推开厨房门，或者听到后屋的小孩们向这儿走来的脚步声，我就会毫无留恋地抛弃那年糕碗。而且直到来年此时，也不会再想起年糕来。可是谁也没有来，我一再踌躇不前，还是不见人来。我仿佛感到好像有谁在催促我说：“还不快吃！还不快吃！”我一方面探头往碗里瞧，一方面盼望着快点来个人。仍旧没有人来，看来，我是非吃不可啦。最后，我张大了嘴巴，就像把全身的重量都压到碗底上一般，猛地对准那块年糕咬了上去，足足咬进了一寸左右。像我这样用足力气去咬，按理说一般的东西都应该咬断的。然而令我大吃一惊的是，当我觉得差不多应该松开牙齿时，却怎么也松不开。于是我想再狠狠地咬它一口，可我的嘴巴硬是动弹不得。等我觉察到年糕是个怪物时，为时已晚。我和掉进沼泽地里的人一样越是急于拔出腿来越是陷得深，越是想狠命地咬它，嘴巴越是张不开，牙齿也动弹不得。不错，我感觉出已经咬住了东西，不过这只是咬住，却怎么也没办法收拾它。美学家迷亭曾批评我的主人说：“你这人遇事不爽快。”真说到点子上啦。我觉得这个年糕也和主人一样，是个非常不爽利的家伙，无论怎样咬它，就像用“三”除“十”除不尽一样，万劫永世也别想咬断它。当此烦闷之际，我又悟出了第二条真理：“一切动物会直觉地预感到对事物的适应与不适应。”真理已经发现了两个之多，可年糕仍然粘在嘴巴上，所以一点也不觉得高兴。我的牙齿被年糕死死地粘住，痛得就像要被拔掉似的。如果不早点把年糕咬断，阿三就会进来。孩子们的歌声好像已经停了下来，她们一定会向厨房跑来。我烦躁极了，试着来回摆动尾巴，也毫不奏效。我反复把耳朵竖起来又放下去，还是不顶用。想来，我的尾巴和耳朵与年糕毫不相干，不过是白摇尾巴，白竖耳朵，又白白地放下而已，醒悟这一点，我便停了下来。我好不容易才想到必须借助前腿把年糕拂落下去。我先抬起右腿来拂拭嘴巴的周围。只是拂拭一番，当然不可能把年糕弄断。于是我又伸出左腿，以嘴巴为中心急剧地画圆圈。但这种念咒式的动作，是不会使怪物掉下来的。我想耐心最重要，于是我用两条腿轮流去拂拭，可是牙齿依然嵌在年糕里。我发起急来，把两条前腿一齐用上。你说怪不怪？这时候我居然能用两条后腿站立起来。我感到自己仿佛已不像是猫儿啦。管它是猫不是猫儿呢，到了这种紧要关头，哪里还有心思顾及这个呀。我下定决心，无论如何要把年糕这个怪物弄掉。我不管三七二十一，狠命地在脸上抓来抓去。由于两条前腿要猛烈活动，往往失去重心，几乎跌倒。每次要跌倒时，就得用后腿维持平衡，因而无法站在一个地方。于是我在厨房里到处蹦跳，连自己也不得不佩服那灵巧站立的功夫哪。这时第三条真理蓦地浮现出来：“一旦面临危难，则能为平素所不能为之事，此谓之天佑。”有幸享受这天佑的我，正在和年糕怪物拼命搏斗的时候，传来了脚步声，好像有人从里屋走出来。我想，在这种关键时刻给人看见，那还了得！于是我更死命地在厨房里跳来跳去。脚步声越来越近。啊、啊，真可惜，怨天不够保佑呀。终于让小孩发现了。“唉哟哟，猫吃了年糕在跳舞哪！”孩子们大声喊道。头一个听到叫声的是阿三，她把羽毛毽和木拍一齐扔掉，嚷着：“唉哟，可真是……”便跑进厨房里向穿着新年绉纱礼服的主人妻子说道：“这只讨厌的猫！”连主人也从书斋走出来骂道：“这混账东西！”只有孩子们不断地说：“真有趣！真有趣！”然后，她们就像事先约好了似的一齐“咯咯”地笑个不停。我又生气，又难受，跳舞又停不下来，简直是没辙啦。笑声刚要停下来，那个五岁的小女孩说了一句：“妈妈，你看那猫，也真够受呀。”于是又以所谓挽狂澜于既倒之势，大家又大笑了我一番。过去有关人类缺乏同情心的行为所见所闻不少，但没有比这次更使我感到怨恨的了。终于，老天的保佑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我恢复了四腿着地，并演出了白眼上翻的丑态，我难为情到了极点。看来，还是主人不忍心看着我死去，他命令阿三说：“给它把年糕拿掉。”阿三看着主人妻子，那眼神仿佛在说：“让它再跳一会不好吗？”主人的妻子虽也想看我跳舞，但她并不想眼看着我憋死，所以默不作声。主人又向阿三说：“不给它拿掉会死的，快些给它摘下来！”阿三仿佛梦中赴宴，刚饱享了一半便被唤醒似的，很不情愿地抓住年糕狠命地往下一揪。我的情况虽与寒月君不同，但当时着实担心她可能把我的几颗门牙给揪断。不是什么痛与不痛的问题，她把我死死嵌进年糕里的牙齿毫不留情地这么一扯，谁受得了呀？至此我又亲自体会出第四个真理：“举凡安乐，皆须通过痛苦而得之。”当我睁大眼睛环视四周时，家里的人都到里边的起居室去了。

出了这个洋相以后，我总觉得无颜待在家里和厨娘阿三相对了。为了改变一下心情，我从厨房溜到房后，心想干脆去访问一下住在小胡同教二弦琴的女师傅家的三毛姑娘吧。三毛姑娘是这一带有名的美人儿。我虽是个猫儿，却是解得风情的。在家里，每当我看见主人阴沉的脸色或受到阿三恶意的对待而情绪郁闷时，总要去访问这位异性朋友，互相聊天，心绪便不知不觉舒畅起来，把过去的忧虑和困苦都忘得一干二净，仿佛获得新生一般。女性的影响实在是巨大无比。我从杉树篱笆的空隙向院子里四处看看她在不在，原来三毛姑娘戴着过年的新项圈，正规规矩矩地坐在廊子里。她那浑圆的脊背别提有多美啦，简直达到了曲线美的极限。她那条尾巴卷得恰到好处，两腿的坐姿，略带忧伤、不时耸一耸耳朵的优美动作，我简直不知如何形容。尤其当她在那和煦的阳光下，暖暖和和、文雅大方地坐在那里时，虽然体态端庄静肃，但她那比天鹅绒还要光滑的浑身的毛，在春日阳光的辉映下，即使在无风之中也使人感到它在不停地轻轻颤动。我老半天魂不守舍地注视着她，后来我猛然清醒过来，便低声喊道：“三毛姑娘，三毛姑娘！”同时举起前爪招呼她过来。三毛姑娘立刻说了声：“哎哟，原来是先生您！”便从廊子上走了下来，系在她那红项圈上的小铃铛发出铃铃的响声。“想不到过新年还给戴上铃铛，真是清脆悦耳极啦。”我不由得心中赞叹。这时，三毛姑娘来到我的身边说：“先生，新年好！”说着把尾巴向左摇了摇。我们猫类在行礼的时候，总是先把尾巴笔直地竖起，然后向左甩一圈儿。在这条胡同里肯称呼我为“先生”的，只有三毛姑娘。我在前面已经声明过，我还没有名字，但因为我住在教师家里，所以只有这位三毛姑娘尊敬我，总称我“先生”。我受她这样称呼，心里当然也蛮痛快的，便“嗯”“嗯”的答应。“嗯，新年好！你化妆化得真美呀。”我回答道。她一边故意摇动铃铛给我看，一边对我说：“是呀，去年年底师傅给我买的呀，不错吧？”“声音好听极了，我有生以来还没有见过这样漂亮的铃铛哩。”“看您说的！这不是大家都挂着吗？”说着她又摇了一阵子，然后说道：“您听，多好听呀。我真高兴！”说完又摇了一阵。我联系自身处境，暗表欣羡之意，说道：“看来，你家的师傅真喜爱你哩。”三毛倒真是个天真的姑娘，她说：“是呀，简直把我当成她的孩子啦。”说着天真地笑了起来。我们虽然是猫儿，未必就不笑。人类以为除了他们自己，别的动物都不会笑，那是错误的。我们的笑，是把鼻孔弄成三角形，咕噜咕噜地震动喉咙。人自然是不可能了解这种笑法的。我问道：“你家的主人到底是做什么的？”“哟，你说‘我的主人’呀，问得真怪呀。是个女师傅呗，是教二弦琴的女师傅啊。”“这点我也是知道的，不过，她是什么出身呢？大概过去准是个身份高贵的人吧。”三毛姑娘回答道：“是啊。”就在这时……

等郎呀，等到那可爱的小松树……

那位师傅在纸窗里边唱边弹起了二弦琴。三毛姑娘得意地说：“多好听的声音呀！”“是很好听，不过，我不太懂，到底唱的是什么？”“你说她唱的？听说就是那个什么呀。师傅可喜欢这个曲子啦。我家师傅今年已经六十二岁了，身体多结实呀。”六十二岁还活着，当然应该说是结实。我只好回答一声：“嘿。”虽然这样回答有点傻乎乎的，但没办法，一时想不出其他更妙的回答。三毛姑娘接着说道：“听说她过去出身很不错，平时她总是这么说。”“她原来到底是干什么的？”“据说她是天璋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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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秘书的妹妹的婆母的侄子的女儿。”“你说什么呀？”“就是那个天璋院秘书的妹妹嫁到婆家去的……”“原来是这样啊！不，请等一等，天璋院的妹妹的秘书的……”“哟，不是的，是天璋院的秘书的妹妹……”“好，这回明白啦，是天璋院的……”“对啦！”“秘书的……”“就是呀！”“嫁到了……”“不是，是妹妹嫁到……”“对，对，是我弄错了，是妹妹嫁到婆家去的……”“婆婆的侄儿的女儿！”“噢，是婆婆的侄儿的女儿呀。”“是呀，这回明白了吧。”“不，这太乱了，很难理出个头绪来，简便点说，是天璋院的什么人？”“你也未免太笨啦，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她是天璋院的秘书的妹妹的婆婆的侄儿的女儿嘛。”“这点我倒是早就清楚了，不过……”“你清楚不就行了吗？还问什么？”“是啊。”我无可奈何只好认输。我们有时候不得不说些无理也要说出三分理的谎话来。

纸拉门里的二弦琴的声音戛然停止，传来了女师傅唤她的声音：“三毛呀，三毛呀，该吃饭啦。”三毛姑娘高兴地说道：“哟，师傅在叫我哪，我要回去了，行吗？”我即便说不行也无济于事。三毛姑娘说了声“那么，请再来玩”，然后晃动着她颈项上的铃铛走了，刚走到院子又急忙折回来，很担心似的问我：“你的脸色很不好，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我总不好说我偷吃年糕跳舞的事。于是我说：“也没什么，我刚才是因为想件事儿，搞得头有点痛。说实话，我是想和你聊聊，也许头痛就会好的，所以我才来这里的呢。”“是吗？请您多多保重吧，再见！”看来她有点恋恋不舍的样子。至此，我由于年糕而弄得萎靡不振的精神完全恢复过来，心里也畅快多了。在回家的路上，我想穿过那个茶园，便踏上那条铺满半融化的霜花的路，刚走出建仁寺的断垣，又遇上车夫家的老黑正在枯菊丛上弓起脊背，在打呵欠。最近这些日子，我已不再一见到老黑就感到恐怖了。不过，如果和它搭上话也怪麻烦的，所以我想装作没看见的样子走过去算了。可是以老黑的脾气，如果认定谁瞧不起它，它是决不放过谁的。“喂，你这个连名都没有的野杂种！最近装起蒜来啦，就算你吃教师家的饭，也不该那样傲气十足啊，真让人恶心！”看来，老黑还不知道我已经小有名气。我本想给它解释一下，不过反正这家伙也不懂，于是我决意先和它寒暄几句，然后赶快来个敬而远之。“嗳，原来是黑君，新年恭喜恭喜，你总是那么精神十足呀！”我竖起尾巴向左绕了一圈儿。老黑只是竖起尾巴，并不向我还礼。“什么！恭喜？若是正月就值得恭喜，那你这号东西不是整年在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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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小心点，你这个风箱式脑袋！”他说的“风箱式脑袋”这个词儿，大概是骂人话吧，可我不懂是什么意思。于是我说：“请教一下，这风箱式脑袋是什么意思呀？”“哼，你这家伙，挨了骂还要问是什么意思，真拿你没办法，所以我说你是个地道的二百五，就是这个意思！”“地道的二百五”虽然是句蛮有趣的话，但它是什么意思，比起“风箱式脑袋”来，更令人糊涂。我本想再问个究竟以供日后参考，但即便是问它，肯定也不会得到明确答复的，所以我只好和老黑面面相觑地站着，场面多少有些尴尬。就在这时，老黑家的女主人大声喊叫起来：“哎呀，柜子上的大马哈鱼不见啦，糟啦，又是给那个黑畜生偷吃啦。真是个让人恨死的猫呀。等它回来，看我怎样收拾它！”初春悠闲平静的气氛，经过这番毫无顾忌的扰动，使得那宁静的“清平圣世”一下子变得俗不可耐。老黑露出一副傲慢的神色，好像是在说主人愿意怎样喊叫，就怎样喊叫，一副悉听尊便的样子。它将那四棱下颏向前伸着，意思是说你都听到了吧。刚才和老黑在交谈的时候我未加注意，现在一看，在它的脚下果然有一块每片价值两分三厘钱的薄薄的大马哈鱼鱼骨头，沾满泥土扔在那里。“你还是那么能干呀？”我忘掉刚才的话不投机，情不自禁地奉上了一句赞语。老黑可不会为这么句奉承话就轻易消气的。他说：“什么能干不能干！你这个东西。俺不过吃了一两片大马哈鱼，你就说这种话，真是岂有此理。别尽说小瞧人的话！对不起，俺可是车夫家的老黑呀。”说着，它虽然没有露臂挽袖，却把右前腿用力举起，一直举到肩头。我说：“我压根儿就知道你是黑君呀。”“既然知道，为什么还说‘还是那么能干？’你这是什么意思？”他一个劲儿向我挑战。如果我是人的话，就要被它揪住前胸推推搡搡了。正在我稍稍向后退让，内心感到为难的时候，又传来老黑家女主人的喊叫声：“喂，西川掌柜的，我喊你呢，西川掌柜的！喊你有事儿呀。马上给我送一斤牛肉来，听见没有？要一斤嫩牛肉呀。”向牛肉铺订牛肉的声音，打破了四邻的宁寂。老黑站立起来，把四条腿向外狠狠地抻了抻，一边嘲笑似的说道：“哼，她一年就买一次牛肉，所以，他妈的，一味大声地吆喝。就靠这一斤牛肉向前邻后舍显示她了不起，真是个难调理的娘儿们！”我无法回答，只好默不作声地听着。老黑仿佛认为这斤牛肉就是给他准备的，说道：“只这么一斤，俺是不会答应的，不过，也只好凑合吧，等她买来，俺马上吃掉它！”我说：“这回可真正是美餐哪，太好啦！”我这样说是想把他尽快打发回去。“你别管闲事，少多嘴！讨人嫌！”他说着突然蹬了一下后腿，把浮在地上的霜花踢了我满脸。我吓了一跳，正在抖落身上的泥水的时候，老黑已窜过篱笆墙，无影无踪了。大概是窥探西川的牛肉去了吧。

我回到家里，客厅的气氛与平时不同，充满了春意，就连主人的笑声也变得欢快起来。我心想真奇怪呀，便从敞开拉门的廊子进去，走近主人身旁一看，原来来了个面生的客人。头发分得十分整齐，穿着带家徽的棉布外褂和小仓出产的裙裤，是个很正经的“书生”打扮的人。我看了一下主人眼前的小火盆旁边，在带有“春庆漆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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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香烟盒一起有一张名片，上面写着“谨此介绍越智东风君——水岛寒月拜上”的字样。这就使我知道了这位客人的姓名，也明白了他是寒月的朋友。由于我是中途进来的，一时摸不清主人和客人的对话内容，看来是在讲有关我上回介绍过的那位美学家迷亭君的事儿。

客人慢条斯理地说道：“他说他想出一个有趣的主意，要我务必和他一起去。”“什么？他让你和他一起到西餐馆吃午饭，搞什么名堂？”主人把斟上茶的碗推到客人面前。客人说：“嗯，他究竟想搞什么名堂，我也弄不明白。我想，反正是他要去的，一定会很有意思的，于是我就……”主人说道：“你真的和他一起去了？哦……”客人说：“可是，真是出乎意料啊。”主人得意地拍了一下我的脑袋。好疼呀。主人马上联想起安德利亚·特尔·萨尔德那桩事来，说道：“准又是胡开玩笑的事儿吧。他这人向来喜欢搞那一套啊。”客人说：“他问我是不是想吃点什么新鲜的东西？”主人问道：“那你们吃了什么呢？”客人说：“他先是看着菜单，向我介绍各种各样的菜。”“是在点菜之前吗？”“嗯。”“那么以后呢？”“以后他考虑了一下，瞧着服务员说道：‘真是没有什么可吃的哩。’服务员不服气地说：‘您看烤鸭里脊或者烧小牛排怎么样？’可是迷亭先生却说：‘如果吃那种庸俗的菜，就不会特地到这儿来啦，’服务员没有听懂‘庸俗’这个字眼，显出迷惑不解的神色，一声不吭。”“果不其然嘛。”主人附和着说。“然后迷亭先生转身对我说：‘你知道吗，要是到法国、英国，能吃到很多很多的天明调或万叶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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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不管到哪儿去，都好像一个模子印就似的，所以我不喜欢上西餐馆……’他说了这番大话。请问，他真是留过洋的吗？”“哪里？迷亭怎么会去留洋呢？当然喽，他有钱，也有时间，要是想去，随时都能去呀。他大概是把今后想去的打算，当成过去的事儿来开玩笑的吧。”主人说了这番话，大概自己也认为说得蛮有意思，想招客人笑似的自己先笑了起来。可客人并未表示怎样可笑。他说：“是吗？我还以为迷亭先生什么时候出过洋呢，所以当时一本正经地听他讲。而且他还像亲眼见过似的，向我讲述了一番蛞蝓汤啦、炖青蛙什么的。”“大概他是从什么人那里听来的吧。他本来就是个善于扯谎的人嘛。”“看来是这样的。”客人说着，直勾勾地看着花瓶里的水仙花，那表情似乎带着几分怨悔。“这么说，迷亭所谓的主意，就是搞这个喽？”主人是想进一步弄清楚原委。客人说：“不，这不过是个开场白罢了。正戏还在后头呢。”“唉，”主人发出好奇的叹息声。“后来，他和我商量说：‘看来蛞蝓汤啦、青蛙肉是想吃也吃不到啦，咱们就来个橡面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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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就将就吧。’我当时心不在焉地回答了一句：‘那也好。’”主人说：“嘿，要什么‘橡面坊’，真怪啦。”“是啊，真是怪极啦。由于迷亭先生说得十分认真，所以我一下子被蒙住啦。”客人好像是为自己的马大哈向主人道歉似的。主人对客人的歉意根本不表示同情，无所谓地继续问道：“那以后呢？”“然后，迷亭先生对服务员说：‘喂！拿两份橡面坊来，’服务员重复问道：‘您是要敏奇包（炸牛肉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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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迷亭先生更加一本正经地说：‘不是敏奇包，我要的是橡面坊。’”主人急着追问道：“哦，可是果真有橡面坊这道菜吗？”“这个，我当时也觉得有些怪，可迷亭先生是那么不动声色，加上他又是个西洋通，尤其是我当时完全相信他当真留过洋，所以我还帮着向服务员说：‘我们要的是橡面坊、橡面坊。’”“那么，服务员又怎么样啦？”“那服务员，现在想来真是滑稽，他先是想了一下，然后说：‘实在对不起，今天正巧没有做橡面坊，如果您要敏奇包，倒是立刻可以给您做两份，”迷亭先生显出非常遗憾的样子，拿出两毛钱小费给服务员说：‘要是那样，我们岂不白白来一趟了吗？能不能想点办法，让我们吃上橡面坊。’服务员说：‘那么让我去和厨师商量商量看。’说罢便到后边去了。”主人打趣地说道：“看来，这位老兄还真是想吃橡面坊哩。”“过了一会儿，服务员出来说：‘真不巧，没有现成的，您要是想订这道菜，可以现做，不过要多等一些时候。’迷亭先生不慌不忙地说：‘反正新年期间，咱们也无事可做，那就稍微等些时候，吃了再走吧。’说着他从口袋里取出雪茄，一口一口地吸了起来，我没办法，也拿出《日本新闻》读起来了。于是那个服务员又到后边商量去了。”主人拿出读战争通讯的那种劲头儿，往前凑了凑说道：“还真够费事的哩！”“不大工夫，那服务员又出来了，表示很大歉意似地说：‘最近橡面坊的原料缺货，到龟屋和横滨的十五号外国食品店去买也买不到，所以做不成。’迷亭先生说：‘这真糟糕呀，好不容易特地跑来吃，偏偏……’他一边看着我，一边不断重复这句话，我也不好一声不响，便附和着说：‘真遗憾呀，真遗憾。’”主人表示赞同地说：“是呀。”我可不明白究竟对在哪里。“服务员好像也表示很遗憾的样子说：‘不久，原料能进货了，请您再来光顾。’于是迷亭先生又问服务员：‘都用哪些材料啊？’服务员只是嘿嘿地笑却没有作答。先生故意又问了一句说：‘材料大概是日本派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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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那服务员说：‘是的，所以说最近就是到横滨去也弄不到手，实在对不起。’”“哈哈哈，这就是最后的‘滑稽点子’呀，太有趣啦。”主人从来没有这样的捧腹大笑过。他笑得打战，膝头晃动着，差一点把我颠下去。主人顾不得这些，还是在笑。看来，这是因为他知道上了迷亭的安德利亚·特尔·萨尔德的当的，不只是他一个人，所以突然高兴起来。“然后我们两人从西餐馆出来，迷亭先生十分得意地对我说：‘怎么样，进行得挺顺利吧，用橡面坊来招笑，够有意思的吧，’我说：‘实在佩服之至，’然后我们就分手了。不过，我的午饭时间已经耽搁，肚子空空，难受极了。”“那可让你受苦喽。”主人这才表示出同情。对于这点我也没有意见。两人的对话暂时中断，我喉咙里发出的咕噜声，传入他们耳中。

东风君将放冷了的茶狠狠地一饮而尽，郑重其事地说道：“今天来拜访，是有点事情想托您。”“啊，是什么事情？”主人也同样一本正经起来。“您大概知道，我很喜欢文学、美术……”东风君说。“好极了。”主人鼓励说。“从前些日子起，我们一些同好之士聚在一起，组织了一个朗读会，每月聚会一次，今后想继续这方面的研究，第一次会合，已在去年底举行过了。”“请允许我问一下，所谓朗读会，听起来大概是带上某种节奏来朗诵诗歌、文章之类的吧，你们究竟是怎么个搞法？”“哪里，最初先朗读一些古人的作品，然后，我们打算逐渐搞同人的作品。”“所谓古人的作品，是指白乐天的《琵琶行》之类的作品吗？”“不是。”“是芜村的《春风马堤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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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类的东西吗？”“不是。”“那你们搞了些什么呢？”“前一阵搞了近松的‘情死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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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松？就是那个写净琉璃脚本的近松吗？”天下哪有两个近松，既然说是近松，当然是剧作家近松无疑。主人却一问再问，真是蠢得很。可是，主人丝毫不知道我的这种想法，还在很亲切地抚摸着我的头。在这个世上，有不少人误把斜视眼当作是送秋波，主人的这点阴差阳错也毫不足怪，所以我也就心安理得地任凭他抚摸着。“是的，”东风君答了一句，偷看了一下主人的脸色。“那么，你们是由一个人朗读，还是分担角色去搞呢？”“我们各自分配一个角色，已经在一起搞过一次了。我们的宗旨是尽可能对作品中的人物寄予同情，充分表现其人物的性格，而且还要加进一些手势或动作。在对白方面主要是再现出那个时代的人，不管是小姐，还是小徒弟，都要把每个角色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来。”“那么说，你们搞的不是和演戏差不多吗？”客人回答：“可不是嘛，只是不穿戏装，没有布景罢了。”主人又问道：“恕我冒昧问一下，你们搞的还成功吗？”客人说：“是啊，我想作为第一次来说应该算是成功的吧。”主人问道：“你说上次搞的是情死剧，那是什么剧目呢？”客人说：“是船老大把嫖客摆渡到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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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的那一场。”“那可是一场相当够呛的戏哩。”主人不愧是个教师，对此表示出几分疑义。从他鼻孔喷出的“日出牌”香烟的烟雾，掠过他的耳旁，由脸后横飘过去。“不，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登场人物不过是嫖客、船老大、粉头、跟妈、鸨儿和忘八这几个角色罢了。”看来这位东风先生对于这些是满不在乎的。主人听了“粉头”这个名字不禁皱了一下眉头。不过关于“跟妈”、“鸨儿”、“忘八”这些术语，他似乎缺少明确的知识，于是先提出了质疑，说道：“所谓‘跟妈’是指妓馆的使唤丫头吗？”“我还没有充分研究过。不过，我想‘跟妈’是酒馆的女佣。鸨儿嘛，可能是妓院里帮助管事儿的吧。”这位东风先生刚才还说要使用假嗓子来再现剧中的人物性格，可看来他并不了解“鸨儿”和“跟妈”这些人物的性质哩。主人又说：“哦，我明白了，‘跟妈’是隶属于酒馆的人，而‘鸨儿’是住在娼家里的人，对吧？那么，所谓‘忘八’是指人呢，还是指某个场所？如果是指人的话，是男人还是女人呢？”客人说：“我想‘忘八’好像是指男的。”主人说：“那他是掌管什么的呢？”“哎呀，我还没研究到这种程度哩，回头我再仔细查一查吧。”

我心想：“就这个程度，还要在一起对台词，谁知道会搞出些什么可笑的玩意来！”我抬头望了望主人，想不到主人倒是十分认真的样子。主人又问：“那么，参加朗读的，除你之外还有什么人呢？”“有各式各样的人。担任粉头的是法学士K君，他留有胡子，学起女人娇声娇气的念白来，可有意思啦。而且粉头还要来一段腹疼发作的动作呢，所以……”“朗读时也非得表演腹疼发作不可吗？”主人有些担心似的问。“是的，因为表情非常重要啊。”这位东风先生一味摆出艺术家的架势。“腹疼发作得还顺利吗？”主人发出了简短的妙问。“第一回腹疼发作有些不够理想。”东风先生也来了一句妙答。主人问：“那你担当了什么角色？”“我是船老大。”“嘿，你是船老大？”听主人那语气，仿佛在说：“如果你能担当船老大，那我至少也担当得了‘忘八’哩。”主人接着毫不客气地表态说：“你那个船老大，当的不太理想吧。”东风先生没有露出不高兴的样子，还是用他那平稳的语调回答说：“就是因为船老大，把我们上次很有趣的集会弄成了虎头蛇尾。原来在我们那个会场的隔壁，住了四五个女学生，不知她们从哪里打听到当天有朗读会，便跑到窗前来听。我当时使用船老大的假嗓子，刚刚朗读得起劲，心想没问题，正在得意地往下朗读……大概我的表情太过火了吧，那几个一直忍着笑的女学生，哄地一起大笑起来。要说吃惊也确实吃了一惊，要说难为情也的确难为情，本来正搞得起劲的朗读，一下子给打断了，怎么也接不上茬儿，不得不到此散会了。”被东风先生称为首次是成功的朗读会，如果是这个样子，那么设想一下不成功又该是什么样子呢，真令人好笑。我不由地从喉咙里发出一阵咕噜咕噜的响声，主人则更加温存地抚摸着我的脑袋。我嘲笑人而受到疼爱，当然值得感激，不过也使我感到有点发毛。“真是太不幸啦。”主人在大正月里竟说这种吊丧似的话。客人说：“我打算从下一次起，再加把劲，搞得更盛大一些，今天到府上来，也完全是为了这个目的，想请先生您也入会，并鼎力协助。”“我可不会表演那种腹疼发作呀！”凡事持消极态度的主人，马上就想拒绝。“哪里？用不着先生去表演腹疼发作，这是赞助会员的名册……”他一边说着，一边从紫绸的包袱中郑重地取出一个小本子，说道：“请您在上边签个名，再盖个图章。”说着便把小本子打开放在主人面前。我一看，上边整齐地写有当今知名的文学博士、文学士等一大群人的名字。主人说：“哈，让我做个赞助人，倒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不过，都有哪些义务呀？”看来，牡蛎般害怕出头的我家主人，有点不放心。客人说：“要说义务，倒也没有什么非请您做不可的事儿，只要您写下大名，表示赞成就可以了。”“既然这样，我加入。”主人一听说不需要尽义务，立刻轻松起来。那神气，就好像说：“只要不负什么义务，就是在造反的连名状上我也可以签名。”不但如此，在许多知名学者的大名里，能够把自己的姓名也列入榜中，对于过去从未经历过这种事儿的主人来说，自然是无上光荣，所以难怪他答应得那么爽快了。“对不起，请稍等。”主人说着，站起来进书斋去取印鉴，把我扑通一声从膝头上甩落下来。东风先生拿起一块蛋糕一口吃进去，在口里咕嗈老半天，噎得够呛。这使我联想起我今天早晨吃年糕的事情来。等主人从书斋里取来印鉴的时候，东风先生胃里的蛋糕也比较消停了。主人似乎没有注意到点心盘里的蛋糕少了一块，假如他注意到了，那么首先受到怀疑的肯定是我。

东风先生走后，主人回到书斋里，往桌子上一看，不知何时，桌上放着迷亭先生寄来的一封信。

“肃此谨贺新年，诸事大吉大利……”

主人心想：“这样一本正经的开头语，还从来没有过哩。”迷亭先生的来信几乎没有一封是正经的。比如，他最近甚至寄来这样一封信，一开始就写什么：“别后，既无恋眷之妇人，亦未从何处寄来情书，使仆得以平安度日，伏维释念可也。”与此相比，今年这封贺年信，居然是一封平平常常的来信，实属例外。

“本拟趋府奉谒，然而仆与吾兄之消极处世相反，欲尽可能以积极之方针，迎此千载难逢之新岁，故此每日忙碌不堪，幸希吾兄予以谅察之也。……”

主人想：“这倒不假，这位老兄肯定在新春里会为玩乐忙得不可开交。”心里对迷亭表示了同感。

“昨日偷闲半日，欲飨东风子以‘橡面坊’佳肴，不巧原材料告罄，未尽微意，诚遗憾之至也。”

主人微笑无言，心想：“老一套又来啦。”

“明日参加某男爵之纸牌会，后日赴审美学协会之新年宴会，大后日为鸟部教授之欢迎会，又次日为……”

主人想：“真啰嗦呀。”便跳过这一段，往下读去。

“以上，诸如谣曲会、俳句会、短歌会、新体诗会等等，四处皆会，目下仆不间断出席此类聚会，不得已谨以此新春贺状，聊代拜趋之礼，幸加谅宥，不胜惶恐之至。”主人对着信嘟囔说：“根本不需要你来嘛。”

“如蒙移玉寒舍，当以晚餐相待，以谢久阔。寒厨虽无珍肴美味，然窃念至少亦应以橡面坊享客也。”

迷亭又在耍弄他那“橡面坊”了。主人有点不高兴地说了句：“真缺德！”

“然而，如或‘橡面坊’近期原料告罄，则难偿此愿，亦未可知。诚如是，则将备以孔雀舌，以供大兄品味之也……”

主人嘟囔说：“这是双管齐下来开玩笑哪！”他饶有兴趣地读下去：

“如大兄所知，一只孔雀，舌肉分量尚不如小指之半，为满足食量大的吾兄之胃口计……”

主人爱理不理地说了句：“胡说八道！”

“窃念非捕获二三十只孔雀不可也。然而所谓孔雀虽于动物园或浅草花园等处偶一见之，但于鸡鸭店中却从未得见其踪迹，仆正为此而苦思焦虑……”

主人看到此处，毫无感谢之意，嘟囔着说：“你这不是自寻苦恼吗？”

“夫此类孔雀舌宴，往昔罗马全盛之时，曾一度极为流行，仆亦认为实乃豪奢风流之举，平生对此垂涎已久，此情伏希谅察……”

什么“谅察”！全是胡扯！——主人表示了非常冷淡的态度。

“泊乎十六七世纪之时，孔雀宴之风，已席卷全欧，成为盛宴不可或缺之珍馐美味。曾记得莱斯特伯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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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肯尼渥斯宴请伊丽莎白女王时，亦使用孔雀舌宴。著名画家伦勃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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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绘之《飨宴图》上，亦有孔雀开屏横陈于桌上……”

主人不满地想：“你既然有时间写孔雀宴的历史，可见并不是忙得不可开交吧。”

“总之，如仆近期之日接佳肴，恐于不久之将来，亦将与大兄相同，势必染上胃疾……”

主人嘟囔道：“什么‘与大兄相同’，真是废话！干吗要和我的胃病相比呢？”

“据史家之言曰，罗马人日必设宴两三次，纵使胃肠极健之人，亦将酿成消化机能之不良，从而自然与大兄……”

又是什么与大兄相同吧，真缺德！

“然而彼等充分研究了豪奢与卫生兼顾之策，认为必须于饱尝大量珍馐美味的同时，保持胃肠常态，于是想出一秘诀来……”

主人心想：“怪呀，难道真有什么秘诀？”他突然间热心起来。

“盖彼等食后必入浴，浴后则以某种方法使浴前咽下之物尽数呕出，用以扫清胃内。一旦胃内得奏廓清之效，则再次就座于宴席之上，尽情饱尝山珍海味。果腹之后，则又入浴，再呕出之。如此则可随心所欲，餍足佳肴而毫不损伤内脏器官。以仆之愚见，此种妙诀，实可谓一举而两得也……”

果然是一举两得，主人表现出欣羡的神色。

“处于二十世纪之今日，交通之频繁，宴会之日增，自不待言，且今岁适逢军国多事，征俄之第二年，当此之际，仆深信吾侪战胜国之国民，效仿罗马人之所为，研究此种入浴、呕吐术之时机，已臻成熟。否则，吾大国国民于不久之将来，均将与大兄相同，成为胃病患者，此诚仆所窃窃为之深忧者也。”

主人想：“又是什么‘与大兄相同’。”真是惹人生厌的家伙。

“当此之际，窃以为，我辈深通西方情况之人，如能钻研古史传说，寻求废绝已久之秘方，使之应用于明治社会，则必将取得防患于未然之功德，并可报答平素纵情逸乐之鸿恩于万一耳。”

主人歪了一下头，似乎有些不太理解这种奇谈怪论。

“为此，近期仆虽涉猎过威本、门森、斯密斯诸家之著述，然毫无线索可寻，不胜遗憾之至。然而如大兄所知，仆之为人，一旦谋及某事，如不成功则绝不中道而废，因此自信于不远之将来，必将再次发现呕吐之方。一旦发现，当立即奉闻，请少安毋躁可也。为此，上述橡面坊以及孔雀舌之款待，唯俟该项秘方发现之后，再行候驾。如此，则不但于仆为便，即于平素为胃病所苦之吾兄，亦将大有裨益也。草草谨上。”

主人读完信后，笑着说道：“想不到，又上了他一次当，因为信写得十分认真，所以不由得信以为真，一气读完了。大过年的，开这种玩笑，迷亭也真是个闲得无事可干的人喽。”

这以后，连续四五天都在平安无事中度过。白瓷盆中的水仙逐渐枯萎了。插在瓶中的绿萼梅正在含苞待放。我感到整天欣赏这些，未免无聊，于是去访问了两三次三毛姑娘，都未能见着。第一次我以为她不在家，第二次去的时候，才知道她病倒了。在纸拉门里，那个教二弦琴的女师傅正和女仆说话，我躲在茅厕前洗手盆旁的叶兰背后悄悄一听，她们讲的原来是如下的一番话：

“三毛吃饭了吗？”女主人问。“从今天早晨起就什么也没吃呢，为了让她暖和些，已经让她睡到暖床上去啦。”女仆回答道。这哪里像是猫儿呀，简直和人的待遇一样。

我一方面和自己的处境相比，感到羡慕，同时想到我所爱的三毛姑娘，居然受到这样厚遇，自然也从内心里感到高兴。

女主人说道：“真不好办，她不吃食，身体就会更没力气了。”女仆接言道：“谁说不是呢，就拿俺这样的人来说，您一天不给俺饭吃，第二天就干不了活儿哩。”

女仆回答的口吻，似乎在承认：比起她来，猫是个更为上等的动物。老实说，在这个家里，说不定猫要比女佣人重要哩。

女主人说：“你把她带到大夫那里去了吗？”

女仆回答说：“带去了。那个大夫真可笑极啦。您猜怎么着？我抱着三毛到他诊室里去，他却朝我说：‘你感冒了吗？’说着就要给我诊脉。我说：‘错啦，病人不是我，是她。’说着我把三毛放到膝上让她坐好，那大夫咧开嘴嘻嘻地直笑。说什么：‘猫儿的病，我治不了，不用管她，马上就会好的。’您看多么不像话呀？我生气地说：‘那么，您不给看也没关系，这可是我们家最宝贵的猫哪。’我把三毛放回怀里，就赶紧回来了。”

女主人不满地说：“真太那个咧。”她说的这种调调儿，在我家确实是很难听到的。如果她不是天璋院的什么人，是决不会使用这样极雅的语言的。我真佩服。

女主人又说：“好像喉咙嘶嘶的响呢。”女仆赶忙说：“您说得对，肯定是得了感冒，她喉咙里疼哩。只要一伤风，谁都会咳嗽的。”

因为她是天璋院的什么人的女仆，所以说起话来也很谦恭。

女主人说：“听说最近有种叫做肺结核的病呢。”

“可不是，太太！这一阵子，竟出现什么肺结核啦、鼠疫等新鲜儿的病，叫人一点也不敢粗心大意啊。”女主人说：“这种旧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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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没有过的，都不是好东西，你也要当心呀！”

“可不是嘛，太太！”女佣人对主人的温情十分感动。

女主人说：“咱们的猫怎么会伤风？她并没有到处乱跑呀。”女仆说：“不，太太，最近她交了个坏朋友哟。”女佣人好像讲出国家机密大事似的，非常得意。

女主人奇怪地问道：“坏朋友？”

女仆说：“是呀，就是住在前胡同教师家里的那只肮里肮脏的公猫呀。”

女主人说：“你说的教师，就是那个每天早晨发出怪里怪气声音的那个人吗？”

女仆说：“是啊。就是每次洗脸，总要发出像鹅脖子被掐似的声音的那个人噢。”

鹅脖子被掐的声音，多么巧妙的形容。我的主人有个怪癖，每天早晨在洗澡间漱口的时候，总要用牙刷捅自己的喉咙，毫无顾忌地发出怪里怪气的声音。如果在他情绪不佳的时候，就会发出更大的嘎嘎声。情绪好，精神来了，同样也会嘎嘎一番。也就是说，不管情绪高低都会不停地用力嘎嘎一番。据主人的妻子说，在搬到这儿来以前，他并没有这个毛病，不知什么时候一下子就染上这个坏毛病了，直到今天，一天也没有停过。这的确是个不太好对付的毛病。他为什么要顽强地坚持这样做下去，我们这些猫儿是无法猜测到的。这点姑且不管它，所谓“肮里肮脏的猫儿”这句话，未免说得太刻薄啦。我竖起耳朵听她们还说些什么。

女主人说道：“他发那种怪声不知是不是一种咒语？在维新前，即便是武士使唤的小厮、下人，都是懂得一般规矩的，在武士老爷们的公馆街，从来没有那样洗脸的人呀。”

女仆说：“您说得对噢，太太！”女仆每次大加赞叹女主人的话之后，总要加上个不必要的“噢”字。

女主人说：“那只猫既有那样的主人，准是个野猫，下次来了，你揍它！”

女仆说：“当然要揍它。三毛这次得病，肯定全是那个野猫给搞的。我一定要给三毛报仇。”

这真是不白之冤！我想这回可不能轻易靠近她们。于是我没能见到三毛姑娘就回来了。

回家一看，主人正在书斋里拿着笔，苦思苦想地沉吟着呢。如果我把在二弦琴女师傅家听到的评论告诉他，他肯定会大发雷霆。可是，俗语说得好：“耳不听心不烦”，他依旧在哼哼唧唧，以神圣的诗人自居着。

想不到，自称太忙，眼下不可能前来，特地寄来贺年片的迷亭君，却飘然而来。他问主人说：“你在做新体诗吗？有什么有趣的诗，拿给我看看。”主人说：“嗯，我觉得这篇文章写得蛮有意思，正琢磨着把它翻译出来呢。”主人费劲似的开口说道。

迷亭有些不解地说：“文章？谁的文章？”主人答道：“谁的文章我不清楚。”

迷亭道：“原来是无名氏的作品呀，无名氏的作品也有很好的，不能小瞧。到底是哪儿的文章？”

主人非常沉着地回答说：“第二册英语读本。”

迷亭道：“第二册英语读本？第二册英语读本又怎么的啦？”

主人道：“我是说，我正在翻译的好文章，就是收在这第二册英语读本里的呀。”

迷亭说道：“好家伙！你是想利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来报我那孔雀舌的仇吧？”“我可不像你那样胡吹乱侃。”主人拈着胡须，泰然自若地说。迷亭先生用一种老审美家自居的口吻说：“以前据说曾经有人问过赖山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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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先生，最近可有好文章吗？’山阳先生把马伕写给他的讨账信拿给那人看，说：‘这可以算得上是近来的好文章喽。’说不定你的审美眼力还蛮不错哩。那样吧，你读一下，由我来评论。”

主人发出一种仿佛禅和尚诵读大灯国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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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训》似的声音，开始读起来。“巨人、引力。”“什么？你念的那个巨人引力，是什么玩意儿？”“是这篇文章的题目呗。”“好怪的题目啊。我可不懂它是什么意思。”“无非是说一个名叫引力的巨人呗。”“你的这个‘无非是’的说法有点勉强。不过，因为是文章的题目，姑且算是通过了。还是快些读本文吧。你的声音很美，很有意思。”主人事先发出警告：“中途可不要乱打岔呀，”然后又开始读起来了：

克特从窗子向外看去，一群孩子正在抛球游戏。他们将球高高地向空中抛去。球愈抛愈高。一会儿，球落了下来。他们又将球高高抛起，这样三番五次地抛，每次都落了下来。克特问道：“为什么要落下来，为什么不一直向上飞去？”母亲回答道：“因为有个巨人住在地下。他就是巨人引力，他强有力，他将万物都拉向自己这一边。他将房屋拉到地上来，如果他不拉，房屋就飞走了。孩子们也会飞走。你看见过树叶落吧，那也是巨人引力在呼唤。你有时会将书掉到地上吧，那也是因为巨人引力说‘到这儿来’的缘故。球抛向空中，巨人引力呼唤它，它便落了下来。”

迷亭说道：“就这些呀？”主人说：“嗯，写得多么好呀！”迷亭道：“哎呀，我算服啦。真想不到你在这里对我的橡面坊回敬了一手。”主人道：“这可不是什么回敬，文章写得很妙嘛，所以我将它译过来。难道你不认为是如此吗？”主人窥伺着迷亭那藏在金边眼镜后面的眼色。“真想不到，你居然有这种本领。不错，这一次我算是被你捉弄啦。叹服！叹服！”迷亭鼓动他那如簧之舌自我解嘲。主人却丝毫也没弄懂他的意思，他说：“我可没有什么让你叹服的想法。只不过觉得文章极有趣才将它译了出来罢了。”“不，这太有意思啦，你不来这一手，就不是真格的，好厉害呀，我完全认输。”“你用不着认输，我也是最近不再画水彩画，所以才想到搞点文章什么的。”“你这个本领，怎么能与你那远近无别、黑白不分的水彩画相比呢。佩服之至！”主人说：“让你这样一夸奖，我就更有兴头啦。”看来，主人的理解和迷亭所说的始终不对路。

就在这时，想不到寒月君口称“上次多有打搅”，走了进来。“啊，寒月君，久违久违，现在我正在拜听一篇了不起的好文章，把我的‘橡面坊’的阴魂给驱散了哩。”迷亭先生说了几句无头无脑的话。“是吗，原来是这样啊？”寒月也回答了一句无头无脑的话。唯独主人并不显得怎样兴高采烈。他说：“前几天你介绍的那个叫越智东风的人来了。”寒月说：“他来了吗？这个叫越智东风的，倒是个非常老实的人，不过多少有点怪，我本来怕给您添麻烦，可他非让我把他介绍给您不可，所以……”主人道：“倒也没有什么麻烦。”“他到府上来，有没有讲有关他的姓名的事儿？”主人道：“不，好像没有讲什么。”寒月道：“是吗？他有个毛病，无论到哪儿去，总要向第一次会面的人解释一番他的名字。”迷亭是个巴不得找点什么新鲜事儿的人，立刻插嘴问道：“怎么个讲解法儿呀？”“他唯恐别人用汉字音来读他那个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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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名字……”“这倒奇啦。”迷亭先生说着，从他那绘有泥金花纹的皮制烟荷包里捏出一点烟丝来。寒月先生说：“他总是告诉人家说：‘我的名字不读做Ochitofu，而是Ochikochi’哩。”“真有意思！”迷亭把云井牌烟丝冒出来的烟一直深深吸进肚里。寒月道：“这完全是出于对文学的着迷，如果念成Kochi，那么和姓连在一起就成了Ochikochi，就和成语‘远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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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音。不但这样，而且这四个音节又都合辙押韵，他对这点非常得意哩。所以他常发牢骚说：如果用汉音去读我这个东风
，那么我的一番苦心就给白白糟蹋啦。”迷亭先生听罢说：“不错，这倒的确是有点与众不同哩。”这么一来，引起了迷亭先生更大的兴趣，把吸到肚里的云井牌烟又喷到鼻孔，烟在中途一时找不到出路，呛在喉咙的地方。这位老兄手里握着烟袋杆儿“吭”、“吭”地咳嗽起来。主人也笑着说道：“前几天他来的时候说，在朗读会上他担当了船老大的角色，让女学生们给笑话了一番哩。”迷亭抡起烟袋敲着膝头说：“嗯，你看，你看，多么有意思！”我感到挨紧他危险，赶快离开了一点。迷亭接着说：“就是那个朗读会，前几天我请他吃‘橡面坊’的时候，他也向我提过哩。据说第二回打算请一些有名的文人开个大会，他还向我说：‘务必也请先生光临，’我问他：‘还是搞近松的戏剧吗？’他说：‘不，下次要选个崭新的剧，已经决定搞《金色夜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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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又问他：‘那么，你担当什么角色？’他说：‘我是阿宫姑娘。’东风君扮阿宫姑娘，多有意思！我一定要出席给他鼓掌叫好哩。”寒月皮笑肉不笑地说：“有趣吧。”主人把安德利亚·特尔·萨尔德和孔雀舌以及“橡面坊”的几件事儿联系在一起，报复地说：“不过，这人很不错，诚实，一点也不轻浮，和迷亭这样的人大不相同。”迷亭先生对此似乎毫不介意，笑道：“反正我这号人，永远是‘行德之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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嘛。”主人说：“你也只能是那种人吧。”其实主人并不明白这句“行德之俎”是什么意思，不过，多亏了他当过多年教员懂得如何糊弄人，所以在这种场合，便把教书时的本领，应用到社交上来了。寒月却坦率地发问道：“刚才说的‘行德之俎’是怎么回事儿？”主人看着壁龛前的水仙说道：“那水仙是我去年年底洗澡回来的时候，半路上买来插上的。你们看，放得时间够长了吧。”主人用这个办法硬是把“行德之俎”给岔开了。迷亭一边把烟袋杆儿像表演“大神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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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人那样，用指头尖拨得飞转，一边说道：“提到年底，我在去年年底遇上了这样一件奇怪的事儿。”主人好像已经把“行德之俎”远远抛到脑后似的松了一口气，说道：“你遇见什么事儿啦？快讲给我们听听。”迷亭先生所遇到的怪事是这样的：

“我记得大概是腊月二十七，这位东风先生事先给我来了封信，上面写着：‘兹拟趋府请教有关文艺上之高见，务请届时在府稍候’，于是我从清晨便专候着他来，可这位老兄却姗姗来迟。我吃完午饭在火炉前读了一会儿泊利·倍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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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幽默读物，这时老母从静冈来了封信，我打开一看，老年人嘛，到什么时候也把我当小孩子看。说什么数九隆冬夜间不要出门啦，洗冷水澡固然可以，不过必须生上炉子，把屋子弄暖和，要不会感冒的啦，对我叮咛又叮咛。我感到毕竟是自己的母亲，真疼我，外人是决不会如此的。一向什么都不在意的我，这时的确非常感动。想到这点，我觉得像我这样悠悠荡荡下去，实在可惜，我非搞出一部伟大著作来显亲扬名不可。趁我老母在世的时候，让天下人都知道在明治文坛上有个迷亭先生。我接着读下去，下边写着：‘像你这样的人实在太幸运了。和俄国开战后，年轻人忍受着千辛万苦，为国尽力。可是你却在人家年关忙碌之际，像已经过新年似的无忧无虑地闲玩。’其实，我并没有像母亲所想的那样闲玩呀。接下来，信上列举了在这次战争中战死的、战伤的一大堆我小学时代的朋友的名单。我看了名单上一个一个的名字，不由地觉得人世真没意思，做人也真无聊。我母亲在信的结尾写道：‘我年已衰老，祝贺新春的年糕汤，要吃恐怕也只能是今年这一次了……’写得怪让人放心不下，这更使我心情沉重了。我盼着东风能早点来，可这位老兄总也不来。这时已经吃过晚饭，我想给母亲写回信，写了十二三行。母亲写的信足足有六尺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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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没有那种本领，每回总是写个十行左右就完了，只好请她老人家担待着看吧。这时，由于我一整天也没怎么活动，胃里十分不舒服。我想东风如果来了，就让他等等好了，我出去送信，同时也稍带散散步。这次和往常不同，我没有往富士见町那个方向走，而是信步向堤三番町那边走去。正赶上那天晚上天有点阴，凛冽的风从护城壕的对岸刮过来，冷得很。从神乐坂那边驶来的火车，呜的一声，从外壕堤下通过，令人产生一种非常凄凉的感觉。岁末、战死、衰老、人世无常等等，所有这些东西，在我的头脑里走马灯似的来来去去。我忽然想起经常听说有人上吊而死，是不是就因为受了这种气氛的诱惑产生一死了之的念头呢。我抬头望了望堤上，不知不觉正好走到那棵松树下边来了。”

“你说的是哪棵松树？”主人打断了迷亭的话，插了一句。

“就是那棵‘吊脖子松’呗。”迷亭缩了一下脖子回答说。

“‘吊脖子松’应该是在鸿台那边儿呀。”寒月横生枝节，提出疑问。

“鸿台的那棵是‘吊钟松’，堤三番町这里的才是‘吊脖子松’哪。为什么会有这个名字呢，原来，从古来就传说，不管谁，一来到这棵松树下，就想上吊。堤上本有好几十棵松树，可只要一发现有人上吊，赶来一看，准吊在这棵树上。每年总要有两三个人吊死在这里，全是不愿意吊死在另外的树上的。我一看，那棵松树的一个横枝正好向路上伸过来。枝干的确长得秀气极啦，我想就这么让它闲置着，实在太可惜，最好有个人吊在那里。我环顾一下四周，心想有没有人来呢，可偏巧一个人影也没有。没有办法，当时想是不是我吊上去？不，不，要是我吊上去，那就没命啦。太危险，还是算了吧。但是，古时候的希腊人曾经在宴会席上，模拟上吊来增添余兴，它的表演方式是，某个人站到台子上去，当他刚把脖子伸进结好的绳圈里，旁边的人立刻把台子踢倒，而那个把脖子伸进绳圈的人，在台子被抽掉的同时，立刻松开绳结从台子上跳下来。如果真是这样，那么用不着害怕。我也想试一试，于是伸手攀了一下树枝，树枝弯得十分合适，而且那种弯曲的姿态真是美极了。当我想象到脖子挂在上面，上下轻轻颤动的光景，就别提有多么高兴啦。我本想一定得来这么一手，可又一想，如果东风来家等我，未免太对不住他。于是我改变主意，先去和东风见上一面，谈完事情后再来。我就这样回家了。”

“就这样万事大吉啦？”主人问道。

“有趣极啦。”寒月嘻嘻地笑着说。

“我回到家后，东风还是没有来，但是他倒来了一张明信片，上写着：‘今日不期有俗务羁身，不能趋侍，改日容当拨冗奉访，’我这才放心，心想这回我可以毫无牵挂地上吊去了，真令人高兴。我立刻穿上木屐，急忙赶到原来的地方一看……”迷亭说到这里，不动声色地看着主人和寒月。

“一看，怎么啦？”主人多少急不可耐地要知道下文。

“这是‘渐入佳境’哩。”寒月摆弄着礼服大褂胸前的穗子说。

“我一看，已经有人在我来之前吊在那里啦。只是一步之差呀，真遗憾！现在想来，那时我是让死神附体啦，根据詹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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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说法，这是下意识的幽冥界和我活着的现实界，以一种因果的理法在互相感应的吧。你们看这怪不怪呀。”迷亭丝毫不动声色地说。

主人虽然心想这次又上他的当了，不过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大口吃着“空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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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嘴里发出咕噜咕噜的响声。

寒月仔细地拨弄着火盆里的灰，低着头嘻嘻地笑着。然后用一种极平静的调子，开口道：

“听您这么一讲，的确觉得事情有些怪，似乎不大可能发生。其实最近我自己也有过一件相类似的事儿，所以我一点儿不怀疑。”

“唉哟，你也是想去上吊吗？”迷亭说。

“不，我的怪事不是上吊。这也是去年年底的事儿，而且几乎是和先生您同一天同一时辰发生的事儿，更使人觉得奇怪。”

“这太有趣啦。”迷亭说罢，也吃了一口“空也糕”。

于是寒月开始讲述了他的怪事：

“那天在向岛的一个朋友家里开‘忘年会’兼合奏会，我也带了一把小提琴去。到了十五六位小姐和太太，是个非常热闹的盛会。一切都已准备停当，可以说这是最近难得的一次快举。晚餐已毕，乐器合奏也完了，大家进入闲谈，时间已经相当晚，我想向主人告辞。就在这时，某博士的夫人来到我的身旁，小声问我说：‘您知道某某小姐生病了吗？’说来，我两三天前见到那位小姐的时候，她还和平常一样，看不出她哪个地方不舒服，所以我吃了一惊，仔细问了情况。据说在我见到她的那天晚上，她突然发烧，不断发出谵语。如果只是这样，也就罢了，可她那谵语中，不时出现我的名字。”

主人不必说什么，就连迷亭先生也没有说“真够意思呀”之类庸俗的话，他们静悄悄地恭听着。

“据请来的医生诊断说，弄不清楚是什么病，反正烧得很厉害，致使头脑昏迷，如果安眠药不管用，就有危险。我一听到这话，心中有一种腻味的感觉，就好像在梦中魇着时所感到的，心情十分沉重。周围的空气仿佛一下子凝固了，从四面把我紧紧裹住似的。在回家的路上，这件事占据着我的整个头脑，难受得很。那漂亮、快活、健康的某某小姐，竟然……”

“对不起，请等一下，刚才听你说了两遍某某小姐，假如你没有什么不方便，是否可以领教一下她的芳名呢？喂，你也是这个意见吧？”迷亭瞧了一下主人说。主人只是含糊地应了声“嗯”。

寒月道：“不，这说不定会给她本人带来麻烦，还是不说的好。”

迷亭道：“那你是想一切都在模模糊糊、朦朦胧胧当中讲啦？”

寒月道：“你甭冷笑，我这可是用极严肃认真的态度来讲的哪。总之，一想到这位小姐突然得了那样的病，我便产生飞花落叶之感，就好像周身的活力一下子发生罢工，整个精神突然颓败下来。我踉踉跄跄地来到吾妻桥上，倚着桥栏杆往下一看，也不知是涨潮还是退潮，反正觉得那黑黝黝的河水正在流动。从花川户那边，一辆人力车从桥上跑过去了，我目送着那辆人力车灯笼的亮光越来越小，终于在啤酒广告牌那个地方消失了。我又低头看水，就在这时，我听到了有人在遥远的上流呼唤我的名字。怪呀，这么晚，是不会有人呼唤我的呀。究竟是谁呢？我往水面上仔细看去，可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清。我想这大概是心理作用，赶快回去吧。我刚走两三步，一个微弱的声音，喊着我的名字又从远处传来。我又停了下来侧耳细听，当我听到第三次呼唤我的时候，我手扶着栏杆，两腿直打哆嗦。那个喊声，不是从远方，就是从河底发出，分明是那位小姐的声音啊。我不由得回答了一声‘我在这儿呢’。由于我回答的声音太大，在静静的水面上发出回响，我为自己的声音感到震惊。我吃惊地看了一下四周，什么人啦、狗啦、月亮啦，一切都看不见。这时我整个卷进这茫茫的黑夜之中，一心只想奔往唤我声音的那个地方。那位小姐的声音如怨如诉，穿透我的耳鼓，似乎在向我求助。于是我答应了一声‘我这就去’，便从桥栏杆上探出半个身子看了看黑黝黝的河水。我总觉得唤我的声音似乎是从水下微弱地传出来的。我心想：‘不错呀，就在这水下啊。’我终于踩上了栏杆，注视着河水，下决心如果再唤我，我就跳下去。这时，那可怜的声音又不绝如缕地传了过来。我认定了‘就是这儿’，于是我先向上用力跃了一下，然后身体便像一块小石头似的，毫无留恋地落下去了。”

“最后还是跳下去啦？”主人眨着眼问道。

“真没想到竟会发展到这个地步哩。”迷亭说着，抓了一下自己的鼻头。

“跳下去以后，我就晕晕乎乎，一段时间里，自己也不知是怎么回事儿了。过了一会儿，我清醒过来了。冷，倒是有点冷，可身上哪里也没沾湿，也没有呛水的感觉。心想：‘没有错呀，我是跳了下去的，太怪啦。’等我意识到肯定有问题，再往四周一看，好家伙！我自以为是跳进水里，其实我弄错了方向，跳到桥当中去啦。当时觉得遗憾极了。只是由于我弄错了前后的方向，结果没能去那个发出声音的地方。”寒月嘻嘻地笑着，一边照例把装饰在他胸前的丝绦当做累赘物，不断地摆弄着。

“哈哈……这太有意思啦。妙就妙在和我遇上的事儿像极啦。看来，这也可以成为詹姆斯教授的材料呢，如果把它用‘人的感应’这个题写成文章，肯定会震惊文坛的哩。还有，那个小姐的病，结果怎样了呢？”迷亭先生在寻根问底。

“两三天以前我去贺年，她在门里和女仆玩羽毛毽呢，想必已经痊愈啦。”

主人刚才似乎一直在沉思默想，这时，他突然开口说：“我也有。”表现出不肯落于人后的劲头。

“你也有？有什么呀？”在迷亭眼中，像主人这种人，自然不可能有什么奇妙的遭遇的。

“我这也是去年年末的事儿。”

“都是去年年末的事儿，这种巧合，真有趣呀。”说着，寒月笑了起来，在他那缺碴的门牙边缘上，黏着一小块空也饼。

“该不会是同一天同一个时辰吧？”迷亭起哄说。

“不，日子不同。好像是二十号左右。我妻子向我说：‘你不用给我买什么岁末的礼物啦，陪我去听一次摄津大掾

[36]

的演唱吧。’我带她去当然未尝不可。但是当我问她‘今天演什么节目’时，妻子找出报纸看了看说：‘今天的节目是《鳗谷》。’我说：‘我不爱听《鳗谷》，今天算了吧。’那天没有去。第二天妻子又把报纸拿来对我说：‘今天是《堀川》，这回总可以了吧。’我说：‘《崛川》是以听三弦为主的，一味地热闹，不够味，今天算啦。’妻子不满意地退下去了。到了第三天，妻子又来对我说：‘今天是《三十三间堂》，我非常喜欢听摄津大掾的《三十三间堂》，你也许不喜欢，不过你为了让我听陪我去一次总还可以吧。’她和我展开了最后的谈判。我说：‘你那么想听，去也未尝不可。不过，据说这个曲子是他这次为告别艺坛登台献艺的最后几出拿手的曲子，听众肯定要爆满的，你这样冒冒失失地去，是找不到座位的。到那种地方去，先要和“观剧茶屋”

[37]

打交道，让他们给订个较好的座位，这才是正常的手续。不这样，脱离常规是不好的。对不起，今天别去啦。’我这么一说，妻子的脸色十分难看，几乎要哭似地说：‘我是个女人，不懂得那一类麻烦的手续。不过，大原家的老太太，铃木家的君代，都没按什么正常手续，照样去听了。虽说你是个当教师的，也用不着费这些事去听曲子嘛。你也太过分了。’这样一来，我只好让步说：‘那好，即使买不着票，咱们也去，吃完晚饭坐电车去好吧。’我妻子听后，马上来了兴头，说道：‘既然去，那么就非在四点钟前赶去不可，可不能那样磨磨蹭蹭呀。’我反问道：‘为什么非在四点钟前去不可呢？’于是她向我解释说：‘如果不那么早去占位置，就进不去了。’这是铃木家的君代告诉她的。我又叮问了一句：‘那么说，如果过了四点钟再去就不行了，是不是？’她回答说：‘是呀，过了四点，当然去不成了。’可是你们说怪不怪？从这时起，突然浑身打起颤来……”

“是师母吗？”寒月问道。

“哪里，我妻子可精神哩。那是我呀。我刚一感觉浑身像个泄了气的皮球似的，立刻就眼冒金花，动弹不得啦。”

“看来是急病呀？”迷亭给加了句注释。

“哎呀，事情可就麻烦喽，我妻子一年当中好不容易才提出这么一回要求，我是满心想使她如愿以偿的。平时我总是一味地斥责她，不答理她，又让她为家计犯难，又让她照管孩子，从来没有对她操持家务的辛劳给过任何酬劳。今天恰好有空余时间，而且囊中又幸有阿堵物——四五张一元纸币，带她去是满可以的。而且妻子想去，我也想带她去啊。不过，虽说非常想带她去，像这样浑身打战、眼冒金花，不用说坐不了电车，连门口穿鞋的地方我也走不到啊。我越是想‘啊，太对不住她’，就越感到浑身恶寒，两眼发黑。我想赶快请医生看看，服点药，大概在四点钟以前总可以好的吧。于是我和妻子商量，打发人去请甘木大夫，不巧他昨天值夜班，至今还没有回家。捎来的回话说：‘下午两点回来，一回来立刻去府上。’真糟糕！如果现在服下杏仁水，四点前肯定会好。可人在倒霉时，什么事情都不顺利，这次我本想难得看到妻子的笑脸，自己也高兴高兴。不想这个打算要突然落空。我妻子流露出怨恨的神色，问道：‘真的就不能去了吗？’我说：‘去，一定去，四点钟前，我的病一定会好，你尽管放心，赶快洗洗脸或者换换衣服，等我吧。’我虽然嘴里这样说，内心里却感慨万分。恶寒越来越厉害，两眼也是越来越发黑。假如在四点钟以前，我的病没有痊愈，不能履行诺言，气量狭小的女人不知会干出什么事来。弄到可怜可悲的地步如何是好？我想到万一我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因此，现在就应向她说明‘有为转变、生者必灭’之理，使她在发生万一时，不致毫无思想准备。我想这也许是我做丈夫对妻子应尽的义务吧。于是我立即把她叫到书斋来。我问她说：‘你虽是个妇道人家，但总知道西方有这个谚语——在酒杯沾唇之前，说不定会出现什么差错

[38]

的吧。’我妻子一听就发起火来啦。她气势汹汹地说：‘谁懂得那种蟹行文呀。你明知人家不懂英语，却故意用英语来戏弄我。那好，随你便，反正我是个不懂英语的。你那么喜欢英语，为什么你不讨个教会学校毕业的女学生呢？天下再也没有像你这样薄情寡义的人啦。’我原来的一番苦心就这样半途而废了。我要向你们声明，我说英语绝没有恶意，完全是出于爱妻的至情，如果像我妻子那样的理解，那我简直没脸见人了。而且，我早就因为恶寒和头晕，脑子有些昏昏然，加上急着想让她早些理解‘有为转变、生者必灭’之理，一下子忘了她不懂英语这件事儿，无意中使用了英语。想来，这是我的错，是我考虑不周。由于这个差错，使我的恶寒更加剧烈起来，两眼也更加发花。至于我的妻子呢，她按照我的吩咐，到洗澡间，脱掉上衣，化妆打扮，换好从衣橱里取出的衣服，摆出架势，仿佛告诉我随时可以出发。我这个急呀！我想甘木大夫如果能早点来该多好呀。我看了看表，已经三点钟。距四点钟只差一个小时。妻子拉开书斋的门，探进头说：‘咱们该走了吧。’夸耀自己的妻子，也许有点可笑。说实话，我从来没有感到妻子有这么漂亮。她那脱掉上衣，用肥皂洗了又洗的皮肤，在她那黑绉绸礼装的反衬下，更加显得洁白光亮。她的面庞由于肥皂的效用和希望去听摄津大掾的心理，使它有形无形地闪射出光辉。我想无论如何也得去，以便满足她的希望。我吸了一支烟，决心和她一同去！这当儿甘木大夫来了，正合我的心愿。我把病情告诉了他，甘木大夫看完舌头，抬起手来诊脉，敲敲前胸，又摸摸后背，翻完眼皮，又摸头顶，然后想了好一会儿。我说：‘我总觉得有点危险。’甘木大夫不慌不忙地说：‘不，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的妻子问：‘请问，稍微外出一下，大概也不碍事吧。’‘唔。’甘木大夫又寻思起来。然后说：‘只要你丈夫感觉上……’我马上说：‘我的感觉可不好哩。’‘总之，我先给你点药水，分几次服吧。’‘嗯。我总觉得我病得不轻哩。’‘哪里，用不着担心，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要有精神负担。’他说完就走了。这时已过了三点半钟。于是派女仆去取药。我妻子严厉地吩咐她跑着去跑着回来。回来时已是三点三刻，距四点还有十五分钟。我刚才本来还是好好的，可就是从三点三刻这时候起，突然想要呕吐了。妻子把药水倒在碗里放在我的面前，我端起碗来想喝，胃里突然发出很大的噎嗝声，没办法只好放下。妻子催我说：‘还是赶快喝了吧。’如果我不赶快喝下，赶快出发，情理上也说不过去。我决意喝下去。于是将碗拿到唇边，这时，那嗝的声音又执拗地妨碍着我。我就这样端起碗又放下，放下又端起。最后饭厅里的挂钟，当、当、当、当的敲了四下。啊，已经四点，再也不能磨蹭啦。于是我又拿起碗来。你们说怪不怪？我想所谓怪事，大概就是指这种事儿吧。四点的钟声一响，我恶心的毛病立刻停止，毫不费劲地就把药水喝下去了。然后，到了四点十分左右，我才真正懂得了甘木大夫的确不愧是个名医。后脊凉飕飕的感觉、两眼天旋地转的感觉，一下子烟消雾散了。我本来以为暂时可能连站都站不起来的病痛，这时忽然而愈，我真高兴哟。”

“后来你和尊夫人一起去‘歌舞伎座’了吗？”迷亭做出一副摸不着头脑的表情，问道。

“我倒是真想去，不过我妻子的意见是，过四点就买不到票了，所以没办法，只好不去喽。如果甘木大夫能早来一刻钟，那么我也会对得起妻子，妻子也会满意。可是，就由于这短短的一刻钟之差，真是遗憾极了。回想起来，现在还觉得真是玄极了呢。”

主人讲完，做出一种总算完成了自己义务的样子。也许他认为有了这段话，在迷亭与寒月两人面前可以保住了自己的体面吧。

寒月又露出他那缺了一块的门牙，笑着说：“这真是遗憾得很啊。”

迷亭故意装糊涂，自言自语似地说：“一个妻子有你这样一个亲切的丈夫可太幸福喽！”这时从纸拉门后边传来主人妻子故意咳嗽的声音。

我顺次恭听了这三个人讲的故事，既不感到可笑，也不感到可悲。我想人这种东西，为了消磨时间，硬要运动他们的嘴巴，把本来不可笑的事笑上一番，把本来没有多大意思的事，津津乐道一番，除此之外，再无别的本领了。我早就知道我的主人性格孤僻，十分任性。不过他平时不大爱说话，使我感到他似乎有些不易捉摸之处。正是这一点，甚至令我感到有点可怕。但是，听了他刚才讲的话，我突然有些瞧不起他了。他为什么不能一声不吭，老老实实地听这两个人的讲话呢。他为不服输，胡扯这些无聊透顶的故事，究竟有什么好处呢？难道爱比克泰德在他的《讲话录》中曾写过应该这样做的吗？总之，主人也好，寒月也好，迷亭也好，都是太平盛世的逸民，他们像藤上的丝瓜一般随风摇曳，似乎自以为超然物外，其实他们仍然未能忘怀尘世，而是充满俗情。竞争之念，争强斗胜之心，就连在他们平素的谈笑之中，也时有流露。他们再陷下去，就会和他们平素唾骂的俗物成为一丘之貉。这点，在我们猫儿看来，真是可怜得很。所不同的，只是他们的言语动作不像一般的半瓶醋之辈，没有那种惹人讨厌的老一套，这点多少有些可取罢了。

想到这里，我突然对这三个人的谈话不再感兴趣，我想还是去看看三毛姑娘吧。于是我来到教授二弦琴的女师傅的庭院门口。一看，虽然门松

[39]

、注连绳

[40]

都已撤除，新年已经过了十天，但明媚的春阳在万里无云的碧空上照耀着四海，使那不足十坪的庭院，比起元旦曙光笼罩的景象，显得更为生气盎然。廊子上只放着一个坐垫，人影全无，拉门紧关，女师傅大概是到澡堂洗澡去了。女师傅在不在家，当然无所谓，我放心不下的是三毛姑娘的身体是否好了些。四周静悄悄，不像有人在家的样子，我于是四脚带着泥土，爬到廊子上，往坐垫当中一躺，真是舒服极了。我困得迷迷糊糊，把三毛姑娘的事儿给忘了，不觉假寐起来。就在这时，拉门里突然传来了人声：

“你辛苦啦！已经做好了吧？”原来女师傅并没有出门。

然后女仆回答说：“是的，让您久等啦。我一到‘佛师店’

[41]

，师傅说：‘刚好做出来。’”

“快给我看看。啊，做得蛮漂亮呀。这样三毛也可以升天界啦。这金漆不会脱落的吧？”

“嗯。我放心不下，问过他，他说用的是上等材料，比人的牌位还要耐用哩。还说：‘猫誉信女’

[42]

的‘誉’字用行书写会更好看些，所以稍微把笔画改动了一下。”

“好，好，咱们赶快把它供在佛龛里，烧点香吧。”

我从坐垫上站起来，心想：“三毛姑娘发生了什么事？情况不对呀！”这时传来教二弦琴女师傅敲磬和念经的声音：“南无猫誉信女，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你也来念念经，给三毛祈求祈求冥福吧。”女师傅对女仆说。

这回又传来女佣人敲磬和念经的声音：“南无猫誉信女，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我突然感到一阵心跳，直挺挺地站在坐垫上，活像一只木雕的猫，眼珠也直了。

“真是太遗憾啦，最初只是稍微有点感冒呀。”女仆说。

“若是甘木大夫能给开点药，也许有救哩。”女师傅说。

“说起来，还是那位甘木大夫不好，他太不把三毛当回事啦。”女仆说。

“可不要说别人的坏话。寿命嘛，谁也难保。”女师傅说。

看来请甘木大夫给三毛姑娘看过病哩。

“说到底，我看是街口上教师家的那只野猫一味引诱她出去的缘故。”女师傅说。

“可不是，那个畜生是三毛的仇人啊。”女仆说。

我真想分辩一下，不过，此时正是需要我耐心听下去的时候，于是我聚精会神地听她们讲下去。她们的谈话断断续续：

“世上真是不遂人愿，像三毛这样标致的猫儿，偏偏早夭，那个丑八怪似的野猫，却偏偏结结实实地活着，胡乱闹腾……”女师傅说。

“您说得对呀。像三毛这样招人喜爱的猫儿，就是打着灯笼遍地去找，也找不出第二个人来呀……”女仆说。

她们不说“第二只”而说“第二个人”，看来，这女仆是把猫和人看成同一种族啦。怪不得这女仆的面孔和我们猫族长得非常相似呢。

“若是能够的话，倒是应该让那只野猫替咱三毛去死……”女师傅说。

“若是教师家那只野猫死了，那可真是天从人愿啦。”

如果我真是“天从人愿”了，那可有点糟糕。死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我还没有经历过，所以谈不上喜欢还是讨厌。不过前些日子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因为天气特冷，我钻到“消火桶”

[43]

里取暖，厨娘阿三不知我在里边，就从上边把盖子盖上了。一想起那时被憋的痛苦，现在还有些后怕。按白猫姑娘的说法，那种憋闷再稍稍延长一会儿，就要死去。替三毛姑娘去死，我当然没有异议。不过，如果不受那份罪就死不了，那我可不想替任何人去死呀。

女师傅说：“虽说她是只猫，可我总算给她请了和尚来诵经，还给她起了个‘戒名’，这样，我心里也就没有什么遗憾的啦。”

“可不是么。她真是没白来人世一趟呀。不过，美中不足的是，那个和尚念的经未免太短啦。”

“我也觉得念得太短了，我问和尚：‘您怎么这么快就念完啦？’月桂寺的和尚说：‘是啊，我专拣最管用的一段经文念了一下。不碍事的，她是个猫嘛，有了这一段经文，就满可以超升天界啦。’”

“唉哟，他倒真会说……不过，如果是那只野猫的话。”

我不止一次地声明，我没有名字，可这个女仆却张口闭口称我为“野猫”、“野猫”，真是个不像话的家伙。

“罪孽那样深重，不管给它念什么宝贵的经文，它也上不了西天。太太，您说对吧。”

此后，我不知又被她们叫了几百遍“野猫”。我再也不要听她们没完没了的谈话。当我从坐垫上溜下来，又从廊子跳下去的时候，我浑身的八万八千八百八十根毛发，一下子都竖立起来，不由得打了个寒颤。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去二弦琴女师傅家那一带了。如今，恐怕这位女师傅本人，正在接受月桂寺和尚为她念的一段浮皮潦草的超度经文吧。

最近，我已失去了外出的勇气，不知为什么，我感到人世毫无意义，变成个不比主人差的懒猫了。别人说主人整天蜷伏在书斋里是因为失恋。现在想来，这个说法不无道理。

我还没有捉过一只老鼠，有一个时期，厨娘阿三甚至提出要把我驱逐出去。但由于主人深知我不是一只凡猫，所以我仍旧得以悠悠荡荡，生活在这个家里。对于这点，我一方面感谢主人的恩德，同时又不能不对主人的俊眼识英才表示敬佩之意。阿三由于不能认识我的非凡之处，时时虐待我，我也并不为此生气。不久左甚五郎

[44]

就会出来把我的肖像雕到楼门柱子上，日本的斯坦朗

[45]

也会高兴地把我的肖像画在画布上，到那时，他们这些瞎眼汉就会为自己的不明智而羞愧吧。

[1]
三世即过去、现在、未来的总称。通过看相来占卜人的过去、未来及现世。

[2]
指从1904年延续到第二年的“日俄战争”。

[3]
明治初期的“讲释师”（类似我国的评书艺人），曾于1890年演过“西洋黑猫”的段子。

[4]
格雷（1716—1771），英国诗人，曾在一首诗中写过爱猫淹死在鱼缸里的故事。

[5]
爱比克泰德（约55—约135），希腊与斯多噶派有联系的哲学家。

[6]
一种两人使用木板拍和羽毛毽对拍的游戏。

[7]
日本酒的一种牌号。

[8]
安井息轩（1799—1876），江户末期的儒者。

[9]
坂本龙马（1836—1867），日本著名的皇权主义者、土佐藩武士。

[10]
东京市内的地名。

[11]
卡莱尔（1795—1881），苏格兰散文作家和历史学家。

[12]
德川三代将军家定的妻子，藩侯岛津齐彬的女儿，德川家定死后，她落发为尼，号“天璋院”。

[13]
“整年在恭喜”是双关语。“恭喜”一词在日语中有双重语义，一是“可喜可贺”，一是“缺心眼”、“傻里傻气”的意思。因此这后一句显然是在嘲骂对方。

[14]
一种施于小器物上的漆法，由古代漆工春庆发明而得名。

[15]
“天明调”是天明年间由俳人芜村创始的一种客观实写的俳句风格。“万叶调”是指最老的歌集《万叶集》中形成的和歌格调。这里是刻画迷亭使用餐馆侍者无法听懂的词汇胡开玩笑。

[16]
原是明治时期一个写俳句的人的笔名。由于“橡面坊”的日本读音为tochimenbo，与西餐中mince ball（炸牛肉土豆饼）发音有些近似，迷亭故意用这种类似西餐品名的发音来调侃餐馆的侍者，而餐馆的侍者又不懂装懂，酿成笑料。

[17]
这里指“橡面坊”。

[18]
指参加明治中期由正冈子规掀起的俳句革新运动的一些人。作者这样写，一方面打趣“俳人”，一方面也是调侃餐馆服务员。因为日本人对日语中的汉语读音也有听不懂的时候。

[19]
由江户中期俳谐家、画家与谢芜村（1716—1783）创作的自由体的长诗。

[20]
江户戏曲中写男女殉情的悲剧。其中以剧作家近松门、左卫门为“木偶净琉璃”剧种创作的十数出情死剧最为有名。

[21]
东京有名的妓院街。

[22]
莱斯特伯爵（1532/1533—1588），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宠臣，很可能是她的情夫。

[23]
伦勃朗（1606—1669），荷兰伟大的画家。

[24]
指明治维新以前的江户幕府时代。

[25]
本名赖襄（1780—1832），江户后期的儒者、历史学家，亦以幕末“尊王攘夷”派志士而知名。

[26]
原名宗峰妙超（1282—1337），镰仓末期临济宗僧人。1315年创建了大德寺，接受过“国师”的封号。

[27]
“东风”在近代日语中一般要用汉音的读法，但另外在古代诗歌中还有纯日本音的读法。

[28]
用日本固有的音，读“越智东风”的名字，就和古代语中“远近”一词同音，“远近”也可写作“此方彼方”。

[29]
日本小说家、散文家、俳句诗人尾崎红叶（1867—1903）写的小说。

[30]
“行德”为地名，当地出产“傻瓜贝”。此语意谓“又糊涂又世故”之意。

[31]
杂技的一种。

[32]
泊利·倍恩（1864—1928），英国的幽默作家。

[33]
日本老式书信都用“卷纸”写，故有六尺多长的说法。

[34]
詹姆斯（1842—1910），美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实用主义者，机能心理学创始人。

[35]
一种带馅的糯米点心。

[36]
明治时期的有名艺人。

[37]
在剧场附近开设的一种铺子，供观剧的客人中间休息，或为客人准备酒食，进行各种服务。

[38]
西方谚语。这里是“祸福无常，难以逆料”之意。

[39]
新年时，装饰在门两旁的小松树。

[40]
屋门上挂起的一种草编的绳，据说可避邪。

[41]
指雕佛像、制作佛龛等佛事用具的店铺，这种铺子也制作死者的灵牌。

[42]
日本民俗，死者都由其家属请和尚为之起一“法号”（亦称“戒名”），写在灵牌或墓碑上，这里是故意调侃。

[43]
旧时日本家庭多用木炭，在不用火时，将已燃的木炭放入桶中，加上盖以灭火。这种用具称“消火桶”。

[44]
左甚五郎（1594—1651），江户初期有名的木雕艺人。

[45]
斯坦朗（1850—1923），法国画家。

三

三毛姑娘死了，和老黑又合不来，我多少有些寂寥之感，所幸在人类中有了知己，也就不感到怎样沉寂了。前不久，有人写信给主人，求他把我的照片寄去。最近，还有人特地把冈山的名产“吉备糯米团子”寄来指名给我。随着人类对我寄予同情，我逐渐忘却自己是只猫儿。我似乎觉得自己不再是猫儿，已逐渐向人类靠拢了。我原先想要纠合猫族去和两只脚的先生们决一雌雄的想法，最近已烟消雾散。岂止如此，我已经进化到有时甚至认为自己是人间的一员，感到前途有望。我倒不是瞧不起同族，只是性之所近，求取一身安宁，势所使然。如果认为这是变心、轻浮、背叛，可就错怪我了。像这种咬文嚼字，随便谩骂别人的人，大多是不懂得通融、活该受穷的家伙。我蜕却了猫的习性以后，当然不该再把三毛姑娘或大老黑的事放在心上，我要以和人类同样的气度来评骘他们的思想言行，恐怕这也是很自然的吧。遗憾的是，主人把具有这般见识的我仍然看作一只普普通通披毛带皮的猫儿。他连一声招呼都不打，就大模大样地把寄给我的吉备糯米团子吃个精光。照片看来也不想给我拍好寄去。这要说是牢骚的确是牢骚，不过主人是主人，我是我，彼此见解自然各异，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因为我始终以为自己已经是个人了，所以对不再交往的其他猫儿的行为，也就有点难于形之笔墨啦。还是讲讲迷亭、寒月几位先生的事儿聊以塞责，敬请读者海涵吧。

今天是星期天，上好的天气。主人从书斋里慢条斯理地走出来，在我身旁摆上笔、砚和稿纸，然后趴在席铺上，嘴里不断哼着什么。大概是起稿之前先要发出一番怪里怪气的声音作为开端的吧。我留心看去，稍过一会儿，主人就用浓墨粗重地写上了“一炷香”三个大字。我想怪呀，莫不是要写诗或者俳句？对主人来说，所谓一炷香这种字眼，未免太蕴藉风流了吧。我刚想到这里，主人已不再理这一行，而重新改行，写道：“我早已欲写天然居士之事了。”他的笔写到这里停下来，再也不动了。主人拿着笔，歪着头在思考。看来，他想不出怎样往下写的好主意，便嘬起了笔尖。我一看，他的嘴唇全成黑的啦。这一次他在下边画了个圆圈，在圆圈中间点上了两个小点，算做眼睛，往正中间又画了个扁扁的鼻子头，然后又画上了长长的一横，算做嘴。这么一来，文章、俳句都做不成了。看来主人自己也感到不太像话，赶快又把画出的这张脸用墨涂掉。主人又开始改行写，看来他大概是漫无目的地认为只要改行，就会写出什么诗啦、赞啦、语录等等的吧。随后他用白话体一气呵成地写下了一行字：“天然居士是个研究空间、念《论语》、吃烤红薯、流清鼻涕的人，”好家伙！这个句子真够啰嗦的啦。然后主人毫无顾忌地朗读了起来，并且一反常态地大笑道：“哈哈……真有意思！”然后自言自语地说：“‘流清鼻涕’这句话也太损啦，抹去吧。”说着便在这四个字上划了一条竖线，本来一条线就足够了，可他却两条、三条，不断往上整整齐齐地划平行线，已经划到旁边的行上去，他也毫不在乎，照旧划下去，一共划了八条线，似乎还没想出如何往下写。于是他扔掉笔，拈起胡须来。他拼命地拈胡须，那势头就仿佛向人说：“我一定要从拈胡须中拈出文章来给你们看哩。”他正在把胡须拈上拈下，这当儿，主人的妻子从起居间走来，一屁股坐在主人的鼻子尖前，说道：“喂，我要跟你说件事儿。”“什么事儿？”主人十分冷淡，他的声音就好像在水里敲铜锣似的，闷声闷气。看来主人的妻子似乎不满意主人的答话，又说了句：“我说，我要跟你说件事儿。”主人不耐烦地说道：“什么事儿呀？”说着，把大拇指和食指捅到鼻孔里猛地拔下了一根鼻毛。妻子说：“这个月不够啦……”“不会不够，大夫那里的药钱已经付过啦，书店那儿，不是上个月就清账了吗？这个月还应当有富余。”主人无动于衷地回答说。同时把拔下来的鼻毛，当做天下奇观似地欣赏着。“可是你不吃米饭，只是吃面包和抹果酱呀。”“我到底吃了几罐果酱呀？”“这个月一共八罐。”“八罐？我根本没吃过那么多。”“不只是你吃，孩子们也吃啦。”“就算是吃了那么多吧，也不过五六元钱。”主人说着满不在意地把鼻毛一根一根郑重地撮在稿纸上，由于鼻毛根上带点肉，结果像根针似的笔直地竖在纸上。主人似乎感到一种新奇的发现，大为所动，噗地吹了起来。由于粘得很牢，根本吹不动。主人说：“真顽固呀。”又拼命地吹。主人的妻子两腮鼓胀，满怀不平地说道：“不只是果酱，还有别的东西，也非买不可呀。”主人爱搭不理地说：“也许有吧。”说着又把手指伸进鼻孔里去，用力地拔下一根鼻毛。在这些黑的、红的、五颜六色的鼻毛当中，有一根是全白的。主人好像大吃一惊，目不转睛地看着，然后把鼻毛夹在两根手指中间，凑到妻子的面前。主人的妻子皱起眉头，把主人的手推了回去，说：“真讨厌！”“你看一看嘛，鼻毛也出现白的啦！”主人似乎百感交集的样子。原本要来谈正事的妻子，不得不笑着退回起居室里去了。看来，她对经济问题已经不再想和主人商量。主人又开始写他的天然居士了。

主人用鼻毛赶走妻子，似乎觉得可以安心了，于是他想再拔上一根鼻毛随后就写上一句，可是他越是急于下笔，就越难以下笔。他自言自语地说：“‘吃烤红薯’看来也是画蛇添足，忍痛割爱吧。”说着，把这四个字也抹掉了。“‘一炷香’也太突然，去掉它！”主人毫不可惜地把这三个字也给枪毙了。剩下的就只有“天然居士是个研究空间、念《论语》的人”了。主人又觉得这似乎太简单，“哎，太麻烦！文章不写啦，只写墓志铭吧。”他把大笔左右一挥，在稿纸上抹了两笔，就像拙劣的文人画的兰草一样，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写下来的文章，结果一字不剩地判了个不及格。然后，他把纸翻到背面，写了一段意义不明的话：“生于空间，探究空间，死于空间。空哉，间哉，天然居士，噫！”就在这时迷亭又和往常一样飘然而至。迷亭这个人，可能把别人的家看作自己的家一样，连一声招呼都不打，就毫不客气地走进来。不仅如此，他有时还从屋后的厨房门飘然入室。他这个人生来就把诸如担忧、客气、不好意思、费心劳神等等，统统抛到爪哇国去了。

迷亭不等坐下就问道：“又是‘巨人引力’吗？”主人神乎其神地说道：“唔，也不能总是写‘巨人引力’嘛。我这是在写天然居士的墓志铭哪。”迷亭还是像往常一样信口开河地说：“你说的那个天然居士，是和偶然童子相类似的戒名吧。”主人问道：“有叫‘偶然童子’这种戒名的人吗？”“哪里，那倒是没有。不过，我猜想可能会有这么个戒名吧。”主人说：“我好像不认识叫‘偶然童子’的，可这个‘天然居士’是你认识的。”“他究竟是谁？居然起了个‘天然居士’的大名？”“就是那个曾吕崎啊。他大学毕业后进入大学院，研究空间论这个题目，用功过度，终于得了腹膜炎死啦。别小瞧曾吕崎，他可是我的好友哪。”“是好友也不要紧，我并没有说这有什么不好。不过，把曾吕崎老兄变成天然居士，这是谁的杰作呀？”“就是我呗。是我给他起的，因为和尚给起的‘戒名’再俗气不过啦。”主人自豪地认为天然居士这个名字雅得很。迷亭笑着说：“好啦，请把你写的墓志铭那个玩意儿给我看看。”说着他拿起原稿，大声地念起来：“这写的是什么呀？‘生于空间，探究空间，死于空间，空哉间哉，天然居士，噫！’唔，写得不错，和天然居士正好相称。”主人高兴地说道：“不错吧。”迷亭调侃地说：“应该把这个墓志铭雕到压腌萝卜的石头上，当作举重的‘石墩子’随便扔在寺庙的后院里，那就更雅啦。这样，天然居士就会超生天界啦。”主人却非常认真地回答说：“我也是这个主意哪。”接着又说：“对不起，我要离开一会儿，你先逗逗这猫玩吧。”说罢，他不等迷亭回答，就飘然而去了。

想不到主人竟命令我来招待迷亭先生，我当然不便以冷漠的态度相对，我向他喵喵地叫了几声，以表示好意，然后爬到他的膝上去。于是迷亭说道：“哎哟，肥多啦！”说着抓起我颈部的皮，把我拎到半空中。“这只猫两条后腿垂着，恐怕捕不了老鼠。苦沙弥太太，这只猫捉老鼠吗？”看来由我招待，他还不满意，所以和隔壁的主人的妻子搭起话来。主人的妻子隔着纸门回答说：“还提什么捉老鼠，它吃了煮年糕，跳舞来着呢。”想不到主人的妻子会突然在这点上揭我的伤疤。我虽然是悬在半空中，仍不免有些羞愧难当。可是，迷亭还是不肯把我放下，他说：“可不是！这只猫的长相就像是会跳舞的。苦沙弥太太！这猫的长相可大意不得呀，活像以前‘草双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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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边出现的猫怪呢。”迷亭胡说一通，不停地和主人的妻子搭讪着。主人的妻子不太情愿地放下手中的针线活儿，走进客厅里来。

主人的妻子重新倒了茶，送到迷亭面前，说道：“让您受等啦，他大概快回来了吧。”“他上哪儿去啦？”“不知道呀，他这个人出门从来不说去哪儿，大概是到大夫那儿去了吧。”“是甘木大夫吗？甘木先生遇上他这种病人，算是倒霉啦。”看来主人的妻子无法回答，只好简单“唔”了一声。迷亭才不计较这些呢，又问道：“最近他怎么样？胃病稍微好些吗？”“好啊，坏啊，我一点也摸不清。就是甘木大夫再给他看上多少遍，像他那样一味吃果酱，我想他的胃病是好不了的。”主人的妻子把刚才对丈夫的不满，暗地向迷亭诉苦。“他那么爱吃果酱，简直成小孩子啦。”“不仅吃果酱，最近还狠命地吃萝卜泥呢，说什么这能治胃病。”“好家伙！”迷亭感叹地说。主人的妻子说：“他看了报纸，据说萝卜里有糖化酵母。”“原来是这样！这么说他是想用这种办法来抵消果酱啰，亏他想得出来。哈哈……”迷亭听了主人妻子的诉苦，反而流露出万分高兴的样子。“就在前几天，还给孩子吃呢。”主人的妻子说。“吃果酱？”迷亭问。“不，萝卜泥，您想不到吧？他说什么：‘小家伙，上这边来，爸爸给你好吃的。’难得他爱上一回孩子，可他竟然是这样地胡来。两三天前，他把二女儿抱上了衣柜……”“他又想出什么名堂来了？”迷亭不管听到什么事，都把它当作一种“名堂”来理解。“哪里是什么名堂不名堂，他只是让孩子从上边向下跳呀。您想想，只不过是个三四岁的小姑娘嘛，当然做不了那种疯丫头的事儿。”“原来是这样，这可太不成‘名堂’啦。不过，他这个人内心没有恶念，心地是善良的。”“假如内心里还有什么恶念，那我早就不和他一起生活啦。”主人的妻子气势越来越凶。“哈，你也用不着那样不满。像这样过着美满的小日子，蛮不错啦。苦沙弥这个人既不到外边去胡逛，也不讲究穿着，是个最适于老老实实过日子的人哩。”迷亭用一种快活的口吻，说了一番和他平日为人极不相称的大道理。“可是您不知道，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儿……”主人的妻子说。“他瞒着你搞什么啦？真是世上人心难测啊。”迷亭飘飘然回答了一句不着边际的话。“他倒是没有什么别的嗜好，可是不管念不念，却大量买书，如果估量着去买也还罢啦，可是他不管三七二十一，到‘丸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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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去，就买回好多册来，到了月底他却没事似的。就拿去年年底来说吧，欠了人家好几个月的书款，简直糟透啦。”“我当什么事儿呢，书籍这种东西，他愿意买就让他买，没什么关系。如果来要账，你只要说马上就还，马上就还，那要账的就会回去的嘛。”“话虽这么说，可总不能老是拖欠下去啊。”主人的妻子抚然不悦地说。“那好办嘛，你让他削减一下书费就是啦。”“哪会那么容易，他才不听呢。就拿最近的事儿说，他还说我：‘你不配做个学者的妻子，一点也不懂书籍的可贵。古时候，在罗马有这样一段故事：为了开导你，我讲给你听听。’”“这太有意思啦，他讲了个什么样的故事？”迷亭立刻来了兴头。与其说是为了向主人的妻子表示同情，倒不如说被好奇心所驱使。“他说，古时候罗马有个叫‘樽金’的皇帝……”“樽金？樽金这个名字未免太怪啦。”“我可记不住外国人那种麻烦的名字，据说是第七代皇帝呢！”“不错，第七代的樽金皇帝？这倒有趣得很！唔，说下去吧，那第七代的樽金怎样啦？”“哟，连你都笑话我，那我就更无地自容啦。您要是知道，就教教我岂不更好？您真坏！”主人的妻子对迷享不依不饶。迷亭说道：“说哪里话，我怎么会笑话你，我可不是那种心术不正的人，我只不过觉得你说的那个‘第七代的樽金’怪有趣罢了，……唔，请让我想一想，你刚才说的是‘第七代樽金’吧。唔，这个，我记不太清了，大概是说塔昆·哲·布洛德的吧。好啦，管他是谁呢，这关系不大。到底这位皇帝怎么的啦？”“说是有一个女人到那个皇帝那里，拿来九册书，让皇帝买。”“是这样啊！”“据说那个皇帝问她多少钱才肯卖，结果要的价钱非常之高，由于那个皇帝嫌贵，便说能不能少要点价，于是那个女人一下子便把九册中的三册投到火里烧了。”“这太可惜啦。”“据说那几本书中写着预言什么的，别的书中是绝对看不到的。”“嘿！”“那个皇帝认为九册书只剩下六册啦，总可以少要些啦，便问她六册书要多少钱，结果还是原来的价钱，一文也不能少。皇帝说这太不像话，于是那个女人又拿起三册投到火里。那个皇帝还是有些不死心，又问她三册卖多少钱，据说那女人还是要九册的价钱。九册变成了六册，六册变成了三册，可价钱还和原来一样，一分钱也不肯让。假如还叫她让价，说不定还会把剩下的三册也投进火里去，这个皇帝终于付出高价把烧剩下的三册买了下来。我丈夫对我说：‘怎么样，通过这个故事你总可以明白书籍的可贵了吧！’尽管他一再向我说‘怎么样？这下可明白了吧，’可对于我，究竟可贵在哪里，唉，我还是不明白呀。”主人的妻子发表了自己的一套看法来催促迷亭的回答。看来，一向能说会道的迷亭，这回也有些难于作答了，便从袖里掏出一条手帕，逗弄我玩了一会儿，然后好像忽然想到什么，大声地说：“太太，苦沙弥那么喜欢买书，胡乱填满脑袋，别人会说他是学者啦或什么的呀。最近我翻了某一文学杂志，登出了评论苦沙弥的文章哩。”“真的？”主人的妻子立刻认真起来，一提出评论自己的丈夫，立刻唤起她的关心，看来夫妻毕竟还是夫妻。她问道：“上边都说些什么？”“也没什么，只是写了两三行罢了，说苦沙弥的文章宛如行云流水。”主人的妻子笑眯眯地问道：“就这些？”迷亭说：“下文嘛，还说：‘端倪乍露，立即无踪，逝而久久忘归。’”主人妻子的脸上现出迷惘的表情，说道：“这是夸奖的话吗？”她的语调似乎缺少信心。迷亭若无其事地回答说：“唔，应该说是夸奖的吧。”说着，又把手帕拎到我的眼前来逗弄我。主人的妻子说：“书籍是吃饭的本钱，又有什么办法，不过未免有点古怪得过分啦。”迷亭心想女主人又从另外的一方面来兜圈子啦。他说：“古怪是古怪，不过搞学问的人，总是要那样的。”也不知他是顺着主人的妻子说，还是替主人辩护。总之，是做了个不即不离的妙答。主人的妻子接着说：“就拿前些天来说，他从学校回来，马上要到别的地方去，他嫌换衣服麻烦，你猜怎么着？他连外套也不脱，坐在书桌上吃饭，把菜碟子放在熏笼上——我坐在旁边守着饭柜看着他吃，真是笑死人啦……”“倒像是现代化的‘验看首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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哩。不过，这种地方正是苦沙弥之所以为苦沙弥之处——总之是不落俗套啊。”迷亭硬着头皮替主人辩护。主人的妻子说：“我们做女人的，不懂得什么落俗套不落俗套，不管怎么说，太不像样啦。”迷亭说道：“不过总比落俗套的好。”迷亭一味地站在主人一边。主人的妻子似乎颇为不满地说：“我倒要请教一下，你们这些人，总是开口闭口‘俗套，俗套’，这‘俗套’究竟指什么呀？”主人的妻子一本正经地问起“俗套”的定义来了。“你问‘俗套’呀？‘俗套’嘛，这可不太好说明哩……”“如果胡里胡涂说不清楚，那么岂不是不提什么‘俗套’的好？”主人的妻子用女人那套逻辑穷追不舍。“倒不是胡里胡涂呀，我满明白，可就是不太好说明罢了。”“大概是将你们讨厌的事儿都说成是‘俗套’的吧。”主人的妻子不自觉地道破了真相。这样一来，迷亭也就势非对“俗套”加以处理一番不可啦。“苦沙弥太太，‘俗套’这种东西嘛，就是指那些忧悒寡欢，朝思暮想妙龄少女，害了相思病的家伙，或者指那些一旦天气晴朗，必定携酒游于隅田川畔的家伙们说的。”主人的妻子听不懂迷亭说什么，只好含糊地说了一句：“真有这种人吗？”接着又说道：“这样乱七八糟的，我可弄不懂哇。”她终于不得不放弃追问。迷亭说：“再打个比方说吧，在马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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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身体上，按上梅约·潘登尼斯的脑袋，然后再用欧洲的空气包上一两年就差不多啦。”主人的妻子说：“如果那样，就可以算得上‘俗套’了吗？”迷亭笑而不答，接着又说：“其实不用这么费事也能搞出个‘俗套’来，只要在中学生身上再加上个‘白木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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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掌柜，用二去除，便满可以搞出个‘俗套’来啦。”主人的妻子歪着头表现出还是弄不懂的神情说：“是那样吗？”

“怎么，你还在呀？”主人不知什么时候回来了，在迷亭身旁坐下来说。“‘你还在呀’这是什么话！你走的时候不是对我说‘马上就回来，请等一等’吗？”迷亭说。主人的妻子看着迷亭说：“你看，他就是这样一个人！”迷亭对苦沙弥说道：“方才你不在的时候，有关你的轶事我都一一拜听过啦。”主人说：“女人总是多嘴多舌，最糟糕。人要是都像这只猫那样，保持缄默就好啦。”主人一边说一边抚摸着我的脑袋。迷亭说：“听说你还让婴儿吃萝卜泥呢。”主人笑着“唔”了一声，然后说道：“别看是婴儿，现在的婴儿可真伶俐哩。从那以后，只要问她：‘宝宝，哪儿辣？’她就会伸出舌头来，真有意思哩。”迷亭说：“这简直和戏弄小狗一般，太残酷啦。”然后他猛地想起似的，说道：“对啦，寒月君也该来了吧。”主人觉得奇怪，问道：“寒月要来吗？”迷亭说：“他会来的。我给他寄去一张明信片，让他午后一点之前到苦沙弥家里来。”“你这家伙也不问我同意不同意就自作主张。你让寒月来有什么事儿吗？”“哪有什么事儿，今天不是我的提议，而是寒月本人要求的。这位老兄，据说要在物理学会上演讲，他为了练习一下想让我先听听。我说‘那太好啦，也让苦沙弥听听’，我叫他到你家来，你也是闲人一个，这不满好吗？反正对你是不会有妨碍的，你就听他讲讲好喽。”迷亭就这样代主人作了主张。主人好像对迷亭的专断有些不满似地说道：“物理学这类演说我可听不懂。”迷亭说道：“不过寒月讲演的内容，可不是关于磁化喷嘴那种枯燥无味的问题，他的演说是‘吊死的力学’这种超凡脱俗的题目，所以值得好好倾听哩。”主人说：“你是上过吊没死成的人，所以很可以倾听一番，可我……”迷亭耍贫嘴似地说道：“就是去歌舞伎座发生过寒热的人，也不见得就能得出结论说不能倾听呀。”主人的妻子抿嘴笑着，看了主人一眼，就回到隔壁屋里去了。主人默默地抚摸我的头，只有这时，主人才会无比亲切地抚摸我。

大约过了七分钟，寒月果然如约来了。因为今天晚上要演讲，所以例外地穿了一身漂亮的大礼服，衬着那洗得洁白的高高的衬衫领，使他的男性风采增添了两成，他不动声色地寒暄说：“来晚了点。”迷亭看着主人说：“我们两个人等了老半天啦，赶快开始吧。你说呢，苦沙弥君？”主人不得已只好不痛不痒地“唔”了一声。可是寒月却不慌不忙，说道：“请先给我倒一杯水吧。”迷亭一个人先闹哄，说道：“嘿，还真要一本正经地搞哪。下一步该提出给你鼓掌的要求喽。”寒月从礼服里边的口袋里拿出原稿，先慢条斯理地来了一句开场白：“这次是练习，请不客气地指教。”然后他开始了演讲：

“处罪人以绞刑这件事，主要是在盎格鲁·撒克逊民族间推行的方法。如果更往上推到古代的话，那么上吊主要是作为自杀的方法来进行的。据说犹太人的习惯是用掷石块来杀死罪人。研究《旧约全书》，所谓‘吊’这个词语，意味着把罪人的尸体吊起来供野兽或食肉鸟啄食。按照希罗多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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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说法，犹太人在离开埃及以前，似乎就非常忌讳在夜间曝尸。埃及人把罪人斩首之后只把躯体钉在十字架上，在夜间示众。而波斯人……”“寒月君，你讲的渐渐和上吊越来越离题啦，不要紧吗？”迷亭插口说。“下一步就要进入本题啦，请少安毋躁……而波斯人又如何呢？他们在对罪人处刑时也是使用磔刑。但是，是把活人钉在刑柱上呢，还是杀死以后再钉在柱上，这点不太清楚……”

“那种事搞不清也没啥关系。”主人插口说。他感到无聊，打了一个呵欠。

“我本来有许多话要讲，不过二位可能会厌烦……”

“‘可能会厌烦’这句话不如说成‘说不定会厌烦’，听起来好听些，喂，苦沙弥君，他说对吧？”迷亭又在挑字眼儿。

主人爱理不理地说：“怎么说都是一样。”

“闲言少叙，下边进入本题，让我慢慢讲来。”

“‘慢慢讲来’这是说评书人的口吻，演讲的人，还是使用文雅一点的词儿好。”迷亭又横插一杠子。

“如果慢慢讲来不文雅，那么用什么词儿好呢？”寒月用稍显得不高兴的语调反问道。

“也不知迷亭是在听你讲呢，还是在胡打岔。寒月君，不必理他，他瞎起哄，你讲下去吧！”主人想尽量快些回到正题上来。

迷亭不管这一套，信口诌了一句说：“‘勃然不悦/慢慢讲来/这摇曳的柳丝啊。’这首俳句如何？”

惹得寒月扑哧一笑，接着他又说下去：“据我调查结果，正式作为处刑，使用绞死办法的，出现在《奥德修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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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卷中，也就是写忒勒玛科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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绞死珀涅罗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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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十二个侍女的那一条。我本来可用希腊语朗读一下原文，不过那会有炫耀自己之嫌，所以就不念啦。您只要自己去读一下第四百六十行到四百七十三行，就会明白啦。”

“什么用希腊语念，最好不提。好像你真懂得希腊语似的，苦沙弥君，你说呢？”

“我赞成，那些显示自己的话最好不说，反倒显得有教养。”主人破天荒地立刻站在迷亭一边。这是因为他们两个人都不懂希腊文的缘故。

“那么，这两三句话，今晚上就省去，下边我接着讲，不，请听我讲下去：这种绞刑，如果从今天来想象的话，执行这种刑，有两种方法，第一，就是那个忒勒玛科斯在尤迈俄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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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费洛蒂奥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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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帮忙下，把绳子的一头拴在柱子上，并在绳子中间结成许多圆圈，然后每个圆圈里套进一个女人的头，最后把另一端的绳头用力一拉，便把人都吊起来。”

迷亭说：“大概就像西方洗衣店晾衬衫那样把女人并排吊起来的吧，这样想不会错吧？”

“对啦，就是那样。还有一种就是把绳子的一端像第一种办法那样先在柱子上拴好，另一端也事先在半空中挂好，然后在那根高高悬起的绳子上用另外许多根短绳拴下来，结成圆圈，把女人的脖子都套进去，到行刑的时候，就把掂在女人脚下的台子撤掉，这也是一种办法。”

迷亭又插嘴说：“打个比方说，就和商店门前挂着一排球形小灯笼的情景差不多，对吧？”

“您所说的球形小灯笼，那种小球我没有看见过，无法作答。假如真有那样的店头装饰的话，我想就是那个意思吧。因此我这里想要论证一下，这第一种办法，从力学的角度来看，是不能成立的。”

“啊，有趣啊！”迷亭说了一声，主人也立刻同意说：“唔，有趣！”

“首先，假定都以同等距离把这些女人吊起来，同时假定最靠近地面拴着的两个女人头与头之间的绳子是水平的，这样把α
1
、α
2
…α
6
作为绳子和地平线形成的角度，把T_1
、T_2
、T_3
作为绳子各部分承受的力，假定T_7
=x是绳子最低部分承受的力，不必说，W当然是女人的身体重量，怎么样，您二位明白了吗？”

迷亭和主人，你看我，我看你，说道：“大体上明白了。”不过，这个所谓大体上所表示的分寸是他们两个人任意定出来的，也许对别人来说并不适用。寒月接着说下去：“且说，根据多角形平均性的理论，就会得出如下的十二个方程式，即：T_1
cosα
1
=T_2
cosα
2
…T_2
cosα
2
=T_3
cosα
3
…”

“方程式说这些就满够啦。”主人很不客气地说道。

寒月看起来很有些不忍割舍似的说：“老实说，这个公式正是这次讲演的主旨哩。”

迷亭看来多少有点惶恐似的说道：“那么我们就按照你要讲的主旨听下去好啦。”

寒月说：“如果把这个公式完全略去，那么这个费了一番力气搞出来的力学研究，也就整个告吹啦……”

主人满不在乎地说道：“哪里，你大可不必考虑这点，略去吧！略去吧！”

寒月说：“那么，就悉听尊命，虽然不应当省略，还是略去吧。”

这时，迷亭在大可不必鼓掌的地方，热烈地鼓起掌来，说道：“那好极啦。”

“下边转到英国，来研究一下在《贝奥武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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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出现过绞首架，也就是galga这个词，所以我认为绞刑肯定是从这个时代开始的。根据布莱克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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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说法，如果是被处绞刑的人，万一由于绳子的关系，没有绞死，那么应当再一次受同样的刑罚。但奇怪的是，在《农夫皮尔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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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边，却有句话说：即使是凶汉，也不该绞两次。哎，到底哪种说法对，我就不详细了。不过，的确曾有一次绞不死的实际例子。1786年曾经绞死过一个叫费滋·哲拉洛德的凶汉。不知怎么阴错阳差，第一回他从台上跳下来的时候，绳子就断了。又来第二回，这次绳子又太长了，两脚着地，还是没有死成，终于又搞了第三次。据说这次在看热闹人的帮助下，才算把他送上了西天。”

“好家伙！”迷亭遇到这种地方立刻精神抖擞起来。这次主人也轻狂地说了句俏皮话：“真是个‘死不了的’呀。”

寒月接着说：“还有一件有趣的事儿哩。吊死时身长会长出一寸，这是医生量过的，保证不会有错。”

“这倒是个崭新的办法啊，苦沙弥君，怎么样？你也去吊一吊，要是能长一寸，也就和一般人一样，说得过去啦。”迷亭朝主人说道。

主人满认真地问道：“寒月君，伸长一寸，还能活得过来吗？”

“那肯定不行。吊起来虽然可以拉长，简单说吧，并不是脊椎骨长了，而是脊椎骨抻坏了。”

“既然那样，就算了吧。”主人这才死了心。

讲演的下文还很长。本来按准备的寒月还打算论述吊死的生理作用，由于迷亭中途不断插入一些东拉西扯的怪话，主人又不时地毫不客气地打呵欠，所以寒月不得不中途收兵，告辞而去。那天晚上，寒月君究竟以什么样的态度，如何展开他的雄辩，由于是远处发生的事儿，我当然无从知晓。

此后两三天太平无事地过去。一天，午后两点左右，迷亭又照例像偶然童子似的，飘然而来。他一就座，立刻问主人道：“喂，你听说越智东风的高轮事件了吗？”他那神态大有来报告旅顺陷落号外的架势。“不知道。最近我没见着他。”主人还和平素一样，无精打采地回答说。“我今天不顾繁忙，特地是来向你报告东风老兄丢人故事的哩。”主人说：“又是那样夸大其辞，你真是个胡闹的家伙。”迷亭说：“哈哈……不要说什么胡闹吧，我不过是好胡扯而已。这点请你务必区分开，否则关系到我的名誉呢。”主人纯粹是个天然居士再生，满不理会地说：“还不是一样？”迷亭巴不得讲他的消息：“据说上星期天东风老兄去高轮的泉岳寺了，这样冷的天，待在家里多好。甭说别的，现在去什么泉岳寺，岂不让人看成是第一次来东京的乡巴佬吗？”“那随东风君的便，你没权利阻挡他。”迷亭说：“不错，我是没权利。这没关系。你知道那庙里有个‘义士遗物保存会’的展览吧？”主人答道：“不知道。”迷亭说：“什么？你不知道？那泉岳寺你总去过吧？”“没有。”“没有？这可真令人吃惊，怪不得你一直替东风辩护哩。你这个江户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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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然没去过泉岳寺，未免太丢人了吧。”“没去过，我也照样当教师嘛。”主人越说越以“天然居士”自居起来。迷亭说：“且不管这个，先说东风吧，他进入那个展览室去参观，正赶上来了一对德国夫妇，据说他们最初是用日语向东风打听什么，可是这位老兄，正急不可耐地想试试自己的德语，于是就说了两三句德国话，想不到还说得蛮漂亮。事后一想，问题就出在这点上。”“那么后来怎样啦？”主人问道。他终于被陷进迷亭设下的圈套。“据说德国人看见了大高源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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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描金漆印盒，说他想买，问能否卖给他。当时东风回答得非常妙：‘日本人都是清廉的君子，肯定不会卖的。’这几句德语说得还满流利，那德国人以为碰上了一位好翻译，于是接二连三地向他发问。”主人说：“都问了些什么？”“问题就在这里呢，若是能听懂，也就用不着为难啦。那德国人说得非常快，而且一问就是一大串问题，根本摸不清他说的是什么。其中偶尔也能听懂一两句，可是问的又都是关于消防钩、榔头的事，他没学过德语中这些词汇，当然不知道怎么译才好。这下他可犯难了。”主人说：“这是可以理解的。”主人联想起自己当外语教师的地位，深表同情。迷亭说：“可是这时候旁边的闲人越聚越多，都来瞧热闹。最后东风君和那两个德国人被团团围住。这位老兄满脸通红，张口结舌，比起刚开始时那种得意神态来，这回可是手足无措啦。”主人问：“那么最后怎么了结的呢？”迷亭道：“据说最后东风受不了啦，用日语说了声‘塞伊诺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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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赶忙甩开德国人回来啦。我问他‘塞伊诺拉’的说法太怪啦，是你们家乡话把‘塞约诺拉’说成‘塞伊诺拉’的吗？他回答我说：‘哪里，我老家也是说“塞约诺拉”的，不过对方是西洋人，为了和德语调和起见，我才说成“塞伊诺拉”的。’东风这位老兄，就是在没办法的时候也忘不了调和，真令人佩服！”“塞约诺拉还是塞伊诺拉这倒无关紧要，可是那个西洋人呢？”“据说那个西洋人被搞得莫明其妙，愣在那里。哈哈……你说可笑不可笑？”“不见得有什么可笑的，倒是你特意为这点子事儿来告诉我，才可笑哩。”主人说着，把烟灰磕在火盆里。就在这当儿，外边格子门上的电铃发出了吓人的响声，随着是一个女人刺耳的尖叫声：“请问，有人吗？”迷亭和主人不由得互相看了看，谁也不言语。

我想：“真稀奇，主人家居然来了女客。”留心一看，那个发出尖叫声的女人，在铺席上拖拉着她双重绉绸盛装走了进来。年龄大概是四十刚过一点。她那变秃的前额发根上梳起来的头发，活像一道堤坝，朝天高高耸起，至少达到脸长的二分之一。她那双眼睛，就像挖开的陡坡那样，眼角斜吊，形成两条直线，左右对立着。称它是两条直线，是形容那对比鲸鱼眼还要细长的双眼。唯独鼻子却大得出奇，好像是把别人的鼻子偷来按在她脸上似的。她的鼻子就像是招魂社里的石灯笼移到十几米见方的一个小院子里来，硕大无比，可总让人觉得不协调。她的鼻子又是钩鼻，一度狠命地往高里抬，然后又好像抬得过分，半途里忽然谦虚起来，到了鼻尖那里失去了原来的势头，往下耷拉，窥伺着下面的嘴唇。由于是这样一个颇具特色的鼻子，所以这个女人说话时，会使你觉得与其说是她的嘴在说话，还不如说是鼻子在说话。为了向这个伟大的鼻子表示敬意，我准备以后称她为“鼻子”。鼻子在进行了初次见面的一番寒暄之后，冷冷地环视了一下主人的客厅，说道：“啧，府上真漂亮！”主人心里想：“故意胡说！”随后就叭嗒叭嗒不住地吸烟。迷亭仰望着顶棚说道：“苦沙弥君，那是漏雨的水渍呢还是木板的纹理？你看看，那花纹多么有趣！”迷亭分明想暗暗地勾引出主人的话来。主人回答说：“那还用说？漏雨的水渍呗！”迷亭不动声色地说：“很美啊。”鼻子内心里为这两个人不懂社交礼节感到生气。于是三个人鼎足而坐，好一阵子闷声不响。

最后鼻子开口道：“我到府上来是有点事儿想要向您打听。”主人冷淡地应付说：“是吗？”鼻子觉得这样下去有些不妙，于是赶忙说：“你大概也会知道，我就是离你这儿不远的，对啦，就是对面拐角那座公馆里的……”“就是那座大洋房带有仓房的宅子吗？哦，怪不得那地方钉有金田的牌子哪。”主人好不容易知道了金田的洋房和仓房，可对于金田夫人尊敬程度还和以前一样。鼻子又开口道：“按理说，本来俺丈夫打算自己来，直接和你商量点事儿，不过公司里太忙……”她的眼神表现出“这回总可以管用了吧”的意思。可是，主人丝毫不为所动。作为初次会面的女人，刚才鼻子话中所用的这种口吻未免过于自大，主人深感不满。鼻子说：“丈夫的公司不仅有一家，另外还有两三家呢。而且都在这些公司里担任着总经理。我想这点你也是早已了解的吧。”鼻子脸上的表情分明在说：“这回你总该老实点啦。”说起来，我家的这位主人，一提到什么博士啦教授啦，他都是非常敬畏的。可奇怪的是，他对于实业家的敬意却极少。他相信中学老师要比实业家了不起得多。即便他不这样相信，他那古板的性格也决不会指望接受什么实业家或大财主的恩惠。不管是什么样有权势、有财产的人，对于一个已决心不再指望蒙受他们照顾的人说来，完全是与己无关痛痒的。正因为如此，主人除了学者的圈子以外，对其他方面的事儿都是一无所知，尤其是对于实业界，谁在哪里，谁在干什么，他都一概不知。即便知道，也不会有丝毫敬意。对于鼻子来说，在天下之一隅，居然会有如此怪人也生活在阳光之下，是做梦也没有料到的。她过去接触过很多人，只要自己一说“我是金田的妻子”，没有人不立刻改容相待的。不管参加什么会，也不管在什么样高贵身份的人面前，“金田夫人”这四个字，行得通，叫得响，现在更何况在一个抱残守缺的穷儒面前呢。她本以为只要一说出我就是住在对面胡同拐角上那座宅子里的，即便不亮出职业这块牌子，对方也会大吃一惊的。

主人漫不经心地问迷亭道：“这个叫金田的人你认识吗？”迷亭一本正经地回答说：“认识，当然认识，金田先生是我伯父的朋友，最近他还出席过游园会呢。”主人道：“嘿，你的那个伯父是谁呀？”“牧山男爵呗。”迷亭更加认真地回答说。就在主人要说点什么之前，鼻子马上扭转身子，瞧着迷亭。迷亭穿的是大岛粗绢长袍，上罩旧时从外国输入的印花布礼装外褂，若无其事地坐在那里。“噢！您是牧山老爷的那个什么呀。您看我一点也不晓得，太失礼啦。我丈夫经常讲他受牧山老爷的许多照顾呢。”鼻子马上改用十分客气的词儿，而且还外加上深深的一礼。迷亭笑着说：“哪里，不客气，嘿、嘿……”主人一声不响，吃惊地看着这两个人。鼻子接着说道：“听我丈夫说，关于我女儿的亲事，也真让牧山老爷操了许多心哪……”“噢，是吗？”鼻子这么一说，迷亭觉得有点冒失了，声音发怯。鼻子说：“本来有许多人家都想和我们攀亲，可我们不能不考虑自家的身份，不能随便就许给一个什么人家啊。”“可不是！”迷亭这才放下心来。鼻子接着又面对主人，立刻改用不太客气的口吻说：“就是关于这个问题，我才想向你打听，听说有个叫水岛寒月的人，常到你这里来，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呀？”“你打听寒月，是为了什么？”主人用不太高兴的口吻说。迷亭倒是蛮机灵，代为解释说：“大概是为了她令爱的亲事，想打听寒月君品行的吧。”鼻子说：“如果你能说说，那就再好不过了。”主人说：“那么说，你是想把令爱嫁给寒月喽。”鼻子立刻顶撞了主人一句：“我并没有说要把女儿嫁给他。还有许多家来求亲，不把女儿嫁给他也无所谓。”主人立刻回敬了一句：“既然那样，也就没有必要打听寒月的事喽。”鼻子也摆出有点要吵架的架势，说道：“不过，你也用不着隐瞒吧。”迷亭坐在双方之间，把他的银管烟袋当作“军配团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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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的拿在手里，内心里在呐喊：“干呀，干呀，见个输赢吧！”主人又从正面给了鼻子一巉头：“那么说，是寒月提出非要娶令爱不可的啰？”“他倒没有说要娶我女儿。”“是你心里认为他希望娶令爱的吗？”看来，主人心里分明知道，对于这样一个妇女，只有用这种硬碰硬的办法。鼻子说道：“虽然他还没有明白地提出来，不过，寒月先生恐怕也不会不愿意的吧。”鼻子在几乎败下阵来的危机关头勉强稳住了阵脚。“有什么事可以证明寒月爱着令爱的呢？”主人挺了挺胸脯，摆出一副不饶人的架势，意思是说：“要有，你说出来呀。”“哼，也差不多吧。”鼻子说。看来主人的攻势并未奏效。这当儿，迷亭一直以相扑裁判者自居，饶有兴趣地欣赏着这一场搏斗。可是由于鼻子方才的这句话，挑起了他的好奇心，他放下银烟袋，往前凑了凑说道：“是寒月给令爱写情书啦？这可太有趣啦，大过年的，又多了一件逸话，这倒是一个很好的谈话资料哩。”迷亭在那里独自高兴。“虽然没有写情书，可比写情书还厉害哪。你们两位不是都知道了吗？”鼻子一味地冷嘲热讽。“喂，你知道吗？”主人像被狐狸迷住似的问起迷亭来。迷亭也在不值得谦虚的地方谦虚起来，用傻乎乎的语气说道：“我可不知道，知道的应该是你。”“不，你们两个人都知道。”鼻子十分得意地说。“吓！”两人都同时佩服起这个女人来。“你们要是都忘了，那就让我来告诉你们。去年年底在向岛的阿部先生宅子里开过一次演奏会，寒月先生不是也去了吗？那天晚上在回来的路上，寒月先生不是在吾妻桥上发生过一件事儿吗？详细的情况我就不说啦，说不定会让他本人难堪。我想有了那样的证据，也就够啦。你们说呢？”鼻子说着，把她那带着钻石戒指的手，平放在膝头上，高傲地坐在那里。她那伟大的鼻子，越发显得大放异彩。看那架势，迷亭也好，主人也好，在她眼里都是虽有如无似的。

主人不必说了，就连对任何事物从不吃惊的迷亭，对于这突然的袭击，也似乎大吃一惊，好半天呆呆地坐在那里，活像一个突然发起烧来的疟疾病人。但当他们惊愕之情一过，恢复原来面目的时候，那种滑稽的感觉一下子抓住了他们，两个人不约而同地哈哈大笑起来，唯独鼻子稍微感到有些出乎意外。她狠狠地瞪着他们，认为在这种时候狂笑是十分不礼貌的。迷亭首先开口说：“那就是令爱呀？嗯，这太妙啦。您说的一点也不错。喂，苦沙弥君，寒月的确是爱着这位小姐哩。咱们也不用瞒着啦，还是全部都交代出来吧。”主人只用鼻子哼了一声，根本不言语。鼻子又得意地说道：“可不是，你也不用瞒着啦，马脚都露出来啦，是不是？”迷亭答道：“既然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凡有关寒月的事儿，不管什么，都说出来供你参考吧。喂，苦沙弥君，你是主人，一味嘻嘻地笑能解决什么问题呢。说真的，秘密这种东西，真是怪怕人的，不管怎样严加保密，总会泄漏的。不过，要说怪也真够怪的啦，金田太太，你是怎样知道这个秘密的？真想不到啊。”迷亭独自讲个没完。鼻子被这一问，自鸣得意地说道：“我这边也不会有漏洞的呀。”迷亭道：“你可是没有漏洞到过火啦。你到底是从哪儿听说的？”“我是听你们房后的人力车夫老婆说的。”主人睁大眼睛说：“就是养大黑猫的车夫家？”“不错，有关寒月先生的事我早就吩咐过啦，只要寒月先生一来这里，我就让车夫的老婆告诉我，他在这里说了些什么。”主人抬高了声音说道：“这太不像话了！”“不过，你们说些什么我一概不管，我只让她报告寒月先生的话。”“寒月的话也好，谁的也好，反正我讨厌那个人力车夫的老婆。”主人独自在生气。鼻子毫不脸红地说：“不过，到你家墙根下站着，不是人家的自由吗？如果你怕别人听，要么你放低声音，要么你搬到更大的房子去住。不只是拉人力车的，我还从新胡同教二弦琴的女师傅那里听了好多事情呢。”“听了有关寒月的事？”主人问。鼻子说得不像人话：“不仅仅是寒月先生的事。”我以为主人这次可要甘拜下风啦，可是没想到主人竟然说道：“那个女师傅平常似乎像个人儿似的，装得很高尚。真是个王八蛋！”“对不起，人家是个女的，骂王八蛋骂错门啦。”鼻子说话的语气越来越显露出她是个什么货色。她简直就像是为吵架而来的。可是在这点上，迷亭毕竟是迷亭，他不但毫不动火，反而饶有兴趣地听着这两个人的唇枪舌剑。那神态就好像李铁拐仙人正在欣赏厮打的斗鸡场面一样，抱着无所谓的态度旁听着。

主人觉察到在吵嘴上到底不是鼻子的对手，于是不得不暂时沉默一会儿，然后好像突然想到什么似地说：“你一味说寒月喜欢令爱，可是根据我听到的却有些不同哩。喂，迷亭君，你说对吗？”主人向迷亭求援。迷亭说：“唔，按当时寒月说的，是令爱先有了病，好像是说她曾经谵语过哪。”“根本没有这样的事儿。”金田夫人使用了毫不含混的、单刀直入式的语气说。迷亭说：“不过，寒月的确说过，他是从某某博士夫人那里听到的哩。”鼻子说：“那是我使的花招呗。我是故意托某某博士夫人来试探寒月先生的哩。”主人说：“某某夫人知道你的用意，就答应啦？”“是啊。当然，我不可能白求她，我送了她各种东西呢。”迷亭说：“那么说，你是决心对寒月的事寻根问底，不问个明白不回去啰？”看来，迷亭也有些不太愉快，使用了他平时很少使用的难听语调。然后他对主人说道：“好啦，苦沙弥君，咱们就是告诉她也没什么吃亏的，讲给她听好啰。夫人，我也好，苦沙弥也好，关于寒月的事，只要是事实，与他本人又无妨碍，那么我们都可以告诉你。对啦，希望你最好按顺序，一项一项地问吧。”

鼻子似乎满意了，开始提出质问。并且改变了她刚才对迷亭那种粗鲁的语气，恢复了客气的口吻。“听说寒月先生也是理学士出身，他的专业到底是什么呀？”主人严肃认真地回答说：“在大学院里研究地球的磁气。”不幸的是鼻子听不懂主人说的是什么意思，她“吓！”了一声，脸上显出惊讶的神色，问道：“研究那个，能当上博士吗？”主人不高兴地问道：“你是说，如果当不了博士，就不把女儿嫁给他吗？”“是啊，一个普通理学士，遍地都有。”鼻子毫不在乎地回答。主人看了看迷亭，脸上露出更加厌恶的神色。迷亭也不大愉快地说道：“能否当上博士，我们也无法保证，请你问别的吧。”鼻子说：“最近这些日子还在研究那个地球……什么的吗？”主人未加思索地回答说：“就在两三天前，他还就上吊力学这样一个研究成果，在物理学会上做过报告。”鼻子说：“哎呀，多恶心呀，搞什么‘上吊’，他真是个怪人呢！搞这种上吊什么的，恐怕很难当上博士吧。”主人回答道：“如果本人去上吊，那当然很难当上博士喽。不过，如果是上吊的力学，那么也不一定当不上博士。”鼻子窥伺主人的颜色说：“是那样吗？”可悲的是，鼻子不懂什么叫力学，所以还在心里犯嘀咕。不过话又说回来，她大概觉得为这点事要求主人说明，未免与面子攸关，所以只好用窥伺对方神色的办法，来判断主人说的是否是真话。主人的脸色显得很难看。鼻子又问：“除此之外，还研究一些浅近的东西吗？”主人回答说：“让我想想，前些日子他写过一篇论文叫做《论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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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牢固度兼论天体的运行》。”鼻子问：“在大学也会研究橡子什么的吗？”迷亭从旁接过话茬儿，有意逗弄她说：“这点我也是门外汉，不太清楚。反正寒月既然在搞，看来，大概有研究价值吧。”鼻子似乎感觉到对学问上的质问有些啃不动，所以也就不想再问下去。于是话头一转，她问道：“我还想问问别的事，听说这次过新年，由于吃香菇崩断了两颗门牙，是真的吗？”迷亭认为答复这类质问正是自己的本领，立刻活跃起来，说道：“不错，就在他那牙断了的地方，还粘着空也糕哪。”鼻子道：“他这人也太不懂管理自己啦。为什么不用牙签剔掉呢？”“等下次见着他，让我提醒他吧。”主人嘻嘻地笑着说。“吃香菇就崩掉了牙，他的牙齿恐怕很糟吧。你们看呢？”主人对着迷亭说：“他的牙齿说不上好。迷亭君，对不对？”迷亭说：“是不好。不过，看上去也怪招人爱的哪。他的牙到今天也没有镶，这就更有意思啦，现在还粘着空也糕呢，真是奇观哩。”鼻子说：“是因为缺镶牙的零用钱，才就那样让牙齿缺下去的呢，还是故意与众不同才缺着的呢？”“请放心吧，他并没有宣称让牙永远缺下去。”迷亭回答着，逐渐恢复了他那爱开玩笑的兴头。鼻子又提出一个新问题：“要是他本人给府上来过什么书信之类的东西，我希望能看看。”“明信片嘛，那倒多得很。”主人去书斋里拿来了三四十张，说道：“请看吧。”鼻子说道：“倒也不用看那么多，看看其中的两三张，就……”迷亭先生说：“让我来给你挑几张好的吧。”说着他拣出其中的一张，说道：“这个，肯定有趣。”鼻子说：“哟，还画着画哪，手倒是真巧！让我看看。”说着她仔细端详起来。“哎哟，真恶心死啦！这不是‘狸精’吗？为什么别的不画，偏偏要画‘狸精’呢？可是，画得倒是不错，真怪，一看就知道是‘狸精’呢。”鼻子多少有些钦佩的样子。主人笑着说：“你念念上面写的字！”鼻子用女仆读报的腔调读起来：“旧历除夕之夜，山中狸精举行游园会，不断跳舞，其歌曰：‘来呀来/年三十的晚上/游山的人儿不会来的哟/嘶砰，
砰！砰，砰！”鼻子念完，大为不满地说：“这算什么，这不故意涮人嘛？”迷亭又抽出一张来，说道：“你会喜欢这张仙女吧？”我一看，原来是画着一个仙女穿着羽衣在弹琵琶。鼻子说：“这个仙女的鼻子太小了点。”迷亭说：“不，和平常人一样嘛。且甭管鼻子，你还是念念写的词句吧。”它的词句是这样的：“古时候有一个天文学者，一天夜里，他照例又登上了高台，一心看着星星，这时空中出现了一位美丽的仙女，演奏世上绝对听不到的美妙音乐，天文学者忘了彻骨的寒冷，听得入了神。第二天清晨一看，那个天文学者的尸体上落满了白刷刷的霜花。那个喜爱扯谎的老头儿说这是个真实的故事哩。”鼻子念完后，说：“写的都是些什么，这有啥意思？这也算得上是个理学士呀。他最好还是读点什么《文章俱乐部》一类的东西才好呢。”寒月被她贬得一钱不值。迷亭半开玩笑地又递过去第三张：“你看这张好不好？”这次是在明信片上印刷着一艘帆船，和其他明信片一样，也是在明信片下边，写着点什么。她念道：“‘昨夜码头上/二八小姑娘/对着岩滩的群鸥/对着醒来的海鸟/哭诉失去爹和娘/爹娘出海去打鱼/双双葬身浪花底。’写得真好，真叫人佩服。这不是很懂得风流吗？”“真是懂得风流的吗？”迷亭说。“不错，写成这样，满可以用三弦琴弹唱啦。”鼻子说。“用弦子弹唱当然很地道喽。你再看看这张怎么样？”迷亭左一张右一张地拿给鼻子看。鼻子满意地说：“不必啦。我看了这么多，其他的不看也可以了。我了解啦，反正寒月先生不是那种粗鲁人就是了。”看来，关于寒月的事，鼻子要问的大概都问完了，她提出了一个任性自私的要求说：“谢谢，麻烦你们啦。我来这儿的事儿，请你们对寒月先生保密。”看来，她采取的方针是，关于寒月的事什么都要寻根问底，而关于自己这方面的事嘛，什么都不准向寒月说。迷亭和主人冷淡地应了一声：“唔。”鼻子站起来郑重地说：“不久我会送点谢礼来的。”两人把鼻子送到门口，回来以后，刚一落座，迷亭和主人不约而同地发问：“这女人是个啥货色呀？”在隔壁的屋子里，主人的妻子，看来也忍俊不禁，传来了吃吃的笑声。迷亭提高了嗓门说：“太太！苦沙弥太太！这不是‘俗套’的标本来了吗？庸俗到这步田地也真算到家喽。好啦，请不必客气，尽情地笑吧。”

主人用一种大为不满的语气狠狠地说道：“我首先看不上她那副尊容。”迷亭立刻接过来补充说：“那鼻子盘踞在面孔当中，还蛮神气的哩。”主人说：“而且还是个钩鼻子哪。”迷亭大为开心地笑道：“稍微有点水蛇腰，水蛇腰长那样的鼻子，这倒是珍奇得很！”主人似乎还在生那个女人的气，说道：“那是一副克夫的面孔！”“她那副模样活像是十九世纪卖剩下来又拿到二十世纪店铺来出洋相的哩。”迷亭总是喜欢说些怪里怪气的话。就在这时，主人的妻子毕竟是女人，她从里屋走出来，细心地提醒说：“过分说她的坏话，车夫的老婆又会去告密啦。”迷亭说：“让她去告点密，对那个女人有好处呢，苦沙弥太太！”“不过，你们净说人家鼻子的坏话，未免太不文明啦，谁也不是愿意长那样一个鼻子的呀。而且你们嘲笑的是个妇人呀，太过分了吧。”主人的妻子这样为鼻子夫人的鼻子辩护，同时也是间接地为自己的容貌进行辩护。主人说道：“什么过分不过分！那种东西不配为妇人，是个蠢人。迷亭君，你说是不是？”迷亭说：“也许是个蠢人吧，不过是个很凶狠的家伙呢，你不是被她狠狠地抓了好几把吗？”“我真不知道她是怎样看待教师的。”主人说。“还不是把你看成和房后的车夫一样？想要让那种人尊敬你，只有一个办法，当博士！说起来，你没当博士是你的想法有问题，我说苦沙弥太太，我说得对吧？”迷亭说罢，笑着看主人的妻子。“当什么博士，他才当不上哪。”连主人的妻子都不对主人抱希望了。主人对妻子说：“说不定马上就能当上呢，别小看人！你大概不会不知道吧，过去有个叫苏格拉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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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九十四岁才写出伟大的著作。索福克勒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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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出震惊天下之作时已差不多一百岁的高龄。西摩尼德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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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岁的时候写出伟大的诗篇，至于我……”“净瞎说！像你那样胃病来胃病去的人，能活得了那么久吗？”主人的妻子已给主人算好寿命啦。“乱弹琴！你去问问甘木先生看！都是你让我穿这种皱皱巴巴的黑棉布外褂和补丁摞补丁的长袍，所以才被那个女人瞧不起。从明天起，我要穿迷亭穿的那种衣服，你给我找出来！”“说什么，找出来？你可没有那样上好的衣服呀。金田太太之所以对迷亭先生客气，是从听到迷亭先生的伯父名字开始的，可不是因为穿戴的缘故。”主人的妻子巧妙地推卸掉自己的责任。

主人听了“伯父”的字样，好像突然想起来似的，问迷亭说：“今天我才头一次听说你有个伯父：你过去从来没有讲过呀！你真有这样的伯父吗？”迷亭好像巴不得等主人这么提问呢。他说道：“唔，我的伯父，我这个伯父可是个老顽固哪，他从十九世纪一直没完没了地活到二十世纪的今天哩。”说着，他瞧瞧主人，又瞧瞧主人的妻子。主人的妻子笑吟吟地说道：“您净说些有趣的话！您的伯父他老人家住在哪儿呀？”“住在静冈，不过他可不只是还活着，而且脑袋上还一直顶着个顶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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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真让人不能不为之赞叹啊。我对他说：‘您戴顶帽子吧。’他骄傲地说：‘我活了这么大年纪，还从来没有感到怕冷需要戴帽子。’我有时说：‘太冷了，您再多躺一会儿吧。’可是他说：‘人嘛，睡上四个小时就够啦，如果超过四个小时，那简直就是一种奢侈。’他总是天不亮就起床。而且，他还得意地说：‘我为了把睡眠时间缩短到四小时，做过长期的锻炼，年轻的时候也是困得很，只是到了最近我才进入随心所欲的境地，再也没有比这更使人高兴的了。’他已经六十七岁，当然睡眠少，这还用说嘛，才不是什么修养锻炼的功夫哩。可他本人却自以为完全是靠克己的功夫取得的。还有，在他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带把铁扇哩。”主人问道：“带上它做什么用？”“我不知道用场，反正他出门总要带上，也许他想用这柄铁扇代替手杖吧。可是，前一些日子却发生了一件怪事。”这次，迷亭是有意和主人的妻子搭话。主人的妻子不痛不痒地回答了一声：“什么怪事？”“就是今年春天他突然来了一封信，信中让我立刻给他老人家寄一顶大礼帽和一件大礼服去。我有点莫名其妙，写信去问了一下，回信说是老人家自己要穿的。二十三日在静冈有个祝捷会庆，命令我必须在此之前买好寄去。更可笑的是，他老人家的命令是这样说的：帽子嘛，可买个差不多大小的，西装嘛，也估量一下尺寸，到大丸和服店订做去。”“近来大丸也做西装了吗？”主人问。迷亭说：“哪里，老兄，他是将白木屋错当成大丸啦。”主人又问：“让你估量尺寸给他做西装，这能行吗？”迷亭说：“这就是我伯父之所以为伯父的地方呀！”主人问道：“那么你怎么办的？”迷亭说：“有什么办法，只好估量着做了一套给他寄去。”主人又问：“你这人也真敢胡来。怎么样，派上用场了吗？”迷亭说：“总之是对付过去了。看了地方的报纸，那天，牧山翁居然难得地穿着大礼服，拿着他那永远不离身的铁扇……”主人说：“看来铁扇是永不离手啦。”迷亭说：“唔，我打算在老人家去世时，一定把铁扇给他放进棺材里哩。”主人说：“不管怎么说，帽子也好，西服也好，总算都让老人家派上用场了，这就好嘛。”迷亭说：“可是你完全说错啦。我也这样想过，事情圆满解决，总算不错。可是过了没有多久，从老人家那里寄来了一个包裹，我想大概是给我寄来点什么道谢的东西吧。打开一看，是那顶大礼帽，还附了一封信。上边说：‘承你费心购得此帽，惟尺寸稍大，希持此帽到帽店，烦其代为缩小是盼。随信寄去邮政汇票一纸，以供缩小之费用。’”主人说：“果然不错，真是个死脑筋呀。”看来，主人为了发现天下还有比自己更死脑筋的人而感到十分满意。接着主人又问了一句：“那么以后呢？”“以后？有什么办法，只好由我来拜领了，我戴呗。”主人嘻嘻地笑着说：“就是这顶帽子啊？”主人的妻子怀着好奇心问道：“那位老人家是男爵吗？”“你指谁？”迷亭问。主人说：“指你那个铁扇伯父呀。”“不，他是位汉学家。年轻的时候，在文庙迷上什么朱子学啦，所以在今天大发光明的电灯之下，头上还顶着那个顶髻呢。真拿他没办法。”说着他一个劲抚摸着下颏。主人说道：“不过，老兄，你刚才可是对那个女人说，是牧山男爵哩。”主人的妻子唯独在这个问题上，是完全同意丈夫意见的。她说：“您是这样说的呀，我在起居室里也听到了呢。”“我这样说过吗？哈哈……”迷亭毫不费劲地纵声大笑起来：“那是我编造的，我要真有个男爵的伯父，现在早就当上局长一类的官儿啦。”他对自己的瞎说满不在乎。主人的表情又像觉得有趣，又像是替迷亭担心，说道：“我早就觉得有点不对头嘛。”主人的妻子却十分佩服地说：“哎哟，您倒是真能一本正经地说瞎话哪！您也真够会吹牛的！”迷亭说：“比起我来，那个女人更能吹呀。”主人的妻子说：“您也决不会输给那位太太的。”迷亭说：“不过，苦沙弥太太！我吹牛只不过是吹吹而已，可那个女人吹牛，却是别有用心、不怀好意的呀，品质很恶劣嘛！如果把来自鬼聪明的花招和发自奇想的滑稽趣味混为一谈，则势必使喜剧之神不能不为缺少巨眼卓识之士而悲伤下泪，你们说对吧。”主人垂下眼皮，说道：“天晓得！”主人的妻子一边笑着，说了句：“还不是一回事儿。”

我过去从未去过对面的那条胡同。所谓转角上的那座金田公馆究竟是怎么个势派，我从没有见过，连名字今天还是头一次听说。在主人的家里，一次也没有谈论过实业家的事儿，就连受主人豢养的我，对这方面不但毫不沾边，而且是漠不关心。然而，想不到通过鼻子的访问，我总算从一旁恭听到他们的谈话。这使我不由得遐想他家小姐的娇姿艳态，推测他们的富贵权势。这么一来，我虽是一只猫儿，也不能安闲地躺在廊里睡大觉啦。非但如此，我对寒月也产生了深厚的同情。对方收买了博士夫人，收买了人力车夫的老婆，甚至还收买了教二弦琴的那位“天璋院”，人不知鬼不觉地把寒月崩掉两颗门牙的事儿都侦察出来了。而寒月先生却只知道笑嘻嘻地关心自己外褂上的穗子。即便是个刚刚毕业的理学士，也未免太废物啦。可话又说回来，对方是个将伟大的鼻子安置在面孔上的女人，假如你没有点本领，休想接近她。主人对于这次发生的事件本来就漠然置之，而且他也太贫穷，帮不了寒月的什么忙。迷亭在钱上虽不感到拮据，但他是那样没准性子，能给寒月的帮助恐怕也是不大的。看来，可怜的还是演讲“上吊力学”的这位先生啦。如果我不挺身而出，深入敌垒，来一番侦察动静，那就显然对寒月太不公平了。我虽然是只猫儿，但我可是寄寓在学者家里的猫儿，是寄寓在一位读爱比克泰德的书读不懂后气得把书摔在桌子上的学者家里的猫儿呀。我是和那些呆猫、傻猫不能同日而语的。我甘心去作此番冒险，就是因为我从尾巴到脚都充满了侠义之心的缘故呀。我这样做，当然不是由于受过寒月君的恩惠，但也绝不是出于我一时的血气方刚和轻举妄动。说得夸张一点，这正是喜好公平、热衷中庸的天意化为现实的义举呀。既然人家可以不经本人的许可，就把吾妻桥事件到处乱讲；既然人家可以打发探事的“狗”藏身在房檐下，把得来的消息向遇到的人得意地宣扬；既然他们可以指使人力车夫、马夫、无赖汉、流氓书生、打零工的老太婆、接生婆、妖婆、按摩师、呆子来给国家有用之材找麻烦而毫无顾忌，那么，我这只猫也有我的决心。多亏今天是上好天气，尽管霜雪融化，使我感到有点吃不消，但为了我的信念，即使豁出命也值得。我脚底沾上湿泥，给廊子印上许多梅花印，也许只会给阿三带来麻烦，于我并无痛苦。这样，我下了勇往直前的巨大决心，决定不等明天，立即前往。于是我跑到厨房里，准备出发。可是我转念又想：“且慢。”我作为一只猫儿不但达到了进化的顶点，而且在头脑发达方面，也自信绝不比中学三年级学生差。但是可悲呀，唯独我的喉咙始终还是猫的那种构造，不会讲人的语言，即便我能圆满地偷偷进入金田公馆，充分察看里面的形势，却无法把这些告诉给当事的寒月君，也不能告诉给主人和迷亭。如果不能告诉，那就等于埋在土中的钻石，不能在日光下闪光。我好不容易获得的情报，就会变成无用的废物。我想这太傻啦，还是算了吧。我伫立在厨房门口，踟蹰良久。

但是，一旦想做的事中途放弃，就好像和急切盼望着黄昏雨，而乌云却移向邻接地域去一般，总觉得舍不得。而且，如果道理不在我们这边，那又当别论，但是为了正义，为了人道，即使毫无结果，白白牺牲性命也要一干到底。这才是懂得什么是义务的男子汉的肝胆呢。作为一只猫儿的我来说，就是白费点力气，白沾一身污泥，也是理应接受得了的。由于我天生为猫，故缺少和寒月、迷亭、苦沙弥三位先生交换意见时使用的三寸不烂之舌，但也正因为我是只猫儿，在偷偷摸摸进到别人家去的本领上，强似各位先生。人做不了的事，我能办到，这本身就是极大的愉快。我虽然孤军作战才了解到金田的内幕，但总比谁也不了解要愉快得多。即使我无法告诉别人，但只要让他们懂得他们的事也会被人探听去，这已经足以使我感到欣慰了。这种愉悦心情一个接一个地出现，促使我不能不去。还是让我承担这个重任吧。

我到对面的胡同一看，果然像刚才听说的那样，一座洋房傲然地占据着胡同拐角的一大块地方。我想这家的主人也会和洋房一样的倨傲吧。我走进门去，看了一会这座建筑物，它除了给人一种威严压抑的感觉和二层楼房毫无意义地直立在那里以外，是个没有特色的结构。迷亭所说“平庸”，大概就是指这个吧。我从正门向右，穿过花木园后，转到了厨房门口。厨房倒是真宽大，肯定有苦沙弥先生的厨房的十倍大。用具摆得齐齐整整，精光锃亮。大概不会劣于前些日子在《日本新闻》上详细报道过的大隈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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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厨房吧。我心想：“这可是模范厨房啊。”于是我又往里面走。进去一看，那个车夫的老婆正站在十二尺见方、用石灰拍牢的“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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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和烧饭的女仆、人力车夫在哇啦哇啦讲着什么呢。“这太危险啦，”我急忙藏到水桶后边。他家烧饭的厨娘说：“那个教员，难道不晓得咱们老爷的名字？”“怎么会不晓得？这一带要是不晓得金田老爷的公馆，那只能是睁眼瞎！”这是专用人力车夫的声音。车夫的老婆说：“很难说呀。那个教师是个怪人，除了书本外什么也不懂。他对老爷哪怕多少知道点也会怕几分的，可他什么也不知道，连他自己孩子的年龄都不晓得哩。”车夫说：“向他提金田家，他还不驯顺吗？真是个难调理的死脑瓜子！不过不要紧。他妈的，咱们大伙儿合起来吓唬他一下好不好？”车夫的老婆说：“那当然好。他们说的话难听死啦，什么咱们太太的鼻子大得出奇啦，什么看着咱们太太的面孔就不顺眼啦。他也不看看自己那副活像陶瓷狸精的面孔哩。别看他是个丑八怪，可他自己却认为蛮过得去呢，真叫人恶心！”烧饭的厨娘说：“不光是那张面孔，他那拎着澡巾上澡堂去的样子，不也自高自大得不得了吗？他可能认为没有比他更了不起的啦。”看来苦沙弥先生连在烧饭女仆的眼中，也是很不得人心的。车夫说道：“咱们大伙儿都去，在那家伙的墙脚下说他的坏话，你们同意吧。”车夫的老婆说：“这样搞他一下，他肯定会老实起来的。”车夫说：“不过刚才太太吩咐下来，要是让他看见了咱们可不太好。只让他能听得见声音，使他无法看书，尽量惹他发火就行。”车夫的老婆说：“这个我知道。”她的意思是在说，她可以把说讨厌话包下三分之一来。我心想，这群家伙要来捉弄苦沙弥先生哩。我悄悄从这三个家伙身旁溜过去，进到了里边。

猫的四条腿虽有如无。不管走到哪里，从来没有发出过笨拙的声响。它宛如凌空飞腾，踏云而行，宛如水中击磬、洞中鼓瑟，宛如饱尝醍醐妙味而冷暖自知一样。我根本不把什么平庸的洋房、模范的厨房、车夫的老婆、听差、烧饭的女仆、小姐、侍女、鼻子夫人、夫人的丈夫放在眼里。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把想听的都听到之后，伸伸舌头，甩甩尾巴，竖竖胡须，然后悠悠然回来就是了。我尤其对于此道，可谓日本第一名手。甚至连我自己也在怀疑我是否具有经常出现在草双纸故事中那猫精的血统哩。听说蛤蟆的额头上藏有一颗夜明珠，可我的尾巴上却藏有祖传的妙药，这种药不但可以使我蔑视那些神祇、释教、色欲、无常等等观念，甚至也可以把满天下的人都不当回事。我人不知鬼不觉地在金田家廊子里闯来闯去。这比金刚力士踩烂一块魔芋豆腐还要容易得多。想到这里，我不能不佩服起自己的力量来。我想，这完全是托我平时十分珍惜自己尾巴的福，我再也不该将它等闲视之了。于是我决心向我的尾巴大菩萨礼拜一番，来祈祷“猫运长久”。我低下头看了看，好像有点不对头。我必须瞻仰一下自己的尾巴，向它三叩首。我转过身想看看尾巴，可尾巴也自然随着身子转。我扭过头去，想追上它，可它还是保持相同的间隔，跑在前头。看来这尾巴的确是将天地玄黄都收到它那三寸之中的灵物，我是绝对对付不了的。我一直在追自己的尾巴，追了七回半，实在太累，只好作罢。我多少有点天旋地转，简直不知道现在是在哪儿啦。管它呢，我在廊子里到处乱闯。忽然听到拉门里传来鼻子的声音。我想这正是我要找的地方嘛，于是我停下来，把左右两只耳朵斜着掀动了一下，屏息静气地听着。“一个穷教员，竟然这样狂傲！”鼻子发出她那特有的尖叫音，这样说道。“哼，太狂傲啦，为给他点眼色看，咱们捉弄他一下，他教书的那个学校，有咱们老家的学生呢。”这是金田君的声音。“都是谁？”鼻子问。“津木跳助和福地细螺都在那个学校，让他们去捉弄他好啦。”我不了解金田君的故乡是哪里，不过这些人的名字都很奇怪，使我吃惊。金田君接下去又问道：“那家伙是教英语的吗？”“听车夫的老婆说，是专教什么英语读本的。”“他妈的，反正是个糟蛋的教员。”“他妈的”这种词儿出自这位富翁之口，真使我不得不佩服。金田君接着说：“前些日子遇见津木跳助，跳助对我说：‘我们学校有个怪家伙，学生问他：“先生，‘番茶’用英语怎么说？”他一本正经地回答说：“‘番茶’嘛，英语叫做Sarage　tea，”在教员里传为大笑话。’跳助还说：‘因为有这种教员，其他教员也跟着脸上无光，真没有办法。’他说的大概就是那个家伙吧。”鼻子说：“肯定是那个家伙。看他那副长相，肯定会说出那种话来的，还留着一撮胡子！”“真是岂有此理的东西！”如果留胡子就是岂有此理，那么我们猫类没有一只能躲得过岂有此理的。“还有那个叫什么迷亭，或是酩酊的家伙，更是疯狂到极点啦。说什么他的伯父是牧山男爵，我才不信呢。就凭他的那个长相，怎么会有个男爵的伯父呢。”“你也不对，不该把那些不三不四的家伙的话当真。”“我不对？他们简直太看不起人啦。”鼻子好像仍然余怒未息。奇怪的是，关于寒月君的事，他们连片言只语也没有提。是否在我偷偷来到这里之前，他们对寒月已经做出评价了呢，还是已经给他打了不及格的分数，根本不把他放在谈资之中了呢？对于这点，我虽然放心不下，但毫无办法。我伫立了一会儿，就听隔着廊子的对面客厅里响起了铃声。我想，那边好像也有点什么事，别去晚了，就朝那个方向走去。

我走近一看，一个女的正在大声地说着什么。她的声音与那个鼻子非常相似。据此来推测，这个女人大概就是这家的小姐，足以使寒月投河自杀未遂的那个活宝吧。可惜啊，隔着纸拉门我无法拜见她的花容月貌，因而也就无法看清她是否也在面孔当中供奉着一尊高高的大鼻子。不过，综合她说话的调调和那粗暴的鼻息来看，总不会是不惹人注目的蒜头鼻子吧。只听到这女人在大讲特讲，而听不到对方的声音，这大概就是人们所说的电话了。“你是大和吗？明天呀，我去，你们给我订个‘鹑三’，你听清楚了没有？什么，不清楚？真讨厌，我让你给我订鹑的三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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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什么？订不了？怎么订不了呢？嘿、嘿……和我开玩笑？开什么玩笑！真会逗人！我说，你到底是谁？长吉？长吉你办不了，让你们的女老板来接电话！什么？你说怎么就能办？太不像话啦，你知道我是谁？是金田呀。吓、吓，你早就知道是我。你这个人真混账。我说我是金田，听明白了吗？什么？每次多蒙照顾，多谢？谢什么，我不想听你的道谢。哟，你还在笑！你真够上个傻蛋啦。一切照吩咐的办？你要和我胡说八道，我可要把电话挂上啦。听明白了吗？你不在乎吗？你怎么不说话呀，你倒是说呀。”可能是长吉那边把电话挂上了吧，好像再也没声音了。金田小姐发起火来，狠狠地摇起电话来。在她脚下的哈巴狗吓了一跳，突然狂吠起来。我想这可大意不得，马上从廊子跳下去，钻到缘下去了。

就在这时，廊子里出现了脚步声，接着是开纸拉门的声音。是谁来了呢？我拼命地听，原来是侍女的声音：“小姐，老爷和太太请您去哪。”“我才不管呢。”小姐给她碰了个钉子。“老爷太太说，有事情请小姐去呢。”“讨厌，我不管！”小姐给侍女碰了第二个钉子。侍女机灵地想解除小姐的火气，说：“听说是关于寒月的事，找您哪。”“管它寒月、水月，我管不着！真讨厌死了，就凭他那个傻样。”可怜的寒月，在背地里领受了小姐的第三个钉子。小姐忽然说：“哟，你多咱挽起头发来啦？”侍女松了一口气，极其简单地回了一句：“今天。”“一个当侍女的，好傲气呀。”小姐掉转矛头，给她碰了第四个钉子。“再有，你怎么换上新和服衬领啦？”“是，小姐，是以前小姐您送给我的，因为太漂亮，舍不得戴，一直放在箱子里。我原来戴的太脏，所以就换上这个了。”“我多咱给过你这样的东西？”“就在这个正月，是您去白木屋买的，深茶绿色，染的是相扑力士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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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说，这对您来说花色太素了，就给了我。就是那条和服衬领呀。”“哟，真气人！你戴上倒挺合适呢，真恨死人啦。”“不敢当啊，小姐。”“我并不是在夸你，真太可恨啦。”“嘿？”“既然是戴着那么合适，为什么你不言语就接受啦？”“嘿？”“就连你戴上都合适，那我戴上也不会不合适呀！”“小姐您戴上肯定也很合适。”“既然明明知道我戴上合适，那你为什么一声不吭就接受过去啦？而且还大大方方地戴着，你这人真坏！”她接二连三地给侍女钉子碰。正当我仔细地拜听这个局面会怎样发展下去的时候，对面客厅里金田大声地喊这位小姐道：“富子！富子！”小姐不得已只好回了声“来啦”，然后走出电话间。那条比我稍大的、眼睛和嘴都像是紧挤到脸儿正当中的哈巴狗儿，紧跟在小姐后面。我照旧像原来那样蹑着脚，经过厨房回到街上，急急忙忙回到主人家里。可以说，这次探险取得了十二分的成功。

回到家，由于从一座漂亮房子突然挪到肮脏的地方来，我产生了一种仿佛从一座阳光温煦的山顶突然进入一个黑咕隆咚的洞穴里来的感觉。在探险中，由于心思专注在别的事物上，那屋子的装饰、纸隔断、纸拉门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我根本没有留意。可是，当我一旦感到我这住处十分低级的时候，不由得留恋起那所宅子的平庸来了。看来，似乎实业家还是比教员了不起。我自己也觉得这种想法奇怪，照例请教了一下我的尾巴，可尾巴尖儿昭示说：“你想得对，你想得对！”当我回到客厅里，令人吃惊的是，迷亭先生还没有走。许多烟蒂竖在火盆里，活像个蜂窝。迷亭盘膝而坐，正在讲什么。不知何时寒月君也来了。我家主人枕着胳膊躺在那里，专心致志地瞧着顶棚上的雨渍。一如往常，还是太平逸民的聚会。

“寒月君，那位在梦里都念叨你的妇人的名字，当时你好像还很保密。不过现在你总可以说了吧。”迷亭开始嘲弄起寒月来。寒月说：“如果只是我个人的事，即便对您说了也没有关系。可这事讲出来，会给对方带来麻烦呀。”迷亭说：“那么说，你还是不肯讲喽。”寒月说：“而且我已经对某某博士夫人作过保证了呢。”迷亭说：“是保证不对别人说吗？”“是的。”寒月和往常一样又在摆弄他那外褂上的穗子，那是个很少作为商品出售的紫色丝穗。“这丝穗的颜色未免有些落后于时代啊。”主人横躺着说。主人对金田事件毫不感兴趣。迷亭接着说：“就是嘛，这种丝穗毕竟不是当初日俄战争时代使用的东西。如果不是戴上‘阵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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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上戴有金字塔形葵纹家徽的后开衩短外褂，挂上这种东西会显得不协调呢。据说织田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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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给人家做入赘女婿时，梳的是茶荃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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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扎发根用的大概就是这种丝绳呢。”迷亭说的句子，总是那么老长老长。寒月一本正经地回答说：“说实话，这是老爷子在征伐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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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用的挂穗呢。”迷亭说：“我看你将它随便捐献给博物馆算了。一个演讲上吊力学的人，具有理学士头衔、鼎鼎大名的水岛寒月，居然打扮成早已过时的旗本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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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样，未免有失体统吧。”寒月说：“诚如尊谕，我未尝不可将它扔掉。不过，还有人对我说，这条挂穗对我很合适哩。”卧着的主人翻了个身，大声说：“是谁说出这样不懂行的话？”寒月说：“那可是你们所不认识的人。”主人说：“我们不认识也没关系，到底是谁呀？”寒月答道：“某位女性呗。”迷亭从旁接过话茬说：“哈哈……你也真够逗的，让我猜一猜好吗？恐怕就是从隅田川的水底下呼唤你名字的那个女人吧。你就干脆穿着这身外褂，再来一回驾返瑶池怎样？”寒月说：“嘿嘿……她已经不再从水底呼唤我，而是从西北方的那个清净的世界……”迷亭说：“也未必怎样清净吧，那鼻子可是怪吓人的哩。”“谁？”寒月脸上显出惊奇的神色。迷亭说：“对面那条胡同的女人，刚才在这儿露面啦，真让我们两个人大吃一惊，苦沙弥君，对吧？”“唔。”主人哼了一声，边卧着边喝茶。寒月说道：“您说的鼻子是指谁？”迷亭说：“就是你那永远的女性的令堂大人呀。”“唷！”寒月叫了一声。“一个自称是金田老婆的女人，刚才打听你来啦。”主人认真地向寒月说明。我抓住时机，偷偷观察了一下寒月的表情是吃惊呢还是高兴，或是不好意思？结果他若无其事，又摆弄起他那紫色的挂穗，用他那一向沉稳的语调说：“大概是来托你们让我娶她的女儿吧。”迷亭说：“不。那位令堂大人有个伟大的鼻子……”主人不等迷亭说完，就驴唇不对马嘴地接了一句：“迷亭君，我刚才给那个鼻子想了一首俳体诗呢。”在隔壁，主人的妻子忍不住笑出声来。迷亭说：“你倒是真有闲心，做好了吗？”“想出了几句。第一句是‘为此颜举行鼻会’。”迷亭急着问道：“那下边的句子呢？”“接下去是：‘向此鼻敬献美酒’呗。”“再下一句呢？”“我只写出这两句。”寒月嘻嘻地笑着说：“真有意思。”迷亭立刻就想出了一句：“接下去是‘鼻孔一双何其深’，你看如何？”寒月接下去说：“我再接一句：‘鼻毛深邃实难见’，行不行？”他们三人正在东拉西扯地联句，就在这当儿，紧靠墙根处，四五个人吵吵嚷嚷地喊道：“陶瓷脸老狸精，陶瓷脸老狸精！”主人和迷亭吃了一惊，隔着篱笆向外看。这时听到哈哈的笑声，随后是向远处跑掉的脚步声。迷亭奇怪地问主人说：“陶瓷脸老狸精是什么意思？”主人回答说：“不懂这是什么意思。”寒月评论说：“难得他们想得出来。”迷亭不知想到了什么，突然站起来，用讲演的语调说：“鄙人从美学的角度对这种鼻子进行了研究，我愿意在这儿发表一部分，有烦两位听听。”主人对这种突如其来的提议有些发愣，一声不响地瞧着迷亭。寒月小声说：“务必请允许我洗耳恭听。”迷亭说：“我经过多方考察，对于鼻子的起源，还是不甚清楚。首先，我感到怀疑的是，假定它是实用道具，那么，只要有两个鼻孔就足够了，根本没有必要这样旁若无人地在面孔的正当中突出来。而且为什么如诸位所看到的，越来越高高地突起呢？”迷亭说着，抓了一下自己的鼻子来证明。主人毫不客气地说：“你的鼻子也不见得怎样高耸呀。”“反正并没有塌下去。不过你们两位如果错误地将我的鼻子只看成是排列着两个鼻孔，就可能产生误解，这点是我事先要提醒各位的。让我接着讲下去。根据愚见，鼻子之所以发达，是由于我们人类擤鼻涕这一小小行为的结果，日积月累，自然呈现出这样明显的现象。”主人插了一句短评说：“倒是个真实不假的拙劣见解。”“如各位所知，在擤鼻涕的时候，总要揪一下鼻子，揪鼻子，特别是只给这一局部以刺激，根据进化论的伟大原则，这个局部为了反应这种刺激，就要与其他部位不相协调地发达起来。这部分的表皮，自然而然会硬，肉也要逐渐坚硬起来，终于凝聚成骨头。”“你说得未免……不会那么容易一下子就由肉变成骨头吧。”寒月不愧是位理学士，提出了反驳。迷亭不动声色，继续讲下去：“你的怀疑是有道理的。不过现实最能说明问题，骨头就在这里嘛，又有什么法子。已经变成骨头了，变成骨头之后，还得抹鼻涕，有了鼻涕就不能不抹啊。由于这个原因，鼻骨的两侧被磨损了，于是变成了细而高的隆起。真是个可怕的作用呀，正如滴水穿石那样。哦，正如第一罗汉的脑袋自会放光明，又如香臭日久难分一样嘛。鼻梁就如此这般地完全坚硬起来了。”主人说：“可是你的鼻梁却是胖乎乎的呀。”“对于讲演人自身的局部，很可能有回护之嫌，所以为了避嫌，有意不去论它。至于那位金田令堂大人所具有的鼻子嘛，我只不过是将它作为最发达最伟大的天下奇观介绍给你们两位罢了。”寒月君不由得“哟，哟”的发出讥嘲声。迷亭接下去说道：“但是事物达到极限，固然是一种奇观，但总不免令人畏惧，难以接近。拿她那鼻梁说，固然是蔚为奇观，但未免过于险峻。古人苏格拉底、哥尔德斯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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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萨克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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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鼻子，从构造上说，虽然有一些缺点，但正因为有缺点，才更有一种令人可爱之处。所谓‘鼻不以高为贵，而以奇为贵’，恐怕即此之谓吧。俗话也说‘与其要鼻子，不如要糯米团子’嘛，所以从审美价值来说，窃以为我迷亭的鼻子还是高低比较适中的。”寒月和主人都笑了起来。迷亭本人也开心地笑了。“闲话休提，且表刚才……”“先生，您这且表倒是有点像说评书艺人的口吻，未免有伤大雅吧，还是请您收回去的好。”寒月在为前天的事儿进行报复。“既然如此，那就让我重打鼓另开张喽。哎——现在让我略微涉及鼻子与面孔相互搭配的问题。如果不考虑其他，单就鼻子而论，那么那位令堂大人，的确是个放之四海皆无逊色的鼻子。这鼻子就是在鞍马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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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开个博览会，恐怕也满可以获得一等奖。可惜的是，那鼻子并未与眼睛、嘴、其他各部位商量就异军突起。虽然尤利乌斯·恺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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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鼻子是很了不起的，但是如果把恺撒的鼻子用剪刀
哧剪下来，安置到本宅的猫脸上，那将会成个什么样子？如果在俗语所说的‘猫脑门’这块小地方，突然耸立起恺撒那种英雄的鼻子，那简直就像在围棋盘上安置一尊奈良大佛，可以说是比例失调到极点啦。我想其审美价值必然要降低。那位令堂大人的鼻子和恺撒的鼻子不相上下，的确做到了英姿飒爽，高高隆起。但是，围绕在她那鼻子周围的面孔条件又如何呢？当然，她的面孔还不像本宅的猫儿那样极度难看。但是在她那大胖脸上，长着活像抽羊痫风似地皱着的八字眉，高高地斜吊着的眯缝眼儿却是事实。诸位，这就不能不使人产生有此面而空负此鼻之叹了。”迷亭的话说到这里稍停了停。就在这当儿，从后院外传来喊声：“还在讲鼻子呢，真是一群死顽固的家伙！”主人告诉迷亭说：“这是车夫的老婆！”迷亭又开始他的演说：“意想不到在后院的那一边，出现了异性旁听者，这正是讲演者我本人感到无上荣幸之点。尤其是以她那婉转的娇音，为我这枯燥无味的讲演平添了一点娇滴滴的余韵，实属望外之幸。我本当尽可能讲得通俗一些，以期不辜负佳人淑女们拳拳眷顾之深情，但由于下边将多少涉及到力学上的问题，对女士们来说，肯定要难懂一些，务请耐心听下去。”寒月君一听到力学字样，不由得莞尔一笑。“我这里想证明的是，这种鼻子是决不会和这种长相调和的，是背离了蔡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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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黄金分割律的。我想从力学公式上加以严密的演绎给诸位看。首先以H代表鼻子的高度，X代表鼻子和面孔这一平面进行交叉所产生的角度，请记住，W当然代表鼻子的重量。怎么样，诸位可以明白吧……”主人说：“我才不明白哩。”迷亭问寒月说：“寒月君，你怎么样？”寒月答道：“我也不太明白啊。”迷亭说：“这可难办啦。苦沙弥不明白还情有可原，你是理学士，我想你总会明白的哩——既然这样，那就只好算啦。不谈这个公式了。我就只讲一下结论吧。”主人奇怪地问道：“还会有结论？”迷亭说：“那还用说？没有结论的讲演，就和饭后没有咖啡、水果的西餐一样。好啦，请两位仔细听，下边就是结论。嗯，在上述公式上，如参照菲尔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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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斯曼

[39]

的学说来考虑的话，当然要承认，先天形体的遗传；同时会伴随这种先天形体所产生的心态（尽管有种学说认为后天性是不能遗传的），但必须承认，在某种程度上仍需承认它是必然的结果。从而对于有这样一个与身份不相称的鼻子的人，她所生的孩子的鼻子也会具有某种异常症状。像寒月君年纪还轻，也许不承认金田小姐的鼻子构造会出现异常症状，但是这种遗传的潜伏期是非常之长的，说不定什么时候，一遇上气候剧变，也会突然活动起来，转瞬间和她的令堂大人的鼻子一模一样地膨胀起来。因此，这次的联姻，根据鄙人的论证，为了安全起见，最好是死了这条心为好。这点，我想不但本宅的主人会同意，就连躺在那儿的猫，也不会有异议的吧。”主人这时终于坐了起来，非常认真地说：“那是当然啦。谁会娶那种人的女儿呢。寒月君，你可不能娶她呀。”我也为多少表示赞同之意，“喵喵”地叫了两声。寒月君并未显出急躁的样子回答说：“既然两位先生的高见如此，我死了这条心也未尝不可。不过，如果对方为此而生起病来，那么我的罪过可就不轻啦。”迷亭大笑地说：“哈哈……这可是桃色的罪过哩。”主人一本正经地说：“她才不会呢，那种人的女儿，肯定不会是个好东西。那家伙头一次到我家来，就想熊倒我，狂妄的东西！”他说着，余怒未息。就在这时，篱笆外的三四个人发出嘲笑声。一个人说：“真是个自高自大的死木头！”另一个人说：“大概是想住大房子了吧。”另一个人用更大的声音说：“可怜得很，不管怎样装蒜，还不是在家里逞威风！”主人走到廊子前，大声喝道：“吵死人啦！你们干吗偏偏到墙根下来闹！”外边的人一齐嘲骂主人说：“野蛮茶，野蛮茶，多漂亮的英语呀。”主人气得火冒三丈，一把抓起手杖，跑到街上去。迷亭拍着手说道：“有趣，有趣！和他们干！和他们干！”寒月摆弄他的礼服挂穗，嘻嘻地笑着。我为了去追主人，从篱笆的缺口跑到街上一看，在胡同的当中，主人好像被鬼迷住一般，空拄着一根手杖站在那里。路上空荡荡，连个人影也没有。

[1]
以妇女、儿童为对象的一种带插图的通俗读物。

[2]
一家书店的名字。

[3]
古代将领查验在战场上割取的敌人的首级。

[4]
马琴（1881—1937），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学者。

[5]
一家百货公司的名称。

[6]
希罗多德（公元前484—前424），希腊历史学家，所著希波战争史为古代第一部夹叙夹议的伟大史书。

[7]
古希腊史诗，传为荷马（Homeros）所作。

[8]
奥德修斯和珀涅罗珀的儿子。

[9]
奥德修斯忠贞的妻子，忒勒玛科斯的母亲。

[10]
奥德修斯的忠心牧人。

[11]
同上。

[12]
这是一部英雄史诗，古英语文学的最高成就，最早用欧洲地方语言写成的史诗，见于大约1000年留存下来的孤本手稿，讲述6世纪初期发生的事件，据传于700—750年之间写成。

[13]
布莱克斯通（1723—1780），著名的英国法学家，也是法官、议员和大学行政人员。

[14]
据传是英国诗人兰格伦（约1330—约1400）所著，是一部用中古英语西中部方言写的押头韵的寓言长诗。

[15]
江户即东京，这里指东京人。

[16]
大高源吾（1672—1703），江户时代赤穗义士之一。

[17]
日语“再见”。

[18]
相扑裁判用的指挥扇。

[19]
也叫橡实。栎树的果实，可以酿酒、做豆腐。外壳可以制胶，是皮革工业的重要材料。

[20]
苏格拉底（约公元前470—前399），古希腊三大哲人中的第一位。

[21]
索福克勒斯（约公元前496—约前406），古希腊三大悲剧诗人之一。

[22]
西摩尼得斯（约公元前556—约前468），生于爱琴海凯奥斯岛的抒情诗人、警句作者。

[23]
日本相扑力士头上的顶髻。

[24]
这里可能是指大隈重信（1838—1922），日本政治家、侯爵。曾两次任首相。

[25]
没有铺地板的泥地房间。

[26]
戏院楼下包厢的名称，是上等席位。

[27]
相扑比赛时按力士名次排列并包括裁判员、顾问在内的一览表。

[28]
古代兵卒戴的头盔。

[29]
织田信长（1534—1582），16世纪日本将军，当时该国的实际独裁者。

[30]
男子在后脑勺上扎成茶刷式的一种发型。

[31]
指1864年江户幕府和长州藩之间的那场战争。

[32]
江户时期武士的一个等级。

[33]
哥尔德斯密斯（1730—1774），英国18世纪中叶杰出的散文家、诗人和戏剧家。

[34]
萨克雷（1811—1863），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小说家。

[35]
在日本的传说或戏剧中，鞍马山上栖息着一种长着长鼻子的神异怪物“鞍马天狗”。这里是利用联想鞍马天狗传说，取得诙谐的效果。

[36]
尤利乌斯·恺撒（公元前102/100—前44），罗马将军、政治家，他改变了希腊—罗马世界的历史进程，并使之成为无可逆转的定局。

[37]
蔡津（1810—1876），德国美学家。

[38]
菲尔绍（1821—1902），德国病理学家、人类学家、政治家，细胞病理学说的创始人。

[39]
威斯曼（1622—1676），英国外科医生。

四

我照例悄悄进入了金田府。

所谓照例，恐怕没有必要再解释了。这不过是把“屡次”加以自乘的一种说法罢了。干了一次就想来第二次，试了第二次就想试第三次，这点并非只限于人所独有的好奇心。我虽说是只猫儿，也必须恳请读者诸公承认我也是拥有这种心理特权而生在这个人世上的。重复三次以后就可以冠上“习惯”这类字样。我也会和人一样，这种行为也会进化为生活上的必需呢。如果读者诸公产生怀疑，要问我为什么这样频繁地到金田府上去，那么我倒要对人反问一下为什么人从嘴里吸进烟而又要从鼻孔喷出来呢？它既不能填饱肚子又不能当作医治经血不调的药剂，为什么人会毫不羞耻地公然吞云吐雾呢？既然人有这些习惯，我希望他们对我进出金田公馆的事儿，就不要大声来呵斥。出入金田公馆就等于是我的烟瘾嘛。

说到“悄悄进入”这个词儿，也许有语病，使人联想起好像是小偷或者奸夫之类，很难听。我之所以去金田府上，固然没有受到他们的邀请，但也绝不是为了偷一片鲣鱼，更不是为了去和眼睛鼻子都像中风似的挤在面孔当中的哈巴狗君进行密谈。那么是去搞侦探？说到哪儿去啦。我一直认为，在这个世上，如果说到最下流的行业，那就再也没比当密探和放高利贷最为下流的啦。不错，为了寒月君，我抱着猫儿本来不该有的侠义心，曾经从旁窥视过一次金田公馆的动静，但那只是一次而已，以后我绝没有干过有愧于猫儿良心的卑鄙勾当。您也许会说，既然那样，为什么使用“悄悄进入”这种不清不白的字样呢？关于这一点，倒是个具有非常重大意义的问题。原来，按我的想法，太空是专为覆罩万物、大地是专为负载万物而设的。不管人如何喜欢议论，总不能否定这个事实吧。那么，说到为了造成这个太空、大地，那些人类究竟花费了多少劳力呢？其实他们并无尺寸之功呀。总不该将不是自己创造的东西据为己有的吧。即便他们据为己有也罢，总没有理由禁止别的生物出入其中吧。将这个茫茫大地，自作聪明地筑起围墙，竖起界标，划定归某某所有，这种行为无异于把苍天条条块块地分割，声称这部分是我的天、那部分是他的天。如果可以把土地分成块，按一坪多少钱，将所有权加以买卖的话，那么也可以把我们呼吸的空气，一立方尺一立方尺地分割零售啦。既然不能零售空气，不能把太空据为私有，那么土地的私有，岂不也是不合理的吗？具有“如是观”

[1]

并相信“如是法”

[2]

的我，自然有权哪里都可以进出。当然喽，我不想去的地方我是不会去的。但只要我想去，那么就不必考虑它的方向是东西南北，我都可以泰然地、优哉游哉地前往。对于金田这种人，更不需要客气。无奈我们猫儿的可悲之处是，在使用暴力上是无法敌得过人的。既然这个虚幻的人世上存在着“强权即公理”的格言，不管我这方面多么有理，猫儿的主张是无法贯彻的。如果我硬要贯彻我的主张，那么就会像车夫家的老黑一样，有挨鱼铺老板扁担的危险。当“理”在这边而“权力”在对方的时候，要么放弃自己的“理”，老老实实顺从对方，要么瞒过权力的耳目来贯彻自己的“理”。至于说到我的选择，当然是后者。由于必须避免挨扁担，所以就不能不悄悄地，由于我完全有权进入别人的宅邸，所以就必须进入。就是由于这个缘故，我才悄悄进入金田公馆的。

随着悄悄进入的次数多了，我虽然不想侦探什么，却不能不了解到金田一家的情况。有些事情我虽不想去看，但自然而然会映入我的眼帘，我虽不想知道，自然而然也会在我脑海里留下印象。比如说吧，鼻子夫人每次洗脸总是细心地擦她的鼻子；富子小姐总是大吃特吃阿部川年糕

[3]

；还有金田君本人——金田君和他的老婆不同，是个鼻子扁平的家伙。不只是鼻子，整个面孔都是扁平的。他那扁平的面孔甚至使人怀疑，是不是在他小时候和顽童们打架，被孩子头儿抓住脖颈狠狠地压到墙上，把脸整个压扁，并且这个报应一直残留到他四十岁的今天。这种面孔固然非常平稳，毫无令人产生可怕之感，但不免缺少变化。不管他如何恼怒还是个大扁脸。这位金田君每次吃生鱼片时，吃得高兴了，总要啪啪地拍打着他的秃头，而且他不但面孔扁平，身材也矮得很，所以他总要戴高帽子和穿高齿木屐，这点，他的车夫觉得十分可笑，便讲给家里的“书生”听，而那“书生”则把车夫佩服得五体投地，回答说：“难得，难得，你的观察力真是敏锐呀。”我知道的事儿，真是说也说不完。

最近这段时期，我总是先穿过厨房旁边的院子，从假山后边看准纸拉门关着，一切都静悄悄之后，就从容不迫地上到廊子里去。如果我觉得人语嘈杂或者我认为有被人从客厅里看见的危险时，就沿着水池向东绕过去，从厕所旁边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缘下”，我并没有做什么坏事，当然无需藏藏躲躲或畏惧什么，不过，因为一旦遇见人这种不讲理的动物，就只能甘认倒霉。假如世上都变成熊坂长范

[4]

，那么不管什么样的盛德君子，肯定也会采取我这样态度的吧。金田君是个堂堂的实业家，当然不必担心他会像熊坂长范那样挥舞起五尺三寸长的大刀。但据我从别处得来的信息，据说他有个不把人当人看的病症。既然他不把人当人看，那么他当然也不会把猫儿当猫儿看啦。由此看来，一旦生而为猫，不管如何德高，在进入他的宅邸时都是万万不可粗心大意的。可是话又说回来啦，正是这种万不可粗心大意之点，对我来说，又是饶有趣味的。我之所以这样出入金田之门，说不定正是为了甘冒这种危险的缘故哩。这个道理，将来等我充分考虑成熟，能够做到把猫的头脑巨细无遗地加以剖析之后，再郑重地向各位报告吧。

我心想，不知今天的情况如何，便照例把下颏贴到假山的草坪上向前方一望，那十五叠

[5]

客厅的纸拉门，在暮春三月的明媚春光里，全都开着。客厅里边，金田夫妇正和一位来客谈话哪。不巧，那鼻子夫人的鼻子，正冲着这边，目光从正面越过池水，盯着我的脑门。被鼻子盯上，这是我有生以来破天荒第一遭。金田君是侧着身躯面向客人，所以我只能看见他那平坦的半边脸，另半边脸无法看见。但另一方面，他那鼻子到底在哪里，却无法看清。看到的只是他那黑白交杂、乱蓬蓬的胡子。于是我毫不费力就得出结论：在那胡须上边，肯定有两个窟窿。这引起我联翩的浮想：“若是春风吹过这样扁平的脸，肯定会十分轻松，不必费力气的。”来访的客人，在主客三人当中最具有一张平平常常的面孔，但也正因为如此，没有什么值得加以介绍的特色。说它平常，听起来似乎也蛮不错，但平常到极点，到了“登平凡之堂，入庸俗之室”的地步，毋宁使人为之悯然。我心想：“长着这种无味相貌、生在明治圣代的这位老兄，究竟是何许人呢？”如果不按老规矩走在“缘下”去恭聆他们的谈话，自然是无法了解的。

“……就这样，我太太特地到他家去打听情况了呢。”金田君照例使用他那庄重的语调说。庄重是庄重，但丝毫没有严厉的感觉，他的话正像他的面孔一样，既平淡又茫然的。

“不错，他教过水岛先生，……不错，这主意蛮好……不错。”这位来客满口离不开不错。

“不过，一点没问出个究竟来……”这是金田的声音。

“是，是，苦沙弥这个人就是不得要领，从和我住在一个公寓里的时候起，他就是个遇事含含糊糊的人，这真让您为难啦。”客人朝鼻子夫人说。

“什么为难不为难的！请您想想，我活到这个岁数，到别人家去还从来没有受过这种不懂人情的对待呢。”鼻子夫人又粗暴地发起火来。

“他对您讲什么无礼的话了吗？很早以前他就是性格极固执的。从他十年如一地死抱着英语读本教学生，也可以了解他的为人了。”客人不即不离地顺从着鼻子夫人说。

“哼，简直不像话，不管我太太问他什么，都挨了他的钉子。”金田君说。

“那太不应该了。总而言之，只要稍微搞点学问，就会很容易自高自大，再加上他穷，就更不服气啦。说真的，世上就有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人，他不肯承认自己没本领，却一味对有财产的人发火，就好像他们的财产被别人骗去了似的，真令人吃惊，哈哈……”客人说罢，显出十分得意的样子。

“嗯，简直是超乎常情，他所以会那样，完全是出于不通世故、狂妄自大，所以我想最好惩治他一下，我已经打发人去捉弄他了。”金田君说。

“对，搞他一下，他大概会老实一些吧，这对他本人也是有好处的嘛。”客人是未聆听怎样个捉弄法之前就已经对金田君表示完全赞同了。

“不过，铃木先生，他是个多么顽固的人啊。他到学校去和福地啦津田啦连句话都不说，原以为他放老实了呢，可是最近听说他还拿着手杖来追赶俺家年纪很小的‘书生’哩。一个三十多岁的大男子汉，啧，啧，居然干出这种糊涂事儿来，简直什么也不顾，有点发疯啦。”鼻子夫人说。

“嘿！为什么他要这样胡闹呢？”对于这点，连老于世故的客人也似乎感到奇怪。

“其实，据说只不过在路过他面前时说了几句什么话，于是，他突然拿着手杖、赤着脚跑出来。即便是俺家‘书生’说了什么不该说的，他也不过是个孩子嘛。而他是个满脸胡茬的汉子，而且还是个教师呢！”鼻子夫人接着说。

“可不是，不管怎么说，他是个教师嘛。”客人说罢，金田君也帮腔说：“也算个教师嘛。”看来这三个人的观点完全一致，既然是个教师，那就不管受什么样的侮辱也应当木雕泥塑般地老老实实忍受才对。

“还有，那个叫迷亭的，也是个爱胡说八道的人，净说些没用的谎话，我是头一次遇上这种怪人哩。”鼻子夫人说。

“啊啊，您见到迷亭啦？看来他还是照旧在胡诌八扯哩。夫人，您也是在苦沙弥家里遇上他的吗？和这种人打交道可不得了。他也是我学生时期一同起伙的伙伴，他总是愚弄人，所以我常和他吵架呢。”来客说。

“遇上那种人，谁也会恼火的。撒谎嘛，也不是不可以。比如，为了情面上过意不去，或者为了应付，在这种时候，谁都会说些违心的话嘛。可是，他把本来用不着扯谎的事也胡扯一通，真是拿他毫无办法呀。真不知他想干什么，非要那样胡诌八扯不可。他撒谎竟然一点也不害臊哪。”鼻子夫人犹有余怒。

“您说的太对啦。他扯谎完全是为了寻开心，所以拿他没办法。”客人说。

“铃木先生您想想看，我特地极其认真地跑去向他打听寒月先生的事儿，结果是一塌糊涂，我真气得不得了。不过，人总得讲点人情嘛，我到人家去打听事儿，当然不能不理不睬地装傻呀，后来我让车夫给他送去了一打啤酒，可是您猜怎么着？他竟说什么：‘我不能无缘无故接受这种东西，拿回去！’车夫说：‘不，这是答谢您的，请收下吧。’你听听他说的多难听：‘我倒是每天都吃果酱，这种苦溜溜的东西可没喝过。’说完一转身就进去了。连句礼节的话都不会说。您看看，这不是太不像话了吗？”鼻子夫人说。

“那可真太过分啦。”客人这次似乎也真的觉得过分了。

“所以嘛，今天特地把你请来。对那种糊涂虫本来背地里捉弄捉弄他就够了。不过这里还多少有点为难的事儿。”金田君说着，又像吃生鱼片时一样，啪啪地敲着自己的秃头。说实话，我是躲在缘下的，到底他真的敲了还是没敲，我当然不可能看清楚，不过这个敲秃头的声音，我最近已经听得很熟悉了，就像尼姑能辨别出是不是敲木鱼的声音一样。别看我在缘下，只要声音清晰，我一听马上可以辨出声音的来源，这准是敲秃头哪。金田又接着说：“所以嘛，想请你来帮个忙……”

“只要是我能做到的，不管什么，请您不客气地吩咐。这次我调回到东京来上班，完全是您费心的结果。”客人痛快地答应了金田君的托付。从说话语气看，这位客人也是受金田君照顾的。看来事情的发展将越来越有意思啦。今天由于天气上好，偶然来到这儿，没有想到竟会获得这些好材料。就好像春分时节到庙上去烧香，庙里方丈意外地拿出牡丹饼来款待一样，真是太美啦。我在缘下极力倾听着金田君要托付客人什么事。

“那个怪人苦沙弥，也不知为了什么，竟给水岛寒月出主意，听说他还向水岛暗示说：‘不要娶金田家的女儿。’夫人，你看是这样说的吧。”

“哪里是暗示！他说什么‘天下不会有这样的傻蛋要娶那家伙的女儿，寒月，你可决不能娶呀’。”

“‘那家伙’？这太不像话啦。他竟说过这样粗鲁的话吗？”金田说。

“什么说过没说过，是车夫的老婆特地来告诉我的。”鼻子夫人说。

“铃木君，你瞧瞧，这些你都听到喽，真是难办得很。”金田说。

“真不像话，这不同于其他的事儿，对这种事原是不应由外人插嘴的，这点道理，按说苦沙弥也应该懂得的呀，这究竟是为什么呀？”客人说。

“你和苦沙弥学生时期同住在一起，现在暂且不论，据说过去你和他是要好的朋友，所以我才想托你去见见他，最好向他讲明利害，他可能在生什么气，但发脾气首先是因为他自己不好。只要他放老实些，我会照顾他的，可以不再搞那些使他不痛快的事儿。但是如果对方还是老样子，那我就要礼尚往来了。也就是说，他那样顽固下去，吃亏的可就是他本人啊。”

“是，是，您见教的极是。他那种愚蠢的反抗只能自己吃亏，是毫无益处的。所以让我来跟他好好讲讲吧。”客人说。

“还有，我女儿嘛，来求亲的多得很，并不一定非得嫁给水岛不可。不过，经过仔细打听，他好像在学问、人品上还都不坏，所以你也可以放点风说，如果他本人发奋，在近期能当上博士，那么他也许可以娶上我的女儿。”

“如果这样对他讲，他本人一定会受到鼓舞而发奋用功的。好极了，我就去办。”

“还有，说来也真可笑，我想这也不像水岛的为人。他糟糕的是，竟将那个怪人称做老师、老师，好像什么都听从苦沙弥的。话又说回来，我寻找女婿当然并不是非水岛不可，不管苦沙弥怎样来阻碍这门亲事，我这方面是无所谓的。”

“可怜的是水岛先生啊。”鼻子夫人接口说。

“我虽然没有见过水岛这个人，总之如果他能和府上攀亲，那将是他一辈子的幸福，不用说，他本人当然会同意的。”客人说。

“是呀，水岛先生是很想娶我女儿的，就是苦沙弥、迷亭那些怪人从中说三道四。”鼻子夫人说。

“那太不像话啦，简直不像是受过相当教育的人的行为嘛。我去找苦沙弥，和他讲讲。”客人说。

“那就麻烦你啰。还有，本来水岛的事儿，苦沙弥是最清楚的，可是前些日子，我太太去过，落得现在这种情况，什么也没有打听出来。这回希望你给打听一下他本人性格、才学各方面的情况。”

“请您放心。今天是星期六，我这就到他那儿去，他也该回家了吧。不知他近来住在哪儿？”

“就从这前边往右拐，走到头，再往左走上一百米，有面快倒塌的黑板墙，那就是他的家。”鼻子夫人告诉客人说。

“那么说，就在这附近，这更简单啦。我回去的时候顺便去一趟，没什么，反正看门上的名牌就会找到的。”客人说。

“名牌有时有，有时没有的呀。大概他是用饭粒把名片粘在门旁的吧，一下雨就冲掉啦。到了晴天，再贴上一张，所以按名牌寻找是靠不住的。与其这样不厌其烦，不如钉个木头名牌也好嘛。真是让人难以猜透的怪人呀。”鼻子夫人说。

“想不到会这样！不过，找一下快倒塌的黑板墙，就大致可以找到吧。”

“在这条街上，像他那样肮脏的房子就仅此一家，你会找到的。啊，对啦，我有个妙主意，如果那样还找不到，有个更好的办法，只要找到房顶长草的房子，就保准没有错。”鼻子夫人说。

“这倒真是一所具有特色的房子哩。哈哈……”客人说。

我想，在铃木君光临寒舍之前我不先回去不太合适。已经听了他们这么多的谈话就蛮够了。于是我顺着缘下从厕所往西，从假山背后回到道路上来，然后加快步伐回到房顶长草的家里，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转到客厅前的廊子里来。

主人正趴在放在廊子上的一条白毛毯上，在暖煦煦的春光下晒太阳。阳光是十分公平无私的，不管是对房顶上长着蓬蓬乱草的这所陋屋，还是对金田君的豪华客厅都一样，既明快又暖和。遗憾的是，唯独这条毛毯似乎与春天的气息不太相称。尽管制造厂家是作为白毛毯织出来的，洋货店也是按白毛毯卖给顾客的，而且主人也是作为白毛毯买回来的，可这已经是十二三年前的事了，白毛毯早已结束了它的白色时代，现在进入变为深灰色的变色时期，是否能通过这个时期进入变为暗黑色的另一个时期，这尚属疑问。即使是现在，由于已经磨损了无数次，早已无法辨认它的经纬线了。所以再称为毛毯，已不免有冒充之嫌。最确切的说法，应当省去毛字，只称毯子倒还恰当。主人似乎以为，既然能用上一年、两年、五年、十年，就应该用上一辈子。也真够自说自话的。那么刚才所说的，他俯伏在这条很有段历史的毛毯上究竟在干什么呢？原来他伸出两只胳膊支着下颏，右手手指间夹着一支香烟。他什么也没有干，只是这样呆着。当然，也许宇宙的真理正在他那满是头屑的脑袋里不停地回转，但从外形看去，你做梦也不会猜到有那种事。

香烟的火逐渐靠近烟蒂那边，已经烧到一寸长的烟灰啪嗒落到毛毯上他也不去管，而是凝视着香烟的烟雾飞往的方向。这烟雾在春风里载沉载浮，画出好几层烟圈，正在飘向主人的妻子刚洗过的满头青丝。糟糕，我给忘了，应该讲讲主人的妻子了。

主人的妻子正把屁股对着主人，您说什么？这样的妻子太不成体统了，这没什么。成不成体统，根据相互解释怎么认为都行。主人满不在乎地朝着妻子的屁股支着下颏，而妻子呢，也满不在乎地把她那庄重的屁股紧冲着主人的脸坐着，如此而已，体统根本谈不上。这两个人结婚以后，不到一年就已经是一对超然的夫妇，摆脱了礼节之类使彼此拘束的夫妻关系了。那么，现在她把屁股朝向主人，不知在想什么。她利用这样的好天气，把一尺多长的绿云一般的黑发用海藻和生鸡蛋哗啦哗啦地洗过，并把理顺的头发潇洒地从肩头披散到后背上，一声不响地专心缝制小孩的坎肩。其实，她是为了吹干她的头发，所以才把毛斯林坐垫和针线盒拿到廊子里来，毕恭毕敬地把屁股朝向主人的。再不然，也可能是主人有意把脸朝向屁股所在的方向。这时，刚才我说过的烟雾，正在他妻子那蓬松的黑发当中摇曳来摇曳去，主人正在专心致志地瞧着这意想不到的游丝般飘忽不定的烟雾。但是，烟雾不会停留不动，从它的性质说总是要不断上升的。主人的眼睛倘要注视这种烟雾和头发纠缠在一起的奇观，那就必须不断移动他的视线。主人先是从妻子的腰部一带开始观察，然后慢慢地顺着脊梁往上，一直观察到她的肩和脖颈儿，当他再往上逐渐达到她的头顶时，他不由得一惊，和主人誓愿偕老同穴的夫人的头顶当中，有一块又圆又大的秃点。而且这个秃点在暖和的阳光反射下，正在发亮。主人在意想不到的地方获得这一奇怪的大发现，他那在阳光下半睁半闭的眼睛，立即显示出惊奇的神色，并且不顾耀眼的强光，一味睁大眼睛，目不转睛地瞧着。当主人看到这块秃点时，首先浮现在他脑海里的是几辈子都设在传家佛龛上的油灯盏子。他们一家是属于真宗

[6]

的，真宗这个教派自古以来一直是在佛龛上，不惜花费超出自己身份的钱财的，主人还记得，他幼小的时候，家中的仓房里，在暗淡的光线下有一座贴着厚厚金箔的佛龛，那里边总是吊着一个铜制的灯盏子，那灯盏即使在白天也总是亮着昏暗的灯光。因为周围很暗而这盏灯却发出比较明亮的光泽，所以通过妻子的这块秃点，一下子唤起了儿时心灵中不知看过多少遍的往时的印象。这灯盏的印象不到一分钟在他的头脑里就消失了。这回他突然回想起观音堂的鸽子来。观音堂的鸽子和妻子头顶的秃点，虽然看起来无任何联系，但在主人的头脑里却引起了密切的联想。这也是主人幼小时候的事，每次去浅草的观音堂一定要买些豆来喂鸽子，一小碟豆子两枚文久钱

[7]

，盛在土红色的黏土小碟里。那个黏土烧制的小碟，不管它的颜色还是大小，都和妻子的秃点极其相似。

“唔，果然像得很啊！”主人好像深为赞叹似的说了一句。“你指什么？”主人的妻子连头也未回反问道。

“指什么？你头顶上可是有一大块秃了的地方。你知道吗？”

“唔。”主人的妻子仍然未停下手中的针线，回答说。好像并不害怕被人觉察出来，真是个超然物外的模范妻子。

“你这是出嫁时就有的呢？还是结婚后才有的？”主人问道。他心中暗想：“如果是出嫁时就有的，显然自己是受骗了。”

“我可不记得是什么时候有的啦。秃一块有什么了不起！”主人的妻子倒是万事彻悟，无所拘泥。

“你说秃有什么了不起！难道不是你自己的脑袋吗！”主人多少带有不高兴的味道说。

“正因为是我自己的脑袋，秃不秃都无所谓嘛。”主人的妻子说，她毕竟还是有些担心，便把右手举起，来来回回地摸了一阵秃的地方。“哟，又大多啦。我还以为不会大这么多呢。”从她的语气里可以看出，她这才觉得按年龄说这秃的地方未免太大了。

“女人梳高髻，这地方要揪起来，所以谁都要秃的啊！”她为自己辩护说。

“如果按这种速度秃下去，那么到四十岁就非变成精光的秃头不可。这分明是病，说不定还会传染，趁现在尽快找甘木先生给看看！”主人频频地摸他自己的头。

“你倒是专喜欢为别人的事操心哪，不过，你不也是在鼻孔里长出白毛吗？如果头发秃会传染，那么你那鼻孔里的白毛也会传染的啊。”主人的妻子有些气呼呼地说。

“鼻子里的白毛外边看不见，所以没什么大不了的。可头顶，尤其是女人的头顶秃成这个样子，太难看啦，完全是残废嘛。”

“我是残废，那你为什么娶我？你自愿娶的又说什么残废！”

“那是因为我不知道嘛。直到今天我才知道呀。你既然那么硬气，为什么在嫁给我的时候，不先给我看看你的脑袋呢？”

“净胡扯！天下哪有先检查脑袋，合格了以后才嫁过来的道理呀？”

“秃顶还可以忍受，可你的身体比别人都矮，难看极啦。”

“身高不是一眼就能看得出来的吗？你娶我时不就知道我身子矮吗？”

“我当然知道。不过我想你还会长个儿，才娶你的嘛。”

“都二十岁了，还会长个儿，真拿人开心。”主人的妻子扔下坎肩儿，朝主人扭过身子。那架势就好像看主人如何回答，大有不依不饶的架势。

“你那时虽是二十岁，也不见得就不长个儿，我想你嫁过来后多给你吃点有营养的东西，还有希望再长点个儿嘛。”主人脸上带着一本正经的表情，讲出很怪的理由。就在这时，门口的电铃很有劲地响起来，同时传来很大的声音：“请问，有人吗？”看来，铃木君以房顶的乱草为目标总算找到苦沙弥的卧龙窟来了。

主人的妻子把吵嘴的事暂且放下来，急急忙忙抱起坎肩和针线盒跑到起居室里去了。主人把灰色的毛毯弄起来，扔进书斋。不一会儿，主人接过女佣拿来的名片一看，显出有点吃惊的样子，然后说了句“把他让到这里来”。说着，手里攥着那张名片进茅房去了。到底他为什么突然要进茅房，我摸不着头脑。而他为什么要把铃木藤十郎的名片带到茅房去，就更使我无法说明了。反正倒霉的是那张被命令随他一同进入臭茅房的名片先生。

女仆把印花布的坐垫摆放在“壁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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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对客人说了声“您请坐”，就退下来了。剩下铃木君一个人，他环视了一下室内：壁龛里挂着一幅木庵的“花开万国春”的赝品字画，还有一个京都烧制的廉价青瓷花瓶，瓶中插着几枝“寒樱”。他看过这些后，无心地往女仆给他摆好的坐垫看了一眼，不知什么时候，一只猫大模大样地坐在上面。不说也明白，它就是鼎鼎大名的在下喽。这时，铃木君的内心里一瞬间涌起了一阵波澜，这个坐垫不用说是特地为他放的，而在他坐上去之前，就被一只奇怪的动物大模大样地蹲在上面，这是破坏他心理平衡的第一个条件。如果这个坐垫在请铃木君坐上去之前，空荡荡任凭春风吹拂，那么也许铃木君为了表示谦恭之意，会在主人说声“请坐上去”之前，就在硬邦邦的铺席上一直忍耐下去。但是，在迟早应由自己占有的坐垫上，不打招呼就坐上去的如果是人，那还可以忍让，可居然是只猫儿，真是岂有此理。这更使他感到加倍的不愉快。这是破坏铃木君心理平衡的第二个条件。最后，还有这只猫儿的态度更惹他生气。它哪里有半点儿感到内疚的神色呀！而且居然以傲岸不逊的态度，坐在根本无权坐的坐垫上，眨着那双不惹人喜爱的圆眼睛，注视着铃木君的脸，仿佛在说“你老兄是谁呀？”这是破坏铃木君心理平衡的第三个条件。既然铃木君如此的不满，他本来满可以抓起我的脖子把我从坐垫上一把揪下来，可是铃木君却一声不响地瞧着我。按理说一个堂堂的人，不应该怕我这只猫儿而不动手，那么他为什么不早早处置我来发泄他的不满呢？看来这完全是出自铃木君为了维持自己作为人的体面而自重的心理。假如诉之暴力，那么三尺童子也可以上下翻弄我，但从体面这点来看，即便这位金田君的肱股之臣铃木藤十郎，也拿我这个盘踞在这二尺见方宝座上的猫大菩萨毫无办法。尽管旁边无人，但和猫争座位总多少要关系到人的尊严。认真地以猫儿为对手争个是非曲直，总显得不像是个男子汉所为，未免滑稽可笑。为了避免这种有损名誉的事，就只好忍受这种尴尬局面。然而，正因为他必须忍受这种局面，所以他对猫儿的憎恨也就更加强烈。铃木君不时地瞧我一眼，每次都显出一副哭丧脸儿。我仰望着铃木君那副表情感到非常有趣，于是我尽量忍住笑意，作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我和铃木君之间正在表演着这一哑剧的当儿，主人整理好衣襟从茅房走过来，说了一声“呀”，便坐了下来。从他原先拿在手里的名片已无影无踪来看，似乎铃木藤十郎的名字已在臭茅房里被判处了无期徒刑。我心里正在想：“这名片算是遭了厄运啦！”谁知主人一把抓起我的脖颈，说了声：“这混蛋！”便把我摔到廊子上去了。

“啊，请坐在垫子上。真难得啊，你什么时候回东京来的？”主人劝旧友上坐。铃木君把坐垫翻了个个儿，然后坐上去。

“实在太忙了，也未能通知你，我最近已经回到东京总公司来了。”

“那蛮好嘛。好久没见面啦，从你去外地以后我们还是第一次见面吧？”

“嗯，已经差不多有十年了。其实，此后我经常来东京，由于事情多，所以每次都失礼啦，别生我的气呀，给公司做事可和你的职业不同，忙极啦。”

“隔了十年，你变化可不小哪。”主人上下打量着铃木君。铃木君打扮得十分漂亮，头发分得很利落，穿着英国制的斜纹呢西装，系着漂亮的领带，连胸前也闪烁着金表链，实在看不出他是苦沙弥君的老相识。

“唔，我现在的处境是不在胸前挂上这种东西就不成哩。”铃木君表现出时刻在想着他的金表链呢。

“那是真金的？”主人向他发了个不礼貌的疑问。

“是十八开金的呀。”铃木君笑着回答。“你也老多啰，好像你已有了孩子，就一个吗？”

“不。”

“两个？”

“不。”

“还有？那么是三个喽？”

“嗯，三个。今后说不定还会再多几个呢。”

“你还是老样子，说起话来，还是满不在乎的调调儿嘛。最大的孩子今年几岁啦？恐怕已经很大了吧。”

“嗯，究竟几岁我也弄不清，大概不是六岁就是七岁吧。”

“哈哈……当教师的就是舒心，真好，我要是也当教员就好啦。”

“你当当看，用不上三天你就会厌恶的。”

“是吗？我觉得当教师既高尚、又舒心，还有闲工夫，可以随心所欲地用用功，这不是蛮好吗？做个实业家当然也不错，不过像我这样的，可不行。要当实业家就必须当个上边的，要在下边，仍然得到处去说些无聊的奉承话，或者出席些无聊的宴会，真没意思极啦。”

“我从学生时起就最讨厌实业家。为了赚钱什么都干得出来。用过去的话说，就是唯利是图的‘素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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嘛。”主人面对实业家大放厥词。

“那也不见得。也不能都这样说啊。是有点低贱，不过，如果没有和钱一起去情死的决心是干不了这一行的。钱是个难对付的东西，这是我刚才在一位实业家的家里听来的话。据他说在赚钱这个问题上非得使用三缺术不可。也就是说，必须缺义理、缺人情、缺羞耻，这就是所谓三缺术嘛。你看说得多么有意思呀。哈哈……”铃木得意地说。

“是谁？说这种话的蠢货……”

“一点也不蠢，他是个很聪明很聪明的人哪。在实业界也是有点名气的人。你不认识？他就是住在前边胡同里的……”铃木说。

“金田？我当是谁呢？那个家伙……”主人轻蔑地说道。

“你生气了。他说的其实不过是句玩笑话罢了，不过打了个比喻，意思是说不那样做赚不了大钱。像你那么认真地解释，就不好啦。”

“三缺术当作玩笑听，倒也没啥关系。不过，他那老婆的鼻子算个什么东西！你去过他家总该看到那个鼻子的吧。”

“你是说他的妻子吗？他的妻子可是个场面人物。”

“鼻子！我是指她的那个大鼻子！前几天我做了一首关于那个鼻子的俳体诗。”

“什么，俳体诗？这是什么玩意儿？”

“你连俳体诗都不懂？那你也太落后于时代啦。”

“啊，啊，像我这样忙，对文学根本不通啦。何况以前我就不怎么喜欢风雅什么的。”

“你知道查理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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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子的长相吗？”

“啊哈哈，你真有闲心，我哪会知道呢。”

“威灵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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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他的部下起了个绰号，叫他鼻子鼻子，你知道吗？”

“你怎么净想到鼻子，你是怎么的啦？管它鼻子是圆是尖，有什么大不了呢。”

“这可决不是无关紧要，你知道帕斯卡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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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

“又是‘你知道吗’，我来这里简直成了来接受你的考试啦。帕斯卡尔又怎么啦？”

“帕斯卡尔说过这样的话……”

“什么话？”

“他说：‘如果女王姑娄巴的鼻子稍微短一点点，那么就会给整个世界带来极大的变化。’”

“哦！”

“所以我说，像你那样随随便便就瞧不起鼻子是不行的。”

“哎，好喽，我今后重视就是啦。这件事就谈到这里，我今天之所以来，是因为有点事要找你。那个，你原来曾教过的那个水岛，嗳，叫水岛，一时想不起他的名字，对啦，他不是时常到你这儿来的吗？”

“是说寒月吗？”

“对啦，对啦。寒月，就是寒月。我是想打听一下寒月的事儿才来的呀。”

“是不是结婚的事儿？”

“哎，也差不离，今天我去金田那儿……”

“最近，鼻子本人来过啦。”

“是吗？金田的妻子也是这么说的，她说为了向苦沙弥先生打听打听，曾来过你这里，偏巧遇见迷亭也在，让他一胡搅，结果什么也没打听清楚。”

“这都怪她带着一个那样的鼻子来的哟。”

“不，她不是说你呀。由于那个迷亭也在场，所以也未能深入询问，她觉得十分遗憾，所以求我再来一次问个明白。我过去从来没有管过这种事儿，不过，如果当事人双方都愿意，那么我从中撮合撮合，也绝不是坏事嘛。所以我就来了。”

“多承费心。”主人冷淡地答道。不过，当他听到“当事人双方”这句话时，不知为什么，他的心灵却受到震动，仿佛产生一种在闷热的夏夜里一缕凉风突然钻进袖口里似的感觉。说来，我家主人虽然生来就是个不会说客套话、顽固死板的人，但话说回来，他和那种冷酷无情的文明产物却是大异其趣的。这从他遇事总是大动肝火、愤愤不平也可以看出。前些日子和鼻子吵架是因为他看鼻子不顺眼，但对于鼻子的女儿并无恶感。由于他讨厌实业家，所以对实业家金田也的确感到厌恶，但不能不说这是和金田的女儿互不相干的两回事，他对于金田的女儿毫无恩怨。至于寒月，则是比自己弟弟还亲的可爱门生。如果真像铃木君所说的那样，两人互相爱慕的话，即使间接阻碍也不是君子之所为。别看苦沙弥先生，他还是把自己当作君子的——假如两人相爱——但问题正出在这里。为了改变自己的态度，首先必须弄清真实情况。

“我说，那个姑娘真的想嫁给寒月吗？金田啦，鼻子啦，怎么都好说，到底姑娘的想法如何？”主人问道。

“这个嘛，怎么说呢，好像……嗯，大概是愿意嫁给寒月的吧。”铃木君的回答有些含含糊糊。原来他以为只要把寒月的事儿打听来向金田复命就行，并没有问明金田小姐的意向就来了。因此即使是十分圆滑的铃木君也不免有些狼狈了。

“‘大概’的说法，是含糊其辞的。”主人不管对什么事儿，总是不从正面敲一锤子就不肯罢休。

“哪里，这怪我说得有点不妥。小姐那方面也的确是有意的。不，这是真的呀。哎——金田夫人对我说过这样的话，据说她时常说寒月的坏话哪。”

“是说那个姑娘吗？”

“是啊。”

“岂有此理的家伙，竟然说寒月的坏话。既然那样，岂不是并无意于寒月吗？”

“问题就在这里哩。世上就是千奇百怪的。故意说自己喜欢的人的坏话，也是有的。”

“天下哪有这种糊涂的东西？”主人听了这样深入到人情机微的事儿，竟毫无感受。

“这种糊涂东西在世上还相当的多，有什么办法？先说金田夫人就是这样解释的，她认为她女儿时常说寒月的坏话，说什么是个迷迷瞪瞪的冬瓜脑袋等等，这肯定是内心里很爱慕寒月的。”

主人听了这个奇妙的解释非常惊奇，不由得睁大眼睛，一言不发，只像个街头算卦的，直直地看着铃木君的面孔。看起来铃木君似乎感到：“啊呀，就凭他这个样子，说不定会把事情搞糟。”于是赶快把话头转移到主人也能够理解的方面去。

“老兄，你想想看，问题不是很清楚吗？人家有那么多的财产，长得又那么漂亮，难道不是可以有许多合适的地方嫁过去吗？拿寒月君来说，也许是很不错，不过从身份——不，提出身份也许不恰当，从财产来说，不管谁看，都不太般配嘛。可是她父母为她操心，特地要我出面来向你打听，这难道不足以说明本人是对寒月有意吗？”铃木君的确用了一番很巧妙的道理来说服主人，这回看得出来，主人似乎也心服了，这样他才放下心来。不过，他觉得如果在这种地方来来回回打圈子很可能又会遇上主人的突然袭击，所以决心尽快把话茬往前引，早一点完成使命才是万全之策。

“所以情况就像我刚才说的，对方说：不在乎金钱和财产，而希望本人能有个资格。所谓资格，简便说，就是头衔啊。如果能当上博士就可以把女儿许给他，对方坚持……不，不，并不是坚持，你可千万不要误解。前些日子，金田夫人来的时候迷亭在场，竟说些胡打岔的话。当然，这不是你不好，金田夫人也夸你不世故，是个很正直的好人呢。这完全是由于迷亭不好啊。所以嘛，对方说，如果本人成为博士，那么对方对外界也感到露脸、有体面。你看怎么样？在近期内水岛君能否提出博士论文获得博士学位呢？不，其实，如果只是金田，他根本不在乎博士、学士的，只是不能不考虑外界嘛，不能就这样简单从事啊。”

听铃木这么一说，觉得对方要求博士似乎也不无道理。既然感到不无道理，就想照铃木所要求的去办。对主人的生杀予夺，随意摆布之权，完全操之于铃木君之手了。果然不错，主人的确是个单纯而又正直的人。

“既然如此，下次寒月来了，由我来劝劝他写博士论文吧。不过，事先我得向本人问个明白，到底他打算不打算娶金田的女儿。”

“什么？问个明白！别那么一本正经地去问，那样会把事情搞糟的。最简便的办法还是在平常谈话的时候暗中试探他的想法。”

“暗中试探？”

“嗯，暗中试探，这种说法也许不太恰当，其实，你就是不暗中去摸，只要和他谈话，自然也可以了解的。”

“你也许能了解，可我不问个明白，就了解不了。”

“了解不了，那就算了嘛。不过，我认为像迷亭那样从中作梗，胡开玩笑，把事情给闹糟了是不太好的。即使不去劝人家，这类事也是应当听凭本人做主嘛。下次寒月来，务必请不要横加阻拦。不，我这不是说你，是说那个迷亭呀。因为无论什么事情，一到他的嘴里就要搞糟。”铃木君不直接说主人，拿迷亭扎筏子，说迷亭的坏话。就在这时，俗语说得好：“说曹操，曹操就到”，迷亭先生从后门像刮春风似地飘然而来。

“哎呀，这可是稀客啊。像我这样经常上门，苦沙弥总是爱理不理的，看来，到苦沙弥这里来必须十年来一趟才行。看这点心比平时高级多了。”说着一口一口地吃起藤村食品店的羊羹来。铃木君忸忸怩怩地坐着，主人笑吟吟地看着，迷亭的嘴不停地动着。我从廊子里拜观了这一瞬间的光景，觉得满可以构成一幕哑剧了。禅家进行无言问答是以心传心，而这幕无言剧也分明是以心传心的一场戏。虽然时间不长却是相当深刻的一个场面。

“我以为你是一辈子跑码头跑定啦，可不知不觉你又转悠回来啦。看来，人还是活长一些的好啊，说不定会交上意外的好运哩。”迷亭对待铃木也和对待主人一样，丝毫不懂得什么叫客气。尽管过去是自炊的伙伴，但十年没见，总要有些隔阂的，可是唯独在迷亭身上绝对看不出这种味道来，简直无法判断他到底是真的了不起还是个十足的傻蛋。

“看你把我说得多么可怜，我也不见得像你说的这样。”铃木君不痛不痒地回答了一句，但他总有点忐忑不安似的，神经质地摆弄着他那条金表链。

“喂，你坐过电车吗？”主人突然向铃木君发了个奇问。

“我今天像是为了接受各位的嘲弄才来这里似的，我即使是在外地混吧，也不至于……别小看我，我还持有‘市铁’六十股的股票哩。”

“这可不能小瞧呀。我也持有八百八十八又零半股的股票呢，可惜的是大部分都被虫子蛀坏啦，现在只剩下半股啦，你要是早些回东京来，我本来可以把未被虫子咬坏的十股奉送给老兄的，真太可惜啦。”

“你的嘴还是那么损，不过笑谈归笑谈，你要真有那种股票是吃不了亏的。年年都要涨价哩。”

“不错，即使半股，只要持有一千年，那就可以盖上三座仓房啦，你和我，在这方面都是当今头脑灵敏的才子。不过说到这点，苦沙弥就太可怜啦，他一听说股票，顶多不过联想到大萝卜的兄弟辈而已。”说着又拿起一块羊羹，看了一眼主人，主人受了迷亭食欲的传染，也把手伸向点心盘子。在人世上，不管什么事，只要是个采取积极行动的人，总会拥有效仿他人的权利。

“股票倒无所谓，我该多么想让曾吕崎能坐一坐电车呀，哪怕就一次呢。”主人说着，怃然看着被自己咬下一块的那羊羹上留下的齿印。

“如果曾吕崎坐上电车，那么他每次肯定要坐到品川哩。与其那样，还不如做他那天然居士，死后被雕在泽庵石上倒省事呢。”迷亭说。

“提起曾吕崎来，听说他死啦，真遗憾呀，他头脑原很不错，太可惜了。”铃木君说。

迷亭立刻接过话茬说：“头脑是不错，可煮起饭来是最不灵的哩。每次曾吕崎当班，我总是到外边去吃碗荞麦面条对付过去。”

“真的，曾吕崎煮的饭又糊又夹生，我也受不了。而且他弄的菜总是吃生豆腐，凉冰冰的，简直没法下咽。”铃木君也从记忆中把十年前的不满唤醒了。

“苦沙弥从那时起就是曾吕崎的好朋友，每天晚上两人总是外出，去喝小豆粥，结果现世现报，现在变成慢性胃肠病，活受罪。说实在的，苦沙弥喝的小豆粥比曾吕崎多得多，按理苦沙弥本应先死的哩。”迷亭说。

“天下哪有那样的逻辑？别只顾说我喝小豆粥，你那时说什么要运动，每天晚上拿着竹剑到后边的坟场去，胡乱敲打墓塔，结果不是让和尚给捉住，被狠狠地训斥了一顿吗？”主人也不服气地揭露了迷亭的旧恶。

“哈哈……不错不错，和尚好像说过敲打死者的头会妨碍睡眠，别做那种事。不过，我那时还只是用竹剑敲打，这位铃木大将军可更粗暴了，抱着石塔角力，足掀倒了大小三个哩。”迷亭说。

“那时和尚发怒真厉害极啦，他非让我扶起来不可，我说等我雇壮工来，他说不能雇壮工，为了表示忏悔，必须由你本人扶起来，否则会违背我佛的意旨的。”铃木说。

“当时你的打扮可难看啦。穿件粗棉布衬衫，两股间系一条兜裆布，在雨后的水洼子里吭哧吭哧地用劲。”

“最可恨的是，你却无动于衷，还给我写生呢。我这个人平常是很少发火的，可那时我心想，这对我太无礼啦。我至今还记得那时你是怎么说的，你还记得吗？”

“十几年前说的话谁还记得？不过，我还能记得那座石塔雕着‘归泉院殿黄鹤大居士安永五年辰正月’的文字哪。那座石塔可真古雅呀，甚至在我搬家的时候，我真想把它偷出来呢。非常合乎美学原理，是个哥特式风格的石塔哪。”迷亭又在漫无边际地大讲他的美学。

“且不提那个，我说的是你当时所说的话。你是这么说的嘛，你满不在乎地说：‘我准备专门研究美学，所以对天地间一切有意思的事物都要用写生把它保存下来，好供将来参考。对我这样忠实于学问的人，什么同情呀，可怜呀这些私情，提都不应该提的。’你说得那样轻松。我当时也认为你太不懂人情了，就用沾满污泥的手，将你的写生簿给撕了。”铃木说。

“我的绘画之才本来是很有前途的，之所以遭受挫折而一蹶不振，完全是从那时开始的，是你把我的锐气给毁啦，我甚至对你怀恨在心哪。”迷亭说。

“别胡扯啦，倒是我对你怀有怨恨呢。”铃木说。

“迷亭从那时起就喜欢吹牛。”主人把羊羹吃完，又参加到两人的谈话中来。“从来没有履行过诺言。而且人家责备他，他是决不会认错的，总是说这说那地推脱。当那庙里百日红盛开的时候，他说在百日红凋谢之前，一定要写出一本《美学概论》的大著来。我说：‘不可能，你根本写不出来。’可是迷亭回答我说：‘别看我这个样子，人不可貌相，我是个意志坚强的人哪。你这样不相信我，那打赌好啦。’我信以为真，好像说好到神田的西餐馆去吃一顿。我虽然认为他决不会写出书来才和他打了赌，可内心里仍不免有点犯嘀咕，因为我没有钱去请他吃西餐啊。想不到这位老兄，七天过去了，二十天过去了，根本没动笔，一页纸也没有写。后来百日红终于凋谢到一朵花也不剩了。可他本人不当回事。我想，这回西餐我是吃定啦，便逼他履行请客诺言，他却像没事一般，根本不予理会。”

“他准是又找出一些说辞来了吧。”铃木君插嘴说。

“唔，真是个厚脸皮的家伙。他顽固地说：‘我虽没有别的本领，但我的意志力是不会落于诸君之后的，我说不请就是不请。’”主人说。

“连一页稿纸都没写，还这个样？”这次是迷亭本人在发问。

“那还用说？当时你是这样说的嘛，‘我在意志方面绝对不比任何人差，但遗憾的是我的记性却比任何人都糟。我要写出《美学概论》的意志是很强烈的，但我的这种意志在向你发表的第二天，就忘得一干二净啦，所以说，在百日红凋谢之前没有写出书来，是记忆之罪，而非意志之罪，既然不是意志之罪，那我当然没有请你吃西餐的必要。’你就是这样蛮不讲理的嘛。”

“不错，这的确表现出迷亭君的那套特色来，有意思极啦。”铃木君不知为什么，一味觉得有趣。这和方才迷亭不在场时的语气大不相同。也许这就是机灵人的特色吧。

“这哪里是有意思！”主人说，好像现在想起来还有些余怒未消。

“太对不起啦。所以说，为了补偿过去的欠债，我不是正在花钱和敲锣打鼓地寻找孔雀舌吗？算啦，你不要这么发火，耐心地等着就可以了嘛。不过，提到著书，今天我可是给你带来了一个新奇的消息哩。”

“你这个人，每次来都说是带来奇闻，所以决不能信以为真。”主人说。

“不过，今天的奇闻可是真正的奇闻，货真价实，一点谎都没有的新奇消息哪。你知道寒月已经在起草博士论文了吗？我本想像他那样很有一套见解的人总不会为博士论文去浪费劳力吧，谁想他心里还是有些浮华，你说可笑不可笑？你务必赶快去通知那个鼻子好啦，说不定她正在做着橡子博士的梦哪。”

铃木君一听到迷亭提起寒月的名字，便立即利用下颏用眼神暗暗向主人打招呼：“千万不要说寒月的事儿，千万不要说！”但我家主人却始终没明白他的暗号。刚才见面时，听了铃木的一番道理，他只是一味同情金田的女儿，可现在听了迷亭连声“鼻子、鼻子”的，又回忆起从前那段吵架的事儿。一想起这事儿，既觉得滑稽可笑，又觉得那鼻子实在可恨。但是，寒月已开始写作论文，这毕竟是好事儿，这点，倒是的确如迷亭称赞的那样，是近来难得的消息。还不只是消息而已，而且是个令人高兴、令人愉快的好消息。寒月娶不娶金田的女儿，这事儿倒无关紧要，总之，寒月能当上博士是再好不过了。像自己这样雕得不成样子的木像，扔在佛像雕刻店的角落里，那白茬木头任凭虫蛀也无所遗憾；但对于精雕细刻出来的完成品，总希望它能早日涂上金箔早日问世的啊。

主人不理会铃木打来的暗号，热心地问道：“是真的动手写起论文来了吗？”

迷亭回答道：“你这家伙真不信任人。当然，他的论文题目是‘橡子’还是‘吊脖子力学’我不太清楚。反正是寒月写的东西，肯定会使鼻子大吃一惊的。”

从方才起，每当迷亭毫不客气地提起“鼻子、鼻子”，铃木就表现出不安的神色。迷亭根本不注意这点，所以仍然照说不误：

“从那以后，我又进行了关于鼻子的研究。最近，我在《特·项狄的生平与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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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书中发现了一段‘论鼻子’的地方。金田老婆的鼻子如果给斯特恩看到，肯定会成为他的绝妙素材，可惜他没能看到。尽管她有垂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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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千载的资格，却这样被埋没了，实在是太可怜可悲啦。下次她来了，为了作为美学的参考，我一定给她写生。”迷亭仍然是信口开河地大讲一通。

“可是，据说那个姑娘愿意嫁给寒月哩。”主人把刚才从铃木君那儿听来的话照样说了一遍，铃木显出这样会坏事的表情，不断给主人使眼色，可主人就像绝缘体似的，丝毫也不过电。

“这倒有点妙啦，那种人的女儿竟然也懂得爱？不过那也不会是什么了不起的爱吧，顶多不过是鼻子尖那么大的爱吧。”迷亭说。

“就是鼻子尖的爱也好，寒月愿意娶她就行嘛。”主人说。

“你说什么肯娶就行，前几天你不还是大加反对吗？今天你软下来了呀。”

“软是没有软下来，我决不会软的，不过……”主人说。

迷亭说：“不过，你大概是出了点问题吧。我说，铃木，你也是个忝居实业家末席的人，所以我要讲一讲供你参考。我说的是叫金田的那个家伙，像那样一个家伙的女儿，居然想把她抬举为天下俊才水岛寒月的尊夫人，这简直是骏马配上一副破鞍韂，太不相配啦。我认为我们做朋友的，当然不能眼睁睁地不闻不问。这点，你虽然是个实业家，也不会不同意吧。”

“你还是和过去一样特别能说呀。太好啦。你和十年前的劲头丝毫没变，真了不起！”铃木君使出了顾左右而言他的手法，想把事情糊弄过去。

“你不是夸我了不起吗？那好吧，我就再向你展示一下我的博学多闻：古时候，希腊人非常重视体育，对所有竞技都准备出重赏，想尽一切办法加以奖励。然而奇怪的是，在记录中唯独对学者的知识没有给过任何奖赏。直到今天，都是个令人费解的问题嘛。”

“可不是吗，真是太怪啦。”铃木君附和地说。

“但是，就在两三天前，我在研究美学的过程中，突然发现了它的理由，使我多年的疑团一朝冰释，就像打破漆桶一般，豁然开朗，达到了欢天喜地的境地哪。”

由于迷亭的用词过于夸张，一向善于应付的铃木君也不能不脸上显出这家伙实在难对付的表情。主人则显然是觉得迷亭又开始他那一套啦，于是用象牙筷子当当地敲着果盘沿儿，低着头一言不发。

“这样，能够解释这一矛盾现象，并在千载之下将我们的疑惑从黑暗的深渊中拯救出来的你知道是谁吗？就是希腊的那个哲人、自有学问以来即被尊为学者的逍遥派祖师亚里士多德呀。”他解释说，“喂，别再敲盘子啦，你应该老老实实地听着啊。他们希腊人在竞技中所得的奖赏，要比他们表演的技艺本身还要贵重得多。所以这种奖赏才能成为奖励的手段，才能成为褒美。然而知识本身又如何呢，如果作为对知识的报酬给予某种东西，那就必须是比知识还要贵重得多的东西。但是，在人世上难道还有比知识更贵重的珍宝吗？自然是不会有的。假如给予不相称的奖赏，那就只能有损于知识的权威性。他们是想把整箱金银堆成同奥林匹克山一般高，把克里萨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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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财富全部倾出来给予知识以相应的报酬，但考虑来考虑去，他们认识到任何财富都无法和知识相配。从这以后，就决定干脆什么东西也不给啦。这你充分明白了吧：什么青钱万贯，什么黄白之物，都是与知识无法匹敌的。既然承认了这个原理，那就可以来看眼前的事情啦。金田这个家伙，算是什么东西！难道不就是个在钞票上按上鼻子眼睛的货色吗？如果用精辟的话来形容的话，他不过是个会活动的钞票而已。会活动的钞票的女儿，了不起也不过是张会活动的支票而已。但是让我反过来看看寒月，他荣幸地以第一的名次毕业于最高学府，而且毕业后也毫无倦怠之念，他的礼装外套上挂着长州征伐时期的丝绦，日以继夜地在研究橡子的安定性问题，而且还不以此为满足，近期正准备发表一篇压倒洛德·卡温

[16]

的大论文。他虽偶然从吾妻桥上走过的时候，搞过一次跳河未成功的表演，但这也是热血青年所常见的一时冲动的行为，这件事并无损于他作为知识批发店的本色。如果用我迷亭惯用的比喻来评论寒月的话，那么他是个会活动的图书馆，是用知识制成的二十八厘米的炮弹。这颗炮弹时机成熟、一旦在学术界爆炸，你就看吧。没有问题，它是会爆炸……”迷亭说到这里，一时想不出他自称迷亭惯用的形容词儿来，好像就要流于虎头蛇尾，但他立刻又接下去说道：“那种会活动的支票，就是有上千上万张，也会化为齑粉的嘛。所以我说，对于寒月，绝不该找那样不般配的女性。我是不同意的。这活像在百兽之中最聪明的大象和最贪婪的小猪结婚啊。你说是不是，苦沙弥君！”他发表了这一通之后，主人还是闷声不响地敲他的果盘子。铃木君有点瘪回去的样子。

“不见得如此吧。”铃木君无可奈何地回答了一句。刚才迷亭的坏话已经说得够多啦，如果这时候他再说花道柳，像主人这样什么都不管的人，不定会捅出什么话来呢。所以他觉得最好的办法是含含糊糊地把迷亭的锋芒应付过去，不要使它再生枝节。铃木君是个聪明人。他很懂得在当今的时代不必要的争论能避开就尽量避开，没有用处的争吵是封建时代的遗物。人生的目的不在于口舌之争，而在于行动。只要事情能按照自己的意图一步步地进展下去，那么人生的目的就达到了。如果不需要辛苦、操劳和争吵而事情又能如愿，人生的目的就可以如愿以偿地达到了。铃木君毕业以后就是依靠这种信念取得成功，依靠这种信念挂上了金表，用这种信念接受了金田夫妇的委托，用这种信念圆满地说服了苦沙弥君，使得这一事件十之八九就要大功告成之际，忽然闯进来迷亭这个不可以常规约束的、令人怀疑是否具有超乎一般人心理作用的狂放者，他使铃木对这种场面感到手足失措。发明这种信条的是明治的绅士，实行这种信条的是铃木藤十郎君，而现在对这种信条感到难办的也是铃木藤十郎君。

迷亭接过铃木君的话说：“你根本不了解情况，所以无动于衷地说什么‘不见得如此吧’，显得少言寡语装出很高尚的样子。但是，如果你见到前些天鼻子来这里时的情况，那么不管你怎样崇拜实业家，你肯定也会受不了的。苦沙弥君！你那次不是和鼻子交过锋吗？”

“可是，听说人家对我的印象比你强哪。”

“哈哈……你这人倒是自信心很强哪。若不是这样，便不可能被学生和其他教员嘲弄成savage tee还无所谓地到学校上课去啦。在意志方面我自以为不落后于人，不过，我做不到你这种厚脸皮，我真佩服你到了极点啦。”

“学生啦，教员啦，他们背地里说点闲话有什么可怕的。圣伯夫

[17]

是个古今独步的评论家，他在巴黎大学讲课时非常不受欢迎，他为了应付学生的攻击，每当外出总要怀中藏把匕首以防万一。布伦蒂埃

[18]

在巴黎大学攻击左拉的时候也……”

“可是你并不是什么大学教师呀。了不起是个教英语读本的中学教员而已。你引了那些文学评论大家，来给自己辩解，不就像小杂鱼搬来鲸鱼给自己作比喻吗？那样，人家更要捉弄你哩。”

“闭嘴，圣伯夫也好，我也好，同样都是学者嘛。”

“好高的见识呀。不过怀里揣着匕首出门，那太危险了，还是不要学那样的好。大学的教师揣着匕首，那么教英语读本的教员揣一把小刀也就够啦。不然刀子毕竟是危险之物，最好你到庙会上去买把玩具气枪背着走，那看起来会招人喜欢的。铃木君，你说是不是？”

经迷亭这么一段闲谈才离开了金田事件，铃木君这才放下心来，长出一口气，说道：“还是老样子，大家随便地扯上一扯，真痛快！足足经过十年才又见到你们，就感到好像从一条窄胡同里一下子走到旷野里来似的。要是我们那伙人谈话，那就得小心翼翼，一点大意不得呀。不管说什么总得留神，又操心又紧张，真是苦恼极啦。方才的谈话轻松自在，该多好。和过去学生时期的老同学聊聊，根本用不着客气，真好哇。啊、啊，今天想不到会遇上迷亭君，真愉快，我还有点事儿，失陪啦。”铃木君说完，迷亭也说道：“我也走，我回头还要到日本桥的‘演艺矫风会’去，我陪你一起走吧。”铃木君说：“那太好啦，难得一次机会，咱们一起散散步吧。”

说着两人携手而去。

[1]
佛教文中常见的套语。

[2]
同上。

[3]
静冈县安倍川地方的名产，一种烤后外沾豆面粉的年糕。

[4]
平安末期传说中的盗贼。

[5]
计算草席的助数词。日本房间面积是按铺几叠（块）草席来计算的。

[6]
日本净土真宗的简称，也曾称“一向宗”。日本佛教宗派之一。

[7]
日本1863年铸造的铜钱。

[8]
在客厅的墙壁一侧辟一狭长空间，安上木板，可挂画及放置花瓶，起着装饰屋子的作用。

[9]
对商人蔑视的一种称呼。

[10]
查理曼（约742—814），法兰克国王，800年称帝。

[11]
威灵顿（1769—1852），英国著名军人和政治家，原名阿瑟·韦尔斯利。

[12]
帕斯卡尔（1623—1662），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笃信宗教的哲学家、散文大师、近代概率论的奠基者。

[13]
又名《项狄传》，是英国幽默小说家斯特恩（1713—1768）所写的小说，几乎没有情节，充满富于同情的幽默感。

[14]
与“美名”谐音。

[15]
克里萨斯是吕底亚最后一个国王，以富有著称。

[16]
洛德·卡温（1824—1907），英国物理学家。

[17]
圣伯夫（1804—1869），法国评论家和诗人。

[18]
布伦蒂埃（1849—1906），法国评论家、历史学家、文学理论家。

五

一天二十四小时发生的事，如果都从头到尾写下来，再从头到尾读上一遍，那么至少也要花上二十四小时吧。尽管在下大力提倡“写生文”，却不得不坦率承认这毕竟不是我们猫儿所能具备的本事呀。正因为如此，虽然主人白天有许许多多奇言奇行都值得详细地记录下来，但我既没有能力也没有耐心能将这些事逐一报告给读者，真是遗憾得很。虽然遗憾，但毕竟是迫不得已。虽说我们是猫儿，也是需要休养的呀。铃木君和迷亭君走了之后，飒飒的寒风突然停息下来，四周就好像细雪轻柔飘落的夜晚一般的静寂。主人照例又缩回到他的书斋里去。主人家的小孩们在六叠

[1]

的房间里并枕入睡。隔着九尺宽的隔扇，在朝南的房间里，主人的妻子也躺下来给不满三岁的绵子喂奶。阳春三月，时光匆遽，太阳早已落山，街上走过的木屐声，客厅里都清晰可闻。附近公寓里传出的“明笛”

[2]

，时断时续，不时沉重地刺激着我的耳鼓。外面大概是个朦胧的暗夜吧。晚饭吃的是煮鱼糕汤，我把分给我的鲍鱼壳里的那份吃得精光，填饱了肚子的我无论如何也是需要休息的呀。

据我耳闻，世上有所谓猫恋叫春这种俳谐趣味的现象，据说我们这些猫族们每当早春时节夜晚在巷内就无法安寝，到处游荡，但是在下却还没有碰到过这样的心理变化。说起来恋爱本是宇宙间的活力。上至天神朱庇特

[3]

，下至在土中鸣叫的蚯蚓、蝼蛄，所有的万物无不为此道而神魂颠倒，因此即使我们这些猫儿也朦胧地感到兴奋，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会招致许多麻烦的风流念头。回想起来，说这话的在下，也曾对三毛姑娘倾慕得要死呢。就连主张“三角主义”的金田君的千金——喜欢大谈阿部川饼的富子小姐，据说也爱慕过寒月君哪。正因为如此，在下决不认为那满天下的雄猫牝猫不趁着千金一刻的春宵去睡大觉而到处乱转，是什么自找烦恼欲火中烧而加以轻蔑。但在下虽受诱惑却产生不了那样的欲念，这又有什么办法呢？以在下目前的状态而言，我只是希望休息。困到如此地步，当然无法去恋爱啦。我慢条斯理地找到小孩们的被角处，美滋滋地倒头便睡……

我突然醒来，睁眼一看，我家主人不知什么时候从书斋来到卧室已钻进铺在他妻子旁边的被窝里。主人的毛病是每次睡觉都一定要从书斋里拿来一小本外文书，但是他躺下后从来没有读上过两页。有时甚至将书拿来放在枕旁，连摸都没有摸就睡着了。既然有时连一行都不去读，似乎满可以不必拿来，而这正是主人的特点，不管主人的妻子怎样嘲笑他，劝他不要拿来，可他就是不听。每天晚上还是不厌其烦把书拿到卧室里来。有时他还贪心不足，一次就抱来三四本。前些日子他每晚甚至把《韦氏大辞典》也抱来了。我想这是主人的一种病，正像那些摆阔气的人如果听不到龙文堂精制的铁釜所发出的松涛声就不能安睡一样，主人也是不把书放在枕旁就不能入睡的吧。由此推理下去，对主人来说，书不是供人读的，而是催眠之物，也可以说是印刷的安眠药吧。

我想，今晚主人也会拿来什么书吧？一瞧，一册薄薄的小红书在几乎要堵住主人嘴上胡子的地方半开着。从主人左手大拇指还夹在书中来看，真是十分难得，他好像已读了五六行。和那本红书并排放着的是那块镀镍的怀表，发着与和暖的春夜不相称的寒色。

主人的妻子，把吃奶孩子推开有一尺多远，正张开嘴打着鼾，头也从枕上落了下来。据我看来，说到人最难看之点，再也没有比张着嘴睡觉更不像话的啦。我们猫儿一辈子也没有这样丢过人。本来嘴是为了出声的，鼻子是为吞吐空气的器官，当然，如果往北方去，人就发懒，尽量少张嘴，结果只用鼻子说话，说起话来总是吱吱的声音。但是把鼻子关闭起来，只用嘴来担负呼吸的任务，比吱吱还要不成体统，先不说别的，如果万一从顶棚上掉下老鼠粪来，那该多么危险呀。

我又看了看小孩们的睡态，她们也不亚于她们的父母，正洋相百出地俯伏着睡得很浓。姐姐俊子就好像展示做姐姐的权威似的，直直地伸出右手臂，放在妹妹的耳朵上。妹妹澄子，为了对姐姐报复，威武地抬起一条腿放在姐姐的肚皮上，两个人都照原来睡下来的姿势做了九十度的翻转。而且非常妙的是，她们一直保持这种不自然的姿势，却毫无不满，沉沉地熟睡着。

果然春宵的灯火是别有一番情趣的。在这种天真烂漫同时又是极端缺乏风流的光景背后，灯火放出雅静的光辉仿佛在告诫人们要爱惜这个良宵。我心想，现在是什么时刻了呢？便环视了一下室内，四邻寂寂，听到的只是挂钟的滴嗒声、女主人的鼾声和远处女佣人的错牙声。当人们说这个女佣人睡觉错牙时，她总要矢口否认。她总是顽固地坚持说：“从我生下来直到今天，我不记得错过牙呀。”她决不说“我一定改正”或“吵你们啦”，只是坚决主张“我不记得错过牙呀”。当然，这是她睡梦中的本事，肯定她是不会记得的。不过，本人虽不记得，而事实毕竟存在，真是拿她没办法。世上有的人明明做坏事，而他本人却始终自认为好人。他既然自信自己无罪，自然就很轻松自在，没什么可说的。不过，不管他本人怎样轻松自在，却抹杀不了给别人带来祸害这一事实。像这类的绅士淑女大概就是和这个女佣人属于同一类型的吧。夜已经很深了。

有人轻轻地敲了两下厨房的防雨板，真怪呀，深更半夜怎么会有人来呢？大概又是老鼠在作怪吧。如果是老鼠，反正我是决心不去捕捉的，随你去折腾吧。又是咚咚的两响。看来不像是老鼠，假如是老鼠，那也是个警惕性很高的老鼠。主人家的那些老鼠，都是一些像主人教书的那个学校里的学生一样，不管白天黑夜总是用尽心思去琢磨怎样捣乱，把惊破可怜的主人的好梦作为它们天职的一群家伙，所以自然不会这样客客气气的。现在来的肯定不是老鼠。如果是前些日子闯入主人卧室咬了主人那低低的鼻头，然后凯旋归去的那只老鼠，是不会这样小心翼翼的。这决不是老鼠，我正寻思着，又听到把防雨板从下往上拍的声音。然后是把廊内纸门尽量缓缓推开的声音，这更加不会是老鼠了。是个人！在这样的深更半夜，一个人居然不在门外招呼一声就破门而入，屈尊光临，肯定不会是迷亭先生或铃木君。那么是不是我早已听到过大名的梁上君子呢？如果是梁上君子，我是多么想尽早拜识他啊。这位梁上君子现在抬起他的大泥脚正走到厨房里来，而且好像是往前迈了两步。大概是他在迈第三步的时候，可能绊在厨房的活动地板上了吧，发出了咕咚一声冲破了静夜。我感到脊背上的毛就像用鞋刷子给戗着擦过似的倒竖起来。好一阵子再也听不到任何脚步声了。我看了看主人的妻子，她仍张着嘴在梦中吞吐着太平空气。而主人呢，则把一本红皮书捏在拇指间，正做美梦哩。不久，厨房里传来了划火柴的声音。看来，这位梁上君子在夜里目力不像我辈那么管用。他摸不清室内的情况，肯定是不太方便的。

这时，我蹲在那里寻思起来：这位梁上君子是从厨房往餐厅方向去呢？还是折向左，通过门厅进入书斋呢？这位梁上君子在打开隔扇后，脚步声便向前廊方向而去。他终于进到书斋里了。然后就再也听不见什么声响。

我在这期间才想到应该赶紧去唤醒主人夫妇。但是，真要做起来，怎样才能使他们醒来，我实在想不出好主意。这种想法只是在我的头脑里像水车一般咕噜噜飞快地转个不停，就是想不出主意来。我想，我叼上被角抖动一下也许会有效果，我试了两三次，结果毫不见效。我想，如果把我的凉鼻子擦一下主人的脸庞，也许他会醒来，可当我刚一凑上前去，想不到主人在睡梦中用劲一伸胳膊，狠狠地击了一下我的鼻头。鼻子可是猫儿的致命地方啊。疼得我简直要命！万般无奈，这回我想喵喵叫上两声来唤醒他。可不知为什么，好像有一种东西哽在我的喉咙里，怎么也叫不出声来。我费了好大力气，总算哼出了一两声。可是不但应该醒来的主人没有醒，反而突然出现了这位梁上君子的脚步声。从廊子里咯吱咯吱的声音愈来愈近。我想：“果真来了哩，已经毫无办法啦。”于是，我躲到隔扇和柳条箱之间，窥伺着动静。

梁上君子的脚步声来到卧室的隔扇前，突然停了下来。我拼命屏住呼吸，静观他的下一步动作。事后我想：“如果我捉老鼠时能以这样的气势那就好啦。”我那聚精会神的气势，全都集中在两只眼睛上，仿佛我的灵魂一下子要从两眼中飞出去似的。我真应该感谢这位梁上君子使我得到了这种再也不会获得的“开窍”。那隔扇的第三个窗棂的正中忽然像被雨浸了似的变了颜色，然后窗纸逐渐透成粉红色而且愈来愈浓，很快纸破了，伸进来一条红舌头。舌头停了不多久就不见了，从纸窗的孔后边出现了一个怪吓人的发亮的东西。毫无疑问，这就是这位梁上君子的眼睛喽。奇怪的是，我感到那只眼睛不去看室内其他任何东西，似乎专门注视着藏身在柳条箱背后的我。尽管时间不长，还不足一分钟，但让它这么瞧上一阵子，实在使我感到会少活十年哩。我再也受不了了。当我正要从柳条箱后面蹦出去的当儿，卧室的隔扇被轻轻推开了，我恭候已久的这位梁上君子终于赫然出现在我的眼前。

作为叙述的正常顺序，我有幸趁此机会把这位不请自来的贵客——梁上君子向诸位作一番介绍。但在介绍之前我得聊述鄙见，以供各位参考。古代的神是被尊为全智全能的。尤其是基督教的神，即便是在二十世纪的今天，仍然是一副全智全能的架势。但是俗人所感到的全智全能，有时也可解释为无智无能。这样说，显然是似是而非的解释。但是能道破这种似是而非的道理的，开天辟地以来却只有我一个。一想到这点，我便产生出一种虚荣心：不是在下自吹自擂，我也是个满了不起的猫儿嘛。为此，我想无论如何也得在这里讲一讲不要小看我们猫儿的理由，以便把它塞进高傲的各位人的头脑里。据说宇宙万物都是神创造的，这样说来人也是神创造的喽。据说在《圣经》上就是这样明确记述的。那么，关于人的问题，事实上人本身和数千年的观察，一方面感到十分玄妙不可思议，一方面又更加倾向于承认神的全智全能。这就是说，虽然在大千世界中到处都是蠢动着的人，然而却没有一个面孔是相同的。当然面孔上谁都具有五官，它们的大小也是大体相差无几。换句话说，他们都是由同一种材料制造出来的，尽管材料相同，但结果却没有创造出一个相同的人。一想到用这样简单的材料居然能造出这么多不同的面孔，就不能不使人深深佩服那制造者的本领。如果没有惊人的独创力是不可能制造出这种千变万化的面孔来的。即使一代的画工殚思竭虑，力求画出容貌的不同变化，也只不过能画出十二三种面孔而已，由此看来不能不使人佩服上帝创造人的伎俩，的确是超群出众的。这毕竟是在人的社会中无法找得到的一种深奥的伎俩，因此满可以说它是一种全能的伎俩而当之无愧。人在这点上似乎对神怀有无限崇敬。当然，从人的角度来说，这种崇敬是完全有它的道理的。但是从猫儿的角度来说，同是这一事实却也可以解释为这正好证明神的无能。即便不是整个无能吧，我想仍然可以断定神的能力并未能超过人。不错，神是有多少人就制造了多少张面孔，但是，这是从一开始神就胸有成竹地创造出这些不同面孔呢？还是在制造过程中本想把张三李四都造成同一面孔，未能如愿以偿，每制造一个人都造得失败，结果搞成这种乱七八糟的呢？这点是谁也说不清楚的。所以满可以这样认为：人类的面孔构造，既可以说是神的成功创造的纪念，也可以看成是创造失败的痕迹。当然，认为神是全能的，固然未尝不可，但认定神无能又何尝不可呢。他们这些人的两只眼睛都长在一个平面上，很难同时看清左右，所以进入他们视界中的只能是片面的事物，这正是人的可怜之处。如果换一个角度来说，这样一种极简单的事实，本来在他们的社会中是昼夜从不间断地出现着的，但由于他们本身被神吓得晕头晕脑，所以总不开窍。如果说在制造上求其变化是困难的话，那么，制造许许多多一模一样的东西，同样也是困难的。如果向拉斐尔提出，要求他制作出毫厘不差的两幅圣母像，或强迫他画出两幅无一点相似的玛丽亚来，那么对拉斐尔来说，都同样是个难题。不，要求画出完全相同的画，也许反而更加困难。向弘法大师说，“请你署上与昨天笔法毫厘不差的‘空海’两字”，这一要求也许比要求他完全改变书体会更加使他为难。人类使用各族语言完全是模仿主义，一代一代地传下来的。人从他们的母亲那里，乳母那里，或其他什么人那里，学习实用语言时，除了重复他所听到的语言以外，是毫无其他奢望的，他只是竭尽全力进行模仿。这种由模仿出来的语言经过十年二十年以后，之所以在发音上出现变化，说明他们缺少真正的模仿能力。真正的模仿竟是如此之难。因此神在创造人类时，如果能把他们造成像一个模子刻印出来的，分不出张三李四的话，那才算是真正证明神的全能，而像今天这样，将乱七八糟的面孔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使人出现目不暇接的变化，这反而为我们提供了推测神是无能的论据。

其实，我已经忘记了为什么要发出如此喋喋不休的议论。一说起话来就离题万里，这也是人常犯的毛病嘛，至于说到我们猫儿就更不足为奇了，所以务请读者海涵。总之，当我看了一眼梁上君子打开寝室的隔扇，冷咕丁出现在门槛上时，我很自然地在脑中涌现出以上的感想。您问我“为什么会涌出这种感想？”既然问我为什么，那我现在就应该重新考虑一下。这么说吧，它的理由是这样的：

这是因为平时我对神在制造人的问题上到底是伟大还是无能一直有怀疑，而当我看到那位悠然出现的梁上君子面孔的特征时，我的怀疑一下子就打消了。所谓特征不是指别的，而是指这样一个事实：就是说他的模样儿长得和我们的美男子水岛寒月君简直一模一样。我当然不会有很多做小偷的知心朋友，但根据我平时对他们的粗野行为进行的想象，我的胸中也不是没有形成过他们将来的模样。我自以为他们一定有着两只铜钱般的小圆眼睛和短发扎煞着的光头。可是实际看到的和我想象的真有天壤之别，想象这玩意儿可不能随便乱来。这位梁上君子是个很潇洒漂亮的小偷。细高挑儿，肤色微黑，长着秀长的眉毛。年龄大概有二十六七岁吧，就连这点也和寒月君一模一样。神既然有如此手腕制造出两个如此相似的面孔，可见决不能说他老人家无能了。不，说实话，他与寒月君那样的相像着实吓了我一跳，我甚至怀疑是不是寒月君本人神经错乱在半夜突然跑了出来。梁上君子只是没有像寒月君那样在鼻子下长着浅浅的一小撮胡子，这才使我感到他并不是寒月。寒月君是个仪表堂堂的美男子，是个由上帝精心制造出来的美男子，足可以迷住迷亭称之为活支票的富子小姐。但是，从这位梁上君子的尊容来看，他对富子小姐的吸引力比寒月毫不逊色。如果金田家的这位小姐是看中了寒月君俊俏的眉目的话，那么如果她不以同样的热度迷上这位梁上君子就未免太不通人情了。人情还好说，首先不合乎逻辑。你看她是那样的才气横溢而且聪明，不必等人告诉她，这点子事儿她一定会了解的。由此可见，用这位梁上君子来代替寒月做她的乘龙快婿，肯定她会献上全身心的爱，过上琴瑟调和的日子。万一寒月君为迷亭的说法所动，毁了这段千古良缘的话；那么只要这位梁上君子健在，就没什么可怕的，我把事件的未来发展预测到这里，才为富子小姐感到放心。天地间有这位梁上君子的存在，这是富子小姐获得生活幸福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

梁上君子在腋下似乎夹着什么，我仔细一看，是刚才主人扔在书斋里的那条旧毛毯。他穿着格子布的半截褂，屁股上边系着一条蓝灰色的博多带，从膝头往下露着两条雪白的小腿。他正抬起一条腿迈到席铺上来。主人从刚才起就在做着手指被一本红色封面小书挟住的梦，这时突然来个大翻身，大喊了一声“寒月！”梁上君子一惊之下把毛毯掉在了地上，他急忙将他那迈出的腿缩了回去。只见映在纸门上细长的两条腿的黑影在微微抖动。主人发出两声呃哈呃哈的声音，一下子把那本红皮书捅到一边，然后像害顽癣病一样咔嚓咔嚓不停地搔起他那伸出的黑胳膊。这以后他又趋于安静，头从枕头上滑了下来，陷入沉睡之中。看来，他喊声“寒月”，完全是梦中的呓语。梁上君子在廊子里停了一会儿，窥伺室内的动静，当他看准了主人夫妇都在熟睡，便又向席铺上伸出一条腿。这次再也听不见主人叫喊寒月的声音。不一会他又向前迈出了他的另一条腿。这间六叠的卧室里在一盏春灯的灿烂光辉照耀之下，把梁上君子的影子鲜明地分成两个影子，从柳条行李那边一直遮过我的头，黑黑地遮住了半边墙壁。我扭头一看，这位梁上君子的黑影正好模模糊糊地映在墙壁的三分之二高度的地方晃来晃去。别看这位是美男子，只看他的影子却活像个大脑袋的怪物，形状奇特得很。梁上君子俯视了一下主人的妻子熟睡的面孔，不知为什么显出了一丝的笑意。他连笑法都和寒月一模一样，使我大为吃惊。

主人妻子的枕旁端正地放着一个用钉子钉着的一尺五寸的长方形木箱。这里面是山药，是出生在肥前国唐津的多多良三平前些日子回乡时作为土特产带回来的。把山药摆放在枕旁这虽是难得有的事，但这位妻子会把烹调用的精制白砂糖放进针线盒里。她根本不懂得什么东西应该放在哪里和不应该放在哪里，所以对她来说，不要说山药了，就是腌咸菜放在卧室里她也是满不在乎的。但是缺少未卜先知的这位梁上君子当然不可能了解我们这位主妇的为人，既然这样郑重其事地放在枕旁，梁上君子把它看作是件贵重物品也就不足为怪了。梁上君子抬了一下这箱山药，沉甸甸的重量恰合他的心意，他为这箱子的分量显出十分满意的样子。我想到他真要偷山药了，而且是由这位美男子动手偷的时候，便突然感到好笑起来。不过，不能随便放声大笑，为了避免危险，我只有拼命地忍着。

这位梁上君子很快就开始把山药箱子用毛毯毕恭毕敬地包了起来，他环顾四周寻找可以捆住这个包的绳子。这时，幸好主人在睡下时解下来的绉纱衣带就放在旁边。梁上君子就用这条带子把箱子紧紧地捆好，毫不费劲地背在背上，那姿势可不会受到女人的赞扬。然后他又把小孩们的两件棉背心塞进主人的棉纺短裤里，两条裤腿活像青花蛇吞进一只青蛙似的胀得圆鼓鼓的，不，也许说它活像即将临月的青花蛇更恰当些，反正样子很不雅观。如果不信，您自己不妨也试试看。梁上君子把棉纺短裤缠在脖子上，我注视着他的下一步动作，原来他把主人的纺绸大褂平铺开，当作一个包袱，然后把主人的妻子的衣带和主人的外套和里衣以及其他零星衣物一股脑儿都叠放在包袱里。我不能不佩服他的熟练和细致。随后他把主人妻子捆衣带的长条布和衣裳绦子之类连接在一起，用它把包袱系好，用一只手拎着。他又环顾了四周，看看还有没有值得拜领的东西。他发现了主人头上有一盒“朝日”牌香烟，立刻扔进了自己的衣袖里，随后又拿出来，从中抽出一支，凑在煤油灯上点燃。他十分有味地深深吸了一口，在吐出的烟雾缭绕在乳白色灯罩的四周还没有散尽的当儿，这位梁上君子的脚步声已经从廊子里越来越远，终于消失了。主人夫妇仍在酣酣地熟睡。看来，人这种生物还真够马大哈的哩。

当然我有时也要休息休息的，像这样没完没了地唠叨下去，首先身体就经受不住。当我美美地睡了一觉再睁开眼睛时，暮春三月，天气晴朗，主人夫妇正在厨房门口和警察交谈哩。

“那么说，小偷是从这儿进到卧室里去的啦？你们在睡梦中丝毫没有觉察到，对吧？”

“是的。”主人有些难为情地回答说。

“那么，你们被偷是在几点左右？”警察询问起他们无法答复的问题。假如能够知道小偷进来的时间，当然也就不会被盗了。可是不明白这个道理的主人夫妇，对这个问题正在反复商议。

“是几点钟呢？”主人说。

“这个嘛……”主人的妻子在苦思冥想。看来，她好像认为只要想想就会想出准确的时间来似的。

“你昨晚是几点钟睡下的呀？”妻子问丈夫道。

“是在你睡下以后呀。”主人说。

“没错，我是在你前面睡下的。”妻子说。

“咱们醒来是在几点钟？”主人又问。

“大概是七点半吧。”妻子回答。

“那么说，小偷进来该是几点哪？”主人问。

“恐怕是夜里吧。”妻子答道。

“当然是夜里，这还用说吗？现在我是问几点钟啊。”

“准确时间不仔细考虑是无法说的呀。”妻子说。

看来主人的妻子似乎还打算考虑下去。警察只不过是形式上问问而已，其实小偷究竟是什么时候进去是无关痛痒的问题。他觉得只要失主随便胡诌个时间就可以了，可是主人夫妇偏偏作出不得要领的回答，这似乎使他感到不耐烦，于是他说：

“那么失盗的时间不清楚喽。”警察说。

主人用他那一贯的口吻说：“唔，是这样吧。”

警察连笑也没有笑，说道：“既然那样，你写一份书面报告，上边要写明：‘明治三十八年某月某日关好门户就寝时，盗贼撬开了哪个地方的防雨板，偷偷进入了哪个地方和哪个地方，偷走了哪些东西，谨具诉状如上’。记住，不要写‘申报’，要写上‘告诉’字样，不用写抬头了。”

“偷走的东西要逐项都写上吗？”主人问。

“对，你们要写上衣服几件，价值多少，做张表提出来。我就是进去查看也没用，东西反正已经被偷走了，我就不再查看了。”警察说了这么一句，然后就若无其事地扬长而去。

主人把笔砚拿到客厅里来，把妻子叫到面前，好像吵架似地说：“现在由我写失盗诉状，都偷走了哪些东西，你说吧，你说！”

主人的妻子腰上只系着一根被偷剩下的细带子，一屁股坐下来说道：“真讨厌！什么‘你说，你说’的，看你这股蛮横劲儿，我才不说呢。”

主人说道：“看你这身打扮，还像话吗？就差不是个跑码头的妓女啦，你为什么不系条正经带子出来？”

“你嫌这个不好，就给我买一条呀。跑码头的妓女也好，什么也好，带子都被偷走啦，我有什么办法呢？”

“连带子都给偷走啦？这家伙也未免太凶啦。既然那样，就先从带子写起吧。带子？都有哪些带子？”主人说。

“说什么都有哪些带子！我可没有那么多带子呀。就是那条黑缎子面绉绸里的带子呗。”主人的妻子说。

“黑缎面绉绸里双层带一条！好，写好啦。价值多少呀？”

“大概是六元钱吧。”妻子回答说。

“好家伙！系这么贵的带子呀。这次再买，就买一条一元五的！”主人说。

“有那么便宜的带子吗？所以我说你这人太不通人情，自己的老婆穿得多么寒伧，从来是不管的，只要你自己合算就行啦。”

“算了，算了，还被偷走了什么？”

“绢织的外褂。那是河野家婶母去世时遗下的纪念物，别看是绢织的，可和现在的绢织物大不相同啊。”

“我不想听你那套什么同与不同。你说吧，值多少钱？”主人说。

“十五元。”妻子说。

“穿十五元的外褂，太阔绰了，和你的身份不配呀。”主人说。

“你管得着吗？又不是你给买的。”妻子说。

“下一个是什么？”主人问。

“黑布袜子一双。”妻子说。

“是你的？”主人问。

“还不是你的？价钱两毛五分。”妻子说。

“下一个？”主人又问。

“山药一箱。”妻子说。

“怎么，连山药也偷去了？他是想煮着吃，还是想做‘山药汁’？”

“我怎么会知道他要怎么吃，请你去找小偷问吧。”

“值多少钱？”

“我可不知道山药的价钱。”

“那么，就写上十二元五角吧。”

“你真会胡来，即便是从唐津地方掘来的吧，天下哪有十二元五角钱这么贵的山药呀。”

“不过，你刚才不是说你不知道价钱吗？”

“我是不知道。不知道是不知道，不过十二元五角也未免太没谱啦。”

“这可怪啦，你不知道，可你又说十二元五角太没谱，简直是不合乎逻辑嘛。所以我说你是欧坦丁·巴莱欧洛卡斯嘛。”

“你说什么？”

“欧坦丁·巴莱欧洛卡斯！”

“什么意思？你说的那个欧坦丁·巴莱欧洛卡斯是什么意思？”

“你不用问啦，再写下一件吧。”

“下一件先不用管，请你无论如何也得告诉我欧坦丁·巴莱欧洛卡斯是什么意思。”

“根本就什么意思也没有。”

“告诉我一下有什么不好？你呀，总是瞧不起我，明知道人家不懂英语，故意用英语损人。”

“别胡搅蛮缠，快些接着往下说呀。不抓紧时间提出诉状，失盗的东西可就找不回来，你晓得吗？”

“反正现在提出诉状也无济于事了，还是请你告诉我欧坦丁·巴莱欧洛卡斯是什么意思吧。”

“你真是个讨厌的女人啊。我不是说了吗？没有什么意思。”

“那样的话，失窃的东西，没有了。”

“你真犟，那好，随你的便。反正我也不想写失盗诉状啦。”

“那我也不告诉你被偷了哪些东西。写诉状是你自己的事，我并没有非请你写不可呀。”

“那就算啦。”主人说着，一下子站了起来，照例又回到他的书斋里去了。主人的妻子回到起居间坐在针线箱前。两人都是有十来分钟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两眼直瞪瞪地望着隔扇。

不料就在这时，馈赠山药的多多良三平君推开门精神抖擞地走进来了。这位多多良三平原来做过主人家的“书生”，现在已从法政大学毕业了，受雇于某公司的矿产部。这也是个实业家的幼苗，是铃木藤十郎君的小字辈。三平君由于以前和这家的关系，时常来拜访过去先生的草庐，遇上星期天就呆上一天才回去，和这个家族保持着亲密无间的情谊。

他在主人的妻子面前，穿着西服裤，支着一条腿坐了下来，用他那唐津一带的口音说道：“夫人，今天天气可不错啊。”

“哎呀，是你呀。”主人的妻子说。

“先生不在家吗？”三平君问道。

“没出去，在书斋里呢。”主人的妻子回答说。

“夫人，像先生那样老是用功，对身体可不好哩。难得一个星期天嘛。对不对，夫人？”

“我说他没用，你去和先生说说吧。”

“那倒是，不过……”三平君说了一半的话，又环顾了一下屋子的四周，说道：“今天小姐们都不在啊？”他话音刚落，从邻室里俊子和澄子两个小姑娘立刻跑了出来。

“多多良先生，今天你带‘寿司’

[4]

来了吗？”姐姐俊子还记着上次他的许诺，一看见三平君立刻追问起来。多多良君一边搔着头皮，一边说道：

“你记得真清楚啊。今天忘了，下次我一定带来。”他告罪地说。

姐姐说了声：“那不行，”妹妹也立刻跟着学样说：“那不行！”主人的妻子这才多少消了点刚才和丈夫怄的气，脸上出现了点笑容。

“寿司是没带来。不过，我不是拿来了山药吗？小姐们都吃过了吧。”三平君这样问道。“怎么？还没吃呀！那么赶快请妈妈给你们煮好啦，关西的山药和东京的山药可不一样，好吃着哪。”三平君很为家乡的土产感到得意。

主人的妻子这才想起来，说道：“多多良君，谢谢你上次带来的东西。”

“怎样，吃过了吗？我是特地做了个小木箱塞得紧紧的，免得弄折了，您看那山药够长的吧。”

“不过，可惜了你的一番好意，那箱山药昨晚被小偷偷走啦。”

“被小偷？真是一个蠢东西。真有这么喜欢山药的家伙吗？”三平君大大地感叹了一番。

“妈妈，昨天晚上进小偷啦？”姐姐问道。

“是啊。”主人的妻子轻描淡写地答了一句。

“进来小偷，那么，进来小偷，他进来的时候是什么模样？”这回妹妹发问了。对这种奇妙的发问，主人的妻子也不知怎样回答才好。她应付说：“小偷进来的模样可吓人啦。”她说罢看了看多多良君。

