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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淞沪会战》

毕洪　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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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 子

虹桥事件

1937年8月9日，黄昏时分，上海虹桥机场如同往常一样的平静。机场的大门口有中国士兵站岗，那时的虹桥机场是一个军用机场，因此严格禁止一般人出入。

18时左右，一辆日本军用小汽车突然正对着机场大门开过来。我方警卫当即示警停车。但这辆日本军车，速度丝毫不减，仍然对着机场大门疾驰而来，我方警卫见警告无效，来车转眼就要冲进机场里，不得已向其开枪。

坐在车上的有两名日本军人。这两人见中方士兵开枪，立即把车拐到了机场东侧的铁丝网外。这时，驻守在机场内的我方士兵也开枪射击，当即将该车击毁。车内的日军一人被打死，一人弃车逃命，被附近修筑工事的士兵击毙于农田里。经搜查才知道，这两名日军，一个叫大山勇夫，是一名军曹；一个是一等兵斋藤要藏。他们隶属于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驻沪西的第一中队。

1937年8月9日，距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刚刚一个月。中国北方的形势已是万分危急。7月29日和30日，北平、天津相继沦陷。而在南方的上海，虽然相对略为平静，但仍然有一种大战将至、山雨欲来的紧张情势。

卢沟桥事变后的第二天，正在台湾海峡参加军事演习的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清，接到东京海军军令部的电令。要他率舰队立即返回上海备战。7月1日，长谷川清乘旗舰“出云号”返抵上海。7月28日，在华日侨开始向上海、青岛两地集中。7月29日，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永野修身发布命令，第一舰队主力驶往上海，配合第三舰队在上海长江一带作战。8月1日以后，日军舰艇及飞机频繁的在上海附近海面，及虹桥机场上空侦察。正是在这样一种日军随时都可能进攻的背景下，虹桥事件发生了。在这样紧张的时候，打死了日本海军的现役人员，实在是非同小可。

事件发生时，刚从陆军大学第十一期毕业，担任淞沪警备司令部参谋的刘劲持，正在值班，他回忆说：

此时已近傍晚，形势相当紧张，因未发现有后续部队，才电话报告警备司令部。钟桓科长打电话问日本领事馆：“今日下午，你们有无军人乘车外出进入华界？”对方说没有。我方请其再详查。并询问有无大山勇夫其人。日方慌了，就乘车来警备司令部了解，并说大山勇夫嗜酒，可能酒醉后私自外出。钟桓则坚持日方违约，纵容他前来衅，并告知大山勇夫已闯大祸，今日天黑不能解决，待明晨同去解决，肇事地点及事故均暂不告知。日本领事馆人员自知理亏，无可奈何只好回去等待。

日本方面的反映，与他们平时的蛮横截然不同，这是为什么呢？刘劲持说，这是因为在此之前：“淞沪警备司令部与日本领事馆人员接洽好，以北方局势紧张为由，规定日方官兵外出经过华界时，必须预先通知。”大山勇夫此次突然驾车直闯虹桥机场，显然是一种违反约定的行为。理亏的是日方。那么，大山勇夫到虹桥机场来究竟是想干什么？我方士兵的反应又为什么会如此激烈，以至于立即开枪呢？

虹桥机场位于上海西郊，是上海最大的一个机场。“七七”事变以后，日军不断在上海挑起事端，战争随时都有可能爆发。如果驻沪日军突然前来袭击，并占领这个机场。日本的飞机就可以利用虹桥机场，支援其海军陆战队由虹口进攻闸北。再配合他们登陆的部队进攻，上海很快就会陷落。虹挢机场如此重要，然而守备机场的只有上海保安总团很小的一部分兵力。一旦日军进攻，机场势必落入敌手。惟一的办法，是派正规军队进去，但中国的军队是不能进人上海市区的。

“一•二八”停战协定的限制

要知道这件事情的原委，还得回头看一下“一•二八”淞沪停战协定。1932年1月28日发生的第一次淞沪战役，我十九路军和第五军将士虽然浴血苦战，沉重打击了敌人，但由于实力的悬殊，国民政府最后还是不得不接受了一个屈辱的协定。这个由中日双方共同签订的《上海停战协定》，在第二条中规定：“中国军队，在本协定所涉及区域之常态恢复，未经决定办法以前，留驻其现在地位。”

所谓留驻现在地位，即中国军队只能驻在昆山、苏州一带，而日军却可以留在上海市区，这是条约的规定。

机场要地，必须占领，但部队又不能进去，怎么办呢？这时，第二师补充旅到了苏州。刚刚担任淞沪瞀备司令的张治中，想出了一个办法。当时任第九集团军司令部作战科科长的史说回忆：

张治中去见蒋介石，说明上海限于“一•二八”停战协定，在未与日军决裂前不能进驻陆军，如果日本海军陆战队一有行动，即可占领淞沪各要地，建议抽调陆军部队化装为上海保安部队，增强兵力。蒋介石同意了。就以第二师补充旅一部换上保安团服装进驻虹桥飞机场。当事情决定的那天晚上，何应钦和张治中同由蒋介石那里出来，何拍拍张的肩膀说：“文白，这是要闹出事来的啊！”

车上的弹洞，显示机场卫兵的射击极为准确，大山勇夫当场即被被击毙，当时在机场里的，是钟松第二师补充旅的野战部队，他们可不管那么多，看见日本人横冲直撞，端枪就打。

“文白”是张治中的字，何应钦担心这样要出事，结果果然出事了。

日本驻沪海军，情报极为灵通，大概从一些秘密渠道得知中国正规军进驻虹桥的的消息，又急于作进一步侦察，大山勇夫可能就是这事儿来的。史说分析当时的情景可能是：大山勇夫要进机场大门，守门的就是化装成保安部队的步兵旅士兵，这些士兵恨透了日本人，一见日本军人横冲直撞，不听制止，就坚决自卫，开枪打死了那个军曹。

日方的反应一反常态

当天晚上，日本海军驻上海陆战队派出参谋山内英一，会同总领事馆武官冲野亦男等人，与中方代表到虹桥机场大门前会同验看，互相争辩，无法解决。双方接着又去上海市政府开会谈判，但分歧仍然很大。

虹桥亊件发生后，中日双方迅速赶到出亊现场调查。调查过程中，日方一反其平日的蛮横，突然变得讲理起来。日本的这种态度，令当时紧张的空气，平添了许多的扑朔迷离。

刘劲持回忆说：

警备司令部派陈毅副官等人参加，日军司令部也派数人参加，双方争辩很激烈，但会场气氛还算和平。后来日方又提出条件，其中主要一条是要求我方“撤退各街道上一切XXXX”，市府翻译不大懂军事术语，译为“防守部队”，陈毅副官译为“防御工事”。这一句话关系重大，陈副官不敢坚持，只好以市府翻译的为准，向南京上报。

那句军事术语如果译为“防守部队”，问题不大，保安队往后退退，还可再来，因为不是正式协定。但如果译为“防御工事”，麻烦就大了。因为中国为争取一旦开战，能处于有利一些的地位，在日本人眼皮底下修了不少的简易工事，而这是“一•二八”停战协定不允许的。刘劲持说：“当时闸北通虹口各街道，布满拒马、铁丝网等障碍物。并筑有简易工事，岗哨林立，对日方要求当然无法接受。”但有一点很奇怪的是，日本领事和翻译都懂上海话，但他们没有提出异议，这是很耐人寻味的，刘劲持分析说：

对上述这一军事术语如何翻译，当时我方不便要求解释，日本领事及翻译都是中国通，懂得上海话，也未自动提出解释。但出事后日方未布防，未加强戒备，开会后平静无异动，等待我方答复。到8月13日上午止，日军司令部附近群众通行无阻。

日本人明明听懂了中方副官的翻译，为何不提出异议呢？刘劲持继续分析说：

推测当时日方似故弄玄虚，不加解释，以牵制我方行动，待其国内决定。也可能他们早有计划，想故伎重演，先占领天津及华北、内蒙大片土地，组织傀儡政府，逐步蚕食全国，压迫蒋介石屈服，暂时不想在上海出兵。

1937年11月10日，日军占领上海后，在虹桥机场为大山勇夫修墓招魂，一个鲁莽的偶然行为，成为了引发淞沪大战的诸多因素之一。

8月10日，双方在上海市政府达成三项协议：“一、请上海保安队步哨暂撤若干距离，以免冲突；二、日方表明态度，不愿在上海有作战行动；三、上海市长俞鸿均提议此事由外交手段交涉解决，日方诚意接受。”

1. 日本独有的对中士级别士官的称呼

2. 刘劲持《淞沪警备司令部见闻》，中国文史出版社《八一三淞沪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1987年版，第41、42页。

3. 刘劲持《淞沪警备司令部见闻》，中国文史出版社《八一三淞沪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1987年版，第41、42页。

4. 史说《八一三淞沪抗战纪略》，中国文史出版社《八一三淞沪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1987年版，第89、90页。

5. 史说《八一三淞沪抗战纪略》，中国文史出版社《八一三淞沪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1987年版，第89、90页。

6. 刘劲持《淞沪警备司令部见闻》，中国文史出版社《八一三淞沪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1987年版，第41、42页。

7. 刘劲持《淞沪警备司令部见闻》，中国文史出版社《八一三淞沪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1987年版，第41、42页。

8. 刘劲持《淞沪警备司令部见闻》，中国文史出版社《八一三淞沪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1987年版，第41、42页。

第一章

战争前的准备

然而，就在日本人一方面表示诚意接受外交手段解决的时候，另一方面，他们却加紧了战争的准备。8月10日，正当中日双方在上海市政府谈判时，长谷川清即下令在日本佐世保待机的第一、第八特别陆战队向上海增援。

日本海军军令部考虑到，上海中国军队已有作战准备，必须有陆军部队参加，才能发动进攻。因此致电长谷川清，在陆军到达前，尽量不要扩大事态。这天，在日本东京举行的内阁会议上，海相米内光政要求动员陆军部队。陆相杉山元答应派遣陆军。

在决定向上海出兵的问题上，日本陆军的态度经历了一个转变的过程。卢沟桥事变的第三天，日本参谋本部拟出了《处理华北事件纲要》，决定以事件不扩大为方针，即使抗日行动波及到华中、华南，陆军仍以不出兵为原则。当时竭力主张不扩大战争的中心人物，是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他认为，日军即使倾全力对付苏联，兵力也是不足的，若以很大兵力对华作战，则影响对苏的战争准备。而竭力主张对华作战的人则认为，目前苏联对日参战的可能性不大；认为对华只需一击，中国就会屈服，甚至对华战争只要两个多月，就可以使中国屈服。

8月13日开战前，云集在吴淞口外和黄浦江面的日本海军舰只就达30艘，其中包括航空母舰“出云号”。

“南进”与“北进”的矛盾

从田中奏折以来，日本就一直认为：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这是它的大陆政策，然而欲先征服中国就要先征服满蒙，由于满蒙紧邻苏联，日本要实现其大陆政策，就必须北进，以苏联为敌手。可是日本是一个岛国，缺乏资源，为获得资源，它又必须南进。多年以来，陆军要北进，海军要南进，构成了日本内部很深的矛盾。

早在1936年8月，日本参谋本部在拟定1937年《对华作战计划用兵纲要》时，就对海军作出了这样的妥协：“非到不得已时，不向华中方面派遣陆军。”上海是日本海军南进重要的一站，但要占领上海，没有陆军的协助是不行的。因此海军一再向陆军施压。

在海军的压力下，日本内阁于8月13日举行全体会议，一致同意以陆军第11师团和第3师团为基干，组成一个军开赴上海。与此同时，日本又加紧派遣海军舰队和陆战队来沪。8月11至12日，第二舰队21艘军舰抵达上海。此外，还有9艘日舰停泊于吴淞口外，其中包括一艘航空母舰。而日本海军陆战队此时也增加到了近5000人。在日本军队咚咚的战鼓声中，战争已是一触即发。然而这个时候，中国方面的准备，又怎样昵？

1932年1月28日，第一次淞沪战役爆发。上海的炮声一响，南京震动，国民政府被迫迁都洛阳。上海发生的一个局部战争，竟然使政府狼狈到要迁都，这个面子，丢得也太大了。

不过上海离南京实在也太近了，由上海乘火车到南京，全长310公里的铁路线，快车四个多小时就能到达。日本要想扩大战争，到南京城下也就几天的事。蒋介石感到上海至南京一线门户洞开，认为有在这一带设置国防工事的必要。

1933年，国民政府开始筹划在南京、上海、杭州地区修建国防工事。当时估计日军在包围上海后，会分两路由太湖西进，攻击南京。因而将这一地区划分为京沪、沪杭、和南京三个防御分区，以京沪防御分区为主要防御方向。

1937年7月，蒋介石下令在江阴一带封锁长江江面，图为8月17日，中国军队击沉几艘日本汽船，同时又自沉了数艘船堵住黄浦江口，以阻挡日本舰只的出入。

京沪分区防御阵地，以苏州至福山的吴福线和无锡至江阴的锡澄线为阵地带，沪杭分区以乍浦经嘉善至苏州的乍嘉线和海盐经嘉兴至吴江的海嘉线为主阵地带。南京分区防御阵地，以外围阵地为主阵地带。1936年2月，为准备对日作战，在京沪区成立了秘密指挥部，以张治中为军事长官，负责制订这一地区的作战计划和主持构筑国防工事。更重要的任务，是在上海一旦发生战争时，能快速反应，投入战斗。

张治中决定“先发制敌”

张治中，安徽巢县（今巢湖）人，1916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1924年进黄埔军校，任黄埔第三期入伍生上校总队附。北伐打下武汉后，任中央军校武汉分校教育长。1928年秋至1937年夏的十年间，张治中任中央军校教育长，主管中国的军事教育工作。“一•二八”淞沪之战，张治中主动请缨，任第五军军长赴上海作战。临行前的夜里，张治中写下遗书，表达了一个军人抵御外侮、誓死报国的决心。而第五军的庙行和蕴藻浜之战，使敌人遭受重大失败，也使国内外认识了中央军队作战的勇敢。

“一•二八”之役，最后以日军登陆浏河，抄袭我军侧背而告失利。张治中对“一•二八”的教训始终耿耿于心，因此，在负责京沪区的抗战工作以后，他就定下了一个“先发制敌”的战役思想。

张治中在他后来写的回忆录里，详细阐述了他当时的这个设想，他说：这时，我有一个基本观念。这次在淞沪对日作战，一定要争先一着。我常和人谈起，中国对付日本，可分作三种形式：第一种他打我，我不还手，如“九一八”东北之役；第二种他打我，我才还手，如“一•二八”战役、长城战役；第三种我判断他要打我，我就先打他，这叫做“先发制敌”，又叫做“先下手为强”。这次淞沪战役，应该采用第三种。

张治中“先发制敌”的想法，与当时军事委员会的想法是基本一致的。1936年底，参谋本部拟订了一个1937年度的作战计划。其中有关华东方面的内容，是强调要于“开战之初，应先用全力占领上海，无论如何须扑灭上海之敌军，以为全部作战的核心”。

1937年7月13日，张治中正式出任京沪警备司令官。这时，日军在上海的行动已咄咄逼人。日军在各通行哨所增加兵力，各屋顶架设高射炮，各要点构筑工事。在市中心区及南翔开始设立炮位，并连日举行军事演习。蒋介石感到在上海终不免要开战，就密令张治中在苏州进行部署，并命令海军在江阴一线封锁长江。谁知，封锁长江的行动刚进行，日本人就知道了，于是便直接导致了日本7月28日汉口的撤侨以及增派海军陆战队的行动。

封锁江阴的消息，被行政院长汪精卫的主任秘书黄浚泄露了出去。日海军即命汉口日海军陆战队东下，当时汉口的日侨吃饭未毕，丢了饭碗就跟着上船。8月9日，长江沿岸的日侨两千多人全部撤退到了上海。战争伴随着日本海军的频繁行动，一步步逼近了。

从7月份开始，日本海军陆战队频繁演习部署，上海的形势，已是万分危急。

知道战争已决不能免的张治中，于7月30日致电军事委员会，要求为确保战场主动权，一定要“先发制人”。但是，到底要在怎么样的情况下，由我首先发动才是适宜的呢？

关于这一点，张治中有一个很清楚的表述，张治中认为：

我在北方作战，固不宜破坏上海，自损资源，然若敌方有左列征候之一，如：（1）敌决派陆军师团来沪，已开始登轮输送时；（2）敌派航空母舰来沪时；（3）敌在长江舰队来沪集合时；（4）敌在沪提出无理要求，甚至限期答复，即断定敌发动无疑。我军似宜立于主劝地位，首先发动，较为有利。

但对于张治中的意见，南京国民政府的复电是“应由我先发制敌，但时机应待命令。”

这个时候，京沪一带的准备还是很不充分的，淞沪警备区所拥有的基本部队，是第87、88和第36师。第八十八师由西安调回，第36师还在西安附近，钟松的第二旅也还没有到，所以军委会让张治中等待命令。

8月7日，国民政府召开国防会议，军政部部长何应钦作了“七七”事变以来中央军事准备的报告，说明现在准备全部动员，将一切军事准备，均由平时状态转移为战时状态。并同时将全国军队列入抗战序列，第一线约100个师，预备军约80个师，依照序列，适用于华北的共约50个师。

8月7日的国防会议，使全国正式开始动员，进入战争轨道，全国各主要地方将领，包括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但从这次会议列出的军队序列也可看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直到此时，仍然是准备把主要的力量投入到华北的。

1. 海军的最高领导机关——海军省的长官，简称“海相”

2. 同海相，为陆军省的长官

3. 一般是负责教学、教务、学生工作，是负责分管教育的副校长的直接助手，多半是副校长级别。

4. 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中国文史资料出服社，1985年出版，第117页。

第二章

围攻日本海军陆战队

虹桥机场事件后，上海的形势已是紧张万分。黄浦江至吴淞口海面，敌舰云集。这个时候，实在是不能再拖了。8月11日，南京最高当局终于下定决心：“围攻上海”。晚上9点，张治中接到电话，命令将全军进至上海附近。张治中接到命令后，当即下令，第87师以有力一部，推进至江湾市中心区，第88师展开于真茹、大场之线后，再进至闸北、江湾；炮10团1营及炮8团进至真茹、大场占领阵地，钟松独立第2旅在松江的一个团，到南翔待命。军委会新调拨的第56师到达后，担任长江沿岸的防守。

第87师和第88师的前身是国民政府警卫军第一、第二师，最长期拱卫京师的部队。1932年“一•二八”时，这两个师均赴上海参战，并取得了不错的战绩。由于长期接受德国顾问的训练，战斗力坚强。第88师师长孙元良，四川成都人。他从小的愿望是到他向往的西康地区，做一名边区督办，但后来却做了一名军人。1922年，孙元良考进国立法政大学攻读政治，可他不是搞政治的料。两年后，他远赴广州，考进黄埔军校第一期第三队，从此扛起了枪。

“一•二八”淞沪之战时，孙元良任87师第259旅旅长。2月22日这一天，庙行镇第88师527团第三营的阵地，在敌人飞机大炮轰炸下，工事全部被毁，阵地也被突破了一道约五百公尺的缺口。在这危如累卵的时刻，孙元良奉命率队增援。经过肉搏血战，打退了敌军的进攻，夺回了阵地。庙行战斗使孙元良一举成名。现在，孙元良作为第88师师长，重上抗日前线，当然更想与敌较量一番。

国民革命军第5军的士兵在街垒后面抵抗日军的进攻。

坐上火车不久，孙元良灵机一动，做出了—个未经请示的决定。第88师原来是奉命先占领真茹的，但孙元良却决定让火车直开阐北，孙元良这一举动，用意何在呢？八十八师参谋长张柏亭后来回忆说：

淞沪地区的情况，是闹北一带有很多高大坚固的建筑物。如果闸北被敌占领，我军进攻时，就会处于仰攻的不利态势。若采取防御，则真茹附近是一片平原，无险可扼。于是，孙将军当机立断，决心指挥先头到达的262旅，以疾风迅雷之势，向闸北地区推进，占领北火车站——宝山路——八字桥——江湾路之线。

1932年5月，“一•二八抗日阵亡将士追悼大会”在苏州举行。主席台上右二为蔡廷锴。

淞沪战役开始后，88师在闸北坚守两个半月，是少数几个始终没有撤下火线的部队之一。88师的良好战绩，跟孙元良的这个灵机一动，是很有关系的。

第87师师长王敬久，也是一员猛将。“一•二八”之战时，张治中是第5军军长兼87师师长，副师长就是王敬久。1935年秋天，军事委员会在江苏句容、溧阳地区举行了惟一的一次军事演习，参加的部队就有王敬久和他的第87师。

1932年5月，“一•二八抗日阵亡将士追悼大会”在苏州举行。图为一批女学生在竹竿上挂起各界人士送来的挽联，字字感人。

现在，87师在接到命令后，连夜坐上征用的三百多辆汽车，进人了新市区及虬江码头和张华浜，平一带。就在我攻击部队进入上海市区的当天，南京军事委员舍宣布撤销京沪警备司令部，将进驻上海的部队编为9集团军，张治中任集团军司令。8月13日，军事委员又下令组成第8集团军，进驻浦东地区，第8、第9两集团军的作战地境以苏州至上海南站之线为界，以北为第9集团军、以南为第8集团军。

南京错失攻击时机

12日晚，各部队均按命令到达指定位置，展开并占领了进攻出发的阵地。张治中决定在日军尚未准备充分前，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他在当天中午致电蒋介石、何应钦说：“可否于13日拂晓前开始攻击，我空军明晨能否同时行动？”南京的回电是“不得进攻”，张治中飞急电告：“我军业已展开，攻击准备也已完。”但回电还是“不得进攻”！

张治中非常遗憾，他回忆说：“我预定13日拂晓攻击，本想以一个扫荡的态势，乘敌措手不及之时，一举将敌主力击溃，把上海一次整个拿下。现在失此良机，似乎是太可惜了！”

张治中说：这是什么缘故呢？据说是：上海外交团为避免在上海作战，建议南京政府，改为上海不设防城市。这个建议文件，大概是十一日发出，十二日到达外交部，南京政府不免犹豫了一下，故忽然命令我不得进攻。我未见着正式文电，真实的原因是否如此，无从确断。

然而就在南京政府犹豫不定的当口，战争爆发了。

战争的爆发，有许多偶然的因素，也往往有一些巧合。这—次，历史把巧合安排在了上海八字桥这个地方。1932年“一•二八”的战火，就是从八字桥燃起的。五年之后“八一三”战役的战火，仍然由八字桥燃起。“八字桥”因两次沪战而闻名，事实上所谓“桥”，只是宝山路与日本海军司令部间，街道水沟上架设的通道而已。这个地点在作战上极为重要，敌得之可禊入我阵地，阻断我南北联系，我得之进则可作为攻击之据点，守则构成全阵地体系之核心，因而“八字桥”在阐北地区，成为了敌我必争的要点。