“模样吓人，就是说像多多良先生的模样？”姐姐也不管多多良君是否受得了，进一步追问道。

“你胡说些什么，怎么那样没礼貌。”主人的妻子拦阻说。

“哈哈……我的模样那样吓人吗，真糟糕。”三平君搔着头皮说。

多多良的后头部有块直径一寸大小的秃发，这是一个月前出现的毛病，请医生看了，一时就是不见效。首先发觉这块秃发的是姐姐俊子小姐。

“哟，多多良先生的脑袋也和妈妈一样有块秃得发亮的地方哪。”

“让你甭说话，你怎么不听。”主人的妻子说。

妹妹发问了：“妈妈，昨天晚上进来的小偷，脑袋也发亮吗？”

主人的妻子和多多良不由得“扑哧”地笑了起来。孩子们问来问去，吵得慌，使大人们无法谈话。于是，主人的妻子说：“算啦，算啦，你们都到院子里玩去，过一会儿我给你们拿点心吃。”她把孩子们撵走了。

“多多良君的脑袋怎么得了？”主人的妻子一本正经地问道。

“长癣了，轻易好不了呢。夫人，你也有这个病吗？”

“瞎说！谁长癣啦？这是因为我们女人梳发髻揪的，所以稍微秃了一点。”

“凡是秃顶，都是细菌作怪的呀。”

“我这可不是细菌。”

“那是夫人您硬不承认啊。”

“反正不是细菌，不过，请你告诉我在英语里‘秃头’怎么说？”

“‘秃头’叫‘保路特’。”

“不，不叫这个。还有个更长的名字吧。”

“您一问先生，不就知道了吗？”

“因为先生说什么也不肯告诉我，所以才问你哪。”

“我只知道这个‘保路特’，其他就不知道了。您说很长的名字，是怎么说的？”

“是什么欧坦丁·巴莱欧洛卡斯，‘欧坦丁’准是‘秃’字，‘巴莱欧洛卡斯’就是‘头’字呗。”

“也许是这样。回头我去先生的书斋给您查查《韦氏大字典》。不过，先生也太怪啦，这样的好天气，却一味待在家里一动不动。夫人，那样他的胃病可好不了呀。您还是劝他去上野看看樱花该多好呀。”

“你陪他出去吧。先生这个人是不肯听从我们女人家的话的。”

“这些日子还净吃果酱吗？”

“是呀，还是老样子。”

“前些日子，先生还发牢骚说：‘我妻子担心我吃果酱吃得太凶了。其实我吃得并不多，准是我妻子弄错了。’我想准是小姐们和夫人您也跟着吃了吧。”

“你这个多多良君真讨厌，怎么能这样说呢。”

“不过，看上去夫人您可像一起吃了似的。”

“从表情上怎么能看得出来啊。”

“是看不出来。不过，夫人您真的一点也没吃吗？”

“多少吃一点，吃是吃喽。我吃一点又有什么关系，自己家里的东西嘛。”

“哈哈……我猜就是这样嘛。不过，说真的，被小偷偷了，真是灾难呀。只是偷走山药吗？”

“要是只偷了山药，倒没什么了不起，连日常穿的衣服都给偷走啦。”

“那可太糟啦。您又得借债啦？这只猫要是狗就好啦。真太遗憾啦。夫人，您还是养一条大点的狗吧。猫就是不管用，白白喂它。它还多少捉捉老鼠吗？”

“它一只老鼠也没捉过。真是只死不要脸的猫，白养活它呢。”

“
，这可不行，赶快把它扔掉吧。要么由我拿走，煮着吃了吧。”

“啊呀，多多良君还吃猫哪？”主人的妻子说。

“我吃过，吃起来很香。”

“敢吃猫，真了不起呀。”

我早就听说过在下流的“书生”中的确有吃猫的野蛮家伙，但是万万没有料到平素给予在下多方照顾的多多良君本人也是这种野蛮人啊。而且他早已不再是“书生”，虽然毕业的时日还浅，毕竟是一位堂堂正正的法学士，是六井公司的职员啊。我这一惊非同小可。虽然格言中有句话叫做“遇人先想他是贼”，这已为寒月二代的行为所证实，但我万万没有料到“遇人先想他会吃猫”，却是亏了有多多良君，才使我体会到真理。活在世上就会懂得更多的事理，多懂些事理固然可喜，不过一天比一天更危险，一天比一天疏忽大意不得。或者变得狡猾，或者变得卑鄙，形成一表一里的护身服，这都是多知道事理的结果。是上了年纪的罪过。老人中很少有好人，大概就是这个道理吧。像在下这样的猫儿，趁着未上年纪，在多多良君的“猫素烧”中和洋葱头一起赶快成佛升天，也许更好些。我蹲在角落里越想越可怕，就在这时，刚才和老婆吵过嘴、一气之下退隐到书斋里去的主人，听到多多良君说话的声音，于是慢条斯理地踱到起居间来。

多多良君一看见先生，立刻先放了一炮：“听说先生这里被盗了，您真够傻的啦。”

“进来偷东西的，才真是够傻的哩。”主人总是以聪明人自居。

“进来偷东西的人固然愚蠢，不过被偷的也不见得就聪明吧。”

主人的妻子不同以往，为主人帮腔说：“像多多良君那样除了一身之外别无可偷的，当然是最贤明的喽。”

“不过，我看最不像话的要算这只猫啦。真是不知它是何居心，又不捉老鼠，进来小偷又不闻不问，先生，把它给我好不好？它一点也不起作用白养活它了。”

“给你也可以，你要它做什么？”

“煮着吃。”

主人猛地听了这句话，只用鼻子发出了一声笑声，并未再搭理。多多良君也没有进一步说非要吃不可，这总算是在下的望外之幸。主人随即转了话题说：

“别再说猫的事啦。我的衣服被偷了，冷得很。”主人大有意气消沉的味道。不错，他怎么会不感到冷呢，昨天他还穿着两件棉衣呢，今天却只穿一件夹袍和一件半截袖的棉毛衫，清晨又未运动，一味干坐，他那不充分的血液完全供给了胃里，当然不会往手脚这些方面循环了。

“先生您总是当教师，毕竟是划不来的呀。偶尔进来个小偷，您就马上没得穿了。您是不是换个想法，当个实业家不好吗？”

主人的妻子在旁插嘴说：“你可别说这样的话，你还不知道你的先生最讨厌实业家吗？”主人的妻子当然是万分希望自己的丈夫成为实业家的。

“先生，您从学校毕业已经多少年啦？”

主人的妻子看了一眼主人，代答道：“好像是九年了吧。”主人呢，既不说是，也不说不是。

“足足九年了，月薪还是照旧，就是做学问也没人夸奖，这真是‘郎君独寂寞’呀。”多多良君把中学时背诵过的诗句，拉长了声音朗诵给主人听。主人的妻子听不太懂，没有搭话。

“我讨厌当教师，不过更讨厌当实业家。”主人似乎在内心里考虑自己到底喜欢做什么。

主人的妻子说：“你的先生，什么都讨厌。”

“大概先生不讨厌的就只有夫人喽。”多多良开了个与他身份不符的玩笑。

“老婆，就更讨厌！”主人的答复再明快不过了。主人的妻子偏过脸去，表现出一副满不当回事的样子，然后又回看了主人一眼，有意报复主人，说了句：

“连活着恐怕都讨厌吧。”

主人满不在乎地回答说：“也并不感到高兴。”这样一来，主人的妻子真的拿他毫无办法了。

“先生您要经常出去散散步，否则是要搞坏身体的。我说您还是当实业家吧，不用费力气就可以发大财。”

主人的妻子嘲笑了一句：“说得好听，可你并没有发财呀。”

“夫人，我去年才进的公司呀。不过，我总比先生有点存款呢。”

主人的妻子认真地问道：“你存了多少钱？”

“已经攒了五十元钱啦。”

主人的妻子又问道：“你每月月薪是多少？”

“三十元，其中我每月在公司里存五元钱，积少成多，到了必要的时候可以用。夫人，您买不买外濠线市营电车公司的股票？再过三四个月，就会上涨一倍的价钱。只要有点钱，立刻就能赚上两三倍哩。”

“我们要是有钱，被偷了也不会像现在这样为难啦。”主人的妻子说。

“所以我说必须当实业家嘛。先生如果当初学的是法律，毕业后进入公司或银行，那么现在每月的收入肯定有三四百元，真是太可惜啦。先生，您认识那位工学士铃木藤十郎吧。”

“唔，昨天他来过了。”

“是吗？前些日子在一次宴会上我见到他了。提起先生来，他说：‘哦，你原来给苦沙弥当过“书生”呀。我当年和苦沙弥在小石川区的一家寺庙里，还一道过过自炊生活呢。你见到他替我问好，我想不久去看他。’”

“大概他最近是调回到东京来了。”主人说。

“是的，他过去在九州的煤矿上，最近调回到公司里来了。他人很圆通，和我这样的人交谈，也像和朋友一样平等对待——先生，您可知道他每月挣多少钱？”

“不知道。”主人答。

“月薪二百五十元，另外七月十五和年末还有两次分红，总算起来，平均不下四五百元呢。像他那样的人，赚那么多的钱，可先生您总是教英语读本，十年仍是一身敝裘，真是太傻啦。”

“真是傻啊。”像主人这样一个超然主义者，对金钱观念却也无异于常人。不，也许正因为他穷，所以比别人更想要钱。多多良君对当实业家的好处已经鼓吹得相当充分，再无话好说，便向主人的妻子问道：

“夫人，有个叫做水岛寒月的人来过先生这里吗？”

“是啊，他常来。”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听说是位很有学问的人。”

“长得很英俊吗？”

“长得和你差不多呗。”

“是吗？是和我差不多吗？”多多良一本正经地对待主人的妻子的调侃。

“你怎么晓得寒月的名字？”主人问道。

“前些日子有人托我打听。他这个人真的那样值得托我打听吗？”多多良君在没有听到主人的回答前，就先摆出一个比寒月强得多的架势。

“他比你要强得多。”主人毫不客气地说。

“是吗？比我强得多吗？”多多良不笑也不恼，这正是多多良的特色。

“最近能取得博士吗？”多多良又问道。

“听说最近正在写博士论文呢。”

“看来也是个傻瓜。写什么博士论文，我原以为他是个机灵的人物呢。”

主人的妻子笑道：“多多良君的见识还是那样了不起呀。”

“据说如果得了博士，某人就会大肆宣扬把女儿嫁给他，真有这样的傻蛋吗？为了娶人家的女儿去当什么博士！我对他说把女儿嫁给这种人，还不如嫁给俺呢。”

“他是谁？”主人问道。

“就是托我打听寒月的事儿的那个人。”

“是不是铃木？”

“不，他那种人还不配托我办这种事。对方可是个大富翁哩。”

主人的妻子说：“多多良君是‘家门口威风’，到我们这里来装得了不起，可真到了铃木先生面前，就该泄气啦。”

“您说得是啊，不那样，可就要遭殃啦。”多多良说。

“多多良，出去散散步吧。”主人突然说话了。主人大概是因为一直穿着这件单薄的夹衣，冷得很，想到如果出去运动一下会暖和些，所以发出了这个从未提过的建议。而多多良当然是不会驻足不前的。

“那就走吧，您是要去上野公园？还是要去芋坂吃糯米团子？先生，您吃过那里的糯米团子吗？夫人，您也去尝一次，做得又软价钱又便宜，还有酒喝。”他照例又颠三倒四地胡扯了几句。这其间，主人已戴上帽子，走近门口了。

我在这里也该休息休息了。主人和多多良君究竟在上野公园都干了些什么，在芋坂究竟吃了几碟糯米团子，这类轶事我既没有必要去秘密侦察，也没有勇气尾随其后，所以一切从略，我必须休息一下。休息是万物向苍天要求的当然权利。那些在这个世上有生息的义务而又纷然蠢动的人类，为了完成生息的义务，还是非休养不可的。假如果真有上帝，他说什么“尔等为劳动而生，非为睡眠而生也”的话，那么我会回答上帝说：“诚如尊谕，在下是为劳动而生，所以也要求允许为劳动而休息。”就连主人那样，仿佛在一架机器之中加进点牢骚的犟汉，不是也要在星期天以外搞点自费休养吗？至于我，多情多恨，日夜劳心劳神，即便是只猫儿，也需要比主人更多的休息，是理所当然的。只是刚才多多良君把我骂成是除了休息以外一无他能的废物，未免使我心里留下了个疙瘩。总之，只受物象驱使的那些俗人，因为他们除了受五官刺激之外就再也没有任何活动，在他们评价别人时，决不涉及形骸以外之物，这是最难办的。他们似乎认为如果不打赤膊不流汗就算不得是劳动。据说达摩老祖这个和尚坐禅坐得两条腿都烂了，也毫不介意，即使他面壁的那堵墙上长出常春藤，堵满了这位老祖的眼和口，他也一动不动，但他既非在那里酣睡也非死去，而是头脑在不断活动，在思考着“廓然无圣”这类难以言传的绝妙之理。据说儒家也讲静坐的功夫，这也绝不是闭居一室之内来安闲地练什么使两腿麻木的功夫，而是头脑中的活力比任何人都旺盛，只是从外表上看去，那体态极其沉静端庄而已。天下的凡俗之士，则把这些知识巨匠看作是昏睡假死的庸人，发出不该有的诽谤，骂他们是饭袋，是无用的长物。这些肉眼凡胎之辈，都是天生的一些只看外形不见内心的视觉残缺不全者。刚才的这位多多良三平君就是只看外形不看心灵的头号人物，所以这位三平君把我看成是“干屎粒”一类的人物，也就不足为怪。可惜的是，我家主人，他多少读过古今的书，多少明白点事物的真相，可就连他也居然毫无保留地同意浅薄的三平君的意见，对于“猫素烧”居然毫无拦阻的表示。但是，退一步想，他们把我轻视到如此地步，也不一定没有道理。自古以来就有种说法：叫做“大声不入俚耳”，“阳春白雪，曲高和寡”嘛。硬要那些除了形体活动之外再也看不见其他活动的人去看“己灵”

[5]

的光辉，这就如同强要和尚去梳头，强要金枪鱼去讲演，强要电车脱轨，强要主人辞职，强要三平君不去考虑金钱的事一样。这些毕竟都是做不到的。然而，我们猫儿也是社会动物，既然是社会动物，不管我们如何抬高位置，总要和社会有某种程度的调和。主人啦，他的妻子啦，以及厨娘和三平君这样的人，虽然不肯给我适当的评价，但这是毫无办法的事，我只能表示遗憾而已。不过，如果由于他们愚昧的结果，真的不分青红皂白，剥我的皮卖给造三弦琴的店里，或者把我的肉剁碎供给多多良君美餐一顿，那可不得了。既然我享有以头脑从事活动的天命，作为亘古所无的猫儿出现在这个尘寰上，当然我的身体是极其宝贵的。有句谚语说：“千金之子，坐不陲堂”，如果我有意以超然高迈为宗旨，一味去冒吾身之危厄，那不单自身要遭受横祸，而且也大有悖于天意。猛虎一旦进入动物园则与豚犬比邻，鸿雁一旦落入鸡店老板之手则必与鸡鸭同俎。我既然与这些庸夫俗子厮混在一起，也就只好降格以求，化为庸猫罢了。我既然想做一只庸猫，当然得捉老鼠。就这样，我终于决心去捉老鼠了。

前一阵子，听说日本和俄罗斯展开了大战。我是只日本猫儿，当然是偏向日本。我甚至想：“如果可能，组织个猫儿混成旅用爪子去挠挠那些俄国兵呢。”从我这种勇猛的劲儿来说，只要我愿意，去捉上一、两只老鼠，当然不在话下。古时候，有人问当时一位有名的禅师：“怎样才能大彻大悟？”据说那位禅师回答说，“应当像猫儿瞄准老鼠那样。”他之所以说应该像猫捉鼠，其意思就是说如果那样就不会无的放矢。俗语中有女人好耍小聪明的说法，可还没有听说过这样的格言：“猫儿因好耍小聪明而捉不住老鼠。”这样看来，不管我如何耍小聪明，总不至于捉不住老鼠的。过去我之所以没有捉老鼠，只不过是我不想捉它而已。春日一如昨天那样，又到了黄昏时刻，一阵风过，落花如雪，从厨房隔扇的破洞里飞舞进来，花瓣儿映在水桶的水面上，在昏暗的厨房灯光下显得白花花的。我这时下定决心，一定要在今夜建立个殊勋，使全家人都对我刮目相看。首先，我必须侦查好战场的地形。当然战线并不太广阔，用叠数来估量也不过是四叠半那么大。其中有一叠大小的地方，一半是洗菜池，一半是泥土地面，那是供菜铺子小伙计进来站脚的地方。炉灶嘛，和我家的穷厨房不相称，很气派，上边的赤铜壶也精光锃亮。在它的后面，和木板壁之间留有两尺的地方，放有一个鲍鱼壳，是我进餐的地方。和起居间相邻的六尺地方放有柜橱，装着碗、碟、盆、罐之类。把本来狭小的厨房割得更加狭窄。柜橱的高度和横架着的壁橱相差无几，紧紧贴近着。壁橱的下边一只捣罐仰放着，捣罐中的小桶的桶底对着我。在墙上挂着的捣槌和萝卜礤子，旁边悄然地立着一只消火罐。从变得黢黑的房椽子交叉的地方垂下来的一根吊钩

[6]

，在它的顶端挂着一只大篮子。这只篮子不时在风中摇晃，大模大样地左右摆动。为什么要将这只篮子挂在那里，我初来这家时简直弄不明白，后来才知道他们是为了不让我们猫儿染指，才故意把食物放在篮子里边吊起来。这使我深深地体会到人的心眼儿真是坏透了。

下一步就是作战计划啦。在什么地方与老鼠开战呢？当然是在老鼠出现的地方。不管我占有多么有利的地形，如果只是由我一个猫儿摆好架势呆呆等待它们的出现，是不能称为战争的。于是便出现了研究老鼠从哪里出没的必要。我站在厨房当中四面环视，捉摸他们会从哪里出现。这时我觉得仿佛自己真成了东乡大将啦。厨娘阿三去洗澡还没有回来。小孩们早已睡下。主人在芋坂吃罢糯米团子回来后一直缩在书斋里。至于主人的妻子在干什么我一无所知。大概她是在打瞌睡，在大做其山药的梦吧。不时有人力车从门前通过，车过去后周围更加显得岑寂。不论是我的决心还是我的壮志，也不论是厨房的光景和四周的岑寂，可以说整个气氛是充满了悲壮之感。不管怎么说，我觉得我可以算得上是猫中的东乡大将啦。任何人一旦进入这种境界，都会在凄惨之中感到某种愉快，但我发现在这种愉快的背后，实际是隐伏着一种极大的担忧。和老鼠打仗的决心我是下定了，不管来上几只老鼠我都无所畏惧，不过弄不清老鼠们会从哪里出现，却有许多不便之处。综合周密观察得来的材料，鼠贼有三条出没的路径。如果它们是下水道里的老鼠，那肯定会沿着瓦管从洗菜池那边绕到炉灶的后边去，若是那样，我就得藏在消火罐背后来切断它们的退路。也许它们会从地沟里排泄洗澡水的那个石灰孔里钻出来，绕过洗澡间突然出现在厨房里，若是这样，我就得据守在锅盖上，当它们从我眼下通过时，我会从上边一跃而下，一把抓住它。然后我又环顾了一下四周，壁橱门的右下角有个被咬破的半月形的洞，这很可能是老鼠出入方便的地方。我用鼻子嗅了嗅，果然有点老鼠味。如果它们从这里呐喊而来，我就要躲在柱子背后放它们走过去，从侧面出其不意地给它们一爪子。如果它们从顶棚上来呢，我仰头看了一下，那煤烟熏得漆黑的顶棚，在暗淡的煤油灯光的映照下，就好像把地狱翻转过来吊在那里似的，仅凭我的技术，是无法上去的。我想这些老鼠总还不至于从那么高的地方降下来吧，所以我决定解除这方面的警戒。即使这样，我还是担心存在三面受攻击的危险。如果只来一伙，我闭着眼睛也对付得了，如果来两伙，我自信总还可以想办法解决，但是如果来三伙，那么不管我怎样被人称为本能的捕鼠能手，也无从下手。虽然如此，可是请车夫家的老黑来帮我的忙，又有损于我的威信。这该怎么办呢？我想来想去，想不出个好主意，最好的办法就是认定不会发生这种事儿，求得放心。那些没办法的人总是喜欢这样想：“这种事是不会发生的。”各位不妨看看现实社会，昨天娶的新娘说不定今天就会死去，而新姑爷却大唱什么白头偕老的赞歌，丝毫也看不出担心的样子。人们不担心，倒不是不值得担心，而是因为再担心也毫无用处。我固然缺乏不会发生受三面攻击的有力论据，但就情况而论，认定它不会发生，这对于解除我的担心是十分有用的。对于万物来说，放心都是必要的，我当然也希望能够放心。因此，我认定不会三面受攻击。

即使如此，我还是放心不下。这是怎么回事呢，我想来想去，终于明白了。我的烦闷是来自我对三个作战策略究竟应选择哪个才最为上策的问题，我对此还无法作出明确的解答。从壁橱方面来，我是有策略对付的。从洗澡间方面来，我也有应付之计。而从洗菜池方面爬上来，我也有迎战的方案。但是要肯定它们从这三方面中的哪方面来，则使我大伤脑筋。据说东乡大将拿不准俄国的波罗的海舰队是要通过对马海峡，还是要开往津轻海峡，或者会绕过更远的宗谷海峡，也曾为此而大大焦虑过一番呢。而我在思考自身的处境时，我的那份为难，是值得充分同情的。根据我的整个状况，不但和东乡阁下颇为相似，而且在这个具体问题上也和东乡阁下一样，真是绞尽脑汁哩。

在下如此这般拼命想尽计谋的时候，突然，那破了许多洞的半截纸门被打开了，猛不丁地露出厨娘阿三的一张脸。说露出一张脸并不是说她没有手和脚，而是在昏暗的夜间，很难看清她的其他部位，所以那张色彩鲜明的脸却首先映入我的眼帘。阿三的脸，比她平时的红脸更红了，她大概是受了昨夜的教训，从洗澡堂一回来，就把厨房门拴好吧。从书斋里，传来了主人吆喝的声音：“把我的手杖给我放在枕头旁边吧！”他为什么要在枕头旁边摆上一根手杖，使我很难理解。他总不至跟荆轲那位易水的壮士学样，来个什么“抱剑听龙鸣”吧。昨天枕旁放山药，今天放手杖，明天又会放上什么呢？

夜色犹浅，老鼠一时还不会出现。大战之前，我也要休整一下。

主人家的厨房没有天窗，客厅里在“栏间”的地方挖了一个一尺宽的洞，一年四季代替天窗起着通风的作用。一阵风伴着那枝头易谢的片片樱花吹了进来，使我猛地醒来。我睁眼一看，那朦胧的月色不知何时已移进屋内，炉灶的黑影，斜着投在那块可以启闭的地板上。我担心自己睡过头了，便竖了竖耳朵，窥伺了一下屋里的情况，幽寂如旧，只有挂钟在滴答作响。已经是老鼠出现的时刻了，它们会从哪儿出现呢？

壁橱发出咔咔的响声，好像是用脚踩着小碟子的边沿，正在嚼里边的东西。我想：“要是从这儿出现呢？”我躲在破洞的旁边等待着。看样子轻易不会出来的。小碟子的声音停下了，接着好像是爬上了大碗，不时发出咯噔咯噔的沉重声响，它们隔着橱门就在对面，和我鼻子尖儿的距离还不到三寸。现在敌人不时扑蹬扑蹬地走近破洞口，然后又走远了，就连一只老鼠也没出头露面，就隔着这一层橱门在里边肆意逞威，而我却只能屏息静气地等在破洞的出口，真是急死人。老鼠在碟碗当中举行着舞会。只要厨娘阿三稍微打开一点橱门，留出我能挤进去的空隙该有多好啊。可是，现在橱门偏偏这样紧关着。她真是个傻瓜呀。

忽然，在炉灶的黑影处，我吃食用的鲍鱼壳咚的响了一声。我想：“太好了，敌人从这方面出现了。”我蹑手蹑脚地靠近前去，在汲水桶的空隙处只看到一条鼠尾巴，一闪就到洗菜池下边去不见了。不一会儿，洗澡间里的漱口碗“当”的一声砸到了铜盆上。我想：“好家伙！又从后边攻上来了。”我刚转过身去，一只足有半尺长的老鼠，叭地把牙粉袋蹬落，向地板下面飞跑。决不能让它逃掉！我紧跟着蹦了下去，可那家伙早已无影无踪了。看来捉老鼠这种事儿可不像想的那样简单啊！也许我先天就没有捕鼠的能力哩。

我一转到洗澡间去，敌人就从壁橱上溜掉。我看守着壁橱，敌人又从洗菜池后边跳出来。我站到厨房正中央，敌人就从三方面一起闹腾起来。说它们是故意恶作剧呢，还是说它们手段卑鄙好呢，反正君子敌不过小人。在下足足有十五、六次跑前跑后，努力奔走，累得心力交瘁，到头来一次也没有成功。虽然遗憾至极，但与这样的小人对抗，即使是智勇双全的东乡大将，也是无能为力的。最初，我还有勇气，有敌忾心，甚至还怀有悲壮的崇高美感。可是到了后来，我东奔西跑，感到自己太蠢，加上又困又乏，于是只好坐在厨房当中一动不动了。尽管我不再动，但只要我狠狠地盯着前后左右，敌人都是些小人，量它们也不敢闹得太过分。我把它们作为敌人对待的这些家伙们，想不到净是些心术不正的东西，我原先的那种战争光荣感已经消失，只剩下敌人可憎的念头。憎恶的念头一过，我也就泄劲了，剩下的只是茫然失措。茫然之后，我想：“随你们的便吧，反正你们成不了什么气候。”我极端瞧不起它们，于是上来了睡意。我经过以上这些思想变化，终于渴望一睡。我真的睡着了。可见休息，即便是处在敌人当中也是需要的。

一大堆花瓣又从那向着飞檐横开着的天窗吹了进来。一阵风吹打在我的身上，我猛地惊醒。就在这时，从壁橱里猛地像箭一般窜出来一个家伙，在我还未来得及躲避之前，就嗖地咬住了我的左耳。紧接着又有一个黑影刚奔到我的身后，就马上吊在我的尾巴上了。这完全是一瞬间发生的事。我毫无目的地机械地蹦了起来，把浑身的力量都集中到毛孔上，想把尾巴上的这个怪物甩掉。而那个狠狠咬住我耳朵的家伙失去了重心，在我的脸旁当啷着，想不到它那条像胶皮管一样柔软的尾巴，凑巧进到我的嘴里，我决不放松这个机会，决心弄死它，我狠狠衔住这条尾巴，头左右摇个不停，结果只是一根尾巴留在我的前齿里，它的身子甩到贴有旧报纸的墙上，又反弹在地板上。我趁它正要起来的时候赶紧扑了上去。它像皮球猛地踢过来一样，从我的鼻子尖猛地掠过，跳到吊板上，缩着腿站在那里。它从吊板上向下看着我，我从地板上仰望着它，我和它的距离约有五尺，这中间，月光宛如在虚空张起一条宽幅的带子，横射过来。我用尽前腿力气，想要跳到吊板上，前腿总算抓住了吊板的边缘，但两条后腿却悬空着。刚才那个黑东西死死咬住我的尾巴不放。我的处境十分危急。我换了一下前腿，想要向深里抓住吊板，可是由于尾巴上的重量，我越是倒换前腿，抓得就越浅，再往外滑上两三分，肯定就要掉下来。我越来越危险了，我的爪子挠住吊板，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我想这下子可要坏事。当我倒换左腿的时候，我的爪子一下子没有钩好，只剩下一只右前腿吊在那里。由于我自身的重量加上咬住我尾巴的那个东西的重量，我的身体便来回不停地转悠。在这之前，在吊板上一直一动不动死盯着我的那个怪物，这时朝着我的脑门飞也似的跳了下来。我的爪子一下子失去了抓头，三个物体一齐在月光中掉落下来，带动了放置在下一层吊板上捣罐中的小桶和装果酱的空瓶，它们也跟着一齐坠落了，同时又带动了再下边的消火罐。这些瓶瓶罐罐一半掉进了水缸里，一半掉落在地板上。这一切在深夜里发出了非同寻常的声响，使拼命挣扎着的我为之心胆俱寒。

“小偷！”主人发出极大的喊声从卧室跑了出来。我一看，他一只手提着煤油灯，一只手拿着手杖，从他那惺忪的双眼中发出与他身份相应的炯炯目光。我老老实实地蹲在我的食盘——鲍鱼壳的旁边。那两只怪物已把身影藏进壁橱里去了。主人茫然失措，明明找不出对象，却带着愠怒的声音在问：“怎么啦，是谁？发出这么大的声响！”这时，月已西斜，射进来银白色的光带已变得狭长了。

[1]
计算日式房间的面积单位，一叠大致长为1.9米，宽为0.95米。

[2]
自我国传入日本的笛子，由于用在“明乐”中，故有是名。

[3]
即“丘比特”，罗马宗教的主神。

[4]
寿司，即饭团，是一种日本特有的食品。

[5]
自己的性灵。

[6]
炉、灶上用以吊锅、壶等器具的，可以自由伸缩的吊钩。

六

如此酷暑，我虽是只猫儿，也着实受不了。据说有个英国人吉德尼·史密斯因为受不了暑热，曾说过真想把皮肉都除掉，只剩下骨头来凉爽凉爽。其实倒不一定只留下骨头，至少我希望能把我这身淡灰色带条纹的皮毛衣服脱下来洗濯一下，或者眼下把它送进当铺里去就好了。拿人的眼光来看，也许觉得我们猫儿成年累月总是一个表情，春夏秋冬总是穿着这身毛衣，永不换装，过着又省事又不费钱的日子。其实我们猫儿也同样有冷热的感觉。有时我也并不是不想洗上一次澡。不过，您要知道，披着这身毛去洗热水澡，可不是那么轻易就干得了的，所以我只好耐着浑身臭汗。我活了这么大，还没光顾过一次公共澡堂。有时我也不是没有想过，弄把团扇来扇扇，无奈我的爪子拿不住扇子，也就只好打消了这个念头。想起来，人可谓太养尊处优了。本来应该生吃的食物，却要煮着吃、烧着吃，又是蘸着醋吃，又是蘸着酱吃，绝不嫌麻烦，想方设法来大享口福。穿衣服也是如此，要求他们像我们猫儿那样一年到头总穿着同一件衣服，对于他们这种生来就残缺不全者说来，也许是过高的要求。不过，也毫无必要像他们那样在皮肤上再蒙上那么杂七杂八的东西呀。又是给羊添麻烦，又是请蚕来帮忙，甚至还要托棉田的福，这满可以认为是他们既奢侈又无能的结果。对于衣食方面，还可以姑且原谅他们，不去计较。但对于生存上毫无直接利害关系方面，他们也要照此办理，就太说不过去了。先说头发吧，它是自然生长的，本来最便当的办法就是不去管它，而且对本人也有好处；可他们偏偏硬要想一些馊主意，剪成各种发型而自鸣得意。有一些自称是什么和尚的人，不管何时看去，总是青光光的脑袋。热天他们在光头上撑把伞，冷天又用头巾把脑袋包起来。既然这样，他们又何必非得展示他们的青头皮不可呢？另外，还有一种叫做木梳的、毫无意义的锯齿状的工具，人用它来把头发分成两等分，进行自我欣赏。有的不做两等分，而是搞什么三七分，在头盖骨上搞起个人工区划。他们当中有的人的分头恰好通过头上的旋儿，结果一直向后直愣着，活像个破芭蕉叶儿，您说多难看！还有的头顶上平推，两旁却直着剪下去，本来脑袋是圆的，却硬要镶成一个方框框，只能让人联想花匠剪过的杉篱笆。此外还有什么五分剪的大平头、三分、一分剪的小平头种种剪法。弄到后来，说不定还会向脑袋里边去剪，流行什么负一分的小平头、负三分的小平头的新奇剪法哩。总之，人为了这类事绞尽脑汁，真不知他们到底是想干什么。再说吧，他们原本是四条腿，却只使用两条腿，岂不是一种无谓的浪费。如果他们用四条腿走路，本可以走得更稳当些，可他们非要用两条腿走路不可，而余下的两条腿活像两条送礼的鳕鱼干，在两边提溜着。这样看起来，“人”比起猫来要悠闲得多，悠闲得无事可干，才想出这些淘气的事儿来开心。但可笑的是，这些闲人一聚在一起，就口口声声嚷道：“忙啊，忙啊。”不仅如此，而且他们的脸上也的确显出忙得不可开交的样子。看着他们那种急切蹦跳的样子，我真为他们担心，弄不好他们会忙死的。他们当中有的人看见我后，时常说：“我们若是能像这只猫儿那样安闲自在，可就太美啦。”既然认为安闲自在是美事，那你们也可以这样做嘛。谁也没有求你们非得那样急切蹦跳不可呀。你们给自己硬找了一些解决不了的事儿，然后喊叫“受不了，受不了”，这和自己升起一堆火，然后喊“热呀，热呀”有什么两样。即便是我们猫儿吧，一旦也像人那样，要去想二十种剪头发的方式，那么也不会像今天这样安闲自在喽。如果你们真想安闲自在，那最好有修炼的功夫——至少养成像我这样能在炎夏穿毛衣的功夫。话是这么说，其实我也感到热。穿着这件厚毛衣，还真是热得要命哩。

像这样热的天，本来“睡午觉”是我的专利，现在睡不成了。我想：“我得做点什么。我已经好久没有仔细观察人的社会啦，今天我得拜见拜见他们那些胡诌瞎扯、狗苟蝇营的勾当了。”可不巧，主人对这点却颇和猫儿的性质相近。午睡嘛，他也不比猫儿睡得少，尤其是自从学校放暑假以后，他没有做一件什么像样的事儿，不管我怎样观察他，也发现不了他的劲头。在这种时刻，如果迷亭能来，他有胃病的身体也许会出现几分反应，他和我们猫儿的习性暂时会离开一些。我正在盼望着迷亭先生赶快来，就在这时，洗澡间里发出了有人哗哗冲澡的声音，而且那人还不时大声向对方说话：“唔，蛮好。”“这下舒服多啦。”“再来一桶！”那声音，整座房子都听得见。在主人家这样大喊大叫、毫不顾及礼节的，当然不会是别人，只能是迷亭喽。

我心想：“他果然来啦，这下，我满可以有半天的时光好消磨啦。”这时迷亭先生一边擦着汗一边将胳膊伸进袖子里，他还是往常那副老样子，大步地进到客厅里来。他一边大声招呼说：“太太，苦沙弥呢？”一边将帽子扔在铺席上。主人的妻子正在客厅隔壁的那间屋子里，躺在针线箱旁边睡大觉呢。这突然而来的声音把她的耳膜刺激得嗡嗡作响，她猛地惊醒，用力睁开惺忪的睡眼，来到客厅里。迷亭穿着萨摩地方产的细麻布大褂，随便地坐在那里，正不断地扇着扇子。

主人的妻子说了声：“您来啦，”鼻头上挂着汗珠儿。“一点儿也不知道您来呀。”她显得有些狼狈的样子行了个礼。

“哪里，我刚来。刚才在洗澡间让阿三给我用冷水冲了冲，才算精神一点啦。这天气可真热呀。”

“这两三天就是不动弹都冒汗呢。真是热得很。不过，您还是那么精神。”主人的妻子说着，还没有拭掉鼻尖上的汗珠。

“谢谢关心，其实热一点我倒没什么。不过，今天这个热度又当别论。热得人疲倦得很。”迷亭说。

“拿我说，本来平时是不睡午觉的，谁知道今天居然……”主人的妻子说。

“也睡了？这蛮好嘛，午间能睡得着，夜里也能睡，那就再好不过啦。”迷亭先生照旧来他那一套遇事无所谓的态度，可能他觉得说得还不够，便又添上几句：“像我这样体质的人，就是不想睡午觉。而苦沙弥，我每次来他都埋头大睡，我真羡慕哪。这种热天，对胃弱的人说来，当然是难以忍受的，您说不是吗？像今天这样的天，就是身体结实的人，也难免为肩上顶着个脑袋感到沉重哩。可话说回来，既然肩上长了个脑袋，总不能把它揪下来吧，是不是？”看来，很难得迷亭先生居然对脑袋的处置为难起来。“太太，你在脑袋上还多了一层沉重的发髻，恐怕连坐都坐不住，发髻的重量，就会迫使你想躺下的喽。”

主人的妻子听了迷亭的话后，认为自己刚才睡过午觉准是迷亭发现自己的发髻睡歪了，于是浅笑着说：“您真会损人！”她一边说着，一边用手摆弄着发髻。

迷亭对这种事儿满不在乎，他讲了一件奇妙的事，说道：“太太，昨天我在屋顶上试验了烙鸡蛋哩。”

“您是怎样烙的呀？”主人的妻子搭腔说。

“我看到屋顶的瓦烫得吓人，我想让它闲着也太可惜，就往瓦上抹了黄油，磕上了一个鸡蛋。”

“嗳呀，真真……”主人的妻子听到了新鲜事儿，不由得说。

“可是，阳光的力量毕竟有限，轻易熟不了呀。我下到屋子里，拿起报纸来读，又偏巧来了位客人，就把这件事给忘啦。今天早上我突然想起，我以为准是熟透了，上去一看……”

“怎样，烙熟了吗？”主人的妻子问道。

“哪里是什么熟不熟，早淌得干干净净啦。”

“啧、啧。”主人的妻子把眉毛皱成八字发出感叹。

“不过，前些日子，大暑的那些天是那样凉爽，可到了现在，又热起来，这气候真怪呀。”迷亭说。

“可不是嘛。前些天穿单衣都感到有些凉，谁想到从前天起又突然热起来了。”主人的妻子同意说。

“这应该叫做螃蟹横行。今年的气候是在‘倒退着走’呢。也许应该说成是‘倒行逆施又有何不可’这类的话了吧。”迷亭说。

“您说的什么意思？您刚才说的这句话。”

“没什么，反正这天气是又往回退到最热的时候啦，简直像赫拉克勒斯

[1]

的牛嘛。”迷亭忘乎所以，更得意地胡扯起来。

果然，主人的妻子听不懂迷亭所说的。不过，她接受刚才那句“倒行逆施”的教训，所以只是答应了一声：“唔！”就不再往下问了。

主人的妻子不再问，迷亭有意的胡扯岂不白费了，于是他又问道：“太太，你晓得‘赫拉克勒斯的牛’吗？”

“我可不晓得那种牛。”主人的妻子说。

“怎么，你不晓得？那么，让我给你讲讲好吗？”迷亭说。

主人的妻子又不好意思说“用不着”，只好又含糊地应了一声“唔”。

“过去有个赫拉克勒斯牵来了一头牛。”迷亭说。

“您说的那个赫拉克勒斯是个放牛的牛倌？”主人的妻子问道。

“他可不是牛倌呀。既不是牛倌，也不是伊吕波牛肉店的掌柜，因为当时希腊还没有一家牛肉店哪。”

“哟，是希腊的事儿？既然那样，您何不早说？”看来主人的妻子对于希腊这个国名还是晓得的。

“不过，我不是已经说过是赫拉克勒斯了吗？”迷亭说。

“赫拉克勒斯就是希腊呀？”主人的妻子说。

“不错，赫拉克勒斯是希腊英雄啊。”迷亭说。

“怪不得，我还以为我晓得呢。那么，那个人他怎么啦？”

“他呀，就和太太一样，正在呼呼大睡。”

“哟，真讨厌！”主人的妻子说。

“他正在大睡，瓦尔冈之子就来啦。”迷亭说。

“瓦尔冈是什么东西？”

“瓦尔冈是个铁匠，这个铁匠的儿子就把牛偷走了。不过，他是揪着牛尾巴倒着牵走的。赫拉克勒斯一觉醒来，就到处去找牛，结果没有找到。他当然是找不到，因为那偷牛人是拉着牛尾巴倒走的，蹄印都是朝前的。作为一个铁匠的儿子，真难为他想得出来。”迷亭先生已经忘了天气的本题，越说越起劲了。

迷亭接着又催苦沙弥赶快起来，他说：“可是，你的丈夫怎么的了？还在睡午觉哪？睡午觉在中国诗人那里虽然被认为是风流的行为，可像苦沙弥君这样把它当成每天不可缺的功夫，就不免显得俗气了。这不就等于每天都要死过去一会儿吗。太太，麻烦你，把他叫起来！”

主人的妻子也颇有同感地说：“唔、唔，他就是这样，真叫人拿他没办法。您想想，这么没完没了的睡，肯定会伤身体，而且又是刚刚吃过饭。”说着，她站了起来。

迷亭显得满不在乎，也不管人家没有问他，就开口说道：“太太，你提起吃饭，我可是还没吃哪。”

“哎哟，可不正是吃饭的时候，您看我怎么一点也没有想到。不过，我们这里没什么好吃的，给您来个茶泡饭吧！”主人的妻子说。

“不，不必给我做饭啦。”迷亭说。

“不过，反正我们这里不会有您喜欢吃的。”主人的妻子稍带些不高兴的口吻说。

迷亭立刻明白了，说道：“茶泡饭、开水泡饭都不必了，我刚才在来的路上已经订好了一份饭菜，送到这儿来，我回头就在这儿吃。”他说出了不是一般人所能说得出口的话来。

主人的妻子只发出了一声“哎哟”。这个“哎哟”既表示吃惊，也显出不满，还有可以省掉她准备饭菜麻烦的高兴的味道。

就在这时，主人受不了这种从没有过的吵吵嚷嚷声音，好像好梦被惊破了似的，晃晃悠悠地从书斋里走了出来。他打了个呵欠，满脸不高兴地说：“你总是喜欢大声嚷嚷，人家正睡得舒舒服服，硬被你吵醒。”

迷亭立刻答道：“哟，大驾醒啦，惊了阁下的好梦实在惶恐得很，不过偶尔搅搅你的梦，也好嘛。来，请坐。”迷亭的这番话，简直使人弄不清谁是主谁是客了。

主人一声不吭地坐了下来，从细木嵌镶的烟盒里抽出一支朝日牌香烟，大口大口地吸了起来。突然他看见迷亭扔在对面角落里的一顶帽子，说了句：“怎么，你买了新帽子啦？”

迷亭立刻把草帽拿到主人和主人的妻子面前，得意地说：“怎么样，不错吧？”

主人的妻子伸手不停地抚摸着那顶草帽，说道：“哟，真漂亮，编得又细又柔软。”

“太太，这顶草帽戴起来可方便啦。你让它怎样它就怎样。”迷亭说着，便握紧拳头，朝着这顶巴拿马草帽狠狠打了一拳，果然草帽立刻出现了拳头大小的一个坑。

主人的妻子刚说了一声“真有意思”，迷亭立刻又伸出拳头从草帽里侧向上狠命地一顶，草帽立刻变成了一个锅底形的尖顶。他又拿过草帽，从两边的帽檐儿压起，压平的草帽就像用擀面杖碾过的面团一样。然后他又从一侧像卷席子一般地把它折叠起来，一边说：“你们看就这样，”说着将它揣进怀里。

主人的妻子仿佛在观赏归天胜一斋魔术师变的戏法，惊叹地说：“真是奇妙极啦。”

迷亭似乎也有心以魔术师自居，把原先从右边塞进怀里的帽子特意从左边的袖口里掏出来，又把帽子恢复原状，说：“你们看，一点儿也没有坏。”然后食指尖插进帽底，把帽子旋转起来。本来他这就满可以算是表演完了，谁想他又把帽子往身后一扔，一屁股坐了上去。

“喂，这样搞不会坏吗？”主人的脸上出现了担心的表情。主人的妻子当然更加担心，提醒迷亭说：“好端端一顶帽子，如果弄坏可不值得了，我看您还是算了吧。”

帽子的所有者迷亭却得意洋洋地说了句：“怪就怪在怎么弄也不会坏。”说着从屁股底下又拿出帽子，马上戴到头上去。奇妙的是，那顶帽子立刻恢复了原样。

主人的妻子愈发赞叹：“真是顶结实的帽子哟。真奇怪。”

迷亭的头上仍顶着那顶帽子，他回答主人的妻子说：“这丝毫不足为奇，它就是这种帽子嘛。”

过了一小会儿，主人的妻子向主人提议说：“我看你也买顶那样的帽子吧。”迷亭插口说：“苦沙弥君不是有顶不错的草帽吗？”“是的。可前些日子被孩子们踩坏啦。”“糟糕，真是太可惜了。”“所以我想这回让他买顶和您一样的又好又结实的帽子。”主人的妻子根本不知道巴拿马草帽的价钱，所以一个劲地向丈夫提议：“你也买这种吧，好不好？”

迷亭君这次又从右边的袖子里掏出一个装有剪刀的小红盒子，拿给主人的妻子看。“太太，帽子的事就到此为止吧，请你来看看这把剪刀。这个用起来也是非常方便的，有十四种用途哩。”

要不是迷亭拿出这把剪刀，主人的妻子逼主人买帽子的事，说不定会没完没了。所幸主人的妻子，具有女人生性的好奇心，才使主人免去了这一场厄运。这与其说是多亏迷亭的机灵，还不如说是一种侥幸，总算便宜了主人。

主人的妻子问道：“这把剪刀有怎样的十四种用处呢？”

迷亭巴不得这么问，他用一种得意的口吻说道：“现在我就一样一样加以说明，你要仔细听。看见没有？这儿有个月牙形的缺口，从这儿插进雪茄，立刻就会把雪茄剪出个口儿。还有，在底部不是有个小装置吗？它可以剪断铁丝。其次把它横着平放在纸上，可以当三角板用。剪刀的背上刻有纹路，可以代替尺子用。这个地方带有锉齿，可用来磨指甲。再仔细看看，把这个顶端插进螺丝帽里，一拧就可以做螺旋刀用。把它狠狠插进去用力一撬，不太费劲就可以撬开用钉子钉着的木盒盖儿，还有这地方的刃尖上也可当锥子使，这是用来挖写错了字的地方，把剪刀拆成两半，就成裁纸刀了。最后，太太，这最后的一着可有趣啦，这个地方不是有个苍蝇眼睛大小的小球吗？你贴近去看看！”

主人的妻子说：“我可不，您又在捉弄人了吧。”

迷亭说：“真糟，你怎么这样不相信我呀。你就当受一次骗，仔细贴近去看一看！什么，你不干？就看一眼吧。”说着把剪刀递给了主人的妻子。

主人的妻子颤颤巍巍地拿起剪刀，把自己的眼睛凑近到迷亭所说的那个苍蝇眼睛大小的圆球上。

“怎么样，看见了吧？”迷亭问道。

“好像一片漆黑哪。”主人的妻子说。

“只见一片漆黑可不行，你把它移向窗子，不要这么把剪刀平放，对啦，对啦，这回看见了吧？”迷亭说。

“哎呀，是张照片呢，这么小的照片怎么贴进去的呀？”主人的妻子惊叹地说。

“所以说它好玩呢。”迷亭得意地说。

主人的妻子和迷亭不断一问一答。刚才还闷声不响的主人，这时也显出急于要看的样子，说道：“喂，也给我看看！”主人虽然说了，但是主人的妻子仍然把剪刀贴在自己的眼睛上，不肯离手。“真好看！是个裸体美人哩。”

“喂，我不是说了吗？给我看看！”主人说。

“唔，你再等等，多好看的头发呀，一直垂到腰上哩。头还稍微仰着呢，身材太高啦。不过，倒真是个美人儿！”

“我既然说了，就让我也看看。你看的差不多了，赶快拿给我看！”主人气急败坏地催促妻子。

“嘿！受等啦，请你好好欣赏欣赏吧。”主人妻子把剪刀递给了主人。

就在这时，厨娘阿三从厨房走来，一边说“客人订的饭已经送来了”，一边将两小屉荞麦面条端进客厅里来。

“太太，这是我自己带来的饭菜，恕我失礼，就在这儿用餐啦。”迷亭说着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礼。他的这一动作，也不知出于诚心诚意的客气还是在开玩笑。主人的妻子似乎不知怎样对答才好，只是轻轻地说了声“您请吧”，然后看着迷亭怎样进餐。主人这时候眼睛才离开那个裸体美人的照片，说了句：“喂，这么热的天，荞麦面条对身体不好噢。”

迷亭打开笼屉的盖儿，说道：“不要紧的，爱吃的东西，轻易不会对身体有害的。”他往蘸荞麦面条的作料里放进了好多芥末，拼命地搅动着，说道：“这新擀出来的荞麦面条就是好，荞麦面条若是放软了，和没有骨气的软瘫瘫的人是一样的，我从来就不欣赏。”主人担心似的提醒他说：“老兄，你放进那些芥末，不怕辣吗？”迷亭说道：“这荞麦面条就得蘸作料和芥末一起吃。你大概是不喜欢吃荞麦面条吧。”主人回答说：“我嘛，最喜欢热汤面。”“热汤面嘛，那是马伕们吃的。不懂得荞麦面条滋味的那种人简直是可怜虫！”迷亭一边说着，一边用杉木筷子尽量挑起好多的荞麦面条，足有二寸高。“太太，你可知道吃荞麦面条有多种吃法，那些刚学吃荞麦面条的生手，总想尽量多蘸作料，然后在嘴里嚼个不停，那样是吃不出荞麦面条的味道来的呀。必须是这样，一挑就得都挑起来……”他说着抬起筷子，那长长的面条整整齐齐挑在空中有一尺多高。迷亭先生以为差不多都挑起来了呢，往下一看，还有十二三根面条尾巴缠绵地没有离开笼屉底。迷亭还是以主人的妻子为对象说：“这家伙可真长哩，太太，你说呢？”主人的妻子用很钦佩的语气回答说：“真是长啊。”“要把这长面条的三分之一蘸上作料，然后一口气吞下去，不能嚼，一嚼荞麦面条的味道就没有了，必须是哧溜一下把它吞进喉咙里去，才算是够味哩。”说着他把荞麦面条用筷子高高挑起，荞麦面条这才离开笼屉，他把筷子挪向左手盛作料的碗上，用碗接着，一点一点把筷子往下落，面条的下端逐渐浸泡在作料里，根据阿基米德原理，荞麦面条浸泡进去多少，碗里的作料就增高多少。不过那碗里原装着八分满的作料，还没等迷亭筷子上的荞麦面条浸到四分之一，饭碗里的作料就已经满碗了。迷亭的筷子在离饭碗半尺高的地方就老半天一动不动了。筷子不动是理所当然的，筷子再稍许落下一点，作料就要溢出来了。此时，迷亭多少显出踟蹰的样子，但他很快就把嘴凑上前去，只听得哧溜一阵声响和喉头上下动了两动，筷子挑着的荞麦面条立刻就不见了。再一看，迷亭君的两眼似乎有一两滴泪珠似的东西，从眼角顺着腮边流了下来。是芥末辣得他如此呢，还是因为他费力地把荞麦面条整吞下去的缘故呢，这还弄不清楚。主人赞叹地说道：“真佩服啊。真难为你一口气就咽下去了啊。”主人的妻子也非常称赞迷亭吞面条的功夫说：“吃得真是太棒了哟。”迷亭一言不发，放下筷子，敲了两三下胸口，然后对主人的妻子说：“太太，荞麦面条一屉大体上三口半或四口就得吃完，如果做不到这点，那不能算是会吃的。”说着，他用手绢揩了揩嘴，喘了一口气。

就在这个当儿，寒月君也不知是个什么打算，在这样的大热天，戴着冬天的帽子，两条腿满是尘土，居然枉驾而来了。迷亭立刻说：“喂，美男子光临啦。我可正吃着饭哩，很对不起呀。”然后迷亭君在众人环视之中，毫无不好意思地把剩下的一屉荞麦面条也吃个精光。这次他没有像方才那样吃法，不过，也没有再闹出用手绢捂嘴、中途喘气的难堪之态，结果两屉面条总算被他干净利落地报销了。

主人问道：“寒月君，你的博士论文已经脱稿了吧？”迷亭君立刻接过来说：“金田小姐等急啦，赶快送呈玉览吧。”

寒月君照例皮笑肉不笑地说道：“不快点写完会造成我的罪过，所以我也希望尽快拿出来，好让她放心。无奈问题可不那么简单呀，研究起来要费很大力气哩。”他把不像是一本正经的事儿，偏要故意用一本正经的口吻来说。

迷亭也模仿着寒月那种玩笑式的腔调搭腔说：“是啊，问题不那么简单。哪里会照‘鼻子’所说的办呢？当然喽，那个‘鼻子’倒是有值得仰其鼻息的地方哩。”

这其中，只有主人是比较严肃认真的。他问道：“你的论文题目是什么？”

寒月答道：“是《紫外线对青蛙眼球的电动作用之影响》。”

迷亭取笑说：“这可有意思啦。不愧是寒月先生！‘青蛙的眼球’，这题目妙极啦。苦沙弥君！在论文脱稿前，先把这个题目报告给金田家怎么样？”

主人不理睬迷亭的打诨，问寒月道：“你搞的这个研究很费力吗？”

“是的，这是个很复杂的课题呢。首先青蛙眼球的这种光学球面体的构造就不简单嘛，因此必须做各种实验，先要制造出一个圆玻璃球，然后才进入实验。”

主人说：“玻璃球有什么难，去一趟玻璃店不就行了吗？”

“哪儿的话，哪儿的话！”寒月君挺了挺胸说道。“说起来，所谓圆啦直线啦，只不过是几何学上的概念，真正合乎几何学定义的、理想的圆与直线，在现实世界中是不存在的。”

迷亭插口说：“既然是没有的东西，不搞不就行了吗？”

寒月说：“我想先制造出一个在实验上大体可用的球，所以从前些日子我就开始搞起来了。”

“搞成了吧？”主人问，似乎认为这还不容易。

寒月说：“这怎么能搞得出来呢。”可他似乎发现了和刚才自己说的有点矛盾，于是改口说，“可难搞啦。我反复去磨，一发觉这边的半径稍有点长，便稍微磨掉一点，谁想对面的半径又变得长啦。我费尽功夫总算磨了一个出来，结果从整体来看，又不够浑圆啦。又费了许多力气，把它磨成浑圆，结果直径又不够了。最初有苹果大，磨来磨去，变成草莓大小，我还是耐心地磨，变成豆粒大啦。变成豆粒大，也还是达不到理想的圆呀。我认真地磨个不停——从今年正月起，我已经磨废了六个玻璃球啦。”也不知是真是假，寒月君喋喋不休地一味讲着。

“你在什么地方磨的呢？”主人问道。

“也是在学校的实验室里，从清晨磨起，吃午饭时稍歇一歇，然后一直磨到天黑，这工作可不轻松哪。”

“难怪你近来老是说忙啊忙啊，连星期天都到学校去，原来就是为的磨这种球啊？”

寒月说：“眼下，从早到晚，我一直是在磨球呢。”

迷亭君从旁替寒月做注脚说：“真可以说得上是：磨球博士精魂使尽了哪。不过把你这种拼命劲儿讲出去，就是那个‘鼻子’也会不免有所感动的吧。这倒使我想起来我前些天有事到图书馆去，出来时，刚走到门口，就偶然碰上了老梅君，那家伙大学毕业后还到图书馆来，真是件稀罕的事，我向他说了一句：‘难为你这么用功啊。’这位老兄的脸作了一个怪物相，说：‘不是的，我不是来看书，方才我从门前走过，突然有点尿意，我是借用这里的厕所才进来的。’结果两人大笑了一番。老梅君和你可以说是两个正反有趣的例子，很应该写进《新撰蒙求》

[2]

里去哩。”

主人还是带着一本正经的神气向寒月问道：“你这样每天一味地磨下去当然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不过，你准备什么时候磨成呀？”

寒月答道：“哎，按现在的情况，大概需要十年。”看来，寒月君比起主人来，遇事还要不慌不忙哩。

“十年？最好还是快一点磨完的好。”主人说。

“十年，还算是快的，弄不好，可能要二十年呢。”寒月说。

迷亭赶忙接过来说道：“那可不得了，若是那样，不是当不成博士了吗？”

“是的，我也想早一点让对方放心，不过，反正球磨不成功，我的这个关键性的实验就无法进行啊。”

寒月君停顿了一下，摆出一副得意的样子，接着说道：“其实，你们几位大可不必为我操心。金田那边也知道我是在磨球呢，两三天前我去的时候，已经把这个情况向对方说明白啦。”

主人的妻子尽管对刚才这三人的谈话听不太懂，不过还是一直洗耳恭听着。这时她突然掀起疑团，问道：“不过，我听说金田一家从上个月就全都上大矶海岸避暑去了，不是吗？”

寒月君对主人的妻子的这一手，似乎有点招架不住，不过他随即装傻说：“这可真怪啦！这是怎么回事呢？”

在这种时候，总是缺少不得迷亭君的。在谈话中断的时候，不好意思的时候，困倦的时候，为难的时候，不管遇上哪种时候，他总会从旁插进来打圆场。他说道：“上个月去了大矶海岸的人，你却两三天前能在东京见着，这可够有意思，够神秘的啦。这正是所谓灵的交感嘛。在相思之情无法摆脱的时候，这是经常发生的现象。乍听起来好像是梦话，其实，就算是做梦吧，也是个比现实更真实的梦呢。像太太你，根本没经历过你爱我、我爱你这种体验，就嫁给了苦沙弥君，一辈子也未必了解恋爱是何滋味，所以你当然要感到奇怪。”

“哟，您有什么根据这样说呀。真太看不起人啦。”主人的妻子赶快打断迷亭的话，兴起了问罪之师。

主人从旁帮助自己的妻子，也嘲笑了迷亭一句：“你不是也没有尝过恋爱滋味吗？”

“不，我的风流事儿可多啦，不过早都过了七十五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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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会留在你们的记忆里，是不是？其实，我是失恋的结果，才偌大年纪还在过独身生活呢。”迷亭说罢，环视了一下在座所有人的表情。

“哈，哈……真有意思！”主人的妻子先笑了起来。主人把脸朝向窗外，说了句：“简直胡扯！”

唯独寒月君却依旧笑吟吟地说道：“请吧，请您讲讲您的怀旧谈，也好让我这个后生小辈见识见识。”

“我的那次恋爱是带有相当神秘色彩的呢，要是对已去世的小泉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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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谈谈，定会受到他的赞美呢，可惜小泉先生已经长眠了，所以我也就没人可讲啦。不过，既然诸位热心请求，那我就把我这一段秘密向你们公开好啦。不过有个条件，你们要听，可就得老老实实地听到底呀。”迷亭先叮嘱了这么一番，然后就进入了本题：“回想起来，距今嘛——那是几年前的事儿呢？——太麻烦了，就把它算做是十五、六年前的事儿吧。”

主人从鼻子里哼了一声：“胡诌瞎扯！”

主人的妻子嘲弄地说：“您的记性真坏啊。”

只有寒月君谨守约定，一句话也不说，摆出一副急于恭听下文的架势。

“那好像是某一年的冬天吧，我从越后国通过蒲原郡筍谷，登上蛸壶岭，正要来到会津这块地方的时候……”

“你怎么净走这些怪里怪气的地方？”主人插嘴问。

主人的妻子不愿意让主人打搅，说：“听着！别说话，可有趣啦。”

迷亭接着说下去：“可是，太阳已经西沉啦，又不认识路，又饥又渴，实在没办法，我就敲开岭上孤零零的那家茶馆的门，我说我是如此这般的一个人，请允许我借宿一宿。对方说这有什么，就请我进去，我一看见那个拿蜡烛照我的人，立刻浑身打起颤来。我就是从那时起切实地懂得了恋爱这个难以捉摸的魔力的啊。”

主人的妻子插口说：“真讨厌，在那样的深山老林中哪儿会有美丽的女子啊？”

“太太，深山也罢，海滨也罢，我倒是真希望让你亲自看一眼那位美丽的姑娘哩。她梳着那么雅致的高髻……”

“吓！”主人的妻子对迷亭的胡诌简直不知说什么好。

“你听我说下去，我进屋子里一看，在八叠的房间当中有一个地炉，我和那个姑娘，还有她的老爹和老娘围坐在地炉旁。对方问我一定很饿了吧，我说请快些给我弄点吃的吧，不管什么都可以。于是那位姑娘的老爹说，难得是个新来的客人，给他煮顿蛇饭吧。听着，下文可就是我失恋的过程了，请注意听啊。”

寒月插口道：“迷亭先生，我们不都在全神贯注地听着吗？不过，那可是越后国啊，在严冬总不会有蛇吧。”

迷亭道：“你问得很有道理。不过，对这种带有诗意的故事，你总不能这样拘泥于道理的吧。在泉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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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说里，还写有从雪中爬出螃蟹来的呢。”寒月说了声，“哦，您说得不错，”就又回到了谨敬恭听的态度。

“那时候，我是有名的专吃怪东西的，什么蚂蚱啦，蜒蚰啦，癞蛤蟆啦，我都吃腻了。蛇饭倒是个新鲜玩意儿，我对老头儿说那太好啦，我就打扰了。于是老头儿在地炉上放上一口锅，放进米煮起来了。奇怪的是那锅盖上有十个左右大大小小的孔。蒸汽不断从那些孔中冒出来。我心里想，难得他们想得出来，乡下人有这种心眼儿，真值得佩服。这时，老头儿突然站起来，也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又过了一会儿，抱着一个大铁笼子回来，随手就放在地炉的旁边。我往里一看，嚯，真不少哪，老长的家伙，一条一条挤在一起，互相盘绕着哩。”

主人的妻子的眉毛皱成八字，说道：“您别再往下讲啦。多恶心！”

“那怎么行呀，这正是造成我失恋的巨大原因，不能不讲啊。后来，那老头儿，左手拿起锅盖，右手随便抓出几条盘绕着的长家伙，赶快往锅里一放，立刻就盖上了锅盖。别看我遇事不在乎，这时也不免感到有些汗毛倒竖起来。”

主人的妻子愈听愈害怕，说道：“别讲下去啦，多骇人呀。”

迷亭越发得意地说：“这就要讲到失恋了，请忍耐一下。使我吃惊的是，大约不到一分钟的光景吧，从锅盖的孔中‘嗖’地伸出一个蛇头。我想，好家伙，探出头啦，马上从另一个孔中又‘嗖’地伸出个头来。我心里还在想，又出来一个，很快这边伸出来一个头，那边又伸出来一个头。到了后来，整个锅面上完全是蛇头啦。”

苦沙弥问道：“为什么都要把头探出来？”

“这是因为锅里边极热，蛇疯狂地想往外爬呀。又过了一会，老头儿说了声‘大概是时候了，该往外抽啦’，老妈妈应了一声，那姑娘也答应了一声‘是’，于是两人各抓起蛇头用劲一抽。蛇肉都留在锅里，只剩下蛇身的骨头随着蛇头长拖拖地被抽了出来。”

“这可以说是蛇的‘抽掉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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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寒月笑着问了一句。

“的确是‘抽掉骨头’，你们说这招多妙呀。然后就打开锅盖，用勺子把米饭和蛇肉足足搅和一阵之后，向我说了声：‘请用餐吧。’”

主人冷冷地问道：“你真的吃啦？”主人的妻子咧着嘴说：“你别问啦，恶心得很，回头连饭都不想吃啦。”

“太太，你不敢吃蛇饭才那样说。你可以尝一次嘛。那个鲜美的味儿，保你一辈子也忘不了。”

“噢，真恶心！我才不吃呢。”主人的妻子说。

迷亭接着又讲下去：“我当时饱餐了一顿，既忘了冷，又可以毫无顾忌地欣赏姑娘的月貌花容，我感到十分满足，当他们说声：‘请安寝吧，’我一路劳乏，便遵照吩咐，倒头便睡，也不顾得失礼，一觉睡到大天亮。”

这回是主人的妻子急于听下文，催促迷亭说：“那么，后来呢？”

“后来嘛，第二天一早，我一觉醒来便失恋啦。”

主人的妻子又问：“您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儿？”

“不，我什么也没做，起来后，我一边吸着香烟，从屋后的窗子往外一看，就在露天洗脸池旁边，哇，一个秃头正在洗脸哩。”

主人问道：“是那家的老头儿？还是那家的老婆子？”

“这点嘛，我当时也分辨不清，我死盯盯地瞧了一会儿，那个秃头转过头来，我这一惊非同小可。原来是我昨天夜里初恋的那个姑娘呀。”

主人反驳说：“你刚才不是还说过，那姑娘梳着发髻吗？”

“头一天晚上当然是梳发髻，而且还是云鬟高耸、美极了的发髻，不过，今天早上却变成了光秃秃的秃头啦。”

主人按照他的老习惯，仰头看着天花板，说了声：“简直是捉弄人！”

“我也感到十分奇怪，内心里有点战战兢兢，从远处偷着瞧，只见那个秃头终于洗完了脸，漫不经心地把放在旁边石头上的假发往头上一戴，便若无其事地走进屋里来了。我这才恍然大悟。虽然是恍然大悟，不过从那时起我就为失恋而千古遗恨啦。”

“真有这种胡扯的失恋哪！寒月君，要好好听听迷亭讲的，就是失恋，也要像迷亭这样高高兴兴，这才是好样的。”主人朝着寒月评论了迷亭的失恋。

寒月说道：“不过，那个姑娘如果不是个光秃秃的脑袋，迷亭先生把她迎娶到东京来，那迷亭先生可就更会高高兴兴的啦。总之，偏偏赶上姑娘是个秃头，真可以称得上是千秋恨事了。不过，我倒要请问一下，那样年轻轻的女人怎么会头发都掉光了呢？”

“我对这点也反复考虑过，我想肯定是吃蛇饭吃得太多的缘故。蛇饭这种东西，是上火的呀。”

主人的妻子说道：“不过，您虽吃了也没有出现任何毛病，真是幸运呀。”

“我虽然没变成秃子，不过就从那时起成了近视啦。”说着，迷亭摘下他的金丝腿眼镜。用手绢仔细地擦拭着。

过了好一会儿，主人好像才想起来似的，十分认真地问道：“你说的话里，哪有什么神秘的味道呀？”

“那个假发是从哪里买来的呢？还是拣来的？我想来想去，还是弄不清楚。这点，挺神秘嘛。”迷亭说着，又把眼镜架回到鼻梁上。

“简直像听段相声一样呢。”这是主人的妻子的评语。

迷亭胡扯一通，我本来以为可以告一段落，他再也没什么可讲的了。其实不然，这位老兄只要不把他的嘴用东西堵上，他的天性是绝不肯沉默的。他又讲起了下边的一段话：

“我的那次失恋固然是一场痛苦的经验，不过，那时如果我没发现她的秃头，娶了她，那可就一辈子看着都别扭，所以不慎重考虑，真是玄极啦。结婚这种事儿，一旦到了真要实行的关键时刻，经常是会发现隐藏着的、意想不到的缺陷的。所以寒月君可千万不要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又是幻想，又是神不守舍，那可不行，还是好好静下心来磨你的玻璃球为妙。”迷亭说了这番好像忠告似的话。

寒月故意装出一副难以接受的样子说：“是啊，我倒是想一心磨我的玻璃球。不过，对方不允许我这样，又有什么办法呢？”

迷亭说道：“可不是，像你的情况，对方总要闹腾嘛。不过，这种事有时是非常可笑的，比如那个为了小便才进图书馆的老梅君的事儿，就妙得很。”

主人被引上了钩，追问道：“他怎么的了？”

“倒是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那位老兄以前在静冈的一个叫东西馆的旅馆只住过一宿，当天晚上立刻向那家旅馆的女服务员提出结婚的要求。我是遇事不在乎的，不过还没进化到那位老兄的程度。当然啦，那家旅馆里有个叫阿夏的姑娘非常漂亮，而负责老梅君住的房间的，又正是阿夏姑娘，所以他向她提出结婚，也就不足为怪啦。”

主人带着一副认真的面孔说道：“哪里是什么不足为怪？这不是和你在什么岭上的事儿如出一辙吗？”

“唔，也差不多。老实说，我和老梅君是没有多大差别的哟。总之，他向那位阿夏姑娘提出求婚，还未等对方答复，他就忽然想要吃西瓜。”

主人弄得莫名其妙，反问了一句：“你说什么？”不只是主人，就连主人的妻子和寒月，也都歪起了头，感到难以理解。迷亭却不管这一套，又继续讲下去：

“这位老兄把阿夏姑娘叫来，问道：‘静冈可有西瓜吗？’阿夏姑娘回答说：‘静冈地方虽小，西瓜总是有的。’然后她用盘子端来了一大堆切好的西瓜，据说老梅就吃起西瓜来。他把一大堆西瓜全给报销啦，然后等待阿夏姑娘的答复。在还未得到答复之前，老兄的肚子就疼起来了。他哼哼地忍着，一直不见好，于是又把阿夏姑娘叫来，问她在静冈是不是有大夫。阿夏姑娘说，静冈地方虽小，医生总还是有的。然后她请来了一位就像从《千字文》中偷来的名字，叫什么‘天地玄黄’这类名字的医生。第二天清早，肚子疼给治好了，老兄心里当然很高兴。在临离开旅馆前的一刻钟，他将阿夏姑娘叫来，问她昨天要求和她结婚的事儿，她是否答应。阿夏姑娘笑着回答说：‘静冈有西瓜，也有医生，可就是没有一夜功夫就肯答应做新娘的。’说着就走了，再也没有露面。这以后老梅君就和我一样，也失恋了。而图书馆呢，听说他除了去解手之外，就再也不去了。细想起来，女人真是祸害呀。”

这回主人居然搭起腔来，说道：“这一点不假。前些天我读了缪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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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剧本，其中的人物，引用罗马诗人的诗句，说了这样一段话——比羽毛轻的是尘土，比尘土轻的是风，比风还轻的是女人，比女人还轻的，那就再也没有啦——说得多么入木三分呀。女人嘛，是最糟的。”他非常卖力气地下了断语。

主人的妻子听了主人这段高论，自然不会答应。她说道：“你说轻浮的女人不好，不过那笨重的男人也不见得就好呀。”主人道：“笨重？你是指什么？”“笨重就是笨重呗。就像你那样！”“我哪点笨重啦？”“难道你不笨重吗？”夫妻两人也不知到底争吵什么。迷亭在旁饶有兴致地听了一会儿，然后开口道：“像你们这样面红耳赤地互相争论、攻击，这正可以说是夫妇的真相哪。过去那种老式夫妇肯定是毫无意思。”他说得非常含糊，也不知是在夸奖呢，还是在嘲弄。他本来说了这句就够了，可他又把他的话加以敷衍，发表了如下的意见：

“在以往，据说没有一个女人敢对丈夫回嘴的，若是那样，就和娶个哑巴妻子没两样，我是不赞成的。还是像太太你这样，说什么‘难道你不笨重吗’这类的话，这就好得很。既然是讨老婆，如果不偶尔吵一次两次嘴，那一定会感到闲得慌的。像家母那样，一到家父面前，就只知道说‘是’或者‘嗯’。而且他们结婚了二十年，除了到庙上去给祖先扫墓之外，就没一起出去过，你们说可怜不可怜？不过，倒也好，家母倒是把祖宗墓碑上的法名背诵得一清二楚。对于男女间的交际，过去也是不允许的，我小的时候，像寒月君那样，又是和意中人合奏乐器啦，又是搞灵的交感，在朦胧中相会啦，这类事儿是绝无可能的。”

寒月行了个礼说：“这太值得同情啦。”

“可不是值得同情吗？而且那时候的女人也不见得就比现在的女人行为端庄。太太，你知道吗？现在人们常常责难这责难那，说什么现在女学生品行堕落，其实过去要比现在厉害得多哪。”

“是吗？”主人的妻子倒是很严肃。

“是那样的，我绝不胡说，有确凿的证据为凭嘛。苦沙弥君！你也许不记得啦，在咱们五六岁的时候，不是把女孩儿像卖冬瓜似的装在篮子里，用扁担挑着卖吗？喂，你说是不是？”迷亭问主人道。

“那种事儿，我不记得。”主人冷淡地答道。

“你的老家那里怎样，我不敢说。不过，在静冈，的确是真的。”迷亭说。

主人的妻子小声说了句：“何至于……”而寒月君显示出不相信的样子问道：“真有这种事儿？”

“是真的，我家老爷子就问过价，当时我大概是六岁吧，我和我家老爷子一起从油街往通街去散步。对面就有人大声喊‘要不要女孩？要不要女孩？’当我们来到二道街的街口，在一家叫伊势源绸布店的门前时，就碰上了那个人。伊势源是一家十间门面的静冈有数的大字号，下次你去静冈，可以去看看，今天还仍然存在，是个很体面的商号呢。它的经理叫甚兵卫，他总是像三天前死了娘似的，哭丧着脸坐在账桌前，在甚兵卫的旁边总有一个叫小初的二十四五岁的年轻伙计。这个小初，又是云照禅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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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徒，就仿佛三七二十一天只吃素面过日子似的，总是一张黑瘦的脸儿。在小初的旁边是小徒弟阿长，这小青年就好像昨天遭了火灾似的，总是愁眉苦脸，身子斜靠着算盘，和阿长并肩坐着……”

主人拦了一句说：“你是要讲绸布庄的事呢？还是要讲卖孩子的事？”

“我讲什么来着？哦，对啦，对啦，我是讲卖孩子的事。其实，关于这家伊势源也有很多奇闻呢，不过，还是把它割爱，只讲卖孩子的事儿吧。”迷亭说。

主人说：“那卖孩子的事儿也请你顺便一同割爱了吧。”

迷亭说：“不，这些材料，对于二十世纪的今天和明治初年前后女子品性的比较，是大有参考价值的，这可不能轻易放弃不讲呀。就那样，我和我家老爷子走到伊势源前，那个人贩子看见我家老爷子，便说道：‘老爷，您买不买女孩？这可是卖剩下来的，我少算您点，您买下吧。’说着，他放下扁担擦汗。一看，前后两只筐，各装一个，都是两岁左右的女孩。我家老爷子对那个人说：‘如果价钱便宜，也可以考虑考虑。’并问他：‘怎么，就剩这两个啦？’那人回答说：‘不巧，今天都卖光了，只剩下这两个，您随便挑一个吧。’说着用两手捧起一个女孩，就像卖倭瓜似的，送到我家老爷子的鼻子尖前。我家老爷子砰砰地敲了几下女孩子的头，口中说道：‘啊哟，这声音听起来还可以。’随后两人就开始讨价还价，最后总算讲妥了价，我家老爷子问他道：‘买是可以买，不过品质不会有错吧？’那人说：‘唔唔，前头这筐里的，俺一直用眼睛盯着，不会有错，不过担在后边的这个嘛，因为俺没长后眼，说不定会出现什么漏子，如果您要这个，品质我不敢保证，不过价钱还可以少算一点。’对于这个问答我现在还记忆犹新。在我当时幼小的心灵里，我可就已经认为女人果然是一时一刻也放松不得，大意不得的。但是在明治三十八年的今天，再也不会有卖女孩儿这种野蛮行为啦，似乎再也听不到因为眼睛瞧不见，女孩儿挑在后边筐里就不保险的论调了。所以，按我的想法，应该说这毕竟是托了泰西文明的福，女人的品行也大有进步啦。寒月君，你看是这样吧。”

寒月君在回答之前，先煞有介事地咳嗽了一声，然后有意用沉稳的低声发表了他的观察：“最近一段时间，女孩子们在学校放学回家的路上，或者在合奏会、慈善会、游园会上，都在自己出售自己，好像是说：‘您不想买我吗？哟，不想买吗？’所以再也不需要雇那些卖不成菜的人来喊什么‘买不买女孩儿呀’，搞那种下流的委托贩卖啦。人一旦增加了独立性，自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的。老人们杞人忧天地对这种情况说三道四，其实，说真的，这是文明的趋势，鄙人认为，这才是大为可喜的现象，暗表庆贺之意哩，那买的方面，也不会再有那样的土包子，要敲敲脑壳，询问品质是否可靠，所以倒省了许多事哩。而且在这个复杂的社会里，如果都这样费事，就会没完没了。那样的话，就是到了五十岁六十岁也找不成男人娶不到老婆啦。”寒月君不愧是二十世纪的青年，热烈地发表了他的合乎当代潮流的见解，说着他向迷亭先生的脸上喷了一口敷岛牌香烟的烟雾。

迷亭先生可不是喷一口敷岛牌的香烟烟雾就会退阵的人。他说道：“诚如尊论，当今的女学生、阔小姐们，自尊心已经深入骨髓啦，不论什么都绝不肯输给男子，真使我敬佩之至。拿我附近的女学校的学生们来说，可了不得！她们穿着男人穿的窄袖衣服，练单杠，多么了不起！我每次透过楼上的窗子，看她们做体操，总使我想到遥远的希腊妇女哩。”

主人毫不容情，冷笑地说：“又是你的‘希腊’啊。”

迷亭说：“有什么办法，审美的感觉大体都是发源于希腊的嘛。美学家与希腊毕竟是无法分开的啊。尤其是当我观赏了那些肤色黑黝黝的女学生一本正经地做体操，我总是想起阿古诺黛丝的故事来哩。”

寒月君仍然是笑嘻嘻地说道：“又捅出个麻烦的名字呢。”

迷亭说：“阿古诺黛丝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啊。我真佩服极啦。当时雅典的法律是不准女人当产婆的。太不自由啦，阿古诺黛丝当然也感到太不自由啦。”

“你说的是什么？你方才说的那个叫什么？”

“女人呗。女人的名字啊。这个女人反复想：不准女人当产婆太不像话啦，太不自由啦。自己一定要当产婆，有没有当产婆的办法呢？她整整想了三天三夜，恰好在第三天的清晨，她听到邻家新生儿的哭声，于是她恍然大悟。她随即把头发剪了，改成男装，去听了赫洛费拉斯的讲课。她圆满地听完了课程，已经感到满有把握了，就真的从事起产婆的行当来。太太，你知道她可走运啦。这里也是呱呱坠地，那里也是呱呱坠地，这些新生儿都由阿古诺黛丝接生，所以她赚了许多钱。不过，人间万事都是塞翁之马，七起八落，祸不单行的。她的秘密终于被发觉，以触犯官府法律的罪名，即将受到严厉的处置。”

主人的妻子啧啧称赞说：“真像听评书一样！”

迷亭说：“我讲得很巧妙吧。——想不到雅典的妇女竟然提出了联名状，当时的行政官也被搞得张口结舌，后来她终于被无罪释放。从那以后，当局终于不得不出布告：妇女也可以当产婆。这件事儿总算以胜利告终。”

主人的妻子说：“您晓得的事儿真多啊。我真佩服您。”

“唔，一般的事儿我都晓得，不晓得的只是自己的愚蠢罢了。不过，对这点我还是模模糊糊晓得点的。”

“哈，哈……您净说些有趣的话……”主人的妻子笑得前仰后合。

通往外面玻璃门上的铃铛响了，发出和刚装上时同样的响声。主人的妻子说了声：“哎哟，又来客人啦。”便退回到她自己的起居室去了。我心想太太刚走，进到客厅里来的是谁呢？原来是大家都晓得的越智东风君。

东风君这一来访，到主人家来走动的这些怪人，虽不敢说网罗殆尽，但至少可以说已有相当数量的座上客光临，足以慰我寂寥了。如果仍认为这不够，那就太不知好歹了。如果我命运不济被豢养在另外的人家，那说不定我一辈子连这些先生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也未必能遭际到就了此一生哩。幸而我做了苦沙弥先生门下的一只猫儿，朝夕得侍奉于虎帐之下，苦沙弥先生自不必说，就是迷亭、寒月乃至东风各位先生，即便寻遍东京，也很难找到这些豪爽之士。现在使我有机会趴着拜见他们的举止，这对我来说真是千载难逢的幸运。而且托先生们的福，使我在此酷暑之中忘掉浑身披着毛皮的烦扰，非常有趣地消磨半日的时光，实在感谢之至。既然这么多的人聚到一起，想必不同寻常，我想肯定要有好戏看，于是我躲在客厅里的壁橱后面恭恭敬敬地等着瞻仰他们的神采和言行。

“好久没来向您问候啦。”我看了看东风君那行礼的脑袋，仍然和上次来时一样，头发油光发亮。如果只看他的头发，他有点像唱小戏的演员，不过，看他下边穿着的那白色硬邦邦的小仓布的裙裤，又很容易使人猜想他是剑客神木原健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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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下的徒弟。因此东风君的身体中像个普通人的地方，只有从肩到腰这上半截儿。

“难得难得。这么热的天，难为你前来。请到这边来坐吧。”迷亭先生好像是在自己的家里招呼客人。

“好久没见到先生您啦。”东风君向迷亭客气地说。

迷亭说：“不错，记得还是今年春天在朗读会上见过面的。提到朗读会，你们还搞得很热火吗？你以后又担当了阿宫小姐的角色了吗？那次你搞得很不错，我还热烈地给你鼓过掌哩，你注意到了吗？”

“多亏您的鼓励，增加了信心，总算全部搞完啦。”

主人开口了：“这次你们什么时候再举行那种会啊？”

东风答道：“七八两个月休息，九月份准备搞得更红火一些。先生，您有什么设想吗？”

“唔。”主人做了一个有气无力的回答。

“东风君，你们能不能表演一下我的创作？”这次是寒月君在搭腔。

东风君说：“你的创作会很有意思的，是个什么内容？”

寒月大言不惭地说：“剧本呗。”果然不出所料，在座的这三个人一下被镇住，不约而同地看着寒月。

东风君进一步追问道：“剧本，那可了不起！是喜剧？还是悲剧？”

寒月先生仍然不动声色地答道：“不，既不是喜剧，也不是悲剧。最近对旧剧、新剧议论得很厉害，我要别开生面。我尝试着写了一出俳剧。”

东风说：“你的所谓俳剧是什么样的剧呢？”

寒月说：“就是把富于俳句趣味的剧，简称为俳剧罢了。”

主人和迷亭听了寒月的答复，有点让寒月给搞懵了，静静地听着。结果还是由东风君发问道：“那么，请问你那个剧情的新意何在呢？”

“基本是从俳句趣味着想的，我想如果剧太长了，或者太刺激了都不太好，所以写成个独幕剧。”

东风只说了一声：“哦！”

寒月说道：“请先让我从布景说起吧。这个，也是尽量简单为好。在舞台正中立一棵大的柳树，要让那棵柳树的主干向右方有力地伸出一根横枝，然后让一只乌鸦落在树枝上。”

主人表示担心，自言自语似的说道：“但愿那只乌鸦能老老实实待在那里才好。”

寒月说：“不，这不犯难，把乌鸦的两条腿用小绳捆在树枝上就行啦。这样，在树下要放上一只澡盆，一个美人横着身子用毛巾正在洗澡。”

“这可有点颓废色彩啊。我倒要先请问一下，由谁来演那个女的呢？”迷亭提出质问。

“这有什么，很容易办到，去请美术学校的模特儿嘛。”

“那样，警察厅可要不答应了呢。”主人又担心起来。

“不过，只要不卖票，就没关系了。若是为这点事左也不行右也不准，那学校里的裸体画写生岂不也画不成啦。”

迷亭说：“不过，那是为了练习作画，和只供人看可不同啊。”

寒月理直气壮地说道：“如果各位先生都是这样的见识，那日本的文明开化可就没有希望啦。绘画也好，演剧也好，都是艺术嘛。”

“且不要争论，你说说下一步怎么演吧。”东风君催促道。看来，他还真打算上演呢，所以急于想知道该剧的情节。

寒月说：“就这样，俳人高滨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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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执司的克，戴着白灯心草的帽子，穿着羽纱的外褂，把萨摩条纹布的长袍掖起，脚下一双矮腰皮鞋，从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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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场。他的这身穿戴，虽然有点像陆军部的御用商人，但因为是俳人，所以必须尽可能走得从容不迫，做出一副边走边在心里推敲着俳句创作的样子。这样，虚子穿过花道，来到舞台上，他突然抬起他那正在揣摩俳句的眼睛一看，面前是一棵大柳树，柳荫下一个雪白裸身的女子正在沐浴。他吃了一惊，往上一看，在长长的柳枝上停留着一只乌鸦正往下瞧着女人沐浴。于是虚子先生深有感触，俳兴大发。这个镜头大约需要保持五十秒钟，然后他大声朗吟了一首俳句：‘对沐浴的女人看得神魂颠倒的这只乌鸦哟。’一旦朗吟完毕，立刻响起拍子木，幕落。怎么样？这很有新意吧？你喜欢这个剧吗？你扮演虚子比起担当阿宫姑娘的角色来，要有意思得多哩。”

东风君似乎觉得缺少点什么，严肃地回答说：“这未免太简单了些，似乎不太带劲儿。最好再添进些人情味就好啦。”

在刚才这段时间里，迷亭一直洗耳恭听着，他可不是个永远闷声不响的人。他说道：“只这么点儿情节，你的这个俳剧太那个了。根据上田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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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的说法，什么俳句趣味，什么滑稽之类的东西，都是带有消极色彩的，是亡国之音。真不愧是上田君，说得多剀切啊。你试想，如果真的演了你这种无聊的东西，那只能遭到上田敏君的嘲笑呢。先不说别的，先说你写的这个东西，是剧呢还是玩笑打诨？难道不是过于消极、无法让人看懂的吗？这样说可能失礼，寒月君，最好还是在你的实验室里磨你的玻璃球吧，俳剧这玩意儿，你就是再写上一百篇两百篇，这种亡国之音也是要不得的呀。”

寒月有些愤然似的说道：“怎么会是消极的呢？我还自以为是很积极的呢。”他开始为这本来消极积极都无所谓的问题争辩起来。“就以虚子来说吧，虚子先生所以吟出这句俳句‘对沐浴的女人看得神魂颠倒的这只乌鸦哟’，对他让乌鸦对女人着迷这点上，我认为是非常积极的。”

迷亭说：“噢，这倒是新鲜见解，务请将高论讲给我听听。”

“我作为在大学里学过理科的理学士来考虑问题，说乌鸦看女人着迷，是不合乎情理的吧？”迷亭说：“很对，是不合情理。”

寒月说：“将这种不合情理的事儿，似乎漫不经心地大胆吟出，却一点也不感到不合情理。”主人用怀疑的口吻插口说：“真是这样吗？”对此寒月根本不予理睬。他继续说道：“为什么说它不感到不合情理呢？这只要从心理上加以说明，就会了解。老实说，着迷不着迷是存在于这位俳人自身的感情之中，是和乌鸦毫不相干的两码事。然而，他所以感到乌鸦看女人看得着迷，并不是说乌鸦有无这种感情，其实是他在着迷就是啦，虚子本人看到了一个漂亮的女人在沐浴，他一下子受了刺激，就在那一瞬间，他肯定是非常着迷的。这是他以自己着迷的目光来看待那只乌鸦在树枝上一动不动地向下俯视，于是便产生了错觉，认为‘这东西也和我一样神魂颠倒哪’。错觉固然是错觉，但这正是文学之所以为文学，而且是一种积极性的所在呢。将自己感受到的情感，毫无顾忌地扩张到乌鸦身上，并且一点也不觉得不应该，这点难道不是相当积极的吗？怎么样？您看我的解释可以满意吗？先生！”

迷亭说：“佩服，果然是妙论。如果讲给虚子听，他肯定也会吃惊不小呢。你的解释固然是积极的，不过假如真的上演了，那些观众可就都要消极啦。对吧？东风君！”

东风一本正经地回答说：“唔。我总觉得过于消极了。”

主人看来是想把谈话的局面转移开去，于是向东风君问道：“东风，你近来创作出什么好的作品了吗？”东风君回答说：“还没写出能拿给您看的像样的作品。不过，我想最近出版一本诗集。凑巧我今天把原稿带来了，请您多多指教。”说着就从怀里掏出一个紫色的小包袱，从中拿出一本钉好的原稿，大约有五六十张稿纸那么厚，把它放在主人面前。主人装腔作势地说了声“让我拜读拜读”，打开一看，在扉页上写有两行字：

不与世人同，你的那纤丽的姿影

——献给富子小姐

主人脸上泛出神秘的色彩，盯着第一页老半天一言不发。

迷亭说道：“写的什么，是新体诗吧？”于是凑近去看。

“呀！献词呀。东风君，你敢于大胆献给富子小姐，真了不起！”他不断地夸奖说。

主人好像还摸不清头脑，问道：“东风，这个富子小姐是真有其人吗？”

东风好像很认真地加以说明：“唔，她是上次朗读会和迷亭先生同样受到招待的妇女之一。就住在这一带。本来我想将这本诗集拿给她看，来的路上我顺便去找了她，不巧她上个月到大矶海岸避暑去了，不在家。”

迷亭说：“苦沙弥君，现在可是二十世纪呀。脸上不要做出那种怪样，最好马上朗诵这篇杰作吧。不过，东风君，你的献词写得可不怎么样呀。你知道你使用的这个文言词‘纤丽’，原义是什么吗？”

东风说：“我想这个词是‘纤弱’或‘非常娇柔’的意思。”

迷亭说：“唔，也未尝不可以做这样的解释，但它本来的词义是‘感觉危险，一碰就会掉落’的意思哩。所以如果是我，我就不这样写。”

东风说：“怎样写才更有诗味呢？”

迷亭说：“如果让我写，就会这样写：‘献给世上少有的纤弱的富子小姐的鼻子之下。’虽然事情仅仅限于有没有这四字之差，但的确有很大的不同。”

东风君本来没有懂得迷亭的调侃，但为了礼仪，却强做领悟似的“唔”了一声。

主人一声不吭地翻开了卷头的第一页，读了起来：

散发着倦怠的馨芳中

是你的灵魂吗？相思的烟云在摇曳，

啊呵，我此身，在这辛酸的人世

终于获得了，这甜蜜的一吻。

主人叹息着说：“这个，我有点读不懂。”然后他把诗稿递给迷亭，迷亭看了看说：“这可有点新奇得过火啦。”说着迷亭又递给了寒月，寒月一个劲地说：“哦，哦，”寒月又把诗稿送还给东风君。

东风说：“先生，您读不懂是很自然的。因为十年前的新诗歌和今天的新诗歌已大不相同，进步可快啦。最近的诗，如果躺在床上读，或在车站候车的时候读，是绝对读不懂的。就是写诗的本人，如果受到别人询问，也经常回答不出。因为完全依靠灵感来写作，除了这点之外，诗人是不负任何责任的。那些注释啦，讲解啦，是学究们的事，和我们毫无关系。前些日子，我的一个朋友，名叫送籍的人，写了一个题为《一夜》的短篇，任何人读了都朦朦胧胧，不知道作者要说什么。有人为此去找本人，郑重地问他作品的用意何在，他却说：‘那种事儿我管不着。’根本不予理睬。我认为这点正表现出诗人的特色。”

主人说：“也许是诗人吧，不过这人也未免太怪啦。”

“是个呆子！”迷亭用简单的一句话就把送籍君彻底否定了。

东风君觉得意犹未尽，又继续说道：“送籍这个人，在我们伙伴当中，也不太和他人合群。不过我的诗，也请您几位多少以这种精神来读。特别请你们注意的是，诗中使用的辛酸的人世和甜蜜的吻，形成对照，这正是我煞费苦心的所在。”

寒月说：“看得出尊驾煞费苦心的痕迹。”

迷亭说：“你那‘辛酸’和‘甜蜜’的对应之点，可以说是五味俱全的文体、带辣味的文体，真妙极啦。完全是东风君独特的手腕，真使我佩服得五体投地！”迷亭不断调侃老实人，自以为乐。

主人也不知想起了什么，猛地站起来走进书斋，很快拿来一小张毛边纸：“东风，方才读了你的大作，这回由我来读一读我写的短文，请在座各位批评。”看来他还真当回事似的，态度蛮认真哩。

迷亭说道：“你的那篇《天然居士墓志铭》，我已经拜听了三遍啦。”

主人说：“哎，你别吭声！东风，这篇文章绝不是我的得意之作，不过为了给大家添点余兴，请你听一听吧。”

迷亭说：“寒月君也应该捎带听听呀。”

寒月说：“不用捎带，我是在恭听着哪。不会是很长的吧。”

苦沙弥答道：“只有六十多个字。”于是苦沙弥开始读起他自作的名文。

“‘大和魂！’一个日本人这样呼喊以后，发出了痨病鬼式的一声咳嗽。”

寒月赞赏说：“起得突兀！”

“‘大和魂！’一个报混子说。‘大和魂！’一个扒手说。大和魂一跃渡海，在英国，进行大和魂的讲演。在德国，上演大和魂的戏剧。”

这次，迷亭挺了挺胸，说道：“好家伙！这可比天然居士的那篇《墓志铭》强多啦。”

“东乡大将具有大和魂，鱼铺子掌柜阿银也具有大和魂，投机者、骗子手、杀人犯也都具有大和魂。”

“先生，请您添上我，我也有哪。”寒月说。

“假如你问他‘大和魂’是什么，他就会一边走着回答你说：那就是大和魂呗。可当他走过没有三四丈远，你就会听到一声咳嗽。”

迷亭说：“这句写得妙极啦，你真有文才啊。那么下一句呢？”

“‘大和魂’是个三角的？‘大和魂’是个四楞的？正如其名所示，‘大和魂’是‘魂’。正由于是‘魂’，所以总是摇摆不定的。”

东风这时提醒说：“先生，写得真有意思。不过，是不是‘大和魂’太多了点？”“我同意！”这样说的，当然是迷亭。

“谁都挂在嘴上，可谁也没有见过。谁都听人说过，可谁也没碰上过。大和魂，大和魂，其天狗之类欤？”

主人以一结杳然的语气，念完了。

可是，别看它是一篇妙文，由于它太短了，又无法了解它要说的是什么，结果听的三个人还在等待下文，但等来等去，丝毫不见动静。最后寒月问了句：“就只是这些？”主人回答了一声“嗯”。只用“嗯”来回答，未免太不负责任了。

奇怪的是，迷亭对于这篇妙文，不像过去那样又信口开河地评论一通。停了一停他向苦沙弥问道：“你把你写的这些短文编个集子，然后也呈献给谁，好不好？”主人若无其事地说：“那就献给你怎么样？”迷亭只答了一句：“我可担当不起。”然后用他那先前在主人妻子面前显示的剪刀来修他的指甲。

寒月问东风说：“你认识那位金田小姐吗？”东风说：“自从今年春天请她来参加我们的朗读会后，就和她有来往。我每见到这位小姐，总是受到感动。我在这一段时期无论作诗还是作和歌，总是诗兴大发。这个集子中所以多半是恋爱诗，我想完全是来自对这位异性朋友的接触而产生的灵感。所以我必须对那位小姐表示深切的感谢，我利用这个机会，把这本诗集献给了她。听说自古以来诗人如果不和妇女结为亲密的朋友，是写不出好诗的。”寒月显出一丝笑意，说道：“真是这样吗？”

尽管这些喜爱乱讲一通的人聚集在一起，但看来这种胡扯也不能总是这样无休止地继续下去。而我也没有义务整天听他们这种毫无变化的闲谈，于是我只好失陪，到院子里捉螳螂去了。西斜的太阳在绿荫浓郁的梧桐叶隙间洒下点点斑斑的影子，秋蝉在它的枝干上拼命鸣叫不停。今夜说不定还会有一阵风雨袭来哩。

[1]
赫拉克勒斯，希腊神话中最伟大的英雄，以力大闻名。

[2]
《蒙求》为史书，唐朝李瀚撰写。《新撰蒙求》是后人所写。

[3]
日本谚语：背地里讲人，至多七十五天，意谓日久不觉得新鲜，就会被人们淡忘。

[4]
小泉八云（1850—1904），日本作家、翻译家、教师，曾向西方介绍日本的文化和文学。

[5]
泉镜花（1873—1939），日本明治时代的小说家。

[6]
日语中常指没有气节的人。

[7]
缪塞（1810—1857），法国浪漫主义运动最杰出的诗人和剧作家之一。

[8]
云照（1827—1909），日本明治时代真言宗的僧人。

[9]
神木原健吉（1829—1894），日本有名的剑术家。

[10]
高滨虚子（1874—1959），和夏目漱石同时代的有名的和歌诗人、小说家。

[11]
歌舞伎演员由舞台一侧通过群众席上下场的通道，或相扑力士出场的通道。

[12]
上田敏（1874—1916），明治时代的日本诗人、评论家、英文学者。

七

在下近来开始运动了。也许有些无知之徒会把我臭骂一通，说我大不了是只猫儿，竟然也搞起什么运动，这里我得表示我的意见。就拿骂我的人来说吧，他们直到最近还不理解运动为何意，只知道吃和睡是唯一的天职。那些有幸被称为贵人的，总是袖着两只手，让那快要糜烂的屁股永远不离开坐垫，认为这就是做老爷们的尊荣。他们过着自我得意的生活。以后接二连三出现的应该运动呀、提倡喝牛奶呀、进行冷水浴呀、应该跳进海去、夏季应该去山里同烟霞为伴等等，所有这些无聊的提法，都是从西方传到神国日本来的，是近期才发生的一种热，甚至被认为是和鼠疫、肺结核、神经衰弱不相上下的热病。我是去年生的，今年才一岁，当然不可能记住人开始患此病症时的情景。不仅如此，那时，我肯定还没有卷入这种浮薄的世风中。不过猫儿一岁，可以说顶得上人的十岁。甭看我们猫儿的寿命比人要短两三倍，但从一只猫儿在短期内头脑的充分发达情况来看，把人的岁数和猫儿的岁数同等来看是极端错误的。就以我来说，现在还不到一岁零几个月，就有如此的高见，这就足以说明问题了。主人的第三个女儿，据说虚岁已经三岁，但从智力的发达来讲，啊呀，那简直是迟钝极啦。除了哭、尿床和吃奶以外，什么也不懂。将她和愤世嫉俗的我来比较，她简直是幼稚到极点啦。正因为我是这样的一只猫儿，所以我把运动、海水浴、转地疗养的兴趣都放在心上考虑，这是丝毫不足为怪的。如果对这些事儿也感到奇怪，那肯定是因为人比猫儿少两条腿的缘故。人很早就是二百五，所以直到最近才开始鼓吹运动的意义，喋喋不休地讲海水浴的益处，好像这是一项伟大的发明。其实这类事儿，我生来就懂得。先说海水为什么会对身体有好处吧，只要你去一趟海滨就立刻会明白。在那辽阔的大海里究竟有多少鱼固然无法知道，不过，从来没有一条鱼生病去找医生的，都是活蹦乱跳地游来游去。如果有病，它还能游吗？如果死了那肯定要漂起来。所以鱼逝世，称作“漂上来”，鸟的薨去，呼做“掉下来”，人的寂灭号称“挺尸”。你可以去问问出过洋的人，当他们横渡印度洋时有没有看见过死鱼，肯定任何人都会回答说没有。他们当然要这样回答。不管你在海上经过多少个来回，也不会有人看见过一条鱼会是停止呼吸——不，说“停止呼吸”不妥当，因为是鱼嘛，应该说是在潮水中咽气——漂上来的。在那波涛汹涌、漫无际涯的大海中，就是坐上蒸汽船不分昼夜地去寻找，也不会发现一条鱼会漂上来。由此推论下去，可以立即下断语说鱼是极其壮实的。那么要问鱼为什么那样壮实？这也是人所不了解的，其实道理很简单，立刻能弄明白的。那就是因为鱼始终饮用海水，进行海水浴的缘故。海水浴对鱼的功效是如此的显著。既然对鱼儿有益处，那么对人也自然应该是有益处。一七五○年里查德·拉塞尔博士刊登了一则夸大的广告，谈只要跳进布赖顿

[1]

海水浴场，百病可以马上全部治愈，你当然可以嘲笑他的广告刊登得太晚。我们虽然是些猫儿，但只要时机成熟，我们也可以去镰仓海滨。现在还不行，万事都有个时机问题。正如明治维新前的日本人未能体验到海水的功效就死掉一样，今天的猫儿还未到可以裸体跳进海水的时机。急于干就必然出现差错。譬如今天，在被抛弃到筑地海岸的猫儿还未能平安回到家之前，我可不会不顾一切地去跳海。在进化法则还未能使我们这些猫儿对狂澜怒涛产生适当的抵抗力之前——换言之，在一般用语中还未把“猫死了”说成是“猫漂上来了”之前——海水浴是很难进行的。

海水浴待将来再说，但我却下决心去搞一搞运动。在二十世纪的今天，不进行运动就像个贫民，名声不太好听。我不运动，并不是不想运动，而是不能运动，是我没有运动的时间，被注定无运动的余暇。过去，喜好运动的人被讥笑为武士家去干跑腿这一行当的奴仆，如今，不运动的人则被看作是下等人。世人的评价，根据时间和情况在不断变换，就像在下的眼珠一样。我的眼珠只不过是变大变小而已，但人的品评却会整个颠倒过来。颠倒过来当然不要紧。事物总有两面，总有两端。在同一事物上使其产生出黑白是非的变化，这点正是人的圆滑融通之处。将“方寸”颠倒过来就成了“寸方”，这正是人的可爱之点。从两股间去看“天之桥立”

[2]

，就会又别有一番情趣。莎士比亚如果总是千古不易的莎士比亚，也就无味得很，如果没有人偶尔从两股间去看一看《哈姆雷特》，说：“老兄，这没什么了不起。”那么文艺界也就不会发展。所以过去说运动坏话的一伙人，现在忽然爱好起运动来，甚至连妇女都拿着球拍在街上走来走去，这些都毫不足怪。只要不把猫儿参加运动也讥笑为狂妄之举就可以了。且慢！也许有人会产生疑问，不知道我要搞的是哪种运动，为此我想略加说明。

如尊驾所知，我们猫儿不幸的是拿不了道具的，所以对于垒球棒啦、球啦，都不知道如何使用，加上即使会用，我们也没有钱去买。由于这两个原因，所以我选择的运动，必须是属于那种既不需要花费，也与运动器械无关的。既然是这样，也许有人会认为我可以慢条斯理地走走路或者叼着一片金枪鱼飞跑。但是只让我的四条腿做力学运动，利用地球引力的作用在大地上闯来闯去，未免过于简单乏味。尽管名称叫运动，但它像主人经常做的那样，只是在字面上运动来运动去，我认为这是玷污运动的神圣意义。当然，就是一般的运动，如果在某种刺激之下，也不一定不可以做。像“抢金枪鱼赛跑”、“寻找大马哈鱼”这类玩意儿，也是蛮有意思的。不过，这种场合缺不了对象，如果去掉对象的刺激，就变得索然寡味了。假如排除这些奖赏性的刺激物，那么我倒是想搞点带技巧性的运动。于是，我想出了各种方法。像从厨房的遮阳板跳到屋顶上去的运动，在屋脊的梅花形屋瓦上用四条腿站立的技巧，从晾衣竿上跑过去——这毕竟是难以指望成功的，因为竹竿滑溜溜的无法下爪子。还有从背后突然蹦到小孩身上——这虽是饶有兴味的运动，但经常搞就会大触霉头，所以至多每个月搞上三次。往头上套纸袋——这只能感到痛苦，是种兴趣不大的玩法，而且这种运动假如没有人和我合作，也无法进行，所以也不行。还有用我的爪子扒搔书的封皮，——这个运动一旦被主人发觉，不仅大有挨揍的可能，而且只锻炼了爪子的灵巧，不能锻炼浑身的肌肉。以上这些，都是旧式运动的内容。在新式运动中，有些是非常有趣的，首先是捕螳螂。捕螳螂虽不是捕老鼠那样的大运动，但它也不会有很大的危险。从仲夏到初秋这段期间，这种游戏是最属上乘的。至于说到捕捉的方法，我先到院中去寻出一只螳螂来，如果气候好，找出一两只是毫不费力的。然后，我就一阵风似的跑到螳螂身旁。这时螳螂一见来敌，立刻摆好架势，高高举起它那两个镰刀状的前脚。螳螂也是胆量很大的家伙，在没有领教对手的力量之前，总想较量一番，真是有意思极啦。我用我的右前脚朝着它那举起的两只前脚一拂，它那高高抬起的、非常柔软的头立刻毫无力气地向旁一歪，这时的表情可好玩啦，是一种发愣的样子。就在这时，我跳到螳螂君的身后，从背后轻轻地挠一下它的翅膀。它的翅膀平常总是折叠得整整齐齐，可当我狠狠一挠时，它立刻就散乱开了，露出里面类似吉野纸那样浅紫色的薄薄的里衣。原来螳螂君是极爱美的，即使在夏天也不怕麻烦穿着两层衣裳，这时螳螂君的长脖子总是扭向后边，有时也会转过身来，不过在一般场合下，它只狠狠地抬起头来一动也不动，那样子好像摆好架势等待我出手。对方摆出这个架势，我就无法进行运动了。时间久了，我就又给它一爪子，这一爪子，如果是一般懂得好歹的螳螂，大都要逃跑的。当然也有不要命似的进行反抗的，这大多是缺少教养的野蛮螳螂。如果对方搞这种野蛮的行动，我就瞄准它进攻的方向，狠狠地掀它一掌，一般说，它会被掀出二三尺远。但是，有的螳螂很老实，一个劲往后跑。这时我就可怜它了，我先在院子里的树木中像飞鸟一般跑上两三圈，再回来一看，螳螂君还未逃出五六寸远。它已经领教了我的力量，所以再也不想反抗了，只是拼命逃跑。但是因为我也在拼命追赶，于是螳螂君有时在绝望之际，便会抖动它的双翅，作最后的垂死挣扎。原来螳螂的双翅和它的脖子都长得十分细长，据说完全是用来做装饰的，根本飞不起来。这和人懂得点英语、法语、德语一样，毫无实用价值。因此，尽管它利用这种无用的长物企图进行一次垂死挣扎，而实际上对我当然是丝毫不起作用的。名义上它是在挣扎，而事实上只不过是在地面上拖着翅膀爬行而已。它到了这步田地，不免引起我的一些同情，但为了运动，也就管不得了，我只好请它原谅，一下子跑到它的前边去。螳螂君出于惰性，一时转身不得，只好仍然向前爬。我朝它的鼻子打去，这时螳螂君就只能张着它的双翅躺着不动了。于是我用前腿按住它，稍事休息。然后又放开它，放开一会儿又按住它。我使用了孔明的七擒七纵的战略来攻击它。大约半个小时，我重复着这个动作。最后，我看准它已经不能再动弹了，便把它叼在嘴里甩上几下。然后又放下，这次它躺在地面上一动不动了。于是我用脚碰碰它，当它想跳起来时，我马上又将它按住。我玩够它以后，最后的手段就是狼吞虎咽地几口将它吞进肚里。我要顺便向没有吃过螳螂的人类讲几句，螳螂不怎么好吃，而且营养成分似乎也意外地少。

除了捕螳螂之外，我也搞过捕蝉这类运动。一般我们只是简单地将它们称为蝉，其实，蝉不都是一样的东西。正像人类当中也有油滑蛋、顽冥儿、寒酸汉一样，在蝉中也有油蝉、暝暝蝉、寒蝉之分。油蝉叫起来没完没了，最讨厌。暝暝蝉很蛮横，也不招人喜欢。只有寒蝉捕捉起来最有趣。这种寒蝉不到夏末是不会出现的。每当秋风从腋窝侵入、吹拂着肌肤、寒意使人打喷嚏的时候，它才摇晃着尾翼开始鸣叫，而且叫个不停。在我看来，它除了鸣叫和供我捕捉之外，好像别无天职。在初秋，我就专捉这种家伙。这就是我的捕蝉运动。这里，我得向诸位说清楚，既然它们的名字叫蝉，那么它们是绝不会落到地面上来的。如掉落到地面上来，就会招来许多蚂蚁。我所捕捉的，决不是那些已经被蚂蚁包围躺在地面上的家伙。我专门捕捉停在高高的树枝上“呃唏吱——吱——”叫着的那些家伙。在这里，我要顺便向博学的人请教一下，这种蝉到底是“呃唏吱——吱——”地叫呢，还是“吱——吱——呃唏”地叫？我想由于解释的差异，这对于蝉的研究将会有重大的关系。人所以优于猫儿，也正是在研究这点上，人的自负也就是在这点上，所以若是马上回答不出来，那么最好请你们回头仔细考虑考虑。当然在我捉蝉这个问题中，随它怎样叫都是无关紧要的。我只要循声上树，利用它拼命狂叫的当儿，一把捉住它就是了。表面看来，这个运动似乎很简单，而实际上是个很劳累的运动。由于我有四条腿，所以我不认为自己在大地上行走会不如其他动物。我自以为根据两条腿与四条腿的数学概念来判断，我至少不会输给人类的。但是在爬树这点上，却有比我强者。那些以爬树为天赋本领的猴子姑且不论，就是在猴子的末裔的人类当中，也有一群不可轻侮的家伙。按理说，爬树是违背引力作用的一种逞能的事，因此即使不会爬，我也不认为是耻辱。然而在捕蝉运动上，如果不会爬树会带来许多不便。多亏我有爪子这个武器，总算勉勉强强可以爬上去，这事可绝不像旁观者想象的那样轻松。问题还不止于此，蝉是会飞的呀。它和螳螂君的情况不同，只要它一飞走，我就陷入爬与不爬没什么两样的悲惨境地。最后的问题是，我有时会遭到蝉尿撒一身的危险。蝉动不动就会对准我的眼睛哧地撒上一泡尿，你逃脱了自然好，撒上了算倒霉。蝉在临飞走时，为什么还要解一次手？这究竟是什么样的心理状态作用于生理机能呢？是不是也是由于过分难过的缘故呢？还是为了出敌不意而采取的逃跑策略呢？如果是那样的话，这就和乌贼吐墨、刺鱼身带毒刺、我家主人玩弄拉丁语一样了。这是蝉学上不可忽视的问题，如果充分加以研究，确实有做博士论文题目的价值。这些都是闲话，且言归正传吧。蝉最喜欢集中——使用集中的字眼虽然有些滑稽，但用集合又显得陈腐，所以还是用集中——的地方是青桐树上。青桐树据说在汉语中又称梧桐树。不过，这种青桐树的叶子十分茂密，而且叶子有团扇那么大小，这些叶子长在一起，它的茂密程度到了几乎使你看不清树干的地步，这就大有碍于捕蝉运动。它使我怀疑那俗谣中所说“听娇声不见倩影”是不是专为我而作呢。我无奈只好向有叫声的地方走去。从地面往上六尺多高的地方树干正好分成两叉，我总是在这里稍事休息，侦察一下蝉所呆的地方。当然，在我爬往这个地方时，树叶子难免发生簌簌的声响，有些急性子的蝉便飞走了。只要有一只飞起来，那就糟啦，在跟着学样儿这点上，蝉的愚蠢并不比人差。它们接二连三都飞了起来，等我费力地爬到树杈的地方，经常是满树寂然无声的场面。曾经有过一次，我爬到树上，不管怎样四面环顾，不断摆动我的耳朵，丝毫也感觉不出有蝉。重新再来太麻烦了，于是我决定暂时休息一下，据守在树杈上等待新的机会。没多久，我不知不觉困倦起来，终于进入黑色的甜蜜梦乡畅游起来。当我猛地惊醒，不料从树杈上咚的一声掉到了院子里铺着石子的路面上了。不过，这只是极端失败的例子，一般地讲，每爬一次树总可以捉到一两只的。使我索然无趣的是，我在树上就得把它衔在嘴里。因此，每当我从树上下来，再把蝉吐出的时候，一般蝉已经死了。任凭我怎样逗弄它，怎样挠它，都已毫无反应。捕蝉的真正妙味在于我悄悄地靠近寒蝉君，瞄准它正在拼命把尾巴一伸一缩的当儿，用我的前脚猛地把它按住的时候。这时，寒蝉君就会发出哀鸣，前后左右地抖动着它那薄而透明的翅膀。它抖得那个快呀、那个美呀，简直是无法形容，真是蝉世界的一大奇观！我每次按住寒蝉君时，总是请它给我来一番这种艺术性的表演。等我观赏够了，便不客气地把它叼在嘴里，三下两下咽下去了。也有的蝉，甚至进入我的嘴里，还要继续这种艺术表演哩。

除了这种捕蝉运动，我还搞另一种运动——“溜松”。一说到“溜松”，也许有人认为这是从松树上往下滑，其实不然，这也是爬树的一种。只不过捕蝉运动是为了捉蝉才去爬树的，而“溜松”则是以爬树为目的而爬树，这就是两者之差。松树这种常青树，自从源右卫门不惜焚烧珍贵的盆景老松来款待出家最明寺的北条时赖以来，直到今天，它的枝干总是疙疙瘩瘩一副老态。因此，再也没有比松树更不滑溜的了，再也没有比松树更容易用手脚抓住它的了。换句话说，也就是最容易挂住我的爪子的了。我就是找这种容易挂住爪子的树干，一口气飞跑上去，然后又马上飞跑下来。往下飞跑的时候有两种方法可供选择，一是头朝着地面爬下来，一是仍保持向上爬的姿势，尾巴朝下退下来。我在这里倒要请问一下人类诸君，你们知道哪种方法最难吗？按人类的浅薄想法，一定会认为既然要下来，当然是头朝下跑下来比较容易。其实这就错了。你们知道连源义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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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头朝下从“鹎越”山路的悬崖绝壁上跳下去的，所以以为猫儿当然是头朝下下来的。你们这样看不起猫是不应该的。你们认为猫爪是朝哪个方向长着的？所有的爪子都是向后弯曲的呀。这样，它就像“消防钩”一样，能够钩住东西，往里拉过来，但用它把东西往相反的方向推出去，却不太管用了。现在，假定我轻快地爬上松树，然而我原是地上的动物，从自然的倾向来说，肯定不允许长期留在树梢上。如果在树梢上多待一些工夫那就必然会摔下来。然而我并不想就这样一松手摔下去，因此必须采取某种手段来缓和这种自然倾向。这就是为什么我必须立即爬下来。摔下来与爬下来似乎有很大的差别，其实并不像想象的那样有很大的不同，将“摔下来”放慢，就会变成“爬下来”。将“爬下来”加快，就会变成“摔下来”，摔下来与爬下来，其实只不过是“摔”与“爬”的一字之差而已。我当然不愿意从松树上摔下来，所以必须将“摔下来”放慢变为“爬下来”。也就是说必须用某种办法来缓解摔下来的速度。正如刚才已经奉告各位的那样，在下的爪子都是朝后长着的，如果采用头朝上的姿势，用爪子抓住树干，那么，这爪子的力度却可以逆用往下落的劲儿，于是就可以变“摔下来”为“爬下来”。这是个很容易明白的道理。然而，你也不妨试试，如果头朝下，采取源义经跳悬崖的办法，也来个“溜松”。那么虽有爪子也一点派不上用场，只会哧溜哧溜往下滑，根本无法支持自身的重量。于是尽管本意是想“爬下来”结果一变而为“摔下来”。可见，跳“鹎越”悬崖的办法实在太难了。在猫儿当中能有这种伎俩的，恐怕只有我一个啦。正因为如此，我才将这个运动称作“溜松”的啊。

最后，我想讲讲“绕竹墙”的运动。主人的院子是用竹篱笆围成长方形的，和廊子平行的那面篱笆足有五六丈长，但左右两侧的篱笆只不过各有两丈四尺长。如今，我所说的“绕竹墙”运动，是指在这竹篱笆顶上绕行一周而不掉下来。这个运动，我经常搞失败，但如果做成功了，倒是很有乐趣。特别是隔不太远的篱笆上就立有一根木桩子，给我提供了稍事休息的便利。今天我的功夫做得比较好，从清晨到中午，已经做了三遍，一遍比一遍做得巧妙。越是巧妙越有兴致。终于我又做了第四遍。在做第四遍的时候，我刚在竹篱笆上绕行了一半，邻居的屋顶飞来了三只乌鸦，在我五六尺的前方整齐地排列着。这是一群不请自来的家伙，专来妨碍人家的运动！尤其是它们来历不明，连个户籍也没有，居然随便飞到人家的院墙上来，真是岂有此理？我想到这里，便向它们喊道：“喂！我要过去，躲开！”最前边的那只乌鸦朝我这边嘻嘻地笑着。第二只乌鸦死盯着主人的院子。第三只则在竹篱笆上反复擦它的嘴，它们肯定是吃过什么东西以后才来的。我为了等待它们的答复，给了它们三分钟的考虑时间，一直站在墙上。乌鸦的诨名称做“勘左卫门”，果然不愧是勘左卫门，我等了那么久，它们既不飞走，也不搭话。我不得已只好缓慢地向前走去，这时，停在最前边的勘左卫门，扑扇了一下翅膀。我以为它们总算畏惧我的威势要逃走了，哪想到它只是把头从右向左转，只改变了一下姿势而已。这混蛋！若是在地上，我决不会轻饶它。无奈我这“绕竹墙”的运动本来就十分费劲儿，根本没有工夫去和勘左卫门怄气，可话又说回来，我又不情愿停在那里等待这三只乌鸦躲开。首先，这样等下去我的腿就发软了。对方是有翅膀的东西，能够继续停在这里，因而只要它们高兴，就可以无限期地逗留下去。而我呢，今天已经是第四次做“绕竹墙”运动，即使不遇上这个麻烦也够累的了。更何况我在搞比走钢丝还困难的表演兼运动呢。即使没有任何障碍物还难保不摔下去，可偏遇上三个穿得满身乌黑的家伙挡路，这真是件令我极其犯难的事儿。实在不行，我只好从墙头上下来停止这项运动。为了避免惹麻烦，我想干脆就如此行动吧。敌人人多势众，而且在这一带我也没有见过它们，它们的嘴长得尖尖的，就好像是神赐给“天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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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孩子那样，长着奇形怪状的尖嘴，肯定都不是好东西！退却乃万全之策，如果事情闹大了，万一我摔了下去，那就更丢人啦。我正在这样寻思，那扭头向左的家伙叫了声“傻瓜”，第二个也跟着叫了声“傻瓜”，而最后边的那个家伙更是多蒙它费神连叫了两声“傻瓜！傻瓜！”虽然我一向温厚，不过这次我可不能轻易饶过它们。如果在我的邸内竟然受此侮辱，这会有损于我的大名。如果说因为我至今还没有名字，不会损及我的大名，那么也会有损于我的体面。我决不能退却！俗语说“乌合之众”嘛，别看它们是三个，说不定都是些意想不到的软骨头。我横下心来，能前进多少就前进多少，决不退让，于是我慢条斯理地向前走去。乌鸦们仍表现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似乎在相互说话。这愈发惹起我的肝火。这竹墙顶的宽度如果再宽上五六寸，我肯定会让它们吃点苦头的，遗憾的是，不管我怎样发火，也只能慢慢地向前挪步。我好不容易离先头的乌鸦只差五六寸距离了，我想再加把劲就行了，就在这时，这三个勘左卫门就像事先商量好了的一般，猛地扑扇着翅膀，飞起一二尺高。它们扇起的风突然刮到我的脸上，我大吃一惊，一下子踩歪了，咚地摔到了地面上。我想这可糟了，我抬头从墙根向上一看，那三只乌鸦仍然停在原来的地方，一起伸着尖嘴向下看我哩。真是群胆大妄为的东西！我狠狠地瞪眼望着它们，可毫无用处。我拱起腰来稍稍发出怒声，这更不顶用。正像俗人不懂得灵妙的象征诗一般，它们对我发出的愤怒信号，没有任何反应。仔细想来，这也难怪。我适才是一直把它们作为猫儿同样看待的，这当然是个错误，如果对方也是猫儿，我这样愤怒相对，对方当然受不了。可不巧，对方是乌鸦。既然它们是一群乌鸦讨厌鬼，那又有什么办法呢。这就和实业家急于压倒我的主人苦沙弥一样，和赖朝将军将一只银制的猫儿的雕像送给了西行法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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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和乌鸦在西乡隆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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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的铜像上脱粪一样，都是毫无办法的事。善于见机行事的我，已经认识到自己到底是无能为力，于是便毫无留恋地回到了廊子里。这时已经是吃晚饭的时候了。运动固然需要，但是决不能过度啊。我的整个身子不知为什么松松垮垮，有一种软瘫的感觉。不仅如此，时节还刚刚入秋，我在运动当中被黄昏的太阳照射过的皮毛充分吸收了余热，浑身热得像冒火一般。从毛孔里渗出的汗水本该往下流淌，但这时却像油膏一般粘在毛根上，脊梁刺痒得很。出汗发痒和被跳蚤咬发痒是可以清楚分辨出来的。假如那是我的嘴能达到的地方，我当然可以用嘴去咬，假如是我的脚能伸到的领域，我自然可以去挠。不过，这次发痒的地方是脊椎正当中的一条纵的区域，用我自己的力量是无能为力的。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找别人拼命蹭上一番，或者在松树皮上狠狠擦上一阵，如果不在两者中择一而行，就会感到不舒服，觉也睡不安稳。人是最愚蠢的，当猫发出喵喵的娇声——照字面的意思是人抚摸猫时发出的那种声音，从猫的角度来说，应该是我们猫儿被抚摸时发出的那种哼哼声——，总之人是愚蠢的，当我发出喵喵的撒娇声，靠近他们的膝头时，在一般情况下，人总误以为我在爱他们。他们不但听任我的所作所为，而且还时常会摸一摸我的头。但是最近由于我的皮毛里繁殖了一种称为跳蚤的寄生虫，所以我一贴近他们，他们就会提起我的颈部，把我抛到旁边去。看来，就因为这些肉眼看不清的、无足轻重的小跳蚤，人就已经不屑理我了。这难道不就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吗？最多也只不过是千儿八百只跳蚤嘛，真难为他们就这样翻脸不认人呀。听说在人的世界中所通用的爱的法则是这样的：在与自己有利的条件下，则可以爱别人。由于人对我的态度突然的剧变，不管我怎样发痒，再也不能依靠人力了。所以除了利用松树解痒外，再也想不出其他主意来。我想到这里，便又从廊沿走了下去去蹭痒，可心里又想：不，这是得不偿失的。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松树干长满松脂，松脂这东西非常富于粘性，也非常顽固。如果一旦粘在我的毛梢上，即使是打雷，或者波罗的海舰队全部覆灭，也决不会脱落的。问题还不仅仅在此，这种松脂，一旦粘在五根毛上，立刻就会蔓延到十根，当我刚发觉已经粘住十根，很快它又粘住了三十根。我本来是个带有“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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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质的、喜爱恬淡的猫儿，对于这种死皮赖脸的、恶毒的、粘乎乎的、死缠住不放的东西，真是讨厌极了。即便是国色天香的美猫儿，我都毫不动心，何况对于松脂？这种东西，本来和人力车夫家老黑的两眼趁着北风流出来的眼脂是一种玩意儿，它竟然把我这身淡灰色翻毛大衣给糟蹋得不成样子，真是岂有此理！我想请这种东西稍微替我想想，可是我就是这样说它也不会听我的，只要我到松树上把脊梁往上一挨，它马上就出面，粘乎乎地粘在我的身上一大片。如果和这种不明事理的白痴去周旋，不但有损于我的颜面，而且也关系到我的毛色问题。因此，我不管浑身多么痒，也只好忍着。这两种解痒的方法都不能实行，我心里就没底了。如果不马上想出解救的办法，以后肯定奇痒难耐，安生不得，最后说不定还会得病的。我抬起后腿，盘算着是不是再有好主意，忽然我想起了一件事。我家的主人不是时常带上毛巾和肥皂，飘然地出门而去吗？过了三四十分钟，当他回来的时候，他那朦胧的脸色就会略带红晕，看上去比没有去之前精神多了。洗澡对主人这样寒酸丑陋的人，都会有这样好的效果，那么对于我，肯定会更管用的。我本来已经长得十分英俊，没有必要再去洗澡，当风流后生了。不过，万一我染上了病，只活了一年几个月就夭折，那会对不起天下苍生的。我打听的结果，原来主人去的地方是人为了消磨无聊时光而设想出来的公共澡堂。反正是人造出来的，总不会有像样的东西，但我处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是不妨去试试。如果不见功效，那下回不去就是了。不过，那是人们为他们自身建造的澡堂，他们是否有允许异类进去的宽宏大度呢？这还是个问题。我想连主人都可以大大方方进去，总不至于拒绝我进入吧。话虽如此，但如果真的吃了闭门羹，我的名声可就不好啦。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先进去看看。我一旦想好了这个主意，便毫无顾忌地前往澡堂去了。

从胡同往左拐，就有一根极高的粗大竹竿似的东西屹立在那里，上边还冒着淡淡的烟。这就是公共澡堂。我从后门偷偷地溜了进去，也许有人会说这是卑怯的表现，或恋恋不舍的表现。其实，这只不过是那些一定非从前门去拜访不可的人，出于某种嫉妒心理，说出来的牢骚话罢了。自古以来，聪明人总是从后门搞突然袭击的，这在《绅士养成法》的第二卷第一章第五页上就是这样写的。在这本书的下一页中还写有：“绅士的遗书中写有后门乃自身具备德性之门也”的话头。在下是二十世纪的猫儿，这样的教育我还是受过的。所以还是请勿小看我为妙。书归正传，当我溜进去一看，里面那些劈开的松木、锯成八寸来长的木柴堆积如山。在其旁，煤也堆成高高的土堆模样。也许有人要问，为什么说松柴就说它“如山”而把煤说成“土堆”呢？其实并无别的意思，我只不过想使用两种不同的说法而已。人吃米饭，又吃鸡吃鱼，还吃什么家畜，把种种糟糕的东西都吃全了，最后竟堕落到吃起煤来，真是可怜！我往前闯，一看，有个六尺宽的门敞开着。我往里一瞧，里边空空荡荡，一点响声也没有。而对面屋里好像有人声，我立即断定，所谓的澡堂肯定就在发出声音的那一带。我从松柴和煤堆的夹道儿当中穿过去，向左拐，再往前走，右侧有个玻璃窗子，在窗子这边，一大堆圆形小桶，摞成三角形，也就是说，是按金字塔形摞在那里。本来是圆形的东西，却被摞成三角形，这当然不是出于甘心情愿的，所以我对小桶诸君的心意还是可以谅解的。在小桶的南边留有一段五六尺长的隔板，好像是为迎接我而专设的。这隔板离地面有一米高，对我跳上去是再合适也不过的了。我说了声：“这太好啦。”纵身往上一跳，所谓浴室就立即出现在我的鼻子尖前。如果说天下什么最有趣，那当然是能吃到从未吃过的东西，能看到从未看到的景物，这最能使人愉快了。诸位当中如果也能像我家主人那样，每周三次在这种沐浴的世界里度过三四十分钟当然是再好不过了，假如您像我一样从未看见过洗澡这类事儿，那么请你一定去看看。您可以不给爹娘送终，但这个情景非看不可。天下虽大，却难得有这一奇观。

要说哪点是奇观？奇在哪里？这的确是连我都不好意思说出口来的。在这个玻璃窗子里边，乱挤在一起、哇啦哇啦乱嚷的这些人，一个个赤身露体，他们是台湾的生番，他们是二十世纪的亚当们！如果披阅服装的历史——这样说来话就长啦，还是交给托伊费尔斯德列克先生去讲，这里暂时免了吧——人类原都是有服装的。十八世纪前后在大英帝国一处名为帕斯的温泉，由波·南希制定了严格规则的时期，在浴室内男女都要用衣服从肩到腿把身体包起来。距今六十年前，也是在英国某一城市，曾经建立过一所美术学校。因为它是美术学校，当然要画裸体画，临摹裸体像。他们买来了裸体模型，陈列在校内各处，倒是蛮不错，可一旦到了举行建校典礼的时候，当局和学校的教职工却大伤脑筋。既然要举行建校典礼，就不能不请该市的淑女们出席，但是按当时贵妇人的想法，她们认为人是着装的动物，并不是只穿着一层皮的猴子。而人不穿衣服，和大象没有鼻子，学校没有学生，军人没有勇气一样，失去了他的本体。一旦失去本体，就不能再算是人，而成了兽。即便都是些模型，和这种兽一般的人为伍，当然有损于这些贵妇人的身份。所以她们说“我等谢绝出席”。这样，学校的教工虽认为她们是一群不通情理的妇女，无奈在东方国家也好，西方国家也好，都认为女人是一种点缀品。她们固然舂不动米，也当不了志愿兵，但却是建校典礼不可缺少的点缀工具。出于这种考虑，就只好到绸布店去买来三十五匹黑布，让这些兽一般的人模型都穿上衣服，而且唯恐得罪了这些贵妇人，还特别郑重地给这些模型的头上围了黑布。就这样才算是平安无事地举行了典礼。可见衣服对人类是如何的重要。最近有些先生们不断在喊叫画裸体画，主张裸体，这是错误的。根据我这个从生下来直到今天、一天也未裸体的猫来看，这的确是错误的。裸体画是希腊罗马的遗风，受了文艺复兴时期淫风的诱发才开始流行起来。希腊人、罗马人，他们平时就看惯了裸体，所以他们丝毫不认为这会和风纪上有什么利害关系。不过，北欧是个寒冷的地方，就连日本，也不允许光着身子旅行啊，如果在德国、英国，光着身子就会冻死。人们怕死就得穿衣服，大家都穿上衣服，人就成了穿衣服的动物。一旦成了穿衣服的动物以后，再突然碰上裸体动物，就不承认它是人，而是兽了。正因为如此，所以欧洲人，特别是北边的欧洲人是将裸体画、裸体像当做兽来对待的，也就是说认为它是比猫还不如的兽。您说什么美得很？美就是美，将它看作是很美的兽就是了。我这样说，也许有人会问，你没有看见过西方妇女穿的礼服吗？因为我是猫儿，没有看见过西方妇女的礼服，但据我听说，她们把袒胸露臂的装束称作礼服。真是恬不知耻！在十四世纪以前，她们的装束并没有这般滑稽，那时她们还是穿一般人穿的衣服，为什么现在她们的服装会转变成这样下流，和马戏班子演员一样了呢？这理由说来话长，我不想在这里多说。知之者为知之，不知者为不知，也就算了。她们这种装束的历史姑且不说，反正她们尽管在夜里做出这种丑态还自鸣得意，但在内心里毕竟还是保留了一些人味，所以一到白天，她们就缩肩藏臂，把胸部掩盖起来，身体的任何部位都不外露。不但如此，而且她们认为即使露出一只脚趾，也是极其羞耻的。这样看来，她们的所谓礼服所起的牛唇不对马嘴的作用，足可以说明它是傻瓜在一起商量出来的产物。如果有人对这种说法不服气，那不妨在大白天袒胸露臂到大街上去试一试！对于裸体信奉者也是如此。如果他们真认为裸体最美，不妨让他们的女儿脱光，顺便自己也光着身子在上野公园散散步。什么，做不到？并不是做不到，而是西方人不那样做，所以自己也就不做吧？现实情况难道不是有人就穿着这样极不合理的礼服趾高气扬出入于帝国饭店吗？如果问她们为什么要这样，问题简单得很，只是因为洋人这样穿，所以她们才这样穿罢了。因为西方人势力强大，所以不管是硬去模仿，还是出于闹市，总之不跟着学就感到不舒服。在人屋檐下嘛，快去平身低头吧，对强者认输吧，对压力屈服吧，这种处处奴颜婢膝未免太蠢了吧。如果说是因为不得已而干这种蠢事，当然可以原谅，不过，请不要认为日本人很了不起。在做学问上，又何尝不是如此，不过这和服装无关，这里就不多讲了。

衣服就这样对人成了极其重要的大条件，它重要到甚至使人产生疑问：到底是衣服重要呢，还是人重要？简直可以说，人的历史不成其为血肉之躯的历史，而成了衣服的历史啦。所以一看见不穿衣服的人，就会感到这人不像人，仿佛遇上了一个怪物。如果全体怪物都一致同意做怪物，那么怪物这个称呼也就自然消失了，这当然是可以的。不过，这样一来，只能使人本身变得十分困惑。在古时候，自然平等地创造了人，把他们抛到世界上来。所以不论是什么样的人，生下来都是赤条条的。假如人安于平等的本性，那么应当就这样赤条条地生活下去。然而有一个赤条条的人出来说话啦：你我他大家都一样赤条条的，我的努力岂不是白费啦？根本看不出我费力气的结果啊。总要想个办法使所有的人都能看出我是我，谁看都能认出我。我要在身上穿点什么让别人看见都吓一跳。于是他用了十年时间想了种种办法，终于发明了裤衩，把它穿在身上，耀武扬威地到处走，并说：“怎么样？这回我可不同凡响了吧？”他就是今天人力车夫的老祖宗。只是为了发明一条裤衩就整整用了十年的岁月，有人可能觉得奇怪，其实这是从今天回过头去将自己置身于蒙昧世界加以妄断的结果，在当时说来，没有比这个更伟大的发明了。笛卡儿发现了连三岁孩子都懂得的真理：“我思、故我存”，据说他就足足用了十年的时间。思考任何一件事物都是很费力气的，所以说花费十年时间发明裤衩，对于车夫说来，应该说是十分难得的。嚯！裤衩一旦发明出来，世上趾高气扬的就是车夫。于是又出现了一个怪物，他对车夫们穿着裤衩在天下唯我独尊地横行阔步深感气愤，于是用了六年工夫发明了大褂儿这种可有可无的东西。这样一来，裤衩的势力顿时衰落，变成了大褂的全盛时代。菜铺子的老板、药铺的老板、绸布店的老板都是这个伟大发明家的末代子孙。继裤衩时期、大褂时期之后而来的是“裙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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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这是一位曾大发雷霆地说“大褂又算得了什么”的怪物研究出来的，过去的武士和现在的官老爷们都是这号怪物的后代。这样，怪物们争先恐后、炫奇逞异，终于出现了模仿燕子尾巴的畸形服装，但退而考其由来，这可决不是勉勉强强、胡诌八扯、偶然盲目搞出来的，而是许多人为了胜过别人，发挥了自己的勇猛心，才出现了这么多的新式样，这都是为了显示我可不是你那号人才穿上种种服装的。于是，从这种心理可以引出一大发现。这就是：正如自然忌讳真空一样，人类是讨厌平等的。在今天，由于讨厌平等不得不将衣服当成毛皮一般罩在身上的今天，如果想舍掉人的本质的一部分的衣服，回到赤条条的旧阿蒙的公平时代去，那只能是狂人所为。即使有人甘冒狂人之名，也是无法倒退回去的。用文明人的眼光来看，那些想倒退回去的人只能是怪物。即使将世界上多少亿的人全部推到怪物世界中去，以为这样就可以平等，因为大家都是怪物，谁也毋需害臊了，因而觉得放心，实际上也还是不行。因为从整个世界都变成怪物的第二天起，怪物们又会开始竞争。他们如果不能用穿衣服来竞争，也会在甘居怪物的情况下搞起竞争。赤条条就让它这样赤条条下去，还会搞出另外的差别来的。由此看来，衣服毕竟是脱不得的。

然而，现在在我眼前展现的这一群人，却把不应该脱掉的裤衩、大褂以及裙裤全都剥得精光，毫无顾忌地在众目环视之中把原来的丑态赤裸裸地暴露了出来，而且满不在乎地谈笑风生。在下方才说的一大奇观指的就是这件事。我能在这里为那些文明君子介绍他们的情况，实感不胜荣幸之至。

这浴室里乱糟糟的，我真不知从何说起。这些怪物们搞的事儿全无规律，所以想要条理分明地加以说明是相当费力的。先让我从浴池说起吧。到底是否算得上浴池也很难说，就算它是浴池好啦。它宽有三尺，长有九尺，并且隔一为二，一边灌满了乳白色的浴汤。据说这叫做药汤，就好像放进了石灰似的，呈现出浑浊的白色。还不只是颜色浑浊，而且还油腻腻的，毫不透明。仔细一打听，难怪它看去像是发臭似的，因为它一个星期才更换一次。旁边那一半的水池里据说存的是普通洗澡水，不过，我敢发誓，它也决说不上是透明和晶莹的。从它的颜色来看，大概可用消防水缸里盛满的雨水被搅混时的颜色来加以确切形容。下边是关于怪物们的叙述。唉！这叙述还真让我费劲呢。在那和消防水缸一样的浴池里站着两个年轻小伙子，他们站在那里，正稀里哗啦地往自己的肚皮上撩水，倒真是会享福！这两人在比赛黑皮肤这点上是彼此毫不逊色的。我寻思着：这两个怪物倒是长得满结实哪。不一会儿，一个人一边用浴巾擦抹前胸，一边对另一个人说：“小金，我这地方总有些疼，是怎么回事？”那小金热心地忠告说：“那是胃。胃这东西是会要命的，不加小心就有危险。”这人指着左边的肺部说：“可是，是在左边哩。”小金回答说：“那肯定是胃啊，左胃右肺嘛。”“是吗？我还一直以为这儿才是胃呢。”说着，他这回敲了敲自己的腰。小金说：“那是小肠疝气哩。”

就在这时，一个二十五六岁、长点小胡子的青年咚地跳了进来，这一下不打紧，他满身的肥皂沫和身上的污垢立刻飘到水面上来。水也就立刻浮上一层带青灰色的、闪闪发光的油垢。在他旁边的水面上露出两个脑袋，其中一个光脑袋的老头儿向一个留有寸头的青年搭话说：“老了，不中用啦。人要是头、脚都不灵了，就比不过小伙子啦。不过，唯独对于洗澡水，如果不热，我还是觉得不够味。”那小伙子说：“老大爷，您够结实的啦。有您这样精神也就满好啦。”“精神不济啦！只不过是还没有病罢了。人只要是不干荒唐的事儿，可以活到一百二十岁呢。”“嘿！能活那么久呀？”“能活！一百二十岁没问题！在维新前牛入区有个叫曲渊的直参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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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家的一个仆役就活了一百三十岁。”“那可活得真长啊。”“是哟，是哟，因为活得太长啦，连自己的岁数都记不起来了。据说他在一百岁以前，还记得自己的岁数，以后就记不住了。我认识他的时候正好他是一百三十岁，可那时他还没有死，以后怎样我就不知道了。说不定现在还活着呢。”说着，这老头儿跨出了浴池。刚才那个留有小胡子的青年，把他身旁的水弄得飘满了云母片一样的肥皂沫，独自嘻嘻地笑着。

这次跳进浴池来的，和一般的怪物不同，而是一个在背上刺有花纹的人。他那背上好像是要刺成岩见重太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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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舞大刀斩蛇的故事，可惜的是，这刺青未全部刺完，还看不出那条蟒蛇在哪里。所以这文身的重太郎先生显得有点失望的样子。他跳进浴池里说了句：“这水真他妈的太热啦。”接着又有一个人跳进去，并说道：“这太……要再凉点才好……”看得出，由于洗澡水过烫，这人正龇牙咧嘴呢。他和那位刺有重太郎图案的老兄照了面，便招呼道：“呀，头儿，是您？”那位刺有重太郎的老兄也回了一句：“呀，是你！”随后又问了一句：“阿民那边近来怎么样？”“怎么样？反正他是干得极欢的。”“他也不见得总能玩命的……”“可不是！那位老兄心术不正……不知为什么，大家都不喜欢他。也不知到底是咋回事儿，反正人家不太信任他。一个手艺人，那样可不行啊。”“就是嘛，阿民这号人，不懂得谦恭和蔼，总是眉毛扬得老高，所以大家才不信任他。”“这倒是真的，他总以为自己的手艺了不起，到头来还不是自己吃亏！”“白银街上老人儿都死光啦，如今称得上头儿的，也不过只剩下桶店的元大爷和砖瓦铺的老板和头儿您这几个人啦。像我这样的，是这里土生土长的，而阿民这号人，谁知道他是从哪儿钻出来的。”“就是。不过也难得他能弄成那个份儿。”“嗯，不知为什么，就是不招人喜欢。不和人交往嘛。”两个人自始至终说的全是阿民的坏话。

关于这边的像消防水缸一般肮脏的浴池，就说到这，你再看看那边泛着白色药水的浴池吧。嚄，这还真是超满员哪。与其说是浴池的水里泡着人，还不如说在人里倒进点水更为恰当。不过，这些人倒都是悠悠闲闲，只有挤进来，却无一人要出去的。这么多人进来泡着，再加上一个星期才更换一次水，我感叹地想：“难怪水这么脏了。”我又仔仔细细地看了一下浴池中所有的人，原来苦沙弥先生被挤在左角上，蹲在那里，烫得满脸通红。我想，怪可怜的，如果有人让出个空当儿，让他出来就好了，可是谁都不动，主人也没有要出来的迹象。只是皮肤烫得红红的，一动不动。这可不是个容易做到的事儿。大概他是出于尽可能不要白花这两分五厘的洗澡钱的心理，所以才这样泡得全身通红也舍不得出来的吧。可是，我这个对主人忠心耿耿的猫儿，在窗子框上不由得替主人担心起来，不快些出来会晕倒在里边的。这时，在主人旁边有一个把整个身子都泡在水里的浴客，他皱着眉头说：“这水可是有点烫啦，后脊梁热得有点像针扎似的。”他说这话，暗中在寻求各位怪物的同情。于是，有的人自鸣得意地嚷道：“哪里！正好不凉不热。药浴不这样是起不了作用的。在我老家，我们洗的水比这儿还要热上一倍呢。”一个把叠起的浴巾顶到头上的家伙问大伙：“这个药浴究竟是管什么病的？”“什么病痛都管事儿，说是管百病的嘛。真够意思！”说这样话的，是一位面孔瘦削、在色形上都像线黄瓜似的老兄。如果这药浴真是那样管用，他早就该多少变得结实一点啦。又有一个万事通式的人物发表意见说：“换一次药水后，第三天或第四天药才最管用，所以今天洗最是时候。”我一看这人，原来是个虚胖子。“喝点也能管用吗？”这是一个娇里娇气的声音，看不清说话的人是谁。又不知是谁回答说：“凉了以后喝上一杯，然后睡觉，就完全不用起来撒尿啦，您可以试试嘛。”

浴池方面就叙述到这里，我把视线移向了浴室当中的大厅。嚯，多着哪，多着哪，一大群亚当们或蹲或坐，以种种不同的姿势正在搓洗身体的各个部位，其中最使我吃惊的是两位亚当，一位仰身躺在水泥地上，瞧着高高的天窗；另一位朝下趴着，往水沟里瞧着，这是位悠闲的亚当。还有一个和尚面向墙壁蹲着，身后一个小和尚不断给他敲打着两肩。这大概是师傅和徒弟的关系，徒弟在代行搓澡的工作吧。也有正式搓澡的，看来他可能是在患感冒，室内这么热，却还穿着一件坎肩，用椭圆小桶往浴客肩上浇热水。在他的右脚的大拇指中夹着一小块用来搓身上油垢的粗绒布。在这边有一个人贪婪地抱着三个小水桶，不断向他旁边的人说：“请用我的肥皂。”然后没完没了地讲着什么。我仔细一听，原来他讲的是：“枪是外国传来的，是吧。古时候都是抡大刀的，外国人没胆量，所以才造出枪来。这个外国好像不是中国，反正是外国，和唐内时还没有呢。和唐内也就是清和源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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嘛。听说源义经从虾夷到满洲去的时候，一个很有学问的虾夷人跟着去了。后来源义经的儿子去攻打大明国，大明国方面受不了，于是派遣一个使者来见三代将军，提出要借三千兵马，三代将军把那个家伙留下来不放他回去。这个使者叫什么来着？好像是个叫什么的使者。这样把这个使者一直扣留了两年，后来在长崎给了他一个妓女，那个妓女生的孩子就是和唐内嘛。以后他回国一看，大明已经被国贼消灭啦……”这位老兄说的都是些什么，我一点也听不懂。在这人身后有个二十五六岁满脸晦气的家伙，闷声不响地不断用热水在热敷他的大腿根部，似乎那地方生了疮，显出很疼的样子。在他的旁边有个十七八岁的人，语气粗野，不断哇啦哇啦讲着什么，他大概是这一带“书生”一流的人吧。在这个“书生”的旁边有个人背朝向这边，他那脊椎骨的关节一一凸起，活像一具僵尸被插进一根竹节杖，而且在他脊椎两侧整齐地各排列着四个炙点，活像“十六子棋”棋盘上排列的四个棋子儿。他的这些“十六子棋”的棋子儿还有些溃烂，有的还出现脓水。这样写下去，可就要写得太多了，以我的本领想写出它的十分之一也无法胜任。我正在后悔不该搞起这件麻烦事来。就在这时，入口处突然出现了一个穿着浅黄布衣裳、年龄七十开外的光头，这个人向这些裸体怪物恭恭敬敬地行了个礼，说道：“嘿嘿，每次都蒙各位照顾，实在谢谢。今天天气比较冷，请各位慢慢地洗。各位可以在药水池里多泡几遍，身子就会暖和啦。喂！掌柜的！多注意点，可要保持洗澡水足够的热度呀。”他口若悬河地说了这么一大套。澡堂掌柜的也回答了一声“好喽”。刚才那个大讲和唐内的家伙夸奖道：“这老头儿真和气哪，不这样就做不成生意呀。”我突然碰上了这个稀奇的老头儿，未免有些吃惊，所以这边的记述暂且放一放，让我专门观察一下这个老头儿吧。这老头先是看到刚从浴池里出来的一个四岁左右的小孩，就招手说：“小少爷，上这儿来！”那个小孩看见这个糟老头子有些害怕，“哇”的一声哭了起来。这老头似乎感到有些意外，感叹地说：“怎么，哭啦？说什么？怕这老头？啧，啧！”他不得已立即灵机一动，转向小孩的父亲说：“您好啊，源头儿，今天有点凉呀。昨儿晚上进到近江店的小偷该多么蠢啊。他把小门儿挖了个四方洞，你说可笑不？他什么也没有偷成就跑了。大概是碰上警察或者打更的啦。”他大大地嘲笑了小偷一番，然后又向另一个人说：“今天真是够冷的啦，您还年轻，还不太感觉冷吧？”其实是老头自己一味怕冷。

我暂时只顾注意这老头儿，不但把其他怪物们都忘得一干二净，而且把蹲在浴池里烫得难受的主人也给忘到九霄云外去了。就在这时，突然有人在冲澡的交界处大声喊叫。我一看，他不是别人而正是主人苦沙弥先生。主人的声音极大而且沙哑，不易听清，这当然不是从今天才这样的，不过，这次是在这样的地方，所以惹得我特别吃惊。我匆忙中想到这准是主人在热水池里浸泡得时间太长、虚火上升的缘故。这件事，如果单纯是他的病态冲动，当然不能责备他，然而他虽虚火上升，头脑却分明十分清醒，这点只要说明他为什么发出如此离了谱儿的大喊大叫，就可以了解。他是同一个不值得理睬的自高自大的“书生”争吵起来的。主人在喊叫：“你给我往后退！往我的小桶里溅水可不行！”事物是多种多样的，没有必要一定认为主人的狂叫是由于虚火上升。您可以这样解释，在一万个人当中允许有个人像高山彦九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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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样来大声斥骂山贼，而苦沙弥本人也许正是以这样的意图来演出这出戏的。不过，对手既然不以山贼自任，当然不会出现预想的结果。那个“书生”回过头来，很老实地说道：“是我先在这里的。”这是一般的回答，只表示他不想离开那个位置，不肯照主人的想法办。从“书生”的态度和语气来看，实在没有被值得骂为山贼的可能。按理说，不管主人怎样虚火上升，这点也是应该明白的。但是，主人的这番狂叫并不是对“书生”占据的位置不满，而是完全因为刚才这两个青年人毫无那种稳当劲儿，一味地讲了许多高傲自大、自作聪明的事儿，主人听了这些大动肝火。所以对方只是老老实实地回答了一句，并不想退回到板地上来。这样，主人又大喝了一声：“什么，混蛋！你怎么可以把脏水哗啦哗啦往别人的小桶里溅呢？”我心里对这两个小青年早就不满了，这时也不由得喊了声“快哉！”不过，我又觉得作为学校教师的主人，他的这一言行也不够妥当。说起来，主人性格总是过于古板，不太好。他就像烧过的煤渣一样，全是棱角，而且又死硬得很。据说在古时候汉尼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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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越过阿尔卑斯山时，在进军路上有一巨大岩石阻路，妨碍军队通过，于是汉尼拔在这块岩石上浇上醋，然后用火烤，使岩石松软，然后用锯从中间将这块巨岩锯去了一大节，于是军队得以顺利通过。我想，像主人这样在药池里浸泡了那么久仍然毫不奏效，就只有浇上醋、用火烤的办法了。否则像这样的“书生”就是来上几百个，用上几十年的工夫，也不会治愈主人的顽固症的。这么多在浴池里浸泡着的人，这么多在水龙头前冲澡的人，都是脱掉了文明人所不可缺少的衣服的怪物集团，当然不能用常规来要求他们，他们可以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他们的胃跑到肺的地方去了，和唐内成了清和源氏，对阿民百般地不信任，这些都未尝不可。但是，他一旦从冲澡的地方上到穿衣的厅里来，就不再是怪物。因为他们回到了一般人类所生息的人世，就要穿上文明所必备的衣服。因而理所当然地必须采取人所采取的行动。现在主人站立的地方是在门槛上，是在介于冲澡地方与穿衣厅的门槛上，是本人即将回到欢言笑语、融通圆滑的世界的关键时刻。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他还这样顽固到底，可见这种顽固对他本人说来已经是一种不可救药的病症。既然是病，那就不是轻易可以根除的，根据在下的卑见，想要根治这种病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去求校长把他革职，一旦革职，像主人那样不会通融的人，肯定要流落街头。流落街头的最后结果就是浮浪而死。换句话说，革职对主人说来意味着死亡。主人虽然喜欢闹小病小灾，却是极不愿意死的。他只希望在不至于死的范围内，闹点小病来享受享受。所以如果威吓他说：“你闹这种病会要你命的，”胆小怯懦的主人肯定要吓得浑身发抖。通过这种浑身发抖，我想他的病就会根除，如果还是不能根除，那也就无可救药了。

不管我的主人是怎样的一个傻瓜，是怎样一个不可救药的病人，但他毕竟是主人。连诗人都说“一饭重君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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嘛，我虽是猫儿，毕竟不能不关心主人的前途。由于我满脑子想的都是对主人的同情，结果放松了对冲澡场里的观察。就在这时，突然药浴池发出了嘈杂的骂声，我想：“怎么这里也吵起架来啦？”我回过头去一看，出水口那里连一寸空余地方都没有，挤满了怪物，只见有毛的腿和无毛的腿都乱成一团瞎动着。这时正值初秋夕阳将没之际，冲澡场的上方笼罩着的水蒸气一直升腾到顶棚上，只能朦朦胧胧地看到这些窝乱的怪物。“太热了，太热了”的喊叫声掠过我的左右两耳，在我的头脑中嗡嗡作响。在这些声音中，有尖锐的调子、阴沉的调子、粗野的调子，混成一种难以名状的巨大的音响，充溢于浴室之内。这只能把它形容成是一种混杂与迷乱的声音，此外就无其他话好说。我茫然地被这种情景吸引住，久久没有动弹。随后这哇哇的喊声达到了已经无法形容的地步，突然在死命推来推去的人群当中站起了一个彪形大汉。他的身材比起其他老兄来足足高出三寸，不仅如此，他仰起红通通的脸膛，他的脸不知是从胡子里长出来的呢，还是脸上长出的胡子。他用破锣一般的声音喊叫道：“赶快压火！赶快压火！太热啦！太热啦！”这个声音和他那副杰出于其他群众之上的尊容，使整个浴池一瞬之间成了似乎只有他一个人的局面。这简直是超人，是尼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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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说的超人。是群魔中的大王，是怪物中的首领。我正在这样想着就听得浴池后面有人回答了一声：“嘿！晓得啰。”我吃了一惊，忙把视线转向那边，暗淡的光线看不太清楚，我只看见那个身穿坎肩搓澡的，正狠命地将一大堆煤扔进灶里。这一大堆煤穿过灶门发出啪啪的爆声，一下子把那搓澡的半边脸照亮了，同时灶后边的砖墙，在昏暗的光线中像燃烧起来似的闪了一下亮光。我感到实在有点瘆得慌，便赶忙从窗子上跳下，回家去了。在回家的途中，我就想：在脱掉大褂、裤衩、裙裤、力求大家都平等的这些赤条条的群体当中，还会出现个赤条条的豪杰。可见即使大家都脱得精光也还是难以实现平等的。

我回到家里一看，家里还是一派太平的景象。主人刚洗完澡，面孔红扑扑地发亮，他正在吃晚饭。我爬到廊子里，主人说：“瞧这懒懒散散的猫！这般时候也不知去哪儿瞎逛啦。”我往饭桌上看了看，别看家里穷，却放着三四样菜，其中有一条烤鱼。我不知道这种鱼应当怎样称呼，总之，它大概是昨天在“御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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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捕捞的吧。我曾说过鱼是最不容易生病的，是最结实的。不过，无论怎样结实，这样又烤又煮，最后还是要完蛋的。真不如多病而苟延残喘，这样反而要好得多。我这样想着，坐到饭桌旁去，装成一副视而不见的样子，其实我是在心里盘算着：“一有空子，我就该捞上一把。”那些不懂得像我这样装模作样的猫儿，休想吃到香喷喷的鱼。主人用筷子夹了一两口鱼，脸上流露出鱼不太好吃的神情，随后放下了筷子。坐在主人对面的妻子，一声不吭地使着筷子，仔细地观察着主人上下颚离合开阖的情况。

突然主人向他的妻子提出一个要求：“喂，你给我揍一下猫脑袋！”

“你让我打它？干什么？”主人的妻子显出莫明其妙的神情。

“你不要管，给我打一下。”主人说。

主人的妻子说：“就这样吗？”说着她用手掌拍了一下我的头。丝毫也不疼。

“它没喊叫嘛！”主人说。

“是啊。”主人的妻子答道。

“再打一下！”主人说。

“就是再打几次，还不是一样？”说着主人的妻子又用手掌朝我的头来了一下。还是一点也不痛，我仍然默不作声。但是，他们这样打我到底是为什么，我虽然老谋深算，可还是猜不透他们的用意。如果我猜得透，便能采取相应的对策，但是主人只是一味让妻子打我，这不但使打我的主人的妻子很为难，就是挨打的我也很为难。主人两次未能如愿，多少带有不耐烦的口吻说：“喂，你要打得它叫唤！”

主人的妻子带着嫌麻烦的表情说：“你让它叫唤干什么？”说着又奉送了我一巴掌。我已经知道了对方的目的，问题就简单了。我只要叫一声，主人就会满意的。主人就是这样一个蠢货，所以惹我讨厌。如果你是为了让我叫唤，何不早点明说，省得两遍三遍地打我，只要一次就够了，我也用不着两次三次地重复挨打。如果打不是目的，那么就不应该发出“打”的命令。“打”和“叫唤”不是同一个人的事。一开始就认为我挨打就会叫唤，认为只要发出“打”的命令，就会产生含有由我做主的“叫唤”，这种想法本身就是高压的态度，是不尊重别人人格的行为，是瞧不起猫儿的态度。这倒很像视我家主人如蛇蝎一般而加以憎恶的金田才干得出的事，对于以耿直而自豪的主人说来，未免太卑鄙了。但是，说实在的，主人倒不是这样的坏人，因而他发出的这个命令也不是出于极端狡猾。我认为这只是出于主人智力的欠缺才造成的这种想法。也许那还是出于他头脑简单判断的结果：吃了饭，肚子就会胀大，割了手，就会出血，杀了人，人就会死去。所以他认为只要打我，我就会叫唤。但是，对不起，这未免不太合乎逻辑啦。如果按这个模式推论下去，掉在河里就一定淹死，吃了炸大虾就一定泻肚子，领了月薪就一定去上班，读书就一定成为大人物。如果认为都必定如此，有些人就会感到为难。认为我一挨打就一定会叫唤，也会给我招来麻烦。如果把我看成是护国寺的钟，一敲就响，那我岂不白为猫儿了吗？我在内心里首先这样褒贬了主人一通，然后我“喵噢！”的叫唤了一声。

这时，主人问他的妻子说：“刚才叫的这一声喵噢，你知道是感叹词还是副词？”

主人的妻子对他的突然发问，什么也没有回答。老实说，就连我也认为这是主人刚才洗澡洗晕了头，才如此突如其来提出的怪问题。说起来，我家的主人在左邻右舍中是有名的怪人，甚至有人断定他是个精神病。可是主人的自信心却是不得了，他任性地说：“有精神病的不是我，世上的人才是有精神病呢。”附近的人将主人叫做喜欢狂吠的“疯狗”，主人则称：“为了维持公平，应该将那些人叫做‘蠢猪’。”看来，主人真是想维持公平哩，真拿他毫无办法呀。因为他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对妻子提出这类奇妙的问题不过是家常便饭、小事一桩罢了。可是别人却不能不认为这是精神病患者才提出的问题。所以主人的妻子被他一下子搞懵了，一言未答。即便是我，也不知如何回答。

“喂！”主人猛地喊了妻子一声。

“啊？”主人的妻子吓了一跳。

“你适才这个‘啊’是感叹词还是副词？你说呀，到底是哪一种？”主人说。

“到底是哪一种？这种胡扯的事儿，管它是哪一种，又有什么关系？”主人的妻子说。

“没有关系？这可是当前国语家绞尽脑汁的大问题哩。”主人说。

“哟，猫的叫声都成了大问题啦？真恶心！不过你想想，猫的叫声根本就不是日本话呀。”主人的妻子说。

“问题就出在这里。这可是个重要的问题呢，这叫做比较研究。”主人说。

主人的妻子是个机灵的人，她不想多搭理主人的这种胡扯，只应了一声“是吗？”然后又接上一句：“那么，弄明白是哪一种词儿了吗？”

“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一时哪里弄得明白。”主人一边说，一边狠命地吃那烤鱼，顺便又吃起旁边的猪肉和芋头。“这是猪肉？”他问道。主人的妻子回答说：“是呀，是猪肉呀。”“哼！”他摆出不屑的神气，呷了一口酒，又把酒杯送到妻子面前：“再给我来一杯！”

“今天你可喝得够多了，脸都通红啦。”主人的妻子说。

“不，我还要喝！你知道世界上最长的字吗？”主人说。

“啊啊，大概就是你提过的那个‘前关白太政大臣’吧？”

“那是人名，我问的是最长的字。”主人说。

“字？是西洋的字吗？”主人的妻子说。

“嗯。”

“那我可不知道。你的酒已经喝得差不多了，赶快吃饭吧，好不好啊？”主人的妻子说。

“不，还要喝！要不要我把最长的字教给你？”主人说。

“好哇。然后可得吃饭啦。”主人的妻子说。

“Archaiomelesidonophrunicherata.”主人念了这么一长串的字。

“是你胡编的吧。”主人的妻子说。

“怎么是胡编的？希腊语哪。”主人说。

“是什么意思？把它翻成日本话。”主人的妻子说。

“我也不懂，我只知道它的拼法。往长里写，足能写成半尺多长哩。”主人说。

一般人只有喝得烂醉后，才会乱说一通，而主人却明明是在头脑清醒的情况下说这种话的，真是一大奇观。主人今晚倒是喝个没完没了，平时他最多喝两小盅，今天已经喝了四盅。本来喝两盅脸就变得红扑扑的，如今多喝了一倍，脸立刻变成了大红萝卜，满脸红通通的，看上去很难受的样子。可他仍然不肯罢休，又说：“再来一盅！”

主人的妻子不太高兴，沉下脸说：“你还是不要再喝了吧，多难受呀。”

“不，难受也得喝！今后我要练习喝酒，大町桂月劝我要多喝嘛。”主人说。

“桂月？什么桂月呀。”鼎鼎大名的桂月遇上了主人的妻子也变得一钱不值。

“桂月是现今最有名气的批评家。他劝我多喝酒，肯定是有好处的嘛。”主人说。

“你简直是胡扯，桂月也罢梅月也罢，他劝你难受也得喝吗？未免太多管闲事啦。”主人的妻子显然不高兴地说。

“他不只劝我喝酒，还劝我出去交际，劝我风流风流，劝我去旅行旅行哪。”主人说。

“真是糟糕透啦，这样的人会是鼎鼎大名的批评家吗？哟，真让人恶心，竟然劝一个有老婆的人去风流。”主人的妻子说。

“风流也不错嘛，即便桂月不劝我，只要钱允许，我还真想去风流一下哩。”主人说。

“多亏你没有钱。你这个岁数要是风流起来，谁受得了啊。”主人的妻子说。

“既然你说受不了，我不去就是了。不过，为了这，请你多重视点我这个做丈夫的，晚饭的时候，多给我弄点像样的菜。”主人说。

“这已经是尽了全力啦。”主人的妻子说。

“是这样吗？那么好吧，只要等我进了钱，我再琢磨去风流，今儿晚上就喝到这里。”说着，他把饭碗递给妻子，让她盛饭。今晚他好像足足吃了三碗茶泡饭。

当天晚上，我也享受了一顿美餐，一共是三片猪肉和一个咸鱼头。

[1]
英格兰南端的海滨城市，面向英吉利海峡，以海水浴场著名。

[2]
日本有名的三景之一，位于京都府宫津市宫津湾的沙洲。

[3]
源义经（1159—1189），日本平安末期至镰仓初期武将。

[4]
一种想象的妖怪。

[5]
西行法师（1118—1190），日本诗僧。原名佐藤义清。善写短歌，著有《山家集》和《御裳濯川歌合》。

[6]
西乡隆盛（1828—1877），日本著名将领，武士阶级的传奇式英雄。

[7]
爱好茶道的人。

[8]
日本和服的裙子，男女都穿用。

[9]
日本江户时代大将麾下的武士。

[10]
岩见重太郎（？—1615），日本传说中的豪杰。

[11]
始于清和天皇孙子源经基的源氏姓氏。

[12]
高山彦九郎（1747—1793），江户后期的勤皇家。与林子平、蒲生君平被称为宽政时代三大奇人。

[13]
汉尼拔（公元前247—前183），迦太基人，古代最伟大的军事统帅之一。

[14]
出自《史记·范雎传》的“一饭之德必偿，睚眦之怨必报”。见《史记》（七），中华书局版，第2414页。

[15]
尼采（1844—1900），十九世纪德国哲学家，现代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

[16]
江户幕府在东京湾品川建筑炮台的地方，即称品川台场。

八

在我说明“绕竹墙”这个运动的时候，我记得曾经提起过主人家的院子是用竹篱笆围起来的。但是请不要误会，以为在这个竹篱笆外立刻就有邻居。也就是说，不要以为有什么叫做哥儿们的人是他的邻居。别看房租很贱，苦沙弥毕竟是苦沙弥，他是不会和号称哥儿们的那类人结成邻居，同他们只隔着一道院墙亲密往来的。这个竹墙外边有三四丈的空地，空地的尽头排列着五六株郁郁苍苍的扁柏。从主人家的廊子望出去，对面是茂密的树林，给人一种主人乃是以无名的猫儿为友、消磨岁月的江湖之士的感觉。不过，这扁柏的枝头并不像所吹嘘的那样茂密，所以从其间可以清晰地看到一家名叫“群鹤馆”的公寓屋顶，尽管这个公寓名称高雅得很，其实只不过是个三四流的公寓罢了。当然，去想象住在那座公寓里的老兄们都是些什么人，是相当不容易的。如果这个小公寓可以称为群鹤馆，那么苦沙弥先生的尊居称为卧龙窟也就当之无愧了。反正叫什么名字是毋需纳税的，所以彼此尽可以取一个吓人的名字。这块宽度有四五丈的空地顺着竹篱，东西延伸七八丈左右，立刻直角拐过去，从北面围住卧龙窟。就是这个北面成了闹事儿的根源。北面原本是空地接着空地，包围着我家主人住的房子的两面。但是卧龙窟的主人自不必说，就连我也为这片空地而大伤脑筋。南面由于长着扁柏显得很像回事一样，北面并排长着七八株梧桐树。这些桐树的树干直径已有一尺左右，如果把木屐铺的老板领来，是会卖到好价钱的。但可悲的是主人是租房的房客，尽管他了解这树值钱，毕竟无法付之行动。我只能对主人深表同情。前些天，学校的工友来，砍走了一根树枝，他第二次来的时候，穿了一双桐木做的木屐，并无人问他，他却自我吹嘘说：“这就是用砍走的树枝做的。”这家伙真够得上狡猾啦。即使有桐树，不过对我、对主人一家，是连一文钱的好处也得不到的。古语中曾有句话叫做“怀玉有罪”，我们这里也可以说是穷守着桐树而一文不名，也就是所谓“抱着金碗要饭”。干这种傻事的，不是我家主人，也不是我，而是房东传兵卫。桐树似乎在催促：“怎么还不来砍呀？怎么还不来砍呀？”但房东却根本不理会这些，只知道收房租。我和传兵卫并无宿怨，关于他的坏话，我就说到此为止。言归正传，且让我向诸位禀报一下这块地方是如何成为闹事根源的有趣故事。不过，这可千万不要对主人说，我说到哪里就是哪里。先说这块空地吧，最大的不方便之处，是它没有墙。这是一块风刮来刮去随时都可以刮跑东西的空地，是任何人不需要获得任何许可就可以自由横穿的一块空地。用“自由”两字似乎还不确切。老实说，事情如果不从原本说起，是无法了解它的起因的。如果起因不明，连大夫也无法对症下药。所以我必须从主人搬到这里的当时慢慢向各位道来。这块空地风吹过来吹过去，夏天是很凉快的，使人十分舒坦。至于不严紧嘛，一个穷教员家，也不会有被盗之虞。因此主人的房子，一切墙、篱笆以及什么梅花桩、鹿角桩之类，都是不需要的。但是我却认为这要取决于住在空地对面的人或动物是属于哪一种类。因此，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必然要弄明白对面那些君子们的性质。还未弄清是人还是动物之前，就把他们称为君子，未免太性急了，不过，称他们为君子大体上是不会有错的。因为现在社会上有一种称为梁上君子的人，连这种偷鸡摸狗的人都可以称为君子嘛。当然，这里所说的君子不同于梁上君子，是不会麻烦警察的。不过，看来他们在数量上却大有文章可做，真算得上是多如过江之鲫。这是一所叫做“落云馆”的私立中学，一共有八百位君子。这所学校为了培养这些了不起的君子，每月收两元钱的学费。由于名称是落云馆，也许有人会认为这里的学生都是一些风流潇洒的君子。其实不然，其不可信之处，正如群鹤馆不会真的有白鹤飞来，卧龙窟中居然有猫儿一样。既然诸位了解号称学士或教师当中有苦沙弥这样疯疯癫癫的人，那么当然也应该了解落云馆里的君子们并不都是风流汉。如果诸位当中有人说“我不信”，那就先请到主人家里来呆上三天好啰。

如前所述，在刚搬到这里来的时候，那块空地由于没有围墙，落云馆的那些君子们和车夫家的黑猫一样，悠悠荡荡地进入这片桐树林子里来闲聊，吃从家里带来的午饭，趴在矮竹丛里滚来滚去，反正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然后是往这里扔垃圾，什么包饭菜用的竹叶子、旧报纸，或者是旧草鞋、旧木屐，总之，凡是被称为破旧的东西，一般都是扔在这里的。一向什么都无所谓的主人，对此无动于衷，也没有提出过什么抗议。这到底是因为主人根本就不了解情况呢，还是明知道也不想干涉，这我就不知道啦。可是随着这些君子们在这所学校不断接受教育，似乎越来越不像君子了，他们逐渐从北往南蚕食这块地方。如果蚕食这个词儿用在这些君子们身上不太得体，我当然也可以不用，不过，此外就没有恰当的词儿啦。他们就像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一样，离开了那片桐树林，进军到柏树林子里来了。柏树林正好是面对主人家的客厅，假如不是相当大胆的君子们，按理是不可能采取这番行动的。一两天后，他们的大胆再加上一个“极”字，变成了极大胆。教育的功效真是可怕啊。他们不单是逼近客厅的正面，而且还在客厅的正面唱起歌来。他们唱的是什么歌，我已经记不起来，反正不是那三十一个音组成的和歌，而是一种很热闹的、俗耳更容易接受的歌。吃惊的不只是我家主人，就连我都被他们的艺术才能征服，不由得侧耳倾听。但是，我想读者也是理解的吧，所谓“叹服”和“惹人厌”，有时也是可以并存的。而不料当此之际，恰好合二为一，至今想起这件事，还感到不胜遗憾。主人大概也在遗憾吧。他不得不从书斋里跑过去，对他们说：“这里不是你们可以进来的地方，给我出去！”主人撵过他们两三次。不过，这些有教养的君子，当然不会为这点子事就老实听从的。撵走了，又进来，一进来就又唱起那闹哄哄的歌，或高声讲话。而这些君子们的谈话也与众不同，满口都是“你小子”、“去你妈的”之类的话。这样的话，在维新前据说本是属于武士的家丁、掌班的、搓澡工等人的专门知识，到了二十世纪的今天，据说已成了有教养的君子们所学的唯一语言了。有人解释说，这与过去为一般人所轻视的运动在今天变得如此受欢迎是同一现象。主人又从书斋里跳了出去，抓住一个最擅长使用这种君子口吻的人，责难他为什么又闯进来。这位君子立刻忘了“你小子”、“去你妈的”这类高雅的语言，而使用了颇为下等的回答说：“我还以为这里是学校的植物园呢。”主人训诫他以后要注意，然后把他放掉了。说是“把他放掉”，听起来好像儿童捉弄完乌龟才放掉，这未免可笑。其实他是扯住那位君子的袖子和他讲理的。主人原以为已经这样狠狠地教育他了，大概不会再有问题。哪里想到，从女娲氏时期起，实际就总是与预期相反的，主人这次又失败了。这以后他们有时是从院子的北边进来，有时从院子前门横穿过去，或者哗啦的推开前门，家里人以为有客人来了呢，而在桐树林子那边，却发出一阵哄笑声。形势越来越险恶，教育的功效也就愈来愈明显。我那可怜的主人，深感对付不了，于是躲进书斋里，恭恭敬敬地上书给落云馆中学的校长，哀恳多少管一管他的学生。落云馆的校长也郑重地给主人送来了一封回信，说请他稍候一些日子，那里即将修一堵墙。过了几天，来了两三名工人，用了半天的时间，在主人房子和落云馆中间修起了一道三尺来高四方格的竹篱笆。主人十分高兴，以为这么一来就可以相安无事了。其实主人是个傻瓜，只靠这一点点的措施，是不可能使君子们的举动发生变化的。

捉弄人这件事说起来是最有趣的。就连我这猫儿，也时常以捉弄主人家里的小姐们为乐趣哩。落云馆的君子们来捉弄这愚笨的主人是完全应该的，而为此感到不满的恐怕只有被捉弄的本人了。如果分析一下捉弄人这一心理，则有两个要素。第一，被捉弄的一方决不可满不在乎，置之不理。第二，捉弄人的这一方，必须是在力量方面、人数方面都远远超过对方。前些日子，主人参观动物园回来，曾反复地讲过一段使他深感佩服的事。仔细一听，原来是他看见了一条小狗和骆驼吵架。据说小狗像疾风一般围绕在骆驼四周，一边跑着一边狂吠。而骆驼呢，则只当没事儿一般，仍然背着它那背上的大肉瘤，站在那里纹丝不动。不管这小狗如何狂吠，如何向它发疯，它就是不予理睬，最后小狗自觉无趣，就不再闹腾了。主人嘲笑说，骆驼这东西真是个钝感的动物。其实，这件事正好可以说明捉弄人这种情况的最好例子。不管对方怎样擅长捉弄别人，遇上对手是骆驼，也就捉弄不成了。或者换句话说，如果被捉弄的对方是力量强大的狮子或老虎，那也就捉弄不成了。你刚一捉弄它，立刻就会被它撕得粉碎。你捉弄它，它龇牙对你发怒，而尽管发怒，但又奈何你不得，只有在这种情况的时候，捉弄才是非常愉快的。为什么说这样的捉弄才感到愉快呢？这里有各种原因。首先，可以消磨时光。人在无聊的时候，甚至会闲得数自己的胡须有多少根。据说过去被投入牢狱的囚犯，由于过分无聊，便每天在墙上重复画三角形混日子。人世上再没有什么比无聊更难使人忍受的了。如果没有什么刺激人的兴奋事件，那么活着是很难受的。捉弄这种行为，说穿了就是制造刺激来游戏的一种娱乐。不过，如果不能使对方多少有所发怒，或有所焦躁，或有所困惑，那么就不成为刺激。所以古时候那些热衷于捉弄人作为娱乐的人，不外乎是两种人，要么是从不考虑别人感情的蠢侯爷这类闲得慌的人；要么是除了自己寻找乐趣之外无暇考虑其他事儿的、头脑还处于幼稚状态、而又不知道怎样消耗自己精力的少年。当然，为了实际证明自己的优势，也有最简便的方法。比如干些杀人、伤人或者诬陷人的勾当，都可以证明自己的优势。不过，这些都是以杀人、伤人、陷害人为直接目的而采取的手段。自己的优势，只不过是在实施这些手段之后产生的必然结果而出现的现象。因此，一方面希望显示自己的优势，但又不愿意加害于人，在这种情况下，捉弄人是最好不过的了。如果不给人以少许伤害，则不足以从事实上证明自己的了不起。如果不表现为事实，那么尽管在内心里感到不冒风险，快乐也要减去大半。人总是自信的。即使是难以自信的时候，也还是要抱着自信不放。正因为如此，人总想对他人实际运用一下自己的力量，以证明自己是可信的，可以放心的。而且，越是那些不明事理的蠢材，对自己终日惶惶不安的人，越是想利用一切机会获得这份证明。这和会柔道的人总想将他人摔出去是一样的。那些在柔术上二流的人之所以总在街道上转悠，就是因为他有一种危险的想法，希望哪怕一次也好，能碰上一个不如自己的人。即使是外行人也没关系，以便狠狠地摔他一跤。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种种原因，说下去话就长啦，所以请允许我从略。如果你还想听，那就请你带盒干松鱼来找我。我随时都会告诉你的。如果将以上所说作为参考加以推论的话，按我的想法，深山老林中的猴子和学校中的教师是最适合于被捉弄对象的。在这里，我将学校的教师和深山老林的猴子相提并论，似乎有些不太恭敬——不是对猴子不恭敬，而是对教师不大恭敬。然而他们太相似了，又有什么办法呢。如尊驾所知，从深山抓来的猴子都是用锁链锁起来的，不管它们怎样龇牙咆哮，它也挠不着人。教师虽未被锁链锁起来，但却被薪俸捆住了手脚，所以你怎样捉弄他也不碍事，他不会辞职去打学生的耳光。如果他有辞职的勇气，那么他最初就不会当教师干那种哄学生的职业了。我家主人是教师，他虽不是落云馆的教师，但毕竟还是教师无疑。捉弄他是最最合适的，是不费吹灰之力的，而且他又是个最老实的家伙。落云馆的学生都是少年，他们都很明白，捉弄人可以显示出他们了不起，作为教育的成果，他们具有当然的权利实行这样正当的要求。不仅如此，如果不捉弄人，他们那充满活力的四肢和头脑，应当如何去使用呢？在十分钟的课间休息时，他们都是一群闲得发慌的人啊。由于具备这些条件，所以学生们自然要去捉弄人，而主人自然要被捉弄。这不论让谁来说，都是十分合乎道理的。主人为此而发怒，真是极不识趣，是愚蠢透顶的。下边我就将落云馆的学生是如何捉弄主人，而主人对此又是如何的不识趣一一写下来，向您介绍一番吧。

诸位大概了解方格篱笆是怎么回事吧。它是一种既便于通风、筑起来又非常简便的墙。像我就可以从格子眼中自由自在地出入，所以筑不筑篱笆，对于我是一样的。然而落云馆校长可不是为我这只猫筑的方格篱笆，而是为了不让他自己培养的这群君子钻出去才特地请来工匠筑上的。不错，不管筑得如何有利于通风，人毕竟是无法钻过去的。人想要从这个用竹子编成的、四寸见方的窟窿钻过去，即使请来中国的魔术师张世尊，恐怕也是件大难事。所以这堵墙对人来说，无疑是起到了墙的作用。难怪主人看到这堵墙修好，认为“这下可好了”，十分高兴。但是，主人的逻辑中却有个极大的漏洞，这个漏洞比这堵竹墙上的窟窿还要大，是个足以使吞舟之鱼都会漏网的极大的漏洞。因为主人从墙是不可逾越的这一假定出发的，是建立在既然是学校的学生，不管这墙建造得如何粗糙，只要有个名叫墙的东西，明确了区域的界限，就不必担心他们会再闯进来的假定之上的。而且即使他推翻这个假定，他也认为，纵然有人想要闯进来也是闯不进的。因为他轻率地断定，任何瘦小的少年也绝不可能钻过这种方格窟窿，从而不必担心会有人再闯进来。事实也的确如此，只要他们不是猫儿，就不会出现从这种四方窟窿钻过来的可能。他们就是想做也绝对办不到。不过，跳过来蹦过去，却是极简单的啊，反而可以成为运动嘛。

这墙修好后的第二天，就和没有修这墙以前一样了，他们从北面的墙扑通扑通地跳进来。不同的是，他们没有深入到主人家客厅的正面。因为那样一旦被追赶，逃跑时就要多费时间，所以他们事先估计好逃跑所用的时间，只在没有被捉住危险的地方打游击。他们都做了些什么，坐在东侧厢房里的主人当然是看不到的。如果想要看看他们在北边空地上荡来荡去的情景，要么打开旁门从相对方向拐个直角能看到，要么从茅房的窗子隔墙而望，除此之外别无办法。从茅房的窗子瞭望出去，他们在哪儿，做什么勾当，虽然可以一目了然，但是，即便发现了好几个敌人，也无法去捕捉，只能隔着窗子加以斥责。假如从旁门迂回突入敌阵，他们一听到脚步声，在被捉之前就扑通扑通地全部跳回到自己的领域里去了。这活像偷猎船开往腽肭兽正在晒太阳的地方去一般。主人当然不可能待在茅房里进行监视，可话说回来，他也不想开着旁门一有动静就立刻跳出去。如果他想那样做的话，他不辞掉教师的职务去专门对付那些人，是无法追得上他们的。主人所处的不利地位，一是在书斋里只能听到敌人的声音，却见不到敌人；二是通过茅房的窗子虽然能看到敌人，但出不去，无法抓住他们。看穿了主人弱点的敌人，采取了如下的战术：当他们侦察到主人在书斋里时，就尽量哇哇的放大声音来喊叫，并故意叫喊一些难听的话给主人听，而且使主人很难弄清楚这种声音发自哪里。乍听起来声音似乎是在墙这边，有时又似乎是在墙那边，使你无法确定到底在哪里。如果主人出来了，那么或者立即逃跑，或者就站在墙那边，给主人来个不理不睬。有时主人进了茅房——我从方才起就反复使用了茅房这种肮脏的字眼，我并不认为这是我的光荣，反而觉得使我也连带丢人，不过为了记述这次战争的需要，我又不得不使用它。当敌人看准了主人进到茅房里面，便一定要在桐树林子一带徘徊，故意让主人看到他们。主人如果从茅房里发出震惊四邻的声音向他们怒喝，他们会作出毫不慌张的神色，从容不迫地撤回到根据地去。他们使用这一战术，让主人颇难应付。明明看见敌人确实进入了院内，但当主人拎着手杖前去时，却阒无一人；当他认定院内确实没有人了，可是从茅房的窗子往外一看，每次总要发现有一两个人待在那里。就这样，主人一会儿跑到后院，一会儿从茅房里向外看，一会儿又从茅房里跑到后院去，主人重复着这些动作。所谓疲于奔命，指的正是这种情况。主人终于火冒三丈，使人弄不清他到底是在以教师为职业呢，还是在以对付这个战争为职业。当他的火冒到极点时，便出现了如下事件。

一般说来，某一事件所以发生，都是由于虚火上升的缘故。“虚火上升”正如字面所示，是火在上升。关于这点，格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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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好，帕森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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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好，就连老顽固的扁鹊，都不会提出异议。只不过上升到什么程度，又是如何上升的，却是个问题。而且，到底是什么在上升，也是个争论的问题。根据古代欧洲人的传说，据说在人的体内有四种体液在循环运行。第一，是所谓“怒液”，这种体液一旦上升，就会发怒。第二，叫做“钝液”，这种液体一旦上升，神经就会变得迟钝。第三是“忧液”，它会使人忧郁。最后是“血液”，这就使人四肢健壮。以后，随着人文的发展，怒液、钝液、忧液不知什么时候没有了，到了现在，只剩下血液还和过去一样在循环运行。所以，如果有谁虚火上升，我觉得肯定是他的血液在作怪。而且每一个人的血液的分量都是固定的，虽然根据性格的不同，每个人多少有些增减，但是大体上每一个人都保有五升五合那么多。因此，这五升五合的血液一旦上升，那么，上升所到的部位，就活跃得十分厉害，而其他部位则会因血液缺乏而发冷。这正如同群众烧警察岗楼时，警察全都集中在警察署里，大街上连一名警察也不见踪迹一样。如果从医学诊断的角度来说，有人就说它是警察的虚火上升。那么，为了医治好这种虚火上升，必须像从前一样把血液重新分配到体内的各部位。为了做到这点，就应该将上升的虚火降下来。这有种种方法。我家主人已故的老太爷遇到这种情况，据说是用一块湿手巾顶在头上，然后将两腿伸进“被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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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去取暖。正像《伤寒论》中指出的“头寒足热乃延命息灾之征也”。这种用湿手巾顶在头上，对于长寿法来说，是一日不可缺的哩。如果不用此法，也可试一试和尚们经常用的方法。那些居无定所的沙门、游方行脚的和尚，据说他们总是在树下石上歇宿的。所谓“树下石上”，并不是为了实现他们的难行苦行，完全是为了医治虚火上升，禅宗第六祖在舂米当中想出了这个秘法。各位也可以自己试试，坐在石头上自然会感觉屁股发凉，屁股一凉，虚火就会下降。这是自然的顺序，也是无可怀疑的。这样，虽然发明了种种方法使虚火下降，但遗憾的是，还没有发明出能惹起虚火上升的良方。一般人的想法，认为虚火上升对人体是有害无益的，但也有另外的情况。根据人的职业不同，虚火上升还是非常重要的，有的人如果虚火不上升就什么事也干不成。其中最重视虚火上升的是诗人。诗人必须虚火上升就和轮船不能缺煤一样，诗人如果虚火不上升，那他只能堕落为无所事事的、除了吃饭之外一无所能的凡夫俗子。当然，虚火上升也就是疯子的别名，既然他们不成为疯子就无法混饭吃，而在舆论上又未免太难听，所以在诗人当中，并不以虚火上升来称呼它，而一致同意神乎其神地称之为“烟士比里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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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他们为欺骗社会制造的称呼，其实就是虚火上升。柏拉图为了吹捧他们，将这种虚火上升称之为“神圣的疯癫”，不管如何神圣，既然是疯癫，人们就不会搭理他们，所以我想，还是加给它这样一个类似新发明的成药的名字，这样对他们也许会有好处。但是，正像鱼糕的主料是山芋、雕出来的观音像原是一段一寸八分的朽木头、鸭肉面使用的材料是老鸹肉、公寓里的牛肉锅用的是马肉一样，“烟士比里纯”其实就是虚火上升。从虚火上升这个词儿来看，应该说是一时的疯癫。虚火上升毋需送入巢鸭的疯人院，因为它只是短期疯癫罢了。不过，要使自己短期疯癫不是件容易的事。一辈子的疯子不难找到，但要找一个面对稿纸一握起笔来就临时发疯的人，这对万能的神来说，似乎也相当费力，轻易造不出一个来。既然神造不出来，那就只能自己动手来制造啦。正因为如此，所以自古以来直到今天，寻找虚火上升或者下降的办法，同样伤透了学者的脑筋。有的人为了获得“烟士比里纯”，每天要吃十二个涩柿子，这是从“吃了涩柿子就会便秘，便秘了肯定会虚火上升”这一理论推论而来的。同时，也有的人拿着烫好了的一壶酒跳进浴缸里，以为在热水中喝上几口酒肯定会虚火上升。根据此人说法，如果此法还不灵，他相信只要烧上一澡盆葡萄酒，跳进去便能立见功效。可惜那人是个穷光蛋，所以始终未能付诸实施，就一命归天了。最后还有一种人，想到只要模仿古人就能产生“烟士比里纯”，这是应用这样一种学说：只要模仿某人的态度和动作，模仿者的心态就和那人相似起来。也就是说，模仿喝醉酒的人那样唠唠叨叨个没完，模仿不知不觉也就觉得仿佛是喝醉了一般。参禅的人，在一炷香燃尽之前，耐住性子，也会觉得自己仿佛真成了禅和尚。因此，只要模仿一下早就有了“烟士比里纯”的名家的一举一动，那他肯定就会虚火上升。据我所知，雨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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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躺在快艇上思索文章立意的，所以只要坐在船上双眼注视着碧空，保证一定会虚火上升。听说斯蒂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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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肚皮贴床，趴着写小说的，所以只要趴着动笔，肯定也会虚火上升。这样，虽然各式各样的人想出了各式各样的办法，但还没有一个人取得成功。在目前的情况下，人为的虚火上升，已成为不可能的事，虽属遗憾，但也是毫无办法的。当然产生“烟士比里纯”的时机，迟早是会到来的。我殷切希望为了人文的发达，这一时机越早到来越好！

关于虚火上升的解释，我想这已满够了，下边就要谈事件的正题了。不过，任何一桩大事件发生之前，总要发生一些小事件的。只叙述大事件而漏掉小事件是历来历史学家常有的弊端。主人的虚火上升也是每碰上一次小事件就上升一层，终于惹出了大事件。基于这个道理，如果我不把它的发展过程条理清晰地叙述出来，那么就不容易了解主人是怎样虚火上升的。了解得不彻底，主人的虚火上升就会空有虚名，社会上也许会瞧不起主人，认为他的虚火上升还未达到应有的程度。难得有这么一次虚火上升，如果不被人们推崇是一次十分了不起的虚火上升，岂不是让人泄气吗？下边叙述的事件，不论大小，对主人来说都不见得是光荣的。事件本身既然谈不上光荣，那么起码在虚火上升这一点上，最好能充分证明这是货真价实的虚火上升，是不比别人落后的虚火上升。我的主人并不具备向他人夸示什么的性格。如果不把他的虚火上升拿来炫耀一番，那就没有值得我费力去写的东西了。

群集于落云馆的敌军近日发明了一种达姆达姆弹，每当十分钟的课间休息或放学之后就向北边的空地发射炮火。这种达姆达姆弹，一般将它称之为球，用一个大的、类似厨房用的捣棒似的东西作为发射装置，任意向敌阵发射。别看它是达姆达姆弹，由于它是从落云馆运动场发射出来的，所以不必担心它会击中整天蜷伏在书斋里的主人。虽说是敌人，也不能不意识到这弹道是太远了，不过这是一种作战策略，据说在旅顺战斗中海军进行了间接射击从而建立了伟大的功勋，既然是这样，那么滚进空地来的球，也不见得收不到战果。更何况每打出一球，则竭尽全军之力，“哇”的发出一种威吓性的音响。主人遭受惊吓的结果是四肢的血管收缩，当他烦闷至极时，他那全身走投无路的血，必然就上升。可以说敌人的这一计谋是相当巧妙的。据说古时候希腊有个名叫伊斯基拉斯的作家，此人具有与学者、作家相同的脑袋。我这里说的学者、作家共同的脑袋是指秃头。为什么人们的头都会秃呢？无疑是因为营养不良而使头发失去了生长活力的缘故。学者和作家使用头脑最多，而且一般又都是穷得要命的。所以学者、作家的头一概都是光秃秃的。伊斯基拉斯也是一位作家，所以自然也是个秃头。他有着一个光溜溜的、和金橘一样发亮的脑袋。可是有一天，在阳光照射下，这位老兄摇晃着他那一向光秃秃的脑袋——脑袋是不可能时而光秃秃的，时而不秃，因此，只能说它是一向光秃秃的脑袋——走在大街上。差错就出在这里。秃头经日光一照，从远处一看，显得特别锃光发亮！树大招风嘛。他这个锃光发亮的脑袋当然也得招点什么来。这时，在伊斯基拉斯的头上正飞着一只苍鹰，仔细一看，这只苍鹰的爪子正紧紧地抓住一只小乌龟，这大概是它刚刚捕获的。乌龟、甲鱼这类东西味道当然是极好的。可是从希腊时期起，它们都带上一个硬壳儿。不管多么好吃，带着壳儿总是吃不成的。大对虾有一种带皮烤的名菜，但是带壳儿炖乌龟这道菜至今还没有过，肯定当时也是没有过的。即使老练的苍鹰，对于如何处置这乌龟也感到有些棘手。就在这时，在遥远的下界有个发光的东西。这时苍鹰认为机会来啦，它想如果把这个乌龟扔在这个发光的东西上边，那么乌龟的壳儿肯定会摔碎的。等壳摔碎了后，再飞落下去，就可以饱餐一顿乌龟肉了。它想好之后，便瞄准将乌龟从高处毫不客气地扔在这位作家的头上。不巧这个作家的头比起乌龟的壳来要软得多，结果秃头被打得粉碎，有名的伊斯基拉斯就这样悲惨地死去了。这个姑且不去管它，令人不解的是这只苍鹰的想法。它是明知道这个光秃秃的东西是作家的脑袋而故意将乌龟扔上去的呢，还是误认为是块光秃秃的石头才扔上去的？根据答案的不同，既可以将落云馆的敌人和这个苍鹰作一个比较，也可能无法比较。主人的脑袋既不像伊斯基拉斯的脑袋那样锃亮，也不像那些声誉极响的学者们的脑袋那样闪闪发光，然而他既然高坐在六叠大的、号称书斋的屋子里，把一些难读的书本举在他自己的面前，那么就应当把他看成是学者与作家的同类。既然是这样，主人的头之所以还未光秃，并不是因为他不具备秃头的资格，而是在不远的将来，秃头的命运肯定会落在他身上。这样看来，落云馆的那些学生们以这个头为目标，集中了他们的那个达姆达姆弹，不能不说是一种最切中时宜的策略。如果敌人将这一行动持续上两周的话，那么主人的脑袋由于恐怖和烦恼，必然也会营养不良起来，必然会变成像金橘、铁壶、铜釜那样的圆球模样。假如再多炮击两周的话，那么金橘无疑会被击得稀巴烂，铁壶会被击穿，铜釜也会被击出裂缝来。看不到这种明如观火的结果，还想尽一切办法和敌人血战到底的，只有那傻瓜苦沙弥先生本人了。

一天下午，我照例到廊前午睡，做了一个自己变成了老虎的美梦。在梦中我命令主人说：“拿鸡肉来！”主人赶忙答应，立刻小心翼翼地拿来了鸡肉。这时迷亭也来了，我对迷亭说：“我想吃大雁，你到雁锅铺去，给我买一份来！”迷亭照例还是用那种胡乱开玩笑的口吻说：“您要是和腌芜菁、椒盐饼一齐吃，那大雁就更有味道啦。”我张开大口，发出“哼”的一声来威吓他。迷亭脸色立刻变得苍白，赶忙说：“山下的雁锅铺已经歇业了，怎么办呢？”我说：“要是那样，我对付着吃牛肉吧，你赶快到西川铺去给我买一片牛里脊来！不快些，我就先把你吃了！”于是迷亭连忙拉起长袍跑了出去。我由于身体突然变大，在廊子里躺着，将廊子塞得满满的。我等待迷亭回来，忽然整栋房子发出了一个很大的声响，我被吓得没吃成那十分难得的牛肉就从梦中醒来了。这时，刚才还战战兢兢在我面前低首下心的主人，此刻完全变了个样。他猛地从茅房里跳出来，狠狠地踩了我的肚子一脚。我大为奇怪，只见他拖上到院子里用的木屐，转过旁门，向落云馆方向飞跑而去。我刚刚从梦中的老虎变回到猫儿上来，自己也觉得怪滑稽的，有些不好意思。但由于主人这一吓人的气势和肚子挨了他怪痛的一脚，我立刻忘掉了刚才变成老虎的美梦。我强忍着疼痛，心想：“这回主人亲自出马了，有好戏看啦！”于是我紧跟在主人身后来到了后门。我听见主人一声大喝：“小偷！”只见一个十八九岁的、非常健壮的戴着制帽的小伙子，正在从方格的篱笆向外跨越。我想：“啊呀，太晚了。”只见那小伙子采取跑步的姿势，不顾命地飞跑着。主人看到自己喊的这声“小偷”很奏效，便又高声喊着“小偷！小偷！”追了上去。但是为了追上敌人，主人不得不从这墙跳过去。可是主人如果深入对方的重地，自己可就成了小偷啦。前边已经说过，主人是个有名的虚火上升者。他既然这样一鼓作气地追赶小偷，看起来是已经下了决心，即使自己变为小偷也要猛追到底。于是他一直追到了墙根，还毫无折回的样子。就在这再进一步他就踩入了小偷领域的千钧一发之际，敌军当中有一位留着一撮小胡子的将官不慌不忙地出马了。他与主人隔着篱笆在谈着什么。我仔细一听，原来他们在进行毫无意义的谈判。

“那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小胡子说。

“既然是个做学生的，为什么闯到别人家的庭院里来？”主人质问道。

“不。因为皮球飞进去了。”小胡子说。

“为什么不事先打招呼就进来取？”主人说。

“以后我会提醒他们的。”小胡子说。

“那好吧。”主人说。

我原以为这场谈判一定会出现龙争虎斗的壮烈场面，结果想不到就这样以散文式的交涉，无事地了结了。主人那股劲头，只是表现在来势凶猛上，到了关键时刻，就总是这样虎头蛇尾，就像我从当老虎的梦境中一下子恢复到现实中的猫儿来一样。我说的小事件就是指这件事。在叙述完这件小事后，按照发展顺序，我当然得讲大事件了。

主人俯伏趴在通往廊子纸门的客厅里想着什么事儿。大概是在考虑怎样对付敌人的防御策略吧。落云馆好像正在上课，运动场上格外安静，只有在校舍内的一间教室里教师讲授伦理课的声音一清二楚，真是吐音朗朗，讲得十分动听。我仔细一听，讲课的人正是昨天代表敌方亲自出马担当谈判的那位“将军”。

“……这样，所谓公德是十分重要的，我到过国外，不管是法国、德国，还是英国，不管在哪儿，没有一个国家是不讲公德的。而且不管是什么样的下等人，没有人不重视公德的。可悲的是，我们日本在这点上比不上人家外国。在诸君当中一提起公德，也许有人会认为它是从外国进口的新东西。其实这样想是极大的错误。古人也说过：‘夫子之道以一贯之，忠恕而已矣’嘛。这个‘恕’字，换言之，就是公德之所由来者。我也是人，有时也想大声唱一唱。但是当我正在读书时，听到邻室的人放声歌唱，我就再也没法读下去了。因此，即使我自己想要高声朗诵《唐诗选》、使心里畅快一些的时候，如果邻室里有别人，他像我那样受不了噪音，我就会觉得对不起他。在这种情况下，我总是控制自己。希望诸君也尽量遵守公德，只要认为有可能妨碍别人的事，就坚决不要做……”

主人侧着耳朵聚精会神地听着这番讲话。当他听到最后这句话时，不由得微微一笑。这里，我得对这“微微一笑”稍作解释。一个玩世家读到这里，很可能认为这里边含有讥讽的意味。但是我家主人决不是那样苛刻的人。与其说他待人苛刻，还不如说他是一个智慧不太发达的人。说到主人为什么发笑，这完全是由于他感到高兴而笑。一个做伦理教师的人，既然这样痛切地训诫他的学生，那么肯定今后他再也不会遭受达姆达姆弹的袭击了。这样，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他的头也不致变秃了。虚火上升的症状即使一时不能痊愈，只要到了一定时候，也会逐渐恢复的。由于他断定以后再也不用拿湿手巾顶在头上，两脚伸进被炉里去，也不用担心要在树下石上露宿了，所以他才微微一笑。在二十世纪的今天，仍然正直地认为借钱一定要还的主人，当然会以老老实实的态度来倾听对方教师的这番讲话的。

过不多久，似乎到了下课的时间，那位伦理教师的讲话戛然而止。其他教室里的授课也同时结束了。于是刚才还紧紧关在教室里的八百位好汉，一下子哇地高喊着，从建筑物里飞跑出来，那种气势，和捅掉一尺多长的大马蜂窝毫无两样。他们一起嗡嗡、哇哇地叫喊着，从窗子、拉门、能开阖的小门，还有只要能够钻出去的窟窿里争先恐后、毫不停留地蹦了出去。这就是大事件的开端。

首先让我从这群马蜂的阵势讲起。有人说这样的战争还会有什么阵势可言，其实这样说是不对的。一提到战争，一般人就会想到沙河、奉天，或者旅顺，好像其他地方就不会有战争似的，一讲到稍微带点诗味的野蛮人，立刻就会联想起阿喀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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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着赫克托尔的死尸围绕特洛伊城墙绕行了三圈，或者联想起燕人张翼德在长坂坡横着丈八长矛，喝退了曹操的百万大军这一类夸大其词的事儿。联想当然可以随本人的便，但认为除此之外，就没有称得上是战争的想法，却是极不恰当的。也许太古蒙昧时期才会进行这类胡闹的战争。但是，在太平的现今，在大日本国帝都的中心，那样的野蛮行动已属于不可能出现的奇迹。不管发生什么样的动乱，不必担心会超出焚毁警察岗亭的程度。由此看来，卧龙窟主人苦沙弥先生和落云馆内八百健儿的战争，在东京满可以称得上是大战了。左氏在叙述“鄢陵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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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首先是从敌人的阵势说起的。自古以来，凡是叙述巧妙的文章，采取此类笔法是一般公认的通则。正因为如此，在下要先讲叙一下马蜂的阵势也就不足为怪了吧。还是先说一说马蜂的阵势吧：在方格篱笆的外侧，站着纵向排列的一队。这些人似乎带有将主人诱入战斗圈的任务。“他不投降吗？”“不会，不会。”“这不灵，这不灵。”“他不出来呀。”“是不是搞不动他啊？”“哪里会搞不动啊！”“大家一齐吼起来！”“汪、汪。”“汪、汪。”“汪、汪。”以后便是全队一齐呐喊。离纵队右边一点，在运动场上，炮队占据着已布置好的有利阵地。一个脸朝向卧龙窟的将官，手里拿着一个很大的捣棒在那里摆好了架势。在他对面，和他隔有三四丈远的地方又站着一个人。在手执捣棒人的后面，又有一个人，这人脸朝着卧龙窟直挺挺地站着。这样，成一条直线面对面站着的就是炮手们。据说这是进行垒球练习，决不是战斗准备。我可是个不懂垒球为何物的文盲。但是，我听人讲，这是从美国进口的游戏，如今流行于我国中等以上学校，是最受人们欢迎的运动。美国这个国家是个专门琢磨出新奇事儿的国家，所以把球当成炮战来用，也就不足为怪了。也许它出于好心，才特地教给日本人这种骚扰邻里的游戏的吧。也许对美国人说来，它真的被作为一种竞技运动，但即使真是竞技，它既然具有足以惊扰四邻的性能，那么根据用法的不同也满可以充做炮击之用。据我亲眼观察，只能认为他们是企图利用这一运动方法来取得炮火的功效。事物由于说法不同，本是可以变来变去的。既然有的人可以借慈善之名进行诈骗，有的人借吹捧“烟士比里纯”，来对虚火上升作自我欣赏，那么就难免有人想要在垒球比赛的名义下进行战争。某些人所作的解释是专指社会上一般的垒球，而现在我所记述的垒球，只限于这种特殊场合的垒球，也就是攻城的炮击战。下边我介绍一下发射达姆达姆弹的方法。在排成一条直线的炮列当中，一个人用右手握着达姆达姆弹，扔向手执捣衣棒的人。这达姆达姆弹是用什么东西制造的，局外人不得而知，是一种又硬又圆、类似石头弹的东西，用皮革严严实实地包住，然后缝制而成的。上面已经交代过，这种炮弹一旦离开炮手的手，带着风声向前飞去时，站在对面的那个人便立即抡起捣衣棒，狠命地把它打回去。偶尔也会没有打中，炮弹飞走了。不过，在通常情况下，总会发出“砰”的一声巨响把炮弹反弹回来。它的劲儿非常大，足以使患有神经性胃病的主人头脑炸裂。炮手们就这样算完成了任务。但在周围，在附近站着的起哄者和兼充援兵的人，则如云霞一般紧紧伴随着炮手们。只要木棒打中了球，他们立刻就哇哇叫好，大声鼓掌，或者高喊“好啊，好啊！”或者说什么“不是打中了吗？”有的则说：“这回管用啦。”又有的却说：“看你还老实不老实！”“投降不投降？”光这样还算是好的，这反弹回来的炮弹，三次之中必有一次会滚进卧龙窟的院子里，因为如果炮弹不滚进来，那他们攻击的目的就达不到了。近来到处都在制造这种达姆达姆弹，但价格还是很贵的。虽说是战争炮手也不会无限制地得到炮弹，大体上一队炮手只能分到一两发，不能每射一次就消费掉一个炮弹。于是他们专设了一个“拣炮弹的”小队，将炮弹拣回来。落弹的地点好，拣回来当然不用费力，但如果打到草地里或打到人家的院子里，那就不是轻易能拣回来的。所以在平时，他们为了节省劳力，尽量把“炮弹”往容易拣回的地方打，但现在的情况恰好相反。目的已经不是游戏，而是在于战争。所以他们故意把炮弹打进主人的院子里。既然落在院子里，当然得进院子里来拣。进院的最简便方法，就是跳过篱笆墙。他们在墙内一折腾，主人就会发怒，否则只有卸甲投降。而主人一发怒，脑袋就会越来越秃。

这一次敌军打来的炮弹瞄得很准，它从方格篱笆上飞过来打得桐树叶子簌簌散落，命中了第二道城墙的竹编篱笆上。好大的一个声响！牛顿的第一运动律曰：“如不加以外力，一旦开始运动的物体则以同等速度直线向前运动。”如果物体只按这个运动公式来运行的话，那么主人的头恐怕这时会和伊斯基拉斯的头落入同一命运。所幸牛顿在发明第一公式之后还造出了第二公式，所以主人的头在千钧一发之际总算保住了。牛顿的运动第二公式曰：“运动的变化与所加的外力成正比，而且产生于其力所作用的直线上。”这到底是说什么，有点不容易弄懂。不过从达姆达姆弹穿透竹篱笆、撞破纸拉门而未能敲碎主人的头来看，他肯定是托了牛顿的福。又过了一会儿，果然不出所料，有人闯进院子里来，一边说着：“是这儿吗？”“恐怕还要靠左！”一边发出用棍子敲打矮竹丛的声音。每次敌人闯进主人的院子里来拣达姆达姆弹的时候，总是要发出特别大的声音。如果悄悄进来、悄悄拣走，那就达不到最主要的目的了。达姆达姆弹可能是贵重的，不过捉弄主人则要比达姆达姆弹更为重要。其实，他们从远处就能弄清炮弹的着弹地，打中竹墙的声音也听得出，打中哪里也清楚得很，所以只要规规矩矩去拣，完全可以拣回来的。根据莱布尼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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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定义，空间是能完成同在现象的一种秩序。甲乙丙丁在任何时候都是按同一顺序出现的。柳荫下一定会有泥鳅，蝙蝠离不开月亮，墙根上配一个球也许不协调，但是在每天都把球扔进别人家院子里来的人，他们已经习惯于这种空间排列，只要一看就会发现球在哪里。他们如此折腾，无非是出于要和被动挨打的主人一决雌雄的策略罢了。

既然这样，被动挨打的主人不管怎样也不得不应战了。方才在客厅里听学校讲伦理学还发出会心一笑的他，这时突然而起，迅速跑过去，一下子俘获了一个学生。这对主人说来，的确是了不起的战果。战果是不错，不过他一看，抓住的只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他作为长满胡子的主人的敌手未免太不协调。不过，主人大概认为这已经足够了，对方未认错，主人把他硬扯到廊子前面来。这里，有必要说几句敌手采取的策略。敌手看到主人昨天那个气势，已经觉察到主人今天必然会亲自出马。到那时，一个大个子万一没有逃掉，被主人捉住，问题就麻烦了。因此最好是让一年级或二年级的少年来拣球，以避免危险，即便主人捉住了少年，絮絮叨叨地搬出一大堆理儿来，也不会影响到落云馆的名声。而且主人以这样的小青年为对手，毫无大人气概，只能加重他的耻辱。敌手就是这样盘算好了的，按普通人的想法，这当然也是合乎情理的。只不过敌手却忘掉了应该把主人并非普通人这一点也盘算在内。主人如果有这类常识，就是昨天也不会跳出去了。人一旦虚火上升，就会变普通人为非普通人，会使一个有常识的人变为没有常识的人。不管是妇女还是孩子，也不管是拉车的还是赶马的，如果能分辨这个界限，就不会以虚火上升来夸耀自己了。如果做不到像主人那样，将俘获一个不值得搭理的一年级学生来作为战争的人质，那么他就不可能算入虚火上升家的行列中。可怜的是那个俘虏，他只不过是受高年级生的命令，担当了“拣球儿”小兵的差使，偏偏运气不佳，被没有常识的敌将、虚火上升的天才堵住了，他还来不及跳墙就被扣留在廊子前头。这样一来，敌人方面就不好再若无其事地看着遭受耻辱了，于是争先恐后地跳过方格子墙，从旁门一起闯入院子里，其人数大约足有一打，一个接一个地排立在主人面前。他们大多不穿上衣和西装背心，只穿挽着袖子的白衬衫，有的则交叉着胳膊。也有的则只是勉强应付地将一块洗退了色的棉绒布披在背上。然而也不尽然，也有的人很时髦，穿着白帆布沿上黑边、当胸绣上黑色带花样外文的上衣。看来不管哪一个都是具有万夫不当之勇的猛将，摆出一副“吾等乃从丹波国矮竹山新来此地者也”的架势。他们个个体魄强健，一身黑肉，把他们送进中学念书实在有些可惜，如果让这些人做渔夫或船老大，肯定对国家有利。他们好像约好似的，都光着腿，把短裤卷得老高，那样子活像是来邻近救火的。他们一字排在主人面前，全都一声不吭，主人也默不作声，好大一会儿，在双方互相瞪视之中隐含着一股杀机。

“你们这些家伙都是小偷吗？”主人开始询问，气势豪壮得很。那股怒气看上去就像是用臼齿咬响了炸炮，火焰从鼻孔中喷射出来似的，因此鼻翼扇动得十分厉害。那越后地方狮子舞中狮子的鼻孔，大概是模拟人在发怒时的鼻子形状制作出来的吧。如果不是那样，是不可能造出那样吓人的鼻孔来的。

“不，我们不是小偷，是落云馆的学生。”一个人说。

“撒谎！落云馆的学生哪会不打招呼就闯进人家的院子里来的。”主人说。

“我们不是都戴着带校徽的帽子吗？”又一个人说。

“那是假的！你们既是落云馆的学生，为什么往里乱闯？”主人说。

“球飞到院子里来了嘛。”其中一个回答。

“为什么让球飞到院子里？”主人又问。

“它就飞进来了嘛。”回答道。

“真是不讲理的家伙。”主人说。

“以后注意就是，这次请原谅。”一个人说。

“不知是哪里来的，也不知你们是谁，随便跳墙闯到院子里来，我能轻易饶过你们吗？”主人说。

“不过，我们真的是落云馆的学生。”一个家伙说。

“落云馆的学生？几年级的学生？”主人问。

“三年级的。”他们回答。

“真是这样？”主人问。

“嗯。”他们一起回答。

主人回过头去，喊了一声：“喂，来人啊！”

崎玉县出生的厨娘阿三打开纸门，探出头来，“嗯，”她应了一声。

“到落云馆去，给我叫个人来！”主人说。

“叫谁来啊？”阿三问道。

“谁都可以，叫一个来。”主人说。

厨娘虽然应了一声“嗯”，但是由于院子里这番奇异的景象和捉摸不透打发她去的真意，加上方才事件发展得太奇怪，所以她站又不是坐又不是，只是嘻嘻地笑着。主人本来以为正在从事一场大战，自己正在充分发挥着虚火上升的本领。但哪里料到为自己使唤的理当支持自己的这个女人，不但不用严肃的态度来对待这一事件，反而在自己发出吩咐后，竟然嬉皮笑脸地听着，一动也不动。主人越发虚火上升了。

“不是说了吗？叫谁来都可以。校长也行，干事也行，教务主任也行！”主人有些光火地说。

“您是说叫校长来……”因为这个厨娘只知道“校长”这个词儿。

“校长也行，干事也行，教务主任也行，方才不是说了吗？怎么，听不懂？”主人更加添上几分怒气。

“如果谁也不在，将听差叫来也行吗？”阿三问。

“胡说！听差能懂得什么！”主人喝了一声。

事情已到这步田地，厨娘大概是觉得已经再没有办法了，便“嘿”了一声走了。她还是没能弄懂打发她去的真意所在。我真为她担心，她会不会把学校的工友给拉来。谁料想那位教伦理的教师这时却从正门走了进来。主人等来客从容就座之后，立刻开始了谈判。

“适才此辈闯入鄙宅之内……”主人使用了和旧戏《忠臣藏》相仿的古风的词儿，“其果真为贵校的学生吗？”这下半句多少带有讽刺的口吻。

这位伦理先生似乎不为这种话所动，大大方方地逐个看了一遍排在院子里的勇士们，然后又把目光移回到主人这方面来，作了如下的回答：

“不错，均为鄙校的学生，我是始终训诫他们不要出现此等事的，实在太不像话。喂，你们为什么要跳墙呀？”

学生毕竟是学生，看来在伦理老师面前无言可对，没有一个人说话，都老老实实地聚到院子角落里，活像遇上风雪的羊群，规规矩矩地站着。

“你们的球进入我这宅院里来，也是在所难免。紧挨着学校住嘛，球总会飞进来的。不过……也太不讲礼貌了嘛。即使跳墙来，如果安安静静地拣走，别吵人，我还可以原谅嘛……”主人说。

“您说得太对了。我经常提醒他们，无奈人数众多……喂，你们今后不注意可不行呀，如果球飞进来，你们应该打个招呼从正门进来拣，听明白了吗？无奈学校太大，竟给我找事儿，真没办法。不过，从教育上说，运动是必要的，鄙人也很难加以禁止。允许他们运动吧，又会给您添许多麻烦，这点请您一定多多海涵。不过，今后我一定让他们走正门，向您打过招呼以后再拣。”这回是教伦理的教师说道。

“哪里，您这样通情达理，那就行了。球怎么扔都没关系，只要招呼一下，从正门进来，就没问题。那么，这些学生我就交还给您啦，请您带回。哎，特地把您请来，实在对不起。”主人照例是他那老一套，虎头蛇尾地向对方客气一番。伦理先生带领这些丹波国矮竹山来的勇士们从正门回到了落云馆。我所说的大事件就这样告一段落。如果有人笑话说：“什么呀，这也算得上是大事件？”那就由他笑好了。这只不过是对他那种人说来不算大事件罢了。我是在写我家主人的大事件，而不是写其他什么人的大事件。如果有人讥笑说：“这是有头无尾、强弩之末。”那我请这位讥笑的人千万要记住：这就是我家主人的特色。还请记住：主人之所以成为滑稽文字的材料，也正在于他具有这一特色。如果说主人是以十四五岁的小家伙为对手，未免太糊涂的话，那么我同意，我也是和主人一样糊涂，所以大町桂月评我家主人说：“免不了还带有稚气。”

我在前边已叙述了小事件，现在又讲述了大事件。下面我想将产生于大事件之后的余波描绘一番，作为这一事件整个过程的结束。我所写下的所有事情，也许有的读者认为是我信口开河、乱说一通，其实我可不是那种轻率的猫儿。我的一字一句不但包含着伟大的哲理，而且如将这一字一句连起来读的话，就会觉得它首尾一贯、前后呼应。即使原先将它当做闲言碎语、漫不经心读过的人，再读一遍，就会立即改变原来的看法，感到这是有道的高僧们做出的极其重大的垂训，因此决不可以采取那种非礼的态度，即不是卧读，就是伸腿舒脚，一目五行地读。据说柳宗元每读韩退之的文章时，总是用蔷薇水来净手的，所以对我的文章，请你们自己掏腰包买来读，千万不要做那种借友人读剩下的来穷对付那种不光彩的行为。下边我要讲的，虽然我说是事件的余波，但如果您认为既然是余波，那肯定无聊，不必读了，那您就会后悔不迭。所以务必请您仔细读完。

发生大事件的第二天，我产生了散步的雅兴，便逛街去了。当时，在对面胡同里拐弯的地方，金田老爷和铃木家的阿藤先生正站在那里谈话，金田君坐着车正回家来，而铃木君则在金田君不在家的时候去拜访了，但往回走时，两人照了面。近来，金田公馆对我来说已不新鲜，所以我轻易不往那个方向溜达，这次见到金田君还是很高兴的。我也好久没有看见铃木了，这次可让我从侧面一睹其风采了。我这么下了决心后，便慢慢腾腾地走到两位先生的旁边，他们的谈话自然也就灌到我的耳朵里。这可不是我在偷听，只能怪他们在谈话啊。金田君是个不惜雇密探来窥测主人动静的、好心眼儿的家伙，所以即便我偶然拜听了这位老兄的谈话，也不用担心他会发怒。假如他发怒，那他就是不想承认万事要半斤八两地公平对待。总之，我听到了这两位老兄的谈话。我并不是想听而听的，而是根本不想听，然而谈话却偏偏传到了我的耳朵里。

“方才我已经去过府上了，在这里正巧遇上了您，太好啦。”这位藤先生毕恭毕敬地不断低头行礼。

“唔，是这样啊？老实说，我前一阵子就想和你见面哩。这好极啦。”金田君说。

“嘿，这就太巧啦。您有什么吩咐？”阿藤先生忙问。

“不，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本来是无所谓的事儿，不过非你办不成呀。”金田君说。

“如果我能尽力的，我一定给您办。到底是什么事儿？”阿藤先生说。

“唔，这个嘛……”金田在寻思着。

“那么，这样吧，在您方便的时候我再来一次，您看什么时候合适啊？”阿藤先生说。

“不，其实是小事一桩。那么，你既然愿意帮忙，我就托你吧。”金田君说。

“请，请千万不要客气……”阿藤先生毕恭毕敬地说。

“就是那个怪人啊，对啦，就是你过去的那个朋友嘛。叫什么来着？是叫苦沙弥吧？”金田君说。

“唔，苦沙弥怎么啦？”阿藤先生问。

“也没什么。不过从那次事件以来，我总感到心里不痛快。”金田君道。

“可不是嘛。这完全是由于苦沙弥太傲气了。他本来应当考虑考虑自己的社会地位嘛，太不识相了。”阿藤先生说道。

“问题就在这儿嘛。说什么不对金钱磕头，实业家算老几？说的全是这种傲慢不逊的话！所以我想，你不服气就让你尝尝实业家的厉害。这一阵子我已经稍微惩治了他一下，不过，他还是硬挺着呢。真是个顽固透顶的东西，哎，真想不到啊！”金田君说道。

“真是个缺乏利害观念的家伙，打肿脸拼命充胖子。他这人一向就是这个怪脾气，根本不懂得算算自己是否会吃亏，所以难调理。”阿藤先生说。

“啊哈哈，的确是难调理哩。我想了好多招数，最后终于让中学生搞了他一家伙。”金田君说。

“这主意妙极啦，怎么样，见点效了吗？”阿藤先生问道。

“这回，这家伙也有点受不了啦，用不了多久，肯定他就得认输。”金田君满有自信地说道。

“那太好啦。别看他狂妄，一人难敌四手嘛。”阿藤先生说。

“对啰。他一个人能成什么气候？我这一手，好像够他受的，所以我想让你去看看他现在怎么样了。”金田君说。

“是这件事儿呀。好，这很容易。我马上就去看看他的情况，我回来立刻向您报告。肯定会十分有趣的，那个老顽固也会意气消沉，这一定是大有看头的。”阿藤先生说。

“啊，既然那样，回来的时候你再来一次。我等你。”金田君说。

“那么，我就失陪了。”阿藤先生说。

好家伙！这次事件原来也是个阴谋。不假，的确实业家的势力是伟大的。为了使本来瘦得像块焦炭似的主人虚火上升，为了使主人在难受之余脑袋变得苍蝇也可以在上边打滑，为了使他的脑袋陷入伊斯基拉斯同样的命运，所有这一切，都是实业家的力量。地球以地轴为中心进行运转，我不了解这是什么力量在推动它。不过，推动整个社会的，千真万确是金钱。懂得这种金钱的力量并能自由发挥金钱威力的，除了实业家诸君之外，再也没有别人了。太阳平安地从东方升起，平安地向西边落下，这也全托实业家的福。我过去受不明事理的穷措大收养，一直不了解实业家的好处，这实在是太粗心大意了。从这点来说，冥顽不灵的主人这次恐怕也不能不有所醒悟吧。如果他死死地坚持他那顽固不化的主意，那就太危险了。主人的最贵重的生命就不保险了，不知道他见到铃木君以后是怎么说的，主人到底醒悟到什么程度，这只有根据两人见面的情况，才会分明。这样，我一刻也磨蹭不得了。我虽是只猫儿，但关系到主人的命运，我当然放心不下。我赶忙抢在铃木君之前，先回到家里。

铃木君一向是个很会应付的人。他连牙缝都不漏今天见到金田的事，不断说些不痛不痒的闲话，显得满面春风。

“你的气色可不大好呀，是不是有些不舒服呀？”铃木家的阿藤先生问。

“也没什么特别不舒服的地方嘛。”主人回答。

“不过，脸色发青呀！不注意可不成啊。气候不佳，夜里睡得安稳吗？”阿藤先生似乎很关心的样子。

“嗯。”主人只说了一声。

“是不是有什么担心的事儿？我能办到的，可以帮忙的，你尽管说。”

“担心？担心什么？”主人问。

“啊，没有，那就更好。我是说，你万一有担心的事，这可是最伤身体啊。人在世上高高兴兴地活着，那是最占便宜的。我看你情绪不太高啊？”阿藤先生说。

“过分高兴也会有害的。大笑会死的哩。”主人说。

“别说笑话啦。俗语说‘笑门福来’嘛。”阿藤先生说。

“古时候，希腊有个叫做库利希帕斯的哲学家，你恐怕不知道吧。”主人说。

“不知道。他怎么啦？”阿藤先生问道。

“那家伙笑过分就死啦。”主人说。

“嚯，那可太怪啦。不过，那是过去的事儿了……”阿藤先生说。

“过去和今天还不是一样？他看见驴从银碗里吃无花果，觉得可笑之极，于是笑个没完。没想到这一笑笑得怎么也停不下来，终于死了，笑死了。”主人说。

“哈、哈……不过也用不着笑个没完呀。稍微笑笑，适可而止，这样心情还是痛快的。”铃木家的阿藤先生说。

铃木君正在不断研究主人的动静，正门哗地被推开了。我想可能是客人来了，其实不是。

“球飞到您这里来啦，请允许我去拿。”

厨娘阿三在厨房里答应了一声“请吧”，那个书生绕到房后去了。铃木作出一副怪相，问主人道：“这是怎么回事儿？”

“房后的书生把球扔进院子里了。”主人答道。

“房后的书生？房后住着书生？”阿藤先生问。

“就是落云馆那个学校的书生呗。”主人说。

“哦，是学校的学生呀？可真够吵闹的啦。”阿藤故意这样说。

“什么吵不吵，我连静下心来看点书都办不到。我要是文部大臣的话，马上就让它封门。”主人说。

“哈哈……火气不小呀。是不是有什么事儿惹你生气了？”阿藤先生明知故问道。

“什么有没有？从早到晚我都一直在生气。”主人说。

“你要是那样生气，搬个家不就行了吗？”阿藤先生说。

“我才不搬呢，你简直在胡说。”主人说。

“生我的气有什么用？唉，孩子嘛，不理他们就行啦。”阿藤先生说。

“你行，我可不行。昨天我把他们的教师叫来交涉了呢。”主人说。

“那可真有意思，他们道歉了吧？”阿藤先生说。

“唔。”主人含糊地答道。

这时，房门又被拉开，传来“对不起，球进到您家里来啦，请让我们取一下”的声音。

“嚯，又来了一个！我说，又是拣球哩。”阿藤先生说。

“唔，跟他们约定好，从正门进来。”主人无可奈何地说。

“哦，怪不得这样一个劲儿地来。原来是这样呀，噢，我明白啦。”阿藤先生说。

“你明白什么？”主人问道。

“哪里！我说的是明白他们是来拣球的。”阿藤先生连忙为自己掩饰。

“今天，这已经是第十六次了。”主人说。

“我说，你不嫌讨厌吗？想点法子让他们不要来行不行？”阿藤先生说。

“让他们不要来？他们要来又有什么办法？”主人无可奈何地说。

“你说没有办法，那就只好算了。其实你不那么顽固不行吗？人要是有棱角，就很难在社会上混下去，那是要吃亏的啊。滚圆的东西咕噜咕噜往哪儿滚去都不费力，四棱的东西，想要让它滚动，不但费力，而且每滚一次就要磨掉一些棱角，这是要痛的。反正人世不会就咱们自己，别人不会都像自己所想的那样。这样说吧，和有钱人闹别扭是要吃亏的啊。那样只会更加刺痛神经，把身体搞坏，别人不会夸奖你，对方还满不费力，因为他只要坐着支使一下人就行了嘛。人家有一大堆人，而你单枪匹马，反正你是寡不敌众嘛。固执也未尝不可，不过你在坚守这种信念的过程中，既影响自己的学问研究，又给每天的工作带来困难，最后还不是弄得精疲力竭，吃亏的是你自己！”阿藤先生说。

正在这时，又进来一个人。

“对不起，球又飞进来了，我可以绕到屋后去取吗？”

“喂，又来了呀！”铃木君笑吟吟地说。

“真不像话！”主人气得涨红了脸。

铃木君认为大体上已达到了访问的目的，于是说了声“失陪！有工夫到我那儿坐坐！”便回去了。

铃木家的阿藤先生刚走，甘木先生又进来了。爱发火又自称是火气大的人，自古以来就不多见。当自己觉得有些不对头的时候，一般都是越过了虚火上升的高峰。主人的虚火上升，在昨天发生大事件的当儿，达到了最高潮，交涉尽管以虎头蛇尾而告终，但不管怎样，总算有了个结果。当天晚上，他坐在书斋里想来想去，发觉问题有点不太正常。是落云馆不正常呢，还是自己不正常，这当然尚有充分存疑的余地。反正不正常是肯定的。同时，他还发觉自己虽然与中学为邻，但像这样整年一直发脾气确是有些不正常。既然是不正常，那就得想点办法。虽说是想办法，结果还是没办法。除了吃点大夫给的药，治一治爱发火的病以外，便无其他办法。他明白了这点，于是产生了一个念头：请一向熟识的甘木大夫给自己诊断一下。主人是明白还是糊涂，姑作别论，总之他注意到了自己虚火上升，单这一点就值得钦佩，也不能不说是一种奇特的想法。甘木先生还是老样子，十分沉稳地微笑着说：“怎么样，哪儿不舒服？”医生一般总是要说“哪儿不舒服”的。对于不说“哪儿不舒服”的医生，我是不敢给予信任的。

“大夫，实在糟糕呀。”主人说。

“唔，哪里会有那种事儿。”甘木医生答道。

“请问大夫的药管用吗？”主人说。

甘木先生对主人的问话，虽感到吃惊，但他毕竟是位温厚的长者，也没有怎样不痛快，只是稳稳当当地回答说：“不会不管用的。”

“可我的胃病不管怎样吃药还是老样子呀。”主人说。

“绝不会是那样的。”甘木医生说。

“真的不会吗？看来，多少会好些，是这样吧？”主人向大夫打听自己的胃病。

“也不会突然全好的，逐渐生效，现在就比原来好多啦。”甘木医生说。

“是这样的吗，唉？”主人还是半信半疑。

“还觉得虚火上升吗？”甘木医生问道。

“那还用说，做梦也在发火。”主人说。

“搞点运动什么的，是会有帮助的。”甘木医生说。

“一运动不就更虚火上升？”主人说。

看来甘木医生也拿主人没办法。

“来吧，我给你检查一下。”说着甘木医生开始了检查。不等检查完毕，主人又大声问道：

“大夫，前些日子我读了一本催眠术的书，里边说施行催眠术，可以治好喜欢小偷小摸的毛病，还说可以治愈许多病症，这是真的吗？”

“唔、唔。是有这种疗法。”甘木医生答道。

“现在还有人在治疗吗？”主人问。

“唔、唔。”甘木医生答道。

“施行催眠术很难吗？”主人又问。

“不，简单得很，我也常给人做。”甘木医生说。

“大夫，你也做催眠术？”主人问。

“唔，我给你做一次好吗？从道理讲，给谁都可以做。如果你愿意，我也可以给你做一次。”甘木医生说。

“这可有意思，请你给我也催眠一次吧。我早就想接受一下催眠啦。不过，要是一直睡下去，永远不再醒，可就不妙啦。”主人说。

“哪里，不会有问题。那么开始吧。”甘木医生说。

经过商量，很快作出决定，主人真的要接受催眠术了，我过去从未见过这种事儿，心里十分兴奋，于是在客厅的角落里恭恭敬敬地瞧着。大夫首先对主人的两眼进行催眠。他的方法是抚摸两眼，由上往下反复抚摸眼睑。尽管主人已经紧闭着双目，但甘木医生仍然顺着同一方向尽量做同一动作。过了一会儿，甘木医生问主人道：“这样反复地抚摸眼睑，渐渐感到眼皮沉重了吧？”主人说：“不错，是有些沉重了。”甘木医生还是不停地由上往下摸，说：“愈来愈沉重了，是这样吧？”主人大概也觉得是如此，便一声不吭地呆着。同样的方法又继续了三四分钟。最后甘木医生说道：“嘿！你的眼睛可再也睁不开啦。”多可怜！主人的眼睛终于瞎啦。“真的睁不开啦？”主人问。“不错，肯定睁不开啦。”甘木大夫答道。主人默默地紧闭着双眼，我也真的以为主人的眼睛瞎定了。又过了一会儿，甘木医生说：“不信，你若能睁开就睁开试试，反正是绝对睁不开的啦。”主人刚说了一句“是吗？”两只眼睛便和平常一样，啪地睁开了。主人嘻嘻地笑着说：“不灵哩。”甘木医生跟着笑了起来，说道：“可不是！不灵。”催眠术终于以失败而告终。甘木医生也回去了。

又一个来访的客人——这么多人来主人家做客，是极少见的。在很少交际的主人家里，出现这种现象简直让人难以置信。但客人毕竟是来了，而且是位稀客。对这位稀客，有必要讲上几句话，这倒不是因为他是稀客，刚才我已经说过我正在描述这次大事件的余波。而这位稀客又是在描述这次余波中不可忽视的材料。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不过说他是一位四十开外、大长脸而且蓄着山羊胡子的人，我想也就够了。迷亭是个美学家，而对于这位，我打算称他为哲学家。为什么说他是哲学家呢？这并不是因为他像迷亭那样进行自我吹嘘，只是因为当我看着他与主人对话时的那种神态，不能不使我感到他像个哲学家。看来，他们两个人也是老同学的关系，两个人谈话的样子是极其无拘无束的。

“唔，迷亭呀，那家伙就像池子里飘着的金鱼麸一样，哪有个准谱呀。听说前一阵子，他跟一个朋友从一家毫不认识的华族门前通过，他说顺便进去喝杯茶，于是硬把朋友给拉进去啦。”来客说。

“后来呢？”主人问道。

“后来怎么的了，我倒是没有问过。反正那家伙是个天生的奇人。不过，想法什么的，他一律没有，真和金鱼麸一样。什么，铃木？他到你这里来啦？嚯，那家伙虽然不懂道理，但是在社会上倒也是个很机灵的人哪，是个挂金表链子的料。不过，比较浅薄，不够沉稳，那怎么行？他嘴上总讲圆滑、圆滑，其实他连圆滑的意思也不懂。如果说迷亭像金鱼麸，那么，那家伙就像用一根稻草捆起来的魔芋豆腐，只是一味地滑得很，颤颤巍巍地抖动着罢了。”

主人听了这些奇特的比喻，似乎很佩服，他好久没有这样开心了，便哈哈地大笑起来。他说道：

“照你这么说，你是什么呢？”

“我吗？是啊，像我这种人该怎么说呢？大概比作野生的山药差不多吧。埋在土里，长得老长嘛。”来客说。

“你倒总是泰然自若，心情舒畅，我真羡慕哪。”主人说。

“哪里，我不过尽量和一般人一样，没什么让人家值得羡慕的。可喜的是，我不羡慕别人，这就行了嘛。”来客说。

“经济上，你最近还充裕吗？”主人问道。

“哪里，都差不多，也是又够又不够。不过，还有饭吃，倒也没问题，算不了什么。”来客不即不离地答道。

“我是很不痛快的，一发起火来就受不了。看什么都感到不满。”主人说。

“不满也没关系。有不满就把它发泄出来，心里就会痛快一阵子。人是各式各样的，你就是要别人都和自己一样，也还是不会和自己一样的，筷子这东西，你不和别人同样地拿着，吃起东西来自然有困难。不过，面包这东西却是最方便的。你自己可以愿意怎么切就怎么切嘛。一个好手艺的裁缝，他会给你送来一件穿到身上就合体的衣服，蹩脚的裁缝做好的衣服，你就只能凑合着穿。但是人世是很有趣的。你在穿着的过程中，衣服本身会自然变得适应你的骨骼的。如果你那有能耐的父母生下一个能适应社会的你来，你当然很幸福。但如果不能生下这样理想的你来，那么，你或者这样不合时宜地活下去，或者一直忍耐到能适应社会为止。除此之外没有其他路好走。”来客显示出哲学家的面目。

“可是，像我这样的人，好像永远是不适应社会的哩。总觉得心里踏实不下来啊。”主人说。

“如果你硬要穿不合体的西服，就会绷得开绽。就会闹出乱子，不是和人吵架，就是自杀什么的。不过，像你吧，只是感到不愉快，自杀是不用说了，就是和人吵架的事儿，也不会有吧。总算是不错的嘛。”来客安慰主人说。

“可你哪里知道，我每天都在吵架哩。即使没有吵架的对象，只要生气，不也是和人吵架差不多吗？”主人说。

“嚯，我明白啦，你这是自己对自己吵架。真有意思啊！这种吵架，吵多少次都可以嘛。”来客说。

“这点我实在受不了。”主人说。

“那就不要吵嘛。”来客说。

“我这是对你说，一个人的心，可不是那么就能自由支配的。”主人说。

“唔，到底是什么事儿，使你那样不满啊？”来客说。

主人于是在哲学家面前滔滔不绝地讲了落云馆事件以及对他所瞧不起的那些张三李四们的种种不满。这位哲学家默默地听着，最后他终于开口，给主人讲了如下一番道理：

“那些你瞧不起的人，他们说什么，你不理他们不就行了吗？反正都是一些无聊的事儿嘛。和那些中学生怄气值得吗？你说什么？他们故意搅扰你？不过，你就是和他们交涉，和他们争吵，结果还不是照旧来搅扰你吗？我觉得在这点上，古时候的日本人要比西洋人强得多。最近流行的是，认为西洋人做什么事都是积极的，其实，这里边存在着很大的缺陷。先说所谓积极的，这就意味着无止境，即便是永远积极地干下去，也不可能达到满意的境地或完全的境地。比如对面有棵柏树，嫌它妨碍视野，于是斫伐掉，可是前边的公寓又会挡住视线，让公寓拆除，后边的另一栋房子又会看着不顺眼，这岂不是永无止境吗？西洋人所干的事儿，都是这样嘛。拿破仑也好，亚历山大也好，没有一个人是满足于已取得的胜利的。看别人不顺眼，于是争吵，对方不服，到法院打官司，打赢了，你认为这样就会得到安宁了吗？不会的！一直到死总是处在焦躁不安之中，永远不会得到精神的安宁。寡头政治不好，于是改为代议政治，认为代议政治不行，于是又想搞出什么新鲜的东西来。看着河不顺眼，于是架桥，看着山别扭，于是挖隧道，两脚走路费事，于是修铁路，这样是不可能得到满足的。可是话得说回来，人嘛，究竟能够积极地按自己意愿到多大程度呢？西方的文明，也许是积极的、进取的，但它毕竟是由一辈子都活在不满足当中的人们创造出来的。日本的文明，决不是除自己之外，用改变外部世界的办法来求得满足。它与西方大不相同之处，是在周围的环境根本不可动摇的一大假定的前提下发展起来的。就以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而言，即使不融洽，也决不会像欧洲人那样去改变这种关系来求得安宁，而是认为已有的双亲与子女的关系是不可动摇的，只能在这种关系之中来寻求心理平静的手段。夫妻、君臣的关系也是如此，武士与町人

[10]

的区别，也是如此，在如何看待大自然上，也是这样。如果有山相隔，不能到邻接的地区去，人们就去寻找即使不到邻接地区去也能照样活得好的种种办法，而不是去考虑如何开山修路。这就是说，要养成不翻山越岭同样也很满足的精神状态。因此，你想想看，禅家也好，儒家也好，总是从根本上掌握这一点的。不管自己如何了不起，人世毕竟是不能尽人意的。你既不能把落日拉回来，也不能使加茂河倒流回来。所能做到的只是在自己的心上下工夫，只要把心修炼好，使它能得自由，那落云馆的学生不管怎样胡闹，你不是就可以满不在乎了吗？对于那些狡诈的家伙，你就会相应不理，对于那种没有教养的家伙的胡说八道，你只要无动于衷地骂他们一声‘这帮王八蛋’不就完事儿了吗？据说过去有个和尚，当别人将要杀他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很妙的偈语：‘电光影里斩春风’。这很可能是在累积了心的修炼，达到消极的极点之后，才能说出这样精辟卓绝的话来吧。像我这种人，当然还不可能了解这种深奥的道理。总之，那种认为只有西方式的积极主义好的想法，是不太对头的。就拿你来说，不管你怎样按积极主义去处世，那些学生们来捉弄你，你不还是毫无办法吗？如果你有权势把那个学校封门，或者对方做了足以使你到警察那里去告状的坏事，那又当别论，如果不是那样，你就是怎样奉行积极主义，也不会取胜的啊。如果你搞积极主义，就会碰上金钱的问题，就会碰上势孤力单的问题，换句话说，你就得向有钱的人低头，你就得听命于人多势众的那些孩子们，像你这样穷光蛋，又只是孤零零的一个人，想要积极地去较量，这点正是你不满的根源嘛。怎么样，你懂了没有？”

主人听着，既不说懂了，也不说没有懂。稀客回去以后，主人进入书斋，书也不读，在呆想着什么。

铃木家那位阿藤先生告诉主人要向金钱和人多势众投降。甘木大夫劝他用催眠术来麻醉神经。最后的这位稀客向他大讲消极主义的修养求得安身立命。主人到底选择哪一条，那随主人的便。只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这样下去是行不通的了。

[1]
原文只有姓无名，从前后文判断，可能是指英国气球飞行家格林（1785—1870）。

[2]
帕森斯（1854—1931），英国工程师，发明多极汽轮机，革新了船舶的推进技术。

[3]
日本式房子使用的取暖设备，在架子上盖着被以取暖。

[4]
英语inspiration，圣灵、灵感之意。

[5]
雨果（1802—1885），法国作家。

[6]
斯蒂文森（1850—1894），英国作家。

[7]
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的英雄。

[8]
指公元前575年晋军与楚军战于鄢陵（今河南鄢陵西北）的那次战争。事载于《左传·成公十六年》。

[9]
莱布尼兹（1646—1716），德国自然科学家、数学家、哲学家。他广博的才能影响到诸如逻辑学、数学、力学、地质学、法学、历史学、语言学以至神学等广泛领域。

[10]
江户时代的商人、手艺人的称谓。

九

主人是张麻脸，听说在维新前痘疮是很流行的。从缔结了“日英同盟”

[1]

的今天看，这张麻脸未免多少有落后于时代之感。麻脸蛋的衰退与人口的增长成反比，在不远的将来麻脸会全部绝迹，这是从医学统计上得出的精密结论，是连我这个猫儿也毫无置疑余地的英明论断。虽然还无法确定现在生息在这个地球上的人，有多少是麻脸蛋，但从我所交际的范围来估算，在猫儿中是一只也没有的，而在人中，也只有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我家的主人。真叫我为他难过得很哩。

每当我看见主人的这张面孔，就不由得想：唉！真不知前世是怎样造的孽，才使他带着这张丑八怪的面孔，不知羞耻地呼吸着二十世纪的新鲜空气。如果是在古时候，也许还可以多少抖抖威风。但是，在这种麻子已接受命令，退居到胳膊上的今天，主人的麻子仍然盘踞在鼻头或两颊上，顽守着阵地，这不仅不足以自豪，而且也必然要关系到痘疮本身的荣誉。如果可能，本来马上就应把它们除掉，那是当然最好不过的了。其实痘疮本身在脸上肯定也觉得呆得不安稳啊。不过，这些麻子也许另有想法，鉴于同党势力越来越衰落，因而下定决心，不能不以挽落日于中天的顽强态度，蛮横地占据着整个面孔。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对这些麻子，还真不应该以轻蔑的态度小瞧它们呢。它是抵抗天下流俗的万古常存的坑点集合体，也可以说是大值得人崇敬的坎坷不平哩。只不过看起来有些肮里肮脏罢了，这是它的缺点。

主人小时候，在牛込

[2]

区的山伏街上有个名叫浅田宗伯的有名汉医，据说这个老者每次到病人家出诊，总要坐轿子晃晃悠悠地前往。不过，这位宗伯老过世之后，到了他的养子那一辈，轿子很快变成了人力车。因此，如果他的养子死去，下一辈的养子再继承家业的话，那么葛根汤说不定就会变成氨基匹林

[3]

呢。在宗伯老生存的时代，坐着轿子在东京招摇过市，就已经不太像话了。搞这种事儿而毫无所谓的人，只有那些老顽固的死人和被装在汽车里运输的猪，再有，就是这位宗伯老一个人了。

主人的麻脸，其倒运的情况，和宗伯老的轿子并无不同，从旁看去，你都为他泄气。但是顽固程度不下于那位汉医的主人，却仍然将他那陷于孤城落日一般的麻脸，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每天到学校去教他那《英语读本》。

这样，他满脸刻印着前世纪的纪念登上讲台。对学生们，他除了讲课以外，肯定要给予重大训诲的。他很少重复“猴子有手”这类话，而是毫不费力地解释“麻子给予颜面之影响”这一重大问题，并在无言之中将答案告诉学生。假如一旦像主人这样的教师不再存在的话，那么这些学生为了研究这个问题，就必须跑到图书馆或博物馆去，非得花费同我们靠木乃伊来捉摸古代埃及人相等的劳力不可。由此看来，主人脸上这些麻子，在冥冥中还广施意想不到的功德哩。

当然，主人并不是为了广施功德，才把痘疮种了满脸的。别小瞧这些痘痘，其实这本来也都是种上去的，只不过不幸的是，本以为种在胳膊上的，却不知什么时候又传染到脸上来了。当时主人还是孩子，不像现在这样知道什么是俊俏，只是一味地叫嚷“痒！痒”，还拼命地往脸上抓，这就像火山爆发后，熔岩从脸上淌过一样，把爹娘给的脸蛋儿糟蹋得不成样子。主人时常向他的妻子说，在未患痘疮之前，自己是个粉妆玉琢一般的孩儿。他甚至还夸耀地说过：“当家人抱着他去浅草观音堂烧香的时候，连西洋人都不住回头看这个白胖娃娃哩。”不过，可惜的是，却没有人为他的话作证。

不管他的麻脸如何具有功德，如何可以作为教诲的材料，肮脏毕竟还是肮脏，所以主人自从懂得人事以后，就对这满脸麻子开始操起心来，想尽一切办法要抹掉这个丑态。但这可不同于宗伯老的轿子，自己一不愿意，就可以马上扔掉。直到今天，这些麻子还历历在目地留在脸上，据说主人对这个“历历在目”多少有些挂在心上，每当在大街上走的时候，总要数一下今天遇上多少麻脸蛋儿。这些麻脸蛋的主人，是男还是女，遇上的地方是在小川街的劝业场还是在上野公园？他把这些都一一记入日记里，他深信自己关于麻子的知识绝对比别人高明。前些日子，一个从海外留学回来的朋友来到他家时，他还这样问过：“你说说，西洋人也有麻子吧？”经他这一问，他的那个朋友说：“这怎么说呢？”然后歪着脑袋想了好半天，才说了句：“轻易看不见哪。”主人郑重地重复问了一句：“虽然轻易看不见，但总是有一点的，对吗？”友人流露出不太关心的表情，回答说：“有，也是那些乞丐啦拣垃圾的啦。受过教育的人里边，似乎没有。”主人说道：“是这样啊？这和日本有些不同哩。”

由于那位哲学家的劝告，主人已不想和落云馆的学生争吵了。这以后他整天呆在书斋里，不断在思考着什么。也许他是打算听从劝告，在静坐之中，以消极的态度来修炼一下他那灵活的精神。不过，主人原本就是个气性狭小的人，像他那样整天什么也不做，只是闷闷不乐，当然不会有好结果。我倒是觉得还不如让他把书送进当铺，找个艺妓，跟她学学“喇叭调”，反要强得多。不过，像他那种乖僻的人，肯定是不会听从我这猫儿的忠告，所以我决定还是随他去吧。这样，有五六天我都没有搭理他。

今天，从那时算起，正好是第七天，如果在禅家那里，一个七天叫做“一七日”，会有许多人在那里打坐，以极大的决心做到大彻大悟。我想：“我家主人会怎样呢？是生？是死？总会有个结局吧。”于是我悠悠荡荡地从廊子里来到书斋门口，对室内的动静进行了一番侦察。

主人的书斋是朝南的铺六张席子的房间，在阳光经常照射的地方摆有一张很大的矮脚桌。只说是一张大桌子，还不能使人了解。它有六尺长，三尺八寸宽，高度也适合整体的大小。当然这不是现成的制品，而是和附近的家具店交涉后特地让他们制作的书桌与床两用的稀奇之物。为什么要定做这样一张桌子，又为什么产生了要在这上边睡觉的想法，我没有问本人，所以我毫不了解。也许只是由于主人一时的心血来潮，才抬来这样一个庞然大物。说不定是他出于一种我们在精神病患者身上屡见不鲜的、将两个毫不相关的观念联想起来，因而将桌子和床硬扯在一起了。总之，是个古怪的想法。东西是很奇特，唯一的缺点是不适用。我曾经看见过主人在这个桌子上睡午觉，在一翻身的当儿，滚落到廊子上去了。从那以后，好像这张桌子就再也没有当作床用啦。

桌子前边放了一块用洋纱做的薄薄坐垫，有一块地方被香烟烧了三个窟窿。从窟窿中露出的棉花呈现出灰黑色。在这个坐垫上背朝后端坐着的就是我家主人。他腰上缠了两圈灰腰带，带子的两端一直耷拉到脚心上。就在最近，我曾经用爪子去拨弄过这条带子，结果我的头马上挨了一下揍。这可不是随便可以挨近的带子哩。

我心想他怎么还在想呀！明明有句俗话说“笨人想也是白搭”嘛。我从主人的身后伸出头去一看，原来桌子上放着一件闪闪发亮的东西。我不由得眨了两三次眼睛，真奇怪啊！我顾不得眨眼，狠命地注视着这个发光的东西。我终于明白了这亮光原来是从放在桌子上的、不断挪动的镜子发出来的。但是主人为什么要摆弄这面镜子呢？说到镜子，按说本应是放在洗澡间里的。我今天早晨还在洗澡间见过这面镜子的嘛。我之所以特别说明是这面镜子，因为主人家除了这面镜子之外，就再也没有别的镜子了。主人每天洗完脸后，在分头发的时候，也总要使用这面镜子的。也许有人会问：“像主人这样的人，也分头发吗？”说实话，他这个人对别的事情都懒，唯独对头发十分重视。我自从荣幸地进入这个家直到今天，主人不管多么炎热的天气，从不剪成平头。他总要留上两寸长，不但要把头发郑重地向左分过去，而且还大大方方地让右边的头发反弹回来。这也说不定是一种精神病的征兆哩。我虽然觉得这种很讲究派头的分发和这张桌子一点也不协调，不过由于这事并不会于人有害，所以谁也没有提过意见，本人也很得意。他的这种时髦的分发姑且不论，说到他为什么要留那么长的头发，原来其中有个缘故。据说他的麻子并不只是侵蚀到他的脸上，而且在很久以前就已经波及到他的头顶了。因此如果他也像一般人一样，留上半寸或四分之一寸头发，就会从他的头发根上露出几十个大麻子来。不管他如何抚摸，那累累斑痕也是除不掉的。它很像在光秃秃的田野上出现点点流萤，风流倒是风流，但招来太太的不高兴则是无疑的。但只要把头发留长，就可以遮掩过去，何必非要暴露自己的不足之处呢？假如真的可能，甚至希望脸上也长出毛发把整个脸上的麻子也都遮掉才好呢。所以完全没有必要把不花钱长出来的头发拿钱去让人剪掉，并且宣扬：“看！连我的脑瓜上都害过天花。”这就是主人留长发的理由，而头发长又是留成分头的理由，这一原因，又是促使他所以要去照镜子，并把镜子留在洗澡间的缘故。而我家镜子只有这一面，也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本来应该放在洗澡间的并且是家中唯一的一面镜子，既然跑到主人的书斋里来，那么可以肯定的是，要么镜子得了离魂病，自己飞来的；要么是由主人从洗澡间拿来的。假如是拿来的，那么为什么要拿来呢？说不定是对他那消极修养的不可缺少的道具哩。过去据说有位学者去访问某一高僧，这个和尚打着赤膊正在磨瓦罐。问他：“你在做什么？”和尚回答说：“没什么，我是想造一面镜子，所以正拼命在磨哪。”于是那位学者大吃一惊，说道：“尽管你是高僧，恐怕也不可能把瓦罐磨成镜子吧。”和尚一边哈哈大笑，一边责骂道：“哦，你说得对，那我就不磨了，不过，那种读破万卷书，却不懂得我佛门之道的人，恐怕也和我用瓦罐磨镜子一样的。”说不定主人也多少听过这个故事，所以才从洗澡间把镜子拿来，很得意地摆弄它。我想：“看来，什么意想不到的事儿都可能发生。”我悄悄地窥伺着主人的动静。

对我的举动一无所知的主人，带着极认真的态度，死劲儿盯着这面小镜子。说起来，镜子这种东西是很瘆人的。据说在深夜里点支蜡烛在一间大屋子里一个人独自照镜子，是要有相当胆量的。比如我吧，第一次被家里的小女孩们硬是把镜子凑近我的脸前时，我几乎吓傻了，吓得我在房子的周围足足跑了三圈。尽管现在是白天，但像主人这样目不转睛地瞧着镜子，那肯定他自己会对自己的面孔感到害怕。即便平常看上一两眼，那也绝不是一张令人开心的面孔嘛。

又过了一会儿，主人自言自语地说：“嗯，模样儿是怪难看的。”他能自己承认自己的丑陋，的确很难得的嘛。从他那神态看，的确是疯癫的动作，不过他说的话，倒是真理。如果再前进一步，那就会对自己的丑恶感到害怕。一个人如果不彻底感觉到自己是个可怕的坏蛋，那么还不能说是个久经世故的人。不是个久经世故的人，那么毕竟是不能解脱的。主人既然能够做到这种地步，似乎再前进一步，就有可能顺便说出句：“哎哟，真可怕！”可他就是不说。只是在说了句“模样儿怪难看的”之后，也不知他是怎样想的，把腮帮子“噗——”的鼓了起来。然后用手心把鼓起来的腮帮子拍打了两三下。也不知这是哪一种咒术。这时我感到另有一张脸和这张脸似乎很相像，我想来想去，原来是厨娘阿三的那张脸。因为是顺便，我不妨提一提阿三的那张脸，那可真是圆鼓鼓的哩。不久以前，有人从穴守稻荷神社那里买来了一件河豚形的灯笼作为礼品送给主人家。阿三的那腮帮子恰像河豚灯笼那样，鼓得浑圆浑圆。由于鼓得太狠，不知把她那两只眼弄到哪里去了。当然，河豚鼓得圆圆的，是始终按浑圆来臌大的，而厨娘阿三呢，她脑袋的骨骼原本就是多角形的，她的胖脸是按她的骨骼臌大起来的，简直就像个经过水浸了的六角挂钟一般。阿三听了这话，真不知她会恼火到什么样子呢，所以关于阿三就讲到这里，还是接着讲我的主人吧。他一边尽量利用嘴里的空气使他的腮帮子鼓得老高，并如前所述，用手心拍打着，一边自言自语地说：“只要皮肤这样绷紧，麻子就不显啦。”

这次，主人又别过脸去看他那照在镜子里半边受光的脸，他好像发现了什么似的说道：“这样看就很显眼，还是正面来光显得平些，真是怪啊。”然后他又把拿着镜子的右胳膊伸出去，尽量使镜子保持最远的距离，仔仔细细地瞧了老半天，好像恍然大悟似的说：“离开这么远，也就不怎么显眼啦，太近了是不行的，不只是脸，任何事情都是这样。”随后他又把镜子一下子横过来，而且以鼻梁为中心，使眼睛、额头、眉毛都向这个中心聚拢，我一眼看去，就看见了一个非常讨人厌的面孔，他本人似乎也有所发现，说了声“这不成！”便立刻停下来了。“为什么会成为这样一副恶狠狠的面孔呢？”他自语着，多少有些不太相信的样子，又把手缩回，到镜子离他的眼睛只有三寸远的地方，用右手的食指摸他的鼻翼，将摸过的手指在桌上的吸墨纸上狠狠地擦了一下从鼻头上抹下来的油脂，纸上立刻出现一个圆圆的印痕。主人真是会玩种种的把戏哩。然后，主人又把那涂抹过鼻子上油脂的手指头转过来，狠狠地扒了一下他的下眼皮，非常麻利地做了一个俗语说的“扒眼皮”的动作。也不知他是在研究麻子呢，还是在和镜子互相比赛瞪眼睛玩儿呢，真让人弄不清楚。看来，主人是个气性不定的人，所以在我观察他的时候，他会搞出各种花样儿来。还不只是这个，如果从善意出发，作点驴唇不对马嘴式的解释的话，那么也可以认为主人是作为“见性开悟”的一种手段，才这样以镜子为对手，大搞其种种动作呢。原来，人所进行的研究，其实都是在研究自身。无论是天地山川，还是日月星辰，无非是自己的别名。能够离开自己去研究的其他事项，是任何人也难以做到的。如果人能做到跳出自己的圈子，在跳出去的瞬间，人就已经不再是自己了。而且研究自己，除了自己以外，谁也不会代你去做。不管他怎样想代你做，你怎样想请他代你做，都是徒劳的。所以古来的豪杰都是用自己的力量成为豪杰，如果依靠别人能了解自己，那么也能做到请个代理人去吃牛肉，然后你能判断出牛肉是嫩是老了，那种“朝听法、夕闻道”，在梧桐窗前或灯下，手不释卷，都不过是采取目证的一种权宜之计罢了。在他人说法之中，他人论辩的禅道之中，乃至在富于五车的典籍、故纸堆中，都不会有自己的存在。如果有，那也只是自己的幽灵。当然在某种场合下幽灵总要胜于无灵，有时追求影子，不见得就不能碰上本体。有许多影子基本上是不离本体的。从这种意义上说，主人在摆弄着镜子的时候，还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哩。我想，比起那种生吞活剥爱比克泰德的学说，硬充做学者的人，总要强得多吧。

正像镜子是造成“自以为是”的道具那样，同时也是给自高自大进行消毒的道具。假如以浮华虚荣的念头来与镜子相对，那么再也没有比它更能煽惑那些蠢家伙的道具了。自古以来，不知天高地厚，损人害己的事例，大概有三分之二都是镜子在作怪。正像法国大革命时期，一个嗜奇的医生发明了斩首台从而造成罪孽一样，最初制造镜子的人，恐怕事后也一定要受到良心的谴责吧。但是，在对自己开始感到厌恶的时候或自我萎缩的时候，照照镜子，又是最有效用的。因为一照镜子就可以妍媸美丑分明嘛。人们肯定会发觉，就凭这副尊容怎么一直活到今天，还居然能在人前大言不惭地吹嘘自己竟也是个人呢？当能够发觉这点的时候，是人的一生中最值得庆贺的时候。天下的事再也没有比自己承认自己愚蠢更为可贵的了。对于这位具有自觉性的糊涂人，所有装腔作势的家伙都应该在他面前低下头来服软才是。即使有那么一位老兄自以为是在轻蔑嘲笑我，但从我这边来看，他表面的自傲，其实正说明是他低头服软的表现。当然主人不会是照了镜子就能悟出自己愚蠢的聪明人，但总还是个能公平地看出印在自己脸上麻子的人。能自己承认面孔丑陋，则会成为懂得自身的邪恶的阶梯。主人还真是个可爱的家伙哩。这也许是受了哲学家狠狠教训的结果。

我一边这样想着，一边在继续观察着主人的情况。毫无觉察的主人，在玩完了“翻眼皮”之后，说道：“好像充血呢，肯定是慢性结膜炎了。”说罢，他用食指狠狠地揉了几下充血的眼睑。很可能是发痒吧，不过，不揉已经是那样红了，现在经这么一揉，如何受得了，肯定在不远的将来，会和盐渍鲷鱼的眼珠一样，烂成个窟窿的。主人很快又张开眼睛去照镜子。我一看，果然不出所料，那无神的眼睛活像北国冬天的天空，黯淡无光。当然，就是在平时，他的眼睛也不是那么炯炯有神的。如果可以夸大形容的话，那是一种无法分清黑眼珠与白眼珠的混浊的眼睛。正像他的精神状态总是一贯朦朦胧胧，不得要领一样，他的眼神也是暧昧得很，永远在眼窝中飘浮着。有的说这是胎毒所致，有的则解释为痘疮的后遗症。据说他在小时候，也没少吃过作为偏方的柳树上的毛虫和山蛤蟆。可是爱子心切的母亲虽然想尽了办法，但他今天还是和生下来的当时一样，头脑糊里糊涂的。按我的想法，这决不是因为胎毒或出天花的缘故。他的眼神之所以这样彷徨于晦涩溷浊的悲境之中，完全是因为他的头脑实际上是不透不明而形成的，其作用达于暗淡溟濛之极，所以才自然表现在形体上，结果让不了解这一情况的母亲为他操了许多心。烟升起处证明必定有火，眼神混浊，则正证明其愚钝而已。这样看来，他的眼神是他心的象征，他的心像天宝铜钱那样中间有孔，所以他的眼睛也和天宝铜钱一样，尽管个儿大，却不通用。

这次，他又开始拈起胡子来了。本来他那长得就不整齐的胡子，一根根都采取各自为政的姿态生长着，即便是个人主义流行的时代吧，但这样参差不齐、各行其是，这给胡子的主人带来的麻烦，真值得让人同情。主人也有鉴于此，最近对胡子大加训练，努力想做到尽可能把它们安排得系统一些。主人真挚的功果，没有落空。近来他胡子的步调总算有些一致了，已经使他可以自傲地说：“过去是‘长’胡子，现在是‘蓄’胡子了。”真挚地对待事物，随着渐见成效，当然要受到鼓舞，主人看出自己的胡子前途大有可为，于是也不论早晚晨昏，只要手一闲着，就一定要整治胡子，他的野心在于要像德皇陛下那样，蓄一撮向上心极强的胡子。因此丝毫不管毛孔是横着还是向下，总是把它们捋到一起来，尽量向上扯。这样他的胡子一定会感到无所适从吧。即使这胡子的所有者我家主人，有时还感到痛得很哩。不过，关键在于训练。不管胡子情愿不情愿，反正要往上硬揪。从门外汉看来，好像是一种不可理解的癖好，而本人却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这和教育家硬要扭曲学生的本性，自吹“请看我的本领”如出一辙，因此也就毫无可以指责的理由了。

主人正以满腔热忱训练着胡子，这时，脑袋鼓成六棱的厨娘阿三从厨房来到书斋，伸出她那红赤赤的手说：“给您来信啦。”这时，右手正揪着胡子、左手拿着镜子的主人，仍保持着原有的姿势，朝书斋门口这边回过头来。阿三一眼看到这被命令成为“八”字两撇的末梢向上倒立着的胡子，立刻抽身回到厨房，靠着锅盖，哈哈大笑个不停。主人却满不在乎，悠悠地放下镜子，拿起送来的邮件。第一封信是铅印的，词句写得似乎很郑重其事。主人一读，原来寄信人是个“华族”，上边写道：

敬启者，谨祝先生吉祥安泰。回顾日俄之战，乘连战连捷之势，终于导致恢复和平。我忠勇义烈之将士如今已有半数，于“万岁”声中，高奏凯歌而还。国民欣喜之情，何可言喻。曩时，一旦焕发宣战之大诏，我义勇奉公之将士，久居万里异域，忍寒暑之苦，专心于战斗，其为国奉献生命之至诚，自当永铭于心，所不敢须臾忘怀者也。而军队之凯旋，将以本月告终。故此本会拟以下月二十五日为期，对本区一千有余之出征将校、下士官及兵卒，代表我区全体区民，召开一大凯旋祝贺会，兼慰问军人遗族，希热诚迎接此次大会聊表感谢之微衷，如蒙诸位赞助，使本会获得举行此番盛典之荣，则本会之殊荣，无以过此，因此敬希奋力赞助踊跃输捐。谨启。

主人默读了一通之后，立刻把信装回信封内，再也不理会了。捐款的事儿，恐怕他是不会做的。前些天，为东北地区农业灾害募捐，他捐了不是两元就是三元。这以后，他逢人就宣扬，他让人弄走了一笔捐款，既然是捐献，那无疑是主动交给人家的，不是被人弄走的。又不是进来了小偷给弄走什么，说什么被弄走显然是不妥当的。尽管如此，主人却似乎认为被盗了一样。所以这次不管是什么军人的欢迎会，也不管是什么华族老爷的发起人，假如是来威胁索要，那又当别论，只凭一纸铅印的通知，他可不是那种肯拿钱的人。按主人的意思是：先不要欢迎军人，倒是希望先欢迎他自己。欢迎了自己以后，那么对谁都可以欢迎。看来，他在朝夕还为生计犯愁的当儿，已经打定主意，把欢迎的事交给华族老爷了。主人又拿起了第二封，说了声“哎呀，也是铅印的。”这封信上边是这样写的：

拜启，值此秋凉之际谨祝阖府昌盛。谨启者，如阁下所知鄙校自前年以来遭受两三野心家之阻挠，虽一时达于极点，然窃以为此皆起因于不肖针作不德之所致，当深以为戒也。其后经不肖卧薪尝胆，备尝苦辛，始逐渐得以独自之力，打开一获得新筑理想校舍经费之途径。简而言之，即不肖拟出版一册《洋裁秘诀纲要专号》，本书实为不肖针作多年苦心研究之成果，根据工艺上之原理原则不惜耗尽心血著述而成。现为向一般家庭普及起见，在印制成本之外，附以些少利润，敬恳踊跃购读。窃以为诚能如此，一则有助于斯道之发展，一则获此些少利润可充校舍建筑之费用。因此，虽深感惶怍，尚希为本校建筑而慷慨解囊，敬恳购读一册秘诀纲要，或赐予贵府侍女，以表阁下赞同之高贵品德，伏希尊诺，不胜感激之至也。敬启

大日本女子裁缝最高等大学院 校长缝田针作九拜

主人冷淡地将这封郑重的来信搓了个团儿，砰地丢进了字纸篓里。可怜，那针作先生费尽力气的九拜，针作先生的卧薪尝胆，都没起任何作用。主人又拿起第三封信。这封信却以它的新奇而大放异彩。信封是用红白两色格子印成的，活像卖糖块的图案，在这色彩醒目的封皮当中，用浓重的隶书体写着：“珍野苦沙弥先生虎帐下”几个字。虽无法预知信中会不会出现“多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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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正这信的外表是够漂亮的了。信是这样写的：

若以我律天地，则可一口吸尽西江水；若以天地律我，则我仅为陌生尘而已。须道：天地与我，究有什么关涉？……首次食海参者，应敬佩其胆力；首次食河豚者，应尊重其勇气。食海参者乃亲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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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再来，食河豚者乃日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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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转世。至如苦沙弥先生，则只知醋腌干瓢而已。食醋腌干瓢而能为天下之士者，吾未之见也。

密友将卖汝以求荣，父母将私于汝，汝所爱之人，将弃汝而去。富贵原难保，爵禄将一朝而失去。汝头中秘藏之学问也将生霉，汝何所恃乎？天地之间何所依凭乎？神？

神无非为人痛苦之极捏造之土偶而已。人，无非为不得不排泄之粪便所凝结之臭皮囊而已。恃不足恃谓之求安，咄咄！醉汉漫弄胡言乱语，蹒跚走向坟场。油尽而灯自灭，宿业尽，则何物可遗？苦沙弥先生且坐吃茶！

不以他人为人，则无所畏惧，不以他人为人者，愤激于此种不以我为我之人世，则又当如何？正如权贵荣达之士得以不以人为人也。至于当他人不以我为我之时，则怫然作色。任君作色可矣，混蛋！

我之不以他人为人时，或人之不以我为我时，不平家则抽风式自天而降。这种抽风式活动，名之曰革命，革命并非不平家之所为，乃权贵荣达之士有意使之产生者也。在朝鲜，人参极多，先生为何而不服用之？

天道公平 再拜 于巢鸭

前一封信的针作先生是九拜，而这个家伙只是再拜，由于不是来募捐就蛮横地摆起架子，免了七拜。虽然不来募捐，不过却很难让人读懂。我想这种东西不管向哪家杂志投稿，都保证不会被采用的，所以我认为头脑不透明的主人肯定会把它撕得一条一条扔掉，然而满不是这么回事，他翻过来掉过去，读了又读。也许他认为这种信里边含有深意，决心把它的意义研究出来吧。说起来，天地之间弄不懂的东西多得很，不过你要给它加上某种意义，那么没有一件事是做不到的。不管多么艰深的文章，只要你想解释它，就可以不用太费力给予解释。你说人是愚蠢还是聪明，这是不必费劲儿就可明白的。还不只这样，说人是狗、是猪，也不是个很困难的命题。你说山是低的，没关系；你说宇宙是狭小的，也不妨事。你就是说乌鸦是白的，小野小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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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丑八怪，苦沙弥先生是君子，也不见得不可以。所以像这种不知所云的信，如果硬给它这样那样的解释，那么也会找出点意义来。尤其是像主人这样，把不懂的英语牵强附会，硬要做出说明的人，就更想给这篇文章附上意义了。学生问他：“明明天气不好的时候，为什么还要说Good mo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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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使他足足思考了七天，有人问Columb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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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英文名字在日本话中怎么说，他费了三天三夜琢磨如何回答。所以对他这样的人，醋腌干瓢是天下之士也罢，吃朝鲜人参来发动革命也罢，当然随时都可以找出任意的解释的。过了一会儿，主人似乎用他那套解释Good morning的方法弄懂了这些难解的语句，说道：“这意义太深了，准是个对哲理有相当研究的人，真有极高的见识！”说着，不住地赞叹。从这一句话里也可以看出主人是如何的愚蠢。但如果反过来想，也可能有些对的地方。主人有个癖好，不管什么事凡是弄不懂的，都值得崇拜。这也很难说只是主人的癖好，既然不懂，其中必然潜伏着不可轻视的东西，在莫测高深之中，很容易诱发一种心理，认为好像是什么高贵得很。正因为如此，所以那些俗人总喜欢不懂装懂来给自己贴金。相反，学者则把本来可以懂的东西，解释得使人听不懂。就拿大学教授来说，大家都知道，那些专讲别人听不懂的课的人，总是声望很高的；而讲别人都能听懂的人，声望却不高。主人所以敬佩这封信，也不是因为读懂了其中的意思，而是因为捉摸不透它到底要说什么，因为信里忽然出现了“海参”，忽然又出现“不得不排泄之粪便”。因此，主人之所以尊敬这篇文章的唯一理由，正和道家尊敬《道德经》、儒家尊敬《易经》、禅家尊敬《临济录》没有什么两样，都是因为完全读不懂。不过，完全读不懂也不太服气，于是胡乱做些注释总算做出个懂了的样子。本来不懂的东西，自以为懂了而大加赞赏，自古以来就是件令人高兴的事嘛。主人毕恭毕敬地把这一封用隶书写的信卷好，放在桌子上，抄起手来陷入冥想之中。

就在这个当儿，门前有人大声向屋内招呼：“有人吗？有人吗？”听声音像是迷亭，可又与迷亭为人不合，来人在不断打招呼表示拜访。主人在书斋里早就听到声音了，但他还是抄着手一动不动。可能是主人认为到门口去接待客人不是他的任务吧，所以他就是在书斋里也从不应声。厨娘阿三买肥皂去了，主人妻子正在上厕所。这样到门口迎接客人就只剩下我了，可我也懒得去。这时，来客从脱鞋台一下子跳到铺着地板的地方上来，然后拉开纸门大踏步地进到房子里边来了。主人够怪的，客人也是够怪的。来客似乎是先到了客厅里，客厅的拉门发出反复开闭的声音，然后又走到书斋里来，果然是迷亭。

“喂，开什么玩笑！你在干什么哪？我给你带客人来啦。”迷亭说。

“啊呀，是你？”主人说。

“什么啊呀啊呀的。你既然在家，不能回答一声吗？简直像座空房子。”迷亭说。

“唔，我在想点事情呢。”主人道。

“你就是在想事情，说声‘请进来’总还可以吧。”迷亭又说。

“当然也不是不能说。”主人道。

“你还是那样遇事稳坐钓鱼台啊？”迷亭说。

“我前一阵子在搞精神修养。”主人说。

“什么新鲜事儿你都来！你这一搞精神修养，连应个声儿都应不出来了，来客可就遭殃啦。你这样稳坐钓鱼台可不行。今天可不是我一个人来的，我给你带来一位了不起的客人，你出去会一会！”迷亭催促说。

“把谁带来了？你说呀。”主人道。

“你不要管谁，去见一见吧。他说一定要来和你会一会哩。”迷亭道。

“到底是谁呀？”主人仍然坐着不动，这样说道。

“不要管谁，快站起来，走吧。”迷亭说。

主人照旧抄着手，站了起来，心想：“大概又在捉弄人。”他漫不经心地从廊子里走过，进入了客厅。一看，面对着六尺的壁龛有一位老人肃然端坐在那里。主人不由得放下两只手，一屁股坐在用“唐纸”糊的隔扇旁边。这样，主人和老人都是向西而坐，双方都无法进行初次见面的寒暄。旧时代的老人是非常讲究礼节的。

老人指着壁龛催促主人说：“请您坐到那边去。”主人在两三年前本来认为在客厅里坐什么地方都无所谓，但是自从有人向他讲述了壁龛，明白了那是从贵客座位演变而来的，是侯爷派专使来时才能坐的地方，于是从那以后，他是决不往壁龛那边去的。尤其是像这样初次见面的一个年长者顽固地坐着不动，不但谈不上上座与下座，而且连寒暄也无法进行。于是主人只好来个深深的一礼。

“请您坐到那边去，请。”主人重复着对方的话。

“哪里，您这样我就无法和您交谈啦，务必请坐到那边去。”那位老人说。

“不，不。那么，唔，请您坐到那边去。”主人含含糊糊地重复着对方的客气话。

“这个、这个……您这样谦虚，实在不敢当。这反倒使我惶恐。务必请不要客气，请！”老人又说。

“您这样客气，我……惶恐，惶恐……请！”主人涨红了脸，嘴里嗫嗫嚅嚅地说。看来，他的精神修养并没有产生什么效果。迷亭站在隔扇的背荫里边笑边看着这个场面。他估量已经是时候了，便从主人身后推了一把，说：“唉，你往前去吧，你总坐在这儿，我可就没地方坐啦。”说着，便挤了过来。主人不得已，只好往前挪了一挪。

迷亭说：“苦沙弥！这就是我经常向你讲过的、我静冈县的伯父。伯父！这就是苦沙弥君。”

“和您初次见面，听说迷亭经常到府上来打搅，我早就想来拜访您，向您领教。恰好今天打贵府附近过，特地来向您道谢。这次结识了您，今后务请关照！”这老者使用旧式的寒暄语，非常流利地讲了一通。主人交际面窄，又是个拙嘴笨舌的人，几乎从未遇上过这样古风的老者，所以从一开始就觉得多少有些不自然，不知怎样应付才好，再加上老者这一套滔滔不绝的寒暄，使得他早已把朝鲜人参和红白的棒状糖忘得干干净净，只剩下手足失措、怪腔怪调的回答了。

“我也是……我也是……我本应去看您……务请关照。”主人说完了稍稍抬起头来一看，那老者还在那里俯身低头哩。他赶快又惶恐地把额头紧贴到铺席上。

那老者约莫行礼的时间已差不多了，便一边抬起头来一边说道：“我原本也是在这边侯爷的公馆里长期生活在德川将军脚下的，在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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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候，就到那边去了，几乎再没有回到这边来，这次来一看，简直分不清东南西北了。——假如没有迷亭陪着我，根本办不成事儿。虽说是沧海桑田，自从江户开府以来，三百年间，哪想到将军家竟会……”话刚说到这里，迷亭有些不耐烦地插口说：

“伯父，您老人家只知道感激将军家，不过明治的时代也满不错嘛。过去就没有过红十字会嘛，不是吗？”

“那是没有。没有叫做红十字会的组织。尤其是能见到亲王殿下这种事儿，若不是明治的圣代，是绝对不可能的。我托长寿的福，才能像今天这样，出席总会，还聆听了亲王殿下的玉音，就是死了也无遗憾了。”

“唉，难得你老人家隔了这么久，能逛一趟东京，这也够本啦。苦沙弥君！我这个伯父啊，因为红十字总会这次开会，才特地从静冈来东京的。今天我陪他到上野公园去了一趟，这是刚逛完回来的，所以，他穿着我从白木百货店给他定做的大礼服呢。”迷亭这么说是有意提醒主人。主人一看，果然这老者穿着大礼服哩。大礼服虽穿在身上，不过一点也不合体。袖子过长，领子敞开着，后背出现一道沟，腋下向上吊着，即使说做得不合式样吧，也不会不合体到如此用心良苦的地步呀。不仅如此，他的白衬衫和那白活领都分了家，一仰头，他的喉头就从那中间露了出来。还有好瞧的，他的黑色领结，简直不知是系在衬衫上还是系在活领上。他的大礼服可以不管，可是他那头上蓄着的一个白花花的抓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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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是一大奇观！我又仔细看了一下他那把有名的铁扇子，扇子规规矩矩地平放在他的膝头旁边。主人这时也逐渐平静下来，将他那精神修养的本领充分应用到观察老人的服装上来，于是他不免吃惊。过去，他本来不太相信迷亭的话，认为他的伯父总不至于像他讲的那样，这次会面，才知他比迷亭讲的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自己的麻子可以成为历史研究的资料，那么这个老者的抓鬏和铁扇子肯定更会有价值得多。主人非常想询问一下这扇子的来历，但又不好就这点问，可是觉得冷了场又有所失礼，于是主人问了一个十分平常的问题：

“公园里人一定很多吧。”

“可不是！人多极了。而且那些人又都死盯盯地望着我。想不到近来的人，都变得这样好奇，过去，可不是这样。”老人说。

“嗯、嗯，是的。过去可不是这样啊。”主人也随着说出了像个老人说的话。这倒不是主人不懂装懂，但可以把它看做是由他朦胧的头脑中随便冒出来的一句话。

“而且嘛，大家都在瞧这个‘砍盔’哩。”老人说。

“您的那个铁扇大概很重吧。”主人说。

“苦沙弥君！你拿一拿看，可重啦。伯父您让他拿拿看！”迷亭巴不得地说。

老人将沉甸甸的铁扇拿起来，说了声：“对不起，请看！”就把它递给了主人。苦沙弥先生就像个在京都黑谷烧香时的香客，恭恭敬敬地接过莲生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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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用过的宝刀那样，在手中拿了一会儿，说了声“果然”就还给了老人。

“大家都管它叫做铁扇，其实这是个叫做‘砍盔’的东西，和铁扇全不相干。”老人说。

“噢，那是做什么用的呀？”主人问道。

“它是用来砍头盔的，当敌人头晕目眩的时候，可以用它来砍死敌人。据说是从楠木正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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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开始使用的。”老人解释道。

“伯父！这个就是楠木正成使用过的吗？”迷亭问道。

“不，这究竟是谁用过的，还不太清楚。不过，时代久远了，很可能是建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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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制造的。”老人说道。

“也许是吧。不过，寒月君可受不了啦。苦沙弥君！今天我们回来的时候，正好机会难得，就顺路到大学理学院去了一次。请寒月君给我们看了物理实验室，因为这‘砍盔’是铁的，结果使得带磁力的仪器都失灵了，可热闹啦。”迷亭说。

“不，决不会的。这是建武时期的铁，是品质极好的铁，放心好了，是决不会发生那种事儿的。”老人说。

“不管是品质多么好的铁，都不管用。寒月君既然这样说，那是不会错的。”迷亭说。

“你提到的那个寒月，就是磨玻璃球的那个人吗？他那么年轻，就干这个，真叫人难受，他满可以搞点什么正经的事儿啊。”老人说。

“看您说的，那也是研究嘛。要是把那个球磨成功了，就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学者哩。”迷亭说。

“如果磨球就能成为了不起的学者，那么谁都能做到。我也能做到。做料器的掌柜的也能做到。做那种活儿，在汉土称为玉工，身份是极其低微的。”这老者一边说，一边朝向主人，在暗暗争取主人的同意。

“哦！是这样的！”主人恭敬地听着。

“如今世上所有的学问都是形而下之学，看起来也似乎很不错，其实一到紧要关头，就全不中用。过去不是这样，武士们从事豁出性命的职业，所以要进行心的修炼，以便在生死关头毫不慌张。我想您大概也是懂得这个道理的吧。这可不像磨磨球、编编铁丝那么容易呀。”老人朝着主人说道。

“哦，是这样！”主人还在做出一副老实相。

“伯父，您所说的心的修养，就是指不要磨什么球，只抄手坐在那里不动就可以了，对吧？”迷亭说。

“你这么理解可不成。决不是那么轻易就能做到的。孟子说过‘求放心’。邵康节也说过‘心要放’，再有，在佛门中，有个叫中峰和尚的高僧，他教导人要‘具不退转’。这可不是轻易就能懂得的。”

“反正我不懂。那么到底应该怎样做才行呢？”迷亭道。

“你读过泽庵禅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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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动智神妙录》吗？”老人道。

“没有啊，听也没有听说过。”迷亭道。

“心放于何处乎。心如放于敌之身体动作上，则心将为敌之身体动作所夺。心如放于敌之武器上，则心为敌之武器所夺。心如放于必欲杀敌上，则心为必欲杀敌之念所夺。心如放于自身之刀剑上，则心为自身之刀剑所夺。心如放在决不能为敌所杀上，则心为决不能为敌所杀之念所夺。心如放于应付他人上，则心为应付他人所夺。总之，心无处可放。”老人说。

“真难为您一直没有忘，还能背诵如流哩。伯父，您的记忆力真不错嘛，记得住这么长的东西。苦沙弥君，你明白了吗？”迷亭说。

“哦，是这样。”主人这次也是用“是这样”应付过去了。

“您看，是这样吧。心放于何处乎，心如放在敌之身体动作上，则心为敌之身体动作所夺，心如放于敌之武器上……”老人看着主人说。

“伯父！苦沙弥君早就懂得这类事儿啦。他最近每天都在书斋里搞精神修养呢。门外来了客人，都不到门口去看看，已经做到‘放心’的地步了。所以准没有问题。”迷亭说道。

“呀，这可太难得了。迷亭，你最好也和苦沙弥先生一起搞嘛。”老人说道。

“嘿、嘿、嘿，我可没那么多的闲工夫啊。伯父您是闲人，所以认为别人也都闲得无事可干吧。”迷亭说。

“实际上你不是在闲着的吗？”老人说。

“不过，闲中自有忙嘛。”迷亭说。

“像你这样凡事都闹错，所以我说你不修养、不锻炼不行。倒是有句‘忙中自有闲’的成语，我从未听说过有什么闲中自忙的说法。苦沙弥先生，您说对吧。”老人说。

“唔、唔，是好像没有听说过。”主人说。

“哈哈，让您这么一搞，我可招架不住。不过，我说，伯父，怎么样，去吃一顿东京的鳗鱼好吗？咱们到竹叶亭菜馆去，由我请客，从这里乘电车去，不太远。”迷亭说。

“吃鳗鱼倒也不坏，不过，今天我和赛原先生有约在先，我就告辞了。”老人说。

“啊，是杉原先生那里吗？那老头还很硬朗吧。”迷亭说。

“不能念成杉原，这里的杉要读成赛，你总是发音不准，真没办法。把人家的姓读错了音，是有失礼仪的。今后可得注意啊。”老人说。

“可是，不是明明写着杉原的吗？”迷亭说。

“写成杉原，不过读的时候，要读成赛原呗。”老人说。

“真怪！”迷亭说了一句。

“这有什么可怪的？这叫做‘名目读法’，自古就有。蚯蚓的日本读法叫做‘眼不见’，这就是名目读法。这和将蛤蟆叫做‘仰天儿’是同样的。”

“嚯，想不到还有这些考究哪！”迷亭说。

“蛤蟆一打死，它就仰面朝天，所以‘名目读法’就读做仰天儿，还有把汉字写的杉原，不读作赛原，仍读作杉原，这是乡下人的读法，你不注意，人家会笑话的。”老人说。

“那么，您回头是要去赛原那里了？真糟糕！”迷亭说。

“没什么，你不愿意去，就不去好了。我一个人去就行。”老人说。

“您一个人去行吗？”迷亭担心地问道。

“走路去恐怕找不到，给我雇辆人力车来，我从这里坐车去吧。”老人说。

主人马上应承，立刻吩咐厨娘阿三跑到车夫家去叫车，老人又说了很长一段告别的寒暄话，在他那抓鬏的头上扣上大礼帽走了。迷亭则留了下来。

“他就是你的伯父啊？”主人开口道。

“是的，是我的伯父呗。”迷亭说道。

“原来是这样！”主人仍旧坐在坐垫上，抄起手来陷入沉思默想。

“哈哈……够出奇的吧。我有这么位伯父，怪幸福的哩。不管带他到哪儿去，都是这么一套呀，怎么样？够你吓一跳的吧。”迷亭认为这足可以使我家主人吃上一惊，因而大为高兴。

“哪里，我并不感到怎样吃惊。”主人说。

“遇上这位老爷子不感到吃惊，说明你的胆量还够可以的哪。”迷亭说。

“不过，你那位伯父似乎很有一些了不起之处，比如主张精神修养，我就觉得很值得钦佩。”主人说。

“真值得钦佩吗？你恐怕很快到了六十岁，就会像我伯父那样，也变得落后于时代啦，你可要注意呀，真要是做了时代落伍的班车，那可不妙呀。”迷亭说道。

“你只知道担心落伍于时代，可是根据时间、条件的不同，有时落伍于时代反倒真了不起哩。甭说别的，现在的所谓学问，只知道往前赶、往前赶，不管怎样前进，还是没完没了。永远不会得到满足。可是说到我们东洋式的学问，则是消极的，有的地方非常值得仔细玩味的。因为它提倡心本身的修炼嘛。”主人把前一阵子从哲学家那里听来的话，当成自己的见解讲了出来。

“这可真不得了啦。听起来你好像是在说着八木独仙君同样的话哪。”迷亭说道。

主人听到八木独仙的名字，不由得吓了一跳。说实话，前些日子来卧龙窟造访主人，并把主人说服了之后悠然归去的那位哲学家，毫厘不差，正是独仙居。现在主人煞有介事地发表的一通见解，完全是从独仙君那里贩卖来的，他原以为不知就里的迷亭，突然间提到这老兄的名字，也正是在暗中对主人的鹦鹉学舌给了当头一棒。

“你听过独仙所讲的理论吗？”主人问道。

“什么听过没有听过，说到那家伙的理论啊，十年前在学校的时候和今天没有根本的变化。”迷亭说。

“真理不是那么容易变的嘛。它之不变，也许更令人信服。”主人说道。

“唉，正是有人吹捧他，所以独仙的那一套才行得通。先说他那八木的姓就妙得很。他那胡须就完全是山羊胡嘛。而且他那胡子从住在学校宿舍里的时候就长成那个样子的。他的独仙这个名字，也怪有意思的。以前，他每到我这儿来住的时候，总和我议论他那一套消极主义的精神修养。他总是喋喋不休地重复他的老调调。我说：‘得了，咱们该睡觉啦。’可这位老兄才不考虑这些哩，满不在乎地说：‘我不困。’仍然大谈其消极论，弄得我十分为难。不得已，我说：‘你可能不困，不过我可困得不得了，还是请你睡吧。’我总算是哀求似的让他睡下，可事情到这儿并没完。当天晚上，闹耗子，把独仙的鼻头给咬了。这下，半夜里可就折腾起来啦。看来，这位老兄虽然嘴上说些开悟的话，其实还是怕死的，他可担心啦。他责怪我说：‘耗子的毒一旦传遍全身就糟了，你得给我想点办法。’闹得我不知怎么好。后来，实在无法，我只好到厨房去，往纸片上抹几个饭粒，把他糊弄过去了。”

“怎样糊弄的？”主人问道。

“我说，这是进口的膏药，是最近德国医生发明的，印度人被毒蛇咬伤，一贴这种膏药，会立见奇效，你只要贴上，准保不会发生问题。”迷亭说。

“你从那时起，就已经很会蒙人了，是不是？”主人说道。

“独仙君真是个老好人，他信以为真，终于呼呼地睡着了呗。第二天醒来一看，膏药下边耷拉着白线一样的东西，原来就是他那山羊胡子挂上去啦，真滑稽极啦。”迷亭笑着说。

“不过，在那以后，他似乎很有进步了呢。”主人说道。

“你最近见着他了？”迷亭不解地问道。

“一个星期前他来了，和我谈了很久才回去。”主人说。

“怪不得我觉得你是在大讲特讲独仙那一套的消极理论呢。”迷亭说。

“说实在的，我很佩服他的说法，所以我现在也正在准备加把劲修养。”主人说。

“加把劲当然不坏，不过你如果把别人的话过分当真，可要倒霉呀。说起来你这个人的毛病是不管别人说什么立刻当真。独仙也只是嘴上说得很像回事，但真到了紧要关头，还不是一样？你还记得九年前的大地震吧，那时从宿舍楼上跳下去受了伤的，只有独仙一个人呀。”迷亭说。

“对那件事，本人不是很有一番说法吗？”主人说。

“是呀，要让他本人说，他跳下去还很值得引为自豪的哩，说什么：‘禅的机锋是非常峻峭的，所谓禅机无异于电光石火，其应物的迅速达到了令人生畏的程度。别的人一遇上地震，立刻狼狈不堪，而唯独我所以能立即从楼上跳下去，正表示自己修炼的功夫已经奏效，所以值得高兴。’他一边瘸着腿，同时还暗自高兴哩。真是个不肯认输的家伙！我总觉得再也没有比那些谈论什么禅啦佛啦，说得玄而又玄的人更不可信哩。”迷亭说。

“看你说的！”苦沙弥先生多少有些泄气了。

“他这次来，向你说了些类似禅和尚式的梦话了吧？”迷亭说。

“嗯，他教给了我‘电光影里斩春风’

[16]

这样一句诗呢。”主人回答说。

“就拿那句‘电光’来说吧，那是他从十年以前就用来吓唬人的，真可笑！一提起无觉禅师的‘电光’，闹得整个宿舍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而且这位老兄时常一急起来就颠三倒四，把‘电光影里斩春风’说成‘春风影里斩电光’，多有趣！下次你可以试试，当他慢条斯理地又来个‘电光’的时候你就拼命找些理由反驳他，这样，他就会马上急得颠三倒四，胡说起来。”迷亭说。

“遇上你这样好开玩笑的人，他算倒霉啦。”主人说。

“到底是谁开玩笑还很难说。我最讨厌什么禅和尚啦、开悟啦。在我住的附近有座叫南藏院的庙，里边有个八十岁左右的隐退的老和尚。就在最近下阵雨的时候，庙里落了雷，把老和尚住的院里的松树给劈了。据说那个老和尚却泰然不为所动，等我仔细一询问，原来他是个丝毫也听不见声音的聋子。那当然要泰然不动喽。无非就是这样嘛。独仙如果只是自己一个人在那里开悟，那就由他开悟去吧，糟糕的是，他动不动就来劝别人。就以眼前来说，就有两个人因为独仙的缘故，被弄成疯子啦。”迷亭说。

“谁？”

“谁？一个就是理野陶然呗。因为受了独仙的影响，迷上了禅学，到镰仓的禅寺去学禅，结果就在那里疯了。那里的圆觉寺前边不是有个铁路道口吗？他跑到那个道口，在铁轨上坐禅！他吹嘘说我可以用禅法拦住对面驶来的火车。当然喽，由于火车急刹车，他总算拣了一条命，可是第二次他又自称是金刚不坏之身，火不能烧，水不能溺，钻到庙中莲花池里，在池子里乱折腾一气，冒着咕嘟咕嘟的气泡。”

“淹死了吗？”主人问。

“当时幸好一个道场中的和尚从旁边经过，把他救了上来。以后，他回东京来，得了腹膜炎死了。死因虽然是腹膜炎，但是造成他得了腹膜炎的原因，却是因为他在僧堂中每天吃的都是大麦饭和老咸菜，所以归根到底等于独仙间接害了他。”

“看来，过于狂热了，也好也不好哩。”主人脸上流露出一副稍带毛骨悚然的神色。

“可不是！受独仙害的人，在咱们同学中还有一个。”迷亭说。

“这太危险啦，你说的是谁？”主人问。

“立町老梅呗。那家伙也完全是让独仙调唆的，一味说些鳗鱼会上天之类的混话，你知道吗？他终于真成了货真价实的货色。”

“货色，什么货色啊？”主人问。

“终于鳗鱼上了天，猪变成了仙人呗。”迷亭说。

“你说的是什么呀？”主人问。

“八木既然号称独仙，那么立町老梅他就是豚仙呗。他本来是个最讲究口腹的人，他的那张馋嘴和禅和尚的怪癖一起发作，当然受不了。最先，我们也没有太注意，现在想来，当时他说的都是胡话。到我家来的时候，说什么：‘你看是不是炸猪排飞到树上去了？’又说什么：‘我老家鱼糕坐在一块木板上游泳呢！’净说些这类颠三倒四的胡话。假如只说胡话还罢了，后来竟然催我一起和他去水沟里挖粟子面团子，我简直对付不了啦。又过了两三天，他终于真正成了豚仙，被收容到巢鸭精神病院里去了。按理说，猪是没有资格成为疯子的。这也完全是受了独仙的影响，终于落到那种地步。独仙的影响可不能小看啊。”迷亭说。

“嘿！现在他还待在病院里吗？”

“岂止待在那里，还是个自大狂，净说些玄天玄地的话。最近，他说自己的姓名立町老梅没意思，自称为天道公平，以天道的代表自任呢。唉，真是疯得厉害呀！你得空可以去看看他。”迷亭说。

“你方才说什么，天道公平？”主人迷惘地说。

“是呀，天道公平！别看他疯癫，可给他自己起个很有意思的名字呢。有时，他也会写成孔平

[17]

。你可不要小瞧他，他说世人都陷进迷途，一定要把世人拯救出来，所以不断胡乱地给朋友或什么人发信呢。我也接到了四五封。有的信写得特别长，我还交了两次补欠邮资呢。”迷亭说。

“这样说来，寄给我的信也是老梅发来的啦。”主人说。

“也给你寄信来啦？这倒有趣。也是红信封吧？”迷亭说。

“唔，中间是条红道道，两边是白的，和普通的信封很不一样。”

“那个嘛，据说是特地托人从中国买来的。天之道乃白也，地之道亦白也，而人居于当中于是为红，这是表明豚仙的箴言的。”迷亭说。

“想不到这种信封还有许多考究哩。”主人说。

“别看他疯疯癫癫，倒是很费了番心思呢。而且虽然成了个疯子，看来讲究吃的嗜好还依然如故，每次信里总要提到一些吃的，你说怪不怪？给你的信里肯定也写了一些吃的东西吧。”迷亭说。

“唔，他信中提到海参。”主人说。

“老梅很喜欢吃海参嘛。当然要写上，还有什么？”迷亭问。

“此外，还写了河豚和朝鲜人参什么的。”主人说。

“河豚配上朝鲜人参当然好吃喽，大概他是想说：‘吃河豚中了毒，就让你煎上一剂朝鲜人参喝下去的吧。’”迷亭说。

“好像也不是这个意思。”主人说。

“是不是这个意思有什么关系。反正是疯子的胡说。就写了这些？”迷亭又问。

“还有，有这么一句：‘苦沙弥先生且坐吃茶’。”主人说。

“哈哈，且坐吃茶，有点太过分了。他肯定认为这样足可以治你一顿，使你无言可答。真有本领，真该为天道公平君喊万岁啦。”迷亭先生越说越感到有趣，大笑起来。当主人知道了他以相当的尊敬之念反复诵读过的这封信的寄信人，原来是个名实相符的疯子之后，感到最初付出的认真和苦心似乎白费了，从而气恼得很。同时一想到对于这样一个疯癫病人的文章，自己居然费尽心思去捉摸它的含义，又觉得怪不好意思；最后，他不能不怀疑自己既然对一个疯子的作品如此感铭，那么是不是自己的神经也多少有些异常呢。由于这种心理状态，又是生气，又是惭愧，又是担心自己的神经状态，这些交混在一起，使他坐在那里显出一种魂不守舍的样子。

就在这个当儿，有人用力地拉开最外面的格子门，皮靴在脱鞋台上发出了两声重重的响声。随后那人大声叫道：“主人在家吗？主人在家吗？”主人是轻易不肯站起来的，相反，迷亭却是个喜爱活动的人，他不等厨娘到门口去接待客人就嘴里说着“请进”，便三步并作两步跑到门口去了。迷亭这个人到主人家里来，不打招呼就往里闯，固然不太好，但是他一旦进来，便像“书生”一般去接待来客，倒是很顶用的，不管迷亭如何不拘形迹，但他毕竟是客人，这位客人倒是迎到门口去了，而作为一家之主的苦沙弥先生，却稳坐在客厅里不动，是极不合道理的。如果是通常人，本来应该也跟着迷亭到房门口去露面，但这正是他之所以为苦沙弥先生之处。他满不在乎地仍然屁股没有离开坐垫，不过这种沉着和一般的沉着虽然表面的味道有些相似，而其实质却有很大差异。

到房门口去的迷亭似乎和来人不断地讲了些什么，然后向屋内大声嚷道：“喂，家主人，麻烦你来一趟吧。你不来办不了事儿。”主人无奈这才抄着手，慢条斯理地走了出来。他一看，迷亭手里拿着一张名片，正半蹲着和来人答话。看来，他那姿势并不怎么体面。那张名片上印着警察厅刑事警官吉田虎藏字样。和这位虎藏君并排站着的是一个二十五六岁的高个子的汉子，穿着一身很帅的唐栈布的服装。奇怪的是，这个汉子也和主人一样抄着手，一声不响地站着。看他那面孔我觉得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似的，再仔细一看，不只是看见过，而且就是最近在半夜大驾光临把山药给偷去的那位梁上君子。我心想：“好家伙！今次公然白昼枉驾，从正门来了哩。”

“喂，这位是刑事警官，他抓到了前些日子的那个窃贼，说是让你到警察那里去一趟，因此特地来这儿的呢。”迷亭说。

看来，主人到了这时才终于弄明白了刑警来他家的理由，于是低下头去向小偷深深地行了个礼。这大概是因为窃贼要比那位刑警模样儿长得帅得多，所以主人立即把他错认成是刑警了。那个窃贼自然吃惊，他当然不好声明：“我就是小偷”，只好若无其事地站在那里。当然还是抄着手。因为他戴着手铐呢，就是想伸出手来也不可能办到。按常情说，一看这种情况就该明白的，可我的这位主人却和当前一般人不同，有个一味崇敬官吏和警察的毛病。他认为官老爷的威风是极其可怕的。当然，从理论上讲，他也不是不明白，警察不过是老百姓拿钱雇来的“看家护院的”，但一到了实际的场合，却表现得极其顺从。主人的父亲在过去是小街道上的一名里正，一辈子对上边总是磕头如捣蒜。这一习惯也作为因果，传到了他儿子的身上。真使人不胜同情之至。

那个刑警似乎感到很可笑，便嘻嘻地笑着说：“明天上午九点钟之前，请到日本堤警察分局来一趟。失窃的都有哪些东西啊？”

“失窃的东西嘛……”主人虽然接了半句，可不巧得很，他已经记不得了，他所记得的，只有多多良三平君送来的那一小箱山药。本来他想，山药被偷走，实在算不了什么，不过自己既然已经说出了“失窃的东西嘛”这个开头，如果不继续说下去，就很可能被看成相声里的名叫“与太郎”的那个二百五，面子上不好看。如果是别人被盗，那还好说，明明自己被盗却回答不出个名堂来，岂不丢人？他想到这里，便狠了狠心，冒出了一句：“失窃的东西嘛……山药一箱。”

那个盗贼，看来这时也忍不住要笑，低下头把下边的脸藏到衣领中去。迷亭哈哈大笑着说：“看来还真舍不得那箱山药哩。”警察却十分严肃认真，说道：

“山药，好像没有起回来，其他物件大体上都起回来了。唔，你来就知道了。还有嘛，在归还失主时，需要写份认领证，请不要忘了带图章。记住，一定得在九点钟以前，到浅草警察局属下的日本堤分局。那么，再见。”他一个人说完这么一大堆，然后出去了。那个窃贼也跟在后边出去了。由于他胳膊拿不出来，不可能把门带上，只好开着门走了。主人似乎一方面害怕警察，但又有些不满，鼓着腮，“砰”地把门拉上了。

“哈哈……你很尊敬刑警哩。你如果平时总这样谦恭，那可就成了个像样的人啦。不过，糟糕的是你只知道对刑警讲礼貌啊。”迷亭调侃说。

“不过，人家是特地来通知我的呀。”主人辩解说。

“来通知？那是他的职业呀。你只要一般地对待一下就满够啦。”迷亭说。

“然而，那不是普通的职业。”主人说道，还在顾全自己的面子。

“当然不是普通的职业，是密探这种令人讨厌的职业嘛。比普通的职业还要下流得多。”迷亭说。

“你，你说这种话，可要吃苦头的。”主人说。

“哈哈……好啦，不说刑警的坏话啦。不过，你尊敬刑警嘛，还说得过去，可你连小偷也尊敬起来，真让我吃惊。”迷亭说。

“谁尊敬小偷啦？”主人说。

“就是你呗。”迷亭说。

“我怎么能和小偷打交道？”主人说。

“你没打交道？你不是给小偷行了礼吗？”迷亭说。

“什么时候？”主人还在莫名其妙。

“不就是刚才你对他平身行礼的吗？”迷亭说。

“简直胡说！他是刑警。”主人说。

“要是刑警，会穿那样的服装吗？”迷亭说。

“正因为是刑警，才穿那身衣服哩。”主人固执地说。

“真顽固！”迷亭说。

“你才顽固哪！”主人说。

“你先想想看，刑警到人家的家里来，能那样抄着手直挺挺地站着吗？”迷亭说。

“刑警就不能抄着手！”主人说。

“嚯！你这样一口咬定，可让人受不了。你注意到了吗？你在行礼的时候，那家伙也是一直站着不动的呀。”迷亭说。

“刑警也可能采取那种态度嘛。”主人说。

“你真是个自信家。不管我怎么说，反正你是不会听的。”迷亭说。

“我当然不听，你只是嘴上说小偷、小偷，可你毕竟没有亲眼看到小偷进来偷东西呀。只不过是你那么想，就顽固地坚持己见罢了。”主人说。

说到这里，显然迷亭认为此人已不可救药，便一反常态，不再吭声。从迷亭这方面说，他认为我家主人的价值，随着他越来越顽固而下落。而在主人这方面，则认为他越固执己见，就越比迷亭高明一筹。人世上，像这种驴唇不对马嘴的事儿有的是。在自以为固执下去就能取胜的过程中，当事人的人品价值，就会一落千丈。奇怪的是，这种固执己见的人一直到死都认为自己保住了体面，他做梦也不会想到，人们事后会看不起他，再也不肯搭理他的。这种只图一时快感，据说有个名字，叫做“猪猡的愉快”。

迷亭接着又问道：“不说别的，明天你打算去吗？”

“当然去，让我九点前就到的嘛，我八点就出门。”主人说。

“学校怎么办？”迷亭说。

“请假呗，学校那种玩意儿……”主人毫不可惜地说。

“真有一股了不起的劲哪。请假没有关系吗？”迷亭说。

“当然没关系，我们学校是按月计工资，用不着担心扣钱，没关系。”主人照直说了。要说他狡猾也够狡猾的了，不过，要说他单纯也够单纯的。

“喂，你去当然可以，不过你认识路吗？”迷亭说。

“我怎么会认识？坐辆人力车去就不会有问题了吧。”主人气哼哼地说。

“对你这样一个不比静冈伯父差的东京通，我实在佩服得五体投地。”迷亭说。

“你愿怎样佩服就怎样佩服好了。”主人不理会迷亭的嘲笑。

“哈哈……日本堤分局，你知道吗？可不是个简单的地方啊。那是吉原呀。”迷亭说。

“你说什么？”主人问道。

“我说，是吉原！”迷亭说。

“就是那个妓馆区的吉原？”主人说。

“可不是嘛。一提吉原，东京不就那么一个吉原嘛。怎么样，还想去吗？”迷亭又嘲弄起主人来了。

主人一听说是吉原，心想：“这个嘛……”显得多少有点踌躇。不过，立刻横下心来，说道：“管它是吉原呢还是妓院，既然说去，就一定去。”他在根本不该强硬的地方偏要强硬一番，愚人总是要在这种地方固执己见。

迷亭只是接口说：“你去？那很有趣嘛。去看一下吧。”

这样，一度掀起的刑警风波总算告一段落。接着迷亭依旧天南海北地扯了一阵，到了傍晚时分，他说：“再晚了会惹伯父生气的。”便回去了。

迷亭回去以后，主人急急忙忙吃完晚饭，又回到书斋里袖着手思考起来：

“自己对八木独仙十分钦佩，本想向他学习，但经迷亭这么一说，好像也不见得是个特别值得学习的榜样。不但如此，而且他所提倡的学说，似乎有些脱离常识，如迷亭所说，多少有点属于疯癫之类的系统。况且他还分明有两个疯癫的追随者，那就更加危险。如果我轻易地接近他，很可能也被拉进这一系统。我在文章上特别佩服，认为这才是具有卓越见识的伟大人物天道公平，他的真名就是那个立町早梅，只是一个纯粹的疯子，而且就住在巢鸭疯人病院里。迷亭的叙述即便是极力夸张的胡说八道，但是，他在疯人病院中，以天道的主宰者自居的鼎鼎大名，恐怕是事实吧。我也跟着鹦鹉学舌，说不定自己也多少有点那样。同气相求、同类相聚嘛，既然我对疯子的议论感到钦佩。退一步说，既然我对他的文章言辞表示了同感，那么，我和疯子也是个近亲啰。即使我不被同化到他们的系统中去，如果我与疯子相邻而居，那么就不能保证不发生这样的事：于不知不觉之中拆掉这堵只一墙之隔的界限，跑到他那儿去促膝谈笑啊。这可太危险啦。仔细一想，不错，最近这一阵子，自己头脑的作用连自己都感到吃惊，可以说是‘妙’字上又多了一个‘奇’字，‘怪’字下又添了个‘诞’字。一勺脑浆的化学变化姑且不论，意志作用变成行为，同时化为言辞。检点一下最近的言行，真是奇怪，有许多失却中庸之处。即使感觉不出舌上有龙泉、腋下生清风，但如果一旦齿根有狂臭、筋头有疯味，那还得了？越发可怕啦，弄不好，说不定自己已经是疯癫患者啦。幸而自己还未伤人，也未干出搅扰世人的事儿，所以才未被街道的居民们撵走，仍然作为东京的市民待在这里的吧。这可不是什么消极积极的问题，首先得去检查检查脉搏的情况。不过，脉搏上好像没什么问题呀，是不是头脑有些发热？这也不像有什么特殊的亢奋。不过，还是让人放心不下的哟。”

主人接着又想：“像这样一味把自己和疯子比较，专去寻找类似之点，那么，无论如何也难从疯子的领域里摆脱出来。这可能是我的方法不对头。是以疯子为基准，把自己往上硬凑加以解释的，所以才得出这样的结论。假如以正常人为标准，将自己和他们放在一起来考虑的话，也许会得出相反的结果。既然这样，就让我先从身边的人开始。第一个，今天来家的那位身穿大礼服的迷亭的伯父怎么样？你自己的心是往哪儿放呀？那老头儿，连做正常人的标准也有些靠不住。第二，寒月怎么样？带着饭盒去上班，从早到晚，只是一味地磨圆球，不成，不成，也得把他抹掉。那么第三呢？迷亭？那家伙把胡开玩笑当成他的天职，无疑是个阳性的疯子。那么第四呢？金田的老婆。她那恶毒的心性，完全超乎常识，纯粹是个神经病。第五就轮到金田啦，我虽然没有和金田见过面，但看他那种恭恭敬敬地把老婆捧着，言听计从、琴瑟调和的样子，应该把他看成是个非凡的人，非凡就是疯子的别名，所以也可以将他归入疯子一类。再往下呢？还有，还有，还有落云馆的各位君子哪。从年龄说，虽然还是些黄口孺子，但在狂躁这点上，满可以说是风靡一世的、超凡的豪强。这样一个一个地数起来看，大都是疯子的同类。这样，倒让我放心啦。说不定，也许社会就是疯子的集合体，疯子聚在一起，互相争斗，互相仇视，互相谩骂，互相争夺，而他的整体作为一个集团，像细胞那样忽而散裂忽而又膨大起来，忽而膨大忽而又散裂开来，一天天这样继续下去。这可能就是所谓的社会吧。很可能在其中有个多少懂点道理、明辨是非的人，反而会变得碍眼，于是才造了疯人院，把他圈到里边去让他再也无法出来的吧。这样看来所谓幽闭在疯人院里的人倒是普通人，而在疯人院外边闹腾的人却是疯子。疯子在他是单个人的时候，会始终被人们当做疯子，但是成为一个团体，有了势力，说不定就成了健全人呢。大疯子滥用他的金钱力量和威力，指使那些小疯子胡作非为，人们反而称赞大疯子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这样的事例多得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我也弄不明白。”

以上，我如实地叙述了主人当天夜里在茕茕孤灯之下进行沉思默想时的心理活动。他的头脑不透明的特点，也充分显示在这个问题上。别看他蓄着德皇威廉二世式的八字胡，但却是个连狂人与平常人都辨别不出的糊涂虫。还不只是如此，他好不容易地给自己提出问题，诉之于自己的理性，结果却未能得出任何结论，就不再去想了。不管什么事他都是个完全缺乏思考力的人。他的结论就像从他鼻孔喷出来的朝日牌香烟的烟雾一样，茫漠缥缈，难以捉摸，这是他所发议论的唯一特色，应该永远记住。

在下不过是只猫儿。也许有人怀疑，一只猫儿如何能将主人的心思这样精细地记述下来呢？其实像这类事儿，对我们猫儿说来并不算回事儿。在下是懂得读心术的。您问我什么时候学会的？这种多余的事，您还是不问为好。反正我是懂得的。我爬到人类的膝头上睡觉的时候，我就将我的柔软的皮毛外衣轻轻地贴在人的肚腹上。于是立刻产生一道电流，他腹中所发生的一切便都清清楚楚地映在我的心眼上。就以前些日子的事为例吧，主人亲切地抚摸着我的头，突然他涌现出一个极要不得的念头，他在想，如果把这只猫儿的皮剥下来做成坎肩，该不知多么暖和呢。我立刻就觉察出他这一念头，不由吓出了一身冷汗，这该多么可怕呀！因为我有这种功能，所以我才有幸将主人头脑中产生的以上想法，作为我最大的荣誉向诸位报告。不过，当主人想到“这到底是什么呀？简直弄不明白！”以后就呼呼睡着了。到了明天，他肯定会将睡前想过的事思考到什么程度都忘得一干二净。今后，假如主人就疯子问题还要进行思考的话，那么肯定他还得从头开始想。如果那样，很难保证他还会采取这种思考方法，很难保证他仍然还会来老一套：“到底是什么呀，简直弄不明白。”不过，不管他重复思考多少遍，不管他沿着哪些思考路径前进，最后的结论肯定还会是“到底是什么呀，简直弄不明白”，唯独这一点，我是可以打保票的。

[1]
日英同盟缔结于1902年。

[2]
日本新宿东部的一个旧区名。牛込区读音为“乌西谷美”。

[3]
退热镇痛药。

[4]
鱼铺老板娘之意。

[5]
亲鸾（1173—1262），日本佛教净土真宗创始人。

[6]
日莲（1221—1282），日本佛教日莲宗创始人。

[7]
当地著名的美女。

[8]
即早上好。

[9]
即哥伦布。

[10]
指日本江户幕府的崩溃。

[11]
头发盘成的结。

[12]
莲生和尚（1141—1208），原名熊谷直实，日本平安时代末期武将，因不满时局，至京都黑谷寺拜僧源空为师，改名莲生。寺中今犹存大刀一口，传系莲生出家前所用。

[13]
楠木正成（？—1366），日本十四世纪的武将。

[14]
日本室町时代初期年号，从1334年至1335年。

[15]
泽庵禅师（1573—1645），日本江户初期临济宗禅僧。

[16]
宋朝末年，有位高僧被元兵所杀，临危时口念绝句：“乾坤无地托孤穷，喜得法空人亦空，尊重大元三尺剑，电光影里斩春风。”末句之意是四大皆空，生死如一。

[17]
日语公平与孔平同音。

十

主人的妻子隔着纸隔扇向主人招呼说：“已经七点了，快起来吧。”不知主人已经睡醒了还是仍在睡梦中，他背向里没有回答。不回答，是我家主人的老毛病。万不得已，非张嘴回答不可的时候，他便“嗯”一声。就是这个“嗯”，也决不轻易出口。人如果懒得连话都不愿说，就可能在某点上另有情趣。但是唯独他，却从来没有被女人爱过。从眼前来说，就连和他白头偕老的妻子，似乎也不太尊重他，如果说其他人可想而知，这个说法是不会有错的。父母兄弟都不再理他，当然他也未受过非亲非故的青楼女子的爱怜。不但如此，他连在妻子面前也不太有人缘。世上一般的淑女当然更加看他不顺眼。本来我没有必要去暴露主人在异性中间特别不受欢迎的事儿，不过，主人却完全想歪了，硬是找个理由，认为妻子不喜欢自己完全是由于正赶上流年

[1]

的缘故，他的这种想法成了他烦恼的根源。我出于热心，为了帮助他自觉，才顺便向您讲出来的。

不管妻子怎样提醒，警察规定的时间到了，主人根本不理，连“嗯”一声都没有，那么显然是主人没理，而决不是妻子。主人的妻子做了这样判断之后，便表现出“你去晚了，我可管不着”的架势，扛起笤帚和掸子到书斋里打扫去了。随后就在书斋里响起了啪嗒啪嗒敲打的声音，这说明又开始了那例行公事般的打扫工作。说起来，打扫的目的是在于运动呢还是在于游戏，由于我不担负打扫的任务，与我无关，所以我只要不闻不问就行了。不过说到主人的妻子打扫房间的方法，不能不说那是毫无意义的。为什么说它毫无意义呢？因为这位主人的妻子只是为打扫而打扫。掸子在纸拉门上敲一通，笤帚在铺席上过一遍。然后就打扫完成了。至于为什么要打扫，打扫的效果如何，她连芝麻大的责任都不负的。正因为如此，清洁的地方倒是每天都清洁，而有垃圾的地方、尘土积聚的地方，则永远堆积着垃圾和厚厚的尘土。曾经有个故事叫“告朔饩羊”

[2]

嘛，这说明搞点打扫总比不打扫好，但是，即使打扫了，其实并不是为我家主人打扫的，但偏偏每天还要不辞辛劳地打扫一通，这正是主人的妻子伟大之处。妻子和打扫房间的关系，只是多年习惯的产物，形成机械式的联想，两者牢牢地联结在一起。尽管如此，至于打扫的实际效果，正和主人的妻子还未出生之前一样，正和掸子、笤帚还未发明出来之前的古昔一样，丝毫无实效可言。看来，这两者的关系，正如形式逻辑学中的命题与语词一样，不管其内容如何，是彼此结合在一起的。

和主人不同，我总要早起，此时我已经饿得受不了。以我们猫儿的身份，在家中诸人用餐之前，毕竟是不可能吃上早饭的，但是，这也许就是我们猫儿的浅薄之处吧，一想到在我吃饭用的鲍鱼壳里会热气腾腾地发出香喷喷的味道来，就坐立不安。明知道实现不了的事还要寄予希望的时候，最上策就是把希望在头脑里描绘一番，稳住身体不动。但实际上却很难做到，总想试验一下内心的愿望是否和实际相符，甚至还要试验一下明明注定是要失望的事，在实际体验到这种失望之前，还不肯罢休。我实在忍不住，便爬到厨房去。我第一步就是先瞧瞧放在灶后边的鲍鱼壳里是否有我的那份汤，结果不出所料，我昨晚舐得罄尽的鲍鱼空壳依然摆在那里，在从天窗漏进来的秋阳的照耀下，发着光亮。厨娘阿三正将新煮好的米饭移到饭桶里去，然后又去搅拌架在火上锅里的汤菜。在锅边上流出煮沸的米汤，烤干后干刷刷地形成好几道条条，有的像极薄的吉野纸粘在上边。我想饭和汤既然都已做好，就满可以给我吃嘛。在这种时候，客气是毫无意义的，即使不能如愿以偿，反正也没有什么亏可吃，不如我干脆催一下我的早饭，尽管我在这个家里是只白吃闲饭的猫儿，饥饿毕竟还是一样的。想到这里，我便“喵喵”地向阿三叫了几声，又似撒娇，又似诉怨诉苦，可阿三根本不予理睬。她生来就是犟脾气，不懂人情，这点我是早已领教过的，不过，这就要看我的本领了，必须号叫得好，以便唤起她的同情。于是我又改变了喵喵的叫声为“噢噢”的叫声，连我自己都相信，这种悲泣声带有凄惨之音，足以唤起天涯游子的断肠之思呢。然而阿三却全然不顾。也许这女人是个聋子。聋子是干不了厨娘差事的，很可能她只对猫的叫声是聋的。据说世上有所谓色盲的人，本人自以为具有正常的视力，可医生却说是个残废。这个阿三大概是声盲吧。声盲当然也属于残废。别看她残废，却十分蛮横，在深夜里，不管我怎样要撒尿，请她给我开门，她从来没有给我开过。偶尔她放我出去，却又再也不肯放我进来。即便是夏天，那夜里的露水也是于身体有害的，更何况深秋之严霜。我在屋檐下整夜伫立，等待日出，其茹苦含辛，真是常人无法想象的。前些日子，我被她关在门外，遭到野犬的袭击，几乎九死一生，多亏后来我爬到堆物的房顶上，在那里整整颤抖了一夜。这些都是起因于阿三不讲情面所造成的恶果。对于她这样的人，不管你怎样哀恳她，也决不会有反应的。不过，这就和平常所说的“挨了饿才想到祈神”、“人贫则志短”、“一见人家姑娘就想写情书”一样，遇上这种情况，还是要向她求一求的。我在第三次“噢噢”叫唤的时候，为了唤起她的注意，特地发出了复杂的叫声。我自信这美妙的声音不劣于贝多芬的交响曲，但对于阿三似乎仍然不起任何作用。阿三突然屈下膝来，揭开室内藏东西的地窖上的那块地板，从中取出一条四寸长硬木炭，在炭炉的角上一敲，敲成了三截，周围都被炭末弄得黑乎乎一片，好像还有炭末飞进了菜汤里，阿三可不是个在乎这种事的女人，而是立刻将磕成三节的炭从锅底塞进炭炉里。看来，她是不会领略我的交响乐了。当我出于无奈悄然想要回到起居间，从洗澡间旁通过的时候，家里的三个小女孩正在洗脸，搞得可热闹啦。

虽说是洗脸，上边两个较大的，是刚上幼儿园的女孩，第三个很小，小到跟在姐姐们的屁股后边都走不好路，当然她们不可能一本正经地洗脸，更不会正正经经地使用化妆品了。那个最小的，从洋铁桶里捞出一块抹布，在脸上来回地擦。用抹布擦脸，肯定不会很舒服，不过，这小东西每次地震都要嚷嚷“有缺（趣）哇，有缺（趣）哇”，所以干这种事也就不足为怪了。从某种意义说，说不定这小家伙比八木独仙君还要超然物外哩。那个最大的女孩毕竟不愧是最大的，以姐姐自居，看到这种情况，便丢下漱口杯，说道：“小东西，那是抹布呀。”说着便去夺抹布。小东西也是个十足的自信家，不想听姐姐的话，嘴里说着：“不，嘟嘟。”便又把抹布夺回。这个“嘟嘟”究竟是什么意思，语源又是什么，没有一个人能弄明白，只是这个小东西发怒的时候经常使用而已。抹布现在在姐姐和小东西两人的手里扯来扯去，中间饱含着的水，便啪嗒啪嗒的全滴落到小东西的脚上，滴到脚上还不算，连膝头上都弄湿了。小东西身上穿的是件“元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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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元禄”究竟是指什么，经过我仔细打听，才知道凡是染有中形花样的衣料，都叫“元禄”，也不知是谁教给这位姐姐的，她说：“小东西，别扯啦，把元禄都弄湿了。”这位姐姐还很会说些新鲜词儿，其实，这位博识的姐姐就在最后还把“元禄”和“双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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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混了哩。

提到“元禄”，我顺便说上几句。这个孩子是经常把话说错的。有时说出错误的词儿来，令人哭笑不得。火灾的时候说什么“满天飞‘蘑菇’”，有时把去御茶水女子学校上学说成“到御茶‘酱’女子学校上学去了”，有时把惠比寿和“厨房”搞到一块儿。有一次，她还说过：“我可不是‘藁店’里的孩子呀”，经过仔细一问，才知道她是把“里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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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藁店”弄混了。主人每当听到她弄错词儿时，总要发笑。大概他自己到学校去教英语时，会向学生们一本正经地讲出比这个还要滑稽得多的错误的吧。

小东西——本人不将自己叫做小东西，总是管自己叫“小不点儿”——看见“元禄”湿了，说了句“元鲁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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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哭了起来。元禄又湿又凉，如何得了，厨娘阿三赶快从厨房跑过来，拿掉小东西手中的抹布，给她擦拭衣服。在这场乱子中，比较安静的是第二个女儿俊妞，她转过身去，把架上滚落下来的、装香粉的瓶子打开，正给她自己大加打扮呢。首先，她用伸进瓶里的手指，狠狠地往自己的鼻子上一抹，便立刻出现了一条竖白道道儿，使鼻子的位置，显得格外分明起来。然后又回过手把蘸有白粉的手指在两颊上捺来捺去，这样一来，立刻在两颊上出现了白乎乎的两大块。她把自己打扮得差不多的时候，正赶上阿三进来给小东西擦衣服，阿三顺便把俊妞脸上的白粉也擦去了。俊妞似乎还有些不高兴的样子。

我在一旁看了这番光景后，又来到寝室，悄悄地去看主人起来没有。一看，不见主人的脑袋，只见从被子的下边伸出了一只又大又厚的脚丫子。大概他是想露出头来就会招来唤他起床的麻烦，所以才这样钻到被子里去的吧。活像个缩头乌龟！这时主人的妻子打扫完书斋又扛着笤帚和掸子回来，仍然像刚才一样，在隔扇的入口处呼唤道：

“怎么还不起来呀？”

她站在那儿好半天，瞧着主人把头缩得看不见了。可还是不见回答，她在门口往前迈了两步，用笤帚咚咚地敲着铺席，说道：“该起来了啊。”她再一次恭候着主人的回答。这时，主人早已醒了，因为是醒着，为防止妻子的袭击，才预先把头和身子一起龟缩在被子里，抱着只要不伸出头来就可能把他饶过去的一缕可笑的希望躺在那里，不料妻子还是不肯饶过他。而且妻子第一次来唤他时的声音是从门口传过来的，至少还相隔六尺远，所以他觉得可以放心，不料这次敲笤帚把儿的声音却近到只有三尺的距离，使他不免一惊。这还罢了，“你该起来了吧”这第二次的声音无论从距离上说，还是从音量上说，他在被子里都感觉到比上次要加倍的增大。他知道再这样不行了，只得“嗯”地答应了一声。

“不是说九点钟以前去吗？不快起来就来不及啦。”主人的妻子的声音。

“你不说我也要起来了。”主人从被子里嗡嗡的回答，倒是天下一大奇观。主人的妻子知道决不能上主人这个当，稍一放心，他就又会睡着，于是又催他说：“喂！起来吧。”本来已经答应起来，还要催促“起来！起来！”这当然会叫人生气。像主人这种任性的人，就会更生气啦。于是主人一下子掀开了被子，两只眼睛睁得圆圆的。

“你直嚷什么？我既然说起来，就准起来嘛。”主人说。

“你嘴说起来，不是还没有起来吗？”主人的妻子说。

“谁？我什么时候说过假话？”主人说。

“哪一次还不是这样？”主人的妻子也不示弱地说。

“胡说！”主人说。

“还不知道谁胡说呢！”说着主人的妻子把笤帚咚的竖在主人的枕头旁边，很有一点威风凛凛的样子。就在这时，房后人力车夫家的八妞哇地大哭了起来。只要主人一发怒，八妞就准哭，这是车夫的老婆迫使八妞干的。每当我家主人发怒的时候，车夫的老婆就把八妞弄哭，也许金田家会为此给她一些小钱做奖赏吧，可八妞怎能吃得消呢。她有这样一个妈真是活该倒霉，从早到晚都得哭个没完。假如主人多少觉察出此中的奥妙，稍微控制一下他的发怒，那么八妞的寿命肯定会活得长一些哩。虽然说这是金田君让车夫的老婆干的，但干这种蠢事，可以认为比天道公平还要天道公平吧。假如只在主人发怒时，她那边让孩子哭叫，这孩子还可喘口气，但是金田君雇了附近的一些流氓，每次来喊“今户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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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老狸精”的时候，八妞也必须配合哭叫起来。有时在还未弄清主人是否发怒之前，就猜测一定会发怒，于是先发制人，八妞首先就得哭起来。这样一来，主人是八妞呢，还是八妞是主人呢，简直都分不清啦。要想捉弄主人并不费事，只要狠狠地责骂八妞两句，就等于给了主人一记耳光。据说古时候西方在对犯人处刑的时候，如果该犯逃亡国外捕捉不着，就用一个假人代替真人来处以火刑。看来，他们当中也是有通晓西方故事的军师传授给他们这个奸计。不管是落云馆中学的学生，还是八妞的娘，对于缺少办法的主人来说，肯定都是难于应付的对手。此外，主人应付不了的人还多得很，也许整个这一带的人他都应付不了。不过，这与当前没有什么关系，所以，以后我再一点一点地介绍给您听吧。

听到八妞哭喊声的主人，从大清早就大发脾气，他从被褥上猛地一下子坐起来。这样一来，什么精神休养啦，八木独仙啦，早就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他在坐起来的同时，用两只手咯吱咯吱地在头上到处乱挠，几乎要把头皮都挠下来。已经积攒了一个多月的头屑，这时毫不客气地飞向脖梗子和睡衣领上。那光景可真壮观哩。我又看了看主人的胡子是否变了样，不看还好，一看吓一跳，原来胡子已经横七竖八乱得不成样子。可能胡子也觉得主人分明在生气，如果满不在乎地竖在那里，未免有点对不起主人吧，所以胡子也一根一根发起火来，以猛烈的势头各自找个方向向前闯去。这可是个很值得一看的景象。昨天是因为面对着镜子，所以这些胡子学着德皇陛下的样子，老老实实地排列在那里，但经过这一宿觉，什么训练啦、梳理啦，早已不管用，于是立刻还原到本来的面目，恢复了各自的出发点。这就和主人一晚上搞起来的精神修养，到了第二天早已拂拭罄尽、立刻全面暴露出他那生来的牛性子完全是一样的。主人长有这样一撮不老实的胡子，而且性情这么粗暴，竟然直到今天未被免职，居然还当着教师。我想到这里，才了解到日本之大，正因为大，所以金田君啦、金田君的走狗啦，才作为人在社会上行得通的吧。当他们作为人行得通的当儿，主人似乎也确信自己不可能被免职。这类事儿如有必要，不妨往巢鸭精神病医院寄张明信片去，向天道公平君打听打听，就会明白这个道理的。

这时，主人把我昨天向您描述过的、他那双混沌不清的太古式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狠狠地盯着对面的壁橱。那壁橱高有六尺，分上下两层，每层都装有两个拉门。下层的壁橱和被子底边紧挨着，只要主人一坐起来睁眼一看，他的视线就会自然而然对准这里。主人再仔细一看，那拉门上画有花纹的纸已经破了好些地方，露出了裱纸边的各式各样的衬纸，活像肚皮破后露出内脏一般。这些“内脏”，有的是印刷物，有的是手写的，有的反贴着，有的倒贴着。主人看了这些“内脏”，立刻想看看到底上边写着什么。主人方才还在发火，恨不得抓住车夫家的老婆，把她的鼻子捺到松树上去蹭，现在他又突然想看起这些旧纸头来。这一变化似乎是不可思议，其实这种事对这位阳性的易怒者说来是屡见不鲜，何足为怪。这和你给一个正在哭闹的孩子一块蛋糕，他便会立刻破涕为笑是一样的。主人过去借住在某家寺庙里的时候，隔着一层纸隔扇，邻室里住着五六个尼姑。说来尼姑这种人，在坏心眼儿的女人当中是心眼儿最坏的，这些尼姑大概看透了主人的性格，据说她们一边敲着自炊用的锅，一边拿着腔调唱道：“刚才哭的乌鸦，嘿，现在笑了。”主人说，他讨厌尼姑便是从那时开始的。尼姑可厌也罢，反之，完全是因为触到了他喜怒无常的痛处。主人哭呀，笑呀，悲呀，喜呀，都比一般人加倍地强烈。可是从另一面说，不管哪种感情，从来都没有能够长时间地坚持下去。往好里说，他不执着于一端，心情很快就会转变。但是，如果把他这种特点翻译成白话，说得通俗点，那么他不过是个肤浅的家门口英雄式的娇惯坏的孩子。既然是个娇惯坏的孩子，那么他摆出要打架的架势，“咚”的一下子坐起来之后，突然又换了心思，开始读起壁橱拉门上的“内脏”来，也就是极自然的了。首先他看到的是在那里倒立着的伊藤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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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上边的日期，印的是明治十一年九月廿八日。他后来担任了“韩国总监”，也是从这个时期起，他就紧跟在政府的政策屁股后面了。主人很想知道这位老兄在这段时期是干什么的。经过主人把不易看清的地方勉强进行辨认后，原来是正在当大藏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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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不得这么神气。不管怎样，就是把他倒贴个个儿，也还是大藏卿嘛。主人又看了一下左边，这回大藏卿横贴在那里，在睡午觉。这很合情理，总让他倒立着，是不可能持久的嘛。在那下边，是木版印刷的很大的字，只认出“汝等”两个字。本想知道下边印的是什么，可是没有露出来。下一行只看出两个字：“快快”。他也很想知道这行接下去的是什么，但就这两个字，无从着手。假如主人是警察厅的密探，那么即使是别人家的东西，他也要把它硬撕下来。密探这种人，都没受过高等教育，为了获得事实，什么都干得出来。这种人是不好对付的啊。但愿他们能多少客气一些。如果他们不客气，最好的办法就是决不让他们掌握事实。据说，他们甚至用罗织虚构的罪名来陷害良民。良民们拿出税金雇用来的人反而加罪于雇主，这种行为也满可以说是疯子的行为。主人又把目光一转，读了读当中的地方。在正当中，“大分县”几个字也翻了筋斗。连伊藤博文都倒立着，大分县翻个筋斗也是理所当然的喽。主人读到这里，攥紧拳头，把它伸着，朝着顶棚高高举起，这是打呵欠的先兆。

主人的这个呵欠声又恍如鲸鱼的远吠，颇为不同凡响。打呵欠告一段落之后，主人慢条斯理地穿好衣服，然后到洗澡间洗脸去了。主人的妻子等得好不耐烦，立刻叠好被褥，又开始了打扫。打扫照旧是老一套，而主人洗脸的方式也十年如一日，仍是老一套。正像前边我讲过的那样，照例是他那套嘎嘎、咯咯的刷牙漱口。然后，分好了头，肩上搭一条毛巾，起驾来到餐厅，超然地坐在长火盆的旁边。我一提到长火盆，诸位准会想象那火盆是用带鱼鳞木纹的橡木制成的，或是四脚落地式的用全铜包镶的，一个刚洗完青丝的俏丽少妇支着一条腿儿坐在火盆旁边，在火盆的紫檀沿儿上，砰砰地磕着长管烟袋的光景吧。我们这位苦沙弥先生的长火盆可够不上那种风流的玩意儿。它到底是用什么材料做的，外行人很难判断，反正是件非常古雅的东西。考究的长火盆一般是必须把它擦拭得精光锃亮才显示出它的身份。但主人这件怪里怪气的玩意儿，是橡木做的还是樱木做的，或者是桐木做的呢，不仅身份不明，而且几乎从来未用抹布揩拭过，因此看去，给人一种黑黢黢的感觉。说到这种东西是从哪儿买的，它根本就不是买来的。那么是别人送他的吗？也不会有人肯送他火盆吧。既然这样，那么追问他是偷来的吗？回答又是含含糊糊。原来以前他亲戚中有个老人，那老人死后一段时期，他曾给那家看守过空房子，以后他自己结婚安了家，从那所房子搬出来的时候，便糊里糊涂将他在那里当做自己东西使用过的火盆也带来了。这种做法未免有点恶劣。不过仔细想来，恶劣是恶劣，但这种事儿世上是经常有的。比如银行家这种人，每天总在摆弄别人的钱，摆弄来摆弄去，别人的钱就会变成和自己的钱一样。当官的本来是人民的公仆，这和为了让人替自己办事，委任给一定权限的代理人并没有什么两样。可是，在利用被委托的权力和一天一天处理事务当中就会产生错觉：这是自己拥有的权力，人民对此根本无权过问。既然这种人在社会上很多，当然就不应该将长火盆事件看作是主人具有的小偷习性。如果我家主人带有小偷的习性，那么天下的人也都带有小偷的习性了。

主人在长火盆旁边占好位置，面对饭桌一坐，饭桌的其他三面已经由刚才用抹布洗过脸的“小不点儿”、到御茶酱学校去的俊子和把手指伸进香粉瓶里的澄子一起占据着，大家一起吃早饭。主人先是将三位女公子公平地看了一遍。俊子的脸活像南蛮铁刀的护手，有着长椭圆形的轮廓。二女儿澄子，因为是妹妹，虽然多少有些像姐姐，但满可以联想用琉球漆漆成的大红盘子。至于“小不点儿”，则更是独放异彩，是个长脸。不过，如果是上下长形，那么世上是不乏其例的，而这个小家伙是朝着横方向拉长的。虽说世上的流行瞬息万变，但总不至于流行这种朝横向拉长的脸型吧。主人对自己的这几个孩子也细细地想过：“她们好歹也得逐渐长大。”岂止是逐渐地长，其生长之速，就像禅寺里的幼笋转眼就变成嫩竹一样，愈来愈大。主人每次都有“又长大了”的感慨，同时又总觉得好像有人从自己身后紧追上来的感觉故而深为不安。别看主人是个不着边际的人，但总还知道这三位小姐毕竟是女的。既然如此，那么迟早总得把她们嫁出去。这点常识他还是有的。正因为他懂得这点，所以他也清楚地知道自己缺乏把他们嫁出去的本事。这样，虽然是自己的孩子，他也感到是个很大的负担。既然都感到负担了，那么当初不生这些孩子该多好啊。然而这就是人嘛，如果给人下个定义则很简单，只要说专门干出一些自己不需要的事儿来给自己找烦恼的就是人，这就足够啦。

孩子们毕竟是了不起的。她们连做梦也想不到她们的爸爸会这样不知如何处置她们好，一个个都高高兴兴地吃着早饭。不过，难对付的是那个“小不点儿”，这“小不点儿”今年三岁，主人的妻子想了个妙招，特地给她准备了一套适合于三岁小孩用的小筷子和小饭碗。但“小不点儿”却不服气，她一定要抢夺姐姐们的筷子和饭碗，硬要使用她用起来不方便的碗筷。观察一下社会的情况，那些无能无才的小人，硬要出人头地，总想登上不相称的官职，这种心性，完全是从这个“小不点儿”时期起就开始萌芽的。其由来既如此久而且深，决不是教育啦、熏陶啦所能改正过来的，所以还是别做这种虚妄的指望为妙。

“小不点儿”从紧挨着她的姐姐那里俘获过来一只老大的饭碗和一双大筷子，霸为自己的专有物，还不断发威风。她硬要使用不好的东西，所以就不得不耍威风。她先把筷子两根并在一起拿在手里，狠命地捅到饭碗的碗底。饭碗里盛有八成的米饭，在饭上浇满了酱汤。筷子的力一旦传到碗底，方才还能勉强保持平衡的饭碗，受到了这突然的袭击，立刻倾斜了三十度。同时酱汤也就毫不客气地淌了出来，滴滴答答地洒满了她的前胸。“小不点儿”当然不会为这点小事儿就退却，她是暴君嘛。这次，她把捅到碗底的筷子用力向上一拨拉，同时把她的小嘴凑到碗沿上，把拨拉上来的饭粒尽可能送进嘴里。那些送不进去的饭粒和黄色的酱汤互相呼应，都弹到她的鼻头、脸颊和下颏上来。至于那些没能弹到这些地方的饭粒都落在铺席上，当然这不在她的考虑之内，这种吃饭的方法实在是霸道得很。在下谨此愿意忠告金田君以及天下的权势家们，如果各位在对待别人时也和“小不点儿”使用碗筷的方式一样，那么能飞进各位口中的饭粒是非常之少的，它不会以必然之势进到各位的口中，而是先彷徨一阵子，最后才进到各位口中去的。我殷切希望你们能重新考虑一番，这和你们这些老于世故的手腕家是很不相称的。

姐姐俊子自己的饭碗和筷子都被“小不点儿”给掠夺了，从刚才起只好耐着性子，使用妹妹那份最小的碗筷，但因为这东西太小，尽管她已经认为盛得满碗，但狠狠地往嘴里一送，也不过三口两口就吃光了。因此不得不频繁地把手伸向那盛饭的桶，她已经吃完了第四碗，现在是第五碗，俊子揭开饭桶的盖儿，拿起大饭勺，看了一会儿，似乎拿不定主意是再吃上一碗呢还是不吃。然后似乎下了最后的决心，看准那没有焦的地方，铲了一饭勺的饭，这一动作倒还容易，唯独当她把饭勺翻转过来，把米饭抹进碗里的时候，那饭碗装不下的米饭就大块大块地掉落在铺席上。俊子对此一点儿也未吃惊，她非常仔细地把掉在外边的米饭拣起来。我想她拣起来做什么呢？原来又都送回到饭桶里去了。这未免有点肮脏吧。

“小不点儿”正在胡折腾，当她将筷子向上一拨拉的时候，正好是俊子盛完饭的时候，俊子真不愧是个做姐姐的，她不能看到妹妹的脸上开了杂货铺不管，于是说道：“哎哟！小不点儿，可不得了啦，你脸上全是饭粒啦。”说着，她马上开始清理起妹妹的脸蛋儿。首先她把借住在妹妹鼻头上的饭粒请下来，您说她是把请下来的饭粒扔掉了吗？不是的，而是立刻放进了自己的嘴里，这真使我大吃一惊。下一步她开始清除妹妹的脸蛋儿，饭粒在那上面成了堆，从数目上说，两边合起来足有二十粒。姐姐仔细地一粒一粒取下来吃掉，终于把妹妹脸上的饭粒全都吃光了。这个时候，方才还规规矩矩嚼着咸菜的澄子，突然从刚盛上来的酱汤中捞出了几块小白薯，一下子送进了嘴里。我想诸位大概都知道，再也没有比从汤里捞出的热白薯更烫嘴的了。即便是大人，如果稍不注意，也会烫得大喊大叫。更何况像澄子那样对白薯毫无经验，当然更加狼狈了。澄子“哇”地叫了声，便把嘴里的白薯吐在饭桌上。这两三块白薯不知道是怎么一下子就滚到“小不点儿”的前边来，正好停在“小不点儿”可以伸手拿得到的地方。“小不点儿”很早就喜欢吃白薯了，当她最喜欢的白薯突然出现在眼前时，她立刻丢下筷子，用手抓起来，全塞到嘴里吃个精光。

从方才起一直看着这一场面的主人，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一心一意地吃他自己的饭。他现在已经喝完了自己的汤，正在使着牙签呢。看来主人对于孩子的教育，采取的是绝对放任的态度。大概将来这三个女儿，即使是成了什么褐式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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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式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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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齐都找了情人携手私奔，他这个做父亲的，也还会满不在乎，照旧吃他的饭，喝他的汤吧。真可以说得上是无所作为的了。但是，当我领教了一番现今社会上的那些有所作为，无非是有的扯谎骗人，有的为了坑人先下手为强，有的以虚张声势来恫吓人，有的搞阴谋诡计陷害他人，除此之外就什么作为也没有了。就连中学里的一些青少年们，也都和这些社会上的人亦步亦趋，误认为不这样就吃不开，自鸣得意地干着本来应该感到羞愧的事，还以未来的绅士自居呢。这些人的有所作为决不能说不是真的，只不过是一种流氓的本领罢了。在下是只日本猫儿，所以多少也有些爱国心。每当我看到这些“有所作为”的家伙真想揍他们一顿。因为多一个这样的人，国家也就会随之衰败一分。学校培养这样的学生是学校的耻辱。国家由这样人民构成是国家的耻辱。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明明是耻辱，而社会上却充斥着这种东西。看来，生活在日本的人连我这猫儿的气概也没有，真叫人泄气。我的主人比起这种流氓式的有所作为的人来，应该说是个上等得多的人了。缺少气魄，无能，不玩手腕，不耍小聪明，正是他之所以是上等的证明啊。

主人吃完了这顿无所作为的、但也是平安无事的早饭，随即穿好西服，坐上车子，终于到日本堤分局去了。主人在离开家门的时候问车夫：“你认识日本堤这个地方吗？”车夫只是嘿嘿地笑。主人还特地叮咛了车夫一句：“就是那个靠近吉原妓馆街的日本堤呀。”真够滑稽的。

主人难得从大门口正式坐上车子出门。这以后，主人的妻子照例吃完她的早饭，立刻催促孩子们说：“快些上学去，要迟到啦。”孩子们却不慌不忙，毫无要走的意思。她们说：“呦！今天是放假呀。”主人的妻子叱责似的说：“怎么会放假？快走吧。”最大的姐姐根本不理会，说道：“可是，可是昨天老师说是放假的呀。”主人的妻子这才觉得多少有点奇怪，从壁橱里拿出一本日历一查，果然印着红字，注明是节日。大概主人不晓得今天是节假日，所以特地给学校送去了请假条，而主人的妻子也是糊里糊涂就把信投入信箱里。不过，说到迷亭，他是真不晓得今天是节假日还是明知而故意不说呢，这就无法确定了。主人的妻子对于这一发现有些吃惊，只好向孩子们说：“既然不用上学，就老老实实在家玩吧。”说罢，她和往常一样，拿出针线盒，开始做起针线活来。

这以后的半小时家中平安，并未发生什么值得在这里记述的事。然后就来了一位奇怪的客人，是个十七八岁的女学生。她穿着一双鞋跟都歪了的皮鞋，拖拉着一条紫色的裙裤，头发蓬蓬松松，弄得像算盘珠一般。她招呼也不打就从后门走进来了。这是主人的侄女，一个年轻姑娘，并且有个很漂亮的名字叫雪江。听说是女校的学生，有时星期天来串串门，经常和叔父争论一通才回去。当然名字虽叫得好听，她的模样儿可没有名字那么漂亮，只要到街上走个一二百米准可以碰上与她相差无几的女子。

她大步地走进起居室，嘴里说了声：“婶母您好！”便一屁股坐在了针线盒旁。

“唔呀，这么早……”主人的妻子说。

“今天是过节，我想一清早就来看您，八点半就从家里出来，赶着来啦。”雪江姑娘说。

“是吗？有什么事儿吗？”主人的妻子说。

“也没事儿，只不过好久没来看您啦，所以来待一会儿。”

“不要待一会儿，多在这儿玩玩吧。你叔叔马上就回来。”主人的妻子说。

“叔叔到哪儿去啦？他难得出去啊。”雪江姑娘说。

“嗯，今天他去的是个很妙的地方哩。去警察局啦，很奇怪吧？”主人的妻子说。

“啊？为什么？”雪江姑娘说。

“据说捉住今年春天的那个小偷了。”主人的妻子说。

“让他去对质？真够倒霉。”雪江姑娘说。

“不，是去领回东西呀。昨天警察来通知偷的东西找到了，让他去取呢。”主人的妻子说。

“哦，原来是这样。要不是这件事，叔叔是不会出门的，是吧？平时这时候他还在睡觉呢。”雪江姑娘说。

“你叔叔是有名的喜欢睡懒觉的嘛。要是去叫醒他，他总要发脾气的。今天早上他让我在七点前叫他，我当然就叫他啦。可是他把头钻在被子里就是不回答。我担心他晚了，又去叫他。他倒好，只在被子里嗡嗡地回答！真让人拿他没办法啊。”主人的妻子似乎还把方才的事放在心上。

“怎么会这么爱睡觉呢？肯定是神经衰弱吧？”雪江姑娘说。

“你说什么？”主人的妻子似乎没有听懂“神经衰弱”这个词儿。

“真是个爱动怒的人。像他那样，真难为他教得了书呢。”雪江答非所问地说。

“你哪知道？听说在学校里他可老实啦。”主人的妻子说。

“那样就更不像话啦，简直成了个‘家门口的英雄’啦。”雪江姑娘说。

“怎么见得？”主人的妻子说。

“不管怎么说，他就是家门口英雄，您想想，不就是家门口英雄嘛。”雪江姑娘说。

“还不只是发脾气呢，人家说东，他一定要说西，人家说西，他又说东，反正从来不会照别人说的办。真……真顽固极啦。”主人的妻子说。

“这就是牛性子吧。叔叔是以这个为乐的，所以想要求他做点什么，只要反说，就能办成。最近我让他给我买这把阳伞，我就故意说不要、不要，他说怎么会不要呢？马上给我买了一把啊。”雪江姑娘说。

“嚯，嚯，你真行！我以后也这么办。”

“您就那样做一下，不这样，白吃亏。”雪江姑娘说。

“最近保险公司的人来劝他投保。向他讲了种种道理，说有这样的利益，那样的利益，足足向他讲了一个小时，可他就是不加入。我们这个家，没有存款，又有这三个孩子，哪怕他能投点保险呢，我心里也会有点底。可这种事，你叔叔是丝毫不替我考虑的呢。”主人的妻子说。

“是啊，万一有个什么事儿，叫人不放心啊。”姑娘老气横秋地说，不像是十七八岁的姑娘。

“听你叔叔和那个人寿保险的人谈话，可有趣啦。你叔叔就是坚持他的立场，他说：‘对，我并不是不承认保险的必要性。因为有必要，保险公司才得以存在的嘛。但是我既然死不了，所以才认为没有必要投保嘛。’”主人的妻子说。

“叔叔是这样说的？”

“可不是！于是那个公司的人说：‘如果死不了，当然不需要保险公司，不过，人的寿命这种东西，看来很结实，其实又很脆弱，不知什么时候，危险就会临头。’可你叔叔说：‘没问题，我已经下定决心，决不死。’你看，他说得多么不讲理呀。”

“下定决心，要死的时候还是会死的哟。我还决心要考及格呢，结果还是不及格啊。”

“保险公司的人也是这么说的呀。他说：‘寿命可不是自己能决定的。如果只要下决心就能长寿的话，那么谁也不会死啦。’”

“保险公司方面说的，是最合乎道理的呀。”

“是最合乎道理的吧？可你叔叔就是不懂这个道理。他说什么：‘不，我绝对不死，发誓不死’，硬是充好汉哩。”

“真怪啊！”雪江姑娘说。

“是怪！怪到极点啦。他还满不在乎地说：‘有投保险的钱，还不如把钱存到银行里要强得多呢！’”

“叔叔有存款？”雪江姑娘问道。

“哪里有存款！他丝毫不考虑他死了以后的事儿呢。”

“真叫人担心呀。叔叔为什么会那样呢？常来这里走动的人，谁也不像我叔叔那样的吧。”

“哪有像他的！也就是他这么独一份呀。”

“最好托一托铃木先生那样的人，请他向叔叔提提意见。像铃木先生那样稳重的人，什么都处理得很好嘛。”

“你哪里知道，铃木先生在我们家里不受欢迎哩。”

“真是什么都颠倒着的呢。那么托那位不是也行吗？对啦，就是那个很沉稳的……”

“你是说八木先生？”

“是啊。”

“你叔叔对八木先生也有点受不了。昨天迷亭先生来，说了八木先生的许多坏话，也许不像你想的那样，你叔叔未必会听他的呢。”

“可是八木先生不是蛮好吗？那样沉稳持重，最近还在我们学校讲演了呢。”

“是八木先生？”

“是啊。”

“八木先生是雪江姑娘学校里的老师？”

“不是，他不是老师，开淑德妇人会的时候，请他来讲演了一次。”

“有意思吗？”

“怎么说呢，并不怎么有趣。不过，那位先生，长着那样的大长脸，而且留着像天神爷爷那样的长胡子，大家都很佩服地听他的讲演呢。”

“他的讲演，都说了些什么？”主人的妻子正在询问，就在这时三个孩子听到了雪江在起居室的说话声，便从廊子里一起闯了进来。她们方才大概是在竹篱笆外面做游戏吧。

“嗳呀，雪江姐来啦。”两个年龄大的姐姐高兴地大声说。主人的妻子将针线活停下，放到角落去，一边说：“你们都不要那么吵嚷，都稳稳当当地坐下来，你们的雪江姐姐正在讲有趣的事儿呢。”

“雪江姐在讲什么呀？我最喜欢听故事啦。”说这话的是俊子。“还是讲‘喀嚓喀嚓山’

[12]

的故事？”这样问的是澄子。“小不点儿也要讲故事。”最小的女孩说着，从两个姐姐中间挤上前来。不过，她的话并不是说要听别人讲故事，而是我也要讲故事给你们听的意思。一个姐姐说了：“嗳呀，小不点儿又讲故事啦。”主人的妻子哄她说：“好孩子，你的故事回头讲，等雪江姐讲完了再讲。”可“小不点儿”根本不听这一套，她生气地大声叫道：“不行！嘟嘟！”雪江倒是很谦让地说：“好，好，由小不点儿先讲，你讲什么呀？”

“我说呀，小家驼（伙），小家驼（伙）上哪儿去。”

“真有趣！往下讲呀。”

“哦（我）上田里卡（割）稻去。”

“真不错！小不点儿什么都懂！”

“你勒（来）啦可碍事。”

“嗳呀，不是‘勒啦’，是‘来啦’。”俊子纠正说。“小不点儿”照例大喊了一声“嘟嘟”，立刻把姐姐给喝退了。但是中间经过姐姐这么一插嘴，她下边的话就全忘了，再也说不上来。“小不点儿，就这些？”雪江姑娘问。

“小不点儿！下边你可不能学放屁呀，噗嗤、噗嗤，那可不好呀。”

“呵呵，多难听呀，是谁教你的？”

“阿三。”

“阿三真不像话，教孩子这种事儿！”主人的妻子苦笑着说。“这回就该听雪江大姐讲啦。小不点儿也得老老实实听。”这样一来，这位一贯不听话的暴君似乎也同意一段时间不再吭声了。

“八木先生的演说是这样的，”雪江姑娘终于开口了。“过去，据说在一个十字路口的正当中，有一尊石头地藏菩萨那是非常热闹的地方，什么车啦，马啦都要从那里经过，所以非常碍事。后来嘛，听说左近的人一起商量怎样才能把这个石头地藏菩萨挪到边上去。”

“那是真事吗？”主人的妻子问。

“谁知道是真是假呢，八木先生可没说呀。这样大家商量了好久，一个在那条街道上有蛮力气的人出来说话了：‘这有什么，我一定把它解决掉。’说着就独自到十字路口去，打起赤膊，汗流浃背地挪动起那尊地藏菩萨来了。可是，怎么也挪不动。”

“真是个石头地藏菩萨哩。”主人的妻子说。

“是啊，这样，那个人累得要死，回家就躺倒了。街道上的人又商量起来了。这回，一个在街道上有名的机灵的家伙出来说：‘交给我吧，肯定能做到。’于是他在点心盒里装满了牡丹饼，走到地藏菩萨面前说：‘请过来’，据说他一边说一边拿牡丹饼在地藏菩萨前晃来晃去，他想地藏菩萨也会嘴馋，可以用牡丹饼把它引诱过来。据说结果还是一动不动。那个耍聪明的人知道这一手不中用，这次装了一葫芦的酒，一只手拎着酒葫芦，一只手拿着一只酒盅，又来到地藏菩萨面前说：‘来吧，难道你不想喝吗？想喝就过来吧。’这样他用酒逗弄了地藏菩萨三个小时，地藏菩萨仍然不动。”

“雪江大姐，地藏肚子不饿吗？”俊子问道。澄子则说了句：“我可想吃牡丹饼呢。”

“这个聪明人两次都没有成功，于是他进一步造了好多假钞票，‘来啊，你准喜欢钞票吧，喜欢就到这儿取’，说着把钞票反复拿出来又收起，用来引诱。据说还是毫无用处。你们看，地藏菩萨多顽固啊。”

“是啊，真有点像你叔叔哩。”主人的妻子叹口气说。

“嗯，嗯，简直就和叔叔一模一样呀。据说那个聪明人最后对地藏菩萨不再抱任何希望，只好停下来了。这样，在他的后边，又来了个爱吹牛的人，说：‘我一定能收拾它，你们放心好啦，’据说他就这样好像非常容易做到似的做出了保证。”

“那个爱说大话的人怎样啦？”

“那可有意思啦，他先是穿了一身警服，戴上假胡子，走到地藏菩萨面前说道：‘喂！喂！你不动，可对你没有好处！知道吗，警察可不能不管哟！’据说他就这样反复对地藏菩萨进行了威吓。在当前的社会，你就是伪装成警察的口吻，谁怕你呀。”

“真是这样呢。那么地藏菩萨挪了地方啦？”主人的妻子说。

“才不会动弹呢，和叔叔一样的嘛。”雪江姑娘说。

“不过，你叔叔可是很怕警察哩。”主人的妻子说。

“哎哟，是真的？像叔叔那样的人怕警察？要是那样，也就用不着那么怕叔叔啦。不过，据说地藏菩萨还是一动不动，满不在乎嘛。这样爱吹牛的人气得不得了，把警服也脱了，假胡子也扔到废纸篓里去了。这回穿起一套大富翁的服装走了出来。据说就像现在社会的岩崎男爵

[13]

那般长相。多滑稽呀。”

“你说像岩崎那种长相，是什么长相啊？”姐姐问。

“就是说脸盘很大呗。这样，据说他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说，就在地藏菩萨周围抽着一支大雪茄烟走来走去。”

“那是为什么呢？”姐姐又问。

“用烟来熏地藏菩萨呀。”

“简直活像听相声里的笑话，用烟熏成功啦？”这回是主人的妻子问道。

“没用呀。对手是石头地藏菩萨嘛。本来这种骗术搞搞也就行啦，可是说是后来他又装成殿下来吓唬地藏菩萨，多混啊。”

“嗳？那时也有殿下？”主人的妻子问。

“大概有吧，八木先生是这么说的呀。的确他是说化妆成殿下呢。他说虽然有些冒犯，可还是化妆成殿下了——首先一个吹牛皮的人居然敢这样，岂不就是不恭敬吗？”

“殿下，是哪位殿下呀？”主人的妻子又问。

“是哪位殿下我也不知道。不管是哪位殿下，反正是不恭敬的啊。”

“那倒也是。”主人的妻子同意说。

“装成殿下也还是不灵，据说那个吹牛皮大王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服输地说：‘我的本领就这些啦，我实在对付不了那个地藏菩萨啦。’”

“真是活该啊。”

“是啊，按理说该判他刑才好哪。不过，街道的人还是不死心，又聚在一起商量，已经再也没有人肯出头了，大家都没了主意。”

“故事是不是到这儿就完啦？”

“还有哪。最后雇了一大批车夫和流氓，在地藏菩萨周围吵吵闹闹地走来走去，目的是为了恶心地藏菩萨，让他在那里呆不下去，于是专门分成昼夜两班去吵嚷。”

“真不嫌费事啊。”主人的妻子感叹地说。

“据说，地藏菩萨还是不予理睬，也真够得上顽固的了。”雪江姑娘接着说。

“那么以后呢？”俊子热心地问道。

“以后嘛，因为每天吵嚷也不见效，大家都感到厌倦了。不过，车夫和流氓因为每天都能领到一笔津贴，当然照旧高高兴兴地去折腾呗。”

“雪江大姐，什么是津贴？”

“津贴嘛，就是钱啊。”

“他们得了钱干什么？”

“得了钱嘛，呵呵，澄子小妹妹真讨厌！婶婶，就这样他们每天每晚都闹个没完。当时，街道里有个叫傻竹的傻瓜，他什么也不懂，谁也不搭理他。就是这个傻瓜看到这番闹腾，便说道：‘你们闹腾什么呀？不是说什么用多少年的功夫也弄不动地藏菩萨？真可怜！’据说他就是这样说的。”

“别看是一个傻瓜，还真了不起啊。”

“真是个很了不起的傻瓜呢。大家听了傻竹的说法，就说试试总没坏处嘛。虽说他肯定也会失败的，不过，不妨让他做一下试试嘛。于是，就托了傻竹。傻竹二话没说就答应下来。他说大家安静下来，不要搞那种妨碍事儿的胡折腾，然后把那些车夫和流氓们都打发走，他一个人就飘然地来到地藏菩萨面前。”

“雪江大姐，你说的飘然，是傻竹的朋友吗？”俊子在这关键的时候忽然发出一个奇问。主人的妻子和雪江一起哄地笑了起来。

“不是朋友呀。”

“那是什么？”

“我说的飘然嘛是……我也说不好。”

“你说的飘然，就是说不好？”

“不是，飘然是这么回事……”

“唔。”俊子等待雪江的下文。

“对啦，你认识多多良三平先生吧？”

“认识，送给咱们山药的。”

“就是指像多多良三平那样的人呀。”

“多多良先生就是飘然？”

“唔，可以说是这样吧。于是，那个傻竹来到地藏菩萨面前，抄着手说：‘地藏菩萨，街道里的男人都希望你挪动一下，请你动一动吧。’地藏菩萨立刻说：‘原来是这么回事呀，那何不早说！’说罢便不当回事儿似的动起身来。”

“多古怪的地藏菩萨哪。”主人的妻子感叹地说。

“这个故事讲完了才是真正的讲演呢。”

“怎么，还有？”

“是呀。然后八木先生就说：‘今天乃是妇女们的盛会，我之所以特意讲了上述这个故事，这是因为我有某种想法。我想我这样说，也许很不礼貌，所谓妇女，往往有种毛病，那就是明明想做某件事情，却往往不从正面开始走近路，而是采取从远处兜圈子的方法。当然这种毛病并不限于妇女，即使是明治时代的男子，由于受到文明的坏影响，也变得有些女性化了。所以，他们也有很多人白白浪费了很多不必要的手段和劳力，并且错误地认为这才是正途，这才是绅士应采取的方针。这些都是为文明开化这一恶果所束缚的畸形儿，没有必要再加以议论。只是对于妇女来说，希望各位尽可能记住方才讲的这个古代故事，真正到了关键的时候，希望各位都能用傻竹那样的诚实态度来处理事情。如果各位都能做傻竹的话，那么夫妇之间，婆媳之间发生的令人厌恶的摩擦，肯定会减少三分之一。一个人越是耍鬼点子，这种鬼点子反而会害了自己，成为不幸的根源。因此，许多妇女平均起来要比男子不幸得多，这就是由于喜欢耍鬼点子，遇事不够坦诚的缘故。请各位都来做傻竹吧。这就是八木先生的演说。”

“嚯，那么说，雪江姑娘也想当傻竹吗？”

“我才不呢。傻竹，我可不愿意当傻竹。金田府上的富子小姐听了后，大为恼火地说：‘真瞧不起人。’”

“你说的富子小姐，就是住在对面胡同里的那个吗？”

“是啊，就是那个时髦的小姐呀。”雪江姑娘说。

“她也在你们的学校念书？”主人的妻子问道。

“不是的，因为是妇女会，所以她来旁听的，打扮得时髦极啦，简直让人吓一跳。”

“不过，人不是长得很漂亮吗？”

“也不过一般嘛，并不像她自傲的那样呀。像她那样化妆，一般的人看起来都会很好看的啊。”

“要是那样，雪江姑娘只要像那位小姐那样化妆，一定会比金田小姐加倍的漂亮哩。”主人的妻子说。

“噢，看您说的，我可不知道。不过，她也实在是太爱打扮了。即便是有钱，也未免……”

“爱打扮，再加上有钱，总是好的嘛。”主人的妻子说。

“那倒也是。我看她要是能当一当傻竹就好了，太自高自大啦。最近她还到处吹嘘有个什么新体诗人，写了一本诗集献给了她呢。”雪江姑娘说。

“大概就是东风先生吧。”主人的妻子立即接口说。

“哎哟，原来是他？真太好事儿啦。”

“不过，东风先生可是很认真呢。他甚至认为他那样做是极自然的哩。”主人的妻子说。

“就是因为有这种人，所以才坏事。对啦，还有件有趣的事儿呢，听说最近不知道是谁，给她寄去了一封情书呢。”

“哎呀，多讨厌呀。是谁？搞那种事儿？”主人的妻子说。

“据说不知道是谁。”雪江姑娘说。

“没写名字？”主人的妻子说。

“说是有正式署名，不过是个从来没听说过的名字。而且那封信可长啦，是一封足有六尺长的信呢。还说，信里写了许多古怪的话。什么我爱你，和宗教家崇拜神完全一样，什么为了你，我甘愿做你的祭坛上的羔羊，能够被屠宰是我无上的光荣。还说什么心脏是三角形的，在三角形的中心插着丘比特的一支箭，如果用吹筒，准能射中……”

“真是一本正经说的？”主人的妻子有些半信半疑。

“说是一本正经地写出来的呢。而且在我的朋友当中，就有三个人看过这封信呢。”雪江姑娘说。

“她这个人也真够呛！把那种玩意儿给大家看。她打算嫁给寒月先生呢，那种事儿向社会上宣扬出去，可就不好办啦。”主人的妻子说。

“她才不觉得有什么不好办呢，她得意极啦。下次寒月先生来叔叔这里，您最好把这事儿告诉他，寒月先生大概是一点儿也不知道的吧。”雪江姑娘说。

“怎么说呢，寒月先生只知道去学校磨他的球。这种事儿，他大概是不知道吧？”主人的妻子说。

“寒月先生果真想娶金田小姐吗？真太可怜啦。”雪江小姐说。

“为什么？她家有钱，到了必要的时候会做后盾的，这不就很好吗？”主人的妻子说。

“婶婶您动不动就提钱、钱，多不高尚呀。爱情不是比钱重要得多吗？没有爱情建立不了夫妻关系啊。”雪江姑娘说。

“是吗，那么说，雪江姑娘你，将来准备嫁到哪儿去？”主人的妻子说。

“那种事儿怎么知道，现在还不着边儿哪。”雪江这位大姑娘正和婶母就结婚的事，起劲地争论着呢。刚才虽然听不懂，但却一直听着的俊子，这时突然开口说了句：“我也想出嫁哪。”对于俊子的这个令人意外的希望，连充满了青春活力、理应受人同情的雪江小姐，这时也不免有些傻眼了。倒是主人的妻子表现出不在乎的样子，笑着问道：“你想往哪出嫁呀？”

“我呀，说真的，我本想嫁到招魂社

[14]

去呢，不过，我可讨厌从水道桥上过，我正不知怎样才好呢。”大女儿俊子回答说。

主人的妻子也好，雪江也好，听到了这个奇妙的回答，因为过于出乎意料，实在想不出再问她什么，只能咯咯地大笑起来。就在这时，第二个女儿澄子与她姐姐商量起这件事儿来了：

“姐，你喜欢招魂社？我也很喜欢呢。咱俩一起嫁到那里去好吗？你说呢？你不愿意？不愿意就不愿意吧，我一个人坐上人力车，一下子就去成啦。”二女儿澄子说。

“我也去。”终于连“小不点儿”都要嫁到招魂社去了。假如真是这样三个人肩并肩地都能嫁到招魂社去，我家主人可就甩掉包袱啦。

就在这时，车轮声在门前停住，于是立刻传来了阿三的响亮声音：“您回来啦！”看来，是我家主人从日本堤警察分局回来了。厨娘阿三接过车夫交给的一个大包袱，而主人则从容不迫地进到起居室来。他一边向雪江打招呼说：“嚯，你来啦”，一边把手中拎着的一个像酒壶似的东西，“咚”地扔在那个有名的长火盆旁边。说它像酒壶似的东西，因为它并不就是真正的酒壶。可是它也并不像花瓶。只能说它是一个样子很古怪的瓷器，不得已暂时这样尊称它一下。

“真古怪的酒壶呀。这种东西是从警察局那里领来的？”雪江姑娘一边把倒在铺席上的这个古怪玩意儿扶了起来，一边问她的叔父。这位叔父瞧了瞧雪江，得意地说：“怎么样？形状很好看吧？”

“好看？就这个？并不怎么好看呀。干什么拿回个油壶来呀？”雪江姑娘说。

“哪里是油壶！你只会说这种不懂美术趣味的话，真没办法。”主人冷淡地说。

“那么，是什么呀？”雪江姑娘追问道。

“花瓶嘛。”主人回答道。

“要是花瓶，口太小，肚子又太粗啦。”

“正是这点，才有意思。你也是个不懂得高雅趣味的人，简直和你婶母一模一样，真是糟透啦。”说着，他拿起那个“油壶”，朝着纸门的亮处欣赏起来了。

“反正我是不懂风雅趣味的，所以才做不到从警察局拿回这样的东西来！你说是吧，婶婶？”雪江姑娘不服气地说。婶母哪里顾得了这些，她打开包袱，像红了眼似的在检查被盗的东西，她说道：“哎哟，小偷也进步了呢，所有的衣服他都拆开浆洗了哩。喂，你来看啊。”主人的妻子向主人说。

主人不理睬妻子，继续向雪江姑娘讲他的油壶的来历：“我怎么会从警察局拿个油壶来。这是我在那儿等得无聊，出去在那一带散了一会儿步的当儿发掘出来的，你当然不会懂得，这可是珍品啊。”

“珍品得太出格啦，叔叔你到底去哪儿散步啦？”

“去哪儿？去日本堤一带呗。吉原妓院街我也进去看了一下，真是个非常热闹的地方。你看过那个铁制的大门吗？大概没有见过吧？”

“谁会去看那种地方？我可不会与吉原这种贱妇呆的地方有任何因缘呀。叔叔你是个做教师的，真难为你敢到那种地方去呢，真让我吃惊！婶婶，我说婶婶！”

“唔唔，是啊。我觉得数目不太够呀，这可是全部发还的东西吗？”主人的妻子说。

“没发还的只有那箱山药呗，原本要我九点到，可一直让我等到十一点，真是岂有此理。所以我说日本的警察要不得！”

“叔叔，你说日本警察要不得，可到吉原去散步就更要不得啦。这事儿要让人家知道了会免职的呀，你说对吗？婶婶！”雪江姑娘一味要把主人的妻子拉进来。

“唔唔，会的。我说她爸呀，我的带子短了半片。我觉得不够嘛。”

“顶多不过是半片带子，算了吧。我可倒好，足足等了三个小时，宝贵的半天时间算是白浪费啦。”主人换上了和服，无动于衷地靠着火盆，一味地欣赏那个油壶。主人的妻子看来也不存奢望了，把发还的衣物，全都装回壁橱里去了。

“婶婶，说这个油壶是珍品哩。您看有多脏呀。”雪江还在寻求主人妻子的同意。

“这是从吉原买来的？啧啧。”主人的妻子惊奇地说。

“有什么值得啧啧的！你根本就不懂嘛。”主人说。

“不过，像这种小壶，也用不着去吉原买，到处有的是呀。”主人的妻子说。

“可就是没有！这可不是轻易能找得到的。”

“叔叔真是个石头地藏菩萨呢。”雪江姑娘说。

“你一个女孩子家却偏说这种狂妄的话。最近这些女学生们嘴巴子越来越坏，这怎么行。你最好读一下《女大学生》。”

“叔叔，您不是讨厌保险吗？保险和女学生，您最讨厌哪个？”雪江故意惹恼主人说。

“我不讨厌保险，那是有用的。考虑将来，谁都会加入保险的。女学生嘛，只不过是无用的长物。”主人说。

“无用长物也没关系，可您并没有加入保险呀。”雪江姑娘说。

“我打算下月就加入。”主人说。

“真的？”雪江姑娘说。

“当然真的。”主人又回答了一句。

“我看您还是算了吧，还不如用交纳的保险费买点什么倒好。是吧？婶婶！”叔母只是嘻嘻地笑着。主人认真起来，说道：

“像你这样总以为能活上一百岁二百岁，当然可以随便乱说，等你眼光再放远一些看，自然就会感到保险的必要了。我下个月是一定要加入的。”

“是这样？那就没办法了。不过，像不久以前，您有钱给我买洋伞，也许真不如加入保险呢。人家说不要，不要，可您偏要给我买。”

“你真是用不着吗？”主人问。

“嗯，洋伞什么的，我才不想要呢。”雪江姑娘说。

“既然不想要，还回来好啦，正好俊子想要一把，就给她吧。今天带来了吗？”

“哎哟，那，您可太过分了。想想看，岂不是太不像话了吗？特地给我买的，又让我还回来。”

“因为你说用不着，才让你还回来，没什么不像话。”

“用不着是用不着，不过，太过分了嘛。”

“你这丫头净说浑话，明明你说用不着，所以我才叫你还回来，有哪点过分啊。”主人说。

“可是……”

“可是，可是又怎么的了？”主人说。

“可是，就是过分嘛。”雪江姑娘说。

“真浑，总重复同样的话。”主人说。

“您不也是重复同样的话吗？”

“因为你总在重复同样的话，我有什么办法。不是你方才还一再说用不着吗？”

“不错，我是说了，用不着固然是用不着，可我就是不愿意还。”

“真叫人吃惊，不讲道理，又顽固，真拿你没办法。难道你们学校不教逻辑学吗？”

“没关系，反正我没受教育，你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吧。别人的东西，说什么还回来，就是外人也不会说这种违背人情的话，您还是学学傻竹吧。”

“你让我学什么？”

“我是说让您诚实点、淡泊点。”

“别看你是个浑人，倒特别顽固哪。所以你在学校才降级的啊。”

“我就是降级也不要叔叔给出学费呀。”

雪江姑娘说到这里，似乎控制不住感情，一掬之泪潸然滴落在她的紫裙裤上。主人呆呆的，就好像在研究这泪是从怎样的一种心理产生出来的一般，一直在注视着雪江那向下低着的面孔。就在这时，厨娘阿三从厨房走来，在门槛外边把她那双红赤赤的手整齐地平放着，说道：“有客人要见您。”主人问道：“是谁来了？”阿三斜过眼去偷瞧了一下雪江那充满泪痕的脸，回答主人道：“是学校里的学生。”主人向客厅走去。我为了取材，同时也为了从事对人的研究，尾随在主人后边，悄悄地转到廊子这边来。

为了进行对人的研究，假如不选择发生某种波澜的时机，那是不会取得成果的。在平时，平庸的人不管到何时也还是平庸的，所以我所能见到和听到的，无非是一些平庸的人和平庸的事，毫无活力可言。但是，一旦遇到非常情况，这种平庸性，就会受一种灵妙的神秘作用推动，很快就会涌现出许多新奇的、古怪的、美妙的、特异的事物来，简单说吧，对于大益于开拓我们猫儿眼界的许多事件，到处都会出现。雪江姑娘的眼泪，正是这种现象之一。具有如此不可思议、不可捉摸的心理的雪江姑娘，在和主人妻子闲谈的时候，并不使人觉得有什么特异之处，但自从主人回来将油壶扔在铺席上以后，她立刻就像一条死龙用气筒打入空气一样，突然发挥出一种美妙的天生丽质来。而这种丽质是天下妇女所共有的，只不过它不会轻易就显现出来罢了。不，其实在二十四小时中随时都会显现出来，只是不像这样灼然可见、毫不掩饰地表现出来罢了。幸亏有主人这种喜欢摩挲我们猫儿皮毛的、特别执拗的怪人，才使我得以拜见这出好戏。我只要紧跟在主人身后，不论走到哪里，这舞台上的演员就会身不由己地活动起来。我承蒙这位主人收养，使我在这短暂的猫儿的一生当中，体验到这么许多事情，实在感谢。那么这次来的客人又是谁呢？

我一看，大概是个十八九岁、年龄和雪江姑娘相仿的学生。他的大脑袋头发剪得特别短，短得头皮都似乎露了出来，蒜头鼻子占据在面孔当中。他在客厅的角落里肃静地坐着，虽然他缺少值得一提的特征，但他的头盖骨却显得非常大。他的头发剪得那么短，头还显得如此之大，如果像主人那样也留个长长的分头，那就更加惹人注目啦。按主人的一贯说法，具有这样一个大脑袋的人，学业肯定是不会好的。这也许是事实，不过乍看起来活像个仪表堂堂的拿破仑，他穿的是一般学生经常穿的服装，虽然分不清是萨摩条纹布，还是久留米条纹布或是伊予条纹布，总之是件用条纹布做成的、袖子很短的夹袍，里边好像既没有穿衬衫也没有穿套衣。尽管人们都说光身穿夹袍和光着脚是一种风流潇洒的打扮，不过这个年轻人却给人一种松松垮垮的感觉。尤其是铺席上印有三处和上次小偷进来时一模一样的大拇脚趾印迹，这完全应归咎于他那双赤脚。他规规矩矩地坐在了第四处赤脚印的上边，采取的是很拘谨的坐姿。说起来，那种应该向对方表示敬意的人，采取端坐姿势并不显得别扭，但是像这样一个身穿短腚袄，剃着和尚头的闹将，居然也装模作样地坐在那里，就显得非常不协调了。他本来是个在路上遇着老师都以不敬礼为荣的那种人，如果让他和正常人一样坐上三十分钟对他肯定也是活受罪。但他现在却装得好像谦谦君子或盛德长者一般，尽管受罪得很，但在旁人看来仍然十分滑稽可笑。一想到他是那种平常在教室里或操场上闹翻天的人，居然会有如此约束自己的能力，就觉得他既可怜又可笑。这样面对面地相视而坐，即使平时是愚呆的主人，这时也会对学生多少产生点压力。主人大概也很为此得意吧。常言说：“积尘则成山”，微不足道的一些学生一旦成群结伙，就会成为不可侮的团体，也许会搞出排斥运动或罢课来的。但是这种现象正像胆小鬼喝了酒以后就会胆子大起来一样的。因此，可以认为那种仗恃人多势众，胡乱闹腾，正是人的精神陷入迷乱的结果，从而失掉了清醒头脑的缘故。否则的话，像现在这位与其说是惶恐不安倒不如说是悄然无声地退缩在隔扇前边的穿条纹布的青年人，不管老师是怎样的老朽，既然名为老师，他就不能看不起老师，也不能耍弄老师。

主人把坐垫向来客一推，说了声“请你铺上”，但是这位光头老兄拘谨地答了声“嗯”，仍然不动。洋纱坐垫就摆在前面，坐垫当然不会说“请你坐上来吧”，而那位光头老兄的大脑袋却悄然不动，真是有趣极啦。坐垫嘛，当然是为了让人坐才由主人的妻子从劝业场买回来的，可不是为了供人看的。坐垫没有人坐上去，坐垫的名誉分明受到了毁损，当然劝客人坐上去的主人的面子也会有几分受损的吧。宁可毁损主人的颜面，也要和坐垫怒目相视的这位光头君，决不是讨厌坐垫本身。老实说，他正式坐到坐垫上去的这种事儿，除了为他祖父举办丧事的时间以外，还从来没有过呢。所以，跪坐得发麻的两腿已经在诉苦。尽管如此，他还是不肯坐上去。坐垫闲在那里，他还是不坐上去，主人明明说过“请你铺上”，他还是坚持不坐，真是个给人找麻烦的光头家伙！既然这样客气，那么成群结伙的时候、在上课时更客气一些岂不是更好，在公寓里住着的时候更客气一些岂不更好！应该谦逊的时候不谦逊，反而闹得翻天覆地，真是个品质恶劣的光头家伙！

可就在这时，身后的隔扇嗖的推开，雪江姑娘恭恭敬敬地向客人敬茶了。要是平时，这位光头君一定要说“拿savage t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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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以嘲弄主人，但如今同主人对坐就已经很难受了，又遇上这么一个妙龄女郎用她在学校里新学来的小笠原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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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出一种特别的手势将茶杯端给他，使得这位光头老兄更加如芒刺在背，坐立不安。雪江姑娘送完了茶，把隔扇又重新关上退回到隔壁以后，便一味嘻嘻地笑个不停。这样看来，同样年龄的青年女人要比这位光头君大方得多，真是了不起啊。尤其这是雪江姑娘刚才还因不痛快而流过一滴红泪之后，她这么嘻嘻一笑就更惹人注目了。

雪江姑娘退出去以后，主客双方都好半天默默无言地忍了老大一会儿，主人大概是想起由自己先开口是做教师的本分，于是问道：

“你的名字叫什么来着？”

“古井。”

“古井？古井什么？说一下你的名字。”

“古井武右卫门。”

“古井武右卫门，唔，果然是个好长的名字啊。这不像是当今常用的名字，是个古时候的名字哩。是四年级学生吧？”

“不是。”

“那么是三年级学生？”

“不是，是二年级的。”

“在甲班吗？”

“是乙班。”

“如果是乙班，那我就是你们的班主任啦。”主人深有所感地说，其实，这个大头从入学那天起就引起了主人的注意，所以是决不会忘记的。还不止这样，主人甚至还时常在梦中梦见这个大头呢。但是凡事漫不经心的主人却未能将这个大头和这个老式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也未能将他和二年级乙班联系起来。因此，他听到这个在梦中都为之赞叹不已的大头是自己做班主任的那个班里的学生，不由得恍然大悟地想：“原来是这样！”但是，他却推测不出这个有着老式姓名的、而且又是在自己管理下的大脑袋学生，为了何事在这般时候前来。本来主人在校的声望是不怎么好的，所以学校里的学生，无论是过年还是过节，几乎没有人登门过。只有这位古井武右卫门君，他可以算得上是第一位登门造访的稀客了。但由于摸不清他来访的真意，似乎使主人大加为难。他绝不会是到自己这样古板的老师家里来闲玩的。同时如果是为劝老师辞职而来，那么他的态度肯定会摆出多多少少昂然的架势。同时也不可能是来商量他个人事情的。主人无论怎样想，还是弄不清他的来意。看看武右卫门的样子，似乎本人也弄不清为什么要来这里。迫不得已主人只好从正面问他：

“你是来闲玩的吗？”

“不是的。”

“那么说是有事啦？”

“嗯，嗯。”

“是关于学校的事吗？”

“是的，我想和您谈谈……”

“唔。是什么事？那你就说吧。”

主人这么一说，武右卫门君只是低着头，一言不发。原来这位武右卫门君，作为初中二年级学生，是比较能言善辩的，虽然他的智力并未按照他的大脑袋的比例发展，但说起话来滔滔不绝这一点，却是乙班里的佼佼者。就在前些日子，提出请给我们解释哥伦布是什么意思，使主人回答不出的正是这位武右卫门君。就是这位数一数二的老兄，从一来就像个患口吃的深闺小姐，张口结舌，这里边肯定有文章，决不能看成只是出于客气。主人也有点感到奇怪了。于是问道：

“你要说什么，早点说不好吗？”

“我不太说得出口……”

“说不出口？”主人说着，想观察一下武右卫门君的面部表情。对方仍然低垂着头，主人无法判断到底是什么事。主人不得已改换了口气，很稳当地说：“没关系嘛，说什么都没有关系嘛。又没有外人听见，我也不会告诉别人的。”

武右卫门君还在拿不定主意。又说了句：“说了也没有关系吗？”

“不会有关系的吧。”主人主观判断地说。

“那么，我就说啦。”他猛地抬起了他那光头，好像眼睛不敢正视似的看了主人一眼。主人鼓起腮喷了一口香烟，把头稍许扭向了一边。

“是这么回事……这事儿糟透啦。”

“什么事？”

“什么事？这事非常不好收场，所以我才来的。”

“所以嘛，我才问你什么事儿搞糟了呀。”

“我本来并不想搞，可是滨田一味地说借用一下，这才……”

“滨田，就是滨田平助吗？”

“是的。”

“是借给滨田房费了吗？”

“不，我没借给他那个。”

“那么，你借给了什么呢？”

“把我的名字借出去了。”

“滨田借你的名字干什么了呢？”

“送去了一封情书。”

“送去了什么？”

“所以我说不要借用我的名字，由我做送信的。”

“不是一点也没有说清楚吗？到底是谁，干了什么？”

“送去了一封情书。”

“送去了情书，给谁？”

“所以我不好说。”

“那么说，是你给某一个女的送去了情书，对吗？”

“不，不是我。”

“是由滨田送去的吗？”

“也不是滨田。”

“那么是谁送去的？”

“不知道是谁。”

“丝毫也没有说清楚嘛。那么说，是谁也没有送啦？”

“只是署名是我的名字。”

“只说署名是你的名字，到底是怎么回事，不是还没有说明白吗？最好再说得有条理些。究竟接受那封情书的是谁？”

“一个叫金田的在对面胡同里住的女人。”

“就是那个叫金田的实业家吗？”

“唔。”

“那么，借用你的名字又是怎么回事？”

“那家的女儿专赶时髦，又高傲自大，所以才给她送情书的。滨田说不署名不好，我说那就写上你的名字吧。滨田说他的名字没意思，古井武右卫门这个名字好，这样终于借用了我的名字。”

“那么，你认识那个姑娘？曾经有过交往吗？”

“哪有过交往呀。连模样我都没有见过。”

“太胡闹啦。向模样儿都没有见过的人写情书！那么，你做出这种事来，到底是怎样想的啊？”

“只是大家都说那家伙太傲慢啦，所以就捉弄了她。”

“这更是胡来嘛。那么说是公然写上了你的名字送去的啦？”

“是的，信的内容是由滨田写的，我答应了借用我的名字，远藤在夜里到她家，把信扔进去的。”

“那么说，是你们三个人合伙干的？”

“嗯。不过事后一想，如果败露了，受到退学处分，那可了不得，我害怕极了，两三天都没有睡好觉，简直头都晕啦。”

“这又是搞了个极大的胡闹嘛。就这样，你真的署上了文明中学二年级学生古井武右卫门了吗？”

“不，并没有写上学校的名字。”

“幸亏没写上学校的名字。要是把学校的名字也写上，那就糟透啦。那可就要关系到文明中学的声誉呀。”

“您说会退学吗？”

“难说呀。”

“老师，我家老爷子是个火爆性子，加上又是个继母，如果受到退学的处分我就糟啦。会真的让我退学吗？”

“所以我说不要随便胡来嘛。”

“我本不想干，也不知怎么就干上啦。能不能不退学呀？”武右卫门终于发出了要哭的声音，不断在恳求。在隔扇那边，从刚才起主人的妻子和雪江姑娘就一直在嘻嘻地笑着。主人则始终重复着他那句“难说啊”的话。真是有意思极了。

我说它有意思，也许有人要问：“什么事使你觉得那么有意思？”提出这样的疑问是很有道理的。不论是人还是动物，都能够了解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事。只要人能了解自己，那么就可以受到猫儿的尊敬。到了那时，我就会立刻停下笔来，如果再写这类笑话就会感到过意不去了。但是，正像人无法知道自己的鼻子有多么高一样，人对自己到底是何物很难确准，所以才会对一贯看不起的猫儿发出这种质问。人，看来很骄傲自大，其实又非常愚蠢。一方面自吹是万物之灵，到处以此自诩，一方面又连这点子事儿都不能了解。而且还不以为然，几乎使你发笑。人把“万物之灵”这块招牌扛在后背上，叫嚷着：“请告诉我，我的鼻子在哪儿？我的鼻子在哪儿？”既然这样，那么总该辞掉这个万物之灵的尊位了吧？而实际是，对不起，他们就是死了也决不愿放弃。既然人公开地对这个矛盾根本不予理睬，那么就反而变得招人可爱了。可爱倒是可爱，但同时也就必须自甘于蠢物的地位了。

当此之际，我之所以对武右卫门君、主人、主人的妻子以及雪江姑娘感到很有意思，并不只是因为外部事件发生冲突，这种冲突所产生的震波传达到了奇妙的地方。而是因为这种冲突的反响在人们的心中，唤起了各种不同的心态。先说主人吧，他对这一事件的态度是冷漠的。对于武右卫门君的老爷子如何严厉，继母如何对待武右卫门，他都无动于衷，根本打动不了他。武右卫门受到退学处分和自己被免职，这两件事性质是完全不同的。如果学校中近千名的学生都退学了，做老师的也许会因此而打碎饭碗，失掉衣食的来源。但是，武右卫门君个人的命运不管如何改变，和主人的朝夕两餐几乎毫无关系。由于关系一般，同情自然也随之淡薄。为一个与我毫不相干的人又皱眉，又擤鼻涕，大加叹息，这决不是自然的倾向。人不是那样富于同情和善于体贴的动物。但是作为生在世上的一种赋税，有时为了交往而不得不流流泪，做一些同情的表示，仅此而已。而且这种表情也只是一种所谓糊弄人的表演，老实讲，这也是个非常使人劳累的艺术。这种善于糊弄人的人，被称为艺术良心特别强烈的人，很受社会的重视。因此再也没有比受人重视的人更靠不住的了。只要你实地观察一下，就立刻可以了解到这个事实。在这点上，我家主人是属于笨拙一类的人物。由于他笨拙，所以不被人重视，由于不被重视，所以他可以将内心的冷漠毫不隐瞒地发表出来。这从他对武右卫门君不断重复的“难说啊”这句话里不难看出。各位千万不要以主人的冷漠为理由来讨厌像主人这样的善人。冷漠是人的本性，不愿意故意隐藏这种本性的人，是真正的诚实汉。如果诸位在这种情况下希望人能超出冷漠，那才不能不说是把人估计得过高了呢。连诚实都已绝迹的当前社会，提出更高的希望，那只有从马琴

[17]

的小说中跑出志乃、小文吾这样的人物来，让《八犬传》中的侠客们整个搬到前邻后舍来才有可能。否则的话，那只能是不现实的要求。关于主人就讲这么多，下边再讲讲在起居间里那两个女性吧。这两个人已从主人的那种冷漠态度向前跨了一大步，进入滑稽的世界，她们一味地感到可笑。这两位妇女，将武右卫门君大伤脑筋的情书事件，当做佛陀降下福音一般，是个难得的消息。而且还毫无理由地一味感到高兴。如果勉强去解剖她们的心理，那就是对武右卫门君陷入困境而感到得意。诸位，你们可以去问问那些妇女们：“当别人陷入困境时，你们会因为感到有趣而发笑吗？”她们将会把提问的人说成是糊涂虫，即使不说成是糊涂虫吧，也会说提出这样的问题是故意侮辱淑女们的品性。认为侮辱了她们这也许是事实，不过，看到别人陷入困境而发笑，这也是事实。既然是这样，这不就等于说：“现在我自己要做出侮蔑自己品性的事给你们瞧了，但是，就是不准你们说三道四。”她们的行为和这种说法又有什么两样呢？这和下边的主张也是一样的：我做小偷，不过不准你们说我不道德。如果你们说我不道德，那就是向我脸上抹泥，就是侮辱我。女人总是很机灵的。她们的想法也是合乎条理的：既然生而为人，遭受践踏、殴打，而没有人理睬你时，就必须有个满不在乎的心理准备。不但如此，还必须具备这样一种想法：即使被别人吐了一身唾沫，被别人泼了一身臭屎，被人大声嘲笑一番也得甘心承受才行。假如没有这样的心理准备，没有这种想法，那就不可能和那些被称为机灵的女子交往。武右卫门这位老兄，虽然由于做了一点过分的事，搞出了很大问题，因而惶恐万分，但他也许觉得在背后笑话他惶恐的表现是不礼貌的，这是由于他还年轻幼稚的缘故，对方会说他一遇别人不礼貌就生气，说明他气量狭小，如果不愿意别人这样说，那就最好老实一些。最后，请允许我介绍一下武右卫门君的心理活动。这位老兄是处于担心的绝顶。他的那个巨大头脑，正像拿破仑的巨大头脑中被功名心充塞得满满的一样，他的头脑出于担心而几乎要炸裂。他的蒜头鼻子之所以不时扑哧扑哧地掀动着，就是担心的情绪传给了颜面神经，像反射作用一样，它在进行无意识的活动。他就像咽下一个大铅丸，在腹中滞积着一个无可奈何的大硬块，最近两三天，一直不知怎样处理才好。他由于苦闷之极，又没有人替他想出好办法，于是想到假如到班主任老师那里去，也许会得到帮助。这样，他来到自己平素讨厌的老师家里，低头进行恳求。他将他平时在学校里捉弄班主任、唆使其他同学给主人出难题之类的事忘得干干净净。他似乎相信，不管怎样捉弄过主人，怎样给主人出过难题，既然主人的名义是班主任，肯定会替他想办法。真是够单纯的啦。班主任并不是主人主动愿意去当的职务，而是根据校长的命令，不得已承担的。可以说是类似于迷亭的伯父的大礼帽那样的东西，只是名称好听罢了。当然只是个名称，是不管用的。如果名称在关键时刻能管用，那么雪江姑娘相亲时只靠她的名字，亲事早就成功啦。武右卫门君不但自己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而且还主张别人都得给他帮忙。他是从假定出发把人估计过高。他大概决没有想到会受别人嘲笑的吧。武右卫门这次来到班主任家，肯定会发现一个关于人的真理。他由于懂得这个真理，将来会成为真正的人。他会对别人的担心抱以冷漠，别人陷入困境时，他也将会大笑狂笑。这样一来，天下到处是武右卫门君这样的人，到处是金田君以及金田的尊夫人一类的人了。为了武右卫门君，我真希望他一刻也别犹豫，赶快自觉，做一个这样的真正的人啊。否则的话，即使如何担心，如何后悔，改恶从善之心如何迫切，也决不能取得金田君那样的成功的。不，甚至社会在不远的将来会把他放逐到人类居住地以外的地方去呢，哪里还顾得上文明中学的退学问题。

我正在这样思考着，觉得这真有意思。就在这时，房门口的格子门被推开了，门后露出半边脸来。

“老师。”有人叫道。

主人正在对武右卫门重复他的“难说呀”这句话呢，突然房门方向有人叫了一声“老师”，他便向那方向看了看是谁，从内室门斜露出来的半边脸，正是寒月君本人。主人只说了句：“喂，进来吧。”仍然坐着不动。

“有客吗？”寒月仍然伸进半边脸问道。

“没关系，快来吧。”主人答道。

“我来是为了请先生去散步的呢。”寒月君说。

“去哪儿？又是赤坂？我可不去那边啦。上一次让你领着一个劲地走，两条腿都走直啦。”主人说。

“今天没问题，好久没有出去，还是走一走吧。”寒月君说。

“到底去哪儿？喂，那样吧，你还是上来说。”主人说。

“我想到上野去听听老虎的吼声。”寒月仍然露着半边脸说。

“那有什么意思？喂，你还是上来一次。”主人一再请他上来。

寒月君可能认为这样是不会商量出结果来的，于是他脱掉鞋磨磨蹭蹭地上来了。他穿着经常穿的那条灰色的裤子，臀部打着补丁。据本人辩解，这不是由于时间穿得太久，也不是因为臀部的重量磨破的，是因为最近他开始练骑自行车，局部过分摩擦的缘故。他进屋后，做梦也不会想到坐在屋中央的小青年，就是给被人看成是他的未婚妻的那位女士送去情书的对敌，他轻轻招呼了一声“嚯”，便在靠近廊子的地方坐了下来。

主人说：“听老虎吼，那有什么意思呀。”

“您说得对，现在这个时间可不行。现在就出去，先在各处散散步，到了夜里十一点钟前后，才去上野。”寒月说。

“嘿？”主人不太理解寒月的这个提议。

“那时，公园里的古树就会变得阴森可怖，是吧？”寒月说。

“可能是吧，是会比白天凄凉一些的。”主人说。

“这样，我们就专拣树木茂密的、人迹少的地方去溜达，于是不知不觉就不再感到是住在红尘万丈的都市里，就会变成一种仿佛钻进了深山之中的感觉啦。”寒月说。

“变成了那种感觉又怎么样？”主人说。

“在这种感觉当中，暂时伫立一小会儿，动物园里的老虎就会突然发出吼声。”寒月说。

“老虎能那样随你的心愿吼叫吗？”主人问。

“保准能叫。那种吼叫声，连白天在大学的理学院中都能听到，更何况深夜阒然，四顾无人，鬼气相逼，魑魅刺鼻之际，那就更……”寒月说。

“你说的那个魑魅刺鼻是什么意思？”主人说。

“难道不是这样的吗？在恐惧的时候。”寒月说。

“是这样吗？我好像还没有听人说过。接着讲下去！”主人说。

“于是老虎就会以震落上野老杉的气势大吼起来。多么凄厉壮绝呀。”寒月说。

“那倒是凄壮的哩。”主人说。

“怎么样，去冒一次险吧。我想这一定很愉快。我觉得老虎的吼叫如果不是在夜里听到，那么就很难说是听过老虎叫的。”寒月说。

“这很难说。”主人正像对待武右卫门君的哀恳十分冷淡一样，对待寒月君的冒险也同样冷淡。

在这个当儿一直在羡慕地听着寒月君讲老虎的武右卫门君，似乎在听到主人的“这很难说”，又想到了自己的事儿，于是又问主人道：“老师，我担心得不得了，您看我该怎么办呀？”寒月君脸上现出惊讶的表情，看着这个大脑袋。我由于有种想法，暂时离开这里，转身来到了起居间。

在起居间里，主人的妻子一边忍不住地笑着，一边正往京都产的廉价瓷茶杯里酌了一满碗的粗茶，放在铝制的茶托上。

“雪江姑娘，劳你驾，把这茶替我送去。”

“我？不去！”雪江姑娘说。

“为什么？”主人的妻子似乎有些吃惊地说，脸上的笑容一下子停了下来。

“不为什么。”雪江姑娘很快就装出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把目光牢牢地落在身旁的《读卖新闻》上。主人的妻子再一次和她商量：

“哟，你这不是奇怪吗？是拿给寒月先生的呀，有什么关系呢。”

“可是我就是不愿意送去啊。”说着，她的眼睛还是不离开《读卖新闻》。在这种时候，其实她是一个字也没有读进去，不过，假如你真的戳穿说，其实她是一个字也没有读，恐怕她又会哭起来的。

“这有什么害臊的？”这回，主人的妻子笑着特地将茶杯放在《读卖新闻》上。雪江姑娘说了声：“哎哟，您真坏！”便想将报纸从茶杯下抽出去，就在一抽的当儿，报纸和茶托挂连上了，番茶从报纸上流向了铺席的接缝里。主人的妻子说：“你看！你看！”“哎哟，可不得了啦！”雪江姑娘说着就忙向厨房跑去，大概是去取抹布吧，我看了这一幕喜剧，真是开心哩。

寒月对隔壁发生的事一点也不知道，在客厅里还在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

“先生，您重糊了障子，是谁糊的？”

“女人们糊的，糊得蛮好吧？”主人回答。

“嗯，手很巧啊。是常来这里的那位年轻小姐糊的吧？”

“唔，她也帮忙了呗。她还自吹自擂地说，能把障子糊成这样，该有出嫁的资格了。”

“嘿！说得不错。”说着，寒月君目不转睛地瞧起障子来。

“这地方倒平整，不过右边的纸余敷出来了，出现了皱纹。”寒月说。

“那个地方是刚糊好的，自然那是经验不足的时候糊上去的嘛。”主人说。

“嚯，是有点手艺不到家。那个表面是‘超越曲线’毕竟不是普通‘函数’所能表现出来的。”寒月不愧是个物理学家，说的都是一些专门术语。

主人敷衍地回答说：“可不是嘛。”

武右卫门君想，看这种情况，即使再恳求下去也是无济于事，便突然将他那伟大的脑壳深深地磕到铺席上去，深深地行了一礼，在无言中暗表诀别之意。主人说了声：“要回去了？”武右卫门君悄然拖着他那萨摩木屐，走出门去了。真可怜见的！就这样不管他，说不定他会留下一首“岩头吟”，跳进华严瀑布自杀去哩。追起根源来，这完全是由于金田小姐的时髦和高傲所引起的事件。假如武右卫门君一旦死了，最好化为怨鬼去向金田小姐索命。像那样的女人在世界上消失一两个，男子也决不会讨不着老婆的。寒月君可以再寻一个像样的小姐嘛。

“先生，那是您学校里的学生？”寒月问道。

“唔。”

“好大的脑壳呀。功课好吗？”寒月接着问道。

“脑壳大学问却不怎么样呢。常常提一些怪问题。前些日子还问过我Columbus怎样译呢，弄得我好狼狈。”

“的确是脑壳太大啦，所以才会提这种无聊的问题吧。先生您是怎样译的？”寒月说。

“什么？哪里，我应付着给他译了一下。”主人含糊其辞。

“您还是译了，那太了不起啦。”寒月说。

“小孩子们嘛，不管什么，你都得给他们译出来，否则就不信任你啦。”主人说。

“先生也成了个很像样的政治家啦。不过，从刚才的情况看，他好像蔫得很哩，看不出给您出难题的啊。”寒月说。

“今天他是受不了啦。真是个蠢货！”

“出了什么事儿吗？看上去似乎非常可怜呢，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寒月问道。

“简直不值得一提，蠢得很！他给金田的女儿写了一封情书。”

“啊？就这个大脑壳？最近的这些小青年们真不得了，真让人吃惊。”寒月说。

“你可能也为此感到不放心吧。”

“哪里的话，我一点也不感到什么不放心，反而觉得有趣。不管有多少雪片似的情书寄给她，对我都无所谓。”

“你既然这样放心，那就没什么事儿啦。”

“当然毫无关系。我从来就不在乎。不过，那个大脑壳居然能写情书，真让人不敢想象。”

“他干的这事儿嘛，是为了开玩笑。他说那个姑娘太时髦了，又自大，所以要捉弄她一下。三个人合伙就……”

“是三个人合伙给金田家的小姐送了一封情书的吗？更是奇谈啰。这不和一份西餐由三个人吃一样的吗？”

“不过，他们是有分工的。由一个人执笔写信，一个人送去，另一个人署名。刚才来的，就是署名的家伙哪。最浑的就是他了，而且据他说，他连金田家女儿的模样都没有见过哩。真不知他怎么会搞出这种荒唐的事儿来。”

“这可是近来发生的了不起的事儿，简直是一大杰作啊。那样个大脑壳，居然向女人写什么信，真够意思！”

“只要不出现大的误会，就……”

“出现了误会也没关系，对方是金田嘛。”

“不过，这可是你说不定就要娶的人呀。”

“正因为说不定娶不娶，所以没有关系，金田的女儿那种人，没有关系。”

“你固然是没关系啦，不过……”

“哪里，就是娶金田的女儿也没关系，保证不要紧。”

“若是那样还好，刚才来的这个学生，事后突然受良心的责备，越想越害怕，所以才低声下气地到我这儿商量来了。”

“嘿，怪不得那样垂头丧气的，看来是个担不了事儿的孩子呢。先生您说了什么，怎么样把他打发走的啊？”

“他本人问我会不会受退学处分，他最担心的就是这个呗。”

“为什么要让他退学呢？”

“他干了那种不道德的坏事嘛。”

“您说什么呀，这算不得不道德呀。这有什么关系，金田家的小姐反倒会认为是很光彩呢，肯定会大加宣扬的。”

“何至于如此！”

“总之，这人太可怜啦，即使是他做了这种事不太好，但让他那样着急，简直是在把一个人活活弄死呀。这个人虽然脑壳过大，不过长相还不那么难看，他那鼻子扇忽扇忽的，怪可爱的哩。”

“你也尽说些和迷亭一样不着边际的话。”

“不，这就是时代思潮嘛。先生您过于古板啦，什么事都看得很严重。”

“不过，这不是干蠢事吗？向一个从来不认识的人送情书去乱开玩笑，简直缺乏常识。”

“乱开玩笑，一般都是缺乏常识的嘛。您替他想想办法吧，这是积阴德的事儿啊。看那样子，很可能去跳华严瀑布呢。”

“会这样啊？”

“您帮他一把吧。那些年龄大得多的，更应该明白事理的大家伙，哪里只是淘淘气而已。他们胡乱来，却又装得没有那回事儿。要是让这种孩子退学的话，那么就该把那些家伙逐个从社会上放逐出去才行，否则就是不公平呀。”

“你说得倒也是呢。”

“那么，您去不去？到上野去听老虎吼叫。”

“老虎？”

“嗯，走吧，去听听。我还没向您说呢，我在两三天内，有事必须回老家去一趟，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我不能陪您去散步啦，我想今天一定得陪您出去走走，所以我才来的。”

“是吗？要回老家去？有什么事要回去办吗？”

“唔唔，是有点事儿。这且不管它，咱们还是走吧。”

“好，那么走吧。”

“咱们走吧，今天我请您吃晚饭。现在溜达到上野，正是时候。”寒月君不断催促主人，主人也终于露出去的意思，两个人便一块出门而去。留在家中的主人的妻子和雪江姑娘，这回不需要任何顾虑了，于是嘻嘻哈哈地笑个不停。

[1]
根据年龄来推断吉年或凶年，一般认为男四十二岁、女三十三岁为最凶流年。

[2]
见《论语》，意谓虚应故事。

[3]
这里指元禄时代流行的衣服。元禄时代在日本历史上指1688—1704年元禄年间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的时代。

[4]
一种通过掷色子赌输赢的游戏。

[5]
藁店，稻草店之意；里店，胡同里的住房。日语两者读音类似。

[6]
这里可能是“元禄湿”的意思。

[7]
今户烧是东京市内今户街上烧制泥人的作坊，以朴素闻名，用以形容丑陋女子。

[8]
伊藤博文（1841—1909），日本政治家。

[9]
即当时的财政部长。

[10]
日本古典名著《源氏物语》的女作者名叫紫式部，这里的褐式部、灰式部是含有开玩笑的意思。

[11]
同上。

[12]
这是室町末期流传的故事，大意讲婆婆被狐狸杀害，兔子为爷爷报仇。

[13]
即岩崎弥太郎（1835—1885），日本实业家，三菱财团的创始人。

[14]
为祭祀明治维新前后为国而殉难的人而修筑的神社。

[15]
蛮子茶，对茶的蔑称。

[16]
由日本封建时代武家礼式演变而来的一种在饮食、服饰、礼仪等方面的流派。

[17]
曲亭马琴（1767—1848），江户后期通俗小说家。

十一

在壁龛前边摆放着一具围棋盘，棋盘两边迷亭君与独仙君相对而坐。

“这棋不能白下，输了的要请客呀。你听好了没有？”迷亭君又叮嘱了一遍。独仙君照例捋着他那山羊胡子，这样说道：

“一搞起那种事儿来，就把原来的雅戏整个给俗化了。一赌起输赢来，心思便全用在这上面了，没意思得很。只有将胜败置之度外，如白云之出岫，心里无忧无虑，这样才能理解个中滋味呀。”

“你又来啦，和你这样的仙骨对局，未免要耗费我的一些精力。你简直是个列仙传中的人物嘛。”迷亭打趣地说。

“我这是在抚弄无弦的素琴

[1]

哪。”独仙得意地说。

“你是不是还要拍无线电报啊？”迷亭说。

“莫讲闲话，来一盘吧。”独仙君说。

“是你执白吗？”迷亭说。

“我执白执黑都无所谓。”独仙说。

“果然不愧是个仙人，什么都不在乎。你要是执白，那么作为自然的顺序，我当然要执黑喽。好，你下子儿吧。随你的便，愿下在哪里就下在哪里好啦。”

“黑子儿先下，这是规则啊。”

“哦，原来这样，那么为了让你些，按照定式，就由这儿下起吧。”

“按照定式，可没有这个下法。”

“没有就没有呗。这是我新奇发明的定式啊。”

作为猫儿我见闻不广，棋盘这种东西是直到最近才开始拜见的。我越想越觉得这东西做得真怪。把一块四方的木板窄窄巴巴地隔成许多四方块，在上边满满当当地摆上黑白的石子，使人看起来眼花缭乱。然后又是什么赢啦输啦、死啦活啦，满脸流着油汗，在那里闹腾个不休。了不起不过是个一尺见方的面积嘛。用我这猫爪子挠它一下子，就会立刻乱成一堆的。正像俗语所说：“竖着捆起来就是间草房，打散了又是一片荒原”。这真是个白费力气的玩耍呢。真还不如拱手瞧着盘面要省劲得多。这还不算，最初下的三四十招儿，棋子的摆法还不那么不顺眼，但当一旦决定天下大势的时候，我再一瞧，好家伙！简直是让人同情极啦，白子儿和黑子儿紧紧地挤在一起，几乎挤得快要从棋盘上掉落下来，使得它们叫苦连天，虽然它们挤得难受，但又不可能请对方让出位置来，虽说彼此碍事，但无权向前边的先生发出退去的命令，除了听天由命，死死地占据在那里一动不动之外，毫无其他办法。发明围棋的原是人，如果认为人的嗜好表现在棋局之上，那么这种动弹不得的棋子儿的命运，完全可以说是反映了心地狭窄的人类的品性。假如人类的品性可以用围棋子儿推测出来的话，那么不能不说所谓人类，正像除了站立着的两条腿无论如何不肯向前迈出去那样，还喜欢用小刀划定自己的地盘，缩小他们广阔的世界。大概可以用一句话来加以评论，那就是：所谓人类，是一种自讨苦吃的动物。

万事不慌不忙的迷亭君和具有禅机的独仙君，也不知他们是出于什么样想法，难得在今天从壁橱里掏出这个旧棋盘，开始这场使人更加感觉暑热的胡闹。难得碰上这样两个人，从一开始就各自采取乱来的着法，白子儿与黑子儿在棋盘上自由自在地乱摆放一通，但棋盘的空间毕竟是有限的，横竖的道道，每一个子儿填满了一处，不管他们是如何地不慌不忙、如何地富于禅机，下到最后当然越来越难以动弹了。

“迷亭君，你的棋下得太野啦，怎么能往那里放子儿呢。”独仙君说。

“禅和尚的棋也许没这个着法，不过，我这可是本因坊

[2]

式的棋术哩，又有什么办法呢。”迷亭说。

“不过，你往那里进子儿，可就要死啦。”独仙说。

“‘臣死且不辞，况彘肩乎？’

[3]

我来它这一着，大概可以吧。”

“你来这一招，好！‘熏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我下这一招，就保住啦。”独仙君说。

“哎呀！你补上这一手，果然了不起。我一直认为你不会补上呢。‘撞吧，八幡钟

[4]

。’我来这一招，看你怎么办。”迷亭说。

“什么怎么办。‘一剑倚天寒’。嗳，太麻烦啦，干脆我给你断开。”独仙君说。

“噢呀，糟糕！糟糕！你把那个地方给断开，岂不就死啦。喂，这可不是开玩笑的，让我重新下个子儿。”迷亭说。

“所以我方才不是说了吗？像这种地方你不能再下子儿。”独仙君说。

“下了子儿，‘孤家多有得罪’！请你把这个白子儿拿掉。”迷亭说。

“这一步也要悔棋？”独仙君说。

“顺便请你也让旁边的那个子儿暂时回老家去！”迷亭说。

“你可太厚脸皮喽，老兄！”独仙说。

“Do you see the boyか——哪儿的话，你和我又不是外人嘛，不要说那样薄情的话，也给它拿回去。这是生死攸关的时刻。等一等，等一等。”说着就从花道出场了。

“那种事，我可管不着啊。”独仙说。

“你管不着也没有关系，反正请你让一下。”迷亭说。

“你刚才已经悔了六次棋啦。”独仙说。

“你老兄记忆力还真不差哪。回头我还要加倍的悔棋啦。所以我说，请你让开这一步。你这个人也真够顽固的。本来我想你搞了坐禅什么的，会多少豁达一点呢。”迷亭说。

“不过，不用这个子儿把你堵住，我这边就要输啦……”

“你从一开始不就是抱定输了也没关系的吗？”迷亭说。

“我输了是没关系，不过，我不想让你赢哩。”独仙说。

“真是了不起的悟道呀。还是你那套‘春风影里斩电光’哩。”迷亭说。

“不是‘春风影里’是‘电光影里’呀。你说颠倒啦。”独仙说。

“哈哈……我想你差不多该到读错的时候啦，谁想你还没糊涂。没有法子，你不让悔棋就不悔呗。”迷亭说。

“生死事大，无常迅速，你只好别悔啦。”独仙说。

“阿门！”迷亭先生这回在完全无关紧要的地方啪地落下了一个子儿。

在壁龛前，迷亭与独仙在争输赢争得不可开交。在客厅的近门处，寒月君和东风君并排坐着，他们的旁边坐着面孔焦黄的主人。在寒月君的前边，三条干松鱼也未包上礼品纸，就那么光秃秃地排成一行摆在铺席上，真是少见。

这三条干松鱼是从寒月君怀里掏出来的，当它们就那么光秃秃的掏出来的时候手心里还有些热乎气。主人和东风君一齐把好奇的目光集中到干松鱼上来，随后寒月君开言道：“这次，我回老家去了四五天，回来后，为处理各种杂事，又到处跑了一跑，所以也没能马上来看您。”

“也用不着急于来看我嘛。”主人照例说那种冷冷淡淡的话。

“虽然不用急于来，不过这点土产不早点给您送来，可叫人放心不下啊。”寒月说。

“这不是干松鱼吗？”主人说。

“是的，我们老家的名产。”寒月说。

“你说是名产，像这样的东西东京也有嘛。”说着，主人拿起一条最大的，举到鼻子前闻了闻。

“靠闻是辨别不出干松鱼好坏的。”寒月说。

“是因为鱼大才成为名产的吗？”主人说。

“您一吃就知道了。”寒月说。

“吃总是要吃的，不过，这条头上好像缺一块呢。”主人说。

“就是因为这个，我才说不早点给您送来放心不下。”寒月说。

“为什么？”主人说。

“您说呢？那是老鼠咬掉的呀。”寒月说。

“那可危险，随便吃下去会得鼠疫的。”主人说。

“没关系，就那么一点点是不会有害的。”寒月说。

“到底是在哪儿被老鼠咬的？”主人问道。

“在船上。”

“船上？怎么会呢？”主人说。

“我没有地方装，就把它和提琴放在一个袋子里，上船以后，当晚就被咬啦，只咬干松鱼还好，可是提琴的琴身也当成了干松鱼给咬了一点儿。”寒月说。

“这老鼠也够粗心的啦。真怪，老鼠住在船上就会这样马大哈吗？”主人仍然瞧着干松鱼，说了些谁都听不懂的话。

“哪里，老鼠总是老鼠嘛，住在哪里也不免粗心的吧。所以我带回到住处来，仍有可能被咬，为此，我夜里把它放在被窝里才能安心睡觉。”寒月说。

“那可有点脏呀。”主人说。

“所以，您吃的时候把它先稍微洗一洗。”寒月说。

“只是稍微洗洗，恐怕洗不干净吧。”主人说。

“那么，您把它浸在灰水里，用劲擦一擦就可以了。”寒月说。

“提琴，也是在被窝里抱着睡的吗？”主人问道。

“提琴个儿太大啦，是无法抱着的……”寒月说到这里，迷亭先生从对面大声接过了这里谈话的话茬儿，说道：

“你们说什么？抱着提琴睡觉？那可太风雅啦。有首俳句说，‘春光老去，怀抱着沉甸甸琵琶惜春情！’，你这风雅的兴头可要远远出乎其上呀。明治的俊秀之才如果不抱提琴睡觉，怎么能凌驾古人呢。我也来一首，你看怎么样？睡衣长长夜相拥小提琴’。东风君，新体诗也能描写这种事儿吗？”

东风君一本正经地回答说：“新体诗和俳句不同，一下子还写不出来。不过，一旦写出来，就会出现更深刻触及灵魂的妙音呢。”

“是吗？我以为灵魂是需要用烧麻秆来奉请的哩

[5]

，原来用新体诗也能请来呀？”迷亭顾不得下棋，这样一味嘲弄着东风君。

主人提醒迷亭说：“你这样胡扯，可要输棋了呀。”

迷亭满不在乎地回答说：“不管想赢想输，反正对方早就和釜中的章鱼一样，他的手脚早就休想动弹啦。”

独仙多少有些生气地说：“这回该你下子儿啦，我在等着呢。”

“嘿，你已下了子儿啦？”迷亭说。

“当然已经下子儿啦，早就下过啦。”独仙回答说。

“下到哪里啦？”迷亭问道。

“我把这白棋斜着连上啦。”独仙说。

“哦，这一招果然厉害。白棋这样斜着一连，吾其输棋乎。好，我在这边。说这边，道这边，于是天色晚，我可想不出好招来啦。我再让你多下一个子儿吧，你愿意把子儿下在哪里就下在哪里。”迷亭说。

“天下哪有这样下棋的？”独仙说。

“既然天下没有这样下棋的，那我下子儿好啦。那我就在这角上拐它一下？寒月君，你的那把小提琴价钱太便宜啦，所以老鼠瞧不起它，咬了它一口，豁出去再买把好的怎么样？要不要让我给你从意大利弄把三百年前旧琴来？”

“那么就拜托啦，不过，劳驾，款子也顺便请您代为垫付一下。”寒月说。

对提琴完全是外行的主人，这时大喝一声，责怪迷亭道：“买那样的旧东西，有什么用！”

迷亭哪里是这一喝就能打退的。他说：“你大概是把旧人物和旧提琴同等看待了吧。像金田这种旧货还在走俏呢，至于提琴，那更是越旧越好。喂，独仙君，别再考虑，快下子儿吧。我这倒不是重复庆政的台词，‘秋天日短’嘛。”迷亭说。

“和你这种毛手毛脚的家伙下棋，简直是活受罪呀，一点也没有思考的工夫，没办法，下这里一子儿做‘眼’吧。”独仙说。

“哎呀、哎呀，还是让你活啦。真可惜！我原以为你总不至于下这一招儿，所以我才费尽心血地和你们扯了一通，结果又让你占了便宜。”迷亭说。

“那当然，你不是在下棋，是胡骗人！”独仙说。

“我这是‘本因坊流’、‘金田流’、‘当代绅士流’嘛。我说，苦沙弥老兄，独仙君果然不愧是去过镰仓，在那里吃过老腌咸菜的，真能稳坐钓鱼台呢。佩服佩服！虽然棋下得臭，不过胆量倒是不小哪。”迷亭说。

主人背对着迷亭说道：“所以像你那样胆量小的人，最好向独仙君学一学。”迷亭伸了一下他那红红的舌头。独仙君表现出我无关焉的样子，只是催促迷亭：“来啊，又该你下啦。”

东风君这时正在向寒月君发问：“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提琴的呀？我也想学一下呢，听说是很难学哩。”

“唔，如果是一般能拉的程度，谁都能学会的。”

“我想都是属于艺术领域的嘛。我暗自相信对诗歌有兴趣的人，也许在音乐方面也会学得快些吧。你认为怎样？”

“可以吧，你来学，肯定会学好的。”寒月说。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起的呢？”东风问道。

“是从高中的时候。先生，您听我讲过学提琴的经过吗？”寒月又转身问主人。

“不，没听你讲过。”主人回答说。

“在高中的时候，是不是有教师指导，你才开始搞起来的呀？”东风君问。

“哪里有什么教师，我是自学的。”寒月说。

“真是天才！”东风赞叹地说。

“自学，也不见得一定是天才呀。”寒月君不大高兴地说。被人说成是天才而感到不高兴的，恐怕只有这位寒月君一个人了。

“这个问题且不说它，请你给我讲讲，你是怎样自学的？也好做参考。”东风说。

“讲也可以。先生！我可以讲讲吗？”寒月朝主人说。

“嗯，你讲吧。”主人说。

于是寒月说道：“现在，年轻人手里拎着提琴盒，经常在街上走过。可那时节，高中学生中搞西方音乐的几乎没有。尤其是我所在的学校，简直是个乡村学校，学生非常朴实，连挂上麻布里子的草鞋都没有人穿。学校里的学生自然没有一个人会拉提琴。”

这时，迷亭说：“独仙君，你看那边好像开始讲什么有趣的事儿了。差不多就算下完了吧。”

独仙君说：“还有两三个地方没有下满呢。”

“没满就没满吧。马马虎虎都让你摆上好啦。”

“你那么说，可我不能那样做呀。”独仙说。

“你太认真啦，哪里像个禅学家。既然这样，我就来它个一气呵成吧。寒月君！你讲得怪有趣哪。你说的就是那所高中吧，学生们赤着脚去上课的……”

“没有那样的事儿。”寒月君回答。

“不过，我听说，都是打着赤脚上军队式的体操，搞一些向右转，脚板的皮都磨得变厚了呢。”迷亭说。

“何至于如此。是谁这样说的？”寒月说。

迷亭又接着说：“不要管谁说的。而且我还听说每个人带的都是一个伟大的饭团，像夏橙那样拴在腰上当啷着，午饭就吃这个嘛。那不能叫做吃，是啃！据说每个饭团当中都有一个腌咸了的酸梅干。听说每个人都将啃到最后咸酸梅干露了出来作为最大的乐趣，于是拼命地将毫无咸淡味的饭团啃啊啃，一直啃到底哩。这该是何等的劲头啊。独仙君，这话肯定会合你的心意哩。”

“质朴刚健，是个可喜的好风气。”独仙君表示同感地说。

迷亭接着说：“还有可喜的哩。据说那地方没有磕烟灰的烟灰筒。我的一个朋友到那儿去做事的时候，他想买个带有‘吐月峰’商标的烟灰筒，其实岂止吐月峰买不到，能叫烟灰筒的东西一个也没有。他感到奇怪，一打听，人们若无其事地告诉他说，‘烟灰筒这玩意儿，只要到后山竹林里去，谁都能砍一个来，根本不需要买嘛。’这恐怕也是质朴刚健的美谈吧？我说，独仙君！”

独仙君说：“唔，不要讲那种闲话，你在这里还得填进一个空儿呢。”

“好，那就填空、填空、填空，这样总算完了吧。我听了你讲的事儿，真吃惊啊。在那种地方你能自学提琴，真得对你刮目相看，《楚辞》上有句话：‘惸独而不群’，寒月君简直成了明治时期的屈原啦！”迷亭一味和寒月搭话。

“我可不愿做屈原。”寒月说。

“那么就是本世纪的维特啦。你说什么？把子儿取下来数一数？真是个死认真的家伙，就是不数，反正肯定是我输了，还不行吗？”迷亭说。

“不过，不数就无法见分晓……”独仙说。

“那么，你去搞吧。我现在哪里还顾得上数呀。如果我不听听当时的才子维特君学拉提琴的逸话，那么就要对不住祖先的。对不起，你代劳吧。”说着迷亭离开了座位，凑到寒月那边去了。独仙一个人在那里又是填白子儿，又是填黑子儿，不住在嘴里小声地计算着。

寒月君接着又说道：“这地方已经是够要命的了，而从我老家来的同学们又非常守旧，稍微有个弱点的人，他们就说，这会在其他县来的同学面前抬不起头来，因此经常狠狠地搞制裁，真是难办极了。”

“提起你们老家那里的学生，真是不通情理，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一定要穿那种藏青单色的裙裳，难道认为那样就帅吗？而且大概是整年累月受海风吹的缘故吧，皮肤黑得实在够戗，要是男的，那还没什么，可是女的也那样，真不好办啦。”迷亭一加入谈话，原先正在讲的话题早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寒月答道：“女的也是那么黑。”

迷亭说：“那样，难得有人愿意讨她们做老婆了。”

寒月说：“不过，你想，全县都是这么黑，又有什么办法？”

迷亭看着主人说：“这才叫命里该着哪。你说对吧？苦沙弥君！”

主人这时发出一声喟然长叹，说道：“据我看，反而是黑的好，那白的动不动就照镜子欣赏自己，那有多糟。女人嘛，是个最难对付的东西。”

东风君却提出一个颇有充分理由的质问：“不过，如果整个地区没有一人不黑，那么会不会因为黑而自傲呢？”

主人说：“总之，女人完全是个用不着的东西。”

迷亭笑着提醒主人说：“你说那种话，回头你太太可要不高兴的呀。”

主人说：“哪里，不要紧的。”

迷亭机灵地问道：“是不在家吗？”

主人说：“刚才领着孩子出门去啦。”

迷亭说道：“怪不得这样安静，到哪儿去啦？”

主人说：“去哪儿啦，我不知道，她出门一向是不对我说的。”

迷亭说：“那么她愿意什么时候回来就什么时候回来喽？”

主人回答迷亭说：“唔，是这样吧。你独身真是太美啦。”

东风君听完主人的话，脸上露出不太同意的神情。寒月君则只是小声嘻嘻地笑着。

迷亭君说：“讨了老婆的人都会有这种想法的。——喂，独仙君！像你这样的人，对老婆也是怵头的吧？”

“你说什么，等一等，四六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我以为这空着的地不大呢，原来只有四十六目呀？我认为能多赢一些哩，这样摆满了一算，只差十八目啊。迷亭，你说什么来着？”

“我是说，你对老婆也感到憷头吧。”

“哈哈……也没什么憷头的嘛。因为我老婆本来就是爱我的呀。”

迷亭说道：“我这可有些失言啦。真不愧是独仙君嘛。”

寒月君替满天下的妻子亲执辩护之劳，说道：“不只是独仙先生，这样的例子多得很啊。”

东风君仍然一本正经地说道：“我也赞成寒月君的意见。我的想法是，人只有两条道路可以进入绝对的境界，这两条道路就是艺术和恋爱。夫妻之爱就体现着其中之一。因此，人无论如何也得结婚，以实现这种幸福，否则的话，我认为就是违背天意。”说着，他转身向着迷亭说道：“先生，您认为如何？”

“真是高论！像我这种人，恐怕是永远进入不了这种绝对境界啦。”

主人咧着嘴说道：“娶了老婆，就更进不了啦。”

东风君说：“不管怎么说，我们这些未婚青年，必须接触艺术的灵气，开拓出一条向上的道路，否则，就无法了解人生的意义。所以，我想先从学提琴入手，方才我正向寒月君询问学琴的经验呢。”

迷亭这才收敛了他的谈锋，说道：“没错、没错，你是正在拜听维特学琴的故事呢。那么，请继续说吧，我决不打岔啦。”

独仙君装模作样、神乎其神地说：“向上的道路，借助提琴是开辟不出来的。如果以那种游戏三昧的态度，能够明白宇宙的真理，那还了得！你要了解个中消息，还得悬崖撒手，没有死后复苏的气魄，是绝对不成的。”他对东风君进行了训诫式的说教，当然未尝不可，不过，东风君是一个连禅宗的“禅”字都不晓得的人，所以看不出有一星半点儿的感动的样子。他说：“嘿！也许是这样，不过，我认为艺术是表现渴仰人生最高理想的，无论如何也不应该抛弃。”

寒月立刻接下去说道：“既然不能抛弃，那么根据你的希望，还是让我讲讲我学提琴的故事吧。对啦，方才我已讲过一些周围的情况啦，在那样情况下，我在学提琴之前就很伤了一番脑筋。首先，买琴就非常困难，是不是？迷亭先生！”

迷亭巴不得寒月这么一问，立刻说道：“可不是，连挂麻布里的草鞋都买不到的地方，当然买不到提琴啰。”

“您说错啦，买是能买到的。钱嘛，我早已积攒了足够的，这方面也没有问题，不过，我就是不能买。”

“为什么？”迷亭问。

“就那样大的一块地域，我一买立刻就会被人发现。一旦被发现，立刻就会说成是不知天高地厚，肯定要对我进行制裁的。”

东风君深表同情地说：“难怪啊，天才自古以来总要受迫害的啊。”

寒月接着说道：“怎么又提天才，请你千万别称我天才好不好？就这样，我每天散步时从卖提琴的店前走过，没有一天不在想：‘我最好买那一把，把它抱在胳膊上该是什么滋味啊。’啊，真想买呀，真想买呀。”

“那当然喽！”迷亭这样评论说。

“怎么会迷上这种东西呢？”主人表示不可理解。

“你毕竟还是天才嘛。”东风君佩服地说。

只有独仙君超然地捋着他的胡子。

“也许各位首先会觉得奇怪的是，为什么在那个地方有提琴卖。其实只要想一想，就会知道这是毫不足怪的。为什么这样说呢？这个地区有一所女子学校，女学生们上音乐课每天都得学提琴，所以有卖的。当然，不会有太好的，只有些勉强可以叫它是提琴的东西。所以店里也不太重视，只是两三把提琴一起堆在店头。这样，我每次外出散步，从店前通过的时候，有时由于风刮的，有时是因为店里小伙计碰到了它，便不免发出些声响，我一听到这声音，心就要碎了似的，简直魂不守舍。”

迷亭调侃地说：“太危险啦。有见水就发疯的，有见人就犯神经病的，有种种不同的神经病呢。你不愧是当代的维特，一见提琴就犯疯病哩。”

东风君则更加钦佩地说道：“那才不是呢。如果感觉不敏锐到这种程度，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艺术家啊。的确是天才的材料。”

寒月又接着说下去：“嗯，实际上也许是神经病吧，不过那时发出的音色，真是奇妙极啦。以后，一直到今天，我拉过多少遍琴，从未发出过那样美妙的琴音来。是啊，怎么形容它好呢？不，言语是无法表达的。”

这时，独仙君说：“是不是琳琅铿锵地响。”只有他能使用这样生僻的词儿，可怜的是，谁也没有理他。

寒月又接下去说：“我每天从那家店铺前边过，终于听到过三次这样的声音，第三次时，我终于下了决心，非把这琴买来不可，即使遭到同乡们的谴责也罢，遭到外县同学的轻视也罢，遭到铁拳制裁把我打得死去活来也罢，或者弄得不好，受学校勒令退学也罢，反正我是不能不买的。”

东风君带着无限羡慕的神情说：“这就是天才呀。假如不是天才，是绝不可能想得如此着迷的。真令人羡慕！我这一年来也一直在捉摸怎样才能产生如此强烈的情感呢，可总是不成。我去出席音乐会什么的，尽可能用心地听，可是我的感性就是上升不到这种程度。”

“还是不上来这种感性的好。虽然现在我可以像没事儿似的向大家讲，可当时我那痛苦，简直连想象都想象不出来。后来，先生！我终于豁出一切，买了。”寒月说。

“唔，怎样买的呢？”苦沙弥先生应了一句。

“那天恰巧是天长节

[6]

的前一天晚上。同学中的同乡们都到温泉去了，而且住在那里，一个也不在。我说我有病，没去上课，躺在宿舍里。我躺着一味地想今天晚上我一定得去，把我早已看中了的那把提琴弄到手。”

迷亭问道：“你是假装有病，连课都不上啦？”

寒月回答说：“是的。”

这时，连迷亭也吃惊似的说：“好家伙！这可真够得上天才啦。”

“我从被子里伸出头来一看，真受不了，离天黑还早哪。无可奈何我又蒙上了头，闭上了眼。等吧，一时又睡不着，一伸出头来，秋天的阳光把六尺的纸隔扇门照得满满的，晃得我眼睛都难睁开。面对这似火的骄阳，我十分生气。在那纸门上边，一大串细长的影子，不时在秋风中摆来摆去，十分醒目。”

迷亭问道：“你说的那个细长的影子是什么玩意儿？”

“把涩柿子剥了皮，挂在屋檐下了。”寒月解释说。

“嗯，下文呢？”迷亭问。

“我无奈只好从被子里爬起来，打开纸隔扇门，走到廊子里，把晒好的柿饼摘下一个吃了。”

主人活像个孩子，一听说有吃的，贪馋地问道：“好吃吗？”

寒月回答说：“可好吃呢。那一带柿子的味道在东京是不可能吃到的。”

这次东风君急着问道：“柿子就别再讲啦。那么以后呢？”

“以后嘛，我又钻进被子里闭上眼睛，向神仙暗自祷告，保佑早些天黑。我估摸着过了足有四个钟头，我想这回可能天黑了吧，伸出头来一看，岂知烈烈的秋阳依然射在六尺纸隔扇上，十分晃眼。上边一长串细长的黑影仍然摆来摆去……”

“这已听你讲过一遍啦。”迷亭说。

“因为事情发生了许多遍嘛。于是我从被子里钻出，打开纸拉门，又吃了一个柿饼，钻进被窝，拼命向神仙祈求，保佑早点天黑。”

“你还是在原地方不动啊？”迷亭说。

“请先生少安毋躁，听我慢慢道来。以后我在被窝里又忍了三四个小时，我想这次天肯定黑了，伸出头来一看，秋天的太阳依然满满地照射在纸拉门上，上边一串细长的影子在晃动。”

“讲来讲去，还不总是讲同一件事儿吗？”迷亭说。

“于是我打开纸拉门，走到廊子里，又摘了一个柿饼吃了……”

“又吃了一个柿饼？你这样一味吃下去，还有完没完呀？”迷亭说。

“我自己也着急呀。”寒月说。

“听的人比你更急哪。”迷亭说。

“迷亭先生，您太性急，使我无法讲下去啦，真难办啊！”寒月说。

东风君也暗暗表示不满地说：“听的人也够难办的啦。”

“既然列位都感到不好办，那我就只好说个大概啦。总而言之，我是吃罢柿饼就钻被窝，钻出被窝就吃柿饼，最后终于把挂在檐下的柿饼吃了个精光。”寒月说。

“既然都吃了，这回该天黑了吧。”迷亭说道。

“您哪里知道，还是不行。我吃完最后一个柿饼，认为这回天总可黑了，伸出头一看，仍然是火辣辣的秋天太阳照满了六尺宽的纸拉门……”

迷亭说道：“我可真不想听下去了。还是没完没了。”

寒月说：“连我自己也讲得够腻烦的呢。”

一向遇事满不在乎的迷亭，似乎也有些忍耐不下去了，说道：“但是，如果我真有那么大的耐心，那我干什么事业，都会有成就的。我们一味傻听下去，你讲到明天早晨，恐怕还是秋天的太阳火辣辣地晃眼吧。你到底是什么时候才去买呀？”唯有独仙君还是泰然自若，哪怕秋天的太阳一直照到明天，一直照到后天，他丝毫也不为所动。寒月也照旧不慌不忙地继续讲下去：

“您说我什么时候才去买，其实，我打算只要到了晚上马上就去买。不过遗憾的是，每次我伸出头来，秋天的太阳总是火辣辣地放着光芒。唉，当时我的那份痛苦，绝不是诸位现在这种焦急心情可比的。我吃完最后一个柿饼，看到太阳还不落山，不由得潸然泪下。东风君，我实在越想越泄气，忍不住哭了起来。”

“那当然。艺术家本来是多情多恨的嘛，阁下哭了我当然同情，不过还是希望你能把故事快些讲下去。”东风君为人老实，所以回答了这样一句又认真又可笑的话。

“我当然也希望把故事尽快地讲完，不过太阳总不落山，我也没办法。”

主人说：“太阳总是这样不落山，听的人也受不了，不要讲了吧。”

寒月说道：“不讲更糟，因为这下边可就要渐入佳境了。”

主人说：“那么我听，你就赶快让太阳落山吧。”

寒月说：“那么，尽管您的要求有些过分，不过，既然是先生您的吩咐，那我就让一下步，就说太阳已经落山了吧。”

“这样就圆满解决了嘛。”经独仙君一本正经地这么一说，大家都哄堂大笑起来。

寒月讲下去：“终于捱到了天黑，我总算长长出了一口气，放下了心，于是我从住着的马鞍村动身。诸位知道我生来就讨厌闹闹哄哄的地方，所以我没有住在交通便利的市内，而是有意找这样一个人迹稀少的寒村，在一个农民的家里，暂时设下我的蜗居。”

主人批评道：“你说是人迹稀少，恐怕太夸张了吧？”迷亭也随着提出意见说：“蜗居这个词儿也未免胡吹，还不如说是不带壁龛的四叠半铺席，那倒是一种写实的说法，倒更有趣些。”只有东风君称赞说：“不必管事实，只要是诗的语言，听起来就好。”独仙君则一本正经地问道：“你住在那种地方，每天到学校去上课，也够戗的。有几里路呀？”

“到校去只有四五百米远，本来学校也是坐落在这个寒村里的。”

“那么说，学生们大部分都是住在学校周围的吧。”独仙还轻易不肯饶人。

寒月说：“嗯，一般的农民家里都住有一两个学生。”

“既然那样，那还能说是人迹稀少吗？”独仙君从正面给了寒月一击。

寒月说：“嗯，假如没有学校，倒的确是人迹稀少呢。这样，说到我那晚上穿的服装，是件土布做的棉袍，外边罩上了一件带铜扣子的制服外套，把外套上的头巾狠狠拉上，尽量注意不要让人看出是我。当时正赶上柿树落叶的时节，从我的住处来到南乡街道上，一路都是树叶。每走一步，就得担心那脚下发出来的沙沙的响声。总觉得后边有人跟踪我。我回头一看，东岭寺的那片林子阴森森的，在昏暗的天色中像黑影子一般浮现在那里。这所东岭寺是松平家的菩提所，位于庚辛山的山脚下，和我的住处相隔只有百米之遥，是个相当幽邃的梵刹。在那片林子的上空，满天星斗，那银河从长濑川横斜着跨过去，它的末端嘛，对啦，一直向着夏威夷那边飞越而去……”

迷亭说：“夏威夷？有点太想入非非了吧。”

寒月接着说：“我终于走到了南乡街道，通过鹰台街进入市内，走过古城街，从仙石街拐过去，从食代街旁边走过去，顺序走完了通街第一段路、第二段路、第三段路，然后是尾张街、名古屋街、

街、薄钵街……”

主人不耐烦地说：“用不着走那些街了，总之，你是买提琴了还是没买呢？”

“出售乐器的铺子名叫‘金善’，就是金子善兵开的，还离得远呢。”

主人说：“离得远也罢，离得近也罢，快点买就是啦。”

“遵命！这样我来到‘金善’一看，屋里点着煤油灯明晃晃的……”

这次迷亭事先防备了寒月这一手，说道：“怎么又是明晃晃的？你的这个‘明晃晃的’不会来一两遍就完，又要没完没了啦。”

“不，这回的‘明晃晃’只是一遍就完，请务必放心。我从灯影里一看，我要买的那把提琴在秋夜微弱的灯光照射下，那琴身的窄腰浑圆处，发出冷峭的反射光，那绷紧的琴弦，只有一两处，发出白色的光亮映入我的眼帘。”

东风君称赞不已地说道：“很善于描写呀。”

“当我一想到我要买的正是这把提琴，我的心突然激烈地跳动起来，两条腿也开始摇晃。……”

独仙君轻轻地从鼻孔里发出了一声笑。

寒月又接着说道：“于是我不由得跑了进去，从衣服口袋里掏出钱包，从钱包里拿出两张五元的票子……”

主人问：“你终于买啦？”

寒月答道：“我是想买，可是我想等一等，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搞不好就要捅出娄子来，还是算了吧，于是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决定不买了。”

主人说：“怎么搞的，还没有买呀。就为了一把提琴，不是把人逗弄了好半天吗？”

“不是逗弄，因为还不能买嘛，又有什么办法。”

“为什么？”主人问。

“您问我为什么，因为那时刚刚天黑，还有好多人从大街上走过呢。”寒月说。

“那有什么关系，管它有多少人走过呢，你这人真够怪的啦。”主人气哼哼地说。

寒月说：“如果只是一般无关的人，就是一千人两千人当然也没有关系，可是学校里的学生挽着袖子，拿着粗大的手杖正在左右徘徊，哪能随便去买呀。其中还有一伙叫‘沉淀党’的学生，他们总是以在班里考试居于末尾而自豪哪。这种人别的不行，唯独在柔道上非常厉害，所以我绝不能轻率地去买。因为很难说将会受到他们什么样的迫害。我虽然是买提琴，不过还是想保留这条命呢。与其因拉提琴而被打死，当然还是不拉琴活下去更好吧。”

“这么说，你是没买啦？”主人追问了一句。

“不，还是买了。”

主人说：“你这人真不爽快。买就快些买，不买就干脆不买，早做出决定岂不更好？”

“嘿嘿……世上的事儿可不是我们一厢情愿所能解决的呀。”寒月君说着，态度冷静地点了一支朝日牌香烟，吸了起来。

主人似乎嫌寒月的话讲得太啰嗦，于是猛地站起到书斋里，很快拿回一册很旧的外文书，转身趴在铺席上读了起来。独仙君不知什么时候回到了壁龛前，一个人独自摆起棋子儿，下起独角棋来。本来很有趣的故事，由于一拖再拖，听的人减少一个又一个，剩下的只有忠实于艺术的东风君和听多长的故事也从不会怵头的迷亭先生。

寒月君吸了口香烟，毫不客气地朝天吐了一口，然后用和刚才同样的速度继续讲起来：

“东风君，我那时是这样想的：‘要买，这在天刚黑的时候是绝对不行的。’可话又得说回来，如果深夜再来，那么‘金善’就会关门了，也不行。我必须估摸着学校里的学生散完了步，全都回去了，而‘金善’又未闭店的时候前去买才行，否则的话，我的计划就要化为泡影。但是估摸好这个时间，却十分困难。”

“不错，这是很难估量的。”东风君同意说。

“这样，我把这个时间估算为十点钟。那么从现在到十点这段时间，我必须去消磨一下。回家去再重来，又太费事。到朋友家去聊聊，又觉得心神不宁，也不太好。这样，我万不得已，决定在这段相当长的时间里在市内散散步。可是，要是在平时逛上两三个小时，总觉得时间很快就会度过，唯独这天晚上，时间过得真慢啊！我深深感到这才是‘一日如千秋’哩。”寒月君故意装出一副焦急的样子看着迷亭先生。

迷亭说：“古人也说过，‘等妹久不至，心焦似火’嘛，而且比起被等的人来，等人的人是最不好受的嘛。那挂在店头的提琴当然在焦急地等着你，不过，你活像个漫无着落的密探，在那里转来转去，不知如何是好，当然焦急就不用说了。简直是‘累累如丧家之犬’嘛。说真的，再也没有比失掉了主人的狗更值得人同情的啦。”

寒月说道：“狗嘛，说得太过分啦。我还没做过被比作狗的事儿哪。”

东风安慰寒月说：“我听了你讲的，感觉到仿佛就在读以前的艺术家的传记一般，深感同情啊。迷亭先生将你比作狗只是开个玩笑罢了，你不用放在心上，往下讲吧。”其实就是没有东风君的解围，寒月也还是要讲下去的。

“随后我又从徒街走到百骑街，从百骑街又走到钱庄街，又来到了鹰匠街，在县署前数了数枯柳的数目，在病院旁计算了一下有多少亮灯的窗子，在染坊桥上吸了两支烟，这样，我看了一下表……”

“到十点钟了吗？”迷亭问。

“可惜的是还没有到。我走下了染坊桥，顺着河东上，遇上了三个搞按摩的盲人。随后是不断地听见狗在远处的吠叫声啊，先生！”

迷亭立刻搭言：“在漫长的秋夜，在河畔听狗的远吠声，真有点戏剧性的味道呢。你就成了那种逃亡武士的角色啦。”

东风君问道：“是寒月君干了什么坏事吗？”

迷亭先生代答道：“不用忙，马上就要干坏事啦。”

东风君说：“真可怜，如果买把提琴也算是坏事，那么音乐学校的学生就都是罪人啦。”

迷亭紧接着议论说：“如果你做别人不承认的事儿，不管那件事儿多么好，也是罪人嘛。所以说，人世间，罪人问题是最不可靠的了。耶稣也是因为他生在那个社会所以成了罪人嘛。美男子寒月君，也是因为要在那儿买提琴，所以是罪人嘛。”

寒月微笑着说：“那么照您的吩咐，我权且当一回罪人吧。当不当罪人倒没关系，只是怎么也到不了十点钟，这可使我犯难啦。”

迷亭说：“那好办，你就再数一遍街名呗。那样还嫌不够，你可以再来一回‘秋天的太阳明晃晃’嘛。这还不够的话，你就再吃上三打柿饼，不就行了吗？反正我们会听到底的，在十点钟到来之前，你就讲下去吧。”

寒月君一味嘻嘻地笑，然后说道：

“您这样都替我先说啦，我可就没辙啦。那么，就来一次飞跃，就算它到了十点吧。这样，在预定的十点钟，我来到‘金善’的店前一看，由于秋天的夜寒，白天这主要街道的钱庄街，到了这时几乎行人绝迹，就连偶尔从对面传来的木屐声，也给人一种凄凉的感觉。‘金善’也紧闭上大门，只有一个小门供人出入。我带着一种被狗跟在身后的感觉，拉开小门走了进去，心里总觉得有点毛悚悚的呢。”

寒月正讲到这里，主人的眼睛离开他那脏乎乎的书本转向寒月，问道：“喂，买了提琴啦？”东风君代答道：“这就买哩。”主人好似自言自语地说了声“怎么还没买？讲得真长啊。”说罢，又读他的那本书去了。独仙君闷声不响，用黑白棋子儿，把棋盘摆满了一大半。

“我一下子进到屋里，头巾也没有摘掉，就说：‘给我拿提琴。’围坐在火炉旁的四五个店伙计和小徒弟正在聊天呢，这时似乎都吓了一跳，一起抬头看我，我抬起右手狠命地把头巾往前扯了扯，又说了声：‘喂，我要买提琴，’坐在最靠近我的一个小徒弟狠狠地盯着我的面孔，有气无力地答应了一声，便站起来将挂在店头的那三四把琴摘了下来。我问：‘多少钱？’他回答说：‘五元二角。’”

迷亭道：“喂，有那么便宜的提琴吗，是不是玩具琴呀？”

寒月又讲下去：“我问：‘这几把都是一个价钱吗？’他回答说：‘嘿，没有一个有毛病的，都极结实，都是极用心造得的，’于是我从钱包里取出五元一张的纸币和一个两毛钱的银角子，我用事先准备好的一块大包袱布把琴包了起来。这期间，店里那几个人不再说什么，一起死盯盯地瞧着我。虽然我用头巾遮住了大半个脸，不用担心他们记住我是谁，不过我还是急得不得了，恨不得早一点回到大街上去。我好不容易把包好的提琴藏在外套下面，从店中走出，店里所有的人，由掌柜带头齐声地喊道：‘谢谢光顾！’我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冷气。到了大街上，我环顾了一下四周，幸运的是，街上没有什么人，但是在百米远的前方，有两三个人正向这边走来，他们边走边吟诗，声音在街道上传得老远。我想：‘这可不得了，’便从‘金善’的角上向西拐过去，顺着城壕来到药王街，然后从桦树村来到庚辛山脚下，总算回到了我的住处，回来后，一看表，已经午夜一点五十分啦。”

东风君非常同情地说：“你简直像是整整走了一个晚上哩。”迷亭则长出了一口气说：“总算有了结果，啊呀，简直像下‘旅行双六棋’好长呀。”

寒月说：“下一步你们才是最感兴趣的呢，现在只不过是序幕罢了。”

迷亭先生说：“还有吗？这可不得了，一般人一旦遇上了你，肯定在比耐性上要输给你哩。”

寒月说：“耐性不耐性姑且不管，如果只说到这儿，那就等于造了佛像不开光一样，所以我还要讲下去。”

迷亭说：“你要讲就随你的便呗。我们还是会听的呀。”然后招呼主人说：“苦沙弥先生也来听一听，怎么样？提琴可是已经买到手啦，喂，老兄！”

主人说：“这回该是卖提琴了吧？他要是卖琴，我听不听没关系。”

寒月回答道：“还轮不到谈卖琴哩。”

主人说：“那样，我更用不着听啦。”

寒月说道：“这就不好办啦，东风君！认真听的人只剩下你一个人。我讲起来也没有劲头啦。那我只好粗略地讲一讲啰。”

东风说：“用不着粗略，你还是慢慢地讲，有趣极了。”

于是寒月说道：“提琴是费了一番工夫弄到手了，但最难办的是放的地方啊。有很多人常到我这里来玩，所以如果随手挂起来或立在哪里，就会马上被人看见。如果挖个坑埋起来，再挖出来就费事啦。”

“可不是！你把它藏在顶棚里啦？”东风不假思索地说。

寒月说道：“农民家里嘛，哪来的顶棚！”

东风君道：“那可真不好办，你藏到哪儿去了呢。”

寒月说：“你想我会藏在哪儿？”

东风君说：“猜不透，是藏在装防雨板的木橱子里吧？”

寒月说：“不是。”

东风说：“是用被子裹上藏到壁橱里？”

寒月说：“也不是。”

在东风君和寒月君关于藏提琴的地方进行这样一问一答的当儿，主人和迷亭也在谈着什么。

主人指着书问迷亭道：“这是什么意思？”

“让我看看。”迷亭说。

“就是这两行。”主人指着书中的一个地方说。

“你问是什么意思呀？Quid……喂，老兄，这是拉丁语呀。”迷亭说。

“我也知道是拉丁语，我问的是什么意思？”主人说。

“不过，你平常不是说你懂拉丁语吗？”迷亭君看出这太危险，于是赶快找了一条退路。

“我当然懂，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主人固执地说。

“你说你懂，却又问我是什么意思，这未免太凶啦。”迷亭说。

“别扯别的，你赶快用英语给我译过来。”主人说。

“什么快译过来！你这口气简直拿我当你的勤务兵啦。”迷亭说。

“勤务兵也没关系，译吧。”主人说。

“嘿，先不要管什么拉丁语，还是让咱们先去拜听寒月君的谈话吧。现在正是紧要关头呢。那把琴现在正到了藏得住、藏不住的紧要关头，正是走到了‘安宅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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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紧要时刻呢。喂，寒月君，那以后到底怎样啦？”迷亭说着，表现出极热心的样子，加入了提琴这一伙。主人被无情地撂在一边了。寒月君更加得意，继续讲他藏琴的地方。

“我最后把它藏在一个旧的竹编箱子里啦。这个竹编箱子还是我离开家时祖母给我饯行的纪念品呢。据说还是祖母出嫁时的陪嫁之物哩。”

迷亭说：“那可真够得上是旧东西啦，似乎和提琴未免有点不太相称。东风君，你说呢？”

“嗯，是有些不太相称。”

寒月顶了东风先生一句：“你方才说放到顶棚上，不是也不太相称吗？”

迷亭说：“虽然不相称，不过，你尽可放心，这可以作为俳句的题材哩：‘凄清的秋天藏在竹箱里梵阿玲。’你们两位说说，这首俳句如何？”

东风君说：“今天迷亭先生俳兴大发哩。”

迷亭自我吹嘘说：“不只是今天，我腹中随时都装着俳句哩，我在俳句上的造诣，就连过世的子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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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惊叹得张口结舌哪。”

东风君是个老实人，因此他很率直地问道：“先生和子规先生认识呀？”

“哪里，我们虽然不认识，但我们通过无线电报，却是始终肝胆相照哪。”由于迷亭这个回答过于胡诌八扯了，东风先生连搭言都无法搭言，就只好一声不吭了。寒月嘻嘻地笑着，又接着讲了下去：

“就这样总算有个存放的地方。但是一旦拿出来，可又麻烦了。只是拿出来，在没有人看见的时候欣赏欣赏还好说，但不能只是欣赏啊，还必须拉才行。但是一拉，就要发出声音，一发出声音，立刻就要被人发现。恰好我的南邻只隔着一道木槿篱笆，住着一位‘沉淀帮’的首领，所以就更加危险啦。”

东风君不胜同情地说：“那真不好办啊。”

迷亭又开玩笑地说：“是啊，这真不好办。凡事口说无凭，现在的问题是要发出声来。小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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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宫也完全是因为这个吃了大亏嘛。如果是偷着吃东西，或者造假钞票，总还可以想出点办法，不过音乐这东西是瞒不过人的啊。”

东风君说：“只要不发出声音来，还可以对付过去，不过……”

迷亭立刻插口说：“等一等，你说只要不发出声音就好办，不过，也有不是由于声音而照样泄露出来的事儿。过去，我们在小石川的一座庙里过自炊生活的时候，有一位姓铃木的，我们将他称为阿藤的人，这位阿藤老兄，非常喜欢做菜时用的‘甜酒’。他用啤酒瓶买来满满一瓶甜酒，悄悄独自一个人喝，来满足他个人的嗜好嘛。有一天，阿藤外出散步，不想却被苦沙弥君给偷喝了。正在这时……”

主人突然大声嚷道：“我怎么会偷喝铃木的甜酒，偷喝的是你呀。”

“啊呀，我想你正在看书，说你一下也不会有什么，谁想你还是在听着呢。真是个要多加提防的人哪。‘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说的就是你这种人啊。不错，让你这么一说，我也偷喝啦，我喝是喝了，不过，首先被发现的是你呀。你们两位听我说，苦沙弥先生本来是不会喝酒的，不过，他觉得这是别人的甜酒，便拼命地喝，结果可不得了，整个脸都变成大红萝卜啦。不，简直吓死人，使你连看都不敢再看他一眼……”

主人喝道：“闭上你的嘴，连拉丁语都不懂哩。”

“哈哈……这样铃木回来，拿起酒瓶来摇了摇，少了足有大半瓶，他说准是别人偷喝了，转身四处一看，这位老兄坐在角落里，活像是个用朱泥捏出来的偶人儿，你们说该死不该死呀。”

迷亭说到这里，三个人都捧腹大笑起来。就连主人也一边看书，一边“咯咯”地忍不住笑。只有独仙君，看来是弄得过分了，有些疲劳，不知什么时候趴在棋盘上呼呼地睡着了。

迷亭兴犹未尽，接着又讲了下去：

“还有一件不发出声音照样会败露的事儿。我从前到姥子温泉去，曾经和一个老头儿同住一间房子，据说大概是东京一家绸缎店的老店东，已经在家养老啦。噢，既然住在一起，管他是开绸缎店的还是开布店的，我才不管呢。只是出现了一件糟糕的事儿，事情是这样的：我到了姥子温泉后的第三天，香烟就吸光了，诸位大概也晓得的吧，姥子温泉那个地方，是群山中唯一的一家温泉旅馆，除了洗洗温泉、吃饭之外，是个做什么都不方便的地方。这样我的香烟全吸光了可就难办啦。一旦东西没有了，就愈发想得不得了，一想到烟没有了，平时烟瘾不那么大，这时却会非常想吸，可恨的是，那个老头儿却是事先准备了满满一包袱的香烟进山里来的。他将这些香烟一点儿一点儿取出，在人前盘腿而坐，叭唧叭唧地吸着，仿佛故意对人说：‘怎样？你也想吸吧。’他只是在人前吸还可容忍，后来他又吐烟圈儿，不但竖着吐，还横着吐，甚至又像邯郸梦的枕头那样倒着吐，有时还让烟儿在鼻孔里几进几出。总之，他是故意在‘吸耀’……”

东风问道：“您说什么，什么叫做‘吸耀’呀？”

迷亭说：“如果是衣服、家具就要说成炫耀，他这是吸烟，所以就是吸耀呗。”

东风说：“嘿！您既然看着难受，干脆和他要点不就行了吗？”

迷亭说：“可是，我不能向他要，我是男子汉嘛。”

东风说：“嘿！向人要是不行的吗？”

迷亭说：“也许行，不过，我没有去要啊。”

东风说：“那么，您怎么办啦？”

迷亭说：“我没有要，而是偷。”

东风说：“啊呀，啊呀。”

迷亭说：“那老家伙拎着毛巾去洗澡了，我想这回正是偷他的烟来吸的绝好时机，于是我接二连三地吸了起来，还在想：‘真过瘾哪。’就在这时，纸障子哗啦地拉开了，我吃惊地回头一看，原来是香烟的主人来了。”

东风君说：“他没有去洗澡？”

迷亭说道：“他刚想去洗，忽然想起忘了钱口袋，就从廊子里走回来了。其实人家又不会偷他的钱口袋，再说这不是小瞧人吗？”

寒月说：“这很难说，就凭您伸手拿人家香烟的本领也难放心。”

“哈哈……这老头儿倒也很有眼力。他一拉开纸门，看见钱口袋平安无事，却见我这两天未过烟瘾后拼命吸吐出的烟雾满屋子都是。俗语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事立刻就露馅了。”

寒月说：“那老者说了些什么吗？”

迷亭说：“毕竟是年高有德，他什么也没说，只是拿出五六十支香烟，用白纸包上，递给我说：‘恕我冒昧，我这里的香烟虽然不怎么好，您如不嫌弃的话，就请吸吧。’说完就去洗澡了。”

东风说：“他那么做，大概就是所谓江户趣味吧。”

迷亭说：“谁知道是江户趣味还是绸缎店趣味，反正从那以后，我和老头儿肝胆相照足足有两个星期，我在那里高高兴兴地玩了一阵子才回来的。”

东风问：“那两个星期，您就一直吸那老者的香烟？”

迷亭说：“唔，可以这么说吧。”

这时主人才合上书本，坐起来加入到谈话中，说：“提琴，这回讲完啦？”

寒月说：“还没有呢，马上就到最有趣的地方啦。正好是关键的地方，您来听听吧。喂，独仙先生，希望独仙先生也来听听。那样沉沉大睡对身体有害呀，不是吗？可以叫醒他了吧。”

迷亭说：“喂，独仙君，醒来醒来，快来听有趣的故事！快醒醒，这种睡法于身体有害呀，你太太为你担心哩。”

“唔。”独仙君抬起头来，一条口涎长长的沿着他那山羊胡流了下来，活像蜗牛爬过的痕迹，亮晶晶的清晰可见。

独仙说：“啊，真是太困啦。得非‘山上白云似我慵’乎。啊，睡得真舒服啊。”

迷亭说：“大家也都承认你睡得不错，不过，你还是醒醒吧？”

独仙说：“我可以不再睡了，你们有什么有趣的事要讲吗？”

迷亭说：“下边就该是提琴——苦沙弥君，提琴该是怎样啦？”

主人说：“该是怎样，我一点也摸不透呀。”

寒月说：“这回该是拉提琴了。”

迷亭向独仙说：“这回该拉提琴了，快到这儿来，你也听听吧。”

“还在讲提琴的事儿？真糟糕啊。”

迷亭说：“君是专弹无弦素琴的，不应该有什么糟糕，倒是寒月君拉起提琴，吱吱嘎嘎，一墙之隔的邻居都听得见才是真糟呢。”

独仙说：“是吗？难道寒月君不知道不让邻居听得见的拉琴方法吗？”

寒月说：“我不知道。要真的有，我倒希望领教一下呢。”

独仙说了句谁也听不懂的话：“用不着问我，只要看一下‘露地白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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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会明白的。”寒月君想这是独仙睡糊涂了说出的胡话，所以有意不去理睬，把话头继续下去：“我费了好多心思，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第二天正好是天长节，从早晨起我一直待在家里，一会儿打开葛笼的盖儿，一会儿又关上，一整天就这样心神不宁地过去了，后来终于天黑了，葛笼的底下蟋蟀都叫起来了，这时，我狠一狠心，把提琴和弓子取了出来。”

东风君高兴地说道：“终于拿出来啦。”

迷亭提醒说：“可不能轻易拉呀，太危险了。”

寒月说：“我首先拿起琴弓，从弓尖直到弓把，检查了一遍。”

迷亭嘲笑说：“又不是笨刀匠，干吗要摆出这种架势？”

寒月说：“我想这就是我灵魂寄托所在嘛，我觉得我就像是一位武士在漫漫长夜的灯影之前，将磨得锋利的宝剑从剑鞘里猛地抽出时那样，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情。我手里拿着琴弓，浑身不停地颤抖起来。”

东风君刚说了一句：“简直就是天才嘛！”迷亭马上补了一句：“简直就是抽羊角风嘛！”主人则说了句：“还是赶快地拉吧。”独仙君则做出一副无可奈何的表情。

寒月接着说下去：“多亏琴弓没有问题，我于是把提琴也移近到煤油灯前，反正面都检查一遍，这段时间前后共用了五分钟左右，诸位别忘了，葛笼底下的蟋蟀一直在鸣叫着。”

“你让我们记住什么都行，还是放心拉你的琴吧。”迷亭说。

“我还没有拉哩。幸好提琴也毫无毛病。我想，这就行了。于是我猛地站了起来……”

迷亭问：“你想到哪儿去呢？”

寒月说：“请不要说话，老实地听我说，如果每句话您都这样打岔，我就没法讲下去啦。”

迷亭说：“喂，各位，大家别作声，嘶、嘶……”

主人说：“插嘴的只有你呀。”

迷亭说：“唔，是吗？这太对不起啦，恭听恭听！”

寒月说：“我挟好提琴，纫上草鞋，两步三步就走出了我的草屋，不过，请暂时等一等……”

迷亭说：“看，又来了，我早就料到你会中途停电的。”

寒月说：“像诸位先生总是这样半途乱弹琴，实在遗憾。我只好以东风君一个人为对象讲下去啦。东风君，你听着，我走了两三步又赶回去，把离开故乡时用三元五角钱买来的红毯子披在头上，一口气吹灭了灯，在漆黑当中，就找不见我的草鞋啦。”

迷亭问道：“你到底是要去哪儿呀？”

“喂，请听我说。我费了好大劲总算找到了草鞋，走到外面一看，满天星斗与满地柿叶，头上顶着毛毯，怀里抱着提琴。我一直向左向左，爬上缓坡，来到了庚辛山的山脚下。这时，东岭寺响起的钟声，隔着我头顶着的毛毯，穿过我的耳鼓，一直响到我的脑袋里，东风君，你晓得那是几点钟啦？”

东风君答道：“不晓得。”

寒月说：“已经九点啦。这回在漫漫的秋夜里只有我孤身一人，马上要爬上这八百米的山路，到一个叫大平的地方。我本来十分胆怯，要是平时我准会怕得不得了，但是一旦专心想着一件事儿就会出现奇迹，任何恐惧也没有啦，在我的念头里连想都没有想过啊。我心中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要拉琴，你说怪不怪？这个叫大平的地方是在庚辛山的南侧，天气晴朗的日子爬上去，从赤松林的间隙能把市街尽收眼底，是个眺望绝佳的平川地，对啦，它的面积足有一百坪那么大，在当中有一块大小有八叠的巨岩，北边紧接着鹈沼池，池旁都是一些三人合抱的大樟树。因为是在深山里，只有一间采取樟脑的小屋，在池子这一带，就是白天，也是个怪瘆人的地方哩。多亏工兵们在演习时开有山道，所以向上爬还不太费劲儿，好不容易来到巨岩之上，我铺好毛毯，总算在毯边坐了下来。我是第一次在这冷飕飕的夜晚爬上来的，坐在巨岩上稍微宁静下来之后，四周凄凉的气氛一点一点地浸透我整个身心。在这种场合，使人不安的只是恐惧的感觉，所以只要排除这种感觉，剩下的就只有皎皎冽冽的空灵之气啦。我呆呆地在那里坐了大约二十分钟，不知为什么就觉得仿佛只是我一个人住在水晶宫里似的。而且孤身一人在这水晶宫里住着的我、我的身体——不，不只是身体，我的心，我的灵魂，都像是用石花胶制成似的，完全变得清澈透明，是我自己住在水晶宫里呢，还是我自己体内有个水晶宫呢，我简直分不清了。”

迷亭认真地嘲弄说：“这故事可变得越来越玄啦。”

独仙君带着羡慕的神色紧跟着说：“这真是个有趣的境界呢。”

寒月说：“假如这个状态长久继续下去，我很可能忘掉我一心想要拉的提琴，就这样在巨岩上呆呆地一直坐到第二天的黎明哩。……”

东风君问道：“难道是狐狸精出没的地方吗？”

寒月不理睬东风君的质问，继续讲道：“就这样，当我已丧失了物我的区别，沉迷在不辨生死之境的时候，突然在身后的鹈沼池那边，发出了一声‘嘎’的拖长了的声响……”

迷亭说：“大概又出现什么了吧。”

寒月说：“那个声响引起远处的回音，我突然间感到它和一股彻骨的疾风在一起，从满山黄叶林梢飘过，我终于神志又清醒过来……”

迷亭做了一个抚摸着胸口的动作，说道：“好家伙，我这才算放心了。”

独仙君向寒月递了个眼神说道：“大死一番乾坤新嘛。”但寒月丝毫未懂得他的意思。

寒月说：“那以后，我恢复了清醒的头脑，环顾一下四周，整个庚辛山静悄悄的，连个雨点大的声音也没有。我想：‘怪啊，刚才是什么声音呢？如果是人声，未免太尖锐了；如果是鸟声，又太大了；难道是猿猴的声音？可这一带不会有猴子呀。是什么呢？是什么呢？’这一疑问在头脑中一产生，我就想加以解释，于是方才还一直静悄悄的东西，突然纷然、杂然，恍如欢迎康诺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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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下时满都人士陷入狂热态度一般，在我的头脑里乱转起来。很快我全身的毛孔一下子都开了，活像长满毛的小腿上被喷上烧酒一样，所有号称勇气、胆量、理智、沉着的这一切都嗖地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心脏在肋骨下面都跳起‘捏鼻子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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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两条腿也发出像风筝的嗡嗡声，抖动得十分厉害。这可受不了啦，我用毛毯一下子罩住了头，挟起小提琴，晃晃悠悠地从巨岩上跳下来，沿着八百米山路，一直线地跑到山脚下，回到家来钻进被子里就躺下了。就是现在想起来，也从未遇上像那样毛骨悚然的事儿哩，我说东风君！”

东风问：“以后呢？”

寒月说：“这就是全部经过呗。”

东风又问：“再没有拉小提琴吗？”

寒月说：“我就是想拉琴也拉不成了。那‘嘎’的一声真吓死人啦。就是你，也肯定拉不成的。”

迷亭说：“我总感觉你的故事有些虎头蛇尾。”

“感觉归感觉，事实如此嘛。怎么样？诸位先生！”寒月环视所有在座的人，显出十分得意的样子。

迷亭说：“哈哈……讲得妙极。为了扯得这么长，很经过一番惨淡苦心吧。我一直想可能男子汉桑德拉·威洛尼正出现在东方君子国，所以直到现在我一直在拜听着呢。”他说着，心想总会有人要他解释一下威洛尼的故事吧，结果出乎意料，没有人向他提问，他只好自己解释下去：“桑德拉·威洛尼在月下弹着竖琴，在森林里唱着意大利式的歌，这和你挟着小提琴到庚辛山上去，很有异曲同工之妙哩。可惜的是，他弹琴惊动了月里嫦娥，而你却惊动了一个池中的老狐狸，在极端紧要的关节上，出现了滑稽与崇高的巨大差异，未免太遗憾了吧。”

寒月君满不在乎地说：“我并不怎样遗憾。”

主人则给了他一个评语，说：“跑到山上去拉琴，这是赶时髦，所以才被吓跑回来的。”

独仙君叹息着说：“好汉竟然到鬼窟中讨生活，真可惜！”凡是独仙君所说的话，寒月君从来未听懂过，也不只寒月君，恐怕谁也不会听懂的吧。

过了一会儿，迷亭先生转了话题说：“这些姑且都不管，寒月君！你最近还一直去学校磨你的玻璃球吗？”

寒月说：“不，我最近回了故乡一趟，所以暂时中止了。磨球我已磨厌了，老实说，我想干脆不干就算了呢。”

主人皱起眉头说：“可是，你不磨球，当不了博士呀。”

寒月君本人却意外轻松地说：“博士嘛，嘿嘿……不当也罢。”

主人问：“不过，这样结婚就要延期啦，双方都会为难吧。”

寒月问：“结婚？谁结婚？”

主人说：“你呗。”

寒月问：“我和谁结婚？”

主人说：“和金田家的小姐呗。”

寒月说：“哎嘿！”

主人说：“哎嘿什么！你不是已答应结婚了吗？”

寒月说：“我没有答应呀，那是对方到处乱讲的呀。”

主人说：“这可不像话，我说迷亭，你不是也晓得那件事儿吗？”

迷亭说：“你指的是‘鼻子’那件事吧。那件事并不只是你和我晓得，满天下都知道这一公开的秘密啊。不用说别的，《万朝报》就向我打听什么时候他们能获得刊登这两位照片的荣誉呢。他们总是到我这儿打听具体的结婚日期。这位东风君已经写好了一篇《鸳鸯歌》的长诗，从三四个月前就等着呢。只是因为寒月君还没有成为博士，使东风君的这篇精心杰作难见天日，他为此还焦急得不得了呢。东风君，我说的对吧？”

东风君答道：“我倒还没有到焦急的地步，反正我打算把这篇充满同情之作发表出去。”

迷亭说：“你看！你是否能当得上博士，将使各方面都受到很大影响呢。要加油干呀，加紧磨你的球吧！”

寒月说：“嘿嘿……让各位操心，实在对不起，不过，我毋需当博士啦。”

迷亭问：“为什么？”

寒月说：“也不为什么，我已经是明明白白有了个老婆的。”

迷亭说：“嚯，真有你的！你什么时候不声不响就秘密结婚啦？这事可万万粗心大意不得呀。苦沙弥君！现在阁下总听到了吧，寒月君说他已经有妻子了呀。”

寒月说：“妻是有啦，子还没有哪。我这才结婚不到一个月，就生出孩子来，那可是事儿哩。”

主人活像预审法官似的，询问寒月道：“你说说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结婚的？”

“您问什么时候？我这次回老家，家里一切早都准备好了。就等我回去举行婚礼。今天我给您拿来的干松鱼，就是亲戚祝贺我结婚送给我的。”

主人说：“就送三条干松鱼，太小气啦。”

寒月说：“不是，是送了很多的，我从中拿来三条。”

主人问：“那么说，你妻子也是老家那里的人啦。也是长得很黑吗？”

寒月说：“嗯，黑极啦，和我正般配。”

主人说：“那么，金田方面，你准备怎样做呢？”

寒月说：“我什么也不准备做。”

主人说：“那样的话，未免理上说不过去吧！迷亭，你说是不是？”

迷亭说：“没什么说不过去嘛。嫁给别人还不是一样？反正夫妻就像是在黑暗中乱碰一样，双方既然碰不到一起，还硬要他们碰在一起，那是白费力气的。既然是白费力气，谁和谁碰到一起都无所谓。值得同情的倒是《鸳鸯歌》的作者东风君这样的人。”

东风君说：“我可以根据情况把《鸳鸯歌》改为祝贺寒月君的。金田家办婚事的时候，我再另作一首就是了。”

迷亭说：“真不愧是诗人，随时都可以变通自在哩。”

主人还在担心金田方面的事儿，说道：“你向金田那边回绝了吗？”

寒月说：“不，我没有必要去回绝，对我来说，我既未说过请他把女儿嫁给我，也未说过我愿意娶她，更未向对方求过婚，我满可以一声不响。哪里还用得着说什么。就在当前，金田家就已经派了十个二十个密探，把整个事情都探听去了。”

主人一听到“密探”这个字样，立刻脸上现出厌恶的表情，说道：“那么，什么也别讲！”看来，主人还觉得不满意，关于密探的问题，他很把它当成一件大事，便作了如下的论述：

“趁人不小心掏人家的腰包，这是扒手；在无意中摸人家的想法这就是密探；在人家不觉察之中摘掉人家的防雨板进去偷东西，这是窃贼；在不知不觉之中引出人家的话来、揣摩人家的想法，这就是密探；把匕首插在铺席上进行恐吓，硬夺人家的钱，这是强盗；使用一大堆恐吓的语言，强迫人家听从，这是密探。所以说密探是扒手、窃贼、强盗的一伙，是不齿于人类的。听任密探横行，就是助长他们，一定要跟他们干到底。”

寒月说：“没事儿，就是拉出个一千两千密探的队伍来袭击我，我也不怕，我可是个专门磨球的名人、理学士水岛寒月嘛。”

迷亭道：“嚯、嚯，真了不起！真不愧是新婚的理学士，劲头足啊！不过，苦沙弥君！你说扒手、窃贼、强盗都是同类，那么指使这些密探的金田又和什么是同类呢？”

主人说：“大概是熊坂长范一类的家伙吧。”

迷亭说：“是长范吗？这倒说得不错！《谣曲》中不是唱过：‘看似一个长范，却变成两个死去了’吗？不过那个靠放‘乌鸦债’起家的、对面胡同里的长范，却是个黑心肠的、贪得无厌的人，到多咱也死不了哩。如果让那样的家伙注意上了，可要倒霉的呀。一辈子都要受他害的。寒月君，你可得多加小心啊。”

寒月说：“哪里，不要紧的。那不是正像戏文中唱的‘哎哟哟，此等贼横行霸道，俺的本领你早应知晓，仍敢不要命前来’嘛，如果来就狠狠惩治他一下。”寒月泰然自若地引了一段宝生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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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乐。

“你们提到密探，我想二十世纪的人大多有点密探的倾向，这是为什么呢？”独仙君自有自己的看法，他提出了一个超然于现实情况之上的问题。

寒月君回答道：“大概是物价太高的缘故吧。”

东风君回答道：“是因为不了解艺术趣味的缘故吧。”

迷亭君则回答说：“这是因为人都长出了文明的犄角，像金米糖那样不平的吧。”

下一个轮到主人了，主人用一种神乎其神的语调议论道：

“这个问题我也充分考虑过。根据我的解释，现代人的密探倾向，原因全在于个人的自觉心过分的强烈。我所说的自觉心，不同于独仙君所说的什么见性成佛啦、自己与天地同体啦那种悟道一类的东西。”

迷亭说：“哎呀，你讲起大道理来啦。苦沙弥君，既然你用你的三寸不烂之舌大发议论，那么迷亭我，对不起，一定要跟在你的后边，堂堂正正地讲出我对现代文明的不满哩。”

主人说：“你愿意说就说呗。不过，你根本说不出什么来的嘛。”

迷亭说：“可你没有料到我还真有可说的呢。拿你来说，前些日子你把刑警尊敬得神佛似的，可今天又把密探比作扒手、窃贼，你简直成了个前后矛盾的怪物。而我这个人呢，始终一贯，从父母未生我之前直到今天，从来没有改变过自己的说法。”

主人说：“刑警是刑警，密探是密探，前些日子是前些日子，今天是今天，从不改变自己的说法，是你头脑不发达的证据。所谓‘下愚不移’说的就是你呀。……”

迷亭说：“这说得太过分啦，密探如果也能这样开门见山地说，倒是满可爱的哪。”

主人说：“你说密探是我？”

“我是说你不是密探，你好就好在人很正直呀。不要拌嘴，不要拌嘴。来吧，让我拜听你的伟大议论吧。”

主人继续说：“现今人的所谓自觉心，可以说是过分懂得自己与他人之间有一条截然的利害鸿沟。而这种自觉心，随着文明的进展，一天比一天变得敏锐，从而到了最后，连举手投足都变得不能按自然行事。一个叫亨利的人批评斯蒂文森说，他走进有镜子的房间，每次在镜子前通过都要照一下镜子，他就是这样一个每一瞬间都不能忘掉自己的人。这种批评实际上正好说明当前的社会趋势。睡梦中想的是我，醒来想的还是我，这个我到处不离身，结果人的言行只能是小里小气，只能把自己束缚得紧紧的，只能感觉人世是痛苦的。正和青年男女相亲时的心情一样，从早到晚心神不宁。所谓悠悠然、从容不迫，都不过是纸上的字眼儿，成了毫无内容意义的词语。在这点上，当代的人都成了密探式的人、窃贼式的人。密探干的是不让人发觉，偷偷摸摸尽量给自己找便宜的勾当，自然非有强烈的自觉心不可。窃贼也总在担心自己会不会被发现，会不会被抓住，所以也势必非有个强烈的自觉心不可。现今的人，睡觉也好醒来也好，总在盘算怎样对自己有利，怎样对自己不利，自觉心和密探、窃贼一样强烈。在二十四小时中总是心神不宁，总在偷偷摸摸地行动，在走向坟墓之前一刻也不得安宁，这就是现代人的心态。这是对文明的诅咒，真可笑极啦。”

独仙说道：“不错，这是个有趣的解释呢。”一遇到这种问题，他绝不是不参与意见的人。他说：“苦沙弥君的说明实获我心。以往的人教人们忘掉自己，现在的人教人不要忘了自己，这完全不同。二十四小时中充满了自我意识。正因为如此，二十四小时中没有一刻是太平的。永远处在焦热的地狱里。说到普天下什么是良药，再没有比忘掉自己是更好的药啦。‘三更月下入无我’就是咏这种至境的嘛。现在的人，就是对别人表示亲切也缺乏自然的感情。英国夸耀为n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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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为，其实也是自觉心极度绷紧的。据说英国的天子到印度去游历，和印度王族共同进餐时，那个王族没有意识到是在天子面前，按照本国的习惯，用手将马铃薯抓到盘子里，然后那个王族羞愧得满脸通红。天子装作无事一般，也用两个手指把马铃薯挟到自己的盘子里……”

寒月问道：“那是英国式的教养吗？”

主人紧接着说：“我听到过这样一个故事：也是在英国的兵营里，连队的许多士官在一起请一个下士官吃饭。饭后送上来一只盛清水的玻璃盆供洗手之用。这个下士官不太熟悉这种宴会，他把玻璃盆拿到嘴边，把里面的水一口气喝光了。这样一来，连队长突然说要祝下士官身体健康，他也把洗手盆里的水一口气喝光了。在座的其他士官不甘示弱，也一齐举起洗手盆来祝下士健康哩。”

一向不甘心沉默的迷亭说道：“还有这样一个故事哩。卡莱尔第一次谒见女王时，由于他是宫廷礼仪不娴熟的怪人，这位先生突然说了句‘可以吗’，然后就一屁股坐在椅子上了。这时站在女王身后的许多侍从及女官都忍不住笑了。不是忍不住，而是强忍着笑。于是女王回过头去，稍微作了一下手势，那些侍从和女官便相继坐下了。据说这样使卡莱尔没有丢掉体面，不过这可够得上是用心良苦的亲切啦。”

寒月下了一个简短的评论道：“照卡莱尔的为人说，那些侍从和女官们就是站着他也不会当回事儿的呢。”

轮到独仙说：“对亲切所抱的自觉心，当然不坏，不过正因为在自觉心的前提下对人表示亲切，所以总得劳神嘛。反而令人可怜。一般人认为随着文明的发达，杀伐之气没有了，人与人的交际也稳当得多了，其实这是大错特错的。自觉心这样强烈怎么会稳当呢。不错，乍看起来，似乎像是平稳、相安无事，其实彼此都非常苦恼的呀。这和相扑的力士，在比赛场地当中互相揪住对手摆出不动的架势没什么两样嘛。在旁人看来以为这是极平稳的，而角力双方的本人不正是暗中使用极大的力气的吗？”

这回轮到迷亭开口了：“以吵架来说吧，以往是以暴力相见，压制对方的，所以反而显得单纯，最近的吵架是非常巧妙的，这就更要求自觉心啦。根据培根的话说，遵从自然的力才能战胜自然。现在的吵架，恰好符合培根的格言，你说该多么奇怪！这很像柔道，认为可以利用敌人的力来制服对方。……”

寒月说：“这和水力发电一样啊，不是违反水的性质，而是顺从它，使它变为电能为我所用……”寒月君刚说到这里，独仙君立刻接过话茬儿说道：“所以贫时就要受贫的束缚，富时受富的束缚，愁时受愁的束缚，喜时受喜的束缚的嘛。才人要死在才上，智者要失败在智上。像苦沙弥那样的爱动肝火的人，只要利用他的肝火，他就会暴跳如雷，上敌人的圈套……”

迷亭鼓着掌叫道：“说得好！”

苦沙弥先生苦笑着回答道：“我也不见得就那样容易受人摆布啊。”这引起大家一阵哄笑。

主人这时也提出了个问题：“我说，像金田那样的家伙会死在什么上呢？”

迷亭抢着回答道：“大概是他的老婆死在鼻子上，他死在罪孽上，他的喽啰们死在密探上吧。”

主人又问：“那么他的女儿呢？”

迷亭说：“他的女儿嘛，我没看见过，不太好说，大概是死在穿上、吃上，或者醉生梦死之类吧，反正总不至于死在恋爱上的。也说不定像卒塔婆小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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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样死于街头呢！”

“这说得太过分啦。”东风不愧是为金田小姐献过诗的，提出了异议。

“所以，‘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是句非常重要的话。如果不能到达这种境界，人总是要非常苦恼的。”独仙不断说出似乎只有他才开悟的话。

迷亭调侃独仙君说：“你先不要那样自吹自擂，你呀，说不定会在电光影里栽跟斗哩。”

主人说：“总而言之，文明若是按这种趋势发展下去，我简直都不愿意活啦。”

迷亭马上戳穿说：“不用客气，要死就死嘛。”

“不过，我更不愿意死！”主人在不合道理的问题上更加顽固。

寒月君这时说了句冷冰冰的格言：“生下来的时候，谁也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就生下来了，可死的时候，看起来谁都感到难受。”

“这和借钱时什么也没有想过，可到了还钱的时候觉得难受是一样的。”在这种时候，只有迷亭能立刻搭言。

“正像借钱时不考虑将来要还钱的人是幸福的，不担心死的人也是幸福的嘛。”独仙君超然地说了这句话。

迷亭追问独仙说：“按你的说法，那就是厚脸皮的人是开悟的吧。”

独仙说：“就是嘛。禅语中就有句：‘铁牛面铁牛心，牛铁面牛铁心。’”

迷亭说：“那么说你就是这方面的活标本啦。”

独仙说：“那也不见得。不过人们总担心死，这件事是发现神经衰弱这种病症以后才有的呀。”

迷亭说：“不错，像你这样的人，不管怎么看都是神经衰弱时代以前的那种人。”

迷亭与独仙在不断斗嘴的当儿，主人以寒月与东风两位为对象，不断讲他对文明的不满。

主人说：“问题是怎样才能使借的债不还。”

寒月说：“那不是什么问题啊，借债总要还的嘛。”

主人说：“哎，你先别急，这是讨论，你先听着好啦。正像怎样才能借债不还一样，怎样可以不死。这就会成为问题。实际上早已是问题了。炼金术就是这样。一切炼金术都失败了。人非死不可已经是再清楚不过了。”

寒月说：“人非死不可的道理，在有炼金术以前就已经再清楚不过了。”

主人说：“哎，这是讨论嘛，你老实听着怎么样？在弄清楚人非死不可以后，于是就产生了第二个问题。”

寒月：“嘿？”

主人说：“反正总要死的，那么怎样死才好呢？这就是第二个问题。命运注定，自杀俱乐部就和这第二个问题同时产生了。”

寒月发了一声“哦！”

主人继续说：“死是痛苦的，但是如果死不成则更痛苦。神经衰弱的人，生比死更痛苦，所以始终嘀咕着死的问题。这并不是因为怕死而犯嘀咕，而是考虑怎样死才最好。不过一般人不够聪明，总是听其自然，置之不管，这样一来二去的结果就是被社会捉弄死了。但是有一种特殊的人，他不满足被社会这样零割碎卖地捉弄死。他非要考虑怎样死不可，经过种种研究的结果，必定会想出一个崭新的妙招，所以今后世界上自杀者将越来越多，而且这些自杀者肯定都会以独创的方法离开人世的。”

寒月说：“嚯，这个社会可越来越不平静喽。”

主人说：“是不平静的，肯定不会平静的，一个叫做阿瑟·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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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他所写的剧本中就出现一个不断主张自杀的哲学家……”

寒月问：“他自杀了？”

主人说：“可惜，他并没有那样做。不过今后再过一千年，大家准会实行的。到了万年以后，一说到死，就会立即想到自杀了。”

寒月：“好家伙！”

主人说：“肯定会这样的。这样一来，自杀也经过种种研究变成了一门专门的科学，像落云馆那类中学就会不再教伦理课而开设自杀课了。”

寒月说：“真有意思，我也真想去旁听这种课哩。迷亭先生，您听见了吗？听见苦沙弥先生这番高论了吗？”

迷亭说：“听见了。到了那时候，落云馆中学的那位教伦理的先生就会说：‘诸位，不可墨守公德这类野蛮的遗风，各位作为世界的青年首先应想到的义务就是自杀。但是，根据己之所欲可施于人的原则，将自杀推进一步，搞成他杀也未尝不可。尤其是像住在咱们学校前边的那个穷措大苦沙弥那号人，他活着看上去也似乎很痛苦，诸君的义务就是尽快地将他杀掉。当然，和过去不同，现在是开明的时代，所以不可用刀枪或飞镖之类的东西，只需用折磨这种高尚的技术把他捉弄死，这对他本人也有好处，对各位来说也是荣誉……’”

寒月说：“好啊，这种讲课倒真有意思呢。”

迷亭说：“还有有意思的呢，在现代，警察是以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作为首要目的，但是到那时，警察就会像打狗的人一样，手执棍棒来揍死全世界的公民……”

寒月问：“为什么？”

迷亭说：“为什么呀？如今人的生命是宝贵的，所以警察才加以保护，到那时的老百姓，活着就是痛苦，警察慈悲为怀，所以就把你揍死呗。当然，稍微机灵一些的人大都已经自杀，警察揍死的那些家伙，不外是磨磨蹭蹭的怕死鬼和那些没有自杀能力的白痴及残废者呗。这样，希望被打死的人就在门口贴张条子，简单得很，只写上：本宅有个希望被打死的男人或女人即可。警察就会在合适的时候巡视过来，立刻按照所希望的办理。什么尸体怎么办？尸体也是由警察拉着车子来收集。而且还有有趣的事……”

东风君非常佩服地说：“先生，您的玩笑真是没完没了啊。”

这时，独仙君仍然一边关心着他的山羊胡子，一边慢条斯理地开言道：

“这事儿，要说是玩笑也可以说是玩笑，要说是预言也可以说是预言。不能透彻识别真理的人，很容易被眼前的各种现象束缚住，动不动就将泡沫一般的梦幻当成永久的真实，所以如果有人稍微讲点离奇的话，立刻当成玩笑。”

寒月君表示无限钦敬地说：“正是‘燕雀焉知大鹏之志哉’呀！”独仙表现出正中我心的样子，接着说了下去：

“古时候西班牙有个名叫科尔多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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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

寒月问：“是不是现在也还有啊？”

独仙说：“也许有。且不要管今昔的问题，总之那个地方有个习惯，只要寺院里的晚钟一响，所有人家的女人都走出家门，到河里游泳去……”

寒月问：“冬天也游泳吗？”

独仙说：“这就不太清楚啦。总之是不问贵贱，不问老少，一齐下河游泳。不过，没有一个男人掺杂其间，只是从远处看着。从远处看，只见水波上暮色苍然，只有雪白的裸体模模糊糊地在动……”

东风君只要一听说裸体，便立刻往前凑了凑，饶有兴趣地说道：“这可很有诗意。可以写成新体诗嘛。那是什么地方？”

独仙说：“科尔多瓦呗。这样，当地的青年人对于不允许他们和女人一起游泳，而且也不让他们从远处清楚看到女人的身态感到不满，于是搞了一下恶作剧……”

迷亭听说是恶作剧，大为高兴地说：“嘿！想出了什么主意？”

独仙说：“他们买通了寺院撞钟的人，把太阳落山时撞的钟，改为提前一个小时敲响。女人们是见识短浅的，她们一听到钟声响了，便都赶到河边，穿着短内衣或裤衩，扑通扑通都跳进水里，可和往日不同，天怎么也不黑。”

寒月打趣说：“是不是也是秋天的太阳照得火辣辣的？”

独仙说：“往桥上一看，上面站着许多男的在死盯盯地瞧着她们。虽然害臊，但又毫无办法。弄得她们一个个羞红了脸……”

东风问：“那么后来呢？”

独仙说：“后来嘛，后来得出个教训：人只是受眼前习惯的摆布，就会忘掉根本原理，所以必须多加小心呗。”

迷亭说：“不错不错，这个例子的确是个很有益处的说教。我也可以讲个受眼前习惯摆布的故事。前一阵子，我读了一本杂志，上边刊有这样一篇描写骗子的小说。假定我在这里开一家书画古玩店，在店头摆上几张大画家的画，或过去有名的工匠制作的各种器皿，因为是高级品，价钱当然都很贵，于是来了一位好奇的顾客，问我这幅元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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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的画要多少钱，我说就算六百元吧。那个顾客说：‘买是想买，不过手头拿不出六百元，所以虽然觉得遗憾，还是算了吧。’”

“肯定顾客是那样说的吗？”主人总是问这类散文式的话。

迷亭说：“哎呀，这是小说嘛。就姑且算是那位顾客这样说的吧。于是我说：‘这款子嘛没有关系，您喜欢就拿去吧。’那位顾客踟蹰地说：‘那怎么行。’‘那好办，您每月分期付款好了，分期付款，细水长流，我可以结交您这个主顾。不，您一点也不用客气，您每月付十元怎样？要不然，每月付五元？’经我这样爽快地一说，于是我和顾客之间又经过两三次商议，终于将狩野法眼元信的画以六百元的价钱卖给了他，并定好每月付给我十元钱。”

寒月说：“简直活像英国时报发行的百科全书中的故事呢。”

迷亭说：“英国时报说的是真有其事，我的可并不是真的啊。注意下边可就讲到了巧妙诈骗啦。你们可要仔细听着。寒月君，你算算看，每月十元，需多久才能把六百元付清？”

寒月说：“当然是五年喽。”

迷亭：“不错，是五年。那么这五年的时间，你认为是长还是短呢？独仙君！”

独仙君回答道：“一念万年，万年一念。说短就短，说不短就不短。”

迷亭说道：“你说的是啥呀，是求道歌吗？这简直是连常识都没有的求道歌，不是吗？就这样，在五年之间，每月都要付十元，也就是说，对方只要付六十回就清账了。但是，习惯的最可怕之处就在于足足六十回每月重复着同样的事，到了第六十一回还是想付的，到了第六十二回，也还想付。第六十二回、第六十三回，这样重复来重复去，每次到日期如果不付这十元钱总觉得短点什么。人好像很聪明，其实也有受习惯所左右的极大弱点。就是钻这个弱点的空子，我可以每月白占十元的便宜。”

寒月君笑着开口说：“哈哈……何至于此？总不至于健忘到如此程度吧？”

主人非常认真地接言道：“不，这种事儿完全是有可能的，我就是在偿还上大学的贷款时，没有一个月一个月地总算，最后学校告诉我不必再还了，我才明白过来。”主人将自己见不得人的事儿当成别人的事儿一般公然讲了出来。

迷亭道：“你们看，眼前不就有一位吗？这确实是真的。所以听了我刚才讲的文化未来记，就嘲笑说这是开玩笑，这种人正是那些只要付六十回就付清了账，却认为应该付一辈子的家伙们。尤其是像寒月君、东风君你们这些缺乏经验的青年人，一定要很好地听我的话，不要上当受骗才好。”

寒月君道：“是，一定谨遵教诲，按月付款，一定付六十回就不再付了。”

独仙君对寒月君说道：“这看起来好像是说笑话，其实是对你非常有益的故事哪。比如说吧，刚才苦沙弥君与迷亭君认为你没告诉人就结婚，不够妥当。假如他们劝你要向金田那个人道歉，你会怎样呢？你打算去道歉吗？”

寒月君答道：“道歉这种事儿还是免了吧。如果对方向我陈谢，那又当别论，我可没有这方面的兴致哩。”

独仙追问道：“假如警察命令你去道歉，你持何种态度呢？”

寒月道：“那我就不去。”

独仙进一步追问道：“假如是大臣或华族来命令你呢？”

寒月道：“那就更加不去啦。”

独仙说道：“你们看，过去和现在，人竟是这样的不同嘛。过去是个只要上边有命令就什么都能办得到的时代，而这以后的时代，则出现即便上边有命令也有做不到的事儿。如今是这样一个社会：不管你是殿下也好阁下也好，想要超过一定限度来压迫别人的人格已经不可能了。说得更严重一些，现在的社会，对方越是有权力，那么受欺压的方面就越发感到不愉快，越要反抗。所以现在与过去不同，是个正因为是上边的命令，所以难于办到的新现象的时代。现在的时代，用过去人的眼光来看，几乎无法想象的许多事物都变得合情合理了。世态人情的变迁，的确是非常奇妙的。迷亭君方才说的未来记，说它是笑谈，固然没什么不可，不过，作为说明今后的趋势来看，难道不是有许多东西值得深刻研究吗？”

迷亭说道：“我难得获得了这样的知心朋友，所以我无论如何也希望把这个未来记继续讲下去。正像独仙君的高论那样，在如今的世上如果以官府的权威作为虎皮，或仗恃有两三百根竹枪就想横行霸道，这可以说都是落后于时代的顽固家伙，活像坐着轿子硬要和火车比快慢一样。这号人可以说是没分晓的张本人，是放阎王账的长范先生。所以对于这号人只要静静地观察他们施展的手段就够了。我的未来记不是眼前这类小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人类命运的社会现象啊。如按我的深思默考，通观眼下文明的倾向，预卜辽远的未来趋势的话，那么结婚将成为不可能。诸位千万不要吃惊，结婚之所以不可能，其理由是这样的，刚才我已说过，当今世界是个以个性为中心的社会，在一家由家主代表，一郡由郡守代表，一国由诸侯代表的时候，除了代表者，其他的人都是毫无人格可言的。即使有，也不被承认。这种情况突然哗啦地一变，所有的生存者都主张起个性来，不管由谁来看，形成了一种好像都在主张你是你、我是我的风气。如果有两个人在途中相遇，则彼此都在想你既然是人、那么俺也是人，在彼此的内心里不服气地暗斗着，擦肩而过，个人就这样强大起来。也就是说，个人都对等地强大起来，个人也都对等地变得软弱。人在别人很难损害自己这点上，的确是强大了。但在不能轻易向别人动手这点上，又明显地较过去软弱得多了。个人变得强大，当然会使人高兴，但变得软弱，谁也不甘心情愿，所以一方面固守着不许别人侵犯我的一根毫毛，同时又想哪怕能侵犯别人的半根毫毛也好，硬是想要加强自己原本软弱的地方。这样一来，人与人的空间就没有了，活着就感到非常不自在。总想尽量扩充自己，将自己膨胀到几乎炸裂的程度，使自己在无限痛苦中生存着。由于太痛苦，所以用各种方法寻找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余裕。这样人苦于自作自受，在百般痛苦当中想出的第一个办法就是父母与子女分别居住的制度。在日本，你们不妨到山沟里去看看！一家一户多少人都住在一起，没有可主张的个性，纵然有也没有人去主张，所以就那样在一起活下去。但是文明人可不是这样，即便是在父母与子女之间，彼此也要尽量使对方听从自己，否则要吃亏，所以为了维持双方的安全，势必要分居。欧洲的文明是走在前面的，所以比起日本来，早就实行这一制度。即使偶有父母与子女同居的，儿子从父亲那里借钱也要付利息，或者像旁人一样要交房租。正由于父母承认儿子的个性，并给予尊重，所以这种良好的风俗才得以成立。这种风气迟早也要输入日本的。亲属早已疏远，父母和子女正在分开。勉强被抑制着的个性的发展和伴随个性发展对它产生的尊重之念将要无限制地增加下去，所以如果还不分开，便会感到不自在。但是，在父子兄弟之间已经分开的今天，已经没有可分开的人啦，于是作为最后的方案，自然是夫妻分开。现在人的想法，总认为在一起生活才是夫妻，这是极端错误的想法嘛。为了在一起生活，就必须具有能一起生活的相合的个性。若是在过去，根本不成为问题嘛，叫什么异体同心，眼睛中看到的是夫与妇两个人，但实际上却只等于一个人。正因为如此，所以说什么偕老同穴，死了也成为一丘之貉，真野蛮啊。今天这样当然是不行的，那是因为丈夫始终是丈夫，而妻子不管怎么说还是妻子。现在的妻子，是在女学校里穿着灯笼裤锻炼其牢固的个性，梳着西洋式的发髻嫁过来的，当然不会按照丈夫的希望行事。因为若是一切按丈夫希望行事的妻子，那就不是妻子，就成了玩偶啦。愈是贤妻，个性就愈强烈地发展，愈发展就愈难和丈夫合得来。既然合不来，则自然要和丈夫冲突。因此既然名为贤妻，就从早到晚，一直在和丈夫冲突。这当然妙极，越是娶到手一位贤妻，就越增加双方的痛苦。像油和水那样夫妻之间有一道明显的界线，假如这种界线比较平稳地保持着力量均衡，那还算是不错的，但是，油和水两方总是要支配对方的，于是家庭中便像闹大地震一样，不断颠动个没完。这样，人类才逐渐发觉了夫妇合居在一起对双方都没有好处……”

寒月君说道：“就为这个，夫妇要分居吗？太令人担心了啊。”

迷亭以十分爽快的口吻说：“要分居，肯定要分居。天下所有的夫妇都要分居。过去，住在一起的是夫妻，但今后同居在一起的，将会被社会看作是缺少夫妻资格的那些人呢。”

寒月在非常玄乎的地方说了一句显露出爱他妻子的话：“那么，像我这样的人，也要被归到缺少资格的一类中去了。”

迷亭继续说道：“这都是生在明治圣代的幸运啊。比如我吧，正因为能想出未来记，所以我的头脑要超出时势一两步，并从现在起过着独身生活。旁人胡言乱语硬说这是因为我失恋的缘故，这些近视者所能看到的，实在浅薄得可怜。这姑且不去管它，让我来继续讲讲我的未来记，它是这样的，到了那时，会有一个哲学家自天而降，提倡一种破天荒的真理。其学说曰：人是个性的动物。灭掉个性就会招致与灭掉人类同样的结果。既然为了使人类的意义得到完成，就应该不惜牺牲任何代价来保持这个个性，同时还应该使之发展。那种囿于陋习，勉勉强强来实行结婚，是违反人类自然倾向的一种歪风，在个性不发达的蒙昧时代，姑作别论，在文明发达的今天，仍然陷入这种弊端，竟然不以为怪，这是极大的谬见。在开化的高潮达到极点的当今时代，不可能存在两个个性超出一般亲密的程度而结合在一起的。尽管存在着这种明如观火的理由，而那些无教育的男女青年受一时的劣情所驱使，漫不经心地举行合卺之礼，这完全是极其悖德悖伦的行为。我们为了维护人道，为了维护文明，为了保护他们这些男女青年，必须尽全力来抵抗这种歪风……”

东风君这时用手一拍大腿，发出断然的口吻，说道：“先生，我坚决反对您那样的学说。根据我的看法，人世上说到什么最可贵，我认为再也没有比爱和美更可贵的啦。完全是由于有了这两种东西，才使我们得到慰藉，得到完成，获得幸福。我们的情操优美，品性高洁，同情心得到净化，也完全是依赖这两者。因此，不管我们生在什么时代，什么地方，都不能忘掉这种东西。这两种东西一旦体现在现实中，爱就成为夫妻这种关系，美则分别体现为诗歌音乐各种形式。因此，我认为只要人类存在于地球表面，那么夫妻和艺术就绝不会灭亡。”

迷亭说：“不灭亡当然很好，不过正像现今的哲学家所说的，毫无办法，它们事实上已经灭亡，只好认了呗。你说什么，艺术？艺术也和夫妻一样，归于同一命运。所谓个性的发展，就意味着个性的自由吧？所谓个性的自由，就意味着我是我、他人是他人吧？难道这种艺术果真能够存在吗？艺术之所以能够繁荣，是因为艺术家与享受者之间存在着共同的个性。不管你怎样期望自己是个新体诗的诗人，如果连一个说你的诗有趣的人都没有，那么你的新体诗，对不起，只好由你自己去欣赏啦。你就是再多写出几篇《鸳鸯歌》来，又有什么用呢？幸而你生在明治的今天，所以举世还在爱读你的诗哪……”

东风说：“哪里，我的诗还不到人人爱读的程度。”

迷亭说：“如果连现在都不到人人爱读的程度，那么在人文发达的未来，也就是说，到了一位大哲学家出来主张非结婚论的那种时候，你的诗可就一个读者也没有啦。这当然并非因为是你写的诗而没有人读，而是因为每个人都有各自的个性，对别人写的诗文丝毫不感兴趣。就以现在的英国来说，这种倾向就已经明显可见。现在的英国小说家中已经出现了个性最为强烈的作品，看看梅瑞狄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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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看看乔伊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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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他们的读者不是都很少吗？这当然要少，因为那种作品，如果不是具有那样个性的人，读起来肯定不会感到有趣，这又有什么办法呢。这种倾向渐渐发展下去，到了婚姻成为不道德的那种时候，艺术也就整个灭亡了。难道不是这样吗？一旦到了你写的作品我完全不懂，我写的作品你完全不懂的时候，你和我之间，不是连什么艺术都不存在了吗？”

东风君说：“也许是那样的，不过，我从直觉上总觉得不能那样认为。”

迷亭说：“你从直觉上不能那样认为，而我只是从感觉上这样认为罢了。”

独仙君这回开口了，他说道：“直觉也罢，感觉也罢，不过，反正可以肯定，人的个性越自由，生活就越不自在。尼采之所以打出超人的旗号，完全是由于这种不自在感没有办法解决，才扭曲成那样的一种哲学的啊。乍看起来好像是他的理想，其实不是，是不满。他蜷伏在个性发展的十九世纪，连对邻人都不能毫无顾虑地随便转侧翻身，于是这位老兄有些自暴自弃地乱写一通。读他写的东西，与其说感到爽快，还不如说对他深表同情。他的声音我总觉得并不是勇往直前的，而是怨恨激愤的声音。这也没什么奇怪嘛，因为在古代只要有个了不起的人物出现，天下人就会集聚到他的伞下，这是令人非常愉快的。而使这种愉快成为事实，根本不需要像尼采那样借纸笔的力量表现在书本上。所以荷马也好，十五世纪的英国民谣也好，虽然同样写超人的性格，但感觉却完全不一样。很乐天的嘛。写得很愉快嘛。由于事实上的愉快，将这种愉快的事实写到纸上，自然不会有痛苦的味道。尼采的时代却做不到这点。没有出现一个英雄式的人物，即使出现，谁也不会尊他为英雄。古时候只有一个孔子，所以孔子吃得开，现今孔子有好几个，说不定大家都是孔子，所以有人出来说我就是孔子，但人家并不服气。人家不服气，结果自己就产生不满，因为不满，所以只能在书本上做文章。我们要求自由，获得了自由；获得自由的结果又痛感不自由，不知如何是好。所以说，西方的文明乍看起来虽然似乎很不错，其实并不怎么样。反之，在东方，从古以来就讲求心的修养，这种做法是对的。请大家看看，个性发展的结果是大家都得了神经衰弱症，当大家苦于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才开始发现‘王者之民荡荡然’这句话的价值，从而领悟了‘无为而化’这句绝不能小看的话。虽然领悟了，但为时已晚。这和得了酒精中毒症以后才想到不那样狂饮就好了是极其相似的。”

寒月君说道：“各位先生的话听起来似乎都是厌世的，但说来奇怪，我虽然听了这些话，却丝毫不觉得感动。这是怎么回事呢？”

迷亭立刻解释道：“这是因为你刚刚娶了妻子呗。”

这时，主人突然说出了如下的意见：“假如一娶了妻子就认为女人是好东西，那可就大错特错了。为了供各位参考，我给大家念一段有趣的文章。请大家仔细听！”说着，他拿起最初从书斋里拿出的那册书读了起来：

“这本书虽然是一本旧书，但它说明从这个时期起，有人就充分懂得女人是要不得的。”

寒月问道：“好家伙！请问这是什么时候的书啊？”

主人答道：“这本书的作者叫托玛斯·南希，十六世纪的著作。”

寒月说：“这更使我吃惊了，难道从那时起就已经有人说我妻子的坏话了吗？”

主人说：“书里边说了女人种种的坏话。不过，也一定包括你妻子在内，你就听着吧。”

寒月说：“唔，我听着哩。真是太值得感谢啦。”

主人说道：“书中写道，首先应该介绍一下古来各位先哲的女性观。我说，大家都在听吗？”

迷亭说：“都听着呢，就连独身的我也在听呢。”

主人读道：“亚里士多德曰：总之女人是祸水，欲娶妻时，应娶小的妻子，不可娶大的妻子，因为小祸水较之大祸水，其灾难较少也……”

迷亭说：“寒月君的妻子是大的呢还是小的呢？”

寒月答道：“是属于大祸水呀。”

迷亭说：“哈哈……这可是本有趣的书。念吧，快往下念！”

主人又念道：“或问曰：何为最大奇迹？贤者答曰：贞妇……”

寒月道：“那位贤者，是谁呢？”

主人说：“书中没有写是谁。”

迷亭道：“肯定是位被女人抛弃过的贤者吧？”

主人说：“其次书中提到了第欧根尼

[21]

。或问曰：娶妻应以何时为宜？第欧根尼答曰：青年尚早，老年已迟。”

迷亭说：“这位老兄大概是躺在酒桶里考虑这一问题的吧。”

主人又念道：“毕达哥拉斯

[22]

曰：天下有三惧物，惧火、惧水、惧女人。”

独仙道：“想不到希腊哲学家们专说些迂阔的话。如果让我说，天下原本无可惧之事物。入于火而不燃，入于水而不溺……”独仙说到这里顿了顿，找不出词儿来，不知下边怎样说才好。

迷亭立刻提醒说：“应该是遇女人也不着迷吧。”

主人继续念道：“苏格拉底称驾驭妇人为人间最大难事。狄摩西尼

[23]

曰：人如欲苦其敌人，则除将我女送与敌之外便无良策。盖因家庭之风波，必能无日无夜使其困惫不堪，以致不能再起也。塞内加

[24]

以为妇女和文盲为世界两大灾难。玛卡斯

[25]

、厄洛斯

[26]

则谓：女子难以制驭之点与夫船舶相似。普路托斯

[27]

则认为：女子具有喜用绫罗来打扮其身体之癖，此乃基于欲掩盖其禀性丑陋之下策。瓦勒里乌斯

[28]

曾致书其友人曰：天下任何事均无女子之所不忍为者。唯愿皇天垂怜，佑君勿坠其术中。彼又曰：女子何谓耶，其非友爱之敌乎，其非无可逃遁之痛苦乎，其非自然之诱惑乎，其非似蜜之剧毒乎。如丢弃女子为不德，则不丢弃女子，必将受更大之苦楚……”

寒月道：“先生，够啦。已经拜听了这么多有关贱内的坏话，足够啦。”

主人道：“还剩下四五页，我一起都念给你听好不好？”

迷亭对主人开玩笑说：“我看差不多了，还是收场了吧。该到尊夫人回府的时候了。”

迷亭说着，起居室那里传来主人的妻子呼唤女佣人的声音：“阿清！阿清！”

迷亭道：“糟糕！喂，你夫人就在隔壁哩！”

主人低低地笑了几声，说道：“管她呢！”

迷亭喊道：“苦沙弥太太、苦沙弥太太！您什么时候回来的呀？”

起居室里静静的毫无回答。

“苦沙弥太太，方才讲的您都听到啦？”

还是没有回答。

“方才讲的，可不是您丈夫的意见，是十六世纪一位名叫南希的人的说法，请您放心！”

主人的妻子在远处简单地回答了一句：“我管不着！”

寒月君扑哧笑了起来。

“对不起，我也是‘管不着’呢。哈哈……”迷亭君正在狂笑着，正门突然被急匆匆地拉开，没人打招呼，只有很大的咚咚脚步声，然后就是哗的拉开客厅纸拉门的声音，多多良三平君的那张面孔出现了。

多多良今天不同于往常，穿着雪白衬衫和新的大礼服，有些和他平时的穿戴很不一样。他右手拎着用细绳捆起来的四瓶很重的啤酒，往刚才摆在那里的干松鱼的旁边一放，不说一句寒暄话就坐了下来。他并不是正坐，而是斜支着腿坐在那里，显得十分威武。

多多良用他那满口的九州话问主人道：“先生，近来胃病好些了吗？这样整天坐在屋里咋行？”

主人答道：“也没有什么不好。”

多多良道：“不是我说，脸色似乎不太好。先生，您的脸色够黄的。近来最好出去钓钓鱼，在品川雇上一艘船，我在上个星期天就去啦。”

主人道：“钓着什么了吗？”

多多良道：“什么也没钓着。”

主人道：“什么也钓不着，也有意思吗？”

多多良道：“养我浩然之气嘛。各位先生，怎么样？去钓过鱼吗？钓鱼这玩意儿，可有意思啦。你们想想，在大海里乘上小船这么到处转悠，哪能没意思哟。”多多良君不管对谁都一概主动搭话。

迷亭君接言道：“我倒是想在小海里乘上一只大船转转呢。”

寒月君回答道：“如果去钓鱼，钓不上一条鲸鱼或者人鱼来，那就没意思啦。”

多多良说道：“咋能钓那种东西呢。看来，文学家是缺少常识的啊。”

寒月道：“我可不是文学家。”

多多良道：“是吗？那您是搞什么的？像我这样的公司职员，常识可是重要的哪。先生，我近来常识可越来越丰富啦。看来，在那种地方工作，耳濡目染，自然就会变成这样子的。”

主人问：“你是怎么个丰富法？”

多多良说道：“就拿这香烟来说吧，如果你吸什么朝日牌啦、敷岛牌啦，那是吃不开的。”说着他掏出一盒带金嘴的埃及烟，大口大口地吸了起来。

主人问道：“你有钱这样摆阔吗？”

多多良答道：“钱是没有，不过马上会有办法的。我吸这种烟，人们对我的信任就大不相同喽。”

迷亭问寒月：“比起你寒月君磨球来，人家轻易就获得信任，这该多好啊。这是一种轻而易举的信任，你说呢？”

寒月还未来得及回答，多多良又说道：

“您就是寒月先生呀？您的博士终于没有当成吗？因为您不当博士，所以就由我来当啦。”

寒月道：“当博士吗？”

多多良回答：“不是，是当金田家的女婿。实在对不起，不过对方非让我娶她不可，先生，您看我有什么办法，只好决定娶她啦。只不过我觉得有些对不起寒月先生，所以心里很不安。”

寒月说了句“请别客气”。主人则含糊地回答了一句：“你愿意娶她就娶呗，很好嘛。”

迷亭这时又来了他那一套，说道：“这可是值得恭喜的好消息。所以我说不管家里有个什么样的姑娘都不必担心，总会有人要的。正像我方才说的，这不是找到了这样一位了不起的绅士做女婿了吗？东风君！这回你的新体诗可有素材了，赶快写你的大作吧。”

多多良道：“您就是东风君吗？我结婚的时候，您能给我写些什么吗？我会拿去印刷向各方面分发的，我还可以送到《太阳》杂志去。”

东风道：“好，我写。您什么时候用呀？”

多多良赶紧说：“什么时候都可以，您有现成的也可以。我会请您喝香槟的。您喝过香槟吗？香槟这玩意儿真好喝。先生，在结婚招待会上我打算请个乐队，把东风君的作品谱成歌曲演奏一下，您看怎么样？”

主人冷冷地回答道：“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好了。”

多多良道：“先生，您能给作曲吗？”

主人道：“别胡说！”

多多良道：“在座的各位有没有懂音乐的？”

迷亭说：“这位落第的新郎候补者寒月君，就是小提琴的名手嘛。你诚心地求求他，不过，只请喝香槟，恐怕他是不会答应的。”

多多良说：“香槟还不行？一瓶四五元的香槟喝不得，我请你喝的，不会是那种便宜货。你给作个曲怎么样？”

寒月道：“好、好。我自然要作，就是请喝两角一瓶的香槟我也要作。要不，我不要你酬谢，白白作也行。”

“哪能平白无故求你要酬谢的。如果你讨厌香槟这种酬谢的话，你看这种酬谢怎么样？”三平君说着就从上衣的兜里拿出七八张照片，撒在铺席上，有半身的，有全身的，有站着的，有坐着的，有穿裙裤的，有穿大宽袖正装的，有梳着高田髻的，不管哪个，都是十八九岁的妙龄女郎。

多多良道：“先生您看，有这么多的结婚候补者，为了谢谢寒月君与东风君，您可以从中给他们两位各张罗一个。”说着，他拿起一张给寒月看：“你看看，这个可中意吗？”

寒月道：“好啊，请你务必成全成全吧。”

多多良又拿起一张给寒月看，说道：“这个如何？”

寒月道：“这个也蛮好嘛。务请周全。”

多多良说：“你是说要哪个？”

寒月说：“哪个都行。”

多多良道：“嚯，你还真多情哪。苦沙弥先生，这个是一位博士的侄女。”

主人毫无生气地回答：“是吗？”

多多良独自在作种种说明：“这个，性格极好，年龄也轻，只有十七岁。假如是这个，还有一千元的陪嫁。这个嘛，是县知事的女儿。”

寒月打趣地说：“我想都要呢？恐怕办不到吧？”

多多良道：“都要？那未免太贪心了吧。你是一夫多妻主义者吗？”

寒月道：“我倒不是个多妻主义者，是个肉食主义者。”

主人好像恼怒似的大声说道：“别胡扯啦，你还是赶快把这种东西收起来吧。”

多多良又叮问了句：“那么，这些姑娘都没人想要吗？”说着，把照片一张一张地装进衣兜里。

主人道：“这些啤酒是做什么的？”

多多良说道：“这是我送给您的。为了事先庆祝一番，我是从街角的酒店里买来的。您就喝吧。”

主人拍了一下手，把女佣人叫来，让她把瓶盖打开。主人、迷亭、独仙、寒月、东风一共五位，举杯祝贺多多良三平君的艳福。三平君显得十分高兴的样子说道：

“我准备在结婚招待会上邀请在座的诸位先生，各位能来吗？可千万要来的呀。”

主人立刻回答说：“我不去！”

多多良说道：“为什么，那是我一生中的大事嘛。您不出席似乎有悖人情啊。”

主人道：“倒不是不讲人情，不过，我不出席。”

多多良道：“是因为没有衣服穿吗？穿个外褂和裙裤就凑合啦。先生，您还是偶尔到人群当中去走走好，我给你介绍一些有名的人物。”

主人道：“我才不稀罕呢。”

多多良说：“对您的胃病也有好处呀。”

主人道：“不好也没关系。”

多多良道：“您既然这样顽固，那就没有办法啰。”说着他问迷亭：“您来参加吗？”

迷亭说：“问我呀？我无论如何都会去的。如果需要，我还可以光荣地担当媒妁之劳哩。这儿有了一句俳句——香槟酒三三九度的交杯盏啊这千金一刻的春宵！——你说什么媒人是铃木家的阿藤，哦，我早就认为你会找他那样的人的。这太遗憾，真没办法。搞两个媒人似乎又太多。不过，我作为参加婚礼的一员一定会去的。”

多多良又问独仙道：“您参加吗？”

独仙答道：“问我吗？我是‘一竿风月闲生计，人钓白萍红蓼间’哩。”

多多良道：“您说的是啥？是唐诗选吗？”

独仙道：“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多多良道：“不知道是什么？这可就不好办啦。寒月君，你怎么样？会来参加吧。还有过去这段关系嘛。”

寒月道：“我肯定要出席，乐队奏起我作的曲子，我如果不去听那该多遗憾呀。”

多多良道：“那当然，那当然。东风君，你怎样？也来参加吧。”

东风稍微沉吟了一下，说道：“怎么答复你好呢，那样吧，我去，让我在你们新婚夫妇面前朗诵我的新体诗吧。”

多多良道：“那太让人高兴啦。先生，我有生以来从未这样高兴过，所以还要喝上一杯啤酒。”说着，他把自己买来的啤酒，独自大口大口地喝个不停，喝得满脸通红。

日照很短的秋阳逐渐下山。香烟蒂成了堆，再一看火盆里的炭火早已熄灭。别看这帮人不慌不忙地胡扯瞎聊，这时似乎也有些兴致索然。首先是独仙君站起来说：“太晚了，我该回去啦。”接着其他几个人也都口口声声地说：“我也走”，便一齐从正门回去了。客厅里就像小戏班子散场后的光景，显得突然冷清下来。

主人吃罢晚饭，走进他的书斋。主人的妻子将单薄的内衣领子拉拢了一下，开始缝她那洗得褪了色的平时穿的夹袄。孩子们已都睡下。女佣人到澡堂洗澡去了。

表面看去，这些人似乎都是对一切事物无所谓的人，但如果叩开他们的心扉，就会发出某种悲凉的声音。似乎一切都大彻大悟了的独仙君，其实他的两条腿仍然踩在地面上；迷亭君也许是无忧无虑的吧，但是他的世界也不是画中那般优美的世界；寒月君不再磨玻璃球了，他从故乡把妻子接来，这倒是稳妥的，但这种生活长期继续下去，他会感到倦怠的；东风君再过上十年八年，总会省悟到一味作新体诗去献给女人的是非吧；多多良君是能成精呢还是能作怪，这就很难说，如果他能够做到一辈子都得意地请人吃香槟酒，那就再好不过啦；铃木家的阿藤还会不停地滚下去的，滚，就要沾一身泥巴，即使沾得满身污泥，总要比不滚的人吃得开；我生为一只猫儿，住在这人世上，转瞬已过了两个年头。我常想：“像我这样卓越的有见识者恐怕是难得再有吧。”想不到就在前一阵子，出现了一个与我从未谋过面、名叫“摩尔”

[29]

的同族，它在那里大出风头，使我着实吃了一惊。我仔细一打听，原来它于一百年以前就死去。不过，据说可能是出于一时的好奇心，所以有意变成幽灵，从辽远的幽冥界出差到这里来，以便惊吓我。这只猫儿去和它的母亲会面时叼了一尾鱼作为礼物前往，结果在半路上馋得忍无可忍，便将鱼吃了。正因为它是个这样不孝的猫儿，所以它的才气不比人差，据说有时候它还做诗来使它的主人吃惊哩。像这样俊杰之物，已经出现在一个世纪之前，那么像我这样不成材的猫儿，早就应该告个假，回到那清静无为乡去啦。

主人迟早要死的。金田那老头儿受欲心所累，早已成了活死人。秋天的树叶已经大体上落光。死是万物难以逃脱的宿命，如果活着也不见得有什么用处，不如早些死了更聪明些。根据刚才各位先生的说法，人的命运最后归结为自杀。如果稍微麻痹大意，那么猫儿也不得不生于这万事不自在的人世上。真是可怕呀。不知为什么，我心里也不痛快起来了。我也去喝点多多良君带来的啤酒，打起精神来高兴高兴吧。

我转到了厨房。厨房的门开着一道缝儿，在秋风里哗啦哗啦地响个不停。从门缝里吹进来的风，不知什么时候将煤油灯吹灭了，可能是月夜吧，窗子外射进长长的月影。茶盘上放着三只玻璃杯子，其中有两只杯子还留有半杯茶色的液体。玻璃杯中即使注入开水，也会给人以一种冰凉的感觉，更何况是在凉意十足的秋夜，在月光的照射下，静静地放在消火缸旁边的这种液体，还没等沾唇就已经感到冷冰冰的，使人不太想喝了。但是，一切事物都是在事后才知道的嘛。像多多良三平，他喝了这种东西变得满脸通红，喘着热乎乎的气。即使我这只猫儿，只要喝了也不见得就不能高兴一阵子吧。反正这条命迟早是要结束的，无论什么事都要趁着这条命在干它一下。如果死后再在坟墓中悔恨地说什么“哎呀，太遗憾啦”之类的话，就来不及了。我鼓励自己说：“下决心喝吧。”于是我用劲把舌头伸进杯子里去，叭叽叭叽舔了几口。好家伙，真吓死我啦，舌尖就好像被针尖扎了一般，刺痛得很。人类不知从哪里来的这股疯劲，要喝这种臭烘烘的饮料，我们猫儿是喝不了这种东西的。猫儿和啤酒，怎么也是合不来的。我头一次尝时，感到受不了，把伸出的舌头缩了回来。不过，我又想：“人类经常说什么良药苦口，在感冒的时候，总是皱着眉头喝一些很怪的东西。我一直怀有疑问：到底是吃药吃好了病呢，还是病好了还在吃药呢？但是现在是最好的机会，把我这个疑问用啤酒来寻求个答案吧。如果喝下去，只是在肚子里感到一些苦味，那也就算啦，如果也能像三平君那样感到腾云驾雾似的愉快起来，那我就成了空前讨到便宜的猫儿，满可以教一教附近的那些猫儿啦。哎，天晓得将会怎样？我是听天由命了，下决心一定要把它喝下去。”就这样，我又把舌头伸进杯子里。我知道睁着眼睛是难以喝下去的，于是我紧紧闭上眼睛，又喝了一回啤酒。

当我强忍着终于把这半杯啤酒喝光之后，一个奇妙的现象发生了。最初是舌头感到火烧火燎一般，嘴里好像受外部压迫似的难受得很。但是喝了几口之后就逐渐舒服多了，当喝光了第一杯的时候，也就用不着怎么特别费劲了。我心想，再喝些也不要紧，于是又把第二杯给报销啦。最后把洒在盘上的余汁也舔得干干净净，让它全都落进我的肚里。

然后，我有一阵子为了解自己饮酒后的身体情况，一动不动地蹲在那里。身子越来越暖和，两眼的眼睑开始半睁半闭，耳朵也发起烧来。我要唱歌，想要跳猫儿蹦蹦舞。我有种感觉：什么主人、迷亭、独仙，都给我滚开！对于金田那老东西，我真想狠狠挠他一爪子。对金田的老婆，我也真想把她的大鼻子咬掉一块。我想干的事儿多着哪。最后，我晃晃悠悠地站立起来，又趔趔趄趄地走上几步。我心想：“这可有意思哟。我得到外边走走。我要走到外边去对月亮道声晚上好。真是痛快极啦。”

我想所谓陶然，就是指我现在的情况吧。我漫无目的地，以一种似散步又非散步的样子，移动着脚下不稳的四条腿向前走去。不知为什么我困倦得很。我不知自己是睡着了呢还是在走路，我感到自己是睁着眼睛，但又觉得眼皮沉重得很。既然这样，我就豁出去啦。管它刀山火海，我什么也不怕！我软瘫瘫地刚好把前腿向前一伸，立刻就发出了“扑通”一声响，我刚叫了一声“哎呀”，心想这回可出娄子了。我来不及想出了什么娄子，就发觉脑子乱了套。

等恢复了知觉的时候，我正浮在水面上。我不知如何是好，只是用爪子乱抓一通，但我能抓到的只是水，而且一抓马上就沉下去。没办法，我翘起后面的两条腿，再用前腿去划水，总算有点奏效，水哗啦啦地发出了响声，头也总算浮出水面。我环顾了一下，这到底是在哪里呀？哦，原来我是掉进水缸里啦。这个水缸在夏季之前，生着一种名叫“水葵”的水草，但夏天过后，乌鸦就来把水葵吃个精光，还在缸里洗澡。勘公来洗一次澡，水就减一次，水减得多了，乌鸦也就不来啦。我原先还想过，由于近来水少了，很少见到乌鸦啦，谁会想到竟然自己代替乌鸦在这里洗起澡来呢？

从水面到缸沿足有十几公分高，我就是伸出腿去也够不着。我往上蹿，但无济于事。如果我干脆不动，身子就一味往下沉。我无论怎样折腾，也不过是爪子碰得缸壁作响罢了。有时碰着缸壁，似乎也有些浮上来的感觉，但一滑，又立刻“扑通”一声沉进水里。一钻进水里就憋得十分难受，于是又挠起缸壁来。这时，身子累得越发受不住了，心中焦急，腿也不那么灵了。到了最后，到底是为钻进水里而去挠那缸壁呢？还是为挠那缸壁而钻进水里去，连我自己也难于判断啦。

当时，我在极其痛苦之中，心想：“我之所以受这样的煎熬，无非是想要从缸里爬出去，我虽然迫切希望爬出去，但我又明白自己是爬不出去了。我前腿的长度不足十公分，即使身子浮在水面上，从浮上来的地方使劲伸出前腿，我的爪子也搭不到足有十五公分高的缸沿上，我的爪子既然搭不到缸沿上，那我不管怎样扑腾、焦急，就是再折腾一百年，也绝不可能从缸里逃出。既然明知逃不出，还想要逃出去，这显然是硬要做办不到的事儿。由于我硬要做这种办不到的事儿，所以颇受痛苦。真没意思！自己去找苦吃，自己情愿接受这种痛苦，岂不是愚蠢透顶吗？”

我想：“算了吧，怎样都无所谓。抓缸壁的事儿，干脆作罢了吧。”这样我就让我的前腿、后腿、脑袋、尾巴都听凭自然，不再抵抗。

我逐渐感到舒服些了。我弄不清楚是痛苦呢还是感谢上苍，也不清楚是在水里呢还是在主人的客厅里。管它在哪里，管它是怎么回事，都没关系。我只觉得很舒服。不，连舒服也感觉不到了。即便是天地化为齑粉也罢，反正我已进入奇妙的、宁静的世界之中。我就要死去。死，获得了这种宁静，如果不死是不可能获得这种宁静的。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感谢呀感谢。

[1]
这里指无弦琴。

[2]
是日本围棋名家的四个流派中最古老的一派。

[3]
本语出自《史记·项羽本纪》。

[4]
江户深川富冈八幡宫时的钟。

[5]
日本民俗，在盂兰盆节时烧麻秆以迎接死者灵魂的归来。

[6]
日本政府把天皇的诞辰称为天长节。

[7]
设在安宅的关卡。传说平安末期源义经化装成山中修行僧去陆奥，通过此关卡时，由于其部下辨庆施行苦肉计，才使其渡过难关。

[8]
正冈子规（1867—1902），日本诗人、随笔家。正冈常规的笔名。

[9]
高仓天皇的爱姬。初与冷泉少将隆房相爱，后由建门院推荐入内，为平清盛妒忌，隐身嵯峨野，但源仲国奉敕令迎其入宫，后被清盛逮捕，令其削发为尼。

[10]
禅语，意思是以鞭击虚空，可以指挥地上的白牛，其中藏有“禅机”。独仙在此暗示可以虚拉小提琴之弓。

[11]
康诺特（1850—1942），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和艾伯特亲王的第三子，曾担任过多种军职和加拿大总督，1906年到过日本。

[12]
明治初期的一种滑稽民间舞蹈，捏着鼻子作摔弃状。

[13]
能乐中的一个流派。

[14]
英语，有教养的意思。

[15]
日本古典能乐剧目之一，大意为主人公（小野）小町年轻时为绝代佳人，老后色衰，沦落为乞丐，死于街头。

[16]
阿瑟·琼斯（1851—1929），英国戏剧家。

[17]
西班牙南部古城，省会。

[18]
狩野元信（1476—1559），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日本“狩野派”集大成之画家，有“古法眼”之称。

[19]
梅瑞狄斯（1828—1909），英国小说家、诗人。

[20]
乔伊斯（1882—1941），爱尔兰小说家。

[21]
第欧根尼（？—约公元前320），犬儒学派的原型人物。

[22]
毕达哥拉斯（创作时期公元前5世纪），希腊著名雕刻家。

[23]
狄摩西尼（公元前384—公元前322），古希腊政治家、伟大的雄辩家。

[24]
塞内加（约公元前4—公元65），古罗马雄辩家、悲剧作家、哲学家、政治家。

[25]
希腊神话里的军事领袖。

[26]
希腊宗教里的爱神。

[27]
希腊宗教里的丰盈或财富之神，是财富的化身。

[28]
瓦勒里乌斯（创作时期约公元20年），罗马历史学家。所著《善言懿行录九卷》，举例说明人类的善与恶。

[29]
德国作家霍夫曼（1776—1822）曾写过一部名为《公猫摩尔的人生观，附乐队指挥约翰·克赖斯勒的传记片断》的作品，揭露德国社会的市侩习气。这里就是指这个摩尔。

编者附记

《我是猫》是刘振瀛先生生前的最后一部译作。由于刘先生已去世，我们在作品发稿前委托了洛阳外国语学院周祥崙先生协助整理。在此，我们表示深切的谢意。

- 野性的呼唤

- 白獠牙

- 墨西哥人

- 热爱生命

- 北方的奥德赛

- 圆脸人

- 褐狼

- 生火

1

进入原始

“往日流浪的渴望在跃动，

对着习俗的锁链怒号；

野性从冬日的睡眠里，

再次发出醒来的欢叫。”

[1]

巴克不看报，不然它就会知道麻烦要来了。这不仅是它自己的麻烦，而且也是从皮吉特海峡到圣迭戈沿海低洼地区，每一只身强力壮、长着暖和长毛的狗的麻烦。因为男人们在北极的隐秘地带探索时，发现了一种黄色金属，又因为轮船和运输公司使之迅速兴旺起来，成千上万的人拥进了这片北部地区。这些男人们想得到狗，得到身强力壮的大狗，好用它们来干苦活，并且用其毛皮防寒。

巴克住在阳光普照的圣克拉拉

[2]

山谷一座大房子里。这房子被称作大法官米勒的宅邸。它远离大路，半掩在树林里，透过林子可以瞥见房子四周宽敞、凉爽的阳台。砾石车道从高大白杨交错的树枝下，蜿蜒着穿过广阔的草地通向房子。房后也有一些设施等，地面甚至更加开阔。有一些大马厩，十多个马夫和男孩在这儿高谈阔论，有一排排仆人住的、被蔓藤覆盖的小屋，许许多多排列整齐的外屋，长长的葡萄藤，绿色的牧场，果树林以及浆果地。还有自流井抽水设备，一个很大的水泥游泳池，大法官米勒的男孩们早晨在这里跳水，炎热的下午泡在里面降温。

巴克统治着这片广阔的领地。它在这儿出生，并生活了四年。不错，还有其他的狗。这么大一个地方，怎么会没有其他狗呢，可它们都不足挂齿。它们来了又去了，住在拥挤的狗窝里，或者毫不引人注目地住在房子的深处，像日本哈巴狗托茨和墨西哥秃头狗伊莎贝尔一样——它们是两只奇怪的动物，很少把鼻子伸出门外，很少走到外面去。此外还有一些狐
，至少有二十只，它们狂叫着吓唬托茨和伊莎贝尔，这两只狗只敢从窗口看它们，让一群女仆们手持扫帚和拖把护着。

但巴克既非看家狗也非养狗场的狗。整个领地都是它的。它和大法官的儿子们一起跳进游泳池里游泳或去打猎；在漫长的黄昏或早晨陪大法官的女儿莫利和艾丽斯去散步；冬天的夜晚躺在书房里大法官的脚旁烤着熊熊的炉火；背着大法官的孙子们走，或和他们在草地上打滚，守护他们穿过野外去冒险，直至马厩院的泉水处，甚至更远的放牧围场和浆果地。它傲然行走在狐
们中间，全不把托茨和伊莎贝尔放在眼里，因为它就是国王——大法官米勒的领地里所有爬行动物和飞行动物的国王，人也包括在内。

它父亲埃尔莫是一只圣伯纳德大犬

[3]

，曾经和大法官形影不离，巴克有可能要步父亲之后尘。它身材并不高大——只有一百四十磅重——因为母亲谢普是一只苏格兰牧羊犬。然而，一百四十磅的体重，加上由于养尊处优的生活和受到的普遍尊敬所带来的高贵品性，使它具有了十足的王子风度。它在幼小的四年里，过着非常满足的贵族生活；它为自己感到很得意，老是有一点儿自高自大，正如乡下绅士由于孤陋寡闻有时表现出的那样。但是它没有任由自己仅仅变成一只被娇惯的看家狗。它出去打猎和从事类似的户外娱乐活动，因此没发胖，肌肉变得坚实起来；对于它，正如对于其他作冷水浴的种族一样，爱水增强了它的体质。

这便是一八九七年秋天巴克犬的行为特点，当时“克朗代克发现”

[4]

将全世界各地的人吸引到了这个冰天雪地的北方。但巴克并不看报，它也不知道曼努埃尔——园林主的一个佣工——是一个要不得的旧相识。曼努埃尔有一个改不掉的恶习，他爱中国赌博

[5]

。在赌博中他还有一个改不掉的毛病——相信某种下赌注的方法，这就使他必毁无疑了。因为下赌注需要钱，而一个园林主佣工的工资连养活妻子和众多子女都不够。

在曼努埃尔背叛的那个难忘之夜，大法官去参加了一个“葡萄干生产者协会”的会议，男孩们又在组织一个体育俱乐部。谁也没看见他和巴克穿过果园走出去，而巴克以为他们仅仅是去散散步而已。除了唯一一个人之外，谁也没看见他们去了那个小小的铁路信号停车站，即众所周知的“大学公园”。这个人和曼努埃尔交谈着，钱在他们之间叮当响。

“你交货前要先把它捆好呀！”陌生人粗暴地说，于是曼努埃尔把一根结实的绳子在巴克颈圈下的脖子上系了两圈。

“只要一拉，你就会让它透不过气来的。”曼努埃尔说，陌生人咕哝了一声表示认可。

巴克以庄严的姿态默默地让绳子系上。诚然，这一举动是不同寻常的；但它正学会了相信自己认识的人，给他们以信任，就因为他们比自己聪明。可当绳子的两端交到陌生人手里时，它威胁地发出了嗥叫。它只是表明了自己的不快，怀着自尊，认为表明不快就是不想让他控制。但意想不到的是，绳子紧紧地系在了它脖子上，使它喘不过气来。它顿时勃然大怒，向那个人扑去，而那人极力不让它碰着，死死抓住它的喉部，熟练地一拉，就把它甩翻在地上。绳子无情地拉紧了，巴克猛烈地挣扎着，舌头伸出来，宽大的胸膛枉然地起伏。它出生以来还从未受到过如此恶劣的对待，还从未如此愤怒过。但它已精疲力竭，眼睛呆滞，当旗号让列车停下，两个男人把它抛进行李车厢时，它已经失去了知觉。

接下来它知道的，便是模模糊糊感到舌头疼痛，被装在什么车里颠簸着拉向前去。机车在交叉路口发出嘶哑的尖叫，告诉了它自己在哪里。它曾经常和大法官一起旅行，知道坐在行李车厢里是什么感觉。它睁开眼睛，顿时流露出一个被绑架的国王那种无法遏制的愤怒。那个人扑过来抓它的喉部，但巴克闪得很快，一下咬住了他的手死命不放，直至再次感到透不过气来。

“是呀，狗病发作了，”那人说，把咬伤的手藏起来不让行李收发员看见，挣扎的声音惊动了他，“我把它带到旧金山的老板那里去。那儿有一个顶呱呱的狗医生能把它治好。”

在旧金山滨水区一家酒馆后面的一间屋子里，陌生人花言巧语替自己辩护，说了那晚乘车旅行的事。

“跑这么一趟我才得到五十，”他咕哝道，“下次给我一千块现金也没门了。”

他的手用一块带血的手帕包着，右裤脚从膝部撕破到踝节部。

“给了那个家伙多少?”酒馆老板问。

“一百，”他回答，“少一个子儿也不干，鬼才说假话。”

“那就花了一百五十，”酒馆老板计算着，“不过狗还值得，不然我就是个笨蛋了。”

绑架者把沾有血迹的手帕解开，看着他受伤的手。“假如我不弄到狂犬药——”

“那就是因为你生来该死，”酒馆老板哈哈笑道，“好啦，你走之前再帮我一把吧。”他又加了一句。

巴克感到头昏眼花，喉部和舌头疼痛难忍，生命已窒息一半了，不过，仍极力对付折磨它的人。可它还是被甩翻在地上，一次次透不过气，最后他们把沉甸甸的黄铜颈圈从它脖子上锉了下来。然后绳子也解开了，它猛地一下被抛进了笼子般的板条箱里。

在这个令人厌倦的夜晚，它怀着愤怒趴在那儿，自尊受到伤害，弄不明白这一切是什么意思。这些陌生人想拿它做什么?干吗要把它关在这个狭小的箱里?它不知道为什么，不过模模糊糊感到灾难临头，所以心情沉重。有几次听见小屋的门格格地打开，以为要见到大法官，或者至少见到男孩们，于是突然跳起来。可每次都是那个面部肿胀的酒馆老板，他借助昏暗的烛光往里盯着它。每次巴克的嗓子抖动着要发出的欢叫，都转而变成了粗野的嗥叫。

但酒馆老板没管它，早晨又进来了四个男人，抬起板条箱。又是一些来折磨它的人，巴克断定，因为他们是些样子邪恶的家伙，衣着不整，蓬头垢面；它透过板条向他们发出了怒吼。可他们只是笑笑；用棍子拨弄它，它也立即用牙齿反击，最后才明白这正是他们的用意。因此它闷闷不乐地趴下去，让板条箱抬进了一辆运货马车。然后，它和囚禁自己的板条箱一起，开始被一次次地转手。它被交给捷运公司的人照管；装入另一辆马车运走；然后装进一辆卡车乘上汽船，卡车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箱子和包裹；卡车离开汽船后把它送到了一个大火车站，最后，它被抛在了一个快车厢里。

两天两夜这节快车厢被拖在尖叫的机车尾巴上；两天两夜巴克没吃没喝。快车厢里的信差们最初向它表示友好时，它因为心里气愤向他们发出了嗥叫，于是他们反过来进行报复，取笑它。它在板条上扑着，浑身发抖，口吐泡沫，而他们却嘲笑它，奚落它。他们像可憎的狗一样嗥叫着，还发出咪咪的声音，挥舞手臂，洋洋得意。它知道这一切太无聊，而它的尊严也因此受到更大的伤害，越来越愤怒。肚子饿了它倒不很在乎，但口渴却使它备受痛苦，愤怒到极点。这样的事谁也会激动生气，所以如此的虐待使它发狂，加上口干舌燥，喉舌发肿，似要起火一般，它的狂怒便有增无减。

不过有一件事它是高兴的：脖子上的绳子没有了。是绳子使他们得到一种不公平的优势；现在既然已取掉，它就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他们再也别想把绳子套在它脖子上了，它对此下了决心。两天两夜它没吃没喝，深受折磨，积下了满腔怒火，无论谁先和它发生冲突都会凶多吉少。它眼睛充血，变成了一个狂怒的魔鬼。它变得和过去迥然不同，连大法官本人也会认不出它来的；所以当快车厢里的信差们在西雅图

[6]

把它卸下来时，终于宽慰地出了口气。

四个男人小心翼翼把板条箱从马车上抬进一个围着高墙的小后院里。一个矮胖男人走出来在车夫的登记簿上签了字，他穿一件红衣衫，其颈部下垂得很厉害。巴克推测他就是下一个折磨它的人，于是凶猛地撞着板条。矮胖男人现出狞笑，拿来一把短柄小斧和一根棍棒。

“你现在不把它放出来吧?”车夫问。

“干吗不放。”矮胖男人回答，把短柄小斧砍进板条箱，以便撬开板条。

那四个抬它进来的人立即散开，爬到墙顶安全的地方，准备观赏一下这场好戏。

巴克扑向裂开的木头，用牙齿咬住使劲摇晃。外面斧子砍向哪里，它就在里面扑向哪里，又嗥又叫，心急如火地想要出去，正如穿红衣衫的人心平气和地一心要放它出去一样。

“好啦，你这个红眼鬼。”他说，砍开了一个足以使巴克的身子通过的洞。与此同时他丢下斧子，把棍棒移到右手上。

巴克还真是一个红眼鬼。因为它收住身子准备跳出去时，毛发竖立，口吐泡沫，充血的眼睛里露出疯狂的光芒。它带着一百四十磅重的愤怒，满怀两天两夜被压抑的激情，直向那男人扑去。但正当它在半空中爪子要向他抓去时，突然被狠击了一下，身子受阻，牙齿极其痛苦地被猛然合上。它被打翻在地。以前它从未被棍棒打过，因此不懂。它嗥着，其中带着吠叫，但更多的是尖叫；它又一次站起来向空中扑去，结果再次被彻底打翻在地上。这次它明白了都是那根棍棒的原因，可发狂得不顾一切。它攻击了十多次，次次被挡回，打倒。

它又狠狠地挨了一棒后，只能慢慢向前，因为头昏眼花得冲不起来了。它有气无力地摇晃着身子，血从鼻、嘴和耳里流出，美丽的皮毛上溅着、染着斑斑血迹。然后那人走上前来，不慌不忙在它鼻子上又是狠命一击。这一下使它痛苦到了极点，相比之下先前所忍受的一切痛苦都微不足道。它几乎像一头凶猛的狮子咆哮起来，再一次向那人猛扑过去。可那人把棍棒从右手移到左手，沉着地抓住它的下颚，往下面和后面猛摔。巴克在空中被舞了整整一圈，又舞了半圈，然后头部和胸部猛然撞到地上。

它又作了最后一次冲击，那人便狠命地打了它一下——他故意好久没打得这么凶猛——巴克被打得完全失去了知觉，彻底瘫倒在地。

“他收拾狗还真有两下，我说。”墙上一个人兴致勃勃地叫道。

“德鲁塞哪天不收拾马，礼拜天还要治它们两次呢。”车夫应道，爬上马车赶着马走了。

这时巴克恢复了知觉，但仍软弱无力。它仍然躺在倒下的地方不能动弹，望着穿红衣衫的男人。

“名叫巴克，”他自言自语，从酒馆老板的信里念道，信中写明了板条箱的交付情况和内容，“唔，巴克，好家伙，”他继续用亲切的声音说，“咱们小小斗了一下，现在最好是别把这事放在心上了。你我都了解自己的情况啦。只要你乖点，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不然我会让你好受的。明白吗?”