1937年8月，淞沪战役爆发，中国军队往上海各据点集中，以对抗日军强大的攻势，图为髙射机枪连将武器搬上卡车，准备奔赴第一线的阵地。

1937年8月13日16时50分，88师523团团长吴求剑，率领第1营正向八字桥搜索前进，先头进抵八字桥西时，敌人的前哨部队也正好到达，双方针锋相对，立即发生冲突。这时，日军首先开枪，第一营当即予以还击，淞沪会战的战幕由此揭开。

13日晚，南京进攻的命令终于下来了，张治中接到命令后，立即作出攻击部署：87师置重点于右翼，炮兵第3团协同向杨树浦之敌攻击，88师置重点于左翼，由炮兵第8团协同向虹口之敌攻击。各部于空军轰炸后，在炮火掩护下，将敌人压迫至苏州河及黄浦江而歼灭之。张治中自信自己的攻击部署，是完善正确的，但刚一开始实施，就出现了一些问题。14日上午，中国空军开始轰炸，但我军地面部队的进攻，却并没有准备好，一直到下午三点，张治中才下达总攻命令。而炮兵的火力准备，则直到下午六点才开始。总攻刚发起，陆军与空军及炮兵协同就出现了间题。

位于上海北四川路上的日本海军陆战队本部。“八一三”事变后，日军面对中方的主动进攻，曾在此固守待援。

上海虹口公园，清幽而美丽，在它的对面，有一幢巨型的楼房。这幢楼房和周围其他的建筑混同在一起，你不会觉出它有什么异样，但如果我们站在它的门口，让时光倒流68年，就会知道，这里原来是日本海军在上海最高的指挥机关。日本海军在上海的一切行动指令，也都是从这里发出的。这幢完全由钢筋水泥浇灌成的建筑，高大而坚固，集枪炮阵地、防空设施，观察所和军火仓库于一体，并可屯兵2000人，俨然成为日军在上海海市区内的一处军事要塞。

战斗开始后，日军防线集中于上海北四川路一带，阻止中国军队靠近他们的司令部。

因此，要拿下上海，就必须首先拿下这个司令部。而向海军司令部发起进攻的，是第88师的264旅，旅长黄梅兴。88师参谋长张柏亭在《淞沪会战纪要》里，对这次进攻有详细的描写：

14日拂晓开始行动，勇敢的黄梅兴将军率527团、528团，超262旅向江湾路推进；262旅则以北火车站为中心，在右翼方面向当面之敌牵制拘束，孙元良师长为掌握战场状况，在第一线设定两个联络哨，由副师长冯圣法将军为右联络哨，位置于北站大楼；笔者为左联络哨，位置于水电厂屋顶。水电厂在闸北水电路，距离敌海军司令部只有二公里左右，在昨（13日）日的战斗中，已被机枪弹与迫击炮弹破坏得千疮百孔。从屋顶展望，江湾路一带尽在眼底，可以清楚地看见敌军公园周边、持志大学、六三公园一带活动。

我攻击部队由爱国女校方面，自左翼旋回压迫敌军，逐次前进，敌军节节后退，利用特制的钢板防盾沿江湾路顽抗。晌午时分，我英勇的攻击部队前仆后继，已经接近敌海军司令部附近，敌兵遗尸遍地，一部分退入其司令部，其余狼狈沿北四川路南窜，后据外国记者报导，有遁入公共租界避难企图，租界内的英军及万国商团等曾在苏州河岸严密戒备。正在此时紧要关头，不幸黄梅兴将军立于阵头指挥，在爱国女校附近被敌迫击炮弹击中，当场壮烈殉国，同时成仁的，尚有旅部参谋主任邓洸中校，及通信排官兵30余人。时为下午三时许。

巷战的激烈，超出了事前的估计。从这张日军前面楼房被炸开的照片里，可以看到中国军队的炮火，还是很猛的。

黄梅兴牺牲后，指挥顿失重心，攻击不得不告中止。

黄梅兴将军是这次淞沪战役中，我军高级将领阵亡的第一人。这一天的战斗，88师264旅，伤亡了自黄梅兴将军以下一千余人。仅527团就有七个连长阵亡，战况的惨烈，可以想见。至日落时，全线进展不大。当晚张治中又接到蒋介石电令：“今晚不可进攻，另候后命”。攻击实施，又因此停止。这再次停止进攻的命令，又是因为什么呢？

增援淞沪战场的中国军队

1937年8月14日中国空军对在上海的日军据点实施轰炸，图为轰炸后的情景。

陈诚建言，扩大淞沪战事

原来，13号这天，在上海的英、美、法三国总领事又向中日双方表示愿意从中斡旋，并提出了具体调停方案。所以蒋介石第二次下达了停止进攻的命令。第一天的进攻，派出的是最精锐的第87、88师，而日本海军陆战队只有几千人，又处于守势，但进攻的结果是进展甚微。蒋介石碎决心，又有所动摇。15日，蒋介石打电在庐山的陈诚，要他来南京商讨上海的战事。陈诚18日到南京后，于19日至上海视察。缚回南京后，蒋介石问视察情况，陈诚的回答似乎对蒋介石后来的决定有很大影响。李敷在《蒋介石与八一三》里，引述了《陈辞修先生传略》的一段话，这段话是这样的：

是时北战场战事日见扩大，先生认为敌如在华北得手，必将利用其快速部队，沿平汉路直趋武汉。武汉一旦失守，则中国将东西纵断为二。故不如扩大淞沪战事，诱敌至东战场，可实施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原定的持久消耗战略。

1937年8月14日，日军攻击招商局码头附近街道，房屋遭炮火袭击，熊熊燃烧。

陈诚的分析不无道理，一旦华北日军依仗平原利于摩托化部队推进的优势，于夺取平津后直下汉口，而另一部兵力由广州北上，直指武昌，中国势必东西隔绝。那样的话，长江最富庶地区的人力物力不能迁往四川，持久作战也无法坚持了。

蒋介石从政治战略的角度考虑，本就偏向于在上海进行战争，以获取西方国家的支持。听了陈诫从军事角度的建议更坚定了大打的决心。决定向上海增兵。

15、16两天，为尽量迫近日海军陆队司令部，为即将发起的第二次总攻作准备，第87师和88师仍组织突击部队正面猛攻。与此同时，第88师还组织了一个从腰部打击日军的作战行动。88师认为，日军的阵地由汇山码头经吴淞路，北四川路到日军司令部的江湾路，蜿蜒有如一条长蛇。如果在其腰部选择一个要点，将其拦腰斩断，使其首尾不能相顾，日军的抵抗也就自然瓦解，88师将这个计划命名“铁拳计划”，由谢晋元中校指导实施。

第二天凌晨，88师营长刘宏深带领五百个勇敢的战士，从虬江路开始突击。战斗开始，突击营一路进展顺利，但很快就遭遇了日军的殊死抵抗。突击部队虽多次冲破日军阵地，但在日军坦克车队的阻击下，进攻最终受挫，营长刘宏深也中弹身亡，“铁拳计划”功败垂成。然而中国军队的攻势，仍然还是有一些进展，激战至下午，日本海军陆战队分队长贵志金吾被击毙，五洲公墓、爱国女校及日本海军俱乐部等据点也分别被87和88师占领，日本海军司令部，已开始感受到了威胁。

日军在街垒前面，用装甲车作掩护，给中国军队的进攻带来极大的困难。

战斗一开始就异常激烈，中国军队以迅猛的动作，扫荡上海市区的日本海军陆战队，而日军则利用早就筑好的坚固工事和优势火力拼死防御。逐屋逐巷的争夺从战斗打响到战役结束，贯串始终。图为正穿越房屋守御的日军。

日本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清，于16日11时向海军部致电请援说：“我陆战队数日来全体坚守战线，虽士气极为旺盛，但以寡敌众，连续奋战，持续一周实感极为困难。因此，一日也不能等待动员”，到下午19时；又发紧急电报求援，当夜，长谷川清第三次急电求援，日海军部决定，原准备派往青岛的横须贺第1特别陆战队等两个大队，约1400人，紧急运送至上海。

在8月13日日本内阁同意派遣陆军后，8月14日，再次举行会议，明确决定放弃“不扩大方针”。15日凌晨1点10分，日本发表了由陆相杉山起草的政府声明，宣称要“膺惩中国军队，促使南京政府反省”。与此同时，日本军部对日本陆军第3、第11师团下达了第3次动员会。命令组成上海派遣军，以松井石根大将为派遣军司令，立即出发，增援遭到围攻的上海日本海军陆战队。8月18日、19日，日军第3师团由热田港登舰输送；20日、21日，第11师团由多渡津出发，直驶上海。

日本国内陆军已在动员装船的消息，这时也已近传到中国，形势骤然变得严峻起来，假如不能在敌人援军到来之前拿下上海，局势将会变得难以预料。因此，南京统帅部再次下定决心，16号晚上，张治中接到蒋介石的电话，命令第9集团军再次发起总攻，消灭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

1. 张柏亭《淞沪会战纪要》，中国文考出版社《八一三淞沪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1987年版，第132、133、134页。

2. 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中国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121、122页。

第三章

攻击受挫

8月17日早上5时半，第9集团军按照预定部署，开始全线总攻击。但是，攻击一开始，就发现情况和预想的完全相反，攻击部队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张治中在当天给军委会的电报里，讲到了这个困难的情况，张治中说：

最初目的原求遇隙突入，不在攻坚。但因每一通路皆为敌军坚固障碍物阻塞，并以战车为活动堡垒，终至不得不对各点目标施行强攻。

从张治中的想法可以看出，原来是没有准备强攻的，但日军早就吸取了“一•二八”的教训，把据点修得和堡垒一样的坚固，不攻坚，又怎么扫荡敌人？这说明张治中对敌情的判断出现了问题。

现在，突然袭击，打人—个冷不防既然不行，就只好强攻了。张治中在他的回忆录里，对这天强攻的情况有一个综述：

八十八师以主力由北分向日本坟山、八字桥、法学院、虹口公困攻击，往返争夺，伤亡甚重。仅法学院一处，已牺牲近一营之众。而攻日本坟山之部，于上午11时攻入后，因受敌侧防机关枪射击，未能退出，死伤尤多。日没前，北正面受敌反攻，已被我击退。八十七师先对日俱乐部、日海军操场及沪江大学、公大纱厂攻击，迄九时许，得王师长（敬久）电话报告，已占领日俱乐部及海军操场。惟经派员确查，据称日俱乐部旁之四层楼油漆公司，尚为敌死守，我军正向其包围。对沪江大学、公大纱厂及引翔港镇方面，则激战终日，尚未得手。下午5时许，敌由海军操场南两次激烈反攻，均被我击退。

1937年8月10日凌晨，因大山勇夫事件，日本上海海军特别陆战队紧急出动装甲车队。后来，日军就以装甲车组成活动堡垒，使中国军队不得不放弃遇隙突入的穿插渗透战术。

这一天值得夸耀的战绩：

是我炮兵射击甚为进步，命中颇佳。但因目标坚固，未得预期成果。如对日海军司令部命中甚多，因无燃烧弹，终不能毁坏。

打起来才发现，火炮太少了

8月13日，攻击发起的前夜，蒋介石非常犹豫。那时，他发了一封电报给张治中，电报原文是：“倭营钢筋水泥之坚强，确如要塞，十五生的重榴炮与五百磅之炸弹，究竟能否破坏？希再研讨。”

15生的重榴炮，即15厘米榴弹炮，德国制造，最大射程15公里。这种炮中国当时只有24门，全部属于炮兵第10团。这次拨了一个营给第九集团军，就是想在打日海军司令部时，发挥作用，但效果却并不理想，15厘米的榴弹炮，集中轰击，却只在日本海军司令部的墙上，打出一个浅浅的坑。15厘米的重榴炮不起作用，这个仗就难打了。

装备的劣势使中国军队损失甚大，图为日军乘坦克进行攻击，倒在一旁的是中国士兵的尸体。

没有充分估计到日军坦克的威胁，是中国军队攻击受挫的一个主要原因。

抗战初期，中国军队火炮很少，标准也和先进国家相差很远。主要有卜福斯七五山炮，仿日三八野炮，以及仿日三八式15厘米野炮。性能、射击精度都不高。

当时中国军队的普通步兵师里都没有火炮，火炮集中在独立炮兵旅和炮兵团，作战时以营为单位，配属给各军、师使用。由于第87师和88师是最精锐的部队，两个师各有一个炮兵营，有各式火炮和迫击炮46门，88师甚至还有一个连的战车防御炮，再加上专门配属给张治中一个营的15厘米重榴炮，炮火力量已经是最强的了。但就是这样的炮火，仍然不能对日军坚固的工事形成威胁。此外，由于步兵与炮兵的协同也有问题，因此最后只好靠步兵硬冲。攻击持续到18号晚上，张治中又接到暂停进攻的命令。这是自开战以来，第三次停止攻击的命令。

蒋介石仍在犹豫

这第三次停止攻击，仍然是由于外国的干预。18日这天，蒋介石接到英、美、法三国政府提出将上海作为中立区、中日双方军队撤出上海的建议，同时得知，本日将由英国驻日代理大使德斯，向日本政府提出这个建议，因而蒋介石第三次向张治中下令，停止进攻。

早在第一次淞沪之战时，当时正在上海的蒋百里就分析过，以日本的输送能力，5天之内就可运送一个师团到达上海。后来的事实，验证了蒋百里的先见之明。18号这天，日军第3师团已经在国内装船，三到五天之内，日本的援军就可到达上海。蒋介石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命令停止攻击，实在是冒了很大的风险。但也由此可以看出，他对在上海扫荡敌军能否成功，仍然没有把握。

18、19两天，日本海军增援的四个特别陆战队到了上海，日本海军陆战队的力量增强了。英、美、法三国提出的建议，在18号当天就遭到日本的拒绝，因此蒋介石又下令第九集团军进攻。19日下午五点，张治中接到王敬久电话，说他的左翼最前线部队，已经突入杨树浦租界至岳州路附近。张治中决心利用这一有力态势，扩张战果。

第9集团军在作战部署上，本来是以打击日本海军司令部为优先目标。但海军司令部这个头非常难剃，中国军队虽付出重大伤亡，仍然啃不动。现在如果避实击虚，利用第87师禊入杨树浦的这一个点，实施中央突破，由杨树浦租界贯穿至汇山码头，截断敌左右翼的联系，向东西压迫，一举歼灭敌人，扫荡上海敌军的计划就有可能实现。

这时，第36师已经由西安赶回上海，张治中把主攻汇山码头的任务，交给了第36师，并命令刚到上海的第98师协同攻击。与此同时，他本人也进驻江湾叶家花园第87师师部，坐镇指挥。

1937年8月，蒋介石亲临淞沪战场前线督战。

第36师是1933年8月，由第87和第88两师的4个补充团编成的。与第87师和第88师一样，第36师也是由德国顾问训练出来的的精锐部队。师长宋希濂，是湖南湘乡人，黄埔一期毕业。1932年“一•二八”沪战初起时，宋希濂任第87师261旅旅长，他召集部下，两度赴何应钦处主动请战。到上海后，正遇上庙行正面被突破，形势危急，当时任第5军军长的张治中，电话命令宋希濂与孙元良第269旅一同赶赴庙行支援。宋希濂提议率第261旅渡过蕴藻浜，向敌军侧背攻击，获张治中批准。

宋希濂主动的进攻行动换来了很好的效果。日军没有想到中国军队会主动从后背进攻，猝不及防，损失很大。在中国军队的夹击之下，日军迅速溃退，他们的中央突破计划，也完全落空。宋希濂勇猛善战的名声，也就此传扬开来。现在，第36师一到上海，张治中就把进攻汇山码头的重任交给他，自然也是看中宋希濂勇猛的作风。

攻击于20日开始后，第36师216团第1营，在营长熊新民的带领下，由兆丰路向汇山码头攻击前进。敌军躲在四五层高的楼顶上，居高临下，对第一营进行俯射，双方相持一个多小时后，第一营官兵凭着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一举冲过了唐山路和百老汇路，直逼汇山码头。残余的日军支持不住，急忙逃窜到外滩外白渡桥，向桥南英军投降。

上海北火车站附近的日军街垒。从这张照片，可以再次看到装甲车的威胁。而中国由于平时舍不得把坦克拿出来训练，导致步兵与坦克不知如何协同，派到上海仅有的两连坦克，全给击毁了。

我军乘胜追击。但此时抵达汇山码头的部队，遇到一扇坚固铁栅门的阻挡，进攻受阻。团长胡家骥首先爬上铁门，士兵相继跟进。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来自侧面日军的炮火和停在黄浦江上的日军军舰大炮，开始猛烈轰击，36师官兵纷纷倒下。坚固的铁栅门无法打开，猛烈的炮火又使官兵们难以立足，无奈之下，宋希濂只好下令在完成扫荡汇山码头的任务后，重新退回百老汇路北侧。与敌形成对峙的局面。

平时舍不得拿出来训练的坦克，给击毁了

这天，还发生了一件令张治中想起来就痛心的事。那就是攻击开始之前，南京派来了装甲团的两个战车连和一个战防炮营，来配合这次“中央突贯”计划。张治中把它们都配属给了第87师。

南京军委会把这些坦克看得跟宝贝一样，平时根本舍不得拿出来训练。因此造成了步兵与坦克不知道如何协同的恶果。战斗开始后，步兵不知道掩护，只让坦克在前面冲，结果坦克都被击毁了，两个连长也一起阵亡。

21日，各部队继续进攻，直至22日，双方逐屋争夺，伤亡惨重。36师第二次又攻抵汇山码头，并曾一度冲了进去。但在敌人海军舰炮的轰击下,无法立足，只得再次退回。36师212团第1营营长熊新民。这时已升任团长，他发现撤退命令下达后，部队仍不愿意撤。原来，部队的先头排此时被阻隔在码头里了，后面的队伍想把先头排救出来，一同撤退。熊新民知道形势绝不允许这样做，他命令部队忍痛撤退。这个先头排被敌人用汽抽喷射火攻，全部牺牲。

1937年8月，中国保安队在闸北设置防御工事。

上海闸北三义里，中日双方在残垣瓦砾争夺，即使是后来的斯大林格勒，战斗的惨烈程度，也莫过如此。

两天来对汇山码头的进攻，两次冲进去，又不得已两次退出来，功败垂成的根本原因，是敌人海军舰炮的巨大威胁。张治中对此的感触尤为痛切，他回忆说：

我军虽一度冲到汇山码头，但未能确实占领，因敌人利用钢骨水泥的楼房作据点，放射密集小炮弹，火力异常猛烈，我们的步兵虽极勇猛地跟上，但挡不住黄浦江面敌舰炽烈的炮火，也不容易冲破敌方在街市上的坚固据点。所以这天虽一度攻入汇山码头，仍是站不住脚。

20至22日进攻，是14日以来成效最大的，虽然在敌人海军舰炮的猛轰下，我军付出了巨大的伤亡，但敌人也快要崩溃了。为防止我军再次进攻，敌人开始在杨树浦一带纵火，杨树浦的大火，烧了几天几夜。

1. 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中国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124页。

2. 转引自李敖《蒋介石与八一三》，华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93页，《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二）《蒋委员长致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指示对倭寇兵营与其司令部攻击计划准备及倭营之破坏电》。

第四章

形势逆转

8月22日，就在第9集团军的“中央突贯”，进展不大的时候，敌人的援军到了。我军一举扫荡上海日军根据地的计划，也就全部泡了汤。战役开始时，我军本来是占有一定优势的，但战斗进程却和预想的有很大出入，这是为什么呢？第一个想不通的是张治中。他说：

我在淞沪一带的布置，自信毫无错误。至于上海未能一举占领，统帅部失机于先，三次叫我停止攻击；后来，大战展开，除陆军外，又没有有力的空军配合。在开战前，委员长问我：“有没有把握？”我的答复是：“一定要有空军和炮兵的配合。”而自开战以后，因为缺乏这些条件，以致未能达到占领全沪的目的。

空军啊，空军

张治中说要拿下上海得有空军和炮兵的配合，炮兵的情况我们已经了解，然而空军的配合也很不理想。

1937年8月，中国军队测量来袭日机的高度。

日机飞越上海浦东上空，远处为闸北方向的战火。战役初期，中国空军虽取得击落日机60余架的骄人战绩，但在配合陆军攻占日本海军司令部和轰炸“出云”舰方面，成效不大。由于自身损失太大，进入9月以后，战场上空基本见不到中国飞机的影子了。

中国的空军，在“七七”事变时，尚处于初建阶段，当时各种飞机共约600架，其中作战飞机仅305架，日本陆、海军1600架作战飞机相比，实力远逊。而直接参加淞沪作战的，只有4个大队，共100余架飞机。战争开始前，空军为配合陆军的进攻，曾拟订过计划。当时任第9集团军司令部作战科长的史说回忆：

张治中命我拟制扫荡计划，我的主要设想是由空军配合强袭。张批准了，转报给蒋。蒋来电问，五百磅炸弹能否摧毁日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工事？航空委员会派作战科长罗机到苏州，与我订立陆空协同计划。“七七”事变后，又派人到苏州见张治中确认这个计划。

空军和第九集团军拟订的这个计划，具体内容是什么，由于找不到当时的记录，我们无从知道。但从这里可以看出，空军和陆军配合，是想过办法的。然而敌斗的实际进程，却完全相反。

8月14日，早上7点至下午4点，中国空军在轰炸公大纱厂、汇山码头，和日军第三舰队旗舰“出云号”的同时，三次轰炸了虹口的日海军司令部，可是地面第9集团军的进攻，却直到下午6点才开始。15日，中国空军又有三次轰炸虹口日海军司令部，但地面的中国军队却正好奉令“暂停进攻”。进入16日以后，由于虹口敌海军司令部上空的防空炮火极为猛烈，我空军飞机有好几架被击中，只好在高空投弹，效果甚微。我空军随即大部分转入对黄浦江及吴淞海面敌军舰只的轰炸。再加上这时日本飞机开始轰炸杭州、广德等地中国机场，并寻求与中国空军进行空战，所以中国空军无法与地面协同。

虽然中国空军从8月14日开战到9月初，创造了击落日军飞机60多架的骄人战缋。但由于自身的损失也很大。因此9月以后，淞沪战场上基本见不到中国飞机的影子了。

1937年8月，淞沪抗战中，中国空军出动的情形。

中国军队进攻的主要地区是闸北，因此这里也成了日机集中轰炸之处。上海北火车站升起的浓烟，直达天际。

当时中国空军的飞机主要购自美、英、意、德、法等国，机种多，维修难，大部分零件依靠进口，因缺乏零部件，很多飞机都不能起飞。抗战爆发时，能作战的飞机只有200多架。而日本能自己生产，一年可产1000多架，我们则是打下一架少一架，日本封锁海岸线以后，没法再向国外购买。因此空军的支援就没有了。

淞沪战场上中国军队的伤亡，有近半数是在毫无防空能力的情况下，被日军飞机轰炸造成的。因而淞沪战场各军、师指挥官都一再要求空军支援。8月下旬，第9集团军总司令张治中曾致电统帅部，反映前线部队的强烈要求。空军总指挥周至柔于28日以公函形式通过军政部向部队说明：

连日以来，空军屡以驱逐机企图制压敌之轰炸机，然每次均与敌驱逐机遭遇，互有损伤。以我仅有之飞机长此以拼，日日消耗，将成无机之势。故决计实行夜间轰炸，虽有成效，亦不无损伤。此飞机數量之少，为我最大之隐忧，先拟每日乘良机出动，以助军威，主要企图，仍于夜间行之。

中国空军与日军作战，主要是从南京、杭州和安徽广德等地起飞并降落的。这几个机场，也饱受轰炸。这是日本飞机从空中拍摄的南京大校场机场的鸟瞰镜头。

这实际上是开始避免空战。

空军指望不上，就只好攻坚。强攻需要重炮，但当发现15厘米的重炮也无法对敌司令部造成毁坏时，靠什么呢？第36师师长宋希濂回忆说：“日军的防守掩体多半是由钢筋水泥加上沙包建成。我军缺乏攻坚炮火，只能逐步接近，使用手榴弹爆炸敌人据点。”

用手榴弹爆炸敌人据点，能有多少破坏效果呢？敌人堡垒攻不下来的原因，也就在这里。

空军英雄高志航（左）击落多架日机，后以身殉国。

开战以后，36师才紧急从西安赶回，缺乏攻坚准备是必然的。张治中一直强烈主张“先发制敌”，他对上海周围的部队，尤其是一直在京、沪一带待机的87师，有没有加强城市攻坚战的训练呢？没有。据他身边的作战科长史说回忆：“当时部队军官缺乏攻坚知识与经验，又没有威力强大的武器，只作了一些形式上的训练。”

正是由于只有这种形式上的训练，所以打起来吃力，不能扩张战果。因此，当8月23日凌晨，日军登陆的消息传来时，拿下上海的预期目的，就只能放在一边了。

堵住日本陆军

日军第3师团和第11师团8月18至20日分批从日本出发后，22日已到达上海附近海面。这一天，“上海派遗军”司令官松井石根，也同时到达。1906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的松井石根，早年曾担任沈阳奉天特务机关的机关长、关东军司令部的副官。这以后，他又从驻广东、上海的武官，做到了驻华公使馆的武官。由于他有着前后13年的在华经历，堪称“中国通”。所以组建上海派遣军时，57岁已退入预备役的松井石根，又被召回现役。

日军登陆吴淞以后，很快发起了对宝山城的猛攻，图为日军猛烈轰击宝山的情景。98师583团第3营营长姚子青率全营官兵，死守不退。自9月5日中午至6日上午，击毙敌200余人。第3营除二等兵魏建臣一人生还外，全部壮烈殉国。被当时的舆论评为“沪战开始以来最伟大之一幕。亦且为我民族解放战争上最光荣之一页”。

松井石根是“支那一击论”的鼓吹者。他认为只要南京国民政府存在一天，“中国事变”就无法解决。他甚至认为：“中国事变”如能顺利解决，苏联问题也就兵不血刃地解决到了某个程度。

1948年12月23日，松井石根由于直接纵容南京大屠杀，被远东军事法庭作为甲级战犯处以绞刑。但这时正在吴淞口外海面策动进攻的松井石根，还不可能预料到他会有那样的结局。松井石根凭着他对上海情况的熟悉，命令第3和第11师团，分别在上海川沙镇和吴淞附近登陆。登陆以后，迅速向罗店和大场方向前进。

日本军舰输送日军在吴淞镇登陆。

1937年9月2日，日军登陆吴淞镇后，继而占领吴淞炮台。

8月23日凌晨，日军第11师团先头部队在川沙镇以北地区强行登陆，当时守备川沙口的部队，仅有第56师的一个连，阻止不住日军登陆，当天午后，日军占领川沙镇，并有一部兵力进至罗店。23日早上7点左右，日军第3师团先头部队在吴淞镇以南的轮渡码头及张华浜强行登陆。当天下午，日军占领了江岸至铁路间的滩头阵地。日军为什么会选择川沙口及吴淞一带登陆，中国军队在这里的防卫又为什么这样差呢？

日本的飞机，在战地上空四处盘旋，给中国军队的运动和作战，带来极大的麻烦。

上海位于长江下游黄浦江和吴淞江的汇合处。坐西向东，面向东海。由于从海上进入上海，必须要经过吴淞口。所以，吴淞口也就成为了扼守上海的要塞。防守上海，首先要考虑的，是吴淞口一带的江防和海防。因而淞沪的名称，也就作为一个军事上的地理概念，而保留了下来。

1932年的“一•二八”之役，日军就是从浏河口登陆，致使19路军和第5军撤退的。这次日军选择从邻近的川沙口和吴淞口登陆，中国军队正全力围攻杨树浦和虹口的日海军陆战队，后续兵力还未赶到，因而让日军轻易登陆成功。随着日军的登陆，另一件不利于中国军队的事情发生了。从8月23日拂晓开始，日本飞机开始了全面的轰炸。

日军登陆的当天早上5点30分，张治中知道了日军登陆的消息，他决定立即反击，把敌人赶下江岸。此时，第18军的第11师、第14师、第67师和教导总队第2团已到达上海，第51师及第6师正在赶来上海的途中。

飞越大场镇上空的日本海军飞机。

此前的8月20日，南京统帅部己正式编定全国战斗序列，划京、沪及江苏长江以南，包括浙江为第三战区，以冯玉祥为战区司令长官。同时从全国调集部队，增援上海。第18军等已到上海的部队，都归张治中指挥。

张治中决定围攻虹口、杨树浦的部队，暂取守势。由87师调一个旅支援吴淞，命98师和第11师向宝山、罗店之线前进，命教导总队第2团拒止张华浜上陆之敌。然而就在他忙于部署的时候，总司令部通往各方的电话线路，全被炸毁，通讯联络完全中断了。张治中只好自己到前线去。他回忆当时的情录说：

从南翔到江湾只有十八里路，本不算远，但我们一出门就碰上敌机三至九架，不断地在上空轰炸扫射。我本来坐小汽车去，敌机临头，我就下车隐蔽；敌机转头，马上前进。但走不多远，敌机来往太多，小汽车不能再坐了，我穿着一双马靴徒步走去。中途遇见一个骑脚踏车的传令兵，下车向我敬礼，并问我：“怎么，总司令走路？”我也来不及对他说别的了，骑上他的脚路车就走。一路上，我一会儿停止掩护，—会儿又乘隙前进，就这样冒险赶到江湾叶家花园第八十七师师部，才把正面军心稳住。

我到了江湾，决定不顾任何困难，抽调第11师、第98师迎击登陆的敌人。那时由正面抽出这些部队真不容易，且因敌机狂炸扫射，部队简直无法行动。第11师师长彭善对我说：“简直炸得不能抬头，怎么办呢？”我说：“不能抬头也得走，难道我能从南翔一路冒着轰炸走到江湾，你们就不能从江湾走到罗店吗？”

到下午17时，第11师冒着日机的轰炸进至罗店，发现日军正构筑工事，立即以第33旅发动攻击。经短时激战，夺占罗店，第11师在日军工兵上尉尸体上，搜获一张作战地图，从中了解到日军的主攻方向是罗店、嘉定及浏河。

1. 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中国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132、133页。

2. 史说《八一三淞沪抗战纪略》，中国文史出版社，《八一三淞沪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1987年版，第89、90页。

3. 郭汝瑰、黄玉章、田昭林《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55、556页。

4. 宋希濂《鹰犬将军》，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117页。

5. 史说《八一三淞沪抗战纪略》，中国文史出版社，《八一三淞沪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1987年版，第90页。

6. 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中国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129页。

第五章

教导总队参战

罗店位于沪太公路中段，是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从罗店向南，循沪太公路经刘行、大场，可直达上海市区。向西可直达嘉定。如果由罗店入侵嘉定，则可截断淞沪战场中国军队与后方联系的陆上主要交通线——沪宁铁路。第11师总算及时赶到，收复了罗店。然而与此同时，教导总队第2团收复张华浜的战斗，却进行得极为艰难。

教导总队的全称，是中央军官学校教导总队，总队长是桂永清。教导总队是当时中国军队中，装备最强，训练最好的部队。与第87、88和36师一样，也是德国顾问一手训练的。但第87、88和36师都是采用2旅2团制，即每师2个旅，每旅2个团。而教导总队却有3个旅，每旅3个团。第87、88师，每师各有兵员10923人，第36师参战时只有9000多人。然而教导总队却有兵员13000多人。但成立教导总队的目的，是用来示范和教学，原本不打算用来作战。现在情况万分紧急，也把它投入战场了。

正由于教导总队不是用来作战的，所以官兵都缺乏实战的经验。教导总队第2团13连第1排排长严开运，参加了张华浜的战斗，严开运回忆：

第三连展开前进时，第2排排长周渭鱼率领一班人走在先头，午后两点多钟，不意为停泊在黄浦江心的敌舰所发现，正当周等跑步前进时，一枚炮弹突然飞袭来，周排长被炸飞，尸骨无存；班长赵振玉下半身被炸掉，立即阵亡；列兵吴瑜、冯栋成各炸断了一条腿，未及运到战场，就为国捐躯了。

连长当即命令各排立即兢开，迅速前进，很快地通过了敌人的炮火封锁线，开始进入到敌人的步兵火网内。

这时各班也自行散开，相互掩护跃进，不一会儿，双方火力交锋，枪炮声震耳欲聋。

第2营营长秦士铨（黄埔4期）奋勇当先，率领该营先头连与第1营第3连齐头并进。他增援心切，高举驳壳枪，回头大呼“上呀！上呀！”接着又命令司号兵吹起前进号，以激励士气。

这样，目标大大暴露，为敌舰观测手所发现，于是敌人发动海陆空三方面火力向我袭来，一时弹如雨下，硝烟四起，我战士不顾个人安危，继续奋勇前进，并予敌以还击。

在剧烈的战斗中，我军每时每刻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第1营重机枪连排长肖长杰（广东人）首先阵亡，第3连第1排的轻机枪手魏云山被敌射中前额，当即壮烈牺牲，各班步枪兵也伤亡十余名。

全副德式装备的中央军校教导总队，是当时中国军队中兵员最足，武器最好的部队。淞沪战役爆发时，教导总队共三个大队，有两个去了上海参战。由于教导总队原就是只用于教学示范的，没有实际作战的经验，因而他们参战的成绩并不理想。

由于抗登陆时离江面太近，日军威力巨大的舰炮，使中国军队遭受到重大的伤亡。图为日本军舰在吴淞镇开炮射击，掩护日军登陆。

缺乏战斗经验的第1营官兵牺牲巨大，在敌人猛烈的炮火下：“前进困难。后退也不容易。”

战斗至第二天拂晓，全团官兵伤亡过半。而日军后续部队继续登陆，形势万分危殆，张治中急忙由第88师抽调一个团至蕴藻浜南岸布防；又从第36师和第87师各抽出四个团，由第36师师长宋希濂指挥，在24日到25日夜里，连续反击，才稳住阵线，并把日军包围在了张华浜沿岸以东的狭小地区。但在敌人飞机和舰炮的猛烈轰击下，伤亡太大，无力再进，敌我遂在这一带形成对峙。与此同时，突入杨树浦方面进行巷战的部队，由于遭到敌人的夹击，不得已于当夜撤出，沿租界路口转人防御。

陈诚登场

人称“陈小鬼”的陈诚，精明干练，在政略及战略上均有独到的眼光，蒋介石对他颇为欣赏。他的到来，就意味着淞沪战场上原来的主将——张治中的淡出。

就在张治中指挥各部队抗击登陆敌军的时候，淞沪战场中国军队的另一个主要人物登场了。这个人，就是时任军令部次长的陈诚。陈诚，浙江青田人。1922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炮兵科，1924年入黄埔军校任特别官佐。北伐时，任北伐军总司令部参谋，1927年任第21师师长；1930年中原大战时，因率第11师解曲阜之围及抢占济南有功，升任第十八军军长。从此，第十八军便成了当时中国军队中的一支王牌主力部队。

陈诚严于治军，强调“精神教育”，素有实干家与战术家的称誉，深为蒋介石所倚重。日军开始登陆时，陈诚已经到了苏州。当时他认为，成败的关键是能否歼灭登陆的日军。而张治中用于抗登陆的兵力过少，不能集中兵力，形成重点。于是他向蒋介石发出电报，提出了他自己的方案。陈诚建议，淞沪围攻的部队由张治中指挥，继续攻击，同时作好在原地固守的准备。第18军各部由他自己指挥，以第18军军长罗卓英率领第11师、67师、98师等部队和炮兵第16团，对川沙口和宝山、狮子林方向登陆之敌，实施歼灭战。以第56师、第14师，担任浏河口以西沿江要点的守备。

蒋介石同意了陈诚的布署，由于考虑到此时战场范围已经扩大，遂将第18军及第6师、第51师等部队编组为第15集团军，以陈诚为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兼第15集团军总司令。从8月23日中国军队进行抗登陆作战起，由于日军的主攻方向直指罗店、嘉定，陈诚第15集团军所在的蕴藻浜以北地区，便成为了淞沪战役的主战场。

罗店虽告收复，但被驱逐的敌人仍在罗店以北与第11师对峙。8月24日，日军不断源源上陆，形势依然全线告急。24日早晨6时，第18军军长罗卓英下达进攻命令，令第11师从罗店出击，对月浦、狮子林周围地区之敌发起攻击；第98师从杨行出击，向宝山线周围地区之敌发起攻击；压迫于江岸歼灭之，约定进攻时间于当晚开始。

这张照片显然拍摄于战斗的前夕，从其环境可以看出，是典型的上海郊区地形马平川，无遮无掩，随时都处在日军飞机和舰炮的巨大威胁中。中国军队在这不利的地域中作战，承受了难以想像的牺牲。

这时，第98师获悉宝山县城已被敌占领，师长夏楚中鉴于吴淞、宝山两处之敌，对于上海市区和罗店方面中国军队的侧背威胁甚大，遂决心不待罗卓英规定的攻击时间到来，独断先行，于当日上午9时发动进攻。至下午17时，该师第294旅288团主力，将入侵吴淞之敌，驱逐至江边，并收复了吴淞镇。该团第3营由八字桥向宝山城急袭，约经一小时的激战，占领宝山城的日军，向狮子林逃窜。当天晚上，第98师一部，由月浦向狮子林进行扫荡，战至25日12时，狮子林亦告收复。

第98师师长夏楚中的擅自决断，使宝山及时收复，这是战役前期中国将领主动行动获得成功的少数几次战例之一，可惜战役越扩大，中国将领的主动性反而愈来愈少了，这是后话。

意外的横逆，刺伤了张治中的心

至8月25日，由于淞沪战场中国军队坚决迅速的行动，日军登陆的势头，暂时被遏止了。由于第15集团军及时捏成了一个拳头，出击迅速，挫败了日军从罗店直下嘉定，威胁中国军队侧背的企图。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中国军队内部出现了人事上的问题，张治中与蒋介石发生冲突了。

张治中辞职后，在安徽老家与妻女合影

张治中为什么会与蒋介石发生冲突呢？事情的直接起因，是第18军划给第15集团军陈诚指挥，而张治中竟然不知道。张治中在8月23日夜里，决定第二天去找罗卓英，商讨对该方面登陆敌人的作战方案。但到嘉定见着罗卓英以后，却发生了张治中没想到的情况。张治中回忆说：

罗卓英很奇怪地问：“张总司令为什么会跑到我们这里来？”我当时内心里很明白：罗军长归我指挥，我应该来看看，可是一谈，才知道陈诚已不是军令部次长，他已经做了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自蕴藻浜以北地区的防务，统归第十五集团军，由陈诚指挥。我与罗卓英谈了半天，傍晚回到徐公桥总司令部。这时，我一肚子的闷气，怎么发表了陈诚做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连我也不通知。第十八军本归我指挥，为什么忽然划归第十五集团军？这究竟是什么缘故，真令人费解。

张治中的费解是有道理的，因为直到23日，第18军的各部队还都是归他指挥的，他当然就有一肚子闷气了。但是他没想到，蒋介石的气比他还大。当张治中又听说顾祝同已经调到第三战区任副司令长官的事时，他就想到苏州找顾祝同谈谈，并借此向南京汇报。张治中一到苏州，改变了想法，先打电话给了蒋介石，他想诉说一番内心的苦闷。不料，令他难以接受的事情发生了。

张治中在他的回忆录里，对这件事情有一段很详尽的描述，张治中说：

蒋一接电话，就厉声地问：“你在哪里？”我回答：“在苏州。”蒋又问：“为什么到苏州？”我就说明经过：“为着左翼作战，亲到嘉定会罗卓英，听说顾墨三（顾祝同字）到苏州来了，所以来同他商量问题。”蒋在电话里又大声地叫：“为什么商量？两天找不到你，跑到后方来了！”我也有点气愤了，我讲：“罗卓英原来归我指挥，我不能不去看看，我不知道他已划归第十五集团军陈辞修（陈诚字）指挥了！”电话里的声浪越来越大，对于我讲的根本不理，只是严厉地责问：“为什么到苏州？为什么到苏州？”我耐不住了，索性说厉害一点：“委寅长应该怎么办？我是到苏州与顾墨三商量问题的，我一直在前方，委员长究竟怎么样？”即听见粗厉地说了一句：“你究竟怎么样？还问我怎样？”一下就把电话挂了。由于这个电话，我伤心了！

在当时中国的高级将领中，张治中是唯一一个四次出来带兵，却又四次主动放弃军权的人。“一·二八”之战时，张治中任第5军军长兼第87师师长，战役结束，第5军名满天下。从上海回到南京，何应钦告诉张治中，鉴于第5军的战绩，已经内定朱绍良为军校教育长，让张治中继续带兵。张治中考虑一下后，对何应钦说：“教育长还是我相宜些，军长给朱绍良或其他人当都可以，我愿意当教育长。”据说蒋介石听到张治中的话非常满意。因为当时谁都愿意带兵，不愿意办教育。这是张治中朴实的一面。

同时，张治中又是少数几个能对蒋介石有话直说的人。1927年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在蒋介石溪口老家，陪伴蒋介石的，只有张治中和吴忠信两人。在溪口文昌阁的凉台上，看着远山近水的景色，张治中开始进言，对蒋介石对待共产党的问题，到对待广西第七军的问题，再到对用人问题的分析。张治中痛切陈词，蒋介石竟然颇为动容。从那以后，蒋、张二人之间，建立了一种能自由说话的关系。但这次，确实是让张治中感到了莫大的委屈，张治中伤心的回忆说：

我这两天（23、24日）都在前线奔忙，稳住了正面，阻止了左翼登陆的敌人进攻。只因前线电话线屡被炸断，以致没有与后方通电话。我是临阵脱逃吗？为什么不能谅解，反向我生这样大气呢？

这个意外的横逆，刺伤了我的心！

与蒋介石发生争执的第二天，陈诚到了上海张治中的司令部，和张治中协商中国军队的全盘布署。说是协商，实际是让张治中交出指挥权。当时任第9集团军总司令部作战科长的史说回忆说：“陈诚当面命我写命令，他讲一句，我写一句：我送给张签发，张也签了。自此以后，张治中就不大参加指挥。”（5）

伤了心的张治中，从9月8日起，就写信请求辞去第9集团军总司令的职务。九月二十二日，请辞照准，调张治中为大本营管理部部长，第9集团军总司令的职务，由朱绍良接替。张治中在就新职以后，就带着一个“困乏的身体和苦闷的心情，”回他的家乡安徽省巢县洪家疃去了。这是张治中回故乡后与妻子女儿的合影，照片上的张治中，显得很憔悴，在他的笑容里，有一点疲惫，更有着许多的苦涩。

1. 严开运、刘庸诚、李慕超《张华浜、八字桥战斗》，中国文史出版社，《八一三淞沪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1987年版，第204、205页。

2. 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中国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131、132、133页。

第六章

争夺罗店

1937年8月25日，淞沪战场的态势，已经由围攻上海市区的日本海军陆战队，转为了抗击登陆日军的作战行动。主要担负抗击日军登陆任务的，是陈诚的第18军。

“七七”事变以后，南京军委会把第18军拨给了第一战区。8月7日起，第18军已开始由平汉铁路输送北上。“八一三”上海战起，该军奉令改向苏州附近集结，转投淞沪战场。当时的中国军队中，除了德国顾问训练的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第87、88师和第36师以外，最好的部队，是于1936年调整编成的20个调整师。这20个师中，就有隶属于第18军的第11、第14、第67和第98共4个师。

第18军军长罗卓英，广东大埔县人。保定军官学校炮兵科毕业，和陈诚是同班同学。参加过东征、北伐以及1930年的中原大战，因战功累升至第18军军长。8月25日，第18军虽然顶住了日军登陆的先头部队，但日军的主力还在源源上陆。因此，陈诚责成第18军，要在敌主力立足未稳之际，予以歼灭。战斗开始，第11师31旅首先与敌遭遇。激战之际，敌军包围了该旅的第62团，第61团立即跟上将敌反包围。双方白刃格斗，往复冲杀达七、八次，但仍然顶不住日军的进攻。这时，第11师33旅赶到，以第66团攻击敌人左侧背，第65团从正面夹击，才把敌人击退。但第31旅伤亡太大，第11师只好停下与敌对峙。

第67师为协同第11师保卫罗店，也对进攻罗店之敌发起攻击。但进攻一开始，就遭遇到敌人猛烈的轰炸和炮击，团长李维藩、营长张培雨等相继阵亡，全团连长以下干部，伤亡过半。201旅旅长蔡炳炎目睹战况危急，率领第402团2营投人战斗，奋勇冲击。不料被子弹击中头部，壮烈牺牲。这时，第398团主力适时赶到，加入战斗，日军也因伤亡太大，停止了进攻。

激战到晚上，伤亡严重的201旅失去联络，罗店情况不明，罗卓英判断罗店被敌攻占。蒋介石得知后，于当夜亲自越级下达命令，指挥第18军作战。蒋介石让第11师和第98师继续进攻，第14师赶往罗店增援，必须恢复罗店。26日早晨，接到第67师报告，知道罗店并未丢失，蒋介石才松了一口气。

中国军队进入罗店。淞沪战役至此，进入了一个更为惨烈的阶段。

日军登陆后，首要的目标，即是占领罗店，这是在长江川沙口登陆的日军向罗店进发。

日军刚占领罗店.旋即又被赶了出来。日军在继续进攻罗店的同时，也加紧了对罗店周围地区的进攻，这是日军向杨行镇进发的情景。

冯玉祥当了空头司令长官

反登陆作战开始后，淞沪战场已实际形成两个作战集团，即张治中的第九集团军和陈诚的第15集团军。两个集团军互不相属，给指挥协调带来许多困难。而冯玉祥虽名为战区司令长官，实际上却指挥不了淞沪战场的军队。8月26日，蒋介石任命顾祝同为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负实际指挥的责任。顾祝同的到来，意味着冯玉祥彻底被架空，蒋介石为什么要架空冯玉祥呢？

冯玉祥是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作为全国一致抗日的象征，也要让他出来担负要职。当时全国五个战区，军事委员会两个副委员长阎锡山和冯玉祥都被任命为了战区司令长官，这是政治上的考虑。当时有传言说冯玉祥会去华北战场，因为冯玉祥是西北军起家，北方将领如宋哲元等很多都是他的部下，但蒋介石却偏偏派他去了全为中央系将领领军的淞沪地区，实际上是不愿真正启用他。