这样说着，他毫无畏惧地用手拍拍刚才打得如此凶狠的狗头；虽然他的手碰着时巴克的毛发无意中又竖起来，但它容忍了而没有反抗。它非常急切地喝着那人取来的水，随后又一块接一块从他手上狼吞虎咽了不少的生肉。

它被打了(它知道)，但没有垮掉。它彻底明白自己根本无法反抗一个手持棍棒的人。它吸取了这个教训，今后永远也不会忘记。棍棒可是一个新发现。它把巴克引入了原始法则的统治天地，而巴克是半路才被引进去的。生活中的事实又呈现出更残酷的一面；虽然它无所畏惧地正视这一面，但本性中所有潜在的狡猾也在醒来。随着一天天过去，又运来了其他的狗，它们关在板条箱里，用一条条绳子系着，有的温驯，有的像它来时一样发出怒吼、嗥叫；它看着它们在穿红衣衫的男人支配下一个个过去。巴克一次次看着每个残忍的场面，教训非常深刻；一个手持棍棒的人就是制定法典者，一个必须服从的主子，尽管不一定要博得他的欢心——巴克是绝对不犯这个错误的，虽然它的确看见被打的狗去讨好那男人，摇着尾巴，舔他的手。它还看见一只狗既不服从也不讨好，最后在争夺主权的搏斗中被打死。

不时到来一些男人，一些陌生的人，他们兴奋地说着骗人的话，千方百计对穿红衣衫的人奉承讨好。当钱在这些生人们中间传递之后，他们便将一只或两只狗带走。巴克不知它们都去了哪里，因为它们再也没回来；但它为将来感到非常担忧，高兴每次都未被选上。

然而终于轮到它了，那是一个身材矮小、形容枯槁的男人，操着蹩脚的英语，还发出不少粗鲁的怪叫，巴克一点弄不明白。

“太棒了！”他叫道，眼睛盯住巴克，“拿(那)条狗真棒！嗯?多小(少)?”

“三百，这还算我送你呢，”穿红衣衫的人立即回答，“既然是花政府的钱，你别再压价了，嗯，佩罗

[7]

?”

佩罗咧嘴而笑。鉴于人们对狗的需求量异常猛增，狗价升到了天上，这么出色的一只动物那笔钱并非不合理。加拿大政府绝不会损失什么，其公文也不会传递得更慢。佩罗懂得狗，一看见巴克就知道它是千里挑一的——“完(万)里挑一。”他心里评价道。

巴克看见钱在他们中间转手，因此当柯利——一只温厚的纽芬兰

犬

[8]

——和它被形容枯槁的小个子男人带走时，并不惊奇。这是它最后一次看见穿红衣衫的人。然后它和柯利在“一角鲸”船的甲板上看着西雅图渐渐消失，这是它最后一次看见温和的南方。它和柯利被佩罗带到了甲板下层，转给一个名叫弗朗索瓦的人，他面部黝黑，身材高大。佩罗是一个法裔加拿大人，皮肤黝黑，而弗朗索瓦是一个法裔加拿大人的混血儿，皮肤更黑一倍。巴克觉得他们又是一类人(它注定还要见到很多类型的人)，虽然它对他们毫无感情，但仍然真诚地表示敬意。它很快知道佩罗和弗朗索瓦都公正合理，在处事上沉着而不偏袒，对付狗很有一套，绝不会被他们愚弄。

在“一角鲸”船的甲板间，巴克和柯利遇到了另两只狗。有一只是从斯匹次卑尔根群岛

[9]

来的雪白大家伙，它先被一个捕鲸船船长带走，后又同一支地质勘测队进过北美洲的荒漠。它很友好，不过也有些奸诈，心里想着什么诡计时会冲着你面带笑意，比如第一顿饭它偷巴克的东西时就是这样。当巴克扑过去惩罚它时，空中响起了弗朗索瓦的鞭子声，打到罪犯的身上；巴克只需去弄回骨头就是了。弗朗索瓦是公平的，它断定，于是这个混血儿便开始受到了巴克的尊敬。

另一只狗根本不愿接近，因此也没哪只狗去接近它；它也不去偷新来者的东西。它是一个郁郁不乐、愁眉不展的家伙，向柯利明白表示它只想单独呆着，并且如果谁要去打扰它就会自找麻烦。它叫“戴夫”，只管吃和睡，时而打个呵欠，对其他什么都不感兴趣，甚至在“一角鲸”穿过夏洛特皇后海峡，着了魔似地颠簸、摇晃和起伏时也这样。当巴克和柯利紧张不安，吓得有些发狂时，它好像被打搅了似地抬起头，毫无兴趣地看它们一眼，打个呵欠又睡它的去了。

螺旋桨不知疲倦地转动着，船也昼夜随之颤动，虽然每一天都几乎差不多，但巴克明显感到天气愈来愈冷了。终于有一天早上螺旋桨安静下来，“一角鲸”上充满了兴奋激动的气氛。它和其余的狗一样感觉到这点，知道不久就有变化了。弗朗索瓦用皮带捆住它们，带到甲板上。巴克刚一踏上冰冷的表面，脚就陷入颇像泥浆似的软乎乎的东西。它突然喷一下鼻息跳回去。这种白色东西还在从空中落下来。它抖动一下身子，可另外一些白东西又落到身上。它好奇地嗅着，又用舌头舔了一点。白东西咬着像火一般，随即就不见了。它摸不着头脑。再试一下，结果一样。旁边的人看着哈哈大笑，它感到害臊，却弄不明白为什么——因为这是它第一次看见雪。

2

棍棒与犬牙法则

巴克第一天在迪亚海滩上像做了一场噩梦，每时每刻都充满震惊和诧异。它从文明的中心突然被猛拉出去，抛向了原始的中心。这里根本没有那种阳光照耀的、懒洋洋的生活，而只是到处游荡，十分心烦。这里没有安宁，没有休息，也没有片刻的安全。一切混乱不堪，充满你争我斗，生命随时处在危险之中。你必须一直保持警惕，因为这些狗和人不是城里的，都是野性的家伙，只知道棍棒与犬牙法则。

它从没见过狗像这些狼一般的家伙那样打架，第一次经验让它明白了一个难忘的教训。不错，这是一个间接的经验，不然巴克怎么能活着从中受益呢。柯利却成了牺牲品。它们被临时安顿在原木仓库附近，柯利友好地向一只强健的狗接近，这只狗有成熟的狼那么大，虽然还不及柯利一半。一点警告也没有，只是如闪电一般地跃来，牙齿发出刺耳的猛咬声，又同样迅速地闪开，柯利的脸就从眼到颌被撕破了。

突然袭击一下就闪开，这是狼的打法。可事情还没就此为止。三四十只爱斯基摩狗跑过来，目不转睛，一声不响地把两只搏斗的狗团团围住。巴克不明白它们为什么要目不转睛、一声不响，也不明白其幸灾乐祸的热切样子。柯利用力推它的敌人，但敌人再一次袭击、闪开。第二次柯利推它时，被它用胸膛狠狠地撞了一下，姿势奇特，使柯利跌倒在地，再也没爬起来。这正是一旁观看的爱斯基摩狗等待的时刻。它们向它围拢，又嗥又叫，一只只毛发竖立着用身子把柯利压在下面，使它发出痛苦的尖叫。

这一切来得如此突然，如此出乎预料，使巴克大吃一惊。它看见这只叫斯皮茨的狗伸出红红的舌头，像要笑的样子；又看见弗朗索瓦挥舞着斧子跳进狗群里。另外三个男人也在帮他驱散狗。这并没花多少时间。柯利倒下去后不过两分钟时间，最后一只攻击它的狗都被棍棒打跑了。可它浑身无力，毫无生气，躺在染上血迹、被践踏的雪地里，几乎实实在在地被撕碎了，黑皮肤混血儿站在它旁边凶狠地骂着。巴克经常想到这个场面，以至睡不好觉。就是这么回事。一点不公平的比赛。你一旦倒下去就完了。唔，它要注意决不倒下去。斯皮茨伸出舌头又像要笑的样子，从那时起巴克就对它产生了永不消失的深仇大恨。

柯利悲惨地死了，使巴克极为震惊，它尚未恢复过来又再一次被震惊。弗朗索瓦把一套皮带和扣子系在了它身上。是一副挽具，它在家里时看见过马夫们套在马身上的。正如它看见过马干活一样，现在它自己也被弄去干活，让弗朗索瓦坐到雪橇上把他拖到山谷边缘的森林里去，再从那儿拖回一车木柴。尽管它被这样当成了一只挽畜，自尊受到极大伤害，但它很聪明，不会反抗的。它凭着意志尽量把活干好，虽然一切都是那么新鲜、生疏。弗朗索瓦非常严厉，要求必须立即服从，凭着他手中的鞭子，狗确也能立即服从；而戴夫是一只有经验的辕狗，只要巴克一出错就咬它的后身。斯皮茨是领头狗，同样也有经验，由于总不能够着巴克，它便不时发出厉声的嗥叫表示责怪，或者狡诈地套着挽具把身子挤过去，让巴克走到自己的道上。巴克很容易就学会了，在两个同伴和弗朗索瓦的教导下取得了很大进步。在它们回到营地前它已相当懂得“喔”表示停止，“驾”表示向前，到转弯处时要转得大一些，装着东西的雪橇下山跑得极快，要离辕狗远点。

“彻(这)些狗真不赖，”弗朗索瓦对佩罗说，“拿(那)只巴克，它拉得好死啦。哦(我)没几下就把它教会了。”

下午，佩罗急匆匆要上路去送急件，他又带回来两只狗。他给它们分别取名为“比勒”和“乔”，是两兄弟，纯正的爱斯基摩狗。尽管是同母所生的两只雄狗，但它们却像白天和夜晚一样截然不同。比勒的一个缺点是过于温厚，而乔却完全相反，性情乖戾，好自省，老是叫个不停，眼神充满恶意。巴克以同志般的态度接待它们，戴夫对它们不屑一顾，而斯皮茨却先攻击一只狗，再去攻击另一只。比勒姑息地摇着尾巴，看见自己的姑息毫无用处转身就跑，当斯皮茨用锋利的牙齿在它胁部咬出牙印时，它叫了起来(仍然是姑息地)。但无论斯皮茨怎样围着转，乔都面对着它，立在脚跟上跟着转动身子，毛发竖立，耳朵往后，嘴唇嚅动，发出嗥叫，上下颌飞快地咬着，眼睛发出恶魔似的光——体现出好战的恐惧来。它的面目太可怕了，斯皮茨不得不放弃惩罚它；但为了掩盖自己的狼狈，它转向从来无害、哀哀叫着的比勒，把比勒赶到了营地里。

傍晚佩罗又弄来一只狗，是一只爱斯基摩老狗，身长瘦削，因打架脸上留下了伤疤，独眼龙，一闪一闪地警告着它什么也不怕，必须受到尊敬。它叫索莱克斯，“愤怒者”的意思。像戴夫一样，它什么也不求，什么也不给，什么也不想；它不慌不忙地走到狗群中间时，连斯皮茨都不去打扰它。它有一个怪癖巴克不幸没发现——不喜欢谁靠近瞎眼一边。巴克无意中冒犯了它，刚一知道自己不慎重时索莱克斯已猛然转过身向它扑来，在它肩头上咬了一道整整三英寸深的口子，一直露出骨头。从此以后巴克再也没靠近索莱克斯瞎眼一边，因此它们的情谊直到最终都没有任何麻烦。很明显它惟一的愿望和戴夫的一样，就是谁也不要去打扰它；不过巴克后来了解到，它们两个心里都还有一个甚至更大的野心。

晚上巴克面临着睡觉的大问题。帐篷里点着一支蜡烛，在白色平原中间发出暖和的光；它理所当然钻了进去，可这时佩罗和弗朗索瓦两人都向它发出了连珠炮似的咒骂，还用烹饪用具朝它猛打，直到它从惊恐中醒悟过来，屈辱地逃到了寒冷的外面。寒风呼啸，把它冻得发麻，仿佛带着专门的恶意要刺痛它受伤的肩头。它趴在雪地上想睡觉，可是天寒地冻的，不久弄得它浑身打颤。它忧郁难过，在许多帐篷之间荡来荡去，只是发现到处都一样冷。不时有些野狗向它冲来，但它竖起颈部的毛发嗥叫着(因为它学得很快)，那些狗也就不敢来惹它。

它终于想到一个主意：回去看看其他的伙伴们是如何办的。令它吃惊的是它们个个都不见了。它又穿过大营地四处去找，再回到原处。难道在帐篷里?不，那不可能，否则它就不会被赶出来了。那么它们可能到哪里去了呢?它垂着尾巴，浑身发抖，实在可怜，茫然地围着帐篷转。忽然它前脚下的雪松开，身子陷下去。什么东西在它脚下蠕动着。它跳回去，毛发竖立，嗥叫着，害怕那看不见、弄不明白的东西。可是传来友好、轻微的狗叫声，它才消除了疑虑，走过去查看。一股热气钻入它鼻孔，原来比勒舒舒服服蜷缩成一团趴在雪下面呢！比勒呜呜地发出抚慰的声音，蠕动着身子以表示它的好心好意，甚至为了求得安宁还极力收买巴克，用温暖、湿润的舌头冒险去舔它的脸。

又一个教训。这么说它们就是这样的了，嗯?巴克满怀信心选了一个地点，手忙脚乱地为自己挖了一个洞。片刻之后它身上散发的热气便充满了狭小的空间，它睡着了。白天漫长而艰辛，因此它酣睡起来，舒服极了，虽然不时在噩梦中嗥叫着，搏斗着。

直到醒来的营地发出各种嘈杂的声音，才使它睁开眼睛。起初它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一晚上都在下雪，它被彻底埋没了。雪将它团团围住，一股巨大的恐惧向它汹涌而来——野性之物对于陷阱的恐惧。这标志着它正从自己的生活还原到祖先们的那些生活中去；因为它是一只文明的狗，过分文明的狗，生活经历中对陷阱一无所知，因此对它无所畏惧。它浑身肌肉不安地、本能地收缩着，脖子、肩头上的毛发竖起，发出一声凶猛的嗥叫，纵身跃入眼花缭乱的白昼，此时正大雪纷飞。没等站稳，它便看到眼前一片白色的营地，明白了自己身在何处，并且从和曼努埃尔出去散步起，到昨晚为自己挖洞的所有经过它都记起来了。

见它出现，弗朗索瓦喊了一声招呼它。“哦(我)说啥啦?”运狗的车夫对佩罗叫道，“拿(那)只巴克学东西快得要死。”

佩罗一本正经地点点头。作为加拿大政府的信使，他带着重要公文，亟需弄到最优秀的狗。因此得到巴克他尤其高兴。

不到一小时又增加了三只爱斯基摩狗，现在一共九只狗，又过了不到一刻钟它们便被套上挽具，奔跑在去迪亚峡谷的路上。巴克高兴地出发了，尽管活儿艰巨，但它发现自己并不特别小看这工作。它为这队狗的热切劲儿感到吃惊，这种热切使它们生气勃勃，它也受到感染；而更令它吃惊的是戴夫和索莱克斯的变化。它们初来乍到，却已被马具彻底改造了，身上一切消极被动、漠不关心的东西都不复存在。它们机灵活跃，急于把工作干好，凡是因拖延或混乱妨碍了工作的，都会让它们勃然大怒。路上的艰辛劳动仿佛极大地表明了它们的存在，它们所有的生活目标，以及它们惟一高兴的事。

戴夫是辕狗或叫拉雪橇狗，它前面是巴克，然后是索莱克斯；其余的狗成一纵列用带子拴着跑在前面，最前面的是领头狗斯皮茨。

巴克是被有意放在戴夫和索莱克斯中间的，好让那两只狗教它。它是一个聪明的学徒，它的师傅们也同样聪明，一发现它的错误就纠正，用锋利的牙齿强行施教。戴夫公正合理，非常明智，从不无故咬巴克，而要咬它时没有咬不着的。弗朗索瓦的鞭子又在教它，巴克发现纠正错误比去以牙还牙还容易些。有一次它把自己的路线搞混了，拖延了行驶，大家暂时停下来，戴夫和索莱克斯都向它发起攻击，发出一种呵斥的声音。本来已混乱的状况变得更加糟糕，但从此以后巴克就非常小心不要乱跑；一天没到它已熟练掌握了工作，身边的同伴们也不再找它“岔子”。弗朗索瓦的鞭子也舞得更少了，佩罗甚至还向巴克表示敬意，抬起它的脚仔细查看。

这天跑得真够辛苦的，它们上了“迪亚峡谷”，穿过“羊营地”，经过“天秤座”和森林边界线，横跨几百英尺深的冰河和雪堆，翻过巨大的“奇尔分水岭”——它位于咸水和淡水之间，严峻地守卫着黯然而孤寂的北方。一连串的湖水装满了一个个死火山口，它们沿湖跑得很快，当天深夜进入“贝内特湖”上端的大营地，数千名淘金者正在这里造船以防冰雪在春天融化。巴克在雪里挖了一个洞，因精疲力竭好好睡了一觉，但一大早在天还没亮且十分寒冷时就被弄起来排好，和同伴们一起套在了雪橇上。

这天它们跑了四十英里，不过道路本身是坚实的；第二天以及随后许多天，它们都自己开辟道路，工作更辛苦，跑得更缓慢，一般说来佩罗走在队伍前面，用他的湿鞋子把雪踩紧以便它们跑起来更容易一些。弗朗索瓦操动雪橇的方向杆，有时和佩罗交换一下，但不经常。佩罗很迅速，为自己掌握的冰的知识感到自豪，这种知识必不可少，因为秋天的冰很薄，凡有急水的地方根本就没有冰。

一天又一天，巴克无休止地在路上辛苦跑着。它们总是在天黑扎营，天刚一亮就上路了，把一英里一英里的路程抛在身后。然后又在天黑扎营，吃各自的一块鱼，爬进雪堆里睡觉。巴克很饿。它每天的定量是一磅半晒干的鲑鱼，可吃了好像没吃似的。它从来都吃不饱，肚子老是饿得痛。而其他的狗由于体重较轻，并且生来就是过这种生活的，所以每天只吃一磅鱼，而且状况还不错。

它过去是很挑食的，但很快就失去了这种作风。它是一个过分讲究的美食家，发现伙伴们先吃完自己的东西后，把它没吃完的那份也抢去吃了。它无法保护好自己的食物——当把两三只狗赶跑时，食物已进了其他狗的喉里。为弥补这一点它吃得和它们一样快；由于饿得厉害，它也只好去偷吃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它观察着，学习着。看见派克——一只新来的狗，精明的装病逃差者和小偷——趁佩罗一转背就狡猾地偷走一片咸猪肉，自己次日也如法炮制，偷走了整整一大块肉。于是引起一场轩然大波，但它没受到怀疑；而杜布——一个笨拙的干坏事老被抓住的家伙，替巴克的罪过受到了惩罚。

这第一次偷窃，表明巴克在北方这个怀有敌意的环境里适合生存下去。也表明了它的适应性，它随遇而安的能力——缺乏这一点便意味着快速、可怕的毁灭。还表明了它道德品性的衰退或崩溃——在为生存而进行的无情斗争中，这道德品性成了一个徒劳无益的东西或障碍。在慈爱与友谊的法则下，南方一切是那么美好，大家尊重私有财产和个人感情；可是在北方，在棍棒与犬牙的法则下，无论谁考虑那些事情都是一个傻瓜，它只要那样去做就必将消亡。

巴克没有想明白，只知道自己适于生存，并且无意识地去适应新的生活方式。不管发生什么争斗，和别的狗打起架来它是从来都不跑开的。不过那个穿红衣衫的男人的棍棒，已经把一个更基本、更原始的法则打进了它身里。文明的时候，它会为了某种道义去死，比如为了守卫米勒大法官的马鞭；但是它现在该保护某种道义时却能逃之夭夭，使自己免于丧命，证明它已完全失去了文明的特性。它偷吃东西不是为了好玩，而是因为肚子在咕咕叫。它不公开抢劫，而是悄悄地、狡诈地偷取，这是出于对棍棒和犬牙的敬畏。一句话，它做的那些事之所以被做，是因为做比不做更容易些。

它的进展(或退步)是迅速的。肌肉变得坚硬如铁，对于所有一般疼痛都麻木不仁。它无论体内体外都能充分利用食物，什么都能吃，不管多么可厌或不消化；一旦吃进肚里，胃液便将全部营养提取；再由血液运送到身体的最远处，使之进入最结实强健的肌体组织。它的视觉和嗅觉变得相当敏锐，听力也变得如此敏感，睡着时也能听见最微小的声音，知道它预示的是安宁还是危险。当冰黏附在脚趾间时，它学会了用牙齿去咬开；当口渴而水坑上盖着一块厚冰时，它会抬起僵直的前腿去把冰踩破。它最引人注意的特点是能够提前一夜嗅到风并进行预测。它在树旁或岸边挖窝时，不管当时空气怎样静止，风随后吹过来时，它总能舒舒服服地处在背风处。

它不仅从经验中学习，而且早已死去的本能再次复生。那些已驯化的一代代狗比它先死去。它模模糊糊回想起那些狗的早期时候，回想起野狗们成群结队地穿行在原始森林，一发现它们的猎物就扑上去吃个精光。学会用牙去撕咬和像狼一般猛扑，对于它一点不难。被遗忘的祖先们不就是这样进攻的吗?它玩的这些把戏，正是它们遗传给狗类的古老把戏——祖先们使巴克体内古老的生命又复活了。这些把戏毫不费力或未经发现就产生了，好像一直存在于它身上。在寂静、寒冷的夜晚，当它仰望着一颗星发出长长的、狼一般的嗥叫时，是它已死去化为尘土的祖先们，也在穿过数百年、穿过它自己，仰望着一颗星发出嗥叫。它的声音就是祖先们的声音，这声音表达了它们的悲哀，在它们看来意味着寂寞、寒冷和黑暗。

这是一首古老的歌，这歌在它体内汹涌澎湃，使它又恢复了自己的本性；这歌标志着生命多像一场傀儡戏。它之所以恢复了本性，是因为人们在北方发现一种黄色金属，因为曼努埃尔是一个园林主的佣工，那点工资满足不了妻子和好几个孩子的需要。

3

支配一切的原始兽性

原始兽性支配一切，它在巴克身上十分强烈，在拉车生活这种艰难的条件下更有增无减。但它是在暗中增长的。新产生的狡诈使巴克能沉着冷静，善于控制。它太急于适应新的生活，以致坐卧不安；不但不去惹是生非，而且一有可能就避而远之。谨小慎微成了它的处事特点。它不轻率鲁莽，尽管对斯皮茨怀有深仇大恨，但从不显得烦躁，避免一切冒犯行为。

另一方面，斯皮茨可能推测巴克是一个危险的对手，所以，不失时机对巴克龇牙咧嘴。它甚至故意威吓巴克，不断想挑起争斗，而真打起来必有一死。在最初的旅行中，若不是因为一件异常的事故，此事就发生了。那天结束后，它们要在勒·巴格湖岸设一个营地，这里荒凉凄惨。此时下着漫天大雪，狂风像白热的刀子刮在身上，天色阴暗，它们不得不寻找一个扎营的地点。几乎再没有比这更糟的情形了。背后是一块陡然的岩石壁，佩罗和弗朗索瓦只好就在湖冰上升火，铺上睡衣。为轻装上阵他们把帐篷抛在了迪亚。他们用几根浮木生火，而火又被冰融熄，因此，只得在黑暗中吃了晚饭。

巴克在紧靠岩石的地方挖了个窝。这里温和而舒适，因此弗朗索瓦分配他吃在火上烤化的鱼时，它还不想离开呢。可当它吃完自己的一份食物回来时，却发现窝已被占去了。它听到一声警告的嗥叫，知道入侵者是斯皮茨。到目前为止巴克一直避免和它的敌人发生麻烦。但这次也太过分了。它身上的兽性咆哮起来，勃然大怒向斯皮茨扑去，使两只狗都大吃一惊，尤其是斯皮茨，因为它从和巴克的整个经历中知道，对手异常羞怯，之所以未被打败完全仗着高大体重的身躯。

它们扭打在一起，从毁坏的窝里射出去，弗朗索瓦推测到引起麻烦的原因时也吃了一惊。“喂！”他对巴克喊道，“样(让)它去吧，老天爷！样它去吧，该死的小托(偷)！”

斯皮茨仍不让步，勃然大怒地叫着，心急万分，因为它来回绕着圈子想找机会扑过来。巴克也同样急切，同样谨慎，因为它一样来回绕圈子想占取优势。但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把它们争夺控制权的斗争远远抛在了身后，抛在了漫长疲乏、千辛万苦的跋涉之后。

佩罗咒骂了一声，棍棒砰地猛打在一个瘦削的躯体上，然后传来痛苦的尖叫声，预示着爆发了一场大混乱。营地里突然发现到处是躲躲闪闪、毛毛茸茸的形体——原来是饥饿的爱斯基摩狗，有近一百只之多，它们从某个印第安人的村子嗅到了营地的气味。就在巴克和斯皮茨厮打时它们偷偷进来，两个男人用粗壮的棍棒在它们中间打来打去，而它们也发怒地反击。食物的气味使其发狂了。佩罗发现有一只狗把头埋在食物箱里，他用棍棒狠狠打在它瘦削的胁骨上，食物箱被弄翻在地。立即有约二十只饿兽去抢夺面包和咸肉。他把棍棒无所顾忌、如雨点般地打在它们身上，它们嗥着、叫着，但仍然疯狂地抢夺食物，直到吃完最后一点碎屑。

与此同时，受惊的队狗也从窝里冲出来，却遭到凶残的入侵者袭击。巴克从没见过这样的狗，它们的骨头好像要突破皮肤似的。它们仅仅是些骷髅而已，松松地披着肮脏的兽皮，眼露凶光，牙淌口水。因饿得发狂它们变得十分可怕，不可抗拒。谁也无法反抗它们。队狗们一开始就被猛逼到了陡然的岩石边。巴克受到三只爱斯基摩狗的围攻，一转眼头和肩就被撕裂了。简直是一场大混战。比勒发出平常的叫声。戴夫和索莱克斯因遍体鳞伤滴着血，正勇敢地并肩战斗。乔像恶魔一样猛咬着，有一次咬住了一只爱斯基摩狗的前腿，只听嘎吱一声咬碎了骨头。爱装病逃差的派克，也向这只受伤的狗扑去，牙齿猛一咬，一拉，就折断了它的脖子。巴克咬住一只口吐泡沫的敌人的喉头。

牙齿咬进颈静脉时鲜血迸溅。热热的血味刺激了它，使它更加凶残。它又向另一只狗扑去，同时感到另外的牙齿咬进了自己喉头。原来是斯皮茨，它背信弃义，从一旁袭击过来。

佩罗和弗朗索瓦把营地的东西收拾好后，又急忙赶去救自己拉雪橇的狗。饥饿的野兽们潮涌着冲到它们前面。巴克挣脱出来，但只是片刻时间。两个男人不得不跑回去救食物，那些爱斯基摩狗返回来袭击队伍就是为了抢夺食物的。比勒被吓得倒有了勇气，冲过野兽的围困从冰上逃跑了。派克和杜布以及其余的伙伴都紧跟在后面突围。巴克也极力跟上，但却从眼角处瞥见斯皮茨向它冲来，显然是想打翻它，一旦它倒下去被那群狗压过来，就完蛋了。但它振奋起来向斯皮茨反击，然后加入到湖冰上逃跑的队伍中。

之后，九只队狗聚集在一起，于森林中寻找栖身之处。虽然不被追踪了，但它们也陷入困境。每只狗都受了四五处伤，有的还伤势严重。杜布的一只后腿伤得厉害；多利是在迪亚添到队里的最后一只爱斯基摩狗，喉部被撕了很大的口子；乔失去一只眼；而温厚的比勒一只耳朵被咬得很烂，一晚上都呜呜地叫个不停。黎明时它们一颠一跛、小心翼翼地回到营地，发现抢劫者们已走了，两个男人心情不好。他们整整一半的食物没有了。爱斯基摩狗咬断了雪橇绳子，咬烂了帐篷。事实上，一切东西无论怎样不能吃，都未能幸免于难。它们吃了佩罗的一双鹿皮软鞋，皮革挽绳被咬掉许多，甚至弗朗索瓦鞭子的末端也咬掉两英寸，他从悲哀的沉思中回过神来，看着只只受伤的狗。

“呀，朋友们，”他轻轻地说，“咬出拿(那)么多伤来，叶(也)许会把你们弄成疯狗，全都弄成疯狗，该死！你说呢，嗯，佩罗?”

信使半信半疑地摇摇头。现在离道森还有四百英里路程，假如狗的疯病爆发他是无法担负这个损失的。他们骂个不停，费了好大的劲，花去两个小时才把挽具弄好，然后这支伤痕累累的队伍又上路了，痛苦地在至今遇到的最艰难的路途上挣扎——就此而言，也是它们离道森最艰难的路段。

这条“三十英里河”宽大辽阔。汹涌的河水不把冰霜放在眼里，只有在涡流处和平静的地方冰才有立身之地。要跨过这三十英里可怕的路程，得用尽全力苦战六天。这段路实在可怕，因为每前进一英尺人和狗都冒着生命危险。佩罗在前面探路，有十多次陷入那些“冰桥”时被手里的长杆救了——每次他踩出一个洞便用长杆横跨于洞间。可这时寒潮来临，温度计显示零下五十度，每次他陷入“冰桥”，为了不被冻死只得生火烤干衣服。

什么也吓不倒他。正因为什么也吓不倒他，他才被选为政府的信使。他长着干瘪的小脸，敢于冒一切风险，坚决果断地投身于冰霜之中，从昏暗的黎明拼搏到夜晚。他从冰面上绕开那些险恶的可怕河滨，而冰一踩上去就会裂开，下陷，所以根本不敢停留。有一次雪橇拖着戴夫和巴克陷下去，待它们被拉上来时已冻得半僵，几乎淹死。要救活它们，通常火是必不可少的。它们身上结结实实地裹着一层冰壳，两个男人让它们不断围着火跑，直至出汗冰化为止；它们离火非常近，以至被火焰烧焦了一些毛。

另一次斯皮茨陷入冰洞里，把整个一队人狗都往下拉，直至巴克——它使出浑身力气往后拉着，前爪抵住滑溜溜的边缘，周围的冰全在颤动、断裂。但它后面还有戴夫，同样在用力往后拉，雪橇后面是弗朗索瓦，他直拉得自己的肌腱裂开。

前后的冰缘再次开裂，现在已无处脱身，除非爬上悬崖。佩罗奇迹般地登上去，而弗朗索瓦只好为这个奇迹祈求了。他们把每一根皮带、雪橇鞭和最后的一点挽具带子系成一根长绳，把狗一只只地拉到悬崖顶。待雪橇和货物都拉上去后弗朗索瓦才最后上去。然后又开始找下去的地方，最终还是靠绳子帮了忙；晚上它们回到河上，这一天只走了四分之一英里。

它们到达“胡塔林夸”和厚冰地段时，巴克已筋疲力尽。其余的狗也同样如此，但佩罗为弥补耽误的时间，不管早晚都在催它们赶路。第一天跑了三十五英里赶到“大鲑”，第二天又跑三十五英里到“小鲑”，第三天跑四十英里，这里离“五指”就很近了。

巴克的脚不如爱斯基摩狗的那样坚硬结实。自从它最后一个野性的祖先被穴居人或河边人驯化，经过许多代以来，脚已变得柔软了。一整天它都在一跛一跛地前行，而一旦设下营地，它就像只死狗一样躺在地上。虽然饥饿，但也不想走过去吃自己那份鱼，弗朗索瓦只好给它拿过来。这个驾狗的人每晚吃过晚饭后，还要给巴克擦半小时脚，并牺牲掉他自己鹿皮鞋的鞋面给它做了四只鞋子。这就好受多了。一天早晨巴克甚至让面容干瘪的佩罗咧嘴笑起来，因为弗朗索瓦忘记了它的鹿皮鞋，而它就四脚朝天躺在地上，恳求地在空中摇动着，不穿上鞋子一步也不走。后来它的脚变得结实了，才把磨破的鞋子丢掉。

多利是一只怎么也不起眼的狗，正当它们往前赶时，一天早晨在佩利它突然发疯了。它发出一声长长的、令人心碎的狼嗥，每只狗都吓得竖起了毛发，然后它直向巴克扑去——由此表明它确实疯了。巴克从没见过一只狗变疯，也没有任何理由要害怕发疯；但它知道可怕的事就在眼前，于是惊恐地逃去。它速度很快，多利气喘吁吁、口吐白沫紧跟其后。多利无法追上它，因为它惊恐万分；它也无法抛开多利，因为多利疯得发狂。它冲过岛一般的林地心窝，奔向其下端，跨过一条充满粗糙大冰的僻静河道上了另一个岛地，再冲上第三个岛地，又折回到主河，绝望中开始穿过去。虽然它没回头去看，但一直能听到一步之后多利的嗥叫。听见弗朗索瓦在不远处叫它，它又跑回去，仍然只离多利一步远，简直透不过气来，完全相信弗朗索瓦会救它的。这个驾狗者手里提着一把斧子，巴克刚一从他旁边擦身而过，斧子便啪地一声砍在多利的头上。

巴克摇摇晃晃走过去靠在雪橇上，精疲力竭，呜呜地喘气，不知所措。这下斯皮茨的机会来了。它向巴克扑去，两次把牙齿深深咬进无法抵抗的敌人身上，撕开一大块肉。这时弗朗索瓦的鞭子响了，巴克满意地看到斯皮茨被打得很惨，狗队里还没有谁挨过这么厉害的打呢。

“拿(那)个斯皮茨是个魔鬼，”佩罗说，“哪个盖(该)死的一天它会把巴克吓(杀)了的。”

“拿(那)个巴克也是魔鬼，”弗朗索瓦反驳道，“这么久以来我看见它就端(断)定了。听着：它哪个盖(该)死的一天也会疯得要命，把拿(那)个斯皮茨咬死在雪地上的。我知道一定会的。”

从那时起它们之间就冲突不断。斯皮茨是领头狗，公认为狗队的头儿，但它感到自己的最高权力受到了这只奇特的南方狗的威胁。它之所以觉得巴克奇特，是因为在它认识的许多南方狗里，没有一只在营地里或路途上是表现得很好的。它们全都太软弱，在辛劳、寒冷和饥饿下死去。可巴克例外。只有它才挺过来了，并且境况越来越好，在力量、野性和狡猾方面与爱斯基摩狗不相上下。然后它成了一只好支配的狗；使它变得危险的事还在于，出于争夺主权的欲望，那个穿红衣衫的男人已经用棍棒把它盲目的勇气和鲁莽全都打掉了。它异常狡诈，能耐心地等待时机——这完全是一种原始的基本属性。

争夺领导权的冲突免不了会发生。巴克想得到这个权力，因为这是它的天性，因为路途上那种难以名状、无法理解的自豪已把它紧紧抓住——那种让狗们苦干到最后一口气的自豪，诱惑它们快乐地在挽具里死去的自豪，而假如它们被赶出了挽具就会心碎的。这是戴夫作为辕狗的自豪，索莱克斯用尽全力拉车的自豪。这自豪在撤营时控制着它们，让它们从郁郁不乐的野兽变为紧张热切、雄心勃勃的动物；这自豪一整天促使着它们前进，晚上让它们落脚扎营，让它们又回到忧郁的不安与不满之中。正是这种自豪支持着斯皮茨，使它去打击那些犯了错误、乱走到路边去或早晨整装出发时藏起来的雪橇狗们。也正是这种自豪使它害怕巴克可能成为领头狗。而这也是巴克的自豪。

它公开威胁着斯皮茨的主权。它走到斯皮茨和路边之间——这本来是要受到惩罚的。它故意这样做。一天晚上下着大雪，早晨装病逃差的派克没出来，无疑是藏在一英尺深的雪窝里了。弗朗索瓦四处唤它、寻它，但毫无用处。斯皮茨狂怒了，穿过营地，在每个可能的地方嗅着、挖着，发出可怕的嗥叫，派克藏在窝里听见也吓得发抖。

但是它终于被发现了，斯皮茨扑过去惩罚，而巴克也同样愤怒地冲到它们之间。这太出乎意料，太精明伶俐，斯皮茨被猛然往后推倒在地。派克一直可怜巴巴地发抖，这时也因公开的反抗增添了勇气，向它被推倒的头儿扑去。巴克也向斯皮茨扑去，已忘记了公平的比赛这个法则。但弗朗索瓦一方面为这件意外的事暗自好笑，另一方面也坚定地秉公办事，用尽全力把鞭子打到了巴克身上。但巴克并没有离开倒下的对手，于是鞭柄又猛打下来，巴克被打得半晕，往后倒下去，鞭子还在猛抽，而斯皮茨又开始痛打起多次犯错的派克。

在随后的几天里，道森越来越近，巴克仍继续在斯皮茨和罪犯之间进行干涉，不过它干得很狡猾，总是趁弗朗索瓦不在时。由于巴克的秘密反抗，狗们出现了普遍的不服，并且这种现象有增无减。戴夫和索莱克斯一如既往，而其余狗的表现越来越糟。事情不再顺利了，打架斗殴的事接连不断，麻烦随时都有，而巴克是其根源。它使弗朗索瓦没有一点空闲，这个驾狗的人老是担心两只狗会发生生死搏斗——他知道迟早会发生的；不止一个夜晚，传来了冲突争斗的声音，他从被窝里爬出来，生怕巴克和斯皮茨也参与在里面。

但它们没有发生生死搏斗，在一个阴郁的下午队伍进入了道森，而这场大搏斗仍然潜伏着。这里有许许多多人，数不清的狗，巴克发现它们都在干活，好像狗干活是命中注定了的事。一整天它们排成一支长队在大街上跑来跑去，深夜时铃声还响个不停，它们把建小屋用的原木和木柴拉到矿山去，凡是圣克拉拉山谷里马干的活儿它们都干。巴克不时遇到一些南方狗，不过大多数都是有着狼一般野性的爱斯基摩狗。每天晚上它们都固定在九点、十二点、三点哼出一支夜曲，奇特而古怪，巴克也高兴地加入进去。

头上发出冷冷的北极光，星星在寒冷的远方闪烁，雪覆盖着大地，使之冻结麻木，因此爱斯基摩狗们的歌声也许是对生活的挑战，只是调子低沉，带着一些长长的呜咽和啜泣，更多的是对生活的恳求，强烈表现了生存的痛苦。这是一支古老的歌，如狗类本身一样古老——世界年轻时最初的歌之一，那时的歌充满了忧伤。这歌里带着无数代狗的悲哀，其哀怨奇异地使巴克激动不安。它呻吟啜泣时心里怀着生活的苦痛，而这也是过去野性的祖先们的苦痛；是对于寒冷和黑暗的恐惧和迷惑——祖先们同样对此感到恐惧和迷惑。这支歌竟然能使它激动不安，表明它经历了苦难与愤怒的岁月后，生活已完成一个阶段，又回到嗥叫岁月里自然的生命之初了。

他们进入道森一周后，又开始沿“兵营”附近险峻的河岸向“大康道”出发，直奔迪亚和“盐水”而去。佩罗这次带的公文似乎比他带来的东西更加紧迫；再者，他为旅行感到自豪，打算创下这一年的旅行纪录。这方面有几件事对他有利。一周的休息已使狗队恢复精力，做好了充分准备。他们来这个国家的路被后来的旅行者踩得坚实了。再说，兵营方又在两三个地点为人和狗准备了食物，所以他这次是轻装上阵。

第一天它们到达“六十英里”处，而实际上只有五十英里路，第二天迅速跑向尤康，顺利地直奔佩利。这真是一帆风顺的行程，但在弗朗索瓦方面并非没有大的烦恼。巴克的暗中反抗破坏了狗队的团结，一只狗在路上耀武扬威的情况已不复存在。反叛者们受到巴克的鼓励，犯下各种各样小错误。斯皮茨不再是让狗们很害怕的头儿。以往的畏惧消失了，它们向斯皮茨的权威提出了挑战。一天晚上派克抢走它的半条鱼，在巴克的保护下狼吞虎咽吃下去。另一天晚上杜布和乔与斯皮茨作对，并没受到应有的惩罚。连温厚的比勒也不再那么温厚了，以前那种表示和解的哀鸣声也几乎听不到了。巴克一走近斯皮茨就会威胁地嗥叫，毛发竖立。事实上它的行为近于恃强欺弱，在斯皮茨的眼皮下显得非常妄自尊大。

纪律的破坏也影响到狗相互之间的关系。它们比以前更爱打架、吵闹，直到整个营地闹得天翻地覆。只有戴夫和索莱克斯没变，虽然无休无止的争吵惹得它们烦躁。弗朗索瓦骂着古怪的粗话，气得在雪面上乱踩，扯自己头发。鞭子总在狗中间响来响去，但没什么作用，只要他一转背它们就又吵闹起来。他用鞭子护着斯皮茨，而巴克则护着其余的狗。弗朗索瓦知道一切麻烦都是它引起的；巴克也明白他知道，但它很聪明绝不会被当场捉住。它在挽具里忠实地干活，因为辛苦的劳动已成了它的一种乐趣；然而，悄悄在伙伴中突然引起一场争斗，让挽绳乱缠在一起，这才叫它更快乐呢。

一天晚上吃过晚饭后，在塔基纳河口处杜布发现了一只雪兔，笨拙地扑去，结果没抓住。顿时全队的狗都大叫起来。一百码远处是“西北警察局”的一个营地，有五十只狗，全都是爱斯基摩狗，它们也加入到追逐之中。雪兔迅速沿河跑去，转入一条小支流，沿其冰冻的河床始终跑得飞快。它轻盈地在雪面上跑着，而狗们却跑得很费力。巴克跑在一群狗前面，足足有六十只之多，转过一道弯又一道弯，却无法赶上。它全力以赴，追上去，急切地发出呜呜的声音，苍白的月光下它巨大的身躯一闪而过，猛冲向前。雪兔像只苍白寒冷的幽灵，也向前一闪而过。

人旧有的本能在一定时期会骚动起来，把他们从喧闹的城市赶到森林和旷野，用化学方法推动的铅弹去杀生，这是杀戮欲，杀生的快乐——这一切巴克都具备，只是要隐秘得多。它冲在一大群狗的前面，要捉住野物，一块活生生的肉，立即把它咬死，让自己口、鼻、眼都溅上热乎乎的血。

有一种狂喜标志着生命的顶峰，这个顶峰生命是无法超越的。这便是生存的矛盾，这狂喜产生于人最有活力之时，产生于人全然忘记了自己还活着之时。这种狂喜，这种对于生存的忘却，产生在艺术家身上，将他控制，再如火焰般爆发出来；产生在士兵身上，使他在战场上成了一个战争狂，拒绝宽恕敌人；产生在巴克身上，使它领着狗群，发出往昔狼一般的嗥叫，拼命追踪着那个活的食物，那个月光下在它前面猛逃的食物。它使自己生命机能深处发出声响，使生命机能的各个部分发出声响，它们隐藏在它体内，又回到了时间老人的发源之初。汹涌澎湃的生活将它控制了，这生活如浪潮一样，巴克的每一块肌肉、关节和腱部都极度快活起来，这种乐趣产生于死亡之外的一切，它炽热、狂暴，以行动来表达其情感，欢欣鼓舞地在星星下面奔驰，在不能移动的死亡物体上面奔驰。

但斯皮茨即使处于最极端的情绪时，也是冷静而精明的，它离开了狗群，抄一条狭窄小路跑去，这里的支河弯度很长。巴克不知道这一点，当它绕过弯时，那灰白的如幽灵般的小兔仍在前面飞奔；这时它看见又一只更大的灰白幽灵，从突出的河岸上纵身直接跳到雪兔的路上。原来是斯皮茨。这下兔子跑不开了，白牙从半空中咬进了它的背部，使它发出巨大的尖叫声，好像被打击的人发出的尖叫一般。声音一传来，生命的呼唤便从生命的顶点一下落到死神的魔掌之中，紧跟在巴克后面的一群狗全都发出了地狱里的欢叫。

巴克没有叫出来。但它也没克制自己，而是猛地向斯皮茨扑去，两只狗的肩头狠狠地撞在一起，因此巴克没能咬住它的喉部。它们在粉一般的雪里翻滚着。斯皮茨迅速站起来，几乎像没倒下去似的，它猛咬巴克的肩头，然后立即跃开。他咬到两次，每次牙齿都咔嗒一响，就像夹子的钢爪一样碰撞着。当它为了站得更稳而后退时，它瘦瘦的嘴唇张开，愤怒地嚅动着，咆哮着。

一刹那间巴克明白了。生死攸关的时刻已到来。它和斯皮茨绕着圈子，发出嗥叫，耳朵竖立，密切注意占取优势，巴克对此场面感到很熟悉。它似乎全都记起来了——那些白木树，那片土地，月光，激烈的战斗。鬼一般的平静笼罩着这白色、沉寂的世界。连一丝风也没有——没有任何动静，没有一片叶颤动，只见狗呼出的气慢慢上升，在寒冷的空气里徘徊。它们转眼之间就把雪兔除掉了，这些狗都是驯化不良的狼；现在它们走过来期待地围成一圈，同样一声不响，只是两眼闪烁，呼出的气慢慢往上飘。对巴克来说这一点并不新鲜或奇怪，这种场面它过去就见惯了。好像它一直就存在，是习以为常的事。

斯皮茨是一个有经验的斗士。从斯次卑尔根群岛穿过北极，横跨加拿大和“荒漠”，它在各种各样的狗当中都立于不败之地，成为它们的头儿。它虽然满腔怒火，但绝不是盲目的愤怒。它渴望将敌人撕裂、杀死，但绝没忘记敌人也同样渴望将它撕裂、杀死。不准备好迎接敌人的猛攻它绝不猛攻；不先防止好袭击它绝不袭击。

巴克怎么也无法咬住这只大白狗的脖子。无论它把牙齿咬向任何较柔软的肌肉，都会碰着斯皮茨的牙齿。牙与牙剧烈碰撞，嘴唇撞破，鲜血直流，但巴克就是冲不破敌人的防守。这时它变得狂热起来，如旋风一般围着斯皮茨转。它一次次去袭击那雪白的喉部，生命从那儿冒到了接近表面的地方，但每次斯皮茨都将它猛然撞开躲掉了。然后巴克又开始攻击，好像是去咬喉，但突然掉回头从侧面转回身，用肩头向斯皮茨的肩头撞去，想把它撞翻在地。可每次都是巴克的肩被咬破，斯皮茨却轻快地跳开了。

斯皮茨安然无恙，而巴克却鲜血直流，气喘吁吁。搏斗越来越残酷。无论哪只狗败倒下去，那圈一声不响、狼一般的狗都在等着它被干掉。巴克呼吸急促，斯皮茨趁机又发起攻击，不让它站稳脚跟。有一次巴克倒下去，围着的六十只狗全都站了起来；但它几乎在半空中就恢复过来，于是一圈狗又伏下去等着。

但巴克有一个特性——富于想象，并因此超凡出众。它靠本能搏斗，但也靠智慧搏斗。它冲过去，好像又要玩撞肩头这个先前的把戏，但到最后一瞬间突然扑向下面，咬住了斯皮茨的左前腿。只听骨头咔嚓一声被咬断了，大白狗三只脚站着和它面面相对。巴克三次想把它撞翻，又玩起刚才的把戏咬断了它的右前腿。尽管十分疼痛，不知所措，但斯皮茨仍疯狂地支撑着。它看见狗们一声不响围成一大圈，眼露凶光，只只伸出舌头，呼出的银色气息飘向空中，向它围逼过来——正如它以前见到狗们向被打败的对手围逼过去那样。只是这次它自己成了失败者。

它毫无希望了。巴克是一点不留情的。怜悯应该用在更温和的地方。它玩弄花招，准备发起最后的攻击。狗们越围越近，直到它感觉到侧面传来它们的气息。越过斯皮茨及左右两边它都能看见这些爱斯基摩狗，它们半蹲着身子准备扑过来，眼睛直盯住它。一切似乎暂停了。每只动物如变成石头一般丝毫不动。只有斯皮茨颤抖着，毛发竖立，摇晃着走来走去，威胁地发出可怕的嗥叫，好像要把降临的死神吓跑似的。然后巴克又扑来扑去，当扑过去时肩头终于正正撞着了斯皮茨的肩头。当斯皮茨从视野里消失的时候，那黑色的圈子在月光照耀下的皑皑雪地上已变成了一个黑点。巴克站在那儿看着，成了胜利的斗士，是支配一切的原始兽性使它杀死了敌人，并为此感到快乐。

4

谁是老大

“嗯?哦(我)说啥?哦说拿(那)只巴克是个大魔鬼，没错。”

次日早晨弗朗索瓦发现斯皮茨不见了，巴克又遍体伤痕，因此这样说道。他把巴克拉到火堆旁，在火光下指点着一道道伤痕。

“拿(那)只斯皮茨打得真厉害。”佩罗说，一边查看着处处裂口和伤痕。

“巴克打得更厉害得要死，”弗朗索瓦回答，“折(这)下我们好过啦。没有了斯皮茨当然什么麻烦也没有了。”

佩罗收拾好营地的装备放上雪橇，驾狗的弗朗索瓦着手给狗们套上挽具。巴克跑到斯皮茨当领头狗时占取的地方；可弗朗索瓦没注意到它，把索莱克斯带到了这个狗们垂涎欲滴的位置。在他看来，索莱克斯是余下的狗中最好的领头狗，巴克愤怒地向索莱克斯扑去，把它挤在一边，自己站到了它的位置上。

“嗯?嗯?”弗朗索瓦叫起来，欢快地拍着大腿，“看看拿(那)巴克。它把拿(那)只斯皮茨杀了，想夺权了。”

“走开，杂种！”他叫道，但巴克一动不动。

他抓住巴克的颈背，把它拖到一边，让索莱克斯站上去，尽管巴克威胁嗥叫着。索莱克斯这只老狗不喜欢这样，明显表示出怕巴克。弗朗索瓦很执拗，但他一转背巴克就把索莱克斯挤开，而后者本来并非不乐意走开的。

弗朗索瓦发怒了：“劳(老)天爷，看我修(收)拾你！”他叫喊道，提着一根大棒走回来。

巴克记起那个穿红衫的男人，因此慢慢退开了；当索莱克斯再次被拉到位置上时它也没试图去攻击。但它在棍棒够不到的外围绕着圈子，发出愤恨的嗥叫；它一边绕圈子一边警惕大棒，以便弗朗索瓦打过来时躲开，因为它对于棍棒的事已非常精明了。

这个驾狗者又去做他的事，待准备好将巴克安放在戴夫前面原来的位置时，便唤着它。巴克后退两三步。弗朗索瓦走上前去，它又往后退。这样几次之后，弗朗索瓦丢下棍棒，以为巴克怕挨打。但巴克仍公开反抗。它并非想躲开挨打，而是想在狗中称王。这是它的权利，是它赢来的权利，不得到它，它是不会满足的。

佩罗也来插手此事。他们把巴克撵了大半个小时，向它挥舞棍棒，而它极力躲着。他们诅咒它，诅咒它先前的父母祖先们，诅咒它今后所有的、最遥远的子孙们，它身上的每一根毛发和血管里的每一滴血；而它报之以嗥叫，不让他们碰着。它并不企图逃跑，只是绕着营地退来退去，明白表示出只要满足自己的欲望，它就会走过来做一只好狗的。

弗朗索瓦坐下去搔着头。佩罗看看表骂起来。时间飞快过去，一小时前他们就该上路的。弗朗索瓦又搔搔头，摇了几下，不安地对信使咧嘴而笑，信使耸耸肩头表示他们被打败了。然后弗朗索瓦走到索莱克斯站着的地方，唤巴克过去。巴克发出狗那种笑一般的声音，但就是保持着距离。弗朗索瓦解开索莱克斯的挽绳，让它回到原来的位置。狗被一个接一个套在了雪橇上，准备上路。只在最前面才有巴克的位置。弗朗索瓦又叫一声，它又发出笑一般的声音，站在一边。

“丢下拿(那)根棍。”佩罗指挥着。

弗朗索瓦照办了，巴克这才小跑过去，仿佛胜利地笑了，大摇大摆，跑到队伍前面的位置。挽绳系在了它身上，雪橇出发了，两个男人都滑着滑橇，它们冲上了河道。

虽然驾狗者先前对巴克的评价也很高，把它称为“魔鬼”，但时间不长他已发现自己对巴克低估了。巴克往前一跃，便承担起领队的责任；凡需要作出判断的地方，或需要思维敏捷、行动迅速的地方，它都显示出了甚至超过斯皮茨的才能——弗朗索瓦还从未见过可与斯皮茨匹敌的狗呢。

但巴克超凡出众的地方在于它能向伙伴们发号施令，并使之照办。戴夫和索莱克斯才不在乎换了头儿，这一点不关它们的事。它们的责任就是在挽具里干苦活，卖大力气。只要这一点没受影响，它们才不关心发生了什么事呢。温厚的比勒也可以领队的，只要它能维持好秩序，这都不关它们的事情。而其余的狗在斯皮茨的最后几天里越来越不守规矩，现在巴克开始规范它们的行为，不禁大吃一惊。

派克在巴克后面拉车，从来不给胸前的带子多使一点点力，干活懒散，很快一次次受到巴克的撞击；因此一天不到，它已使出了有生以来最多的力气。第一晚在营地里，乖戾的乔受到了狠狠的惩罚——这样的事斯皮茨从未做成过。巴克仅仅凭着自己的大身躯就把它制服了，打得它不再咬抓、开始呜呜请求宽恕为止。

狗队整个的风气立即形成。先前团结合作的局面恢复过来，狗在挽具里再次步调一致飞奔向前。到“林克湍滩”时增加了两只本土的爱斯基摩狗，叫蒂克和库纳；巴克只几下就把它们制服了，令弗朗索瓦吃惊。

“穷(从)没见过巴克拿(那)样的狗！”他叫道，“不，穷没有！它要值一先(千)美元，老天爷！嗯?你看呢，佩罗?”

佩罗点点头。他现在已创造了最好纪录，一天比一天快。道路被踩得很坚实，非常好走，没有新下的雪，无须与之搏斗。天气也不太冷，温度下降到零下五十度，整个旅程中再没下降了。两个男人轮换着滑橇、驾狗，而狗们则一直奔跑很少停息一下。

“三十英里河”覆盖着厚厚的冰，他们出去一天就跑了近十天的路程，从“勒·巴格湖”底部到“白马湍滩”一口气冲了六十英里。他们穿过“马什”、“塔杰斯”和“贝内特”(七十英里湖)，速度非常之快，以致赶雪橇的人被绳子拖在了雪橇后面。第二周的最后一个晚上他们翻过“白渡口”，沿海岸斜坡而下，坡底已亮起“斯卡格”和航运的灯火。

这是一次创纪录的旅行，十四天以来他们平均每天赶四十英里路。三天时间里佩罗和弗朗索瓦昂首挺胸地来回走在斯卡格镇的大街上，被很多人请去喝酒，而这支狗队也每时每刻成了引人注目的中心，被一大群崇拜的驯狗者和拉雪橇的人团团围住。然后有三四个西部来的坏家伙想在这个镇上称王称霸，结果被打得像胡椒盒一样遍体窟窿。于是公众的兴趣才转到了其他对象上。然后来了官方命令。弗朗索瓦把巴克叫到身边，搂着它，竟哭泣起来。这是巴克最后一次见到弗朗索瓦和佩罗，像其他人一样，他们随后永远从它生活中消失了。

一个苏格兰混血儿接管了巴克和它的伙伴们，它们和另外十多支狗队一起，开始沿着厌烦的道路返回道森。现在旅行已不再轻松愉快，也不再创纪录，而是每天干着艰辛的劳动，拖着沉重的车；因为这是一辆邮车，把消息从外面的世界带给极地地区附近淘金的人。

巴克不喜欢这活儿，但仍坚持把工作干得很好，像戴夫和索莱克斯一样为此自豪；它看见自己的伙伴们不管自不自豪，都同样各尽其职。这种生活单调乏味，像机器一样有规律地运转。一天和另一天没什么两样。每天清晨一定时间厨子们先起床生火做饭，然后大家吃早餐。之后，一些人撤营，另一些人给狗套挽具，在夜色消失预示黎明到来之前约一小时，他们便上路了。晚上又扎营，有的搭帐篷，有的砍柴和铺床用的松树枝，还有的去弄水或冰做饭。狗也给食物吃。对它们来说这才是一天中有特色的时刻，即使吃完鱼后和其他狗去散一小时左右步也好，这些狗一共有一百多只。它们当中也有一些凶猛的斗士，不过巴克和最凶猛的进行了三次较量后便把它们一个个打败，所以只要它毛发竖立，露出牙来，它们都避而远之。

但也许它最喜欢的是趴在火旁，后腿蜷缩在身下，前腿伸直，头抬起，眼睛迷迷糊糊地对着火焰一眨一眨的。有时它想起阳光普照的圣克拉拉山谷里米勒大法官的大房子，想起那个水泥游泳池，墨西哥秃头狗伊莎贝尔和日本哈巴狗托茨；但更常想起那个穿红衣衫的男人，柯利之死，与斯皮茨的大搏斗，以及它吃过的或将要吃的好东西。它并不想家。那片阳光充足的地方朦胧而遥远，这些记忆对它没有影响力。颇有影响力的是它对于自己遗传特征的回忆，这些回忆使它以前从未见过的东西变得似曾相识；还有那些本能(它们不过是它对祖先相应习惯的回忆)，这些本能后来已消失，但近来又在它身上苏醒复活了。

有时它蜷缩在那儿，对着火焰迷迷糊糊地眨着眼，好像觉得那是另一堆火的火焰；当蜷缩在另一堆火旁边时，它看见了另一个与眼前这个混血儿厨子不同的男人。这另一个人的腿更短，手臂更长，肌肉多筋多节，而不圆润丰满。他的头发很长，缠结在一起，头从眼睛处往后倾斜。他发出奇怪的声音，好像很怕黑暗，不停地向里面窥探，一只手悬垂在膝和脚之间，紧握一根顶端镶着一颗大钻石的手杖。他几乎赤身裸体，背上有些皮肤粗糙，被火烤焦，但身上有许多毛。有些地方——胸部、肩头、胳膊和大腿外侧，毛几乎缠结成浓密的兽毛。他身子站得不直，躯干从臀部处往前倾斜，两腿弯曲。他身上有一种奇怪的弹性，几乎像猫一样，非常警觉，正如一个始终害怕可见和不可见东西的人那样。

有时这个毛茸茸的男人蹲在火旁，头放在两腿之间睡着了。这时他就把肘部放在膝上，双手抱在头顶，好像用毛茸茸的手臂遮雨一般。在火的那边，在周围的黑暗里，巴克看见许许多多发光的炭火，成双成对，总是成双成对，它知道是凶猛巨兽的眼睛。它听见它们穿过下层丛林时身子发出的碰撞声，夜晚发出的各种杂声。它在“尤康”河岸边梦想着，眼睛懒洋洋地对着火一眨一眨，这另一个世界的声音和情景使它背上、肩头和颈部的毛发竖立，直到它呜呜地轻轻发出压抑的声音，或者低者嗥叫，这时那个混血儿厨子就对它喊道：“嗨，你这巴克，起来！”于是另一个世界消失，现实的世界回到它眼前；它便站起身，打呵欠，伸伸身子，仿佛一直在睡一般。

这是一次艰巨的旅行，后面拖着邮车，沉重的劳动把它们累得筋疲力尽。到达道森时个个体重减轻了，体力变差了，至少应该休息十天或一周。但两天后它们就从“营房”沿尤康河岸而下，把信件拖到外面去。狗疲乏了，驾狗的人在发牢骚，更糟糕的是天下起雪来。这意味着道路不坚实，对滑橇摩擦更大，狗也拖得更费力；不过驾狗者们一直是公平合理的，尽量照顾好这群狗。

每晚他们都先照料好狗。狗比他们先吃东西，不把自己驾的狗先安顿好他们是不去找睡衣的。但它们的体力仍在下降。自冬天以来它们已跑了一千八百英里，拖着雪橇跑完了那整个厌烦的距离；即便最坚实的身体，这一千八百英里也会使之受到损害的。但巴克顶过来了，让它的伙伴们坚守岗位，遵守纪律，尽管它自己也很劳累。比勒每晚睡着时经常叫起来，发出呜呜的声音。乔比任何时候脾气都更坏，索莱克斯简直不可接近，不管是瞎的一边还是不瞎的一边。

但最痛苦的要算戴夫。它身上出了什么毛病，更加郁郁不乐、烦躁不安了，一扎下营它就去弄窝，赶它的人还得把吃的给它拿去。一旦取下挽具趴下它就再也不站起来，直到次日早晨套挽具时。有时在挽绳里雪橇突然停下把它猛然一拉，或者又用力拉动雪橇，它都会发出痛苦的叫声。驾狗者检查它，什么也没发现。所有驾狗者们对此都关心起来，吃饭时谈论着，直到睡觉前抽完最后一支雪茄，一天晚上他们还商量了一下，把它从窝里带到火堆旁，又压又拍，它叫了许多次。它体内出了什么毛病，可他们找不到受伤的骨头，弄不明白。

到达“卡西亚巴”时它已非常虚弱，不断在挽绳里跌倒。苏格兰混血儿让队伍暂停一下，让它出来，把旁边的索莱克斯系在雪橇上。他是想让戴夫休息，让它自由地跟在雪橇后面跑。可尽管它病了，仍怨恨被带出队列，身上的挽绳解开时它又是呼噜又是嗥叫，看见索莱克斯站进它服务了如此久的职位，伤心地发出呜呜声。因为那里的自豪是属于它的，即使病得要死它也无法忍受被另一只狗取代。

雪橇又出发了，它沿着被踏实的道路在柔软的雪地上踉跄地走着，用牙去攻击索莱克斯，用身子去撞它，极力想把它撞到另一边柔软的雪地上去，跳进自己的挽绳里站到雪橇中间；它一直悲伤痛苦地发出呜咽、狺狺、嗥叫的声音。混血儿努力想用鞭子把它赶走，但尽管抽得刺痛它也毫不在意，而他又不想打得更重一些。戴夫不愿静静跑在雪橇后面，虽然那儿路好走，而是继续沿着柔软的雪地踉跄向前，虽然这儿的路最难走，直到它浑身乏力。然后它倒在地上，发出悲哀的嗥叫，而长长的雪橇队则擦身而过，翻起积雪来。

它用最后剩下的一点力气努力一摇一晃跟在后面，直至雪橇队又停下，这时它踉跄着跑过一辆辆雪橇来到自己的雪橇旁，站在索莱克斯身边。驾驶它的人走开了片刻，去向后面的人接烟火。他回来时又赶着狗走，它们摇摆着上了路，拖力大大减少，不安地转动头，然后惊奇地停下了。驾狗的人也吃了一惊，因为雪橇不动了。原来戴夫已把索莱克斯两边的挽绳咬断，正正站到了雪橇前自己本来的位置上。

它用眼睛恳求着要留在那儿。驾狗者茫然不知所措。他的朋友们议论起如果不让狗干置它于死命的活，它会怎样心碎，并记起了他们知道的一些例子：有的狗由于太老或受了伤，不能再干苦活，所以被弄出挽具，而它们却因此死掉。由于戴夫无论如何要死了，他们认为让它安心而满意地死在挽具里也是一种仁慈。于是它又被套上挽具，像以往一样自豪地拉起雪橇，尽管不止一次体内的伤痛使它不情愿叫起来。有几次它跌倒了，被拖在挽具里，有一次雪橇还撞着了它，从此后它只好用一只后腿一跛一跛地向前。

但它一直坚持走到营地，驾狗者在火旁为它铺了个窝。次日早晨它虚弱得无法旅行，套挽具时还极力爬到驾狗者那里去。它战战兢兢地站起来，踉跄走几步又倒下去。然后它慢慢朝挽具蠕行过去，那些挽具正套在伙伴们身上。它把前腿伸出去拖着身子往前移，然后又伸出前腿把身子拖上去几英寸。它已筋疲力尽，爬在雪地里奄奄一息，向往着伙伴们——这是它们最后一次看见它。但它们听得见它悲哀的叫声，直到消失在一片河边林地后面。

雪橇队在这儿暂停下来。苏格兰混血儿又慢慢回到他们刚离开的营地。男人们不再说话。左轮手枪响了。苏格兰混血儿急冲冲返回。鞭子啪地一声，铃子叮叮当当地欢快响起来，雪橇沿路奔向前去；但巴克知道，每只狗都知道，在那片河边树林后面发生了什么事。

5

拉雪橇的艰辛

巴克和它的同伴们在这队“咸水邮车”前面拉着，队伍离开道森三十天后到达了斯卡格。它们被弄得十分狼狈，筋疲力尽。巴克的体重由一百四十磅减少到一百一十五磅。其余的伙伴尽管比它轻，但体重相对说来比它还减少得多。爱装病逃差的派克一生都在欺骗，经常假装伤了一条腿，让人信以为真，现在也实实在在跛起脚来。索莱克斯也一跛一跛的，杜布的肩胛骨被扭伤。

它们的脚全都疼得相当厉害，根本没有了一点弹性或韧性。脚重重地落在道路上，震动着它们的身躯，使一天旅行的疲劳成倍增加。它们一点毛病也没有，就是累得要死。不是那种短暂、过度的辛劳使之累得要死，这种劳累几个小时就能恢复；而是在几个月的漫长辛劳里体力消失使之累得要死。一点恢复的能力都没有了，一点储备的力量都用不上了，它全部被耗尽，丝毫不留。每一块肌肉，每一根纤维，每一个细胞，全都累了，累得要死。这可是有原因的。在不到五个月时间里它们旅行了二千五百英里，最后一千八百英里只休息了五天。到达斯卡格它们显然都不行了，简直无法把挽绳拉直，下坡时极力躲在一边以免挡住雪橇。

“快走吧，可怜的痛脚们。”驾狗者鼓励道，它们摇摇晃晃沿斯卡格大街走去。“彻(这)是最喉(后)一点路啦。染(然)后哦(我)们要休息很久。嗯?真的。要休息很久很久。”

驾狗的人们确信要停留很长时间。他们自己也赶了一千二百英里路程，只休息了两天，理所当然应该闲逛一段时间了。可是涌到克朗代克来淘金的人如此之多，尚未涌进来的情人、妻子和亲戚如此之多，以至邮件都堆到了阿尔卑斯山那么高；此外还有官方命令。新的一批批哈得孙湾狗将取代那些拉车毫无用处的狗。这些毫无用处的狗将被取消，由于它们还值几个钱，所以将拿去卖掉。

三天过去，巴克和它的同伴们这才发现它们有多疲劳虚弱。然后，第四天早晨，从美国来的两个男人很便宜地把它们连同挽具等全买下了。他们互相叫着“哈尔”和“查理斯”。查理斯是一个中年人，肤色浅淡，淡淡的眼光，水汪汪的眼睛，胡子卷得老高老高，让人觉得掩盖在下面的嘴唇仿佛松松低垂。哈尔是一个十九或二十岁的小伙子，一支大科尔特左轮枪和一把猎刀别在布满子弹的皮带上。这条皮带是他身上最显眼的东西，表明他乳臭未干——彻头彻尾的乳臭未干。两个人都显然与这个地方格格不入，他们为什么要到这北方来冒险也是其中的一个秘密，让人无法理解。

巴克听见讨价还价的声音，看见钱在此人和政府职员之间转手，知道这个苏格兰混血儿和邮车驾驶员们，将随着佩罗和弗朗索瓦以及先前的人从它生活中消失。当和同伴们被赶到新主人的营地时，巴克看到了一个乱糟糟的邋遢场面——帐篷摇摇欲坠，杯盘狼藉，一切混乱不堪；它还看见一个女人。他们叫她“梅塞德斯”，是查理斯的妻子，哈尔的姐姐——一队美好的家人。

他们拆下帐篷给雪橇装东西时，巴克忧惧地看着。他们干得相当费力，并且毫无头绪。帐篷被笨拙地卷成一大捆，而实际还应小三分之二。锡盘没洗就装进去了。梅塞德斯焦急不安，碍手碍脚，喋喋不休地要求这样，建议那样。他们把衣服袋放到雪橇前面时，她说应该放到后面；他们又放到后面，并把其他几捆东西放上去，可她发现有几样东西忘记了，而这些东西只能放在那个袋子里，于是他们又再次拆开。

从附近一个帐篷里走出来三个男人，他们在一旁看着，咧嘴而笑，互相使眼色。

“你们这一车东西弄得真棒呀，”一个男人说，“你们的事不该哦(我)来说，可哦(我)要是你就不把那帐篷带走。”

“做梦也别想！”梅塞德斯叫道，非常惊愕地挥起双手，“没有帐篷我究竟该咋办?”

“现在是春天啦，天气不会再冷了。”那人回答。

她坚决地摇摇头，查理斯和哈尔把最后一些零碎东西堆到了山一般的车上。

“你们以为会拉得走吗?”一个人问。

“为什么不会?”查理斯相当简慢地追问。

“哦，不错，不错，”那人急忙温和地说，“我刚才只是好奇，没别的。好像有点儿头重脚轻。”

查理斯转身尽量把捆绑的东西拉得低一些，但实际捆得一点不好。

“狗拖着那些奇妙的玩意儿一定整天跑得很快了。”又一个男人肯定地说。

“当然，”哈尔说，其礼貌显得冷淡，一手抓住雪橇方向杆，一手挥着鞭子，“走！”他喊道，“快走！”

狗们往前拉紧带子，但只用了一会儿力就松下来了。它们拉不动雪橇。

“懒惰的畜生，让我给它们看看。”他叫道，准备用鞭子抽狗。

但梅塞德斯干涉起来，喊道：“喂，哈尔，不准抽，”并抓住鞭子从他手中夺过去，“这些可怜的乖乖！你必须答应从现在起路上不要对它们太狠，不然我一步也不走了。”

“你对狗还真了解呀，”她弟弟嘲笑道，“我希望你别管我的事。它们都是些懒家伙，我告诉你，你得用鞭子抽，它们才能帮你做点事。它们就是这么个德性，你随便去问问别人。问他们当中的哪个人。”

梅塞德斯恳求地望着他们，看见令人痛苦的事她美丽的脸上表现出极大反感。

“它们一身软得如水，假如你想知道的话，”一个男人回答，“身上的力气全用光啦，就这么回事。它们需要休息一下。”

“休息个屁！”嘴上无毛的哈尔说；听见这骂人的话，梅塞德斯厌恶而遗憾地叫道：“唉！”

可她是个以家族为重的人，立即冲过去护着弟弟：“别管他，”她直截了当地说，“是你在赶我们的狗，你认为怎样最好就怎样做。”

哈尔的鞭子又抽到了狗身上。它们绷紧胸前的带子，脚陷入压实的雪地里，身子俯得很低，使出了全身力气。可雪橇像锚一样一动不动，拉了两次它们便停下来，气喘吁吁。鞭子凶狠地呼呼直抽，这时梅塞德斯再次干涉。她在巴克面前跪下身子，两眼含泪，双手抱住它的脖子。

“你这个可怜的可怜的乖乖，”她同情地哭着，“为什么不用力拉呢?那样你就不会挨打了。”巴克不喜欢她，但感到太悲惨了，以至无法抗拒她，把这也视为一天悲惨工作的一部分。

一个旁观者一直咬紧牙以免说出激烈的言词，这时大声说道：

“你们怎么样我才一点不关心呢，但看在狗的分上我只想告诉你们，把雪橇上的东西解开一些会让它们好受得多的。滑板很快会冻着。把重量压在方向杆两边，使力量分散。”

于是又第三次收拾行装，这次哈尔采纳了建议，把已冻在雪地上的滑板解开了。过于沉重且庞大笨拙的雪橇向前驶去，因为巴克和同伴们在雨点般的打击下发狠地挣扎着。路在前面一百码远处转弯，陡峭地伸向大街。本来需要一个有经验的人驾驶，这个头重脚轻的雪橇才不至于倾覆，但哈尔不是这样一个人。因此它们转弯时雪橇翻了，由于捆得不紧，一半的东西倒了出去。狗们仍不停下，减轻了的雪橇倒在一边被一跳一跳地拖着走。它们很气愤，因为受到虐待，拉的东西又过分沉重。巴克勃然大怒，飞跑起来，其余的狗也跟着它跑。哈尔大喊“停下！停下！”可它们不屑一顾。它轻快地跑着，几乎脚不沾地。翻倒的雪橇磨着地跟在它后面，狗们向街上冲去，把空橇上还剩下的东西一路撒在大街上，更给斯卡格镇增添了欢乐的气氛。

好心的公民们抓住狗，把散落的东西收拢来。他们也给予劝告，说要想到达道森只能减掉一半东西 ，增加一倍的狗。哈尔和他姐姐、姐夫勉强听着，又搭起帐篷把东西全部整理一下。一些罐装食品被翻出来，引得男人们哈哈大笑，因为在雪道上作长途旅行而带着罐头简直是做梦。“毯子够一个旅馆用的，”一个人说，他边笑边帮忙，“少一半东西都太多了，去掉它们吧。把那个帐篷丢了，还有那所有盘子——谁会去洗它们?老天爷，你们以为是在舒适的火车上旅行吗?”

这样那些多余的东西就坚决地被清除了。梅塞德斯看见自己的衣服袋被抛在地上，东西被一件接一件丢出去，不禁哭了。她为所有被丢掉的东西而哭，为每一样被丢掉的东西而哭。她双手抱住膝盖，伤心地前后摇来摇去，声言一步也不走了，哪怕为了十二个查理斯也不走了。她向每个人、每样东西求助，最后擦干眼泪，干脆把那些必不可少的衣服也丢出去。在一阵激动之下，她先把自己的东西丢了，然后又如龙卷风一般迅速丢完了丈夫和弟弟的东西。

整理完毕以后，尽管装备减了一半，但仍是一个庞然大物。查理斯和哈尔晚上出去买了六只“外路狗”，加上本身的六只，和在“林克湍滩”创纪录的旅行中弄到的两只爱斯基摩狗蒂克和库纳，现在一共有十四只狗。可这些“外路狗”虽然自它们到达以来实实在在被驯服了，但却起不了什么作用。有三只短毛大猎犬，一只是纽芬兰犬，另两只是品系不明的杂种狗。这些新来者好像什么也不懂。巴克和它的老伙伴们厌恶地看着它们，尽管它很快就教给它们安分守己，不要做什么，却无法教会它们要做什么。它们不喜欢拉着雪橇跑。除两只杂种狗外，其余的狗都为自己所处的陌生的残酷环境和受到的虐待感到迷惑、忧愁。那两只杂种狗身上毫无精神可言，只剩下一把易碎的骨头而已。

新来的狗失望沮丧，原先的狗因连续跑了两千五百英里累得浑身乏力，因此前景十分黯淡。可两个男人却很乐观，而且很自豪。用十四只狗拉车，他们干得很有气派。他们见过其他的雪橇翻过“关口”去道森，或从道森进来，但从没见过用十四只之多的狗拉一辆雪橇。就北极旅行的性质而言，十四只狗不应拉一辆雪橇是有其原因的，这就是一辆雪橇装不下十四只狗的食物。可查理斯和哈尔不知道这点。他们用铅笔制订出了旅行计划，一条狗给多少，共几条狗，多少天，待证，等等。梅塞德斯俯在他们的肩膀上观望，明白地点点头，简单得很嘛！

次日早晨巴克领着长长的狗队穿过街道，毫无生气，无论是它还是同伴们都无精打采。它们个个疲乏得要死。它曾四次往返于“咸水”和道森之间，现在已筋疲力尽，知道又要再一次面临同样的旅程，感到很痛苦。它没有心思干活，其他任何一只狗也无心思干活。“外路狗”们胆怯、害怕，那些内地狗对主人一点不信任。

巴克模模糊糊觉得这两个男人和那个女人是根本靠不住的。他们什么事都不懂，随着一天天过去显然也不会学。无论做什么事都懒懒散散，毫无头绪或准则。扎一个马马虎虎的营地也要用半个晚上，撤营地、装载雪橇又用去半个上午，而且雪橇装备得很糟糕，一天余下的时间又得停下来重新整理收拾。有时它们十英里也跑不到，有时根本无法起程。他们计算所给的狗食起码得跑多远，但没有一天它们跑的路超过了其中一半。

狗食避免不了会短缺的。可他们还给狗加大食物量，这就加快了缺食期的到来，将更早地出现喂养不足的情况。那些“外路狗”的消化系统没有经常受到饥饿的训练，不能充分消化利用每一点食物，因此食量很大。此外，这些疲惫不堪的爱斯基摩狗拉得有气无力时，哈尔还断定一般的定量太少了，于是又加倍。更有甚者，当梅塞德斯那双美丽的眼睛含着泪水，喉头颤抖着，也无法哄他给狗再多一些食物时，便从鱼袋里偷些出来悄悄地喂它们。可巴克和爱斯基摩狗们需要的不是食物而是休息。尽管它们跑得极慢，但身后拖着的沉重负担大大消耗了它们的体力。

然后就出现了喂养不足的情况。哈尔一天醒来便面对着这一事实：狗食只剩下一半，而路程只走了四分之一；另外，无论如何也弄不到别的狗食了。因此连正常的定量他都减少了，还极力增加每天的行程。姐姐和姐夫支持他，可他们也为沉重的负担和自己的无能感到灰心，给狗少吃食物倒是一件简单的事，但要它们跑得更快些却不可能，因为他们自己都无法早晨快一些上路，以便路上跑的时间更多一些。他们不但不知道怎样管理好狗，而且也不知道怎样管理好自己。

第一个死去的是杜布。虽然它是一个可怜的小偷，爱犯大错，总被抓住、惩罚，但它依然是一个忠诚的劳动者。它的肩胛骨被扭伤了，由于没得到治疗和休息，伤势每况愈下，最后哈尔用大科尔特左轮枪把它打死了。这地方有一种说法，一只“外路狗”吃爱斯基摩狗那样的定量会饿死，所以巴克之下的六只“外路狗”吃爱斯基摩狗一半的定量就必死无疑了。那只纽芬兰狗先死，然后是三只短毛大猎犬，两只杂种狗勇敢地维持着生命，但最终也死去了。

这时南方的一切礼节和温柔已从这三个人身上消失。北极的旅行失去了魅力和浪漫，对于他们的男人气质和女人气质而言都成了一个严峻的现实。梅塞德斯不再为狗哭泣，因为她一整天都在为自己哭泣，同丈夫和弟弟争吵。争吵是他们惟一不知疲倦的事。由于悲哀的处境他们变得烦躁易怒，烦躁随悲哀而增加，增长了一倍，而且远远超过了悲哀。有的人尽管旅途艰辛，深受痛苦，却有着惊人的忍耐力，仍然言语温柔，和蔼可亲，但这两男一女却做不到。他们没有一点这样的忍耐，生硬呆板，十分痛苦：肌肉疼痛，骨头疼痛，连心也疼痛。因此他们言语尖刻；早晨的第一句话和晚上的最后一句话都很不友好。

只要梅塞德斯一给查理斯和哈尔机会他们就争吵。他们心里都认为自己多干了活，一有机会就把这想法说出来，从不克制。梅塞德斯有时站在丈夫一边，有时站在弟弟一边，于是引起一场绝妙的、无休止的家庭纠纷。先是争吵应该由谁去砍柴生火(这争吵只在查理斯和哈尔之间)，接着便把家里其余的人都扯进来：双方的父母们，叔父伯父们，表兄表妹们，以及数千英里外的亲戚，有的都去世了。哈尔对于艺术的看法，或者对他舅父写的那种社会剧的看法，竟然会与砍几根柴有关，让人无法理解；然而他们的争吵就是可能向着那个方向发展，正如可能向查理斯的政治偏见发展一样。查理斯妹妹那搬弄是非的舌头与在尤康生火有什么关系，显然只有梅塞德斯才知道，因为她总是就这个问题滔滔不绝地大发议论，还附带说到某些不幸只限于她婆家才有的特征。同时火仍然没生，帐篷只搭了一半，狗也没喂。

梅塞德斯还有一种特别的苦衷——女性的苦衷。她漂亮温柔，生活中一直受到殷勤对待。可眼下丈夫和弟弟对她毫无殷勤可言。无能为力是她的习惯，但他们也抱怨起来。她认为是最重要的女性特权却受到他们的指责，弄得他们无法忍受。她不再体谅狗了，因为心烦劳累，坚持要坐雪橇。她漂亮温柔，但也有一百二十磅重——本来已虚弱饥饿的动物如何还能拉动这最后沉重的负担。她坐了几天雪橇后狗倒在挽具里，雪橇不动了。查理斯和哈尔再三恳求她下来走路，而她却哭泣着乞求上苍，述说他们的残忍行为。

一次他们强行把她弄下雪橇，但再没这样做过了。她像一个被宠坏的孩子两腿一软坐在路上。他们继续赶路，她一动不动。他们走了三英里后便卸下雪橇上的东西回来接她，又强行把她弄上雪橇。

他们自己万分痛苦，因此对于动物的痛苦麻木不仁。哈尔的观点是一个人心肠要狠，他也是这样对待别人的。他已开始对姐姐和姐夫鼓吹起来，但没能说服他们，于是又用棍棒向狗狠狠打去，要让它们明白这点。到“五指”时狗食没有了，一个掉光牙的老太婆想用几磅冰冻马皮，换哈尔那支和大猎刀一起别在屁股上的科尔特左轮枪。用这些皮做食物是很不好的，它们是半年前从牧人饿死的马身上剥下来的。由于冻着，它们更像是一块块马口铁皮，狗撕烂吃进胃里后融化成薄薄的、无营养的皮革条和一堆短毛，非常难受，又不消化。

巴克一直领着狗队踉跄向前，如在噩梦中一般。它能拉时就拉，不能拉时就倒在地上，直到鞭子或棍棒把它打得再次站起来。它那美丽的皮毛已不再挺拔、光滑，而是耷拉着，软弱无力，被拖得又脏又湿，或者沾上干血——是被哈尔的棍棒打伤的。肌肉消瘦成多节的筋，肉趾没有了，每一根肋条和骨头都从松垂的皮下显露出来，皮下无肉而显得皱巴巴的。这真令人心碎，只是巴克的心是不会碎的。那个穿红衣衫的人已证明了这点。

巴克是这样，伙伴们也是这样。它们是些行走的骷髅，连巴克在内一共七只。在极度悲哀之中，它们对于鞭子或棍棒打来的疼痛已麻木了。那疼痛是隐约模糊的，正如它们看见的东西是隐约模糊的一样。它们的生命只剩下不到一半，或四分之一。它们只不过是许多袋骨头而已，生命的火花在里面微弱地闪烁。一旦暂停下来，它们就像只只死狗一样倒在挽具里，火花黯淡下去，仿佛要熄灭。当棍棒或鞭子打到它们身上，火花又微微亮起，于是它们摇摇晃晃站起来踉跄向前。

终于有一天温厚的比勒倒下去爬不起来了。哈尔的左轮枪已换掉，因此他拿起斧子往倒在挽具里的比勒头上砍去，然后把尸体拉出挽具拖到一边。巴克看见了，伙伴们也看见了，知道这种事离它们已不远。次日库纳死掉，现在只剩下五只狗：乔虚弱得不可能还有什么恶意；派克一瘸一拐的，头脑已不很清醒，连装病逃差的事都不知道了；独眼索莱克斯仍忠于职守地拉着，只是悲哀自己拉车的力气所剩无几；蒂克这个冬季从没跑过这么远的路，因为自己比别的狗更有精神所以挨的打更多；巴克仍领着狗队，但已不再执行纪律，或力求执行纪律，一半时间虚弱得两眼昏花，靠着隐隐的道路和四脚朦胧的感觉前行。

此时已是美丽的春天天气，可无论狗还是人都没意识到。每天太阳升得更早落得更晚，清晨三点天就发亮了，直至晚上九点夜幕才降临。整整一天阳光普照。冬天鬼一般的沉寂已消失，万物复苏，发出春天的低语。这低语来自整个大地，充满了生之欢乐。这低语来自再次复生、蠕动的众多生命，这些生命在漫长的严冬里曾仿佛死去，一动不动。松树产生了活力。柳树和白杨发出嫩芽。灌木和蔓藤穿上绿色的新装。蟋蟀在夜里唱歌，白天各种爬行动物都赶到阳光里。石鸡和啄木鸟在树林里欢叫、奔忙。松鼠叽叽喳喳、鸟儿欢唱。头上传来自南方飞来的野雁的叫声，它们排列成一队队精巧的楔形穿行空中。

各处山坡上流水潺潺，那是隐秘的泉水奏出的优美音乐。万物解冻软化，迅速活跃起来。尤康河正努力挣脱厚冰的压迫，从下面将冰融化，而太阳从上面将它融化。一些地方有了气孔，裂缝出现并越来越大，薄冰整块整块滑入河中。复苏的生命绽开着，突破着，跳动着，阳光灿烂，和风低语；然而身居这样的世界，这两男一女和爱斯基摩狗们却像徒步旅行者一般踉跄着走向死神。

狗一只只跌倒，梅塞德斯哭泣着仍坐在雪橇上，哈尔无关痛痒地骂着，查理斯忧愁地流泪，他们就这样摇摇晃晃进入了“白河”口约翰·桑顿的营地。刚一停下狗就倒在地上，好像被突然打死似的。梅塞德斯擦干眼泪看着约翰·桑顿。查理斯在一根原木上坐下休息，由于身子非常僵硬，他坐下去时很慢很慢，并且相当吃力。约翰用一根桦木做了一个斧柄，现在快要削完了。他一边削一边听，作些三言两语的回答，问他时也只给点简短的建议。他了解这帮人，提忠告时就肯定他们是不会照办的。

“上面那些人对我们说脚下的冰会裂开的，我们最好是暂时别走了，”哈尔听到桑顿警告再不要到易破裂的冰上去碰运气，这样回答道，“他们说我们到不了白河，可我们来了。”最后一句话里含有一种嘲笑的、胜利的口气。

“他们的话不假，”约翰·桑顿回答，“脚下的冰随时都可能裂开。只有傻瓜，瞎撞碰到运气的傻瓜才过得去。我是对你说实话，哪怕把阿拉斯加所有的金子给我，我也不愿拿自己的身体去那冰上冒险。”

“那是因为你不是一个傻瓜，我想，”哈尔说，“无论如何我们都是要去道森的。”他解开鞭子，“起来，巴克！嗨！站起来！走！”

桑顿继续削他的斧柄。他知道，去干涉一个傻瓜的愚蠢行为真是闲着没事干，世上多两三个或少两三个傻瓜是无关大局的。

但狗听到命令并没站起来。它们早已是不挨打就不动了。鞭子飞快抽来抽去，无情地履行使命。约翰·桑顿嘴唇紧闭。索莱克斯先爬起来。接着是蒂克。然后是乔，它痛苦地叫着。派克很费了一番力，有两次刚站起一半就倒下去，第三次才站起来。巴克一动不动，仍静静趴在原地。鞭子一次次抽在它身上，但它既不哀鸣又不挣扎。有几次桑顿动了一下，像要说话，但改变了主意。他眼睛湿润了，鞭子还在抽着，他起身犹豫不决地走来走去。

这是巴克第一次没站起来，这本身就足以使哈尔勃然大怒。他放开鞭子，换上了通常用的棍棒，雨点般地向巴克打去，可它仍然不动，它像同伴们一样简直站不起来，但和它们不一样的是它已决心不起来。它模模糊糊感到死亡将至。当它来到河岸时这种感觉就一直很强烈，并且从未消失。它一整天都感到脚下的薄冰很容易破裂，好像灾难已迫在眉睫，就在前面冰上，而主人还在一个劲地赶它。它一动不动，痛苦万分，奄奄一息，连棍棒的打击它都几乎麻木了。棍棒继续落到它身上，体内的生命火花微弱闪烁，暗下去，几乎熄灭。它出奇地失去了知觉，好像朦朦胧胧感到自己在挨打。连最后一点疼痛的感觉都没有了。它什么知觉也不再有，尽管还能微微听到棍棒打在身上的声音。但挨打的已不再是它的身体，仿佛是很遥远的东西。

这时突然传来一声口齿不清的叫喊，更像是一只动物的叫声，只见约翰·桑顿猛然向挥舞棍棒的男人扑去。哈尔被仰身推倒在地，好像被一棵倒下的树撞着了。梅塞德斯发出尖叫。查理斯愁眉苦脸地看着，擦干湿润的眼睛，但由于身子僵硬没站起来。

约翰·桑顿站在巴克身旁，极力控制自己，气得浑身发抖说不出话来。

“你再打这只狗看我宰了你。”他最后声音作哽地说。

“那是我的狗。”哈尔回答，一边走回来一边擦去嘴上的血，“让开，不然我收拾你，我要去道森。”

桑顿站在他和巴克之间，毫无让开的表示。哈尔抽出了长猎刀。梅塞德斯尖叫着，大喊着，狂笑着，歇斯底里、混乱不清地放纵起来。桑顿用斧柄敲了一下哈尔的手指关节，将刀打到地上，然后他俯身拾起刀来，两下就砍断了巴克的挽绳。

哈尔已没有了一点战斗力。此外，他双手或者不如说双臂都被姐姐抱着，而巴克也生命垂危，再不能拉雪橇了。一会儿后他们便离开这河岸，沿河而去。巴克听见人和狗离开的声音，抬起头来看，派克领头，索莱克斯作辕狗，中间是乔和蒂克。它们一瘸一跛，摇摇晃晃。梅塞德斯坐在沉重的雪橇上。哈尔操纵方向杆，查理斯跌跌绊绊地跟在后面。

巴克看着它们，桑顿跪在它旁边用粗糙、温和的手寻找受伤的骨头。他只找到许多处伤痕，发现狗极度饥饿。这时雪橇已走出了四分之一英里远。他和狗看着雪橇慢慢在冰上爬行，突然看见它的后端陷下去，好像掉进了沟里，哈尔紧抓住的方向杆也猛然翘到空中。梅塞德斯的尖叫声传进他和狗的耳中。他们还看见查理斯转身往后跑了一步，然后一大块冰陷下去，人和狗全部消失了。只见出现了一个裂开的冰洞。脚下的冰已破裂。

约翰·桑顿和巴克面面相觑。

“你这个可怜的家伙。”约翰·桑顿说，这时巴克舔着他的手。

6

为了一个男人的爱

在去年的十二月里约翰·桑顿曾冻伤双脚，同伴们极力让他好受一些，留下他恢复身体，而他们自己逆流而上，去锯木头造筏子，以便赶去道森。他救巴克时脚仍有一点点跛，但随着天气不断温和，他一点也不跛了。瞧，巴克在这漫长的一个个春日里趴在河岸，观察着潺潺的流水，悠闲地听着鸟儿的歌声和大自然的各种声响，体力慢慢恢复过来。

在跋涉了三千英里之后休息一下是很有利的；必须承认巴克伤口治愈后变得懒散起来，肌肉长出来了，骨头上又生出了肉。就此而言，他们都是懒散悠闲的——巴克，约翰·桑顿，斯基特和尼格——都在等着木排来将他们送到道森去。斯基特是一只爱尔兰小塞特猎狗，先来和巴克交朋友，而巴克由于已奄奄一息，无法对它初次的友好行为表示怨恨。它具有某些狗所具有的那种医生的特性；正如一只母猫给它的小猫舔干净身子一样，斯基特也替巴克舔净伤口。每天早晨巴克吃完早饭后，它都按时来完成自定的任务，直到巴克主动来找它帮忙，正如找桑顿帮忙一样多。尼格也同样友好，虽然感情没那么外露；它是一只大黑狗，大猎犬和猎鹿犬血统各占一半，眼睛带着笑意，品性优良无比。

巴克吃惊的是这两只狗对它毫无嫉妒的表现。它们似乎都具有桑顿的那种仁慈善良、宽宏大量的性格。随着巴克越来越强壮，它们逗它做各种各样滑稽的游戏，连桑顿自己也止不住参加进去；这样，巴克迅速恢复了健康，再次获得新生。它第一次得到了爱，纯真热烈的爱。这种爱，它在阳光普照的圣克拉拉山谷米勒大法官的那片开阔高地上也从没得到。和大法官的儿子们去打猎、跋涉，也只是一个劳动的伙伴；和大法官的孙子们在一起也只是一个自负的保镖；和大法官本人在一起也只是一个高贵荣耀的朋友。但这种强烈炽热的爱，怀着敬慕的爱，疯狂的爱，只有约翰·桑顿才带给了它。

这个人救了它的命，这就很不寻常了；此外，他还是一位理想的主人。其他人设法让狗过得快活，那是出于一种责任感和为了自己的利益；桑顿使它快活，就好像它们是他的孩子一般，因为他情不自禁会这样做。他关心的还不只这些。他从不忘记和它们亲切招呼或说句欢快的话，坐下来和它们长谈一番(他叫做“吹牛”)，使大家都感到很高兴。他喜欢猛然用双手抱住巴克的头，把自己的头放到它头上，再把它的头前后摇来摇去，骂些难听的话，可巴克觉得话里充满了对它的爱。巴克被主人这样紧紧抱着，听他叽里咕噜地骂着，感到真是最最高兴的了。他每摇一下它的头，它便狂喜得心都要跳出来了一样。桑顿放开之后它一下站起来，嘴唇带着笑意，两眼意味深长，喉咙颤动着说不出话，这样一直呆在那里，此时约翰·桑顿就会虔敬地大声说：“天哪，你差一点就能说话了！”

巴克有一种表达爱的习惯，几近于伤害。它常常咬住桑顿的手，并且咬得很厉害，过后一些时间还留下牙齿印。但正如巴克明白那些骂它的话是表示爱，桑顿也明白它这样假咬是表示爱抚。

但多数时候，巴克是以敬慕的方式来表达其爱的。虽然当桑顿摸它或和它说话时它高兴得发狂，但自己并不去寻求这些方式。它不像斯基特，爱用鼻子去拱桑顿的手，直至得到他的爱抚；也不像尼格，总是大摇大摆走上去，把大脑袋靠在桑顿的膝上——它喜欢隔着一定距离敬慕地看着他。它会一小时一小时趴在桑顿脚边，热切而机灵，仰望他的脸，凝视着，细看着，每个转瞬即逝的表情，对每个动作或每种特征的变化，它都显得满怀兴趣的样子。偶尔它也会趴在更远一点地方，在他的两边或后面，观察他的轮廓和身子不时的移动。他们经常生活在这种感情的交流中，巴克的注视会使约翰·桑顿转过头来，他也注视着它，没有言语，感情像巴克的一样从眼中流露出来。

巴克自从被救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总喜欢和桑顿形影不离。从他离开帐篷到返回帐篷，巴克总紧紧跟在后面。自他进入北国以来，主人一个接一个换了不少，因此担心不会有一个永久的主人。它怕桑顿会从自己生活中消失，正如佩罗和弗朗索瓦以及那个苏格兰混血儿从它生活中消失一样。即使在晚上，在梦中，这个恐惧都萦绕着它。这时它便不再睡觉，而是穿过寒冷的夜晚悄悄来到主人帐篷门帘边，站在那儿听他呼吸的声音。

但尽管它对约翰·桑顿怀着深厚的爱——这似乎证明了文明对它的轻微影响——北方在它身上激发起的原始气质仍然存在并且很活跃。它对于主人忠心耿耿，这忠诚经得住任何艰苦的考验；然而它仍保持着自己的野性和狡猾。它是一个野性之物，从荒野来到约翰·桑顿的火边坐下，而不是一只温和的南方之狗，打上了数代文明的印记。正由于这深厚的爱，它不能欺骗自己的主人；而对于任何一个其他人，在任何其他营地里，它都是毫不犹豫会这样做的，并且也不会让人发现自己的狡诈手段。

它的脸上、身上都留下了许多被狗咬伤的牙痕，它和以往一样打得凶猛，但更加精明。斯基特和尼格太温厚了，不可能和它打架，此外它们还是属于约翰·桑顿的；但一只陌生的狗，无论它是什么品种或多么勇猛，都会很快在巴克面前甘拜下风，或者发现自己在一个可怕的对手面前为生存而挣扎着。并且巴克是残酷无情的。它已非常懂得棍棒和犬牙法则，在把敌人送往死神的路上，从不放弃一个优势或罢手。斯皮茨给了它教训，警察和邮政部门的那些好战的领头狗给了它教训，它知道根本没有中间的路可走。它要么战胜对方，要么被对方制服；而怜悯便是一种软弱。怜悯在原始生活中是不存在的。它被误认为惧怕，这样的误解会导致死亡。杀或被杀，吃或被吃，这就是法则；这是从岁月老人的内心深处发出的训令，它服从了。

它比它自从看到这个世界、开始呼吸以来的年岁还大。它将过去和现在连接在一起，而身后的永恒以强烈的节奏在它身体内部震颤，它随之变化，如潮水和季节的变化。它坐在约翰·桑顿的火旁，宽胸、白牙、长毛；但在它身后是各种各样的狗，以及一半狼性的狗和野狼的阴影，它们性情急迫，行动迅速，品尝它吃的肉的味道，渴望它喝的水，和它一起嗅着、倾听，告诉它森林里野兽的声音，支配它的情绪，引导它的行为，和它一起或在另一处睡觉，做梦，并超越于它的形骸之外成了它的梦中之物。

这些阴影如此断然地召唤着它，以致每天人和人的要求离它越来越远。密林深处传来一种呼唤，每当听到这神秘地令它激动和富于诱惑力的呼唤，它便感到被迫转身离开火堆和周围坚实的土地，向着森林冲去，不断往前，自己也不知道冲向哪里或为何而冲。它也不想知道那呼唤在哪里或为什么，它只是在密林深处急切地叫着。但每当它走到那未开垦的潮湿地带和绿色的树荫里时，对约翰·桑顿的爱又把它拉回到火边。

只有桑顿才吸引住了它。其余的人都微不足道。偶尔有一些旅行者会称赞、爱抚它，但它对这一切都很冷淡，对那些显得过分亲切的人它干脆站起来走开。当桑顿的伙伴汉斯和皮特乘着期待已久的木排到来时，巴克对他们不屑一顾，直至知道他们和桑顿关系很密切为止；那以后它就被动地容忍他们，接受他们的喜爱，好像这样就等于自己也喜欢他们。他们像桑顿一样身材魁梧，置身于世俗之中，想得简单看得明白；在他们将木排驶入道森锯木厂附近的大涡流前，明白了巴克和它的习惯，因此不硬行对它亲热，像对斯基特和尼格那样。

然而它对桑顿的爱似乎与日俱增。在夏日的旅行里，人们当中只有他才能把一包东西放到巴克背上。只要桑顿下命令，巴克没有办不了的大事。一天(他们已将木排卖掉并各自分得收益，离开道森向“塔那那”河源而去)，人和狗都坐在一个峭壁顶上，那峭壁笔直地倾斜下去，耸立在三百英尺下面的赤裸裸的河床岩石上。约翰·桑顿正坐在离边缘不远的地方，巴克在他肩旁。他突然产生一个未加思考的念头，把汉斯和皮特的注意力也吸引到他身上，看他如何实验。“跳，巴克！”他命令道，把手往前一挥，指着深渊那边。下一刻，他已经和巴克扭成一团在悬崖边缘挣扎了，汉斯和皮特连忙把他们拖回到了安全地方。

“太离奇了！”他们先是瞠目结舌，事过后皮特才说道。桑顿摇摇头：“不，太美妙了，也很可怕，你知道吗，我有时为此觉得担心。”

“有它在旁，我可不想碰你。”皮特决然地说，朝巴克点一下头。

“好战鬼！”汉斯补充道，“哦(我)也不想。”

那是在瑟克尔城

[10]

，这一年尚未结束时，人们便认识到了皮特的担忧。一个叫“黑伯顿”的人，脾气恶劣，心怀不良，和酒吧一个新手发生争吵，桑顿好心走上去干涉。巴克仍像往常一样趴在角落里，头放在爪上，看着主人的一举一动。伯顿突然对主人大打出手，把他打得昏头转向，幸而抓住了酒吧里的扶手才没倒下去。

一旁观看的人听到某种声音，既非狂吠也非狺狺，而最好说成是某种咆哮；随即只见巴克腾空而起，向伯顿的喉部扑去。这人本能地用手一挡才没被咬死，但他被猛然仰身推倒在地板上，巴克压在上面。它本来咬着手臂，这时松开又去咬他的喉。这次他没能全部挡住，喉部被撕破了。围观的人向巴克扑去，把它赶开；可医生为伯顿止血时，它还在跑来跑去，发出凶猛的嗥叫，企图冲进去，被许多敌对的棍棒强行赶回来。人们当场召开了一个“矿工会议”，判决这只狗有充分发怒咬人的理由，巴克被当场释放。它因此出了名，从那天起它的名声在阿拉斯加州每个营地无人不晓。

后来在这一年的秋季，它又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救了约翰·桑顿的命。他们三个合伙人正把一只又长又窄的撑杆船驾过“四十英里河”上一段险恶的急流。汉斯和皮特沿河岸行走，用一根不太粗的白棕绳一棵树一棵树地换桩滞缆将船刹住，桑顿呆在船上，用撑杆帮助下划，一边高声指挥岸上。巴克也在岸上，十分焦急不安，与船并排而行，眼睛始终没离开主人。

在一个特别险恶的地方，一块几乎被水淹的暗礁有一部分突出到水面。汉斯这时解开了绳子，桑顿极力把船撑开，沿河岸漂下去；避开那段突出物时，桑顿握住杆头把船止住。待避开暗礁，船猛然飞流直下，汉斯用绳子赶紧系住，但刹得太猛，船翻了，被底朝天拖到岸上。可桑顿却被抛入水中，冲向急流最险恶的地方，那里汹涌澎湃，任何人游去都必死无疑。

巴克一下跃入水里，游到三百码远一个汹涌的漩涡中时赶上了桑顿。巴克感觉到他的手抓住了尾巴，便奋力向岸上游去，可是速度很慢，而顺水下漂的速度却快得惊人。下面传来凶猛的咆哮声，急流更加狂暴，在那些突出的像一把巨梳齿的岩石上碰得粉碎，水花乱溅。到最后陡峭的急流处时，水的吸力大得可怕，桑顿知道上岸不可能了。他被狠狠地擦到一块岩石上，又撞到第二块石头上，再猛然碰到第三块岩石上，这时，他双手放开巴克，抓住石头滑溜溜的顶端，压过漩涡的咆哮声大喊道：“去，巴克！去！”

巴克自己也稳不住身子，继续顺水而下，拼命挣扎，但怎么也停不下来。它听见桑顿重复着命令，将一部分身子伸出水面，头高高抬起，好像最后再看一眼，然后服从地向岸边游去。它把所有的力气都用上了，就在游不动快要淹死时皮特和汉斯把它拖上了岸。

他们知道一个人在湍急的水面，能附在溜滑岩石上的时间不过十分短暂，因此飞快向河岸上游一处跑去，这里离下面桑顿很有一段距离。他们把用来系船的绳子套在巴克的脖子和肩头上，小心既不要勒住它又不要阻碍它游泳，然后把它放入水中。它勇敢地向前游去，但游得不够平直。等发现这个错误已太晚，和桑顿并排时只再划几下就到了，但它无可奈何地被冲了下去。

汉斯立即拉住绳子，好像巴克是一只船。急流中绳子紧紧套在了它身上，它从水面下被猛拉过去，直至碰着岸边被拖上地面。它已被淹得半死，汉斯和皮特赶紧扑上去把气拍进它体内，把水压出来。它摇晃着站起，又倒下去。这时传来桑顿微弱的声音，尽管他们听不清说的什么，但知道他的处境已相当危险。主人的声音像电击一般触到巴克身上，它一跃而起，赶在两个男人前跑到了先前下水的地点。

绳子再次系上，它被放入水中又游出去，这次游得很直。它估计错了一次，这错误不能犯第二次了。汉斯放绳，不让它松弛，皮特努力不让它缠住。巴克不断往前游，直到对直桑顿，然后转身，如飞奔的快车一般向他冲去。桑顿看见它冲过来了，像一只攻城槌

[11]

一样，带着身后整个的冲力撞到他身上，他伸出双手紧紧抱住了它毛茸茸的脖子。汉斯把绳子系在树上，巴克和桑顿从水面下被拖过去。他们被勒得很紧，感到窒息，有时这个翻在水面，有时那个翻在水面，拖过凹凸不平的河底，撞到石头和树木的残根上，最后拉上了岸边。

桑顿苏醒过来，肚子向下，被汉斯和皮特横放到一根漂流原木上用力推来推去。他一睁开眼就找巴克，看见它那软弱、显然毫无生气的身体，尼格站在一旁发出一声嗥叫，而斯基特正舔着它湿润的脸和紧闭的眼睛。桑顿自己被重重撞伤，巴克恢复知觉后，他仔细检查了一下它的身体，发现折了三根肋骨。

“好啦，”他宣布说，“咱们就在这儿扎营吧。”于是他们扎下营来，直到巴克的肋骨愈合又能旅行为止。

那年冬天在道森，巴克又立下了一个丰功伟绩，虽然也许没那么英勇，但却使它的名声在阿拉斯加大增。这个功绩尤其令三个男人满意，因为他们正需要它所带来的一套装备，得以实现盼望已久的、去原始东部的旅行，当时那里还没有矿工。那是由“埃尔多拉多酒吧”里一次谈话引起的，男人们都在吹诩各自最喜爱的狗。巴克由于创下的纪录，成了这些人的众矢之的，桑顿被迫坚决地保护它。半小时后一个人说他的狗能拉走五百磅重的雪橇，又一个人吹诩说他的狗能拉走六百磅，第三个人说他的狗能拉走七百磅。

“呸！呸！”约翰·桑顿说，“巴克能拉动一千磅。”

“能拉出去?走一百码远?”马修森问，他是一个“波纳扎大王”

[12]

，自夸拉七百磅的那个。

“能拉出去，走一百码远。”约翰·桑顿冷静地说。

“唔，”马修森不慌不忙地说，好让所有的人都能听见，“我拿一千美元打赌它拉不动。给。”说罢，他把一袋有大红肠那么大的一袋砂金砰地放到餐柜上。

没有一个人说话。桑顿虚张声势，如果说是虚张声势的话，现在不得不接受挑战。他感到一股热血冲上面颊。舌头欺骗了他。他并不知道巴克是否能拉动一千磅。半吨重啦！庞大的重量把他给吓住了。他深信巴克的力量之大，常认为它能拉动那么重；但从没像现在这样面对这种可能，还有十多个人的眼睛盯住他，他们都默不作声地等着。再说，他哪里有一千美元呀；汉斯和皮特也没有。

“我外面现在就有一辆雪橇，上面有二十袋五十磅重的面粉，”马修森继续毫不客气、直截了当地说，“所以你不用操心这一点。”

桑顿没回答。他不知说什么好，从一个面孔看到另一个面孔，像个心不在焉的人，正失去了思考能力，正在极力理出一个头绪来。他瞥见一个过去的朋友杰姆·奥布赖恩的面孔，他成了一个“马斯图东大王”。这对他是个暗示，好像在激励他做自己甚至不曾梦见过做的事。

“你能借我一千吗?”他几乎是耳语着问。

“没问题，”奥布赖恩回答，啪地把一大袋砂金放到马修森的旁边，“不过我不大相信，约翰，那只畜生能拉得动。”

埃尔多拉多所有的人都挤到街上看这场试验了。酒吧餐桌旁空无一人，商人和猎场看守人出来看赌博的结果，提出差额打赌

[13]

。几百个穿着皮衣、戴着手套的人，站在近便的位置围住雪橇。马修森的雪橇装上了一千磅面粉，已停放在那里几个小时，在酷冷的天气(零下六十度)，滑板紧紧凝固在了坚实的雪地上。人们提出二对一的差额打赌，说巴克拉不动雪橇。这时对于“启动”一词发生了争论。奥布赖恩认为只要巴克把滑板拉松，让它从死一般的停顿状态“启动”，就算桑顿赢了。马修森坚持说这个词包含把滑板从冻结的雪地里拉出去的意思。大多数看过这种打赌的人都同意马修森的看法，因此打赌差额上升为三对一。

没有一个应战者。谁也不相信它会立下这等功绩。桑顿匆忙中就打起赌来，现在疑虑重重；他看看那雪橇，那铁一般的事实，通常拉它的十只狗在前面雪地里把身子蜷作一团——这艰巨的事仿佛更加不可能了。马修森兴高采烈的样子。

“三对一！”他宣布，“我愿意再给你加一千，桑顿，怎么样?”

桑顿脸上布满疑虑，但战斗精神被激发起来——这精神把打赌差额远远抛在身后，看不到不可能的事，除了战场的呐喊外什么也听不到。他把汉斯和皮特叫过来。他们的口袋里没什么钱，三个人也才凑了两百美元。他们现在还没发到大财，这点钱是全部的资本；然而他们毫不犹豫地放上去与马修森的六百对赌。

那十只队狗被解开了，巴克带着自己的挽具被套到雪橇上。它也受到感染兴奋起来，觉得在某种程度上，必须为约翰·桑顿干一件大事。一些人开始咕哝，称赞它那超凡出众的外表。它的体质相当好，没有一点多余的肉，它有一百五十磅的体重就有一百五十磅的勇猛和气力。它的皮毛焕发出丝绸的光泽。脖子下和肩头上的毛本来很安详，现在半立着，似乎每个动作都会竖起来，仿佛充沛的精力使每一根毛都富有生机和活力。宽阔的胸膛和巨大前腿完全与身体各部成比例，皮下肌肉圆滚滚的十分结实。人们摸着这些肌肉，声称坚硬如铁，于是打赌差额下降到二对一。

“天哪，先生！天哪，先生！”最近暴富的“王朝”中的一个成员，一个坐着头把交椅的贩狗大王结结巴巴地说，“我给你出八百买它，先生，在试验开始前，先生；就现在这样，八百。”

桑顿摇摇头，走到巴克旁边。

“你得离开它，”马修森反对道，“自由赌博，不要影响它。”

人群安静下来，只听见赌徒们在徒劳地提出二对一的差额。人人都承认巴克是一只很了不起的动物，但二十袋五十磅重的面粉在他们眼里简直是个庞然大物，所以他们不愿掏腰包打赌。

桑顿跪在巴克旁边，双手抱住它的头摇着，和它脸贴着脸。他不习惯开玩笑摇它的头，或者温和地骂骂它表示喜爱；但这次在它耳边低声说道：“既然你爱我，巴克，既然你爱我，去吧。”巴克呜呜叫着，克制住自己热切的心。

人群好奇地看着。此事越来越神秘，像在玩魔术一般。桑顿站起身，巴克用爪子抓住他戴上手套的手，用牙咬一下，再不太情愿地慢慢放开。这就是言词的回答，不是口头上的而是出于爱心的回答。

“好啦，巴克。”他说。

巴克先拉紧挽绳，再松了一点。这是它学会的方法。

“右起！”只听桑顿喊道，在一片沉寂里很刺耳。

巴克先转向右边，猛地往前一拉，绳子绷直，突然震动一下，把它一百五十磅重的身体都止住了。雪橇颤动着，滑板下传来清脆的爆裂声。

“左起！”桑顿命令。

巴克又重复这个花招，这次往左边。劈啪声变成喀嚓声，雪橇在支点上转着，滑板移动，往一边擦了几英寸远。雪橇启动了。人们屏住呼吸，完全没意识到这种情况。

“好，向前！”

桑顿的命令像手枪一样啪地一响。巴克用力往前一拉，挽绳绷直，雪橇向前，轧轧作响。由于力量强大，它整个身子紧密地凝聚在一起，肌肉滚动，移来移去，像是柔滑的皮毛下个个活物。它宽大的胸膛俯得很低，埋头向前，脚疯狂向后猛蹬，爪在坚实的雪地上抓出一行行槽印。雪橇摇晃着，抖动着，向前启动了一点。它的一只脚蹬滑，一个人大声呻吟起来。然后雪橇东倒西歪地向前，好像不断一次次猛烈震动着，不过实在说来再没完全停下……向前半英寸……一英寸……两英寸……看得出雪橇不再震动，而是有了前进的势头，巴克继续用力，直到雪橇平稳向前滑去。

人们喘息着，又开始呼吸，不知道他们一时已停止了呼吸。桑顿跑在后面，用简短、欢快的话给巴克加油。距离先前已测量好，前面一堆柴就是一百码的终点，它走近时人们的欢呼声越来越高；然后它经过了这堆柴，听到命令才停下，欢呼声变成了巨大的喧哗声。每个人都兴奋得发了狂，甚至包括马修森在内。帽子、手套抛向空中。大家都在握手，不管是谁的手，他们兴奋激动，说话语无伦次，全场大乱。

但桑顿又跪在巴克旁边，和它头挨头，把它摇来摇去。赶上来的人听见他在骂着巴克，骂得长久而热烈、温柔而慈爱。

“天哪，先生！天哪，先生！”那个坐头把交椅的贩狗大王激动得唾沫飞溅地说，“我出一千美元买它，先生，一千，先生——一千二，先生。”

桑顿站起身。他的眼睛湿润了，泪水坦然地流过面颊。“先生，”他对贩狗大王说，“不行，先生。你见鬼去吧，先生。这是我能给予你的最好答复了，先生。”

巴克咬住桑顿的手。桑顿把它前后摇来摇去。仿佛为一个普遍的冲动所激励，旁观的人都退回到了较远的距离；他们不会冒失得去打扰他和巴克了。

7

呼唤之声

巴克五分钟就为约翰·桑顿赚了一千六百美元，使主人得以还清一些债务，和同伙们一起进入东部寻找一个传说失掉了的矿藏，其历史和这个国家的一样悠久。许多人去寻找过，但几乎都没找着，有一些人去了再没能返回。这失去的矿藏非常令人可悲，笼罩在神秘之中。谁也不知道那第一个人的情况。最古老的传说都追溯不到他。一开始就有一间古老的、摇摇欲坠的小屋。一些临死的人发誓有这间小屋，以及小屋所标明的矿藏位置，还用一些小块东西作为他们的证据，而这些东西并不像北方已知的任何一个金矿等级。

但活着的人没一个夺得这宝库，死的已死了；因此约翰·桑顿、皮特和汉斯，带着巴克和六只其他狗沿一条不为人知的路向东部而去，寻求人们和狗以及他们自己以前没寻求到的东西。他们沿尤康河上游滑了七十英里雪橇，往左转入斯图尔特河，经过梅奥和迈奎斯行小河，直至斯图尔特河成为一条小溪，穿过一个个陡峭的山顶——它们是这片大陆的脊骨。

约翰·桑顿并不怎么去了解那里的人或自然情况。他不怕荒野。只要有一点盐、一支枪他就能一头扎进荒野，无论想到哪里、呆多久都行。他一点不急，具有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一边旅行一边猎取食物；如果找不到食物，他就像印第安人一样继续赶路，确信迟早会找到食物的。所以，在这东去的不平凡旅行中，直接猎到的食物就是他们的菜单，弹药和工具成了雪橇上的主要东西，时间表定在了无限的未来。

他们打猎，捕鱼，在新奇的地方四处漫游，这对巴克来说真是无穷无尽的欢乐。他们有时一天接一天旅行数周，马不停蹄；有时又这儿那儿连续扎营几周，狗到处闲逛，男人们将冻结的腐殖土和沙砾层烧起一个个坑，并烤着火洗出无数盘含金沙。他们有时饿着肚子，有时又饱餐一顿，全看猎物多少，打猎的运气如何。夏天到来，人和狗背上都背着东西，乘筏子穿过一片片山湖，并用狭边钩齿粗木锯从森林里锯下木头做成几只细长的小船，颠簸着穿过一条条不知名的河流。

时间一月月到来又过去，他们曲折地穿行于不为人知的广阔地区，这里荒无人迹，不过假如真有那“失去的小屋”，就肯定有人到过这地方。他们在夏季的暴风雪中翻越一个个分水岭，在森林边界线与常年雪区之间光秃秃的山顶上，晒着午夜的阳光发抖，不知不觉又进入充满小昆虫和苍蝇的夏日山谷，在冰川附近摘取草莓和花儿，它们和任何南方引以为豪的草莓和花儿一样成熟、美丽。这年秋天他们进入了一个神秘的湖泊区，这里阴郁而寂寞，曾经有过猎鸟，但此时毫无生命或生命的影子——惟有呼呼的寒风，冰在暗地里结成，孤寂的河滩上令人忧郁的微波在翻滚。

又一个冬天到来，他们漫游在人们曾经来过的、被遗忘的道上。他们遇到一条穿过森林、树上有刻痕指路的小路，一条古老的小路，“失去的小屋”仿佛就在附近。但看不到这路始于何处，终于何处，十分神秘，正如开辟它的人和开辟它的原因一样神秘。又一次他们碰见一间已被岁月埋葬的狩猎山林小屋，在一张腐朽破烂的毯子中约翰·桑顿发现一支长管燧发枪。他知道这是西北“哈得孙湾公司”早期的一种枪，当时这样一支枪最多可值几张压平的海狸毛皮。全部所见就只这些，而关于初时建这小屋并把枪留在毯子中的那个人，再没一点线索。

春天又降临，他们经过这一切漫游之后，没发现“失去的小屋”，却在一个宽阔的山谷里发现了一处表层含金砂矿，金子如黄油一般在金盘底闪闪发光。他们不再往前寻找了。干一天活弄到的纯金矿粉和块金值数千美元，因此他们每天都干活。金子装在驼鹿皮袋子里面，每五十磅一袋，像一大堆柴火堆在用云杉枝搭起的小屋外面。他们像非同一般的巨人那样辛勤劳动着，日子像在梦中飞快过去，而他们的财富也越堆越高。

狗无事可做，只不时拖回桑顿猎到的兽肉，因此巴克长时间地趴在火旁沉思冥想。既然没什么事做，巴克便更经常想到那个毛茸茸的短腿人的样子，在火旁一边眨着眼，一边在想象中和他漫游在另一个它尚记得的世界。

这另一个世界不同寻常的事似乎可怕。它看着那个毛茸茸的人睡在火旁，头放在两膝中间，双手抱住上边，发现他睡得很不安宁，不时惊醒，有时还惧怕地向黑夜里窥望，给火里添上更多柴。他们在海滩上漫步，那个毛茸茸的人找到水生贝壳动物就吃了，这时眼睛还不停地四处转动，警惕隐藏的危险，两腿随时做好准备，一旦危险出现他就会像风一样跑掉。他们在森林里悄无声息地穿行，巴克紧跟在毛茸茸的人后边；他们两个都小心警惕，耳朵不停地抽动，鼻孔震颤，因为那人耳朵和鼻子同巴克的一样灵敏。那个毛茸茸的人能够跳上树去，和在地上前进一样地快，用臂膀从一个树枝跃过去抓到另一个树枝，有时相距达十多英尺，从不掉到地上，次次能抓住。事实上，他好像在树中与在地上一样自在；巴克记得他们在树下度过的那些守夜的晚上，毛茸茸的人一边在那儿栖息、睡觉，一边仍然很警觉。

与这个毛茸茸的人的幻象很相近的，是密林深处不断发出的呼唤之声。这声音使它非常激动不安，充满了奇特的欲望；使它朦胧、甜蜜地感到高兴，意识到某些疯狂的渴望和躁动，但自己也不知道为了什么。有时它跟着那呼唤到森林里去寻找，好像这呼唤是一个有形之物；它温和或反抗地叫着，似乎这语气可以发出命令。它总把鼻子伸进冷凉的木头苔藓里，或者长着深草的黝黑泥土里，为闻到肥沃土地的气味高兴地喷着鼻息。或者它在倒下的树真菌覆盖的树枝后面蜷缩几个小时，好像隐藏起来，张大眼睛和耳朵，注意周围的一切动静和声音。它这样趴着，也许希望对这个自己不明白的呼唤来一个突然袭击。可它不知自己为何要做这些各种各样的事。它被迫去做，可一点不明白其原因。

无法抗拒的冲动支配着它。它会趴在营地里，在炎热的天气懒散地打瞌睡，突然抬起头，竖起耳朵，全神贯注地倾听，一跃而起冲出去，一直往前奔跑数小时，穿过森林里的小路和林中开阔的空地——空地上长着一堆堆杂草。它喜欢在干枯的水道上奔跑，悄悄去窥探林中鸟儿的生活。有时它一整天爬在下层丛林里，观察石鸡的欢叫，上下跳来跳去。但它尤其喜欢在夏日的午夜奔跑于朦胧的夜色中，倾听森林里柔和的、令人昏昏欲睡的声音，细细辨认各种迹象和声响，如人们读书一样，寻求着那呼唤的神秘东西——无论它醒来还是睡去，那东西一直在呼唤着它跟去。

一天晚上它睡着时突然被惊醒跳起来，热切地张着眼睛，鼻孔颤动、嗅着，鬃毛像波浪一样一次一次地竖起。森林里传来呼唤声(或者呼唤声的一个声调，因为呼唤声有很多种声调)，从未有过这么清楚、确切——是一声长长的嗥叫，既像但又不像爱斯基摩狗的任何声音。它知道这声音以前听过，仍然那么熟悉、亲切。它冲过安睡中的营地，悄然飞奔在林中。离叫声越来越近时它放慢了脚步，每移动一下都小心翼翼，直至来到林中一个开阔的地方，往前一看便发现了一只长长的、骨瘦如柴的狼，挺直地蹲坐在那里，抬头仰望天空。

它没有任何响动，但不再嗥叫，极力感觉巴克到来的气息。巴克大步走到中间空地，半蹲着身子，浑身紧紧凝聚在一起，尾巴又直又硬，脚小心落到地上，但实无必要。每个动作既表示威胁又表示友好。这是一种带着威胁的休战，捕食的野兽碰见时都这样。可那只狼看见巴克竟逃跑了。巴克疯狂地跟在后面要追上它，把它追进河床里一条死路，被一片树林挡住。狼旋转过身子，像乔和所有走投无路的爱斯基摩狗那样后脚立起，毛发竖立发出嗥叫，牙齿快速不断地咬紧发出啪啪声。

巴克并没攻击它，而是绕着它转，友好地靠近。这只狼又怀疑又害怕，因为它体重只是巴克的三分之一，头也只齐巴克的肩头。它一瞧准机会就冲开，于是巴克又开始追踪。它一次次被追到角处，一次次跑开，不过，显然它的身体不好，否则巴克不会那么容易追上的。当巴克的头部齐到它的腰部时，它就无可奈何地转身反抗，但一有机会就又逃跑。

但巴克的执拗终于得到报偿，因为狼发现并不会受到什么伤害，最后和它互相用鼻子嗅着。然后它们成了朋友，兴奋激动、有些羞怯地玩着，凶猛的野兽以这种方式掩盖了它们凶残的本性。一段时间后这只狼大步慢跑地离开，明显表示它要去什么地方。它让巴克明白会回来的，于是它们肩并肩，穿过阴沉的黎明，沿河床直上，进入它先前出来的峡谷，穿过荒凉的分水岭爬上山坡。

它们从分水岭对面斜坡上下去来到一个平坦地方，这儿有大片大片的树林和许多小溪。它们穿过这些树林，从容不迫一直往前跑，太阳不断升高，天气越来越暖和。巴克欣喜若狂，知道终于在回应那呼唤了，和自己的林中兄弟一起跑向必定是那呼唤传出的地方。旧的记忆很快回到它身上，使它激动不它，正如过去，现实本身——记忆是现实的影子——使它激动不安一样。以前它也这样地做过，那是在另一个朦朦胧胧、记忆中的世界的什么地方，而现在它又这样做了，在旷野里自由奔跑，脚下的土地十分松软，头上的天空广阔无边。

它们在一条流动的小溪旁停下饮水，这时巴克想起了约翰·桑顿。它坐下来。狼又继续向那呼声传出的地方跑去，又向它折回身，互相嗅鼻，做些像是鼓励它的动作。但巴克转开身子，慢慢沿路返回。这只荒野的兄弟和它一起跑了大半个小时，低声呜呜地叫着，然后坐下，仰望天空发出嗥叫。这是一声悲哀的嗥叫，巴克不断返回时听见那声音越来越微弱，直至消失在远处。

约翰·桑顿正在吃饭，这时巴克突然冲进营地，满怀爱意发狂地向他扑去，把他推倒，爬在他身上，舔他的脸，咬他的手——“玩一般的傻瓜游戏”，约翰·桑顿爱这样说，一边把巴克的头摇来摇去，喜爱地骂它。

两天两夜巴克都没离开营地，和桑顿形影不离。他干活时它跟在后面，吃饭时它在一旁看着，晚上看见他钻入毯子，早晨又看见他从毯子里钻出来。但两天以后，森林中的呼唤变得更加迫切。巴克又躁动不安了，那荒野的兄弟，分水岭那边明媚的景色，和那兄弟并排穿过一片片宽阔林地，这些记忆萦绕着它。它又开始漫游于林中，但荒野里的兄弟再也没来；虽然它在漫长的守夜里注意倾听，但根本听不到那悲哀的嗥叫。

它开始夜晚在外面睡觉，一连离开营地几天；有一次它跨过了河水尽头的分水岭，往下来到一片有树林和一些溪水的地方。它在那里漫游了一周，想再次见到那荒野里的兄弟，但徒劳无益；它一边漫游一边猎取食物，似乎从不知疲倦地大步慢走。它在一条宽阔的溪水里捕鲑，这溪水从什么地方流向大海；就在这溪边它杀死一头大黑熊，因为黑熊也在捕鱼时被蚊子弄瞎了眼睛，狂怒地穿过树林，无可奈何，十分可怕。即便如此，它们之间也展开了一场恶战，巴克身上最后潜伏着的凶残本性被激发起来。两天后它回到被自己杀害的动物旁时，发现十多只貂熊在争夺这腐坏的食物，于是将它们像废物一样驱散；逃跑的貂熊抛下了两只，它们再也不争吵了。

它的杀戮欲更加强烈。它是一只嗜杀成性的动物，一只捕食的东西，凭着自己的力气和勇猛靠那些活物生活，那些无依无靠、孤苦伶仃的活物，在一个只有强者幸存、充满敌意的环境里胜利幸存下来。由于这一切它深为自己自豪，这自豪像一种传染物进入它体内，从它的所有举止上显现出来，每一块肌肉的运动都表明这一点，它的一举一动都清楚说明这一点，使它那壮丽的皮毛更加壮丽——如果有区别的话。要不是因为它凸出的口鼻、两眼上稀疏的棕毛，和胸前正中白毛上的色斑，它很可能会被误认为是一只巨大的狼，比最大的狼还大。它从圣伯纳德狗父亲那里继承了高大和体重的特点，但从牧羊狗母亲那里继承了体形。它凸出的口鼻和狼凸出的长口鼻一样，只是比任何狼的更大；它的头更宽阔一些，像一个巨大的狼头。

它的狡猾是狼的狡猾，野性的狡猾，它的机智是牧羊狗的机智和圣伯纳德狗的机智；这一切，加上从最凶猛的狗那里获得的经验，使它成为漫游荒野里最难对付的家伙。它是一只食肉动物，纯粹的肉食为主，正处在全盛时期，生命的高潮，全身充满活力与雄浑。当桑顿爱抚地用一只手在它背上摸来摸去时，皮毛发出嚓嚓的声音，每一根毛一经接触就释放出潜藏的磁性。每一部分，大脑和身体，神经组织和纤维，都配合得非常和谐，各个部分之间还有一种完美的平衡和调节。对于需要采取行动的目标、声音和事件，它如闪电一般迅猛。爱斯基摩狗防守或攻击的速度是很快的，而它的速度还要快一倍。同样，一个动作或声音，别的狗只看见或听到，而它早已采取了行动。它觉察、决定、反应是同时进行的。但事实上这三个动作相继而行，只是它们相距的时间微乎其微，所以好像是同时进行。它的肌肉充满活力，能急剧地活动起来，如钢弹簧一般。生命如洪流一样涌遍全身，欢快喜悦，放荡不羁，似乎狂喜得要将它冲破，溢到世上各处。

“从没见过这样的狗。”一天约翰·桑顿说，三个同伙看着巴克走出营地。

“它一生出来就很特别。”皮特说。

“是呀！我也这样相(想)。”汉斯肯定地说。

他们看见它走出营地，但看不见它一进入密林中时立即发生的可怕变化。它不再悠然地漫步，而是立刻变成了一只野兽，行动鬼祟，走动如猫，像一个一掠而过的影子在各种阴影之间时隐时现。它知道怎样利用每一个掩蔽物，像蛇一样用肚子爬行，像蛇一样跳跃、袭击。它能从窝中捉雷鸟，趁兔子睡着时把它杀死，腾空而起咬住逃向树中迟了一秒的小金花鼠。大池里的鱼躲闪不过它；河狸也躲闪不过它，它们筑起障碍非常小心地警惕着它。它猎物为食，并非蛮横；它更喜欢吃亲自猎到的食物。它的行动中也潜伏着一种引以为乐的性质，因此喜欢去偷袭松鼠，而刚要捉到时又将它们放走，把它们吓得要死，吱吱叫着飞向树顶。

这年秋天来临，麋鹿大量增加，它们慢慢迁向南方，去那些地势更低、天气不那么严酷的山谷里迎接冬天。巴克已捕到一只半成熟的迷路小麋鹿，但它渴望捕到更大、更难对付的猎物，一天在河尽头的分水岭处它遇到了。二十只麋鹿从一片溪水和树林穿过，领头的是一只大的雄麋鹿。雄麋鹿充满野性，六英尺多高，是一个连巴克也难对付的敌人。它将掌状的大角前后摇晃，有十四个角叉，达七英尺宽。它那双邪恶的小眼露出凶光，一看见巴克就发出怒吼。

雄麋鹿侧面胁部前边一点，凸着一根羽毛箭头，这也说明了它凶残的野性。巴克过去在原始世界捕猎中获得了一种本能，凭着这种本能它开始把雄麋鹿和鹿群断开。这可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它在雄麋鹿前面汪汪直叫，跳来跳去，就是不让那些大角和张开的可怕的四蹄碰着，这些蹄只需一下也会把它踩死。雄麋鹿又无法转身躲开犬牙的危险，因此被弄得一阵阵发怒。这时它向巴克进攻，巴克狡猾地闪开，假装不能逃掉，引诱它出来。可正当它被从同伙中切开时，有两三只小些的雄麋鹿向巴克袭击，使受伤的大雄麋鹿又回到兽群里去。

野性之物有一种忍性——像生命本身一样持久固执，不知疲倦——这种忍性使蜘蛛长时间一动不动地呆在网里，蛇盘绕成一圈，豹埋伏着；生命在捕食活物时尤其具有这忍性；巴克此时就具有这种忍性，它一直呆在鹿群旁边，阻止它们前进，惹怒小雄麋鹿，困扰带着半大小鹿的母鹿，把那只受伤的雄麋鹿逼得勃然大怒，不知所措。它们就这样僵持了半天。巴克越斗越勇，四处攻击，如旋风一般威胁着把鹿群围住，那个牺牲品一加入同伴们就被它赶出来；被捕食的动物渐渐失去了忍性，这忍性敌不过捕食者的忍性。

时间在消失，太阳从西北方沉下去(夜色降临，秋天的夜晚只有六个小时)，年轻的雄鹿们回身援助它们受攻击的头儿的步子越来越勉强了。即将来临的冬天在催促它们赶到更低矮的地方去，它们好像怎么也摆脱不掉这只不知疲倦阻止它们前进的生物。此外，受威胁的不是整个鹿群的生命，或年轻雄鹿们的生命。只需要一个成员的命，它们对此没有对自己的生命感兴趣，因此终于甘愿付出这个代价。

黄昏到来，这只老雄鹿站在那儿低头看着自己的同伴们——它所认识的母鹿，曾像父亲一样保护过的小鹿，曾统治过的雄鹿——蹒跚着快步穿过越来越暗的夜色。它无法跟上去，因为眼前这个龇牙咧嘴、冷酷无情的恐怖东西不让它走。它体重半吨还多三百磅，经过了漫长而坚强的生活，一生充满搏斗与攻击，最终却在一只动物的牙齿之下面临死神，而这只动物还没有它那巨大的膝关节高。

从那时起，巴克白天夜晚都不离开它的猎物，绝不让它有片刻休息，绝不让它去吃树叶或小白桦和柳树的嫩枝。穿过细小的溪水时它也不让这只受伤的雄麋鹿有机会饮点水，尽管它渴得要死。绝望之中雄麋鹿常突然拔腿就跑，这时巴克也不去阻止它，而是大步慢跑跟在后面，很高兴玩这种把戏，等雄麋鹿站住时就趴下，要去吃喝什么时就凶猛地袭击它。

雄麋鹿的大脑袋在它树枝般的角下越来越低垂，蹒跚的脚步越来越无力。它开始长时间地站着，鼻子快触到地面，耳朵沮丧地耷拉着；这样巴克就有更多时间饮水、休息。巴克喘息着，红红的舌头伸出来，两眼盯住这头巨大的雄麋鹿，这时它觉得事物的面貌正发生变化。它感到大地有一种新的躁动。随着鹿群出现，其他生命也随之出现，仿佛使森林、溪水和空气也悸动起来。它确信这信息不假，不是靠视觉、听觉或嗅觉，而是靠某种更微妙的感觉。它什么也没听见，什么也没看见，但知道大地有些不同了，新奇的事正在大地上进行着，变化着；它决心解决眼前的事后就去探究一番。

到第四天结束时它终于把这头巨大的雄麋鹿搞垮干掉了。一天一夜它呆在猎物旁边，又吃又睡，围着猎物团团转。待休息之后它又恢复了精神，充满活力，转身向营地和约翰·桑顿跑去。它不停地一小时一小时大步慢跑，尽管道路错综复杂但从不困惑，穿过这片奇特的地方直接返回，方向非常明确，使人和指南针都感到惭愧。

它不断往前跑，越来越意识到大地新的躁动。它到处充满了生机，这生机不同于整个夏天的那种生机。这事实不再以微妙、神秘的方式传达给它。鸟儿欢叫松鼠吱吱和风耳语，它们都在讲述着。有几次它停下来深深呼吸早晨清新的空气，觉察到某种气息，因此加快了步子。它沉重地感到灾难就要降临；假如这灾难尚未降临的话；当跨过最后一座分水岭进入山谷向营地走去时，它更加警惕起来。

三英里远时它发现一条新鲜的足迹，脖子上的毛发波动着竖了起来。这嗅迹直通营地和约翰·桑顿。巴克加快步子，暗中飞奔向前，每根神经都绷得紧紧的，对于众多的细微变化警觉起来，它们在讲述一个故事——一个几乎结束的故事。鼻子在向它不断描述着生命的消失经过，而它此时正在追寻着这生命。它注意到林中死一般的沉寂。鸟儿飞走。松鼠藏起来。它只看见一个东西——一只健壮的灰色狗，平倒在一棵灰色的死树枝上，因此那死狗好像是树枝的一部分，是木头上的一个木瘤。

巴克像一个隐秘的幽灵悄然向前移动，鼻孔突然猛地转向一边，好像什么确切的力将它抓住拉过去。它寻着新的气味来到一个灌木丛，发现了尼格。尼格倒在一旁死在那里，是爬到那儿后死去的，一支箭的箭头和羽毛穿过了身体两侧。

前面一百码远处，巴克遇到桑顿在道森买的一只雪橇狗。这只狗还在路上翻来覆去垂死挣扎，巴克没停下，从它旁边绕了过去。从营地传来许多微弱的声音，一起一伏，像是在单调重复地唱歌。它以腹贴地爬到空旷地的边缘，发现汉斯趴在地上，如豪猪一般身上插满了羽毛箭。同时巴克往那间用云杉树木筑的小屋看去，脖子和肩头上的毛发直立起来，顿时勃然大怒。它凶猛可怕地大声嗥叫，但不知道自己在嗥叫。它终于让感情战胜了狡诈和理智，因对约翰·桑顿巨大的爱而失去了理性。

一些印第安人正围着被毁坏的木屋跳舞，突然听到一声可怕的咆哮，看见一只其模样从未见过的动物凶猛地朝他们扑来。是巴克，一只活生生的如飓风般猛烈的东西，疯狂地冲向他们进行杀戮。它向最前面一个人扑去(是印第安人的头儿)，撕开他的喉，颈静脉被撕破，鲜血直涌。它没有停下再去撕咬这个受害者，而是就势一扑，接着又撕破了另一个人的喉。它势不可挡，就在他们中间横冲直撞，撕咬着杀戮着，动作迅猛可怖，他们的箭无法射着。事实上，它的动作快得难以想象，印第安人紧紧挤作一团，箭射在彼此身上。巴克腾空猛冲时一个猎手把一支矛向它狠狠投去，结果刺着了另一个猎手的胸膛，矛尖从他的背上穿出来。印第安人惊慌失措，被吓得逃进树林里，一边叫喊着“恶鬼”降临。

巴克的确是魔鬼的化身，他们在林中逃跑时它紧跟在后面，像对鹿一样拖垮他们。这是印第安人灾难深重的一天。他们被冲得七零八落，逃到很远地方，一周后余下的幸存者们才在一个低矮的山谷聚拢，清点损失。巴克追得厌倦了，又回到孤寂凄凉的营地。它发现皮特死在毯子里，是刚一遭到袭击就被杀害了的。桑顿拼死的搏斗在地上留下了新痕迹，巴克嗅着每一点气息来到一个深池边。斯基特倒在水边，头和前脚泡在水里，它对主人忠实到死。池子本来浑浊，那些流矿槽

[14]

又使之污染，因此水里的东西根本看不见——约翰·桑顿就死在里面。巴克是循着他的足迹到了水里的，足迹到此中断。

一整天巴克要么忧郁地静坐在池边，要么不安地在营地游荡。它知道死亡是运动的终止，是离开活着的生命；它也知道约翰·桑顿死了。它感到巨大的空虚，这空虚类似饥饿，但让它痛苦不止，食物是无法填满的。有时，它停下来注视着印第安人的尸体，忘记了痛苦；这时便感到无比自豪——它以前从没有过这样大的自豪。它杀死了人，这是最崇高的胜利，它是面对棍棒与犬牙法则杀死他们的。它好奇地嗅着他们的尸体。他们如此容易就死了，连杀一只爱斯基摩狗也比杀他们难。要不是那些箭、矛和棍棒，他们根本不是对手。从那时起它不怕他们了，除非他们手中有箭、矛和棍棒。

夜晚到来，一轮满月越过树林高高升入天空，大地被照亮，宛如沐浴在鬼一样的白昼。随着夜色降临，巴克还在池边忧思、哀悼，这时，它感觉到森林中一种新生命的骚动，这不是印第安人的那种骚动。它站起身，听着、嗅着。从很远地方传来一声微弱而刺耳的狺狺声，接着是众多同样刺耳的狺狺。时间一点点过去，狺声越来越接近、响亮。巴克再次明白它们是留存在它记忆中的、曾在另一个世界听到的声音。它走到空旷地中间听着。这是呼唤，声调多样的呼唤，声音比以前更富于诱惑力和强制力。但和以前不同的是它准备着随之而去。约翰·桑顿已死了。最后的联系断了。人和人的要求不再束缚着它了。

一大群狼在猎食着活物，正如印第安人狩猎一样；它们跑在迁徙的麋鹿群两边，这时终于从那片溪水和树林里穿过来，侵入巴克的山谷。月光泻在林中空地上，银灰色的狼群一下拥进去；巴克站在空地中间，如雕像般一动不动，等着它们到来。见它那么大一堆静静站着它们被吓住了，停了片刻，一只最勇敢的狼直向它扑去。巴克如闪光一样反击，咬破狼的脖子，之后又站着一动不动，被撕破的狼在后面痛苦地翻滚。另外三只狼一只紧接一只扑来，结果一一逃回去，喉部或肩头被撕破，鲜血直流。

这就足以使整个狼群向它逼来，它们乱七八糟、你推我挤地拥作一团，急于想把这个对手打垮。巴克行动非常迅速敏捷，因此处于有利地位。它以后腿为支点，猛冲猛咬，行动如闪电，飞快地旋转身子进行防守，正面显然无法攻破。为了防止它们从后面进攻，巴克被迫后退，绕过水池进入河床，直至到达一个高高的砾石埂。这埂是人们在开矿时筑的，它沿着埂找到一个有利的角度，一个绝境，三面受保护，只需面对前方。

它把前面防守得很好，半小时过去后狼群被击溃了。它们全都伸出舌头，白獠牙在月光下白得十分凶恶。有的趴在地上抬头竖耳，有的站住看着它，有的贪婪地饮着池中的水。有一只又长又瘦的灰狼小心而友好地走上前来，巴克认出它就是和自己一起跑了一天一夜的荒野兄弟。它温和地呜呜叫着，巴克也呜呜叫着，它们鼻子碰鼻子。

然后一只瘦削的老狼走上来，它身经百战，遍体是伤。巴克嚅动嘴唇，准备嗥叫，但结果和它嗅起鼻子来。因此老狼坐下，对着月亮发出一声长长的狼嗥。其余的狼也坐下嗥叫着。巴克此时又听到了这呼唤，语调清楚明白，于是也坐下嗥叫。然后它从角落处走出来。狼群把它围住，带着一半友好一半野性嗅鼻子。领头狼发出狺狺声，向林中跑去，其余的狼转身跟在后面，一齐狺狺。巴克和荒野兄弟并肩跟上，同时也发出狺狺声。

巴克的故事很可以就此结束了。没过几年印第安人注意到森林中的狼群品种上有了变化，有的头上和凸出的口鼻上出现棕色斑，胸前有一道白裂纹。但更引人注目的是，印第安人讲述着一只跑在狼群前面的“幽灵狗”。他们害怕这只“幽灵狗”，因为它比他们还狡猾，在酷冷的冬天从他们的营地窃走东西，夺走他们的捕兽器，杀死他们的狗，向他们最勇敢的猎人挑战。

不仅如此，传说还越来越糟。有的猎人没能返回营地，有的猎人被部落里的人发现时喉被凶残地撕破，周围雪地里狼的脚印比任何狼的脚印都大。每年秋天，印第安人追踪麋鹿群迁移时，有一个山谷他们是从不进去的。当人们在火旁传说那个“恶鬼”怎样把这山谷选为永久的住地时，妇女们便会黯然失色。

然而每年夏天有一只生物要来到这山谷，印第安人不认识它。那是一只皮毛华丽的大狼，与所有其他的狼既像又不像。它独自从喜气洋洋的林地穿过去，来到林中一片空旷地。这儿一股黄色的水从一些腐烂的鹿皮袋那里流出，再浸入地里，长长的野草从中生出，植物在它上面蔓延，使阳光照不到这黄色东西；它在这儿沉思一段时间，发出一声悲哀的长嗥，之后离去。

但它并不总是孤独的。当漫长的冬夜来临，狼群捕食进入这些低矮的山谷时，人们便会看见它跑在狼群前面，穿过苍白的月光朦胧的北极光，像巨人一样飞跃于它的伙伴们之上，巨大的喉部高歌一曲，唱着世界之初的一支歌——是野狼之歌。

[1]
约翰·迈尔斯·奥哈拉(John Myers O’Hara)所著《返祖》第一段。

[2]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西部城市。

[3]
一种大型红棕毛或白毛狗。

[4]
指克朗代克河周围的河谷地区，1896年发现金矿，曾引起淘金热。

[5]
指牌九。

[6]
美国华盛顿州西部港市。

[7]
佩罗是加拿大政府的信使。

[8]
一种一般为黑色，躯体很大，善于游泳的狗。

[9]
在挪威，位于巴伦支海和格陵兰海之间。

[10]
在美国阿拉斯加州。

[11]
一种古代兵器。

[12]
指在波纳扎淘金发大财的人。

[13]
比如若输就给对方三份，赢则只拿对方一份。

[14]
淘洗金矿用。

第一部 荒野

1. 追猎

阴郁的云杉林仿佛皱着眉头伫立在冻结的水路两边。树光秃秃的，最近刚覆盖上一层白霜，它们好像互相靠着，在渐暗的天色中显得阴险恶劣。大地一片沉寂。它本身荒凉而无生气，一点动静也没有，如此寂寞寒冷，以至于其本质甚至并不令人悲哀。它带有一种嘲笑的意味，不过这嘲笑比任何悲哀都可怕——因为它像斯芬克斯

[1]

的微笑一样毫无欢乐，冷如冰霜，带有一种一贯正确的事物的那种严厉无情。这是永恒的世界用它巧妙熟练、无法言传的智慧嘲笑着生命的徒劳，生命的艰辛。这就是“荒野”，原始冰冷的“北国荒野”。

但在这片土地上，的确到处有生命抗争着。沿冻结的水路上，一队狼似的狗正在艰苦跋涉。它们短硬的毛上满是冰霜。成泡沫状的气一呼出就凝结在空中，飘落到它们的毛发上面形成霜晶体。狗身上套着皮制挽具，皮制缰绳把它们缚在后面拖着的雪橇上。雪橇没有滑板，用结实的白桦皮做成，全部表面搁在雪地上。它的前端像纸卷一样卷起，以便向前推进，柔软的雪在前面像波浪般翻卷着。一口又长又窄的长方形箱子牢固地系在雪橇上，此外上面还有其他东西——几条毯子，一把斧头，一只咖啡壶和煎锅，不过最突出的，占据位置最多的，还是那口又长又窄的长方形箱子。

一个男人穿着宽大的雪鞋在狗前面跋涉，雪橇后面跟着另一个男人。雪橇上的箱子里躺着第三个男人，他不能再跋涉了——已被“荒野”征服打败，再也不会抗争，动弹。“荒野”是不喜欢运动的。生命是对它的冒犯，因为生命是运动的；“荒野”总是要消灭运动。它使水冻结不让其流入大海，尽情地使渗出的树液凝固；而最凶狠可怕的是“荒野”将人折磨和压垮使之屈服——人是最不安静的生命，始终反对这一名言：一切运动终将归于静止。

但雪橇前后的两个男人一息尚存，无所畏惧，不屈不挠地跋涉着。他们身上裹着毛皮和硝制软和的皮革，睫毛、面颊和嘴唇上满是气呼出后冻结的晶体，弄得面容模糊不清。这使他们好像戴着鬼似的面具，宛如在一个鬼一般的世界里为某个幽灵举行葬礼的人。但在这一切外表之下他们是人，穿越着这片荒凉寂寞、嘲笑他们的土地；是两个小小的冒险者一心想从事巨大冒险，要与阴间一样冷漠生疏、毫无生气的强大世界一比高低。

他们一言不发地向前跋涉，省下气力在体内消耗。万籁俱寂，如实实在在的鬼魂压迫着他们。它侵袭他们的心灵，如深水中的许多东西侵袭潜水员的躯体。它用广阔无垠的荒野和不可改变的天意将他们压垮。它把他们压进自己的内心深处，像汁液从葡萄里压榨出来一样，把人心中所有虚假的热情和喜悦、过分的自我评价从其体内压榨出去，直到他们发觉自己有限而渺小，不过是些微粒，在庞大盲目的自然环境和力量的直接间接影响下，施用软弱的灵巧和小小的智慧向前行进着。

一小时过去，接着又一小时过去。短短的一天不见阳光，天色暗淡，愈来愈黑，这时寂静的空气中传来远处一种微弱的叫声。声音急速加大，很快达到最高程度，紧张地颤动一会儿后开始慢慢消失。如果不是其中带有某种悲哀的凶残和饥饿的渴望的话，那一定是一个迷失的鬼魂在嚎啕。前面的人转过头和后面的人两眼相对，然后从那口狭长的箱子上方互相点头。

叫声再次传来，如针一般尖利地穿破寂静。两个男人都听出了声音的位置，是从后面传来的，就在他们刚穿过的广袤雪地里的什么地方。然后是第三次叫声和回应，在第二次叫声的左侧。

“声音是朝着我们来的，比尔，”前面的人说。

他的话听起来嘶哑，走样，显然说得很费力。

“食物太少了，”朋友回答。“几天来我都不见兔子的影儿。”

之后他们不再说话，虽然耳朵敏锐地倾听着继续从后面传来的追猎声。

夜色降临，他们把狗赶进水路边上的一簇云杉树林里，扎下营来。那口长方形棺材放在篝火旁用作板凳和桌子。一群狼狗聚集在离篝火较远的一边，自管嗥叫，吵闹着，但一点也不想离开钻入黑暗中去。

“亨利，我好像觉得它们离营地相当近，”比尔说道。

亨利蹲在火旁边，用一块冰安放好咖啡壶，点点头。直到他坐在棺木上吃起来才开口说话。

“它们知道哪儿躲藏才安全，”他说，“最好是吃东西而不是被吃掉。那些狗可狡猾极了。”

比尔摇摇头。“唔，我可不那么认为。”

朋友好奇地看着他。“我还是第一次听你说它们不狡猾的呢。”

“亨利，”比尔说，故意大声嚼着豆子，“我喂狗时你注意到它们踢脚的样子没有?”

“它们确实比平常烦乱，”亨利承认。

“我们有多少只狗，亨利?”

“六只。”

“哦，亨利……”比尔停了一会儿，以便让他的话显得更加重要。“正如我刚才说的，亨利，我们有六只狗。我曾从口袋里取出六条鱼。我给每只狗一条鱼吃，亨利，可鱼少了一条。”

“你数错了。”

“我们有六只狗，”另一个心平气和地重复道。“我取出六条鱼的。但‘独耳’狗没吃鱼。我后来又回到袋子处给它取了一条。”

“我们只有六只狗，”亨利说。

“亨利，”比尔继续道，“我并不是说它们全是狗，不过吃了鱼的有七只。”

亨利暂时把吃的东西放下，从火堆上瞧过去，数一下狗。

“现在只有六只，”他说。

“我看见另一只穿过雪地跑走了，”比尔冷静而明确地声称。“我看见七只。”

朋友同情地看着他，说：“走完这程路后我会很高兴的。”

“啥意思?”比尔问。

“我是说这车东西使你感到不安，你开始看出事情来了。”

“我先前就想到了的，”比尔严肃地回答，“所以，我看见它跑过雪地时就注意观察，发现了它的脚印。然后我数一下狗，仍然是六只，脚印现在就在雪地里，你想看看吗?我带你去。”

亨利没回答，继续一声不响地嚼豆子，吃完后又喝了一杯咖啡。他用手背擦擦嘴，说：“那么你认为它实际上是——”

黑暗中什么地方传来一声长长的嚎叫，凶狠悲哀，打断了他的话。他停下倾听，然后对着叫声挥挥手把话说完，“——是其中一只吗?”

比尔点点头，“我当然这么想了。你自己也注意到了狗的叫嚷。”

一声又一声嚎叫和回应，把寂静的夜唤弄得吵闹不止。叫声四起，狗表现出害怕的样子，挤作一团，离火堆非常近，毛都被烤焦了。比尔又添上一些柴，接着点燃烟斗。

“我看你有些垂头丧气了，”亨利说。

“亨利……”他若有所思地吸会儿烟，继续说。“亨利，我刚才想他比你我以后都要幸运很多。”

他用拇指向下指指他们坐的长箱，示意第三个人。

“你我死后，亨利，能用许多石头埋上不让狗碰着就算有幸了。”

“可是我们不像他，没有人和钱以及其他所有东西，”亨利回答。“遥远的葬礼可绝不是你我能付得起的。”

“我恼火的是，亨利，像这样的家伙算什么呀，他在本国是个老爷或贵人，不愁吃的盖的，干嘛要跑到上帝都不要的地球边上来——这正是我闹不明白的事。”

“如果他呆在家里，也许会活得很长呢，”亨利同意道。

比尔张开嘴要说话，但改变了主意，他指着墙一般紧紧包围他们的黑暗。在这漆黑的夜里什么也看不见，除了一双像燃烧的煤块一样发光的眼睛。亨利用头示意第二双、第三双眼。一大圈发光的眼睛已经把营地团团围住。时而一双眼移开或消失，片刻后再次出现。

狗越来越不安，突然涌起一阵恐惧，窜到离火很近的地方，畏缩着挤到两个男人腿旁。争夺位置时一只狗被撞倒在火边，疼痛惊恐地叫起来，空气中顿时有了皮毛烤焦的气味。这阵骚动让那圈眼睛不安地移动了一下，甚至还退缩一点，不过等狗安静下来时它们也再次安定。

“亨利，没有弹药真是倒霉透了。”

比尔已抽完烟，正帮朋友把毛皮和毯子铺在云杉枝上作床用，云杉枝是他晚饭前就铺好在雪地上的。亨利咕哝着，开始解开鹿皮鞋带子。

“你说还剩下多少颗子弹?”他问。

“三颗，”比尔回答。“我真希望有三百颗呢，那样我就要给它们点颜色看看了，该死的东西！”

他对着那些发光的眼睛愤怒地挥舞拳头，把鹿皮鞋在火堆前放好。

“我还想这严寒马上停止，”他又说，“两个星期来都是零下五十度。要是没跑这一趟才好，亨利。我不喜欢这个样子，不知怎的感到不舒服。既然我怀着希望，我就指望已跑完这程路，你我现在正坐在麦格里堡

[2]

的炉火旁玩纸牌——我就是这么想的。”

亨利咕咕哝哝钻进铺里。他打着盹儿，被朋友的声音弄醒。

“喂，亨利，来吃了条鱼的那只——干嘛这些狗不咬它呢?我伤脑筋的就是这个。”

“你伤脑筋的东西太多了，比尔，”亨利睡意矇眬地回答。“你过去从不是这个样子。现在闭嘴好啦，睡觉吧，明天早上一切都会好的。你胃里不舒服，这才是让你伤脑筋的。”

他们盖一床被子并排着睡了，呼吸沉重。火越来越小，他们先前看见营地外的那圈发光的眼睛也越靠越近。狗惧怕地挤在一块，看见一双眼睛移近时不时威胁地发出嗥叫。有一次它们吵闹得很厉害，把比尔惊醒了。他小心翼翼离开床铺以免把朋友弄醒，给火添了些柴，待火燃起来时那圈眼睛又退后了一些。他随便瞥一眼挤成一团的狗，擦擦眼看得更仔细一点，然后又钻进毯子里。

“亨利，”他说。“唔，亨利。”

亨利醒来时发出哼哼的声音，问：“怎么啦?”

“没什么，”比尔回答；“只是又有七只了。我刚数过。”

亨利听到这个消息时咕哝一声，然后又睡着了，不知不觉打起鼾来。

早晨亨利先醒，把同伴唤起来。离天亮还有三小时，虽然已经六点；亨利摸着黑准备早饭，比尔把毯子卷起来，将雪橇准备好便于捆扎。

“瞧，亨利，”他突然问，“你说我们有多少只狗?”

“六只。”

“错了，”比尔胜利似地宣布。

“又是七只?”亨利问。

“不，五只；少了一只。”

“见鬼！”亨利愤怒地叫道，停止做饭，过来数狗。

“不错，比尔，”他断定。“胖子”不见了。

“它一走就像闪电一样消失了，连影儿也看不见。”

“根本不可能，”亨利断然说。“它们活活把它吃了。我打赌它被吃下去时还痛得叫呢，那些该死的家伙！”

“它总是个傻瓜，”比尔说。

“可没有哪只狗该傻得那样跑出去送命吧。”他扫视一下其余的狗，那沉思的眼神立即看出每只狗突出的特征。“我打赌它们一只也不会那样干。”

“用棒子还不能把它们从火堆旁赶走呢，”比尔同意道。“不管怎样，我总觉得‘胖子’出了什么毛病。”

这就是在北国荒野的小路上对一只死去的狗致的悼词——并不比许多其他狗、其他人的悼词贫乏。

2. 母狼

吃过早饭，两个男人把稀少的扎营装备捆在雪橇上，转身离开了欢快的火堆，出发钻入黑暗之中。立即又传来悲哀凶狠的叫声——这些叫声穿过黑夜，冷漠无情，互相回应。他们不再谈话，九点钟天亮了。中午时南边的天空渐渐变成玫瑰色，显示出地球的突出部位将子午的太阳与北国一分为二的地方。但玫瑰色很快褪去，直到下午三点天色仍然昏暗；随后，北极的夜幕便降临到这片孤独寂寞的土地上。

夜色到来时，左右和后边的追猎声不断迫近，以致艰苦跋涉的狗们不止一次涌起阵阵惧怕，时时陷入慌乱之中。

一次慌乱过后比尔和亨利又把狗套回挽具，比尔说：

“要是它们在哪里碰到猎物放开我们就好了。”

“它们真让人心烦、害怕，”亨利同情地说。

他们不再讲话，直至扎营。

亨利正俯身给一罐沸腾的豆子加冰，突然听见棒打的声音，比尔的叫骂声和狗中间因疼痛发出的大声嗥叫，吃了一惊。他直起身，刚好看见一个模糊的影子穿过雪地消失在夜幕中。然后他看见比尔站在狗当中，一半得意一半丧气，一只手握着大棒，另一只手抓着晒干的大麻哈鱼的尾巴和部分身子。

“它吃了一半鱼，”他说，“不过我也给了它一顿好打。你听见尖叫声了吧?”

“啥样子?”亨利问。

“看不清。不过有四条腿，一张嘴，一身毛，和任何狗一样。”

“一定是只温驯的狼，我想。”

“不管它是什么，温驯得要死，吃饭时就来弄到它的一份鱼。”

那晚，他们吃完饭坐在长箱上猛抽着烟，那圈发光的眼睛甚至围得更紧。

“要是它们扑向一群驼鹿或什么东西，把我们放开就好了，”比尔说。

亨利带着一种并非全是同情的语调咕哝着，它们静静坐了一刻钟，亨利直盯住火堆，比尔注视着就在火光外黑暗中燃烧的那圈眼睛。

“要是现在就进入了麦格里堡就好啦，”比尔又开始道。

“别再想这想那、呱呱直叫啦，”亨利气愤地大声叫道。“你胃里不舒服，所以烦恼。吃一匙小苏打吧，然后你会非常舒服的，咱们也会相处得更好。”

早晨比尔凶狠的咒骂声又把亨利吵醒，他用肘部撑起身子，看见朋友站在狗中间，旁边是添过柴的火。朋友怒斥地举起胳膊，脸气得都扭曲了。

“喂！”亨利叫道。“怎么啦?”

“‘青蛙’不见了，”朋友回答。

“不会的。”

“我告诉你是真的。”

亨利一下钻出毯子来到狗旁，仔细数着它们，然后也和朋友一起诅咒这荒野的威力——他们的另一只狗又被夺走了。

“‘青蛙’是这群狗里最强壮的，”比尔最后说。

“它也一点不傻，”亨利补充道。

这又记下了两天来的第二篇悼词。

他们闷闷不乐地吃完早饭，把剩下的四只狗套在雪橇上。这天一如既往。两个男人在冰天雪地里沉默不语地跋涉着，只是紧跟在后面看不见的家伙传来的叫声，才打破寂静。下午才过一半天色就黑下来，紧追不舍的东西习惯性地靠拢，因此声音越来越近；狗变得不安和惊恐，十分慌乱，把挽绳缠结在一起，两个男人也更加丧气。

“瞧，这下会把你们这些傻东西拴住啦，”比尔这晚满意地说，干完活后站起身子。

亨利停止做饭过来观看。朋友不但已把狗拴好，而且还按照印第安人的方式用枝条固紧。他在每只狗的脖子上系根皮带，并把一根四五英尺长的结实枝条系在离脖子很近的皮带上，不让狗咬着。接着又用一根皮带把枝条另一端紧紧系在地下的木桩上。狗无法咬到它那一端枝条上的皮带，枝条又使它无法碰到系在另一端的皮带。

亨利称许地点点头。

“只有这新玩意儿才会把‘独耳’稳住，”他说。“它能像刀一样整整齐齐咬断皮带，速度比用刀还快。它们早上都会平安无事呆在这儿。”

“当然会的，”比尔肯定地说。“假如少了一只，我就不喝咖啡了。”

“它们就知道我们没多少子弹开枪，”睡觉时亨利说，意指把它们包围着的那圈发光东西。“假如能让它们尝几颗子弹，它们就会恭敬些的。每天晚上它们都在围拢。你避开火光好好看看——瞧！看见那只没有?”

两个男人一时津津有味观察着火光边上那些模糊影子的移动。如果仔细盯住黑暗中燃烧的一双眼睛，动物的形体就会慢慢显现出来。他们甚至可以看见这些形体时时在动。

狗中传来声音引起了他们注意。“独耳”不断发出急切的哀鸣，对着黑夜猛扑它那节树枝，时而停下来以便用牙齿疯狂地发起攻击。

“看那个，比尔，”亨利耳语道。

一只狗似的动物鬼鬼祟祟侧着身子溜过来，全然映照在火光里。它的行动既多疑又大胆，谨慎、防备地观察着两个男人，并一直盯住狗。“独耳”把树枝拉得直直的，对来犯者呜呜直叫。

“‘独耳’傻瓜好像不怎么害怕，”比尔低声说。

“是只母狼，”亨利轻声回应道，“‘胖子’和‘青蛙’就是被它勾走的。它为狼群当诱物，把狗引出去，让其余的狼扑上来吃掉。”

火噼噼啪啪地响。一根干柴破裂啪地发出很响的声音，那只奇怪的动物一听见就跳回黑暗中去了。

“亨利，我在想，”比尔说。

“想啥?”

“想那就是我用棒狠揍过的狼。”

“确实毫无疑问，”亨利回答。

“我就想说说这个，”比尔继续道，“那只动物对营火这么熟悉，真是可疑又可恶。”

“它的确比一只有自尊的狼知道的还多，”亨利同意道。“吃饭时间很知道来和狗混在一起的狼可不是生手。”

“奥尔·维郎曾有只狗和狼一起跑了，”比尔大声说。“这我是该知道的。在‘小林区’的驼鹿场里我看见它在一群狼中，并向它开枪。奥尔·维郎像婴孩一样哭叫起来。已经有三年没有看见它了，他说。一直在狼群里生活。”

“我想让你说中了，比尔。那狼是只狗，从人手里吃了许多次鱼。”

“要是有机会，我要把那只做狼的狗杀了，”比尔宣称。“咱们再损失不起狗了。”

“可你只有三颗子弹呀，”亨利反驳道。

“我会等到能百发百中时才开枪，”亨利回答。

早晨，亨利重新燃起火做早饭，与此同时朋友还在打鼾。

“不管怎样你睡得太舒服了，”亨利说，把他叫起来吃早饭。“我真不想叫醒你。”

比尔睡意蒙眬地吃着。他注意到自己杯子是空的，就伸手去取咖啡壶，可是够不着，壶在亨利旁边。

“瞧，亨利，”他轻轻责备说，“你忘记什么了吧?”

亨利左右很仔细地看看，摇摇头。比尔举起空杯子。

“你不能喝咖啡，”亨利宣布。

“没用完吧?”比尔急切地问。

“没有。”

“不是认为会影响我消化吧?”

“不是。”

比尔脸气得涨红了。

“那么我倒很想听你把话说明白，”他说。

“‘飞马’不见了，”亨利回答。

比尔一点不急，现出自认倒霉的神态，转过头坐着数一下狗。

“怎么搞的?”他漠然地问。

亨利耸耸肩说，“不知道，除非‘独耳’把它的皮带咬断了。它自己肯定是咬不断的。”

“该死的家伙，”比尔严肃而缓慢地说，丝毫没把心中的狂怒表露出来。“就因为它不能把自己咬脱，所以把‘飞马’咬脱了。”

“唉，不管怎样‘飞马’这下没麻烦了；我想它现在已被吃掉，在二十只不同的狼肚里翻腾，”亨利对刚失去的狗致着悼词。“喝点咖啡吧，比尔。”

但比尔摇摇头。

“快点，”亨利求道，举起壶。

比尔把杯子推在一边。“我要喝才该死得很呢。我说过失掉任何一只狗都不喝咖啡，说到就要做到。”

“咖啡好喝得要死呀，”亨利引诱地说。

但比尔很固执，他干吃了一顿早饭，一边吞食物一边咕哝着骂“独耳”的恶作剧。

“今晚我要把它们拴得互相碰不着，”他们上路后比尔说。

刚行到一百码多一点时，前面的亨利弯下腰拾起雪鞋碰到的什么东西。由于天黑他看不清，但摸出是什么。他把它抛回去，它落到雪橇上并往后弹，最后落到比尔的雪鞋上。

“也许你捆东西会用得着的，”亨利说。

比尔惊叫起来。那是“飞马”剩下的惟一东西——拴它的那根树枝。

“它们把它吃得一点不剩，”比尔说。“枝条都舔得这么光滑。连两边的皮带都吃了。真是饿得要死，亨利，这趟路结束前它们会动起你我的念头来的。”

亨利藐视地笑起来。“我以前每次被狼这样跟踪时情况还要糟得多呢，但我还不是好好的。我要把它们好些个讨厌的家伙弄来替本人做事，比尔，我的伙计。”

“难说，难说，”比尔不吉利地咕哝道。

“唔，等我们进入麦格里堡你就会全明白的。”

“我并不太感兴趣，”比尔固执地说。

“你精神不好，就这么回事，”亨利武断地说。“需要吃点奎宁，一到麦格里堡我就在附近给你弄来。”

比尔叽里咕噜不同意他的诊断，然后沉默。这天一如既往。九点钟天亮，十二点看不见的太阳使南边的地面暖和起来，接着是阴冷的下午，三小时后天就黑了。

太阳努了一番力也没能出来。这时比尔从捆在雪橇上的东西里抽出步枪，说：

“你往前走吧，亨利，我去看看周围的情况。”

“你最好别离开雪橇，”同伴反对道。“只有三颗子弹，说不准会发生什么事。”

“谁在呱呱抱怨了?”比尔得意地问。

亨利没回答，一个人缓慢向前，虽然时时回头瞥一眼阴暗的荒野，同伴即消失在那里。雪橇不得不绕过一个地方，比尔抄近路，一小时后他们又会合了。

“它们分散得很开，并行前进，”他说。“一边紧跟我们一边寻找猎物。你瞧，它们对我们是有数的，只是明白要等些时间才能得手。同时碰着吃得的东西就顺便捕获。”

“你是说它们以为
对我们有数，”亨利直截了当地反驳道。

但比尔没理他。“我看见它们中的一些了，瘦得皮包骨。几个星期来除了‘胖子’、‘青蛙’和‘飞马’外什么也没吃，我想；还有很多连这点也没吃到呢。它们实在太瘦了，肋骨像洗衣板，肚皮都贴到了脊骨上。它们绝望到极点，告诉你。还会发疯的，留心点吧。”

亨利这时跟在雪橇后面，一会儿后轻轻发出一声警告的口哨。比尔回过头去看，然后悄声让狗停下。一个毛茸茸的形体鬼鬼祟祟从他们刚走过的最后的转弯处小跑出来，看得清清楚楚。它鼻子朝地，步子奇特轻盈，偷偷摸摸。他们停下时它也停下，抬头直盯住他们，嗅到并辨别他们的气味时抽动着鼻孔。

“是那只母狼，”比尔低声说。

狗已趴在雪地里，他走过它们和同伴一起站在雪橇旁，看着这只已跟了他们几天、并让一半的狗送命的奇怪动物。

这只动物仔细搜寻后又往前小跑几步。它这样跑跑停停重复了几次，直至来到不足一百码远的地方。它停下来，抬起头，紧靠一簇云杉树，用眼睛和嗅觉细察着两个注视着它的男人的装备。它像狗一样渴求地盯住他们，十分奇特，但这决不是狗的那种渴求。这渴求产生于饥饿，如它自己的獠牙一样凶狠，如严寒本身一样无情。

它比一般的狼都大，瘦削的身躯显露出它属于同类中最大的一种。

“它的肩宽近两英尺半，”亨利品评说。“我敢打赌差不多有五英尺长。”

“就一只狼来看，颜色也有点怪，”比尔评论道。“我从没见过红颜色的狼。它看起来像是浅红褐色的。”

这只动物当然不是浅红褐色。它的皮毛是实实在在的狼的皮毛，以灰色为主，也带点红色——这色彩令人迷惑，时隐时现，更像是一种幻影，时而成灰色，清清楚楚的灰色，时而闪现出模模糊糊的红色，而这颜色照一般的经验是无法划分的。

“完全像只拉雪橇的爱斯基摩大狗，”比尔说。“看见它摇尾巴我并不会感到意外。”

“喂，爱斯基摩狗！”他叫道。“嗨，你这个家伙，管你叫啥名字。”

“它一点也不怕你，”亨利哈哈笑道。

比尔挥手吓唬它，大声吼道，但动物一点也不显得害怕。能够看得出的唯一变化是它更加警觉了。它仍然带着饥饿的无情的渴求盯住他们。他们就是肉食，而它饿了；它如果胆大会来把他们吃了的。

“瞧，亨利，”比尔说，由于要说的事无意识放低了声音。“咱们有三颗子弹。不过这是要一枪命中的，不能有丝毫差错。它已弄走我们三只狗了，要阻止才行。你看呢?”

亨利点头同意。比尔小心从捆在雪橇上的东西下抽出枪，正要靠着肩膀，但没成。就在那一瞬间母狼从路上跳向一边，钻进云杉树丛消失了。

两个人面面相觑。亨利明白地吹出长长的口哨。

“我应该知道的，”比尔大声自责，放回枪。“很懂得吃饭时来到狗中间的狼，当然完全熟悉火器。现在我告诉你，亨利，那家伙是我们一切麻烦的祸根。要不是它，我们眼下该有六只狗而不是三只。我现在告诉你，亨利，我要去把它解决了。它太狡猾，无法在露天里射击。不过我要埋伏好，在林中伏击它，这是毫无疑问的。”

“你也用不着离开得太远了，”同伴劝道。“假如那群狼向你扑来，三颗子弹根本抵不了事。那些动物饿得要死，一旦扑过来你肯定会没命的，比尔。”

他们那晚早早扎了营。三只狗既没有六只狗拉得快也没有它们拉得久，并且显然已精疲力竭了。他们很早睡觉，比尔先看看狗是否彼此都咬不着。

但狼群越来越胆大，不止一次把他们从睡梦中吵醒。狼靠得实在太近，把狗吓得发狂，他们必须时时给火加柴让那些冒险的掠夺家伙退到更安全的地方。

“我听见过水手们说鲨鱼追踪船的事。”一次加完柴后比尔钻回毯子时说。“唔，那些狼就是地上的鲨鱼。它们比你我还精通自己干的事，这样紧追我们可不是闹着玩的。它们要捕到我们，满有把握要捕到我们，亨利。”

“它们已差不多捕到你了，那样说的话，”亨利激烈反驳道。“一个人说他被打败时实际已败了一半，从你对待此事的态度看，你已被吃掉一半了。”

“比你我强的人都没逃过它们，”比尔回答。

“唉，别再呱呱叫了，你让我累得要死。”

亨利在他一边气得翻来覆去，但意外的是比尔并不像他这样发脾气。这可不是比尔的态度，因为他容易被激烈的言词惹怒。亨利想了很久才入睡，眼睑耷拉下去快睡时还在想：“没错，比尔心情很不好。明天我得让他高兴起来。”

3. 饥饿的叫声

这天开头就吉利。晚上一只狗也没失掉，他们带着十分轻松愉快的心情上路了，钻入寂静、黑暗与严寒之中。比尔似乎忘记了头一晚上的凶兆，甚至和狗开起玩笑来；可中午时分，在一段糟糕的路上雪橇忽然翻了。

雪橇乱七八糟绞在一起，翻了个底朝天，卡在一根树干和一块大石头中间，他们不得不把狗解开重新整理。两个男人俯在雪橇上极力把它弄正，这时亨利注意到“独耳”鬼鬼祟祟地侧身走开。

“喂，你，‘独耳’！”他叫道，站起来转向那只狗。

但“独耳”撒腿就跑，穿过雪地，身后留下一串脚印。在他们后面的雪地上母狼正等着它。它向母狼靠近时突然警觉起来，放慢步子，小心斯文地走过去，然后停下。它仔细、迟疑但不无渴望地打量着母狼——母狼仿佛在向它微笑，讨好而不是威胁地露出牙齿。母狼顽皮地向前走几步，又停住。“独耳”向它靠近，仍然小心谨慎，竖起尾巴和耳朵，头高高昂起。

它试图和母狼嗅鼻子，但母狼顽皮忸怩地后退着。“独耳”每前进一步它就后退一步，它就这样一步步被引走，离开了人类伙伴的保护。一次，仿佛警告朦朦胧胧掠过它的灵性，它转过头看看翻倒的雪橇、同伴和叫它的两个男人。

但不管它是怎样想的，都被母狼驱赶得烟消云散；母狼先和它短暂地嗅一下鼻子，在它又靠近前再次忸忸怩怩地后退。

与此同时比尔想到了枪。但枪卡在翻倒的雪橇下，待亨利帮他扶起拉的东西时，“独耳”和母狼已靠得太近，距离太远，不能冒险射击了。

“独耳”明白了自己的错误，但已太晚了。两个男人看见它转身朝他们跑来，还不知怎么回事。然后他们看见十多只瘦削、灰暗的狼奔跑着穿过雪地，从右角冲向道路，切断它的退路。母狼的那种忸怩与顽皮立即消失，它嗥叫着扑向“独耳”。“独耳”用肩膀把它撞开；由于退路被切断，又一心要回到雪橇旁，它便从另一条路绕过去。更多的狼时刻在出现，加入到追击之中。母狼离“独耳”只有一步，紧追不舍。

“你去哪儿?”亨利突然问，一只手抓住同伴的胳膊。

比尔挣脱他。“我受不了啦，”他说，“只要我能阻止，就不能让它们再夺走狗。”

他提起枪一头钻进路边的下层丛林中，其用意是显而易见的。“独耳”正绕着雪橇奔跑，比尔以雪橇为中心打算赶在追击的狼前选定一个地点。手里有了枪，加上又是大白天，他可能会吓跑狼群把狗救出。

“喂，比尔！”亨利叫他。“小心些！别去冒险！”

亨利坐在雪橇上观察，无事可做。比尔已不见了，但“独耳”在下层丛林和簇簇分散的云杉里时隐时现。亨利断定它正陷入绝境。狗深知自己的危险，不过仍在外圈跑着，而狼群则在更小的内圈追赶。已经不能指望“独耳”抛开追踪的狼群，赶在它们前面冲过追击圈回到雪橇旁了。

狗从不同的方向冲向同一个地点。亨利知道在外面雪地里什么地方，狼群、“独耳”和比尔正在靠近，只是被树和灌木丛挡着看不见。事情发生得太突然，远远超过了他的预料。他听见一声枪响，然后是接连两声，知道比尔没子弹了。这时传来大声的嗥叫和吠叫声。他听出“独耳”恐惧的叫嚷，还听见一只狼被打中的哀叫。之后什么也没有了，嗥叫停止，吠叫消失，寂静再次笼罩着这片荒凉的土地。

他在雪橇上坐了很久。用不着去看发生了什么事。他非常清楚，仿佛就发生在眼前一般。有一次他被惊起，急忙从捆在雪橇上的东西下面取出斧子，但他又坐了更长时间，沉思着，剩下的两只狗蜷缩在脚旁发抖。

最后他疲倦地站起身，好像已精疲力竭了，开始把狗拴在雪橇上。他又把一根绳子套在肩膀上做成人拉挽绳，和狗一起拉雪橇。他没走多远，天色刚一变暗就急忙扎营，并注意是否有足够烧的柴。他给狗喂吃的，自己弄好晚饭吃了，紧靠篝火铺好床。

但他注定睡不好觉，眼睛还没闭上狼就移得很近，十分危险。现在已能轻而易举地看见它们了。它们缩成一个小小的包围圈把他和火团团围住，他看见它们清清楚楚映在火光里，躺下，坐起，趴在地上，或鬼鬼祟祟前后走动。它们甚至睡觉。这儿那儿他看见一只狼像狗一样在雪地里蜷作一团，偷睡现在不该它睡的觉。

他把火烧得很旺，明白只有它才能将他的肉体和它们饥渴的獠牙隔开。两只狗一边一只紧挨他求得保护，呜呜叫着，每每见一只狼又挨近一点时便发出绝望的嗥叫。这时整个一圈狼都会骚动起来，它们站起身试着向前逼近，顿时嗥叫声、急切的吠叫声四起。然后一圈狼又趴下去，这儿那儿某一只狼再次打起盹来。

但这圈狼不断缩小包围。它们每次移动很少的距离，这儿一只狼匍匐前进一点，那儿一只狼匍匐前进一点，包围圈越来越小，直到畜生们几乎可以向他扑过来。这时他就从火中抓起燃烧的木头向狼群砸去。它们又总是急忙后退，当燃烧的木头打中一只过于胆大的狼并烧焦其皮毛时，它发出愤怒的吠叫和惊恐的嗥叫。

早晨亨利憔悴疲乏，虽缺少睡眠眼睛仍睁得大大的。他摸黑做早饭，九点时天亮了，狼群后退，他便着手在漫长的夜里计划好的事。他砍掉一些幼树，把它们横着高高捆在直立的大树干上做成支架。又用捆雪橇的绳作吊绳，和狗一起把狭长的棺材吊到了支架上面。

“它们吃了比尔，还会吃了我的，但绝不会吃了你，年轻人，”他对着树坟里的死者说。

然后他又上路了，变得轻松的雪橇被狗乐意地拉着直往前奔跳，因为它们也明白只有到了麦格里堡才会安全。狼群现在更加公开地追踪，平静地小跑在后面，有的在两边并排而行；它们伸出红红的舌头，瘦削的两侧每动一下都露出波浪似的肋骨。它们太瘦了，仅仅是些皮袋子披在瘦骨嶙峋的身躯上，肌肉只剩下一些筋——如此之瘦，竟然还能站立而没马上倒在雪地里，亨利心里真感到吃惊。

他天一暗就不敢走了。中午，太阳不仅使南边的地平线暖和起来，甚至将其淡金色的上端延伸到地平线之上。他认为这是一种迹象：白天越来越长，太阳在回归。但它那欢乐的阳光刚一消失他就扎营了。还有几个小时是灰蒙蒙的白天和阴暗的黄昏 ，他便用这段时间砍了大量柴。

恐怖伴随夜晚而来。不但饥饿的狼越来越大胆，而且缺少睡眠也对亨利产生了影响。他不顾一切地打起盹来，蜷缩在火堆旁，毯子裹在肩上，斧头放在两膝间，狗分别紧靠两旁。有次他醒来时看见前面约十英尺远的地方有只大灰狼，是狼群中最高大的狼之一。甚至他看着时，这畜生还故意像只懒散的狗一样伸伸身子，直对着他打呵欠，带着一种充满占有欲的眼神看他，好像他实际上不过是一顿推迟了的食物，不久就会被吃掉的。

所有狼都显示出这种确信的样子。他数了一下，足足有二十只，它们要么饥饿地盯住他，要么静静地睡在雪地里。它们让他想起围坐在餐桌旁，等待吃食物的孩子。而他就是它们要吃的食物！他不知道自己将怎么样，何时被吃掉。

他给火大量添柴时，发现自己开始欣赏起自己的身体来，而以前从没这样过。他看着自己活动的肌肉，对手指熟练的技巧深感兴趣。火光下他慢慢地、重复地弯曲着手指，时而弯曲一只，时而全部弯曲，把它们伸得很开，或者很快做着抓的动作。他仔细观察指甲的形状，戳着指尖，一会儿剧烈一会儿轻柔，随着神经的感觉而调整着。他被迷住了，突然喜欢起自己精巧的肉体——它活动得那么美妙、圆滑、灵巧。然后他又担忧地看一眼围在四周期待的狼群，仿佛当头一棒，意识到自己美妙的身体，这活的肉体，不过是一堆肉食，是饿极的动物追寻的东西，将被它们渴求的獠牙撕裂、咬烂，被它们吃掉，正如驼鹿和兔子常常被他吃掉一样。

他从瞌睡中醒来（其中一半是噩梦），看见面前呈红色的母狼。它不过六英尺远，坐在雪地里渴望地盯着他。两只狗在他脚旁发出呜呜声、嗥叫声，但它毫不理睬。它只盯住男人，他也盯了它一会儿。它一点威胁的样子也没有，只是极度渴望地盯住他，但他知道这是饥饿的渴望。而他就是吃的东西，看见他就激起了它的食欲。它张开嘴流出口水，馋涎欲滴，高兴地期待着。

他感到一阵害怕，急忙去抓柴火打它。但当他伸出手去，手指还没抓住柴火时，它已退到安全地方；他明白它对向它打去的东西都习以为常了。它一边跑一边嗥叫，白獠牙全部露出来，一切渴望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要吃人的恶毒行为，使他不寒而栗。他看一眼握着柴火的手，注意到灵巧的手指是怎样调整着以适应柴火木头上凹凸不平的表面，在粗糙的木头上下左右卷曲着；一只小指由于离燃烧的部分太近，敏捷、自动缩回到稍凉的地方以免烫伤。与此同时他似乎看见这些同样敏捷灵巧的手指被母狼的白獠牙咬烂、撕裂。在他的身体危在旦夕之际，他对它从未有过这样的喜爱。

他一晚上都在用燃烧的木柴击退饥饿的狼群。有时他不顾一切打起瞌睡来，狗便发出呜呜声、嗥叫声把他吵醒。早晨到了，但日光第一次没能驱散狼群。他徒劳地等着它们离开。它们仍然包围着他和火堆，显示出一种自若的傲然神气，使他由晨曦带来的勇气也动摇了。

他铤而走险试图上路，但一离开火的保护最胆大的狼就向他扑来，令他猝不及防。他赶紧跳回去才一时得救，不过狼已从他大腿上一口咬下近六英寸长的肉。其余的狼这时也激动了，凶猛地扑向他，他不得不左右挥舞燃烧的木头才把它们赶回到一定距离之外。

即便大白天他也不敢离开火堆去砍柴。二十英尺远的地方高耸着一棵死掉的云杉树。他花了半天时间把营火延到树边，随时准备着五六根柴火向大敌打去。一次他在树旁仔细观察周围的树林，以便把树砍倒在大部分柴火的一边。

这晚和前晚一样，只是他实在控制不住想睡。狗的嗥叫越来越不灵了。此外，它们一直叫个不停，他的感官变得麻木昏然，不再注意到其音高和强度的变化。他被惊醒了。母狼就在离他不到一码远的地方。这么近的距离他是不会放过它的，于是机械地把一根燃烧的木头正正向它张开嗥叫的嘴打去。它一下跑开，痛得直叫，而他则高兴闻到烧焦的肉和毛的气味，看着它在二十英尺远处愤愤地摇头大叫。

但这次，他在再次打瞌睡前先把一根燃烧的松树节套在右手上，眼睛只闭上几分钟手旁燃烧的火焰就会把他惊醒。他用这种办法熬过了几小时，每次惊醒就用燃着的柴把狼打回去，再给火添柴，并重新把松树节套在手上。这一切很起作用，可有次他没把松树节套好，闭上眼时它脱开了。

他做起梦来，好像已到了麦格里堡。他感到温暖舒适，正与交易站的代理商玩着纸牌呢。他也觉得这个堡被狼包围着。它们就在门口嗥叫，却怎么也进不来；有时他和代理商停下手中的牌倾听，嘲笑它们。梦真奇怪，这时传来猛烈的碰撞声，门被突然撞开。他看见狼大群涌进麦格里堡巨大的起居室里，径直向他和代理商扑来。由于门被猛然撞开，狼的嗥叫声一下震耳欲聋。这时嗥叫使他心烦不安。他的梦与另外的东西合在一起——他不知是什么，不过狼的嗥叫一直紧跟着他。

然后他醒来发现狼真的在嗥叫。嗥叫声、吠叫声不绝于耳，狼群正向他冲来，把他团团围住，向他扑着。一只狼咬住了他胳膊，他本能地跃向火里，但就在一跃之际，感到狼牙猛地撕裂了他腿上的肉。他和狼展开生死交战。结实的连指手套暂时保护了他的手，他捧起燃烧的柴火向四周撒去，直到营火成了一座火山一般。

但这样是不能持久的。他的脸烧得起泡，眉毛和眼睫毛被烧掉，双脚烧得无法忍受。他每只手抓着一根燃烧的木头，跳到火边。狼已被赶退。在每一边凡是柴火落下去的地方雪都发出咝咝的声音。每隔一会儿又转来一只狼疯狂地扑着，发出哼哼声、嗥叫声，表明一处燃烧的柴火已被踩灭。

他把柴火向最近的死敌砸去，再把被熏烧的手套插入雪里，四处踏着以便冷却双脚。两只狗不见了，他很明白它们已作了延迟的大餐中的一道菜——大餐几天前从“胖子”开始，而最后一道菜可能就是以后几天里的他了。

“你们还吃不了我！”他叫着，凶狠地对饥饿的野兽挥拳头。听见他的叫声围着的狼都骚动起来，嗥叫起来，母狼穿过雪地偷偷来到他近旁，饥渴地盯住他。

他着手实行产生的新想法，把火延伸成一个大圈。他就蜷缩在这个火圈里，身下用睡觉用的东西隔着以免被融化的雪打湿。当他陷入这圈火焰之中时，所有的狼都好奇地来到火边看发生了什么事。它们只能到此为止，于是像许多狗那样围成一小圈停下，在不习惯的暖火旁眨眼睛，打呵欠，伸展瘦削的身子。然后母狼坐下来，用鼻子对着一颗星发出长嗥。狼一只接一只和母狼一起嗥叫，最后整个狼群都蹲下身子，鼻子对着天空发出饥饿的叫声。

黎明到来，之后天亮了。火小下去，柴已烧完，需要再弄些来。他想走出火圈，可是狼立即向他涌来，燃烧的木头使它们跳向一边，但不再后退。他无法把它们赶回去，只好作罢，跌跌绊绊回到火圈内。这时一只狼向他扑来，但没扑着，四脚踩在木炭里。它吓得直叫，同时嗥叫起来，仓皇逃回去在雪地里把脚爪弄冷。

他又蜷缩着坐在毯子上，身子前倾——两肩松弛，低垂，头放在膝上，表明他放弃搏斗了。他时而抬头看看渐渐熄灭的火。这圈火焰和木炭变成一段一段的，中间出现了缺口。这些缺口越来越大，而一段段的火越来越小。

“我想现在你们可以随时来吃我啦，”他含含糊糊地说。“管它呢，我要睡了。”

有次他醒来，在火圈里的一个缺口处，看见母狼就在面前直盯住他，但他又睡着了。

片刻之后他又醒来，虽然好像过了几个小时，一个神秘的变化发生了——神秘得使他更惊醒了一些。发生了什么事情，最初他弄不明白，然后才发现。狼群不见了，只留下一片被踩得乱糟糟的雪，说明它们曾离他多近。睡意涌上来又使他失去控制，头耷拉在两膝间。之后他再次被惊醒。

这时传来男人们的叫喊声，雪橇的搅动声，挽具的吱嘎声，以及过劳的狗群急切的呜呜声。四只雪橇从河床处来到林中的这个营地。六个男人围着蜷缩在渐渐熄灭的火中间的人，摇他推他让他醒来。他像个醉人似的看着他们，用十分奇怪、没精打采的话咕哝道：

“红母狼……吃饭时和狗来……先吃狗食……然后吃狗……接着吃了比尔……”

“艾尔弗雷德少爷在哪儿?”一个人在他耳边吼道，用力摇他。

他慢慢摇头。“不，它没吃他……他在最后那个营地一棵树上。”

“没命了?”那人大叫道。

“在一个箱子里，”亨利回答。他生气地使劲挣脱问他的人的手。“唉，你放开我……我困得要死……各位晚安。”

他的眼睛颤动几下闭上了，下巴搁在胸口上。他们把他安放在毯子上时，他的鼾声正升入寒冷的空中。

但这时还传来另一种声音，遥远而脆弱。那是饥饿的狼群的叫声——它们刚才没能吃掉这个人，现在寻着另外的肉迹跑了。

第二部 生于荒野

1. 獠牙之战

是母狼最先听到男人们的声音和雪橇狗的呜呜声，最先从被困在渐灭的火焰中的男人身边跳开。狼群很不情愿放弃已经穷追到的猎物，徘徊了几分钟，听明白确有声音，才跟着母狼跑开了。

跑在狼群前面的是一只大灰狼——它是几只领头狼之一，是它领着狼群跟在母狼后面。当小一些的狼野心勃勃想超过它时，它就发出警告的嗥叫或用牙齿咬它们。是它看见母狼这时小跑穿过雪地，领着狼加快了步子。

母狼放慢步子和它在一起（好像这是自己约定的位置），与狼群一道前行。公狼并不对它嗥叫，或者龇牙咧嘴，而母狼随便跳一步都会赶到前面去。相反，它对母狼十分友好，以致友好得过了头，经常跑到它身边。靠得太近时，嗥叫、龇牙的倒是母狼了。有时它也会狠狠咬公狼的肩膀，这时公狼一点也不生气，只是跳到一边，呆板笨拙地往前跑几步，行为举止颇像一个害臊的乡村少年。

在照管狼群中这是它惟一的麻烦，但母狼却还有其他麻烦。它另一边跑着一只瘦削的老狼，浑身灰色，在许多次战斗中留下不少伤痕。它总是跑在母狼右边，大概因为只有一个左眼的缘故。它也老爱挤在母狼旁边，向它接近，直到满是伤痕的口鼻碰着它的身子、肩膀或脖子，正如母狼对待跑在左边的伙伴一样，它也用牙齿挡回这些殷切的表示；可是当两只狼同时献殷勤时，它便被猛烈地挤来挤去，不得不左右猛咬赶走两个“情狼”，同时还得看清前面的路，领着狼群跑。这时两个一起奔跑的“情狼”在它身体两边，龇牙咧嘴威胁地嗥叫，它们本来是会打一架的，但即使是求爱、争夺配偶也得等到解决了狼群更紧迫的饥饿之需后再说。

老狼每次被击退后，便突然离开它渴望得到的利齿母狼，用肩去撞跑在瞎眼一边的一只三岁小狼。小狼虽然年幼，但却长足了身材；鉴于整个狼群都饥饿体弱，它还算是比较有精神与活力的。但是，它只能以头与独眼老狼的肩并行。当它大胆地要与老狼并肩而行时（只偶尔一次），老狼便会对它嗥叫，向它猛咬，让它又后退一些。有时小狼又小心翼翼慢下来，缓缓插到领头大灰狼与母狼之间。这时它便会引起两只狼甚至三只狼的不满。母狼嗥叫表示讨厌，于是领头大灰狼猛转身向小狼扑去。

这时，年轻的狼受着三副凶狠的牙齿攻击，猛然停下，蹲起身子，前腿挺直，汪汪恐吓着，毛发直立。狼群本来在前进中，但前面的混乱必然引起后面大乱。后面的狼撞在小狼身上，猛咬它的后腿和两侧，以示不满。它这是自找麻烦，因为肚子饥饿总会引来脾气暴躁；但它年轻，充满自信，所以每隔一会儿又玩弄一下这种把戏，尽管什么利益也占不到，只会把自己搞得狼狈不堪。

假若有东西吃，早就不会有求爱打架的事了，这队狼群也已解散。但它们眼下的处境是绝望的，因长期挨饿个个瘦骨嶙峋，跑得也不像平时那么快。幼小年老、虚弱不堪的狼一瘸一拐拖在后面，最强壮的狼跑在前面，不过全都像是骷髅而非丰满的狼。然而，除了一瘸一拐的狼外，其余的狼都跑得并不费力，不知疲倦似的。它们多筋的肌肉像源泉一般，充满无穷无尽的活力。钢铁般的肌肉一次次收缩着、收缩着，似乎永无终止。

那天它们跑了很远的路。一个晚上都在跑，第二天仍然不停地跑。这是一个冰冻严寒、死气沉沉的世界，它们就在这世界的地面上跑着。没有一点生命的动静，只有这群狼在穿过广袤死寂的世界。只有它们才有生命，而它们在寻找着其他有生命的东西，以便吃掉后生存下去。

它们穿过低矮的分水岭，在一个低矮地区沿十多条小溪前进，终于找到了食物。它们遇上麋鹿，这是它们第一次碰到一只雄麋鹿。这不是生命和肉食吗?没有任何神秘的火堆和投掷的火焰保护。它们知道这东西长着八字形蹄子和掌状角，它们把平常的耐性和谨慎都抛到了九霄云外。搏斗没用多少时间，十分激烈。巨大的雄麋鹿被团团围住。它将一些狼撕裂，或者用大蹄狠狠把它们的头击碎。它用巨大的角刺破它们身子，在翻滚的拼搏中把它们压在雪地上。但它的命运是注定了的。母狼凶狠地撕破它喉咙，它遍身被狼牙咬着，倒了下去，被活活吞吃——这时它还在挣扎，还没有彻底死掉呢。

可真是一大堆肉呀。雄麋鹿重八百多磅——这四十多只狼每只都可吃足足二十磅。但如果说它们能惊人地禁食的话，它们同时也贪吃得惊人，几小时前还活生生面对狼群的大兽，转眼就只剩下零乱的骨头了。

狼群好好休息了一下，睡了一觉。现在肚子吃得饱饱的，小些的公狼开始你争我斗起来，一直持续了几天，狼群才解散。饥荒过去了。狼来到有猎物的地区，虽然它们仍成群追猎，不过更加小心，只从遇见的小型鹿群里猎取笨重的雌鹿或跛脚的老雄鹿。

在这片富饶的地区，有一天狼群分成了两半，各自分道扬镳。母狼、它左边的年轻领头狼和右边的独眼老狼，领着一半狼群向下边的“马更西河”跑去，并进入东边湖泊地区。这一群狼也一天比一天少。公狼和母狼一对对地离开群体，时而一只公狼被对手尖利的牙齿咬出队伍。最后竟只剩下四只狼了：母狼、年轻的领头狼、独眼老狼和野心勃勃的三岁小狼。

母狼现在变得凶残起来。它的三个求爱者身上全都留下了它的牙印。但是它们从不以牙还牙，从不反击它。它们用肩膀挡住它最凶猛的牙齿，摇动尾巴，忸忸怩怩走来走去，极力平息它的怒气。不过如果说它们对母狼百依百顺的话，那么相互之间却是无比凶残的。三岁小狼的凶残中表现出太大的野心。它咬住独眼老狼瞎眼一边，把老狼的耳朵撕成碎片。虽然灰白的老家伙只能看见一边，但它与年轻力壮的狼搏斗着，把长年累月学到的机智都施展出来了。它的瞎眼和满是伤疤的口鼻就证明它饱经沧桑。它已身经百战，时刻都会果断地采取行动。

战斗开始还公正，但最后就不公正了。结果如何不言而喻，因为另一只公狼加入到老狼一边，一齐向野心勃勃的三岁小狼发起进攻，要致它于死命。它两边被昔日的伙伴挡住。虽然它们曾一同追猎，捕获猎物，忍饥挨饿，但这些都忘得一干二净。那已是过去的事情。眼下是要解决情爱的问题——这件事总比觅食更严峻，更残忍。

与此同时，罪魁祸首母狼却心满意足地在一旁蹲着观看，甚至乐滋滋的。这可是它重大的日子，这样的日子并不常有——狼毛直立，獠牙与獠牙撞击，或撕破柔软的肉体，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占有它。

在这场情爱之争中，三岁小狼第一次冒险就送了命。它的两边各站着一个情敌，它们直盯住母狼，母狼坐在雪地里面带笑容的样子。可是老狼即便在情爱上也和战斗中一样狡猾，非常狡猾。这时年轻的领头狼转过头去舔肩上的伤，脖子上的曲线正对着老狼。独眼老狼看准机会，一下俯冲过去咬住它脖子，撕开又长又深的一大块肉，同时把喉头的大血管壁也咬破了。然后它跳在一边。

年轻的领头狼发出可怕的嗥叫，可刚叫出一半就喉头发痒，咳嗽起来。虽然它已身负重伤，鲜血直流，咳嗽不止，但仍向老狼扑去，奋力搏斗；生命在它身上渐渐消失，腿越来越无力，目光显得阴沉下去，攻击、跳跃越来越柔弱。

整个这段时间母狼都蹲着身子，喜形于色。这场搏斗使它隐隐感到高兴，因为这就是野性的情爱，是自然性的悲剧。这悲剧只落到死者身上，对幸存者而言则不是悲剧，而是实现自我价值，获得成功。

年轻领头狼躺在雪地里不能动弹时，独眼狼便蹑手蹑脚朝母狼走去。它既表现出胜利的喜悦，又表现出谨小慎微的样子。它显然以为会遭到拒绝，可是母狼并没气愤地对它龇牙咧嘴，这又同样明显地使它吃惊。母狼第一次亲切地迎接它，和它嗅鼻子，甚至屈尊像小狗似的活蹦乱跳，互相嬉戏。独眼狼尽管岁数不小，十分老练，但此时也表现得像小狗一样，甚至还要傻气一些呢。

它们已忘记了被征服的对手和用鲜血写在雪地上的爱情故事。全都忘了，除了惟一一次当独眼老狼停下片刻，去舔变得僵硬的伤口时。这时它半嚅动着嘴唇发出嗥叫声，脖子和肩膀上的毛发无意竖起；身子半蹲着准备扑过去；脚爪痉挛地抓住雪表面让身子更平稳一些。但这只是一刹那间，之后忘得一干二净；然后它向母狼扑去，紧追着忸忸怩怩的母狼穿过树林。

之后它们肩并肩地跑着，像两个相互谅解的好朋友一般。日子一天天过去，它们厮守在一起，共同追猎食物，杀死吃掉。一段时间后母狼变得不安了，好像在搜寻什么找不到的东西。伐倒的树木下面的洞穴似乎吸引着它，它用大量时间去嗅岩石里和突出的田埂洞里雪堆起来的大裂缝。虽然独眼老狼一点不感兴趣，但仍温和地跟着去探寻；如果母狼在某个地点耽搁的时间特别长，它就趴在一边直等到母狼离开。

它们并不呆在一个地方，而是穿过一片片野地返回到马更西河，慢慢沿河而行，经常离开，沿着进入马更西河的小溪追猎，但过后又总是回到河边。有时它们会遇上其他狼，通常成双成对；但彼此没有任何要交往的友好表示，见面一点不显得高兴的样子，根本不想回到狼群中去。有几次它们遇见孤独无伴的狼，全是公的，它们一再坚持要加入到独眼狼和母狼中间。但独眼狼不满，母狼也和它站到一边，毛发直立，龇牙咧嘴，心怀奢望、孤独无伴的狼只好退后，转身继续孤孤单单地走开。

一个月明之夜，独眼狼在静静的森林中跑着时突然停下。它抬起头，挺直尾巴，鼻孔张大嗅着空气。它还像狗一样抬起一只脚。它仍不满意，继续嗅着空气，极力要弄明白空气中带来的信息。而母狼随便嗅一下就明白了，小跑过来消除它的疑虑。它跟在母狼后面，仍半信半疑，禁不住时而停下，以便对传来的警报作更细致的探察。

母狼在林中一片开阔地边缘小心翼翼爬行过去，它独自站了一会儿。这时独眼狼也潜行着，爬到它身边，每个功能都处于警觉状态，每根毛发散发出无限的疑心。它们并排站着，一边观察、倾听、嗅闻。

耳边传来狗吵闹扭打的声音，男人刺耳的叫喊，女人尖声的责骂，一次还传来一个孩子悲哀的哭叫。除了用许多大树皮盖的棚屋和火光外，几乎见不到什么东西；人影的晃动时而挡住火光，烟在静谧的空气中徐徐上升。但是，大量印第安人营地的气味传入它们的鼻孔，其中的情况独眼狼知之甚微，不过母狼对其细节却一清二楚。

母狼出奇地躁动不安，不停嗅着，越来越高兴。但独眼老狼却心怀疑虑，并流露出担忧，犹豫不定地离开。母狼转身用口鼻触它脖子，让它放心的样子，然后又注视着营地。它显露出一种新的渴望，但并非饥饿的渴望。它非常兴奋，一种强烈的渴望催促它走过去，靠近火堆，与那些狗打闹一番，并躲开男人们摇摇晃晃的脚步。

独眼狼不耐烦地跟在它旁边；母狼又躁动不安起来，再次意识到了迫切需要找到所寻找的东西。它掉转身小跑进森林里，让独眼狼大为宽慰；独眼狼跑在前面一点，最后它们完全隐藏于树林中。

它们在月光下像幽灵似地悄然前行，遇见一条小路。两只狼都去嗅雪地上的脚印。这些脚印是刚踩出的。独眼狼小心地跑在前面，同伴紧跟在后面。它们宽大的脚掌到处印在天鹅绒般的雪地上。独眼狼在一片白茫茫的雪地里瞥见一个白色东西隐隐移动。它滑动步子，你误以为很快，但就其现在跑的速度而言微不足道。独眼狼发现的那个柔弱的白色傻瓜在前面一跳一跳的。

它们在一条狭窄的小路上跑着，两边是些小云杉。透过树林可看见小路口，通往一片月光照耀的空地。独眼老狼很快追上逃跑的白色形体，一步步逼近。现在它就要捉住了，再一跳就会咬住那家伙了。但它却根本没跳成。那白色形体一下笔直地高高跃起，再也回不到地上——原来是只雪兔，它跳着奔着，用力挣扎，在独眼狼头上稀奇古怪地舞动身子。

独眼狼被猛然吓了一跳，喷着鼻息倒退回来，缩回身子蹲伏在雪地上，威胁地对着弄不明白的可怕东西嗥叫。但母狼却不惊慌，从它身边猛冲而过，平稳一下身子，就向舞动着的雪兔扑去。它也跃得很高，但还够不着猎物，牙齿空咬了一下，像金属一样发出啪的声音。它又扑一次，接着再扑一次。

蹲伏的独眼狼慢慢放松身子，观看着母狼。看见母狼一次次失败它表现出不满，自己用力往上跳了一下。它咬住了兔子，把它一起拖到地上。但与此同时旁边什么东西也跟着动，发出啪的一声，十分可疑；独眼狼吃惊地看见一棵云杉幼树从它上面弯下来要打着它。它放开雪兔，跳回来躲开这奇异的危险，龇牙咧嘴，喉头发出嗥叫，既怒又怕，每根毛发都竖起来。这时小树又将细长的身子打直，雪兔再次舞动着升到空中。

母狼气愤了。它用獠牙责备地咬住同伴的肩膀；独眼狼被吓了一跳，不明白为什么母狼又攻击它，猛然往后一退，并更加惊恐地撕破了母狼口鼻上的皮。对这种责备表示不满，对它和对母狼显得同样意外，母狼愤怒地嗥叫着向它扑来。这时它才发现自己错了，极力抚慰。但母狼开始狠狠处罚它，最后它才全然放弃了抚慰的企图，旋转着身子，把头避开，用肩膀去抵挡母狼獠牙的惩罚。

同时兔子仍在它们头上舞动身子。母狼在雪地上坐下；独眼老狼现在更怕的是同伴而不是神秘的小树，它再次向兔子扑去。当它咬着兔子落到地上时，眼睛仍盯住小树。像先前一样，小树也跟着它弯到地上。它蜷缩着，树像要向它打来似的；它毛发直立，但仍紧紧咬住兔子不放。可树并没向它打来，仍然弯曲在它上面。它动树也动，它咬着牙对树发出嗥叫；它不动树也不动，因此它断定保持不动更安全些。然而嘴里兔子温暖的血味道却不错。

它发现自己陷入窘境中，是同伴救了它。母狼把兔子抓过去，尽管小树在上面威胁地摇动着，它仍不慌不忙咬下兔子的头。小树立即弹起去，再没什么麻烦了，按照大自然的意愿端庄正直地长着。之后，母狼和独眼狼便一起吞吃了神秘的小树为它们捉到的猎物。

在另外一些小路上兔子也被悬挂在空中，这对狼设法将它们全都弄到了手；母狼领路，独眼老狼留心跟在后面，学会了劫掠陷阱中的猎物的方法——这一知识注定将来会给它带来好处。

2. 兽穴

两天来母狼和独眼狼都在印第安人营地附近荡着。独眼狼担心忧虑，可同伴被营地吸引，不愿离去。然而一天早上，近处传来步枪的枪声，一颗子弹打在离独眼狼的头只几英寸远的树干上。这时它们才不再犹豫，不停地飞跑着离开，很快把危险远远抛在后面。

它们并没有走多远——只几天的路程。母狼需要找到一直寻找的东西，现在变得迫切起来。它身子长得很笨重，只能慢慢地跑。有一天追逐一只兔，平常它是轻而易举就捉住了的，但这次却放弃了，趴下来休息。独眼狼来到它身边，用口鼻轻轻触动它脖子，可它却暴躁凶狠地猛咬老狼；老狼极力躲开它的牙齿，不料往后跌倒在地上，十分可笑。母狼的性情越来越暴躁，但老狼却越来越耐心，也更加担忧。

然后母狼终于找到了它寻找的东西。它们沿一条小溪上游走了几英里，这小溪春天时流入马更西河，但此时完完全全冻结——从头至尾凝固成一片白色，成了一条死溪。母狼疲乏地小跑着，同伴远远在前，这时它突然遇见一个高高悬伸出来的泥堤，便转身小跑过去。春天的暴风雨以及冬天的融雪一次次冲击着，把堤岸下面冲掉，并在一个狭缝里形成了一个小洞。

它在洞口停下，俯身仔细观察堤壁。然后它在两边堤壁底部跑着，来到高悬的泥堤渐渐变平顺的地方。它又回到洞旁，进入狭窄的洞口。在洞口内三英尺的短距离内，它不得不蹲伏身子前进，然后洞壁变宽升高，形成一个圆圆的小室，直径几乎有六英尺。洞顶刚好比它的头高一点。洞内既干燥又舒适。它非常小心地检查着，而此时独眼狼已回来，站在入口处耐心观察它。母狼低下头，鼻子在地上嗅着，嗅到它紧并在一起的脚旁的一个地点，绕着这个地点转了几圈，然后它疲倦地发出一声叹息，几乎是在打呼噜，蜷缩身子，放松四腿，趴在地上，头向入口。独眼狼尖着耳朵注意倾听，嘲笑母狼的样子，身子映衬在外面明亮的光里，母狼看见它的尾巴温和地摇动着。它自己的耳朵舒适地蜷伏一下，然后将尖尖的部分往后靠在头上一会儿，张开嘴，平静地伸出舌头，以此表示它愉快而满足。

独眼狼饿了。它虽然趴在洞口睡着了，但时时醒来，翘起耳朵倾听外面明亮的世界，四月的阳光强烈照耀在雪地上。它打着盹儿，不知什么地方悄然传来流水细小的涓涓声，它便醒来，聚精会神地听着。太阳又回来了，整个北方复苏的世界在向它召唤。生命在苏醒。它感到空气中弥漫着春的气息，雪下面的生命在成长，树液在上升，蓓蕾在冲破冰冻的束缚。

它一次次焦急地瞥一眼同伴，可母狼一点不想起来的样子。它看看外面，六只麻雀似的鸟从眼前飞过。它站起身，又回头看看同伴，再次趴下打瞌睡。一种刺耳、细微的嗡嗡声悄悄传进它耳里。它一次、两次昏昏欲睡地用脚爪拂鼻子，然后醒了。瞧，在它的鼻尖上，一只孤独的蚊子正在空中嗡嗡直叫。这是一只很成熟的蚊子，整个冬天都冻在一根干燥的原木里，现在太阳把它融化出来。独眼狼再也无法抵挡世界的召唤，另外肚子也饿了。

独眼狼爬到同伴身边，极力劝它站起来，可是母狼只对它嗥叫。它只好独自走出去来到明媚的阳光下，感到脚下的雪已变得软和，路不那么好走了。它沿冻结的溪床上游走去，这里的雪被树林遮着，仍然坚硬如水晶一般。它出去了八个小时，穿过黑夜回来时比离开时还饿。它发现过猎物，却未能捉到。它曾冲过融化的雪壳，翻滚在雪地上，而雪兔和先前一样轻盈地飞跑在前面。

它在洞口停下，因疑心突然感到震惊。里面传来细微奇怪的声音。这不是同伴的声音，但却模模糊糊感到熟悉。它小心地匍匐爬进去，可是母狼嗥叫着发出警告。它一点不心烦，服服帖帖趴在一边，不过仍对那些异样的声音感兴趣——模糊不清、微弱低沉的呜呜叫声。

母狼烦躁地警告它走开，它便蜷缩着睡在洞口。早晨朦胧的光弥漫进兽穴，它再次探寻着那有些熟悉的声音从何而来。同伴警告的嗥叫中有了一种新的调子。那是戒备的调子，使它非常小心地保持着一定距离。然而它还是发现了有五只奇怪的小生命挤作一块，躲在母狼身子下面四条腿之间它们极其柔弱，自己完全不能动，发出细微的呜呜声，眼睛闭着。独眼狼吃了一惊。在它漫长而成功的生活里这种事可不是第一次。它已遇到过多次了，但次次都让它像往常一样感到新鲜吃惊。

同伴忧虑地看着它。每隔一会儿母狼都要发出低声嗥叫，有时觉得独眼狼离得太近时便突然发出尖利的嗥叫。母狼在自己的经历中，根本记不得发生过这种事；不过凭着本能——这是所有做母亲的狼都有过的经验——它有一种潜在的记忆，就是做父亲的狼会把它们新生无助的后代吃了。这显示出它内心有一种强烈的害怕，使它不让独眼狼靠得很近来查看自己养育的幼兽。

但根本没什么危险。独眼老狼感到一种冲动，就是说，它也产生了所有为狼之父的本能。它对此毫不怀疑，毫不迷惑。它骨子里非常清楚，因此应该服从这一本能，转身离开新生的家庭，跑出去寻找肉食，它就是以此为生的——这是世上再自然不过的事。

离兽穴五六英里远，小溪分道，形成几个分叉，在右角的山中分流而去。在这里，它沿着一条左分流而上，遇到一道新的脚印。它去嗅着，发现是才踏出的，赶紧蹲下，往脚印延伸的方向看去，然后审慎地转身向右岔走去。脚印比它自己的大得多，它明白循着这样的印迹是猎不到什么肉食的。

沿右溪上去半英里处，它敏锐的耳朵听见了牙齿咬啃的声音，于是向猎物潜近，发现是只豪猪，正挺直身子趴在树上啃树皮。独眼狼小心靠拢，却没什么希望。它知道这种动物，尽管以前在北方这么远的地方从未遇见过；在它漫长的生活中也从未享用过豪猪肉。不过它早就知道有一种叫做“机遇”或“机会”的东西，所以继续靠近，谁也说不准会发生什么，因为对于活物而言总会发生不同情况的。

豪猪卷作一团，把尖利的长刺全面展开，使其他动物无法攻击它。独眼狼年轻时曾嗅着离一个类似的、显然呆滞的“刺球”太近，被那尾巴猛然往它脸上一拂。一根刺刺进它的口鼻上，弄得它发炎红肿几周后才脱落，因此它伏下去，舒舒服服地蹲着，鼻子离豪猪足足有一英尺远，离它的尾巴也远远的。它就这样等着，极其安静。下一步会怎样说不清，总会发生什么的。豪猪也许会张开身子。它也许有机会用爪子熟练地撕开豪猪毫无防备的柔嫩肚皮。

可是半小时后他站起身，愤怒地对着那一动不动的刺球嗥叫，往前跑了。以前它曾经常等豪猪伸开身子，但都白搭，所以不想再浪费时间。它继续沿右边分叉的小溪跑去，时间在消逝，但它一无所获。

复苏的父性本能在强烈驱使着它。它必须找到肉食。下午它碰见一只雷鸟，当时它正从灌木丛中出来，突然面对面地遇见这只迟钝的鸟儿。鸟坐在一根原木上，离它鼻尖不到一英尺。双方都看见了，鸟吃惊地一跃，但被独眼狼用爪子打在地上，在遭到攻击，极力穿过雪地想又飞到空中时被咬住了。独眼狼咬破柔嫩的肉和骨头，自然张口就吃，这时它想起出来的目的，转身循着原路返回，嘴里含着雷鸟。

在小溪分叉处上方一英里处，它习惯地跑在松软的雪地上，像个悄然而行的幽灵谨慎探寻着每条新的踪迹，这时遇见了一大早发现的那些踏出不久的大脚印。它循着脚印走去，随时准备在小溪的每个弯处遇上留下脚印的家伙。

它把头悄悄从一个岩石角探出去（这儿溪水形成异乎寻常的大转弯），敏锐的眼睛看见了什么，使它立即蹲下身去。原来是留下脚印的家伙——一只雌性大山猫。山猫正像它早上一样蹲伏在紧缩着的“刺球”前面。如果它先前是一个悄然而行的幽灵，那么现在只成了幽灵的一点影子，无声无息地绕过去，远远来到那两个沉静不动的家伙下风处。

它趴在雪地上，把雷鸟放在一边，透过低矮的云杉针叶观察着眼前生命的游戏——山猫和豪猪都等待着，彼此专注于生命。这就是游戏的奇特之处：一方的生命之路要被另一方断送，而另一方的生命之路则将继续下去。独眼老狼蹲在隐秘处，也在这游戏中扮演它的角色，等待出现意外的机遇，使它在追猎中（这是它的生命之路）有所收获。

半小时过去，一小时过去，什么也没发生。“刺球”虽然动了一下，但仍像块石头一般；山猫也许凝固成了大理石；独眼老狼像是死了。然而三只动物此时都一样紧张，甚至几乎是痛苦的，尽管现在好像都已僵化，但实际上是最敏感活跃的时刻。

独眼狼微微移动一下，越来越迫切地窥探着前面。眼前出现了情况，豪猪终于以为敌人走了。它慢慢地、小心地张开坚不可摧的球形盔甲，一点没预感到害怕。毛发直立的球体缓缓地、缓缓地伸开。独眼狼看着那活的肉仿佛像一顿美餐一样铺开，突然嘴里无意中湿润了，流下口水。

豪猪还没完全伸开身子就发现了敌人。在这一瞬间山猫开始袭击，动作快如闪电。它坚硬的脚爪像手一下抓住豪猪柔嫩的肚皮，猛地往回一撕。假如豪猪身子已完全张开，或假如山猫在袭击前一刹那没被发觉，那么山猫的脚爪就会安然无恙躲开了；可是它逃跑时被豪猪的尾巴从旁边一拂，脚就被尖利的刺扎了进去。

一切突然暴发出来——袭击，反击，豪猪痛苦地尖叫，大山猫在突如其来的伤害和惊恐中发出嚎叫。独眼狼兴奋中半立起身，耳朵竖起，尾巴挺直颤动着。山猫一怒之下，无法控制，凶狠地向伤害了它的家伙扑去。但是豪猪尖叫着，呼噜着，身子已被撕破，无力挣扎着卷作一团进行防御，又一次把尾巴拂过来，让大山猫再次伤痛，惊恐地直叫。然后山猫开始逃跑，一边打喷嚏，鼻子上插着一些刺，像一个怪模怪样的针插。它用脚爪抓鼻子极力把火辣辣的刺取掉，并把鼻戳入雪地里，在树枝上擦着，一直又痛又惊得发狂，上下左右乱蹦。

山猫继续打喷嚏，残存的尾巴快速剧烈地乱打。它停止了滑稽动作，静静地躺了整整一分钟。独眼狼在一旁观看。山猫这时出乎意料地一下跃到空中，同时发出长长的、非常可怕的尖叫，连独眼狼都不禁一惊，背上的毛发下意识竖起来。然后山猫沿小路逃跑了，每跳一下都发出尖叫。

直到山猫的尖叫声消失在远处，独眼狼才大着胆又往前移去。它走得非常小心，好像雪地上到处立着豪猪刺，随时会刺入它柔软的脚掌。见它靠近，豪猪发出凶狠的尖叫，长牙咬得直响。它拼命又卷作一团，可是无法卷得像先前那么紧了，因为肌肉已被撕得很烂。它几乎被撕成两半，还在大量流血。

独眼狼一口口地吃进浸有鲜血的雪，嚼着，尝着，吞下去。味道真不错。它饿得越来越厉害，但是它在世上太老练了，始终忘不了小心谨慎。它等待着，趴下去等待着；豪猪磨牙，打呼噜，发出呜呜声，时而还低声发出尖叫。一会儿后，独眼狼注意到豪猪的刺耷拉下去。它浑身颤抖，之后突然停止，长牙挣扎着最后猛咬了一次。这时所有的刺都彻底倒伏下去了，豪猪身子瘫软，再也不能动弹了。

独眼狼紧紧张张、缩手缩脚把豪猪身子拉直，翻过去仰躺着。仍毫无动静，它的确死了。独眼狼仔细看了片刻，小心咬住豪猪，半扛半拉地沿小溪离去，头偏向一边以免踩在多刺的植物上。它想起了什么，把豪猪放下，跑回到先前丢下雷鸟的地方。它毫不迟疑，非常清楚该做什么，立即吃掉雷鸟。然后回去又咬住豪猪。

它把一天捕猎的成果拖进洞里时，母狼仔细查看了一番，把口鼻转向它，轻轻舔它的脖子。可是随即母狼又发出嗥叫，警告它离开幼狼，不过嗥叫没有平常那么刺耳，与其说是威胁不如说是道歉。那种对幼狼之父本能的担忧减少了。独眼狼尽着做父亲的责任，毫无要吃掉母狼生下的幼小生命的邪念。

3. 小灰狼

它长得与兄弟姐妹不同。它们的毛发已显现出从母亲那里遗传下来的红色，在这一点上，只有它才像父亲。它是这一窝中惟一的小灰狼，是一只完全纯正的狼——就身体而言，实际上完全继承了独眼老狼的特征，只不过它有两只眼睛，而父亲只有一只。

小灰狼的眼睛没睁开多久，但它已能从从容容看得清楚了。它的眼睛还闭着时，就已开始触摸，品尝，嗅闻。它很知道自己的两个兄弟和两个姐妹，已柔弱、笨拙地和它们嬉闹过，甚至还争吵，发起怒来小小的喉咙颤动着，发出奇特的刺耳声（这是嗥叫声的前兆）。它早在眼睛睁开前，就通过触、尝、嗅来认识母亲了——这里是温暖和疼爱的源泉，它可以从此得到流质食物。母亲的舌头十分温柔，充满爱抚，舔着它柔嫩的小身体时使它感到安慰，促使它紧紧地偎依着母亲安然入睡。

在它生命的第一个月里，大部分时间都是这样睡过去的；不过现在它能看得很清楚，醒着的时间也更长些，对自己生活的世界也很了解了。这个世界很昏暗，但它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因为它根本不知道另外的世界。这里没什么光线，但它的眼睛从来就无须去适应任何别的光线。它的世界很小，被局限在兽穴的四壁里；但它也一点不知道外面广阔的世界，所以从来不为自己生存的狭小范围感到压抑。

但是它早已发现在自己这个世界里，有一堵墙与其他不同。那就是洞口，光明从那里进来。早在它有自己的思想和意志以前，就已发觉那边的墙与其他墙不一样。它眼睛还没睁开看看，那墙就有了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从墙那边来的光照在它紧闭的眼睑上，如火花一般微微闪烁，使它的眼睛和视神经颤动着；那光色调暖和，怪舒服的。它体内的生机，体内的每根纤维，组成它身体要素、与它自己生命不同的生命机能，已向往着那光明,驱使它身体向光明接近,正如植物内灵巧的化学成分驱使植物向往太阳一样。

它最初生下来尚无生命意识之时，就总向那洞口爬去。它的兄弟姐妹也跟着它一起爬去。在这期间，它们没有一个爬向后墙里更暗的角落。阳光把它们像植物一样吸引过去；组成它们生命的化学物要求得到生存必需的光；它们木偶似的小身子受化学物驱使，像葡萄树的卷须一样瞎爬着。后来，每只狼崽都有了个性，意识到冲动和渴望，这时光的吸引力便越来越大。它们总是向光明慢慢地、笨拙地爬去，然后被母亲驱赶回来。

就这样小灰狼除知道母亲柔软安抚的舌头外，又知道了母亲其他的特性。它一再要爬向光明，却发现母亲用鼻子使劲推它进行阻止，接着用脚爪把它压在地上，或者迅速狡猾地把它打得翻来覆去。这样它知道了伤害，尤其学会了躲避伤害——首先是不要造成伤害的危险，其次是造成这种危险后要躲避后退。这些都是有意识的行动，是它最初对这个世界进行判断后的收获。这以前它只机械地避开伤害，正如它机械地爬向阳光一样。以后它避开伤害是因为它明白
那是伤害。

它是一只凶猛的小狼。兄弟姐妹也一样。这是预料中的事。它是一只食肉动物，出身于杀生、食肉的物种，父母都以肉食为生。它刚生下来时摇摇晃晃的，吸到的奶也直接产生于肉食；现在它出生一个月了，眼睛才睁开一个星期，也在开始吃肉了——那是母狼半嚼过肉后，又吐出来喂给五只不断长大的小狼的，它的奶已经不够它们吃。

不过小灰狼是这一窝狼中最凶猛的。它比其余任何一只狼的嗥叫都大得刺耳。它那小小的怒气比它们的可怕得多。是它最先学会玩弄诡计，狡猾地用脚爪把同伴打翻在地。是它最先学会抓住另一只小狼的耳朵，又扯又拉，一边紧咬牙关一边嗥叫。母亲极力阻止小狼到洞口去，当然最不好管的还是它。

小灰狼感到那光的魅力一天比一天大。它不断冒险一点点向洞口移去，又一次次被赶回来。只是它不知道那是个入口。它对入口一无所知——那是动物从一处到另一处的通道。它根本不知道还有其他地方，就更不知道去那地方的路了。所以在它看来洞口就是一堵墙——一堵有光的墙。因为太阳是给外面居住者的，所以在它看来这墙就是它生活世界的太阳。这光亮的墙吸引着它，像蜡烛吸引飞蛾一样。它总是一心要靠近那墙。在它体内迅速扩展的生机不断催促它向光明的墙接近。它体内的生机懂得那是惟一的出路，是它注定要走的路。可是它对这些一无所知，根本不知道还有什么外界。

这堵光明的墙有件事很奇怪。它父亲（它已明白父亲是这个小天地里的另一个居住者，一个像母亲般的生物,睡在靠着光明的地方，为它们送来肉食。）可以走到远处光亮的墙里去，然后消失。小灰狼闹不明白。虽然母亲从来不让它靠近那堵墙，但它靠近了其他墙，柔嫩的鼻尖撞在坚硬的壁上，使它疼痛。几次这样的冒险后它就不去管那些墙了。它不假思索，就认为消失在墙里是父亲的一个特性，正如给它们喂奶和半嚼过的肉是母亲的特性一样。

事实上小灰狼并不爱思索——至少没有人们的那种思维习惯。它的大脑处于朦朦胧胧的状态。然而它的判断却像人的一样敏锐确定。它自有办法接受事物，而不问为什么，是何原因。实际上这就是分类行为。它从不操心一件事“为什么”发生，“如何”发生对它就足够了。于是，鼻子在后墙上撞了几次后，它便认为自己不能消失进墙里。同样，它也认为父亲能够消失进墙里。可是它一点不想去找出为何父亲和它之间有区别。在它的精神结构里没有任何逻辑与物理的份儿。

像野生世界的许多生物一样，它早早地就经历过饥荒了。有时不仅没有肉吃，而且还断了奶。最初狼崽们呜呜地叫着，但多数时间都在睡觉。它们没多久就饿得麻木了。不再有争吵口角，既无小小的怒气也不想嗥叫，全然不再冒险去远处的白墙了。狼崽们睡着，而体内的生机摇摇曳曳，日见衰弱。

独眼狼绝望了。它游荡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极少在兽穴里睡觉——这里现在毫无欢乐，十分难受。母亲也丢下狼崽出去寻找肉食。在小狼刚出生的日子里，独眼狼曾几次回到印第安人营地掠夺兔子陷阱；可是现在雪已融化，小溪解冻，他们的营地已搬走，它无法再从那里得到食物了。

小灰狼醒过来时又对远处的白墙产生兴趣，它发现这小天地里的狼减少了。只有一个姐妹还呆在旁边，其余的都不见了。它更有力气一些时，发现不得不独自玩耍，因为那姐妹再也抬不起头，也无法移动。它吃过肉后小小的身子丰满起来，可对姐妹而言肉来得太晚了。小雌狼仍未醒，成了一具小骷髅，身上只披了一层皮，体内生命之火摇曳着越来越小，最后熄灭。

然后有一段时间小灰狼不再看见父亲从白墙处出现和消失，也不再趴在洞口睡觉了。这事发生在第二次没那么严重的饥荒过后。母狼明白为什么独眼狼再不回来，可无法把见到的情况告诉小灰狼。它曾沿着小溪的左分叉而上——这里住着山猫——自己猎食，跟循独眼狼一天前留下的足迹。在足迹尽头它发现了独眼狼，或者说独眼狼的残骸。有许多经过生死搏斗留下的痕迹，以及山猫胜利后退回兽穴的足迹。母狼离开前就发现兽穴，不过那些迹象告诉它山猫在里面，它不敢进去。

那以后，母狼在捕猎中避开左边分叉的溪水。因为它知道山猫的兽穴里有一窝小猫，知道山猫是一种凶猛、暴躁的动物，打起来非常可怕。五六只狼把一只山猫赶到树上，让它呼噜呼噜地怒叫，毛发直立，那倒是挺不错的；可是一只狼对一只山猫就不大一样了——尤其是当你知道它后面有一窝饥饿的小猫时。

但野性是野性，母性是母性；无论是否在野性里，母性始终具有强烈的保护之心。因此为了小灰狼，母狼总有一天会冒险闯入左边分叉的小溪，闯入岩石里的兽穴，把山猫激怒。

4. 世界之墙

小灰狼在母亲开始出洞去猎食时，它已很明白了禁止去洞口的规则。不仅因为母亲用鼻子和脚爪把这规则多次强加给了它，而且它自身恐惧的本能也在产生。它在短暂的洞穴生活里还没遇到任何可怕的东西，然而它心里确实害怕。这恐惧是经过成千上万条生命，从遥远的祖先那里传给它的。它直接从独眼狼和母亲身上继承而来；而恐惧也是经过先前一代又一代的狼传给了它们。恐惧！——这是“野性”的遗产，任何动物既不能摆脱也不能用浓浓的肉汤来交换的遗产。

就这样小灰狼知道了恐惧，虽然不知恐惧用什么做成。它可能认为恐惧是生活的一种限制，因为它已明白有这样的限制。它经历过饥饿，当无法充饥时它便感到了制约。它被洞穴的墙死死阻挡，母亲用鼻子狠狠顶它，用脚爪使劲抓它，几次饥荒使它肚子空空，这一切使它认识到世上并不自由，生活有着这样那样的限制和约束。这些限制和约束就是法则，服从它们就能免受伤害，获得幸福。

它并没有照人的方式去分析这个问题，只是把伤害与不伤害的事物进行分类。这样划分之后，它极力避开伤害的事物，避开限制与约束的东西，以便得到生活的快乐和报偿。

正由于要服从母亲定下的法则，服从神秘物和无名的恐惧的法则，它才不去靠近洞口。在它看来那仍然是有光的白墙，母亲不在时它大部分时间都睡觉，醒着的时候也静悄悄的，极力克制不呜呜叫出来——它喉头发痒，真想叫一叫才好。

一次，它醒着躺在地上，听见白墙里传来奇怪的声音。它不知道那是一只狼獾，正站在外面，胆大妄为，十分焦虑,小心地要嗅出洞里是什么东西。小灰狼只知道那嗅声奇怪，说不出是哪一类别，因此陌生而可怕——因为陌生事物是使人恐惧的主要因素之一。

小灰狼背上的毛发竖起来，但它保持不发出一点声音。它怎么知道要向那嗅鼻子的东西竖起毛来呢?这并非产生于它得来的任何知识，不过显而易见它内心是害怕的——至于为何害怕，它这点生活经历还难以说清。可是有了恐惧即产生另一种本能：隐藏。小灰狼吓得发狂，但仍一动不动，悄无声息地趴着，仿佛冻结僵化了一般，跟死了没两样。它母亲回来嗅到狼獾的踪迹时，嗥叫着冲进洞里，过分亲热地去舔它，用鼻子触它。小灰狼觉得它不知怎地逃脱了一个巨大伤害。

可是小灰狼体内还有其他力量在发挥效力，最大的力量便是生长。本能与法则要求它服从，但生长要求它违抗。母亲和惧怕迫使它不要靠近白墙，但生长即生命，生命是注定永远向着光明的。所以它胸中升起的生命之潮无法阻挡——这潮水它每吃一口肉，每吸一口气都会升起。终于有一天惧怕和服从被生命的急流冲去了，小灰狼叉着腿笨拙地爬向洞口。

这堵墙不像它遇到的任何一堵墙，好像越近越后退。它迟疑地把柔嫩的小鼻子伸出去，并没碰到坚硬的物体。白墙体仿佛像光一样容易渗透，十分柔和。因为在它眼里各种状况都是有形之物，所以它就走进了一直以为的墙中，置身在组成白墙的实体里。

它给弄糊涂了。自己竟然在爬过固体东西，并且光越来越明亮。恐惧催促它回去，可生长又驱使它向前。突然它发现来到了洞口。它原以为自己在白墙里面，现在墙突然退后到了无法计量的距离。光线亮得使它厌烦。它眼睛都给弄花了。同样，猛然出现的辽阔广大的空间也弄得它头晕目眩。它眼睛自动调节着适应强光，盯住很远处的物体。最初墙退到它的视线以外，此刻它又看见了，不过很远很远。墙的形状也已改变，成了一堵斑驳多姿的墙：树林生长在小溪边缘，然后是对面比树高的大山，之后是比山高的天空。

一种巨大的恐惧向它袭来。这可不只是可怕的神秘物而已。它在洞口边蹲伏下来，注视着外面的世界，害怕极了。因为这世界是陌生的，所以它觉得它带有敌意。于是它背上的毛发竖起来，嘴唇微微皱着，试图发出凶猛、威胁的嗥叫。尽管它柔弱恐怖，但也要向这整个广阔的世界发出挑战和威吓。

什么也没发生。它继续感兴趣地注视着，忘记了嗥叫，也忘记了害怕。恐惧一时被生长击溃，而生长又采取了好奇的姿态。它开始注意邻近的东西：一段解冻的溪水在阳光下闪烁，斜坡底枯萎的松树，以及斜坡本身——直向它延伸上来，在它蹲伏的洞口边两英尺下终止。

现在小灰狼白天都在平地上度过。它从没受到跌下去的伤害。根本不知道“跌下”是什么，因此大胆走出来。可是它后腿还停在洞边，以致头向下栽了下去，鼻子狠狠撞在地上，疼得直叫。它身子顺着斜坡一圈又一圈地翻滚下去，吓得惊恐不已。神秘物终于撞上了它，凶残地把它抓住，正要给它可怖的伤害。此时生长被恐惧击溃。它像任何吓怕了的小狗一样发出呜呜的叫声。

它不知道这神秘物要给它带来怎样可怕的伤害，一个劲地吠叫着，发出呜呜的声音。当神秘物潜伏着与它同行时，情况可就与它吓呆了伏着不一样了。现在神秘物紧紧抓住了它。沉默毫无用处。此外，使它发抖的不是一般的恐惧，而是极大的恐怖。

不过这时斜坡平缓一些了，底部覆盖着草丛。小灰狼翻得也慢些了，最后停下来，发出极其痛苦的狺狺声，然后是长长的呜呜声。之后它又舔掉粘在身上的干泥，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好像它生活中已解过一千次便了一样。

接着它坐起来凝望着周围，正如地球上的第一个人登上火星。小灰狼冲破了世界之墙，神秘物放开它了。这儿它不受伤害了。可是第一个登上火星的人遇到的新奇事物恐怕都没有它多。它先前一无所知，根本不明白有这样的事，所以感到自己在一个全新的世界里探索。

既然可怕的神秘物放开了它，它也就忘记了神秘有什么可怕之处。它只知道周围一切东西都稀奇古怪。它仔细观察身下的草，那边有苔藓的浆果植物，和林中空地边上被摧毁死掉的松树干。一只松鼠绕着树干底窜，一下碰见小灰狼，把小灰狼吓了一跳。它缩下去嗥叫起来。可松鼠也同样吓坏了，很快爬上树去，在一个安全地点凶狠地对着下面吱吱叫。

这使小灰狼胆子更大了，虽然接着遇见的啄木鸟也使它吃了一惊，但它仍自信地往前走去。它就这样自信，当一只灰噪鸦向它跳来时，它还开玩笑向灰噪鸦伸出一只脚爪。结果鼻子尖上被鸦狠狠啄了一下，疼得它缩回身子呜呜直叫。它的叫声让灰噪鸦相当难受，仓皇逃之夭夭。

但小灰狼在增长见识。它模糊的小脑筋已在无意中进行分类。世上有生命之物和无生命之物。它还必须警惕有生命之物。无生命之物总是呆在一个地方；但有生命之物四处移动，它们要做什么不得而知。它们将要做的事无法预料，所以它必须时刻提防。

它走得笨笨拙拙，撞在树枝和各种东西上。一根枝条它以为很远，会转眼打在鼻子上或拂过肋骨。有些地方凹凸不平。有时它跑得太快撞了鼻子，但常常是走得太慢绊了脚。然后有些卵石和石块，它踩着时翻滚起来；由此它知道了无生命之物也并非都像它的洞穴一样处在稳定平衡的状态中，再者，小的无生命之物比大的更容易落下或滚动。不过每遭一次不幸事故它都在增长见识，它路越走越会走，不断适应环境。它学着计算自己肌体的活动，了解身体的局限，估量物体与物体之间、物体与自己之间的距离。

它在新手里算是幸运的。它生来以猎取肉食为生（尽管它不知道），初入世界时便在洞口外面碰上了肉食。它完全因为绊跌了一跤，才偶然碰上精明地隐藏起来的雷鸟巢，掉了进去。它本来想从一棵倒下的松树干上走过去，可是腐烂的树皮在脚下脱开了。它发出绝望的叫声，掉下环形的斜坡，猛冲过一小片灌木丛叶子和叶柄，落在地上灌木丛中央，正好闯入七只小雷鸟窠里面。

它们发出叽叽喳喳的声音，最初把它吓了一跳。然后它发觉它们都很小，于是胆子更大了，它们移动着。它把脚爪放在一只雷鸟身上，雷鸟移动得更快些。这使它感到有趣。它嗅了嗅，把鸟叼在嘴里。鸟挣扎着把它的舌头搞得痒痒的。同时它感到饥饿了，上下颚闭拢，脆弱的骨头被咬断发出嘎吱嘎吱声音，热热的鲜血流进它嘴里，味道真不错。这不是肉吗，和母亲给的一样，只是现在咬着的肉是活的，吃起来更美一些。这样它就把雷鸟吃了，并且把一窝鸟统统吃光才作罢。然后它完全像母亲一样显得幸灾乐祸，开始爬出灌木丛。

由羽毛刮起的一阵旋风向它袭来，加之在翅膀的猛打下它被弄得两眼昏花，迷糊不清。它用脚爪蒙住头狺狺直叫。做母亲的雷鸟满腔怒火，打得越来越厉害。这时小灰狼也发怒了，站起身嗥叫，伸出脚爪去打。它用小小的牙齿咬住一边翅膀使劲又拉又扯。雷鸟也在和它搏斗，用另一边没被咬住的翅膀猛击。这是小灰狼第一次战斗。它兴高采烈，把神秘物忘得一干二净，什么都不再害怕了。它拼搏着，要撕裂袭击它的活物。这活物也是肉食呀。它渴望着杀生，刚才消灭了小活物，现在要消灭一只大活物。它太忙碌、快乐了，以至于没有意识到自己竟这么快乐。它激动万分，狂喜不已，这种情况以前可从未有过。

它死死咬住翅膀，从紧闭的牙齿间发出嗥叫。雷鸟把它拖出灌木丛。当雷鸟转身极力要把它拖回灌木的隐蔽处时，它把鸟拉开拖到空地里去。雷鸟一直不停地叫着，用翅膀猛打，羽毛像雪片一样飞落。小灰狼扑得很高很猛，狼种一切嗜杀的血气在它体内升起，汹涌。这就是生活，尽管它不知道。它在世上实践着自己的意图，做着生来要做的事——杀生获取肉食，并为之拼搏。它在证明自己有理由生存下去，生命没有比这更重大的了；因为生命只有在体力上有了充分准备时，才能达到顶峰。

一会儿后雷鸟停止拼搏。小灰狼仍咬住它的翅膀，它们趴在地上面面相觑。小灰狼威胁地嗥叫着，十分凶狠。雷鸟啄它鼻子，先前的冒险把鼻子弄得很痛。它有些畏缩，但仍咬住不放。雷鸟不断啄它，使它疼得呜呜叫。它极力后退躲开，可是忘记了仍咬着雷鸟，所以把雷鸟拖着跑。它的鼻子深受虐待，被鸟雨点般地啄来。战斗的潮水降落，它放开猎物，转身穿过空地不光彩地逃跑了。

它在空地的另一面离灌木丛边缘不远处趴下休息，舌头伸出来，胸部急速起伏着，鼻子还在疼痛，使它仍呜呜地叫。正当它趴在那儿时，突然感到什么可怕的事要发生。神秘物带着所有的恐惧向它冲来，它本能地退后钻进灌木隐蔽处。这时一阵风刮向它，一只长有翅膀的大东西悄然不祥地一掠而过。原来是只鹰猛然从天而降，刚好错过它。

它趴在灌木丛里，从惊吓中恢复过来，胆怯地向外窥望，那只做母亲的雷鸟在空地另一边从被劫掠的巢中飞出。由于失去小鸟，它对天上突然飞来的东西全然不顾了。小灰狼看在眼里，这对它也是一个警告，一次教训——鹰猛扑下来，身子在地上一掠而过，脚爪一下把雷鸟抓住，雷鸟发出极其痛苦惊恐的粗厉叫声，鹰抓住它转眼飞上天空。

过了很长时间小灰狼才离开隐蔽处。它已学到不少东西。活物就是肉，吃起来不错。另外，活物很大时会带来伤害。最好吃小雷鸟那样的小活物，不要去碰雷鸟母亲那样的大活物。然而，野心使它感到有点刺痛，它隐隐渴望着和那只大的雌雷鸟再战斗一次——只是鹰把它叼走了。也许还有其他大的雌雷鸟，它会走着瞧的。

它走下一个斜堤来到溪水边。它以前从未见过水。水面看起来不错，平平坦坦的。它大胆走上去，身子陷入，被神秘物包围了，它吓得叫起来。它感到寒冷，呼吸急促。水（而非时刻不离呼吸的空气）一下涌进它肺里。它遭到的这种窒息像死亡的剧痛一般。在它看来这就意味着死亡。它意识里对死亡一无所知，不过像野生世界的每只动物一样，它具有死亡的本能。它觉得死亡是最大的伤害，是神秘物的核心，是神秘物恐怖的总和，是会发生在它身上的难以想象的极大灾难；而它对死亡毫不了解，对其一切都担惊受怕。

它浮到水面上，清新的空气涌入张开的嘴里。它没再沉下去了，伸出四腿开始游泳，颇像是它由来已久的习惯。近旁的堤岸只有一英尺远，但它浮起来时背对着，第一眼看到的便是对岸，于是立即游过去。溪水虽不大，但在深水处也有二十英尺宽。

游到中间时急流忽然把小灰狼往下冲去。它被卷入了深水底部的小湍滩里，这儿无法游动，平静的水突然狂暴起来。它时而在水下，时而在水上，一直处在剧烈的运动中，身子冲得翻来覆去或团团转，又狠狠地撞上了一块石头。每撞上一块石头它都狺狺叫一声，所以它一路叫着，从叫的次数也许可知它撞上了多少石头。

急流下面是第二个深水处，在这儿它被漩涡抓住轻轻送到岸边，同样轻轻搁在了沙床上。它疯狂地爬着离开溪水，然后趴下。关于这个世界它又学到了更多东西。水是无生命的，但却要移动。它看起来像地一样坚实，但根本不坚固。于是小灰狼作出结论，事物并非总是表里如一，它害怕神秘物，因为从父母那里继承了不信任的特性，现在经验又使它更加不信任，从此以后就事物的性质而言，它对于表面东西一直持怀疑态度。在没有切实了解一件事之前它是不会相信的。

这天它注定了还要再冒一次险。它记起世上有一种事叫做母亲的，然后感到它宁可要母亲也不要世上所有东西。不仅它的身体被经历的冒险弄得疲乏了，而且小小的脑筋也同样疲乏了。它过了这么多日子，哪一天也没有这一天辛苦。另外它也想睡觉，于是出发去找洞口和母亲，同时一股强大的寂寞孤独感向它涌来。

它在灌木丛中爬着向前，突然听见刺耳、威吓的叫声，一个黄色东西从眼前一闪而过。它看见一只黄鼠狼飞快地从它面前跳过去了。那是一只小活物，它一点不怕。然后它看见面前脚旁有一只极小极小的活物，只有几英寸长——是只幼小的黄鼠狼，像它一样不听话出来冒险。它在小灰狼面前退缩着，小灰狼用脚爪把它翻倒在地，使它发出刺耳的怪叫。接着黄色的东西又从眼前闪过，小灰狼又听见威吓的叫声，就在同一刹那脖子一边被狠狠袭击了一下，它感到黄鼠狼母亲尖利的牙齿咬进自己的肉里。

它发出狺狺的、呜呜的叫声，急忙后退，看见母黄鼠狼扑向幼子，带着它消失在邻近的灌木丛中。小灰狼脖子上被咬的地方还在疼痛，不过它更受伤害更悲痛的倒是内心；它坐下来轻轻发出呜呜声。母黄鼠狼那么小却那么凶狠！它将来还会知道，就身体大小重量而言，黄鼠狼是野生世界所有杀手中最凶猛、最有报复心、最可怕的。

母黄鼠狼又出现时它还在呜呜叫。黄鼠狼没猛冲过来，因为小崽已安全了。它更加小心谨慎地接近，小灰狼可以充分看清它如蛇一般瘦削的身体，以及它那热切地高昂着的头，也像蛇头一样。它发出刺耳、威吓的叫声，使小灰狼背上的毛发直立，发出警告的嗥叫。它越走越近，猛然一跳，没有经验的小灰狼来不及看见，那瘦削的黄身子便一下从视野里消失了。转眼黄鼠狼窜到它喉边，牙齿咬进了它的毛发和肉里。

最初它嗥叫着极力拼搏；但它太小了，这还只是它到世上来的第一天，嗥叫变成了呜呜声，拼搏变成了极力挣脱逃跑。黄鼠狼死死抓住它不放，一心要咬破大血管，这儿充溢着生命必需的血液。黄鼠狼是吸血的动物，总喜欢从生命之喉本身吸取鲜血。

要不是母狼从灌木丛中冲出来，小灰狼也许就没命了，关于它也就再没故事可写了。黄鼠狼放开小灰狼向母狼的喉咙扑去，没咬着，却咬住了下巴。母狼像挥鞭子一样猛甩着头，把黄鼠狼高高甩到空中，还没落到地上，瘦瘦的黄身子就被母狼紧紧咬住了，最后死在嘎吱嘎吱嚼的牙齿里。

小灰狼又一次得到了母亲的疼爱。母亲发现它的快乐似乎比它被发现的快乐更甚。母亲用鼻子触它，爱抚它，又用舌头舔它身上被黄鼠狼咬伤的地方。然后母子两个吃掉吸血鬼，回洞穴睡觉去了。

5. 肉食法则

小灰狼生长得很快。它休息了两天，又钻出洞穴冒险去了。这次出去它发现了那只小黄鼠狼——其母就是它帮着吃掉的——并让小黄鼠狼也像它母亲一样送掉性命。不过这次它没有迷路，疲倦时又回到了洞里睡觉。那以后它每天出去，游荡得越来越远。

它开始对自己力量和弱点有了一个精确的估计，知道什么时候大胆什么时候小心。它发现时刻小心谨慎总有好处，只在极少数时刻除外，这时它对自己的勇猛很有把握，于是放任自己发些小小的怒气，为所欲为。

它碰上一只迷路的雷鸟时，总是成了狂暴的小恶魔。一听见松鼠吱吱的叫声（第一次是在那棵毁坏的松树上听到的），它就作出凶狠的反应。而一看见灰噪鸦它几乎总要勃然大怒，因为永远忘不了它鼻子被它碰上的第一只那种鸟啄的事。

但有时连灰噪鸦都影响不了它的情绪，那是因为它感到自己处在危险之中，遇上了另一只寻觅肉食的动物。它始终记着鹰，一见鹰的影子移动就缩入最近的灌木丛中去。它走路不再懒懒散散，也不再叉开腿，而是已经有了母亲走路的姿势，鬼鬼祟祟的样子，表面上毫不用力，实则溜得极快，欺人眼目，不易觉察。

就肉食而言，它的运气不过刚刚开始。它一共就杀死了七只小雷鸟和一只黄鼠狼崽。它杀生的欲望与日俱增，真想把那只松鼠吃了；松鼠不停地吱吱叫，总让所有野生动物知道小灰狼来了。可是鸟在空中飞翔，松鼠能爬上树，而小灰狼只能等松鼠在地上不注意时猛然向它扑去。

小灰狼对母亲深怀敬意。母亲能捕到肉食，总是把它的一份带回来。另外，母亲从不害怕什么，小灰狼并不觉得这种无畏的精神是建立在经验与知识上的。它觉得这是威力的作用。母亲即代表威力；当越长越大时，它感到这种威力表现在母亲脚爪严厉的告诫中；母亲责备时也不再用獠牙猛咬，而是用鼻子拱它。就因为这点它也敬重母亲。母亲要求它必须服从，它越大母亲的脾气越暴躁。

饥荒再次到来，小灰狼又更清楚地感受到饥饿的刺痛。母狼寻找肉食搞得筋疲力尽。它再也难得在洞里睡觉，大部分时间都在猎食，却一无所获。这次饥荒不算太长，不过却很严峻。小灰狼再也得不到母亲的奶汁，自己也弄不到一口肉吃。

以前它猎食是好玩，完全出于高兴；现在它猎食却迫切得要死，结果什么也弄不到。但失败也加速了它的成长。它更加细心观察松鼠的生活习惯，更狡猾地进行偷袭。它密切观察松鼠，千方百计把它们从洞中掏出来；对于灰噪鸦和啄木鸟的习性它也了解不少。有一天，鹰的影子并没迫使它缩进灌木丛里。它变得更壮实、更机智、更自信了。并且，饥饿已使它不顾一切。所以小灰狼十分注目地蹲在空地里，向鹰挑战，要它从天空中飞下来。因为小灰狼知道，蓝天上飞着的是块肉食，是块它的肚子一直渴望得到的肉食。可是鹰拒绝下来迎战，小灰狼只好爬进灌木丛里，饥饿失望地呜呜叫着。

饥荒终于过去，母狼给它带回了肉食。这肉食奇怪，和母狼以前带回的都不同，是只山猫崽，像小灰狼一样没成熟，但没它那么大。肉全是留给它的，母亲已在别处吃饱了，不过小灰狼不知道这是一窝山猫崽里母亲吃剩下的一只。它也不知道母亲铤而走险的行为，而只知道这毛茸茸的山猫崽是肉，它吃下去，越吃越快活。

塞得满满的胃现在都停止活动了，小灰狼趴在洞里靠在母亲身边睡觉。母亲的嗥叫声把它吵醒，它以前从没听见母亲叫得这么可怕。也许这是母狼有生以来最可怕的嗥叫。这是有其原因的，只有它自己才最清楚。谁劫掠了山猫的兽穴必然受到惩罚。下午的阳光十分强烈，小灰狼看见山猫母亲就蹲伏在洞口。一见这情景它背上的毛发全竖起来。恐惧就在眼前，用不着本能来告诉它。如果单是眼前的情景还不够，那么入侵者愤怒的叫声——先是嗥叫，继而突然上升为嘶哑的尖叫——就更使它深信不疑了。

小灰狼感到体内生命的激励，在母亲身旁勇敢地站起来发出嗥叫。但母亲为此感到耻辱，把它猛推在身后。由于入口低矮，山猫无法冲进来；它想爬入，但母狼扑过去阻止了它。小灰狼几乎看不见搏斗，只听见传来剧烈的嗥叫、呼噜呼噜的怒吼和尖叫，两只动物急剧地团团转，山猫用脚爪牙齿撕扯着，而母狼只用牙齿。

有一次小灰狼扑上去咬住了山猫的后腿。它死死咬住不放，凶狠地嗥叫着。它用自己身体的重量阻碍了这只后腿的行动，因此使母亲大大减少了伤害，尽管它不知道。搏斗变化了一下位置，它被压在两只大动物身下，被迫放开咬着的后腿。然后，两个母亲分开了，在向对方猛扑过去之前，山猫用一只巨大的前爪狠狠向小灰狼抓去，把它肩膀上的肉一下撕开露出骨头，并将它猛地甩到路旁的堤壁上。在一阵骚动里又传来小灰狼痛苦和恐惧的尖叫声。不过搏斗持续很久，它尚有时间大声嗥叫，再次产生勇气；搏斗结束时它又紧紧咬住了山猫的后腿，从牙缝里发出疯狂的怒嗥。

山猫战死了。但母狼也已相当虚弱，一副病态。最初它还去爱抚小灰狼，舔小灰狼受伤的肩膀；可母狼失血太多，变得软弱无力，昼夜躺在死去的敌人旁边，一动不动，呼吸微弱。一周以来它只有饮水时才爬出洞去，行动缓慢费力。这周过去，山猫吃完了，母狼的伤口也充分愈合，它又可以上路去觅食了。

小灰狼的肩膀僵硬疼痛，由于被咬得很惨，一段时间它走路一瘸一拐的。不过世界现在好像变了。它生活得更加自信，产生了一种英勇的感觉——这感觉在同山猫搏斗前的日子里是没有的。它看到生活更残忍的一方面；它战斗过了，把牙齿咬进敌人的肉体里；它幸存下来了。正由于这一切，它表现得更加胆大，产生出一种新的、挑战的欲望。它不再害怕幼小的东西，羞怯的特性也丧失殆尽，虽然神秘物从未停止过把神秘可怕的东西强加于它——这些东西不可捉摸，始终威胁着它。

它开始和母亲一道出去觅食，目睹了许多杀生的场面，并也参与进去。它朦朦胧胧知道了肉食法则。世上有两种生命——自己的和另外的。自己的一种包括母亲和它。另外一种包括所有活动的生物，而这种又要划分。一部分是它那一种要杀死吃掉的，这部分包括非杀生动物和小杀生动物；另一部分是要杀死吃掉它那一种的，或被它那一种杀死吃掉。于是这样的分类便产生了法则。生命的目标就是肉食。生命本身就是肉食。生命以生命为生。有食者和被食者。这条法则就是：吃
或被吃。它无法用清楚确定的言语详细阐述这法则，并加以说教。它甚至想不到这条法则，只是去实践它，根本不去思考。

它无处不见这一法则在周围实行。它自己吃掉了小雷鸟。鹰吃掉雷鸟母亲，也许还会把它也吃了的。后来它变得更加厉害，就想连鹰也吃掉。它吃了山猫崽。山猫母亲如不是自己被杀死吃掉，就会把它吃了。事情就是这样的。它周围的所有活物都在实践着这一法则，它自己也是这法则必要的组成部分。它是一个杀手，唯一的食物就是肉，活的肉——它们从眼前迅速跑过，或飞入空中，或爬上树去，或藏在地下，或与它面对面搏斗，或打败它在后面穷追不舍。

假如小灰狼有人的思维方式，它也许会把生活概括为贪婪的食欲，把世界概括为无数食欲强烈的动物的游荡之地；它们追击和被追击，猎捕和被猎捕，吃和被吃。这一切进行得盲目混乱，狂暴无序，暴食与杀戮交织在一起，而支配它们的是机遇，无情，茫然，无止。

但小灰狼没有人的思维方式。它看事物很狭隘。它目标专一，一次只有一个想法或欲望。除了肉食法则外，它还有许多其余次一等的法则需要学习、遵从。世界充满了惊奇事物。它体内生命的骚动，肌肉的活动，真是一种无尽的快乐。追击肉食便会带来激动与狂喜。愤怒与拼搏就是欢乐。恐惧本身和未知神秘物也是它生活的一部分。

还有使动物舒适和满足的东西。肚子吃得饱饱的，懒洋洋地在阳光下打瞌睡——这些东西就是对它热情和辛劳的充分的报答，而热情和辛劳本身也是一种自我报答。它们是生活的表露，当生活自我表露时总是幸福的。所以小灰狼对于怀有敌意的环境毫无怨言。它充满活力，极为快活，十分自豪。

第三部 荒野之神

1. 生火者

小灰狼突然遇见了人类动物。这怪它自己，一直粗心大意。它离开洞跑到下面的小溪去饮水。之所以毫不注意，也许是它仍然昏昏欲睡（整夜出去捕食，刚刚醒来）。它这么不小心，大概还因为对去水坑的路很熟悉——经常往来，并没发生过什么事。

它走过毁坏的松树，穿过空地，在林中小跑起来，同时看见并嗅到了东西。它前面静静蹲着五个活物，那模样从未见过。这是它第一次看见人类。不过这五个人看见它并没跳起来，也没露齿嗥叫。他们一动不动，只是坐在那儿，默不作声，现出不祥之兆。

小灰狼也没动。如果不是它身上忽然第一次产生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本能，它机体的每一种本能都会迫使它疯狂地逃跑。一种巨大的畏惧向它袭来。它强烈感受到自己的弱小，被震慑住了，呆若木鸡。这儿就是统治与权势，远非它所能控制。

小灰狼从没见过人，不过它有关于人的本能。它模模糊糊意识到人这种动物经过拼搏，成了野生世界其他动物的主宰。它这样看待人类不仅是亲眼所见，而且也为它所有的祖先目睹——它们曾在黑夜里绕着无数冬日的营火外边观看，在密林深处安全地方窥探奇怪的两脚动物——一切活物的君主。小灰狼从祖先那里继承来的传统对它发生了影响，它们的那种敬畏之感产生于数百年来的拼搏和一代又一代积累下来的经验。这一传统对一只狼——仅仅一只小狼——具有太大的强制性。如果它已长大成熟，早已仓皇逃跑了。但事实上，它被吓麻痹了，畏缩下去，已经屈服——从有生以来第一只狼过去坐在人的火旁烤火，狼这种动物就已屈服了。

一个印第安人站起身朝它走来，在它上面俯下身子。小灰狼抖缩着更加紧贴地面。这就是神秘物，终于露出形体，有血有肉，俯在它上面伸出手抓住它。无意中它的毛发竖起来，嘴唇后缩，露出小小的獠牙。那只手像厄运一样悬在它上面，迟疑着，只听这个男人笑着说：“互班姆·互比斯卡·伊普·皮特·塔。”(“看！白獠牙！”)

其余印第安人哈哈大笑,催他把小灰狼抓起来。手越来越低,小灰狼体内汹涌着拼搏的本能。它产生了两种巨大的冲动——屈服和搏斗。结果采取了折衷的办法,两者兼顾。它先是屈服，直至手几乎碰着身子。这时它反抗了，牙齿猛然咬住那人的手。马上它头的一边狠狠挨了一下，它被打翻，侧躺在地上。然后它再也不想拼搏，被年幼的身子和屈服的本能控制住了。它坐起来呜呜叫着。可是手被它咬的人已生气，又狠揍一下它头的一边。于是它又坐起身，叫声更大。

另四个印第安人笑声更大，甚至被咬的人也笑起来。他们围住小灰狼嘲笑，它呜呜地叫出自己的恐怖和伤害。这当中它听见什么声音。印第安人也听见了。小灰狼明白是什么，发出最后一声长长的呜呜声——其中包含的胜利喜悦多于悲哀——然后安静了，等待母亲到来。它的母亲非常凶猛，不屈不挠，战胜杀死了所有东西，从不害怕。母亲一边跑一边嗥叫。它听见小灰狼的叫声，正冲过来救它。

母狼一下跃到他们中间，焦急、好战的母性使它显得颇不雅观。但在小灰狼看来，这种为保护它而表现出的愤怒情景倒很可爱。它高兴地小声叫一下，跳过去迎接母亲，而那些人类动物慌忙后退几步。母狼紧靠小灰狼站着，勇敢面对几个男人，毛发直立，从喉咙深处发出一声低沉的嗥叫。它威吓着，面部扭曲，充满恶意，甚至从鼻尖到眼睛整个鼻梁上都皱起。它的嗥叫声异常惊人。

这时一个男人叫喊起来，发出“基切！”的声音，这是一声惊叫，小灰狼觉得母亲都为之畏缩了。

“基切！”那人又叫道，这次严厉刺耳，十分专横。

然后小灰狼看见自己母亲——无所畏惧的母狼——也畏缩地趴下去直到肚皮触到地面，呜呜叫着，摇动尾巴，以示讲和。小灰狼不明白，给吓坏了。对人类的恐惧再次向它袭来。它的本能没错。母亲给予了证实，它对人类动物也表示了屈从。

叫喊的那个人朝母狼过来，把一只手放在它头上，而它只是把身子缩得更紧。它并不猛咬，也不威胁着猛咬。其他人都走上来，围住它，摸它，抓它，可它一点不想生气。这使他们极度兴奋，七嘴八舌说过不停。小灰狼断定这些杂乱的声音没有危险的迹象，它偎依在母亲身边，时时毛发直立，不过尽力屈从。

“这有啥奇怪的，”一个印第安人说。“它老子是只狼。没错，它妈是只狗。在动物交配季节我兄弟不是把它妈在树林里整整拴了三晚上吗?所以基切的老子是只狼。”

“格雷·比弗，它跑走已有一年啦，”第二个印第安人说。

“没啥奇怪，萨蒙·托古，”格雷·比弗回答。“当时闹饥荒，狗一点肉也没得吃。”

“它去和狼群过了，”第三个印第安人说。

“好像是，三鹰，”格雷·比弗回答，把手放在小灰狼身上；“这家伙就是证据。”

手碰到小灰狼时它低声嗥叫一下，于是手猛然抽回去要打的样子。一见此景小灰狼赶紧闭上牙，屈服地缩下去，而那只手也回过来抚摸它的耳朵后面，在它背上摸上摸下。

“这就是证据，”格雷·比弗继续说。“它的母亲显然是基切，但它父亲是只狼。所以它身上的狼性远远多于狗性。它的牙齿是白的，就叫它‘白獠牙’吧。我已说明了。它就是我的狗，基切不是我兄弟的狗吗?我兄弟不是死了吗?”

这样小灰狼在世上有了一个名字，它趴在那儿看着。几个人类动物又七嘴八舌说了一会儿。然后格雷·比弗从挂在脖子上的鞘里抽出一把刀，钻进灌木丛砍了一根枝条。白獠牙看着他。他在树枝两端各开一个槽，并把用生兽皮做的绳系在槽里。他用一端绳系在基切的脖子上，把它牵到一棵小松树旁，又用另一端绳系在树上。

白獠牙跟着过去趴在母亲身边。萨蒙·托古向它伸出一只手，把它翻过来仰躺在地上。基切在一边焦急地看着。白獠牙感到胸中再次升起恐惧。它禁不住发出一声嗥叫，但没有猛咬。那只手的手指张开弯曲着，开玩笑地摩擦它的肚皮，把它从一边滚到另一边。它显得滑稽难看，躺在那儿四脚朝天。此外，白獠牙那样躺着简直毫无办法，恶心得要死。它根本不能保护自己。假如这个人类动物要伤害它，它也知道在所难逃。四脚朝天如何能跃开呢?但屈服压制住了惧怕，它只轻声叫着。它无法控制这叫声，那个人类动物也没因此生气，打它的头。再说，白獠牙感到奇怪的是，他的手在它身上来回抚摸使它产生一种无法理解的快感。它被翻在一侧时停止了嗥叫；手指去捏、戳它耳根，那种快感更大；那人最后又抓摸它一下就丢下它走了，白獠牙顿时不再害怕。在和人类的交往中它还要经历许多次恐惧，不过这次也标志着它和人有了一回无畏的友谊——它最终会得到这种友谊的。

一段时间后，白獠牙听见传来奇怪的声音，它很快分辨出来，立即知道是人的杂声。几分钟后这个部落其余的人慢吞吞地进来了，他们事实上是列成一队一道前进的。又有了更多的男人和许多妇女小孩，一共四十人，全都背着沉重的野营装备。另外有许多狗，除了未长大的小狗外，同样背负着野营工具。它们背上紧紧拴着一些袋子，袋子里面有二十或三十磅重的东西。

白獠牙以前没见过狗，但一看见它们就觉得和自己是同类，只是有些不同。可是它们发现小灰狼和它母亲时，几乎和狼的反应一样，猛冲过来。白獠牙毛发直立，面对张开大口蜂拥上来的狗群嗥叫猛扑，被它们撞倒压在地上，感到它们的牙齿狠狠咬进自己肉体，它自己也撕咬着它们的腿和肚皮。顿时一片大乱。它听见基切帮它反搏时发出嗥叫，听见人类动物的叫喊，棍棒打在狗身上的声音，挨打的狗发出痛苦的狺狺。

只过了几秒钟它就又站起来了。这时它看见人类动物用棍棒和石头把狗赶走，使它不致遭到同类（不知怎么又并非同类）残忍的撕咬。虽然它头脑中毫无理由能清醒地认识到“正义”这类如此抽象的东西，然而它以自己的方式感受到了人类动物的公正，知道他们是做什么的——法则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并且，它感受到了他们执行法则的威力。他们不像它遇到过的任何动物，既不咬也不抓。他们借助无生命之物的力来显示自己的活力。无生命之物听凭他们吩咐。于是棍棒、石头在这些奇怪动物的指使下，像活物一样在空中挥舞、穿行，给狗以极大的伤害。

在它看来，这种威力非同寻常，不可思议，超乎自然，如神力一般。白獠牙压根儿就不知道神这种东西，它最多只知道那些无法明白的事物。人看到天上的怪物在山顶上把雷电从两边猛抛下震惊的世界时，会感到惊异和敬畏即有些与之相似。

最后一只狗被赶回去了，骚动平息下去。白獠牙舔着伤口，想着发生的事——它第一次体尝了兽群的残忍，第一次介入兽群之中。它做梦也没想到过自己这一物种除独眼狼、母亲和它之外还有别的。它们组成单独的一类，但现在突然之间，它发现还有许多显然和自己同类的生物。它下意识地产生一种忿恨，这些和它同种的家伙竟然一见它就向它冲来，试图把它咬死。它也同样恨母亲被拴在一根枝条上，虽然是高级的人类动物干的。这意味着陷阱和束缚。然而它对于这陷阱和束缚一无所知。它生来就是要自由自在、随心所欲地游荡、奔跑、躺下的，可现在自由受到了侵犯。母亲的行动受到一节枝条的限制，它自己也被这节枝条限制着，因为它还离不开母亲。

它不喜欢这样，也不喜欢人类动物起身继续往前行进，让一个小人抓住枝条另一端把基切当俘虏牵着走，而自己不得不跟在母亲后面。白獠牙为卷入这个新的冒险大为不安，十分担忧。

他们沿溪谷走去，白獠牙从没走这么远，最后他们来到溪谷尽头，溪水从这儿流入马更西河。人们在这里安营扎寨，把划子挂在高柱上存放起来，竖起鱼架好把鱼晒干；白獠牙在一旁惊奇地看着。人类动物的优越性时时刻刻在增加。所有那些牙齿尖利的狗都受着他们的控制，这是权力的表现。但在小灰狼看来，更重要的是他们对于无生命之物的控制，让静止的东西运动起来的能力，甚至改变世界面貌的能力。

最后一点尤其使它感动。那些高高的柱子形状的东西引起了它的注意；但这些东西本身并不很奇怪，它们都是把枝条和石头抛得很远的同一种生物干的。白獠牙大为震惊的是，这些柱子形物被盖上布和皮后竟然做成了圆锥形帐篷。帐篷体积庞大，给它留下极深的印象。它们在四周升起，像某种生长迅猛的生命怪物。它几乎处处见着它们，害怕它们。帐篷不祥地呈现在上面，风把它们吹得剧烈飘动时，它惧怕地缩着身子，警惕地注视着它们，一旦它们倒下来它就冲开。

但片刻之后它就不再害怕帐篷了。它看见女人孩子进进出出没受到伤害，看见一些狗常常想钻进去，被刺耳的话和飞来的石头赶跑。一会儿后，它从基切旁边走开，低着身子小心朝最近的帐篷边慢慢走去。它的好奇心越来越大，催促它过去——必须要学习、生活、行动才会有经验。快到帐篷边时它走得相当吃力缓慢，十分谨慎。一天来遇到的事情已使它对这个神秘物有了准备——这东西显得异常新奇，不可思议。终于它的鼻子触到了帆布。它等候着，没发生什么。然后它去嗅奇怪的布，充满了人味。它咬住帆布轻轻一拉。仍没出现什么事，只是旁边的布动了一下。它又拉得重一点，于是帐篷也动得厉害一些。真好玩。它一次次用更大的力拉，使整个帐篷都动起来。这时里面有个女人发出尖叫，它才慌慌张张回到了基切身边。不过这以后它再也不怕那些赫然耸现的庞然大物了。

不久它又离开母亲走开去。母亲被枝条固定在地上的桩子上，无法跟着来。一只未成熟的小狗（身体、年龄都比白獠牙大一些）慢慢向它走近，一副既炫耀又好战的傲气。白獠牙后来听见小狗名叫“嘴嘴”。它在小狗打架中已是老手，有些小霸王的味道了。

嘴嘴和白獠牙是同种，只是一条小狗，看来并不危险，白獠牙准备友好地迎接它。但当这个陌生者四腿僵直，龇牙咧嘴时，它也挺直四腿，还以龇牙咧嘴。它们彼此团团转了一下，试探着，嗥叫着，毛发直立。这样持续了几分钟，白獠牙觉得有趣起来，当作是种游戏。可忽然之间嘴嘴猛扑过来，狠狠咬了它一口，马上又跑开了。这一口咬到了山猫抓伤过的肩上，现在近骨头深处还在疼痛。白獠牙遭到袭击和伤害，狺狺地叫；它怒火冲天，转眼扑到嘴嘴身上凶恶地咬着。

但嘴嘴已在营地生活这么久，成了一只身经百战的小狗。它三次、四次、六次把尖利的牙齿咬在新来者的身上，直到白獠牙丢脸地狺狺叫起来，逃到母亲身边去寻求保护。它还将和嘴嘴打许多架，这还只是第一次，因为它们生来就是敌人，不同的性情注定它们永远要发生碰撞。

基切抚慰地去舔白獠牙，极力让它不要离开。可是它好奇心很强，几分钟后又大着胆出去寻求新的东西了。它遇上人类动物格雷·比弗，他正蹲着身子做什么，把枝条和干地衣在面前铺开。白獠牙走近他看着。格雷·比弗嘴上发出杂声，它认为没有敌意，就走得更近一些。

女人和孩子们又给格雷·比弗搬来更多树枝。这显然是一件重要的事。白獠牙走过去，直到碰着格雷·比弗的膝盖；它太好奇了，已经忘记这是一个可怕的人类动物。它忽然看见一个奇怪的东西从格雷·比弗手下的枝条和地衣里升起。然后在枝条中间出现了一个活物，摇摇晃晃的，颜色像天上的太阳：白獠牙对火一无所知。火像它还是狼崽时洞口的光那样吸引着它。离火焰不远处它爬着过去，听见格雷·比弗在上面咯咯地笑，它知道这声音没有恶意。随即它的鼻子触到火焰，同时小小的舌头也伸了出去。

它一时麻木了。潜伏在枝条和地衣中间的神秘物，恶狠狠地抓住了它鼻子。它慌忙后退，惊讶得爆发出呜呜的叫声。一听这声音，基切便嗥叫着在枝条末端猛扑，勃然大怒，因为它无法帮上白獠牙。可格雷·比弗却哈哈大笑，拍着大腿，把发生的事告诉了营地其余所有的人，以致人人都哈哈大笑起来。而白獠牙只蹲着身子不住地呜呜叫，在人类动物中间成了一个孤苦伶仃、可怜巴巴的小家伙。

它从没受到过这样大的伤害。鼻子和舌头都被颜色像太阳、从格雷·比弗手下冒起来的活物烧焦了。它一次次叫着，每哀叫一声都引来人类动物的阵阵笑声。它极力去舔鼻子以减轻伤痛，可舌头也烧焦了，两处伤痛交加使它更加痛苦，因此叫得更加孤苦绝望。

这时它感到了耻辱。它明白笑声和笑声的意义。我们并不知道一些动物是如何明白笑声的，也不知道它们如何明白自己在被嘲笑；不过白獠牙就是这样明白的。人类动物竟然会嘲笑它，使它觉得可耻，转身逃跑了，并非因为被火烧伤，而是因为被人嘲笑——这使它的痛苦更深，伤害了它的心。它逃回到基切身边，母亲像只发疯的动物在枝条末端狂怒着。

黄昏降临，随即是黑夜，白獠牙躺在母亲身边。它的鼻子和舌头还在疼痛，但它困惑的是又遇上了一个更大的麻烦。它得了思乡病，感到空虚，渴求到宁静平安的溪水边和峭壁上的洞里去。生活变得太拥挤了，有许许多多的人类动物——男人、女人和孩子——全都叽叽喳喳吵个不休。另外还有狗，总是吵吵闹闹，你争我斗造成一片骚动混乱。它以前知道的唯一宁静单纯的生活没有了。这儿连空气里都颤动着生命，不停地嗡嗡直叫。声音忽强忽弱，突然又变得忽高忽低，冲击着它的神经和感官，使它紧张不安，老担心会发生危险的事。

它看着人类动物来来去去，在营地里四处走动。白獠牙看待眼前的人类动物，约略有些像人看待他们创造出来的神一样。他们是高级生物，实实在在的神。它模模糊糊觉得他们是奇迹创造者，正如神是人的奇迹创造者一样。他们是主宰一切的生物，具有各种神秘莫测、难以置信的权势，是有生之物和无生之物的霸主——让活动物服从，使不活动物活动，让死的地衣和木头产生生命，颜色像太阳、使它刺痛的生命。他们是生火者！他们是神！

2. 束缚

这些天白獠牙经历了许许多多的事。基切被拴在枝条上时，它就在营地里四处跑动，探寻了解，不断学习。

它很快就熟知了人类动物的生活习惯，可这并没有减少它对他们的看重。它越了解他们，他们越维护自己的优越地位，越显示自己的神秘权力，越表现得像神一般。

人看见自己的神被推翻，祭坛倒塌，常会感到悲哀。但来到人群中、蹲伏在人脚旁的狼和野狗，却从没有这种悲哀。人的神无法看见，不可捉摸；是脱离现实的想象的蒸汽和薄雾；是游荡的幽灵，具有生物渴望的仁慈和威力；是出现在精神王国里无形无影的化身——而狼和野狗不像人，它们来到火边，发现自己的神活生生的有血有肉，是可以触摸的实体，占据一定空间，需要时间来实现自己的目标，生存下去。信仰这样一个神是毫不费力的事，对这样一个神绝不会有任何怀疑。根本不可能脱离它。它就两腿站在那儿，手里拿着棍棒，颇有潜力和热情，有时怒气冲天，有时满怀爱心，一切神力、秘密和权威都包裹在肉体里——这肉体被撕裂时要流血，像任何肉一样好吃。

白獠牙就是这样的情形。人类动物是一些明白无误、不可避免的神。正如母亲基切一听到叫它名字就对他们俯首帖耳一样，它也开始唯命是从了。它给他们让路——毋庸置疑这是他们的特权。他们走来时它就从路上走到一边去，叫它时它就过来，威吓时它就缩回身子，要它滚蛋它必须赶紧走开。因为在他们的每个要求后面有权威作后盾，这权威会带来伤害，其表达方式是拳头和棍棒，飞来的石头和抽得身子刺痛的鞭子。

像所有的狗一样它也属于他们。它的行为受他们支配，身子任他们殴打，践踏，不得不容忍。这就是它很快得到的教训。这教训来势凶猛，它同类中十分强大、占统治地位的动物都无法阻挡；虽然它得到这教训后不喜欢，但却不知道自己正在学着喜欢。这是把自己的命运交到别人的手里，转移生存的责任。这本身就是补偿，因为依靠别人总比独立生活容易。

但这种对于人类动物身心的屈从不是一天的事。它不可能一下放弃与生俱来的野性，全然忘记荒野世界的生活。有些日子它悄悄来到森林边，站在那儿倾听什么遥远的东西在呼唤它。但它又总是返回去，焦虑不安，颇不愉快，在基切旁边轻轻地、忧愁地呜呜直叫，询问似地去舔母亲的脸，很急切的样子。

白獠牙很快就了解了营地的情形。当肉或鱼丢出来给它们吃时，它知道大狗不公平，贪得无厌。它认识到男人更公正，孩子更凶狠，女人更温和，更可能丢给它一块肉或骨头。有两三次它冒险接近半大的小狗母亲，结果惨痛，于是它知道了别去理会这样的母亲，尽可能离它们远点，看见它们过来就躲开，这总是明智之举。

但嘴嘴才是它生活中的祸根。嘴嘴身体年龄都更大，也更强壮，专门要和白獠牙过不去。白獠牙也真心实意和它斗，但根本打不赢。只要它一冒险离开母亲，那恶霸就必定会出现，紧紧跟在后边，对它嗥叫，找它碴儿，等人类动物不在附近时就瞧准机会向它扑去，逼它打架。嘴嘴次次打赢，所以乐滋滋的。这成了它生活中的主要乐趣，另一方面却使白獠牙备受折磨。

可这并没有把白獠牙吓住。虽然它受了太多伤害，每次被打败，但精神仍未被征服。然而这事对它产生了一个坏影响。它变得恶毒乖僻。它的脾性生来就很野，现在这样受到无休止的迫害就变得更加凶野了。它那种小狗的温和滑稽的一面几乎难以体现出来。它从不与营地里其他小狗玩耍、嬉戏，嘴嘴不允许。白獠牙一接近它们，嘴嘴就向它扑来，吓唬它，或者和它打架直到把它赶走。

这一切使白獠牙丧失了许多小狗的天性，行为举止过早老练。由于它无法通过玩耍发泄精力，行动受到阻碍，精神作用倒得以发挥。它变得精明狡猾，有空闲时间去专心想出些诡计花招。当给营地里所有的狗喂肉时它无法得到自己一份，于是成了一个机敏的小偷。它不得不给自己弄到吃的，而且弄得不少，虽然常常让印第安女人烦恼。它学会在营地里行动偷偷摸摸，学会狡诈，知道各处在做什么，看见听到什么事都能作出相应推测，成功地想方设法躲避毫不宽容的敌人。

它在受虐待初期，就玩了一个实在狡诈的大花招，第一次尝到了复仇的味道。正如基切和狼群在一起时，曾把狗从人的营地里引诱出去吃掉一样，白獠牙也以多少类似的办法，把嘴嘴引到基切身边让母亲去咬，替自己报仇。白獠牙在嘴嘴面前一步步退着，迂回地逃跑，引着它在营地各个帐篷进进出出，转来转去。它很会跑，比它这样大的任何一只小狗都跑得快，甚至比嘴嘴跑得快。可这次它并没竭尽全力地奔跑，只是保持距离，离追踪者仅一步之遥。

嘴嘴在后面紧追不舍，眼看离受害者越来越近，兴奋起来，竟忘了小心，忘了在何处。等它记起自己在什么地方时已经太晚了。它以最快的速度绕过一个帐篷猛冲过去，不料碰上趴在树枝一头的基切。它惊愕地叫了一声就遭到基切的惩罚，被死死咬住了。虽然基切被拴着，但它也无法轻易挣脱。母狼把它甩翻在地，不让它跑掉，同时一次次用牙狠狠撕咬着。

嘴嘴翻滚着终于挣脱开了它，爬起来，一身弄得乱糟糟，身心都受到伤害。它浑身毛发直立，被母狼咬的地方粘成一绞一绞的。它还站在爬起来的地方，张开嘴，发出小狗那种长长的、心碎的哀叫。可连这也不允许它叫完，刚叫到一半时白獠牙冲进来，狠狠咬住了嘴嘴后腿。而嘴嘴一点战斗力也没有了，丢脸地逃跑，它的受害者倒紧跟在后，一直缠着回到了它呆的帐篷。这时女人们跑出来救它，白獠牙变成一个狂暴的恶魔，雨点般飞来的石头才把它赶跑了。

一天格雷·比弗断定基切不会跑了，就放开了它。白獠牙真高兴母亲获得了自由，跟着它快快乐乐在营地里四处走动；只要紧挨在它身边，嘴嘴就站得远远的。白獠牙甚至对它毛发直立，走路四腿僵直，但嘴嘴不理会这种挑战。它绝不是傻瓜，无论要报什么样的仇也要等到看见白獠牙单独的时候。

那天以后，基切和白獠牙漫游到营地附近的树林边上。白獠牙一步步把母亲领到了这儿，这时见它停下来，就极力去诱它继续往前走。那小溪、兽穴和静静的树林在呼唤着它，它想要母亲一起去。它又往前跑了几步，停下来回头看母亲。基切仍未移动。它恳求地呜呜叫着，在矮树丛里顽皮地进进出出。它跑回到母亲身边，舔它的脸，又往前跑去。基切仍然不动。它停下来注视母亲，一举一动都显出非常热切渴望的样子；当母亲回过头去凝望营地时，这种热切渴望的神态慢慢消失了。

旷野里什么东西在呼唤它。母亲也听到了，但它也听到了另一种更大声的呼唤，是火与人的呼唤——在所有动物中，这呼唤只是给狼和野狗的，它们都是兄弟。

基切转身慢慢跑回营地。营地对它的控制，比枝条对它肉身的限制还强烈。那些神虽然隐藏着看不见，但仍以其神力紧紧抓住它，不让它离开。白獠牙在一棵白桦树荫里坐下，轻轻地呜呜叫着。空气中有股强烈的松树味和淡淡的森林的芳香，使它想起自己被束缚前那种自由自在的生活。可它还只是半大的小狗，人或荒野的呼唤都没有母亲的呼唤强烈。在它短短的生活里时时刻刻都依靠母亲。将来它会独立的。所以它站起身悲伤地跑回营地，中途停了一两次坐下呜呜直叫，倾听着仍在从密林深处传来的呼唤。

在野生世界动物母子一起的时间并不长，可是在人的控制下有时甚至更短。白獠牙就是如此。格雷·比弗欠着“三鹰”的债，三鹰又要沿马更西河而上到“大奴湖”去。为了还债比弗把一块红布、一张熊皮、二十颗子弹连同基切给了他。白獠牙看见母亲被带上三鹰的划子，也跟着上去。三鹰一下把它打回到地面上，划子就冲走了。它跃入水中跟着游去，格雷·比弗大叫着让它回去也全然不顾。即便是一个人类动物，一个神，白獠牙也不理睬了，这就是它在失掉母亲时的恐怖。

可是神习惯控制一切，格雷·比弗怒气冲冲地驾起一只划子追赶上去。待追上白獠牙时，他伸出手抓住它后颈一下提出水面。他并没马上把它丢进船底，而是一只手提着，用另一只手打它，打
得真狠。他的手很重，每打一下都疼得厉害，而他打了无数次。

他雨点般地朝白獠牙打来，一会儿打这边一会儿打那边，使它不得不前后晃动身子，像急剧摇动的钟摆一般。它的内心汹涌澎湃，变化不定。最初它感到惊异；然后是一时的畏惧，被打得叫了几次；紧接着是愤怒。它放荡不羁的天性显露出来，面对怒气冲冲的神它龇牙咧嘴无所畏惧地嗥叫。这只会使神更加气愤，从而打得更快、更重、更疼。

格雷·比弗不停地打，白獠牙不停地叫。可总不能老是这样吧，其中一个必须让步，这就是白獠牙。恐惧又在它心中汹涌。它第一次真正被人控制住了。以前也偶尔挨过枝条和石头的打，但和这次比起来犹如抚摸。它被彻底打垮，嗷嗷直叫。开头每打一下叫一声，后来它越来越害怕，嗷嗷的叫声变得断断续续，与有节奏的处罚不相连贯了。

格雷·比弗终于住了手。白獠牙垂头丧气，仍在哀叫。主人仿佛得到了满足，狠狠把它甩到划子底部。同时划子顺流而下，格雷·比弗拿起桨。白獠牙挡着他的路，他就凶狠地把它踢开。这时刻白獠牙放荡不羁的天性又爆发出来，它用力咬住了他穿着鹿皮鞋的脚。

先前挨的打和这时比起来又微不足道了。格雷·比弗气得非常可怕，白獠牙也吓得同样可怕。他不但用手打，而且用坚硬的木桨打；待它又被丢到船底时，小小的身子已遍体鳞伤，疼痛难忍。格雷·比弗这次又故意去踢它。白獠牙不再咬他的脚了。它被束缚以来又得到另一个教训。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它都决不敢去咬神，他是它的君王和主人；君王和主人的身体是神圣的，不容它这种动物的牙齿去玷污——这显然是罪中之罪，这种冒犯丝毫不容宽恕和放任。

划子靠岸时，白獠牙还躺着呜呜叫，一动不动，等候格雷·比弗处置。格雷·比弗是要它上岸，狠狠把它抛了上去，使它身子的一边重重落在地上，再次把伤痕撞得很痛。它战战兢兢地爬起来，呜呜直叫。嘴嘴在岸上把这一切看在眼里，这时猛扑过来把它撞翻，咬住了它。白獠牙孤苦伶仃，不能自卫，如不是格雷·比弗飞起一脚狠狠把嘴嘴踢出十多英尺远，它可真会够受的。这就是人类动物的公正；即便现在白獠牙陷入可怜的困境，也有了一点感激之情。它服服帖帖紧跟在格雷·比弗后面，一瘸一拐穿过村庄回到帐篷。于是白獠牙又明白了这些荒野之神把惩罚的权力完全据为己有，绝不出让给任何比他们低级的生物。

那天夜晚万籁俱寂时，白獠牙想起母亲，悲哀地为它呜呜叫着。它的声音太大，吵醒了格雷·比弗，又挨一顿打。之后只要有神在旁边它就轻轻哀叫。不过有时它独自游荡到森林边，大发悲哀，高声呜呜地嗷嗷直叫。

此时它也许在倾听，想起了那个兽穴和小溪，跑回到荒野中去。可它又想起母亲，停下来。出去打猎的人类动物会回来，所以母亲什么时候也会回到村子。于是它继续被束缚，等待母亲。

但这种束缚并非完全让它苦恼，有趣的事也很多。时时刻刻都在发生什么事。这些神无休无止地做着奇怪的事情，它总是好奇地看着。此外，它还学着怎样和格雷·比弗相处融洽。它必须服从，十分严格，不偏不离地服从，这样才不致挨打，得以生存下去。

不仅如此，格雷·比弗有时还亲自丢给它一块肉，并且不让其他狗去吃。这样一块肉很不简单，它以某种奇怪的方式，显得比印第安女人给的十多块肉还值钱。格雷·比弗从不宠爱或作爱抚表示。影响白獠牙的也许是他手的重力，也许是他的公正，也许是他绝对的权威，也许是所有这一切；因为它和他以及他毋庸置疑的君王地位之间正形成某种依恋的纽带。

束缚白獠牙的镣铐不知不觉套在了它身上，其方式很微妙，也还借助了棍棒、石头和拳头的力量。狼种身上的一些品性使它们一开始就可能接近人的情感，而这些品性也是可以发展的。它们就正在它身上发展着，所以尽管营地的生活痛苦不少，但也一直悄然地使它欢喜，只是白獠牙不知道。它只知为失去母亲感到悲哀，希望它回来，极其渴望过以前那种自由自在的生活。

3. 遗弃

嘴嘴继续使白獠牙过着郁郁不乐的日子，因此它变得过分邪恶残忍。狂野是它性格的一个组成部分，但这样发展下去却超出了本性之外。它在人类动物中间也有了邪恶的名声。营地里不管哪里出现麻烦、混乱、打架、争吵或传来女人叫喊肉被偷走的声音，你必然会发现白獠牙混在其中，通常还是祸根呢。他们不用费心去追查它作乱的原因，只看见结果，而结果是糟糕的。它成了一个鬼鬼祟祟的小偷，挑拨离间，惹是生非；女人当面骂它，说它是只卑鄙无耻的狼，一定没有好下场，可它只是机警地盯着她们，随时躲开猛然飞来之物。

它发现自己在热闹的营地里遭到遗弃。所有小狗都跟着嘴嘴跑。白獠牙和它们之间有一种差别。也许它们感到了它是野种动物，像家狗对狼一样产生敌意。不仅这样，它们还和嘴嘴一起迫害它。而一旦开始站在反对它的立场，它们就有充分理由反对下去。每一只狗都不时咬过它；但值得赞扬的是它反咬得更多。一对一地打很多狗不是它的对手，可它们不高兴这样。架一打起来就发出了信号，营地里所有小狗都冲过来向它扑去。

它受到一群狗的迫害，从中学会两件重要的事：在打群架时如何保护好自己，以及和一只狗打架时如何在最短时间里给它最大伤害。在一群敌人中间一定要立住脚才能生存下去，这一点它非常明白。它能够像猫一样地两脚直立。即便大狗用重重的身子把它往后或两边猛撞，使它身子往后仰或两边倒，摇摇晃晃，脚在地上移来移去，它也总能保持腿脚在下，紧贴大地。

狗打架时通常事先有些准备，比如嗥叫，竖发，四腿僵直地走。但白獠牙学会了把这一切都省掉。拖延意味着所有小狗都来打它。它必须速战速决，然后跑开。所以它学会搞突然袭击，在敌人未准备好迎战前冷不防扑过去撕咬。它又学会怎样迅速地给敌人造成严重伤害。它还明白袭击的重要性。一只狗如在未知道发生什么事前就失去防备力，肩膀被咬开或耳朵撕成一条条的，那么它已输掉一半了。

再说，突然撞翻一只狗相当容易；而狗被这样撞翻后总会把它柔软的喉部露出片刻——这是它的致命弱点。白獠牙知道这个部位，这知识是一代代猎食的狼直接传给它的。因此白獠牙进攻的方法，一是去找到单独的小狗，其次是突然把它撞翻，再次是狠狠咬住它柔软的喉咙。

然而它还未成熟，嘴巴不够大，也不够有力，无法从喉部咬死敌人；不过营地里有时许多小狗喉咙上都留下了被白獠牙咬烂的伤痕。有一天它碰见一个敌人独自在树林边，就一次次把它撞翻袭击喉部，咬断大血管，使敌人一命呜呼。那晚大吵大闹了一番。它干的事被发现了，消息带到死狗的主人那里，女人们也记起肉被偷吃的所有事例，许多愤怒的声音把格雷·比弗包围起来。但他坚决抓住帐篷的门——罪犯就关在里面——不让部落的人报仇，尽管他们叫嚷着强烈要求把它交出去。

人和狗都憎恨白獠牙。在这段生长期间它没有片刻的安宁。每只狗都要咬它，每个人都要打它。狗要对它嗥叫，神要骂它，向它甩石头。它过得紧张不安，心中的弦总是绷着，时刻准备攻击，还要警惕被袭击，留神出乎意料的飞来物，准备好采取突然而沉着的行动，要么扑上去猛咬一口，要么发出威吓的嗥叫跳开。

说到嗥叫，它比营地里任何大大小小的狗都叫得可怕。嗥叫的用意在于警告或威吓，所以需要判断知道何时嗥叫为宜。白獠牙对嗥叫的方式和时间都把握得很好，把一切凶残、恶意和恐惧都融合到了里面。它鼻子不断抽搐形成锯齿状，毛发直立不时起伏，舌头像条红蛇般伸出来又缩回去，耳朵耷拉着，眼露仇恨之光，嘴唇后缩，龇牙咧嘴，垂涎欲滴——看见这情景，几乎每一个袭击者都不得不暂时打住。只这一停顿，瞬间忽略了对它的防备，就使它获得了生死攸关的片刻时间思考、决定如何行动。不过常常这样的停顿延得太长，以致敌人完全停止了进攻。白獠牙曾在几条大狗面前嗥叫，得以体面地退却。

它被那群半大的狗遗弃，遭到它们的迫害；但另一方面它也手段残忍，精明能干，使它们为此付出代价。它们不让它和狗群跑动，这种奇特的状况又使任何一只狗也无法脱离狗群。白獠牙不允许。它很会在丛林中和路边伏击，使小狗们害怕单独行动，除嘴嘴外，它们必须走在一起，互相保护，共同抵抗自己树起的可怕敌人。一只单独在河边的小狗要么会送命，要么遭到小狼的伏击后仓皇逃跑，发出痛苦和恐怖的尖叫，惊动整个营地。

但白獠牙的报复是无休止的，即便小狗们已彻底明白彼此不可分离。它只要碰见它们哪一只单独呆着就袭击，它们只要都在一起就袭击它。一看见它，它们就足以向它猛扑过来，这时它便飞快跑开，通常得以脱身。而在这样的追击中，也是该跑在前面的狗遭殃！白獠牙学会了猛然转身扑向跑在前面的狗，赶在狗群到达之间把它撕咬得很惨。这样的事发生得太频繁了，因为狗群一旦都嗥叫起来，追击得兴奋时容易忘乎所以，而白獠牙是从不忘乎所以的。它边跑边往后偷看，随时准备转身向跑在前面过分心急的家伙扑去。

小狗必定要玩游戏，而这些狗就是在如此紧急的状况下，在这模拟战中进行游戏的。于是追击白獠牙成了它们的主要游戏——并且是一种死亡游戏，时时刻刻都很危险。另一方面，由于白獠牙跑得最快，无论到哪里都不怕。它白白地等着母亲回来，这段期间经常引着狗群在邻近的树林里疯狂追逐。可狗群无一例外让它跑掉。它们一到来就有杂声和叫声，使它提前防备；而它单独行动，脚步轻柔，如先前的父母那样像个影子在林中移动。再说，它和荒野世界比它们更有直接联系，更了解其秘密，更知道如何玩弄诡计。它最喜欢玩的一个把戏是让自己的足迹消失在流水中，然后静静趴在附近的丛林里，让狗群在周围发出困惑的叫声。

它遭到同类及人类的憎恨，不屈不挠，不断受到攻击，自己也不断挑起战争，因此成长很快，且是单方面的。这可绝不是让仁慈和爱心开花的土地，它一点这样的感觉也没有。它学到的法则就是服从强者，压迫弱者。格雷·比弗是一位神，十分强大，所以白獠牙要服从他。但比它幼小的狗是弱者，将被毁掉。它向着权威的一面发展。为了面对经常受到的伤害甚至丧生的危险，它掠夺与保护的本领得到过分发挥。它比其他狗更敏捷，更迅猛，更狡猾，更恶毒，更灵活，更瘦削（铁一般的肌肉和肌腱），更凶猛，更残暴，也更精明。这一切它都必须具备，方能立于不败之地，在充满敌意的环境里生存下去。

4. 神迹

转眼秋天又到，天越来越短，空气中有了寒气，这时白獠牙有了自由行动的机会。几天来村子里乱腾腾的。夏季的营地在拆除，印第安部落的人已全部收拾好，准备出发去秋猎。白獠牙热切看着这所有的情况，当印第安人的圆锥形帐篷开始拆掉，划子在岸边装载好时，它便明白了。现在划子已在出发，有的已沿河消失了。

它下定决心故意留在后边，等待机会溜出营地钻到树林中去。这儿的流水开始形成冰，它站在里面把行踪隐藏起来。然后它爬进密林深处等待着。时间在过去，它断断续续睡了几个小时，之后传来格雷·比弗叫它名字的声音，把它惊醒。还有其他声音。白獠牙听见格雷·比弗的女人和儿子米特沙也在一起寻找它。

白獠牙吓得发抖，一时冲动想爬出隐藏地点，但它克制住了。一会儿后声音消失，又过了一些时间它悄悄钻出来，为自己成功的行动高兴。夜幕降临，它在林中四处玩了片刻，自由使得它乐滋滋的。猛然之间它意识到了孤独，坐下想着，倾听寂寞的森林，烦扰不安。既无一点动静又无一点声音，这仿佛是不祥之兆。它感到潜伏着危险，这危险无法看见无法猜测。它疑心那许多隐隐显现的树木和黑影藏着各种危险的东西。

接着是寒冷。再没有暖和的圆锥形帐篷让它偎依。脚下是霜，它不停交换抬着两只前脚。它把毛茸茸的尾巴卷曲盖住它们，同时产生了幻象——这没有什么奇怪的。一系列的情景留在它的记忆中，它又看见营地、帐篷与火光。它听见女人的尖叫声，男人低沉的沙哑声，狗的嗥叫声。它饿了，想起曾经丢给它的一块块肉和鱼。这儿一点肉也没有，只有不能充饥的可怕寂寞。

束缚已使它软化，依赖使它变得柔弱。它已忘了如何自食其力。黑夜向它张着大口。它感官习惯了营地吵吵闹闹、活跃忙碌的生活，曾不断看见各种东西，听见各种声音，现在却一片空白。它们无所事事，既看不见什么又听不到什么。它们极力要发现什么东西打破自然的寂寞与静止，为眼前的僵死状态震惊，为想到的即将发生的可怕事情震惊。

突然它吓了一大跳。一个形状不定的庞然大物从它视野里一掠而过，原来是月光投下的树影，月亮刚从云块中显现出来。于是它才放心了，轻轻地呜呜叫着；可它又害怕叫声引来潜藏的危险，便克制住不再哀叫。

一棵树在平静的夜晚好像越缩越小，发出很大的杂声，并且就在它上面。它被吓得狺狺直叫，惊恐万分，疯狂地向那些印第安人跑去。它强烈渴望人类的保护和友谊，鼻孔里有营地的烟味，耳里还大声回荡着营地的叫喊声。它冲出森林来到月光照耀的空地，这儿没有阴影，没有黑暗。可是一个印第安人也见不到，它忘了他们已经迁走。

它狂跑一阵后突然停下，因为无处可逃。它沮丧地悄然穿过遗弃的营地，嗅着神们的垃圾和丢掉的破布烂片。这时它反倒觉得要是一个生气的女人甩来嗖嗖的石头该多好呀，发怒的格雷·比弗用手打它该多好呀；它真会高兴见到嘴嘴和那群嗥叫、怯懦的狗。

它来到格雷·比弗先前的帐篷处站住，在中间部位坐下，鼻子向着月亮。它喉咙一阵阵抽搐，很不舒服；嘴巴张开，发出令人心碎的叫声，流露出它的孤独、恐惧，为母亲感到的悲哀，为过去所有的忧伤和痛苦，以及对今后苦难和危险的担忧。这是一声长长的狼嗥，声音洪亮，充满悲伤——它有生以来从没发出过这样的嗥叫。

天亮了，虽然驱散恐惧，却增加了寂寞。这地方不久前还热热闹闹的，现在一片荒寂，寂寞更加沉重地笼罩着它。它很快作出决定，一头钻进森林，沿河岸而下。它一整天都在跑，从不休息，好像生来就是永不停息地跑似的。它铁一般的身子忘记了疲劳。即便有了疲劳，它所继承的坚韧品性又使它精神振奋，作出无穷无尽的努力，得以把抱怨的身体推向前去。

遇上河水绕过悬崖峭壁的地方，它就翻过高山。遇上流入这条大河的小河、溪水，它就涉过去或游过去。它常常碰到河面正在结冰，不止一次破冰前进，在冰冷的急流中挣扎活命。并且它还要时刻注意神们的踪迹，看他们从哪里上岸往内地去了。

白獠牙比一般的同类动物都更聪明，但是它精神的幻象还不够广阔，想不到马更西河对岸的情况。假如神们从河边上了岸又怎么办呢?它根本没想到这一点。往后等它跑了更多的路，长得更大更聪明，对踪迹与河流了解更多时，它也许会理解明白这种可能性的。不过这种思维能力是以后的事。眼下它盲目地跑着，只考虑到马更西河这面一岸的情况。

它整夜都在跑，黑夜中跌跌绊绊撞上各种障碍，遇上这样那样的不幸事故，但它只是被拖延而并没被吓倒。到第二天中午时它已持续跑了三十个小时，铁一般的肉体也支持不住了。它四十个小时没吃一点东西，饿得浑身无力。一次次浸泡在冰冷的水里也使身体受到影响。漂亮的皮毛现在拖泥带水，宽大的肉趾被擦伤流着血。它开始跛起脚来，时间越长跛得越厉害。更糟的是天色昏暗，下起了雪——这雪阴冷，潮湿，融化着，粘脚，滑溜溜的，使它看不到经过的地形，把地上不平的地方覆盖，因此它跑得更加艰难费力。

格雷·比弗本来打算那晚在马更西河对岸扎营，因为要到那个方向去打猎。可就在天黑前一只驼鹿到近边河岸饮水，被格雷·比弗的女人克洛库奇发现。瞧，如果驼鹿没到岸边饮水，米特沙没因下雪偏离船行路线，克洛库奇没发现驼鹿，格雷·比弗没一枪把它击中，一切后来的事便会迥然不同了。那样格雷·比弗就不会在近边的岸上扎营，白獠牙就会错过他们一直跑下去，要么死掉，要么找到野性的兄弟加入它们中间——至死成为一只狼。

夜幕降临，雪越下越大。白獠牙一边跌跌绊绊，一瘸一拐前进，一边轻声呜呜叫着，这时在雪地里遇上了新的足迹。它们是刚留下的，它立即明白是怎么回事，急切地发出哀鸣声，循着足迹从河岸到了树林里。传来营地的声音。它看见火光，克洛库奇在煮饭，格雷·比弗蹲着身子嚼一块动物生脂。营地里有了鲜肉！

白獠牙以为要挨一顿打，想到这里就蜷缩着身子，毛发微微竖起。然后它又向前走去，知道等待它的是挨揍，为此感到害怕和厌恶。但它也知道火将给它安慰，神将给它保护和友谊——神的友谊虽然带有敌意，不过对于它，群居的需求仍是必不可少，令它满意的。

它畏畏缩缩低身移到火光里。格雷·比弗看见了它，停止嚼脂。白獠牙移动得很慢，卑躬屈膝的样子。它伏着身直接移向格雷·比弗，每移动一点点都更加缓慢吃力。终于它趴在了主人脚旁，心甘情愿把自己身心都交给他占有。它上去坐在人的火堆旁，让他支配，完全出于自愿。白獠牙浑身发抖，等着挨罚。手在它身上移动，它以为要打来，下意识地蜷缩着。可手并没打来。它偷偷往上看一眼，格雷·比弗正把那块脂切成两半！还把其中一块给它，它先嗅了嗅，动作很慢，有些疑心，然后才吃了。格雷·比弗又让人给它拿来些肉吃，并守着不让其他狗抢去。之后白獠牙十分感激，心满意足地趴在格雷·比弗脚边，注视着暖洋洋的火，眨着眼睛打起瞌睡，深信明天它将不会凄凄凉凉穿过连绵不断的阴郁暗淡的森林，而将和人类动物呆在营地里——它已把自己交给他们，现在要依靠他们了。

5. 契约

十二月快过去时，格雷·比弗继续向马更西河上游行进。米特沙和克洛库奇与他同行。他自己驾一个雪橇，用交易来的或借来的狗拉着。米特沙驾另一个更小的雪橇，由套在上面的一组小狗拉着。那简直像个玩具，但却让米特沙高兴，他感到自己开始在世上干男人的活了。他还学驾狗、驯狗，而小狗们也开始套上挽具拉车。再说，这小雪橇也不无用处，拉了近两百磅重的装备和食物。

白獠牙看见过营地的狗在挽具里辛勤劳动，所以初次把挽具套在它身上时，它并不太反感。它脖子上套了一个满是苔藓的轭，由两根挽绳连在一根带子上。带子又绕过它的胸和背，然后系在一根长绳上面，它由此拉动雪橇。

这一组里有七只小狗，其余的狗是年初出生的，有九、十个月大，而白獠牙只有八个月大。每只狗都单独用一根绳拴在雪橇上。没有两根绳子一样长，并且任何两条长短相差至少有狗的身子那么长。每根绳都拴到雪橇前端的一个环上面。雪橇本身没有滑板，是用白桦皮做成的平底雪橇，前端翻卷，以免凿到雪下面去。这种构造使雪橇及货物的重量最均匀地分散到雪地上，因为雪成晶状粉末，十分柔软。遵照把重量最均匀地分散这一同样原理，狗拉着雪橇鼻端成扇形分开，所以绝不会有哪只狗会踩到另一只狗的脚步上去。

这种扇形结构还有另一个长处。不同长短的绳子使后面的狗无法攻击前面的狗。而前面的狗要攻击另一只狗，不得不转向绳子更短的狗，这样就会迎面碰上后面被攻击的狗，况且赶雪橇的人还会向它抽来鞭子。不过最奇特的好处是，想攻击前面的狗必须把雪橇拉得更快，而雪橇越快，被攻击的狗跑得更快。于是后面的狗怎么也赶不上前面的狗，它跑得越快，被追的狗也跑得越快，以致所有的狗都跑得更快了。随之而来的是雪橇加快了速度，这样人通过玩弄狡猾的伎俩，把这些兽们控制得更紧了。

米特沙像父亲，具有不少父亲的那种老练机智。过去他看见了嘴嘴折磨白獠牙，但那时嘴嘴是别人的，他只敢不时用一块石头打它。现在嘴嘴成了他的狗，他便进行报复，把它拴在最长的一根绳上。这使嘴嘴成为领头狗，看起来很体面，实际上一点面子也没有了，不但当不了恶霸管住狗群，反而遭到狗群的憎恨和攻击。

由于它拉着最长的绳子，狗群总是看见它在前面跑。它们只看见它浓密的尾巴和奔逃的后腿——这情景远没有直立的毛发和微露的獠牙那么凶恶、可怕。并且狗们心里有了这样的想法后，看见它在前面跑就很想去追，觉得它是在逃跑似的。

雪橇一启动，狗群就向嘴嘴追去，追了整整一天。最初嘴嘴动辄转身扑向后面追踪的狗，它们嫉妒它的显要地位，十分愤怒；但这时米特沙会把用北美驯鹿肠子做的三十英尺长的鞭抽打在它脸上，使它刺痛难忍，不得不转身往前跑。嘴嘴也许敢于面对狗群，但却不敢面对鞭子，它惟一要做的就是把长长的绳子拉紧，拼命跑在前面，不让狗群咬到它的两肋。

但在这个印第安人内心深处还有一个更狡诈的伎俩。为了让狗们无休止地追踪这只领头狗，米特沙有意更宠爱它一些，从而引起其余狗的嫉妒和憎恨。米特沙会当着它们的面给它肉吃，并且只给它一个。其他的狗会因此发狂，就在鞭子打不到的地方气得团团转，而嘴嘴却在米特沙的保护下大吃其肉。没有肉时，米特沙也会把狗群赶在一边，假装给嘴嘴肉吃。

白獠牙很乐意接受了这个工作。它屈服于神的控制，比其余的狗跑的路都多，更充分明白与神作对是毫无益处的。此外，由于遭到狗群的迫害，它们在它心目中的地位更低，而使人的地位更高。它还没认识到要和同类之间往来。加之基切又几乎给忘记了，所以它把感情主要发泄在对神忠诚温柔上面——它把他们视为主人。因此它干活积极，学会遵守纪律，服服帖帖。忠诚老实、心甘情愿是它劳动的特点。当狼和野狗被驯化以后，这是其主要特征，而白獠牙尤为突出。

白獠牙和其余的狗之间确也有交往，但那是打架的交往，带有敌意的。它从不学着和它们玩耍，只知道如何打架，和它们打架：嘴嘴当狗群头儿时它们撕咬了它一下，现在它要咬它们一百下。可嘴嘴不是头儿了，除非它拉着雪橇奔跑在最前面时，让雪橇飞跃前进。在营地里嘴嘴紧挨在米特沙或格雷·比弗或克洛库奇身边，不敢离开这些神，因为所有的狗都要咬它，让它吃尽了白獠牙被迫害时的苦头。

嘴嘴被推翻后，白獠牙本来是可以当上狗群头儿的，但它太乖僻孤独，不适合这一职位。它只知道打队友，要不然就根本不理它们。它走来时它们就让开，连最大胆的狗也不敢抢它的肉。相反，它们会狼吞虎咽把自己的肉吃掉，担心它会抢走。白獠牙很明白“弱肉强食”这一法则。它尽可能快地把自己的一份肉吃掉，然后就该没吃完的狗遭殃了！嗥叫、撕咬一番之后，那只狗便气愤地呜呜直叫，自认倒霉，自己的那份让白獠牙吃了去。

但每隔一会儿，这只或那只狗会奋起反抗，同时又很快被平息。这样白獠牙总是时刻提防着，唯恐失去自己在狗群里的中心地位，常常为之战斗。但这样的战斗是短暂的。它太迅猛了，让其他狗措手不及，等明白过来时已被撕裂，鲜血直流，还没来得及反击就几乎被打败了。

神们拉雪橇的纪律是严格的，而白獠牙在狗群中的纪律也同样严格。它从不给它们一点自由，迫使它们永远尊敬它。它们相互之间做什么都行，那不关它的事。它只关心它们不要来打扰它，让它单独呆着，它要走到它们中间时它们就得让路，时时刻刻都要受它管制。只要它们有一点直腿、露齿或竖发的表示，它就残酷无情地向它们扑去，立即让它们认识到那样做是错误的。

它是一个可怕的暴君，它的管制像钢铁一般坚硬。它对弱者进行报复。它还是幼狼时，和母亲两个孤苦伶仃，为生活进行着无情的斗争，后来终于立于不败之地，在残酷的野性世界里生存下去，这些对它都不无帮助。它还学会了力量更强大的动物过去时自己的脚步要放轻，这也不无益处。它压迫弱者，但也知道要尊敬强者。在和格雷·比弗一起的漫长行程中，他们遇上陌生的人类动物的营地时，它在成熟的大狗中间的确走得很轻。

时间一月月地过去。格雷·比弗仍在继续前进。长久在路上跑，不断拉着雪橇，使白獠牙的体力增加；它的精神也似乎发展得近于成熟了。它已很彻底地知道了生活的世界，所见到的情景是阴郁和充满物欲的。它看到的世界凶狠残忍，没有温暖，爱抚、感情和欢快的心灵这些东西根本不存在。

它对格雷·比弗毫无感情。不错，他是一个神，但却是一个非常凶恶的神。白獠牙乐于接受他的君王地位，不过这种地位是建立在更高智力和凶猛力量之上的。它本质上存在着某种东西，使它渴望得到这样的地位，否则它当时就不会从野性世界返回来表示它的忠诚了。在它内心深处有些东西从未表达出来。只要格雷·比弗说句温和的话，轻轻抚摸它一下，这些东西就会表达出来了，可他不那样做。他没有那种习惯，最首要的就是凶残，实行凶残的管制，用棍棒执行公道，用打击的痛苦惩罚违犯行为，奖赏功劳不是以友爱而是以不挨打来体现的。

所以人的手会给它带来什么高兴的事，它不得而知。再说，它也不喜欢人类动物的手，对它们怀有疑心。有时它们也的确给肉吃，但更多的时候是带来伤害。手这样的东西要离得远远的，它们会甩来石头，挥舞棍棒和鞭子，打耳光捶身子，十分狡诈，又捏又拧又扭弄得直痛。在一些陌生的村落它曾领教过孩子的手，知道它们打起来是很凶狠的。还有一次，它的一只眼睛差点被一个蹒跚行走的印第安小孩戳出来。从这些经历中它对所有小孩都怀有疑心，无法忍受他们。他们带着不祥的手过来时它就站起身。

它憎恨人类动物那些邪恶的手；在“大奴湖”的一个村子里时，它终于修正了从格雷·比弗那里学来的法则，即犯下了咬神这个不可饶恕的罪行。在这个村里，白獠牙照所有村里一切狗的习惯，四处去搜取食物。一个男孩正用斧子砍一块冻结的驼鹿肉，一些碎肉片飞到了雪地里。白獠牙当时正四处找食吃，这时就停下吃地上的碎肉。它看见男孩放下斧子，拿起一根粗大的木棒，便一下跳开，正好躲开落下来的棍棒。男孩又跟着追来，它在这个村里是个生客，奔逃在两个帐篷之间，被一个高高的土埂堵住了。

白獠牙无法脱身，惟一的出路是两个帐篷之间，而且被男孩守着。他手持棍棒时刻准备打来，一步步向堵死的猎物靠近。白獠牙勃然大怒，面对男孩又竖毛又嗥叫，正义感受到极大的伤害。它懂得觅食的法则。所有浪费掉的肉，比如那些冻结的碎肉片，哪只狗发现就该哪只狗吃。它并没做错事，一点没犯法，可这个男孩却要打它。白獠牙简直不知道发生的事，它是在一阵狂怒之下做出来的，而且瞬间完成，连男孩都未明白过来。他只知道不知怎么被撞翻到雪地里，握棍棒的手被白獠牙撕咬开了很大的口子。

但白獠牙知道它已违犯了神们的法则，把牙齿咬进一个神圣的肉体，等待它的只有严厉的惩罚。它逃到格雷·比弗那里，蜷缩在他的腿后面受着保护，这时被咬的男孩及其家人过来报复。可是他们没能报复到就离开了，是格雷·比弗保护了白獠牙。米特沙和克洛库奇也保护了它。白獠牙听着他们的舌战，看着愤怒的手势，知道它的行为是做对了。它还明白有这样的神，有它的神和别的神，他们之间是有差别的。对或不对都一样，它必须从自己神的手上得到一切东西。但它不一定要受到别的神的不公正对待，有权用牙表示不满——这也是神的一条法则。

这一天结束前，白獠牙对这法则还会有更多的认识。米特沙一个人在森林里拾柴时，遇上了被咬的男孩和另外几个男孩，激烈争吵起来。然后所有男孩都攻击米特沙，为难他，雨点般地从各处向他打去。白獠牙起先在一边看着，这是神们的事，与它无关。这时它才明白受虐待的是米特沙，它自己的一个特别的神，于是在毫无理性的冲动之下采取了行动。它勃然大怒，冲进一伙打架的神中间。五分钟后男孩们就从这地方仓皇逃跑，多数孩子身上的鲜血滴到雪地上，说明白獠牙的牙齿可没闲着。米特沙在营地里讲述了自己的经历，格雷·比弗便吩咐给白獠牙拿肉来。他让拿来了很多肉，白獠牙狼吞虎咽下去，睡意矇眬地靠在火边，知道这一法则得到了证实。

有了这些经验以后，随之白獠牙又懂得了财产的法则以及保护财产的责任。从保护神的身体到保护神的财产只有一步之差，它走了这一步。只要是自己神的东西就不能受其余所有世人的侵犯，为了保护好它们甚至可以咬别的神。这种行为的性质不仅是亵渎的，而且充满危险。神们强大无比，狗根本不是对手；但白獠牙学会面对他们，凶猛善战，无所畏惧。责任胜过了惧怕，偷盗的神也知道了不去碰格雷·比弗的财产。

在这方面有件事白獠牙很快明白，就是一个偷盗的神通常是怯懦的，一听到警报声就逃跑。它还知道自己一发出警报格雷·比弗马上就会前来相助。它也懂得了不是因为怕它而是因为怕格雷·比弗盗贼才被赶跑的。白獠牙并不吠叫发出警报，它从不吠叫。它的办法是直接赶走入侵者，如果可能就咬他。由于它性情乖僻，独来独往，与其余的狗毫无关系，所以异常适合守卫主人的财产，格雷·比弗也鼓励、训练它这样做。结果之一便是白獠牙更加凶猛残忍，不屈不挠，也更加孤僻。

时间一月月过去，狗和人之间的契约越来越牢固。这是野性世界的第一只狼与人类达成的最古老的契约。像所有后来的狼和野狗一样，白獠牙是自己制订出这个契约的。条件很简单。它牺牲了自己的自由，让一个有血有肉的神占有去。它从神那里得到了食物、火、保护和友谊等。作为报答，它守卫神的财产，保护他的身体，为他干活，服从于他。

被神占有意味着效劳。白獠牙效劳是出于责任和畏惧，而非出于爱。它不知道什么是爱，从没得到过爱。基切已是一个遥远的记忆。此外，当它屈服于人类的时候，不仅抛弃了野性世界和自己的同类，而且在契约里订下这样的条件：假如它又遇见基切，也不会抛弃神跟它而去。它对于人类的忠诚，不知道怎么似乎成了一条法则，表明这忠诚胜过它对于自由和同类的热爱。

6. 饥荒

格雷·比弗完成漫长的旅程时春天即将到来。时值四月，白獠牙一岁了，它终于来到神们家乡的村子，米特沙为它解开挽具。虽然要长成熟还需很长时间，但它和嘴嘴相差无几，是村里最大的一岁崽。它从父狼和基切那里继承了身材和体力，已经快和成熟大狗一样了。但它还不够结实，身体苗条细长，体力还不够强大。它的皮毛是纯粹的狼灰色，看起来完全就是一只地道的狼。它从基切身上继承了四分之一的血统，却没在身体上留下任何痕迹，虽然在精神上有所表现。

它漫步穿过村子，认出在长长的旅行前就认识的各个神，一直感到高兴。然后有一些像它一样长大的大狗小狗，有些大狗看起来并不像它记忆中的那么高大魁梧，难以对付。它也不像过去那么怕它们了，在它们中间大摇大摆地走着，漫不经心，悠闲自在，觉得既新鲜又有趣。

巴塞克也在这里，它是一只老灰狼，过去只要一露牙就把白獠牙吓得缩回身子，仓皇逃跑。白獠牙曾从它身上清楚地明白自己的卑微，现在又从它身上充分认识到自己的变化与发展。随着年龄的增长巴塞克越来越柔弱，而白獠牙正值青春年华，日益强大。

有一头驼鹿刚被杀死，狗群很快把肉撕咬开，白獠牙从中知道它和它们的关系已经改变。它自己抢到一根鹿蹄和部分胫骨，上面有一大块肉。其余狗仍在抢夺，它却跑开躲在灌木丛后面大吃起自己的美味佳肴来，这时巴塞克突然向它扑去。它一眨眼就把入侵者狠狠撕咬了两次，又猛然跳开，此刻才明白自己干了什么事。巴塞克遭到鲁莽、快速的袭击，大出意外。它站在那儿傻乎乎地注视着白獠牙，血红的生胫骨肉掉在它们中间。

巴塞克老了，它已知道以前自己惯于欺压的狗现在越来越勇猛。它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来对付它们，忍受这些惨痛的事。要在过去，它会在一阵疯狂的义愤之下向白獠牙扑去的。但如今它的体力在衰退，再无法那样做了，只好凶狠地毛发直立，隔着胫骨邪恶地盯住白獠牙。白獠牙又像过去那样非常害怕起来，身子仿佛畏缩得越来越小，脑子里在思索着如何退却而又不显得太丢脸。

就在此时巴塞克出了差错。假如它一直显得凶神恶煞的样子，一切就好啦。白獠牙当时正要退却，也许就真的退却，把肉让给它了，然而巴塞克没有等候。它认为胜利已属于它，便朝肉走过去。它漫不经心地低头嗅着肉。白獠牙的毛发微微立起来。即便此刻巴塞克要换回局势也不太晚。如果它只是站在肉旁边，抬头怒视，白獠牙终会溜走的。但鲜肉浓浓的香味钻入巴塞克的鼻孔，贪婪之下它去咬了一口。

这可真让白獠牙受不了。几个月来它一直控制着狗队，现在却让另一只狗吞吃着属于自己的肉，叫它如何自制，袖手旁观！它一如既往地发起攻击，根本不警告一下。第一口就把巴塞克的右耳咬得稀烂，其迅猛之势令它震惊，接着一些非常可悲的事情又同样在瞬间发生。巴塞克被撞翻在地，喉咙被咬，当挣扎着爬起来时肩膀又两次被这只年轻力壮的狗撕咬，其速度之快使它不知所措。它徒劳向白獠牙扑去，牙齿愤怒地空咬了一下。随即它鼻子被咬破，摇摇晃晃后退着离开了肉食。

现在局面倒转过来了。白獠牙站在胫骨肉旁边，竖毛威胁着，而巴塞克却站在较远一点的地方准备退却。它不敢冒险和年轻的动作如闪电的白獠牙干一架，并且更加痛苦地明白自己将会越来越老，变得柔弱不堪。可它英勇维护着自己的尊严，泰然自若地转身背向年轻的狗和那块胫骨肉，好像两者都不屑一顾，不值考虑。然后傲然地大步离去，直到远远看不见了才停下来舔流血的伤口。

这就使白獠牙更加自信，也更加得意了。它在大狗中间行走不再那样脚步轻轻了，对它们也不像过去那样让步。它并不故意找麻烦，远非如此；不过它要求得到应有的尊重。它坚持自己的权利，独来独往，不给任何狗让路。它得受到重视，仅此而已。它不能再被小看和忽略——小狗的命运即如此，队友中的小狗将继续遭受这样的命运。它们必须给大狗让路，不得不把肉让给它们吃。但白獠牙被那些迷惑的长者们视为地位同等的家伙。它不善交往，乖僻愁闷，独来独去，两眼平视前方，令人生畏，冷漠而不易接近。它们很快学会了不去管它，既不贸然采取敌对行为又不主动表示友好。假如它们不管它，它也不会去管它们——经过几次冲突后，它们发现这种状况尤为可取。

仲夏时白獠牙经历了一件异常的事。它静静地一路小跑着去探看某个村边的一个新帐篷（它和猎人们出去捕驼鹿时搭起来的），这时正好碰上了基切。它停下来看着母亲，虽然只剩下模模糊糊的记忆，但它确实记得
，而基切却把它全忘了。母亲像过去那样对它露齿发出威吓的嗥叫，使它的记忆清晰起来。它被遗忘的做小崽时的岁月，所有与那熟悉的嗥叫相关的情景，像潮水一般又涌现在脑际。在它认识神以前，基切是它依靠的中心。过去那些熟悉的情感又回到它身上，在胸中澎湃。于是它欢欢喜喜朝母亲跑去，不料脸颊却被基切凶狠的牙齿撕烂，直至骨头。它不知是怎么回事，迷惑不解地后退了。

但这不是基切的错。母狼并非生来要记住过去一岁左右的小崽的，因此它记不得白獠牙了。白獠牙变成一只奇怪的动物，一个入侵者；基切目前又有了一窝狗崽，所以有权对这样的入侵者表示不满。

一只小崽笨拙地向白獠牙爬来。它们是异父兄弟，只是它们不知道而已。白獠牙好奇地嗅它，于是基切又猛扑过来咬它的脸。它退得更远一些，一切过去的记忆和联想再次消失，隐入它们刚刚从中复活的墓里。它看着基切舔狗崽，不时停下对它嗥叫。母亲对它已一钱不值，它已学会没有基切照样过得很好，忘了母亲有何用处。基切在它生活中已毫无地位，正如它在基切生活中毫无地位一样。

它还傻里傻气、迷惑不解地站着，往事已忘记，不明白眼前发生的一切。这时基切又第三次向它发起进攻，一心要把它彻底赶走。白獠牙让它赶。这是一个同类雌性动物，它的同类有一条法则，就是雄性动物不和雌性动物斗，它对这法则一无所知，因为这绝非心理学上的“类化”过程，也不是凭世间的经验获得的。它只知道这是一种秘密的激励，一种本能的推动——这本能，同使它对着夜晚的月亮和星星嗥叫，使它害怕死亡和神秘物的本能是一样的。

时间又过去几个月。白獠牙长得更强壮、沉重、结实，而性格的发展则受着遗传和环境的双重影响。其遗传是生命的原料，可比做泥土，潜在价值不少，能塑造成许多不同的形状。环境即是泥土的模型，使泥土成为某一特定的形体。因此，假如白獠牙从没有来到人类的火堆旁，野性世界就会把它塑造成一只地地道道的狼。但是神们给了它一个不同的环境。它被塑造成了一只狗，虽然颇有狼性，但毕竟是狗而不是狼。

这样，按照它生命的泥土和环境的压力，其性格便被塑造成某种特定形态，它无法摆脱。它变得越来越乖僻暴躁，不善交往，孤单凶狠；其余的狗越来越明白最好同它和平相处，而不要发生冲突；格雷·比弗也日益地看重它。

白獠牙所有的品性似乎都在加强，然而却深受一个无法摆脱的弱点之苦——它无法忍受神的嘲笑。男人们的嘲笑实在可恨。除了它以外，他们自己中间不管笑什么都行，它才不在乎呢。可是当嘲笑一转向它时，它就会勃然大怒，十分可怕。格雷高贵而阴沉，对它的嘲笑会使它发狂到不可思议的程度。它受到极大伤害，烦躁不安，几小时里表现得像恶魔似的。这时哪只狗碰上了它就该遭殃。它很明白法则，千万不能对格雷·比弗发作，他身后就是棍棒和神性。而狗后面只有空地，白獠牙被嘲笑得发疯跑来时，它们只得仓皇逃到那些空地里去。

白獠牙三岁那年马更西的印第安人遭受了一次大饥荒。夏季没打到什么鱼。冬季往常的路上也不见驯鹿，它们到别处去了。驼鹿极为稀少，野兔丧失殆尽，猎食的动物也死掉了。它们得不到通常的食物，饿得虚弱不堪，就互相攻击、吞食。只有强者才能生存下去。白獠牙的神们也出去打猎，老弱的被饿死，村里传来呜呜的哭声，妇女孩子们忍饥挨饿，以便把仅有的一点食物让给身体瘦削眼睛凹陷的猎人们吃——他们在森林中艰苦跋涉却什么肉食也猎不到。

神们走投无路，只好吃硝得柔软的鹿皮鞋和皮手套，狗咬断吃掉背上的挽具，连鞭子也吃了。狗还互相吞食，神把狗吃掉。最柔弱和最无用的被先吃，幸存下来的狗看着这一切明白过来，几只最胆大、机智的狗抛弃了神们的火堆——此时已成废墟——逃进森林，最终要么被饿死，要么被狼吃掉。

在这悲惨的时刻，白獠牙也偷偷跑进森林。它比其余的狗更适合在森林中生活，因为小时候受过一番训练，知道如何对付。它尤其熟练潜步追踪小生物。它会埋伏数小时，紧跟着树上一只谨小慎微的松鼠，以极大的耐心（像它忍受巨大的饥饿一样）等待着，直到松鼠冒险跳到地上。即便这时白獠牙也不急于行动，一直等到有把握捕到松鼠，不让它逃回到树上去为止。这时，只有在这时，它才会从隐藏地一闪而出，像颗灰色的射弹，以惊人的速度百发百中击中目标——逃得不很迅猛的松鼠。

尽管它很会捕松鼠，但有一个困难使它无法靠松鼠生存、生长——它们并没有多少。因此它不得不去捕更小的东西。有时它饿得不行，甚至把木鼠从地洞里掏了出来。现在它也要同和它一样饥饿、常常更凶猛的黄鼠狼拼搏了，而以前是不屑于这样做的。

饥荒最严重时它偷偷回到神的火堆附近，但没走过去。它潜藏在森林里以免被发觉，去盗取陷阱里很难捕到的猎物。有一次它甚至盗取格雷·比弗的陷阱里捕到的一只野兔，那时他正踉踉跄跄穿过森林，因衰弱不堪、呼吸急促时时坐下休息。

一天白獠牙碰到一只幼狼，它饿得骨瘦如柴，肌肉松散。假如白獠牙肚子不饿的话，也就和它一起去了，会最终加入到野性兄弟们中间和狼群一起生活。而事实上，它把幼狼追捕到吃掉了。

它似乎很幸运。当饿得不行时，它总能捕杀到什么东西；软弱无力时，也没有被捕食的大动物碰上。因此，它把一只山猫吃了两天后，身体壮壮的，这时一群饥饿的狼猛然遇上了它。它们凶狠地追了很远，不过由于它营养更充足，终于把它们远远抛在后面。不仅如此，它还绕了一个大圈回到追踪的狼群后面，向一只精疲力竭的狼跟去。

之后它离开这个地区，回到自己出生的山谷里，并在原来的兽穴处遇见了基切。基切玩弄老把戏也逃离神们冷漠的营火，回到过去的藏身处下崽。白獠牙来到这里时，这窝崽仅有一只还活着，而且注定活不长久了。面对这样的饥荒，幼小的动物根本难以生存。

基切见到自己长大的儿子却毫无感情。但白獠牙不在乎。它已长成大狗，不再需要母亲，泰然自若地转身沿溪水上游小跑而去。在分叉处它转向左边，发现很久以前那只山猫的窝——它和母亲曾经与之搏斗过。现在这个窝已被遗弃，它在里面趴下休息了一天。

初夏时节，饥荒快过去，此时它遇见了嘴嘴。嘴嘴也同样逃到森林中，过着悲惨凄凉的生活。白獠牙遇上它非常意外。它们从相反方向沿一个高高的悬崖底部小跑着，绕过一个岩石角迎面碰上，突然惊恐地停下，疑心地面面相视。

白獠牙的状况极佳。它捕到不少食物，一周吃得饱饱的，甚至刚捕食的肉还填满着肚子呢。但此刻它看见嘴嘴时背上的毛发全都竖起来。就它本身而言这是无意识的行为，是身体上的反应，过去嘴嘴欺压、迫害它时，使它精神受到伤害，因此身体也总有这样的反应。以前它一看见嘴嘴就要竖毛嗥叫，现在它也机械地这样做，毫不迟疑，果断迅速。嘴嘴试图后退，但白獠牙发起猛攻，肩膀撞肩膀把嘴嘴撞翻在地，仰躺在地上。它的牙齿咬进了嘴嘴瘦削的喉咙。嘴嘴垂死挣扎着，这时白獠牙在一旁团团转，四腿挺直，密切注视。嘴嘴死后它又上路了，沿悬崖底部小跑而去。

不久以后的一天它来到森林边缘，见一狭小空地往下伸向马更西河。过去它曾来过这片地方，但那时什么也没有，如今有了一个村子。它仍藏身于树林中，停下来仔细查看情况。那些情景、声音和气味都是它熟悉的，是原来那一村人换了个新的地方。不过那些东西与它逃走时的不一样，既没有呜咽声也没有哭泣声。它听到的是心满意足的声音；听到一个女人愤怒的声音时，它也明白那是吃饱了肚子发出来的。空气中还传来鱼的气味。那里有食物，饥荒过去了。于是它大胆地从森林中走出来，进入营地径直向格雷·比弗的帐篷跑去。格雷·比弗不在，不过克洛库奇高兴地叫喊起来欢迎它，还给它一整条刚捕到的鱼。它吃后就趴下等格雷·比弗回来。

第四部 高级之神

1. 同类仇敌

假如白獠牙本性中有什么可能（无论这可能多么渺小）与自己同类如兄弟般亲切往来的话，那么自从它当了雪橇队的头儿后，这种可能也被彻彻底底毁掉了。因为现在狗们都恨它——恨它从米特沙那里得到更多的肉；恨它得到那一切宠爱，无论是真正的还是想象中的；恨它总是跑在狗队前头，尾巴摇来摇去，不断收缩的后腿老使它们看得发狂。

白獠牙也同样恨它们恨得要死。它一点都不高兴当这个雪橇队的头儿。它不得不在嗷嗷直叫的狗群前奔跑，三年来每只狗都被它痛打、控制，此时几乎让它忍无可忍。但它必须忍耐，不然就得死亡，而它体内的生命一点不想死亡。只要米特沙一发出出发的命令，整个狗队就会急切凶狠地嗥叫起来，向白獠牙扑去。

它根本无法防备。如果它转身面向它们，米特沙就会把鞭子抽在它脸上，使它刺痛不止。它只有不停地奔跑。总不能用尾巴和后腿去面对一群嗥叫的狗吧，这些武器简直不适合用来抵抗众多无情的獠牙。它就这样奔跑着，一整天跑个不停，每跑一步都在违反自己的天性和自尊。

如果一个人的天性不是被压制回去的话，他是不会违反其推动作用的。这种压制仿佛像头发受到的压制，本来应该从体内生长出来，现在却异常地被迫倒转方向往体内生长——这会化脓溃烂、带来伤害。白獠牙就是这样。就其本身而言，它很想向紧跟在后面嗥叫的狗群扑去，但神们不允许——这种意愿的后盾，便是用驯鹿肠做的三十英尺长的鞭子，打在身上够刺痛的，所以白獠牙只有痛苦忧伤的份，它产生了一种憎恶怨恨，这与其天性中的凶猛不屈是彼此相当的。

假如某个生物成了同类仇敌的话，白獠牙便是如此。它不求宽恕，也不给予宽恕。狗群一次次把它咬伤，它也同样一次次把狗群咬伤。多数的领头狗在安营扎寨、解开狗的挽具时都要挤到神身边求得保护；但白獠牙不像它们，它鄙视这种保护，而是大胆地在营地里走来走去，夜间为白天受到的屈辱进行惩罚活动。它没当狗队头儿之前，狗群已学会处处让它，可现在不同了。它们还为一整天的追踪兴奋，下意识地受到影响，脑子里还反反复复出现它奔逃的情景，仍为一天来享受到的优越感到高兴——因此它们此时如何能让它?一旦它来到它们中间就要吵闹一番，它每走一步都要引起嗥叫和猛扑。连呼吸到的空气都充满憎恶怨恨，不过这只会使它自己的憎恶怨恨有增无减。

米特沙大声命令狗队停下时，白獠牙才停下。最初这给其他的狗带来了麻烦，它们全都会向可恨的头儿扑去，却发现情况变了。米特沙站在了它身后，大鞭子在手里挥得直响。于是狗们才明白神命令队伍停下时，可不要去惹白獠牙；但如果它没有命令就停下了，它们就可以向它扑去，只要能够就咬死它。因此白獠牙取得了几次经验，没得到命令再也不停下来了。它明白得很快，理所当然必须如此——如果要在异常严峻的生活环境下生存下去的话。

可是狗们怎么也吸取不了教训在营地里别去惹它。每天，它们在后面紧追着、嗥叫着向它挑衅时，头晚的教训便被抹杀了，当晚还得再教训一下，但同样又会很快忘记。此外，它们对它的憎恶更是由来已久的。它们发觉和它之间在种性上有些差别——这本身就足以引起敌意。它们和它一样也是驯化了的狼。只是它们已被驯化几代了，其野性大多丧失，所以在它们看来野性成了神秘物，十分可怕，时刻威胁并挑起争斗。至于它，无论从外表、行为还是冲动上，都仍然还有野性。它象征着野性，是野性的化身；因此它们对它龇牙咧嘴时，便是在自卫不受毁灭之力的伤害——这毁灭之力潜伏于森林的阴影里和营火那边的黑暗中。

但有一个教训是狗群确实吸取了的，那就是它们必须团结在一起。白獠牙太可怕了，它们随便哪一只都不是它的对手，必须靠群体的力量，否则它会一夜间一只只把它们干掉。而事实上它根本没有机会杀死它们。它也许会把一只狗撞翻在地，不过狗群会马上向它扑来，不让它去攻击那只狗的喉咙，置它于死命。只要一有打架的迹象，整个狗群就聚在一块和它作对。狗群自己中间也有争吵，但每当和白獠牙有了麻烦时自己的吵闹便被忘记了。

另一方面，尽管它们千方百计要杀死白獠牙，但却无能为力。它太迅猛，太可怕，太精明了，使它们不知所措。凡是会有麻烦的地方它都避而远之，一旦它们有可能包围它时，它就赶紧退出。至于把它撞翻在地，还没有哪只狗会玩弄这个把戏。它四脚牢牢地抓住地面，正如它牢牢地抓住生命一样。它和狗群的冲突无休无止；就此而言，生命与站稳脚跟是同义的，这一点白獠牙比谁都更清楚。

就这样它成了同类中的仇敌，尽管它们都是驯化了的狼，被人类的营火软化，在强大的人类阴影里被削弱。白獠牙充满怨恨，毫不宽容——其性格就是这样形成的。它与所有狗结下深仇大恨，表现得可怕至极，连凶狠残忍的格雷·比弗自己也不能不为白獠牙的凶残吃惊。他发誓说还没有哪只狗像它，其余村的印第安人细想了它在他们狗中进行杀戮的故事后，也同样诅咒发誓。

白獠牙近五岁时格雷·比弗又带它出去作了一次长长的旅行；他们沿马更西河而上，穿过落基山脉，再经过豪猪河到达育空河，一路上白獠牙在很多村子的狗中间引起的大混乱，久久被人们记得。它尽情向自己的同类报复。它们都是些普普通通、没有疑心的狗，对它的迅猛、直截和突袭毫无防备。它们不知道它的情况，不知道它是闪电杀手，因此对它毛发直立，四脚挺直，发起挑战；而它根本不浪费时间去作繁琐的准备，像钢丝弹簧一样猛然弹去，在它们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因而处在惊恐之中时，它已扑到了它们喉上将其咬死。

它成了搏斗的能手。它力求省事，从不浪费力气，从不扭打。它以惊人的速度扑过去，如果没扑着就又猛然退回。狼是不喜欢短兵相接的，它也颇有这种特性。它无法忍受同另一只动物作长久交锋，这意味着危险，使它发狂。它必须躲开，自由自在地站着，不接触任何活物。野性还依附在它身上，通过它来显示威力。它从小就过着以实玛利

[3]

式的生活，使野性的知觉有增无减。危险潜伏在接触之中——接触就是陷阱，时时刻刻都是陷阱；其恐惧深藏于白獠牙的生命里，编织进了它的本性。

因此，它碰上的陌生狗无法攻击它，怎么也咬不着它。它则要么咬着它们，要么躲开，均丝毫无损。不过自然也有例外。有时几只狗都来攻击它，赶在它逃跑前进行了惩罚，有时某一只狗也会对它咬下深深的印痕。但这些都是偶然的事，总体而言它是一个能争善战的斗士，不受伤害地独来独往。

它还有另一个优势，就是能对时间和距离作出正确判断。然而它并非有意识的，并不去计算这些事，全是机械反应。它看得准确，神经又把视觉准确输入大脑。这时它身上的各部就比一般狗的各部作出更好的调节，配合得更融洽、得体。它的神经、内心和肌肉都远比其他狗协调得好。当眼睛把某个移动的形象输入大脑后，它的大脑无须有意努力，就可知道那移动物体的距离以及完成这段距离所需的时间。这样它就可以躲过另一只狗的攻击，不让它咬着，与此同时在瞬间发起反攻。它身心都是一个更加完美的机械装置。这并不是说它要因此受到称赞。大自然对它比对一般动物更为慷慨，就这么回事。

这年夏天白獠牙来到育空贸易站。末冬时节，格雷·比弗已穿过马更西河与育空河之间的大部分分水岭，春天到达落基山脉，在其西面边远的支脉打猎。待豪猪河的冰融化之后，他做了一只小舟，沿河划下去，来到北极圈下豪猪河与育空河交界的地方。过去的“哈得孙湾公司”贸易站就在这里。这儿有许多印第安人，食物丰富，让人感到前所未有的兴奋。时值一八九八年，成千上万的淘金者沿育空河而上，到达道森和克朗代克河。从这里到目的地还有数百英里远，而很多人已在路上行进了一年，无论谁的行程至少都达到五千英里，并且有的人是从地球另一面来的。

格雷·比弗在这儿停下。他已耳闻淘金热的事，随身带了几大包皮毛，还带了一包用动物肠缝制的连指手套和鹿皮鞋。假如没想到要发大财的话，他是不会冒险走这么远路的。但是他先前指望得到的利益，与实际得到的比起来微不足道。他最疯狂的梦想也没超过百分之百的利润，而实际他得到了百分之一千的利润。他像一个地道的印第安人那样，安顿下来后不慌不忙，精打细算地作交易，即使卖完货物要花去整个夏季和冬季余下时间他也不着急。

还是在育空贸易站，白獠牙才第一次见到白人。与它认识的印第安人相比，他们是另一种生物，一种高级之神。它觉得他们有更大的权威，其神性就是建立在这种权威之上。白神更强大，这种认识并非白獠牙推理得来，也并非它在头脑中作了鲜明的归纳。这是一种感觉，没别的，然而依然有说服力。它小时候见到的那些人建起来的大帐篷（它们隐隐显现着），使它感到是权力的体现；这些大房子，这个庞大的贸易站——全部用大原木筑成——也使它产生同样的感觉。这儿就是权力，那些白神十分强大。他们比它认识的神更能控制事物，颇有权威。格雷·比弗虽在其中，但在这些白皮肤神里，他只算得上是一个孩神。

固然，白獠牙只是感觉到了这些东西，并无意识。然而动物更多的是凭感觉而非思考行事；白獠牙现在的每一行为都基于这样的感觉：白人是高级之神。最初它对白人很有疑心，不了解他们会带来什么未知的恐惧，会造成什么未知的伤害。它好奇地看着他们，害怕被他们注意。最先几小时它只是偷偷摸摸四处走动，从安全的地方观看他们。然后它发现靠近他们的狗并没受到什么伤害，于是走得更近一些。

反过来，它也引起了他们极大的好奇。它外表像狼，立即使他们注意起来，互相对它指指划划。白獠牙因此警惕着，他们试图接近时它便龇牙咧嘴地退开。谁也没能用手去碰它，幸好如此。

白獠牙不久明白只有很少的白神——不超过一打——住在这个地方。每隔两三天就有一只船（又一个权力的巨大体现）来到河岸，停上几小时。白人们先从这些船上下来，之后又驾着它们走了。好像有无数这样的白人。在最初的一两天里，它见到的白人比有生以来见到的印第安人都多；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他们继续沿河而来，停下，然后又沿河而去，从视野里消失。

可是如果说白神强大无比，他们的狗却没什么了不起。有些狗和主人一起来到岸上，白獠牙混在其中，很快发现了这一点。它们的形状、大小各不相同，有的是短腿——太短了，有的是长腿——又太长了。它们的毛发十分稀疏，而且有几只几乎没什么毛发。没有一只懂得如何搏斗。

作为同类中的仇敌，白獠牙理应和它们搏斗。它这样做了，很快对它们不屑一顾。它们十分柔弱，无能为力，嚷个不停，身子踉踉跄跄，打架全靠力气，而它靠的是机智与狡诈。它们吼叫着向它冲来，它却跳到一边。它们不知是怎么回事，就在这一刹那它已撞到它们肩上，把它们撞翻在地，扑向喉咙。

有时它咬着了喉咙，受伤的狗在泥地里直打滚，这时等在旁边的一群印第安人的狗猛扑上去把它撕成碎块。白獠牙是精明的，早已认识到神们看见自己的狗被杀死会勃然大怒。白人也不例外。所以它把一只狗撞翻在地、将其喉部撕开一道大口子之后，就心满意足地退回来，让狗群上去完成残酷的收尾工作。白人这时才冲上去，把愤怒狠狠发泄在狗群身上，而白獠牙却在一旁自由自在。它站在稍远一点观看着石头、棍棒、斧子和各种武器向同伙们打去。

但同伙们都各自越来越精明，白獠牙也和它们一道越来越精明。它们明白当一只船刚系到岸边时，就可开心一番了。它们把两三只陌生的狗击倒、咬死后，白人们便把狗赶回船上，凶狠地对冒犯者进行报复。有一个白人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塞特种猎狗被撕成碎块，拔出了手枪，连续射出六颗子弹，有六只狗被打死或打得奄奄一息——又一个权力的表现深深印在了白獠牙的意识里。

这一切使白獠牙乐滋滋的。它不喜欢自己的同类，同时它又十分精明，不会让自己受到伤害。最初咬死白人的狗是一种消遣，一段时间后却成了一种工作。它没别的事可做，格雷·比弗忙于做买卖发财。所以白獠牙就和那帮名声不好的印第安狗在岸上荡来荡去，等船到来。某只船一到，寻欢作乐就开始了。几分钟后等白人从惊异中恢复过来时，一群狗已跑开。这时寻欢作乐结束，待下一只船到来时又重新开始。

不过很难说白獠牙是同那些狗一伙的。它并不和它们混在一起，而是远离它们，总是独来独往，甚至狗群还怕它。不错，它和狗群协同作战，与陌生的狗发生冲突，这时狗群在一旁等着。待它把陌生的狗撞翻时，它们便扑上去将其彻底消灭。这时它却后退了，让一群狗去受到愤怒之神的惩罚——这也同样不假。

它轻而易举就可挑起事端，只需陌生的狗上岸时出来就行了。它们一见它就会扑过来，这是本能。它是野性之物——神秘可怕，时刻威胁着，是在原始世界的营火周围暗中觅食的东西；而它们这时畏缩地紧靠营火，产生新的本能，知道了害怕野性——虽然它们从中而来，但现在已经将其抛弃和背叛。这种对于野性的恐惧，已一代又一代深印在它们的本性里。几百年来，野性意味着恐惧和毁灭。在整个这段时间主人允许它们任意杀死野性之物，以保护自己和与之交往的神。

因此，这些刚从温和的南方来的狗，小跑着穿过船的跳板到了育空河岸上，一看见白獠牙就控制不住冲动向它扑去，要置它于死命。它们也许是在城里长大的狗，但对野性同样有着本能的害怕。它们不仅在光天化日之下亲眼看见面前站着一只狼似的生物，而且从它身上看见了自己祖先的眼睛，根据祖传记忆它们认为白獠牙就是狼，从而记起自古以来的世仇。

这一切使白獠牙日子过得挺快活的。如果说这些陌生的狗一看见它就会向它扑来，那么对它倒更好些，对它们却更糟糕。它们把它视为应得的食物，它也把它们视为应得的食物。

它曾在寂寞的兽穴里第一次看见阳光，与雷鸟、黄鼠狼和山猫展开初次搏斗，这对它不无收获。它小时候被嘴嘴和一群小狗折磨得很痛苦，这对它也不无收获。情况也许会不同，致使它的生活随之不同。如果没有嘴嘴，它也许会和其他小狗一起度过幼年，长得更像狗一些，更喜欢狗一些。如果格雷·比弗有感情，有爱心，也许就会触动白獠牙的内心深处，使它各种仁慈的品性显露于表面。但这些东西都不存在。它已经被塑造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乖僻孤独，毫无爱心，凶残狠毒，成为一切同类的仇敌。

2. 疯神

育空贸易站只住着少数白人。他们长期生活在边远地区，自称为“酵头”，并为此划分感到极大的自豪。对于刚到这个地方的人，他们毫不放眼里。从船上到岸上来的就是新来者，被视为生手
，这个称呼使他们很丧气。他们用发酵粉做面包。他们与“酵头”之间的这种区分是含有轻蔑意味的；“酵头”当然是用酵头做面包的，他们没有发酵粉。

不过这一切都无关紧要。贸易站的人鄙视新来者，看到他们遇上麻烦就幸灾乐祸。他们尤其喜欢看到白獠牙和它那帮名声不好的狗，在新来者的狗中引起大混乱。当某只船到达时，他们总是不轻易放过，跑到岸边观看有趣的场面。他们像印第安狗一样满怀期望，动辄赞赏白獠牙凶狠狡诈的行为。

他们中有一个人尤其欣赏这种乐趣。一听到船的汽笛声他就会跑过去；当搏斗最后结束，白獠牙和狗群已解散时，他才慢慢回到站上，满脸的遗憾。有时，一只柔顺的南方狗被打倒，一群狗把它咬得发出死亡的尖叫，此人便无法自制，活蹦乱跳，高兴得大声叫喊。他总是敏锐、贪婪地盯住白獠牙。

站上的人称他为“美人”。谁也不知道他姓什么，这地方的人一般都知道他叫“美人史密斯”。可是他一点儿也不美，那名称是反意。他实在丑得出奇。大自然对他很吝啬。首先是身材矮小、瘦削，而头部更是瘦削得惊人，头顶或许可比作一个尖物。事实上，他小时候还没有“美人”的雅号时，已被叫做“尖头”了。

他的背面，头顶部斜向颈部；前面，头顶部一直斜向低矮而非常宽大的前额。从这儿开始，大自然好像后悔自己不该那么吝啬，开始对他的面部大加施舍。他的眼睛很大，相距很远。脸与其他部位比起来也大得惊人。为了显示一番这个必不可少的地方，大自然给了他一个既大又突的颚。颚宽大厚实，向外向下突出，最后好像搁在了胸上。这种模样，可能是他的脖子柔弱无力的原因，无法适当地撑起一个如此巨大的负担。

那颚让人觉得他很凶猛果断似的。可他却缺少了什么。也许是太过分了吧，也许是他的颚太大了吧。无论如何那是给人的假象。到处都知道在意志薄弱、哭哭啼啼的懦夫中，要算美人史密斯最软弱了。让我最后再描画他一下。他的牙齿又大又黄，两颗上尖牙比其余牙都大，像獠牙一般从薄薄的嘴唇下露出来。他的眼睛发黄，浑浊，好像大自然缺少了颜色，而将颜料管中所有的渣子都用在了他身上。他的头发也一样，稀稀疏疏，参差不齐，没有光泽，又脏又黄，连脸上也长了些毛发出来，意想不到地绞在一起，像一束束被风吹过的谷物。

总之美人史密斯是一个怪物，而且他还受到其他方面的指责。他不负责任，这种品性已融合在他的机体里。他为站上其他的人煮饭，洗盘子，干苦活。他们并不鄙视他，而是宽宏大量、颇通人情地容忍他，像人们容忍天生怪异的生物一样。他们还怕他呢。他怯懦中也有怒气，使他们害怕背后挨一枪，或者咖啡里被放上毒药。可总得有人煮饭才行，不管美人史密斯还有什么缺点，他煮饭倒是可以的。

观望白獠牙的就是这个人，他为它的凶残英勇高兴，很想得到它，一开始就主动向它表示友好。但白獠牙不理睬。后来他一再表示友好，白獠牙便毛发直立，龇牙咧嘴地退开了。它不喜欢这个男人，对他没有好感，觉得他身上有种邪恶，害怕他伸出的手和试图轻言细语的行为。由于这一切，它讨厌这个人。

头脑更简单的生物，对于好坏之物都理解得简单。凡是带来舒适和满足，能消除痛苦的东西都是好的，因此受人喜欢。凡是充满悲哀、威胁和伤害的东西都是坏的，因此令人厌恶。白獠牙对美人史密斯没有好感，他畸形怪状，心灵扭曲，神出鬼没，像污浊的沼泽里升起的薄雾，有害之物便从体内散发出来。白獠牙觉得这个人充满不祥与邪恶，孕育着伤害，所以是个坏东西，理应厌恶——这种感觉不是靠推理得来，也不是只靠五官，而是靠了其他更超然不明的官能。

美人史密斯第一次来格雷·比弗的帐篷时，白獠牙也在里面。它刚听见远处传来微弱的脚步声，并没看见人，就知道谁来了，它竖起了毛发。它一直非常舒服地趴在那里，但那人到达时它立即站起身，纯粹像一只狼那样溜到帐篷边。它不知道两个男人说了些什么，可看得出他们在说话。有一次那人指一下白獠牙，它嗥叫着后退了，好像那只手就要打到它身上，而实际上还隔着五十英尺远呢。看到它这样，那人笑起来。白獠牙鬼鬼祟祟向阴暗的林中溜去，脚步悄无声息，一边回头查看。

格雷·比弗拒绝卖它。他做买卖赚了钱，什么也不缺了。此外，白獠牙是一只很宝贵的动物，他从没得到过这么壮实的雪橇狗，这么优秀的领头狗。再说，无论在马更西河还是在育空河一带，都找不到一只像它这样的狗。它善于搏斗，杀死其他狗像人打死蚊子一样容易。（美人史密斯想到这儿眼睛就亮起来，用热切的舌头舔着薄薄的嘴唇。）不，再高的价也买不到白獠牙。

可是美人史密斯懂得印第安人的生活习惯。他经常到格雷·比弗的帐篷来，外衣下面总藏着一个黑瓶子什么的。威士忌酒的一种效力就是让人口渴。格雷·比弗口渴了。他体内发烧的膜和烧伤的胃开始叫嚷着，要得到越来越多那种灼热的液体；而他的大脑已被那异常的刺激物弄得糊里糊涂，千方百计也要弄到它。他用皮毛、手套和鹿皮鞋换来的钱开始流失，减少得越来越快。钱袋里的钱越少，他的脾气就越暴躁。

最后他的钱与货物都没有了，连脾气也发完了，只剩下口渴——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占有，在清醒状态中的每一次呼吸都使他口渴得更加厉害。然后美人史密斯又和他谈起卖白獠牙的事，不过这次出的价是瓶酒而不是美元，格雷·比弗也更加热切地听着。

“你能抓住它就带走好啦，”他最后说。

美人史密斯把酒给了他。但过了两天他对格雷·比弗说，“你把狗给我抓住。”

一天晚上白獠牙悄悄留进帐篷，宽慰地叹息一声趴下去。那个可怕的白神不在。几天来他越来越表现出想碰它的样子，因此这段时间它不得不躲开帐篷。它不知道那双不断伸来的手预示着什么邪恶，只知预示着某种邪恶，它最好远远离开它们。

可它一趴下格雷·比弗就摇摇晃晃走过来，把一根皮带套在它脖子上。他在白獠牙旁边坐下，一手握着皮带头，一手拿着瓶酒，不时倒着举到头上，发出咕嘟咕嘟的声音。

这样过了一小时，然后脚碰到地面发出的震动告知有人来了。白獠牙听到，辨认出是谁后竖起毛发，而格雷·比弗还在傻乎乎地点着头。它极力把皮带轻轻从主人手里拉走，但是放松的手又紧紧抓住了，格雷·比弗醒了过来。

美人史密斯大步走进帐篷，站在白獠牙旁边。它抬头对这可怕之物发出轻微的叫声，密切注视那双手的举动。一只手伸出来向它的头靠近，它的叫声更加紧张、剧烈。手还在慢慢地往下伸，它蜷缩着身子，恶意地盯住它，叫声越来越短促，由于呼吸加快叫不出来了。它突然猛扑，像蛇一样用獠牙发起进攻。手一下收回去，它的牙齿空咬一下，发出响亮的喀喀声。美人史密斯被吓住了，大发怒气。格雷·比弗用棍棒打白獠牙的头，它只好畏缩地紧紧趴在地上，毕恭毕敬，服服帖帖。

白獠牙用怀疑的眼睛盯着他的一举一动。它看见美人史密斯出去拿了一根粗壮的棍棒回来。然后格雷·比弗把皮带头交给他。他开始离开，皮带拉紧了。白獠牙不动，格雷·比弗就用棍棒左右打它，让它站起来跟着去。它只好照办，不过是向拉它的怪人猛扑而去。美人史密斯并没跳开，对此早有准备。他狠狠地挥舞棍棒，在半路截住白獠牙，将它打倒在地。格雷·比弗哈哈笑起来，点头赞许。美人史密斯又拉紧皮带，它不得不软弱无力、头晕目眩地站起来。

它不再猛扑。挨了一下棍棒的打，足以使它相信这个白神是知道如何对付它的；它也很精明，绝不用鸡蛋去碰石头。所以它忧忧郁郁地紧跟在美人史密斯后面，夹着尾巴，一边还低声嗥叫。但他警惕地注意着它，手里的棍棒随时会打来。

在贸易站里，美人史密斯把它牢牢拴住，就睡觉去了。白獠牙等了一小时，然后开始咬皮带，只十秒钟就咬断挣脱了。它一点时间也没浪费，根本没有无用的咬啃过程。皮带一下就被横切开，几乎像用刀切那么整齐利落。白獠牙抬头看看站里，同时竖毛、嗥叫，转身向格雷·比弗的帐篷跑去。它对那个可怕的怪神毫无忠诚可言。它已把自己交给格雷·比弗，认为还是属于他的。

可是先前发生的事又重演了，只是有所不同。格雷·比弗又用皮带把它牢牢系着，早上交给了美人史密斯。区别就在于：美人史密斯狠狠打了它一顿。它被拴得很紧，只能徒劳地发怒，忍受惩罚。他鞭棒交加，白獠牙有生以来还从没被打得这么惨。即便小时候被格雷·比弗重重打了一顿，和这次比起来也算不上什么。

美人史密斯喜欢打它，乐于做这种事。他幸灾乐祸地盯住受害者，目光阴沉，挥舞着鞭子或棍棒，听白獠牙发出痛苦的叫声，发出无可奈何的吼叫和嗥叫。美人史密斯的凶狠是懦夫式的凶狠。他自己在别人的打击或怒骂之下畏畏缩缩，哭哭啼啼，于是就把仇恨转而发泄到比他更弱小的生物上。一切生命都喜欢权力，美人史密斯也不例外。既然不能在同类中显示权力，他就转向更弱小的生物，在它们中间显示自己生命的权威。不过美人史密斯并非自己把自己创造出来的，所以是绝不能责怪他的。他来到世间就畸形怪状，大脑迟钝——其个人特征已就此形成，世界并没有仁慈地把他铸造成另一番模样。

白獠牙知道他为什么挨打。格雷·比弗把皮带套在它脖子上，又把皮带头交到美人史密斯手里时，它就明白是自己的神要它跟美人史密斯去。美人史密斯把它拴在站外，它就明白他要它呆在那儿。因此，它违背了两个神的意愿，从而受到惩罚。它曾见过狗更换主人，也见过逃跑的狗像它一样挨打。它是聪明的，但在它的本性里还有比聪明更强大的力量，其中之一便是忠诚。它并不喜欢格雷·比弗；然而，即使面对他的意愿和愤怒，它对他还是忠诚的。它也没办法。忠诚是组成它本性的一个品质，是其同类所特有的品质，这品质把自己同类和其他所有动物种类截然分开，使狼和野狗得以从野外来和人类做伴。

挨过打后，白獠牙被拖回到站上，不过这次美人史密斯用了一根棍把它拴住。狗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神，白獠牙也是这样。格雷·比弗是它特有的神，尽管他让它走，但它仍依恋着他，不愿放弃。格雷·比弗背叛、抛弃了它，这对它毫无影响。它并非无缘无故地把身心都交给他。就白獠牙而言它是毫无保留的，因此这种联系不可能被轻易切断。

所以，夜晚站上的人都睡觉后，白獠牙又开始咬拴住它的棍了。这根棍被晒得很干，紧紧系在它脖子上，使它难以咬到。它把肌肉发挥到极限，脖子弯曲到极限，才终于咬住木棍，并且也仅仅是咬住而已；又经过许多小时相当耐心的努力，它才把木棍咬断。这种事狗是无法办到的，是前所未有的。可是白獠牙办到了，大清早它就从站上跑开，木棍的一端还挂在脖子上。

它是聪明的。可假如它仅仅是聪明的话，也就不会回到格雷·比弗身边去了，他已两次背叛了它。它还是忠诚的，第三次回去被主人抛弃。它又让格雷·比弗把皮带套在脖子上，美人史密斯又来取它。这次它比先前挨打得更惨。

白人用鞭子打它时格雷·比弗呆呆地在一旁看着，根本不保护它。它已不再是他的狗了。挨过打后白獠牙便病倒了。一只温和的南方狗也许会死掉，可它不会。它生活的学校更加苛刻，它自己也是用更加苛刻的材料铸成的。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牢牢抓住生命，但是它病得很重，最先无法拖动身子，美人史密斯不得不等了半个小时。然后它头晕目眩地跟着美人史密斯回站上去了。

现在它被链子拴着，无法咬断，它猛冲着要把打进木头的U形钉扯出来，可是扯不动。几天后格雷·比弗酒醒了，钱财却也已花光。他沿豪猪河上游而去，开始了回马更西河的漫长旅行。白獠牙还留在育空河，它成了一个多半疯狂、粗野透顶的人的财产。可是在一只狗的意识里，它知道什么是疯狂呢?在白獠牙看来，美人史密斯即使可怕，倒是一个真正的神。他充其量是一个疯神；但白獠牙对疯狂一无所知，它只知道屈服于这个新主人的意愿，照他的每个奇思怪想去做。

3. 深仇大恨

在这个疯神的管制下，白獠牙成了一个魔鬼。它被链子拴在站后的一个栏里，在这儿美人史密斯狡诈地折磨它，取笑它，惹怒它，把它弄得发疯。他很快发现白獠牙对笑很敏感，因此在费尽心机对它恶作剧一番后，便特别要对它嘲笑。他的笑声很大，充满嘲弄的意味，同时这神还要奚落地指着白獠牙。这时它便失去理智，勃然大怒之下甚至变得比美人史密斯还疯狂。

先前，白獠牙只是同类的敌人，而且是一个凶恶的敌人。它现在成了万物之敌，变得更加凶恶。它被折磨得很厉害，产生盲目的憎恨，完全丧失理性。它恨把它拴着的链子，恨从栏圈的板条中向它窥望的人，恨和人们一起、在它孤独无助时恶意地向它嗥叫的狗。它甚至恨把它关起来的栏木。不过归根到底它最恨的是美人史密斯。

美人史密斯对白獠牙所做的一切都是有意图的。一天许多人聚在围栏外面。美人史密斯走进来，手里拿着棍棒，把链条从它脖子上取掉。主人出去后，白獠牙便放纵起来，在围栏里乱咬，试图扑向外面的人。它太可怕了，身长足足有五英尺，肩头高二点五英尺，体重远远超过同样大小的狼。它从母亲那里继承了狗高大的身材，所以重达九十多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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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没有一点脂肪和多余的肉，全是肌肉、骨与腱——一副最佳的搏斗肉体。

围栏的门又打开了。白獠牙停下来。有什么异常的事发生，它等待着。门开得更大。一只大狗被猛推进来，然后门砰地关上。白獠牙从没见过这样一条狗（是一只两耳下垂、高大凶猛的犬）；不过这只入侵者高大的身材、凶恶的面容并没有吓倒它。这东西既非木也非铁，它要把仇恨发泄到这家伙身上。它扑上去，白獠牙只一闪就撕破猛犬的一边。猛犬摇摇头，嘶哑地嗥叫着，向白獠牙冲来。可白獠牙一会儿这里，一会儿那里，总是四处躲闪，扑上去猛咬一下又迅速跳开，不致受到惩罚。

围栏外面的人欢呼，鼓掌；美人史密斯欣喜若狂，贪婪地盯着白獠牙乱咬一气，撕破对手。一开始猛犬就毫无希望，它太笨重，行动太慢。最后，美人史密斯用棍棒把白獠牙打回去，猛犬的主人才把它拖出了围栏。这时开始付赌金，钱丁当地掉进美人史密斯手里。

白獠牙现在倒热切盼望人们聚集在围栏四周了。这意味着搏斗；这是它显示自己体内生命惟一可行的办法。它被折磨，产生了仇恨，却整天被关着，只有在主人认为合适让它与另一只狗搏斗时，它才得以发泄这种仇恨。美人史密斯充分估计到了它的威力，因为它总是战无不胜。有一天，人们让三只狗连续向它发起进攻。又一天，一只刚从荒野抓到的大狼被推进了门内。还有一天，他们让两只狗同时向它进攻。这是一场最残酷的搏斗，虽然它最终把它们都咬死了，但自己也落得个半死。

这年秋天，正下着初雪，糊状冰块在河里流动；美人史密斯一个人起程旅行，坐汽船沿育空河而上向道森驶去，白獠牙也带在船里。它如今在这个地区已出名了，到处都知道它是一只“好战狼”。它被关在甲板上的笼子里，通常被一些好奇的人围着。它要么对他们发怒、嗥叫，要么静静趴着，带着冷冷的恶意盯住他们。它为什么不应该仇恨他们呢?这样的问题它从没问过。它只知道仇恨。强烈地仇恨，生活对于它已成了地狱。野兽落到人的手中，忍受着被牢牢囚禁——而白獠牙生来可不是要这样的。然而它正是受到了这样的虐待。男人们盯住它，用棍子从铁条中间捅它，惹它嗥叫，然后讥笑它。

它生活在这些男人之中，他们把它铸造成了一个非常凶残的东西，连大自然都没让它这么凶残过。然而，大自然使它有了很强的适应性。在有些情况下，许多其他动物也许会死掉，或者精神被摧垮；可白獠牙却能适应，生存下去，精神丝毫无损。也许折磨它的大恶魔美人史密斯能打垮它的精神，不过这方面还没有一点成功的迹象。

如果说美人史密斯身上有一种恶魔的话，白獠牙身上也有，两种恶魔彼此不停地发泄怒气。前些日子，白獠牙还明智些，在一个手持棍棒的男人面前畏畏缩缩、屈屈从从，但现在它已丧失了这种明智。美人史密斯一出现，就足以使它勃然大怒。他们一接近它就要被他用棍棒打退，不过它还在嗥叫，龇牙咧嘴。它的嗥叫声是不可能被彻底剥夺的。无论它被打得多惨，总会发出一声嗥叫；美人史密斯罢手走开后，白獠牙还反抗地对他叫着，或者猛扑笼子的铁条，向他叫嚷发泄仇恨。

汽船到达道森后白獠牙上了岸。但它仍然生活在众人之间，被关在笼子里，让好奇的人围着。它被当作“好战狼”展览，人们付值五十分的金砂就可参观。它得不到片刻的休息，刚一趴下睡觉就被一根尖棍戳起来——这样参观者的钱才没白花。为了使展出有趣，人们多数时间都在惹它发怒。而比这一切更糟的是它生活的气氛。它被视为最可怕的野兽，这一点它是透过笼子铁条看出来的。他们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谨慎的动作，都使它感到自己的极度凶恶。这又给它凶恶的火焰里增添了大量燃料。结果只有一个，凶恶以自身为食，与日俱增。这是它具有很强的适应性，能随遇而安的又一个例子。

除了被展览外，它还是一个职业斗士。只要安排了搏斗，它就不时会被放出笼子，带到离镇几英里外的村子里。此事通常在晚上进行，以免受到本区骑警的干涉。等了几小时后，天色发亮了，这时观众和与它搏斗的狗也到达了。它就这样与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狗展开拼搏。这是一片粗野的地方，男人们也个个粗野，搏斗常常带来死亡。

自从白獠牙开始不断搏斗以来，战死的显然都是其他的狗。它从未失败过。早期的训练——它同嘴嘴以及所有小狗的搏斗对它十分有用。它能紧紧地贴着地面，任何一只狗都无法撞倒它。狼群最爱玩弄这种把戏，要么直接冲来，要么冷不防弯转过来，一心想从对手的肩膀上撞倒它。马更西河猎狗，爱斯基摩狗，拉布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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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专门拉雪车的爱斯基摩狗，北极犬——全都对它试过这种把戏，但没一只成功的。 人们从没听说过它被撞倒的事。大家互相传说，每次都想看见白獠牙被撞倒，然而总是扫兴而归。

另外它还快如闪电，这就使它的优势大大胜过敌手。不管它们有过怎样的搏斗经验，也从未遇到行动像白獠牙这么迅猛的狗。它们还得认真对付的是白獠牙直接发起的进攻。一般的狗进攻前惯于先嗥叫，竖毛，怒吼，等它们从惊异中醒悟过来开始拼搏时，已被撞翻在地，一命呜呼了。这样的事经常发生，以致人们惯于把白獠牙抓住，让另一只狗把准备工作做得好好的，甚至还让它先进攻，然后才放开白獠牙。

但白獠牙的最大优势是它富有经验。它对于搏斗比任何一个敌手懂得的都多。它经历的搏斗更多，知道如何对付更多的诡计把戏，自己的诡计也更多，而自己的把戏已几乎近于完美。

随着时间过去，搏斗一天天减少。人们找不到一只能和它匹敌的对手，感到扫兴。美人史密斯不得不用狼来和它搏斗。为此印第安人诱捕来了狼，白獠牙与狼的搏斗必定会吸引来大批观众。有一次人们弄到一只大雌山猫，这次白獠牙是拼了命来搏斗的。雌山猫和它一样迅猛，一样凶恶；它只用牙撕咬，而雌山猫还要用尖利的脚爪。

继山猫之后白獠牙就再没搏斗了。没有一只动物可以和它打——至少没一只动物被认为配得上和它打。所以它就一直被展览到春天，这时一个叫蒂姆·基南的法罗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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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来到此地。他还第一次把一只颈粗性猛的叭喇狗带到了克朗代克河地区。这只狗和白獠牙不可避免地要展开一场搏斗，一周来这场预期的搏斗成了镇上某些地方人们谈论的主要话题。

4. 紧抓不放的死神

美人史密斯把它脖子上的链条取掉，然后退回去。

就这一次白獠牙没有猛然进攻。它静静地站着，竖起耳朵，警觉好奇，仔细观察面前的怪物。它以前从没见过这样的狗。蒂姆·基南把叭喇狗向前一推，低声说“上”，这只动物就大摇大摆走到中间，它身材矮胖，十分难看。它停下来，眨眼看着白獠牙。

人群里传来叫喊声：“上，切罗基！”“咬它，切罗基！”“干掉它！”

但切罗基似乎并不急于打斗。它转过头眨眼看着叫喊的人，同时温和地摇着尾巴根儿。它并不怕，只是懒散。此外，它并不觉得人们让自己和眼前这只狗拼搏。它不习惯同这样的狗打架，等待他们带真正厉害的狗来。

蒂姆·基南走过去俯在切罗基身上，双手爱抚着它肩的两边，先反方向摩擦它的毛发，然后微微顺着擦过去。这当中包含了许多暗示，还把切罗基惹怒了，因为它在喉咙深处发出轻微的嗥叫。嗥叫声与这个男人手的移动之间有一种相应的节奏，每次他顺擦后它喉咙里就发出嗥叫，然后平息下去，直到下次摩擦开始又嗥叫起来。每次摩擦的结束便是节奏的强音，摩擦突然停止，嗥叫声猛然而起。

这对白獠牙不无作用，它脖子上、肩膀上的毛发竖了起来，蒂姆·基南最后把切罗基一推，又退了回去。当促使切罗基向前的动力消失后，它又自愿地以其弓形腿猛冲过去。这时白獠牙发起了进攻。人们吃惊地赞美着叫喊起来。白獠牙已像猫而不是狗一样猛扑过去，同样以猫一般的迅猛之势撕咬着，然后一下跳开。

叭喇狗粗壮的脖子上被狠狠撕咬了一口，一只耳后正流出鲜血。它毫无反应，甚至也不叫一声，只是转身跟在白獠牙后面。两只狗炫耀着，一只迅猛，另一只稳重，使观众里的两派更加兴致勃勃，男人们开始新的赌博，加大最初的赌金。可是白獠牙再一次扑上去，猛咬一下就安然无恙躲开了；奇怪的敌人仍然跟在后面，并不太慌张，也不慢条斯理，而是从从容容，坚定不移，显得有条不紊的样子。它这样做是有其意图的——它正专注地做着什么，任何东西都无法使之分心。

它的所有行为，一举一动，都显示出这种意图来。白獠牙给弄糊涂了，它还从没见过这样的狗呢。这只狗根本没有防护的毛发，身体软和，容易出血。它身上没有一块厚厚的皮毛可以抵挡白獠牙的牙齿，而这样的防护性皮毛白獠牙在自己同类的狗的身上是经常碰到的。每次它发起进攻，牙齿就轻而易举地咬进那柔软的肉里，叭喇狗也好像无法自卫的样子。另外一件使白獠牙发窘的事，是叭喇狗一点叫声也没有，而白獠牙同其他狗搏斗时是惯于听到它们嗥叫的。它既不嗥叫也不呼噜，一声不响地进行惩罚。它总是执着地跟在白獠牙后面。

并不是说切罗基行动迟缓。它也能飞快地旋转身子，可总遇不上白獠牙。切罗基也搞糊涂了，它以前和狗打架还从未遇到过无法接近的狗。它和它们总是双方都企图接近。可是眼前这只狗老在一边，跳来跳去，四处躲闪，一旦咬住它时并非死死不放，而是立即松开牙齿又冲走。

可是白獠牙无法袭击喉咙下侧柔软的部分。叭喇狗身子很低，喉咙又被那副大颚额外地保护着。白獠牙扑上来又冲出去，丝毫无损，而切罗基的伤势却有增无减。它脖子两边和头上都被撕破，血流不止，可它却显得毫不气馁的样子。它一味地跟着白獠牙，不过有一次陷入困惑之中，完全停下来，眨眼看着一旁观看的人，同时摇动尾巴根儿，表示它是愿意搏斗的。

就在这一刹那白獠牙向它扑来然后冲走，这当中又咬了一口叭喇狗残余的耳朵。切罗基略为表现出怒气，又追上去，白獠牙在外圈跑着，它就在内圈猛追，极力想咬住白獠牙的喉咙置它于死命。可惜叭喇狗就差那么一毫，当白獠牙转瞬间往相反方向脱身而去时，人群里爆发出赞美的叫喊声。

时间在过去。白獠牙仍在跳着，躲着，往回跑，扑过来冲出去，总给叭喇狗以伤害。而叭喇狗也仍然满怀信心、不辞辛劳地追击白獠牙。它迟早会如愿以偿的，会咬住白獠牙，从而赢得战斗。同时它忍受着敌人给它的一切惩罚。它耳朵上的毛发被弄成一条一条，脖子、肩膀上被咬伤二十处，连嘴唇都被咬破流着血——一切都是白獠牙闪电般的进攻所致，它无法预料和防备。

白獠牙一次次想把切罗基撞翻，可是它们高矮悬殊太大。切罗基相当矮胖，离地面很近。白獠牙试了很多次这个把戏都没成功。它一次次猛然往回跑，兜圈子，有一回终于来了机会。它发现切罗基这时身子转动得更慢，头偏向一边，肩膀露出来。白獠牙向它扑去，可是自己的肩膀高高在上，由于用力过猛它从叭喇狗身上一下跌过去。在白獠牙的搏斗史上，人们第一次看见它没有站稳身子。它在空中转了半个筋斗，假如还在空中时它不是像猫一样转动身子，极力让四脚落到地面，它就会仰身着地了。实际是它身体一侧重重落到地上。它随即站起来，但就在这一刹那切罗基咬住了它的喉咙。

切罗基没有咬到致命部位，离胸部太近了些；但它仍死死不放。白獠牙一跃而起，疯狂拉扯着，团团转动，奋力挣脱叭喇狗。叭喇狗重重的身子紧紧钳制住它，把它拉来拉去，使它狂乱不止。它行动受到限制，失去自由。叭喇狗像个陷阱一般，白獠牙天生对陷阱怨恨透顶，反感透顶，反感得发疯。几分钟里它已完全精神错乱。它为体内基本的生命所控制，生存的意志向它汹涌而来。它对于生命肉体的爱胜过一切。它丧失了所有理性，好像没有脑筋。将理性取而代之的是肉体盲目的渴望——渴望生存和行动，即便危险重重也要行动，不断地行动，因为行动才表示肉体存在。

它不断地转动着，一会儿转这边一会儿转那边，极力摆脱拉住它喉咙的五十磅重的身躯。叭喇狗只管一味地咬住不放。有时，（这样的时候不多）它设法站起来，一时打起精神与白獠牙拼搏；可是马上失去平衡，被白獠牙疯狂地拖着旋转。切罗基完全凭本能行事。它明白死死不放是对的，为此感到某种极大的快乐和激动。这时它甚至闭上双眼，任白獠牙拖来拖去，不管愿不愿意，毫不介意由此带来的任何伤害。那算不了什么，咬住不放才是重要的，于是它就紧紧咬着。

白獠牙只有弄得精疲力竭时才停下来。它没有办法，弄不明白。它有生以来打了无数次架，还从没遇到过这样的事。和它搏斗过的狗都不是这样打的，它们猛扑猛咬后立即闪开，再猛扑猛咬后又立即闪开。它半侧身爬着，气喘吁吁。切罗基仍然紧咬不放，极力与它作对，要把它完全翻到身子侧面。白獠牙抵抗着，感到对手的嘴在移动位置，先微微放松，又嚼着合拢。每移一下就离它的喉咙更近。紧紧咬住不放，一有好机会就得寸进尺，这就是叭喇狗采取的办法。白獠牙一停下时就有了好机会，而它开始挣扎时，切罗基就只管死死咬住。

白獠牙只能咬住切罗基脖子上凸起的背面，其他部位均无法咬到。它咬住接近脖子根基的地方，这根基是脖子与肩膀的分界处；可是它不懂搏斗中那种嚼着移位的方法，再说它的嘴也不适合。它只是一阵阵地用牙齿撕咬。此时它们的位置交换了一下，白獠牙高兴起来。叭喇狗已设法让它翻过去仰躺在地上，仍死死咬住它的喉部，置身于其上。白獠牙像猫一样把后腿弯起来，脚爪抓住上面敌人的腹部，撕扯出长长的口子。假如切罗基不是迅速转动紧咬的牙齿，把身子换个适当的角度摆脱白獠牙，或许它的肠子就被抓出来了。

白獠牙怎么也摆脱不了叭喇狗的牙齿，它就像命运本身一样，不可抗拒，慢慢地沿颈静脉往上移。幸亏白獠牙脖子上的皮肤松散，皮毛浓密，才使它免于一死。这样，切罗基嘴里含了一大卷白獠牙脖子上的肉，浓密的皮毛又使它几乎无法咬进去。不过只要一有机会，它就一点点地又把松松的皮毛多含些在嘴里，结果慢慢使白獠牙窒息起来。时间一分分过去，白獠牙呼吸也越来越困难。

这时好像搏斗已经结束。站在切罗基一方的人喜气洋洋，提出一些可笑的让步。而站在白獠牙一方的人则相应沮丧不堪，拒绝十比一、二十比一的赌博，虽然有一个人十分莽撞，要以五十比一结束这场赌博。此人就是美人史密斯。他往圈内跨进一步，指着白獠牙，发出嘲弄、鄙视的笑声，得到了预期的效果。白獠牙顿时变得狂怒不止，使出尚存的力气站起来。它绕着圈内挣扎，喉部一直拖着五十磅重的敌人，这时它由愤怒变得恐慌。它再一次为自己基本的生命所控制，面对肉体求生的意愿而丧失了理性。它又一圈圈地来回跑，跌倒再爬起来，有时甚至还后腿直立，把敌人举起，却怎么也摆脱不了紧抓不放的死神。

它终于仰身倒下去，耗尽了力气；叭喇狗立即移动牙齿，离喉咙更近一些，把皮毛覆盖的肉咬得更加血肉模糊，使白獠牙窒息得更厉害。人们为胜利者欢呼起来，连连叫喊着“切罗基！”“切罗基！”听到这些，切罗基便用力摇动残余的尾巴。不过人们的喝彩并没有使它分心。尾巴与大嘴之间并无任何协调的联系。它一方面可以摇动尾巴，另一方面牙齿会死死咬住白獠牙的喉咙不放。

正在此时，观众的注意力转移了。他们听见叮当的铃声，和赶狗拉雪橇的人的叫声。除美人史密斯外，人人都显得担心，非常怕警察。不过他们只看见两个男人赶狗拉着雪橇沿路而上，并非顺路而下。这两个男人显然是出去勘探，沿小河过来的。看见众人，他们便让狗停下，也来加入到大家中间，很想看看他们为何如此兴奋。赶狗拉雪橇的人生着小胡子，而另一个更高更年轻的人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的，因在严寒的空气里奔跑，血液运行加快，所以皮色红润。

白獠牙实际上已停止挣扎。它不时会一阵阵地抵抗一番，但都徒劳无益。它只能呼吸到一点点空气，并且由于叭喇狗一直把它无情地咬得很紧，连这点空气也越来越少。尽管它有盔甲般的皮毛，如不是因为叭喇狗第一口咬的位置太低，几乎到了胸部，那么它喉咙上的大静脉早已被撕破了。切罗基费了很长时间才把牙齿往上移到那个位置，而且还使它的嘴里塞满了皮毛和皮肤褶。

与此同时，美人史密斯身上巨大的野性涌上大脑，连仅有的一点点理性都被这种野性控制住了。他看见白獠牙两眼发直时，便深信已经输了这场拼搏，因此一下失去控制。他向白獠牙扑去，凶残地踢它。人群里发出欷歔声和抗议声，但也仅此而已。美人史密斯不管他们，继续踢白獠牙，这时人群里出现一阵骚动。新来的高个子年轻人挤过众人，用肩膀左右把他们撞开，毫不客气，毫不温和。他挤到圈内时，美人史密斯正飞起一脚又要向白獠牙踢去。他把一身的力都用到一只脚上，身体已处于不平衡的状态。这时，这位新来者一拳正对着他的脸打去。美人史密斯站在地上的一只脚也脱离了地面，当他侧身倒向雪地时，整个身子仿佛腾向空中。然后新来者转向众人。

“你们这些懦夫！”他叫道。“你们这些野兽！”

他自己也勃然大怒——但未失去理智。灰色的眼睛如钢铁一般生硬发亮，直视众人。美人史密斯又站起身朝他走来，胆怯地抽鼻子。新来者不明白，不知对手是个多么卑鄙的懦夫，以为他是回来打架的。所以他叫一声“畜生！”又当面一拳把美人史密斯往后打翻在地。美人史密斯断定唯有雪地上才是最安全的地方，因此就躺在原处不起来了。

“来，马特，帮一下，”新来者招呼赶狗拉雪橇的人，他已跟着挤进人圈里。

两人弯下腰，马特抓住白獠牙，准备等切罗基松开嘴时拉走它。年轻人双手抓住叭喇狗的嘴，一心要扳开，却白搭。他拉着，扯着，扭着，每出一口气就大叫一声“畜生！”

人群骚动起来，一些人为这场游戏被破坏表示不满；但当新来者抬起头瞪他们一眼时，个个哑口无言。

“你们这些畜生！”他爆发出一句，又继续干他的。

“没用，司考特先生，你这样是拆不开它们的，”马特最后说。

两人停下来，盯着打得难解难分的狗。

“没流多少血，”马特说。“还没咬很深呢。”

“但随时都会的，”司考特回答。“喂，看见了吗！它移动了一点儿位置。”

年轻人越来越为白獠牙焦虑担忧。他一次次猛打切罗基的头部，可它仍不松口，只摇动尾巴根儿，表示明白挨打的意思，但知道咬住不放没错，不过在做该做的事情而已。

“你们都不来搭搭手?”司考特对众人吼道。

可谁也不来帮忙，相反大家都挖苦地刺激他，给他出不少滑稽的点子。

“你得弄个什么东西来撬开，”马特建议道。

司考特把手伸入屁股上的枪套，拔出手枪，极力把枪口塞入叭喇狗嘴里。他不断猛塞着，枪管摩擦紧闭的牙齿，声音听得清清楚楚。两个男人跪在地上，把狗压在下面。蒂姆·基南走进圈内，在司考特旁边停下，拍拍他的肩膀，不祥地说：

“别把牙齿弄断了，陌生人。”

“那我就弄断它脖子，”司考特反驳道，继续用枪口推塞。

“我说过别把牙齿弄断了，”法罗牌商以更加不祥的口气说。

但如果说这是吓唬，那没用。司考特继续干他的，只冷冷地抬起头，问：

“你的狗?”

法罗牌商嘟嘟哝哝承认。

“那么过来把狗拉开。”

“我说，陌生人，”法罗牌商慢吞吞地说，不无气愤，“实话告诉你，我也没法儿，不知该咋办呢。”

“那就走开，”司考特回答，“别烦我。我没闲工夫。”

蒂姆·基南还站在一旁，但司考特已不再把他放在心上。他已设法把枪头塞入嘴的一边，正极力把它从另一边推出，然后小心翼翼地撬着，每次让嘴松开一点儿，而马特也随之一点点把白獠牙受伤的脖子拉开。

“过来抓住你的狗，”司考特断然命令切罗基的主人。

法罗牌商顺从地俯下身，紧紧抓住切罗基。

“注意！”司考特提醒道，最后撬了一下。

两只狗被拉开了，叭喇狗还在拼命挣扎。

“拉走，”司考特命令道，蒂姆·基南拉着切罗基钻进人群。

白獠牙几次要站起来都未成。最后终于站起，可两腿太柔弱，无法支撑身体，因此它又慢慢倒回到雪地上。它两眼半闭，呆滞无光，嘴张着，舌头伸出，软弱无力。显而易见它已被窒息得要死。马特检查着。

“简直快疲乏到了极点。”他说，“不过呼吸是正常的。”

美人史密斯又站起身，过来看白獠牙。

“马特，一只完好的雪橇狗值多少钱?”司考特问。

这个赶狗拉雪橇的人仍俯在白獠牙身上，跪着，他计算片刻，回答着：

“三百美元。”

“像这只咬得这么惨的呢?”司考特又问，用脚碰碰白獠牙。

“只值一半，”马特断定说。

司考特转向美人史密斯。

“听见没有，兽先生?我要把你这只狗带走，给你一百五十美元。”

他打开钱夹，数出钞票。

美人史密斯把双手背在身后，拒绝接受。

“我不卖，”他说。

“卖的，你会卖的，”司考特断然说。“因为我要买呢。把钱拿去，狗归我了。”

美人史密斯仍背着双手，后退着。

司考特向他扑去，提起拳头就打。美人史密斯缩成一团，准备挨拳头。

“我也有权利，”他低声抱怨。

“你已失掉了拥有这只狗的权利，”司考特回答。“你是要钱，还是再吃我拳头?”

“那就卖吧，”美人史密斯因为害怕，断然答道。“不过我是很不情愿要钱的，”他补充说。“狗是我的财源，我不想被人掠夺。人有自己的权利。”

“不错，”司考特回答，把钱给他。“人有自己的权利。可你不是人，是野兽。”

“等我回到道森再说，”美人史密斯威胁道。“我会让法律惩治你的。”

“如果你回道森胡说，我会把你赶出城去，明白吗?”

美人史密斯咕哝着回答。

“明白吗?”司考特又问，突然暴跳如雷。

“明白。”美人史密斯咕哝道，畏畏缩缩走了。

“明白什么?”

“明白就明白！”美人史密斯咆哮道。

“注意呀！他要咬人了！”有人叫道，于是大家哄笑起来。

司考特这才转身去帮马特，他还在检查白獠牙。

一些人已在离开，另一些人三五成群站着，边观看边议论。蒂姆·基南来到其中一组。

“那家伙到底是谁?”他问。

“威顿·司考特，”有人回答。

“见鬼，威顿·司考特是谁?”法罗牌商厉声问。

“哦，一个采矿老手。大人物们都喜欢他。如果你不想惹麻烦，我建议你离他远点。他跟当局关系很好。‘黄金局局长’与他特别好。”

“我早就认为他不是一般人，”法罗牌商说，“所以一开始就不和他沾边。”

5. 不屈不挠

“没法子了，”威顿·司考特承认说。

他坐在自家小屋的台阶上，盯住赶狗拉雪橇的人，而后者耸耸肩，同样表示无可奈何。

他们都看着白獠牙，它把链子拉得紧紧的，毛发直立，大声嗥叫，十分凶猛，一心要扑向雪橇狗。它们被马特多次用棍棒教训过，已知道不去惹白獠牙；即便这时也在远处趴着，显然不把它放在心上。

“那是只狼，驯服不了的，”威顿·司考特说。

“哦，这我可说不准，”马特反对道。“即使照你说的，它身上的狗性也不少。不过有一件事我肯定，这事谁也无法否认。”

马特暂时停下，面对“驼鹿皮山”确信地点点头。

“喂，别舍不得把知道的事说出来。”司考特等了适当时间，厉声地说。“快吐出来吧，是什么?”

马特用大拇指往后指一下白獠牙。

“管它是狼是狗都一样——反正已被驯服了。”

“没有！”

“我说驯服了，并已习惯挽具。仔细瞧瞧，看见胸前的印痕没有?”

“不错，马特，美人史密斯弄到它之前它就是只雪橇狗了。”

“再没什么理由说它不是雪橇狗。”

“你是怎么想的?”司考特急切地问。然后他补充一句，摇摇头，希望随之消失，“它已在我们手里两个星期，如果有啥不同，那就是它现在更野了。”

司考特难以置信地看着他。

“不错，”马特继续说。“我知道你试过，可你没拿棍棒。”

“那你试试吧。”

这个赶狗拉雪橇的人便拿起一根棒，朝拴着的动物走去。白獠牙两眼盯住棒，像笼中的狮子盯住驯兽人的鞭一样。

“你看它盯住棒不放，”马特说。“这可是好兆头。它绝不是傻瓜。只要我手不离棒，它就不敢来碰我。它当然没完全发疯。”

当他把手伸向白獠牙的脖子时，它毛发直立，嗥叫着，趴下去。它一边看着移近的手，一边紧盯住另一只手里的棒，棒威胁地悬垂着。马特把铁链从狗的颈圈上解开，退后几步。

白獠牙简直没意识到它已自由了。许多月来，它落在美人史密斯手里，除偶尔被放开去和狗打架，从未有片刻的自由。架一打完，它总是立即又被拴上。

它不知是怎么回事。也许神又要跟它玩什么恶作剧。它小心翼翼地走着，准备随时被袭击。它不知如何是好，因为此事前所未有。它警惕着避开两个紧盯住自己的神，谨谨慎慎来到屋角。什么事也没发生。它显然给搞糊涂了，又回去，在十多英尺远的地方停下，目不转睛看着两个男人。

“它不跑开?”新主人问。

马特耸耸肩。“只得冒一次险。要查明真情惟有试一下。”

“可怜的家伙，”司考特同情地咕哝道。“它需要人给予仁慈，”他补充道，转身进入小屋。

他出来时拿着一块肉，抛给白獠牙。它一下跳开，站在远处疑心地看着肉。

“嘿，走，麦加！”马特大声警告，但为时已晚。

麦加向肉扑去。就在它咬住肉的当儿，白獠牙向它发起进攻，把它撞翻。马特冲上去，可白獠牙比他还快。麦加摇摇晃晃站起身，但脖子上血流如注，染红了一大片雪地。

“真糟糕，不过它活该，”司考特急躁地说。

这时马特已飞起一脚向白獠牙踢去。它跳了一下，龇牙咧嘴，嗥叫一声，急忙后退几码远，这时马特俯身查看他的腿。

“好家伙，”他说，指着被咬烂的外裤和内裤，以及不断浸出的血迹。

“我说过没法儿了，马特，”司考特丧气地说。“有件事我本来不愿去想，却又时时想着。现在是时候了，我们别无他法。”

说着，他不情愿地拔出手枪， 甩开旋转弹膛，看看还有子弹。

“瞧，司考特先生，”马特反对道，“那只狗经历了重重磨难，你怎么能期望它是个洁白光耀的天使。给它点时间吧。”

“你看看麦加，”另一个回答说。

赶狗拉雪橇的人看着受伤的狗。它趴在雪地上，周围浸红了鲜血，显然已奄奄一息。

“活该。你自己说的，司考特先生。它想抢白獠牙的肉吃，却送了命，唉。这是预料中的事。不为自己的肉拼搏的狗，我可不愿为它多叫一声好。”

“可看看你自己，马特。狗倒没关系，但和我们人总得有所区别吧。”

“我也活该，”马特固执地争辩道。“我干嘛要踢它?你自己说的它没错，那我就没权踢它。”

“杀了它还是好心呢，”司考特坚持说。“它已无法驯服。”

“听我说，司考特先生，给这可怜的家伙一次搏斗的机会吧。它还没有过这种机会呢。它虽吃尽苦头，但这还是头一次被彻底放开。给它一次公平的机会吧，如果它让人失望，我会亲手杀死它。好啦！”

“天知道我并不想杀死它，也不想让别人把它杀死。”司考特回答，把枪收起来。“咱们让它去，看能对它有什么好处。我这就试试。”

他朝白獠牙走去，温和安慰地对它说着。

“最好带根棒，”马特提醒道。

司考特摇摇头，继续设法赢得白獠牙的信任。

白獠牙心怀疑心。什么事就要发生。它杀死了这个神的狗，咬伤了他的同伴，除被严惩外还会有什么?但面对此事它不屈不挠。它毛发直立，龇牙咧嘴，两眼警惕，浑身提防着将发生的任何事情。这神没带棍棒，所以它让他走得很近。他把一只手往下向它头上伸去。白獠牙不断退缩，越来越紧张。危险就在眼前，或许有背叛行为什么的。它了解神的手，它们确凿无疑的权威，造成伤害的精明把戏。再者，它以前就反感被人碰，因此嗥叫得更加凶狠，趴得更低，可手还在下降。它不想咬这只手，忍受着危险，直到本能爆发，为了活命忍无可忍发出攻击。

威顿·司考特原以为自己反应敏捷，不会被咬着；但他还得领教一下白獠牙那种惊人的敏捷，它能像一条盘着的蛇那样，准确而又迅猛地发起进攻。

司考特吃惊地大叫着，用另一只手紧紧抓住咬破的手。马特狠狠诅咒一声，猛冲过去。白獠牙缩着身子后退，毛发直立，露出獠牙，两眼威胁，充满恶意。美人史密斯曾经多么凶猛地打过它，现在它也可能挨那样的打了。

“嗨！你干嘛?”司考特突然叫道。

马特已冲进棚屋，取出步枪。

“不干嘛，”他慢慢说，装出漫不经心、镇静自若的样子。“只是履行诺言，我想现在该照我说的，把它杀了。”

“不，你不能！”

“我要。你看着吧。”

正如马特被咬伤时为白獠牙求情一样，现在轮到威顿·司考特替它求情了。

“你说过给它一次机会。唔，就给它吧。我们才开始呢，总不能一开始就放弃吧。这次是我活该。并且——你看看它！”

白獠牙在屋角不远处约四十英尺的地方，正凶恶地嗥叫着，令人毛骨悚然，它不是对着司考特，而是对着赶狗拉雪橇的人。

“哎呀，天啦！”马特吃惊地叫道。

“看看它多么精明，”司考特又急切地说。“火器意味着什么，它知道的并不比你差。它很有智慧，咱们得看看它有多聪明。把枪收起来吧。”

“好的，”马特同意说，把枪靠在木料堆上。

“快看呀！”司考特接着又叫起来。

白獠牙平静下去，不再嗥叫。

“这真值得考察。你看着。”

马特去取步枪，同时白獠牙又发出嗥叫。他再离开步枪，白獠牙的嘴唇慢慢合上。

“瞧，只开开玩笑。”

马特拿起步枪，缓缓举到肩上。随着这一举动，白獠牙开始嗥叫起来，并随着行动的发展一步步达到极点，嗥叫声愈加厉害。就在步枪瞄准它之前一刹那，它侧身跳到屋角后面去了。马特站在那儿，注视着眼前空空的雪地，白獠牙刚才还在前面呢。

赶狗拉雪橇的人把枪慢慢放下，转身看着老板。

“我同意你，司考特先生。那狗太精明，杀不了的。”

6. 仁爱的主人

白獠牙看着威顿·司考特走近时，竖起毛发，嗥叫着，表示它即使受罚也不屈服。它咬破他的手已过去一天一夜，此时手用绷带包扎起来，吊带吊着，以免血流出。过去，白獠牙也受到过一些事后才施与的惩罚，因此它想这次也会一样。怎么会有例外呢?对它来说，它犯下了一件渎神的事，把牙齿咬进一位神圣洁的肉里，并且还是高贵的白神。它惹着了神，理所当然会有什么可怕的事等着它。

神在几英尺远的地方坐下。白獠牙看不出有什么危险。神实行惩罚时，总是两腿直立。此外，这个神既无棒无鞭，又无火器。再说，它自己是自由的，没有铁链或枝条缚着。一旦神站起身，它就可逃到安全地方。与此同时它在等着瞧。

神仍然静静呆着不动，白獠牙的嗥叫逐渐变小，成为呜呜声，在喉里消失。然后神说话了，一听他声音，白獠牙脖子上的毛就竖起，突然呜呜叫着。可神并无敌对行为，而是继续平静地说着话。一段时间白獠牙的呜呜声随他的言行而变化，与其说话声形成相应的节奏。神还在无休无止地谈着。他对白獠牙说话，这样的事它从未遇到过。他话语温柔亲切，不知怎地感动了白獠牙。尽管本能在严厉警告它，它仍不由自主地信任起这个神来。它产生一种安全感，凭着它和人交往的一切经验，此感有增无减。

过了很久，神起身回棚屋，出来时白獠牙仔细盯着他，不无忧惧。他既无鞭棒，又无枪支，未受伤的手也没把什么藏在后面。他仍像先前一样在原处坐下，离它几英尺远。他伸手拿出一小块肉。白獠牙竖起耳朵，疑心地看着，既要注意肉又要注意神，随时警惕任何公开的行动，浑身紧张，一见敌意行为就会跑开。

它还是未受到惩罚。神只是把肉移近它鼻子，而这事好像没啥不对劲儿。可白獠牙还是怀疑；虽然肉一次次递给它，它仍不去碰。神们精明无比，这块肉表面看无害，可它后面潜藏着什么巧妙的奸诈伎俩，谁能说清。凭过去的经验，尤其与印第安女人交往时，吃肉与惩罚常彼此相连，后果惨重。

最后，神把肉抛在了白獠牙脚旁的雪地上。它小心翼翼地嗅着，却未看，而是紧盯住神。平安无事。它把肉含进嘴里，吞下。仍平安无事。神实际上又在给它另一块肉。它还是拒不从他手上取食，于是肉又抛给它，这样反复了许多次。不过有一次神拒不抛肉，而是要一直拿在手里给它。

肉真不错，加之白獠牙又饿了。它一点点地向手靠近，极尽小心。它终于决定去吃手上那块肉，眼不离神，头伸向前，耳朵往后竖着，毛发在无意中直立于颈上。喉里还发出低声嗥叫，似在警告它是不可戏弄的。它吃着了肉，一切安然无恙，于是它一点点地把肉全部吃掉，无事发生。神仍未施惩罚。

它一边舔骨头一边等着。神继续说话，声音亲切——白獠牙以前从未遇到过这样的事。同样，它心中也产生出从未有过的感情。它感到某种奇异的快乐，仿佛满足了某种需要，仿佛它生命中的某种空虚被填满。然后本能又在刺激它，以往的经验又在警告它。神们总是诡计多端，为达目的会采取意想不到的办法。

瞧，不是吗！神那只带来伤害的狡猾的手，这时向它伸来，要碰它的头。不过神还在谈着，声音温和，给它安慰。尽管手威胁着它，但声音却令它信任。尽管声音让它放心，但手却令它怀疑。这种矛盾的心情和冲动，把白獠牙弄得烦乱不安。敌对力量在它身上拼搏着，力图控制对方，它相当犹豫不决地支撑着，仿佛就要崩溃。

它让步了。虽在嗥叫竖发，立耳，但既没撕咬又没跑开。手在下降，一点点靠近，终于碰着了直立的毛顶端。它退缩下去，手跟着向下，离它身子更近。它畏缩着，几乎在颤抖，但仍极力支撑。手碰着了它，侵犯着它的本能，让它受尽折磨。它不可能一天之内，把人的手带给它的不幸彻底忘记。但这是神的意志，它极力服从。

手举起又放下，轻拍着，抚摸着，反复不断。每次举起毛发都竖起，每次放下耳朵都立着，喉里呜呜地发出叫声。白獠牙一次次叫着，不断警告，以此表明不管受到什么伤害，它都会以牙还牙。神的动机何时显露，不得而知。那温柔可信的声音随时会暴跳如雷，那亲切爱抚的手随时会像虎钳似的把它牢牢抓住，使它无可奈何地遭受惩罚。

可神仍在温和地说着，手一次次拍它，毫无敌意。白獠牙经受着双重情感，这就其本能而言是令它厌恶的。它受到制约，个人自由难以发挥。然而身体并不难受，相反还愉快舒适呢。他先是轻拍，然后缓慢小心地抚摸它耳根，使它觉得更舒服一点。但它还是担忧，时刻警惕着，以防不测，一会儿痛苦一会儿高兴。

“哎呀，老天爷！”

马特叫道，从小屋出来，挽着袖子，双手端着一锅洗碗水，正要倒掉，但一见威顿·司考特拍着白獠牙就愣住了。

本来很平静，这时突然传来他的声音，白獠牙往后一退，凶狠地对他嗥叫。

马特看着自己的雇主，很不满他这样做。

“如果你不在意我说心里话，司考特先生，我可就随便说了——你是个该死的大傻瓜，傻得没底儿，并且还不止呢。”

威顿·司考特带着傲然的神气，但面带微笑，站起身，朝白獠牙走去。他以安慰的口吻对它说话，但时间不长，然后慢慢伸出手，放在白獠牙头上，又开始轻拍起来。它任他拍，眼露疑心，不是紧盯住爱抚它的人，而是站在门口的人。

“你或许是个一流的采矿专家，没错，真的，”赶狗拉雪橇的人像神谕一般地说，“不过你小时候失去了生活中的机遇，没能跑出去参加马戏团。”

白獠牙一听这声音就嗥叫起来，但这次没跑开，让那只手一次次抚摸着它的头部和颈背，感到宽慰。

就白獠牙而言，它开始了告别的日子——告别昔日生活，告别憎恨的时代。一种新的生活正在出现，虽无法理解，却更加公正。在威顿·司考特一方，他必须为此大动脑筋，极富耐性；在白獠牙一方，它需要一次彻底变革。本能与理性的敦促激励，它必须忽视，并把经验置于不顾，拆穿生活的虚伪。

就它所知，它现在所得到的，生活里不仅没有，而且它此刻所沉湎的，也与时势背道而驰。一言以蔽之，从全面考虑，它必须取得一个广阔的定位，这定位要比它自愿从荒野来到格雷·比弗身边，甘愿服从，还要广阔得多。那时它不过是只小狗，一身软绵绵的，尚未成型，一任环境的摆布。可眼下不同。环境对它真好。它在磨难中成长，变得坚强，成为一只“斗狼”，凶猛无情，既无爱心又不可爱。改变这一切，犹如使生命倒流，而此时它已不再有青春的柔性，身上的纤维变得粗糙多结，经纬变成坚硬不平的组织，精神外貌坚硬如铁，生活本能与原则固定下来，成为习惯、谨慎、厌恶与渴望。

处于此种新的定位，环境又在敦促它，激励它，把坚硬的它软化，使其更趋合理。不错，威顿·司考特就是这支配之力。他已进入白獠牙的内心深处，满怀仁爱将其生命潜能触发，而这些潜能本已枯萎，几近死亡。其中一个潜能便是爱
，它将喜欢
取代，而后者在它与神的交往中，一直是至高无上的情感。

可这种爱并非一蹴而就。它起于喜欢
，并慢慢发展而来。白獠牙并没跑开，尽管它获得自由，因为它喜欢这个新神。这种生活，当然比它在美人史密斯的笼中好，再说它也必须有个神。它天性需要人的支配。早年，当它背离荒野，爬到格雷·比弗的脚旁准备挨打时，对人依赖的印记便烙在了它身上。当漫长的饥荒过去，格雷·比弗的村里又有了鱼，它再次离开荒野，于是这印记重新烙在它身上，无法根除。

因此，由于它需要神，又由于它喜欢威顿·司考特胜于美人史密斯，它便留了下来。为表示效忠，它担负起保护主人财产的任务。雪橇狗们睡着时，它就潜行于棚屋附近，被第一位夜访者用棍棒打跑，最后被威顿·司考特救护。但不久白獠牙就学会了区分盗贼与好人，能辨出脚步与姿态的真正含义。对于大步流星直接去棚屋门的人，它不管——只是机警地看着，直至门打开，得到主人的认可。可对于轻手轻脚、迂回曲折、鬼鬼祟祟的人，白獠牙总会断然攻击，弄得来者落荒而逃，大为丢脸。

威顿·司考特给自己定了个任务，要解救白獠牙——或更确切地说，要消除人给它带来的屈辱。这是一个道义与良心的问题。他觉得白獠牙被虐待，是人欠下的一笔债，必须偿还。所以他不辞劳苦，对“斗狼”特别好。每天他都要爱抚白獠牙，并且非常认真和重视。

最初白獠牙对这种爱抚心怀狐疑和敌意，但后来渐渐喜欢。不过有一件事它从不放弃——低声嗥叫。爱抚从始到终，它都嗥叫不止。只是其中有种新的调子，陌生人听不出，以为是原始野性的表现，令人心怀恐惧。白獠牙自从小时候在兽穴里初次发出低声怒叫，许多年来一直凶猛地嗥叫惯了，嗓子已变得粗厉，表达温柔的情感也无法软和下去。然而威顿·司考特听觉灵敏，富于同情，能听出几乎淹没于凶残中的新调子——那是最最微弱的低吟，表示着满足，惟有他才能听得出来。

随着一天天过去，这种由喜欢
到爱
的演变越来越快。白獠牙自己也愈加明白，虽然在其意识里它并不知爱是什么。它觉得爱是一种生命的空虚——一种满怀渴望、十分痛苦的空虚，这空虚呼唤着充实。它苦恼不安，唯有新神出现才觉放心。这时爱便给它以快乐，以狂放激动的满足。但神一离开，它又会心烦意乱，心中的空虚油然而生，压迫着它，渴望不断折磨着它。

白獠牙正在发现自己。尽管它已步入成熟之年，铸就了野性的刚硬，但生命机能还在不断发展。奇异的感觉，罕见的冲动，正在它身上萌发。过去的行为准则在发生变化。以往它喜欢获得舒适，消除痛苦，不喜欢困难麻烦并采取相应的行动。可现在不同了。因为产生了新的感觉，它常为了神宁可选择困难麻烦。因此，清晨时它不是四处漫游觅食，或趴在暗角里，而是在毫无生趣的屋门阶等待数小时，以求见神一面。夜晚，神回家时，白獠牙便离开它在雪地里挖出的暖和的窝，以便让神抚摸一下，问声好。为了和神一起，得到他的抚爱，或陪他到镇上，即便肉食它也会放弃。

喜欢
已经被爱
取代。爱是铅锤，落入了它的内心深处，而此处喜欢仍然存在。作为回应，其内心深处也产生了新的东西——爱。它得到什么也回报什么。这的确是一个神，一个仁爱之神，一个热情闪光的神，在其光辉照耀下，白獠牙的生命机能在壮大，犹如花朵在阳光下开放。

可白獠牙不善流露感情。它太老成，个性已根深蒂固，以致不善用新方式表露自己。它太富有自制，绝不随波逐流。长期以来，它养成了缄默、孤傲、乖僻的脾性。它一生从没发出过吠叫，现在神走近了，也学不会吠叫一声表示欢迎。它从不碍手碍脚，表达爱时既不过分也不可笑。它从不跑去迎接神，而是在远处等着，总是等着，呆在那儿。它的爱带有崇拜意味，难以表述，无法言喻，是一种默然的敬意。惟有当它目不转睛地看着神，看着他的一举一动时，它才流露爱心。有时，当神看着它，对它说话时，它笨拙地表现出一种忸怩之态，这是因其一方面力图表达爱意，另一方面又力不从心所致。

它学会从多方面调整自己，以适应新的生活方式，明白一定不去管主人的狗。但它支配一切的天性也在维护其权利，因此它先必须击败它们，让其承认它的优势和统治地位。之后，它就不去招惹它们了。当它走来，过去或漫步于它们中间时，它们便让开，当它坚持自己的意愿时，它们也甘愿服从。

同样，它也极力容忍马特，视他为主人所有之物。主人很少喂它，这是马特的事；不过白獠牙凭直觉推测，它吃的是主人的食物，是主人请人喂它的。马特一心给它套上挽具，让它同别的狗一道拉雪橇，可不成。直到威顿·司考特给白獠牙套上挽具，让它干活，它才明白。它觉得马特赶它，让它干活，都是主人的意愿，正如他驱赶主人的其他狗一样。

克朗代克的雪橇与马更西河的平底雪橇不同，它们下面安有滑橇。赶狗拉车的方式也不一样，它们不是组成一队扇形，而是一只接一只，成为两纵列。在克朗代克，领头狗名副其实，既最强壮又最聪明，全队狗无不服从害怕。因此白獠牙必然很快取得这一地位，哪怕低一点的地位它都不满足，马特遇到不少麻烦后才明白。白獠牙自己选定的这个位置，经过实践，马特大骂一通之后，只好照办。可尽管白獠牙白天拉雪橇，晚上仍坚持守卫主人的财产，所以无时不履行职责，保持警惕，忠心耿耿，是一只最珍贵的狗。

“我要把心里话随便说出来，”一天马特说，“我得说，你真是个精明的家伙，花那么点钱买来这只狗，你除了给美人史密斯一拳头，还让他受了大骗。”

威顿·司考特灰暗的眼睛再度闪出怒火，他凶狠地咕哝道：“那个畜生！”

末春时节，白獠牙遇到一件十分麻烦的事，仁爱的主人也不事先表明一下就消失了。其实是有过前兆的，但白獠牙对这些不懂，不明白打包是什么意思。它后来才记起，主人打包后即消失，可当时它什么疑心也没有。这晚它等着主人归来。午夜刮起寒风，它只好躲到屋后，半醒半睡打着盹儿，耳朵随时倾听着第一声熟悉的脚步。到了凌晨两点钟，它焦虑不堪，不由来到寒冷的前门，蜷缩在那儿等待。

可仍不见主人的踪影。早晨门打开了，走出马特。白獠牙满怀渴望地看着他。毫无平常的谈话——它或许可以从中听出想知道的事。日子一天天过去，就是不见主人。一生从不患病的白獠牙，终于病了。它病得很重，马特不得不把它带进屋里。在给雇主写信时，他还附带讲了一下白獠牙的情况。

威顿·司考特在市中区读到这封信，其中有这样一段：

那只该死的狼不行了。什么也不吃。没有一点生气。狗都在整它。你情况怎样?我又不知道咋对它说。也许它要死了。

情况正如马特所说。白獠牙不吃东西，整日消沉，任队里每只狗攻击。它呆在屋里，趴在炉火旁边，对食物、马特乃至生活完全失去了兴趣。马特或对它轻言细语，或对它大骂一通，但结果都一样——它不过掉头用一双呆滞的眼睛盯着他，然后照样把头耷拉下去，趴在前爪上。

然后有一天晚上，马特咕哝地默读着什么，嘴唇嚅动，这时白獠牙发出一声低微的哀鸣，让他吃惊。它已站起身，耳朵朝门口竖起，正专注地听着。片刻后，马特听见脚步声，随即门打开，走进来威顿·司考特。两人握过手，司考特便环顾屋子。

“狼呢?”他问。

接着他发现了它，站在炉旁它先前趴着的地方。它没有像其余的狗那样冲过来，而是站在那儿看着，等待。

“哎呀！”马特叫道。“你看它摇尾巴了！”

威顿·司考特朝着它大步走到屋中间，同时叫它。白獠牙向他走来，步子虽不大，但很快。它因害羞，行动笨拙，走近时表情奇特。一种难以表达的激动心情，像光一样从两眼照射而出。

“你走这段时间，它可从没这样看过我，”马特议论道。

威顿·司考特没听见。他蹲着身子，与白獠牙面对面，轻抚着它——摸它耳根，一次次从脖子到肩头摩挲，用指头轻轻拍它脊骨。白獠牙随之相应地叫着，发出从未有过的低吟。

可还不止这些。它由于欢喜，巨大的爱一直在心中涌动，寻求表现，于是它又有了新的行为。它突然把头伸向前，钻进主人怀里，只露出两个耳朵，默默地用头依偎着。

两个男人你看我，我看你。司考特两眼闪烁。

“老天爷！”马特惊奇地说。

一会儿后他恢复过来，说，“我总认为那狼是条狗。你看它！”

仁爱的主人归来，白獠牙很快恢复了健康。它在屋里呆了一天两夜，然后跑出去。雪橇狗们已忘记了它的勇猛，只记得它最体弱多病，因此一见它从屋里出来就向它扑去。

“说说你在屋里的胡闹吧，”马特高兴地咕哝着，站在门口观看。“让它们好受，你这只狼！让它们好受！——至少这样！”

白獠牙用不着这种鼓励。仁爱的主人回来就足够了。生命活力再次涌向它全身，十分雄壮，势不可挡。它心怀狂喜地战斗着，觉得无法言传的情感因此得以发泄。结局只有一个，狗群被打得四分五裂，可耻地败退，天黑后才偷偷返回，温顺谦卑的样子，表示效忠白獠牙。

白獠牙学会了偎依，为此常感内疚。这犹如决定性的话语，它只能这样了。有一样东西它总特别提防，那就是它的头。它一直讨厌让人碰。它身上的野性，对伤害和圈套的害怕，使它恐慌地产生冲动，要力避接触。它的本能发出命令，头必须不受限制。而此刻，它却依偎在仁爱的主人怀里，故意把自己放在无所他求、依赖主人的处境。这是对主人深信不疑、绝对屈从的体现，仿佛它在说：“我把自己交给你了，随你安置吧。”

一天晚上，司考特和马特回屋不久，于睡前坐下玩用木板记分的纸牌游戏。“十五—二，十五—四加一个对子，共六，”马特用木板记着分，忽听外面传来人的喊叫和狗的嗥叫。他们相互看了一下，站起身。

“狼咬着人了，”马特说。

他们又听见因恐惧和痛苦发出的巨大尖叫声，加快了行动。

“拿灯来！”司考特叫道，冲出去。

马特提着灯跟在后面，借助灯光他们看见一个男人躺在雪地上。他两臂重叠交叉抱着，蒙住脸和喉，极力不让白獠牙咬。他必须这样。白獠牙处于狂怒之中，凶狠地攻击致命的地方。从肩头到手腕，衣袖，蓝色法兰绒衬衣以及汗衫，均被撕烂，胳膊伤势严重，流着鲜血。

两个男人一眼看见这情景。接着威顿·司考特抓住白獠牙的脖子把它拉开。它还在挣扎嗥叫，但不再去咬，听见主人厉声一吼，很快安静下去。

马特扶起那个人。此人放下交叉的胳膊，露出美人史密斯野兽般的脸。赶狗拉雪橇的人猛然把他放下，像抓着了火一般。美人史密斯在灯光下眨着眼睛，看看周围。一见白獠牙，他就显出恐惧的神情。

同时马特注意到雪地上有两样东西，把灯移近，用足尖指着它们让雇主看——原来是一条系狗的钢链和一根粗棒。

威顿·司考特看见了，点了点头，一言不发。马特抓住美人史密斯的肩，让他往后看。不用说，美人史密斯大吃一惊。

因为这时仁爱的主人正爱抚着白獠牙，和它说着话儿呢。

“想把你偷走，嗯?你怎么愿意！唔，瞧他犯了一个错误，不是吗?”

“他一定自以为本事大得很呢，”赶狗拉雪橇的人窃笑着说。

白獠牙仍愤怒不止，毛发直立，一次次嗥叫着，不过毛发慢慢倒下去，叫声越来越模糊不清，消失在喉里。

第五部 驯服的狼

1. 漫长的路

事情即将发生。白獠牙已感到灾难来临，尽管尚无明确的证据。它模模糊糊觉得变化将至，虽不知情况如何，为什么，但从神身上它感觉到事情要发生。他们没意识到，自己的举止更加微妙，把动机泄露给了狼狗——它整天绕着屋门阶转，虽从不进去，也知道他们在想什么。

“快，你听听！”一天晚上吃晚饭时赶狗拉雪橇的人叫道。

威顿·司考特听着。门口传来低微急切的呜呜声，像人的啜泣，声音低得只能听见而已。接着是长长的嗅鼻声，原来是白獠牙，它这才放心：神仍在里面，并没有独自悄悄跑掉。

“我肯定那狼明白你要干什么，”赶狗拉雪橇的人说。

威顿·司考特看着对面的同伴，眼神几乎在恳求，虽然他嘴上还在撒谎。

“该死，我把狼带到加利福尼亚去干嘛?”他问。

“我正想这样问你呢，”马特回答。“你把狼带到加利福尼亚去有啥用?”

但威顿·司考特对此回答并不满足。对方似乎在含糊其辞地责怪他。

“白人的狗根本不是它的对手，”司考特继续说。“它一见它们就会把它们咬死。它会把别人的衣服撕烂，假如这还不能使我破产，当局也会把它弄走处死。”

“它是个十足的凶手，我知道。”赶狗拉雪橇的人议论道。

威顿·司考特疑心地看着他。

“那样不行，”他断然地说。

“是不行，”马特赞同道。“唉，不过你得专门雇个人照看它。”

司考特不再那么疑心，高兴地点点头。接下来他们都不说话。只听见门口传来低微的、半哭泣的呜呜声，然后是长长的、探寻的嗅鼻声。

“不能否认，它很把你当回事儿，”马特说。

司考特突然气愤地瞪着他，说：“该死，伙计！我明白自己要做什么，咋做最好！”

“我并不反对，只是……”

“只是什么?”司考特厉声地问。

“只是……”赶狗拉雪橇的人温和地开始道，然后改变主意，自己也愈加愤怒起来。“瞧，你用不着发那么大火。依你的行为看，谁也会认为你不明白自己要做什么。”

威顿·司考特思忖片刻，更温和地说：“你说得对，马特。我不明白，麻烦也就出在这儿。”

“唉，让我把那只狗带着，可就荒唐透顶了，”稍停一会儿他又脱口而出。

“是这样，”马特回答，而他的雇主再次对他感到不太满意。

“可我闹不懂的是，它究竟咋知道你要走的。”赶狗拉雪橇的人天真地继续道。

“我也闹不懂，马特。”司考特回答，忧愁地摇摇头。

之后有一天，白獠牙从打开的屋门，看见地上那个决定性的旅行包，仁爱的主人正把东西往里面放。他们来来往往，颇不安稳，小屋一度平静的气氛被扰乱了。事情明明白白摆着，白獠牙早已感觉到。此时它推想，神又要出去了。既然他以前都没把它带走，这次也会把它留下。

这晚它发出了狼的长嗥。它小时候从荒野回到村子，当发现什么也没有了，只剩下一堆废物表明格雷·比弗原来搭帐篷的地方时，它因此发出了嗥叫；同样，此刻它也朝着寒冷的星星嗥叫，向它们述说着自己的悲哀。

屋内两个男人刚上床准备睡觉。

“它又不吃东西了，”马特在铺上说。

威顿·司考特从铺上发出咕哝声，在毯子下不安地动着。

“从那次你离开它精神不振的情况看，这次它死掉我也不奇怪。”

司考特的毯子又在拱动着。

“哼，住嘴！”他在黑暗中吼道。“你比女人还爱唠叨。”

“这话不假，”赶狗拉雪橇的人回答，威顿·司考特吃不准他是否在窃笑。

次日，白獠牙更明显地表现出忧虑不安的样子。只要主人离开屋子，它就紧跟在后面，他一进屋它就在门前走来走去。从打开的门它还能瞥见地上的行李，共有两大包帆布口袋和一口箱子。马特正把主人的毯子和皮衣卷进小油布里。白獠牙看在眼里，呜呜地叫。

随后来了两个印第安人。它紧盯住他们，见他们抬起箱子，由马特领着下山，他拿着被褥和旅行装。可白獠牙并没跟去，主人还在屋里。一段时间后马特回来。主人来到门口，叫白獠牙进去。

“你这个可怜的家伙，”他亲切地说，摸着白獠牙的耳朵，轻拍它的背骨。“我要去赶远路，老伙计，你不能去。给我叫一声吧——最后好好叫声再见。”

可白獠牙不叫，却以锐利的眼光满怀忧愁地看一眼后，向他偎依过去，把头钻进他怀里。

“船鸣笛了！”马特喊道。育空河上传来轮船嘶哑的叫声。“别再啰嗦，一定把前门锁上。我从后门出来，赶紧动身！”

两扇门同时砰地关上，威顿·司考特等着马特从后面绕过来。门内传出低微的呜呜声，啜泣声，然后是深长的嗅鼻声。

“你一定要照顾好它，马特，”司考特说，他们沿山而下。“写信告诉我它的情况。”

“当然，”赶狗拉雪橇的人回答。“可你快听听！”

两人停下。白獠牙发出了长嗥，主人死的时候狗就会这样。它在发出巨大的悲哀之声，声音向天空一阵阵涌去，令人心碎，然后痛苦地颤抖着消失，继而再次涌向高处，满怀悲伤。

“曙光”是这年第一艘赴“外界”的船，甲板上满是幸运的冒险者和丧气的淘金者，正如当初疯狂赶来“内界”一样，现在他们也疯狂赶往“外界”。跳板旁，司考特和马特握着手，后者准备上岸了。可马特的手软弱无力，因他突然看过去，盯住司考特后面的什么东西。司考特转过身，发现几英尺远的甲板上竟坐着白獠牙，它正渴望地看着。

赶狗拉雪橇的人带着惊诧的语调，轻轻骂一声。司考特只是惊奇地看着。

“你锁好前门没有?”马特问。

司考特点点头，也问：“后门呢?”

“我敢打赌绝对是关上了的，”他急切地回答。

白獠牙讨好地耷着耳朵，但仍呆在原处不过来。

“我得把它带上岸。”

马特朝白獠牙走近几步，可它溜开了。赶狗拉雪橇的人冲过去，而它就在一群人的腿中间躲着，在甲板上窜来窜去，巧妙地不让他抓住。

但一听仁爱的主人招呼，白獠牙立即朝他走去。

“我这几个月始终在喂它，它却不来，”赶狗拉雪橇的人不满地咕哝。“可你——打认识它以后，就从没喂过它。我真不知道它怎么看出你是老板的。”

司考特一直抚摸着白獠牙，这时突然俯下身，指着它嘴鼻上刚留下的伤痕，以及两眼之间的一道口子。

马特也俯下身，摸着白獠牙的肚子。

“我们恰恰忘记了窗。它下面伤口不小，一定是撞坏窗跑出来的，老天爷！”

可威顿·司考特并没听，他脑子在快速运转。“曙光”号已拉响汽笛，最后发出起航的通知。人们匆忙从跳板上岸。马特解开脖子上的印花大手帕，要给白獠牙系上，但手被司考特抓住。

“再见了，马特，老伙计。这只狼的事——你不用写信啦。你瞧，我已……”

“什么！”赶狗拉雪橇的人爆发出来。“你该不是说……?”

“正是这个意思。给你手帕。我
会写信告诉你
它的情况的。”

马特走到跳板半中央停下。

“那气候它会受不了的！”他对司考特叫道。“除非你把它身上的毛剪短！”

跳板收上去，“曙光”号掉头离岸。威顿·司考特最后挥手告别，然后转过去俯向白獠牙，站在它旁边。

“现在你叫吧，好家伙，叫吧，”他说，一边抚摸着它敏感的头和耷拉的耳朵。

2. 南方

白獠牙在旧金山上了岸。它大吃一惊。在它的内心深处，在任何理性作用或意识活动下面，它已把权威同神联系在一起。但当它走在旧金山黏滑的人行道上时，才真感到白人真是神奇无比。它熟悉的原木小屋被高楼大厦取代。街上尽是些危险东西——四轮、两轮马车，汽车；高头大马猛拉着巨大的货车；奇形怪状的缆车和电车鸣响着从中穿过，铿锵作响，不断发出尖叫吓唬，像它知道的北方森林中的山猫一样。

这一切表现着权威，无论前后都有人类的存在，他们像过去一样，通过对事物的支配，统治着世界，表现着自我。这是罕见而惊人的。白獠牙感到恐惧害怕。小时候，它第一次从荒野来到格雷·比弗的村子时，觉得自己渺小不堪；如今，它完全长大了，浑身充满力量，可仍然觉得自己渺小不堪。并且好多神呀！他们密密麻麻，把它弄得眼花缭乱。街上的轰隆声使它震耳欲聋。这样那样的东西来来往往，连续不断，把它弄得晕头转向。它从没像现在这样感到过对自己仁爱的神的依赖，紧跟在后面，不管发生什么都紧盯住他。

可白獠牙将要看到的，不过是城市可怕的景象——这经历犹如一场噩梦，虚无缥缈，十分恐怖，在其梦中久久萦绕。它被主人放进行李车厢，用链子拴在一角，周围堆满了皮箱和旅行袋。这儿由一个矮胖结实的神分管，他吵吵嚷嚷，把各种箱子抛来抛去，从门口拉进来堆上，或者抛给门外等着的人，撞得砰砰作响。

白獠牙被主人丢弃在这地狱般的行李堆里，或至少它是这么认为的，直至它嗅出主人的帆布袋也在同一车厢里，这时它便担负起了保护它们的任务。

“你总算来了，”一小时后威顿·司考特出现在门口时，负责这节车厢的神大声叫道。“你那只狗不让我碰你的东西。”

白獠牙从车厢出来。它又吃惊了。那噩梦般的城市已消失。先前，它觉得车厢不过像房子中的一间屋，刚进去时还在城市当中。过一段时间城市就不见了，再也听不见轰鸣的声音。它眼前是一片喜气洋洋的景色，阳光明媚，静谧安然，令人懒洋洋的。可它没时间为这一变化惊奇，而是很快接受了，像它接受神们一切无法理解的行为和表现一样。他们总是如此。

有一辆四轮马车等着。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朝主人走来。女的伸出胳膊抱住主人脖子——在白獠牙看来这可是敌意的举动！接着威顿·司考特摆脱了她，走到白獠牙身边，它成了一个愤怒狂叫的恶魔。

“没事的，妈，”司考特说，紧紧抓住白獠牙安慰它。“它以为你要伤害我，在阻止你。没事，没事，它很快会明白的。”

“在这期间，要等狗不在时我才可以爱儿子呢，”她笑着说，尽管被吓得苍白无力。

她看着白獠牙，它嗥叫竖发， 瞠目而视，满怀恶意。

“它得明白，它会的，用不了多久，”司考特说。

他对白獠牙轻言细语，直至它平静下去，这时他用坚决的声音说：

“趴下，家伙！你趴下！”

这是主人教它的一件事，它服从了，虽然并不情愿，闷闷不乐。

“好啦，妈。”

司考特向母亲伸开双手，但两眼仍盯住白獠牙。

“趴下！”他警告道。“别起来！”

白獠牙毛发直立但一声不响，起来时半蹲着身子，这时缩回去，眼见那敌意的行为在重复。可并无伤害，接着那个陌生男神的拥抱也是如此。衣物袋被放进了车里，陌生的神和仁爱的主人跟着上去，白獠牙机警地尾随其后，不时对奔跑的马竖起毛发，警告它们有它在旁，坐在飞快的车上的那个神绝不能受到伤害。

十五分钟后，马车转弯穿过一个石头入口，通道两旁是拱形胡桃树，相互交错。路两边均为草坪，十分广阔，其中不时可见高大粗壮的橡树。不远处是颇受日晒的干草地，呈棕黄色，与这片细加照料的嫩绿草地恰成对照。草坪头部，在第一个缓坡之上，有座门廊较深窗户众多的房子。

白獠牙几乎没机会看见这一切。马车一进这场地，一只目光炯炯、口鼻尖尖、满怀义愤的牧羊犬就向它攻击，把它和主人隔断。白獠牙并没嗥叫警告，只是毛发直立，一声不响地猛冲。然而冲不过去。它费力地戛然而止，用僵硬的前爪支撑着自己的身子，差不多蹲下来，很不想对付眼前这只狗。这是一只母狗，而白獠牙的同类有一法则，阻挡着它。它如攻击这只母狗，必然违背自己的本能。

但牧羊犬却不同。它是一只母狗，没有那种本能。另一方面，因它是只牧羊犬，本能上对于野性的恐惧，尤其对狼的恐惧，异常强烈。在它看来白獠牙是只狼，是个世袭的劫掠者；它模糊记得，从自己祖先最初放牧、保护羊时起，这劫掠者就开始捕食羊群。因此，当白獠牙不向它猛冲，并蹲在地上不进攻时，它却扑了上去。白獠牙感到肩头被咬住，勉强发出嗥叫，此外并不想伤害这只狗。它有意识地后退着，四肢僵硬，极力绕过牧羊犬。它东躲西跑，转来转去，可毫无作用。牧羊犬始终把它挡住，不让它过去。

“过来，科利！”马车上陌生的男人叫道。

威顿·司考特笑起来。

“没关系，爸。是要守规矩。白獠牙得学会很多东西，不妨现在就让它开始。它会调整好自己的。”

马车继续向前，科利仍把白獠牙挡住。白獠牙离开车道，绕着穿过草坪，想以此超过它；可它在内圈跑着，总是挡在前面，露出两排光亮的牙齿。白獠牙又绕回来，穿过车道来到另一面草坪，再次被科利阻止。

马车正把主人载走。白獠牙瞥见它消失在树林里，情况紧急。它极力再绕一圈，但科利迅速跟上来。这时它猛然向科利扑去，这是它攻击的老把戏，当肩并肩时，它会断然发起进攻。科利不仅被撞翻，而且由于跑得太快，在地上滚了几下。它挣扎着停住，抓住砾石，尖叫着发泄它受到的伤害和心中的愤怒。

白獠牙并没等待。路已让开，这正是它希望的。科利跟上，尖叫不止。这下畅通无阻了，真正跑起来，科利还得跟白獠牙学学。它使出浑身力气，歇斯底里地奔跑着，每一步都要费好大力；而白獠牙却溜得极快，悄无声息，毫不费力，像幽灵似地穿过场地。

它绕过房子来到停车处时，看见了马车。车已停住，主人正下来。此刻，白獠牙还在全速奔跑，忽然觉得侧面受到攻击，一只大猎狗向它扑来。它极力调头迎击，但因跑得太快，猎狗太近，它被侧面猛撞了一下。由于前冲的力量过猛，加之猝不及防，白獠牙被撞翻在地，身子完全滚了过去。它起来时，现出凶神恶煞的样子：耳朵后立，嘴唇嚅动，鼻子皱起，牙齿碰得直响，差点咬住猎狗柔软的喉部。

主人跑上来，但太远了，是科利救了猎狗的命。白獠牙正要扑上去发出致命的一击，科利及时赶到。它刚才完全失去控制，被白獠牙超过，更不用说被无礼地撞翻在地；因此它的到来犹如一阵旋风——因为它的尊严受到伤害，义愤填膺，本能地对这来自荒野的劫掠者怀着仇恨。它猛扑上去，恰好击中白獠牙，再次将其撞翻。

接着主人赶到，他一手抓住白獠牙，其父把狗叫走。

“唷，这对一只孤独可怜的北极狼来说，真是够热烈的欢迎呀，”主人说，一边抚摸着白獠牙，让它平静下来。“它一生只有一次被撞倒，可在这儿半分钟内就被撞翻了两次。”

马车已赶走，另一些陌生的神从房子中出来。有的恭敬地站在远处，但有两个女人又犯下敌对的行为，搂住主人脖子。不过，白獠牙开始容忍这一举动。似乎并没有害处，神们的声音显然也不是在威胁。他们还主动向它表示友好，可它嗥叫一声让他们走开，这时主人也说话了。白獠牙就紧紧贴着主人的腿，让他抚摸自己的头。

猎狗听见“迪克！趴下！”的命令，已跑上门阶，趴在门廊一边，仍嗥叫着，忧郁地看着入侵者。一个女神看管科利，她抱住它的脖子，轻轻抚爱；但科利大惑不解，焦虑不安，呜呜叫着，为允许狼进来满怀愤怒，心想一定是神弄错了。

所有的神都走上门阶进房去。白獠牙紧跟在主人旁边。门廊上的迪克嗥叫起来，正在门阶上的白獠牙也毛发直立，发出嗥叫。

“把科利带进来，让它们两个在外面干一仗，”司考特的父亲建议说。“以后它们就成朋友了。”

“以后，为了表示友好，白獠牙会成为葬礼上的主要哀悼者的，”主人笑着说。

老司考特面带疑虑，先看看白獠牙，又看看迪克，最后看看儿子。

“你是说……?”

威顿点点头。“是的。不出一分钟你的迪克就会上西天——最多两分钟。”

他转向白獠牙。“好啦，你这只狼。还是你进屋来吧。”

白獠牙四肢僵直地走上门阶，穿过门廊，尾巴竖着，盯住迪克以防侧面受到攻击，同时警惕着任何凶恶的神秘物出现，从房子里面向它猛冲过来。但并无可怕的东西冲出，它进去后仔细四处搜寻，也没看见什么。然后它在主人脚旁趴下，满意地哼一声，观察着一切情况，随时准备跳起来与恐怖的东西作生死搏斗——它认为这些东西一定潜藏在这陷阱般的屋里。

3. 神的领地

白獠牙不仅天生适应性强，而且它也走过不少地方，知道学会调整的意义和重要。这儿是法官司考特的地界，名叫“锯齿景”，白獠牙很快把它当成自己家，过得舒适自在。它与狗不再有大的麻烦。对于南方神的行为，它们比它更清楚，在它们看来，当它和神一起进屋时，它就有了这种资格。它是一只狼，前所未有，既然神都同意它来，它们作为神的狗，便只有认可的份。

迪克必然要先经过一些呆板的礼节，之后便平静地接受了白獠牙，把它作为这房子的又一附属物。假如按照迪克一贯的行事作风，它和白獠牙还会成为好朋友的，但白獠牙并不愿意交往。它只需要独来独往。它一生与同类都不合群，何况现在。迪克主动向它表示友好，却令它心烦，被它嗥叫着赶走了。在北方，它懂得了不去惹主人的狗，现在也没忘记。但它坚持谁也不要惹它，让它独来独往。它根本不把迪克放在眼里，所以这只好心的动物最后死了心，把它当作是马厩旁的那根拴马的柱子，不再对它发生兴趣。

科利却不是这样。它接受白獠牙是由于神的命令，但并不因此就让白獠牙安宁。白獠牙及其同类对它列祖列宗犯下的无数罪行，已经深深印在它的记忆中。羊栏惨遭劫掠，不是一天或一代所能忘记的。这一切刺激着它，促使它报复。面对一个个给白獠牙许可的神，它无法攻击，但它可以耍些小把戏，让白獠牙不舒服。它们之间有一种世仇，就它而言，定要让白獠牙记住。

这样，科利凭着自己的性别，老跟白獠牙过不去，对它无礼。本能不允许白獠牙反击，但科利一再找它岔子，又使它不能轻视。当科利向它扑去时，它就用皮毛浓密的肩头挡住其锋利的牙齿，四肢僵硬地走开，一副威严的样子。当科利逼得太紧时，它不得不绕着圈子，用肩膀抵挡，头偏向一边，面容和眼睛都流露出忍耐厌烦的表情。不过有时，它后腿被咬一下，赶紧跑走，十分狼狈。但总的说来它极力保持着一副尊严，堪称庄重。它尽量忽视科利的存在，极力让它。一看见或听见科利来，它就起身走开。

白獠牙要明白的其他事还有很多。北方的生活本身简单，相比之下，“锯齿景”的事情就复杂多了。首先，它必须了解主人家里的人，它也准备为此作点努力。正如米特沙和克罗库奇属于格雷·比弗，分享他的食物、柴火与毯子，同样，在“锯齿景”，居住在这房里的所有人都属于仁爱的主人。

但情况有别，而且有许多差别。“锯齿景”的范围，比格雷·比弗的帐篷大得多。有很多人需要考虑。有法官司考特和他太太。有主人的两个姐妹贝思和玛丽。有他的太太艾丽斯和孩子威顿与莫德，一个四岁，另一个六岁，步履蹒跚。谁也无法把所有这些人介绍给它，至于他们的血缘关系，亲戚关系，它一无所知，也无法知道。不过它很快看出他们都是主人家的人。然后，它一有机会就细心观察，通过他们的行为、言语甚至声调，它慢慢了解到他们与主人的关系有多亲近，受到怎样的喜欢。根据观察到的情况，白獠牙采取相应行动。凡主人重视的它都重视，凡主人珍爱的它都珍爱，细加保护。

对两个孩子也一样。它一生都讨厌孩子，对他们的手又恨又怕。在印第安人的村子里时，它已深深领教了他们的凶残狠毒。因此威顿和莫德初次向它接近时，它便嗥叫着警告，一副凶相。主人给了它一巴掌，大喝一声，它才不得不让他们抚摸，但在其小手下仍嗥叫不止，声调毫无温柔。后来，它看出两个男女孩子深为主人喜爱，也就让他们抚摸，而无须主人的巴掌和严厉的喝叫了。

可白獠牙对他们还绝做不到感情奔放。它屈从于主人的孩子，虽然真诚但却勉强，犹如忍耐一次痛苦的手术，忍耐他们的愚弄。当再也容忍不下时，它就站起身断然走开。但一段时间后，它甚至也喜欢起孩子来。而它感情仍不外露。它并不主动朝他们走去，不过看见他们也不走开，而是等他们过来。再后来，它看见他们走近时，还流露出愉快的眼神，当他们离开它另去玩耍时，它还奇异地显出遗憾的样子，目送着他们。

这一切都是一个发展的问题，需要时间。继孩子之后，它注意的是法官司考特。也许这有两个原因。其一，他显然很为主人看重，其二，他言语不多。白獠牙喜欢在宽敞的门廊上趴在他脚边，这时他看着报纸，时时友好地看它一眼，或说句话——这很好地表示着他赏识白獠牙的存在。然而，这仅仅是主人不在的时候。在白獠牙心里，主人一出现，其余一切就不存在了。

白獠牙任家中所有成员爱抚它，照料它，不过它给主人的东西绝不会给他们。尽管他们爱抚它，但它不会发出满怀爱意的柔和声音；无论他们怎么努力，它也绝不会依偎在他们怀里。这种放纵屈从、绝对信任的表示，它只留给主人。事实上，它只把家中的其他人看作是仁爱的主人拥有的东西而已。

不久白獠牙还学会了区别家中的成员和仆人。后者怕它，而它仅做到不去攻击他们，因为它想他们也同样是主人的东西。它和他们只保持一种中立态度。他们为主人做饭，洗盘子和做别的事，正如在克朗代克时马特做的那样。一句话，他们是这房子的附属物。

就白獠牙而言，房子外面要了解的东西更多。主人的领土既宽广又复杂，但也有其界线。这片地终止于郡的道路旁，路外是所有神共有的领地——有不少路面和街道。在另外一些围栏内，又是别的神专有的领地。众多的规则支配着这一切，决定人们的行为；但它不懂神的语言，除凭经验外，无从明白。它按照自然冲动行事，直至与某个规则相违背。这样经过几次后，它便懂得了这一规则，从此照办。

但对它的训导，最有效的还是主人的巴掌和斥责的声音。由于白獠牙对主人深怀爱意，他的一巴掌给它的伤害，远远超过格雷·比弗或美人史密斯对它的毒打。他们只伤了它的皮肉，一巴掌虽轻得难以损伤皮肉，却会更深地伤害它。这表现着主人的不满，白獠牙为此而畏缩。

事实上，主人很难得给它巴掌，只声音就足够了。白獠牙听声音即知道是否做对，并以此纠正自己的行为举止。其声犹如指南针，它借以调整方向，并制定出新地方的生活方式。

在北方，狗是惟一驯养的动物。其余动物都生活在荒野，如不是很难对付，任何狗均可捕捉。那些日子，白獠牙全在活物中寻找食物。它并没想到南方不同。现在它住在圣克拉拉山谷，很快就会明白的。早晨它在房角附近游荡时，偶然碰见一只从鸡场跑出来的鸡。白獠牙在一阵天生冲动之下要吃它。它只纵身几跳，牙齿猛然一张，发出可怕的粗厉叫声，就抓住了那只冒险的家禽。这鸡是农场养的，又肥又嫩，白獠牙馋涎欲滴，心想味道一定不错。

这天快过去时，它在马厩附近又碰见一只离群的鸡。一个马夫跑来救它，他不知道白獠牙是狼种，拿起一根轻轻的马鞭作武器。它身上被抽了一鞭，于是放开鸡转向马夫。假如他拿的是棍棒而不是马鞭，还可以止住白獠牙。它毫不退缩，默默地冲向前，身上又挨一鞭。它向马夫的喉部扑去，他大叫一声“天哪！”便摇晃着往后倒在地上。他丢开鞭子，用两只胳膊挡住喉部，致使前臂被撕咬得皮开肉绽。

他吓得魂不附体。使马夫精神失常的，与其说是白獠牙的凶猛，倒不如说是它的沉默。他用咬破流血的胳膊蒙住喉部和面容，极力退到马棚去。幸亏科利出现，否则他可就好受了。正如它救了迪克的命一样，现在它又救了马夫的命。它是对的，它比爱犯大错的神知道的还多。它的一切怀疑都不无道理。古老的劫掠者就在眼前，又玩起了它的老把戏。

马夫逃进马棚里，面对科利恶毒的牙齿，白獠牙步步后退，或用肩膀抵挡，不断绕着圈子。但科利把它惩治好一阵后，仍不罢休——这是它的习惯。相反，它倒越来越兴奋恼怒，直到最后白獠牙把尊严抛到九霄云外，干脆穿过田地逃之夭夭。

“它会知道不去碰鸡的，”主人说。“不过要我当场抓住它，才能教训它。”

两晚后白獠牙又开始行凶，而且比主人预料的更严重。它已仔细观察过鸡场和鸡的习惯。夜晚，等鸡睡觉后，它就爬上一堆刚拉来的木材顶端，由此来到鸡窝顶上，穿过梁木跳到里面地上，随即钻进鸡窝，开始屠杀。

早晨，主人走出房间来到门廊上时，一眼看见五十只白色的“来克亨”鸡全部死掉，被马夫放成一排搁到地上。他轻轻嘘了口气，先是大吃一惊继而不无赞叹。他又看见了白獠牙，它毫无羞愧或内疚的迹象，而是表现出自豪，仿佛其行为确该受到赞扬和奖励。它根本没想到这是犯罪。面对令人不快的事，主人嘴唇紧闭，然后厉声斥责尚不知情理的罪犯，声音表露出神的愤怒。他还把白獠牙的鼻子按向被杀害的母鸡，同时狠狠地给它巴掌。

从此白獠牙再没袭击鸡棚，这是违法的，它明白了这一点。之后主人把它带进鸡场。眼见鲜活的食物在身边飞舞，就在鼻子下面，它又产生冲动要扑过去。它也这样做了，但被主人的声音喝住。它和主人在场内呆了半小时，冲动一次次涌向它，每次要屈从于这种冲动时，都被主人厉声喝住。它就这样懂得了这一法则，在离开鸡场前，已学会不去惹它们了。

“你无法让杀害鸡的凶手改邪归正。”午餐桌上，法官司考特听儿子讲他对白獠牙的训导，忧郁地摇摇头。“一旦它们养成习惯，尝到血的味道……”他再次忧郁地摇摇头。

可威顿·司考特不同意父亲的话。

“让我告诉你我要咋办吧，”他最后提出挑战。“我要一下午把白獠牙锁在鸡棚里。”

“你想想那些鸡吧，”法官不同意。

“这样，”儿子继续说，“它每杀害一只鸡，我就赔你一美元金币。”

“不过你也应该罚父亲，”贝思插话道。

妹妹支持她，餐桌上的人也齐声赞同，于是法官司考特点头答应。

“好吧，”威顿·司考特沉思片刻后说。“下午结束后，如果白獠牙没伤害一只鸡，那么为它在场内停留的每十分钟，你都要庄严慎重地对它说一句，‘白獠牙，你比我原以为的要聪明’，就好像你当法官作出庄重的审判一样。”

这样一家人藏在有利的地方，观察动静。结果法官父亲失败。白獠牙被主人锁在场里，主人走后它便趴下睡了。有一次它站起来到饲料槽去饮水，全不把鸡放在心上。就它而言它们并不存在。四点钟时它跑着纵身一跳，跳到鸡窝顶上，然后落到外面地上，一本正经地游荡回房。它已懂得了法则。门廊上，在喜气洋洋的一家人面前，法官司考特对着白獠牙缓慢而庄重地说了十六遍：“白獠牙，你比我原以为的要聪明。”

可法则是复杂多样的，白獠牙给搞糊涂了，常常丢脸。它得明白，其他神的鸡它也不能碰。还有猫、兔与火鸡，这一切它都别去惹。事实上，它对这法则有所了解后，就觉得一切活物都别去管。在牧场后面，连一只鹌鹑也可以在它鼻子下拍翅膀而安然无恙。它浑身紧张发抖，真想扑过去抓住，但它抑制住这种本能，站住不动。它要服从神的意志。

然后有一天，也是在牧场后面，它看见迪克惊动了一只长耳大野兔，向兔追去。主人在旁观看，并不制止，而且还让白獠牙也去追。于是它明白对长耳大野兔是无禁忌的。它终于把这法则彻底弄明白了。它和所有家养动物不能有敌对行为，如果做不到和睦相处，至少必须保持中立。至于其他动物，如麻雀、鹌鹑和白尾棕色兔，它们属于荒野，尚未效忠人类，因此任何狗都可以捕捉。神只保护驯服的动物，它们之间绝不允许有致命冲突。神控制着属下的生死权，惟恐失掉这一权力。

与北方简单明了的生活相比，圣克拉拉山谷的生活是复杂多变的。在这些错综复杂的文明生活中，首要一点的是控制和约束力——这是一种自我平衡，既如蛛丝的振动那么微妙又如钢铁那么坚硬。生活有许多方面，白獠牙发觉必须一一面对——比如去镇上，去桑乔斯时即如此，它跑在马车后面，车停后便在街上四处游荡。它眼前呈现出一幅幅生活场面，深刻、宽广而多变，不断触动着它的感知，要求它立即不停地作出反应和调整，几乎总在迫使它克制天生的冲动。

肉店里挂着肉，近在咫尺，可它不能碰。主人走访的人家有些猫，它也不能去惹。处处都有狗向它嗥叫，但它不能攻击。人行道上，无数的人注意到它，停下看它，互相对它指指点点，把它仔细打量，对它说话，最糟的是用手拍它。所有陌生的手碰它，真是危险，而它都必须忍耐。它也这样做了，并且已不再显得笨拙忸怩。它傲然地接受众多陌生的神的殷勤。另一方面，它身上有某种东西阻止它与他们过分亲近。他们拍拍它的头，走过去，为自己的胆大行为心满意足。

可这对白獠牙也不是很容易。在桑乔斯郊区时，它跟在马车后面跑，遇到一些小男孩不断向它抛石头。然而它知道不许去追他们，把他们打垮。在此它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本能，并且也这样做了，因为它正在被驯化，成为文明生活合格的一员。

不过，白獠牙对这种情况并不很满意。对于正义与公平它并无抽象的概念，但其生命中也有一种公平意识，正是这种意识，使它对不许反击用石头打它的人，对受到不公平的对待感到怨恨。它忘记了在它与神达成的盟约中，他们保证要关心它，保护它。而有一天，主人从马车上跳下来，手里拿着鞭子，向抛石头的家伙打去。此后他们不再抛石头，白獠牙心里明白，这下满意了。

它还经历了一件类似的事。在通往镇子的路上有一交叉口，这里有一酒吧，三只狗常在此游荡，它经过时，它们便向它一阵猛扑。主人知道它一打起来就生死攸关，因此一再让它记住法则别打。白獠牙深知这一点，结果每次经过酒吧时情况都不妙。每次它们扑过来，它都嗥叫着把它们唬住，使其停在远处，但它们随即紧跟在后面，不断叫着吵着羞辱它。它忍耐了一段时间。酒吧的男人们甚至怂恿三只狗去攻击它。一天他们公然让狗去咬它。这时主人停住了马车。

“去吧，”他对白獠牙说。

可白獠牙不相信。它看看主人，又看看狗，再以热切询问的眼神看着主人。

主人点点头，说：“去吧，老伙计。去咬翻它们。”

白獠牙再也不迟疑，一声不响地转身向敌人扑去。三只狗面对着它，嗥叫声震天响，牙齿碰得嚓嚓作声，身子窜来窜去。路上卷起团团尘雾，使人们看不清搏斗情况。但几分钟后，两只狗倒在泥土里挣扎，第三只狗仓皇逃跑，它跳过一条沟，越过一栅栏，飞快地穿过田野。白獠牙紧追不舍，凭着狼的方式和速度悄无声息地猛追，终于在地中央将狗追上杀害。

它一连杀死三只狗，从此与狗没有了大的麻烦。消息传遍山谷，人们小心翼翼，再不让自己的狗去惹“斗狼”了。

4. 本性的呼唤

几个月转眼过去。白獠牙在南方食物丰盛，无事可做，因此长得十分肥胖，过得舒适快乐。这不仅因为它身在南方，而且因为它过的是南方的生活。人的仁爱像阳光一般照在它身上。它犹如一朵花生长于优质的土壤。

然而，不知怎地它仍与其他狗不同。它甚至比狗更懂法则（它们的生活单调乏味），更谨小慎微地遵守着，可身上仍潜藏一丝凶恶的痕迹，仿佛野性仍流连不去，狼性不过在休眠而已。

它从不与其他狗友好。身为一只狼，它以前独来独往，今后也将如此。小时，“嘴嘴”和一群小狗迫害它，长大后在美人史密斯手下时又与狗进行搏斗，因此它对狗的厌恶根深蒂固。它自然的生活方式被扭曲，离开自己的同类，依附于人类而活着。

此外，所有南方狗都疑心地看着它。它使它们对野性本能地产生害怕，一见它就会嗥叫不止，满怀敌意要打一架。另一方面，它明白用不着去咬它们，只需龇牙咧嘴就足够了，任何狂叫着冲上来的狗都会缩回去，蹲在地上。

但白獠牙的生活中有一个麻烦的家伙，即科利。它从不让白獠牙有片刻安宁，也没那么守法，主人一再让它与白獠牙交朋友，它都不屑一顾。它老对着白獠牙发出严厉激烈的嗥叫，从没忘记鸡遭屠杀的事，始终坚信白獠牙心怀不良。先前它就发现白獠牙行为不轨，因此才那么凶狠。它成了白獠牙的眼中钉，像警察一样跟着在马厩、场院附近转来转去，只要白獠牙好奇地看一眼鸽子或鸡，它都会勃然大怒，不住狂叫。白獠牙不高兴理它时，就趴在地上，头搁在前爪上面装作睡觉，这总会使它安静下来，不再吵闹。

除科利外，白獠牙觉得事事顺利。它已学会自制，遇事沉着，懂得法则。它显得稳重平静，达观明智，善于容忍。生活环境不再充满敌意。周围不再处处潜藏着危险、伤害和死亡。随时会出现的恐怖可怕的神秘物，终于消失。生活亲切而舒适，平坦顺利，路旁再无潜藏的恐惧或危害之物。

如今不见了雪，但它却不知道。即便它想到此事，也会认为“夏天太长了”。事实上，它下意识中朦朦胧胧惦记着雪的事。同样，尤其在炎热的夏天，阳光强烈时，它模模糊糊向往着北方。不过，这一切使它受到的唯一影响，便是觉得烦躁不安，而不明白原因何在。

白獠牙感情从来就不善外露。除了偎依和叫声中显露温柔的音调外，它再无法表示爱意。不过它可以找到第三种办法。以前它对于神们的笑总是疑心。笑声使它发疯，使它勃然大怒。但它并不因此气愤仁爱的主人，当他温厚地笑它时，是开玩笑的，它并不难堪。它感到往日的愤怒在极力上升，使它阵阵刺痛，但这愤怒违背仁爱。它不能生气，可得有所行动。最初它现出庄严的样子，主人笑得很厉害。然后它显得更加庄严，而主人笑得更加厉害。最后，主人的笑声使它干脆放弃庄严之态。它微微张开嘴，眼里露出一种奇异的表情——与其说是滑稽不如说是仁爱。它学会笑了。

它还学着与主人嬉闹玩耍，被逗得在地上翻滚，受到许多恶作剧的捉弄。反过来它假装愤怒，竖毛嗥叫，十分凶狠，一边扑着，一边牙齿碰得嚓嚓响，一心要生死搏斗的样子。但它从不忘乎所以，总是空扑而已。主人摸它拍它，它又扑又叫，嬉闹得不可开交，之后两者突然停下，相距几英尺远站着，彼此对视。然后他们又同样猛然地笑起来，像太阳忽然从狂暴的海面上升起。结果，无一例外，主人会搂住白獠牙的脖子和肩头，它也呜呜地叫出爱之歌。

可此外没人可与白獠牙玩耍。它不允许，维护着自己尊严；当他们试图这样做时，它就警告地发出嗥叫，毛发直立——这绝不是闹着玩的。主人可以如此，并不能说明它应该像普通狗一样，把爱到处施与，任每个人嬉闹取乐。它一心一意爱着主人，拒绝把自己和自己的爱廉价地给别人。

主人经常骑马外出，因此陪伴主人便成了白獠牙生活中一个主要的义务。在北方，它卖力地拉着雪橇，以此表现对主人的效忠；可南方没有雪橇，狗也不负载什么东西。所以它便跟在主人的马后面跑，以新的方式表示效忠。即便跑完漫长的一天，白獠牙也不觉得累。它以狼的步伐，跑得平稳，轻松，省力，五十英里跑完后，它还活活泼泼地冲到马前面去。

在有关骑马的事上，白獠牙学会了另一种表达方式——可奇特的是它一生就做过两次。第一次是主人教一匹生气勃勃的良种马，让它在骑手不下马的情况下开门关门。他一次次让马上去把门关上，可每次马都被吓退，跑开，越来越紧张不安。它前脚竖起，主人用踢马刺策马让它放下，但它又用后脚踢蹬。白獠牙看在眼里，愈加焦急，最后再也不能自制，冲到马前对它嗥叫，发出警告。

以后它也常这样叫，并受到主人鼓励，但只成功了一次，而当时主人又不在场。结果后来一听它的叫声，马惊惶地穿过牧场，一只长耳大野兔突然从马脚下冒出，使它猛地转身，跌倒在地上，把主人的一条腿都弄骨折了。马使主人受到伤害，白獠牙愤怒地向它喉咙扑去，但被主人的声音制止。

“回去！快回去！”主人查看了伤势后命令道。

白獠牙不愿意离开。主人想到写张条子，摸了一下衣袋却没找着铅笔和纸。他再次让白獠牙回家。

它忧愁地看着主人，转身走开，然后又回来，轻轻呜呜地叫着。主人对它说着话，亲切而严肃；它竖起耳朵，专心致志地倾听。

“对，老伙计，你跑回去，”他说。“回家告诉他们我受伤了。回去吧，你这狼。快回家！”

白獠牙明白“家”的意思，尽管不懂主人的其他语言，但知道他是要它回家。于是它转身不情愿地跑开，可接着又停下，犹豫不决，掉过头看着主人。

“回家！”他厉声命令，这次它才照办了。

时值下午，白獠牙赶到时一家人正在门廊上乘凉。它气喘吁吁向他们跑来，一身扑满灰尘。

“威顿回来了，”威顿的母亲说。

孩子们高兴地叫着跑去迎接。它避开他们，沿门廊而去，可他们把它挡在一把摇椅和栏杆处。它嗥叫着要挤过去，母亲担忧地望着这边。

“它围着孩子转来转去，我真害怕，”她说。“我怕有一天它会突然向他们猛扑过去。”

白獠牙嗥叫着冲向两个孩子，把他们撞倒了。母亲把他们叫过去安慰，告诉他们别惹白獠牙。

“狼就是狼，”法官司考特议论道。“没一只可以信任。”

“可它不完全是狼。”贝思插道，替不在场的哥哥说话。

“你这还不是威顿的想法，”法官回答。“他只是在推测白獠牙身上有某些狗的血缘；他话虽这么对你说，其实啥也不知道。至于它的样子——”

他话没说完，白獠牙已站在面前，凶狠地嗥叫。

“走开！趴下，你这家伙！”法官司考特命令道。

白獠牙转身走向仁爱的主人的妻子，咬住她易破的裙子就扯，直至扯烂，把她吓得尖叫起来。这时每个人都注意到它。它不再嗥叫，而是站着，头向上望着他们的脸。它的喉咙痉挛，但没一点声音；浑身挣扎，抽动，极力想从嘴里发出什么却无法表达。

“我希望它别发疯了，”威顿的母亲说。“我告诉过威顿，说我担心这儿暖和的气候不适合一只北极动物。”

“我真的相信它想说话，”贝思声称。

此时白獠牙发话了——它突然大声嗥叫起来。

“威顿出什么事啦，”他妻子断然说。

大家全都站起身，白獠牙跑下台阶，并回头让他们跟着。这是它生活中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让自己的叫声被理解。

自此以后，“锯齿景”的人对它更加热情，甚至它咬过的马夫也承认，即便它是一只狼，也可当作一只聪明的狗。法官司考特仍固执己见，并从百科全书和各种自然史著作上引经据典，找出证据，惹得人人不满。

日子一天天过去，阳光持续不断地照耀着圣克拉拉山谷。之后日子越来越短，白獠牙在南方的第二个冬天来临时，它有了一个奇怪的发现，即科利的牙齿不再那么厉害了。它咬时带着嬉戏的意味，温和亲切，不会真正伤害白獠牙了。它已忘记科利过去老找麻烦，因此科利围着它嬉戏时，它也一本正经地作出反应，极力打闹一番，显出滑稽可笑的样子。

一天，科利领着它穿过牧场后面跑了很远，进入林中。这天下午主人要骑马出去的，白獠牙也明白。马站在门口等着，已装了鞍。它迟疑一下，不过它身上某种东西更为深沉；它学到的一切法则，形成的习惯，对主人的爱，甚至自愿求生的意志，都不能与之相比。因此在它迟疑不决时，科利就去轻轻咬它，然后跑开，它转身跟上去。这天主人独自骑马外出。在林中，白獠牙同科利肩并肩地跑着，像许多年前，母亲基切同老独眼狼在北方寂静的森林中奔跑一样。

5. 睡梦中的狼

就在此时，有一罪犯胆大妄为，从圣昆顿监狱逃跑，报纸大肆报道。他是一个凶狠的家伙，素质恶劣。他出生就不顺当，成长过程中也没得到社会的什么帮助。社会的大手是严厉苛刻的，此人正是其塑造的一个显著例子。他是一只野兽——不错，是一只人兽，可怕无比，说他是专吃生肉的家伙再恰当不过了。

事实证明，圣昆顿监狱也使他无可救药。惩罚并不能使之屈服。他宁可拼搏到最后，一声不吭地死去，也不愿活着挨打。他越斗得凶狠，社会对他越严厉，结果只有使它更加凶狠。犯人穿的拘束衣，饥饿，挨打，对吉姆·霍尔都是错误的，但他正是受到如此对待。他在旧金山贫民区还是小孩时，即受到这样的对待——犹如软泥一般，任社会的大手塑造成什么形状。

吉姆·霍尔在第三次进监狱期间，遇上了一个几乎和他一样凶残的守卫。守卫无理地对他，在监狱长面前说他坏话，让他失去信誉，以此迫害他。两者不同的是，守卫拿着钥匙和手枪，而吉姆·霍尔只有一双空手和牙齿。但有一天他向守卫扑去，像密林中的野兽一样咬住守卫的喉部。

这以后，吉姆·霍尔就被送进单人死牢，在此生活了三年。牢房的地、墙、顶均是铁的。他再没离开过此牢，再没见过天空和阳光。白日昏暗，夜晚漆黑沉寂。他被活活埋在铁墓里，见不到人的面孔，不能与人说话。食物推进来时，他像野兽一样发出嗥叫。他憎恨世间万物，几天几夜对这世界大声怒叫，然后几周几月一声不吭，在黑暗寂寞中吞噬自己的灵魂。他是一个人，一个怪物，像发疯的人在梦幻中语无伦次讲出的事那么可怕。

然后，一天晚上他逃跑了。监狱长说不可能，不过牢房是空的，一个守卫还被杀死倒在地上。另有两个守卫也被杀死，可以看出他是从何处越狱逃掉的，为不让他们发出声音他徒手杀死了他们。

他随身带着被杀的守卫的武器——真是一个活的武库，奔逃于山中，社会组织起强大力量进行搜捕，重金悬赏捉拿他。一些贪婪的农民手持猎枪搜捕他，因为他的血可付清抵押，或送一个儿子上大学。热心公益的居民拿起步枪出去找他。一群猎狗循着他流血的足迹紧追不舍。警犬、社会雇来专门搏斗的动物、电话机、电报机、专车，全都日夜跟在他后面。

有时他们遇见他，有的像英雄一般面对他，有的仓皇逃跑穿过有刺的铁丝网；人们早餐桌上读到有关报道，不禁一乐。每次相遇，都有人送死或受伤，被运回镇上，不过还有许多急于去追捕的人会填补空缺。

之后吉姆·霍尔消失了。猎狗徒劳地追踪着，却失去了线索。远处山谷里无辜的农场工人被武装人员聚集起来，验明正身。一心想得到血腥钱的贪婪的人们在不少山腰上发现吉姆·霍尔遗下的东西。

“锯齿景”的人同时也读到报纸，他们与其说感兴趣，不如说担忧。女人们害怕。法官司考特不断发出呸呸声，哈哈笑起来——这不无原因，因为在他当法官的最后日子里，吉姆·霍尔曾站在他面前接受审判。吉姆·霍尔在大庭广众面前，公然宣称将来有一天他会向审判他的法官报仇雪恨。

这一次，吉姆·霍尔是正确的。他并没犯下所判的罪行，用盗贼和警察的话说，是“被草率定罪下狱”。 吉姆·霍尔是此案的受害者，因为他是清白的。由于他以前曾被两次定罪，法官司考特就强行判了他五十年徒刑。

法官司考特并不知道一切情况，不知警察在搞阴谋，而自己成了同党，不知证据是伪造而来，吉姆·霍尔受到了诬陷。另一方面，吉姆·霍尔也不知道法官司考特是蒙在鼓里的，认为法官无所不知，与警察互相勾结，作出如此不公正的事。所以，当法官司考特判他五十年让他下活地狱时，他怀着对虐待自己的社会的满腔憎恨，在法庭上站起身来，勃然大怒，直到被六个穿蓝色制服的警察拉下去。在他看来，法官司考特就是非正义拱门的拱顶，他把满腔愤怒都倾泻到了法官身上，大肆威胁要报仇雪恨。这样吉姆·霍尔被送下了活地狱……其后是逃跑。

而白獠牙对这些一无所知。它和主人的妻子艾丽斯之间有一个秘密。每晚，“锯齿景”的人入睡后，她便起床去把白獠牙放进大厅里睡。它现在不是看家狗，也不允许在房子里睡觉；因此每天一大早，一家人还没醒时，她就溜下床把它放出去。

一天晚上，家里所有人还在睡觉，白獠牙便醒了，静静趴着。它一声不响地嗅着空气，发觉有个陌生的神到来的气息，听到这神移动的声音。它没有立即嗥叫，这不是它的方式。神走得很轻，但白獠牙走得更轻，因为身上没有衣服摩擦。它悄悄跟上去。在荒野里它追踪过非常易惊的动物，知道突然袭击的好处。

陌生的神在大楼梯下停住倾听，白獠牙毫无声息，一动不动，观察等待。从梯子上去，可通往仁爱的主人和他最亲爱的家人。白獠牙竖起毛发，但仍等着。陌生的神抬起了脚往上爬。

此刻白獠牙发起攻击，事前毫无警告，一声不吭。它猛然纵身，一下扑到陌生的神背上，用前爪抓住他肩头，同时咬住他脖子后面，一直把他往后拉倒，他们一齐重重倒在地上。白獠牙猛地跳开，趁男人挣扎着爬起来时，又张开大獠牙向他扑去。

“锯齿景”的这一家人被惊醒了。楼下传来嘈杂的声音，犹如许多恶魔在拼斗一般。手枪响了，一个男人发出恐怖痛苦的尖叫。嗥叫声震天响，尤其是传来家具和玻璃被撞坏的巨大声音。

但此种混乱声正如来得迅猛，消失得也迅猛。搏斗不过持续了三分钟。一家人惊慌地聚集在楼梯顶部。从下面，好像从黑暗的深渊一样传来咕嘟咕嘟声，似乎空气在水中冒泡。有时声音咝咝作响，十分轻微，并且也很快消失。然后黑暗中就只传来沉重艰难的喘息声了。

威顿·司考特按下一个开关，楼梯和楼下大厅顿时充满光亮。他同法官司考特提着手枪小心翼翼地下去。不过这种小心没必要，该做的白獠牙已做了。家具被弄翻撞坏，中间微微侧身躺着一个人，一只胳膊挡住脸。威顿·司考特俯下身把胳膊移开，让此人的脸朝上。他的脖子被咬开，人显然已经死去。

“是吉姆·霍尔，”法官司考特说，父子俩面面相觑，意味深长。

接着他们转向白獠牙。它也侧身趴着，两眼紧闭，不过他们向它俯下身去时，它眼睑微微抬起，极力去看他们，可以看见尾巴在动却摇晃不起来。威顿·司考特拍拍它，它喉咙咕咕地叫，以示招呼。但声音极弱，且很快消失。眼睑低垂，最后闭上，整个身子似乎松软无力地趴在地上。

“它疲到了极点，可怜的家伙，”主人咕哝道。

“咱们给它检查一下，”法官断然说，去打电话。

“坦白说，它活的机会只有千分之一，”外科医生对白獠牙诊治一个半小时后说。

曙光穿过窗户，使电灯光减弱。除孩子外全家人都围着医生听他裁决。

“一只后腿被折断，”他继续道。“三条肋骨折断，至少一条刺入肺中。血几乎流光，很可能还有内伤。一定受到过猛攻，更不用说还有三颗子弹穿过身体。千分之一活的机会还真是乐观的，可以说万分之一的机会也没有。”

“可只要有帮助，任何机会也绝不能失去，”法官司考特大声说。“钱的事不用担心。让它照X光——不管做什么。威顿，立即给旧金山发电报请尼科尔斯医生来。医生，你明白这绝不是责怪你；它必须享有一切优越条件。”

医生宽容地微笑着，“我当然明白，它应该得到最好的治疗，必须受到你们对人、对生病的孩子的那种护理。别忘了我说过体温的事。十点钟我再回来。”

白獠牙受到良好的护理。法官司考特建议请一名专门的护理人员，被两个女孩气愤地制止，她们自己承担了这项工作。医生说白獠牙万分之一活的机会也没有，可它却赢得了这一机会。

医生判断不准，这不能怪他。他一生都在给文明社会柔弱的人治病，他们自己生活不受风寒，连祖祖辈辈也如此。与白獠牙相比，他们身体脆弱，毫不结实，极易丧失生命。而白獠牙直接来于荒野，在那儿弱者早就死亡，毫无庇护之处。它的父母及祖祖辈辈们，个个身强力壮。白獠牙所继承到的是一副钢铁之躯和野性的生机，它浑身每个部分，无论精神肉体，都以坚韧的力量抓住生命，而这坚韧之力从前为一切生物所拥有。

白獠牙被上了石膏模型和绷带，像囚犯一样不能动弹，这样挨过了几周。它长时间地睡觉，梦见很多事，北方的景情又历历在目，连绵不断。过去的幽灵全部出现，来到身边。它又与基切生活在兽穴里，颤抖着爬到格雷·比弗膝边，向他效忠，被嘴嘴和所有吵闹不止的小狗追着拼命逃跑。

梦中它又在寂静里穿行，在数月饥荒的日子里寻找鲜活食物；它又跑在狗队前，米特沙和格雷·比弗在后面啪啪挥着肠鞭，来到狭窄的过道时高声叫着“啰！啰！”狗队便像扇面一样合拢通过。它又整天与美人史密斯生活在一起，像过去那样搏斗。这时它便在睡梦中发出呜呜的叫声，继而嗥叫起来，一旁看见的人说它是做了噩梦。

但有一个噩梦特别让它痛苦——那些发出当啷声铿锵声的电车，它们是些庞大的怪物，像山猫一样发出尖叫。它藏在灌木丛中，观察躲在树中的某只麻雀冒失地飞到地上，然后猛然向它扑去，可它变成一辆电车，恐吓着，十分可怕，在白獠牙面前犹如一座大山尖声嘶叫，当啷作响，向它喷火。当它向天空中飞驰而下的鹰挑战时，也同样如此。鹰从蓝天上俯冲下来，向它扑去，变成一辆无处不在的电车。或者，它又被美人史密斯关在栏里，栏外聚集着一些男人，它知道又将搏斗了。它注视着门等对手进来。门打开，可怕的电车突然冲向它。这种情况发生了上千次，每次引起的恐惧都像过去那么巨大逼真。

终于有一天，绷带和石膏模型都取掉了。这是值得庆祝的日子，“锯齿景”所有的人都聚集在它周围。主人抚摸着它耳朵，它发出温和亲切的叫声。主人的妻子称它为“神赐之狼”。

它极力站起，但因身体虚弱，几次都站不起来。它趴得太久，肌肉失去了灵巧，毫无力量。它为自己的虚弱有点害羞，好像自己实在未能为神尽到应尽的义务。为此它英勇地挣扎，终于四脚站立，前后摇摇晃晃地走着。

“神赐之狼！”女人们齐声叫道。

法官司考特欢喜地看着她们。

“这可是你们自己说的，”他说。“我也一直这么认为。它做的事没一只狗能比。它是一只狼。”

“一只神赐之狼，”法官的妻子纠正道。

“不错，神赐之狼，”法官同意。“从此以后我就这样叫它。”

“它得重新学会走路，”医生说，“不妨现在就开始。没事的，带它出去吧。”

它走出屋去，像国王一般，“锯齿景”的人都围着它，照料它。它十分虚弱，来到草坪时趴下休息了一会儿。

然后这一队伍继续向前，体力在白獠牙身上消耗着，也在微微产生，血液开始涌动。马厩到了，门口趴着科利，阳光下六只胖胖的小狗在它身边玩耍。

白獠牙惊奇地看着。科利对它嗥叫着发出警告，它小心翼翼站在一边。主人用脚尖把一只爬着的小狗扶向它，它疑心地竖起毛，不过主人提醒它一切平安。科利被一个女人抱住，嫉妒地看着它，发出嗥叫，警告并非一切平安。

小狗爬到它面前，它竖起耳朵好奇地看着。然后它们鼻子碰鼻子，它感到小狗热乎乎的小舌头舔着它面颊。它不知为什么自己也伸出舌头去舔小狗的脸。

神们拍着手，高兴叫起来，欢迎它们的表演。它觉得吃惊，迷惑地看着他们。这时它又感到虚弱无力，趴下去，耳朵竖起，头偏向一边，同时看着小狗。其余的小狗也向它爬来，让科利大为反感；虽然不高兴，仍让它们在它身上翻爬。最初，在神们的鼓掌声中，它像过去一样显得有点忸怩笨拙。这种情况随着小狗们不断在它身上翻爬取闹，很快过去。它半闭着显得忍耐的眼睛，趴在阳光下打起盹儿来。

[1]
斯芬克斯，希腊神话中的带翼狮身女怪。

[2]
麦格里堡，加拿大东北部艾伯塔省一个毛皮交易站。

[3]
以实玛利，《圣经》中人物，喻被社会抛弃的人。

[4]
每磅为0.454公斤。

[5]
拉布拉多(Labrador)，在加拿大东部。

[6]
法罗牌(faro)，一种牌戏。

1

没一个人知道他的经历——尤其是政务会

[1]

的人。他是他们的“小秘密”，“大爱国者”，以自己的方式像他们一样为即将来临的墨西哥革命

[2]

努力工作。他们并不情愿承认这一点，因为这个集团的人没一个喜欢他。那天他第一次出现在他们拥挤热闹的屋子里时，他们都怀疑他是个密探——迪亚斯

[3]

特务组织所收买的一个爪牙。太多的同志被关押在分布于美国各地的民事监狱及军事监狱，其余同志甚至被戴上脚镣手铐送过边境，在土墙旁站成一排遭到枪决。

大家第一眼看到这个男孩并没产生好感。他还真是个男孩，不过十八岁，身材也并不高。他说他叫费利佩·里韦拉，希望为革命
工作，此外没说别的——没一句废话，没一点更多的解释。他就站在那儿等待着，嘴上没一丝笑意，眼里没一点温情。连个子高大、精神抖擞的保利诺·韦拉心里都对他不寒而栗。这可是一个险恶可怕、难以捉摸的人。男孩黑黑的眼里有种蛇一般险恶的东西，它们像冷漠的火在燃烧，仿佛带着极端的痛恨。他扫视着一个个共谋者们的面孔，视线落到那台打字机上——讨人喜欢的塞思拜夫人正不辞辛劳地敲打着。他只瞥了她一眼——这时她碰巧抬起头，也感觉到他身上那种不可名状的东西。她不得不重复看一下文稿以便找到刚才打的地方。

保利诺·韦拉迷惑地看着阿雷利亚诺和拉莫斯，他们也迷惑地看着他和对方，眼里笼罩着疑虑的阴影。这个身材纤细的男孩是个不可知的“神秘人物”，其身上不无“神秘人物”的那种威胁。他难以识别，普通诚实的革命者完全不了解他，而这些革命者对迪亚斯及其暴政所怀有的深仇大恨，毕竟不过是普通诚实的爱国者所怀有的深仇大恨。可他不是这样，他们也不知道是什么。而一贯最为冲动、行动最快的韦拉，此时又挺身担当起了重任。

“很好嘛，”他冷冷地说。“你说你想为革命
工作。那就把你衣服脱掉挂在那里。我教你怎么做——来吧，这儿有水桶和桌布。地板很脏，你可以先开始擦这间屋子和其他屋子的地板。痰盂也需要清洁。然后再擦窗子。”

“这是为了革命
吗?”男孩问。

“是为了革命
，”韦拉回答。

里韦拉也冷漠疑虑地看着所有人，然后脱掉外衣。

“好吧，”他说。

此外再没说别的。他一天又一天地来工作——扫地，擦洗，倒掉炉里的灰烬，搬来煤炭和引火物，赶在他们当中最精神饱满的一个人坐在办公桌前把炉火升起来。

“我能在这里睡吗?”一次他问。

哈哈！就这么回事——迪亚斯的手伸出来啦！睡在政务会的屋子里意味着可以知道他们的秘密，弄到其名单和墨西哥市里革命者的地址。这个要求被拒绝了，里韦拉也没再提起。他们既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睡觉，又不了解他在哪里吃饭或如何弄到饭钱。阿雷利亚诺曾主动给里韦拉几美元，但他摇摇头拒绝了，这时韦拉走过来一再让他收下，他却说：

“我在为革命
工作。”

发起现代革命
是需要钱的，而政务会总是很穷。成员们干得又饿又苦，但即使最漫长的一天他们也并不觉得长；不过有时他们仿佛认为革命
仅仅是为挣得几美元的问题。有一次，也是第一次，房租已经拖欠了两个月，房东威胁说要把他们赶走，这时费利佩·里韦拉——尽管他是个擦洗地板的穷孩子，粗劣的衣服穿得破旧不堪——竟把六十美元金币放到了梅·塞思拜夫人的桌上。另外还有几次这种情况。有三百封信在忙个不停的打字机上敲打出来后（它们是寻求支持的呼吁，有组织的劳动组织提出的使法律得到遵守的附加条款，向报纸编辑们提出的公正报道的请求，就美国法院对革命者实行高压政策的抗议），因缺乏邮资尚无法寄出。为此韦拉的表被卖掉——那是他父亲的一只老式打簧金表。同样，梅·塞思拜无名指上的普通戒指也没有了。情况变得危急起来。拉莫斯和阿雷利亚诺绝望中摸着自己长长的胡须。信件必须寄走，可邮政局不同意赊购邮票。于是里韦拉戴上帽子出去了，回来时把一千张两分币邮票放到了梅·塞思拜桌上。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迪亚斯该死的金币。”韦拉对同志们说。

他们抬起眉头，拿不定主意。而革命
的擦洗工费利佩·里韦拉一有机会就继续把金币和银币拿给政务会使用。

可大家还是无法喜欢他。他们不了解他。他的行为举止与他们不一样。他得不到信任。一切对他的了解都被阻挡了。虽然他很年轻，但是他们从不敢问他。

“也许他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孤独者，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阿雷利亚诺无可奈何地说。

“他没有人性，” 拉莫斯说。

“他的灵魂已烧焦了，” 梅·塞思拜说。“他身上的灵气和欢笑被烧光了。他就像一个死人，但他还是可怕地活着。”

“他曾经下过地狱，”韦拉说。“没下过地狱的人绝不会像他那个样子——而他还只是个孩子。”

他们无法喜欢他。他从不说话，从不询问，从不建议，而总是站在那儿倾听，面无表情，像个没有生命的东西；只是在他们十分热烈地谈论着革命
时，他的眼里才发出冷冷的光。他的两眼从一个面孔看到另一个面孔，从一个说话的人看到另一个说话的人，像直刺闪亮的冰的手钻一样，使人烦扰不安。

“他不是密探，”韦拉向梅·塞思拜吐露说。“他是一个爱国者——注意，是我们当中最伟大的爱国者。我知道这事，我感觉到了，我在自己心中和脑里都感觉到了。可其他的我一无所知。”

“他脾气不好，” 梅·塞思拜说。

“我知道，”韦拉说，不禁战栗。“他用那双眼睛盯过我，它们没有爱意，只有威胁，像野虎的眼睛一样凶猛。我明白，如果证明我对造物主不忠
，他会杀了我的。他没有情感，像钢一般毫无怜悯，像霜一般冷酷无情。他就像一个人在孤零零的山顶上即将冻死时那冬夜的月光那么冰冷。我并不怕迪亚斯和他所有的杀手，可我怕这个男孩。我说的是实话。我害怕。他是死亡的气息。”

不过还是韦拉说服大家第一次信任里韦拉。现在洛杉矶与下加利福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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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联系已中断。有三个革命同志在为自己掘好墓后被枪决到里面，两个在洛杉矶成为美国囚犯。联邦指挥官胡安·阿尔瓦拉多是个怪物，制止了他们所有的计划。他们再也无法接近下加利福尼亚刚出现的积极的革命者了。

年轻的里韦拉得到指示，被派往南部。他回来时联系重新接上，但胡安·阿尔瓦拉多却死了——被发现死在床上，一把匕首深深插入胸中。这可超越了里韦拉的权限，政务会的人知道他行动的时间。他们没有问他，他也只字未提。他们面面相觑，心里猜测着。

“我早对你们说过，”韦拉说。“迪亚斯最怕的就是这个小子。他一点不宽容。他是上帝之手。”

梅·塞思拜提到的他的坏脾气大家都已感觉到，并且得到证实。他不是嘴唇破了，面颊发青，就是耳朵红肿。显然他在自己吃饭、睡觉、挣钱和秘密行动的外界与人发生了争斗。随着时间推延，他开始为每周出版一次的革命小报排字。有时他干不了这活，不是指关节打伤，拇指弄坏，就是某只胳膊无力地垂在身子两边，难言的痛苦中拉长着一副面孔。

“一个流浪汉，” 阿雷利亚诺说。

“一个常去低贱地方的人，”拉莫斯说。

“可他的钱是从哪里来的?”韦拉问。“就在今天，刚才，我还看见他付了白纸的钱——一百四十美元呢。”

“他有时不在，” 梅·塞思拜说。“可他从不作解释。”

“我们应该暗中监视他，”拉莫斯建议。

“我可不想做那样的密探，”韦拉说。“我害怕你们再也见不到我了，唯有把我埋葬。他的脾性真可怕，他甚至不允许上帝阻止他发怒。”

“我在他面前觉得像个小孩，”拉莫斯承认。

“对于我他就是权威——是粗暴的家伙，是野狼，是进攻的响尾蛇，是刺人的蜈蚣，” 阿雷利亚诺说。

“他是革命的化身，”韦拉说。“是革命的烈火与精神，是永不满足的复仇的呐喊——而实际并未呐喊，只是无声地谋杀。他是一个毁灭天使，穿行于悄无声息的守夜人之间。”

“我真为他难过，” 梅·塞思拜说。“他谁也不认识，讨厌所有的人。我们他还能容忍，因为他通过我们才能实现他的愿望。他就一个人……很孤独。”说着她的声音便半抽泣起来，眼睛模糊了。

里韦拉行动的方式和时间的确神秘。有时他们一周也见不到他身影。一次他离开了一个月。不过到时候他都回来了的，并且不声不响地把金币放到梅·塞思拜桌上，然后几天或几周与政务会的人在一起。接着他又不定期地从早晨到傍晚消失，晚上便总是来得早走得迟。阿雷利亚诺曾发现他半夜还在排字——要么是指关节刚被打肿，要么是嘴唇才被打破，仍在流着血。

2

危急时刻已经到来。革命
无论如何将依靠政务会，而政务会则面临重重困难。现在比以前更需要钱，可钱更不容易获得了。爱国者们把自己的最后一分钱都捐献了。工段养路班的工人——他们因欠债当上佣工，从墨西哥逃亡出来——把微薄的工资也捐掉一半。可钱还是不够。大家多年来共同艰苦奋斗，不断摧毁敌人，现在终将取得战果。时机已成熟，革命
正处于成败的关头。只需再把它往前推进一下，它就会转向胜利，而一旦革命被发动起来它就会自然地发展下去。整个迪亚斯政府将像小孩用纸牌搭成的房子一样倒塌。边境的人们已准备起义。一个北方人带领一百名世界产业工人组织的成员，等候着跨过边境征服下加利福尼亚。可他需要枪支。政务会的人一直穿过大西洋与他们所有的人都取得了联系，而他们无不需要枪支——他们都不过是些冒险者，幸运的士兵，罪犯，不满的美国联盟成员，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粗鲁的人，墨西哥流放者，脱离奴役的劳工，住在科达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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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科罗拉多州临时宿舍里的遭鞭打的矿工（他们一心战斗复仇），以及所有极其复杂的现实世界里疯狂的流浪者。而枪支弹药、弹药枪支，是人们发出的永无休止的呼吁。

革命
在继续，这群混杂的、破产的、一心报仇的人们将很快越过边境。海关和北部港口将被占领。迪亚斯难以抵挡，他不敢派遣军队，因为必须守住南方。而革命的烈火也将在南方蔓延。人民会起来反抗。一个又一个的州将被摧毁。最后，获胜的革命军将从四面八方包围迪亚斯最终的堡垒墨西哥城。

可钱是问题。他们有的是迫不及待要革命的人，这些人得用枪呀。他们认识愿意出售枪支的商人，但发起这场革命
迄今为止已耗尽了政务会的钱财。最后的一美元已经花光，最后的资源以及最后一个饥饿的爱国者都被榨干，这场伟大的冒险却仍然处于成败的关头。枪支和弹药！大队衣衫褴褛的民众必须武装起来。可是如何武装?拉莫斯为那点被充公的财产而悲哀。阿雷利亚诺为他年轻时的挥霍叹息。梅·塞思拜想知道如果政务会的人过去更节约一些，情况是否会不同。

“想一想，墨西哥要获得自由，成败竟取决于微不足道的几千美元！”保利诺·韦拉说。

人人脸上都现出绝望的样子。何塞·阿马里略是他们最后的希望，他刚皈依宗教不久，答应过捐献一笔钱，然而却在奇瓦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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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庄园住宅里被捕，并靠着自己坚固的墙体被枪决。这个消息是刚传来的。

此时里韦拉正跪着擦地板，他抬起头，一手提着刷子，赤裸的胳膊上满是肮脏的肥皂水。

“五千美元够了吗?”他问。

这话使他们显得很惊愕。韦拉点点头，咽了一口唾沫。他讲不出别的话来，但马上产生了极大的信心。

“那就订购枪支吧，”里韦拉说，然后他们才听到他内疚似地第一次说出的最长一段话来。“时间很紧迫。三周后我把五千美元给你们带来。情况很好。天气将为战斗的人们变得更加暖和。这也是我能尽到的最大努力了。”

韦拉在与自己的信心作斗争。这真是难以置信。自从他开始玩这场革命游戏以来太多的黄粱美梦已破灭。他相信这个衣衫褴褛的革命
的擦洗工，可是他又不敢相信。

“你疯了，”他说。

“三周以后，”里韦拉说。“订购枪支吧。”

他站起身，放下衣袖，穿好外衣。

“订购枪支吧，”他说。“我走啦。”

3

凯利总是匆匆忙忙的，他打了不少电话、说了许多难听的话后，才于晚上在办公室安排了一次会谈。凯利被弄得手忙脚乱，而且他还不走运。三周前他把丹尼·沃德从纽约叫来，让他与比利·卡锡比赛一次拳击，现在只剩两天了，这个消息封锁得很严密，连体育专栏作家们都不知道；可卡锡由于受伤严重一直躺在床上。没有人替代他。凯利急不可待地向东部发电报寻求每个适合的轻量级运动员，但他们都被这样那样的安排、合同弄得无法脱身。现在终于又有了希望，尽管希望不大。

“你的胆量真够大的，”凯利一看见里韦拉就说。

里韦拉眼里流露出憎恨，但脸上却毫无表情。

“我可以打败沃德，”他只这样说道。

“你怎么知道?见过他与人拳击吗?”

里韦拉摇摇头。

“他用一只手闭上眼也能把你打败。”

里韦拉耸耸肩。

“你还有话说吗?”拳击出资人吼道。

“我可以打败他。”

“不管怎样，你同谁比赛过呢?”米歇尔·凯利问。他是拳击出资人的哥哥，经营“黄石赌馆”，在拳击比赛中大发其财。

里韦拉无言地狠狠瞪了他一眼。

拳击出资人的秘书是个颇具运动员风度的小伙子，这时发出一声冷笑。

“瞧，你知道罗伯兹，”凯利打破具有敌意的沉默。“他应该来这儿。我已通知他。坐下等等吧，虽然从你样子上看你是没有机会的。我不能用一场拙劣的比赛让公众失望。紧靠比赛场的座位要卖十五美元，这你是知道的。”

罗伯兹到达时显然有点醉。他个子高瘦，软弱无力，走路也像说话一样不慌不忙、慢条斯理的。

凯利说话则单刀直入。

“瞧，罗伯兹，你一直自夸你发现了这个墨西哥小子。你明白卡锡的一只胳膊受伤了。喂，这个胆怯的小子今天竟厚颜无耻冒出来，说他要替代卡锡。你觉得如何?”

“很不错呀，凯利，” 罗伯兹慢条斯理地回答。“他可以搏斗一番。”

“我想你接下来要说他可以打败沃德了，” 凯利厉声说道。

罗伯兹仔细考虑了一下。

“不，我可不会那样说。沃德在拳击场上算个一流的家伙，但他也不是随便就能把里韦拉打发得了的。我了解里韦拉，谁也不能嘲弄他。我还从没发现他身上有什么可嘲弄的。他双手都能出击，可从任何角度发起进攻。”

“那也没什么关系。他能够打出什么样的水平?你一生都在训练拳击手。我尊重你的判断。他能让公众花了钱而得到一些满足吗?”

“肯定能， 而且还会让沃德大伤脑筋的。你不了解那小子。我可了解。是我发现了他。他一点不傻。他是个魔鬼， 是个服了毒品就不知道痛苦的人——如果你想知道的话。他在某一方面挺厉害， 会让沃德大吃一惊， 你们所有的人也会大吃一惊。我不是说他要打败沃德， 不过他的表现会使你们明白他是个后生可畏的家伙。”

“那好，”凯利说罢转向秘书。“打铃让沃德上场。我提醒过他，如果我认为值得，他就得好好表现一下。他在‘黄石’都很不错，干劲十足，深受欢迎。”凯利转向教练员，问：“喝点酒吧?”

罗伯兹啜了几口高杯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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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打开了话匣子。

“我还没告诉你我是如何发现这小子的呢。那是两年前的事，他出现在赛场里。我正让普雷恩准备与德莱尼拳击。普雷恩心真狠，骨子里一丁点同情都没有。他把对手打得很惨，我找不到哪个家伙愿意和他打的。我发现这个挨饿的墨西哥小子在周围闲荡，就啥也不管了。我抓住他，猛地把拳击手套扔给他，将他推进赛场。他比生牛皮还坚韧，只是没力气。对拳击的事他一窍不通。普雷恩把他打得非常惨，他虽然恶心，但仍坚持了两轮比赛，然后昏倒。饿得太厉害，没别的。被彻底打垮了吗?你是不可能了解他的。我给他半美元，让他美餐一顿。你应该看看他狼吞虎咽的样子。已经两天没吃一点东西了。他就这样完了，我想。可第二天他又出现了，满有精神，还想好好饱餐一顿。后来他的拳就打得好些了。生来就是个拳击手，坚韧得让人难以置信。他没一点同情，他是一块冰。自从我认识他以来他总说不上几句话。他一心只管干自己的事。”

“我见过他，”秘书说。“他很为你卖力。”

“所有个子高大的小子们都与他打过了，” 罗伯兹回答。“让他学到了一些东西。我见过某些他能打败的人。可他没把心思放在这上面，我想他根本就不喜欢这种比赛，他的行为给人这样的感觉。”

“最近几个月他一直在小型体育俱乐部外面拳击，”凯利说。

“没错。可我弄不明白什么事把他打动了，他一下子热心起来，转眼间打败了俱乐部里所有当地的小子。他好像需要钱，也挣了一点，虽然他的衣服还是那样破旧。他这人真怪。没人知道他在干啥，没人晓得他的时间是咋过的。即使参加比赛，他好多时候一旦赛完就不见了人影。有时他一走就是几个星期。谁的劝告他都不听。负责安排他比赛的人本来是有好运的，可他就是不去想想。一说到条件他就坚持要现金。”

这时丹尼·沃德到了。多么威风的一队人。他的经理和教练跟在后面，他像一阵亲切温和而又战无不胜的风。到处是寒暄声，这里说个笑话那里回个嘴，每个人不是面带微笑就是哈哈大笑。他就是这个派头，不过其中也有虚伪。他善于表演，发觉要在世上混下去，温和的举止相当可贵。可他内在却是个审慎冷血的拳击手和商人，其余的都不过是假面具。认识他或与他交往过的人都说他本质上是个“机警的丹尼”。只要谈生意上的事他无不在场，所以有些人就坚持说他的经理是个瞎子，唯一的作用是充当丹尼的喉舌。

里韦拉就不一样。他脉管里流着印第安人和西班牙人的血，一动不动地默默坐在角落里，只有一双黑眼睛从一副面孔看到另一副面孔，把一切都注意到了。

“这么说就是那小子啦，”丹尼说，审视地瞥一眼拟定的对手。“你好，老伙计。”

里韦拉狠狠盯了他一眼，但没理睬。他不喜欢所有的外国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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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这个外国佬他一下子就憎恨起来，这对他而言也是不同寻常的。

“天哪！”丹尼开玩笑地对比赛出资人说。“你该不是让我同一个聋子哑巴打吧。”他笑过之后又开始讽刺。“如果他就是你收集到的最好家伙，洛杉矶一定是要完蛋了。你把他从哪个幼儿园拉来的?”

“他是个不错的小子，丹尼，相信我好啦，”罗伯兹为自己辩护。“他不像看起来那么容易打败。”

“一半的座位都已卖出了，”凯利恳求道。“你得同他打一下，丹尼。我们已尽了努力。”

丹尼又满不在乎、毫不恭维地盯了里韦拉一眼，叹口气。

“看来我得手下留情。只要不把他打扁就行了。”

罗伯兹哼了一声。

“你得小心，”丹尼的经理提醒说。“别在一个新手身上冒险，他可能会在大家不注意时碰上好运的。”

“好吧，我会小心的，会的，”丹尼笑着说。“我一开始就把他制服，然后为了亲爱的观众慢慢摆弄他。你看十五轮怎么样，凯利——这时就把他丢翻?”

“行，”凯利回答。“只要你能办到。”

“现在咱们说正事。”丹尼停了一会儿，计算着。“当然奖金占门票收入的百分之六十五，和卡锡打一样。不过我与对手占的份额不同。百分之八十才适合我。”他转向经理，“对吧?”

经理点点头。

“喂，你，听懂没有?”凯利问里韦拉。

里韦拉摇摇头。

“瞧，是这样的，”凯利解释说。“奖金占门票收入的百分之六十五。你是新手，又不出名。你和丹尼的份额二八开，百分之二十归你，百分之八十归丹尼。这样公平吧，罗伯兹?”

“非常公平，里韦拉，” 罗伯兹赞同道。“瞧，你现在还没出名。”

“门票收入的百分之六十五是多少?” 里韦拉问。

“唉，也许是五千美元，也许高达八千美元，”丹尼插话解释。“差不多就是那样。你将分到一千或六百美元，能从有我这种名气的人手里分到那么多已相当不错了。你还有啥话说?”

里韦拉的回答让他们个个大吃一惊。

“哪个打赢哪个把钱全部拿走，”他坚定地说。

死一般的沉寂。

“真是个贪得无厌的家伙，”丹尼的经理叫道。

丹尼摇摇头。

“我在拳击场上呆的时间太长啦，”他作说明。“我并没指责裁判或眼前的人，并没说有时会出现阴谋诡计的事，但我确实得说，对我这样的拳击手这是一件糟糕的事。我倒没啥风险。不过任何事都说不清楚。也许我的胳膊会折断，嗯?或者哪个家伙会塞给我一些麻醉剂?”他板着面孔摇一下头。“管它输赢我都得百分之八十。怎么样，墨西哥人?”

里韦拉又摇摇头。

丹尼一下火了，这才触及到问题的实质。

“哼，你这个卑鄙的墨西哥小子！我真想现在就狠狠揍你一顿。”

罗伯兹慢慢用身子挡住两个敌手。

“哪个打赢哪个把钱全部拿走，”里韦拉绷着脸重复道。

“你干嘛老抓住那个不放?”丹尼问。

“因为我能打败你，”他直截了当地回答。

丹尼要脱外衣又没脱。但正如他的经理所知道的，这是一场有心要引人注意的“表演”。丹尼的外衣并没脱下，他任大家调解。每个人都同情他。里韦拉独自站在一旁。

“瞧，你这个小傻瓜，”凯利把他们的争执接过去。“你又不出名。我们知道你最近几个月在干啥——把当地的小拳击手打垮。可丹尼是最棒的，这场比赛后他就要争夺冠军。而你还是个无名小卒，除了在洛杉矶外没人听说过你。”

“这场比赛后会听说的，”里韦拉耸耸肩回答。

“你再想想真的能打败我?”丹尼忽然插话。

里韦拉点一下头。

“嗨，好啦，理智一点吧，”凯利请求道。“想想广告上是怎么说的。”

“我需要钱，”里韦拉只这样回答。

“你和我打一千年也赢不了，”丹尼保证说。

“那你干嘛还只说不做?”里韦拉反驳道。“如果钱挣得如此容易，干嘛还不行动?”

“见鬼，我肯定会揍你的！”丹尼叫道，突然有了自信。“我要把你打死在场上，小子——你竟敢这样和我胡闹。把条款写下来，凯利。哪个打赢哪个把钱全部拿走。在报上体育栏里大肆宣传吧，就说这是一场仇赛。我要教训一下这个啥也不懂的新手。”

凯利的秘书写起来，这时丹尼打断道：

“等等！”他转向里韦拉。“体重?”