军队里最讲究的就是渊源和资历，冯玉祥和中央的部队向来没关系，当然是想指挥也指挥不动了。

淞沪战场上的情况，蒋介石事事都是亲自过问的，哪里还有冯玉祥什么事呢？所以冯玉祥实际是个空头司令长官。但战区这一级又确实要人负责，蒋介石就把顾祝同调来了。

顾祝同，江苏涟水人，保定军官学校第六期生。1924年任黄埔军校战术教官兼管理部主任，北伐时，任第3师副师长，1931年任国民政府警卫军军长。1932年“一·二八”淞沪之战结束后，顾祝同任淞沪战区善后筹备委员会委员。“八一三”战起时，顾祝同任西安行营主任。

来到淞沪战场后，顾祝同十分小心，事事处处都向蒋介石汇报。据张治中的作战科长史说回忆：

顾每天早晚与蒋介石通电话，报告情况，由蒋在电话中指示，某师调到哪里，某师如何作战，顾祝同作了传令兵。

8月26日以后的淞沪战场，就这样在蒋介石的电话指挥下，打起来了。

由于受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抗击，日军登陆并不顺利。直到8月25日中午，第11师团和第3师团才登陆完毕。但在第九和第15集团军的有力反击下，日军仍陷于苦战中。至27日夜，敌我双方仍在张华浜及罗店以北地区激战。为扭转不利的局面，日本海军又投人四个大队的飞机，支援登陆作战。第二天，在海军舰炮和空中轰炸的全面配合下，日军又向罗店发起了猛攻。

67师398团第2营的阵地，首先遭受炮火的集中轰击，敌步兵蜂拥而人，双方血战至中午，第3营营长负重伤，全营伤亡殆尽。398团虽然数度增援反击，但敌机于此时投下燃烧弹，冲天火光中，守军阵地已经崩溃。下午14时，罗店再度陷人敌手。这时，距上次夺回罗店还不到六天。

罗卓英鉴于28日战况不利，决心先夺回罗店，尔后再全线反击。他命令部队连夜行动，继续进攻。但这时各部队经终日苦战，伤亡惨重，士兵体力不支。加以适逢大雨，道路泥泞，部队协同动作欠佳，进展不大。29日凌晨1点，67师师长李树森率四个营冒着暴雨猛攻罗店，在日军火力扫射之下，进攻受阻。天明以后，敌机进行扫射，敌炮猛轰，师长李树森也负伤，所部伤亡惨重。就在这个时候，第14师赶到了。

四次的罗店争夺战.虽然由于武器装备的悬殊.最后功亏一篑，但却使日军陷入了极大的困境。日军登陆以后，一直被中国军队压制在一个狭小的地域里，不仅动弹不得，且有被分割包围的危险。图为日军在被破坏的道路上，紧张的运送弹药给养的情形。

冯玉祥与张治中在前线指挥所里。

第十四师断送攻下罗店的最好机会

第14师到达的时候，日军并没有发现，按理这是一个很好的战机。但由于第14师赶到的，只有两个团，因此师长霍揆彰有些犹豫。他同师参谋长郭汝瑰商量，郭汝瑰主张进攻。他对霍揆彰说：“我们虽然只有两个团，但右侧方是第67师，现在是晚上，敌人不知道我们来了。因此，可以乘日军立脚未稳之时，拿一个团正面进攻，另一个团迂回到敌人背后，两面夹攻，定可夺回罗店。”

郭汝瑰，四川人，从川军考入陆军大学第十期。在陆大学习时，由于来自被视为杂牌的川军，多少受到些歧视。但郭汝瑰勤于钻研战术，受到当时校长杨杰的欣赏，毕业后留在陆大，当了教官。后来因为同学的推荐，来到第14师当了参谋长。

大雨不仅使中国军队的进攻感到困难，也同样给日军带来麻烦。图为日军的辎重队在泥泞里行进。

霍揆彰听了郭汝瑰的建议以后，表示同意。当即命令高魁元的第83团向罗店西侧进攻，阙汉骞的第79团迂回至罗店背后攻击。这本来是一个极好的主动进攻行动，但却由于进攻的部队没有严格执行命令，导致行动失利。郭汝瑰在《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里，详细描述了这次行动失利的过程。郭汝瑰回忆：

高魁元接到命令后，立即带领全体官兵从正面向罗店发起进攻。不料罗店西侧横隔着一条小河，挡住了我军前进的道路，河面上的一座桥早已被敌人轻重机枪火力封锁。第83团虽数度向这座桥发起冲击，但因缺乏战斗经验，加之山炮营尚未到达，无炮兵支援，几百名士兵在桥头壮烈牺牲，进攻受挫。

造成失利的另一原因是阙汉骞的第79团没有严格执行命令。该团迂回到敌背后时敌人并未发现他们，但阙没有带领所属三个营的兵力向敌人进攻。因罗店背后也有一条小河，他只命令第三营过去，其余两个营原地待命。第三营的士兵找了一些桌子、门板、板究等搭了一个临时浮桥，因而顺利到达对岸，敌人也未曾发觉。他们一举捣毁了敌人的清水司令部（可能是代号），缴获了大量服装、背包、味精、酱油、正宗酒等。但是正面枪声很激烈，情况不明，不敢前进，于是他们找了一片竹林，隐蔽起来。

日军的大炮也陷在了泥里，无法移动。

正面在苦战，迂回到背后的79团却“不敢前进，隐蔽起来，”良好的战机，就这样丧失掉了。而这时，陈诚正巧来前线视察，他随口下达的一个命令，给了犹豫的霍揆彰一个借口，这次进攻便彻底流产了。郭汝瑰回忆说：

当战斗打得最激烈的时候，师指挥所接到嘉定城内打来的电话，说陈诚要到前线视察，师长叫我到嘉定去接他。陈诚来到施相公庙后，向师长指示：“指挥所太近前线，天明后日本飞机厉害，须乘夜暗撤退下来隐蔽。”所以，他刚走，师长就给正面进攻的第83团下达了撤退命令；对迂回敌后的第79团因电话叫不通，撤退命令不能下达。师长霍揆彰与副师长凌兆尧下达命令后先走，我则等叫通了第79团的电话，下达了撤退命令才离开指挥部。天明前，我们回到嘉定县城，打电话问前方情况，知道第83团已撤退下来，伤亡了二百多人。第79团两个营完整地撤退了下来，只是第三营未接到撤退命令，在竹林里等待，天刚亮，敌人发现了他们，就用大炮、轻重机枪向他们开火，并用飞机轰炸，丢下了数十枚炸弹，部队迅速撤退。

第三营来到河边，原来临时搭的浮桥本来就不坚固，有些门板、桌子被水冲走，渡河困难，加之敌人在后面追赶，部队一片混乱，有不少士兵被敌 人打死，或负伤后掉入河中淹死。第三营营长阵亡，生还者不到半数。

这个极好的战机，就因为第14师主要指挥者的不坚决，被断送了。以后中国军队就再没有这样好的进攻机会。

1. 史说《八一三淞沪抗战纪略》，中国文史出版社，《八一三淞沪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1987年版，第96页。

2. 郭汝瑰《第14师杀敌见闻》，中国文史出版社，《八一三淞沪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1987年版，第243、244页。

第七章

血肉磨坊

日本上海派遣军虽然登陆成功，并攻占了罗店，但在中国军队的顽强阻击下，不仅行动困难，而且伤亡很大，实际上仍处于被分割包围的不利地位。松井石根向陆军大臣和参谋总长报告说：“中国军队十五个师”，自29日起，以其主力向11师团的正面攻击。值得注意的是，该方面使用了中国军队中精锐的第11和第14师。我军的兵力最小限度，要5个师团。在松井石根请求增援的同时，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清也请求火速给上海派遣军增兵。日本陆、海军最高当局认为上海形势严峻，决定华北日军停止在青岛的作战准备，将用于青岛的兵力转用于上海。8月31日晚，日本参谋本部命令正由青岛向大连输送的天谷支队，立即驶向上海，归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指挥。

9月2日，日本政府在临时内阁会议上决定把所谓“华北事变”改称为“中国事变”，扩大对华战争。同日，日本“上海派遣军”第3师团的第29旅团及由青岛方面转来的天谷支队，先后到达上海。9月3日，日本海军第2舰队的第4水雷战队和佐世保的两个特别陆战队，也到达上海，加人日本海军上海特别陆战队的行列。9月5日，日本海军宣布封锁中国东南海岸，切断中国海上与外界的交通。

日军新增兵力后，加强了攻势。在此之前的8月31日，日军第3师团一部攻占了吴淞镇。9月1日，日军第11师团浅间支队攻占了狮子林炮台。9月3日起，第3师团经3天猛攻，于9月6日攻陷宝山县城。防守宝山县城的是第98师583团的第1营，自营长姚子青以下，全营官兵壮烈牺牲。日军天谷支队由宝山两侧，沿长江南岸向东攻击前进，与浅间支队会合，打通了第3师团及第11师团登陆场的联络后。转向月浦攻击前进，但被第98师拒止于月浦以东地区。日军攻占吴淞、狮子林炮台等地，是在增兵之前，很不利的态势下，抽出一部分兵力进行的。松井石根为什么要冒分兵进击的危险呢？

罗店及其附近地区的争夺，是逐屋逐村的。中国军队的进攻，迅猛激烈。图为被中国军队压制在村外的日军，在寻找机会进攻。

罗店周围，是大片的水稻田，在这样的环境里作战，攻守双方均感到困难。图为日军的侦察骑兵，正在罗店附近侦察地形。

8月31日以前，登陆的第11和第3师团，全部兵力还没有到齐，而中国第十五集团军抗击登陆的部队，已经有差不多五个师的兵力，但仍然不能把日军压下江岸，予以歼灭，反而丢失了罗店，陷人苦战当中。这又是为什么呢？要弄清这两个问题，我们只需将日军师团的编制构成和中国军队的师比较一下就知道了。

与日军最大的差距，还是火炮

日本陆军一个师团，共有4个步兵联队，一个骑兵联队，一个山炮兵联队，一个重炮兵联队，一个工兵联队和一个辎重兵联队。而在作战时，每一个师团要补充战车、装甲车、高射炮、探照灯、电信、航空、红十字等各种部队。因此，日军一个师团在战时的兵力，可达3万人。而中国的陆军师，即以最好的二十个调整师来作比较，也差别很大，何况这二十个师的情况，还不完全一样。

作为教导师的第87、88师，每师有2个旅，每旅2个团，直属分队有骑兵连、炮兵营、工兵营、通信兵营，辎重兵营、卫生队、特务连等，全师人员10923人，有步骑枪3800余枝，轻重机枪328挺，各式火炮与迫击炮46门，掷弹筒243具。第88师还装备有战车防御炮1个连，其中有6门苏式37罗通炮。

争夺罗店时，由于白天夺得的阵地，晚上即丢失，双方阵线往往犬牙交错，因此输送物资必须格外小心。这张照片，是日军后勤队往前线运送弹药的情况，中国军队往前方运送弹药，情况也应该大体相似。

从比较中可看出，中国军队与日军的差距，主要在于空中和炮兵火力，以及通信和重型进攻武器方面。兵员人数，也只及日方的三分之一。而第87师和88师的装备，又是其他中国部队所不具备的。例如同为调整师，18军各师就没有第87师和88师那么多的火炮，更没有战车防御炮。所以难怪松井石根在局势比较被动的时候，敢于分兵进攻了。

这个时候，最为关键的罗店方向，日军仍然毫无进展，罗店日军实际上仍处在第18军的包围下。9月1日至5日，第18军乘日军攻击重点转向月浦之际，发起了第三次收复罗店的战斗，但仍未成功。9月6日，中国军队又发起第四次反攻罗店之战。除第十八军各师外，又增调第51、56和第58师前来参战。

蒋介石于当天两次打电话给陈诚、罗卓英，强调：“罗店关系重要，必须限期攻下。”当天晚上至7日凌晨，第14师和11师已完成对罗店的包围，但当中国军队准备攻击时，天色已明。白天一到，中国军队的进攻，立刻陷于不利的境地。在日军炽烈的火力和不断的反击下，第18军各师虽然勇猛冲击，反复争夺，但始终未能攻下罗店。这时，由于宝山失守，以及日军天谷支队与浅间支队开始会合，第14师的侧背受到威胁，战局立变。再加上连日苦战，部队伤亡很大。罗卓英不得不下令变更部署，第四次反攻罗店之战，被迫于中途结束。

即使是肉搏格斗，中国军队也不占优势

罗店之战，中国军队虽然英勇奋战，给了日军以料想不到的沉重打击，但由于缺乏坦克、重炮等重型武器，攻击乏力。尤其是在制空权被日军掌握以后，中国军队的行动，处处受制。日军每天早晨进攻前，先以飞机对我阵地狂轰滥炸，然后使用载有兵员的汽球，升空观测，搜索我军动态，用无线电通知在黄浦江上的军舰，发炮射击，日军的舰炮威力巨大，命中准确，给中国军队造成巨大的伤亡。

在制空权被敌人掌握，重型火炮也没有的情况下，中国军队凭什么与敌人作战呢？罗卓英在他后来写的《作战、训练余话》中，回忆当时的情况说，罗店“这地方一坦平阳，没有山岭，也没有特殊的设备可资利用，连个像样的战壕，也来不及修筑。勉强建立了一点简单的工事，可以说是象征性的。在日寇重炮和坦克车的疯狂攻势下，只有拿我们的血肉去和他们拼了。”

但是怎么拼呢？中国军队为了躲避日军的炮火，开始构筑工事。但由于每天强调进攻，构筑的工事都很薄弱，敌人的炮轰来，许多人员武器，都被敌炮埋葬在掩蔽工事内。第11师65团第1营营长林映东，就是在敌人舰炮下幸存过来的，林映东回忆：

有一次，一发炮弹落在第三连掩蔽部里，死伤一排预备队，连长被炸得只剩下一条腿，惨不忍睹。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军队反击敌人的惟一有效手段，是利用夜晚冲锋，白刃格斗。

但是，即使是肉搏格斗，中国军队也没有优势。中国军队当时使用的步枪，是中正式或德制毛瑟系列步枪，但这只是中央军的20个调整师。其他的部队，还有很多仍然在使用汉阳造。由于中国军队和日军一样，仍把冲锋拼刺刀作为一种主要的战术手段。因此中国军队很重视刺刀的作用。

中正式步枪的刺刀，长达57.5公分，但由于中正式步枪枪身短，上刺刀后，仍比日军上了刺刀的三八式步枪，短了足有十公分。因此在肉搏的时候，中国军队占不到便宜，但因为有为国献身的勇敢精神，所以还能和日军抗衡。日军把罗店称为“血肉磨坊”。中国军队把罗店争夺战，称做“一寸山河一寸血”，真是恰如其分。

罗店争夺战期间，士兵喝水也是个大问题。冯玉祥为解决无法做饭和送饭的问题，让士兵改吃大饼。但光吃干饼喝不上水，同样苦不堪言。图为日军士兵在泥泞里往前线送水，日军也为喝水的问题而苦恼。

饿死的比战死的还多

然而，最严重的问题，是吃不上饭。身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的冯玉祥，就很了解这种情况，他在《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中说：

前方打仗的军队，全靠着大锅做大米饭吃。烧火是用稻草，白天点火，一冒烟，日本的飞机就来轰炸；夜间点火，一见红光，日机又来了。因此前线的官兵，虽然很勇猛，很爱国，可是老饿着肚子，一天两天还可以，要一连三天，谁也不能打仗，与其说日本军队能打仗，还不如说我们是因为饿的缘故。

中国军队没有制空权，烧起炊烟就会被炸，而日军却可以安然的做饭，吃饭。这张照片传达给我们的，是一种截然相反的对照。由于中国军队饿死的比战死的多，其间的惨痛，真是刻骨铭心。

罗卓英对部队吃不上饭的情况，更为焦虑。他在《作战、训练余话》中记录他听“钱副官”说的一段话：

据统计，火线上饿死的士兵比战死的还多。因为饭送不上去。士兵身上又没有带干粮。几天几夜没有饭吃，不饿死还等什么？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军队伤亡极大。像第11师和第67师，均已伤亡过半，建制残破不全，这些部队都需要退下来整补。因而，中国统帅部决定，淞沪战场转人守势。

日军方面的损失，也很惨重。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出乎日本军部的预料。参谋本部西村敏雄少佐，从上海视察回来后报告说：“敌人的抵抗实在顽强，无论是被炮击还是被包围，绝不后退。派遣军后方接济不上，两个师团陷于严重的苦战中。”他建议，应迅速向上海增援。9月6日，军令部上报天皇：“上海陆上战斗，迟迟没有进展，必须增加陆军兵力。”天皇召见参谋总长，决定再向上海增加3个师团。

9月11日，在经过紧急动员后，参谋本部下达命令，派第9师团、第13师团，第101师团，野战重炮兵第5旅团，独立野战重炮兵第15联队等部队，增援上海。9月14日，重藤支队从台湾来到上海，加入第11师团战斗序列。同日，占领月浦地区的天谷支队和浅间支队也归还第11师团建制。

第11师团兵力增强后，即向罗店以西和以南的中国军队发起进攻。中国军队调整阵线后，第15集团军和第9集团军以蕴藻浜为线划分防守。第9集团军仍防守北站、江湾、庙行、蕴藻浜南岸一线；第15集团军则在蕴藻浜北岸杨宅、顾家宅至浏河口一线与日军激战。

1. 转引自李敖《蒋介石与八一三》，华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89页。

2. 林映东《第11师同仇敌忾，殊死战斗》《淞沪警备司令部见闻》中国文史出版社, 《八一三淞沪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1987年版，第254页。

3. 转引自李敖《蒋介石与八一三》，华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39页。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台湾《七十年代杂志社》。

4. 转引自李敖《蒋介石与八一三》，华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89页。

第八章

转入守势

蕴藻浜一带，河流纵横，水网密布，“一·二八”第一次淞沪战役时，这里就是主要的战场。五年之后，中国军队又在这里与日军激战。不过这时战斗的方式，已进人了日本军队进攻，中国军队防守的阵地战时期。这段时间，中国的军队，仍连续不断地开来上海增援。新到的部队当中，战斗力最强的，是胡宗南第1军所部的第1师和第78师。

胡宗南，浙江安吉人，黄埔一期毕业。1928年11月，任第11师第2旅旅长期间，因所部在训练中成绩突出，被评为“模范旅”。1929年，胡宗南升任第1师师长，1936年4月，任第1军军长。胡宗南平时很注意对日军的研究，1937年春，胡宗南将第1军营以上军官集中起来学习，并派人到陆军大学请来教官，为学员们讲授日军战术。因此，第1军来到上海后，求战欲望很强。他们一上来，就接替了第98师等部队的防地。

从9月10日至15日，他们对敌人寸土必争，逐屋苦战，始终守住阵地。由于第1军的及时加人，日军第11师团无法突破第15集团军的防地，使松井石根合击大场、南翔的企图破灭。但第1军也因此伤亡惨重，第1师两个旅长全部负伤，团长阵亡两名，营以下军官和士兵减员80%。第78师情况也差不多，营长只剩一人还活着。战争开始前，任淞沪警备司令部参谋的刘劲持，留在了上海前线，他回忆胡宗南部的情况说：

打了一个星期，始终守住阵地，因此伤亡惨重。胡宗南一声不叫，顾祝同知道了，在电话中说今晚派某部来换防，胡宗南才说再不换防，明天我也要拿枪上火线顶缺了。后来在沪西作战，我到第1军了解情况，参谋处长傅维藩说，该军已补充兵员4次，接防换防5次，总算能顶住。以第1师为例，旅长两个，先后伤了3个，团长4个，死伤5个，全师连长除通信连长外，余均伤亡换人。

第二天，第8师接替了第1军的防务，第1军撤到昆山整补。

什么样的官兵，在水里泡三天，那也是不成的

这个时候，阵地战已经打了一段时间，由于伤亡巨大，发现要能守住阵地，必须要有坚固的工事。在敌人猛烈的炮火下，工事要不够坚固，炮弹打来，官兵都压在工事里，因此工事问题成了突出要解决的问题。而日军就很注意修工事。尽管占有绝对的空中优势。但其步兵仍然前进缓慢，每前进一小段，必然停下来构筑机枪工事。这也给了中国军队启发。

第88师是淞沪战场上少数几个注重修工事的师之一，第88师能够打到战役结束，从未撤下火线，工事强固，是一个重要原因。当时负责各部队野战工事的工兵学校教官黄德馨回忆说：

副司令长官顾祝同依赖工事的心理比较突出。当战区得知，日军将于9月13日对我正面阵地发动强大攻势时，顾祝同命我赶赴第1师李铁军部、第15师王东原部所据守的阵地，进行查验。他说：“看看这些阵地能打几天。”他不问部队战斗力和决心如何，竟提出“阵地能打几天”，可见他当时的心理状态。

但上海近郊地下水位很高，掘进不到一米，水就涌出来，因此很难做成强固的工事。

然而工事是非挖不可的。可挖下去以后，涌出来的水排不出去，很快就变成了一个小水坑。官兵日夜都处在泥水中。冯玉祥说：“无论什么样的官兵，若在水里泡三天，那也是不成的。况且又不止三天。”

10月1日以后加人淞沪战场的第8军军长黄杰，在回答日本人古屋奎二的采访时也说：

这个战争的另一方面，是在和“水”作战，因为在上海的周围，除水田之外，就只有池沼和河汊，无处可以藏身，泡在水里面作战一星期以上，并不算稀罕，以致很多士兵两脚麻痹，不能行动。

因此，很多班长和老兵都不愿呆在水里，常爬伏在壕沟口射击敌人，目标暴露，增大伤亡。第78师467团第3营营长李日基回忆说：

这些士兵爬在工事外，全身暴露在地面，加之又无钢盔，伤亡就增大了。据统计，整个上海战役期间，平均每天要收容伤兵一万名。绝大多数都是这样被枪弹、炸弹碎片杀伤的。

上海的地下水位高，周围又多稻田，士兵泡在水里，双脚麻痹，不能行走。又由于没有制空权，中国士兵在火力压制下，无法离开自己的掩体，很多人是被泡得失去了战斗力。日本军人虽然也泡在水里，可他们是处在优势火力的地位，不必像中国士兵那样长时间泡在水里，对身体的影响也就没那么大。

阵地战打起来以后，由于整体都处在防守的态势，部队的进攻性和创造力也变得差了。9月初，月浦战斗激烈的时候，第14师从罗店撤下来支援第98师。本来第14师应该向正与98师激战的敌人进攻，师长霍揆彰却将部队摆在南北塘口一带。等日军打败了第98师攻过来时，再迎击日军。这时已改任第14师42旅旅长的郭汝瑰，回忆这段战斗经历说：

当我率领第14师第42旅在南塘口时，夏楚中的第98师正在月浦一线与敌交锋，伤亡甚大，请求军长罗卓英派兵支援。我知道这一情况后，向师长表示愿带全旅或一个团乘日军进攻夏楚中之际，夜袭月浦之敌的右侧背。霍不敢作主，叫我直接请示罗卓英。谁知罗说，你不明白现在是持久抗战，要一线一线地顶，以争取时间。我说以攻为守一样可以争取时间，与持久抗战并不矛盾。罗说，你没有异清楚上级意图，不准乱动，我的意见未被采纳，只好呆在顾家角、南塘口、北塘口一线，准备御敌。

又一个有利的机会，就在消极防守的心理下，被放弃掉了。

这哪里是打仗？完全是挨打

日军进攻时，飞机大炮的威胁太大，部队官兵抗击敌人的有效手段，是等日军步兵冲锋时，用轻重机枪猛打。当时中国军队装备的机关枪，轻机枪是有名的仿捷克式，重机枪是仿德国水冷式马克沁，口径均定为7.9毫米，子弹可以通用。另一种有威胁的武器，是迫击炮。迫击炮是仿法国的，口径为8.2厘米。

战争初期，军政部军械司曾就制式兵器性能问题，征求参战部队意见，部队反映：射击威力甚为显著，实不在敌人使用之同种兵器之下，其中尤以迫击炮、马克沁重机枪威力最大。淞沪战役能支持三个月，与这两项步兵兵器，能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有很大关系。

但在白天使用机枪，却往往招致危险。因为日军的“三七”平射炮，后来就专门对付中国军队的机关枪。中国军队机枪一响，这种炮很快就能瞄准攻击。郭汝瑰回忆说：

9月19日奉令撤退时，我旅八千多人只剩二千多人了，而且多是伤员和炊事员。全旅36挺重机枪只有4挺可用，其余均被敌人三七平射炮打坏。唯独一个迫击炮连的炮，一门也没有坏，且人员伤亡很少。我问该连张连长是怎么打的？他回答说，我把迫击炮阵地设在一片开阔的棉花地内，对敌打炮时，不用炮架，而用手托起炮筒，连打几炮，就搬到几十米以外再打，敌人拿我没办法。

中国的机枪火力也受到压制，就更不敢攻了。这哪里是打仗呢？完全是挨打！郭汝瑰回忆：

先是9月中，我师在南北塘口把防务交给第4军时，该军（军长由吴奇伟兼，后交欧震）第59师师长张德能对我说：“你们这个仗打笨了，应该进攻。”我说：“对”。后来他果然进攻，但攻不动，垮了下来。张德能一垮，上面就说进攻不行，要持久还是死守好。其实并非进攻不对，而是进攻不得法。王耀武师在施相公庙与敌作战时，每日夜袭都可得十枝八枝步枪，或打死、俘虏个把敌人。而死守，即使第一流部队也只能顶7天。

胡宗南第1军守刘行、杨行。第1师只顶了三天，第78师顶了将近一星期。部队阻止日军前进的唯一手段，是白天日军占领阵地，夜晚中国军队又发起进攻夺回来。白天再让日军夺去，周而复始，伤亡惨重。

一支完整的部队，不到几天就伤亡殆尽。譬如第98师，全师官兵伤亡达4960人，阵亡团长1人，阵亡营、连、排长200余人。共补充三四次，所补官兵都是从后方部队中抽调而来，随时补入连队，发给武器，立即参加战斗。有的刚上去即负伤，送入医院还不知自己所在部队的番号。

老兵，赶快补充老兵

部队消耗太快，补充的新兵没有经验，容易削弱战斗力，于是就向全国征调老兵。我们只要看一看9月25日这一天，蒋介石致广州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的电报，就可以知道需要老兵，已经到了一种什么样的迫切程度。电报中说：

阵地伤亡极大，务于留粤各师中，每师抽调老兵一千二百名，分批运沪，一个月内，每星期运送三千名。

蒋介石这封电报，从全国各现役部队中抽调老兵，这说明部队后备不行了，快没有了。为什么这么快就没有呢？这和一个国家的动员能力和征兵制度有关系。

中国到抗战爆发前，还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政令不统一，军阀各自为政。直到1936年9月，国民政府才幵始实施征兵法，而在这之前，中国实行的还是从宋代承袭下来的落后的募兵制。

1936年实施征兵法后，推行义务兵役制，并开始在全国设立师管区，到1937年6月，共设置了20个师管区和几个师管区的筹备处。

义务兵役制刚实行不到一年，战争爆发了。1935年5月，国民政府在南京设立首都军事训练委员会，试办壮丁训练。至1936年底，已接受训练的壮丁，有五十多万人，继续受训的约有一百万人。这远远满足不了战争的需要，因此，当前线需要受过军事训练的后备役士兵和军官时，便发现处处缺人了。

反观日本，从明治时代即实行征兵制度。全国受过军事训练的男子，约为四百多万人。日本如果全部动员，陆、海军共可达一千万人。因此，战争爆发时，日本虽总共只有17个师团的现役部队，但它只要动员起来，兵力可迅速增大。而且，日本各个师团都附有装备轻武器的补充大队。以第9师团为例，从9月下旬增援上海，经过一个多月的战斗，死伤12360人，但第9师团不经休整，仍继续向南京进攻。并担任主攻的任务。就是因为它有补充大队，随时补充战斗减员。

中国各支部队，素质参差不齐，背景也不尽相同，有的还带有一定的陋习，来了也不能用。陈诚想了一个办法，他提出已在上海有作战经验的主力师，尽量不要换防。伤亡重大时，宁可将兵员于夜间送上前线补充，以免换防时，阵线动摇。陈诚的建议被采纳了以后，凡是调到上海而素质较差的师，就被拆散，拨补给主力部队。

当时在上海的主力部队，都用这个办法补充。因此即使伤亡再大，只要保留下骨干，带着这些补充的兵，战斗力还能保持，像当时的第87、88师和36师。陈诚的第18军，胡宗南的第1军，都采取这个办法，所以能打到最后。

9月21日，第三战区再次进行调整，冯玉祥调往第六战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由蒋介石自兼。9月24日，中国军队又有九个师调至淞沪战场。第三战区将新到的部队，组成第十九集团军，隶属左翼军总司令陈诚指挥。战斗至9月30日，日军第11师团由罗店向西、向南各推进约三公里，第3师团进出至顾家宅附近。日军虽在武器装备上占绝对优势，但在中国军队的顽强抗击下伤亡亦重。据日本参谋本部的统计数字，仅9月一个月，“上海派遣军”两个师团，就伤亡官兵10988人。10月1日起，日军第101、第9和第13师团先后到达上海，淞沪战场进入了最困难的时刻。

1. 刘劲持，《淞沪警备司令部见闻》，中国文史出版社《八一三淞沪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1987年版，第49页。

2. 黄德馨《京沪杭国防工事的设想、构筑和作用》，中国文史出版社《八一三淞沪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1987年版，第63页。

3. 转引自李敖《蒋介石与八一三》，华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39、140页。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台湾《七十年代杂志社》。

4. 转引自李敖《蒋介石与八一三》，华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90页。台湾《蒋总统密录》。

5. 李日基《第78师血战蕴藻浜》，中国文史出版社《八一三淞沪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1987年版，第284页。

6. 郭汝瑰《第14师杀敌见闻》，中国文史出版社《八一三淞沪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1987年版，第245、247、248页。

7. 转引自李敖《蒋介石与八一三》，华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95页。《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二）1937年9月22日《蒋委员长致广州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指示速补充沪战之伤亡官兵手令》。

第九章

坚守蕴藻浜

淞沪战役进人到10月，中国军队的战斗力严重削弱，在守势作战中逐步后退，日军的火力和攻击力，则进一步增强。战争进人了最困难的阶段。而这最困难的标志，是日军新到三个师团的登陆。其实早在8月底，向上海增兵的计划就提出来了。日本参谋本部9月初对上海战场的视察，也认为应紧急派兵。但参谋本部第一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从对苏作战的计划考虑，仍然不主张向上海大规模增兵。

这个时候，淞沪战场登陆的第3和第11师团，被中国军队压制在一个狭小范围内，而上海市区的日本海军陆战队，也处于被包围的状态。日军处境不利，石原莞尔为什么仍要反对增兵呢？

石原莞尔是日本陆军北进派的代表人物。日军总共17个师团，华北战场就投人了8个，上海再增加到5个师团，国内就只剩下4个师团，这样苏联一旦有大的动作，将无法应付。同时石原认为日本最大的敌人是苏联，不愿把过多的兵力投人到中国。

但上海日军的不利态势，使增兵上海的意见，占据了压倒多数。在军部作出向上海派遣三个师团的决定后，石原莞尔宣布辞职。石原的继任者下村定，开始着手组建第10军，以进一步扩大上海的战争。

上海距离日本仅1000多公里，蒋百里在1932年“一·二八”时，就曾经预测：“以日本的输送能力，三到五天就会有一师团到上海。”第二次淞沪会战，日本每次增兵，都没超过五天，而每次都可运送两至三个师团到上海。图为日本援军在浦东等待上岸的情形。

日本转入举国战时体制

10月1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外相广田弘毅以及陆相杉山元、海相米内光政，决定有限度的扩大侵华战争。在这天公布的《处理中国事变纲要》中规定日本军队，要通过十月间强大攻势作战，迫使中国政府屈膝求和。

而日本的国会，更是早在9月9日就发布内阁告谕，宣布转入战时体制。在此之前，又通过了拨款20亿日元临时军费，用以支持对华战争的议案，这样，日本就正式转入了以举国之力侵略中国的战争。

第9、第13、第101师团登陆后，连同原有的第3和第11师团及驻沪海军陆战队，总兵力已接近20万人，拥有火炮300门，坦克200余辆，飞机200余架。作战能力大大加强。松井石根鉴于援军的到来，决定集中兵力，实施中间突破，以罗店、大场公路为轴线，在中国军队左翼和中央的结合部，实行突击，直取大场，包围集中于沪西的中国军队。史称松井石根的这次作战计划，为“中央突破”计划。

在日本军队增兵部署的同时，中国军队方面也有了一些变动。因为张治中辞职报告被批准，第三战区变更部署，将中国军队划分为左、中、右三翼。第9集团军为中央军，总司令朱绍良同时兼任第9集团军司令；第15集团军和新组成的第19集团军为左翼，左翼军总司令由前敌总指挥陈诚兼任，第15集团军司令这时已是罗卓英，第19集团军司令由人称“薛老虎”的薛岳担任。右翼军仍然以第8和第10集团军编成。中国军队指挥系统的变动，是在日军增援部队出发前进行的，蒋介石这个时候进行调整，是为了什么呢？

这时调整指挥系统，是因为作战部队增多了，原来的划分已不适应需要。但战场指挥需要单纯、明确，战区下面本来有集团军、军、师三级，现在又加上左、中、右兵团一级，指挥机构就有些重叠了。

日军将物资马匹运抵长江白茆口卸船的情形

叠床架屋的中国指挥机构

史说在总结淞沪之战败因时，认为指挥机构的重叠繁复，是导致作战失败的重要原因。史说回忆：

开始时第八、九两集团军各指挥几个师，以后师增加了，编成军。一个军应该有三个师，但新编的只有两个师，甚至只有一个师，因为资深的师长不升军长摆不平。顾祝同到安亭，设第三战区司令长官指挥所，于是有战区、集团军、军、师四级，这是必要的。以后觉得有些人作军长，官小了，作总司令又不够。例如陈诚认为罗卓英应该作比军长大些的官，蒋介石认为胡宗南作军长嫌小了，于是在军上面设军团一级，有右翼兵团、中央兵团、左翼兵团，共辖5个集团军，以后是六个。

在淞沪一地有战区、兵团、集团军、军团、军、师六级指挥机关，不免叠床架屋，有些机构形同虚设，如何运用得动？

由于中国军队伤亡太大.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顾祝同特别注意工事。问部队的情况时，首先问的是工事如何？日本军队修工事的情况，也给了中国方面以启发。图为日军一部在掩体里射击。

而日军就只有派遣军到师团这一级，相比之下，日军的指挥更为灵活。日军新到的三个师团投人进攻后，中国军队第77师的阵地即被突破。顾祝同连夜下令左翼作战军向蕴藻浜北岸的陈家行、浏河镇之线后撤。后撤过程中，掩护部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至10月4日，日军第9和第3师团已将进攻正面旋回至向南方向，对准蕴藻浜北岸。10月5日至8日，日军不断向蕴藻浜地区发起进攻，由于此时日本海军第3舰队与登陆日军订立了协助陆军作战的协议，规定第12、13航空队直接支援地面陆军的作战，因而空中的轰炸更为猛烈。中国军队的防御作战，陷人更艰苦的境地。

日本军队火力占绝对优势，又有制空权，但非常注意挖战壕，总是随着战壕向前推进而决不冒险。

真是地狱生涯

坚守蕴藻浜主阵地的，是改编为第8军的原财政部税警总团，以及第8师、第16师等部队。税警总团是由当时的财政部部长宋子文一手创建的，所辖一共有6个团，武器从美国购买，排以上军官大部分由留美学生担任。装备有欧力根防空机炮、维克斯两栖战车，步兵使用的都是最新型的德国标准毛瑟枪。税警总团团长黄杰，第二支队第四团团长孙立人，后来都成了有名的将领。

税警总团的战斗力，甚至比许多普通的师还要强。8月初，税警总团奉令改编为第8军，9月底赶到上海，参加蕴藻浜地区的战斗。在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下，日军进展极为困难，第9、第3师团采用对壕作业的方法，一米一米的向前推进。税警总团、第16师、第8师等部队，伤亡也极为惨重。曹聚仁、舒宗侨的《中国抗战画史》描写这一段作战说：

敌军来攻，先以重炮数千发，制压我军，使士兵仗壕不能活动，继以飞机散放烟幕掩护步兵来攻；其炮兵弹幕反复移动于蕴藻浜至葑村塘南岸地面。时遇霖雨，壕中积水，杂以腥污，我士兵浸立壕中，饥渴不可耐，而弹片横飞，生死俄顷，真是地狱生涯。

决定在上海开战以前，有一种观点说，上海一带河汊交错，又有太湖在周边，日军机械化部队行动不便，机动性受到限制，因此在上海开战是有利的。但日军这次显然准备充分，他们准备了橡皮艇等各种渡河工具，机动性丝毫不受影响，这一下子大出中国统帅部意料之外。

曹聚仁、舒宗侨分析说：

敌军承受了“一·二八”战役的经验，适应这湖沼地带的环境，每一师团都加强工兵配备，架桥填沟，行动迅速，敌军为了便利水面活动，特加大小橡皮艇设备，联络更为确实。

相对于日军的周密准备，中国军队则反倒是仓促上阵，在自己家门口作战，却处处受制于人。

“一·二八”以后，蒋百里去日本访问，冈村宁次曾对蒋百里说：日军将来在太湖流域作战，一定会准备橡皮艇和快艇。蒋百里回来曾把这话告诉很多人，但并没引起重视。中国统帅部想当然的认为，上海周边河湖港汊的地形，会限制日军的行动，这显然是一个错误。这说明中国方面在汲取经验上不如日本，而开战前的情报搜集，以及对日军动态的了解都很差。

中国统帅部预测上海周边稻田密布，河汊纵横的地形，将不利于日军，这也是南京决定在上海放手大打的原因之一。怎料想日军为应付这复杂的地形，早有准备。图为日军利用自带的小艇，运送部队的情况。

日军工兵搭起浮桥，让部队迅速推进。中国统帅部事前的估计错误，给自己带来了深刻的教训。

地方军队参战

这个时候，中央系统的部队，除了汤恩伯的第13军和卫立煌的第14军，主要的精锐，全都集中到了上海。新加入战线的部队，则都是各省的地方军了。这个时候全国的军队，都知道去上海参战，牺牲很大，但是没有人退缩。曾经担任《救国日报》总编辑的龚德柏，回忆这一时期的现象说：

我们的军队，奉到动员令，由军长以至每一士兵，都知道有去无回，但没有人逃亡。这是数年来日本在中国的行动，过于横蛮无理，中国人人人痛恨，一旦大战开始，个个都是视死如归，勇往直前。

“七七”事变时，中国的陆军共有步兵182个师，242个独立旅，另外加上炮兵、骑兵及少量特种部队，总兵力约200万人。但只有中央军的40个师接受了德式的装备，训练统一，素质也比地方部队好。各省军队实际处于军阀割据状态，他们有各自军校培养的军官，有各自不同的军需制度，甚至还有自办兵工厂生产的武器，因而装备五花八门，战斗力也差。

这些新上战场的地方军队，遍及全国各省，甚至远在西南的四川、贵州军队，也赶来参战。由于当时的交通很不发达，很多参战部队都是长途步行跋涉，然后换车换船，经过一个或二个月的时间，才到达上海战场的。这些部队，武器装备陈旧，实力仅为第87、88师等中央部队的五至七成。像第8师和第19师，都是湖南的部队。一个连只有6挺轻机枪，使用的步枪还是汉阳造和湖南自造的杂牌枪枝。而贵州的第26师，一个连只有三挺机枪，使用的步枪，有一些枪膛里甚至没有来复线，有的用麻绳系着枪柄，以防失落。

然而就是这样的军队，在渴望打击日寇，保卫国家的精神感召下，誓与阵地共存亡，无论伤亡严重到什么程度，也决不后退半步。取得的战绩，并不比中央系的军队差。蒋介石就曾通电嘉奖固守阵地达一星期的四川杨森的第20军。胡宗南也曾对第8师的战斗力，表示惊异。第8师师长陶峙岳回忆说：

21个日日夜夜的战斗，敌我双方都付出了重大代价。10月10日，我师奉命撤下火线时，除后勤人员外，战斗兵员仅剩下700多人。胡宗南看见我，颇为满意地说：“想不到你们几杆破枪，还打得这样不错。”

而一个连只有三挺机枪的第26师，在投人战场的70多个师中，战绩名列第五。

然而，由于中国军队大多数都没有对于现代战争的认识，因此尽管官兵们很英勇，可是也招致了许多不必要的牺牲。蕴藻浜一线的战斗，日军频繁使用催泪瓦斯和毒气弹，中国军队不知如何防守，以致伤亡更为严重。

曹聚仁和舒宗侨记述说：

我军士兵科学常识不够水准，不知道日军施放的“烟雾”是怎么回事，也完全不了解“催泪弹”的性能；若干部队相惊伯有，见烟即逃，因此，蕴藻浜南岸战斗陷于更艰苦的境地。

仅靠精神而忽略物质科学的战斗，已是落伍的思想了

对于中国军队缺乏对现代战争的了解，因而招致牺牲的情况，第88师师长孙元良有深切的体会。孙元良在《亿万光年中的一瞬——孙元良回忆录》中说：

勿庸讳言，彼时国军无论在装备、训练、后勤各方面都距现代化甚远，而且各部队的历史、素质、装备、训练等也大不相同。和日军比较起来，当然差得多了。

记得有一支队伍从老远开到江湾火线后面，他们挤住在几个乡村里，举火造饭，炊烟四起；空场上晒满了换洗的衣服，随风飘舞。于是引来敌机，敌机飞得差不多触着屋顶，机枪乱射，炸弹乱掷。这么一来，这支还未上过火线的部队又要调回后方去补充整训了。

还有另一支在内战中素以精悍善战著名的某友军，在敌军几个钟头的火力攻击下，就被轰得七零八落。他们根本没有看见过敌人的面孔，便被调下火线了。

第8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担任防守的浦东方向，虽然一直没有大的战斗，但战役的整个进程，他观察得十分清楚，张发奎在《八一三淞沪战役回忆》中说：

我们的增援部队的向前进发，他们由后方输送到战地后，没有一刻的停留和准备，就加入了火线。敌人的炮好像雨点一样的散落在我们的阵地。我们的炮兵在数量与火力上都无法与敌对抗，只有英勇的战士们以血肉筑了长城，来抗拒敌人犀利的火器。制空权也完全掌握在敌人手里，敌人的飞机一天到晚翱翔在战地的上空。

我们的部队没有立体作战的经验，仅凭着血气之勇，不知讲求兢散与伪装，更招致许多无谓的损害。我们部队的行动，白昼大受限制，一切部署的调整和兵力的转横交错，这对于连络与地形的熟识，均感到不少的困难。

在这种种不利的条件下，各级指挥官当时都深深感到，指导一个防御组织不健全的大兵团作战，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而下级干部和士兵们，到这时候才认识了现代战斗的形式，才明白仅靠精神而忽略物质科学的战斗，已是落伍的思想了。

1. 史说《八一三淞沪抗战纪略》，中国文史出版社《八一三淞沪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1987年版，第101、102页。

2. 转引自李敖《蒋介石与八一三》，华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95、196页。

3. 李敖《蒋介石与八一三》.华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76页。

4. 陶峙岳《第8师在蕴藻洪的日日夜夜》，中国文史出版社《八一三淞沪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1987年版，第286页。

5. 转引自李敖《蒋介石与八一三》，华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96页。

6. 转引自李敖《蒋介石与八一三》，华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96、197页。

第十章

悲壮的反攻

10月8日以后，日军第9师团突破了蕴藻浜北岸阵地，在强渡蕴藻浜以后，占领了黑大黄宅附近约一公里的滩头阵地。日军对蕴藻浜阵地的突破，使得中央作战军的左侧背受到威胁，要消除这一威胁，别无他法，只有反攻。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必须要反攻呢？我们来看一下中国军队在淞沪战场上的态势图就知道了。淞沪战场上的中国军队，从浏河口到江湾，呈一字长蛇摆开，蕴藻浜恰好位于中国军队左右两翼的结合部，一旦被突破，中国中央作战军就有被切断后路的危险。然而要施行反攻，必须要有一个强大生力军的加入，才能扭转战局。因此，南京统帅部决定，将由广西部队编成的第21集团军，投入上海战场，进行一次决定性的反攻。

广西部队，即历史上有名的桂系。1933年，桂系首领李宗仁、白崇僖在广西率先实行征兵制。新兵训练一年以后退伍，至“七七”事变以前，广西已有四届有训练的士兵退伍在乡，各级干部也储备齐全。抗战爆发，李宗仁、白崇禧立即将部队扩编为4个军40个团，听候中央的调遣。

桂军是当时除中央军以外，战斗力最强的一支部队，兵源充足，武器也大都购自德国，士兵一律戴捷克式钢盔，士气旺，纪律佳，军容亦盛。特别是桂军的第7军，以善于进攻和打硬仗闻名全国，素有“钢军”的称号。然而，对于是否应该把这样一支部队也投到上海，李宗仁却有不同的看法。

为最高统帅的，断不可意气用事

10月12日，李宗仁坐船来到南京。在这之前的8月4日，白崇禧已经先来南京，就任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一职，参与指挥对日作战。10月13日，白崇禧陪李宗仁去见蒋介石，李宗仁后来在他的回忆录里，描述了他见蒋介石的情景。李宗仁说：

此时敌我双方已在上海战场血战两阅月，国军死伤甚巨，南京也时受敌机空袭，市面萧条。但是委员长精神饱满，且不时作豪语，一再向我说：“要把敌人赶下黄浦江去！”当时我心中殊不以此言为然，为最高统帅的，断不可意气用事。我想，我们如果能把敌人赶下黄浦江去，敌人也不敢来侵略我们了。但是值此鏖战正烈，民气沸腾之时，最高统帅有此豪情，我们也不便浇他冷水。