“就在赛场边称好啦，”里韦拉回答。

“决不行，新手。如果哪个打赢哪个把钱全部拿走，我们上午十点称体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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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谁打赢谁把钱全部拿走?”里韦拉问。

丹尼点点头。此事就这样定下来。他将充满活力地登上赛场。

“就十点称重吧，”里韦拉说。

只听秘书的钢笔在纸上发出沙沙声。

“会有五磅出入的，”罗伯兹对里韦拉抱怨道。“你已经放弃太多，早把比赛输给他了。丹尼会像公牛一样强壮。你是个傻瓜，他肯定会打败你。你一丁点赢的机会都没有。”

里韦拉故意憎恶地盯了丹尼一眼，作为回答。他鄙视这个外国佬，不过这可是他见过的外国佬中最白的人。

4

里韦拉进入场内时几乎没引起注意，只零零星星传来三心二意拍手的声音。所有观众都不信任他。他是一只任凭强大的丹尼屠宰的羔羊。观众们不但不相信而且失望了，他们本来指望看一场丹尼·沃德与比利·卡锡之间激烈的搏斗的，而现在只能忍受这个可怜的小新手了。另外，他们对拿丹尼打赌变得明显有利也很有些不满。观众们把赌注放到哪里自然心思也就在哪里。

墨西哥男孩坐在他那一角等着。时间过得非常缓慢。丹尼有意让他等，这是一个老把戏，不过总能对年轻的新拳击手产生作用——让他们那样坐着，面对自己的担忧和烟雾缭绕、冷漠无情的观众而愈来愈害怕。可这一次这样的把戏却失败了。罗伯兹是对的：里韦拉一点不傻。他做好了充分准备，身心状况比他们任何人都好，毫不担忧恐惧。场内那种注定他要失败的气氛对他根本没有影响。他的教练员和助手们都是外国佬和陌生人，他们都是些二流货——拳击比赛中肮脏的浮渣，既无体面又无实力。他们也确信自己这一方必败，所以感到心灰意冷。

“你得小心点，”斯派德·哈格蒂提醒他。斯派德是他主要的助手。“尽量坚持久些——凯利是这样对我说的。不然报纸又会说这是一场蹩脚的拳击，给洛杉矶的拳击比赛一个更大的坏名声。”

这一切都没使里韦拉受到鼓舞。他一点不当回事。他鄙视职业拳击，这是可恨的外国佬的可恨的比赛。他之所以也卷进去，就像训练场上供别人使用的砧板，完全是因为自己挨着饿。而他天生就是一块拳击的料这件事，并无一丝意义。他憎恨拳击，在参加政务会前他是为钱而打拳，发现这种钱很容易挣。假如他早就发现自己会在一个受鄙视的职业里很成功，也就不会首先做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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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并不去分析这场比赛，只知道必须打赢，不能有另外一种结果；因为使他敢于这样想的，是他心里有着更加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场里的观众没一个可以想象得到。丹尼·沃德是为钱参加拳击，为钱所能带来的舒适生活。而里韦拉参加拳击所为之奋斗的东西却在他心中燃烧：他一边睁大眼睛，独自坐在自己的一角等着狡猾的对手，一边清清楚楚看到那该死的可怕情景，仿佛身临其境。

他看见里奥布兰科的白胎壁轮胎厂和水力厂，看见六千名饥饿苍白的工人，看见七八岁的小孩们——他们长时间轮班干苦活，一天却只挣十美分。他看见染房里的一个个行尸走肉移来移去，一个个死人般的人头。他记得父亲把这些染房叫做“自杀洞”，只需在里面呆一年就会死亡。他看见那个小院，看见母亲辛辛苦苦干着繁杂的家务，还挤出时间爱抚他们。他看见身材魁梧、胡须浓密的父亲。父亲心胸宽阔，比所有的人都心地善良，人人都能得到他的爱：无论对母亲还是对院角处玩耍的小小的他，父亲的爱都一样深切。那时里韦拉的名字不叫费利佩·里韦拉，叫弗曼德兹，那是父母的姓。他们还叫他胡安。后来他自己把名字改了，因为他发觉地方行政长官们和老百姓都不喜欢弗曼德兹这个名字。

多么高大亲切的华金·弗曼德兹！他在里韦拉心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位置。他当时不明白父亲做的事，但现在回过头来就明白了。他似乎又看见父亲在小印刷所里排字，或紧张地不断在杂乱的桌上涂写着。他似乎又看见那些神奇的夜晚，工人们像犯了罪似地悄悄来见父亲，与父亲谈很久很久的话，而他这个小男孩躺在角落里总是睡不着。

这时他仿佛听见斯派德·哈格蒂从遥远的地方对他说话：“开始时绝不能倒下。他们是这样告诉我的。挨一顿揍后你就会挣到一些钱。”

十分钟过去了，他仍坐在自己的一角。还不见丹尼的踪影，他显然在将这个把戏玩到极限。

可是更多的情景又非常清晰地呈现在里韦拉眼前：工人们罢工，或更确切说是资本家为压制罢工工人而封闭工厂，因为里奥布兰科的工人们帮助了普韦布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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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罢工兄弟；人们受着饥饿，他们成群结队去山里找果子吃，甚至把树根和草叶吃光，弄得所有人的肚子疼痛不已；然后是一件件可怕的事，如公司、商店外荒凉的景象，成千上万忍饥挨饿的工人，罗沙利奥·马丁内斯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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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波菲里奥·迪亚斯的士兵；发出死亡火舌的步枪似乎永不停息地响着，工人们做下的“坏事”一次次被自己的鲜血清洗。尤其是那天晚上！他看见一辆辆平板车把成堆成堆被杀害者的尸体运到维拉克鲁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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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喂海湾里的鲨鱼。他悄悄爬进那些令人恐惧的尸体堆里四处寻找，最后发现了衣服被剥掉、遍体鳞伤的父母的尸体。他尤其记得母亲——只有脸露在外面，身子却被数十具死尸压住。这时又传来波菲里奥·迪亚斯的士兵的枪声，他赶紧爬下去，像山里被追猎的小狼一样逃跑了。

此刻海涛般的咆哮声涌入他耳中，他看见丹尼·沃德在一群教练和助手的簇拥下沿中央通道走来。整个赛场为这个必胜无疑、深受欢迎的英雄沸腾不止。人人为他喝彩，人人向着他。当丹尼得意洋洋地一下穿过栏索进入拳击场时，里韦拉自己的助手们都热心起来，好像为丹尼高兴——他总是带着一副笑容，而每当他笑时便处处带着笑的特征，甚至连眼角的皱纹和眼睛深处都不无笑意。从来还没有过如此温和的拳击手。他脸上不断显示出快乐的心情和美好的友谊。他在栏索里面与外面的朋友们开玩笑，打招呼。那些坐得较远的人无法控制自己的赞美之情，高声叫道：“嗨，丹尼！”这种快乐的欢呼声持续了整整五分钟。

没人理睬里韦拉，在所有观众眼里他根本不存在。斯派德·哈格蒂向他俯下肿胀的面容。

“别害怕，” 斯派德告诫道。“记住对你说的话。你得坚持到最后，千万别倒下。如果你倒下了，我们得到命令要在更衣室里狠狠揍你。明白不?你只管打就是了。”

观众们开始鼓掌欢迎，原来丹尼正向他走来。丹尼俯着身，双手抓住里韦拉的右手狠狠握着，那张老带着笑容的脸与他的脸贴得很近。观众们为丹尼表现出的这种运动家风度喝彩。他以兄弟般的爱向自己对手致意。他的嘴唇动了一下，观众们便把听不见的话理解为一个善良的运动员说出的美好语言，于是再次欢呼起来。只有里韦拉才听得见那些低语。

“你这个墨西哥小杂种，”丹尼微笑的嘴唇嘶嘶地挤出这些话。“我会把黄胆给你打出来的。”

里韦拉一动不动。他并没起身，只用一双憎恶的眼睛盯着对手。

“站起来，混蛋！”有人从后面的栏索外吼道。

众人开始欷歔地讥笑他这种缺乏运动员风度的行为，但他仍坐着不动。丹尼回到自己一角，众人再次发出欢呼。

丹尼脱衣服时观众高兴地发出“嗬！嗬！”声。他的身体十分完美，健壮有力而富有弹性，皮肤像女人的一样白皙平滑，优美、弹性和力量无不具有。他已在身经百战中证实了这一点。他的照片刊登在所有体育杂志上。

当斯派德·哈格蒂为里韦拉脱去运动衫时人们哼哼地发出轻蔑声。他因皮肤黝黑显得更瘦。他也有肌肉，但不像对手的那样强壮。而观众们没注意到的是他那厚实的胸部，他们也猜测不到他有着坚韧的肌肉纤维，肌肉细胞迅猛的爆发力，以及使身体各部进入最佳竞技状况的完美的神经组织。他们看到的只是一个十八岁男孩的褐色皮肤，以及似乎还是个未成年的孩子的身体。而丹尼就不同了，他是一个二十四岁的男人，有着一个成熟的男人的身体。当他们两个站在拳击场中央等待裁判发出指令时，这种对比就更加明显。

里韦拉注意到罗伯兹就坐在几个记者后面。他看来比平常更陶醉，所以说话更是慢吞吞的。

“别紧张，里韦拉，”罗伯兹说。“他不会把你杀了，记住。他一开始会猛冲过来，但不要慌，你只需把脸部和胃部掩护着，用臂钳住对方拖下去就行了。他不会怎样伤害你的。只把这看做是他在训练场上在你身上练拳就行啦。”

里韦拉毫无反应。

“真是个忧愁的小鬼，”罗伯兹对旁边一个人咕哝道。“他就是那么个德性。”

这时里韦拉脸上通常的憎恶消失，脑海里只看见无数的枪支。他看见直到最远处的每一张观众的脸都变成枪，看见长长的墨西哥边界变得贫瘠荒凉、令人痛心；沿着边界他看见衣衫褴褛的大众因没有枪而无法行动。

他在自己的一角等着，这时站起身来。助手们已带着帆布凳钻出栏索。丹尼在方形的拳击场里从自己的一角直盯住他。锣声敲响，比赛开始。观众们欢叫起来。这是他们所见过的最使人深信不疑的拳击。报上说得对，这是一场仇赛。丹尼转眼便冲到他身边，显然要“吃掉”墨西哥人。他进攻不是用一拳两拳或数拳，而是接连打出旋风般的拳头，让人招架不住。里韦拉简直无处躲避。这个拳击场上的老手从各个方向朝他发起猛烈攻击，把他彻底制服了。他被猛然撞击到栏索上，裁判把他们分开后他再次被打得撞到上面。

这不是一场拳击，是屠杀，残忍的屠杀。除了职业拳击手外，任何观众一开始都会激动不已的。丹尼无疑在竭尽全力展示他一流的拳击水平。这就是观众们的确信、兴奋与偏爱，他们因此连墨西哥人仍然站着也没注意到。他们把里韦拉忘了，简直没看见他，虽然他不断受到丹尼凶猛的进攻。这样过去了一分钟、两分钟，然后在他们被分开时观众们才清楚瞥见到墨西哥人。他的嘴唇被打破，鼻子流着血。他转身摇摇晃晃抱住对手时，由于曾撞到栏索上面，背上现出一条条渗出的血痕。可观众没注意到的是他胸部并未怎么起伏，眼睛仍然像先前一样发出冷漠的光。太多富有抱负的冠军们曾在训练场上向他发起如此凶猛的进攻。他已学会承受这一切，所获补偿的费用从每周半美元增加到十五美元——那真是一所残酷的学校，而他也因此被训练得残酷起来。

然后就发生了令人震惊的事。丹尼那种旋风般使人迷乱的攻击突然不见了。里韦拉独自站在那里，而闻名的丹尼却躺在地上。他在恢复神志的时候身体颤抖着。他不是摇摇晃晃倒下去的，也不是慢慢地颓然倒下的，而是里韦拉的右手一刹那将他从半空中打倒在地。裁判用一只手把里韦拉推开，站在倒下的拳击手旁边数十判失败。依照惯例，观看职业拳击手比赛时，要为干净利落的一击喝彩，但他们没有这样做。这事来得太出乎预料，观众们只是死一般沉寂地注视着时间一秒秒过去。在这样的沉寂中只听罗伯兹十分高兴地说：

“我告诉过你他是个左右手都来的拳击手！”

当裁判数到五时丹尼翻过身子趴在了地上，数到七时他一只膝盖撑住，准备数到十前站起来。假如数到“十”时他的膝部仍然触到地面，他就被视为“倒下”并“完蛋”：而一旦膝部离开地面就被视为“站起”，这时里韦拉便有权再次将他打倒。可里韦拉没有机会。丹尼的膝部离开地面时他绕着圈子本来要攻击的，但裁判也绕着圈挡在他们中间，里韦拉清楚裁判数得相当慢。所有外国佬都反对他，甚至包括裁判在内。

数到“九”时裁判用力把里韦拉往后一推。这样做是不公平的，却使丹尼得以站起来，嘴唇上又有了笑意。他半弯着身子，胳膊掩护着面部和腹部，狡猾地蹒跚着一下把对手抱住。按照任何比赛规则裁判都应把他们分开，但他没有，而是让丹尼像被激浪冲击的藤壶

[14]

一样把里韦拉紧紧缠住，并一点点恢复体力。这一轮的最后一分钟在很快过去，如果他能坚持到底就可在自己的一角呆上整整一分钟来恢复体力。结果他坚持到了最后，为自己一时战胜险恶与绝境而露出笑容。

“那可是永不消失的笑容呀！”有人叫道，观众们这才宽慰地大笑起来。

“那个墨西哥小子被我狠狠揍了一拳，”丹尼在自己的一角处气喘吁吁地对教练说，让助手们围着他忙个不停。

第二、三轮显得很平淡。丹尼不愧为诡计多端的拳击老手，他阻挡对手，拖延时间，极力从第一轮那使他迷乱的一拳中恢复过来。到了第四轮他就恢复了原样，尽管他受到极大震动，但由于他条件不错，很快便重新获得生机。这次他没有采取猛攻的对策，因为墨西哥人证明是不好对付的；而是充分使出他最佳的拳击本领。在技巧与经验上他都更高一筹，虽然现在不能打出致命的一击，但他很有策略地不断发起进攻，消耗对手的精力。他与里韦拉击中对手的拳数为三比一，尽管他打得不是很重可也使对方受到惩罚。他使对手受到重创的不是靠狠狠一拳而是靠许多次拳击。丹尼对这个两手都行的新手不无敬意——他可以弯臂用两拳发起攻击，令人震惊。

里韦拉一边防卫着一边用左拳进攻挫败对手。他不断地左手出击，使丹尼的嘴和鼻一次次受到伤害。可丹尼是个变化多端的老手，这也是他将成为冠军的原因。他可以随意从一种打法改变成另一种打法。他现在采取的是“近击”，在这方面他尤其在行，并因此得以避开对手的左拳。这时他又不断让观众们发狂，最后一下闪开，从内侧用上钩拳把墨西哥人击到半空，最后倒在垫子上。里韦拉用一只膝盖撑着，尽快站起，心里明白裁判对他就数得很快。

到第七轮时，丹尼再次从内侧用上钩拳猛击，但只把里韦拉打得不住蹒跚，接着在里韦拉毫无防备能力的情况下把他一拳打到栏索外面。他的身子弹到下面记者们头上，他们又把他举到栏索外面的台边。他一只膝跪着，裁判飞快地数着。他必须爬入栏索，而丹尼在里面等着他。裁判也没上来阻止或把丹尼往后推。

所有观众欣喜若狂起来。

“杀了他，丹尼，杀了他！”众人叫道。

这时又有数十人在这样叫喊，直到像狼群一般发出厮杀的嗥叫。

丹尼极力要击倒他，可他在数到八时意外地穿过栏索，安然地与丹尼抱成一团。这下裁判干涉了，把里韦拉扯开从而使他受到打击，给了丹尼一个不公正的裁判所能给的一切优势。

可里韦拉还活着，脑子也不迷乱了。他们都是一体的。他们都是可恨的外国佬，都不公平。最糟糕的是他脑里不断闪现出这样的情景——横穿荒漠土地的长长的铁路线上愤愤不平的人们，墨西哥的乡村骑警与美国警察，一座座监狱和拘留所，水牢里的流浪汉——所有在里奥布兰科举行的罢工后他长期见到的悲惨痛苦的情景。他同时看见光辉灿烂的革命
席卷本国。许多枪就在眼前。每个可恨的面容就是一支枪。他为枪支而战。他就是枪支。他就是革命
。他为整个墨西哥而战。

观众们对里韦拉越来越气愤。为什么他不接受大家认定的失败?他肯定会被打败的，可干嘛还如此顽固?很少有人对他感兴趣，这些人都是很有把握的冒险赌徒。他们相信丹尼会胜，然而仍以四比十和一比三的比例把赌注下到墨西哥人身上。他们就里韦拉能坚持多少轮的问题又下了一些赌注。在比赛场外围有人下赌注说他坚持不到第七轮或甚至第六轮。赢家们高兴地赢到钱后，现在又一起为最可能获胜的人喝彩。

里韦拉决不承认会被打败。在整个第八轮里对手都无法再次打出上钩拳。在第九轮中里韦拉又让观众大吃一惊，他迅速而自如地挣脱对方钳住的手，在两人狭小的空隙中从腰部举起右手，把丹尼打倒在地，等着裁判数十判失败。人群惊呆了。丹尼正在属于自己的比赛中挨揍，他有名的右上钩拳被阻止。当数到“九”他极力站起来时里韦拉没有向他进攻——裁判公然挡住他，而如果情况相反，现在要起来的是里韦拉，裁判就会站得远远的任由丹尼攻击。

第十轮中对手有两次打出右上钩拳——即拳头从腰部举起打向对方下巴——但都被里韦拉挡住了。丹尼变得孤注一掷，脸上仍然挂着一副笑容，又发起凶猛的进攻。尽管他又打出旋风般的拳头，但无法伤及里韦拉；里韦拉在这种迷乱的出击中连续三次把他打到垫子上。这时丹尼已难以很快恢复，到第十一轮结束时他的情况已十分不妙。不过从这时起直到第十四轮，他在自己拳击生涯中表现出从未有过的勇敢。他拖延着，阻挡着，努力积蓄力量。他像一个成功的拳击手那样出现了一些犯规的举动，使出各种手段和把戏，如双方抱在一起时仿佛无意中顶撞对手，用胳膊和身子夹住里韦拉的拳击手套，用自己的拳击手套堵住里韦拉的嘴不让他出气。他还常常在双方抱成一团时用他那受伤的、带着笑意的嘴对着里韦拉的耳朵咆哮出恶毒得无法形容的侮辱语言。而从裁判到观众没一个人不站在丹尼一边支持他，他们知道他在想什么。他遭到一个无名新手出人意料的攻击后，正把一切希望寄托于一拳之上。他任自己受到惩罚，一边摸索一边佯攻，拉开距离，伺机使出浑身力气猛击对手，以期扭转局势。他要猛击对手的太阳神经丛和颌部。他能办到的，因为人人都知道只要他能站起来就有力量打出沉重的一击。

在每一轮之间，里韦拉的助手们对他很少关心，他们把毛巾给他不过是做做样子，帮不了什么忙。斯派德·哈格蒂向他提出建议，但他明白那是胡说。人人都反对他，他被包围在背叛之中。第十四轮时他又把丹尼打倒，自己站着，双手垂在两侧，让裁判数着。他一直注意到另一角里有人窃窃私语，看见米歇尔·凯利向罗伯兹走去，俯身耳语。里韦拉的耳朵像猫的一样灵敏，能听见他们说的只言片语。他想听得更多一些，于是当丹尼站起来后他极力钳住对手打到栏索边。

“丹尼得——”他听见米歇尔说话时罗伯兹点着头，“得赢——不然我损失的钱就太多了——我已付出好多钱——都是我自己的——如果他坚持到第十五轮我就完蛋啦——那个小子会让你明白的。快想想办法吧。”

里韦拉眼前再也不会有幻景出现了。他们都在极力欺骗他。他又一次把丹尼打倒，站着等待，双手搁在两侧。罗伯兹站起来。

“行啦，”罗伯兹说。“回到你的角上去。”

他很有权威地说，就像在训练场上经常对里韦拉说话那样。可里韦拉厌恶地看他一眼，仍等待丹尼站起。在中间停息的片刻，出资人凯利从他身后走上来对他说话。

“算啦，该死，”他粗声粗气地低声说。“你得输给他，里韦拉。听我的，今后我会让你成功的。我会让你下次打败丹尼。不过现在你该输给他了。”

里韦拉用眼神现出听见的样子，但既不表示同意又不表示反对。

“干嘛不说话?”凯利气愤地问。

“无论如何你得输，” 斯派德·哈格蒂补充道。“裁判不会让你赢的。听凯利的，输掉算啦。”

“快输掉，小伙子，”凯利求道，“我会帮助你成为冠军的。”

里韦拉没有回答。

“我会的，上天作证，小伙子。”

当锣敲响时里韦拉觉得将要发生什么事了，而观众们是不知道的。无论发生什么都是在离他很近的拳击场内。丹尼似乎又有了最初的信心，他进攻时的那种胆量甚至把里韦拉吓住了。丹尼就要玩弄什么把戏了，但他冲上来时里韦拉拒不迎战，而是往一边极力避开。丹尼是想钳住他，而要耍手段必须这样。里韦拉后退着，绕着圈躲过，可他知道对手迟早要耍把戏将他钳住。他什么也不顾了，决心不再躲避，于是在丹尼下一次攻击时现出并不躲开的样子。然而就在他们的身子要抱成一团的一刹那，里韦拉又敏捷地闪开，与此同时丹尼那一角喊出犯规的声音。里韦拉欺骗了他们。裁判一时犹豫不决，心里的裁定在嘴边哆嗦着但没说出，因为观众里有一个男孩尖声叫道，“太违规啦！”

丹尼公开诅咒里韦拉，迫使他迎战，但里韦拉也决心不再进攻。这样他便放弃了一半打赢的机会，明白即使要赢也只得远距离搏斗。而只要有一点点机会他们都会判他犯规的。丹尼这时什么也不顾了，整整两轮里向对手发起猛攻，可里韦拉却不敢近距离迎战。他一次次受到打击，为不让对手危险地抱住挨了许多拳头。丹尼最后竟然重振雄风，使观众们全都站起来发了疯。他们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只看见自己喜爱的拳击手毕竟就要获胜了。

“干嘛你不打呀?”观众气愤地对里韦拉吼道。“你是个胆小鬼！你是个胆小鬼！”“还手呀，你这个杂种！快还手！”“杀了他，丹尼！杀了他！”“你一定要把他打垮！杀了他！”

在整个赛场中里韦拉是唯一毫不激动的人。就性情而言他在那儿是最急躁不安的，可如此群情激愤的场面他已经历不少；虽然这时有一万个嗓子一浪高过一浪地喊着，但在他看来不过是夏日黄昏阵阵柔和的凉风而已。

在第十七轮里丹尼仍然威风不减。里韦拉挨了重重一拳后身子偏来倒去，向后摇晃时两手无可奈何地垂下。丹尼认为时机已到，眼前这个小子就要听凭他的处置了。不过一直装着挨打的里韦拉趁他没防备时狠狠一拳击到他嘴上，把他打倒在地。待他站起来时里韦拉又用右手猛击他的脖子和颌部，一连打了三次，任何裁判也无法把这判为犯规。

“喂，比尔！比尔！”凯利向裁判求道。

“没办法，”执法的裁判可悲地回答。“他根本不给我机会。”

丹尼虽遭到连续猛击但仍英勇顽强，一次次站起。靠近比赛场的凯利和其他人开始大叫警察阻止，不过丹尼一角的人拒不认输。里韦拉看见那个胖胖的警察笨拙地爬过栏索，不知他要干什么。在这种外国佬的比赛中有很多欺骗手段。丹尼摇摇晃晃、无能为力地站在他面前。里韦拉打出最后一拳时裁判和警察都去阻止。现在用不着让这场比赛停下，因为丹尼已站不起来了。

“数呀！”里韦拉声音嘶哑地对裁判叫道。

裁判数完十后丹尼的助手们把他抬到自己的一角。

“谁赢了?”里韦拉问。

裁判不情愿地抓住他戴着拳击手套的手举起来。

没有任何人祝贺里韦拉。他独自走到自己的一角，没人替他服务，助手们甚至连凳子也没为他放一个。他靠着栏索憎恶地看着他们，然后把这种憎恶转向周围以及整个万名外国佬身上。他疲乏得暗自啜泣。眼前一副副可恨的面容晃来晃去，让他眼花缭乱。然后他想起它们就是枪支，这些枪支已属于他。革命
可以继续了。

[1]
政务会，尤指政变或革命后掌握政权的集团。

[2]
墨西哥革命，1911—1917年，总统迪亚斯被推翻。

[3]
迪亚斯（Porfirio Díaz，1830—1915），曾任墨西哥总统（1877—1880；1844—1911），实施独裁统治，仰仗外国资本，导致经济衰落，民穷财尽，后被推翻。本篇小说即以此为背景。

[4]
下加利福尼亚，指加利福尼亚南部。

[5]
科达伦(Cur dAlene)，美国爱达荷州西北部城市。

[6]
奇瓦瓦(Chihuahua)，墨西哥北部城市。

[7]
高杯酒(highball)，用威士忌或白兰地等烈酒掺水或汽水加冰块制成的饮料，盛在高玻璃杯里饮用。

[8]
外国佬，尤指在拉丁美洲或西班牙的英国人和美国人。

[9]
拳击手上午称重后如果晚上比赛时体重增加，也不算违规。

[10]
指他后来才发现自己是一块拳击的料（如上所述）。

[11]
普韦布拉(Puebla)，墨西哥中南部城市。

[12]
罗沙利奥·马丁内斯将军（General Rosalio Martinez）,1907年帮助镇压了里奥布兰科的罢工。

[13]
维拉克鲁斯(Vera Cruz)，墨西哥东部港市。

[14]
藤壶，附在岩石、船底上的甲壳动物。

“万物中只有它才会留存——

他们已渡过艰难并掷骰打赌：

如此赌博多半会胜，

尽管骰子的金色早已全无。”

两人蹒跚着艰难地沿岸行进，有一次前面那个男人甚至在乱石上面摇晃起来。他们走得疲乏无力，面部扭曲，表现出由于长期经受千辛万苦而具有的坚忍精神。他们身上背着沉重的行李包——用带子系在肩膀上，另外再用头带绕过前额把包固牢。每人还拿着一支步枪。他们行走时身子俯着：两肩向前倾斜，头部倾得更厉害，眼睛只盯住地面。

“咱们那个贮藏坑里要是有两个人的弹药就好了，”第二个人说。

他声音过于呆板，十分沉闷，说话时一点热情也没有。第一个人一颠一跛踏进了石头上泛着白沫的溪水，不作回答。

第二个人跟在后面。他们没脱掉鞋袜，尽管溪水冰冷，冻得脚踝发痛，脚底发麻。有些地方溪水冲击着他们的膝部，两人都摇晃着努力站稳。

后面的人在一块光滑的石头上溜了一下，几乎倒在水里，不过极力稳住了身子，同时发出一声痛苦的尖叫。他似乎头晕目眩，身子晃动时伸出空着的一只手，好像想在空中抓住什么支撑物。他站稳后又向前走去，身子再次晃动，差点倒下。待站稳时他向另一个人看去，那人根本没回一下头。

他足足站了一分钟，仿佛心里在想什么，然后叫喊道：

“嗨，比尔，我把脚踝扭伤了。”

比尔在泛着白沫的溪水里继续蹒跚，仍不回头。后面的人眼巴巴地看着他离去，虽然仍像先前一样表情呆板，但眼睛变得像一只受了伤的鹿的眼睛。

另一个人一颠一跛地爬上对岸，头也不回地继续走他的。溪里的人看着他，嘴唇颤抖，所以粗密的褐色胡子现出抖动的样子。他伸出的舌头甚至把嘴唇打湿了。

“比尔！”他大声叫道。

这是一个坚强的人在危难中发出的恳求，可比尔仍不回一下头。他眼望着比尔离去，比尔模样怪异地蹒跚着爬上缓坡，径直走向小山朦胧的空中轮廓。他一直看着比尔翻过山顶消失，然后才转移视线，慢慢观察着自比尔消失后留给他的周围的世界。

地平线附近的太阳昽昽的，几乎被毫无定形的雾挡住，变得模糊不清，让人觉得它不过是一团迷乱之物。男人一边用一条腿撑住身子一边取出手表，此时是下午四点；由于时值七月末或八月初——他不知道一两周内的确切日期——所以他明白太阳大致在西北方。他向南边望去，知道在光秃秃的山那边某处就是“大熊湖”

[1]

，还知道就在那个方向北极圈以其险峻的地势横跨加拿大荒漠。而他现在置身其中的溪水便是“科珀曼河”

[2]

的一条支流，科珀曼河再往北流入“加冕湾”和“北极洋”。他虽从未去过那里，不过曾在“哈得孙湾公司”

[3]

的海图上见过。

他再次凝目环顾四周。这可不是一个令人鼓舞的情景。处处是朦胧的天空轮廓。座座小山都很低矮，但不见树林，不见灌木，不见草叶，唯有广阔而可怕的荒凉景象，他眼里很快流露出恐惧的神情。

“比尔！”他一连叫了两声，“比尔！”

他站在泛着白沫的溪水中间哆嗦着，仿佛这广袤的大地正以势不可挡之力向他袭来，洋洋得意地要将他彻底毁灭。他像患了疟疾似地一阵阵发抖，直到枪从手里落入溪水溅起水花，他才回过神来。他鼓起勇气，打起精神，在水里摸索着重新找回了枪。他把背包的重量向左肩倾斜，让受伤的脚踝受力轻些。接着他继续向岸边走去，缓慢小心，疼痛使得他畏畏缩缩。

但他没有停下， 而是全然不顾疼痛，发疯似地拼命向山顶爬去； 同伴就是从那里消失的， 可他现在远比那个东倒西歪的同伴行走得更怪异滑稽。来到山顶他看见一个浅谷， 十分荒凉。他再次努力战胜恐惧， 把背包又往左肩倾斜一些， 一颠一跛地走下山坡。

谷底很湿，因地面有一层厚厚的海绵般的苔藓。他每走一步水都会被踩出来，每次抬起脚湿润的苔藓都不情愿地松开并发出吮吸的声音。他从一块厚苔藓走到另一块厚苔藓，循着同伴的脚迹，穿过一块块突出的岩石，它们像小岛一样伸过大片大片的苔藓。

他尽管独自一人但并没迷路。他知道再往前走就会见到枯死的小云杉和冷杉，就在“蒂称尼次列”小湖边，处于“偏远地区”的一个狭长地带之中。一条并不泛白沫的小溪即流入那湖里，溪边长着灯心草，这他记得很清楚，不过没有树林；他可以沿溪而行，直到第一段细流在一分水处终止。然后他将跨过分水处，走向另一向西的溪水的第一段细流，沿着它一直来到它流入“迪斯河”的地方——他将在那儿发现一堆石头，石头下有一只翻转的划子，划子下面有一个贮藏坑。坑里藏着弹药，他枪里已没有子弹了；另有一些鱼钩、鱼线和小鱼网——以及一切捕杀猎取食物的有用的东西。他还将找到面粉，虽然不多；另有一块咸猪肉和一些豆子。

比尔会在那儿等他的，他们将乘划子沿迪斯河向南驶往大熊湖，再向南穿过湖水，一直到达“马更西河”

[4]

。之后仍然向南前进，把冬天抛在后面，这儿的一些逆流处已有了冰，一天比一天寒冷。他们要向南到达某个哈得孙湾公司温和的贸易站，那儿有许多高大的树林和吃不完的粮食。

这些就是他奋力向前时产生的想法。他不但用身体拼搏着，而且用思想拼搏着，极力认为比尔不会抛弃他的，比尔一定会在贮藏坑处等他。他不得不这样想，否则如此拼搏就没有用处了，还不如倒下死了的好。当模糊不清的太阳在西北方慢慢下沉时，他和比尔正赶在即将到来的冬天之前一步步地逃往南方。他一次又一次默默想着贮藏坑里的食物和哈得孙湾公司贸易站的食物。他已两天没吃东西，至于吃不到想吃的东西的时间就更长了。他常俯身捡起淡色的苔藓浆果，放进嘴里嚼后吞下。苔藓浆果是包裹着水的一种籽，放到嘴里后水即化掉，嚼着时既辛辣又苦涩。他明白浆果没什么营养，但仍忍耐着一点点嚼下，心中的希望胜过了一切。

九点时他在一块突出的石头上绊了一下，因精疲力竭摇晃着倒下。他侧身倒着一动不动地呆了一会儿，然后匆忙取掉背包带，艰难地坐起来。天还没黑尽，他在迟迟不去的黄昏里在石头间摸到一些干苔藓，把它们收集起来生了一堆火——一堆冒着浓烟的闷火——然后把一锡壶水放上去烧。

他打开背包，第一件事就是数火柴。还剩六十七根。他数了三次以便弄确实。他把它们分成三部分，用油纸包好，一扎放入空烟袋里，一扎放入破旧帽子的内带里，一扎放入胸前的衬衣下面。这事做完后他感到一阵恐慌，于是把火柴全部打开又数了一遍。仍然是六十七根。

他在火旁烤着打湿的鞋袜。湿透的鹿皮鞋已很破烂，毛毡袜子有好几处已磨破，脚擦掉皮流着血。脚踝在颤动，他仔细检查，发现已肿到膝部那么大。他有两块毯子，他从一块毯上撕下一长条把脚踝紧紧缠住，另外再撕下一些裹在脚上当作鞋袜。然后他喝了些热气腾腾的水，给表上发条，最后钻进了毯子里。

他睡得像个死人。午夜短暂的黑暗很快消失，太阳在东北方升起——至少天在那儿亮了，因为太阳被阴云挡住了。

早晨六点钟他醒来，静静地躺着。他注视着阴暗的天空，知道自己饿了。他用一只肘撑住翻过身，被响亮的喷鼻息的声音惊了一下，看见一只雄驯鹿正机警好奇地盯住他。这只动物离他不过五十英尺远，他立即想象到把大块鹿肉烤得咝咝响时的情景和香味。他机械地伸手拿到没有子弹的枪，瞄准后扣动扳机。驯鹿又喷一下鼻息飞快地跑掉，穿过突出的岩石时脚蹄发出得得声。

男人诅咒着把枪丢掉，一边重重地叹息一边极力站起来。这可是一件缓慢而艰巨的事。他的关节就像门上生锈的铰链，仿佛在座孔内转动时由于摩擦过大而发出刺耳的声音，他每一次躬身或挺直都必须有坚强的意志。当他终于两脚站起时，又花去一两分钟才完全伸直身子，像个男人应该的那样挺立着。

他爬上一座小丘，观察着眼前的情景，见不到任何树和灌木，唯有一大片阴郁的苔藓，其中几乎无一例外尽是些阴郁的岩石、阴郁的小湖和阴郁的小溪。天空是阴郁的，根本见不到太阳或太阳的影子。他不知道北边在哪里，忘了头一晚来到这里的路。不过他并没迷路，这一点他清楚。不久他就会到达那个偏远地区，他觉得它在左面什么地方，离这儿并不很远，也许就在下一座小山那边。

他又回去把包重新打好准备赶路。他自信那三扎分开的火柴还在，尽管没停下去数。不过他在思考时，对于一只粗短的鹿皮袋的态度是毫不迟疑的。这只袋子不大，他两只手都可把它藏住。他知道它重十五磅——与背包里其他东西一样重——为它焦虑。最后他把它搁在一边，着手卷好背包。他停下注视着粗短的鹿皮袋，急忙把它拾起，带着抗击的眼神看看周围，好像这片荒野极力想把它从他手中夺走；当他起身蹒跚着趁天亮赶路时，这袋东西已装入他背上的包里。

他转身向左边走去，时时停下吃苔藓浆果。脚踝已僵硬，走路时跛得更加明显，但其痛苦与胃里的痛苦相比根本算不了什么。饥饿带来的痛苦是剧烈的，它不断折磨着他，直到他无法专心沿路走向那个偏远地区。苔藓浆果并没减轻这种痛苦，而且嚼起来也不舒服，使他的舌头和上颚都极其难受。

他来到一个山谷，一些雷鸟呼呼地从突出的岩石和厚苔沼上飞起，发出克尔—克尔—克尔的声音。他用石头打它们，可打不中，就把背包放在地上像猫追麻雀一样追它们。尖利的石头划破他裤子后又划破两腿，直到膝部渗出一道血痕，但其疼痛被饥饿的疼痛掩盖了。他在潮湿的苔藓上痛苦不安地扭动着，衣服湿透，浑身冰凉，可他一点不知道，因为他饿得发狂。而雷鸟们总是呼呼地在他眼前飞起，直到它们克尔—克尔—克尔的叫声变成对他的嘲弄；他诅咒它们，也克尔—克尔—克尔地对着它们大叫。

有一次他朝着某只一定正睡着的雷鸟爬去。他起初并没看见它，直到它从岩角里突然在他脸前一掠而过。他猛然伸手一抓，动作像它起飞一样迅速，却只抓到三根尾毛。看见它跑掉他满怀仇恨，好像它对他太不公平。之后他回去重新背上背包。

时间慢慢过去，他来到一些小谷或洼地，这儿的猎物更多。一群驯鹿走过，一共二十多只，就在射程以内，似在逗弄他。他发狂地想去追它们，确信他会把它们追得跑不动的。一只黑狐狸向他走来，嘴里叼着一只雷鸟。他对它大叫，十分可怕，可狐狸仓皇逃跑了，并没丢下雷鸟。

下午快过去时他沿着一条因含有石灰而泛白沫的小溪走去，这条溪水穿过一片片稀疏的灯心草。他紧紧抓住灯心草的根部，拔起像是洋葱苗的东西，这东西并不比木瓦钉大。它很嫩，他嚼着时发出嘎吱嘎吱声，味道不错。可是它的纤维很粗，像浆果一样有很多水分而没有营养。他一下丢掉背包，趴下去像牛一般嘎吱嘎吱地嚼着灯心草。

他已精疲力竭，常常想休息——躺下睡觉，但被驱使着继续向前——与其说被到达那个偏远地区的渴望驱使不如说被饥饿驱使。他寻找有青蛙的小水坑，用指甲在地里挖蚯蚓，尽管他知道在如此遥远的北方青蛙蚯蚓都是找不到的。

他徒劳无益地在每一个水坑里搜寻着，直到漫长的黄昏到来，他才在一个水坑中发现了一条像米诺鱼那么小的鱼。他猛然把一只胳膊伸入水中，水淹至肩膀，可小鱼溜掉了。他又用双手去捧，结果搅浑了底部呈白色的泥浆。他激动之下身子扑了进去，水淹至腰部。这时水已被搅得太浑浊，他无法看清楚鱼了，只好等着水澄清。

他重新搜寻，直到把水再次搅浑。可他不能等下去了，于是取出小锡桶开始舀坑里的水。他最初舀得很猛，溅了一身水，水也倒得不远，所以又流回坑里。然后他极力冷静下来，干得更加仔细，虽然心在胸口里怦怦直跳，双手发抖。半小时后水几乎被舀干，连一杯水也没剩下。可是根本不见鱼。他发现石头间有一个隐藏的裂缝，小鱼就是从那里逃进了旁边一个更大的水坑——他一天一夜也无法把水舀干。假如他事先知道这条裂缝就会用一块石头把它堵住，小鱼也就逃不出他的手心了。

他这样想着，彻底崩溃了，瘫软在潮湿的地上。最初他只是轻轻地独自哭泣，后来竟对着周围残酷无情的荒野放声大哭，然后又干巴巴地哭泣了很久。

他生了一堆火，喝些热水暖和身子，像前一夜那样在一块突出的岩石上露宿。他最后做的一件事是注意保持火柴干燥，给手表上发条。毯子又湿又冷。他的脚踝疼痛地颤动着。可他心里只想着饥饿，在烦躁不安的睡眠中尽可能梦想着摆在餐桌上的种种宴席，种种美味佳肴。

他醒来时觉得寒冷恶心。没有一点阳光，本已阴暗的大地和天空更加阴暗。此时正吹着阴冷的风，刚开始下的小雪使山顶呈现出白色。他生火再烧些水时周围一切变得更冷更白。这时下着雨夹雪，雪花又大又湿，最初一落到地上就融化，但由于不断下着，结果把火扑灭了，做燃料用的干苔藓再也无法弄到。

这是一个信号，要他背上背包继续向前蹒跚，尽管他不知道去哪里。他并不在意那个偏远地区，也不在意比尔和迪斯河边翻转的划子下的贮藏坑。他受着一个“吃”字的支配，饿得发疯。只要能走出这个低湿的地方，无论去哪里都行。他穿过冷湿的雪摸索着向有苔藓浆果的潮湿地走去，又摸索着把灯心草连根拔起。但这东西什么味也没有，根本不顶事。他找到一种带酸味的草，把能弄到的都吃了，可并不多，因它是匍匐植物，只几英寸厚的雪就会把它覆盖。

那晚他没有生火，也没烧热水，而是饿着肚子钻进毯子里睡了，时时醒来。雪转成了冷雨，他多次醒来时感到雨滴落到他仰着的脸上。白天到来——又一个没有阳光的阴天。雨停止，他的饥饿感已没那么强烈。就他对食物的渴望而言，这样的知觉已大大消失。他感到胃隐痛得厉害，不过并不太烦恼。他变得更富有理性，并再次对那个偏远地点和迪斯河边的贮藏坑大为关心。

他从剩下的毯子上撕下一些条带，绑住流血的脚。他还重新把受伤的脚踝系紧，准备再赶一天的路。打背包时他面对那个粗短的鹿皮袋迟疑了很久，不过最终把它带上了。

地上的雪遇到雨便融化，只有山顶上才呈现出白色。太阳出来，他弄清了指南针所指的方位，虽然他现在明白自己迷路了。也许他前一天四处游荡时向左走得太远，于是他转向右边尽可能回到应走的方向。

尽管饥饿的疼痛已不再那么剧烈，但他意识到自己很虚弱。他不得不常停下休息，弄些苔藓浆果和灯心草吃。他觉得舌头发干肿大，好像上面生有一层细茸东西，相当苦涩。心脏弄得他苦不堪言，他刚走几分钟它就无情地乱跳不止，简直使他窒息，让他头晕目眩。

中午他在一个大水坑里发现两条米诺鱼。把水舀干是不可能的，不过他现在更镇静了一些，设法用小锡桶捉到了它们。鱼并不比他的小指长，但他已不感到特别饥饿。胃里的隐痛愈来愈麻木微弱，几乎像是处于休眠状态。他把鱼生吃掉，嚼得极其小心，因为吃已成了一种纯粹的理性行为。他并不很想吃，但明白为了活下去他必须吃。

傍晚时他又捉到三条米诺鱼，吃了两条，留下一条做早餐。太阳把一些零星稀少的苔藓晒干，他可以用它们烧热水暖暖身。这天他十英里的路也没走完，次日他虽也极力赶路不过只走了五英里。好在胃一点也不使他不安了，它已完全休眠。他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驯鹿越来越多，还有狼。荒野里时时传来狼的嗥叫，一次他看见三只狼在路前鬼鬼祟祟地溜过。

又过去一夜，早晨他变得更富有理性，把系着粗短的鹿皮袋的皮带解开，从袋口倒出一些黄色的粗糙粉金和块金。他大致把它们分成两半，一半用块毯子包着放在一块突出的岩石上，另一半放回袋中。接着他又用剩下的毯条裹住脚。枪仍然带在身边，因为在迪斯河边的那个贮藏坑里还有弹药。

这天起了大雾，也是这天他身上的饥饿再次醒来。他非常虚弱，时时眼花缭乱。他现在不断跌倒是很正常的事，一次他正好倒在一个雷鸟窝上，发现四只刚孵出一天的小雷鸟——仍在蠕动、仅能让人吃到一口的小小生命。他立即把它们活活丢进嘴里狼吞虎咽吃掉了，像蛋壳一样嚼着。母雷鸟大声尖叫在他身旁扑来扑去，他用枪当棒打它，但它极力躲开。他又向它扔石头，一次碰巧打断一根翅，它才拖着伤残的翅膀飞走了，而他还紧追不舍。

吃下的小雷鸟反倒刺激了他的食欲。他拖着受伤的脚踝笨拙地一跛一跳向前，时而扔石头发出嘶哑的叫喊，时而一声不响地蹒跚，跌倒了就坚强耐心地爬起来，眼花缭乱时就用一只手擦擦眼睛。

他就这样追捕母雷鸟，穿过谷底潮湿的地面，在湿湿的苔藓上发现了脚印。那不是他的脚印，他看得出来。一定是比尔的。可他不能停下，母雷鸟还在逃跑。他要先把它捉住，再回来察看。

他把母雷鸟累得精疲力竭，同时也把自己累得精疲力竭。它侧身倒在地上气喘吁吁，他也侧身倒在十多英尺远的地方气喘吁吁，无法向它爬去。他恢复过来时它也恢复过来，扑打着飞开不让他伸出的饥饿的手抓住。他又追赶起来。夜幕降临，它终于逃脱了。他因虚弱一头栽倒在地，划破了面颊，背上还背着行李。这样过了很久他都一动不动，然后才翻动一下身子，把表上好发条，一直躺到早晨。

这天又是大雾。他最后有一半的毯子都用来包脚了。他没能跟踪到比尔的足迹，不过没关系，饥饿已把他逼得走投无路，只是——只是他不知是否比尔也迷路了。中午时背包似乎太沉重，成了累赘。他又把金子分出一半，这次只是把另一半倒在了地上。下午他干脆把剩下的全部抛掉，只剩下半边毯子、一只小锡桶和一支枪。

一种幻觉弄得他心烦不安。他竟确信还有一颗子弹，就在枪的弹膛里，只是他没有注意到。另一方面他也一直知道弹膛是空的，可幻觉始终存在。他几个小时都极力打消这个念头，把弹膛猛地打开，亲眼看见里面没有子弹，因此感到无比失望，好像他原本就真的指望能找到子弹。

他艰难地向前行进了半小时，幻觉再次出现。他又一次极力打消它，可它仍然存在，最后为了自我安慰他又打开弹膛让自己不要相信。有时他会胡思乱想得更厉害，一边继续蹒跚，纯粹成了一架机器，让种种奇思怪想像虫子一样咬啮着他的大脑。不过这样不切实际的幻想只是短暂的，因为饥饿对他的咬啮使他非常痛苦，让他回到现实。有一次某个东西突然出现在眼前，使他一下从幻想中惊醒，几乎晕倒。他被吓得像个醉汉似的摇摇晃晃，努力不倒下去。在他面前竟然站着一匹马。一匹马！他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眼里一片模糊，投射出一个个光点。他狠狠擦着眼睛以便看得清楚一些，结果发现眼前不是一匹马而是一头褐色的大熊。这只动物带着既好战又好奇的眼神直直盯住他。

男人无意中竟把枪快举到了肩头。然后他把枪放下，从臀部饰有小珠的鞘里拔出猎刀。他面前就是肉和生命。他用拇指试试刀刃，相当锋利。刀尖也是很锋利的。他要扑上去把熊杀了。可是心在怦怦地警告他，接着狂跳不止，仿佛有一个铁箍箍住他的额头，使他感到天旋地转。

恐怖的巨浪把他孤注一掷的勇气也冲垮了。他如此虚弱，假如熊攻击怎么办?他以最威严的姿态伫立着，握住猎刀直视大熊。熊笨拙地向前走两步，后腿直立，发出一声试探性的嗥叫。假如他跑开它就会追赶，不过他没有跑。他怀着恐怖的勇气又充满了生机，也发出野性的可怕的嗥叫，如此嗥叫表露出与生命密切相关的恐惧，这恐惧紧紧盘绕于生命的最深的根部。

熊慢慢向一边离开了，同时威胁地叫着，它自己也被这个毫无惧色的神秘的直立动物吓住了。男人仍然一动不动，像一尊塑像一样挺立着。直到危险过去，才一阵颤抖，瘫软地倒在潮湿的苔藓上。

他打起精神继续赶路，产生了另外一种害怕：不是害怕被饿死，而是害怕在被饿死前他对生存的最后一点努力都将彻底丧失。他会遇到狼，这荒野里前后都传来它们的嗥叫，整个空中弥漫着恐吓的气氛，这气氛是如此确切，以致他不禁伸出双臂挡住不让它压在自己身上，仿佛它是被风刮倒的帐篷。

不时有狼三三两两从他路上走过，并没向他靠近。它们的数量不多，此外它们正在追猎驯鹿，因为这些动物不反抗，而他这个直立的怪物也许会撕咬呢。

下午快过去时他碰见一些散乱的骨头，那是狼群刚在这儿猎杀过。这些残骸一小时前还是一只鲜活的小驯鹿，在受到惊吓逃跑时发出粗厉的哀叫。他注视着骨头，它们被啃得干干净净，还透着淡红色，表明上面尚存在没有死去的细胞。不等这天过去他也可能成为这个样子呀！难道这就是生命，嗯?一个虚无缥缈、转瞬即逝的东西。唯有生命才会痛苦。死亡是不受伤害的。死亡即入睡，它意味着终止和休息。那么他为什么不甘愿死呢?

但他没过多去想此事的是与非，而是蹲在苔藓里，嘴里含着一根骨头，吮吸着尚呈淡红色的丝丝残存的生命。那种美妙的淡淡肉味几乎像记忆一样一闪而过，弄得他发疯。他一口咬住骨头嘎吱嘎吱地嚼着，咬破的有时是骨头有时是自己的牙齿。然后他把骨头在石头间猛敲，打出其中的骨髓吸进肚里。匆忙中他竟敲到自己手指上，却一时吃惊地发现它们猛撞到倾斜的石块上时并不觉得疼。

又是一个个可怕的雨雪天。他不知何时扎营何时拔营，不分昼夜地赶路。他哪里倒下哪里休息，只要一息尚存哪怕生命之光越来越微弱也要向前爬去。作为一个人他已放弃努力，现在驱使他前进的是身上不愿死去的生命本身。他不再痛苦，神经已变得迟钝麻木，头脑里充满古怪的幻觉和有趣的梦想。

他不断吮吸咀嚼小驯鹿的碎骨，连剩下的最后一点也收拢带走。他不再翻山越岭，而是沿一条流过宽阔浅谷的大溪机械地走着。他既没看见溪水又没看见山谷，只看见幻影。心与身并排而行或并排而爬，但却彼此相隔，只连着一根细细的线而已。

他躺在一块突出的岩石上醒来时神志是正常的。这时阳光明媚而温和。他听见远处小驯鹿发出凄惨的叫声；隐隐记得雨、风和雪，但却不知自己在这风雨雪中熬过了两天还是两周。

他一动不动躺了一段时间，和煦的阳光照耀着他，使其可悲的身躯充满温暖。这是美好的一天，他想。也许他能弄清楚自己的位置。他费力地把身侧过去，只见下面一条宽阔的河水缓缓流着，因对它陌生而感到迷惑。他顺着它慢慢往前看去，发现它极其蜿蜒地穿行于一座座光秃荒凉的小山中，他还没遇见过这么荒凉矮小的山呢。他丝毫不觉得兴奋，只不过非常偶然地产生了一点兴趣，不慌不忙地将视线沿着这条奇怪的河流一直看向天际，发现它流入阳光明媚的海洋。他仍然无动于衷，心想这是一种极不正常的幻觉或蜃景——幻觉的可能性更大，因他神志不正常所致。他又看到在明媚的海中停泊着一艘轮船，于是坚信那是一种幻觉。他闭了一会儿眼睛，然后睁开。奇怪，怎么幻觉仍不消失！可也不奇怪，他知道在这片荒漠地带根本没有海洋或轮船，正如他知道在空空的枪里没有子弹一样。

他听见身后传来一声鼻息，一种半窒息的喘气或咳嗽。他非常缓慢地把身子翻到另一侧，因为他极度虚弱僵直。周围什么也看不到，但他耐心等着。又传来鼻息和咳嗽声，在不到二十英尺远处的两块凹凸的石头间他看清了一只灰狼的头部：那敏锐的耳朵并没像他所看见的其他狼一样机警地竖起来，充血的眼睛模模糊糊，头似乎萎靡悲哀地低垂着。这只狼在阳光里不断眨眼，好像生病了，他看着它时它再次发出鼻息和咳嗽声。

他想至少这是真实的，然后他把身子转到另一侧以便看清刚才被幻觉挡住的现实世界。可海洋仍沐浴在远处的阳光下，轮船仍清晰可见。这毕竟是真实的吧?他久久地闭上眼睛思考，那情景又出现在眼前。他一直在向北偏东行进，离开“迪斯岭”进入“科珀曼谷”，这条缓慢流着的宽阔河流就是科珀曼河，那个明媚的海洋就是北极洋。那只轮船是一艘捕鲸船，它从马更西河口远远向东驶去，此时正停泊在“加冕湾”。他记起了很久前见过的“哈得孙湾公司”的海图，觉得这一切是那么清楚明白，合情合理。

他坐起来把注意力转到身边的事上。用毯子做的布带已被磨破，脚肿得不成样子，甚至露出生肉。毯子根本没有了。枪和刀也已丢失。帽子不知掉在什么地方，里面还有那扎火柴呢，不过他胸口的火柴安然无恙地用油纸包着放在烟叶袋里。他看看表，十一点，仍在走动，显然他一直坚持上发条。

他十分平静，虽然极度虚弱但一点不感到痛苦。他不再饥饿，甚至想到食物就不高兴，无论做什么都仅仅出于理性。他把一块布从裤脚撕到膝部，用它包扎脚。不知怎么他竟然把小锡桶留了下来；他预见到要走到船那儿去，在开始这个可怕的行程前得喝点热水。

他行动缓慢，像患了中风似地发抖。他准备收集一些干苔藓却发现难以站立。他不断努力着，然后甘愿向前爬行。爬到生病的狼旁边时它不情愿地把身子往一边拖开，垂涎欲滴，舌头好像连卷曲的力都没有了——他注意到它的舌头也没有通常的那种红润，而是带着黄褐色，好像一层粗糙半干的黏液。

他喝过一点水后觉得可以站立了，甚至能像个生命垂危的人那样一摇一晃地走动。大约每隔一分钟他都不得不停下休息。他脚步歪歪倒倒，狼跟在后面，也同样如此。这一夜，当明媚的海洋被夜色笼罩时，他知道自己离它不过四英里远了。

他整夜听见病狼的咳嗽声，不时听见小驯鹿粗厉的惨叫。他的四周都是生命，不过是强大活泼的生命；他明白那只病狼之所以紧跟在后面是希望病中的他会先死。早晨他睁开眼时发现它正满怀饥饿的渴望直直地盯住他。它蹲伏着，夹住尾巴，像一只满脸悲哀凄凉的狗。它在早晨的寒风中哆嗦，当男人用近乎嘶哑的耳语对它说话时它无精打采地向他龇牙咧嘴。

明媚的太阳冉冉升起，他一上午都摇摇晃晃地向着光辉的海上那艘船走去。这是一个美好的天气。时值高纬度地带短暂的小阳春，它或许只有一周时间，明天或后天就有可能消失。

下午男人遇到行迹，那是人爬行而非步行时留下的。他想可能是比尔的印迹，但他一点不感兴趣，一点不好奇。事实上他已丧失了知觉和感情，对于痛苦完全麻木了。胃和神经已经休眠，可体内的生命仍驱使他向前。他精疲力竭，但生命拒不死亡。因为它拒不死亡所以他继续吃着苔藓浆果和细小的米诺鱼，喝热水，警惕地留意着那只病狼。

他沿着另一个人的行迹爬去，不久来到其末端——一些刚被啃过的骨头，潮湿的苔藓上留下许多狼爪印。他看见一个粗短的鹿皮袋，与他的那个是一对，不过已被尖利的牙齿撕破。他把它拾起，尽管无力的手几乎拿不动。比尔临终时还一直带着它。哈！哈！他可要嘲笑比尔了。他会活下去，并把它带到明媚的海上那艘船里。他的笑声嘶哑而恐怖，像一只渡鸦发出的呱呱声。然后他戛然而止。假如那真是比尔，他怎么能嘲笑呢；假如那些白里透红被啃得干干净净的骨头是比尔的?

他转身离开。唉，比尔是抛弃了他，但他不会拿走金子，也不会吮吸比尔的骨头，虽然比尔处在他的位置会那样做，他边蹒跚边想。

他来到一个水池，俯身寻找米诺鱼时头猛然倒向后边，好像他被刺了一下。原来他瞥见自己倒映在水中的脸，它太可怕了，醒来的知觉已足够受到极大的震动了。池里有三条米诺鱼，可水池太大无法排干，他徒劳无益地用小锡桶舀了几次后只好作罢。由于极度虚弱他害怕掉进水里淹死。也正因为如此，尽管沙嘴

[5]

上有许多浮木，他也没有跨在一根上面沿河而下。

这天他缩短了与轮船之间三英里的距离，次日又缩短两英里，因为他现在像比尔一样爬行，第五天过去他发现离轮船仍有七英里远，而他一天还爬不到一英里。短暂的小阳春尚未过去，他继续爬一会儿晕一会儿，反反复复，那只咳嗽的病狼也总是咳嗽，呼哧呼哧紧跟在后面。他的膝部也像脚一样磨出了生肉，虽然他从衬衣背面撕下一块布把它包上，但仍在身后的苔藓和石头上留下一道红红的血迹。有一次他回头一看，发现狼正饥饿地舔着他的血迹，他十分清楚自己会有怎样的后果——除非——除非他把狼杀死。这就演出了一个极其残酷的生存悲剧：一个生病的人爬行着，一只生病的狼颠跛着，两个生物拖着奄奄一息的身躯穿过荒野，彼此在猎取对方的生命。

假如它是一只健壮的狼他还不怎么在乎，可想到就要被那可厌的也是行将就木的畜生吃掉，他便十分反感。他可是很在乎这一点的。他的大脑又恍惚起来，为幻觉所困惑，而清醒的时间愈来愈短。

一次耳边传来呼哧呼哧的声音，使他从昏迷中醒来，只见狼跛着脚往后一跳，由于太虚弱跌倒了。这真是滑稽可笑，但他并不觉得有趣，甚至不感到害怕——他早已没有这种感觉了。不过这时他头脑是清醒的，躺在地上思考。轮船只有四英里远，他擦擦眼睛后看得一清二楚，还发现一只扬着白帆的小船在明媚的海上破浪前进。可这最后四英里他爬不过去，他明白这一点，对此十分平静。他知道自己连半英里也爬不了。然而他不想死，经过这一切努力后再死是不合理的。命运向他索取的太多。尽管生命垂危，但他不愿放弃。也许这样做相当疯狂，可在死神的魔掌中他仍向死神挑战，拒不低头。

他闭上眼睛，非常谨慎地保持镇静，使自己坚强起来，战胜令他窒息的衰弱——它像涨潮的海水一般不断拍打着他的生命之舱。这种致命的衰弱太像海水了，它涨得越来越高，将他的意识一点点淹没。有时他几乎就要被彻底淹没，但仍伸出无力的手拼命游着；通过心灵某种奇特的炼金术，他竟再次获得一星半点的意志，更加有力地划着。

他一动不动躺在那儿，能听见病狼呼哧呼哧的呼吸声慢慢地越来越近。在漫长的时间里这声音总是不断移近，他仍然不动。声音已在耳旁了，粗糙的舌头像砂纸摩擦着他的面颊。他猛然伸出双手——或至少想要猛然伸出。他的手指像爪子一般抓着，却只抓到空气。敏捷与准确是需要力量的，而他缺少这种力量。

狼的耐性大得惊人，男人的耐性也丝毫不减。他一动不动躺了半天，极力不让自己昏迷，等候着要吃掉他而他也反过来想吃掉的东西。有时软绵绵的海水把他盖过，他做着长长的梦；但他总是经受住了这一切，一会儿醒来一会儿做梦，等着呼哧呼哧的声音和舌头粗糙的摩擦。

他没有听见呼哧声，慢慢从什么梦中醒来时感到舌头在他手上舔着。他在等待。狼牙无力地咬下，力不断加大；这只狼在使出最后一点力气咬住等得太久的食物。可男人也等得太久了，他用被咬坏的手箍住它的嘴。狼慢慢无力地挣扎着，他的手也无力地箍着，另一只手移过来抓住它。五分钟后男人把整个身子压到了狼身上。他的双手都无力把狼勒死，不过他的脸紧紧抵住狼喉，满嘴都是狼毛。半小时后他感到一股热流淌进喉里，觉得不舒服，像是熔化的铅被灌入他胃里——仅仅由他的意志灌进去的。再后来他就翻过身躺在地上睡着了。

在“贝德福德”捕鲸船上有一些科学考察队队员，从甲板上注意到岸上有个奇怪的东西，正沿沙滩移向海水。他们分辨不出是什么，于是爬入大船边的捕鲸小艇上岸去察看。他们发现那是某种活物，但很难说是一个人。它两眼紧闭，迷迷糊糊，像只什么怪虫在地上蠕动。它虽白白努了不少力，但仍顽强拼搏着，或许一小时也只能艰难地向前蠕动二十英尺。

三周后男人躺在“贝德福德”捕鲸船的床上，消瘦的面颊上流着眼泪，一边告诉人们他是谁，遭受了什么不幸。他还语无伦次念叨着他的母亲、阳光照耀的南加利福尼亚和柑橘林与鲜花丛中的一个住宅。

没过多久他就与科学队员和高级船员们一道坐在了餐桌旁，贪婪地看着许许多多食物，焦虑不安地注视着它们进入别人嘴里。见每一口食物被吃掉他眼里都会流露出深深的悔恨。他现在已相当健全，但他讨厌那些用餐的人，时时害怕食物会没有了。他向厨师、男侍和船长打听还有多少食物，他们无数次让他放心，可他不相信，狡猾地亲自去贮藏室探看。

大家注意到男人发福了，每天越来越胖。科学队员们摇摇头作些推测，用餐时不让他吃得太多，可他的肚子仍不断增大，连衬衣都顶得老高。

船员们露齿而笑。他们明白。当科学队员们密切观察他时，他们也明白了。他们看见他早餐后没精打采向前走去，像个乞丐似地对某个船员伸出手，这个船员就露齿而笑，给他一块压缩饼干。他贪婪地一把抓过去，像个吝啬鬼看见金子一样，然后猛地把它塞进衬衣胸部里。其他露齿而笑的船员给他东西时情况也差不多。

科学队员是谨慎的，他们不去管他，只是暗中检查他的床。只见床上到处是压缩饼干，床垫里塞满了饼干，每一个隐秘的角落都塞满了饼干。然而他是健全的。他只不过预防着会再次遭受饥荒。他会恢复过来的，科学队员们说。的确如此，当“贝德福德”船在旧金山湾辘辘地抛锚时他已经完全恢复了。

[1]
大熊湖(Great Bear Lake)，在加拿大西北部。

[2]
科珀曼河(Coppermine River)，在加拿大西北部。

[3]
哈得孙湾公司(Hudson Bay Company)，1670年在英国创立。

[4]
马更西河(Mackenzie)，在加拿大西北部。

[5]
沙嘴，向海河突出的一种低平狭隘的岸边堆积地貌。

北方的奥德赛

[1]

1

挽具嘎吱嘎吱叫着， 领头狗身上的铃子叮叮当当地响， 使雪橇永不停息地唱着悲歌； 不过男人们和狗都已疲乏， 此时一声不响。路上厚厚积了一层刚落下的雪。他们来自遥远的地方。滑板负载着燧石般的冻结的驼鹿腿肉， 紧贴覆盖着松软的雪的地面， 其坚韧顽强几乎富有人性。夜幕降临， 这晚不需扎营。雪轻轻飘过沉闷的空气——不是雪花， 而是图形精美、 体积微小的霜晶体。天气很暖和， 只有零下十度， 男人们毫不在乎。迈尔斯和贝特尔斯已把耳扇

[2]

拉了起来， 而莫尔缪特·基德甚至脱掉了连指手套。

刚到下午时狗就已疲劳不堪，不过现在又有了活力。更精明的狗显得有些不安——对缰绳的约束极不耐烦，对是否加快速度犹豫不决，不断抽鼻子竖耳朵。而后面一些冷漠无情的狗老是顽皮地咬它们的后腿，惹它们生气，逼它们猛跑。受到责骂的狗也被激发起来。最后，雪橇最前面的领头狗呜呜发出一声刺耳的欢叫，在白雪中低头拉着轭飞奔而去。其余的狗也开始飞跑。后带和缰绳被收紧，雪橇迅猛向前，男人们紧紧抓住方向杆，很快将其底部拉起以免被压在滑板下面。他们身上的疲劳已消失，高喊着使狗也受到激发，并在欢快的叫声中奔驰于愈来愈浓的夜色里。

“快跑！快跑！”男人们轮流叫着，雪橇出其不意地离开大道，在单人滑板上倾斜着，像顶风前进的小帆船一般。

然后队伍向着一扇明亮的羊皮纸窗户开始一百码冲驰——这显然是一个简陋的小木屋，有呼呼叫的育空炉

[3]

和冒着蒸汽的茶壶。可小木屋里已闯入一些陌生的人。六十只爱斯基摩狗一齐发出挑战的嗥叫，另有同样多的毛茸茸的家伙向雪橇最前面的狗猛冲过去。门突然打开，一个穿着“西北警察”红色紧身短上衣的男人从一大群凶猛的狗当中穿行过来，用狗鞭柄平静公正地安抚它们。之后男人们相互握手，这样莫尔缪特·基德便被一个陌生人接进了他自己的屋里。

桑特利·普林斯是负责照管前面提到的育空炉和热茶的人，他本来是应该出来迎接他们的，但此时他正招待客人。客人约有十多个，他们的特征难以形容，就像众多执行女王

[4]

法律或替女王传递邮件的人难以形容一样。各种各样的人都有，但共同的生活又使他们形成了某种风格——因长期奔波于艰难曲折的道上，脸被晒得黑黑的，瘦长结实，心胸坦荡，无忧无虑，目光炯炯，坚定沉着。他们替女王赶着雪橇狗，令她的敌人胆寒，吃着她赐予的微薄食物却心情快乐。他们已经风雨见世面，体验过种种浪漫奇遇，只是自己没意识到罢了。

他们显得十分自在。有两个人懒洋洋地躺在莫尔缪特·基德的床上，哼着他们的法国祖先刚进入西北地带并与印第安女人成婚时唱的歌。贝特尔斯的床也遭到类似侵袭，有三四个身强力壮的林居人把脚伸在毯子里转动着，一边听另一个人讲故事，此人在沃尔斯利进军喀土穆时曾服务于其船队。待他讲累时，一个牛仔又接着讲巴法罗·比尔游历欧洲首都时他所见到的宫廷、国王、君主和小姐们。在一个角落有两个混血儿，是某次失败战役中的老战友，他们边修补挽具边闲谈着西北部点燃造反烈火、路易斯·赖尔

[5]

当政的日子。

这些人粗野的玩笑此起彼伏，他们把在曲折道路上和汹涌河流中遭到的巨大危险说得极其平常，仅把它们作为一点点滑稽可笑的事件来回忆。普林斯盲目信从于这些未加冕的英雄，他们目睹了历史的形成，只把伟大浪漫的事件看作日常生活中平凡的小事。他将自己珍贵的烟叶非常大方地分给大家，使锁住记忆的生锈铁链被打开，为人遗忘的奥德赛们专门为了他而复活。

谈话越来越少，这些旅途中的人们最后再装满烟斗，解开紧紧卷着的毛皮被，这时普林斯就转向自己的朋友以了解更多的情况。

“瞧，那个牛仔你是知道的，” 莫尔缪特·基德回答，开始解开鹿皮鞋。“和他睡在一起的那个人，不难猜出是属于英国血统的。至于其余的人，他们都是法国皮货商的后裔，天知道与多少其他血统的人结合而来。睡在门边的两个人是普通的‘红白混血儿’或白人

[6]

。那个系着纺毛腰巾的小子——注意他的眉毛及颌部的形状——让人似乎看到一个在母亲被熏黑的帐篷里哭泣的苏格兰孩子。那个把带风帽的大衣搁在头下的漂亮家伙是个法国混血儿，你听到过他说话，他不喜欢睡在旁边的两个印第安人。你瞧，当‘红白混血儿’在赖尔率领下造反时，是纯血统的人维护了安定，使他们从此总能相互爱护。”

“喂，炉子旁那个一脸忧愁的家伙呢?我发誓他不会说英语；他一晚上都没张过嘴。”

“你错啦。他很懂英语。他听的时候你注意到他的眼睛没有?我注意到了。不过他与别人非亲非故，　他们说土话时你会看出他什么也不懂。我自己也弄不明白他的情况。咱们先观察一下吧。”

“丢几根柴到炉里！” 莫尔缪特·基德说，提高声音，直盯住所指的人。

对方立即照办。

“他还知道守规矩呢，”普林斯低声说道。

莫尔缪特·基德点点头，脱掉袜子，从躺着的男人们中间穿过走到炉旁，把湿湿的袜子与十多双同伴的袜子挂在一起。

“你看啥时能到达道森?”他试着问。

男人先仔细打量一下他，然后才答道：“他们说还有七十五英里。是吗?那也许要两天。”

他只有不易察觉的轻微口音，而遣词造句则毫无困难。

“以前来过这里?”

“没。”

“西北地区呢?”

“去过。”

“在那里出生?”

“不。”

“唉，见鬼，你究竟是在哪里出生的?你和这些人不一样。” 莫尔缪特·基德把手一挥，指向那些赶狗拉雪橇的人，甚至包括两个钻进普林斯床上的警察。“你从哪里来?我也见过像你这样的脸面，可不记得是在哪里。”

“我知道你，”他不相关地回答，立即把莫尔缪特·基德的问话扯到一边。

“哪儿?见过我?”

“不，只是很久前在帕斯蒂里克见过你同伴，他是个牧师。他问我是不是见过你，莫尔缪特·基德。他给我吃的。我没留多久。你听他说起过我吗?”

“啊！你就是那个用水獭皮换狗的?”

这人点点头，敲敲烟斗，把身子蜷缩进毛皮里表示不愿再说话了。莫尔缪特·基德吹息用旧铁罐制作以破布为芯的灯，同普林斯一起钻进毯子里。

“嗨，他咋样?”

“不清楚——别老缠住我了，把嘴好好闭上。不过他这小子真让人好奇。我听说过他。八年前太平洋沿岸地区的人就都对他好奇了。有点神秘，你知道。他是隆冬时从北部来的，离这儿有一千英里远，一路绕着白令海

[7]

向前，好像有魔鬼在追他。谁也不明白他从哪里来，但他一定来自很远的地方。他在戈洛文湾问如何去南方，那个瑞典牧师给他食物，那时他已快要累死啦。然后他不再沿海岸旅行，而是直接穿越诺顿湾

[8]

。虽然遇到狂风大雪，天气恶劣，但他战胜了一个个困难，换了别的人，在那种情况下有一千个都会送命的；结果他绕过圣迈克尔到达帕斯蒂里克，只失去了两只狗，差点儿饿死。

“他急于赶路，鲁博牧师就让他带上一些食物，但无法给他狗，因为牧师自己都在等我同他一起赶路。‘尤利西斯’

[9]

先生不笨，知道必须带着狗才能上路，所以他为难了几天。他的雪橇上有一捆加工过的上等水獭皮，是海獭的，你明白，与相同重量的金子一样昂贵。在帕斯蒂里克还有一个老夏洛克

[10]

，是个俄罗斯商人，专门宰杀狗。唔，他们没多久就完成了交易，当那个‘怪人’再次向南赶路时就已有了一支飞跑的狗队。顺便说说，夏洛克得到了那些獭皮。我见过它们，真是棒极啦。我们计算了一下，发现狗给他带来至少五百张皮。好像并不是那个‘怪人’不懂海獭皮有多贵重，他也是某种印第安人，从他说的一点点话中可看出他在白人中间生活过。

“当海里的冰融化后，从纽尼瓦克岛传来消息说他去那儿弄食物来着。然后他又消失了，眼下是八年来第一次听说他。瞧，他从哪里来?在那儿干啥?为啥要从那儿来?他是个印第安人，谁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而且他还守规矩呢，这对一个印第安人可不寻常。你又有了一个要弄明白的北方秘密，普林斯。”

“非常感谢，可我手头上的事还办不完呢，”他回答。

这时莫尔缪特·基德已传来粗重的呼吸声，而年轻的采矿工程师却直望着漆黑的夜色，等待自己身上奇怪的兴奋劲儿平息下去。待他入睡后，大脑继续活跃，一时也在梦想着穿越白茫茫的陌生世界，与狗群一道在艰难曲折、永无止境的道路上奋力向前，眼见男人们艰辛地生活着，并勇敢地死去。

次日离天亮还有几小时时，这些赶狗拉雪橇的人和警察就向道森出发了。为了维护女王陛下的权威，她的小小臣民们的命运都由她支配；所以这些邮差很少休息，一周后就负载着送往索尔特河

[11]

的沉重邮件到达斯图尔特河。虽然狗已换上别的，但它们毕竟是狗。

男人们指望着短暂的停留以便休息一下；此外，克朗代克是北部的一个新区，他们希望见识见识这个“金城”——这儿灰尘像水一样地涌动，舞厅无休无止回响着狂欢音乐。可他们的兴趣仍像以前来时一样，呆在屋里烤袜子抽夜烟，虽然有一两个胆大的想着开小差，找机会穿过人迹罕至的落基山脉到东边，然后经马更西谷到达奇佩维安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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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老地方。有两三个人甚至决定等他们的服务期满后从那条路回家，并立即制定计划，急切盼望着将进行的冒险，就像一个从小在城里长大的人会利用一天的假到乡村林子里去走走一样。

“做獭皮生意的人”似乎非常不安，不过他对于讨论的事不太感兴趣，最后他把莫尔缪特·基德拉到一边，低声同他谈了一会儿。普林斯好奇地往他们那边看着，见他们戴上帽子和连指手套走出去，他更加感到神秘。待他们回来时莫尔缪特·基德把称金子的秤放到桌上，称出六十英两这东西放到“怪人”的口袋里。这时赶雪橇狗的领头也加入他们的谈话，谈成了某种交易。第二天这帮人继续沿河而上，只是“做獭皮生意的人”带了几磅食物转身回道森去了。

“闹不明白是咋回事，”莫尔缪特·基德对普林斯回答道。“不过由于某种原因这个可怜的家伙想终止服务期——至少他觉得这个原因非常重要，虽然不愿说是因为啥。你瞧，这就像是在服役，他签了两年约，而解除协约的唯一办法就是出钱。他是不能开了小差还呆在这儿的，可他又发狂地想留在这个地方。到了道森后再定，他说；但谁也不认识他，他一分钱没有，只有我才和他说上过两句话。所以他就同领头商量，作出安排，以便急需时可以从我这儿弄到钱——你知道是借。他说年内就还我，如果我愿意他会想法让我发财。他也从没见过财在哪里，只知道发财。

“他和我说的啥！他把我叫出去时就要哭了，一个劲恳求，对着我在雪地上跪下，直到我把他拉起来。像个疯子一样团团转，尽说些废话。他发誓说干了这么多年，现在干到头了，再也受不了失望的打击。问他为啥，他就是不讲，只说他们会把他留在另一边，那样他两年也到不了道森，那时就太晚了。我一生还从没见过谁像他那个样子。我说我会把财物给他，不得不再次把他从雪地上拉起来。我让他把我的金子作为股份用到探寻矿藏上去。你以为他会接受这个条件?才不呢，先生！他发誓要把发现的矿藏全都给我，让我变得从没梦想到过的那么有钱，如此等等。瞧，一个把生命和时间都压在某一财产上的人，通常很难把他赚到的一半交出来。这一切背后还有什么隐秘原因，普林斯，你只需注意就行了。如果他呆在这里我们会听说有关情况的。”

“如果他不还你金子呢?”

“那么我这片好心受到的打击就太大啦，我会白白丢掉六十多英两。”

寒冷的天气到来，夜晚变得漫长，太阳沿南边的雪线玩起了古老的躲躲猫游戏，之后才听说了有关莫尔缪特·基德投入的那些金子的情况。元月初一个阴冷的早晨，一支负载着沉重货物的狗队向斯图尔特河下游他的小屋奔去。“做獭皮生意的人”也在里面，和他一起走来的另有一人，似乎连上帝也差点忘了如何把他塑造成形。大家只要一谈到运气、胆量和价值五百美元金矿砂的事无不提到阿克塞尔·冈德森这个名字；营火会上上下下一说到勇气、果断或魄力总有他的形象出现。本来谈话的劲头已慢慢熄灭，可一提到分享他财产的那个女人，又会重新熊熊燃烧起来。

正如上面已经提到的，关于阿克塞尔·冈德森的形态上帝记住了其古老的精明手段，将他按照世界之初人出生时的模样进行塑造。他身材魁梧，足足有七英尺高，穿着奇装异服，简直像个“黄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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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巨头。他长着巨人般的胸部、脖子和四肢；体重达三百磅，所以脚上的雪鞋远比一般人的大。他体形粗糙，眉毛粗壮，下巴很大，眼睛是极淡的蓝色，坚定无畏，面容告诉人们他只知道强权法则。他的头发带成熟的穗丝黄色，上面有一层霜，拂来拂去，像白昼拂过夜晚，长长地披在熊皮大衣后面。他在狗队前面大步沿着狭道走来时，似乎隐约有一种不可分割的海员的生活传统。他用狗鞭柄敲莫尔缪特·基德的门，像古代挪威的海上流浪者去南方偷袭时，会猛撞城堡大门要进去一样。

普林斯露出女人般的胳膊，捏制着含酵母的面包，一边多次瞥看着三个客人——他们的模样也许你在自己家里一辈子都遇不到。莫尔缪特·基德称之为“尤利西斯”的“怪人”仍然使他深受吸引，不过他主要的兴趣还在阿克塞尔·冈德森及其妻子身上。旅途使她十分劳累，因为自从丈夫掌握了受冻的富矿线

[14]

的财产后，许多天来她都呆在舒适的小屋里，变得闲散了。她依偎在丈夫宽大的胸部，像一朵柔嫩的花紧靠墙体，懒懒地回答莫尔缪特·基德善意的取笑，并偶尔用她那深沉的黑眼扫视一下，使普林斯产生一种奇异的激动。这是因为普林斯是个健壮的男人，很长时间以来难得见到女人。她比他大，此外还是个印第安人。可她与他见过的所有土著女人都不同：她走过一些地方——从谈话中他了解到她曾生活在他的同胞们中间；他的女同胞们知道的事她大多知道，此外还知道很多她们不一定知道的事。她能用晒干的鱼做出一顿饭或是在雪地上搭起一张床；然而她却故意做出许多道菜，每一道菜都不多，以此逗弄他们，并提到过去那些几乎被他们忘记的各种菜肴，引起他们奇异的内部纠纷。她了解驼鹿、熊和小蓝狐及北部海洋野生两栖动物的生活习性；对森林和溪流相当熟悉，人们写的故事、细软的白雪上的鸟儿和野兽在她看来都是一望便知的事情；当她读“营地法则”的时候普林斯瞥见她那双眼睛颇为欣赏地闪烁着。在他热血沸腾之时，这些法则便受着“无法遏制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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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保护，并以其简单明了著称。在女人们出现之前普林斯对这些法则总是不予理睬，可谁能猜想到这个土著女人——唉，现在一切都太晚了。

瞧，这就是阿克塞尔·冈德森的妻子，一个声名已随丈夫穿越整个北方地区的女人。吃饭时莫尔缪特·基德带着一个老朋友的自信逗弄她，普林斯也摆脱了最初与她相识时的腼腆加入进去。但她在这种不平等的竞争中坚守阵地，而不太机敏的丈夫只知道喝彩。他很为她自豪，其每一神情举止都显示出她在他生活中多么重要。“做獭皮生意的人”默默吃着饭，在这场快乐的竞争中被遗忘了，其他人还在吃饭时他便早早离开桌子，出去来到狗队中间。不过没一会儿所有同行的人都戴上手套穿上派克大衣跟了出来。

已经很多天没下雪，坚实的育空道仿佛结成光滑明亮的冰，雪橇在上面滑行得极其顺利。尤利西斯在最前面，接着是普林斯和阿克塞尔·冈德森的妻子，而莫尔缪特·基德和黄发巨人在最后。

“这只是一个‘直觉’，基德，”他说，“不过我看是可靠的。他虽从没去过那里，可他的话说得很不错，还让我看到一张多年前我在库特奈听说过的地图。我本想让你也一起去，可他是个怪人，明确发誓说谁要是再加入进来他就干脆放弃。不过我回来时会第一个把消息告诉你，并首先资助你探矿，另外在城市规划区里让你有一半股份。”

“别！别！”他见基德极力插话时叫道。“我在极力办好这事，完成以前会需要两个人的。如果事情顺利，那将又是‘半个克里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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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的将是石英，你知道，而不是一般砂金，只要干得好咱们会获得数百万财产。我听说过那个地方，你也听说过。咱们将建造一座城市——有成千上万的工人——良好的水路航道——庞大的运输业——造一些吃水不深的探测船——也许勘定一条铁路——办锯木厂——电厂——自己的银行——辛迪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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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嗨！你只要别声张等我回来就行啦！”

在道路穿过斯图尔特河口时雪橇暂停下来。这儿是一片向着陌生的东方延伸的连绵不断、极其宽广的冰雪世界。捆在雪橇上的雪鞋被取下。阿克塞尔·冈德森和大家握手，走到前面。他那些网状大雪鞋要陷入松软的雪面足足半码，使雪被压紧，这样狗就走得很稳。他妻子跟在最后一辆雪橇后面，让人看出她因长期穿这种笨拙的雪鞋已能行走自如了。沉默在欢快的告别声中被打断，狗呜呜叫着，“做獭皮生意的人”向一只顽固的辕狗挥鞭打骂。

一小时后，这支队伍便像一支黑色的铅笔，在大页书写纸一般的雪地上又长又直地缓缓向前移去。

2

许多星期后的一天晚上，莫尔缪特·基德和普林斯为象棋的问题争论着，这些问题是登在一本破旧杂志上的。基德刚从博纳扎回来，他在那儿拥有矿产，现在正休息准备作一次长时间的狩猎，猎取驼鹿。普林斯也几乎整个冬天都在外面奔波，现在很想呆在棚屋里快快乐乐过一周。

“插入黑马，将军。不，不行。喂，下一步——”

“干嘛兵走两格?在中途肯定会被吃掉的，象别挡住——”

“可是别忙！那里有个漏洞，并且——”

“没有，防备着呢。继续吧！你会看到要起作用的。”

他们说得非常有趣。这时有人敲了两次门，莫尔缪特·基德才说道，“请进。”门猛地被打开，什么东西摇摇晃晃钻进来。普林斯瞧见那东西直盯住他们，一下站起。他眼里流露出恐惧，使莫尔缪特·基德也猛然转过身，同样大吃一惊，虽然他不是没经历过险恶的坏事。那东西鲁莽地向他蹒跚而去，普林斯侧身慢慢移开，直至移到挂着他史密斯威森牌衣服的钉子旁。

“天哪！这是什么?”他低声对莫尔缪特·基德说。

“不知道。像是个受冻的傻瓜，不是乞丐，” 莫尔缪特·基德回答说，一边往相反方向移开。“小心！它也许发疯了，”他警告说，关上门后移回去。

那东西走向桌子，简陋的油灯发出的亮光照着它的眼睛。这使它觉得有趣，高兴地发出怪异的咯咯声。接着，突然他——因他是一个人——摇晃着回去，狠拉一下皮裤，开始唱出一支水手的劳动号子，正像人们绕着绞盘起锚、大海在耳边咆哮时一样：

“北方佬

[18]

的船沿河而下，

划呀！勇敢的小伙子！划呀！

你想知道船长是谁吗?

划呀！勇敢的小伙子！划呀！

他就是南卡黑里纳的乔纳森·琼斯嘛。

划呀！勇敢的——”

唱到中途他突然停下，发出狼似的嗥叫向肉架踉跄而去，他们没来得及阻拦，他已用牙齿撕咬着一块生腌肉。莫尔缪特·基德与他展开激烈争夺，但他那疯狂的力量来得快也去得快，他只好无力地交出抢夺的东西。两人把他扶到一张凳子上，让他半个身子都躺在了桌上面。他喝过一点威士忌酒后体力有所恢复，能用匙子在莫尔缪特·基德放到他面前的糖罐里舀糖吃。待他的食欲得到适当满足后，普林斯颤抖着递给他一大杯清淡的牛肉茶。

这家伙的眼睛忧郁中带着疯狂，他每吃一口它们都会先是发亮然后黯淡下去。他脸上几乎见不到皮肤，面部凹陷瘦削，简直不像个人脸了。一次次冰霜在它上面留下深深的印痕，每一次都在半愈的伤疤上留下一层痂。这干硬的表面呈现出血黑色，并有严重的锯齿裂缝，从那儿红红的生肉隐隐可见。他身上破烂的皮衣肮脏不堪，一边毛皮已烧焦脱落，说明他睡着时火曾烧到那里。

他身上的皮衣已被太阳晒黑，莫尔缪特·基德指着上面一条条被割去的地方——饥荒留下的残酷标志。

“你——是——谁?”基德缓慢而清晰地问。

他不予理睬。

“你从哪里来?”

“北方佬——的船——沿河而下，”他颤抖地回答。

“无疑是沿河来的乞丐，”基德说，摇摇他极力想让他把话说得更清楚些。

可他一被碰着就尖叫起来，显然疼痛地用一只手拍自己胁部。他慢慢站起身，半靠着桌子。

“她笑话我——不错——眼里带着憎恨；她——不——会——来啦。”

他声音越来越弱，身子往后倒下，莫尔缪特·基德急忙抓住他手腕，大声叫道，“谁?谁不会来啦?”

“她，昂加。她笑，打我，等等。然后——”

“说下去?”

“然后——”

“然后什么?”

“然后她在雪地里，躺了好久。她——还在——雪地——里。”

两个男人无可奈何地面面相觑。

“谁在雪地里?”

“她，昂加。她看我时眼里带着憎恨，然后——”

“快说，快说。”

“然后她拿起刀，对，一次，两次——她很虚弱。我走得很慢。那里有很多黄金，很多很多黄金。”

“昂加在哪里?”就莫尔缪特·基德所知，她也许在一英里外的地方奄奄一息了。他猛摇着来人，不断重复问，“昂加在哪里?谁是昂加?”

“她——在——雪地——里。”

“说下去！”基德狠狠捏住他手腕。

“我——本来也会——在雪地里——可我——得还一笔债。这债——不轻——我得——还——我得——”他停止了支吾简短的话，在口袋里摸着，取出一只鹿皮小袋。“有债——要还——5磅金子——还给莫尔——缪特·——基德——我——”他软弱无力的头耷拉在桌上，连莫尔缪特·基德都无法把它再抬起来。

“是尤利西斯，”他静静地说，把那袋金矿粉丢到桌上。“我想他与阿克塞尔·冈德森和那个女人一整天在一起。来，咱们用毯子把他裹上。他是个印第安人，会渡过危险的，并且会把情况都告诉我们。”

他们把他身上的衣服割开，在他右胸口可看见两道未愈的深深的刀伤。

3

“我会用自己的办法把情况讲给你们听，不过你们会明白的。我会从头开始，说说我自己和那个女人，然后再说说那个男人。”

这个“做獭皮生意的人”向炉子靠近，正如被剥夺了火、害怕这普罗米修斯

[19]

的礼物会随时失去的人一样。莫尔缪特·基德拨弄一下油灯让它更亮一些，把它移过去照着讲话者的脸。普林斯也从床边移过来加入其中。

“我叫纳斯，是个酋长，也是酋长的儿子，出生在日落和日出之间，在父亲的爱斯基摩皮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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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那时海上一片黑暗。男人们整夜拼命划船，女人们把涌进船里的海水舀出去，大家都在风暴中挣扎。咸咸的海水在母亲的胸口上冻结，等浪潮过去时她也停止了呼吸。可我——我却在风暴中发出声音，活下来了。

“我们住在阿卡坦——”

“哪里?” 莫尔缪特·基德问。

“阿卡坦岛，属阿留申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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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过了奇格尼克岛，过了卡达拉克岛，再过了乌尼马克岛。正如我说，我们住在阿卡坦岛，它在世界边缘，在大海中间。我们在海上打鱼，捕海豹和海獭，我们的住屋一个挨一个，建在森林边与黄色沙滩间的狭长多石地段，我们的爱斯基摩皮筏就停放在那儿。我们人不多，那个地方很小。东边有一些奇怪的岛子，像阿卡坦岛一样，所以我们以为世界都是岛子，也不在意。

“我与我们的那些人不同。沙滩上有一些造船用的弯曲船骨和被海浪冲击得变形的厚木板，我们的人从不那样造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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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在岛子的峰顶——它从三面俯瞰大海——有一棵以前从没生长过的松树，平滑、挺直、高大。据说两个男人来到那个地方，转了好几天，一直观察到天黑。这两人就是划那只船从海上来的，这时船已成碎块搁在沙滩上。他们像你们一样白，捕海豹的人空着手回来时他们就虚弱得像小孩一样。我是从老人们那里听说的这些事，老人们又是从自己父母那里听来的。这些奇怪的白人最初不喜欢我们的生活方式，不过他们吃了鱼和鱼油后变得强壮凶猛了。他们建了自己的住房，娶走我们那些最好的女人，最后有了孩子。我父亲的父亲的父亲就是其中一个孩子。

“如我说的，我与我们那些人不同，我身上流着从海上来的那个男人强壮而又奇怪的血。据说在这些白人来以前我们还有别的法则，可他们很凶猛，又好争吵，爱与我们的人打斗，直到再没我们的人敢与他们拼为止。然后他们就自己当起酋长来，取消我们旧的法则，给我们制定新的法则，到后来酋长竟只能是父亲的儿子而不是母亲的儿子，像我们很久以前曾经的那样。他们还规定长子继承父亲的全部财产，其他兄弟姐妹就只好自谋生路了。他们还给我们定出其他法则，教我们打鱼捕熊的新方法，林里的熊很多。他们又教我们把大量粮食储藏起来以便饥荒时有吃的。这些事情都不错。

“可他们当上酋长后，再没人敢面对他们的愤怒，这些奇怪的白人就相互打斗。我那个祖宗把他捕海豹的叉深深刺进另一个白人的身体里。他们的孩子、孩子的孩子继续打斗，相互产生深仇大恨，干尽坏事，甚至到了现在也一样，结果两边只留下一个人还流着各自祖宗的血。我这方家族就我一人，另一方家族只有一个女孩，叫昂加，她和她母亲住在一起。一天晚上她父亲和我父亲出去打鱼没有回来，后来被大浪冲到沙滩上，他们俩紧紧挨着。

“大家为双方的仇恨感到不解，老人们摇着头，说我的和她的孩子出世后还将继续打下去。我还是个孩子时他们就这样告诉我，后来我相信了，把昂加当做敌人，她将会有孩子，而她的孩子将和我的孩子争斗。我一天天想着这些事，长大成人后问他们为啥会这样，他们回答说，‘我们也不知道，不过你们的祖宗们就是这样的。’我真是吃惊，后来出生的人竟然要接着打他们已故亲人的仗，我看不出这有啥对。可人们说必须这样，而我还只是个年轻人。

“他们说我必须抓紧结婚生孩子，这样他们就会比她的孩子大，也更强壮。这不难，因为我是酋长，大家都由于我祖先们的英勇行为和美好法则尊敬我，并且我还有那么多财富。任何姑娘都愿意嫁给我的，可我没喜欢上一个。老人们和姑娘的母亲们让我别拖延，因为那时一些猎人也在极力向昂加的母亲表示愿意娶她的女儿；假如她的孩子比我的孩子先长大，我的孩子们必然活不成的。

“我没见到一个中意的姑娘，直到一天晚上我打鱼返回。这时太阳看起来很低很圆，风很大，我们的划子在白浪上飞速前进。突然昂加的划子从我身边驶过，她看着我，一头黑发像夜里的一团云飘拂着，面颊被浪花打湿。如我所说，太阳看起来圆圆的，而我已是个年轻人；阳光非常清晰，我知道那是友好的呼唤。她刚从我身边冲过不远就回头看我——只有昂加这个女人才会有那样的神情——我再次知道那是友好的呼唤。我们从那些懒散的划子旁边飞快驶过并把它们远远丢在后面时，只听人们喊叫起来。她划得相当快，我的心变得像帆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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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可我就是赶不上她。风更大，白浪更高，我们像海豹似地向着金色的阳光大道迅速迎风前进。”

纳斯摆出一副蹲着的姿势，一半身子跨出凳外，像在奋力划船重新开始与昂加比赛一样。他似乎在炉子那边的什么地方看见颠簸的划子和昂加飘拂的头发，呼啸的风声似乎在他耳边响起，咸咸的海风又向他迎面扑来。

“她向岸边驶去，冲上沙滩，一路笑着朝母亲的住处奔跑。那晚我产生了一种非凡的想法——一个领导阿卡坦岛所有人的酋长应有的想法。所以当月亮升起时我来到她母亲的住处，看见堆放在门边的亚什罗什的礼物，亚什罗什是个强壮的猎人，他想娶昂加作她丈夫。别的小伙子也曾把礼物放在那里，但后来拿走了；他们的礼物一个比一个多。

“我向着月亮和星星笑起来，回到自己家，我的财富都放在那里。我来回跑了许多趟，直到我的礼物堆得比亚什罗什的高出不少。有晒干烟熏过的鱼；四十张粗毛海豹的皮，二十张陆地动物的毛皮，每一张皮的嘴部都被系上，胀鼓鼓地装了很多油；有十张熊皮，是熊春天出来时我在森林里捕杀到的。还有珠子、毯子和红布，是我从东方人那里交易得来的，他们又从更远的东方人那里交易获得。我看着亚什罗什的礼物发笑，因为我是阿卡坦岛人的头儿，我的财富比所有年轻人的都多，我的祖先们又立过功，制定过不少法则，让人们永远提到他们的名字。

“这样，第二天早晨我来到沙滩，瞥一眼昂加母亲的住房，可发现我送的礼物一动没动。女人们笑着，相互说一些狡诈的事情。我弄不明白，因为以前从没有谁送过那么贵重的礼物。那晚我又加了一些礼物进去，并在旁边放上一只皮硝得很好、从没用过的新划子。可是白天它仍然搁在那儿，让所有男人嘲笑。昂加的母亲很鬼，我为在自己人面前丢脸而气愤，那晚我又把礼物增加到一大堆，将一只庞大的皮筏也拖去，它的价值相当于二十只小划子。次日早晨礼物果然全不见了。

“于是我着手准备婚礼，甚至一些东方人也赶来赴宴，参加‘炫财冬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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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加比我大四‘日’也就是我们历法中的四年。我还年轻，不过我是个酋长，也是酋长的儿子，那有啥关系。

“可有只大船鼓着帆在海面上飞快行驶，风越大船帆鼓得越大。它的排水孔拼命排着水，船上的男人们手忙脚乱，极力用抽水泵抽水。船头站着一个高大魁梧的男人，他观察水的深度，发出雷鸣般的命令。他的眼睛呈现出深水的那种淡蓝色，头像海狮的一样，头发是黄色，像南方收获时的稻草或水手们编制绳索用的股线。

“近些年我们见过不少从遥远地方来的船，不过它是第一艘到达阿卡坦岛的。宴席被打断，女人和孩子们跑回屋里，男人们把弓上好弦，手持长矛防备着。可当船靠近沙滩时那些奇怪的男人对我们毫不理睬，只管忙自己的事。等潮水退去后他们就把那只纵帆船翻过去，把它底部的一个大洞补上。女人们又不声不响地回去，宴会继续进行。

“当潮水涨起来时，这些海上流浪者们就抛小锚把纵帆船移到深水去，然后来到我们中间。他们还带来礼物，亲切友好，所以我就给他们让出位置，怀着慷慨大方的心像对待所有客人一样送他礼物；因为那是我的婚礼，我又是阿卡坦岛的酋长。长着海狮般鬃毛的人也在那儿，他如此高大强壮，以致脚落地时你会看见地在发抖。他直盯住昂加，双臂抱着，直到太阳西沉星星出来，他才回到自己船上。大家又唱又笑，女人们像一般妇女在这种时候那样说些狡诈的事。可我们不在乎。然后人们都回家去了，只剩下我和昂加。

“晚宴的声音还没完全消失，那个海上流浪者的头目又来到我们门口，他带着那些我们喝酒寻乐的黑瓶。瞧，我不过是个年轻人，一直生活在地球边上。我的血液变得像火烧一样，心轻飘得像飞上悬崖的浪花。昂加默默坐在角落里的毛皮中间，眼睛睁得很大，好像害怕。那个长着海狮般鬃毛的人把她盯了好久，然后他的人把一捆捆东西带进来，他把阿卡坦岛从没有过的财物堆放到我面前，有大大小小的枪支，各种弹药，明亮的钢斧钢刀，精巧的工具，以及我从没见过的奇怪玩意。他示意这一切都归我了，我还以为他这么慷慨真是了不起；可他接着又示意要把昂加带上他的船弄走。你们明白吗?——昂加要被带上他的船弄走。我祖先们的血液立即在我身上沸腾，我就用长矛向他刺去。可由于喝了酒我一点力也没有，他抓住我脖子把我的头向墙上猛撞。我像个刚出生的婴儿一样软弱，两脚无法站立。昂加发出尖叫，双手紧紧抓住屋里的东西不放，他们就都向我们扑来。那个头目把她拖到了门口，用巨大的胳膊把她抱住，当她扯他的黄发时他哈哈大笑，像一头发情的大雄海豹。

“我爬到沙滩边，呼唤着我的人们，可他们都害怕了。只有亚什罗什才是个男子汉，他们用桨击他的头部，直把他打得趴在沙地上一动不动。然后他们喊着号子扬帆离开了。

“大家说这下好啦，阿卡坦岛再没有血战了；可我一句话也没说，一直等到满月时，在划子里放些鱼和油，向东方驶去。我看见很多岛和很多人，我一直住在世界的边缘，现在明白世界是很大的。我用手势与人交谈，可他们从没见过一只纵帆船和长着海狮般鬃毛的男人，总是对我指着东方。我睡觉的地方、吃的东西和看见的人都稀奇古怪。许多人笑我，认为我头脑轻率，不过一些老人有时也让我看到光明，祝福我，年轻女人问到那只奇怪的船、昂加和流浪海上的人时心也会变软。

“这样，我穿过惊涛骇浪和狂风暴雨来到乌纳拉斯卡岛。那儿有两只纵帆船，但都不是我要找的。我继续往东，世界在我眼里也越来越大，到达乌拉摩克岛、卡迪亚克岛和阿托格纳克岛时仍没那只船的消息。一天我来到一块多石的地方，见男人们在山里挖坑。这里有一只纵帆船，也不是我要找的，男人们把挖到的石头搬到它上面。我觉得他们真是幼稚，因为世上遍地都是石头；不过他们给我吃的，让我干活。船吃水较深时，船长就给我钱让我走，我问他要去哪里，他指着南方。我示意愿跟他一起去，他先是笑了笑，但由于缺少人手他留下我帮着干活。所以我就像他们一样说话，卷绳索，在突然遇到风暴时赶紧收下鼓得很胀的帆，并轮着掌舵。可这也不奇怪，因为我的祖先们从来就是生活在海上的。

“我曾以为只要我到了他的那些人当中，找到他并不难。一天我们向岸边驶去，经过一条水道进入港口，我看到有我的两只手的手指头那么多的纵帆船。可是那些停靠在码头的大船排得长达数英里，像无数小鱼一样拥挤不堪，我钻到里面去打听那个长着海狮般鬃毛的男人时他们都笑起来，用各种民族的语言回答我。我发现他们来自地球上非常遥远的地方。

“我到城市里去观察每个男人的面容，可他们就像岸边密密麻麻的鳕鱼一样，我数都无法数。嘈杂的声音把我耳朵震得厉害，使我什么也听不见，一切都动个不止，把我弄得头晕眼花。我就这样不断往前走，穿越在暖和的阳光下各个欢乐的地方，只见一片片平原上丰收喜人，大城市里的男人们个个像女人，嘴上说假话，险恶的心里老想着得到金子。整个这段时间我那些阿卡坦岛的人继续打猎捕鱼，想到世界并不大而高兴。

“可我总想象着昂加捕鱼回来时的那种眼神，我知道总有一天会找到她的。她在黄昏时沿着静静的小路走来，或引着我在被晨露湿润的茂密的田野中奔跑；她眼里有一种只有昂加才能流露出的希望。

“我走过了上千个城市。有的人对我友好，给我食物，而有的人却笑话我，还有的人咒骂我，但我忍气吞声，继续走向一些奇怪的地方，看见奇怪的景物。有时我这个酋长和酋长的儿子还得替人干苦活——那些人说话粗鲁，心肠像铁一样硬，从同胞的辛劳和悲哀中榨取财富。我到处打听，仍没有消息，只好像返回栖息地的海豹一样回到大海。不过这是北方另一个国家的另一个港口，我在这里隐约听到关于那个黄头发的海上流浪者的事情，知道他专门捕猎海豹，甚至此时也出海猎豹去了。

“于是我和一些懒散的锡沃斯人

[25]

一起上了一只猎海豹的帆船，跟随着他毫无踪迹的路奔向北方，那儿狩猎还较暖和。我们出去了好几个月，弄得非常疲倦，用各种各样船员的语言交流，听到许多我要找的那个人的疯狂行为，但一次也没在海上遇见他。我们甚至来到北方的普雷拜罗弗，在沙滩上一群群的海豹中捕杀，把它们的肉弄到船上，直到排水孔流出油脂和血，谁都无法站在甲板上。然后有一只驶得并不快的船朝我们跟来，用大枪打我们，不过我们扬起帆，使海浪扑打在甲板上把它冲洗得干干净净，我们也迷失在浓雾中。

“就在我们担忧地逃走时，我听说那个黄头发的海上流浪者进了普雷拜罗弗，并去了加工厂。他的一部分人管着奴仆，其余的把一万张生海豹皮从用盐处理的加工房搬到船上。我说这些都是听说的，不过我相信；虽然我在海岸上从没遇见过他，但北方的大海上到处可听到人们说他如何疯狂胆大，最后，那三个在北方海域有领土的国家也派人驾船四处找他。我还听说了昂加，一些船长对她大加赞扬，说她总和那个男人在一起。她已学会他那些人的生活方式，他们说，并且很快乐。但我更清楚——知道她的心一直牵挂着阿卡坦岛那片黄色沙滩旁自己的人们。

“所以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后我又回到从那条水道进去的港口，了解到他已穿过大海去暖和的东方猎豹，那儿在俄罗斯海南边。我这时已经成为一名水手，与他的同胞们一起驾船出海，追随着一直猎海豹的他。在那片新奇地方船只很少，我们始终跟踪着海豹群，整个春天一直跟到北方。当母豹怀着小崽穿过俄罗斯界时，大家都在抱怨，感到害怕，因为雾很大，每天都有人在海上迷失方向。他们不愿干活，船长只好掉船返回。但我知道那个黄头发的海上流浪者不害怕，甚至会一直跟着海豹群到达俄罗斯群岛

[26]

，很少有人去那儿。所以在一个漆黑的夜晚，趁瞭望员在船头打瞌睡时我驾上一只小船，独自向暖和的狭长陆地驶去。我向南遇到了日本‘东京湾’的人，他们很野，一点不害怕。我看见吉田瓦拉

[27]

的姑娘很小巧，非常明快，看起来很不错；可我不能停下，知道昂加正在北方海豹群居的地方，正在颠簸不止的船上。

“东京湾附近的人在地球边上相会，他们既没上帝又没家，船上飘着日本国旗到处航行。我和他们一起去科珀尔岛上富饶的海滩。在那片平静的海上，直到我们准备离开时才见到人影。有一天，浓雾被狂风吹散，一只纵帆船跟在我们后面，另一只烟囱里冒着烟的俄国军舰又紧紧跟着它。我们顶风而逃，那只纵帆船越来越近，一下冲到我们前面。结果船尾就是那个长着海狮般鬃毛的男人，他正在风帆下面紧靠舷栏，哈哈大笑。昂加也在上面——我一眼就看出是她——但当俄国人的火炮在海面上响起时他让她到了船内。如前所说，我们的船行驶得更慢，我急忙转着舵轮，嘴里骂着，俄国人的炮火在后面不停地响。我们知道他本来就想冲到前面去，这样我们被打着时他才好逃掉。后来我们的桅杆被打断，我们像一只受伤的海鸥任风吹刮，而他却逃得远远的了——他和昂加。

“我们能怎样呢?他们把我们带到一个俄国港口，然后又带到一个僻远的地方，让我们在矿里挖盐。有的人后来死去，另外的活下来。”

这时纳斯一下把毯子从肩上拿开，露出身上扭曲多节的肉，上面明显有被俄国人用鞭抽的条痕。普林斯赶紧帮他遮上，因为看起来让人难受。

“我们在那里呆了一些时间，感到厌烦；有人时时去南边，但最后总是回来。所以我们这些从东京湾去的人趁黑夜起了床，夺走守卫的枪，奔向北方。那个地方很大，有平原，非常潮湿，森林宽广。随后天气变冷，地上铺着厚厚的雪，没人认识路。我们疲乏地在无边无际的森林中穿行——我记不得走了多少个月，因为当时几乎没吃的，我们常倒在地上等死。我们终于来到寒冷的大海，可只剩下了三人。一个是从东京驾船来的船长，他明白那大片陆地的地形，也知道人们会在冰河上碰到的地方。他为我们带路，我不知又行进了多久，直到只剩下两个人了。来到那个地方时我们发现五个陌生人住在那里，他们有狗和兽皮，而我们却很穷。我们就袭击那些人，把他们全部打死，船长也死了，狗和兽皮就属于我的了。我继续穿过冰河，它已解冻；一次我一直向前飘去，最后被西边刮来的大风吹到岸边。之后我去了哥罗文湾和帕斯蒂里克，再一直向南，来到我最初流浪的温和地带。

“可大海中的猎物再没有那么丰富了，那些在海上猎豹的人收获很小，风险却很大。船队分散了，船长和船员们都没有我要找的人的消息。所以我离开永不停息的海洋，来到陆地中间，这儿树林、房屋和大山总在一个地方不动。我赶很远路程，也学到不少东西，甚至学会读书写字。我很应该这样做，因为我想到昂加一定也懂这些事情，总有一天，时机会到来——我们——你们明白，时机会到来。

“我就像那些小旗鱼一样向着风撑开脊鳍，但却不能行驶。可我的眼睛和耳朵总是大开着，我到走过不少地方的人们中间，知道他们一定会看见我要找的人并会记住他的。终于来了一个人，他刚从大山里回来，带着一些石块，里面的天然纯金有豌豆那么大，他不但听到而且见到、知道我要找的人。他说他们很富，住在一个从地里挖出金子的地方。

“那儿是一个荒凉的地方，相当遥远，不过我最后来到了他们的营地，隐藏在大山当中，见那些人在见不到太阳的地点日夜干活。可时机还没到。我听着他们谈话，知道他已出去——他们已出去——据说到了英国，想找来一些富人建立公司。我看见他们住的房子，更像是人们在古老国家里见到的宫殿。晚上我悄悄钻进一扇窗子，想看看他是如何对待她的。我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心想国王和王后一定就是那样生活的吧，一切都很不错。人们都说他对待她像对待王后一样，许多人对她的种姓感到吃惊，因为她身上还流着不同的血液，她与阿卡坦岛的女人们有区别，谁也不清楚她的身世。哈，她是一个王后，可我是一个酋长，也是一个酋长的儿子，我为她付出了大量毛皮、船和珠子等财富。

“可干嘛说这样多?我是个水手，懂得船是如何在海上行驶的。我跟着去了英国，然后到了其他国家。有时我从人们口里听到他们的消息，有时从报上看到，但就是一次也没找到他们，因为他们有很多钱，旅行得极快，而我是个穷光蛋。后来他们遇到麻烦，在一天之内他们的财产像一股烟一样消失了。当时报上尽是这个消息，以后就什么消息也没有了，我知道他们又回到可以从地里挖出更多金子的地方。

“他们现在也变穷了，不再抛头露面，我又从一个营地赶到另一个营地，甚至去了北方的库特奈，在那儿隐隐发现一点线索。他们曾来了又离开，有人说走的是这边有人说走的是那边，还有人说他们去了育空一带。于是我也跟到这里和那里，总是跟踪不止，直到我好像对这个庞大的世界厌烦了。在库特奈我与一个西北的‘红白混血儿’在一条漫长糟糕的道路上行进着，当我们什么吃的也没有时他就不想活下去了。他曾翻山越岭从一条不为人知的路到过育空；他知道自己时间不多时就把地图给了我，告诉我某个地方的秘密，他向上帝发誓说那里有大量金子。

“那以后全世界的人都拥向北方。我是个穷光蛋，让自己成了一个赶狗拉雪橇的人，其余的情况你们都清楚。我终于在道森遇见他和她。她已不认识我了，因为我不过是个无名的年轻人；她走过那么多地方，生活一直很忙碌，哪里有时间记得一个曾为她付出大量财产的人。

“然后呢?你们就把我的服务期买断了。我回去用自己方式处理事情，因为我已等得太久，现在既然已把他掌握在手中就用不着急了。如我所说，我想用自己的方式去做。我回想着自己的人生，告诉了你们我所见到的一切和遭受的苦难；在俄罗斯海附近无边无际的森林里所遇到的寒冷和饥饿我仍清楚地记得。正如你们知道的，我把他带到东边——他和昂加——去那里的人很多但回来的很少。我把他们带到一个地方，那儿男人们的尸骨、诅咒与金子同在一起，而那些金子他们是不会得到的。

“道路十分漫长，上面的雪很松软。我们的狗多吃得也多，并且雪橇要等春天到来路面坚实时才能载得很多。我们得赶在河水解冻前回来。所以我们在这儿那儿藏些食物，让雪橇轻一些，回来时也不会挨饿。在麦奎斯新见到三个人，我们就在他们附近挖了一个贮藏食物的地窖，正如在玛约一样，那里有十多个佩利人的狩猎营地，他们曾从南边越过了那个分水岭。后来我们继续进入东边，一个人也没见着，只看见休眠似的河流和静止不动的森林，以及‘北部白茫茫的寂寞世界’。如我所说，道路十分漫长松软，有时我们辛苦了一天也才走完八英里或十英里路，晚上就睡得像死人一样。他们从没想到我就是纳斯，阿卡坦岛的酋长，一个坚持把错误事情纠正过来的人。

“我们现在挖的贮藏食物的地窖更小。夜晚沿老路返回真是小事一桩。我们改变它们的形状以免遇上貂熊那样的贼。另外，一些地方有瀑布流入河里，河水难控制，上面结冰下面就会化掉。我就是在那样的地方驾着雪橇前进，这对他和昂加真是不幸，但仅此而已。那辆雪橇上的食物还不少，狗也是最坚强的。 他还笑呢，因为他非常顽强，把一点食物喂给活着的狗，最后我们只好一一割掉狗身上的挽具，又一一把它们杀死喂给同伴吃。我们要轻装回去，他说，边走边吃沿路地窖中的食物，狗和雪橇都不要了。这是真的，因为食物很少，我们到达金子和人们的尸骨与诅咒在一起的地方那晚，最后一只狗也死在了路上。

“为了到达那个地方——地图上说得对——到达大山的中央，我们在一个坡上凿出冰梯。我们寻找着前面的山谷，可根本见不到，只有一片白雪，像丰收时的大平原那么平坦，周围到处可见星星下大山昂着它们洁白的头。在那个奇特的平原中间本来应是山谷的地方，白雪覆盖的地面向下倾斜，直入地球的中心。假如我们不是水手，看见这样的情景脑袋会发晕的，不过我们安然站在让一般人眩目的边缘，以便看见下去的路。有一边，也只有一边，地面向下倾斜着，像微风中倾斜的甲板一样。我不明白为啥会那样，但情况就是如此。‘这是地狱之门，’他说。‘咱们下去吧。’于是我们就下去了。

“在最底部有一间小屋，是某个人把木料从上面抛下去建起来的。那是一间很老的木屋，一些男人分别在不同时间孤独地死在里面，我们在那里的桦树皮上看到他们临终的话和诅咒。有一个人得了坏血病，另一个人的同伙把他最后一点食物和火药抢走，第三个人被一只脸上有白斑的灰熊伤害，第四个人没打到猎遭受饥饿——如此等待，可他们就是不愿离开金子，以种种方式死在它旁边。他们千辛万苦找到的金子却毫无价值地搁在那儿，把小屋的地面都染黄了，像在梦中一样。

“可我领着走了那么远的男人仍很坚定，头脑清醒。‘我们啥吃的也没有，’他说。‘我们只需看看金子就行了，了解一下哪里有，有多少，然后就赶紧回去，免得我们看得太多失去判断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最后带着更多食物回来，弄到全部金子。’于是我们查看那个巨大的矿脉，它像一条真正的血脉穿过矿壁，我们从上到下进行测量，打好标桩，烧掉周围一些树，以表示它是属于我们的。这时我们因为没有吃的而两膝发抖，肚子难受，心脏乱跳得厉害；我们终于爬上那个巨大的斜坡时，转过头去看着走过的路。

“最后一程路我们把昂加扶着走，常常跌倒，但终于到达一个贮藏食物的坑。可是唉，哪有什么食物！这真是干得好呀，因为他认为是貂熊做的，一口气把它们和自己的神通通骂了。不过昂加还很勇敢，她面带微笑，把手放到他手上，我转过头去以免自己失去控制。‘咱们在火堆旁休息吧，’她说，‘等到早晨，同时把鹿皮鞋吃了充饥。’我们就把鹿皮鞋的鞋面割成一条条的，煮了半个晚上，以便能嚼烂吞下。早晨我们谈到自己的运气。下一个贮藏坑要赶五天路，我们办不到，必须弄到吃的。

“‘咱们去打猎吧，’他说。

“‘对，’我说，‘咱们去打猎。’

“他安排昂加留在火边以便积蓄力量。我们一起出去，他寻找驯鹿，我去找到自己改变过的贮藏坑。但我只吃了一点东西，这样他们就不会看出我很有力量。晚上他拖着脚走进宿营地时跌倒好多次。我自己也非常虚弱，穿着雪鞋摇摇晃晃，好像每一步都是我能走的最后一步了。我们把鹿皮鞋吃掉后有了些力量。

“他是一个了不起的男人，靠着毅力坚持到最后，从不大声哭叫，除非为了昂加。次日我也跟在他后面，因为我也要坚持到底。他常躺下休息，那晚他差不多要死了，可早晨他又轻轻发誓，继续前进。他像个喝醉酒的人，我看见他好多次都要放弃了，但他相当顽强，有一颗巨人般的心，虽然疲乏但仍拖着身子走完了一天。他还打到两只雷鸟，可不愿吃。他用不着火，它们意味着生命，但他想到昂加，转身走向营地。他再也走不动了，就在雪地上爬行。我来到他身边，从他眼里看见死神。即使这时吃掉雷鸟也不晚。他把枪丢开，像只狗一样把鸟叼在嘴里。我直直地在他旁边走着，他休息时看着我，奇怪我为啥还那么有力。我看得出来，尽管他不再说话；当他移动嘴唇时却没有声音。如我所说，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我为他心软；可我回想到自己的生活，清楚记得在俄罗斯海附近无边无际的森林中遭受的寒冷和饥饿。此外，昂加是属于我的，我为她付出了大量的毛皮、船和珠子等财物。

“我们就这样穿过白茫茫的森林，周围死一般的沉寂像潮湿的海雾一样把我们笼罩。往日的幽灵浮现在空中，把我们团团围住；我看见阿卡坦岛黄色的沙滩，看见皮划子打鱼后疾驰归来，看见森林边的房屋。那些当上酋长的男人在那儿，他们是制定法则的人，我身上有着他们的血统，并以这样的血统与昂加结为夫妻。哈，亚什罗什和我一起散着步，他头发里有一些湿湿的沙子，他倒在战斗的长矛上时把它折断了，但仍然紧紧握在手里。我知道时机到了，并从昂加眼里看见希望。

“如我所说，我们就这样穿过森林，直至闻到营地的烟味。我俯下身从他嘴里扯出雷鸟。他侧身躺在地上休息，眼里更加显得惊奇，身下的手慢慢向别在屁股上的刀伸去。我把刀从他身上夺走，紧靠着他微笑。即使这时他也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所以我喝一口黑瓶里的酒，在雪地上高高地堆起不少东西，重复了我结婚那晚上的事情。我一个字没说，但他明白了。然而他并不害怕，露出讥笑的样子，好像心中憋着一股怒火。他知道我是谁后又增添了力量。这时我们离营地不远，但雪很深，他拖着身子前进得极慢。有一次他躺了很久，我把他翻过来，直盯住他眼睛。有时他眼睛看着前面，有时又像死了一般。我把他放开时他接着向前挣扎。我们就这样回到营地。昂加立即来到他一边。他的嘴唇在动，却没声音；然后他指着我，想让昂加明白我是谁。接着他在雪地里一动不动躺了很久。就是现在他还躺在那里呢。

“我直到把雷鸟做熟了才开口说话。我是用她自己的语言说的，她已许多年没听到过了。她打直身子，惊奇地睁大眼睛，问我是谁，从哪里学来的那种话。

“‘我就是纳斯，’我说。

“‘你?’她说。‘你?’她凑近我以便看得仔细一些。

“‘对，’我回答。‘我就是纳斯，阿卡坦岛的酋长，那个种族最后一个酋长，就像你是你的种族最后一个酋长一样。’

“她听罢哈哈大笑。我见过那么多东西，做过那么多事情，但愿我再也不要听到她那种笑声了。它使我不寒而栗——我坐在白茫茫的寂寞世界里，独自与死神和那个哈哈大笑的女人在一起。

“‘嗨！’我说，心想她神志不清了。‘把这个吃了，然后咱们离开。这里回阿卡坦岛还很远。’

“可她把脸紧贴着他黄色的浓发，笑得好像苍天就要在我们身边垮下来一样。我原以为她看见我会高兴万分的，迫不及待地回想起我们过去的时光，而她现在这种态度真是奇怪。

“‘嗨！’我又叫道，紧紧抓住她的手。‘路很长，天又黑了。咱们赶快呀！’

“‘去哪里?’她问，坐起来，不再发出怪笑。

“‘阿卡坦岛呀，’我回答，注意观察她想到回去的事后会露出的喜色。但她的情况和他一样，她嘴上露出讥笑，像憋着一股怒火。

“‘对，’她说，‘咱们回去，手牵手地回阿卡坦岛去，就我和你。咱们将住在肮脏的棚屋里，吃鱼和鱼油，生小孩——一生都为我们的那些小孩感到了不起。咱们会忘掉这个世界，过得很幸福。不错，非常不错。走呀！还不抓紧。咱们回阿卡坦岛去呀。’

“她抚摸着他黄色的头发，露出一种让人并不好受的笑容。她的眼里一点希望也看不到。

“我静静坐着，为这个奇怪的女人感到惊异。我又想起几年前的那天晚上他把她从我身边夺走的情景，她尖叫着，扯他的头发——可现在她却抚摸着他的头发，依依不舍。然后我记起为她付出的高昂代价和等待她的漫长岁月，于是把她紧紧抓住，也像他当年一样把她夺走。她极力反抗，正如那天晚上，像一只母猫保护小猫似的。当我们和那个男人之间隔着火时，我把她放开，她坐下听我说话。我把一切告诉了她：这些年来发生的所有情况，我在奇特的海上遇到的种种风险，在不同寻常的陆地上做的每一件事，我对她的让人疲惫的寻求，忍饥挨饿的漫长日子，一开始就怀着的希望。哈，我把一切都告诉了她，甚至那天我和他之间发生的事，以及早期的事情。我这样说着时看见她眼里有了希望，它像拂晓时的光一般充满活力。我还看见她眼里带着同情和女人的温柔，带着昂加特有的爱意和热情。我又成了一个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因为昂加露出当年她欢笑着从沙滩上跑回母亲的家时的神情。我极度的不安消失了，饥饿和让人疲惫的等待结束了。时机已经到来。我感到她的心胸在呼唤，好像我必须把头枕在她的胸口上，忘记一切。她向我张开双臂，我投入她怀抱。这时，她眼里突然间燃烧起仇恨的火光，她用手里的刀在我屁股上划了两下。

“‘你这个坏蛋！’她讥笑道，把我甩到雪地上。‘猪！’她放声大笑，直把寂静的周围弄得震天响，然后又什么话也不说了。

“如我所说，她用刀在我屁股上划了两下，但她饿得很虚弱，并不想把我杀死。她要让我留在那个地方，同这些生命已与我的生命交叉在一起,并使我走了那么多陌生地方的人最后长眠在一起。可我还欠着一些债，怎么能安息。

“这时路还很长，天气非常冷，食物紧缺。佩利人没找到驯鹿，把我贮藏坑里的东西都夺走了。还有那三个白人，可我经过时见他们身体干瘪地死在棚屋里。以后的事我就不记得了，直至我来到这里，见到了食物和火——旺盛的火。”

他说完后身子在炉火旁缩得更紧，甚至很害怕失去它的样子。好长时间那盏简陋的油灯似乎在墙上投着可悲的影子。

“可昂加呢?”普林斯叫起来，仍然牢牢记着那个女人。

“昂加?她不愿吃雷鸟，躺在那儿双手搂住他脖子，脸深深埋进他黄色的头发。我把火移过去一些，以免她觉得太冷，可她爬到另一边。我又在她旁边生了一堆火，但没啥用处，她什么都不吃。他们就这样现在还躺在雪地里。”

“你呢?” 莫尔缪特·基德问。

“不清楚，不过阿卡坦岛太小，我差不多不想回去又在僻远的地球边上过日子了。可生活没多大意义。我可以到康斯坦丁

[28]

那里去，他会给我戴上镣铐，有一天给我套上一根绳子，那样我就可以好好睡一觉了。可是——不，我不清楚。”

“可是基德，”普林斯反对道，“这是在谋杀！”

“嘘！” 莫尔缪特·基德说。“有些事情凭我们的智力是处理不了的。这事对不对我们都说不清，也不是让我们来断定的。”

纳斯又向火边靠得更近一些。大家沉默不语，许多情景先是呈现在每个人的眼里，随后又消失了。

[1]
奥德赛，源于古希腊史诗《奥德赛》，相传为荷马所作，描写奥德修斯于特洛伊城攻陷后回家途中十年流浪的种种经历。又喻指历尽沧桑的长期流浪，漫长行程，本篇即取此意。

[2]
耳扇，可从帽上放下护耳御寒。

[3]
育空炉(Yukon Stove)，一种可携带的炉子。

[4]
女王，指英国女王。本篇小说以美国和加拿大为背景，而加拿大1763年被英国独占，1867年成为英国自治领。

[5]
路易斯·赖尔(Louis Reil)，1870和1883年为法国在加拿大西北地区领导反叛，1885年被逮捕处决。

[6]
红白混血儿，指父母为白人和印第安人。白人，尤指法国人与印第安人的混血儿。

[7]
白令海(Bering Sea)，在苏联堪察加半岛和美国阿拉斯加州之间。

[8]
诺顿湾(Norton Sound)，靠美国阿拉斯加州的西岸。

[9]
尤利西斯，《奥德赛》中的英雄奥德修斯的拉丁文名，此处为喻称。

[10]
夏洛克，莎士比亚名剧《威尼斯商人》中狠毒的放高利贷者，后成为此类人物的泛称。

[11]
索尔特河(Salt Water)，美国亚利桑那州中东部河流。

[12]
奇佩维安区(Chippewyan Country)，位于加拿大北部。

[13]
黄金国(Eldorado)，早期西班牙探险家想象中在南美洲的黄金国。

[14]
富矿线，采矿术语。富矿指与一般品位的同类矿石相比，品位较高的矿石。

[15]
此处指受异性吸引产生激动心情。

[16]
指在1849年加利福尼亚的淘金热中发现金矿最多的地方。

[17]
辛迪加，指企业联合组织。

[18]
北方佬，指美国北部诸州的人。

[19]
普罗米修斯，希腊神话中之英雄，因盗取天火予人而受罚。

[20]
爱斯基摩皮筏(oomiak)，用动物皮绷在木架上做成的划子。

[21]
阿留申群岛(Aleutian Islands)，位于美国阿拉斯加州西南部。

[22]
此处指白人的船只遇难时的情景。

[23]
帆腹，指帆受风时的鼓起部分。

[24]
炫财冬宴，宴席上主人有意损毁个人财产并大量赠送礼物，客人随后也回赠。

[25]
锡沃斯人，对太平洋北岸北美印第安人的蔑称。

[26]
俄罗斯群岛，在“日本海”内。

[27]
吉田瓦拉，日本“本州岛”上的一个镇。

[28]
康斯坦丁，指查尔斯·康斯坦丁(Charles Constantine)，1898年秋季前道森市的“西北骑警”警长。

约翰·克拉弗豪斯是个面容圆如月亮的人。你知道是什么样子，颊骨宽宽的，下巴和额头与面颊融为一体，构成圆圆的脸。鼻子粗大，在圆脸的正中，紧贴脸面，犹如一块球形面团贴在天花板上。也许我正因此讨厌他，他的确使我看着不愉快，我也认为他成了世间的一个累赘。也许我母亲迷信圆圆的月亮，以不恰当的方式、在不恰当的时间看它。

情况也许如此，反正我讨厌约翰·克拉弗豪斯。并非他对我犯了什么被社会认为是错误或邪恶的行为，远非如此。其恶性更加深刻微妙，不可捉摸，难以用言词作确切明了的分析。我们一生当中，在某一时刻都会经历到此种事情。我们初见某人，而此人以前连做梦也没想到过，可我们会说：“我不喜欢那人。”为什么?唉，不知道，只知道不喜欢。我们讨厌他，就这么回事。我对约翰·克拉弗豪斯即如此。

这样的人，有何权利快乐?可他却很乐观，总是欢欢喜喜，笑呵呵的。他万事顺利，见鬼！唉，他竟然如此快乐，真让我咬牙切齿！别人笑笑也无妨，我自己还常笑呢——不过是在遇见约翰·克拉弗豪斯以前。

可是他的笑声！我因之发怒发疯，世上再没什么会使我这样了。它将我缠住，紧抓不放。这是高康大似的大笑。无论我醒着还是睡着，它总把我困扰，像巨大的锉磨声呼呼穿过我的心弦，十分刺耳。天亮时笑声便哈哈穿过田野，打破我愉快的晨思。中午，阳光刺眼，绿色植物耷拉低垂，鸟儿钻入密林深处，大自然昏昏欲睡，这时只听空中传来他“哈！哈！”“嗬！嗬！”的笑声，与太阳挑战。在漆黑的午夜，他从孤寂的路口转身回家，发出讨厌的狂笑，把我从睡梦中惊醒，使我不安地扭动身子，捏紧拳头。

夜间我悄悄把他的牲口赶进他的地里，可早晨他又把它们赶出来，哈哈大笑说：“没关系，这些说不出话的可怜动物误入更肥美的牧场，也不能怪它们。”

[1]

他有一只叫“玛尔斯”

[2]

的狗，是个体大很棒的家伙，集猎鹿狗和大猎犬的血统于一身，与两者都很像。他很喜欢玛尔斯，他们总形影不离。不过我仍等待时机，一天见时机成熟，便把狗引诱开，给它吃拌有马钱子

[3]

的牛排。可约翰·克拉弗豪斯根本不以为然，他仍像过去那样经常开怀大笑，面容仍像满月那么圆。

然后我把他晒的粮食和谷仓烧掉。可次日（礼拜天）早晨，他仍然欢天喜地走出来。

“去哪儿?”见他经过路口，我问他。

“捕鲑鱼，”他说，面容像满月一样熠熠生辉。“我太喜欢鲑鱼了。”

竟然会有这么不可思议的人！他的全部收成都在晒的粮食和谷仓里，现在已化为灰烬。我知道那是没保过险的。然而，在饥荒和严冬面前，他却快快乐乐出去捕鲑鱼，因为他的确“太喜欢”它们了！假如他额上略显一丝忧愁，呆头呆脑的面容变得长一些，严肃一些，不那么像月亮，或者只一次没有笑容，那么我一定会原谅他活在世上的。可是不，遇到不幸时他只会变得更加欢乐。

我侮辱他。他并不吃惊地看着我，面带微笑。

“让我打你?为什么?”他不慌不忙地问，接着哈哈大笑。“你太有趣了！哈！哈！你真要把我笑死！嗬！嗬！嗬！呀！哈哈！哈！”

你会怎样?实在忍无可忍。我向上天起誓我恨他！还有那名

字——克拉弗豪斯

[4]

！啥名儿呀！这不可笑吗?克拉弗豪斯！老天爷，干吗叫克拉弗豪斯?我一次又一次地问自己这个问题。叫史密斯、布朗或琼斯我都不在乎——可叫克拉弗豪斯！我留给你去想吧。你自己也念几遍——克拉弗豪斯。只听听这滑稽的声音就够了——克拉弗豪斯！有谁会受得了这名字吗?我问你。“受不了，”你说。“我也受不了，”我说。

我想到他的抵押。既然收成的粮食被烧毁，我知道他是无力赎回的。于是我找到一个精明能干、言语不多、吝啬小气的放债人，让抵押转到他名下。我并不出面，而是通过这个代理人，促使“取消抵押品赎回权”的法律手续办成，只给了约翰·克拉弗豪斯几天（相信我，不会超过法律规定的时间），让他把一切动产从屋中搬走。然后我溜达到他家去，看他咋办，因为他在此住了二十多年。可他见到我时，一双又圆又大的眼睛闪闪发光，容光焕发，如满月一般熠熠生辉。

“哈！哈！哈！”他笑道。“我那个小孩真是再好笑不过了！你听到过这样的事没有?让我告诉你吧。他当时在河边玩耍，河岸一块地方突然垮塌，溅了他一身水。‘啊，爸爸！’他喊，‘我掉到一块大水坑里去了。’”

他停下来，等我和他一起发出该死的欢笑。

“我看不出有什么好笑的，”我简短地说，知道我面有愠色。

他吃惊地看着我，又如上述那般喜气洋洋，讨厌透顶；最后他面容闪着柔和、温暖的光辉，犹如夏天的月亮；这时又传来笑声——“哈！哈！真有趣！你不明白，嗯?嗬！嗬！哈！哈！哈！他也不明白！唉，瞧，你知道水坑——”

我急忙转身离开了他。这便是最后的情况。我再也受不了了。此事必须立即终止，我想；他真该死！他不应活在世上。我翻过山时，还能听见他那可恶的笑声回荡在天空。

瞧，我做事向来干净利落，为此自豪；我决意杀约翰·克拉弗豪斯时，心想就要这样干，不后悔不害臊。我不喜欢笨手笨脚，也不喜欢凶残歹毒。在我看来，用拳头打人令人反感——呸！真恶心！所以，用枪、刀、棒打约翰·克拉弗豪斯（唉，听这名字！）我都不感兴趣。我不但必须做得干净利落，精彩艺术，而且要丝毫不引起怀疑。

为此目的我费尽心机，经过一周精心酝酿终于制定出计划。于是我着手工作，买了一只五个月大的水猎狗，悉心训练。假如有人看见我，他们也会说这样的训练只为了一件事——“找回猎物”。我把这只狗取名为“贝娄娜”

[5]

，教它把我抛在水里的集束炸药取回，并且立即办到，不得含着玩耍。这就要求它一刻不停，迅速把棍交给我。我经常跑开，让它含着棍追我，直到追上。它很聪明，也非常喜欢这种训练，不久就达到了我的目的。

之后，偶然遇上第一次机会时，我就把贝娄娜送给约翰·克拉弗豪斯。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明白他有个小小的弱点，常犯一个不为人知且根深蒂固的小错误。

“不，”他说，见我把系狗的绳子一端交给他。“不，你不是真心的。”他张大嘴，那该死的圆脸又满是笑容。

“不知怎么，我——我有点觉得，在这之前你并不喜欢我，”他解释说。“让我误拿你的东西不是可笑吗?”一想到这他就捧腹大笑。

“它叫啥名字?”他趁没笑的时候问。

“贝娄娜，”我说。

“嗬！嗬！”他傻笑道。“多滑稽的名字！”

我咬牙切齿，很反感他的欢笑声，从牙缝里突然迸发出这样一句，“它是‘玛尔斯’的妻子，你知道。”

然后满月的光辉开始弥漫于他脸上，最后他一下爆发出来：“它曾是我的另一只狗。唔，我想它现在守寡了。啊！哈！哈！嗨！嗬！嗬！哈！”他高叫着向我追来，我转身仓皇地翻过山跑了。

一周过去，星期六晚上我对他说，“你星期一要出去吗?”

他点点头，露齿而笑。

“那你又会失去一个机会，弄不到你‘很喜欢’的鲑鱼了。”

可他对我的讥笑没注意。“唔，不一定，”他咯咯地笑。“明天我就上山去，好好干它一番。”

于是我倍加放心了，回到家中，暗自狂喜。

次日一大早我见他带着捞鱼网和黄麻袋走过去，贝娄娜小跑在后面。我知道他去何处，因此从牧场后面抄近路，穿过矮树丛爬上山顶。我小心翼翼不被发觉，沿山峰走了两英里路，来到山中一个天然的圆形剧场，一条小河从峡谷里冲到这儿，停下小憩，形成一个宽大平静、四周多岩的水池。就是这里！我在山屁股后面坐下，点上烟，把一切情况尽收眼底。

没多久，约翰·克拉弗豪斯费力地沿河床走来。贝娄娜轻轻松松围着他转，他们兴高采烈，它短促轻快的叫声与他低沉的声音融为一体。来到池边时，他把鱼网和麻袋放到地上，从屁股兜里取出一支粗壮的蜡烛般的东西。不过我知道是一集束“巨人”炸药，因为他爱用此种方法捕鲑鱼——炸死它们。他把炸药紧紧系在一根导火棉线上，然后点燃火线，把炸药抛入池中。

贝娄娜像闪电般跳入池中追上去。我高兴得真想大声尖叫。克拉弗豪斯把它大声喝住，却徒劳无益。他又用泥块、石头打它，可它不住地向前游去，直到含住“巨人”炸药，然后猛转身冲向岸边。此刻他才第一次意识到危险，惊得拔腿就跑。正如我所预见和设计的那样，它一上岸就向他追去。啊，告诉你吧，太棒了！如上所述，水池呈圆形剧场状，无论上下都可从石级上穿过池水。因此，克拉弗豪斯和贝娄娜一圈又一圈、上上下下地在石级上猛跑。他本来如此笨拙，却跑得如此之快，让我难以置信。他拼命跑着，贝娄娜紧追不放，越来越近。他全力奔逃，正当它赶上去，用鼻子向他膝盖撞去时，忽然爆发出一团火光和浓烟，轰地一声巨响，人和狗顿时化为乌有，地上只剩下一个大坑。

“因非法捕鱼意外死亡，”验尸官检查后，陪审团作出如此裁决；所以，我为自己用干净利落、精彩艺术的办法干掉约翰·克拉弗豪斯而感到得意。这事毫不笨拙凶残，前前后后我一点不丢脸——你肯定会同意的。他那该死的笑声再不会回荡在山里，胖胖的圆脸再也不会出现，让我心烦。我白天安宁，夜晚睡得香甜。

[1]
文艺复兴时期法国作家拉伯雷所著讽刺小说《巨人传》的主角，脾气好，酒量食量特别大。

[2]
玛尔斯(Mars)，罗马神话中的战神。

[3]
马钱子，毒药。

[4]
原文“Claverhouse”，直译为“闲话之家”。

[5]
贝娄娜(Bellona)，罗马神话中的女战神，战神“玛尔斯”之妻或其妹。

由于草上有露水，她得穿上套鞋，所以落在了后面；她从家中出来时，发现等她的丈夫正为绽开的杏仁芽大感惊奇。她搜寻了一下高高的草丛和果树。

“狼呢?”她问。

“刚才还在这儿。”沃特·欧文为花的有机的奇迹所富有的玄妙和诗意所吸引，这时猛然转身，观察着这片地方。“我刚才见它在追一只兔子。”

“狼呀！狼呀！快过来！”她叫道，一边同丈夫离开林中空地，穿过柔软光滑的熊果树林，向通往县上的路走去。

欧文把两个小指头放入嘴中，吹出尖声的口哨，帮她唤狼。

她急忙捂住耳朵，现出一副怪相。

“老天爷！一个诗人除了其他方面外，声音也应该优美呀，可你这声音却讨人嫌。我的耳鼓都震破了。你的口哨胜过——”

“俄耳甫斯。”

“我正要说街头流浪儿呢。”她尖刻地说。

“诗才并不阻止一个人实际些吧——至少对我
而言。我这点诗才有何用，怎能卖佳作给杂志社呢。”

他假作放肆地继续道：

“我并非雅典式的诗人，也不是舞厅诗人。为什么?因为我注重实际。拙劣的诗歌不能以恰当的交换价值进行转化，而我的诗歌却能转化成鲜花覆盖的小屋，可爱的山中草地，一片红木树，许许多多的果树，一长排黑莓和两短排草莓，更不用说四分之一英里长汩汩流动的溪水了。我是一个贩美的商人，以卖诗歌为职业，追求实用，我得以使之转化成一阵西风，呼呼穿过红木树，转化成汩汩的溪水流过多苔的石头，然后以另一首诗歌向我传来——是以美妙的方式转化过的同一首诗歌。”

“你所有诗歌的转化都是成功的呀！”她笑道。

[1]

“说一个不成功的看。”

“那两首优美的十四行诗，你把它们转化成了奶牛，却被认为是镇上产奶最少的牛。”

“它很美——”他开始道。

“却不产奶，”玛奇打断他。

“可它先前
确实美，不是吗?”他坚持说。

“这就是美丽和实用发生矛盾的地方，”她回答。“瞧，狼在那儿！”

从灌木覆盖的山腰上，下层丛林里传来碰撞的声音，然后在离他们四十英尺的上方，在一陡峭的岩石边缘，露出狼的头部和肩膀。它用绷紧的前爪移动一块卵石，耳朵竖立，两眼凝视，直看见石头跌落到他们的脚旁。接着它看着他们，张大嘴对他们面带笑容。

“你这狼，你！”“你这该死的狼！”夫妇俩对它吼道。

一听这声音它耳朵向后和向下耷拉，头仿佛偎依在一只看不见的手下，任其爱抚。

他们看见它匆忙钻回灌木丛中，继续赶路。几分钟后，在一个路的转弯处，坡度没那么陡了，它绕过来加入到他们当中，弄得石头翻滚，松土飞扬。它不善于表露感情，待男人轻轻拍它一下，摸摸耳朵，女人用更长一点时间爱抚它之后，它便沿路跑到他们前面去了，一溜烟悄然消失，毫不费力，那样子彻头彻尾是只狼。

就体格、皮毛和尾巴而言，它是一只大狼；但其颜色和斑纹又表明不是，而清清楚楚表明它是只狗。狼绝不会有如此颜色。它呈褐色，深褐色，红褐色，各种褐色应有尽有。背部和肩膀是暖褐色，两边和下面淡化成黄色，因微褐而不鲜明。白色的喉部和脚爪以及两眼上方显得灰暗，因为褐色无处不在，无法根除；而它的眼睛就像一对黄玉，金黄带褐。

夫妇很喜欢这只狗，也许因为要赢得它的爱颇不容易。它第一次不知从什么地方，神秘地溜向他们山中的小屋时，也不简单，尽管脚已走痛，十分饥饿，它还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在窗子下面杀死一只兔，然后悄然离开，睡在黑莓丛脚下一口泉水旁。当沃特·欧文下去查看这只闯入者时，它向他发出痛苦的嗥叫，也向玛奇发出嗥叫——她给它带来一大盘面包和牛奶，作为和平礼物。

原来它是一只相当孤僻的狗，全然不喜欢他们接近，拒不让他们碰它，对他们龇牙咧嘴，毛发直立进行威胁。然而它留下来了，在泉边睡觉休息，吃他们给的食物——不过要等他们放在安全地点退开之后。它身体很差，所以迟迟不离开；几天后恢复健康，它才不见了。

就在这时，欧文被召去州北部，否则他和夫人就再也见不到它啦。他坐在火车上，于靠近加利福尼亚和俄勒冈州的交界处，偶然向窗外看去，发现那个孤僻的客人沿着马车路悄然而行，一身褐色，如狼一般，虽很疲乏却十分坚韧，两百英里的路使它浑身扑满尘土。

欧文是一个冲动的诗人。他在下一站下车，去肉铺买到一块肉，于镇郊捉到了流浪者。他带着狗乘行李车厢返回，“狼”又来到山中小屋。他们把它拴了一个星期，向它表示友爱，不过相当谨慎。它是来自于一颗遥远行星的异客，对他们仁爱的轻言细语大肆嗥叫。它从不低声吠叫，他们也从没听见过它吠叫。

要赢得它的心成了一个难题，不过欧文喜欢对付难题。他让人做了一块金属牌，上面印着：“请送回加利福尼亚州索诺马县埃伦峡谷沃特·欧文。”牌被钉在颈圈上，套住了狗的脖子。它被放开后立即消失了。一天后从门多斯诺县发来一封电报——它二十小时里向北走了一百多英里，被捉住前还马不停蹄呢。

它被送上“威尔斯法戈快车”运回来，拴了三天，然后又放走。这次它到达俄勒冈南部才被捉回。它一旦自由，就总是向北方跑去，具有一种摆脱不掉的情感，驱使它奔向北方。欧文称之为归家的本能——他用卖一首十四行诗的钱，把它从俄勒冈北部弄回。

另一次，这个褐色的流浪者成功地穿越半个加利福尼亚、整个俄勒冈和大部分华盛顿，才被捉住，由“收到者付款”的方式送回。它行进的速度实在惊人。它吃饱喝足、休息够之后，一旦放开就全力以赴奔跑。据悉，第一天它跑的路程高达一百五十英里，之后平均每天跑一百英里，直至被捉住。它回来时总是又疲又饿又野，出去时精神饱满，充满活力，受着谁也无法理解的生命的激励，不断向北方跑去。

这样反反复复持续了一年，它怎么也逃不出去，最后不得不认命，在山中小屋留了下来——最初它即在此杀死兔子，睡在泉水旁。即便在这之后，又过了很长时间，这对夫妇才得以抚摸它。这可是一个巨大的胜利，因为只有他们才允许去碰它。它很孤傲，难以讨好，屋里来的任何客人都无法与它接近。谁向它走去，它就低声嗥叫；如果谁大胆继续靠近，它就龇牙咧嘴，大声嗥叫，如此恶毒可怕，连最勇敢的人也为之畏惧——农场的狗同样怕它，它们只知道一般狗的嗥叫，从未听见过狼嗥。

它的经历不得而知，其历史始于遇见沃特和玛奇之后。它打南方来，可他们对它先前显然逃离的主人毫无线索。约翰逊太太是他们最近的邻居，也为他们供应牛奶，她说它是一只克朗代克来的狗。她兄弟在那遥远的地方挖矿，所以她自认为是这方面的权威。

但他们并不同她争论。“狼”的耳朵尖有时冻伤得很厉害，仿佛再也好不了。此外，他们见过登在杂志和报纸上的阿拉斯加狗的照片，它看起来也像。他们常思考它的过去，根据所见所闻，极力推测它北方的生活情况。他们知道，北方仍然吸引着它，因为夜晚时而听见它发出轻微的尖叫声；当北风呼啸、严寒刺骨时，它会极度不安，发出悲哀的叫声，他们明白是狼的长嗥。可它从不吠叫。无论怎么惹它，都不会使它发出犬似的叫声。

在获得它这段时间，夫妇俩就它归谁的问题，进行了长久的谈论。他们各自说它是自己的，大肆宣称它向自己表达了友爱之情。不过丈夫一开始就占上风，主要因为他是个男人。显然，“狼”与女人没有过交往。它不懂女人，对玛奇的裙子一直反感，一听见裙子的沙沙声就生疑心，毛发直立。凡刮风之日，她是根本不能接近它的。

另一方面，给它食物的是玛奇。管理厨房的也是她，在她的宠爱下，也只有在她的宠爱下，它才可以进入那神圣的地方。因为这些，她便有可能把自己衣服的麻烦消除。然后沃特又作了专门努力。常常一边写作一边让“狼”趴在脚边，对它又是抚摸又是说话，因此写作的时间大为减少。结果沃特获胜，这大概因为他是一个男人，玛奇断言说，假如他恰当地一心一意从事诗歌转化，让“狼”自然而然发展它的情趣，作出公正的判断，他也不会那么快就赢得它的。

“我那些八行两韵诗该有消息了，”沃特沉默五分钟后说，这段时间他们一直沿路而行。“邮局会有张支票的，我知道，那样我们就可把它转化成美妙的荞麦面粉、一加仑槭糖浆和你的一双新套鞋。”

“还有约翰逊太太那只美牛挤出的美牛奶，”玛奇补充道。“明天又是下月一号了，你知道。”

沃特无意中皱起眉头，之后面带喜色，一只手往胸前的衣袋一拍，说：

“没关系。我这里又有一只美奶牛了，整个加利福尼亚也数它产奶最多。”

“你啥时写的?”她急切地问，然后责怪地说，“你可没让我看。”

“我是想留着在去邮局的路上读给你听，在这样一个非同一般的地点，”他回答，用手一挥，指了指一根干燥的原木，意欲在上面坐下。

一条小溪从浓密的蕨类植物中流出，顺着一块生有苔藓的石头流下，穿过他们脚旁的小路。山谷里传来草地鹨圆润的叫声，大黄蝴蝶在他们身边翩翩起舞，在阳光和阴影里飞进飞出。

沃特正轻声读着诗稿，这时从下面传来另一个声音。是沉重的脚步声，嘎吱作响，时而一块石头被移动传来咔嗒声。沃特念完后看着妻子，以求认可，此时一个男人转弯出现在眼前。他光着头，满脸是汗，一手拿手帕擦去汗水，另一手拿着从脖上取下的、虽已浆过但不挺括的领子。他穿着黑色的成衣，衣服新得颇不自在。

“天真热，”沃特招呼道。他相信国家的民主精神，一有机会就予以实践。

男人停下，点点头。

“大概我不太习惯炎热天气，”他同意道，一半在辩解。“我更习惯零度天气。”

“在这里是从来没有的，”沃特笑道。

“是呀，”男人回答。“我也不是来这儿体验冷天气的。我来找姐姐，也许你知道她住哪。她姓约翰逊，威廉·约翰逊太太。”

“你不是她克朗代克的兄弟吗?”玛奇叫起来，两眼因为感觉兴趣而发亮，“我们经常听她谈起你呢！”

“对，是我，”他谦恭地回答。“我叫米勒，施蒂弗·米勒。我刚才还想让她大吃一惊呢。”

“你路没走错，只是走的小路。”玛奇站起来，向他指着上面四分之一英里远的峡谷说。“看见那棵枯萎的红木树没有?沿这条路向右转，这是条近路。你一定会找着的。”

“好，谢谢，夫人，”他说。

他试着要走，但脚像生了根似地走不动。他直盯住她，公然现出爱慕的表情，自己却一无所知——他带着这种爱慕，落入不断上升的窘迫的大海，在里面手忙脚乱。

“我们想听你说说克朗代克的事，”玛奇说。“你在姐姐家时，我们哪天来行吗?或者你来我们家吃顿饭不更好?”

“行，谢谢，夫人，”他机械地咕哝道。然后他又补充道，“我呆不了那么久，还要去北方，坐今晚的火车。你瞧，我和政府签了份邮政合同。”

玛奇说这太糟糕了；他又要走，但仍旧是徒劳，两眼无法离开她的美貌容颜。他于爱慕之中忘了自己的尴尬，现在轮到她脸红不自在了。

在此关头，沃特正决定该说点什么缓和紧张局面，只见一直嗅着穿行于灌木丛中的“狼”摇摇晃晃如狼一般出现在眼前。

这下施蒂弗·米勒才回过神来。眼前的漂亮女人消失了，他只看见狗，脸上露出万分惊异的表情。

“啊，该死！”他缓慢而严肃地说。

他若有所思地坐在原木上，而任玛奇站着。一听他的声音，“狼”耳朵平直，嘴张开，似笑一般。它慢慢向陌生人小跑过去，先闻他的两手，然后用舌去舔。

施蒂弗·米勒拍拍它的头，又缓慢而严肃地重复道：“啊，该死！”

“请原谅，夫人，”接着他说，“我刚才只是有点吃惊而已。”

“我们也吃惊，”她轻轻地回答。“以前我们从没见‘狼’对一个生人好呢。”

“你们就叫它‘狼’吗?”男人问。

玛奇点点头。“可我不明白它竟然对你友好——除非因为你是从克朗代克来的。它是一只克朗代克狗，你知道。”

“不错，”米勒漫不经心地说。他抬起“狼”的前腿检查肉趾，用拇指往下压。“软些了，”他说。“很久没走远路啦。”

“我说，”沃特打断道。“它那样任你去碰，真不寻常。”

施蒂弗·米勒站起身，不再为爱慕玛奇显得笨手笨脚，而是精明认真地问道，“你们得到它多久了?”

就在这时，狗蠕动着用身子去擦生人的大腿，张嘴吠叫起来。这吠叫声一下爆发，简短而欢快。

“我可是第一次听见这样的吠叫，”施蒂弗·米勒说。

沃特和玛奇面面相觑。奇迹发生了——“狼”发出了狗的吠叫。

“它从没这样吠叫过，”玛奇说。

“我也是第一次听见，”米勒主动地说道。

玛奇对他微笑，他显然是个幽默家。

“当然啦，”她说，“因为你才见到它五分钟呢。”

施蒂弗·米勒尖锐地盯着她，要从她脸上看出狡诈的表情来——她的话使他产生了如此疑心。

“我原以为你们明白，”他慢慢说。“它对我友好，我以为就会使你们恍然大悟。它是我的狗，不叫‘狼’，叫‘褐狼’。”

“啊，沃特！”玛奇本能地对丈夫叫道。

沃特立即戒备起来。

“你如何知道它是你的狗?”他问。

“因为它是呀，”米勒回答。

“那仅仅是你的看法，”沃特尖锐地说。

施蒂弗·米勒思考着，不慌不忙地盯住他，然后头向玛奇一指，问：

“你如何知道她是你妻子?你只是说，‘因为她是呀，’我也会说那仅仅是你的看法。狗是我的。我喂它养它，我想我应该知道。瞧，我证明给你们看。”

施蒂弗·米勒转身向狗。“褐狼！”他高喊着，一听这声音狗就伸直了耳朵，仿佛被爱抚一般。“向右转！”狗于是向右转，径直向前走去，听见命令即顺从地站住。

“我可以吹口哨指挥，”施蒂弗·米勒自豪地说。“它是我的领头狗。”

“你要把它带走?”玛奇担忧地问。

男人点点头。

“又回到那可怕的克朗代克去受苦?”

他点点头，补充道：“哦，也没你说的那么糟。看看我，不是很健康的一个人吗?”

“可狗不一样！想想那可怕的苦难，巨大的辛劳，那饥饿，那严寒！啊，我曾读到过此事，有所了解。”

“在‘小鱼河’边，我还差点把它吃掉呢，”米勒主动冷酷地说。“幸亏我那天捉到一只驼鹿，才救了它的命。”

“我宁愿先死也不吃它！”玛奇叫道。

“这儿情况不一样，”米勒解释说。“你们用不着吃狗。可当你们精疲力竭的时候，想法就不同了。你们从没疲乏得要死，所以什么也不了解。”

“你说得不错，”她热切地争辩道。“在加利福尼亚人们不吃狗。为啥不把它留在这儿?它快快乐乐，从不缺吃的——你也明白。它也绝不会受风寒，吃苦头。这儿一切温和文雅，无论人类和自然都没那种野性。它再不会受鞭打，至于天气——唔，这里从不下雪。”

“可是对不起，夏天却热得要命，”施蒂弗·米勒哈哈笑道。

“你还没回答呢，”玛奇紧追不放。“在北方你能给它什么?”

“食物，我得到它后，多数时间都能给它食物，”他回答。

“其余时间呢?”

“没有食物。”

“干活吗?”

“是的，很多活儿，”米勒不耐烦地脱口而出。“没完没了的活儿，还有饥荒，严寒，什么苦头都有——它同我回去只会得到这些。可它喜欢。它习惯。它熟悉那种生活，从出生到长大都是那样过的。你对这一点不懂，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这只狗属于那个地方，在那里才最快乐。”

“狗不能去，”沃特断然地说。“所以用不着再讨论。”

“什么?”施蒂弗·米勒问道，皱起眉头，不禁涨红了额头。

“我说这狗不能去，就这么定了。我不相信它是你的狗。也许你见过它，甚至替它主人赶过它。不过，它服从阿拉斯加山径上一般驾车的命令，并不能证明它是你的狗。阿拉斯加任何一只狗都会像它一样服从你的。此外，它无疑是一只很值钱的狗，因为阿拉斯加的狗都这样，这就足以说明你为什么很想得到它。不管怎样，你得证明对它的所有权。”

施蒂弗·米勒镇定自若，额上不禁又涨红了一点，黑布衣服下的大块肌肉突起；他把诗人仔仔细细打量一番，好像在测量他有多细长。

最后这个克朗代克来的人带着不屑一顾的表情，说：“我想，我并没看见什么东西现在不让我把狗带走。”

沃特涨红了脸，胳膊和肩膀上大块的肌肉似乎变得僵硬、紧张。妻子很担心，投身相助。

“或许米勒先生是对的，”她说。“恐怕他没错。‘狼’好像认识他，听见叫‘褐狼’无疑答应了他。它很快同他好起来，而你知道它以前对谁都不这样。另外，看它吠叫的样子，高兴得很呢。为啥高兴?肯定是因为见到了米勒先生。”

沃特突起的肌肉松弛了，肩膀仿佛无可奈何地耷拉着。

“你大概是对的，玛奇，”他说。“‘狼’并非‘狼’，而是‘褐狼’，它一定是米勒先生的。”

“也许米勒先生愿意卖，”她建议道。“我们愿意买。”

施蒂弗·米勒摇摇头，由好战变得温和——对方宽容，他也立即宽容了。

“我有五只狗，”他说，一面寻思如何最易使自己的拒绝缓和一些。“它是只领头狗。我的狗队在阿拉斯加也是顶呱呱的。什么也比不上它们。一八九八年有人出五千美元买这支狗队，我都没答应。当时的狗确实贵，但价高的原因并不在此，而在狗队本身。‘褐狼’在队中最为优秀。那年冬天有人出一千二百美元买它我都拒绝了。那时没卖，现在也不卖。此外，我一直非常想念它。我找了它三年。当我发现它被偷走时，难过极了——并非因为它的价值，而是因为——唔，我喜欢它得要死，就这么回事，请原谅。刚才看见它我还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以为在做梦。竟会有这么好的事，简直难以置信。瞧，我过去像它奶妈一样，让它上床睡觉，夜夜不受风寒。它母亲死了，我就买两元一听的炼乳喂它——总不能喂它我喝的咖啡吧。除我外，它哪知道什么母亲。它常按时吸我的手指，这个该死的小家伙——瞧，就是这只！”

施蒂弗·米勒说得兴奋无比，并伸出食指让他们看。

“就是这只，”他极力说得清楚明白一些，好像它以某种方式证明了狗是他的，同他有感情。

他仍看着自己伸出的手指，玛奇忽然说：

“可是这只狗，你还没考虑过它呢。”

施蒂弗·米勒现出迷惑的神情。

“你想到过它吗?”她问。

“我不明白你是什么意思。”他回答。

“在这件事上，也许狗可作点选择，”玛奇继续道。“也许它有自己的喜好和愿望。你没有想到它，一点不让它选择。你从没想到，它可能更喜欢加利福尼亚而不是阿拉斯加。你只考虑到自己的喜好，对它像对待一袋土豆或一捆干草一样。”

这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米勒显然深受影响，在心里盘算着。趁他犹豫不决时，玛奇又说道：

“如果你真的爱它，那么它的快乐也就是你的快乐。”

施蒂弗·米勒仍在盘算，玛奇悄悄向丈夫得意地看了一眼，他也赞同地看她一下。

“你怎么想的?”克朗代克来的人突然问。

现在轮到她迷惑了。“你什么意思?”她问。

“你认为它宁愿留在加利福尼亚?”

她断然地点点头，说：“我肯定。”

施蒂弗·米勒又盘算起来，不过这次自言自语，同时审判似地观察着被谈论的动物。

“它干活真棒，替我做了不少事，从不偷懒，很会强迫生疏的狗结队成形。它有头脑，除了说话什么都行。它知道你对它说什么。瞧它现在，它明白我们在谈它。”

狗正趴在施蒂弗·米勒脚边，头紧贴在前爪上，耳朵竖起细心倾听，眼睛机敏热切，循着说话声先从一个人嘴里发出，又从另一个人嘴里发出。

“它的作用还不少呢，还可以用上好多年。我确实喜欢它，喜欢得要命。”

之后，米勒有一两次张开嘴又合上，什么也没说。最后他说道：

“让我告诉你们我将咋办。夫人，你的话有些分量。这狗很卖力，也许它现在环境舒适，有权选择。不管怎样，我们让它决定，一切照它的意思办。你们两个呆在这儿不动，我随随便便离开。如果它想留下就让它留下，想跟我走就跟我走。我不会唤它走，你们也别唤它回来。”

他突然疑心地看着玛奇，补充道：“只是你必须公正。我转身后绝不能支使它。”

“我们会公正的，”玛奇保证道，但施蒂弗·米勒打断她。

“我知道女人的习惯，”他声称。“她们的心软，一旦动了心就可能洗牌作弊，看牌底，撒天大的谎——请原谅，夫人。我是说一般的女人。”

“我不知怎样谢你。”玛奇声音颤动。

“我不明白你有啥理由谢我，”他回答。“‘褐狼’还没决定呢。唔，我慢慢离开，你们不介意吧?这只是为了公正，以便在一百码内看见我消失。”

玛奇同意，并补充道：“我诚心向你保证，我们决不会做任何事支使它。”

“唔，那好，我这就去了，”施蒂弗·米勒用分别时的人通常的语调说。

听见他声音变化，“狼”很快抬起头；当他同女人握手时，它起身的速度甚至更快。它后腿直立，前爪放到她臀部上，同时去舔施蒂弗·米勒的手。米勒同沃特握手时，“狼”重复同样的动作，前爪放到沃特身上，舔两个男人的手。

“这可绝不是件轻松的事，我可以告诉你们，”克朗代克的人最后说，转身慢慢沿路走去。

“狼”看他走了二十英尺远，十分热切，满怀期望，似乎等待他转身回来。然后，它忽然发出一声轻微的哀鸣，向他冲去，赶上了他，勉强温和地咬住他的手，轻轻让他停下。

“狼”没能让他停住，又回到沃特·欧文坐的地方，咬住他的衣袖，要把他拉着跟上离开的米勒，可仍办不到。

“狼”愈加不安。它两边都不愿放弃，新老主人都想要，而他们之间的距离还在不断拉长。它激动烦躁，转来转去，一会儿向米勒，一会儿向沃特，犹豫不决，极为痛苦，简直不知如何是好，两边都想要却无法选择，它发出急促的呜呜声，开始喘息。

它突然蹲下，鼻子向上，嘴痉挛地张开又合上，一次比一次张得开。此种痉挛与喉部的抽搐同时发生，喉部的抽搐也一次比一次剧烈。随着这样的痉挛抽搐，喉咙震颤起来，最初悄然无声，伴以呼出的气息，然后发出低沉的音调，低得有史以来人们从没听到过。这一切，均为嗥叫前神经和肌肉所作的准备。

可它丰满的喉咙正要爆发出嗥叫，大张的嘴却合上了，痉挛停止，它久久地看着离去的男人。然后“狼”突然转过头，同样久久地盯着沃特。这是一种恳求，却毫无回应。它既没听见一个字，也没看见任何示意动作，究竟如何办，任何暗示也没有。

它往前看一眼，发现旧主人快到转弯处了，又激动起来。它一下站起身，发出一声哀鸣，接着产生一个新的主意，转向玛奇。它一直没想到她，但现在两个主人都不理它，就只剩她一个人了。它走过去，把头偎依在她膝上，用鼻子碰她胳膊——这是它讨喜欢时玩弄的老把戏。它退后一些，滑稽地扭动身子，腾跃着，半竖起身，用前爪击地，使出浑身解数——用讨好的眼睛、耷拉的耳朵和摇动的尾巴——表达心中无法说出的想法。

这些举动它不久也放弃了。它感到沮丧，这几个人以前可从没如此冷漠过。他们毫无反应，它什么帮助也得不到。他们不理睬它，像死了一样。

它转过身，静静地看着旧主人。施蒂弗·米勒正在转弯，片刻后就将消失。可是他根本不回头，慢慢向前，有条不紊，好像对后面发生的事毫无兴趣。

他就这样消失了。“狼”等着他重新出现。它等了足足一分钟，一声不响，一动不动，仿佛变成石头——不过这块石头满怀渴望。它吠叫了一次，又等待着，然后转身小跑到沃特·欧文身边。它嗅他的手，重重地趴在他脚下，看着空无一人的转弯处。

苔藓覆盖的石头上流过的小溪，似乎突然发出更大的汩汩声。此外就只听见草地鹨的叫声了。大黄蝴蝶悄然在阳光中飞行，消失在令人昏昏欲睡的阴影里。玛奇得意地盯住丈夫。

几分钟后“狼”站起身，举止断然审慎。它没看一眼面前的夫妇，而是盯住小路。它已作出决定，他们明白。他们还知道，就自己而言，考验才刚刚开始。

它一下小跑起来，玛奇噘起嘴，做出一种口形，真想吹出表示爱意的声音。但她没有这样做。她不得不看看丈夫，发现他严厉地盯住她。于是她不再噘嘴，发出无声的叹息。

“狼”这时拔腿猛跑，步子越来越大。它一次也没回头，尾巴直伸，猛然转过弯消失了。

[1]
俄耳甫斯(Orpheus)，希腊神话中的诗人和歌手。

天亮时又冷又暗，冷暗得非同寻常，他从育空大路转身爬上高高的泥岸，这儿有一条人迹罕至的阴郁小路，向东通往粗壮的云杉林。岸很陡直，他爬到顶后停下喘口气，假作看表的样子。时值九点。没有太阳，也没有出太阳的迹象，虽然天空没一块云。这是一个晴天，却似乎有一种无形的阴影覆盖着万物，一种淡淡的朦胧使天色昏暗，这都因没有太阳所致。可他并不忧愁，对此已习以为常。他已几天没见太阳了，知道还需要几天，那令人欢快的火球才会从正南方向的地平线上探出头来，然后很快消失。

这个男人回头望了一眼他走过的路。育空河宽达一英里，深藏于三英尺厚的冰下，冰上覆盖着数英尺厚的雪。它一片洁白，在流冰拥塞处微微起伏。就他目力所及，南北是一片连绵不断的白色，惟有一条黑线蜿蜒绕过云杉覆盖的小岛向南伸去，再蜿蜒着伸向北方，消失在另一个云杉覆盖的小岛后。这条黑线便是道路——主道——向南五百英里通往道森，再向北一千英里通往努拉托，最后到达一千五百英里外近白令海的圣迈克尔。

但这一切——神秘、遥远如黑线一般的道路，不见太阳的天空，酷冷的天气，离奇怪诞的情景——对此人毫无影响。这并非因为他久已习惯。他初来乍到，是一个“新手”，第一次来这里过冬。他缺乏想像，麻烦就在于此。他对于生活中的事物有机敏灵活的认识，但仅限于事物本身，而触及不到其所包含的意义。零下五十度意味着冰点下八十多度。他只觉得天气很冷，让人不舒服，仅此而已。他并未仔细考虑到自己是一个离不开体温的脆弱生物，人类整体而言是很脆弱的，只能生活在十分有限的冷热范围内，也没继而推想到永世不灭的领域，以及人在宇宙中的渺小地位。零下五十度意味着酷冷到会给人伤害，必须用连指手套、耳扇、暖和的鹿皮鞋和厚袜加以保护。零下五十度，在他看来不外就是零下五十度而已，至于所包含的更多东西，他可从没想过。

他转身继续向前，若有所思地吐了口唾液，顿时听见噼啪爆裂的声音，他吃了一惊。他又吐一次，唾液在空中就噼啪作响。他明白，零下五十度时唾液在雪地上爆裂，可他吐的唾液在空中爆裂，无疑天气比零下五十度还冷——多冷他不得而知。不过温度有什么要紧，他是去亨德森湾的左岔流索领老货的，伙计们已到了那儿。他们从印第安湾穿过分水岭到的那里，他则绕道而去，想看看是否可能在春季把原木从育空河一带的小岛上运出去。他将在六点钟到达营地，是晚了点，不过伙计们会在那儿，一堆火会燃着，他将吃到一顿热腾腾的晚饭。至于午饭，他用手按了按外衣下面胀鼓鼓的一包东西。它甚至还在衬衣下面，用手帕包住，紧贴着肉。只有这样饼干才不会冻硬。想到那些饼干，他欣然地现出微笑，它们每块被切开在咸肉油里浸过，并且夹有一大块煎咸肉。

他钻入粗大的云杉树林里。道路不甚明显。前面的雪橇经过后又铺了一英尺厚的雪，他高兴自己没雪橇，轻装旅行。事实上他什么也没带，只有手帕里包着的午餐。不过，这样冷的天气出乎他意外。他觉得确实冷，用戴着连指手套的手擦擦麻木的鼻子和颊骨。他浓密的连鬓胡子虽然暖和，却遮不住高高的颊骨，和高耸入寒风中的大鼻子。

一只狗小跑着紧跟在后面，它是土生的爱斯基摩大狗，是只地道的狼狗，灰色的皮毛，与其野狼兄弟在外表和性情上没什么区别，酷冷的天气使它极其难受。它知道这根本不是旅行的时候。本能告诉它的情况，比男人判断的还真实。实际上，不仅是零下五十度而已，已超过零下六十度，七十度——是零下七十五度。因冰点为零上三十二度

[1]

，这意味着此时为冰点下一百七十度。狗当然不懂温度计，可能它脑中并不像男人那样，对眼前的严寒有清醒的认识。但这畜生有其本能。它模模糊糊感到一种担忧，受到威胁和压抑，因此紧跟在男人后面，对他的每一个异常举动热切地发出疑问，好像期望他进入营地，或找个藏身的地方，生起火来。狗已知道火，并且需要火，要不然就在雪下面打个洞保暖，免受风寒。

它呼出的气一下凝固成极细的霜粉，落到皮毛上，尤其落到颚部、口鼻和睫毛上，结晶的气体使这些部位都变白了。男人红褐色的胡须也结上了霜，而且更坚固，形成冰状，随着他每次呼出的热气不断增多。他还在嚼烟叶，满嘴的冰把嘴唇粘得很紧，使他吐出汁液后无法把下巴擦干净。结果是，晶状的胡子具有了琥珀的颜色和硬度，在下巴上越来越长。假如他跌倒，胡子便会像玻璃一样碰成易碎的碎片。但他对这种附属物并不在意，当地咀嚼烟草的人无不受到如此惩罚，并且他外出时曾两次遇到寒潮。不过他明白，那两次均没有这次冷，据“六十英里站”的酒精温度计标示，他知道它们分别为零下五十度和五十五度。

他继续穿过一片几英里长的平整的树林，横跨一片满布系船柱的宽阔沙滩，沿一河岸而下，来到一冻结的小溪床。这就是亨德森湾，他知道离岔口还有十英里。他看看表，十点正，他每小时赶四英里路，以此计算，他可在十二点到达岔口。为庆祝此事，他决定在那儿吃午饭。

狗也紧跟着他下到岸边，沮丧地耷拉着尾巴，随男人转身沿溪床而行。雪橇留下的旧痕依稀可见，但最后留下的滑道也已覆盖上十多英寸厚的雪。这条寂静的溪面上，已有一个月没人过往了。他不断向前，极少思考，尤其这时他除想着在岔口吃午饭、六点钟在营地与伙计们会聚外，就没什么可想的。他没人说话，即便有也不可能说话，因为嘴被冻住了。所以他一味地嚼烟叶，使琥珀色的胡须越来越长。

他每隔一会儿又想到天气真冷，自己从没遇到过。他一边走，一边用戴连指手套的手背擦颊骨和鼻子，十分机械，不时换手。尽管如此，他手一停颊骨就发麻，紧接着是鼻尖发麻。他肯定面颊会冻坏的；他明白这一点，痛苦地后悔没设计出巴德在寒潮中戴的那种鼻带。此种鼻带连面颊一起遮住，使之受到保护。然而这毕竟也不怎么要紧。面颊冻了又怎么样?不过有点痛而已，绝不会很严重的。

他虽头脑空空，眼睛却很机敏，注意着溪河、弯道和树丛的变化，每走一步都倍加留心。一次，他绕过一个弯时，像受惊的马一般猛然后退，避开一直走的道路，往后退缩几步。他知道溪水是冻透了的——在这北极的冬天，没一条溪还会有水——不过他也知道，有一些泉水从山坡上汩汩冒出，在溪河的冰上面雪下面流淌。他知道无论多冷也不会冻着这些泉水，也知道它们的危险。它们是一个个陷阱，把一池池的水藏在雪下，雪有三英寸厚。有时是半英寸厚的薄冰盖在上面，上面再盖着雪。有时是一层水夹一层薄冰，所以人不小心踩上去，会下陷一阵子，直至打湿腰部。

所以他才惊慌地后退。他感到脚在下陷，听见雪下面的薄冰发出噼啪的破裂声。脚在这样的气温下打湿，即意味着麻烦和危险。至少意味着拖延，因为他必须停下生火，一边烤脚不让其受冻，一边烤干袜子和鹿皮鞋。他停下仔细看着溪床和两岸，断定水是从右边流过来的。他思考片刻，擦着鼻子和面颊，绕到左边，小心谨慎地向前，每一步都要试踩一下。一旦摆脱危险，他又开始嚼一口烟叶，像先前一样继续赶完四英里的路程。

在随后两小时里他又遇到几个类似的陷阱。隐藏的水池上面的雪，通常明显地凹陷，预示着危险。有一次他侥幸脱险，另一次他猜疑到有危险时便让狗在前面走。狗不愿意，往后退缩，最后男人用力推它，它才冲过一片平整的白雪。它突然陷下去，倒向一边，赶紧站稳身子。前脚和腿打湿了，上面的水几乎立即变成了冰。它急忙把腿上的冰舔掉，然后趴在雪地上，咬掉脚趾间结起的冰。这是本能。如不去掉冰脚会痛苦不堪，但它并不知道这一点，在它生命的深处产生了一种神秘的激励，它只是服从这种激励而已。不过男人知道，他已据此获得了一种认识，他取下右手上的连指手套，替它拔掉小冰粒。他的手指只露出了一分钟，很快就痛麻了，他真感到意外。天气的确冷，他匆忙戴上手套，狠狠地在胸上摩擦着。

十二点钟时天才大亮。然而太阳在其冬天的行程中还远在南方，无法越过地平线。在地平线与亨德森湾之间，地面凹凸不平，中午时分他行走在晴空下，没投下一点身影。十二点半整，他到达了河湾的岔口，为自己快速的步行而高兴。这样继续走下去，六点钟肯定能与伙计们相聚。他解开上衣和衬衣，取出午餐。这一举动不过只用了十五秒钟，但就在这短暂的时间里他露出的手指就已麻木了。他没戴上手套，而是把手指狠狠在腿上拍了十多下，然后坐在一根白雪覆盖的原木上准备吃东西。他在腿上拍手指感到一阵刺痛，但很快就过去了，令他吃惊。他简直没机会咬一口饼干。他反复拍手指，又戴上手套，露出另一只手来吃东西。他极力想咬一口，可没办法，满嘴是冰。他忘了生火把冰化掉，他笑自己傻气，同时注意到露出的手指又悄然发麻。他还注意到，自己坐下时脚趾刚感到的刺痛，现已消失。他不知脚趾是暖和过来了还是麻木了，在鹿皮鞋里动了动，认为是麻木了。

他匆忙戴上手套，站起身，有点害怕。他不断跺着脚，直至又感到了刺痛。天气实在冷，他想。沙弗尔湾的那个男人谈到当地有时多冷时，没说假话。他当时还嘲笑那人呢！这说明一个人凡事不要太肯定。没错，这里确实冷。他来回走着，不断跺脚拍臂，直到确信又暖和起来。然后他取出火柴，准备生火。他从下层林丛里——干燥的细枝被前面那口泉水的高水位冲到这儿——弄到柴火。他小心点着，火由小到大，很快熊熊燃烧，于是他把脸上的冰烤化，在火的保护下吃饼干。空气中的寒冷一时被智慧战胜了。狗烤着火真满意，既尽量靠近取暖又极力不被烤焦。

男人吃完东西，装上烟斗舒舒服服抽了一会儿烟。他戴上手套，让帽子的耳扇紧紧罩住耳朵，向左岔口的溪道走去。狗很失望，渴望回到火旁。这个人不懂得冷，也许他所有的前辈们，对于冷，真正的冷，冰点下一百零七度的寒冷，一无所知。但狗知道，它的祖先全知道，这种认识是遗传给它的。它明白，在如此可怕的冷天气外出不行，寒潮到来时，它应该舒舒服服趴在雪洞里，等待天空的云块散开。另一方面，狗和人并无十分亲密的关系，它是为他干苦活的奴隶，惟一得到的爱抚便是鞭打怒骂，时时受着鞭打的威胁。所以狗根本不想把自己的担忧传达给男人。这与他的利益无关，它是为了自己才向往回到火边的。可是男人在吹口哨，说话的声音如鞭打一般；狗只好转身跟在他后面。

男人嚼起烟叶来，胡须又成了琥珀色。他呼出的湿气也很快变成白色粉末，落到胡须、眉毛和眼睫毛上。亨德森湾的左岔流上似乎没那么多泉水，半小时里他一点影子也没见着。随后他才遇上一个，这里毫无泉水的迹象，柔和平整的雪似乎表明下面坚实，可是他却陷了下去。水不深，他迅速踩到坚固的地面上，只打湿膝部以下。

他非常气愤，大声诅咒自己的霉运。他原希望六点钟到达营地与同伴们会齐，这下得推迟一个小时了，因为他必须生火烤干鞋袜。温度这么低，这是绝对必要的——他很清楚，转身向岸上爬去。上边，在下层丛林里，有一些泉水在高水位时冲下的干柴，缠结于几棵小云杉树的树干上——主要是细枝细条，但也有大一些的枝条和去年的细干草。他把几根大块的柴丢到雪地上，垫在下面，以免最初的小火被融化的雪水浸灭。他从衣袋里取出一小块桦树皮，用火柴在上面划燃了火。火柴甚至比纸还燃烧得快。他把火放到柴上，再添上一把把干草和最细小的干枝。

他慢慢地小心地生火，对眼前的危险一清二楚。火渐渐增大，他添加的树枝也更大一些。他蹲在雪地上，扯出绞缠在灌木丛中的树枝，直接添进火里。他明白只能把火生燃。当零下七十五度时，你必须首先把火生燃——假如脚是湿的话。如果脚是干的，即使火没生燃，他还可沿路跑半英里，促使血液循环。可在零下七十五度时，又湿又冻的脚是不可能恢复循环的。无论他跑得多快，湿脚只会冻得更加厉害。

这一切男人都明白。沙弗尔湾的那个老手去年秋天曾告诉过他，可他现在才懂得。他的脚已完全失去了知觉。为了生火他不得不取下手套，手指很快麻木。每小时四英里的步速，还可使心脏不断把血液输送到体表和四肢。但他一停下，血液的输送也就放松下来。太空的寒潮袭击着毫无保护的地球顶端，而他正身居此处，受到极大的冲击。体内的血液面临这种情况退缩进去。血液像狗一样有生命，也像狗一样想躲藏起来，不受严寒。只要他每小时步行四英里，就可迫使血液运行到体表；而现在它已退缩进去，深藏起来。四肢首先有了失血的感觉。他打湿的脚冻得更快，露出的手指麻木得更快——尽管还没冻结。鼻子和面颊都被冻了，皮肤因失血而全部冰冷。

不过他是安全的。脚趾、鼻子和面颊只会受到严寒的一点侵袭，因为火势越来越旺。他添加的树枝有手指般大小，再过一会儿就可加手腕大小的树枝了，那时便可脱去鞋袜，一边把它们烤干，一边把光着的脚烤暖和，当然，先要用雪擦擦。火一点就着了，他没有危险。他想起沙弗尔湾那个老手的建议，微笑着。那老手一本正经地规定说，谁也不能于零下五十度时一人在克朗代克中穿行。瞧，他不是来了吗，遇上了寒潮，只身一人，没有送命。那些老资格们，有的真像女人，他想。一个人唯一要做的，就是保持头脑清醒，他不是很好吗。只要是个男子汉，都能只身旅行。不过他面颊和鼻子冻的速度之快，令人吃惊。他以前并没想到，手指竟会瞬间失去知觉。因为麻木，他简直无法抓取树枝，它们似乎远离他的身体，远离他本人。他摸到细枝时，不得不看看是否抓住了，而它们实际上几乎就在眼前。

这一切都无关紧要。他面前有火，噼噼啪啪燃烧的火，它每一个舞动的火焰都给人以生机。他着手解开鹿皮鞋，它们上面覆盖着冰。厚厚的德国袜像铁鞘一样，伸到膝部。鹿皮鞋带像钢条一般绞缠在一起，仿佛被大火烧过。他用麻木的手指扯了一下，意识到这很傻，便从鞘中拔出刀来。

可没等他割断鞋带，事情发生了。这是他自己的过失，或者说是他的错误。他不应该在云杉树下生火，而应在旷地里。不过在云杉树下，更容易从树丛中取到细枝，直接投入，瞧，就在他生火的地方，一层白雪覆盖在树枝上面。几周来没刮过一次风，因此每根树枝上都压着厚厚的雪。每次他拉取一根枝条，就使树微微动一下——对他而言是难以觉察的，但却足以带来灾难。在高高的树上，一根树枝上的积雪倾落下来，掉到下面的树枝上，又使它上面的积雪倾落，这样一根接一根地发生，面积越来越宽，直至整棵大树上的雪都倾覆而下，像雪崩一样，突然落到男人和火堆上面，火被扑灭了！刚才还燃着熊熊的火，现在却成了一堆杂乱的白雪。

男人惊诧不已，仿佛刚听到对自己死刑的宣判。一时间他只是坐着，盯住刚才燃火的地方。之后他十分平静。也许沙弗尔湾的那个老手是对的。即便路上只有一个同伴，他现在也不至于陷入危险，因为同伴可以生火。唉，这下得由他自己再生一次火，而这次可要万无一失了。即使火又生起，他也很可能会失掉一些脚趾。此刻脚一定严重受冻，而把火再次点燃还需要一些时间。

这便是他的想法，不过他并没有坐下去想。而是边想边忙个不停。他重新为火堆垫上根基，这次是在旷地里，没有任何危险的树会把火扑灭。接着他从泉水充足时冲下的沉积物中，弄到干草和细枝。他无法合拢手指去扯，只能一把把地拉。这样他弄了许多腐枝和一些绿苔，它们用来燃烧并不好，但他只能这样了。他有条不紊地生着火，还弄了一抱大些的树枝，待火生大后用。这段时间狗始终坐着看他，眼里充满了某种渴望，因为它视他为供火的人，而火又来得如此之慢。

一切准备好后，男人伸手去衣兜里另取一块桦树皮。他知道桦树皮在，虽然手指感觉不到，但手摸时能听到清楚的沙沙声。他怎么努力也无法抓住。另一方面，他心里一直意识到每时每刻脚都冻着，并为此而惊恐，但他抗争着，极力保持平静。他用牙齿戴上手套，前后挥着手臂，把手用力在身子两边拍打。他这样做时一会儿坐着，一会儿站起；狗却一直坐在雪地上看他，狼似的尾巴暖和地卷在前脚上，敏锐的狼耳热切地竖着。男人挥拍着两手，见眼前的动物暖和、安心、自然地蜷缩着身子，深为嫉妒。

他的手指早已失去知觉，拍打一会儿后他才感到略有恢复。先是觉得微微刺痛，然后越来越厉害，直至令他痛苦不堪，不过他却满意地欢呼起来。他取下右手上的手套，去拿来桦树皮，露出的手指很快又麻木了。他拿出一束硫黄火柴，严寒已使其手指失去生机。他极力把一根火柴与其余的分开，却使整个一束火柴落到雪地上。他试图拣起来，不行，麻木的手指既无法触动又无法抓取。他小心谨慎，不去想冻伤的脚、鼻子和面颊，一心一意拾火柴。他看着，用视觉而非触觉；当看见手指在一束火柴的两边时，他便把它们合拢——就是说他意欲合拢，因火柴就在下面，而手指却不听使唤。他给右手戴上手套，狠狠地在膝上拍打。然后他用一双戴着手套的手把火柴撮到膝上，附带了不少雪。可情况并无好转。

他忙了一阵子，试图把一束火柴弄到手掌根间，再夹到嘴上。他用力张开嘴，使嘴上的冰发出噼啪的裂声。他把下颏收进去，卷起上嘴唇，用上齿刮擦火柴，想从中分出一根。他真刮出了一根，使其落到膝上。可他并不更走运，因为他无法将它拾起。这时他想出一个办法，用牙齿把它咬起，在大腿上划着。他划了二十次，终于划燃，再用牙齿咬着去点桦皮。可是燃烧的硫黄气钻入鼻孔和肺里，引得他一阵阵咳嗽。火柴落到雪地上熄灭了。

之后他将自己的绝望之情抑制着，心想沙弗尔湾的那个老手是对的：零下五十度时，一个人应该与别人结伴同行。他拍打双手，却无法使其产生任何感觉。他突然用牙扯下双手上的手套把一束火柴夹在手掌根间。胳膊上的肌肉尚未受冻，使他能用手掌根把火柴紧紧夹住。然后他把火柴往腿上划去，一下就划燃了，整整七十根硫黄火柴！一点风也没有，不会把火吹熄。他把头偏向一边，避开令人窒息的烟味，用燃烧的火柴去点桦皮。这时他感到手有了知觉。他手上的肉烧着了，闻得出来，在深深的体内感觉得到。这知觉由疼痛变成剧痛。他仍然忍受着，笨拙地去点燃桦皮——这并不容易，因为他挡着火柴的手本身就在燃烧，把大部分火焰都吸掉了。

最后，他实在忍受不了时，才把两手猛然一甩。燃烧的火柴落到雪地上，咝咝作响，不过桦皮已点燃。他把干草和细枝放到火上。他不得不用手掌根夹燃料，因此无法挑选，枝条上附了一些小块的腐木和绿苔，他便尽量用牙齿咬开。他笨手笨脚，对火焰倍加爱护，它意味着生机，千万别熄灭。从体表退缩进去的血液，现在使他颤抖起来，他因此更加笨拙。一大块绿苔正正落到小火堆上。他极力用手指拨开，但因浑身发颤，他拨得过猛了些，把小火堆弄垮了，使燃烧着的草和细枝撒满一地。他试图再次把它们拨拢，尽管费尽心机，但因一身抖得厉害，枝条又被弄散，他无可奈何。每根枝条都冒起一股烟，然后熄灭了。这位生火者失败了。他漠然地看看周围，偶然见到狗，它坐在熄灭的火那边的雪地上，不安地移动着，微微抬起一只前脚，然后又抬起另一只，身子来回蠕动，满怀渴望的样子。

见到狗他便产生了一种疯狂的想法。他记起一个男人的事，此人遭到暴风雪袭击，杀死一只公牛，钻进它的尸体，得以幸存。他要把狗杀死，再把双手伸进其暖和的体内，直到麻木消失，之后再升火。于是他对着狗说话，叫它，但声音里有种恐惧的怪调，把狗吓着了，它以前可从没听见他这样讲话。一定出了什么麻烦，它那猜疑的本性使它意识到危险——什么危险不得而知，但不知怎么它心里对男人产生了一些畏惧。听见男人的声音它耳朵直立，更加明显地坐卧不安，前爪动来动去，但就是不靠近他。他跪下身子，向狗爬去。这异常的姿势再次使狗疑心，它忸忸怩怩地侧身走开了。

男人在雪地上坐了一会儿，极力保持平静。接着他用牙齿把手套戴上，站起身。他先往下看看，以便确信自己真的站起来了，因为他两脚已失去知觉，似乎与地面不沾边。他这站立的姿势本身就驱散了狗心中的疑窦；听他说话强硬，发出鞭打一般的声音，狗又习惯地效忠起来，向他走近。当它走到伸手可及的距离，男人失去控制，两臂突然向狗挥去。这下他才大吃一惊，发现双手已无法抓取，手指既不能弯也没有感觉。他一时忘了它们已经受冻，并且越来越严重。这一切发生在转瞬之间，狗没来得及跑开，他已用胳膊把它抱住。他坐到雪地上，抱住狗不放，而狗一个劲地嗥叫，哀鸣，挣扎。

可他只能这样，用胳膊抱住狗坐在那儿。他意识到自己杀死不了狗，根本就没办法。他双手毫无用处，既不能拔出刀来，把它握住，又不能掐死狗。他只好把它放了，它疯狂地冲走，夹着尾巴，仍在嗥叫。它在四十英尺远的地方站住，好奇地看着他，耳朵挺直。男人往下看看手，以便确知它们在哪里，发现手在胳膊的一端，他觉得真奇怪，一个人不得不用眼睛看手在哪里。他前后使劲挥着胳膊，在身子两边拍打戴着手套的手。他这样狠狠做了五分钟，心脏把足够的血输送到体表，使他暂时没发抖，可双手仍无知觉。他模糊地感到它们像两个物体一般悬在胳膊的顶端，但当他要进一步察明这种感觉时，却做不到了。

他产生一种对死亡的恐惧，感到阴郁难受。这恐惧很快强烈起来。因为他意识到这不仅是冻坏手指脚趾或失去手脚的问题，而且是危及到生死的问题——眼前情况对他很不利。这使他感到一阵恐慌，转身沿着昏暗的老路向溪床跑去。狗也跟在他后面跑。他带着一生从未有过的恐惧，盲目地跑着。他在雪地里东倒西歪地跑时，又慢慢看见一些东西——溪岸，旧木堆，光秃的白杨，天空。跑着感觉好一些。他不发抖了。也许，如果他继续跑脚就会解冻，再跑得足够远，也许就能到达营地和同伴们团聚。他无疑会失掉部分手指、脚趾，脸会冻坏，但伙计们会照顾他，使他其余的部分保存下来。与此同时，他又有了另一种想法——他再也到不了营地和伙计们身边了，还有许多英里远呢，他冻伤得太厉害，不久会僵死的。他把这种想法置之脑后，不去想它。有时它自己挤上前来，非要他知道，但他把它猛然推回去，努力想别的事情。

他觉得奇怪，自己两脚如此麻木，连踩在地上支撑着他身子也感觉不到，居然还能跑。他觉得自己在地面上一掠而过似的，与地面毫无接触。他曾在某处见过长翅的墨丘利

[2]

，不知墨丘利是否有他在地上一掠而过的同样感觉。

他一直跑到营地与伙计们会聚的想法，有一个缺陷，即他缺乏耐力。他几次跌跌绊绊，身子踉跄，倒在地上爬不起来。他想，自己得坐下休息，然后继续步行。他坐下喘气时，注意到自己觉得非常暖和舒适。他不颤抖了，甚至觉得一道温暖的光辉照到身上。然而，他去触摸鼻子或面颊，却毫无知觉。跑也不能使它们解冻，也不能使手脚解冻。接着他想到身体受冻的部分一定越来越宽。他极力把这想法压制忘掉，想别的事情，他感到它所带来的恐慌，为此而害怕。可它不断出现在他心里，最后使他想到自己全身受冻的样子。他简直受不了，又沿路疯狂跑起来。一次他放慢速度步行，但一想到身子受冻的部分在扩展，他又向前跑去。

狗一直紧跟在他后面跑。他第二次倒下时，它在他前面坐下，尾巴卷在前脚上，面对着他，显出好奇热切的样子。见它暖和而安然，他十分气愤，直把它骂得耳朵耷拉，作出让步。这次他更快地颤抖起来。严寒从四面八方侵入他体内，他渐渐抵挡不住了。一想到这里他就不得不向前跑，但没跑到一百英尺，他就摇摇晃晃一头栽倒在地上。这是他最后一次恐慌。待喘过气，恢复平静后，他坐起来，想到要不失尊严地迎接死亡。然而，这种想法并非一开始就带着尊严的。他所想到的是，自己一直在欺骗自己，像一只无头小鸡到处乱跑——这便是他所想到的比喻。唉，他无论如何会被冻僵的，还不如体面地面对此事。他内心又获得了平静，第一次隐约产生了昏昏欲睡的感觉。睡着走向死亡这个主意不错，他想。像注了麻醉剂一般。受冻并不像人们想的那么糟。比这更糟的死多着呢。

他想象着伙计们第二天发现他的尸体。忽然，他发现他和他们在一起，沿路走来，正在找他自己。他还和他们一起绕过一道弯，发现他躺在雪地上。他已不再属于自身，因为即使此刻他也脱离躯体，与伙计们站在雪地里，看着雪地里的他本人。这儿的确冷，他想。待回到美国后，他就可告诉人们什么才叫真正的冷了。

之后男人昏然入睡——这仿佛是他有生以来最舒适最满意的一次睡眠。狗坐在他面前等着。白昼很快过去，随即是漫长的黄昏。看不出任何生火的迹象，此外，狗从未见过一个男人在雪地里那样坐着，却不生火。当黄昏来临时，它对火满怀渴望，不能自制，前脚动个不停，呜呜叫着，耳朵耷拉，以为男人会骂它。可他仍一声不响。后来狗的呜呜声更大，再后来它悄悄向男人移近，嗅到了死亡的气息。它顿时毛发直立，往后退去。它呆了一会儿，在冷空中跃动的明星下发出嗥叫，然后转身向着它知道的营地跑去，那儿有别的人给它食物与火。

[1]
指华氏温度，沸点为二百一十二度。

[2]
墨丘利(Mercury)，罗马神话中众神的信使，司商业、手工技艺、智巧等。

英勇悲壮的生命之歌

(译后记)

刘荣跃

本书是根据美国著名作家杰克·伦敦（1876—1916）的作品精选编译出的一部优秀中短篇小说集。杰克·伦敦出生于旧金山一个破产农民家庭，从小开始劳动生活，当过报童，在罐头厂、发电厂、麻纺厂当过童工，甚至在旧金山港口做过“贼”。1893年当水手，航行日本。1894年参加失业工人组织的“工人军”向华盛顿进军，后来在美国和加拿大各地流浪，并坐过牢。1896—1897年进入加利福尼亚大学学习，1897—1898年去阿拉斯加淘金——这一经历，使他写下许多深刻感人、举世闻名的“淘金故事”，这些故事多已编入本书。1902年英布战争爆发后他以随军记者身份赴英国，在伦敦东区调查工人的生活，写成特写集《深渊中的人们》。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后作为战地记者赴前线采访。伦敦于1895年参加社会工党，1901年加入社会党。1905年在美国各地作以《革命》为题的讲演。1907—1909年进行环球旅行，归来后出版《“斯纳尔克”号旅行记》一书。1914年赴墨西哥搜集有关墨西哥解放运动的材料。伦敦的世界观比较复杂，他研究过马克思的著作，也受到斯宾塞和尼采的哲学影响，后来陷入悲观主义。1916年退出社会党，绝望自杀。他的人生经历是丰富多彩的，这无疑为他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基础；我们从他众多的作品中，自然已体会出他丰富的生活阅历。

伦敦从1893年开始写作，发表第一篇作品《日本海岸的台风》，一生写出十九部长篇小说、一百五十多篇中短篇小说、三个剧本，以及不少论文和特写等。早期的中短篇小说大多以北方生活为题材，称作“北方故事”，或“北方淘金故事”，主要描写阿拉斯加严峻的大自然和淘金者艰苦的生活，反映人与自然的抗争。其中最著名的有《野性的呼唤》、《白獠牙》、《热爱生命》、《北方的奥德赛》等，这些作品塑造了一系列富有冒险和自我牺牲精神的人物形象。《野性的呼唤》和《白獠牙》是两部描写动物的中篇小说，表现了“弱肉强食，生存竞争”的哲学思想，具有高超的艺术技巧。航海题材的小说在伦敦的创作中占有特殊地位，以长篇小说《海狼》为代表，它塑造了一个凶狠残忍的“超人”的形象。《铁蹄》是伦敦的一部优秀政治幻想小说，揭露资产阶级的寡头政治，歌颂工人阶级的武装斗争，但夸大了革命领袖的作用，把群众写得过于消极。长篇小说《马丁·伊登》带有自传的性质，写一个劳动者出身的作家如何堕落，揭露出金钱对人的恶劣影响。伦敦后期也写了一些比较优秀的作品，如长篇小说《毒日头》、《月谷》等，同时也写有一些粗制滥造的作品。《埃尔西诺号的叛变》、《红死病》等小说则更尖锐地反映了作者的思想矛盾。

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我头脑中始终回荡着一个主旋律，这旋律就是“英勇悲壮的生命之歌”。一篇篇作品在歌唱着生命，这生命是英勇的，这生命是悲壮的，令我时时感动不已，深受震撼！所以我为能把这些优秀作品译介给读者深感荣幸。

《野性的呼唤》是一篇引人入胜、内涵丰富的世界中篇名著。它讲述了一只名叫巴克的狗的传奇经历，读后令人深思，耐人寻味。巴克是一只很有灵性的狗，颇通人性，正如它心爱的主人桑顿所说：它什么都能，只是不能说话罢了！同时它身上也存在着野性，勇猛好斗，有时还非常凶残。由于它勇敢机智，力量强大，因此在与其他狗的较量中次次获胜，从而成为一只远近闻名的领头狗。它被人们卖来卖去，受到虐待，干着艰辛的拉雪橇的活。但它不得不服从，因为人们手里的鞭子和棍棒是残酷无情的。后来它遇到一位终生难忘的主人桑顿，高兴不已。他对巴克具有真正的爱心，关心体贴它，把它从死亡中救出来。巴克感激不尽，成了主人得力的助手，对他忠心耿耿，还两次救了他的命并为他赢得不少财富。

巴克经常听到森林中“野性的呼唤”。由于身上还存在着野性，它渴望到荒野里去过自由自在的生活，时而漫游于野外，并和一只野狼交上了朋友。它在外面游荡、奔跑是多么快活，然而又挂念着心爱的主人，于是毅然回到他身边。不幸的是，一天它返回营地，发现主人被印第安人射死在河边，狂怒之下它凶猛地咬死了几个印第安人。连结巴克与人类的最后一根纽带断了，它终于加入到狼群中去。然而每年夏天它都独自回来一次，到桑顿葬身的河边发出凄厉、苍凉的长嗥。

通过这一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作品深刻反映了“弱肉强食，生存竞争”的主题——这也是贯穿于作家许多作品的重要主题。作家认为大自然是无情的，世界是无情的，软弱只有挨打，招致毁灭。书中的“棍棒与犬牙”很有象征意味。巴克一段段曲折、凶险的经历，把“弱肉强食”的主题表现得淋漓尽致。此外，作品还反映了人与动物、自然的关系，人类只有爱护动物和自然，才能有利于自身的发展。

小说情节引人入胜，可以说章章精彩，一些场面惊心动魄，令人感慨。语言生动形象，抒情味浓，难怪出版后即一举成名。出版商们争相高价购买版权，这样一篇译成中文仅约六万字的作品，近一百年前出版商竟出到了两千美元！其价值和声望可想而知！

《白獠牙》通过讲述一只小灰狼从小到大的成长过程，再次深刻地把弱肉强食的主题揭示给读者。它被叫做“白獠牙”，出生在一个洞里，对那堵“白墙”即洞口充满神秘之感。经过不断摸索它终于爬出“白墙”。为了生存它与凶恶的山猫等展开英勇而残酷的激战。一只只狗被它打败，否则它就难以有立身之地，这是一个既简单又残酷的现实。尽管它在狗中间威武不屈，战无不胜，但它不得不屈服于一个个“神”——即人，因为无论如何它也是斗不过人的。人更聪明，可以借助棍棒和石头打败它，它若不服从便只有吃亏。如果说《野性的呼唤》中的巴克在长期的交往中对主人桑顿产生了真正的感情，那么即使如此野性，对人类充满戒心的狼——白獠牙也对真心关心它的主人比弗产生了真正的感情，最后挺身而出救护主人的生命。可以说，伦敦在揭示野性的力量的同时，也深刻地表现了人性的力量。

本故事开头的一些场面，也给人留下极深印象。两个男人赶着雪橇行进在白茫茫的荒野中，一群狼紧追不舍，随时准备把人和狗吃掉。他们停下狼也停下，想想黑暗中周围那一圈时刻缩小的露出凶恶之光的眼睛，多么可怕！人和狗与狼群展开着生命的竞赛，生命的抗争，谁一旦软弱下去谁就必然成为对手的猎物被吃掉。结果拉雪橇的狗越来越少，以致连比尔也不幸葬身狼腹！这样的死难道不悲壮么?现在狼又盯住亨利不放了，他几乎走投无路，竟然不得不把自己置身于火圈当中，狼群只好守候在火圈外面。可火圈总有燃尽的时候……作者就是用这些扣人心弦的故事，揭示着不可抗拒的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

《墨西哥人》是一篇革命小说，表达了主人公为墨西哥革命的英勇的献身精神。为了革命事业，他心甘情愿做任何事情，即使去干打扫卫生那样的活。尤其是当他听说革命需要钱后，竟毅然决定去参加拳击，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为革命献一份力。他是一个英雄，面对强大的对手，面对种种欺诈行为，他无所畏惧。他的大无畏精神是值得赞扬的。相比之下，其他人的革命态度就需要反思了。故事的结尾的确意味深长，耐人寻味。“英勇悲壮”的旋律同样回荡于这篇小说中。

在世界文学史上，正如《野性的呼唤》一样，《热爱生命》也占有了一个重要的位置。我阅读、翻译这篇小说时一直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我把它当作一首抒情诗来阅读——一首苍凉悲壮的抒情诗。把小说当作诗来读，在我读到的书中不多，印象特别深的还有曾读过的英文原著《查太莱夫人的情人》（D·H·劳伦斯著）。在本故事中，两个男人去北方淘金返回，主人公既饥饿又疲惫，步履维难。可同行的比尔为了自己活命却只顾往前走，把他远远抛在后面，友谊在残酷的生存面前显得苍白无力。小说的情节描写和心理刻画都相当细腻深刻，令人赞叹。主人公为了抓到雷鸟吃，竟学着它的叫声引诱它。看见一只狐狸口中含着雷鸟他垂涎欲滴。为了填饱肚子，他竟趴在地上像牛一样啃吃着灯心草！为了捉到水池中的小鱼，他不厌其烦地把池中的水一点点舀干。面对残酷的生存局面，作为一个大男人竟然哭了，其所受到的打击可想而知。颇有意味的是，他千辛万苦弄到的金子不得不丢掉——现在生存都成问题，金子还有什么意义?为了生存，连狼啃剩的动物骨头他也捡起来接着啃，甚至敲出里面的骨髓，因为它可以延续他的生命。令人毛骨悚然的是，他发现了同伴比尔的尸骨，而总不能去啃同伴的骨头吧！他与那只虚弱的狼的较量过程，也使人震惊不已。他终于战胜重重困难爬到了海边，看见一只船——那是生命的希望所在。可是当船上的人发现他时，他已简直不像个人而像个什么可怕的怪物了。他对生命的热爱，对生命的珍惜，对生命的执著，表现得如此彻底。他获救之后还做着噩梦，甚至可笑地到处隐藏食物，害怕再次挨饿——只有亲身经历过饥饿的人才真正知道它的可怕，也才能真正理解他的可笑之举。他的行为是英勇而悲壮的。

《北方的奥德赛》表现出人们的坚韧、顽强与勇敢精神，尤其是主人公不远万里寻找妻子昂加的举动，不同寻常。这仿佛是一个神话与传说，是关于印第安人的英勇无畏的故事。这里提出了一个有关印第安人文明发展的问题。白人进入印第安人的生活，带走印第安女人昂加。最初受到反对阻止，但后来印第安人慢慢感受到文明社会的好处，渐渐喜欢上了，对于文明社会产生了向往。可他们仍然是矛盾的，不知是过文明社会的生活还是继续过自己古老原始的生活；故事结尾便反映出这种矛盾的心情。

以上是笔者对本书主要篇章的一点认识，不当处敬请读者指正。这是笔者已出版的第八部译著——我为从事文学翻译这一崇高艰巨的事业而自豪快乐。人生应该有积极的追求，这样的人生才会有意义。我的生活是快乐而充实的，我愿在默默的耕耘中为读者译介更多的优秀作品，提供更多美好的精神食粮。面对所取得的成绩，我充满了由衷的喜悦，并为所热爱的事业向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生命是可贵的，我牢记着杰克·伦敦所说的话，要“热爱生命”！

2001年1月完稿于简阳神游斋

先在人间爱起来吧

——《你在天堂里遇见的五个人》导读

假如你觉得自己满腹经纶，恨不得有一群弟子跟在后头随听随记，再编一部《论语》，这本书可以不看。这本书是写给准备“听话”而不是“说话”的人读的。它是小说，虚构的一个故事。我们知道，任何虚构都指向真实的生活，这本书也不例外。

跟别的小说不同，它虚构的不是一个人活着时候的生活，而是死后的“生活”（如果那也可以称为“生活”的话）。死了之后，还能想，还能看，还有人跟自己对话，实在超出我们的经验。一本谈死的书，谈天堂的书，通常比较神秘或恐怖。但读完此书，觉得并不神神鬼鬼、空洞玄虚，反而阳光灿烂。它给我们一个视点，跳出日常的纠纷，回观人的一生。就像在宇宙飞船上看到的地球。

作者很照顾人们对人生哲理的热爱，常常写出那些可以抄在漂亮本子上的句子。例如：

每个人的生命中，都会有一个真爱的瞬间特写。

世上没有偶然的行为。我们都是联系在一起的。你无法将一个生命和另一个生命分割开来，就像风和微风紧密相连一样。

这个叫爱迪的男人，瘸着一条腿，为救一个孩子死了。他在天堂遇见了五个人。他是不是把孩子救了出来，是不是在天堂乐不思蜀，这要看了书才知道。情节都在书中，写得很有章法，我不能抢先代作者透露。我可以说的是，爱迪在天堂，如同一个人得到珍贵的地图，终于看明白自己走了一生的道路，原来是那样勾连的。

我们也许没有救孩子的荣幸，我们没有经历战争也没钓过鱼，我们离天堂还远，但这些并不妨碍读读此书。当它是本闲书，可以消遣，可欣赏作者的细致与独到；当它是课本，可跟着走上一段，直到自己成了本文开头所说的那种智者。那五次相遇，如同五声寒山钟声。就当它是一次清夜扪心，一次大汗后的冲淋。

我再想说的是，这是一本劝人学好的书，积极的书。它强调爱，爱人们和爱生活，强调家的价值，强调人与人的沟通。尽管上世纪的文学，经典地揭示了人的无奈处境，人毕竟需要一点自我欣赏，架构这个世界的主要材料正是爱而不是别的。天堂的事情比较遥远，我们在人间先爱起来吧。

陈村

2004.7.11

谨将此书献给我亲爱的舅舅爱德华·贝赤曼，他是第一个向我灌输了天堂概念的人。每年感恩节，在餐桌旁，他都要讲述他在医院里度过的一个夜晚。他半夜醒来，看到他逝去的亲人们的亡灵正坐在床边上，等候着他。我永远记得这个故事。我也永远记得我的舅舅。

每个人对天堂都有自己的理解，大多数宗教也如此。每一种理解都应该受到尊重。我在这里展现的不过是一种猜想，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一种祈望。我希望我的舅舅，以及那些像他一样自觉在世上无足轻重的人们，最终能够明白，他们曾经是多么的重要，多么的受人爱戴。

- 结局

- 旅途

- 到达

- 爱迪在天堂里遇见的第一个人

- 第一课

- 爱迪在天堂里遇见的第二个人

- 第二课

- 爱迪在天堂里遇见的第三个人

- 第三课

- 爱迪在天堂里遇见的第四个人

- 第四课

- 爱迪在天堂里遇见的第五个人

- 最后一课

结局

这个故事讲的是一个名字叫爱迪的人，故事从结尾处爱迪死在阳光下开始。从结尾开始讲一个故事，似乎颇为奇怪。但是，所有的结尾亦是开端。我们只是当时不知道而已。

爱迪生命中的最后一个小时，像大部分其他时间一样，是在“红宝石码头”——壮观的灰色大海边上的一个游乐场里度过的。游乐场里有各种常见的游乐项目，一条木板搭成的海滨走道、一座阜氏巨型摩天轮、疯狂过山车、碰碰车、一个卖太妃糖的小亭子，以及一间你可以往小丑嘴里射水柱的电子游戏室。还有一座名叫“弗雷迪自由落体”的巨大的全新游乐车，爱迪将在这里发生的一次事故中丧生，这事故将登上全州的各家报纸。

临终的时候，爱迪是一个矮墩墩的白发老人，短颈阔胸，手臂粗壮，右肩上一个刺身军记依稀可见。此时的他，两腿瘦削，青筋暴突，战争中受伤的左膝，因关节炎而致残。他拄着拐杖走路。一副宽厚的脸膛被太阳晒得粗糙不平，胡子坚硬，下颚微突，使他看上去比实际上自负。他的左耳朵上夹着一根香烟，皮带上挂着一串钥匙。他脚穿胶底鞋，头戴一顶旧布帽子。从他身上穿的那套褪了色的棕色制服看，他是一个工人。他也确实是一个工人。

爱迪的工作是“维修”游乐设施，实际上就是保证它们的安全。每天下午，他在公园里巡视，检查每一项设施，从“漩涡激流”到“黑管历险”。他四处查看，寻找断裂的木板、松动的螺栓、损耗的钢筋。有时，他会停下脚步，两眼呆呆地凝视前方，过往的游人以为出了什么事。但是，他只是在聆听，仅此而已。经过这么多年之后，他说，他能在这些机器的哼哼唧唧中听出
问题来。

在地球上的时间还剩下五十分钟，爱迪最后一次巡视“红宝石码头”。他经过一对老夫妇身边。

“伙计们，”他嘟哝了一句，手触了触帽檐。

他们礼貌地点点头。游客们认识爱迪，起码常客认识。年复一年，他们都会在夏天里见到他，那是一张会让你想起某个地方的脸。他工作服衬衫的胸口上有一块补片，上面写着“爱迪”，下面是“维修部”，有时，人们喊他，“你好！爱迪·维修部”，他可从来没觉得滑稽。

今天，碰巧是爱迪的生日，八十三岁生日。上星期，医生告诉他，他患了带状疱疹。带状疱疹？爱迪从来没听说过。他过去身体强壮得可以一手举起一匹旋转木马。但是，那是好久以前的事了。

“爱迪！”……“爱迪，带我！”……“带我！”

距离死亡还有四十分钟。爱迪走到排队等候疯狂过山车的人们前面。每座游乐车他一周起码坐一次，他要知道刹车和行驶都稳妥才放心。今天的节目是过山车——他们管这个叫“魔鬼过山车”——认识爱迪的孩子们嚷着要跟他坐一节车。

小孩子们喜欢爱迪。十几岁的少年不喜欢。少年们让他头痛。多年以来，爱迪估计，各式各样无所事事、出言不逊的少年他都见过了。但是，孩子们不一样。孩子们看着爱迪——他翘着下巴颏儿，总像海豚一样咧着嘴微笑——而且他们信任他。他们被他吸引住了，就像冰冷的小手伸向火焰。他们搂他的大腿。他们玩弄他的钥匙。爱迪通常只是哼哼，从不多言。他估计，就是因为他话不多，他们才喜欢他。

这会儿，爱迪用手拍了拍两个反戴着棒球帽的小男孩。两个孩子冲到车厢前，跌跌撞撞地坐了进去。爱迪将拐杖交给疯狂过山车的候车员，然后慢慢地放低身子坐进两个孩子中间。

“开车了……开车了……”一个孩子尖声叫着，另一个孩子把爱迪的手臂拉过来放在自己的肩上。爱迪把安全杆放下，压在他们的腿上，咔哒—咔哒—咔哒，他们朝上面开去。

有一个关于爱迪的故事到处流传。当爱迪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就在这码头边长大，有一回他卷进了一场巷斗。皮肯大街上的五个孩子把他的哥哥乔堵住，要揍他。此时爱迪正在一个街区以外的地方，坐在门廊上吃三明治。他听到哥哥在大叫大嚷。他跑进巷子，抄起一个垃圾桶盖子，把两个男孩送进了医院。

过后，乔几个月没搭理他。他觉得没脸面。乔是家里最大的孩子，长子，然而出头打架的却是爱迪。

“再坐一次行吗，爱迪？行吗
？”

还能活三十四分钟。爱迪抬起安全杆，给两个孩子每人一根棒棒糖，拿回他的拐杖，然后，一瘸一拐地走到修理车间，避开暑热凉快一下。如果他知道死亡将至的话，他也许会去别的什么地方。但是，像我们所有人一样，他照例忙活他每天做的那些乏味事，好像世上所有的日子依然会到来。

一个身体瘦长、颧骨突出的年轻人正在一个溶解池前，把一个轮子上的油腻抹掉。他的名字叫多米尼克，是车间里的一个工人。

“呦，爱迪，”他说。

“多米，”爱迪说。

修理车间里有一股锯屑味。低垂的天花板和挂满了钻头、锯和锤子的木板墙使车间显得昏暗狭窄。游乐设施零配件随处可见：压缩机、马达、皮带、灯泡，还有一个海盗脑袋的天灵盖。靠墙堆成一垛的是装在咖啡盒里的钉子和螺丝，另一面墙前堆着成桶成桶不计其数的润滑油。

润滑游乐车的轨道，爱迪说，跟洗碗一样不需要动脑筋；惟一不同的是，你本人会越干越脏，而不是越弄越干净。这正是爱迪干的活：抹润滑油、调整刹车片、拧紧螺栓、检查电路板。有多少次啊，他渴望离开这里，找一份不同的工作，建立另一种生活。但是，战争爆发了。他的计划落空了。最后，他发现自己的头发越来越灰白，穿的裤子越来越宽松，便也无可奈何地接受了现实：这就是他，他永远都会是这个样子，鞋里揣着沙子，生活在机械的笑声和烤香肠的世界里。就像从前他的父亲，像他衬衫上的补片，爱迪就等于维修——维修部的头——或者，像孩子们有时称呼他的那样，是“‘红宝石码头’的过山车人”。

还剩下三十分钟。

“嗨，生日快乐，听说是你的生日，”多米尼克说。

爱迪哼一声。

“没有生日派对什么的？”

爱迪望了他一眼，好像他有毛病。一时间，爱迪忽然觉得，在这个到处是棉花糖味的地方日渐老去，真是奇怪呀。

“唉，别忘了，爱迪，下星期我不来上班，从星期一开始。去墨西哥。”

爱迪点点头，多米尼克跳了几步舞。

“我和特丽萨。去见全家人。派——对。”

他注意到爱迪在盯着他，停下了舞步。

“你去过吗？”多米尼克说。

“去过什么？”

“墨西哥？”

爱迪从鼻孔里出了口气。“孩子，我除了扛着枪被人运去的地方以外，哪里也没去过。”

他望着多米尼克回到水池旁边。他沉思片刻。然后，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小沓纸币，抽出仅有的二十元票子，一共两张。他伸手递过去。

“给你老婆买点好东西，”爱迪说道。

多米尼克望着钞票，绽开满脸笑容，说道：“得了，老兄。你肯定？”

爱迪把钱塞进多米尼克的手掌里。然后，他走出车间，来到车间后面存放杂物的地方。多年前，海滨走道的木板条上被锯开了一个小小的“钓鱼洞”，爱迪掀起钓鱼洞上的塑料盖。他用力拽了拽那条坠进海里八十英尺深的尼龙绳。一小块红肠还挂在上面。

“钓到什么没有？”多米尼克叫道。“告诉我，我们钓到了。”

爱迪不明白，这家伙怎么这么乐观。那条绳上从来没钓到任何东西。

“总有一天，”多米尼克大叫着，“我们会钓起一条大比目鱼。”

“对，”爱迪含糊地应了一句，虽然他知道，你永远都不可能将那么大的一条鱼从那么小的洞里拉出来。

还能活二十六分钟。爱迪跨过海滨走道，来到游乐场的南端。生意清淡。卖太妃糖的女孩子，正站在柜台后面，两手拄在胳膊肘上，吹着泡泡糖。

“红宝石码头”曾经
是人们夏日的好去处，有大象、烟花和马拉松跳舞比赛。但是，如今人们不再热衷于到海滨公园来了，他们去主题公园，花七十五块钱买一张门票，同毛茸茸的巨型人物拍照。

爱迪拐着腿经过碰碰车，眼睛盯住一群身体趴在栏杆上的少年。好极啦
，他自言自语道。正该我
出场。

“下去，”爱迪说道，用拐杖敲打着栏杆。“马上下去，不安全。”

少年们朝他怒目而视。碰碰车上的长杆子咝咝作响，闪着电火花。

“不安全，”爱迪又重复了一遍。

少年们相互看了看。一个头发染着一缕橘黄色的男孩子，朝爱迪讥讽地笑了笑，然后，抬脚下到中间的横杆上。

“来呀，胆小鬼，撞我！”他大叫起来，朝开碰碰车的孩子们直挥手。“撞我——”

爱迪使劲地将拐杖敲在栏杆上，差点把它劈成两节。“滚开！”

少年们跑开了。

还有一个关于爱迪的故事广为流传。作为一个士兵，爱迪身经百战。他很勇敢，甚至得过一枚勋章。但是，在他服役快结束的时候，他同一个自己人打了起来。他就是那样负的伤。那个人怎么样了，无人知晓。

没人问过。

在地球上的时间还剩下十九分钟，爱迪最后一次在一张破旧的铝合金沙滩椅上坐下。他粗短的双臂像海豹的鳍一样抱在胸前。他的两条大腿被太阳晒得通红，左膝上依然露着疤痕。实际上，爱迪的身体就是一个幸存者的写照。他的手指七扭八歪，是各种机器造成的无数次骨折的结果。在他称之为“酒吧冲突”的殴斗中，他的鼻梁被打断过多次。他那张下颚宽阔的脸庞以前也许长得还不错，就像一个职业拳击手的脸，还没有被击中过太多次。

这会儿，爱迪看上去很疲倦。这是他通常在“红宝石码头”海滨走道上歇脚的地方，眼前是“杰克兔子”游乐车，这里，曾是八十年代的“电闪雷鸣”，七十年代的“钢铁鳗鱼”，六十年代的“摇荡棒糖”，五十年代的“神秘鬼屋”，再早，就是“群星荟萃音乐厅”。

那便是爱迪初遇玛格丽特的地方。

每个人的生命中，都会有一个真爱的瞬间特写。爱迪心里的瞬间特写，发生在温暖的九月里的一个晚上，暴雨刚过，海滨走道上绵绵地积着雨水。她穿着一条黄色棉布裙子，头上戴着一个粉色发夹。爱迪言语不多。他紧张极了，觉得舌头好像粘到了牙齿上。他们随着音乐起舞，那是一个大乐队，“长腿戴乐尼”和他的“大沼泽地乐队”。他给她买了一杯柠檬苏打水。她说她得走了，不然她的父母该生气了。但是，在她离开的时候，她转过身来，挥了挥手。

就是那个瞬间特写。在他的余生里，无论何时想起玛格丽特，爱迪便会想起那一瞬间，她侧过身朝他挥着手，乌黑的头发飘落下来，遮住了她的一只眼睛，于是，当年那份血脉沸腾的爱恋便再一次涌上他的心头。

那天晚上，爱迪回到家，把他哥哥唤醒。他告诉他，他遇到了他要娶的女孩子。

“睡觉吧，爱迪，”他哥哥含糊地说道。

哗——一阵海浪涌到沙滩上，摔碎了。爱迪咳出一些东西，他不想见到，啐掉了。

哗——他过去总是想起玛格丽特。现在不想那么多了。她就像一块旧绷带下面的伤口，他对这条绷带已经习惯多了。

哗——

什么是带状疱疹？

哗——

还能活十六分钟。

没有一个故事是孤立的。它们有时在拐角相遇，有时它们一个压着一个，重重叠叠，就像河底的卵石。

爱迪的故事结局，与另一个似乎毫不相干的故事紧密相连。几个月前，一个阴天的晚上，一个年轻人同三个朋友一起来到“红宝石码头”。

这个年轻人的名字叫尼克，刚刚开始驾车，还不习惯带着钥匙链。于是，他把车钥匙单独摘下来，放进他的夹克衫口袋里，然后，把夹克衫围在腰间。

在接下去的几个小时里，他和他的朋友们坐遍了所有最快的游乐车：“飞鹰”、“滑浪飞船”、“弗雷迪自由落体”、“魔鬼过山车”。

“把手举起来！”一个孩子喊道。

他们把手都举到了空中。

后来，天黑了，他们筋疲力尽地回到停车场，一边笑，一边喝着藏在棕色纸袋里的啤酒。尼克把手伸进夹克衫口袋，翻了一通。他骂了一句。

钥匙不见了。

离死亡还有十四分钟。爱迪用手帕抹了抹额头。海上，阳光如钻石般在水面舞蹈，爱迪凝视着它们轻灵的姿态。战争结束之后，他一直不太壮实。

但是，在“群星荟萃音乐厅”同玛格丽特在一起的时候——他仍然很潇洒。他闭上眼睛，让自己唤回那首将他们带到一起的歌，朱蒂·加兰在那部电影里唱的那首歌。一时间，歌声，海浪的冲击声，疯狂过山车上孩子们的尖叫声，在他的脑海里融成一片。

“你让我爱上你——”

哗——

“——想，我没想这样——”

啪——

“——我爱你——”

咿——

“——你早就知道，早——”

哧——

“——知道——”

爱迪感觉到玛格丽特的手搭在了他的肩膀上。他紧闭双眼，想把记忆拢得更近。

还能活十二分钟。

“对不起。”

一个八岁左右的小女孩站在他面前，遮住了阳光。她一头鬈曲的金发，穿一双只卡着大脚趾的拖鞋，飞边的牛仔短裤，一件酸橙绿的T恤衫，胸前还有一只卡通鸭。艾米，他好像记得她的名字叫艾米。艾米或者安妮。今年夏天，她总在这里，虽然爱迪从来没见到她的母亲或父亲。

“对不起，”她又说。“爱迪·维修部？”

爱迪嘘了口气。“就是爱迪，”他说道。

“爱迪？”

“呃？”

“你能给我做……”

她将两只手掌合拢，好像在祈祷。

“行啦，小家伙。我可没有一整天时间陪你。”

“你能给我做一个动物吗？你能吗？”

爱迪抬起头，好像他得考虑一下。然后，他把手伸进他的衬衫口袋，拿出三个黄色的烟斗通条，他揣着这些通条就是派这用场的。

“太好啦！”小女孩拍手说道。

爱迪开始扭曲烟斗通条。

“你的父母呢？”

“在坐游乐车。”

“不带你？”

女孩耸耸肩。“我妈妈和他的男朋友。”

爱迪抬起头。哦。

他把烟斗通条弯成几个小圈，然后，再把小圈扭在一起。他的手现在有些颤抖，所以做的比过去慢了，但是，没过一会儿，烟斗通条就变成了脑袋、耳朵、身体和尾巴。

“一只兔子？”小女孩说。

爱迪眨了眨眼睛。

“谢……谢你！”

小女孩一转身跑开了，消失在那个孩子们甚至不知道自己的脚步在动的地方。爱迪又抹了抹额头，闭上眼睛，坐进椅子里，想让那首老歌重新回到脑海里。

一只海鸥从头顶上飞过，厉声地叫着。

人们怎样选择他们的临终遗言？他们知道这些话的分量吗？注定是睿智之词吗？

到爱迪八十三岁生日的时候，他几乎失去了所有他在意的人。有些人英年早逝，有些人得以颐养天年，然后被疾病或事故带走。葬礼上，爱迪听到哀悼的人们回忆起他们的临终遗言。“好像他知道自己要死了……”
有些人会这样说。

爱迪从来不信这一套。就他的理解，你的大限该来的时候就来了，仅此而已。在行将上路之际，你同样可能说些愚蠢的话。

为了记录起见，爱迪的临终遗言将是：“退后！——”

此刻，爱迪听到了他生命里最后几分钟的声音。海浪的撞击声，远处摇滚乐的嘭嘭声，还有一架嗡嗡作响的小型双翼飞机，机尾上拖着个广告牌。还有这个——

“哦，我的天哪！快看！”

爱迪感到他的眼珠在眼皮底下竖了起来。多年以来，他已经谙熟“红宝石码头”的每一种声音，这些声音像催眠曲一样能让他酣然熟睡。

这声音不是催眠曲。

“哦，我的天哪！快看！”

爱迪骤然挺直了身体。一个胳膊胖出窝窝的女人，手拎一个购物袋，指着前方，尖声叫着。一小群人围在她的四周，眼睛朝天上望着。

爱迪一眼就看到了。在“弗雷迪自由落体”的顶端，那个新的“塔降”游乐车，其中有一部小车倾斜了，好像在卸货一样。四个乘客，两男两女，仅靠一根安全杆拦着，正狂乱地试图抓住任何他们能抓住的东西。

“哦，我的天哪！”胖女人大叫着。“那些人！他们要掉下来了！”

爱迪皮带上的无线电里传来一声嘶吼。“爱迪！爱迪！”

他按下键钮。“我看到了！叫保安！”

人们从海滩上跑过来，用手指着，好像他们演习过一样。看哪！在上面！游乐车中邪了！
爱迪抓起拐杖，脚步咚咚地赶到了游乐车地面平台四周的安全栏前，一路上，钥匙串在他的胯上叮当作响。他心脏急速跳动。

“弗雷迪自由落体”一次降下两部小车，令人惊心动魄的降落在最后一瞬间会被一股强劲的液压气托住。一部小车怎么会这样脱轨呢？它倾斜在离顶部平台只有几英尺的地方，好像就在它已经开始下降的时候忽然又改变了主意。

爱迪赶到了大门口，不得不停下来喘口气。多米尼克跑过来，差点撞上他。

“听我说！”爱迪说道，抓住多米尼克的肩膀。他的手抓得太重，多米尼克痛得咧了咧嘴。“听我说！谁在上面？”

“威利。”

“好。他肯定按了紧急刹车。这就是为什么车会吊在那里。从梯子爬上去，告诉威利用手解除安全控制，好让那些人出来。明白了吗？安全控制阀在车的后面，所以，你一定要拉着他，他才能将身体探出去。明白了吗？然后……然后，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不是一个，明白吗？——你们两个人一起将他们拉出来！一个拖着另一个！明白了吗？……明白了吗？”

多米尼克迅速地点点头。

“然后，把那个该死的车放下来，我们好弄明白怎么回事！”

爱迪头痛欲裂。虽然他的游乐场从来没出过任何大事故，但他听说过他这一行里的恐怖事件。有一次，在布莱顿，一架缆车的螺栓松动了，两个人掉下去摔死了。还有一次，在“奇境公园”，一个男人想从疯狂过山车的轨道上跨过去，结果掉了下去，身体卡到腋窝处。他像楔子一样被卡在那里，尖声叫着，一辆疯狂过山车风驰电掣地朝他驶过来，然后……唉，那次最惨了。

爱迪强迫自己不再想这些。现在，他的四周都是人，手捂在嘴上，望着多米尼克顺着梯子往上爬。爱迪努力地想回忆起“弗雷迪自由落体”的内部结构。发动机、滚轴、液压、密封垫、电缆。车怎么会脱轨呢？他的目光顺着游乐车，从顶部那四个惊恐万状的人，看到塔身，然后看到底座。发动机、滚轴、液压、密封垫、电缆……

多米尼克爬到了顶部平台。他依照爱迪说的，拉着威利，让他探出身去，解除游乐车后面的控制阀。一个女乘客扑过去想抓住威利，差点把他从平台上拉下来。人群倒吸了口冷气。

“等等……”爱迪自言自语道。

威利又试了一次。这回，他成功地解除了安全控制。

“电缆……”爱迪嘟哝着。

安全杆抬了起来，人群中发出“啊——”的声音。游乐车乘客被迅速地拉到平台上。

“电缆要断了……”

爱迪说得没错。在“弗雷迪自由落体”的底座里面，人们看不见的地方，几个月以来，拉动二号车的电缆，一直在一个被卡住的滑轮上摩擦。因为滑轮被卡住了，所以电缆的钢线在一根根地被扯断——像剥一粟米那样——直到整个电缆几乎被磨断了。没人注意到。怎么能注意到呢？只有什么人爬到机器里去，才能看到这令人难以想象的问题所在。

滑轮是被一个小东西卡住的。这小东西一定是在一个巧得不能再巧的瞬间掉进缝里去的。

那是一把车钥匙。

“别把车放下来！”爱迪大叫着，挥舞着手臂。“嘿！嘿——！是电缆！别把车放下来！电缆会断！”

他的声音被人群淹没了。威利和多米尼克将最后一个乘客从车里拉了出来，人群狂呼起来。四个人都安全无恙。他们在顶部平台上拥抱起来。

“多米！威利！”爱迪大叫着。有人撞到他的腰上，把他的对讲机撞到了地上。爱迪弯腰去拾。威利走到控制台。他将手指按在绿色的键钮上。爱迪抬起头来。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哇！”

爱迪转向人群。“退后！——”

他声音里的某种东西，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大家停下欢呼，开始散开。“弗雷迪自由落体”的底部清出了一块空地。

然后，爱迪看到了他生命里的最后一张脸。

她趴在游乐车的金属底座上，好像是被人撞下去的，她流着鼻涕，眼里充满泪水，是那个手上拿着烟斗通条做成的小动物的小女孩。艾米？安妮？

“妈……妈妈……妈妈……”她几乎有节奏地啜泣着，身体僵住了，就像那些站在原地不动号啕大哭的孩子们一样。

“妈……妈妈……妈……妈妈……”

爱迪的眼光从她身上飞快地射向游乐车。他还有时间吗？她离游乐车……

呼！太迟了。游乐车落下来了——天哪，他把刹车放开了！
——在爱迪的眼里，周围的一切骤然变成了水底下的慢动作。他丢掉拐杖，蹬了一下那条坏腿，一阵刺痛几乎让他摔倒。一大跨步。又一大跨步。在“弗雷迪自由落体”的里面，电缆上的最后一根钢线磨断了，散在液压线上。二号车飞驰而下，全无阻拦，像一块巨石滚下悬崖。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里，爱迪好像听到了整个世界的声音：远处的尖叫声、海浪声、音乐声、风声，以及一个忽高忽低难听的声音，他意识到，原来那是从他自己的胸腔里迸发出来的声音。小女孩举起双手。爱迪扑了过去。他的坏腿一瘸。他半飞半跌地朝她扑了过去，栽倒在金属平台上。金属平台撕开他的衬衫，擦破了他的皮肤，正好在那个写着“爱迪”和“维修部”的补片下面。他感到两只手握在了他的手里，两只小手。

一场惊人的震撼。

一道炫目的闪光。

然后，一片空寂。

今天是爱迪的生日

这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城里一个最贫穷区域里的一家拥挤的医院中，爱迪的父亲坐在等候室里，像其他父亲们一样，吸着香烟。一个护士手里拿着夹纸写字板走了进来。她喊了他的名字，读错了音。其他男人们吐着烟雾。那又怎么样？

他举起手。

“恭喜了，”护士说道。

他跟在她的后面，顺着走廊，来到了新生儿育婴室。他的鞋在地板上啪嗒作响。

“在这儿等吧，”她说道。

透过玻璃窗，他看到她查看木头小床上的号码。她经过一个，不是他的，又一个，不是他的，又一个，不是他的，又一个，还不是他的。

她停下脚步。在那儿，在毯子下面，一个戴着蓝帽子的小脑袋。她又核实了一下她的写字板，然后用手指了指。

爱迪的父亲喘着粗气，点点头。一时间，他的脸似乎沉了下来，好像一座桥垮了掉进河里。然后，他笑了。

他的孩子。

旅途

爱迪没有看到他生命最后一刻里发生的任何事情，没有码头，没有人群，也没有摔得粉碎的玻璃纤维游乐车。

在关于人死后的传说里，灵魂经常游荡在临别的那一刻，或者盘旋在高速公路上出事地点停泊的警车上空，或者像蜘蛛一样伏贴在医院病房的天花板上。这是那些获得了第二次生存机会的人们，出于某种原因，他们又回到了自己原来在这个世界里占据的位置上。

显然，爱迪没有得到第二次机会。

哪里……？

哪里……？

哪里……？

天空是一片迷蒙的南瓜色调，接着，变幻成了绿松石的深绿色，然后，便是酸橙的一片鲜绿。爱迪飘浮着，依然伸展着手臂。

哪里……？

塔车正在坠落。他记得这个。那个小女孩——艾米？安妮？——她正在哭。他记得这个。他记得扑上前去。他记得摔倒在平台上。他感到了她的两只小手握在他的手里。

然后怎么了？

我把她救出来了吗？

爱迪只能从远处想象着，好像事情发生在遥远的过去。更令人诧异的是，他没有任何感觉。他只感到一种宁静，像一个被抱在母亲怀里的孩子。

哪里……？

四周的天空再一次变幻了色调，变成一种葡萄柚的黄色，然后，变成深林般的青绿，再以后，变成一片粉色，一时间，偏偏让爱迪第一个想到了棉花糖。

我把她救出来了吗？

她活下来了吗？

我的烦恼……

……在哪里？

我的疼痛在哪里？

正是这些东西不见了。他经历的每一份创伤，他忍受的每一种疼痛——都像奄奄的气息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不再感到痛苦。他不再感到忧伤。他的意识，像一缕缕烟雾，只留下一片宁静。此刻，在他的脚下，色调又变幻了。什么东西在打旋。水。海洋。他飘浮在一片广阔的黄色大海上空。这会儿，大海看上去像蜜瓜。这会儿，大海看上去像蓝宝石。现在，他开始降落，朝着水面疾驰而下。速度之快，出乎他的意料，然而，他的脸上甚至不觉有一丝微风掠过，他也没有感到一点点恐惧。他看到了一片金色的沙滩。

然后，他沉到了水底下。

四周一片静谧。

我的烦恼在哪里？

我的疼痛在哪里？

今天是爱迪的生日

他今天五岁。这是一个星期天下午，在“红宝石码头”上。海滨走道俯瞰着绵延的白色沙滩，走道旁边竖起了野餐桌。一个香草蛋糕上插着蓝色的蜡烛。一碗橘子汁。人们在附近转来转去，有杂耍戏喊场人、杂耍演员、驯兽员，还有一些从渔场来的人。爱迪的父亲一如既往在玩纸牌。爱迪在他的脚边玩耍着。爱迪的哥哥乔正在一群老年妇女面前做俯卧撑，她们佯装兴致，礼貌地拍着手。

爱迪头戴一顶红色的牛仔帽，别着一把带皮套的玩具手枪，这些都是他的生日礼物。他站起身，从一伙人附近跑到另一伙人身边，拔出手枪，“砰，砰！”地叫着。

“小家伙，过来。”米基·希坐在一条长凳上招呼他。

“砰，砰！”爱迪叫道。

米基·希同他的父亲一起干活，修游乐车。他身体肥胖，戴着吊带，总是唱爱尔兰歌曲。爱迪觉得他身上有一种怪味，像止咳糖浆。

“过来，我给你来个‘生日碰头’，”他说道。“就像我们在爱尔兰时做的那样。”

突然，米基的两只大手伸到爱迪的腋下，把他举了起来，然后，他被翻转过来，头朝下倒挂在脚上。爱迪的帽子掉了。

“米基，小心！”爱迪的母亲叫道。爱迪的父亲抬起头，假装一笑，又回头打牌了。

“嘿，嘿，我抓住他了，”米基说道。“来啦，一年一碰头。”

米基小心地将爱迪放下，直到他的头擦到了地面。

“一！”

米基又把爱迪拉起来。大家哄笑着来凑热闹。他们喊着，“二！……三！”

大头朝下，爱迪分不清谁是谁。他的头沉重起来。

“四！……”他们喊着。“五！”

爱迪被翻过身来，放到地上。大家都鼓起掌来。爱迪伸手去捡帽子，踉跄一下，摔倒了。他从地上爬起来，摇摇摆摆地走到米基面前，朝他的胳膊上砸了几拳。

“嘿——嘿！这是什么意思，小家伙？”米基说道。大家都笑起来。爱迪扭头跑开，刚跑两步，就被搂进了母亲的怀里。

“你没事吧，我亲爱的生日男孩？”母亲近在眼前，他看到了她涂着暗红唇膏的嘴唇，柔软丰满的面颊和红褐色的鬈发。

“我给倒过来了，”他告诉她。

“我看到了，”她说。

她把帽子戴回到他的头上。过一会儿，她会带他到码头上散步，兴许还会带他去坐大象，或者去看打鱼人傍晚收网，那些鱼会像湿润闪亮的硬币一样翻腾跳跃。她会拉着他的手，告诉他，他生日这天真乖，让上帝都替他骄傲，这样，他就会觉得世界又正过来了。

到达

爱迪在一个茶杯里醒了过来。

这是一座老式游乐车——一个硕大的茶杯，用乌黑发亮的木头做成，有一个贴着坐垫的椅子和一扇带钢折叶的门。爱迪的胳膊和腿搭在茶杯沿上。天空不断地变幻着色调，从皮鞋的棕色，变成了殷红色。

爱迪下意识地伸手去抓他的拐杖。最近几年，他总把它放在床边，早晨起床的时候，他有时一定要依赖拐杖才能站起来。爱迪感到难堪，他过去跟人打招呼的时候，可是用手捶对方肩膀的。

但是，这会儿，拐杖不见了，爱迪嘘了口气，试着站起身来。令人吃惊的是，他的背不痛了，腿也不痛了。他再一使劲，结果，他轻松地翻过了茶杯沿，脚跟不稳地站到了地上。他脑子里忽然闪过三个念头。

第一，他感觉好极了。

第二，他独自一人。

第三，他还在“红宝石码头”。

但是，这是一个截然不同的“红宝石码头”。帆布帐篷，宽阔的草坪，你几乎可以眼无遮蔽地看到海里长满青苔的防浪堤。游乐设施是消防站的红色和乳白色——没有蓝绿或棕紫——而且，每座游乐设施都有自己用木板搭成的售票厅。爱迪醒来时坐的茶杯，是一座很原始的游乐车，叫做“旋转茶杯”。游乐车招牌是用胶合板做成的，红宝石码头大街两旁的铺面前，都低低地挂着这样的招牌：

阿尔典雪茄！货真价实！

海鲜浓汤，十美分！

乘坐轰动本世纪的“风驰电掣”！

爱迪使劲地眨了眨眼睛。这是他童年时代的“红宝石码头”，大约七十五年前，惟一不同的是，一切都是崭新的，刚被刷过。那边是“螺旋滑行车”——几十年前已被拆除了的——那边是公共澡堂和海水游泳池，五十年代那会儿已经夷为平地了。再往那边，那高耸入云的，是最早的“阜氏巨型摩天轮”——仍然涂着原先的白漆——再过去，便是他童年时的老街区和拥挤的砖结构出租公寓的房顶，窗前扯着一道道晒衣服的绳子。

爱迪想喊，但是他的声音只是一团粗糙的气息。他用嘴做成一个“嘿”的形状，喉咙里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他抓了抓自己的胳膊和腿。除了发不出声音之外，他感觉好极了。他走了一圈。他跳了跳。不觉得痛。在过去的十年里，他已经忘记了走路不痛是什么滋味，每次坐下时都要选好角度避免腰背痛。从外表看去，他同那天早晨没什么两样：胖墩墩的阔胸老人，戴了顶帽子，穿着短裤和棕色工作衫。但是，他现在灵敏
多了。实际上，他灵敏得可以伸手够到脚踝骨后面，可以把一条腿抬到腹部。他像婴儿一样探索着自己的身体，被身体的新功能给迷住了，就像一个橡胶人在做伸展表演。

然后，他跑了起来。

哈——哈！跑哇！六十多年了，自从战争结束以后，爱迪就没有真正地跑过，但是，他现在跑起来了，先是战战兢兢地试探了几步，然后，大踏步加速，快了，更快了，就像他年轻时那个奔跑的小伙子。他沿着海滨走道一路奔跑，经过玩钓鱼游戏的摊位（五分钱）和出租游泳衣的摊位（三分钱）。他跑过一架叫做“悠悠滑”的大滑梯。他沿着红宝石码头大街奔跑，头顶上是摩尔式的雄伟建筑，有尖尖的塔顶和洋葱形的圆屋顶。他跑过“巴黎式旋转木马”，一匹匹雕刻出的木马，玻璃镜子和乌力册风琴，全部簇新锃亮。似乎仅在一个小时之前，他还在车间里从旋转木马的零配件上刮铁锈来着。

他从旧游艺场的中心跑过，这里过去曾经是猜体重的人、算命的人和跳舞的吉卜赛人工作的地方。他像一架滑翔机那样，收拢下颏，伸出双臂，每跑几步便跳一下，像孩子那样，仿佛跑着跑着就能飞起来了。若是有人看见，可能会觉得滑稽，这个白发苍苍的维修工，独自一人，模仿着飞机在滑翔。话说回来，每一个男人身上都有一个正在奔跑的男孩子，不管他变得多么苍老。

然后，爱迪停下不跑了。他听到了什么。一个细微的声音，好像从喇叭筒里传出来的。

“女士们、先生们，这位怎么样啊？你们见过这么可怕的景象吗……”

爱迪正站在一个大戏院前空寂的售票厅旁。头顶的招牌上写着：

红宝石码头杂耍表演。

举世无双的怪异人物。

天哪！他们胖得出奇！他们瘦得出奇！

再看野人奇观！

杂耍表演。怪异表演厅。喧闹的走廊。爱迪记得至少五十年前这些地方就被关闭了，时逢电视流行起来，人们不再需要杂耍表演来刺激他们的想象力。

“好好看一看这个怪物，生下来就这么奇形怪状……”

爱迪朝门里望去。他在这里遇见过一些怪人。有乔丽·简，五百多磅重，要两个男人才能把她推上阶梯。有一对连体姐妹，两人一根脊柱，能演奏乐器。有能吞剑的男人，长着络腮胡子的女人，还有一对印度兄弟，皮肤由于长年拉扯且浸在油里，已经变得像橡胶一样，一堆堆地耷拉在他们的肢体上。

爱迪小的时候，曾经为那些杂耍演员感到难过。他们被迫坐在小棚子里或者舞台上，有时还被关在铁笼里，人们打旁边走过，斜着眼睛，又是指点又是嘲弄。一个喊场人还会大吹大擂，指出这些人的怪异之处，爱迪这会儿听到的正是喊场人的声音。

“一定是命运的残酷安排，才叫人落得如此惨状。我们把他从世界最遥远的角落带来，请大家观赏……”

爱迪走进昏暗的大厅，声音变得更加响亮。

“这个悲惨的灵魂已经承受了自然的作弄……”

声音是从舞台另一端传过来的。

“只有在这里，在这举世无双的怪异人物表演中，你才能从近处领略到……”

爱迪拉开帷幕。

“大家来大饱眼福吧，这最不寻常的……”

喊场人的声音消失了，爱迪诧异地退后一步。

那里，一个中年男子，独自坐在舞台上的一把椅子上，上身赤裸，佝偻着瘦削的肩膀。他的肚皮松松地垂在皮带上。他梳着小平头。他长着两片薄嘴唇和一张瘦长憔悴的脸。要不是他身上一个明显的特征，爱迪可能早把他忘了。

他的皮肤是蓝色的。

“你好，爱德华

[1]

，”他说道，“我一直在等你。”

[1]
爱德华是爱迪的全称。

爱迪在天堂里遇见的第一个人

“别害怕……”蓝皮人一边说，一边慢慢地从椅子上站起身来。“别害怕……”

他的声音很柔和，但是，爱迪只能瞪着眼睛发愣。他几乎不认识这个人。他为什么现在要见他呢？他就像那种无端端地闯到你梦里的人，第二天早晨醒来，你说：“你怎么也想不到我昨天晚上梦见谁了！”

“你觉得自己的身体就像孩子的一样，是吗？”

爱迪点点头。

“你认识我的时候还是一个孩子，这就是为什么。开头的时候，你的感觉会和过去一样。”

什么开头
？爱迪想。

蓝皮人扬起下颏。他的皮肤颜色怪诞，像泛灰的蓝浆果。他的手指上布满皱纹。他走到外面。爱迪跟随其后。码头上空寂无人，沙滩上也不见人的踪影。整个星球上都没有人吗？

“我想问你点事情，”蓝皮人说。他用手指了指远处的一个有双驼峰的木结构“疯狂过山车”。“风驰电掣”。这座游乐车建于二十年代，是摩擦轮出现之前的产物，也就是说，它转弯速度不快——除非你想让它飞出轨道。“‘风驰电掣’还是‘地球上最快的疯狂过山车’吗？”

爱迪望了一眼那个铿锵作响、多年前就被拆掉了的旧东西。他摇了摇头。

“呵，”蓝皮人说道。“不出我所料。这里的一切永远不变。恐怕，也没有什么从云里朝下观望那一说。”

这里？
爱迪心想。

蓝皮人微微一笑，好像他听到了他的问题。他用手触了一下爱迪的肩膀，爱迪感到一股从未体验过的暖流流遍全身。他的思维像句子一样倾泻出来。

我是怎么死的？

“一场事故，”蓝皮人说。

我死了多久了？

“一分钟。一小时。一千年。”

我在哪里？

蓝皮人抿起嘴唇，若有所思地重复了一遍。“你在哪里？”他转过身去，举起双臂。霎时间，老“红宝石码头”里所有的游乐车都一起复活了：“阜氏巨型摩天轮”转了起来，“碰碰车”相互碰撞着，“风驰电掣”喀哒作响地爬上了山，“巴黎式旋转木马”随着乌力册风琴发出的欢快音乐，在黄铜柱子上上下起伏。大海就在他们眼前。天空是一片柠檬色。

“还能在哪里？”蓝皮人说道。“天堂呀。”

不可能！
爱迪拼命地摇头。不可能！
蓝皮人似乎被逗乐了。

“不可能？不可能是天堂？”他说道。“为什么不？就因为这里是你长大的地方？”

爱迪用嘴形示意，正是
。

“噢，”蓝皮人点点头。“哎，人们往往太轻视他们出生的地方。但是，天堂可能出现在最不起眼的角落里。天堂本身有多重境界。对我而言，这是第二重。对你来说，这是第一重。”

他领着爱迪从游乐场里走过，经过了雪茄店、香肠摊子，以及那些“骗钱点”，傻瓜蛋们在那里浪费他们五分和十分钱的钢镚儿。

天堂
？爱迪心想。荒唐。他用了大半辈子时间想摆脱
这座“红宝石码头”。这里不过是一个游乐场，人们到这里来尖叫一通，浸个透湿，再用钱换个胖乎乎的洋娃娃，仅此而已。他无论如何想象不到，这里会是某种神圣的安息之地。

他又试着开口说话，这一次，他听到胸腔里有一个小小呼噜声。蓝皮人转过头来。

“你的嗓音会恢复。我们都有同样的经历，刚来的时候都讲不了话。”

他笑了笑。“这样能帮助你倾听。”

“在天堂里你会遇见五个人，”蓝皮人突然说，“我们每个人在你生命里出现都有一个原因。你当时可能不知道，而这就是天堂存在的意义。让人们理解他们在地球上的生命。”

爱迪神情茫然。

“人们以为天堂是乐园，他们可以在云头飘浮，在河中嬉戏，在山间漫游。但是，景色再美，没有心灵的慰藉，也是毫无意义的。

“这是上帝能够给予你的最好的礼物：理解你生命里发生的一切。让你的生命得到诠释。你一生所寻觅的正是这份宁静。”

爱迪清清嗓子，想发出声来。他厌倦了沉默。

“我是你要见的第一个人，爱德华。当初我死了之后，有五个人点明了我生命的真谛，然后，我来这里等你，排队告诉你我的故事，也就是你的故事的一部分。你还会见到其他人。有的你认识，有的你可能不认识。但是，在他们死之前，他们都曾在你的生命之路上与你相逢。而且，他们都永远地改变了你的生命里程。”

爱迪竭尽全力将一个声音从他的胸腔里挤了出来。

“谁……”他终于哑着嗓子说出来。

他的声音像一只雏鸡正在啄壳而出。

“谁……杀了……”

蓝皮人耐心地等待着。

“谁……杀了……你？”

蓝皮人看上去有些吃惊。他朝爱迪笑了笑。

“你杀了我。”他说道。

今天是爱迪的生日

他今天七岁，他的生日礼物是一只新棒球。他用两只手轮流捏着棒球，感到双臂充满了力量。他想象自己是Cracker Jack棒球收藏卡上的一个英雄，或许是伟大的投球手沃尔特·约翰逊。

“看这儿，扔过来，”他哥哥乔说。

他们正在游艺场里跑着，他们经过了一个游戏亭，如果你能击倒三个绿瓶子的话，你就可以赢一个椰子外加吸管。

“快扔呀，爱迪，”乔说道。“别自己霸着。”

爱迪停下脚步，想象自己在一个体育场里。他将球扔了出去。他哥哥双肘一夹，赶紧弯下腰去。

“太重啦！”乔叫道。

“是我的球！”爱迪尖叫着。“你该死，乔。”

爱迪望着棒球咚咚响地滚下海滨走道，从一个柱子上弹回来，落在杂耍团帐篷后面的一小块空地上。他跑去找球。乔跟随其后。他们趴到地上。

“你看到了吗？”爱迪说。

“没——有。”

一个沉闷的声音打断了他们。帐篷的一角掀开了。爱迪和乔抬起头来。一个奇胖无比的女人和一个浑身长满红毛的赤膊男人站在他们面前。怪异表演团里的怪人。

两个孩子怔住了。

“你们这些自作聪明的孩子在这后面干什么呢？”红毛人咧嘴笑着说。“找麻烦？”

乔嘴唇一抖，哭了起来。他跳起来，跑走了，两只胳膊还拼命地上下摆动着。爱迪也站起身来，然后，他看到了他的球，在一个锯木架子旁边。他眼睛盯着红毛人，慢慢地朝他的球挪动过去。

“是我的球，”他嘟哝一句。他拾起球，跑去找他哥哥了。

“你听着，先生，”爱迪粗声粗气地说，“我可没杀你，听到了吗？我甚至不认识
你。”

蓝皮人坐在一条长凳上。他笑了笑，好像要让他的客人轻松起来。爱迪依然站着，摆出一副防御的架势。

“让我先来告诉你我的真实姓名吧，”蓝皮人说道。“我洗礼时被命名为约瑟夫·克韦奇克，是波兰一个小村庄里一个裁缝的儿子。我们1894年来到美国。我当时还是一个小孩子。我的母亲抱着我，把我举到船舷栏杆外面。母亲抱着我在新世界的微风里晃荡，便成为我最初的童年记忆。

“像大部分移民一样，我们没有钱。我们睡在我叔叔的厨房里的一张床垫上。我的父亲不得不在一家工厂里缝大衣纽扣，赚血汗钱。当我十岁的时候，父亲让我辍学，开始跟他一起干活儿。”

爱迪望着蓝皮人的麻子脸、薄嘴唇和松松垮垮的胸脯。他告诉我这些干什么？
他心想。

“我天生是一个胆怯的孩子，车间里的吵闹使一切雪上加霜。我的年龄还太小，不该跟那些整天满口粗话、叫苦连天的人们待在一块。

“每次工头走过来，我的父亲都会告诉我，‘低下头。别让他注意到你。’但是，有一次，我绊了一跤，碰落一袋纽扣，撒了一地。工头大骂我没用，一个没用的孩子，必须离开。我现在还能清晰地记得那一刻的情形，我父亲像街上的乞丐一样苦苦哀求，工头用手背抹着鼻涕，嘴角挂着一丝冷笑。我感到心中一阵绞痛。然后，我觉得腿上湿漉漉的。我低头看去。工头指着我尿湿的裤子，大笑起来，其他工人也跟着哄笑起来。

“打那以后，我父亲拒绝跟我讲话。他觉得我给他带来了耻辱，在他的世界里，我想，我是给他带来了耻辱。但是，做父亲的，是可以毁掉自己的儿子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打那以后，我被毁了。我是一个胆怯的孩子，长大一点之后，我是一个胆怯的年轻人。最糟糕的是，我晚上还尿床。早晨起来，我偷偷地把尿湿的被单拿到水池里浸上。一天早晨，我抬起头来，看到了我的父亲。他望了一眼脏被单，然后，呆呆地怒视着我，那眼神，我永远无法忘记，他好像恨不得扯断亲情，跟我一刀两断。”

蓝皮人沉默起来。他的皮肤好像在蓝色液体里浸过，一小层一小层的肥肉耷拉在皮带上。爱迪忍不住盯着看。

“我过去并非一直是这副怪样子，爱德华，”他说道。“但是，那时候，医药相当落后。我去见一位药剂师，想找些药控制我的神经。他给了我一瓶硝酸银，告诉我用水调开，每天晚上服用。硝酸银，后来人们认定那是毒药。但是，当时我别无选择，所以当它没有效果的时候，我只能认为我吃得不够。于是，我加大剂量。我喝两大口，有时三大口，还不掺水。

“不久，人们开始用异样的眼光看我。我的皮肤变成了灰色。

“我感到羞耻，焦虑不安。我吞下更多的硝酸银，直到我的皮肤从灰色变成了蓝色，这是那毒药的副作用。”

蓝皮人顿了一下。他的声音低沉下来。“工厂把我解雇了。工头说我把其他工人吓着了。没有工作，我怎么吃饭呢？我到哪里住呢？

“我在一家酒吧里找到了一份工作，酒吧里很昏暗，我把自己藏在帽子和外套里面。一天晚上，一伙巡回游艺团的人坐在后面。他们抽着雪茄，大声说笑。其中一个装着一条木腿的小个子，一直看着我。终于，他走过来。

“晚上收工的时候，我已经同意加入他们的巡回游艺团了。我将自己当作商品出售的日子开始了。”

爱迪注意到蓝皮人脸上无可奈何的表情。他过去常常好奇，杂耍团里的那些演员是从哪里来的。他相信，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悲惨的故事。

“巡回游艺团给我起了各种各样的名字，爱德华。我是‘北极圈蓝皮人’，‘阿尔及利亚蓝皮人’，或者‘新西兰蓝皮人’。当然，我从来没去过这些地方，但我喜欢人们觉得我有异国情调，如果只需要出现在广告招牌上就好了。‘表演’很简单。我坐在舞台上，半身赤裸，人们从我身边走过，喊场人告诉他们我多么可怜。这样，我就可以往口袋里揣几个钢镚儿。经理曾经说我是他团里‘最好的怪人’，听起来让人伤心，但我觉得很得意。如果你是一个被遗弃的人，那么，一块朝你扔过来的石头，都可能是让你珍惜的东西。

“一年冬天，我来到了这里，‘红宝石码头’。他们正开始上演一出叫作‘怪异人物’的杂耍戏。能固定地呆在一个地方，不用再跟随巡回游艺团在马车上四处颠簸，这主意不错。

“这里便成了我的家。我住在香肠店楼上的一个房间里。晚上，我跟其他杂耍演员、白铁工，有时还跟你的父亲一起玩纸牌。清晨，如果我穿上长袖衫，头上蒙住毛巾，我就可以沿着这海边散步，而不会吓着别人。对别人来说这可能算不了什么，但是，对我来说，这是一种不寻常的自由。”

他收住话头，望着爱迪。

“你明白了吗？我们为什么会在这里？这里不是你
的天堂。这是我的天堂。”

取一个故事，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看。

那是二十年代末，七月里一个阴雨天的早晨，一个星期天，爱迪和他的朋友们正在玩棒球，这个棒球是他将近一年以前得到的生日礼物。突然，棒球从爱迪的头顶飞过，落到了街上。身穿黄褐色裤子、头戴绒线帽子的爱迪跑去捡球，冲到了一辆汽车前面，一辆福特A型车。汽车发出一阵刺耳的刹车声，掉转了方向，从他身边擦过。他浑身一颤，舒了口气，捡起球，跑回到他的朋友们那里。球赛不一会儿就结束了，孩子们跑到游戏室去玩“挖掘机”，机械手会像爪子一样把小玩具抓起来。

现在，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同一个故事。一个男人正坐在一辆福特A型车的驾驶盘后面，这车是他从一个朋友那里借来练习驾驶的。早晨下过雨，路很滑。突然，一个棒球从街上横着跳过，一个男孩子跟在后面冲了过来。司机猛踩刹车，扭转方向盘。汽车打滑了，车轮发出刺耳的声音。

那个男人终于把车控制住了，A型车继续向前驶去。那个男孩从他的后视镜里消失了，但是，他的身体还没有平复下来，心想险些闯了大祸。肾上腺素的突然变化，使他的心脏急速跳动。他的心脏本来就不健康，这样剧烈的跳动使他感到精疲力竭。他感到一阵眩晕，头垂了下来。顷刻之间，他的车差一点撞到了另一辆车上。另一辆车的司机按起喇叭，他赶紧掉转方向盘，脚踩刹车。他的车在大街上滑了一段路，然后拐上了一条岔道。车继续向前滑去，直到车头撞在一辆停泊的卡车车尾上。一阵轻微的撞击声。车前灯粉碎了。冲力使他扑倒在方向盘上。他的前额流血了。他从A型车里走出来，看了一眼车撞坏的地方，然后，整个人瘫倒在湿漉漉的路上。他的胳膊抽搐。他的胸口绞痛。这是星期天早晨。街上空无一人。他一直躺在那里，斜靠在车身上，没有人注意到他。冠状动脉里的血再也流不到他的心脏里了。一小时过去了。一名警察发现了他。医务检查员宣布了他的死亡。死亡原因是“心脏病”。没有可以通知的亲属。

取一个故事，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同一天，同一时刻，一个角度看到的是一个完美的结局，在游戏室里，那个穿着黄褐色裤子的小男孩正在往“挖掘机”里扔一分钱硬币；但是，另一个角度看到的却是一场悲剧，在市陈尸所里，一个工人把另一个工人叫过来看新来的人，他们对新来的人的蓝色皮肤惊叹不已。

“明白了吗？”蓝皮人轻声说道，他的故事讲完了。“小男孩？”

爱迪浑身一颤。

“噢，不，”他低声说道。

今天是爱迪的生日

他今天八岁。他坐在一张方格布沙发的边沿上，两只胳膊气呼呼地交叉在胸前。他的母亲在他脚边帮他系鞋带。他的父亲站在一面镜子前扎领带。

“我不想去，”爱迪说道。

“我知道，”他的母亲说道，仍然低着头，“但是，我们一定要去。有时候，伤心的事一旦发生了，我们就得做一些事情。”

“但今天是我的生日呀。”

爱迪惋惜地望着房间角落里的拼装玩具，一堆金属横梁和三个小橡胶轮子。爱迪正在拼一辆卡车。他干起拼拼装装的活来很拿手。他本来希望在生日派对上把拼好的卡车给他的朋友们看。可是，他们眼下非得去个什么地方，还得打扮起来。这不公平，他心想。

他哥哥乔穿着一条毛料裤子，扎着一个蝴蝶结领结，走进屋来。他左手上戴着一只棒球手套，啪啪拍着。他朝爱迪做了个鬼脸。

“那是我的旧鞋，”乔说道。“我这双新鞋好多了。”

爱迪脚一缩。他讨厌穿乔的旧东西。

“别扭来扭去，”他母亲说。

“好痛啊，”爱迪嗷嗷叫道。

“够了！”他父亲大喊一声，瞪了爱迪一眼。爱迪不作声了。

在墓地里，爱迪几乎认不出码头上的人们了。那些通常身穿金银线衣服、头戴红色穆斯林头巾的人们，现在都像他父亲一样穿着黑色西装。女人们似乎都穿着一样的黑色裙子，有些人脸上还戴着面纱。

爱迪望着一个男人往地上的一个坑里铲了一些土。那个男人说了一些关于灰烬的话。爱迪拉着母亲的手，眯缝着眼睛望太阳。他知道，他应该看起来很伤心，但是，他正在心里默默地数数，从一数起，他希望等他数到一千的时候，就可以把他的生日找回来了。

第一课

“求求你，先生……”爱迪辩解道。“我不知道。相信我……愿上帝帮助我，我真的不知道。”

蓝皮人点点头。“你不可能知道。你还太小。”

爱迪退后几步，两肩端平，摆出一副迎战的架势。

“但是，现在我得还债了，”他说。

“还债？”

“为我的罪孽。这就是为什么我来到这里，对吗？为了公道？”

蓝皮人笑了。“不，爱德华。你来这里，是因为我可以教你一些东西。你在这里遇见的所有的人都会教你一件事情。”

爱迪仍然抱着怀疑的态度，拳头攥得紧紧的。

“教什么？”他说。

“世上没有偶然的行为。我们都是联系在一起的。你无法将一个生命和另一个生命分割开来，就像风和微风紧密相连一样。”

爱迪摇了摇头。“我们当时正抛球
玩。是我
犯傻，居然那样跑到街上去。为什么你要因我
而死？这不公平
。”

蓝皮人伸出一只手。“公平，”他说，“并不主宰生与死。不然的话，就没有好人会年纪轻轻地死掉。”

他将手掌向上抬起，霎时间，他们来到了一片墓地，站在一小群哀悼者的身后。一位牧师站在墓穴旁边，正在读《圣经》。爱迪看不到人们的脸，只看到帽子、裙子和上衣的背影。

“我的葬礼，”蓝皮人说。“你看这些哀悼的人群。有些人甚至不太认识我，但他们也来了。为什么？你想过吗？人死的时候，大家为什么都会来呢？为什么人们觉得他们应该
来？

“因为，在灵魂的深处，人们知道所有的生命都是相互关联的。死亡把一个人带走的同时，也留下了另一个人，在被带走和被留下的短短距离中，生命改变了。

“你说死的应该是你，而不是我。但是，我在地球上的时候，人们也为我而死。这种事情，天天发生。你刚刚离开一分钟，闪电击中了你待过的地方。你本来可能搭乘的飞机坠毁了。你的同事病了，你却没有。我们以为这些事情都是偶然的，但是，这一切的一切，其中自有某种平衡。一个凋谢了，另一个正在成长。出生和入死，皆是一个整体的一部分。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喜欢小孩子……”他转向哀悼者。“喜欢参加葬礼。”

爱迪又望了一眼墓穴周围的人们。他不知道他自己有没有葬礼，不知道有没有人来。他看到牧师在读《圣经》，人们低着头。这是蓝皮人下葬的那一天，好多年前的事了。爱迪也在那里，一个小男孩，烦躁不安地等着葬礼结束，全然不知他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我还不明白，”爱迪轻声说。“你死了对别人有什么好处？”

“你活了，”蓝皮人答道。

“但是，我们几乎互不相识。对你而言，我可能完全是一个陌生人。”

蓝皮人将双手放在爱迪的肩膀上，爱迪再一次感受到了那种温暖的、令人陶醉的感觉。

“陌生人，”蓝皮人说道，“只不过是你还没有遇见的家里人罢了。”

说罢，蓝皮人把爱迪拉到自己身边。顷刻之间，爱迪感到蓝皮人一生的经历都涌进了他的身体，在他的身体里漫游——孤独，羞辱，胆怯，心脏病发。所有这一切都倾注到爱迪的心里，像一个抽屉被关上了一样。

“我要走了，”蓝皮人在他耳边轻声说道。“我渡完了天堂的这一重境界。而你还有其他人要见。”

“等等，”爱迪说道，竭力恢复神思。“就告诉我一件事。我把那个小女孩救出来了吗？在码头上。我把她救出来了吗？”

蓝皮人没有回答。爱迪感到一阵失望。“这么说，我的死是毫无意义的了，就像我的生命一样。”

“没有一个生命是毫无意义的，”蓝皮人说道，“只有当我们觉得孤独的时候，我们才是在浪费自己的生命。”

蓝皮人退步向墓穴走去，脸上绽出了微笑。就在这时，他身上的皮肤忽然变了，变成了一种最可爱的淡褐色——光滑平整，毫无瑕疵。爱迪觉得，那是他见过的最完美的皮肤。

“等等！”爱迪大声喊道，但是，他突然被卷到了空中，远离了墓地，翱翔在灰色壮观的大海上空。在他的脚下，是老“红宝石码头”的一片屋顶、塔楼和塔尖，以及微风中飘扬的彩旗。

然后，一切都消失了。

星期天，下午三点钟

在“红宝石码头”上，人们默默无声地围在“弗雷迪自由落体”残骸的四周。年老的妇人们用手捂住喉咙。母亲们把她们的孩子拉开。几个穿背心的强壮男人挤到前面，好像这是他们能应付的事情，但是，等到了前面，他们也只能束手无策地观望。烈日炎炎，光线刺得人看不清阴影下的东西，他们用手遮住眼睛，好像在行举手礼。

到底多糟糕？
人们窃窃私语。多米尼克从人群的后面挤了过来，他满脸通红，工作服浸透了汗水。他看到了这副惨状。

“啊，不，不，爱迪，”他抓着脑袋呜咽道。保安人员来了。他们将人群推后，然后，他们也只好无能为力地站在那里，两手叉腰，等着救护车来。所有人——母亲们，父亲们，捧着大罐饮料的孩子们——似乎都震惊得不忍再看下去，也不忍离开。死亡就在他们脚边，游乐场的扩音器里还在播放着狂欢节的曲子。

到底多糟糕？
警报器的声音传来。穿制服的人们来了，拉起了黄色的带子。游戏室的窗栅拉了下来。游乐设施无限期关闭。坏消息在海滩上不胫而走，日落的时候，“红宝石码头”已经一片空寂。

今天是爱迪的生日

爱迪从他的卧室，甚至透过紧闭的房门，都能闻到他母亲烤牛排、青椒和红色甜洋葱的味道，这是他喜爱的烧木头的浓烈味道。

“爱——迪！”她从厨房里大声叫着。“你在哪儿？大家都到齐了！”

他翻身下床，收起漫画书。他今天十七岁了，不该看这些东西了，但他还是喜欢这一类玩意——丰富多彩的英雄人物，比如“幽灵”，与坏人搏斗，拯救世界。他已经把他收藏的漫画书送给了几个月前从罗马尼亚来到美国的表弟们。爱迪一家人到码头上去迎接他们，他们搬进了爱迪和他哥哥乔一起住的房间。表弟们不会说英语，但是，他们喜欢漫画书。不管怎么说，爱迪找到了一个借口把它们留在身边。

“生日男孩到了，”他母亲一见他晃晃悠悠地走进房间便欢呼起来。他穿着一件领口系着纽扣的白色衬衫，扎着一条蓝色领带，领带卡着他粗壮的脖子。来访的客人中——亲戚、朋友和游乐场工人们——发出一阵问候声，啤酒杯也举了起来。爱迪的父亲正在角落里玩牌，笼罩在一小片雪茄烟雾中。

“嘿，妈，你猜怎么着？”乔大声吆喝道。“爱迪昨天晚上遇见了一个女孩儿。”

“噢，真的？”

爱迪感到一股血冲到脑门子上。

“是呀。说要跟她结婚。”

“闭上你的臭嘴，”爱迪朝乔说道。

乔不理睬他。“对呀，他走进房间，两眼痴迷地说：‘乔，我遇见了我要娶的女孩儿。’”

爱迪火冒三丈。“我叫你闭嘴。”

“爱迪，她叫什么名字？”有人问道。

“她去教堂吗？”

爱迪走到他哥哥身边，朝他胳膊上猛击一拳。

“唉哟！”

“爱迪！”

“我叫你闭嘴的。”

乔又冲出一句，“他还跟她在‘群星’——跳舞了呢。”

啪。

“唉哟！”

“闭嘴！”

“爱迪！住手！”

此时，就连罗马尼亚表弟们也抬起头来——打架了，他们明白——兄弟俩抓住对方，踉踉跄跄地从沙发上扭打开去，爱迪的父亲放下雪茄，大声喝道，“住手，不然我给你们俩每人一巴掌。”

兄弟俩分开身子，各自喘着粗气，怒目而视。一些年长的亲戚微笑起来。一个婶婶悄声说，“他一定很喜欢这个女孩儿。”

后来，特制牛排吃完了，蜡烛吹熄了，大部分客人回家了，爱迪的母亲打开收音机。收音机里正在播放关于欧洲战争的新闻，爱迪的父亲议论了一番，说如果形势进一步恶化的话，木头和铜线就很难弄到了。这样，游乐场的维护几乎不可能了。

“这么可怕的消息，”爱迪的母亲说道。“过生日的时候可不能听这个。”

她转动旋钮，直到收音机里播放出音乐声。一支管弦乐队正在弹奏一首爵士摇摆舞曲，她微微一笑，跟着哼起来。爱迪无精打采地坐在椅子上，挑挑拣拣地吃着最后剩下的几块蛋糕。他母亲走过去，把围裙脱掉，搭在椅子背上，拖着手把他拉起来。

“给我看看，你是怎么和你的新朋友跳舞的，”她说。

“哎，妈。”

“来呀。”

爱迪站在那里，好像要被拖去刑场一样。他哥哥得意地笑了。但是，长着一张漂亮圆脸蛋的母亲继续哼着曲子，前后移动着，直到爱迪跟上了她的舞步。

“哒，哒，嘀，”她跟着曲子唱着，“当你和我在一起……哒，哒……星星和月亮……哒……哒……六月里……”

他们在起居室里旋转着，爱迪终于情不自禁地大笑起来。他已经比他母亲足足高六英寸了，但是，她仍然能轻松地带着他旋转。

“这么说，”她悄声说，“你喜欢这个女孩子？”

爱迪的脚踩空了一步。

“没关系，”她说。“我替你高兴。”

他们旋转到桌子旁，她抓住乔，把他拉了起来。

“现在，你们两个跳，”她说道。

“跟他？”

“妈！”

她坚持，他们只好让步，没一会儿，乔和爱迪就大笑着抱作一团。他们手拉着手舞蹈着，故意疯狂地转着大圈。母亲欣慰地望着他们围着桌子跳了一圈又圈，一支单簧管主导着收音机里的旋律，罗马尼亚表弟们拍着手，最后几缕烤牛排的香味消散在空气中。

爱迪在天堂里遇见的第二个人

爱迪感到他的脚触到了地面。天空还在变幻着颜色，由钴蓝色变成了炭灰色。爱迪的四周是倒伏的树木和焦黑的瓦砾。他抓了抓自己的胳膊、肩膀、大腿和小腿。他感到比以前壮实多了，但是，当他试图伸手去够自己的脚趾头时，他却做不到了。他的身子不再那么灵活。孩童时的柔韧感荡然无存。他身上的每一根肌肉都像钢琴上的琴弦一样绷得紧紧的。

爱迪望了望四周毫无生机的土地。附近一座山坡上，横着一辆破烂的四轮马车和一些正在腐烂的动物尸骨。爱迪感到一股热风袭面而来。随着一阵爆炸声，天空燃烧成了一片橘红色。

爱迪又跑了起来。

这一次，他跑的姿势不同，是一个士兵的坚实稳固的脚步。他听到了雷声——或者近似打雷、爆炸、炮击一样的声音——他下意识地趴下，俯卧在地上，匍匐前进。天空爆裂开来，污浊的雨水倾盆而下。爱迪低着头，在泥泞里爬行着，不时地把积在嘴唇上的脏水啐掉。

终于，他感到自己的头碰到了一个硬实的东西。他抬起头来，看到一杆长枪插在地里，上面扣着一个钢盔，枪把上挂着一串士兵身份牌。他在雨水中眨眨眼睛，拿起那串士兵身份牌，立即惊慌失措地倒退着爬进了从一棵巨大的榕树上垂下的茂密的藤蔓中。他躲进藤蔓的黑暗中。他弓起膝盖蹲好。他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即使在天堂，恐惧也不放过他。

士兵身份牌上写着他的名字。

年轻人上战场，有时是因为他们不得不去，有时是因为他们想去。但是，他们永远觉得，他们应该去。千百年悲哀的、错综复杂的人类历史让人们误认为拿起武器便是勇敢，放下武器便是怯懦。

他的祖国参加了战争，一个阴雨天的清晨，爱迪醒来，剃了胡须，把头发往后梳平，报名参了军。其他人在打仗。他也应该去。

他母亲不想让他去。他父亲得知了这消息，点起一根烟，慢慢地吐出烟雾。

“什么时候？”他只问了一句。

爱迪从来没有放过真枪，所以，他开始在“红宝石码头”的射击室里练习。你付五分钱，机器嗡嗡响起来，你扣动扳机，用金属弹丸射击画片上的丛林动物，比如，一头狮子或一只长颈鹿。每天晚上，在“李氏迷你小火车”处扳完刹车杆之后，他就来这里。“红宝石码头”增加了几个新的小型游乐设施，因为在大萧条之后，疯狂过山车已经变得太贵了。“李氏迷你小火车”正如它的名字一样，还不及一个成人的腿高。

在报名参军之前，爱迪一直在干活攒钱，想去学工程学。那是他的理想——他想造东西，虽然他哥哥乔总是说，“得了吧，爱迪，你可没聪明到那个地步。”

但是，战争一开始，码头的生意就差了。现在，爱迪的大部分客人是带着孩子的妇女，父亲们去打仗了。有时候，孩子们让爱迪把他们举到头顶上，当爱迪这样做的时候，他会看到母亲们忧伤的笑容：他猜想，举是举得没错，但应该是用另一双手臂。不久，爱迪寻思，他应该加入远离家乡的男人队伍，这样他的润滑轨道和扳刹车杆的生活也将就此告终。战争是对他男子气概的召唤。或许，有人还会想念他。

最后几天里的某一个晚上，爱迪正弓着腰，趴在那杆小步枪上全神贯注地射击。砰！砰！他努力设想他正在实打实地朝敌人开枪。砰！当他射中他们的时候，他们会出声吗？——砰！——或者像狮子和长颈鹿一样，倒下去就完了？

砰！砰！

“正在练习杀人，是吧，小家伙？”

米基·希站在他的身后。他的头发是法国香草冰淇淋的颜色，汗津津的，他满脸通红，不知喝了什么酒。爱迪耸耸肩，继续射击。砰！又射中一个。砰！又一个。

“哼——”米基哼一声。

爱迪希望米基走开，他好继续练习瞄准。他能感到老酒鬼站在他的身后。他能听到他吃力的呼吸声，鼻子嘶嘶地吸进呼出，就像用气泵往自行车轮胎里打气一样。

爱迪继续射击。突然，他感到一只手落在他的肩上，抓得他好痛。

“听我说，小家伙。”米基的声音是一阵低吼。“战争不是游戏。如果你需要开枪，你就开，听到吗？别自责。别犹豫。你开枪，再开枪，别去想你在朝谁开枪，或者杀谁，或者为什么，听到了吗？你想回家来，你就得开枪，别想任何事情。”

他的手抓得更紧了。

“脑子里想太多的事情会让你送命。”

爱迪转过身，瞪着米基。米基狠狠地打了爱迪一记耳光，爱迪本能地举起拳头想还击。但是，米基打了个嗝，向后踉跄了几步。然后，他望着爱迪，好像要哭出来。机械枪的嗡嗡声停止了。爱迪的五分钱用完了。

年轻人上战场，有时是因为他们不得不去，有时是因为他们想去。几天之后，爱迪打起一个粗布圆筒行李袋，将码头留在了身后。

雨停了。爱迪躲在榕树下，浑身透湿，簌簌颤栗，他使劲地长长舒了口气。他拨开榕树藤蔓，见长枪和钢盔依然插在地上。他记得士兵们这样做的原因：为死去的自己人的坟墓做记号。

他跪着爬了出来。远处，一个小山丘下，是一座村庄的废墟，被炸弹烧成了一片瓦砾。一时间，爱迪目瞪口呆，他努力地想看清楚眼前的情景。然后，他像突然收到了噩耗一般，胸口一紧。这个地方。他认识。这是那个一直在梦里纠缠他的地方。

“天花，”一个声音突然说道。

爱迪猛转过身。

“天花，伤寒，破伤风，黄热病。”

声音从上方传来，像在树上。

“我从来不知道什么是黄热病。见鬼！我从来没见过什么人得黄热病。”

那个声音很有力，略带点南方人拖长的腔调，粗糙沙哑，好像是一个连续喊叫了几个小时的人发出的声音。

“那些疾病的预防针我都打了，但是，我还是壮实得像一匹马一样地死在了这里。”

树叶抖动起来，一些小果子掉在爱迪面前。

“喜欢那些苹果吗？”那个声音说。

爱迪站起身，清了清嗓子。

“你出来，”他说。

“你上来，”那个声音说。

爱迪爬到了树上，靠近树尖的地方，树有一栋办公楼那么高。他两腿骑在一根粗大的树枝上，脚下的土地好像离得老远。透过小树枝和茂密的无花果树叶，爱迪能辨别出一个模糊的人影，身穿军服，背靠在树干上。他满脸涂着煤灰一样的东西。他的眼睛像两只红色小灯泡熠熠闪光。

爱迪咽了口唾液，强抑激动。

“上尉？”爱迪轻声说道。“是你吗？”

他们曾经一起在军队里服役。上尉是爱迪的指挥官。他们在菲律宾并肩战斗过，在那里分手之后，爱迪再也没见过他。他听说他战死了。

一丝香烟味飘了过来。

“他们给你解释过这里的规矩吗，士兵？”

爱迪朝下望了望。他看到脚下遥远的土地，但他知道自己不会掉下去。

“我死了，”他说。

“说得没错。”

“你
也死了。”

“说得也没错。”

“你是……我要见的第二个人？”

上尉举起香烟。他微微一笑，好像在说：“你能相信可以在这上面抽烟吗
？”然后，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吐出一小团白色的烟雾。

“料你没想到是我，对吧？”

爱迪在战争中学会了很多东西。他学会了坐坦克车。学会了用钢盔盛冷水剃胡子。他学会了在掩体里射击时要小心，免得子弹打到树上，碎片弹回来伤了自己。

他学会了抽烟。他学会了行军。他学会了跨绳索桥的时候，肩膀上同时扛着一件大衣、一台收音机、一支卡宾枪、一副防毒面罩、一个机关枪三脚架、一个背包和几条子弹带。他学会了喝最难喝的咖啡。

他学会了几句外国话。他学会了把东西啐得老远。他还体会到了一个士兵在第一场战斗之后幸存的那种神经兮兮的狂欢，士兵们相互拍打着，微笑着，好像战争结束了——我们可以回家了
——他也经历了第二场战斗之后幸存的那种沮丧，那时，他才意识到，战争不是打一仗就完事了，后面还有越来越多的战斗。

他学会了用牙齿吹口哨。他学会了在岩石地上睡觉。他知道了疥疮实际上是令人作痒的小疥虫钻到了你的皮肤里，尤其是如果你一整个星期都穿着同样的脏衣服。他知道了人的骨头从肉里露出来的时候，确实是白色的。

他学会了飞快地祈祷。他学会了把给家人和玛格丽特的信放在哪个口袋里，以防他的战友发现他死掉之后找不到这些信。他知道了，有时候，他正在跟一个战友在掩体里悄声念叨肚子饿，下一秒钟，嗖的一声微响，战友倒下了，他的饥饿便不再成问题了。

随着一年变成两年，两年靠近三年，他知道了，当运输飞机即将把他们放下的时候，即使再强壮结实的男人也会呕吐。他还知道了，指挥官们在战斗的头天晚上也会说梦话。

他学会了怎么抓俘虏，虽然他从来不知道怎么成为一个俘虏。然后，在菲律宾岛上的一个夜晚，他的小队遭到了猛烈的火力袭击，他们分散开找掩蔽，天空被照得通亮，爱迪听到一个战友躲在沟里像小孩子一样地呜咽着，他朝他喊，“别哭啦，行不行呀！”随即意识到一个敌人正站在他战友的头顶，用枪指着他的脑袋，爱迪感到脖子上一阵冰冷，他身后也站着一个敌人。

上尉捻熄了香烟。他比队伍里的其他人年长，当了一辈子军人。他修长的身材，坚挺的下颏，以及昂首阔步走路的姿态，使他看上去像一位电影明星。大部分士兵都还算喜欢他，虽然他脾气暴躁，惯于紧贴着你的脸大声叫喊，让你看到他被烟叶熏黄了的牙齿。然而，上尉永远允诺，不管发生什么事，他“都不会让任何人掉队”，士兵们对此甚感宽慰。

“上尉……”爱迪又说道，依然震惊不已。

“一点没错。”

“长官。”

“不用那样叫。但是，很感激。”

“已经……你看起来……”

“跟你上次见到我的时候一样？”他咧嘴一笑，然后，朝树枝后头啐了一口。他看到爱迪脸上茫然不解的神情。“没错，在这上头啐什么呀。你也不会生病。你的呼吸永远不变。还有，饭好吃极啦。”

饭？
爱迪摸不着头脑。“听我说，上尉。肯定是搞错啦。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我在这里。我一生默默无闻，明白吗？我做维修。我多年住同一套公寓。我负责维护游乐车，‘阜氏巨型摩天轮’、‘疯狂过山车’、无聊的小飞船。没有任何值得我骄傲的东西。我不过是随波逐流。我想说的是……”

爱迪咽了口唾液。“我在这里干什么？”

上尉用他那双红通通亮晶晶的眼睛望着爱迪，爱迪忍不住想问上尉另一个问题，这是蓝皮人让他想到的问题：上尉也是他害死的吗？

“你知道，我一直想知道，”上尉手摸着下巴说道，“我们小队里的人——他们保持联系了吗？威林翰？莫顿？史密迪？你后来见过他们吗？”

爱迪记得这些名字。事实是，他们没有保持联系。战争会像磁铁一样将人们粘合起来，同样也会将他们排斥开。战争中的所见所为，有时他们只想忘掉。

“讲实话，长官，我们都散伙了，”他耸耸肩。“对不起。”

上尉点点头，好像这不出他所料。

“你呢？你又回到了那个我们保证‘如果能活着回去就都要去’的游乐场吗？所有的大兵都可以免费坐游乐车？在‘爱情隧道’里每人有两个女孩子陪着？不是你说的吗？”

爱迪想笑，笑不出来。他是那么说的。他们都是那么说的。但是，战争结束了，没人来。

“是，我回去了，”爱迪说道。

“然后？”

“然后……我再也没离开过。我试过。我计划过……但是，这条该死的腿。我不知道。什么都不成。”

爱迪耸耸肩。上尉审视着他的脸。他眯缝起眼睛。他的声音低沉下来。

“你还耍东西玩吗？”他问道。

“走！……你走！……你走！”

敌方士兵吼叫着，用刺刀戳着他们。爱迪、史密迪、莫顿、雷勃奏和上尉双手放在头顶，被赶下一个陡峭的山坡。迫击炮弹在他们四周爆炸。爱迪看到一个人影在树林里跑，一梭子弹扫过去，人影倒下了。

他们在黑暗中行走着，爱迪努力用脑子记住周围的景物——棚屋、道路和任何他能辨认出来的东西——他知道有一天他们要逃跑的时候，这些标记将成为宝贵的资料。一架飞机在远处轰轰作响，爱迪突然感到一阵令人恶心的绝望。这种自由和被俘之间的短短距离，对于每一个被俘士兵来讲都是一种内心折磨。爱迪好像只要一跳起来，抓住飞机的机翼，就能飞离这场失误了。

事实正相反，他和其余的人被捆上了手脚绑在一起。他们被放在一个竹棚式的兵营里。竹棚是吊脚式的，下面是泥泞的土地，他们在那里一待就是几天，几星期，几个月，他们睡在塞着干草的粗麻布袋上。一个泥罐充当他们的马桶。到了晚上，敌方看守会爬到竹棚下面，偷听他们讲话。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讲的话越来越少了。

他们变得瘦弱起来，肋骨都露出来了——雷勃奏也不例外，他参军的时候可是一个敦敦实实的小伙子。他们吃的食物是咸大米饭团，每天还有一碗上面浮着草叶的黄乎乎的清汤。一天晚上，爱迪从汤里挑出来一只黄蜂，翅膀都没了。大家都吃不下去了。

抓他们的人似乎不知道该拿他们怎么办。晚上，他们会带着刺刀进来，一边在这些美国人鼻子面前晃动着刺刀，一边喊着外国话，等待回答。但是，这从来没什么效果。

据爱迪观察，他们总共只有四个人，上尉估计他们也跟大部队走散了，像在真实的战争里时常发生的那样，他们也是过一天算一天。他们面黄肌瘦，脸上长着一撮撮的黑毛。其中一个看起来当兵还太年轻。另一个长着爱迪见过的最歪的牙齿。上尉管他们叫“一号疯子”，“二号疯子”，“三号疯子”和“四号疯子”。

“我们不想知道他们的名字，”他说。“我们也不想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名字。”