一日，我见有机可乘，便对他陈述意见，我说：淞沪不设防三角地带，不宜死守。为避免不必要的牺牲，我军在沪作战应适可而止。我并建议将廖磊第二十一集团军和其他增援前线的部队，调至苏嘉路国防线上的既设阵地，凭险据守。然后将沪上久战之师抽调回南京整补，再相机向国防线增援。如此更番抵抗，才能持久消耗敌人的力量。

至不得已时，我军便自动放弃南京，将大军向长江两岸撤退，诱敌深入，节节抵抗，实行长期的消耗战。

李宗仁的意见，与军事委员会原来的作战方案是吻合的，1937年5月蒋介石批准的国防作战计划，对于华东战局是这样规定的：

长江下游地区之国军，于开战之初应先用全力占领上海，无论如何必须扑灭在上海之敌军，以为全部作战之核心。尔后直接沿江、海岸阻止敌之上陆。

并对登陆成功之敌，决心攻击而歼之。不得已时，逐次后退占领预设阵地。最后须确保乍浦—嘉兴—无锡—江阴之线，以拱卫首都。

经过长久的激战，上海郊区的村镇一片残破，图为日军部队进入刘家行的情况。

日本第9第13和第101师团到达上海后，军力军器进一步增强，而中国军队的处境也就日益不利。图为日军后续部队在集结，准备展开攻击前的情形。

目前战局的发展，也跟军委会当初的方案吻合，打到现在，应该说已到了“不得已”的时候，该退了。

南京军事委员会当初的这个方案，是考虑到了中日两国实力对比的，对每一阶段目标如果不能实现，都预想出了恰当的处置方祛。三个阶段的构想，符合事前制定的逐次抵抗，持久消耗的原则。然而战役进行到现在，却与当初的构想相反。中国军队一个师打完了，又投上一个师，死守不退。虽然在数量上远远超过日军，却始终处于被动。

高级将领都建议撤退

第88师师长孙元良对此有很正确的分析。孙元良说：

国军的兵力虽为日军的三倍，但并未能以多打少，攒击日军，或形成包围。而是使用如小说上说的“车轮战法”又好像封神演义里，众神仙攻打三宵良的黄河阵，神仙们是个别进阵里去的，不是集体进入的。各个神仙个别地在黄河阵里吃着混元金斗的亏，或先或后，削去了顶上的三花。

因为国军准备既未充分，运输也很迟滞，所以很难于在短期内一次集中倍于敌军的兵力，形成优势的力量。只好以数量的多，（不是在短期内集中数量的优势）来补救质量以及其他的缺陷，以自已的消耗来换取敌军的消耗，达到持久的目的。在上海战场实行的办法，就是当前线某一阵地的部队消耗到不能支持了，然后将调到战场不久的新部队换替上去。

第8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对目前这种硬拼消耗的战法，也感到很焦虑，他回忆说：

那时，最高统帅部坚决的企图确保这个远东最大的都市，便尽量挹注兵力于淞沪方面，京沪、沪杭两铁路的军车，遂日夜不间断的奔驰，把一师一师的部队送来，加入填补火线，其情况好像一九一六年法军为挽救凡尔登要塞的危急，从巴黎运送增援部队的状况相似。但敌人的装备和战术及战斗各方面，俱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他们的空军力量更占了绝对的优势，他们大量的野战炮兵配合着海军的长射程炮也发挥了很大的火力；而我方仅有临时构筑的工事，一切器械也比不上敌人，战斗的不利，是可以想像的。

为着企图避免这过巨的牺牲和改变这不利的状况，我常常竭尽智虑去搜求战斗的真相，推断未来的状况及研究纤灭敌人策略。我不断的考虑，如果没有可以改变这不利形势的策略——如果以大量的战斗力投入这方面的决战，而没有胜利可操的把握，则我们纯粹的防御计划，应否考虑加以修正？经过了两旬的战斗，我的结论是：在我军的现存条件下，欲把敌人歼灭，或遏止他们的攻势，确实是非常困难的。

这时，我和张治中将军即建议于最高统帅部，主张对上海作战使用兵力的最高点，应作一个精密的数字计算，并建议如果超过这个限度，仍不能压制当面的敌人时，则我们的战略，应转变为持久消耗战。须先以十个师的兵力，预先占领苏嘉、吴福线之既设阵地，以为第二抵抗线，此十个师的兵力除非在扩张战果方面，不得为其他状况而使用。我们二人并明白表示，愿负责固守此既设阵地三个月时间的责任。但最高统帅部不赞同这个建议，它的意见认为上海是必争之地，应不惜一切牺牲确保这个地区。

“吴福线”、“锡澄线”

李宗仁和张发奎说的苏嘉路和吴福线既设阵地，是指在上海和南京间修建的国防工事。1933年，南京参谋本部在制订防御计划时，设想日军将会沿沪宁铁路、京沪公路和长江，三条水陆交通干线进攻南京。因而决定在这一带修建工事。

上海到南京之间的地区，北有长江，南有太湖，两者之间是湖沼绵亘，河流纵横的水网地带，利于防守。同时周围又有虞山、定山、惠泉山等许多高地，分布在苏州、常熟、无锡一带，于是就在苏州至福山之间，修筑了吴福线国防阵地；在无锡至江阴之间，修筑了锡澄线国防阵地。

吴福线和锡澄线是以长江和太湖作为其两翼侧面的保证，地形虽不险要，但阵地正面便于预备队兵力集结，运输也方便。后方兵力增援和物资补给，有铁路、公路和长江水路可资利用，是上海至南京间的主要防御阵地。

为便于部队机动，又修筑了苏州至嘉兴的苏嘉铁路。吴福和锡澄线上，修筑了很多永久和半永久的工事，号称东方的“兴登堡防线”。由于此前即有在上海战事不利时，撤至吴福线和锡澄线固守，以持久消耗敌人的计划。因此李宗仁和张发奎等人，都建议及时将部队撤往这两条国防线。但被蒋介石否决了。李宗仁说：

无奈蒋先生个性倔强，不听我的建议。那时的作战计划，全以他一人的意志为依归，旁人简直没有置喙的余地。他坚持死守淞沪三角地带，并告诉我说，他已命令廖磊的第二十一集团军赶往上海参战。要我去电催促他一下。这既是最高统帅的命令，我的建议未蒙采纳，自然只有绝对服从。

不久，廖磊所部六旅之众赶到上海，奉命参加大场的决战。

10月18日，松井石根将日军第13师团投人第9和第11师团的结合部，以加强第一线的攻击力，战斗更加激烈。日军最前锋的部队，已推进至蕴藻浜以南五公里处。如果现在的战线再被突破，日军即可直趋大场，中国中央作战军的后路就会被切断。

这时，由于第7军的两个师，已先期加人填补战线，几天战斗下来，伤亡重大，因此，第三战区与副参谋总长白崇禧研究决定，以第21集团军第48军为主力，实行反攻。

白崇禧失算

白崇禧，回族，广西桂林人。1916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1926年3月，任第7军参谋长。北伐时，任北伐军总司令部代理参谋长。由于统兵富于智谋，军中送与他“小诸葛”的雅号。白崇禧一直以桂军善于进攻而自豪，因此他力主用桂军反攻。

这个时候，敌我均向两翼展开，中国军队右翼到了黄浦江，左翼延伸到了长江，因受地形的限制，无法从侧面迂回敌人。要反击敌人，只有从中间突破。因而，选择从什么地方突破就显得十分重要。据当时任第21集团军兵站分监的蓝香山回忆，突破点的选择，是由蒋介石、白崇禧、顾祝同等人研究决定的。蓝香山说：

选定突破点时，蒋介石和白崇禮曾到苏州顾祝同司令部会商，顾祝同的幕僚张世希等，主张从大场方面出击，万一突破不成，可以退回闸北原阵地，有所依托，不致动摇战线。白崇禧认为从大场出击，敌军阵地坚固，不易取胜，极力主张从南翔、真茹间出击，压迫敌人入海。当时蒋介石未置可否，顾祝同终于迁就白崇禧的主张。

当时白在地图上所划定的出击面很大，未顾虑到地图上的比例尺，须将桂军全部使用于第一线。又未对敌突前阵地施行严密的侦察，纯凭主观的推断，在攻击实施前，桂军也未腾出防域，集结兵力，作好部署，控制有力的预备队。

10月19日，攻击命令下达。陈诚为了使反击更为有力，在第21集团军、第19集团军之外，又加上第15集团军第98师进行助攻。10月21日19时，全线炮兵按照计划开始实施破坏射击。20点，各路攻击军及突击队先后发起反击。

然而，由于事先没有对突击发起的地段，进行严密的侦察，第一路攻击军所攻击的陈行、顿悟寺一线，正好是日军第13和第9师团主攻方向上的主要地段。兵力火力都特别集中，中国军队的有限炮兵，根本无力压制日军各炮兵阵地及火力点，而第48军的山炮，射程只有1200米，到达淞沪战场后，无法使用。已于反击开始前，运回桂林。加以攻击部队本身，没有进行压制敌人火力点的部署，全凭血肉之躯，在暴露的阵地之外向敌冲锋。

中国军队的反攻，事先没有进行仔细的侦察，攻击的地域，正是日军兵力火力都集中的地区，而且正巧碰上日本军队也发起进攻.因此败得很惨。图为日军坦克冲垮中国军队的进攻，进行追击的场面。

从淞沪警备司令部时候起，就一直在上海前线的刘劲持，亲身经历了这次反攻，他回忆说：

是日晨，（似10月28日）风向不利，烟雾反吹向我方，炮兵看不清目标，无法支援。日军炮多威力大，视界清楚，我炮一发射即刻被制压。似知道我反攻部署，预先将坦克及机枪等火力布置好。桂军官兵不知厉害，挺直身体毫无掩蔽地向敌阵猛进，拿起步枪向坦克冲锋。敌人放桂军官兵进到阵地前，即用火力前后封锁，猛烈射击，肉体档不住子弹，又无藏身之地，桂军纷纷壮烈牺牲。

刘劲持写这篇回忆的时间，是在1985年，相隔48年的记忆，在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上难免有误，但对于事件的经过及细节，仍然是记得很清楚的。

经战后清点，第48军旅长伤亡4人，团长伤亡10人，营以下军官及士兵伤亡过半，攻击受到顿挫。第二、第三路攻击军，也因缺乏必要的火力支援，未能到达命令所规定的攻击目标。

激战至22日凌晨2点左右，日军开始反攻，各路攻击军顶不住，只好退回原来的阵地。这次以广西部队为主的反击，只一晚上的功夫，就垮了下来，原因是什么呢？

反击作战的原则，都违反了

反击作战，一定要事先做好侦察，还要以炮火压制敌人火力点。中国军队炮兵不行，就更得作好部署，尽量减少敌火力的损害；其次，选择突破点一定要在敌人薄弱的部位；还有就是一定要控制强有力的预备队，以便在突破有效时，从两翼扩大战果，但这次反击，这些原则都违反了。

攻击突破点的选定，显然是全凭主观推断的，结果落人日军兵力、火力都最为集中的主攻方向，郭汝瑰评论这次反击说：

匆匆忙忙对着敌人主攻方向反击。这是以主力对主力的顶牛，不要说劣势装备对优势装备，即使是对等装备也会失败的。

大场是中国军队后方的枢纽，大场如果失陷，中国中央作战军的后路就会被切断，10月21日的反击，正是为了保证大场的安全，从而扭转整个战局的颓势而进行的。反击失败后，大场也丢掉了。这是10月26日日军进入大场的情景。

对于广西部队缺乏现代战争观念的情况，史说在《八一三淞沪抗战纪略》里也举过一个例子，史说回忆：

广西部队在苏州火车站下车，日本飞机来了，他们不肯兢散，说我们来打日本鬼子，还怕他的飞机！

《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一书里，也记载过广西部队这方面的表现也有描述：

经15日至18日的激战，第133、第134两师因损失惨重，后调至南翔地区整补，由第173、第174两师接防。后两师系桂军系统第48军的主力，新由广西至徐州、海州地区再转来淞沪战场，士气极为昂扬，步兵轻武器装备较好，战斗力甚强，纪律亦佳，但对现代战争缺乏实战经验与认识，强调精神因素，对战术运用及工事构筑均较为忽视。

如第174师的1个团在敌火力下接防，仍按一般情况，全团集中站队，由团长讲话后再进入阵地，因而在集中时遭到日本飞机的轰炸，尚未进入阵地即损失兵力近半。

刘劲持回忆，反击失败后，任大本营作战部第一组组长的刘斐就对他们这些参谋说：

这些人不知道现代战法，只凭一股勇气，拿着刺刀向坦克冲锋，自招死亡，不败何待，今后训练部队，指挥作战，应当切戒。

广西部队在反击中失败得很惨，好多打散的官兵，被友邻部队所收容。蓝香山回忆说：“白崇禧在苏州听到散在战场上的桂军被友军收容，大感有伤体面，连日饮食不进。”

10月24、25日，日军在航空兵火力支援及坦克的引导下，继续猛攻第21集团军的阵地。第21集团军因伤亡过重，无力坚持，阵地全线动摇。10月26日，大场镇失陷，防守大场的第9集团军第18师是湖南的部队，大场失陷后，该师师长朱耀华因为羞愤而举枪自杀，这是淞沪战场上第一个以身殉国的师长。大场失陷，中国军队阵线被切断，为避免被日军包围，第三战区下令全军退过苏州河，重新建立防御线。

1. 郭汝瑰、黄玉章、田昭林《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13页。

2. 李敖《蒋介石与八一三》，华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96、190、191页。

3. 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华东师范大学1995年版，第507、508页。

4. 蓝香山《桂军参战见闻》，中国文史出版社《八一三淞沪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1987年版，第320页。

5. 刘劲持《淞沪警备司令部见闻》，中国文史出版社《八一三淞沪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1987年版，第50页。

6. 郭汝瑰《第14师杀敌见闻》，中国文史出版社《八一三淞沪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1987年版，第249页。

7. 刘劲持《淞沪警备司令部见闻》，中国文史出版社《八一三淞沪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1987年版，第50页。

8. 蓝香山《桂军参战见闻》，中国文史出版社《八一三淞沪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1987年版，第320页。

第十一章

八百壮士

苏州河，上海通往后方的内河动脉。上海的物资经由这里运往内地乡村，内地乡村的土产和农作物，也通过这条河运来上海。苏州河河面只有百余公尺，河床很浅，涨潮时舟楫通行无阻，退潮时只剩下狭窄的泥浆水道。

1937年10月26日以后，窄窄的苏州河成了中国军队固守上海的最后一道天然屏障。在苏州河的北岸，有一座名叫四行仓库的6层楼房，中国军队第88师的司令部，就设在这里。

大场失陷以后，为免于被日本军队包围，在苏州河北岸作战的中国军队，几乎全部撤到了苏州河南岸，就只有第88师还没有撤。第88师没有撤的原因，是师长孙元良这天早晨接到了顾祝同的一个电话，这个电话传达蒋介石的意思，要第88师死守闸北。

蒋介石为什么要第88师孤军死守闸北呢？根本的原因，是蒋介石想要争取国际的同情。11月初，九国公约签字国就要在比利时开会，蒋介石希望在开会时让全世界知道，中国军队仍坚守在上海市区。因此，他要第88师留在闸北。

蒋介石这一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却引出了一个后来流传久远的英雄故事，这就是八百孤军坚守四行仓库。

孙元良抗命

孙元良接到电话以后，感觉第88师会被牺牲掉，于是他开始抗命。抗命的具体经过，在他后来写的《亿万光年中的一瞬——孙元良回忆录》中，有详细的描述。孙元良回忆说：

10月26日早晨，上海战区国军最高指挥官顾祝同先生打电话给我：“委员长想要第八十八师留在闸北，死守上海。你的意见怎么样？”

我略加思索，答：“我不同意。为什么呢？如果我们死一人，敌人也死一人，甚至我们死十人，敌人死一人，我就愿意留在闸北，死守上海。然而最可虑的是，我们孤立在这里，于激战之后，干部伤亡了，联络隔绝了，在组织解体，粮弹不继，混乱而无指挥的状态下，被敌军任意屠杀，那才不值，更不光荣啊！第八十八师的士气固然很高，并且表现了坚守闸北两个多月的战绩，但我们也经过五次的补充啊！新兵虽然一样忠勇爱国，但训练时间较短，缺乏各自为战的技能。——这是实际情形，所以我不同意。

四行仓库，第88师在上海作战期间的司令部。中国军队主力撤退后，由中校团附谢晋元率“八百孤军”，在此坚守四日。上海市民本以为中国军队已经撤走，听见四行仓库的枪炮声，知道自己的军队还在战斗，无不欢呼雀跃。那几天里，市民们聚集在一起，遥遥观望四行仓库的战斗，八百孤军的事迹，鼓舞着每一个中国人。

1937年10月27日，谢晋元所部据守四行仓库，对来袭的日军展现猛烈的反击。

电话申诉以后，孙元良又派出参谋长张柏亭面见顾祝同，反复协商。最后一致达成这样的共识。既然是出于政治的目的，那么留守闸北的部队，兵力多是牺牲，兵力少也是牺牲。同时，守多数据点是守，守一、二个据点也是守。顾祝同最后同意第88师留出一团兵力，留守地点则自行处置。

孙元良决定，就以四行仓库作为固守据点，但觉得一团兵力仍然过多，在最后撤离之前，又决定只留一个加强营就够了。于是就以第524团第1营为基干，配属必要的特种部队，组成了一个四百多人的加强营。由中校团附谢晋元、少校团附上官志标，和少校营长杨瑞符率领。

四行孤军传奇故事的主角——谢晋元（右）与战友在武汉的合影。这张照片可能是北伐到武汉的时候所摄，谢晋元和他战友穿的，还是苏式的军服呢。

谢晋元，广东蕉岭人，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毕业，时年33岁。对谢晋元的外貌和性格特征，第88师参谋长张柏亭在《淞沪会战纪要》里，有一段描述。张柏亭说谢晋元：“体格魁伟英俊，为人诚挚刚直，沉默寡言，有守有为。”谢晋元本来在旅部任参谋主任，因原来的中校团附受伤，才调来第524团。没想到，这一个临时的调动，造就了谢晋元成为一个英雄传奇中主角的机会。

第88师大部队撤走后，谢晋元、杨瑞符等人集合留守的部队，立即进人了四行仓库。

四行仓库原来是上海金城、盐业、中南、大陆等四个银行的仓库，位于苏州河北岸的西侧。此时四行仓库的东、西、北三面虽均已为日军所占领，但它的南面是公共租界，日军无法通过租界进攻，也不敢使用大炮。因此，四行仓库没有被包围和轰炸的危险。

第88师将这里作为师部以后，存储了大量的粮食，饮水和弹药，再加上四行仓库全部为钢筋水泥的结构，极其坚固，因而谢晋元和加强营的四百多名士兵觉得非常安全。他们唯一考虑的，是赶紧加强工事，与敌人血战到底。从27日到28日，谢晋元和战士们英勇奋战，打退了日军的多次进攻。上海的市民，原来都以为中国军队已经完全撤走了，这时忽然发现，中国军队还没有走，他们还在上海市区坚持战斗。上海市民奔走相告，人心为之振奋。

你们就说：“有八百人”

四行仓库孤军抗敌的消息，很快就轰动了整个上海。上海市商会组织市民，给四行孤军送去食物、医药及报纸、来信等慰问品。但直到这时，大家仍然不知道，坚守四行仓库的军队，究竟有多少人。那么，八百孤军的说法，是怎么来的呢？

这个说法来自于营长杨瑞符。杨瑞符脱险后，于1939年6月12日在四川省合川县《大声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孤军奋斗日记》，他在这篇日记里回忆说：

我们的伤兵，因为医药困难，就请外面向美国驻军交涉，请代为设法将伤兵运出去，美国驻军同意后，我嘱咐出去的伤兵说：有人问，四行仓库究竟有多少人？你们就说有八百人。决不可说只有一营人。后来，轰传全世界的八百孤军的数目，就是这样来的。

杨惠敏献旗

八百孤军坚守四行仓库的事迹，感动了上海一个15岁的少女，这个少女的名字，叫杨惠敏。杨惠敏是一个女童子军，淞沪战役打起来的时候，她加人了上海童子军战地服务团，做战地服务工作。

四行孤军与敌激战的消息传开后，每天都有许多上海的市民，跑到租界观看。杨惠敏也在这些围观的人群中，当杨惠敏看到四行仓库矗立在三方是太阳旗，一方是英国米字旗的中间时，她的心里就产生了一个迫切的愿望，四行仓库的屋顶一定要飘扬一面“中国的国旗”。

但是，她一个15岁的女孩子，怎么样才能通过枪林弹雨，把旗帜送到四行仓库去呢？在余子道、张云所著的《八一三淞沪抗战》一书里，两位作者参阅上海文史资料中，关于谢晋元和八百壮士的史实资料，详细考证了杨惠敏献旗的整个经过。余子道和张云在《四行孤军气壮山河》一章里记述说：

这时，上海市商会与其他抗日救亡团体商定，要向四行仓库孤军赠送食品和其他物品，并且要特制一面大尺寸的国旗，送到里面去。10月28日下午，市商会派出三辆卡车，满装物品和食品，准备送往四行仓库。临行前，市商会会长王晓簌把一面特制的国旗交给了童子军团团长叶春年，叶率同杨惠敏等六个童子军团团员随行。

当日17时半，这三辆卡车从宁波同乡会大楼出发，经河南路桥入北苏州路，向西抵达西藏路东面。他们匍匐前进，用绳索把物品拖过西藏路，置于四行仓库旁一间破房里。这时，夜幕已临，叶春年将国旗交给了杨惠敏，要她送往四行仓库晚上。杨惠敏也匍匐前进，爬到墙角下呼唤。当仓库内的士兵闻声后，从窗口放下绳子，把她拉了进来，进入仓库大楼。

由于事先经过秘密电话的联系，谢晋元、杨瑞符等官兵早已等候着这位小使者的到来。杨惠敏一进大楼，立即脱下重子军制服，取出一面被汗水浸湿的国旗。谢晋元立刻吩咐做好升旗的准备。由于楼顶上没有旗杆，士兵们就找来两根竹竿，接起来作为旗杆。这时，东方吐出了鱼肚白。10月29日早晨6时许，在曙色微茫中，竖起了国旗。

杨惠敏献旗以后，从四行仓库出去却成了问题，她不能从原路回去了。在谢晋元和战士们的掩护下，杨惠敏冲过马路，跳进苏州河，游到了河对岸的公共租界。天亮以后，谢晋元和战士们，将杨惠敏冒险送来的旗帜，在四行仓库的屋顶升起，隔河的上海市民，看见飘扬在四行仓库屋顶的旗帜，无不受到极大的鼓舞和感动。

四行传奇故事的另一个主角——杨惠敏，这个不惧枪林弹雨，向四行仓库官兵献旗的勇敢少女，当时只有15岁。抗战后期，张治中将军（左一）在后方专门接见了她。

20世纪60年代末，台湾将四行孤军和杨惠敏献旗的故事，拍成了影片《八百壮士》，再现了这一段历史。

四行孤军的归宿

10月31日，统帅部下令四行孤军撤退。11月1日，四行孤军退人租界。在日本方面的威胁下，租界方面不敢释放孤军归队。从此，孤军便在租界里度过了四年多的岁月。蒋介石本来是要孤军死守的，现在为什么又同意他们撤退了呢？