在被俘的环境中，一些人的适应能力比另一些人强。莫顿是一个清瘦多话的年轻人，来自芝加哥市，每次听到外面有动静，他都会坐立不安，摸着下巴唠叨，“噢，见鬼，噢，见鬼，噢，见鬼……”直到大家叫他闭嘴。史密迪是一个消防队员的儿子，来自布鲁克林，他大部分时间沉默不语，但是，他好像常常在咽什么东西，喉结一上一下地移动；爱迪后来发现，他在咬自己的舌头。雷勃奏是一个从俄勒冈州波特兰市来的红头发年轻人，醒着的时候，他的脸上面无表情，但是，夜里他常常从梦中惊醒，大喊着：“不是我！不是我！”

爱迪大部分时间都是愤愤然的样子。他攥紧拳头，啪啪地打自己的手掌，一连几个小时，关节对着皮肤，他年轻时曾是个跃跃欲试的棒球手，当年的自己就是这副模样。晚上，他梦到他又回到了码头，坐在名叫“奔驰骏马”的旋转木马上，有五个人坐在马上转圈，直到铃声响起来。他好像跟他的朋友们在一起，或者他哥哥，或者玛格丽特。然后，梦变样了，四个疯子坐在他身边的马上，一边戳着他，一边嘲笑着。

在码头上多年的等待——等待一部游乐车开回来，等待海浪退潮，等待他父亲跟他讲话——已经磨炼出了他的耐心。但是，他想离开这里，他想报复。他咬着牙齿，挥着拳头，回忆起他在自家的老街区里打的那些架，回忆起那次他用一个垃圾桶盖子把两个孩子送进了医院。他设想如果这些看守没有枪的话，他会怎么收拾他们。

一天早晨，俘虏们被一阵叫喊声惊醒，刺刀在他们眼前晃来晃去，四个疯子将他们拉起来，绑在一起，带到了一个竖井里。竖井里没有灯光，地上冰冷。他们看到一些镐、铲子和铁桶。

“这是个他妈的煤矿，”莫顿说道。

打那天起，爱迪和其他人被迫在矿井里从矿壁上刮煤块，供敌方战时之需。有人铲，有人扒，有人扛石板建三角架撑住矿井的顶部。还有其他的外国战俘在那里，不会讲英文，只是用凹陷的眼睛望着爱迪。他们也不许讲话。每隔几小时，他们会有一杯水喝。一天下来，战俘们的脸都黑得看不出模样了，他们的肩膀和脖子因整天哈腰而阵阵抽痛。

在被俘的头几个月里，爱迪睡觉的时候，总把玛格丽特的照片放在钢盔里，摆在面前。他不习惯祈祷，但还是祈祷了，每天晚上，他计算日期，用自己编的词儿祷告着，“上帝啊，如果你给我六天的时间跟玛格丽特在一起，我就会把现在这六天时间交给你……如果你给我九天的时间跟玛格丽特在一起，我就会把现在这九天时间交给你……如果你给我十六天的时间跟玛格丽特在一起，我就会把现在这十六天时间交给你……”

到了第四个月的时候，情况有了变化。雷勃奏的身上长出难看的疹子，且伴有严重腹泻。他一口东西都吃不下。半夜里，他浑身盗汗，把身上穿的脏衣服都湿透了。他大小便失禁。因为没有干净衣服给他换，他只好光着身子睡在麻布袋上，上尉将自己的麻布袋盖在他身上当毯子用。

第二天，在矿井里，雷勃奏几乎站立不稳。四个疯子毫无同情心。他一慢下来，他们就用棍子戳他，让他继续刮煤。

“别碰他，”爱迪吼道。

二号疯子是抓他们的人里边最凶残的一个，他用枪托朝爱迪狠狠地砸了下去。爱迪摔倒在地，脊背上一阵刺痛。雷勃奏又刮了几块煤，然后，瘫倒下去。二号疯子朝他叫喊着，让他站起来。

“他病了！”爱迪大叫，挣扎着站起来。

二号疯子又把他击倒在地。

“闭嘴，爱迪，”莫顿悄声说道。“别给自己找麻烦。”

二号疯子俯下身，把雷勃奏的眼皮扒开。雷勃奏呻吟了一声。二号疯子皮笑肉不笑，像哄小孩一样细声说道，“啊，”然后，大笑起来。他一边笑一边望着俘虏们，目光与他们对视着，保证他们都在望着他。然后，他拔出手枪，将枪口塞进雷勃奏的耳朵里，开了枪。

爱迪感到自己的身体被撕成了两半。他两眼模糊，大脑僵滞。枪声在矿井里回旋，雷勃奏的脸一片血肉模糊。莫顿把手捂在嘴上。上尉低垂着头。人们一动不动。

二号疯子朝尸体上踢了脚黑土，眼睛瞪着爱迪，在他脚上啐了口唾液。他朝三号疯子和四号疯子喊了些什么，他们两个似乎跟俘虏们一样惊呆了。有一会儿，三号疯子摇着脑袋，嘴里嘀嘀咕咕，好像在祷告，他垂着眼睛，嘴唇愤愤地动着。但是，二号疯子挥着枪，又叫了起来，三号疯子和四号疯子于是慢慢地抬起雷勃奏的脚把尸体拖走，矿井的地上留下了一道新鲜的血迹，黑暗中看去好像是洒在地上的油。他们靠墙把他放下，旁边有一把镐。

从那以后，爱迪不再祈祷。他不再数日子。他和上尉只谈论逃跑的事，他们不想遭到同样的下场。上尉估计，敌人正在孤注一掷，这就是为什么他们需要每一个半死不活的俘虏来挖煤。矿井里挖煤的人数日渐减少。晚上，爱迪听到炮弹的轰炸声，声音似乎越来越靠近了。上尉估计，如果形势再恶化下去的话，敌人可能就要撤了，他们会销毁一切。他看到了俘虏营外挖出的深沟和陡峭的山坡上竖着的大油桶。

“那些油将用来烧毁证据，”上尉低声说。“他们正在给我们挖坟墓呢。”

三个星期之后，一个月色朦胧的夜晚，三号疯子在俘虏营里站岗。因为闷得慌，他拿着两块砖头大小的石头在耍着玩。石头不断地掉在地上，他又捡起来，高高地抛到空中，然后再掉到地上。满身煤灰的爱迪抬起头来，石头咚咚落地的声音使他恼火。他正想睡觉。但是这会儿，他慢慢地坐起身来。他的视线清晰了。他感到他的神经活跃起来。

“上尉……”他悄声说。“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上尉抬起头来。“你在想什么？”

“那些石头，”爱迪朝看守的方向点了点头。

“石头怎么样？”上尉说。

“我会杂耍，”爱迪耳语道。

上尉斜起眼睛。“什么？”

但是，爱迪已经在叫看守了，“嘿，你！你耍得不对！”

他用手掌做了一个环形的动作。“这样！你要这样做！拿来给我！”

他伸出手。“我会耍。拿来给我。”

三号疯子警惕地望着他。爱迪觉得，在所有的看守中，这个可能最好对付。三号疯子偶尔会偷偷地拿一些面包给俘虏，他会把面包从竹棚上那个当窗户用的小洞里扔进来。爱迪又做了一次环形动作，笑了笑。三号疯子朝他走过来，停下脚步，回头拿起他的刺刀枪，然后，走过来把石头交给了爱迪。

“像这样，”爱迪说道，然后，开始轻松自如地耍起石头来。这一招他是在七岁那年，跟杂耍团里一个一次能耍六个盘子的意大利人学来的。他曾经在海滨走道上花了无数个小时来练习——卵石、胶皮球，他用任何他能找到的东西来练习。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码头上大部分孩子都会杂耍。

这会儿，爱迪拼命地耍着两块石头，越耍越快，他想哄住那个看守。然后，他停下来，伸出石头说：“再给我一块。”

三号疯子哼了一声。

“三块
石头，明白吗？”爱迪竖起三个手指。“三。”

这时，莫顿和史密迪也坐了起来。上尉慢慢地凑到近前。

“现在我们干什么？”史密迪含糊地说道。

“如果我能再拿到一块石头……”爱迪也含糊地答道。

三号疯子打开竹门，做了爱迪正希望他做的事：他大喊着让其他人过来。一号疯子拿着一块大石头进来了，二号疯子紧随其后。三号疯子把石头塞给爱迪，喊了句什么。然后，他退后几步，朝其他人咧嘴一笑，示意他们坐下，好像在说，“看着。”

爱迪抛着石头，有板有眼地耍着花样。每块石头都有巴掌大小。他唱起了狂欢节的调子。“嗒，嗒，嗒……”看守们大笑起来。爱迪笑了。上尉也笑啦。强装欢笑，为了争取时间。

“靠近点
，”爱迪唱道，假装这是歌词的一部分。莫顿和史密迪悄悄地靠了过来，佯装来了兴致。

看守们饶有兴味地观看着。他们的身体松弛下来。爱迪屏住呼吸。再等一会儿。他将一块石头高高地抛到空中，耍弄着下面的两块，然后，他接住第三块，再来一个循环。

“啊——！”三号疯子情不自禁地叫起来。

“你喜欢？”爱迪说道。他耍得更快了。他不断地将一块石头高高地抛起，望着看守们的目光跟着石头移到空中。他唱道，“嗒，嗒，嗒……”然后，“当我数到三的时候，”然后，“嗒，嗒，嗒……”然后，“上尉，左边那家伙……”

二号疯子狐疑地皱了皱眉头，但是，爱迪微微一笑，就像“红宝石码头”上那些杂耍人在观众失去兴趣的时候那样笑起来。“看这里，看这里，看这里！”他用哗众取宠的腔调说道。“孩子们，看世界上最精彩的表演！”

爱迪耍得更快了，嘴里数着，“一……二……”然后，将一块石头抛起，抛得前所未有的高。疯子们望着石头飞起来。

“动手！”爱迪大喊一声。他接住一块石头，然后，拿出他那优秀棒球投球手的架势，将石头朝二号疯子的脸上狠狠砸去，打断了他的鼻梁。爱迪接住第二块石头，用左手将石头正正地砸在一号疯子的下巴颏上，一号疯子向后倒去，上尉扑到他身上，夺过他的刺刀枪。三号疯子愣了愣神，伸手掏出他的手枪，胡乱扫射起来，莫顿和史密迪抱住了他的大腿。门被撞开了，四号疯子闯了进来，爱迪将最后一块石头朝他扔去，石头从他脑边擦过，没有击中，但是，上尉此刻正手持刺刀候在墙边，在他弯身躲石头的时候，上尉将刺刀一下子插进了他的肋骨里，冲力之猛，使得两人一起栽到了门外。爱迪在肾上腺素的刺激下，跳到二号疯子的身上，用拳头朝他的脸上猛砸起来，在皮肯大街的时候，他也没有这么狠地揍过人。他抓起一块石头，朝二号疯子的脑壳上狠狠地砸过去，一下又一下，直到他看了看自己的手，发现手上有一种令人恶心的淡紫色黏液，他意识到，那淡紫色黏液原来是血、皮肤和煤灰的混合物——然后，他听到一声枪响，赶紧抱住脑袋，手上的黏液抹到了他的太阳穴上。他抬起头，见史密迪正站在他身边，手上握着敌人的手枪。二号疯子的身体瘫软下去，胸口流着血。

“为了雷勃奏，”史密迪低声说道。

几分钟之内，四个看守都完蛋了。

这会儿，几个身体瘦弱、打着赤脚、满身血迹的俘虏正朝着陡峭的山上跑去。爱迪以为还会有枪战，还要跟更多的看守搏斗，可是，周围一个人影都不见。其余的竹棚都是空的。事实上，整个营地都是空荡荡的。爱迪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只有他们和四个疯子在这里了。

“其他人大概听到炮声都跑掉了，”上尉悄声说道。“我们是最后留下的一伙人。”

油桶竖在第一个山坡上。不到一百码远的地方便是煤矿的入口处。附近有一个储备供给物资的竹棚，莫顿弄清楚了里面没人，跑进去，捧出来一抱手榴弹、步枪和两个看上去很原始的喷火器。

“咱们把这地方烧了，”他说。

今天是爱迪的生日

蛋糕上写着“祝你好运！狠狠打击敌人！”在蛋糕侧面的香草糖霜上，有人用歪歪扭扭的蓝色字体加上了一行，“愿早日归来，”但是，“早日”两个字挤在了一起，看上去更像“儿子”或者“愿儿子归来”。

爱迪的母亲已经把他第二天要穿的衣服洗好烫平，用衣架挂在他寝室壁橱的门把上，他的一双皮鞋摆在下面。

爱迪正在厨房里，跟他的小表弟们闹着玩，他把手背在身后，让他的表弟们用拳头打他的肚子。一个表弟用手指了指窗外的“巴黎式旋转木马”，这会儿它正为了迎接晚上的客人给照得通亮。

“马！”表弟兴奋地叫道。

前门打开了，爱迪听到了那个即使现在还会让他心跳的声音。他不知道这是不是他不该带到战场上去的一种软弱。

“你好，爱迪，”玛格丽特说。

她站在那里，在厨房的门口，样子美丽极了，爱迪的心中又滋生出那种熟悉的痒痒的感觉。她把头发上的一点雨水拂掉，轻轻一笑。她手里拿着一个小盒子。

“我给你带来了点东西。为你的生日，嗯……也为你的远行。”

她又笑了一下。爱迪好想拥抱她，他觉得自己快爆炸了。他不在意盒子里装的是什么，他只想记住她伸出手把它交给他的这一刻。跟玛格丽特在一起的时候，他总是想让时间停止。

“好极啦，”他说。

她笑了。“你还没打开呢。”

“听着。”他凑近一步。“你……”

“爱迪！”有人从另一个房间里大喊道。“过来吹蜡烛。”

“过来！我们都饿啦！”

“噢，萨丽，嘘！”

“唉，我们真的饿了嘛。”

蛋糕、啤酒、牛奶、雪茄以及祝爱迪成功的祝酒词，有一会儿，他母亲哭了起来，拥抱着她的另一个儿子乔，乔因为平足将留在国内。

晚饭之后，爱迪陪着玛格丽特在红宝石码头大街上散步。爱迪能叫出每个收票人和食品贩子的名字，他们都祝爱迪好运。一些年长的女人眼泪汪汪的，爱迪估计她们的儿子已经离开了。

他和玛格丽特买了各种味道的盐水太妃糖——糖浆味、白珠树果味和麦根汽水味。他们从白色的小袋子里抓出一块块的糖，抢着舔对方手指。在一分钱游戏室里，爱迪套上一个石膏手套，箭头经过“需要努力”，“马马虎虎”，“再接再厉”，一路指到“酷！”

“你力气真大，”玛格丽特说。

“酷，”爱迪说道，抖了抖身上的肌肉。

到了该分手的时候了，他们站在海滨走道上，像在电影里看到的那样，手拉着手，倚在栏杆上。沙滩上，一个捡破烂的老人用树枝和破毛巾升起了一小堆篝火，正蜷曲在火旁准备过夜。

“你不用说让我等你，”玛格丽特忽然说道。

爱迪咽了口唾液。

“我不用吗？”

她摇摇头。爱迪笑了。整个晚上，这个问题一直卡在他的喉咙里，现在，他从这困惑中解脱出来了，他感到好像有一条纽带从他心中射出，绕在玛格丽特的肩上，将她拉到自己身边，成为了他的所有。此时此刻，他爱她，胜过爱任何人。

一滴雨落在爱迪的额头上。然后，又一滴。爱迪抬头望了望正在聚拢的乌云。

“嘿，酷吗？”玛格丽特说道。她微微一笑，然后，脸色黯淡下来，眨着眼睛挤掉雨水，尽管爱迪说不上那是雨水还是泪水。

“你不能死，知道吗？”她说。

一个获得了自由的士兵往往很愤怒。他失去的日日夜夜，他遭受的折磨和羞辱——都促使他想狠狠地报仇，一报还一报。

所以，当莫顿手上抱着武器跟大家说“咱们把这地方烧了”的时候，大家连想都没想就马上同意了。在这种新获得的控制权的鼓动下，大家拿着敌人的喷火器分散开去，史密迪朝着矿井入口处跑去，莫顿和爱迪奔向油桶。上尉去找运输车。

“五分钟，然后，马上回到这里！”上尉吼道。“炮击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得离开这里。明白吗？五分钟！”

他们也只用了五分钟时间就摧毁了他们近半年来住的地方。史密迪将手榴弹扔下矿井，然后跑开。爱迪和莫顿将两个汽油桶滚到竹棚区，撬开油桶盖子，然后，搬动了喷火器的扳机，竹棚着起火来。

“烧呀！”莫顿叫道。

“烧呀！”爱迪叫道。

矿井在脚底下轰然爆炸，一股黑烟从井口升起。史密迪完成了任务，跑向会合地点。莫顿将油桶踢进一个竹棚，然后，用喷火器射出一道绳索样的火焰。

爱迪望着，轻蔑地一笑，然后，循着小路来到最后一个竹棚前。这个竹棚大些，更像一个谷仓，爱迪举起了喷火器。结束了
，他自言自语道。终于结束了
。这么多个日日夜夜，落在那些王八蛋的手里，那些牙齿歪斜、面目枯瘦、没有人味的看守，还有他们汤里的黄蜂。他不知道下面还会发生什么事情，但起码不会比他们已经经历过的事情更糟。

爱迪扳动了喷火器的扳机。呼——火焰马上蹿了起来。竹子很干燥，顷刻间，谷仓仓壁便消失在橘黄色的火焰里。爱迪听到远处传来马达的轰隆声——他希望，上尉找到了他们可以乘坐逃走的东西——然后，天空突然传来了第一声炮响，这是他们最近每天晚上听到的声音。这会儿，声音更靠近了。爱迪意识到，不管那是什么人，都可能看到这里的火光。没准儿，他们能被营救出去。他可以回家了！他朝着正在燃烧的谷仓转过身来……

那是什么？

他眨了眨眼睛。

刚才那是什么？

有个东西在门洞里一闪而过。爱迪仔细分辨。热浪滚滚，他用一只手遮住眼睛。他不敢肯定，但是，他觉得他刚才看到了一个小身影在火里跑。

“嘿！”爱迪一边喊着，一边收起喷火器朝前走去。“嘿！”谷仓的屋顶开始塌陷，火花四溅。爱迪往后跳着躲开。他的眼睛被呛出了眼泪。大概，只是一个影子。

“爱迪，快走哇！”

莫顿正在小路的顶头，招手让爱迪过去。爱迪的眼睛刺痛。他喘着粗气。他用手指了指，高声叫道：“好像里面有人！”

莫顿把一只手放在耳朵上。“什么？”

“有人……在……里面！”

莫顿摇摇头。他听不见。爱迪扭过头来，这一次，他几乎肯定自己看到了，一个孩子大小的身影在燃烧的谷仓里爬行着。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了，爱迪见到的都是成年男人，这个模糊的身影忽然让爱迪想到了他码头上的小表弟们，想到了他以前开过的“李氏迷你小火车”，想到了“疯狂过山车”，想到了海滩上的孩子们，想到了玛格丽特和她的照片，以及许久以来他强迫自己不去想的一切。

“嘿！出来！”他大声喊着，放下喷火器，又朝前走了几步。“我不会开——”

一只手抓住了他的肩膀，使劲地把他往后拉。爱迪猛转过身，拳头紧握。是莫顿，正朝着他大叫，“爱迪，我们得马上走了！”

爱迪摇摇头。“不——不——等等——等等——等等，我想有人在——”

“没人在里面！走哇！”

爱迪变得不顾一切起来。他又朝谷仓转过身去。莫顿又去抓他。爱迪猛转回身，拳头乱舞，打在莫顿的胸脯上，莫顿跪倒在地。爱迪头痛欲裂。他的脸愤怒得扭成一团。他再一次转身朝着火焰，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在那儿。是那个吗？在墙后面翻滚？在那儿吗？

他朝前走去，相信一个无辜的生命正在他的眼前被活活烧死。这时候，剩下的仓顶轰地一声坍塌下来，火花像雨点一样落在他的头上。

瞬息之间，整个战争经历像苦胆汁一样从他的身体里喷发出来。被俘令他恶心，屠杀令他恶心，鲜血令他恶心，沾在他太阳穴上的黏液令他恶心，炮击、火烧以及这一切的徒劳都令他恶心。此时此刻，他只想拯救一些东西，一些雷勃奏的痕迹，一些他自己的痕迹，无论什么东西。他踉跄着走进熊熊燃烧的废墟中，痴狂地相信，每个阴影下面都隐藏着一个灵魂。飞机从头顶呼啸而过，子弹像鼓点一样咚咚响着扫射过来。

爱迪好像处在恍惚之中。他走过一摊燃烧着的汽油，衣服后面着起火来。一团黄色的火焰从他的小腿蹿到大腿。他举起双臂，大声喊着。

“我会帮助你！出来吧！我不会开——”

一阵刺痛撕裂了爱迪的腿。他狠狠地大骂一句，瘫倒在地。血从他的膝盖下面涌出来。飞机马达轰轰作响。天空闪着蓝光。

爱迪躺在地上，流着血，燃烧着，闭着眼睛躲避炙热的火焰，他平生第一次准备好去死。然后，有人使劲地把他往后拖，在泥里推着滚他，将火扑灭，他已经震惊和虚弱得无力反抗，他像一袋豆子似的滚着。不久，他就在运输车里了，其他人在他周围叫他挺住，挺住。他的背部烧伤了，他的膝盖完全麻木了，他感到头晕目眩，很疲倦，非常非常疲倦。

上尉缓缓地点了点头，回忆起那最后的时刻。

“你记得你是怎么从那里出来的吗？”他问道。

“不太记得，”爱迪说。

“花了两天时间。你一会儿昏迷，一会儿苏醒。你流了很多血。”

“不管怎么说，我们逃出来了，”爱迪说。

“是——呀。”上尉拖长了嗓音说道，嘘了口气。“那颗子弹够厉害的。”

事实上，那颗子弹还没有完全被取出来。子弹穿透好几根神经和肌腱，在一根骨头上击成碎片，骨头也垂直地断裂了。爱迪接受了两次手术，都没有解决问题。医生说他会变成一个瘸子，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畸形骨头的恶化，他会跛得更厉害。“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医生说。是吗？谁知道呢？爱迪惟一知道的是，当他在一个医疗队里醒来时，他的生活永远改变了。他不能再跑步，不能再跳舞。更糟糕的是，不知何故，他对周围的事情也不再有同样的感觉。他变得孤僻起来。一切都似乎滑稽可笑，毫无意义。战争浸透到了他的身体里，他的大腿里和他的灵魂里。作为一个士兵，他学到了许多事情。他回到家，变成了一个不同的人。

“你知道吗？”上尉说道，“我出身于三代军人家庭。”

爱迪耸耸肩。

“是的。我六岁就会用手枪了。早晨，我的父亲会检查我的床铺，实际上，是把一个二十五美分硬币扔在床单上让它弹起来。在晚餐桌上，永远是‘是，长官，’和‘不是，长官。’

“在参军之前，我只会接受命令。一转眼功夫，我要发号施令了。

“和平时期是一回事，有好多贤明之士引导你。但是，战争爆发了，新人涌进来——年轻人，像你一样的年轻人——他们向我敬礼，要我告诉他们做什么。我能够看到他们眼睛里的恐惧。他们觉得我好像了解战争的秘密情报。他们以为我能让他们活下去。你也一样，不是吗？”

爱迪不得不承认，他也是这样想的。

上尉伸出手，摸了摸脖子。“当然，我不可能做得到。我也是接受命令。但是，虽然我不能保证你们一直活下去，但我想我起码能让你们在一起。在一场大战中，你需要寻找一点小小的信念。当你找到了这个信念，你会紧握着它，就像一个士兵手里紧握着十字架在掩体里祈祷一样。

“对我来说，那个小信念便是我每天告诉你们的东西。没人掉队。”

爱迪点点头。“那太重要了，”他说道。

上尉两眼直直地望着他。“我希望如此，”他说。

他把手伸进前胸的口袋里，拿出一根烟，点燃了。

“你为什么这么说？”爱迪问道。

上尉吐了一口烟，用烟头指了指爱迪的腿。

“因为，是我，”他说，“开枪打了你的腿。”

爱迪看了看自己搭在树干上的腿。手术留下的疤痕又出现了，疼痛又回来了。他感到心里有一种东西在涌动，在死之前，事实上，好多年以来他都没有这种感觉了：这是一种翻江倒海似的愤怒，一种想去伤害人的渴望。他眯缝起眼睛，盯着上尉，上尉好像知道要发生什么事，目无表情地望着他。他让香烟从他手指缝里掉下去。

“来吧，”他轻声说。

爱迪大叫着，一阵风似的扑了过去，两人翻转扭打着，经过树枝藤蔓，一路跌落下去。

“为什么？你这个王八蛋！你这个王八蛋！怎么会是你！为什么？”他们在泥地上滚打着。爱迪骑在上尉的胸脯上，用拳头连击他的脸。上尉没有流血。爱迪抓住他的衣领猛摇，把他的脑袋往地上撞。上尉眼睛不眨一下。每次当爱迪拳头砸过来的时候，他只是把头躲来躲去，尽管让爱迪发泄他的愤怒。最后，他伸出一只胳膊，抓住爱迪，把他翻倒在地。

“因为，”他平静地说，胳膊肘压在爱迪的胸脯上，“我们可能在那场火里失去你。你可能会死掉。但是，你的时辰还没到。”

爱迪气喘吁吁。“我的……时辰？”

上尉继续说，“你着了魔似的要进去。莫顿想阻止你，你他妈的差一点把他打晕了。我们只有一分钟离开那儿，你他妈的力气贼大，没人能打过你。”

爱迪仍然觉得有一口气没出，他抓住上尉的衣领，把他拉过来。他看到了上尉被烟草熏黄了的牙齿。

“我的……腿！”爱迪怒火中烧。“我的生活
！”

“我毁了你的腿，”上尉不动声色地说道，“是为了救你的命。”

爱迪松开手，筋疲力尽地仰倒在地上。他手臂疼痛，头晕目眩。多少年以来，那个改变了他一生的瞬间，那一个错误，一直不断地折磨着他。

“竹棚里没有人。我当时在想
什么？如果我没进去……”他的声音轻得好像变成了耳语。“我为什么没死
呢？”

“没人掉队，记得吗？”上尉说道。“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我以前见过。一个士兵到了他的极限，就不能再往前走了。有时候，这种情况发生在半夜里。一个士兵从帐篷里翻身出来，打着赤脚，半身裸着，径直朝前走去，好像他在往家里走，他的家就在拐角处。

“有时候，这发生在一场战斗中。一个士兵突然放下枪，两眼发怔。他完了。不能再战斗了。他通常会被子弹打死。

“你的情况正是这样，在一场大火面前，就在我们即将离开的前一刻，你的精神崩溃了。我不能让你活活烧死。我琢磨，腿伤会愈合。我们把你从火里拖出来，然后他们把你送到了医疗队。”

爱迪喘着粗气，胸脯里像有一把重锤在敲击。他头上粘着泥巴和树叶。忽然，他想起上尉刚才说的最后一句话。

“他们？”爱迪说。“你说‘他们’是什么意思？”

上尉站起身来，把腿上的一根树枝拂掉。

“你后来又见过我吗？”他问道。

爱迪没见过。他被空运到一家军事医院，后来，由于残疾退了役，被送回美国。数月之后，他听说上尉战死了，他想那一定是后来同其他小队在其他战斗中发生的事。后来，爱迪收到一封信，里面有一个奖章，他把信收了起来，没有拆开。战后的日子黑暗郁闷，爱迪忘记了很多细节，他也没兴趣将它们回忆起来。后来，他改换了地址。

“就像我跟你说的，”上尉说道。“破伤风？黄热病？所有那些预防针？都是浪费时间。”

他朝爱迪身后点头示意了一下，爱迪扭过头去。

忽然间，他看到的不再是荒山野岭，而是他们逃跑的那个晚上，朦胧的月亮挂在天空，飞机俯冲过来，一片竹棚正在燃烧。上尉驾驶着运输车，史密迪、莫顿还有爱迪坐在车里。受了烧伤、枪伤，处在半昏迷状态的爱迪横躺在后座上，莫顿正在往他膝盖的上方绑一条止血带。炮击更逼近了。漆黑的夜空每隔几秒钟便被照得透亮，好像有一轮忽明忽暗的太阳。运输车开到了山顶，车头突然一转，停住了。一个临时用木板和铁丝搭成的门拦在面前，由于两边地形陡峭，他们无法绕过去。上尉抓起一杆步枪，跳到车外。他朝门锁开了一枪，把门推开。他示意让莫顿开车，然后，用手指了指自己的眼睛，意思是说他去查看前面那条蜿蜒着伸进一片密林的小路。他打着赤脚，竭尽全力地跑着，来到了小路拐弯处以外五十码的地方。

小路畅通无阻。他朝他的士兵们挥了挥手。一架飞机从头顶呼啸而过，他抬头去看是哪一方的飞机。就在那一瞬间，就在他仰望天堂的时候，他的右脚下发出一个细微的咔哒声。

地雷在瞬间爆炸了，像从地心里喷出的一团火焰。上尉被炸到了二十尺高的天空，撕成了碎片。一团燃烧着的骨架，上百块烧焦的血肉。一些碎片飞越过泥土地，落进了榕树林里。

第二课

“噢，天哪，”爱迪说道，闭上双眼，仰头朝天。“噢，上帝。噢，上帝呀！长官，我一点都不知道。真让人恶心。真可怕！”

上尉点点头，移开目光。山峦又恢复了原先荒芜的景象，动物的尸骨，破烂的板车，以及闷烧着的村庄余烬。爱迪意识到，这里原来是上尉的埋葬地。没有葬礼。没有坟墓。只有他散落的骨骼和泥土地。

“你一直在这里等我吗？”爱迪轻声说。

“时间，”上尉说道，“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他靠近爱迪坐下。“死亡？死亡并不是一切的结束。我们以为是。但是，地球上发生的事情不过是一个开端。”

爱迪若有所失。

“我想，这跟《圣经》里亚当和夏娃的故事一样吧？”上尉说道。“就是亚当第一次在地球上过夜的时候，对吗？当他躺下睡觉的时候？他以为一切都结束了，对吧？他不知道什么是睡觉。他的眼睛要合拢上，他以为他要离开这个世界了，对吧？

“当然他不会离开。他第二天早晨醒来，一个崭新的世界等待着他去开拓，而且，他拥有了另一样东西。他拥有了他的昨天。”

上尉咧嘴一笑。“依我看，士兵，这就是我们要在这里学到的东西。天堂就是这样的。你可以洞悉你的昨天。”

上尉拿出一个塑料香烟盒，用指头轻叩着。“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我向来不善于教人的。”

爱迪紧紧地盯着上尉。他一直以为上尉很老。但是，由于上尉脸上的煤灰这会儿被抹掉了一些，爱迪注意到了他皮肤上寥寥无几的几条皱纹和他的满头黑发。他肯定不过三十几岁。

“你死了以后一直在这里，”爱迪说道。“那可是比你生命长两倍的时间。”

上尉点点头。

“我一直在等你。”

爱迪垂下眼帘。

“蓝皮人就是这么说的。”

“嗯，没错。他是你生命的一部分，他是你为什么活着和你怎样活着的一部分，他是你需要知道的故事的一部分。但他现在已经讲完了，他就超越了这重境界，我马上也会这样。所以，你好好听我说，因为这是你需要从我这里知道的东西。”

爱迪感到他的腰挺直了。

“自我牺牲，”上尉说道。“你做出一个牺牲，我做出一个牺牲，我们大家都做出了牺牲。但是，你对你做的牺牲感到愤怒，对你失去的东西耿耿于怀。

“你不明白，自我牺牲其实是生命的一部分。就应该
是这样。它不是需要惋惜，而是值得追求
的东西。渺小的牺牲。宏大的牺牲。一位母亲去工作，以便送她的儿子上学。一个女儿搬回家住，以便照顾她患病的父亲。

“一个男人去打仗……”

他顿了一下，眼睛朝灰暗的天空望去。

“你知道，雷勃奏并没有白死。他为国捐躯，他的家人知道这个。他的小弟弟在他的鼓舞下，成为了一个好士兵，一个好男人。

“我也没有白死。那天晚上，我们本来可能一起踩上了那个地雷。那样的话，我们四个人可能都完蛋了。”

爱迪摇摇头。“但是，你……”他沉下嗓音。“你失去了你的生命。”

上尉用舌头在牙齿上打了个响。“就是这意思。有时候，当你牺牲了一件宝贵的东西，你其实并没有真正地失去它。你只不过将它传递给了另一个人。”

上尉走到仍然插在地里的象征坟墓的钢盔、步枪和士兵身份牌前面。他将钢盔和身份牌夹在腋下，然后，从泥地里将步枪拔出来，像标枪一样扔了出去。步枪没有往下落，直冲云霄，消失得无影无踪。上尉转过身来。

“我开枪打了你，没错，”他说道，“你失去了一些东西，但你也得到了一些东西。你只是不知道而已。我也得到了一些东西。”

“什么？”

“我得以遵守了我的诺言。我没有让你掉队。”

上尉伸出一只手。

“能原谅我毁了你的腿吗？”

爱迪沉默不语。他想起了他受伤后的怨恨心情，想起了他对他所放弃的一切的愤怒。然后，他想到了上尉所放弃的一切，他感到一阵耻辱。他伸出手去。上尉紧紧地握住了他的手。

“我一直在等待这一刻。”

忽然，繁密的藤蔓从榕树上散落下来，嘶嘶作响地融化进了大地里。生机勃勃的新树枝懒洋洋地舒展开来，上面长满了光滑厚实的树叶和一串串的无花果。上尉只朝上瞥了一眼，好像这都在他意料之中。然后，他用两只手掌将脸上残留的黑灰抹掉。

“上尉？”爱迪说。

“什么？”

“为什么在这里？你可以挑任何地方等我，对吗？蓝皮人就是这么说的。所以，为什么在这里呢？”

上尉笑了笑。“因为我是战死的。我死在这山上。当我离开的时候，除了战争以外我对那个世界一无所知——战事讨论，战争计划，战争家庭。

“我希望看一看没有
战争的世界是什么样子，那个人们开始互相残杀之前的世界。”

爱迪朝四周望了望。“但是，这里就是
战争啊。”

“对你来说是这样。但是，我们的眼光不同，”上尉说道。“你看到的未必是我看到的。”

他抬起一只手，眼前黑烟缭绕的荒芜景象立即变了样。瓦砾融化了，树木长成了繁茂的绿荫，泥土地变成了茂盛的绿草坪。乌云帷幕似的拉开，露出了蓝宝石一样的天空。一片淡淡的白雾笼罩在树梢，一轮桃红色的太阳光灿灿地挂在地平线上，光芒洒遍忽然出现在他们四周的粼粼碧波上。这是一种纯洁的、未被玷污的、原始的美。

爱迪抬起头来，望着他的老指挥官。上尉脸上干干净净，军服转眼间也熨烫平整了。

“这，”上尉说道，举起双臂，“就是我看到的天堂。”

他伫立片刻，将一切尽收眼底。

“顺便说一声，我不吸烟了。那也是你看到的。”上尉噗嗤一笑。“我干吗在天堂吸烟呀？”

上尉准备离开了。

“等等，”爱迪叫道。“我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我的死。在码头上。我把那个女孩儿救出来了吗？我摸到了她的手，但是，我不记得……”

上尉转过身来，爱迪把话咽了回去，想到上尉惨死的情形，爱迪感到一阵羞愧。

“我只是想知道，没别的，”他含糊地说道。

上尉抓抓后脑勺。他同情地望着爱迪。“我不能告诉你，士兵。”

爱迪垂下头。

“但是，有人能。”

上尉将钢盔和士兵身份牌朝他扔了过来。“是你的。”

爱迪低头去看。在钢盔帽檐下面，有一张压皱了的照片，照片上是那个每次见了都让他心痛的女人。他抬起头来，上尉不见了。

星期一，上午七点三十分

事故发生后的翌日清晨，多米尼克早早地来到了车间，他没有像往常那样顺路买一个烤面包圈和饮料当早餐。公园关闭了，但他还是来上班了，一来就到水池边把水龙头打开。他把手放在水下面，寻思他可以清洗一些游乐车零件。然后，他把水关掉，放弃了这念头。车间里显得比刚才更安静了。

“怎么样？”

威利站在车间门口。他穿着一件绿色背心和一条宽松的牛仔裤。他手里拿着一份报纸，头条新闻的标题是《发生在游乐场里的悲剧》。

“睡不着觉，”多米尼克说道。

“是呀。”威利一屁股坐在一个铁椅上。“我也一样。”

他坐在铁椅上旋转了半圈，两眼茫然地望着报纸。“你想他们什么时候会再开门？”

多米尼克耸耸肩。“问警察去。”

他们静静地坐了一会儿，好像轮番似的变换着坐姿。多米尼克叹了口气。威利把手伸到背心口袋里找口香糖。这是星期一早晨。他们在等老家伙来，好开始一天的工作。

爱迪在天堂里遇见的第三个人

骤然风起，爱迪被掀到了空中，他像挂在链子上的怀表一样旋转起来。云雾翻腾，将他吞没在一道绚丽的色彩中。天空似乎正在围拢过来，终于像一条毛毯似的将他紧紧裹住。然后，天空又倏地退去，绽出了一片玉绿色。星星出来了，成千上万颗星星，像盐粒一样撒在淡绿色的天幕上。

爱迪眨了眨眼睛。他这会儿正站在山上，壮丽无比的山脉绵延不断——白雪覆盖的山顶、嶙峋的怪石、陡峭的紫色山坡。两峰之间的平地上，是一片开阔漆黑的湖面，一轮明月映在水中。

爱迪注意到山脊下一片闪烁不定的彩色灯光，正在有节奏地瞬息变幻着。他举步朝那个方向走去，忽然意识到自己正踩在齐踝深的雪里。他抬起一只脚，使劲地抖了抖。雪花轻飘飘地落下，泛着金光。他用手摸了摸，雪花不冷也不湿。

我现在在哪里
？爱迪心想。他再一次检查自己的身体，用手压了压肩膀、前胸、肚子。他胳膊上的肌肉依然绷得紧紧的，但是，腹部却已经变得邋遢松软。他迟疑片刻，然后，捏了一下他的左膝。一阵刺痛，他畏缩一下。他本来希望离开上尉以后伤痛会消失。然而，他似乎变回了在地球上时的模样，满身伤疤，肥胖丑陋。为什么天堂会让你重温自己的衰老羸弱？

爱迪循着飘忽不定的灯光，走下狭窄的山脊。四周空旷寂静的美景令人惊叹，更贴近爱迪想象中的天堂。一时间，他疑惑起来，他是不是已经莫名其妙地走完了最终的旅程，上尉是不是搞错了，他是不是不用再见其他人了。他脚踩着雪，绕过一块突出的岩石，来到一大片空地前，灯光就是从这里放射出来的。爱迪又眨了眨眼睛——这一次，他满腹狐疑。

眼前的雪地里，一栋火车式不锈钢建筑独自兀立，红色的桶式屋顶上一块“吃”字招牌一闪一闪。

一家餐车式饭店。

爱迪过去常常光顾这样的地方。它们都一个模样——高靠背的车厢座、锃亮的台面，以及正面的一排小窗户，从外面看去，里面的客人像坐在一辆火车上。这会儿，爱迪透过这些窗户，看到了里面模糊的身影，人们正在打着手势攀谈着。他走上被雪覆盖的台阶，来到一扇镶有两片玻璃的门前。爱迪朝门里望去。

一对老年夫妇坐在右边，正在吃馅饼，他们没注意到他。其余的客人或者坐在大理石柜台前的转椅上，或者坐在车厢座里，大衣都挂在挂钩上。他们看上去来自不同的时代：爱迪看到一个女人穿着三十年代的高领连衣裙，一个长发年轻人手臂上刺着六十年代的和平标记。许多客人好像都受过伤。一名穿着工作服的黑人男子缺了一只手臂，一个少女脸上有一道深深的刀痕。爱迪在玻璃上敲了几下，但是，没有人朝他这边望。他看到厨师们戴着白色的纸帽子，一碟碟热气腾腾的食物摆在柜台上等着被端走——食物的颜色叫人垂涎欲滴：深红色的酱汁、黄色的奶油乳脂。他的目光移到右边角落最后一个车厢座里。他僵住了。

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不，”他听到自己低声说。他从门前转过身来。他深吸几口气。他的心怦怦直跳。他回转身去再看，然后，疯狂地地砸起玻璃窗来。

“不！”爱迪大叫着。“不！不！”他拼命地砸着，直到他觉得玻璃窗都快被他砸碎了。“不！”他不停地叫喊着，直到他想要的那个字，那个几十年以来他都没有用过的字，终于在他的喉咙里出现了。他喊着那个字——喊得那么响，头都快裂了。但是，车厢座里的那个人仍然伏在桌子上，不理不睬，他的一只手搭在桌子上，另一只手举着一根雪茄，尽管爱迪一遍又一遍地呼唤，他连一次头都没有抬起来。爱迪喊着：

“爸！爸！爸！”

今天是爱迪的生日

在退伍军人医院昏暗的消过毒的走廊里，爱迪的母亲打开一个白色的蛋糕盒子，从新摆了摆上面的蜡烛，两边对称，一边插十二根。其余的人——爱迪的父亲、乔、玛格丽特、米基·希，都围着她看。

“谁有火柴？”她悄声说。

大家都拍拍口袋。米基从他的夹克衫里找出一盒火柴，把两根香烟掉到了地上。爱迪的母亲点燃了蜡烛。一部电梯丁零一声打开门，里面推出一架轮床。

“行了，走吧，”她说。

他们一起向前走去，小小烛火摇曳着。他们走进爱迪的病房，轻声唱着，“祝你生日快乐，祝你——”

睡在隔壁床上的一个士兵惊醒了，大叫着“怎么回事？”
他随即意识到自己身在何处，又尴尬地躺下了。歌声被打断了，似乎已经变得太沉重，无法再扬起，只有爱迪母亲一个人的声音，颤巍巍地继续唱着。

“祝你生日快乐，亲爱的爱迪——”然后，迅速地，“祝你生日快乐。”

爱迪倚靠在一个枕头上。他身上烧伤的地方绑着绷带。他腿上打着一长条石膏。床边竖着一副拐杖。他望着眼前的面孔，恨不得能马上逃走。

乔清了清嗓子。“嗯，你看起来气色很好，”他说。其他人赶紧随声附和。好。是。很好。

“你妈妈给你带来了一个蛋糕，”玛格丽特轻声说。

爱迪的母亲走上前来，好像这会儿轮到她了。她把纸盒子交给爱迪。

爱迪咕哝了一句，“谢谢，妈。”

她朝四周看了看。“我们该把这个放在哪儿呀？”

米基抓过一把椅子。乔腾出一个小桌子的桌面。玛格丽特把爱迪的拐杖移开。只有爱迪的父亲没有故意挪动。他背靠在后面的一堵墙上，手上搭着一件夹克衫，正在望着爱迪那条从胯骨到脚踝一路打着石膏的腿。

爱迪的目光同他对视了一下。他父亲垂下眼帘，双手在窗框上直蹭。爱迪绷紧身上的每一根肌肉，试图凭着毅力将眼泪硬憋回去。

所有的父母都会伤害孩子。谁都没有办法。孩子就像一只洁净的玻璃杯，拿过它的人会在上面留下手印。有些父母把杯子弄脏，有些父母把杯子弄裂，还有少数父母将孩子的童年摧毁成不可收拾的碎片。

起初，爱迪的父亲对他的伤害是忽略。爱迪幼时，他父亲就很少抱他；等他长大一点，他通常会被父亲扭住胳膊，这多半是出于厌烦而不是爱。爱迪的母亲给予孩子们的是温存，而他的父亲只会教训他们。

星期六，爱迪的父亲会带他到码头上去。离开家的时候，爱迪脑子里想象着旋转木马和棉花糖，但是，差不多一个钟头之后，他父亲就会找到一张熟悉的面孔，说：“给我看着点这孩子，行吗？”在他父亲回来接他之前，那通常是在下午很迟的时候，他还经常醉醺醺的，爱迪便一直跟某个杂技演员或者驯兽员待在一起。

但是，爱迪仍然在海滨走道上度过了无尽的童年时光——要么坐在栏杆上，要么穿着短裤蹲在修理车间的工具箱上，等待他父亲注意到他。他时常会说：“我能帮忙，我能帮忙！”但是，惟一派给他的差事，就是早晨在公园开门之前，爬到“阜氏巨型摩天轮”下面去捡头天晚上客人口袋里掉出来的零钱。

他父亲一周起码玩四个晚上的纸牌。桌子上摆着钞票、酒瓶、香烟和游戏规则。给爱迪的规则很简单：不许打扰。有一次，他站在父亲身边，想看一看他的牌，但是，老家伙把雪茄一放，大发雷霆，用手背掴了爱迪一记耳光。“别往我身上哈气，”他说道。爱迪大哭起来，母亲把他拉到腰间，愤怒地瞪着丈夫。爱迪再不往前靠了。

手气不好的晚上，待酒瓶见底了，母亲睡下了，他父亲就会把一肚子气带到爱迪和乔的卧室里。他翻腾他们的几件破玩具，将它们狠狠地摔到墙上。然后，他让两个儿子趴在床垫上，抽出皮带来打他们的屁股，大声嚷嚷，说他们浪费他的钱买破烂。爱迪总是祈望母亲能够醒过来，但是，即使她真的醒来了，父亲也会警告她“离远点”。见到母亲站在走廊里，手揪着睡袍，跟他一样无助的样子，爱迪觉得心里更难受。

握在爱迪童年的玻璃杯上的那双手坚硬，布满老茧，被怒火烧得通红，爱迪就在挨耳光、受鞭挞和遭棍打中度过了他的童年。这是被忽略之后的第二重伤害。暴力伤害。最后，爱迪甚至能从走廊里传来的咚咚脚步声中判断出，他要挨多重的打。

尽管如此，爱迪依然默默地崇拜他的父亲，因为儿子们永远崇拜他们的父亲，连最恶劣的行为也能够容忍。他们就是这样学会献身的。一个男孩子在将自己献身给上帝或者一个女人之前，他会将自己献身给他的父亲，虽然愚蠢，虽然无法解释。

偶尔地，就像在奄奄一息的火堆上添一把木炭，爱迪的父亲会让一丝自豪透过他冷漠的外表流露出来。在十四街学校操场旁边的棒球场上，他父亲站在栅栏后面看他打球。如果爱迪把球击到了外场，他父亲就会点点头，爱迪便蹦蹦跳跳地绕场把垒跑完。另一些时候，爱迪巷战之后回到家里，他父亲注意到他指关节上擦破的皮肤或撕裂的嘴唇。他会问：“那个家伙怎么样了？”爱迪会说，他好好地收拾了那家伙一顿。这一点，也会赢得他父亲的赞同。那一次，当爱迪把惹他哥哥的几个孩子揍了一顿之后——他母亲管他们叫“阿飞”——乔觉得很没面子，躲在房间里，爱迪的父亲却说：“别理他。你更壮实。你要做你哥哥的保护人。别让任何人碰他。”

爱迪开始上初中了，他模仿他父亲的夏日作息时间，天不亮就起身，在游乐场里一直工作到天黑。起初，他操作一些简单的游乐车，扳刹车杆，让车平缓地停下。后来，他在修理车间工作。他父亲拿关于维修的问题考他。他会把一个破损的方向盘交给他，说：“把它修好。”他会指着一根缠在一起的链条，说：“把它修好。”他会拿过来一片生锈的挡泥板和几张砂纸，说：“把它修好。”每次完成任务以后，爱迪就会把东西拿回去交给他父亲，说：“修好了。”

晚上，他们聚在餐桌旁边，体态丰满、汗水淋淋的母亲在炉子前煮饭，他哥哥乔滔滔不绝地说这说那，他的头发和皮肤闻上去有一股海水的味道。乔已经成为一名游泳好手，他在“红宝石码头”游泳池里找到了一份暑期工。他讲他在那里见到的人们，他们的游泳衣，他们的钱。爱迪的父亲不以为然。有一次，爱迪无意中听到父亲正在跟母亲谈论乔。“那一个，”他说，“窝窝囊囊的，只能跟水打交道。”

但是，爱迪仍然羡慕他哥哥晚上回到家时的样子，皮肤黝黑，干干净净。爱迪的指甲，像他父亲的一样，沾满了油腻。在餐桌上，爱迪会用大拇指的指甲去抠，想把油腻弄出来。有一次，他注意到父亲在看他，老家伙咧嘴笑了。

“说明你卖力地干了一天活儿，”他说道，举起自己肮脏的手指甲，然后用它们抓起一杯啤酒。

这时，已经长成一个魁梧少年的爱迪，只是点点头。他并不知道，自己其实已经开始跟父亲打起旗语来了，他不再从他那里寻求任何言词上或者身体上的疼爱了。这是一种内心的变化。你只要心知肚明就够了。这是对疼爱的拒绝。伤害已经造成了。

然后，一天晚上，他们之间的交谈完全停止了。那是战争之后，爱迪出院了，腿上的石膏已经拆掉，他搬回了滨林路上的家里。他父亲在附近一家酒吧喝完酒，很晚才回到家里，发现爱迪睡在沙发上。战争的黑暗将爱迪改变了。他闭门不出，沉默寡言，甚至很少跟玛格丽特讲话。他连着几个钟头凝视厨房窗外，一边望着旋转木马，一边揉搓他坏死的膝盖。他母亲总是悄声地说，他“需要时间”，他父亲却一天比一天恼火。他不理解抑郁。对他来讲，抑郁就是软弱。

“起来，”他大吼道，吐字有些不清，“去找份活儿干。”

爱迪动了动。他父亲又吼了一遍。

“起来……去找份活儿干！”

老家伙身体摇摇摆摆，走到爱迪身边去推他。“起来，去找份活儿干！起来，去找份活儿干！起来……去找份活儿干！”

爱迪用胳膊肘撑起身子。

“起来，去找份活儿干！起来——”

“够啦
！”爱迪大声叫道，猛地站起身来，全然不顾膝盖的剧痛。他愤怒地盯着他的父亲，他们脸对脸地站着。他能闻到他父亲嘴里香烟和酒的臭味。

老家伙瞥了一眼爱迪的腿。他低声吼道，“怎么样？你……伤得……没那么重吧？”

他侧身击出一拳，爱迪本能地反应，一把攫住了他挥过来的胳膊。老家伙眼睛瞪圆了。这是爱迪头一回反抗，头一回没有束手待毙，没有摆出一副活该挨打的样子。他父亲看了看自己攥紧的拳头——没有揍人的痕迹，他鼻翼外张，牙关紧咬，踉踉跄跄地倒退一步，使劲地把胳膊抽了回来。他两眼盯着爱迪，好像在看一辆远去的火车。

他再也没跟他儿子讲话。

这是留在爱迪的玻璃杯上的最后的手印。沉默。他们就这样一直沉默下去了。当爱迪离开家搬进了自己的公寓，他父亲沉默不语；当爱迪找到了一份开出租车的差事，他沉默不语；在爱迪的婚礼上，他沉默不语；当爱迪回家看望他母亲的时候，他还是沉默不语。母亲哭着苦苦哀求他父亲不要太固执，让一切都过去，但是，他父亲只是咬牙切齿地对她重复一句他跟别人说的同样的话：“那小子竟敢对我动手。”谈话到此结束。

所有父母都会伤害孩子。这是他们共同的生活。忽略，暴力，沉默。此刻，在死亡以外的某个地方，爱迪靠在一堵不锈钢墙上，瘫坐在雪堆里，那个男人对他的忽略又一次刺痛了他的心。令人无法解释的是，他仍然渴望得到那个男人的爱，那个即使在天堂里也不理睬他的男人。他的父亲。伤害已经造成了。

“不要生气，”一个女人的声音说道。“他听不见你。”

爱迪猛地抬起头来，一个老妇人正站在他面前的雪地里。她面目清瘦，两颊松垂，嘴唇上涂着玫瑰红唇膏，苍白的头发向后紧抿在头上，头发稀疏的地方露出了粉色的头皮。她那双狭长的蓝眼睛上戴着一副金属边的眼镜。

爱迪记不得她是谁。她衣着过时，一条丝绸裙子上套着一件短背心，上面缝着白色的珠子，颈下缀着一只天鹅绒蝴蝶结。她的半身裙上有一个水晶扣，裙侧是一溜儿按扣和钩扣。她姿态优雅地站在那里，双手举着一把阳伞。爱迪估计，她很有钱。

“并不总是有钱的，”她露齿一笑，好像听到了爱迪的心里话。“我差不多跟你一样，在城里的贫民窟里长大，十四岁被迫辍了学。我当过女工。我的姐妹们也一样。我们把赚来的每分钱都交给家里——”

爱迪打断她的话。他不想再听另一个故事。“我父亲为什么听不见我说话？”他毫不客气地问道。

她笑了笑。“因为他的灵魂——他灵魂的安然无恙——是我永恒生命的一部分。他其实不在这里。你在。”

“我父亲为什么要为了你
而安然无恙？”

她沉默了一会儿。

“跟我来，”她说。

突然，他们来到了山脚下。餐车式饭店的灯光变成了一点光亮，宛如坠落在云罅中的一颗星星。

“很美，是吗？”老妇人说道。爱迪追寻着她的目光。她身上有一种熟悉的东西，好像他在哪里见过她的照片。

“你是……我要见的第三个人吗？”

“正是，”她说。

爱迪摸了摸脑袋。这个女人是谁？
蓝皮人也好，上尉也好，他起码能想起他们在他生活中的位置。为什么会有一个陌生人？为什么是现在？爱迪曾经希望，死亡将意味着同那些比他先去的人们重逢。他参加过许许多多的葬礼，擦亮黑皮鞋，翻出帽子，站在墓地里，脑子里绝望地想着同一个问题：为什么他们都走了，而我还在这里？
他的母亲。他的哥哥。他的叔叔婶婶们。他的伙伴诺埃尔。玛格丽特。“终有一天，”牧师会说，“我们将在天国里重聚。”

那么，如果这里是天堂的话，他们在哪里？爱迪审视着这个陌生的老妇人。他感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孤独。

“我能看到地球吗？”他轻声说。

她摇摇头。

“我能跟上帝讲话吗？”

“你随时都可以。”

他迟疑了一下，又问了一个问题。

“我可以回去吗？”

她眯缝起眼睛。“回去？”

“是的，回去，”爱迪说。“回到我原来的生活。回到最后那一天。我能做点什么吗？我可不可以保证做个好人？我可不可以保证，我会一直去教堂？能做点什么吗？”

“为什么？”她似乎被逗乐了。

“为什么？”爱迪重复了一遍。他用手去挥雪花，手上感觉不到任何凉意和潮湿。“为什么？因为这地方对我来说毫无意义。因为我不觉得自己像一个天使，如果我应该那样感觉的话。因为我不觉得我把一切都弄明白了。我甚至不记得我自己的死。我不记得那事故。我只记得那两只小手——我想救出来的那个小女孩，明白了吗？我正在把她拉出来，我肯定抓住了她的手，就在那时，我……”

他耸耸肩。

“死了？”老妇人说道，微笑着。“过世了？去了？去见造物主了？”

“死了，”他说道，嘘了口气。“我只记得这些。然后是你，其他人，这一切。你死了之后不是应该得到安宁吗？”

“你会得到安宁，”老妇人说道，“当你不再跟自己过不去的时候。”

“得了吧，”爱迪说道，摇摇头。“得了吧，才不会呢。”他想告诉她，打完仗后他每天都感到烦躁不安，那些噩梦，那种百无聊赖的心态，还有，他独自一人到码头上去，看大鱼网里打上来的鱼，他感到羞愧，他觉得自己就像那些无助地扑腾来扑腾去的生物一样，落入网中，在劫难逃。

他没有告诉她这些。他只是说，“请别见怪，女士，但我不认识你。”

“我认识你，”她说。

爱迪叹了口气。

“噢，是吗？怎么会呢？”

“嗯，”她说。“你有空吗？”

她坐了下来，尽管她身体下面什么也没有。她悬空而坐，双腿高雅地交叉起来，腰身挺得笔直。长裙整齐地垂在她的身边。一阵微风拂过，爱迪闻到了一股淡淡的香水味。

“我说过，我曾经是一个女工。我在一个名叫‘海象烧烤’的地方端盘子。那地方就在你长大的海边附近。你大概记得吧？”

她朝那个餐车式饭店点了点头，爱迪忽然想起来了。当然啦。那地方呀。他过去常到那里吃早餐。油匙子，他们这样称呼它。他们多年以前就把它给拆了。

“你？”爱迪说道，差一点笑出声来。“你在‘海象’做女侍者？”

“是呀，”她自豪地说道，“我给码头工人端咖啡，给码头装卸工人送螃蟹蛋糕和熏猪肉。

“我当年可是一个招人爱的女孩子，顺便说一句。我拒绝了许多人的求婚。我的姐妹们责备我。‘你以为你自己是谁呀，这么挑剔？’她们会说，‘趁早找个男人吧。’

“然后，一天早晨，一个我所见过的最漂亮的男人走进门来。他身穿一套深色带白色条纹的西装，戴着一顶德比圆顶毡帽。他的一头黑发修剪整齐，脸上永远露着微笑。我招待他的时候，他点了点头，我尽量不去盯着他看。他跟他的同事谈话的时候，我听到了他浑厚自信的笑声。有两次我注意到他在朝我这边看。付账的时候，他说他的名字叫埃米尔，问可不可以拜访我。就在那一刻，我知道，我的姐妹们用不着再纠缠我让我做决定了。

“我们的恋爱令人振奋，因为埃米尔是一个有实力的人。他带我去我从来没去过的地方，给我买我连想都想不到的衣服，带我去吃在我贫困潦倒的生活中从来没有吃过的美餐。埃米尔是通过木材和钢铁投资一夜暴富的。他是一个出手大方的人，一个冒险家——他一旦有了一个想法，就会不惜一切代价地去实现它。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他会被一个像我这样的穷姑娘迷住。他憎恶那些富家出身的人，更喜欢做那些‘高深人物’永远不会做的事情。

“其中一件事情便是到海滨胜地度假。他喜欢游乐设施、咸味食物、吉卜赛人、算命师、猜体重人和潜水女孩。而且，我们两个都热爱大海。一天，我们坐在沙滩上，海浪轻柔地拍打着我们的脚，他向我求了婚。

“我欣喜若狂。我答应了他，我们听到海水里传来孩子们嬉戏的声音。埃米尔又突发狂想，他发誓不久就会专门为我建一座度假园，以纪念这幸福的时刻——让青春不朽。”

老妇人微笑起来。“埃米尔履行了他的诺言。几年之后，一家铁路公司正在想办法提高周末火车的乘坐率，埃米尔同他们达成了交易。你知道，大多数游乐场都是这样建起来的。”

爱迪点点头。他知道。而大多数人并不知道。他们以为游乐场是神话中的小精灵用糖果棍建成的。事实上，游乐场不过是铁路公司的一个生意机会，通常建在铁路线的最后一站，好让人们在周末乘火车。你知道我在哪里工作吗？
爱迪过去常说。就在铁路线的尽头。我就在那儿工作。

“埃米尔，”老妇人继续说道，“用他已经拥有的钢材和木头，建造了一个最奇妙的地方，一个巨型码头。然后，那些神奇的娱乐设施出现了——赛车、游乐车、游船和迷你小火车。一部旋转木马是从法国进口的，一座‘阜氏巨型摩天轮’来自德国的一个国际展览会。还有塔楼、尖顶楼以及成千上万盏白炽灯，一到晚上，灯火辉煌，你甚至可以从海面的船甲板上看到这里。

“埃米尔雇用了数百名工人——市政工人、狂欢节工人和外国工人。他引进了动物、杂技团和小丑。公园入口处是最后建成的，非常壮观。大家都这么说。竣工之后，他用布蒙住我的眼睛，把我带到那里。当他把蒙布拿掉时，我看到了这一切。”

老妇人从爱迪身边移开一步。她古怪地望着爱迪，好像有些失望。

“那个入口处？”她说。“你不记得了吗？你从来没想过为什么用那个名字吗？你工作过的地方？你父亲工作过的地方？”

她用戴着白手套的手指轻触一下前胸，然后，膝盖微微一躬，好像要正式做自我介绍一样。

“我，”她说，“叫鲁比

[1]

。”

[1]
翻译成中文的英文名字“鲁比”，实际上同英文“红宝石”是同一个词。

今天是爱迪的生日

他今天三十三岁。他突然惊醒过来，大口喘着气。他浓密的黑发浸透了汗水。他在黑暗中猛眨着眼睛，拼命地注视自己的胳膊，手背上的关节，或者任何东西，他要知道他就在这里，在面包店楼上的公寓里，而不是在战场上，在那个村子里，在那场大火中。那个梦。它什么时候能停止呢？

快到凌晨四点钟了。没必要再睡回笼觉了。他等着呼吸平息下来，然后，慢慢地翻身下床，尽量不去惊动他的妻子。出于习惯，他把右腿先放到地上，习惯性地企图避免左腿无法避免的僵硬。每天早晨起来都是这样。一脚着地，一脚蹒跚。

在浴室里，爱迪看了看布满血丝的眼睛，往脸上泼了些水。永远是同样的梦：在菲律宾最后的那个晚上，爱迪茫然地在烈火中穿行。村子里的竹棚已经是一片火海，一个尖锐的叫声不断地传来。一个无形的东西撞到爱迪腿上，他用手去拍，没有拍到，他又拍了一下，又没拍到。大火愈烧愈烈，像马达一样狂吼着，然后，史密迪出现了，呼唤着爱迪的名字，大叫着，“快走！快走！”爱迪想说话，但是，他嘴巴刚一张开，那个尖锐的叫声便从他的喉咙里传了出来。然后，什么东西攫住了他的腿，把他拖进泥泞的土地里。

然后，他醒来了。满身大汗。气喘吁吁。永远如此。最糟糕的不是失眠。最糟糕的是那个梦留给他的一片黑暗，那黑暗就像一张灰色的薄膜笼罩住他的日子。那些幸福的时刻也被黑暗包裹得紧紧的，仿佛在一块坚硬的冰上戳出的洞洞。

爱迪悄悄地穿上衣服，走下楼梯。出租车停在拐角处，那是它通常停的位置，爱迪将汽车挡风玻璃上的水汽抹掉。他从来没跟玛格丽特提起过那种黑暗。她总是抚摸着他的头发，说：“怎么了？”他会说：“没事，就是累了。”然后，不再多言。当她应该使他感到幸福的时候，他如何向她解释这种悲哀？事实上，他自己都解释不清楚。他只知道，有个东西出现在他面前，挡住了他的去路，终于，他开始自暴自弃，他放弃了修工程学的念头，他放弃了出外旅行的念头。他得过且过，就这样混下去了。

这天晚上，爱迪收工回来，把车泊在角落里。他缓缓地走上楼梯。他听到家里传出音乐声，那首熟悉的歌曲。

“你让我爱上你

我没想这样，

我没想这样……”

他打开门，看到桌子上有一只蛋糕和一个扎着丝带的白色小袋子。

“亲爱的，”玛格丽特从卧室里喊道。“是你吗？”

他拿起白色的小袋子。太妃糖。码头上来的。

“祝你生日快乐……”玛格丽特走出来，用她甜蜜温柔的嗓音唱着。她看上去好漂亮，穿着爱迪喜欢的印花连衣裙，头发和嘴唇都精心修饰过。爱迪感到他需要吸口气，好像他不配享受这美好的时刻。他同内心的黑暗搏斗着，“别老缠着我，”他对它说。“让我真正地享受这一刻吧。”

玛格丽特唱完歌，吻了吻他的嘴唇。

“想跟我抢太妃糖吃吗？”她耳语道。

他又凑上前去吻她。有人敲门。

“爱迪！你在家吗？爱迪？”

是面包师内敦森先生，他住在一楼面包店后面。他有一部电话。爱迪打开门，内敦森先生穿着一件睡袍站在门口。他看上去有些忧虑。

“爱迪，”他说。“你下来一趟。有你的电话。好像你父亲出事了。”

“我叫鲁比。”

爱迪突然明白了，为什么这个女人看上去很熟悉。他看过她的一张照片，在修理车间后面的某个地方，在早年公园业主留下的一堆旧手册和公文纸里。

“那个旧的入口处……”爱迪说。

她满意地点点头。“红宝石码头”最初的入口处是一座里程碑似的建筑，巨大的弓形结构架在一座具有历史意义的法国神殿上，还有刻着凹槽的柱子和一个圆屋顶。游客就在圆屋顶下面进进出出，而屋顶下方有一张漂亮女人的画像。就是这个女人。鲁比。

“但是，那东西很久以前就给毁了，”爱迪说道。“有一场大……”

他顿住了。

“大火，”老妇人说道。“是的，一场很大的火。”她脸沉下来，两眼透过镜片朝下望着，好像在读一本搁在膝头的书。

“那是美国独立纪念日，七月四日，一个节假日。埃米尔热爱节假日。‘对生意好，’他会说。如果独立纪念日搞得好的话，整个夏天可能都会很好。所以，埃米尔安排了烟花。他请来了一个游行乐队。他甚至为了那个周末额外雇用了一些工人，大部分是杂工。

“但是，就在举行庆典的头天晚上，意外发生了。天气很热，太阳落山之后，仍然很热，几个杂工决定到工棚后面露宿。他们在一个铁桶里生火烤东西吃。

“夜色渐深，工人们还在狂饮作乐。他们拿到一些小型烟花。他们把烟花点着。风一吹，火花四溅。那个年代，样样东西都是用板条和焦油做成的……”

她摇了摇头。“其余的很快就发生了。火势一直蔓延到游艺场、食品亭和动物笼子。杂工们逃走了。等到有人到我们家来把我们叫醒时，‘红宝石码头’已经是一片火海。我们从窗口看到了那恐怖的橘红色火焰。我们听到了马蹄声和消防车的声音。人们涌上了街头。

“我哀求埃米尔不要去，但是没用。他当然要去。他要冲到燃烧的烈火前，去拯救他多年的心血，让自己沉浸在愤怒和恐惧中。当公园入口处着起火来，那个载着我的名字和画像的入口处，埃米尔已经完全丧失了方向。他正在用水桶往火上泼水，突然，一根柱子倒下来砸在了他的身上。”

她将两手合拢，放在嘴唇上。“一夜之间，我们的生活永远改变了。像埃米尔这样冒险成性的人，自然只给码头买了最低限度的保险。他破产了。他送给我的那份辉煌的礼物化为了灰烬。

“在绝望中，埃米尔将这片烧焦了的土地，以远远低于它实际价值的价钱，卖给了一个宾夕法尼亚州的商人。那个商人保留了‘红宝石码头’的名字，终于，公园又开门了。但是，已经不是我们的了。

“埃米尔的精神像他的肉体一样被摧毁了。三年之后，他才能自己走路。我们搬了家，搬到了城外的一个地方，一个小公寓，我们在那里节俭度日，我一边照料我受伤的丈夫，一边默默地滋生一个愿望。”

她不说话了。

“什么愿望？”爱迪说。

“我希望，他从来没建造过那个地方。”

老妇人静静地坐着。爱迪注视着翡翠一样辽阔的天空。他想起了他自己也曾经好多次有过同样的愿望，他希望建造“红宝石码头”的人把他的钱派在其他用途上。

“我很同情你的丈夫，”爱迪说道，除此之外他不知道说什么好。

老妇人笑了笑。“谢谢你，亲爱的。但是，那场大火之后，我们还生活了好多年。我们养育了三个孩子。埃米尔一直体弱多病，老是跑医院。我五十多岁的时候就守了寡。你看我这张脸，看到这些皱纹了吗？”她仰起脸。“每一道都是我用辛苦换来的。”

爱迪皱起眉头。“我不明白。我们见过……面吗？你到码头上来过吗？”

“没有，”她说道。“我再也不想见到那个码头。我的孩子们去过那里，他们的孩子们去过那里，他们的孩子们的孩子们也去过那里。但是，我不会去。我理想中的天堂离大海越远越好，在那个繁忙的餐车式饭店里，过我简单的生活，让埃米尔追我。”

爱迪摸摸太阳穴。他呼气时哈出一团雾。

“那么，我
为什么会在这里？”他说。“我的意思是，你的故事，那场大火，都发生在我出生之前。”

“在你出生之前发生的事情仍然会影响到你，”她说道。“在你之前的人们也会影响到你。

“我们到过的许多地方，如果不是因为那些先于我们而来的人，可能压根儿就不存在。我们工作的地方，我们在那里花了那么多时间——我们时常以为它们是因为我们的到来才开始存在的。其实不然。”

她轻轻地叩着手指。“如果不是因为埃米尔，我就没有了丈夫。如果不是因为我们的婚姻，就没有了码头。如果不是因为码头，你就不会在那里工作了。”

爱迪搔搔脑袋。“这么说，你是来告诉我关于工作的事？”

“不是，亲爱的，”鲁比说道，声音变得柔和起来。“我是来告诉你，你的父亲为什么死的。”

电话是爱迪的母亲打来的。那天下午，在海滨走道的东头靠近“小火箭”的地方，他的父亲倒下去了。他高烧不退。

“爱迪，我很害怕，”他母亲说道，声音颤抖着。她告诉他，那个星期头几天的一个晚上，他父亲在天快亮的时候浑身湿透地回到家里。他衣服上都是沙子，还丢了一只鞋。她说他浑身是海水的味道。爱迪打赌还有酒精的味道。

“他咳嗽着，”他母亲解释说。“后来越咳越厉害了。我们应该马上叫医生就好了……”她的声音变得恍惚起来。虽然病成那个样子，她说，他那天还是去上了班，同往常一样，带着工具腰带和圆头锤子——但是，那天晚上，他拒绝吃东西，躺在床上猛劲地咳嗽、哮喘，汗水把他的汗衫都湿透了。第二天更糟。今天下午，他瘫倒了。

“医生说是肺炎。噢，我早该做点什么。我早该做
点什么……”

“你
应该干什么？”爱迪问道。他恼火她把这些都怪罪在她自己身上。是他那酒鬼父亲自己的错。

爱迪听到母亲在电话里哭泣起来。

爱迪的父亲过去常说，他在海边生活了那么多年，连呼吸都有海水味。现在，他被困在医院的病床上，远离大海，他的身体像一条在沙滩上搁浅的鱼一样开始萎缩。并发症出现了。他胸部充血。他的病情从尚好转为稳定，从稳定转为严重。朋友们先是说“他明天就能回家了”，现在改口为“他过一周就能回家了”。在他父亲没法上班的那段时间里，爱迪白天开完出租车，晚上就到码头上帮忙，润滑游乐车轨道，检查刹车片，测试控制杆，甚至在车间里修理损坏的游乐车零件。

他实际上是在帮他父亲保住他的工作。公园业主们承认了他的努力，付给他相当于他父亲一半的工资。爱迪把钱交给母亲，母亲每天去医院，大多数晚上睡在那里。爱迪和玛格丽特帮她打扫房间和购买食物。

爱迪十几岁那会儿，一旦他抱怨或者显露出对码头厌烦的情绪，他父亲就会没好气地抢白他一句：“怎么？这对你来说还不够好吗？”后来，当他建议爱迪中学毕业后在码头上找份工作时，爱迪差不多笑出声来，他父亲于是又说：“怎么？这对你来说还不够好吗？”在去打仗之前，爱迪讲到想跟玛格丽特结婚并且成为一个工程师，他的父亲又说：“怎么？这对你来说还不够好吗？”

尽管如此，眼下，他还是在这里，在码头上，做他父亲的活计。

一天晚上，在母亲的催促下，爱迪终于来到医院。他慢慢地走进病房。多年来拒绝跟他讲话的父亲，这会儿连试一下的力气都没有了。他用一双沉重的眼睛望着他的儿子。爱迪想了半天，可是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只好做了一件他能想到的事：他举起他的两只手，让父亲看他的沾满油腻的指甲。

“别大惊小怪的，孩子，”其他的维修工人们跟爱迪说。“你的老家伙会挺过来。他是我们见过的最硬的一条汉子。”

父母们很少会对他们的孩子放手，所以，孩子就对他们的父母放手。他们向前走。他们向远处走。那些曾经让他们感到自身价值的东西——母亲的赞同，父亲的点头——都已经被他们自己取得的成绩所替代。直到很久以后，当他们的皮肤变得松垂了，心脏变得衰弱了，他们才会明白；他们的故事和他们所有的成就，都是基于父母的经历建立起来的，就像生命之河里的石头，层层叠叠。

当他父亲的死讯传来——“他走了，”一个护士这样告诉他，就好像他父亲出去拿牛奶了——爱迪感到一种极端空虚的愤怒，一种在笼子里打转的愤怒。像大多数工人的儿子一样，爱迪渴望他父亲会像英雄一样地死去，以抵消他一辈子的平庸。一个瘫倒在海滩上的酒鬼，没有任何光彩可言。

第二天，他来到父母的公寓，走进他们的卧室，打开所有的抽屉，好像会在里面找到一些父亲的影子。一些钢镚儿、一个领带夹、一小瓶苹果白兰地、一些橡皮筋、几张电费单、几支钢笔和一个侧面印着美人鱼的打火机。爱迪在这些东西中翻来翻去，终于，他发现了一副扑克牌。他把它揣进了口袋里。

葬礼规模很小，且过程简短。在葬礼之后的几个星期里，爱迪的母亲都生活在恍惚之中。她跟她丈夫讲话，好像他还在那里。她朝他吆喝，让他把收音机的声音调低。她煮两个人吃的饭。她把床铺两边的枕头都抖松，虽然只有一边睡过。

一天晚上，爱迪见她正往厨台上摞碟子。

“让我来帮你，”他说。

“不用，不用，”他母亲回答。“你父亲会把它们收起来的。”

爱迪把一只手放在她的肩膀上。

“妈，”他柔声地说道。“爸去了。”

“去哪儿啦？”

第二天，爱迪去见调度员，告诉他自己辞工不干了。两个星期之后，他和玛格丽特搬回了滨林路上的公寓，他就是在那里长大的——单元6B——狭窄的过道和厨房里望得见旋转木马的窗子。他已经接受了游乐场里的一份工作，以便照看他的母亲，对于这项差事，过去他在年复一年的夏日里早已训练有素：“红宝石码头”的维修工。爱迪从来没跟人说过——包括他的妻子、他的母亲，或者其他任何人——但是，他诅咒他父亲的死，诅咒他把自己陷在他一直想逃避的生活里，他好像听到老家伙在坟墓里高声大笑，显然，这生活现在对他来说已经够好了。

今天是爱迪的生日

他今天三十七岁。早餐开始变凉了。

“你看到盐了吗？”爱迪问诺埃尔。

诺埃尔一边嚼着满嘴巴的香肠，一边从车厢式座位里探出身去，伏在另一张桌子上，抓起一个盐瓶。

“给，”他嘟哝一句，“生日快乐。”

爱迪使劲地抖了抖盐瓶。“桌上留个盐瓶有什么难的呢？”

“你是谁呀，经理吗？”诺埃尔说道。

爱迪耸耸肩。早晨的天气已经热了起来，湿乎乎的。这是他们的惯例：早餐，每周一次，星期六早晨，在公园开始热闹之前。诺埃尔做干洗生意。爱迪帮他拿到了清洗“红宝石码头”维修制服的合同。

“你觉得这帅小伙儿怎么样？”诺埃尔说。他手上拿着一本《生活》杂志，翻到的一页上面有一个年轻政治家候选人的照片。“这家伙怎么能竞选总统呢？他是个孩子！”

爱迪耸耸肩。“他跟我们一般大。”

“你开玩笑吧？”诺埃尔说道，扬扬眉毛。“我还以为你得再老一点才能当总统呢。”

“我们本来就老了嘛，”爱迪嘟哝一句。

诺埃尔合上杂志。他压低声音说，“嘿，你听说在布莱顿发生的事情了吗？”

爱迪点点头。他呷一口咖啡。他听说了。一个游乐场。一部缆车。什么东西断了。母子俩从六十英尺高的地方掉下去摔死了。

“你在那里有认识的人吗？”诺埃尔问道。

爱迪用牙齿咬着舌头。他不时地会听到这样的故事，什么地方的公园出事故了，他会不寒而栗，好像有一只黄蜂刚从耳边飞过。他没有一天不担心这种事会发生在这里，在“红宝石码头”，在他的监督之下。

“没有，”他说道。“我在布莱顿谁也不认识。”

他凝神望着窗外，一群去海滩的人们从火车站里走出来。他们带着毛巾、太阳伞和装着纸包三明治的柳条篮子。有些人甚至拿着那个最时髦的东西：轻铝做的折叠椅。

一个老人从窗前走过，头戴巴拿马式草帽，嘴里叼着一根雪茄。

“看那个家伙，”爱迪说道。“我敢向你保证，他肯定会把雪茄扔在海滨走道上。”

“是吗？”诺埃尔说道。“那又怎么样？”

“雪茄掉到木板缝里，会烧起来。你能闻到。他们涂在木头上的那些化学品，一点就冒烟。我昨天抓到一个小孩儿，可能还不到四岁，正在把一个雪茄烟头往嘴里塞。”

诺埃尔做了个鬼脸。“那又怎么样？”

爱迪把目光移开。“没怎么样。人们应该更加小心点，仅此而已。”

诺埃尔拿起一叉子香肠送进嘴巴。“你真可笑。你过生日的时候总这么没劲吗？”

爱迪没有回答。那个熟悉的黑影子又在他身边就座了。他现在已经习惯它了，他给它让位子，就像在一辆拥挤的公共汽车上给另一个乘客让位子一样。

他想了想今天的维修任务。“趣味屋”里的镜子坏了。“碰碰车”需要新的碰垫。胶水，他提醒自己，需要订胶水了。他想到了在布莱顿的那些可怜的人们。他不知道谁在那里负责。

“你今天几点钟收工？”诺埃尔问道。

爱迪吁了口气。“会很忙。夏天。星期六。你知道。”

诺埃尔扬扬眉毛。“我们可以六点钟到跑马场。”

爱迪想到了玛格丽特。诺埃尔每次提到跑马场，他都会想到玛格丽特。

“行啦。今天是你的生日，”诺埃尔说。

爱迪用叉子捅了捅鸡蛋，已经太凉了，没法吃了。

“好吧，”他说。

第三课

“码头那么糟吗？”老妇人问道。

“不是我自己的选择，”爱迪说道，叹口气。“我母亲需要帮助。事情一桩接一桩。时间一年又一年。我再也没离开。我从来没在别的地方生活过。从来没真正赚过钱。你知道那是怎么回事——你习惯了一件事情，人们依赖你，一天，你醒来，搞不清楚是星期二还是星期四。你做同样的令人厌烦的事情，你是一个‘游乐车’人，就像……”

“你的父亲？”

爱迪没吭声。

“他对你太苛刻了，”老妇人说道。

爱迪垂下眼睛。“是。那又怎么样？”

“或许，你对他也太苛刻了。”

“我不信。你知道他最后一次跟我讲话吗？”

“他最后一次想打你。”

爱迪瞪了她一眼。

“你知道他跟我讲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吗？‘去找个活儿干。’像个父亲的样子，哦？”

老妇人抿起嘴唇。“打那以后，你开始工作了。你振作起来了。”

爱迪感到心中一股火冒起来。“听我说，”他没好气地说道，“你根本不了解那个家伙。”

“没错。”她站起身来。“但是，我知道一些你不知道的事情。现在该让你看看了。”

鲁比用她的阳伞尖，在雪地上画了一个圆圈。爱迪朝圆圈里望去，他感到自己的眼睛好像从眼眶里掉了出来，径直地向洞里飘去，进入了另一个时刻。图像清晰了。那是多年以前，在那幢老公寓里。公寓的上下前后，一目了然。

这就是他看到的情形：

他看到了他的母亲，神色忧虑地坐在厨房桌子旁。他看到了米基·希，坐在他母亲的对面。米基看上去糟透了。他浑身透湿，不停地用手摸着前额和鼻子。他哭了起来。爱迪的母亲给他拿来一杯水。她示意他等着，然后，朝卧室走去，关上了门。她脱掉了她的鞋子和家常便服。她伸手去拿衬衫和裙子。

爱迪能看到所有的房间，但是，他听不清他们两个在说什么，只是一片模糊的杂音。他看到米基在厨房里，没去碰那杯水，他从自己的夹克衫里拿出一个酒瓶，畅饮几口。然后，慢慢地，他站起身来，东倒西歪地朝卧室走去。他打开了门。

爱迪看到他的母亲，衣服正穿了一半，吃惊地转过身来。米基摇摇摆摆地走过去。她抓了一件睡袍裹在身上。米基走得更近了。她的手下意识地伸出去阻挡他。米基愣了一下，只有一瞬间，然后，他抓住她的那只手，抓住爱迪的母亲，将她推后倚在墙上，身体靠在她的身上，搂住她的腰。她扭动着，然后，大喊起来，一只手推着米基的胸脯，另一只手仍然抓着她的睡袍。他比她高大强壮，他将他没有剃须的脸埋在她的面颊下面，抹了她一脖子的泪水。

然后，前门打开了，爱迪的父亲站在那里，满身雨水，一把圆头锤子挂在腰带上。他跑进卧室，看到米基正搂着他的妻子。爱迪的父亲大吼一声。他举起锤子。米基抱住脑袋，冲到门口，把爱迪的父亲猛撞到一边。爱迪的母亲哭泣着，胸脯一起一伏，满脸泪水。她的丈夫抓住她的肩膀。他拼命地摇晃她。她的睡袍掉到了地上。两人都尖声叫着。然后，爱迪的父亲离开了家，在出去的路上，用锤子把一盏灯给砸烂了。他脚步噔噔地走下楼梯，冲进雨夜里。

“那是怎么回事？”爱迪疑惑地大叫起来。“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老妇人缄口不言。她走到雪地上的圆圈旁边，又画了一个圆圈。爱迪不想去看，但又忍不住。他又一次坠落下去，变成一双眼睛，望着一幕场景。

这就是他看到的情景：

他看到了一场暴风雨，在“红宝石码头”最边缘的地方——“北角”，人们这样称呼它——一条狭窄的防浪堤远远地延伸到大海里。天空是一片墨蓝色。大雨滂沱。米基·希步履蹒跚地朝防浪堤边上走去。他摔倒在地，腹部一起一伏。他就那样躺了一会儿，仰面朝着黑暗的天空，然后，他侧过身来，躺在木头栏杆下面。他跌进了大海。

几分钟之后，爱迪的父亲出现了，身体前后摇晃着匆匆疾行，锤子仍然握在手里。他手抓着栏杆，目光在水面上搜寻着。风吹雨斜。他的衣服被雨淋透了，工具皮带被水浸得几乎变成了黑色。他看到波浪里有什么东西。他停住脚步，拉掉皮带，拔下一只鞋，想去拔另一只，没拔下来，然后在栏杆下蹲下身，跳进了水里，笨拙的身体在汹涌澎湃的海水中溅起一片浪花。

米基在咄咄逼人的海浪中沉浮着，几乎不省人事，嘴角溢出一种黄色的泡沫。爱迪的父亲朝他游去，在风中大喊着。他抓住米基。米基扭开身。爱迪的父亲又回手去抓。天空雷声大作，雨水劈头盖脸地朝他们浇下来。他们在惊涛骇浪中拉扯扭打着。

米基猛咳起来，爱迪的父亲抓住他的胳膊，将它勾在自己的肩膀上。他沉到水里，又浮了上来，他用自己的身体支撑着米基的重量，朝岸边转过身来。他用脚踢水。他们向前游去。一个浪头涌过来，将他们推后。他们又向前行。大海汹涌澎湃，但是，爱迪的父亲一直紧紧地将自己卡在米基的腋下，猛蹬双腿，拼命地眨着眼睛想让视线更清楚。

他们骑在一个浪峰上，被急速地推向了岸边。米基呻吟着，大口喘着粗气。爱迪的父亲嘴里吐着海水。大雨拍浪，白色的泡沫猛扑到他们的脸上，两个人吭哧吭哧地挥动着双臂，但是好像永远到不了岸边。终于，一个盘旋而来的巨浪将他们抬起，抛到了沙滩上，爱迪的父亲从米基的身体下面滚出来，用两手勾住米基的双臂，不让他再被海浪卷回去。当海浪退去，他使出了最后一次力气将米基拖上了岸，然后，他瘫倒在沙滩上，张着嘴巴，满嘴湿沙子。

爱迪的视线回到了他的身体上。他感到疲惫不堪，精疲力竭，好像他自己一直在海水里一样。他的头很沉重。他一直以为他很了解他的父亲，现在看来不然。

“他在干
什么？”爱迪轻声说道。

“救一个朋友，”鲁比说。

爱迪瞪视着她。“这叫什么朋友。如果我知道他干的好事，我就会让那个酒鬼畜生淹死。”

“你的父亲也是这样想的，”老妇人说道。“他追在米基后面去收拾他，甚至想杀了他。但是，最终他做不到。他了解米基。他知道他的短处。他知道他喝了酒。他知道他是一时糊涂。

“许多年以前，当你父亲四处寻找工作时，是米基去码头业主那里推荐了他。你出生的时候，又是米基将自己仅有的一点钱借给你的父母，帮着养活这张多出来的嘴巴。你的父亲感念旧情……”

“等等，女士，”爱迪没好气地说。“你没看到那个混蛋对我母亲做的事吗？”

“我看到了，”老妇人忧伤地说。“那样做不对。但是，事情并不总是跟表面看起来一样的。

“米基那天下午被解雇了。他上班时又睡着了，醉得醒不过来，他的老板告诉他，够了。他听到这消息，像听到所有的坏消息时一样，喝更多的酒来麻醉自己，等他到了你母亲那里的时候，他已经喝威士忌喝得醉醺醺的了。他乞求帮助。他想要回他的工作。那天你父亲工作到很晚。你母亲正准备带他去找你父亲。

“米基很粗鲁，但人不坏。那一刻，他迷失了方向，糊涂了，他的所作所为是他孤独和绝望的表现。他一时冲动。恶性的冲动。你父亲也冲动起来，虽然他最初的冲动是杀人，但他最后的冲动还是救人。”

她手搭手地将两手放在阳伞把上。

“当然，他就这样病了。他浑身透湿、筋疲力尽地在沙滩上躺了好几个小时，才有力气挣扎着回到家里。你的父亲已经不再是年轻人。他已经五十多岁了。”

“五十六岁，”爱迪面无表情地说道。

“五十六岁，”老妇人重复一遍。“他的身体因此变得羸弱，海水使他更容易遭受病魔的袭击，肺炎乘虚而入，最终，他死了。”

“因为米基？”爱迪说道。

“因为忠诚，”她说。

“人们不会因为忠诚而死。”

“不会吗？”她笑了笑。“宗教？政府？我们对这些东西难道不忠诚吗？有时候，甚至至死不渝？”

爱迪耸耸肩。

“最好，”她说，“还是相互忠诚。”

说完话之后，两人在白雪覆盖的山谷里待了很长时间。起码爱迪觉得很长时间。他已经没有时间概念了。

“米基·希后来怎么样了？”爱迪说。

“几年之后，他孤零零地死掉了，”老妇人说。“喝死的。对发生过的这些事，他从来没能原谅自己。”

“但是，我的老家伙，”爱迪摸着额头说道，“从来没提过一句。”

“他再也没提起那天晚上的事，没跟你母亲提起，也没跟任何人提起。他为她，为米基，也为他自己感到羞耻。在医院里，他彻底不讲话了。沉默是他的逃避方式，但是，沉默很少会给人带来安慰。他的思想仍然纠缠他不放。

“一天晚上，他的呼吸缓慢起来，他的眼睛闭上了，再也叫不醒。医生说，他昏迷了。”

爱迪记得那天晚上。又一个电话打到了内敦森先生那里。又一次敲门声。

“从那以后，你母亲日夜守在他的床边。她总是轻声呜咽，自言自语地好像在祈祷：‘我早该做点什么。我早该做点什么……’

“终于，有一天晚上，在医生的力劝下，她回家去睡觉了。第二天清早，一个护士发现了你父亲，半截身子倒在窗外。”

“等一下，”爱迪说，眯缝起眼睛。“窗外？”

鲁比点点头。“半夜里，你父亲醒了过来。他从床上站起来，蹒跚地穿过房间，然后，用不知从哪里来的力气把窗户拉了起来。他用他那微弱的声音呼唤着你母亲的名字，你的名字，你哥哥乔的名字。他还呼唤着米基。一时间，他好像有满腹衷情要倾诉，所有的悔恨和内疚。也许，他感到了死亡之光的降临。也许，他只知道你们都在外面的什么地方，在窗户下面的街道里。他趴在窗沿上。夜很冷。以他这种状态，他根本受不住这寒风和湿气。天亮之前，他就死掉了。

“护士们发现了他，把他拖回到床上。她们害怕丢掉工作，所以，对此事只字不提。她们只是说，他在梦里去世了。”

爱迪倒退几步，震惊不已。他想象着那最后的一幕。他的父亲，那个坚强不屈的硬汉子，正想从窗子里爬出去。他要去哪里？他在想什么？生与死，当得不到解释的时候，哪一个更糟糕呢？

“这一切你是怎么知道的？”爱迪问鲁比。

她叹了口气。“你父亲没钱住医院单间，隔帘另一边的那个男人也一样。”

她顿了一下。

“埃米尔。我的丈夫。”

爱迪抬起眼睛。他把头向后移了移，好像刚刚解开了一个谜。

“那么说，你看到
了我父亲。”

“是的。”

“和我母亲。”

“我听到了她在那些孤独的夜晚里发出的低吟。我们从来没讲过话。但是，你父亲去世之后，我打听了你家里的情况。当我听说他在什么地方工作时，我心里感到一阵刺痛，好像我自己失去了一个亲人。那个载着我的名字的码头。我感到了它那被诅咒的阴影，我再一次希望它从来没有建造过。

“那个愿望一直跟随我到了天堂，即使在我等你的时候。”

爱迪茫然若失。

“那个餐车式饭店？”她说道。她用手指了指山中的那一点灯光。“它在那儿，是因为我想回到我年轻的岁月里，回到那简单却踏实的生活里。我想让所有在‘红宝石码头’受到伤害的人们——每一个事故、每一场火、每一次殴斗、失足和跌落——都安然无恙。我想让他们所有的人，就像我为我的埃米尔所期望的那样，被安顿在一个欢迎他们的地方，远离大海，过着温饱的生活。”

鲁比站起身来，爱迪也跟着站起来。他一直在想他父亲的死。

“我恨他，”他喃喃道。

老妇人点点头。

“我小的时候，他对我很残酷。等我长大了一点，他更坏。”

鲁比向他走过来。“爱德华，”她轻声说。这是她第一次叫他的名字。“我教你一个道理。愤怒是一种毒药。它从内部噬咬着你。我们以为，我们可以把仇恨当作一种武器，来攻击伤害过我们的人。但是，仇恨是一个弯弯的刀刃。我们去伤害别人，实际上却伤害了自己。

“宽恕，爱德华。宽恕。你记得你刚到天堂时感到的那份轻松吗？”

爱迪记得。我的疼痛到哪里去了？

“那是因为没有人生来就带着愤怒的。当我们死了，灵魂便从愤怒中解脱出来。但是，现在，在这里，为了向前走，你必须明白你过去为什么会有那样的感觉，而现在为什么不再需要那样的感觉了。”

她触一下他的手。

“你需要宽恕你的父亲。”

爱迪想起了他父亲葬礼后的那些年。他怎样一事无成，怎样无处可去。长期以来，他一直幻想着一种生活——一种“可能已经实现了的”生活——一种如果不是因为父亲的死以及继而母亲的病倒，便可能已经成为了现实的生活。多年以来，他都在美化这种想象中的生活，把所有的损失都归咎在他父亲身上：失去的自由、失去的事业、失去的希望。他从来没能超越他父亲留下的那份肮脏累人的工作。

“他死的时候，”爱迪说，“他将我的一部分也带走了。从那以后，我便无法脱身了。”

鲁比摇摇头。“你父亲并不是你没有离开码头的原因。”

爱迪抬起头。“那是因为什么？”

她理了理裙子，扶了扶眼镜。她起步要离开了。“你还要见两个人呢，”她说道。

爱迪刚想说“等等”，但一股冷风差点把他的声音从喉咙里掀走。然后，一切变成了黑色。

鲁比不见了。他又回到了山顶上，在餐车式饭店的外面，站在雪地里。

他独自在寂静中伫立良久，直到他意识到老妇人已经一去不返。他转身朝门，将它慢慢地拉开。他听到了银餐具碰撞的声音和摞盘子的声音。他闻到了新煮出来的食物的味道——面包、肉和酱汁。那些在码头上遭到了噩运的人们的灵魂都聚集在这里，聚精会神地吃着、喝着、相互攀谈着。

爱迪踌躇着向前走去，心里明白他要干什么。他转身向右，来到角落里的车厢座前，来到了正在吸着雪茄的他父亲的幽灵面前。他感到一阵颤栗。他想到了老家伙从医院的窗户里探出身去，半夜里孤零零地死去。

“爸？”爱迪轻声叫道。

他的父亲听不见。爱迪靠近一点。“爸，我现在知道怎么回事了。”

他感到胸口一阵憋闷。他在车厢座旁边跪下身来。他的父亲近在眼前，爱迪甚至能看到他脸上的胡子和揉破了的雪茄烟头。他看到了他疲惫的双眼下面的眼袋、弯曲的鼻梁、手背上突出的关节和工人特有的宽肩膀。爱迪看了看自己的胳膊，他意识到，若论自己在人世间的躯体，他现在已经比他的父亲老了。从各方面来讲，他都已经活过他了。

“爸，我恼过你。我恨过你。”

爱迪泪盈满眶。他感到胸中一阵撼动。什么东西正从他的身体里排泄出来。

“你打我。你不理睬我。我不明白。我现在还是不明白。你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他深深地、痛苦地吸着气。“我不了解实情，行了吧？我不了解你的生活，不了解发生的事情。我不了解
你。但是，你是我的父亲。我现在不再计较了，好吗？好吗？我们能让一切都过去吗？”

他的声音颤抖着，越喊越高，直到那哀嚎已经不再是他自己的声音。“行了吧？听见了吗？”他嚎叫着。然后，轻柔地：“你听见我的话了吗？爸？”

他趋身向前。他看到了他父亲那双肮脏的手。他最后轻声地说出了那句熟悉的话。

“修好了。”

爱迪在桌子上猛击了几下，然后，瘫倒在地上。当他抬起头来，他看到鲁比远远地站在那里，年轻又漂亮。她微微一点头，打开门，飘进了翡翠一样的天空里。

星期四，上午十一点钟

谁来付爱迪的葬礼费？他没有亲戚。他没留下任何遗嘱。他的尸体仍然放在市陈尸所里，还有他的衣服和个人财物，他的维修工作服、鞋袜、布帽子、结婚戒指、香烟和烟斗通条，都等着人来认领。

最后，公园业主巴洛克先生用爱迪不会再兑现的工资支票付了账单。棺材是一个木头箱子。教堂是根据地段选的——最靠近码头的一个——因为大部分参加葬礼的人还要回去工作。

葬礼开始前几分钟，牧师把多米尼克叫进他的办公室。多米尼克穿着一件深蓝色的运动上衣和他那条最好的黑色牛仔裤。

“你能不能跟我说说这位死者的一些突出的品质？”牧师问道。“我知道你跟他一起工作过。”

多米尼克咽了口唾液。他不习惯跟牧师们打交道。他一本正经地勾起手指，好像在思考，然后，用他觉得在这种场合应该用的轻柔的口气开始回答牧师的问题。

“爱迪，”他终于说道，“真心爱他的妻子。”

他松开手指，迅速地补充一句，“当然，我从来没见过她。”

爱迪在天堂里遇见的第四个人

爱迪眨眨眼睛，发现自己身在一个窄小的环形房间里。山峦消失了，翡翠一样的天空也不见了踪影。灰泥天花板低低地垂在他的头顶上。房间是棕色的——像包装纸一样单调的棕色——除了一个木头凳子和墙上挂着的一面椭圆形镜子以外，别无它物。

爱迪走到镜子前面。他看不到自己的影子。他只看到镜中的房间忽然伸展开来，多出了一排门。爱迪转过身。

然后，他咳嗽起来。

他吓了一跳，那声音好像是从别人嘴里发出来的。他又咳起来，一阵猛烈的、铿铿的咳嗽声，好像胸腔里的东西需要重新安顿下来。

这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爱迪心想。他摸摸自己的皮肤，比遇见鲁比时老化多了，变得更薄更干燥。他的上腹部，在见到上尉时还像拉紧的橡胶一样绷得紧紧的，现在松松垮垮的，长着在老年人身上常见的一堆堆肥肉。

你还有两个人要见，
鲁比说过。然后呢？他的腰隐隐作痛。他的那条坏腿越来越僵硬。他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每经过天堂的一重境界，变化就会产生。他正在渐渐腐朽。

他走到一扇门前，把门推开。忽然，他来到了外面，来到了他不曾见过的一家人的院子里，来到了一片陌生的土地上，来到了显然是正在出席一场婚宴的人群之间。客人们端着银盘子站在草坪上。草坪一端是一条覆盖着红花和白桦树枝的拱廊，另一端，在爱迪身边，便是他走进来的那扇门。年轻漂亮的新娘站在一伙人中间，正从她那乳黄色的头发上把一个发夹拿下来。新郎身材修长，穿着一件黑色的礼服，手上举着一把剑，剑尖上钩着一枚戒指。他朝着新娘把剑摆平，新娘拿过戒指，客人们欢呼起来。爱迪听到了他们讲话的声音，但是，他们讲的是外语。德语？瑞典语？

他又咳嗽起来。人们抬起头来。每个人似乎都在微笑，这微笑让爱迪感到恐惧。他迅速地退回他进来时通过的那扇门，以为会回到那个环形房间。然而，他却来到了另一场婚礼上，这一次，是在室内，在一个大厅里，好像都是西班牙人，新娘的头上戴着香橙花。她跳着舞，从一个舞伴移到另一个舞伴跟前，每个客人都递给她一小袋零钱。

爱迪又咳嗽起来——他忍不住——几个客人抬起头来，他退进门去，又来到了另一场截然不同的婚礼，爱迪估计是非洲式的，家人把酒洒在地上，新婚夫妇手拉着手从一把扫帚上跳过。然后，经过那扇门，他又来到了一场中国婚礼上，烟花四起，人群欢悦。然后，另一扇门，另一个场景——大概是法国式的？——一对夫妇正在一起从一只双柄杯子里喝东西。

怎么没完没了呀？
爱迪心想。在每一场婚礼上，都没有迹象表明人们是怎么来的，没有汽车，没有巴士，没有马车，没有马。离开似乎也不成问题。客人们转来转去，爱迪融合在他们中间，人们朝他微笑，但没人跟他讲话，就像他在世时去过的少数几次婚礼一样。他喜欢这样。在爱迪的心目中，婚礼上尽是令人尴尬的场面，比如夫妇们被邀请一起跳舞，或者帮忙用椅子把新娘抬起来。他的那条坏腿这时候特别显眼，他觉得房间对面的人好像都能看到。

正因为如此，爱迪回避了大多数婚礼，即使去了，他也时常站在停车场里，抽烟打发时间。在好长一段时间里，倒也没有婚礼可参加。只是到了晚年，一起工作的年轻人长大了，开始谈婚论嫁，他才把褪了色的西装从壁橱里翻出来，穿上会卡痛他的粗脖子的圈领衬衫。这时候，他曾经断过的腿骨已经变形。关节炎侵袭了他的膝盖。他跛得很厉害，所以不用参加跳舞或者点蜡烛之类的活动。他被认为是一个“老人”，独自一人，跟谁都没有瓜葛，除了摄影师来到桌子跟前时他需要微笑以外，没有人指望他做任何事。

然而，这会儿，他穿着一身维修工作服，从一场婚礼到另一场婚礼，从一个宴会到另一个宴会，从一种语言、一只蛋糕、一段音乐到另一种语言、另一只蛋糕和另一段音乐。婚礼的一致性并没有让爱迪感到吃惊。他一直认为，这里的婚礼和那里的婚礼不会有太大的分别。他搞不明白的是，这跟他
有什么关系。

他又跨过一个门槛，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像是意大利人住的村子里。山坡上是葡萄园，还有用钙华石建成的农舍。许多男人长着浓密的黑发，都湿湿地向后梳着，女人们长着乌黑的眼睛，面目轮廓分明。爱迪找了个靠墙的地方站定，望着新娘和新郎用一把双柄粗齿锯把一根木头锯成两截。音乐声响起——笛子、小提琴、吉他——客人们跳起了塔兰台拉舞，他们在奔放的旋律中飞旋。爱迪退后几步。他将目光游移到人群的边缘。

一位身穿淡紫色长裙、头戴草编帽的女傧相正在人群中穿梭，手上拿着一篮子的糖衣杏仁。从远处望去，她好像有二十来岁。

“Per l’amaro e il dolce？

[1]

”她说道，一边递过甜品。“Per l’amaro e il dolce？...Per l’amaro e il dolce？...”

一听到她的声音，爱迪浑身一颤。他开始冒汗。他想逃走，但他的两只脚却僵立在地上。她朝他这方向走过来。她的一双眼睛从戴着纸花的帽檐下面看到了他。

“Per l’amaro e il dolce？”她一边微笑着说，一边递过杏仁来。“为了苦也为了甜？”

她的黑发飘落下来，遮住了她的一只眼睛，爱迪的心脏几乎胀裂了。他一时间张口结舌，喉咙里发不出声，但是，那个惟一让他如此心醉的名字刚一出口，一切都变得自然了。他跪倒在地上。

“玛格丽特……”他轻声叫道。

“为了苦也为了甜，”她说。

[1]
意大利语，其含义即为后文所说的“为了苦也为了甜”。

今天是爱迪的生日

爱迪和他哥哥正坐在修理车间里。

“这个，”乔自豪地说，举起一个电钻，“是最新产品。”

乔穿着一件方格运动上衣和一双黑白相间的浅口便鞋。爱迪觉得他哥哥穿得太花哨——有虚假之嫌——但是，乔现在是一家五金公司的推销员，而爱迪却多年穿着同样的衣服，所以，他知道什么？

“没错，先生，”乔说道，“拿着。电钻就是用这种电池。”

爱迪用手指捏着那枚电池，是一个叫做镍镉的小东西。令人难以置信。

“试试看，”乔说道，递过电钻。

爱迪按动了扳手，电钻嗡嗡地响起来。

“很棒，是吧？”乔大声喊道。

那天早晨，乔告诉了爱迪他新拿到的工资，是爱迪赚的三倍。然后，乔恭喜了爱迪的提升：“红宝石码头”维修部的头儿，他父亲的老职位。爱迪想说，“如果真那么好的话，你为什么不干？咱俩换换？”但是，他没吭声，他从来不把心里那么深的感受说出来。

“喂，这里有人吗？”

玛格丽特站在门口，手上拿着一卷橘黄色的门票。爱迪的眼睛，像往常一样，一下子就注意到了她的脸、她橄榄色的皮肤、她那双深咖啡色的眼睛。这个夏天，她在售票处找了份工作，她穿着“红宝石码头”的正式制服：白衬衫、红背心、黑裤子、红色贝雷帽，还有一个印着她的名字的徽章别在她的锁骨下方。爱迪一见到这个就觉得恼怒——特别是在他的得意洋洋的哥哥面前。

“给她看看电钻，”乔说道。他转身向玛格丽特，“是用电池的。”

爱迪按动了扳手。玛格丽特赶紧堵住了耳朵。

“比你打鼾还响，”她说。

“哇！”乔大笑起来。“哇！这下子她可逮住你了！”

爱迪难为情地低下头，然后看见他妻子在微笑。

“你能出来一下吗？”她说。

爱迪挥了挥电钻，“我在工作。”

“就一会儿，行吗？”

爱迪慢慢地站起身，跟她走出门去。阳光直射到他的脸上。

“生日快乐，爱迪先生！”一群孩子齐声叫了起来。

“噢，我会。”爱迪说道。

玛格丽特大声喊道：“好了，孩子们，去把蜡烛插在蛋糕上！”

孩子们争先恐后地朝着放在附近一张折叠桌上的长条香草蛋糕跑去。玛格丽特附在爱迪耳边悄声说道，“我答应他们了，你会一次把三十八根蜡烛都吹灭。”

爱迪用鼻子哼了一声。他望着妻子指挥着孩子们。每次看到玛格丽特融洽地同孩子们在一起，爱迪都会感到很愉快，但是，一想起她无法生育，他的心情就又会沉重起来。一个医生说，她太紧张。另一个医生说，她等得太久了，她应该在二十五岁之前生养。后来，他们没钱看医生了。事情就此不了了之。

近一年来，她一直讲要领养一个孩子。她去过图书馆。把文件带回家。爱迪说他们年纪太大了。她说，“年纪大跟孩子有什么关系？”

爱迪说他会考虑。

“好啦，”她从长条蛋糕那里向这里喊。“来吧，爱迪先生！吹蜡烛啦。噢，等等……”她从一个袋子里翻出一架照相机，那是一个很复杂的玩意儿，上面配有小棍子、小薄片和一个圆形闪光灯。

“沙琳借给我的。这是‘宝丽来’一次成像照相机。”

玛格丽特把大家排好，爱迪站在蛋糕后面，孩子们簇拥着他，欣喜地望着三十八团小小的火焰。一个孩子用手捅了捅爱迪，说：“全吹灭，好吗？”

爱迪低头去看蛋糕，糖霜已经一塌糊涂，上面全是小手印。

“我会，”爱迪说道，眼睛却望着他的妻子。

爱迪的双眼盯着年轻的玛格丽特。

“这不是你，”他说。

她放下杏仁篮子，凄然一笑。人们在他们身后跳着塔兰台拉舞，太阳在一道白云后面黯淡下来。

“这不是你，”爱迪又说。

跳舞的人们喊起来，“呼嘿！”他们敲着手鼓。

她伸出手来。爱迪下意识地赶紧去抓，好像去抓一个将要落地的物体。他们的手指触到一起，他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好像他的皮肉上生出了新的皮肉，柔软温暖，让人痒痒的。她在他身边跪下。

“这不是你，”他说。

“是
我，”她轻声说。

呼嘿！

“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爱迪喃喃说道，把头搁在她的肩膀上，自从死后，他第一次哭了起来。

他们自己的婚礼是在圣诞前夜举行的，在一个叫做“洪山姆”的中餐馆里灯光昏暗的二楼上。餐馆老板山姆估计，那天晚上不会有什么其他生意，所以同意把二楼租给他们。爱迪把在军队里剩下的一点钱都花在了宴会上——烤鸡、中国青菜、葡萄牙红葡萄酒和一个手风琴手。婚礼用的椅子还要用来吃晚饭，所以，结婚宣誓刚一结束，侍应生们就让客人们起身，把椅子搬到楼下去了。手风琴手坐在一张凳子上。多年之后，玛格丽特还会开玩笑地说，他们婚礼上惟一缺少的“就是宾果游戏卡片。”

饭吃完了，小礼物送完了，最后的祝酒也结束了，手风琴手收起了琴盒子。爱迪和玛格丽特从前门离开。天下着濛濛细雨，有些凉意，新郎和新娘一起走路回家，他们的家就在几个街区远的地方。玛格丽特穿着结婚礼服，外面套了一件厚厚的粉色毛衣。爱迪穿着一件白色西装，衬衫把他的脖子都卡痛了。他们手拉着手，在路灯投下的一团团灯影里行走。四周的一切似乎都保持缄默。

人们说他们“找到了”爱，好像爱是藏在岩石下面的什么东西似的。但是，爱是千姿百态的，对任何一对男女来讲都各不相同。人们找到的是某一种爱。爱迪找到的是某种与玛格丽特相守的爱，一种感激的爱，一种深切而无言的爱，一种他知道无论如何都无法代替的爱。她一走，他也就放任自己的生活。他让自己的心沉睡。

而今，她又出现了，就跟他们结婚那天一样年轻。

“跟我走走吧，”她说。

爱迪想站起来，但是，他的那条坏腿一瘸。她毫不费力地把他拉了起来。

“你的腿，”她说道，望着他腿上隐约可见的疤痕，眼里露出那份熟悉的温柔。然后，她抬起眼睛，用手摸了摸他鬓角上的头发。

“都白了，”她微笑着说。

爱迪的舌头动弹不得。他只能呆呆地望着她。她完全是他记得的模样——更漂亮了，真的，因为在他最后的记忆中，她是一个比现在苍老且正受着病痛折磨的女人。他静静地站在她的身边，直到她眯缝起那双乌黑的眼睛，调皮地翘起嘴唇。

“爱迪。”她几乎咯咯地笑出声来。“你这么快就忘记了我过去长得什么样吗？”

爱迪咽了口唾液。“我从来没忘过。”

她轻轻地摸了摸他的脸，一股暖流传遍他的全身。她朝着村庄和舞蹈的人群打了个手势。

“所有的婚礼，”她幸福地说。“这就是我的选择。一个婚礼的世界，在每一扇门后面。噢，爱迪，那永恒不变的东西，当新郎掀开面纱，当新娘接过戒指，你在他们眼睛里看到的那份期望，整个世界都一样。他们真诚地相信，他们的爱和婚姻将是前所未有的。”

她笑了笑。“你觉得我们有过吗？”

爱迪不知道怎么回答。

“我们有过一个手风琴手，”他说。

他们离开了婚礼现场，走上一条砾石小径。音乐声渐远，隐没在背景的一片嘈杂声中。爱迪想告诉她他看到的每一样东西，发生过的每一件事。他也想事无巨细地询问她的一切。他心潮澎湃，欲言又止。他不知道从何说起。

“你也这样过来的吗？”他终于说道。“你见过五个人？”

她点点头。

“五个不同的人，”他说。

她又点点头。

“他们把一切都解释清楚了？你感觉不同了吗？”

她笑了笑。“完全不同了。”她摸摸他的下颏。“然后，我开始等你。”

他端详着她的眼睛，她的微笑。他想知道，她的等待是否同他的一样。

“你知道多少……关于我？我是说，你知道多少……从……？”

他仍然觉得那个字难以出口。

“从你死了之后。”

她摘下草帽，把一绺光亮浓密的头发从前额上拂开。“嗯，我知道我们在一起时发生的每一件事情……”

她抿起嘴唇。

“现在，我知道它们为什么
发生了……”

她将两手放在胸口上。

“我还知道……你诚心诚意地爱过我。”

她抓起他的一只手，他感到温暖得快要融化了。

“我不知道你
是怎么死的，”她说。

爱迪沉思片刻。

“我也不知道，”他说。“有一个女孩，一个小女孩，她不巧走到了那部游乐车下面，她有危险……”

玛格丽特睁大了双眼。她看上去好年轻。爱迪没有想到，跟他的妻子讲他死的那天会这么难。

“他们现在有那种游乐车，你知道，那些新的游乐车，跟我们过去坐的完全不同了——现在每部时速都得一千英里。总之，有这么一种车，车厢从高处落下来，液压系统会把它停住，慢慢地放到地面，但是，电缆被割断了，车厢脱轨了，我仍然搞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但是，车厢掉下来了，是我告诉他们把车厢放开的——我是说，我告诉了多米，就是现在跟我一起工作的那个孩子——不是他的错——但是，我告诉了他，然后，我想去制止他们，但是，他听不到我喊他，那个小女孩就坐在那里，我想够到她。我想把她救出来。我感到了她的两只小手，但是，我……”

他不言语了。她歪起脑袋，催促他继续说下去。他长长舒了口气。

“我到了这里以后还没讲过这么多话呢，”他说。

她点点头，笑了笑，一个温柔的笑，爱迪一见，两眼便湿润起来，一阵悲伤涌遍全身。忽然间，莫名其妙地，一切都不重要了，他的死，或者公园，或者他朝着他们大喊“退后！”的那一群人。他为什么要讲这个？他在干什么？他真的同她
在一起吗？仿佛有一种埋藏在心底的悲伤浮起来揪痛人的心，他的灵魂倏然间遭到旧日情感的伏击，他的嘴唇开始颤动，他所失去的一切如同一股洪流将他卷入其中。他望着他的妻子，他死去了的妻子，他年轻的妻子，他销踪匿影的妻子，他惟一的妻子，他不想再寻寻觅觅。

“噢，上帝呀，玛格丽特，”他轻声说。“真对不起，真对不起。我说不出口。我说不出口。我说不出口。”

他两手抱住脑袋，他到底还是说了，他说出了那句人人都说的话。

“我好想念你。”

今天是爱迪的生日

夏日的跑马场上，挤满了客人。女人们戴着太阳草帽，男人们抽着雪茄。爱迪和诺埃尔早早就下了班，来跑马场用爱迪的生日数字39玩“每日双重彩”。他们坐在板条折叠椅上，脚边到处是喝啤酒的纸杯，满地都是人们丢弃的马票。

早些时候，爱迪已经赢了第一场马。他把赢来的钱押了一半在第二场马上，又赢了，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他赢了二百零九美元。输了两次小赌之后，他把剩下的钱第六次全部赌在一匹马上，他和诺埃尔兴高采烈地想，反正他们来的时候也几乎一无所有，空手回家又怎么样？

“想想看，如果你赢了的话，”诺埃尔说道，“你赚来的钱就都能给孩子了。”

铃声响起，赛马冲了出去。赛马在远处的直线跑道上挤成一团，马身上五颜六色的丝绸披挂随着赛马的奔腾跳跃晃成了一片。爱迪赌的是8号，一匹名叫泽西·芬弛的马，这马不赖，尤其在四对一的时候，但是，诺埃尔刚才提到的“孩子”——他和玛格丽特准备领养的孩子——让他感到一阵内疚。他们本来可以用这钱的。他为什么干这种事呀？

人群站起身来。赛马跑过来了。芬弛跑到了外围，抻长了身子驰骋起来。人群的欢呼声和雷霆般的马蹄声交错起伏。诺埃尔大叫大嚷。爱迪紧紧攥着他的马票。他情不自禁地紧张起来，浑身生出鸡皮疙瘩。一匹马冲到了前头。

泽西·芬弛！

现在，爱迪赢了近八百美元了。

“我得挂电话回家，”他说。

“你会倒运的，”诺埃尔说。

“你在说什么？”

“你告诉别人，就会倒运。”

“神经病。”

“别挂。”

“我要挂电话给她。她会高兴的。”

“她不会高兴。”

他一瘸一拐地来到一个公用电话前，投进一个五分钱硬币。玛格丽特接起电话。爱迪将消息告诉了她。诺埃尔说对了，她很不高兴。她要求他回家。他告诉她别要求他干什么。

“我们就要有孩子了，”她嗔怪道。“你不能总是这样。”

爱迪放下电话，耳朵根嘣嘣直跳。他回到了正在栏杆处吃花生的诺埃尔身边。

“我猜着了吧，”诺埃尔说。

他们走到窗口，又选了一匹马。爱迪从口袋里掏出钱。他的心思有一半已经不想再赌了，另一半却想再翻倍地赢，这样，等他回到家的时候，他可以把钱往床上一扔，告诉他妻子，“拿着，买点你喜欢的东西，行了吧？”

诺埃尔望着他把钱推进窗口。他扬了扬眉毛。

“我知道，我知道，”爱迪说。

他不知道的是，玛格丽特因为没办法打电话找他，所以决定开车来跑马场。在他过生日的时候朝他嚷嚷，她感到很难过，她想向他道歉，她也不想让他再赌下去了。凭着她以往的经验，诺埃尔会坚持一直待到跑马场关门——诺埃尔就是那样。跑马场离她家只有十分钟的车程，她抓起她的手袋，坐进他们的纳什兰布勒牌二手车，顺着海滨大道开去。她向右拐上了莱斯特街。太阳已经落山了，天空处于不断的变化中。大部分汽车迎面而来。她把车开到了莱斯特街的天桥下，这座天桥过去曾经是去跑马场的必经之路，客人们走上楼梯，跨过街道，再从楼梯上走下来；后来，跑马场付钱给市政府，建了一盏交通灯，这座天桥便基本上废弃不用了。

但是，就在这天晚上，天桥上并非空无一人。桥上有两个十七岁的少年，不想被人发现，几个小时之前，他们在一家酒铺偷了五盒香烟和三瓶“老哈珀”威士忌酒，被人赶了出来。这会儿，酒喝完了，香烟也抽了许多根，今夜他们闷得慌，就将空瓶子放在生锈的护栏外面摇晃。

“你说我敢不敢？”一个说。

“你不敢，”另一个说。

第一个年轻人撒手让瓶子落了下去，他们弯下身子躲在铁栏杆后面观望。瓶子差一点砸到一辆车上，在马路上摔得粉碎。

“哇！”第二个叫道。“看到了吧！”

“胆小鬼，现在扔你的呀。”

第二个站起身，伸出手举着瓶子，选择了车辆稀少的右手车道。他将瓶子前后摇摆着，想选好时机，让瓶子落在两辆车之间，好像这是某种艺术，他是某种艺术家。

他的手指松开了，脸上几乎露出了微笑。

四十英尺以下的地方，玛格丽特绝对没想到要往上看，绝对没想到天桥上可能发生什么事，她除了想把爱迪在钱全部输光之前从跑马场里拉出来以外，没想其他任何事情。她正在考虑该到哪个看台去找爱迪，突然，一个“老哈珀”威士忌瓶子将她的挡风玻璃砸成了纷飞的碎片。她的车头撞到了路中间的混凝土分隔板上。她的身体像玩具娃娃一样被抛了起来，撞在车门、仪表板和方向盘上，她的肝脏被撕裂了，胳膊折断了，她的头受到了极大的撞击，她失去了对夜的听觉。她听不到刺耳的刹车声了。她听不到喇叭的鸣叫了。她也听不到胶底运动鞋跑下莱斯特街天桥，消失在夜色中。

爱情像雨水，从天而降，带给爱人们沁人心扉的喜悦。然而，在生活的灼烤下，爱情有时也会表面干涸，需要从地下滋润，照料它的根茎，让它保持生机。

发生在莱斯特街上的车祸将玛格丽特送进了医院。她在近六个月里卧床不起。她受伤的肝脏终于恢复了，但是，医疗费用和耽搁的时间让他们的领养计划化为了泡影。他们本来打算领养的孩子送给了别人。无言的责备永远没能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它只是像一个阴影一样从丈夫那里转移到妻子身上。玛格丽特好长时间都沉默寡言。爱迪埋头于工作。阴影在他们的餐桌上占据了一个位置，他们在它的陪伴下进餐，听着叉子和盘子单调的撞击声。他们即使讲话，也只是谈一些小事情。他们的爱情之水藏到了根茎底下。爱迪再也没赌过马。他同诺埃尔的交往也逐渐淡薄了，早餐桌上的谈话内容变得牵强。

加利福尼亚州的一家游乐场首先引进了一种钢管轨道游乐设施——轨道扭曲的角度之锐利，是木轨道无法企及的——忽然间，几乎被人们遗忘的“疯狂过山车”，又风靡起来。公园主人巴洛克先生为“红宝石码头”订购了一部钢管轨道游乐车，爱迪负责监督游乐车的建造。他朝安装人员大喊大叫，检查他们的每一个举动。他不信任速度这么快的东西。六十度角？他肯定有人要受伤。但是，不管怎么说，这样倒也让他分了神。

“群星荟萃音乐厅”给拆掉了，“拉链车”也给拆掉了，还有那条孩子们现在觉得老掉了牙的、令人肉麻的“爱情隧道”。几年之后，一艘叫做“木头水槽”的新游乐船建成了，爱迪吃惊地发现，游乐船居然大受欢迎。人们坐在船上顺着水槽漂流，最后，掉进一个水花飞溅的大水池里。爱迪搞不明白，人们为什么那么喜欢被淋湿，况且，大海就在三百码远的地方。不过，他照样搞他的维修，光着脚站在水里，保证船不会脱轨。

终于，夫妇俩又开始讲话了，一天晚上，爱迪甚至提到了领养的事。玛格丽特摸摸前额，说道：“我们现在年纪太大了。”

爱迪说，“年纪大跟孩子有什么关系？”

岁月流逝。孩子没领养到，但是，他们的创伤却慢慢地愈合了，他们对彼此的依赖终于弥补了他们留给对方的空间。早晨，她给他烤面包片和煮咖啡，他开车把她先送到她做清洁工的地方，然后掉转头来去码头。有时，她下午收工早，她就会跟他一起沿着海滨走道步行，四处巡视，她会骑旋转木马或者乘坐涂着黄色油漆的蛤壳，爱迪会一边给她解释旋翼和电缆的道理，一边倾听发动机的声音。

七月里的一个晚上，他们在海边散步，吃着葡萄棒冰，光着脚踩在湿湿的沙子上。他们四下张望，发现自己是沙滩上年龄最大的人。

玛格丽特说起年轻女孩子们穿的比基尼泳衣，说她永远不会有胆量穿这样的东西。爱迪说那些女孩子们很幸运，因为如果她穿上的话，男人们可就不会看别人了。虽然玛格丽特这时已经四十多岁了，臀部已经发胖，眼睛四周也出现了细细的鱼尾纹，她还是打心眼里感谢爱迪，默默地望着他扭曲的鼻梁和宽阔的下颚。爱情之水又从天而降，滋润着他们，就像他们脚下的海水，实实在在的毋庸置疑。

三年后的一天，玛格丽特正在厨房里用面包屑裹鸡块。爱迪的母亲已经去世很久了，但他们一直住在这幢老公寓里，玛格丽特说这样会让她想起他们年轻的时候，她喜欢看窗外的老旋转木马。突然间，在没有一丝预兆的情形下，玛格丽特的右手手指不由自主地张开了。手指向后弯去，无法合拢。鸡块从她的手掌上滑下来，落到水池里。她胳膊抽痛，呼吸急促。她愣愣地望着自己僵硬的手指，它们好像是属于别人的，别人正用它们抓着一个无形的大罐子。

然后，一切旋转起来。

“爱迪，”她叫道，但是，等他回到家的时候，她已经晕倒在地板上。

他们确诊说，是脑瘤，她的身体会像许多其他病人一样日渐衰弱。治疗似乎让病情有所缓解，头发一片片地脱落，早晨与嗡嗡作响的放射线仪器作伴，晚上在医院的马桶边呕吐不停。

在最后的日子里，当癌症被判定获胜时，医生们只是说，“多休息。别着急。”当她提出问题时，他们会同情地点头，一下一下好像从滴管里勉强挤出来的药水。她意识到这不过是客套，是他们无能为力时好心的表示，当一个医生建议她“把事情料理好”的时候，她要求出院了。与其说她是要求出院的，不如说她是通知医生她要出院的。

爱迪扶她走上楼梯，把她的外套挂好，她四下打量他们的公寓。她要煮饭，但是，他强迫她坐下，然后烧了一些开水沏茶。他头一天买好了羊肉排，那天晚上，他邀请了几个朋友和同事，他语无伦次地同大家说着话吃完了晚饭，大多数客人见到面色焦黄的玛格丽特都说：“嘿，看谁回来了！”好像这是一个庆祝她回家而不是向她告别的聚会。

他们用一只“康宁”盘子盛土豆泥，甜点是黄油巧克力方糕，等玛格丽特喝完了第二杯酒，爱迪拿起酒瓶，给她倒了第三杯。

两天之后，她惊叫一声醒来。他在破晓前的沉寂中开车送她去医院。他们简短地说着话，商量哪个医生可能当班，爱迪应该给谁打电话。虽然她就坐在他旁边的座位上，爱迪还是感到她的影子无处不在，在方向盘里，在油门里，在他眨眼的瞬间，在他清嗓子时发出的声音里。他的一举一动都是为了要挽留住她。

她四十七岁。

“你带着卡吗？”她问道。

“卡……”他茫然地说道。

她深吸一口气，闭上了眼睛，待她再开口的时候，她的声音变得更加纤细，好像那口气已经消耗了她过多的体力。

“保险卡，”她声音沙哑地说。

“对，对，”他赶紧说，“我带着呢。”

他们把车泊在停车场里，爱迪熄了火。四周骤然变得过于凝滞，过于安静。他听得到每一个细小的声音，他的身体在皮车座上发出的咯吱声，车门把手喀哒一记打开的声音，外面的空气急速流过的声音，他的脚踩在停车场上的声音，他的钥匙串叮当作响的声音。

他帮她打开车门，扶她出来。她的肩膀紧挨在下颚边蜷缩成一团，像一个冻僵了的孩子。她的头发被风吹得遮住了脸。她吸了吸鼻子，抬起眼睛，望着远处的地平线。她朝爱迪示意了一下，并朝那台白色大型游乐车顶部点了点头，游乐车上的红色车厢像挂在树上的装饰物一样摇来晃去。

“从这儿可以看到它，”她说道。

“‘阜氏巨型摩天轮’？”他说。

她避开目光。“家。”

爱迪来到天堂之后还没有睡过觉，所以，他觉得自己同每一个跟他见面的人待在一起的时间都不超过几个钟头。但是，没有白天也没有黑夜，没有睡眠也没有醒来，没有日落也没有潮涨，没有三餐也没有日程表，他怎么知道呢？

同玛格丽特在一起，他只需要时间——越多越好——他现在如愿以偿了。他们穿过一扇扇的门，见识各式各样的婚礼，他同她畅所欲言。在一场瑞典婚礼上，爱迪告诉她，他哥哥乔十年前死于心脏病，死前一个月刚刚在佛罗里达州买了一套新的高尚公寓。在一场俄国婚礼上，她问他是不是一直住在他们的老公寓里，他说是，她说她听了很高兴。在一个黎巴嫩村庄里举行的户外婚礼上，他讲起他到了天堂之后发生的事情，她似乎在听，又似乎已经知道。他讲到蓝皮人和他的故事，讲到为什么一些人死掉而另一些人活着，他讲到了上尉和他的关于自我牺牲的故事。当他讲到父亲的时候，玛格丽特回忆起曾有许多个夜晚，爱迪为了父亲的事火冒三丈，他捉摸不透父亲的冷漠。爱迪告诉她，现在他已经把事情摆平了，她扬起眉毛，咧开嘴笑了，爱迪又体会到了他多年来怀念的那种熟悉、温暖的感觉，那便是做一件能让他妻子开心的事。

一天晚上，爱迪讲到了“红宝石码头”的变化，老式游乐车都被拆除了，游艺室里的锡管音乐变成了震耳欲聋的摇滚乐，疯狂过山车扭曲得像开瓶塞的钻子，车厢还倒挂在轨道上，那些“黑暗”游乐车，以前不过是把牛仔剪影涂上能在黑暗中发亮的油漆，现在使用的都是录像屏幕，好像一直在看电视。

他告诉她那些新鲜的名称。再没有什么“蜻蜓点水”或者“翻滚虫子”。样样都叫什么“暴风雪”，“疯狂之旅”，“极速之行”，“大漩涡”。

“听起来很奇怪，是不是？”爱迪说。

“听起来，”她叹惜地说道，“好像是别人的夏天。”

爱迪意识到，这正是他多年以来的感受。

“我应该到别处去工作，”他跟她说，“对不起，我从来没能把我们从那里弄出去。我的父亲。我的腿。战争之后，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废物。”

他看到她脸上掠过一丝忧伤。

“发生了什么事？”她问道。“在那场战争中发生了什么事？”

他从来没真正地告诉过她。大家心照不宣。在他那个年代，士兵们做他们该做的事，回到家以后就不再提起。他想到了他杀死的那些人。他想到了那些守卫。他想到了他手上的鲜血。他不知道他还能不能得到宽恕。

“我迷失了自己，”他说。

“你没有，”他的妻子说。

“有，”他轻声说道，她不再出声了。

有时，在天堂里，他们会一起躺下。但是，他们并没有入睡。玛格丽特说，在地球上，当你睡着时，你有时会梦到天堂，在梦里勾画出天堂的模样。但是，现在没有理由再做这样的梦了。

所以，爱迪搂着她的肩膀，把鼻子埋在她的头发里，深深地呼吸她的芬芳。有一次，他问他的妻子，上帝知不知道他在这里。她微笑一下，说道：“当然了，”虽然爱迪承认，在他的一生中，他有时躲着上帝，有时觉得上帝根本没注意到他。

第四课

终于，在多次交谈之后，玛格丽特带着爱迪走进了另一扇门。他们回到了那个窄小的环形房间。她在那张凳子上坐下，手指交叠。她转身面向镜子，爱迪看到了镜子里她的影子。她的，但是，没有他的。

“新娘子在这里等候，”她说道，用手理着头发，望着镜子里自己的影子，但是，她似乎正在飘逸而去。“你在这里思考你在干什么。你选择的人。你将爱的人。如果没错的话，爱迪，这将是一个奇妙的时刻。”

她朝他转过身来。

“你多年来过着没有爱的生活，对吗？”

爱迪一言不发。

“你觉得你的爱被夺走了，你觉得我过早地离开了你。”

他慢慢地跪下身子，她那淡紫色的裙子铺展在他面前。

“你确实
离开得太早了，”他说。

“你很恼我。”

“没有。”

她眼光一闪。

“好了，有。”

“这是有原因的，”她说道。

“什么原因？”他说。“怎么可能有什么原因？你死了。你只有四十七岁。你是我们大家见过的最好的人，你死了，你失去了一切。我失去了一切。我失去了我曾经爱过的惟一的女人。”

她拉起他的手。“不，你没有。我就在这儿。你照样爱着我。

“失去的爱依然是爱，爱迪，只不过形式不同而已。你虽然见不到他们的笑容，不能给他们端食物来，不能揉乱他们的头发，不能带着他们在舞池里跳舞，但是，当这些感觉减弱的时候，另一种感觉正在升华。回忆。回忆变成了你的伴侣。你培育着它。你拥抱着它。你同它翩翩起舞。

“生命一定会终结，”她说。“爱却不会。”

爱迪想起了埋葬妻子之后的岁月，就像望着栅栏以外的世界，他知道那里有一种不同的生活，他也知道他永远不会成为那里的一分子。

“我从来没想要过其他任何人，”他静静地说。

“我知道，”她说。

“我仍然爱你。”

“我知道。”她点点头。“我能感觉到。”

“在这儿？”他问。

“甚至在这儿，”她微笑着说。“失去的爱可以如此强烈。”

她站起身，打开一扇门，爱迪跟在她的身后走了进去，他眨了眨眼睛。这是一个灯光昏暗的房间，摆着折叠椅，角落里坐着一个手风琴手。

“我把它留在了最后，”她说道。

她伸出了她的双臂。自从来到天堂之后，爱迪第一次主动地想去接触她，他来到她的身边，不再顾忌他的腿，不再顾忌所有与跳舞、音乐和婚礼有关的丑陋联想，他现在明白了，一切都是孤独造成的。

“惟一缺少的，”玛格丽特把手搭在他的肩上，耳语道，“就是宾果游戏卡片。”

他咧嘴一笑，把手搂在她的腰上。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他说。

“当然。”

“你为什么看上去还是我们结婚那天的样子？”

“我想你可能会喜欢。”

他想了一下。“你能变个样吗？”

“变个样？”她看上去被逗乐了。“变成什么样？”

“你最后的样子。”

她放下手臂。“我最后的样子，可不怎么好看。”

爱迪摇摇头，好像在说这话不对。

“你能吗？”

她迟疑了一下，又回到他的怀抱里。手风琴手拉着熟悉的曲子。她在他耳边轻声地哼着，他们开始缓缓起舞，陶醉在那首难忘的、只有丈夫能同妻子分享的旋律中。

你让我爱上你

我没想这样

我没想这样……

你让我爱上你

你一直都知道

你一直都知道……

当他转过头来，她已经回到了四十七岁，眼角的鱼尾纹，稀疏了的头发，下颚上松弛了的皮肤。她微微一笑，他也微笑起来，对他来说，她永远都是那么美，他闭上眼睛，第一次说出了跟她重逢的那一刻起他就想说的话：“我不想再往前走了。我想待在这里。”

他睁开眼睛，手臂依然是搂着她的姿势，但是，她已经不见了，一切都不见了。

星期五，下午三点十五分

多米尼克按了一下电梯上的按键，门轰隆隆地关上了。门里的一个窗口和门外的一个窗口对齐了，电梯抖动一下向上爬去，多米尼克望着一楼大厅在网线玻璃后面消失了。

“我不敢相信这电梯还能用，”多米尼克说道。“一定是，比方说，上个世纪的玩意儿。”

在他身边的那个男人，一个地产律师，佯装兴趣地微微点点头。他摘掉帽子——空气闷热，他已经浑身冒汗——望着电梯铜制控制板上的数字一个个亮起来。这是他今天的第三个约会。再赴一个，他就可以回家吃晚饭了。

“爱迪没有什么东西，”多米尼克说。

“嗯，”那男人说道，用手帕擦了擦前额。“那么，应该不用很长时间。”

电梯一跳，停下来，门又轰隆隆地打开了，他们朝6B单元走去。走廊上依然铺着六十年代黑白相间的方格地砖，空气里是什么人煮饭的味道——大蒜和炸马铃薯。管理员把钥匙交给了他们——还有一个期限。下星期三。必须把这地方腾出来给新租户。

“哇……”多米尼克一打开门走进厨房，便叫了起来。“一个老家伙能这么整齐呀。”水池里干干净净，厨台也擦过了。上帝知道，他心想，他的家可从来没这么干净过。

“财务文件？”那男人问道。“银行结账单？首饰？”

多米尼克想象着爱迪戴首饰，他几乎笑出声来。他意识到他有多么怀念那个老家伙，真不习惯没有他在码头上吆喝他们干这干那，像一只母鹰似的盯着每件事。他们还没有把他的衣柜清理出来。没人狠得下心。他们把他的东西原封不动地留在车间里，好像明天他就会回来一样。

“我不知道。你看过卧室吗？”

“衣柜？”

“是。你知道，我只来过这里一次。我确实只晓得工作中的爱迪。”

多米尼克俯在桌子上，朝厨房窗外望去。他看到了那个老式的旋转木马。他看了一眼手表。说到工作，
他自己陷入了沉思。

律师打开卧室衣柜最上面的抽屉，里面是一些袜子和内裤。袜子一双双整齐地卷在一起，一个套着一个；内裤都是白色的拳击手短裤，对齐了裤腰摞着。他把它们推开，发现下面藏着一个旧皮盒子，一件看上去很重要的东西。他把盒盖掀开，希望他要找的东西就在里面。他皱起眉头。什么重要的东西都没有。没有银行结账单。没有保险单。只有一个黑色的蝴蝶结领结，一份中国餐馆的菜单，一副旧扑克牌，一封夹着一枚军人勋章的信，以及一张褪了色的“宝丽来”快照，照片上是一群孩子围着一个男人站在生日蛋糕前面。

“嘿，”多米尼克从另一个房间叫起来，“这是你要找的东西吗？”

多米尼克抱着一堆他从厨房抽屉里找到的信件走过来，有些是当地银行寄来的，有些是“退伍军人管理局”寄来的。律师翻了翻，头也没抬，说道，“可以啦。”他抽出一张银行结账单，在脑子里记下了结余金额。然后，就像在此类访问时经常发生的情形一样，他暗自庆幸自己拥有一个包括股票、证券和一个既得退休计划在内的投资方案。毫无疑问，他不会像这个可怜的笨蛋一样，临了除了一个整洁的厨房以外，一无所有。

爱迪在天堂里遇见的第五个人

白色，四周是一片白色。没天，没地，也没有两者之间的地平线。只有一片纯洁、寂静的白色，无声无息，宛如静谧的破晓时分，一场铺天盖地的大雪。

爱迪所能看见的就是这一片白色。他惟一听到的声音，是自己吃力的喘息声和它的回响。他一吸气，便会听到一个更响的吸气声。他一呼气，周围也跟着呼气。

爱迪紧紧地闭上眼睛。那沉静，当你知道无法打破的时候，会觉得更难忍受。爱迪知道自己无能为力。他的妻子去了。他不顾一切地想挽留她，哪怕一分钟，半分钟，甚至五秒钟，但是，他无法再够到她，无法呼唤，无法招手，甚至无法再看到她的照片。他感到自己好像从楼梯上滚下来，瘫倒在地上。他的灵魂是一片空虚。他万念俱灰。他被吞没在这虚无中，了无生气，好像被挂在一个钩子上，身体里所有的液体都流尽了。他可能已经挂在那里一天了，一个月了，也可能已经一个世纪了。

一个细微但持续不断的声音传来，爱迪挪动一下，抬了抬沉重的眼皮。他已经到过天堂里的四个空间，遇见了四个人，每个人虽然都来得神秘，但是，爱迪感到，这一次将截然不同。

那个颤抖的声音又传过来，清晰了一些，爱迪出于自卫的本能，攥紧了拳头，结果发现右手上正抓着一根拐杖。他的前臂布满了褐斑。他的指甲细小且泛黄。他裸露着的两腿上是那些红疹子——带状疱疹——他在人世间最后几个星期里得的毛病。他把目光移开，不想再看自己正在迅速衰朽的身体。在世人的眼里，他的身体已经陈腐不堪。

那个声音又传过来，是一阵断断续续、起伏不定、尖锐刺耳的叫声。爱迪活着的时候，一旦在噩梦里听到这个声音，记忆便令他不寒而栗：村子、大火、史密迪，还有这个声音，这个尖声叫唤，末了，他一旦开口，这声音便会从他自己的喉咙里发出来。

爱迪咬紧牙关，好像这样就可以让那个声音停止，但是，那个声音还在，像一个没人理会的警报器，爱迪终于朝着令人窒息的白茫茫的空间叫道，“这是什么东西呀？你要怎么样？”

随着他的叫喊，那个尖锐的声音退到了远处，然而，另一个声音，一个哗啦啦奔流不息的声音却隆隆地传过来——原来是一条流动的河——四周白茫茫的空间开始收缩，凝聚成了粼粼河面上的反射的一点阳光。大地出现在爱迪的脚下。他的拐杖触到了坚硬的土地。他高高地站在河岸上，微风吹拂着他的面颊，薄雾将他的皮肤滋润得光滑闪亮。他低头去看，发现原来那个萦绕不散的尖叫声是从这河里传出来的，他如释重负，像一个手抓棒球棍的男人，发现家里并没有人闯进来。那个声音，似尖叫，似哨子，似单调的琴音，其实只不过是一群孩子在乱喊乱叫，成千上万个孩子在玩耍，他们在河水里嬉戏着，天真无邪地大声欢笑。

我一直梦到的就是这个吗？
他心想。这么久？为什么？
他望着那些小小的身影，有的在跳跃，有的在蹚水，有的拎着水桶，有的在茂盛的草地上打滚。但是，他注意到其中有一种相对的平静，他见不到通常孩子们在一起时的推搡打闹。他还注意到另一个现象。这里没有成人，甚至连少年也没有。这些都是小孩子，皮肤黝黑得像黑木头，似乎是在自己照看自己。

然后，爱迪的目光被吸引到一块白色巨石上。一个身材纤细的小女孩站在上面，离其他孩子远远的，面朝着他的方向。她两手挥动着，示意他过去。他踌躇着。她微笑一下。她又挥挥手，点点头，好像在说，对，就是你。

爱迪放下拐杖，试探着朝坡下走去。他脚下一滑，坏膝一瘸，两腿瘫软下去。但是，在他倒地之前，他感到一阵疾风从背后吹来，将他向前托起，然后，他直直地站到了双腿上，他站在那里，站在那个小女孩面前，好像他一直就站在那里一样。

今天是爱迪的生日

他今天五十一岁。星期六。这是他失去了玛格丽特之后的第一个生日。他用纸杯调了一杯“三卡”牌无咖啡因咖啡，吃了两片涂着人造奶油的烤面包片。妻子发生车祸之后，爱迪拒绝任何生日庆祝活动，他说，“为什么总让我想起那一天呢？”但是，玛格丽特坚持要搞。她会烤蛋糕。她会请朋友们来。她还总是买一袋太妃糖用彩带扎起来。“你不能把你自己的生日送给人呀，”她会说。

现在她不在了，爱迪便试着忘掉自己的生日。上班的时候，他独自一个爬到疯狂过山车高高的拐弯处，腰上绑着带子，像一个登山运动员。晚上，他在家里看电视。他早早入睡。没有蛋糕。没有客人。像平常一样，没什么难过的，他心灰意懒，生活毫无色彩。

他今天六十岁。星期三。他早早地来到了车间。他打开一个棕色午餐袋，从三明治上撕下一块红肠。他把红肠挂在鱼钩上，然后把鱼线放下钓鱼洞。他望着鱼钩漂浮在水面上。终于，鱼漂消失了，被大海吞没了。

他今天六十八岁。星期六。他把药片散放在厨房台面上。电话铃响了，是他哥哥乔从佛罗里达打来的。乔祝他生日快乐。乔讲起他的孙子。乔讲起一幢高尚公寓。爱迪“哼哈”了起码五十次。

他今天七十五岁。星期一。他戴上眼镜，查看维修报告。他注意到有人头天晚上漏值了一班，“蚯蚓历险”的刹车没检查。他叹了口气，从墙上取下一块牌子——维修，暂停使用——他拿着牌子，跨过海滨走道，来到“蚯蚓历险”的入口处，他亲自检查了刹车片。

他今天八十二岁。星期二。一辆出租车开到公园入口处。爱迪坐进出租车的前座，把拐杖随手拉进车里。

“大家都喜欢坐在后面，”司机说。

“你介意吧？”爱迪问道。

司机耸耸肩。“不，不介意。”爱迪两眼正视前方。他想说，坐在前面更像在开车，两年前他们拒绝发给他驾驶执照以后，他就没再开过车。

出租车把他送到墓地。他来到他母亲的墓前，来到他哥哥的墓前，他只在他父亲的墓前停留了几分钟。像往常一样，他把他妻子的墓留在最后。他拄着拐杖，望着墓碑，浮想联翩。太妃糖。他想到了太妃糖。他想太妃糖现在可能会把他的牙齿粘掉，但是，如果能跟她一起吃，他照样会吃。

最后一课

小女孩看上去像亚裔，大约五六岁，一张漂亮的棕色脸蛋儿，乌梅一样漆黑的头发，一只扁扁的小鼻子，两片饱满的嘴唇开心地咧着，露出两排豁牙，一双极为引人注目的眼睛，黝黑得像海豹的皮肤，瞳仁是针头大小的两点白色。她微微一笑，兴奋地舞动着两只小手，直到爱迪又凑近一步，她才做了自我介绍。

“塔拉，”她两手平放在胸前，报出了自己的名字。

“塔拉，”爱迪重复一遍。

她微笑起来，好像游戏开始了。她用手指了指她那被河水浸透、松散地搭在肩膀上的绣花上衣。

“巴洛，”她说道。

“巴洛。”

她摸了一下裹在她身上和腿上的红布。

“萨亚。”

“萨亚。”

然后，是她那双类似木屐的鞋——“巴克亚”——然后，是她脚边五光十色的贝壳——“卡匹兹”——然后，是摆在她面前的一张竹编的垫子——“巴尼格”。她示意爱迪坐在垫子上，她也跟着坐下，两腿蜷曲在身下。

其他孩子们似乎都没有注意到他。他们泼水、打滚、从河床上捡石头。爱迪看到一个男孩子用一块石头在另一个孩子的身上摩擦着，摩擦他的背部，摩擦他的腋下。

“洗，”女孩说。“就像我们的‘伊那’过去做的那样。”

“伊那？”爱迪说道。

她端详着爱迪的脸。

“妈妈，”她说道。

爱迪一生中听过好多孩子讲话，但是，在这个孩子的声音里，他察觉不到丝毫同大人讲话时的拘谨。他不知道，她和其他孩子们是不是选择了这片河岸作为他们的天堂，或者，鉴于他们的人生记忆如此短暂，人们为他们选择了如此宁静的景色。

她指了指爱迪的衬衫口袋。他低头去看。是烟斗通条。

“这个吗？”他说。他把烟斗通条从口袋里拉出来，像在码头时一样扭起来。她跪起身子来看他的动作。他两手颤抖。“看到了吗？是一只……”他最后扭了一下，“……小狗。”

她接过来，笑了——那是爱迪见过了上千次的微笑。

“喜欢吗？”他说。

“你烧我，”她说。

爱迪感到下颚绷紧了。

“你说什么？”

“你烧我。你让我烧成火。”

她的声音很平淡，好像一个孩子正在背诵课文。

“我的‘伊那’说要在‘尼帕’里面等。我的‘伊那’说要躲起来。”

爱迪压低了嗓音，吐字缓慢谨慎。

“你……躲
什么东西呀，小姑娘？”

她用手玩弄着烟斗通条做成的小狗，然后将它放到水里。

“‘森达龙’，”她说。

“‘森达龙’？”

她抬起头。

“士兵。”

爱迪感到那个字像一把刀插在他的舌头上。他脑子里闪现出一幅幅画面：士兵。爆炸。莫顿。史密迪。上尉。喷火器。

“塔拉……”他轻声叫道。

“塔拉，”她微笑着重复着自己的名字。

“你为什么在这里，在天堂？”

她放下手里的小动物。

“你烧我。你让我烧成火。”

爱迪感到脑子里轰的一声，热血涌到了脑门上，他呼吸急促起来。

“你在菲律宾……那个影子……在那个竹棚里……”

“那个‘尼帕’。‘伊那’说那里安全。等着她。安全。然后，好大的声音。大火。你烧我。”她耸了耸纤弱的肩膀。“不安全。”

爱迪咽了口唾液。他两手颤抖。他凝视着小女孩那双乌黑幽深的眼睛，想朝她笑一笑，好像那是小女孩需要的一剂药。小女孩回报了他一个微笑，但这样反倒让他崩溃了。他脸色一变，将脸埋在手掌里，双肩抽搐，大哭起来。多年以来一直笼罩着他的那个阴影，终于显现出来，一切都是真的，有血有肉，这个孩子，这个可爱的孩子，他杀害了她，他把她烧死了。他做的那些噩梦，他活该受那些噩梦的折磨。他确实
看到了什么东西！火焰里的那个影子！他亲手造成的死亡！就是他这双罪恶的手！
眼泪如泉水般地从他的指缝里涌出，他彻底垮了。

他号啕大哭起来，这是一声从他身体里发出来的他从未听见过的嚎叫，是一声从他灵魂深处迸发出来的嚎叫，是一声令河水翻腾、让天堂中笼罩着薄雾的空气亦为之震撼的嚎叫。他的身体抽搐着，头疯狂地扭动，直到那嚎叫渐渐地变成了祈祷似的喃喃自语，一字一句从心底里排出，又像屏住呼吸时急切的忏悔：“我杀害了你，我杀害了你，”
接着，耳语般地说，“原谅我，”然后，“噢，上帝呀，原谅我……”
最后，“我都干了什么……？我都干了什么呀……？”

他哭呀，哭呀，直哭到精疲力竭，浑身打颤。然后，他默不作声地跪在黑发小女孩面前的一个垫子上，身体前后摇摆着。小女孩坐在河岸上，玩弄着她的烟斗通条小动物，流水潺潺。

不知过了多久，当爱迪从极度的痛苦中缓解出来，他感到肩膀上被人拍了一下。他抬起头，见塔拉站在他面前，手上举着一块石头。

“你洗我，”她说。她走进河水里，背朝着爱迪。然后，她把她的绣花“巴洛”从头上脱了下来。

爱迪倒退了两步。她遍体烧伤，她的躯干和纤细的肩膀被烧成了炭黑色，烧起了水泡。她转过身来，天真漂亮的脸蛋上布满了令人怵目的疤痕。她的嘴唇耷拉着，只有一只眼睛睁开。她的头发不见了，露出一块块烧焦的头皮，头皮上结着硬邦邦的、颜色深浅不一的痂。

“你洗我，”她又说道，递过石头。

爱迪拖着身子走进河里。他接过石头。他手指颤抖。

“我不知道怎么……”他喃喃地说道，声音几乎细不可闻。“我从来没有过孩子……”

她抬起一只烧焦的手，爱迪轻轻地抓住，慢慢地用石头在她的手臂上摩擦起来，直到伤疤开始出现裂纹。他更用力地摩擦起来，结痂开始脱落。他加快速度，直到烧焦的皮肤退去，新鲜的皮肤长出。然后，他把石头反过来，开始摩擦她瘦削的脊背、纤细的肩膀和她的后颈，最后，她的面颊、前额和耳后。

她身体向后，靠在他的身上，将头倚在他的肩膀上，她闭着眼睛，好像睡着了。他顺着她的眼帘轻轻地摩擦。然后，他摩擦她耷拉的嘴唇和头上的结痂，直到乌梅色的头发从根部长出，爱迪最初见到的那张脸又出现在他的面前。

她睁开眼睛，眼白如信号灯般闪亮。“我是五，”她轻声说道。

爱迪放下石头，浑身战栗，呼吸急促。“五……哦……五岁？”

她摇摇头。她举起五个手指。然后，她用五个手指在爱迪的胸脯上推了推，似乎在说是你的
“五”。你的第五个人。

一阵暖风吹来。一滴眼泪从爱迪的脸上滚落下来。塔拉端详着爱迪的脸，像一个孩子在仔细地观察草丛中的一只虫子。

“为什么难过？”她说。

“我为什么难过？”他轻声说道。“在这里吗？”

她指了指下面。“在那里。”

爱迪又哭泣起来，这是最后一次清肠似的哭泣，他的胸腔好像已经被掏空了。他放弃了所有大人与小孩讲话时的矜持，他像是在跟玛格丽特、鲁比、上尉、蓝皮人，尤其像是在跟他自己讲话时一样。

“我很难过，因为我一辈子什么也没做。我什么也不是。我一事无成。我迷失了方向。我觉得我不该在那里。”

塔拉把烟斗通条小狗从水里拈了出来。

“该在那里，”她说道。

“哪里？‘红宝石码头’？”

她点点头。

“修理游乐车？我应该那样生活吗？”他长长舒了口气。“为什么？”

她把脑袋一歪，好像在说，那不是明摆着嘛。

“孩子们，”她说道。“你保证他们的安全。你为我做好事。”

她把小狗在他的衬衫上扭来扭去。

“你就应该在那里，”她说道，然后，她用手触了触他衬衫上的补片，噗哧一笑，补充一句，“爱迪·维修部。”

爱迪栽倒在湍急的河水里。现在，他的四周都是象征他生命故事的石头，在河底下，一个牵连一个。他感到自己正在融化、消解，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无论在天堂里见过五个人之后将发生什么事情，现在，已经开始在他身上发生了。

“塔拉？”他轻声唤道。

她抬起头。

“码头上的那个小女孩？你知道她的事吗？”

塔拉望着自己的手指尖。她点点头。

“我把她救出来了吗？我把她拉出来了吗？”

塔拉摇摇头。“不拉。”

爱迪打了个寒颤。他垂下了头。结束了，他的故事就这样结束了。

“推，”塔拉说道。

爱迪抬起头来。“推？”

“推她的腿。不拉。你推。大东西掉下来。你让她安全。”

爱迪难以置信地闭上了眼睛。“但是，我感到了她的两只手，”他说。“我就记得这么多。我不可能
推她。我感到了她的手
。”

塔拉微笑了一下，用手舀起一些河水，然后，将两只湿漉漉的小手放在爱迪的大手掌里。他一下子就明白了，他曾经握过这双小手。

“不是她的
手，”她说道。“我的
手。我把你带到了天堂。让你安全。”

小女孩的话音未落，河水骤然鼓涨起来，淹没了爱迪的腰、胸和肩膀。他还没来得及再吸一口气，孩子们的声音便在他头顶上消失了，他被卷入一股寂静无声的激流中。他仍然紧紧地抓着塔拉的手，但是，他感到他的肉身被激流从灵魂上冲走了，血肉脱离了骨头，聚积在他身体里的所有的痛苦，所有的疲劳，每一个疤痕，每一个创伤，每一段令人伤心的记忆，全都随之而去了。

他似乎已经不复存在，像河水里的一片落叶。她用手轻轻地拉着他，穿过光亮和阴影，穿过各种各样不同的颜色——蓝色、乳白色、柠檬色和黑色，他意识到，所有这些颜色都是他生活情感的写照。她拉着他从灰色大海上破浪而出，现身在一片光明中，俯瞰着眼前一幕令人难以想象的场景：

一个码头上，挤满了成千上万的人，男人们和女人们，父亲们、母亲们和孩子们——那么多孩子——过去的孩子，现在的孩子，没有出世的孩子，肩并肩，手拉手，戴着帽子，穿着短裤，在海滨走道上，在游乐车里，在木板平台上，骑在彼此的肩膀上，坐在彼此的膝盖上。他们在那里，或者将在那里，正是由于爱迪一生简单平凡的工作，因为他而避免的事故，由他保证的游乐车的安全，以及每天在人们不经意的时候，他在他们的生活中造成的转折。虽然他们的嘴唇没有翕动，但是，爱迪能听到他们的声音，那么多的声音，真是令人难以置信，他感到心中滋生出一种从未体验过的宁静。塔拉的手消失了，他高高地飘浮在沙滩上，在海滨走道上，在娱乐场的帐篷和尖塔上，他朝着那个大型白色的“阜氏巨型摩天轮”上空飘移过去，一个轻轻摇摆的座位上，坐着一个身穿黄色连衣裙的女人——他的妻子，玛格丽特，正张开双臂等候着他。他伸出手去够她，他看到了她的微笑，然后，所有的声音融化了，凝聚成从上帝那里传来的一个字：

家。

尾声

事故发生三天之后，“红宝石码头”重新开门了。爱迪的死讯在报纸上登载了一周，然后被其他死讯取而代之。

那座名叫“弗雷迪自由落体”的游乐车关闭了一季，第二年重新开放的时候，换了一个新名字“向魔鬼挑战”。青少年们将它视为勇敢的标志，它引来了许多客人，公园主人们很开心。

爱迪的公寓，他在其中长大的公寓，租给了别人，新房客把厨房窗户换成了涂铅玻璃，窗外的那个老式旋转木马也就看不大清楚了。多米尼克同意接受了爱迪的工作，他把爱迪留下来的几样东西存放在修理车间的一个大箱子里，箱子里还有一些“红宝石码头”的纪念物，其中包括一些公园最初的入口处的照片。

尼克，那个把车钥匙掉下去卡断了游乐车缆绳的年轻人，回到家以后又重新配了一把钥匙，四个月之后，他把车卖掉了。他时常回到“红宝石码头”，向他的朋友们炫耀，公园就是以他的曾祖母命名的。

年复一年，待学校放假了，白昼拖长了，人们便会回到这个壮观的灰色大海边上的游乐场里——虽然不如主题公园那么大，但也够大了。夏日来临，人们兴致再起，海滩上回响着波浪声，召唤着人们，大家聚集在一起，坐旋转木马，坐“阜氏巨型摩天轮”，喝甜甜的冰饮，吃棉花糖。

人们在“红宝石码头”上排队等候——就像在另外一个地方排成的那个队伍一样：五个人，为了五段不同的记忆，在等候一个名字叫艾米或者安妮的小女孩长大、相爱、衰老、死亡，从而最终解答她的疑问——为什么她会活着，以及她活着到底为了什么。在那等候的队列里，有一个满脸胡须、鼻梁弯曲、头戴布帽子的老人，在一个叫做“群星荟萃音乐厅”的地方，等着同一个小女孩分享天堂里的那份属于他的秘密：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影响到另一个人，另一个人又会影响到下一个人，世界上充满了各式各样的故事，但是，所有的故事都连成了一个故事。

译后小记

在北美生活多年，虽然时常阅读当地的小说杂文，但能真正引起我的兴趣、甚至令我感动的书籍实在不多。一次偶然的机会，在书店里看到了这本《你在天堂里遇见的五个人》，买回家来，不经意地开始翻阅。几个小时过去了，书读完了，这才发现，自己已经在不觉中潸然泪下。

在小说结尾处的天堂里，有一条神圣的河，流水潺潺，阳光闪耀，如梦似幻。书读完了，那条河却在我的梦中继续流淌，流啊……流啊……流过我的手指，流过我的键盘，流到了我的电脑屏幕上。于是，这本《你在天堂里遇见的五个人》便变成了我的同胞们可以欣赏的文字。

小说译完之后，我开始注意它在美国社会上引起的反响。不出所料，此书同作者的上一本书《相约星期二》一样，亦成为各主要媒体竞相推崇的对象。《纽约时报》称其为“一部能够真正感动和鼓舞人心的书”。《出版商周刊》则说，这是“一部美国现代寓言，它将受到广大读者的珍爱”。小说在2003年9月出版以后，立即登上了《纽约时报》、《出版商周刊》以及各大畅销书排行榜的第一位。在我撰写这篇小记之际，这本书已经在北美各大畅销书排行榜前五位流连了四十周。

小说讲述的是一位八旬老人爱迪的故事。爱迪是一个海滨游乐场的维修工人，在他八十三岁生日那天，他为了从一部坠落的游乐车下面救出一个小女孩，不幸丧生。当他醒来的时候，他已经来到了天堂。但是，天堂并不是他想象中的伊甸园，不是那个他可以同亲人相会，可以“在云头飘浮，在河中嬉戏，在山间漫游”的地方。他在天堂里遇见了五个人。这五个人中有他失去的亲人、熟人以及完完全全的陌路人。他们逐一地向爱迪讲述和解释了他生活中似乎与他毫不相关的故事和联系，揭示出这样一个道理：所有的生命都是相互关联的，就像河底的卵石，一个牵连一个。爱迪终于领悟到，他在人世间自认为毫无意义的生活，其实正是他生命的价值所在。

作者米奇·阿尔博姆以感人肺腑的笔触讲述了一个娓娓动听的故事，而故事中揭示的人生哲理更为耐人寻味。每一位读过这本书的人，心灵都会受到震撼。这本书最打动我的地方，就是作者浓墨重彩所描写并贯穿故事始末的一个“情”字。正是因为这个“情”字，主人公爱迪才会扑到游乐车下去救一个小女孩；正是因为这个“情”字，爱迪才会那么深切地爱他的妻子；正是因为这个“情”字，爱迪才会在受到父亲的极大伤害之后，仍然无法将他忘怀；正是因为这个“情”字，爱迪才能抛开自己生活的不如意，兢兢业业地维护游乐车的安全；也正是因为这个“情”字，爱迪终于在生命的尽头，找到了他一生所追求的宁静和慰藉。天堂，对西方笃信上帝的人们来讲，是至高无上的境界；然而，这个“情”字，这故事中所展现的人类情感，不正是我们当今社会极其缺少而人们又引颈渴盼的东西吗？

米奇·阿尔博姆不仅是一位无与伦比的故事讲述者，而且还是一位巧夺天工的文字工匠。《你在天堂里遇见的五个人》语言简洁优美，人物刻画栩栩如生，情景描写如诗如画。我衷心地希望，我的笨拙译笔没有辱没这位大师的超凡技能。愿这本书，这个故事，带给你一份沁人心脾的清香和暖意。

赵晓春

2004.7.4

导读

死比爱更冷

（注: 不想知道小说剧情及相关细节的读者请在读完小说后再阅读此文）

孔亚雷

我爱读侦探小说。更准确地说，我爱读硬汉派侦探小说。再准确一点说，我只
爱读硬汉派侦探小说（在侦探小说中）。我不喜欢——事实上是讨厌——阿加莎·克里斯蒂。也不喜欢艾勒里·奎恩。不喜欢迈克尔·康纳利。更不用说东野圭吾。我不喜欢他们的理由，用V·S·奈保尔的话说（奈保尔讨厌所有的侦探小说），是因为“一大堆矫揉造作遮遮掩掩声东击西的琐碎细节，最后只为了一个无聊虚假的结果”。但硬汉派侦探小说不同。（我不明白奈保尔为什么同样讨厌硬汉派，就像我也不明白他为什么讨厌音乐、孩子和狗。）当然，谋杀和追寻凶手仍然是硬汉派作品中的重要元素，但其中更重要更核心的因素——使硬汉派之所以成为硬汉派的因素——是弥漫在故事中的那种黑色气氛。形成这种气氛的，是刀刃般锋利的句式，是闪烁寒光的冷幽默，是狭窄而风格化的第一人称视角，更是那种特殊的，充满命运感的绝望
。正是这种绝望（而不是智力和胆量），促使硬汉侦探们在破案时往往更注重行动，而不是推理——他们根本不屑于推理。（据说有位记者在采访雷蒙德·钱德勒时问他，《长眠不醒》中有个重要人物在小说后半部突然不见了，是怎么回事。哦，我把他忘了，钱德勒回答说，我常常写到后面就忘了前面。）他们更多时候不是坐在摇椅上叼着烟斗苦思冥想，而是在街头迷失、等待和误打误撞。如果说他们比我们更强硬更冷酷更耐心，甚至更有智慧，那只是因为他们比我们更绝望。

但硬汉派作品似乎也在告诉我们，绝望并非我们想像的那么糟糕。绝望自有绝望的力量（就像希望也有希望的无能）。绝望也可以成为一种武器——用来对付这个残酷而又荒诞的世界。几乎所有——尤其是优秀的——硬汉派侦探小说都在为我们现场演示这种武器的使用方法，以至于有时候书中的侦探故事看起来就像一个无所谓的演示道具。所以当我们合上一本美妙的硬汉派作品时（比如上面提到的《长眠不醒》），感受到的不是传统英式侦探小说那种解谜或伸张正义的快感，而是一种更富文学性的，淡淡的，动人的心碎。

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硬汉派比传统的侦探小说离文学更近。事实上，正是在硬汉派的影响下，出现了一些让人耳目一新的文学样式。比如罗贝托·波拉尼奥，这位后现代主义小说大师（《荒野侦探》和《2666》的作者，被称为继马尔克斯之后最重要的拉美作家），曾经半严肃半开玩笑地说他认为当今最好的英语小说家是詹姆斯·埃尔罗伊（美国著名犯罪小说家，风格冷硬极简）。比如村上春树，无论是文体还是故事架设，都深受硬汉派主将雷蒙德·钱德勒的影响。而最有力的证据则是加缪，他公开声称《局外人》的人物和风格灵感来自于詹姆斯·M·凯恩的《邮差总按两遍铃》。

很多人——甚至包括硬汉侦探小说的爱好者——都会对詹姆斯·M·凯恩这个名字感到有些陌生，同时又对《邮差总按两遍铃》这个名字感到有些熟悉。这并不奇怪。这是一个作家的某部作品过于有名的结果。作品的光芒掩盖了作者（就像《乱世佳人》。几乎所有人都知道这部小说，但我怀疑有多少人能报出它的作者名字——我就不能）。《邮差》之所以有名，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因为它极其畅销。传记作家罗伊·霍普斯称它“或许是美国出版史上第一部超级畅销书”，而在被波士顿警方因“过分渲染色情和暴力”列为禁书之后，更刺激了它的销量和知名度。它至今仍长销不衰。在某种意义上，跟莎士比亚和《爱丽丝漫游奇境》一样，它已经成为一种经过时间考验的经典文本。二是因为电影。它先后四次被拍成电影，是黑色电影里无法绕过的一个名字。这些电影在世界各地广为放映，以至于有不少人以为它只是一部电影，而不知道它本来
是一部小说。第三个原因，也是最本质和最容易被忽略的原因，在于它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它被公认为硬汉派犯罪小说的巅峰之作，并位列二十世纪百部最佳英语小说之一。跟所有优秀的文学作品一样，它拥有自己独特的声音（正是这个声音影响了加缪），并用这个极其个人化的声音，在读者内心引起了普遍的共鸣。

而詹姆斯·M·凯恩这个名字之所以几乎被人遗忘，除了《邮差》太有名之外，还有另一个原因: 虽然之后又出版了十几部小说，但无论是销量还是质量，他再也没有写过超越《邮差》的作品。

凯恩1892年出生于美国马里兰州的一个爱尔兰天主教家庭，父亲是位著名的教育家（曾任华盛顿大学校长），母亲是名歌剧演员。家庭对他的影响可以用两个词总结: 宗教和歌剧。他父母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定期参加宗教聚会（凯恩讽刺他们是“宗教仪式的美食家”），虽然颇有个性的凯恩十三岁时就决定不再信仰上帝，但从出生时起就时刻包围着他的浓厚宗教氛围已经渗入了他的血液，对上帝（以及上帝所附带的道德伦理）那种半信半疑，既抗拒又向往的矛盾心理始终贯穿在他的生活和作品中。此外，凯恩继承了他母亲对音乐——尤其是歌剧——的热爱，在母亲的影响下，他甚至一度渴望成为一名歌剧演员。但同样也是他母亲打消了他这个念头，她告诉凯恩要唱歌剧，他的嗓子还不够好。我们可以想像，听到这话时他该是多么失望。我们也完全可以想像，出于一种移情，歌剧这一艺术形式是如何自觉或不自觉地影响了他的写作（这点我们后面还会讲到）。

1910年，十八岁的凯恩以优异的成绩从大学毕业，但他不知道自己到底该干什么，或者说想干什么。他试过教书，唱歌，检修公路，推销保险，以及写作。他最终选定了写作。凯恩的写作生涯是从记者开始的，他曾历任《巴尔的摩太阳报》的报道记者，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驻法国的战地记者，《纽约世界报》编辑，以及《纽约客》执行主编。他在著名的《纽约客》没呆多久，就因为跟主编不合和更高的薪水而去好莱坞做了编剧。但无论是在他自己看来还是在他的雇主派拉蒙公司看来，凯恩都不是一个好的电影编剧。那是1933年——那一年他只挣了三千美元。美国依然笼罩在1929年经济大萧条的阴影之中。他已经进入四十岁。在编剧合同到期，开车逛遍了南加利福尼亚，并写了几个引人注目的惊悚短篇之后，在著名出版人诺普夫的鼓励下，他开始写那本将改变他一生的小说。

这部小说的故事原型来自于1927年发生的一桩谋杀亲夫案。三十一岁，有着“斯堪的纳维亚式冰冷眼神”的金发美女露丝伙同她的情夫，紧身胸衣推销商贾德，用吊画绳勒死了自己的丈夫艾伯特，并企图骗取她之前瞒着丈夫替他买下的个人意外保险金。性爱与谋杀，媒体的连续炒作，加上《纽约每日新闻》上刊登的一张露丝坐电椅的大幅照片，使这个案件一时轰动全美。凯恩小说开始部分的情节设置几乎跟真实案件如出一辙，只是将人物和事件变得更典型化和戏剧化: 这次的情夫叫弗兰克，一个喜欢四处流浪，年轻英俊的小混混，小说以他的视角用第一人称叙述；这次的冷美人不是金发而是黑发，她叫科拉，用弗兰克的话说，“除了体型外，她实在算不了一个绝色的美人儿，不过她那种阴沉的神态和嘴唇向外噘着的样子，使我真想替她把噘起的嘴唇推进去”；科拉的丈夫尼克，一个“软绵绵，油腻腻，个头不高，头发又黑又卷”，没事喜欢吊几嗓子的希腊人，经营着一家加油站、修车铺和小餐馆合为一体的路边小店。通过制造一场假车祸，弗兰克和科拉谋杀了尼克。但与真实的案件不同，这次科拉没有坐上电椅。不仅如此，在同保险公司经过一番曲折惊心的较量之后，他们还获取了一笔巨额保险金。但故事并没有结束，事实上，故事真正的高潮才刚刚开始: 从此以后——跟童话里常用的句式正好相反——他们就过上了不幸福的生活。而且那种不幸是如此深切和令人绝望，你甚至会感觉到，他们比坐上电椅的露丝更惨。他们开始互相猜疑，互相伤害，互相折磨，直到最后“互相”死亡。

凯恩最初想把这部小说取名为《Bar-B-Que》，意思是“户外烧烤”。但出版人诺普夫不喜欢这个标题（凯恩自己大概也不太喜欢）。最终小说定名为《邮差总按两遍铃》。关于这个传奇标题的来源有许多版本。其中比较可信的一个版本是凯恩从露丝案件的法庭告白中获得了灵感: 露丝为了让她背着丈夫买下的保险单能秘密送到自己手里，吩咐邮差按两下铃作为信号。但其实来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标题不仅奇特，神秘，而且完美地契合了小说的内容和主题。虽然小说中既没有邮差也没有门铃，但有许多“两次”: 两次谋杀，两次车祸，两次审讯，两次死亡，甚至两只猫。请注意标题中的那个“总”字，那或许是最能表现命运感的一个副词，它和“两”这个量词一起，暗示了命运的无法拒绝。这里的邮差，当然就是命运之神，而门铃则是被他按响的命运之音。

只要稍加留意，我们就会发现，小说中处处都回荡着这位邮差的门铃声。虽然故事的每一步进展和转折都显得合情合理符合逻辑，但每个人的行为似乎都不由自主
——弗兰克不由自主地迷上了科拉（“我能闻到她的味道。”这句话像重复装饰音一样反复出现）；他和科拉不由自主地要杀死尼克（“杀了他还是可能的。咱们已经试过所有其他的方法了。”）；甚至尼克也好像在不由自主地找死（在第一次浴室谋杀失败之后，弗兰克和科拉决定分道扬镳，各自回到过去的生活，是尼克把弗兰克又一次拉进了自己与科拉之间，并亲手安排了导致自己被害的汽车之旅）。一句话，他们无法控制自己。他们不想那样做，但他们不得不
那样做。他们不想给命运的邮差开门，他们装作没听见，但邮差总按两遍铃。而当他们打开门，迎接他们的将是命运送来的两件包裹: 爱与死。

于是他们先是无法控制地相爱，然后又为了这份爱无法控制地去杀人。然而讽刺（而又意味深长）的是，当他们历经波折，终于将所有爱的障碍——丈夫、法律和贫穷——都一一清除的时候，原来那份似乎无坚不摧的爱本身却坍塌了。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死比爱更冷。因为爱，真正的爱，纯粹的爱，比我们想像的更虚幻，更脆弱，更经不起考验。所以在谋杀发生之后，在地方检查官的威逼利诱之下，面对死亡的恐惧，科拉和弗兰克这对坚定的恋人几乎立刻就背叛了对方。面对彼此的背叛，科拉说了这样一段话:

咱们只是两个不中用的人，弗兰克。那天夜里,上帝吻了咱们的额头。他给了咱们两个人所能拥有的一切,可咱们就不是能享有那一切的料。咱们享有了全部的爱，但是咱们却承受不住，一下子垮了。那种爱就像是一架大飞机的引擎，它带着你穿过天空，一直去到了山顶上。可要是你把那种爱放进一辆福特汽车里，它就会给震得粉碎。咱们就是这样，两辆福特汽车，弗兰克。

“那天夜里”指的就是他们成功谋杀尼克的那晚。就像一条抛物线，在谋杀实施之前，他们的爱一直处于上升状态（正是这种状态催生了他们的杀意）。为了制造车祸的假象，

我先把胳膊缩回去，然后使劲儿朝她眼睛打去。她摔倒了，就倒在我的脚下，两眼闪闪发光，乳房颤动并尖尖隆起，向上直指着我……互相睁大眼睛凝视着对方，同时还互相拥抱着，尽可能靠得更紧。那时候，我就算面临下地狱的危险，也不会怎么在意。我一定要得到她，就算给绞死也不在意。

正是在这里，在与死神的短兵相接中，他们的爱达到了抛物线的顶点——然后开始直线下降。所以，与这一夜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们逃脱了法律制裁（并骗取了保险金），安然回家的那一晚。同样是做爱（两次做爱——又一个两次），感觉却有天壤之别:

我把她的衣服全扯去了……她闭上眼睛，躺在枕头上。她的一缕缕头发弯弯曲曲地落在她的肩上。两眼漆黑，乳房不再是紧绷在一起，正对着我，而是柔软地松散开，形成两大团粉红色的斑痕。她看上去就像是世界上所有妓女的曾祖母。

这是一场爱神与死神之战。当然，死神赢了。尼克的死像高山一样压在他们身上，让他们心神不宁。而他们自己的死——对死的恐惧——让爱瞬间就变成了恨。（因为，就像弗兰克说的，“爱里边要是掺杂着惧怕，那就不再是爱，而是恨了。”）也许惟一能再次与死神对抗，或者说能让爱神复活的，就是生命——新的
生命。在经历了六个月的争吵、酗酒、噩梦和猜疑之后，科拉告诉弗兰克她怀孕了。这重新给了他们爱的勇气。他们决心开始新的生活。“那将是甜蜜的吻，”科拉对弗兰克说，“不是喝得醉醺醺的吻；是带着美梦的吻，是来自生命的吻而不是死亡的吻。”第二天他们在市政厅结了婚，然后去海滩游泳。乳房的形象在这里又一次出现:

一个大浪汹涌而来，把我们托得很高。她把一只手放到乳房上，让我看海浪如何把乳房掀起。“我喜欢这样。它们大吗，弗兰克？”

“我今儿晚上再告诉你。”

“我觉得它们很大。我还没有告诉你，怀孕不仅使你知道自己这就要创造出另一个生命来，还使你的身体也起了变化……这是生命。我已经可以感觉到它在里面了。这对咱们俩来说，都是一个新生命。弗兰克。”

但这时邮差再次按响了门铃。从海滩匆忙赶往医院的途中（科拉觉得肚子不舒服），他们发生了车祸——第二次车祸。不过这次是真的。

如果单从情节上看，无论是《邮差》，还是凯恩随后的另两部硬汉派作品《双重赔偿》和《幻世浮生》（又译作《欲海情魔》），都很难说是正常意义上的侦探小说。当然，就像我在开头说过的，硬汉派侦探小说本来就对编造正常的
侦探故事不感兴趣，但至少哈密特和钱德勒笔下的主角都是私人侦探，叙事也都从侦探的视角出发。而凯恩的这三部小说里根本就没有出现什么像样的侦探角色。它们的主角是罪犯，它们以罪犯的口吻来叙述整个故事，并且这些故事几乎都遵循同样的模式: 一个男人爱上了一个女人，然后为了这个女人去犯罪，然后被这个女人背叛（或者互相背叛），最后的结局则都是大团圆式的双双死亡——亲爱的，在天堂见。

奇怪的是，虽然故事乃至人物都有模式化的倾向，这些小说仍然散发出强烈（而且微妙）的悬疑感，这种悬疑比起任何类型的侦探小说都毫不逊色（甚至更胜一筹），你很难不一口气把它读完。它那强劲的阅读推动力主要来自两方面: 一是其简洁、硬朗而极富音乐感的语言，它们就像一列夜行火车，闪着冰冷的蓝光，带着铿锵的节奏，风驰电掣地一路载着读者从开头冲向终点；二是通过巧妙的手法，通过对爱、死亡和命运这些人类共同体验的提纯
，它成功地营造了一种角色认同感。在一次访谈中凯恩说，“我不写‘凶手是谁’的小说。你不能用警察抓到凶手来结束一个故事。我不觉得法律是有趣的惩罚。我写爱情小说。爱情小说的动力基本上是抽象的……（那是一种）代数学。悬疑来自于确认你的代数是对的……如果你的代数对，如果进展符合逻辑，却又出人意料，那就行了。”

凯恩所说的“代数学”就是指如何让读者完全融入小说的角色中，如何让读者不知不觉地成为小说角色本人
。这一点很重要，对任何一部小说都很重要，而当这部小说的主角不是英雄而是罪犯的时候就更加重要。想想电影《邦尼与克莱德》吧。在这部1966年上映，开现代暴力电影先河的影片中（总共发射了一百二十多发子弹，超过了之前所有电影发射子弹的总和），主角邦尼和克莱德也是一对犯下命案的野鸳鸯。跟科拉和弗兰克一样，他们既不像才智双全的英雄，也不像阴险凶残的歹徒，他们手忙脚乱，歪打正着，身不由己，在无可奈何中徒然挣扎，而越挣扎就陷得越深，直到再也没法回头。怎么看，他们都像掉进命运陷阱的普通人——就像你和我。所以虽然看上去是罪大恶极的坏人，我们却情不自禁地对他们投以同情和伤感的眼光。我们“喜欢”这些“坏人”，因为他们让我们感同身受。这就是凯恩所说的“代数”。把读者代入
小说情境中。科拉和弗兰克就是我们，我们就是科拉和弗兰克。他们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浓缩了我们所有人的人生。那就是: 真爱不堪一击，死神将战胜一切，而我们必须接受命运的摆布。死比爱更冷。这就是人生。一如科拉和弗兰克，他们不想那样做，但他们不得不那样做——我们也不想这样
生活，但我们不得不这样生活。

但更冷的是语调。

绝望——无论是人生的绝望还是爱情的绝望——并不新鲜。新鲜的是对绝望的态度。凯恩之所以跟哈密特和钱德勒一起被称为硬汉派大师，《邮差》之所以影响加缪开创了“零度写作”，就在于小说中对绝望所采取的独特姿态。这种姿态就是以毒攻毒。以绝望对抗绝望——以更深的绝望，比死更冷的绝望。而体现出这种独特姿态的是凯恩使用的独特语言。“大约晌午时分，他们把我从运干草的卡车上扔了下来。”这是《邮差》著名的开头。（它是不是让你想起了另一个著名的开头，加缪《局外人》的第一句: 今天妈妈死了。）你仿佛立刻就能听到一个声音，一种语调。这个声音低沉，从容，带着酒精和烟草的沙哑。它干脆利落，没有一点废话。它的语调玩世不恭，充满了讽刺和自嘲，散发出一种冷冷的、富有金属质地的性感。显然，发出这种声音的，是个硬汉。

“硬汉派”中“硬汉”的英文原文为hard-boiled，直译过来就是“冷酷无情”，而它的字面意思是“煮得很硬”。（所以纽约时报书评在评论《邮差》时称它为“煮了六分钟的蛋”。）这个派别的命名者是美国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埃德蒙·威尔逊，1941年在《新共和》杂志上他第一次提出了“硬汉派”这个名字，把包括凯恩在内的一批风格相近的犯罪小说家称为专写“小报谋杀案的诗人”，并认为他们的风格都“源自于海明威”。

虽然凯恩对威尔逊的观点表示不屑一顾（他拒绝承认自己属于任何流派），但跟海明威一样，他也有过做记者和前线参战的经历。这对他语言风格的形成无疑有着重要影响。长期的记者生涯磨炼了他用精简生动的笔法描绘场景和对话的能力。而如果没有在欧洲经过战火和自由性爱的洗礼，他在描写死亡、暴力和爱欲时可能也就不会如此直接有力。（即使在今天，在过了大半个世纪之后，《邮差》中对暴力和死亡场面冷静、精确的描述仍然会让我们感到一种近乎生理性的震颤。）不过，除此之外，影响凯恩语言风格的一个更关键的因素，是他对歌剧的至爱。（正如世上所有的至爱一样，那爱里也带着一丝奇特的恨: 那也许就是为什么他在《邮差》中让尼克看上去像一个可笑的歌剧爱好者，没事喜欢吼上几句，甚至在被杀时还在对着山谷吊高音。）我们知道，凯恩最初的理想是成为一名歌剧演员，而不是小说家。当他在舞台上唱歌剧的梦想破灭之后，他就——有意识或下意识地——用笔在纸上唱起了歌剧。如果我们留心观察一下，就会发现，《邮差》中那具有强烈节奏感的叙述和对话，那极简的、仿佛舞台般的人物和场景设置，那充满张力、激烈的戏剧性冲突，都隐隐透出一种歌剧感——它就像一部在纸上演出的黑色歌剧
。这不禁让我想起大卫·林奇的《穆赫兰道》。虽然表现手法大相径庭（林奇的电影在色彩和叙事上更偏向于巴洛克式的华丽和超现实主义），但它们都制造出了一种震撼人心的黑色歌剧式效果，而且，《邮差》也跟《穆赫兰道》一样，“在情感的表达上相当复杂，在黑色幽默与悲悯、恐怖与甜蜜、反讽与诚挚间摇摆”（电影评论家詹姆斯·纳雷摩尔语）。

正是这种相当
复杂的情感表达，使《邮差》在硬汉派作品中显得独具一格，卓尔不群。

无论是海明威还是钱德勒，都不擅长复杂的情感表达。这是硬汉派那“冷冷语调”的软肋。在最好的情况下，它会散发出一种迷人的自我（比如《太阳照常升起》和《长眠不醒》）；在最坏的情况下，它会变成一种矫揉造作的自恋（比如《伊甸园》和《漫长的告别》）。就像詹姆斯·埃尔罗伊所说的，“钱德勒写他想成为的人，而哈密特写他怕成为的人”。写自己想成为的人，有时就难免会故作姿态，把人物理想化，而写自己怕成为的人则不会——他不会为绝望而绝望，只会为抵抗绝望而绝望。后者更真实，更深刻，也更有力量。凯恩显然属于后一种。跟钱德勒笔下的马洛不一样，弗兰克的硬汉形象没有那么自我，那么扁平（按福特在《小说面面观》中的说法，马洛是典型的扁平人物，缺乏立体感，常常让人感到不可信）。相比之下，弗兰克的情感更为复杂，更为摇摆不定（从而也更为动人）: 在弗兰克那冷冷的声音背后，藏着一丝挥之不去的恐惧和怀疑。那是对爱与死的恐惧和怀疑。那是对将“爱与死”送上门的命运邮差的恐惧与怀疑。而且那份恐惧和怀疑带着一种既庄严又戏谑的宗教感
（这种宗教感进一步加强了小说的歌剧效果）。在小说开始后不久，当科拉鼓动弗兰克去杀尼克的时候，他显得犹豫不决（“做一个泼妇会让你掉脑袋的。”……“他从没有干过什么欺压我的事，他这人还不错。”）。而随后当他被说服的时候，

我亲了她，她两眼仰望着我，闪闪发光，就像两颗蓝色的星星。那样子就像是在教堂里举行婚礼。

这是小说中第一次出现宗教意象——教堂，而这个宗教意象是与爱（婚礼）与死（谋杀）联系在一起的（虽然语调中不无讽刺）。宗教意象的再次出现，是在小说的最后一章，它同样联接着“爱与死”: 科拉因车祸丧生后，弗兰克被判了死刑（虽然这次他是无辜的），他并不怕死，他怕的是死比爱更冷:

心里一直在想科拉……也许，撞车的那当儿，她脑子里还是闪过了是我杀害了她的这个念头。正因为这样，我才希望自己还有一个来生。麦康奈尔神父说我会有的。我想在来生再见到她。我想要她知道我们彼此告诉对方的话，全都是真心诚意的，我并没有杀害她。

但最终宗教还是没有——也不可能——给弗兰克带来救赎。他怀疑是否真的有所谓的来生。到头来，他惟一相信的还是爱，哪怕那是注定要被打败的爱。凯恩在这里用了一段动人的，几乎令人心碎的回放画面:

只要我能不去想，我就感到自己又和科拉到了海水里，头上是那片天空，四周全是海水，我们一块儿谈论着自己会多么幸福，我们的幸福会多么持久不变。我想跟她呆在一块儿的时候，自己已经越过了那条川流不息的大河。那就是来生似乎很真实的时候，用不着麦康奈尔神父设想出的所有这一套来生的废话。当我和科拉呆在一块儿时，我就相信来生。当我想到眼前时，一切全都出了毛病。

在小说接下来的最后一段，就像著名黑色电影导演怀尔德（他也是《双重赔偿》的导演）在《日落大道》的结尾处突然让主人公朝向银幕外的观众那样，弗兰克把脸转向了书外的我们，你能感觉到他的眼睛在看着你，你能听到走廊上传来狱警的脚步声，你听到他在对你说:

他们这会儿来了。麦康奈尔神父说，祈祷是会有帮助的。倘使你已经读到了这儿，就替我和科拉祈祷一下吧，祈祷我们不论到了哪儿都会永远厮守在一块儿。

我想，当你读到这里，你也会跟我一样，在心里默默地为科拉和弗兰克祈祷，因为事实上，那也是我们为自己在祈祷。祈祷爱，我们渴望的爱，似乎永远可望不可即的爱，最终会像雪花一样从天空降临。毕竟，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不是为了死（虽然必有一死），而是为了爱（虽然死比爱更冷）。无论如何，我们还是会相信爱。也许那是因为，不管命运如何变幻，爱始终是我们活着的终极理由——正是由于爱，或者更确切地说，由于对爱的渴望
，我们才能继续这样不顾一切
地活下去。而且，幸运的是，我们还有小说。阅读这些虚构的绝望，多少能让我们抵消一些真正的绝望——从这个意义上，对于人生的绝望与无奈，读小说，实在是一种美好的复仇。

孔亚雷，1975年出生于安徽省枞阳县，1997年毕业于上海对外贸易学院，现居杭州。小说及译作散见于《收获》、《人民文学》、《外国文艺》等。译有保罗·奥斯特长篇小说《幻影书》（2007，浙江文艺出版社）。著有长篇小说《不失者》（2008，上海译文出版社）。

- 邮差总按两遍铃

- THE POSTMAN ALWAYS RINGS TWICE

第一章

大约晌午时分，他们把我从运干草的卡车上扔了下来。我是前一天夜晚在边境地区纵身攀上车的；上了车，到了帆布车篷下后，我顿时就睡着了。在蒂华纳

[1]

呆了三星期后，我已经筋疲力尽，非常需要睡眠。我还睡着的时候，车主们在路边停下，让引擎冷却了一下。这时，他们瞥见了一只脚从车厢里伸出来，于是把我扔下了车。我扮了几个滑稽的姿势，但他们漠漠然，毫无表情，所以这一手一点儿用也没有。不过他们倒是给了我一支烟，我没法子，只好步行向前，去找点儿东西吃。

就在那时，我来到了双栎酒店。它不过是路边一家供应三明治的小酒吧。在加利福尼亚州，那样的小酒吧到处都有。酒吧的正面朝着大街，后边是店主的住处，侧面有个加油站，再往后有五六间小棚屋，店主管它叫作汽车旅馆。我急匆匆来到酒店前，开始朝路那头张望了一下。等那个希腊店主走出来时，我忙问他，有没有见到一个驾驶一辆凯迪拉克牌汽车的人驶了过去；我又说那个人是要上这儿来接我，并和我共进午餐的。希腊店主说，他今儿没有见到这样一个人，随后在一张餐桌上摆好餐具，问我要吃点儿什么。我要了橙汁、玉米片、煎鸡子儿和熏肉、辣椒肉馅玉米卷饼、煎饼和咖啡。不一会儿，他就送来了橙汁和玉米片。

“待会儿，我有件事得告诉你，要是那个人不来的话，这顿饭只好先赊账。他说好归他付的，我今儿手头有点儿紧。”

“成，给你先斟上。”

我瞧得出他相信了，于是就不再提那个开凯迪拉克的人了。不一会儿，我就瞧出来，他心里有个什么打算。

“喂，你是干什么的，做什么工作的?”

“噢，这也干干，那也干干，没有固定的工作，怎么样?”

“你多大啦?”

“二十四。”

“嗐，你年纪挺轻嘛。我这儿眼下可以雇一个年轻人，帮我做买卖。”

“你这地方挺不错。”

“空气挺好，没雾，就像在洛杉矶一样，一点儿雾也没有。一年到头都晴朗没雾。”

“夜里一定好极啦。我都可以闻到啦。”

“这儿我们总睡得挺香。你熟悉汽车吗?会修吗?”

“当然会修，我生来就是一个机修工。”

他又说了一些关于当地空气的话，说他自从买下这家铺子以来，一直多么健康，说他怎么一直搞不明白，他找的帮手为什么总不乐意在这儿长呆下去。我倒能猜想得出，不过我埋头吃着，没说什么。

“唔?你喜欢这儿吗?”

这当儿，我把剩下的咖啡全喝完了，点着了他递给我的雪茄烟。“我告诉你是怎么回事，除了你这儿，还有两三个其他的地方提出要我去，这使我很为难。不过我会考虑的。我一定会好好考虑一下。”

这时候，我看见了她。她一直呆在后边厨房里，这会儿才出来收拾我用过的碟子。除了体型外，她实在算不了一个绝色的美人儿，不过她那种阴沉的神态和嘴唇向外噘着的样子，使我真想替她把噘起的嘴唇推进去。

“这是我太太。”

她并没有望我一眼。我朝希腊人点点头，把手里的雪茄烟挥了挥了事。她端着碟子出去了；就他和我而言，她好像压根儿没有出现。接着，我离开了，但是五分钟后又走回去，给那个乘凯迪拉克的人留下一个口信。我和希腊人谈了半小时，接下了那份工作。半小时后，我就在加油站修补漏气的轮胎了。

“唔，你叫什么名字?”

“弗兰克·钱伯斯。”

“我叫尼克·帕普达基斯。”

我们握了握手，他走开了。不一会儿，我听见他在唱歌，他有一条极好的嗓子。从加油站那儿，我正好可以把厨房里的情形看得清清楚楚。

第二章

大约三点钟，有个人满腔怒火上店里来，因为有人在他汽车的通风小窗上贴了一个标签。我只好上厨房里去利用蒸汽替他把标签揭掉。

“辣椒肉馅玉米卷饼吗?唔，你们这些人确实知道怎样做卷饼。”

“你说你们这些人是什么意思?”

“哟，就是说你和帕普达基斯先生呀。你和尼克。我午餐吃的那卷饼真是好极啦。”

“噢。”

“你有揩布吗?我用揩布把这东西拿起来，就不烫了。”

“你并不是这意思。”

“当然是这意思。”

“你认为我是墨西哥人。”

“没这回事。”

“是的，你是这么认为。你可不是第一个这么想的人。不过请你听着，我和你一样也是白人，明白吗?我头发可能是黑色的，长相也有点儿像黑人，但是我和你一样是白人。你要是想在这儿好好混下去，就别忘了这一点。”

“可你看上去一点儿也不像墨西哥人！”

“我告诉你，我和你一样也是白人。”

“对，你看上去一点儿也不像墨西哥人。那些墨西哥女人，她们全都是大屁股、瘸腿、黄皮肤，乳房大得可以碰着下巴，头发看上去像抹了熏肉的油脂那样。你看上去可不是那样。你个子矮小，皮肤白皙，头发尽管是黑色的，却柔软、卷曲。有一处和墨西哥人一样的地方，就是你的牙齿，他们的牙齿都是白净的。这一点你不得不承认。”

“我结婚前姓史密斯。这听起来并不像墨西哥人吧，是吗?”

“不太像。”

“还有，我老家也不在这一带。我是从衣阿华来的。”

“唔，史密斯。你的名字叫什么呢?”

“科拉。乐意的话，你可以这样叫我。”

这时候，有一点我已经确信无疑。那就是我刚来时胡乱估摸的： 她心情不好，倒不是因为她不得不做的那些卷饼，也不是因为她自己的头发是黑色的，而是因为她嫁给了这个希腊人，使她觉得自己好像不是白人了。她甚至怕我会管她叫起帕普达基斯太太来。

“科拉，没问题。叫我弗兰克怎么样?”

她走过来，开始帮我清洁那扇通风小窗。她靠我很近，我甚至可以闻到她身上的气息。我贴近她耳朵，几乎是悄声地快快问她道：“你到底怎么会嫁给了这个希腊人?”

她怔了一怔，好像我用鞭子抽打了她一下那样。“这关你什么事?”

“是呀，非常有关系。”

“这是你的通风小窗。”

“谢谢。”

我走出去，想知道的事已经知道了。我在她高度警惕的情况下，狠狠给了她一下，而且打得很重，所以把她打痛了。从这时候起，是她和我之间的事了。她也许不会依顺我，不过也不会敷衍我。她知道我的用意，也知道我已经看透了她。

那天晚上进餐的时候，希腊人对她发起火来，怪她没有多给我点儿炸土豆。他希望我喜欢呆在这地方，不像以前的几个人那样抛开他走路。

“总得让人家吃饱。”

“炸土豆就在炉子上；他自己不会去取吗?”

“这没什么。我还不太饿。”

他一个劲儿唠叨下去。要是他稍有头脑，他就会瞧出来，这里边有点儿文章，因为她可不是一个容客人自己去取的人，这一点我可以替她说。但是他很笨，还在那儿不停地嘀咕。我们三人就坐在厨房里的餐桌旁，他坐在桌子的一头，科拉坐在另一头，我坐在当中。我没有去望她，不过我可以瞥见她穿的衣服。那是一件护士穿的那种白色制服，在牙医的诊所或是在面包房里工作的人，全都穿的那种。这种衣服早上总很干净，这会儿已经有点儿皱、有点儿脏了。我可以闻到她身上的气息。

“唉，瞧在老天爷分上。”

她站起身去取土豆，那件白衣服敞开的一刹那，我瞧见了她的腿。她把炸土豆盛来给我后，我却吃不下去。“唔，你瞧，你唠叨了半天，他却不想吃。”

“唔。可他要是
想吃，可以有得吃。”

“我不饿，午餐吃得很饱。”

他一举一动就像打了一场大胜仗那样。这时候，他很乐意宽恕她，仿佛他是一个大人物似的。“她人挺不错，是我的小白鸟儿，我的小白鸽。”

说完，他眨了眨眼，上楼去了。她和我坐在那儿，一句话也没说。他又下楼来时，一手拿着一只大酒瓶，一手拿着一把吉他。他从瓶里倒出一些酒来，原来是希腊甜葡萄酒。我喝下后，胃觉得很不舒服。他却唱起歌来。他有一副男高音的嗓子，不是你在收音机里听到的那些细声细气的男高音歌手，而是声如洪钟的男高音歌唱家。在处理高音时，他就像卡鲁索

[2]

在唱片里那样，会加入一种啜泣声。但是这时候，我已经听不下去了，我感到越来越不舒服。

他看见我脸色不好，忙把我拖到外边。“不舒服，出来呼吸点儿新鲜空气，你就会觉得好点儿。”

“没关系，我没问题。”

“坐下，别言语。”

“你先进去吧，我只是午餐吃得太多啦。一会儿就会好的。”

他进屋去了。我让肚子里吃下的一切全涌上来，吐了。那顿午餐，那些土豆，还有那杯葡萄酒，都叫我受不了。我一心就想得到那个女人，以致肚子里存不了一点儿东西。

第二天清早，铺子的招牌给风刮下来了。风是半夜里刮起来的，到了早晨竟然成了一场风暴，把招牌也刮得掉了下来。

“天气糟透啦。瞧瞧那儿。”

“是一场大风。我一夜都睡不着，都没能闭上眼。”

“风确实很大。瞧瞧那块招牌。”

“都给摔坏了。”

我不停地修补起那块招牌来。希腊人不时走出来看看。“你到底是打哪儿弄来这块招牌的?”

“我买下这家铺子时就有了。怎么啦?”

“质量挺差。挂这么一块破招牌能够招揽来顾客，那才怪哩。”

这时，我去给一辆汽车加油，撇下他去细想想我的话。等我回来时，他还对着靠在餐厅正面的那块招牌眨巴眼。有三盏灯已经爆了。我插上插头，接通电源后发现，剩下的灯有一半也不亮了。

“装上新灯，重新挂起来，那也就成啦。”

“你是老板。”

“这招牌怎么啦?”

“唔，这种招牌已经过时了；现在，没人再用装灯泡的招牌了。大伙儿都用霓虹灯招牌，显得比较醒目，用电又不多。再说，招牌上都写了些什么?双栎，就这么两个字。‘酒店’那部分，灯光下并没有显示出来。唔，‘双栎’这两个字并不能引起我的食欲，不会使我想停下来买点儿东西吃。这块招牌让你损失了不少钱，只是你还不知道。”

“把它修修好，不就成啦。”

“你干吗不做一块新招牌呢?”

“我挺忙。”

可是没过一会儿，他又拿着一张纸回来了。他已经给自己画了一面新招牌，用彩色蜡笔涂上了红、白、蓝三色。招牌上写着“双栎酒店，供应小吃、烧烤，洗手间洁净卫生，店主尼·帕普达基斯”。

“好极啦。它会让人印象深刻。”

我把所有的字整理好，确保拼写没错；他对字母又加了更多的花体装饰。

“尼克，咱们干吗还挂着那个旧招牌呢?你干吗不今儿就进城去，把这个新招牌做好?它挺美观，相信我，没错。再说，这也很重要。一爿店铺好不好，首先得看它的招牌怎么样，是吗?”

“老天在上，我这就去办，我去。”

洛杉矶不过二十英里的路，可是他却像要上巴黎去那样，把自己打扮得容光焕发。午餐以后，他立刻上路了。等他刚走，我就把前门锁上，拾起一个顾客用过的盘子，直接朝后面的厨房走去。她正在那儿。

“外边有一只用过的盘子，我给你拿来了。”

“哦，谢谢。”

我把盘子放下。那柄叉子像铃鼓那样叮当响着。

“我原本也要去的，可是锅里煮着东西，我想还是不去吧。”

“我自己也有不少事情得做。”

“你觉得好点儿了吗?”

“我全好啦。”

“有时候为了一点儿小事，就会叫人不舒服，比方说吧，喝的水跟原来的不一样，就会那样。”

“很可能是午餐吃得太多了。”

“这是怎么回事?”

有人在前门外急促地敲门。“听上去好像有人想进来。”

“门锁上了吗?弗兰克?”

“我一定是把门锁上啦。”

她望着我，脸色变得发白，又走到双开式弹簧门边，往外偷看了一眼，然后走进餐厅去，没一会儿又回来了。

“他们走了。”

“我不知道我干吗把门锁上了。”

“我也忘了把它打开。”

她又转身朝餐厅走去；我拦住了她。“咱们——就让它锁着吧。”

“锁着就没有人好进来了。我还得烧点儿东西。这个盘子我这就去洗。”

我一把把她搂在怀里，用嘴死劲儿地吻起她的嘴来……

“咬我！咬我！”

我咬住了她，用牙齿深深地咬住了她的嘴唇，以致我都可以感到鲜血喷进了我的嘴。我把她抱上楼时，血顺着她的颈子往下直流。

第三章

随后有两天，我和死了一样，可是希腊人却对我很恼火，所以我蒙混过去了。他对我发火，因为我没有把餐厅通进厨房的那道双开弹簧门修好。科拉告诉他说，弹簧门一下弹了回来，打在她的嘴上。她不得不给他一个说法。她的嘴唇在我咬过的地方全都肿了起来，所以他认为这都是我的过错，没有把门修好。我把弹簧往长里拉了拉，弹力于是变弱，也就算修过了。

实际上，他对我发火的真正原因是为了那块招牌。他对那块招牌如此着迷，担心我会说那是我出的主意而不是他想出来的。那是一块很费工夫的招牌，工人们当天下午没能给他做好。这项工作总共花了三天时间；等做好以后，我去把它取回并挂了起来。他纸上画的东西，招牌上全有，另外还添了些别的： 有一面希腊国旗和一面美国国旗，有两只手在握手，还有“保证满意”的字样，全都用红、白、蓝三色霓虹灯字母做成的。我等到天黑才开亮了灯。等我一下把灯开亮后，那块招牌就像圣诞树一样闪闪发光。

“嘿，我这辈子瞧见过不少招牌，可还从没见过一块像这样的。我不得不说这全都亏了你，尼克。”

“嘿嘿，老天在上。”

我们俩握了握手，言归于好。

第二天，趁我单独和科拉呆在一块儿的那一会儿，我挥起拳头狠狠拍打了一下她的腿，险些儿把她打倒在地。

“你怎么变成这样?”她像一头美洲狮那样咆哮起来。我就喜欢她那样。

“你好吗，科拉?”

“真讨厌。”

从那时候起，我又开始闻到她身上的气息了。

有一天，希腊人听说公路前面不远有个家伙正在压低汽油价格，和他抢生意。他于是跳上汽车驶去看个究竟。他驶走时，我正在自己的房间里；见他一走，我马上转过身预备奔下楼，到厨房里去，但是科拉已经上楼来了，正站在我的房门口。

我走过去，看看她的嘴唇。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看看她的嘴唇怎么样了。肿已经消去，不过牙齿咬过的地方留下的青色痕迹在上下嘴唇上都还看得出来。我用手指摸了摸那些伤痕。它们又软又湿。我轻轻地吻了吻，那种轻柔的微微一吻。以前，我从没有想到那样接吻。她在我房间里呆了大约一小时，直到希腊人回来才离开。我们俩什么事也没有做，只是躺在床上。她不停地揉弄着我的头发，同时抬眼望着天花板，好像在想什么心事。

“你喜欢吃蓝浆果馅饼吗?”

“我也不知道。不错，大概喜欢。”

“我做点儿给你吃。”

“当心，弗兰克，你会把弹簧叶片弄断的。”

“让弹簧叶片见鬼去吧。”

我和科拉正开车闯进大路旁的桉树丛里。希腊人打发我们到市场去取回一些他所谓的令人讨厌的小块牛排来。在回来的路上，天黑下来了。我把车撞进了那儿；车子冲撞得跳动起来。等我一进了树丛，我忙停下来。我甚至还没有把车灯关掉，她就一把抱住了我。我们尽情地云雨了一番。过了一会儿，云雨完毕，我们就坐在那儿。“我不能老这样下去，弗兰克。”

“我也是。”

“我可受不了啦，只好跟你一块儿醉生梦死，弗兰克。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吗?醉生梦死。”

“我知道。”

“我很讨厌那个希腊人。”

“那你为什么嫁给他呢?这一点你始终没有告诉我。”

“我什么也还没有跟你说。”

“咱们还没有顾得上浪费时间去谈这事。”

“我过去在一家廉价小餐馆里打工，你要是在洛杉矶的一家廉价小餐馆里干上两年，就会答应嫁给你遇见的第一个有块金表的人。”

“你是什么时候离开衣阿华的?”

“三年以前。我参加一场选美比赛，获了奖，是一次中学选美比赛，在得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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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就住在那儿，奖品是上好莱坞去玩一次。我一下超级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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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有十五六个人给我拍照，可两星期后，我竟然进了那家廉价小餐馆。”

“你没有回去吗?”

“我不想让他们高兴。”

“你没有试着去当电影演员吗?”

“他们测试了我一次，长相还可以，可现在的演员得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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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指电影演员。我在屏幕上一张口，他们就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料了，我自己心里也明白，我只是得梅因来的一个平庸邋遢的娘儿们。这种女人想演电影，就和一头猴儿差不多，可能还不及猴儿。一头猴儿好歹还能逗人乐，而我所做的一切只能让人恶心。”

“后来呢?”

“后来的两年在廉价小餐馆里，你只好听凭人家拧你的腿，给你五分镍币的小费，还问你晚上参加一场小聚会怎么样。我去参加过一些小聚会，弗兰克。”

“后来呢?”

“你知道我说的那些聚会指的是什么吗?”

“我知道。”

“后来，他出现了。我就嫁给了他。上帝在上，我本打算和他生活一辈子的。可现在，我再也忍受不下去了。天啊，我看上去像一只小白鸟吗?”

“在我看来，你更像一个泼妇。”

“你知道我，是吗?这是我喜欢你的一个原因。我用不着老骗你。还有，你身上挺干净，并不油腻。弗兰克，你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吗?你身上并不油腻。”

“我多少可以想象得出。”

“我想你是想象不出的。没有一个男人能知道这对一个女人意味着什么。有一个浑身油乎乎的男人整天围着你转，一碰你就叫你恶心。老实说，我并不是一个大泼妇，弗兰克，我只是再也忍受不下去了。”

“你打算怎么办呢?哄骗哄骗我吗?”

“哦，好吧，就算我是个泼妇，可是我认为，我还不会那么糟，要是我和一个不是那么油乎乎的人生活在一块儿的话。”

“科拉，你和我一块儿离开这儿怎么样?”

“我也这么想过，想了很长时间。”

“咱们扔开这个希腊人，一块儿溜走，一走了之。”

“上哪儿去呢?”

“随便上哪儿。咱们又在乎什么呢?”

“随便上哪儿。随便上哪儿。你知道随便上哪儿是什么地方吗?”

“随便上哪儿，咱们选中什么地方就是什么地方。”

“不，不是这样，是廉价小餐馆。”

“我说的不是廉价小餐馆，而是四处走走。那样很有意思，科拉。没有人比我更知道那样多么有意思啦。我知道这种生活的种种波折与欢乐。我还知道怎样去应付那种种波折。这不正是咱们需要的吗?咱们其实本是一对流浪人，那么咱们就流浪得了。”

“你初来的时候十足是个流浪人，连袜子也没有穿。”

“可你还是喜欢上了我。”

“我爱上了你。就算你甚至没有穿衬衫，我也会爱上你。你没有穿衬衫，我会更爱你，因为我可以感受到你的肩膀多么健美和结实。”

“拳打铁路上的侦探，使我练就了这身肌肉。”

“而且你浑身上下都很结实，又高又大，非常结实，头发还是淡色的，不像他那样，油乎乎，个子矮小、软弱、头发漆黑，又缠在一块儿，每天晚上还往头发上抹桂油香水。”

“味道一定挺好闻。”

“可四处乱走也不成，弗兰克，那样最终还是得进廉价小餐馆打工。我在廉价小餐馆干，你也去干类似的活儿，比方说吧，在停车场找一份低下的活儿，穿上一件工作服。要是瞧见你穿上一件工作服，我会哭的，弗兰克。”

“那怎么办?”

她在那儿坐了很长时间，把我的一只手在她的两只手里揉来揉去。“弗兰克，你爱我吗?”

“爱。”

“你爱我是否爱到了什么也不顾的地步?”

“是。”

“有一个办法。”

“你刚才不是说你其实并不是一个泼妇吗?”

“我是说了，而且也是真心话。我可不是你所认为的那样，弗兰克。我想好好工作，干出个名堂来，就是这么回事。不过没有爱，你根本就办不到，这一点你明白吗，弗兰克?好歹，一个女人就办不到。嗐，我已经犯过一次错误啦。要纠正这个错误，我不得不做一次泼妇，就一次，可实际上我并不是一个泼妇，弗兰克。”

“做一个泼妇会让你掉脑袋的。”

“做得巧妙就不会掉脑袋。你很机灵，弗兰克。我一直没哄骗过你，你得想出个办法来，好多人都想出了办法。别担心，我可不是第一个为了摆脱困境而成为泼妇的女人。”

“他从没有干过什么欺压我的事，他这人还不错。”

“他不错，真见鬼，我可以告诉你，他糟透了，浑身油乎乎的，叫人恶心。你想我会让你穿上后面印着‘检修汽车配件——谢谢您——欢迎再来’的罩衫，而他却有四套西服、一打绸衬衫吗?酒店的买卖难道有一半不是我的吗?难道不是我在烧菜做饭?我烧的菜难道不好吃吗?你不是也尽了一份力吗?”

“听你这么说，好像也挺有道理。”

“有道理没道理，除了你我，有谁会知道呢?”

“除了你我。”

“对啦，弗兰克，只有你我才最重要，对吗?不是你我去四处流浪或是干什么别的，就只有你我本身才最重要。”

“不过。你一定是一个泼妇。如果你不是，你不会让我有这样的感觉。”

“那么咱们就这么说定了。亲亲我，弗兰克，亲我的嘴。”

我亲了她。她两眼仰望着我，闪闪发光，就像两颗蓝色的星星。那样子就像是在教堂里举行婚礼。

第四章

“有热水吗?”

“干吗不上盥洗室去?”

“尼克在里边。”

“啊。我用水壶来倒点儿水给你。他洗澡的时候喜欢把整个热水器装得满满的。”

我们就像说给人听那样扮演起来。那时候大约是晚上十点钟，酒馆已经停止营业；希腊人正在盥洗室里。他每个星期六晚上总要好好洗一番。我们的计划是： 由我先把水端到自己的房间里，准备刮脸，接着想起来我把汽车忘在外面，于是又走到外面去张望，万一有人来就按一下喇叭通知她。她得等到听见他进了浴缸才走进去取一条毛巾，然后用一柄包着皮的金属棒子从后面猛击他的脑袋。金属棒子是我用糖果口袋替她做的，头上塞满了滚珠轴承。本来是打算由我去干的，不过我们想，她走进盥洗室去，他决不会在意，而要是我走进去，说是前去找剃刀，他就可能会从浴缸里走出来，或是帮我寻找。她下手以后，就先把他按在水里直等到他淹死，然后再把水龙头开上一会儿，从窗子里跳到门廊的顶棚上，顺着我放在那儿的活梯走到下边地面上。她把那柄金属棒子递给我，再回到厨房里去。我就把滚珠轴承收进盒子里，把那只糖果口袋扔掉，把汽车开进车房，再回到我的房间里，开始刮脸。她等到盥洗室里溢出来的水滴滴答答流到厨房里，才大声叫唤我。我们就冲进门去，找到他，然后打电话请大夫来。我们预计，这样最终看上去会像是他在浴缸里一滑，继而跌倒，摔昏过去，然后淹死了。这主意我是从报纸上的一篇报道中看来的。那篇报道的记者说，大多数意外事故就发生在人们自己的浴缸里。

“小心点儿，水挺烫。”

“谢谢。”

盛水用的是一只深平底锅。我把它端到我的房间里，放在梳妆台上，又把刮脸用的东西全都摆好，然后下楼走到外面汽车旁。我在车子里坐下，既可以看到路上的动静，又可以看到盥洗室的窗子。希腊人正在唱歌。我忽然想着最好留意一下他唱的是什么歌。原来是《亲爱的妈妈》。他唱了一遍，接下去又唱了一遍，我朝厨房里望望，她还在那儿。

一辆卡车拖着挂车从转弯处转了过来。我连忙用手按了一下喇叭，因为那些卡车司机有时候会停下来找点儿东西吃。这种人敲起门来总没完没了，直到你把门打开为止。可是他们没有停下来。接着，又驶过了两三辆汽车。它们也没有停下来。我又朝厨房里望望；她已经不在那儿了。卧室里有盏灯一直亮着。

这时候，我突然看见后面门廊上有个什么在移动。我的手已经要去按喇叭，这时我才看出来原来是一只猫。那不过是一只灰色的猫，但是却使我吃惊不小。那时候，我最不乐意见到的东西就是猫。一会儿，它不知上哪儿去了；过了一会儿，它又出现，在那个活梯周围嗅来嗅去。我不想按喇叭，因为那不过是一只猫，可我又不想让它逗留在活梯四周。我于是跳下车，走到后面，“嘘”的一声把它赶走。

我想回到车上，可是刚走了一半路，猫儿又回来了，而且顺着梯子往上爬。我又“嘘”的一声把它赶走，一直赶到后面棚屋那儿。我转身回到汽车旁，站在车外稍许等了一会儿，看看猫儿是否会再回来。这时候，州里的一名警察骑着摩托车从拐弯处转过来，瞧见我站在那儿，便停下车，驶进来。我连动都没来得及动。他正好停在我和汽车之间，使我无法去按喇叭。

“在这儿休息一会儿吗?”

“我刚出来，想把车子开进车房去。”

“这是你的车?”

“是我老板的车。”

“那好。我只是查看查看。”

他四下看了看，突然瞧见了一个什么——“我的天！瞧呀！”

“瞧什么?”

“该死的猫儿，想爬上那架活梯去！”

“哈！”

“我喜欢猫儿，它们总是四下乱窜。”

他戴上手套，又朝黑夜看了一眼，踢了几下脚蹬子就驶走了。等他走得看不见后，我忙奔向车去按喇叭，可已经太晚了。门廊上火光一闪，店里的灯全部熄灭了。屋子里传来科拉一声可怕的尖叫。“弗兰克！弗兰克！出事啦！”

我跑进厨房，但是厨房里一片漆黑。我口袋里又没有火柴，只好摸索着走。我和科拉在楼梯上碰上了，她正在往下走，我正走上去。她又尖叫起来。

“别叫，看在上帝的分上，别叫！你下手了吗?”

“下手啦，可我还没把他按在水里，就停电了！”

“咱们得把他救活过来！外面刚才来了一名州里的警察，他瞧见了那架活梯！”

“快打电话请大夫！”

“你去打，我去把他扶起来！”

她下楼去了；我继续往上走，进了盥洗室，走到浴缸旁边。希腊人躺在水里，不过他的头部并没有在水里。我设法把他扶起来，可是他满身滑溜溜的尽是肥皂。我只好站到水里去，花了好一会儿工夫才把他扶起来。这时，我可以听见科拉在楼下对接线生说话，他们没替她接通一位大夫，而是接通了警察局。

我把希腊人从水里扶起来，让他靠在浴缸边上，然后自己从水里走出来，又把他拖进寝室，放到床上。这时，科拉上来了，我们找到了火柴，点着了一支蜡烛，接下来就开始抢救他。我用湿毛巾包住他的头；她则不停地搓他的手腕和脚。

“他们就派救护车来。”

“好。他瞧见你下手吗?”

“我不知道。”

“你是站在他的身后吗?”

“大概是的，可就在这时灯突然灭了，我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你把灯怎么样啦?”

“没怎么样，保险丝断了。”

“弗兰克，他最好不要醒过来。”

“他非得醒过来，要是他死了，咱们就完啦。我可以告诉你，那个警察瞧见了那架活梯。要是他死了，他们就会发现是咱们干的。要是他死了，他们就会把咱们关进去。”

“他要是瞧见是我下手的，那可怎么办呢?等他醒来后，他会说点儿什么?”

“也许他没瞧见。咱们好歹得让他听信咱们的说法，就是这样。你当时是在这儿，灯突然灭了，你听见他一滑摔倒，跟他说话，他也没回答，然后你就喊了我，就是这些。不论他说什么，你都坚持这么说。要是他瞧见了什么，那也只是他的想象，就是这么回事。”

“他们怎么不让救护车快点儿来?”

“这就会来的。”

等救护车一到，他们把希腊人放在一个担架上，抬上了车子。科拉也乘上车去。我开着汽车跟在后面。离开格伦代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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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半的路，州里的一名警察搭上了他们的车，并以每小时七十英里的速度向前驶去。我给抛在后面，跟不上他们。等我驶到医院时，他们正在从车里把他抬出来，那个州里的警察正在指挥。他瞧见我时，不由得一愣，睁大两眼盯着我。正是那名警察。

他们把希腊人抬进去，放在一张平台上，推进手术室去，科拉和我坐在外边大厅里。不一会儿，一个护士走出来，和我们坐在一块儿。这时候，那个警察也来了，还有一名警官跟他一块儿。他们不停地望着我。科拉正在告诉那个护士事情发生的经过。“我走进里面去，我是说走进盥洗室去，想拿一条毛巾，这时候就像有人放了一枪那样，灯一下全灭了。啊呀，那声音真可怕极了，我听见他倒下。在这之前，他正站起身，准备打开淋浴器。我对他说话，他一声也不言语，四周一片漆黑，我什么也瞧不见，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我是说我以为他是触了电或是怎么样了。我尖声喊叫起来。弗兰克听见我的叫声，连忙赶了来，把他从水里扶起。我连忙打电话叫救护车。我真不知道我会怎么办，要是他们没有这么快就赶到的话。”

“夜晚接到电话，他们的行动总是很快。”

“我真担心他伤得很重。”

“我想并没有。他们正在里面给他拍X光，有X光片子，就可以断定病情了。我认为他伤得并不厉害。”

“天哪，但愿如此。”

那两个警察始终一声不吭。他们就坐在那儿瞅着我们。

他们把希腊人推出了手术室；他头上缠满了绷带。接着，他们又把他推进了电梯，科拉和我，还有护士和警察全都跟了进去。他被抬到楼上的一间房里，我们也跟着走了进去。他们把他安顿在一张床上。房间里椅子不够用，护士连忙去又拿了几张来。我们全都坐了下来。有人说了句什么；护士请大伙儿保持安静。一位大夫走进来看了看，又走了出去。我们在那儿坐了好半天后，护士走过去，又看看他。

“我想他这就要醒过来啦。”

科拉看了我一眼。我连忙把目光移开。两个警察探身向前，想听听他说点儿什么。这时，他睁开了眼睛。

“你现在觉得好点儿了吗?”

他什么也没有说；其他人也一语不发，房间里十分安静，我甚至可以听见自己的心在怦怦跳着。“你不认识你太太吗?她就在这儿。只是因为灯灭了，你就像个小孩儿那样摔倒在浴缸里，你自己不感到害臊吗?你太太对你很生气，难道你不想和她说句话吗?”

他张开嘴想说点儿什么，可是却说不出。护士走过去，给他扇了一下扇子，科拉握住他一只手，轻轻拍了拍。他又倒在床上，闭上眼睛，躺了几分钟，然后他又张开了嘴，望着护士。

“当时—— 一片漆黑。”

护士说，他需要安静，我便领着科拉下楼，让她上了汽车。我们俩刚上路，那个警察就已经骑着摩托车跟在我们后边了。

“他怀疑咱们，弗兰克。”

“就是他。他瞧见我站在那儿留神注意，就知道有什么事儿不大对，他现在还这么认为。”

“咱们怎么办呢?”

“我也不知道。一切全都取决于那架活梯，不知他是否会突然明白它放在那儿的用处。还有，你把那个金属棒子怎么处理了?”

“还在我这儿，就在我衣服的口袋里。”

“老天在上！要是他们当场逮捕了你，搜查了你的身，那么咱们早就完蛋啦。”

我把小刀取出来，递给她，让她把袋子上的绳子割断，把滚珠轴承全取出来，随后我让她爬到车子的后座上去，把后座抬起，再把那只袋子放在座位下边。袋子放在那儿，瞧起来就像一块旧抹布，就像谁都会和工具放在一块儿的一块破布。

“你现在就呆在后面，留神看着那个警察，我这就把这些滚珠轴承一粒一粒扔进灌木丛里去。你得留神注意着，瞧他是否瞧见了什么。”

她留神注意着；我用左手驾驶，把右手横放在驾驶盘上。我像打弹子那样把它们一粒粒弹到窗外马路对面去。

“他回头了吗?”

“没有。”

我把余下的全部弹出去了，每两分钟弹出一粒。他压根儿没有觉察到。

我们回到了店里。那儿还一片漆黑。去医院前，我没来得及找保险丝，更不用说换上一根新的了。当我把车停下时，警察从旁边驶过去，赶在我前面到了那儿。“我要瞧一瞧那个保险丝盒子，朋友。”

“成。我自己也要去瞧瞧。”

我们三个人都绕到了后面。他打亮了一只手电筒。这时，他立刻莫明其妙地哼了一声，弯下身去。原来先前见到的那只猫正四脚朝天，躺在那儿。

“多么令人遗憾！一下子就送了命。”

他举起手电筒，朝门廊顶棚的下方，并顺着活梯照了照。“这就对啦，一点儿不错。你记得吗?咱们刚才还瞧见它，没想它在梯子上踩空了摔下来，正掉在你们的保险丝盒上，结果一下子就送了命。”

“正是这么回事。你刚走没多一会儿，电就一下没了，只听见‘砰’的一响，就像谁开了一枪那样。我甚至都没来得及把车开进来。”

“他们在路上通知了我。”

“你刚离开没多一会儿。”

“从梯子上一下正摔到了保险丝盒上。嗐，事情就是这样。这些可怜、愚蠢的东西，怎么也搞不明白电是怎么回事，是吗?搞不明白，先生，这对它们来说简直太难啦。”

“太倒霉啦。”

“正是这么回事，太倒霉啦。一下子就送了命，还是一只挺漂亮的猫儿哩。记得吗，它爬梯子时的样子?我可从没见过一只比这只更可爱的猫了。”

“颜色也很美。”

“一下子就送了命。好，我想事情已经清楚啦，我该走了。你们知道我也是不得不核实一下。”

“对。”

“再见。再见，女士。”

“再见。”

第五章

我们对那只猫，那个保险丝盒子或是随便什么其他的东西，都没有做什么。我们就一下爬上床去；科拉完全垮掉了。她先是哭个不停，后来又浑身发冷，不住地哆嗦。我花了两个多小时才使她安静下来。她在我的怀里躺了一会儿，随后我们便谈了起来。

“再也别干这种事啦，弗兰克。”

“对，再也别干啦。”

“咱们一定是疯了，完全疯了。”

“只是凭着一时幸运，才使咱们脱离了危险。”

“全都怪我。”

“也得怪我。”

“不，是我的不是，是我想出这个主意来的。你并不想这样。下次我听你的，弗兰克。你很机灵，不像我这么蠢。”

“只不过不会再有下一次了。”

“说得对。决不会再干了。”

“即使咱们这一次干成了，他们也会看出破绽来。他们总能
看出破绽来的。出于职业上的习惯，他们好歹总能看出。因为你瞧，那个警察多么快就觉察到有什么事不大对。这一点真使我不寒而栗。他一瞧见我站在那儿，就觉察到了。要是他这么轻易地就觉察到可能有事，那么要是希腊人死了，咱们还有多大逃脱的机会呢?”

“我想我并不是个真正的泼妇，弗兰克。”

“你先听我说。”

“要是我当真是的话，那我不会这么轻易地就给吓坏啦。我当时真
吓坏了，弗兰克。”

“我自己也吓得够呛。”

“你知道，电没了的那会儿，我想要什么吗?就想你呆在我身边，弗克兰。那时候，我压根儿不是什么泼妇，只是一个怕黑的小姑娘。”

“我不是马上就来了吗?”

“你叫我更爱你。要不是亏了你，我真不知道咱们会出什么事。”

“关于希腊人滑倒的说法，那不是编得很好吗?”

“他自己居然也相信了。”

“只要有一丁点儿机会，我就有劲儿去应付那帮警察，每次都是这样。你总得给他们一个说法，就是这么回事。所有的小地方都得编好，又得尽可能说得跟真的一样。我很了解他们。我曾经和他们有过多次交往。”

“你把问题解决了。你往后总帮我把问题解决掉，行吗，弗兰克?”

“你是我唯一真正喜欢的女人。”

“我想我其实并不想做一个泼妇。”

“你是我的宝贝儿。”

“对，只是你的笨宝贝儿。好，弗兰克，从今往后，我全听你的。你出主意，我照着干。我能干活儿，弗兰克，而且干得还不错。咱们会配合得很好的。”

“咱们当然会。”

“现在，咱们睡觉吧，怎么样?”

“你觉得你睡得着吗?”

“这还是咱们第一次一块儿睡哩，弗兰克。”

“你喜欢吗?”

“喜欢，太喜欢啦。”

“亲亲我，祝我晚安。”

“能够亲亲你，祝你晚安，真太好啦。”

第二天清早，电话铃声把我们惊醒了。她下楼去接电话。接完上楼来时，两眼闪闪发亮。“弗兰克，你猜怎么啦?”

“怎么啦?”

“他的头盖骨破裂了。”

“很严重吗?”

“不太严重，不过他们得把他留在医院里，大概要他在医院里呆上一星期。今儿晚上，咱们又可以一块儿睡了。”

“快过来。”

“现在不成。咱们得起来，还得开店哩。”

“快过来，要不我就要狠狠揍你！”

“你这疯子！”

那对我们来说，的确是快乐的一周。每天下午，她总开车上医院去，但是其余的时间我们总守在一块儿。我们也等于让他休息了一下。我们把店铺每天都开着，而且还主动找买卖做，生意还真兴隆。当然，那天有一百多个主日学校的小孩儿乘着三辆校车来到店里，要买一大堆东西，带到外边树林里去吃，这对店里大有好处，不过即便没有这笔生意，我们也赚了不少钱。从现金出纳机上看，一点儿也泄露不了我们的秘密。真的，从那上面是看不出我们捞过一笔钱的。

后来有一天，不是她一个人开车上医院去，而是我们俩一块儿去了。等她从医院出来以后，我们疾速地朝海滩驶去。她租了一件黄色游泳衣和一顶红色泳帽。等她走出来的时候，我乍一看都认不出她了。她看上去像一个小姑娘。那是我第一次瞧出来她实际上多么年轻。我们在沙滩上玩了一会儿，然后又游出去很远，听任海浪晃动我们的身体。我喜欢让脑袋随波浪晃动，她却喜欢让双脚随波浪摇摆。我们面对面呆在那儿，双手在水下相握。我抬起头来望着天空。那是你所能看到的一切。同时，我想到了上帝。

“弗兰克。”

“什么事?”

“他明儿回家。你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吗?”

“我知道。”

“我得和他一块儿睡，而不是和你。”

“你是得和他一块儿睡，只是等他回来时，咱们就不见了。”

“我就盼着你这么说。”

“就是你和我，四处流浪，科拉。”

“就是你和我，四处流浪。”

“就是两个流浪人。”

“就是两个吉卜赛人，不过咱们紧守在一块儿。”

“说得对，咱们紧守在一块儿。”

第二天早晨，我们收拾起行李。好歹科拉收拾起了行李。我先前买了一套西服，这时候换上了身，要做的似乎也就是这些。她把自己的东西装进了一只筒状行李包。等装好后，她把它递给我。“把它放在汽车上，好吗?”

“汽车上?”

“咱们难道不把车开走吗?”

“不开车，除非你想第一晚就在监狱里过夜，咱们不能把车子开走。偷一个人的老婆，这不算什么，但是偷他的汽车，那可是犯了盗窃罪。”

“啊。”

我们出发了。到公共汽车站有两英里的路，我们只好步行。每次有汽车从身旁驶过，我们总伸出手站在那儿，像一家雪茄烟商店门口的印第安人那样，但是没有一辆车子停下。一个男人单独可以搭上车；一个女人要是很蠢想搭车的话，独自一人也能搭上，可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一块儿，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经过了大约二十多辆车子以后，科拉站住了脚。那时候，我们大约只走了四分之一英里的路。

“弗兰克，我走不了啦。”

“怎么回事?”

“就是这么回事。”

“就是怎么回事?”

“四处流浪。”

“你真可笑。你不过是走累了罢啦。嗳，你在这儿等着；我到前面路上去找一个人开车送咱们去市里。好歹这也正是咱们该做的。到了市里，咱们就没问题了。”

“不，不是这么回事。我不累，我就是办不了，压根儿办不了。”

“你难道不想和我厮守在一块儿吗，科拉?”

“你知道我想。”

“你知道，咱们不能回去了，不能像早先那样重新开始了。这一点你知道。你非跟着我走不可。”

“我告诉过你，我实际上并不是一个游手好闲的女人，弗兰克。我觉得自己并不像一个吉卜赛人，什么也不像，只是觉得害臊，跑到外边这儿来，要求搭人家的车子。”

“我跟你说过了，咱们去叫一辆车来，送咱们上市里去。”

“上市里去了后，又怎么样呢?”

“上市里去了后，咱们就开始流浪。”

“不，咱们不那样。咱们在旅馆里住一夜，然后就开始找工作。还得住在一个乱七八糟的脏兮兮的地方。”

“你刚离开的那地方难道不是一个肮脏的地方吗?”

“那可不同。”

“科拉，这点儿困难你就已经受不了了吗?”

“我已经受不了啦，弗兰克。我没法再跟你走下去。再会。”

“再听我说几句，成吗?”

“再会，弗兰克，我回去啦。”

她不停地使劲儿拉她的行李包。我本不想松手，心想好歹得帮她把行李包拎回去，但她还是夺了过去，接着就拿着行李包往回走。出来的时候，她穿了一身小巧的蓝色套装，戴着一顶蓝帽子，显得很漂亮，可是这会儿，她却显得十分狼狈，鞋子上也满是灰尘，哭得连路都没法好好地走。突然间，我发现我也在哭。

第六章

我搭车上圣伯纳迪诺去了。这是铁路沿线的一个小城市。我打算偷偷搭上一列货车上东部去。但是最终并没有这么做，因为我在一家台球房里遇到了一个家伙，和他玩起了台球的侧旋球。他可是上帝创造出的最大的笨蛋，因为他交上了一位真正会玩的朋友。那家伙唯一的毛病就是，他玩得不够好。我和那两个人一块儿逗留了两三星期，赢了他们二百五十元，也就是他们所有的钱。随后，我不得不马上离开了那个小城市。

我搭上了一辆去墨西卡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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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卡车，接着就琢磨起我那二百五十元来。我心想有这么多钱，我和科拉可以上海滩卖热狗等等，直到有了赌本，可以尝试着干更大的买卖。于是我又下了车，搭车返回了格伦代尔。我开始在他们购买东西的市场附近闲逛，希望会碰上科拉。我甚至还给她打过两三次电话，但都是希腊人接的，我只好假装说是拨错了号码。

在市场周围闲逛之间，我还去沿街一个街区外的一家台球房里混混。有一天，一个家伙独个儿在一张台子上练击球，从他拿台球杆的神气，你就能瞧出来他是个新手。我开始在前边一张台子上练击球，心里盘算着要是二百五十元够摆一个热狗摊的话，那么三百五十元就会让我和科拉过得相当舒服了。

“咱们一块儿玩玩，打一个侧旋球，你说怎样?”

“我过去没多玩过台球。”

“这并没什么。就打一个侧旋球。”

“不管怎么说，我似乎压根儿不是你的对手。”

“我吗?我也没什么经验。”

“如果这只是一场友谊赛，那好。”

我们于是玩了起来。我先让他赢了三四局，好让他感到挺不错；我自己却不停地摇头，好像搞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似的。

“嗐，不是我的对手！这真是笑话，不过我发誓我平时实际上比今儿打得好。今儿我好像老发挥不好。咱们来赌上一块钱，你说怎样，只是让气氛活跃一点儿?”

“好，一次赌一块钱，我也输不了多少。”

我们说定一局赌一块钱。我让他赢了四五局，也许还不止。我击球的样子就好像我很紧张。在击球之间，我还用手帕擦擦手掌，仿佛我肯定是在出汗。

“嗐，看来我今儿打不好。改成一局五块钱怎么样?这样我好把钱赢回来，然后咱们去喝上一杯，好吗?”

“好，这只是一场友谊比赛。我也不想要你的钱。成，就五块钱吧，然后咱们就走。”

我又让他赢了四五局。从我装出的样子看，你会以为我心脏病发了，还有两三种其他的不舒服。我显得垂头丧气。

“瞧瞧看，我这人不傻，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实在不成，不过咱们还是赌二十五块一局吧，这样要是我赢了，咱们就正好不赢不输，然后咱们就去喝上一杯。”

“这个数目对我来说，可相当大。”

“得啦！你现在是在用我的钱打，对吗?”

“哦，好吧，成。那就一局二十五块。”

这时候，我才认真开始打球了。我打出了连霍庇

[8]

都打不出的那种球，使球分别撞到台子三面的橡皮边后入袋，是地道的台球打法。我使球侧旋得那么巧妙，让它在台子上转了一圈。我甚至还打出了一个跳球，一下真成功了。他打的每一个球都不比瞎子汤姆——那位什么也看不见的钢琴演奏家——更高明。他球杆使用得不对，姿势也乱作一团，连连失误，还把那一只球送错了一只袋子。他甚至一次也没有使用擦边打法。不幸的是，等我走出球房时，我那二百五十元和一块三块钱买来的手表全落到了他的口袋里。我买那块表是为了好知道科拉什么时候可能开车来市场采购的。唉，我打得其实不错。唯一的问题是，我发挥得不够理想。

“哟，弗兰克！”

原来是希腊人。这时，我刚走出球房的门，他正奔过街道，朝我走来。

“嗐，弗兰克，你这狗娘养的家伙，你丢下她，上哪儿去了?你干吗在我摔伤了脑袋，最需要你的时候，从我这儿跑掉?”

我们握了握手。他脑袋上还缠着绷带，两眼里还有一种不太正常的神情，身上穿着一套新衣服，头上歪戴着一顶黑帽子，打着一条紫色领带，蹬着一双棕色皮鞋，背心上横挂着他的金表链，手里握着一大支雪茄烟，显得很神气。

“唔，尼克，你觉得怎么样，朋友?”

“我吗，我觉得挺好，就算刚从牢房里出来，也不能觉得更好啦，可你为什么要扔下我跑啦?你这狗娘养的家伙，我对你可非常生气。”

“哎，尼克，你知道我。我在一处地方呆上一阵子，就又要出去四处逛逛。”

“可你选了个太不合适的时候去逛啦。唔，你现在在干吗?得了，你什么活儿也没有，你这狗娘养的家伙，我知道你，跟我来，趁我买牛排的时候，我来告诉你发生了点儿什么事。”

“你一个人吗?”

“别说蠢话啦。你跑啦，唔，你想想有谁在店里照料呢?我当然是一个人啰。我和科拉现在压根儿没有机会一块儿出来啦。一个人出来，另一个就得留在店里。”

“那好吧，咱们就走过去。”

他买牛排花了一小时，一边忙着告诉我，他的头盖骨怎样摔破了，大夫们怎样还从没见过有人破成那样，他和他的助手们相处得怎么不好，我离开后他怎样找过两个伙计，有一个在雇用的第二天他就叫他走了，另一个三天后也悄悄溜了，还把现金出纳机里的现钱全带跑了，他如今多么乐意不惜一切请我回去。

“弗兰克，你听我说，我们明儿要上圣巴巴拉去，我和科拉。说真的，我们也该出去走走了，是吗?我们要上那儿去看一场节日庆祝活动，你跟我们一块儿去。你乐意吗，弗兰克?你跟我们一块儿去，咱们趁机谈谈你回来帮我干的事。你喜欢看节日庆祝活动和圣巴巴拉的情况吗?”

“唔，听说那儿挺不错。”

“满街都是姑娘们，有音乐，有舞蹈，好看极了。去吧，弗兰克，你说怎样?”

“唔，我也不知道。”

“要是我瞧见你，又不领你回去，科拉会冲着我大发脾气的。也许，她对你脾气比较急躁，不过她也认为你这人挺不错，弗兰克。来吧，咱们三个一块儿去，会玩得挺乐的。”

“好吧，要是她乐意，那就这么说定啦。”

我们回到餐厅时，有八九位顾客在那儿。科拉在后边厨房里忙个不停，尽快地洗盘子，以便有足够的盘子可以供顾客们使用。

“嗨，嗨，科拉，你瞧瞧，瞧我把谁带回来了。”

“哟，天啊，他打哪儿冒出来了?”

“我今儿在格伦代尔碰上了他，他跟咱们一块儿上圣巴巴拉去。”

“你好，科拉，这些日子好吗?”

“这儿已经没人认识你啦。”

她连忙把手擦擦干，和我握了握，可是她手上还是滑腻腻的有些肥皂。她端起顾客要的一份菜走到前面餐厅去了；我和希腊人于是坐下来。通常，他总是帮她上菜，但是这会儿，他却急于要给我看点儿什么，所以就让她独个儿忙去了。希腊人拿给我看的是一本大剪贴簿，在簿子正面，他贴上了他的入籍证书，然后是他的结婚证书，他在洛杉矶县做买卖的营业执照，他本人在希腊军队里服役的照片，他和科拉结婚当天的照片，然后是有关他那场受伤事故的所有剪报。一般报纸上的那些剪报，要说的话，主要报道的都是那只猫，而不是他，但是不管怎么说，报道中都提到了他的名字，以及他如何给送到格伦代尔医院去，最后还说他会康复的。不过洛杉矶希腊报上的那则剪报却主要是谈到他，而不是那只猫。它上面还附有一张他的照片，穿着他当侍者时那一整套燕尾服，并报道了他的生平。再往后是X光片子，大约有六七张，因为他们每天都给他拍上一张，察看他的康复情况。他把它们固定在上面的办法是，把两页的边贴在一块儿，然后在中间挖出一个方洞，从那儿把X光片子塞进去。这样，你就可以拿起来对着亮光看清楚了。X光片子后面是住院账单收据，大夫账单收据和护士账单收据。随你信不信，他头上挨的那一下让他花去了三百二十二元。

“这样是不是挺有意思呢?”

“挺好。全在那儿啦，正在当中。”

“当然，还没有做完。我会把它涂成红、白、蓝三色，弄得漂漂亮亮的。你瞧。”

希腊人让我看了他已经涂得花花绿绿的两三页。他用墨水写了一些花体字母，然后涂上红、白、蓝三种颜色。在那张入籍证书的上方，他画了两面美国国旗和一只大鹰；在希腊军队里服役的那张照片上方，他画了一些十字形的希腊国旗和另外一只大鹰。在他的结婚证书上方，他画了一根细树枝，上面有两只斑鸠。他还没有想好，在其他的一页页上方放些什么；我说在剪报的上方，他可以放一只猫，尾巴往外喷出红、白、蓝三色火焰来。他认为这主意很不错。不过当我说他可以在洛杉矶县执照的上方放一个红头美洲鹫，爪子上抓着两面拍卖商的旗子，上面写着“今日拍卖”字样时，他没有明白我的意思，看来实在也不值得花那么多时间去向他解释清楚。不过我最终还是明白了，他为什么穿得那么神气，而且不像过去那样往餐厅里端菜，还端起一副很了不起的样子。这个希腊人前些日子头盖骨破裂了；这种事情对于他那样的蠢货来说，并不是天天发生的。他就像一个移居美国、开了一家药房的意大利人那样，一天拿到上面写着“药剂师”并盖有红印的执照，就穿上一套灰衣服，背心上还绲上黑边，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甚至抽不出时间去配药，连一份巧克力冰淇淋苏打也不吃。这个希腊人打扮得那么了不起，原因也是一样的。他的生活中出了一件大事。

快到晚餐的时候，我才有机会和科拉单独呆在一块儿。希腊人上楼洗澡去了，撇下我们俩单独呆在厨房里。

“你想我吗，科拉?”

“当然啦。我不会这么快就忘了你。”

“我也常常想起你。你好吗?”

“我吗?我还好。”

“我打过两次电话给你，都是他接的。我没敢跟他说话。我挣了些钱。”

“哟，你混得不错，我挺高兴。”

“我挣了些钱，可后来又输掉了。我原以为咱们可以用那笔钱做点儿什么小买卖，可我却把它输掉了。”

“我发誓，我真不知道钱花到哪儿去了。”

“你当真想我吗，科拉?”

“当真想。”

“从你的样子看似乎不像。”

“依我看，我的样子没什么不对。”

“你不亲我一下吗?”

“咱们很快就要进晚餐了。你要是想洗个澡的话，最好准备好。”

情况就是这样。那天整个晚上，情况都是这样。希腊人取出了一些他的甜葡萄酒来，唱了好几支歌。我和科拉坐在一旁。对她而言，我可能不过是一个曾经在店里干过活儿的伙计，而她连我的名字都记不大起来了。那可是我生活中重返老地方所碰上的最大的一次失败。

到了该睡觉的时候，我让他们先上楼去，自己走到外面，试图细想一下，是留下来看看能否和她重修旧好呢，还是一走了之，设法忘却了她。我走了好一段路，自己也不知道走了多久或是多远，不过隔了一会儿，我忽然听见店里有吵闹声。我走回来，走到很近时，才听到了一些他们说的话。科拉正在拼命喊叫，说我非得离开；希腊人正叽里咕噜不知说些什么，大概是想叫我留下来继续干活儿。他试图让她闭上嘴，但是我听得出，她是在高声喊叫，存心让我听见。如果我当时是呆在自己的房间里（她以为我正呆在那儿），那么我会听得清清楚楚。即使那时我呆在外边，我也听到了不少话。

接下去，吵闹声一下停了。我连忙溜进厨房，站在那儿细听。不过由于我当时很激动，所以什么也听不见，只能听见自己心房的跳动！怦怦，怦怦，怦怦，就是这样。我想我的心这样跳真是反常。接下去，我突然意识到，厨房里有两颗心在跳动，这就是为什么听起来那么不正常。

我“啪”的一声开亮了灯。

科拉穿着一件红色和服式睡衣，正站在那儿，脸色白得像牛奶一样，手里握着一把细长的刀，睁大两眼凝视着我。我忙伸手把刀从她手里拿开。等她开口说话时，她的声音非常低，听起来像是一条蛇在不时吐芯子。

“你干吗要回来?”

“我不得不回来，就是这么回事。”

“不，你本用不着回来的。我原可以熬过去，慢慢地把你忘了，可现在，你偏又回来了。你真该死，非得又回来！”

“熬过什么?”

“他干吗做那本剪贴簿： 就是为了好给他的孩子们看
！现在他就想要有个孩子，马上就想要有一个。”

“嗨，你那时候干吗不跟我走呢?”

“跟你去干吗?在棚车里睡觉吗?你告诉我，我干吗该跟你去?”

我说不出什么话来，心里就想到我那二百五十块钱，但是告诉她我昨儿有几个钱，今儿玩台球，打侧旋球，又把钱输了，那又有什么好处呢?

“你一点儿用也没有，这我知道，你就是没有用。那么你干吗不走开，别再来跟我搅和?可你偏又回来。你干吗不让我就这样生活下去呢?”

“听着，在孩子这件事上先拖延他一下。拖延一下；咱们再瞧瞧能不能想出什么法子来。我尽管没什么用，可是我爱你，科拉，我发誓我爱你。”

“你发誓，接下去怎么办呢?他要带我上圣巴巴拉去。这样我会说我乐意有个孩子，而你呢——你跟我们一块儿去，跟我们住在同一家旅馆里，跟我们坐同一辆车子。你——”

她停下了。我们站在那儿，互相对望着。我们三人同坐在一辆车子上，我们俩知道那意味着什么。渐渐地，我们越靠越近，直到最后靠到了一块儿。

“嗳，天啊，弗兰克，除了杀死他之外，难道就没有其他的解决办法吗?”

“唔，你刚才不是准备拿刀戳死他吗?”

“不是，是准备戳死我自己，弗兰克。不是戳死他。”

“科拉，杀了他还是可能的。咱们已经试过所有其他的方法了。”

“我可不能要一个油乎乎的希腊孩子，弗兰克。我不能，就是这么回事。我要是生孩子，就只能和你生。但愿你有点儿出息。你很机灵，就是没用。”

“我是没用，不过我爱你。”

“对，我也爱你。”

“拖延下去，就这一晚。”

“好吧，弗兰克，就这一晚。”

第七章

有一条漫漫的小道，

蜿蜒地伸入了我的梦中，

夜莺在那儿歌唱，

明月发出晶莹的亮光。

等待的夜晚总很漫长，

直到我的梦想全部成真，

直到有天和你一块儿，

共同走下那条漫漫的小道。

“他们感觉挺不错，是吗?”

“就我来说，太不错了。”

“所以你别让他们握住方向盘，小姐。他们没问题的。”

“希望是这样。我真不该跟两个醉鬼一块儿出来。这一点我知道。可是我又有什么法子呢?我对他们说过，我不会跟他们一块儿去，但是他们自己开车出来啦。”

“他们自己开车出来会撞折脖子的。”

“正是这话。所以我只好来开。我只
知道该这么办。”

“有时候，你真不知道究竟该如何是好。汽油请您付一块六毛。润滑油没问题吗?”

“敢情没问题。”

“谢谢，小姐。晚安。”

科拉上了车，又握住了方向盘；我和希腊人不停地唱着。我们三人向前驶去。这一切全是这出戏的一部分。我不得不喝得醉醺醺的，因为上一次谋杀没有成功，使我打消了这个念头： 谋杀从头到尾可以干得一丝破绽也没有。这回是一个很笨拙的计划，看上去压根儿算不上是谋杀。它将只是一起普通的车祸，车上有醉鬼，有烈酒，以及所有其他的一切。当然，我一开始喝酒，希腊人必然也要喝点儿，所以他当时的情况正像我希望的那样。我们停下来加油，为的是会有人证明她并没有喝酒，而且因为她得开车，所以好歹也不十分乐意跟我们一块儿去。她喝了酒可不成。在这之前，我们的运气也不错。大约九点钟，就在我们停止营业前，有个人停下车想找点儿什么吃的。他站在路上，瞧见我们推推搡搡地走出店来。整场表演他全都看见了。他看见我先后两次想开动汽车，结果全停下了。他还听见我和科拉之间的争执： 她说我酒喝得太多，不能开车。他也看见科拉跳下车来，听见她说她不去了。接着，他看见我试图把车子开走，车上只有我和希腊人。随后，他看见科拉把我们俩全赶下车，让我们互换了座位。我坐在后面，希腊人坐到前面。后来，他看见科拉握住方向盘自己来开车。那人叫杰夫·帕克，在恩西诺饲养兔子。科拉有他的名片；她曾经说过可能在餐厅里试着供应兔子肉，瞧瞧是否受人欢迎。倘使我们要找他，我们知道该上哪儿去找。

我和希腊人唱了《亲爱的妈妈》、《笑，笑，笑》和《沿着老磨坊的引水槽往下走》几支歌。我们不一会儿就来到了一个上面写着“通往马利布海滩”的路牌旁。科拉在那儿拐了弯。按理说，她本该像原先那样继续往前走，因为有两条干道通往海滩： 一条是我们走的这条，离海滩大约有十英里；另一条在我们的左面，紧靠着海边。两条道在文图拉汇合到了一起，然后沿着海边一直通到圣巴巴拉、旧金山，以及你想去的任何地方。但是她从没有去过马利布海滩，电影明星就住在那儿。她想由这条路走，抄近路到达海滨，还可以顺便走上两英里去看看大海，然后再转过头，直接朝圣巴巴拉驶去。真实的想法是，这段路大概是洛杉矶县内情况最糟的，因此在这儿发生车祸，就连警察也不会感到惊讶。那时候天已经黑了，路上几乎没有什么来往车辆，近处也没有什么房屋或是别的，所以对我们说来正合适。

希腊人有一会儿根本就没有注意到什么。我们驶过山上一片人家管它叫马利布湖的小型避暑地区。俱乐部里正在举行舞会，一对对男女乘着独木舟在湖上划行。我朝他们乱嚷。希腊人也嚷起来。“给我一条小船。”叫不叫并没有多大用处，不过万一有人不嫌麻烦去调查的话，我们的行踪又多了一个痕迹。

我们沿着第一个长长的上坡道向前行驶，进入了山区。这条山路有三英里长。我事先告诉过科拉该怎样行驶。大部分时间，她都扳到第二挡。这部分是因为每隔五十英尺就有一个急转弯，汽车转过去时总迅速减速，因此她总扳到第二挡才不至于停下，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发动机必须发热。一切都必须查核一下。我们对所有的行动一定得有充分的说法。

这当儿，希腊人朝车外望去，看到外面一片漆黑，四周的山区显得多么险恶，见不到任何灯火、房屋、加油站或是什么别的。他突然清醒过来，开始争吵。

“停下，停下。快掉转过去。我的天，咱们走错路啦。”

“没有，咱们没有走错路。我知道我现在开到了什么地方。这条路通往马利布海滩。你不记得吗?我跟你说过，我想上那儿去看看。”

“你开慢点儿。”

“我是在慢慢开。”

“你还开得慢！咱们或许都会送了命的。”

我们开到了山顶，开始进入下坡道。科拉关上了发动机。风扇一停，车里几分钟内就热起来了。到了山脚下，她又开动了发动机。我看了一眼温度计，指针指向二百。她开始进入下一个上坡道；温度计上标明的数字不断升高。

“是，先生；是，先生。”

这是我们说好的信号。这种蠢话一个人随便什么时候都会说，谁也不会留意它。她在路边停下来。在我们的下面是一个深不见底的山洼子，肯定有五百英尺深。

“我想让它稍许冷却一下。”

“我的天，当然应该这样。弗兰克，你瞧瞧，瞧瞧上面是多少。”

“是多少？”

“二百零五，马上就要到沸点了。”

“就让它沸腾好了。”

我拿起了扳手。这玩意儿就放在我的两脚之间。但是正在这时，我瞧见前面较高的斜坡上有一辆车子闪亮的灯光。我不得不拖延一下，再等上一会儿，等那辆车子过去再下手。

“喂，尼克，再给我们唱一支歌。”

他看了看车外那些险恶的山地，似乎没有心思唱歌。接着，他打开车门走下车。我和科拉听见他在车子后面想要呕吐。那辆车子驶过时，他正站在那儿。我看了一眼车牌号，强迫自己记住它。接下去，我放声大笑。科拉回过头来望着我。

“没事儿，让他们有点儿印象也好，他们驶过时，两个人全都活着。”

“你记住车牌号了吗?”

“2R—58—01。”

“2R—58—01。2R—58—01。好，我也记住了。”

“好。”

他从车子后面走回来，看上去好像觉得好了一点。“你听见吗?”

“听见什么?”

“你大笑的时候，有回声。很好听的回声。”

他发出了一个高音。并不是唱什么歌，只是一个高音，像卡鲁索在一张唱片上那样。接着，他迅速停下，自己听听。果然不错，一个回声传来了，非常清晰，然后同样迅速地停下，就像他那样。

“像我的声音吗?”

“就像你的声音，朋友。同样的大粗嗓门儿。”

“天啊，真是妙极了！”

他在那儿站了五分钟，先发出一些高音，然后听着回声。这是他第一次听见自己的嗓音是什么样，就像一头大猩猩在镜子里瞧见了自己的脸时一样高兴。科拉不停地瞅着我。我们得赶快下手。我开始装出不高兴的样子。“真见鬼！你认为咱们没事可做，就整晚听你反复变换嗓音瞎嚷嚷吗?得啦，上车吧。咱们接着往前走。”

“时间不早啦，尼克。”

“好，好。”

他上了车，但是却把脸朝外伸到车窗上，又发出了一个高音。我双脚站定，趁他下巴还搁在窗沿上时，把扳手打向他。他的脑袋立刻开了花；我感觉得出他的颅骨碎了。他瘫了下去，缩成一团，就像沙发上的一只猫似的。当时好像过了一年，他才一动不动了。这时，科拉发出了一声古怪的哽咽声，最终变成了一声呻吟，因为他刚才发出的那个高音的回声，这当儿传来了，也是一个高音，就像他发出的那样。回声升高之后，戛然终止，等候着。

第八章

我们并没说什么；她知道该怎么办。她爬到了车的后面；我爬到了前面。我在仪表板灯光下看了看扳手，上面有几滴血。我打开一瓶葡萄酒，对着扳手倒下，直到血迹被酒冲净。那些酒全倒在了他的身上。随后，我在他衣服没被酒浸湿的部分把扳手擦干，再把扳手递给坐在后座上的科拉。她把它放到座位下边去。我对着擦扳手的地方又倒了些酒，接着“砰”的一声在车门上把瓶子砸碎，放到了他的身上。随后，我发动了汽车。酒瓶发出一阵汩汩声，酒从缺口处向外流出了一点儿。

我行驶到不远处，然后把汽车排挡扳到了第二挡。从我们当时所在的地方，我没法把它斜着开下那五百英尺的陡坡。我们只得稍后再爬下去。再说，如果它冲下这么远去，我们怎么能还活着呢?我扳到第二排挡后，缓缓地向上开到一个地势突出的地方，从那儿向下的陡坡不过五十英尺。等我开到那儿后，我驶到边上，一脚放在刹车上，用手操纵油门控制着汽车。等右前轮一落下去，我立刻使劲儿踩刹车。车子暂时停下来。这正是我所希望见到的情况。汽车一定要处于正常的状态，不能熄火，不过发动机停下后，车子就会暂时不动，让我们可以有时间完成余下得做的事情。

这时候，我们俩下了车，脚踏在路面上而不是在山肩上，以免留下脚印。她递给我一块岩石和我放在后面的一长根粗木棒。我把岩石放在后边车轴下面。它正合适，因为我选好了一块正合适的，又把那根粗木棒塞到岩石和车轴之间，然后用力往下压。车子倾斜了一下，但是却悬在那儿不动。我又用力往下压。车子又倾斜了一点儿。我开始焦急起来。我们已经到了这一步，车上现在放着一个死人。万一我们不能把车子推下去，那可怎么办?

我又使劲儿往下压；这一回科拉就呆在我身边。我们俩一块儿使劲儿往下压，接着又压了一次。这当儿，我们俩一下子摔到了路上，汽车连翻了几翻，摔到了溪谷里，砰的一声那么响，一英里外都可以听见。

车子停了，车灯仍然亮着，不过并没有燃烧起来。这本来是最大的危险。发火装置不熄，万一汽车燃烧起来，我们怎么没有给烧伤?我抓起岩石，使劲把它扔下深谷，又拾起那根木棒，带着它跑了一段路，然后把它扔在路面上。这一点儿也没使我烦心。在整个路面上，不论你往哪一方面走，都能见到卡车上掉下来的一段段木头，经汽车一压，就都裂成碎片。这只是其中之一。我先前曾经把它丢在外面路上放了一整天，因此上面也压有不少轮胎印迹，边上都给压碎了。

我跑回来，抱起科拉，和她一块儿滑下山谷。我那么做是为了我们留下的那些脚印。我本人的脚印倒一点儿也不令我烦心，因为我断定不久就会有许多人涌到那儿来，但是科拉的那个尖尖的鞋跟必须指向正确的方向，以免有人不嫌麻烦去查看个究竟。

我把她放下来，汽车仍旧悬空在半山腰，只有两个车轮着地，尼克的尸体还在车上，只是这时候他已经落到了座位旁边。酒瓶给夹在他和座位之间，在我们朝车里看时，又发出了一阵汩汩声。车顶全都凹陷进去了，两个挡泥板也彻底弯曲。我试了试车门，看看能否拉开。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在科拉到大路上去喊人来帮忙的时候，我非得上车去，用碎玻璃把自己身上划伤多处。车门看来没有大问题。

我动手乱扯科拉的短上衣，把纽扣扯掉了好几只，这样好使她看来像给撞过。科拉两眼望着我，眼睛看上去不是蓝色的，而成了黑色，我可以感觉到她呼吸急促。接着，她稍稍平静下来，紧紧偎依着我。

“把我衣服撕开！把我衣服撕开！”

我把手伸进她的短上衣里乱扯乱拉，把她的衣服全撕开了。她从咽喉到腹部全都敞开着。

“你就说是爬出汽车时弄成这样的，衣服给车门把手勾住了。”

我的嗓音听上去很怪异，好像是从一只铁皮唱机里放出来的。

“至于这个吗，你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

我先把胳膊缩回去，然后使劲儿朝她眼睛打去。她摔倒了，就倒在我的脚下，两眼闪闪发光，乳房颤动并尖尖隆起，向上直指着我。她倒在那儿，我就像一头什么动物那样喉咙里呼噜呼噜直喘着粗气，嘴里的舌头也因为充血而僵硬起来。

“成！成，弗兰克，成！”

接下来，我就跟她一块儿倒在地上，互相睁大眼睛凝视着对方，同时还互相拥抱着，尽可能靠得更紧。那时候，我就算面临下地狱的危险，也不会怎么在意。我一定要得到她，就算给绞死也不在意。

我得到了她。

第九章

接下去，我们就像吸了毒那样在那儿躺了好几分钟。四下里十分寂静，惟一能听到的声音就是汽车内发出的汩汩声。

“现在该怎么办，弗兰克?”

“前面的路很不好走，科拉。从现在起，你一定得挺住。你相信自己能挺过去吗？”

“刚才的事情发生后，我什么都能挺过去。”

“那些警察，他们会缠住你不放。他们会想方设法来使你垮掉，你对于应付他们作好了准备吗?”

“我大概有准备。”

“他们或许会把一项罪名加在你身上，不过有那么许多人好给咱们作证，我想这一点他们也办不到。但是也许会这么做。他们会给你定一个过失杀人罪，让你在监狱里蹲上一年。也许事情会这么糟，你认为自己经受得住这种惩罚吗?”

“这么说你会等着我出来啰?”

“当然会。”

“那么我就忍得住。”

“别在意我。我喝醉了。这一点他们一测试，就会知道。我会像醉鬼那样胡扯一气，把他们弄迷糊，这样等我酒醒后，按着我的方法说，他们就会相信的。”

“我记住啦。”

“你得装得对我很生气，对我喝醉了酒，对我酒后造成的这一切。”

“成，我知道啦。”

“那么咱们就说定啦。”

“弗兰克。”

“什么?”

“最要紧的只有一件事。咱们一定得相爱。要是咱们相爱，那么别的什么事就全不相干了。”

“那么咱们相爱吗?”

“让我首先来说。我爱你，弗兰克。”

“我也爱你，科拉。”

“吻我。”

我吻了她，把她搂得紧紧的。这时，我看见山谷对面的山上有一线闪烁的灯光。

“现在，快走上大路去，你会挺过去的。”

“我会挺过去的。”

“只是喊人来救命，你现在还不知道他已经死了。”

“这我知道。”

“你从车里爬出来后摔倒了，所以衣服上才弄得尽是沙子。”

“对。再见。”

“再见。”

她朝大路上走去；我朝那辆汽车奔去，但是突然间，我发现自己没戴帽子。我得赶紧钻进车子去，还必须赶快找到帽子，于是我四处乱抓，寻找帽子。那辆汽车越驶越近，再拐两三个弯就要到了。我还没有找到帽子，身上连个伤痕也没有。我不再找了，转身朝车子奔去，接着又摔倒了，谁知一只脚正给帽子绊住。我一把抓起帽子，跳上了车。我的身子刚一踏上车，就发现车子沉了下去。我感到车子翻过来压住了我。有一会儿，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接下来，我发现自己躺在地上，四周有许多人在喊叫、说话，声音闹闹嚷嚷。我左胳膊的一阵阵疼痛异常剧烈，以致我每次都喊出声来，我的背部也是如此。我脑子里还发出一阵轰鸣，声音一会儿极大，一会儿又消失了。到它轰鸣起来时，我就会觉得地在下沉，而我喝进去的酒就会翻上来。我半昏半醒，还能翻来滚去，两脚乱踢。我衣服上也满是沙子。这场意外得有个说法才成。

后来，我耳朵里忽然响起了一阵尖锐刺耳的声音。我给放进了一辆救护车。州里的一名警察坐在我的脚边，还有一名大夫在处理我的胳膊。胳膊上鲜血直流，手腕和胳膊肘儿间弯得像一根断树枝那样。显然，胳膊断了。我瞧见自己胳膊的这情形，又昏了过去。等我再醒来后，我看见那个大夫还在治疗我的胳膊，于是想起了自己的背部。我扭动了一下脚，看看自己是否瘫痪了。脚还能动。

救护车发出的尖叫声使我不时清醒过来。我朝四周看看，瞧见了躺在另外一张铺上的希腊人。

“是尼克。”

谁也没说什么。我又朝四处看看，可是我却压根儿看不见科拉的影子。

过了一会儿，车停下来，他们把希腊人抬出去。我等着他们来把我也抬出去，但是他们没有，这时我才知道他果真死了，用不着再胡扯一气，为他编造出一篇猫闯祸的话来了。要是他们把我们两个都抬出去，那么这就是一家医院；可他们只把他抬出去，那么这是一所殡仪馆了。

我们接着往前开。等再停下来后，他们把我抬下车，抬进楼里，把担架放在一张有滑轮的手术台上，推进了一间洁白的房间。大夫们马上做好了准备给我胳膊复位的工作。他们先推过来一台机器，以便给我注射麻醉剂，不过这时候，他们起了一番争论。当时又来了一个大夫，自称是监狱里的大夫。他提出的意见让医院里的大夫很恼火。我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是那些酒精测试试验。如果他们先给我注射了麻醉剂，那就会把最为重要的酒精测试试验给打乱了。监狱大夫走出房来，让我通过一只玻璃管子对一些看上去像是水的东西吹气。我一吹气，那东西就变黄了。接下去，他又抽了点儿血，还做了一些其他的采样，并通过一个漏斗倒进了好几只瓶子。随后，他们才给我注射了麻醉剂。

等我渐渐醒过来后，我发现自己躺在一间房里的一张床上，头部全都给绷带包扎着，胳膊也是一样，还多了一条吊带；背部全给护创膏包扎起来，我几乎一动也不能动了。有一名州里的警察呆在房里，正在阅读早报。我的头疼得要命，背部也是如此，那只受伤的胳膊则不时发出一阵阵疼痛。过了一会儿，一个护士走进来，给我服了一片药，我便睡着了。

我醒来时已经快到中午。他们给我吃了点东西，这时候，又有两名警察走进来。他们又把我放在一个担架上，抬下楼送上了另外一辆救护车。

“咱们上哪儿去?”

“验尸。”

“验尸。有人死了总得这么做，是吗?”

“是。”

“我就担心他们都死了。”

“就死了一个。”

“哪一个?”

“那个男的。”

“喔。女的伤得重吗?”

“不重。”

“看来情况对我相当不利，是吗?”

“你说话可得留神，伙计。跟我们说什么都没大关系，要是你想说的话，但是到了法庭上，你对自己说的每一句话都得负责。”

“这话对。谢谢。”

等我们再停下来时，我们是在好莱坞的一家承办丧葬的铺子前面。他们把我抬了进去。科拉在里面，看上去相当憔悴。她身穿一件警察局女看守借给她的短上衣，肚子四周鼓了出来，好像里面塞满了干草。她的那身衣服和鞋子上满是灰尘；挨我揍了一拳的那只眼睛完全肿了起来。有一名警察局的女看守和她呆在一起。验尸官坐在一张桌子后面，身旁是一个秘书模样的家伙。在铺子的一侧，有五六个人，一举一动都显得气呼呼的，还有几名警察在保护着他们，他们全是验尸陪审团人员。另外还有一群其他的人，警察不让他们乱走，把他们推赶到该站的地方。殡仪员踮着脚走来走去，每隔一会儿总把一张椅子塞过去让某一个人坐下。他给科拉和那个女看守也拿来了两张椅子。在另一侧的一张桌子上，有件什么东西用裹尸布罩着。

他们刚把我按照他们的意思，在一张台子上安顿好，验尸官就用铅笔敲了敲，于是验尸开始了。第一件事是按照法律程序验明身份。他们把裹尸布掀开，科拉就哭了起来，我自己也感到不大好受。在科拉和我以及陪审团成员依次看过之后，他们把裹尸布又罩上了。

“你认识这个人吗?”