第88师参谋长张柏亭在《淞沪会战纪要撤离四行经玮》一节里，有详细的描述。张柏亭说：

友邦人士对“八百壮士”，一致寄予无限的崇敬与同情，各国使节团曾透过外交关系，正式提出照会，要求我政府基于人道立场，下令孤军撤离；同时很多外籍妇女代表，也向蒋夫人作同样的要求。其时，八十八师转移到沪西后，在苏州河南岸，据守丰田沙厂——北新泾——周家桥之线，继续与敌军隔河对战；我奉派在法租界某地，负责与孤军联络。八百壮士连日苦战，但精神愈奋，斗志弥坚，打到第四天亦即10月31日，统帅部认为已达预定目的，应各方之请命令孤军撤离。

谢晋元殉难后，重庆各界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张柏亭的回忆虽有不少粉饰的成分，但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四行孤军的撤离，是在外国使团的压力和外籍妇女通过宋美龄向蒋介石做工作，才得以成行的。

此外，导致四行孤军撤离还有一个原因，张柏亭没有说，而由当时的八百壮士之一，第88师262旅524团第1营的战士陈德松说出来了。陈德松在他脱险后写的《殊死报国的四行孤军》一文里说：

新垃圾桥西藏南堍，耸立着巨大的煤气筒，距四行仓库不过数十公尺，工部局顾虑煤气筒挨炸，威胁租界里数万居民的生命，便要求战区司令部命令我们撤出四行仓库，退入租界。

1941年4月24日，谢晋元在租界里出操时，被几名为日本收买的士兵杀害，蒋介石发出通电，予以悼念。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入租界，将孤军抓作了俘虏。抗战胜利后，孤军最后活着的，只剩下营长杨瑞符、士兵陈德松等一百多人。

1. 转引自中国文史出版社《八一三淞沪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1987年版，第115页孙元良《亿万光年中的一瞬——孙元良回忆录》节选。

2. 转引自中国文史出版社《八一三淞沪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1987年版，第157页。

3. 转引自中国文史出版社《八一三淞沪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1987年版，第144页。

4. 转引自中国文史出版社《八一三淞沪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1987年版，第166页。

第十二章

强弩之末

中国军队退过苏州河以后，南下的日军因连续作战，兵员与武器耗损甚大，暂时无力发起强大的追击，中国军队隔河与日军对峙。然而，沪西市郊是一片旷野，既没有地形可利用，也没有建筑物可依托，唯一的障碍只有苏州河。但河宽仅百余公尺的苏州河，是阻挡不住日军的进攻的。而且这个时候，中国军队的战斗力，也已经下降到空前低落的程度。

差不多已经没有战斗力量

当时目睹这些部队后撤的炮兵总指挥邹作华，在《上海作战之经过与所得之教训》里回忆说：

在江湾、闸北方面的部队，经过三个月的浴血苦战，元气大损，八十七师、八十八师、三十六师，都是筋疲力尽，差不多已经没有战斗力量。

最精锐的部队尚且如此，其他各部队就可想而知了。余子道、张云在《八一三淞沪抗战》一书里，摘引李君山《上海南京保卫战》的论述说：

战前国军如果编制完整，一个“师”和日军一个“师团”的战力比，约为1比3.5,也就是国军三个半师可以对抗日军一个师团。但到了市区总撤退之际，由于人员、武器补充困难，多数部队的战力，都只剩下原有的二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

各师虽然名为一师，实际战力已不足两团，因而总要8到12个师，才能抵挡日军一个师团。所以，尽管退守苏州河以后，防线得到缩短，日军舰炮威力也已减弱，守军仍难以招架。

日军隔河对中国军队猛烈炮击。

这个时候，及时撤退至吴福线和锡澄线、调整固守的意见，又被提了出来。李宗仁在他的回忆录里分析这时的形势说：

淞沪会战至此，我军已成强弩之末，亟应后撤，然委员长意气用事，严申命令，有敢擅自撤退的，军法从事，前线指挥官都知道委座脾气，谁也不敢以真情实况报告，偶承以电话垂询，多诳报士气旺盛，倘直陈实际情形，即遭申斥。

日军强渡苏州河后，士兵们欢呼的场面。

把全部希望，寄于国联

蒋介石为什么根本不愿作退兵的决定，谁提撤退，他就要申斥谁呢?

主要原因还在于他相信，国际社会不会容忍日本的侵略，西方国家必然会制裁日本。而引起西方国家干预的有效方法，就是在上海抗战的同时，诉诸国联。

国联的全称是国际联盟，成立于20世纪20年代。最初有44个会员国，总部设在瑞士的日内瓦。由于国联的倡导者美国并没有加人，因此，在国联起主导作用的是英法两国。

“九一八”事变时，国联成立李顿调查团去东北调查。但在日内瓦开会解决中日争端时，日本代表松冈洋右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公然退场。国联的软弱可见一斑。

淞沪战役打起来后，中国政府于8月30日和9月7日，两次向国联提出声明，谴责日本的侵略，希望国联能制裁日本。

然而这时整个世界的局势，正处在战争的前夜中。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势力猖獗，意大利人侵非洲的阿比西尼亚，德国扩军备战，态度也越来越咄咄逼人，英国与法国一直采取妥协忍让的绥靖主义态度。大洋彼岸的美国，仍然还陷在孤立主义的圈子里，不愿意卷入到世界其他地区的纠纷与事务中。因而中国的申诉，一直得不到中国想要得到的结果。

申诉国联一直没有结果，但国联也一直没有拒绝将中日问题列入讨论的议程，这给了中国以希望，而蒋介石在战役初期也想打赢，因此就一直不愿意撤兵。

不能再迟延的退却时机，给丢掉了

10月31日，日军第3师团在炮兵掩护下，开始强渡苏州河。这时，已经代替朱绍良兼任第9集团军总司令的张发奎，再次建议及时撤退。张发奎在《八一三淞沪战役回忆》里说：

从整个战略上着眼，敌人强渡苏州河以后，退却已是无可疑义，而不能再迟延的事。这虽需要最高统帅部作很困难的决定，须当机立断的即下决心，但指导大军作战者，其最困难的条件也就在此。当时，前敌总指挥陈诚将军来到我的指挥部，他亦同意我的意见。可是最高统帅部却仍迟迟未决。

11月1日，日军第9师团也开始强渡苏州河。迟迟未决的蒋介石，终于同意开始撤退。然而，撤退命令刚刚下达，外交部传来消息，说是九国公约会议将在11月3日开会，讨论对日制裁问题。蒋介石又连忙下令，取消撤退命令。

在南京的白崇禧和作战部第一组组长刘斐表示反对，因为部队已开始行动，如要再返回原阵地，势必引起混乱。但蒋介石不听，并决定亲自去前线，进行说服动员。

第36师师长宋希濂在他的回忆录《鹰犬将军》中，回忆了蒋介石到前线动员的情况：

蒋介石突然于11月1日晚10时左右，乘专车来到南翔附近的一个小学校里，随来的有白崇禧、顾祝同等人。随即召集师长以上的将领会议以约半小时的时间，听取了几个高级指挥官的战况报告。接着蒋介石讲话，主要内容分为前后两部分，而尤重于后者。

前一部分他概括了“八一三”以来，敌我双方作战的经过、概况和国际间的一般反映，并对前线官兵的英勇斗争，进行了表扬和鼓励。后一部分则是他此行的目的，他说：“九国公约会议，将于11月3日，在比利时首都开会。这次会议，对国家命运关系甚大。我要求你们作更大的努力，在上海战场再支持一个时期，至少十天到两个星期，以便在国际上获得有力的同情和支援”，同时他又说：“上海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济基地，如果过早地放弃，也会使政府的财政和物质受到很大的影响。”蒋说这些话，语气很坚定，说完他就走了。

在场将领面面相觑之余，作声不得，只好回到前线，努力掌握住已有些混乱的部队。然而，仅仅四天之后，日军第10军在杭州湾金山卫登陆，蒋介石再不想退，也非退不可了。

1. 余子道、张云《八一三淞沪抗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13页。

第十三章

登陆金山卫

早在九月下旬，当日军派出三个师团增兵上海，而进展仍然缓慢时，日本参谋本部开始深入研究，究竟是把华北方面的作战扩大，还是把兵力调到上海方面？也就是说，战场的重心究竟放到哪里？研究的结果，是再次向上海大规模增兵，把主战场由华北转移到上海的意见占了上风。

10月6日，参谋本部将增兵上海的决定上奏天皇并获得批准。10月9日开始，第10军的组建工作，就着手进行了。日本陆军一直是要北进对付苏联的，要北进，就必须拿下华北，因此对上海都是在情况危急时，才出动一部分兵力，这次为什么会下这么大决心，把主要兵力用于上海呢？

几个主力师团的伤亡，使东京震惊

第一个原因，是淞沪战役越打规模越大，日军伤亡激增，超过了华北日军的伤亡，日本军部由此认为，上海战局形势严峻。余子道、张云的《八一三淞沪抗战》摘引日本《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的精确统计：

8月份，华北战场的伤亡人数约为淞沪战场的三倍。9月份，淞沪战场日军的伤亡人数急剧上升，共达12334名，而华北战场少于前者，为8562名。到10月23日，淞沪战场日军伤亡数累计已达25323名，远远超过了华北战场的伤亡数。

日军第10军三个师团到达杭州湾海面。

余子道、张云还同时摘引了王辅《日军侵华战争史》的统计数据：

以几个主力师团的伤亡情况来看，也确实使东京军部震惊。号称精锐的第9师团，到10月18日伤亡已达6000余人，占师团原有人数的一半以上。第101师团的伤亡更大，已接近9000人。战至大场作战结束，越过苏州河之前，第9师团伤亡总数已上升到9500余人。

而这其中最关键的原因，还是担心苏联如果乘此时进攻，日本将非常被动。余子道、张云继续摘引日本《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

当时参谋本部判断，苏联要发动对日攻势的话，大概在11、12月的晚秋初冬时期，担心在这对苏关系最危险的时期，出现（上海）战线胶着状态，将给苏联对日攻势的好机会，所以企图在这之前打开（上海）战局。

10月9日，日本参谋本部以在九州待机的第18师团，正在中国河北作战的第6师团，以及第114师团和国崎支队，组成第10军，在中国杭州湾的金山卫登陆，包围并击破“上海派遣军”当面75个师的中国军队主力。

日军舰队在杭州湾海面，岸上有中国的军队吗？

10月16日，由于担心“上海派遣军”近况不好，不能给予第10军有力的协助，于是又从华北抽调第16师团，从长江沿岸的白茆口登陆，加强“上海派遣军”正面攻击的力量。

第10军司令官柳川平助，在日本陆军当中，以善打迂回包围战而著称。接受任务后，柳川平助将参谋本部原定的向上海南面和西面前进，击破中国军队的计划，修改为进人松江、嘉兴、常州附近，围歼中国军队的主力。

11月2日，第10军从日本登出发。驶向杭州湾金山卫。从第10军开往上海的那一刻起，日本投人上海的兵力，为两个军9个师团，30余万人；华北日军为两个军7个师团，20余万人，日军使用于上海的兵力，超过了华北。

11月5日拂晓，在海军舰炮和航空兵火力的掩护下，第18师团从金山卫以东金山嘴、漕泾一带，第6师团从金山卫以西金丝娘桥、全公亭一带同时登陆。而这个时候，在金山卫左右几十公里的海岸线上，中国军队仅有第63师的一部和少数地方武装担任警戒。而在登陆日军的正面，只有第 63师的两个连，日军几乎没遇到抵抗就登陆成功。日军为什么一改“一·二八”以来，从长江浏河口一线登陆的习惯，选择从杭州湾登陆，中国军队70多万大军屯集淞沪，又为什么如此疏于对这里的防范呢？

这还得从上海的地理环境说起，上海位于长江三角洲的东端。东面是东海，北面是长江，杭州湾位于上海的南面。在上海打仗，东、南、北三面都可以登陆。但其中最适宜登陆的地方，是北面的长江沿岸各口和南面的杭州湾金山卫。

明朝时候，倭寇就是从金山卫登陆的

为什么这两个地方最适合登陆呢？这是因为长江沿岸各口水深港阔，便于重兵上陆展开。“一·二八”之役和此次淞沪会战八九月间日军的登陆，就是从浏河口一带上岸的。

但是浏河口一线长江各口，现在是上海派遣军驻扎的地域，兵力众多，达不到包抄的目的，而金山卫一带可容大兵团上岸，而且公路、铁路发达，不仅可通上海和杭州，也有通往南京的要道。从这里上岸，可以很轻易的包围中国军队。

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从太平洋到大西洋的广大海岸线，曾经有过无数次的登陆作战，没有一次像日军在杭州湾登陆这般轻松。这哪里是血雨腥风的敌前登陆？简直就是日军在进行拉练演习。

登陆的日军犹如假日漫步海滩般惬意。

远在明朝嘉靖年间，倭寇进犯上海，就是从杭州金山卫登陆的。而日本人也一直不掩饰他们注意金山卫的企图。毕业于陆军大学第十一期的刘劲持回忆：

“九一八”事变前，陆军大学设在北平，聘请的有日本高级军官担任教官，有一次一位战术教官酒后狂言说：“金山卫，大鹏湾、北海，都是登陆的好地方。可见日本军阀早已存心侵略我全国，对这些登陆地点早有研究。”

对于日本有可能登陆金山卫的危险，中国方面也有认识。

1933年，国民政府筹划修建国防工事时，判断日军除在吴淞口至浏河口一带登陆外，可能会以一部兵力由杭州湾登陆，包围上海并进攻南京。因而派陆军大学第十期的学员到金山卫一带作野外战术演习，拟订设防计划。刘劲持是陆军大学第十一期的，对第十期同学调查的情况，有所了解。刘劲持回忆：

陆大迁南京后，第十期同学曾于1933年到金山卫作野外战术实施，误认为水浅涂深，大小船只靠岸困难，内部又是水网地带，河港纵横，登陆后活动困难，就不重视。

唐生智任警卫执行部主任时，也曾带领参谋多人亲往金山卫视察，遇到一条河浜，唐生智穿着长统马靴毫不迟疑，涉水而过，参谋们只好随同涉水过河。他们视察后，也认为登陆不利，就未筑工事，不设防，反认为乍浦重要，选筑乍浦至嘉兴线据点工事。因此警备司令部也未在这一带设监视哨或了望哨，这是事先犯下的错误。

把江防、海防的部队，都抽调到了上海

战役初起时，南京统帅部顾虑右翼的安全，组建第8集团军和第10集团军负责沿海要地及浦东的防守。随着中央及左翼中国军队伤亡的逐渐增大，先是增调第八集团军部队，补充到左翼，接着是抽调第10集团军的部队，到11月5日日军在金山卫登陆前，第10集团军的五个师，已经有四个调到上海前线，金山卫全公亭至柘林一线，只剩下一个战斗力很差的第63师，把应控制在后方和江防、海防的兵力都吸收到上海来了。因为当时认为，日军不会再登陆，对杭州湾一带根本就没注意。

日军登陆后，强拉民船向内陆进发，上岸时弄翻了船。由于没有强大的阻击，才使得日本人像在玩小孩过家家一般。

我们再来对照一下刘劲持的回忆，就会发现，11月5日以前，已经有许多迹象显示日军将在杭州湾登陆，但这些迹象都被忽视了。刘劲持在回忆里说：

从敌人在罗店、吴淞登陆突破大场阵线后，又认为不会有第二次登陆，要登陆也必在长江方面，对浦东各县更不注意.只有第56师分驻在浦东各要点，这个师是安徽陈调元旧部，战斗力很差，兵力也很分散，更难阻止敌人登陆。

在沪杭铁路线上，只有第55师李松山部驻在松江、莘庄间，作为机动部队，也是力量很差的陈调元旧部。嘉兴原驻有张銮基独立旅，后拨补取消番号，未驻兵设防。

11月5日（或6日）钟桓的情报人员说，黄浦江内很多小火轮向吴淞口外开去，不知有何用途，转报后未引起注意。

7日晚，得到敌人在金山卫登陆消息，张发奎、黄琪翔都在观望，未采取行动。8日晚，知道敌人登陆成功，兵力强大，占领金山县后向闵行前进，黄琪翔亲笔写好命令，要李松山师迅开闵行黄浦江北岸布防阻敌过江。

这封命令信，由我乘小轿车开大灯送去，限时送到（似9时前），当晚敌机在上空巡逻，沿途官兵要我熄灯，几乎开枪。9日晚得知闵行失守，敌人兵力很强，又由苏州河战线上抽调第61师前去堵击，我在中山路上送朱侠南行，都说防范太疏忽，不料敌有此举。

日军登陆后，迅速前插，目标是占领青浦县城。拿下青浦、松江，中国军队的退路就彻底断了，图为正向青浦急进的日军。蒋介石到这时，才急忙下令撤退，但是命令下达得太晚了。

追击到了上海周边小镇的日军，散乱的倒地休息，如入无人之境。

日本人都亲口说了，金山卫是登陆的好地方，还不重视，怎么能不败呢？开战以来，打到现在，在日军强大的攻击面前，几乎所有的部队都抽到了上海，从而造成侧后空虚，这时候，如果有一支强有力的部队，从空虚处予以打击，必然不战自乱。这是基本的军事常识，南京统帅部和第三战区竟然熟视无睹，心存侥幸，能不败吗？

更不可原谅的是，日军增援的情报南京事先已经知道，但仍然没有做出相应的准备。余子道、张云在《八一三淞沪抗战》中，摘引1937年10月22日顾祝同致何应钦的电文：

闻敌将有3个师团来沪增援，其先头部队宥日（26日）可抵沪。但此项情报并未引起南京统帅部和第三战区统帅机关的重视。

一而再，再而三的接连犯错，没有被全歼已是万幸了。

1. 刘劲持《淞沪警备司令部见闻》，中国文史出版社《八一三淞沪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1987年版，第53、54页。

第十四章

大溃退

日军第10军上岸以后，进展迅速，第6师团国崎支队当夜就到了金山县城，主力正向沪杭铁路方向疾进。此时，蒋介石以电话征询陈诚的意见，陈诚认为应该立即撤退。但蒋介石还不想撤，他决定让第一线各部队再顶三天。这时，白崇禧急了，他知道情况已万分危急，因此他力言撤退。李宗仁在他的回忆录里说：

白崇禧因常在前线视察，深知敌我战斗力的悬殊，乃于11月初建议委员长下令后撤，蒋先生坚持不允，前线官兵又苦撑两三日，实在疲惫不堪，白崇禧再度献言撤退，蒋仍不允。全线又勉强支持一二日，时我军阵容已乱，白氏知事急，乃向委员长报告说，前线指挥官已无法掌握部队，委员长不叫撤退也不行了，因为事实上前线已“溃了”。统帅部下令撤退，面子上似好看点罢了。

日军从金山卫登陆的消息，部队都知道了。日军第6师团已到金山县城，再向前拿下松江、青浦，中国军队就会让人包了饺子，被全歼，所以不让撤也不行了。

然而蒋介石还在犹豫。

演成了一幕大悲剧

直到8号晚上，日军第10军主力已开始渡过黄浦江，蒋介石才急忙下达撤退命令。由于撤退的时机过晚，而命令下达的手段又极落后，右翼军总司令张发奎接到命令时，已经是9号的晚上。张发奎回忆说：

等到情况已到了最危急之际，才于9日下达命令，但这时机已不适切了，当我接到命令时，部队已陷于极端紊乱状态，各级司令部亦已很困难掌握其部队了，因而演成了最后一幕原可避免，而终不能避免的大悲剧。

日军攻打嘉兴。

对于这个大悲剧，宋希濂的记忆则更加痛苦，宋希濂回忆说：

9日下午6时，张发奎和我通电话，说：“委员长命令我军务必在沪西再坚持几天。”但到8时，张又突来电话，命本师于当晚立即向昆山方向撤退。

9日这一夜的退却，简直是紊乱极了，因为自沪西经青浦、南翔至昆山一带地区，全是河汊纵横，没有一处可以徒涉，只有一条公路可走。所有部队全沿着这条公路西去。大家争先恐后，拥挤不堪。各级指挥官对自己的部队，完全失去了掌握。

自青浦至南翔的苏州河大桥，被敌机炸毁了。所有车辆无路可走，拥塞于途。加以深夜过青浦时，西南方向机关枪声很密，说明日军已迫近青浦。大家为避免使自已的部队陷入敌军包围圈，更是拼命向前赶，形成极度的纷乱。

敌军编组了几个小规模的挺进部队，从青浦以西地带，挺进到苏州河北岸的南翔至昆山间公路上。胡宗南的第17军团司令部，在南翔西南角的苏州河畔，遭受敌军的偷渡袭击，司令部人员及警卫连被打死者甚多，胡宗南只身逃出。薛岳（那时任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乘小汽车，自南翔前往昆山，被敌军机枪扫射，司机和他的一个卫士被击毙，薛岳从车上跳到一条河沟里，幸免于难。

薛岳洇水逃脱后，正与霍揆彰的第14师相遇，这时郭汝瑰已重新回到师部担任参谋长，正好碰到了狼狈不堪的的薛岳，郭汝瑰回忆这段巧遇说：

敌人占领青浦后，又派出一支小部队夜袭安亭，袭击了薛岳的第十九集团军司令部。薛岳泅水逃脱，我们撤退过安亭时，正与其相遇，见他冻得缩成一团，霍揆彰忙将自己的大衣脱下给薛岳穿上。

薛岳的司令部失守后，安亭起火，公路上十几个师以为日军到此，都横向铁路上乱跑，道路堵塞。幸喜某师有一连来到安亭，命他的部队侧袭安亭之敌，因敌人只是侦察分队，所以很快将其打退，我们所有部队才得以安全后撤。

进入嘉兴的日军。

大军撤退，是比进攻还要复杂的军事行动，要规定各部队撤退的方向、道路和不同的撤退时间，要有部队掩护、迟滞追击的敌人。撤退的路上还要有接应、收容的兵站，然而在下令撤退前，完全没有一点计划和准备，至不得已才仓皇后撤，怎能不乱？

宋希濂说：

这次撤退十分混乱，这样大的兵团，既不能进行有组织的逐次抵抗，以迟滞敌军的行动，又无鲜明的退却目标。造成各部队各自为政，拼命地向西奔窜。战场统帅部，对许多部队都不明白其位置，遂使敌军如入无人之境。

弄到这种地步，最主要的是蒋介石妄图依赖国际联盟和九国公约签字国，对日本施加压力，与日本进行和谈，以谋求结束战争。

溃退之惨，一言难尽

由于各部队争相拥挤、践踏，再加上日军的追兵紧随于后，头上还有日机的轰炸，已经是谁也顾不上谁了，当时还是第7军508旅连长的蓝中民回忆：

我们转移到太仓公路时，见各部大军溃退下来，零乱不堪，军民拥挤，毫无秩序，此时已找不见第七军的部队了。落伍士兵说，第七军沿公路走很久了。

我督率部队赶路，至凌晨4时左右，到浏河桥（木板）上，见中央工兵部队（大概一个营）安放几十桶煤油准备烧桥。该部队长说：“不管你们是哪一部，过得过不得，我奉命一到时间就烧桥。”大家都愤激地齐声大喊：“你现在若烧桥，不给我们通过，先把你杀掉再讲。”于是大家作战斗姿态，拥抢过桥去。有的把马匹赶下河，拉着马尾过，但多数马匹及各种辎重和个人行李，过不了河都丢了。