“他是我丈夫。”

“姓名?”

“尼克·帕普达基斯。”

接下来是由证人作证。那名警官讲述了他如何接到电话，并在打电话叫了一辆救护车后，跟两名警察一块儿赶到了出事地点，他如何用他接管的一辆汽车把科拉送往医院，又用救护车把我和希腊人送往医院，以及希腊人如何在去医院的路上死去，并被安放到了殡仪馆里。接下去，一个名叫赖特的乡下佬讲述了他如何在那个拐弯处听到了一个女人的尖叫声，并听见轰隆一声响，瞧见那辆汽车仍旧亮着车灯向山谷里翻滚下去。他看见科拉在路上向他挥手求救，于是和她一块儿向下面的那辆车走去，试图把我和希腊人拖出来。由于汽车压在我们身上，他一个人办不到，因此就去叫和他同坐在一辆车上的兄弟过来帮忙。过了一会儿，又来了一些人，警察也来了。等警察接过手后，他们很快把汽车从我和希腊人身上移开，把我们送上了救护车。接下去赖特的兄弟作了差不多同样的陈述，只是补充说，是他赶回去找警察的。

再接下去，监狱的大夫讲述了我如何喝醉了酒，对希腊人胃的检查如何证明他也喝醉了，不过科拉并没有喝酒。然后他讲述了是哪块骨头碎了，才要了希腊人的命。接下去，验尸官转身对着我，问我是否想要作证。

“是，先生，我想是这样。”

“我先得告诉你，你所作的任何陈述都有可能给用来攻击你，所以除非你愿意，要不然你可以不作证。”

“我没有什么要隐瞒的。”

“那么好。这件事你都知道些什么?”

“我所知道的就是，起初我还在往前走。后来我觉得车子塌了下去，有件什么东西击中了我。在医院里醒来之前，这就是我所能记得的。”

“你
在往前走吗?”

“是的，先生。”

“你是说是你在开车?”

“是的，先生，是我在开车。”

这不过是我的瞎胡扯，往后到了关键的时刻我会再把这话收回。这对这次验尸并不重要。我心想如果我先胡诌上一通，然后再回过来重说上一套，那么后来说的那一套听上去反倒像是真实的，而要是我从一开头就坚持一种说法，那么听起来反倒给人一种事先准备好了的感觉。我这次跟上次不同，从一开始就故意给人造成一种不好的印象。但是如果不是我在开车，那么我就是给人造成一种不好的印象，也没多大关系，他们并不能拿我怎么样。我担心的倒是上次让我们搞糟了的那场毫无漏洞的谋杀。只是一件小事，可我们就搞糟了。但是这次，要是因为我喝醉了酒而给人造成不好的印象，那么即便有些方面不好，再糟也糟不到哪儿去。整个事件反倒显得不大像是一次谋杀了。

警察全面面相觑；验尸官也仔细打量着我，好像认为我疯了。这件事的经过他们已经全听说了： 我是怎样从汽车后座下给拖出来的。

“你确信是你在开车吗?”

“绝对正确。”

“你一直在喝酒吗?”

“没有，先生。”

“你听说了他们对你测试的结果吗?”

“我压根儿不知道什么测试。我所知道的就是，我压根儿没有喝酒。”

他转身对着科拉。科拉说她知道什么就说什么。

“那辆车子当时到底是谁在开?”

“我在开。”

“这个人坐在哪儿?”

“坐在后座上。”

“他一直在喝酒吗?”

她把两眼稍稍朝其他地方望了望，咽了一口唾沫，又哭泣了几声。“我非得回答吗?”

“除非你乐意，要不你什么问题也不用回答。”

“我不想回答。”

“那很好。用你自己的话说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正开车往前走，正驶上一条长长的上坡道，汽车很快热起来。我先生说，最好停下来，让车子逐渐冷却下去。”

“有多热?”

“超过二百度。”

“往下说。”

“因此等我们一开上下坡道，我就把发动机关闭了。等我们到了山脚下，车上仍旧很热，于是再一次上坡以前，我们停下了。也许停了有十分钟。然后我又发动起来，接下去我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我扳到高挡，马力不够，又连忙扳到二挡，两个男人还在聊天。也许是由于挡换得太快，好歹我只觉得车子的一面凹了下去。我大声嚷着，叫他们俩赶快跳车，可已经来不及了。我只觉得车子在不停地翻滚。接下去，我所知道的就是，我正设法从车上跳出来。后来，我总算出来了，又爬到了大路上。”

验尸官又转脸向着我。“你想干什么?想包庇这个女人吗?”

“我没觉得她刚才说的话是想怎样包庇我。”

陪审团走出去了，过了一会儿又回来，作出了一项裁决说： 尼克·帕普达基斯由于在马利布湖路上的一次车祸而死亡，导致车祸的全部或部分原因是由于我和科拉的犯罪行为，建议把我们拘留起来，听候大陪审团作出裁决。

那天晚上，另外一名警察在医院里看着我。下一天早上，他告诉我说，萨基特先生要来找我，我最好作好准备。我还是不大能动，不过我让医院里的理发师给我刮了刮脸，让我尽可能显得精神点儿。我知道萨基特是谁。他就是地方检察官。大约十点半钟，他来了；警察走出房去，房里就只有他和我。他是一个身材高大的人，头顶已经秃掉，态度轻松、活泼。

“哟，哟，哟，你觉得还好吗?”

“我觉得还可以，法官，只是把我稍许吓了一跳，不过我会好起来的。”

“你这话就和从飞机上摔下来的乘客所说的一样： 一次极有意思的飞行，就是着陆时稍许有点儿困难。”

“说得对。”

“唔，钱伯斯，要是你不想跟我说话，你可以不说，不过我上这儿来，部分原因是来看看你怎么样，部分原因是因为，根据我的经验，一次开诚布公的谈话，往后可以省去不少气力，有时还可以给整个案件的处理铺平道路，因为一番开诚布公的谈话之后，就可以提出恰当的申诉。不管怎样，像人们通常所说的那样，等事情一了结，咱们相互之间会更了解。”

“这话对，法官。您想知道些什么情况?”

我把话说得听上去相当狡猾；他坐在那儿，打量了我一番。“咱们从头开始怎么样?”

“您是说这次旅行吗?”

“对，我想听听事情的全部经过。”

这时，他站起身，开始在房里来回走。房门就在我的床边，我一下把门拉开。刚才走出房的那名警察正在走廊中间跟一名护士聊天。萨基特放声大笑起来。“不，在这件事上，咱们不用口述录音机。除了电影里以外，实际上并没人用那玩意儿。”

我让自己的脸上露出了窘迫的笑容。我使他表现得正像我希望见到的那样。我对他开了一个愚蠢的玩笑；他占了上风。“好吧，法官，我想我刚才那样一定很蠢。好吧，我就从头开始，把一切全对您说了。情况确实对我不太有利，不过我想撒谎也不会有什么好处。”

“这样想就对啦，钱伯斯。”

我告诉他我怎样离开了希腊人，有一天又怎样在街上遇见了他，他叫我回去继续帮他干活儿，并邀请我和他们一块儿上圣巴巴拉去旅游，顺便把这件事详细谈谈。接着，我又讲了我们俩喝酒，怎样由我开车上路。这时候，他打断了我的话。

“这么说，是你在开车
啰?”

“法官，那么请你告诉我
是谁在开车?”

“你这话什么意思，钱伯斯?”

“我的意思是说，我听见了她在验尸时所说的话，也听见了那些警察所说的，知道他们在哪儿找到了我，所以我知道是谁在开车啰。没错，是她在开。但是如果我根据自己的记忆来说，那么我得说，是我在开车。我并没有对验尸官撒过什么谎，法官。我仍旧觉得是我在开车
。”

“喝醉酒一事，你撒谎了。”

“对。我喝了很多酒，还有他们给我的乙醚和麻醉药。我确实撒谎了，不过现在，我清醒了，知道能使我摆脱眼前这一切的只有实情，倘若有什么能使我摆脱这一切的话。不错，我是喝醉了，喝得烂醉。我当时所能想到的就是，我决不能让他们知道我喝醉了，因为是我在开车。万一他们发觉我喝醉了酒开车，那我就完蛋了。”

“你对陪审团会这么说吗?”

“我不得不这么说，法官。不过我还是不明白，怎么会是她在开车呢。上路时是我开的。这一点我知道。我甚至还记得有个家伙站在那儿笑我。后来，等车翻下去时，怎么又是她在开呢?”

“你开了大约两英尺远。”

“您是说两英里吧?”

“我说的是两英尺，接下来她就从你手里接过了方向盘。”

“哎呀，我当时一定
已经醉啦。”

“哎，你说的这些话，陪审团也许会相信。听起来好像你是在信口胡说，可实情往往总是这样。不错，他们也许会相信的。”

萨基特坐在那儿望着自己的指甲。我很费了一番劲儿，才没让脸上露出一丝笑容来。等他又开始问我话时，我很高兴。这样我可以把心思集中在一件别的事情上，而不老去想着自己多么轻易地就愚弄了他。

“你什么时候开始给帕普达基斯干活儿的，钱伯斯?”

“去年冬天。”

“你在他那儿干了多久?”

“直到一个月以前，或许有六星期。”

“你是说你给他干了六个月吗?”

“大约有这么久。”

“在那以前，你都干了些什么?”

“唔，四处流浪。”

“一路免费搭乘人家的车子走吗?还偷偷搭乘上货车?哪儿能讨到口饭吃就上哪儿讨?”

“对，先生。”

他打开一个公文包，把一堆文件放到了桌上，开始翻阅起来。“去过弗里斯科

[9]

吗?”

“我就生在那儿。”

“堪萨斯城呢?纽约?新奥尔良?芝加哥呢?”

“我全去过。”

“进过监狱吗?”

“进过，法官。一个人四处流浪，难免有时会和警察惹上麻烦。是的，先生，我进过监狱。”

“进过塔斯克森监狱吗?”

“是的，先生，我想在那儿给关了十天吧。那是因为非法进入铁路领地。”

“盐湖城?圣迭戈?威奇塔呢?”

“是的，先生，所有这些地方我全去过。”

“奥克兰呢?”

“我在那儿给关了三个月，法官。我跟一个铁路探员打了一架。”

“你把他打得不轻，是吗?”

“唔，那家伙说他给打得不轻，可你也该瞧瞧另一方，我也给他打得不轻。”

“洛杉矶呢?”

“去过一次，不过只呆了三天。”

“钱伯斯，好歹你怎么会给帕普达基斯干起活儿来的呢?”

“只不过是一件偶然的事。我身上当时一个子儿也没啦，而他又正需要个帮手。我突然上他那儿去，本想找点儿东西吃。他提出给我一份活儿干，我就接受了。”

“钱伯斯，你不觉得这很奇怪吗?”

“我不明白您这话是什么意思，法官?”

“我是说，你四处流浪了这么多年，而且据我看，又从来没干过什么活儿，甚至从来没有尝试着去干点儿什么活儿，怎么会突然安定下来，去干活儿了呢，而且干得很稳妥，这一点你自己不觉得奇怪吗?”

“这份工作，我并不怎么喜欢，这一点我承认。”

“但是你却干下来啦。”

“尼克是我认识的人里最好的一个。我赌钱赢了后，曾经试图告诉他我不干了，不过我又实在不忍心对他说，因为他以前在找帮手方面曾经碰上过不少麻烦。后来，他出事了，不在店里，我就跑了。我跑了，就是这么回事。我想我应该对他更好点儿才对，可我的脚闲不住，法官，我的脚叫我走，我就得跟着它们一块儿走，于是我就悄悄地离开了。”

“后来，就在你回来后第二天，他就给杀了。”

“您这么说可真叫我感到很糟，法官，因为，也许我对陪审团说的话不大一样，可我对您说的却是，我觉得这次事情很大程度上都是我的过失。要是那天下午我没上他那儿去，没有促使他喝酒，也许他今儿还活着。您总明白，也许我说的这些话跟这件事压根儿没有关系。我也不知道，因为我当时喝得大醉，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不管怎么说，要是她车上没有两个醉鬼，也许她会开得好点儿，是不是呢?这好歹就是我对这事的看法。”

我望望他，看他对我这番话怎么个想法。他根本没有看我。突然一下他跳起来，走到床边，一把揪住了我的肩膀。“说实话，钱伯斯，你干吗在帕普达基斯那儿呆了六个月?”

“法官，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你明白的，我瞧见过那个女人，钱伯斯。我猜得出你干吗留下来。她昨儿在我的办公室里，一只眼睛发青，伤得也不轻，不过即使那样，她看上去还是很标致。为了得到这种美人儿，许多人不管脚闲得住闲不住，全都终止了流浪生活。”

“我的脚好歹也并没闲住。不，法官，您说错啦。”

“你的脚也没逛上多久。这真太好了，钱伯斯。眼下，出了一起车祸，昨儿还是件一目了然、准确无误的杀人案件，今儿却烟消云散，什么也没有了。不论我查问到哪儿，总冒出一个证人来提供给我点儿情况；等我把他们提供的情况汇合到一块儿时，构成一件案子的证据竟然什么也没有了。得啦，钱伯斯，你和那个女人一块儿杀了那个希腊人。你越早供认，对你越有利。”

我现在告诉你们，那时我脸上可一点儿要笑的意思也没有了。我只觉得嘴唇麻木，张开嘴，却什么话也说不出。

“唔，你干吗不说话啦?”

“您在攻击我，说我做了一件相当恶劣的事，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是好，法官。”

“几分钟前你还说得头头是道，说什么只有说实话，才能使你摆脱掉眼前的这一切。你现在干吗什么也不说了?”

“您把我全弄迷糊了。”

“好吧，咱们就一件一件来谈，这样你就不会弄迷糊了。首先，你一直都在和那个女人睡觉，是不是?”

“绝对没有的事。”

“帕普达基斯住在医院里的那一星期里，怎么样?你那时候睡在哪儿?”

“在我自己的房间里。”

“她也睡在她的房间里吗?得啦！我告诉你，我见到过她。要是我的话，就算是得把她的房门踹开，犯下强奸罪给绞死，我也会闯进去的。你也一样。其实你就是
这么做了。”

“这种事我甚至连想也没有想过。”

“那么你跟她一块儿三番五次上格伦代尔的哈塞尔曼市场去又怎么样呢?回来的路上，你和她都干了些什么?”

“那一次次都是尼克本人让我去的。”

“我并没问你是谁让你去的，我是问你们都干了些什么?”

我感到晕头转向，非得赶快对它采取某种行动。我所能想到的就是发起火来。“好吧，就算发生了关系。其实我们并没有，不过您说我们发生了，那就算发生了。唔，要是事情真是那么容易，那么我们又干吗要杀死希腊人呢?哟，法官，我倒是听说过，有人为了没做成您说我和那女人做了的事而去杀人，可从没听说过有谁已经做成了那种事而去杀人的。”

“没听说过吗?那么我来告诉你，你为什么要杀死他。拿一件事来说，他有那一份产业。帕普达基斯为了置办它，花了一万四千元，当场付的现款。同时也为了得到那一份小小的圣诞礼物，你们认为两个人同登上一条船，冒上一点儿风险，会得到它的。那就是帕普达基斯给他自己投的那一万元人身意外伤害保险金。”

我这时还能看见他的脸，不过四周的一切全渐渐黑了下去，而我则在尽力不容自己昏倒在床上。接下去，他拿着一杯水伸到我嘴边。“喝口水。你会觉得好点儿的。”

我喝了点儿水，也的确需要喝。

“钱伯斯，我认为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这是你参与的最后一起谋杀了，不过要是你再想策划一起，那么瞧在上帝的分上，别把保险公司牵扯进去。他们在一起案子上花费的钱是洛杉矶县肯允许我花的五倍。他们手下的侦探也要比我所能雇用的侦探强五倍。他们对自己的材料知道得一清二楚；眼下他们正在跟踪你，因为对他们说来，这里边有钱的问题。这也是你和她犯下的一个大错误。”

“法官，但愿救世主可以杀了我，在这以前，我可从没有听说过什么保险单。”

“那你为什么脸色一下白得像一张纸?”

“您难道不会这样吗?”

“唔，打一开始就让我站在你这边怎样?彻底坦白，迅速认罪，然后法庭那边的事由我来替你办，你看怎么样?为你们俩请求从宽处理。”

“绝对不成！”

“那你刚才告诉我的那一套又怎么说呢?什么只说实话，什么只好对陪审团全盘招供等等。现在，你以为你撒谎就能得救了吗?你以为我会容你这样吗?”

“我不知道您会容忍点儿什么。真见鬼！您坚持您的意见；我坚持我的。我没有杀人，我坚持的就是这一点。您听明白了吗?”

“这可叫我没想到，跟我来硬的，是吗?好吧，你给我听明白，你这就要知道我准备告诉陪审团的实际上是什么了： 首先，你和她一块儿睡觉，不是吗?后来，帕普达基斯出了一起小小的意外事故，你和她就纵情欢乐，夜里同床共枕，白天上海滩去玩耍，手挽着手，眉目传情。后来，你们就想出了一个好主意。既然他这次出了点儿事故，那就让他去办理一份意外伤害保险单，然后把他干掉。这样你就离开了，好让她有机会去办成这件事。她不停地絮絮叨叨，不久她就让他同意了。他办理了一份保险单，数目很大的保险单，保险范围包括意外伤害、健康以及所有其他的项目，总共花了四十六元七角二分。这样，你们就准备好啦。两天以后，弗兰克·钱伯斯故意偶然在街上碰见了尼克·帕普达基斯。尼克试图说动弗兰克回来继续给他干活儿。可是真没想到，尼克和他太太已经安排好了要上圣巴巴拉去，旅馆也定了，其他的一切也全办好了。弗兰克·钱伯斯当然没有法子，只好念在过去的交情，和他们一块儿去。你于是去了。你在路上把希腊人灌得有点儿醉，自己也喝下了不少酒。你还在车上放了两三瓶酒，就为了让警察非常恼火。还有，你们不得不走马利布湖大道，这样她可以看见马利布海滩。这是不是个好主意呢?都夜里十一点了，她却要开车驶下那儿去看一排前面海浪汹涌的房子。可你们并没有驶到那儿。你们停下了。就在你们停下时，你用一只酒瓶打了希腊人的脑袋。用这玩意儿打一个人的脑袋可真不错，钱伯斯，这一点你知道得比谁都清楚，因为这正是你在奥克兰用来打那个铁路探员脑袋的家伙。你打了尼克的脑袋后，那个女人就开动了汽车。在她踩上踏板往外爬的时候，你从后面探身向前，握住方向盘，用手动油门控制着汽车，车子并不需要多少汽油，因为你们是扳到第二挡。等她踩上踏板以后，她又接过方向盘，用手动油门控制着车子。这时，轮到你爬出去了。可你真的有点儿醉，是吗?你动作太慢；她把车子从边上推下去时又过快了点儿。因此她跳下来了，而你却给困在车里。你以为陪审团不会相信这些，是吗?他们会相信的，因为我会证明这一切： 从这次海滩旅游到手动油门。等我证实了这一切后，你就不会得到什么宽大处理了。小伙子，你得到的只是绞索；你就给吊在一头。他们就会把你的尸首从绞索上割下来，和所有那些笨蛋埋在一块儿。那些人全是原本可以不掉脑袋的，可是他们他妈的太笨，不会抓住机会做上一笔交易。”

“压根儿没有这样的事，据我知道，没有这样的事。”

“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说是她
杀了希腊人吗?”

“我并不想跟你说有谁杀了人。别来跟我搅和了！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事。”

“你怎么知道没有?我还以为你喝得太醉了哩。”

“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事，这我知道。”

“那么你的意思是说，是她杀了希腊人啰?”

“我压根儿不是这种意思。我刚说了什么，我就是那意思，没有别的意思。”

“听着，钱伯斯，车上有三个人，你和她，还有希腊人。希腊人肯定没有干。倘若不是你干的，那就只剩下她了，是吗?”

“到底有谁说是什么人干的?”

“我说。现在咱们有点儿进步啦，钱伯斯。也许不是你干的，你说你讲的是实话，也许你讲的是实话。不过要是你只把她看作一位朋友的太太，那么你该对这件事采取某种行动，是不是呢?你该写个控诉状签名控告她。”

“您说控诉状是什么意思?”

“如果她杀了希腊人，那么她也曾经想杀死你，是不是呢?你不能让她不受到惩罚就脱身，要不然人家也许会觉得相当奇怪。当然，你要是容她就此脱身，人家会认为你挺傻。她为了获得保险赔偿金而杀死了自己的丈夫，也想要把你干掉。对这一点，你该采取什么行动，是不是呢?

“要是她这么干了，我也许会采取什么行动，可我并不知道她当真这么干了。”

“要是我向你证明，是她干了这件事，那么你就会签名控诉她，是不是呢?”

“要是
您能证明，那当然啦。”

“好吧，那我就来证明。你们停下车后，你从车里走出来，是吗?”

“不是。”

“什么?我还以为你喝得烂醉，什么事也记不清了。这是你第二次又记起了当时发生的事情。你真叫我感到惊讶。”

“据我知道不是那样。”

“那么你下了车。听听这个人的陈述：‘我们经过时，我对那辆车子没太留意，就只看见一个女人坐在方向盘前，车上有一个男人在大笑，另一个男人在车子后座外面想要呕吐。’这么说，你是在后座外面呆了一会儿啰，你吐了。她就是在这个时候用酒瓶打了帕普达基斯的脑袋。你回到车上后，什么也没注意，因为你当时喝醉了，而帕普达基斯好歹已经失去了知觉，也就几乎没什么可注意的了。你坐在后座上，昏睡过去。她于是趁此机会把车速扳到第二挡，把手放在手动油门上，用它控制着车子。等她跳到外边的踏板上，她就把车子推翻下去。”

“您这么说并不就能证明，是她干了那种事。”

“我能证明。证人赖特说，他从拐弯处开过来时，那辆车子正一连翻了几下掉下山谷去，而那女人却在路上，朝他挥手求救 。”

“也许她跳下车来了。”

“要是她跳下车来，那她手里还拿着手提包，你不奇怪吗?钱伯斯，一个女人会拿着手提包开车吗?跳车的时候，她还有时间把包拿起来吗?钱伯斯，这是办不到的。汽车正翻下一片山谷去，你想从车上跳下来，这是不可能的。车翻下去时，她不在车上！这就证明了是她干的，对吗?”

“我不知道。”

“你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你到底在控诉状上签名还是不签名?”

“不签。”

“听着，钱伯斯，那辆车子翻滚下去稍微过早了一点儿，这并不是意外事故。这不是你就是她干的；她并不希望由你来干。”

“让我清静一会儿，真不知道你在说点儿什么?”

“小伙子，还是这个问题，不是你就是她干的。要是这事跟你没关系，那你最好还是在这份控诉状上签名，因为要是你不签，那么我就知道了，陪审团也会知道的。法官也会知道。而设下这个陷阱的那家伙也会知道的。”

他朝着我望了一会儿，然后走出去了，紧接着又领了一个人回来。那人坐下，用一支墨水笔填好一份表格。萨基特把表格拿过来给我。“就在这儿签，钱伯斯。”

我签了名，满手尽是汗水，弄到了纸上，那另一个人不得不把汗水从纸上擦去。发稿： 傅倩

第十章

萨基特走后，那名警察又回到房里来，咕咕哝哝地说要和我玩二十一点。我们玩了几局，但是我无法定下心来。我于是用一只手出牌，好像打牌使我心烦意乱那样，接着就不玩了。

“他搞得你心烦意乱，是吗?”

“有点儿。”

“萨基特这人很不好应付。所有碰上他的人都给他搞得心烦意乱。他看上去像一位对人类满怀爱心的传道士，其实他有一副铁石心肠。”

“铁石心肠，说得对。”

“这个城里只有一个人能应付他。”

“是吗?”

“一个叫卡茨的家伙。你敢情听说过他。”

“当然啦，我听说过。”

“他是我的朋友。”

“这可是一位值得一交的朋友。”

“嗐，你眼下还不能请律师。你还没有受到控告，所以也不能找人。他们可以把你单独禁闭上四十八小时，这是他们的说法。不过要是他上这儿来，我只好让他见你。你明白吗?他可能会上这儿来，要是我恰巧和他谈起你的事的话。”

“你是说你也分到一点儿回扣吗?”

“我的意思是说，他是我的一位朋友，要是他不给我点儿回扣，那他也就算不上什么朋友了，是吗?他是个了不起的人。在本市，只有他能扳倒萨基特。”

“你可以去跟他谈谈，朋友，越快越好。”

“我这就回来。”

他走出房去一会儿，回来后向我眨了眨眼。果然，没过一会儿，传来了一下敲门声，卡茨随即走进房来了。他个子不高，大约四十岁，脸上显得苍老、粗糙，蓄着两撇小黑胡子。他进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掏出一袋布尔·德拉姆牌烟丝和一小包褐色包装纸，自己卷了一支烟。他把烟点着后（烟卷就有半边烧着了，他也没有再去在意），就让它歪叼在嘴外边。我始终没弄清楚，烟是着了还是熄了，他是醒着还是睡着。他就坐在那儿，半闭着眼睛，一条腿耷拉在椅子的扶手上，帽子推到后脑勺儿上，就是这样。你也许会认为，对于一个处在我这种境况中的人来说，看到他那种样子一定很丧气，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他也许是睡着了，但是即使睡着了，他看上去知道的事情也好像比大多数醒着的人还多。我喉咙有点儿哽塞，就好像那辆轻快的双轮战车已经驶了下来，就要把我带走。

那名警察看着卡茨卷香烟，就好像在看卡多纳翻那种一连翻三下的筋斗似的。他简直不想走开，可是他又不得不走。等他走出去后，卡茨对我做了一个手势，叫我开始讲。我向他说了我们如何出了一件意外事故，萨基特如何想说我们是为了得到保险赔偿金而杀害了希腊人，以及他如何迫使我在那份控诉状上签了名，指控科拉也试图杀死我。他细心听着，等我说完，他又在那儿坐了一会儿，什么也没有说。然后，他站起身。

“他确实使你处境很为难。”

“我本不该签字的。我不相信她会做那样一件该死的事，不过他硬逼着我签。现在，我真不知道自己落到了哪步田地。”

“嗳，你好歹不该签字的。”

“卡茨先生，你能帮我做一件事吗?你可不可以去看看她，告诉她——”

“我会去看她的，还会告诉她那些她知道了对她有好处的事情。至于其他的事，我会处理的，也就是说我会来帮你处理的。你明白我的话了吗?”

“是的，先生，我明白了。”

“传讯的时候，我会陪你一块儿去。或者反正有一个我选中的人陪你一块儿去。既然萨基特已经强迫你提出控告，我也许不能同时给你们两个出庭辩护，不过我会处理好这件事的。现在，再说一遍，既然我接下了这件事，不论我做什么，我都会帮你处理好。”

“不论你做什么，卡茨先生。”

“我还会再来看你的。”

那天晚上，他们又把我放到了一张担架上，抬我到法庭上去接受传讯。那是治安推事的法庭，不是正规法庭，没有什么陪审席、证人席或是其他那类东西。治安推事坐在一个台上，身旁站着一些警察，面前是一个长桌子，横过整个房间。凡是有谁想要说什么话，就把下巴搁在那张桌子上说。房间里有一大群人。当他们把我抬进去时，摄影记者们就连连对着我拍照。从那一片嘈杂声中，你就可以断定，有件重大的事正在这儿进行。我躺在担架上，看不到多少情况，不过我还是瞥见了科拉一眼。她和卡茨坐在前排长凳上；我还瞥见了萨基特。他正在房间的另一边跟一些提着公文包的人说话。还有些验尸时在场的警察和证人。他们把我放在长桌前面临时拼凑起的两张桌子上。他们还没有给我把毯子盖好，一起关于一个中国女人的案件就结束了。有一名警察开始敲敲桌子，要求大家安静。在他这么做着时，一个年轻人弯下身来，自我介绍说他姓怀特，卡茨叫他来作为我的代理人。我点点头，但他不停地低声说，是卡茨先生派他来的。那名警察发起火来，开始使劲儿猛敲桌子。

“科拉·帕普达基斯。”

科拉站起身来。卡茨把她领到长桌旁边。科拉从我身边经过时，几乎碰到了我。说来似乎可笑，在那一片纷乱中，我又闻到了她身上的气味，还是那种老使我约束不住自己的气味。她看上去比前一天稍许好点儿，换了一件较为合身的短上衣。她的套装已经洗烫过，鞋子也擦过了，一只眼睛虽然仍旧发青，但肿已经消去。其他有关的人也跟她一块儿到了前面。他们站成一排后，警察叫他们举起右手，然后开始念念有词地带头宣誓，保证自己所说的全是实话，决无谎言。他说到一半停下来，往下看，瞧瞧我的右手是否也举了起来。我开始没有举，这时才连忙用力把右手举起来。他咕咕哝哝重新说了一遍，我们也都跟着说了。

治安推事摘下眼镜，对科拉说，她被控犯有谋杀尼克·帕普达基斯的罪行，同时还犯有攻击弗兰克·钱伯斯、以便杀死他的罪行；如果她有意的话，她可以进行申辩，但是她所作的任何申辩都可以被用来指控她；她有权请律师代她申辩；她的有效申辩期限为八天；在这一时期内，她随时都可以请求开庭辩护。那是一大篇夸夸其谈。在他讲完前，你不时可以听见有人在咳嗽。

治安推事说完以后，萨基特开始说了起来，说他将证实自己接下去所说的一切。他的话和当天上午他和我说的那一大套总体上差不多，只是这次他使自己的陈述听起来十分严肃。等他讲完后，他开始请证人出庭作证。首先是救护车上的大夫，他讲述了希腊人死去的时间和地点。接下去是监狱的大夫，是他验尸的；再接下来是验尸官的秘书，他证实了验尸记录，并把记录呈交给了治安推事。后来，又上来了两个证人，但是我忘了他们说了些什么。等那一大批人说完以后，他们所证明的就是，希腊人死了。这件事好歹我已经知道，因此我并没有怎么在意。卡茨始终没有对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提问。治安推事每次总望望他，他总挥挥手，证人于是就退到一旁去了。

在证人们全证明希腊人的确死了以后，萨基特认为事实已经清楚，于是拿出了一些有分量的材料来。他叫来了一个自称是代表美国太平洋各州意外事故保险公司的人。这个人讲述了希腊人如何在五天以前刚取得了一份保险单。他还讲述了希腊人的投保范围： 如果患病，希腊人将在五十二周内每周得到二十五元的赔偿；如果在意外事故中受伤、不能工作，也将得到同样的赔偿；如果丧失了四肢中的一肢，将得到五千元的赔偿；如果丧失了两肢，将得到一万元的赔偿；而如果在意外事故中丧生，他的寡妇将得到一万元的赔偿；如果事故是发生在火车上，他的寡妇将得到两万元的赔偿。等他讲到这儿时，他的话听起来开始像在推销商品。治安推事举起手让他停下。

“我需要的保险我全都保了。”

大伙儿对治安推事开的玩笑哄堂大笑起来，连我也笑了。他的话听起来十分风趣，你管保也会感到惊奇的。

萨基特又问了几个问题，然后治安推事转向卡茨。卡茨想了一会儿。等他开口对保险公司那人说话时，他话说得很慢，仿佛想确保每一个字都准确无误似的。

“你是这起诉讼的当事人之一吗?”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的，卡茨先生。”

“你希望逃避偿付这笔赔款，理由是有人犯了罪，对吗?”

“对。”

“你当真相信有人犯了罪，相信这个女人杀了她的丈夫，以便得到这笔赔款，同时她还想要杀死这个男人，或者故意使他落入危险的、可能会送了命的境地，所有这些都是这个女人为了获得这笔赔款所制订的一部分计划，是这样吗?”

那家伙微微笑了笑，想了一会儿，就好像他也要回报一下对方的恭维，把每一个字都说得准确无误似的。“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卡茨先生，我得说，我经手过成千上万件这样的案子，这种诈骗的案子我每天都要碰到，所以我认为，我对于调查这类案件特别有经验。我可以说，在我为这家和其他几家公司工作的所有这些年里，我还从没见过一件再清楚明白的案件了。我不仅相信有人犯了罪，卡茨先生，我实际上还知道有人犯了。”

“我没问题啦。法官先生，对于这两项指控，我都承认她有罪。”

倘使他在法庭上扔下一枚炸弹，他也不会使庭上的人们更为迅速地骚动起来。记者们纷纷冲到前面，摄影记者们也涌到长桌子前边来拍照。他们不停地互相碰撞。治安推事发起火来，开始敲击桌面，要大伙儿遵守秩序。萨基特看上去就好像挨人开枪击中了那样。整个法庭上人声沸腾，就像有人突然把一只贝壳塞到了你的耳旁。我尽力去看科拉的脸，不过我所能看到的只是她的嘴角。她的嘴角不住地在抽动，就像有人大约每过一秒钟就把一根针扎到她嘴上去那样。

我所知道的下一件事就是，抬担架的那几个人把我抬起来，跟着那个叫怀特的青年人走出了法庭，接着他们抬我跑步穿过两间大厅，进了一间房，房里有三四名警察。怀特说了句什么关于卡茨的话。警察们听了后，就离开了，抬担架的人把我放在那张办公桌上后，也走出去了。怀特在房间里转了一会儿，随后房门打开；一名女看守带着科拉走了进来。接下去，怀特和女看守走了出去，把门关上，房间里就剩下我们了。我试着想点儿话说，却不知道说什么好。科拉来回走着，瞧也不瞧我一眼。她的嘴角仍旧在抽搐。我不停地咽口水；过了一会儿，我总算想出了一句话。

“咱们受骗了，科拉。”

她什么话也没说，只是不停地走来走去。

“卡茨那家伙，他只是警察们的一个眼线。看守我的一名警察叫他来给我帮忙，我原以为他是个诚实可靠的人。可是咱们受骗了。”

“啊，没有，咱们没有受骗。”

“咱们是受骗啦。那名警察向我推荐他的时候，我本该想到的。可我没有。我还以为他诚实可靠哩。”

“我受骗了，可你没有。”

“我是受骗了，他也戏弄了我。”

“现在，我全明白了。我明白了为什么得由我来开车。我也明白了上一次为什么要我去下手而不是你。啊，是的，我爱上了你，因为你很机灵。现在，我才发现你真是很机灵。这是不是很古怪呢?你爱上了一个人，因为他机灵，接下来你发现他果真很机灵。”

“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科拉?”

“受骗啦！我想说我受骗啦。你和那个律师，你们安排得挺好。你们安排好，说我也试图把你杀了。这样一来，看上去就好像你不可能跟这件事有任何关系。然后，你们让我在法庭上认罪。这样一来，你跟这事压根儿就毫无关系了。好吧，我想我真是够傻的，不过我还没傻到那个分上。听着，弗兰克·钱伯斯先生。等我把事情全说清楚后，再瞧瞧你有多机灵。要知道机灵过了头是怎么个情形。”

我试着跟她理论，但是一点儿也没有用。她气得连涂了口红的嘴唇也变得发白了。这时，门一下给推开，卡茨走进来了。我想从担架上跳起来跟他拼命，可我却一动也不能动。他们用绷带把我包扎着，所以我无法动。

“滚出去，你这该死的眼线。你
会处理好这件事。我得说你处理得真好，但是现在，我总算知道你是个什么角色了。你听见我说的话吗?给我滚出去！”

“哟，怎么回事，钱伯斯?”

你听他的口气，还会以为他是一位主日学校的老师，瞧见一个孩子因为口香糖给人拿走而哭起来，忙去劝他那样。“哟，怎么回事?我是在
把这件事处理好。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对，你是说过。要是有天你落到我手里，让你知道我的厉害，到那时，但愿上帝会帮助你。”

他望望科拉，好像这是一件他就是弄不明白的事，也许她可以帮他解决一下。科拉走到他身边来。

“这个人，这个人和你，你们串通一气来对付我，让我受到惩罚，而他却可以逍遥法外。嗨，这件事他和我两人都有份，他决不会逃脱惩罚的。我这就要把真相全说出来，全部真相，马上就说。”

他望着她，摇摇头，那副十分虚假的样子，是我在一个男人脸上从未见到过的。“哎，亲爱的，我可决不会那么做。要是你让我处理这事的话——”

“你已经处理过了。现在，由我来处理啦。”

卡茨站起身，耸了耸肩，走出房去了。他刚走出去，一个大脚丫、红脖子的家伙提着一台手提式打字机走了进来，把打字机放在一张椅子上，还用两本书垫在下面，迅速把打字机打开，然后望着科拉。

“卡茨先生说你想要作一篇陈述，是吗?”

他的嗓音短促、尖细，说话的时候，脸上还有一种露齿的微笑。

“对，一篇陈述。”

她开始断断续续地说起来，每次讲两三个词。他跟着她的速度迅速地在打字机上打下来。她把事情全都说了： 她回溯到最初，说她是怎样见到我的，我们怎样开始相恋，有一次怎样曾经试图把希腊人干掉，但却没有成功，等等。有两次，一名警察从门外探进头来，但是打字的那人举起手来，表示还没有打完。

“得再过几分钟，警官。”

“成。”

等她讲到最后时，她说自己对希腊人投保的事一点儿也不知道，我们压根儿不是为了这个想杀死他的，只是想干掉他。

“就是这些。”

他把打好的各页收集起来；科拉在上面签了字。“请你在每一页上就签下你姓名的第一个字母，好吗?”她签下了以后，那个人拿出了一枚公证人印章来，让她举起右手，盖了章，再签好字。接下去，他把那份材料放进口袋里，关上打字机，走了出去。

她走到门口，对女看守大声说道：“我好了。”女看守走进来把她带走。抬担架的人也进来把我抬了出去。他们跑步前进，但是路上碰上了在围观科拉的那群人，给堵住了一会儿。她当时和女看守正站在电梯前，等着到上面的监狱去。监狱在司法大楼的顶层。抬我的人挤过人群，向前走去，结果我身上的毯子给挤落下去，沿地拖曳。科拉拾起毯子来，替我塞塞好，然后迅速转身走开。

第十一章

他们把我带回医院去，可是看管我的人不再是州里的那名警察，而是听取科拉招供的那家伙，他在另外一张床上躺下。我试图睡去。过了一会儿，我当真睡着了。我梦见科拉正望着我，我正试图对她说点儿什么，但是却说不出来。接着她就要倒下，我就醒过来了，耳朵里响起了我击中希腊人脑袋时发出的那种吓人的破裂声。随后我就又睡着了，梦见自己在坠落下去。这时，我又惊醒过来，紧紧抱住自己的脖子，耳朵里响起了同样的破裂声。有一次，我醒过来时，大声喊叫。那个家伙忙用胳膊肘儿撑起身来。

“喂。”

“唉。”

“什么事?”

“没什么事，只是做了一个梦。”

“好。”

他片刻不离地看着我。早上，他让人给他端来一脸盆的水，从口袋里取出一把剃刀，刮了脸，随后又擦洗了一番。有人把早餐送进来。他在桌旁吃了他的那一份。我们什么话也没说。

这时候，有人给我拿来了一份报纸；在报纸的第一版上，刊登着科拉的一张大照片，下方还有一张我躺在担架上的较小的照片。文章称她是酒瓶杀手，还讲述了她在提审时如何认了罪，并且将在今日出庭听候宣判。里面有一页上还刊载了一篇报道说，据信本案将因处理迅速而创下记录。另有一篇关于一位牧师的讲话。他说，如果所有的案子都能如此迅速地加以处理，那么对于防止犯罪会比通过一百项法律更为有效。我翻遍了那份报纸，想看看有没有关于科拉认罪的报道，可是报上并没有刊登。

大约十二点的时候，一个年轻的大夫走进来了，开始用酒精擦我的背部，把一部分护创膏浸湿后去掉。他本该把护创膏完全浸湿后再去掉的，但是大部分时间他都强行拉去，那份疼痛可真够呛。等他把一部分护创膏拉去后，我发觉自己可以动了。他听任其余的护创膏粘在背上没再拉；一个护士把我的衣服拿来给我。我穿上了。这时候，抬担架的人进来，扶我上了电梯，下去后出了医院。有辆汽车在医院门口等着，车上有名司机。和我一块儿过夜的那家伙让我上了车；我们开车驶过两片街区。然后，他又领着我下了车。我们走进了一栋办公楼，上楼到了一间办公室里。卡茨正在那儿，满脸堆笑地伸出一只手来。

“案子全部结束了。”

“好极啦。他们什么时候绞死她?”

“他们并不绞死她，她已经获释了，自由了，跟一只小鸟一样自由。她再过一会儿，等他们把法庭上的一些事情一办理好，就会过来。进来吧，我来把事情的经过全部告诉你。”

他把我领进一间私人办公室，把门关上。等他卷好一支烟，点燃了一半，并叼在嘴边上后，他才开始说起来。我几乎不认识他了。一个像他那样前一天还显得睡眼蒙眬的人，这时候竟然如此兴奋激动，这似乎真是不可思议的。

“钱伯斯，这是我一生中承办的最重大的案子。从我接下这件案子到处理完毕，总共不到二十四小时，但是我来告诉你，我以前从没有承办过一件这样的案子。要知道，登普西与弗波

[10]

的较量只打了两轮不到，是吗?问题并不在于持续多久。主要得看你承办下来后的表现。”

“不过，这个案子其实算不上什么真正的较量，只是四个人玩的一局牌，而每个玩牌的人手里都有一副好牌。你能击败谁吗?你以为一个打牌的人会打一手臭牌吗?真见鬼。我每天都碰上这些臭牌。但是如果给我眼下这样一副牌，其他三个人手里也有牌，而且每个人都认为打得好的话，自己就会赢
，那么你瞧瞧我吧。噢，钱伯斯，你叫我来参与这件事，真是帮了我个忙。我再也不会碰上这样一件案子了。”

“你说到这会儿等于什么也没说。”

“我会说的，你先别急。但是在我把牌给你说清楚以前，你不会明白的，你不会知道该把手里的牌怎么打。现在，先说第一步： 玩牌的有你和那个女人。你们每人都有一手好牌，因为你们干的是一场毫无破绽的谋杀，钱伯斯。也许你甚至也不知道这起谋杀干得多么干净利落。萨基特想用来吓唬你们的那一套，说什么车翻下去的时候她没在车上，手里还拿着手提包等等，所有这些压根儿一钱不值。车子在翻滚下去之前会晃动，对吗?一个女人在跳车之前会一把抓起她的手提包，对吗?这并不证明她犯下了什么罪；这只证明她是一个女人。”

“这些事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从萨基特那儿知道的。昨儿晚上，我和他共进晚餐；他对着我表示得意。他还可怜我，那个笨蛋。萨基特和我是对头，我们是曾经有过的最友好的对头。为了愚弄我，他不惜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魔鬼，我对他也以毒攻毒。我们甚至还对这案子的结局打了赌。我们赌了一百元。他还嘲笑我，因为他对这案子十分有把握。他只需要把他的牌摊下，让刽子手去执行就成了。”

真是干得出色极啦，两个人赌一百元看刽子手会不会把我和科拉绞死！虽然如此，我还是想把这事弄个明白。

“如果我们手上的牌全都很好，萨基特手上怎么会有牌呢?”

“这一点我马上就要讲到了。你们手上的牌全都很好，可是萨基特知道，要是公诉人手上的牌打得好的话，那么世上的男女手上有着你们俩的这副牌，没有一个能玩得过他的。他知道他要做的就是让你们俩当中有一个攻击另一个，那么这事也就十拿九稳了，这是第一件。第二件，他对这件案子甚至用不着费多大心思。有保险公司给他去调查，所以他甚至连举手之劳都用不着。这一点是萨基特特别喜欢的。他得做的就是打好他手上的牌，那么赌注就会全部落到他的手里。所以萨基特做了点儿什么呢?他用保险公司替他发掘出来的材料，把你吓唬得要死，迫使你不得不签名指控她。他拿走了你手中最好的一张牌，这就是你怎样伤害到你自己，并使你打出了你自己的王牌。要是你受到了那么重的伤，那必然是一件意外事故，然而萨基特却利用这一点迫使你签名控告她。你签了名，因为你害怕要是你不签，他就会十分清楚地知道是你干的了。”

“我胆怯了，就这么回事。”

“在处理谋杀案时，胆怯心理是可以加以利用的一个因素。在这方面，没有人比萨基特更善于利用它。好。他现在让你落在他要你呆的境况里了。接下来，他要你出庭作证指控科拉；他知道，一旦你这么做了，世上就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止科拉告发你。这就是他和我共进晚餐时，他所具有的优势。他嘲笑我，可怜我，还和我赌了一百元。这时候，我一直不动声色地坐在那儿，手里拿着一副我知道只要打得好，肯定可以打败他的牌。好，钱伯斯，你来看看我手里的牌，你看见什么了?”

“没看到什么。”

“唔，什么?”

“说实话，什么也没有看见。”

“萨基特什么也没有看见。但是你注意看着，我昨儿离开你以后，就去看了她。她授权让我去打开帕普达基斯的保险箱。果然不出我所料，我在箱子里还发现了一些其他的保险单。我去找了为他开保险单的那个代理人，我发现的情况是这样：

“那份意外事故保险单跟帕普达基斯几个星期前碰上的意外事故毫无关系。那个代理人在翻看日历时发现，帕普达基斯的汽车保险已经就快到期了。他于是上他家里去找他。当时科拉不在家。他们两人很快就办好了汽车保险、火灾、失窃、撞车、公共责任等通常的那一系列。接下去，那个代理人向帕普达基斯指出，他什么东西全都保了险，就是没有为他本人可能受到的伤害投保，于是问他买一份个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怎么样?帕普达基斯对这一提议顿时很感兴趣。也许上一次发生的意外事故是他动了这一念头的原因，但是即便是这样，那位代理人对这一点却什么也不知道。帕普达基斯签约参加了那一整套保险，并开了支票，交给了那个代理人。第二天保险单就全寄出去给他。你知道，一个代理人通常总给好几家公司干活儿，因此那些保险单并不是一家保险公司开出的。这是萨基特忘却了的第一点。不过主要该记住的一件事是，帕普达基斯不仅拥有新买的保险，他还拥有原来的各项保险，而那些保险还有一星期才到期。”

“好，现在来看看他的这些安排。太平洋各州意外事故保险公司给他开了一份一万元的个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单；加利福尼亚担保公司给他开了一张一万元的新公共责任债券；落基山忠实保险公司给他开了一万元的旧公共责任债券。这就是我的第一张牌。萨基特有一家保险公司替他出力，涉及的金额是一万元。我有两家保险公司可以替我出力，涉及的金额达到两万元。我什么时候需要，就可以请他们出面。你明白了吗?”

“不，我不明白。”

“你瞧，萨基特不是把你手里的大牌偷走了，是吗?嘿，我把同一张牌又从他那儿偷过来。你不是受了伤，是吗?而且你伤得很厉害。这一来，要是萨基特证明科拉犯了谋杀罪，你起诉她，因为实行这起谋杀使你也受到了伤害，那么，不论你提出什么样的赔偿要求来，陪审团都会答应的。那两家保险公司都有责任根据保险单作出法院判定的全部赔偿。”

[11]

“现在，我明白了。”

“太妙了，钱伯斯，真太妙了。我发现这张牌在我的手里，可你没有发现，萨基特也没有发现，太平洋各州意外事故保险公司也没有发现，因为他们全一心忙着帮萨基特打好他手里的那副牌，而且还十拿九稳，认为他们手上的牌会赢，所以对我手里的牌压根儿连想也没有想。”

他在房间里转了几圈，每次经过房角里的一面小镜子时总感到自己挺神气。接着，他说了下去。

“好，情况就是这样，接下来就是怎样打好这副牌了。我得快速出牌，因为萨基特已经把他的牌打出来了。科拉随时都可能会认罪，甚至可能就在提审的时候，等她一听到你作证指控她。我非得迅速采取行动。那么我怎么办呢?我等到太平洋各州意外事故保险公司的那人作完证，然后等他的证词记录在案，说他当真相信有人犯了罪。这样做，只是为了往后万一我要对他提出非法强行拘留的起诉作好准备。那家伙刚一说完，轰隆，我也承认科拉有罪。这样就结束了审讯，使萨基特当晚无法实施他的计划。随后，我把科拉急忙带进一间律师工作室，要求在她当晚给关起来前会见她半小时，然后把你也找了去。她只需要和你私下呆上五分钟。等我进房的时候，她已经准备好全吐露出来了。我于是派肯尼迪先进去。”

“就是昨儿晚上和我呆在一块儿的那个探员吗?”

“他过去曾经是一名探员，现在已经不干了。现在，他是我的密探。科拉以为她是在对一名探员讲话，实际上那是个假探员，但是还是有用。等她把实情全部吐露出来后，她今儿一直保持着沉默，这也就够啦。下一件事就是你。你会做的事就是匆匆溜走。既然对你没有什么指控，那么尽管你以为自己还被拘留着，实际上你已经自由了。等你明白了这一点，我知道没有什么胶布、背痛、医院护工或是其他什么能留住你，因此等肯尼迪把科拉那面安排好以后，我就打发他过去盯着你。下一件事就是，太平洋各州意外事故保险公司、加利福尼亚担保公司和落基山忠实保险公司三方在午夜召开的一次小型会议了。等我把实情摊在他们面前后，他们很快就达成了一笔交易。”

“你说他们达成了一笔交易，是什么意思?”

“首先，我把有关法律条文读给他们听，我读给他们听了《加利福尼亚机动车辆法规》第一百四十一条第四款第三节有关乘客的条款。那个条款规定，如果有乘客乘坐主人的汽车而受伤，他无权获得赔偿，除非
他受到的伤害是由于司机喝醉了酒或故意处理不当所造成的，那样的话，他可以获取赔偿。你瞧，你是一位客人，而我又承认她犯有谋杀和侵犯人身罪。这里有不少故意处理不当的行为，是不是呢?而他们也拿不大准，你知道，也许她确实是一个人干的。因此那两家出售了责任保险单的公司，就是那两家有风险，会受到你冲击、赔偿保险单上全部金额的公司，他们各拿出五千元来支付太平洋各州意外事故保险公司所要作出的赔偿，而太平洋各州意外事故保险公司则同意向科拉作出全额赔偿，不再追究这件事。整个事情没超过半个小时就解决了。”

他停下来，又咧开嘴对自己得意地笑笑。

“接下来怎么样呢?”

“我还在想接下去会发生的事。当太平洋各州意外事故保险公司的代表走上证人席说，他的调查使他确信没有人犯罪，他的公司将全额偿付这起事故的保险金时，萨基特脸上的表情我现在还记得。钱伯斯，你知道那是什么样的感觉吗?用假动作诱骗一个人把心里话全说出来，然后再给他当头一棒。世上没有什么感觉比这样更令人惬意的了。”

“我还是不明白。这家伙干吗又出庭作证?”

“科拉在等着判刑，在承认自己有罪以后，法庭通常想要听到一些证词，以便查明案子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样才好量刑。萨基特从一开始就嚎叫着，要求判死刑，嗐，他是个喜欢杀戮的家伙，萨基特就是这么个人。正因为这样，和他斗才使我特别来劲儿。他当真相信绞死那些犯人会有一定的好处。你和萨基特对着干的时候，是要冒风险的。他把替他效力的那个保险公司的代表又送上了证人席，但是在深夜那场小型会议以后，他已经不再是萨基特的
狗腿子，而是我的
人了，只是萨基特还不知道。等他发现了真相以后，他大喊大叫，可是已经太晚了。如果有家保险公司不相信科拉有罪，陪审团就决不会相信，是吗?这一来，根本就没有可能判定她有罪。我就在那时候，使萨基特怒火中烧。我站出来，对法庭发表了一篇讲话。我讲得不慌不忙，说我的当事人如何从一开始就申辩说自己无罪。我如何不相信她的话，如何知道存在大量我认为对她极为不利的证据，那些证据足以使任何法庭判定她有罪，而且我还相信当我决定代她承认有罪，并由法庭来对她量刑时，我的行为是代表了她的最大利益。但是，钱伯斯，你知道我是怎样在舌头下吐出‘但是’这两个字来的吗?但是，鉴于证人刚才作出的证词，我没有别的选择，只好撤回承认她有罪的辩护，让案子得以进行下去。萨基特什么办法也没有，因为我仍旧是在八天的有效申辩期内。他知道自己完了，只好同意过失杀人罪的申辩，法庭又审问了其他的证人，最后判了她六个月，缓期执行。即便对这一判决，法庭实际上还表示了歉意。我们撤消了对科拉提出的攻击他人的控告。这是整个案子的关键，而我们几乎把它忘了。”

这时传来了一下敲门声。肯尼迪把科拉带进来，把一些文件放在卡茨面前，然后离开了。“给你，钱伯斯。就在上面签下你的姓名，好吗?这是你对自己所受到的任何伤害放弃要求赔偿的声明。保险公司很配合，这就算是对他们的回报吧。”

我签了名。

“你要我送你回家吗，科拉?”

“我想是这样。”

“慢着，慢着，你们两个。别这么急，还有一件小事。你们杀了希腊人，得到了一万元。”

她望了望我，我望了望她。卡茨就坐在那儿望着支票。“你们瞧，要是卡茨得不到什么钱的话，那么这副牌也就算不上是一副好牌了。这一点我忘了告诉你们。好吧，嘿，好，我也不会太贪心。通常，我总全部留下，不过这一次，我就减半收费。帕普达基斯太太，你给我开一张五千元的支票，我就把这笔钱转到你的名下，然后到银行把款子存起来。给你，这是一张空白支票。”

她坐下来，拿起钢笔，开始写，然后又停下，好像她弄不大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似的。突然，他走过去，拿起那张空白支票，把它撕得粉碎。

“得了吧！这种事一生也就一次，是吗?给你，你全留着吧，我才不在乎这一万元哩。一万元我有。我要的就是这个！”

他打开自己的皮夹，取出一张纸条给我们看。那是萨基特开的一张一百元的支票。“你们以为我会把它换成现金吗?绝对不会。我要把它装在镜框里，挂在墙上，正在我的办公桌上方。”

第十二章

我们离开了那儿。由于我走路还跛得厉害，因此就叫了一辆出租汽车，先上银行去，把支票存起来，随后去了一家花店，买了两大束鲜花去参加希腊人的葬礼。他刚死了两天，他们也刚准备埋葬他，这似乎有点儿古怪。葬礼是在一座希腊小教堂里举行的。那儿聚集了一大群人，其中有些希腊人我曾经在他店里不时看见过。我们走进去时，那群人对科拉十分冷淡，把她安排在离开前面大约三排远的座位上。我瞧得出他们都在看我们，心里嘀咕着万一他们稍后采取什么粗暴的行动，我该怎么办。他们都是他的朋友，不是我们的。但是不一会儿，我就看见他们在互相传阅一份晚报。报上的醒目大标题说，她是没有罪的。一名领座人员看了一眼后，连忙跑过来，请我们换坐到最前排的座位上去。讲道的那人先用一些下流的俏皮话讲了希腊人是如何去世的，不过这时候，有一个人走上前去，小声对他说了几句，还指了指当时已经快传到前排的那份报纸。他于是转过身，重新又说了一遍，不再讲什么下流的俏皮话了，同时还提到了死者的悲痛的寡妇和朋友们。在场的人全点点头，同意他说的话。我们走出教堂到墓地上去时，还有两个人走上前来，搀住科拉的胳膊，扶她走了出去，另有两个人过来搀我。他们把希腊人的遗体放进坟坑时，我开始哭出声来。每次唱那些圣歌总会使我感到伤心，尤其是为一个你喜欢的人，像我喜欢希腊人那样。临了他们唱了一首我听见他唱过上百回的歌，这使我彻底垮了。我把买来的花放在该放的地方，这是我当时所能做的一切。

出租汽车司机替我们找来了一个人，愿意把一辆福特牌汽车租给我们，每周租金十五元。我们接受下了。于是科拉开车上路。我们驶出城后，经过一所正在建造的房屋。我们一路上驶去，就议论起来。我们说新近建造的房屋何以并不多，不过等情况有所好转后，这整片地区还是会大批兴建起来的。等我们回到酒吧后，她让我下了车，把车子去停放好，然后我们走进店。整个地方就和我们离开时一样，甚至连我们喝过酒，放在洗碗槽里的酒杯和希腊人因为酒喝得大醉而扔开的吉他等全都和原来一样。科拉把吉他收进了匣子，洗好了酒杯，然后上楼去了。过了一会儿，我也跟她上了楼。

她坐在他们卧室的窗户旁，望着外边的大路。

“怎么啦?”

她什么话也不说；我转身打算离开。

“我并没有叫你走。”

我于是坐下了。她过了好半天才恢复过来。

“你出卖了我，弗兰克。”

“没有，我没有。是萨基特硬逼我的，科拉。我不得不在他的文件上签字。要是我不签，那么他就会明白一切。我并没有出卖你。我只是暂时依着他，等我弄清了自己的处境后再说。”

“你出卖了我。我从你的目光里就瞧出来了。”

“好吧，科拉，我是出卖了你。我只是一时胆怯了，就是这么回事。我本不想那么做的，尽力不想那么做。但是他搞垮了我。我顶不住了，就是这么回事。”

“我知道。”

“我受到了十分痛苦的折磨。”

“我也出卖了你，弗兰克。”

“他们迫使你那么做的。你本不想那样。他们给你设下了一个圈套。”

“是我自己想那么做的。我当时真恨你。”

“这没关系，你恨我是为了一件我实际上没有做的事，你现在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不，我恨你是为了一件你确实做了的事。”

“我始终没有恨过你，科拉，我只恨我自己。”

“我现在不恨你了。我恨那个萨基特，还有卡茨。他们干吗不能撇下咱们，不来纠缠呢?他们干吗不能就让咱们共同一块儿斗争到底呢?那样我反倒不会在意了。即便那意味着——你知道的，我也不会在意。那样咱们就会保持住咱们的爱情啦。那是咱们曾经拥有的一切。可是他们刚一使出卑鄙的手段来，你就出卖了我。”

“你也出卖了我，别忘了这一点。”

“这是糟透了。我也出卖了你。咱们互相全都出卖了。”

“这一来，咱们俩正好扯平，是吗?”

“是扯平啦，可现在瞧瞧咱们。咱们曾经到过一座大山的顶上。咱们呆在那么高的地方，弗兰克。那天晚上，咱们呆在那儿的时候，曾经享有一切。以前，我可不知道自己会有那样的感情。咱们互相接吻，把咱们拥有的一切固定下来。这样不论出现什么情况，它都会永远存在下去。咱们当时拥有的比世界上任何其他两个人拥有的都多。接下去，咱们就倒下了。先是你，后是我。不错，是扯平了，咱们又一块儿下来，到了这儿。不过咱们的思想不再是高超的了。咱们的壮丽的大山不见了。”

“嗐，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咱们不是守在一块儿吗?”

“我想是守在一块儿了，不过我昨儿晚上想了很多，弗兰克，想到你和我，还有电影，以及我为什么突然变啦，廉价小餐馆和四处流浪，你为什么喜欢它们。咱们只是两个不中用的人，弗兰克。那天夜里，上帝吻了咱们的额头。他给了咱们两个人所能拥有的一切，可咱们就不是能享有那一切的料。咱们享有了全部的爱，但是咱们却承受不住，一下子垮了。那种爱就像是一架大飞机的引擎，它带着你穿过天空，一直去到了山顶上。可要是你把那种爱放进一辆福特汽车里，它就会给震得粉碎。咱们就是这样，两辆福特汽车，弗兰克。上帝眼下正在上面嘲笑咱们。”

“让他见鬼去！咱们不是也在嘲笑他吗?他给咱们竖起了一盏红色交通信号灯，咱们也闯过去了，随后又怎么样呢?咱们摔进深渊去了吗?咱们确实陷入了困境，可咱们脱身出来了，还为此挣了一万元。所以上帝不是吻了咱们的额头吗?那么魔鬼就和咱们一块儿上了床。请你相信我，小姑娘，他在床上睡得挺好。”

“别这么说，弗兰克。”

“咱们不是拿到了那一万元，是吗?”

“我不愿意去想那一万元，钱是不少，但是它却买不来咱们的那座大山。”

“大山，真见鬼！咱们既有大山，也有那一万元可以堆在山顶上。要是你想登高的话，那就站在那堆钱上四处望望好了。”

“你这傻子，真希望你能看见你自己当时的那副样子，头上缠着绷带又嚷又叫。”

“你忘了一件事。有件事咱们该庆祝一下。咱们还始终没有举行那场酒会哩。”

“我说的不是那种酒会。”

“酒会就是酒会。我离开前喝的那酒放在哪儿啦?”

我上自己的房间去，找到了那瓶酒。那是一夸脱的波旁威士忌酒，瓶里还有四分之三。我下楼去，拿了一些可口可乐杯子、冰块、白砂糖块，又回到楼上来。她摘下了帽子，让头发披下来。我调好了两杯酒，加了些白砂糖块和两块冰，又从瓶里把酒倒进去。

“来，喝一杯，你会觉得好点儿的。萨基特逼得我无路可走时，就是这么说的，那个卑鄙的家伙。”

“唷，这可是烈性酒呀。”

“当然是啰。给你，你穿的衣服太多啦。”

我把她推到床边，她紧紧握着那只杯子，酒给泼了一点儿出来。“见鬼去吧，这酒咱们有的是。”

我开始把她的短上衣脱去。“把我扯开，弗兰克。就像你那天晚上那样把我扯开。”

我把她的衣服全扯去了。她慢慢地扭来扭去，这样衣服好从她身上滑落下来。然后，她闭上眼睛，躺在枕头上。她的一缕缕头发弯弯曲曲地落在她的肩上。两眼漆黑，乳房不再是紧绷在一起，正对着我，而是柔软地松散开，形成两大团粉红色的斑痕。她看上去就像是世界上所有妓女的曾祖母。那一晚，魔鬼的钱真是没有白花。

第十三章

我们那样热和了六个月。我们坚持下去，每次都是那样： 先吵上一架，然后我就去取酒瓶。我们争吵的事就是，我们要不要离开那地方。在缓刑期没满之前，我们不能离开本州，不过刑满之后，我想我们应该离开。我没有跟她说，但是我想让她远离开萨基特。我担心有天她为什么事跟我发起火来，会像上次审讯后那样失去理智，把实情全部说出来。我一点儿也不信任她。起初，她也很热切地说要走，特别当我讲到夏威夷和南太平洋诸岛的时候，可是后来酒店生意兴隆了起来。葬礼结束后，大约有一星期，我们重新开张，顾客蜂拥到店里来。想看看她长得什么样子，后来他们继续前来光顾，因为他们对店里的服务很满意。她因此兴奋起来，认为我们再赚些钱的机会来了。

“弗兰克，这一带四周路边的小餐馆全都糟透了，店主都是一些过去在堪萨斯或其他什么地方拥有农场的人，压根儿不懂该怎样招待顾客。我相信要是有人前来，像我这样知道该如何做这种买卖，尽力满足顾客的需要，那么顾客就会前来，并把自己的朋友全介绍来。”

“让他们见鬼去。咱们反正这就要把它盘出去了。”

“要是咱们在赢利，盘出去就可以容易点儿。”

“咱们是在赢利。”

“我是说赚大钱。听着，弗兰克，我有个想法。要是能让顾客坐在外面树下边，他们肯定会很乐意。你帮我考虑一下。加利福尼亚的天气这么好，可是人们却一点儿也没有好好地利用，就让顾客们呆在小酒店里；那些小酒店都是用巅峰快餐店固定装置公司现成的设备布置起来的，五味杂陈，令人作呕，供应的东西也糟透了，从弗雷斯诺

[12]

一直到边界上，全都一样，压根儿不让顾客有什么好感。”

“你瞧，咱们不是要把这爿店盘出去吗?那么咱们得卖的东西越少，就越快可以脱手。当然啦，顾客们会喜欢坐在树下面，这一点除了加州烤肉店烤架的吊装工外，谁都知道。但是如果要让顾客们坐在树下，那咱们还得添置一些桌子，还得在外面装上好几盏灯，和所有那些设备等等，而下一个买主也许压根儿就不喜欢那样。”

“不论咱们乐意不乐意，咱们反正得在这儿呆上六个月。”

“那么咱们就利用这六个月来找一个买主。”

“我想来试试。”

“好吧，那么你就试试吧，不过我在提醒你。”

“我可以把里面的几张桌子搬出来。”

“我不是说了吗?你就试试吧。来，咱们去喝上一杯。”

我们为了要不要取得出售啤酒许可证这件事大吵了一场。这时候，我才突然明白了，她到底想干什么。她在外面的树下搭起了一个小平台，把几张餐桌放在平台上，上面竖起了一个有条纹的遮篷，晚上还点亮了灯笼。这一来，买卖果然不错。她的估计相当正确。顾客们果真喜欢有机会在外面树下坐上半个小时，听上点儿收音机里放出的音乐，然后再上车往前赶路。接着，啤酒的问题又来了。她看到有机会让情况就按原来那样，再加上啤酒生意，管它叫作“啤酒花园”。

“我告诉你，我可不想要什么啤酒花园。我想要的就是一个乐意付现款盘下整个铺子来的人。”

“但是那样似乎太令人遗憾了。”

“我不觉得有什么可遗憾的，一点儿也不觉得。”

“可是瞧呀，弗兰克，弄一份出售啤酒的许可证，六个月只要花十二块钱。天啊，咱们十二块钱还花得起，是吗?”

“咱们申请到许可证，就得经营起啤酒买卖来。咱们已经在做汽油买卖，热狗买卖，现在又要做啤酒买卖。让它见鬼去吧。我想摆脱掉它，而不是越陷越深。”

“大伙儿都领了出售啤酒许可证。”

“就我来说，那很好。”

“顾客们想上咱们这儿来，树下面全布置好啦，可现在，我却不得不对他们说，由于咱们没有许可证，因此咱们不能供应啤酒。”

“你干吗一定得跟他们说什么呢?”

“咱们所要做的是，装上管子，就可以供应散装啤酒了，这比瓶装啤酒好，可以赚到较多的钱。前一天，我在洛杉矶看见了一些挺好看的杯子，又高又漂亮，顾客喜欢用那种杯子喝啤酒。”

“这么说，咱们现在又得添置软管和杯子了，是吗?我告诉你，我不想要
什么‘啤酒花园’。”

“弗兰克，你难道从来没有想要干出点儿名堂来
吗?”

“听着，听清楚这个，我想要离开这儿，上别的地方去。这儿，我每次四下看看，总看到一个该死的希腊人的鬼魂朝着我跳出来，做梦的时候也听见他喊叫的回声，而且每次一听到收音机里有吉他声，就心惊胆战。我非离开这儿不可，你听见我说的话吗?我非得离开这地方，要不我就要疯啦！”

“你在对我撒谎。”

“啊，没有，我不是在撒谎，我一生中从没有这样认真过。”

“你并没有看见什么希腊人的鬼魂，这不是你要离开的原因。别人也许会看见，但弗兰克·钱伯斯先生却不会。不，你想离开，只是因为你是个流浪汉，就是这么回事。你当初上这儿来的时候就是个流浪汉；你现在还是个流浪汉。咱们一离开这儿，咱们的钱全花完了，那可怎么办?”

“我又在乎什么呢?咱们反正是要离开，是吗?”

“正是这话，你不在乎。咱们可以就呆在这儿——”

“我早就知道，这才是你真正的意思，你一直都是这意思： 咱们就呆在这儿。”

“干吗不呢?咱们把餐馆经营得不错，干吗不在这儿呆下去呢?听着，弗兰克，自从你认识我的那天起，你就一直想把我也变成一个流浪的娘儿们，可你决办不到的。我告诉过你，我不是个流浪的娘儿们。我想干出个名堂来
。咱们就呆在这儿，哪儿也不去，咱们这就去申请出售啤酒许可证，咱们要搞出个名堂来。”

那时已经是深夜，我们呆在楼上，衣服已经脱了一半。她在房里走来走去，就像上次审讯后那样；说话也和上次一样断断续续、十分可笑。

“咱们当然要呆下来，你怎么说咱们就怎么做，科拉。来，喝一杯。”

“我不想喝。”

“你当然要喝。得到那么一大笔钱，咱们是该再次放声大笑才是，你说是吗?”

“这事咱们已经大笑过了。”

“可是咱们还要赚到更多的钱，是吗?我是指啤酒花园。咱们得为这件事喝上两杯，就算预祝咱们幸运。”

“你这个笨蛋。好吧，就算预祝咱们幸运。”

情况就这样继续下去，每周总有两三次。结果是，每次我酗酒醒来后，总免不了会做那些噩梦。我总在摔下去，耳朵里总响起那个脑壳的破裂声。

缓刑期刚满，科拉收到电报，说她母亲病了。她匆匆取了几件衣物；我把她送上了火车。回到停车场时，我感到很滑稽，就好像自己是由气体做成的，并将飘扬到某一个地方去。我觉得自由了。至少在一星期内，我用不着争吵或是竭力去摆脱掉噩梦，也用不着用一瓶烈酒来安抚一个女人，让她恢复好心情。

在停车场上，有个姑娘正极力在发动她的汽车，可是车子就是不动。她到处全踩遍了，但车子却一动不动。

“怎么回事?车发动不起来了吗?”

“他们把车停下时，没有熄火。现在电池用光了。”

“那么这全怪他们。他们该负责替你充电。”

“是的，不过我这会儿就得回家去。”

“我送你回家去。”

“你真太好啦。”

“我是世上最友好的人了。”

“你连我住在哪儿也不知道。”

“我不在乎。”

“我住得相当远，在乡下。”

“越远越好。不论住在哪儿，我反正都顺路。”

“你让一个好姑娘很难拒绝你这一番好意。”

“那好吧，如果很难拒绝，那就甭提啦。”

她是个浅色头发的姑娘，也许年纪比我还稍许大点儿，长得倒不难看，不过使我动心的是她的友好态度，以及她对我就好像对一个小孩儿或是什么人那样，根本没有一点儿提防的心理。她对这一带的道路很熟悉，这一点我可以看得出。最后，等我知道她并不认识我是谁后，我更喜欢上她了。我们驶出停车场时，互相通报了姓名，我的姓名并没有引起她的注意。好家伙，这真叫我松了一口气！这可是我遇到的人里没有邀我在桌旁坐下来一会儿，请我给他们讲一下那件案子的真相的人，因为人家都说希腊人是给谋杀了的。看来她是惟一的例外。我望望她，又有了先前离开火车旁时的那种感觉，好像自己是由气体做成的，会从方向盘后边飘扬而去。

“这么说你叫马奇·艾伦，是吗?”

“唔，实际上是克雷默，但是我丈夫去世后，我又用了自己原来的姓。”

“唔，听着，马奇·艾伦，或者是克雷默，再不随便你乐意姓什么，我想向你提出一个小建议。”

“是什么建议呢?”

“咱们掉转车头向南开去。你和我一块儿去作一次大约一星期的短途旅行，你说怎么样?”

“噢，这我可不能去。”

“干吗不能去呢?”

“唔，就是不能去。”

“你喜欢我吗?”

“我当然喜欢。”

“唔，我也喜欢你，那么还有什么妨碍咱们去呢?”

她张开口，想说什么，又没有说，接着大笑起来。“说实话，我倒很乐意去。就算人家认为我不该这么做，我才不在意呢。可是我确实不能去，因为我家里还养着好多只猫。”

“猫?”

“我家里养了好多只猫，全都归我照料，所以我才赶着要回去。”

“唔，现在不是有宠物饲养场，是吗?咱们打个电话给一家去，请他们派人把猫领走。”

这话使她感到很可笑。“我倒想去看看宠物饲养场见到我那些猫儿时，是什么神情?我的猫可不是一般的宠物。”

“猫就是猫嘛，对吗?”

“并不完全一样。有些猫大，有些猫小，我那些全是很大的猫儿。我想我们那只狮子，那些老虎，那只美洲狮，还有那三只美洲豹，宠物饲养场恐怕也养不了它们。它们凶极了。美洲豹可是一种十分吓人的猫。”

“真叫人难以相信。你养这些宠物干什么?”

“啊，让它们拍电影，出售幼仔。不少人家里全有私人动物园，豢养着它们。可以用它们招揽生意。”

“它们不会从我这儿招揽去什么生意的。”

“我们开了一家餐馆，顾客们喜欢瞧瞧这些猫儿。”

“餐馆?嘿，我也开了一家餐馆，所有该死的乡下佬都在互相卖热狗。”

“唉，我好歹不能丢下那些猫不管；它们得吃东西。”

“真见鬼！咱们不能去吗?咱们给戈贝尔打个电话，让他去把它们领走，给他一百块钱，让他在咱们去玩的时候，喂养一下它们。”

“跟我一块儿去玩，值得花一百块钱吗?”

“恰好值一百块钱。”

“哟，天哪，你这么说我可没法拒绝了。我想你还是就给戈贝尔打个电话吧。”

我在她住处让她下了车，找了一个公用电话亭，给戈贝尔打了个电话，然后返回酒店，关上门，停止营业，这样才又回去找她。当时天已经快要黑了。戈贝尔派人开了一辆卡车来；我正好碰上卡车驶回去，车上装满了浑身满是条纹和斑点的猫儿。我在大路上离她住处大约一百码远的地方停下，不一会儿她就拿着一个小手提包来了。我扶她上了车；我们就出发了。

“你高兴吗?”

“我太高兴啦。”

我们往南驶到卡连特，下一天我们顺着那个方向往前，驶到了恩塞纳达，一个墨西哥小镇，在海岸往下大约七十英里的地方。我们住进了当地的一家小旅店，在那儿消磨了三四天。那地方非常好，全是墨西哥人。你呆在那儿，觉得就像把美国已经拋到了上百万英里以外。我们的房间前面有一个小阳台；下午我们就躺在上面，观看大海，让时间流逝。

“你那些猫，嗨，你拿它们怎么样?训练它们吗?”

“我家养的那些猫可不成，一点儿也没用。除了那些老虎以外，全都不太听话。不过我确实训练它们来着。”

“你喜欢做这种事情吗?”

“就那些特别大的来说，我并不太喜欢，不过我喜欢美洲豹，总有一天我要和它们一块儿演出，可是得有一定数目以后才成，还得是热带丛林里的美洲豹。不是你在动物园里见到的那些野性未驯的‘亡命之徒’。”

“你说的‘亡命之徒’是什么样的?”

“会咬死你的那种。”

“它们全会咬人吗?”

“它们可能会，不过那些野性的肯定会伤人。要是它们是人，那就是些发了疯的人。这是因为它们是在囚禁中长大的。你瞧见的那些猫，看上去像猫，实际上是疯猫。”

“你怎么知道是不是热带丛林里的猫呢?”

“我是从热带丛林里逮住它们的。”

“你是说你活生生地
逮住了它们?”

“当然啦。死的对我有什么用?”

“真叫人难以相信，你怎么逮住它们呢?”

“唔，首先我坐船往南航行到尼加拉瓜。所有真正出色的美洲豹都来自尼加拉瓜。跟它们一比，加利福尼亚和墨西哥的这些美洲豹猫只是一些矮小、劣等的动物。然后，我花钱雇用一些印第安小伙子，领我到山里去。在山里，我逮住我想要的美洲豹。然后我把它们带回来。不过这一回，我要在那儿和逮住的美洲豹呆上一段时间，好训练训练它们。那儿的山羊肉比这儿的马肉便宜。”

“听上去你好像已经全准备好了，这就要出发啦。”

“我是全准备好了。”

她喷了点儿酒到自己的嘴里，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旅馆里把酒盛在一个有细长喷嘴的瓶子里。你就用喷嘴往嘴里喷酒。这样做是为了使酒冷却。她喷了两三次，每次总盯着我看上一会儿。

“要是你准备好了，我也全准备好啦。”

“得了吧，你以为我准备和你去逮那些该死的猫儿吗?”

“弗兰克，我身上带了很多钱。就让戈贝尔去饲养那些疯猫得了，把你的汽车卖了，能卖多少就是多少，然后去逮猫。”

“你乐意去吗?”

“你是说你乐意去?”

“咱们什么时候出发?”

“有一只货船明儿从这儿出发，停靠巴尔博亚

[13]

。咱们到了那儿就给戈贝尔发份电报去，你的车子可以就留在这家旅馆这儿，店主会把它卖掉，并把卖来的钱汇给咱们。墨西哥人有一个优点。他们尽管动作迟钝，却很诚实。”

“好吧。”

“嗐，我真高兴。”

“我也高兴。我已经吃厌了热狗、啤酒、边上有奶酪的苹果馅饼，真恨不得把它们一股脑儿全扔进河里去。”

“你会玩得挺乐的，弗兰克。咱们在大山里先找个凉爽的地方住下，然后等我把我的节目准备好了，咱们就可以带着那个节目走遍全世界。咱们想上哪儿就上哪儿，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身上有足够的钱好花。你身上有没有一点儿吉卜赛人的血液?”

“吉卜赛人的?我生下来就戴着耳环。”

那一夜，我睡得不大好。天快亮时，我睁开眼睛，一点儿也睡不着了。这时我突然想到，尼加拉瓜还不算挺远。

第十四章

科拉走下火车时，穿着一身黑衣服，使她人显得很高。她头上戴着一顶黑帽子，脚上穿着黑鞋、黑袜。在搬运工把皮箱放上车子时，她的举止有点儿不太自然。接着，我们上路了，走了好几英里，两个人谁也没有说话。

“你干吗不告诉我她死了?”

“我不想拿这件事来使你烦心，再说，我好歹要做的事情也很多。”

“我现在感觉很不好，科拉。”

“为什么?”

“你不在这儿的时候，我出去玩了一次，北上去了旧金山。”

“你为什么感到心情不好呢?”

“我也不知道。你回到衣阿华去，母亲快去世了，等等，而我却在旧金山玩得挺开心。”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感到心情不好。你去了旧金山，我很高兴。我要是想得到的话，临走前也会叫你去的。”

“咱们损失了一些买卖，我把店关了。”

“这没关系。咱们还会找补回来的。”

“你走了以后，我感到有点儿烦躁不安。”

“嗐，天哪，你去就去啦，我可不在意。”

“我想你这次去心情一定很不好，是吗?”

“我是有点儿伤心。不管怎样，一切全算过去了。”

“咱们到家后，我会再给你喝上一杯的。我在那儿搞到了一些挺好的酒，专门给你带回来啦。”

“我一点儿也不想喝。”

“它会让你重新振作起来的。”

“我不再喝酒了。”

“不喝了?”

“我慢慢会告诉你为什么。说起来话长。”

“你说话的口气，好像你家里出了不少事。”

“没有，没有出什么事。只有葬礼，不过我有不少话要告诉你。我想从现在起，咱们该过得更快活一点儿。”

“嗐，瞧在上帝分上，到底是怎么回事?”

“现在先不谈。你见到你家里的人了吗?”

“这为什么?”

“唔，好歹你玩得开心吗?”

“还可以，一个人也只能那样。”

“我可以打赌，你一定玩得挺开心。不过你这么说，我很高兴。”

我们回到酒馆时，门前停着一辆汽车，车上坐着一个人。他露出一副傻呵呵的笑脸下了车。原来是肯尼迪，在卡茨办公室工作的那家伙。

“你记得我吗?”

“我当然记得，进来吧。”

我们把他领进店后，科拉轻轻拉了我一下，把我唤进了厨房。

“这是一个坏兆头，弗兰克。”

“你这话什么意思，坏兆头?”

“我也不知道；我只是感到不大妙。”

“还是让我先和他谈谈吧。”

我回到他那儿。科拉给我们端来了一些啤酒，就走开了。不一会儿，我便开始谈起了正事。

“你还给卡茨工作吗?”

“不，我离开了他。我们之间发生了一场小争执，我就离开了他。”

“你现在在干什么?”

“不干什么。事实上，我也正是为了这事才上外边这儿来找你。先前我曾经来过两次，不过你们家里没有人。这一次，我听说你回来了，所以就一直呆在附近等着。”

“有什么事我可以做的，你只管说。”

“我在想着你是否可以给我点儿钱。”

“你要什么都成。当然了，我手边钱并不多，不过五六十元要是够用的话，我会很乐意送给你。”

“我原希望你可以多给我点儿。”

他脸上仍旧挂着那种笑容；我心想不要再这样佯装、试探了，该摸清楚他的真正意图了。

“得了，肯尼迪，到底是什么事?”

“我告诉你是怎么回事。我离开了卡茨。不过那份材料，就是我替帕普达基斯夫人写下的那份，还放在档案里，你明白吗?因为我是你的朋友，以及其他一些情况等等，我知道你不会希望把那样的东西随意放在那儿，所以我拿了来。我想你也许乐意把它收回。”

“你是说她管它叫作口供的那篇梦呓般的胡话吗?”

“不错。当然，我也知道那里面并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过我想你也许乐意把它收回去。”

“你要多少钱?”

“唔，你乐意给多少呢?”

“啊，我也不知道。正如同你所说的，它里面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过花一百块钱把它收回，我还是乐意的。当然啦，这数目我乐意出。”

“我原想着这东西该值更多的钱。”

“是吗?”

“我原想着你会出两万五千块的。”

“你疯了吗?”

“不，我没有疯。你从卡茨那儿得到了一万元。这铺子也一直很赚钱，我想大概好赚五千块吧。再说，就房地产一项，你从银行里敢情可以得到一万块。帕普达基斯买下它花了一万四，这样看来你能得到一万。唔，这样算下来，就有两万五。”

“就为了收回那份东西，你要把我剥得一干二净吗?”

“值得呀。”

我并没有动，但是我的眼神一定闪动了一下，因为这时他从口袋里突然掏出一柄自动手枪来对着我。“别动，钱伯斯。第一，我并没有把那份东西带在身上。第二，你要是动手的话，我会先让你吃上一枪的。”

“我并没有想动手。”

“哼，留神，你最好别动。”

他把枪一直对准我；我也一直望着他。“我想只好按你说的数目了。”

“没什么想不想。这一点我知道。”

“不过你说的数目也太大了。”

“你往下说，钱伯斯。”

“我们从卡茨那儿得到了一万块，这不错。这笔钱还在。我从这铺子是可以赚到五千块，但是过去这两星期我们花掉了一千块。她去外地给她母亲办丧事，我也到外地去了。正因为这样，我们才把铺子关起来，一直没有营业。”

“往下说，别停。”

“房地产我们也拿不到一万。按目前的情况看，我们连五千也拿不到。或许只能拿到四千。”

“往下说。”

“好吧，一万、四千、四千。加起来是一万八。”

他对着枪管咧开嘴笑笑，然后站起身。“好吧，就一万八。我明儿打电话给你，瞧瞧你是否把这笔款子准备好了。如果你准备好了，我会告诉你该怎么办。如果没有准备好，那么那份材料就转给萨基特去。”

“条件很苛刻，可是也只好按你说的话办了。”

“那么明儿十二点，我打电话给你。这段时间足够你上银行去再回来。”

“成。”

他退到门口，仍旧用枪对着我。那时已是傍晚，天色刚黑下来。他往外退的时候，我侧身贴在墙上，好像十分沮丧。等他一半身体出了门，我突然把铺子招牌上的灯减弱，灯光朝下直射着他的两眼。他转过身去，我趁机狠揍了他一下。他倒下了，我扑到了他身上，把枪从他手里夺过来，扔进了餐厅，然后又狠揍了他一下。接着，我把他拖进餐厅，一脚把门踢关上。科拉正站在那儿。她一直都站在门那边偷听。

“把枪拿起来。”

她拾起枪，站在那儿。我把他拖站起来，扔到了一张餐桌上，又让他坐起身，然后把他痛打了一顿。等他昏过去后，我取来一杯水，泼在他脸上。等他苏醒过来后，我立刻又痛打了他一顿。等他的脸肿得像生牛肉那样，他像橄榄球比赛到了最后一节时一个放声大哭的孩子那样，我才住手。

“赶快恢复过来，肯尼迪，你这就得打电话给你的同伙去。”

“我没有伙伴，钱伯斯。我发誓，我是惟一知道——”

我又把他揍了一顿，然后我们又重新开始。他不停地说他没有什么伙伴，因此我把他的胳膊反扭过去，使他不能动弹，然后使劲儿往上扳。“成，肯尼迪。要是你没有伙伴，那我就把你的胳膊扭折。”

他挺了好一会儿，比我以为他经受得住的时间还要长点儿。我把浑身的气力全用到了他那只胳膊上，心里嘀咕着，不知自己是否真会把他胳膊掰断，因为我左胳膊上次断过的地方还很虚弱。如果你曾经试着去掰断过一只老火鸡的第二个关节，那么你或许知道，要把一个人的胳膊扭到背后来掰断，多么难。但是就在这时，他突然乐意打电话了。我于是就放开他，告诉他在电话里该说些什么。然后，我把他押到厨房里电话旁，把餐厅里的分机从双开式弹簧门拉进来，这样我好监视着他，又听着他们双方说些什么。科拉这时也拿着枪来到了我们身旁。

“我要是一做手势，你就给他一枪。”

她倚身向后，嘴角旁闪现出一丝可怕的微笑。我想她那丝微笑比我做的任何举动都更叫肯尼迪害怕。

“你就给他一枪。”

他拨通了电话后，有个家伙接了。“是你吗，威利?”

“是帕特吗?”

“是我。听着，已经全安排好了。你什么时候能带着那份材料过来?”

“按咱们说好的那样，明儿。”

“今儿晚上不成吗?”

“银行全关门！停止营业了，我怎么可能去打开保险箱呢?”

“好吧，那就按我说的办。明儿早上第一件事就是，把材料取出来，然后带着它上外边这儿来。我就呆在他这儿。”

“呆在他那儿?”

“听好了，威利，听明白这一点。他知道，非按咱们说的办不可，你知道?不过他又担心，如果那个女的知道他得交出那么一大笔钱，她是不会同意的，你明白吗?要是弗兰克离开，女的就会知道准是出了什么事，或许她会想着跟他一块儿去，所以咱们就在这儿把这事办了。我只装作是上他们汽车旅馆里来过一夜的客人，这样她就一点儿不会知道这件事了。明儿你过来也不过是我的一位朋友。我们把这事全安排好了。”

“他不走开，怎么把钱取回来呢?”

“这也全安排好了。”

“你究竟为什么要在他那儿过夜呢?”

“这可有一个道理，威利，因为他所说的关于那个女人的那一套也许只是一种借口，也许不是，你明白吗?但是如果我呆在这儿，他们就哪一个也跑不了，你明白了吗?”

“你这会儿说的话，他听得见吗?”

他望望我；我点点头，示意他说我听得见。

“他这会儿和我一块儿呆在电话亭里。我想让他听见我说的话，你明白吗，威利?我想让他知道咱们是认真的。”

“你这么做真够怪的，帕特。”

“听着，威利，你不知道，我不知道，咱们谁也不知道，他是否是老实的，但是也许他说的是实话，我现在给他一个机会。真见鬼，要是他乐意出这笔钱，那么咱们就得容着他点儿，是吗?就是这么回事。你按着我说的去做。明儿早上，你尽快带着那东西上这儿来，越快越好，你明白了吗?因为我不想让那个女的起疑心，猜想我整天逗留在这儿干什么?”

“好吧。”

他挂断了电话。我走过去，又狠揍了他一下。“这一下是告诉你，他再打电话来的时候，不要胡乱说，你明白了吗，肯尼迪?”

“我明白了。”

我等了几分钟。不一会儿就有个电话打过来。我接的。肯尼迪拿起电话后，又对威利作了一些类似的交代。这一次，他说是他独自一人在接电话。威利总觉得情况不太对，但是他也不得不相信。打完电话后，我把肯尼迪押到了后面的一号棚屋里。科拉跟着我们一块儿来了。我接过了手枪。我把肯尼迪送进去后，立刻和科拉走出门，并亲了亲她。

“我亲你是因为遇到紧要关头，你能够快速行动。现在，你听着，我片刻也不离开他。今儿晚上，我整夜就呆在这儿。还会有其他的电话打来，咱们还得押着他进去接电话。我想你还是照常营业比较好。我是说啤酒花园。不要把随便谁带到里面来。这是因为万一他的同伙来窥探一下，你好有个准备，外表上照常营业。”

“好。还有，弗兰克。”

“什么事?”

“下次我要是再自作聪明的话，你就给我的下巴上也来一拳，好吗?”

“你这话什么意思?”

“咱们早该离开啦。现在，我明白了。”

“咱们决不离开。等打赢了这一仗再说。”

这时候，她亲了我一下。“我想我真是很喜欢你，弗兰克。”

“咱们会打赢的，别担心。”

“我不担心。”

我整夜都和肯尼迪呆在外边那儿，没给他一点儿吃的，也没让他睡上一会儿。有三四次，他全得去接威利打来的电话。有一次，威利还想和我说几句。根据我的判断，我们丝毫没有露出一点儿马脚来。肯尼迪每次接完电话，我总把他狠狠揍上一顿。这种活儿并不轻松，不过我的用意是，让他急切希望那份材料尽快送来。在他用一条毛巾把脸上的血擦去时，外面啤酒花园里却传来了收音机放的音乐声和顾客们的谈笑声。

下一天上午大约十点钟，科拉到后面来了。“我想是他们来了。他们一共有三个人。”

“把他们领到后面来。”

科拉拿起手枪，把它别在腰带里，这样你从正面就看不见。她走开了一会儿，我听见有什么东西倒下来。原来是肯尼迪的打手之一。科拉把那帮家伙押了过来，吩咐他们举起两手在她前面倒着走，其中有一个人脚跟撞在混凝土过道上摔倒了。我打开了门。“这边来，先生们。”

他们走了进来，仍旧举着两手。科拉跟着他们走进来，把手枪递给了我。“他们都带着枪，但是在餐厅里都给我缴了。”

“最好把枪全拿来，他们也许还有伙伴。”

她去了，没一会儿便把枪全拿来了。她卸掉弹夹，把它们全放在我身边的床上。然后，她搜查了他们一个个的口袋，很快就找到了那份材料。滑稽的是，在另一个封套里，装有所有的复印件，六张正片，一张底片。他们原打算一次又一次敲诈我们，但是到来的时候又毫无头脑地把复印件全都带在身边。我把复印件，连同原件拿到了外面，折成一团扔在地上，然后烧了个精光。烧完以后，我把灰踏进烂泥里去，又回到了屋里。

“好吧，伙计们，我来领你们出去。武器就全留在这儿啦。”

我把他们押到了外边他们各自的车上。然后，他们离开了，我又回到了屋里；科拉不在那儿。我又走到后面去，她也不在那儿。我上了楼。她呆在我们的房间里。“嘿，咱们赢了！是吗?这回把这些玩意儿彻底毁掉了，复印件和所有的一切。我本来一直也很担心。”

她什么也没说，两眼显得很古怪。“出了什么事，科拉?”

“这么说，是彻底毁掉了，是吗?复印件和所有的一切。不过你并没有把我彻底毁掉，我手里有一百万份复印件，和毁掉的那些一样有效。吉米·杜兰特

[14]

。我手里有一百万份，是不是也要受到羞辱呢?”

她放声大笑，猛地一下倒在床上。

“好吧，如果你就为了杀死我而蠢到准备去自投罗网的话，那么你当然有一百万份。你当然有。是一百万份。”

“噢，你这话并不对。我压根儿不必自投罗网，美妙之处就在这儿。卡茨先生没告诉你吗?等他们判完我不过是过失杀人后，就不能再把我怎么样了。这大概是宪法或是什么文件里规定的。噢，你这话并不对，弗兰克·钱伯斯先生。要绞死你对我一无损失。这就是你的下场，吊在空中，吊在空中！”

“究竟又是什么事让你不乐意啦?”

“你不知道吗?你的朋友昨儿晚上上这儿来了。她不知道我的情况，还在这儿过了一夜。”

“什么朋友?”

“和你一块儿上墨西哥去的那个娘儿们。她全都告诉了我。如今，我们是好朋友了。她认为我们还是做好朋友比较好。等她知道了我是谁后，她以为我会杀了她。”

“我有一年都没有上墨西哥去了。”

“唔，不错，你去过。”

她走出房；我听见她到了我的房间里。回来时，她抱回来一只小猫，不过那只猫比普通猫要大，皮毛是灰颜色，上边还有些斑点。她把它放在我面前的桌上；小猫开始喵喵地叫起来。

“你们不在的时候，美洲豹生下了小崽子。她给你送来了一只，好让你记住她。”

她向后靠在墙上，又开始大笑起来，一阵狂热的大笑。“那只猫又回来了！它踩在保险丝盒子上送了命。可现在，它又回来了！哈、哈、哈、哈、哈、哈！猫总叫你十分倒霉，这难道不可笑吗?”

第十五章

这时候，科拉完全垮了。她哭个不停。等她安静下来后，她走下楼去。我紧跟着她也下了楼。她正在把一个大纸板箱的顶口盖扯掉。

“我只是在给咱们的小宝贝做个窝，亲爱的。”

“你真好。”

“你以为我在做什么?”

“我刚才并不知道。”

“别担心。到了该给萨基特打电话的时候，我会告诉你的。别紧张。到时候你会需要使出全身的力气来。”

她把箱子里铺了些木屑，又在上面放了些碎呢绒，然后把箱子拿上楼，把小美洲豹放了进去。小豹子叫了一会儿就睡着了。我下楼去给自己调了一杯可乐。我刚把阿摩尼亚调好，她就来到了房门口。

“只是想喝点儿饮料，好让我保持住体力，亲爱的。”

“你真好。”

“你以为我在做什么?”

“我没以为你在做什么。”

“别担心，我要是准备悄悄溜走，我会告诉你的。别紧张，到时候，你也许会需要使出全身的力气来。”

她莫明其妙地望望我，就上楼去了。那一整天都是那样： 我跟在她身后转，惟恐她会打电话给萨基特；她跟在我身后转，惟恐我会悄悄溜走。我们压根儿就没开门营业。在互相转悠之间，我们总坐在楼上的房间里，谁也不看上谁一眼，只是看着美洲豹。它总是喵喵叫。她就连忙下楼去，给它弄些牛奶来，我总紧跟着她。等小豹子把牛奶舔完，它就又睡过去。它太小了，还不大会玩。大部分时间它不是喵喵叫就是睡觉。

那天晚上，我们并排在床上躺下，一句话也没有说。我一定是睡着了，因为我又做了那些噩梦。这时候，我突然一下醒来，甚至在还没有完全醒来之前，就在往楼下跑。使我惊醒的，是拨电话的声音。她正呆在餐厅的分机旁边，穿戴整齐，身边的地板上放着一个装得满满的手提式筒状行李包。我夺过听筒，把它一下放在电话机上，随后抓住她两边肩膀，猛地把她从双开式弹簧门推进来，推她上楼。“上楼去！上楼去，要不我可要——”

“要不你可要怎么样?”

电话响了；我忙去接。

“是你的同伴，你先上楼去。”

“这儿是黄色出租汽车公司。”

“啊。啊，黄色出租汽车，我刚给你们挂过电话，不过我已经改变主意，不用车子了。”

“好吧。”

等我上楼以后，她正在把衣服脱去。我们又回到了床上，一声不吭地在床上躺了很长时间。后来，她开口说话了。

“要不你可要怎么样?”

“你问这干吗?也许是给你脸上一拳，也许是什么别的。”

“什么别的，是吗?”

“你到底想说什么?”

“弗兰克，我知道你干了些什么。你一直躺在那儿，琢磨着怎样把我杀了。”

“我一直在睡觉。”

“别向我撒谎，弗兰克，因为我也不想对你撒谎，我有件事想告诉你。”

我把她的话细细思量了好半天。因为这正是我一直在做的： 躺在她的身旁，尽力琢磨着一条除掉她的办法。

“那么好吧，我是在琢磨着怎样除掉你。”

“这一点我知道。”

“你又比我好到哪儿去呢?你不是打算把我交给萨基特吗?那不是和我一样?”

“不错。”

“那么咱们就扯平了。又扯平了。又回到原先那样了。”

“并不完全一样。”

“啊，和原先一样。”这时候，我自己精神方面也有点儿垮掉了；我把头靠到了她一面肩上。“咱们的处境就是这样。不论咱们怎样欺骗自己，嘲笑那笔钱，并且大声嚷着，跟魔鬼同床共枕多么了不起，咱们还是原先那样。我当时跟那个女人一块儿走，科拉，我们是打算上尼加拉瓜去逮猫。我干吗没有溜走，因为我知道我总得回来。咱们俩是给拴在一块儿的，科拉。咱们原以为自己站到了大山的顶上。实际上，并不是那样的情形。相反的，是大山压到了咱们头上。自从那天夜里以来，那座大山就一直压在咱们的头上。”

“这是你回到我身边来的惟一原因吗?”

“不，是你和我的关系。并没有别人。我爱你，科拉。不过爱里边要是掺杂着惧怕，那就不再是爱，而是恨了。”

“这么说你恨我?”

“我也不知道。不过咱们这一次确实是在说真心话。这是一部分原因，应该让你知道。我躺在这儿想着，那才是真正的原因，这你已经知道了。”

“我刚才跟你说了，我有件事想告诉你，弗兰克。”

“噢。”

“我要有孩子了。”

“你说什么?
”

“我去看我母亲前就有点儿疑心；母亲去世后，我很快就肯定自己是有了。”

“真没想到！真没想到！快过来，亲亲我。”

“不，请你别这样，这事我得跟你说说。”

“你不是已经说了吗?”

“我指的不是这个。你先听着，弗兰克。我在母亲家的那段日子里，一边等着葬礼结束，一边就想着这件事。想着有个孩子对咱们将意味着什么。因为咱们不是刚夺走了一个人的生命吗?如今咱们又找补回一条来。”

“这话对。”

“我心里所想的全都搅和到了一块儿。可是如今，在你和那个女人发生了那事以后，我心里已经不再乱了。我不能打电话给萨基特，弗兰克。我不能打电话给他，因为我不能生下这个孩子，又让他知道，是我让他父亲因为谋杀罪而给绞死的。”

“这么说，你本来是准备去找萨基特的。”

“不，我没有，我是准备离开的。”

“你不准备去找萨基特，这是唯一的原因吗?”

她过了好一会儿才回答。“不，我爱你，弗兰克，我想这一点你是知道的。不过也许，要不是为了这个原因，我可能早就去找他了。正由于
我爱你。”

“我一点儿也不喜欢那个女人，科拉。我告诉过你我为什么那么做，我当时是想逃走。”

“这我知道，我一直知道这一点。我知道你为什么想带着我走。我过去说你是个流浪汉，这话我说的时候并不相信。我知道你喜欢流浪，不过那并不是你想离开这儿的原因。你是个流浪汉，我就为了这一点爱你。我恨那个女人，就因为你没有告诉她一件跟她毫无关系的事，她就让你轻松愉快。然而，我就为了你和她的那件事又想毁了你。”

“是吗?”

“我在试着把心里的话对你全说出来，弗兰克。这就是我想要说的。我本来想毁了你，但是我又不能去见萨基特。这倒不是因为你一直看着我，我完全可以跑出这所房子上他那儿去。主要是因为像我告诉你的那样。嗐，不说啦，我已经摆脱了魔鬼，弗兰克。我知道我决不会再打电话给萨基特了，因为我曾经有机会那么做，也有理由那么做，可我并没有做，因此魔鬼已经离开了我。但是他已经离开了你吗?”

“要是他已经离开了，那么我跟他还有什么关系呢?”

“这一点咱们眼下还说不准。除非你也有了机会，和我一样的机会，要不咱们永远也说不准。”

“我肯定地告诉你，他已经离开了。”

“在你琢磨着怎样除掉我的时候，弗兰克，我也琢磨着同样的问题，琢磨着你用什么方法可以除掉我。你可以在游泳的时候除掉我。咱们向水深的地方走去，就像咱们上次那样。倘使你不想要我回来，你就不用让我回来。谁也不会知道的。那只不过是海滩上经常发生的事。明儿一早，咱们就去。”

“明儿一早，咱们要做的事就是结婚。”

“要是你想结婚，咱们可以就结婚，但是回来之前，咱们先去游泳。”

“游个鬼的泳，快过来亲亲我。”

“明儿夜晚，倘使我回来的话，会让你亲上许多次。那将是甜蜜的吻，弗兰克。不是喝得醉醺醺的吻；是带着美梦的吻，是来自生命的吻而不是死亡的吻。”

“一言为定。”

我们在市政厅结了婚，然后上海滩去了。她当时显得那么妩媚，我只想和她在沙滩上玩耍，可她脸上流露出那种淡淡的微笑。过了一会儿，她站起身，向拍击的浪花走去。

“我下水去了。”

她径直往前走；我跟在她后面游去。她不停地往前游，比以前游出去的距离要远得多。随后她停下，我赶上了她。她在我身旁晃动，握住我的手。我们互相对望。这时候，她知道魔鬼已经远离开了，我是爱她的。

“我告诉过你吗，我为什么喜欢让两脚随着海浪起伏?”

“没有。”

“因为这样海浪会把它们托起来。”

一个大浪汹涌而来，把我们托得很高。她把一只手放到乳房上，让我看海浪如何把乳房掀起。“我喜欢这样。它们大吗，弗兰克?”

“我今儿晚上再告诉你。”

“我觉得它们很大。我还没有告诉你，怀孕不仅使你知道自己这就要创造出另一个生命来，还使你的身体也起了变化。我感到自己的乳房大了许多，真想你来亲亲它们。很快我的肚子也会大了起来。我会很乐意的，希望大伙儿全都能看见。这是生命。我已经可以感觉到它在里面了。这对咱们俩说来，都是一个新生命。弗兰克。”

我们开始往回游。在游回来的路上，我潜身下去，我潜下去九英尺。这一点我根据压力就能判断出来。那些深潭大半都是九英尺，这一个也是如此。我把两腿急速地并在一起，继续往下潜，水猛击在我的耳朵上，以致我以为耳朵会裂开来。但是我用不着游上来。水对肺部的压力促动了血液中的氧气，因此有几秒钟你根本用不着考虑呼吸。我望着周围碧绿的海水。耳朵嗡嗡响着，背部和胸部承受着那股压力，我当时似乎觉得自己生命中的全部邪恶、卑鄙、怠惰和无关紧要的东西全都被挤压出去，冲洗掉了。我已经完全准备好，要和科拉干干净净地重新开始，就像她说的那样，开始过一种新生活。

我游上来时，科拉呛着了，正在咳嗽。“只是怀孕期间常见的一次反应罢了。”

“你没事吧?”

“我想没什么。胃里泛上一阵，一下就过去了。”

“你有没有咽下几口水?”

“没有。”

我们又游了一小段路；她又停下了。“弗兰克，我肚子里感到很古怪。”

“来，紧紧握着我。”

“啊，弗兰克，也许我刚才过分使劲儿了。我只想把头保持在水面上，这样好不咽下一些海水。”

“别紧张。”

“那会很不好受吗?我听说过有些女人就因为过分劳累而流产了。”

“别紧张。平躺在水里，别尽力去游，我会把你拖上海滩的。”

“找个救生员来是不是更好点儿?”

“天啊，用不着。那个小家伙会使你的腿忽上忽下。现在就静静躺在水里，我会比他更快地把你拖上岸。”

她躺在水里，我抓住她游泳衣的肩带拖着她。没一会儿，我也开始有点儿支撑不住了。我可能拖着她游了一英里，但是我不停地想着，得尽快把她送到医院去。这一来，我就加快了速度。在水里，你一加快速度，肯定就要沉下去。不过没一会儿，我就站稳了。接着我就抱起她来冲过了激浪。“别动，让我来抱你上去。”

“好。”

我抱着科拉跑到我们放套衫的地方，把她放下。我从自己套衫的口袋里取出了汽车钥匙，然后用两件套衫裹住她身子，把她抱向汽车去。车子停在前面大路的边上，而大路在海滩上面，我不得不登上很高的堤岸，才能走上大路。我两腿异常乏力，几乎迈不开步子来，但是我还是紧紧抱着她。我把她放进车里后，发动起车子来，急速驶去。

我们是在圣莫尼卡前面两英里的地方游泳的；那儿附近有一家医院。我超过了一辆大卡车。卡车后面有这样一面牌子，写着：“请按一下喇叭，就给你让路
！”我使劲儿按喇叭，可它仍旧在路当中行驶，不肯让。我又无法从左面超车，因为有一长列汽车正迎面朝我驶来。我朝右面驶去，并踩了加速器。只听见科拉尖叫了一声。我压根儿没有看见路边的电缆管道墙，只听见轰隆一声，眼前就一片漆黑。

等我醒过来时，我发现自己给夹在方向盘旁的下面。背部朝前。我立刻呜咽起来，因为我听见了那种可怕的声音。那就像是雨点打在铁皮屋顶上的，实际上并不是，而是科拉的血大量淌下来，打在发动机的罩子上。她人已经从挡风玻璃上冲了出去。汽车喇叭还在响着；人们纷纷跳下车子向她跑来。我把她扶起，想把血止住，一面不停地对她说话，哭喊着亲吻她，可我的吻她丝毫也没有感觉到。她已经死了。

第十六章

他们为这件事把我拘留起来。这一次，卡茨把钱全拿去了： 他替我们赢来的那一万元，我们自己赚来的钱，以及酒馆的房契。他尽力替我辩护，但是他从一开始就处于下风。萨基特说我是一只疯狗，只有把我清除掉，才能保证社会上群众的生命安全。他把这次罪行的前前后后全都设想好了： 我和科拉为了得到那笔保险金，杀死了希腊人，然后我和科拉结了婚，接着又把她杀了，这样好独吞那笔钱。当她知道我和另外那个女人去了一趟墨西哥后，科拉的死也就加快了节奏。这就是全部经过。萨基特拿到了验尸报告。报告说明科拉已经怀孕了。他说这也是原因之一。他把马奇送上了证人席。她讲述了那次墨西哥旅游。马奇其实并不想说什么，但是她非说不可。萨基特甚至把那头美洲豹也带到了法庭上。它已经长大了许多，不过由于没有受到正当的照料，因此看上去十分肮脏，病病歪歪的。它嚎叫起来，想咬萨基特，看上去十分讨厌。真个的，它对我实在并没有什么好处。但是真正坑了我的，是科拉打电话叫出租汽车前给我留下的那张便条。她把它放在现金出纳机里，好让我早上看到，后来又把这事忘了。我根本没有见到那张便条，因为我们去游泳前并没有开门营业。我甚至压根儿就没有去看现金出纳机。那张便条写得极为温柔亲热，不过同时也提到了我们杀害希腊人的事，这一来就毁了我。在法庭上，他们为这件案子辩论了三天；卡茨搬出洛杉矶县所有的法律条文来，和他们辩论，但是法官认为罪名成立，也就使得我们杀死希腊人的罪名也成立了。萨基特说，这确定了我是有动机的。有了动机，再加上我又是一只疯狗，也就没有什么好辩论的了。卡茨根本没有让我出来作证。我又能说什么呢?说我没有杀她，因为杀死希腊人给我们带来的所有麻烦，我们已经全解决了吗?那可太妙了！陪审团离开了五分钟。法官说，他对如何处置我的考虑会和如何处置其他疯狗的考虑完全相同。

这样，我现在就到了死囚牢房里，把这份陈述的最后部分写完。到时候，麦康奈尔神父可以从头到尾看上一遍，给我指出标点符号和其他方面可能有哪些需要稍加订正的地方。如果法官判我缓期执行，他就可以把我写的东西保管起来，等着看下一步会怎么样。如果我获得减刑，他就把它烧了，这样人家就永远也不会从我告诉他们的情况中知道，到底是不是真有一场谋杀。但是如果他们处死我的话，那么他就去找找看是否有人愿意把我的陈述印出来。然而，没有什么缓期执行，也没有什么减刑，这一点我知道。我从不哄骗我自己。不过到了这地方，你好歹总抱着一线希望，就因为你别无他法。我始终没有供认过什么，这是一个方面。我听人说过，只要你不供认，他们就决不会绞死你。我也说不准。除非麦康奈尔神父祈求上帝保佑我，要不他们永远也不会从我这儿知道什么事情。或许他们会判我缓期执行。

我这会儿感到有点儿迷糊，心里一直在想科拉。你认为她知道我并没有谋杀她吗?经过我们在海里说的那一番话后，你会想着她会知道的。不过最糟的是，你一旦谋杀过人，那就难说了。也许，撞车的那当儿，她脑子里还是闪过了是我杀害了她的这个念头。正因为这样，我才希望自己还有一个来生。麦康奈尔神父说我会有的。我想在来生再见到她。我想要她知道我们彼此告诉对方的话，全都是真心诚意的，我并没有杀害她。她身上有点儿什么使我对她那么迷恋呢?我也不知道。她想要一件什么，极力想取得它。她用尽了所有错误的方法，不过她倒是尽力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使她对我那么倾慕，因为她很了解我。她曾经多次对我说过我这人不中用。除了她以外，我从来没有真正渴望过什么，不过这也是一个不小的奢望。我想就连让人渴望，这对一个女人来说，也是不常有的。

七号牢房里关着一个杀了自己兄弟的家伙。他说实际上并不是他干的，是他的下意识干的。我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他说你有两个自我，一个你知道，一个你不知道，因为它是下意识的。这使我大为震惊。我是不是真的杀死了科拉，自己又不知道呢?全能的上帝啊，这我可无法相信！我没有想要杀死她！而且我还十分爱她，我告诉你，替她死我也愿意！让下意识见鬼去吧。我可不相信这一套，这全是胡说八道，是这家伙编出来，好哄骗法官的。你知道自己要干什么，然后才去干的。我没有想要杀死科拉，这我知道。要是有天我再见到科拉，这就是我要告诉她的话。我这会儿感到稀里糊涂。我想他们一定在食物里下了麻醉剂，这样你不会想到自己面临的绞刑了。我试着不去想。只要我能不去想，我就感到自己又和科拉到了海水里，头上是那片天空，四周全是海水，我们一块儿谈论着自己会多么幸福，我们的幸福会多么持久不变。我想跟她呆在一块儿的时候，自己已经越过了那条川流不息的大河。那就是来生似乎很真实的时候，用不着麦康奈尔神父设想出的所有这一套来生的废话。当我和科拉呆在一块儿时，我就相信来生。当我想到眼前时，一切全都出了毛病。

并没有缓期执行。

他们这会儿来了。麦康奈尔神父说，祈祷是会有帮助的。倘使你已经读到了这儿，就替我和科拉祈祷一下吧，祈祷我们不论到了哪儿都会永远厮守在一块儿。

[1]
墨西哥西北部城市，在墨西哥—美国边境上。

[2]
卡鲁索（Enrico Caruso， 1873—1921）： 意大利男高音歌唱家，歌剧演员，享有世界声誉。

[3]
美国衣阿华州首府。

[4]
从衣阿华横贯数州，驶往洛杉矶的一班列车。

[5]
相比从前无声电影而言。

[6]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西南部城市，靠近洛杉矶。

[7]
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州首府，在美国一墨西哥边境上。

[8]
霍庇（Willie Hoppe， 1887—1959）： 美国台球世界级冠军。

[9]
即旧金山。

[10]
登普西是美国拳击运动员，曾获最重量级世界冠军；弗波不详。

[11]
所谓责任保险是指保险人负责被保险人依法对他人承担的赔偿责任的保险。

[12]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中部的城市，在旧金山东南。

[13]
巴拿马运河区太平洋一端的一处海港。

[14]
二十世纪，美国著名的音乐喜剧演员，这儿借指弗兰克。

1

They threw me off the hay truck about noon. I had swung on the night before, down at the border, and as soon as I got up there under the canvas, I went to sleep. I needed plenty of that, after three weeks in Tia Juana, and I was still getting it when they pulled off to one side to let the engine cool. Then they saw a foot sticking out and threw me off. I tried some comical stuff, but all I got was a dead pan, so that gag was out. They gave me a cigarette, though, and I hiked down the road to find something to eat.

That was when I hit this Twin Oaks Tavern. It was nothing but a roadside sandwich joint, like a million others in California. There was a lunchroom part, and over that a house part, where they lived, and off to one side a filling station, and out back a half dozen shacks that they called an auto court. I blew in there in a hurry and began looking down the road. When the Greek showed, I asked if a guy had been by in a Cadillac. He was to pick me up here, I said, and we were to have lunch. Not today, said the Greek. He laved a place at one of the tables and asked me what I was going to have. I said orange juice, corn flakes, fried eggs and bacon, enchilada, flapjacks, and coffee. Pretty soon he came out with the orange juice and the corn flakes.

“Hold on, now. One thing I got to tell you. If this guy don't show up, you'll have to trust me for it. This was to be on him, and I'm kind of short, myself.”

“Hokay, fill'm up.”

I saw he was on, and quit talking about the guy in the Cadillac. Pretty soon I saw he wanted something.

“What you do, what kind of work, hey?”

“Oh, one thing and another, one thing and another. Why?”

“How old you?”

“Twenty-four.”

“Young fellow, hey? I could use young fellow right now. In my business.”

“Nice place you got here.”

“Air. Is a nice. No fog, like in a Los Angeles. No fog at all. Nice, a clear, all a time nice a clear.”

“Must be swell at night. I can smell it now.”

“Sleep fine. You understand automobile? Fix'm up?”

“Sure. I'm a born mechanic.”

He gave me some more about the air, and how healthy he's been since he bought this place, and how he can't figure it out, why his help won't stay with him. I can figure it out, but I stay with the grub.

“Hey? You think you like it here?”

By that time I had put down the rest of the coffee, and lit the cigar he gave me.“I tell you how it is. I got a couple of other propositions, that's my trouble. But I'll think about it.I sure will do that all right.”

Then I saw her. She had been out back, in the kitchen, but she came in to gather up my dishes. Except for the shape, she really wasn't any raving beauty, but she had a sulky look to her, and her lips stuck out in a way that made me want to mash them in for her.

“Meet my wife.”

She didn't look at me. I nodded at the Greek, gave my cigar a kind of wave, and that was all. She went out with the dishes, and so far as he and I were concerned, she hadn't even been there. I left, then, but in five minutes I was back, to leave a message for the guy in the Cadillac. It took me a half hour to get sold on the job, but at the end of it I was in the filling station, fixing flats.

“What's your name, hey?”

“Frank Chambers.”

“Nick Papadakis, mine.”

We shook hands, and he went. In a minute I heard him singing. He had a swell voice. From the filling station I could just get a good view of the kitchen.

2

About three o'clock a guy came along that was all burned up because somebody had pasted a sticker on his wind wing. I had to go in the kitchen to steam it off for him.

“Enchiladas? Well, you people sure know how to make them.”

“What do you mean, you people?”

“Why, you and Mr. Papadakis. You and Nick. That one I had for lunch, it was a peach.”

“Oh.”

“You got a cloth? That I can hold on to this thing with?”

“That's not what you meant.”

“Sure it is.”

“You think I'm Mex.”

“Nothing like it.”

“Yes, you do. You're not the first one. Well, get this. I'm just as white as you are, see? I may have dark hair and look a little that way, but I'm just as white as you are. You want to get along good around here, you won't forget that.”

“Why，you don t look Mex.

“I'm telling you. I，m just as white as you are.”

“No, you don't look even a little bit Mex. Those Mexican women, they all got big hips and bum legs and breasts up under their chin and yellow skin and hair that looks like it had bacon fat on it. You don't look like that. You，re small, and got nice white skin, and your hair is soft and curly, even if it is black. Only thing you've got that's Mex is your teeth. They all got white teeth, you've got to hand that to them.9 5

“My name was Smith before I was married. That don't sound much like a Mex, does it?”

“Not much.”

“What's more, I don't even come from around here. I come from Iowa.，，

“Smith, hey. What's your first name?'，

“Cora. You can call me that, if you want to.”

I knew for certain, then, what I had just taken a chance on when I went in there. It wasn't those enchiladas that she had to cook, and it wasn't having black hair. It was being married to that Greek that made her feel she wasn't white, and she was even afraid I would begin calling her Mrs. Papadakis.

“Cora. Sure. And how about calling me Frank?”

She came over and began helping me with the wind wing. She was so close I could smell her. I shot it right close to her ear, almost in a whisper. “How come you married this Greek, anyway?”

She jumped like I had cut her with a whip. “Is that any of your business?”

“Yeah. Plenty.”

“Here's your wind wing.”

“Thanks.”

I went out. I had what I wanted. I had socked one in under her guard, and socked it in deep, so it hurt. From now on, it would be business between her and me. She might not say yes, but she woudn't stall me. She knew what I meant, and she knew I had her number.

That night at supper, the Greek got sore at her for not giving me more fried potatoes. He wanted me to like it there, and not walk out on him like the others had.

“Give a man something to eat.”

“They're right on the stove. Can't he help himself?”

“It's all right. I'm not ready yet.”

He kept at it. If he had had any brains, he would have known there was something back of it, because she wasn't one to let a guy help himself, I'll say that for her. But he was dumb, and kept crabbing. It was just the kitchen table, he at one end, she at the other, and me in the middle. I didn't look at her. But I could see her dress. It was one of these white nurse uniforms, like they all wear, whether they work in a dentist's office or a bakeshop. It had been clean in the morning, but it was a little bit rumpled now, and mussy. I could smell her.

“Well for heaven' sake.”

She got up to get the potatoes. Her dress fell open for a second, so I could see her leg. When she gave me the potatoes, I couldn't eat. “Well there now. After all that, and now he doesn't want them.”

“Hokay. But he have'm, if
he want'm.”

“I'm not hungry. I ate a big lunch.”

He acted like he had won a great victory, and now he would forgive her，like the big guy he was. “She is a all right. She is my little white bird. She is my little white dove.”

He winked and went upstairs. She and I sat there, and didn't say a word. When he came down he had a big bottle and a guitar. He poured some out of the bottle, but it was sweet Greek wine, and made me sick to my stomach. He started to sing. He had a tenor voice, not one of these little tenors like you hear on the radio, but a big tenor, and on the high notes he would put in a sob like on a Caruso record. But I couldn't listen to him now. I was feeling worse by the minute.

He saw my face and took me outside. “Out in a air, you feel better.”

“'S all right. I'll be all right.”

“Sit down. Keep quiet.”

“Go ahead in. I just ate too much lunch. I'll be all right.” He went in, and I let everything come up. It was like hell the lunch, or the potatoes, or the wine. I wanted that woman so bad I couldn't even keep anything on my stomach.

Next morning the sign was blown down. About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it had started to blow, and by morning it was a windstorm that took the sign with it.

“It's awful. Look at that.”

“Was a very big wind. I could no sleep. No sleep all night.”

“Big wind all right. But look at the sign.”

“Is busted.”

I kept tinkering with the sign, and he would come out and watch me. “How did you get this sign anyway?”

“Was here when I buy the place. Why?”

“It's lousy all right. I wonder you do any business at all.”

I went to gas up a car, and left him to think that over. When I got back he was still blinking at it, where it was leaning against the front of the lunchroom. Three of the lights were busted. I plugged in the wire, and half of the others didn't light.

“Put in new lights, hang'm up, will be all right.”

“You're the boss.”

“What's a matter with it?”

“Well, it's out of date. Nobody has bulb signs any more. They got Neon signs. They show up better, and they don't burn as much juice. Then, what does it say? Twin Oaks, that's all. The Tavern part, it's not in lights. Well, Twin Oaks don't make me hungry. It don't make me want to stop and get something to eat. It's costing you money, that sign, only you don't know it.”

“Fix'm up, will be hokay.”

“Why don't you get a new sign?”

“I'm busy.”

But pretty soon he was back, with a piece of paper. He had drew a new sign for himself, and colored it up with red, white, and blue crayon. It said Twin Oaks Tavern, and Eat, and Bar-B-Q，and Sanitary Rest Rooms, and N. Papadakis, Prop.

“Swell. That'll knock them for a loop.”

I fixed up the words, so they were spelled right, and he put some more curlycues on the letters.

“Nick, why do we hang up the old sign at all? Why don't you go to the city today and get this new sign made? It's a beauty, believe me it is. And it's important. A place is no better than it's sign, is it?”

“I do it. By golly, I go.”

Los Angeles wasn't but twenty miles away, but he shined himself up like he was going to Paris, and right after lunch, he went. Soon as he was gone, I locked the front door. I picked up a plate that a guy had left, and went on back in the kitchen with it. She was there.

“Here's a plate that was out there.”

“Oh, thanks.”

I set it down. The fork was rattling like a tambourine.

“I was going to go, but I started some things cooking and I thought I better not.”

“I got plenty to do, myself.”

“You feeling better?”

“I'm all right.”

“Sometimes just some little thing will do it. Like a change of water, something like that.”

“Probably too much lunch.”

“What's that?”

Somebody was out front, rattling the door. “Sounds like somebody trying to get in.”

“Is the door locked, Frank？”

“I must have locked it.”

She looked at me, and got pale. She went to the swinging door, and peeped through. Then she went into the lunchroom, but in a minute she was back.

“They went away.”

“I don't know why I locked it.”

“I forgot to unlock it.”

She started for the lunchroom again, but I stopped her.“Let's—leave it locked.”

“Nobody can get in if it's locked. I got some cooking to do. I'll wash up this plate.”

I took her in my arms and mashed my mouth up against hers....“Bite me! Bite me!”

I bit her. I sunk my teeth into her lips so deep I could feel the blood spurt into my mouth. It was running down her neck when I carried her upstairs.

3

For two days after that I was dead, but the Greek was sore at me, so I got by all right. He was sore at me because I hadn't fixed the swing door that led from the lunchroom into the kitchen. She told him it swung back and hit her in the mouth. She had to tell him something. Her mouth was all swelled up where I had bit it. So he said it was my fault, that I hadn't fixed it. I stretched the spring, so it was weaker, and that fixed it.

But the real reason he was sore at me was over the sign. He had fallen for it so hard he was afraid I would say it was my idea, stead of his. It was such a hell of a sign they couldn't get it done for him that afternoon. It took them three days, and when it was ready I went in and got it and hung it up. It had on it all that he had drew on the paper, and a couple of other things besides. It had a Greek flag and an American flag, and hands, shaking hands, and Satisfaction Guaranteed. It was all in red, white, and blue Neon letters, and I waited until dark to turn on the juice. When I snapped the switch, it lit up like a Christmas tree.

“Well, I've seen many a sign in my time, but never one like that. I got to hand it to you, Nick.”

“By golly. By golly.”

We shook hands. We were friends again.

Next day I was alone with her for a minute, and swung my fist up against her leg so hard it nearly knocked her over.

“How do you get that way?” She was snarling like a cougar. I liked her like that.

“How are you, Cora?”

“Lousy.”

From then on, I began to smell her again.

One day the Greek heard there was a guy up the road undercutting him on gas. He jumped in the car to go see about it. I was in my room when he drove off, and I turned around to dive down in the kitchen. But she was already there, standing in the door.

I went over and looked at her mouth. It was the first chance I had had to see how it was. The swelling was all gone, but you could still see the tooth marks, little blue creases on both lips. I touched them with my fingers. They were soft and damp. I kissed them, but not hard. They were little soft kisses. I had never thought about them before. She stayed until the Greek came back, about an hour. We didn't do anything. We just lay on the bed. She kept rumpling my hair, and looking up at the ceiling, like she was thinking.

“You like blueberry pie?”

“I don't know. Yeah. I guess so.”

“I'll make you some.”

“Look out, Frank. You'll break a spring leaf.”

“To hell with the spring leaf.”

We were crashing into a little eucalyptus grove beside the road. The Greek had sent us down to the market to take back some T-bone steaks he said were lousy, and on the way back it had got dark. I slammed the car in there, and it bucked and bounced, but when I was in among the trees I stopped. Her arms were around me before I even cut the lights. We did plenty. After a while we just sat there. “I can't go on like this, Frank.”

“Me neither.”

“I can't stand it. And I've got to get drunk with you, Frank. You know what I mean? Drunk.”

“I know.”

“And I hate that Greek.”

“Why did you marry him? You never did tell me that.”

“I haven't told you anything.”

“We haven't wasted any time on talk.”

“I was working in a hash house. You spend two years in a Los Angeles hash house and you'll take the first guy that's got a gold watch.”

“When did you leave Iowa?”

“Three years ago. I won a beauty contest. I won a high school beauty contest, in Des Moines. That's where I lived. The prize was a trip to Hollywood. I got off the Chief with fifteen guys taking my picture, and two weeks later I was in the hash house.”

“Didn't you go back?”

“I wouldn't give them the satisfaction.”

“Did you get in movies?”

“They gave me a test. It was all right in the face. But they talk, now. The pictures, I mean. And when I began to talk, up there on the screen, they knew me for what I was, and so did I. A cheap Des Moines trollop, that Had as much chance in pictures as a monkey has. Not as much. A monkey, anyway, can make you laugh. All I did was make you sick.”

“And then?”

“Then two years of guys pinching your leg and leaving nickel tips and asking how about a little party tonight. I went on some of them parties, Frank.”

“And then?”

“You know what I mean about them parties?”

“I know.”

“Then he came along. I took him, and so help me, I meant to stick by him. But I can't stand it any more. God, do I look like a little white bird?”

“To me, you look more like a hell cat.”

“You know, don't you. That's one thing about you. I don't have to fool you all the time. And you're clean. You're not greasy. Frank, do you have any idea what that means? You're not greasy.”

“I can kind of imagine.”

“I don't think so. No man can know what that means to a woman. To have to be around somebody that's greasy and makes you sick at the stomach when he touches you. I'm not really such a hell cat, Frank. I just can't stand it any more.”

“What are you trying to do? Kid me?”

“Oh, all right. I'm a hell cat, then. But I don't think I would be so bad. With somebody that wasn't greasy.”

“Cora, how about you and me going away?”

“I've thought about it. I've thought about it a lot.”

“We'll ditch this Greek and blow. Just blow.”

“Where to?”

“Anywhere. What do we care?”

“Anywhere. Anywhere. You know where that is?”

“All over. Anywhere we choose.”

“No it's not. It's the hash house.”

“I'm not talking about the hash house. I'm talking about the road. It's fun, Cora. And nobody knows it better than I do. I know every twist and turn it's got. And I know how to work it, too. Isn't that what we want? Just to be a pair of tramps, like we really are?”

“You were a fine tramp. You didn't even have socks.”

“You liked me.”

“I loved you. I would love you without even a shirt. I would love you specially without a shirt, so I could feel how nice and hard your shoulders are.”

“Socking railroad detectives developed the muscles.”

“And you're hard all over. Big and tall and hard. And your hair is light. You're not a little soft greasy guy with black kinky hair that he puts bay rum on every night.”

“That must be a nice smell.”

“But it won't do, Frank. That road, it don't lead anywhere but to the hash house. The hash house for me, and some job like it for you. A lousy parking lot job, where you wear a smock. I'd cry if I saw you in a smock, Frank.”

“Well?”

She sat there a long time, twisting my hand in both of hers.

“Frank, do you love me?”

“Yes.”

“Do you love me so much that not anything matters?”

“Yes.”

“There's one way.”

“Did you say you weren't really a hell cat?”

“I said it, and I mean it. I'm not what you think I am, Frank. I want to work and be something, that's all. But you can't do it without love. Do you know that, Frank? Anyway, a woman can't. Well, I've made one mistake. And I've got to be a hell cat, just once, to fix it. But I'm not really a hell cat, Frank.”

“They hang you for that.”

“Not if you do it right. You're smart, Frank. I never fooled you for a minute. You'll think of a way. Plenty of them have. Don't worry. I'm not the first woman that had to turn hell cat to get out of a mess.”

“He never did anything to me. He's all right.”

“The hell he's all right. He stinks, I tell you. He's greasy and he stinks. And do you think I'm going to let you wear a smock, with Service Auto Parts printed on the back, Thank-U Call Again, while he has four suits and a dozen silk shirts? Isn't that business half mine? Don t I cook? Don t I cook good? Don't you do your part?”

“You talk like it was all right.”

“Who's going to know if it's all right or not, but you and me?”

“You and me.”

“That's it, Frank. That's all that matters, isn't it? Not you and me and the road，or anything else but you and me.”

“You must be a hell cat, though. You couldn't make me feel like this if you weren't.”

“That's what we're going to do. Kiss me, Frank. On the mouth.”

I kissed her. Her eyes were shining up at me like two blue stars. It was like being in church.

4

“Got any hot water?”

“What's the matter with the bathroom?”

“Nick's in there.”

“Oh. I'll give you some out of the kettle. He likes the whole heater full for his bath.”

We played it just like we would tell it. It was about ten o'clock at night, and we had closed up, and the Greek was in the bathroom, putting on his Saturday night wash. I was to take the water up to my room, get ready to shave, and then remember I had left the car out. I was to go outside, and stand by to give her one on the horn if somebody came. She was to wait till she heard him in the tub, go in for a towel, and clip him from behind with a blackjack I had made for her out of a sugar bag with ball bearings wadded down in the end. At first, I was to do it, but we figured he wouldn't pay any attention to her if she went in there, where if I said I was after my razor, he might get out of the tub or something and help me look. Then she was to hold him under until he drowned. Then she was to leave the water running a little bit, and step out the window to the porch roof, and come down the stepladder I had put there, to the ground. She was to hand me the blackjack, and go back to the kitchen. I was to put the ball bearings back in the box, throw the bag away, put the car in, and go up to my room and start to shave. She would wait till the water began dripping down in the kitchen, and call me. We would break the door down, find him, and call the doctor. In the end, we figured it would look like he had slipped in the tub, knocked himself out, and then drowned. I got the idea from a piece in the paper where a guy had said that most accidents happen right in people's own bathtubs.

“Be careful of it. It's hot.”

“Thanks.”

It was in a saucepan, and I took it up in my room and set it on the bureau, and laid my shaving stuff out. I went down and out to the car, and took a seat in it so I could see the road and the bathroom window, both. The Greek was singing. It came to me I better take note what the song was. It was Mother Machree. He sang it once, and then sang it over again. I looked in the kitchen. She was still there.

A truck and a trailer swung around the bend. I fingered the horn. Sometimes those truckmen stopped for something to eat, and they were the kind that would beat on the door till you opened up. But they went on. A couple more cars went by. They didn't stop. I looked in the kitchen again, and she wasn't there. A light went on in the bedroom.

Then, all of a sudden, I saw something move, back by the porch. I almost hit the horn, but then I saw it was a cat. It was just a gray cat, but it shook me up. A cat was the last thing I wanted to see then. I couldn't see it for a minute, and then there it was again, smelling around the stepladder. I didn't want to blow the horn, because it wasn't anything but a cat, but I didn't want it around that stepladder. I got out of the car, went back there, and shooed it away.

I got halfway back to the car, when it came back, and started up the ladder. I shooed it away again, and ran it clear back to the shacks. I started back to the car, and then stood there for a little bit, looking to see if it was coming back. A state cop came around the bend. He saw me standing there, cut his motor, and came wheeling in, before I could move. When he stopped he was between me and the car. I couldn't blow the horn.

“Taking it easy?”

“Just came out to put the car away.”

“That your car?”

“Belongs to this guy I work for.”

“O.K. Just checking up.”

He looked around, and then he saw something. “I'll be damned. Look at that.”

“Look at what?”

“Goddam cat, going up that stepladder.”

“Ha.”

“I love a cat. They're always up to something.”

He pulled on his gloves, took a look at the night, kicked his pedal a couple of times, and went. Soon as he was out of sight I dove for the horn. I was too late. There was a flash of fire from the porch, and every light in the place went out. Inside, Cora was screaming with an awful sound in her voice. “Frank! Frank! Something has happened!”

I ran in the kitchen, but it was black dark in there and I didn't have any matches in my pocket, and I had to feel my way. We met on the stairs, she going down, and me going up. She screamed again.

“Keep quiet, for God's sake keep quiet! Did you do it?'' “Yes, but the lights went out, and I haven't held him under yet!”

“We got to bring him to! There was a state cop out there, and he saw that stepladder!”

“Phone for the doctor!”

“You phone, and I'll get him out of there!”

She went down, and I kept on up. I went in the bathroom, and over to the tub. He was laying there in the water, but his head wasn't under. I tried to lift him. I had a hell of a time. He was slippery with soap, and I had to stand in the water before I could raise him at all. All the time I could hear her down there, talking to the operator. They didn't give her a doctor. They gave her the police.

I got him up, and laid him over the edge of the tub, and then got out myself, and dragged him in the bedroom and laid him on the bed. She came up, then, and we found matches, and got a candle lit. Then we went to work on him. I packed his head in wet towels, while she rubbed his wrists and feet. “They're sending an ambulance.”

“All right. Did he see you do it?”

“I don't know.”

“Were you behind him?”

“I think so. But then the lights went out, and I don't know what happened. What did you do to the lights?”

“Nothing. The fuse popped.”

“Frank. He'd better not come to.”

“He's got to come to. If he dies, we're sunk. I tell you, that cop saw the stepladder. If he dies, then they'll know. If he dies, they've got us.”

“But suppose he saw me? What's he going to say when he comes to?”

“Maybe he didn't. We just got to sell him a story, that's all. You were in here, and the lights popped, and you heard him slip and fall, and he didn't answer when you spoke to him. Then you called me, that's all. No matter what he says, you got to stick to it. If he saw anything, it was just his imagination, that's all.”

“Why don't they hurry with that ambulance?”

“It'll be here.”

Soon as the ambulance came, they put him on a stretcher and shoved him in. She rode with him. I followed along in the car. Halfway to Glendale, a state cop picked us up and rode on ahead. They went seventy miles an hour, and I couldn't keep up. They were lifting him out when I got to the hospital, and the state cop was bossing the job. When he saw me he gave a start and stared at me. It was the same cop.

They took him in, put him on a table, and wheeled him in an operating room. Cora and myself sat out in the hall. Pretty soon a nurse came and sat down with us. Then the cop came, and he had a sergeant with him. They kept looking at me. Cora was telling the nurse how it happened.“I was in there, in the bathroom I mean, getting a towel, and then the lights went out just like somebody had shot a gun off. Oh my, they made a terrible noise. I heard him fall. He had been standing up, getting ready to turn on the shower. I spoke to him, and he didn't say anything, and it was all dark, and I couldn't see anything, and I didn't know what had happened. I mean I thought he had been electrocuted or something. So then Frank heard me screaming, and he came, and got him out, and then I called up for the ambulance, and I don't know what I would have done if they hadn't come quick like they did.”

“They always hurry on a late call.”

“I'm so afraid he's hurt bad.”

“I don't think so. They're taking X-Rays in there now. They can always tell from X-Rays. But I don't think he's hurt bad.”

“Oh my, I hope not.”

The cops never said a word. They just sat there and looked at us.

They wheeled him out, and his head was covered with bandages. They put him on an elevator, and Cora, and me, and the nurse, and the cops all got on, and they took him up and put him in a room. We all went in there. There weren't enough chairs and while they were putting him to bed the nurse went and got some extra ones. We all sat down. Somebody said something, and the nurse made them keep quiet. A doctor came and took a look, and went out. We sat there a hell of a while. Then the nurse went over and looked at him.

“I think he s coming to now.

Cora looked at me, and I looked away quick. The cops leaned forward, to hear what he said. He opened his eyes.

“You feel better now?”

He didn't say anything and neither did anybody else. It was so still I could hear my heart pounding in my ears. “Don't you know your wife? Here she is. Aren't you ashamed of yourself, falling in the bathtub like a little boy, just because the lights went out. Your wife is mad at you. Aren't you going to speak to her?”

He strained to say something, but couldn't say it. The nurse went over and fanned him. Cora took hold of his hand and patted it. He lay back for a few minutes, with his eyes closed, and then his mouth began to move again and he looked at the nurse.

“Was a all go dark.”

When the nurse said he had to be quiet, I took Cora down, and put her in the car. We no sooner started out than the cop was back there, following us on his motorcycle.

“He suspicions us, Frank.”

“It's the same one. He knew there was something wrong, soon as he saw me standing there, keeping watch. He still thinks so.”

“What are we going to do?”

“I don't know. It all depends on that stepladder, whether he tumbles what it's there for. What did you do with that slung-shot?”

“I still got it here, in the pocket of my dress.”

“God Almighty, if they had arrested you back there, and searched you, we'd have been sunk.”

I gave her my knife, made her cut the string off the bag, and take the bearings out. Then I made her climb back, raise the back seat, and put the bag under it. It would look like a rag, like anybody keeps with the tools.

“You stay back there, now, and keep an eye on that cop. I'm going to snap these bearings into the bushes one at a time, and you've got to watch if he notices anything.”

She watched, and I drove with my left hand, and leaned my right hand on the wheel. I let go. I shot it like a marble, out the window and across the road.

“Did he turn his head?”

“No.”

I let the rest go, one every couple of minutes. He never noticed it.

We got out to the place, and it was still dark. I hadn't had time to find the fuses, let alone put a new one in. When I pulled in, the cop went past, and was there ahead of me. “I'm taking a look at that fuse box, buddy.”

“Sure. I'm taking a look myself.”

We all three went back there, and he snapped on a flashlight. Right away, he gave a funny grunt and stooped down. There was the cat, laying on its back with all four feet in the air.

“Ain't that a shame? Killed her deader than hell.”

He shot the flashlight up under the porch roof, and along the stepladder. “That's it, all right. Remember? We were looking at her. She stepped off the ladder on to your fuse box, and it killed her deader than hell.”

“That's it all right. You were hardly gone when it happened. Went off like a pistol shot. I hadn't even had time to move the car.”

“They caught me down the road.，'

“You were hardly out of sight.”

“Stepped right off the ladder on to the fuse box. Well, that's the way it goes. Them poor dumb things, they can't get it through their head about electricity, can they? No sir, it's too much for them.”

“Tough, all right.”

“That's what it is, it's tough. Killed her deader than hell. Pretty cat, too. Remember, how she looked when she was creeping up that ladder? I never seen a cuter cat than she was.”

“And pretty color.”

“And killed her deader than hell. Well, I'll be going along. I guess that straightens us out. Had to check up, you know.”

“That's right.”

“So long.So long, Miss.”

“So long.”

5

We didn't do anything about the cat, the fuse box, or anything else. We crept into bed, and she cracked up. She cried, and then got a chill so she was trembling all over, and it was a couple of hours before I could get her quiet. She lay in my arms a while, then, and we began to talk.

“Never again, Frank.”

“That's right. Never again.”

“We must have been crazy. Just plain crazy.”

“Just our dumb luck that pulled us through.”

“It was my fault.”

“Mine too.”

“No, it was my fault. I was the one that thought it up. You didn't want to. Next time' I'll listen to you, Frank. You're smart. You're not dumb like I am.”

“Except there won't be any next time.”

“That's right. Never again.”

“Even if we had gone through with it they would have guessed it. They always
guess it. They guess it anyway, just from habit. Because look how quick that cop knew something was wrong. That's what makes my blood run cold. Soon as he saw me standing there he knew it. If he could tumble to it all that easy, how much chance would we have had if the Greek had died?”

“I guess I'm not really a hell cat, Frank.”

“I'm telling you.”

“If I was, I wouldn't have got scared so easy. I was so scared, Frank.”

“I was scared plenty, myself.”

“You know what I wanted when the lights went out? Just you, Frank. I wasn't any hell cat at all, then, I was just a little girl, afraid of the dark.”

“I was there, wasn't I？”

“I loved you for it. If it hadn't been for you, I don't know what would have happened to us.”

“Pretty good, wasn't it? About how he slipped?”

“And he believed it.”

“Give me half a chance, I got it on the cops, every time. You got to have something to tell, that's it. You got to fill in all those places, and yet have it as near the truth as you can get it. I know them. I've tangled with them, plenty.”

“You fixed it. You're always going to fix it for me, aren't you, Frank?”

“You're the only one ever meant anything to me.”

“I guess I really don't want to be a hell cat.”

“You're my baby.”

“That's it, just your dumb baby. All right, Frank. I，ll listen to you, from now on. You be the brains, and I'll work. I can work, Frank. And I work good. We'll get along.”

“Sure we will.”

“Now shall we go to sleep?”

“You think you can sleep all right?”

“It's the first time we ever slept together, Frank.”

“You like it?”

“It's grand, just grand.”

“Kiss me goodnight.

“It's so sweet to be able to kiss you goodnight.”

Next morning, the telephone waked us up. She answered it, and when she came up her eyes were shining. “Frank, guess what?”

“What?”

“His skull is fractured.”

“Bad？”

“No, but they're keeping him there. They want him there for a week, maybe. We can sleep together again, tonight.”

“Come here.”

“Not now. We've got to get up. We've got to open the place up.”

“Come here, before I sock you.”

“You nut.”

It was a happy week, all right. In the afternoon, she would drive in to the hospital, but the rest of the time we were together. We gave him a break, too. We kept the place open all the time, and went after the business, and got it. Of course it helped, that day when a hundred Sunday school kids showed up in three buses, and wanted a bunch of stuff to take out in the woods with them, but even without that we would have made plenty. The cash register didn't know anything to tell on us, believe me it didn't.

Then one day, stead of her going in alone, we both went in, and after she came out of the hospital, we cut for the beach. They gave her a yellow suit and a red cap, and when she came out I didn't know her at first. She looked like a little girl. It was the first time I ever really saw how young she was. We played in the sand, and then we went way out and let the swells rock us. I like my head to the waves, she liked her feet. We lay there, face to face, and held hands under water. I looked up. at the sky. It was all you could see. I thought about God.

“Frank.”

“Yes?”

“He's coming home tomorrow. You know what that means?”

“I know.”

“I got to sleep with him, stead of you.”

“You would, except that when he gets here we're going to be gone.”

“I was hoping you'd say that.”

“Just you and me and the road, Cora.”

“Just you and me and the road.”

“Just a couple of tramps.”

“Just a couple of gypsies, but we'll be together.”

“That's it. We'll be together.”

Next morning, we packed up. Anyway, she packed. I had bought a suit, and I put that on, and it seemed to be about all. She put her things in a hatbox. When she got done with it, she handed it to me. “Put that in the car, will you？”

“The car?”

“Aren't we taking the car?”

“Not unless you want to spend the first night in jail, we're not. Stealing a man's wife, that's nothing, but stealing his car, that's larceny.”

“Oh.”

We started out. It was two miles to the bus stop, and we had to hike it. Every time a car went by, we would stand there with our hand stuck out, like a cigar store Indian, but none of them stopped. A man alone can get a ride, and a woman alone, if she's fool enough to take it, but a man and a woman together don't have much luck. After about twenty had gone by, she stopped. We had gone about a quarter of a mile.

“Frank, I can't.”

“What's the matter?”

“This is it.”

“This is what?”

“The road.”

“You re crazy. You're tired, that s all. Look. You wait here, and I'll get somebody down the road to drive us in to the city. That's what we ought to done anyhow. Then we'll be all right.” “No, it's not that. I'm not tired. I cant, that's all. At all.” “Don't you want to be with me, Cora?”

“You know I do.”

“We can,t go back, you know. We can't start up again, like it was before. You know that. You've got to come.”

“I told you I wasn't really a bum, Frank. I don't feel like no gypsy. I don't feel like nothing, only ashamed, that I'm out here asking for a ride.”

“I told you. We're getting a car in to the city.”

“And then what?”

“Then we're there. Then we get going.”

“No we don't. We spend one night in a hotel, and then we start looking for a job. And living in a dump.”

“Isn't that a dump? What you just left?”

“It's different.”

“Cora, you going to let it get your goat?”

“It's got it, Frank. I can't go on. Goodbye.”

“Will you listen to me a minute?”

“Goodbye，Frank. I'm going back.”

She kept tugging at the hatbox. I tried to hold on to it, anyway to carry it back for her, but she got it. She started back with it. She had looked nice when she started out, with a little blue suit and blue hat, but now she looked all battered, and her shoes were dusty, and she couldn't even walk right, from crying. All of a sudden, I found out I was crying too.

6

I caught a ride to San Bernardino. It's a railroad town, and I was going to hop a freight east. But I didn't do it. I ran into a guy in a poolroom, and began playing him one ball in the side. He was the greatest job in the way of a sucker that God ever turned out, because he had a friend that could really play. The only trouble with him was, he couldn't play good enough. I hung around with the pair of them a couple of weeks, and took $250 off them, all they had, and then I had to beat it out of town quick.

I caught a truck for Mexicali, and then I got to thinking about my $250, and how with that much money we could go to the beach and sell hot dogs or something until we got a stake to take a crack at something bigger. So I dropped off, and caught a ride back to Glendale. I began hanging around the market where they bought their stuff, hoping I would bump into her. I even called her up a couple of times, but the Greek answered and I had to make out it was a wrong number.

In between walking around the market, I hung around a poolroom, about a block down the street, One day a guy was practicing shots alone on one of the tables. You could tell he was new at it from the way he held his cue. I began practicing shots on the next table. I figured if $250 was enough for a hot dog stand, $350 would leave us sitting pretty.

“How you say to a little one ball in the side?”

“I never played that game much.”

“Nothing to it. Just the one ball in the side pocket.”

“Anyhow, you look too good for me.”

“Me? I'm just a punk.”

“Oh well. If it's just a friendly game.”

We started to play, and I let him take three or four, just to feel good. I kept shaking my head, like I couldn't understand it.

“Too good for you, hey. Well, that's a joke. But I swear, I'm really better than this. I can't seem to get going. How you say we put $1 on it, just to make it lively?”

“Oh well. I can't lose much at a dollar.”

We made it $1 a game, and I let him take four or five, maybe more. I shot like I was pretty nervous, and in between shots I would wipe off the palm of my hand with a handkerchief, like I must be sweating.

“Well，it looks like I'm not doing so good. How about making it $5，so I can get my money back, and then we'll go have a drink？”

“Oh well. It's just a friendly game, and I don't want your money. Sure. We'll make it $5, and then we'll quit.”

I let him take four or five more, and from the way I was acting, you would have thought I had heart failure and a couple more things besides. I was plenty blue around the gills.

“Look. I got sense enough to know when I'm out of my class all right, but let's make it $25, so I can break even, and then we'll go have that drink.”

“That's pretty high for me.”

“What the hell? You're playing on my money, aren't you?”

“Oh well. All right. Make it $25.”

Then was when I really started to shoot. I made shots that Hoppe couldn't make. I banked them in from three cushions, I made billiard shots, I had my english working so the ball just floated around the table, I even called a jump shot and made it. He never made a shot that Blind Tom the Sightless Piano Player couldn't have made. He miscued, he got himself all tangled up on position, he scratched, he put the one ball in the wrong pocket, he never even called a bank shot. And when I walked out of there, he had my $250 and a $3 watch that I had bought to keep track of when Cora might be driving in to the market. Oh, I was good all right. The only trouble was I wasn't quite good enough.

“Hey, Frank!”

It was the Greek, running across the street at me before I had really got out the door.

“Well Frank, you old son a gun, where you been, put her there, why you run away from me just a time I hurt my head I need you most?”

We shook hands. He still had a bandage around his head and a funny look in his eyes, but he was all dressed up in a new suit, and had a black hat cocked over on the side of his head, and a purple necktie, and brown shoes, and his gold watch chain looped across his vest, and a big cigar in his hand.

“Well, Nick! How you feeling, boy?”

“Me, I feel fine, couldn't feel better if was right out a the can, but why you run out on me? I sore as hell at you, you old son a gun.”

“Well，you know me, Nick. I stay put a while, and then I got to ramble.”

“You pick one hell of a time to ramble. What you do, hey? Come on, you don't do nothing, you old son a gun, I know you, come on over while I buy'm steaks I tell you all about it.”

“You alone?”

“Don't talk so dumb, who the hell you think keep a place open now you run out on me, hey? Sure I'm alone. Me a Cora never get to go out together now, one go, other have to stay.”

“Well then, let's walk over.”

It took him an hour to buy the steaks, he was so busy telling me how his skull was fractured, how the docs never saw a fracture like it, what a hell of a time he's had with his help, how he's had two guys since I left and he fired one the day after he hired him, and the other one skipped after three days and took the inside of the cash register with him, and how he'd give anything to have me back.

“Frank, I tell you what. We go to Santa Barbara tomorrow, me a Cora. Hell boy, we got to step out a little, hey? We go see a fiesta there, and you come with us. You like that, Frank? You come with us, we talk about you come back a work for me. You like a fiesta a Santa Barbara?”

“Well, I hear it's good.”

“Is a girls, is a music, is a dance in streets, is swell. Come on, Frank, what you say？”

“Well, I don't know.”

“Cora be sore as hell at me if I see you and no bring you out. Maybe she treat you snotty, but she think you fine fellow, Frank. Come on, we all three go. We have a hell of a time.”

“0.K. If she's willing, it's a go.”

There were eight or ten people in the lunchroom when we got there, and she was back in the kitchen, washing dishes as fast as she could, to get enough plates to serve them.

“Hey. Hey Cora, look. Look who I bring.”

“Well for heaven's sake. Where did he come from?”

“I see'm today a Glendale. He go to Santa Barbara with us.”

“Hello, Cora. How you been?”

“You're quite a stranger around here.”

She wiped her hands quick, and shook hands, but her hand was soapy. She went out front with an order, and me and the Greek sat down. He generally helped her with the orders, but he was all hot to show me something, and he let her do it all alone. It was a big scrapbook, and in the front of it he had pasted his naturalization certificate, and then his wedding certificate, and then his license to do business in Los Angeles County, and then a picture of himself in the Greek Army, and then a picture of him and Cora the day they got married, and then all the clippings about his accident. Those clippings in the regular papers, if you ask me, were more about the cat than they were about him, but anyway they had his name in them, and how he had been brought to the Glendale Hospital, and was expected to recover. The one in the Los Angeles Greek paper, though, was more about him than about the cat, and had a picture of him in it, in the dress suit he had when he was a waiter, and the story of his life. Then came the X-Rays. There were about a half dozen of them, because they took a new picture every day to see how he was getting along. How he had them fixed up was to paste two pages together, along the edges, and then cut out a square place in the middle, where the X-Ray was slipped in so you could hold it up to the light and look through it. After the X-Rays came the receipted hospital bills, the receipted doctors' bills, and the receipted nurses' bills. That rap on the conk cost him $322, believe it or not.

“Is a nice, hey?”

“Swell. It's all there, right on the line.”

“Of course, is a not done yet. I fix'm up red, a white, a blue, fix'm up fine. Look.”

He showed me where he had put the fancy stuff on a couple of the pages. He had inked in the curlycues, and then colored it with red, white, and blue. Over the naturalization certificate, he had a couple of American flags, and an eagle, and over the Greek Army picture he had crossed Greek flags, and another eagle, and over his wedding certificate he had a couple of turtle doves on a twig. He hadn't figured out yet what to put over the other stuff, but I said over the clippings he could put a cat with red, white, and blue fire coming out of its tail, and he thought that was pretty good. He didn't get it, though, when I said he could have a buzzard over the Los Angeles County license, holding a couple of auctioneer's flags that said Sale Today, and it didn't look like it would really be worth while to try to explain it to him. But I got it, at last, why he was all dressed up, and not carrying out the chow like he used to, and acted so important. This Greek had had a fracture of the skull, and a thing like that don't happen to a dumb cluck like him every day. He was like a wop that opens a drug store. Soon as he gets that thing that says Pharmacist, with a red seal on it, a wop puts on a gray suit, with black edges on the vest, and is so important he can't even take time to mix the pills, and wouldn't even touch a chocolate ice-cream soda. This Greek was all dressed up for the same reason. A big thing had happened in his life.

It was pretty near supper time when I got her alone. He went up to wash, and the two of us were left in the kitchen.

“You been thinking about me, Cora?”

“Sure. I wouldn't forget you all that quick.”

“I thought about you a lot. How are you?”

“Me? I'm all right.”

“I called you up a couple of times, but he answered and I was afraid to talk to him. I made some money.”

“Well，gee, I，m glad you're getting along good.”

“I made it, but then I lost it. I thought we could use it to get started with, but then I lost it.”

“I declare, I don't know where the money goes.”

“You sure you think about me, Cora?”

“Sure I do.”

“You don't act like it.”

“Seems to me I'm acting all right.”

“Have you got a kiss for me?”

“We'll be having supper pretty soon. You better get ready, if you've got any washing to do.”

That's the way it went. That's the way it went all evening. The Greek got out some of his sweet wine, and sang a bunch of songs, and we sat around, and so far as she was concerned, I might just as well have been just a guy that used to work there, only she couldn t quite remember his name. It was the worst flop of a home-coming you ever saw in your life.

When it came to go to bed, I let them go up, and then I went outside to try and figure out whether to stay there and see if I couldn't get going with her again, or blow and try to forget her. I walked quite a way off, and I don't know how long it was, or how far away I was, but after a while I could hear a row going on in the place. I went back, and when I got close I could hear some of what they were saying. She was yelling like hell and saying I had to leave. He was mumbling something, probably that he wanted me to stay and go back to work. He was trying to shut her up, but I could tell she was yelling so I would hear it. If I had been in my room, where she thought I was, I could have heard it plain enough, and even where I was I could hear plenty.

Then all of a sudden it stopped. I slipped in the kitchen, and stood there listening. But I couldn't hear anything, because I was all shook up, and all I could get was the sound of my own heart, going bump-bump, bump-bump, bump-bump, like that. I thought that was a funny way for my heart to sound, and then all of a sudden I knew there was two hearts in that kitchen, and that was why it sounded so funny.

I snapped on the light.

She was standing there, in a red kimono, as pale as milk, staring at me, with a long thin knife in her hand. I reached out and took it away from her. When she spoke, it was in a whisper that sounded like a snake licking its tongue in and out.

“Why did you have to come back?”

“I had to, that's all.”

“No you didn't. I could have gone through with it. I was getting so I could forget you. And now you have to come back. God damn you, you have to come back!”

“Go through with what?”

“What he's making that scrapbook for. It s to show to his children
! And now he wants one. He wants one right away.”“Well, why didn't you come with me?”

“Come with you for what? To sleep in box cars? Why would I come with you? Tell me that.”

I couldn't say anything. I thought about my $250, but what good was it telling her that I had some money yesterday, but today I lost it playing one ball in the side?

“You're no good. I know that. You're just no good. Then why don't you go away and let me alone instead of coming back here again? Why don't you leave me be？”

“Listen. Stall him on this kid stuff just a little while. Stall him, and we'll see if we can't figure something out. I'm not much good, but I love you, Cora. I swear it.”

“You swear it, and what do you do? He's taking me to Santa Barbara, so I'll say I'll have the child, and you—you're going right along with us. You're going to stay at the same hotel with us! You're going right along in the car. You're—”

She stopped, and we stood there looking at each other. The three of us in the car, we knew what that meant. Little by little we were nearer, until we were touching.

“Oh, my God, Frank, isn't there any other way out for us than that?”

“Well.You were going to stick a knife in him just now.”

“No. That was for me, Frank. Not him.”

“Cora, it's in the cards. We've tried every other way out”

“I can't have no greasy Greek child, Frank. I can't,that's all. The only one I can have a child by is you. I wish you were some good. You're smart, but you're no good.”

“I'm no good, but I love you.”

“Yes, and I love you.”

“Stall him. Just this one night.”

“All right, Frank. Just this one night.”

7

“There's a long，long trail a-winding

Into the land of my dreams，

Where the nightingale is singing

And the white moon beams.

“There's a long, long night of waiting

Until my dreams all come true,

Till the day when I'll be going down

That long, long trail with you.”

“Feeling good, ain't they?”

“Too good to suit me.”

“So you don't let them get hold of that wheel, Miss. They'll be all right.”

“I hope so. I've got no business out with a pair of drunks, I know that. But what could I do? I told them I wouldn't go with them, but then they started to go off by themselves.”

“They'd break their necks.”

“That's it. So I drove myself. It was all I knew to do.

“It keeps you guessing, sometimes, to know what to do. One sixty for the gas. Is the oil O.K.?”

“I think so.”

“Thanks, Miss. Goodnight.”

She got in, and took the wheel again, and me and the Greek kept on singing, and we went on. It was all part of the play. I had to be drunk, because that other time had cured me of this idea we could pull a perfect murder. This was going to be such a lousy murder it wouldn't even be a murder. It was going to be just a regular road accident, with guys drunk, and booze in the car, and all the rest of it. Of course, when I started to put it down, the Greek had to have some too, so he was just like I wanted him. We stopped for gas so there would be a witness that she was sober, and didn't want to be with us anyhow, because she was driving, and it wouldn't do for her to be drunk. Before that, we had had a piece of luck. Just before we closed up, about nine o'clock, a guy stopped by for something to eat, and stood there in the road and watched us when we shoved off. He saw the whole show. He saw me try to start, and stall a couple of times. He heard the argument between me and Cora, about how I was too drunk to drive. He saw her get out, and heard her say she wasn't going. He saw me try to drive off, just me and the Greek. He saw her when she made us get out, and switched the seats, so I was behind, and the Greek up front, and then he saw her take the wheel and do the driving herself. His name was Jeff Parker and he raised rabbits at Encino. Cora got his card when she said she might try rabbits in the lunchroom, to see how they'd go. We knew right where to find him, whenever we'd need him.

Me and the Greek sang Mother Machree, and Smile, Smile, Smile, and Down by the Old Mill Stream, and pretty soon we came to this sign that said To Malibu Beach. She turned off there. By rights, she ought to have kept on like she was going.There's two main roads that lead up the coast. One, about ten miles inland, was the one we were on. The other, right alongside the ocean, was off to our left. At Ventura they meet, and follow the sea right on up to Santa Barbara, San Francisco, and wherever you're going. But the idea was, she had never seen Malibu Beach, where the movie stars live，and she wanted to cut over on this road to the ocean, so she could drop down a couple of miles and look at it, and then turn around and keep right on up to Santa Barbara. The real idea was that this connection is about the worst piece of road in Los Angeles County, and an accident there wouldn't surprise anybody, not even a cop. It's dark, and has no traffic on it hardly, and no houses or anything, and suited us for what we had to do.

The Greek never noticed anything for a while. We passed a little summer colony that they call Malibu Lake up in the hills, and there was a dance going on at the clubhouse, with couples out on the lake in canoes. I yelled at them. So did the Greek. “Give a one f'me.” It didn't make much difference, but it was one more mark on our trail, if somebody took the trouble to find it.

We started up the first long up-grade, into the mountains. There were three miles of it. I had told her how to run it. Most of the time she was in second. That was partly because there were sharp curves every fifty feet, and the car would lose speed so quick going around them that she would have to shift up to second to keep going. But it was partly because the motor had to heat. Everything had to check up. We had to have plenty to tell.

And then, when he looked out and saw how dark it was, and what a hell of a looking country those mountains were, with no light, or house, or filling station, or anything else in sight, the Greek came to life and started an argument.

“Hold on, hold on. Turn around. By golly, we off the road.”

“No we're not. I know where I am. It takes us to Malibu Beach. Don't you remember? I told you I wanted to see it.”

“You go slow.”

“I'm going slow.”

“You go plenty slow. Maybe all get killed.”

We got to the top and started into the down-grade. She cut the motor. They heat fast for a few minutes, when the fan stops. Down at the bottom she started the motor again. I looked at the temp gauge. It was 200. She started into the next up-grade and the temp gauge kept climbing.

“Yes sir, yes sir.”

It was our signal. It was one of those dumb things a guy can say any time, and nobody will pay any attention to it. She pulled off to one side. Under us was a drop so deep you couldn't see the bottom of it. It must have been 500 feet.

“I think I'll let it cool off a bit.”

“By golly, you bet. Frank, look a that. Look what it says.”

“Whassit say?”

“Two hundred a five. Would be boiling in minute.”

“Letta boil.”

I picked up the wrench. I had it between my feet. But just then, way up the grade, I saw the lights of a car. I had to stall. I had to stall for a minute, until that car went by.

“C'me on, Nick. Sing's a song.”

He looked out on those bad lands, but he didn't seem to feel like singing. Then he opened the door and got out. We could hear him back there, sick. That was where he was when the car went by. I looked at the number to burn it in my brain. Then I burst out laughing. She looked back at me.

“'S all right. Give them something to remember. Both guys alive when they went by.”

“Did you get the number?”

“2R-58-01.”

“2R-58-01.2R-58-01 All right. I've got it too.”

“O.K.”

He came around from behind, and looked like he felt better. “You hear that?”

“Hear what?”

“When you laugh. Is a echo. Is a fine echo.”

He tossed off a high note. It wasn't any song, just a high note, like on a Caruso record. He cut if off quick and listened. Sure enough, here it came back, clear as anything, and stopped, just like he had.

“Is a sound like me?”

“Jus' like you, kid. Jussa same ol'toot.”

“By golly. Is swell.”

He stood there for five minutes, tossing off high notes and listening to them come back. It was the first time he ever heard what his voice sounded like. He was as pleased as a gorilla that seen his face in the mirror. She kept looking at me. We had to get busy. I began to act sore. “Wot th' hell? You think we got noth'n t' do but lis'n at you yod'l at y'self all night? C'me on, get in. Le's get going.”

“It's getting late, Nick,”

“Hokay, hokay.”

He got in, but shoved his face out to the window and let go one. I braced my feet, and while he still had his chin on the window sill I brought down the wrench. His head cracked, and I felt it crush. He crumpled up and curled on the seat like a cat on a sofa. It seemed a year before he was still. Then Cora, she gave a funny kind of gulp that ended in a moan. Because here came the echo of his voice. It took the high note, like he did, and swelled, and stopped, and waited.

8

We didn't say anything. She knew what to do. She climbed back, and I climbed front. I looked at the wrench under the dash light. It had a few drops of blood on it. I uncorked a bottle of wine, and poured it on there till the blood was gone. I poured so the wine went over him. Then I wiped the wrench on a dry part of his clothes, and passed it back to her. She put it under the seat. I poured more wine over where I had wiped the wrench, cracked the bottle against the door, and laid it on top of him. Then I started the car. The wine bottle gave a gurgle, where a little of it was running out the crack.

I went a little way, and then shifted up to second. I couldn't tip it down that 500-foot drop, where we were. We had to get down to it afterward, and besides, if it plunged that far, how would we be alive? I drove slow, in second, up to a place where the ravine came to a point, and it was only a 50-foot drop. When I got there, I drove over to the edge, put my foot on the brake, and fed with the hand throttle. As soon as the right front wheel went off, I stepped hard on the brake. It stalled. That was how I wanted it. The car had to be in gear, with the ignition on, but that dead motor would hold it for the rest of what we had to do.

We got out. We stepped on the road, not the shoulder, so there wouldn't be footprints. She handed me a rock, and a piece of 2×4 I had back there. I put the rock under the rear axle. It fitted, because I had picked one that would fit. I slipped the 2×4 over the rock and under the axle. I heaved down on it. The car tipped, but it hung there. I heaved again. It tipped a little more：I began to sweat. Here we were, with a dead man in the car, and suppose we couldn't tip it over?

I heaved again, but this time she was beside me. We both heaved. We heaved again. And then all of a sudden, there we were, sprawled down on the road, and the car was rolling over and over, down the gully, and banging so loud you could hear it a mile.

It stopped. The lights were still on, but it wasn't on fire. That was the big danger. With that ignition on, if the car burned up, why weren't we burned too? I snatched up the rock, and gave it a heave down the ravine. I picked up the 2×4, ran up the road with it a way, and slung it down, right in the roadway. It didn't bother me any. All over the road, wherever you go, are pieces of wood that have dropped off trucks, and they get all splintered up from cars running over them, and this was one of them. I had left it out all day, and it had tire marks on it, and the edges were all chewed up.

I ran back, picked her up, and slid down the ravine with her. Why I did that was on account of the tracks. My tracks, they didn't worry me any. I figured there would be plenty of men piling down there pretty soon, but those sharp heels of hers, they had to be pointed in the right direction, if anybody took the trouble to look.

I set her down. The car was hanging there, on two wheels, about halfway down the ravine. He was still in there, but now he was down on the floor. The wine bottle was wedged between him and the seat, and while we were looking it gave a gurgle.The top was all broken in, and both fenders were bent. I tried the doors. That was important, because I had to get in there, and be cut up with glass, while she went up on the road to get help. They opened all right.

I began to fool with her blouse, to bust the buttons, so she would look banged up. She was looking at me, and her eyes didn't look blue, they looked black. I could feel her breath coming fast. Then it stopped, and she leaned real close to me.

“Rip me! Rip me!”

I ripped her. I shoved my hand in her blouse and jerked. She was wide open, from her throat to her belly.

“You got that climbing out. You caught it in the door han-dle.”

My voice sounded queer, like it was coming out of a tin phonograph.

“And this you don't know how you got.”

I hauled off and hit her in the eye as hard as I could. She went down. She was right down there at my feet, her eyes shining, her breasts trembling, drawn up in tight points, and pointing right up at me. She was down there, and the breath was roaring in the back of my throat like I was some kind of a animal, and my tongue was all swelled up in my mouth, and blood pounding in it.

“Yes! Yes, Frank, yes!”

Next thing I knew, I was down there with her, and we were staring in each other's eyes, and locked in each other's arms, and straining to get closer. Hell could have opened for me then, and it wouldn't have made any difference. I had to have her, if I hung for it.

9

We lay there a few minutes, then, like we were doped. It was so still that all you could hear was this gurgle from the inside of the car.

“What now, Frank?”

“Tough road ahead, Cora. You've got to be good, from now on. You sure you can go through it?”

“After that, I can go through anything.”

“They'll come at you, those cops. They'll try to break you down. You ready for them?”

“I think so.”

“Maybe they'll pin something on you. I don't think they can, with those witnesses we got. But maybe they do it. Maybe they pin it on you for manslaughter, and you spend a year in jail. Maybe it's as bad as that. You think you can take it on the chin?”

“So you're waiting for me when I come out.”

“I'll be there.”

“Then I can do it.”

“Don't pay any attention to me. I m a drunk. They got tests that'll show that. I'll say stuff that's cock-eyed. That's to cross them up, so when I'm sober and tell it my way, they'll believe it.”

“I'll remember.”

“And you're pretty sore at me. For being drunk. For being the cause of it all.”

“Yes. I know.”

“Then we're set.”

“Frank.”

“Yes?”

“There's just one thing. We've got to be in love. If we love each other, then nothing matters.”

“Well, do we?”

“I'll be the first one to say it. I love you, Frank.”

“I love you, Cora.”

“Kiss me.”

I kissed her, and held her close, and then I saw a flicker of light on the hill across the ravine.

“Up on the road, now. You're going through with it.”

“I'm going through with it.”

“Just ask for help. You don't know he's dead yet.”

“I know.”

“You fell down, after you climbed out. That's how you got the sand on your clothes.”

“Yes. Goodbye.”

“Goodbye.”

She started up to the road, and I dived for the car. But all of a sudden, I found I didn't have any hat. I had to be in the car, and my hat had to be with me. I began clawing around for it. The car was coming closer and closer. It was only two or three bends away, and I didn't have my hat yet, and I didn't have a mark on me. I gave up, and started for the car. Then I fell down. I had hooked my foot in it. I grabbed it, and jumped in. My weight no sooner went on the floor than it sank and I felt the car turning over on me. That was the last I knew for a while.

Next, I was on the ground, and there was a lot of yelling and talking going on around me. My left arm was shooting pain so bad I would yell every time I felt it, and so was my back. Inside my head was a bellow that would get big and go away again. When it did that the ground would fall away, and this stuff I had drunk would come up. I was there and I wasn't there, but I had sense enough to roll around and kick. There was sand on my clothes too, and there had to be a reason.

Next there was a screech in my ears, and I was in an ambulance. A state cop was at my feet, and a doctor was working on my arm. I went out again as soon as I saw it. It was running blood, and between the wrist and the elbow it was bent like a snapped twig. It was broke. When I came out of it again the doctor was still working on it, and I thought about my back. I wiggled my foot and looked at it to see if I was paralyzed. It moved.

The screech kept bringing me out of it, and I looked around, and saw the Greek. He was on the other bunk.

“Yay Nick.”

Nobody said anything. I looked around some more, but I couldn't see anything of Cora.

After a while they stopped, and lifted out the Greek. I waited for them to lift me out, but they didn't. I knew he was really dead, then, and there wouldn't be any cock-eyed stuff this time, selling him a story about a cat. If they had taken us both out, it would be a hospital. But when they just took him out, it was a mortuary.

We went on, then, and when they stopped they lifted me out. They carried me in, and set the stretcher on a wheel table, and rolled me in a white room. Then they got ready to set my arm.They wheeled up a machine to give me gas for that, but then they had an argument. There was another doctor there by that time that said he was the jail physician, and the hospital doctors got pretty sore. I knew what it was about. It was those tests for being drunk. If they gave me the gas first, that would ball up the breath test, the most important one. The jail doctor went out, and made me blow through a glass pipe into some stuff that looked like water but turned yellow when I blew in it. Then he took some blood, and some other samples that he poured in bottles through a funnel. Then they gave me the gas.

When I began to come out of it I was in a room, in bed, and my head was all covered with bandages, and so was my arm, with a sling besides, and my back was all strapped up with adhesive tape so I could hardly move. A state cop was there, reading the morning paper. My head ached like hell, and so did my back, and my arm had shooting pains in it. After a while a nurse came in and gave me a pill, and I went to sleep.

When I woke up it was about noon, and they gave me something to eat. Then two more cops came in, and they put me on a stretcher again, and took me down and put me in another ambulance.

“Where we going?”

“Inquest.”

“Inquest. That's what they have when somebody's dead, ain't it.”

“That's right.”

“I was afraid they'd got it.”

“Only one.”

“Which?”

“The man.”

“Oh. Was the woman bad hurt?”

“Not bad.”

“Looks pretty bad for me, don't it?”

“Watch out there, buddy. It's O.K. with us if you want to talk, but anything you say may fail back in your lap when you get to court.”

“That's right. Thanks.”

When we stopped it was in front of a undertaker shop in Hollywood, and they carried me in. Cora was there, pretty battered up. She had on a blouse that the police matron had lent her, and it puffed out around her belly like it was stuffed with hay. Her suit and her shoes were dusty, and her eye was all swelled up where I had hit it. She had the police matron with her. The coroner was back of a table, with some kind of a secretary guy beside him. Off to one side were a half dozen guys that acted pretty sore, with cops standing guard over them. They were the jury. There was a bunch of other people, with cops pushing them around to the place where they ought to stand. The undertaker was tip-toeing around, and every now and then he would shove a chair under somebody. He brought a couple for Cora and the matron. Off to one side, on a table, was something under a sheet.

Soon as they had me parked the way they wanted me, on a table, the coroner rapped with his pencil and they started. First thing, was a legal identification. She began to cry when they lifted the sheet off, and I didn't like it much myself. After she looked, and I looked, and the jury looked, they dropped the sheet again.

“Do you know this man?”

“He was my husband.”

“His name?”

“Nick Papadakis.”

Next came the witnesses. The sergeant told how he got the call and went up there with two officers after he phoned for an ambulance, and how he sent Cora in by a car he took charge of, and me and the Greek in by ambulance, and how the Greek died on the way in, and was dropped off at the mortuary. Next, a hick by the name of Wright told how he was coming around the bend, and heard a woman scream, and heard a crash, and saw the car going over and over, the lights still on, down the gully. He saw Cora in the road, waving at him for help, and went down to the car with her and tried to get me and the Greek out. He couldn't do it, because the car was on top of us, so he sent his brother, that was in the car with him, for help. After a while more people came, and the cops, and when the cops took charge they got the car off us and put us in the ambulance. Then Wright's brother told about the same thing, only he went back for the cops.

Then the jail doctor told how I was drunk, and how examination of the stomach showed the Greek was drunk, but Cora wasn't drunk. Then he told which cracked bone it was that the Greek died of. Then the coroner turned to me and asked me if I wanted to testify.

“Yes sir, I guess so.”

“I warn you that any statement you make may be used against you, and that you are under no compulsion to testify unless you so wish.”

“I got nothing to hold back.”

“All right, then. What do you know about this？”

“All I know is that first I was going along. Then I felt the car sink under me, and something hit me, and that's all I can remember until I come to in the hospital.”

“You were going along?，，

“Yes sir.”

“You mean you were driving the car?”

“Yes sir, I was driving it.”

That was just a cock-eyed story I was going to take back later on, when we got in a place where it really meant something, which this inquest didn't. I figured if I told a bum story first, and then turned around and told another story, it would sound like the second story was really true, where if I had a pat story right from the beginning, it would sound like what it was, pat. I was doing this one different from the first time. I meant to look bad, right from the start. But if I wasn't driving the car, it didn,t make any difference how bad I looked, they couldn't do anything to me. What I was afraid of was that perfect mur-der stuff that we cracked up on last time. Just one little thing, and we were sunk. But here, if I looked bad, there could be quite a few things and still I wouldn't look much worse. The worse I looked on account of being drunk, the less the whole thing would look like a murder.

The cops looked at each other, and the coroner studied me like he thought I was crazy. They had already heard it all, how I was pulled out from under the back seat.

“You're sure of that? That you were driving?”

“Absolutely sure.”

“You had been drinking?”

“No sir.”

“You heard the results of the tests that were given you?”

“I don't know nothing about the tests. All I know is I didn't have no drink.”

He turned to Cora. She said she would tell what she could.

“Who was driving this car?”

“I was.”

“Where was this man？”

“On the back seat.”

“Had he been drinking？”

She kind of looked away, and swallowed, and cried a little bit. “Do I have to answer that?”

“You don't have to answer any question unless you so wish.” “I don't want to answer.”

“Very well, then. Tell in your own words what happened.”

“I was driving along. There was a long up-grade, and the car got hot. My husband said I had better stop to let it cool off.”

“How hot?”

“Over 200.”

“Go on.”

“So after we started the down-grade, I cut the motor, and when we got to the bottom it was still hot, and before we started up again we stopped. We were there maybe ten minutes. Then I started up again. And I don't know what happened. I went into high, and didn't get enough power, and I went into second, right quick, and the men were talking, or maybe it was on account of making the quick shift, but anyhow, I felt one side of the car go down. I yelled to them to jump, but it was too late. I felt the car going over and over, and the next thing I knew I was trying to get out, and then I was out, and then I was up on the road.”

The coroner turned to me again. “What are you trying to do, shield this woman?”

“I don't notice her shielding me any.”

The jury went out, and then came in and gave a verdict that the said Nick Papadakis came to his death as the result of an automobile accident on the Malibu Lake Road, caused in whole or in part by criminal conduct on the part of me and Cora, and recommended that we be held for the action of the grand jury.

There was another cop with me that night, in the hospital, and next morning he told me that Mr. Sackett was coming over to see me, and I better get ready. I could hardly move yet, but I had the hospital barber shave me up and make me look as good as he could. I knew who Sackett was. He was the District Attorney. About half past ten he showed up, and the cop went out, and there was nobody there but him and me. He was a big guy with a bald head and a breezy manner.

“Well，well, well. How do you feel?”

“I feel O.K., judge. Kind of shook me up a little, but I'll be all right.”

“As the fellow said when he fell out of the airplane, it was a swell ride but we lit kind of hard.”

“That's it.”

“Now. Chambers, you don't have to talk to me if you don't want to, but I've come over here, partly to see what you look like, and partly because it's been my experience that a frank talk saves a lot of breath afterwards, and sometimes paves the way to the disposition of a whole case with a proper plea, and anyway, as the fellow says, after it's over we understand each other.”

“why sure, judge. What was it you wanted to know?”

I made it sound pretty shifty, and he sat there looking me over. “Suppose we start at the beginning.”

“About this trip?”

“That's it. I want to hear all about it.”

He got up and began to walk around. The door was right by my bed, and I jerked it open. The cop was halfway down the hall, chinning a nurse. Sackett burst out laughing. “No, no dictaphones in this. They don't use them anyway, except in movies.”

I let a sheepish grin come over my face. I had him like I wanted him. I had pulled a dumb trick on him, and he had got the better of me. “O.K., judge. I guess it was pretty silly, at that. All right, I'll begin at the beginning and tell it all. I'm in dutch all right, but I guess lying about it won't do any good.”

“That's the right attitude, Chambers.”

I told him how I walked out on the Greek, and how I bumped into him on the street one day, and he wanted me back, and then asked me to go on this Santa Barbara trip with them to talk it over. I told about how we put down the wine, and how we started out, with me at the wheel. He stopped me then.

“So you were driving the car?”

“Judge, suppose you tell me that.”

“What do you mean, Chambers?”

“I mean I heard what she said, at the inquest. I heard what those cops said. I know where they found me. So I know who was driving, all right. She was. But if I tell it like I remember it, I got to say I was driving it. I didn't tell that coroner any lie, judge. It still seems to me I was driving it.”

“You lied about being drunk.”

“That's right. I was all full of booze, and ether, and dope that they give you, and I lied all right. But I'm all right now, and I got sense enough to know the truth is all that can get me out of this, if anything can. Sure, I was drunk. I was stinko. And all I could think of was, I mustn't let them know I was drunk, because I was driving the car, and if they find out I was drunk, I'm sunk.”

“Is that what you'd tell a jury?”

“I'd have to, judge. But what I can't understand is how she came to be driving it. I started out with it. I know that. I can even remember a guy standing there laughing at me. Then how come she was driving when it went over?”

“You drove it about two feet.”

“You mean two miles.”

“I mean two feet. Then she took the wheel away from you.”

“Gee, I must have been stewed.”

“Well, it's one of those things that a jury might believe. It's just got that cock-eyed look to it that generally goes with the truth. Yes, they might believe it.”

He sat there looking at his nails, and I had a hard time to keep the grin from creeping over my face. I was glad when he started asking me more questions, so I could get my mind on something else, besides how easy I had fooled him.

“When did you go to work for Papadakis, Chambers?”

“Last winter.”

“How long did you stay with him?”

“Till a month ago. Maybe six weeks.”

“You worked for him six months, then?”

“About that.”

“What did you do before that?”

“Oh, knocked around.”

“Hitch-hiked? Rode freights? Bummed your meals wherever you could？”

“Yes sir.”

He unstrapped a briefcase, put a pile of papers on the table, and began looking through them. “Ever been in Frisco?”

“Born there.”

“Kansas City? New York? New Orleans? Chicago?”

“I've seen them all.”

“Ever been in jail?”

“I have, judge. You knock around, you get in trouble with the cops now and then. Yes sir, Fve been in jail.”

“Ever been in jail in Tuscson?”

“Yes sir. I think it was ten days I got there. It was for trespassing on railroad property.”

“Salt Lake City? San Diego? Wichita?”

“Yes sir. All those places.”

“Oakland?”

“I got three months there, judge. I got in a fight with a railroad detective.”

“You beat him up pretty bad, didn't you？”

“Well, as the fellow says, he was beat up pretty bad, but you ought to seen the other one. I was beat up pretty bad, myself.”

“Los Angeles?”

“Once. But that was only three days.”

“Chambers, how did you come to go to work for Papadakis, anyhow？”

“Just a kind of an accident. I was broke, and he needed somebody. I blew in there to get something to eat, and he offered me a job, and I took it.”

“Chambers, does that strike you as funny?”

“I don't know how you mean, judge?”

“That after knocking around all these years, and never doing any work, or even trying to do any, so far as I can see, you suddenly settled down, and went to work，and held a job steady?” “I didn't like it much, I'll own up to that.”

“But you stuck.”

“Nick，he was one of the nicest guys I ever knew. After I got a stake, I tried to tell him I was through, but I just didn't have the heart, much trouble as he had had with his help. Then when he had the accident, and wasn't there, I blew. I just blew, that's all. I guess I ought to treated him better, but I got rambling feet, judge. When they say go, I got to go with them. I just took a quiet way out.”

“And then, the day after you came back, he got killed.”

“You kind of make me feel bad now, judge. Because maybe I tell the jury different, but I'm telling you now I feel that was a hell of a lot my fault. If I hadn't been there, and begun promoting him for something to drink that afternoon, maybe he'd be here now. Understand, maybe that didn't have anything to do with it at all. I don't know. I was stinko, and I don't know what happened. Just the same, if she hadn't had two drunks in the car, maybe she could have drove better, couldn't she? Anyway, that's how I feel about it.”

I looked at him, to see how he was taking it. He wasn't even looking at me. All of a sudden he jumped up and came over to the bed and took me by the shoulder. “Out with it, Chambers. Why did you stick with Papadakis for six months?”

“Judge, I don't get you.”

“Yes you do. I've seen her, Chambers, and I can guess why you did it. She was in my office yesterday, and she had a black eye, and was pretty well banged up, but even with that she looked pretty good. For something like that, plenty of guys have said goodbye to the road, rambling feet or not.”

“Anyhow they rambled. No, judge, you're wrong.”

“They didn't ramble long. It's too good, Chambers. Here's an automobile accident that yesterday was a dead open-and-shut case of manslaughter, and today it's just evaporated into nothing at all. Every place I touch it, up pops a witness to tell me something, and when I fit all they have to say together, I haven't got any case. Come on, Chambers. You and that woman murdered this Greek, and the sooner you own up to it the better it'll be for you.”

There wasn't any grin creeping over my face then, I'm here to tell you. I could feel my lips getting numb, and I tried to speak, but nothing would come out of my mouth.

“Well, why don't you say something?”

“You're coining at me. You're coming at me for something pretty bad. I don't know anything to say, judge.”

“You were gabby enough a few minutes ago, when you were handing me that stuff about the truth being all that would get you out of this. Why can't you talk now?”

“You got me all mixed up.”

“All right, we'll take it one thing at a time, so you won't be mixed up. In the first place, you've been sleeping with that woman, haven't you？”

“Nothing like it.”

“How about the week Papadakis was in the hospital? Where did you sleep then？”

“In my own room.”

“And she slept in hers? Come on, I've seen her, I tell you. I'd have been in there if I had to kick the door down and hang for rape. So would you. So were you.”

“I never even thought of it.”

“How about all those trips you took with her to Hasselman's Market in Glendale? What did you do with her on the way back？”

“Nick told me to go on those trips himself.”

“I didn't ask you who told you to go. I asked you what you did.”

I was so groggy I had to do something about it quick. All I could think of was to get sore. “All right, suppose we did. We didn't, but you say we did, and we'll let it go at that. Well, if it was all that easy, what would we be knocking him off for? Holy smoke, judge, I hear tell of guys that would commit murder for what you say I was getting, when they weren't getting it, but I never hear tell of a guy that would commit murder for it when he already had it.”

“No? Well I'll tell you what you were knocking him off for. A piece of property out there, for one thing, that Papadakis paid $14,000 for, cash on the nail. And for that other little Christmas present you and she thought you would get on the boat with, and see what the wild waves looked like. That little $10,000 accident policy that Papadakis carried on his life.”
I could still see his face, but all around it was getting black and I was trying to keep myself from keeling over in bed. Next thing, he was holding a glass of water to my mouth. “Have a drink. You'll feel better.”

I drank some of it. I had to.

“Chambers, I think this is the last murder you'll have a hand in for some time, but if you ever try another, for God's sake leave insurance companies out of it. They'll spend five times as much as Los Angeles County will let me put into a case. They've got detectives five times as good as any I'll be able to hire. They know their stuff A to izzard, and they're right on your tail now. It means money to them. That's where you and she made your big mistake.”

“Judge, I hope Christ may kill me, I never heard of an insurance policy until just this minute.”

“You turned white as a sheet.”

“Wouldn't you?”

“Well, how about getting me on your side, right from the start? How about a full confession, a quick plea of guilty, and I'll do what I can for you with the court? Ask for clemency for you both.”

“Nothing doing.”

“How about all that stuff you were telling me just now? About the truth, and how you'd have to come clean with the jury, and all that? You think you can get away with lies now? You think I'm going to stand for that?”

“I don't know what you're going to stand for. To hell with that. You stand for your side of it and I'll stand for mine. I didn't do it, and that's all I stand for. You got that?”

“The hell you say. Getting tough with me, hey? All right, now you get it. You're going to find out what that jury's really going to hear. First, you were sleeping with her, weren't you? Then Papadakis had a little accident, and you and she had a swell time. In bed together at night, down to the beach by day, holding hands and looking at each other in between. Then you both had a swell idea. Now that he's had an accident, make him take out an accident policy, and then knock him off. So you blew, to give her a chance to put it over. She worked at it, and pretty soon she had him. He took out a policy, a real good policy, that covered accidents, and health, and all the rest of it, and cost $46.72. Then you were ready. Two days after that, Frank Chambers accidentally on purpose ran into Nick Papadakis on the street, and Nick tries to get him to go back to work for him. And what do you know about that, he and his wife had it already fixed up they were going to Santa Barbara, had the hotel reservations and everything, so of course there was nothing to it but Frank Chambers had to come with them, just for old times，sake. And you went. You got the Greek a little bit drunk, and did the same for yourself. You stuck a couple of wine bottles in the car, just to get the cops good and sore. Then you had to take that Malibu Lake Road, so she could see Malibu Beach. Wasn't that an idea, now. Eleven o'clock at night, and she was going to drive down there to look at a bunch of houses with waves in front of them. But you didn't get there. You stopped. And while you were stopped, you crowned the Greek with one of the wine bottles. A beautiful thing to crown a man with, Chambers, and nobody knew it better than you, because that was what you crowned that railroad dick with, over in Oakland. You crowned him, and then she started the car. And while she was climbing out on the running board, you leaned over from behind, and held the wheel, and fed with the hand throttle. It didn't need much gas, because it was in second gear. And after she got on the running board, she took the wheel and fed with the hand throttle, and it was your turn to climb out. But you were just a little drunk, weren't you? You were too slow, and she was a little too quick to shoot the car over the edge. So she jumped and you were caught. You think a jury won't believe that, do you? It'll believe it, because I'll prove every word of it, from the beach trip to the hand throttle, and when I do, there won't be any clemency for you, boy. It'll be the rope, with you hanging on the end of it, and when they cut you down they'll bury you out there with all the others that were too goddam dumb to make a deal when they had the chance to keep their neck from being broke.”

“Nothing like that happened. Not that I know of.”

“What are you trying to tell me? That she did it?”

“I'm not trying to tell you that anybody did it. Leave me alone! Nothing like that happened.”

“How do you know? I thought you were stinko.”

“It didn't happen that I know of.”

“Then you mean she did it?”

“I don't mean no such a goddam thing. I mean what I say and that's all I mean.”

“Listen, Chambers. There were three people in the car, you, and she, and the Greek.Well, it's a cinch the Greek didn't do it. If you didn't do it, that leaves her, doesn't it?”

“Who the hell says anybody did it?”

“I do. Now we're getting somewhere, Chambers. Because maybe you didn't do it. You say you're telling the truth, and maybe you are. But if you are telling the truth, and didn't have any interest in this woman except as the wife of a friend, then you've got to do something about it, haven't you? You've got to sign a complaint against her.”

“What do you mean complaint?”

“If she killed the Greek, she tried to kill you too, didn't she? You can't let her get away with that. Somebody might think it was pretty funny if you did. Sure, you'd be a sucker to let her get away with it. She knocks off her husband for the insurance, and she tries to knock off you too. You've got to do something about that, haven't you?”

“I might, if she did it. But I don't know she did it.”

“If I prove it to you, you'll have to sign the complaint, won't you?”

“Sure. If yon can prove it.”

“All right, I'll prove it. When you stopped, you got out of the car, didn't you?”

“No•”

“What? I thought you were so stinko you didn't remember anything. That's the second time you've remembered something now. I'm surprised at you.”

“Not that I know of.”

“But you did. Listen to this man's statement：‘I didn't notice much about the car, except that a woman was at the wheel and one man was inside laughing when we went by, and another man was out back, sick.' So you were out back a few minutes, sick. That was when she crowned Papadakis with the bottle. And when you got back you never noticed anything, because you were stinko, and Papadakis had passed out anyhow, and there was hardly anything to notice. You sat back and passed out, and that was when she slid up into second, kept her hand on the hand throttle, fed with that, and as soon as she had slid out on the running board, shot the car over.”

“That don't prove it.”

“Yes it does. The witness Wright says that the car was rolling over and over, down the gully, when he came around the bend, but the woman was up on the road，waving to him for help!”

“Maybe she jumped.”

“If she jumped, it's funny she took her handbag with her, isn't it? Chambers, can a woman drive with a handbag in her hand? When she jumps, has she got time to pick it up? Chambers, it can't be done. It's impossible to jump from a sedan car that's turning over into a gully. She wasn't in the car when it went over! That proves it, doesn't it?”

“I don't know.”

“What do you mean you don't know? Are you going to sign that complaint or not?”

“No.”

“Listen, Chambers, it was no accident that car went over a second too soon. It was you or her, and she didn't mean it would be you.”

“Let me alone. I don't know what you're talking about.”

“Boy, it's still you or her. If you didn't have anything to do with this, you better sign this thing. Because if you don t，then I'll know. And so will the jury. And so will the judge. And so will the guy that springs the trap.”

He looked at me a minute, then went out, and came back with another guy. The guy sat down and made out a form with a fountain pen. Sackett brought it over to me.“Right here, Chambers.”

I signed. There was so much sweat on my hand the guy had to blot it off the paper.

10

After he went, the cop came back and mumbled something about a blackjack. We played a few rounds, but I couldn't get my mind on it. I made out it got on my nerves to deal with one hand, and quit.

“He kind of got to you, hey？”

“Little bit.”

“He's tough, he is. He gets to them all. He looks like a preacher, all full of love for the human race, but he's got a heart like a stone.”

“Stone is right.”

“Only one guy in this town has got it on him.”

“Yeah?”

“Guy named Katz. You've heard of him.”

“Sure，I heard of him.”

“Friend of mine.”

“It's the kind of a friend to have.”

“Say. You ain't supposed to have no lawyer yet. You ain't been arraigned, and you can't send for nobody. They can hold you forty-eight hours incommunicado, they call it. But if he shows up here, I got to let him see you, you get it? He might show up here, if I happened to be talking to him.”

“You mean you get a cut.”

“I mean he's a friend of mine. Well, if he didn't give me no cut, he wouldn't be no friend, would he? He's a great guy. He's the only one in this town can throw the headlock on Sackett.”

“You're on, kid. And the sooner the better.”

“I'll be back.”

He went out for a little while, and when he came back he gave me a wink. And pretty soon, sure enough, there came a knock on the door, and in came Katz. He was a little guy, about forty years old, with a leathery face and a black moustache, and the first thing he did when he came in was take out a bag of Bull Durham smoking tobacco and a pack of brown papers and roll himself a cigarette. When he lit it，it burned halfway up one side, and that was the last he did about it. It just hung there, out the side of his mouth, and if it was lit or out, or whether he was asleep or awake, I never found out. He just sat there, with his eyes half shut and one leg hung over the arm of the chair, and his hat on the back of his head, and that was all. You might think that was a poor sight to see, for a guy in my spot, but it wasn't. He might be asleep, but even asleep he looked like he knew more than most guys awake, and a kind of a lump came up in my throat. It was like the sweet chariot had swung low and was going to pick me up.

The cop watched him roll the cigarette like it was Cadona doing the triple somersault, and he hated to go, but he had to. After he was out, Katz motioned to me to get going. I told him about how we had an accident, and how Sackett was trying to say we murdered the Greek for the insurance, and how he made me sign that complaint paper that said she had tried to murder me too. He listened, and after I had run down he sat there a while without saying anything. Then he got up.

“He's got you in a spot all right.”

“I ought not to signed it. I don't believe she did any such a goddam thing. But he had me going. And now I don't know where the hell I'm at.”

“Well, anyhow, you ought not to have signed it.”

“Mr Katz, will you do one thing for me? Will you see her, and tell her—”

“I'll see her. And I'll tell her what's good for her to know. For the rest of it, I'm handling this, and that means I'm handling it. You got that?”

“Yes, sir, I've got it.”

“I'll be with you at the arraignment. Or anyhow, somebody that I pick will be with you. As Sackett has made a complainant out of you, I may not be able to appear for you both, but I'll be handling it. And once more, that means that whatever I do, I'm handling it.”

“Whatever you do, Mr. Katz.”

“I'll be seeing you.”

That night they put me on a stretcher again, and took me over to court for the arraignment. It was a magistrate's court, not a regular court. There wasn't any jury box, or witness stand, or any of that stuff. The magistrate sat on a platform, with some cops beside him, and in front of him was a long desk that ran clear across the room, and whoever had something to say hooked his chin over the desk and said it. There was a big crowd there, and photographers were snapping flashlights at me when they carried me in, and you could tell from the buzz that something big was going on. I couldn't see much, from down there on the stretcher, but I got a flash at Cora, sitting on the front bench with Katz, and Sackett, off to one side talking to some guys with briefcases, and some of the cops and witnesses that had been at the inquest. They set me down in front of the desk, on a couple of tables they had shoved together, and they hadn't much more than got the blankets spread over me right than they wound up a case about a Chinese woman, and a cop began rapping for quiet. While he was doing that, a young guy leaned down over me, and said his name was White, and Katz had asked him to represent me. I nodded my head, but he kept whispering that Mr. Katz had sent him, and the cop got sore and began banging hard.

“Cora Papadakis.”

She stood up, and Katz took her up to the desk. She almost touched me as she went by, and it seemed funny to smell her，the same smell that had always set me wild, in the middle of all this stuff. She looked a little better than she had yesterday. She had on another blouse, that fitted her right, and her suit had been cleaned and pressed, and her shoes had been polished, and her eye was black, but not swelled. All the other people went up with her, and after they had spread out in line, the cop told them to raise their right hand, and began to mumble about the truth, the whole truth, and nothing but the truth. He stopped in the middle of it to look down and see if I had my right hand raised. I didn't. I shoved it up, and he mumbled all over again. We all mumbled back.

The magistrate took off his glasses, and told Cora she was charged with the murder of Nick Papadakis, and with assault against Frank Chambers, with intent to kill, that she could make a statement if she wanted to, but any statement she made could be used against her, that she had the right to be represented by counsel, that she had eight days to plead, and the court would hear her plea at any time during that period. It was a long spiel, and you could hear them coughing before he got done.

Then Sackett started up, and told what he was going to prove. It was about the same as he had told me that morning, only he made it sound solemn as hell. When he got through, he began putting on his witnesses. First there was the ambulance doctor, that told when the Greek had died, and where. Then came the jail doctor, that had made the autopsy, and then came the coroner's secretary, that identified the minutes of the inquest, and left them with the magistrate, and then came a couple of more guys, but I forget what they said. When they got done, all that the whole bunch had proved was that the Greek was dead, and as I knew that anyway, I didn't pay much attention. Katz never asked any of them anything. Every time the magistrate would look at him, he would wave his hand and the guy would step aside.

After they had the Greek dead enough to suit them, Sackett really straightened out, and put some stuff in that meant something. He called a guy that said he represented the Pacific States Accident Assurance Corporation of America, and he told how the Greek had taken out a policy just five days before. He told what it covered, how the Greek would get $25 a week for 52 weeks if he got sick, and the same if he got hurt in an accident so he couldn't work, and how he would get $5,000 if he lost one limb, and $10,000 if he lost two limbs, and how his widow would get $10,000 if he was killed in an accident, and $20,000 if the accident was on a railroad train. When he got that far it began to sound like a sales talk, and the magistrate held up his hand.

“I've got all the insurance I need.”

Everybody laughed at the magistrate's gag. Even I laughed. You'd be surprised how funny it sounded.

Sackett asked a few more questions, and then the magistrate turned to Katz. Katz thought a minute, and when he talked to the guy, he did it slow, like he wanted to make sure he had every word straight.

“You are an interested party to this proceeding?”

“In a sense I am, Mr. Katz.”

“You wish to escape payment of this indemnity, on the ground that a crime has been committed, is that correct?”

“That is correct.”

“You really believe that a crime has been committed, that this woman killed her husband to obtain this indemnity, and either tried to kill this man, or else deliberately placed him in jeopardy that might cause his death, all as part of a plan to obtain this indemnity?”

The guy kind of smiled, and thought a minute, like he would return the compliment and get every word straight too. “An swering that question, Mr. Katz, I would say I've handled thousands of such cases, cases of fraud that go over my desk every day, and I think I have an unusual experience in that kind of investigation. I may say that I have never seen a clearer case in all my years' work for this and other companies. I don't only believe a crime has been committed, Mr. Katz. I practically know it.”

“That is all. Your honor, I plead her guilty on both charges.”

If he had dropped a bomb in that courtroom, he couldn't have stirred it up quicker. Reporters rushed out, and photographers rushed up to the desk to get pictures. They kept bumping into each other, and the magistrate got sore and began banging for order. Sackett looked like he had been shot, and all over the place there was a roar like somebody had all of a sudden shoved a seashell up against your ear. I kept trying to see Cora's face. But all I could get of it was the corner of her mouth. It kept twitching, like somebody was jabbing a needle into it about once every second.

Next thing I knew, the guys on the stretcher picked me up, and followed the young guy, White, out of the courtroom. Then they went with me on the double across a couple of halls into a room with three or four cops in it. White said something about Katz, and the cops cleared out. They set me down on the desk, and then the guys on the stretcher went out. White walked around a little, and then the door opened and a matron came in with Cora. Then White and the matron went out, and the door closed, and we were alone. I tried to think of something to say, and couldn't. She walked around, and didn't look at me. Her mouth was still twitching. I kept swallowing, and after a while I thought of something.

“We've been flim-flammed, Cora.”

She didn't say anything. She just kept walking around.

“That guy Katz, he's nothing but a cop's stool. A cop sent him to me. I thought he was on the up-and-up. But we've been flim-flammed.”

“Oh no, we ain't been flim-flammed.”

“We been flim-flammed. I ought to have known, when the cop tried to sell him to me. But I didn't. I thought he was on the level.”

“I've been flim-flammed, but you haven't.”

“Yes I have. He fooled me too.”

“I see it all now. I see why I had to drive the car. I see it, that other time, why it was me that had to do it, not you. Oh yes. I fell for you because you were smart. And now I find out you're smart. Ain't that funny? You fall for a guy because he's smart and then you find out he's smart.”

“What are you trying to tell me, Cora?”

“Flim-flammed! I'll say I was. You and that lawyer. You fixed it up all right. You fixed it up so I tried to kill you too. That was so it would look like you couldn't have had anything to do with it. Then you have me plead guilty in court. So you're not in it at all. All right. I guess I'm pretty dumb. But I'm not that dumb. Listen, Mr. Frank Chambers. When I get through, just see how smart you are. There's just such a thing as being too smart.”

I tried to talk to her, but it wasn't any use. When she had got so that even her lips were white, under the lipstick, the door opened and Katz came in. I tried to jump for him, off the stretcher. I couldn't move. They had me strapped so I couldn't move.

“Get out of here, you goddam stool. You were handling it. I'll say you were. But now I know you for what you are. Do you hear that? Get out of here!”

“Why, what's the matter, Chambers?”

You would have thought he was a Sunday school teacher, talking to some kid that was crying for his chewing gum that had been taken away. “Why, what's the matter? I am handling it. I told you that.”

“That's right. Only God help you if I ever get you so I got my hands on you.”

He looked at her, like it was something he just couldn't un-derstand, and maybe she could help him out. She came over to him.

“This man here, this man and you, you ganged up on me so I would get it and he would go free. Well, he was in this as much as I was, and he's not going to get away with it. I'm going to tell it. I'm going to tell it all, and I'm going to tell it right now.”

He looked at her, and shook his head, and it was the phoniest look I ever saw on a man's face. “Now my dear. I wouldn't do that. If you'll just let me handle this—”

“You handled it. Now I'll handle it.”

He got up, shrugged his shoulders, and went out. He was hardly gone before a guy with big feet and a red neck came in with a little portable typewriter, set it on a chair with a couple of books under it, hitched up to it, and looked at her.

“Mr. Katz said you wanted to make a statement?”

He had a little squeaky voice, and a kind of a grin when he talked.

“That's right. A statement.”

She began to speak jerky, two or three words at a time, and as fast as she said it, he rattled it off on the typewriter. She told it all. She went back to the beginning, and told how she met me, how we first began going together, how we tried to knock off the Greek once, but missed. A couple of times, a cop put his head in at the door, but the guy at the typewriter held up his hand.

“Just a few minutes, sarge.”

“O.K.”

When she got to the end, she said she didn't know anything about the insurance, we hadn't done it for that at all, but just to get rid of him.

“That's all.”

He gathered his sheets together, and she signed them. “Will you just initial these pages?” She initialed them. He got out a notary stamp, and made her hold up her right hand, and put the stamp on, and signed it. Then he put the papers in his pocket, closed his typewriter, and went out.

She went to the door and called the matron. “I'm ready now.” The matron came in and took her out. The guys on the stretcher came in and carried me out. They went on the double, but on the way they got jammed in with the crowd that was watching her, where she was standing in front of the elevators with the matron, waiting to go up to the jail. It's on the top floor of the Hall of Justice. They pushed on through, and my blanket got pulled so it was trailing on the floor. She picked it up and tucked it around me, then turned away quick.

11

They took me back to the hospital, but instead of the state cop watching me, it was this guy that had taken the confession. He lay down on the other bed. I tried to sleep, and after a while I did. I dreamed she was looking at me, and I was trying to say something to her, but couldn't. Then she would go down, and I would wake up, and that crack would be in my ears, that awful crack that the Greek's head made when I hit it. Then I would sleep again, and dream I was falling. And I would wake up again, holding on to my neck, and that same crack would be in my ears. One time when I woke up I was yelling. He leaned up on his elbow.

“Yay.”

“Yay.”

“What's the matter?”

“Nothing's the matter. Just had a dream.”

“O.K.”

He never left me for a minute. In the morning, he made them bring him a basin of water, and took out a razor from his pocket, and shaved. Then he washed himself. They brought in breakfast, and he ate his at the table. We didn't say anything.

They brought me a paper, then, and there it was, with a big picture of Cora on the front page, and a smaller picture of me on the stretcher underneath it. It called her the bottle killer. It told how she had pleaded guilty at the arraignment, and would come up for sentence today. On one of the inside pages, it had a story that it was believed the case would set a record for speed in its disposition, and another story about a preacher that said if all cases were railroaded through that quick, it would do more to prevent crime than passing a hundred laws. I looked all through the paper for something about the confession. It wasn't in there.

About twelve o'clock a young doctor came in and went to work on my back with alcohol, sopping off some of the adhesive tape. He was supposed to sop it off, but most of the time he just peeled it, and it hurt like hell. After he got part of it off, I found I could move. He left the rest on, and a nurse brought me my clothes. I put them on. The guys on the stretcher came in and helped me to the elevator and out of the hospital. There was a car waiting there, with a chauffeur. The guy that had spent the night with me put me in, and we drove about two blocks. Then he took me out, and we went in an office building, and up to an office. And there was Katz with his hand stuck out and a grin all over his face.

“It's all over.”

“Swell. When do they hang her?”

“They don't hang her. She's out, free. Free as a bird. She'11 be over in a little while, soon as they fix up some things in court. Come in. I'll tell you about it.”

He took me in a private office and closed the door. Soon as he rolled a cigarette, and half burned it up, and got it pasted on his mouth, he started to talk. I hardly knew him. It didn't seem that a man that had looked so sleepy the day before could be as excited as he was.

“Chambers, this is the greatest case I ever had in my life. I'm in it, and out of it, in less than twenty-four hours, and yet I tell you I never had anything like it. Well, the Dempsey-Firpo fight lasted less than two rounds, didn't it? It's not how long it lasts. It's what you do while you're in there.

“This wasn't really a fight, though. It was a four-handed card game, where every player has been dealt a perfect hand. Beat that, if you can. You think it takes a card player to play a bum hand, don't you. To hell with that. I get those bum hands every day. Give me one like this, where they've all got cards, where they've all got cards that'll win if they play them right
, and then watch me. Oh, Chambers, you did me a favor all right when you called me in on this. I'll never get another one like it.”

“You haven't said anything yet.”

“I'll say it, don't worry about that. But you won't get it, and you won't know how the hand was played, until I get the cards straightened out for you. Now first. There were you and the woman. You each held a perfect hand. Because that was a perfect murder, Chambers. Maybe you don't even know how good it was. All that stuff Sackett tried to scare you with, about her not being in the car when it went over, and having her handbag with her, and all that, that didn't amount to a goddam thing. A car can teeter before it goes over, can't it? And a woman can grab her handbag before she jumps, can't she? That don't prove any crime. That just proves she's a woman.”

“How'd you find out about that stuff?”

“I got it from Sackett. I had dinner with him last night, and he was crowing over me. He was pitying me, the sap. Sackett and I are enemies. We're the friendliest enemies that ever were. He'd sell his soul to the devil to put something over on me, and I'd do the same for him. We even put up a bet on it. We bet $100. He was giving me the razz, because he had a perfect case, where he could just play the cards and let the hangman do his stuff.”

That was swell, two guys betting $100 on what the hangman would do to me and Cora，but I wanted to get it straight, just the same.

“If we had a perfect hand, where did his hand come in?”

“I'm getting to that. You had a perfect hand, but Sackett knows that no man and no woman that ever lived could play that hand, not if the prosecutor plays his hand right. He knows that all he's got to do is get one of you working against the other, and it's in the bag. That's the first thing. Next thing, he doesn't even have to work the case up. He's got an insurance company to do that for him, so he doesn't have to lift a finger. That's what Sackett loved about it. All he had to do was play the cards, and the pot would fall right in his lap. So what does he do? He takes this stuff the insurance company dug up for him, and scares the hell out of you with it, and gets you to sign a complaint against her. He takes the best card you've got, which is how bad you were hurt yourself, and makes you trump your own ace with it. If you were hurt that bad, it had to be an accident, and yet Sackett uses that to make you sign a complaint against her. And you sign it, because you're afraid if you don't sign it he'll know goddam well you did it.”

“I turned yellow, that's all.”

“Yellow is a color you figure on in murder, and nobody figures on it better than Sackett. All right. He's got you where he wants you. He's going to make you testify against her, and he knows that once you do that, no power on earth can keep her from ratting on you. So that's where he's sitting when he has dinner with me. He razzes me. He pities me. He bets me $100. And all the time I'm sitting there with a hand that I know I can beat him with, if I only play the cards right. All right, Chambers. You're looking in my hand. What do you see in it?” “Not much.”

“Well, what?”

“Nothing，to tell you the truth.”

“Neither did Sackett. But now watch. After I left you yesterday, I went to see her, and got an authorization from her to open Papadakis's safe deposit box. And I found what I ex-pected. There were some other policies in that box, and I went to see the agent that wrote them, and this is what I found out:

“That accident policy didn't have anything to do with that accident that Papadakis had a few weeks ago. The agent had turned up on his calendar that Papadakis's automobile insurance had pretty near run out, and he went out there to see him. She wasn't there. They fixed it up pretty quick for the automobile insurance, fire, theft, collision, public liability, the regular line. Then the agent showed Papadakis where he was covered on everything but injury to himself, and asked him how about a personal accident policy. Papadakis got interested right away. Maybe that other accident was the reason for that, but if it was the agent didn't know anything about it. He signed up for the whole works, and gave the agent his check, and next day the policies were mailed out to him. You understand, an agent works for a lot of companies, and not all these policies were written by the same company. That's No.1 point that Sackett forgot. But the main thing to remember is that Papadakis didn't only have the new insurance. He had the old policies too, and they still had a week to run.

“All right, now, get this set-up. The Pacific States Accident is on a $10,000 personal accident policy. The Guaranty of California is on a $10,000 new public liability bond, and the Rocky Mountain Fidelity is on an old $10,000 public liability bond. So that's my first card. He had an insurance company working for him up to $10,000. I had two insurance companies working for me up to $20,000, whenever I wanted to call them in. Do you get it?”

“No, I don't.”

“Look. Sackett stole your big card off you, didn't he? Well, I stole the same card off him. You were hurt, weren't you? You were hurt bad. Well, if Sackett convicts her of murder, and you bring suit against her for injuries sustained as a result of that murder, then a jury will give you whatever you ask for. And those two bonding companies are liable for every cent of their policies to satisfy that judgment.”

“Now I get it.

“Pretty, Chambers, pretty. I found that card in my mitt, but you didn't find it, and Sackett didn't find it, and the Pacific States Accident didn't find it, because they were so busy playing Sackett's game for him, and so sure his game would win, that they didn't even think of it.”

He walked around the room a few times, falling for himself every time he passed a little mirror that was in the corner, and then he went on.

“All right, there it was, but the next thing was how to play it. I had to play it quick, because Sackett had already played his, and that confession was due any minute. It might even come at the arraignment, as soon as she heard you testify against her. I had to move fast. So what did I do? I waited till the Pacific States Accident man had testified, and then got him on record that he really believed a crime had been committed. That was just in case I had a false arrest action against him later on. And then, wham, I pleaded her guilty. That ended the arraignment, and for that night, blocked off Sackett. Then I rushed her in a counsel room, claimed a half hour before she was locked up for the night, and sent you in there with her. Five minutes with you was all she needed. When I got in there she was ready to spill it. Then I sent Kennedy in.”

“The dick that was with me last night?”

“He used to be a dick, but he's not a dick any more. He's my gum-shoe man now. She thought she was talking to a dick, but she was really talking to a dummy. But it did the work. After she got it off her chest, she kept quiet till today, and that was long enough. The next thing was you. What you would do was blow. There was no charge against you, so you weren't under arrest any more, even if you thought you were. Soon as you tumbled to that, I knew no tape, or sore back, or hospital orderly, or anything else would hold you, so after he got done with her I sent Kennedy over to keep an eye on you. The next thing was the little midnight conference between the Pacific States Accident, the Guaranty of California, and the Rocky Mountain Fidelity. And when I laid it in front of them, they did business awful quick.”

“What do you mean, they did business?”

“First, I read them the law. I read them the guest clause, Section 141¾, California Vehicle Act. That says if a guest in an automobile gets hurt, he has no right of recovery, provided
，that if his injury resulted from intoxication or willful misconduct on the part of the driver, then he can recover. You see, you were a guest, and I had pleaded her guilty to murder and assault. Plenty of willful misconduct there, wasn't there? And they couldn't be sure, you know. Maybe she did do it alone. So those two companies on the liability policies, the ones that had their chin hanging out for a wallop from you, they chipped in $5,000 apiece to pay the Pacific States Accident policy, and the Pacific States Accident agreed to pay up and shut up, and the whole thing didn't take over a half hour.”

He stopped and grinned at himself some more.

“What then?”

“I'm still thinking about it. I can still see Sackett's face just now when the Pacific States Accident fellow went on the stand today and said his investigation had convinced him that no crime had been committed, and his company was paying the accident claim in full. Chambers, do you know what that feels like? To feint a guy open and then let him have it, right on the chin? There's no feeling like it in the world.”

“I still don't get it. What was this guy testifying again for?” “She was up for sentence. And after a plea of guilty, a court usually wants to hear some testimony to find out what the case is really about. To determine the sentence. And Sackett had started in howling for blood. He wanted the death penalty. Oh, he's a blood-thirsty lad, Sackett is. That's why it stimulates me to work against him. He really believes hanging them does some good. You're playing for stakes when you're playing against Sackett. So he put his insurance man on the stand again. But instead of it being his son of a bitch, after that little midnight session it was my son of a bitch, only Sackett didn't know it.He roared plenty when he found it out. But it was too late. If an insurance company didn't believe she was guilty, a jury would never believe it, would it? There wasn't a chance in the world of convicting her after that. And that was when I burned Sackett. I got up and made a speech to the court. I took my time about it. I told how my client had protested her innocence from the beginning. I told how I didn't believe it. I told how I knew there existed what I regarded as overwhelming evidence against her，enough to convict her in any court, and that I believed I was acting in her best interest when I decided to plead her guilty and throw her on the mercy of the court. But, Chambers, do you know how I rolled that but under my tongue? But, in the light of the testimony just given, there was no course open to me but to withdraw the pleas of guilty and allow the cases to proceed. Sackett couldn't do a thing, because I was still within the limit of eight days for a plea. He knew he was sunk. He consented to a plea for manslaughter, the court examined the other witnesses itself, gave her six months, suspended sentence, and practically apologized even for that. We quashed the assault charge. That was the key to the whole thing, and we almost forgot it.”

There came a rap on the door. Kennedy brought Cora in, put some papers down in front of Katz, and left. “There you are, Chambers. Just sign that, will you? It's a waiver of damages for any injuries sustained by you. It's what they get out of it for being so nice.”

I signed.

“You want me to take you home, Cora?”

“I guess so.”

“One minute, one minute, you two. Not so fast. There's one other little thing. That ten thousand dollars you get for knocking off the Greek.”

She looked at me and I looked at her. He sat there looking at the check. “You see, it wouldn't be a perfect hand if there hadn't been some money in it for Katz. I forgot to tell you about that. Well. Oh, well. I won't be a hog. I generally take it all, but on this, I 11 just make it half. Mrs. Papadakis, you make out your check for $5,000, and I'll make this over to you and go over to the bank and fix up the deposits. Here. Here's a blank check.”

She sat down, and picked up the pen, and started to write, and then stopped, like she couldn't quite figure out what it was all about. All of a sudden, he went over and picked up the blank check and tore it up.

“What the hell. Once in a lifetime, isn't it? Here. You keep it all. I don't care about the ten grand. I've got ten grand. This is what I want!”

He opened his pocketbook, took out a slip, and showed it to us. It was Sackett's check for $100. “You think I'm going to cash that? I am like hell. I'm going to frame it. It goes up there, right over my desk.”

12

We went out of there, and got a cab, because I was so crippled up, and first we went to the bank, and put the check in, and then we went to a flower shop, and got two big bunches of flowers, and then we went to the funeral of the Greek. It seemed funny he was only dead two days, and they were just burying him. The funeral was at a little Greek church, and a big crowd of people was there, some of them Greeks I had seen out to the place now and then. They gave her a dead pan when we came in, and put her in a seat about three rows from the front. I could see them looking at us, and I wondered what I would do if they tried to pull some rough stuff later. They were his friends, not ours. But pretty soon I saw an afternoon paper being passed around, that had big headlines in it that she was innocent, and an usher took a look at it, and came running over and moved us up on the front bench. The guy that did the preaching started out with some dirty cracks about how the Greek died, but a guy went up and whispered to him, and pointed at the paper that had got up near the front by that time, and he turned around and said it all over again, without any dirty cracks, and put in about the sorrowing widow and friends, and they all nodded their heads it was O.K. When we went out in the churchyard, where the grave was, a couple of them took her by the arm, and helped her out, and a couple more helped me. I got to blubbering while they were letting him down. Singing those hymns will do it to you every time, and specially when it's about a guy you like as well as I liked the Greek. At the end they sang some song I had heard him sing a hundred times, and that finished me. It was all I could do to lay our flowers out the way they were supposed to go.

The taxi driver found a guy that would rent us a Ford for $15 a week, and we took it, and started out. She drove. When we got out of the city we passed a house that was being built, and all the way out we talked about how not many of them have gone up lately, but the whole section is going to be built up as soon as things get better. When we got out to the place she let me out, put the car away, and then we went inside. It was all just like we left it, even to the glasses in the sink that we had drunk the wine out of, and the Greek's guitar, that hadn't been put away yet because he was so drunk. She put the guitar in the case, and washed the glasses, and then went upstairs. After a minute I went up after her.

She was in their bedroom, sitting by the window, looking out at the road.

“Well?”

She didn't say anything. I started to leave.

“I didn't ask you to leave.”

I sat down again. It was a long while before she snapped out of it.

“You turned on me, Frank.”

“No I didn't. He had me, Cora. I had to sign his paper. If I didn't, then he would tumble to everything. I didn't turn on you. I just went along with him, till I could find out where I was at.”

“You turned on me. I could see it in your eye.”

“All right, Cora, I did. I just turned yellow, that's all. I didn't want to do it. I tried not to do it. But he beat me down. I cracked up, that's all.”

“I know.”

“I went through hell about it.”

“And I turned on you, Frank.”

“They made you do it. You didn't want to. They set a trap for you.”

“I wanted to do it. I hated you then.”

“That's all right. It was for something I didn't really do. You know how it was, now.”

“No. I hated you for something you really did.”

“I never hated you, Cora. I hated myself.”

“I don't hate you now. I hate that Sackett. And Katz. Why couldn't they leave us alone? Why couldn't they let us fight it out together? I wouldn't have minded that. I wouldn't have minded it even if it meant—you know. We would have had our love. And that's all we ever had. But the very first time they started their meanness, you turned on me.”

“And you turned on me, don't forget that.”

“That's the awful part. I turned on you. We both turned on each other.”

“Well, that makes it even, don't it?”

“It makes it even, but look at us now. We were up on a mountain. We were up so high, Frank. We had it all, out there, that night. I didn't know I could feel anything like that. And we kissed and sealed it so it would be there forever, no matter what happened. We had more than any two people in the world. And then we fell down. First you, and then me. Yes, it makes it even. We’re down here together. But we're not up high any more. Our beautiful mountain is gone.”

“Well what the hell? We're together, ain't we?”

“I guess so. But I thought an awful lot, Frank. Last night. About you and me, and the movies, and why I flopped, and the hash house, and the road, and why you like it. We're just two punks, Frank. God kissed us on the brow that night. He gave us all that two people can ever have. And we just weren't the kind that could have it. We had all that love，and we just cracked up under it. It's a big airplane engine, that takes you through the sky, right up to the top of the mountain. But when you put it in a Ford, it just shakes it to pieces. That's what we are, Frank, a couple of Fords. God is up there laughing at us.” “The hell he is. Well we're laughing at him too, aren't we? He put up a red stop sign for us, and we went past it. And then what? Did we get shoved off the deep end? We did like hell. We got away clean, and got $10,000 for doing the job. So God kissed us on the brow, did he? Then the devil went to bed with us, and believe you me, kid, he sleeps pretty good.”

“Don't talk that way, Frank.”

“Did we get that ten grand, or didn't we?”

“I don't want to think about the ten grand. It's a lot, but it couldn't buy our mountain.”

“Mountain, hell, we got the mountain and ten thousand smackers to pile on top of that yet. If you want to go up high, take a look around from that pile.”

“You nut. I wish you could see yourself, yelling with that bandage on your head.”

“You forgot something. We got something to celebrate. We ain't never had that drunk yet.”

“I wasn't talking about that kind of a drunk.”

“ A drunk's a drunk. Where's that liquor I had before I left？”

I went to my room and got the liquor. It was a quart of Bourbon, three quarters full. I went down, got some Coca Cola glasses, and ice cubes, and White Rock, and came back upstairs. She had taken her hat off and let her hair down. I fixed two drinks. They had some White Rock in them, and a couple of pieces of ice, but the rest was out of the bottle.

“Have a drink. You'll feel better. That s what Sackett said when he put the spot on me, the louse.”

“My, but that's strong.”

“You bet it is. Here, you got too many clothes on.”

I pushed her over to the bed. She held on to her glass, and some of it spilled. “The hell with it. Plenty more where that came from.”

I began slipping off her blouse.“Rip me, Frank. Rip me like you did that night.”

I ripped all her clothes off. She twisted and turned, slow, so they would slip out from under her. Then she closed her eyes and lay back on the pillow. Her hair was falling over her shoulders in snaky curls. Her eye was all black, and her breasts weren't drawn up and pointing up at me, but soft, and spread out in two big pink splotches. She looked like the great grandmother of every whore in the world. The devil got his money's worth that night.

13

We kept that up for six months. We kept it up, and it was always the same way. We'd have a fight, and I'd reach for the bottle. What we had the fights about was going away. We couldn't leave the state until the suspended sentence was up, but after that I meant we should blow. I didn't tell her, but I wanted her a long way from Sackett. I was afraid if she got sore at me for something, she'd go off her nut and spill it like she had that other time, after the arraignment. I didn't trust her for a minute. At first, she was all hot for going too, specially when I got talking about Hawaii and the South Seas, but then the money began to roll in. When we opened up, about a week after the funeral, people flocked out there to see what she looked like, and then they came back because they had a good time. And she got all excited about here was our chance to make some more money.

“Frank, all these roadside joints around here are lousy. They're run by people that used to have a farm back in Kansas or somewhere, and got as much idea how to entertain people as a pig has. I believe if somebody came along that knew the business like I do, and tried to make it nice for them, they'd come and bring all their friends.”

“To hell with them. We're selling out anyhow.”

“We could sell easier if we were making money.”

“We're making money.”

“I mean good money. Listen, Frank. I've got an idea people would be glad of the chance to sit out under the trees. Think of that. All this nice weather in California, and what do they do with it? Bring people inside of a joint that's set up ready-made by the Acme Lunch Room Fixture Company, and stinks so it makes you sick to your stomach, and feed them awful stuff that's the same from Fresno down to the border, and never give them any chance to feel good at all.”

“Look. We're selling out, aren't we? Then the less we got to sell the quicker we get rid of it. Sure, they'd like to sit under the trees. Anybody but a California Bar-B-Q slinger would know that. But if we put them under the trees we've got to get tables, and wire up a lot of lights out there, and all that stuff, and maybe the next guy don't want it that way at all.”

“We've got to stay six months. Whether we like it or not.” “Then we use that six months finding a buyer.”

“I want to try it.”

“All right, then try it. But I'm telling you.”

“I could use some of our inside tables.”

“I said try it, didn't I? Come on. We'll have a drink.”

What we had the big blow-off over was the beer license, and then I tumbled to what she was really up to. She put the tables out under the trees, on a little platform she had built, with a striped awning over them and lanterns at night, and it went pretty good. She was right about it. Those people really enjoyed a chance to sit out under the trees for a half hour, and listen to a little radio music, before they got in their cars and went on. And then beer came back. She saw a chance to leave it just like it was, put beer in, and call it a beer garden.

“I don't want any beer garden, I tell you. All I want is a guy that'll buy the whole works and pay cash.”

“But it seems a shame.”

“Not to me it don't.”

“But look, Frank. The license is only twelve dollars for six months. My goodness, we can afford twelve dollars, can't we?” “We get the license and then we're in the beer business. We're in the gasoline business already, and the hot dog business, and now we got to go in the beer business. The hell with it. I want to get out of it, not get in deeper.”

“Everybody's got one.”

“And welcome, so far as I'm concerned.”

“People wanting to come, and the place all fixed up under the trees, and now I have to tell them we don't have beer because we haven't any license.”

“Why do you have to tell them anything？”

“All we've got to do is put in coils and then we can have draught beer. It's better than bottled beer, and there's more money in it. I saw some lovely glasses in Los Angeles the other day. Nice tall ones. The kind people like to drink beer out of.”

“So we got to get coils and glasses now, have we? I tell you I don't want any beer garden.”

“Frank, don't you ever want to be something?”

“Listen, get this. I want to get away from this place. I want to go somewhere else, where every time I look around I don't see the ghost of a goddam Greek jumping out at me, and hear his echo in my dreams, and jump every time the radio comes out with a guitar. I've got to go away, do you hear me? I've got to get out of here, or I go nuts.”

“You're lying to me.”

“Oh no, I'm not lying. I never meant anything more in my life.”

“You don't see the ghost of any Greek, that's not it. Somebody else might see it, but not Mr. Frank Chambers. No, you want to go away just because you're a bum, that's all. That's what you were when you came here, and that s what you are now. When we go away, and our money's all gone, then what?”

“What do I care? We go away, don't we?”

“That's it, you don't care. We could stay here—”

“I knew it. That's what you really mean. That's what you've meant all along. That we stay here.”

“And why not? We've got it good. Why wouldn't we stay here? Listen, Frank. You've been trying to make a bum out of me ever since you've known me, but you're not going to do it. I told you, I'm not a bum. I want to be something. We stay here. We're not going away. We take out the beer license. We amount to something.”

It was late at night, and we were upstairs, half undressed. She was walking around like she had that time after the arraignment, and talking in the same funny jerks.

“Sure we stay. We do whatever you say, Cora. Here, have a drink.”

“I don't want a drink.”

“Sure you want a drink. We got to laugh some more about getting the money, haven't we?”

“We already laughed about it.”

“But we're going to make more money, aren't we? On the beer garden? We got to put down a couple on that, just for luck.”

“You nut. All right. Just for luck.”

That's the way it went, two or three times a week. And the tip-off was that every time I would come out of a hangover，I would be having those dreams. I would be falling, and that crack would be in my ears.

Right after the sentence ran out, she got the telegram her mother was sick. She got some clothes in a hurry, and I put her on the train, and going back to the parking lot I felt funny, like I was made of gas and would float off somewhere. I felt free.For a week, anyway, I wouldn't have to wrangle, or fight off dreams, or nurse a woman back to a good humor with a bottle of liquor.

On the parking lot a girl was trying to start her car. It wouldn't do anything. She stepped on everything and it was just plain dead.

“What's the matter? Won't it go?”

“They left the ignition on when they parked it, and now the battery's run out.”

“Then it's up to them. They've got to charge it for you.”

“Yes, but I've got to get home.”

“I'll take you home.”

“You're awfully friendly.”

“I'm the friendliest guy in the world.”

“You don't even know where I live.”

“I don't care.”

“It's pretty far. It's in the country.”

“The further the better. Wherever it is, it's right on my way.”

“You make it hard for a nice girl to say no.”

“Well then, if it's so hard, don't say it.”

She was a light-haired girl, maybe a little older than I was, and not bad on looks. But what got me was how friendly she was, and how she wasn't any more afraid of what I might do to her than if I was a kid or something. She knew her way around all right, you could see that. And what finished it was when I found out she didn't know who I was. We told our names on the way out, and to her mine didn't mean a thing. Boy oh boy what a relief that was. One person in the world that wasn't asking me to sit down to the table a minute, and then telling me to give them the lowdown on that case where they said the Greek was murdered. I looked at her, and I felt the same way I had walking away from the train, like I was made of gas, and would float out from behind the wheel.

“So your name is Madge Allen, hey?”

“Well, it s really Kramer, but I took my own name again after my husband died.”

“Well listen Madge Allen, or Kramer, or whatever you want to call it, I've got a little proposition to make you.”

“Yes?”

“What do you say we turn this thing around, point her south, and you and me take a little trip for about a week?”

“Oh, I couldn't do that?”

“Why not?”

“Oh，I just couldn't, that's all.”

“You like me?”

“Sure I like you.”

“Well, I like you. What's stopping us?”

She started to say something, didn't say it, and then laughed. “I own up. I'd like to, all right. And if it's something I'm supposed not to do, why that don't mean a thing to me. But I can't. It's on account of the cats.”

“Cats?”

“We've got a lot of cats. And I'm the one that takes care of them. That's why I had to get home.”

“Well, they got pet farms, haven't they? We'll call one up, and tell them to come over and get them.”

That struck her funny. “I'd like to see a pet farm's face when it saw them. They're not that kind.”

“Cats are cats, ain't they?”

“Not exactly. Some are big and some are little. Mine are big. I don't think a pet farm would do very well with that lion we've got. Or the tigers. Or the puma. Or the three jaguars. They're the worst. A jaguar is an awful cat.”

“Holy smoke. What do you do with those things?”

“Oh, work them in movies. Sell the cubs. People have private zoos. Keep them around. They draw trade.”

“They wouldn't draw my trade.”

“We've got a restaurant. People look at them.”

“Restaurant, hey. That's what I've got. Whole goddam country lives selling hot dogs to each other.”

“Well, anyway, I couldn t walk out on my cats. They've got to eat.”

“The hell we can't. We'll call up Goebel and tell him to come get them. He'll board the whole bunch while we're gone for a hundred bucks.”

“Is it worth a hundred bucks to you to take a trip with me?” “It's worth exactly a hundred bucks.”

“Oh my. I can't say no to that. I guess you better call up Goebel.”

I dropped her off at her place, found a pay station, called up Goebel, went back home, and closed up. Then I went back after her. It was about dark. Goebel had sent a truck over, and I met it coming back, full of stripes and spots. I parked about a hundred yards down the road, and in a minute she showed up with a little grip, and I helped her in, and we started off.

“You like it?”

“I love it.”

We went down to Caliente, and next day we kept on down the line to Ensenada, a little Mexican town about seventy miles down the coast. We went to a little hotel there, and spent three or four days. It was pretty nice. Ensenada is all Mex, and you feel like you left the U. S. A. a million miles away. Our room had a little balcony in front of it, and in the afternoon we would just lay out there, look at the sea, and let the time go by. “Cats,hey. What do you do, train them?”

“Not the stuff we've got. They're no good. All but the tigers are outlaws. But I do train them.”

“You like it?”

“Not much, the real big ones. But I like pumas. I'm going to get an act together with them some time. But I'll need a lot of them. Jungle pumas. Not these outlaws you see in the zoos.” “What's an outlaw?”

“He'd kill you.”

“Wouldn't they all?”

“They might, but an outlaw does anyhow. If it was people,he would be a crazy person. It comes from being bred in captivity. These cats you see, they look like cats, but they're really cat lunatics.”

“How can you tell it's a jungle cat?”

“I catch him in a jungle.”

“You mean you catch them alive?”

“Sure. They're no good to me dead.”

“Holy smoke. How do you do that?”

“Well, first I get on a boat and go down to Nicaragua. All the really fine pumas come from Nicaragua. These California and Mexican things are just scrubs compared to them. Then I hire me sorme Indian boys and go up in the mountains. Then I catch my pumas. Then I bring them back. But this time, I stay down there with them a while, to train them. Goat meat is cheaper there than horse meat is here.”

“You sound like you're all ready to start.”

“I am.”

She squirted a little wine in her mouth, and gave me a long look. They give it to you in a bottle with a long thin spout on it, and you squirt it in your mouth with the spout. That's to cool it. She did that two or three times, and every time she did it she would look at me.

“I am if you are.”

“What the hell? You think I'm going with you to catch them goddam things?”

“Frank, I brought quite a lot of money with me. Let's let Goebel keep those bughouse cats for their board, sell your car for whatever we can get, and hunt cats.”

“You're on.”

“You mean you will?”

“When do we start?”

“There's a freight boat out of here tomorrow and it puts in at Balboa. We'll wire Goebel from there. And we can leave your car with the hotel here. They'll sell it and send us whatever they get. That's one thing about a Mexican. He's slow, but he's honest.”

“O.K.”

“Gee I’m glad.”

“Me too.I'm so sick of hot dogs and beer and apple pie with cheese on the side I could heave it all in the river.”

“You'll love it, Frank. We'll get a place up in the mountains, where it's cool, and then, after I get my act ready, we can go all over the world with it. Go as we please, do as we please, and have plenty of money to spend. Have you got a little bit of gypsy in you?”

“Gypsy? I had rings in my ears when I was born.”

I didn’t sleep so good that night. When it was beginning to get light, I opened my eyes, wide awake. It came to me, then, that Nicaragua wouldn't be quite far enough.

14

When she got off the train she had on a black dress, that made her look tall, and a black hat, and black shoes and stockings, and didn't act like herself while the guy was loading the trunk in the car. We started out, and neither one of us had much to say for a few miles.

“Why didn't you let me know she died?”

“I didn't want to bother you with it. Anyhow, I had a lot to do.”

“I feel plenty bad now, Cora.”

“Why?”

“I took a trip while you were away. I went up to Frisco.”

“Why do you feel bad about that?”

“I don't know. You back there in Iowa, your mother dying and all, and me up in Frisco having a good time.”

“I don't know why you should feel bad. I'm glad you went. If I'd have thought about it, I'd have told you to before I left.”

“We lost some business. I closed down.”

“It's all right. We'll get it back.”

“I felt kind of restless, after you left.

“Well my goodness, I don't mind.”

“I guess you had a bad time of it, hey？”

“It wasn't very pleasant. But anyhow, it's over.”

“I'll shoot a drink in you when we get home. I got some nice stuff out there I brought back to you.”

“I don't want any.”

“It'll pick you up.”

“I'm not drinking any more.”

“No?”

“l'11 tell you about it. It's a long story.”

“You sound like plenty happened out there.”

“No, nothing happened. Only the funeral. But I've got a lot to tell you. I think we're going to have a better time of it from now on.”

“Well for God's sake. What is it?”

“Not now. Did you see your family?”

“What for?”

“Well anyway, did you have a good time?”

“Fair. Good as I could have alone.”

“I bet it was a swell time. But I'm glad you said it.”

When we got out there, a car was parked in front, and a guy was sitting in it. He got a silly kind of grin on his face and climbed out. It was Kennedy, the guy in Katz's office.

“You remember me?”

“Sure I remember you. Come on in.”

We took him inside, and she gave me a pull into the kitchen. “This is bad, Frank.”

“What do you mean, bad?”

“I don't know, but I can feel it.”

“Better let me talk to him.”

I went back with him, and she brought us some beer, and left us, and pretty soon I got down to cases.

“You still with Katz?”

“No, I left him. We had a little argument and I walked out.”“What are you doing now?”

“Not a thing. Fact of the matter, that's what I came out to see you about. I was out a couple of times before, but there was nobody home. This time, though, I heard you were back, so I stuck around.”

“Anything I can do, just say the word.”

“I was wondering if you could let me have a little money.” “Anything you want. Of course, I don't keep much around, but if fifty or sixty dollars will help, I'll be glad to let you have it.”

“I was hoping you could make it more.”

He still had this grin on his face, and I figured it was time to quit the feinting and jabbing, and find out what he meant. “Come on, Kennedy. What is it?”

“I tell you how it is. I left Katz. And that paper, the one I wrote up for Mrs. Papadakis, was still in the files, see? And on account of being a friend of yours and all that, I knew you wouldn't want nothing like that laying around. So I took it. I thought maybe you would like to get it back.”

“You mean that hop dream she called a confession?” “That's it. Of course, I know there wasn't anything to it, but I thought you might like to get it back.”

“How much do you want for it?”

“Well，how much would you pay?”

“Oh, I don't know. As you say, there's nothing to it, but I might give a hundred for it. Sure. I'd pay that.”

“I was thinking it was worth more.”

“Yeah?”

“I figured on twenty-five grand.”

“Are you crazy?”

“No, I ain，t crazy. You got ten grand from Katz. The place has been making money, I figure about five grand. Then on the property, you could get ten grand from the bank. Papadakis gave fourteen for it, so it looked like you could get ten. Well, that makes twenty-five.

“You would strip me clean, just for that?”

“It's worth it.”

I didn't move, but I must have had a flicker in my eye, because he jerked an automatic out of his pocket and leveled it at me. “Don't start anything, Chambers. In the first place, I haven't got it with me. In the second place, if you start anything I let you have it.”

“I'm not starting anything.”

“Well, see you don't.”

He kept the gun pointed at me, and I kept looking at him. “I guess you got me.”

“I don't guess it. I know it.”

“But you're figuring too high.”

“Keep talking, Chambers.”

“We got ten from Katz, that's right. And we've still got it. We made five off the place, but we spent a grand in the last couple weeks. She took a trip to bury her mother, and I took one. That's why we been closed up.”

“Go on, keep talking.”

“And we can't get ten on the property. With things like they are now, we couldn't even get five. Maybe we could get four.” “Keep talking.”

“All right, ten, four，and four. That makes eighteen.”

He grinned down the gun barrel a while, and then he got up. “All right. Eighteen. I'll phone you tomorrow, to see if you've got it. If you've got it, I'll tell you what to do. If you haven't got it, that thing goes to Sackett.”

“It's tough, but you got me.”

“Tomorrow at twelve, then, I phone you. That'll give you time to go to the bank and get back.”

“O.K.”

He backed to the door and still held the gun on me. It was late afternoon, just beginning to get dark. While he was backing away, I leaned up against the wall, like I was pretty down in the mouth. When he was half out the door I cut the juice in the sign, and it blazed down in his eyes. He wheeled, and I let him have it. He went down and I was on him. I twisted the gun out of his hand, threw it in the lunchroom, and socked him again. Then I dragged him inside and kicked the door shut. She was standing there. She had been at the door, listening, all the time.

“Get the gun.”

She picked it up and stood there. I pulled him to his feet, threw him over one of the tables, and bent him back. Then I beat him up. When he passed out, I got a glass of water and poured it on him. Soon as he came to, I beat him up again. When his face looked like raw beef, and he was blubbering like a kid in the last quarter of a football game, I quit.

“Snap out of it, Kennedy. You're talking to your friends over the telephone.”

“I got no friends, Chambers. I swear, I'm the only one that knows about—”

I let him have it, and we did it all over again. He kept saying he didn't have any friends, so I threw an arm lock on him and shoved up on it. “All right, Kennedy. If you've got no friends, then I break it.”

He stood it longer than I thought he could. He stood it till I was straining on his arm with all I had, wondering if I really could break it. My left arm was still weak where it had been broke. If you ever tried to break the second joint of a tough turkey, maybe you know how hard it is to break a guy's arm with a hammerlock. But all of a sudden he said he would call. I let him loose and told him what he was to say. Then I put him at the kitchen phone, and pulled the lunchroom extension through the swing door, so I could watch him and hear what he said and they said. She came back there with us, with the gun.

“If I give you the sign, he gets it.”

She leaned back and an awful smile flickered around the corner of her mouth. I think that smile scared Kennedy worse than anything I had done.

“He gets it.”

He called, and a guy answered. “Is that you, Willie?”

“Pat?”

“This is me. Listen. It's all fixed. How soon can you get out here with it?”

“Tomorrow, like we said.”

“Can't you make it tonight?”

“How can I get in a safe deposit box when the bank is closed?”

“All right, then do like I tell you. Get it, first thing in the morning, and come out here with it. I'm out to his place.”

“His place?”

“Listen, get this, Willie. He knows we got him, see? But he's afraid if she finds out he's got to pay all that dough, she won't let him, you get it? If he leaves, she knows something is up, and maybe she takes a notion to go with him. So we do it all here. I'm just a guy that's spending the night in their auto camp, and she don't know nothing. Tomorrow, you're just a friend of mine, and we fix it all up.”

“How does he get the money if he don't leave?”

“That's all fixed up.”

“And what in the hell are you spending the night there for?”

“I got a reason for that, Willie. Because maybe it's a stall, what he says about her, and maybe it's not, see? But if I'm here, neither one of them can skip, you get it?”

“Can he hear you, what you're saying?”

He looked at me, and I nodded my head yes. “He's right here with me, in the phone booth. I want him to hear me, you get it, Willie? I want him to know we mean business.”

“It's a funny way to do, Pat.”

“Listen, Willie. You don't know, and I don't know, and none of us don't know if he's on the level with it or not. But maybe he is, and I'm giving him a chance. What the hell, if a guy's willing to pay, we got to go along with him, haven't we? That's it. You do like I tell you. You get it out here soon as you can in the morning. Soon as you can, you get it? Because I don't want her to get to wondering what the hell I'm doing hanging around here all day.”

“O.K.”

He hung up. I walked over and gave him a sock. “That's just so you talk right when he calls back. You got it, Kennedy？”

“I got it.”

I waited a few minutes, and pretty soon here came the call back. I answered, and when Kennedy picked up the phone he gave Willie some more of the same. He said he was alone that time. Willie didn't like it much, but he had to take it. Then I took him back to the No.1 shack. She came with us, and I took the gun. Soon as I had Kennedy inside, I stepped out the door with her and gave her a kiss.

“That's for being able to step on it when the pinch comes. Now get this. I'm not leaving him for a minute. I'm staying out here the whole night. There'll be other calls, and we'll bring him in to talk. I think you better open the place up. The beer garden. Don't bring anybody inside. That's so if his friends do some spying, you're right on deck and it's business as usual.”

“All right. And Frank.”

“Yes？”

“Next time I try to act smart, will you hang one on my jaw?”

“What do you mean?”

“We ought to have gone away. Now I know it.”

“Like hell we ought. Not till we get this.”

She gave me a kiss, then. “I guess I like you pretty well,Frank.”

“We'll get it. Don't worry.”

“I'm not.”

I stayed out there with him all night. I didn't give him any food, and I didn't give him any sleep. Three or four times he had to talk to Willie, and once Willie wanted to talk to me. Near as I could tell, we got away with it. In between, I would beat him up. It was hard work, but I meant he should want that paper to get there, bad. While he was wiping the blood off his face, on a towel, you could hear the radio going, out in the beer garden, and people laughing and talking.

About ten o'clock the next morning she came out there. “They're here, I think. There are three of them.”

“Bring them back.”

She picked up the gun, stuck it in her belt so you couldn't see it from in front, and went. In a minute, I heard something fall. It was one of his gorillas. She was marching them in front of her, making them walk backwards with their hands up, and one of them fell when his heel hit the concrete walk. I opened the door. “This way, gents.”

They came in, still holding their hands up, and she came in after them and handed me the gun. “They all had guns, but I took them off them in the lunchroom.”

“Better get them. Maybe they got friends.”

She went, and in a minute came back with the guns. She took out the clips, and laid them on the bed, beside me. Then she went through their pockets. Pretty soon she had it. And the funny part was that in another envelope were photostats of it, six positives and one negative. They had meant to keep on blackmailing us, and then hadn't had any more sense than to have the photostats on them when they showed up. I took them all, with the original, outside, crumpled them up on the ground, and touched a match to them. When they were burned I stamped the ashes into the dirt and went back.

“All right, boys. I'll show you out. We'll keep the artillery here.”

After I had marched them out to their cars, and they left, and I went back inside, she wasn't there. I went out back, and she wasn't there. I went upstairs. She was in our room. “Well,we did it, didn't we? That's the last of it, photostats and all. It's been worrying me, too.”

She didn't say anything, and her eyes looked funny.“What s the matter, Cora?”

“So that's the last of it, is it? Photostats and all. It isn't the last of me, though. I've got a million photostats of it, just as good as they were. Jimmy Durante. I've got a million of them. Am I mortified?”

She burst out laughing, and flopped down on the bed.

“All right. If you're sucker enough to put your neck in the noose, just to get me, youVe got a million of them. You sure have. A million of them.”

“Oh, no, that's the beautiful part. I don't have to put my neck in the noose at all. Didn't Mr. Katz tell you? Once they just made it manslaughter, they can't do any more to me. It's in the Constitution or something. Oh no, Mr. Frank Chambers. It don't cost me a thing to make you dance on air. And that's what you're going to do. Dance, dance, dance.”

“What ails you, anyhow?”

“Don't you know? Your friend was out last night. She didn't know about me, and she spent the night here.”

“What friend?”

“The one you went to Mexico with. She told me all about it. We're good friends now. She thought we better be good friends. After she found out who I was she thought I might kill her.”

“I haven't been to Mexico for a year.”

“Oh yes you have.”

She went out, and I heard her go in my room. When she came back she had a kitten with her, but a kitten that was bigger than a cat. It was gray, with spots on it. She put it on the table in front of me and it began to meow. “The puma had little ones while you were gone, and she brought you one to remember her by.”

She leaned back against the wall and began to laugh again, a wild, crazy laugh. “And the cat came back! It stepped on the fuse box and got killed, but here it is back! Ha, ha, ha, ha, ha, ha! Ain't that funny, how unlucky cats are for you?”

15

She cracked up, then, and cried, and after she got quiet she went downstairs. I was down there, right after her. She was tearing the top flaps off a big carton.

“Just making a nest for our little pet, dearie.”

“Nice of you.”

“What did you think I was doing?”

“I didn't.”

“Don't worry. When the time comes to call up Mr. Sackett, I'll let you know. Just take it easy. You'll need all your strength.”

She lined it with excelsior, and on top of that put some woolen cloths. She took it upstairs and put the puma in it. It meowed a while and then went to sleep. I went downstairs to fix myself a coke. I hadn't any more than squirted the ammonia in it than she was at the door.

“Just taking something to keep my strength up, dearie.”

“Nice of you.”

“What did you think I was doing?”

“I didn't.”

“Don't worry. When I get ready to skip I'll let you know. Just take it easy. You may need all your strength.”

She gave me a funny look and went upstairs. It kept up all day, me following her around for fear she'd call up Sackett, her following me around for fear I'd skip. We never opened the place up at all. In between the tip-toeing around, we would sit upstairs in the room. We didn't look at each other. We looked at the puma. It would meow and she would go down to get it some milk. I would go with her. After it lapped up the milk it would go to sleep. It was too young to play much. Most of the time it meowed or slept.

That night we lay side by side, not saying a word. I must have slept, because I had those dreams. Then, all of a sudden, I woke up, and before I was even really awake I was running downstairs. What had waked me was the sound of that telephone dial. She was at the extension in the lunchroom, all dressed, with her hat on, and a packed hat box on the floor beside her. I grabbed the receiver and slammed it on the hook. I took her by the shoulders, jerked her through the swing door, and shoved her upstairs. “Get up there! Get up there, or I'll—”

“Or you'll what?”

The telephone rang，and I answered it.

“Here's your party, go ahead.”

“Yellow Cab.”

“Oh. Oh. I called you, Yellow Cab, but I've changed my mind. I won't need you.”

“O.K.”

When I got upstairs she was taking off her clothes. When we got back in bed we lay there a long time again without saying a word. Then she started up.

“Or you'll what?”

“What's it to you? Sock you in the jaw, maybe. Maybe something else.”

“Something else, wasn't it?”

“What are you getting at now?

“Frank, I know what you've been doing. You've been lying there, trying to think of a way to kill me.”

“I've been asleep.”

“Don't lie to me, Frank. Because I'm not going to lie to you, and I've got something to say to you.”

I thought that over a long time. Because that was just what I had been doing. Lying there beside her, just straining to think of a way I could kill her.

“All right, then. I was.”

“I knew it.”

“Were you any better? Weren't you going to hand me over to Sackett? Wasn't that the same thing?”

“Yes.”

“Then we're even. Even again. Right back where we started.”

“Not quite.”

“Oh yes we are.” I cracked up a little, then, myself, and put my head on her shoulder. “That's just where we are. We can kid ourself all we want to, and laugh about the money, and whoop about what a swell guy the devil is to be in bed with, but that's just where we are. I was going off with that woman, Cora. We were going to Nicaragua to catch cats. And why I didn't go away, I knew I had to come back. We're chained to each other, Cora. We thought we were on top of a mountain. That wasn't it. It's on top of us, and that's where it's been ever since that night.”

“Is that the only reason you came back?”

“No. It's you and me. There's nobody else. I love you, Cora. But love, when you get fear in it, it's not love any more. It's hate.”

“So you hate me?”

“I don't know. But we're telling the truth, for once in our life. That's part of it. You got to know it. And what I was lying here thinking, that's the reason. Now you know it.”

“I told you I had something to tell you, Frank.”

“Oh.”

“I'm going to have a baby.”

“What?”

“I suspicioned it before I went away, and right after my mother died I was sure.”

“The hell you say. The hell you say. Come here. Give me a kiss.”

“No. Please. I've got to tell you about it.”

“Haven't you told it?”

“Not what I mean. Now listen to me, Frank. All that time I was out there, waiting for the funeral to be over, I thought about it. What it would mean to us. Because we took a life, didn't we? And now we're going to give one back.”

“That's right.”

“It was all mixed up, what I thought. But now, after what happened with that woman, it's not mixed up any more. I couldn't call up Sackett, Frank. I couldn't call him up, because I couldn't have this baby, and then have it find out I let its father hang for murder.?”

“You were going to see Sackett.”

“No I wasn't. I was going away.”

“Was that the only reason you weren't going to see Sack-ett?”

She took a long time before she answered that. “No. I love you, Frank. I think you know that. But maybe, if it hadn't been for this, I would have gone to see him. Just because I love you.”

“She didn't mean anything to me, Cora. I told you why I did it. I was running away.”

“I know that. I knew it all along. I knew why you wanted to take me away, and what I said about you being a bum, I didn't believe that. I believed it, but it wasn't why you wanted to go. You being a bum, I love you for it. And I hated her for the way she turned on you just for not telling her about something that wasn't any of her business. And yet, I wanted to ruin you for it.”

“Well?

“I'm trying to say it, Frank. This is what I'm trying to say.I wanted to ruin you, and yet I couldn't go to see Sackett. It wasn't because you kept watching me. I could have run out of the house and got to him. It was because, like I told you. Well then, I'm rid of the devil, Frank. I know I'll never call up Sackett, because I had my chance, and I had my reason, and I didn't do it. So the devil has left me. But has he left you?”

“If he's left you, then what more have I got to do with him?”

“We wouldn't be sure. We couldn't ever be sure unless you had your chance. The same chance I had.”

“I tell you, he's gone.”

“While you were thinking about a way to kill me, Frank, I was thinking the same thing. Of a way you could kill me. You can kill me swimming. We'll go way out, the way we did last time, and if you don't want me to come back, you don't have to let me. Nobody，ll ever know. It'll be just one of those things that happen at the beach. Tomorrow morning we'll go.”

“Tomorrow morning, what we do is get married.”

“We can get married if you want, but before we come back we go swimming.”

“To hell with swimming. Come on with that kiss.”

“Tomorrow night, if I come back, there'll be kisses. Lovely ones, Frank. Not drunken kisses. Kisses with dreams in them. Kisses that come from life, not death.”

“It's a date.”

We got married at the City Hall, and then we went to the beach. She looked so pretty I just wanted to play in the sand with her, but she had this little smile on her face, and after a while she got up and went down to the surf.

“I'm going out.”

She went ahead, and I swam after her. She kept on going, and went a lot further out than she had before. Then she stopped, and I caught up with her. She swung up beside me, and took hold of my hand, and we looked at each other. She knew, then, that the devil was gone, that I loved her.

“Did I ever tell you why I like my feet to the swells?”

“No.”

“It's so they'll lift them.”

A big one raised us up, and she put her hand to her breasts, to show how it lifted them. “I love it. Are they big, Frank?”

“I'll tell you tonight.”

“They feel big. I didn't tell you about that. It's not only knowing you're going to make another life. It's what it does to you. My breasts feel so big, and I want you to kiss them. Pretty soon my belly is going to get big, and I'll love that, and want everybody to see it. It's life. I can feel it in me. It's a new life for us both, Frank.”

We started back, and on the way in I swam down. I went down nine feet. I could tell it was nine feet, by the pressure. Most of these pools are nine feet, and it was that deep. I whipped my legs together and shot down further. It drove in on my ears so I thought they would pop. But I didn't have to come up. The pressure on your lungs drives the oxygen in your blood, so for a few seconds you don't think about breath. I looked at the green water. And with my ears ringing and that weight on my back and chest, it seemed to me that all the devilment, and meanness，and shiftlessness, and no-account stuff in my life had been pressed out and washed off, and I was all ready to start out with her again clean, and do like she said, have a new life.

When I came up she was coughing. “Just one of those sick spells, like you have.”

“Are you all right?”

“I think so. It comes over you, and then it goes.”

“Did you swallow any water?”

“No.”

We went a little way, and then she stopped. “Frank，I feel funny inside.”

“Here, hold on to me.”

“Oh, Frank. Maybe I strained myself, just then. Trying to keep my head up. So I wouldn't gulp down the salt water.”

“Take it easy.”

“Wouldn't that be awful? I've heard of women that had a miscarriage. From straining theirself.”

“Take it easy. Lie right out in the water. Don't try to swim. I'll tow you in.”

“Hadn't you better call a guard?”

“Christ no. That egg will want to pump your legs up and down. Just lay there now. I'll get you in quicker than he can.” She lay there, and I towed her by the shoulder strap of her bathing suit. I began to give out. I could have towed her a mile, but I kept thinking I had to get her to a hospital, and I hurried. When you hurry in the water you're sunk. I got bottom, though, after a while, and then I took her in my arms and rushed her through the surf. “Don't move. Let me do it.”

“I won't.”

I ran with her up to the place where our sweaters were, and set her down. I got the car key out of mine, then wrapped both of them around her and carried her up to the car. It was up beside the road, and I had to climb the high bank the road was on, above the beach. My legs were so tired I could hardly lift one after the other, but I didn't drop her. I put her in the car, started up, and began burning the road.

We had gone in swimming a couple of miles above Santa Monica, and there was a hospital down there. I overtook a big truck. It had a sign on the back, Sound Your Horn, the Road Is Yours. I banged on the horn, and it kept right down the middle. I couldn't pass on the left, because a whole line of cars was coming toward me. I pulled out to the right and stepped on it. She screamed. I never saw the culvert wall. There was a crash, and everything went black.

When I came out of it I was wedged down beside the wheel, with my back to the front of the car, but I began to moan from the awfulness of what I heard. It was like rain on a tin roof, but that wasn't it. It was her blood, pouring down on the hood,where she went through the windshield. Horns were blowing, and people were jumping out of cars and running to her. I got her up, and tried to stop the blood and in between I was talking to her, and crying, and kissing her. Those kisses never reached her. She was dead.

16

They got me for it. Katz took it all this time, the $10,000 he had got for us, and the money we had made, and a deed for the place. He did his best for me, but he was licked from the start. Sackett said I was a mad dog, that had to be put out of the way before life would be safe. He had it all figured out. We murdered the Greek to get the money, and then I married her, and murdered her so I could have it all myself. When she found out about the Mexican trip, that hurried it up a little, that was all. He had the autopsy report, that showed she was going to have a baby, and he said that was part of it. He put Madge on the stand, and she told about the Mexican trip. She didn't want to, but she had to. He even had the puma in court. It had grown, but it hadn't been taken care of right, so it was mangy and sick looking, and yowled, and tried to bite him. It was an awful looking thing, and it didn't do me any good, believe me. But what really sunk me was the note she wrote before she called up the cab, and put in the cash register so I would get it in the morning, and then forgot about. I never saw it, because we didn t open the place before we went swimming, and I never even looked in the cash register. It was the sweetest note in the world, but it had in it about us killing the Greek，and that did the work. They argued about it three days, and Katz fought them with every law book in Los Angeles County, but the judge let it in, and that let in all about us murdering the Greek. Sackett said that fixed me up with a motive.That and just being a mad dog. Katz never even let me take the stand. What could I say? That I didn't do it, because we had just fixed it up, all the trouble we had had over killing the Greek? That would have been swell. The jury was out five minutes. The judge said he would give me exactly the same consideration he would show any other mad dog.

So I'm in the death house, now, writing the last of this, so Father McConnell can look it over and show me the places where maybe it ought to be fixed up a little, for punctuation and all that. If I get a stay, he's to hold on to it and wait for what happens. If I get a commutation, then, he's to burn it, and they'll never know whether there really was any murder or not, from anything I tell them. But if they get me, he's to take it and see if he can find somebody to print it. There won't be any stay, and there won't be any commutation, I know that. I never kidded myself. But in this place, you hope anyhow, just because you can't help it. I never confessed anything, that's one thing. I heard a guy say they never hang you without you confess. I don't know. Unless Father McConnell crosses me, they'll never know anything from me. Maybe I'll get a stay.

I'm getting up tight now, and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Cora. Do you think she knows I didn't do it? After what we said in the water, you would think she would know it. But that's the awful part, when you monkey with murder. Maybe it went through her head, when the car hit, that I did it anyhow. That's why I hope I've got another life after this one. Father McConnell says I have, and I want to see her. I want her to know that it was all so, what we said to each other, and that I didn't do it. What did she have that makes me feel that way about her? I don't know. She wanted something, and she tried to get it. She tried all the wrong ways, but she tried. I don't know what made her feel that way about me, because she knew me. She called it on me plenty of times, that I wasn't any good. I never really wanted anything, but her. But that's a lot. I guess it's not often that a woman even has that.

There's a guy in No.7 that murdered his brother, and says he didn't really do it, his subconscious did it. I asked him what that meant, and he says you got two selves, one that you know about and the other that you don't know about, because it's subconscious. It shook me up. Did I really do it, and not know it? God Almighty, I can't believe that! I didn't do it! I loved her so, then, I tell you, that I would have died for her! To hell with the subconscious. I don't believe it. It's just a lot of hooey, that this guy thought up so he could fool the judge. You know what you're doing, and you do it. I didn't do it, I know that. That's what I'm going to tell her, if I ever see her again.

I'm up awful tight, now. I think they give you dope in the grub, so you don't think about it. I try not to think. Whenever I can make it, I'm out there with Cora, with the sky above us, and the water around us, talking about how happy we're going to be, and how it's going to last forever. I guess I'm over the big river, when I'm there with her. That's when it seems real, about another life, not with all this stuff how Father McConnell has got it figured out. When I'm with her I believe it. When I start to figure, it all goes blooey.

No stay.

Here they come. Father McConnell says prayers help. If you've got this far, send up one for me, and Cora, and make it that we're together, wherever it is.

译后记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兴起了一派严格写实的通俗小说。这一派作家一般都刻画精细、行文简洁，而他们的作品大多是暴露社会上种种阴暗面的凶杀、通奸等犯罪小说。在这派小说家中，詹姆斯·M·凯恩跟达希尔·哈米特（Dashiell Hammett，1894—1961）和雷蒙德·钱德勒（Raymond Chandler，1888—1959）一起，均被公认为大师。

詹姆斯·M·凯恩于1892年生在美国马里兰州。父亲是当地华盛顿学院的院长；母亲是一位歌剧演员。凯恩大学毕业后又攻读了研究生，于1917年毕业。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于是投笔从戎，到美国远征军中服役，成为第七十九师报刊的编辑。大战胜利后，他复员回国，先后在《巴尔的摩美国人报》和《巴尔的摩太阳报》编辑部工作，1924年又成为圣约翰学院的新闻学教授。同年，他还成了新闻评论家李普曼主持的《纽约世界报》的社论撰稿人，所以他后来常说自己是一个新闻工作者，只附带写写小说。1932年前后，他觉得东部的环境跟自身不大合适，于是迁居到了好莱坞，在南加州一直居住到1947年，为好莱坞写了一些电影剧本，但是并不十分成功。他的第一部小说《邮差总按两遍铃》在1932年发表后，立即轰动一时，成为一部不胫而走的畅销书。

《邮差总按两遍铃》最初创作时，书名原为《水灵灵的娘儿们》，后改为《邮差总按两遍铃》。它出版后不久，就被改编成电影剧本，并于1946年拍成电影，男女主角分别是当时的大明星拉娜·透纳和约翰·加菲尔德。三十余年后，1981年，好莱坞第二次又将它拍成电影，主演的明星是杰克·尼科尔森和杰西卡·兰格。两部电影都很成功，都被列入今日好莱坞的经典名片之中。

这部小说的情节据说大体上取自当时的一起真实案件。全书用一个被判了绞刑的杀人犯临刑前在牢房里写下的忏悔书的形式贯串始终。故事相当简单： 一个流浪青年弗兰克到公路旁的一家小餐馆去打工，看上了餐馆主人的年轻放荡、眉目传情的妻子科拉，并和她私通。两人于是策划以伪造车祸的形式杀害了店主，接着在律师的协助下，他们不仅逃脱了法律制裁，还领到了死去店主为自己投的保险金。后来，科拉在一起真正的车祸中不幸丧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弗兰克竟然为了这起车祸而被判绞刑。本书故事虽然简单，但当时出版后却因为某些段落被认为写得过于露骨，而在加拿大境内和波士顿遭到取缔，并引起了一场诲淫的诉讼，被认为是一部宣扬色情与暴力的作品。

凯恩不同意被人家说成是严格写实派作家。他说，“我并不属于什么派别，严格写实也好，不严格写实也好。”他还说：

“我并没有有意识地着力写得老辣粗暴或冷漠无情，或者像有些人提到我时常讲的那样。我只是按照人物本身所会写的那样去写；我也从没有忘却，一般人，从田野、街道、酒吧、办公室，甚至贫民区来的人们，都有一种生动活泼的语言。这是我绝对创作不出来的。我认为只要我坚守着这一传统，坚守着美国乡村地区的这种理念，那么我就会轻而易举地取得最大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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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的文体简明扼要，十分有力。他一般总喜欢用第一人称叙述，总避免说教，他的人物往往是自我毁灭的，他笔下的男人总受到女人的支配。评论家哈·斯特劳斯（H·Strauss）曾经说过：“这部小说的篇幅只有大多数小说的三分之一。它的成功完全是由于一点： 凯恩用极为简练的语言就写出了贪婪与性欲的基本冲动。”

1947年，凯恩第四次结婚后，又回到了东部，在马里兰州的海茨维尔定居下来，继续写作。他于1977年去世，当时他正在写他的自传。凯恩一生写有十八部小说，但是除了《邮差总按两遍铃》以及也曾拍成电影的《双重赔偿》（1936）、《小夜曲》（1937）和《幻世浮生》（1941）外，其他的作品都不十分成功。《邮差总按两遍铃》已被收入《现代文库》所选的二十世纪一百部最为杰出的小说之中；1974年，美国推理小说家协会授予凯恩推理小说大师奖（the Grand Master Award）。

还有一件事也应该提一下。在法国，凯恩被认为是美国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因为法国当代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1957）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1913—1960）曾经公开承认，他的代表作《局外人》就是在阅读了凯恩的《邮差总按两遍铃》后获得灵感而写成的。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邮差总按两遍铃》，也就没有《局外人》。

主万

2002年6月

[1]
引文见凯恩的小说《双重赔偿》的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