当时在胡宗南第1军第1师第2旅4团1营任少校营长的贾亦斌回忆：

当天晚上，我们到了方家窑附近，我营奉刘团长的命令掩护部队撤退。在方家窑附近的一条河上有座公路桥，我方工兵在桥上埋下了许多地雷，目的是阻止日军追击，哪知我军很多部队尚未撤完，这一举动竟成了我们自己的灾难。

我们营只剩下八九十人了，重机枪在撤退时，是把枪身与支架拆开背运的，人一被冲散，枪身与支架也就分了家。其他武器也残缺不全。刘团长命令我们坚守到第二天天明，等大部队撤完我们再撤。

那天夜里，炮兵第14团开到了河对面。这个团是当时国民党惟一的用德国大炮装备起来的，拥有口径15厘米的现代化的重炮团。团长彭孟缉听说桥上埋下了地雷，大炮无法通过，在对岸痛哭失声，对我说：“中国就只这个像样的炮团，怎么办呀？”我听了也很痛心，但也想不出挽救的办法，眼看他们忍痛把大炮全都推进河里去了。当炮兵们小心翼翼地走到桥上，刚走不远就踏上了地雷，很多人被炸死了。

然而更荒唐可气的事情还在后面，李宗仁回忆当时的情景说：

委员长才于月9日下令分两路，一向抗州，一向南京，全线撤退。然前方此时已溃不成军，各军仓皇后撤，加以敌机日夜轰炸，人马践踏，秩序大乱。大军数十万竟越过钢筋水泥所建的苏嘉国防线阵地而不能停足。阵地上虽有坚固的堡垒，退兵因一时找不到钥匙，不得其门而入，竟一一放弃，溃退之惨，一言难尽。

使官兵大失所望的国防工事

对部队终于来到吴福线和锡澄线国防工事，却不得其门而人的情况，第98师294旅旅长方靖，给我们留下了十分详尽的回忆。方靖说：

11月15日拂晓，第98师刚抵常熟。即命第2科旅迅速占领城东既设阵地，第292旅任城防守备，迅速进入阵地工事。当时发现既没有现地工事位置图，找不到工事位置，亦找不到钥匙。椐当地老百姓说，工事位置图和钥匙是由保长保管的，而保长早就逃跑了。

我官兵随即按方向寻找工事位置，所谓国防工事，钢筋水泥机枪掩体，在公路大道两旁南北三四百米之线，仅有十几处像坟堆的土包一样。当时掘开土层，有的是机枪掩体，没有钥匙打不开，只有立即钻开。有的扒开了是棺材，再向三四百米以外去找寻，就找不到水泥的掩体工事了。

我们只有急急忙忙地占领阵地，构筑临时工事。阵地前面隔着一道十余公尺的小河，对岸的树木房子很多，从前没有扫清射界。我们正在占领阵地时，而敌人也到小河沟对面占领阵地，开始战斗。

我所占领的掩体工事皆没有联络交通壕，每个掩体工事仅能容一班兵，一挺轻机枪，在日间不能联络，后方粮弹也送不上来，只有在夜间补给。我官兵满以为退守到国防工事线上定能持久抗战，现在看到公路南北两侧二三里处，仅有十几座水泥掩体工事，如再往远处就没有工事了。至于湖内湖边上，皆没有防御设备，使官兵大失所望。

11月16日以后，日军第10军在召开会议时认为，中国军队处于混乱状态，如果抓住这一良好战机，断然进行追击，有20天的时间可以占领南京。因而决定在攻占嘉兴后，以军主力独自果断地向南京追击。李宗仁描述这时的形势：“敌人跟踪追击，不出数周，便自东、西两面进迫京畿，将南京合围。”

南京城头，已感到了风雨飘摇的气息。

1. 张发奎《八一三淞沪战役回忆》，中国文史出版社《八一三淞沪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1987年版，第221页。

2. 宋希濂《鹰犬将军》，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122页。

3. 郭汝魂《第14师杀敌见闻》，中国文史出版社《八一三淞沪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1987年版，第249、250页。

4. 宋希濂《鹰犬将军》，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123页。

5. 蓝中民《淞沪抗战历险记》，中国文史出版社《八一三淞沪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1987年版，第308页。

6. 贾亦斌《自告奋勇参加淞沪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八一三淞沪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1987年版，第276、277页。

7. 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09、510页。

8. 方靖《虬江、宝山、月浦、广福血战记》，中国文史出版社《八一三淞沪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1987年版，第189页。

9. 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10页。

第十五章

李宗仁的反思

淞沪战役，以围攻开始，以溃退结束，这是南京最高当局所没有想到的。郭汝瑰说：

淞沪战役我始终在第一线，深知三个月硬顶硬拼，伤亡虽大，士气并不低落，战斗纪律良好，只要撤下来稍事整理补充，即可再战。惟有大溃退，数日之间精锐丧尽，军纪荡然。如在敌攻占大场时，就有计划地撤退，必不致数十万大军一溃千里。

淞沪战役结束后，南京也很快失守，李宗仁在他晚年所著的回忆录里，对这次会战进行了反思。李宗仁评论说：

上海、南京相继失守之后，我国陆、海、空军的精华丧失殆尽。举国惶惶，凄惨情况难以言状。于是汪兆铭等主和派沾沾自喜，以为有先见之明，一时妥协空气甚嚣尘上，若非全国军民抗战意志坚强，实已不堪再战。

检讨京沪会战的得失，我们不能不承认我们的最高统帅犯了战略上的严重错误。我们极不应以全国兵力的精华在淞、沪三角地带作孤注的一掷。

蒋先生当初作此次决定的动机，第一可能是意气用事，不惜和日本军阀一拼，以争一日的短长。第二可能是他对国际局势判断的错误。在蒋先生想来，上海是一个国际都市，欧美人士在此投下大量资金，如在上海和敌人用全力火拼一番，不特可以转变西人一向轻华之心，且可能引起欧美国家居间调停，甚或武装干涉。谁知此点完全错误。第三便是由于蒋先生不知兵，以匹夫之勇来从事国际大规模战争。

兵法有云，知已知彼，百战百胜。我敢说，蒋先生固不知彼，连自己也茫然不知。乘危用险，破釜沉舟，只可在少数场合偶一用之。长期战争，断不可竭泽而渔，自丧元气。

淞沪之战，不过表示我国抗战的决心而已，自应适可而止。当我方败征已见时，蒋先生应即采纳白副总参谋长的建议，作有计划的撤退，实行节节抵抗，则我虽退不败，敌虽胜不武，以空间换取时间，达成消耗战的目的。

无奈蒋先生不此之图，意气用事，甚至溃败之兆已显，他还要一守、再守，终于溃不成军。试问在长期抗战的原则下，多守一两日和少守一两日，究有多少区别？但是在用兵上说，有计划的摘：退和无计划的溃败，则相去远甚。可惜蒋公不明此道，而好呈匹夫之勇，怎能不糟？

上海经过三个月的惨烈战争，已经被严重破坏。图为日军进入南市的情景，城市街道已成废墟。

以一己的意志统兵作战，怎能不败

对于蒋介石作为军人的勇敢，李宗仁是认可的。北伐时期攻打武昌时，李宗仁是攻城司令，战况正激烈的时候，蒋介石来前线视察，李宗仁得以有了在前线观察他的机会。李宗仁回忆：

正当前线战况最激烈时，蒋总司令忽然约我一道赴城郭视察，我因为蒋氏未尝做过下级军官，没有亲上前线一尝炮火轰击的机会，深恐其在枪林弹雨下感到畏葸胆怯。我二人走到了城边，战火正烈，流弹在我们左右簌簌横飞，我默察蒋氏极为镇定，态度从容，颇具主帅风度，很使我佩服。

但是，对于作为统帅的蒋介石，李宗仁则认为不合格。原因是：

蒋先生在中国战场纵横数十年，他所凭借的武器，不外金钱收买和分化离间的伎俩。若从纯军事观点立论，则蒋先生实在是既不能将将，也不能将兵，若以他一己的意志来统兵作战，安有不败之理？

这次淞沪会战，糟就糟在蒋介石以他一己的意志来统兵作战。战役刚开始时，第三战区司令长官是冯玉祥，由于前敌总指挥陈诚与张治中有矛盾，冯玉祥又和中央将领素少渊源，蒋介石于是发表顾祝同为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并另设副长官部，让顾祝同“负实际指挥第九及第十五两集团军作战的责任。”但顾祝同并没有“实际指挥”，顾祝同后来在《墨三九十自述》里说：

在这一期间，我的副长官部实际上系直接秉承蒋公的指挥，冯玉祥的长官部乃形同虚设，其后冯调往津浦北段，蒋公乃自兼司令长官。

1937年12月3日，日军举行占领上海的入城式。繁华的南京路，已为侵略者的铁蹄所践踏。

台湾著名作家李敖在《蒋介石与八一三》里评论说：既然“副长官部实际上系直接秉承蒋公的指挥”，所以“冯玉祥的长官部乃形同虚设”，这种完全不尊重组织系统的蒋介石作风，就是他自己的“战术”！

对于蒋介石喜欢越级指挥的习惯，冯玉祥就曾经回忆有这么一件事：

张发奎司令对我说，归他指挥的军队，向来彼此都不认识，他确实知道的只有一排人。到了18日，张发奎问我，前头一连炮队不知哪里去了，是不是我把他们调开了。我说：“不知道。”查来查去才知道，蒋介石把那一连炮队调到旁边去了。一个委员长隔着司令长官、总司令、军长、师长，多少级的直辖长官，把一连炮兵随便调走了，这叫什么统帅法？真是太无知识了。

当然，后面更离谱的事，是把第18军调走，竟连张治中都不通知一下。但这些似乎都还属于小事，最严重的莫过于李宗仁说的，蒋介石“固不知彼，连自己也茫然不知”。

不知彼，不知己

进攻发起前，蒋介石给张治中发去电报，还在问15厘米的重炮和500磅的炸弹，能否破坏敌人坚固的工事？进攻已如箭在弦上，蒋介石却心中没底，这是不知己。蒋介石对张治中说：

对倭寇兵营与其司令部之攻击，及其建筑物之破坏与进攻路线，障碍之扫除，巷战之准备，皆须详加研讨，精益求精，不可徒凭一时之偾兴，以致临时挫折。

张治中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对蒋介石的担心作了回答。陈公溥编《炮火下的上海》，收有张治中这次对记者谈话的报导：

张司令对战事前途，非常乐观。他说：“日本无论来多少援军，绝无制胜的可能。”但因虹口杨树浦一带工事坚固，进攻需相当时间，并须拼极大的牺牲。因为日本在“一·二八”以后，杨树浦虹口已沿黄浦一带筑成似要塞一样的坚固了。

关于浦东方面，张司令说：我军有火力极强炮，堪与射程25公里的日军大炮一拼，所以也无问题。

关于浏河到江阴一带的防务，张司令说：“我们极愿和敌军在浏河等处作战，因为敌人在那边没有炮兵阵地，坦克车又不能登陆，海军大炮又因敌军上陆，不好随便滥轰，而且他们对于地利又没有像虹口一样熟悉，我军以逸待劳，定可一鼓而歼。”云云。

张治中对敌情的判断，显然是建立在一厢情愿的基础上的。但战事展开以后，蒋介石也头脑发热起来。1937年9月12日，他在致各战区全军将士书中，竟说出：“敌军步兵之怯弱，实不堪我军之一击”的话。

一个月以后，当他见到李宗仁时，又说出要“把敌人赶下黄浦江去”的话，这是不知彼。台湾作家李敖评论说：

他（蒋介石，作者注）叫张治中不要“徒凭一时之偾兴，”但他自已，比张治中还“偾兴”多多呢！事实上，这些“偾兴”所造成的代价，是“凡参战部队死伤皆在半数以上”是“我军各部已经死伤大半、”是一连“惟余连长一人、”是“全营官兵自营长以下，偕城作壮烈之牺牲、”是“全营殉难、”是“空军更不敢白日活动、”是“对自已的空军到前线协同作战一事不存奢望、”是“使处于劣势装备的我军，除利用夜暗进行猛袭外，几乎很少有还手的机会、”是动员能力跟不上，“阵地伤亡极大、”是“后方粮食弹药，几无法送至第一线、”是“根本没有看见过敌人的面孔，便被调下火线了、”是高达“19万人”的战士的“牺牲！”

李敖继续评论说：

1938年3月8日，蒋介石对将校研究班学生讲《对日抗战必能获得最后胜利》，在没开讲以前，先把《戚继光语录》第五条向大家念了一遍。

戚继光说：“夫大战之道有三。有‘算定战’，有‘舍命战’，有‘糊涂战’。何谓‘算定战’？得算多，得算少是也。何谓‘舍命战’？但云我破着一腔热血，报国家，贼来只是向前便了。……何谓‘糊涂战’？不知彼，不知已是也。”

蒋介石说“九一八”时候不能打，要打就是糊涂战，其实他在“八一三”时候打的才是典型的“不知彼、不知己”的“糊涂战”！

知兵的人一看就知道：在“地狭薄海”的上海地区作战，先就给日本得了运兵与联合作战之便。想在这种地区做阵地战，想守住已属难能；“要把敌人赶下黄浦江去！”根本就是妄想。

由北而南到由东向西

淞沪会战结束多年以后，关于为什么要选择在上海举行会战，国民党官方一直有一种说法，即认为蒋介石当初在上海发动会战，是主动的行为，是早就安排好的战略。

蒋纬国所著《蒋委员长如何战胜日本》是这一说法的代表作，蒋纬国说：

因为日军若果一旦攻占山西，它可以沿同蒲铁路南下，过风陵渡，循陇海路经郑州，南下汉口，仍然可以早期进入中国心脏地区。所以领袖从全面考虑，乃决定：以国军一部对华北之敌持久作战，以确保山西；集中主力于华东，对上海之敌采取攻势，以迫使日军改变其作战线为沿长江自东向西。

因此自8月13日起，国军在空军支援之下，先后投入70个师又7个旅，猛攻淞沪之敌，迫使日本一再向淞沪增援。日军主作战被迫由华北移到上海方面，它的作战线方向，自然跟着改变。日本华中方面军攻占上海之后，随即进攻南京。于是日军作战线方向，本可由北而南，现在被迫改为由东向西了。

我们在了解了淞沪战役的全过程后，就知道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日军攻占上海后，抢掠民船沿水路向北推进。

刚开始的时候，蒋介石是想乘上海只有少数日本海军陆战队的时候，把上海整个拿下。但由于进攻建立在敌情判断错误的基础上，连一个海军司令部都拿不下来。

后来又想利用上海的地位，促使西方列强出面制裁日本，因此才一再增兵，规模越来越大。而且征诸史实，也没有发现任何史料足以证明蒋介石和南京统帅部预先制定过诱使日军改变作战轴线的计划，这不过是后来追加的后见之明。而日军主力集中华东战场，也只是一个短时期。

支持蒋纬国观点最有力的证据，除了陈诚扩大淞沪战事的提议，便是蒋介石自己于淞沪会战结束后不久，在开封军事会议上说过的话。蒋介石说：

我们此次为什么要在上海作战呢？就是要打破敌人的战略，使他们不能按照预定计划，集中兵力侵略我们华北。

11月初，日军第10军投人上海后，华东日军的兵力已超过了华北，似乎确实证明了蒋介石的话。然而我们只要从上海移开目光，看一下同一时间的华北战场，就会发现，日军在华北的兵力虽然小于上海，但并不影响他们在华北的行动。11月8日，正当华东日军渡过黄浦江，中国军队大溃退时，华北的日军，也在同一天攻下了号称华北堡垒的山西太原。

对于侵略者是直接有利的

蒋介石在上海开战的另一个目的，是要引起西方的干预。余子道、张云在《八一三淞沪抗战》里，记述了龙云与蒋介石、汪精卫的一次谈话：

淞沪战争爆发后几天江问蒋道：“这次中日战争发生在北方，怎么上海也打起来了？如此岂不成了两个战场，我们的兵力够使用吗？”蒋答道：“在北方打仗，国际上是不大注意的，上海是一个国际市场，在上海打仗，就容易引起国际注意。”

然而西方的国际军事家，对于蒋介石投重兵到上海，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曹聚仁、舒宗侨的《中国抗战画史》记述国际军事家的看法说：

当时，国际军事家认为我军在上海所引起的牵制战，对于侵略者是直接有利的。“日方只派遣一个小小的混成队在上海登陆，并以舰队和飞机为掩护，使中国政府把战事和军器集中在这个范围内，不敢再有所移动，而日方则按照计划，继续在华北各地进攻。

这个战略是审慎周密，谋定后动的；到了9月中旬，蒋氏的最精锐部队30万人被牵制着，留在上海作战，不能调移到别处去，所以日本陆战队虽不能在上海有所获得，但在华北已有迅速的胜利，很能补偿所失而有余。”

我们的统帅则认为，“从上海发动战事，吸引敌军到东南沿海来，对于阻挡敌军从西北深入，有极大作用的。当时，敌军很可能从山西渡过黄河深入陕甘，循蒙古侵宋的旧路，先犯川康，继攻黔、滇、桂、湘，再辻回顺长江而下；那样的情势，对于持久的抗战是非常不利的。

敌军战线延伸到东南沿海，正有阻止其深入的作用，从后果上看，自有其妙用的”

我们承认后一种解释，确有军事上的最高价值。不过，精锐丧失以后，我军不仅难于防守苏州河南岸之线，甚至没有余力用以固守国防阵地。在当时，已不能不接受最严重的后果了。

可见，蒋介石投人70多万中国军队到上海，并消耗掉其中大部分精锐，对于侵略者是直接有利的。绰号“大炮”的龚德柏，就对蒋介石在开封讲的话很不以为然。龚德柏说：

这样幼雉的话，不但蒋委员长不应说，即稍有常识的人，也不应说。因为我们在上海作全面战争，用兵百余万，而日本对抗我们，只用4个师团。两个半月后，始决定增兵，由金山卫登陆，以结束上海战争。

日本所用的全部兵力，不过其所能动员的极小一部分而已。即令我们把这些兵统统歼灭，亦不能牵制日本不向华北用兵。观后来日本在华北的兵力大于上海南京战场，即其证明。蒋委员长若真说过这话，也不过打败了，无话可说，只得借此解嘲而已。

日本原本可以“一直攻下武汉”

龚德柏晚年，写了一本名为《中日战争史》的书。在书中，龚德柏指出，在上海大打的后果，致使日军完全有直取武汉、重庆的机会与能力。龚德柏问道：

假使日本军阀，在南京攻陷后，如我所想像的，另用生力军两师团，在船上待命，江阴攻下后，即由海军保护，溯江直上，沿江占领九江、武汉、宜昌、重庆，试问世界的大战略家，有方法挽救否？

龚德柏所担心的局面，并不是没有可能出现的。1938年11月25日，蒋介石在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的开会训词中，就曾经提到有这种最坏局面的可能。蒋介石说日本军队：“从前他攻陷我们南京，本可尽力追击，一直攻下武汉！”

可见蒋介石承认当时日本军队有一鼓作气攻下武汉的能力，可是日本没有这样做。所以龚德柏说：“日本军阀何足道哉，其投降也活该。”

淞沪战役，“是我国抗战八年，牺牲最大，战斗最惨的一役”。

据战后中日双方公布的统计数字。日方投入这一地区的兵力为30余万人，中方投入的兵力为70余万人。双方的死伤为，日方：九万八千四百一十七人；中方：三十三万三千五百余人。诚如李宗仁所说：“牺牲的壮烈，在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历史上，鲜有前例。”然而我们血肉之躯换来的，却是无数的教训。

李宗仁在他的回忆录中，给淞沪战役最后作了一个总的评价，他说：

我国抗战的战略错误亦多，从基本原则上说，我们对一个优势敌国侵略的战争，应该是长期的消耗战，直到把敌人拖垮为止，决不与敌人争一城一地的得失，自丧元气，消耗主力。

所以抗战一开始，我们断不可把全国军队的精华，集中在京、沪、杭三角地带，任敌方海、陆、空军尽量发挥其优越性能。

蒋先生当时作这个决定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第一是由于他不知兵法，而好意气用事，因蒋的本性是绝对亲日的，但目睹失地千里，日本仍不满足，使他面子上无以自处，实在气愤不过，所以不顾一切和它一拼再说，这是个绝大的错误。

因为做统帅的人，甚至独当一面的指挥官，一定要冷静，千万不可使气，一时冲动，往往正堕敌奸计之中。

第二，可能是他的策略。蒋先生本不愿全面抗战，他认为能把上海牢守几个月，西方列强可能出来斡旋，战事亦可乘此收场，如“一·二八”淞沪之战一般。

这一想法显然也是错误，敌人来势汹汹，不打到武汉不会轻易言和。要和，也必然是城下之盟，我们除亡国之外别无他途可循。再者，西方列强此时已弱点毕露，欧洲局势发岌可危，英、法自顾不暇，哪有余力东顾？当“九一八”之时，希特勒还未上台，国联尚且无力制裁日本，何况此时呢？

让我们记住这场68年前发生在上海的战争，让我们记住那些在战争中为国捐躯的英灵！

1. 郭汝瑰《第14师杀敌见闻》，中国文史出版社《八一三淞沪抗战——原国民 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1987年版，第252页。

2. 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13页。

3. 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81页。

4. 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13页。

5. 转引自李敖《蒋介石与八一三》，华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28页。

6. 转引自李敖《蒋介石与八一三》，华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32页。

7. 转引自李敖《蒋介石与八一三》，华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93页《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二）《蒋委员长致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指示对倭寇兵营与其司令部攻击计划准备及倭营之破坏电》。

8. 转引自李教《蒋介石与八一三》，华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93、194页。

9. 转引自李敖《蒋介石与八一三》，华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94页《蒋冯书简》1939年9月12日《蒋委员长文未侍参京电》。

10. 转引自李敖《蒋介石与八一三》，华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47、149页。

11. 转引自李教《蒋介石与八一三》，华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49、150页。

12. 转引自李教《蒋介石与八一三》，华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05、106页。

13. 余子道、张云《八一三淞沪抗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版，第83页。

14. 余子道、张云《八一三淞沪抗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版，第82页。

15. 转引自李教《蒋介石与八一三》，华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54、156页。

16. 转引自李教《蒋介石与八一三》，华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64、167、169 页。

17. 转引自李敖《蒋介石与八一三》，华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79页。

18. 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08页。

19. 余子道、张云《八一三淞沪抗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版，第410页所引，日方伤亡数字来源：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2册，第83页。中方伤亡数字来源：《徐永昌日记》、《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

20. 转引自李敖《蒋介石与八一三》，华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201、202页。